暗权力:历史上的那些官事儿
Author: 刘诚龙
Date: 2010-09-01
Publisher: 重庆出版社
Rights: 亚马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权力/刘诚龙著.—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9

ISBN 978-7-229-02792-6

Ⅰ.①暗…　Ⅱ.①刘…　Ⅲ.①政治制度-中国-古代-通俗读物　Ⅳ.①D69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 I P数据核字（2010）第142582号

暗权力

AN QUANLI

刘诚龙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黎　靖

责任编辑：钟丽娟

装帧设计：青华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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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710mm×1020mm　1/16　印张：16.5　字数：305千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2792-6

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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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刘诚龙，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邵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邵阳市双清区政协副主席兼科协主席。做过官，为文数十载，至今已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和《百家讲坛》、《散文》、美国《侨报》、《香港文汇报》、《香港大公报》等海内外280余家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杂文、随笔1800多篇，300余篇作品曾被《读者》、《青年文摘》、《作家文摘》、《杂文选刊》、《青年博览》等100多家文摘报刊转载，120余篇作品入选教育部编辑的《中学生课外读本》等。已出版散文杂文集《腊月风景》。

序言：刀笔吏以刀笔揭吏

肖仁福

我这人向来不思进取，人家考学考证，考处考厅，我都袖手旁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也就至今学不入流，官不上品。有失必有得，不考这考那，不必读考试书，为考试经济做贡献，也就爱读什么就读什么，不爱读什么就不读什么。康德说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读书不应作茧自缚，不想读什么就不读这什么，这才是自由阅读。这种自由的没有功利的阅读，总是享受的，快乐的，有益于身心健康。吾已届天命，还眼不花，耳不聋，鼻不斜，嘴不歪，还有勉强活下去的勇气，主要得益于两乐：一是写作之乐，二是阅读之乐，我名之曰耕读之乐。

我就是在这阅读之乐中认识刘诚龙先生的。刘诚龙以杂文随笔见长，随手翻阅各类畅销书报，一不小心就能碰到他的大名。其实开始也不怎么在意刘诚龙三个字，杂文随笔作者队伍比较庞大，报刊用稿量不小，读这类作品主要是冲着感兴趣的话题去的，至于作者是谁一般不会在乎。渐渐才发觉，每每读到对味的随笔杂文，作者竟然常常是刘诚龙，才不得不关注起这个名字来，以后翻开报纸或刊物，只要有他的作品，必是首读。越读越喜欢，又忍不住推荐给周边朋友，美文共欣赏。朋友这才告知，刘诚龙就是咱们湖南邵阳人。我又惊又喜，立即联系上刘诚龙，从此成为文友。还将他招安到邵阳市作协，做了编外副主席，虽然他不如宋江乖巧，没托李师师找过我的门子。当然也怪不得诚龙，我与李师师的关系也不怎么铁。

诚龙当过多年教师，后混入机关做刀笔吏，还做出点名堂，弄了个一官半职。却又觉得老给领导代笔，所写文字连自己的名字都署不上，不怎么心甘，也就想着名以文扬，让自己的芳名与文章一起在报刊上露一露。于是恳求组织，退出油水部门，到一个闲处，任一个闲职，干一个闲差，天天写些闲文，聊以自慰，同时也送到各地报刊上换些碎银，以补家用。官场生活的历练，给了诚龙体察人生的独特角度，其文字也就不由自主指向官场，包括现代官场和古代官场。其中尤以针砭古代官场，以古讽今的篇什最见功力，令人不忍释卷。

中国官场历来最让人牵肠挂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官场是种种资源的集散地，老百姓活不活得下去，有无可能活得稍像样点，官场最是攸关。君不见官场这只蝴蝶，只要轻轻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波翻浪涌，引发强烈飓风和海啸，波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存与命运。有人说大家喜欢看与官场有关的作品，是因为都有窥视之欲，想偷看官场内幕，我并不这么认为，与其说大家关注官场，不如说关注的是自己。官场如果黑主高悬霸王鞭，每一鞭子下去，都有可能抽在每个人身上，一鞭就有一痕；官场如菩萨轻洒杨柳枝，每一滴甘露洒下来，都可能落在每个人心头，一滴就是一福。既然官场一举一动，与民众福祉如此息息相关，谁能不关注，谁能不关心？诚龙透过历史烟尘，检阅古今庙堂里的形形色色，下笔如有神，所写作品颇受编辑和读者青睐，也是情理中的事。

我欣赏诚龙先生文章，还因为特别喜欢他的文风。他不装腔作势，把简单的事理说得云里雾里，故弄玄虚，卖弄聪明。文笔老辣干练，大处着眼，小处着笔，能做到微言大义，颇有嚼味。随笔杂文作者往往容易犯低级错误，就是好为人师，板着面孔教育人，把文字弄得一本正经，结果不忍卒读。诚龙先生反其道而行之，笔调轻松，行文洒脱，幽默风趣，好玩可乐，读过还想读。我以读书为乐，不好玩不可乐，读不下去的东西，绝不会为难自己，硬着头皮接受教育。党和人民教育我多年，还要我受作者教育，没这个耐心。

我喜欢诚龙作品，也就希望更多人能够读得到，于是联系出版社的朋友，看能否结集出版。朋友说随笔杂文集不好销，一般不会考虑出版，不过人家求到你肖老师门下，你面子这么大，我们会认真看稿的。我说不是我面子大，刘诚龙也没求过我，是我喜欢他的作品，估计你们也会喜欢，才做了义务组稿员，又不拿你们的组稿费，你们喜欢不上，不出版就是。结果书稿到了编辑手里，他们比我更欣赏刘文，立即拍板出书，于是就有了这本《暗权力》。

我老人家喜欢的作品，出版社也喜欢，且给予出版，我非常高兴，说明我还有些欣赏水平，不仅写得了叫做小说的东西，还做得鉴赏家。忙放下自己的小说写作，愉快地作了这篇文字。权当序言，请读者朋友明鉴，如果刘诚龙的作品读不下去，是我做了不负责任的虚假广告，只管上法院告我，我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肖仁福

目　录

作者简介

序言：刀笔吏以刀笔揭吏

第一辑　贪官为清官奋力跑官

1.和珅是一头圈养的兽

2.越腐有人越欢呼

3.道光的特供早餐

4.和珅制定的反贪条例

5.抗拒从严即回家过年

6.你不知我也不知

7.带秤与带权

8.唐太宗给贪官发奖

9.贪官为清官奋力跑官

10.漫说驿路

11.生命不息贪心不止

12.谁可笑话金花银

13.向北宋人民学习

14.非银信时代的贪官会计问题

15.口碑是个风碑

16.纪检封口费

17.无雅只有贿

18.吕主事的贪道

19.一个鸡蛋叹三叹

20.依腐治臣多砸脚

21.贪官回头金不换

第二辑　跟慈禧玩业务麻将

1.宋真宗梦神

2.文盲当官后

3.感动价里的级别券

4.官场温树

5.治人难自治

6.朝里有人好做官

7.势不利

8.跟慈禧玩业务麻将

9.越挨骂越快乐

10.李泌强睡唐肃宗

11.养猪养士养瘦马

12.补缺一千年

13.正确领导是怎么来的

14.雍正的誓言

15.乾隆翻案风

16.四态“才”、“官”、“财”

17.魏徵的妩媚

18.袁世凯出书

19.只能和曹操赛呆

20.向皇上的“性福”生活喊停

第三辑　亲自领导最过瘾

1.乾隆也搞民意测干部

2.皇上今天不死啦

3.唐德宗的德政

4.愚蠢是怎么炼成的

5.崇祯募捐的闹剧

6.国骂声声

7.刘所长的份子钱

8.车模

9.心灵肉汤

10.道光树典型

11.你爹害的不是病，是大清

12.陈寿被网评

13.人地矛盾凤阳版

14.修辞手法

15.演耕礼

16.张之洞的工作餐

17.又得一佳士也

18.亲自领导最过瘾

19.乾隆搞调查

第四辑　最牛政治暴发户最可怕

1.老小白鼠严首辅

2.慈禧的惊诧

3.民主选举当总统

4.乾隆的臣奴观

5.严嵩父子的次道德

6.家仇变国恨

7.接跪才接轨

8.官场处处皆潜伏

9.半粪主义

10.王闿运的官运

11.“问题人民”金圣叹

12.萧望之之死

13.苏武的结局

14.政治安排下的洪秀全之死

15.齐之以礼与敏则有功

16.黑到顶头头到头

17.刘墉的衣饰政治

18.礼品与人品

19.从敌对到臣对

20.香水有毒之洪承畴版

21.非典型性文字狱

22.交通事故引发的政治血案

23.解缙之横死与杭世骏之暴卒

24.最牛政治暴发户最可怕

25.红袍加身

26.万历上的小学政治课

第一辑　贪官为清官奋力跑官

1.和珅是一头圈养的兽

开国之君打仗，守成之君打猎，恐怕是皇帝们最爱玩的两种游戏。打仗不是人人都玩得起的，而打猎却人人都可玩，所以几乎皇上都喜欢打猎。兵荒马乱时节人食人，顾不上吃野兽，所以野兽放肆生息繁衍，极好打猎却没人去打，人都打不过来，哪有机会去打猎？到了盛世呢，不好意思人食人了，因此爱上了山珍海味那一口，把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爬的都吃光了，哪来的野兽？没有野兽，可是皇上又要享受捕猎的快感，怎么办呢？那就养些家兽吧，养得肥肥胖胖的，然后放出来，直待皇帝纵马弯弓。

譬如乾隆皇帝就养了和珅这头家兽，供其儿子嘉庆玩上一把。

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据说是非常“英明干练”的。大家也都知道，和珅是历史上最大的贪官，据说贪起来是非常“明目张胆”的。“和砷为乾隆朝第一权臣，骄横跋扈，天下皆知，岂以高宗之英明老练，而反不觉其奸，直至嘉庆四年，高宗既殁，始由仁宗正其罪哉？”检举揭发和珅者络绎于朝，如陕西监察御史曹锡宝、被誉为“烧车御史”的谢振定以及大文人纪晓岚，还有当过宰相的刘墉。这些“轻量级”、“重量级”的人物，暗地里打“小报告”或公开上“万言书”，三人成虎，乾隆对和珅就从不怀疑吗？和珅建的是高堂大厦，穿的是绫罗绸缎，养的是大奶小奶，家里堆的是金，砌的是银，“衣服、车马，皆有逾制之处”。乾隆那双“龙眼”看不到吗？和砷的大老婆死了，大官小吏个个去朝阳门外送葬，汲修主人昭梿（嘉庆朝袭礼亲王位）“亦从众而行”。送葬路上，到某村妇家里吃饭，老妇人说：“观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骄溢已极，祸不旋踵，奈何趋此势力，自伤其品？”果然，“不逾年，和相果败”。一个山间村媪，都知道和珅之贪，都知道其下场，地球人都知道了，谁说乾隆不知道？乾隆什么都知道，只是没谁知道乾隆“吾与汝有宿缘，故能如是，后之人将不容汝也”。这话是相当诡异的：一是说，放心吧，有我在，我会养肥你的；二是说，我死后，你恐怕得为我家做点贡献、做点牺牲。什么“牺牲”？猪牛马的“牺牲”嘛。

这样看来，乾隆是特地安排和珅作自己儿子嘉庆正式“登基”的“祭礼”的。和珅听了乾隆那话，没有生命的危机感吗？不会未雨绸缪吗？没用的！这是乾隆的安排，是乾隆特地给儿子留下做打猎用的“猎物”的。乾隆心里是这么计算的：你贪吧，贪吧，反正你也吃不完，得留在那里。国门朕都是锁着的，围猎场的篱笆朕扎得紧，你不可能把金子银子放到瑞士去存银行嘛，你插翅也不能把老婆、孩子、情妇、私生子先行送往国外，然后外逃嘛。和珅这么贪，确实是在挖乾隆家的家产与墙脚，乾隆知道。这家产给和珅，还是给儿子？英明的乾隆皇帝对这事情绝对是不糊涂的。但是，先放在和珅家里与放在国库里几乎没什么两样，随时可以把它弄到国库里来嘛，还可省些管理成本嘛。乾隆养和珅，就是替儿养肥猪。果然，“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把和珅贪污受贿的财产从和珅家里再搬到国库里，好家伙，可用二十年啦。乾隆给嘉庆的物质遗产真是够丰厚的！

和珅仅是乾隆留给嘉庆的物质遗产吗？非也，更是政治遗产。据说，如果没有天敌，老虎也会退化成猫。也真是，看历代开国之君，都猛如恶虎，而到了末代之帝，几乎都如病猫。所以他们都要搞些“军事演习”，搞些“野外实战”，以便保持“昂扬斗志”。聪明的老皇上培养接班人就是这样，要培养一些家兽放到围猎场去，供儿试刀、试胆量、试身手。嘉庆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历练，也没有经历官场的“残酷斗争”，能不能看守住江山？人家乾隆是“打猎世家”出身，深深懂得打猎能够培养“战斗力”。他更深深地懂得，放纵真正的野兽，体制外的野兽，那是相当难对付的，也是相当危险的，但培养几只家兽，用体制内的家兽供接班人“练练手脚”，以防真正的“野兽”来袭，是安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乾隆就养了和珅这头家兽。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乾隆刚死，尸骨未寒，嘉庆马上就下手了。乾隆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一命呜呼，嘉庆第二天就把和珅给办了。乾隆死了，这是“举国悲痛”的“国葬”哪！放下老爸的丧事不办，先拿办老爸最爱的宠臣，这岂不是打老爸的耳光么？岂不是大不孝么？合理的解释是，乾隆在要死的时节，给儿做了一个“政治交代”：儿啊，我送个政治礼物给你吧，爹给你养了一头大肥猪，一只大老虎，趁这机会给猎杀了吧。这样，你就不愧是咱们猎手的后代。所以嘉庆把“国葬”放在一边，先办“国事”，他也就成为了吃肥肉的“美食家”，成为了打老虎的“大英雄”。

历史上的大腐败分子，在位时大腐大败，但是活得异常快活潇洒，过得异常招摇无忌，而最后被“反腐败”给反了。其中有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家天下“交班之际”，就着力解决前朝遗留下来的腐败问题。比如宋之蔡京，在宋徽宗那里养肥，被宋钦宗宰杀；比如清之鳌拜，在顺治那里圈养，被康熙围猎。这些大“腐败家”，在前任领导的荫庇下，从“偷针”开始，到“偷金”结束，在这长长的过程中，难道从来没有露出“蛛丝马迹”？老皇帝那眼睛毒着呢，神目如电呢。有人说，皇帝儿杀皇帝爸的功臣大臣，这是一朝天子一朝人使然。可上一朝天子与下一朝天子不是外人，都是一家人，干吗这么过不去？当然，在权力面前，有可能爹不认儿，儿也不认爹，但是更多的是爹为儿着想，家天下要一世二世乃至万世而为君啊。这哪里是什么斗争？要往斗争上说，那岂不是儿反爹？儿是不怎么反爹的，儿要继承祖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皇爹把贪官养大，是给皇儿留下一份政治遗产，由皇儿来处置，实际就是开国之君打仗，守成之君打猎。新天子登基，往往要杀前朝大臣，这里头也是政治，他要借人头立威啊；那么如何来借人头呢？最好的办法是借腐败者的人头，不仅没人反对，相反啊，大家都会口颂万岁，纷纷上表，大表特表皇上圣明。封建王朝，反腐败在相当程度上不是“法制建设”的武器，而是“政治文明”的利器。

这种方法，在非家天下的体制里不能用，在家天下的体制里常常用。可惜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不太懂。最聪明的朱元璋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就是他在位时节把贪官都杀尽了。他想，杀尽了贪官，子子孙孙可以高枕无忧睡大觉了，结果呢，其子孙没什么可试刀，就真的一个个睡大觉去了。

2.越腐有人越欢呼

王亶望是江苏巡抚王师的儿子，王师是清朝树立的清官模范，但再怎么清廉，家里银两还是有的，牵系到子女锦绣前程了，后门也是要走的。比如这个王亶望吧，数理化没学好，但有个好爸爸，给他捐了个官，连科举考试都不用，直接当县长了。

凡事都有个前因后果，王亶望后来有杀头的后果，委实有这个前因。乾隆把他从浙江调至甘肃任藩司，就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爹是清官，以血统推断，他也该是清官；二呢，王亶望捐资当了官，参加了革命，就是朝廷的精英。当了官都是得提拔的，乾隆把他从浙江调任甘肃，也是正常调动，正常给干部升级嘛。

王亶望是在甘肃藩司任上出的事。因考虑到干部队伍以及先富起来的社会精英那里有个悖论：他们种子好，条件优，但儿女读书总是不行，若完全实行高考分数线一刀切，他们的子弟有被挤出“精英阶层”的危险。所以，清政府从顺治六年开始制定了捐监政策，即：“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这是说，向地方、向国家贡献若干石粮食，就可以发个秀才文凭，从而可去参加科考。当然，还可再捐粮食，直接授官，王亶望不就是这样当的官么？问题是这个政策实行之后，弊病丛生，一是官家与商家嫌买粮食麻烦，直接折算成银两了，使捐监粮以做国家储备粮的初衷落了空；二是，大家都不愿做亏本生意，买官花了小钱，那就得卖官大赚钱。乾隆隐隐然有个感觉：赚了这些人一些碎银子，可能会因此坍塌自己的好江山，他觉得划不来，所以，在乾隆三十一年，这个捐监政策被取消了。

捐监叫停，对其他地方没有多大影响，但对甘肃这个贫困地区影响颇大。甘肃十年九旱，一旦灾荒了，如果没有国家储备粮，那可不得了，所以乾隆三十九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勒尔谨向乾隆打了个报告，要求重新实施捐监政策。乾隆组织开了一次理论务虚会，讨论捐监问题，最后决定，给甘肃一省开个政策口子，重新实施捐监政策。乾隆一再强调：“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核心政策是，只准捐纳粮食，不准折成银两。

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也。王亶望来到了甘肃这个“政策特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怎么解放思想呢？就是大胆地闯禁区，大胆地搞特区。怎么大胆呢？就是不唯上，不唯规，只唯钱；上面规定不准将粮食折算成银两，我就将粮食折算成银两；上面只准将监粮入国库，我偏偏将银两入私囊。王亶望在甘肃搞了不少新政策、新措施，比如，按照上面的规定，捐监起步价是50石粮食，他把这折算成银两47两。给你捐监得填表啊，得盖章啊，得发个本本啊，服务费加工本费是8两，共55两；55两还不行啊，王亶望还“上有老”——上有老领导嘛，“下有小”——下有小的们嘛，他把这些成本都计入里面，其中，赡养上与抚育下都是2两；还有不可预计的事情要应付，打了预算1两，加起来是60两，整数，给百姓少了找零的麻烦了嘛。

这个特区的特别政策，各位仔细一看就知道有一妙处：王亶望把上面的领导与下面的干部全部纳进了他的笼子里，要腐败大家一起腐败，谁也不能站到岸上。大家都拿好处，你不拿吗？为了拿着方便，王亶望有个制度创新，他首创了个“驻省办”，要求各县各府都在省城建立办事处，“令设各州县坐省长随，遇有需索，即令人向坐省长随通知，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有什么需索呢？就是王省长家里准备建房了，老婆准备过生日了，小妾准备旅游了，孩子准备留学了，就通知办事处，办事处再通知州县送钱来。当时甘肃有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给1000两银子，可以跟你见个面，给2000两，留你吃个便饭，给3000两，可以给你办事了。

王亶望这样干着，干得有声有色。到任半年，他向乾隆汇报工作，说已有19017人捐监，捐纳粮食80万石，三年后，共有捐监生15万，收到监粮600万石。这么多的粮食得有储备库，得国家拨款啊。于是，大笔大笔的银子转移支付来了。王亶望既然政绩如此突出，那么不提拔就对不起干部了，就体现不出用人的政策导向了，所以，乾隆就把他调任浙江去当巡抚了。

这家伙调到浙江后，有桩案子牵系到他。他感到山雨欲来，有可能将被双规了，他急了，他这么盘算着：我给国家做点儿贡献吧，乾隆应该保护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嘛。于是他向乾隆表态，我捐款给国家搞建设，不是要治理海河吗？我捐50万！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么露富哪行？他被双规了。

甘肃的案子因此浮出水面。案子一查，叫乾隆吓了一大跳，朝廷的干部不是坏了一个啊，整个甘肃的干部无一人没卷入其中。

现在轮到乾隆伤脑筋了。按照乾隆自制的法律，“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如果有法必依，那么甘肃全省县处级干部都得掉脑壳，甘肃干部不全部空了吗？反腐败也得实事求是嘛，乾隆专就此案修改法律：两万两以上者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万两以上，二万两以下，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一万两以下者，再议！5000两的，那算了吧，反腐也得与时俱进呀。为了适应反腐新形势，乾隆对腐败的立案标准一下子从贪腐一千两银子提高到一万两！

照这司法解释，相关部门把名单报上来，乾隆还是吓了一跳，得判死刑的还是多啊。乾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再次出台了司法解释，贪污二万两以上者，如果以前有年终考核得了嘉奖、立了三等功什么的，可以免死。呵呵，这个司法解释出台后，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最后只有52名被处死刑，被发配、被抄家者194人。

一个省，县处级干部可以数千计，乾隆时没那么多，千儿八百大概是有的，科局级更多。但这个案子按照乾隆的说法是全省都烂了，而被处理者却不上200，其他干部呢，得益于你腐败我腐败大家都腐败，得益于乾隆把腐败的纸面立案标准由一千两提高到一万两。反腐败被抓大放小，他们没啥事了，该当干部的继续当干部。

腐败的人越多，腐败的面越广，腐败者就越“安全”。王亶望拉大家来共腐，也许并没有形成这种理论性的韬略，但从造成的客观事实看，许多贪腐者因此尝到了甜头，这让那个位居九五之尊的乾隆也有了忌惮。乾隆一再提高杀头门槛，本意哪里是什么宽仁？如果把一省的官员都杀光了，形成权力真空，西北就会出乱子。

3.道光的特供早餐

道光皇帝所居的时代与其他各位皇帝一样，是实行两套经济体制的。这两套体制的施行地域，以皇宫墙脚为红线，皇宫内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衣食住行都给保障；皇宫外弄的是市场经济，生死穷富自个儿弄去。比如明朝，皇宫里的平时用度每年财政得安排120万两银子，不消费完是不行的，皇宫外就恐怕没有这个预算吧。比如慈禧太后那里，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天要宰杀两三百头猪，一二百头牛，脂粉费啊车辆购置费啊防寒防暑费啊也都有常度。皇宫外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有几人每天必须杀猪？皇家的闺女有花戴，其他人的闺女怕也很少能够扯上二尺红头绳扎起来。皇宫里的计划经济，都是财政打足预算，太监搞政府采购，采购什么、到哪里采购都是有规矩的。坦白地说吧，这种经济是以特供为主要形式的计划经济。

这种计划经济肯定是难以看懂的，何况这种经济本来就不上墙，即使上了墙壁，也没几人能够看得懂。但是，道光皇帝的特供早餐，我们可以看得懂。据说，道光皇帝是个好皇帝，别的不说，他很富有中华民族的节俭美德，“观国史所载，帝节俭之德，亦不可及，至暮年尤甚”。这话说的是道光皇帝之节俭美德是没人可比得上的。“然帝或思食一物，而知其价甚昂，则止而不索”。他想吃东西了，都要先问个价，如果价格很高，他就不吃了。比如他想吃鸡蛋，内务府给的价格是每枚七八两银子，道光皇帝就常常省着不吃。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皇帝也是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哪能不吃呢？

有天早晨，道光皇帝想吃粉条汤，他对内务府的负责同志说：这粉条汤得这样这样，得如此如此……道光说的其实并不复杂，无非就是放些辣椒、加些鸡汤、撒些胡椒粉之类，“帝偶思食粉汤，命依所言之制法制之”。领导有所好焉，下面岂有不满足的？内务府的负责同志马上就报了一个坚决落实这一指示的特供方案，呈来道光皇帝审批。道光看了报告，傻了眼，他看不懂啊（对财政预算之类的报告，我们凡夫俗子常常看不懂，实在用不着自卑，皇帝都是特别英明的，都看不懂呢！），报告上写的是：为了坚决落实领导打算早餐吃粉条汤的指示，特请安排财政预算7.5万两。

道光皇帝弄不明白，不就是一碗粉条么？哪需要烧那么多钱呢？内务府的同志于是把实施细则抛了出来：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建设一套楼堂馆所吧；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安排厨房里的一班事业编制吧；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安排采购员、服务小姐等一干人马吧；您想吃粉条，必须安排这么多人，还应该专门成立粉条特供局吧。“内务府上言，若依此制，须另盖一厨房专人司之，需经费6万两；常年费需1.5万两。”内务府负责同志的思维肯定是对的，我们常常是这么办的：领导不想走路，那么我们得给其买辆专车，得修条专路，得建个专门车库，还得建个轿车专门制造厂。

问题是，道光皇帝是个节俭的好皇帝。道光皇帝他突然想吃粉条汤，是因为他到红墙外吃过一次，那里价格低啊：“朕知前门外有一饭馆，能做此汤，每碗只售四十文耳，每日可令太监往购之。”

看来，道光皇帝是个明白人，不是个冤大头，那谁将是个冤大头了呢？在内务府，必须得有冤大头，没冤大头肯定是不行的。既然领导当不了冤大头，那么只有让百姓当冤大头了。

道光的办法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很强，对饭馆老板而言，尤其是利好消息。老板虽然未必可以皇家特供粉条挂牌匾，但打个皇帝指定产品的广告应该没问题，结果呢，他的饭馆被封了、被取缔了，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过了几天，道光想吃粉条了，内务府的这个负责同志说：粉条买不到了，前门外之饭馆已关闭。

这家饭馆的主意打得不错，把饭馆设在首脑机关旁边，定价肯定是高的，四十文一碗汤，不低，一般百姓怕也消费不起，但与内务府的政府采购相比，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内务府的经济必须保持高位运行，不如此，那内务府的一干人马去哪里喝西北风？现在，私营经济居然冲击了官营经济，居然冲击了大清王朝的经济秩序，把政府的价格体系搞了个稀巴烂，那不该死么？内务府自然是马上就给打击了，马上就给取缔了。

道光皇帝听了内务府的汇报，据说他长叹了一声：“朕向不为口腹之欲，滥费国帑，但朕贵为天子，而思一汤不可得，可叹也！”呵呵，当了皇帝，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扳得弯的。比如内务府这个官家经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道光就扳不弯，所以想吃一碗汤都吃不到，所以道光叹了一声，所以当时也有许多人帮着道光皇帝发感慨。

道光皇帝为自己吃不上一碗汤而叹息，可是，谁为那开饭馆的老板失去了谋生的一栋楼，失去了求生的一条路而叹息呢？道光为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内务府为荷包里的财政负增长而叹息不已，谁为百姓失去了生活来源而哀民生之多艰呢？

4.和珅制定的反贪条例

本来是个贪官，干的却是反贪工作；本来是该受法律惩罚的人，却在制定惩罚人的法律，本来当是最清瘦的部门，却是最可分肥的地方。这情形，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说法是：中国的事情，最不好讲。

譬如这个和珅吧，从目前为止的记录来看，大家都知道，和大人是中国巨贪，但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和大人曾经主持制定过一则反贪“和一条”，这“和一条”叫做议罪银，也叫罚银，又称自行议罪银。这“和一条”的适用范围是多为一品以上督抚大员（当官当大了，实在是特殊的，当然得制定一部特殊法），其主要内容是：凡大员触犯了法律法规，犯了渎职、违例、包庇、侵贪等不法情事，那么，你自己看着办。你的事情有多大，你就出多大价，是上缴1万两银子，还是1万5千两，这就看你的革命态度，看你的思想觉悟。态度好，觉悟高，响鼓不要重锤，好，那就没事了；态度不好，觉悟不高，好吧，那你等着敬酒不吃吃罚酒吧。自己犯了错误，先是自己认识到位，自己处理到位，这议罪银又叫做自行议罪银，就是这么来的。

可能出乎你的意料，大清王朝的领导干部自觉性确实很高。议罪银这“和一条”出来后，掀起了一个自觉“革命”的大高潮，据中国第一档案馆保存的《密记档》记载，乾隆五十一年和五十二年，官员交纳的议罪银特别多：

巴延三因辖区内民谭老贵自缢身亡一案奏缴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巴延三因盐务事，福康安代奏巴延三自行议罪银十万两；

西宁因“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请限八年缴纳”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和珅代李天培因“遣犯逃脱，重囚监毙”奏缴议罪银四万两；

三宝奏缴自行议罪银共十一万两；

李质颖奏缴自行议罪银十四万两。

政策就是经济啊！这“和一条”开始实行，为大清王朝开辟了一个经济增长大点，财源滚滚，简直成了另类国家税务局，公务员几乎个个成了光荣的纳税人，个个争相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使皇上也特别高兴，巴不得他手下的官员犯点事情。比如，曾经惊动大清王朝的浙江巡抚王亶望案，王氏大贪特贪，贪得惊动了中央。中央派了钦差大臣阿桂到浙江查办，王氏二话不说，低头认罪——不，是认罚：“自知罪重，自认罚银五十万两。”乾隆挺高兴的，这么一诈，就赚得了这么多银子，谁不高兴？乾隆于是交代办案人员，这事就算办完了，“只可如此”，还让老王继续工作吧，说不定下次还会缴五十万呀。若不是王亶望牵系到甘肃大案，他一定会为大清王朝鞠躬尽瘁地缴纳议罪银的，死而后已。

大清王朝从这里尝到了甜味，举凡刑事案、民事案、渎职案、贪污案，都套这一条来处理。以往，官员犯事，常常用小命来抵罪，常常用职务来顶罪。现在不行了，你的狗命不值钱，不要你的命；你想把帽子当票子抵押犯罪？也不要，大清王朝的帽子三五几文就可以制定一顶，而你犯事，可以从你那里榨取好几万来！这算盘大清王朝比你会算，想用几文钱的帽子来逃避缴纳几万两罚银？休想。甘肃知府闵鹗元在其任内贪污公款1.98万两。案子暴露出来后，这闵知府说，我的事情交“吏部”处理吧。闵知府大概是这么谋算的：到吏部去，处分结果是摘掉帽子，或者还坐几年班房，但那银子可以归自己，从班房出来后，可以安享晚年。所以，他不想接受那个“国家税务局”的议罪银处理。掌管这个“国家税务局”的和珅眼光很毒，一眼就看出了闵知府心里的小九九：“试想交吏部乎？仰革职？”你想到吏部革职了事？没门！老老实实交议罪银吧。于是令闵知府“以十倍罚出”，共计缴纳19万两议罪银。一个赚了笔大财，可以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一个仍然官复原职，仍然可以用帽子去大肆搞钱。腐败与反腐败，实现了“双赢”。

当然，这不是腐败一方愿意这样“双赢”，应该说是反腐败那方愿意这样“双赢”。反腐败的往往这么干：你出了问题？没事！让我提了你的款走，你还是继续当你的官吧。

那些被议罪银处罚了的官员，于是也就成了鸬鹚。贪啊贪，吐出来，再贪啊贪，再吐出来。贪了吐，吐了贪，兢兢业业地贪，老老实实地吐，贪污工作干得那么勤勤恳恳、那么任劳任怨。据说鸬鹚很贪食，一昼夜它要吃掉3斤重的鱼。一条35厘米长、半斤重的鱼它能一口吞下。吞下后是在自己肚里消化么？当然，它也吃了不少的，但多数被渔翁挤出来了，渔翁就这么养鸬鹚，就如和珅养贪官。但和珅这个渔翁，其实也是一条大鸬鹚，正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中国的事情真的不好说。

5.抗拒从严即回家过年

如果可以由我选去哪个朝代当官，我想来想去，还是选魏晋南北朝。按理说，宋朝是最好的，宋朝最优待文官，但是，在宋朝不能犯事。状元郎陈世美当上了皇帝的乘龙快婿，包公说铡了也就铡了；一代文才苏轼，投放到牢房里弄得死去活来；还有如“夕贬潮阳路八千”的事情，简直像炒一碟小菜。其他朝代看来也不错，但是，屁股常常挨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可不是好玩的。魏晋南北朝当然也不是很完美，比如战乱时期多于安稳日子，但是当官还是蛮好的，再战乱，当官的首先还是有保障的。单就官员犯事后得到的处分，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这时期皇恩浩荡啊。

按照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幸福感定义：没有广大群众的穷苦就不能体现少数精英的幸福。在魏晋南北朝，恰如斯言啊。在这时节，王法对下里巴人犯罪是实行“零容忍”的，其立案标准可不是2000元，而是两把稻草的。南朝齐孔秀之当吴县县长，县里有个10岁顽童偷割了邻居田里的一把稻谷，吴县长特别“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签单拿人，有人劝曰：懵懂小儿，当以宽大为怀啊！王县长就训了此人一顿：“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咔嚓”，把这“小蟊贼”给杀了；北魏李洪之当秦、益两州刺史，到任即宣布一条“禁令”：凡带刀行者与抢劫同罪。行人带刀就是起了杀心，起了杀心就该杀头，“咔嚓”，“咔嚓”，“咔嚓”，一杀就是三四百，据说这里“治安状况”特别好了，从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零容忍”还真是“成效显著”。

有对比度才有幸福感。在魏晋南北朝，当上了官，那么就从此进入了“自由王国”，只要你守住了“不反皇帝”的底线，那么，你爱干什么你就可以干什么。“违纪”的事情干了，一点事也没有，“犯法”的事情干了呢，也没什么事情。即使犯了前朝与后代规定的“死罪”，只要你能够坚持“绝食三天”，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有好处全得，有坏事全无，这样当官的“好”时代，哪里有？

譬如吧，暴政的秦始皇发明了“连坐”法，一人犯事，不但全家遭殃，而且全村也得遭殃的。这个连坐法的条文里，没有规定村里的世族该连坐，也没有规定不该连坐。在往朝，那都是“有福不同享，有罪即同当”的，到了这时期，世族长期都是超然于法律之外，不在其律之中。据说这个问题曾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刘宋朝“高层”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调研与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世族犯事，庶民必须连坐，而庶民犯法，世族可以不连坐。如犯罪非常严重，那么士大夫可以让奴婢去顶。奴婢大都是士大夫的通房丫头，应该说是他们的“副职夫人”。犯了事情，一把手超然，让二把手三把手把责任担当起来，以示负责，表明了“以法治国”的姿态。

在南北朝当官的妙处还不在这里，妙的是其立案标准不是2000元为底线，恐怕是5万、50万两银子吧。更妙的是，他们对官员搞的“刑侦手段”特别好玩。秦汉以来，官员如果当上了“犯罪嫌疑人”，那么往往都会“大刑伺候”，朱元璋更是剥皮揎草，逼着他“老实认罪”。而南北朝呢，他们用的是“测立”法，官员若是犯了贪污、渎职等等犯罪情事，就把他推到一个高一尺的圆顶土垛上，每天“罚站”两次，每次“罚站”7刻。古代每一昼夜划为100刻，7刻大概是一两个小时吧，“罚站这么久”，得让他恢复体能啊，所以，完成了一天内两次“罚站任务”后，可休息3到5天，然后再审。当然旁边会有审讯官时不时审问一句：“你贪污了吗？”或是“你渎职了吗？”或是“你强奸良家妇女了吗？”只要你闭口不答，连续“罚站”几次，每次都不认罪，就可以免除“刑罚”。

上面说的是一般干部，到了更高级别的干部，那就不用“罚站”了。在外面让干部“罚站”丢人现眼，多不雅观，有损形象不是？所以，大概到了刺史府官那一级，不用“罚站”审问法，用的是“断食”方式来“逼供”，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双规”以后，关在“屋子”里，不给他饭吃。当然，每天都是可以喝粥的，那粥有无营养就得看这官平时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如何了。关系好的，可能喝得上八宝粥；关系不好的，那就对不起，是稀粥了。这边喝粥，旁边依然还是有法官在审。如果你连续被关了1000刻，依然行使着你的“沉默权”，那么，恭喜你，没事啦，可以无罪释放了。

不论是“罚站”，还是“断食”，这里的关键是你是抗拒还是不抗拒、是坦白还是不坦白。如果坦白，既然你自己都承认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关黑屋子里去吧；如果你抗拒了，你坚决不认罪，那么，好，你是个意志坚定的好干部，国家需要这样的好干部，继续当官去吧。坦白从宽，如果你还年轻，那么有牢给你坐的，直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如果恰好是过年时节，那么，坚决抗拒吧，你马上就可以回家过年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哦，那是疑罪，疑罪从无，没罪。

6.你不知我也不知

东汉的杨震先生不大敢做贪污之事。杨市长去东莱任太守，巨野县县长王密赶忙越过县界来迎迓，把杨市长安排到自己的地盘上视察工作。夜半时分，王县长“走夜路”，敲门来汇报工作，顺便把密码箱呈上来。杨市长不肯收，王县长于是就“劝说”：“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况且三更半夜的，没谁知晓。”杨市长正色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不知？”

据说，王县长只好悻悻地把金子重放到密码箱里去了。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四知里头，大家都应该明白，前“两知”，是杨市长打的官腔，等于是说：行贿是党纪不容许的啊，是法律不容许的啊！有资格纳贿的，谁没在台上这么说过？后“两知”才是真话，许多的贪墨案子被拱出来，就是因为你知我也知。其中的“你”若是被双规了，一五一十把行贿的情况交代出来，“我”能不承认？是直接送的，“我”在场，“你”在场，哪里耍赖去？杨震怕就是怕这一点。有怕就好，一怕，就怕出来一个“四知”佳话流传的清廉好领导来。

你知、我知这两知，其实是压在贪官头上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若是你不知我也不知，咱们不直接交易，成立一个中介公司，成立一个行贿受贿的办事处，那多好！历史上还真有这么做的。这创举是一个没读多少书的太监李莲英弄的点子。

李莲英是个通天人物，能够通达最高领导榻榻米边的，都是通天的，所以，他是地方官员公关的第一人选。但是这家伙不太好接触，省长来京办事，他都可能睬都不睬，何况市长县长那六品七品芝麻官。他也不爱下基层去刮地皮，平时不太往地方去搞视察、搞检查。“凡外省大官来京陛见者，均谢绝不与通往来，即有造谒者，亦不答拜也”。实在是一副油盐不进的凛然模样。但是，若想升官，却“非夤缘李莲英不可”。这给当时的大官、小官出了一个大难题，其难度真不亚于没火箭却想上月亮会嫦娥啊！

“有关道某者，得赀甚丰，入都谋干，欲升擢疆吏重任。”这个关道，在地方上贪污了一笔钱，他觉得自己有钱了，应该升官了（有意思吧，贪了大钱就觉得有资格当大官），想升一级，去当封疆大吏，给国家“担更重的担子”。有告之者曰：这事情没有李莲英绝对办不成。可是，这个关道在京城钻营了近乎半年，怎么也无法接近李莲英。侯门深深深似海，皇门呢？

这个关道几乎死心了，一天，“忽有旧友某京曹者”来拜访关道先生，听说他这么不开心，就邀请他去白云观一游，散散心，没想到竟碰到了李莲英陪“太后驾临也”。其实，这关道看到的只是一个“信息”，他要直接见李莲英，还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看到个背影就了不起了。尽管如此，这个关道的眼睛瞬间发亮（在官场里混惯了，捕捉攀缘领导机会的水平真的很高强啊），“乃牵京曹衣出，至院中，乘树阴小坐探以己意”。这关道的意思是：李莲英经常来这里，一定与道士的关系特铁，把道士摆平了，就等于把李莲英搞定了。这京曹说有点为难：“吾与道士虽甚稔，然李轻易不肯为人绍介，虽言之恐无效。”而关道自然觉得这个“京曹老友”说这番话，其实是在抬高“要价”，马上就说：“吾此行已拼二十万，苟得当，尚当别为足下寿也。”这京曹自然假意推脱一番，暗地里早已心许，答应替他“摆平”道士。

其实他们两人都不知道，白云观早就是李莲英的受贿“办事处”了的，而道长是这里的“驻京办主任”。李莲英把这办事处选在这里，不显山不露水。佛道之地，是神圣之所在，谁会疑心？谁疑心就是对佛的大不敬。道长是“四大皆空”的人，谁会怀疑到他头上去？在这里，没有不能谈的，只有谈不拢价的。20万？少了。关道只能管付款，不能与道士见面，他想直接跟道士去谈，道士一口回绝。道士只与京曹谈，京曹转述道士的话说：“彼已索三十二万，道士须五万，然则，殆非四十万不能办也。”这里，到底是锣打鬼，还是鬼打锣？关道哪能知道？既然那么想当官，那么就得任由他们宰割了。关道也就咬了咬牙，40万就40万，“苟达目的，必竭力为之”。

40万送了出去，这关道心里七上八下的，中介公司靠得住么？会不会是“无业游民”打着领导亲戚、朋友的旗号？谢天谢地，这是真的公司，非皮包公司，是真能够办事的，不是搞诈骗的。钱送上去了，事马上就办了，立竿见影啊。“不旬日，谕旨下，关道竟得放某省巡抚，始终未与李一见也”。同志们哪，这官可是省部级要员喔，没有什么烦琐的“研究研究”，也根本就不用等到“换届”才换任，这办事效率特高啊！关道觉得爽啊，几乎像到超市里购物一样，钱一数，马上就可以提货；而人家李莲英更爽——“始终没与李一见也”。你以后想拱李莲英都没法拱，人家见都没见过你，谁相信他收了你的钱？告你“诽谤”罪去！

李莲英据说是不受慈禧太后之赏赐的，每有封赏，他都拒绝，也从不向慈禧太后提解决“职级待遇”的要求。“莲英终身不过四品，恪守祖训，虽太后赏之，勿受也”。所以“太后以为知礼，而不知其在外间招权纳贿，早有九千岁之称也”。李莲英一个太监，他要当什么官呢？他很会想啊，他不在官场里，自然，反贪官反不到他这里来，他官都不是，你反什么贪官？李莲英“庚子以前，前后共计所得，已数百万”，而“庚子以后，八年之中复事搜刮，所得不下二百万”。既然“你知”、“我知”的问题解决了，自然也就“无知者无畏”，放肆地去贪了。贪污受贿这么多，一点事情也没有，反贪污从没反到他头上来，得益于他那“中介公司”的好点子啊，他开创了买官卖官的一个“新时代”。所以，即使他的靠山倒了，西太后见阎王去了，他也一点事情都没有，没谁来揪他，他的日子也过得特别逍遥，“及太后崩，得以富翁之资格归老纳福矣”。他以贪贿之所得，当他的寓公去了，安享晚年去了。

7.带秤与带权

要员们走州过府，应该带什么去呢？今儿个带的是西装袋子，能够装红包与购物卡、银行卡就行了；过去几年，带的是车屁股，大包小包往车屁股后一塞，啥都搞定；上溯十几年，得带上尼龙袋子或者麻布袋子，那些土特产都是散装没包裹的啊；再上溯，一直上溯到元代，诸位猜一猜，应该带什么下去呢？哈哈，应该带一杆秤，干什么用？称银子呗。

元代后期的腐败搞得实在不像样子，“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下至讨米的老朱朱元璋同志晓得了：“臣操威柄，官以贿求。”上至“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读书人叶子奇也知道了：“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闹得天天待在九重宫里依红偎翠的皇上也听说了：“声教未洽，风俗未淳，吏弊未祛。”腐败会亡国的啊！元顺帝就怕起来了，准备“整顿衣裳起敛容”，不再搞“垂拱而治”，打算祭起“乱世重典”手段，重振纲纪。可是谁是贪官、谁是清官、谁是能官、谁是庸官？这个问题是革官僚命的首要问题，不把底子摸清，重拳打谁、重典击谁？元顺帝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清白得很，他决定派“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微服私访”：“若稽先朝成宪，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这个命令一宣布，一时间长城内外、黄河上下，钦差大臣满天飞。

这些人是干什么来的？是反腐败来的。老百姓当然挺兴奋的，想来黄河将清，光明在前，多年冤狱将见皇天，谁不欢欣鼓舞？可是呢，不是高兴得太早了，而是白白高兴了，原想的是来了一群“啄木鸟”，哪知道来的是一群“大蝗虫”！原先将那些“土青蛙”喂得比较饱了，现在又来了一帮“财中饿鬼”。“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原先官吏够黑的了，像一重厚皮把灯笼罩住，现在不是把那层“黑皮”扒掉，反而加了一重“黑皮”，更加暗无天日了啊！那些官吏听说皇上派了“风宪官”来，先是吓得尿了裤子，后来高兴得大呼小叫：“来嘛，来嘛，不就是添双筷子？”听说“风宪官”来，警车开道，歌舞夹道，一边到边界相迎，一边到宾馆接风。

腐败是一桩喷喷香的大餐，腐败者单独吃了“烂肚肠”，“腐败者”与“反腐败者”一起吃了则“喷喷香”。这些“钦差大臣”到腐败者的餐桌上是“添一双筷子”的事，丝毫也不影响他的食量，因为他们还会叫：“小姐，加几个菜。”而且因为不再担心有谁来“影响食欲”，所以大胆地大快剁朵。原先10个碗由百姓埋单，现在加到18个碗，依然是百姓埋单，所以百姓凭空就多了8个碗的负担。

这些奉使，名义上是来捣“腐败桌”的，实际上成为了来吃“腐败餐”的，所以这些“肃政廉访司”，“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矣”。他们一个个带着一杆秤，根据腐败者的“腐败程度”来“论价”称银子。你腐败得该判一缓一，你得交×两银子；你腐败得够判死缓了，你得交×两银子；你腐败得够判死刑，得判“株连九族”，那你看着办，你该拿出多少两银子？童叟无欺，按“腐”论价，一杆秤给你称，够公平，够公正，够公开吧。这情形，元代百姓用了四大“天地”来形容，“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个个欢天喜地，百姓家家啼天哭地”。

为什么这些“奉使”能够这么明目张胆地带秤来搞“检查”？为什么那些“土皇帝”这么老老实实把银子送到他们的秤钩上？无他，权力故尔。成立新的机构，不管是临时机构还是固定机构，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权力”。元代的这些“奉使”实际上只是“临时动议”，没有入编的，但是他们把“反腐败”抬得天高，也确实有天高，但他们不是真的把反腐败看得天高，他们为的是趁机要挟索取“天大的权力”罢了。在出发之前，他们在皇帝那里弄到了“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元顺帝授予的权力大得吓人：“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这权力够大了吧，市长县长想杀就杀，民间一切事情悉听尊便。所以这些反腐败的官员就敢于带上一杆大秤横行天下了。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在权力的内部循环，只会让权力在权力间转移或分享。

8.唐太宗给贪官发奖

在酒桌上迟到了、说错了话、敬酒敬错了顺序，大家都是要吆五喝六地大喊“罚一杯”的。可是“罚”字多不好听啊，于是便有人喊：“不是罚呢，是奖一杯。”奖字多好听啊，结果往往都是“罚酒”不吃吃“敬酒”，咕噜咕噜把那酒喝下去了。罚酒敬酒其意一也，反正要把你灌得够戗才罢、醉得半死方休。

唐太宗也许参加这样的“酒宴”比较多，他受“颠罚为奖”的启发，对那些受贿的贪官别开生路，不是“处罚”，而是“奖励”。你贪什么，就奖你什么，你贪多少，就给你奖多少，当场在金銮殿上“兑现奖励”，让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奖品背回去。但这处罚也罢奖励也罢，要搞得你面子非常难堪、心里非常受伤。

有长孙顺德者，人家来求他办事，他收了别人的贿赂绢绸数十匹。这事被太宗知道了，于是叫“办公室”的文秘人员发“通知”，要求五品以上文武官员，某月某日准时到金銮殿里“开大会”，会议重要，不得迟误。文武官员整整齐齐地坐在台下，专心致志地听太宗作“重要讲话”，太宗没讲别的，只是“通报”长孙顺德的受贿情况，末了，唐太宗问：“长孙顺德受贿数十匹，这说明了什么？……同志们，我问你们呢？这说明了什么？”下面诚惶诚恐，不敢做声，唐太宗便大声说：“这说明了长孙顺德家里缺乏绸缎啊！好，你家缺绸缎，我就奖给你绸缎。”唐太宗叫人搬来许多绸缎，一股脑地压到长孙顺德的背上，叫他亲自背回去。长孙顺德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欲卸不敢，欲背不能，僵在那里，恨不得钻地缝。周围百官看到这模样窃窃私笑，一个个站在那里看把戏，真是羞煞了长孙顺德。后来，还有像长孙一般作奸犯科的，如右卫将军陈万福，大搞索拿卡要，索取了驿站数石麦麸，唐太宗也是以这种方式给予奖励，叫他当着大家的面担几石麦麸，从金銮大道一步一步担回家去。

唐太宗的方法看上去“很温柔”，其实比“挨枪杆子”更让人难受。唐太宗直白地对人说：“人生性灵，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唐太宗对人性的洞悉相当深刻。人都是有羞耻心的，没有羞耻心，不就是禽兽了吗？得唐太宗衣钵的，后世大概要算清朝的雍正了，雍正将要“处理”年羹尧之际，有不识相的钱名世还在使劲地为年羹尧“歌功颂德”，“极尽谄媚，应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刑部果然从快从严搞“严打”，判决立斩，并连族连坐，让雍正来“审批”，雍正却出人意料，给了钱名世一条“活路”：不杀，“革去职务，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所居之宅”。让钱氏及其家族一辈子乃至数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不起人。给人精神行刑，真是厉害啊！

唐太宗用这方法来反贪腐，效果虽好，却是无法效法的。在操作层面上，这事最少要满足三个条件：一者，必须开大会搞斗争，这条件好说，我们动不动就开会，干什么事情都难，开个会不难；二是贪官所贪必须为实物，比如绢缎比如麦麸比如大包小包大礼包什么的，这让他当搬运工才有好看，但现在一张卡一个信封，放在贪官肩头背回去，起不到表演与示众的效果；三是必须为小额数目，若人家一贪就是百万千万，你还贪什么奖什么吗？你还贪多少奖多少吗？那贪官们会笑傻。

对待贪污犯或者其他犯罪，是让大家戳其背心，还是让一颗子弹穿其膛心？这两者到底谁轻谁重？我们姑且撇开这两者谁更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话题，单从唐太宗施行这个方法的出发点来“研究一下”。唐太宗这个方法是立足于人是有荣辱感的。是人，都有荣辱感，如唐太宗所说，没有荣辱感了，那不是禽兽了吗？基于这一点，唐太宗与雍正便在人的荣辱感上做文章，利用人的荣辱感来“讲政治，讲正气”，来反腐败来倡廉政。他们叫贪官背回赃物，或在其门楣上刻门匾，或在其脸蛋上刺黑字，目的是培养其“耻感”，当人的“耻感”树起来了，那么“慎独”意识也许就强了。

9.贪官为清官奋力跑官

江湖险恶，官场也险恶。莫说官官相护是一种常态，官官相残也是一种常态，上级杀下级，下级杀上级，平级杀平级，不也多有耳闻？泼硫酸者有之，动刀子者有之，下毒药者有之。

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因为有“笔架山”的美誉，由一个县教育局长直接升为浙江淳安县长。这下可好了，原先当的是条条上的官，要搞肃贪风暴也只能在教育系统内部搞，影响不大，现在当上了县里的一把手，那整个行政系统不都在其肃贪掌中？海瑞上任不久，时任中央都御史的鄢懋卿来浙江视察，中央要员不请自来，那不喜煞人了吗？千里迢迢都要上京去送礼，现在家门口就可尽“地主之谊”，多好的事。可是这事情被海瑞给搅黄了。海瑞给纪检书记鄢书记写了一封信：您说您“素性简朴，不喜逢迎”，可是我听说了您所到之处，“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金花金段，一道汤一进”。如此名实两乖，到底是您做一套说一套，还是地方官员误解了您的意思呢？鄢书记看到这信，气不打一处来，可是又抓不到海瑞的小辫子，一气之下，不从你那里过了。这下让那些准备了大把银子的当地领导个个气愤，都说海瑞把自己的前途给搅了，海瑞的直接上司严州市长把他喊到府里臭骂了一顿：你多大的破官，你不升官不发财也就算了，干吗阻了大家的升官发财路？

浙江的官员都恨死海瑞了，可是找不出海瑞有什么错啊，把他干掉不可能，把他搞下去却一点把柄都没有，左思右想，思路跳出来了：我们罢不了你的官，我们还升不了你的官么？于是大家都给海瑞唱赞歌，都说海瑞能力超群、清廉无比，政绩突出，这样的人不用那是国家的损失。海瑞的政声马上上达朝廷，朝廷觉得人才难得，于是先把海瑞调出浙江，“另有重用”。海瑞从浙江官员名单中清除之后，暂时挂在“拟用”名单里，这下入了鄢书记的笼子了，鄢书记说这样的人还得先在地方历练历练，所以，一下把海瑞调到了江西兴县，不升也不降。

这下害苦了江西官员。海瑞那臭脾气依然没改，到任没几天，就向豪强举刀，针对地主隐瞒土地的现象，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核实赋税，大力打击“偷税漏税”，这不要了豪强的命吗？豪强与当地领导开了许多“联谊会”，觉得以浙江那办法来对付海瑞最好，于是豪强出金钱，官员出赞歌，大家团结起来，为海瑞去跑官，先跑省里，再跑京里。这一招还真有效，海瑞到兴县任职不到两年就因“工作出色，政绩突出”，升任户部主事，从正处跃升为正司。而这户部主事干什么事呢？每天看看书，签签公文，可以八点上班九点到，喝喝茶水看看报。反腐败，那已经不是海瑞的事了，海瑞若再来搞反腐败，那不但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的事情，那是严重违反“职责法”。越职言事，那是得打板子的。

晚清差点也出了个海瑞。晚清据说有“三屠”，张之洞谓屠财，曾国藩谓屠人，岑春煊谓屠官。“晚清海瑞”就是这个被称为屠官的岑春煊。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席卷北京，西太后像一只丧家狗般狼狈逃亡西安，惶惶如丧家之犬，这时，在甘肃任藩司的岑春煊抓住机遇，带了1000名兵勇誓死保卫老佛爷，岑春煊带的1000名兵勇本来啥事都干不了，但让慈禧太后感激涕零：忠臣啊忠臣。岑春煊就这样成为慈禧的心腹。慈禧知恩图报，岑春煊先后任陕西巡抚、两广总督。

这个岑春煊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搞“廉政风暴”，他耗子也抓，老虎也打，铁心反腐。他在日记中说：“粤省本多宝之乡，官吏有求，俯拾即是，以故贿赂公行，毫不为异。”政以贿而成，官以买而得，他们花一笔大钱来买个官做，就是为了过把官瘾吗？没有哪项投资不求回报的，投资官场，那是利润十倍百倍，是个大暴利产业。可是岑春煊一来，就要斩断他们的财路，谁甘心就戮？岑春煊到广东，打了两只小老虎，一是南海县知县裴景福，一是海关书办周荣曜。别说这两人官不大，能量大得很，他们与当朝“宰相级人物”奕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头上动土就等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但岑春煊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硬是将这两人搞垮了。

兔死狐悲，唇亡齿寒，其他官员吓得要死。当然，强龙难压地头蛇，对付岑春煊可以弹劾啊，可以买凶暗杀啊，可以泼硫酸啊，也可以制造车祸现场啊，但是岑春煊颇受慈禧之宠，说坏话，没用；说好话，有用。其位至总督，运用“做掉手法”绝对是下下策的。他们于是凑钱在香港开研讨会，主题是“有能使岑屠离开两广者，赏港币百万”。以钱买官的人，以钱去搞活动，真是他们的习惯思维了。这习惯思维还真管用，重赏之下，大家都活动开了，都往京城去“上天言好事”，说岑领导这好那好，万般都好，这样的官不升真没天理。恰在这时，云贵出现了匪患，大家觉得这是个极好的进言机会，于是都说岑领导是将军出身，云贵匪患非得以干练知兵的岑春煊者不能胜任。时被岑春煊掐了一把脖子的军机大臣奕劻“外举不避仇”，向慈禧推荐岑春煊去建功立业，树不世功勋。国防安全当然比反腐倡廉更重要，所以慈禧就把岑春煊调离两广了。两广官员大大嘘了一口气，该怎么干继续怎么干，你升你的官，我发我的财。

从富庶的两广去瘴疠的云贵，老岑有点闹情绪，在上海装病不上任，拖了几月，慈禧就收回成命，让老岑上京，当了邮传部部长，也像海瑞一样，由地方官升为京官，这还真是贪官为他努力跑官的结果。贪官为他的前途出钱出力跑，老岑对他们是愤恨得咬牙切齿，还是高兴得打拱手？岑春煊好像没说过他的心情，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10.漫说驿路

驿路的设置不知始于何时，总归是历史悠久。“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嗜食新鲜荔枝，便是依恃官驿千里迢迢送至的。以前读李白这句诗，只是遥想驿路传书递物的便利与浪漫，不曾想到其中蕴含着的腐败气息。

官驿自然为的是官，其设置由财政拨付专款，举凡政务往来，军务传递，官员升迁，都走官驿，其衣食住行都由驿传系统包开包支，一路上可以白吃白喝，白宿白行。当然这需要一种身份证明的凭证，这凭证就是关牒，类似于单位介绍信，有了这份关牒，便可以“手把文书口称敕”，千里之行，几乎不用自个儿掏腰包。这等好事当然谁都梦想的，官员不必说，他们是法定特权化的人，公事私事，都使用着公家的驿站。而其他人呢，也想分一杯羹，每位官员都有三朋四友，都有七大姑八大姨，他们也要走亲串戚，也想考东西之自然风光，察南北之人文胜地，自然就想沾驿路通关之光。明朝初年，对驿递管制甚严，只有很少的军务政务与钦差人员可以免费享受驿传，但至后来，由于驿传存在着天然的“制度性漏洞”，这一制度几乎失控，不仅官员人人可用关牒，而且其他各色人等，只要与官员沾亲带故“关系好”的，都可以借关，若借不到关，还可以买关。借关，当然不能白借，最起码你得肩扛些特产或手拿个红包感谢一下，比方当下你与某官关系再好，人家给你做了件事，你怎么也得表示意思；买关更是有好处，盖个章，收若干服务费，以之办个“小金库”，年头福利或平时用钱都方便一些。所以，在明朝中后期，持关通驿者渐至泛滥。

明之小吏陈全之记载说：江苏淮扬驿递，在嘉靖初年，每年接牒大约三千，十几二十年后，数量突破万件，其中有多少是“公事公办”的呢？“法当入驿者，十无一二，法不当入驿者，十每八九。”

大名鼎鼎的徐霞客曾在广西游历。他之寻芳览胜，属“个人行为”，本来无权使用公家驿站，但是，他凭着地方官员赠送的“介绍信”，一路上招摇复逍遥，不仅动辄要使用夫役，还要求“百姓送鱼送肉，煮蛋献浆”。其在《粤西游日记》中曾不无得意地“夫子自道”：某日，其使用的夫役不胜其吆喝与鞭子抽逼，到得一村，乘机逃散，徐氏便挥舞关牒大呼小叫。村人早已遁走，只有一位负责驿传的老汉赶来，徐霞客自豪地说：老人怕我拿鞭子抽其子孙，不得不来。但村里男人都逃了，徐便抓了两个妇女让“二妇人代舆”。徐霞客自述得挺自豪，很自炫。一个文人尚且如此，前呼后拥的官吏就更不用说了。

清官海瑞曾对驿路上的腐败深恶痛绝，他曾痛陈：“驿传之害，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每年上万过官，每天近乎三百余人次，其中很多自然需要一把手亲迎亲送，那么县官还有多少时间来审案断狱、关心民生呢？海瑞做过县官府官，他有亲身体验，因此，他曾愤激地说：“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

官僚当了招待所长，百姓更当了冤大头，沉重的招待费都取之于“百姓”，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驿传之害，既损官员精力，使之难问大政；又损民众利益，使之负担加重，因此历代都不乏清醒人。海瑞曾对此搞过“专项整顿”，甚至动用刑具，亲自执惊堂木，审讯过借用工部勘合（建设部驿传使用介绍信）的人，逼其交代介绍信的来历。海瑞此举，大快民心，却招致了官僚集团的群起反对，最后以海瑞辞职收场。其原因如海瑞所说：“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达于上，过客（持关之官）口大，稍不如意则颠倒是非，谤言兴焉。”海瑞这话道出了实质，历来是百姓哓哓之口比不过官员对上级官员的悄悄耳语。对那些下来嘬餐的人，稍有不周，则会“颠倒是非，谤言兴焉”。所以为官者，莫不将接待工作当做头等大事，常常是“一把手”亲自过问，亲自相陪，亲自鞍前马后的。县官们呢，也乐于做“驿丞”，厚待过客，可使之向上美言，赢得上级的欢心，“不过一开口而已，不过一发牌而已”，同时也“不过一签单而已”。

明末驿路腐败已触目惊心，崇祯皇帝曾痛下决心，下令砍掉三分之一的驿站。他的想法是：没有了驿站，看你到哪里去敲骨吸髓。他的这次“机构改革”促使大批驿卒下岗，这下岗的“干部”中有一个叫李自成，把人家的既得利益给剥夺了，他不造反吗？后来，李自成举旗反明。听说，崇祯皇帝还算得上个好皇帝，他既不好色，也不贪财，为政也不懈怠，但最后自缢于景山，失了江山。这恐怕怪不得他。因为一个制度如果造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就好比尾大不掉，养虎成患，不付出大代价恐怕扳不过来，而即使付出大代价，到最后也可能扳不过来了。

11.生命不息贪心不止

如果你不觉得烦琐枯燥，那么翻读和珅的家产清单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关于和珅被抄的家产，正史、野史均有记载，如《和珅犯罪全档案》中附有《御览抄产单》，《庸庵等记》也有《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单》，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分门别类，数字巨大，真是惊人。

和珅家产清单都是一册长卷，没有超长篇幅难以容纳，此处不列珍贵大件，单表其衣食类器具等琐碎，《御览抄产单》中记其碗碟有：金碗碟4288件、银碗碟4288件，记其烟壶有：白玉鼻壶374个、汉玉鼻烟壶276个；而《查抄和珅家产清单》中记有：绸缎绫罗14300匹，各种粗细皮56000张，皮衣服1300件，棉夹单衣服5624件……

从我们常人的眼光来看，日食三餐，夜眠八尺，贪占这么多的东西有啥用处呢？吃饭之碗够用就行，哪里需要万来只？这些东西不易朽，好收藏，或者收藏之后还可增值，倒也罢了，可是那些衣饰之物，久藏易失光华而腐烂，实非可藏品，和砷却动辄占上万匹，粗细皮竟然近6万张，用又用不着，穿又穿不了，弄那么多干啥呢？

我们这般升斗小民去度贪官之腹，总是以实用够用作推论之基点，以为赚钱赚物能保证衣食住行养家糊口便心满意足，若还略有节余便是富翁，欣欣然可当太爷。但人之贪心永无止境。晋武帝后宫有妃2万余人，唐明皇后宫兴盛时达4万人，储女如此之多，隔三差五还赴民间采选，龙体仅此一具，哪里一一幸得过来？皇帝老爷之贪不是实用够用能够圆说的，其更在乎皇权皇威等抽象意义上的感受。富翁赚钱，越赚越多，多不可数，赚到后来，钱不过是个概念了。比尔·盖茨富甲天下，此生怎么也花不完，但一点也不能遏止其更富之欲念。人同此心，贪官贪兴一发，贪到后来，可能其贪不在于贪物，而在于贪趣，从物质的满足升华到精神享受之层面上去了。

前不久，媒体曝光了某地某贪官，此公金也要银也要铜也要铁也要，在其被查抄的清单里，赫然有一辆推土机。一个当官的，天天坐办公室，推土机摆在那里纯粹是个废物，然这废物别人得不到，只有有权者才有人送，所以，推土机就成为了拥有权力的象征，此公之贪，就绝对不在乎物质层面上的实用，而上升到难以遏制的精神陶醉之中了。

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贪欲，得陇望蜀，水涨船高，水越涨船越高。明宗室之朱载育撰有十不足歌，道着了难足之人心：

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

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

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

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

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

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

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

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

一朝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

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

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

朱氏以为，人不到大限死时，人心永远膨胀；贪官也是如此，若不将其贪手切断，他哪里有个止时？和珅若不被“双规”、“正法”，那些碗碟、衣饰还将绵绵不断地被收入箧中。

和珅所处的时代物质匮乏，娱乐尤少，烧钱之事无非穿衣吃饭，娶亲养妓，其贪钱贪物易于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而当今，烧钱之处多矣，烧钱之火大矣，物质尚不足以填欲壑，遑论精神享受？今之贪官，一贪动辄上千万，在我们看来，难以想象其钱怎么花，其实在那些高层次的贪官里头，这百万千万还经不起几番折腾的，若以为他们贪了这许多就会罢手，那肯定大错特错了。

12.谁可笑话金花银

明朝的“财政预算法”内有一种名目为金花银的专项预算，是专供皇帝散漫使钱的，名目的立项因由类似于当今的财政备用金。当然两者是大不同的，备用金名义依然姓公，而金花银则名实皆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税，也莫非王财，干吗要单设这金花银呢？虽说所有的财政税收都是皇家的私囊，但毕竟不能单由皇帝独占独享。他要猛士守四方，得安排军事预算；他要干部佐天下，也得支付行政成本。皇家事业，细分之，不止千万种，到处都是“要钱才能做事”的，“各部门的干部”也都是。多给钱多办事，少给钱少办事，给多少钱办多少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皇家税收，也是一种“公共财政”。从理论上讲，皇帝要用钱是可以“自己用钱自己划”的，但每次用钱都要走“立项、考察、批字”的程序，麻烦得很，不如在预算中设立“皇帝基金”来得爽。所以，明朝立了一条祖制，国库每年须安排专项资金供皇帝私用，号称金花银，基数是100万两，每年按比例递增。100万两银看起来并不多，却是400万石米，而且其他各类皇帝私用的东西，如车子房子之类支出，阉竖丫鬟之类开支，皇后妃子之类开销等等，另有预算，不在金花银使用之列。这笔钱专供皇帝吃喝玩乐，数目也是吓人的。

这个金花银，在天下承平国库充盈之际，也许算不上什么事，皇上大手大脚带头消费，也能以消费促进生产，带动很多事业发展的嘛！但在天下饥饿、社稷动摇之时，应当压缩这笔非生产性开支。因为家国是皮，金花银是毛，先要有皮存，才能有毛附，如果皮都没有了，那只能是“一地鸡毛”了。要使金花银久有，先要使家天下久安。家天下是本上之本，金花银是末上之末，要爱金花银先得爱家天下，要保金花银也先得保家天下。这道理实在太浅了，但怪哉的是，明朝有几个“一把手”一点也不明白。史上不爱江山爱美人者多矣，但皇帝当守财奴，不保江山却要死保几个小钱的则很罕见，明神宗父子就是这类“稀货”。

万历四十四年，建立了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已觊觎明朝江山很久了，举兵攻打辽东，那边渔阳鼙鼓动地来，这边却缺粮缺饷，无力作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没有粮草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明神宗每日依然饮酒，“每酒必醉，每醉必怒”。前方将官三番五次向其告急，请求增拨军饷，而明神宗自始至终不给回音。军情紧迫，国库空空，主管财政的户部官员只好先斩后奏，也算是违反“预算法”吧，挪用了5万两金花银替辽东战事救火。不料，人家要他江山他不理，人家要他的金花银就好像要了他的命根子。这个十数年深居深宫不问朝政不批公文的明神宗对此反应甚快，立刻下诏痛责户部和兵部：“今将金花银两，未经提请明白，擅自借用，是何体制？”上纲上线，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尔来各官不遵国宪，肆意要挟，好生欺玩，堂上官姑且不究，该司官且罚俸一年，以后如再仍前逭者，查治不宥。”不惜江山这个真正命根子，而死也不准谁动他“游玩娱乐资金”的一根毛。

如果说努尔哈赤初扰辽东是秋风起于草木，让鼠目寸光的明神宗看不到掘墓人掘墓来了，但其子朱常洛上任后，形势十分危急，是完全看得到末日临头的。朱常洛即位不久，天下大饥，民不聊生，民怨蜂起，李自成的反旗猎猎作响，辽东战事频频告急。斯时国库告空，无银可支，各“部门”都压缩银根，唯有这个金花银增势强劲。见此，有大臣名周瑞者建议：停拨金花银，以赈灾济边。此本是耿耿忠心为明图，朱常洛一听这话却火冒三丈，对周氏打领导主意的提法大动肝火：“此银两原系祖制进内，周瑞擅请停用，为大不敬。本当廷杖，念即位之初，姑从轻，降一级调用。”宁失江山不失财，朱常洛更有乃父之风！惜乎23年后，清军打进了北京城，朱氏皇朝保不住了，不知他们到哪里去弄“金花银”的财政预算了。明之掘墓人在明宫中见到了大量白花花、金灿灿的银锭，每锭重达三四百两。站在这堆神宗父子舍不得作军饷的金花银面前，掘墓者清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嘲之曰：“明宫蓄如许物，奈何数称饷绌耶？”

历史往往是重复的。猴子笑话兔子没尾巴，不知猴子尾巴比兔子也长不了多少。不愿将金花银作军饷的明朝被当做了笑话，不料，清朝也被后人笑话了。清末的慈禧太后不但不肯捐出金花银作军饷，反而将大笔建设海军的军饷挪用，做她盛况空前的六十大寿，结果也把皇朝玩完了，金花银自然更没得玩了。在金花银这事上，慈禧太后的老祖宗曾笑话过明神宗父子，不知道其老祖宗看到慈禧太后之后，还能笑话否？

13.向北宋人民学习

“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这是北宋奸臣兼贪官蔡京“伸手被捉”后写的“我的沉痛反思”的“检讨书”，“检讨书”虽然“很不深刻”，还在那里念念不忘荣华富贵，但是在皇帝那一把手那里，已是过了“思想关”。皇恩浩荡，没判蔡京死刑，只是判了一个类似“死缓”的流刑，发配到岭南韶关去“劳动改造”。

但是蔡京刚走一半的路程，就在长沙被百姓判了“死刑”。王明清《挥尘后录》中记载了蔡京之死：“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遂穷饿而死。”

蔡京穷饿而死？不，不是穷死的，是饿死的。

蔡京被流放，开始时还是很讲“高级干部”派头的，身边还带着三个女人。他把平日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装了满满一大船，在蔡京看来，钱能通神，没有了权，只要有钱，什么事摆不平？贪官们的思想都是“相通的”，在有权之时肆无忌惮地弄钱，为的就是退下来后依然可以过着幸福的日子，有阿堵物做底，判刑也算不上什么！大概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蔡京被流放了，还想过着妻妾成群的生活。但是他想错了，他低估了北宋人民的“反腐觉悟”。北宋人民个个都需要钱，与蔡京相比，北宋人民更需要钱，但是个个都不要那腐败的“臭钱”。都说商人唯利是图，都说商人见利忘义，但是北宋的商人取义弃利，以其在金钱面前毫不动心的态度树立了可堪一记的形象。听说是蔡京来了，开旅社的不给他“开房”，开饭店的不给他“开餐”，开小商品百货店的也不卖他一块饼干、一听罐头，开再高的价也不卖。从开封到长沙，“三千里外无家”。三千里的路上，蔡京很难买到一口饭、一盘菜、一杯茶。到长沙，无处安歇，只能住到城南的一座破庙里，病困交加，饥寒交迫，饿死了。

到了被“双规”之后，甚至到了被判刑之后，蔡京依然还可船装金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是如此巨大，可是居然没有被判死刑。也许北宋的理论家是如此“理论”的：蔡京所贪数额虽然巨大，但他没有造成直接损失，所以情节不算严重。是的是的，腐败亡国，也肯定不是腐败分子直接亡的国。在这些理论家看来，也许蔡京之死，老百姓罪不可赦。他是老百姓害死的，北宋的老百姓不讲“人道”哪！怎么能让人活活饿死？然而，你也不能把老百姓怎么样，没谁直接把蔡京杀头啊！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力量；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反腐倡廉的真正力量。北宋人民在反腐败里的表现，或许让我们看到了体制外的反腐败力量，只有全民形成反腐意识，全民形成反腐氛围，才能让腐败分子胆寒，让腐败分子真正忏悔。事实上，蔡京以前对此一直没有“深刻认识”，到了长沙，即将饿死，他才真正自省：“京失人心，何至于此。”如果我们对腐败分子，像北宋人民一样，同仇敌忾，像打过街老鼠一样，那么腐败分子便无法生存，或许当有所收敛。

有人说，人人恨腐败，但能够腐败个个都腐败，腐败有利益啊，所以才有所谓利益共同体。这么说来，是不是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反腐败？北宋人民给我们做了响亮的回答：不！腐败给你分一杯粥，你要不要？我们北宋人民不要。如是，我们应当向北宋人民学习，腐败得来的钱，出价再高给钱再多，我们都不要！

14.非银信时代的贪官会计问题

非银信时代，有钱真的什么都成问题。比如说严嵩吧，一坨一坨的黄金、一堆一堆的白银堆积如山，总不能摆在大街上啊，严嵩在京都、在老家挖的“地下金库”都有好几处，这无疑增加了“理财成本”。要是现在多好，“数字化处理”一下，化做几张卡，随便往旮旯里一塞，神鬼莫测，谁都寻不到。历史书上，贪官与清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贪官是九个指头，清官是一个指头，可谓是贪官如云。从技术层面来讲，黄金白银无法“数字化处理”肯定是一大原因。那么多的黄金白银摆在那里，总容易被暴露、被发现。现在能够“数字化”了，所以贪官暴露的几率就少多了。

非银信时代的会计本来不太重要，特别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根本就不需要。今天挖了一担红薯，明后天就吃完了，不需要记账的。借地主三斗米，借邻居半升粮，陈芝麻烂谷子就那么几个数字，用脑瓜子记一下就足够了，况且地主家自有记账，邻居家比你记得更牢。但会计问题对于有钱人家特别是贪官们来说，关系到贪污的“安全系数”问题。危险首先来自于“会计问题”。此话怎讲？比如甲送了你黄金百两，你必须记得给予回报，或者给他顶官帽，或者给他办个执照，或者要把他那只踏进牢房的前脚救出来。如果人家给了你黄金，而你不记得，那不干起仗来？这等于到超市，顾客已经付了款，店家却不给货物，要么会发生“治安纠纷”，要么会发生“刑事案件”，总之，人家不会善罢甘休。一拨一拨的人排着队伍送的黄金、白银，送的古董、字画……谁是天才，能够不差分毫都记在脑瓜里？那么多人“送礼”，得一一记着，好给人家“还礼”。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必须记好账。

会计是门学问。比如怎么记账就需要动脑筋了，从财政里提了一大笔钱去澳门赌一把，剩下个人空手回来，如何入账？得靠会计“转圜”。甲送来金樽一座，乙送来轿车一辆，丙送来钞票一麻袋，不能就这么记账啊，万一抄了家，这么明明白白哪行？最少要给办案增加点难度嘛。和珅是这么记的：甲，笔一枝；乙，墨一盒；丙，宣纸一扎。墨是什么，笔是什么，宣纸是什么？只有和大人知道。这墨啊笔啊宣纸啊，只是违点纪，够不上违法吧，况且这是“雅好”，当发扬才是。所以和大人在犯事之后敢一股脑把自家账簿呈“纪检检察”审核，并自供云：“奴才家资金银财产，现奉查抄，可以查得来。至银子约有数十万，一时记不清数目。”把原始账目一看，确实是这样的啊。只是这时的和大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犯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大傻，他在自己的“自供状”后面画蛇添足写了一笔：“实无千两一锭的元宝，亦无笔一枝、墨一盒的暗号。”再查，到处是笔一枝、墨一盒啊。皇上就问：不就练个书法吗，哪里要那么多可以供写千年的笔墨纸砚？

跟嘉庆一样傻问的还有明朝孝宗皇帝。给孝宗皇帝当“生活秘书”的太监李广，此公利用在领导身边的“职务之便”，在“专盐利巨万”的“官倒”之余，还大肆受贿，“四方争纳贿赂”。一个“四方”，一个“争纳”，就迫使李太监不能不建立“会计制度”，那么多人送钱，送那么多的钱，当然不可以是一笔“糊涂账”。李太监是这么记的：A尚书，黄米百石；B御史，白米千石；C巡抚，黄精一干；D断事司，白蜡一方。孝宗皇帝看不懂，扳着指头加减乘除，日进黄米白米千百石，月进黄米白米千万石。于是他就惊呼道：“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在孝宗皇帝看来，黄金万两，日食三餐，广厦千间，夜眠八尺，天天进那么多的“黄米白米”，肚子哪里装得下？看到孝宗皇帝真是不懂，下边的人就给皇上上了一堂“会计课”：“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黄精即黄金，白蜡即白银。”“凡有干谒者，云馈一干，即一千之谓；云一方，即一万之谓。”

15.口碑是个风碑

都说众口铄金，口水能够淹死人，但好像再多的口水也淹死不了官场上的伪君子。

老百姓的期望其实不高，对于那些大肆贪污而且人人皆知却没有被查出来的贪官，只是要求他别那样虚伪透顶，别那么让人反胃作呕。下午还在会上通过麦克风大喊特喊“坚决反对跑官要官”，晚上就收了跑官要官者上百万的钱财。

“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活着总要留个好“口风”嘛，但这些贪官污吏横竖不顾，台上反腐报告照念，报上反腐文章照写，而床上腐臭的事情照干，手上铜臭的东西照拿。对此，我原先一直不太理解，名利双收，名在利前，哪里如此不要脸呢？我读了清朝官场大官兼学术大家王鸣盛的高论后才知道，其实这些家伙是利也要，名也要，而且要的是切近的利与千古的名，能够要到这样的名利，其途径就是“台上拍着桌面骂腐败，台下钻入桌底搞腐败”。

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江苏嘉定人（今上海），乾隆时期的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以光禄寺卿“光荣退休”，没出事，爽。其生而敏慧，四岁的时候，就能够“日识数百字，年十二，为四书文，才气浩瀚，已有名家风度”。天纵了其才，自然就是一方面给了他能够大贪特贪的搞贪污资格，一方面也给了大唱特唱的唱高调资质。这人贪名与文名齐飞，他在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前，曾经当过好几年的“民办教师”——一个大富之家的家庭塾师。这个大富之家，朱漆红门，富丽无比；楼堂馆所，富贵逼人，让这个王鸣盛羡慕流涎。据说，他每天早晨从自家来到这“豪门”，“必双手作搂物状”，天天如此，几年一贯如此，有人不解，这是为何？王鸣盛也不瞒人，心直口快地说：“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

这个对金钱财气爱得如此肆无忌惮的人，到了官场，会是个什么好货色吗？真个是大钱大贪，小钱小贪，有贪尽贪，无所不贪。但是这个彻头彻尾的贪官，做起“纪检工作”的报告来，做起“廉政方面”的文章来却是义愤填膺、唾沫四飞，比谁都正直，比谁都慷慨，比谁都大义凛然……对此，有人当面质问他：“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这个王鸣盛如何回答呢？想起来这个王某也算是个“真流氓”的，他坦荡荡、笑哈哈地说：“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章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所以王某“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

孔子是“述而不作”，好像是只讲“口碑”的，但是，如果没人将孔子之“口述”形诸文字，他会成为中国的一座“丰碑”吗？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立，都得通过立言才能立得起来，其他的“立”可在当时“立”一下，要永“立”不朽，恐怕难。在王鸣盛看来，口碑是个什么碑？不是丰碑，只是风碑。口碑者，口风而已，将碑勒刻在“风”上，一瞬间也就随风而逝了，到哪儿去“捕风捉影”？没谁能够捕到风，没谁能捉到影！“贪鄙不过一时之嘲”，我口碑很差，无所谓的啦，一者，咱这官五年一届，三年一换，你爱吐口水你就吐吧，袋子装满了我就走人；二者，好话三天，丑话三天，三天过了，则进入历史，历史不能“空口无凭”的啦，历史只看“文物文献”的啦。我把我的“反腐败报告”做得铿锵有力，我把我的“反腐败文章”做得气贯长虹，后来人谁去听“口风”，到哪里去听“口风”？只是翻文字档案嘛，只是读纸上文章嘛。看我的报告，读我的文章：呀，这里有个好官呀。自然是“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

正因为贪官有这种“不顾一时之物议，要立千秋之伟名”的“理想”，所以，他们搞腐败还是照样搞，反腐败还是照样反，唱高调还是照样要唱。你觉得这样的“分裂人格”太无耻、这样的“两重人格”太恶心，那你耻笑吧，那你就恶心吧，他那头是：揪出来固然成为笑柄，没揪出来则永远成为丰碑。而且他觉得他成为丰碑的几率肯定是大大大于成为笑柄的几率的，所以他就厚一时脸皮，谋千秋“英名”。

16.纪检封口费

权力，只要是权力，不管是什么权力，只要敢于运用、善于运用，就都可成为权利，也就是说，权力都可以变现为权利。过去读书的时候，该用权利的时候我写成了权力，该用权力的时候，我弄成了权利，老师给我打了一把红叉，那红叉很大。那时，我是很服老师的，但现在，如果老师还这样给我打叉的话，我就会给他打一个反叉。权力与权利可以通假嘛。

有正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有正大红叉，就有反大红叉；有正权力，就有反权力。世界总是这样，阴阳从不两隔，阴阳总是两通。比如说吧，用人权、人事权、财政权、行政权等等，这些都是正权力，但必须设计一种反权力，这就是纪律检查权、作风监察权、民主监督权等等，这些都是反权力。专与权力作对，想来死路一条，确实也多是死路，死在这条路上的人，也是漂起了历史之橹的。青史册上，隔一页两页，就有反权力者的骸骨触目惊心地、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

世界是辩证的，正权力是权力，反权力也是权力，只要是权力，都可以在脖子上绾结一条“金利来”，正反权力都是一条“金项链”或者“银项链”。

1909年的《神州日报》上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员御史大人，只见他老人家左手一只笔，右手一只笔，左手写的是价格：“收到规元5000两”，右手写的是弹章：“弹劾某某书”。这漫画的意思是，这份弹劾书价值五千两银子，如果被弹劾者对这位御史大人的钱给足了，那么这份奏章就不是上了，要上也是上天言好事去；如果不给，或者不给足，那么，你就骑驴看唱本，等着瞧吧。

据说，这幅漫画跟袁世凯同志有点瓜葛。袁氏那时候还没当皇帝，不但没当皇帝，相反，还受皇帝的管制。那年他50大寿，风头正旺，大大地操办了一场大宴席，没想到御史赵春霖给他参了一本。慈禧太后把他喊到金銮殿里臭骂了一顿，老袁吓了一大跳，他谢罪出宫时还摔了一跤，老袁于是觉得反权力也不可小觑。如何把反权力再策反过来呢？老袁想我们煤矿老板百把年想出封口费这一招。御史不就是言官么，言官不就是嘴巴官么？把这些官的嘴巴封上，一般有三种办法：一种是如皇帝，一把刀架脖子上，连脑袋连嘴巴一并割下，“找狗吃了”，这办法解决得最为彻底，但这时候的袁世凯还不是皇帝，他还没资格运用这法子；二是如凤辣子，往焦大嘴巴里塞一团马粪，但袁世凯这招也用不上，凤辣子这招是对付自家奴才的，御史显然不是老袁的家仆；三是如煤矿老板，给一笔银子，则万事大吉。袁世凯运用的是第三种办法，效果还真不错。

其实，封口费的首创权，既不是煤矿老板，也不是袁世凯，到底是谁？估计难考，但至少在道光年间，就已经风行天下了。当时不叫封口费，而是叫做卖奏费，大凡官员犯了渎职罪、贪腐案以及作风问题，侦知御史言官等纪检委员监察委员准备给他整理材料了，就赶紧到银行里取出一笔或者匿名或者化名或者以亲属名义而存下的存款，送到御史与言官家里去，买下他们的沉默权。沉默真的是金啊！沉默值多少金？这不能一概而论，一看言官的嘴巴与胃口，嘴巴一直大的，胃口渐渐大的，那就多值几金；二看犯案轻重，轻者自然低一些，重者肯定高许多，但大体上还是有个范围的。法律处以罚金，都有1万到10万不等的空间，卖奏费自然也有个自由裁量，大致区域是数十金到数千金。几十金看来比较低，但再低，新闻封口费与比新闻发表而得到的稿费绝对要高许多倍的。

言官与御史耍的是嘴皮子与笔杆子，历来都是比较尴尬的，称得上是个危险工种（这还得区分体制外与体制内，体制外耍嘴皮子与笔杆子，危险系数几近九成九，体制内的，危险程度要低）。朱元璋是特别重视体制内这一工种的，虽然给这一工作的级别安排远不如当下，在中央那一级，老朱一般都是给做七品官安排，多么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啊！但老朱很聪明，聪明就聪明在，一者给其低级别，使他们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干得好，干三五几年，老朱大都是给他们升一级，空降地方去做要员，所以他们的劲头就十足。要是级别本来很高，他们哪有干劲？二是给了他们特殊的权力，言官不加诛，言官直接对皇上负责，不受其他人监督，有这两条，那权力也相当了得了。

看来，监察与监督历来都是有些法外特权的。体制内的监督虽然有时有虚设之讥，但如果他要做棍子来使的时候，打起人来也是伤筋动骨的。特别是这种权力设置，几乎都是只有他监督别人，而没人可以监督他。在清代，被查出的贪污、渎职、行贿受贿等案子也常有所闻，但几乎都是正权力惹的祸，而那些封口费与卖奏费等纪检监察等反权力的腐败案，虽然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但被处理的几无所闻。所以，卖奏费就大行其道，这样，正权力与反权力狼狈成奸，形成了腐败与反腐败的“双赢”局面。腐败与反腐败都“奋斗”在同一条腐败的战壕里，成为生死相依、利益均沾的战友，结伙奋挖大清王朝的墙脚。

正因真记者可以轻松获得封口费，所以催生了许多假记者也去弄封口费，也正因体制内监督不受监督而可以比较安全地获取卖奏费，所以也催生了许多体制外的监督去弄取卖奏费。士大夫最是忧谗畏讥，太监恰恰在领导身边，最善谗讥，所以许多官员还得给编外纪检的太监封口费。这里且说个侧面封口费的逸事吧。

清朝太监有个开骂权，常常骂进殿官员是“混账王八蛋”。当领导的却挨太监骂，耻辱啊！为了不挨骂，那得给太监封口费，价格是一字一百两，清末翰林刘廷荣将挨骂了，赶紧取款，但款不够，只筹集了300两，结果被挨骂了两个字——“混账”，后面“王八蛋”三个字，太监没骂出口，因为被那300两给“封”了。这情形，跟罪级打折、跟弹劾打折是相同的：给足了买罪费，有罪就没罪。买罪费打了折，那么刑罪也打折，实刑给判缓刑。给足了封口费，应该弹劾就不弹劾了。封口费打了折，那么应重弹劾的，轻描淡写、敷衍着弹劾算了。

17.无雅只有贿

晚清的端方根正苗红，是满洲正白旗人，得益于出身好、血统纯，其位爬得高，升得快，由工部主事官至陆军部尚书、直隶总督，再任南北洋大臣。这个人从政简历无甚可奇，官里为官，学里为学，没啥稀奇的。可奇的是他还是个学者型领导，在官界他是学者，在学界他是官人，人物辞典里称他：“精金石学，收藏甚富，有《陶斋金石记》。”

端方收藏确实甚富，有佳话流传：他那京城里的侯门深院，墙头四壁都竖满了奇石异碑，有唐石，有汉碑，清朝的文物可能有一小半堆在他家里头了。“入其中者，阴森欲绝”。其中有宋代一块巨石，立于中庭，“黝黑，高与檐齐，颇类屏风”。有位太史曾经造访，献言说，“不揣谫陋，愿留一额”。端方以为这位太史准备来拍马屁了，“甚喜”，马上准备纸笔叫太史题词，太史说了，可以题四字“邱墓之间”。

家里藏着那么多的汉碑唐石，其实是满屋子的检举信。赝品也好，真品也好，这么多的石头都是烧钱的货，靠工资单上那几个钱，哪能把如许金石搬到家来？但端方把这些东西搬到家来了，不但没成为检举信，反而成了他的贴金箔，时人与后人给他送了一顶学者的帽子、儒雅的领带，虽然胸脯以下是满身的铜臭，而其大头像确是蛮像样的了。不仅他自己“好滑稽，自称名士”，他人也称其是什么什么家了。

雅官与俗官，有甚区别？区别是有的。望文生义，一雅一俗嘛，字面区别之下面，其实还有更大的区别，那就是受贿的方式大不同，受贿时刻的脸色大不同。向俗官行贿，干脆得很，一手掏钱，一手交钱，则贸易成功；向雅官行贿，可不能这么实打实、现对现。人家很讲清誉的，他那里是有牌坊的，“你这是干什么？你把我当什么人？”含愠带怒，让你显得无比低下，从而把他衬托得无比高尚。端方对走夜路到他家的人，就特别喜欢来这一句，算是口头禅。端方初任江苏巡抚，来拜码头的，如鱼贯如虾列，如蚂蚁搬家成线，如老鼠出洞成排。这其实没什么稀奇的，领导初到一地，谁不想在领导面前争取到第一排露脸，争取当第一个心腹？可是初到端方家来行贿者，一开始被他那满堂正气镇住了：“你给我行贿来了是不是？那好，全部给我送纪检会去。”端方那时的纪检会是公堂，所以他把所有贿物一并给收了，全部送到公堂里，“凡属吏入谒时，欲市官声，应馈门包，概令和盘托出，改作留用”。

这真把人给镇住了，把礼品礼物都摆放在公堂里，行贿者不尴尬死了？一传十，十传百，清官之声誉日炽。以后的人呢，往他家里“汇报工作”都不带东西了，可是很多人发现，只带一副空脚板与一张空嘴巴到端方家去的情形更难堪，“凡不纳包苴者，对之有怒色”。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往别人家里去，第一桩事情是看主人的脸色，主人看你进门就满脸怒气，好受么？那些带包苴入屋者，虽然挨骂，挨的是“你这个小鬼啊”似的骂，骂里头全是爱怜；包苴被送到公堂（这包苴只是祭神的牺牲，祭了之后全可由祭者受用了的）也很难堪，但通过你的受辱给领导长了脸，也算是物质与精神双行贿了。没带包苴者挨骂，那可不是似嗔模样了，是发真脾气了。从箱里拿贿款难，向领导去行贿更难，向端方这种学者型兼儒雅型的领导行贿难上加难。可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官吏都是人精，都非常聪明的，想出个好法子，“于是属吏皆具两分门包”，带两份礼品去，一份扁瘪瘪的，去给领导长脸色，由端方送到公堂里去；一份胀鼓鼓的，去给领导充宦囊。

给这些雅官行贿，比给俗官行贿得多转一道弯，也就是说不但要有票子，而且得有脑子，这是就行贿的方式而言的。其实，在行贿的内容上，也与俗官不同，给俗官行贿非常简单省事，一个红包搞定。给雅官呢？不同了，要送书法，要送陶罐，要送唐砖汉瓦，要送《清明上河图》……端方是金石学家，所以要多送金石之类的古董。《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卷七）》云：“晚清各疆场贪墨之法，有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纯以白银交易差缺，间接则以书画古玩珠宝交易，端方在两江即纯用间接手段，攫取赃物也。”端方看到下属家有存物，就要“借去一览”，那借是什么借呢？老虎借猪。端方接见下面来汇报工作的官吏，末了，总要问一句，你那有甚好文物否？带我去欣赏欣赏？下属欣然会意；碰到那些来批办项目的老板，他总要带老板来参观他的博物馆，让这些人精们心领神会……

你以为端方真的懂什么金石么？“其实，端于此道盲人瞎马，唯二三幕宾之言而听”，这些幕宾懂么？“而幕友中如沈幼彦、王孝禹辈亦非于此中三昧”。所以端方家里所垂挂的书画、所堆放的金石，“砂石并下，赝鼎鱼目”，书画品虽多，“端知慕名而已，而某家如何落笔，成何派头……均属茫然”。

官家啥都不懂，却要装出一副行家的模样，而且要著书立说，所为者何？机关在这里，“又于藩署旁开一古玩店，中所列皆端家私物。某价若干，标明物上”。这样呢，买者豪气冲天，一分价也不还，买下，送往端家。然后，端家又把这文物放到古玩店里去再由人买。再放再买，再买再放，循环往复，无限循环。这种买卖，要甚文物？石头就可以了。

端方常对人说其谋贿避罪之道，“差可卖，缺不可卖，则朝廷不能察其罪而加罪于我”。夫子自道，一语破了机关。时人做了一副嵌名联，戳穿了这位学者型领导行为既不端人品更不方的真面目，上联是：卖差卖缺卖厘金，端人不若是也；下联是：买书买画买古董，方子何其多乎。

18.吕主事的贪道

贪官的钱好比牌桌的数，财产总是不明焉。牌桌上，输的说输了蛮多，赢的说赢得很少，都是对不起数的；行贿的说行了很多，受贿的说没得那么多，也是对不起数的。赌与贪都是一个样么？也不一定。赌输的，把数字夸大，博得可怜；赌赢的，将数目缩小，轻招妒恨；行贿的，确实是那么多，受贿的也常常只是实得那个数，那么其他钱哪儿去了？打点去了也。

明朝小说《醉醒石》里有个人物叫吕主事，本是个乡绅。他当乡绅那地痞地霸时节用的是恶贪法，“拿着强盗，是他生意到了，遇到土豪，是他诈钱桩儿，替他追债负，不顾百姓遭殃”。总之是贪得很，贪得不吐骨头。这等贪法实不得法，招致人人恨，个个骂。后来“用了千金，讨得个仪真知县”，在官场里一经历练，解放了贪思，更新了贪念，运用的是善贪之法，变得会贪，能贪。虽然还是不顾百姓遭殃，但在百姓之外的人群层面，已是博得好人缘，上级对他频颔首，同僚对他笑嘻嘻，下属对他敬如爹。其实，他也没什么高招，说白了也无甚可奇，无非是：个人吃了烂肚肠，大家吃了喷喷香。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贪有个定例，那就是七三开，自己得七，其他三份，与人分成。“三分结识人，七分收入己。上台礼仪不缺，京中书帕不少”。贪来的钱，很多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行贿与受贿，只是送者与受者之间点对点，这样的钱本来可以一兜兜了，用不着分成的，但吕主事却不全得，都与人分一杯羹。那些房地产开发、楼堂馆所建设、高速公路项目等等重点工程，一个人贪污不了，得团结合作，更要注意见者有份。

这个七三开，吕主事也是有比较科学的分配方案的，这方案的主要原则是：大官大得，同级小得，小吏也有得。大体上是，上面占1.5个点，同僚占1个点，下面书吏、会计、出纳、在办公室专门守电话的，也占0.5。“捞得两只肥鸡，母的宰了，公的送爷报晓”。既打点直接领导，管他的那一级，又打点京中大官，管他上级的上级。在处理这三分上，吕主事用的方式是不同的，上级与同僚用的是现金，用书帕包了直接送去。对那些书吏之类不是官的官，他不用票子，而是时不时请一回客，不去馆子请，不公款签单，而是把大家喊到家里来吃一顿，联络联络感情，加深加深友谊，还时不时每人给包烟给瓶酒给袋土特产什么的带回去。这么一操作，自己得了最大一头，虽然上上下下合起来还没他一半的一半，但是，赢得了满堂喝彩。上级赞他会办事，主政有方；同僚称他工作有魄力，没有比与吕县长合作共事更愉快的了；下面的人尤其感恩戴德，歌颂他是天下第一好领导。

出干部，有三种出法，一是领导出干部，上面领导喜欢你，你自然就可以出干部了；二是团结出干部，同僚间不扯皮、不拆台，你自然也就可以出干部了；三是群众基础出干部，群众（这里的所谓群众是狭义上的群众，从目前来讲，专指有投票权的、上面来考察时要找他谈话的那群人）反映好，不切齿骂，你自然也就可以出干部了。这三种出干部法里，其法力是依次递减的，递减幅度是直线下降的。领导出干部，这法子法力无边，到群众出干部，已是法力若有若无。吕主事的三分分配法是三种方法都运用，三管齐下，一路高飙。三管虽然齐下，他当然得讲究轻重主次，谁多送谁少送，他是完全依照这种法力递减规律来安排的，所以是最科学、最经济，也是最有效果的。所以这个吕主事从一个连公务员资格都没有的乡绅一跃为县长，再一跃当上了京官，解决职级待遇后，到了最有油水的税务局当大官去了。

盗有道，贪亦有道。做贼，是下三烂的勾当，但什么可盗，什么不可盗；盗到了手，踩点侦探的，通风报信的，站岗放哨的，指挥挂帅的，执行操作的，如何分配？这都是有规矩、有规则的。而做贪，是上层建筑的高智力活动，当然更有理论，更得有道与术。

贪腐是一个长链条，贪前、贪中、贪后，哪一环节都不能出问题。许多贪官给自己约法三章：事情办不成的不要，嘴风不紧的不要；现金的不要，要古董；在职时不要，退休后要当顾问。他们给自己定下规矩，或者是三要三不要，或者是四收四不收，或者是五贪五不贪，有章法有原则，很讲道义的。这些原则与道义在贪前与贪中这两个链条里遵守着。吕主事贪前贪中怎么搞的，不清楚，他给我们提供的道术，是贪腐后的善后工作原则。有些初事贪腐者，往往懂得贪前贪中之规则，贪后呢，穷吃恶吃，悉数通吃，吃到自己肚子里，一分钱也不再吐出。所以上面要抓，同僚要拱，下面要举报，自己还没怎么贪出味道来就已被揪了出来。那叫傻贪、蠢贪，这样的贪法，贪了一回，难得二回。吕主事的贪道，贪口大的，吐口小的，与人方便，才是自己方便。如此贪法，才有可能一贪二贪，三贪四贪，才可以贪到“以公家的钱买公家的权，再以公家的权弄公家的钱”之高境界里去。

为什么会边腐边升？为什么能够小贪会变大贪？因为他懂贪术，有贪道也，所以才如此贪滚贪、利滚利、官滚官、权滚权，一路圆圆地快滚。这么一路滚，为什么又不滚蛋呢？很简单，他已经滚成了钢球铁蛋，滚成了官场琉璃蛋也。

19.一个鸡蛋叹三叹

政府采购价也许都是贵的，从古到今好像莫不如此。譬如一个鸡蛋，光绪年间的市场价格是，一文钱可买三四个鸡蛋；而政府采购呢，却是价达30两一个。有好事者按照购买力计算了，光绪年间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170元人民币，也就是6000元才能买个鸡蛋，这不吓死人吗？但是，东西再贵皇帝也要吃啊，也吃得起，这好比说，五六十元一包的烟，某些领导一天也要抽两三包的，五六百元一瓶的酒，某些领导一餐也要喝半瓶一瓶的。只要是政府埋单，没有什么吃不起的。

光绪皇帝消费观念也许挺先进，他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才有派嘛。鸡蛋当然也有营养，但胆固醇挺高，多吃有害健康，但因为鸡蛋贵，所以再有害也要吃。光绪皇帝“日必食鸡子四枚”。四枚鸡蛋的政府采购价是多少呢？“御膳房开价至三十四两”。这价格当然是单价。每天单是吃鸡蛋，光绪皇帝耗费纳税人的税收就是20000来元。这么贵，光绪皇帝心里就喜滋滋的，这样高消费的，天下有几？就他一个嘛。所以，他有一次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手里高举一只鸡蛋问他的老师翁同龢：“此种贵物，师傅亦尝食否？”让领导永远保持一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是臣子的天职，所以这个翁同龢就回答说：“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则不敢也。”（《南亭笔记》卷11）

鸡蛋一入政府采购，何其贵也；天下都知道谷贱麦贱鸡蛋贱，凡是农产品都贱，何以领导不知也？战国时期的邹忌就已经懂得了“王之蔽甚矣”，历经数千年依然如此，政治之疾何其久也。

一个鸡蛋可以引发无数叹惋，鄙人不才，只有三叹。

一叹者，欺君之罪，素为死罪，然而欺君者何多也，他们活得多么欢蹦乱跳！把欺君定罪，一定则定为死罪，想起来也不单是维护皇帝的“僧面佛面”吧。

街头牛二都不容许有人骗他，何况皇帝？你骗起皇帝来了？杀！皇帝的面子自然也是要紧，但，这里还有国策大问题的。皇帝是常常要出国策来治国的，所有的国策出台，都必须源自真实，下面若是把情况乱报一气，那不害死人吗？亩产百来斤，放出卫星是百万斤，天下就会遭殃啊。所以，把欺君定为死罪，既关皇帝那块脸皮，更关百姓生死大事，自有其合理之处的。然而，历朝都把欺君定为不可赦免的死罪，可是文武百官常常犯此大罪，却是一点事情也没有。一个鸡蛋，不足一文，却大家都齐心协力欺骗皇帝老子，不是什么罪也没有么？村骗乡，乡骗县……这骗不是没有法律管，统计都是立了法的，可是，谁以骗而定过罪，入过狱，吃过子弹？

二叹者，万千愚氓群众，千万社会精英，却无一个说真话的么？皇帝赤身裸体，穿行于街市，无数人都捧，可是终究有一个小孩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光绪吃的明明是“臭鸡蛋”，却人人都说他是吃“高丽参”，没一人给个真话。光绪问翁同龢吃不吃鸡蛋的时候，旁边还有许多人的，那些人都捏着一把汗，生怕翁同龢说出了鸡蛋的真实价格。而翁同龢对着皇帝说假话后，这些以国家栋梁社会精英自命者个个都竖起大拇指，向老翁同志夸奖：“闻者咸服其善于辞令。”翁同龢是个“软骨头”，《凌霄一士随笔·卷六》中说他是天天在家里练三跪六拜九叩头的功夫的。他把跪拜之礼当体操锻炼身体，但他是帝王师，职业使他很有“傲骨”的，一般人不跪，跪的不是一般人，男儿膝下有黄金，要跪只跪一把手。“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则拂然，常入报帝。”（《四朝佚闻》）你跟我闹别扭，敢与我持“不同意见”，我到皇帝那里告状去，看你吃不了兜着走。从这里看这个翁同龢是不怕得罪同志们的，可是一个鸡蛋干吗让他如此显示出一副“奴才相”呢？摆在翁同龢面前的不是一个鸡蛋，而是一块泰山磐石，那就是官场生态。一个“鸡蛋”怎么能够去碰“石头”呢？如果把“政府采购”中的腐败捅了出来，你就是潜规则的死敌，你就是众矢之的，你就没法在官场里混下去了。

三叹者，这改革、那改革，“虽千万人，吾往矣”，然而牵系到官场利益格局，有谁来改革修理？翁同龢比起那个“老不死”的慈禧太后来，算得上是个改革派。他当的是光绪“中心组”讲师团首席讲师，天天在旁边向光绪搞“一家讲坛”，向他灌输改革理论。他引荐了激进改革派的康有为给光绪，配合老康拿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起意再弄个大盛世，总之是信心满满，特想依靠改革来“中兴”一番的。然则，这个翁同龢对官场痼疾却根本就没想到也来改革一下。御膳房采购鸡蛋，把价格弄得惊人的高，翁同龢不知道这里的猫腻么？不知道这里的腐败么？可是这事情事关领导的“切身利益”。“领导利益无小事”，谁敢触犯？掀开这块遮羞布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容易是因为只要翁同龢说一句话，光绪成立专案组什么的，这腐败也许一查就查出来；说难当然也难，因为这里牵涉到既得利益集团。历来的改革都是：造别人的反容易，造自己的反挺难；推进民间利益的改革容易，推进官间利益的改革特难。翁同龢看到了鸡蛋里的大腐败，但他想都没想从这里给清朝末世动手术刀，他之所谓“善于辞令”者，就是善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善于在官场里混身自保，善于替腐败、替官场游戏规则打掩护也。

一个鸡蛋里的腐败都铲除不了，没谁想去铲除，清朝岂能不灭亡？

除腐之难，难于上青天吗？唉！唉！唉！读书人唯有废书，三声长叹。

20.依腐治臣多砸脚

袁世凯称孤道寡，其实，他既不孤也不寡。我们骂袁世凯为独夫民贼，民贼是真的，独夫却未必。他从“落第秀才”高攀到“登天天子”，他也有他的死党，一个篱笆三个桩，他也是有很多“桩”的。老袁的“桩”是怎么打的呢？我们且从一个小故事来看老袁“励志成功”的“心灵鸡汤”吧。

甲午之战，给中国带来了耻辱，却给袁世凯奠定了飞黄腾达的基石。清朝政府决定组建一支现代化的陆军，李鸿章选中了袁世凯。老袁在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那里获悉了一个不二秘诀：要想自己的地位永固，就要有自己的“私家军”。军队说是国家军队，那只是要国家财政供养，其实是要建成自家的家丁军。这亦公亦私的标准是怎样的呢？就是花国家钱，听自己话。换句话说，这支军队除了老袁，谁也无法指挥，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培养死心塌地跟定他的部下。有人讲，清末张之洞本来不在袁世凯之下，但后来的风头远逊，原因就是张氏高傲，从不培养“自己人”，而袁世凯却借“国家财政”与“组织授权”提携“忠诚者”。钱又不要你发，人又归你用，花国家的钱养自己的狗，这等好事不做，真是傻瓜！老袁在这方面是十分精明的。如何培养？老袁自然手段多多，这里且说一件小事：

阮忠枢是李鸿章推荐给袁世凯来训练陆军的，当然是李鸿章的人。此人文章了得，但爱点女色，整日间寻花问柳，在天津勾上了一位名小玉的妓女。老袁听到这事，怒形于色，把阮某喊到办公室来进行“诫勉谈话”：过去军队只知吃喝玩乐，所以毫无战斗力。我们新军就是要一扫过去士风，振我精神。你倒好，到处嫖，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什么仗？说的句句是真理，让阮某好不自在，觉得在老袁这里是混不好了，对老袁敬而畏之，畏且远之。但出乎意料的是，诫勉谈话后仅两天，袁世凯叫阮忠枢跟他一起去天津，东走西绕，来到了一所大院中，只见院中彩灯高挂，喜气冲人，到处贴着红双喜。阮某十分奇怪，问是谁家办喜事，老袁把他推进去，说进去就知道了。进去真的知道了，原来是袁世凯给他办喜事，里头罩红绸子的正是阮某的“二奶”小玉。此时的阮某感动得五体投地，跪地便拜，向袁世凯发誓言说生是袁的人死是袁的鬼了。老袁就彻底收买了一个奴才。原来袁世凯前使大棒后用胡萝卜的诫勉谈话并非出尔反尔、举止失措，而是敲敲打打的权术。

也许这不算什么。在以往，把女子随便送人，不算了不得的事，甚至还是一件可供人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但是袁世凯既然想组建一支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军，他口口声声要以“新作风、新道德、新纪律”建设军队，那么阮某嫖妓的行为是有伤风化的，也是一种腐败。袁世凯把反腐败的调子唱得老高，最后却是亲自操办腐败之事，这其中颇值得玩味。袁世凯把这方式作为笼络与控制人心的手段，不止这一桩事，更典型的是他对付梁士诒。

梁氏自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之后，一直担任他的秘书长。但梁不是一个弱角色，他也是什么权力都想抓到手的人，在“总统府”被人呼为“二总统”。两人因为权力而交恶，后来梁被袁赶走。等到老袁要当皇帝了，感到人手不够，再次想到了梁，然而梁却开始拿大了，不肯与他合作。老袁于是用上他的御人手腕，指使人揭发交通系统的腐败问题，让人把材料送达他那里，于是他“批示严查”。交通系统是梁氏的老窝，他经营多年，老袁一直对梁氏放任自流。他之所以对梁士诒放任自流，有其老谋深算的考虑。这不，现在就派上用场了，他选派了精干人员，深挖梁之老底，交通系统的许多头面人物都牵连到腐败案子里去了，查办的查办，撤职的撤职。一时间交通系统黑云压城、风雨如晦，案子已经查到梁氏头上了，再进一步，梁某就岌岌乎殆哉。到得此时，老袁见好就收手，把梁氏请来，说：这个案子牵连到了你，我已作批示，不再查了。听到这话，梁氏自然是个明白人，从此，他除了老老实实当袁世凯的走狗之外，别无他途。

腐败于野，是臭粪蛋，但于朝，却往往是香饽饽。这里有一个臭味相投的问题，我腐败你不腐败，众人皆浊而你独清，你就是异类，你就难容于官场。你不想靠当官发财，你就会坏了人家的好事，人家当然忌恨你，这是腐败潜规则之一；而腐败之所以大流行，其实还有另一个很好玩的潜规则，那就是依靠腐败来治理人。在很多官僚那里，不怕你腐败，就怕你不腐败。腐败是小辫子，是大把柄，是一条用彩虹织就的长绞索。小辫子不抓时，挂在后脑上摇啊摇、甩啊甩，很潇洒的；把柄不用时，握在手里，想舞就舞，想弄就弄，很惬意的；当彩虹似的长绞索高挂长空，既很美丽又有威力，给人的感觉也实在美好。如果你不腐败，你无把柄与辫子握在人家手里，你就会天不怕地不怕，夜半敲门鬼也不怕。你什么都不怕了，自然也不怕领导，领导的话你敢顶，领导的事你敢说，而且你可能仗着民意，对领导的所作所为胡作非为，你敢揭发乃至斗争，哪个领导会用你？廉洁的人，对于长官有时真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的铜豌豆”。海瑞敢于抬一口棺材上金銮殿，连皇帝都怕。皇帝不敢把他放在京城就职，而是把他外放，但放到哪里，哪里的上司都不想接。一者怕他坏了当官发财的好事；二者呢，海瑞只服法管，不服官管，这官还当得有什么味？

曾经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私人秘书的吴国桢说：“我们都认为，蒋介石本人从不腐败，但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吴先生的这话与我们过去的历史书是大有出入的。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书里，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腐败家族，蒋家是居首位的，怎么不腐败了呢？也许到蒋介石这么一级领导了，腐败不叫做腐败，而叫做腐朽了，谁说过皇帝老子是腐败分子？不过，仔细一想，吴先生说的也许有一定的根据，比如从蒋介石不包“二奶”，只与宋美龄相厮守的“道德操守”来看，蒋介石也许是个过得硬的人。但既然蒋介石本人不腐败，为什么他容忍腐败并且还喜欢下属腐败呢？吴先生说：“蒋的唯一嗜好就是嗜权，为权，他不择手段。他乐意下属腐败，是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他就会对蒋唯命是从了。为权不择手段，用腐败来控制人也是手段之一，也许还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蒋介石从国父孙中山那里窃取权力，根基很不稳，在军阀割据、群雄并起的时代，有多少人真心服从蒋介石呢？他只好“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以待遇留人”了。所谓“事业”，就是给人升官提爵；所谓“感情”，就是义结金兰，蒋介石是最喜欢拜把子的；所谓“待遇”，就是让他腐败，当官发财去。腐败对腐败者不用说有大大的好处，而对想控制人却无能力控制者来说，让腐败者腐败去，好处也是很大的。他一腐败，听话时，不去管他；不听话了，乖乖，看我来查你办你！有这一个杀手锏，蒋介石“执政能力”确实得到了大力强化，他可以玩弄下属于股掌了。

依靠腐败来控制人，这办法很有效，当然也很有限。这就好比吸毒，吸毒之初，有病的没感觉到病了，没精神的感到有精神了。然则，一般人靠吸毒来提神减疼倒也罢了，这些一般官僚反正不拥有“江山之产权”，毒杀了江山也不是自己的。但袁世凯、蒋介石之流，情况不同啊，居然也靠“吸毒”！难怪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短命皇帝，而蒋介石最后却落得一败涂地，惶惶如丧家犬，逃之夭夭了。除了逃，他还有什么选择？靠放纵腐败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那只能是自毁长城。

21.贪官回头金不换

当秘书那会儿，领导曾经要作反腐工作报告，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从史书里找个贪官变廉官、污吏变清吏的典型，以便给官员们树立一个榜样。我书上网上查找了个遍，还广泛发动群众，叫朋友给我找，结果叫人绝望。要找清廉变贪污的，随手可开出要多长有多长的名单。要找贪污变清廉的呢，难度可比大海淘金。当时我是交了白卷，以为奇迹难寻。没承想，在床上乱翻书，终于发现清朝康熙时节的郭琇即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郭琇人生轨迹有个三部曲，先是饱读圣贤书。书都是好的，书本上的政治都很正确，所有的圣贤书都是叫人治国安邦，都是叫人立德立功立言的。换句话说，都是教育士子学而优则仕后，要做清官廉官好官的。郭琇是靠读书而入仕，读书那会儿也是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的。他在康熙那会儿考上进士，然后分配到江苏吴江当县长，上任之始，还算清廉自守，没过一两年，官场里面的一切潜规则都学了个精熟。要想富，动干部，要想富，搞项目等等，都玩得溜熟。读书时节想做清官，此为其一部曲；当了官后成了贪官污吏，此又是一部曲。然则，他贪着贪着，没贪到至死，碰到了新任浙江巡抚汤斌，他又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做了一个难得的好官。

郭琇后来以直声震中外，他与福建人彭鹏，都以敢摸老虎屁股而闻名，时人将他俩并称“彭郭”。康熙二十六年，郭琇升任监察御史，在其任上仅半年，就“参罢三宰相、两尚书，一阁学”，所谓“直声震天下”。当时有四大名人，一是河督靳辅，一是少詹高士奇，一是都御史王鸿绪，一是编修陈元龙，都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郭琇一一参劾，一一把他们给扳倒，胆量与能量都十分了得。

更精彩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其扳倒康熙重臣明珠。这个明珠炙手可热，权倾朝野，“掌仪天下之政”，是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厉害角色。郭琇刚由县长升为御史就拿明珠开刀来做祭礼，真是大无畏。

据说，郭琇写好弹劾奏章那天，恰好是明珠大寿，家里宾客满堂，高朋满座，郭琇带着检举揭发的材料也去了。“太傅闻其来，则大喜”。搞纪检工作的，都来跟你套关系来了，都来给你送礼来了，专事“捣乱”的如果都变成了“抬轿”的，那当然高兴啊。郭琇对着明太傅只是作揖，并不下拜，几次往袖子里面去摸东西，明珠更是高兴，问道：“侍御亦有诗章相藻饰乎？”意思是说：你给我做了什么祝寿好诗呢？郭琇答道：“非也，弹章耳。”宰相做寿，郭琇却来搅局，搅得周天寒彻。将人家的大好日子变成大悲日子，让贪官污吏日子不好过，郭琇够狠的了。

谁会想到，郭琇曾经与这些贪官墨吏是一丘之貉呢？

郭琇由贪腐脱胎变成清正，全赖汤斌。汤斌以清正廉洁而著名，他自身过硬，对下属亦是严格要求，刚柔并济，颇得上下好评。有人曾问他：“得百姓心易，得僚属心难，公何兼而致之易如也？”汤斌答曰：“吾于属吏不惟不取其财，且彼有善，吾力成之以遂其愿，故人不以为苦。”汤斌初到浙江，风闻吴江县长郭琇苗子是好的，只是到了官场，被染了个乌黑，他就借调研之名来吴县，找郭县长诫勉谈话，又拉又打，汤斌对郭琇说：你改了就是好同志，你若不改，那我就给你整材料了。据说郭琇听了这话，幡然悔悟，待汤斌一走，他就叫来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到河里担水，把县衙冲洗一遍又一遍。担水洗衙，意为洗心革面，“前令郭琇已死，今来者又一郭琇也”。

一番话就可以让一个贪官不再贪，不但不再贪，而且做了一个刚正不阿之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对郭琇而言，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其顶头上司汤斌是刚正之官。其实，不是所有的人一进官场就是贪官的，如果上梁正，下梁就不容易歪。郭琇初入官场，像所有的读书人一样，也是很有理想的，但是，他碰上了前任巡抚余国柱。余氏是大贪官，不但经常向百姓向老板敲骨吸髓，而且常常向郭琇这等县长市长敲诈勒索。郭琇等人不可能把自己工资送给领导吧，何况那点工资也没几个钱，那么唯一的路径是上面敲下面的棒棒，下面就去敲下面棒棒，一路敲，最后只能敲到终端客户老百姓了。郭琇对汤斌说：“向来上官要钱，卑职无措，只得取之为民。”郭琇这话，不是贪官大贪特贪的借口，而确实是贪官之所以大贪特贪的大实话。上官大贪而特贪，却叫下官不贪，肯定不行；而上官如果不贪，下官肯定难贪。郭琇在听汤斌训诫时说：“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职何敢贪耶？”

正如贪官之贪，其根子在主席台，清官如果要清，其根子也在主席台。源头是浊水，浊者自然更浊，清者也无不染浊；源头是清水，清者自然更清，浊者也可洗清。郭琇浪子回头，由贪变廉，由歪变正，由邪变刚，也是源自他的直接领导汤斌。这里头道理很简单：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清水来。

第二辑　跟慈禧玩业务麻将

1.宋真宗梦神

公元1008年5月18日，宋真宗早早地来到办公室，举行例行早会。他清了清嗓子，大家一听见那种吸溜吸溜、有水在鼻子里响的声音，就如听军令，安静下来，等着老板发表讲话。但这回，赵老板没直接开官腔，而是拉起家常小事了：“昨夜，我又梦见神了。梦里，神人对我说，‘下月中旬，将在泰山赐给你天书’。”赵老板的梦呓刚落音，宋朝首席解梦大师王钦若立刻就解起梦来：老板，这个梦不用解，我马上派人去泰山取天书来。

这梦之所以解都不用解了，是因之前宋真宗做的类似的梦。在公元1008年，赵老板已做了好几次了。第一次是在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三，大家第一次上班，赵老板把各衙门喊来搞新年团拜会。打揖作恭过后，赵老板开始新年致辞。这次致辞与往年不同，他第一句说的是：“昨夜我梦见神了。我刚入睡，就看到一位戴星冠、穿绛衣的神人对我说，下个月，老赵你如在正殿做七七四十九天的道场，老天就会降下天书《大中祥符》。朕不知是何兆头。”

王钦若立刻站了出来说：“老板，这是说，大宋在您英明的、正确的领导下，已成超迈千古的大盛世，应该到泰山封禅了。”

果然，道场将做完，就有太监来报告，说左承天门南面挂着一条黄帛，用青丝挂起，里头好像卷了一样东西，像书卷，隐约还可以看到里头有字。

有这等奇事啊？各办公室都不上班了，全体干部一同随着赵老板往承天门走，瞻仰天书，大家抬头看，一卷金丝黄卷垂挂在那里。赵老板发了令，叫太监去取下给赵老板，他一人捧着那宝贝，大臣们在屁股后面跟着往道场赶。道士做了一番法事，启了封，上面写的是：“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

与其说王钦若是解梦大师，还不如说是圆梦大师。赵老板正月初三做了这个梦之后，王钦若发通知，召集地方大员开了一个通气会，说赵老板泰山封禅，天意已经有了，目前主要问题是还缺少一点民意，希望大家回去收集一下。大家领会了会议精神，马上回家布置、部署、贯彻不过夜。没几天，就有部队将士、地方领导、番邦首领、和尚道士、社会贤达、各地长老负责人等共24300人，或联名请愿，或独立上书，强烈要求赵老板上顺天意下顺民心，前往泰山封禅。

在这桩事情里，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天书，二是民意，三是梦神。天书，我们都容易理解，神神鬼鬼，从来都是帝王术，用得很烂了，不足为道；民意，其收集方法，可能真是赵老板首创，但这个现在也滥了，袁世凯等经常运用的，也不必说；这个梦神，有些怪，我们都觉得，皇上嘛，天皇老子第一，想做啥子事情，直接开口就是了，哪用得着转弯抹角说梦话呢？

领导也是有很多事情得拐着弯说的。比如这个泰山封禅，没几个皇帝好意思说。泰山封禅是何等大事？与其说这事是一个仪式，不如说是一种资格，必须要有功盖三皇勋比五帝的帝王才可说这事。这事，史上没几人搞过，秦皇汉武搞过一二回；唐太宗何等英明何等伟大，有臣子对他说您可以泰山封禅啊，唐太宗说，我不够格！如果赵老板直说：同志们，我居功至伟，我应该到泰山封禅。反对也许没谁反对，暗地里那不笑话死了，哪有这么自卖自夸的？

也许有人会说，赵老板下面的人素质也差劲，这事情怎么不想到领导前头去呢？拍功太差。这话，可把下僚当神待了，以为拍马屁者真的是领导肚子里的蛔虫。领导没任何暗示，下面就已经心领神会？没那回事。

领导撅什么屁股，就知道领导要拉什么屎，这前提是，领导撅了屁股。屁股都没撅，谁知道他要拉屎？有很多事会场上不便明说，下面一时不能领会，得搞点暗示，才能让人知道他肚里有个小九九。领导今天有新想法，明天有新意图，后天有新心思，再天有新欲念，谁有那么大的神通一一晓得？

也就是说，上下啥都能够同心是不可能的。如何上下心心相印？如文件上的事、如报纸上的事、如材料上的事，当然可以三令五申，讲得明白透彻。但要提拔个大舅子、收个大红包、爱上个大姑娘等一干难言之事，领导再傻也不会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既如此，那么上下如何交流呢？赵老板的方式是说自己梦见了神，讲梦话说呓语，让下僚去深刻领会精神实质，这样下僚就不傻了。臣子的聪明之处不是先天知之，而是领导打了手势、眨了眼睛、踢了一脚、撅了一臀、做了一梦之后，属下马上说明白。许多事情看起来君臣间并没通气，其实早已交心，认识高度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许多人以为这是下属通神，对领导心思琢磨得透，臣子钻了君腹做了蛔虫，这种情况有吗？有，是异态，非常态。像赵老板一样，领导始终把握主动权，通过这种梦见神或变种梦见神来与臣属交心通气，才是常态。

2.文盲当官后

除了草莽英雄开国之外，其实文盲是难得当上官的。开国靠草莽之武功，治国靠精英之文治。刘邦在战争年代，以尿来尿文人一壶；到了和平年代，那就得以酒来敬文人一壶了，不给点好酒好菜待文人，那是不行的。科举千年，即是明证。学而优则仕，一般优秀都当不了官，要优而优才可踏上官府门槛，哪里轮得上文盲上台阶？这当然不是说史上没有文盲高居庙堂，不辨菽麦而要指导种菽麦的。此间情形，主要有二：一是官僚在帽子与票子间交换，二是官僚在老子与儿子间循环。

晚清的刚毅是靠后一种制度安排上的台。满清政府是靠满族起的家，坚持满族的坚强领导，是满清政府一条核心原则。满族取得了领导权，不管是好是孬，不管学与不学，不管优与不优，都有位置等在那里。刚毅出身镶蓝旗，如果靠学而优则仕，他当官连门都没。他早年干的是在办公室搞搞收发，整整档案，端端茶水，跑跑小腿，大体上是内勤人员的角色。但他因为血统正，背靠着满族为统治者这个大背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从云南布政使一路飙升，历任山西、江苏、广东巡抚，军机大臣，工部、刑部尚书，在慈禧太后那里红得不得了。

刚毅官当得那么大，却实在是文盲一个。有“别字先生”与“错字大王”之称。估计3000个常用字，他怕有1500字不认得，更写不来。比如说，喝字与歇字，充其量是小学二年级的东西吧，刚毅先生就分不清。他在地方任上，判了个案子，农民状子说：我挑担大粪，在村口歇一歇。刚毅念道：我挑担大粪，在村口喝一喝。那次上面领导催要报告，刚毅亲自执笔，亲自出丑，一篇小报告，错别字满篇，却是自命不凡，挥就之后拿给王文韶去学习学习。王文韶一见，没读几行，就读到了一句读不懂的话“毋跌故习”，想了很久，估计那“跌”字当是“蹈”字，所以，“乃取朱笔密点跌字四周，另书一蹈字于旁”。

当领导，其中要务是要到主席台上去念报告。官场里著作权与众不同：写文章的没著作权，念文章的才有著作权。所以当官的不一定自己写，但一定是自己念。读了书的去做官，念报告没太大的问题，但没读什么书的呢？自然是常常出丑。这个刚毅就常常念白字：“民不聊生”，他读成“民不耶生”；“瘐死狱中”，他读成“瘦死狱中”；一个“陶”字，很简单吧，他不会读，莫名其妙地读成了“如”字……报告念着念着，他脱稿自卖自夸了：“人皆谓我刚复自用，我知刚直而已。”他不知道刚愎自用是贬义词，只知道“愎”字读“复”字！时人作诗曰：“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兄师弟保大清。”

“嗟乎，李林甫读弄璋为弄章，几误唐家中叶。”李林甫把弄璋写成弄章，就误了国？这未免夸大了吧。这诗把刚毅的读音对错与大清政权兴亡对应起来了，是不是也夸大了呢？

那年刚毅任军机大臣，四川奏报围剿了一次叛乱，先向刚司令报捷，捷报书里有一句是“追奔逐北”，北者败也，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思。刚司令读到这句，拍起桌子大骂：这群混账东西，只往北边去追，贼寇难道不会往东边跑？不会往南边跑？不会往西边跑？“若作逐北，安知奔者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乎？”还好，清朝毕竟还有读书人，刚司令大发雷霆之时，旁边有个翁同龢，翁是读书人，当过帝王师的，连忙向刚司令解释。刚司令怒火熄下来了，没酿成什么事故，但他怎么也不理解“逐北”就是“逐败”，“常熟（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在旁，忍笑为解其义，刚终摇首不谓然”。

不识字也就罢了，如果读不懂报告也罢了，问题是，“刚于文字茫然不解，而于事理亦绝无见解”。晚清外部世界纷繁变幻，内部局面变幻纷繁，一点文化底子也没有的人，哪能有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哪能有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西国呈上文书来，刚司令看到文字像螃蟹爪子，他说这文字我懂，“这倒和咱们考翻译的文章差不多”。义和团刀枪不入，自诩能以拳头对付洋枪洋炮，读书人谁信？不读书的人才信。刚司令恰恰是没读书的。刚司令是坚定的主战派，他极力主张依恃义和团反洋，他又处在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位上，说话算话。“庚子之祸，固以端王、李莲英为中坚，而助成之者，实刚毅为之魁”。

文盲当官，丢了己丑，祸了祖国，殃了万民。刚毅咋样呢？他感觉超级好：“而今备位宰辅，与彼咬文嚼字，辄夸下笔千言而落拓穷途一身不自保者何如？”我一点书没读，当了这么大的官，你们读了那么多书，穷书生一个，怎么样？

我们只能无语。

别看文盲、准文盲当了官之后，对文人是翻白眼，其实另一面是，他有时比谁都爱文化，都爱搞文化工程，比文人更文人。一两年出一本报告集，甚至16个月连出六七部诗集，这种官人多。把文人贬得一无是处，与处处把自己当文人，并行不悖，硬币都是两面嘛，梁山莽汉到得李师师那里要装斯文嘛。这个“刚毅不解句读，而自负能文”。他著了一本书，叫《官场必读》，把秘书写的公文、论文、报告、讲话，“分类编辑，刊印成册”，书名叫必读哪，那是人人都得买的。官人有时表现得很爱文化，缘于缺啥要啥，他好这一口。

3.感动价里的级别券

我一直闹不明白，感动是个什么玩意儿。比如说，农民天天挑大粪种麦子种红薯种洋芋，别说上不了“感动中国”，就是连没正式刊号的县报也不会登他的先进事迹。但某县长半年前替过一回农民的肩膀，给他挑了十来米远的大粪，不但县报市报省报上有影，连县市省电视台也有声。专家评语说：该县长给农民挑大粪的事迹十分感人。农民天天挑粪，按里程来算，应该绕地球一圈两圈了，没感动过谁，怎么县长挑十来米，就这么感动天下呢？

我估计，感动可能是一种价值十分钱的特价商品，俗语常常说，十分感动嘛。我纳闷的是，咱们花十二分力气，感动不了人，县长、市长、省长花几分、一分、半分工夫就将广大人民感动得热泪盈眶（上面说的挑粪的事例就见端的）。

闷想了很久，我现在隐约有点明白了，感动这种特价商品里是盛行级别券的。比方你是村长，你这个级别值价1分；你是乡长，你就值价2分；你是县长，你就值价8分；你是省长，你就值价N分。级别与分值是以几何价递增的。这是说，你是村长，若想感动人民，你得花九分力气，加上你那1分级别券，才能十分感动人民；你是乡长，你得花八分力气，才能让人眼里长出激动的泪花来；乡镇长感动中国，那感动词往往都有一句“长期扎根基层”的；县长挑了几步脚的大粪，就将十分感动拿到了手，他那级别值8分啊……

到了更高级别，他如果想感动人民，那再容易不过。

大家都知道，唐太宗是个“感动中国”的上榜人物。他是怎么让人感动的呢？他的感人事迹很多，且容说一件小事吧。有个叫李世勣的人，是个跟唐太宗一起打天下的功臣。既是功臣，你就知道，他一定挑了很多年的大粪，流汗没少流，流血也肯定流了不少。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啊。有一年，他得了暴疾，照了许多的X光以及经过许多开普勒检查（他是公费医疗，检查项目当然很多），都没查出什么病症来，后来，有个中医，一番望闻问切，找出病因来了。医生说，这病不是什么病，只是有点怪，“方云须灰可疗”，开出的方子是必须用胡须烧成灰，“和汤服下”。唐太宗听了，正好胡子好久没修了，就从这个赤脚医生药箱里寻出一把剪刀来，嚓嚓嚓，剪下几根细毛，“上剪须为之和药”。这下不得了，把人感动死啦。这个李世勣病都没好，一直病恹恹地躺在床上，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要下床都得三五个丫鬟扶持，这时候他一个鲤鱼打挺，翻身下床，匍匐地上，一个劲地磕头，磕头声声震屋瓦，“世勣顿首出血泣谢！”连连表态：陛下盛恩，为臣万死不辞！

李世勣替老李家打江山，流汗又流血，好像没见唐太宗跪下地来，把头磕得砰砰响吧？而唐太宗用一根胡须，就让李世勣感动得涕泪横流。这个感动的机制原理是什么样的？感动的级别券在起作用啊。李世勣是个有级别的人，而且级别不低，尚且这样，若是那些当兵的呢？那更不得了，所以，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万千百姓把性命都丢给唐太宗等领袖，莫说唐太宗等领袖向他们磕过头，甚至连他们姓甚名谁都没给记住。有级别的，给根毛发，就把人感动得愿意替他死一万次；没级别的，为他死一万次，也难见他眼睫毛眨一下。不但不眨眼睫毛，而且还可能在其背后高举霸王鞭，死命地抽呢。

感动价里，有级别券原理在起作用。翻开史册，几乎页页都有。为证明唐太宗剪须熬汤把人感动得泪雨婆娑不是孤例，就再举个例子吧。乾隆有一次正在吃饭，太监闯来报喜，报告金川用兵终于胜利了（金川大致是现在的大渡河地区，乾隆两次在此地用兵，耗费银两近一个亿），乾隆高兴了啊，那眼泪掉下几颗来，有一颗眼泪掉到鱼羹里了。乾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忙叫太监把这碗含有稀薄“龙液”的鱼羹汤送给带兵首将文成，且叫太监细叙鱼羹端详，“上即命脉封鱼羹以赐文成，并申明其故”。这下，可把这个文成感动得哭了，哭得不成样子：“臣敢不竭死以报圣上之眷也？”鱼羹里含了点领导的眼泪（这眼泪里含什么成分？是对千万士兵掉了生命的感激，还是自己屁股从此坐稳了的喜悦？估计后者成分更多一些吧），就宣誓说愿以死报答，乾隆的四毫眼泪可拨人千钧生命！

大唐张巡把其小妾烹了给人吃，睢阳城上万人以命回报。这就是说级别越低，感动券越不值价；级别越高，感动券就越高得离谱。这就是说，若想要感动人，级别低者因券值低，那就得多花点苦难成本，得卸只胳膊，得掉个老命，才可能让人十分感动；级别高者感动人，因为其券值高，他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他拔一根胡须，掉一滴眼泪，就可让人万分感动了。从十分感动到万分感动，感动价格好像翻了百番千番，其实呢，感动只是通货膨胀。

感动，是有级别券的，那情形就好像是领导推举人来当官，是有票的，那票值，也分级别：群众百票当不了班子成员数票；班子成员数票，当不了一把手“一票否决”；一把手持有“用人”的一票，也自然持有“感人”的一券。

4.官场温树

由元入明的文人宋濂，在老朱身边干了19年，几乎没犯什么错误，后来虽有小波折，但算得上是善终了。在老朱身边工作，能够20年如一日好好活着的，有几个？百十开国功臣，活到自然死的，只有一两个人，这个宋濂，万花凋谢他独妍，何也？

无他，“领导不是人耳”！如果要想当领导，当一个一贯正确而不犯错误的领导，就不要当人，要当人也只当植物人。宋濂得以自全的要诀就在此：不当人，当“温树”。

宋濂参加革命工作很早，老朱闹革命不久，他就在李善长的荐举下，与刘基一起被征至南京，刘基当的是老朱的军事秘书，宋濂当的是老朱的文字秘书。革命胜利之前，当然是军事秘书比文字秘书重要，革命胜利之后呢？那就倒了一头啦。宋濂一直供奉翰林。大报告小报告，只要是老朱做的报告，几乎都出自宋濂这一枝“国笔”，举凡郊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例之制，万国来朝拜跪赏赐之仪，以及元勋大臣碑传盖棺之论，多半是宋濂搦管操笔或者终审圈定，故而被荣称为明朝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干得好，能力突出，自然在老朱脑壳里加了不少“印象分”。老朱对宋濂优渥得很，每次在便殿朝见，老朱都要叫人给他上茶，常常还一道吃早饭。有次宋濂偶得小恙，老朱亲自用汤匙搅拌甘露汤，当了一回服务生，把汤送达宋濂的嘴边，说了许多愿意与宋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暖心话，“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老朱不但解决了宋濂的“职级待遇问题”，而且还解决了宋濂“子孙就业问题”，把宋濂的次子提拔为中书舍人，把宋濂的大儿子安排到礼部办公室，放在老朱的身边着力培养，还拉着宋濂的手说，你给我把儿子培养出来了，我也把你的儿子栽培栽培，“卿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亦教卿子孙矣”。

因为宋濂干得好，干出了成绩，所以老朱就以事业留人、以待遇留人、以感情留人？非也，人才难得，臣才可多得是，要找个当官的，哪里没有？宋濂被老朱安排在那个位置，干得可以，换上其他人，也可能照样干得好。宋濂被老朱高看一眼，厚爱一层，能干是个因素，但肯定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宋濂把自己不当人，把自己当一棵树。

清朝的曹振镛本来是庸吏，什么水平也没有，但他恩遇日隆，声名俱泰。有门生向他请教，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少说话，终究还是要说话，是人都要说话，而宋濂呢，做到了不说话，像一个植物一样不说话。宋濂每次上朝归来，家人门生都爱打探宫中消息，天天与皇帝在一起，那些“内幕消息”多啊。领袖跟我说话了呢，领袖握了我的手了呢，领袖给我端茶喝了呢……领袖那里有多少“小道消息”、“内幕消息”啊，谁有定力能够控制自己的表达欲，闭口不说呢？就算自己觉悟高，那么好的消息不买给小报记者，但是，说给自家人，说给自己的“小蜜”听还是可以的嘛。但是，宋濂不说。他在客厅里书写了大幅座右铭，就俩字：温树。逢有人打听宫中的禁事，他只用手指（就是不说话）指墙，让人闷看那两个字。

几乎每个领导都爱挂座右铭，更多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宋濂呢，他是表里如一的。他挂的是“温树”，他就时刻以“温树”严格要求自己。温树是什么意思呢？温树是有典故的。

西汉的孔光，曾官至御史大夫，奉行的做官原则是“多磕头，少说话”的偈语。有一回，他老婆小妾们听说皇宫里搞了绿化，制造了一间温室，里头种了许多树木，孔夫人们挺好奇的，就问老公：“宫内温室树皆何木？”孔领导只是嘿嘿一笑，一句话也不说。后人就有赞道：“忠慎有余逾温树。”

孔光先生当然很忠慎，可是，他还没把自己当一棵树。宋濂呢，比孔先生做得更好，认定自己就是一棵温树。在家也好，在朝也好，人家是只说不干，或者是小干大说，他则只干不说。除了老朱来问他，他简答之外，平时谁问也不答话。要说话，也只说别人的好话。那次老朱想来一下“亲贤臣，远小人”，就来问他谁是贤人谁是小人，宋濂说了好几个人，说这都是贤人。老朱再问，那哪些是小人呢？宋濂答，我只与贤人相往来，我没与小人打过交道，我不知道哪个是小人。老朱听后大加赞颂：“宋景濂事朕19年，未尝有一言之伪，说一人之短，非止君子，抑可谓贤矣。”

与老朱共事19年，宋濂真算是一个奇迹。有人说，这奇迹不太奇，宋濂不也没逃过老朱的魔掌？胡惟庸案发，不知道为什么，宋濂全家都被牵扯进去了。老朱“咔嚓”杀了宋濂的次子，也把宋濂列入了“死刑犯名单”。后来马皇后、皇太子力救，宋濂被改为流刑，举家流放四川茂县，行至奉节，老病而亡，终年72岁。有人说宋濂如此“忠慎”，也没与老朱长期共存，所以当温树也保不了身。但如果宋濂不当温树，他会活到自然死么？怕是连一个全尸都没有吧。不管怎么说，既然做官了，还是当一棵温树好。所以许多领导在没入官场之前，有喜有怒，有说有笑，一旦入了官场，那就眉是蹙的，脸是硬的，面是僵的，嘴是闭的，形态都是木雕一样的。到了官场，没几个想做“活人”，都喜欢做一棵“温树”。

5.治人难自治

叶天士是清朝神医，名桂，字香岩，江苏吴县人，祖辈悬壶济世，为行医世家，少承父学，博采众长，自成一格。所谓“叶天士精于医，能决生死，慕之者不远千里至”，那墙壁上“再世华佗”、“当代扁鹊”等匾额挂满四壁。

叶先生治人，佳话无数，治疾奇方不胜枚举。有一回，他坐滑竿，看到闹市摆有一棺，披麻戴孝者塞途，悲哀号哭者动地，正在起棺送山。叶先生急忙下车，大呼“此人尚活，何故盖棺？”众人停住，叶先生就细细盘问，得知此人是未产妇女。叶先生吩咐开棺，细把手脉，后取刺针，解胸前衣服，一针下去，就“哇然一声产一子，而妇有叹息声”。原来叶先生路过时看到，送葬棺底有新鲜血液数滴，知其未死。及按其脉细审，知其腹中胎儿小手将其母的胞络箍住了，胞络接近心房，其母心痛，晕过去了，一针下去，刺到胎儿小手，那小手受惊，急缩手，就一针救了两命。

苏州城有富家娶新媳妇，整日痴呆，医治无果，特地来请叶先生。叶先生叫富家安排一间房子，挖一个池子，池子里贮满猪牛狗粪，粪上放置一床凉簟，将这媳妇抬到上面，把门关上，臭气熏天，人人皆掩鼻。过了大半天，听到那小屋里大喊，叶先生即嘱家人扶将出来，没想到，那痴呆症状不治而愈。旁人叩问所以然，叶先生说，这美眉性好香，脸上擦香，身上洒香，屋里贮香，时刻都是香气环绕，“此香闭也”。只有恶臭才能治疗“香闭”之症。叶先生为人治天花，治肺痈，治疗各种疑难杂症，都有奇方异法，传世之事，几乎近神，时誉为“二百年来名医以叶天士为第一”。

二百年来第一名医，治他人之病，手到疾去，药到病除，然而用于自己人了，却是束手无策，得假他人之手。其老母偶病，叶先生奉侍于侧，开了许多方子都治不好。眼看病情日重，叶先生忧烦不已。他只得问仆人，哪里有好医生？仆人说，这条街有个姓章的，自称医术过人，只是没人上门求过医，诊所冷落，病人罕至。真是病急乱投医，叶先生叫人去请。章先生上得门来，索往日方，思索良久，说，先生的方子没错，只是药中少了一服黄连，于是开了两服药，“一剂而安，再投而愈矣”。原来是叶先生对待老母亲，怕“家母年高，恐减真火，故不敢用耳”。章先生说：“太夫人两尺脉，长而有神，本元坚固，且有病则病治之，用之何害？”

治疗他人，什么方子都敢开，什么猛药都敢下，治疗自己却是畏手畏脚，优柔寡断。是不是治疗他人，将他人当试验品了？治活了，是能耐；治死了，是天要灭曹？人啊，批评他人头头是道，献策他人条条真理，整治他人慷慨激昂，用于自身则如何？

近日读报，看到一则故事，说有婚姻女专家，天天为人释疑解惑，传道授业，所有爱情婚姻家庭里的疑难杂症，都给人家开方子，轮到自己了，那方子就有点邪门。原来这专家得了妇科病，不能与老公行周公之事，经年累月，一个壮汉哪里过得了？这专家给老公开了一方：在保家庭完整的原则上，可以去养个“小蜜”。按此操作，开始相安无事，然而，人情不全是人欲，日久自然生情，闹得要离婚去结婚。女专家死也不肯离婚，于是花了大笔钱，打发小蜜走人。小蜜走是走了，问题依然没解决啊，女专家又开了一方：可以去找“小姐”，暂时得以“妥处”。没几日，问题又来了，老公出去没几回，染了一身病。又开方子：女专家买了一大兜萎阳药，和着好酒给老公服下，使壮年老公成了太监，最后结果是：离婚，赔偿，对簿公堂，一双佳人成旷世怨偶。

腐败成恶疾，人人都在开方子。晚清刘鹗著了一部《老残游记》，对官场蝇营狗苟之恶浊勾当揭露甚是着力，算得上是个“反腐作家”。刘大作家在野时际，为反腐败开过不少方子，发表过不少时评，可是，刘大作家在地方大员的多次推荐下于甲午战争那年终于考取了总理衙门公务员。当了京官了啊，地方官员就要来跑“部”“钱”进。刘大作家利用在京之便，做了腐败“中介经理”，得过不少介绍费。他还曾携“字画数十件余”前往帝王师兼老乡翁同龢家，老翁觉得这样直白送礼太缺乏技术含量，也就拒绝了。老翁在其日记里给刘大作家另外记了一笔：“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刘大作家后来下海办“经济实体”，在山西开了一家“国营煤矿”，牌子是国家的，银子是民营的。他一边高唱反腐大调，一边大搞腐败之事，最后终被朝廷下令缉拿，流放到了新疆，家产均被查抄。刘大作家的徒子徒孙，想来是不少的，比如，原四川省工商局局长李太银，曾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曾当过市长、省工商局局长，官至正厅级，他因创作多部反腐小说而享誉文坛和政界，被称为“反腐作家”、“市长作家”。可是，就是这个闻名一时的“反腐作家”，最终竟栽在了腐败上。李太银因为滥用职权而造成国有资金368万余元无法收回，被判有期徒刑5年。

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有一首打油诗：“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这个钱泳胆子真小，看到猫儿叫，怎么不敢叫呢？我们许多人看到猫儿叫春，虽然“老僧也有猫儿意”，但看到别人在叫，常常手操手杖，口呼口号，喊打喊杀，若轮到自己可以叫春了，那是越叫越精神的。许多医病手，许多医心手，许多医情手，许多医政手，许多医国手都是这样，治人易如反掌，治己难上加难。看那些所谓“自查自纠，自我整顿”的，有几人治好了？不是不知病情，只是不肯给自己下猛药。

6.朝里有人好做官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非常之人，立下了非常之功，男人到此，算是无怨无悔了。曾国藩力挽狂澜于既倒，近乎独木撑起了清廷江山。左宗棠收复新疆，稳定边境，被人称作“自唐太宗以后，对国家领土功劳最大的第一人”。曾左两汉子，能够如此建功立业，是时代的风云际会使然，是个人先天与后天练就的禀质使然。然而，历史常常成就于细节，曾、左两人在晚清时节运筹帷幄，都曾得益于朝廷上曾有人替其遮拦，替其“说话”，而且恩人都是一个：肃顺。

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曾国藩从按部就班的庸常官场生活中脱颖而出。在服丧期间，曾国藩奉咸丰之命，于湖南组织“民兵队伍”，锻炼乡勇，以一介书生杀入战场，创了奇功。但是，在驰骋之初，却多方掣肘，几难运转。一般而言，打了胜仗即可受赏封官，而曾国藩在晚清特有的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的情况中却是另番景象。咸丰四年，曾国藩率领湘军从湖南出发，进攻九省通衢的武汉，攻克了太平军的防线，取得了清政府开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咸丰皇帝喜不自禁，夸赞有加：“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咸丰马上给曾国藩封官为湖北巡抚，然而这“文件”刚刚“签发”，尚未下达即被“销毁”，为什么君有如此戏言？无他，民族矛盾使然。这“文件”印而未发，军机大臣隽藻对咸丰附耳言道：“曾国藩以侍郎在侧，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间，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人，恐非国家福也。”这话正中咸丰隐忧，道出了其心中之痛，所以他“默然变色久之”，最后却是收回成命，仅以虚职“兵部侍郎”授之。这个职务并无实权，尤其是无法调遣地方军队，在战争这样的非常时期，那简直是要人的命。曾国藩左支右绌，受尽刁难，本来是一腔忠心，舍命报国，却不被信任。曾国藩的性格一向沉着，但也忍不住对好友刘蓉大发牢骚：“所至龃龉，百不遂心，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屈，泉下不瞑目也。”发了“死不瞑目”的毒誓，可以想见此时曾氏的“愤青”心态。

如果曾国藩一直这样戴着不被信任的镣铐跳舞，那他纵然再有天大的本事，恐怕也是寸步难行了。在咸丰对曾国藩或者说对整个汉人心怀疑忌，不敢真正起用汉人之时，当时咸丰极为倚重的满族大臣肃顺却给曾国藩说了话：“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国家有大疑难事，非重用汉人不可。”肃顺身为满族，却说那些八旗子弟“胡涂不通，惟知要钱”，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抛却“民族偏见”的高迈见识，也正因为这句话，改变了咸丰的用人方针，使曾国藩等天纵之才活跃于晚清历史成为可能。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占苏州、常州，咸丰欲调胡林翼为两江总督，肃顺却另有创见：“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长江上下游俱得人矣。”也正因为这话，曾国藩不但在地方上任为两江总督，而且在“中央机关”也获了高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因为在中央与地方都能“通吃”，所以曾国藩也就纵横捭阖，立就了“通天之功”。人还是那个人，能还是那样能，戴上了乌纱帽，情形大不同。

在清廷，曾国藩若无肃顺给他“说话”，不大不小的官是当得成的，立大功恐怕难。而左宗棠呢，别说大功，也别说大官，恐怕连性命也保不住。左宗棠老大考上举人，却居于下僚，替人当秘书糊口饭吃，但他不知好歹，恃才狂悖，惹出了大乱子。咸丰九年，满族人永州总兵樊燮因贪污，湖南巡抚骆秉章准备“参一本”。樊找到了时任骆秉章“秘书”的左宗棠说情，但他见左时未行跪拜大礼，仅是作了一揖，左秘书大怒，质问他为何不行大礼，将樊燮骂了个狗血喷头，拂袖而去。樊燮身为二品大员，岂能向“秘书”行大礼？樊燮抓住这点，越级向骆秉章的上级湖北总督官文告状，官文也是满族人，他闻听此事，甚怒，即刻向朝廷密报。看起来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其中交织着贯穿于清朝政府始终的民族矛盾，这事就闹大了。咸丰立刻作了“批示”：“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这批示够吓人的，闻听这一消息，左宗棠与骆秉章赶紧运作，通过朋友的朋友、亲戚的亲戚，最后找上了肃顺请的“家庭教师”王闿运，王即刻向肃顺求情，并向肃顺说左宗棠是如何如何难得的大器之才。肃顺看了左宗棠的资料，觉得这人确实不错，所以就答应下来，开始了说情“运作”。肃顺在领导身边混惯了，他当然知道如何运作才最有效：“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所以就有侍读学士潘祖荫上奏：“骆秉章调度有方，实由左宗棠运筹决胜……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也。”把左宗棠抬举之高，无复加焉，于是咸丰帝就转身问肃顺，肃顺不多说话，只说一句：“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别人说话，一万句顶不了一句，肃顺则一句顶一万句。左宗棠不但免了生死大祸，而且人生自此转圜。咸丰给左宗棠“压担子”了，提了级别，以四品卿衔调到曾国藩身边当秘书，“襄办军务”，开辟了其锦绣仕途。

朝廷有人好做官，这话多有贬义，举凡那些庸人贪官，非得朝廷有人才行，然而那些能吏大才，忠臣干将呢，恐怕也得朝廷有人才行。朝廷上没人给你说话，即使你满腹经纶一腔忠胆，恐怕也是枉然。替国家立功都不行吗？对，可能真不行。做贪官污吏需要后台硬，做忠臣干将也得有硬后台。岳飞“精忠报国”，舞得一手好枪棍，但是没谁给他说话，给他说话的没在朝廷，在朝廷给他说话的秦桧说的是“坏话”。岳飞想为国立功，为国建业，也是没门，还要搭上自己一条性命。

历史是相当怪异的，肃顺当年做了曾国藩与左宗棠的“朝廷人”，最后因为没有“朝廷人”替自己遮护，把自己的命也赔了。

肃顺，满族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根正苗红。咸丰爹死，咸丰即位，正年幼，其爹道光临终托孤，给咸丰留下了“三人团”的政治遗产，即文庆、肃顺以及肃顺他哥端华，嘱咐三人辅佐。三人当中，唯肃顺具才干。他谈不上有管仲之才，史有评论曰“肃顺于咸丰年间始为御前大臣，贵宠用事，后遂入军机，屡兴大狱，窃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贼害，其人固无足论矣。然常心折曾文正之识量、胡文忠之才略”。这个评论，看上去是五五开，其实未必很公允，因为这是后来人也就是肃顺被慈禧太后以“大奸臣”名义斩决之后的评论，多有被“抹黑”。肃顺利用其在“三人团”最宠之位，也许干了不少坏事，但是，他替曾国藩与左宗棠“说话”与“斡旋”，不能不说是其“正面大功”。一朝天子一朝人，咸丰死后，肃顺迅速从“三人团”退了出来，从“宠臣”变为了“弃妇”，朝廷里一切消息都得不到了，遑论“内幕”！咸丰死，肃顺被慈禧“安排”护送灵柩去安葬，行至密云，被慈禧派来的人逮捕。我肃顺会被逮捕？他傻乎乎地问：“吾顾命大臣，谁敢尔者？”可见他对慈禧太后要杀他是一点也不知情的，结果肃顺被“斩立决”。昔年，他是他人的“朝廷人”，为他人说话，使他人立功，现在他自己“朝廷”也没人了，没谁给他遮护，没谁给他说话，立功是奢望，命都保不住了。唉，人治社会里，在各种“生产关系”当中，人真的是“决定因素”。

7.势不利

我有五六分的把握，敢负五六分的责任，来肯定汉朝的严子陵先生是个势不利的人。严先生家道殷实，银子经常兜在裤袋里叮当叮当响；人是特别聪明的，脑袋里的主意比谁都多，眼珠一转，一个计策就出来了。眼珠与计谋好比是弓与箭的关系，弓一拉，箭就射出了。老严成名也很“趁早”，年纪轻轻就是个有名望的人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严先生既有势不利的资格，也有势不利的资本；袋里有钱，可以随时布施；人聪明，可以多给智力支持；出名早，这点对于拉人气特别重要，明星来帮助竞选，号召力大。

严先生确实是凭这三般来帮助刘秀同志的。严先生与刘秀同志是大学同学，都是在长安上的学。那时的刘秀同志成绩差，考试时，严先生常常给他丢纸团；袋子空，严先生常常给他送饭票；特别是志向低，严先生就经常对他进行革命理想教育。总之，严先生身上是个大煤矿，经常雪中给刘秀同志送炭，这当然让刘秀感激涕零。刘秀暗暗地发誓：苟富贵，勿相忘。刘秀当然只能是发暗誓，他觉得他那个样子，能成什么大器？

刘秀同志本来只想毕业之后找个工资高一点的工作，小打小闹，多弄几个钱养家糊口。哪想毕业即失业，他索性大吵大闹，嘿嘿，成了大器，而且不是一般大器，是天下第一大器。他的需求当然不是蹭饭票等低档次的了，他也得站在道德高地做带头大哥。他想起来了曾经的铁哥们儿严子陵先生，他想努力做个知恩图报的好榜样、好表率。而这时候，严先生躲起来了，藏猫猫了，刘秀同志派人到处寻找，找也找不着，他就请艺术家根据他的口述描绘了一张严先生的画像，在全国各地张贴“寻人启事”，下达了一个死命令，务必将铁哥们儿严子陵找到，以成全他知恩感恩的道德形象。全国人民都来人肉搜索了，哪有搜不到的？于是连拉带拖把严先生弄了来。刘秀很怀旧，怀想当年同寝室一床被子睡上铺的情景，他就来重温了一把，跟皇后妃子们打了一声招呼：今晚我不回家睡，我跟我老同学去睡。这一夜，时光倒流，又回到了从前。严先生的优越感又产生了，所以他把脚伸到刘秀同志的肚皮上，再次过高高在上的瘾，害得全国臣民吓了一跳：昨夜星像显示，有客星侵犯御座星，情形危急。刘秀同志就说：没事，昨夜是我与老同学睡一个被卧。刘秀同志说了：哥们儿，你就在我这里干吧，三公六卿，你随便挑。

再怎么三公六卿，不也在你之下吗？严子陵同志脸上挂不住，一趁没人，立刻就跑了，跑到富春山钓鱼去了。这一跑去钓鱼，鳙鱼钓了多少不知道，但荣誉是钓了盆满钵满的，大家都称赞老严是个道德最高尚的人。有这样的好同学来请当官都不当，要是换了个人，早就屁颠屁颠巴结都来不及呢。从这里看，严先生绝对不是个势利小人，势利小人是看到人家富而且贵了，马上就四只脚跑来给人家守大门，马上就双膝着地、双手抱大腿喊爷爷，严先生可不是这样的势利小人。不是势利人，那严先生是什么人呢？我觉得他是个势不利的人，人家比他有权比他有势，他不来攀，他理都不理；人家如果是个比他穷比他贱的人，他就来救苦救难。

这样的人是好人啊，哈哈，我们一直都把这样的人当好人的。比如，衣着光鲜的企业家举着支票，旁边站着一位衣衫褴褛快辍学的孩子，企业家把支票送给孩子，这样的企业家都是要上电视，都是要上报纸的，人家是好人。现在，严先生比老同学刘秀差远了，但他比另外一些人肯定强多了。他吃不上燕窝龙髓，但河鱼还是有吃的，许多人还吃不上鱼啊！他在刘秀等强势的同志那里找不到感觉了，他从另外一些人的身上一定可以找到那种感觉。所以，我估计是，严先生在富春山钓了许多鱼之后，一定会送给一些“瓜菜代”的人，这样，他一定会上电视，他满面红光，笑靥如花，旁边呢，站着的是一脸菜色、满含泪花的苦难人民。没有大多数人的苦难，就没有少数人的幸福，所以，在这样的场面，严先生那感觉一定爽极了。若是刘秀在场，那就轮到刘秀一张笑脸，严先生一张哭脸，严先生那样爱面子的人，他干吗？他愿意笑还是愿意哭呢？他肯定马上就跑了。严先生从刘秀同志那里就是这样跑的。

所以，我有五六分的把握认定严先生是个势不利的人。之所以只有五六分，是因为刘秀同志是皇帝，皇帝确实是不好交朋友的，他爱杀人，杀起人来连老朋友也格杀勿论。好像刘秀还算个“好皇帝”，他虽然也是个开国大帝，却好像不太怎么杀功臣的。自然，即或如此，也不能排除严先生不与刘秀再做朋友，其中有三四分的可能性，是因为怕他万一神经不正常。何况皇帝那里，杀人是一万的概率，不杀只是万一。但是，你若不是与皇帝交朋友，而是与一般人交朋友，他在你特别困难的时候，在你特别弱势的时候，在你特别不幸的时候，给你又送棉被又送煤炭，你一旦翻身了，强大起来，富而且贵了，他却再也不理你了，那么我敢肯定，你的这位患难朋友十有八九是个势不利的人。这样的人不能同甘，只能共苦？不，甘确实是不能同甘，苦也不是共苦，而是供苦，他不是共担苦难，而是只供应苦难，你有苦难，他乐意向你供应物资，乐意向你布施慈善。

有经济学家说，要给富人说话，要替穷人做事。嘿嘿，这样的人，最好别跟他玩。在富人那里，他是势利的人；在穷人这里，他是势不利的人。小人都是很可怕的，单是势利或者单是势不利都很可怕，而既势利又势不利，跟这样的人好玩吗？可别把人吓死了。

8.跟慈禧玩业务麻将

都说跟慈禧不好玩。有个太监跟慈禧下象棋，下得忘乎所以了，忘了自己的奴才身份，兴头上大叫一声：我吃了老佛爷的马。这老佛爷名为佛，实为魔，不是老佛爷，是个老魔头，听得这话，立刻甩了棋盘，说了一句：我杀了你奴才的头。吃了领导棋盘上的马，领导就要你血淋淋的脑壳。玩棋的太监以及玩政治的大臣，都说跟慈禧这样的领导不好玩。

但是，谁都应该知道，只知道跟领导干，不知道跟领导玩，那么你这人一点前途也没有。这里头有个要诀，白送给各位时刻念着：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烂的，烂的不如跟领导玩的。干的不用解释，八小时以内死干的，干死也是白死。烂的就是捣蛋的，哪个领导都怕人来捣蛋嘛，所以，《水浒传》里的赵官家要招安宋江。烂的毕竟不是领导心甘情愿用的，最多给根骨头而已，比如宋江，被招安后，位置安排并不好，结局也不太好。而玩的不同，什么人才能跟领导玩？跟领导干，很多人都有资格，能跟领导经常玩的有几个？跟领导玩当然有风险，但有高风险才有高收益。跟领导不好玩，玩不好会掉脑壳。但不能不玩，如果会玩，那就特别好玩。一言之，跟领导好不好玩，就看你会不会玩。

慈禧特别喜欢玩，举凡下棋看戏都喜欢，还喜欢闲逛，“每日晚膳后，必游幸各处”。慈禧老公早死，她不像山阴公主一样要36个面首，她就要一个李莲英玩，天天跟一个男的玩，玩多了也没意思，所以她就喜欢玩其他项目。晚膳后逛街，逛街后呢，长夜漫漫，实在无聊，她就打麻将，“那拉后宫居无聊，每召集诸王福晋格格斗雀”。慈禧玩麻将，她当然也是“带秘书走”的，后面必定站着一个秘书，这秘书一边观慈禧手上的牌，一边向其他牌鬼打手势。这秘书竖一根手指，直的，那就是叫你出“幺鸡”，弯的，那就是叫你出“幺万”，圆的，那就是叫你出“幺饼”，一块手板是“白板”，双手一捧是“发财”，等等。“那拉每有诸对，侍赌者必出以足成之”。她手上有对子，你就必须拆对子打给她，即使“放炮”也当奋不顾身，踊跃当炮手。百把年后，官场小说作家王跃文先生出了一本《国画》，里面写领导打牌，正是这样子的打法。你别以为这是“小说家言”，他是有出处的，其典故就是这慈禧打麻将。

慈禧打麻将，当然是天天赢，盘盘赢，是个常胜麻婆。领导常常赢，领导天赋聪明嘛，现成的奉承话谁不会说？问题在这里，领导赢，那就是说你输，你输了，会不会“发输火”？牌桌上是最见性情的、最容易露本相的，那太监下棋下得兴起，叫了一声“我吃了老佛爷的马”，就是其本性暴露使然；高明也在这里，领导次次赢，你盘盘输，你输了之后，脸上得是三月阳春，灿烂无比。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做到了的就不是一般人。但你既然跟领导来打“业务麻将”，这一点起码的“修养”必须有，你必须“输得起”。奴才要被杀头了，奴才还得向着主子跪拜道谢：“谢主隆恩。”你输了钱，你当然也得向领导叩头谢谢，谢谢领导看得起你才来赢你的钱。慈禧与人打牌，赌者“输钱亦必叩头，求太后赏”。这样太后一高兴，就有可能一声喊：今天我请客。一呼拉，叫大家去洗脚、去按摩、去桑拿。慈禧一般不体恤下人，但在这时候，常常体恤“牌友”，打麻将赢了大把之后“既成，必出席庆贺”。这么说来，慈禧难道也搞“人民打牌领导赢，领导赢了为人民”？人家慈禧可是封建统治者，没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她赢的，就自己兜了，她请的，那是从国库里开销。领导在一起消费，打牌也好，按摩也好，谁人埋过单？都是喊一声：老板，签单！

“上了牌桌，没有不想赢的”，据说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牌桌定律”，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样富有真理性。可是，这真理在这里是不是失灵了？这里，四个人只有一个想“赢”，其他三个都是想“输”的。是不是这里有三个是人类之“杂种”，与众不同？非也，其实也一样，他们都是想来赢的，而且是想来赢大钱的。你一次输一万十万，十次输十万百万，那么领导一划拉，给你分个项目，一个项目成千万上亿，够你赚一大把的吧。不聪明的人打牌，只在牌桌上赢，赢的也只是几个小钱；聪明人打牌，在牌桌上输，在官场上赢，这样一赢，就赢个一本万利。为什么有人越输越高兴？为什么有人输了还要叩头？是因为“牌场如失意，情场就得意”、“牌场走霉运，官场走红运”嘛。天天输，次次输，夜夜输，盘盘输，输了很多次后，那就可以“提要求”了。跟慈禧打牌的人，打到一定时候，就开始向这位一把手谈帽子问题了，“至于累负博进，无可得赏，则跪求司道美缺，所获乃十倍所负也”。怎么样？赢了吧，赢了一把大的吧。跟领导经常打牌，而且经常输的，他们要求去的地方当然是“美缺”，当然是财政部门、人事部门等要害部门。去了这美缺，去了这要害部门，当年所输的钱，一下子就挣回来了。至于是不是十倍，那就看你怎么玩，会玩的莫说十倍，几十倍都是很容易的。

跟领导玩牌，谁不喜欢玩呢？玩都可以玩出十倍、百倍利润，爽啊！所以，脑瓜子活络的人，思想道德上不给自己添堵设禁区的人都不喜欢干，而是都喜欢跟领导没日没夜地玩。

9.越挨骂越快乐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个笑话：有个绅士叫四大人，有权有势，只是轻易不与人搭话，人人都以与绅士说话为莫大之荣耀。某日，有个小瘪三兴高采烈地来到人群里，眉飞色舞地说：“四大人今天跟我说话了！四大人今天跟我说话了！”有人就问：“四大人跟你说什么？”这个小瘪三说：“这天我站在他家门口，四大人出来了，他对我说：滚开去。”

我原先一直以为这是鲁迅先生的杜撰，现在才知道，先生撰文是“无一字无来历”的。就这故事吧，其蓝本就隔今不远，离先生更近，其大人也确实是大人，而且是个很大很大的人，只是小瘪三却不是个小瘪三，最少也是个“师以上干部”。

这“四大人”，不是别人，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李鸿章李中堂。这“小瘪三”呢，很可惜，史上没给他留下姓名，只说他是“武人”，级别不低，是“督粤”的将领，应该最少是个省级军区司令吧，姑且称之为小瘪三司令。这小瘪三当官到了地方司令这一级，自然想往上爬，准备爬到“中军”位置上去，但是他与直接分管他的领导很不和，经常闹别扭。与领导关系不好，还想升官？旁边的人对这小瘪三司令很不看好，“或言君欲中军而与藩司不洽，似不可”。你想升官却与领导闹得很僵，恐怕不行吧。可是这小瘪三司令却是胸有成竹，胜券在握：“是无虑，前日中堂，已骂我滚矣。”这个小瘪三，可能是“前日”到李鸿章李大人那里跑了官，他有十二分的把握证明他升迁有望，证据何在？把握何凭？其据其凭非他，就是李鸿章骂了他一句话：“滚。”

果真是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见外？

也许是真的吧，与一个女孩子谈恋爱，若是一直对你恭恭敬敬，称呼都是称“您”的话，那么你的恋爱就没戏了；若是他给你擂了个粉拳，骂了一句“你这个坏蛋”，那也许就“此事谐矣”。

官场也是这样的“撒娇场”？

如果是个女下级对男上司，那也许官场就是“撒娇场”。但是，一般而言，官场的性别关系是男女组合的少，男男组合的多，男男之间有什么娇可撒？与其说官场是个“撒娇场”，莫如说是个“撒气场”。人当官了，就有脾气了，级别越长脾气越大。这么多脾气压在心里，往哪里撒？总不能乱撒一气吧？谁给他当撒气筒，他就肯定喜欢谁，比如一只马桶，你不是马桶，他要亲近你，最少会隔一层布，你当了马桶，他就对你亲密无间、无遮无拦了。你获得了上司向你“排泄”的资格，自然也就获得了与上司亲近的资格。

所以说，获得了给领导当出气筒的资格，那是一种机遇；获得了给领导当马桶的机会，那是一种大运。领导对你恭而敬之，你想升官？做梦去吧；领导经常骂你，骂儿子一样地骂，那就恭喜你，他把你当自己人啦，当他的儿子了！

据说在清朝，汉人当官，皇上是不能称之为“奴才”的，一旦称你为奴才，那就意味着把你当身边人看待了。所以一般人也是不能自称奴才的，这让当时的大官小吏痛苦无比，想当奴才而不得，那多惨？清末刚刚废除下跪礼，引起了太监们的惊慌，个个嘟囔道：“如果不用再下跪，那膝盖长着还有什么用？”在已经“当稳了的奴隶”那里，膝盖生来是为了跪的，耳朵生来是为了被拧的，脸蛋生来是为了被抽的，额头生来是为了叩地板的，屁股生来是为了挨棍子的……末代皇帝溥仪，曾经把那些太监放出宫，还他们一个自由身。想来是个“大善举”，却不料让太监们如丧考妣，个个号啕大哭，人人抱着“皇帝”的大腿表忠心：“奴才愿意天天给皇上端茶端尿啊。”据说，这些抱皇上大腿的太监，最后被“枪杆子”顶着他们的后脑壳逼着离开了皇宫。

北洋军阀的老牌将领王怀庆，他要提拔一个人的时候，先把这人叫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是一顿拳脚，大刑伺候，骂他一个狗血淋头，骂得越凶，升得越高。所以呢，那个小瘪三司令被李鸿章大骂了一声“滚”，他不高兴得一跳三丈高么？

所以，在官场里，若是有上司骂你，那么你的运气就来啦，福气也来啦，你就可以当奴才啦。骂你越重，你当越高兴。

10.李泌强睡唐肃宗

唐朝的李泌是个很好玩的人。说他是隐士吧，他出入魏阙皇宫；说他是官僚吧，他又常常居于山林泉下。隐时学道练功，成就了一副仙风道骨；仕时经时济世，甘当了一个马奔牛走；傲时敢与皇帝叫板，弱即听由君主揉拿。《太平广记》说他出生不凡，在娘肚子里足足待了三年，天生是个“异人”。人是特别聪明的，经史子集无所不阅，天文地理无所不晓，“少聪敏，博涉经史，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十来岁时，有神童之誉，受到唐玄宗的召见，宰相张九龄对他格外器重，寄予厚望。像他这样“起笔不凡”的人，混个公侯是唾手可得的吧。

可是，他偏不上这个道，要他科举他不科举，“操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他是不是想走另外一条“终南捷径”？可能是吧，他十五六岁即云游天下，遍走名山，访仙问道，求佛拜禅，仿佛飘飘在三界之外，悠悠不在五行之中。羲皇上人做得名气大了，他却忽然挂念人间俗事了，写了一篇策论，从嵩山山上直飞天子案头，力陈时局，被唐玄宗召进宫来，授予翰林院待诏，供职太子东宫。到了这“体制里头”，他却不懂得如何游戏，继续保持在野作风，常常“讽刺时政”，所以就被皇上捉弄了一把，把他贬到遥远的湖北去了。李泌此时无牵无挂，一气之下，一跺脚就走人，“乃潜隐名山，以习隐自适”去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引咎辞职”，把位置让给了其子肃宗。几十上百年的天下太平与歌舞升平造就了千万“太平臣子”，这些太平臣子很会享受“太平”，却不会如何应对“不平”。肃宗上台伊始，除了头上那顶皇冠很有力量之外，其余可以借助的力量寥寥无几，有人给其数了数，其身边的文武大臣，总共才30人，多半不可用。于是李泌“乘虚而入”，奔走到肃宗名下。李泌智高心慧，胸中有韬略千般，雄兵百万，成为肃宗唯一可以依赖的“智囊”。肃宗靖宇天下、扫除胡尘，其计其策，几乎都从李出。由此，肃宗对李泌高看一眼，厚爱一层，恩宠无复加焉，“卧则同榻，行则同车”，一时间，“四方文状，将相迁除，皆与泌参议，权逾宰相”。

李泌“权逾宰相”，但他不是宰相，不是不让他当宰相，而是他不愿意当宰相。他只当“山人”，肃宗对其物质奖赏与精神鼓励，他都谢绝。安史之乱平息之后，朝廷论功行赏，以李泌为第一，肃宗对李泌说：“只要先生开口，朕将倾其所有相与。”李泌听到这话，心中有个“恶作剧”的念头浮了上来，他什么都不要，只要把皇帝的尊严耍一耍，于是他就说：“臣但求枕陛下胫腿酣眠一睡。”他是想把皇帝当枕头给他“垫脑壳”睡一觉，这个要求高吗？有什么高的呢？供人“睡一下”，不花什么成本；这要求不高吗？把皇帝当睡觉的枕头，九五之尊严何在？肃宗倒是伸出了一条腿来，将李泌的头轻轻托起，放在自己的腿上。旁边的人看见了，觉得这不得了，马上就赶来，想把李泌抬起，丢到“阴间里去”，却被肃宗制止，李泌于是在皇帝的腿上安然睡了千百年来绝无仅有的一个“美觉”。

李泌待安史之乱平定之后不久就辞职不干了。肃宗“假装无知”，问他这是为什么，李泌说：“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所谓“功太高”，就是说革命胜利了，走狗该走了；所谓“迹太奇”，就是把皇帝当枕头睡这事啊，肃宗能把这事情忘记么？赶快走人确实是高招。李泌于是就这么走了，到南岳衡山去修道去了。

肃宗后来把自己给李泌当枕头的事情彻底忘了，但是他的儿子没有忘。肃宗之后是代宗，代宗对自己老爸被李泌“乘人之危”强行地“睡了一回”一直耿耿于怀，他的意思是：你李泌强奸了我老爸的尊严，那么我就要强奸你李泌的操守。所以他就把李泌从南岳请进朝庙来，天天当“中兴功臣”以待，好酒好菜伺候着。

唐大历三年端午，朝廷文武百官个个都给代宗献礼物，独李泌一无所有，一个人上穿汗衫，下着短裤，衣衫不整，一副“名士加痞子相”地上朝来。代宗就问：“先生何独一无所献？”李泌答道：“臣居禁中，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赐，所余唯一身耳。”我李泌所穿的东西从上到下都是您给我的，我哪里有东西献给您哪，如果硬要我送礼物，我只有这“人一个，身一条”。

这话在李泌那里是开玩笑的，可是代宗就拍掌连连叫好：“先帝欲以宰相委屈先生而不可得（听听，他记得那老爸当枕头的事了吧），自今既献其身，当听朕安排，由不得先生矣。”怎么安排呢？“朕欲先生食酒肉，娶妻成家，受禄位，为俗人！”果然，代宗把酒杯端到李泌的嘴边，天子给李泌倒酒来了，不喝也得喝；天子把一位漂亮的卢氏女子送来了，来破李泌这“佛身”了；天子把“红头文件”的“任命书”下发了，把官帽给李泌戴上了，世上什么都可忘，唯有妻子忘不了；世上什么都可忘，唯有帽子忘不了……这样，就把五行与三界外的李泌彻底地关在了“体制内”。

你李泌不在体制内，你可以拿捏皇帝，那么现在你李泌在体制内了，我皇帝就可以任意地拿捏你了：李泌的宰相帽子戴上去不久，就被代宗贬为江南西道判官；不久，又被贬为楚州刺史。李泌不再是过去的李泌，他已有家室之累，帽子之箍，还能有过去当“山人”的精神自由么？还敢讽刺时政么？还敢叫皇帝给他当枕头睡觉么？他只有老老实实服从安排，恭恭敬敬地听从调遣，规规矩矩地任从摆布了。

诸位明白了吧：在体制外，你可以戏弄皇帝；到了体制内，那就得由皇帝戏弄你了。

11.养猪养士养瘦马

世上利润最大的生意是什么呢？想来想去，我觉得应该是恩情生意。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利润多么高啊！施与一滴水，获得一汪泉，而且得的是涌泉，绵绵不断的酬报，回报率估计是百分之一亿了吧，世上哪有这么高利润的生意呢？施与一碗饭，叫人家还一生情；施与一副马肝，叫人家肝脑涂地偿还，这里的投资与产出比，可谓暴利。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景色已经是非常美了，干吗还要去扬州那小城市耍呢？是因为扬州服务业非常发达，那里“三月烟花”撩人得紧啊。扬州山川秀美，水质养人，盛产美人，美人都很温柔婉转，仪态万方，所以第三产业格外兴旺。三月了啊，扬州水边多丽人，那些烟花女子啊，“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谁不想去耍他一耍？所以啊，在扬州催生了一种别的地方很少有的行业：养瘦马。

扬州的瘦马是这么养的：兜里兜几个钱，到乡下或者一些棚户区去，寻访十三四五岁的美人胚子，三吊五贯银子将她买下来，然后放在家里养着。请来一些健美教练、瑜伽教练、礼仪教练，给她练体形，给她练台步，给她练露八个牙齿的微笑……苹果啊，豆腐啊，隔三差五打回牙祭啊，天天关在屋子里防晒啊，一年半载，就可以把一个脸黑面枯形容饥瘦的“村里的小芳”培养成为“走台的模特”，然后卖到烟花巷子里，或者卖与他人做小妾。这就叫做扬州养瘦马。这么养出来的“瘦马”，多么讨人爱啊，这不让那些登徒子喜煞？所以，那些包工头、房地产商、企业老板、上市老总以及领导同志们，常常都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十万百万带着，到那里去消费。

做这养瘦马生意的人真不少啊，“扬州人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这生意做得啊，养她一年半载，就有了养育之恩，她就得绵绵不断地给回报了。“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一个十二三岁的扬州瘦马女子，卖到了青楼里，即或是青春饭，怕也要挣到三十七八。即便之后“老大嫁做商人妇”，养瘦马的还是她的娘家，她还得知恩图报，她得用整个青春整个一生来偿还养瘦马者一时半刻的“养育之恩”。一年付出，赚人家一生，利润还不高吗？

这养瘦马想来比有些养士要费时费力，这要一定的时间嘛，成本是不是比养士高一些？这倒不一定，但产出肯定没有养士的高。养瘦马到底没要人家的命啊，养士那是得以英雄一命相答谢的。比如燕太子丹养荆轲，好像就只付出一副马肝。燕国的太子丹原先是留在秦国当人质，他看到秦王赢政决心兼并列国，又夺去了燕国的土地，他恨啊，就偷偷地逃回燕国，一心要替燕国报仇。他的经济头脑特别发达，他不想打仗，打仗成本太高啊，若是发动战争，他肯定“敢于胜利”，却未必能够“善于胜利”，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经济的办法：养一个士，造个“人体炸弹”，去搞“斩首行动”。这一思路出来后，他就到处采购“人体”，终于采购到了荆轲。把荆轲买了来之后，好生养着，“于是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太子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这里看来，太子丹很是舍得花成本的，给荆轲豪华套间住着，给荆轲奇珍异宝玩着，给荆轲香车美女耍着。可是这些东西是荆轲的吗？不是。这些东西，太子丹以后都是要收回去的，只是临时给荆轲耍一下几下。

真正给了荆轲的，可能就是一副马肝，其他都是“身外之物”，只有那副马肝才到了他肚子里。

一日，荆轲与太子丹一同骑马兜风耍子。荆轲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美食知识，他随口说“千里马肝美”，这个太子丹倒也爽快，叫人把那马给杀了，专取这马肝炒着，给荆轲做下酒菜。其实想来，这也不算什么太大方，死刑犯要上路了，也得给他一顿佳肴嘛，让他到那边不做饿死鬼。而这副马肝养了一下荆轲的胃口，就对荆轲有了养育之恩了，那么荆轲就应该“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就应该“下辈子也要给你当牛做马”，所以，荆轲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用自己一个人头还人家一副马肝，用一条命去报一餐饭。

这生意谁赚大了？谁亏大了？一副马肝赚人家一条命，有比这生意“性价比”更高的吗？

这生意很多人都是喜欢做的，特别是那些帝王将相或者那些亚帝王将相，一般生意不做，做的生意就不一般。他们可不会在山河里养几条鱼赚个小钱，他们想的是养几条小鱼赚大片山河。吕不韦同志本来是个小商人，做的是小生意，后来觉得利润都不高，高的是养士生意。他问他老爸：“耕田之利几倍？”父曰：“十倍。”又问：“贩卖珠玉之利几倍？”父曰：“百倍。”又问：“若扶立一人为王，掌握山河，其利几倍？”父笑曰：“安得王而立之？气力千万倍，不可计矣！”所以他就养了“异人”。太子丹是这样拨拉算盘的：花一副马肝，养个荆轲，杀掉秦王，保住燕国，因此灭掉秦国，再因此灭掉六国，自己不就是天下老大了吗？养荆轲这士，利润无算矣。“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取英雄到白头”，这长策是什么呢？就是做养士生意啊，直言之吧，就是做英雄的人头生意。

12.补缺一千年

清朝的官帽有点定制的意思，更有点像愿买愿卖的市场经济。比方说吧，你愿买知县这顶帽子，那你就先报名，说我买知县；你愿买京官，那你就填个报京官的表格；当然，这都得先预交一笔钱。像我们老家买猪崽，猪婆怀孕或没怀孕，放个定金先。猪婆是肯定要怀孕的，好比官职肯定是需要的（人都会自然亡，领导也是人啊！还有，反一次腐败总要倒个把人几个人，位置也能够空出来）。但是呢，猪婆怀了几只猪崽？却是个未知数（官员都会自然亡，而什么时候亡，谁也说不准；官员什么时候被反腐搞倒，谁也说不准），这就产生了清朝干部使用制度的一个特有现象：补缺。

浙江绍兴的李慈铭先生，也是进士出身。本来呢，毕业应该分配工作的，可是，就业形势特别紧张，有当官的资格，却没当官的位置，奈何？他为了早日当上公务员，听了他妹夫周先生的话，走上了补缺这条路，“乃售出田产，决意捐纳”（土地是命根，他都舍得了，可见当官的诱惑力有多大）。他与妹夫同时拿出了一笔款子，他妹夫报知县，他报的是京官。也许那时候对身份证的查验不是特别严格吧，钱去了，人没去，也是可以的，所以李慈铭先生人没去，叫他妹夫把钱带去。这一疏忽，也就出了问题。他俩都是精准计算了的，并没多带预算外的备用金（也难怪，连田土都卖的人，有多少家产？），而清朝出台了一个优惠政策，多交钱的可以优先，大体上是可以享受VIP待遇的意思。吏部的干部科有人透露了一个消息给周妹夫，“查福建省同知，如捐小花样，即可补缺”。意思是，你多给点帽子费，马上就可以去当官，于是周妹夫就挪用了他舅爷的买官款，将其原捐“不论单双月”者，只为他舅爷捐了“双月”。不论单双月，补缺快；只捐双月，补缺慢。

这下，周妹夫一手交钱，一头戴帽（这实在是个特例，恰好福建空了个位置，更有信息对了称——书吏给了内部信息），往福建当县领导去了，而李慈铭先生因为多与老婆缠绵了几夜，待他赶上京城，却再无位置。他也许理论过，但肯定没理论赢，清政府不是不给他翎带，而是暂时没有。这个理由把李慈铭先生给噎住了，做声不得，有什么办法？等吧，死等吧。等待的日子难啊，度日如年，何况李慈铭先生寄居别人家，“李到京，不能到部，乃住畇叔家”。篱下的日子不好过，他天天眼巴巴地望着紫禁城发帽子。等了一年两年，等到了一个春节，家家户户，高高兴兴贴春联，李慈铭先生却是辛酸得紧，于是，他在居处贴了一副对联：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主事，补缺一千年。“藏书十万卷”，那是真的，李慈铭先生是清朝大儒，“未及冠，文名震越中”，“及官京师，益延接群士，俨文社主盟”。而“补缺一千年”呢？不知是怎么计算的。清朝另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赵之谦也曾经捐了江西知县，等了N年，都没等上，等得心躁，雅不起来了，风度不起来了，于是以文人艺术家特有方式发牢骚了，他把书房里的匾额取了下来，换了一块新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隺斋。隺是县长的意思，1729是当年清朝的县域数。可能是赵书法家一个县一个县地扫视过去，觉得每个县长的身体都健康得很，补缺要到猴年马月呢！

补缺1000年，也是文人爱夸张，真要那么长吗？如果官员交流与换岗比较快的话，比如，县长去年你来做，今年到我家，那么不要1000年，420年就够了。李日先生给算了一账：咸丰同治年间，因为捐纳和军功记名为提督者近8000人，候补总兵者20000人。当时全国共有提督位置19名，总兵位置可能多一些，如果一年一换的话，只要420年，估计每人都可过个官瘾。

苦啊，这日子真难过。但李慈铭与赵之谦怎么说也是名人，有名人的光辉照耀在那里，情况不会那么悲凉。一是帮忙的人多，二是名人不用，造成的负面影响那可大了去了，政府也不能不优先考虑。所以，没等几年，李慈铭先生补上了户部主事，而且不久也升了上去，当了御史，弄了个省部级。只是那些倾囊买官却又名气不彰者，那日子才真正难熬啊。李慈铭先生为了革命工作，把田产给卖了，其实还不算豪气，有位老兄把裤带都给卖了，他买的是个候补巡检。苦等多年，依然没能补上，平时还好过，寒冬腊月了，还常常是雪天戴破帽，雪地打赤脚。那间破屋，门窗都没，“其妻与子女五六人，卧在一床，俱穿破单衣，饿已多日，大者不能言，小者不能啼”。

身苦不为苦，心苦才真苦。湖北有个候补道员名叫恭钊者，他的家庭还算可以吧，反正是经常搬家的，每搬一次家，他都叫仆人把墙壁给砸破。他可不是弄时尚，把刚买来的新裤子铰烂当沧桑，他的意思是，炒股炒得心理亏了，承受能力差了，回家不喊爸爸叫爹（跌），而叫兄长（疯涨）了。墙壁砸破了之后就问仆人：“此缺何不补？”仆人在那里高声应：“老爷，快补了！快补了！”

这真让人纳闷。这些候补干部与后备领导不搞集体上访，我是不纳闷的，你是干部，你也上访？看我开除你！交了钱，却买不到帽子，我也不纳闷。向领导私人买帽子，那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不交货，那我告你。但清朝的情况不同，这是国家政策，什么事情只要干部把国家政策一拿出来，谁敢放个屁？我所纳闷的是，清朝政府对这些人怎么如此刻薄呢？解决这些人的工作问题、职务问题，也许确实困难，可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是不去想他们的死活，还是思路没打开？办法好多啊，而且很现成：设一正N副，还设N个县长助理、N个市长助理，不就解决一大批？如果还不行，可以设立调研员之类的嘛，多弄些助调、局调、巡视员、主任科员，所有候补都消化了！反正这些非领导职务，是个大框，没编制限制，有多少可以装多少。而且不要他们工作，也就是说不让他们来争实缺，只要级别升那么一级，工资加那么一级，他们大都愿意。这样问题就轻松解决了，普天同庆，皆颂皇恩也。

13.正确领导是怎么来的

文人爱搞寓教育于娱乐，我们爱搞寓考察于旅游，领导也爱搞寓政治于玩耍的。乾隆南巡，听说为的是考察江南美眉，但也不妨碍他为大清王朝考察干部。那回走到南京地界，他听说有个好官叫张伯行，就在南巡的轿车上完成了对张氏的考察。乾隆问省里的领导：“张伯行居官如何？”省领导答：“好！”乾隆问：“张伯行真不要钱？”省里领导答：“真不要钱！”乾隆转身又问随行的大学士张玉书：“江南还有如此好官否？”张玉书答：“再没有这样的好官了！”

乾隆听到这里，突然批评起省里领导与大学士张玉书来了：“然则汝等何以不保举之？”既然张伯行是天下无双的好官，你们为甚不向我推荐？怎么硬叫我来签字画押做推荐人？

乾隆这一问，我们听起来总感觉不对劲。推举提拔干部，是一把手最不愿意与人分权的事，这个乾隆莫非是只怪鸟，不要这个权？谁推荐谁签字，出了问题，谁就与问题官员一同兜起来。乾隆那会儿，好像还没搞这样的推荐连带责任制，乾隆用不着担担子。

原来是：“今朕自保举之，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若贪赃枉法，天下笑朕不识人！”原来乾隆不是怕什么推荐连带责任制，不是要调动下面积极用人的积极性，也不是搞什么分级负责的民主，而是要保证他永远正确。如果张伯行到死都是革命的一生，那好说，可以证明领导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而若张伯行是贪腐的一生或者说是由清廉转贪腐的一生呢，那么将给乾隆抹黑了，不能证明他永远正确了。乾隆的一世英名寄托在一名官员的贪廉之上，这太赌博了吧！这一赌，乾隆还真拿不准。但他不怕，他有办法。

西谚云：国王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东方西方都一样啊。然则，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大概领导是比圣贤更圣贤的，所以他才从不犯错误，压根从来就没错误。

他们有什么好法子，能够保证百分百没问题没错误呢？我们一般认为，他们一般使用的是慈禧太后的无错术：

190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慈禧太后主持召开了主席团会议，中心议题是向西方列强和还是战。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主战的有刚毅、载漪、徐桐等。慈禧心中已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送死万民，保她一人，却在会上广泛发动民主，问战与和。许景澄等说万万战不得：“如与各国开战，恐将来洋兵杀进京来，必至鸡犬不留！”慈禧勃然大怒，发签拿人：来啊，给我把这些投降派推出去斩了。只听见一片“咔嚓”声，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五人的脑壳都掉了地，被狗吃了！

主和的都是卖国贼，慈禧当然要杀，她是正确的嘛；主战的都是爱国者？一与列强开战，北京城三五两下即被攻破，慈禧屁滚尿流向祖国的纵深地带西安跑。若追到了西安来，怎么办？到底还是投降好！谁叫开战的？谁害得国破家亡的？谁害得老佛爷惶惶如丧家狗的？是那些主战的嘛：“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挟制朝廷，妄行攻战……”于是，也咔嚓咔嚓咔嚓，刚毅、载漪、徐桐等人头落地，为其错误埋单。

开战，慈禧说她是正确的，错误的是臣子；投降，慈禧说她是正确的，错误的是臣子。她呢，一贯正确，永远正确，从来就不犯错误！

她说红就是红，她说黑就是黑，显然，慈禧的正确来自于权力。她这种混账正确，大家都是不认可的，即使认可也是口服而心不服的，这种正确术，完全是领导霸术啊。这霸术，在慈禧那会儿，可以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使用，搁到现在呢？这招数恐怕没那么好使了。

那么是不是不能保证领导永远正确了？

办法是有的，不能用领导霸术，那就可以用领导艺术啊。这领导艺术就是乾隆所运用的那方法：有风险的事，有危险的事，有问题有麻烦的事，拿不准的事，搞不定的事，改革创新的事，直接面对群众的事……首先呢，都是由副职去干。副职都冲到试错的第一线去。他呢，站在正确的二线三线，保持着永远正确的广阔空间！“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而“若贪赃枉法，天下不会笑朕不识人！”不识人的，是下面那干吃粪的！副职用身家性命挡住错误，保证领导永远正确！

领导的正确率为什么这么高呢？首先他运用领导艺术，万一不行呢？他就运用领导霸术，一术不行，两术结合用，就万无一失了。比如乾隆提拔了张氏不久，就有人罗列七宗罪而弹劾张氏，乾隆说了：“张伯行居官清廉，天下所共知……汝等体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无所畏忌，则海内享升平之福矣。”乾隆这一板拍了下去，谁还敢说半个非？有人说，张伯行遭遇弹劾，非关贪腐与清廉，是因为他弹劾了当时的权臣噶礼，遭到噶礼报复性的弹劾。到底如何？是像我们搞爱国卫生一样，一纸薄膜遮了垃圾，还是本来就很干净？是政治斗争还是政治安排？真相难考，但可肯定的是，张伯行的贪腐与否，事关乾隆是否永远正确，他这个典型是不能出问题的，所以，大家都来“体朕保全清官”之“至私”之意了。乾隆自己是两术并用，以切实保证他永远正确。

14.雍正的誓言

咱们国人有一种圣旨崇拜，认为皇上开了金口，就是玉律。有故事传说唐朝时节，湖南有个在长安做官的人想为家乡做件好事，便在皇帝每日出行的路上用蜂蜜写了一行字“澧州粮米可免”。皇上那天出来看到密密麻麻的蚂蚁在那行字上爬，信口念道“澧州粮米可免”，那湘籍官员“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立刻“谢主隆恩”。据说皇上非但没有办他捉弄之罪，而且兑现承诺，不再收澧州粮米税收了。此种佳话多矣，可信度有多高呢？

雍正的金口就信不得。雍正不但空口无凭，他信誓旦旦写的保证书，甚至他指天画地发的毒誓，也多半不可信。

雍正初年，湖南有个小秀才曾静，不知道哪根神经短了路，突然想起造反来了。他听说岳飞有个后代名岳钟琪者，在川陕当总督，权力很大，而且拥兵十万，他就臆想开了：岳钟琪是民族英雄之后，而所谓民族英雄者，实是汉民族之英雄，只会忠汉统，不可能忠满统的。在这臆想推理中，他写了一封造反信，效仿骆宾王骂武则天，骂雍正弑父杀兄，夺母占媳……总结了八罪十罪的，总之是把雍正骂得一团糟，简直不齿人类，狗屎不如。

曾静这案子几乎众所周知，不说也罢。有意思的是，雍正对这案子的处理出人意料。也许严重的问题确实是教育群众，雍正把曾氏进行一番思想改造，硬把他给“教育过来”了，不杀他了，而且派遣曾氏到全国各地去宣讲政策，现身说法。犯了如此造反大罪与骂君大罪，每一罪都够曾氏死一千次，难道真不杀了吗？不但曾氏惶惶不可终日，而时人也是多有疑心的。这时候，雍正放下身段，向曾氏、向群众写起保证书来了：我发誓，我绝不杀曾静，而且“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杀戮”。

这话放在雍正时是天宪，放在其子乾隆时是祖宪，都是铁书写死了。看来曾氏应该是“改了就是好同志”的了，睡到自然醒、活到自然死没什么问题的了。然而，言犹在耳，乾隆一上台，就完成他老爹没完成的“恨事”，把曾静拉到菜市口，“咔嚓”一声割了头：“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切齿之状，宛然在目前。

誓言大概也是分档次的，根据兑现的自觉程度，也许可分为诺言、誓言、毒誓吧。骗你是狗狗，骗你天打雷劈……这样的誓言才有点发誓的样子。雍正给曾静吃的那颗定心丸，介于诺言与誓言之间，采信度不高，也是自然。可是，雍正发了毒誓，就一定可信吗？未必！

雍正接康熙之班，有所谓“传位于十四子”的野史传说，这个事情真确与否，实难断言，但是，雍正上台，靠的是年羹尧与隆科多等几个心腹大臣，那是连雍正也承认的。年羹尧对雍正恩莫大焉，要是市民之间的话，雍正早该垂泪下跪，对着年氏谢“再造之恩”了。确实，年氏对雍正不但有扶植之恩，而且有保其江山之勋。雍正初登大位，青海发生叛乱，年氏奉命出征，一举平息。年氏南征北战，为雍正尽犬马之劳，雍正对他感恩戴德，非比寻常。

年氏有次又要出征，不知从哪里听到了一些什么风声，有点踌躇。雍正见之，不是臣子向皇上表忠心，而是倒了一头，皇上向臣子发誓了：“尔此番出征，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看看，拿天拿地拿神明说话了，“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人民也。”读到这段话，老实说，如果不是那一口一个朕字，那么，没几人相信这是皇帝在说话，倒像山野草民市井小民在那里赌咒：我肯定不会对不起你，如果对不起你，我当你的儿子；如果我的儿子对不起你，那不是我养的儿子，是狗娘养的儿子！他不但将自己拉在誓言里，而且将全国人民都拉在誓言里，而且将子孙万代都拉在这誓言里。这都是当着天发的，当着地发的，当着三尺头上有神明发的，实在不是一般的誓言了，是很毒很毒的毒誓了。

其实，雍正在发这番毒誓之时，他已经准备对年氏下毒手了。年氏自恃劳苦功高，越来越不像话了，不可一世，唯我独尊，将权柄操持己手，大有逾制之处。年氏吃饭叫做“用膳”，请客叫做“排宴”，接见部下叫做“引见”，送人东西叫做“恩赐”，有皇帝那般排场了。不但臣子向雍正告阴状，雍正自己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万事俱备，只欠时辰，时辰一到，就举屠刀，杀无赦！雍正上回处理曾静，交给子孙去办，为什么？因为上回他没发毒誓；这回就不给后代出难题了，让子孙担起毒誓，总是不好的，他就负起全责了。

朱元璋也曾给帮他打天下者发过许多免死铁券，但他想杀谁不是照样杀了？皇上的金口可信么？皇上的圣旨可信么？皇上的毒誓可信么？皇上的铁券可信么？

再举个小例：几乎所有皇上，其在台上台下都喊过“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的口号，都刷过“从来为治之道，莫先于爱民”的标语，都做过“导民务为第一要政”的文章，一副群众利益至上、以民为本的模样，到头来看，践诺者有几？

15.乾隆翻案风

钱谦益与袁崇焕都是晚明末世人物，生前也许在一起喝过酒，都是明朝的革命干部嘛！死后却难以尿到一壶去。倒不是钱谦益是一文，袁崇焕是一武，文与武隔行如隔山，而是因了气节问题，一个高入云霄，一个踩入土底，委实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哪能相提并论？

袁崇焕或许是晚明唯一的救星。他半路起家，弃文从武，以一腔肝胆与热血苦撑晚明危局。如果得到明朝皇帝的信任，或许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也只有他才有可能让明朝起死回生。可是，他碰到了昏天黑地，天，硬是错勘贤愚枉为天；地，也硬是不分好歹不为地。袁崇焕忠心鉴日月，热血洒疆场，结果是，忠已做奸来奸已做忠，忠不得好死奸得好活。袁崇焕被皇太极略施反间计，自诩清明实为昏聩的明朝末世皇帝崇祯就将袁崇焕以叛逆之罪逮捕入狱，“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千刀万剐，一块肉一块肉地用钝刀子割死，而每割一块肉，“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噉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之，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

如果说袁崇焕是大清的死硬对头，那么钱谦益就是大清的现世活宝。钱氏食明禄食了60多年，大清剑指南明首府南京城那会儿，钱谦益还当着南明政府的礼部尚书加宫保，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明朝对他是“皇恩似海”。可是清军兵尚未临城，钱氏却被大清统战了，一统就休战，不统也休战了。他以明清一代文坛领袖相号召，率领一班文臣投靠清政府，并到处写信，到各地劝降，再以投降劝降有功，求乞新主子，跑官要官去了。本来想弄个宰相当一当的，未能如愿，级别不比在明朝高，他当得没多少味道，当了三五年就不当了，反过来再去当晚明遗民，老死蒿莱。

袁崇焕与钱谦益并列，让义士十分羞耻，岂可并论？这是因为双脚站在晚明遗民立场上。而站在大清来看，袁钱并列，让大清同样不自在，也不可并举。谁是大清的敌人？谁是大清的朋友？这个问题真的是大清的首要问题。袁崇焕是大清的敌人，钱谦益是大清的朋友，最少在乾隆以前，大清是这么看的。

到了乾隆，袁崇焕与钱谦益之事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忠骨奸骨，都已化成灰。敌人已不为敌，当年死也不与清政府合作的人，都死了；死不合作，活却要合作，他们活着的子孙都拼命在考大清的公务员了，去与满清政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了；朋友也无甚可朋，革命已经胜利那么久了，哪需要什么统战呢？按理来说，乾隆那会儿，统与战都不再是话题，打牌的打牌好了，卡拉OK的OK罢了，歌舞升平，熙熙然享受盛世得了。可是这个乾隆，不知道哪根神经受了刺激，他翻起陈年旧账来了。

有天，他坐在金銮殿里没事干，突然要给袁崇焕平反。那时好像没有档案保持50年之说，许多档案500年都不公开。乾隆却在150年后将袁崇焕的档案公开了，所谓袁崇焕“通敌资敌”，其实没那回事。真相是，袁崇焕是明朝第一忠臣！当时所谓通敌，是咱们大清祖宗搞的反间计。袁崇焕是忠臣啊！明朝不给他平反，我乾隆来给他拨乱反正。乾隆不但给袁崇焕正名，而且准备给他大奖励：“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尚安同志奉命去查了，袁崇焕已斩草除根，没有后人了，有的只是远房玄孙辈，没做官；乾隆立即派人把袁崇焕这门亲属接上京城，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

乾隆对满清夙敌袁崇焕恩遇有加，他对曾经被统战成功而成其满清功臣的钱谦益，是怎么对待的呢？敌不是敌来，友不再是友，乾隆把袁崇焕请入神榜，却把钱谦益打人另册。他首先是把钱谦益的著作全部查封，并亲自起草了查封文件：“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膴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人类。”当年满清政府敲锣打鼓拍掌欢迎的识时务之俊杰，到了乾隆这里却是个禽兽不如的人了。及将“盛世修史”，乾隆始终不忘这个钱谦益，特地破了史记体例，增立《贰臣传》，将钱谦益与洪承畴同列贰臣，列为最末等，“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又特地作诗，把钱谦益斗垮批臭，“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嬉笑怒骂，极尽嘲讽，置钱谦益大不堪。

对满清而言，钱谦益怎么着也比袁崇焕要好、要有功劳，再怎么着，他也是起义人员嘛。袁崇焕不但让清兵死伤无数，使满清建国推迟了N年，而且把乾隆的老祖宗努尔哈赤一炮轰了个病残，因之而亡，可谓是国有恨家有仇。而钱谦益呢，他率南明文武百官投顺，别的不说，单是子弹就给满清节约了不少，让战争早一日平息，这份功劳不轻！可是乾隆把曾经的敌人抬上神龛，把曾经的朋友抛入十八层地狱，这种认敌为友、认友为敌之举，是乾隆脑子进水了？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兔死狗烹？或谓，这是乾隆的英雄史观？只要是英雄，哪怕是敌人，他们就充满敬意。而如果是狗熊，哪怕是朋友，他们也视为臭粪，恨不得打翻在地，再踏一只脚。

其实都不是，乾隆把袁崇焕倒过来，将钱谦益颠过去，不是他昏了脑壳，不是他乱了手脚，不是他政策变化无穷难以揣摩，不是他闲着无事，为翻案而翻案，他心里明镜似的，比谁都清白。他翻袁覆钱，有一套坚定不移的价值准则，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忠。袁崇焕忠，是好样的——“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敌，但尚能忠于所事。深可悯恻。”钱谦益不忠，那是坏蛋——“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宁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于统治者言，没有比忠更高的价值观的了，忠超越在亲之上，超越在祖之上，甚至超越在国家之上。他们需要的是奴才似的忠诚，走狗似的忠诚。

乾隆喜欢搞翻案，有段时期真个是翻案成风。清兵入关之处，抗清志士史可法孤身守扬州，被俘拒降，高呼口号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乾隆某年秋天，翻阅宗室王公功绩表，看到了史可法写给多尔衮劝降书的回信，读后神经触动，马上就给史可法平反，追谥号为“忠正”，且写诗大力歌颂：“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并名复书书卷内，千秋忠迹表维杨。”把曾经的清朝反革命史可法颂为光风霁月，千秋不朽！明末另有抗清志士黄道周与刘宗周，乾隆表彰道：“史可法之独撑危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

乾隆翻案，并不只是为个别人翻，他提出要给四种人翻：守城战死与被俘处死者；不甘国亡而在家自杀者；抛妻弃子为复明而四处流亡者；至死不入新朝做官者。“凡明朝尽节诸臣，即同为国抒忠，优将实同一视。”同时给他们出台了褒奖条例，主要有：根据抗清者原来官职大小与抗清事迹影响大小，给予专谥或通谥；可以列入忠良祀，并由翰林院撰写谥文，容许立碑写传……据说，乾隆给这些人平反的，多达三千余人。

可是非常怪异的是，在大规模表彰明末抗清者同时进行的，是他大规模地打压与镇压当时怀明者。明朝已亡百多年，这些人仍然怀念，不是更体现忠心么？为什么用两重标准呢？纵观历史，罗织文字狱最多者，可能非乾隆莫属。他所办的文字狱的划线标准，一言之就是：不忠。不论是真的不忠于清，而是假的或者说他疑心不忠于清，他都是杀无赦！比如，他翻湖南山野秀才曾静策动岳钟琪一案。他爹雍正把曾静的思想改造过来后，被判不死的，乾隆一上台，却是格杀勿论。这里头乾隆有甚指导思想呢？其实翻曾静案与翻袁崇焕案、翻钱谦益案、翻史可法案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忠字为翻案标准。他对袁崇焕等以不忠为忠，对钱谦益者以不忠为不忠，都是以忠字划线。乾隆如此强调这个忠字，是很有深意的，既欲以之服务为当朝盛世，更有为末世早做打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清朝灭亡也是有时的，到那时候，谁将反清呢？清朝末世是需要钱谦益还是需要袁崇焕？乾隆当然得为子孙谋，为筵席散时预留空间焉，可以多一晌苟延残喘嘛。现在把这种忠奴观念树立起来，深入人心，成为大清子民的思想基因，那当然好。

与钱谦益的“进退无据”相比，乾隆是特别进退有据。当时招降纳叛，他意志坚定；现在尊敌杀盟，他目的如一。钱谦益反反复复，说明他有心理斗争，可恨之处有可怜。一切都在乾隆的掌控中，猫戏猴，虎逗羊。满清把钱谦益、曾静戏来逗去，如此之进退有据，比钱谦益们之进退无据，更是可怕十二分，这叫：平生谈节义，百死事君王，进退都有据，政治哪有光？

16.四态“才”、“官”、“财”

萨孟武老先生认为中国历来的官本位社会主要是两种形态，一是读书、做官、治国，萨老把其列为公式是：才—官—才，即学而优则仕，读书增长自己的才干，有了才干便可做官，然后运用自己的才干来治国齐家平天下；另一种是读书、做官、发财，萨老给其列出的公式是：财—官—财，即用自己的钱去买公家的官来做，做公家的官是为了发自己的财。萨老是大家，对于历史深有研究，尤在社会学上算得上是执牛耳的人物。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历任上海各大学校长，后来去了台湾，所长政治学与社会学。所以，他对中国社会看得是很通透的。比如他列出的这两个公式，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很有化钢铁为绕指柔的功夫。

萨老概括的两种形态，也许是最基本的，但是，我们历史上还有不太基本却也存在的官本位形态，或者说是变体吧。在下以为，最少另外还有两种形态，一是读书、做官、发财，可以列为公式是：才—官—财；一是花钱、做官、治国，可以列为公式是：财—官—才。

才—官—才，这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其实，做官并不是什么大坏事，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依靠“官”这个平台。如果谁也不出来维持社会秩序，那么，社会要么是到了天堂，要么是堕入了地狱，而且堕入地狱的可能性更大。治国是必须有才干的，才干是必须通过学习的，有学于胸是应该展现出来的。对于天下读书人而言，做官是实现自己抱负的最佳载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读书人最大的成就感。“才—官—才”这种形态如果成为社会的绝对形态，或者退一步说，成为主流形态，如是，则“官”这个字将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一个词，社会自然也就会政通人和，那是朗朗乾坤，清清世界了。

但是，这种“才—官—才”的社会更多的是一种梦想。很多时候我们倒是“财—官—财”的时候多。萨老说，中国的卖官制度开始于所谓的“文景之治”的盛世，“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这是汉文帝确定的“法律”，到景帝“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只要有“贾”，什么“民”都可招为“公务员”。买官卖官这桩买卖是利润最大的交易，卖者特别划得来，因为他几乎无须成本。商家买货，总得要自己先垫资本“进货”，而官家卖官，一个官帽子，不过是一张红头文件纸而已，而且这张纸绝对不要自己出钱，是公家的“办公经费”里报销的。“纸钱”都不要，那“卖帽子”的票子就到了自己手上。于买家而言，也可以说是一本万利。这里需要细辨一下的是，在初始时，买官的钱，极有可能是私人的钱，而一旦买上了，那就根本不需要自己掏钱了。所谓以公家的钱买公家的权，把公家的权变为私人的权，再以化公为私的权去套取公家的钱，然后，把公家的钱变为私人的钱。

“财—官—财”的社会，萨老认为是历史常态，其实说来，“才—官—财”的社会也许更多见。明目张胆地买官卖官，不但老百姓痛彻肺腑，就是统治者也往往看不过眼，所以多半是“潜规则”。在表面的“显规则”上，“官帽市场的准入证”往往不是“财”，而是“才”。自隋朝开始科举取仕，公务员“逢进必考”便成为“制度”，成为“主流”，那种“买官卖官”的现货交易排斥在“制度”之外。但是，进入了“官场”，“才人”们做了官，是什么样的形态，那就难说了。靠读孔孟之“治国平天下”敦敦教诲而登坛拜将入庙出相的士子此时此刻还是想着“治国平天下”吗？恐怕早就把孔孟给卖掉了。“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好像是有人这么公开“宣言”过的。所以，很多人十年寒窗，一朝中举，吃得苦中苦，为得人上人，就大肆收敛钱财。古今贪官，十有八九走的是这条路径。

也许极为鲜见的是另类形态：财—官—才。这种社会想起来好像是没有的，用自己的钱去买官做，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为了替公家出力，谁那么傻瓜啊？是天方夜谭吧？这种人虽少，但并没绝迹。左宗棠才气飞扬，而性格耿直，视钱途通达前途为莫名之羞，怎么也不愿干此龌龊勾当。有一年，左宗棠从新疆归来见天子，能见天子多么美好啊，是封官授爵的事，好多人求之不得。但他到得金銮殿大门口，太监不让进，像唐僧在西天取经，“阿傩”、“伽叶”要“人事”一样，太监们向左宗棠要3000两银子，方才安排晋见“领导”。左宗棠死活不肯，最后，李鸿章出来圆场，替左氏出了这笔钱，也算是左宗棠花财买官替国家出力吧。而更典型的是徐锡麟。徐锡麟参加同盟会，打算以身殉革命。1906年，自日本回国，他的结拜兄弟陶成章出主意——先捐个出身做上个官，然后再谋图革命之事。也就是按照当时清朝的惯例，捐钱给政府，要求政府派给一个官职。捐官要花钱。徐锡麟的赞助人叫许仲卿，一出手给了5万银元。靠这5万银元，包括陶成章在内的四个结拜兄弟，分别捐纳了知府、同知等衔，徐锡麟也捐得一个道员的职务。他靠这个职务接近安徽巡抚恩铭，以便刺杀，但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巡抚没杀成却就了义。自己花钱去当官，目的是为家国捐躯，为自己买死，徐锡麟真是绝无仅有。

如果说，“才—官—才”是清明的社会形态，那么，“财—官—财”是腐朽的社会形态；如果说“才—官—财”是腐烂的形态，那么“财—官—才”则是一个烂透了的社会形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才—官—财”的形态里，“才”是“市场准入”凭证。而“财—官—才”呢？公务员的准入证是“财”了，前者是有才无钱可进来，后者是有才无钱莫进来。想为国家出力都得靠钱去买了，两者相比，谁更烂呢？那真是末世了。你看，左宗棠、徐锡麟不是清末人物吗？自然，财—官—才，社会这个前提已烂，而到底有人在支撑危局，等到了财—官—财，那就谁也拯救不了了。如果把一个由盛而衰的社会划分四个阶段的话，那我认为，依次是：“才—官—才”，“才—官—财”，“财—官—才”，“财—官—财”，许多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体上走的是这样的王脉轨迹。

17.魏徵的妩媚

魏徵以敢犯龙颜极言直谏而名于史。武死战，文死谏，魏徵死谏起来对皇帝老子也不留任何情面，唐太宗对其亦是敬畏三分。这在“巍巍朝庙堂，都是阿谀场”的官场里头，算得上是一个异数。在当朝及后世的印象中，魏徵成了一个肝胆铿锵，刚烈竣切，丝毫不见奴颜媚骨的硬汉子角色。

在官场里头生存的大法则是顺龙鳞，而非逆龙鳞，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验之万官而皆灵，造就了许多驯官循吏。那么，魏徵敢与皇上顶嘴，是不是成了反法则的特例呢？在我们这些局外人看来，委实如此，但在唐太宗眼里，魏徵却始终没有跳出官场的法则。

唐太宗在一次与臣相们聊天之际，谈及魏徵，不经意地脱口道出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人谓魏徵刚直，朕却见其妩媚。”时隔千余年，我们已无法复原斯时谈话之现场，也无法望见唐太宗眼角眉梢之神态，对唐太宗这句话的解读，也就很费猜度了。话中对魏徵是夸赞，还是不屑？是在向臣相们解释“朕并非怕魏徵”以换回被臣子顶撞所失去的面子，还是确实觉得魏徵娇憨可爱？抑或是为了证明自己臧否人物见识超群？也许这确是唐太宗的失言，它不经意地泄漏了愿打愿挨的个中消息，使一个敢进谏一个善纳谏的千古佳话露出了一点双簧戏的色彩。不管怎么说，唐太宗说这句话是建立在对魏徵有绝对把握的基础上的，也许其神色与心态都与那句“天下英雄入我袖中”毫无二致。在太宗心中，魏徵再怎么顶撞，也不过是在其长袖中舞蹈，哪怕魏徵之舞非常乖戾，在本质上还是为了取悦太宗，取媚太宗的。

其实，如唐太宗所言，魏徵也实非“刚直之士”，不过是“妩媚之相”。其一生之行状，有三次变节：魏徵本为隋民却转身反隋，先跟李密起事，后随李降唐，做的是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官，是李建成阵营中的干将，可谓是唐太宗的“敌人”。玄武门政变，唐太宗血刃同胞兄弟李建成，按理来讲，作为李建成食养的士子，魏徵当威武不能屈才是，但他一弯腰一屈膝就成了唐太宗的人，这里头，哪有刚直可言呢？唐太宗坐稳了龙廷，无人撼其位，可谓“俊杰”的魏徵当然识得这个时务，因此也就甘心做了“忠臣”。唐太宗当然也有十二分的把握认定魏徵不会再变来变去背叛他，有了这一条底线，唐太宗就不怕魏徵直谏了。作为一位明主，他还知道魏徵直谏是为自己好，为的是李氏江山稳固万万年，魏徵逆龙鳞，诚所谓“小骂大帮忙”。唐太宗雄才大略，思维异乎常人，他多在险处用险招。比如发动玄武门政变，从当时形势来讲，他并不占优，但他出人意料地下了险招，因此在“险峰”上占了“无限风光”。在魏徵的问题上，他需一个魏徵，也能容纳一个魏徵。一方面，他确实需要一面知得失的镜子，以随时矫正政策；另一方面，他要别开生面，树立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名声。被臣下揭批或者顶嘴，也许会使自己失去一点小面子，但可换得史册之大名声。事实确如太宗所料，其胸襟气度至今为后人所乐道和颔首，这是太宗比历代昏君的高明之处。考其视角，那就是：魏徵只要是自己的家奴，那么其“文死谏”，何尝不是另外一种阿谀奉承？碰到魏徵跟自己急，唐太宗就仿佛看到了一颗翩翩为己起舞的忠心，难怪“人谓刚直，而朕见其妩媚了”。

做官是一种高智力的活动，高人常有高招，做官之法自有不同。李贽在《初谭集》中曾列举了24种做官法，如圣臣法、贤臣法、侈臣法、奸臣法……清末徐珂对此也多有研究：京都做官，有小官大做，有热官冷做，有俗官雅做，有男官女做……如某某做官欲望强烈，却隐于南山，一旦有了高位或肥缺就不再穷善其身，而要兼济天下了……那么魏徵呢，他也许是24种做官法之外的第25种独门心法，那就是颂官骂作。他摸准了唐太宗的脉搏，还觉得自己确实出自于“忠心”，充分相信唐太宗不会将他怎么的，所以，他敢逆龙鳞，勇捋龙须，闯出了一条与一般意义上的拍马屁、搔马腋迥乎不同的升官新路。他也因此由洗马而主簿而谏议大夫而秘书监，步步高升了。

官儿人人会做，各有巧妙不同。像魏徵这种骂作法，不太常见，但并非不见。据说蒋介石就爱这法，当然不是人家骂他，而是他骂人家，蒋介石若要提拔人家了，常在任命书下达之前在“小范围内”骂，“某某娘希匹”，被骂为“娘希匹”的某某顿时喜形于色。在官场里头，有时不怕骂，怕的是不骂。对你客气着呢，那真的是见外，把你当外人待。一旦对你开骂了，那意味着你进入其圈子了，把你当自己人了。所以“严是爱，松是害，不理不睬是见外”。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觉得如此走笔是跑了题，魏徵是下骂上而得官，这里却说上骂下而得官，完全是两码事。其实是一码事，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因为，下骂上也好，上骂下也罢，其间的关系都是家主与家奴的关系，只要达到了家主与家奴这一层次，那么在官场里头做官就一顺百顺了。其间之异，如下骂上，上下可能会因此都获得芳名；而若上骂下，上下则可能是臭名了。唐太宗是一代明君，他对此当然能够明察。

18.袁世凯出书

为什么人居下僚时，总是好像什么都不懂？为什么人一旦居于高位，便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政军学商都是先知先觉？在人下人时要装傻，在人上人时要装慧，这是成功人士的成功之道焉。

然而，装傻是容易的，装慧是难的，1＋1这道数学题与1＋1这道哥德巴赫猜想，不管你是真知还是真不知，你都说不知，这傻就装成了。而装慧就不这么简单，前者你可以报出答案，后者你能演算出来吗？所以说，装慧需要智慧作底，不是什么傻宝都能装的，本身智力不够，如何若愚充大智呢？袁世凯的手法便是窃。

袁世凯不傻吧，但他读书一直“乱弹琴”，成绩老是上不去。他曾两次参加“乡试”，两次都名落孙山。“乡试”这种“中考”复习了一届，都考不上“普通高中”，更遑论“殿试”那个“高考”考“重点大学”了。看来袁世凯的傻是不用装的。但袁世凯傻吗？他当然不傻，他若没有一手，他怎么当得上“直隶总督”？怎么当得上“洪宪皇帝”？他读不了人写的书，但他能写书给人读。“袁项城读书甚少，在前清时，虽以治兵见称，然其兵学知识亦非自读书所得。名誉既著，乃居然以兵家自命，孙吴不当其一盼也”。袁世凯“名誉既著”，成了“成功人士”了，千载唯有孙吴可堪伯仲间了，人就成了当然的“天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读书既然是其天生短处，袁世凯于是急着把“短腿拉长”。“继古今学者，必有著述以传于后世，兵学何独不然，况中国言新式兵学，尤推己为开山之祖，于是著书之心甚炽”。书都囫囵读不进的，谈何著书？袁氏“窘于材料，且苦笔难达意”。句子都写不通顺、遣词不达意的人要著书传世？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但袁氏“著书之心甚炽”，他就“招商引智”，借用“外脑”，招了一名“枪手”，“枪手”果然是高手，当即就拟定了著书方案：一、搜罗外国兵书学译本，采辑其精华，供我使用；二、编辑练兵时所有公牍、函件及营规示谕等类，充我材料。盖前者为理论，后者为事实，只须略事点窜，便可成书。而“他人鉴之，洋洋大文章也，何患不驾孙吴而轶司马乎？”

这法子好啊，那搔首断须的苦功夫化做剪刀加糨糊，著书何其易也？某君点了袁氏这个榆木脑壳，袁氏就鸿蒙洞开，豁然通了。但是，就这样让枪手作著述操盘手？这是“枪手”之慧，非袁氏之慧也，人家说出去，它不长了他人之智而灭自家之智？袁氏“闻之”，心里已“然其说”，但脸上叱之：“吾所谓著述者，名山千秋之业，岂比生员应试，以抄袭挟带为能事乎？”这话说得义正词严字调铿锵，相形之下，枪手之品质何其低，袁氏之风格何其高尚！果然，“枪手”闻言，自愧而退。袁世凯呀，他聪明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闭口不言，“项城自此不复言著书事。久之，以他故辞某君去”。当即辞了“枪手”，显得多不地道，设若以“此故”辞了“枪手”，又易“露馅”，久之而以他故辞去，这就好办了。枪手既去，袁氏就“别召一客，使之代笔著书，且授以方法”。什么方法呢？“一一如某君所言”。这样，最佳效果出来了，“此君见项城言有条理，知其于著述之事阅历甚深，不敢轻视。未几书成，名之曰《治兵管见》，一时王公大臣阅之，颇加称许”。袁氏不但在后面那位“枪手”面前露了一把脸，而且在官界军界社会各界中显露了一手。这智慧装得多像、多逼真啊！

以马上得天下，以马上治天下，又以“羊毫管”传天下，这几成中华“官族”的优良传统。吕不韦一介商人，以“政治献金”和“政治投机”而谋取秦国相位后，也想出出书著著学耍一耍玩一玩。于是招了一班秘书，专门成立了“创作委员会”，连“编”带“著”弄了一本《吕氏春秋》，悬赏千金征求一字之改，因此而“赢得生前身后名”，在天下人面前展示了其能文能武能商能政的“高大全”的形象，凭空把自己的智商提高到了“十分”。吕氏如此，流风所及，几成通则。大凡当官的、唱歌的、跳舞的、演戏的、经商的、耍刀的乃至行乞的、卖身的，一旦成名，便个个著书立说，在文化里玩一把几把。官者以学者为荣，学者以官者为耀，有文有武，既文既武，乃文乃武，能文能武，歪才成专才，专才成通才，通才成全才，全才成奇才，奇才成天才。一通百通，一知百知，凭小成功赢大成功，凭大成功赢极成功。在当总督时，他当然不能满足于当“土八路”，当只识弯弓的“兵痞子”，他要装聪明，要装通才装天才，才能赢得更多声誉更大资本，才能晋升做大官。所以，袁世凯当了直隶总督，乘胜就成总统，当了总统，乘胜就当皇帝。

值得补议的是，吕不韦弄《吕氏春秋》，他手段还不高，吕氏只当召集人，并不懂得把自己当著述者。在吕氏那里，人家的智是人家的，自己的智是自己的，一是一，二是二。哪比袁世凯，自己的智是自己的，人家的智也经巧取豪夺成了自己的，这才是“真聪明”，这聪明不但给自己长脸，而且给自己省钱！

据说，袁氏之书成后，袁氏赠代笔者数十金。其人嫌其轻，袁氏便怒曰：“此书全系发挥我之意见，间有参考之书，亦我所指点采择，君不过一抄书之吏耳！我赠君数十金，已待君厚矣，何不自量也！”某君闻言，不敢与论而罢。谁敢与论？袁世凯能文能武的！来文的，可讲这番道理；来武的，那你可要小心脑袋！某君当然只能“罢了”！著述权自然也不敢要了。

19.只能和曹操赛呆

曹操煮酒论英雄与杨修之死，是《三国演义》中两个经典的故事。这两个正反对照的故事谆谆教育我们：只能和曹操赛呆。

当然不能和曹操赛聪明，杨修不懂这个道道。曹操造了一座花园，在门内写了一个“活”字，众人不解，独杨修晓得“门”内有“活”是为“阔”；曹操在酥盒上写了“一合酥”，杨修招呼众人吃了。曹操问为何要吃领导的东西，杨修一脸坏笑地说：“盒上明写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乎？”前者是杨修猜字谜，后者是杨修搞点恶作剧，其表现出来的是杨修的高智商焉，曹操自然也就心甚恶之。但曹操要面露喜色，为有这样聪明的下属而高兴而自豪。曹操梦中杀人，杨修一眼窥破其中的玄机，曹操教子答策，杨修对植暗授机宜。杨修之智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现得比曹操还智慧了，比领导还高明，比上司还聪明，那还了得？此时曹操欲杀杨修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矣，主意早已打定，只待一时机。时机终于到了，“操屯兵日久，欲要进兵，又被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恰好这时候厨师上鸡汤，碗中有鸡肋，曹操随口以“鸡肋”两字作夜间口号，杨修从极其有限的“鸡肋”信息中破译了曹操心中的全部密码，自作主张教士兵收拾行装班师回朝。曹操逮住杀人机会啦，便以扰乱军心之名，以军法正法杨修了。名正言顺，冠冕堂皇，谁敢谁能说一个“非”字？官僚们钩心斗角，你倾我轧，恨不得早点置对手于死地，但聪明的官僚总要先装装傻，早想动手却是不乱动手的，出师当有名，出手当有柄，这样才能一刀见血，一剑封喉，干净利索，不给人留口实。

所以，只能和曹操赛呆，刘备最懂这个秘诀。刘备寄居在曹操篱下，不问家事国事天下事，终日在后院里挖土锄草，种菜为乐，甘做一名田舍翁。嘴里头一直叨念着天下社稷的刘备，怎么一到曹操的眼皮底下就换了个人？刘备的铁哥们儿加贴心兄弟关羽张飞甚是不解：“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何也？”刘备并不言语，只是挥汗挥锄侍弄“小白菜”。一日，曹操邀刘备煮黄梅酒，问天下谁是英雄。刘备先后列举了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璋等等，尽是些无能之辈。刘备对所举人物都是知根知底，都知道他们称不上英雄的，但他说得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好像小学生猜ABCD选择题。曹操咄咄逼人杀气腾腾，刘备步步为营招凌虚，最后一声炸雷，刘备所执筷子应声落地。应对之及时，落地之快捷，无人出其右，可见刘备装傻的技巧何其游刃，装傻之素养何其深厚。刘备之志大矣，立志恢复汉室独尊天下，但他装傻，甘做田舍翁；刘备之识高矣，他时时放眼世界纵览天下，但他装傻，甘当小学生；刘备之胆壮矣，他准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一个炸雷却把他吓得尿湿裤子，他装傻甘当胆小鬼。

杨修与曹操赛聪明，结果呢？把脑壳都赛落了地；刘备和曹操赛愚蠢，结果，三分天下有其一；司马懿更厉害，刘备和曹操赛呆，只赢到三分之一的天地，司马懿和曹家赛呆，把整个天下都赛到手上了。

聪明的人不能和曹操赛聪明，只有愚蠢的人才去和曹操赛聪明；和曹操赛聪明，再聪明也是愚蠢；和曹操赛愚蠢，再愚蠢也是聪明。这是曹操那丞相府里的一种“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比如，杨修是再聪明不过的人，但连自己的脑壳都保不住，能算聪明吗？而刘备算不上聪明人，碰到难题，除了垂袖抹眼泪之外，什么都是一筹莫展的，但人家不但“无灾无难到公卿”，而且“有福有禄到皇帝”哩。考杨修，文化之小脑发达，政治之大脑幼稚；考刘备，文化之小脑有点呆，政治之大脑特别智。在官场里头，谁跟你玩文化呢？人家都是玩政治的！会玩政治，哪怕你文化低到幼儿园肆业，也能把地球玩得团团转；而只会玩文化不会玩政治，哪怕你文化高达博士及博士后水平，也只能把自己的脑壳当足球让人家踢。

现在讲杨修之死的故事，实在有点老掉牙，现在讲只能和曹操赛呆的道理，也实在有点老掉牙，但世人尽管“常被聪明误一生”，也个个想“比人家显聪明”，结果，历史上有很多人在老掉牙的故事与老掉牙的道理面前总是掉脑壳。当然，现在掉脑壳的事不那么容易发生了，因为没有哪个领导有一言定人生死的权力了，但领导一言不能定你生死，而一言定你升降的权力还是有的。

20.向皇上的“性福”生活喊停

在我们的眼里，皇帝老子是天下第一霸，三宫六院，美女万千，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谁敢管他？其实不然，比如，皇上兴趣来了，想跟妃子们繁育皇子皇孙，那情形，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爽歪歪，是可尽兴不可完全尽兴的。因为门外站着一个“敬事房太监”，给他“卡表计时”。也许皇上正在兴头上，太监就在门外高声唱喏了“是时候了”。皇上不听，他就叫个不停，叫得你心慌意乱，兴味索然。太监活生生地打断皇上的春梦，皇上还得没脾气。因为，随时叫停皇上的“性福”生活，是“王法国法”赋予太监的神圣权力与职责。

太监是专司其职的，他不这样干，那是“严重”的“渎职”，那么其他人呢？谁还敢狗胆包天，管皇上这种事？其实还是有的。“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宋仁宗就被“下面的干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叫停过“性福”生活。

宋仁宗刚刚上台，体味到了皇帝的妙处，新婚燕尔，沉湎女色不能拔，不但采皇妃贵妃这类“家花”，而且采臣子们的“野花”。一日，京都开封某一富豪之儿媳妇不见了，听说被召进了皇宫。开封府的“市长”范讽得知此事，二话不说，直闯皇宫，含讽带刺地说：“陛下不贪女色，朝野共知，若将民女强纳入宫，将何以示天下？”搞得宋仁宗脸红一阵白一阵，讪讪地说：“朕听皇后说，是有这么一个女子，但朕还没有看见的。”范讽依然不放过：“若果如此，请容臣将其带出。”宋仁宗只得老老实实把这女子当场交给“范市长”，眼睁睁地看着美女被带走。

此事了却不久，皇上又犯老毛病了，仁宗纳了新美人，谏官王素闻知，又上金銮殿来了。这个王素是前朝宰相王旦之子，按仁宗的说法，王家与赵家是“世交”，关系铁。大概仁宗觉得中国是个关系的社会，法律拐不了弯的事情，关系也许就能让他转弯，所以，仁宗就向王素拉起关系来了：“朕乃真宗之子，卿乃王旦之后，世有相交。后宫实有新人，已随朕左右，可否让朕留下？”但王素毫不徇私，坚决“不准”，没有通融余地，仁宗无奈，只能泪眼花花地把美人送出宫殿。

看到这样的故事，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一个“天子之怒伏尸百万”的皇帝，居然连享受一个女子的“自由”都没有，而剥夺他“性爱”权力的竟然是他的奴才，是他一手可以提拔一脚可以踩死的臣子。这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千年前的故事现在看来有点类似神话，是因为我觉得有以下几点让人不解：一是仁宗是一把手啊，真正的一把手，天下第一把手啊！一把手居然也有人敢管他？二是太监也好，范讽也好，王素也好，他们都是普天之下的王臣，敢向皇帝叫板？以下可以凌上？下属居然监督上级，而且“成效显著”，皇帝也要向臣子臣服？不，不是“臣服”，是“皇服”。“臣服”是天天发生的事情，“皇服”有点天方夜谭。三是管就管了，监督也就监督了，怎么管到皇帝“八小时之外”去了？管到“床上”去了？而且皇帝非但没嫉恨，没给王素们穿小鞋，反而像犯了错的孩子，老实服罪。真不敢相信历史上有这样的事。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真是老子天下第一？皇权高高在上，全无羁绊？封建专制是妖魔，但是我们对皇权是否有点不太“客观”呢？平心而论，皇权不是或者不全是“独裁”的，在皇权之间，还有一个“监督权”。那种独有监督权而无皇权的情况固然从没有过，但那种独有皇权而无监督权的情形也很少，大多数时候处于“中庸”状态，处于相反相成此消彼长的拉锯之中，有时甚至监督权还被置于皇权之上。不说唐太宗等所谓开明君主，就是心狠手辣如武则天，杀人如麻如朱元璋，对来自臣子的监督，有时也得服输。在史上，确实有“死谏”因而“谏死”者，但也有纳谏且乐于受监者。正因为有了这个监督，多多少少能使皇权纳入某种“善政”、“仁政”之中。我们一直骂封建“腐朽”，也许他们自觉还是“不朽”呢。无疑，监督在皇朝的存在，不说挽救，最少是延缓了封建专制的“死命”。

第三辑　亲自领导最过瘾

1.乾隆也搞民意测干部

乾隆喜欢到江南去画圈。领导出行，可不比咱市民出回差，老婆有时都懒得理睬。到了乾隆这一级领导，离家一晌，那得犁者得忘其犁，锄者得忘其锄，全国人民都得放下活计来关注。如此盛典，重大新闻肯定是天天满版满版的，花边新闻呢，花絮新闻呢，那也肯定是很多的。花边新闻比花絮新闻自然多得多，但那有损领导清德，估计当时的新闻记者也不太敢写，写了，在新闻官那里也早枪毙了。为了不损领导形象，这里不说乾隆的艳事花边，而说其善政花絮吧。

有次乾隆“循卫河南巡”，河水清清，龙船悠悠，两岸景色移步换形，江山如此多娇，自然也引乾隆折腰。乾隆倚在船轩边，忽然看到了诗意盎然的入画佳境：天色澄明，有个短衣帮的汉子，头戴斗笠，手执竹枝，口里吆喝着“哦……起……哗”。看到这里，我们都知道，这农夫是赶着水牛在那里耕土耘田。这活计农夫是非常厌烦的，但诗人特别喜欢把它写入诗歌，画家也特别喜欢把它描入画幅，为什么？慈禧太后没吃过窝窝头，吃一回觉得鲜美无比嘛。乾隆也正是这样，他在紫禁城里，哪里见过这好玩好耍的驱牛干活之事？所以高兴得不得了，“见道旁农夫耕作，为向所未见，辄顾而乐之”。乾隆可能也是个个性领导吧，看到这景，性情不板滞，在船上拍双手，跳双脚，对着群臣喊：好看好看，这景致真好看。

兴之所至，乾隆打破南巡的规定线路，临时动议，加了一个访贫问苦节目，“至山左某邑，欲悉民间疾苦，因召一农夫至御前”，乾隆问了什么，农夫答了什么，这些都不必饶舌，大领导来到人民群众中间，能够问什么？都是些今年丰收了吗、吃饭吃得饱吗、干部对你好吗，等等，不过是些老三篇，没啥可转述的。大多数群众的政治觉悟都很高的，实际上，这次群众回答得也真的挺好，领导很满意：“农夫奏对，颇惬圣意。”

而这次乾隆大概是太兴奋了，问了些常规问题之后，突然之间搞了个新意特出的政治花絮：他叫这个农夫来给随行的领导现场打分。天地做证，这个题目绝对不在领导日程安排里的，乾隆突然要下轿来访问人民，本来就没做安排，这个民意测干部，更在安排之外。乾隆是这么干的：他叫他那些随扈一排排地站在那里，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如此整顿干部队伍后，他就叫农民上场，让这个农民一个一个地看，看其善恶忠奸；一个一个地问，问其姓甚名谁，“寻又令遍视随扈诸臣，兼询姓氏”。

有资格当乾隆随扈，都是些大干部，少说也是副部级吧，他们什么场面没见过？可是，这场面还真没见过，由一个刚刚从田里洗泥脚上埂岸的一介农夫来检阅国家高级官员，谁碰到过这场面？顿时，姿态百端，形色千样，心里有如走千兵，奔万马：这农夫懂不懂相面呢，若懂，我那欺男霸女之事，会不会被这农夫从我横肉瞳仁看出端倪来？我那卖官贪腐之事，会不会被这农夫从我衣饰马脚里看出消息来？这农夫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冤情，如果有，那岂不对咱们乱说一气？这些高级干部全没了坐主席台的端严威仪，个个紧张得要死：“群臣以农夫奉旨询问，于上前不敢不以名对，中多有恐农夫采舆论上闻致触圣怒者，皆股栗失常。”真是两股战栗，汗出如浆。

让群众来直接给干部打分，常常会把干部吓个半死，但若言之有预，那还是不怕的。我们若要改变干部考核方式，最起码在年前就应下发文件，以一年时间来干这事情，让有资格来评议干部的部分群众满意，干部心中当然有底气得多。问题是，乾隆这次搞的是突然袭击，又没给这个群众拨过款，又没给他子女安排过就业，突然叫这样的人来评议，哪个不吓得尿裤子？谢天谢地，这农夫不会相面，也好像没什么冤情，政治觉悟或者说政治敏感性（他可能真知道这个政治是闹着玩一把的吧）还挺高的，当他一个一个检阅完毕，乾隆就问：我们这干部队伍里，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谁是清官？谁是贪官？这农夫笑嘻嘻地答道：满朝皆忠臣！

这个回答让乾隆很满意，自己亲自提拔的干部，得到了群众的认可，搁谁谁不高兴？乾隆兴致又来了，他追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这里的领导都是忠臣呢？

这农民答曰：“吾见演剧时，净脚所扮之奸臣，如曹操、秦桧，皆面涂白粉如雪，今诸大臣无作此状者，故知其皆忠臣也！”

呵呵，这农民啊，原来不是个相面的，不是个有冤的，不是个心刁的，只是个爱搞笑的，只是个爱读清报清刊的，只是个爱看主旋律电影电视剧的。

话说回来。乾隆突然间把他那些高级领导推向群众眼前，哪个群众长了一双看穿五脏六腑的透视眼呢？一个干部，经过乾隆研究拍板，安排到这山左某邑来当县长市长，即使让其提前三五个月到任，叫人民群众先看看面，然后叫人民代表投投票，肯定也都是满票通过的。他们又没有像戏中的曹操、秦桧一样擦上如雪白粉，路遥才知马力，日久才见人心，三两个月，谁知其忠其奸？这农夫看忠奸，看看脸色算了，我们看忠奸呢，也是看看简历算了。

数百年前，乾隆以群众来测验干部，虽然只是一桩小事，但其中透露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信息、历史意义上的信息有多大啊，为什么没谁来总结新理论、新思想呢？

听到这农夫的回答，乾隆最后是“大噱”，爆笑了一回。这事，于是就以戏作而始，以戏问而发展，以戏答而高潮，最后以戏笑而终。这桩透露重大政统民主改革内涵的事情被淹没在乾隆下江南的会议、聚餐等等头版头条之下，甚至淹没在其花边新闻之下，只是存在于《清稗类抄·诙谐类》等野史笑话当中。

2.皇上今天不死啦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可能知道其然，未必知道其所以然吧。这么跟你解释吧：你要去约会了，你再邋遢，也一定会装扮一新吧；上级要来考察你了，你再混蛋，也一定会整顿衣裳起敛容是吧。人之将死，地狱或者天堂将派人来考察你了，你不把握好这个机会？无论如何也得善良一回嘛。

万历皇帝善没善良过？不知道。他自我感觉到他要死的那一刻，可是下了狠心准备善良一回的。万历三十年二月，按公历来算，是1602年2月，万历皇帝病倒了，对佳肴与佳丽，他都处于“上面有想法，下面没办法”的状态了。他也许听到天堂或地狱要来考察他的什么风声吧，赶紧把首席行政长官（当时叫做首辅）沈一贯先生喊来：老沈啊，我是当了多年皇帝了的，死是没啥遗憾了（是句大实话）；我那儿子可要托付你照看喔（这声音还算比较哀吧）；那派出去收取矿税的太监就召回来吧，那矿税也取消算了（人之将死，其言多么善啊）。

这里得插个话。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天天搞娱乐活动去了。谁都知道，娱乐场所的消费是最贵的。万历的开支很是吃紧，一方面他那几年打了三次仗，打仗都是烧钱的事情啊，花了他1200万两；另一方面，他自己得吃啊得穿啊得用啊，再亏也不能亏自己嘛，而且他的婆娘多，脂粉钱花费多，大约一年得40万两，总计起来，原先打了预算100万两，后来加到120万，恰好是打三次仗的十分之一（信了吧，娱乐消费是特贵的）。但是少了啊，怎么办？广开财源，开创财政新局面，那就加税吧。这就加了一个“矿产税”，把太监们派到各地去当执法人员。这些太监，有权是很会用足的，刨地三尺，到处收税。结果呢，煤矿工人起义了，金矿工人起义了，凡是有工人的地方都起义了。万历将死，就“哀民生之多艰”，万历不死，他就不“哀民生之多艰”。

这回万历将死了，要钱干什么？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只鸟就“哀”了，这个人就“善”了。看到万历准备“善”了，首席行政长官沈一贯好高兴啊，赶忙退了下去，立刻把秘书们喊来，连夜起草“免税诏书”，行政效率算是挺高的。可是，又不是互联网时代，再快也快不到哪里去，传达最高指示还是过了夜。

最高指示真的是不能过夜的，一过夜，坏了。万历缓过气来了，这事情，坏了。次日，他呼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蛮好啊蛮健康啊，一时半刻死不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起了那份“免税诏书”，税都免了，哪里有钱花？他就大喊太监：“着，赶快给朕把那文件抢回来。”一个太监马上就去了。这边太监口含天宪，猛抢文件；那边官员手持圣旨，死保诏书。文官们虽然出身文人，但到底是男人，比被阉割了的太监力气胜一分，太监再抢也抢不过，金銮殿里就演了一出又一出“全武行”。一个太监被打得血淋淋地回去，另一个又来，又被打得脑袋开花回去；一拨一拨又一拨，万历派了20多号人来抢，都没抢去，万历就发威了，大骂这些“没用的东西，看我杀了你”。他操起家伙就准备抡板斧（看吧，他不死了，他就不善了）。这不闹出人命案了？首席长官沈一贯先生心就善了，把那份诏书交给太监，一把火给烧了。

烧什么烧啊？有个来“抢”这文件的太监，叫田义（估计回去将打成“反革命”），看到那把烧文件的火，这时候就起身来，吐了首席长官沈一贯一口唾沫：“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坚持就是胜利，不坚持就是不胜利。

沈一贯听到这话，哗啦一声，哭了。哭啊，哭啊，哭了半天，又呆怔怔地坐了半天。可怜的是一直在外面等这福音书的人，在外面等啊等啊，上演着一出万历版“等待戈多”的荒诞剧：福音书说今天一定来的啊，怎么不来了呢？

原来是万历皇帝今天不死了！

“我今天要死了”，万历是这么想的：钱呢，“生不带来（反正不是我的，要什么要？），死不带去（带也带不走，要什么要？），那就免税吧。”我今天不死了，万历是这么想的：钱呢，“生不带来（那，一生下来使劲捞吧），死不带去（那，一死之前使劲花吧），那就加税吧。”

万历今天不死了，他就使劲去捞钱，使劲去花钱，以江山做抵押，使劲捞，使劲花，江山抵押完了算。

3.唐德宗的德政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时评作家白居易反映的这个问题实在不是“个别问题”。唐朝太监们“创造性”地开设的“宫市”由来已久。这市场经济好啊，对店家，一车炭，只要一块几块布就搞定，这是“政府收购”嘛，可谓低价购进；往皇宫里去报账呢？可能是一车炭一车黄金，这是对百姓的“保护价”嘛，可谓高价脱手。一买一卖之间，太监们这部分人一定是“先富起来”了的，官倒生意从来都是好做的，是做得的。

千余斤的炭，人家烧了好几个月，全家人的衣食住行全指望它，说没了也就没了，一家人的“春节”怎么过？饿死人只要十来天就够了，青黄不接的几个月怎么熬？卖炭翁是个顺民，他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七老八老的人如何耗得过“组织”？所以呢，只是无限伤心地回家去，能吃一顿算一顿，能过一天算一天吧。但是社会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有顺民也就有刁民。穷啊，穷就容易出刁民，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已经总结概括了：穷山恶水出刁民。除了山穷水恶之外，其实出刁民还有一条路径，这些理论工作者心里是特别清楚的，但他们都不说，也不可能说，那就是：干部们如果“穷凶极恶”，也肯定出“刁民”。

比方说这个宫市吧，就出过一个刁民。这刁民没姓名，历史上有几个百姓有姓名？更何况刁民？为叙述方便，姑且名之为D民吧。有天，这D民牵着毛驴，驮着几捆柴火到宫市里来做买卖，占了个好位置，等待着卖个好价钱。忽然，市场骚动起来了，来人不是“城管队员”，而是“政府采购人员”。为什么要搞政府采购？要降低成本嘛，直言之，就是要压低价格嘛。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敕，依文件执法，口号堂皇得有点吓人：这是给国君也就是给国家采购呢。他们来到D民面前，不由分说地丢下一块绢（绢，大概是官府专用人民币，所以给卖炭老头的也是绢，其他人肯定是不能通用的，否则，那就将以扰乱“金融秩序”罪论处），连柴火连毛驴拉起来就走，D民苦苦哀求，说一家的性命都在这儿啊。这肯定不是虚言，一个连毛驴这种生产资料都准备卖的人，那日子之惨淡也就可想而知了。但那些政府采购人员在“百姓的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崇高价值观的支配下，把个人丢在一边，扬长而去。这时节，D民想，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从地上操起个家伙，就往太监们身上挥去，把太监给暴打了一顿。

太监们打架肯定打不赢，养尊处优惯了，缚鸡之力都没有，哪有还手之力？但他自以为这官司会打赢，所以马上把这事以“妨害公务”、“殴打朝廷命官”、“刁民造反”等等罪名告到皇上那里。这皇上叫做唐德宗，顾名思义，是个有“德”的“宗主”。他撇开太监，认真听取了D民的申诉，出乎意料的是，他以民本思想为指导思想，把这个案子给判了：对太监们粗暴的工作作风高声训了一顿，同时把毛驴与柴火完璧归赵，而且赏给了D民10匹绢，奖励他检举干部的不良作风。一时间，“皇上圣明”的呼声特别高亢，报纸上有名，电视里有影，广播里有声，史书上也浓墨重彩彩绘了一笔，死后不是叫做德宗么？就是因为他行德政嘛。

D民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那么卖炭翁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么？嘿，卖炭翁的事情啊，民不举官不究嘛。挨训之后，唐德宗对消极怠工的太监们又训了一顿，该干吗还是干吗去。D民的问题给具体解决了，宫市却依然开放，不能因此影响机关运转啊。天下顺民还是多的，这是主流，要相信群众嘛；刁民是少的，只是个别，把个别事情处理到位了，就没事了嘛。

一般问题，具体解决，是唐德宗处理“国事”的基本方法。

唐德宗想去打猎耍耍，便以“下乡搞调研”给下面下了通知。行到路上，忽然觉得打猎要打，调研也应该调研一下，所以也就亲自“走村入户”，到了农民赵光奇的家里（真得感谢咱们的随行记者，终于让一个普通百姓留下了名字），就拉着老赵的手，嘘起寒来问起暖来。因为这是德宗临时动议访贫问苦的，下面的干部事先没有给老赵打招呼，没给打印好让背诵的稿子，所以老赵也就有问必答，问什么则答什么，不敢犯欺君之罪，实话实说了。德宗问：“今年粮食丰收了，日子应该好过吧？”老赵直通通地答皇上问：“不好过！”德宗就问这又为什么？老赵说：官府说话不算数，原先说交完正税就不交其他的了，现在附加税比正税还多，派来的徭役没完没了；原先诏令说，就在家门口纳粮，现在却规定到京西行营去，几百公里啊，弄得车也坏了，人马也累死了，这样的日子怎么算是好过呢？德宗听了，恻悯之心生出来了，他转身对当地领导说：老赵家的一切赋税与徭役都给免了吧。

这事的新闻效应是相当强的，山呼万岁的歌颂不绝于耳。可是赵光奇的问题给解决了，钱光奇呢？孙光奇呢？李光奇呢？皇上只去了赵家，又没去钱家没去孙家没去李家，怎么来解决？皇上们下乡送温暖，肯定是都带着好多红包，好多红利，一袋子“关怀”、几袋子“温暖”的，碰上谁，就给谁，没碰上谁，当然也就不好给了。见者有份，见者才有份，没见者自然就没份了。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那么信“运气”？因为诸如碰到皇上亲自来送温暖这等好事，那几乎全是靠运气。

与那些见了“刁民”就绳之以法、听到给“朝政抹黑”就格杀勿论的夏桀、纣王不同，唐德宗这种工作方法与行政理念是特别会为其赢得“形象”与“声誉”的。聪明的领导往往都喜欢学习唐德宗的工作方法。比如朱元璋吧，常常喜欢与农民同吃同劳动，当上干部之后，曾经有八次亲自参加农业生产。有年三月，“道见耕者，下马问农事，取耒三推，顾曰臣：‘朕三推已不胜劳，况吾民终岁勤动乎！’命赐所过农民钞”。老朱扔了锄头把扔了几天，就不知道农活之苦了？这个农民好运气，皇上亲自给他犁田，而且与他结成了一帮一的帮扶对象，给了这个老农一笔“扶贫款”，他一家子先富起来是没问题的了。

4.愚蠢是怎么炼成的

如果要评选史上最愚蠢的皇帝，那么西晋的司马衷应该勇夺魁首，谁也别想来与他争这个名额。但，他真的是脑瓜进水么？其他经邦济国的大事不去比了，若以安邦定国来论皇帝的智商，司马衷先生谈不上智商最低。人家司马领袖是西晋的第二代领导，怎么说也没有把国家搞垮，比那些把江山搞了个稀巴烂的人要好。

司马衷被推选为愚蠢皇帝的领军人物也不是没来由的。历史上主要是凭两项检测来评定他的。一项是，有次司马衷带了一群太监在御花园里玩。那是初夏季节，粮食大概也快丰收了，他与大家在那里“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池塘边的草丛间，响起了一片蛤蟆的叫声，司马衷呆头呆脑问：“这些小东西是为官家鸣，还是为私人鸣呢？”太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有个太监头脑反应快，一本正经地说：“在官家地里叫的为官家，在私人地里叫的为私人。”司马衷觉得这个回答很到位，很有辩证法，所以也就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另外一件事情是，有一年，天不佑西晋了，西晋各地闹起了饥荒，地方官员把灾情上报给朝廷，说灾区的百姓饿死了好多人。司马衷问大臣：“好端端的人怎么会饿死？”大臣回奏：“天下闹饥荒啊，老百姓连糠都没得吃了，当然就饿了死啊。”司马衷还是不懂，他偏着脑壳问：“无糠可吃，何不食肉糜？”没糠吃，没树皮吃，没观音土吃，可以吃肉，可以吃鱼，可以吃八宝粥。

因为这两桩事情，大家就一致推举他为史上最愚蠢的领导。

可是，凭这两个题目，就测定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了么？从遗传学与血统论来看，龙生龙，凤生凤，何况司马衷是龙凤所生，应当生出个“龙凤胎”来。他老爸司马炎“长发委地，姿容甚伟”；他老妈杨艳出身高贵，“少聪慧、善书，资质美丽”，就这样一个强强联合的夫妻种子选手，怎么会生出傻瓜？遗传学说不通嘛。老子英雄儿好汉。司马衷的种子那么好，想来智商指数不至于归零，所以，说司马衷天生是个弱智，打死我也不相信。

譬如吧，司马衷关于蛤蟆的发问，你说是蠢吗？其实不蠢。三个和尚说秃，三个儒生说书，三个阉匠说阉猪，什么人说什么话。司马衷是搞政治的，他什么问题都往政治上靠，政治家问政治，是蠢么？司马首长天天在朝廷里听文官武将百家争鸣，争啊争的，鸣啊鸣的，他们是为公争还是为私争？是为公鸣还是为私鸣？这个问题应该说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那么，要安什么邦就几乎可安什么邦，要定什么国就几乎可定什么国。人家司马衷是一把手，他看到那么多人天天在庙堂里争得面红耳赤，争得尿出屎出，他们天天在叫什么、天天在争什么呢，司马衷多想把这些人心底弄清楚啊。司马同志对政治是很热爱的，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事事讲，碰到蛤蟆叫也讲，这才是政治家啊。蛤蟆在那里搞争鸣，你却不闻不问，那叫什么？那叫做不讲政治。有个县委领导说了，不买某某牌烟、不喝某某牌酒，就是不讲政治。你想啊，人家司马衷是最高领导，他听到蛤蟆在那里聒噪，马上就想到这是个政治问题，政治敏感性多么强啊。真是个政治家。

没有糠吃，那为什么不吃肉？这问题问得蠢到家了，糠贱肉贵，糠多肉少，吃糠没一点味，吃肉是吞津美味，这是基本常识，连这点都不懂，不是白痴是什么？可是，这是谁的基本常识？是司马衷的吗？不不不，是那些穷光蛋的。当官当到司马衷这一级，天天都是山珍海味，餐餐都是满汉全席，一桌摆百盘油腻腻的菜，吃多了，当然就无下箸处。他哪里吃过糠呢？如果物以稀为贵，那么物也就以多为贱，所以咱们领袖司马衷的基本常识与老百姓是恰好相反的，吃肉是那么多，吃糠是那么少，吃肉是什么味都没有，吃糠多么有味啊。司马衷同志听到百姓没肉吃而有糠吃，喉咙里津水呱嗒呱嗒响：没有糠的日子，“何不吃肉糜？”你说这是司马衷蠢，司马衷一定说：你才蠢呢。

人的知识是哪里来的？早有伟人说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上生出来的，是从生活实践中得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司马衷在实践，老百姓在实践，以谁的实践为标准？升斗小民的生活实践是天天吃糠粑；咱们领导司马衷的生活实践是日日食肉糜，肉糜与糠粑谁贵谁贱这个真理，得凭谁的实践呢？不辨黍麦，是蠢，那因为是农业社会的智愚检测标准；不分电脑人脑，就是乡巴佬，这是城市社会的智愚指数；小麦韭菜弄不清，这是领导蠢，山珍海味识不全，这是百姓蠢。要而言之，领导蠢，是肉糜给弄的；百姓蠢，是糠粑给弄的。

5.崇祯募捐的闹剧

明朝的覆亡可能是给钱闹的。

“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崇祯刚刚上台，即崇祯元年，陕北大旱，一年无雨，草木枯焦，颗粒无收。百姓吃完野草吃树皮，吃完树皮就人吃人，青州府黄槐开记录的情景惨不可闻：“自古饥年中，只听说有道馑相望与易子相食、析骸而烹之故事，而今日屠割活人而食，也不问父子、夫妇、兄弟，饥民剖腹剜心，支解而炊。有鬻人者，有腌人者，有割人头而吸髓者。人方饿倒，旁人即刀刃相向，屠割立尽，如有人呵止，则大声答道，我不食人，人将食我。”弄到这个程度了，国家应该赈灾了的吧。禁不住“下面”的再三恳求，崇祯痛下决心，拨了10万两银子，将“大明的温暖”送给子民。这一点钱，撒给天下灾民，犹如杯水车薪，有官员算了一笔账，10万两银子仅够10万灾民50天活命，可是灾民何止百万？但是崇祯随你怎么“威吓利诱”，他再也不肯出一分钱，所以人吃人境况愈演愈烈。“欲得须臾缓我死，不待闯王更待谁？”

不愿意出赈灾的钱，那么你就出战争的钱吧。不知道崇祯哪根痒筋不对劲，他好像是宁愿为战争埋单，也不愿替救灾付款。更不知道崇祯哪条神经出了问题，他宁愿失了江山，也不愿失了到手的钱。

李自成的队伍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明朝大好河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线捷报几无，要钱的报告一封接一封。崇祯对着这声声催命似的要钱报告一脸愁苦，反复声明“国库空虚”，拿不出银子。他想的办法是捐款助战，首先叫太监、宫女、文武百官拿钱出来“保家卫国”。这些平时依附在皇朝之上搜刮了不少民脂民膏者，也学习崇祯好榜样，一个个叫苦连天，声声喊穷。崇祯没法，只好从自己的亲戚入手，叫自家兄弟与自己的岳父“带头”捐款。他密令岳父老子周奎率先纳银12万两。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国难至此，应该“同舟共济，共渡难关”了吧，但是周奎不买账，“老臣安得多金？”只肯出1万两。崇祯放出话来，说要采取“组织措施”，要来查处岳父有无“贪鄙事宜、不法情事”，周爹爹才急了，赶忙进宫求助其女周皇后。周皇后暗地动了自己的“私房钱”，交给其爹5000两，周爹爹这才再次慷慨捐款，可是他从周皇后那5000两中“截留挪用”了3000两，只交出2000两，从中赚了一把。崇祯之弟朱常洵居洛阳，拥有田地千万，窖藏金银无数，“富实逾于天府”，也是分文不捐。就是前来保卫他的军官向他要钱，他也一个子都不出，使明军大发牢骚：“王府金钱百万，餍鱼肉，而令吾辈饿死乎。”崇祯看到“慈善捐款”很不理想，再次祭起了“反贪促捐”的法子，不捐者，派“纪检检察上门”，这才让大家纷纷“行动起来”，很多太监拿出自己的“珍玩”义卖，以示自己“倾家荡产”；其中有位勋亲一出手拿出了两万，一下子感动崇祯，马上给他送了一顶红帽子，晋封为侯爵。就这样恩威并重，威逼利诱，而且一把手亲自当“慈善大使”，共募得了20多万两，大概可以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撒一勺子味精。

是皇亲国戚真的没钱吗？是大明文武百官真的那么廉正守穷吗？且看国丈周奎吧，这位仅捐12000两银子的“穷苦人家”，待李自成进城，在其家中查抄的“现款”是53万两，其他金银细软不算。起义军后来到王公大臣家里“没收”的财产，仅现金是7000万两。而口口声声没钱的崇祯那“小金柜”里呢，金银堆积如山。李自成把那钱运送到陕北老家，“辇载数百车不尽”。

崇祯好像明白：开战就是开钱，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国家出钱，百姓出命，没有财力，是打不起仗的；崇祯好像明白：替国家解难，应该出力的首先是文武百官，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其利益是从他所建立的国家的皮上刮来的；崇祯好像明白：要使文武百官出力，首先要使皇亲国戚率先作表率。但是崇祯好像不太明白：干任何事情，特别是那些要出钱出力不是享受清福的事情，首先应该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崇祯只知道要别人出钱，自己的钱一分不出，谁会那么傻呢？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崇祯把钱看得比命重，可以理解，皇宫里不留钱用，怎么玩呢？可是这是什么时候了？百姓饥了，都要拿出积蓄来，现在国家要亡了，江山都快没了，钱干吗不拿出来呢？只要肯拿出钱来，明朝是不一定亡的。崇祯另一亲王，比如封在开封府的朱恭枵捐银120万两，“国军”便往死里抵抗，李自成对开封府连攻三次都没有攻下，而崇祯呢：“呜呼，只因一吝，遂成胥溺。”

这真是怪，对崇祯而言，只要他拥有天下，“公款”都是他的私产，他的私产也应该是“公款”，为什么连“公款”都舍不得呢？也许在崇祯眼里，这是有区别的。在明朝，有所谓“金花银”，就是把纳税人纳来的钱，大部分收归“财政”，“财政”再给皇帝设立“小金库”，供他碎银子玩。崇祯也许以为“国库”里的才是公款，“金花银”是绝对的私产，要动只能动国库，不能动私产，所以他才那么死当“守财奴”。但是说到底，这金花银是纳税人纳来的，也是“公款”，为什么不用呢？公款是非常怪的款，看上去是没谁珍惜的，不是有“挥霍公款”一说吗？“嘴巴里头一头牛，屁股下面一栋楼”，公款挥霍起来钱不是钱的。吃喝起来有的是公款，办起教育来就没钱；考察起来有的是钱，要办医保就没了钱。公款之怪就怪在：有没有钱，看谁用，看给谁用。官用，给官用，有的是钱；民要用，给民用，那肯定就没钱。崇祯也许就是这么想的，这金花银哪，我来用给我用，有的是；民来用给民用，没啦。

公款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而非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只有民有用给民用，才能官有用给官用，“本资民用反为殃”是也，这是绝对不能颠倒的逻辑，谁颠倒它，它就颠倒谁。崇祯把这逻辑完全颠倒了，他的江山不颠倒才怪呢！

6.国骂声声

骂娘是咱们的国骂。老外骂人，一般骂的是“懦夫”啊、“坏蛋”啊，“你是猪”、“你这蠢驴”都不太骂（这个牵涉到侮辱动物，是会遭到动物协会抗议的）。柏杨先生说他有位朋友一次和法国人对骂，他朋友连连操起国骂，这洋大人好生不解：“只要我娘愿意，我没意见。”哈哈，柏杨老头的朋友就笑起来了，不骂了，骂得没劲啊。

而在咱们，这话越骂就越有劲，这国骂过瘾，特有杀伤力，咱们就喜欢。咱们讲究的是直捣黄龙府，捅刀子直往心尖尖上捅，骂人直往老祖宗头上骂，一语中的一刀见红嘛！所以两人一旦对骂，那就不上三句，就各拍起屁股，将喉咙无限扩大化，声声都是国骂。

凡事皆有例外，兄弟之间，叔侄之间宁可打上一架，打个头破血流，也不大使用国骂。

建文帝与朱棣为一件事情打起来了。建文帝是朱元璋的孙子，被老朱指定为革命接班人，朱棣是老朱的儿子，被老朱扒开了，靠边站了。朱棣不太服，你是龙孙，上了龙座，我是龙子，干吗去打地洞？两人不骂，直接开打。

朱棣是在北方吃蒙古牛肉长大的，手劲当然特大，他从北方一路扫过来，好像是秋风扫落叶，横卷席。他一路扫，扫到了济南，新革命碰到了个老问题：建文帝那头不跟你拼综合实力了，要跟你讲意识形态了。通俗一点说吧，他现在不跟你打架，要来跟你讨论“国骂”问题了。

原来，朱棣打到济南后，济南有个叫铁铉的，是个书生，打仗不是他的强项，但搞意识形态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当然得扬长避短啊。朱棣已经把济南城围了个铁桶也似，又把导弹对准了城里，准备随时搞精确打击。形势万分危急，铁铉却是羽扇纶巾，摇着鹅毛扇耍，他放出话来：朱棣算什么东西！他马再壮，兵再强，导弹再厉害，我只要一张纸就可以将他搞个落花流水狼狈不堪。看他这牛皮吹的！

可是铁铉这牛皮还真不是吹的。朱棣准备下达总攻令，万炮上了膛，正要吹哨子冲锋，突然，济南城墙上有许多张大纸齐刷刷地舒卷开来，垂挂着了。朱棣赶紧又吹哨子：同志们，停！停！快停！这个总导演喊得那么急迫，同志们纷纷亮起眼睛张望，还以为敌人那边使用了什么核武器，原来就是一挂又一挂的卷轴，上面写道：大明太祖高皇帝神牌。

这就叫朱棣傻眼了，凭朱棣的实力，他哪个都可以骂，但是，他能骂他自己的祖宗么？这可牵涉到一个朱棣是姓猪还是姓狗的问题。姓猪的骂姓狗的娘，尽管骂，谁的分贝高谁就赢，而姓朱的朱棣与姓朱的朱允炆可以打，哪能骂娘？建文帝那边突如其来把姓朱不姓朱的问题摆了上来，让观念一直保守的朱棣噤若寒蝉了，他暂时还没与“只要我娘愿意，我没意见”这个国际理论接轨啊。所以，他没种开炮，立刻收兵回营，回去组织班子，先搞理论，讨论应对与反击建文帝那头挑起的意识形态问题。朱棣深刻地感受到，这仗打不打得赢，不是问题，问题是能打不能打。这牵涉思想的禁区，若观念不更新，思想不解放，这一仗没法打，他从今以后也没法发展。

这种需要解放思想才能发展的问题，唐高宗与唐玄宗都碰到过。唐高宗爱上了武则天，就爱情来说，一点问题也没有，老唐有权，只手擎天；阿媚有色，倾国倾城；有权有色，权色一擦，爱情也就产生江山也能烧毁的火花。恋爱自由，两个来情了，想来没什么障碍了的吧。但不，障碍大得很啊，障碍来自观念问题，阿媚是老唐的小姨娘啊！大唐人民到老唐同志的婚床上边挂一块卷轴：阿媚是老唐老娘的神牌。老唐被这个问题苦恼了好几年；唐玄宗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与杨贵妃的爱情也爱得紧。与他老祖情况不同，阿杨不是他娘，是他儿媳妇，大唐人民也曾挂过类似横幅，引发全国热议，也让玄宗苦恼不已。当然他们的爱情后来都得到了发展，都是得力于他们敢于冲破旧樊笼，树立了即使是“两个旧家伙”也可成为“一对新夫妇”的新观念。

估计朱棣也是这么解决“大明太祖高皇帝神牌”问题的，因为此后，朱棣与建文帝，两人百无禁忌，打得更厉害起来，那神牌挂哪儿，朱棣就打哪儿。自然朱棣实力大，他就打赢了，朱棣当上老大了。

7.刘所长的份子钱

话说这天，沛县吕公乔迁大喜，在城里的五星级酒馆大办酒席。熟悉的，不熟悉的，都来了，从商的，从政的，从学的，从军的，从警的，只要县上有点头脸的，都来了。吕公是个外来户，刚从山东的单县来，老实说，他不是来做官的，而是来这里避难的。这就奇了怪了，一个避难的家伙，与大家八竿子打不着，哪来那么多人给他撑台面呢？

各位有所不知，原来这吕公祖上也曾经阔过，他的老祖是齐国始祖吕尚。当然，祖上阔过，一点也不能说明什么，所谓“现官现管”，谁还指望入了土的县长市长给你在常委会上投一票？对了，大家还真是冲着这县官现管去的。这吕公因祖上的缘故，与现任沛县县长是世交。这就明白了吧，亲戚的亲戚是亲戚，朋友的朋友是朋友，跟吕公交了朋友结了亲，那不就是跟县长交上了朋友，攀上了亲戚？

刘所长刘邦在一个叫泗水的基层干了多年的派出所所长，怎么着，也想往城里调。调动这事情，如果县长能够说个话，不但一调即成，而且自此后也前程万里，所以刘所长怎么也不放过这个机会。这不，刘所长不就来了嘛。

刘所长来到县城，有点傻眼，他那样子，莫说见县长一面，连吕公的背都见不到。吕公办酒，可不是在乡下小店。一般人在坪上开流水席，略有脸的，在大堂排排坐，豪贵之宾才到包厢，上上座。刘所长也许是包了一百二百块钱过来的，也许根本就没打算递红包。刘所长在泗水那里随便到哪家店子，从来没有埋过单的，吃了，喝了，有些还给土特产，还给保护费；有些呢，挂账在那里，最后打个白条，冲销了（刘所长后来当了皇帝，店家的账还在那里挂着，“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都是“明标着册历，现放着文书”的），吃喝要数钱？在派出所混惯了的，可没这习惯。

这县城可不是他乡下了，借他八个胆子也不敢强行往里面冲，县长的朋友办酒席，谁敢胡来？但刘所长就是刘所长，来了就不想回去。他站在酒店门口，大喊一声：吕公，我送一万贺礼！（这里插个话，这一万，可不是委内瑞拉的票子，可值钱啊。刘所长一年的工资，也不过一两千。）搁现在，送一万的礼，也算重的，也必须坐上席的，何况刘所长那时候，这一万可相当于十万五十万的。所以，一听到这话，吕公喜不自胜，一脸的肌肉都大开大合，笑开了（司马迁描绘吕公这时节的形态是：“大惊，起迎”，估计起迎那样子是，把凳子都摞倒碰翻了的），忙把刘所长请往包厢里去。

这可把萧何犯难了，萧何这时在当县长秘书，被抽调到这吕公酒宴工作组（这没什么好奇怪的，领导或者领导的朋友办私宴或者其他私事，往往是由政府组织人马来当帮办的），负责来宾登记，人啊钱啊，都要对得上数。刘所长说贺钱一万，纯粹是白条，其他人不知道刘所长怎么样，萧何哪不知道？（萧何常常下乡，帮县长搞调研论文什么的，早就与刘所长结识，称兄道弟的。）这一万，怎么记账？记了，又没有，那不是说他萧秘书贪污吗？萧何也就不管兄弟不兄弟，当面把刘所长的面给揭了。吕老板啊，你可别信这个刘三，他袋里可是一分钱也没有的，他说大话说习惯了的（“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萧秘书一是一，二是二，是个老实人啊（难怪当不了皇帝，当了领导也只能给人打下手）。

如果我没有看到司马迁的下文，我真不知道这尴尬场面如何化解。事实上，后来这情节是这么演绎下去的。吕公把萧秘书撇在一边，连忙拉着刘所长的手，往最尊贵的席位上拉，连连夸奖：高手，高手啊，刘所长真是忽悠的高手啊！前途无量，绝对是当大官的料（吕公也实在不简单，真是慧眼识英雄）！这是个怪逻辑（你知道，官场里是有许多怪逻辑的），没一分钱敢说有一万元，怎么就前途无量了呢？这么说吧，亩产一百斤，敢说亩产百万斤，不就放了卫星，上了大报，当了大官吗？所以，吕公凭刘所长这一句话，不但把他导引上了贵宾席，而且让人流涎的是，吕公还把他那大家闺秀吕雉小姐嫁给了刘所长。兄弟，那时候的吕小姐是个20来岁的黄花闺女，刘所长可是个40多岁了的“二锅头”啊。

看过高祖本纪的，可能都会骂我在乱编历史。司马迁说的这一节，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不是凭刘所长的话，而是凭刘所长的貌。吕公跑出接这个持一万贺礼的人，一下子惊呆了：这人的相貌贵不可言啊，“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看上去就是个当皇帝的相，所以赶紧把女儿嫁给他吧（吕公是这么想的，你当领导，我当领导他爹）。

可是，你信吗？相貌出官，可是迷信学的范畴，而数字出官才是社会学的原理。看一下脸，就认为这人可到某某级，多半骗人，而看他敢在GDP后面加0，加0，再加000……就觉得这人可到某某级，这么相人，比看外貌相人靠谱多了。

8.车模

苏小小是个绝色车模，若是评职称，她是可以评上首席车模的。她乘着油壁轻车，以70码的车速，直把杭州作汴州，在有天堂之称的杭州压马路，后面跟着成排成连建制的乘马帅哥，那模样不爱煞人么？可惜，南齐那会儿还没车模，苏小小只是乘客，不是车模，“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苏小小坐在车里绾同心结，不是依在车外摆POSE，所以她不是车模。

待到清朝，始有车模。清朝车模是计划意志的产物，不比我们现在市场意志，想当车模，不想当车模，凭自愿自觉。清朝的车模带有国家计划的强制性：皇帝准备挑选车模了，先由户部奏报计划，皇上审批后，立即下文件给八旗都统衙门。都统衙门不过夜，将文件一级级下发，层层贯彻文件精神，然后再级级汇报，由八旗各级基层长官将适龄女子花名册呈报上来，到八旗都统衙门汇总，最后由户部上报皇上，皇上决定选阅日期。因为有病、残疾、相貌丑陋而确实不能入选者，也必须经过逐层具保，申明理由，由都统咨行户部，户部奏明皇上，获得允准后才能免去应选车模的义务，听其自行婚嫁。

这个车模制度，是从顺治帝开始搞的。到了顺治帝，清政府才算不太舞戈求太平。不用枕戈待旦，自然想美美地睡个觉，睡个美美觉，就油然想起了美人们。美人老远进京，都坐骡子车而来，万车来仪，载欣载奔，载着校花、市花、省花，同一日子，赶到同一地点，那多盛会啊。乱花渐欲迷人眼，把人的眼睛都给看花了。

丹巴多尔济，这名字很像艺人取的艺名，其实不是，他是满族一位额附，也就是驸马爷。丹巴同志看到冠盖塞路途，美女满京都，也曾花了很久的眼，但他始终没忘自己的职责，那就是让皇上从千朵万朵红梅花里，选出最靓的那一朵。美女香车，香车美女，美女与香车，这是两个最动人的中国元素啊，丹巴同志灵光一闪：搞个车博会选车模。

丹巴同志是这样选车模的：美女们乘车抵达京城后，在入宫应选的前一天，坐在骡车上，由本旗的参领、领催等安排次序，这叫排车，就是一辆辆车依次排列在那里，叫车模们一个一个下车，靠在车边，可以靠车门，可以靠车头，也可以依靠在车尾。是斜侧，还是拱臀？是伏态，还是蹲姿？是躺着摆W形状，还是站着做S造型？是超短裙，还是拖地裙？是丝质内衣，还是皮子质地？那都是车模自己把握选定，啥样动人，啥样撩人，你就啥样吧。

当然，车上还有广告牌，这广告牌统一由主办单位制作，制作广告牌充分考虑了中国元素，都统一使用灯笼，大红灯笼高高挂，都挂着两只灯笼。“车树双灯”，上有“某旗某佐领某某人之女”的标识。一只写车模名字，一只写车模制造单位。比如说南京送来的车模董小宛，一只灯笼上写着“秦淮八艳”，一只灯笼上写着“小宛第一”；比如说蒙古送来的车模小博尔济吉特氏，一只灯笼上写“某某厂长代表蒙古人民率”，一只灯笼上写“小博尔济吉特氏向皇上行大礼”……车模盛会，为眼球经济之最大增长点。地方得利用这一契机树立好形象，领导也要利用这一机会，扩大知名度。

初评是这样的：或者是四人一排，或者是两人一组；如果舍得花些钱，可以计划单列，让她一个人走台亮相，摆姿势。第一轮结束，车博组委会安排了再促销活动，围着大街转圈，来个走车秀：美丽可人的车模们乘坐骡车，从神武门夹道东行而南，出东华门，由崇文门大街北行，经北街市，然后再经地安门来到神武门外，等待再评选。那些落选的呢？怎么来怎么回，登上骡车，各归其家。对了，每人可以领一两银子，这是乾隆皇帝规定的，“引看女子，无论大小官员，兵丁女子，每人赏银一两，以为雇车之需。此项银两，著动户部库银”。财政统一安排，每个车模都有份儿。这一两银子的用意跟我们房地产公司差不多，都是广招人民前往房市的意思，但这可比房地产公司给我们看房团人员打发一次免费乘车丰厚多了。

那些被选上了的呢，去好单位了。她们不管车了，车被扔在神武门外，骡子车有谁买？醉翁之意不在车焉。

大老板没谁买车，他们的车很多了；来看热闹的更是没谁买，他们买不起，那车也是哪里来哪里去。车模呢？被顺治帝、乾隆帝带走了。汽车展销会推销汽车，花大力气搞车模比赛，来人真多啊。结果是，大老板如顺治帝，不是来买车的，是来抱车模的；小市民如刘诚龙，也不是来买车的，是来看车模的。

9.心灵肉汤

这几天，我准备去参加一个考试，有个模拟题是：为什么不能轻易使用公权法定力？（得翻译一下，意思是，作为一个领导，为什么不能轻易发脾气。）这个题目，不去考试也正是我想知道的。我咬笔咬了很久，没咬出答案来。往卷子后面翻参考答案，很简单：因为公权力是人人知道，而且畏惧的。

我的脸一下就红了，这题目是人人都知道，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还有啥考的？

这题目，张之洞的轿夫都知道。

张之洞到四川去视察，坐在轿车上，他老夫子爱书爱得很，读得忘了早晚。轿夫们抬着他，个个饿得肚皮贴背皮，却都很畏惧，没人敢惹张领导动用公权力。等到黄昏落日，张领导说：咱们吃个饭，别太豪奢，炒盘猪肉就凑合。张领导说这话，已过了好几个镇子，哪里还有店铺？但张领导发了指示，谁敢不遵行？他不轻易动用公权法力，并不是说他不用啊，响鼓不要重锤。

大家找啊找，找到一家农户，农户家里恰好养了一头猪。领导出差，当然有人带银子，出得起价，猪就给买下了。但问题来了，等到这磨刀、架锅、生火、刮毛、刨皮，要到啥时候？大家等得，领导可等不得，随行的厨子师傅，想了一个快捷法子，操起一把刀，往猪背上剜了老大一块肉，三五两下，就端上桌。吃完，准备走，猪圈那边有嗷嗷嗷声传来，原来是那头猪在那里痛得乱叫，“其豕犹啼而未杀，闻者莫不捧腹”。大家吃饱了，喝足了，而且能够听猪哭，那真是开心死了。

一位朋友正在研究张之洞，跟我来扯白话，我就说了这个佳话，朋友忽然提出了一个看似小儿科的问题：你说，这头猪如果一直养着，不给它打青霉素，主人又不杀，它会被感染而死吗？

我想都没想，十分坚定地说：它肯定不会死。介子推也曾经这么干过，没被感染死嘛。

介子推是晋公子的随扈。晋公子当上晋主子之前，在外逃亡了19年，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哪。那次在去往卫国的路上，一连吃了多日忆苦餐，公子当惯了，身子骨差，一阵风就让晋公子病倒了，咳嗽，发烧，现在有医生给晋公子做网上诊断，说这是患了风寒。烧得厉害呢，昏迷，嘴里说胡话，介子推把耳朵贴着嘴唇，听了许久，听到了，晋公子想喝肉汤。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哪里找肉去？

介子推一点也不犯难，身外之物，我们常常一无所有，没衣没裤的人，没吃没住的人，没金没银没钱的人，多得很；肉呢，人人都随身带着，谁人身上不带着肉？介子推走到一边，操起一把刀，往大腿上一切，肉就有了。晋公子一行，天天搞野炊，锅炉碗筷，随身带，一晌工夫，一碗鲜肉汤就端来了。晋公子汤刚入肚，汤还没进入血液循环，嘿，感冒立马好了。

人大腿上的肉能治风寒？《本草纲目》没这处方，没哪部药典有这个处方，即使野狐禅医生也没这个，但在国家级的精神药典里，这个处方是经常有医生给这么开的。其医理是：下属们把自己一条腿，或者一只胳臂，或者是一个脑壳，奉献给领导，领导的感冒于是就转变成为感动，这感动就成为一股精神力量，有了这种精神，就山可移，海可填，小小的感冒哪有摆不平的？如果领导说：哎，你给我割下的这只胳膊煮汤喝，一点作用也没有啊。这多打击下属们的积极性啊。你说，那谁还会向领导割大腿割胳膊呢？

这么说着，我们就知道，这碗肉汤的作用机理不是作用于生理，而是作用于心灵的。

这么说着，我们也就知道：这块肉不是肉，而是某种概念。介子推弄下这块肉给领导，其本质是卖了一个概念给领导。

在古代，身体发肤，受诸父母。按照孔子的儒法，那是谁也不准乱动的。但是领导要了，那谁也没得话说。现在人道主义第一，即使领导要，也不能这么给，要给也只给概念。比如说：女人是男人的心肝宝贝，这个意义上的心肝宝贝不可算物质，应该是概念。

如果领导身体不爽了，把自己的心肝宝贝送给领导，领导立马就爽了。晋公子爽了，介子推肯定爽了。晋公子既然感动可以治感冒，那么介子推也可把领导的感动转换为自己的感动，他把自己给感动了，精神主治身体，心灵主治生理，那感染自然就被感动不治而愈了。

苦的是张之洞吃的那头猪，它不求人，没啥可感动的，它被人割去了一块肉，当然会嗷嗷嗷地哭，它不比人，割自己一块肉给人，会笑。这是说，如果身上有块肉生生地被领导割了去，一路哭兮兮的，肯定是猪；一路笑兮兮的，那肯定是人。

10.道光树典型

道光皇帝那次树立了一个革命典型，这个典型树得可大了，不但从上而下发了号召大家学习典型的文件，不但主流媒体集中时间集中版面开展了宣传报道，不但凡属帝报帝刊都开了专栏辟了专版展开学习讨论，道光皇帝还亲自题词，给这位典型树了石碑，挂了门楣，刷了永久性标语。道光皇帝与这典型见了一面，欢喜不已，当场就亲自给树了：“即日御赐书‘清正良臣’额。吾家庙中建巨坊一，以此四字悬之，迄今巍然尚在也。”

这典型是怎么树立起来的，说来很搞笑。

那天，道光皇帝可能是不太好玩了，各部门没谁喊他去钓鱼，各美眉也没谁喊他去卡拉OK，总之是难得有闲，道光皇帝突然有一个念头浮了上来，他想借这个空当去看看朝廷干部坚守岗位的情况。法定长假，都要安排人值班，何况这正常工作日，岂能没人？道光皇帝突然萌发这个念头，我估计源自于干部作风已开始变坏坏了，办公室平时都唱空城计了，爱钓鱼的钓鱼，爱打牌的打牌，爱逛街的逛街，爱旅游的旅游，群众来办事，办公室都落锁关门，领导交办工作也见不到人。道光皇帝觉得这种状态确实该整顿了，所以，他大力发扬微服私访的老传统，不带随扈，也不事先发通知，准备对干部搞一个突然袭击。显然，道光皇帝这次下基层搞检查，纯出以公心，打算来真格。他不想去蹭饭，也不想去带土特产，所以不要下面有什么准备。他想摸一回真实情况。

道光跑了许多单位，查了许多部门，后来到了军机处。对清朝而言，没有比军机处更重要的单位了，国计民生，国家安全，都系在这军机处上，重点单位当然得重点检查。“清宣宗潜行至军机处以觇枢臣之勤惰”，重点单位到底是重点单位，值班制度坚持得很好：这机关不但门是开的，而且人也是有的。道光踱步进了这部门，帝国典型孚恩公坐在那里。孚恩公坐在那里是在玩电脑游戏，还是在眯眼睛睡觉？这个不好判断，至少，道光踏进这门，孚恩公是在办公。这让道光特高兴，走了N多单位与部门，都见不到人，到了这里，却有人为大清工作，你说道光有多高兴就有多高兴。道光于是就对这孚恩公嘘寒问暖：“诸人皆归，汝何独留？”看看，帝国干部作风相当糟糕吧，道光都亲自掌握情况了，“诸人皆归”了，没人上班了，只有这个孚恩公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这个孚恩公见了一把手亲自来检查，脑子机灵得很，赶忙答道：“臣责任綦重，不敢贪安逸。”这话应对得多得体，多让人高兴，正是：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有的只是一颗朴实的心与对国家的勇敢担当。正是因为这平凡话语，把道光皇帝给打动了，“帝颔之，即日御赐书‘清正良臣’额。”

平时树立典型也好，提拔干部也好，给群众排忧解难也好，文来文往，都是要走许多程式的，一件简单的事情没三五几个月，没一年半载，哪里办得成？而这个孚恩公被树为典型，那效率惊人得快，当天就给弄好了。这情况之所以如此特殊，源自给其树典型者身份特殊：他是皇帝，他是一把手，皇帝要做的事，一把手要做的事，还要什么程序？谁还敢说个“不”字？

问题不是程序不程序的问题，我们要弄清的是，这个孚恩公在那里值班是怎么回事。老实说，这孚恩公值班是真值班，不是跟老婆吵了架没地方去而以办公室为家的，也不是已经半途溜号记起忘了东西折回办公室来找的，他是实实在在在地值班。为什么？因为今天轮到他值班！原来这个军机处是国防要地，一刻也离不得人，这个部门的领导深知这一岗位重要，丝毫不敢马虎对待。干部要玩，职位要守，怎么办？军机处的领导想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办法：轮流值班！今天恰好碰上孚恩公值班，所以他在坚守岗位。曾国藩说，当官的事，都是靠运气的，他曾夫子自道：“不信书，信运气。”这个孚恩公运气真好，加上在机关干久了，现成的官话弄得精熟，达到了不经脑子转动就可脱口而出的高水平，他不说“今天轮到我值班”，而说“臣责任綦重，不敢贪安逸”，说得领导直点头。领导心烦，一事都难；领导高兴，百事皆顺。孚恩公这一干部优良作风的好典型就这么树立起来了。

这种骑牛没碰到骑马碰到了的树典型方法，也不单是道光爱用，道光爹爹的爹爹雍正同志也喜欢。雍正六年，正是元宵佳节，大家都回去过节去了。浙江富阳人蓝某估计是到京城来挂职的，千里做官，没带家属，大家都过节，他不好意思去别人家里去玩，所以就一个人跑到办公室消磨时日，在办公室喝闷酒。“方对月独酌，忽见一伟丈夫至，冠服甚丽，某疑为内宫直宿官，急起迎，奉觞致敬”。这蓝某以为这伟丈夫是来查岗的直宿官，赶忙敬酒，没想到这不是纪检会的领导，而是纪检会领导的领导雍正同志，这就运气来了。雍正问：“彼皆假归，君何独留？”这蓝某也是混迹官场的人，脱口就答：“朝廷公綦事严，若人人自便，万一事出意外，咎将谁归？”这话中听，雍正爱听，当即问这蓝某想做什么官，蓝某说：“获选广东一河泊所官，则大乐矣。”为什么这官有乐？“以其近海，凡舟楫往来，多有馈送耳。”海关官员，油水很大，大家考公务员都是万人争考一个海关岗位的。雍正连夜研究，喊来组织部的同志，制发任命书，把这蓝某的职务问题给解决了。任命这么快，连蓝某都吓了一跳：“乃共往内阁宣旨。蓝某闻命，咋舌久之。”

一样的问话，问一样的话；一样的答话，答一样的话，一样的机缘凑巧，一样的重用提拔，怎么都是这样呢？这都源自于官场一样的察举方法。混身官场，有许多发迹法子，任人唯钱，把钱打足，官也就突然升了；任人唯亲，把关系弄硬，官也就毫无悬念地升了；第三种道路大概就是凭科举取仕，凭印象用人了。这凭印象，大家都叫它是任人唯贤，谁贤谁不肖？归谁而定？这就是领导印象了，领导印象好，谁就贤；领导印象不好，谁就不贤。所谓领导印象，一靠装，二靠碰，天天在领导眼前晃荡的，靠装；不在领导身边的，靠碰。平时再怎么吊儿郎当，平时再怎么贪鄙枉法，平时再怎么胡作非为，只要有一回给了领导好印象，那就福星高照了；同样，你平时再怎么忘我地工作，平时再怎么敬岗敬业，平时再怎么德能勤绩，若没碰上领导法眼也是枉然，干部这事情，纯是领导之事，领导一句话说了算，自然也就是领导一眼看了算。

11.你爹害的不是病，是大清

钱能闲着没事了，走出宾馆，他住的是军区宾馆（像他这样的人，都要有一支部队来保护的，去哪里都往部队里住，安全第一）。这天他没事了（没事才好生事），准备到昆明街上去玩。走出哨门没几步，看到了一个老头，穿戴甚是齐整，下巴那里一索子一索子的肉，都是掉着的。这老头哪里都好，只是头上生了一块瘌疮疤，那疮疤红一大块、肿一大块，那疮汁左流一线，右流一线。这副形状，惹得钱能来了兴趣，钱能回转去问哨兵：那老头是谁？哨兵答：他是上了昆明城富豪榜的李进他爹。

钱能不去昆明城里耍了，他准备办公事了，他喊了一声：“来人，给我把李某喊来。”这个部队的首长就派了一支小分队把李进喊来了。钱能坐在审判台，“啪”地拍了一声惊堂木：“你知不知道，你爹李一宏头上的瘌疮疤，害的不是病，害的是大清。”

钱能是这么给推理的：这里是军营，李一宏的瘌疮疤首先会传染给哨兵，哨兵会传染给战友，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所有的边防战士都害病了，哪里有战斗力？部队没有战斗力了，那国将不国了。一个瘌疮疤害了一个哨兵，一个哨兵害了一个将军，一个将军害了一支部队，一支部队害了一个国家，你不觉得你爹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死敌吗？

钱能深刻地认识这个瘌疮疤，这么忧国忧民，缘于他是吃国家粮的，可打着国家旗号。钱能是明宪宗派来昆明督官的太监。明宪宗在紫禁城里天天娱乐，大家知道，娱乐是最花钱的，宪宗钱花得快，他老是缺钱用。那时，资产阶级开始萌芽了，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许多老板，宪宗认识到这是一块很大的税源，他打发太监到各地去收取矿税什么的。

钱能派到了昆明，有税必收，收税必严，各税都挖地三尺，全都收入囊中。钱能也就闲了，闲了没事，他就想到去城里找找事，迎面就碰到了这个李老头，事就来了（钱能多会来事啊）。他对李进说：你爹犯的是死罪，罪该万死。为给国家节省子弹，经研究决定，把你爹投入滇池算了。

李进是个明白人。白天过了堂审，李进晚上就去走夜路，带了几个仆人，真金白银，装了几个密码箱，提到钱能的房间。钱能笑了：“今年你爹害了瘌疮疤，明年呢，叫你妈也害一回。”

昆明城里还有个卖槟榔的王掌柜。槟榔的成本是很低的，树上结的，又不要种，又不要栽，又不要松土，又不要施肥，到了时候，往树上摘来就是，要几个成本？但王掌柜一是会做生意，一是会加工，凭这两条，成为昆明数一数二的富豪，人称槟榔王。钱能听说了，派人把他给抓了起来：“你想造反是不是？臭卖槟榔的，也称王？”“竟敢惑众，僭越称王！”钱能喊了一声：“来人！”这个槟榔王也是走江湖的，他什么都懂，他就对钱能说：“老爷，不要来人了，我来钱吧。”槟榔王就倾其家产，都给了钱能。槟榔王再也不是槟榔王，而是破烂王了。他称王称帝，钱能都不管了。

明朝有许多钱能，都是这样为国为君而忧国忧民的。比如说陕西有个“钱能”，那天也办完矿税之事，往长安街上去玩，碰到了一个拄拐杖的老头，这老头也是某老板他爹。陕西“钱能”喊道：“来人，给我把这老头抓起来，叫他崽来领人。”

陕西的“钱能”是这么推理的：拄一根拐杖，砍一棵树，破坏一片森林；破坏一片森林，破坏全国气候；破坏全国气候，害死全国人民。这么一推，把这老头的儿子吓昏了，赶忙叫人带来钞票，把这根拐杖的资源占用税、环境保护费以及承担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成本费，全交给了这位“钱能”。

陕西的这个“钱能”不但有这个拐杖钱的创意，他还到寡妇家里开征了是非费。

事情是这样的：这寡妇姓朱，老公也是富豪榜的上榜人物，突得暴病，死了，朱少妇就成了朱寡妇。这么年轻就当了寡妇，能够耐得住寂寞么？一是会闹出许多是非出来，有是非，就要国家来调解，国家机器为你开动，开动机器有能源损耗；二是会多吃多占国家男人，国家分配给了朱寡妇一个男人，你用完了，现在要再用，属于计划外。因此，朱寡妇就得交纳国家事务调节税与国家男人占用税。这两税合并，时人给统称为“寡妇快活钱”。

咱们取名挺有意思的，比如安全事故，其实应该叫不安全事故；比如这个寡妇快活钱，其实应该叫寡妇不快活钱；比如这个为瘌疮疤而搞的国家执法，其实应该叫不执国家法。当然还有许多是名副其实的，比如国家工作人员钱能，弄钱太有能啊，按照现在流行的网络取名法，他可起名“钱能能”。

12.陈寿被网评

西晋那会儿安装摄像头，比我们方便。那会儿客厅乃至卧室里安窗子，窗子上贴的是毛边纸。这种窗户纸，我小的时候常常见到，现在不容易看到，古装电视剧却还有很多。那种窗户毛边纸很薄，用舌头一舔，就可以舔出一个小洞，古装电视剧里的主人公如果想听壁角了，或者想当间谍了，就躲在窗子下面，用湿舌头一舔，然后头往上抬，一只眼睛紧贴这个小洞，摄像头就算安装完毕，卧室里发生的一切，就被摄像了。这种摄像头安装起来成本够低，也够方便。

陈寿的事是被听壁角者披露的，还是被狗崽队挖出的？这个有点难考，两种情况都有可能。比如说，一个小蟊贼本意是去官家弄几个钱花花，结果代纪检监察的同志行使了使命，揪出了贪官，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本来是去听陈寿壁角的，结果代纠风办公室的同志干了活计，把陈寿的事情给抖出来了，也不是不可能。我们姑且不纠缠在消息的来源上，只看消息本身吧：陈寿的老爹亡故了，他又伤心又劳累，丧事一办完。陈寿就病倒了。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他就喊了丫鬟，叫她给他端碗药来，丫鬟应诺着，不一会儿，药就端来了，给陈寿喂药。这喂药到底是用汤匙一口一口地喂，还是抱着陈寿的头让陈寿自己喝？消息里头语焉不详。消息的标题是：丫鬟进卧室，陈寿睡被卧，导语是：“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卧室里的事情，要多隐秘有多隐秘，但还是被人挖了出来，说明咱们古代对官员八小时之内与八小时之外，随时都给他安装了摄像头的，有问题，官员难以走脱；也说明咱们古代新闻业之发达，也是非常让人骄傲的。

大概古今时评都一样，都是只读标题与导语的，然后以导语做由头，就长篇大论开评了。评论那是相当难堪，意见领袖给定了调子：丧期宿婢，礼教亏完。一时间，跟帖者汹涌澎湃，舆论大潮席卷天下。那时节的陈寿在朝廷里当着官，出了这种事情，惹得如此物议，不用说，这官当不下去了。

这事，搁其他朝代，啥事也没有，即使嫖娼被抓获而被公布于世，惹天下哗然，也是议论且自议论，好官我自为之。但在西晋那会儿，这情况不太可能。那会儿，评人论官是天下第一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把人分为九等品级，不但根据品级来分职别，而且根据品级来发工资与福利。大体上跟我们现在的职称类似，但没我们滥，比我们评职称更严：每10万人评选1人，评上了的，才可以推举上去当公务员。每三年对他再评一次，给个九等品或者一等品的品级鉴定，报上边核实。评鉴的标准分三类项目，一是品行，一是才学，一是家世，打综合分。陈寿出了这种事，品行分大幅度下降，品级就上不去，谁也保他不住，只得老实下台。

但陈寿上面有人，晋武帝有个宠臣叫张华，与陈寿关系很铁，当年张华眼看着好哥们儿陈寿受处分，却爱莫能助。但过了几年，陈寿与丫鬟的事情逐步淡出了大家的视野，陈寿在张华的帮助下悄悄复出了。陈寿先是被举孝廉，后来步步高，当了治书侍御史。

治书侍御史这个位置算是很高的了，套级别是部级了，而且从这个侍御两字我们就知道，那可是皇帝身边的人哪。在西晋那会儿，你可以当官，可以当大官，也许还可以带病复出，但是你随时都得小心。你抽千把两千一条的烟，你只能偷偷地抽，不能在主席台上就吞云吐雾起来，你若嚣张无所顾忌，就很可能遭遇人肉搜索，遭遇网络评论，那你就玩儿完了。如果说陈寿第一次遭遇网评有点说不清道不明，那么第二次可是证据确凿，没法抵赖了。

陈寿再次遭遇网评，是在这个治书侍御史任上。陈寿的母亲去世，他把母亲葬在洛阳。陈寿在洛阳当官嘛，葬在这里，就近得很，入土为安，不耽误他做官，若是千里迢迢，把他母亲归葬到老家西蜀去，来回得一年半载。没想到，这事被人给捅出来了，只顾自己千里做官，不顾老母叶落归根，陈寿这事情，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消息铺天盖地，议论沸沸扬扬。陈寿只得出来向公众道歉，向公家辞呈，一卷铺盖，回家去了。西晋那会儿的九品中正制让官员上台的制度很横，没有好家世，你根本就上不了台；但让官员下台，其制度却算先进：它不是领导一言堂，而是舆论说了算。行为不检，品行不端，被新闻给捅了出来，那就请你回家去抱孙子或者去卖红薯。

陈寿回家，不是去卖红薯。很多当官的，除了当官，几无一长，一旦被双开，回家连红薯都不会卖。这种情况下的官员，只好死死恋栈，怎么也舍不得那把官椅（后来九品中正制给废了，估计是因为这制度太容易让领导失去太师椅）。陈寿是有些本领的人，他自此之后也不当官了，他回家不去卖红薯，而是去著书，大家都知道，陈寿后来写了一部很著名的书，叫做《三国志》。

陈寿被网评，表面看来是害了陈寿，其实是成全了陈寿。公众人物，随时都可被公众拉出来晒品德的，随时可让大家来评其头品其足的，一般而言，不会害他，只会成全他。

13.人地矛盾凤阳版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实这事发生的概率是相当低的。很多官僚是到哪里一任，就在哪里刮地三尺，因此，造福一方的少，造祸一方的倒多。若论官一方与福一方有逻辑关系，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出官一人，造福一方。譬如，凤阳出了个朱皇帝，那地方就“福”起来了：“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凤阳真是个好地方，皇恩四季都浩荡，不服徭役不纳粮，淮河两岸喜洋洋。”

凤阳在这之前是不是好地方，不太好说。老朱穿开裆裤的时候，这地方老犯穷，老朱不是到处讨米么？老朱不穿开裆裤而改穿龙袍裤了，这地方就必须是好地方，不是也必须是，这是个政治任务。老朱这人自尊心很强的，人家当上了皇帝，谁说秃和尚谁说贼牯子他就跟谁急，进而谁说“光”谁说“则”他也跟谁急，谁敢说出他老家是“坏地方”？老朱为让凤阳成为名副其实的好地方，他就提出了将凤阳打造成为“经济特区”的构想：项目只往那里立，资金只往那里拨；农业税、人头税、特产税以及教育附加费，通通都给免了，“永免凤阳、临淮二县税徭粮”。而且搞“阳光行动”，把这优惠政策在每个村支部的墙壁上“张榜公布”，“宜榜喻其民，使知朕意”。老朱说：你们的生活俺给包了，福气大的，去给我当官守国，福气小些的，我老朱会让你们过得好的，好好地给我守陵，种田的不要交租税，年老的只管喝酒，一年365天，大家就唱着歌过日子吧。

要说老朱一点儿不懂经济，那肯定是冤枉他的。老朱知道，理财的根本不是省钱，而是赚钱。除徭役，是省钱之举；发展生产，才是赚钱之道。老朱这时想出了一个“天才式”的创见：外快外快，无外不快，有外才快。这也是咱们今天天天都在念叨的“经济经”，这是什么经？招商呗。招商引资，就能“你发财，我发展”。商怎么招来？商来了会不会走？如何招商？如何安商？老朱“一步到位”，充分运用行政资源与行政手段，一撸，把外地的富豪给弄来了，一家伙，弄来了14万啊，都是从杭州、湖州等富庶之地弄来的，“迁徙江南富民十四万户以实凤阳”。凤阳就这样既成了政治特区，也成了经济富区，那GDP高了去了，那人均收入也高了去了，凤阳是好地方了啊。老朱还知道，这些富豪来到凤阳，无疑会抬高“劳动力”价格，皇上老乡不下地了，迁来的富豪从没下过地，咋办？老朱有的是办法：把犯人赶来吧，把这些家伙放到这里来“劳动改造”。劳改分子给口饭就行了，发什么工资？洪武年初，老朱签发了“1号文件”：“官吏罢职者、民犯流罪者，俱发凤阳屯田耕种。”紧接着发了2至N号文件，把那些犯死罪的、“官吏犯笞罪”的以及“官吏受赃及杂犯私罪当免职者”，全都“谪凤阳屯种”。

凤阳因此是好地方了，所以大家就编“民歌”歌颂起来了：说凤阳，道凤阳，手打花鼓咚咚响，凤阳真是好地方……

一时间，凤阳经济繁荣，人气鼎盛，大家吃得饱，玩得好，皇帝家乡人的身份一亮，精气神也好，所以，在“繁荣”昌盛之余，大家自然会想到“繁育”昌盛。这是一个王地，说不定一弄二弄，也能弄出个皇帝玩玩。人口这事情啊，二生一，二生二，二可生七八九十也不在话下，况且子又生子，子又生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想想啊，14万富人，还有数万长工短工，加上老居民，从洪武初年生子孙生到崇祯末年，那人口基数多么壮观！小小一个凤阳怎么装得下呢？人口是那么多，粮食是那么少，怎么办？逃荒吧，讨米吧。

开始呢，是一些富豪们“讨米”玩一把。凤阳是块王地，出皇帝的，可是这皇帝是怎么出来的？讨米出来的啊！富豪们想，我既然是富之身，也许有贵之命，那就学习老朱讨讨米吧。富豪们的老家不在凤阳，骨子里的家乡还有个三亲六戚吧，还得落叶归根吧，富豪们当然不能打学习老朱的旗号，他们打的是“乡愁”的快板慢板。加上老朱为了“安商”出台了配套的“户口政策”，谁也不准离地百里，离者得有通行证。老朱想，你一去不再回来，哪能批发似的开通行证呢？但是政策还是留下了一个缺口：乞丐讨米不在此列。所以，史书上说，这些富豪思乡心切，就扮做“乞丐”，沿途讨米回家省亲。

开始大家讨米，可能还只是玩一把，秀一把，体验一把，越到后来越不对劲了，弄假成真了。地主是靠“经营土地”致富的，又不是靠搞房地产，连房都没地建了，哪里有地产？咱们一些地方，人脚都站不下去了，就往深圳、上海去打工，明朝的凤阳人往哪里打工去？人是那么多，地是那么少，在那块弹丸之地，即使袁隆平出生了，也解决不了这么大的矛盾啊。

怎么办？逃荒吧，讨米吧。大家一块逃，一块讨，一块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打鼓卖艺走他乡，走呀走他乡……”

老朱在九泉听到了，大喊：拧了，拧了，全拧啦；反了，反了，全唱反啦。

14.修辞手法

姜小白先生最初叫做姜小白，后来叫做齐桓公，等到他准备变蛆的时候又变成姜小白了。公元前643年，姜小白生病了，而且严重，从这时候开始，他就重新回到了姜小白的称呼上了。易牙与竖刁等同志在他寝宫四周筑起围墙，隔绝内外，除了蛆虫谁也不能进，谁也不能出。这种清净状态好啊，姜小白先生一生都没这么清净过，现在清净就可以思考人际关系的一个哲学命题：到底是修辞立其诚，还是修辞利其诚？或者什么是修辞，什么是诚？

姜小白先生确实有点想不明白，他叫做齐桓公的时候，易牙同志怎么那么诚呢。那次，他随口感叹了一句：“咳，我当王当了这么久，山珍海味什么都吃过，就是没吃过人肉啊。”他说这话的时候，易牙只是个一般的勤务兵，帮着给齐桓公端茶送水，干些粗活，因为他是领导身边的人，所以也就听到了这句话，当下把领导这声感叹记在了心里。到了第二天，齐桓公准备用早膳，忽然看到桌上有一盘肉，粉白粉白的，夹筷一尝，味道绝美，齐桓公就问：“这是什么佳肴呢？”易牙同志赶紧上前说：“这是奴才的儿子，您说人肉没尝过。奴才一想啊，老骨头肯定不太好吃，嫩肉才是真的好，所以，奴才把小儿给烹了，请您慢慢品用。”

易牙同志把儿子给齐桓公“蒸了吃”，在当时也作为一个大问题提了出来，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管仲等派，这派说易牙连亲生崽都给蒸了的，还有什么人（管仲先生打死他也不敢说包括齐桓公，他在官场混惯了，说话是点到为止的）不敢蒸呢？竖刁一派则说易牙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给桓公您吃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忠诚的呢？因为当时的姜小白先生是齐桓公，不是姜小白（换句话说，齐桓公是领导，不是人，姜小白才是人），所以他采纳了竖刁等同志的理论，所以对易牙等如此忠诚可靠之人一路提拔。齐桓公对易牙他们说：“你们办事，我就放心。”几乎把江山都让他们给打理了。

如果不生病或者说生病生的不是要命的病，那么易牙等同志那是一定会忠诚下去的，问题是姜小白生病了，病入膏肓了，这下就不好说了。竖刁、易牙发现姜小白已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决定杀掉太子姜昭，拥立姜小白的另一个儿子姜无亏，这样就可以立拥戴之勋，可以当宰相了啊。于是戒严了，把姜小白的卧室全部封锁了，任何人都不允许迈进。在这样隔绝的空间里，是很便于想问题的，不知道姜小白先生把那个人际关系的哲学问题想清楚了没有，谁也不知道他的最后情况啊，知道他的时候，他已经变成蛆虫了。满地的蛆虫爬啊爬，爬出宫殿外了，大家才知道，得举行国葬了。

当初把儿子都杀了蒸给齐桓公吃，多么忠诚，现在齐桓公病了，却连一口水都不送，连齐桓公变蛆虫了都不来管，这是怎么回事呢？姜小白一定很困惑：当初易牙烹儿子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种修辞手法。

罗玢小姐知道，这肯定是一种修辞手法。罗玢小姐是英国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她是个左倾文学评论家，后结构主义者，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1986年，英国把这年作为“工业年”，搞了一次“知识分子下企业活动”，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罗玢小姐走在这条大路上，碰到了老工人维克先生，老工人维克老了，罗玢小姐连男朋友都没有，有三个小孩的维克先生当然是老了。有天，罗玢小姐与维克先生一起出差，当晚，知识分子与工农阶级真的结合了，只是不是知识与劳动的结合。维克先生说：“我爱死你了，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爱死你了，你不相信我吗？那让我死给你看。你等着，我一定离了婚娶你，什么？你不相信我会离婚？你等着看，等我把那黄脸婆一刀杀了，把我的心也剖给你看吧。”维克先生有点语无伦次了。罗玢小姐就笑了：“喔，亲爱的，别说了，你现在要我，是真的，而且是诚的。但是，你说你要把你老婆杀了，你说你要剖开你的心，哈哈，这是修辞手法。这可不是立其诚啊，只是修辞利其诚，有利于显示诚罢了。”

送一朵玫瑰是诚，送999朵玫瑰可能是修辞手法了；煮一盘饺子是诚，煮一盘儿子绝对是修辞手法了。

15.演耕礼

啥东西变成了一种礼节就很好玩。比如见面必须打招呼成为了礼节，那就一大早在五谷轮回之所，见到熟人，就得招呼道：“吃完了么？”我们老家说砌屋建房是吃个“屋大的亏”，虽然不用当房奴，但那是要累脱几层皮的。而如果这成为一种礼节，那就好耍得很了，比如开工剪彩，一把金剪刀，往红绸子布上咔嚓一下，就兜着金剪刀走人，这事若有资格，都愿意争着去干。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做起来苦死人了，而若成为了“演耕礼”，那就比文艺晚会还有味。文艺晚会还要花钱买票，而且不管饭，耕田礼给你一把“天连五岭银锄落”的银锄头，事情完了之后带回家留作纪念，而且还摆千里筵席款待，那不美死了？

如果拿农活相比，我们肯定没有古代好玩，比如我们去植树，车子当然开得浩浩荡荡，红旗也打得迎风招展，还有报社记者电视台记者列队跟班，但是终究没有文工团，观赏性自然差一点。

弘治皇帝行耕田礼是这么行的：一、行礼之前百官吃斋（苦两天没事吧，过两天可以放开肚皮了）；二、顺天府准备耒器与种子（种子不要兜回来，金制银制的而且包装好的农具别忘了，公家打制，自家收藏，难得有这样的好事）；三、帝到地坛祭先农（你借机吃吃瓜子果子）；四、太常卿导引至耕田位，南向立（别弄反了，弄成北向那要掉头的，方向性错误什么时候都是犯不得的，一犯都可能是致命的），三公以下各就位（位要就对，那时没把名字打在位置上，也没有导行小姐），户部尚书跪，北向进耒；顺天府官北向跪，进鞭（官也不是好当的，跪是一种基本功）；帝秉耒，三推三反迄（不知道皇帝是不是走台步，没有男模特的酷，也要记得给鼓掌）；五、帝御外门，南向坐，观三公五推，尚书九公九推（只要是官，都可以当演员）；六、府尹率县令与上中下农各十人朝见天子，行礼毕，农夫执耒器，终亩（半亩田，百儿千把人耕作，最后归一个农民把活干完，群众最有力量）；七、百官庆贺耕田礼告终，赐百官酒馔（典礼高潮到了，同志们啊，农活让农民去干去，农活是农民的分内事，干杯是咱们的主要工作，咱们干杯，干！干！干！）。

各位看官，这程序还算周到吧，可是你总会觉得少了点什么，哦，文化局的人看出问题所在了，还缺少文工团啊。皇帝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几百几千干部下乡搞劳动，这是我们政治生活中多么重大的事情，不搞慰问演出怎么行？“弘治元年，帝耕田，教坊以杂戏进”。咱们不是没有文艺队伍，弄美声唱法的有，唱通俗歌曲的有，单口相声、双口相声、群口相声都有，小品演员到教坊里一拉能够拉出一个营，怎么能够让其闲置，不来配合搞“中心工作”呢？领导抓革命促生产，明星搞宣传鼓干劲，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康熙特别爱这个，康熙为了表示比朱元璋有劲，“又加一推为四推”，你三推，我四推，我的力气比你大吧。康熙对文艺为生产服务这件事情抓得更紧，他专门征集“作曲系”的作曲家，做了36首“禾词”，一边在耕耘，一边鼓乐鸣：“躬耕时，乐工12名，鸣锣鼓歌之，五色彩旗，招风随行。”“同一首歌”搭在田间地头，“激情广场大家唱”在田土中间唱，赵本山领着“红高粱模特队”进到麦田菜园里边跳边唱“劳动是歌，劳动是美”，送文艺下乡送得多到位啊！康熙“即功竟亩”，而“观者万人”。这观光农业有规模有人气，做大做强了啊。

如果要你务农，可能打死你也不会干。比如朱元璋，父母职业是农民，而且孤儿一个，天生是“农民工”。但他死也不愿意干，他把自己的脑袋别在腰带上，更把别人的脑袋捆在他的腰带上，鼓动大家舍命干革命，为的就是“跳农门”嘛。可是，朱元璋不爱干农活，并不证明他不爱观光农业。人同此心，我们没几个人爱上农活，但让你搞郊外游、农家一日游，大家兴趣格外高昂，都愿意交百把二百块钱，花钱买着去摘南瓜、摘橘子，漠漠水田飞白鹭，去田里犁田，去麦土锄麦，出一身汗，是充满诗意的生活啊。朱元璋开始抵死要跳农门，但一旦跳出了农门，却爱上了观光农业。“壬午，帝耕田……丙申，帝耕田……乙未，帝耕田……”老朱在位，共搞了八次观光农业大生产，开明代观光农业风气之先，也为我们现代将旅游业与农业相结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干部与群众相结合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礼序借鉴”。

老朱带领大家搞观光农业，不仅人喜欢，牛也喜欢得很。“御耕牛四，被以青衣”。牛都有“工作服”穿了，在舞台上走台步不穿衣服的人越来越多，不值得讶怪了。人本来是要穿衣服的，但不穿；牛本来是不穿衣服的，但要穿，这就是创新啊！你什么时候能够看到牛穿衣裳走台步？T型台上的服务业可观光，田字格里的农业也可观光啊。

16.张之洞的工作餐

我原先以为干部履历表上有些填空题目没啥意思，不过是浪费我们的笔墨。出身那项还好理解，总不至于让阶级敌人来当咱们的领导干部吧，但那身体状况一项，有啥意思呢？身体不健康的就不能当干部？简直是涉及身体歧视嘛。填其他空格时我很认真，每次填身体状况这一栏，我就吊儿郎当，一般都填写“一般”。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有位兄弟在那一项里，填了个“精力充沛”。我以为他是在玩幽默，没想到他是特别认真的，果然也见了成效，这位比我小好几岁的家伙嗖嗖嗖地升上去了，我还在原地踏步。这事让我研究过很多次，我的研究成果是：身体一般的担当不了革命重任，精力充沛才能日理万机啊。

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身体超级棒，他工作起来早班接中班，中班接晚班，通宵达旦，夜以继日，能够24小时内连上三个八小时，已经属于小超人了。一般领导不在非常时期，没几人愿这么干，没几人能够这么干，而张总督却是十多昼夜，眼睛都不闭一下，小神都不养一下，“精神大异乎人，十数昼夜目不交接以为常”。旁边的秘书、马弁安排三班制，来陪护他工作，每班都有人挺不住，呼呼打瞌睡去了，所谓是“伺候之员弁更番输值尚觉困倦”。他老人家却目不暇接地或阅文批示，或与僚属谈话，或亲自兼任秘书写讲话报告，“其要者，往往闭门谢客，终夜不寝，数易稿而后成”。重要讲话不要秘书起草，自己加通宵班，仅此一端，应该给他评个劳模，最少应该给他评个优秀领导。

这样的工作狂，常态情况下是忠孝两难全的。换句话说，组织肯定很喜欢，如此无怨无悔地为革命而工作，哪个公司哪个单位都爱，但老婆却不一定了，只向组织交作业了，谁向她来交作业？张之洞是超人，他超就超在忠孝两全，革命工作与家庭作业两不误。

张总督是以单位为家的楷模，“无论大寒暑，在签押房内和衣而卧，未尝解带”。如是，他如何家庭事业两不误呢？每到中午午睡时分，或者是子夜马弁眼皮眨个不停的时候，张总督就打发人将其妻妾们喊来，叫亲随把门给关上，他得向他妻妾交作业了，“侍姬妾亦于此时进御，亲随反扃其扉遥立而已”。忙乎两三个时辰，彼此身心交泰。事毕，待姬妾们回家去睡个回笼觉，张总督依然案牍劳神，继续工作。

湖北应城县的陈国瑞，也是个厉害角色，这厮原先在太平天国干，后来降清。白天与敌人打仗，晚上就与女人干仗，据说每晚必御三女才能让他有酒醉饭饱的感觉，“否则不能制其欲，躁恼欲死”。有天战桐城，没带妻妾，一刻难捱如一年，部下只好花上千金从青楼里买来一女，给其宵夜。次日，那青楼女子大病一场，说：纵万金，老娘都不来了！

张之洞边工作边用膳，好像不用像陈军阀一样去找米下锅，这不但因为他处于和平年代，而且也因为他吃工作餐相当方便：他的办公室与他妻妾的卧室是相通的，招之即可来，挥之即可去，“盖签押房有一门，与上房通也”。办公地点与住房连在一起，不但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白宫有这种人性化设计，在咱们清代以前，其实也都是这种格局。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唐朝吧，领导的办公室与个人住房是合二为一的，是个四合院的格局，前门厅，后中堂，左右两厢房，中间一小院，两边厢房里当然住着自己的老婆孩子。但唐朝有一种特别的福利制度，就是在厢房里安排许多服务小姐随时给领导解渴，随时给领导放松，这些小姐叫做官妓，是国营的，是专门服侍领导的。上面领导来指导工作，到点了，我们现在习惯说：去填个肚子吧。唐朝领导习惯说：去松个筋骨吧。比如咱们大诗人兼大领导白居易，这些编制内的服务小姐就有腰姿8字形的小蛮，还有嘴唇特别性感的樊素，“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都是可以在领导工作的时候给领导解馋的，小费付不付不好说，得看人去，台费是不用付费的。

工作期间，秀色可餐，而餐秀色，这种工作餐，估计是取得领导身份者之福利吧，你不想要，人家也会送的。有软玉温香来投怀送抱，谁能不食指大动？湖北的张二江，多吃多占，占有108份，很多是在工作期间吃的：这事情你处理一下，我去办公室办一下工。办什么公？吃工作餐去了吧！胡长清到昆明去开会，也许是带不动带工作间的办公室吧，所以他打了个飞的，一路跑到广州去吃零食了，会议还在开啊！想来正是工作期间，我们想不通，怎么工作都不管了，去餐秀色去了呢？太不正常了啊！估计胡氏会大喊：你才不正常呢，我在工作时间里，吃个工作餐，不正常得很吗？

据说，在咱们领导那里，如果只吃正餐，或者只有正餐可吃，同僚们就会奚落说你身体不正常吧？这话啥意思呢？就是，你若没个超常的身体，你就别来干革命；来干革命，就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就可以让你大干一场了。所以，我那曾经的同僚在身体那栏里，填上了“精力充沛”。这还真有效，他果然当大领导去了。

17.又得一佳士也

“21世纪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这话委实是卑之无甚高论。人家北宋人民的伟大领袖宋高宗早在12世纪就明白这事理了。宋高宗求才若渴，其求人才之心端端感人，每到科举大考前夜，宋高宗都要“整顿衣裳起敛容”，率领文武百官“金盆洗手”，沐浴更衣，入太庙，祷告老天与老祖宗，其祷词曰：“朝廷用人，别无他路，止有科举，愿天生几个好人，来辅国家。”科举之普考过后，又有殿试，殿试前三天，宋高宗还要原模原样，装神弄鬼，期盼神啊鬼啊给他送人才来。

神啊鬼啊送了人才来吗？送了。神送来了李纲、宗泽、岳飞、韩世忠等等，鬼也送来了秦桧。

这个秦桧倒也是个“人才”，生得脚长如竿，眼有夜光，“常嚼齿动腮，谓之马啖。相者谓得此相者可以杀人”。这个秦长脚实在厉害，他最初当的是一个“民办教师”，拿的是临时工工资，心里想的是怎么吃上一餐饱饭。当初，他的伟大理想是：“若是水田三百亩，不再做那猢狲王。”但这家伙后来竟然混到“中央机关”来了，而且“能力”了得，金兵掳去了徽钦二帝，掳去了包括秦桧在内的文武百官，独独只有他单骑一走三千里，回到“祖国”。大家都怀疑他是被金国买通后送回来的“双料间谍”，独有宋高宗听他一席话“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便力排众议，慧眼识珠：“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而又得一佳士也。”宋高宗没走什么“九品中正制”的评定程序，也没走什么资格审查、专家评审之类的职称评聘操作，也没走什么“组织考察，常委通过”的组织路线，更没走“群众海选、人民推荐”的民主路径，一个人就这么给他评定下来了：是个好人才啊。宋高宗一个人掌握着对人才的印象权，掌握着对人才的评定权，而且还是一个人掌握着对人才的使用权，所以当场拍板将秦桧提拔为礼部侍郎，不久又提拔为礼部尚书，后来又提拔为副总理级的参知政事，乃至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大宋宰相。

整个北宋，不说有人民群众“四万万五千万”，最少五千万大概是有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都看出秦桧不是什么人才，而是一个披着人才之皮的人狼或者人渣，四千九百九十九十万九千九百九十八个人都知道他是人狼与人渣了，独有一人不晓得，你奈他何？拔了童，泼了蔡，便是人间好世界。全宋人民都知道童贯、蔡京是坏蛋，但皇帝说他是好蛋，你又能怎样？“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地球人都知道”王怀忠是什么货色了，但上面一两个人不知道，群众有什么办法？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王怀忠官照当，职照升。有人喊口号说：人多力量大。真是人多力量大吗？只有权多才是力量大，权大才是力量大。

如果说秦桧开始披了一张皮，让人难察焉，但后来连市井里的升斗小民都知道了，皇帝为什么还不知道呢？其原因无疑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中，你只要把一个人的眼睛蒙蔽了，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按照成本核算，这是最合算的事情，因为让一个人满意比让千万人满意的成本要低得多，所以历来都是只媚官者多而又多，媚民者少而又少。秦桧把宋高宗哄得开心，宋高宗就一直把他当杰出的人才以待。当秦桧杀了岳飞，把大宋弄得乌烟瘴气之时，宋高宗对他还是激赏不已，亲自撰文以表彰：“惟师益公，识量渊冲；尽辟异议，决策和戎；长乐温清，寰宇阜丰，其永相予，凌烟首功。”这评价多高啊，唯有咱们太师秦益公啊，才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和大度容海的肚量；独有创见啊力排非议，决然定下同金议和的国策；从而使我有机会尽人之孝，在长乐宫陪母亲颐赏天年，使天下繁荣富强，歌舞能升平；君是我凌烟阁里的首席功臣啊，当永远做我的宰相。

怎么样？皇上够意思吧，他不但以宗教的虔诚来祷告，“高层”每年这一“动态”就让人才们涕零了吧，而且还亲自撰文。如许歌颂人才，我们的宋高宗对人才够厚爱吧，其对人才的“新闻导向”够感动人才的吧？秦桧是人才了，那么岳飞他们算不算人才？在宋高宗眼里肯定是不算的。因此，群众公认的人才李纲仅当77天丞相就被高宗罢免；群众公认的人才宗泽所有主张都一概不采纳；群众公认的人才韩世忠被削夺兵权不准再过问国事；群众公认的人才岳飞更是一刀结果于风波亭。怎么样？群众“公认”与权力“私认”谁更有力量？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到了皇帝那一级，谁都晓得要猛士来守四方的，谁都知道需要人才的，你看，连天天偷鸡摸狗的刘三都晓得的，哪个皇帝会不知道呢？可是，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评审权在领导那里，认定权在领导那里，解释权在领导那里，使用权也在领导那里，“三权一概不分立”，“四权一概都独揽”，他说是就是不是也是，他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所以，苏轼、岳飞、海瑞、袁崇焕之辈，在他们的领导眼里都不是人才，而秦桧、蔡京、严嵩、魏忠贤等，在他们的领导那里都是超一流的“人才”。

18.亲自领导最过瘾

领导都是万能的。这有两层意思，一是说的是结果：当上了领导，十八般文武艺，领导样样皆精通；二是说的是过程，不是要万能才能当上领导，而是说要当上领导才能万能。更明白一点说吧，你有一能而幸运地当上领导，那么从任命书下达的这一刻起，你就是万能领导了。因为从这时候起，所有的工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娱乐、军事，总之是在你那一亩三分地里发生的一切事——当然是好事，都是你“正确领导”的结果了。

这么说着，好像有一种讽刺的意思在里头，领导万能了，这种破烂的讽刺小伎俩他自然懂。你是说我坐在办公室里什么都不干，而干成了什么都是我的功劳，是不是？那我就亲自撸袖上场，让你瞧瞧。其实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叫做领导了的，所谓“决胜于朝廷之上”嘛。但在领导眼中，“领导”这两个字是荣誉，而荣誉是分档次的，“领导下”是一个档次，“正确领导下”是一个档次，“正确的正确领导下”即“英明领导”是一个档次，这些荣誉档次比不上“亲自领导”。你想啊，领导到了场，这事干好了，那不是领导的“真本领”吗？所以领导大都喜欢到现场办公，去“亲自领导”。领导有所好，下面必满足焉。好多场合与工作，下面的都要邀请领导来“亲自领导”。比方说，喊几个学生挖个坑，再叫个干部弄来棵小树，然后让领导埋一锨土，这就可以叫做“在领导的亲自领导下，地方换了面貌，山河重做了安排”；比方说，城里要建一座宾馆，仪态万端的礼仪小姐交给领导一把金剪刀，把一块红绸子剪破，然后另有“祖国的建设者”交给领导一把铲子，让领导挖一个碗大的坑，这就叫做“在领导的亲自领导下，我们的城市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比方说，某县或者某市要搞“我们县市的奥运会”，领导的意图是要某支球队夺取冠军，于是他就脱下西装，到篮球场上与队员一起“同运球同跑步同投篮”等搞那么一小会儿“三同四同”活动，同那么三分钟的，结果，其他球队再怎么是实力派，也不敢赢了，这就叫做“在领导的亲自领导下，我们队的体育事业得到了空前进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这么行文，万能的领导还是会看出这里的讽刺味道。这些事也太小儿科了吧，襁褓中的婴儿撒尿才撒不成功撒到裤裆里，到了三五岁除了有病，谁还不会“胜利地撒尿”？有些领导于是就喜欢来点难度大的，在所有的工作中，大概只有枪对枪刀对刀的“战斗”最过得硬吧。数风流人物，还看枪林弹雨中。那些从炮火里“亲自领导”而当上的领导，是真本事领导啊。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英明的明英宗更是这么看的。正统十四年吧，也就是1449年，草原上的“北狄”屡屡犯我中华，搞得我们一把手“英宗领导”火起了，他在太监王振的“要亲自领导”的诱惑下，豪情万丈，决定要“挂帅亲征”。你知道得到史书“在英宗的亲自领导下”这个句子，对于他来说有多大的吸引力啊。但是群臣几乎无一不反对，万一皇上有个三长两短，群龙无首，我们到哪里跪膝磕头去？那子弹是比畜生还无知的，畜生看到人来了，还有可能晓得“肃静”与“回避”，子弹可不管你是“黄鳝”还是“皇上”，到你身上都会穿膛而过。很多大臣就跪在金銮殿的外边阶檐上不起来，搞起“绝食斗争”，想“逼宫”，迫使皇上收回成命。但是，你绝食算什么？你想绝食吗？好，我成全你，不但让你绝食，我还可以让你绝命。“咔嚓咔嚓”，十多个人头就落地了。你看，皇上要“亲自领导”的决心有多大？建功立业，不但是天下所有人的梦想，也是天王老子的梦想。皇上亲征，天下都皆闻了，太监亲征呢？自然不敢与皇上攀比，但让我家乡人知道知道，这要求不过分吧？王振向皇上提出这个请求，皇上想想也是，于是就拍御案决策：准奏。浩浩荡荡的队伍就转了一个大弯，从王振的老家经过，再去参加战斗。结果呢？“子弹”确实不长眼，那“子弹”差丁点到了英宗的胸脯左上角，但非常值得高兴的是人长了眼，“北狄”的首长也先同志，看到“天子下凡”，舌头都吐在嘴巴外边尺把长，收不进去，好久才回过神来，高叫一声：弹下留皇帝。于是那子弹才没有从英宗的胸脯中间穿过去，但英宗这人却被抓了去。这让我们发感慨，只要是领导，什么事也许都可亲自领导，但战争大概是件瓷器活，没有金刚钻，恐怕是不能亲自来揽的。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老子英雄儿好汉。半个世纪以后吧，也就是正德十四年，即1519年，正统皇帝明英宗的孙子正德皇帝明武宗也决定“亲自”去“领导”一场“战斗”。

事情是这样的：明武宗在宫殿里建设了一座“娱乐大楼”，名“豹房”，经常把良家妇女以及大臣的妻子们弄到里头共同表演节目。这不但让大臣们难堪，而且让中华文化大失体统。当然，明武宗还有其他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总之是十分荒唐的，这就使得同为帝王之胄的宁王朱宸濠觉得师出有名了，于是心生“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情。朱宸濠起兵10万，从南昌出发，一路杀将来。听到这个消息，明武宗特别兴奋，玩了豹房里“刺激性”项目，再玩更“刺激性”的“实战演习”，当然更有味。何况这是多么大的“国家大事”啊！明武宗打定主意，抖擞抖擞精神，显露显露皇家气派，决定亲征叛乱，当然这更遭到臣子们的反对，但明武宗英勇无比，他以大无畏的气概力排众议，“亲射虎，看朱郎”。明武宗下达了一份“任命书”：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统各镇兵征剿叛贼。

这朱寿者谁？正是明武宗也。能叫我“亲自领导”打仗，皇帝不当，当个将军都行。这其实也不是矮化自己，比如我们领导常常喜欢挂某某领导小组组长，听起来像收本组作业的组长，但因为能够“亲自”一把，也没见他们脸上有什么挂不住的。当然，皇帝披挂上阵，他还有其他意图，这不难理解，我们的领导到地方来考察工作，顺便考察干部，也是情理之中的。朱寿将军征讨叛贼，他也有多重目的的，他听说江南多佳丽，他要看看江南佳丽到底有多佳有多丽。在“南巡”不，是“南征”途中，他还带上了大臣杨腾之妻刘美人随行，英雄当然随时要配备美人。走到通洲，觉得战争是流血的事，不可惊吓美人，便将她留了下来，以一簪为信物，令使者日后凭此相迎。没想到，刚行军没几天，簪就掉了，这可急坏了，朱寿将军下令刨地三尺，也要找到玉簪。然而大海捞针，怎么也找不到，我们朱将军就甩开军营，一个人回过去寻找，硬是把刘美人接了来。千里走单骑，比较英雄吧。只是这么折腾，一晃就过去了个把月。

这是闲话，休题。话说前方作战部队听说皇上要来“亲自领导”，简直吓坏了。其老祖宗的教训还没有冷锅呢，怎么能让皇上再受惊吓？虽然，明武宗不是一只什么好鸟，但我们老传统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流浪汉随腿走，摊上了这么个破烂皇上也只好认命，并且还要好生伺候着。战争可不是用金剪刀剪红绸子彩。擒贼先擒王，敌人最喜欢搞“斩首行动”的，看见皇帝在那里，还不一刀戳过来？明武宗那爷爷之所以没被斩首，是因为人家也先是游牧民族，到长城边边上来，只不过是来弄两只鸡扑三只狗打打牙祭，并不冲着皇帝的位置来的。而朱宸濠则不同，他的目的就是直取皇帝的人头，好让那宝贝龙椅今年也轮到自己家。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怎么能够让皇上来呢？好在明武宗追寻刘美人花了个把月，又加上他饱览祖国大好河山花了些日子，这边抓紧战斗，拼上老命赶在皇上没到前结束战斗。所以武宗还在路上，前线已经捷报传来，叛贼被生擒矣。

几乎每个皇帝都喜欢听捷报，但武宗生得有点怪，他听到这个消息，气不打一处来：我都没来，你们就把人家绑了？我不能来了？江南我还没来过呢？这好像是摆一回满汉全席，尊贵的主席都没到，饭都吃完了，那成何体统？把皇帝的功给抢了去，这怎么了得？这个“朱头”就做了两点指示：一是捷报不准报捷，二是把叛贼给放了，我要亲自捉住他。前一条指示好办，照办就是，后一条却十分麻烦，这又不是唱戏，把叛贼放回去，那又会有多少人头落地？这不是闹着玩的。叛贼放不得，圣旨抗不得，原想到胜利有赏可领，哪知道得胜归朝还要讨骂。

不知开过多少“常委会”，前方将领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正德十五年，也就是生擒朱宸濠一年以后，明武宗终于到达了南京，该玩的都玩了，该看的都看了，现在是要看表演“文治武功”的时候了。前方将领想的办法是这样的：皇上与所有南征的随从，全部换上戎装，带领京师禁军，出城几十里，在野外四周围成一个大猎场，战鼓声声，红旗猎猎，喊杀声震天响。这时，把关在牢里关了大半年的朱宸濠放了出来，解开枷锁。明武宗亲自擂起战鼓，亲自大声喊：同志们冲啊。这样，明武宗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有这样的领导亲自领导，什么事情都会取得辉煌胜利了。果然，温酒斩华雄，不上三五个回合，朱宸濠就被明武宗给擒了，当然那用绑绳捆绑牢实的工作就交给其他人了，这也是“国家老惯例”了。比方一栋楼竣工，领导只要把布拉下，其他的就不管了，是不是？事情到了这个阶段，这件事就比较完美地结束了。所以，秘书的“情况汇报材料”的开篇就是这么着笔的：“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这是文言文，换成当代白话文就是：“在领导正确的、英明的、亲自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战争的辉煌胜利。”

怎么样？好玩吧。领导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亲自领导一场战争，并且亲自打赢一场战争，不但善于胜利，而且敢于胜利，从胜利走向胜利，只由一场活灵活现的“文艺晚会”就可以搞定了。“文艺晚会”好啊，能够逼真地再现历史风云，大气魄大场面大制作，何其壮观！这么来想，明武宗这家伙也算是生不逢时。

19.乾隆搞调查

中国大概有一种盛世情结，只要经济略为好转，人民碗里有那么几粒米，或许标准高一点，有那么几点肉末，往往就要贴一个盛世的标签，历史教科书对此特别津津乐道，什么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于是皇上就要百姓歌舞升平，百姓就要对皇上山呼万岁，而此时此刻，皇上就在虚幻的海市蜃楼中独自陶醉，最听不得的就是那种乌鸦嘴似的盛世危言了。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盛世总是昙花一现而危世常常呈现神州的一大原因吧。

且说乾隆晚年吧，盛世大概盛得不得了了，乾隆在77岁就成立了以和珅为“领导小组组长”的80大寿大庆典的领导班子。历时3年，那庆典比慈禧太后60大寿更加奢华，街上搞起了壮丽的形象工程，“夹道左右，彩棚绵亘，饰以金碧锦绣”。人家举全国之力，做了3年准备啊，总之豪华得很。那般盛世盛景，不说也罢。而在这时，偏偏有个不识相的内阁学士尹壮图充当揭穿“皇帝新衣”的不谙人事的小孩子，很是不合时宜，讲了真话，扒开了糜烂疤子上的“灿烂乳酪”：“各督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在尹壮图这里，民意不支持率超过了5成，哪是什么盛世？分明是衰世末世啊！都是喜鹊叫喳喳，忽然冒出了一只乌鸦，怎么不让人大倒胃口？把皇上的脸抹得一团黑？乾隆心里起了恨意，“你叫我一时不高兴，我就叫你一世不高兴”。

但乾隆毕竟是一个伟大而英明的领导，他可不干那些暴君们干的事，他杀人总要杀得让人心服口服。你说天下“糟得很”，那就去调查，让事实说话。乾隆于是派了以侍郎庆成为钦差大臣的调查小组。乾隆选这个人当组长，当然经过了精心挑选。庆成是满族大员，又是盛世的歌者，而且是爱好“旅游”的大玩家，到得山西第一站，先是饱览祖国大好河山，这可不是钦差大臣吊儿郎当，他闲着，为的是让干部们不闲着，好做迎接检查的准备嘛；之后与官同乐，投入“宴收工作”之中，听了有准备的汇报，看了有布置的现场，哪里是“糟得很”？革命形势“好得很”！尹氏除了认罪，无话可说，他便向乾隆上疏，说过去的话“朽言乱政”，向乾隆请求“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但乾隆是乾隆，不是隋殇帝。“不不不，你还可看看嘛。”要他继续同庆成一起往直隶往江南往山东各省盘查，把调查搞得“真得很”。但怎么保证不露马脚？乾隆下了一个“专项通知”，通知上明确了此次调查的宗旨与目的：“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欠，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钓誉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万兆民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这个通知，让官场老油子一看，一眼就能领会其中“深刻的指示精神”：这次调查，不是为了查知盛世真相，是为了证明尹某有罪。你不能拿出证据来证明其有罪，那么就证明你是贪污犯，那就是你在帮尹某说我皇上不圣明。简单点说，这次调查指示精神有三点，证明尹某有罪，证明官僚不贪，证明皇帝盛世不假。怎么迎接调查，你看着办！乾隆还知道，他的话虽然说得这么明白，但肯定会有一些庸吏傻得很，不会办事，甚至连文件都不会看，于是在尹壮图每到一地之前，安排专人提前500里的路程通知官僚，务必不能出漏洞。

考虑如此周详，布置如此周密，自然一点漏洞也没有，神州处处莺歌燕舞，一片升平景象。尹壮图能说什么？回京以后，乾隆问他是否看到“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他便说：“所过淮扬以及苏州省会，正当新年庆贺之时，溢巷摩肩，携豚沽酒，童叟怡然自乐。”乾隆终于完成了对尹壮图的洗脑，完成了其思想改造，也完成了帝国在“嘴巴上”或者历史书等“纸质媒体”上的“盛世绘”。

剩下来就是对尹壮图如何处理了，刑部想当然地自以为领会了乾隆的意图，拟定按挟诈欺公、妄生异议之律，当斩立决，但没有想到乾隆见识又是高人一招“谓壮图逞意妄言，亦不妨以谤为靓。”竟然不加治罪，命左授内阁侍读。好个以谤为靓！给了天下人“天下多么盛”的“明白”；给了乾隆“创造盛世不是假的”的“清白”，这个调查，乾隆真是自鸣得意，办得“好靓”啊。有人讲，乾隆既然事先已经给调查定了调子，又有刑具在手，直接定案得了，何必多此一举？花费人力物力去搞什么调查。也许在以前，比如商纣王或者秦始皇是可能不走这个程序了，但乾隆是明君啊。这么去调查，成本高了点，皇帝的新衣价格却要高才行啊，贵衣服“有品牌效应”。把天下人的嘴巴全封上，再高的价格也是值得的。调查本来是明了真相的方法，但是也可以是掩盖真相的手法啊。

你看，这么一来，乾隆就轻松穿上了两件“皇帝的新衣”：一件是皇上圣明的新衣，一件是乾隆盛世的新衣。乾隆穿着，那感觉比安徒生笔下的皇帝好多了。乾隆的自我感觉一直良好。中国历史上许多皇帝，体制内的“小孩”把他穿帮，他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要等到农民用锄头梭镖来给他穿帮，那时他才会急。

第四辑　最牛政治暴发户最可怕

1.老小白鼠严首辅

福如东海与寿比南山都是我们的共同愿望，但其实这两个玩意儿是一对冤家，并不相生，而是相克。世俗的福太多，纵情声色犬马里了，所谓欲是伐命斧，哪能长寿？但到了皇帝这级领导，鱼与熊掌都想兼得。明世宗福确如东海了，实在也想寿比南山，于是天天炼仙丹日日求佛佑。阴阳一理，阳世的人听好话舒服，阴间神仙自然也是。把奉承话写得中听悦耳，向神仙们向罗汉们长腔短调地念，这就是青词。严嵩本来是个很有名气的诗人，写这些青词是把好手。大家都这么认为，严嵩是靠一支笔当秘书上去的。这给天下文人与秘书们莫大鼓舞，觉得只要学习严嵩好榜样，似乎三五几年就可“一支墨水笔，身到凤凰栖”。其实哪能那么容易呢？要说弄笔杆子，谁比得上李白？人家李太白机会也是大大的好，最少不比严嵩差，也曾身到凤凰池，但李太白却为什么老是上不去呢？其实呢，从来笔杆子都只是“敲门砖”，敲门进去了，能否成为“座上客”，那还得功夫在诗外。

世宗也是晓得的，完全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寄托在神仙那里，实在有点悬，于是他一面祈祷，一面炼丹。无锡有个顾可学，曾经做过浙江参议，但这人开始运气不好，人家都是“要伸手，伸手不会捉”，他从国库里拿东西往自家宅里搬运三五回，就应验了“莫伸手，伸手必被捉”。顾可学知道“学而优则仕”那路子走不通了，于是走炼丹这条康庄大道。他的丹是这么炼的：清早起来，捉一位童男子，还捉来一位处女子，按在凳子上，脱掉裤子，叫他们撒尿，下面用只钵子接着，头节尿不接，后节尿也不要，要的是中间那一节“抛物线”。然后加石膏加汞银，然后大火煮文火烤，炼成白花花或者红艳艳的盐晶体，美其名曰“秋石仙丹”。仙丹炼成了，他的职位也炼成了，这个当年的“贪污犯”摇身一变，成了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时谚唱道：“一泡几泡尿，换得两尚书。”虽被人骂为“鸟官”，但顾“可学”的爬升术真还值得人“可学”也。

皇上吃东西是有规矩的，再好的东西也不能抓到手上就往口里塞，万一有特务投放毒药呢？所以要请人先吃。世宗皇帝觉得严嵩青词写得好，就是不知道官品怎么样。世宗皇帝所谓的官品，指的是“忠诚度”，翻译成白话是“奴才指数”。顾可学的仙丹炼成了，谁先来尝？这个首尝“秋石仙丹”的光荣任务，世宗就交给了严嵩同志。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三，世宗密谕严嵩，说他得到了一个仙方，制成了丹粒，赐与他来服用。严嵩同志接到圣旨拜跪不已，他多么激动啊！皇上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他，说明皇上把他当心腹待了。严嵩赶紧沐浴更衣，洗手擦嘴，还向神仙打卦问了良辰，然后像我们的三岁宝宝一样，把丹粒含在口里，仔细体味。有没有尿骚味？严嵩可不敢说。次日，严嵩向皇上报告：“臣昨日饮服后，最初觉得腹内略有响动，以后就没有什么反应了。凡药服后，不一定马上见效，让它在体内慢慢起作用，其作用将更大些。请陛下容臣再服，以验其效。”这时节的严嵩啊，以为皇上把最好的东西分他一杯羹，感激涕零之余，还以“再验证”的名义向皇上索要。吃了第二粒，又“不过夜”地向皇上汇报：“臣在今日再服仙丹，觉得腹部如有热物在动。”热物在动？听到严嵩同志这个报告，咱们世宗也就放心了，放心之后自然就动心，于是叫太监们呈上龙壶金盏，慢慢品用。可是呢，皇上身子早被掏虚了的，哪里受得起猛药猛补？吃不上两三回，就咳嗽不已。严嵩同志见此，赶紧撰写“关于请求皇上停服仙丹的请示”：臣这几天来，觉得从头顶到肚脐，常有热气不散，可见此药生猛。凡药物服过一两次，有了效果就应停止，请陛下为革命保重身体，暂时停服吧。

可是，世宗总是觉得，我要世界怎样世界就得怎样，我要自己的身体怎样，那号令怎么就不畅通了呢？世宗又弄到了一盒仙药，还是那个顾可学不知是尿还是屎炼就的仙丹，他要找只“小白鼠”来做试验，首先想到的当然还是严嵩同志，严嵩同志此时已经是只老白鼠了，快80岁了。多年来，他服过多少回“仙丹”啊！去年严嵩同志服过一次，差点要了老命：“臣服后，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一忍，每日滚烫开水浇洗两次，三月方止。”奇痒三个多月啊，那个难受劲，不亲身经历，谁能体会？他知道这哪是什么仙丹，纯粹的大毒药嘛：“臣查验了这些丹粒，乃汞铅化合，属金石类，特性多热，不宜服用。”

咱们世宗对自己的身体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是啊，这个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而且是权力的本钱，而且是享受声色犬马的本钱，不热爱怎么行呢？因此世宗老是寻丹药，寻到丹药老是找严嵩同志。严嵩同志忠心耿耿，为了咱们领导身体万岁万万岁，他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承精神”与“献媚精神”，当小白鼠而“鞠躬尽瘁”。这回世宗又让严嵩当“活体实验”，“这是新药，你不服怎么知道不宜？”听到这话，严嵩吓了个半死，当下拿起药，一把一把地往嘴巴里塞，情况如何呢？“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方解。”一个老头子，一回屙下黑糊糊的淤血二碗，其痛何堪？当然，严嵩同志得到的回报也是可观的，他不但因此爬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而且历经二十来年，想推倒他的人成千上万，直到87岁，他才被人掼翻。

同样是诗人，同样被领导拉到身边，为什么李白被放逐，而严嵩被恩宠？李白呢，人家要他提一回鞋子他都不干，正如领导叫你代喝几壶酒你都不愿意，哪个领导喜欢呢？而咱们严嵩同志只要是领导的事，什么都愿意干，哪怕“以身饲皇”。一个人受宠也许容易，但固宠那是万万难的。你看，易牙要得宠，要把自己的儿子烹了当食物；邓通要固宠，要睁开眼睛笑眯眯地去舔皇上屁股痔疮后的脓疮；我们的严嵩同志青词写得好，但他不骄傲，他知道除了兢兢业业地当笔奴之外，也必须老老实实地当小白鼠，而且要从小白鼠当到老白鼠。

我们看奸臣们，常常只看到他们的无限风光，谁知道他们也有一把辛酸泪？当回奸臣也许不难，但要当稳奸臣也真不“容易”！

2.慈禧的惊诧

对慈禧太后的做派，我想仿照鲁迅先生《友邦惊诧论》中的话来评说一番：好个慈禧太后！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中华大地，她不惊诧；掠我山河，屠我人民，刮我民财，她不惊诧；中国清政府治下的连年民变，空前大难，卖儿卖女，民不聊生，前腐后继，腐败透顶，她不惊诧；而外国鬼子要动她的位置了，她就惊诧了。

自1840年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仇恨一直在长，而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实际上是渐渐在消，腐朽的清政府被打怕了，哪里敢轻易言战？到了慈禧太后这个“老不死”的家伙手里，怕洋鬼子尤其像老鼠怕猫，总是一味退让。但慈禧最后与帝国主义干了一仗，这就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一仗，把千年故都搞得稀巴烂，至今残缺不全的圆明园还在见证这段耻辱。

这一仗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在南方的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一干诸侯人马，像小孙子似的低声下气地与外国鬼子进行“外交斡旋”，打算签订和约，签订《江南互保条约》，互不开战。谈判正在“卓有成效”地进行，不料，却传来了朝廷宣战的圣旨。原来，在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后，帝国列强以保护使馆与侨民为名，向北京进发，慈禧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与战。主和的有，主战的自然更多，但慈禧却“悬而未决”，不做决定。她怕啊，“如与各国宣战，必至鸡犬不留”。但最后，她“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誓死捍卫，哪怕玉焚。是什么促使这个怕洋人如老鼠怕猫的“国家老耗子”痛下决心的呢？据亲身参加了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御前会议的伴读学士恽毓记述，决策过程是这样的：“二十一日下午，传急诏入见，召对仪鸾殿……太后随即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

慈禧明明说有四条，怎么又只宣读三条？群臣莫解，退朝后纷纷向总理衙门官员询问。原来是前一天深夜，江苏粮道罗嘉杰派他的儿子把四条“照会”交给荣禄，荣禄立即呈送太后。四条照会，太后只读三条，没有读的是最让太后见不得的：“四、令皇太后归政。”皇太后看到前三条，虽然眉头紧锁，但还没有惊诧，待到看到这第四条，勃然大怒，如五雷轰头，那股子气一冲就冲上了脑门顶，一改过去“清朝政府软弱无能”的形象，准备大扬“大国神威”，当即大摔玉玺，大掀桌子：“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同样是亡，一战而亡，岂不更好？”

列强在我中华大地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主战当然对；以鸡蛋碰石头，莫若先求生存，主和也是现实的无奈选择。但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都必须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能有任何私心杂念掺杂其中。掺了私心的，主战也是卖国；没掺的，主和也是爱国。慈禧太后话说得多么“光明正大”，说得多么“气壮山河”，一口一个“国家”，然则，真是她那“赤子情怀”的“爱国心”吗？非也，她对列强虽然恨意难消，但这么多年以来，她认了，她“宽容”了，到现在那爱国之心怎么突然冷水里冒了热气？非为其他，乃是列强不准她再坐金銮宝殿了。列强动她的山河她不管，屠她的人民她可容忍，但是要夺她的权，哪怕是叫她“退居二线”，她就急着要鱼死网破，要把国家与人民绑在她的腰带上，同归于尽了。恽毓以亲身所历所见给我们提供了这则历史材料，他是站在决策这个圈子说的，其实还有另外一则资料也可堪佐证。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由杨光先生编著的《袁世凯》对这段史实是这么说的：义和团打出“灭洋扶清”的旗号，让帝国主义很不爽，多次要求清政府镇压。但是对清政府镇压无能很不满了，等到义和团由发源地山东发展到京津地区，帝国主义已经无法再容忍了，于是从天津抽调2000人前往北京准备亲自镇压。慈禧听到这个消息，弄错意思了，以为是洋人来帮着光绪逼宫，所以匆忙宣战。要是晓得洋人只是去镇压义和团的，那她才不会管呢，说不定到时她还要杀猪宰羊，猪啊羊啊送到洋人那里去慰问，感谢洋人给她“安内”除了“内患”呢。

是因为要动老佛爷的官位子，促使慈禧“冲冠一怒为红翎”而决定决一死战？历史会这样轻飘？这在我们看来显得有点不可理喻，但历史在专制统治中常常是这样轻飘的。对慈禧太后而言，确实没有比自己的“帽子”更重要的了。在位子和帽子面前，民轻社稷轻，她可以割地求和，她可以出卖主权，她可以枯民万骨，但谁要她的帽子，就是要了她的命根子，她就要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一顶红翎高于万里江山，事实就是有这样轻飘。慈禧太后狗急跳墙地宣战，八国联军却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如入无人之境，轻松地攻入北京，慈禧像一条丧家犬一样逃往西安，结果不到四天，她就宣布停战。慈禧太后好像把一场战争当成了儿戏，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想打的，只是因为列强叫她下台，她一时火起，她的心火烧起来罢了。

慈禧是很有脾气的，“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谁敢惹她发毛？当了皇上，莫说是奴才，天也要听他的，地也要听他，石头也要听他的。元仁宗南巡，到河南某地安歇，到处青蛙乱叫，吵得睡不着，他就向青蛙们下了一道圣旨：“蛙忍恼人耶？自后毋再鸣。”据说，蛙果然不再鸣了。雍正皇帝要用一块百吨重的石头来镇门，那石头怎么也进不了金銮殿，雍正勃然大怒，下令打石头60大棍。慈禧脾气更盛，咸丰那老头子死了那么多年，李莲英太监一个，慈禧虚火比谁都旺。慈禧是经常摔桌子扫杯子的，在做妃子时，脾气还好，后来垂帘摄政了，一是官大脾气大，二是到了更年期了。据太监们说，慈禧那火气大得不得了，动不动火起来，把人也像一只碗一样往地上掼，有多少人都是这样被她掼死了。洋毛子我怕是怕你，但让我急，狗急了也咬人的。然而慈禧弄错了，洋毛子不是她的奴才，也不是她“皇土”内的青蛙与石头，你发火，洋毛子更发火，慈禧摔家伙，洋毛子摔你江山，八国联军把大清江山摔烂了。自此，清政府彻底向洋人屈服了，公开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心甘情愿地成为“洋人的朝廷”，几万几十万义和团同胞被宣布为乱党，全遭屠杀，全国人民当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奴民”，换句话说就是“半亡国奴”。一个人被人惯坏了，想摔碗想摔电视想摔祖传宝贝，你摔就摔吧，只要你不伤害别人。慈禧太后这一次发脾气，不摔桌子、椅子，摔坏的是大好河山，把四万万人民当一只碗一只杯子摔坏了，而起因却仅仅是因为屁股下面的那张破椅子。

3.民主选举当总统

民主与皇帝是死对头，在我们的意识里，他们水火难容，要让他们搞在一块儿和平共处，那好比是要让唐僧与妖魔成亲。然而，什么事都是“事在人为”，只要“运作”得好，没有什么事办不成。

袁世凯当了83天的短命皇帝，我们曾经认为他在历史上毫无建树，其实想来，他具有很强的“破冰意义”，具有十分独特的“标本价值”。坦白地说，他是独一无二的“稀货”。历代皇帝有靠“遗传”坐上的，有靠“造反”起家的，有靠“政变”上台的，有靠“稀里糊涂”被人披件黄袍当皇帝的，但是袁世凯是靠“民主选举”坐上龙椅宝座的。

在“千年未有的变局”期间的袁世凯，整个是一只蝙蝠，在禽类中他是畜生，在畜生中他是禽类。在革命者眼中他是革命者，其实是“反革命”；在反革命中他是反革命，但看起来他是“革命者”。正因为他具备这样的双重品格，所以他两边都香都红都吃得开。在辛亥革命中他是被清政府起用镇压革命的；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又被革命者推举来当“大总统”。这样多爽啊！但人心不足蛇吞象，老袁觉得还是不爽，总统要受“三权分立”的制约，哪有皇帝“天皇老子第一”来得爽？当上了“一把手”的袁世凯不但想给自己的至尊地位加箍如泰山之磐的“螺栓”，还想让至尊地位千秋万代地传给袁氏一家。袁世凯想当皇帝啊。本来呢，有这么大的权力在手，直接披件龙袍也不是不可以，但时代不同了，时代要“民主”了啊，当不当得皇帝，还要看“人民”同不同意。我老袁是一切“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民要我当皇帝我才当，人民不要我当皇帝我不能当呢。

袁世凯被推上大总统宝座又把革命镇压下去，位置基本坐稳之后，他的皇帝梦被激活了，组织了以清朝遗老、自家儿孙、奴仆下属、乃至妓女嫖客等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强烈要求恢复中华“千年古制”。在报刊连篇累牍一边倒地“讨论”国体问题，论来论去，最后“统一了”思想。主流“理论界”一致认为，根据中国的“特有国情”，应当而且必须搞“皇帝制”。舆论做足了，关键的一环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袁氏“请愿团”将全国各团体的请愿书送达了当时的“参议院”，代表“人民要求”改变“总统制”的国体。但是根据参议院的职能，它无权决定这么大的事情，参议院就向袁世凯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国民大会，不是全民选举吗？袁世凯掌控三五千三五万张口，他是“很有信心”的，但是要让三五千万三五亿人“异口同声”，他自然打怵，况且，他等不及了，于是便改国民大会为国民代表大会。

第一个问题是，举凡天下，挥袖成云，挥汗如雨，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人民”到处都是，但袁世凯的“人民”在哪里？袁世凯此时此刻的“人民”在“代表”这里。什么样的“代表”来“代表”人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袁世凯对这个问题有着高度的认识，他让爪牙分派到各省“指导”选举工作，但人心隔肚皮，他还是不太信任，他怕各省自定的代表不可靠，他因此“高度重视，亲自抓这项工作”，一抓到底，一个一个名字由他来圈定。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是有过“教训”的。在选举“大总统”中，曾反反复复返了三次工，麻烦且不说，脸上挂不住啊。当时按照“临时宪法”，必须获得四分之三的票数才能当选。第一次票数没达到，没通过。第二次票数也没达到，没通过。直到第三次才勉强符合“法定票数”。吃一堑，长一智，袁世凯“深刻认识”到什么样的“代表”才能“代表”人民，所以尽管“日理万机”，但无论如何首先要理“此机”。

指定代表来搞选举，这本来是大可放心的，但袁世凯仍然怕出“漏洞”。因为进京的代表虽然由他定了，但这些代表还有一个“名义上”的手续，“表面上”的程序，那就是这些“内定”的代表也需要“代表选代表”。这个环节也不可疏漏，要是袁世凯“内定”的代表没选上，那非但会出丑，而且会出乱子。在这一点上，袁世凯是有“成功经验”的。也是在选举“大总统”的时候吧，袁世凯生怕出意外，在选举现场，派出了总统府的护卫军，身着便衣，暗藏手枪，混在代表当中，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公民团”，将会场围得水泄不通。第一次没通过，“公民团”团员们全部堵住“代表”不准出来，第二次没通过，依然堵住不准出来，他们大呼口号：“不选出我们满意的总统，我们坚决不答应。”用枪杆子搞民主，就这样成了袁世凯的“双赢圭臬。民主法宝”，所以他在皇帝的“初选”工作中把这些“经验”全部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完善。他将代表们的选举地点统一设置在“将军署”，也就是“军事重地”，用枪杆子来“保护”代表们的“安全”，用枪杆子来“保护”选举的“顺利进行”。投票那天，将军署内外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士兵们在首长的指挥下，时不时把枪杆拉得哗哗响，会场内还布满了“虎视眈眈”的眼睛。在选举中，袁世凯还搞“阳光操作”，实行“公开选举”，规定每张选票都要签上代表的“尊姓大名”，以示“光明磊落”，以示“勇于负责”，以示“敢于担当”。

民主监督权力是鸡蛋碰石头，权力监督民主是老鹰抓小鸡。这自然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等额选举”。等到全国代表投票之后，参议院公布了选情，那数字特别好看，“数字真出官”：袁世凯“满票”当选。全国共有代表1993人，赞成帝制的是1993票。无一票反对，无一票弃权。这1993张“有效票”意味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是赞成帝制的，百分之百的得票率。这创造了自从有了民主投票制度设置以来的第一个奇迹，这奇迹是民主首创者“西夷”诸国所不能比的。这奇迹不但表面数字好看，而且“实际内涵”也十分可观。你想啊，民主可以选举县长市长以及总统，谁见过民主选举出一个皇帝来？这是“创举”啊。专制与选举，独裁与民主，是一对仇敌，谁见谁都是“刺刀相见”的，可是在袁世凯这里，两者成了“骨肉情深”的亲兄弟。让冤家聚头在一起而且称兄道弟，这实在不简单。这对冤家一个鼻孔出气了，民主由权力的对头成了权力的帮凶，为虎作伥。那么，普天之下，无所可不为，为所可全为，人民都“答应”的啊。皇帝当得十分自在了。

现在看来，袁世凯那种以“枪杆子”的权力压迫“笔杆子”的民主，他也许自鸣得意，实际上太过“现眼”。这也怪不得他，刚刚从皇权里出来的人，他除了想到使用“皇帝的专制手腕”，还能想到什么呢？

在袁世凯的这次“民主秀”，或者“民主闹剧”中，让人思考的是，怎样来厘清权力与民主的关系。是权力最大，还是民主最大？是权力领导民主，还是民主领导权力？是民主授予权力，还是权力授予民主？从选举这事来看，应该是民主在上，权力在下，权力是民主产生的呢，民主生权力嘛。民主是爹，权力是崽；民主是爷，权力是孙，可是在权力者那里，这完全颠倒了，民主沦为了权力的奴仆。

4.乾隆的臣奴观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间关系如何，这不但是一个伦理命题，也是一个实践课题。儒家对君臣的关系是这样界定的：君予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正是所谓皇恩似海，臣节如山，皇上要对臣下施行礼数，臣子要对皇上贡献忠心，双方都是有责任与义务的。唐太宗一代明君，明就明在他有正确的“君臣观”。他认为秦二世而斩，原因就在于秦始皇“事皆自决，不任群臣”。霸王皇帝武则天杀起人来不眨眼，心思是很毒的，但对臣僚还算看得起，她著了一本“理论著作”《臣轨》，不但把臣僚当人看，而且把臣僚当人才看：“君臣之道，上下相安，喻涉水之舟航，比翔空之羽翼。”把臣僚与君主相提并论，这还是略略有点平等意识的。千年以降，朝臣在朝庙面对万岁爷，一声声都是“臣以为如何如何”。但到了大清皇朝，臣却不敢自称臣啦，一口口都是“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辫子”电视剧里充斥的不全是这种声音吗？为什么这些“国家公务员”如此“变声”了呢？这缘于大清皇朝出台了新的“理论”、新的“指导思想”。

乾隆三十五年，大清出现了蝗虫大灾，汉族官僚周元理与满族官僚西宁、达翎阿等一同上奏折。周某自称臣，而满族官员都称奴才，一个“臣”字在黑压压一片“奴才”之中，煞是刺眼。是鹤立鸡群，还是鸡立鹤群？乾隆看后很不舒服：“臣仆本是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意虽殊，其理则一…此次三人会奏之折，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周元理自当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若谓周元理不随西宁同称，谅彼不敢萌此念。但此等拘泥若此，又何谓大达事理？可笑之至！”奴才一词，在大清皇帝看来，实在是一个好称呼。八旗官员碰到皇帝，一口一声奴才，他们的感觉好得很，这意味着关系亲近啊，其他人想做奴才还做不成呢！不是他们当奴才当惯了，而是他们的主子喊奴才喊惯了。大清入主中原之前，没有受多少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最好的上下关系是主奴关系，把你称做奴才，是看得起你。所以他对周元理自称为臣，虽没以心蓄异志论罪，但觉得他是“可笑之至”。在乾隆看来，臣奴一体，毫无二致，臣即是奴，奴即是臣，无尊无卑。乾隆的逻辑是，在皇上面前，再怎么样的高级干部还不是奴才一个？你跟我来争什么名分？

但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之中成长起来的文臣武将，对这个是看得相当重的，士可杀而不可辱，活可受罪，死却要面子。乱兵入得紫禁城，就要当“亡国奴”了，明朝官员范景文一声喊：“同志们，我们不当亡国奴。”这声喊很是煽动人心，据历史记载，高呼着“明朝万岁”的口号跳入护城河的包括宫女有四五百人。这个奴字真可折杀人。即使是以失名节而钉在耻辱碑上的“两朝领袖”钱谦益，也有着自己的最低底线，可做臣，不做奴。这个钱某啊，食明禄得明恩，明亡了，按说是应该为明而殉死节的。妓女出身的钱氏小妾柳如是看到清兵临前，拉着钱某跳江，钱某先是答应了，但跳江之前，他蹲下身子去试水温，说“水好凉啊”，不跳了。其实在钱某那里，不管在明朝还是清朝，做臣子也是可以的，臣子是公务员嘛。公务员是不随领导“换届”而换的，带着这个“理念”，钱某就归降清朝了。但是他到了满清朝廷，大失所望，大官小吏一口一声奴才，钱某受不了，又加上他本来指望当“宰相”的，但新王朝只是给了他一个侍郎之职，“凤凰地上无人问，仍旧当年老侍郎”。于是罢归了。

臣子是臣子，奴才是奴才，在皇帝看来，臣子与奴才没有差别。但在臣子看来，还是各有归旨的，臣子是“公务员”，为的是公务，奴才是“丫鬟”，是“私仆”，只是“私务”。换句话说，臣子对公众负责，奴才只对个人负责。皇帝拥有江山全产权，理论上怎么处置都由他，实际上不全是如此，这里有好皇帝与坏皇帝之分。好皇帝把江山当成自己的，也当成是大家的，他是大股东而已，最后虽然归自己拍板，但之前却还要听听“小股东”的意见。比如唐太宗，他想玩个鸟，魏徵不同意，他也没办法。坏皇帝却把江山百分之百地划归到自己手里，为他干活的全是仆人，全是奴才，莫说玩鸟，就是破坏祖宗“宪法”去花街柳巷玩妓女，奴才早到前面掀帘子去了。因为臣子是“公务员”，所以脖子常常梗直，我是为公事不是为私事，你不对公事打路我就敢顶。皇上要花大力气来扳，还不一定扳得弯，多有让皇帝发火的。相对而言，大多数皇帝喜欢奴才。奴才也号称才，但其要义不在才，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奴不是才，奴性十足，说什么是什么，指什么打什么，使用起来十分顺手，谁不喜欢？

中国历史上常有宦官乱政，实际上就是因为皇上喜欢奴才而不喜欢臣子的缘故。“喜欢”二字在官场最是要紧，这意味“升迁”这第一要务不用烦恼了，有一把手宠爱，什么事情摆不平？所以，许多人不愿意下放外地当臣子，而特别削尖脑袋要到领导身边当“使唤丫头”。魏忠贤宁可自割，不享受欢爱，也要跻身皇宫，就是这个意思。乾隆皇帝说臣并不比奴高，也是这个意思。把你当奴才，是相信你呢，是对你“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呢！乾隆对周元理称臣不称奴连连猜测其心思，不是装傻，而是真的不理解。

乾隆臣奴不分，把臣子与奴才划全等号，甚至认为奴才还高比臣子，这让汉族官僚痛苦不堪，南明文人对此多有“不共戴天”者。据说，有一文人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总是头戴斗笠，脚穿木屐，问之，则曰“不与敌清共戴一天，共履一地也。”满汉文化在清初激烈冲突，强势权力与强势文化之间的冲突，当然是强势权力赢得胜利，所以清朝时期的汉族士子是十分痛苦的。思想家龚自珍对此曾痛陈不已，说清帝“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廉耻”。是对士子的一种“精神凌迟”。“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所谓“渐”者，钝刀子割肉也，其苦何如？

但是痛苦过后，就不会有痛苦了。乾隆皇帝这个“紫禁城讲话”发表以后，大清皇朝的相关部门迅速向下面进行了“全面贯彻”，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皇帝办公室办文人员严格把关“往来文件”，经过一段时期的“宣传教育”与“督促检查”，最后不称奴才都不行了，几乎所有文件公文都署着“奴才”二字。后来的皇上大概在此时受了一些儒家文化影响，对此有点不好意思，认为这样有乖政体，私下场合称呼干爹干儿，那是亲密，公开场合特别是“正式文件”上“爷爷孙子”的，实在是不太像样。所以继任的领导为彰显新思维，对称呼问题下了一个专门的文件纠正此事，令今后除请安谢恩折外，“俱照例一体称臣，不得仍称奴才”。可是贾桂站惯了，叫他不站怎么行呢？奴才意识已入基因里了，不让他们做奴才好比要了他们的命，所以做奴才的怎么也不见绝种。

5.严嵩父子的次道德

景升父子皆豚犬，严嵩父子皆狗彘：“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如铁石，忠谋则多方沮之，谀谗则曲意引之。”他那独眼龙儿子严世藩呢，尤其卑恶，其“熟谙中外官吏饶瘠险要，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过的是奢侈无比的混账生活，比如每要吐痰，必叫丫鬟张口接之，谓为“肉唾盂”，便器马桶都制作为女性形态，解大便以女口承之，解小便以女阴接之；对待忠良，则“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如时人所言：“嵩位极人臣，贪渎无厌，世藩狡鸷，擅执父政。天下之人，视严嵩父子如鬼如蜮。”可谓是恶贯满盈，坏事做尽。然而，这样的坏蛋把持朝政三四十年，即使从严嵩当上首辅算，也有二十来年，过得那么逍遥自在，没有被人搞倒，所凭者何？单单只有皇帝老儿给他撑腰吗？所谓天怨人怒，人神共愤者，天怨或有之，神愤或有之，而人怒人愤则要区分来看了。百姓可能怒，一二忠臣可能愤，其他非良臣者呢，则可能是拥之护之，爱之戴之，希望他俩“九千岁”呢。

这是为何？很简单，严嵩父子为人无道德，但为官是有些“道德”的，是比较遵守权力场上的“游戏规则”的。

权力场的第一大事是升官，官场人莫不视其为身家性命。但官场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越往上职位越少，这永远都是卖方市场。走捷径一下子升上去，是谁都做着的美梦。最好是一锤子买卖，用一笔钱砸去，帽子就买上，好像到超市买东西，钱迄货交割，多简单啊！但官场毕竟不是超市，钱花去了，帽子能否买上，没谁说得准，而且超市里都是明码标价。官场里头是什么价位，往往是高深莫测。拿少了；鸡飞蛋打，血本无归，拿多了，觉得物无所值，深感冤枉。而掌握官帽者往往贪得无厌，比无良商家还无良，送少了不退不办事的不少，送多了给个小职位塞你嘴巴让哑巴吃黄连的也有很多。这是真正的官场无道德。严嵩父子则不同，他俩给每个官帽都是定价的，都是摆上柜台的。明代于慎行的《臣品》中言：“官无大小，皆有定价：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御史五百两，给事中八百两，吏部掌握人事任免生黜大权，价格最高，吏部郎中、主事三千两。”其中有些位置竞争者太多，严嵩父子也趁机哄抬物价，但不像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商搞“惜售”，他们还是依靠“市场”来调节“供需关系”。比如吏部很“俏”，就抬高到一万二三千两。在钱面前，公平竞争，有钱你就来买，没钱你先筹集好再说，可谓童叟无欺，亲疏无别。

作为生意人，货真价实是一种称得上优良的好品质。严嵩父子买卖官帽，货是真的，不是那种虚无爵位，而是可以增值的实位。这个官帽戴下去，是可以翻N倍钱的，不说万利，一本十利百利绝对是可打包票的。货是这么真，价也是这么实，你不赶快来买？特别让买家放心的是，你一提钱，他马上发货，“择官选地，取如探囊，朝求暮获，捷若应响”。早上把钱送去，晚上帽子就到手，好快捷好利落，多省心多放心。要是钱送了去，三五个月还没消息，一年两载还叫等待，不把人急死了？夜长担心梦多，那辗转反侧的滋味是要短寿的。严嵩父子做生意是那么痛快，痛快？对，痛快。钱送去那一下，很痛，但帽子马上就到手，那不快活死了？一痛就快，虽痛尤快，试问官场中人谁不喜欢？谁不道“严哥”讲义气讲感情？能够如此店大不欺客，诚信经营，这就是“声誉”啊！在当时，不要以为反对严嵩的声浪有多大，反对的有，但其实没几个，大多数官吏是天天出入严家门槛的。据说拜严嵩父子为“义父”的不下数百，其他虽然没喊严嵩父子做爹，但也绝对是他俩的拥趸与粉丝。

实际上，在当时，弹劾严嵩父子的少而又少，为其说好话的多而又多。想想也是，哪里来找这样的好“店家”啊。而且通过他俩买上官的很多，这些人会来挖他俩的墙脚吗？那岂不是把自己的财路堵死了？把自己的仕途也堵死了？严嵩贪钱是真的，但他贪我也贪，有什么稀奇的，有必要与他俩过不去？如果严嵩父子倒了，一、自己投进的成本怎么收回？二、今后怎么往上爬？弄出政绩是一条路，但这条路既累人又耗时，没有三年五载甚至十年八载，谁出得了政绩？年龄是官场一大宝啊，送钱还可以说是额外买了年龄！还是钱来得快，“朝求暮获，捷若应响”，真爽啊。

“有一种诚信叫做奸诈”，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严嵩父子的做派无疑是一种奸诈。他俩明码标价，并不是多么诚信，而只是为了自己能够长期做这笔买卖。严嵩父子知道，尽管自己居于高位，但如果人家给了钱却不给办事，那是会坏事的，谁都会狗急跳墙，而严嵩父子“恪守职业道德”，为的是不激发买家的“激动情绪”，不激起“官变”。保持稳定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千万官人要是造反起来，那严嵩那位置肯定是坐不稳的，这点道理严嵩这个官场老油条是懂的，不但懂，而且运用得得心应手。所以局外人看来是奸诈，但在官场中人看来，严嵩父子的所作所为是很讲官场道德的。不用花一分钱能升官，那是道德高尚。但花钱准能买到官，这算是道德人。这道德叫官场次道德，这是很受官场中人欢迎拥护的。为什么这个大贪官能够长期霸占高位？你看，有那么多人支持，严嵩当然难得倒下去。

6.家仇变国恨

晚清两位重量级人物李鸿章与翁同龢结下梁子，始于李鸿章曾以文字“杀”过翁氏家人。上溯三代是农民，但到翁同龢走上政治舞台，从他爹翁心存开始，翁家就开始当宰相，当帝王师，子孙个个了得。翁同龢不用说了，其长兄翁同书，也官高至巡抚。所谓是“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院”。翁氏与李鸿章结怨，正是因为其兄翁同书。

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奉命剿杀捻军，因为不能妥善处置境内叛将苗沛霖，搞得整个形势十分难堪。在另一条战线上英勇杀敌的曾国藩说“攘外必先安内”，他也想“搞倒一个算一个”。于是他打算打小报告了，可是投鼠忌器，翁氏偌大一个权力家族，若扳不倒，岂不自伤其身？曾国藩磨砚搦笔，搔首弄姿，良久都不能下语。在曾府当秘书的李鸿章见状，连忙接过笔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别小看这几个字，可以说是暗含机锋，绵里藏针。所谓“例应纠参”，是说搞倒翁同书是你皇上分派给我的工作，不搞，那是我的失职；所谓“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那就是说，皇上，你会不会因其门第鼎盛而瞻顾迁就呢？如此下笔，曾国藩特别激赏，也因此报到皇上那里。皇上觉得不办不行，于是立刻立案，经众大臣组成的“合议庭”审判，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来因翁上诉到“最高院”皇上那里，皇上“念旧”，讲点“老感情”，改判为流放新疆。

官场里，有一个“搞路子”之说，就是说，如果你在官场，他也在官场，那么，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你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你去参劾他、检举他，那一定是你带着政治斗争的丑陋心思去搞人家的路子。比如，某官告倒了某贪官，大家首先问的不是贪官之贪了多少银子，而是他与人结下了什么梁子。翁家看到曾李“例应纠参”，首先想到的不是翁家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而是觉得曾、李二人在搞他的路子。因此，翁、李从此开始了到死也没罢休的互相倾轧。或许有人会问，虽然翁家倒了一个翁同书，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族权力仍可盖帽，为什么又让李鸿章爬上来呢？当时李鸿章不过是个“小秘书”啊。这里也是十分复杂的，李鸿章有曾国藩这棵大树遮凉，茁壮成长了，后来组织淮军，也功劳甚大，难以压制；更重要的是皇上也不压，皇上素来的御臣术是斗鸡术，他让两只鸡相斗，既便于观瞻，又便于掌控。

翁、李二人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你咬我一口，我捅你一把，上面手握手，下面脚踢脚。一般的小事且不提，单说一件大事。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军，这是大清命运之所系，军强则国安，军弱则国危，这是一条验了数千年至今依然无比正确的铁律。但养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是特别烧钱的。李鸿章时为水军司令，翁同龢则主管户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马需要钱做马，可是，翁同龢则一味卡李鸿章的脖子，李鸿章多次打报告向“财政部”要钱，而翁同龢则每次都说没钱，致使北洋水军从光绪十四年以后，没再买过一艘军舰。“丁汝昌及其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而“近年部议停购船械”。光绪十七年，离甲午海战只有三年了，“海军战斗力远逊日本，添船换炮不容稍缓”，海军再次打要钱的报告，但翁同龢批示：“饷力极绌，仍遵旨照议暂停。”次年，李鸿章亲自“打报告”，提出向德国购买克虏伯厂生产的大开花弹，翁同龢则称这是无用浪费，一把把报告退了回去。等到正式开战，被誉为北洋铁堡的定远与镇远两船，前者只有炮弹一枚，后者只有两发。自然，水军里的腐败也是罪不可赦，水军经费再紧张，也不至于只有三颗炮弹，很多钱被他们拿去买烟土买小妾去了。他们是这么想的，再给我批点钱，我就再给办点事，从中割一块蛋糕自己玩；不批钱，我就什么事情都不办，也要从原来的那块割点自己玩。天塌下来，关我何事？

有人说，这主要是因为慈禧挪用海军军费搞六十大寿庆典去了，这当然也是事实。领导要钱，首先保证领导，这是搞财政工作的干部常常遵守的“第一原则”，但国家可以花千万给领导办喜酒，却无一万十万买一炮吗？“翁文恭以帝师而兼枢密，预闻军国，实隐操大权……光初朝局，系翁一言。”既然翁同龢一言九鼎，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那么，即使慈禧太后要用军费做“喜酒”，翁氏为什么不进一言？不进言也罢，不可从其他渠道解决一点？政府财政常常是孕妇之奶，挤一挤，多少是有一点的。翁氏可以给其他人奶，但就是不给李鸿章。山河破，社稷碎，黎民悲，源自翁、李两家族的个怨私恨。

一方面，翁同龢不给钱，另一方面，他又死力主张开战。李鸿章是主和派，他知道其水军有几斤几两，所以坚决主张求和，而翁同龢则以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大旗为号，非要主战，“甲午之战，由翁同龢一人主之”。在翁氏心里，水军一败，就是李鸿章之败，就是彻底把李鸿章搞垮的天赐良机。他的理由又是多么堂皇，我爱国，你呢？你不打，就是卖国。翁氏的这一招比曹操还狠，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有不服者，而翁氏挟国家以令诸侯，理由更正当，谁敢调皮？莫说李鸿章，就是慈禧太后也忌惮得很。这里，翁氏的爱国不是愤青式爱国。愤青爱国，心地单纯，“无私”愤怒；而翁氏这种爱国，是政客式爱国，他心里的小九九是借此机会把其政敌搞垮，而且还要搞臭。

翁氏与李氏都有着超能量，因为他们不是挟持的一根棍子、一块泥巴去打，而是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去打人的。用棍子去打人、用泥巴去打人，不过是棍子折断，不过是泥巴碰碎，而用国家、用民族呢，常常是国家衰败了、民族遭殃了。压垮清朝，不单是某一根稻草。翁李之斗，却是其中一根稻草。把李鸿章搞得狼狈不堪，国家也更难收场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清朝还没完，翁、李之间的折腾依然没完。吴永的《庚子西狩》记载着这样一件事：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四面楚歌，成为众矢之的，但因为有慈禧保着，倒也虎半死而威未全去。虽然被摘掉了直隶总督一职，但仍然占据着大学士的头衔，也就是军职没了，行政职别还在。翁氏想一并给夺去。翁氏一直有块心病，他虽然为帝王师，但没有当过“首相”。如果使李鸿章把位置腾了出来，那么，他就可以过足官瘾，所以，他多方使劲，想叫李鸿章引咎辞职。李鸿章呢，偏要素餐尸位：“要我乞休开缺，为翁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这里的“我老师”，就是曾国藩。李鸿章不辞职，目的是什么？是为大清？是为慈禧？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不是，一半是因为权力还在手，可把令来行；另一半呢，就是为了与翁同龢“继续战斗”到底。

李鸿章一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司对外交涉。甲午战败，还是得通过外交来收拾残局。弱国哪里有外交？既已是斗败了的公鸡，那清朝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了。日本漫天要价，要清政府割地，李鸿章知道日本那狼子之心，除了割地，几无他法，所以主张“割地求和”。既然这是李鸿章的意见，那我翁同龢就不能同意。割地求和，或者是再次开战，如果都站在真正爱国的起点上，那只是“主义之争”，谈不上谁对谁错。求和虽非长久之计，倒也可以“以空间换得时间”；求战打赢了，自然是好事，但若是再输，那地要丢许多了，民也要亡许多。谁好谁孬，谁可行谁不可行，都可以“争议”，都可以“权衡”，而翁李之争，是什么呢？你说要上山，他偏说要下水；你说要下水，他偏说要上山。李鸿章说，既然如此，那么请您翁老人家去日本谈判吧。翁氏就以“未曾办过洋务”，得请“洋务专家”亲自出马，把李鸿章置于火山口，他站在干地，享受清凉。李鸿章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他也常常到慈禧太后那里去告翁同龢的阴状，翁同龢说要改革，李鸿章说老祖宗的法度改不得。于是也就形成了清朝的“两党制”，一个后党，当主席的是慈禧，副手是李鸿章；一个是帝党，当主席的是光绪，副主席是翁同龢。两人斗了军事，再斗内政，然后斗到外交：你翁同龢站在干地看把戏，那我也让你来火海里玩一玩。李鸿章经过运作，果然把翁同龢弄到“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任上来了，什么感觉呢？“日伍犬羊，殆非人境”。天天跟不讲理的畜生打交道，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

以国家作棍子，以社稷作棍子，以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政敌间的倾轧工具，并非翁、李二人始，也绝非翁、李两人终。翁同龢占据了财政位置，那么李鸿章的军事部门就莫想出气。以人而废一项事业，何止相闻于翁与李？我的政敌搞教育，那么教育休想发展；我的政敌主管科技，那么科技就别想进步……这事情多普遍啊，只是如翁李之斗，国防事业、国家安危，也能够如此么？

不该如此，而竟如此，可知这官场里的官人是什么东西了！这里也可以套得上“好制度可以把人变好，坏制度可以把人变坏”这一句话：官场是有个“官对子”铁则的，只要是个官，那么他就对应着占有公共资源。财政部门管钱，人事部门管人，两部门之一把手相好，则我帮你弄钱，你帮我进人。如果交恶呢？则你卡我部门的人，我卡你部门的钱。这就是说，如果两人是“对联”，人好事业也会好，你帮衬我，我帮衬你，你帮我部门，我帮你部门；如果两人是“对头”，那就我孬你也得孬，你坏我的事业，我也坏你的事业。政敌间的私恩私怨常常演绎为公共事件，原由就在这里。

前面已经说过，官场有个“搞路子”铁则，单有这个铁则还是解读不了官场文化的，得与“官对子”铁则对照着读，才能略入堂奥，才是完整的官场文化。“搞路子”铁则与“官对子”铁则互为因果，互为巴掌。翁、李互相搞对方的路子，都是运用“官对子”规则的，也就是说，都是运用公共利益作棍子的。于是，一个人的私仇被无限放大为公恨，官小一点的放大为部门与地方之恨，官大如翁李则成为民族与国家之恨。他们是没有什么怕的，倒是越斗越起劲。遭罪的、用鲜血用脑壳来替其埋单的呢？则全是百姓了。

7.接跪才接轨

细节决定成败，这可能是真的，至少外交问题就没小事。一个马掌钉坏了一个国家的事情，实在是挺多的。比方说，百多年前，美国要与咱们太平天国来搞民主对接，兹体何其事大？却因为在一只膝盖上没有达成协议，这次国际接轨硬是没接成。

不知道是属于爱国还是属于卖国，洪秀全闹革命的时候，与外国是挺友好的。有一回，有只大船在长江上使劲向南京划来，太平军举炮将轰，忽然看到船头升起一面白旗，那头传了话来：我们是美国船只呢，不是清兵。太平军以此告洪秀全，洪秀全指示说：不要打，咱们不但容许他们过境，而且更要与他们通商：“彼此通商，理所当然，今我驱苛暴异族之满虏，救人民于苦难之中，将来事定，只有洋烟，再勿来中国，其余自由贸易，无所禁止。”将来革命胜利了，除了鸦片烟不准卖到中国，其他什么都可以搞自由贸易。洪秀全不但把外国船只一律放行，而且派遣懂洋务的洪仁玕去上海，去与英、法、美等国领事交通友好。

其时，美国也正在闹革命，林肯为了解放黑奴，他们也在打南北战争，惺惺相惜，思想就容易沟通。天国既与美国引为同志，美国也愿与天国结为同调。美国领事对洪仁玕说：“敝国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州之战。天王为人民争自由，实东方大革命也。天王曷遣使敝国，一通交好？”这话，有点给洪秀全戴高帽，“天王为人民争自由”，这是谈不上的，他在南京当皇帝，给人民争了什么自由？只是给自己争了想干啥就干啥的绝对自由。所以，对美国领事这话是不必当真的，他只是懂得顺应中国国情，给领导戴顶高帽罢了。重要的是，美国领事这里明确透露了政治信息，他们愿与天国建立外交关系。

洪仁玕把这个绝佳消息带回到南京政府。很幸运，洪秀全脑子还没进水，或者说进水还不太多，他特别高兴，立刻草拟国书：“太平天国告美国大总统：前上海贵国领事，以贵民主意上书，书达金陵，经东王阅过并呈朕览，以贵民主，远居海外，音问不通，翻然肯来，实洽朕意。特谴朕弟仁玕，远使贵国。朕闻贵国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为主，男女交际，无所轩轾，甚与我朝立国相合，朕甚嘉许。一切交涉事宜，可以朕弟仁玕往返。凡贵国人民，来我国者，皆上帝子孙，必以兄弟间相待。以后两国，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

我们先且别说事实如何。在太平天国政府里，事皆平等吗？在太平天国政府里，男女皆自由吗？在太平天国政府里，国家以民主立国吗？也别说洪秀全能够闹得那么大，从这里看出了，他是蛮有政治智慧的，是懂得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的。见子民，他讲集中，见美国，他讲民主。但是，如果我们不就事论事，而是就话论话，洪秀全这段话，除了一口一个“朕”读着别扭之外，其他的话倒也顺眼，称得上是讲人话，其中关键词有“平等”，有“自由”，有“民主”，理念先进得很。对平等、自由、民主，洪秀全“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有这份心，且鼓励一下先。

先有船上贸易通话，次有上海平等对话，再有美国领事向太平天国传话，然后有太平天国向美国喊话，如此良性互动，让数千年的老大帝国跟人家民主大国搞国际性接轨，看来是没问题的了。哎，如果这次接轨成功，中国历史将如何写呢？估计既有深切的现实意义，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吧。现实意义是：太平天国从失败走向胜利，再从胜利走向胜利，也是未可知的；历史意义呢，真的深远着呢，不用在下在此饶舌。

可惜，一只膝盖把这天大的事弄坏了，不但太平天国亡于这只膝盖，后来的历史也差不多亡在这只膝盖上了。

事情是这么发展的。美国接到洪秀全的那份国书之后，高度重视，果然派遣特使来了南京，他也手持国书，“使至金陵”，等待着搞一个隆重的签字仪式，互换国书。但是，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最后并没有来到，一只膝盖使两国（太平天国虽然僻居江南，也是自称了国的）曾经所有的努力全部放空，前功尽弃。美特使来到南京敲定仪式细节的时候，与洪秀全搞僵了：“洪氏必欲屈以臣礼，使之跪拜。”呈国书时，洪秀全要美特使跪着，美特使不跪。一个一定要求跪着，一个一定不跪着，谈来谈去，怎么也谈不拢，结果呢？“美特使竟不投国书，悻悻返”。一个“竟”字，何其坚决，一个“悻悻”，又何其遗憾。美国特使也就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回国了。花老大力气来搞中国接轨，最后是接了个鬼，什么鬼都没接。

以膝盖来接轨，实在是中国的老特色了。到俺们中国来，谁不跪着，谁就别想办成事。唯一的例外好像是在南宋，那次是倒了一头，堂堂大宋向蛮夷小国跪了一回。大宋打金国打不赢了，要讲和，金国说，讲和可以，但你得跪着给我讲（都是中国人，学习天朝礼仪学得很快的啊，谁强谁是爷）。这场面弄不下来，眼看战争在即，最后双方妥协了一下：咱们领袖宋徽宗有毛病，不能跪，且由咱秦桧代叩如仪吧。金国顺水推舟，答应了，这才勉强互相递交国书。舍此之外，咱们中国与其他邦交交往而不让人家亲自跪着，几千年好像找不出几回。

从盛清到晚清，李鸿章说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这话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能说没变吗？不能，还真变了。一直以天朝自居的天下第一老子，被人家打得趴伏地上了；若说变了呢，可还真没变，革命传统精神代代传呢，本来是孙子了，硬是还要充爷，身子虚空而架子不输人。乾隆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人家时机是精选了的。趁着乾隆皇帝祝贺80岁生日，人家的礼物也没少送，从钟表、光学仪器到新式火炮，一大堆，这么讨好着，是想与大清建立外交关系，以便自由贸易。而最后无功而返，也是缘于膝盖：马嘎尔尼怎么着也不肯弯曲自家的膝盖，向大清皇帝跪拜！这时节还好理解，这时节清朝虽然已经渐渐内干，但其看上去还是外强的。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国这头骆驼近乎瘦死了，却还在喊着叫人家把膝盖弯在皇帝面前：英法与大清打起来了，而美国却还没与大清闹翻，他们派出使节来斡旋，却进不了紫禁城。为什么？因为大清叫美特使跪着向大清汇报，哪怕跪一小会儿，意思意思也行。美特使申明，他的膝盖只跪上帝和女人。这时候了，人家还会向你跪？

是国体改变一下事大，还是一只膝盖不跪事大？是让战争继续使民众生灵涂炭事大，还是膝盖跪下去让一人的面子好看事大？这得看站的位置，这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对老百姓而言，自然是前者事大；对皇帝而言，自然是后者事大。

一只膝盖，实在不是小事。两千年来，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儒家主义。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什么？一是仁，一是礼。这个仁字十分可疑，对民众实践了什么仁？实践了多少仁？难说。多半是以会议落实会议，多半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但礼字却是几千年如一日，落到实处，落实得特别到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几乎从来没有乱过套。咱们文化的精髓都在礼字上了，礼的载体是什么？是膝盖。辜鸿明先生就说，膝盖之所以能够打弯，是因为它天生是用来跪的，膝盖不要跪了，还要它干吗？膝盖之跪与不跪，问题大矣哉，其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文明冲突呢。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按这个道理来说，洪秀全不应该让人家用膝盖来接民主之轨的。大清是一直拥护“膝盖接轨”的，洪秀全是大清的敌人，他应该反对这个才对。可在这个问题上，洪秀全与他的敌人站在了一边了。费解吗？不费解的。洪秀全这类家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反皇帝，但不反皇帝那把椅子。他如果把某个皇帝拉下了马，那他自己就上那位置去了，若没谁跪，那还有什么味？

莫说洪氏政权如此，黑氏政权，白氏政权也都会这样：要我接受你的轨，你得接受我叫你跪。这话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是：你要保持我的永久性权力，我才接受你的所谓民主。以膝盖接钢轨，以大火接洪水。呵呵，这就是洪秀全式接轨。所以，洪秀全那回搞的太平天国接美国大民主的轨，最后全泡了汤！

8.官场处处皆潜伏

朱元璋是特爱使用潜伏的。老朱在打江山不要说了，那时节派遣潜伏打入敌人内部，谁也无话可说。即或现在，牵系到敌我双方，也就不管人权隐私权什么的，该派人潜伏依然派人潜伏。但让人难解的是，革命胜利了，都是一边的了，军民一家亲了，老朱延续战争思维，运用潜伏比战争时节更厉害。

历来皇帝都喜欢上早班，半夜三更喊天光，做臣子也苦。有个臣子叫钱宰，与老婆温存一番尚不满足，一看表，到点了，得上班了，若迟到被人挂了出勤可不好玩。可是大冬天的，有老婆的被窝多暖和啊。他就嘟囔着，咿咿呀呀吟了首诗：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见到领导朱元璋，老朱说：“小钱啊，你做了一首好诗啊，但有个字用得不妥帖，朕可没嫌过你迟啊，尚嫌迟改成尚忧迟就好啦，就境界全出了，忧国忧民，有忧患意识……”这边厢朱领导在点评诗歌，那边厢小钱已是吓得冷汗浃了一背。这诗是半夜做的，只有被窝里的老婆才听得到，老婆现在还在床铺里，怎么比发手机短信更快？老朱这潜伏厉害！问题是，若小钱与老朱是敌我，他倒可以排查潜伏了，但小钱与老朱是一边的，他明知有潜伏还不能查！

清朝更爱用潜伏。大家都知道一个典故。有个读书的，关着门在那里一心读着圣贤书，忽然，一阵风不期而至，把他那书页吹得哗哗响，这读书人灵感突来，吐了半边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五绝也有四句啊，这人刚做了两句，就被潜伏的人给抓了！

清朝有个最厉害的“毛局长”，叫雍正，跟朱元璋朱局长一样，他把潜伏发挥到了极致。那年春节放假，状元郎王云锦闲着没事，家人说是三缺一，喊他上桌打桥牌，打着打着，少了一张牌，怎么也找不着了。假过完，去上班，雍正局长就问他：小王啊，放假在家里搞什么活动啊？小王答：没干什么，就与老婆孩子玩牌。雍正说，好像没玩到尽兴吧？小王答：是啊是啊，玩到半途，少了一张牌，玩不下去了。雍正从袋里掏了一张出来：是不是这张牌啊？小王一见，正是那张牌，顿时尿了裤子。雍正却表扬道：小王诚实啊，德才兼备，不欺君！

山西军阀阎锡山对潜伏工作特别重视，他有新办法，他寓潜伏于服务之中。他招募了一批十三四岁的童子军，封闭式学习三五个月，分配到军首长师首长那里，每人两名。这些侍应生到军长师长家，啥活都干，扫地、倒茶、磨砚……领导家的活计都是他们的工作，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任务：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首长一步。领导要与老婆关起门来娱乐，怎么办？好办，侍应生有随时进入领导卧室的权力，领导的一切都在这些侍应生的眼耳掌控之中。侍应生的另一工作是，每天将领导的一言一行写成起居注，直接寄给阎司令阎锡山：军长今天上茅厕三趟；师长中午骂某团长王八蛋……

袁世凯搞潜伏也是高手，最主要的方式当然是安插亲信，把自己的人安排到下属那里当副职。那些一方诸侯若存异心，反叛方案还在酝酿之中，这边老袁已是了如指掌。对一些重要人物，他的潜伏花样更多。比如老袁当总统，黎元洪当副总统，老袁将黎氏安排居住在中南海，所有的警卫都是老袁的人。这招学的是朱元璋、雍正用太监掌控官员的方法；其二，隔两三天，再派一些高级领导去与黎副总统那儿聊天套近乎，及时掌握黎副总统的思想动态。老袁对冯国璋呢，那潜伏是古典与现代相结合，中国国情与外国手段相结合。简单一点说就是把中国纳小妾制度与外国007之类使用女间谍结合起来，若编成电视剧，是很有看头的。老袁先是请了个家庭教师，叫周砥，当然首先给她洗脑，叫她永远忠于革命忠于袁，然后教给她一些潜伏业务知识，比如如何套话，如何送信什么的。这些都达到了毕业水平，他就对冯氏说：老冯，我这里有个漂亮而贤惠的好姑娘，给你做小吧。冯氏一听，当然高兴，吹吹打打就娶了去，没想到娶了特务到身边。这女特务特忠诚，老袁曾有感叹：“予豢养左右数十年，高官厚禄，事到如今，无一人不负予，不意一妇人，对我始终报恩，北方文武旧人，当愧死矣。”

从朱元璋到雍正到袁世凯再到阎锡山，他们搞潜伏虽各有高招，但有一样是相同的，都是上对下搞。所以，大家都知道身边都是潜伏，也不敢清查出来，唯一活命的方法是，做领导心目中的老实人，说领导爱听的老实话，做领导喜欢的老实事。

可是，下面的人就这么老实下去么？官场里的上对下，不是潜伏，是明伏，最少也是半潜伏半明伏，官场里的下对上，才是真正的潜伏。下对上的潜伏，那可不能像上对下那样明目张胆，得开动脑筋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现在是相当有难度了，不可能像老朱一样安排锦衣卫，不可能像袁世凯一样安排警卫员，甚至不可能像阎锡山一样安排童子军。虽然可以给领导安排个二奶，但不能安排小老婆，安排二奶三奶，那作用的确有，但有时也有限得很：领导与二奶在一起的时间毕竟有限啊！电子眼？窃听器？都不可能，怎么办呢？王跃文先生的《国画》里，地方领导对上面的领导搞潜伏，就想了个好办法：从县里挑选一批姑娘，先是进行月嫂培训、家政培训与思想培训等等，打造一支政治可靠、相貌可餐、业务可人的潜伏队伍，送给上面各级各部门领导家里去当保姆。编制在县里挂，工资由县里发，福利到县里领，甚至伙食都以请领导品尝绿色食品的方式由县里送……这样，这些保姆也就稳稳地潜伏在领导家了，举凡研究人事、开发项目、安排资金、领导好恶、夫人爱恨、小蜜喜怒以及领导贪腐、领导赌博诸般不法情事等等信息，也就源源不断地输送回来了。

这一招，一般人怕是想不到吧？在官场，上级给下级，下级给上级，同级给同级，安排潜伏的方式是多而又多的，到底有哪些方式？到底是怎么安排的？估计一般人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官场极有可能处处有潜伏。

9.半粪主义

闹不明白这事应归入美文精选，还是该纳进谋略精粹。说是谋略么？编辑先生把它发在美文版，美文都是鸡汤，人吃的，不是吃人的；谋略呢，大都是粪汤，不是人吃的，恰是吃人的。说是美文么？这事像吃人，应该归入谋略类。是人吃的还是吃人的？老板之鸡汤即人民之粪汤？真把人弄糊涂了。

这事是这样的，一个大老板，招了上千工人。年终快到，大家眼巴巴地等着领个红包过太平盛世年，可副董事长副经理们轮番放出话来，说经济大危机的，这个年过不下去了，明年要大裁员，年终奖是一分也发不出了。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一天一天捱到年关，董事长出来了，带来了福音书：人不裁了，年终奖要发，按去年额度的一半发放。顿时掌声雷动，大家感动得热泪盈眶，现场会上职工们高喊口号：董事长万岁！董事长激情回应：同志们万岁！

美文作者卒章显志：本来呢，老板是要将奖金全额发放的，但老板这样一操作，只发一半，赢得了比全额发放更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半糖主义。

半糖主义还不算什么大本领，毕竟给人糖吃嘛，糖不但吃得而且是好吃的嘛。真正有本事的，割你的头如割韭菜，你还磕头如捣蒜，拜谢皇恩浩荡。

乾隆同志那次视察祖国大江南北，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好不威风，好不快活。皇帝出行大场面，人间能有几回闻？可能是那时节对领导出行虽有制度保证，但措施不很有力，只会开道，不会戒严吧，这就出问题了。有个老农民大概正是锄麦子回来，看到这盛景，站在大路上，想看个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乾隆南幸，乘舆出国门，才里许，乡人某荷锸以迎”。回避肃静，前头开路的警察同志拔出刀来，大声叱喝，“某”氏大概是皇上的铁杆级粉丝，硬是喊不动，骂不开。警察同志就使用警棍，敲打他的脖子，打得他狗跳狼嚎，做鬼叫，“乡人负痛而号奔”，这惊动国家领导了，乾隆忙问：“怎么回事啊？”警察答，碰到了刺客。“乾隆惊询何事，以刺客对”。

哪是刺客？是个神经病。“乡人某素患疯疾，有邻右切结可证”，地方官把情况给乾隆同志汇报，以冒犯圣上之罪问斩。乾隆说算了吧，别斩脑壳，给他判个无期徒刑算了，“著永远监禁，遇赦不赦”。虽然说大路向天，各走一边，是咱们历来的不成文法，但领导走路了，有个特殊法：大路向天，领导全占四边。你一个老百姓敢占半边？找死吧你。以往这样的案例，犯罪嫌疑人都是判死刑的，但乾隆同志爱民若子，从轻发落了。这么一从轻啊，收到了从来未曾收到过的社会效益与政治效益，大大地赢得了政府声誉，高高地树立了领袖形象：“纯皇天资纯厚，遇事优容，每以宽大为政，不事溪刻。”政府因此被誉为亲民政府，领导因此被誉为亲民领导。

乾隆四十六年，有个叫尹嘉铨的高干子弟，他爹当过河南巡抚，省部级干部，死了。为革命辛苦几十年，到头来没给谥号，那叫盖棺未论定。若是给个烈士名号，政治、经济待遇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尹嘉铨打听到乾隆到保定那里来视察工作，大概他觉得领导到下面来走村入户，一般是会做回亲民秀的，他决定抓住机遇，请求乾隆给他爹定个烈士什么的。他赶到那里细说缘由，却把乾隆同志惹火了。领导不高兴，后果很严重，乾隆下令将这家伙逮捕入京，又叫人去他家查抄家产。不查不打紧，一查不得了，查出“诸多狂悖不法字迹”，立刻付诸法院严审。这是个大案要案哪。法院的同志快审快结，“凌迟处死，家属缘坐”。审判结果报到乾隆这里，慈祥乾隆仁心大发，给予改判：“免其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于是尹嘉铨死了，估计是磕头给磕死的，不用刀割死他，只用绳子吊死，圣上着意加恩，仁慈啊，他不死命地磕头谢恩吗？不但这个尹嘉铨这么磕头，连整个朝廷都是一片颂圣声。

乾隆同志特别喜欢这个最后决定权。在乾隆一朝，最多的大案要案是文字狱案，几乎所有文字狱他都要最后把关，而且几乎所有案子他都要最后改判。你判为“凌迟处死”，他就改为“绞立决”；你判为“绞立决”的，他就改为“赐其自尽”；你判为“赐其自尽”的，他就改为“徙5000里”；你判为“徙5000里”的，他就改为“徙4999里”……那年湖南有个教育厅厅长，叫胡中藻，弄了部《坚磨生诗钞》，据说里面“语多谤讪”，比如“一把心肠论浊清”等等，被人揭发，提交九卿科道会审。一审判决是“违天叛道，合依大逆凌迟处死”，报到乾隆那里，乾隆纠正为“免其凌迟，着即行处斩”。谢济世案，尹壮图案，洪亮吉案，都是法院做最初方案，乾隆减罪一等判案。有人硬是想不通，法院那些家伙在乾隆手下干了这么多年，怎么老是判不准案呢？领导的心思揣摩那么久了，怎么老是猜不准？法院不是判不准案，摸不准领导的心思，而是判得太准了，摸得太透了。他们爱小案大办，叫乾隆来纠正，使乾隆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要做恶，才能突显乾隆同志的仁政啊。

善恶双簧，当然是主子执善簧，奴才执恶簧。做恶人成为拍马术，古已有之的。武则天最爱使用酷吏，上台之初，她估衡天下形势，满朝都是“将相阴谋”，“士多逆节”，她首次的施政纲领许诺：“以道德化天下。”这形势怎么化得了？皇上要做好人做不下去，酷吏自告奋勇来做坏人了。索元礼、周兴、万国俊、来俊臣等应声而出，屡屡制造恐怖气氛，酷吏们将政敌杀得差不多了，武则天就出来收拾酷吏了，自诩道：“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我素来是搞仁政的，平生最恨苛政的了，谁搞苛政，我就对谁不客气。

乾隆曾经放下身段，与沈德潜称兄道弟，常常叫沈氏给他捉刀写诗。本来这事是国家绝密。沈氏开始严守秘密，后来禁不住“我为帝王写诗歌”的出名冲动，把这段君臣秘闻写在了日记里。沈氏死了，乾隆略施小计，叫沈氏后人交出了日记然后乾隆安排了专案组，全面会审沈氏文集，从中找出了诸如“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等句，“语多不检，既含讽刺，且近诽谤”。乾隆“览之大怒”。皇帝都发火，这个案子要当重案要案来办了，但乾隆格外开恩：“宣布沈德潜诽谤之罪，发墓仆碑戮其尸；子孙本应置重典，姑念呈进原稿，不失为直道，从宽遣戍黑龙江。”乾隆如此宽宏大量，他于是就敢大白天里说黑话：“朕观文士之言，不异俳优之口，可笑则笑，可斥则斥，亦不必正其罪，且无事诘其情，盖彼所言者皆迂腐之故事耳，殊无加罪之价值。”也因此，这位制造了历史上最多文字狱的皇帝一点儿也不脸红，敢于放出话来：“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语言文字罪人都是酷吏在罪人，我乾隆是语言文字的保护神！

做好人与做坏人是有技巧的。很多人做了一世好人，得不到好人封号；有些坏人做了一世坏人，最后却可获得好人的最高职称：圣人。

好人是难做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恶人是容易做的，容易的是做一辈子坏事而不做好事，但只要后来做一回好事，那就是个好同志了。或者说平素都是做十成坏，以后每次做九成坏，那就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从来没用过屠刀的我与你，成不了佛。天天拿屠刀的某一天不拿了，嘿，成佛了。或者说，某个职位比如说皇上这位置，天然可以随意杀人，天然可以无限杀人，而你却将“凌迟处死”改为“绞立决”，你却将杀人控制在最低限度（什么叫将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他拥有完全解释权），那么恭喜你，你已成为仁爱之君主，圣明之皇帝，千人歌万人颂，千秋万代垂丹青。

本来满满一大碗大粪给你喝的，他却只拿一平碗或者一半碗叫你喝，他当然是宽大为政、仁政爱民之千古一帝了。半粪主义好啊！历史上没有一人敢称自己十全十美，秦始皇不敢，汉武帝不敢，唐太宗不敢，只有乾隆敢自称“十全老人”，为什么？因为他高举半粪主义的伟大旗帜啊。暴君与仁君，怎么区分呢？可靠粪标准，测粪含量，搞全粪主义的都是暴君，搞半粪主义的都是仁君。

10.王闿运的官运

官做到一定程度，常常说起话来是很温吞的。曾国藩官做得大，说起话来那是滴水不会漏的。但他有句话我觉得比较猛：“不信书，信运气。”这话看起来稀松平常，但应该是他这个级别者最生猛的话语了。老曾是依靠皇家科举而举的仕，是依靠“四书”、“五经”而当的官，说的却是“指定教材信不得，公务员考试不可信，官场当官是靠运气的”的杂文腔，单凭这一句，我们杂文界可把老曾拉进队伍来当会员。

书本不可靠，运气才可靠，这本是常识，人人都知道的。王闿运他爹僻居湖南湘潭，这是南蛮之地，也很懂这个道理。他爹生出小宝宝，给他取名为开运，显然，不取名为开书，而取名为开运，也是不信书而信运气的。开运姓王，开王运嘛，其意不言自明。后来王闿运多读了点书，觉得这个“开”字太土气，一看就是老农民给取的，一点文化也没有，他就改“开”为“闿”。“闿”有什么新意吗？一点也没有，《新华字典》释“闿”：开。一个多余的字也没有。这肯定不是名字受诸父母不敢毁伤的意思，而是王闿运本人也是相当相信要升官发财，机会靠遇，运气靠碰。

王闿运的机会蛮好，但运气不好。咸丰癸未那年秋天，王闿运参加高考，遇到了张金镛督学湖南，得其卷，大吃一惊：“此奇才也！”那年，王秀才一举夺魁，经张氏渲染之后，名满天下，因之被肃顺延请至家中做了西席。这时候的肃顺可了不得，在咸丰皇帝那里是数一数二的宠臣，也算不是宰相的宰相。在这样的人家当家庭教师兼文字秘书，可谓是当官的终南捷径，当官，翻手间事罢了。比如有天，王闿运“为草封事”，替肃顺起草了一个材料。肃顺带到皇宫，给咸丰阅读，“文宗阅之叹赏，问属稿者何人”，肃顺对曰：“湖南举人王闿运。”咸丰纳闷，这人为甚不当官，只当秘书？“上问何不仕”，肃顺答道：“此人非衣貂不肯仕。”此人还很讲价钱哪！搁别人，皇上也许发火了，但对肃顺推荐的人，皇上想都没想，现场解决问题：“赏貂！”所谓衣貂者，非衣饰，是翰林也。

王闿运想要什么，皇上二话不说就给他什么。只是不久，咸丰多吃了三五斗，一命归西，靠山崩了。其实，咸丰之死，对王闿运当官来说，不是坏事，反而更是机遇。咸丰死时，将江山交给肃顺帮着打理，咸丰的接班人同治接革命的班，只有5岁，还穿着开裆裤。小娃娃办事，老爹爹自然不放心，所以咸丰就叫肃顺来帮忙，名义是帮忙的，实际上是代理，还不是肃顺说了算？原先要用个把人，还要经过皇帝同意这个法定程序，现在，都是他拍板算。王闿运跟对了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可惜的是，这机遇只到手边边上，手指尖好像触摸了，却突然掉了。肃顺办事，慈禧不放心。肃顺当政没几天，被实力派慈禧搞了个宫廷政变，把肃顺给办了。莫说官帽没了，连身家性命都掉了，脑壳从脖子处斩去，滚落在菜市口。“文宗崩，西后用事，时湘绮（王将其室题名湘绮，故称之）方客游山东，先是得肃顺书招，入京将大用。”这个大用将如何大用法？估计位置比省部级不会小，只会大，但是“稍迟行，而肃顺伏诛矣”。政治斗争向来是激烈的，胜王败寇往往只在一瞬间。王闿运的主子垮台，他当然是“遂临河而止，狼狈而归”。王闿运是国士，有经天纬地之才，按理说是金子在哪里都会闪光的，在肃顺那里可以闪光，到慈禧那里难道闪不了光？金子有金子的理，官场有官场的理。官场的理是：跟对了人，点铁成金；跟错了人，点金成铁；有了靠山，是废物，也可废物利用而成宝；没了靠山，是金子，也自是黄金如粪土。

如果说王闿运在肃顺那里没当上官，是命犯官场第一忌：跟错了领导，那么他在曾国藩那里也没当上官，那是他命犯了官场第二忌：拍错了马屁。“王与桂阳陈俊丞同为入幕宾，其后陈受提携，位列专阃，王独抱向隅”。何止桂阳陈氏受提携？跟着曾国藩闹革命的，哪个没升官发财？单是省部级以上领导都有十几二十个，省以及省以下更无论焉，都数不过来。陈某名不见经传，才与能与王闿运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他俩同时给曾国藩当秘书，最后陈当了大官，王却回家去当教书先生去了，到角落里哭去了，是曾国藩不识人、不容人吗？

不是的，是王闿运拍马屁拍错了。王闿运到曾国藩那里当秘书没几天，老成的世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王氏却是交浅而言深：“清祚既衰，宜自为之计。帝王本无种，依人胡为？”这马屁拍得够大：曾兄啊，你可以取清而代之，可以当皇上啊！要是赵匡胤，可能马上顺竿子爬，来个黄袍加身了，但曾国藩呢，人家可是忠臣，听得这话，一言不发。其时，他俩正在家里喝茶，就他两人，没第三者。老曾没应腔，坐在老板椅上，把那杯喝剩了的茶倒在桌上，手指头蘸茶水，在桌上练书法。写什么字呢？据说，练字满桌，都是一个“妄”字。老曾为什么是这样一副不吃牛肉的样子呢？老曾有“疥癣之疾”，满身长鳞片，他自己弄了个神话传说，说是蟒蛇精转身，其实就是俗话说的牛皮癣。这种皮肤病是吃不得牛肉的。小赌怡情，大赌丧身，造反当皇帝是赌命的事。老曾做事一向沉稳，从不豪赌，老曾要“彼可取而代之”，能不能成功很难说。满清虽衰，未必马上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即使老曾做如是想，恐怕也不容易，估计左宗棠就不答应。曾国藩没想过当帝王？梦肯定是做过的，只是早晨一醒，出了一身汗，就不想了。这也就是说，领导那个心思、那个意图，王闿运没领会。当秘书的，领导的意图领会不了，这秘书怎么当得成？王闿运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被马一脚给踢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官场里年龄是个宝，王闿运靠了肃顺，靠山没靠多久，靠山倒了；王闿运去靠曾国藩，想靠牢，却没靠上。青春只一晌，哪里经得起如此折腾？万事成蹉跎，王闿运习得帝王术，用不上；他的纵横术，大多数时间都是纵横谈，够不着纵横捭阖。

然而人老了，官运终于来了。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袁世凯都当总统了。老袁当总统那会儿，王闿运带着他的生活秘书兼编外夫人周妈到得老袁那里，他指着老袁对周妈说：这家伙，我晓得他是有出息的，现在不都做总统了吗？“此今之大总统也，吾早年尝为汝言，此公子神健，必贵，今果验矣！”据说，这话说得袁世凯很不好意思，“世凯局促无以应”。袁世凯是王闿运的侄子辈，袁世凯呼他为壬老，王闿运很不高兴，他对人也对袁世凯说，“不称太世祖而曰老，非礼也”。你应该喊我老爷爷！

袁世凯当了总统，把这位老爷爷请来，给了他一个官做，官位是国史馆馆长。这实在是王闿运生逢其时，才当得这官。这话怎么说呢？袁世凯要用人才来做个摆设。王闿运学问做大了，国人都喊国宝了，这国宝级大师不用上，那岂不是袁世凯轻慢知识分子？老袁将他喊来装潢门面，王闿运也来了。七老八老，行将就木了，一直没尝过官味，见过猪跑，没尝过猪肉，能尝不尝也不对，所以他来了。过把官瘾就死。

可是，这图书馆馆长跟那帝王术与纵横术有甚相干？王闿运一生的抱负是要做宰相级人物的，这馆长自然做得乏味。

据说，这馆长他没做多久，他就“拟返湘”，与一个叫做宋育仁的人谈及告老还乡之事。王闿运不在乎这位置，宋氏在乎，宋氏就说：老师您离任，馆长职务应有人代理。王老师，您就给我压个担子吧，“如师意尚无所属，弟子亦可勉任此劳”。很好很好，主动向组织靠拢，大胆想进步，积极主动来挑起革命重担，精神可嘉！“汝能代理，甚善，一言为定。俟吾行，吾即下令矣”。王闿运离任那天，没食言，他叫宋某去看他签发的文件，“顷已亲书令文一纸，交秘书处，汝可往视”，宋某觉得有戏，兴冲冲地去了，一看，傻了眼：“本馆长因事返湘，所有馆长职务，拟请谭老前辈代理；如谭老前辈无暇，则请唐老前辈代理；如唐老前辈无暇，则请宋老前辈代理；如宋老前辈无暇，则请馆中无论何人代理。好在无事可办，人人均可代理也。此令。”这一令，纸上面的意思是给这位宋某开一个玩笑，内里是说这工作闲差一个，没什么意思。这是吊儿郎当地面对这馆长位置也。

王闿运的官运，有运而无官，这时节却当了个官，是什么官？事业单位的官！很冒牌，级别倒有，却只能在名片上印制“相当省部级”，这职位相当不正宗！同时，这袁世凯手下的官，说起来，很不好听，相当于是“伪政府”的“伪官”。如果说王闿运在肃顺那里寻找官运是跟错了领导，如果说王闿运在曾国藩那里寻找官运是拍错了马屁，那么，王闿运在袁世凯这里寻找官运，那是什么呢？是上错了花轿！错！错！错！东求西求，求官求位，到头来，官位就这样多与王闿运错身而过了。

王闿运也知道自己上错了花轿。那次他坐公车从新华门走过，那是袁世凯的“白宫”。王闿运叫人停一下车，看了一会儿，问部下，这是什么门？部下答：新华门。王闿运说：错，是新莽门！这是新时代的王莽家门哪。据说他曾经给袁世凯撰写了一副对联，联曰：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王闿运给袁世凯撰了一联，嘲讽了一回，他死后呢？他的周妈，也就是前面说的他的生活秘书兼编外夫人，也给他撰了一联：“忽然归，忽然出，忽然向清，忽然向袁，恨你一世无成，空有文章惊四海；是君妻，是君妾，是君执役，是君良友，叹我孤棺未盖，凭谁纸笔定千秋？”这个周妈是个村姑，土老帽，人也长得很丑，“貌奇陋”，本来是王闿运的保姆，亦妻亦妾亦秘书那会儿，虽比王闿运年少20多岁，但到底也是50来岁的人了。才子佳人，像王闿运这样的国家级才子，何愁年轻貌美的二八佳丽？王闿运身边实在不乏美女，“有金妪、湛妪、狐妪、房妪”，而独有这个周妈，王闿运哪里都带她去，“不可须臾离也”，一般人不可解，其实，从她这副写王闿运的对联来看，答案出来了。周妈虽丑，却如朝云知东坡，除了周妈，谁是王闿运的知心与良友呢？

“空有文章惊四海”，王闿运虽然着意于政治，到底是书生，想弄政治而不愿做政客，可乎？弄政治，王氏所欲也；做书生，王氏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一般人是舍书生而就政客的，王氏却不，他自始至终不丢弃其书生气，到哪儿都是名士做派，这政治怎么弄得成？心愿落空了，“忽然归，忽然出，忽然向清，忽然向袁”，此话看似批判老公王闿运首鼠两端，其实呢，描述了这个既想弄政治又不愿做政客的书生之进退困局。周妈这副挽联，下联自叹，上联叹他，摹尽了名士奔趋官场的仓皇之态，也道尽了书生寻觅封侯的沧桑之味。

11.“问题人民”金圣叹

三岁看老，真是不错的，“问题人民”金圣叹之所以一直是“问题人民”，是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问题少年”，读书时节是个“问题学生”，没有教育过来，此后，“狗改不了吃屎啦”。

打小的时候，爹娘把我们往学校里一塞，忠孝礼义信，天天把孔老夫子的话“学而时习之”，是头牛也教育过来了。又加上老师那舞蹈起来呼呼叫的戒尺一敲桌子，我们谁都老实了。但问题学生就不同，怎么教育都是问题成堆，要不怎么叫做问题学生呢。金圣叹读书不认真，老师在场不在场都一个样。顽皮吧？不是东张西望，就是交头接耳，要不还与同学传纸条，好在那时女同学没上学，不然，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当然，金圣叹脑瓜子还是灵活的，不是“双差生”，在校表现差，但成绩还是好的，是“单差生”。

金圣叹读书时节最大的问题是不“代圣人立言”，还经常与老师抬杠，有时甚至挑战老师的智慧，与老师过不去。比方说吧，那次老师出了一个带点“科幻”味道的作文，题目是“如此则动心否乎？”老师的意思是，人到中年万事休，老师恰好到了四十岁，他就想叫学生“代老师立言”。老师说，如果你到了四十，设想碰到某个场景，你还是否动心。作文的这当口啊，金圣叹还是小小少年，要设想四十岁的情景，对于少年来讲，当然有点科幻，但对金圣叹来说，这事就不算什么啦。他就写啦：“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苍之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曰：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动。”他这作文的意思是，在野外，空旷无一人，看到地上掉了万两黄金，谁不“拾金就昧”？在芦苇荡里，站着一个漂亮姑娘，四周无人，谁不大唱“大姑娘美啦美啦”，一把抱着“大姑娘走进青纱帐”？好家伙，金圣叹一连写了39个“动”，这是什么思想意识？文学水平再高，思想不对，打0分。老师给金圣叹吃了个大鸭蛋，金圣叹不服，还去找老师理论：老师，您的“给材料作文”说的是“四十不动心”，我完全符合题旨，思想也是正确的。老师差点抽戒尺了，金圣叹说：我是39“动”，到了四十就不动了啦。老师一个一个地数啊数，确实只有39个“动”字。差点弄得老师背气。

最要命的是“高考”。如果要考证“白卷英雄”张铁生或者蒋多多的祖师爷是谁，那一定是金圣叹。这家伙参加“全国统考”，作文题目是“孟子将朝王”，他怎么做的？在试卷的四角各写了一个“吁”就交卷了。这不是白卷？老师敲了他几脑壳，问他这是什么态度？他说我作文啊。老师你看：孟子是圣人，谁都知道的，哪用得着我说？朝王有梁惠王有齐宣王，都是朝王，亦不必做，要做的是一个“将”字。舞台演戏，王将视朝，先有四太监，左右立而发“吁”声，我在卷子四角各书了“吁”字，不是把“将”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了吗？我的文章出万古之新，独步众生，应该给我高分。还给你高分啊？你蔑视科举，蔑视高考，该当何罪？你小子运气好，千古以来，你这种情况是第一回出现，法律还来不及制定律条，而且考虑你是学生，学生以教育为主，要不会将你定死罪了。

金圣叹不好好读书，科举高考又是这样交白卷，在神圣的科举上搞恶作剧，这“问题学生”就这样落榜了，从此“流入社会”，成了“问题人民”。这“问题人民”第一桩罪是不在“体制内”生活。本来呢，要你参加科举，国家制定这个根本制度就是要把你引进套子里来，要你规规矩矩过体制生活的。金圣叹天生反骨，像孙悟空一样“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内”，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第二桩呢，你不过体制生活你就不过吧，你别搞破坏，别来添乱子。但金圣叹既然是“问题人民”，自然就常出“问题”。偷鸡摸狗，倒也算了，甚至偷香窃玉，也可算了，这金圣叹啊，怎么说呢？经常弄杂文，好发奇论怪论，扰乱人民的思想。比方说，他仇富心理特别强，看到城中巨富死了，拍掌大笑。“晨起，闻城中第一有心计富人死了，不亦快哉。”宋江带领“反革命分子”投安，改邪归正，重新回到“体制内”生活，这是体制制定者们最高兴的，但金圣叹不准，他把《水浒传》宋江招安一节全砍掉了。金圣叹本来也是把宋江当皇朝的敌人的，但他不准宋江浪子回头，不准对宋江搞“统战”，只让宋江们造反到底。金圣叹的本来意思是，对宋江这号人不能给“出路”，只能给“死路”。这也说明，金圣叹是“人民”，最多是皇朝的“问题人民”，不是皇朝的“敌人”。但他的思想不与皇朝“保持一致”，这不是煽动乱臣贼子死心塌地造反吗？金圣叹的热脸就这样贴到冷屁股上了。

我们皇皇清朝有大制度，不准聚众讲学，金圣叹却经常在其住所经堂中设高座，招高徒，发自以为高的论点，这不存心“制造问题”吗？佛是忌讳狗肉的，他说是好佛，天天谈佛经，但每谈，一边打坐谈佛，一边大啖狗腿。“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鸩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横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辩士，则珠玉生风；遇静人，则木讷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总之是坐没坐相站没站相，没一个人样。他的好朋友王斫山看到他穷，有心扶他的贫，借他3000两银子，说利息不要，本钱还我。他三五几天把本钱花了个精光，跑到老王同志那里，说：“银子在你家，徒增你守财奴的名声，我给你花掉了，替你长名。”他以为是“政府扶贫”，可钱是个人的啊，可是碰上这个“烂豆子”，有什么办法，老王同志笑笑算了。这粒铜豌豆啊，大错误不犯，小问题不断，真是个问题。但是，那富人死了，是天杀的，又不是他杀的；他不准宋江招安，他又没造反；皇朝有心要办他，却一时还真拿他“切不烂煮不熟。”

金圣叹终于出大问题啦，我皇皇清朝“不亦快哉”。顺治十七年年底，任维初担任吴县县令，他一上任啊，看到这里的老百姓几乎都犯了罪，根子上的罪是犯了“穷困”罪，大家都富了，你们都还这么穷，讨打！把柄上的罪是，犯了“抗税罪”，租也不交，税也不交，这怎么得了？我们任县长于是“严格执法”，拿他们一个一个暴打一顿，打得他们鲜血淋漓震天哀号。乱世出重典，要下重手才让他们长点记性。这事本来跟金圣叹没关系，被打的既不是其小舅子，也不是其小姨子，整个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但他就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是“问题人民”尤其是金圣叹这类形而上的“问题人民”的本质特征。形而下的“问题人民”偷只鸡摸条狗，别的都不管，至多是在治安上出乱子，坏不了什么事；而金圣叹这类“问题人民”不偷鸡不摸狗，专挖制度墙脚，专代被牧者与牧民者过不去，这就非同小可了。金圣叹就伙同吴县那些“问题人民”搞“集体上访”，说任县长不但“对民暴政”，而且贪贿，监守自盗，曾经偷卖公粮一石担。访了好多回，都被“批示”后再“转批”到“任县长”这里，“请任县长酌处”。看上访没有成效，“问题人民”金圣叹们就打算来个更有影响力的，恰好这时顺治驾崩，举国默哀。金圣叹们先约好大伙到孔庙里造声势，搞一个“集体哭泣”，然后浩浩荡荡地到巡抚大人朱国治那儿去“集体请愿”，请求驱逐县长。鞭民的事是朱巡抚下的令；卖粮的事朱巡抚吃了大头，这怎么了得？搞到老子头上来了？这“矛盾”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罪是现成的，这不是有组织有预谋的造反吗？这不是冲击“政府机关”吗？朱市长不管三七二十一，给金圣叹他们定以“震惊先帝、聚众倡乱、情同谋反”之罪上报朝廷。朝廷于是大怒，下了批示：“杀无赦！”

刚过天命之年的金圣叹，奉旨赴死。朝廷还是非常讲人道主义的，给了他最后的晚餐。一坛好酒啊，公款酒宴，不喝白不喝：“割头，痛事也；饮酒，快事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

老子痛快，儿子可痛快不起来。儿子来与老子生死诀别，泪飞顿做倾盆雨。

金圣叹道：好崽好崽，别哭了，告诉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老爸，今天是八月十五！

忽然，金圣叹仰天大笑：有了有了！

这里得通过时光隧道，镜头回放一个：3年前，那次批完《水浒传》与《西厢记》，金圣叹信步走到报国寺，在那里过了一夜。睡不着啊，他就披衣去找方丈玩，顺便借一本佛经读读。老方丈也是个好玩的主，说：借佛经当然可以，但咱们玩个对联。此时正值夜半，寺内有笃笃笃竹梆响，老方丈触景生联，上联是：半夜二更半。才子也有不才的时候哪，脑壳都想爆了，二更对到五更都没对上来。

今天，儿子告诉他，这是中秋佳节，他却要真的向佛而去。看到天上的一轮满月，金圣叹灵感忽至：八月中秋中。叫儿子立马去寺里找方丈，他对上了，佛经应该借给他。

儿子哪有心思去借劳什子佛经？一个劲地在那里抽噎。金圣叹对儿子说：别哭别哭，咱们也来对个对联：莲子心中苦！儿子思维短路了，哪对得上？金圣叹说：我知道你对不上，我自己对一个吧：梨儿腹内酸！

是绝对！

电视剧往往讲求戏剧性，像这样的才子，一般电视剧是要安排有人来劫法场的，或者皇恩突然浩荡，飞马送来刀下留人的圣旨。这回没有戏剧。金圣叹的问题皇朝准备从肉体“彻底解决”。但这家伙死不悔改，死到临头了，还要弄些问题来，具体来说，就是“死”时“死”际，他还要戏弄干部侮辱公务员。“上路”的路上，他写了一封家书给儿子：“字与大儿看，酸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我无遗憾矣。”你看啊，死到临头还这么吊儿郎当，这么油嘴滑舌，这么满不在乎，这一点就足可证明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民”！跟他一块儿被正法的，有十多个人，这么一排人站在那里，挨个挨刀子，真吓死人。你想啊，一刀抡下去，那血喷得丈把高，那黑糊糊、血糊糊的头在地上滚，谁都吓得半死。看到人家头被杀，想到自己被杀头，那惨状谁敢看啊？于是金圣叹就向“刽子手”招手：“来来来，我这里有黄金200两，我事事都喜欢争第一的，你先砍我的头，让我第一个到阎王那里报到，我这黄金就给你。”刽子手忙不迭地问：“真的吗？真的吗？咱们一言为定。”“不骗你不骗你，我要死的人还骗你干吗？”刽子手于是首先就从金圣叹头上“开刀”，刀起头落，看到那头往地上滚，他赶紧去扳开手掌，空空如也，哪里有什么金子？刽子手气得要死，给他又补了一刀，“你以为我们干部个个都是贪官啊？”刽子手就向上级汇报说：“金圣叹死尤侮人。”他把我们公务员个个当污吏看啊。上级听了，开始还觉得这么杀金圣叹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听到刽子手的这个汇报，最后那点同情心就都没有了，他的牙根也咬得切切响：跟我们过不去，没你好果子吃。

12.萧望之之死

萧望之的事情，大都认为是他的老板汉元帝政治不成熟所致，死得真冤枉了。也算是吧，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当个家长都当不顺当，当个乡长非常勉强，哪能当总揽社稷全局的一把手？本来，像汉元帝那样的位置，完全可以乱耍别人像耍猴子把戏一样，但是政治这档事情有时也说不清的。耍别人的，却让别人给耍了也是稀松平常的事。

汉元帝据说是很喜欢萧望之的，对他寄予厚望，准备重用他来刷新政治，改革他老爹那时开始的外戚党与宦官党霸占政坛的状态，促使工作再上新台阶。汉元帝是刘邦的六世孙，萧望之是萧何的六世孙，当年，刘邦重用萧何，祖宗配，曾经弄起了历史新纪元；现在，玄孙配，从理论上来看，最少也是可以弄个新局面吧。汉元帝他爹汉宣帝去阎王那里报到的前夕发了话，叫汉宣帝、史高、萧望之组成三人团，先是把一切权力拢到这团里来，再一切权力归团长。有这样的政治安排，按理说应该全是汉宣帝耍别人，可是，他太年轻了，才二十多一点，嘴上没毛，办事当然不牢，倒是被人家耍得团团转。

比如萧望之的事情吧，他就被人耍得哭兮兮的。当年，他爹把萧望之列入三人团，一是考虑老萧是名相之后，龙生龙，凤生凤，名相之后应该生名相。二是考虑他儿元帝与老萧的关系可以，是师生关系，一直相处不错。老萧教元帝帝王术多年，再继续教几年，顺延地叫元帝再到他手下读研读博，太顺理成章了。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常常是脱节的，尤其是政治课，政治课与政治是一回事吗？谁如果把政治课运用到政治上来，那谁就死得快。

萧望之懂理论，从理论上来讲，外戚专权的政治，宦官专权的政治，一定是糟透了的政治。如果他单碰上了其中之一，那还好说，问题是萧望之是外戚专权与宦官专权都碰上了。他立志来碰硬，也就相当于碰死。史高恰恰是外戚，而三人团之外的弘恭与石显，是太监，当时当的是中书令，也就是元帝办公室的秘书长。秘书长这角色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如果一把手权放得松，那么秘书长是可以代老板行使号令的，这时候的权力比二把手、三把手可能还大。即使老板权力抓得再紧，秘书长权力也相当了得，毕竟不是心腹就不可能当秘书长。在这里，我们就看出来了，萧望之这人死到临头了。因为，在这三人团加两秘书长的权力格局里，他只有一个可能（谁知道他一定可靠呢）的依靠，另外三人他全都得罪，全是他的敌人。他说不用外戚，打击了史高；他说不用宦官，树敌于弘恭、石显。别说他提出的这个事情小，因为牵系到用什么人的问题，就是说，不用阉党，不用亲党，而要用儒党。党派之权争，历来是大事，近乎现代政治术语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自然大。

萧望之的政改方案抛出来后，自然遭到了激烈反对。一方面，在会议室之类的场所，引发群臣声讨；另一方面，在领导家里或者按摩室之类的地方，有石显与弘恭时不时进偏言。坐直升飞机上台的汉元帝哪能把握这种复杂的斗争局面？不但复杂的政治一点都不太懂，连最基本的请示报告等材料都读不明白。史高先生向元帝打了一个小报告，说萧望之有两罪：一是污蔑与侮辱帝国的高级干部；二是挑拨离间元帝您老人家的亲戚关系，所谓是“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末尾他还提出了处理建议：“谒者招致廷尉”。这里得来个词语解释。汉朝有专门替皇帝传话的人，叫做谒者。这个汉元帝肯定懂，就是中书省的那些太监们，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办公室的秘书人员；廷尉，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主管刑狱搞审判的。汉元帝对这话是这么理解的，派一个秘书去，把法官喊来，问一问萧望之是不是有这两罪。所以他二话不说，提笔就签了“同意”二字。这种处理公文的方式应该不算错，既然有人具实名写检举信，那么请人来把情况调查清楚再说，这是领导处理问题的基本思维。看来，汉元帝当了几天领导，简单的组织程序略知一二了。可是，他根本就没弄明白的是，“谒者招致廷尉”，是汉代官场的政治专用术语，意思是：把人给我抓起来，关到牢里去。

萧望之被关进了牢房，好久都没来上班了，元帝就很纳闷：怎么老萧假都不请一个，就随意旷工呢？就问旁边的人，老萧哪里潇洒去了？旁边的人就告诉他，老萧坐牢了。元帝大吃一惊：谁批准的，这么一级大领导说关了也就关了？旁边有人就说，这是您批准的！元帝被弄了个大花脸，做声不得。连政治术语都不懂就来弄政治？那不叫人笑话么？这时候的元帝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领导尊严，领导肯定是没错的，领导错了怎么要得？那就关吧，把萧望之继续关在牢里，就可以证明领导没错，所以，老萧就一直关着。

大概关了几个月，元帝觉得把老萧放出来也不影响他批示的正确性了，于是打发人把他放出来，不但放出来，而且还准备继续委以重任，将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到底。可是他不知道，老萧哪根神经犯了混，他觉得这么冤枉坐了牢，不说国家应给赔偿，最少也应该给个说法吧。他心里萌发了“秋菊打官司”的企望。他儿子萧伋代父鸣冤，要求给他爹恢复名誉。他爹坐牢，是谁签的字？领导嘛。这不是明摆着向领导叫板吗？从这里我们也就知道了，不是汉元帝不懂政治，而是天天吃政治饭的萧望之一点政治也不懂，政治上太不成熟：你可以说任何人错了，但你可以说领导也错了吗？领导是一贯正确的，无比正确的，永远正确的。现在，你要挑战这个原则，这不是找死么？

这下轮到史高他们活动了，史高又打了一个报告，最后建议与前次一样：“谒者招致廷尉。”这下，元帝当然知道啥意思了，上次是糊里糊涂地批示，这次呢，是明明白白地签字了。在签的时候，元帝据说心思有点软，他的意思是把老萧再关一阵，反省反省，但不要把他的命给结果了。所以他说：老萧这人，性格犟，上次坐牢，他觉得冤，这次如果再要他去，他不肯怎么办？“显等曰：人命所贵，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放心吧，狗命都值钱，何况人命，老萧一定把命看得比狗命重的，况且他的问题小，不过是说了错话嘛，没什么大罪。元帝于是叫了一声：上墨。一下给签了。

拿了圣旨，石显、史高他们跑得飞快，立刻调来了N多狱警武警，把老萧家全围起来，鸟都飞不过去，看那阵势，那是皇上下死令了吧？老萧老泪往下掉，刀架在脖子上，准备抹。其老妻提醒说，也许皇帝没想杀你呢。老萧把刀准备放下来，旁边却跳出来一人说：“人贵有气节，不如自裁。”老萧想想也是：我六十多岁的老骨头了，一而再再而三地进牢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横下心来，把脖子一抹了之。跟一点都不敢担当的领导玩，真的玩不起。

据说，老萧抹脖子之时，汉元帝正在吃饭，听到消息，饭怎么也下不了喉了，哭得很伤心，好多人在旁看着他哭，都可以做证：皇上为革命干部被冤死流眼泪了。咱们领导多么慈祥、多么仁爱啊！

可是，这眼泪是鳄鱼的眼泪还是咸鱼的眼泪？谁知道！

13.苏武的结局

苏武四十来岁奉命出使，而被匈奴扣押，北海牧羊，卧雪吞毡，始终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历19年，归汉之时，不知是岁月染霜，还是冰雪上鬓，踏上汉宫，人们看到的苏武已是满头白发，满面沧桑，在鲜花中格外抢眼。

诚如李陵所言，苏武归汉，是一桩特别荣耀的千秋佳话：“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欢歌喧腾，笑语喧哗，锣鼓喧响，鞭炮喧嚣，大汉给他那隆重的欢迎盛典，那是无以复加的。可是，铺在苏武面前的人生道路与政治仕途，从此之后全是鲜花与掌声么？李陵所言，大半是对的，如竹帛所载，丹青所画，如扬名于匈奴，无有过苏武者，但是不是功显于汉室呢？这话就不太好说了。

苏武归汉之初，不管是从典型的树立出发，还是从精神的褒奖而言，大汉是给足了苏武面子与里子的，物质文明奖、精神文明奖、个人荣誉与社会地位，都是打包双送，成捆叠赠。大汉先是赐封爵位关内侯，食邑300户。过后，因他从事的是外交工作，大汉还给封了他一个典属国，其级别大致相当于外事局主要负责同志，分管与几个蕞尔小国的外交往来。如果大汉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地如此款待苏武，那苏武也是功德圆满，过去20年吃尽苦头而不改汉节也是算是苦有所值了。

然而，苏武的命运并不因他是大汉的苦节典型与华夏的忠臣榜样从此一顺百顺，相反，其命途也是坎坷而多舛。苏武归汉不久即陷入了权力斗争之中。苏武归汉时，汉武帝已死，汉昭帝即位，两大臣辅佐新君，一是霍光，一是上官桀。他俩与苏武的关系谈不上特铁，但也是十分要好的，都是老关系。尤其利好的是，霍光与上官桀他们在辅政之前关系也铁得很，老朋友同时掌握大权，想来这是好消息的，若要提拔苏武，都是赞成票。多好啊，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老朋友若都同时掌政，那么关系再铁也定然是势同水火，权力圈里是不讲什么老朋友与老同事关系的。

这霍光与上官桀当政不久，两人就撕破了脸皮。上官桀先是向领导打霍光的小报告，拿苏武来说事。说苏武是汉朝第一忠臣，封的官职只是个并没多少实权的典属国，而霍光的某七大姑八大姨的某某，无德无能，无勤无绩，却一路窜升，高居大位。这里，上官桀是真为苏武抱不平，还是只拿苏武当枪使？只有上官桀的心里才特别清楚，其他人是没法窥测其心之暗角的。但霍光从这里读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苏武与上官桀的关系似乎好于他霍光与苏武的关系。换句话说，霍光觉得如来个政治站队，那么苏武一定是上官桀的人。恰在这时，汉朝出了一桩案子，说是谋反案，苏武的儿子苏元被牵扯进去了。霍光抓住这案子死死不放，将上官桀一派斩草除根，苏元也被判了死刑。主管刑狱的法官窥测到霍光心思，一审判决书里是准备将苏武逮捕入狱的，苏武的名声倒在这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其名声仿佛变成了一张免死铁券。一代千古忠臣居然将入狱待死，霍光以及大汉将为此付出多大的政治成本？政治利益的权衡终于使霍光撤回成命。然则，死罪已免，活罪难逃，苏武那官位与职别被一撸到底。

李陵与苏武，对于汉朝而言，是对立的两个符号：一个是臭狗屎，一个是香饽饽；一个是叛国者，一个是爱国者；一个遗臭万年，一个流芳百世。但有意思的是，他俩不但有太多的相同经历，而且有特别深厚的友谊。他们曾经同在一个机关工作，差不多同时入住匈奴土地，而且都娶了一个“胡妇”，生了“胡子”，更有意思是，李陵的母亲妻儿被汉所杀，而苏武的儿子与兄弟也被汉问斩；所大不同者，李陵是“汉奸”，他是“投降”匈奴的；苏武是“汉忠”，他是被匈奴扣押而誓死不与匈奴合作的。李陵曾经受单于之令来劝降苏武，苏武却不为所动，两人是你走你的阳光大道，我过我的独木小桥。然则，出乎意料的是，这并没影响两人的私人关系，两人在冰一样冷的匈奴胡地多次互相交心、对酒当歌，各为其主，各诉衷肠。可以说，理解苏武的，汉朝怕只有李陵，而理解李陵的，除了司马迁之外，恐怕也只有苏武了。

苏武以大雁向大汉传书，被匈奴视为天意当让苏武归汉，所以把苏武送还了。苏武归汉前夕，他与李陵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他劝说李陵跟他一起归汉，说汉武帝已死，加在李陵身上的汉奸恶名可能会平反，事实上，这话不是苏武空穴来风。在此之前，汉朝使节也跟李陵讲，希望他回汉，说这是新主的意思，但被李陵拒绝了。此次，苏武再来劝李陵，李陵还是不肯，是李陵死心塌地愿意当“汉奸”么？非也，是“丈夫不能再辱”。李陵这话当然既有一时之念，更有一生之想：一方面，如果李陵与苏武同时归汉，一个是耻辱的象征，一个是荣誉的典范，同时走在汉宫锦绣地毯上，世人以两种目光看人，李陵不羞愧得钻地缝么？另一方面，再入汉朝为官，领导每次都去翻档案，会有李陵的好事么？苏武的遭遇都是如此，何况李陵？苏武在匈奴那里受了辱，谁想到，作为忠臣回到汉朝，却还再次受辱呢？

苏武两次受辱，意义大不同，境界两重天。在匈奴那里受辱，是因为国与国，显示的是节义与操守；在汉朝那里受辱，是因为权与权，显示的是什么呢？是权力斗争的恶浊与险恶。权力场合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你倾我轧，是没有什么人伦道德与政治信仰可言的，其间的升沉转换、荣辱变化都是须臾间事。人品再高者，到得里面，不但社会地位瞬间转向，而且形象荣誉也可能一朝丧亡。

而官场毕竟是诡谲的。苏武作为政治布局的一枚好棋子，他在汉朝的使用价值一直延续到他80多岁自然亡（当然，其使用价值到现在依然存在，诚所谓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汉昭帝死后，又是新人进位，再次祭起了苏武这面爱国旗帜，“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数进见，复为右曹典属国。以武著节老臣，令朝朔望，号称祭酒，甚优宠之”。苏武被恢复官职，恢复名誉，特受敬重了。据说，苏武不必上班了，工资照领，福利照拿，不需要他来“参预政事”了。

14.政治安排下的洪秀全之死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午，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南京城墙下放了一个“浏阳大花炮”，太平天国就轰然倒了，这个花炮放得特别响。据记载：湘军挖了个大地道，里面装了3万斤炸药，“火初始时，但闻地中隐隐若雷声，约一刻钟之久。俄而寂然。众又以为不发矣。忽闻霹雳砰訇……”被洪秀全称为铁桶的二十多丈的南京城墙轰然坍塌。

擒贼先擒王。让湘军最兴奋的可能还不是亲临现场观看这大场面制作的“好莱坞”烟花大片，应该是：“同志们，冲啊，去抓洪秀全，给我抓活的。”能够抓个活的洪秀全，那功劳将是无限地大，一等功？肯定不止，一定是特等功！那赏赐将是无限的爽，上电视戴红花是肯定的，连升三级也是绝对没问题的。可是等后面的大部队都进了城，搜杀掳掠三天三夜，也没见洪秀全的影子，最后，通过“老乡关系”，找到了洪秀全的湖南籍道州黄妃，才在黄土里找到，找到时洪秀全却早死了。

南京攻克，自是清朝第一喜事，所以这个报告也就由曾国藩亲自操刀搦管，改定新闻稿，上报朝廷关于洪秀全之死，这官方新闻稿是这么写的：“天王焦急，日日烦躁，即以五月廿七日服毒而亡。”这里的五月廿七日，用的是农历，按公历算是6月1日。这新闻稿还署了一个通讯员名字，叫李秀成。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位猛将，以他来说现身说法，那新闻的真实性是没法说的了。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通讯员李秀成的原稿不是这样写的，他写的是：“此人（指洪秀全）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而亡。”

对照新闻原稿与最后定稿，有一点当然是相同的，洪秀全在六月十七日那声响之前已经“死了死了的”。死果相同，死因却是“各自表述”，曾说洪秀全是“抑郁自杀”，李说洪秀全是“自然病死”；死的时间呢，也各有说法，前后相差一个多月。

为什么呢？对通讯员写的稿子，编辑先生都是喜欢修改的。总编辑曾国藩对其“记者”说：“李秀成之供词，文理不甚通适，而情事真确。”这就是说，清朝刊布的新闻通稿，首先是经过“记者”修改，然后经过“曾总编辑”确定的。曾国藩是政治家，自然是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通讯社。这也就是说：洪秀全之死，是政治安排下之死。

在野史笔下，洪秀全是风流死。洪秀全攻下南京，将其定为首都之后，据说基本上没干什么事了，革命工作都交给同志们去打理了，他干的只是一桩事：如何运用MBA的方法去管理婆娘们。关于他的婆娘，有说是88个，有说是99个，还有一说最吓人，说他有2300个。具体数字有点说不清，但他婆娘多，是可以肯定的。洪秀全对婆娘的管理方式与众不同，他用的是数字化管理，很先进的，所有的老婆他都给编号，女1号，女2号，一直到女99号，都是不喊姓名，也不给皇后娘娘等封号。天天沉浸在这么多的婆娘里，被女人蚀骨，也就“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

在李秀成的笔下，洪秀全一是愚蠢蠢死的，二是慢性自杀死的。

早在几个月前，天京是将围还没围死，但那形势非常明了，铁打的天京已是无法守住了。李秀成一脸焦急，去问洪秀全：“天京围困，咋办？”

洪秀全头也不抬，说，我是天王下凡，不会咋的：“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

在李秀成的心目中，太平天国搞成这个烂样子，让人痛心，然而，胜败乃兵家常事，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趁现在曾国藩围而不紧之时，突围而出，也不是一线生机都没有。清朝气数已尽，全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贵州教军、河南捻军、西北回军……都是灭清的根据地，洪秀全若来个万里长征，或者兼并搞股份制，或者与他们去强强联合，谁说最后革命不能胜利呢？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位猛将，文也来得，武也来得，有韬略，有机谋。虽然太平军经过内乱，威势大减，然其战斗力还是不可小觑。如果听从李秀成的建议，洪秀全还会死吗？洪秀全搞怪力乱神，自以为耶稣会来救他这个“独一真主”，在此形势下，只是自己给自己愚乐，诚是愚乐至死。

李秀成说洪秀全是病死的，得的是什么病？他没明说。他说过的是，洪秀全吃过不少他认为吃不得的“甘露”。湘军对南京围而不打，搞经济封锁，时间一长，很是见效。南京城内军民都饿肚子了，大家都去向洪秀全要主意：“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众，恳求降旨，以安众心。”洪秀全“降旨”云：“合城俱食甘露，可以养生。”李秀成等“我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洪秀全说：“做好，朕先食之。”

甘露是什么玩意呢？“甘露即地生之物。”就是那些苔鲜、茅草、马鞭草之类，把这些东西一锅煮，每人分一杯羹。南京守备后期，洪秀全都是亲自带头吃这些杂物杂草，与军民伙食标准一致。洪秀全突然之间觉悟高了？他虽然曾以“人人生而平等”相号召而起义，但打下南京之后，洪秀全当上了皇帝，他过的是左脚踏金右脚踏银的日子，吃的玩的，不输史上奢侈帝王，怎么这时候想起来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了呢？南京政府真的达到了连一把手都没饭吃的绝境了吗？这里头，既有洪秀全在做政治秀，以拉高自己的亲民指数与道德指数，更有其自己的谋算：洪秀全知道南京城破已在指日之间，他死是必然的，怎么死？让湘军杀死？拿起梭镖去战死？坚守到最后，然后剖腹而死？这都不符合洪秀全的性格，也不符合他一直尊奉的“上帝教义”，所以，他想的是：吃甘露，慢性中毒，自然病死。这样死，是最体面的、政治影响最小的死法。

洪秀全之死，其实是十分清楚的，可是，为什么又成为了历史谜案呢？这是因为曾国藩把这水搞混了。在曾国藩这里，洪秀全有几种死法，最佳的是抓活的，次优的是当场击毙，再次优的是兵临城下被逼自杀。洪秀全最没价值的死法是老死，或者病死。为什么呢？因为前三种死法都是曾国藩的战斗功勋，后两种死法，他谈不上有什么功劳。让洪秀全如何死，使自己获得利益最大化自然是曾国藩这只老麻雀考虑的问题。曾国藩是刀笔老吏了，他曾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的文字大功夫，这是众所周知的，这充分地体现出了他的政治智慧。在这个洪秀全之死的通天大功里，他当然得做些文章：把死的时辰往后推一些，把死的原因稍稍改一下，就好向朝廷要票子、要帽子啊，就可以把个人利益、部门利益、湘军地方利益最优化。

洪秀全就这样被曾国藩这种政治安排死了，官方指定其死是“服毒而亡”。可是，万一后来有人要请来仵作验尸，又怎么办？历史学家最喜欢这么干了。这如何是好？

曾国藩通过湖南老乡把洪秀全的尸体挖出来后，“于六月二十七日，发掘其尸，遵其教不用棺木，以绣龙黄缎包裹……举烈火焚之”。这里有三个字不可轻易放过，“遵其教”。莫非清朝还充分尊重敌人而且是第一敌人的信仰自由了？有“曾剃头”之称的曾国藩与恨不得对洪秀全食肉寝皮的清帝忽然之间变得含情脉脉了？即使如曾国藩所说，洪秀全也在南京城破之前十多天死了，他们干吗不自己遵守教义？还要清政府来给他遵守？实际是，清军将洪秀全的尸体挖出来后，先是待以凌迟，千刀万剐，再将其尸骨碾碎，最后是将骨灰和火药搅在一起，放入大炮中开炮轰散。仇恨之情，无以言表。

可是官方的笔下，却是遵其教义而化其灰。这是政治安排之死啊！这不但符合曾国藩的个人政治利益，而且符合清政府的国家政治利益了。这给清政府多长脸啊。对曾国藩呢？再也不可能有谁来给洪秀全验尸写法医鉴定了，洪秀全如何死的，他一个人说了算。

15.齐之以礼与敏则有功

朱轼先生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臣，是三朝元老，还曾当过帝王师。乾隆初入学，雍正命朱轼为师，在懋勤殿设讲坛，行拜师礼。朱轼对弘历要求甚严，家长雍正也觉得过分了，就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意思是说，对皇子教育他做王，不教育他也做王，先生何必这么严格呢？朱轼答道：“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这里可以看出，朱先生是非常爱搞意识形态的。

诚如是，朱轼以醇儒而任浙江巡抚，特别喜欢推销儒家理学，治理属下之民，非古不行，非礼勿视。他特别信奉“严是爱，松是害，不管不教会变坏”，把所有的民众要当尧舜来培养，好像不教则人人都会成为桀纣，“按古制婚丧祭燕之仪以教士民，又禁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在他治下，群众不能搞“篝火晚会”，不能搞游泳等体育活动，大概是辖区内曾有个别妇女同志与和尚搞到一块儿了吧，所以他禁止所有的妇女到寺院里去；男女挤在一起看露天电影与草台杂剧，尤其在严禁之列。也许是群众的素质真的很差吧，朱省长做出规划，打算把全省群众都培养成为尧舜，可是，群众都不太买账。“如卖浆市饼之流，弛担闭门，默默不得意”。街头村尾，一片死寂。“死寂”这词，我们觉得“糟得很”，但朱省长一定觉得“好得很”，稳定压倒泰山。把百姓关在屋里老婆孩子热炕头，比到外面与人交头接耳，与人嘻嘻哈哈，或者到处串联搞活动，更符合朝廷的根本利益。

朱省长造就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大政绩，自然也就高升了。之后，是李卫来执掌浙江。这个李卫，我们都不陌生，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都熟悉这个角色。李卫没有读过什么书，不太认字，对那些载在之乎者也之中的仁啊礼啊，不懂。说起来，李卫是朱省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当年，山西闹饥荒，这李卫会武功，于是就当了朱领导的随扈，以办事干练与武功高强，在朱领导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赈灾归来，朱领导就向上面推荐了李卫，他从此一路高升。

话说李卫来到浙江，其治政方针大异，他不搞凡是朱省长推行的就坚决执行那一套，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除了准许群众搞派对搞舞会等等之外，宽松政策走得更远，“不禁妓女，不擒樗蒲，不废茶坊酒肆”。妓女这事情，在李卫那时代，法无禁止即可行；打字牌打麻将打三打哈等所谓樗蒲之类，除了大赌涉嫌违法，小赌也只是怡情；而喝茶喝酒，开茶馆开酒店，根本就没犯着哪一条啊，所以李卫就“一切听从民便，歌舞太平”。在李卫那里，穷苦人小偷小摸，也不会严惩，“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把小蟊贼的活路全堵死，那他们怎么活？初出茅庐的李卫，在他看来，社区自治或者乡村自治，关键在“自”字而不在“治”字。首先是百姓能够自为，然后呢，可以自在。李卫的治政思路可能真不待官所爱见，可是怪得很，老百姓却很高兴，所谓“细民颂祷焉”。

朱轼全以精神文明来治政，被当时称之为“齐之以礼”。李卫不大搞意识形态，被当时称之为“敏之有功”。“齐之以礼”是古以有之的事情，论语中的现成句子。意思是说，如果能用道德来教育百姓，同时又用礼法来约束他们，那么百姓就不但具备羞耻之心，而且能够改过向善。李卫死后的谥号叫敏达，时人把这治理方式呼之为“敏之有功”，这是时人新概括的新理论成果，翻译成现代政治语言就是“李卫现象”。

老实说，在封建时代，能够肯定李卫这种做法，不知是儒家治统闭上了其意识形态的眼睛，还是儒家治统睁开了其意识形态的眼睛。估计是只是闭了一下的可能性更大。素来的统治者都喜欢“齐之以礼”，朱元璋的特务政治，尤其把这种治统推向极致。民国时期，蒋介石搞保甲制度，把行政手段的触角伸到军队、警察队伍里、乡村的村组里，使百姓的一举一动，莫不在其视野之内，莫不在其耳廓当中，莫不在其手掌心板。“敏之有功”的模式几曾推广过？即使是李卫，后来也是一反初衷，常常自恃武术高超，带领一般人马到处巡逻，“逻卒四布，以兴大狱”。某次，探知有位张姓盐商，大概是搞了“连锁经营”吧，发展了一些人，结果被李卫侦探得知，“遂被指为逆谋”，于是“搜其旅邸”，由此牵连五省之人。

清代晚期，两广总督刘坤一也特别爱搞“齐之以礼”。他常常喜欢微服私访，喜欢进社区：统战要进社区，治安要进社区，禁毒要进社区，城管要进社区，移风易俗要进社区，殡葬改革要进社区。一日，刘总督根据“抓赌要进社区”的治政理念，深更半夜到百姓家去侧耳听墙脚，听到有人语：“你这张起夹了。”刘总督以为是百姓关起门在赌博，“公意必斗叶子者”，马上破门而入，门内却只有一寡妇一少女，原来是母女俩在纳鞋底刷糨糊。刘总督连呼“误会”，可是那妇女哪里肯就此放过？“谓己寡妇孤女，汝硬呼门入直入卧室欲何为？”搞得刘总督下不了台，只好“书银票两千与之”，然后“始脱身归署”。因为行政赔偿之类的事情，都是公款埋单的，所以刘总督也就大笔一挥，完事。在刘总督看来，亲自去民间抓赌，以一杆子精神一抓到底，肯定是没错的，错的是这次太有偶然性了。

这事若搁现在，刘总督那种尴尬是不太会出现的，因为有高科技做支撑。在社区过道里装电子眼，到群众床头装窃听器，几乎都会一逮一个正着，抓人不会抓错，罚款不会罚错，由此可以“齐之以礼”，百姓就可以备羞耻之心，改过向善了。把“生龙”关进了铁屋子，把“活虎”关进了铁屋子，世界也就寂静了，多爽。

16.黑到顶头头到头

如果元朝有新闻联播，我敢肯定半小时里播不了三五条新闻。像伯颜这领导出场，按惯例将其各种头衔以及伟大、英明、正确等等修饰语全念一遍，从第一个字念起，到你从厕所里便秘出来，其头衔估计还没念完：元德上辅广忠宣义正节振式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秦王、答刺罕、中书右丞相、上柱国录军国军事、监修国史、兼徽政院侍正、昭功万户府都总使……提调哈剌赤也不干察儿、领隆祥使司事。好家伙，一共是246个字，这都是伯颜同志的正式红顶子，如果把那些临时性的什么小组组长、指挥部指挥长都念上去，那更不得了。这些帽子，其实还只是伯颜同志的一半，这些帽子全是白道的，他黑道上的帽子也多着呢，浪子班头、江湖老大、流氓领袖……

咱们做官，大概都有拜码头的传统，到得地方上任，先把政事搁下，“贾不贾，白玉为堂金做马……”第一桩事情，弄个护官符，跟当地豪强以及黑社会老大喝雄鸡血酒，结拜把子兄弟。黑社会老大呢，逢得新官上任，也自然是，“始以口味相遗，继以追贺馈送”，喜欢美女的，“献之美妇”；喜欢美元的，“赂之玉帛”；喜欢古玩的，“与之玩器”，“日渐一日，交结已深，不问其贤不肖，序齿为兄弟”。伯颜率领蒙古大军打进南宋都城杭州府，当时是有三方势力的：一是元军的红方，二是南宋的蓝方，三是以朱清、张楦为首的黑方。这个朱清与张楦原是在长江崇明一带的海盗，干的是打家劫舍的勾当，做的是开赌设局的生意。伯颜闻听杭州有这哥俩，好像获得了一个护官符，立马就去拜帖子了。红蓝对垒，伯颜毫不留情，把南宋之蓝军吃了个干干净净。对黑方黑社会的朱清、张楦，则是互送秋波，你投我桃，我还你以李，划花拳，吃花酒，认了哥俩好。

朱张攀上了伯颜这把保护伞，伯颜打上了朱张这副霸主牌，一时间，白道的伯颜有黑道支撑，黑道的朱、张有白道保护，哥们儿黑白两道都吃得开。伯颜升任京官，他充分发挥朱、张两位的海盗特长，继续让他俩海上走私。他俩走私，“往来若鬼若风，影迹不可得”，平时大家所见的是，“巨艘大帆船交番夷中，舆骑塞隘门巷”。那金银宝贝啊，真个是“财源滚滚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攫取了这第一桶金，就可以搞多种经营，搞多项投资了。在元大都里，朱清与张楦到处开大赌场，到处开红灯区，灯红酒绿，飘香飞艳，那脂粉气味飘洋过海，天下蜂蝶都招惹来了。马可·波罗入得如此花都，眼都直了，四处闲逛，他发现这个元大都，妓家还多于良家。伯颜的弟嫂姑嫂，是不是一人包养了16个年轻汉子，我们不太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伯颜，那日子过得那是一个香艳一个滋润哪。伯颜在赌场与青楼占了权力干股，坐在家里一事不做，金啊银啊，天下之财滚滚都入伯颜家，不但新招聘的青楼员工“新来我不先尝一口，哪个龟儿子敢尝新？”童幼少女，也多由朱清、张楦等下属们送货上门，就是那些明星啊，也自带枕头自送上门络绎不绝。伯颜过得多爽啊。

情况历来是：官家幸福，百姓就痛苦，官家日子好过，百姓日子就不好过。司马光说了：“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不在民则在官。”财富现在都到官家去了，快乐都到官家去了，那百姓哪里还有财富？哪里还有快乐？“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纲纪大坏，人心骇谔”。你想啊，十赌九输，赢的只是庄家，那输者全家不喝西北风去了？良家妇女都被刀枪赶进“大喜乐”包厢里，这里一家乐了，百姓那里是一路哭了。

百姓哭声高处，伯颜歌声高。伯颜黑白通吃，职务一路高升，高到啥地步呢？一把手都由他负责推选了，没经他同意，一把手都当不了，当不下去。1328年，元泰定帝死了，那些皇兄皇弟个个活动开了，伯颜说，咱推荐燕铁木儿。他一声号召，黑白两道势力齐上，得！政变毫无悬念，马到成功。伯颜拥戴有功，权力于是再次加固，“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封建社会里，白社会当政，虽然很黑暗，但到底还有王法；黑社会当政，那就黑暗到底，暗无天日了。元朝百姓，也就家家都有一曲《窦娥冤》了。

“千门万户，取妇女实之，为大喜乐故也。”这个说的是元朝皇帝元顺帝，他是白社会老大，那大喜乐的大包厢叫做“皆即兀该”，意思就是“事事无碍”。门口挂着“重点保护”的牌子，当然是“事事无碍”！可是元顺帝干起这有伤社会风化的事情来，真的事事无碍么？这得看伯颜答不答应。元顺帝的皇后叫伯牙吾，她有个兄弟叫唐其势，这个皇亲国舅仗着他是皇上的老舅，当了左丞相，是元朝三巨头之一，一把手是皇上，二把手是伯颜，他排名老三。他那次放出狂话来：伯颜算什么东西？居然在我之上！伯颜听得这话，安排了白道黑道两道人马，在皇上办公室就喊了一声：给我打死这狗日的！唐其势与他老弟塔剌海正在那里，一看势头不对，拔腿猛跑。唐其势跑不动了，抓住廊柱子不松手。塔刺海呢？看出皇上这个小子不说话，就往姐姐那里跑。姐夫不保他，姐夫是外人！姐姐呢？打断骨头连着筋，所以，他跑到姐姐那里去搬救兵。黑社会的人，只要黑老大发了口令，他哪里管你是什么人，照杀不误。追到后宫，也一刀把塔剌海给刺了，那血啊，喷了皇后一身。皇后哭兮兮地，来向当皇帝的老公求救，她老公一声骂：“汝兄弟为逆，岂能相救？”兄弟救不得，皇后呢？也让伯颜给抓了起来，交给黑社会关了，黑社会那可不讲客气，把她给关在农民的猪栏牛栏里。皇后都是娇滴滴的人，没关几天，死了！其兄弟唐其势呢？被从廊柱子后拽出来，一刀砍成了两截！其家人撤职的撤职，流放的流放！伯颜平时出行，都是前面白社会，后面黑社会，那可比皇上威风。他出门办事时，诸卫精兵前呼后拥，“导从之盛，填溢街衢”。而相比之下，顺帝出行时的仪仗卫队就寒酸得多了，“落落如晨星”，这就让你知道：想必一个地方，白社会老二老三，如果还当了黑社会老大，那可比白社会老大还大多了。

伯颜黑白通吃，也不是没人举报，也不是没人向上面反映。可是，百姓举报，朱清与张楦领导的黑社会就把百姓给做了；官员举报，伯颜领导的白社会就把官员给做了；上面呢，也不是不想打黑除恶，但不大敢打啊，投鼠忌器，没谁敢轻易对伯颜动手。把黑社会给养大了，尾大不掉，致使元朝：“人吃人，钞买钞，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伯颜的事情惹得天怨人怒，整个官家烂柴了，但元朝还幸存几个正直官员，他们一个劲地向新任领导进言。有臣进言道：伯颜该罚了。顺帝则说：谁说伯颜该罚？该赏！于是就赐颜伯颜田5000顷；有臣进言道：伯颜该降级了。顺帝说：谁说伯颜该降？该升！于是伯颜又高升一级……

别以为顺帝是混蛋，是软蛋，这是顺帝在使招。顺帝这一招，三十六计里好像没有，勉强挨得边的是“调虎离山”：你在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待久了，经营深了，罢不了你官，拿不下你这人，那么，就升你的官吧。升官谁不高兴？喜冲冲地上任去，老虎就这么调出了根据地，然后呢，就一把给逮了！顺帝已着手对伯颜下手了，脸色间却是对他青眼有加，又是加官，又是进爵，官衔弄到246字的极致。人人都以为升官是好事，一听到官升了，那就手舞足蹈，喜不自禁，然则是不是所有的腐败都是边腐边升的呢？怕也未必，大贪特贪者，大恶特恶者，民愤官愤都极大者，如果突然升了官，那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把你往上一拔，你的根基断了一大半，那你也就可能是一条死鱼了。伯颜在他那一亩三分地里，可能拿他不下，但给他再升一级，待其根基未稳，就一举拿下了。伯颜被弄得飘飘然，昏昏然，整日里花天酒地，灯红酒绿，提笼架鸟，驱马打猎。1340年2月，伯颜带领一干人马，出城打猎，玩到太阳下山才回来，却见城门紧闭，伯颜朝天骂娘，大喊谁吃了豹子胆，敢拒他于城门外？话音一落，顺帝喊一声：给我将逆贼绑了！猝不及防，元顺帝打了一个漂亮的打黑除恶仗。

1340年3月，伯颜被抓后一个月，顺帝下诏将伯颜贬徙南恩州阳春县（今广东阳春市）安置，不知道是元顺帝途中做了手脚，还是脑满肠肥的伯颜禁不起折腾，岭南尚没到，权倾一时的伯颜凄凉地病死在路上。权力到尽头，他的头，自然也到了尽头。

17.刘墉的衣饰政治

关于衣饰之庄重整洁，有成文法，有不成文法。其成文法立于宾馆，门板上写的是“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内”；其不成文法主要隐于官场，衣饰不整者也不得入内。与宾馆不同的是，宾馆里是衣饰越花哨越华丽，礼仪先生与礼仪小姐越是亲切越是殷勤。官场里面那是不准的，一是领导得威严，不能花里胡哨；二是得注意影响，华衣衮服，让群众看不到就好，看到就不好。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现在，古代关于衣饰，宾馆里没成文法，只有官场才有，而且是比较严格的。主要精神是什么级别穿什么衣，不得越制，至于衣服穿的是崭新的还是破烂，那是不太管的。有时候甚至还有一种破烂的爱好，甚至还成为品德的标准，衣衫越褴褛，品德就越高，廉政建设也就抓得越好。比如道光皇帝永葆先进性，天天穿补丁衣服上班，朝廷就刮起了破衣破裤、破破烂烂上班风潮。贪腐向廉政学习，结果无数老鼠屎搞坏了一锅清汤，假做真来真亦假。所以那些真正清官，穿着破烂，也被大家不认可了，以之为一场衣衫秀。当下，史上一切清官都被人嗤笑，其来有自。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相信刘墉是个清官。满朝衣冠楚楚沐猴而冠，独有刘墉是破烂王，显然不是他特地把新买来的衣服绞烂当时尚以显酷。一代相国当然不是衣服都弄不起，这里头有一种性情在起作用。刘墉“为清朝第一名家，然特立放诞，不斤斤边幅”。这不是作秀，也不是装廉，只是自己的性情与风度罢了，“衣服垢蔽，露肘决踵，泰然也”。不想吸引别人的目光，也不在乎别人的目光，这就叫做性情了。

刘墉平时的穿着如此，上班也是如此，到最高首长那里去汇报工作也是如此。那天，乾隆喊他去研究工作，他没装饰打扮，随随便便就去了。我们去开个会，都要先去新郎设计屋里化装、补型、打粉上釉。碰到皇帝召见，那不知道当什么事情了，单就衣饰言，就可能遍访京城，请N个服装设计师专来量体裁衣。刘墉被皇上召见，不但没请谁来装修装修，而且又脏又烂，露臀露腿露胳臂，他都没换，直接见皇帝去了。乾隆老儿看到有一只虱子从刘墉的衣领里爬出，沿脖子而上，爬到胡须尖，在那里逡巡振翼，乾隆老儿捂着鼻子偷笑，“蠕行须际，乾隆帝匿笑而相国不知也”。有人提醒刘墉，刘墉引用王安石的故典，一笑了之：“此虱屡缘相须，曾经御览。”

别以为刘墉什么时候都不讲卫生，都是这一副邋遢相，其实该庄重一点的时候他还是很庄重的。他见皇帝不怎么庄重，也许是他认为这时候不是特别需要庄重的时候，需要庄重的时候，比如要去当学政，面对孔门弟子了，他还是比较注意讲究的。那年，刘墉到江苏扬州、通洲去督学，已是11月份了，天渐渐冷了，他身上还是那一身时见洞洞的衣裳。有豪门见状，送他一身貂皮，他抵死不受。但为了显示对孔门的尊重，他向当地一官员借了一身朝服，穿了一天，把礼节办完了，第二天他就还了去。

也别以为刘墉穿衣着裤，只讲性情，不讲政治。应该说，他讲性情，就是讲政治。“乾隆末，和相当权，最尚奢华。”有无学不是事，有无德不是事，有无能不是事，有无好衣服那就是事。人要衣装，马要鞍装，官要冠装，猴装一冠就是侯了。大官小官为了让人看得起，有条件买衣服都买好衣服，没条件买衣服的创造条件（比如说贪腐就是最佳创造法）也要去专卖店拣最贵的。总之大家都是脖列珠玑，身盈罗绮，竞豪奢，“凡翰院部曹名辈，无不美丽自喜”。刘墉呢，他穿破烂，就是特想搞一回反动，“时刘文清公故为蔽衣恶服，徜徉班联中”。

刘墉的衣服政治，不是如此空泛讲法，他还以刘墉式的举报，搞了一回廉政建设。“刘持躬清介，居官数十年依然门可罗雀。同时有满相某专权恣肆，富敌万乘”。这满相房产有N栋，都摆在大街上，本来是一栋一栋的举报信，但乾隆不知是真没看到，还是装着没看到，一直没谁理事。刘墉感到乾隆是不会理会那些楼堂馆所式的举报信了，所以他就设了个局，走的是“邹忌讽齐王纳谏”的艺术进谏钢丝。

刘墉先是脱下自己的衣服，对这位满相说：我这里缺钱缺得急，你知道我是不太喜欢向人家借钱的。这样吧，我这身衣服当在你那当铺里，你借些钱给我。咱俩先小人后君子，你给我开个收据。这满相觉得要得，也就照办了。两人一起到乾隆那里上班去，刘墉外衣当了去，穿的是内衣内裤。那是初冬时节的北京啊，冻得刘墉直打哆嗦。乾隆见之，当然就使出领导对下属的关怀来，问刘墉：你的衣服呢？刘墉说：天下的衣服都被他给弄去了，我的衣服也被他弄去了。刘墉指了指这满相。这乾隆一头雾水，那满相一脸茫然。刘墉于是就把满相给他开的那张纸头递给乾隆看。乾隆笑了起来，很不严肃地笑了起来。刘墉的意思是搞一回举报的，乾隆却是一笑了之，笑了就了。

刘墉在这里是很讲政治的，乾隆那头呢？根本就不讲政治，只把政治当笑话待。刘墉的这次政治没讲成。下面想用笑话当政治，上面只把政治当笑话，这政治怎么讲得成呢？

附带说个事，关于衣服与政治密切相干。咱们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就写过一次很严肃的学术论文，中心思想是，北宋之所以亡国，是因为大家穿着有问题。北宋那会儿，衣裳大概是年年有时尚的，那年流行的是一种叫做“一年景”的衣饰。一年景，这不就是说，北宋只有一年光景了吗？宋钦宗登大位恰好只一年，北宋就亡了。所以陆游就联想开了，把衣服一年景与政治一年景划上等号了。如果鄙人鹦鹉学舌，跟陆游一样说话：清朝亡于衣服，那么我肯定会挨板砖，这也太牵强了吧。老实说，我也觉得太牵强。但我敢放言，我这一说牵强是够牵强的，但是，最少比陆游要靠谱。

18.礼品与人品

礼品与人品，实在不是个话题，好像是牛吃草猪啃泥一样平常，还有甚可说？但是，像潘祖荫那样的高官，毫无顾忌地将其划上等号，也很骇目。这好像男女间的夜事，拉下窗帘，任你癫狂也无甚可奇，但若置于广场公干，那也见怪还怪。

潘氏官不小，系咸丰进士，历任工部、刑部、礼部尚书，最高时做到军机大臣。这样的官僚政治素质该是很高的，哪是潜规则，哪是显规则，心里当很门儿清。那次是在军机大臣任上，是个节假日，诸多官僚到他家里玩麻将，边玩边扯白话。扯到了某地方提督，潘总司令对这人交口相赞，谓此人忠肝义胆，德才兼备。有李文田者问之：“其战绩如何？”潘说：“不甚清楚。”李文田又问：“然则其状貌如何？”潘说：“没有会过。”这就怪了奇了，不知其功，不曾见面，却说这人德能勤绩高了去了，潘总司令所凭何据？原来是：“他送我的鼻烟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鼻烟很好，则人很好，这肯定不是科学逻辑，但一定是科场逻辑。比方说西门庆，没谁不知道这人比人渣还人渣，夺人妻，抢人食，剥人衣，有甚坏事他没干过？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如此人渣，你能说他是好人吗？他的鼻烟再好，清河县也没有几个百姓认为他是好人，但科场官场就不同了，他送给政府首席执行官蔡京如下礼品：“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花素尺头四十匹，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颗，黄金二百两。”蔡京清楚“其战绩如何”么？蔡京此前知“其状貌如何”么？都是一点也不清楚，但蔡京说西门庆是好人，其逻辑是：“他送我鼻烟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了。”

其实此前，西门庆臭名远扬，开封城里也偶有所闻。他之所以上京，也是因人告发他欺男霸女，贪赃枉法，但这礼品一送，则顷刻间挽救了西门庆的形象，挽救了西门庆的前途，挽救了西门庆的命运。礼品之攸关人品，可见端的：“西门庆，才干有为，精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司法令正而齐民果仰，宜加转正，以掌刑名也。”啧，啧啧，啧啧啧。礼品越多，赞誉越多，礼品越好，赞语越好，最好词语都往西门庆身上堆放了。无所不贪顿成清廉精察，性事克勤提高到国事克勤，专以乱法反转为守法模范，百姓恨不得食肉寝皮，在干部提拔任命表上却写成了“万民景仰”。礼品即人品的逻辑，在这里运用到了极致。

官场里，说礼品即人品，还不太准确，精确的说法是礼品即官品，礼品一送，官品马上就升，西门庆不就由副转正了么。西门庆为人如何？蔡京知道（蔡京知道自己有多坏，他自然就知道西门庆有多坏），起草干部考察表的人也知道。都知道他是恶官劣吏，那政治表现一栏里却是能官廉吏，仁义道德。其所起作用者，礼品使然了。有礼品则有人品，有人品则有官品，官品得有人品支撑，人品得有礼品支撑。所以，你去档案馆去看任何一位升官者之考察表，没一个不是好人，都是像西门庆一样“才干有为，精察素著”，德能勤绩，万民颂祷。

礼品即人品，即官品，滔滔者天下皆如是，虽然可鄙，却未必可怕。可怕的是，其反命题也成立。有礼品则有人品、有官品；礼品好则人品好，则官品高。这已然是“正向行驶”。如同在高速公路高速奔驰，被交警抓住，无非是罚个款，无甚可讶；最让人心惊肉跳的是其“逆向行驶”，那就危险到头了。你无礼品，则你无人品；你无人品，则你是废品；你是废品，则将你废掉。如果官场里头都这么逻辑推理起来了，那就没谁有活路了。

明朝大太监刘瑾，既以有礼品则有人品、官品的正逻辑推理，更以无礼品则无人品更无官品的反逻辑推理，那么，就没谁不遭罪、不遭难了。刘瑾知人论官，都是这样：给他送礼品者，他未必记得住，但没给他送礼品者，他个个都记得牢。他对送礼品有个基本标准，上不封顶，下得保底，最低标准是，地方官如果上京朝觐，得送2万两，方准放回；京官去地方去巡视去旅游去考察干部，回来时得给领导带礼物，无礼品者，得小心官品。正德年间，给事中邵天和去海东盘查一桩盐案。这人面子薄，很怕丑的，不敢向人索拿卡要，回得京来，两手空空。上班时碰到刘瑾，刘瑾说了一句：小邵，海东那地方有甚特产啊？把个小邵吓得尿裤子，赶紧向人借了18300两银子（小邵大概人缘不错，还能借到钱）。兵科给事中周钥去淮南公干回来，视察索钱没索到，回来借钱没借到，计无所出，只好自挂东南枝了。当年被刘瑾“横索金钱，不应”而被遭贬谪的还有学士吴俨、副都御史邵宝、南京都御史张泰等等。

在刘瑾那里，无礼品则没人品，礼品差则人品差，如此推理最为典型的，当是东林党六君子与熊廷弼案。熊在辽东守边，“有辽事以来，再任经略，不取一金银”，却因辽东失事，坐牢房了。这事即或有事，只要给足礼金给刘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坏事是可以变好事的。西门庆礼品一送，坏人就变好人了嘛。刘瑾向其索要4万两，熊氏却舍不得。没礼品给刘瑾，刘瑾自然说这人没人品，于是他反口说熊向东林党的杨涟、左光斗各行贿2万两。顺便说一句，东林党是刘瑾的死敌，不但不向刘瑾送礼品，而且对刘瑾纯粹以礼品论人品升官品进行过斗争，刘瑾对他们恨得牙根痒。熊氏事情一出，刘瑾将两案并案处理！杨、左等六君子被杀，熊被传首九边。哎，我们现在只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万恶的旧社会呢，不跑不送，脑壳异动！

19.从敌对到臣对

方苞考过好几次科举，开张是大吉的，康熙二十八年，他参加岁试，得第一；康熙三十八年，他参加江南乡试，又得第一；康熙四十五年，他参加国考会试，也拿了个第四。一路考去，诚可以蟒袍加身，混个市长、省长干一干，但是此之后，方苞开始走麦城走霉运了。此后一连考了五次，皆是铩羽而归，名落孙山外，叫人好不懊恼！

知识分子对来自体制的挫折，最容易萌发的是牢骚、怪话，是不满，是反对。宋江与吴用之属，在体制内混得不好，深感前途渺茫，索性就上了梁山；洪秀全一连科考数次，连连落第，也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造反了。欲做奴隶而不得，就搞奴隶起义，这是许多人走的人生路线图。方苞到底是个知识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要他占山为王，加身绿林，他可不敢。但是，不拿枪杆子作战，而拿笔杆子作对，一直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自诩自许的使命。这也就是说，很多知识分子，进，可以御用，从而可吃骨头；退，可以造反，从而可立骨气。

方苞开始当然选择的是“进”，但一连五次都是“大才明主弃”。退步原来可向前，他也就选择以退为进的“退”了。方苞反清，是有“阶级基础”与“思想基础”的，他父亲是明之遗民，其父亲好友杜濬、钱秉镫更是在清兵侵江南时弃笔从戎，拿起锄头梭镖与清朝斗争，他内心里当然有阶级仇民族恨。仕进途中蹭蹬不顺之时，他又与清朝搞“不合作运动”的李恕、万斯同多相往来，耳濡目染，不受一点影响肯定是不可能的。他的同乡与老朋友戴名世撰《南山集》，里头“语多狂悖”，“多大逆语”，方苞为之作序。方苞是文章大家，岂不知序是文章文眼？敢于为之作序，自然也体现出方苞的“政治态度”。此时的方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觉得能够赢得节操之生前身后名，于是以“知识分子天然是统治阶级的对立面”之使命而存在。

《南山集》案子一发，方苞的知识分子使命就完成了。康熙50年，一直以做鹰犬为己任的左都御史赵申乔给《南山集》参了一本，康熙把戴名世这一事件作为一个大政治案来搞，戴被腰斩，牵连入狱者达数百人。方苞自然逃不掉，他也被捕入狱，解往北京刑狱，经“最高院”审理，决定“拟斩”。当把审判结果呈报最高领导康熙审定的时候，康熙有根神经被什么触了一下，他就力排众议，刀下留人：“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康熙就这样当了方苞的救命恩人。不但救了其命，而且“连升三级”，把方苞放在身边，当自己的秘书，谓为南书房行走。方苞年老，奔趋佝偻，康熙对他还高看一眼，厚爱一层，特许他“直立行走”，可以在殿内殿外拄拐杖走路，“扶杖而行”。直把这个方苞感动得热泪盈眶乱流一地。

康熙统战成功，从此，方苞也就摇身一变，从康熙的敌人变成了康熙的同志了。方苞也不把康熙当敌人以笔相战斗，而是当救星以歌相唱颂了。康熙把他纳到领导身边不几日，就命他做《湖南洞苗归化碑》，方苞适应能力超强，一下子“转变了身份与角色”，本来是做负面文章做惯了的，一天两天就做起了正面文章，而且一笔而就，文采斐然，甚得康熙赞许，“越日，又命作《黄钟为万事根本论》；越日，又命作《时和年丰庆祝图》”。文章做得特别“主旋律”，让康熙领导赞不绝口：“此赋即翰林老辈中兼旬就之，不能过也。”此后，凡有文章，康熙都首先叫方苞过目，“方苞见否？”或者“视方苞如何？”如此得到领导的器重，让今日之方苞再也不知道昨日之方苞了。他于是作了《两朝圣恩记》，“以志格外殊恩”。格外即殊，殊即格外，这个提倡搞简洁古文运动的方苞，激动得将程度副词乱叠加了。

胡适博士也曾经“以志”过一次“格外殊恩”。末代皇帝宣统家里新装了个电话的玩意儿，他觉得特别新鲜，特别高兴，试着给人打电话闹着玩，他早听说有个“新人物”胡适博士，写新体诗很了得的，于是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叫胡博士到皇宫里去耍一耍。胡博士简直是受宠若惊啊，连忙赶了过去，胡博士在其日记里记载道：一见面，他称我为先生，我叫他皇上。他激动得不得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史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看看，官位都没授呢，就把胡博士感动得一塌糊涂，不成样子了，若是直把他纳编进入南书房去当“行走”，不知道会是一副啥模样。胡适被皇帝召见，是如此激动，皇帝召见胡适呢？是闹着玩的。宣统在其自传《我的后半生》里记载的是：“这里我要提一下在这短暂的而无聊的会面之后，我从胡适与庄士敦写的一封信上发现，原来洋博士也有着那种遗老似的心理。”现在一直还被供奉在自由主义神坛上的胡适，如果当时有机会当遗老，会不会去当呢？没机会当遗老，他就来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了吗？

曾经要杀方苞的是谁？是康熙；曾经要救方苞的是谁？是康熙。不杀了，将其留命了，这就让知识分子的方苞感激涕零，这实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好比是一只猫，把老鼠抓住了，抓住之后不剥其皮寝其肉，放在猫笼子里关着，老鼠就从此把猫当救星以敬礼，这不让人觉得怪异吗？

方苞曾经是清朝的“反动派”，一下子变成了清朝的“革命者”，天天是臣“对曰”，从做反对文章到做廷对文章，从敌对到臣对，距离到底有多远呢？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大概，对于一些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只长反骨，不反骨头的。看起来他们天生了一根反骨，在没有得到使用之前，对统治阶级总是又叫又吠，汹汹然，狺狺然，都是装做一副反暴政反独裁反专制的凛然模样。一旦成为其中一员，一旦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一旦统治阶级给他扔了一根骨头，那么其角色变换比川剧变脸还快，所以说，从敌人到人也许距离遥远，中间隔着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但从敌对到臣对，也许距离就很近很近了，其中只是隔着一碗连混带浊的骨头汤。

20.香水有毒之洪承畴版

崇祯十五年二月，明朝军区司令级首长洪承畴被皇太极俘虏了。本来皇太极可以快意恩仇，“咔嚓”一声把洪司令的头砍下来当足球踢，解解气，这洪司令在战场上杀过他许多兄弟，今日长缨在手，还不剐了他？但人家皇太极立志高远，“久欲蚕食幽燕，并吞华夏”，他觉得最好的方式是用明朝人来推翻明朝，而他觉得推力最大的，非洪司令莫属。盖这个洪司令武功了得，能力拔群，“中原之形势，风俗掌故，了了于胸”。这样的人啊，当敌人是恶敌人，改变过来了，当同志也一定是个好同志。所以，皇太极就萌生了统战思想，打定主意准备把他拉到革命队伍里面来。

但是，洪司令受明朝革命教育多年，政治立场是非常坚定的，表现在：随你怎么威逼利诱，洪司令都表示绝不投降。皇太极请了许多雄辩之士来给他洗脑，想用三寸不烂之舌来动摇洪司令的反清意志，但洪司令“心弗动也”，不但心不动，而且打算搞绝食斗争，“绝粒引吭，誓以死殉”。他一粒米都不吃，还高喊“明朝万岁”的口号，视死如归啊。心胸若是狭隘的，一定是怒从心边起，恶向胆边生，对这样的顽固分子哪能讲仁慈？而皇太极不是一般领袖，他有非常之胸襟。他抱定的一个信念是，革命尚未胜利，统战仍将努力。当然，若是革命胜利了，杀不杀他，到时再说不迟嘛。你洪司令越是不投诚，我皇太极越是生发出强烈的征服欲，非把你摆平不可。所以，他下了统战洪司令的“一号文件”，“有能出奇谋降洪经略者，受上赏”。皇太极起用国家最宝贵的公器资源——官帽子招人来游说洪司令，这可有吸引力了。一时间，满洲各地有志当大官的，都纷纷找来演讲与口才大合集，磨炼舌头，络绎不绝地来与洪司令“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当是时，贝勒、将军、宾客、说士、文武以千计”。一个一个地来做洪司令的思想工作，可是，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无一人来撼得动洪司令对明朝的一颗忠心。

洪司令意志坚决，皇太极更有坚决意志，两人胶着，互相叫板。皇太极相信一条：刀剑摧不垮一个人的意志，金钱摧不垮一个人的意志，但总有一样可以把人的意志摧垮。皇太极终于找到了这东西。他打听到了洪司令有个贴身警卫叫做金升，这家伙天天跟领导玩，最知道领导的爱好与习性。他看到了皇太极颁布的那个“提拔干部”的文件，于是就给皇太极献计来了，他说：“我主人赋性沉毅，爵禄刀锯，弗足动厥志，惟喜女色，满贮金屋，后宫如夫人，不止六人也，苟饰丽佳，婉辞相劝，或足少动厥心乎。”英雄可过生死关，英雄可过金钱关，英雄可过官位关，英雄还可过美人关吗？皇太极听此一计，非常高兴啊，立刻签发关于搞好洪司令统战工作的第二号文件，大意是：为了革命胜利，牺牲一代妇女，是革命之中不可避免的，为了公必须全部忘私，为了国家，请各地广泛征集女兵，接受特殊使命。这个命令下发以后，大家都忙乎了好一阵，可是，不知道是有人“截留挪用”，还是因为当时皇太极那小国寡民地盘小，总是选不出一个足以动摇洪司令军心的人来。“遍选蛮花，无一当意者。”

皇太极由不得长吁短叹，从办公室一路叹气，一直叹到家里头。他老婆看他那么叹气，就嘤嘤如燕地问道：“官人如何叹气？忧何深也？”皇太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把事情给说了一遍，他老婆说，既然这人这么重要，你想统战他，那么，“何不动以利禄，威以刀锯？”皇太极连连摇头，“否否否”，这办法早用了，行不通。皇太极说以洪司令那警卫金升之计，他老婆一下子就不做声了。低头了好久，默口了好久，过一会儿，她就抬起头来，两颊绯红，犹如三春桃花，欲说还休，欲说还休，顿了一顿，还是欲说还休。皇太极忍不住问：“爱卿亦有奇谋秘计，利吾国乎？”这婆娘还是欲说还休，那羞答答的模样真的爱死人啊！皇太极忍不住把她抱在怀里，低语道：“苟利社稷，一切便宜从卿。”这婆娘于是纤纤玉手，拢到皇太极的耳边，弯成月窝形状，“絮语良久”，皇太极开始默不做声，不意，突然站了起来，眼睛血红，怒气冲冲：“你是叫我戴绿帽子吗？”“朕贵为国主，乃为一顶绿帽子压杀耶？”这婆娘顿时受了惊，受惊的女子尤其楚楚动人，她泪眼花花幽幽地道：“主子勿怒妾，妾岂自谋，为国计耳，听否由主，妾弗强也。”看来，这婆娘确实不是为了自己快活，女人给老公戴绿帽子的事情都是背着老公干的，干吗要与老公商量呢？特地与老公商量，肯定是对老公特别有利。这皇太极终于明白了，品德突然之间提升了、高尚了，爱国主义终于战胜了爱情主义。他无比豪迈地想：为了大清皇朝的崛起，让我勇敢地戴绿帽子吧。他于是就催促他婆娘：去吧，去吧，去把他搞定吧。

皇太极这婆娘不是别人，就是后来的皇后孝庄，史称庄妃。她当上皇后后，干上了一桩大事情，奇计屡出，手段百端，使她的儿子福临从众龙子争夺皇位的战斗中胜出，弄到龙椅座位上去了，后来还辅佐了康熙。她的风流韵事一直不少，据说曾经“养小叔子”，嫁给了皇太极的老弟多尔衮。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提。庄妃之所以挺身而出，愿意为革命献身，是她确实有身体本钱。“有殊色，资质浓艳，气体芳馥，见者无不消魂”。她本是一个“牧羊女”，她娘带着她天天在草原上牧羊，人人都想她啊，看见她来了，都把好草地让给她。有一天，皇太极带领队伍在草原上练兵，千骑万乘，夹道争驰，戈矛旌旗，蜿蜒数百里，好一派威风。正在策马驱遣，忽然皇太极的“龙头”被扭过来了，在某山脚下面，有“一垂髫女子，辫发蛮装，容华绝世”，挥舞牧羊鞭子，在那里唱《敕勒歌》，皇太极立刻勒马，被胶水粘住一般，不动了，三魄出窍，六魂出壳，“魂为之荡”，于是皇太极就三下五除二把她给“解决”了，弄到床上来：“解衣之际，态有余妍，低帏妮枕，极甚欢爱，皇太极飘飘若仙，自此不知此身在尘世间矣，由是夜无虚席，出必与俱。”

皇太极想，我婆娘能够征服好色的我，难道征服不了好色的洪某？天下好色男人都一样。所以，他就为了“国家”，咬着牙齿，咽下这口恶气，打发自己婆娘往敌人的床铺上去战斗，去开辟“第二战场”。这婆娘确实十分了得，既有色，又有勇，特别是还有谋，在男人的战场，是个特别优秀的好战士。

这庄妃，首先打扮一番，淡抹浓妆，恰到好处，袅袅娜娜，莺声燕语，吹气如兰，腋下胸前，洒了一些名贵香水，来到洪司令的牢房里，见洪司令果然一条汉子，脸上全是忠臣状，眉头一副死士相。这庄妃口未动，目先动，先用勾魂目光来对接洪司令的目光，洪司令有点酥麻，却是酸溜溜地道：你来干什么？你是来劝降的吧？我不吃这一套。一上来就堵口，果然是英雄模样。庄妃自有婉转，她说：听说先生准备死节，小女子敬佩不已，女人景慕英雄，自古然也。但听说先生打算绝食而死，绝食可不好玩哦，得折磨七八天才能去见明太祖老朱朱元璋，这么长时间多么难熬，“饿火中烧，心绪潮涌，头昏目眩，其苦者有百倍于死者”。这番话说得洪司令默不做声。这庄妃继续说道：先生不是要求死吗？饿死也是死，毒死也是死，毒死不是更痛快吗？说着，端了一壶呈上来：这是我小女子给您熬的毒药，“先生若畏死则已，若不畏死，请尽此壶！”这一激将真把洪司令的英雄气概激发出来了，他“连呼好好好，接壶狂吸”，有美人在旁边，洪司令把英雄气表现得太急了，“流急气促，不禁大吐”，把那毒药喷了出来，喷到美人的薄露羽裳上了，洪司令就“自惭孟浪，冰霜老脸，不禁飞上红云”。这样子死，真是死得太狼狈了啊，洪司令自己都害羞起来了。

这回轮到庄妃占据主动了，说了许多体己话，比如她说：先生，你死是死了，死得很痛快，可是，您家娘子可怎么办啊，“其知深闺少妇，秋月春风，梦想为劳，此境此情，其何以堪？”这可说到洪司令的心坎上了。洪司令没什么别的嗜好，就是爱女人，他的贴身警卫都说了，他除了老婆之外，另讨了不止六个小婆娘，他若死了，这些婆娘归谁去呢？洪司令长叹一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庄妃估计是学心理学的，她三言两语就让洪司令钢铁一般的意志开始崩溃。这庄妃乘胜追击，继续说：“先生身后，亦有遗语与家人否？我二人既已相遇，青鸟之职，后死者责也。”洪司令，你要死了，应该给家人留份遗书吧，财产应该怎么划分，那么多的老婆转嫁给谁为好？我给你当邮递员吧。说到这里，这洪司令已是老泪纵横，泪珠子不停地往下掉，“承畴闻言大戚，泪出如珠”。看到洪司令这么多眼泪那么掉，这庄妃款款碎步，从怀里掏出香帕来，走到洪司令身边，给洪司令揩眼泪，“胡后手绣帕代为揩拭”。这庄妃十指纤纤，粉嫩滑腻，她还在胸前腋下洒了许多香水的啊，此时都散发出来了，真的是香水有毒啊，“脂香粉气，馥馥袭人，承畴心不觉大动”。而恰这时，庄妃有意无意间，那手触到洪司令身体的某处，“觉肤滑如脂，柔若无骨，斯时也，几自忘身为楚囚矣”。于是这一夜，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是夜联床共话，引臂做枕，洛浦巫山，其乐无极”。两人鸳鸯琴瑟，颠之倒之。一个是敌人那边的，一个是我们这边的，搞了一回联欢活动，一起过了一个特别周末。直到次日凌晨，洪司令依然奋勇，比跃马扬刀厮杀战场还有精神。洪司令自己觉得特别怪：喝了毒药，一天了怎么还不死呢？庄妃吃吃笑：先生，小女子给你喝的你真以为是毒药吗？那是千年老参汤，滋阴补阳，效果看得见吧？

“次日，大明国经略大臣，竟与胡后连袂朝清帝矣。”

关于“连袂朝清帝”的时间问题另有说法，有人说，不是“次日”，而是“第四日”，持此论者认为，洪司令是明朝很有气节的英雄，一直是很硬挺的，不至于一时半刻就被女人弄得那么软塌塌。想必持此论者，大概是明朝遗民吧，让“大明国经略大臣”多坚持三两天，多少能给明朝争点面子：我们这边的人不是一天就投降的，坚持了三天呢！可是，老参汤固然不是伟哥，不那么立竿见影，但香水有毒，香水之毒力比毒鼠强还毒，洪司令中毒之后，马上发作，那是极有可能的。何况洪司令关在监牢里，关了那么久，突然之间，碰上了带香水的庄妃，激情之下一泄如注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是相信洪司令第二天就“朝清帝”了的，这不是我不相信洪司令的革命气节，而是谁都不敢不相信香水之效力。

21.非典型性文字狱

明朝才子解缙，其才气恐怕是可以放在列朝列代才子中间去比试的。解才子天资异常聪颖，出口成章，援笔立就，造语奇崛，滑稽可喜。人聪明，其功名也早。其生于洪武二年，即1369年。洪武二十年，即1387年，得中江西乡试第一，次年，又中进士，其时仅虚岁20。据说他写几万字的稿子，不需起草，也不要修改，刷刷刷刷，倚马可待，所以得到了“爱才若子”的老朱“高看一眼，厚爱一层”，老朱经常把解缙带在身边。老朱对文人一直是没什么好感的，他不知制造了多少文字狱，独对这个解缙，天威顿霁，和颜悦色，恩渥备至，无限慈爱，谱写的君臣“情爱佳话”，让朝野侧目，文人妒羡。据说有一次，解缙写诗，老朱在旁边给他濡砚磨墨，端着砚台“伺候”着解缙，“服务工作”做得特别细致而殷勤。皇帝，特别是这个老朱，来给文人当“丫头”，容易么？但老朱给他当了。老朱曾经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则父子。”前句说的是“公关系”，后句说的是“私关系”。在官场里头，有“公关系”不足为奇，有“私关系”才是好关系，才是关系好。

历史屡次证实了一个政治与文学“定律”：一个在文学上最显聪明的人，往往在政治上是最愚蠢的人，解缙也是如此。解缙写过许多“拍马屁”的诗词，如解缙与老朱一起钓鱼，解缙钓了一条又一条，而老朱一条也钓不到，解缙就做诗云“万岁君王只钓龙”……这些“拍马屁”，表明了解缙对“文学”如何在“政治”里生存，有些“低层次”的技术智慧。但这些拍马屁究竟也只是“闹着玩”的，文人的骨子里头其实更着意于“经天纬地”，更在意于“济世安民”；如果说在以文学讨好君主这个层面上，文学与政治是相成的话，那么到了文学经济国家这个层面上来了，文学就往往与政治是相反的了。文学与政治往往就是这种“相反相成”的关系。

在老朱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则父子”这话的时候，老朱其实是在给解缙“挖陷阱”了。老朱说这句话的背景是：老朱准备摆姿态搞一下“民主”了，他“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于是召开了一次“民主生活会”。谁知道老朱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老朱动辄“喀嚓喀嚓”杀头，把人给杀怕了，谁也不太敢提什么意见的。看到“冷场”，于是老朱就对解缙说了这句“掏心窝子”的话。文学上聪明一世的解缙到了这个“政治当口”就犯晕了，他不知道“民主生活会”其实就是“民主表扬会”，只不过这种表扬应以“文艺方式”进行。解缙不懂，他就“来真的”，发表了一通“时评”：“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这话几乎是全盘否定老朱之治国政绩，直指老朱暴政独裁，滥杀无辜。这，是实话，是真话，可是在老朱这里能够说实话么？能够说真话么？

按老朱的一贯脾气，如此诋毁革命领袖，那是格杀勿论的，老朱搞文字狱那是他的老本行，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时候的老朱脸上表情是不气不恼，而且是一脸的笑，其内心呢？哼哼！哼哼哼！解缙这话是以文字的形式写的，本来是可以文字定狱的，但是老朱对解缙的处理与以往大不同，以前是非叫人“洒热血”，老朱这回的方式是“冷处理”，从此对解缙不冷不热，将他打入了冷宫。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借口解缙的父亲已经八十有余，无人奉养，将解缙“免职”了，并且“充满关怀”地对其父说：你的儿子“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学，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解缙是“大器晚成”？他分明是“早慧早熟”！所谓“大用未晚”，说得多好听啊，分明是不用了！朱元璋至终，再也没起用过解缙。

如果说文字狱是一种“狱”，那么老朱对解缙的“处理”实在不能叫做“狱”，没做什么“案件”来办。在以前，老朱的文字狱就是杀人，以这标准来看解缙以文字惹祸，解缙真够不上文字狱，但是，解缙这文字没给他造成什么影响吗？你看，他的政治前途因此而毁了，这不叫“影响”那什么叫做“影响”呢？因为文字而改变了命运，是另一种文字狱。凡是因为文字而被别人改变了命运者，也应该算是文字狱。命运，命运，命是运之根，运是命之花，命是运之花，运是命之果，只有根而无花，只有花而无果，那不惨么？一个人如果只有命而无运，那也殆同于无命，特别是对于“学而优则仕”的古代文人而言，更是如此，人家悬梁刺股，为的是啥？不是仕途么？而仕途给断了，真是要命。

严格说来，以流放、杀头为特征的“文字狱”其实是一种极端，而以冷淡、冷场、冷待、冷宫、冷冻、冷处理、冷板凳为特征的文字狱才是常态，也是统治阶级用得最多的。他们运用这种方式付出的道德成本最低，谁能够对此说三道四？杀了人头，那历史肯定给他“记一笔”，就会遗臭万年；他没杀你，甚至没给你任何“处分”，你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连诉说的机会都没有，你奈其何？你用“文字”给我难堪，我把“官运”给你截断，你到哪里说话去？考诸历史，这种“杀运”的“文字狱”可能比“杀命”的“文字狱”更多，更真正富有“典型意义”。比如东汉的董仲舒，大思想家啊，他常常以儒学“讥刺时政”，汉武帝对他就很不“感冒”，本来董氏有“帝国之相才”，但却只给他一个“藩属之相”，而现在几乎无人说汉武帝对董仲舒使用了文字狱，这就是“领导英明”啊！以“不才明主弃”而终生无“官运”的孟浩然；以“且去填词”而大半辈子晃荡于青街柳巷的柳三变，都可做如是观。其他因为没有“突出的”文字狱事迹而记入历史却以文字而导致终生没有走上仕途者，更不知凡几了。不让解缙“遭罪”只让解缙“遭弃”，对于老朱而言是“非典型性文字狱”，但以整个历史来看呢？这种状态的文字狱并非“非典型性文字狱”，而是“典型性文字狱”了。

22.交通事故引发的政治血案

马掌钉的故事说，覆灭一个国家往往只需要一只马掌钉。一头战马的马掌钉没钉好，就让马摔筋斗，马摔筋斗就让一个将军丧命，将军丧命就失去一场战争，失去一场战争就可能覆灭一个国家。这话确实是的，发动一次世界大战只需要一根导火线；发动一次震动全局、影响历史的大事件往往也只需要一个小案子。明朝朱元璋杀胡惟庸，不但“举国震惊”，而且改变了千年皇权与相权相反相成的政局，其起因却只是一个马掌钉。

洪武十五年，宰相胡惟庸的公子哥儿开着“轿车”在皇城里到处兜风，不管红灯绿灯一路撞去，“轿车”加速又加速，加到了最大码，结果失控，撞到了没来得及“回避”的另外一辆马车上，赶忙送“急救室”，刚到“医院”，公子也就呜呼哀哉。这本是一个平常的交通事故，但是由于事故中的一方非常不平常，是宰相的崽，宰相府里奴才都三品官，何况是宰相的崽？胡惟庸不管三七二十一，责任都没划分清楚，绕过“司法程序”，判了“肇事者”的“死刑”，乱棒把对方给打死了。朱元璋听说后，把胡惟庸喊来问情况，胡某大“诉衷情”，说自己是“老革命”、“开国功臣”，老朱一句话也不说，胡某最后搬出一招，“请以金帛给其家”，二十万或者再加一点买他的命，不行吗？老朱整个场面一直不说话，最后才说一句：“杀人者偿命。”

这个“交通事故”就这样酿成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个“政治大事件”。朱元璋从这里大开杀戒，前前后后花了十几年的工夫，把战争时期“深挖洞，广积粮”的经验改造成“深挖洞，广罗织”的“司法原则”，见一个逮一个，逮一个杀一个，累积杀了三万来人，并趁机端掉宰相府，把宰相的权力全部上收，一切权力归老朱。

自然，这个案子，交通事故只是“导火线”，这里有着特别复杂的“政治背景”。老朱对这个案子的定性绝不是定性为“交通事故”的，任何一个“交通案”或者其他民事刑事案子都不容许杀那么多人。能够杀那么多人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战争；一是政治。老朱在这里运用的是后一种。老朱给胡惟庸的最后定性是“谋危社稷”，就是“谋反罪”，这是不可赦免的十大恶罪之首，以这罪名杀人，杀起来才特别顺手。

由于这是一个从“民事案”转“刑事案”，再由“刑事案”转“政治案”的，这么转来转去，把案子转得特别扑朔迷离，使得后人对此各说各话，“同一案子，各自表述”。但大家对这个案子的“政治性质”都是认同的，都不认为这只是一个“交通事故”，而是有强烈的政治因素在里面，这个政治因素就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其主要分歧就在于胡惟庸到底谋没谋反。有人说胡惟庸的案子说是“谋反”纯粹是“冤假错案”，这里仅是皇权与相权斗争；有人说胡惟庸谋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老朱不是不应该“反胡”，其主要错误是把“反胡扩大化”了。其实不管这案是皇权要夺相权，还是相权要夺皇权，都是狗咬狗的事情，权力内部之间的斗争，有什么好事么？有什么对与错么？

许多人现在对胡惟庸充满同情，我们对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往往充满同情。其实胡惟庸是什么好玩意儿么？非也。他早年跟随老朱打江山，也算得上是开国功臣，“涉历艰险，勤劳簿书”，但这人革命目的是并不怎么高尚的，无非是“拉下皇帝马，我来当皇帝”。他为人十分阴鸷，特别喜欢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搞小圈子，搞大宗派。革命胜利以后，他当的是“外放之官”，对这种“分赃”颇有不满，在当地方官时，大肆搞贪污腐败，贪老朱的钱来买老朱的官，送了当时宰相、淮南老乡李善长300两金子，由此调任京官。到了领导旁边，极尽阿谀之能事，使尽浑身解数巴结朱元璋，什么时候都是手捧“朱宝书”歌颂老朱：“晨朝举止便辟，即上所问，能强记专对，少所遗，上遂大幸爱之。”他表面上一套，背面又一套，利用宰相之机会，极力拉拢文官武将当他的狗崽子。老朱如果对某人“打压”，他就暗地里与其通好，使其人对他格外感恩戴德，心甘情愿当他的马前卒，这样拉拢了一大批人在他的名下。他同时极力打压他的政敌，对刘基狠下毒手，趁刘基病重之机，派医生放毒药，将一代名臣毒杀了。在宰相位置上，他积极扩权，使老朱的一把手地位有点晃荡。他更在暗地里拉死党死士，准备篡“朱”夺权，“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堕死马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胡惟庸造反是迟早的事，只是交通案子一发，让他提前罢了。老朱的眼睛是特别毒辣的，这点小伎俩，他当然看得破，于是老朱盯住胡惟庸的后背找机会，胡惟庸的交通案子一发，他就发起了反攻。

这里有谁是谁非么？为权力而你争我斗，不是你搞死我，就是我搞死你，这里有什么谁对谁错可言？老朱搞赢了，老朱继续当皇帝，胡惟庸搞赢了，他会改变“家天下”的体制么？他会“民主共和”么？他会搞“三权鼎立”吗？他会“制度创新”么？纯粹是他来当皇帝而已。朱元璋是暴君，胡惟庸是乱臣，对暴君我们固然痛恨，对乱臣又有什么值得同情的？为大家的民权而斗争，我们大家应该誓死拥护；为自己的皇权去争斗，我们看把戏得了。

中国古代历史有一个独特的“景观”，那就是杀开国功臣。这个问题特蹊跷，为什么老是在开国时杀呢？是因为开国帝王是从杀人游戏里头玩出来的，所以对杀人杀上瘾了么？其实原因不是那么简单，他们对战壕里的战友痛下杀手，是事出有因的，其中的一大原因是那些“功臣”都是“能臣”，都是“英雄”。老子是枪林弹雨里面干出来的，老子吃的是真本事饭，老子打下江山凭什么让你来坐？他们对“胜利果实”如果分赃不均，特别在乎，恰好手下又有一班人马，所以是很容易来造反的。而建国以后则不同，你是怎么起来的？是我提拔起来的吧。我一纸任命书，可以把你提起来，我一纸撤职文件可以把你搞下去，你有什么皮可调的？开国皇帝可能找不到打仗的，建国皇帝找不到当官的么？对刘邦、朱元璋起身草莽的皇帝，对他们不服气的更多，所以刘邦他们杀人也就最多。赵匡胤不杀人是个特例，其实这个特例之外另有特例，因为他用人近乎开国皇帝那般用人罢了。老赵黄袍加身，一夜之间当上了皇帝，那手下的将领是出生入死打出来的么？是他平时提拔起来的。若是靠拼命拼出来的，会不会如此听老赵的话，打发叫花子一样用几个钱打发了？不给权力以分赃，能不能让那些大将那么听话？不好估测。

所以说，开国皇帝杀功臣的事情，很多是说不清楚的，更多的是，这里边没有是非，只有成败，或许以现代眼光来看，全都为“非”，没一个是对的。对暴君当然要保持批判，但对乱臣也用不着同情。为什么？因为大局既然已经稳定，你干吗还来挑起事端？从战争的废墟中走了出来，应该想的是“生产什么，消费什么”，是一心一意去抓“经济建设”，你却还想着“推翻哪个，取代哪个”，仍然去搞“阶级斗争”，如果你挑起事端，杀你也是活该。杀“功臣”只是“控制在内部”，“内部解决问题”是混乱政局相当经济的解决路径，总比让百姓被卷进来要好得多吧！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胡惟庸真的起来造反，那刚刚喘口气的百姓还有活命么？朱元璋肯定不服气，他吆喝一声“老子再上山去打游击”，你以为是朱元璋与胡惟庸单挑么？还不是拿平民子弟的命去打仗！胡惟庸上台了，他不搞清洗？他那么一个阴鸷的人，靠那样的手段上台，他不清洗行么？朱元璋与胡惟庸实在是狗咬狗的事情，比起狗咬人来，我们社会为之支付的成本最低。只要没咬着人，没咬着百姓，没让社会再卷入战争，权力与权力狗咬狗骨头，由他们咬去吧。

如果把权力比做狗，公民称为人，那么会有这样四种状态：人牵狗，狗咬人，人咬狗，狗咬狗。人与狗之间，最大的道理当然是人牵狗，人民与权力互相制约，相安无事；其次，人咬狗当然也是好的，人民站起来去推翻恶权；最坏的情况是狗咬人，权力欺压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比起狗咬人来，让狗去咬狗，情形要好一点吧。

23.解缙之横死与杭世骏之暴卒

明代文人解缙之死与清代文人杭世骏之死，除了有一点不同之外，其他“情节”几乎雷同。解缙是横死在冰天雪地里，杭世骏是暴卒于寻常床箦上。但是，两人之死有太多的类似之处：都是属于文人的“非正常死亡”，都是因为皇帝的“惦记”，都是因为向皇帝“朽言乱上”，都是因为犯了“妨害皇帝快活罪”。

解缙曾经因为对“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传统没有“深刻领会”，只是单单对朱元璋同志搞“批评”，所以被老朱打发回老家去“反思”，面壁思过，闲挂在家。这一挂就是十来年，直到老朱终于“千古”，才“发挥余热”，再入朝廷。可是他十年思过是白思了，一点长进都没有，先是“趁皇帝外出之机私见太子”，被戴上了“无人臣礼”之帽子，被贬逐“督饷化州”。一贬而再贬，应该识趣懂味了，而他的文人脾气顽劣不改。“戴罪之身”本来是“剥夺政治权力N年”了的，他却还要搞“政治”，在化州又上书，请用数万人凿通赣江以利南北交通。对于“犯人言政”，明成祖气不打一处来，立即下令将解缙解归京城，严刑伺候。大概是皇帝手下人对“领导意图”领会不够，“法院”的“法官”对解缙判的是有期徒刑，而非死刑。永乐十三年，锦衣卫把在押“政治犯”名单递给皇上审阅，明成祖在“花名册”上看到了解缙居然还活着，于是就问了一声：“缙犹在耳？”于是锦衣卫的头领纪纲马上就对解缙进行“处理”，用酒把他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将他拉到荒山野岭，用积雪将其活埋，纪纲回去回答皇上，“缙不在了”。

清朝的杭世骏也是这么死的，也是皇帝问了一句：“杭世骏尚未死么？”于是这个杭世骏就“是夕卒”。

杭世骏与解缙之死的“近因”都是因为皇帝直接过问其“生死”，而其“远因”也是相同的，都是因为给皇帝上疏添堵。杭世骏被乾隆抬举提拔，当上御史那年，打算建言以建功，洋洋洒洒，下笔“为五千言”，其中有一条云：“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我打江山你来坐？人家是满人“打下的江山”，要你汉人来享受？简直是“篡位夺权”。乾隆大怒，“是日旨交刑部，部议拟死”。有一人出来保奏，说他经常“发癫”，是个“神经病”：“是狂生，当其为诸生时，放言高论久矣。”乾隆于是放他一马，给他做了个开除公职、开除工作的“双开处分”，让他回家“自找职业”，自谋生路去了。杭世骏倒是个快活人，他“奉旨回家”，放下身段，当上了“破烂王”，开了一家“废品收购店”，专门做破铜烂铁的买卖，日子过得倒也优游自在。

乾隆一生有六下江南来“画圈”的壮举。乙酉年，乾隆南巡，忽然想起因自己“皇恩浩荡”而被“免死”了的杭世骏，想看看他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于是将他召来，嘘寒问暖道：“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为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而卖之。”乾隆顿时不知道哪门子高兴劲上了脑门顶，大概是将读书人弄得去“练地摊”也是一种皇权乐趣吧，于是他无比高兴地亲自手书：“买卖破铜烂铁”之匾，以此赐给杭世骏。别误读了，乾隆手书这六字，并非“意义深远”，鼓励与提倡搞“市场经济”，而是对读书人“戮心”而已，从精神上压垮读书人，他是从其爹雍正那里学来的。雍正在戴名世的门楣上手书“名教罪人”，乾隆在杭世骏的店楣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其意一也。

也许杭世骏确实很笨，他没有领会乾隆的真正意思，他把这六字题词当成了“奉旨买卖”，此后活得更起劲了，买卖做得更大了。乾隆本来想羞杀他，他却得意得很，这不严重背离了领导意图、公然与领导“唱反调”么？过了几年，乾隆再下江南，杭世骏主动去“迎驾”，杭氏也许是这么想的：曾经皇上题词叫我搞“市场经济”，我现在把市场经济做大做强了，得向皇上汇报去。所以他没经皇上召见，自己跑来，把名片递给“秘书”，“秘书”把名片递给乾隆，乾隆特别惊讶，那年想羞杀杭世骏，难道没有羞杀死？“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拒不相见，所以这天杭世骏“返舍，是夕卒”。

解缙之死，死得比较明白，是活埋的，杭世骏之死呢？是一笔糊涂账，是吓死的？是羞杀的？是得脑溢血死的？还是被皇上以药“赐死”的？不太清楚。死个把人，算什么大事呢？没有谁对此有什么兴趣，他死了也就这么死了。只是解缙之死与杭世骏之死特有意思。有言曰：不怕贼来偷，只怕贼惦记。那么，这两文人之死，是不是不怕皇帝来“偷”，只怕皇帝来“惦记”呢？

如果说先前的解缙与先前的杭世骏犯了“文字狱”，合该“贬谪”或者“双开”，那么已经坐牢的解缙与已经双开了的杭世骏又犯了什么罪呢？皇帝为什么非得让他们非死不可呢？也许他们都犯了一桩任何“法典”上都没有但帝制社会一直都存在的一条大罪吧，那就是“妨害皇帝快活罪”。皇权，说到底就是皇帝的快活权，他搞一言堂，为的是他个人无限快活。这妨害皇帝快活罪的特征是，经常让皇帝闹心啊，经常给皇帝添堵啊，经常让皇帝耳中不清净有扰“圣听”啊……解缙活着，在狱中又上书，怎么办？把他给杀了，那就彻底舒服了；杭世骏呢，乾隆本来是想让他活得生不如死的，他居然活得那么快乐，这不让乾隆大不爽么？自然，乾隆也就非叫他死了不可。天下都不能快乐，只有他才能快乐，不然他当什么皇帝？

这就是说：只要有皇帝在，谁也别想快乐。

24.最牛政治暴发户最可怕

史上最牛政治暴发户是谁呢？刘邦是亚军，朱元璋应该说是冠军。刘邦出身浪荡汉，整日里东游西荡，偷鸡摸狗，欠下人家的酒债耍赖不还，天天到别人家里蹭饭吃。就是这么一个下三滥的货色，居然通过打打杀杀，朝为烂崽，暮为皇帝，算得上是大暴发户吧。而朱元璋呢，出身更惨，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穿的是百衲衣，吃的是千家饭。人家刘邦多少还是“联防队的队长”、“派出所的所长”，朱元璋只是一个叫花子，只是一个小和尚，经过“经营人生”，坐直升飞机升到了权力的顶点，算得上特大暴发户。比较起来，刘邦是股级干部登的位，朱元璋一般干部都不是，所以说，如要评比政治暴发户，朱、刘为冠亚军应无争议。

有人讲，兔死狗烹，开国皇帝大杀开国功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带规律性的“定则”。既然称规律为定则，应当验证所有开国君主，但是考诸历史，未必如此。比如秦始皇，也是个暴虐得很的角色，他大杀儒生，但好像并没杀功臣；唐太宗的帝位来自他爹，但他也算得上开国君主，他开了杀戒，却没杀什么将帅，他杀的是自家兄弟；宋朝赵匡胤黄袍加身，对掌握兵权的人特别忌恨，可是他用的法子不是带血淋淋的刀，而只是醉人熏熏的酒；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靠十三副马甲起身的清朝“缔造者”，他们对一个战壕里战斗的“战友”好像还算“善待”的，没有挥舞砍刀向战友们的头上砍去。

真正玩“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能够称得上典型的，大概是刘邦与朱元璋了。而有意思的是，刘、朱两人从“跳级”上来讲，刘是亚军，朱是冠军。而对应的，从杀功臣来看，刘也只能屈居亚军，朱应该是勇夺冠军。刘邦封了八个“异姓王”，他杀的只有韩信、彭越与英布，其他的好像没杀多少了；朱元璋呢，真正是大开杀戒，第一谋臣刘基、第一功臣李善长、第一战功蓝玉，还有徐达、胡惟庸等等，一杀就是一万甚至三五万。据说，在朱元璋的开国元帅以及将军级系列里，最后只剩下汤和一人没被杀掉。

这里也许挺耐人寻味的，是不是在开国帝王中存在一个杀人的“递次效应”呢？也就是说，级别“落差”，“升差”越大的，杀功臣的可能性是否就越大？唐太宗当皇帝之前，近乎准太子，“升差”好像不大，所以他不向群臣祭屠刀；宋太祖赵匡胤级别低一点，但人家也是将军，虽然没杀臣，但都把他们的兵权给削夺了；成吉思汗没直接建立元朝，但也算开启元朝的“大汗”；努尔哈赤也是大清的“皇考”，看起来这两位“蛮夷”是起身草莽，但人家在当开国之始祖时曾都是部落首领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起点”与刘邦、与朱元璋比较起来，怎么算都是高的。地位“升差”小的，杀功臣就越少，地位“升差”大的，杀功臣就越多。唐太宗几乎没杀，“境界”最高；宋太祖没杀，却把人家的权力全“缴获”，“境界”自然次之；元与清，提着功臣的头祭了“社稷神器”，但不算典型，境界又次之；等而下之的是刘邦；等而下之的是洪秀全，再等而下之将杀开国功臣推向极致的是朱元璋。

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刘与朱是政治暴发户的缘故吧。

最少要百年才能慢慢成熟的老龟被一针激素催熟，那基因自然变异；三代才能打造一个绅士，而一夜之间由流氓催熟为帝王，那德行自然变态。大凡暴发户，其行状总是怪异的。你看那些经济暴发户，一旦由穷光蛋摇身一变为大款爷，那行为、那做派、那举止总是那么乖戾，总是那么嚣张，总是那么不可一世。看起来是那么自傲，其实是因为骨子里太有自卑情结，总是害怕人家将他“两脚儿根底从头数”。因为人家过去的地位比他高，优越感比他强，他总觉得别人瞧不起他，所以他们就要通过大肆挥霍、大肆烧钱来树立自己的威严形象。政治暴发户与经济暴发户的表现形式不同：一为“烧钱”，一为“烧人”，而其心态则一。陈涉看到过去与他“一起放过牛，一起打过柴，一起在灰里打过滚”的伙伴直接呼他小名，他就不讲客气动刀子。过去的惨痛经历是他的“烂疮疤”啊，他当然不可让人来揭。更重要的是，作为政治暴发户最忌讳的是让人瞧不起，瞧不起就没威严、就没权威、就没尊严，进而有禁难止，有令难行，“你过去比我差多了，叫我听你的？没门！”

而最最重要的是因为失去了权威感，所以不服从者的不服心态就膨胀，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更容易萌生：他算什么？小时候给我提鞋子的呢，小时候到我这里来蹭饭吃的呢，小时候到我家里讨过米的呢，他都能当，我为什么不能当？你即使不这么想，皇帝也会帮你这么想，这就是猜忌。皇帝这么一猜忌，你当然就没命，但是皇帝不这么想，有人也确实会这么想，那不是“猜忌”，那是实实在在的“造反”，那就是真的杀了你的头不冤枉。一般而言，人家坐稳了皇位而自己当稳了奴隶，那夺权的心思少一些。人家皇位没稳而自己的奴隶地位可以摇一摇，很多人就选择摇晃，这就是杀功臣的事情总是发生在开国时节的原因吧。“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捉住，白什么改了名，换了姓，唤作汉高祖。”人家通过努力当上了“汉高祖”，只因为人家过去是“刘三”，就动心思要去把人家“揪捉住”；过去没掌握权力，要宰要剐都由你，现在人家是皇帝老子啊，你还蔑视人家，那对不起了，现在轮到我来杀你。

政治暴发户最牛的做派后面其实是最熊的心态，他自大狂的信号强弱对应的是自卑感的强弱信号，而其自卑感的强弱对应的是什么呢？也许是功臣以及社会的“敬从感”的强弱吧。你出身原先越高，我越是服从，你原先出身越低，尽管现在在我之上，我也不服你。是真的吏不服吾威而服吾能吗？恐怕更多的是吏不服吾能而服吾威。对有能力而出身低的，许多人未必服气，常常摆出的是一副俯视的尊容，但对那些出身高贵却有或没有什么本事的，有些人就为之莫名折腰，低声下气地缩下自己的身躯来仰视。阿Q穷得裤裆都无遮拦，但要攀老祖宗，“我曾经比你阔多了”。连阿Q都知道要靠虚无的“高地位”来拿腔拿调抬高自己，其他人此种心态不是更强烈么？卖草鞋的“大耳贼”刘备没搭上阔祖宗就没人理睬，一说是“本朝中山王刘胜之后”，就振臂一呼，云集响应。在特别看重出身而不太看重“能力”的年代，刘邦与朱元璋那心中的“自卑感”是谁也难以体会的。你瞧不起谁也不能瞧不起皇帝。他看你瞧不起他，他就会想到你要夺他的江山呢。是可忍孰不可忍！结果呢，他有刀，他的办法就是杀！政治暴发户的这种“暴发心态”或许植根于咱们国民的“劣根心态”吧，当政客的“暴发心态”碰上了国民的“劣根心态”，那情形也就十分可怕了。

25.红袍加身

水浒英雄的成长史是一部逼上梁山的“革命史”，整个农民起义，可以概括为官逼民反。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具体至个体革命，却是气象迥异，情形复杂多了，有的是生活困窘所逼，如阮小七；有的是贪官污吏所逼，如林教头；有的是官司命案所逼，如武二哥……这种种所逼，都可谓是在“反革命者”的反动统治下所逼反的，例外的是杨志。

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生活虽有起伏，日子还算过得去，他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武官，只因为花石纲遭风打船翻，自忖难以回京赴任，有点心灰。后来得知朝廷拟将宽大为怀，并不追究，感念“皇恩浩荡”，便又“收得一担儿钱物，讨回东京枢密院再理会本身的勾当”。又生波折，被高俅“一笔批倒”，但被梁中书赏识，“留在前厅使用”。道路曲折，前途倒也光明，因此，杨志对自个儿前途充满信心，“早晚殷勤听候使唤”，从没有萌发扛枪上梁山的“革命意识”。在教军场上“争功斗狠”，在押解生辰纲途中“恁地逞能”，“德能勤绩”都很突出，“政治表现”也十分好。没想到吴用策划“七星聚义”智取了“生辰纲”，使这位杨提辖有主难奔，有国难投，最后被逼上梁山，落草为寇，使这个大宋体制内的“忠臣”反向成了大宋体制外的农民起义英雄。如果说，林冲等好汉是被“反革命者”百般逼迫而走上“革命”道路的，那么杨志却是被“革命者”胁迫而违心走上这条道路。他投身革命，既非自觉，更非自为，缺乏革命的信仰与思想基础。不想成农民起义英雄而终于成了农民起义英雄，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人生命运有时真的难说清楚。

“水浒”是小说家言，杨志这个人物说不定是假的，但清末民初的黎元洪却是真的。

1911年的辛亥革命，意义载之千古而不朽，但故事发展却有点喜剧味道。广州黄龙岗起义前夕，黄兴派同盟会员谭人凤到武汉发动革命。是年农历八月十八，起义军在汉口一个秘密地点装配炸弹，有人在旁边抽烟观看，不小心，火星溅到炸药上引发爆炸，致使泄密，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搜查革命党人。无奈之下，起义军在当天下午仓促决定在是日午夜零点举事，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但派往南湖炮队的信使中途遇阻，延误了时辰，其他革命党人无法响应，使清廷因此抓住时机大肆捕人，30多名革命骨干束手就擒。革命遭到如此打击，连瑞澂都觉得“事情已经摆平”，高兴得电奏清廷请功“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俄顷”之间破了大案，能不狂喜？然而当夜，炮声又响了起来，湖北新军第八营党代表熊秉坤下令“晚上7点发难”。时辰到际，有位仅为班长的金兆龙持枪以待，被查铺的“排长”发现，大叫一声：“你想造反？”金“班长”便大喊：“各同志再不下手，更待何时？”武昌起义就这样爆发了，并取得了成功。

然而马上得天下易，马下治天下难。武昌起义的领导者，职别再高也只是一个“营级干部”，哪有声望镇得住阵脚？如何安民？谁来稳局？武昌起义的组织工作确实有漏洞，原来推定的总理和总指挥都不在武昌，群龙连首都没有，却这样惊天动地地舞了起来。然而既已起舞，开弓没有回头箭，就必须推出一个有一定威望的人来，大家议来议去，决定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统领革命。

黎元洪时任清政府湖北新军协统领，是清政府“武汉军区”的“副司令员”，长于治军，在军界还算有点声望。但此人满脑子封建思想，视革命为洪水猛兽，是坚决反对革命的。武昌起义爆发当晚，他得知“兵变”消息，二话未说，手一挥，派兵前往镇压。革命党人周荣棠奉命前往其部下策反，不幸被他抓住，他恨之不已，亲自行刑，亲手将周氏斩杀！后来其“司令部”被革命军攻占，他只身逃命躲藏，被革命军搜寻着了。而让他想都想不到的是，这个沾染革命党鲜血的黎元洪却被革命党推荐为“革命领袖”，要他当中华民国政府鄂军大都督。这是一个“谋逆者”的职位，黎氏哪里愿意，怎么也不肯上任。革命军拿出一份安民告示叫他签字，他吓得舌头打卷，“莫害我，莫害我”。他此时哪里想到革命会成功？若不成功，他在清政府的红翎子戴不上了，不但红翎子戴不上，恐怕连戴红翎子的脑袋也戴不上脖子了。而革命军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枪逼着他：“你这个满清大官，本该杀你祭天，今日不杀你，反举你作都督，为何不干？”革命党人李翊东抓过笔来，代黎在告示上签了字，抄写多份，广为贴发，武汉居民争相观看，不胜惊讶，“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民心始定，而湖广总督瑞澂此时躲在长江湖面上，原想反攻的，听说黎氏也是革命党的都督，只好绝望而逃。

黎元洪被迫当上“革命党”，其实还在观望徘徊，不开口不管事，甚至不吃不喝做“绝食斗争”，后来勉强从了命。黎氏此时所想，觉得这种被逼革命，是有利于个人进退的。革命如果成功，他自然有功，革命若不成功，他也可能保身保位，清廷也许会考虑他是被胁迫这一情节放他一马，与其他革命者“区别对待”，不至于“格杀勿论”。所以，相对而言，他这种革命危险系数小，安全系数高。后来清政府大势已去，革命形势锐不可当，黎元洪终于“识时务者为俊杰”，高兴地剃了清廷之辫子，理了一个“革命”发型，他对心腹说：“革命两字，从未之闻，今强制我于此，岂非意外之事？”不但是意外之事，更是意外之喜，革命成功了啊！黎元洪于是以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自诩，欣欣然以正面形象“照了汗青”。

风云际会，形势造人，历史确实常常有点怪异。上溯两千年的农民革命，其意义都无法与辛亥革命相比。以往革命成功与否，都是换汤不换药，以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而已，而辛亥革命却以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载诸史册。谁想到，这么意义重大之事竟是由“班长”、“连长”大至“营长”等小人物促成，而小人物担当不起这一重担，却让黎元洪担当。戴着清朝红翎子的黎氏转身成了身着革命旗帜的革命功臣，于“革命”而言，也许是“统战”的胜利，但于个人命运而言，岂不是一种人生命运的怪异？庄严的历史常常演绎这种轻喜剧，让人不胜感慨。

26.万历上的小学政治课

我们大学毕业了，都不知道等着自己的有什么好职业。万历一出生就知道自己是将拿一号工资的公务员，真的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万历是天生下来就搞政治的，所以，当我们还在幼儿园学习a、o、e等拼音，人家已经在学习MBA等行政管理学了。给万历上课的政治老师叫张居正，张老师是当初第一知识渊博的学人，他很懂因材施教。看到万历年纪小，他上政治课，就不用司马光先生编的《资治通鉴》的那本统编教材，而是自己编辑了一本教科书，叫《帝鉴图略》。从“帝鉴”二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一本专为帝王编的政治书，从“图略”二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小人书。皇帝小时候读什么呢？如果大家有兴趣，那么，我们来当一回万历的同学，做他的陪读吧。张老师给万历开了一百多节课，我们一下子学不了那么多，只学两三节先。

第一课是“露台惜费”。

汉《史记》文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这一课的意思是，汉文帝准备改善机关形象，以体现改革开放成果，首选兴土木，搞楼堂馆所建设。他请来建筑工程师搞预算。工程师说，这得花百把斤黄金。文帝给吓住了，说这么多啊，相当于十个中产阶级的家产了，这露台就不建了吧。

张老师对这课是这么讲解的：“穷万民之财，以供一人之欲”，那是要不得的。因为这样的话，老百姓可要造反的，“一旦民穷盗起，社稷丘墟，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你要学习文帝好榜样，就要“诚当以汉文帝为法，毋以小小营建为费小，而遂恣意为之也”。

勤俭爱民，这政治课上得真讲政治啊。

可是，万历当了皇帝之后呢？别的不说了，单说万历讨婆娘与娶媳妇吧。讨婆娘与娶媳妇，基本上是“以供一人之欲”的。万历讨婆娘，除了他有份之外，谁还有份？所以说这事，最不应该来“穷万民之财”的。结果呢，买来布匹做衣服，单是付给裁缝师傅的工资，就达9万多两白银；而其娶媳妇，仅是采购珠宝，就花了2400多万两，这里的白银抵得上多少个“中人之资”了？

第二堂课是“感谏勤政”。

《周史记》记载：姜后贤而有德。王尝早卧而宴起，后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致使君王失礼而宴朝，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勤于政事，早朝宴退，继文武之迹，成中兴之业，为周世宗。

这一课的意思是，周世宗常常喜欢睡懒觉，所以上班迟到，下班早退。但他的夫人却是个好贤内助，看到他老公在二奶、三奶那里睡得不知“春宵苦短日高起”，她就早早起床，去了她老公上班的路上，打发人去喊她老公：我有罪，不能让你按时上班。这话当然是反话，她老公也是聪明人，一听就明白了，所以抢着担当责任，说这是我没组织、没纪律，出勤制度遵守得不好。以后我改正吧。周世宗说到做到，从此，他变成了加班族，因为工作勤奋，打造了一个小盛世。

张老师对这一课是这么讲解的：对爱人的家庭作业当然要做，但你是公务员，更要花时间与精力来做公共事业：“古者后妃夫人进御侍寝，皆有节度，每至昧旦，女史奏《鸡鸣》之诗，则夫人鸣佩玉于房中，起而告退。”这样，使得皇帝“早起视朝，与群臣讲求治道”。周世宗就是靠这样勤政而振起周氏朝廷之伟大复兴的。

勤政为民，这政治课上得真讲政治啊。

可是，万历当了皇帝呢？万历当了皇帝以后，婆娘多了，好玩的项目也多了，举凡打牌啊、按摩啊、炼丹啊，等等，都比看文件、做报告、下基层以及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趣多了，所以万历基本上不来上班了。他是一把手，他的工作可以自己安排，他没来上班，也没谁扣他工资、扣他福利。他甚至连提拔与处理干部这些“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事也懒得干，创下了世界政治家迄今为止唯一一个28年不上朝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第三堂课是“止辇受言”。

汉《史记》记载：文帝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言。言不可用者，置之；可用，采之；未尝不称善。

这一课的意思是，汉文帝很喜欢别人向他提意见与建议。他开车来上班，路上总要碰到一两个跟他来提意见的人，汉文帝从来不说：你没见我没上班吗？有什么事到办公室去说嘛。他每次都停下车来，耐心地听，他觉得这意见提得不怎么样，他不对这人怎么样；他觉得别人的意见提得好，他马上就采纳；因为我们都是为汉朝而工作的，所以，不管是谁，只要你提得对，我们就接受；而如果你提得不对呢？我们也誓死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力！

张老师对这一课是这么讲解的：纵或是帝制时代，恐怕也要弄点民主，也要满足人民一点点表达权。如果你觉得其言不可用，搁置在那里也就完事了，不能打压；如果其言“有益于生民，有补于治道，则必亟加采择，次第行之”。当领导的，第一职业道德是容许别人说话，“尝闻人主之德，莫贵于听言”。容许别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不容许别人说话呢，则天可能塌下来。所谓：“自秦禁偶语，天下以言为讳矣，是以底于灭亡而不悟也。”

民主行政，这政治课上得多讲政治啊。

可是，万历当了皇帝呢？万历想长生，但老天爷是不答应的。所以围绕他老人家逝世后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时人不知道提了多少意见，发表了多少时评。万历对这些提意见的人怎么样呢？罚他们跪在朝廷上打屁股的不知凡几，把他们赶到瘴疠偏远之地去的，也不知凡几……而这事的诡异之处是，政治老师张居正教育其学生要善待言论自由，他的学生一旦有权在手，那就专打言论自由了，而张老师本人也是一样。万历五年九月，张老师的老爹去世，按照法律，应该去休“公休假”，但他觉得上班更有味，所以，强迫休假也不愿休，因此遭至10位官员之弹劾，张老师怎么做呢？将这10位提批评建议者打的打屁股、贬的贬谪掉。

人类社会开设的课程，学科与实践始终拧巴着，也许这就是政治与政治课的区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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