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修订版) (温故书坊)
Author: 张昌华
Date: 2012-03-01 00:00:00+08:00
Keywords: 益书网www.kindbook.cn
Publisher: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辜鸿铭的东西南北

蒋梦麟二题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还有一个刘文典

陈寅恪：惟大英雄能本色

王世杰二三事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

顾颉刚：恩怨是非知多少

吴宓：是真名士自风流

毁誉参半傅斯年

徐志摩乱点鸳鸯谱

大学校长罗家伦

“化外之民”苏雪林

诗酒台静农

悲情叶公超

画家的凌叔华

施蛰存恩怨录

邵洵美是只“壶”

王映霞的最后岁月

俯仰柯灵

布衣学者张中行

走近钱锺书

难忘萧乾

爱说“闲话”的吴祖光

风沙红尘中的无名氏

陈从周：中国园林第一人

生活者林海音

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与杨步伟

尘香如故
——梅志与胡风

一对老幽默
——周有光与张允和

蝶恋花
——吴作人与萧淑芳

神仙伴侣
——袁家骝与吴健雄

内容简介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本书钩沉所写的人物，自成一格，自辜鸿铭以下，既有作者结识的文坛前辈，也有被世人淡忘的名人雅士：蒋梦麟、顾维钧、梅贻琦、刘文典、陈寅恪、王世杰、梁漱溟、顾颉刚、吴宓、傅斯年、徐志摩、罗家伦、苏雪林、台静农、叶公超、凌叔华、施蛰存、邵洵美、王映霞、柯灵、张中行、钱锺书、萧乾、吴祖光、无名氏、陈从周、林海音，以及赵元任与杨步伟、梅志与胡风、周有光与张允和、吴作人与萧淑芳、袁家骝与吴健雄等五对伉俪……名流雅集，涉笔成趣，亦史亦文亦故事，宜读宜赏宜收藏。

作者简介

张昌华，1944年生于南京。当过兵，教过书。80年代初忝列编席，直至退休。曾任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文化随笔集《书香人和》、《走近大家》、《青瓷碎片》、《书窗读月》、《曾经风雅》、《民国风景》、《故人风清》、《百年风度》等。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想国
imaginist

文化名人的背影（修订版）

张昌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张昌华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9（2012.3重印）

（温故书坊）

ISBN 978-7-5633-6651-4-01

Ⅰ．曾…　Ⅱ．张…　Ⅲ．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223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22.75　字数：270千字　图片：87幅

2007年9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4次印刷

印数：17001～23000　定价：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　序

这是我的第四本文化随笔集，是我花精力最多的一本，也是最钟情的一本。此前的两本书中，收录了一些“急就章”，不免给人一种内容庞杂、力度与厚度不足之憾。手边的这一册体例一致，清一色的人物随笔，所写者都是中国现当代史上色彩斑斓的名人雅士。窃以为比较厚重、可读。

写这部书亦属“偶然”。从写第一篇《“化外之民”苏雪林》始，到最末一篇《蒋梦麟二题》止，前后十年。当初写苏雪林，纯为《苏雪林自传》作宣传。此后若干年中我写的王映霞、吴祖光、梁漱溟和张中行等人也是配合出版宣传之需而作的“职务作品”。在写这些文学前辈时，我在查阅相关背景资料时，发现他们的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不时出现我感兴趣的人和事。随之渐渐地萌生要把他们写成一个文化名人系列的想法，把人选范围扩大到民初。但当时我没有时间，直至2004年退休，时间裕富，便“续写”了近二十篇文章，形成现在的规模。

本书三十三篇文章，写了三十八位人物（涉及五对伉俪），以文坛为主，兼及政治、教育、科技和艺术领域，名流雅集。除现龄一○二岁“仍然风雅”的周有光先生外，余皆作古矣。尽管“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往事的“朱颜”已退，但当年的“雕栏玉砌应犹在”！我将这些碎了的“青瓷”重新拼接，试图还原历史底稿上这些雅士的本色。

全书以齿德为序，由辜鸿铭领衔。苏雪林以降（叶公超、赵元任等几人除外），其他十九位都是笔者忝列编席时结识的文学前辈，曾有过或浅或深过从。因此行文中介绍他们的业绩、描摹他们的行状时，糅杂着我对他们的直观印象，掺和着传主本人或至亲挚友提供的轶趣，颇有点“独家新闻”的味道。至于张君劢、王世杰、罗家伦、邵洵美等人，当代出版物中少有述及，我是作为“钩沉”的尝试而纳入的，旨在展示历史的天空是如此绚丽多姿。

文稿杀青后，书名倒折腾了一番，冠《纸背旧月》涩了点，拟《故纸风雪》雅了点，叫《那年那人那事》又俗了点，名《温故·一九一二》大而空了点。我请克力兄援手，他说何不叫《曾经风雅》，听罢，我击掌叫好。且回眸他们：提倡男人拖辫子、纳妾，女人缠足的“怪杰”辜鸿铭；敢向洋人叫板，创造“弱国也有外交”神话的外交家顾维钧；疾声“蒋介石一介武夫，其奈我何”的狂人刘文典；残目膑足、慈眉傲骨的大学者陈寅恪；“五四宣言”的拟草人罗家伦；向宋子文、孔祥熙开炮的傅斯年；以及世界“核物理女皇”吴健雄……哪一位不风采卓然？哪一位不是风流倜傥？哪一位没有“曾经风雅”的历史？于是，我欣然采纳。再缀以副题“文化名人的背影”作呼应，自觉雅而当。

我非史学工作者，缺少史学家的识见、严谨和科学。我只单纯地凭我所感兴趣的一些纷杂的史事，用文学语言将那年那人那事客观地叙述出来，与读者共同分享传主的风雅而已，绝没有“演义”。所征引的史料倘若有误，以致以讹传讹，责当在我，真诚地希望读者、方家指正。

《曾经风雅》的出版，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传主及其家属的大力支持，包括已过世的袁家骝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社刘绍唐、王爱生伉俪和邱庆麟先生，成功大学唐亦男教授，以及“中研院”的戴连璋先生都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广西师大出版社曹凌志，以及冯克力先生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鸣谢。

2007年1月1日　于南京成贤街寓所

辜鸿铭（1856—1928）

清末怪杰，精通西洋科学、语言，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中国人的精神》等。

蒋梦麟（1886—1964）

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对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著。

顾维钧（1888—1985）

“民国第一外交家”，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

梅贻琦（1889—1962）

教育家，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后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

刘文典（1889—1958）

国学大家，狂狷名士，曾任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安徽大学校长。

陈寅恪（1890—1969）

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学者、语言学家。

王世杰（1891—1981）

法学家，武汉大学首任校长，赴台后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梁漱溟（1893—1988）

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顾颉刚（1893—1980）

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

吴　宓（1894—1978）

比较文学学者、诗人、国学大家，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

傅斯年（1896—1950）

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台湾大学校长。

徐志摩（1897—1931）

诗人、散文家，新月诗派代表人物之一。

罗家伦（1897—1969）

教育家、思想家，曾任清华大学校长。

苏雪林（1897—1999）

文学家、学者，杏坛执教五十载，创作生涯七十年。

台静农（1902—1990）

文学家、文学评论家，以人格耿介、文章书画高绝驰名。

叶公超（1904—1981）

外交家、书画家，赴台后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

凌叔华（1904—1990）

文学家、画家，民国时期著名才女。

施蛰存（1905—2003）

文学家、文学翻译家、学者。

邵洵美（1906—1968）

新月派诗人、出版家、翻译家，有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等。

王映霞（1908—2000）

曾有“杭州第一美人”美誉，与郁达夫结婚，后离异。

柯　灵（1909—2000）

原名高季琳，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

张中行（1909—2006）

学者、散文家，有“布衣学者”之称，著有《负暄琐话》《顺生论》等。

钱锺书（1910—1998）

国学大家、作家，著有《管锥编》、《谈艺录》、《围城》等。

萧　乾（1910—1999）

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曾是二战时西欧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

吴祖光（1917—2003）

戏剧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剧作有《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等。

无名氏（1917—2002）

小说家，代表作有《无名书》、《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等。

陈从周（1918—2000）

古建筑学家、园林艺术家，擅文史，工诗画。

林海音（1918—2001）

作家，创办并经营《纯文学杂志》和纯文学出版社，代表作有《城南旧事》等。

赵元任（1892—1982）语言学家、音乐家、数学家，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

杨步伟（1889—1981）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博士，曾与人合办森仁医院。

胡　风（1902—1985）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中的一号人物。

梅　志（1914—2004）儿童文学作家、传记作家。

周有光（1906—　　）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曾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

张允和（1909—2002）昆曲专家，著有《最后的闺秀》、《昆曲日记》等。

吴作人（1908—1997）画家、书法家，兼擅油画、国画，艺术成就卓著。

萧淑芳（1912—2005）画家，以花卉画闻名，兼擅风景、静物、肖像等。

袁家骝（1912—2003）物理学家，在高能物理等领域享誉国际；祖父袁世凯。

吴健雄（1912—1997）物理学家，被誉为“核子物理女皇”、“中国的居里夫人”。

辜鸿铭的东西南北

辜鸿铭，尊者称其为“怪杰”，鄙者谓之曰“怪物”；且看他周遭的名士们对他的印象。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周作人《北大感旧录》）

“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

“鸿铭亦可谓出类拔萃，人中铮铮之怪杰。”（林语堂《辜鸿铭集译〈论语译英文〉》）

“以茶壶譬丈夫，以茶杯譬妻子，故赞成多妻制，诚怪论也。”（梁实秋《辜鸿铭先生轶事》）

“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凌叔华转述洋名人的话《我所知道的槟城》）

“怪物”之谓，是1911年10月25日辜鸿铭致《字林西报》的保皇信发表后，中文报纸译载时，在标题中赠予的嘉名。

在西方人眼里，辜鸿铭与印度的泰戈尔不分仲伯，被视为东方的代言人、圣哲，更有甚者说“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以不看辜鸿铭”。而在国人的眼中，历史留给他的境遇是何等尴尬。他那根辫子是“顽固”、“保守”和“怪诞”的象征，本人亦成为任人讥嘲的小丑。他自诩“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他曾幽默地对凌叔华说他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今有好事者，说他“教在北大，扬我中华”。

生在南洋　学在西洋

辜鸿铭（1856—1928），名汤生（Tomson），又名立诚，自称慵人，别署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福建同安人。生于南洋马来半岛的槟榔屿。曾祖辜礼欢是富甲一方的种植家，于英人占领该岛时，以华人身份被委任为地方政府首脑。祖父辜龙池供职于本岛英政府机关。父亲辜紫云不喜从政，在英国人布朗的橡胶园担任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其父辜紫云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极强，家里常年供奉祖宗牌位，逢年节必定祭祀，给儿子起名字也是按族谱排序。辜鸿铭后来说：“我之姓‘辜’，考其姓氏由来，祖先最早必定是些罪犯（‘辜’，在汉语里有‘罪’的意思）。但这并不足引以为羞，如果你数典忘祖，那才真正可耻！”

父亲辜紫云为人精明能干，善于管理，又特别忠于主人，深得布朗夫妇赏识。恰布朗夫妇膝下无子，便将辜紫云的次子辜鸿铭收为义子。辜鸿铭混血儿的特征明显：黑眼睛泛蓝光，黑头发微发黄，白皮肤高鼻梁。天赋异禀，聪明过人，自幼受东西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辜鸿铭挟天时地利人和祥风，如虎添翼，终成大器。

岁月如流。义父布朗年事已高，因思乡心切，决定带辜鸿铭回苏格兰去。

临行前，父亲辜紫云在祖宗的牌位前摆上供品，令辜鸿铭焚香跪拜，并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记，你是中国人！”还摸着他脑后的小辫子说：“第一不可信耶稣教，第二不可剪辫子。”父亲的话，让中国根深深地植入辜鸿铭的心中。

1867年，十一岁的辜鸿铭随布朗回国，他们的老家在苏格兰的故都爱丁堡。

爱丁堡，人称是“欧洲最美的城市”、“北方的雅典”。她的美除自然风光外，更因她是座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的城市。

英伦岁月，少年辜鸿铭头上拖着小辫子，一次他上男厕所，硬是被管理员拽出，塞进女厕。这倒也罢，令他更不能容忍的是被洋人嘲弄。街上的孩子总是冲着他喊：“看哪，支那人的猪尾巴！”因有父训在先，他不得不忍受屈辱。这压抑、愤懑，无形地埋植了他对西方人的尖刻心理和对中华帝国崇拜的种子。

有趣的是，一次他偶尔结识了一位英国姑娘。那姑娘可爱、淘气，竟玩赏他的小辫子，并说希望他送给她。辜鸿铭好胜，一时兴起，把父训丢在脑后，操起剪刀，喀嚓剪下，真的送给了那位姑娘。

布朗对辜鸿铭寄予厚望，精心地为他设计人生蓝图。为了让辜鸿铭学好语言，他认为最好的捷径是背诵世界名著，首先从弥尔顿的《失乐园》开始。这部六千五百行的无韵诗，辜鸿铭很快就攻下，然后，布朗再给他讲解诗意。继之再背莎士比亚、歌德和卡莱尔的著作。同时，布朗请来家庭教师教他数学、物理和化学等自然学科。

经一番寒霜苦，辜鸿铭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爱丁堡大学文学院。

爱丁堡大学是英国著名学府，哲学家休谟、小说家司各特、历史学家卡莱尔、生物学家达尔文都毕业于此。

辜鸿铭求知欲极强，义父布朗望子成龙，多次带他拜见老朋友、校长卡莱尔先生。

“‘现金的王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如今的西方是‘混乱加上一条枪’。”卡莱尔先生这些抨击西方社会的警句格言，辜鸿铭铭诸心版。他尽情地咀嚼大师们的智慧之果，滋补自己。尤其是卡莱尔身上的强烈批判精神、尖苛的词锋注入了他的灵魂，影响了辜鸿铭的一生。

盛世难逢，名师难遇。辜鸿铭亲聆卡莱尔的教诲，并受赏识。他更潜心于学业了，攻克了希腊文、拉丁文。他的智慧的火花随之在生活的撞击中迸发出来。有一次过节，他在宿舍里摆上香烛祭祖，并念念有词。房东英国太太见之，指着桌上的供品揶揄他：“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用这些酒菜？”辜鸿铭回敬道：“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声，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香的时候吧！”

他另一次小试牛刀是在公共汽车上倒拿了报纸。身边的英国人结伙放肆地嘲笑他：“喂，看这个乡巴佬，根本不懂英文，把报纸倒着拿还装得挺像。”辜鸿铭等他们嘲弄够了，用流利的英语淡淡地说：“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了，不倒过来，实在没意思。”窘得一伙人瞠目结舌。少年辜鸿铭便学会用智慧和知识还击那些高傲的西洋人，维护中国人的尊严。

1877年，二十一岁的辜鸿铭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的学位。对他拥有一手纯正的维多利亚时代英文，孙中山先生曾说：“我国懂英文的，只有三个半，其一是辜鸿铭。”林语堂后来也誉辜氏“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

毕业前夕，父亲辜紫云在槟榔屿去世，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学业，家人致信布朗保密。布朗对辜鸿铭的呵护是精心的，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又送他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仅一年时间，辜鸿铭便获土木工程师文凭。课余，他精研德国文学、哲学经典。三十年后，蔡元培到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在德的声名已如日中天。四十年后，林语堂到莱比锡求学时，辜的著作已列为哥廷根等大学哲学系学生必读书了。其名之盛，无中国人比肩。

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辜鸿铭又至巴黎大学留学。令他吃惊的是义父刻意将他安排与巴黎一位名妓作邻居。目的是让他不仅学法语，更重要的是让他借此之便了解更多的人情世故。辜鸿铭在染缸中领略了出入名妓府的政客、军人、富商们的伎俩，练就了“金脸罩，铁嘴皮”的硬功夫。他与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就是在此相识的。

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氏手笔。

辜鸿铭的语言天才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身价，增强了他的自信与自负。

婚在东洋　仕在北洋

婚在东洋，是指辜氏他有一位日籍的妾，大阪姑娘吉田贞子。

还是先从他的元配说起。辜鸿铭的元配夫人叫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

辜鸿铭雅好小脚，他有一套奇谈怪论：三寸金莲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会产生柳腰款摆的媚态，那小足会撩起男人的遐想。他认为女人的奇绝之处全在小脚。他还有一套品味小脚的七字诀：瘦、小、尖、弯、委、软、正。

辜鸿铭作文时总把淑姑唤到身边，让她脱去鞋袜，把小足伸到他的面前让他赏玩，甚而用鼻去闻脚上臭味（肉香）。他觉得这是“兴奋剂”。一边玩赏一边写作。有时文思枯涩，他便把淑姑小足盈盈握在手中，顿觉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辜鸿铭十分欣赏淑姑的“三寸金莲”，还吟诗诵之：

春云重裹避金灯，自缚如蚕感不胜。

只为琼钩郎喜瘦，几番缣约小于菱。

他的这一癖好，竟引出一段荒诞的笑话。在北大执教时，他去一位学生家看藏书，见到开门的丫头小脚，顿生兴趣。本来他是来看学生所藏的宋版书的，此时心意全乱，匆匆浏览，触景生情给学生写了一副古人集句：

古董先生谁似我？

落花时节又逢君！

这位学生悟出先生是想得到这个丫头，自然投其所好，送之。那丫头行前把小脚洗了又洗。到了辜府，辜鸿铭捉起丫头的小脚，嗅不到一丝肉香（臭味），趣味索然，差人把丫头送了回去，并附一信，只书四字“完璧归赵”……

不几年，辜鸿铭完成纳妾的心愿，娶了吉田贞子。贞子漂亮、温柔，只是大脚。他把贞子比作“镇静剂”，只要她陪他睡觉。

辜鸿铭日后声言：“我的一生有如此之建树，原因只有一条，就是我有兴奋剂和安眠药（镇静剂）日夜陪伴着我。”

辜鸿铭有一次不小心惹恼了这位东洋太太，贞子将门紧闭不理他。辜鸿铭讨饶、告罪也无济于事。三日三夜辜鸿铭寝食难安。他找来一根鱼竿，爬上凳子，推开窗户见到贞子躺在床上，遂煞有其事地钓起桌上鱼缸里的金鱼。那鱼是贞子从日本娘家带来的良种珍品。贞子终于忍不住说：“别捣乱了！”辜鸿铭收起鱼竿哈哈大笑着说：“我只不过是要把你的话钓出来罢了！”

1904年，爱妾贞子病逝。葬于上海外国人公墓。辜鸿铭亲题墓碑“日本之孝女”。并以诗记其殇：

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

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然而，辜鸿铭毕竟是个花花世界里的花花公子，拈花惹草时时有，眠花宿柳处处生。

辜鸿铭拥有娇妻美妾，总以现身说法向友人宣传一夫多妻的好处。每说到纳妾，他兴致特高，妙语连珠。一日，他与两位美国小姐谈妾时说：“妾字为立女，妾者靠手也（elbow-rest），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美国小姐反驳：“岂有此理，如此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人做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乎？”她们以为这下可把辜鸿铭驳倒，不料辜答：“否，否。汝曾见一个茶壶四只茶杯，但世上岂有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者乎？”

又有一次，几位德国贵妇人慕名拜见辜鸿铭，向他宣扬女子也可多夫的道理。辜鸿铭连头都不回，问道：“府上代步是马车还是汽车？”这几位存心刁难他的女人有人回答马车，有人回答汽车。辜鸿铭当即应道：“不论你是马车还是汽车，总有四只轮胎，请问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众人愕然。

后来，陆小曼与徐志摩结婚时，陆对徐立规矩：“你不能拿辜先生的茶壶的比喻作借口，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用，牙刷不能合用。我今后只用你这把牙刷刷牙，你也不准向别的茶杯里注水。”这两则趣闻，都成为世人笑谈。

辜鸿铭曾三次投书英文报纸《北京每日新闻》，大肆鼓吹纳妾。弄得美国主编十分尴尬，劝他别再写了。他还大骂“美国男人不敢娶小老婆，没出息”。同时大骂洋人表面装正经，一夫一妻，背地里偷偷摸摸到处寻欢，找情妇，逛妓院，到头来还唱一夫一妻的高调。

1878年辜鸿铭衣锦还乡，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槟榔屿，他被政府派驻新加坡。在新加坡偶遇游学的马建忠，两人一见如故，促膝长谈三日，马氏劝他回国立业，辜鸿铭顿悟精深博大的中国文化才是自己的归宿。辜氏的人生轨迹由此彻底改变了。

1885年，辜鸿铭在张之洞麾下做幕僚，连袂出演了长达二十年的“拯救垂死大清帝国”的悲剧。

辜鸿铭上任伊始，便订了三十多份外文报纸、五百余种中外杂志，资此洞察国际政局、商贸行情，襄助张之洞决策。当时，辜氏兼任对外贸易税收督察事务。一天，他看到一宗外国来的公文，称中国货为“土货”（native goods），十分恼火，提笔挥毫将“native goods”改成“chinese goods”。他认为“native”一字含有“生番野蛮不化”的意思，我泱泱大中华文明古国，岂能忍此侮辱，应称“中国货”（chinese goods）。同仁中有人对此激赏，也有人不以为然，说“native”一字习用已久。辜鸿铭斥之“积非成是，奴隶思想”！还声称“即令抚台把它改称native，我也照样把它翻成chinese”。

辜鸿铭自知中华文化底子薄，请幕中翰林、进士教他，孜孜以求进入中国文化的门径。

1902年慈禧太后六十八岁生日，大小官员祝寿。两湖总督府也大宴宾客，为助兴，席间还伴奏西乐，播唱为慈禧歌功颂德的《爱国歌》。辜鸿铭见场面如此奢华，联想到衙门外是饿殍载道，不胜感慨地对邻座梁鼎芬说：“现在满街都唱《爱国歌》，却没有人唱《爱民歌》！”梁戏答：“你何不编一首唱唱？”辜鸿铭沉吟片刻，摇头晃脑一字一句念了出来：

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语惊四座，哗然一片。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筹建枪炮厂（后汉阳兵工厂），想把它建成德国的克虏伯。不惜代价，聘英国兵工专家伍尔兹为顾问。辜鸿铭负责接洽，他与伍尔兹一番对话后，毅然将伍尔兹辞了，张之洞大怒。辜鸿铭说那人是骗子，想发横财来的。辜说伍尔兹是爱丁堡大学商业专科毕业，根本不会造枪炮。接着他向张之洞推荐自己留德的同学、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的监督威廉·福克斯。说要请就请真正的专家。福克斯到任，在宴会上酒喝多了，不经意中泄露了德国克虏伯的秘密。不久，竟被英国《泰晤士报》登了出来。当福克斯告诉辜鸿铭他担心家属的安全时，辜鸿铭叫他宽心，说他见到报纸后，禀报了张之洞，已叫人为其家属办理来华手续，并已备好别墅供他们全家使用。福克斯深感其情，悉心工作。

1901年，辜氏出版《尊王篇——一个中国人对义和团运动和欧洲文明的看法》，宣传中华礼教治国的道理。《清史稿》评为：“唐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辜鸿铭喜欢骂人，凡他看不顺眼者一个都不宽恕。他当面幽默盛宣怀“贱货贵德”，讥讽“各督抚之为吹牛皮”，斥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为“出洋看洋画”。对主人张之洞也有微词。他最恨之入骨的是袁世凯。某次宴会上，袁世凯对驻京的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专门办事的。”后来这话传到辜鸿铭耳边，他当场讥讽道：“诚然，然要看所办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等事是无学问人可以办得好的。”辜氏不止讥嘲，还骂袁是“贱种”。袁尝过辜嘴皮、笔头的厉害，有点惧怕，想和缓关系，托人请辜做他的家庭教师，月薪五百大洋，并云勾销此前一切恩怨。辜氏当时囊中虽然羞涩，但立即拒绝。袁世凯死时，北洋政府下令全国停止娱乐三日，以示哀悼。辜鸿铭却特意在家中开堂会，连续三日悬灯结彩锣鼓喧天唱大戏。

辜鸿铭身历两次帝制复辟，都如儿戏一般。清王朝从历史上消失了，王公大臣们头顶的官帽（擎盖）也没了。唯有张勋和辜鸿铭的辫子（傲霜枝）还拖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辜鸿铭在张勋六十六岁生日时，集了一副对联赠之。联曰：

荷尽已无擎雨盖；

菊残犹有傲霜枝。

教在北大　扬我中华

辜鸿铭与北大结缘，缘于蔡元培。尽管他俩所行的“道”有所不同，在五四运动来临前夕，保皇党的辜却坚持与蔡同进同退。他有一段幽默的自嘲：“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吗？”有人问“好人”作何解释。他很从容地说：“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

1917年辜鸿铭到北大当教授，讲授英文诗。罗家伦对他的形象的描绘当最具代表性：“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学生们对他的辫子当然觉得有趣，发笑。他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真正出语不凡。同学们戏言，谁要想一夜出名很容易，把辜先生的辫子剪掉，中外报纸准会刊登。

上课前，他给同学立三条规矩：“第一，我进来时，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我向你们问话或你们向我提问，你们都要站起来。第三，我指定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的不能坐下。”同学们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不敢提出异议。

他上课引经据典。今天说教学生们洋“大雅”，明天教洋“小雅”，后天要教洋“离骚”（弥尔顿的悼亡友诗）。背诵，同学们倒不怕，最怕翻译。学生一听要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译为英文，个个抓耳搔腮。他上课有时天马行空，喜欢骂人。一次骂袁世凯，从上课铃响骂到下课铃响。

辜鸿铭长期受的是西方教育，在黑板上写错汉字的事时有发生。有次讲《晏子春秋》时，他把“晏”写成“宴”。经同学指出后，他很尴尬。一边纠正一边自语：“中国汉字真讨厌，‘晏’与‘宴’不过把‘曰’字的部位换一下而已，字义就不同了。英语中就没有这样调皮捣蛋的。”有个好事的学生指出英语中也有。比如“god（上帝）”倒过来就成了“dog（狗）”了，将了他一军。辜鸿铭一耸肩一摊手一笑了之。冯友兰说：“他在堂上有时候也乱发议论，拥护君主制度。有一次他说，现在社会大乱，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说，比如说法律吧，你要说‘法律’（说的时候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说‘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不行。”他讲课辅以声色，很受学生欢迎。

北大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不少洋教授，历来受尊重。辜鸿铭却从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一天，新聘的一位英国教授到教员休息室，见头戴瓜皮帽，身着秽迹斑斑的长袍，头上还拖条小辫子的老头倦卧在沙发里，洋教授冲他不怀好意地一笑。辜鸿铭也不介意，用一口纯正的英语问他尊姓大名，教哪一科的。洋教授见此人说这样地道的英语，为之一震。答道是教文学的。辜鸿铭一听，马上用拉丁语与他交谈，那洋教授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出了洋相。辜鸿铭问：“你是教西洋文学，如何对拉丁文如此隔膜？”那洋教授无言以对，仓皇逃去。

对洋人辜鸿铭历来如此。当年在张府当幕僚时，一外国顾问起草文件时问辜鸿铭某一英文字的用法。辜不答，跑到书架上搬了本又大又重的字典，砰地丢在洋顾问的案头：“你自己去查去！”

辜鸿铭的辫子，永远是捏在他人手中的谈资笑柄。他曾自辩：“中国之存亡，在德不在辫，辫子除与不除，原无多大出入。”

辜鸿铭与胡适是思想上的论敌。辜常揭胡外语功力不够的老底：“以粗俗鄙陋的‘留学生英语’叫嚷什么‘文学革命’，这个胡适简直是瞎胡闹！”“连希腊文和德文都不懂，竟敢有脸在大学讲坛上大侃西方哲学，这个胡适博士简直把学生当猴耍！”

胡适曾拍马上阵，在《每周评论》上撰《记辜鸿铭》，柔中带刚，绵里藏针，剖析辜氏留辫子的原因：“当初是‘立意以为高’，如今是‘久假而不归’了。”指出他并不是真的留恋前清，而是标新立异罢了。不日，酒会上两人正好相逢。胡将那张报纸给辜看。辜阅后厉声斥责：“胡先生，你公然毁谤我，你要在报纸上公开道歉。否则，我将到法院控告你！”胡适也不示弱：“辜先生，你是开玩笑吧。要是恐吓我，请你先去告状，我要等法院判决了，才向你正式道歉！”半年后，两人再度相逢。胡戏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递进去没有啊？”辜正色答：“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所以才不愿意控告你，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狗屁不如，谁愿意跟你计较？”

对辜鸿铭的这种清高、自大、傲慢和怪癖，蔡元培能容。陈独秀看了曾大发牢骚：“辜鸿铭上课，带一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在靠椅上，辫子拖着，慢慢吞吞上课，一会吸烟，一会喝茶……蔡元培能容忍他摆架子，玩臭格，居然一点也不生气！”更刺激的是，在北大一次教员会上，辜鸿铭公然扬言：“如果今天没皇帝，伦理学这门功课可以不讲了。”时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差点气晕了过去。

对于辜鸿铭的种种复辟论调，陈独秀、胡适以及蔡元培都曾把他作为东西方文化论战的靶子，在报刊上唇枪舌剑交锋过。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一时赋闲在家。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月薪五百元。这倒真应了他的老话：“中国人不识古董，所以要卖给了外国人。”

1901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惟王为尊”一生的辜鸿铭，于1924年初终于见到溥仪一面。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之后，辜鸿铭赴台湾游历讲学，1927年秋返北京。

1928年4月30日终老于北京。

论名士，说风流，辜鸿铭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他是一位矛盾、复杂的人物。温源宁说得中肯：“辜鸿铭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者”，即是他自身的矛盾。

辜鸿铭服赝、推崇我国的固有文化。他认为：“英国人博大而不精深，德国人精深而不博大。惟有中国，既博大而又精深。”关于愚忠清室，辜氏有一段夫子自道：“许多外人笑我痴心忠于清室，但我之忠于清室非仅忠于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权即系忠于中国之文明。”

辜鸿铭是位反传教斗士。辜氏之爱国最突出表现在1891年引发的“长江教案”事件上。当时，侵略分子大造舆论，歪曲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真相，谩骂中国人野蛮，叫嚷要用“炮舰镇压”。这时，辜鸿铭拍案而起，用英文撰写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送到上海《字林西报》刊发，谴责西洋在华的一些传教士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在中国土地上的为非作歹，对侵略者进行义正辞严的批驳，为国人反洋教行运动辩护。文章被英国《泰晤士报》摘要转载并加评论，引起英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不满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1901年，侵略者叫嚣要中国拆除大沽炮台时他挺身而出，一语惊人：“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他以笔代炮，炮轰那些伪善的传教活动和文化侵略。辜氏的名字因此受到西方的关注。

他反对乱用洋人。他不迷信西洋“改良”一切。他摆足架子接见毛姆，数落毛姆对中国文明的歧视：“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优美吗？我们的思想不及你们的深奥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那么为什么你们白种人轻视黄种人呢？因为白种人发明了机关枪！”并预言：“你们喜欢机关枪，你们也将被机关枪判决！”说得何等畅快、深刻。

上世纪20年代，他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没有文化的美国》，调侃美国只有爱伦·坡的一行诗。

辜鸿铭在做黄浦浚治局督办的几年，手中有实权，敢于顶住洋人的压力，为民做主，大胆处理不法洋人，揭露中国贪官与洋人勾结的贪污行为……

对于辜氏“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种种，林语堂说得十分精彩：“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

辜鸿铭确实为中国人争了不少面子。他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功臣。他的最大贡献是把我国儒家经典古籍译成外文，远扬海外，影响深远。林语堂评论辜氏的译著“卓越聪明”、“正确明白”。在英国、法国特别是德国人眼中，辜鸿铭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哲学家。1921年，德国哲学教授奈尔逊对中国留学生说：“辜鸿铭的著作，我幸读了几种，据我看来，他的哲学意义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指《哀诉之音》、《中华民族之精神》和《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抵抗》）当奈尔逊教授从《泰晤士报》获知辜鸿铭于北大辞职生活穷困时，准备汇款济助。德国人曾将辜氏作品译刊为《怒吼之声》（Vox Clamantis），且组织辜鸿铭俱乐部与读书会，以示尊崇。

上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泰戈尔获奖）。

且看辜鸿铭与世界名流的过从：

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

丹麦作家勃兰克斯作专著《辜鸿铭论》。

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作《辜鸿铭》。

甚而连无缘面晤的印度伟人圣雄甘地也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

辜氏逝世第二天，吴宓在《大公报》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氏实实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传员也。”

“扬我中华”，辜鸿铭当是响当当的一个！

名士风流　独领风骚

名士辜鸿铭的风流与他的语言天才一样，独领风骚，似无人可及。

辜氏一妻一妾。吉田贞子去世后，老牛夕阳的他又觅了一位碧云霞以慰老怀。他在一本鼓吹中国文化救世论的英文书中，振振有辞地鼓吹“纳妾并非不道德”，像为辫子保驾一样，为纳妾护法：“许多西方人在谈中国官大人纳妾如何如何不道德，其实，这比那些开着小轿车，从马路上拾回一个女人消遣一夜后，次日凌晨又将其推到马路上的欧洲人，要无私和道德得多。纳妾的中国官大人可能是自私的，那么开小轿车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懦夫。”他还认为，中国男人纳妾是光明磊落的，不像欧洲男人搞秘密情妇，偷偷摸摸，见不得人。

辜鸿铭喜欢狎妓。民国以后，辜鸿铭做了北京袁世凯政府的议员。一天，开完会后，他收到三百块大洋“出席费”。他知道这是袁世凯收买人心，立即拿了这笔钱去逛妓院。把北京八大胡同每个妓院溜了一遍，让妓女们鱼贯地从他身边走过，每唱一次名，他就赏一块大洋，直到三百元大洋散光，他才扬长而去。他同情妓女，认为她们卖淫是卖穷。

辜氏不仅喜欢嫖，还喜欢赌。嗜好麻将。有次与人“叉麻雀”，摸得一手好牌，完全可能赢，最后因少了一张牌做了“相公”。洗牌再战时，众人发现这副牌的确短了一张，遍寻不着，最后发现挂在辜鸿铭嘴边。原来他打得太专心了，误将麻将当雪茄叼了起来。

他还卖过文凭。这是他亲口向胡适讲的。

安福部当权时曾立法，部分参议员需中央通儒院票选。凡有外国的硕士、博士文凭者都有选举权。有人兜买，二百元一张。

×××找辜鸿铭，希望投他一票。辜说他文凭丢了。×××说您老亲自去投，不用文凭。辜说要五百元。两人几番讨价以四百元成交。选举前一天，×××送四百元和选举入场券给辜，叮嘱务必到场。辜鸿铭拿到钱立马到天津，把四百元“报效”给妓女一枝花，玩了三天才回来。事后，×××大骂辜不讲信义，辜顺手拿起一根棍子，指着那小子的头，大骂他瞎了眼：“敢拿钱来买我？”把那人吓跑了。

辜鸿铭偏激。他瞧不起严复（又陵）和林琴南（林纾）。一次酒酣耳热时，辜发怪论：“如果我有权在手，我定要杀两个人以谢天下。”邻座问杀谁（另一说，他与严、林同桌）。他说：“严又陵和林纾。”邻座问为什么。辜说：“严又陵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道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祸连天，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教青年侈谈恋爱，而不知礼教为何物。假若不杀此二人，天下安得太平？”

辜鸿铭性狂。在一次社会名流政界要人宴会上，有位外国记者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信口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要安定些。”

辜鸿铭幽默。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在家宴客，客人中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大家推他坐首席。坐定，大家讨论中西文化。洋主人问他：“孔子教育究竟好在哪里？”辜答：“刚才诸君你推我让，不肯居上座，即是行孔子之教。若照争竞原理，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等到胜败决定，然后定座，然后举箸，只恐怕大家这一餐都不能到口了。”说得众人点头称是。席间，一个洋人问他为什么留辫子。他指着那人嘴唇反问：“你为什么要留胡子？”

……

辜鸿铭还有一个令人敬佩的品格：“我向来不拜客。”

蒋梦麟二题

“有种”

一次，曹聚仁与几位好友围炉夜话，突然有人问他生平所钦佩所敬仰的是谁。曹聚仁答是蒋梦麟（1886—1964）。举座皆惊。曹聚仁见状忙申明，他决不做违心之论，也决不依草附木，更不是北大的学生。友人问为什么敬佩蒋梦麟。曹聚仁说蒋梦麟“有种”。

种者，胆量、骨气也。

五四运动后，蔡元培淡出北大，蒋梦麟当代校长。“半年的欠款，六百的饥饿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接收这一堆烂摊子，蒋梦麟当算是临危受命。他为人低调，谦虚地说：“蔡先生派他来捺印子的。”他一面“谨守蔡校长余绪”，一面矢志改造北大。他认为：“北京大学为新思潮发源地，既有新精神，不可不有新组织，犹有新酒，不可不造一新壶。”无奈的是当时北大经济困窘到“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所幸得到胡适、傅斯年的鼎力支持，帮他网罗人才，筹措经费，以“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蒋梦麟是杜威的门生，力图以美国大学教育思想改造北大，以“教授治校”为原则，来建立行政管理制度。

蒋梦麟上任第一招是静心观察，把诊问脉：学校“纪律弛，群治弛”，他致力“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他说他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事，以鬼子（洋鬼子，指科学务实精神）办事。他大胆放权，对文、法、理三学院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在全国范围内广罗贤才。他把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揽在自己身上，这体现了他“有魄力，敢担当”。罗家伦说得中肯：“他用人也专，待人也恕，不以察察为明，所以许多人乐为所用。”理学院的丁文江、李四光、曾昭抡，文学院的周作人、汤用彤、徐志摩，法学院的刘志扬、赵乃抟等教育界名流，云集其麾下。蒋梦麟用人还不拘一格：重用新人吴晗，选用没有学历的钱穆，接纳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研究《资本论》的千家驹，等等。

蒋梦麟与蔡元培不同的是，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不惜重金“武装”物理系，“费了很大的力量发展理学院，希望从基本自然科学为骨干，进而发展其他有关部门”。

为确保学生专心求学，蒋梦麟主持制定《国立北京大学学则》，取消选科单位制，实行学分制；在管理上保持自由、宽容，注重个性发展的北大传统，师生间达成“只有陶冶，而无训练”的共识。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对教授仍礼遇甚厚，恢复建立学术团体，营造学术氛围，开展中外学术交流，期以“教育救国”、“学术救国”。

蒋梦麟。

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北大的教学、科研在那风雨飘摇的战火年代，能平稳有序地发展，“蔚成全国最高学术中心”。孙中山曾致函蒋梦麟，以“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之语，予以鼓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那“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多事之秋，北大的学潮几乎绵延不断，面对一发不可止的学生爱国运动与罢课，蒋梦麟与清华的梅贻琦等大学校长联名发表《告同学书》、《第二次告同学书》，提出“赤手空拳的群众活动只有荒废学业，绝非有效的救国方法”，希望同学们“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在多次无果的情况下，蒋梦麟无奈，沉痛地说：“我是中华民国国立大学校长，我不得不服国家的命令！”这一期间他确实打击过支持学生运动的激进教授许德珩、马叙伦，开除过韩天石等一批又一批学生；但我们也应看到，蒋梦麟后来亲自向马叙伦道歉，亲自向北平市市长秦德纯交涉、保释了因反日游行被捕的二十八名学生的事实。也不应忘记：“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是追悼会的主祭，他悲愤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此，“汪然泪下”。接着他猛烈抨击军阀暴行：“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如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1】

另一耐人寻味的事情是，1933年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由，开除了九个左倾学生。奇怪的是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后来都收到一封匿名同情信，附了三百大洋的支票。千家驹后来回忆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学生们分析，共产党想送，没钱，社会上急功好义人士想送，也不知被开除学生的姓名、地址。千家驹说：“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2】

再说许德珩、侯外庐和马哲民三位当年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与蒋梦麟尖锐对立。有怨在前。但“七七”事变后，他们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时，蒋梦麟毅然与胡适联手，多方奔走，终将他们营救出来，也当算不计前嫌，关爱呵护。

最能显出蒋梦麟“有种”本色的是，他在日本人面前表现出的骨气和民族精神。

1935年11月，冀东有人阴谋搞“华北自治会”，蒋梦麟领衔与北平教育界诸多名流发表联合宣言：痛斥这一“脱离中央，乃卖国的阴谋”。此举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故有人称蒋梦麟在30年代前期是“北平正气的代表者”。

蒋梦麟手迹。

北大学生运动十分活跃，日本人视北大为反日运动的中心。由于蒋梦麟在北平教育界的地位与名望，日本人早就想拉拢他，希望与他建立所谓的“友谊”。蒋梦麟多次公开表露日本侵华是“不友好”的态度后，日本人对他便施以威胁、恐吓等卑鄙手段，企图迫其就范。

日本人指责蒋梦麟煽动学生反日，要求宋哲元严加惩罚并强逼其离开北平。宋哲元将此信息告知蒋梦麟，蒋却我自巍然，继续留北平主持北大校务。在蒋梦麟领衔表态反对华北自治后，日本军方十分恼火，于11月29日，请蒋梦麟到日军司令部“谈话”。

蒋梦麟将此事告知家人和几个朋友，于天黑之前单枪匹马到日本军司令部。日本兵戒备森严，持枪以立。

蒋梦麟在自传《西潮》中有生动精彩的描述：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末，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板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是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要成为笑柄了。”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绝不会损害一个毫无能力的人。”我抽着香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罗家伦评价说：“蒋梦麟先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单骑回纥的精神。”

曹聚仁在盛赞蒋梦麟“临难毋苟免”的骨气为“有种”时，还说：“这男子汉的气度，并非胡适、鲁迅诸氏所能及的。”【3】

蒋梦麟的“有种”还表现在他到台湾后，在“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主任任上。他敢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极力主张在台进行农村社会改革，以实现“社会公道”或“公平分配”。上世纪50年代初，他先后发表《三七五减租面面观》、《土地问题与人口》和《为什么要限田？限田以后怎么办》等十篇阐释土改政策的文章。时任台湾“行政院内政部长”的黄季陆认为对土地改革的决策，蒋梦麟“是一位忠诚而努力的推行者”，有“首义之功”。

蒋梦麟在台还提倡兴修水利，倡导、推动人口节育。尤其是后者，他曾遭到无端的指责、恶毒的攻击：“基于极端个人快乐主义之邪念”，为“主张性交自由，而以人为的方式或性交技术以遂其快乐”。有人辱骂他比秦桧、汪精卫还可恨，可杀，声言要“杀蒋梦麟以谢国人”。蒋梦麟直面以对，依然故我。1959年4月13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4】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做得对。国民党元老王世杰称赞说这是“一件最不平凡的功业……将来影响一定是很深远的”。

这些都叫“有种”。

显然，用“有种”来评价蒋梦麟毕生的作为是远远不够的。蒋梦麟有勇有谋，能干肯干也善干。台湾《仙人掌》杂志评论说：“蒋梦麟生在一个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却慎重地选择了自己的路，向时代做出了他的贡献，对后代献出了他的宝贵经验，他应死而无憾了。”

还是他的老朋友傅斯年评说得得体、到位且有趣：“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傅又诙谐地说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当时在场，听后笑着说：“孟真，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蒋梦麟在处理个人婚姻问题上，也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凡他认准的事九匹马也拉不回头；一旦发现错了，当机立断，易辙改道。

他的第二任太太陶曾谷于1958年病逝。时年已七十五岁的蒋梦麟动起续弦的念头，不顾家人的反对、朋友的劝阻，欲与某将军的前夫人、四十九岁的徐贤乐结婚。他的老朋友胡适闻讯，抱病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此表示异议，细述朋友们对徐女士看重钱财、人品不端的种种反映。言词恳切地说：“我是你和曾谷的证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写这封信。”“你我五十年的友谊，使我觉得我不须为这封信道歉了。”力劝他谨慎行事。同时，蒋梦麟的老朋友陈诚、张群，以及宋美龄都一致表示反对这桩婚姻。然而，蒋梦麟终不为众多老友苦口婆心地劝说所动，毅然与徐结婚了。他认为：“结婚是我个人的私事，我有我个人的自由，任何人不能管我。”可是，婚后不久，蒋梦麟因不慎跌断腿骨，住院治疗。“徐贤乐对正在住院的蒋梦麟托言回家做年肴，将自己原在蒋家之户口迁出，行李亦搬离蒋家，置于中央信托局原宿舍中。稍后，蒋梦麟迁出病房，徐贤乐不知去向。”此时，蒋梦麟才幡然大悟，“以不堪徐娘虐待之苦”为由提出离婚。他对记者们说：“（从结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同时，蒋梦麟竟不怕难堪，把胡适1961年6月18日夜写给他的那封长信公开发表。

蒋梦麟晚年的婚变，一时成为台湾重大的社会新闻，闹得满城风雨，港台大小报纸爆炒。

法院判决他们离婚后，香港《自由报》刊发打油诗针砭、调侃蒋梦麟，诗云：

闻道先生负旧盟，金钱为重美人轻；

徐娘解得夫妻味，从此萧然抱独身！

也有人认为这首打油诗失之偏颇，便讥讽徐贤乐，把他们的名字嵌入一副对联中。联云：

蒋径全荒，孟母难邻之矣！

徐娘半老，贤者亦乐乎此？

面对沸沸扬扬的社会舆论，蒋梦麟十分坦然：“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发现错误便应该改正，所谓‘人作孽，不可赦’，我愿面对事实，接受不幸的后果。”解除婚约后，蒋梦麟一度又精神焕发，专心投入到石门水库建设中去。

蒋梦麟敢做敢当，自曝家丑于众，当也算作“有种”。

为周作人作证

据史载：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大小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或出逃或隐匿。周作人比较平静，他自认为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民的事，还保护过北大校产，救援过李大钊子女和国民党干部。他亦曾托人向解放区接洽，试请共产党接纳。未遂。12月6日，周作人被捕，关押在北平。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被移交南京首都高院，押在老虎桥监狱。

此时，家属及友人四处奔走、托请。由老友沈兼士牵头与俞平伯等十五位国内知名教授、文化界名流联名向南京高院呈文，还写了《周作人服务伪组织之经过》，为周陈情。与此同时，“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申说周作人在抗战期间做过有利于抗战的功绩，请求赦免。蒋介石把这封信转给司法部，司法部又转给了南京首都高等法院”。【5】

结果是：1946年11月16日，首都高院对周作人以“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

周作人不服，声请复判。

1947年12月19日，最高法院撤销了原判，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年。世人认为，法院对周作人判得不算重。原判“唯因有国家机关公文及现行公务人员具结之有利证明，故予减处有期徒刑十四年”【6】，复判又减为十年。有研究者分析，这是周作人子女、亲友奔走、请托，胡适、蒋梦麟等“挺身而出作证”所为。

在众多的“挺身”作证者中，最为重要的当属蒋梦麟。

1946年7月19日，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对周作人第一次公审。周作人在辩诉状中称：“学校南迁，教授中年老或别因家庭关系不能随行者，有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长蒋梦麟特别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产。”【7】周作人在庭审自述中再度重申：“蒋梦麟校长曾有电报要我留北平看管校产。”法官要他出示电报。周作人说“丢了”，并说了丢失的经过。

8月9日，法院再次公审。周作人呈上了八件材料，要求法官调查确认。他自称有点“小功劳”，其重要一点是前北大校长蒋梦麟曾委托他等四人保管北大校产。

其间，周作人的辩护律师王龙向法庭提出，“周作人之子周丰一曾有一文呈报给蒋主席（指蒋介石），证明其父在敌伪时期曾做有利抗战工作，蒋主席已将原件发交司法部转交首都高等法院，希望法庭予以重视。”【8】

审判长认为，蒋梦麟及教育部平津特派员沈兼士的信函是私函，且有疑点，必须再调查。

8月13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长赵琛致函蒋梦麟，函云：因蒋梦麟出具证明文书未填年次，“是否即为台端手笔，无从悬揣。兹为慎重起见，相应函请查照，即希据实见复，以凭核办。”【9】

次日，蒋梦麟复赵琛函。全文如下：

准贵法院本年八月十三日函刑字第五七四号公函，以审理周作人汉奸乙案，嘱查复有无为该被告出具证明文件，等语。查本人在前北京大学校长任内，于华北沦陷时，确曾派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现在押之周作人保管北京大学校产。该被告所持此项证明文件确系本人于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出具，准函前由，相应复请查照为荷。此致

首都高等法院

赵院长琛

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蒋梦麟

现任行政院秘书长

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10】

显然，蒋梦麟出具的证明函对法院的判决是有相当的影响力的。

以上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公之于世的蒋梦麟为周作人作证的材料。

2006年5月，笔者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发现一宗案卷【11】中存有蒋梦麟致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亲笔函，以及司法行政部致首都高院“司密函”和司法行政部复蒋梦麟的“笺函”。这些往来的函件，都证实蒋梦麟挺身为周作人作证之实。现将蒋梦麟亲笔函录于下：

冠生部长吾兄勋启　兹据周丰一呈历呈其父周作人在任伪职期中维护文教及从事消极抵抗等各情　特将原文及附呈各件一并送请核对依法办理为荷　　专此并颂

勋绥

弟蒋梦麟（印）谨启

七、二十四【12】

该信可能是新发现的史料。以前研究者认为，周丰一写信给蒋主席（蒋介石），“蒋主席已将原件发交司法部转交高等法院”一说，值得商榷。蒋梦麟为周作人出具证明文件是7月22日，可以推断是周丰一呈送的，与此同时，他将为其父申辩的材料一并呈蒋梦麟，委托代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蒋梦麟是认真的、从速的，只隔一日便致函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并转交周作人的申诉材料。由此推断，周丰一并没有将信呈蒋介石，而是径呈蒋梦麟。因蒋梦麟与周作人有旧交，蒋此时又在行政院秘书长任上，经办此事顺理成章，方便有效；试想审判在即，如呈蒋介石，七转八转，反可能延误（当然也不排斥是蒋介石将此信批转蒋梦麟处理的可能）。

对周作人这个“巨奸”，当时“国人皆曰杀”。胡适为周作人作证，社会舆论就谴他为汉奸洗刷罪名；为周作人辩护的律师王龙也一度被控汉奸嫌疑。蒋梦麟在当时敢于挺身为周作人作证并敢于接受他的托请是需要勇气的。当然，首先蒋梦麟所说的是基于事实，或是他受北大传统的“兼容”精神的驱使，或是他眷顾老朋友之情吧。

总之，蒋梦麟是不乏人情味的。

注　释

【1】　《北京大学日刊》1926年3月25日。

【2】　孙善根：《蒋梦麟传》192页，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3】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研田：《蒋梦麟先生倡导节育运动的经过》。

【5】　王锡荣：《周作人生平疑案》第28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　《文化汉奸周作人处徒刑十四年——因有利证明故予减轻》，载上海《民国日报》1946年11月17日。

【7】　见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44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　王锡荣：《周作人生平疑案》第29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10】　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461页和146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1】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字号七（4）221”案卷。

【12】　蒋梦麟亲笔信用毛笔写在“行政院秘书处用笺”上。因档案馆不给复制，故原件照录。

顾维钧及其四位夫人

大浪淘沙。

史学家唐德刚说，中国百年出了“两个半”外交家：李鸿章、周恩来和顾维钧。他的理由是前两位在邦交上多少有点“说一不二”，而后者均为奉旨行事，为君作嫁，只能屈就为“半个”；但唐氏又认为顾维钧在巴黎和会（1919）上面对列强霸道，不卑不亢，直面群雄叫板说“不”，拒签对德和约，赢得世人敬仰，值得称颂，“细察全部近现代中国外交史，我国外交人员，真正出了大锋头，也只此一次”。在此后二十年，顾维钧在国际论坛上，折冲樽俎，纵横捭阖，不畏强暴，为国争光，创造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迹，书写了“弱国也有外交”的神话。鉴此，笔者窃以为他那个半个也不“半”了。

顾维钧（1888—1985），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成回国后，入国家决策中枢，初为袁世凯秘书，五年内七任总长，六长外交部，一长财政部，两任揆阁，其中一任摄政内阁，1927年居然做了五个月零三天的摄阁总理。他是位三朝元老的不倒翁，百年不见；七十六岁竟当选国际法庭副庭长，稀世珍闻；为后人留下一部迄今为止中国最长的回忆录，英文原稿一万余页，汉译本十三巨册，空前绝后。

回首纵观，顾维钧百年人生，娶的四位夫人，都出自名门望族、权贵显要，其趣味，其传奇，令人拍案称绝。

张润娥，强扭的瓜

自古名士多风流。

顾维钧晋见法国总统。

严格地说，顾维钧一生拥有四位女性，或曰有四次婚史。惟第一次与张润娥（航丽）的结缡是有名无实。

20世纪初，上海滩有句名言“得了伤寒病，去找张聋子”（张骧云）。张润娥是张聋子的侄孙女。张家是名中医世家。张润娥是独生女，父母的掌上明珠。其父的医术也很高明，常出入顾府。张大夫为顾家小少爷顾维钧诊病时，觉得这个小家伙聪颖过人，十分欣赏，便萌联姻之意。时顾维钧之父顾溶执上海财政，权高望重。“门楣求其称，婿妇惟其贤”是旧时联姻之道。经媒人一撮合，双方父母一拍板，十二岁的顾维钧就与十岁的张润娥订了亲。

1904年，十六岁的顾维钧赴美留学，四年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三年级时接到父亲来信。信云：念及顾维钧的兄妹均已成家，五个儿女之中惟他一人尚独身，自感父责还没尽竟。希望他不日学成之后，回国与张小姐完婚，了却父母最后一桩心愿。顾维钧接信后，很觉茫然。他早把幼时订婚的事忘在脑后，遂以完成学业事大为由，婉拒父意。父子经过数通信函往还，非但不能沟通反而结怨。顾维钧与大哥顾敬初最贴心。家里让大哥出面调停顾维钧与父亲的僵局。大哥写信详述张小姐人品贤淑又聪明漂亮，是位好伴侣。饱读诗书的顾维钧理解为父的舐犊之情，不想再拂家人的美意，改变策略以守为攻。明确提出，女方必须解放小足和学习英文。大哥复函时说对方不再缠足并正学习英语；但语焉不详，惟强调张小姐美貌。已受西方文明熏陶的顾维钧，对这桩陈旧婚事早已没有兴趣，希望一拖了之。但长兄却频频追逼，并说他已去过张府，见过才貌双全的张小姐，又说父亲为了他的拒婚很失面子，十分伤心。云云。顾维钧于百般无奈中作了让步，同意假期回国探望双亲，但声明不结婚。父亲表示谅解且“决不强迫”。

是年夏，顾维钧回到家中，不料父母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母亲好言劝慰，顾维钧寸步不让，气得父亲拂袖而去，闭门不见家人，以拒食示威。大哥不得不一面破窗而入慰藉父亲，一面再度劝诫顾维钧，批评他太摩登、太新思想，并晓以父言：“他从未想到他曾竭尽全力养育儿子，并给他以优良教育，但结果儿子毫不理解他的心意。这怎么不令他大失所望，生趣全灭！……”父母情之拳拳，长兄言之殷殷，顾维钧心软了。他忧心父亲绝食万一不测，自己将无颜处世。为博父母欢心，保全他们的面子，他表示“愿意在形式上结婚”。父母闻言大喜，心想什么“形式”，一旦生米煮成熟饭，岂能返饭为米？父亲当日进食，并令家人准备婚礼。

顾维钧博士（右）与美国代表团顾问鲁斯（中），美国代表团团长奥斯汀（左）交谈。

吉日，虽是旧式婚礼，不乏洋排场，骑警、提灯队、鼓乐队，列队穿街过巷，鼓乐喧天。一顶花轿将新娘抬到顾府，家人才把看客中的新郎捉住，穿上长袍马褂，戴礼帽系红花迎亲。

有趣的是，婚礼大堂上，拜过天地后新人要互拜。新郎、新娘双方早都有人耳语警示，互拜时不要急于向对方跪拜；因迷信说法，先拜的一方将来要受到对方的控制。结果，司仪呼磕头时，双方对峙而立，谁也不肯先行。僵持许久，最后彼此同时相互磕头，打个“平手”作罢。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洞房花烛夜新郎于闹酒的混乱中失踪，伴郎好不容易在新郎的母亲房中把他抓到。母亲怕事情弄僵，袒护儿子在自己房中过了两夜。此举引起大哗，父亲大为不快。由于母亲的恳求，顾维钧不得不回到自己的房中，但不肯上床。张润娥大感惊异，真心相请。顾婉辞，说大床是为她而设。张润娥说如果你喜欢独眠，我可睡沙发……就此井水不犯河水，一直相安无事。晚年顾维钧回忆时，仍感慨地称赞张润娥宽容、忍耐和天真、纯朴。

黄蕙兰在中国驻美使馆“双橡园”留影。

顾维钧要回美国了。父亲令他携妻子同行。顾维钧不悦，申辩无果。父亲告诫他，张润娥是张家独女，要对她负责。顾维钧无第二条路可走，只得携张润娥赴美。

顾维钧对她是负责的，把她当作亲妹妹。到美国后，顾维钧通过朋友把张润娥寄居在费城一对慈祥的德国血统老夫妇家，和他们共同生活，补习英文；而他独自回纽约上学去了。

强扭的瓜终究不甜。

1944年，英国玛丽王后与顾维钧、黄蕙兰夫妇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合影。后立者为顾公子。

1909年秋，顾维钧终于提出令双方棘手又痛心的问题：协议离婚。顾维钧向她坦言长此以往的利弊。张润娥既不表示赞同也不表示反对，一般只听不说。但还是申言：“我们既是正式结过婚还有什么可说的？”顾维钧告之：“如果双方同意，婚约便可解除。”顾维钧将相关法律文书寄给张润娥。过了些时候张润娥考虑散局已定，复函表示要与其面商。谈判时，顾维钧表示，她可以继续留在美国读书，费用由他负担；也可以返国与他的父母共同生活，或者回娘家，其陪嫁及顾宅房间物品，她可自由掌管、支配。随后，顾维钧草拟一离婚合约，征求张润娥意见。数月后，他们再次晤面。张润娥说她看不出合约有什么要改的；但表示如果顾维钧要她签，她便签。顾维钧毕竟是个法律大家，他说为避免外界的无稽之谈和非议，为避免双方父母的不快，证明这不是他逼她所为，他希望她亲手誊抄四份副本交给双方父母，各持一份。张润娥十分宽容和豁达，顺从照办。

1911年，他们签了离婚协议，“以极友好的态度彼此分手”。

——知识的悬殊，境界的不同，是幸福的婚姻的最大礁石。

唐宝玥，红颜薄命

“当爱神拍你的肩膀时，就连平日不知诗歌为何物的人，也会突然间成为诗人。”何况顾维钧本就是一位比诗人还诗人的智者呢！

顾维钧与第二位夫人唐宝玥的连理，其月老便是他后来的老岳丈唐绍仪。

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向美国政府部分退还庚子赔款一事致谢，同时还肩负磋商东三省借款和谋求中、美、德三国联盟问题。唐绍仪返国前夕，发函邀请四十位在美留学的学生代表作为他的客人访问华盛顿。此举一为鼓励莘莘学子好好学习，将来报效国家，二是物色杰出人才，日后好引荐他们回国服务。时顾维钧已崭露头角，任全美《中国学生月刊》主编，能言擅写，自然在邀请之列。在唐绍仪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顾维钧又自然地为代表们公推为代表发言。他的演说言简意赅，才华横溢，“不仅受到我所代表的人们的欢迎，而且受到唐和他的同僚的赏识”。会后唐绍仪私下接见了顾维钧，对他的发言表示了欣赏并予以鼓励。

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窃国就任大总统。唐绍仪本与袁世凯是拜把兄弟，私交甚笃，被任命为首届内阁总理。顾维钧由唐的推荐，被袁世凯邀任为总统府秘书兼内阁秘书。顾维钧受宠若惊。

唐绍仪有心将顾收为东床快婿，便千方百计提供方便，创造女儿唐宝玥与顾维钧接触的机会。他亲自安排了一次内阁青年同事的野炊会，让顾维钧与女儿同时参加。唐宝玥，外文名May（梅），端庄大方、性情温柔，会英语，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顾维钧与唐宝玥彼此相识后，男才女貌，互生好感。不久，唐绍仪与袁世凯政见不一，分道扬镳，唐辞职去天津，顾维钧步其后尘也辞职同往津门，客居英国饭店。唐绍仪以各种名义，常邀顾维钧到家中做客。顾维钧心有灵犀，铭感唐绍仪的知遇之恩，同时，唐宝玥的端庄大方、温柔贤淑，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唐宝玥先为父亲对顾维钧的赞不绝口而生发钦慕，相处一段时日，深深为顾维钧的人品、风度的魅力而倾倒。两人的关系犹隔一层窗纸，只是尽在不言中罢了。

宋美龄（中）与顾维钧、黄蕙兰在华盛顿举行的慈善会上。

顾维钧自1914年初受命回国后，因公务一直没有时间回上海探望父母。他想返沪探亲时，“恰好”唐宝玥也向父母提出到沪上看望姑母。两人自然结伴，唐绍仪顺水推舟，嘱顾维钧顺便多照料女儿。到了上海，两人朝朝暮暮，频频相约，很快就坠入爱河。顾家父母已谅解儿子离婚的苦衷，现在儿子又追上内阁总理的千金，真是求之不得。一对才子佳人的结合，便水到渠成了。

戏剧性的是，顾维钧与唐宝玥的喜日原定为6月2日，顾府正在紧张地筹备喜事，唐绍仪突然通知他们的婚礼改期。原来，唐绍仪自正室亡故后，终未续弦。是年经伍廷芳搭桥，与上海某洋行买办家的小姐联姻，日子也适巧定在这一天，且地点也选在公共租界体育场公园（今虹口公园）。父女两人同日办婚事，实在令人尴尬。顾维钧欣然从命，另行择日。

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后来也将字易为少川，创造了一个翁婿同名的趣话。由此可见，顾维钧对唐绍仪的知遇、奖掖和擢拔的感激之情。

红颜薄命。1915年，二十七岁的顾维钧奉命出任驻美公使，唐宝玥同往。顾维钧活跃于美国朝野人士之中，唐宝玥照顾小家庭一子一女，作为外交官夫人，为襄助丈夫的事业不遗余力，出席各种交际活动。某日，美国有两大盛会同日举行，一在华府，一在费城，顾维钧分身无术，便令夫人择一地代表自己出席。唐宝玥怜爱丈夫，主动要奔赴路遥的费城，周旋于外交场上，不辱使命。不幸的是，归途中染上西班牙流感。唐宝玥本已身心俱惫，回到华盛顿后，又一次强行赴会酬应，就此一病不起。那时医学还不怎么发达，两天后她便撒手人寰，留下一双稚男童女。顾维钧突然遭此打击，有种有缘无福宿命的悲哀。但巴黎和会召开在即，他从悲恸中振奋精神从容赴会，在会上以他的睿智与口才为国争光，赢得大名，登上了他的人生峰巅。

“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顾唐之姻，缘已尽，然情未了。顾维钧不惜重金，厚殓唐宝玥，将她的遗体置于玻璃棺中运回国内，暂厝在老家嘉定顾氏宗祠内，在原棺外又加上一层椁。据说1924年至1925年期间，清明时节还揭去外椁，让乡人瞻唐氏遗容。后，军阀开战，散兵破棺劫去棺内珠宝，遗骸改为土葬。入土时，顾维钧亲率一双儿女回国参加葬礼。1949年前，顾维钧在大陆的日子，经常假公余之暇，到唐氏墓前祭扫。

——婚姻是一种缘，亦如一张兑奖券，究竟能收获多少则是无法预卜的。

黄蕙兰，两股道上的车

顾维钧丧妻时正值盛年（三十有二），膝下尚有一双儿女。孩子需要母爱，他何尝不想娶个贤妻，然外交官的太太是可遇不可求的。

命运与爱情永远都与勇者亲善；顾维钧是位勇于并善于抓住机遇的天才。

某日，顾维钧造访当年圣约翰大学的同窗简崇涵时，一眼瞥见主家钢琴上陈着一帧漂亮女孩的玉照，她那份天生丽质令顾维钧怦然心动。一问方知是友人家的小姨黄蕙兰，芳龄十九。顾维钧当即向主人表示对黄小姐的爱慕，并请求襄助玉成。

黄蕙兰的父亲黄仲涵是华人企业界赫赫有名的“糖业大王”，富可敌国。黄蕙兰三岁时戴的金项链上嵌的钻石竟有八十克拉！当时她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荷兰语、马来语，精英语、法语；音乐、舞蹈、书法样样精通，骑马、开车、交际样样出色，是位浑身充满灵气的女孩。她样子摩登，但举止文明，有东方女性贤淑的美德。（一说她生性浪漫，有西方女性的风流）她骄娇，不屑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公子哥们。当她与顾维钧比肩坐在宴席之初，她也没拿他当回事，暗将顾的长相、发式和穿着，与她在伦敦、巴黎结交的男友们比较，相去甚远。最先对他简直有点漠视，但交谈一深入，不得不刮目相看，顿为顾维钧的口才、智慧所折服，更为他对她的关爱、体贴而动情了：“宴会还没有结束，我已觉得有些陶醉了。我们在一起友好而不感拘束。”紧接着，顾维钧一鼓作气，连续不断差人给黄蕙兰送糖果、鲜花，有时自己一天内数次登门。请听音乐会、看歌剧，散步、喝咖啡，各种邀请接二连三。当黄蕙兰坐在法国政府专为顾维钧提供的轿车里在马路上兜风时，坐在只有外交官才能享用的国事包厢里欣赏音乐时，她感到无比的自豪和荣光。她不能免俗，她慕荣华更羡权贵。她明白，钱不等于权，这些都是父亲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的。顾维钧又适时地向黄蕙兰描述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法国的爱丽舍宫和美国白宫进行外事活动的隆重和典雅。当然更不忘炫耀外交官夫人的风光：

“我到那些地方进行国事活动时，我的妻子是和我一起受到邀请的。”

“可是你的妻子已经去世了。”

“是啊，而我有两个孩子需要一位母亲。”

“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娶我？”

“是的，我希望如此，我盼望你也愿意。”

面对顾维钧一个寡人带两个小孩的现实，黄蕙兰感到不知所措。她请教母亲，母亲希望女儿能打入欧洲上流社会出人头地，态度鲜明地支持她。认为一顾做大官，有名气，可光耀门楣；二顾肖猪，蕙兰肖虎，两人命造相合，琴瑟和谐，可白头偕老。可其父亲黄仲涵坚决反对，理由是顾穷；已婚两次，还有两个小孩。坚决反对，坚决到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

“愿做鸳鸯不羡仙”，他们终结秦晋。1920年10月21日，他们在布鲁塞尔中国使馆举行了婚礼。娘家陪嫁之阔绰让人掉眼珠子：枕头上钉的是金扣绊，每朵花中镶一粒钻石；镶金餐具六六三十六套；顾维钧书案上的名片架也是金的，錾雕着“顾”字；母亲送给他们一辆高级的劳斯莱斯牌轿车……婚礼上高朋满座，场面之盛大与热烈，令黄蕙兰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洞房设在豪华旅馆内。礼毕，当她精心打扮一番，想给新郎一个意外的惊喜时，她傻了——她走进新房的起居室，正在办公的顾维钧连头几乎都没抬，向身边四位秘书口述备忘录。因为翌日国联大会要召开，身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顾维钧必须出席。顾维钧偕同夫人与工作人员连夜乘火车赶往日内瓦。黄蕙兰做梦没想到她的新婚之夜是在火车上度过的。

夫贵妻荣。

黄蕙兰成了外交官夫人后，倩影长伴夫君频频出现在外交场合，她伶牙俐齿，周旋于王公伯爵左右，游刃有余。因为她年轻貌美，气质典雅，又谙熟欧洲风俗和各国语言（她的法语，连顾维钧都自叹弗如），在外交舞台上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顾维钧晚年回忆说：“她很帮忙，昔在巴黎时，帝俄时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们虽失政权，但在法国的高级社会里拥有势力。她喜欢和他们结交，并以此自傲。在使馆里常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地招待他们。”全用她自己的钱。黄蕙兰不仅成为顾维钧得力的助手，还成为一道亮丽的中国风景。黄蕙兰为树立中国人的形象，凭借父亲的财力，不仅把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还“改造”顾维钧，从他的发型、穿着入手，以至教他跳舞、骑马；斥巨资把破旧的中国驻巴黎使馆修葺一新。她说：“法国，以及别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要根据维钧和我的表现来确定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我们是中国的橱窗。”此言不虚。一次，当来使馆访问的中国官员称颂顾维钧的外交业绩时，宋美龄指着黄蕙兰说：“别忘了大使夫人起的重要作用呀！”曾与顾维钧夫妇有着深谊的外交官袁道丰也坦言：“老实说，在我国驻外大使夫人如林当中，最出色的大使夫人要以黄蕙兰为首屈一指了。”黄蕙兰终于圆了她少女时代就做的跻身于欧洲上流社会贵夫人的梦。难能可贵的是，黄蕙兰不仅能阳春白雪，也能下里巴人。她还热心投入华人的慈善事业。二战期间在伦敦，她加入当地红十字会组织的救护工作，被派入遭敌狂轰滥炸的贫民区，每日工作八小时，坚持了四个月之久。

然而，黄蕙兰毕竟是黄蕙兰，毕竟是富甲东南亚糖业大王的娇女。面对黄蕙兰一身的珠光宝气，顾维钧很有苛词：“以我现在的地位，你戴的为众人所欣羡的珠宝一望而知不是来自我的。我希望你除了我买给你的饰物，什么也不戴。”而黄蕙兰不以为然：“这将有助于使他们理解中国不能忽视，我们并非如他们所想象的来自落后的国家。我们来自有权受到重视的国家。”

黄蕙兰一意我行我素。不改骄奢之习，养狗、饲鱼、赌博、收藏古玩，游戏人生。在顾维钧回京任职期间，她用父亲赞助的二十五万巨资，一举买下当年吴三桂宠妾陈圆圆故居（北京铁狮子胡同内。当年孙中山应邀北上以此为行辕），风光至极。家佣二十余名。她喜欢养狗，多达四十余只。晚年寓居美国曼哈顿，坐享父亲给她的一笔五十万美金的遗产。一次歹徒入室，她被封嘴捆绑，性命岌岌可危时，仍说：“请不要伤害我的狗！”

在情感方面，顾维钧对她的支持当不忘怀。但顾是位敬业的强人，对妻子的关怀自然便少了一份，黄蕙兰怨言日多：“顾维钧很有才华，但他缺少温柔和亲切的天赋。他对我不是很亲热，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时令人生厌。他最关心的是中国，为国家效命。”他们常常被邀去参加宴会，黄蕙兰很想得到顾维钧的欣赏，“但是当我打扮整齐，等待他的赞许时，他往往只不过心不在焉地看我一眼而已。”“他对待我，就是忍让，供吃供住，人前客客气气，私下抛在一边。”于是，她下了判词：“他是个可敬的人，中国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

他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珠联璧不合，有缘乏趣。道不谋，难以合卒也。

他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六年（1920—1956），其数恰与当年陪嫁的三十六套镶金餐具等同。这位象牙塔里的千金终于与顾维钧平静地分手。

——婚姻是一部书，第一章是诗篇，其余则是平淡的散文。

顾维钧与女儿

严幼韵，黄昏的拐杖

爱情犹如出麻疹，年纪愈大出得愈重。

顾维钧经历了三次婚姻的洗礼，备尝酸甜苦辣，在已入老境之年的七十二岁时与小他二十岁的严幼韵女士结合了。这是一段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纯情之旅。老伴、老伴，伴老也。他们携手在夕阳的余晖里，相濡以沫，更多的是严幼韵照顾顾维钧，她是他黄昏的拐杖。顾维钧把爱的方舟泊在严幼韵温馨的港湾，永不启航了。

严幼韵，浙江宁波人。上海著名绸缎庄“老九章”老板之后裔，复旦大学毕业，是位时尚的新女性。她有一绰号叫“爱的花”，缘逢汽车牌号。大学时代的严幼韵便学开汽车，其时髦可想而知。那时拥有汽车的人实在如凤毛麟角，她的车牌号为84，英文为Eighty Four，中文译为“爱的花”。严幼韵的前夫杨冠笙，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博士，早年在清华大学执教，后入外交界，曾任驻菲律宾总领事，1942年日军占领马尼拉时遇害。早在30年代，因丈夫关系，严幼韵便与顾维钧熟识。丈夫去世后严幼韵便到纽约，1959年前后供职于联合国。那时，顾维钧正出任驻美“大使”。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两人便有交往，相互心仪。其时顾维钧与前妻黄蕙兰的关系正处在“冷冻”状态，散局已定。华盛顿、纽约近在咫尺，顾、严的过从益发频繁起来，恋情渐渐地发展到心心相印了。

1956年顾维钧辞去驻美“大使”职务，几乎同时与黄蕙兰离异。他决心“采菊东篱下”，归隐田园安度晚年了。后突然受命（台湾当局），要他参加海牙国际法庭竞选，复东山再起，并当上国际法庭副庭长。1959年秋顾维钧与严幼韵正式结婚，定居海牙。

严幼韵是位善于理家、精于治家和好客的女主人。顾、严作为继父、继母，对双方各自子女来探拜，一律欢迎，不分彼此，一视同仁；对故旧亲朋的造访，殷勤款待，礼数周致。婚后的严幼韵把主要精力倾注在照顾丈夫的生活琐屑上。为他备大量的中英文报纸；同他聊天，让他身心愉悦；陪他散步，让他恬静怡然；为他安排牌局，供他消遣取乐。牌局的定率出入甚微，顾维钧视它为“统战”。他打牌从不算牌，不扣牌，十必九输。有人表示礼貌，让他当赢家，他绝不接受，总把钱塞在输家的手中。“牌完站起来，幽默地问：我是赢了，还是输了？倒在床上，便入梦境了。”严幼韵熟知丈夫有晚眠晏起的习惯，考虑到晚餐到次日早餐有十多小时不吃东西，怕影响他的健康，每日凌晨3时必起，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温馨地督促，呵护有加，百分百地充当了“好管家、好护士、好秘书”的角色。顾维钧在九十六岁高龄时，还完成一万一千页的口述回忆录，历时十七年，是与严幼韵的精心照护息息相关的。晚年过着“不忮不求，不怨不尤，和颜悦色，心满意足”的生活。大儿子顾德昌感动地说：“如果不是她（指严幼韵），父亲的寿命恐怕要缩短二十年。”顾维钧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顾。”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无疾而终。前一日，还诚邀牌友在家“雀战”，次日中午洗澡时跌了一跤，便遽归道山。顾维钧去世后，哥伦比亚大学设立“顾维钧奖学金”；严幼韵在国内为他定做了一套中式寿衣，将顾维钧的一百五十五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十万美元，以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以慰夫君。

——男人最珍贵的财产是有一位温情的善解人意的妻子。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爱家爱国，儒雅谦冲

“他的确是蔡孑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家。”教育家傅任敢先生如是说。

“他”是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

世人知道梅贻琦的已不多了，也难怪，1949年6月梅贻琦代表国民党政府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会议后，如泥牛入海。他先在美国管理“清华基金”，1955年赴台，用清华基金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至1962年病殁台北。

“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1】周恩来的这句话，可视为共产党对梅贻琦的政治定位。

梅贻琦，字月涵（1889—1962），祖籍江苏武进（今常州），生于天津，远祖梅殷是朱元璋的驸马，受命驻防天津，从此成为津门望族。诗书传家，梅贻琦的父亲梅臣中过秀才。清末，家道中落。梅贻琦1904年入南开学堂，因品学兼优，颇得张伯苓赏识。1908年被保送保定高等学堂。次年，以第六名优秀成绩被录取为第一批庚款留学生，放洋，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1914年毕业后回国，不久应清华邀约回母校执教。此后，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他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一位西哲说：“教育的出发点就是爱。”

梅贻琦爱家。

梅贻琦有姐弟多人，儿时每人都有一个奶妈。可是等到幺弟贻宝出世时，家已日暮途穷，奶妈都辞了。十岁的梅贻琦当了婴儿贻宝的“奶妈”，每日必做的功课是喂弟弟奶糕，照料弟弟。放洋期间，梅贻琦从牙缝中抠出十元五元，不时寄回家中济穷，助弟弟们上学。回国后他供职清华，说媒提亲者踏破门槛，面对三个弟弟读中学，特别是见到二弟贻瑞因无钱中断学业，他很难过，为赡养父母，为帮助弟弟们上学，他决计不考虑自己的婚姻。直到三十岁时才与韩咏华结婚。弟弟们上中学、大学的费用全部由他一人负担。即使婚后，他还把每月的薪水分成三份，赡养父母，助弟弟们上学，自己的小家仅留三分之一。梅贻琦逝世后，幺弟梅贻宝（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含泪回忆说：“五哥长我十一岁，生为长兄，业为尊师，兼代严父。”

梅贻琦爱国。

早在1927年，他对清华留美预备部毕业班作临别赠言时，意味深长地说：“赠别的话，不宜太多，所以吾最后只要劝诸君在外国的时候，不要忘记祖国。”1931年，他在出任清华校长就职演说中强调：“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当然，他的认为是“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次年，在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沉痛地说，那是“国难追悼会”，面对东北地图变色的悲剧，他坚信“不甘沦为奴隶的极众，将群起而图之”，他信心十足：“东北三省虽亡，东北人心未死……有此民族精神存在，则东北将不致终亡。”在西南联大时，到梅贻琦家做客的人，梅夫人都会捧出一块自制的叫“定胜糕”的点心招待大家，即米糕上嵌有“定胜糕”三个字，表达他们对抗战胜利的信心。

梅贻琦向以讷于言而敏于行称著，更以言必行、行必果而名世。由于他身居清华校长的特殊位置，对学生运动是十分敏感的。40年代末清华中共地下党干部白祖诚回忆说：“……在那两年中，以梅贻琦校长和诸士荃训导长等主持的校务当局，始终基本上没有干涉、限制过学运和学生的活动。”【2】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清华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陶瀛孙回忆说：“梅贻琦比较明智，捐十元大洋做活动经费。（指中共地下党活动）”【3】西南联大时期，梅贻琦“曾积极提倡师生为抗战工作而努力”。在清华校友通讯上，他发表过两篇《抗战期中的清华》，在报告校务的字里行间充满爱国激情。1938年春，国民党政府发动训练机械化部队，梅贻琦倡导机械系二、三、四年级学生参加交辎学校受训，毕业后分赴各地工作。1939年，抗战部队急需电讯人才，他就在电机系专设电讯专修科，为抗战服务。1943年盟军来华征集译员，随军上前线，那是很危险的。梅率先垂范，支持正在二年级（本不属应征对象）就读的儿子梅祖彦弃笔从戎参加远征军，二女儿梅祖彤也参加了战地医疗队。

1929年至1930年间在清华大学留影，前排左起叶企孙、潘光旦、罗家伦、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后排左二浦薛凤、左三陈岱孙、左四顾毓琇。

受梅贻琦的影响、熏陶，儿子梅祖彦在部队服务三年后，赴美留学。1949年毕业于梅贻琦的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并在美工作。1954年梅祖彦毅然回到大陆，为新中国服务。此举是得到梅贻琦的默许而成行的，他为儿子“回到清华母校任教感到快慰”。梅贻琦故去后，夫人韩咏华于1977年落叶归根，回到大陆安度晚年。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安排她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

梅贻琦儒雅、谦和。他虽出身工科，但喜爱音乐、书画和诗词，又通晓四书五经、史地和社会科学，洞悉人性的隐微。人称他是“寡言君子”，望之岸然，即之也温，对人和颜悦色。如遇工作中问题，他总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得到回答后，如果他同意，便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则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为好，或说我看如果那样办会如何如何，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从无疾言厉色。

1940年9月，西南联大的清华师生为他举行公祝会，纪念他为清华服务二十五周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他一块“育材兴邦”匾额，他的美国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授他名誉工程博士学位。面对朋友、同仁道贺，他在答辞中说：“方才听了几位先生以个人为题目，说了不少夸奖的话，自己不敢说他们的话是错的，因为无论哪个人总有一些长处，但也必有他的短处，只是诸位不肯说这个人的短处罢了。仔细想来，或许诸位因为爱清华的缘故，爱屋及乌，所以对于这个人不免有情不自禁的称扬的话语；就是吴士脱工业大学赠给个人的名誉学位，也是因为他们敬重清华，所以对于这个学校的校长，做一种奖励的表示。”【4】他在“教育部”任内，一所新大厦落成，僚属请梅贻琦立碑纪念，并举行仪式。可梅贻琦只在签呈上画了个图，标明尺寸，指示只要求在新厦墙上加一碑石记上兴工、竣工日期即可，其他都不要。晚年有人要为他设立“梅月涵奖学金”，他执意不肯。这些，都显示他的人格魅力。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述了他与清华的血缘之亲，也表达了他对清华的挚爱。他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1931年底，他出任清华校长，可称得上受命于危难之时。自罗家伦于1930年离职（当属被逐）后，清华长时期没有合适的校长人选，连续空缺了十一个月，不断易人，反复被逐。国民党政府只好令在任“留美学生监督”的梅贻琦出山。梅贻琦感到荣幸、快慰，但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虽一再请辞，终未获准，遂赴任。他在《就职演说》中有极为中肯的表白：“（我）又享受过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称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发展，将来可告无罪于清华足矣。”他借此提出一句关于大学教育的经典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拘一格揽人才，被“三破格”的华罗庚即是典型一例。

梅氏五兄弟合影，摄于1932年4月13日。

在治校方面，梅贻琦倡导“吾从众”的民主作风。他以京剧中的“王帽”自喻，把主戏让别人唱，并说：“那是自己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与有荣焉’而已。”大家都说他是个只知有事，不知有“我”的人。他博采众议，无为而治，但又择善固执。他在主张学术独立、自由教育的同时，审时度势，极力推行通才教育。他认为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大学重心“应在通而不在专”，以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为宗旨。显然，他的这一办学方针与国民政府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是相悖的，但他一意坚持惟实，不惟上。他还强调对学生的操行的培养，要求教授在指导学生读书、做学问时，“必须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八年的西南联大主要校务工作是由梅贻琦负责的（另有南开的张伯苓和北大的蒋梦麟）。从《梅贻琦日记》（1941—1946）中，可以看到在国难当头、校务繁重、生活艰苦的环境下，梅贻琦呕心沥血，才创造出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的局面。

1940年9月，梅贻琦的美国母校邀请他参加校庆，并颁他荣誉博士学位，他丢不下艰难竭蹶中的联大，没有前往。他的胸怀是宽广的。为渡危艰，当时清华的教师组织“清华服务社”，通过为社会服务取得一些报酬，以改善教职员生活。梅贻琦将该社所获的利润，让西南联大全体同人分享，每人多发一个月的酬薪，深得大家的拥戴。

1948年时局发生变化，是年底梅贻琦与一些名教授被当局接到南京。次日（12月22日）国民政府要梅贻琦出任教育部部长，梅坚辞。据当时一起同行的张起钧教授回忆，梅贻琦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地表示：他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惭愧，怎好跑出来做官？这“表现了学人的风格，树立了师德的典范”，“不愧是个‘人物’。”【5】

身为校长的梅贻琦，对清华的一草一木寄有深情。在他离平前夕，设立了一个“校产保护小组”，把一批账目和物资转移到城里。对“清华基金”，他更视为命根子。1949年后他在美负责管理这笔基金。叶公超每到纽约都去看他，劝他回台，把清华的这笔钱用到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因他不愿用这笔钱拿到台湾盖大楼、装潢门面，他想用在科学研究上。因此，台湾有人骂他“守财奴”，他也不在乎。1955年他终于找到“更好的用法”，他到台后，把这笔款子用于筹建“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和新竹“清华大学”。

晚年的梅贻琦患病住院，无力支付医药费。而在他病桌旁始终有只从不离身的手提包。在梅贻琦去世后，夫人韩咏华打开包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者无不动容。【6】

梅贻琦爱庐，亦爱庐内的同人、朋友。闻一多被害，令他悲愤欲绝。“日间披阅两校公事颇忙。夕五点余潘太太跑入告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消息，惊愕不知所谓。盖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可竟实现；而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其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急寻世昌使往闻家照料，请勉仲往警备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人安全……”【7】

梅贻琦为防止类似惨案发生，旋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一家和张奚若安排到美驻昆明领事馆避险。他一面妥善安排闻一多的善后，一面向当局交涉追查凶手，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特务的罪行。

潘光旦是清华的教务长，梅贻琦的老同事、老朋友。1936年2月29日，警察局到清华大搜捕，逮捕数十位无辜的同学。学生们误认为是潘光旦向当局提供的名单，围攻潘。潘是残疾人，一只腿，双拐被丢在地，只能用一只腿保持身体平衡。梅贻琦觉得他是一校之长，不能让朋友代己受过。他挺身说：“你们要打人，来打我好啦。你们如果认为学校把名单交给外面的人，那是由我负责。”他对情绪激动的同学们说：“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出了事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是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学生住宿的名单，我能不给吗？我只好抱歉地给了他们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是不大准确的……你们还要逞强逞英雄的话，我很难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8】

吴晗教授思想活跃，当局曾令清华解聘吴晗。梅贻琦一面拒绝，一面悄悄地通知吴晗离去。

梅贻琦爱生如子。他说：“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国难当头，学生运动迭起。梅贻琦完全理解、同情学生的爱国热忱。他以超人的冷静维持稳定局面。学生进城游行后，梅贻琦派卡车把同学接回。对当局逮捕、开除学生，他总想方设法予以保护。或通知可能要遭逮捕的学生立即离校；一次为掩护郭德远同学脱险，甚至同意把他藏在自己的汽车里偷运出去（未实施）。有学生被逮捕，他总费尽周折去保释。学生们也很体谅梅贻琦，每要闹学潮时，又怕影响梅校长的地位，总要先贴出拥戴梅校长的大标语。对梅贻琦与警察局周旋呵护学生的行迹，学生们模仿梅校长的口吻，编了一首顺口溜：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

传闻可能有什么，恐怕仿佛不见得。【9】

尽管他自己很节俭，但对穷困、病难的学生，梅贻琦总是慷慨解囊，予以济助。学生林公侠在香港中风，贫病交加，梅贻琦闻讯，从美国汇一笔“数目巨大”款子，帮他渡过了难关，并勉励他：“好好养病，保留此身，将来为国家出力。”

梅贻琦在1941年曾说：“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是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说一句‘幸告无罪’。”梅贻琦以他的智慧、务实精神和果断的态度，在那非常的岁月，保存了清华的元气，实现了他的理想。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梅贻琦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除了他的“勤政”之外，“廉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俭德的口碑极隆。

他在《就职演说》中第一个便谈经济问题。“力图撙节与经济”是他用公家钱奉行的原则。他长清华后“删繁就简”，尽量减少办事机构，裁减冗杂人员，多次表示：“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各事更应力求节省，期以最廉之代价，求得最高之效率。”

最可贵的是身教。梅贻琦一到任，住进清华园甲所（校长宅），便放弃传统的校长特权：家里用工的薪金、电话费，以及学校免费提供的两吨煤，全部自付。他认为：“虽是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西南联大岁月，他与普通教授一样租用的是民房，窄小，两把硬椅子放在阶台上算是客厅。学校配给他一部小车，当物价飞涨时，他毅然封存了汽车，辞退了司机，安步当车。外出应酬，则以人力车代步。那时，他是知名大学校长，官场应酬多，对某些奢华的宴请之感慨，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座中有何本初县长及吕专员、黄参谋主任。菜颇好，但馕肉馅者太多，未免太糜费尔。”（1941年6月11日）“晚，×××请客，在其办公处，菜味有烤乳猪、海参、鱼翅……饮食之余，不觉内愧。”（1941年10月13日）在现存的清华档案袋中，还存有梅贻琦当年用废纸头起草的公函、报告提纲等原稿。

1943年当他获知老母去世后十分悲痛。原定当天下午由他主持联大常委会，同人建议暂不开，他仍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1943年3月4日）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盖当兹乱离之世，人多救生之不暇，何暇哀死者，故近亲至友之外，皆不必通知。……故吾于校事亦不拟请假，惟冀以工作之努力邀吾亲之灵鉴，而以告慰耳。”

西南联大有时为职工谋一点福利，由他主持制定的校规却明令“没有三位常委的份”（其时，蒋梦麟、张伯苓另有兼职）。“还有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补助联大的学生，我们当时有四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月涵都不让领取补助金。”他们家的生活极为艰苦，“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点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为了补贴家用，夫人韩咏华与教授夫人们一道绣围巾，做帽子上街去卖。后来与潘光旦、袁复礼夫人组成“互助组”，自制一种上海点心，取名“定胜糕”（抗战一定胜利），由韩咏华跑到很远的冠生园食品店寄售，来回要一个半小时。夫人又舍不得穿袜子，光着脚穿皮鞋，把脚都磨破了。

夫人韩咏华参加昆明女青年会活动，与名流龙云夫人、缪云台夫人在一起。活动时大家轮流备饭。一次轮到梅家，家里没有钱，夫人就上街摆个小地摊，把子女们小时候的衣服、毛线编结物去卖，卖了十元钱来待客【10】……校长夫人摆地摊被世人认了出来，一时成为美谈。

固穷守节。1951年，梅贻琦主持“清华纽约办事处”，只有一间办公室，只聘一位半时助理，自己给自己定薪每月三百元。后台湾当局有令，要他把薪水改为一千五百元。梅贻琦不肯：“以前的薪水是我自己定的，我不情愿改。”原住一通常公寓，为了给公家省钱“搬进一个很不像样的住处”，“小得连一间单独的卧室都没有”。

1955年，梅贻琦到台，却把夫人留在美国。他在台挣的台币，根本无法照顾夫人生活。夫人不得不自谋生计，在衣帽厂做工，到首饰店站柜台，去医院做护理照料盲童，从六十二岁一直干到六十六岁。生活拮据，有时靠在洛杉矶的大女儿梅祖彬，业余帮研究生打论文稿赚五块十块贴补家用。【11】而某年，梅贻琦回台北参加一次国民党的“国民大会”，会议给他一笔津贴，他却将钱全部为“清华驻美办事处”买了一大批书。真是君子忧道不忧贫。

梅贻琦做人外圆内方。

圆，对人谦冲、诚笃、公正。他有浓厚的民主作风，有对事不对人的雅量。叶公超评价他：慢、稳、刚。该刚的时候，他则刚。他与秘书有约定，凡是求情的信件，不必呈阅，不必答复，“专档收藏了事”。抗战前的清华总务长，是梅贻琦的好友。他是位有声望而干练的“回国学人”。一次，那位总务长要求梅贻琦聘他为教授，以“重”视听。梅认为行政人员与教授，职司不同，不可混为一谈。他不同意，结果那位总务长拂袖而去。梅终不为友情所动。这是他择善固执，“刚”的一面。

有一则趣事。据清华毕业生孔令仁的回忆：西南联大办了一个附中，由于教学质量高，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己的子弟送到这所学校去读书。云南省省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都想转到附中，同时报考了这所学校。龙国璧没有考上。联大创立时，龙云曾给予许多支持，这次他的女儿没被录取，十分生气，认为梅贻琦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到梅贻琦处疏通。但秘书长踌躇不动，龙云生气地问他：“你还站着干什么？”秘书长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这才不气了，对梅更加敬佩有加。

梅贻琦生病住院，台湾当局不予开支各项费用。“其间医药丧葬，都承若干若干知不详说不尽的先生们、朋友们关怀维护。”（梅贻宝）人们之所以如此厚爱他，不止是他潇洒的“两袖清风”，还有那铮铮的“一身正气”。

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说：“他长母校几十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贪污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足可为万世师表。”

梅贻琦曾亲自为清华校刊题写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梅贻琦，以毕生的实践，躬行了清华的校训，弘扬了清华精神。

——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注　释

【1】　全国解放不久，周恩来在北京协和医院礼堂对北大、清华两校教授讲话。见《梅贻琦与清华大学》第12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3】　见《梅贻琦与清华大学》第127页、126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4】　见《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第9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5】　见《梅贻琦与清华大学》第166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6】　见《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5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

【7】　见《梅贻琦日记》（1941—1946）第23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　徐修贤：《怀念梅校长》，台湾《传记文学》第40卷第6期。

【9】　见《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第33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10】　见《梅贻琦与清华大学》第270至284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1】　见《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第355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还有一个刘文典

“人称之谓‘二云居士’”

江山代有人才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年月那些名士大都狂狷得很：或思维奇特言谈骇世，或豪气干云狂傲不羁，或形迹放浪屑于流俗。其代表人物当数傅斯年，世说他是惟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跷着二郎腿说话的文人，因而得诨名傅大炮，炮口居然敢瞄着皇亲国戚宋子文、孔祥熙之流。叶公超也算一个。他从政蛰居台岛后，坐在“外长”的椅子上，也不把老蒋放在眼中。他最烦老蒋的文山会海，尤反感对与会者还要查岗（签到）。一次在听老蒋报告时，愤愤地对同事说：“啰啰嗦嗦，又浪费我半天时间。”还用英语补了一句：“他敢拿枪枪毙我！”在讨论外蒙加入联合国问题上，两人发生争执，公然骂蒋：“他懂什么外交，连问题都搞不清楚！”

傅、叶都够“牛”的。其实，在他们那班人中还有一个刘文典，更“牛”——他敢在老蒋面前“以牙还牙”，面对面地干。

刘文典当年也是不同凡响的人物，精通英、德、日、意语，学贯中西，尤精国学。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师从章太炎学《说文》，与鲁迅为章氏同门弟子，与陈独秀亦师亦友，胡适、陈寅恪曾为他的书稿作序捧场，跟蒋介石干过仗，与毛泽东握过手……

未识其人，先观其貌。且看他的旧雨、同事和门墙对刘文典的描述。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惟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惟语不择言。”（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钱穆：《师友杂忆》）

“30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张中行：《负暄琐话》）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1943年）

“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文中子：《刘文典：“半个教授”》）

他的清华老门生描写得更精彩：“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了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教授印象记·刘文典》见《清华暑期周刊·1935.7》）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天明等。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他1906年入安徽公学读书，师从陈独秀、刘师培，并受赏识，在思想上、治学上深受熏陶和影响。1907年刘文典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同时随章太炎学《说文》，听章士钊演讲，爱国主义思想日趋成熟。辛亥革命成功后，刘文典回国，在上海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办《民立报》，用刘天明笔名发表一系列宣传民主、反袁的文章。1913年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范鸿仙时，他们两人身亡，刘文典同时被刺，手臂中弹，幸存。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刘文典也于是年再渡扶桑，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积极从事反袁活动。袁世凯倒台后，军阀混战，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刘文典感到苦闷、彷徨和失望，毅然远离政治，立志从事学术研究。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年二十七岁，遂开始他的著书立说苜蓿生涯，直至终老。有人评说，他是与辜鸿铭齐名的北大怪人。

“疾恶真推祢正平”

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中国知识分子历有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不畏强暴，不媚世俗。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学潮中的表现即为一例。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学校设在省府安庆）。是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引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时恰“虎而冠者”的蒋介石途经芜湖抵安庆，见之，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学潮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映，决心严惩。29日午蒋介石传令刘文典。此前，刘文典闻讯曾扬言：“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刘文典在上课。

刘文典自视甚高，蒋介石挟北伐之功，更盛气凌人。两人一见面便唇枪舌剑交锋起来。关于当时场景描述有七八个版本之多，实录者、演义者混杂。笔者择其三例较为平实、可信的版本列于后：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坐，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浇油。他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并怒吼：‘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的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刘兆吉：《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

“蒋却一再追逼刘文典交出肇事学生，刘文典‘出言顶撞’，蒋介石大为震怒：‘……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自尔始。’刘文典毫不屈服，怒斥蒋介石为‘新军阀’，蒋随即严令随从陈立夫将刘文典送交公安局关押。”（张正元、杨忠广：《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惩罚罢课学生。刘当面顶了回去，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叶新：《近代学人轶事》，百花文艺出版社）

刘文典终于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言“解散安大”。

消息传出后，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与安庆的多所中学学生四百余人，聚集在省府前向蒋请愿，要求释放刘文典，收回关押、开除学生的成命。同时，安大教职员代表和皖省各界社会贤达，联名致电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和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刘文典夫人张秋华又去南京晋见蔡元培。所幸，蔡、蒋、胡分别致电蒋介石，历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任《民立报》主笔时宣传革命功绩，恕其一时语言唐突，并“力保其无他”。一说陈立夫也从中斡旋。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重压之下，蒋介石最后放了人，但附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当时学界盛传刘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学不是衙门。”那是刘文典对当局迫害进步青年的愤慨。刘在安大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护了一些进步的青年学生。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严加监视。因说是“证据确凿”，刘文典命令校警警长丁某到王宿舍，的确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上轮船离校。是日夜，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杨起田《安庆文史资料》总第七辑）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炳麟），述及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抱病挥毫书了一副对联赠之。联曰：

养生未羡嵇中散，

疾恶真推祢正平。

赠联巧妙地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揭露了蒋的独裁专横，颂扬了刘的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气节。三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曰：“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并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无独有偶，香港的高伯雨说得更为精彩：“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那样藐视袁世凯【1】，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高伯雨《香港信报·听雨楼随笔》

刘文典的气节不止于此。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的那天晚上给胡适的信中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刘文典全集》卷四，页802）

不过后来他禁不住还是嬉笑怒骂了一番解气：“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要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自己去卖身罢了！”（周作人：《北大感旧录·刘叔雅》）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哲学社会科学版）一说刘到了福建，又退回了礼金返回。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死去。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1937年北平沦陷后，刘文典未能及时南下，日本人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任伪职。刘断然拒绝。此举激怒了日本人，两次搜查他的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寓所。他面对日人搜查，横眉冷对。他本善日语，但他以“发夷声为耻”，在日寇面前不讲一句日语献媚。他常以“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告诫自己（诸伟奇《刘文典传略》）。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只身辗转到昆明西南联大。刘文典见到于他后到西南联大的吴晓玲教授，便问周作人景况。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时，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吴晓玲：《忆刘叔雅先生数事》）

刘师培是他的业师，他十分敬佩刘的学问。因刘后来投靠袁世凯，在思想上消极保守，便很少往来，言谈中鲜少提及他。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刘管廷后来在华北冀东一个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刘文典十分气愤，先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又说“新贵往来杂踏不利于著书”，逐其迁居。

全国解放前夕，胡适打算把刘文典弄到美国，已联系好学校，并为他一家三口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在这人生十字路口，刘文典拒绝了：“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张文勋：《刘文典全集》卷四，页943）

刘文典与陈独秀的友情深厚。他们是同乡、同事、亦师亦友多重关系。

1918年有个叫易乙玄的写了一篇诘难陈独秀的文字《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刘文典马上援手，做了一篇《难易乙玄君》反诘。他与陈站在辩证唯物论同一营垒中。五四期间，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刘文典参加学界签名活动，积极营救，还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致电致函营救。更为可贵的是陈独秀出狱后，“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罗章龙：《红楼感旧录》）须知刘文典那是冒着杀头危险的。

刘文典喜欢创作诗词。他的爱国情怀，在诗词中有强烈反映。诸如赠秋华夫人《有感》：

故国飘零事已非，江山萧瑟意多违。

乡关烽火音书断，秘阁云烟典籍微。

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

兰成久抱离群恨，独立苍茫看落晖。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刘文典恃才傲物，骄傲自大。特别是在清华的十年（1927—1937），学术上取得成就后，随着地位的改变，有点“一览众人小”，加之客观上的一些原因，他在学术上的长足发展受到了影响。

在昆明岁月艰苦异常，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教授越教越瘦。那时李鸿章之孙李广平在昆，和刘文典是同乡，两人有点瓜葛之亲，性情又相投。刘文典有时“难以为炊”，就书“刷锅以待”四字差人送去。李广平立即“雪中送炭”，帮他解困。

人是复杂的。在艰难竭蹶之中，刘文典的思想终于消沉了。

1943年他应普洱（磨黑）大豪绅、盐商张孟希之邀，为其母撰墓志。张孟希赠云土五十两。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秘书朱丽东，通过李广平找刘文典替蒋介石六十岁生辰写贺表，他竟写了。（张文勋：《刘文典全集》卷四，页942）

刘文典的普洱之行，遭到联大同事的非议，最后为联大解聘。【2】

必须补充说明一点的是：他的普洱之行还有“久无人知的秘密”，“连刘文典本人蒙在鼓里的内幕。而这件事，在客观上帮助了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3】

“只吃鲜桃一口”

安大事件后，刘文典应蔡元培电邀，又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由罗家伦介绍，刘文典到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1938年到西南联大，1943年因磨黑之行被解聘，被云南大学续聘。他在三尺讲台上躬耕终老。

刘文典开的课很多，在北大时达十门之多，主要有文选学、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和庄子研究等。他授课有特色，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又不囿于繁琐的训诂；善旁征博引，信而有征。他授课的方式独特，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心得，以启发式循循诱导，例如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文史大家游国恩、王力、张中行和任继愈等都曾沐浴过他的教泽。张中行在《刘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对他的见解，同学是尊重的。”

刘文典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是下午的课，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日，他在皓月下讲《月赋》。风雅极了。

“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忆刘文典师二三事》，台《传记文学》第44卷第4期）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便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傅来苏：《是真名士自风流》）

大名士吴宓对刘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也喜欢听他的课，刘文典也不介意，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顿时抬头向坐在后排的吴宓张望，然后问：“雨僧（吴宓）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来，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同学们不免窃笑。

其实，吴宓跟刘文典的关系也很微妙。

吴宓在西南联大开过《红楼梦》讲座，自以为红学家的刘文典对吴的观点不予苟同，就唱“对台戏”。听者众，讲座由小教室迁到室外小广场，秉烛讲授。刘文典着长衫登台，一女生为他斟茶。刘文典忽然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字就够！”接着在身旁小黑板上写了“蓼汀花溆”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解放后，他年事渐高。云南大学为了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一度不排他的课。他坚持要上课，声色俱厉地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刘文典不仅课上得有特色，著述也宏富，除校勘古籍外，还有大量译著。

他刚到北大当教授时，年仅二十七岁。当时，文科办公室被称为“卯字号”：有两只老兔子，己卯年生的陈独秀、朱希祖。三只小兔子，辛卯年生的胡适、刘半农和刘文典。北大，人才济济，漪欤盛哉。他深感自己学殖浅薄，自忖要想在北大立足，没有著述支撑不行。他发愤，在学术上选定古籍校勘为目标，重点放在秦汉诸子上。历数年青灯黄卷，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淮南鸿烈集解》，胡适作序，推崇说：“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那时胡适已倡导白话文，为了对这部书的尊重，他破例用了文言。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刘文典的学术地位也大大提高。他发愤不止，1939年又出版了《庄子补正》，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作序赞曰：“先生之作，可为天下之慎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连校对也一丝不苟，从不假他人之手。他在致胡适的信中，大叹校对的苦经：“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书信辑存：《刘文典全集》卷四，页795）他所征引的材料，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他的一位老学生李埏，在上世纪40年代曾向他借阅过一本唐三藏取经的书，发现书的天头地脚及两侧空白处，布满了先生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用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傅来苏：《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

“替庄子跑警报”

恃才傲物者，古今有之。近代名士中，刘文典当属一个。

“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文中子：《刘文典全集》卷四，页986）刘文典并不否认。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不过，他又说：“但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陈寅恪、胡适当不在此列。他对业师刘师培也有微词，认为他“著述征引的材料，有时只凭记忆”而失误。

且先看几节他的自述、与弟子谈话时对他人的评论的片段：

“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无据。”（张德光《庄子补正》跋）

“这两位诗人（元遗山、吴梅村）的诗，尤其是吴梅村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王彦铭：《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

“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臞、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致胡适信《刘文典全集》卷一，页807）

“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郭鑫铨：《初识刘文典先生》）

据传上世纪30年代末，在西南联大上课时，他偶提起跟章太炎学《说文》一事时，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一举手伸出小拇指，没有褒贬词。解放后有人揭发他反对鲁迅，尽管刘辩称：“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伸小拇指喻人是褒是贬，已无从考证。本意如何，惟刘文典自知。

关于他的癫言狂语在坊间流传甚广，现择几则有代表性的附于后：

“两个半庄子”。

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共十卷，1939年出版，陈寅恪作序给予较高评价，使刘的身价倍增，获“庄子专家”美誉。每上《庄子》课时，开头第一句总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学界流传的另一个版本是“有两个半人懂《庄子》”。除庄周、刘文典外，还有“半个”，那“半个”，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一说指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他俩都曾从哲学的角度讲授过老庄。

“替庄子跑警报”。

在昆明时，某日跑日机空袭警报。师生们争先恐后之际，沈从文恰巧与刘文典擦肩而过。他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太上教授”。

刘文典看不起文学创作，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名噪一时的巴金，他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我没听说过他。”昔日在西南联大他也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当西南联大要提沈从文为教授时，刘文典愤愤不平：“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元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角钱！”又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要是教授，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吹牛的本钱”。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教务繁忙，陶久没去拜见老师。某日，陶拨冗专门拜访。一见面，刘文典就劈头盖脸地把他一顿臭骂，说他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边风”。陶光被骂得莫名其妙，忍无可忍正要反击时，刘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吗？”口气由硬变软。刘文典以幽默的语言道出蓄意已久的心声，陶光听到老师是想把自己当作“吹牛的本钱”后很受感动，几乎破涕为笑。师生的情谊更深了。后来刘文典特地请陶光为自己的著作题签。

“好生之德”。

西南联大时学生李埏向他借过一本《唐三藏法师传》，发现书中夹着一张老师用毛笔画的老鼠，好奇地问他。刘文典大笑不已，说在乡下看书点香油灯，灯芯上的油滴在灯盘上。一天深夜，他在灯下看书时，见老鼠爬到灯盘上，熟视无睹地吃盘子上的油。他想打死它。转念一想：老鼠是在讨生活，我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何必相残呢？随手用毛笔为它写生，将该画夹在书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观世音菩萨”。

他在课堂上往往会发惊人之语。一次，学生向他讨教，如何写好文章。他信口说：“只须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学生不解。他说：“‘观’，是要多观察；‘世’，是要懂得世故；‘音’，是要讲究音韵；‘菩萨’，即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菩萨心肠。”

“擦皮鞋者”。

1957年3月，他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给次子刘平章写了一封复信。称呼为“kolya”，落款为“擦皮鞋者”。开会期间，他在书店见《苏联画报》上有一幅名为《擦皮鞋者》的幽默漫画。画面是严冬，一个满额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讽刺溺爱子女的社会现象。刘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读大学的儿子来讨生活费的信，联想自己溺爱儿子有加，不免自责。他没有摆出“老子”的架子，用此隐晦幽默方式教育儿子。信中不提寄钱的事，反说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儿子平章读后，既感温馨又受教育。

“我再生了”

云南解放后，刘文典一直在云南大学执教。在思想改造中，他比较顺利地过了关。承认自己缺点很多，但无罪行。他把鸦片也彻底戒掉了。他多次宣称：“出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刘兆吉：《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时李广田当云南大学校长，对他十分尊重，言必称其为“老师”、“刘老”，每每开会，都请他先作发言。因刘文典有杰出的表现，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优厚的礼遇。评定职称时，他是云南省惟一一名一级教授（文科），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我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更高兴的是以一个九三学社的成员来做一个共产党的助手。我愿意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化而奋斗！”（《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刘文典全集》卷四，页780）

刘文典1958年7月15日病逝于昆明。他毕生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我国文化遗产的积累和人才的培养方面做出值得称道的贡献。

为纪念刘文典先生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安徽大学、云南大学联手整理出版了近千万字的四卷本《刘文典全集》。（安徽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

注　释

【1】　当年章太炎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软禁，逼他求饶。但章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壁间，以示决心。竟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世凯病死，章太炎才得以生还。

【2】　1943年5月西南联大各校按惯例给教师发聘书。但清华大学没有与时为系主任的闻一多联系，径直把聘书寄给刘文典。闻一多本对刘文典的普洱之行不满，对学校不打招呼就发聘书也很恼火。闻给刘写信，声称发了聘书也要收回。信中不无讥诮：“昆明物价涨数十倍，切不可再回学校，试为磨黑盐井人可也。”发此信前，闻一多曾找到时为联大文学院院长（亦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建议对刘停薪，并考虑解聘。冯友兰亦认为刘文典此行不足称道，难为人师表。冯尊重闻的意见同意解聘刘文典。曾是刘的学生，此时为刘的同事的王力，为其说项。“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指刘）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闻黎明《联大旧事：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始末》）

刘文典对被解聘一事感到突然、不解，并有所认识。对此举始料不及，于7月25日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写信。信云：“典虽不学无术，平日自视甚高，觉负有文化上重大责任，无论如何吃苦，如何贴钱，均视为应尽之责，以此艰难困苦时，绝不退缩，绝不逃避，绝不灰心，除非学校不要典尽责，则另是一回事耳。今卖文所得，幸有微资，足敷数年之用，正拟以全副精神教课，并拟久住城中，以便随时指导学生，不知他人又将何说。典自身则仍是为学术尽力，不畏牺牲之旧宗旨也，自五月以来，典所闻传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胫以奉询究竟。”闻黎明：（《联大旧事：刘文典被清华解聘始末》）

梅贻琦宕至9月10日作复，信云：“尊处暂未致聘，是非得已。想承鉴谅。”显然，梅贻琦对刘文典的普洱之行，是有看法的。尽管他爱才如命，但对这种目无校纪的出轨行为，他不得不挥泪斩马谡以诫众。

【3】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云南工委根据南方局避免无谓牺牲、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将昆明大中学里比较暴露的党员和进步骨干转移到各县，仅联大就移出一百多人。其中西南联大地下党领导的“群社”成员吴显钺、董大成等到普洱中学任教，当校长。该校董事长就是张孟希，他附庸风雅，想找名教授为其母撰墓志铭，联大同学觉得此事有利于他们隐蔽，便派人回昆明找到刘文典。“刘文典的到来，在客观上起到掩护联大疏散同学的作用。”当年与刘文典同行磨黑者萧荻有专文《关于刘叔雅先生磨黑之行》述此。详见1989年8月31日《春城晚报》。

陈寅恪：惟大英雄能本色

“教授的教授”，名门之后

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门类里，被冠为“泰斗”、“大师”、“宗师”者不胜数矣。姑且不论这一顶桂冠戴在受者头上合适与否，总觉不新鲜；然被誉为“教授的教授”的却只有一人：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是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聘四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之一。他的学问大、名望高，掌握汉语以外的语种达十六种之多（一说十三种），在对学生讲“佛经翻译学”时，能用十几种语言来比较、研究，让学生在比较中明白孰优孰劣，优在何处，劣在何方。他的拿手绝活是对历史的研究，“在史中求史实”，“继承宋贤史学大师，以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与长编考异之法治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明清史等”。

陈寅恪1902年十三岁，随兄陈衡恪（师曾）留学日本，后赴美在哈佛学习梵文、巴利文，1921年又赴德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学。旨趣在“以求知识为职志”，留学计达十多年却无意追求博士学位。1925年，吴宓拟请陈寅恪为研究院教授。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么，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启超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之词后，曹云祥同意了。

1926年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上课喜欢用布包装着相关书籍资料，一进课堂便将布包摊在讲坛上。异趣所在是他备有一黄一黑两只布包，凡上佛经文学、禅宗文学必用黄布兜，讲授其他课程则用黑的。冬日喜欢穿长袍马褂，因体弱，有时严寒还加上件皮袍。讲课时一兴奋觉燥热，便适时脱去。凡引征重要文句或参考书目，他都亲自抄在黑板上，擦黑板活脏，学生要代劳，他一概谢绝。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述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上课从不点名，也不小考。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创新，期以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他是一位“怪人”。国文考试加试是以科举时代的方式对对子。以此测试学生的读书博寡、语汇丰富及音韵学、逻辑学。此举虽招致毁誉参半，但“寓意甚深”，可“测试作者的联想力和美感力”以及“表现文学的天才和造诣，而修辞的程度更可以从这里流露出来”。他既开风气也为师。一面向学生提示可走的新路，一面指导学生如何去做。出于他的声望，北大的同学为不失名师的教诲不惮跋涉也来清华园听课。那时陈寅恪不过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汉。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他的勤奋令学生们脸红，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勤勉精神。

他与王国维（静安、观堂）私交甚笃。1927年王国维于昆明湖自沉。在向静安先生遗体告别时，研究院的学生们在先，行的是三鞠躬，而陈寅恪行三跪九叩大礼。他送挽联，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赋诗言哀。次年，应研究院众学生之请为王观堂先生撰写碑铭，于碑文中阐发观堂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曲。

遗憾此碑今已无迹，幸有拓片尚存。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生于长沙。出身于诗书世家。他自言并非是“读书种子”，那是自谦。祖父陈宝箴，咸丰年间诗人，光绪年间官至湖南巡抚。其父三立，别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近代著名诗人。长兄衡恪，民初著名的艺术家，诗、书、画、印俱精，我国漫画创始人。称陈氏“诗是吾家事”确切不过。尤当陈氏宗族定居南京后，对子女教育更为注重。除延聘西席外还在家开设学堂，所授课程不止我国传统文化典籍四书、五经之类，还设置数学、英文、音乐和绘画。延聘的塾师都是饱学之士，如王伯沆、刘翼谋、萧厔泉等。家中藏书也丰，多为古籍和佛典。童稚时代，家庭便为陈寅恪创造了一个中西合璧、自由发展的空间。

乃翁陈三立得陈寅恪时已三十有八。“恪”是兄弟间排行字，他生于（庚）寅年，由祖母黄太夫人命名为“寅恪”。

一个贤内助，两个好帮手

贤内助者，唐筼也。

陈寅恪、唐筼是一对结发并白头偕老的夫妻，一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伴侣。他们的琴瑟和鸣、真情相爱，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唐筼，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崧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奇功，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筼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陈、唐结婚甚晚，于1928年结缡于沪上。陈寅恪时年三十有八，唐筼亦三十。

1926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陈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又快嘴快语。他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么，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介绍给陈寅恪。

陈寅恪与唐筼一见钟情，他们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

婚后的唐筼，主政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琐碎事务。家中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遗孀。后三个女儿陆续来到人间，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筼担当教育子女的任务，她的字写得好，把方块字写在纸上，教孩子们识字、背诵唐诗。最初七八年间生活尚稳定。惟苦于唐筼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自1937年日寇入侵，覆卵下岂有安巢，陷入苦难深渊。为避日寇，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在济南车站上车，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惨不忍睹。到香港之后，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获救。因经济窘迫，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怨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社会混乱不堪，食品奇缺，没有饭吃。唐筼除自己节食外，还忍泪控制孩子们进食，吃红薯根和皮的“神仙饭”。日军烧杀掳掠，遍街建卡设哨，唐筼怕逃难时孩子们会散失，含泪用毛笔在布上写上小女儿的名字、出生年月及亲友们的住址，缝在四岁小女儿的衣襟里。两个大一点的女儿，怕碰上日本鬼子万一被糟蹋，强行给她们剪男孩头式，穿男孩衣服，惶惶不可终日。1943年在成都燕京大学的日子，钞币贬值，柴米飞涨。唐筼常发病，还得照料家中生活。为了能给陈寅恪增加一点营养，喝一口羊奶，家里养了一只跛足母羊，她和未上学的小女儿共同饲养。陈寅恪不顾病目和疟疾之灾，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除完成上课任务外，坚持写完了《论元白诗之分类》、《长恨歌笺证》。学期终了，填写学生成绩单，格子小，纸张劣，陈寅恪看不清楚，唐筼筼和女儿帮忙完成。1945年陈寅恪双眼失去光明，手术仍不见效。为了能给病弱的陈寅恪补身体，唐筼把两件像样的出客衣服送进当铺……

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筼倾心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底留在广州，坚拒不去台湾。1949年“土改运动”冲击了唐筼的亲属，她害怕，暂避香港月余。后经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劝返广州。

唐筼，本是一家庭主妇。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筼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唐筼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她甘为丈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筼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的护士和清洁工全部取消，重任全落在唐筼一人身上。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干杂活，因他们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被冻结，嗣以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筼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每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教人不忍卒读。

墨池飞出北溟鱼。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喻陈寅恪为史学界“北溟鱼”的话，那么唐筼就是那方广瀚融和的“墨池”。没有她，他是“飞”不出来的。绝对。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筼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

涕泣对牛衣，【1】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人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陈寅恪又是幸福的。他的人生之旅除了上帝给他安排了一个贤内助外，还有两位好帮手。

远在1941年陈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有一位女性托人给以四十元“军票”小小资助，陈婉拒。这份情谊，却由此在岭南大学得到延续。她叫冼玉清。

冼玉清，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自号“碧琅玕馆主”，是广东著名女诗人、女学者，也是一位“怪”女性，终身不曾婚嫁。上世纪20年代她便出言：“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带着浓浓的人情味，她走入陈寅恪的视窗。两家亲人般地相互关怀和照顾。陈家的外到与学校的对话，内至女儿婚事，冼玉清都十分关心。这给晚年的陈寅恪精神上增添了暖色。1956年春节，唐筼曾手书陈寅恪撰的春联赠冼玉清：

春风桃李红争放，

仙馆琅玕碧换新。

也就是这位冼玉清，孑然一生，身后将祖传遗产四十四万港元捐给国家，将广州房产、书籍、收藏悉数捐给了中山大学和广东文史馆。

另一位女性叫黄萱，印尼华侨首富黄奕住之女、周寿恺教授夫人。195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黄萱应中山大学之聘为陈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陈寅恪晚年著述融入黄萱大量的心血。《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都是由黄萱记录、整理的。陈寅恪与其合作十分愉快，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际专事附记鸣谢。她在陈寅恪身边工作了十四年。因爱人工作调动，黄萱一度欲辞职。陈寅恪说：“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被感动，又留了下来。直至1966年被迫离开。不可设想，倘若没有遇到黄萱，陈寅恪晚年的著述将又是一番什么样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黄萱在中山大学工作了十四年，月工资七十六元一分也没涨。

残目膑足，慈眉傲骨

陈寅恪1937年右眼失明，五十二岁时左眼又发现眼疾，希冀有良药治疗能康复。兵荒马乱，岂容幻想。五十六岁时，左眼视网膜剥离，终致双目失明。日本投降后，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请陈赴伦敦再治目疾，仍不见好；拟次年赴美医治，闻此疾美国名医亦无良策作罢，遂与赵元任夫妇等于1946年春返回清华。“五十八年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诗句可见情哀意悲。时国事蜩螗、民生凋敝，陈寅恪将书斋命名为“不见为净之室”，于昏昏中度过最后二十年苜蓿生涯。

祸不单行，1962年陈寅恪右腿骨跌折，因年迈不能手术，住院半年，仍不能站立。即在失明膑足后他仍坚持著述不辍，彰显了一纯正学人的襟抱与风骨。

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当年被誉为“哈佛三杰”。陈寅恪为人孤清、倔傲，处事情感“深挚”，吴宓为人谦和、宽容，做事“投入”。陈寅恪给人的印象是狷介、孤傲，实则对朋友、门生他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蔼蔼长者。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他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一个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在奖掖提携后生方面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他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教授。后来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陈寅恪爱才，他还推荐朱延丰给胡适翻译史学；他向主管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推荐过张荫麟，推荐信中说：“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他还同时为北师大史学系系主任陈垣推荐过吴其昌，信中说：“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历史证明，张荫麟、吴其昌后来都是卓有建树的教授、历史学家。遗憾的是两人都英年早逝。张荫麟死时年仅三十七岁，陈寅恪闻讯极悲，还作诗以悼。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榦，早年毕业后曾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同样，令北大教授王永兴感动的是，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考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说项。王永兴拜读四十多年前这封信，“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与夫人都从来未向王永兴说过。王永兴特作《种花留与后来人》颂扬先生仁者之怀的厚德。

陈寅恪也不乏幽默，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王国维曾是帝师，他便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然而，更令我们品味、三思的是陈寅恪狷介、梗直和“骇人听闻”的另一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陈寅恪一家在香港，食品奇缺，没有吃的。一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军军部希望不要为难他。军部行文给香港司令部，司令部派宪兵送去好多袋面粉，陈寅恪与夫人坚拒，不吃嗟来之食，行将饿毙，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后来朱家骅派人将其一家接到广东，转至重庆，住在妹丈俞大维家。全国解放前夕，国内物价疯涨，陈寅恪家穷得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季羡林知道后，将此事告诉胡适。胡适以爱才名世，马上决定拟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赠之。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又迫于燃煤（眉）之急，决定以自己的藏书来“易”取。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季羡林用胡适的小汽车从陈寅恪家拖走一车藏书，多为西文佛教中亚古代语言珍版书，陈寅恪只收了两千美元。而据市价，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书值就远过此数。

解放后，政府对陈寅恪是礼遇有加，一般学者不能企及；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从吴宓1961年8月30日访他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2】此后政府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1955年岁末，中华书局来函要修改与陈寅恪已签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合同，因有失公允，陈寅恪声言宁愿不出版，也不改合同。最后易手，由三联出版。

1958年，陈寅恪被推上政治前沿。陈伯达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报告一发表，中山大学大字报直冲陈寅恪等历史系知名教授，称其学术为“伪科学”，要“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因病不出席批判会，唐筼抄录大字报要点，哭诉不忍卒睹的批判场面。陈寅恪为表达他“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遂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以讨回做人的尊严。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真的不再上课了。后来，学校劝他带研究生，陈寅恪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他要为“学术争自由”。运动过后，当年充当批判陈寅恪的急先锋金应熙，本是他的学生，金后来悔过了，负荆请罪。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次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访问陈寅恪。陈问周新华社你管不管。周扬说“有点关系”。陈说：1958年某月某日，新华社的新闻说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要向老师学习？这不是前后矛盾？周扬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周扬用买鞋作比喻，要实验穿一穿才知道满不满意。陈寅恪不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

最令人震撼的要数1953年那件被世人称之“骇人听闻”的事了。

汪篯，1938年清华历史系毕业，师从陈寅恪研究隋唐史。有两年多时间与陈寅恪朝夕相处，吃住都在陈家。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对汪篯影响尤深。汪1950年入党，后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学习。1953年汪篯作为劝说陈寅恪“北上”的使者到广州，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函。一到广州，汪篯一头住进老师家中。本想叙师生之谊，再谈“正事”。不料，两人谈“崩”了，汪负气住到招待所。

汪篯是受托，劝老师返京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一职。11月21日晚，汪将两位院长的信转交给陈寅恪。据传汪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引起陈寅恪的反感。次日，陈寅恪写《对科学院的答复》（由唐筼执笔），信中说：“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竟然提出两个“骇人听闻”的先决条件：

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据传，当时陈寅恪的助手冼玉清、黄萱在场，都劝陈寅恪不要这样提，陈却坚持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结果，当然是没有结果。不过这一“骇人听闻”之说影响甚远。

陈寅恪，用其特立独行的言事行状为自己立了一个纯正学人的雕像。

“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

富有诗人气质的陈寅恪，本是一个纯正的学人。他的治学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之上。因此，在治史实践中他追求这种“超越”。他学问广博、精深，在宗教、史学、语言、人类学、校勘学、文学上的建树颇高，尤以中古文的研究卓尔不群。有人在谈及他的受世之尊之地位时说：“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此话未必妥帖，但不失为一家之说。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论再生缘》和《元白诗笺证稿》都将传之于后。

在政治上，“在解放前夕国共两党对峙时，他似乎更不喜欢国民党”，对“八一九”清华大搜捕深为反感，在教授的某些反蒋宣言上，他也签名。有学生被捕，他立即表示愿意保释。1947年国民党以防共为名，在北平搞大搜捕，北平十三位大学教授联名宣言强烈谴责这一行为，他是列名者之一。1946年他身体不好，梅贻琦劝他休养一两年再上课。他不肯：“我拿国家薪水，怎能不干活！”朴素的语言，反映了他忠于国家民族的崇高精神。

陈寅恪是诗人，他往往用诗抒发自己的情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险从香港回大陆，在海上吟有“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眷念与热爱。1957年元旦，他撰新春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当是对党的“双百”方针的拥护。肃反期间，中山大学的副校长龙潜当众污蔑陈寅恪的一首诗是怀念台湾日月潭的，并公开在大会上声言：“你不坦白，就枪毙你！”陈寅恪在1956年六十六岁生日寿诗中有：“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以示愤慨。龙潜因极左，高教部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后，陈寅恪的气大概也消了些，数年后在另一诗抄稿中改为：“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笑乱头。”显然是心情舒缓多了。但他慨叹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山大学没有主动安排年轻学子跟他学习，助手黄萱是他私请的，最后又被撵走。他叹曰：“纵有名山藏诗稿，传人难遇又如何？”

新中国的发展强大，他也为之欢欣鼓舞。当原子弹试验成功时，他激动地说：“我国有了足够的自卫的能力，便可不必依赖他人的保护伞了。”怎能说他对祖国不热爱、对政治不关心呢？

大概真的“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他的礼遇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且不复述1953年科学院礼聘他北上，他以“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谢却；也不说中大副校长陈序经沿袭岭南大学为陈保留的传统做法：陈可以不参加除上课以外的任何活动；就说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相关部门领导相继叩访、嘘寒问暖，已足令人动容。

1956年陈毅由广东省省长陶铸陪同到陈宅探访并谈文论道。陈毅走后陈寅恪十分感慨：“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并找陈毅的诗作来读。

1959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探访，“是想看看陈寅恪的藏书”。陈寅恪本不想见，后经陈序经再三劝说见了。

1961年与郭沫若会见。郭主动对过去两人的不快作了“解释”，并征询陈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陈真挚地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并云需要图书资料和因写《钱柳因缘》希望得到特制稿纸。郭沫若慨允并践诺。

1962年胡乔木过访，由陶铸陪同，“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走到陈寅恪的跟前”（30年代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陈寅恪频频发问，胡乔木尽量委婉地解释”，诸如谈到国家近年经济形势时，陈寅恪发问：“为何出现那么多的失误？”胡乔木笑答：“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台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找一个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就好比是经历一场地震一样。”【3】当陈寅恪问及他的著作为何迟迟不能出版时，“胡乔木以八个字回答陈寅恪的八个字发问：陈曰‘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4】

因胡乔木、陶铸的过访，陈寅恪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中有两句值得玩味：“南国有情花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

还有章士钊和竺可桢等社会名流的造访。

相映成趣的是康生步胡乔木后尘探访，来得突然，“校长办公室一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寅恪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5】

应特别值得写入史册的是陶铸。他对陈寅恪呵护备至：关照中山大学将当年“中右”的陈寅恪“脱帽加冕”；为方便陈寅恪的散步，在门前修一条白色水泥路；陈病重时为其配三个半护士；为陈寅恪能欣赏戏曲，他指示中山大学为其弄一台好收音机，学校不认真办，陶铸很生气。“学校不送我送。”他送了台落地电唱两用机。陶铸被打倒后，“造反派”曾统计出1966年6月到12月间，远在北京的陶铸先后三十八次用电话对广东省委作“遥控指示”，其中一次或数次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无论“文革”中陈寅恪受了多少委屈、折磨，但他毕竟是幸福的，有谁能享此殊荣？

且看八方人物对陈寅恪的评头论足：

“读陈寅恪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适）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傅斯年）

“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吴宓）

“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极少数人外，鲜有人听得懂陈寅恪先生之讲者。……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陈衡哲）

“日本学者白乌库吉曾以中亚史问题向德、澳学者请教，未得解决，柏林大学乃建议请教陈寅恪教授。白乌库吉终于在寅恪的信中得到满意的答案，敬服得五体投地。”（汪祖荣）

“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季羡林）

“他可能是见过列宁的惟一（最早）的中国人了。”（金克木）

1967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广州学生造反组织头目会上谈到‘古为今用’时说，‘你们可以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周恩来有一次在正式场合说过，光是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台湾这一点，陈寅恪的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6】

注　释：

【1】　读“戏”，意“四十”。

【2】　指50年代毛泽东访苏，闲谈时，斯大林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其人，并说知道此人的历史著作。

【3】【4】【5】【6】　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第359—473页及第148页。

王世杰二三事

崇阳之子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阳人。父王步瀛，经商业屠，富甲乡里。王世杰五岁入私塾，生赋异秉，敏而好学，深得业师周子熙（西）赞许。清室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他刚十岁出头，由家里佣人带着步行到省城武汉考学校。途经咸宁一商号前休息，老板见他这么小小年纪就去应考，出于好奇出对子考他。老板出上联：“小孩子三元及第。”王世杰信口对答：“老大人四季发财。”众人见之，交口称赞。王世杰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省南路高等小学堂。他在校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得到主持两广学政梁鼎芬的激赏。当时两湖制台张之洞闻他才华横溢，召见了他，并问他的志向是什么。王世杰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穷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张之洞十分欣赏，赐他为举人。王家祖居老屋上有块横匾“五经魁”，署名“王世杰立”即由此而来。他小学毕业后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1911年考入北洋大学冶金系。旋辛亥革命爆发，王世杰拥护革命，辍学南归返武昌投身起义，任都督府秘书，参加了守城战斗。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王世杰受命参与组建国民党湖北省支部。他见鄂省政要与袁世凯勾结，就脱离政府，出版《经济杂志》，以策划二次革命，曾遭不测之危。次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英留学，1917年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1919年参与巴黎的中国工人、学生阻止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爱国活动。192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应蔡元培之邀执教北大，兼法律系主任，讲授《比较宪法》和《行政法》。1922年与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民权大同盟”，又与胡适、陈源等创办《现代评论》。1927年始弃文从政，历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法制局局长、武大校长、教育部部长、中宣部部长、外交部部长等职。1949年随蒋介石到台湾，先后任“总统府秘书长”、“中研院院长”等职。1976年辞职引退。1981年逝世。

王世杰主要著作有《比较宪法》、《宪法原理》、《王世杰先生论著选集》以及与罗家伦合作选编的《故宫名画三百种》、《艺苑遗珍》等。

王世杰求学、工作长期背井在外，一生只回故乡两次，但不忘桑梓，眷眷为怀。特别是在他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之后，凡见到家乡有什么困难，只要在不违反原则和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想方设法予以帮助。

1925年，崇阳县自立夏后大旱无雨，持续三个月，大河断流田地龟裂，庄稼枯焦，颗粒无收，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树叶、草根吃光，老百姓只得吃观音土，吃多了大便解不出，要用挖耳挖，惨不忍睹，一时饿死了不少人。身在北京的王世杰闻讯后，不得不找拜把兄弟、时任湖北建设厅厅长的李介如借一笔巨款，寄回家中，让父亲从江北买回两船大米，三船大豆，计有三万斤之数，在县里回头岭和白霓桥等处赈灾救民，使不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饿贫民得以缓生。这笔钱直到抗日战争前王世杰才还清。1934年，又遇大旱，王世杰东借西挪一笔钱，买了一批大米，让其父在花凉亭和白霓桥两处开设施粥点，凭票供应。据当时设计、印刷粥票的王文藻回忆，票上盖着“王寿春”字号的图章，由村人孙香谷发放。此义举深得故乡人民好评。

1937年抗战爆发，崇阳面临战祸，同时处在苛税和地租的双重压榨下，又逢疟疾横行，天灾人祸夺去不少人性命。王世杰将平时所得的版税和积蓄，在南京通过私人关系购了一大箱奎宁丸，派人送回崇阳，请他堂弟王怀谨发扬医师人道主义精神，发给乡邻患者。并嘱托：凡王姓患者一律免收药费，其他患者只收成本费，作为王怀谨的报酬。再三叮嘱，“万万不能多收一分钱，借以牟取暴利”。崇阳沦陷后，日寇实行经济封锁，老百姓买不到盐。家境好一点的，熬硝盐吃，从粪池周围地下挖地皮土和老陈砖土中提炼。此盐有毒，明知吃了得病也得吃。也有的人用辣椒粉代替食盐，患病的人越来越多。王世杰于1940年，通过各种渠道在重庆弄到二十万斤盐，运回崇阳，交由当时崇阳县政府盐务局的甘楚臣具体承办，平价发售。崇阳沦陷后，农民有家不得归，颠沛流离。雪上加霜的是，当时驻扎湘鄂赣边区的三十集团军司令王陵基趁火打劫，令崇阳县额外缴纳二十万斤军粮。族人王镜远给王世杰写信求援。王世杰火急将此情况向九战区总司令、湖北省省主席陈诚（王镜远的顶头上司）反映，最后由陈诚出面，免除了这二十万斤额外军粮。

1945年抗战胜利了，王世杰回到久违的家乡，见到的却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他回到南京后为民请愿，有关方面把崇阳1945年的公粮任务免了。

王世杰逝世后，其客居美国的侄儿王德芳遵叔父夙愿，于1985年寄回一笔款项，在故乡崇阳回头岭修建了一口饮水井，并在井边立一石碑，刻有“敦睦饮水井”五个大字。字简意深，既有饮水思源之意，又有热爱祖国、怀念家乡之情；亦表达了“祖国要统一，亲人要团聚”，炎黄子孙的共同意愿。【1】

——崇阳之子。

书生本色

王世杰身材矮胖，圆圆的面孔，外加一副眼镜，很有学者的风度。夫人萧德华（音乐家萧友梅之妹）身材比他要高过一个头，有次王世杰访美归来，夫人去机场接他。王世杰刚从飞机扶梯走下，中央社记者大叫：“‘开麦拉’快！不然王部长就太矮了！”众人大笑。王世杰也不介意。他做人向来严肃。据说他在外交部部长任上，部里下属都很畏惧他。他一进外交部大楼，各司局办公室鸦雀无声，他前脚刚走，大家便谈笑风生。初识者以为他“道貌岸然”、“摆架子”、“官僚气”，相处久了，便发现他的“一本正经”正是他内外一致的表现。

作为书生从政的王世杰，一直未改书生的本色，“严谨、清廉、谦逊，并主张自由主义思想”。那时的学者一般喜欢“问政”而不“参政”。王世杰却“参”了，而且参得深。有人认为：“王世杰参政的主要目的，是想根据西方的民主原则一点一滴地从事政治制度的改革。”他热衷于当年的国民参政会，他认为：“参政会提供了一个间接的代议制雏形，也为他提供了一块施展夙愿的试验田。他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初的性质、人选，到起草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法令，以及扩大参政会职权等种种努力，都浸透了他理想主义色彩。”【2】他反对共产党的宣传，也反感国民党的压制舆论、禁锢思想。他曾说：“（自己）将写一书，表彰黄梨初反对君主制主张法治之法。”耐人寻味。他与中共高层多有接触。在他主持起草的文告中措辞比较“理性”，对共产党从未使用“共匪”字样，在和人谈话中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都统称“先生”。

王世杰作为蒋介石的智囊之一，他的见解有时影响蒋介石的决策。如1944年冬，孔祥熙为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向蒋介时提出征收人头税，美其名曰：“国民义务劳动税。”蒋介石把此提案批转到参议室，由于王世杰极力反对，这一提案最后被撤消。在用人问题上，他打破门户之见。他是留欧的，而杨振声、钱端升等是留美的，他倒曾推荐他们做教育部次长候选人。他还主张“不能专取材于中央委员或本党党员，而须向党外破格用人”，显示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与卓识。

他当年刚到武汉大学选用教授都是量才而用。不滥用私人，连行政人员也搞公开招聘。到教育部部长任上，重用与其无私人背景的雷震即是一例。他的家族侄孙辈有二三十人，他只荐用两人，也未重用，以致还招来族人的一些非议。

国民党的大员们都很贪，而王世杰是公认的比较廉洁的一位。他不烟不酒，也很少看戏或出入娱乐场所。他生活崇尚俭朴，尤其反对铺张。抗战期间，有次夫人萧德华娘家来客，夫人本以为王世杰中午不回来吃饭，便办了较丰盛的一桌酒菜，没想到偏偏被王世杰撞上。送走客人后，他狠狠数落了太太一番：“我们应该把眼睛往下看看。”在重庆时吃的是糙米，一次王世杰见米好吃多了，问怎么回事。夫人说她把米又加工了一次。他一脸严肃：“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糙米也来得不容易，人们都能吃，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吃？”在单位，王世杰从不搞特殊化，上下班有专车他不用，步行。一次，下班晚了，秘书派轿夫去接，他也不肯坐。上面给他配一厨师，他谢绝：“萧夫人完全可以顶替，我们应该为国家节省一份开支。”王世杰对子女要求也严格，对他们提出“五要”：“品行要端正，求学要勤奋，恶习要戒除，交友要谨慎，生活要艰苦。”他不以权谋私。长子王纪武高考失利，按成绩只能以旁听生身份在中央大学读书。当时中大校长罗家伦是他北大时的学生，现在又是他的下级，有人提议去游说一下。王世杰就是不找，以致当时流传“原教育部部长王世杰的儿子是中大的旁听生”这句笑话。

王世杰博士（中）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右）交谈，左为顾问鲍伦。

重庆岁月，公教人员生活困难。王世杰的堂侄王德晃家中人口多，子女要上学，入不敷出。他想在重庆夫子池国民参政会旁边开一熟食店。王世杰知道后立即警告：“公务人员不得经商，这是一条法规，你要做生意，就得辞职。”王德晃迫于生计，为做生意真的辞职了。王世杰嫉恶如仇。他有个堂哥王世英，爱好吸鸦片，在湖北潜江工作，因贪污被革职。王世英三番五次哭着要求给他找一份工作，王世杰一直不予理睬。

王世杰虽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某些方面也很传统。次女王秋华在美国留学与一美国青年恋爱，都已经准备结婚了。他知道后写信问道：“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你难道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吗？”这一句话，却害了女儿一辈子，女儿秋华竟终身未嫁。奇怪的是那个美国青年竟也终身不娶。

在酬世上，他恪守原则，不阿谀曲迎。在教育部部长任上，当时的国民党大员居正为其朋友陈时说情，要求王世杰把陈时办的“私立中华大学”改为“国立”。王世杰坚持原则，拒办。以致后来他与居正、陈时结成冤家，成为政敌。

早年王世杰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期间，有不少同仁在多所大学间奔走兼课，以便改善生活。王世杰不流俗，静心坚守在北大耕耘。因他是宪法权威，一度被国立政法大学坚请去讲授法学，他教了一年多，却毅然谢绝酬薪，分文不取。他就是这样一个“择善固执”的人。

王世杰是学人从政，既受蒋介石的重用，又置身于各派之外，处境尴尬。他两任中宣部部长，却不是中常委。《中美商约》本是宋子文、宋美龄定案的，蒋介石支持的，最后受众人指责的却是王世杰。

1949年，王世杰随蒋介石赴台后，由原外交部部长改任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1953年11月他因“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罪名被究职查办（擅自批准政学系同人吴国桢购外汇十二万美元案）。此事颇多非议，有人评说是“蒋介石此举旨在打击政学系势力”。“中研院”他的一位老部属说：“雪公的气质尤不宜于官场生涯。官场的习气，多的是巧言令色之辈，而他要言不烦，不苟言笑；官场习气，多的是酒肉征逐的应酬，而他生活谨饬，几乎全无世俗的嗜好。单单这两款，就足以使他独来独往，无朋党奥援。”【3】盖王世杰在台针对台湾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对蒋经国大权独揽多有批评，与蒋氏政权不和。六年后，王世杰复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他增设物理、经济两个研究所，促进台湾与世界间的文化学术交流，在各重点大学成立数、理、化、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广筹经费、充实设备，改善科研人员待遇。王世杰八十七八岁时，仍不时地去他的“中研院”参加学术活动，像一位普通学者一样，听名流们演讲，指导工作。李国鼎在追忆王世杰的文章中说，王世杰主持对外科学合作近十五年，对台湾的“科学教学、科学研究以及经济发展，均有显著的贡献”。

王世杰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常务理事，他十分关心古文物的保存和利用。鉴于藏品只限于保存、不便于欣赏的缺憾，他于50年代提议成立“特别出版小组”，由他主持、选编出版了《故宫名画三百种》、《艺苑遗珍》两书，使“中国画不只是有闲阶级消遣岁月的良伴，也是现代忙人所必需的精神食粮”。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加强世界性交流，早在1935年他促成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61年又组织台北“故宫”文物赴美展览，让全世界一睹中华文化的风采。

倘说嗜好，王世杰只有一件，喜欢收藏字画。他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全用在庋藏古字画上。亦喜鉴赏，他觉得鉴赏古文物能扩充知识，增益涵养，陶冶性情，提升品位。更令人感佩的是垂暮之年，他将毕生精心收藏的稀世珍品，包括梁武帝、唐周昉以及宋元明清的沈周、八大山人、石涛等人的作品八十多件全部捐给了台湾“故宫博物院”。

王世杰逝世后，陶希圣在诔词中云：“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事’雪艇先生谓欤！先生勇于著作，怯于辩论。讲学忠于法而依法为政。居安不苟一笑，临危不辞三命。”一位他五十年前的老学生说，先生当年的演讲内容大多忘光了，只记得他慢吞吞讲的两句话：“希望你们毕业之后，希望你们每天要抽出一小时来读书，每月要拿百分之一的收入来买书。”

——书生本色。

魂牵武大

王世杰一生涉猎政治、教育、文化、艺术和法学多种学科，历任民国的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外交部部长、“总统府秘书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但他留下遗嘱，死后墓碑上只镌刻“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

1928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

1929年1月5日，武汉大学隆重地补行开学典礼，王世杰时为国民政府首届立法委员，代表教育部莅校祝贺。他在祝词中说，要办好武汉大学，使其能够真正履行传播知识、提高深邃学术的使命，必须要做到四点：经费独立、完成新校舍的建筑、教授治校和选择教授并提高其待遇。

是年5月，王世杰正式出任武汉大学校长。此前他在教育部，说关于武大“经深思熟虑后，认为不办则已，要办就当办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准的大学”。【4】他认为：“武汉市处九省之中央，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大都市。应当办一所有六个学院——文、法、理、工、农、医，规模宏大的大学。”【5】“十年以后，学生数目可达万人。”【6】上任之初，他即表示：“留校一天，当努力尽自己的力量，决不敷衍于苟且，空占其位置。”【7】在全校师生欢迎他的大会上，他提出创造新武大的五个条件，即：“巨大的校舍”、“良好的设备”、“经费独立”、“良好教授”和“严整纪律”。

在上述五个条件中，王世杰把“巨大的校舍”作为首要条件。走马上任，他便积极奔走于珞珈山新校址的圈定和新校舍的建设中。

新校址圈定了，由于地方政府不积极合作，加之一些“群众”横刀作难，让王世杰伤透了脑筋。兴建新校舍要修路，必须动迁一些坟墓。当时民间风俗迷信风水，坟主们联合起来向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武大迁坟修路。负责武大迁坟的叶雅各教授，曾留学美国，年轻气盛，认为这是迷信，率数十名工人一夜之间将有碍修路的坟全部挖掉。坟主“愤而上诉，事情闹到中央去了”。所幸王世杰上下求索，多方奔走，才逐渐将此事平息。孰料，兴建校舍时要迁武昌豪绅家的坟冢。豪绅们依人仗势向教育部、湖北省政府捏词呈诉，并寄发大批恐吓信给王世杰，更有甚者直面指斥，恐吓王世杰说：“如果强迫迁坟，我们就不保证你王世杰的人身安全。”声言“王世杰如果挖我们的祖坟，我们也要去崇阳挖他的祖坟”。面对各方面的压力，王世杰以惊人的胆魄据理力争，一面不妥协、不退让，一面又多方沟通、求援，直至请行政院院长谭延闿令饬湖北省政府，才把这一帮豪强坟主们掀起的反迁坟事端平息。迫于无奈之无奈，王世杰还是被旧军阀石星川敲诈去五千元。

迁坟风波平息，王世杰又为建校舍经费不足犯愁。他不得不亲赴上海找宋子文。宋子文违时不守约。到了，以一句话打发：“一个钱没有。”王世杰疲于奔命，再度进京，求见行政院院长谭祖庵，好歹“才算是解决经费上二分之一的难题”……

经过两年的努力，美轮美奂的武汉大学，在风景如画的珞珈山旁、碧波荡漾的东湖边屹立起来。

硬件建设有了。在聘用教授上王世杰的原则是要有学术成就，而无门户之见。教授中，国民党员极少，不同学派不同政见者多，兼容并包。连带有浓厚左倾色彩的陶因、范寿康也聘，允许他们讲授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经济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王世杰认为：“一家大学能否至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诸系，校风自然活泼……有了好的文学院，理工学生也会发展对于人文的高度兴趣，可以扩大精神视野及胸襟。”【8】惟此，当年武大文学院人才盛极一时：闻一多、陈源、朱光潜、叶圣陶、钱歌川、吴其昌、苏雪林、凌叔华和袁昌英，等等。

在教育学生方面，他注重“人格训练”，他认为：“人格的训练……至少应该与知识灌输占同等地位。”【9】要求学生“好学、吃苦、守纪律”。“在课堂上、考试上，以及人品性格修养上……造成良好的学风”。【10】他给青年最喜欢题的是：“择善固执。”

1933年，王世杰升任教育部部长，武大校长由王星拱接任。他在离别讲话中说：“无论现在或将来，无论兄弟在校或不在校，对于四五年来我们百余名教职员与数万名同学共同扶植与共同爱护的这个大学，必须继续努力。本校今后的一切发展，兄弟闻之固然要引以为愉快；本校今后如果遇到有任何艰难困苦，兄弟必不视为在校同人义当独任的艰难困苦，而是离校者与在校同人当共同背负的艰难困苦。”【11】

1938年秋，日寇逼近武汉，武大已迁四川乐山，武汉笼罩在一片惶恐之中，国民党党政大员卷上细软纷纷撤往陪都重庆。有一位要员于某天晚上悄悄地来到珞珈山，独自“伫立珞珈山头，俯视着山下这片曾经为之呕心沥血、惨淡经营的巍巍校舍，想着它即将落入日本侵略军之手，不禁潸然泪下，久久不愿离开”——他就是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珞珈山新校舍的奠基人王世杰。

武大校史中对他有中肯的评价：“王世杰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期间，致力于珞珈山新校舍的建设，制定了发展蓝图，四处筹集经费，严格遴选教授，要求师生有严明的纪律，养成良好的学风，支持师生的抗日爱国运动，注重发展科学研究，提出大学‘总理纪念周’要增加学术演讲。”【12】

王世杰与武大的感情是有渊源的，他的“发迹”也是从武大开始的。

“九一八”事变，武大学生纷纷要求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俊刁难、阻挠，并逮捕了一些学生。王世杰为此两次过江找何交涉，促使他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并放行两三百学生乘船到南京。

王世杰运用自己的影响，并通过南京的罗家伦等做工作，使武大的学生请愿团在南京游行和与蒋介石对话时，基本上体现了“克制精神”，同其他大学相比，颇有“秩序”，也未参加焚毁《中央日报》行动，因此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关注，认为王世杰“办学有方”。这与他后来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想来是不无关系的……

据王世杰在海外的子女们的回忆，衰年的王世杰缠绵于软椅上，常在花园中轻吟苏东坡的《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夜来风叶已鸣廊，

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

月明多被云妨。

中秋谁与共孤光，

把盏凄然北望。

有一次，当他读到《定风波》的末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后，不禁泪如雨下。

王世杰到台后，对武汉大学仍情深意笃。为寄托他对武大的思念，他刻了一方“东湖长”的图章，一一钤在他所收藏的名贵字画上。他生前曾对家人表示：其所珍藏的书画日后应移赠武汉大学保存。这批书画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东湖长，勿相忘。

武汉大学也不忘老校长王世杰，在美丽的校园内为他立了一方纪念碑。

——魂牵武大。

注　释

【1】　见《崇阳文史资料》第二辑（王世杰专辑），1986年3月版。

【2】　见《学者的悲哀——从政文人的最后结局》，华文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　见《追念王雪艇先生》，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4期。

【4】【5】【6】　见《国立武汉大学周刊》，民国十八年5月27日。

【7】　见《国立武汉大学周刊》，民国十八年6月3日。

【8】　同3。

【9】　见《国立武汉大学周刊》，民国十八年6月17日。

【10】　见《国立武汉大学周刊》，民国十九年9月13日。

【11】【12】　见《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版。

梁漱溟的生前与身后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1893—1988）先生逝世后，为联系出版《梁漱溟自传》（梁培宽编）、《梁漱溟传》（梁培恕著）事宜，笔者与他的两位哲嗣一度过从甚密，多次叩访。梁氏兄弟一住北大，一住社科院，令我吃惊的是两家的陈设十分简朴，甚而可以说是简陋。大概是遵先父“三不”的家训（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而奔赴所致。寓所没做装修，且家无长物，上世纪80年代巷陌人家的家居水平。惟培宽先生八平见方的小客厅内梁漱溟那幅头戴瓜皮帽的遗像十分醒目：孤峰独秀的鼻翼、微翘紧抿的嘴角、深邃不屑的目光，真能逼出你皮袄下的“小”来。

笔者好奇，梁漱溟这尊严峻冷面“佛”的背后，究竟怎样一副悲天悯人的心怀，他还有无另一副面孔？我搜罗浏览了梁漱溟先生生平的相关著述，“自传”、“传”、“评传”、“纪念集”之类的著述、回忆文字十二本，融以与培宽、培恕的多次交流，梳理扒抉一番，试图用琐屑的细节拼出梁漱溟“凡人”的背影。

国　事

梁漱溟先生是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闻于世垂于史的，至于是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身份当为次。他毕生的爱国言行世人皆知，毋须详细介绍。但为理解其形象的完整性，就他人生之旅中为“国事”所发惊世骇俗的言行或精彩绝伦的名句若干片段节录于此：

“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1】

梁漱溟。

1946年5月11日、16日，爱国民主人士闻一多、李公朴相继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全国震惊！时为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闻讯后，勃然大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番话。他坚定地表示，他本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于文化工作，但现在却无法退出了。梁漱溟践履笃实，冒着吃“第三颗子弹”的危险，代表民盟，赴昆明调查李、闻惨案，终将反动政府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2】

1946年六七月间，蒋介石悍然在全国发动大规模内战，“政协决议”被撕毁。周恩来毅然由南京移居上海为抗议。9月30日，周分别致函马歇尔、蒋介石，严正警告。梁漱溟为国共和谈不厌其烦地奔走其间。10月10日，梁漱溟邀周回宁继续和谈。梁乘11日夜车返宁。翌日晨抵宁，惊见报端已刊发国民党攻占解放区张家口的消息。大愕。面对记者的采访，梁漱溟惊叹地说了这句话。此话一时为媒体广为引用，成为痛斥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经典趣话。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3】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始料不及，这篇发言引起毛泽东极大的不满，梁漱溟遭到痛斥，酿成“廷争面折”的尴尬局面。

“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4】

“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5】

1973年年底，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批林批孔。江青在某次大会上捎带批判了梁漱溟。在政协学习批判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有人警告：“对重大政治问题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长篇即席讲演，但不直言表态拥护。在众口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梁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征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时，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石破天惊，四座哑然，旋群情激奋。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家　事

梁漱溟，祖籍广西桂林。元人后裔，宦游北方。自曾祖赴京会试中进士后居北京。

父梁济（巨川，1858—1918），二十七岁中举，四十岁时才踏上仕途，曾做过教谕、内阁中书，至民政部主事。官不大，口碑较隆。“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时有赶驴车者见之，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6】《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在梁漱溟心中，父亲“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梁济于六十岁生日前夕，家里人准备为他祝寿大扫除，他借故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谁知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11月10日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7】因遗书中出现“殉清而死”四字令人费解，有人称他“梁疯子”。逊帝溥仪下诏追赠谥号。早在民国元年，梁济首次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着手写遗书，稽延六年。见民国后社会道德继续沦丧，甚而变本加厉，故“尸谏”。此为一说。据培恕告诉笔者，其祖父写遗书时，连朋友的生日也未忘记，将准备好的贺仪留在桌子上。他是理智的。而梁漱溟将其父自杀原因归于精神耗弱所致。梁济在遗书中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父亲从小对他实施“宽放”式的教育。给其自由，任其“瞎闹”，发现不对，点到为止，完全的启发式。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不斥责，让他去看。梁漱溟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询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梁漱溟到该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其父不使其读，而令其学习《地球韵言》。青年的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其父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深得其父精髓，十七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民国以后，父子对时政见解的分歧日益增大，但父亲只表示自己的主见而已，对儿子参加革命活动并不加干涉。梁漱溟年轻时因考虑人生问题不得其解，多次想自杀，而自他父亲自杀后，他倒看重自己的生命，坚信在完成复兴儒学使命之前不能死，不会死。

梁漱溟一生前后相隔约十年娶过两位夫人。“在父亲的生活里，家庭生活始终不重要，无论是第一个或第二个配偶都不重要。我料想，如果他回顾一生，会对她们俩人觉得歉然。”次子梁培恕如是说。

其元配夫人黄靖贤是家庭妇女型，经友人介绍于1921年结婚。育两子。由于文化差异，两人感情平淡。1935年黄因难产去世，客观上使梁漱溟“以有爽利的身子，容我全副精力服务于社会”。本不拟续娶，将两个儿子先后寄养于多位亲戚家。十年后因缘际会，与小他六岁的陈树棻结婚。陈北师大毕业，但个性强烈，脾气暴躁，甚而在公众场合不大讲礼仪，令丈夫尴尬。两人一直在龃龉中过日子。陈晚年患歇斯底里症，1979年逝世。比较起来，梁更怀念发妻，耄耋之年写《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回顾以往，倍增愧然。

梁漱溟手迹。

对先父梁济的“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十分推崇，并将其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复施予儿子们。他十分尊重、理解、宽容儿子的个性发展。对长子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次子培恕“患病”（意指思想、情绪、意向多变、浮躁），他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漱溟为社会大事东奔西走，居无定所。培宽、培恕先后寄于多位亲戚家，十三岁的培宽便为弟弟买布做衣服。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从现留存的父子数十通函札资料看，梁漱溟还是不时关怀、培养两个儿子的人品与学业的，不乏儿女情长——大到注意身体健康，用钱不要太苛刻自己以致冻馁，小到纠正信中的错别字。“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做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拦你们的。”（1943年2月28日）培宽告诉笔者，有一年他的地理考了五十九分，要补考。父亲看到补考通知单随手退还给了他，一句话也没有批评。因为他相信儿子会知道怎么做的。培宽记忆中一生父亲只打过他一次，那是他十岁时，在邹平父亲的办公室里乱翻东西玩。父亲打了他一下手心，也只是象征性的。梁漱溟谆谆告诫、提醒子女“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

梁漱溟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而奔赴的大事”当作家训，在两个儿子的身上得到了传承。培宽、培恕一生素不喜出头露面，不喜张扬，为人低调。大概正因为如此，两人在历次运动中没有遭到更多的磨难。培宽于1953年初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他们父子之间也是有分歧的。

1977年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梁漱溟看过后，认为其中毛泽东所说的话，有些似当年不曾在会上听到过，推想这可能是在别的场合讲的，现在将它们编写在一篇文字里了。但梁漱溟还是给中央统战部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由于我狂妄冒犯主席，无可原谅”，“今日只有敬领训斥，好好学习”。对此，梁培宽、梁培恕很不以为然。培恕试图劝阻，无效。培宽时在北大，不知；知道后信已寄出。儿子们认为：根本无须表态，故信无须写。“如果一定要表态，应该承认有冒犯之处的同时，应将过去一再表明并无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意申述清楚，不可忽略不提。”培宽对笔者说：“父亲只是一味地检讨自己，而对对方却一字不提。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不计前嫌’是大可斟酌的。人家看成政治斗争，而父亲却一心讲道德修养，而只讲自己的修养不足，一味的‘反求诸己’这种以德报怨，有点亏待了自己。”

梁漱溟在“孔研会”讲话。

他们兄弟二人知道敬重父亲的最佳选择是对他精神的传承。梁漱溟去世后，兄弟两人已先后退休，全身心投入整理父亲的遗著，为其父编辑出版八卷本六百多万字的“全集”，以及“自传”、“传”，出版纪念集、书法集等，接待国内外梁漱溟的研究者。目的是通过整理编辑先父的著作，加深对他的了解，把父亲的思想完整地交给社会，供世人研究。他们只继承父亲的遗志，不继承家产。他们将整理出版父亲著作的数万元稿费，只留下买一台电脑（供继续编选著述用）的几千元钱，其余以梁漱溟的名义全部捐给当年梁氏在桂林所办的勉仁中学，即现在的勉仁职业学校。笔者曾代为转赠过一笔稿费。我曾问培恕先生为什么，是不是承老先生不谋衣食、不谋家室的遗训，他笑着说：“不为什么，我们只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孙子梁钦东向祖父求字，八十八岁的梁漱溟录诸葛亮《诫子书》，令其研读自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梁氏家风：还斯文于先人也。

趣　事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二十岁时他在《民国报》当记者，发表文章常用的笔名是寿民或瘦民。那时他年轻，当外勤记者，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政治新闻、市井民生都是笔下文章。当年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作为《民国报》记者亲眼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当时的《民国报》总编辑是孙炳文先生，一次兴致所至为梁题写一扇面，不知出于何意，将上款题为“漱溟”。“正中我意”，梁觉得此名很别致，自此始将梁焕鼎正式易为梁漱溟，沿用终生。

梁漱溟上有一兄长，下有两个妹妹。父亲特喜欢他。少年时的梁漱溟爱静中思维，不喜运动。体质较弱，且有少年斫丧身体之不良习惯（手淫），后觉影响健康，痛加改之。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差，六岁时自己不会穿裤子，因背带裤，不会打扣。常晚起。家里人呼他起床，他却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一直为家里人的笑谈。“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立志培养自己“自学、自进、自强”的精神。

十四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与张申府、汤用彤同学。当时他与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要好。廖少年老成，勉励大家自学。相互间依年龄称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个人谈到兴头上，奔赴酒楼上喝酒吃蟹，以示庆贺。廖福申提议以每个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警示策勉。于是廖给大家起名：王同学懦弱，妇人气重，取名为“懦”；姚同学擅体育，起名为“暴”；他自己很勤奋，却自谦名为“惰”；而给梁漱溟起的是“傲”。梁漱溟觉得很中肯、贴切。梁漱溟当时确实很“傲”，他的作文成绩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点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胜，有时亦草率失败。一位王姓的国文先生对他此举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偏偏赏识，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褒之。

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特别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他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装订成册，冠名“郭师语录”。学友们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梁漱溟回忆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另一个是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入京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

梁漱溟一生笃信佛学，孜孜思索，探求中国问题、人生问题。正是穷于思索和苦闷，他试图从佛学中找答案。就苦、乐而言，他自觉自己家境尚好，也聪明，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苦苦思索，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因此，他就注意观察一些社会现象，如坐轿子与抬轿子的，走路的和坐车的。不再以为坐轿子的就乐，走路的就苦。他悟出：“坐轿子的正为某个难题（欲望）发愁，步行的却悠然自得，并未感到苦。”因此觉得对人生苦乐探求与佛学合拍，他就拼命看佛家书。以至十八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十九岁开始茹素至终生，决意为僧长达九年。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副联语，勉人并自勉。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宴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万一‘中头赏’”何以对天下人！“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志不可夺。”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草地上露宿。

但有时他也“怕”的，怕的不是天，而是人。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每人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不留蛛丝马迹。究其原因，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面冷，似不苟言笑，但也不乏幽默。1944年在桂林梁漱溟的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无法结束，让大家扫兴也不好，梁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借剧中人台词并做起身告辞状，说“告辞了——”（拖长声），他就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文革”中，他以十分幽默而带有不屑的意味向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8】

晚年，因年岁已高，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为健康计不得不亲题“告示”，但不像他人拒人千里，而是有礼、有节，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一九八六年三月，梁漱溟敬白。”【9】有心人从字纸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个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诚如赵朴初对梁的评说：“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梁漱溟享高寿，有不少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动。”他不烟不酒。酒偶尔为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他风趣地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他还认为养生还应包括精神上的自我修养。

友　事

“情贵淡，气贵和。惟淡惟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勉仁斋”，是梁漱溟的斋名。

由此两端，可见梁漱溟的品格与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名流和贤达，甚而是其他杂色人士。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他处事做人的原则；尽管“失言失态，这也并不少见”，甚而既“狂”又“狷”，但绝不乏一个“诚”字。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得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中国的甘地”。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亲笔书函甚而挺身交涉，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文学院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避难所”。

他的平易近人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劳；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让座，客人告辞，送至门外，还鞠躬揖别。“梁漱溟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已九十一高龄。发言者大多坐在主席台上讲话，他发言十五分钟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请他坐下，他谢绝。敬人者人恒敬之。

梁漱溟晚年回忆一生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另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部字典”的往事。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一声令下，把我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我都没有吭声。我甚至想到，如真的是这一场不可理解的‘革命’需要，把这些古董玩意烧掉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劝阻了。”求情当然没有用，“我站在一旁，心中十分难过”，因为那书是跟随梁漱溟多年的席潮杰的遗孀徐昌玉，为表惜别之情将席生前用的辞书送给他做纪念的，在梁漱溟的心中有特殊的价值。

对于金钱，梁漱溟看得淡而又淡。

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终觉“感愧与并”。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难中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三百元工资，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济助一些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维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40年代在重庆北碚办学，经济困难，为维持学校费用，梁漱溟把夫人的结婚戒指都变卖了。在香港办《光明报》，他是社长，萨空了是经理，他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一百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二百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又把自己一百元工资的一半贴给萨空了。

写梁漱溟的友人，政坛首当要提的是毛泽东，学界要写的是冯友兰，还有那个军阀韩复榘。

“我和毛泽东本是老朋友，相互间比较熟悉，见面时无话不谈，有时发生抬杠，他批评我不对，我要他有雅量，不要拒谏饰非……”【10】

梁漱溟那场“要雅量”酿成“廷争面折”的悲哀往事，世人皆知，毋须复述。梁说他与毛是老朋友，倒真非攀龙附凤。梁漱溟的堂兄梁焕奎生于湖南湘潭，早年供职于湖南省学务处，与毛的岳父杨怀中交情不浅。梁焕奎曾保荐杨怀中留日，又同渡日本。而梁漱溟的另一族兄梁焕均又是杨怀中的学生。1918年后，梁焕奎就住在北京梁漱溟的家中。时杨怀中到北大任教，与梁焕奎过从较密，绝非泛泛之交。1918年毛泽东到北京住在杨怀中家里。1917年梁漱溟已拥北大教席，与杨怀中是同事、忘年交。梁漱溟常叩访杨怀中讨教哲学问题，寓寄杨家的毛泽东常为其开门，点头相识，却不互通姓名。毛泽东后由杨推荐在北大图书馆当月薪八块大洋的管理员。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发起的“驱张（敬尧）运动”曾得到梁氏兄弟的支持。不久杨怀中病故，家境窘迫，友人解囊相助，梁漱溟便是其中一员。而承办杨怀中丧事的就是毛泽东……【11】

再以后，梁漱溟1938年访问延安，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竟通宵达旦，所以毛泽东后来公开宣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毛、梁同庚。梁长毛两个月。

即令在“廷争面折”之后，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生日寿礼。【12】九十四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地寂寞。”【13】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至于周恩来，梁漱溟“不计前嫌”，不介意当年说他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什么的。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一直认为周“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并设身处地地想，周在那个会上只能与毛保持一致。

梁漱溟长冯友兰两岁。

他们本有“师生之谊”。据冯自述：1918年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时，梁曾授其印度哲学课。1921年梁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美留学的冯得知此书出版“心中惊喜，渴欲一读”。读后致梁一通三千字的长函，谈感想（实际上是书评），并直率地提出“不能赞同之点”。梁漱溟将此信收藏了六十年，聊见他们的诤友情深。后冯也成为卓有建树的学者，两人交往不断。1971年岁末，梁回忆感慨五十多年前北大哲学系故旧多已凋谢，致冯信云：“难得吾二人还在北京，相距咫尺，岂不可一谈耶？”冯请梁到他家中做客，相见甚欢。饭后握别时冯还颂《论语》：“发奋忘食，乐已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抒情怀。转至1973年，冯发表“批孔”文章，梁不以为然。在致友人的书信中直言：“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显示一种诤友精神。1985年，冯九十华诞设家宴，冯女宗璞禀父之意电话请梁光临。梁断言拒绝。但即复信说明拒宴理由：“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参加寿筵。”【14】磊落大方。冯接信并无愠色，倒觉这种直言，是很难得的。遂命女宗璞寄《三松堂自序》，并信云：“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并期冀“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15】梁接到信后，随即阅读，不顾腰病卧床，仍用三四天时间，坚持将书读完。梁见老友在书中意识到“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真想说的”，如果这样，“就不会犯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了。冯的自我剖析，使梁改变了对冯的态度，谅解了，“由拒不赴宴，变为表示‘甚愿把握面谈’”。遂复函拟往冯寓。冯执意甚诚，由女宗璞陪同于1985年12月24日趋赴梁府相聚。这是梁、冯最后一次晤面，“始终未提批林批孔的事”，又未就“谄媚江青”之事“发表任何意见”。会见时，梁宽容地听了晚辈宗璞一番“童言无忌”的插话。宗璞慨叹“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16】梁最后以己著《人心与人生》相赠，亲题“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梁漱溟晚年在与他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及冯友兰等旧雨，特别关心冯的眼疾，淡淡中透出怀旧的情结。冯友兰并不因梁当年的直言批评而心存芥蒂，而是以友情为重，在梁去世后，撰文悼念，颂扬梁“敢于犯颜直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美德。

冯友兰送的挽联是：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

从上述梁、冯二人的“不快”始，到“为玉帛”止，可知双方都是有理、有礼、有节、有度的，不像有些媒体的夸大其词。

最初《梁漱溟问答录》面世，影响甚大。或因这种问答的形式，让人误以为“答”是一丝不苟的“实录”，也或因执笔者对问题的描述有失误、措辞不当，有意或无意地拉大了梁、冯两人间的距离。冯友兰之女宗璞立即写了《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以正视听。“问答录”的作者并没提出异议。十二年后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又写《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坦言“问答录”确有“失误与缺陷”。【17】无法倾听三方声音的读者，不免产生困惑。鉴此笔者饶舌一番，力求客观地复述一下事情的始末。

梁漱溟与军阀韩复榘的交情不薄。

韩原是冯玉祥的旧部，当过冯的“司书生”。因韩念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又善战，深得冯玉祥的重用。冯治军甚严，韩某次不服军令，冯当众训斥，令其滚，并罚跪于会场外墙根下。散会后，冯怒气未消，又给他一耳光，才说：“起来吧！”韩复榘一气之下带领部属开往山东。恰冯玉祥正与蒋介石混战，蒋介石乘机立即任命韩为山东省主席，统治山东八年。

梁、韩相识早在1922年，梁漱溟应冯玉祥之邀，在北京南苑给冯的官佐讲儒家哲学，当时韩复榘是营长官衔，由这次听讲学认识了梁漱溟。后韩任河南省、山东省政府主席，恰梁在此两地搞乡村建设试验重逢。韩为梁的乡村建设试验提供了诸多方便。

韩复榘后来在抗战之初不战而逃。蒋介石为杀一儆百或剪除异己杀了韩复榘。梁漱溟谈对韩的印象时，称他读过孔孟的书，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

此外，梁漱溟对梁启超向为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的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错失的弊端。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四十年的交谊。

梁漱溟就是这样的一个“怪人”。他的这种处友方式，他的迂阔与率直在同辈学人中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身后事

仁者寿。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九十有五。在近百年人生舞台上，他饰过主角，演过配角，跑过龙套。辉煌也罢，暗淡也罢，与世人一样，都是历史中匆匆过客。所幸者他以长寿之资，在朋辈友人中最后一个把笑声留给观众。

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对于死，他早参悟已透。他认为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顺其自然。他于1988年4月底因病入院，儿孙昼夜轮流陪床伺候左右。5月他还接受一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此可视为他的遗言。5月11日他把长子培宽呼之床侧，示意有话要说。培宽备好纸笔。他说：“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培宽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只坦然地说：“火化。”

梁去世后，例行的追悼会是要开的。中央统战部为梁漱溟起草一份《生平》。关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写道：“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家属认可。可在修改稿中莫名其妙地被改为：“受到批评。”“第二稿和第一稿的区别在于，第一稿隐含梁漱溟不曾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意和因此而受到不恰的批评之意。但后来这两点意见被去掉，即恢复当年的提法。”本来统战部以尽快送印刷厂打印为由不让家属看修改稿。经家属再三要求，才让过目。家属在电话中向拟稿人表示反对：“如不改为第一稿中的表述，家属将不出席次日（7月7日）的遗体告别式。”统战部不得已，约请梁氏兄弟去面谈。梁氏兄弟表示，文字如何表述，以事实为准。当年明明是“批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白纸黑字写的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现在为何将“批判”改为“批评”，令人费解。对方无言以对，只反复重复劝其“希望以大局为重”、“明日家属务必出席遗体告别式”一类的话。家属据理以争，不肯让步。家属不在乎评价如何，只要合乎事实就行。梁漱溟生前概不接受说他反对总路线，子女们就不能替他接受。商谈从大会议室改到小会议室，由中午拖到开晚饭。相持不下。统战部请来民建的孙起孟先生、民盟的叶笃义先生从中转圜。两位先生感到此事棘手，觉得家属持之有理。一说：“原来第一稿不是挺好吗？”一用“晓以大义”劝说。又陷入僵局。双方的心理底线是：干脆将这一段不写入“生平”。但双方谁也不肯先表态。最后由孙起孟提出。家属也通情，即作附和。统战部的同志不敢表态，说待请示。云暂且休会，吃饭，准备晚饭后再谈。出门时适遇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同志外出归来。阎明复听完双方意见后表态：梁漱溟先生生平的稿子，本来不是统战部所能写的，他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又说：“那就不写这一段吧。”因此，1988年7月8日，新华社播发，刊在《人民日报》的“生平”中留下了1953年那段“空白”，文章的标题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

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

百年沧桑，救国救民；

千秋功罪，后人评说。

横批“中国的脊梁”。

这副挽联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草拟的。培宽本人正忙于父亲身后事不知情。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坚持。大概怕在灵堂上闹起来影响不好，工作人员只好作罢。【19】

据《人民日报》载，前往吊唁出席遗体告别仪式的有李先念、阎明复、刘澜涛、习仲勋等四百余人。赵紫阳、万里、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送了花圈。

《人民日报》刊发“梁漱溟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的标题是《一代宗师诲人不倦，一生磊落宁折不弯》。

梁漱溟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后应山东邹平（梁1931年在此创建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要求，家属同意将部分骨灰葬于邹平，并建碑林。墓碑由赵朴初题写。后费孝通、启功、吴祖光等文化名人相继为梁漱溟邹平墓地碑林题词。继之，梁漱溟的桑梓广西桂林提出同样要求，家属应允，又将梁漱溟存于八宝山的另一部分骨灰迁葬至桂林穿山公园。

注　释：

【1】　郭齐勇：《独立独行，一代直声》，转引自《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

【2】　叶笃义：《哀悼梁漱溟先生》，《群言》，1988年9月7日。

【3】　郑直淑：《梁漱溟受批公案揭底》，《文汇报》，1988年1月24日。

【4】【5】　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7】　梁培恕：《梁漱溟传》，香港明报出版社，2001年版。

【8】　曾敏之：《记梁漱溟先生》，香港《文汇报》，1988年6月26日。

【9】　章德良：《天下谁人不识君——访梁漱溟》，《杂家》，1987年1月号。

【10】【11】　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　袁鸿寿：《仲尼燕居——悼念梁漱溟先生》，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二版。

【13】　任华、驰方：《风号大树中天立——梁漱溟先生访问记》，转引自《百年国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

【14】　同4。

【15】【16】　宗璞：《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光明日报》，1989年3月21日。

【17】　梁培宽：《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博览群书》，2002年9月号。

【18】　《梁漱溟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9】　据笔者对梁培宽的采访。

顾颉刚：恩怨是非知多少

抗战前，史学界流传北平有三个老板：胡适、傅斯年和顾颉刚。顾颉刚默认了当时在学术研究上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在权位和经济实力上远不能等比。其时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院长，握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美庚款），振臂一呼云者集；傅斯年是中研院历史语言所所长，他一手抓美庚款，一手抓英庚款，人财两旺，实力雄厚；顾颉刚只是燕大教授，类属自耕自种的一介布衣。前两位足踏学术、政治两只船，随风漂洋过海；后一位专攻学术，恪守、终老本土。

近一个世纪以来，胡适在大陆学界横竖都是出头鸟，被追捧或被棒击，众目所注；傅斯年因“大炮”盛极一时，随斗转星移不被人齿及，而近年又重浮大陆水面，文化人皆知一二；惟顾颉刚名落孙山，只有学界圈内论及，大众读者几乎无人知晓。笔者以为他实在不应被忘却。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出身诗书世家，康熙皇帝下江南时获悉顾氏家族文风劲盛，誉其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顾颉刚1923年《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横空出世，他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被誉为史学界的“进化论”而暴得大名。顾氏早年加入社会党，退党；后入国民党，又退党；当过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参议员”；1943年的“献鼎”活动中，鼎上有名；也是中研院首批院士。1938年毛泽东对他情有所重，曾赠他《论持久战》。解放后曾是多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民进中委，1971年周恩来钦点他主持标点二十四史……

顾颉刚毕生在学术园地耕耘，“创造了辉煌，也留下了遗憾”。他撰联自嘲：

好大喜功，终为怨府；

贪多务得，那有闲时！

顾颉刚对史学界的贡献早有定评，此类颂扬懿德的文字汗牛充栋，毋庸赘述，笔者就他生平与师友间的恩怨是非梳理成文，一彰显顾先生丰富多彩的人生，二可促人寻味。

与鲁迅：池鱼之殃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这个标题十分跳眼，鲁迅将其收在《三闲集》内，不知何因没有另行发表。何谓“候审”？缘自顾颉刚向鲁迅讨公道的一封公开信，回击鲁迅对自己的中伤。（指发表在《中央日报》1927年5月11日上鲁迅致孙伏园的一封信）顾颉刚认为“非笔墨口舌可明了”，故要打官司。时鲁迅正在广州，顾颉刚要求鲁迅暂勿离开，准备对簿公堂“候审”。

鲁迅与顾颉刚何以结怨？说来话长。

他们始识于1918年。时顾颉刚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兴办《新潮》，如期赠鲁迅杂志，以求得到支持和指导。俟《语丝》问世时，顾颉刚是长期撰稿人。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曾提及顾颉刚。顾颉刚的《古史辨》等著作出版后亦寄赠鲁迅。由此看，顾是尊重鲁迅的，他们的关系是不错的。

1926年6月，林语堂受聘厦门大学文科主任。搭班底时林荐请沈兼士、鲁迅为研究教授，顾颉刚为教授。鲁迅对顾颉刚在厦大的作为不满，是年底，鲁迅忽然向厦大提出辞呈，顾致胡适的信（1927年4月28日）说出了原因：“我初到厦门时，曾劝语堂先生不要聘川岛（章廷谦），孰知这一句话就使我成了鲁迅和川岛的冤家。”此言从鲁迅致川岛的信（1926年10月23日）中得到证实。鲁迅认为顾颉刚在搞两面派。他对川岛说：“这实在使我吃惊于某君（顾）之手段，据我所知，他是竭力反对语堂邀你到这里来的，你瞧，陈源之徒！”在这件事情上顾颉刚确实有点表里不一，他曾受川岛之托介绍其到厦大，心中本不愿意；川岛另径打开厦大之门后，他在致川岛信中又说“事已办妥了”。此处又有点贪功的味道。其实，鲁迅也不欣赏川岛，曾说：“他不能讲课，我要他来做什么！”川岛事件，只不过是一种表象。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本来在北大是助教，这次是聘他来当教授的。可一到，学校基于他《古史辨》等研究成果获誉甚隆，学术地位提高了，改聘他为“研究教授”，“连升三级”，与鲁迅享受同等待遇，同室办公，同桌吃饭。鲁迅是否有妒，也值得研究。

这中间还有误会。那年代人际关系复杂，盘根错节。原北师大白果（黄坚）也来到厦大，此人曾与鲁迅有过摩擦，鲁迅以为是顾颉刚荐来的。鲁迅把对白果的憎恶迁怒到顾颉刚头上。白果实则是林语堂介绍的。

究其根子，还是那个“陈源之徒”！陈源是鲁迅的不共戴天的冤家。那是宿怨。说来话更长——

蔡元培长北大，组织教授会，定出教授治校的方针。教授争权，分为留学英美和留学法日两大派，各自有刊物。前者以胡适、陈源等为中坚，兴办《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后者以沈兼士、沈尹默、沈士远和马裕藻、马衡为支柱，他们是浙江人。鲁迅、周作人均加盟。他们是浙派。当时顾颉刚既从学胡适，又在沈兼士手下研究所供职。处在“两姑”之间，常受夹板气。顾颉刚甚为苦恼。

早在1921年鲁迅作《阿Q正传》，谈阿Q之名为“桂”或“贵”时说，只有待于“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的考订了。含沙讥讽了胡适与顾颉刚。双方心中早有芥蒂。

使矛盾尖锐的是1925年北京女师大（原女高师）学潮。当时鲁迅、周作人在报端直指杨荫榆为祸首，认为她压制学生运动。顾颉刚认为此事与“法日派领袖”李石曾有关。而陈源（西滢）是杨荫榆的无锡同乡，为杨作辩护。双方展开激战，由此结怨发展到两派之间。加之，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参考日人盐谷温的资料，未加说明。有人认为有抄袭之嫌。陈源与顾颉刚谈及，陈源将此在报上捅了出去。鲁迅持据反击。为此鲁迅与顾颉刚结怨，顾自然就成了“陈源之徒”。

1937年3月，顾颉刚在禹贡学会理事长办公室。

加之，当时在厦大，鲁迅以为还有一些人也是顾颉刚所荐：“在国学院里，朱山根（即顾颉刚）是胡适之的信徒，另外还有两三个，似乎都是朱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1926年9月20日致许广平信）“看厦大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潘家洵、陈万里、黄坚三人，皆似他所荐引。”（1926年9月25日致许广平信）“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1926年10月16日致许广平信）鲁迅表示“不与此辈共事”的决心，又出于厦大当初对鲁迅出书的承诺没有兑现等诸多原因，遂向厦大提出辞职。

当时鲁迅对顾颉刚的怨，并未公开化。因此鲁迅离开厦大时，顾颉刚还向其致候，鲁迅上船后，顾颉刚又到船上揖别，“不曾当面破过脸”。

1927年初，鲁迅到广州中大任教务主任兼国文系系主任，傅斯年任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傅斯年与顾颉刚本是北大同窗，傅便邀顾赴中大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研究所。

当鲁迅从傅斯年口中证实顾颉刚要来中大，“勃然大怒”，当即表态：“他来，我就走！”傅斯年竭力挽留鲁迅，并说有“补救法”。（详见“与傅斯年”一章）恰逢此时发生“四一五”大屠杀，营救学生无效，鲁迅于4月21日向中大递辞呈，义愤拂袖而去。鲁迅与他的学生谢玉生于4月间分别给时在武汉的孙伏园写信叙说中大的情况。孙伏园将两人的来信加按语发表在5月11日武汉《中央日报》上。谢玉生的信大意是鲁迅向中大辞职的直接原因是顾颉刚来中大；顾颉刚去年在厦大造作谣言，诬蔑迅师；以及林语堂甘为林文庆谋臣，主张开除学生，致使学生流离失所。鲁迅信中说顾在厦积极反对民党……孙伏园加的按语是：“看来我们那位傅斯年先生和顾颉刚先生大抵非大大的反动一下不可的了。”“厦大的情形，林语堂先生来武汉，才详详细细的告我，顾颉刚先生真是荒谬得可以”，“傅斯年、顾颉刚二先生都变成了反动势力的生力军”！

当时顾颉刚正在杭州为中大购书，7月22日见到这张《中央日报》，大愤。“他感到鲁迅等人值此国民革命之际加自己反对民党的罪名，真是要置自己于死地！”所以7月24日他给鲁迅写信：“此中是非，非笔墨口舌可以明了，拟于9月中旬回粤提起诉讼，听候法律解决。如颉刚确有反革命之事实，吊受死刑，亦所心甘，否则先生等自当负发言之责任。”这期间傅斯年劝顾颉刚不必诉讼。鲁迅也根本没留在广州，他在接到顾颉刚来信当天（7月31日）便给川岛写信说：“今得其来信（指顾），阅之不禁笑矣，即作一复，给他小开玩笑。今俱奉录，以作笑资。”鲁迅并没有把这封信公开发表，大概怕把事态扩大。顾颉刚虽信誓旦旦，他是可以在广州提出诉讼的，然而他也没有。一场官司也就不了了之。

顾颉刚在《自传》中慨叹：“我一生中第一次碰到的大钉子是鲁迅对我的过不去。”

与胡适：亦师亦友，由亲而疏

顾颉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入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时蔡元培长北大，为根治校风腐败，他提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遂广揽具有新思想的教员。胡适刚留美归来，1917年作为旧学新知兼备的学人登上北大讲坛。当时，胡适才二十七岁，太年轻，北大一班对传统学术训练有素、自视甚高的青年学子不把他放在眼里。顾颉刚听了胡适几堂课后被震慑，认为胡适是位“有眼光，有胆量，有裁断”的历史学家。在胡适大力鼓吹“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的理念的浸润、影响下，顾颉刚的兴趣由哲学转入史学。不过，那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平平，没有深交。

1920年夏，顾颉刚毕业了，找工作无门，罗家伦把顾颉刚推荐给胡适。胡适以爱才称著，他为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谋编目员一职，月薪五十元。当获知顾颉刚家累太重，入不敷出时，胡适私下每月资助他三十元，请助其编书。这种雪中送炭的情谊令顾颉刚十分感动。他们之间的关系由此变得日益亲密起来。当时胡适正在研究《红楼梦》，顾颉刚为他搜罗曹雪芹的家世等相关资料。后来，胡适在他的“自传”中特别提及。是年秋，胡适发表《水浒传考证》，顾颉刚读后深受启发。他想，既然可以用研究历史的眼光去研究故事，反之，也可用研究故事的方法去研究历史。不久，胡适又让顾颉刚标点《古今伪书考》，顾颉刚又从胡适处得到《崔东壁遗书》，获益甚大。崔氏提出“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其世愈后则传闻愈繁”的现象，在顾颉刚心中渐渐酿成的萌芽，“不由得激起了我推翻伪书的壮志”。天时地利人和。顾颉刚一头扎进故纸堆，兴趣日浓，遂向胡适建议编辑《辨伪丛刊》，又由此结识了钱玄同。钱的用古文字学家的话批评今文学家，用今文学家的话批评古文学家的观点，给顾颉刚极大的启发，得到了“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的策示。关于评经部伪问题钱玄同给顾颉刚写一长信，触发了顾颉刚长期郁积心中对古史的见解，撰《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刊发在《读书杂志》（第九期）上。顾在编者按中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观点。此言一出，石破天惊，在史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南京东南大学的刘掞黎和胡适的族人胡堇人依经据典大加反驳，更有讥笑和责骂。顾颉刚的“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的判断被陈立夫等简化为“禹是一条虫”而哄传一时。

1926年，顾颉刚把上述讨论文章结集成《古史辨》出版，一时风靡学界，一年内印二十版。面对众多的责难、讥讽，胡适予以热情地肯定：“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蔡元培、傅斯年、郭沫若和王伯祥等都交口称赞。

《古史辨》成了顾颉刚学术生涯的起点。他称“胡适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坦然地表明了这一点。当年，顾颉刚与傅斯年、毛子水打起“整理国故”大旗后，胡适曾适时地为他们指明“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等研究方向，并撰考据文章示范之。胡适欣赏顾颉刚的才华，认其是他史学上最得意最有成就的学生。

胡适仅长顾颉刚两岁。在同时代的年轻学人中，他们的通信最多，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四十二册中，收顾颉刚的函札达一百三十六通之多。在这些信中，有他为胡适解决《红楼梦》考证问题的，有与他探讨学术问题和述说自己的生活状况的。有些信竟被胡适粘贴在自己的日记中。顾颉刚的研究成果发表后，胡适说他对史学的“贡献一定不可限量”。这一高度评价，不仅给顾颉刚莫大的鼓舞，在舆论上也树立了顾颉刚的威信，从而引起史学界对顾颉刚的重视。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这是胡适的名言。“疑”是他们两人的共通之处，显然也是顾颉刚对胡适学术精神的师承。因此，说他们两人的关系是亦师亦友是最妥帖的，可以说胡适促成了顾颉刚的“大器早成”。

胡适与顾颉刚在史学研究道路上，有志同道合、携手共进的历史，但由亲而疏而变异也是事实。1926年他们在学术上产生了分歧。顾后来说“我做什么，他就反对什么”。“我本是跟着他走的，想不到结果他竟变成反对我”。这主要是胡适将自己手订的“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的研究史学的信条，变为“宁可信而过，不可疑而过”，日趋保守起来。以致1929年胡适当着顾颉刚的面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令顾颉刚大为失色。

透视他们的关系的疏远，在学术上的分歧是其一，对政治的态度是其二。胡适本来声言只钻研学问，不问政治，后来倾向“讲学复议政”；而顾颉刚则是一个脱离或逃避政治、立志献身于学术的另一类。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顾颉刚先后写两封信给胡适，劝谏他远离政治：“我以十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万勿回北京去。”“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面就截断了罢。”言词恳切到“这是我和泪相劝的一件事，请先生听我罢”！然胡适拒谏，遂两人由此疏离。1946年胡适由美返回做北大校长，顾颉刚没有攀附，但两人仍礼貌地维系着一种师生关系。

这期间，还有一插曲，因误会导致两人裂痕的加深。即1929年顾颉刚的学生何定生背着顾颉刚以朴社名义出版了一本《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详见“与门生”一章），弄得顾颉刚十分尴尬，百口莫辩，最后以“挥泪逐爱徒”（何定生）告终。

历史毋须避讳。1949年以后，顾颉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展开对胡适的批判，且随着运动的发展批判也不断地深入。1951年在上海“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上，顾颉刚的发言仅属于表态性质，公开提出要在政治思想上与胡适划清界限，但并未否定胡适在学术上对自己的影响，更没否定胡适在学术上的贡献。1954年顾颉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会上的发言调子也陡然高了起来，承认自己解放前是“胡适集团的嫡系”、“胡适的代表人”，并检讨自己“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虚名和声势的一个人”，“这就是我对学术界和全国人民抱疚的事情”！对胡适的学品、人格进行了攻击，彻底否定了胡适对他的帮助和影响。他改口声称：“至于我想把经学变化为古史学，给我最有力的启发的是钱玄同先生，同胡适绝不相干！”（《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5日），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震惊。直至1978年冰消雪融之后，顾颉刚以平和的心态重新回味、反刍胡适对自己的滋养和影响，良心得到复苏。在1980年写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较为客观、真实地叙述胡适对他的影响：“在‘五四’运动之后，人们对于一切旧事物都持了怀疑态度，要求批判接受，我和胡适、钱玄同等经常讨论如何审理古史和在书中的真伪问题……”

相映成趣的是，胡适在1952年年初看到了顾颉刚在上海“批胡”座谈会上的发言，把那页剪报贴在自己日记本上，并作评语：“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出于战国末年说），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胡适的态度是从容、平和的。

历史也需要宽容。

顾颉刚当年对胡适的批判，是政治运动，非学术争鸣，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下的声音，亦即“我是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的反映，绝不是他真实的心声，是在那个指鹿为马年代为了生存的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同时与他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不无关系。解放后，政府对他的礼遇甚厚，他是人大代表、多届政协委员和民进中委。

“高处不胜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也必须要“辨”的。读顾颉刚的日记和信札，我们便可释然了。

“并陆续征求辛树帜、李平心、吴晗、侯外庐、尹达等人之意见，不断修改、重抄，最后成三千言之文。”“以十人之修改，历七天而后定稿，大不易矣。”（日记，1954年12月23日。指1954年当选政协委员后会上的发言）

“其一，评胡适的演变方法无毒素；其二，谓予与胡适分路后即不受其影响。”（日记，1955年3月15日。指批判胡适会上的发言不能过关，会后向尹达作的检讨自认的错误）

“三个组织——科学院、政协、民进——再加上许多社会活动，几乎天天有会开，处处逼着自己写文章，年纪越来越大而负担越来越重，简直把我压死了。”（1957年6月6日。致于鹤年信）

“惴惴恐罹其咎，幸得宽免。”（日记，1957年。指1957年4月对《光明日报》记者谈话，不同意“围剿”俞平伯，把俞平伯骂得一钱不值）

“竟是解放后自传矣。”（日记，1958年5月10日。指写的交心材料及十几万言的检讨书）

“一篇发言写了四次，今日略定，甚矣江郎才尽矣！”（日记，1958年12月4日。指发言稿《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因“无政治头脑”在“亲友帮助下”写了四次才过关）

“然社会主义关不能不过，则只有拼命做去耳。”（日记，1958年2月25日）

“只有勉强挣扎，只要不致跌倒，总当竭蹶以赴。”（致辛树帜信，1958年3月24日）

戏剧性的是顾颉刚一边在亦步亦趋地批判他的老师胡适，一边又战战兢兢地接收他的高足童书业、杨向奎对他的批判。（详见“与童书业”一节）

胡适与顾颉刚关系的变化，是顾颉刚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

与傅斯年：相亲相轻

文人无行，此言偏颇；然文人较常人要复杂得多。历史上有许多文人之间由相亲、相轻乃至疏离、决裂大有人在，傅斯年与顾颉刚则是一例。

顾颉刚与傅斯年同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一同进入本科。傅为国文门，顾为哲学门，两人同住一宿舍五年，又同为胡适的门生。早在读预科时，傅斯年等发起“文学会”，出版《劝学》杂志，便邀顾颉刚写稿。顾痛恨个别今文学家的造谣，写了篇三千字长文《丧文论》，为孔子鸣冤。傅斯年十分欣赏，主张发在刊物头题，被业师桂先生骂了一通，退稿作罢。

傅斯年选听胡适的课，还是由顾颉刚介绍的。两人十分信服，共同成为胡适的入门弟子。傅的旧学根底十分深厚；顾钟情于古史。罗家伦对他们的品评十分贴切，认为“顾对人非常谦恭”，“精心研究他的哲学与‘史’，傅‘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两人性格、兴趣的差异没有影响他们成为好友，相互欣赏，相互砥砺。有人称他俩是“埙篪相应”。

1918年11月，傅与罗家伦等在蔡元培、陈独秀支持下，成立新潮社并办《新潮》杂志，顾颉刚也应邀入盟，积极为《新潮》撰稿。次年“五四”运动爆发，傅、罗作为学生领袖，傅是天安门游行总指挥，罗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风潮扩大，远在苏州因病休学的顾颉刚十分关注。当有人攻击、诋毁、造谣傅受某日本公司津贴，又传说因而被同学逐出时，顾坚信傅的品行“亲近军阀的行为断断不敢相信”，认为傅遭诽攻，那是木秀于林的必然。一个月后，傅由北大毕业后赴欧留学。

1926年年末，傅斯年学成后回国。

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聘鲁迅为教务主任兼国文系系主任，聘傅斯年为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系主任。当时顾孟余是中大管理委员会副委员长，他本是北大的教务主任。傅斯年与顾孟余都很认同顾颉刚的人品、学问，又知当时顾颉刚所在的厦大正闹风潮，便邀顾颉刚加盟中大，壮大中大的学术力量。傅要求顾到中大“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顾日记，1927年3月1日）顾颉刚因鲁迅在中大，不想去，函谢。鲁迅知道顾颉刚不肯来便说他“与林文庆（厦大校长）交情好，他地位稳固，哪里肯来”。听到这类话顾越发不肯。熟人好共事，又是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傅斯年便用激将法：“兄如不来，分明是站在林文庆一边了，将何以答对千秋万世人的谴责？”在此夹攻下，又念老友的盛情，顾颉刚向厦大辞职，电告顾孟余、傅斯年，他不日赴广州就职。孰料3月下旬顾突然接到傅斯年电报：“彼已去阻，弟或亦去校，派兄去京坐办书，月薪三百，函详。”其意为鲁迅反对顾至中大，傅斯年或亦为此辞职。恰逢当时厦门邮局闹罢工，顾颉刚未能及时收到信。4月初，顾电傅云：“无函为念，可否到粤面商，电复。”数日未见有复，顾在厦大已辞职，便匆匆赴粤。17日顾一到中大，便知鲁迅与其冰炭不容的局面。鲁迅20日便辞职，可感叹的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共进退，也毅然辞职。学校纷乱，学生意见不一。朱家骅出面调停。一面同意鲁迅请假离校，一面差顾颉刚外出购书，避免鲁迅与顾颉刚在中大直面相视。鲁迅显然不满意这种“和”的局面，拂袖而去，同时写信给武汉的孙伏园。孙将鲁迅的信加按语发在武汉的《中央日报》上，从而引发顾颉刚与鲁迅要打官司的一幕。

鲁迅走了。傅斯年、顾颉刚留在中大。

1927年10月，顾颉刚外出购书。此前傅斯年宣布顾颉刚任历史系系主任。顾颉刚欲辞不就，校方恳留。顾颉刚在致胡适的信中说这是“念鲁迅攻击我时他们帮助的好意，只得答应了”。顾颉刚除教书外，傅斯年又邀其共办语言历史研究所，主编《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顾拟的发刊词外人还以为出自傅斯年之手，聊见当初在办刊方针上两人的意见还是一致的。傅斯年曾致顾颉刚一封长函，断断续续写了五年，盛赞顾氏“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并受此启发在信中谈自己对“孔子与六经”等的新见解。顾颉刚想发表此信，傅斯年怯于自信不足，不想发；而顾以为其中“有许多极精当的议论”、“至少可以引起多少问题，引起多少人来商量或攻击”，是件营造学术氛围的好事，以利求真。傅终于同意了。文人相亲。

顾颉刚到中大后，将以北大征集歌谣为开端的民俗学运动带到广州，还创办民俗学会，出版民俗读物，推动民俗学运动。长期留欧的傅斯年对大众文化产生隔膜，不以为然，以为“浅俗”、“无聊”。他认为大学出书应当是积年的研究成果，不应从俗。而顾颉刚认为傅的观点在治世说是对的，在乱世说是不对的，“立意在继续北大同仁要做而未成功的工作”。两人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由于顾颉刚积极提倡研究学风，奖掖青年，研究成果迭现。树大招风，周围的同仁有点不平：“中山大学难道是顾颉刚一人的天下！”顾遭遇一些原北大老同学的冷眼、攻击，因此心情不快，想回北京。傅斯年在致胡适的信中戏言“颉刚望北京以求孤死首丘”。

适逢1928年燕京大学驰函聘顾颉刚去作研究。顾欣然应答，并将此告诉傅斯年，傅极力反对，认为他在中大缺乏师资的情况下离去，是故意拆他的台，一怒之下说他“忘恩负义”，并且说“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之类伤感情的话。顾颉刚婉约，他怕伤和气，便说：“只要你供给我同样的待遇，我可以不去。”顾向胡适抱怨“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补，差不多看我叛党似的”。恰好，那时中研院来聘傅、顾两人筹备历史语言所，顾不失时机也辞了燕京大学。

当时历史语言所筹办于广州。傅、顾与杨振声同应蔡元培之聘为筹备委员。在办所方针上，顾、傅各持己见。傅有留学背景，欲步法国汉学后尘，旨在提高；顾则以广揽人才、培育人才为要。两人各执一端，不肯相让。傅脾气暴躁，有点家长作风；顾生性倔强，不甘受压。两人有次出言不恭以致破口大骂，后由杨振声劝阻才作罢。顾愤然退出语言所离开中大，到了燕大。两人由此分道扬镳了。值得回味的是，顾那时手头拮据，离广州时欲向傅借一百元。傅也慨然答曰：“就是二百元也可以。”

在他们两人之间，胡适做了不少调和工作。他劝顾颉刚不要因骄傲树敌。顾颉刚认为：“我树的敌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嫉妒我，一种是想征服我……我自己不愿压迫人家，也不愿人家压迫我。”对这一结怨他认为自己“心无愧作也”。

1931年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胡适任文学院院长，他们希望在燕大的顾颉刚去北大做史学系系主任。顾提出一些要求，蒋梦麟答应了。燕大又热情挽留顾并为其加薪，盛意可感。顾在两难之中分别向蒋梦麟、傅斯年各写两封长函表示致歉，只答应兼课。傅斯年讥讽：“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

顾、傅两人缘已尽，但情未了。

1935年顾颉刚办的《禹贡》杂志“经费则大费周章”，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不得不四方“乞怜”，包括给傅斯年写长函，言词恳切。傅亦很大度地捐弃前嫌，慨然应诺。傅除自己伸出援助之手外，还代其向朱家骅等募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顾颉刚向捐者一一鸣谢，将部分捐款购置的图书上，刊刻戳记，文曰：“×××先生捐（或募）款纪念，禹贡学会宝藏，盖于各书卷首，俾读是书者永不忘此日之嘉惠。”

透视顾、傅的友谊，由亲而疏而分的历程，顾颉刚重知识欲而傅斯年重政治欲是一重要原因。加之两人经历、志趣、性格迥异，合作中出现不谐势之必然。同时，随着顾颉刚的学术地位提高，名望日重，傅斯年难免心存妒意。早在1926年他致顾颉刚的长信中便有流露：“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要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顾颉刚为中大购书回粤，杂务缠身，为自己没有写一篇研究文字而向傅斯年诉苦时，傅竟讥讽：“先生名已高矣，钱已多矣！”令顾颉刚心痛不已。

文人相亲亦相轻。

与门生：一言难尽

学术是讲究薪火传承的。

顾颉刚是胡适的正宗门人。他除了继承先师的学品外，在识拔、奖掖、提携末学上同样蜚声士林。40年代顾的麾下一时英才荟萃，胜友如云。他的门生遍布各个学术领域，又以古史、历史地理领域为最。即在今日，他的传人们也活跃于当今的史坛。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顾颉刚发迹于北大，结怨于北大；获誉于爱才，遭诽也于爱才。

顾颉刚在日记中屡发“才难”的感慨。他说：“我的性情过于爱才，只要一个人有些长处，我总希望他肯竭尽其才，做出些有价值的工作。”为了培植后学，他恨不得“砍了当柴烧”。也正因为此，“于是激起一班同事的忌妒心，说我利用青年结合党徒”。顾的一生招来的非议，引起的祸端，十九都是为门徒所累。现择要列于后：

何定生（1911—1970）

顾颉刚真正执教鞭是1927年在中山大学。何定生是他最早的学生。何氏天赋高，十六岁入中大。他是在顾颉刚循循善诱下，一步步登入学术殿堂的。他的《〈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发表后，受到顾颉刚的激赏，曾说：“你，在天资方面，在外国文方面，在文学方面，都比我强得多”，“你若致力，我深信自己要退避三舍”。为鼓励何定生孜孜于学术研究，顾颉刚代其向校方申请奖学金。因学校人际关系复杂，有人作梗。顾颉刚与对方大吵，以拂袖示威。何定生深感师恩浩荡，表示“一定显其好身手”以不负恩师厚爱。在顾的力荐下，学校最终发给了何定生奖学金。正因为这场风波，“一时忌者蜂起，谣诼纷来，致使何定生难安于位”。

1929年2月，顾颉刚离开中大。何定生感于顾的知遇之恩，毅然退学，追随恩师到北平，食宿全仗顾颉刚。

令顾颉刚失望并引起莫大的不快的是，何定生在顾离开北平时，背着他以朴社的名义，将胡适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相关讨论文章汇集后，略加修改，冠名《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出版，序文以《又来〈骂〉胡适之先生》为题，十分惹眼。书出版后，北平、上海学界一片哗然。因胡适在“材料”一文中曾批评“古史辨”派工作。更令人生疑的是“关于”一书是由顾颉刚任总干事的朴社出版，作者何定生又与顾颉刚有特定的师生关系，确有扬顾抑胡之嫌。傅斯年对顾颉刚说：“想不到颉刚会出这样的书！”顾颉刚回苏州为父做完寿，回北平风闻此事如遭棒击。即令他浑身长嘴，也难辩清。顾不胜惶恐忙给胡适写信：“（何定生）趁予在苏州时印成。此次予来，见之大骇。恐小人借此挑拨，或造谣言，即请朴社停止发行，且函告适之先生，请其勿疑及我。”一面又严责何定生。尽管何定生天真地想“出了什么事由他自己承担”，但他岂能担当得了？这期间何定生在杭州邂逅一漂亮女子，不能自拔，万念俱灰时几欲萌自杀念头，日益颓废，口碑甚坏。顾颉刚哀叹：“你已经亲手把我一颗爱你的心打碎了。”顾颉刚说，既已失去“傅孟真先生这个良友”，不能再失去适之先生“这一个良师”。顾颉刚毅然向何定生下了逐客令。顾颉刚心酸至极：“我一生所受的累，不是自己的好名好利，而是爱别人的才……不料因此一癖，来了许多麻烦。”

何后来的经历复杂。1948年任台湾林产管理局秘书。后重归学术路，执教于台湾大学。

谭其骧（1911—1992）

谭氏早年就读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社会系，钟情于历史研究。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拜在顾颉刚的门下。谭天赋高、悟性好，读了顾颉刚的《汉书·地理志》后提出自己的质疑，写信请益。顾颉刚十分高兴，复了封六七千字的长函，称其为“学兄”，把他当作一个学术对手平视，深入讨论。他在日记里赞赏：“其骧熟于史事，余自顾不如，此次争论，余当众服矣。”后，谭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恰是顾颉刚，得到有力的指导。顾的学问与人格，赢得了谭的钦佩，并影响了他的一生；谭对学问的执著与严谨，亦深得顾的欣赏。

谭其骧研究生毕业后即为辅仁大学讲师。《禹贡》创刊时，由顾、谭两人共同主编，合写了发刊词。顾在致胡适信中称“谭君实在是将来极有希望的人”。但在办刊、治学问题中两人存在严重分歧。谭性情淡泊，行事严谨，习惯于埋头做学问，不太注重办刊之琐屑；顾颉刚认为“若为自己成名计，自可专做文章，不办刊物；若知天地生才不易……便不得不办刊物”，刊物可以培植造就人才。同时顾对谭的过分自负提出了批评。谭贵“专”，治学倾向于小心求证，以严谨、务实著称，被顾誉为“不苟且”，但写得太慢，发得太少，难成气候。顾颉刚属于“博”的一种，求新求异，开风气之先，留点遗憾也觉无伤大雅。谭最后还是离开了《禹贡》。他们的关系属于“和而不同”的君子，但两人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情谊。

解放后谭为复旦大学教授。1979年《历史地理》丛刊出版时，谭任主编，顾为顾问。

童书业（1908—1968）

童氏是顾颉刚最忠实的学生、信徒和合作伙伴。在“疑古派”团体中，惟有他俩是自始至终一“疑”到底的。

童书业天生是颗读书的种子，极富才华，但他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连一纸中学文凭都拿不出。1935年他以“顾老板”的“私人研究助理”身份到北平，食宿在顾家，襄助顾颉刚编《古史辨》。他代顾颉刚草拟《春秋史讲义》和一系列辨伪文章。《古史辨》由顾写开篇，后由童书业独立完成。童书业被称为“古史辨派”的后起之秀。

1949年后童书业执教于山东大学，为新史学新星活跃于史坛。但他有严重的人格分裂，解放后两度写文章全盘否认古史辨派。批胡适、批顾颉刚，与众人一起出演了学生“出卖”老师、老师也在“出卖”老师的悲剧。但顾颉刚大度、宽容，理解他，原谅了他：“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自我批评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是可原谅者也。”因童书业自幼敏感，敏感到近乎神经质的程度，后终致神经错乱，1968年死于“文革”中。顾颉刚有些文稿本想托付童书业整理，竟成泡影。孰料，1973年顾颉刚还以高龄病躯为弟子童书业校订遗稿《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作序并介绍出版。

钱穆（1895—1990）

另有值得一提的是国学大师钱穆。钱穆没有正式学历，他本在苏州中学教国文。顾颉刚回苏州时与其相识，对他十分欣赏。由顾颉刚的热情推荐，钱穆走上大学讲台。钱氏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就是由顾颉刚刊发的，而有些观点他俩的意见相左。钱穆晚年所作《师友杂忆》中说：《年谱》一文“不啻与顾颉刚诤议，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征引及参考书目：

《顾颉刚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顾颉刚学记》，三联书店，2002年版。

《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论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

《胡适与中国名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

《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历史的先见——罗家伦文化随笔》，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百年国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华书局，1979年版。

吴宓：是真名士自风流

历史的碎片，也是历史；让历史不止成为“历史”，必须研究碎片。

——作者题记

我是吴宓教授

“老病有孤舟。”

舟者，那间阴暗潮湿的小屋也。孤舟载着一位瞎了一只眼、断了一条腿的老诗翁在漂流。窗外万家灯火。诗人方从梦中醒来，顿觉肚子饿了，口也干了。他想开灯，无力下床；他想吃饭，不见人送，愤而摸到床头那根拐杖，乒乒乓乓敲起床框，疾声振呼：“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喝水！我要吃饭！”

是的，他是吴宓教授，他是诗人吴宓。

命运的扁舟在人生大海漂流了八十四个春秋，终于把僵卧病榻的诗人、教授送往天堂的港湾，永远地锚在那儿了。时为1978年1月17日。

吴宓（1894—1978），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吴堡东门。谱名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星之一。小名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时自己取名吴宓。说也有趣，那是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翻至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之。“宓”，静也，凡发表言论的场合用之；写诗文时多用“雨生”或“雨僧”。别号藤影荷声馆主。

吴宓生父建寅，早年任职上海大学，曾供职国民政府监察院。吴宓不满周岁，母病故，由祖母抚养，过继给叔父吴建常。吴建常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任凉州副都统、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秘书、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等。1947年退休闲赋沪上。他的学问、修养、道德、行谊深为吴宓敬佩。

吴宓的一生，并没有像名字所显的那样安静，而是在灵与肉、情与理、义与利的矛盾中折腾，在浪漫主义与古典人文主义对抗中生活。

吴宓。

1910年他考取清华学校，研习国学，与汤用彤、闻一多是同学。曾担纲《清华周刊》编辑、代理总编辑。因目疾和体育不及格延期赴美，任校文案处英文翻译及文牍员。1917年赴美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最初选读的是应用化学。此年结识在哈佛攻读的梅光迪，结为知交。后经梅光迪引介，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继而入哈佛研究院，他与陈寅恪、汤用彤被并称为“哈佛三杰”。

1921年6月，吴宓于哈佛研究生院毕业。此前，他已应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之聘任英语教授，条件相当优厚，“如留学未期满，仍可继续攻读，到校工作后月薪三百元，并先预支两百美元在美国购图书”。可正当他准备动身返国时，接到先期返国在东南大学任教的挚友梅光迪函，希望他到东大执教，云创办《学衡》杂志并委以总编辑，但月薪只有一百六十元。因吴宓曾与梅光迪有约，将来要办杂志与提倡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对垒”。吴宓应诺，弃北高师之约，应东大之聘。

1922年元旦，《学衡》在南京问世。吴宓任总编辑兼总干事，其阵容可观，除梅、吴外，还有柳诒徵、汤用彤、刘伯明等。《学衡》的办刊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显然与北京的《新青年》背道，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攻击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学衡》反对白话文，显然是错误的。因而鲁迅抓住《学衡》中语法上的硬伤，斥“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讥之其行文言必称“英吉之利，法兰之西”。吴宓后来自己也承认“实甚公允”。《学衡》共出版七十九期。一直由吴宓任总编辑。一切编务由他担承，他为此付出大量的心血，在经济上也是“赔累不堪”。办刊之初，一是每位骨干同仁出资百元，二是刊物始终没有稿酬。后来每期吴宓自己私下需另贴百元，有时要靠向亲友募捐维持。十分令人称道的是吴宓反对白话文，但《学衡》接受、发表白话文的作品，且他也以化名“王志雄”发表过白话小说《新旧因缘》，但和胡适势不两立。某次，在一酒桌上吴、胡两人相晤，当时在北京有一种口头禅，好说“阴谋”。胡适一见吴宓即以幽默的口调问：“你们《学衡》派有什么‘阴谋’？”吴对曰：“有！”当时举座皆惊。胡微笑曰：“可得闻乎？”吴对曰：“杀胡适！”一时成为笑谈。

吴宓并非极端的守旧派，他主张“孔孟之人本主义，原本吾国道德学术之根本。今取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下之学说相比较融会贯通，撷取精粹，再加以西方历代名儒巨子所论述，熔成一炉”。即在今日看来，亦不乏可取之处。

1925年，因哈佛同学汤用彤、顾泰来举荐，吴宓重返清华园。2月，清华设立“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的研究院。应校长曹云祥之聘，吴宓任主任。他遂礼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为导师，在藤影荷声之馆设帐收徒。王力、刘盼遂、谢国桢、高亨、陆侃如，以及他在外文系任内培植的钱锺书、季羡林、李健吾、王佐良、许国璋和李赋宁都是那一时期造就的“博雅之士”。

吴宓把自己的一生分为三个二十八年。这第二个二十八年（1922—1949）是他事业上建树的高峰。

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

吴宓是爱国的。

1949年后，吴宓一直在四川执教，本是清华的著名教授、国内外著名的学者却蛰伏在西南师院，令人瞩目，更得到应有的崇敬。特别是在评工资时，校方拟评他为一级（唯一的一位），他自报为三级，最后定为二级。尽管在“拔白旗”运动中受到冲击，他仍受到政府和学校的保护。他的《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后，《光明日报》转载，作为旧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的典型。1955年被推荐为四川省政协委员、校务委员。他把自己心爱的孤本、珍本中外藏书悉数捐给学校，还在一些英文书后写译介文字，为后来的读者提供方便。

他说：“宓解放以后的生活，工作态度，一贯是真诚坦白，热心积极，生活仍勤俭，努力工作，对工作及一切事均负责。劳动积极参加；游行等事，自动参加；政治学习，一贯早到，不缺席，必定先读了指定的文章，且勇于做出我明知不免错误之发言。凡此皆由宓一贯性格及习惯。从前如此，今仍如此，不敢说是‘进步’，但绝不是‘伪装进步’，因宓少年、壮年亦从无虚伪做作，勾心斗角，设计图谋，以及计较名利，忌妒又贪欲之习惯也。”

追述更远一点。1914年在清华时，吴宓与汤用彤讨论社稷存亡大事时，汤说：“国亡时，我辈将如何？”吴答：“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而死。下则削发为僧，遁于空门或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一生。”不乏匹夫之勇，只叹“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1920年在美留学时，他节衣省食，捐款给国内华北水灾灾民。1946年在西南联大任教，当“一二·一”国民政府军警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时，他资助被特务追捕的学生路费，远离昆明。1947年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当主任，当“六一”惨案发生后，又保护被国民党特务指为共产党的缪朗山教授，亲自护送缪教授到机场上机，坐等他平安到达香港的电话后，他才离开机场。

日本投降前，哈佛大学邀请他去讲学，吴宓觉得国内有许多重要的事亟待去做，婉谢，并推荐哲学系一位教授替代。解放前夕，他“不从部分友人之劝，决定不到美国讲学，不去香港大学教中国历史、哲学，更不去台湾大学”。他的诗句“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表明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心迹。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劫难逃，遭到林彪、“四人帮”之流的残酷迫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叠加在他的头上。他的“罪状”大致有三：

一是“批林批孔”时，吴宓坚决反对，他说：“宓不像×××那样，当趋时派。全盘否定孔子，批周恩来，宓极不赞成。一句话，批林不批孔。”他又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二是办《学衡》，倡旧古，反对新文化运动，参与对鲁迅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而吴宓自辩：“没有那回事，三十年前的那件事，是不同学术见解的论争，很正常的。对鲁迅先生个人我是非常敬佩的。”同时又觉得：“那时我们有些观点绝对了，鲁迅是对的”。三是不满时政，说：“国民党是亲娘，共产党是后妈。”“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事情是这样的：大概在1956年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吴宓表示“愿终志余年，报共产党于万一”。在一次会议上他非常兴奋地说：“宓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年，国民党是我的亲妈，共产党是我的后母，我的亲妈死了，我的后母对我很好，超过我的亲妈，我更爱我的后母。”这个比喻未必确切，但情感的真实是溢于言表的。某次住院手术，须家属签字，他写信给校党委：“党就是我的亲人，我请求党组织给我签字。”应该说这是对“亲妈”、“后母”一说最好的注释。至于“三两”、“二两”，那是学生觉得文言虚词难以理解，他举例把生活中遇到事用文言表述：“比如吃饭，就可以说三两尚不足，何况二两乎？这不就用了几个虚词！”适当时正是饥馑年代，这话就成了话柄了。

1968年夏，红卫兵抄家，抄走了吴宓的日记。日记中写道：“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而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就等于攻击毛主席，“现行”的帽子一下就套牢了。吴宓遭到残酷的批斗，身体致残。但他很豁达，认为：“共产党是好的，但出了奸佞小人。下情蔽上，毛主席知晓否？”他在日记中又排解自己：“刘少奇等功在国家，尚且被辱，宓何足道。”对于“造反派”的野蛮，他写道：“顽童欺我、辱我，令人愤极！然念及国家主席尚遭‘造反派’厄运。人权安在！法律安在？”

尽管如此，1973年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他还要求学校给他安排工作，“宓懂英、法等国外语，可以做文字翻译，也可以教授口语”。当然那只是他一厢情愿。

爱江山，也爱美人

这儿的“江山”对一介书生来说，只能是纸上的事业。

美人人人爱，吴宓亦不外。吴宓一生的情爱画廊是那样的绵长、曲折、幽深。诚朴的发妻陈心一，靓丽多才的毛彦文，燕大校花陈仰贤，美国女郎哈蕾蒂，青年女作家卢葆华，名门之后欧阳采薇，清华女学子k，以及西南师院门徒邹兰芳，等等。虽然有些是逢场作戏，但足见吴宓一生为情所累。这些女性中有的是学生、同事的女儿，有的还是同学或朋友之妻。

吴宓倡导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弘扬传统道德，标榜“克己复礼”，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滥施浪漫主义情怀，“是个伪人文主义者”。对此，他有自己的理论：“宓主张婚姻与恋爱分开，婚姻为社会服务，应严守一夫一妻制，恋爱则为个人自由，应随意而无限制。婚姻属于事实，恋爱则属于感情，此二者并行不悖，斯为中道，斯为可行之道，云云。”（《吴宓日记》）

“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

吴宓一生为世人列为佳话、谈资、笑柄者，当属与毛彦文的情感纠缠了。这段恋情绝对地富有传奇色彩。他与发妻陈心一的结合，红娘是他清华留美的同学陈烈勋。1918年11月，正在美留学的吴宓接到老同学陈烈勋的来信，说其妹陈心一读过他的诗文，十分心仪，希望能与其缔结良缘。吴宓情窦大开，便托请当年在清华六年的同桌朱君毅，让朱的未婚妻毛彦文前往陈家考察一番。毛彦文是朱君毅的表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早已订婚。有趣的是陈心一与毛彦文是浙江女师的同学，关系更进一层。

毛彦文衔未婚夫之命，将到陈家调查的情况如实告知：“陈氏系一旧式女子，以贤妻良母最为合适。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精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若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很恰当；如果想要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吴宓此前在谈女友问题上，因毛遂自荐刚碰了个楣头，遂表首肯。

1921年8月23日，吴宓与陈心一结婚，后育三女。

朱君毅在美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与吴宓同在东南大学执教。朱君毅因心另有所属，便以近亲结婚有害子女健康为由，要与毛彦文解除婚约。苦等六载的毛彦文请吴宓援手，规劝朱君毅别毁前盟。吴宓真心调解，未果。不料，他这个媒人走进了花轿里。早在1914年吴宓与朱君毅在清华同窗时，常切磋诗意，“两人交情甚笃，彼此事事公开”。朱君毅曾将表妹毛彦文的诗作让吴宓欣赏，吴宓击节赞赏，春心暗动。碍于那时毛彦文是“朋友之友不可友”，藏锋不露。时下，朱、毛已分道扬镳，吴宓当年暗恋毛彦文的那颗情种顿时生机勃发，不能自已。

1929年9月12日，吴宓不顾众多亲友规劝、反对，休了陈心一，还在《大公报》上发表“离婚声明”。他在致友人胡徵的信中写道：“与心一离婚，与毛无关。且最近实行离婚之际，全不想到毛——他年即与毛绝交，即终身不另行恋爱（不言结婚）而长此孤寂到老，亦所自甘，绝不悔。”事实证明，吴宓“自由”后，便开始对毛彦文发起旷日持久、时缓时急的爱情攻势。为毛彦文设计未来蓝图，求学、找工作、资助出国，鞍前马后，尤似枯藤缠树。而毛彦文是新女性，守旧的吴宓不是她的意中人，特别反感的是吴宓每每给毛彦文写信，都要追述自某年起在朱君毅处读到她的信便萌发爱慕，云云。这叫毛彦文无法忍受。因为吴宓与朱君毅，她与陈心一，都是双重同学、朋友关系。毛彦文拒绝了吴宓的出国资助，实际上明示拒绝了他的爱情；而吴宓偏自作多情，一厢情愿，且又用情不专，终以失败告终。他与毛在巴黎相见的日记中有记：“宓为爱彦而费力三大事，即离婚、助款、游欧，彦毫不感激，且极力表明彦不负责任；彦对宓之思想感情，毫不了解，且极不赞成。”（1931年7月6日）值得一提的是，吴宓追毛彦文“发乎情，止乎礼”，倒真显君子之风。某日两人旅馆晤见，风雨大作，无车回校。吴宓对毛彦文说：“我反对《西厢记》中的张生，我赞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吴宓以“非礼勿动”的君子之风，果真与毛彦文同床共眠了一个有风雨而无云雨的难忘的一夜。当也是佳话。

1935年，时为三十七岁的毛彦文下嫁给六十八岁的前国务总理、慈善家熊希龄。1937年熊希龄病逝，吴宓重温旧梦，卷土重来。毛彦文不理，承继熊希龄的慈善事业，不再言婚。后在台湾享度百龄后的余生。

毛彦文在她的《往事》回忆中写道：“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又云：“纵令海伦（即毛彦文，笔者注）与吴宓教授勉强结合，也不会幸福，像陈心一女士逆来顺受，不与计较，这点海伦是做不到的。说不定会再闹仳离。”

吴宓追毛彦文失败后，吞声忍泣，埋首书斋，聊遣愁怀，为毛彦文写下大量的诗文，曾自谓：“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妹（美国格希士女士），而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

“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60年代初他还请人画了一幅毛彦文肖像悬于房中自赏。

吴宓与陈心一离婚后，自始至终践诺承担陈心一及三个女儿的生活费。他在致友人姚文青的信中说：“宓于故妻陈心一女士，德性夙所敬佩，但敬而不爱，终致离婚，然至今仍书信往还。夫妇之谊虽绝，良友之情故在也。”

邹兰芳是吴宓的第二任妻子。她本是吴宓的学生。这对师生恋，邹兰芳是主动的。吴宓曾对友人姚文青说：“非宓负初衷，不得已而为之。以论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容貌（即探怀出半身小照示余曰）不过如此。”邹兰芳下嫁给白发师长吴宓有难言之隐。邹的家庭出身不好，有两位兄长解放初被运动镇压，家中众多侄辈需要抚养，她不得不找吴宓这棵大树。吴宓出于同情也为生活所需同意了，于1953年结婚。然，天不假年，四年后邹兰芳因病亡故。尽管吴宓对邹兰芳难言爱情，但怀念尤深。在家设置灵位，后怕批拆之；邹故去后，将其所用过的书籍什物，原封不动放在特定的地方。逢时节，还到墓前祭扫。当年他们共同居住的老房子面临拆迁，他让学生将老房子画下来，贴在书桌旁墙壁上，并工工整整书“兰室”二字贴于卧室；逢年过节都要多摆两副碗筷，一为亡妻邹兰芳，一为亡友吴芳吉。甚而连看电影时，也为亡妻邹兰芳买一张票，与其“同看”。对邹兰芳原籍的侄辈子女的照顾一如既往，济助至终，不失君子之风。

躬耕杏坛，博爱天下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吴宓尊孔夫子古训，毕生躬耕杏坛，曾先后在清华大学、东南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和西南师院执教，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英才。

“虚名未是吾生志，硕学方为席上珍。”他吟诗铭志。早年在哈佛师从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研究比较文学，“我会十几种外国语言，常运用的也有五六种。俄文是解放后才学的”，真是学贯中西。40年代在西南联大，美籍教授、诗人燕卜荪（William Empson）屡遭贼劫，但那贼每次只索五元（当时中国法币），给十元，贼退还五元，燕卜荪感慨小偷的义气，以英文作诗呈吴宓，刘兆吉先生见之，读通诗意，不能译准题目。吴宓一口译出“盗亦有道”，并说典出《庄子·胠箧》，令四座惊叹他的学识渊博。他讲究师道自尊，曾建议清华教师授课穿大礼服，以昭郑重。然翻译家孙法理回忆吴宓在西南联大岁月，身穿一袭洗得已泛白的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策杖，冬日头戴一顶土棉纱睡帽。上讲台第一件事，打开包袱取出墨盒和一红一黑两支毛笔。他的英语讲义也用毛笔书写。汉字是蝇头小楷，英文的大体是印刷体，重要之处，还用红笔打上圆点、波浪线或直线以示区别。其讲义也是“百衲本”，信封、购物的包装纸，也有连史纸或毛边纸裁下的边角料。他自谓：“宓教课多凭记忆，不恃书册，即有检阅，可向图书馆查阅，无须购置也。”他的学生钱锺书后来执教也有此风范，算是继他的衣钵了。尽管他古板，却也时出幽默，一次点名叫到女生“金丽珠”时，情不自禁地说：“这个名字多美。”害得那位女同学满脸通红，全班大笑。他在讲英诗的格律时，当他讲到抑扬格时，还风趣地用手杖一轻一重地敲击地板，给同学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还有一次竟把他写给毛彦文的诗《吴宓先生之烦恼》给学生传阅。他给学生布置功课、指定读物时，要求学生要专心，以写字桌的抽屉作例子，做某件事，开某个抽屉，不用时，全部关上——形象而贴切。他的老学生赵瑞蕻回忆说，先生讲的《欧洲文学史》最“叫座”。许多文学史大事、作家的生卒年代脱口而出，不时把西方文学的发展同中国的古典文学作比较。他的考试方法也很独特，每每都有一道题目要求学生默写出自己能背诵的最长的一首诗或评一篇文学专著。对学生也“狠”，布置参考书目一写就是一黑板，他不仅写出书名、作者名、出版年代（第几版），连出版公司的地点都写上。他全装在肚子里，一气写出，令同学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有同学向他请教如何学好古典文学，他信口作答：“多读，多背，多记，多用。”吴宓注重身教，从小事做起。他给学生批改作业，字迹工整，如涂改一字，便将四方格涂满，免被误认，一律繁体。外文字母及数字排列，笔画粗细犹如刻印。他上课坚持自己擦黑板，有一次黑板擦找不到，他居然用自己的衣袖擦。下课了，他总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拍拍手才离去。他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随时随地想到如何给别人以便利而不给别人添麻烦。”他对学生要求亦严，新学期注册，对学生写得很潦草的注册单拒签。三两下一整治，谨严的学风渐渐地培养起来了。

吴宓与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在西南师院，某次进修班英语考试，为避免学生猜题、死背的恶习，试题是他临时书写的《旅美游记》，要学生当堂翻译。在时间上不作限制，从上午8点考到下午两点，其间，他亲手送上糕点、茶水供学生饮用。他自己中餐也不用，陪考。学生学习上有困难，解疑答难、提供参考书之类，以及经济上的求助，他都有求必应。

讲西方文学，为了让同学们懂得西方礼仪，他自掏腰包，带学生上西餐馆去体味。在西南联大生活十分清苦，他请茅于美几个研究生下小馆子，问清堂倌菜价，掏出一支铅笔，在纸上用正楷写菜单、记价目，有时算错，在纸片上涂改菜单，字迹像改学生作业一样方方正正，计算准确再上菜。买单自然由他一手包揽。师生数人上街，车马熙攘，他爱照顾学生，遇有车马疾驰而来，他身先而前，用手杖一拦，让学生先走，而且是女生优先。

一次在课堂上讲解某诗人传记及坎坷人生，忽想到自己，为学生朗诵他的“破家难成爱”的《五十自述》。“这段人情味十足的‘课’，是联系外国诗人身世讲解的，听着听着，不觉得我们与他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吴宓是一位十分重情讲义的人。自云：“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他目的，亦不望人报答。”斯言诚哉。

早在30年代，曾为他很器重的一个学生考取美国留学，因遭意外，费用不足，吴宓倾囊襄助三百大洋，助其成行。并再三声明，不用偿还。

吴宓在生活上自律甚俭，不烟不酒，粗茶淡饭。讲课笔记及几十年的日记本，大多是写在捡来的烟盒上，一顶蚊帐自1938年用到“文革”后退休，几近四十年。1943年他离开昆明，一条毛毯还是早年在美国的友人送的，灰长布衫褪色泛白，磨损极重，几个布纽袢都快掉了，是他人在车站上帮他缝合的。

在西南师院岁月，发工资那天他最忙，忙于填写济助亲友、学生的汇单，自己所剩无几，有时不够，还多次向邻居钱泰奇先生暂借，并留借条：“今借到钱泰奇先生四十元。上月已还清。”邹兰芳去世后，其侄儿来料理他的生活，此人流气足，而吴宓对他礼遇甚佳，一套两间房，他竟把大的让他住。困难时期他的“高知”享受品亦让侄儿分享。学校上下都看不下去，他却安然相处。他的口头禅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与江津吴碧柳（芳吉）的莫逆之交。

吴芳吉是吴宓清华时的同班同学。当时清华四川籍学生何鲁因反对外籍教师的人格侮辱，遭到开除，引发清华学潮，吴芳吉、吴宓、陈达等各自代表本省在清华的同学向校方请愿未达目的。学校反将他们十多位代表开除。数周后，学校表示写悔过书者可恢复学籍。吴宓一心想留美，屈服了（一说以权势私通官方）。惟吴芳吉一人执意不肯悔过，遭除名。吴宓赴美后，严格反省、悔憾：“当时我总以为留学为了振兴国家教育，乃是大义，而比较起来是否违背了友人间信约乃是小节。‘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尽管我以‘小德不必尽管’宽解原谅自己，但归根结底说来，剖析私心，只是自己一人追求世俗荣华的欲念淹没了道义节操的考虑，破坏了坚贞友谊的原则。”

此事令吴宓抱憾终身。

吴芳吉被开除后，流浪北京。吴宓带头捐款并募捐四十元大洋送给吴芳吉，做返四川的路费。吴宓到美后，在留学生中又募捐，每月寄款。还给吴芳吉寄英文书刊，助其成才。吴宓回国后，介绍吴芳吉到多所大学执教。在他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时聘吴芳吉返校，吴坚持不愿为无理开除自己的母校效劳。在西安围城八个月中，吴芳吉差点被饿死，吴宓托人关照。这一时期吴芳吉妻儿六人的生活，全由吴宓一人负担。1932年吴芳吉英年早逝，留下老少三代，吴宓一直济助不懈。这种无私的经济资助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直到吴芳吉的孙女吴泰瑶上大学，他还给其孙女寄钱，并为其找导师、介绍工作。

吴宓把他与吴芳吉的友谊珍重到神圣化的地步。为其编印《吴芳吉诗集》，两人合出诗集《两吴生诗集》，关怀为吴芳吉修墓，不忘未亡人遗孤，直至终老。以致吴芳吉生前写下“江上二刘子，泾阳一长兄”的诗句以颂。

暮景凄凉，名垂久远

“文革”前吴宓在西南师院，生存境遇较好。他最难过的是1966年，时七十二岁，大会批，小会斗。在一次全校五千人的批判大会上，他被斥令跪下。一跪两小时，让人鼻酸。批斗后他的同事刘兆吉先生悄悄地问他身体是否吃得消，“他说跪着比站着好些”，免于“喷气式”。

即使在那样残酷的情况下，他坚持不说假话，在日记里表示不同意批判刘少奇。一次在教学楼1202教室开“批林批孔”大会，一学员故意问他：“吴宓，你对‘克己复礼’有什么看法？”他抗声回答：“‘克己复礼’是很高的道德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永远做不到！”由于他坚持反对批孔，以致升级为“现行反革命”。1969年5月9日在批斗时被折断了腿，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成残。且看当时他的记载：“（一）身体：1969（年）5月9日，（宓等七人，第一次贬来梁平）在‘斗争宓大会’上派两名学生拉宓（罪犯）入场（跑极快），中途在平铺砖地之‘食堂’中，猛被向前推倒（宓向左前方误倒地上），结果左腿扭折（又被组长虐待：不许吃饭，每日强迫‘练习走路’）——现今必须右手拄杖否则不能站立……宓目在1971（年）6月忽全盲，现惟靠左目代两眼之用。”某日睡觉夜间跌下床，爬不上去，等第二天佣工来时才发现。那段岁月，他身边几个心术不正的人以研究出版为名，骗走他的日记文稿，并要挟索钱。日记里吴宓给他们取两个代号，在一个叫“乌奚奴”（谐音，乌鸦类不祥物）一个叫“马边生”（骗）名下各注“月摊三十元”。重钢某厂某工人以工作需要为名，用一只六元钱的小闹钟，强行“换”走他的一块进口表。还有一位骗子常去“告贷”。某日，一年轻人给吴宓念“信”，说吴宓的一个学生因病住院要手术，请他赞助。钱由那年轻人带回。其实那人手里拿的是张白纸，欺骗因病目残的吴宓。另一早已工作的女学生，也说到上海看病，向吴宓借款两千元，吴如数奉给。别人告知她是干部享受公费医疗时，吴宓也不以为然，还说：“济人之难总是好事。”那时他住的小屋只有九平米，室内除一张单人床、一三抽桌、一小书架、一旧藤椅外，唯一的家当是一只樟木箱和一只小皮箱。他在老家的妹妹吴须曼知道他处境困难，要接他回泾阳老家，常骗他钱的人吓唬他：“你是大教授，回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门而入，要你拿钱来，没有的话，就要杀你！”吓得他不敢回去。直至1976年冬，他写信告诉妹妹“卧病在床”。时人已有点痴呆，吴须曼征得学校同意将他接回陕西。当时吴宓的衣服只有三两套，一件蓝布棉袄上有三十六处补丁。“所有的钱，就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只好预支工资购买车票。”回老家后，暂租住在其妹吴须曼工作的面粉厂旁的一间民房里，因身体太弱眼睛手术已无法做。每次吃饭时都要战战兢兢地问：“还要请示吗？”当家里人告诉他“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不用请示了，才敢吃饭。尽管一只眼白内障失明，另一眼也视力极微，吴宓仍坚持记日记，直至生命终止。

1978年元月17日，吴宓病逝。

1978年春，西南师院在古典文学教研室，二十位同人为吴宓开了一个十几分钟的追悼会，“对吴宓作了爱国、乐教、尽职的盖棺‘论定’”。吴宓的名字，只剩下一个符号，融入时间与记忆的符号。同年12月，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在广州召开期间，冯至、朱光潜等三十多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中央统战部，要求为吴宓彻底平反。直至1979年7月18日，西南师院重新召开吴宓平反昭雪大会，推倒一切强加在吴宓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为其恢复了名誉，还吴宓之清白。

吴宓的友人姚文青评说他是“疯人、情人、诗人”。不无道理。

在西南联大时，昆明文林街一家小饭馆取名为“潇湘馆”，他恼火，硬说服店家更名为“潇湘食堂”。他对学生说过：“假如要沈先生（有鼎）和我去搞政治，去做官，那真会叫我们痛苦死了。”1948年他在武汉大学当外文系系主任时，驻汉口的法国领事差一仆人送请柬给他，直冲他的办公室，那人开口便是：“哪个是姓吴的？出来接东西！我是法国领事派来的。”气得吴宓扬起手杖作打状。那人鼠窜，说要回去告状。吴宓疾呼：“就说我打了你，告诉他我就是吴宓教授！”别人问他：你真打吗？他笑着说：“我怎么能打人呢？而且用不着打。我把手杖在桌上大敲一下，他就得跑。”又幽默地说：“此一敲，乃打草惊蛇之计也！”1964年的一天，他的钥匙掉了，用一张烟盒纸写遗失启事，还画出钥匙图样，正楷繁体，且“宓”字小号退半格。见者无不窃笑。是年夏，一位姓钟的教授去世，开追悼会，那时他是治丧委员会成员，有人向他报告家属致悼词不好办，说钟先生儿子还戴着“帽子”。吴宓听后说：“三伏天干吗戴帽子？叫他把帽子揭了不就得了！”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文革”期间，在牛棚附近插红苕秧子和栽大蒜，他分不清倒顺，都栽倒了，被斥为“百无一用老废物”。

他不吸烟，且反对。在他的办公桌墙上写着NO SMOKING。但他特别喜欢拣香烟盒，用作记日记或写教案。他虽克俭，敝衣陋室，粗茶淡饭，但送钱助人出手大方，并拒绝偿还。有趣的是借给别人的钱却要催还，他的哲学是：“我应当催他还。这是帮助他，怕他万一忘掉成为品德上的污点。”他礼贤下士，爱才如渴，自己的诗集请柳诒徵、陈寅恪作序外，还请学生钱锺书作序。

最可笑的是他为自己的诗集撰的广告：“作者自谓其诗极庸劣，无价值，但为个人数十年生活之写照，身世经历及思想情感之变迁均具于诗中……”竟刊在《大公报》上。

吴宓是位爱情至上主义者。他的风流韵事和愚笨的追求女性方式，被他的学生李健吾作为素材写成喜剧《新学究》，吴宓知后对号入座，“大为郁愤”。毛彦文与熊希龄结婚后，吴宓寻芳不得，心理变态，竟要求学生贺麟用电话骚扰。贺麟自然不干，“他还生怨尤之愤”。邹兰芳过世后，有人好意劝他与发妻复婚，妻女都赞成。他极为恼火，大搞迷信，“乃于静夜在家中焚香请神，咒诅其人速死”。这已成为朋友的笑谈，他被视为有“神经病”。

他的晚景是凄凉的，但盖棺后终有暖色。他的趣闻碎片与他的大名将一并垂之久远。

且看他的师友、门墙们对其“七嘴八舌”吧：

“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并难得把王、梁、陈、赵四个人都请到清华任导师。”（冯友兰）

“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陈寅恪）

“锺书崇敬的老师，我当然倍加崇敬。但是我对吴宓先生崇敬的同时，觉得他是一位最可欺的老师。我听到同学说他‘傻得可爱’，我只觉得他老实得可怜。”“吴宓先生不说假话。他就是这样一位真诚而宽恕的长者。”（杨绛）

“他待人之宽，待己却甚严。是信儒道、立儒行的一个人。容貌非常端肃，对事非常认真，守己非常严正。”（温源宁）

“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文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季羡林）

“吴雨僧先生，是一位新旧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却未见有文章谈他。”（金克木）

“先生既是学者、诗人，又是一位极好的老师。”“不多说一句话，也不说一句没有根据的话。这样严谨的学风是极有教育意义的。”（李赋宁）

“第一，他对中国新文化的建立多少有过贡献；第二，他胸怀坦荡，总是以善意待人；第三，他教学认真，讲课有条有理。”“学生登门求教，他先宣布戒律：只准商讨学术和爱情问题，而绝不允许触及时事。”（郑朝宗）

“毕竟，先生是一个真实的人，是诗人，是学人，而不是完人、圣人。”（何兆武）

“这奉献是再彻底也没有了。钱，他给了别人，自己过着敝衣陋室、粗茶淡饭的生活。连藏书他也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国家……还有什么更能说明他的‘完全’、‘彻底’呢？”（孙法理）

连他的“冤家”毛彦文也说：“吴君是一位文人学者，心地善良，为人拘谨，有正义感，有浓厚的书生气质而兼有几分浪漫气息。”

“纵观吴宓先生一生，我们认为他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他为我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和中、外语教学人才，对祖国是有贡献的。”（1978年12月冯至、朱光潜等三十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要求为吴宓彻底平反致中央统战部的信）

“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毁誉参半傅斯年

他是“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副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翻领ABC衬衫，不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

——这就是傅斯年。

是时，朋友们叫他傅胖子，取其形。抗战期间在重庆，他与李济、裘善元赴宴。宴毕，主人替他们雇好三乘“滑竿”，裘善元第一个出来，抬夫见他胖，不愿抬，大家推让。第二个走出来的是李济，比前一个更胖，剩下来的四个人又互相推委一番。等到傅斯年走出来，剩下的两位抬夫，扛起滑竿拔腿就跑，弄得主人很狼狈。

后来，他“参政”了，持续向“皇亲国戚”宋子文、孔祥熙们宣战，世人誉他傅大炮，则撷其神。褒乎，贬乎？傅斯年不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以褒贬避趋之？

有人说，他与胡适一样，是位“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复杂人物；也有人说，他是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敢在老蒋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家伙。而傅斯年也姑妄言之：“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他也真胆大妄为：竟在一份关于蒋介石与孔祥熙（中央银行国库案）说情的绝密函件上勾出要害处，并在“委座”的名侧大笔一挥批道：“不成话。”

悲夫！傅斯年对蒋介石忠贞不贰，最终上了他那条船，飘零到孤岛上，他赉志以殁，站着死在台湾大学校长席上。如今他木墓高拱已半个世纪，对大陆读者言及傅大炮，或把众人轰哑，许会闹出“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惊诧。但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谁能说他不是个“人物”？

一

傅斯年（1896—1950），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知名度颇高的学者、社会活动家。不过，自40年代末，他便成为大陆文化界不受欢迎的人物。究其根，他是国民党政治官僚的“帮忙文人”，既深且久，让人无法欢迎！“学林霸才”的傅斯年，似不足称道，惟视民族为重、惟国家为最的傅斯年，倒令人不能不刮目。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家世颇显赫，祖上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任状元，荣登清宰辅位，故聊城的傅宅被称为“相府”。其父傅旭安系光绪二十年的举人，英年早逝。时傅斯年九岁，祖父傅淦蓄意栽培。傅淦先生执意把传统的伦理观念、文人气节和做人道理授之。傅斯年之弟傅斯岩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气，从未灌输不洁不正的思想。”

说来有趣，傅斯年给儿子命名为“仁轨”。连罗家伦闻之，也不知典出何处，问傅。傅斯年笑话他：“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聊见他的民族精神之根深蒂固了。在学术上，傅斯年对罗振玉是尊重的，可是后来每言及罗振玉，他总加上“老贼”两个字，咬牙切齿之恨，全因罗振玉后来帮溥仪弄出了“满洲国”。非但如此，他也羞于向人炫耀做过清朝宰相的祖先傅以渐。

“时危始识不世才。”

“九一八”事变，北平学者集会，谴责日军侵华罪行，傅斯年即席讲演，首倡“书生何以报国”的话题，唤起了民众的觉醒，众人纷纷各抒己见。当时，日本为寻找侵华的借口，利用御用文人写文章，杜撰“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版图之所有。为驳此谬说，傅斯年主持并邀史学界同人，挑灯夜战撰写《东北史纲》，一面驳斥日人指鹿为马的胡说，以正视听；一面让国人了解东北历史，激发国人爱国的激情。同时，他又委人将《史纲》主要部分译成英文，递交给“国联”，使得国联做出“东北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各国共认之事实”的结论。

次年，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了《中日亲善？？！！》和《中华民国是整个的》等分析评论时局的文章，极力主张抗战，反对妥协。他坚信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同时指出赢得胜利的力量在民众之中。令人感兴趣的是，他的某些见解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对时局的分析，不谋而合。

战火蔓延到平津外围，有人害怕，发起建立北平文化城运动，想把北平变成“中立区”，以避战乱。傅斯年揭竿反对，认为此举“有损于国民人格”，以致在他读到胡适的《保卫华北的重要》一文后，大动肝火，认为这是胡适在附和政府的妥协政策，宣称要退出《独立评论》，与胡适断交。这或许就是他扬言敢骂胡适的理由。后由丁文江调停才作罢。在民族社稷的大事上傅斯年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冰炭不容，哪怕是师长！他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胡适也感慨：说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诤友和保护人”。嗣后，日人网罗我民族败类，阴谋实行“华北五省自治”，主操北平政务的萧振瀛在教育界人士座谈会上大放厥词，说“在日人面前要保持沉默”之类。傅斯年听罢，愤然作色，拍案而起，对这种公然为敌张目、有损民族人格的言论痛加驳斥。会后，教育界人士发表联合声明，表明抗日立场。傅斯年撰文疾呼：“我们只有在国家统一的环境中才能谋生存，一旦分裂，则成为他人的‘俎上鱼肉’。”指出华北“自治”的结果，只能是“外治”，只能是“亡国”。

抗战开始了。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大”的方案是傅斯年提出的。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重庆，傅斯年高兴得成了疯子，在大街上一手拎酒瓶喝酒，一手拿拐杖，把帽子挑在拐杖上乱舞……

抗战胜利后，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时胡在美未归，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复员的北大一律不聘。周作人、××即在此列。××曾跑到重庆拜访傅斯年，傅见面就大骂：“你这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快滚，不要见我！”次日《新民报》以此大做文章，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声震屋瓦》。

曾在“伪北大”任过职的人员，采用多种方式向傅施加压力，组织请愿并以罢课相挟。傅斯年毫不示弱：“就是杀了我也要说上面的话！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他以赤子之心维护了北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并毫不手软地对“伪北大”校长鲍鉴清提出控告。上循天理，下合人心。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1945年6月2日，傅斯年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联合黄炎培、章伯钧等七人，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正式提出访问延安。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复电，对其以国家利益为怀的精神表示钦佩，并欢迎。7月1日，傅斯年一行六人在王若飞的陪同下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到机场迎接。傅斯年与毛泽东是二十多年前的北大旧识，傅在他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列举全国六大“最有价值”刊物中，就有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毛泽东称颂傅的贡献，傅则以陈胜、吴广自况，说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泽东报之以微笑，并未作正面回答。傅向毛索墨宝，毛遵嘱慨允，条幅上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诗一首书呈

孟真先生

毛泽东

毛泽东还附一亲笔信：“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敬颂旅安　毛泽东上　七月五日。”

此物均藏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中。

在民族气节、国家操守上，孟真最较真，黑白分明，寸土不让。

一位西哲说：“真正的爱国是不分党派的。”另一位西哲说：“爱国主义是歹徒最后的庇护所。”傅斯年非党非派非歹徒，“一身忧国家之难”的傅斯年有权立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

二

“孟真贫于财，而富于书，富于学，富于思想，富于感情，尤其富于一股为正气而奋斗的斗劲。”罗家伦评论傅斯年如是说。

不平则鸣。傅斯年淋漓的元气之中，包含了天地的正气和人生的生机。他毕生嫉恶如仇。早在北大读书时，授《文心雕龙》的朱蓬仙教授，是章太炎的弟子，授此课非其所长，在讲坛上常说错话，“解惑”越解越惑，有“滥竽”之嫌。学生们很不满意，想向校方反映，但课堂笔记又不足为据，一张姓同学，从朱教授处借得他的讲义，转给傅斯年，傅斯年通读了一夜，捉列出三十余处让人贻笑大方的错误。他发动全班同学签名，上书蔡元培。蔡校长不相信这些错误是学生发现的，他担心教授间的相互攻诘，于是，突然宣布要召集签名的同学。同学们慌了，怕校方发现这事是傅斯年一人干的，责任太大，各人分头准备若干条，才应付过去。那位不称职的先生终于被炮轰出局。

傅斯年的好友、同学朱家骅和罗家伦等都先后入政界，操持一方权柄。傅也有多次机遇，国民党政权也屡屡示意欲委以重任，澹泊明志的傅斯年不为心动。当胡适顾盼垂青某个官位时，傅斯年在致胡适信中义正词严提醒他不要做有损自己“名节”的事，并揭露蒋介石的虚伪，拉名人做官是“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缘于对国家、民族之忧，傅斯年对政治感兴趣，且卷入颇深。他不喜欢从政，但愿参政。他的逻辑是：“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同时，他另有考虑：“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一个迂腐的酸儒也。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旧色。”

国民党的参政会始于1938年。自1938年7月到1947年6月，国民党参政会共举行四届十三次会议。傅斯年连续四届被推选为参政员，并多次担任“驻会委员”。1945年蒋介石打算在北方知名人士中补选一名国府委员，他钦点傅斯年。陈布雷知傅的秉性，说他不会干。蒋仍作礼贤下士状，亲自召见傅，面提此事，傅力辞不允。事后，傅斯年致长信于蒋，再表绝不从政的志向。信云：“斯年实愚戆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同时双管齐下，又写信给陈布雷，请他向蒋进言，别再拉他当官。

傅斯年有个雅号“傅大炮”，他一生放炮不计其数，简直有百发百中之奇。其威力最大、影响最深远、最令人拍手称快的是炮轰孔祥熙与宋子文了。

不端人碗，不站在人屋檐下，就能保持自己独立人格，保持对政府的批评权。面对国难当头、政局腐败的现状，傅斯年第一个把炮口对准孔祥熙。他要在太岁头上动土。

孔祥熙与蒋介石关系渊深，居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达十年之久，劣迹昭著，世人敢怒不敢言。傅斯年从孔氏的人品、才干、政务诸方面列举多条劣迹，上书蒋介石，强言抗战爆发，民族危难之时，用人要“尽职奉公”、“其直如矢”，要求罢免贪污腐败分子孔祥熙。信发出，如泥牛入海。傅斯年十分气愤，利用参政会舞台，多次质询孔，并督请政府“整刷政风”。1938年7月12日，傅又写信呈蒋，从才能、用人，从纵容夫人儿子与不法商人勾结、发国难财等六个方面，全方位地抨击孔。言据凿凿。可蒋介石仍不动声色，这更激怒傅大炮。他殚精竭虑，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准备在参政会上公开揭露、弹劾孔祥熙。这时在美的胡适闻之，写信劝阻，傅斯年不听，决意“除恶务尽”，抓住六起贪赃大案中影响最大、手段最卑劣的美金公债案（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同意借给中国五亿美元。孔祥熙决定从中拿出一亿作为美金储蓄准备券。后因觉有利可图，其手下央行国库局局长吕咸以巧妙方法为孔氏鲸吞了大量美金一案）。

中央银行国库局正直人士，揭露孔祥熙、吕咸一伙营私舞弊的内幕，并将有关“炮弹”提供给傅斯年。傅拟成提案，交大会秘书处。时大会主席团成员、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担心事态扩大，怕被人作为借口“攻击政府，影响抗日”，弄得左右不是，劝他歇手为安。傅斯年不以为然。陈布雷获知，向蒋介石进言，说明孔趁火打劫，实在太浑，傅要揭露的事怕也拦不下来。蒋介石也感到棘手，一面尽力偏遮，一面以避免造成国际影响为由，制止傅在参政会上提出此案，建议可改成书面检举交蒋处理。蒋托陈布雷说情。陈布雷深知傅斯年不会罢手，遂建议蒋再以争取世界各国对抗战的支持，以国家利益为重为由，请傅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此招果然灵验。一提国事为重，傅斯年答应退让一步，决定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公之于众。

1944年9月7日，张群向参政会作完施政报告后，傅立身发难。他责问：国家法律规定政府官员不能经商，但孔祥熙为什么却办祥记公司、广茂新商号？黄金债券过去很少有人买，后来为何买不到？央行应该国家化、机关化，为何成了孔氏山西同乡的“私人结合”？裕华银行低价买进黄金，高价卖出，美国借给的黄金怎能供私人发财之用？孔氏在开秘密会议时当场给大家发黄金债券，是不是行贿？傅大炮“炮口”一开，地动山摇，朝野大哗（傅斯年发言结束时，特别作郑重声明，他讲的这些话不但在会场内负责，即使到场外他也负责。他愿意到法庭对簿公堂）。蒋介石也慌了手脚，马上派人取走质询书原稿。会后，亲自宴请傅斯年。

席间，蒋问傅：“你信任我吗？”

傅答：“我绝对信任。”

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

傅一听，十分激动：“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

蒋介石看中的也不是他傅斯年的人品和学问，而是他所发挥的政治作用。一种点缀而已。

时已骑在驴上的蒋介石，不得不派财政部部长俞鸿钧调查。众人拍手称快，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郑烈致函傅斯年，请他提供证据，信云：“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此事若得公助，巨憝就擒，国法获申，为公为私，当泥首雷门以谢也。”

灯下黑。令人扼腕的是蒋介石并没有对孔案公开查处，不过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终罢免了孔祥熙。

一炮轰走了大瘟神，国人兴奋，傅大炮遂名震天下。

令傅斯年失望的是，虎前走，狼后来。蒋介石安排他的妻舅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院长。这种任人惟亲之举，本就为人不齿。宋子文上台后，以行政院名义颁发《黄金买卖细则》、《管理外汇暂行办法》等文件，他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牺牲中产阶级利益，他与孔祥熙等借外汇市场开放之机，利用只有他们才拥有的官僚企业进口许可证，大肆进行非法进口倒卖活动，越演越烈，致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乃至国民经济陷入一片混乱，最后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席卷国民党统治区的“黄金风潮”。

傅斯年忍无可忍，在《世纪评论》（1947年2月15日）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再次宣战。文中，他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入手，分析得力透纸背。开首第一段便写道：

“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惟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

文末他又写道：“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傅斯年挥戈痛打落水狗，紧接着他又发表《宋子文的失败》和《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等，对当局的黑暗腐败、对官僚资本集团的营私舞弊进行猛烈抨击。

文章面世后，各报纷纷转载，全国上下群情激愤。这一炮又把宋子文轰成过街老鼠，灰溜溜地辞职。

傅斯年不仅把炮口对准国内贪官污吏，就是有定评的世界级的大文豪，他也敢批评。他的绝笔文字《我对萧伯纳的看法》就是与众人唱反调，调侃萧伯纳“江郎才尽”，他化萧氏“神奇”为“腐朽”，对萧氏的评论苛言锋词令人咋舌：

“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

他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

他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

他在戏剧上，是一人演说。

他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

不平则鸣，实话实说，这是傅斯年的作风；

毁誉由人，荣枯随化，这是傅斯年的风格。

三

关于傅斯年的才干，几乎是交口称誉。

蒋梦麟说：“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

罗家伦说：“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

胡适说：“孟真有绝顶的天才。”

称傅斯年的才干“百里挑一”绝不为过。他五岁进私塾，十一岁读完十三经。乡邻皆知他是出口成章、下笔成行的神童。读小学堂时，家境不好，有些同学常送他烧饼请他代写作文，以至先生跟他开玩笑：“傅老大（据兄弟排行称），你是不是又拿文章换人家烧饼吃了。”他年甫十二，远离故土，负笈津门。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预科乙部（经史），与顾颉刚、沈雁冰、俞平伯、毛子水同窗。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成为刘申叔、黄侃等国学大师们物色的“衣钵传人”。

孰料，傅斯年在胡适的引导下，毅然弃下“国故”，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去。1918年傅斯年与罗家伦创办《新潮》杂志，担纲主编，请胡适作顾问。宗旨是批评精神、科学主义和革命的文词。校长蔡元培支持，月拨两千元作经费。1919年元旦创刊，“发刊旨趣书”由傅斯年执笔，宣称今日的北京大学，已经“脱弃旧型入于轨道”，不再是培养“一般社会服务之人”，而是以“培植学业”发展学问为目的……创刊号出版后反响十分强烈，重印三次，印数达一万五千册之巨。有评论说，这个追步《新青年》的《新潮》，“表现得甚为突出，编写皆佳”，超过北大教授编的《新青年》。

《新潮》问世四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这期间，傅斯年在《新青年》和《新潮》上发表的文章达五十篇之多，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哲学和语言等门类，大肆鼓吹伦理革命、文学革命，抨击封建礼教，宣扬个性解放。他自然地成为北大新文化运动中的学生领袖。5月3日晚上7点，傅斯年与“新潮社”社员参加北大千人集会。5月4日，他主持被推举的二十名学生代表会议，商讨策划游行路线，下午2时半，示威开始，他扛着大旗走在前面，在东交民巷受到外国警察的阻拦，学生们认为在国土让洋人管着这是耻辱，遂奔向赵家楼找曹汝霖“算账”……傅斯年劝大家不要太激动，但局势已无法控制，学生们擎着大旗，去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了。傅斯年一直主张用和平请愿的方式解决政治问题，不主张暴力行动。遗憾的是傅斯年与“五四”运动，最后一个句号没有画圆满。根据傅乐成的《傅斯年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说，5月5日，傅斯年与一陕西籍学生发生口角，两人拳脚相加，傅斯年眼镜被打掉了，一气之下，他宣称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情。

是年6月，傅斯年毕业了，参加官费出国考试。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主考官不想录取，因为他是言论激进的《新潮》主编、“五四”游行的总指挥。后经任人惟贤的教育厅陈雪南科长据理力争，才被录取为山东省官费留学生。他先在伦敦大学学习实验心理学，后在柏林大学学习比较语言学。六年后，落叶归根，报效祖国。

傅斯年一生颇自负，天马行空，因对蒋忠贞不贰而获谤议，本属理所当然。不过，对他于社会之贡献似也已成共识：他树立史料学派大旗，其《性命古训辨证》可为传世之作；创办中研院史语所，惨淡经营二十年，成绩卓著；出任北大代理校长，重建战后北大和执掌台湾大学。

傅斯年的天才，绝非只在学术研究上，在办事的魄力与果断上更为突出。他笑话自己学问不如胡适，但在办事上不敢“恭维”胡适，说他太“性善”。傅斯年有自知之明，他的炮筒子脾气往往得罪人，他说：“叫我事不过二可以，叫我不迁怒，我实在做不到。”他为史语所的创办、发展倾注大量心血，把赵元任、陈寅恪等一流专家聚在麾下，二十年内，因战乱，所址由平、沪、宁、滇、川、台，搬迁八九次，心血耗尽。

1950年傅斯年在台湾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讲。

在用人上，他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惟才是举。他有句名言：“总统介绍的人，如果有问题，我照样随时可以开除。”对部属管理甚严，大学毕业生到研究所，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许发表文章。一次，他发现一位年轻助研冬天好晒太阳，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不客气地说：“你昨日已晒够了。”他注意在小节上培养部属的节操，一见有人用公家信笺写私信，马上发布告告诫。他严于律己，南京夏天燠热，他人胖，烟瘾又大，在阅读北宋刊的《史记》、《敦煌卷子》等珍贵资料时，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精心保护。他对下属生活十分关心，事必躬亲。抗战时，史语所迁在四川李庄山坳里，供给困难。他亲自给专员写信：“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李庄山坳里尚有一批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有人说他脾气来了，是炮，温柔起来，像猫。有个半真半假的笑话，在南京史语所时，工友老裴，最希望傅先生发脾气。说他上午发了脾气，下午某杂志送来一笔稿费，他就一股脑送给老裴买酒。人情味很浓。抗战时在昆明，陈寅恪住三楼，他住一楼。每次警报一响，大家“闻机而坐，入土为安”，往楼下防空洞跑。而他却向三楼把患眼疾的陈寅恪扶下楼来，一起进洞。在台大当校长，他常去光顾夜市馄饨摊子；蹲在马路边上研究地摊上象棋残局；给小书店写招牌。他给台湾大陆书店写条幅：“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谐趣百出。日常生活与布衣无二。

早年在北大读书时，他立志以从教终其一生，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1948年11月，傅斯年在坚辞未果的情况下，接任台大校长职务，台大本是台北帝国大学前身，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家属子女大量拥入，要在台大就读，致使人员关系复杂，经费短缺，一堆烂摊子。但傅斯年精心筹划，锐意革新，使学校很快走上正轨。他将“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立为校训。当时，岛上反蒋情绪高涨，学潮不断。有人在报上发文章指控台大“优容共产党”，说某某把院系变成亲共势力温床。傅斯年不怕，针锋相对在报上批驳，说“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学校不兼警察任务”，反对肆意在师生中搜捕共产党。追述1945年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在会见警备司令关麟征时，他当面斥责说：“以前我们是朋友，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是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能沉默吗？”当然，事后在处理凶手问题上，他又说：“秉承蒋主席公允无偏的意旨办理。”站在蒋介石的立场面对学潮，哪有不偏的？结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他是站着死的。

1950年12月20日，在蒋梦麟主持农复会会议上，“参政员”郭国基质询台湾大学，关于“教育部”从大陆运台保存在台大的器材处理和放宽招生尺度问题。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侃侃答完后，又大谈办学方针理想，言毕，突然昏倒，不再醒来。傅斯年逝世后，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向记者宣布，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有位记者错把“弃世”听成“气死”，消息传出去，不明真相的青年学生要求郭国基说明事情的经过，郭逃之夭夭，学生紧追不放，引来百名警察，后经多方劝说，风波才平息。

12月31日，傅斯年追悼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有五千余人参加。蒋介石亲临致祭。

傅斯年一生廉洁，两袖清风；廉不言贫，勤不言苦。

1943年在重庆，他的血压已很高，为了贴补家用，他不得不挑灯夜战写稿子。1949年到台接任校长，立即辞掉“立委”，坚持靠薪俸生活。在他去世前几天，他还托刘瑞恒先生，嘱有人去港替他带一件西装上装（他有两条裤子，上装破了），价位不超过一百港币。刘说稍为像样一点的都得一百五十元港币，他都表示为难，遑论其他了。

为纪念校长傅斯年，台大在实验植物园内建造一罗马式纪念亭，墓前立有无字碑。并将此园命名为“傅园”。

徐志摩乱点鸳鸯谱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故事世人皆知，笔者最近读到台湾版《不容青史尽成灰》（刘绍唐著）一书，内有一篇名为《从蒋复璁之逝谈到徐志摩的感情世界》，涉及徐志摩的“阴错阳差”拿错信的往事，煞是令人品味。

蒋复璁（1898—1990），浙江海宁人，字慰堂，蒋百里之侄，徐志摩表兄，钱学森堂内兄。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德文班，后赴德留学。1931年始任中央图书馆馆长。1949年赴台后继任，凡三十二年。《徐志摩全集》（六卷本）由他与梁实秋主编，在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先说蒋、徐两家的关系：他们是硖石镇上两大望族，且联姻。蒋复璁喊徐志摩父亲为“申如七叔”。志摩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时就住在蒋百里家。徐志摩是蒋复璁长兄迈伦的朋友，也是他儿时玩伴之一。1916年徐志摩在天津北洋大学读预科，蒋复璁也在天津读中学。同乡，又沾亲，时有往来。次年，徐志摩转入北京大学法科读政治，蒋复璁也考入北京大学读德文。后，蒋在松坡图书馆工作时，徐志摩就住在馆内，并襄理事务，朝夕相处。因此，刘绍唐说蒋复璁对徐志摩短短一生“了如指掌”，此言恐不虚。不过，“慰堂先生是谦谦君子，又笃信天主，对志摩私生活点到为止，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讲出来的与写出来的，不及事实的十分之一”。

这“阴错阳差”大概就是那十分之一的精彩之笔。

徐志摩（1897—1931）一生为四位女性所困：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徐与张系奉父命而结合，以仳璃告终。与林相见恨晚，是一厢情愿。陆则是乘虚而入造成了事实夫妻。《不容青史尽成灰》作者刘绍唐认为，“仅有凌叔华本最有资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妇的”。

1924年泰戈尔访华，徐志摩侍奉左右。凌叔华是作为燕京大学学生代表去欢迎泰戈尔的，由此同时认识了徐志摩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陈西滢。据说泰戈尔曾对徐志摩说过，凌叔华比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据蒋复璁说，“泰戈尔为爱护志摩，曾暗中劝徽因嫁予志摩不果”。林徽因名花有主，奈何，徐志摩感到惘然。那时，北京欧美留学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会，蒋复璁也因志摩的关系参加了。后将聚餐会扩大为固定的新月社（非后来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来客可带夫人。上世纪20年代社交公开已蔚然成风，林徽因、凌叔华和陆小曼夫妇都入盟成为新月社的常客。而陆小曼的夫君王赓是个敬业、勤勉之士，不大热衷于游乐，但有欧美风度，每遇志摩请邀游乐之事，王赓往往说：“志摩，我忙，我不去，叫小曼陪你去玩吧！”徐志摩本是人见人爱的“大众朋友”。他双管齐下，与陆小曼、凌叔华同时交往并通信。徐志摩对凌叔华的才貌很欣赏，他为凌叔华的第一部小说《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人作序。他的处女诗集《志摩的诗》出版扉页上的题词“献给爸爸”，就是出自凌叔华的手笔。他们两人的通信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知道并认可的。徐志摩1925年3月赴欧前，将一只藏有记载他与林徽因、陆小曼关系的日记及文稿的“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还戏言他出国若有不测，让凌资此为他写传，大有托后之诚，可见“交情非泛泛”可喻了。凌叔华也很豁达，在与徐志摩嘘寒问暖的同时，也与陈西滢音问不断。其间，当陆小曼活跃于徐志摩的视线后，徐志摩渐为陆小曼的艳丽、热情所融化。在那段时间内，徐志摩同时在两个女人中周旋，总给人以吃了碗里又惦着锅里的印象。喜剧，或曰悲剧也就缘此开场了。

1924年八九月间，志摩由印度回国，住在上海新新旅馆，同时迭接凌叔华、陆小曼两封信，某日“晨间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庆（王赓，陆小曼丈夫）亦同时往候。志摩深知其父喜欢凌叔华，希望他与叔华联姻，故见申如七叔到来，即说：叔华有信。在枕边将信交与父阅。王受庆跟着同看。志摩看受庆脸色大变，于是在枕边一看，叔华的信仍在，拿给父亲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闯了祸了，因为小曼写得情意绵绵，无怪王受庆脸色变了，赶快起来，将叔华的来信送与父亲，将小曼的信取回。王受庆信已看完，出门走了”。（蒋复璁：《徐志摩先生轶事》，台湾《传记文学》第四十五卷第六期）序幕一拉开，以后的故事逼得角色们将剧情发展下去，很快便进入了高潮。数日后，陆小曼应徐志摩前信私约到上海，先住在蒋百里家中。王受庆当众责询小曼给志摩写信一事。“双方各不相让，大吵一场，卒致离婚。”据蒋复璁说，他当时亲睹这一切，曾劝王受庆接走陆小曼，“用意在调虎离山，庶志摩与王太太减少往还”。大出所料，以离婚告结。陆小曼与王受庆离婚后回北京，某日打电话给徐志摩，恰蒋复璁在徐志摩处闲话。小曼邀大家去她寓所茶叙。徐志摩约蒋复璁一道去。蒋未去。自此，徐、陆的关系急转直上，“不久就结婚了”。谁也难否认，这封“阴错阳差”的信把徐、陆逼到墙角，他们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做出唯一的抉择。后来，徐志摩亲口对蒋复璁说：“看信这一件事是‘阴错阳差’，他总认为王受庆与陆小曼离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责任。”志摩也无愧男子汉，敢做敢当，他娶了陆小曼。王赓倒不愧是磊落的君子。“阴错阳差”事件后，徐志摩赴欧避风头。王赓到南京任职。陆小曼留居北京母家，王赓还托胡适、张歆海“更得招呼她点”。更有趣的是1926年10月，徐、陆结婚，给王赓发一喜帖，王赓竟还送一份礼品，不失君子之风。

假如，当然这只是假如，徐志摩那天不拿错信的话，他的命运将又是怎样呢？猜不透。但有一点很清楚，志摩不娶小曼，家中不会断绝他的经济支持，他也许不必到处兼课赚点小钱供陆小曼挥霍。再则，现在各类写徐的传记上，都说徐志摩乘飞机回沪，是探视小曼的病，旋匆搭便机返平听林徽因讲演而遭难。蒋复璁不首肯此说，他认为：“其南下真实之原因，因陈小蝶欲购百里叔在上海国富门路之房屋，志摩想赚点佣金以济家用，诚可怜也！”徐志摩为五斗米折腰而毙命，真令人扼腕！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遇难。12月6日北平追悼会后，于20日在上海举行公祭。棺木运回老家硖石暂厝，次年春葬于硖石东山万石窝。葬时匆匆，没有立碑，只将胡适手书的几个字放大写在墓前水泥墙上。直至1946年春积锴母子归，葬其祖父申如先生于志摩墓旁时，方请同乡大书家张宗祥题“诗人徐志摩之墓”，立碑。陈从周参加这一仪式。陈从周说：“所以延到后来才立碑，因等凌叔华所书碑文不就。”若干本徐志摩传记千篇一律沿袭此说，连刘绍唐的文章也这样认为。其实不然。

尘封的史料随着斗转星移，渐显水面。笔者与凌叔华之女陈小滢过从较密。小滢把她的小学、中学时的同学吴令华介绍与我相识。吴令华是吴其昌的女儿，而吴其昌是徐志摩的表弟，他们的祖母是亲姐妹。2004年2月，吴令华将《记凌叔华题徐志摩墓诗碑》一文寄给我一读。我觉得这史料新鲜，且言之有据，不敢迷信正确与否，总觉得最起码是一家之说，可供史家研究。于是我将其推荐给《文汇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吴令华说，1933年夏，父吴其昌回硖石度假，徐志摩父亲请他吃饭，托他请凌叔华为徐志摩题诗碑（实是催请）。这很自然，一徐、吴是至亲，二吴其昌与陈、凌夫妇有谊。吴其昌因抗日被清华解聘后，到武汉大学任教，与陈西滢是同事；凌叔华又曾为他的《散文甲稿》设计过封面，交情颇深。吴其昌在硖石便发快信致凌叔华，转述徐申如的要求。读刘绍唐的《徐志摩的感情世界》一文，查考凌叔华致胡适的二十五通信和《胡适来往书信选》，关于凌叔华为志摩写碑文一事有明确记载，觉得真实可信。凌叔华接到吴其昌催题墓碑的信后，过些时日，才题词“冷月照诗魂”。徐申如为何坚持独请凌叔华题，凌叔华为何也乐意，这就不难看出徐申如“希望志摩和叔华联姻”的本意和徐志摩与凌叔华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愫了。题写什么辞句为好，凌叔华是很慎重的。她曾于1933年1月31日致函胡适请益：“现在有一件事同你商量，志摩墓碑题字，申如伯曾来信叫我写，好久未敢下笔。去夏他托吴其昌催我，我至今还未写，因为我听了几个朋友批评所选‘往高处走’之句不能算志摩的好句。去年方玮德他还提出那句‘我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去’（《别剑桥》）比这两句合适，我想了也觉得是，近来更觉得‘往高处走’句有点符合‘往高处爬’‘往高枝儿飞’种种语气，本来就有不少人以为我们的诗人是高贵闲人之类，如果刻上‘往高处走’句，必定有人讥笑这是诗人生前本如随园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了。我想了差不多一年，总想写信同你商量商量，请你另找两句……”凌叔华也自谦说：“当然如果你们可以另找一个人写，我也很愿意奉让，因为我始终都未觉得我的字配刻在石上。”（四川文艺出版社，《凌叔华文存》第918页）

“冷月照诗魂”这块碑后来确实立了。据吴令华说，她的表兄徐璇教授于上世纪70年代还乡谒志摩墓，于下山时道旁发现它“横卧泥中”。且美术史专家、吴其昌的连宗兄弟吴甲丰也见过。他俩还共同赞赏凌叔华将林黛玉的“冷月葬诗魂”易一字用于志摩墓，贴切而自然。

“冷月照诗魂”字是凌叔华写的无疑。但这句诗是胡适应凌叔华之邀“另找两句”“找”出来的，还是凌叔华自拟的就难以稽考了。

大学校长罗家伦

1917年北京大学招生期间，参加阅卷的胡适在招生会议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主持会议的蔡元培表示同意。可当委员们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不出众。由于蔡、胡两人的执意，学校还是破格录取了这名学生。

他就是罗家伦。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早年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与傅斯年等人发起“新潮社”，编辑出版《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中，他与傅斯年被北大学生公推为代表，组织参加了“五四”大游行，并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也是由他第一次提出的。

1920年秋，罗家伦由蔡元培推荐、实业家穆藕初赞助赴美国留学，嗣后又赴德国、法国和英国访学。1926年学成归来，在东南大学短期执教，后卷入大革命风暴，加入了国民党，曾任蒋介石的秘书。

1928年8月，三十一岁的罗家伦以北伐少将的身份，由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

时下论及清华大学的校长们，世人首推梅贻琦。梅氏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清华，厥功甚伟，功不可没。但对清华做过奠基工程的罗家伦，似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台湾清华大学校史研究者苏云峰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罗家伦当年在清华究竟做过怎样的奋斗，取得哪些成果与经验呢？

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由美国人退回的部分庚款创办的。这笔清华基金，名义上由中国的一位外长、一位外交次长和美国公使组成的委员会管理，实际上掌握在外交部高官手中。清华的校长历来由外交部任命。到罗家伦时代，清华学校已易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当校长后，凭着“有一点革命的劲儿”，毅然把清华大学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他反复强调：“在清华大学前面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同时，罗家伦想借此理顺清华大学的隶属关系，促使清华大学脱离外交部的管辖，归顺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领导。

罗家伦上任，邀请旨趣共同、有办学经验、富学术威望的杨振声、冯友兰合作。他的就职演说标题是《学术独立与新清华》，希望“自此以后，学校有一新生命……以清华大学来转移全国学风，以尽引导全国青年的使命”，“并以建设清华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为职志”。在倡导“学术独立”的同时，罗家伦别出心裁地提出“四化”。吴宓日记有载：“罗氏以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四者为旗帜。又谓兼容并包，惟贤是用，云云。”在此后的两年中，实践了“四化”，其果是亦喜亦忧。冯友兰说：“在罗家伦所提的‘四化’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所谓军事化，罗家伦试图用军训的方式来强化校纪。学校要求学生着装统一，早晚点名，按点作息。无故缺席要记过，三次小过算一次大过，累计到三次大过即开除。早上要出早操，学生要着军服，蹬马靴。罗家伦身先士卒，坚持与学生一道出操。因纪律太严，素有自由主义精神传统的学生们很反感。当时刚入学的张岱年就因为忍受不了早操的制约，转学到师大。早操这一项，后来在学生们的“集体抵制”中被迫取消。

罗家伦是蔡元培的学生，又受过欧美教育的熏陶，在办大学（包括后来办中央大学）的理念上，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他接手清华便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发现清华有八大诟病：机关庞杂、冗员充斥；职员薪金过高、权力过大；对教员只重学历、不重学识；浪费惊人，等等。罗家伦随之建立“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坚持学校以教学为主体，教授为核心，大师为旗帜，并提高教授的待遇。“教员发新聘书，职员发新委任状，突出聘书和委任状的区别。在新聘书中，教员增加工资，在新委任状中，减低职员的工资，特别是减少大职员的工资。”（冯友兰）罗家伦认为“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他以“至公至正”的精神“为青年择师”。公开表示在选聘教授时，坚决“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我自己的好恶来定去取”。

罗家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教职员中凡不称职、不勤勉者一概辞退。九十多位职员被裁去二十多位。原五十五名教授，被辞退了三十七位，包括外籍教师一视同仁。延揽了二十多位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诸如萨本栋、周培源、杨武之及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等等。还到英国剑桥大学及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请了一批国际上一流学者来校执教。像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陈达等硕学之士，罗家伦亲自出面恳请留任。有趣的是外文系的吴宓，早在“五四”新文学运动论争时，吴攻击新文学运动甚烈，与罗家伦还打过笔墨官司。罗家伦当校长后，吴宓心中不免有点惶惶，曾托赵元任探底。罗家伦闻后大笑：“哪有此事，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罗家伦不仅礼聘了吴宓，还改善了他的待遇。吴宓在日记中说：“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三百四十元。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四十元，亦佳事也。”后来，学校教授激增，单身教授一人一间宿舍不够住。吴宓本来一人住了三间，还请梁任公题了块“藤影荷声之馆”的匾，学校请他让出两间。吴宓不高兴，正式给罗家伦写了封信，声称若要他让房，他要跳后面的荷花池自杀。罗家伦犯难，最后请吴宓的一位老同学出面再三通融，终于说通了。罗家伦幽默地说：“大学校长亦无形中添了许多小市长的麻烦。”

另一面，罗家伦大刀阔斧砍去一些“滥竽”，包括洋人。有位美国教授叫史密斯，此公教英文和拉丁文，在课堂上从不讲解，叫甲学生读一段课文，又叫乙学生读另一段。如此反复。下课铃响，即夹包走人。全校学生都叫他“老饭桶”。王文显说他在美国是教初中都没有人要的货色，可他在清华却“教”了十多年。前任校长竟然送他一张“终生合同”。罗家伦不能容忍，请他出局。一荷兰籍教授，在教学生弹钢琴时竟对一女生非礼。罗家伦查实后，马上通知那位外教“立即停职，听候处理”。此举一下子共辞退六名外教。被辞退的外教们运动美国公使马慕瑞来说情。罗家伦十分策略，以“他们决不能代表美国的学术水平”为由，终于说服了美国公使。“老饭桶”临行前又向罗家伦提出了六七项不近情理的要求，罗家伦以“最大限度的礼貌”断然拒绝。罗家伦有魄力，有识见，不刚愎自用，如发现自己有做得欠妥的地方，马上纠偏。他刚到清华，不重视体育，把体育部主任马约翰降职降薪。不久，马约翰率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参加华北区足球赛，得了冠军。回校时，全校同学燃放爆竹，热烈欢迎，把马约翰从校西门一直抬到校内。罗家伦立即又将马约翰提为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还送他一只银杯作纪念。

罗家伦与夫人张维桢。

罗家伦用人唯贤，不惜得罪自己的老师朱希祖先生，成为一时传诵的佳话。历史系的朱希祖教授资格最老，他是中国史专家。当时若聘他为系主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罗家伦觉得朱先生对世界史接触不多，“这就无法使这个系走到现代化路上”。罗家伦不得不以校长身份兼史学系系主任，占了这个“缺”，留给一年后方可到任的蒋廷黻先生。当时贯通中外历史的蒋廷黻博士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罗家伦礼贤下士亲自到天津去请。因蒋已受聘于南开，最初表示不愿。罗家伦坚持，说：“你若不答应，我就坐在你家不走”。他真的在蒋家“磨”了一个晚上，蒋廷黻只得答应等南开聘期满后再去清华。罗家伦晚年在回忆中提及此事说：“纵然得罪了我的老师，但是我为了历史系的前途，也不能不为公义而牺牲私情了。”

在招生上，罗家伦开创了在大学招收女生的先河。新学年开学，一下招了十五位女生。他操办此事有点“独断专行”，只在学校拟定的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而事先并未呈报大学院批准。对特殊人才，他坚持“破格”录取，钱锺书即为一例。“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语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钱锺书）罗与钱这两位年龄相差一轮的校长与学生，后来两人常通信，切磋诗词，引为知音，成为诗坛的佳话。

罗家伦办学是有战略眼光的。为了使清华有长足发展，他想筹建图书馆、生物馆、学生宿舍和气象台等教学设备。到任不久，他写了份《整理校务经过及计划》的报告，提出动用清华基金用于六大建设；同时要求改革现行的基金管理模式，即由清华自己掌握清华基金。罗家伦之所以耿耿于此，是因为他在1928年年初担任战地政务委员时，偶然中见过清华基金账目报告。发现那是一个黑洞！外交部掌权者，利用基金购股票、买公债、炒外汇，大肆中饱私囊。有笔股票抬头写的就是当时外交次长陈篆的名字，陈氏竟堂而皇之浑水摸鱼提走二十万现款……清华基金，是外交部一块肥肉，谁当政都不肯放弃管理权。罗家伦的提议，遭到外交部强烈地反对，也有人来缓颊说情。罗家伦一概不睬，一面据理力争，一面发动废除基金会的社会舆论；并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五个月内三次向教育部提出辞呈，以“辞”抗争。他说：“我的辞职不是对于黑暗势力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资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规化。”他在递辞呈的前两天，拟了一份近万言的长篇谈话，披露了清华基金被高官们贪污、挪用的黑幕，还公布前任清华校长挪用公款的问题。他将谈话稿寄到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和《民国日报》同时发表，引起社会关注。一场“恶斗”后，原基金董事会终于撤销，基金回归清华。后，罗家伦理智地将基金交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他提出的六大建设项目的款子终于落到实处。后来，他一不做二不休，呼吁“改隶废董”。“改隶”就是要清华大学与外交部脱钩，隶属教育部；“废董”，即废除清华基金会。为此，他采取了一些非常手段，拜访了美国公使马慕瑞、国府委员戴季陶、陈果夫和孙科等人。经一番努力，终获成功。他说：“我承认我所取的办法，有点非常，或者可以说带点霸气。但向黑暗势力斗争，不能不如此。要求一件事的彻底解决，不能不如此……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

1930年罗家伦黯然地离开了清华。其外因是当时阎锡山控制了华北，要扫除蒋介石的人；内因是清华有些学生对罗家伦不满，要求他辞职。尽管要求罗家伦辞职这项议案当时没通过，罗家伦还是采纳了冯友兰的意见，为维护校长的尊严决意离开。在他的辞呈没有得到批准时，便拂袖到武汉大学当教授了。罗家伦在晚年所作的《我和清华大学》中有一段自我评说：“我虽然主持清华不过两年，可是我相信我这两年中艰苦的奋斗，为清华大学打下了一个学术的基础。”陈寅恪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即不论这点，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罗家伦是教育家、学者，又钟情于艺术，尤可称道的是位富豪迈气质的诗人。他的爱国情怀、民族意识在他的诗词、音乐作品中有充分的反映。他的《玉门出塞歌》曾广为流传，他在该诗集后附言：“自‘九一八’后，国难愈迫，悲愤难言，常谱笳声，而励士气。”

1932年8月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他执掌中大十年，是中大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他自己的“黄金十年”。他亲自为中大作校歌。歌词言简意赅，蕴含丰富，以至到2002年南京大学（前身为中大）百年校庆时，有人提议取歌词中“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八个字为校训。

他接手中大，便拟定“安定”、“充实”、“发展”的治校方针。不久另选了新校址，准备大展宏图。孰料，刚刚进入“发展”阶段，日人的战火，迫使中大迁入后方。他慨叹“这件伟大的学府建设事业，当时竟陷入功败垂成”。在日寇的炮火中，罗家伦坚持与中大共存亡。“中央大学每次（遭）轰炸，我都在场，我自己家里的物件器具全部放弃，什么事先尽公家，亦只有这种做法，才可以对得住中央大学这些同事。”由于他的睿智和才干，在敌机轰炸中成功地指挥师生隐蔽，顺利地迁运了贵重的教学仪器，为迁校后的中大保存了元气并有所发展。当师生们称誉他时，他只平淡地说自己“只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罢了。罗家伦是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中离开南京的，随身只带两只小手提箱，装的是几件换洗衣服，书案上的珍玩陈设一件也没带。有趣的是，他拿走了一瓶在清华当校长时招待客人没用完的香槟酒，并当场对着酒瓶发誓：“不回南京，我不开这瓶香槟。”他前脚刚出屋，后脚空袭的警报就响了。一队二十一架日本飞机在头上盘旋，寻路去炸芜湖的机场，在头顶呼啸而过……罗家伦从容地坐在汽车上，在如蚁的敌机阴影下疾行。后来他以“凯旋作国士，战死为国殇”的悲壮心情写了首《抗日军歌》：

中华男儿血，应当洒在边疆上。

飞机我不睬，重炮我不慌，我抱正义来抵抗。

枪口对好，子弹进膛，冲锋的号响！冲！

冲过山海关，雪我国耻在沈阳。

……

抗战时期罗家伦出版的《新人生观》，是他“献给有肩膀，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又热忱的中华儿女，尤其是青年”的礼物，印刷了二十七次，影响甚大。他感伤地写道：“政治本来是求公道的，是发扬真、善、美的，是使人性变得更加高尚的，然而，近来好多政治，却成为勾心斗角、倾轧排挤，不择手段，互相吞食的假的、恶的、丑的黑暗场合。”

1941年，身心交瘁的罗家伦离开中大。他在告别演讲中，提出教育中存在的六大问题。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说：“现在的青年对于‘现实’太看重了，尤其对于物质的现实。我们不能不认识现实。但我们决不能陷死在现实的泥淖之中；若是陷落下去，必至志气消沉，正义感与是非心一道埋灭。”他又指出：“现在的大学教育的缺陷，就是太注重学生的专门知识，而太忽视其整个人生的修养。”这些话，对今人仍不乏教育意义。

罗家伦一生交游甚广，在众多的人际交往中，显现了他的人格魅力。

蔡元培是罗家伦的恩师。罗家伦的留学、执掌清华时“恶战”的胜利，都受惠于蔡元培。他与张维桢结秦晋，蔡元培是证婚人。蔡元培七十寿诞时，罗家伦与王世杰、胡适等六人拟集资在上海为老人置小筑作寿礼，供“用作颐养著作的地方”。遗憾的是，此事因抗战爆发未遂。

张元济是罗家伦的恩人。罗氏本受实业家穆藕初的资助留学的。三年后穆氏企业濒临破产，罗家伦的经济来源中断。蔡元培出面，请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援手。张元济慷慨解囊，罗家伦收到张元济第一笔汇款后，书五千字长函申谢。张元济见罗加伦是个英才，邀他回国后到商务当编辑。两人书函不断，成了忘年交。即令如此，罗家伦“不愿无故累人而受人之惠”，坚持以两本译稿作抵押。罗家伦回国后，经济稍一好转，便分次璧还借款。张元济一再婉辞，罗家伦还是借贺寿为名，说服老人收下。商务印书馆毁于日人兵火，后张元济主持商务复兴委员会，在国内七大城市建赞助委员会。罗家伦勇担南京分会会务，竭全力予以襄助。

对当初“提倡学术奖掖后进”的穆藕初先生，罗家伦没齿不忘，工作后的他亲笔给穆藕初写信：“先生曾以提倡学术的精神，扶植我们学业的进展。我们历年服务却深愧很少成就，但是先生这种为学为公的精神长足为社会的法式，决不为我们成就的不多而有所贬损。我们在惭愧之余，只能以继续先生这种精神的一个小小方式来表示我们对先生的感谢和佩服……”1937年由罗牵头提议，并与其他几位受惠者集筹一万元国币，设“穆藕初先生奖学基金”，“奖进国内大学而清寒有志、学行优良的青年”。抗战时，此基金延续多年，杨振宁亦是受惠者之一。

罗家伦小胡适六岁，与胡适是“亦师亦友”的关系。罗家伦始终尊崇、卫护胡适，雷震案发后，胡适返台在日本停留期间，罗家伦与张雪屏悄悄打电报到东京，提醒胡适情况复杂：“雷案尚在法律程序阶段，先生抵机场时记者及家属必环绕，务请不必当场有所表示。”避免了可能发生的节外生枝。胡适猝死，罗家伦为其安葬、出版遗著、安置遗属、拟墓志诸事张罗了整整一个月。他送的挽联是：“为文化拓荒，回祖国殉道。”

徐志摩的死讯是他在南京第一时间获得的。山东教育厅向何思源打电报请示如何操办徐志摩的后事，当时罗家伦与何思源正在一起。电报是罗家伦拆的，见后十分悲伤。于是，他代何思源拟复电稿，叫有关方面“预备一副泰山柏木棺材为志摩装殓”。又及时将此噩耗通知上海的徐家。

在同辈学人中，罗家伦与傅斯年的交情最深。

罗、傅是北大岁月的同学，虽不同系也不同级，但同为胡适的学生，同为新潮社的同事，同为后人并称“五四健将”。那时他们风华正茂，共话天下大事，讨论人生真谛，纵论古今中外，引领学界风骚。他们有共同的旨趣与理想，不过性格差异较大。傅斯年气魄宏大，个性张扬，疾恶如仇，涵养不足；但率真，一旦知错之后，马上抱拳致歉。罗家伦在史学知识上稍逊傅斯年，但社交经验丰富，稳健有涵养，又善解人意。两人都很睿智，又有幽默感。罗家伦说：“当年孟真不免有一点恃才傲物，我也常常夜郎自大，有时彼此间不免因争辩而吵架。”有一次吵得三天见面不讲话，可是气稍微下去一点立刻就好了。特别是罗家伦尊重傅斯年，敬畏他：“当时我的文章，虽然也有人喜欢看，可是我总觉得不如孟真的厚实，这使我常常警惕在心。”晚年他还喜欢说“我的同学傅斯年”这句口头禅。

罗家伦与傅斯年是患难朋友。出国留学他们都是穷学生，常有断炊之危，大家都义不容辞互相“拆东墙补西墙”，同舟共济。大家都当过“穷鬼”和“富人”。某年罗家伦在柏林衣物遭窃，傅斯年闻讯，立即要把自己的外套和帽子借给他御寒。即这一事件，傅斯年仍不忘打趣：“闻真人（他送罗的绰号）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

两人都争强好胜，有时便互不相让。罗家伦说得真切：孟真和我“不见要想，见面就吵”，我们是“骂不开的朋友”。

他们在逗趣、打闹、调侃、互讥中，加深彼此的了解、理解、谅解，巩固、发展了友谊。

读北大时，两人不住同一宿舍。冬天一大早，罗家伦喜欢到傅斯年的宿舍聊天，见傅还在焐被窝，便掀他的被子，两人追逐得鸡飞狗跳。1924年，蔡元培游德国，他们一班老学生陪蔡先生游波茨坦的无愁宫。傅斯年专心欣赏伏尔泰的石雕像，掉队了。罗家伦找回他。蔡元培问傅斯年看什么，罗家伦立即嬉笑着编故事，说：孟真在对伏尔泰深深一鞠躬，口中念念有词，听他念的是李义山的“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实怜君”那两句诗。被调侃的傅斯年，掏拳便要打……

傅斯年率真得可爱，在老朋友面前毫无顾忌，真态可掬。有次在罗家伦的照片上，题的字竟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

罗家伦与张维桢结婚时，傅斯年写信祝贺：“道喜！磕头道喜！一万万次磕头道喜！”傅斯年与俞大结婚后，生活很幸福，他常夸俞大的小品文写得如何如何好，小真书写得如何如何好，说得神采飞扬。罗家伦心里为他祝福、高兴，但嘴上却损他：“大赏识你，如九方皋伯相马。”傅斯年被激得要扑打罗家伦。

1950年，他们同在台北，都是半百之人，仍以相互讥笑为乐。一次傅斯年说罗家伦的年龄与籍贯最可疑，他未结婚前比我（傅）小五岁，等到做大学校长时又比我大五岁。谁也不知他真实年龄是多少。又说，罗家伦是江西人，要巴结大佬，硬说是浙江人。

只要两人在一起就要“斗”，但更多的是关爱。1950年12月18日，罗家伦造访傅斯年，见老朋友还是那样不要命地拼命工作，不禁为他的健康担心，劝他注意身体，要善于养气，还故意用讽刺的话激他：“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摆出一副搏斗的架势。小心遭人反攻。”傅斯年当时不以为然。遗憾的是两天后，傅斯年脑溢血突发辞世。罗家伦不胜悲哀，立即写了篇声情并茂的悼念文章《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名斯年）》，称他是“纵横天岸马，俊逸人中龙”，赞美他的才气与风格，末句是：“这种淋漓元气之中，包含了天地的正气，和人生的生气！”

晚年的罗家伦出任“国史馆”馆长，曾主张推广简化汉字，他以繁体“臺灣”两字为例，说繁体笔画多达三十八笔，为发展民族科学文化起见，大有简化的必要。因当时台湾方面正大骂大陆的文字改革是“毁灭中华文化”，故此罗家伦的主张遭到来自上上下下的非难和攻击，有人骂得不堪入耳，甚而公开撰文在报上攻击他与大陆共产党“隔海唱和”。在“国史馆”馆长任上，下属许多部门无称职人选，他坚持宁缺毋滥，宁让一些处、科长席位空缺，也不拿“国家名器”随便送人。

罗家伦一直是以孔子的“温良恭谦让”作为自己持身的准绳（柳长勋）。他对师长的敬爱是至诚的，对下属是亲切、自然的，连普通工作人员到他房间，他都握手示坐，走时起身奉送。蒋廷黻生前常对人说，最早赏识他的是罗家伦。罗家伦说：“廷黻这话太客气了。”罗家伦为蒋梦麟做“传略”时仍虔诚地说：“此篇还是用语体文写成，唯恐先生英灵暗笑‘五四’时代北大老学生没有长进！”

罗家伦向来自奉甚俭，病倒之前一直自带便当盒饭上班。有人劝他不宜这样俭朴，他却说“读书人应该如此”。老朋友劝他应珍惜晚年的精力，留下时间写自己的回忆录传世，他却说“应该倾注全力给国史奠基础”。

罗家伦喜爱收藏古字画，生前参与与王世杰等甄选《艺苑遗珍》、《故宫名画三百种》工作，并为《故宫名画三百种》英文版撰写序文。罗家伦去世后，九十八岁的夫人张维桢在台湾纪念罗家伦诞辰一百周年（1996）大会上，遵照罗家伦的遗愿，将毕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历代珍贵古画四十件（前已捐二十三件）全部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馆”。

“化外之民”苏雪林

“苏雪林是谁？”一位年轻的同事，指着我案头新近出版的《苏雪林文集》问，未待我作答，他又说：“又是哪个省冒出来的青年作家？”我说她是“五四”时代文坛的老祖母。同事尴尬地“啊”了一声。对这种大水冲掉龙王庙之后，小字辈面对“老祖母”而发生的“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喜剧，真令人啼笑皆非。

苏雪林（1897—1999）者，绿漪女士也。安徽太平人，据考是苏轼的后裔。20年代她在北平女高师就读，与庐隐、冯沅君同窗，40年代在武汉大学执教，与凌叔华、袁昌英被并称“珞珈三杰”。因她做学问，喜欢另辟蹊径，能索隐钩沉，尽释前人悬案，故又有“文坛名探”之雅号。她集作家、教授与学者于一身，还擅作浅墨着色的山水小幅。“五四”时代以《棘心》、《绿天》跻身文坛，后又以《楚骚新探》和《屈赋论丛》名噪学术界。海峡两岸暌违近半个世纪，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上根本没提及她，非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者，诸如我辈有几人能熟识这个“化外之民”呢。

几年前，我对苏雪林的了解也是一张白纸。只在近年出版的若干现代散文选本中，读过她的《收获》、《秃的梧桐》和《山窗读画记》之类，对她那细腻、温柔、秀韵、活泼的笔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5年，我因选编何凡、林海音伉俪的散文合集《双城集》，在拜读林海音女士寄来的《生活者》一书时，又发现这个“苏雪林”。书中云，抗战之初，苏雪林把自己娘家的陪嫁和多年的积蓄，悉数兑换成五十一两黄金捐给国家，小助抗战。又云，1973年，她从台湾成功大学退休搬迁时，迁运人员随手将一块旧抹布扔掉，她见之又将其拾起，说留着日后擦皮鞋……这两个小细节，令我对苏雪林先生肃然起敬了。

1996年清明节，侨居英伦的陈小滢女士回故里无锡，为先人陈源、凌叔华扫墓，亦缘《双佳楼梦影》一书的出版事宜，我应约前访。在餐桌上，我们谈论40年代文坛宿将，方知其母凌叔华是苏雪林的好友。我想她们大概早归道山了。我问小滢女士与苏先生的后裔有否联系，其夫君汉学家秦乃瑞先生笑着说：“她还活着。”我愣了一下。小滢女士说，苏先生刚刚过百岁华诞，不幸腿又骨折，前几天还有信来，自己装在包里呢。饭后，小滢女士把苏雪林先生的信示我，厚厚一摞。信纸的天头地边，左右缝角写得密密麻麻，每页均有编号，共十五页，足有八千字！这位中国现代文坛的常青树，于百岁之年在跌断腿骨病痛中，竟写如此长信，且思维之清晰，语言之晓畅，真可载入吉尼斯大全了。

编辑职业的敏感，令我像地勘队员发现了新油田一样兴奋，极想从这口“百年老井”中掏出点油来。承蒙小滢女士热情相助，为我引荐。我给苏雪林先生写信，表明作为读者，想读她的作品；作为编辑，想把她介绍给大陆读者（其时她的文集尚未在大陆问世），并尊称她是“文坛老祖母”。复信很快，但拒我于门外。信云：“先生称我为‘文坛老祖母’愧不敢当，犬马齿较长，著作成绩则无可言者，岂敢居此？林者何足道哉，即先生为揄扬，恐作品无人屑于一顾，徒作赔本生意。我是油干灯尽之人，愧无以应命。”很客气地婉谢，但应我之请她还是附上她的著作目录。

苏雪林先生的著作极丰，涉及的范围之广实属罕见：小说、散文、诗词、剧本、翻译、文艺评论、屈赋研究乃至国画。目录显示她有两本自传性的作品《浮生九四》和《我的生活》。恰逢我们出版社正在推出一批现代“名人自传”丛书，我想象苏雪林先生这样本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的作家，出于复杂的历史因素被淡化乃至抹去了，在改革开放二十年后的今天，无论从尊重历史的角度，抑或是从加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考虑，将苏雪林介绍给大陆读者均是件有意义的工作。于是，我再致函给先生，说明我社的“名人自传”丛书，已收台湾方面胡适、林语堂等先生，恳请她也入盟。苏先生回复说：“出版‘名人自传’实是件盛事，我非名人，怎敢与他们并列？台湾现称我为‘国宝级作家’，无非一时报纸的瞎起哄，不久便归烟灭。你欲为我印‘自传’，不如为谢冰心、黄庐隐先生出版个自传。冰心在大陆确可称为文坛老祖母，她出名比我早，五四后《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出版，即出了大名，短篇小说集《超人》出版，声名更盛。她好像写过自传，现卧病在北京医院，未知已痊愈否？先生速与相商……她已九十六岁，再迟恐来不及了。”且看她的记忆是何等之准确，她对冰心的推崇，在给我的多封信中提及。后来，我还是请苏雪林先生的高足、成功大学唐亦男教授说项，她坚辞不过，将有关书稿赐我。在选编、编辑过程中，我请她授权于我。对原文中个别地方必须要作技术处理，她亦首肯，十分爽气地表示一种大度，但声明“可删不可改”。

20年代，苏雪林先生曾“攻讦”过鲁迅先生，这段历史有案可稽，想自有公论。有人说她是个“永不成熟的天真的老小孩”。她挺坦率，她觉得新文学界编纂现代文学史或其他资料“从不提苏雪林三字，这比死亡更酷，盖人死之后，尚有称者，我则似从未生到这世界上一般”，看来她很有些悲哀；但对“近年来大陆风气略有开放”，对安徽文艺出版社将出版她的文集表示欣慰。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在苏雪林先生的来信中，对故土的眷念、对旧朋的缅怀溢满尺素。她的根毕竟在大陆。她曾说：“我到了这种年纪，深知不久于人世。已嘱侄辈们将骨灰罐置靠母亲小坟之畔，庶我灵可长依慈母膝下，我还盼望现葬燕巢的爱姐将来也能归骨故乡呢。”可见她对昔日的同窗、同事、好友耿耿萦记于怀。她最惦念的是冰心先生。她说年轻时就学冰心的诗，总学不像。对已卧病的冰心、钱锺书先生牵挂不已，数次询问他们的病好些否。即对早已作古的朋友也不忘追述一番：历数叶圣陶先生的敬业精神与敦厚，老舍先生的亲切与幽默。谈到同窗冯沅君先生，苏雪林先誉赞她“所读的线装书比我多，国文修养之深，全班第一”，然后慨叹她“比我早逝”是一悲剧。苏雪林得悉我正在编一套名曰“双叶丛书”的夫妇散文合集时，提请我庐隐与李惟建有本《云鸥情书集》，可别忘了入选。又询李惟建现在何处。她全不知李惟建先生已早离人世。又抱憾：“袁昌英的丈夫是学经济的，不事文学，不能中选多可惜。”还告诫我：“袁的学问深邃，你将来若编各类单行本，则必把袁的剧本《孔雀东南飞及其他》出版，万不可忘。”对诸旧友同好其情之殷，令人感怀。这些满含深情的叙述，对我来说就像听老祖母讲故事，十分亲切，入耳。尽管海峡两岸隔山隔水，但两岸文人的友情是隔不断的。安徽后来出版的四卷本《苏雪林文集》是冰心题签，在萧乾先生府上我见过苏雪林赠他们夫妇的《苏雪林山水》画册。茅盾先生逝世，苏雪林曾撰悼文，对其文学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深受大陆作家的赞许，《人民日报》还作了转载。

苏雪林九十华诞。

在追述胡适先生有关往事时，苏雪林先生显然最为激动。“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她与胡适同乡，都是安徽籍。她对他，由钦敬到崇拜。她向我娓娓叙述学生时代她与冯沅君首次去拜访胡适，师母江冬秀赐她俩一人一块徽州“州宝”——徽饼的往事。谤随誉生。她对台湾有人于胡适去世后诽谤、攻击胡适，说1917年胡适获的博士衔是假的一事十分愤慨，专写《犹大之吻》一书，说明事实真相。大概怕我也不相信，还不厌其烦地列出一二三四条，足千余字来详述论证胡适是个真博士。后，据友人说苏雪林个人出资，为胡适塑了一尊半身铜像。

苏雪林先生在后的来函中，另一话题是她的健康状况不佳，但她十分豁达，她说：“病了四年多，近又摔了一大跤，额皮磕开三寸长的一道裂口，失血甚多，入院缝了二十针，卧医院八日方回家休养。至今两腿之软如绵，不扶助行器亦几不能行步”，叹哀“自知今年必难捱过”，又幽默地说，“一个人活到我这样大年纪，是该向阎王报到了，再不死，岂不成了老妖怪？”

苏雪林先生的桑榆晚景不尽如人意。她赴台后与胞姐淑孟女士组成“姐妹家庭”，共同生活达四十年之久。淑孟女士1972年逝世后，苏雪林便一人独居。住房十分简陋，还是50年代初成功大学配给的。1973年她由成大退休，靠每月三千五百元新台币生活，无法请雇工。成大为其雇一“半工”，每日料理她一次。自1990年以后，苏雪林先生常跌倒，有时跌倒后几小时，才被“半工”发现。校方建议她到安养院，她实在舍不得满屋子书，舍不得她豢养的小猫群。她第一次跌断腿骨，即是为喂猫所害。她对自己的一日三餐十分马虎，但对猫们礼遇有加，坚持“日有鱼”。她的生活十分俭朴，家具破旧不堪，不肯置换，房屋简陋，不愿修缮。学校趁她住院时，强行为她的老宅粉刷了一下。她的节俭几近吝啬，用厂家投放在信箱里的广告纸做信封，后来让林海音等小辈们笑话她一次，才改用正规的信封。为对付上涨的物价，苏雪林只有用笔耕来贴补。据友人说，一位苏雪林的崇拜者，到台南见到她客厅破败的家具，桌上剩余的饭菜，恻隐之心大动，对这位“国宝级大师”“穷苦、潦倒、三餐不继”的惨状，以及老到人瑞还要靠爬格子赚钱贴补，发出不平之鸣，为苏先生募捐。消息见诸新闻媒体后，社会舆论大哗，一时社会慈善机关及个人捐款纷至。此举本意甚善，但有伤狷介称著的苏雪林的自尊。她即撰文声明，成大对她多方照顾，已铭感万分，她笔耕不止，“无非资以消遣，并非煮字疗饥”。她一面退还所有捐款，一面还逐一鸣谢，直说“害死我了”。台湾“文建会”曾以“顾问”名义，每月奉送她三千新台币，被她一口谢绝。连一些刊物给她的稿酬过高，她直说“弄错了，我不要”，也被退回。苏雪林先生一直自谦“打杂文坛”，“提柴挑水，忙个不了”，“耕耘自己的园地”，令人起敬的是她百岁高龄仍笔耕为乐。值得称道的是九十四岁时穷八个月之工，撰十余万字自传《浮生九四》。

魂归故里。

1995年，台湾当局为她做百岁大寿。李登辉亲赠寿屏“文坛望重”。梵蒂冈教皇圣保罗二世，委托台南天主教主教郑再发致赠降福状。达官、显要、同仁、桃李数百人前往庆贺，很是热闹一番。然而她本人对此不感兴趣。成大事先表明要搞祝寿活动时，她就反对，她说晚年“只图清静，无荣无辱，悠然物外”。她在给我的信中对此举不以为然，云：“去岁三月底，成功大学与各文艺界强为我举行百岁庆典。我出生于前清光绪二十三年，岁次乙酉，属鸡，时为九十八岁。足龄，之并未臻百岁，中国人百事不如人，惟喜言寿考，将入所历闰年闰月都算上，强称颐期寿，我甚恶之。”

读万卷书，行百年路。

苏雪林先生一生读书二十年，教书五十年，写书八十年，写五十余本书。她的一生与书结不解之缘。她的客厅、卧室、桌上、地下到处堆满着书，地道的“坐拥书城”，遨游书海，她把自己的毕生心血融化在书中。百年的人生之旅，丰富了她的人生，少年求学之艰辛，青年婚姻之痛苦，中年颠沛之困顿，晚年独居之孤寂，别人见过的她目击过，别人没经历过的她感受过。一个世纪的沧桑使她比常人“更胜一筹”，备尝人生百味。

百岁人瑞苏雪林，身架缩小了，耳朵聋了，眼睛老花了，但声音仍然洪亮，笑声依旧纯真。她现在的一大精神依托是她高足唐亦男教授陪她聊天。以前是两人对聊，现在她耳朵听不见了，她单独聊，唐亦男教授用纸笔“插话”，引起每一个话题，她总滔滔不绝。唐亦男每次告辞时，她总要挽留：“再坐一下吧，怎么刚来就走呢。”唐亦男告诉笔者：“虽然她从不承认自己寂寞，但实际上是既孤独又寂寞的。”现在她除了靠写信与过去的文坛朋友通声息以外，就靠书报来排遣她寂寞无奈的心境了。

她太爱书了，读书写书，拥书而眠，一辈做书蠹虫。对书她有过精辟俏皮的论述：“我没有别的嗜好，只爱买书，一年的薪俸，大半散给了亲友，一小半花在书上。”她的寓所里洋装书也有，线装书也有，文艺书也有，哲学书也有……她又喜欢在大学图书馆里借书，一借总是几十本。弄得桌上、床上、箱背上、窗沿上，无处不是书。打康乐球回来，疲倦了倒在躺椅上安睡，褥子下垫着什么？硌得腰生疼，掀起一看，是两三本硬面书，拖过椅子来坐，哗啦一声响，书像冰山雪崩一般，泻了一地。她每每发恼，说：“我总有一天学秦始皇，将你的书都付之一炬。”

春风化雨。1998年5月，苏雪林终于迈出“三寸金莲”，一步跨越台湾海峡，回到她阔别半个世纪的故土，祭扫先人，访问旧居，登黄山看迎客松，吃够了太平湖的鱼，饱餐了故乡的秀色，圆了故乡梦。她的多部著作在大陆相继出版，她的散文也被选入中小学教科书……

1999年4月22日，油干灯灭，落下人生大幕。

“化外之民”苏雪林，不在“外”了。未来的新版中国文学史上必将有她一页。

诗酒台静农

枕上诗书闲处好

中秋节。天高云淡。台北市。

［字幕叠印：20世纪80年代］

车水马龙的台北市和平东路。（淡出）镜头摇入一条小胡同，于温州街18巷一座陈旧的日式民居前（定格）。

门首聚集着一群相约而来的男女。他们是主人的旧雨新知，或门墙桃李。而立、不惑、知天命之年，不等。他们手中都拎着花花绿绿的礼品袋。唯一拄杖、银髯飘拂的老者，杖边依着一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众人你推我搡，公推一知天命之年戴眼镜者。他前趋，屈指轻叩门扉。室内没有响动。他又重敲了两下。仍无反应。

小男孩咚咚咚跑到门前，踮脚按响门铃，连按三下。

“哪个？”门上对讲机传来洪亮的皖西口音。

“我们。”众人七嘴八舌。

室内。小客厅，墙上悬着蔡元培的手迹。张大千的题匾“龙坡丈室”（特写）。

依墙而立的老式书架上端，陈列着化石、陶器和秦俑，以及一摞宣纸。书架中层杂陈着一排有函套的线装书、《明四百家遗民诗》、《两汉乐舞考》、“台大学报”合订本。书犹长龙绵延到地板上、大书桌上。零乱无序。

偌大的书案雄踞陋室的四分之一。案左端摊开的文房四宝，被镇纸压着的一张墨迹未干的“舞”字，一半悬于案侧，飘飘欲仙。

一瓶开口的茅台。一只小酒盅。一只青瓷碟中堆着红衣花生米。主人坐在藤椅上独酌，椅扶手藤条已散脱。听到了铃声，老人立起，端起杯中物一仰脖子，顺手捡了一粒花生米塞入口中。匆忙之中，酒杯忘记放下，口呼着“来——啰”！蹒跚着开门。

大门启开。镜头前的老人。身材魁梧，着深灰长衫，戴方形宽边眼镜，头发齐整地向后梳，慈祥地微笑着。

访客们鞠躬后齐呼：“台公好！”

老人用握酒杯的手，优雅地在空中画了一个弧，做了个“请”的姿势。

访客们不约而同地呼应，手臂林立，擎出各自携带的模样不同的酒：XO、伏特加、茅台、日本清酒……

瞬间推出片名《台静农》。

上述文字纯属笔者根据资料作出的想象。

台静农（1902—1990），安徽霍邱人。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肄业，先后在中法大学、辅仁大学、北大女子文学院、山东大学以及四川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大学执教。自1928年后的六年间，他先后三次无辜被捕入狱。1946年为抗议教育部对白沙女师风潮的野蛮处理，他愤而拂袖。迫于生计，他应许寿裳之邀赴台湾大学任教，遂淡出文坛，步上从教、治学之路，成为古典文学研究著名的学者。在台大中文系系主任的席上，他一坐二十年，直至解甲。其时煮酒论艺，品茗著书，精育桃李，口碑极隆。他严谨的治学风格、宽厚的待人原则与执著的人生追求，影响了台湾一代学人。台湾学界誉赞他：“学问、襟抱、道德、文章，犹令后学敬仰。”

台静农毕生从教，但他却是以创作崭露文坛而名世的。他是鲁迅的学生。“平生风义兼师友”，20年代中国乡土小说杰出的代表，未名社的中坚。当年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一般作者只选两篇。以四篇夺魁者两人：一鲁迅本人，一台静农。鲁迅说：“在争着写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唯台静农。尽管我们今天已不易读到他的《王二哥》、《红灯》、《新坟》和《蚯蚓们》，但它们实实在在地载入了中国新文学史册。

他与鲁迅的关系非同一般。1926年他为鲁迅编第一本评论文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32年他全程陪同鲁迅在北平作五次讲演，1934年至1935年间，他帮助鲁迅拓印汉石画。两人函札往返甚丰。鲁迅对他亦甚厚爱，他每每下狱，鲁迅都千方百计援手营救。大概正因为此，台湾当局一直对他耿耿于怀，不冷不热。在台湾生活了四十多年，台静农闭口不谈鲁迅，即令在私下。

身处艰难气如虹

台静农是文人、学者，淡于政治，但他本是位有棱有角有个性，追求自我的人物。他与同乡李霁野是“从童颜到鹤发”的刎颈之交、“牢友”。读小学时，他们结伙造反，“剪辫子和砸佛像”不胜其乐；上中学时受“五四”影响，在阜阳共办《新淮潮》、《微光》，两人共同发表公开信，要求解除父母代订的婚约，指点江山，意气方遒；后来共办未名社，欲展宏图，奈何1928年李霁野因译文《文学与革命》惹祸，牵连台静农，连环被捕。1946年，白沙女师院闹学潮，教育部下令解散学院，为抗议这一野蛮行为，他毅然辞去教职。尽管他评人论事向来慈仁为本，但对那些阿谀逢迎、钻营仕途的文人疾恶如仇。重庆岁月，一些“群众团体”献媚，向蒋介石献九鼎，铭文由某学者撰写，用词都是旧时歌颂皇帝那一套，“允文允武，乃圣乃神”之类，从不骂人的台静农拍案詈之：“什么‘允文允武，乃圣乃神！×××’！”居然骂出大不雅的“×××”。他与国民党政府的冰火之势从《孤愤》一诗可见：

孤愤如山霜鬓侵，青灯浊酒夜沉沉。

长门赋卖文章贱，吕相书悬天下喑。

他自己释第二联“吕相书”是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吕不韦作《吕氏春秋》悬于国门，云“易一字者赏千金”，谁敢去易一字呢？天下只有哑然无声了。“文章贱”是抨击那些拍马的文人，争把著作呈蒋介石，沽名钓誉，犹如司马相如卖《长门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奖励一批教授，舒芜先生将此事告诉台静农，说他可能获嘉奖。台静农竟惊慌莫名：“这怎么办呢，教一辈子，得他这么一个奖，叫我怎么见人呢？”

基于台静农与鲁迅的那层关系，台静农到台后，一直处在特务或明或暗的监视中。台大中文系两位前任主任许寿裳和乔大壮，前者在寓所被害，后一位忧国自沉。面对冷霜雪剑，友人为他的处境很担忧，他却坦然表示：“无论如何，课总是要上的。”

林文月女士是他最得意的女弟子。1975年他神秘地赠她一卷长诗，系四川白沙时代所写的四十五首诗。卷末跋文：“余未尝学诗，中年偶以五七言写吾胸中烦冤　又不推敲格律　更不示人　今抄付文月女弟存之　亦无量劫中一泡影尔　一千九百七十五年六月九日坐雨　静农台北龙坡里之歇脚盦。”后有二印，上为“淡台静农”，下为“身处艰难气如虹”。

桃李春风重儒林

自歌谣至说部诗骚，古今俱在，高文德业垂宇宙；

由书法而绘画篆刻，技艺皆精，桃李春风重儒林。

这是台静农的老弟子张敬教授献给先生的一副挽联，高度概括了他一生的业绩。

学者台静农治学的态度是谨严的。他为中文系的学生规划三条路：义理的探讨、辞章的创作和考据的研究。

台静农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未臻完善的作品，他历来是不肯示人的。他对民俗学、书法史和中国百年思想史都有精到的研究。他著有一部风格特独的中国文学史，有出版商闻讯多次央求出版，他只婉言：“好，有空我来整理。”生前终未见面世。从他存世的作品来看，似缺少系统、完整。那是他长期处于受迫害的处境所致。动荡的时代没有使他的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有人把学者分为“身教”和“书教”两大类，台静农显然属于前者，他是以人格和性格的魅力教化学生的。他有两句口头禅“那么”、“也好”，温良恭俭让，聊见他的亦慈亦让襟抱了。他的平民意识非常浓，在家事母之孝，在校理事之忠，处世待人之诚，有口皆碑。他执掌中文系二十年，办公室大门永远敞开，任何人进去不必喊“报告”，儒雅、祥和。友人评说：“中文系是一个大平等，是一个大庄严；是一个庄严的平等，是一个平等的庄严；更是一个和谐的秩序，是一个秩序的和谐。”他对学生像待子息，亲切、谦和又富耐心。有一次，一位学生向他诉说，想看泱泱五百卷《太平广记》中某一册，他说：“下次我带一套借给你看。”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以为老师在说笑话。下周上课时，他果然捧了一函十册《太平广记》借给那位同学。某年，班上同学玩一种“母鸭带小鸭”的团体游戏，邀先生参加。同学们故意逗先生当小鸭，他真的听从了，跟在老鸭屁股后面挥手扬脚，率真得像个孩子。他包容广博，对有良知者都悲悯关爱。特别是对一些一时身处逆境的人士。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被判“罪”停刊，雷震等四人被捕，编委聂华苓亦被监控，他人躲之不及，台静农竟亲自出马，面请聂华苓到台大上现代文学创作课。

当然，醇笃狷介的台静农的礼让也是有度的。小事马虎，大事不苟且。台湾人情风重，托请之事屡屡，台静农从不为“八行书”所左右。曲折是非胸中自有一把尺。校长傅斯年一提台静农就竖大拇指“刚正不阿”。所以，有人评说他有孔圣之风：“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他重友情如生命。他与李霁野交情最深。1928年他受李之牵累而下狱。无怨悔。四年后，他第二次被捕，盖一朋友将其父遗物一化学仪器存放在他家，被当局判为“新式炸弹”。徒然受累，但他并没有疏远友人，仍接受友人的各种托请。

寻得桃源为避秦。

台静农多才多艺，工书、善画，亦能治印。书艺，那是他“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弄毫墨以自排遣”之果。他的书法师明人倪元璐。张大千评论：“三百年来，能得倪书神髓者，静农一人而已。”临池之余，还偶作梅花。画作其意高雅，极饶情致。擅书，这本是生财之道，而他淡泊之极，毫无忮求之心。凡他门下的弟子，几乎人人都有他的手迹；系里的中年教师，多半都获赠过他刻的印章。大凡登门求书者，没有徒手而归的。尽管他常说：“尽管拿去，尽管拿去！”门墙们总不忍揩先生的油，常赠以名贵烟酒，以示敬意。于是，他的书架亦成了百货公司的烟酒柜。吃不了，他转手送人，从不吝啬。八十岁时，他举办了一次书展，轰动台北。耄耋之年，写字不易，加之，他一生几乎与穷为伍。也有少数不肖之徒，索字不要题款，公然悬于文物商店，令老人很伤感。在众人强行劝说下，他勉强订了润格。不过，有时那润格也仅一纸空文而已。有趣的是，一位老学生拿了幅名家字，请他题跋，学生给润笔费，他坚拒。在学生再三央求下才收，似乎反觉得欠了人情。老先生又展开长卷，在文末添作了一枝梅花。病重期间，自知已不能挥毫，他急着将预受的润资一一退还给人家。

台静农生前藏有明人倪元璐五幅真迹，平时珍如拱璧。在他去世前三个月，一并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馆。

且乐生前一杯酒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一位学者朋友对我说：“倘写台先生，除写他的风骨之外，还要写他的穷，他的幽默，他的不拘小节，更不能不写酒。”

穷，似乎像条毒蛇，缠了台静农一生。1924年，他与李霁野在北京求学，为庆祝李霁野译完《往星中》，他们想看卓别林演的《赖婚》，没钱。台静农急中生智，当了件衣服，看了场电影还吃了次馄饨、火烧。抗战时在白沙，舒芜经常见到有时快到吃饭的当儿，碰到台师母还在慢慢地向后山小店走去，“卖一件衣服，买米回来做饭”。1946年他赴台大上任，卖了明版《金瓶梅》作川资。在沪上船时，船要等三日才开，没钱住旅店，全家人在船上硬撑。其时他身上已一文不名了，还是同行的方师铎将身上的钱分一半给他。到台后，一家老小七口，全靠他的薄薪，窘到没钱买烟、买报，向小店老板赊账。久之，老板拒赊。他的欠账还是北大一位老同学悄悄替他还的。到台后，在台大住的那日式旧居，一住四十年！老伴去世时，他写《忆妻》中就有：“相看儿女催人老，柴米相商累汝多。”

台静农穷，绝不酸。爱以幽默解嘲，又不拘小节。在白沙时，一次向舒芜先生借劈柴刀。临走时举刀笑着说：“路上还可以做一票生意啦！”在沪登船赴台时，方师铎将身上一半钱借他，他潇洒地往口袋一塞，也不言谢。旋反邀方师铎上岸：“我们找个小馆子去吃上一顿，我现在有钱了，我可以请客！”他曾给老学生濮之珍出了一上联“台湾台北台湾大学台静农”征下联。八十岁时，他自制一方“辛酉年”印章，一侧刻“开岁八十矣，戏制此印，以验老夫腕力”。又门生林文月欣赏，不待赞美，自己说：“不错，手劲还可以。”晚年寓居美国的儿子请他去玩一趟，回来谈观感。他说第一快事是喝了泸州老窖。别人说美国好，他说：“美国有什么好，没有一个土地庙！”病重确诊是患了癌，家人担忧，他却对女儿说：“没想到我中了头奖！”真是个老顽童。

台静农系皖人，重皖人习俗。他生活俭朴，80年代穿的旧毛衣上还有洞，而喝的酒都是名贵的。学生取笑他是“烟酒贵族”。他平时习字，用的都是旧报纸。他喜欢吃炒得很硬的炒饭，佐以红辣椒、咸菜，唯酒是万万不可缺的。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他邀朋友喝酒都有理由：若是天热，他说喝酒去暑；若是天冷，他便说酒可御寒。路过学生家时，酒兴发作进门就问：“有没有开了瓶的酒？”老友路过门前拎着小包，他就喊：“有好酒丢些下来！”某年，老友庄慕陵的儿子庄因，特地携两瓶“特级清酒”送他。庄因一进门，台静农对太太就喊：“庄慕陵的老二来了，带来两瓶特级清酒敷衍塞责。”颇有“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的潇洒。以至世人编出笑话：欲做台静农的学生，必须要过烟酒关。

台静农酒瘾大，量高，但酒德佳，能自制。他既烟又酒，却不喜吃水果蔬菜，一反卫生之道，却也长寿。他曾自撰一联“不养生而寿，处浊世亦仙”，耐人寻味。

文人的斋名是颇有讲究的。台静农初到台后斋名为“歇脚盦”（后易名为“龙坡丈室”），意小歇片刻而已，并写下“板屋楹书未是家”的诗句。1946年在白沙，台静农与舒芜告别时，将鲁迅全部旧体诗书成长卷赠给舒芜，加跋语，最末句是：“此别不知何年再得诗酒之乐，得不同此惘惘耶？”充满“孤客一身千里外，未知何日是归年”的悲怆。“无根的异乡人，都忘不了自家的泥土。”奈何，有家归不得，想得厉害时，他只向亲友悄悄地倾诉。一次，他边饮酒吃花生，边与林文月聊天，谈到北平，动情时把桌面的花生皮拨开，画出他在北平故居的图。

晚年的台静农。

最忆门前柳，闲居手自栽。

1988年聂华苓去拜访台静农，问：“台先生，你想回老家看看吗？”他一脸戚然：“走不动了。”

台静农患食道癌，于1990年11月9日去世。病时，老学生们常去探视。一位学生在慰问信中写道：“您这一生当中吃的好菜、喝的好酒比谁都多，教的学生、交游的好友也最多，您的一生真可以抵上别人的两辈子了。”他把信放在床头，每有学生来，他让来者读这一段给他听。有一种淡淡的满足。

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

悲情叶公超

一

“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台湾史学界人如是说。

叶公超（1904—1981），原名崇智，公超系笔名，生于江西九江书香世家。

叶公超五岁时，家人为他延聘教习，习画写字，修读经史，间学英文。中学时代即留学美、英、法。1925年获爱默思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在此他成了著名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高足，并出了本英文诗集。后入英国剑桥大学研读文艺心理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

1926年秋，二十三岁的叶公超登上大学的讲台，同时在北大、北师大教授西洋文学，成为北大最年轻的教授。班上他最器重的两个学生废名（冯文炳）和梁遇春，前者大他四岁，后者小他两岁。

他是属于述而不作的绅士派，著述不甚多，但作为教授、刊物编辑，在扶植新人上尽了心力。《新月》后期的新秀钱锺书、余冠英、季羡林、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等一批文学生力军突起，而这些人多出自清华、北大，有不少是他的桃李；作为西洋文学教授，他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令人特别刮目的是，作为评论家的叶公超，当时他便说：“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独立而严格的艺术批评。”他认为：“我们过去老套的艺术批评，全是捧人的。有的批评，非但不能帮助艺术家，反而压制他们的创造力。”他在徐志摩死后，撰文认为徐的散文成就高于他的诗作。尽管叶公超对左翼作家无好感，鲁迅刚故去，他便写了《鲁迅》和《关于非战士的鲁迅》评论鲁迅的历史地位，肯定鲁迅在小说史上的成就，称赞鲁迅的文字功力。“中国大环境未能让鲁迅静下心来，写几部有分量的书，如中国文学史之类，是十分可惜的。”并断言“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与他同等的”，甚而批评他那小圈子里的“哥们”——胡适、徐志摩的散文不敌鲁迅。惹得宅心仁厚的胡适十分恼火，斥其“鲁迅生前连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最后的岁月，他写的绝笔《病中琐记》，抒一生中四件印象最深的事。最后一章《评论鲁迅》，说想把当年写鲁迅的发在天津《益世报》上万字长文找来读一读。他始终认为“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成就”。

二

叶公超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时，年轻气盛，一副绅士派头。大概是年代不同，对他的描述也大有径庭：一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秦贤次）；一说“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线带系紧……先生的头发，有时梳得光可鉴人；有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季羡林）。学生中的崇拜者称他是“中国的约翰逊博士”。他的英文名叫George。他一直教西洋文学，吴晗、钱锺书、王辛笛、季羡林、常风、赵萝蕤和杨振宁等，他都教过。众多的学生在晚年回忆他时，几乎是众口一辞：说上他的课既是享受，又有点“那个”。

叶公超上课“很少早退，却经常迟到”，有时迟达十五分钟之多。调皮的学生们以为他不来上了，喜欢悄悄地与他捉迷藏，从教室两侧的楼梯溜号，制造不上课的机会。他见怪不怪，还常常以自嘲调侃学生：“我上趟上课来得不慢，你们却走得更快。”他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教学原则是熏陶，中国书院传统的身教，把教室当做师生切磋学术的场地。“要来便来，不来不勉强。”因为他的课有魅力，选修他的课的学生特多。

“最初上叶师的课，真是上得满头雾水。他到了课堂，并非有板有眼地从翻译原理原则，及实施方法说起，总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高谈阔论。最精彩处是眨着眼帘，把中外翻译家误译、错译欠通处随手拈来，挖苦不留余地。”（艾山）

他操一口京片子。“他教课以读音正确有名。”（赵捷民）

“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自在的，也许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绝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赵萝蕤）

课堂上，他喜欢信手拿些唐诗、宋词、元曲，叫学生翻译。对音律平仄他素不苛求，讲究意会神通。如死板板的“中英对照”，他便批评“这是从字典上抄来凑的字句”。他擅长启发式，一次他让学生译柳宗元的五绝《江雪》，“寒江雪尚望有鱼乎？钓的是柳氏当时的心境”。一语点睛。

“叶教授的英文课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杨振宁）

“他讲课前先要学生朗读课文，读慢了，他讥讽学生结结巴巴；读快了，他又说快不等于好，结果学生得到的只是批评，没有表扬。”（许渊冲）

有的女生说他很“师尊道严”，上课不敢交头接耳，但多数人说他风趣、随和。一次他出的译题是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无痕，不知心恨谁？”同学们都犯难，一位洋派的同学课堂上直呼叶公超的名字：“你叫我们翻译李白的《怨情》，不管作者李白理不白，没有交代清楚。美人心中到底恨的是谁？叫我们怎么翻呀？”全场先是肃然，后是哗然。“Wait a minute!”他不是笑，不是不笑，半眨着眼回答说：“我也哪儿知道她的心恨谁？”大家笑得开心时，他却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是知道，也不叫你们翻译了！”逗出的“笑声差点把红楼扯去一角”。

他的幽默随处可见。一次话题说到服饰，他说：“西装袖子的纽扣，现在用来作装饰，其起源乃防止大家大吃大喝了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是妙不可言，便利于让人牵着脖子走，而且要面对着牵他的人，表示由衷地臣服。”他虽然名士派头很足，对学生很随便，在街上有时学生向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反而在马路上大喊“密斯特，密斯特”。

一次钱锺书与许振德结伴于某岁圣诞前夕往谒，谈到平剧时，叶公超眉飞色舞大谈谭鑫培当年如何如何，并清唱《打渔杀家》中“昨夜晚，吃醉酒”一段，字正腔圆，还做招式，一扫师生之别。

他的考试方法很独特，打分很严。“他的评分标准与众不同，多凭平时课堂印象，并不全照试题答案。因此，每逢考试，令人提心吊胆。”（王之珍）

他处理问题的方法也让人捉摸不透。莎士比亚课期末考试，有一个学生平时傲气十足，不好好听，卷子虽答得不错，但叶公超只给他五十八分。那个同学找到他宿舍，请他多加二分。叶公超知其来意，那学生进门后他便给他煮咖啡，和他谈国家大事，说日本鬼子终将侵略华北。滔滔不绝，两个小时没有一秒钟给那学生讨分数的机会。学生无奈，只好怅然而返。叶看他欲走了，嘴上说“不送不送”，但最后一秒钟，他还是追了出去和那个学生握手，主动地说：“你是为那两分而来，我的分数还没送出去，明天给你加上去。但要记住，以后上课时不可嚣张。”果然，那位学生后来乖多了，“再不敢目无师长了”。（于衡）

叶公超上课，平时不涉及时事。但一提到，很有煽动性。在谈到日本侵华，国家存亡时，他便说：“日本蠢动一开始，那它便是自挖坟墓了，不管平时破破烂烂，大家四分五裂，对外战争一开始，大家会抛弃成见，混聚在一起救亡图存，拟订方案。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有本领吞下去。”（艾山）

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叶公超一回到北平，就与常风一道拜访周作人，“代中央研究院和西南联大敦促周作人和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相机南下，以免为日伪所利用”。（韩石山：《常风先生》）

叶公超后来走下教坛走上政坛。“在旧日师友之间，我们常常为公超先生在抗战期间由西南联大弃教从政，深表惋叹，既为他一肚皮学问可惜，也都认为他哪里是个旧社会中做官的材料，却就此断送了他十三年教学的苜蓿生涯，这真是个时代的错误。”（王辛笛）

季羡林在清华的时候，与叶公超接触较多。他的散文《年》得到叶公超的垂青，推荐到《学文》发表的。他对“难道我能够忘记吗”的恩师的评说，与学兄王辛笛的说法颇有异趣。季羡林认为，在叶公超与俞平伯这两个名士的比较中，“俞是真名士，而叶是假装的名士。前者真率天成，一任自然；后者则难免有想引起‘轰动效应’之嫌”。“我觉得，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季羡林）

再看叶公超的朋友们对他的评说：

“叶公超的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说得更好，大概是年轻时出去的缘故。”“就是在外国一班大政治家之中，也不见得说得过公超。”（胡适）

“在当时一般朋友里年纪最小，大家都叫他‘小叶’”，“闻一多先生常戏谑地呼他为‘二毛子’，意思是他精通洋文不懂国故。”（梁实秋）

而他的仍健在的学生，当今北大教授许渊冲对叶先生的英文水平则不以为然：“我和杨振宁上叶先生大一英文时，发现他的中文说得比英文多，英语并不流利，美国音比不上陈福田，英国音比不上钱锺书，中文翻译比不上潘家洵，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

这真是“远近高低各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但谁也不能否认叶公超是一个“人物”，或曰：叶公超就是叶公超。

三

学而优则仕。

“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叶公超暮年回忆时如是说。

1949年他到台湾。先后任“外交部部长”、“驻美大使”和“资政”。

“我一辈子脾气大。”叶公超自己说。

“他一辈子吃亏就吃在脾气上。”上上下下的人都这样说。

陈诚是叶公超的顶头上司，两人互有芥蒂，叶公超对他多有不屑。

国民党拟建“革命实践研究院”，陈诚任主任。饭桌上，叶公超直言：“研究院是做官的‘终南捷径’，受过训的人除了多了一件护身符外，看不出什么效果。”一句话把陈诚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只好打哈哈。

某“立委”在质询会上指责叶公超用人不当，质问：“什么样的人才能当外交官？”叶公超平时很烦这一位，知道他有羊癫疯，回答说：“只要大学毕业，五官端正，不患羊癫疯的都可以当。”说完还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

他做官不喜欢开会。平时会议都让他人去顶，回来汇报。一次蒋介石对屡不赴会的“部长”提出批评。叶公超在台下发牢骚：“两个小时可以办许多事情，却一定要让我来浪费。”又用英语说：“他可以枪毙我！”

在“部长”任上，叶公超对副手说：“我一天只看五个文件，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他最反对人事活动中不正之风，“八行书”（介绍信）飞来飞去，但他却为“使馆”内一位侍从多年的主厨认认真真写过一封推荐信。他的工作方法有时别人不理解。外交官考试，他是典试委员，复审时不复考卷。只给及格者都加一分，不及格者减一分。他的逻辑是这样干脆，拉大距离，便于取舍。

他为蒋廷黻下飞机拎包。

他为顾维钧下飞机接大衣。

一位老部下在追悼他的文章中说：“他是一个满嘴牛津口音，衔着烟斗，十足学者派头的英国绅士，在宣传上他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衡量对方的身份，扮演自己的角色。对方是绅士，他比绅士还绅士，假定对方是流氓，他也会说比他更脏的脏话。”

瓦缸不离井边破，将军难免阵上亡。

1961年联合国大会讨论蒙古入会案。时任台湾驻美“大使”的叶公超，审度情势认为“不能再坚持否决立场”，故投了弃权票（蒋介石认为应投反对票），即被召回“述职”。叶公超行色匆匆，只带一件雨衣，指望“三日即归”。孰料一去不返。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病逝于台北。

他晚年缠绵病榻，在绝笔《病中琐记》中不胜喟叹：“回想这一生，竟觉得自己是悲剧的主角。”

四

“提起李白，除了诗忘不掉他的酒；徐志摩，除了散文忘不掉他的爱情；叶公超先生，除了他的外交成就与风流丰采，我们忘不掉他的脾气。”叶公超的好友叶明勋这番话耐人寻味。

他的“恃才傲物”偶尔会卖弄词句，摆出一副傲慢“嘘人”姿态，而致非议，因而得罪了不少人。有次报业酒会上某公问叶：“在今日记者群中，你看哪一个是最出色的？”他思索一会说：“以后我若有一天不做官，我倒想做新闻记者。”鄙视在座人中以名记而自许者。叶公超早年与饶孟侃（子离）友情甚笃。一日两人论英国诗人××，叶公超取出那位诗人的集子，要饶读后再讨论。饶疲倦了掩卷入眠。他大怒，拣一本硬壳书投在对方的头上。两人红脸。

当年在暨大与校长郑洪年一言不合，他拍案而起，拂袖而去。

他喜欢骂人，但有时被骂的人并不怀恨，甚而感激。一次晚间有电话到府上，手下人说他已休息，有事明天再谈。他顿时跳脚骂开，打电话的人在那边听得清清楚楚：“×××请你注意，我们不可以如此官僚，我明明在家里品茗看闲书，为什么说假话。这样下去我的朋友都给你得罪光了。”他有时谨严，有时天真，天真得可爱。他擅字画。别人向他讨画，他常说：“我的字也不错呀。”写好字自我欣赏，还对旁边的人说：“还不错吧，至少写得很直，没有歪。”说话无遮无拦，一次公然对一位搞宣传的朋友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与宣传对有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也。”他说：“不用权术是最高的权术。”

被逐出政坛以后，他的生活趋于平淡。一度被梁实秋拖到台大讲课，不久作罢。渐次一扫他当日的风流倜傥，晚年更显老态龙钟。赋闲后自云：“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

友人向他求画，他喜画竹，在画上的题字是“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临死前指着家中挂的一幅刘延涛的画《烟波江上一蓑翁》说：“这个老头就是我。”该画上的题字颇能反映他晚年的心境：“自织自耕自在心，江干千种柳成荫。兴来一棹悠悠去，酒热深杯细细斟。”他闲时喜打猎，还讲究“猎品”：“行猎时，不可以射杀雌的、幼的。就像孟子所说的‘数罟不入洿池’。在充满杀机中，也须存一份忠厚的好生念头。”他偶尔作诗，但其意特别。1969年人类登月成功，举世欢呼，他却认为月亮给科学污染了。诗曰：“登月人归佳话多，何曾月里见嫦娥。举头望月明如旧，对月无言且放歌。”他一生既不搜集照片，也不记日记。他认为那不是有成就的人应做的事。

1955年，国民党“外长”叶公超（左一）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签署共同防御条约。

他喜欢欣赏音乐。巴黎一女音乐家到台，他出面为其组织音乐会。竟将此姝请到家中放歌，他躺在沙发上悠然若仙。

他对中国针灸兴趣浓。七十岁生日友人为其贺寿，送来贺仪，他全部捐给“中华针灸研究会”，还出版针灸杂志。

叶公超几乎是一生闹穷。他说他是个败家子，“把祖宗留下的遗产卖了许多”。尽管他晚年自己说那只毛公鼎是他捐给国家的，似有自誉之嫌。实则，他因经济拮据，曾将其鼎典给拍卖行。几个国家的外国人屡打毛公鼎主意，为防国宝外流，刘阶平规劝一汉奸商人陈咏仁以赎罪为目的将其赎出，捐给国家了（抗战胜利后，陈氏果因此免于一死）。到了台湾当“外长”，别人向他致贺，他说：“甭提了，赔钱货！”（要应酬要花钱）月不敷出。一边卖祖传，自己画画外卖，以此弥补。1978年，一个友人到他家造访，他以百般无奈的口吻说：“我这个房子明天就要拍卖了，已经拍卖过一次，无人出价。如果价钱低一点，我儿子说他可以买了送我。”一脸的惘然。当年他为那个写“八行书”的厨师，在国外开了一家餐馆，生意不错，每年都接济他一些，以应酬酢。

病重手术后，他一人住在医院。护士们很同情他。出于自尊，他说：“我的太太女儿都要回来看我了。”其实，那是自欺。

太太袁文熹，贵州人，是位荆钗布裙不饰铅华的物理学家，燕京大学高材生，“校花”。吴宓对她的评价是：“出众超俗之女子：聪慧、理智、坚定、沉静、干练、勇敢，充满自控能力及自信。”她是“诸友亦共誉为近代开明式之贤妻良母”。四十多年，他们聚少离多。只有在外交场合需要非出面不可的时候，她以夫人身份出场，应付场面。他们的家庭生活不正常，本是“有情人”的结合，结合之后却难言和谐、幸福。

叶公超死后，陈香梅不为尊者讳，在纪念文章中说：“叶公超一生中有不少红颜。”不过，她认为：“英豪有女人赏识并非不道德之事，是可以自豪的……没有女人的男人才该自愧呢。”

叶公超也许类属“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的男子。以致死后纪念他的文章中公然涉及“红粉知己”、“红袖添香”的风流韵事，说到“呼之欲出”的份上，引起叶生前的好友怒目相向，兴师问罪。早年的轶事中有这样一则：在某校教书时，“一女侨生常去请益，其人貌平但性柔。公超喜欢meek（柔顺）女子。该女生有一男友，扬言不恭。公超惧，备借手枪一支自卫。一日偕子离（孟侃）外出试枪，途中有犬狺狺，发一枪而犬毙。犬主索赔，不得不补偿”……

叶公超去世时，夫人没有赶回告别，只以未亡人身份献了一幅挽联：

烽火结鸳盟治学成家心系安危轻叙别；

丹青遗史迹幽兰秀竹泪痕深浅尽纵横。

画家的凌叔华

史海拂尘。

70年代末，春风骀荡，冰山融释，一大批被珠埋的老作家又露真容、显峥嵘。凌叔华（1904—1990）的《花之寺》、《爱山庐梦影》和《古韵》等佳构再度问世，获得赞誉。一般读者认同的是作家的凌叔华，画家的凌叔华却鲜为人知。盖一是她文名太盛，二为她的画作罕见，甭说真迹，连复制品都难觅。

凌叔华是大自然的崇拜者。她的画作题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咏的自然”，北京的胡同、伦敦郊外的风景、泰晤士河的雾岚和苏格兰的湖光，都在她的笔端熠熠生姿。更多则是春兰、秋菊、秀竹、凌波仙子之类的花卉和蜜蜂、蜻蜓之类的小生灵。画道之中，水墨为最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她的文、画同风，一如其人，“轻描淡写，着色不多，而传出来的意味很隽永”。其画作简约、淡雅，神韵欲仙。1943年武汉大学校庆，凌叔华作《水仙》长卷志贺。她的一位老学生晚年忆及此画，印象仍十分深刻，他说：“凌老师的画力求从淡雅上把捉气韵，不设色，不蓊染，满幅清丽的叶与花，脱尽尘俗，似乎是焚香清供的那一类。”再看她的这幅山水横幅：秋水、芦苇、古柳之间，一老翁抛丝，悠然独钓秋色。题语是：“闲来静坐学垂钓，秋水秋色入画图。”充满文人情趣。朱光潜先生称赞她的画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规模法度中，流露出她所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齐白石在读她《夜景》后作诗颂扬：“开图月是故园明，南舍伤离已五春。画里灯如红豆子，风吹不灭总愁人。”一种清幽、感伤、婉约与缠绵浸淫画卷。

凌叔华研读的是外文，但她一生与画有不解之缘。

她出生于丹青世家。父亲凌福彭曾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并点翰林，官至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工于词章书画。母亲亦通文墨，爱读诗书。外祖父本系粤中画坛高手，家藏书画极丰。其父与学界画坛时彦过从甚密。康有为、俞曲园、辜鸿铭、齐白石、陈寅恪等社会名流是她家的常客。她的英语启蒙先生是辜鸿铭。凌叔华耳濡目染，幼时对绘画便有天趣，常在家中粉墙上练笔。家人即延聘慈禧宫廷女画师缪素筠教习，后正式拜丹青名家王竹林、郝漱玉为师，还得齐白石的亲传。她在这种强烈的艺术氛围中熏陶、成长，俾使画艺日进。

凌叔华自言生平用功夫较多的艺术是画。

20年代，陈师曾、齐白石组织画会，十分活跃。只要有人折柬相邀，画家们便召之即来，茶余酒后，濡毫染纸，直抒胸臆后，尽兴而去。凌叔华在《回忆一个画会及几个老画家》一文中，有具体生动的描述。那个画会是由凌叔华做东主办的，陈师曾、姚茫父、王梦白、齐白石、陈半丁、金拱北等晤聚品茗、把盏后，凌叔华裁纸磨墨请众人合作《九秋图》。姚茫父题款：“九秋图，癸亥正月，半丁海棠，梦白菊，师曾秋葵，厔泉松，白石雁来红，养庵桂花，拱北牵牛红蓼，姚茫父兰草，集于香岩精舍，叔华索而得之，茫父记。”此画被凌叔华视为藏画中的精品。撰写此文时，我询及凌叔华女儿陈小滢此画今何在，她痛心地说，失于战乱。所幸的是她家留有照片。小滢女士复制一份于我。

更有趣的是凌叔华缘画结识了夫君陈西滢。

那是1924年，凌叔华在燕京大学外文系就读，行将毕业的5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凌叔华以中式茶点诚邀泰戈尔到家中做客，陪同者有二三十人之众。凌叔华晚年回忆说，那时年轻气盛，目无尊长，当众人面她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您会画吗？”有人警示她勿无礼，她也不在乎。泰戈尔真的坐下来，在她备好的檀香木片上画了一些与佛有关的佛像、莲花，还连连鸣谢。当时的名流徐志摩、丁西林、胡适、林徽因以及陈西滢都在座。也就是在这次茶话（画）会上，她结识了陈西滢。不久，凌叔华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她的成名作《酒后》，遂相恋并结秦晋，谱就了中国现代文坛“以画为媒”的佳话。

1928年陈西滢到武大当教授，后接任闻一多的文学院院长之职，凌叔华作为眷属同往寓“双佳楼”。此时，凌叔华与苏雪林、袁昌英结为好友，三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盛极一时，有“珞珈三杰”之誉。苏雪林本在法国学画，与潘玉良同窗，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又拜凌叔华为干妈，因此三人友谊非同一般，一直延续至后人。凌叔华才貌双全，气质高雅，令世人歆羡，她的学生、作家吴鲁芹说：“和她同辈的女作家中，我见到过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人，我敢毫不客气地说，陈师母凌叔华在她们之中是惟一的美人。”苏雪林也说：“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儿‘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凌叔华与陈西滢。

抗战岁月，武大内迁，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精神上也很苦闷，凌叔华便寄情丹青，以此“忘掉操作的疲劳及物价高涨不已的恐惧”。苏雪林在暮年回忆中说：“叔华趁此大作其画，在成都，在乐山，连开几个画展。”

凌叔华为人的亲和力极强，她与胡适、徐志摩等一批名士情谊颇厚，他们互送字画，或诗文唱和。某年，凌叔华为徐志摩设计一叶贺年卡，构思独特。大海边的沙滩上，一稚态可掬的孩子，一手捏着花插往沙地，一手持壶浇水，题为《海滩上种花》。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后来，徐志摩在北师大附中讲演，便以此名为讲题。

凌叔华把绘画当做事业来追求。她一生举办过许多次画展。大学刚毕业，她的画作便送往日本参加东京的东洋名画展。50年代后，她在巴黎、伦敦、波士顿、新加坡等地举办过多次画展。她在巴黎的画展，礼遇极高，被安排在规格最高的塞禄斯基博物馆。她将自己三十多件绘画精品和珍藏的元明清文人画一并展出，引起轰动，让洋人一睹“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藓卷着的卵石露出一丝深绿的芭蕉，或是一湾谧静清莹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的中国文人画的风采。巴黎《世界报》、《先锋论坛报》撰文称颂，电视台也采访。令凌叔华兴奋不已“很过瘾的”是：与她画展同日开幕的日本文人画在小罗浮宫展出，报纸评论仅说日本的插花很美，对画却不置一辞。最令她难忘的要数50年代在波士顿办的画展，凌叔华晚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津津乐道当年的辉煌。那是著名法国传记作家、法国艺术学院院长莫洛亚为她的画展写了锦上添花的序言。莫洛亚称她是一位“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在这种富于诗意的绘画中，山、川、花、竹等，既是固有物体，又表现思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她画的那些雾气溟朦的山峦，两岸线条模糊得几乎与光相混的一抹淡淡的河流，用淡灰色轻轻衬托的白云，构成她独特的、像从朦胧的梦境里涌现了来的世界……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为了答谢莫洛亚，凌叔华送他一幅西湖水墨画以资纪念。画展开幕那天，她的画一下卖了十七幅。

凌叔华虽长居国外，但她钟情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望九之年还想办画展。她很想把自己收藏的东、西汉石拓画，在美国展出，“让洋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不要叫人老把小瘪三的旧式形象与中国人结合在一起”。

“瘦马恋秋草，征人思故乡。”70年代，她回大陆旅游，还背着画夹到北京小胡同写生，她舍不下手中的笔。1989年凌叔华终于回到她热恋的故土，她是让人抬着下飞机的。1990年，她在病榻上度过了九十华诞。临终时，她已不能言语，想在纸上留点什么，结果是一堆横横竖竖的线条。这是她的“最后一片叶子”。有人说是字，也有人说是画。

施蛰存恩怨录

斗转星移。千禧之际，世纪老人像出土的文物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日前，衔《人物》之命，请沈建中先生引荐，拜访了施蛰存（1905—2003）先生。我们一行是整点赴约，孰料施先生故土松江来的熟客捷足先登了。在外屋小坐时，我留意施老的门上没有“异常”，未见“主人年迈，身体欠安”之类婉谢来客的告示，顿悟这个老人有点“酷”。

前客匆匆而去，我们急急而入。

这是一间“多功能厅”，客厅、饭厅兼书房。先生的书桌蛰于墙隅靠南的一扇窗下。椅子后的书架上和桌前的地下，堆的都是书，多为泛黄发脆之族。案头的稿笺、文具和什物略嫌杂乱，显然，那是他刚刚笔耕过留下的痕迹。近年来他的《北山谈艺录》、《唐碑百选》和《云间录小语》等新著迭出。老树新枝，格外令人注目。施老午睡刚起，脸色红润，精神蛮爽，满头翘立的白发，抖擞出老而弥坚的神采。他身着一袭蓝色睡袍，袍带潇洒地系在腰间，自然、随意。寒暄后，我们坐下，不敢贸然敬烟。他老倒忍不住摸出一支又黑又粗的雪茄来，先向我们示意，后自个儿有滋有味地抽起来。他左耳失聪，塞上助听器与我们交谈。尽管如此，双方说话声仍较高，他的方言又重，有时不得不借助于笔谈。而他的手写字已抖，只能将关键的意思写上一两句。一张小纸片在几人间翩来舞去颇有趣味。

施氏，松江人。学者型的作家。时年九十有六。他说他一生“开了四扇窗户：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则是碑版整理”。东南西北，他全方位出击，成就斐然。我说他是“学融中西，道贯古今”，他听了谦然地摇了摇头，淡淡一笑。

1940年与吕叔湘（左）合影于昆明云南大学。

我们想要问的东西很多，诸如《现代》杂志，新感觉派和他与同辈前贤的交往等。施老说这些他都写过，并取出一叠有关他的资料剪报给我，又指指沈建中说，“有些事情可以问他”。他们是忘年交。沈先生是他晚年的助手，施先生的近作都是由他整理编辑的。沈建中说：“老人非常天真、幽默。十年前，上海文艺出版社要给他出《七十年文选》时，他就直言：现在散文热不正常，连长眠地下的古尸也活转过来，不如出新书。他说他的散文已出过多种版本，雷同。现在还要选一本，岂不成了‘一鸡三吃’？”“后来出版社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有给八十岁以上文化老人祝寿之意，他才同意的。”老人的率真、可爱，笔者也早有耳闻：有位青年作家给他写信，说准备评论他的作品，为他“捧场”。他听了很高兴，说梅兰芳也非要有人“捧场”不可。他最怕文章发表后没有任何反映，太寂寞了，可是不久，他又给那位作家写信叮嘱：“千万不要‘抬捧’我。”因为他感到“现在的‘文风’有点反常，是非、美丑都在做翻案文章，连我这个老人，也觉得四十年来无是非了”。希望那位年轻朋友“不要推波助澜”……联想到这些，我油然对眼前这位百岁长者肃然起敬。归来后，我便根据与施老谈话的零珠散玉和相关的资料，仅就他与中国现代文坛上的风云人物的恩怨沧桑为切口，择其重要的五位，以年齿为序，谨整理于兹。

与鲁迅：十年一觉文坛梦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施蛰存与鲁迅（1881—1936）有过愉快交往的回忆，也有过瞠目怒对交锋的历史。

1929年年底，施蛰存和戴望舒等经营一爿水沫书店，为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想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理论，将书从英、法、日不同版本翻译过来，丛书名为《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后易名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丛》）。大家商请鲁迅来领导，由冯雪峰出面与鲁迅联系。鲁迅欣然应诺，并拟定十二种选目。鲁迅亲自承担其中四本书的译事。后因时局形势恶化，《论丛》遭禁，没有出齐，但同人们合作还算愉快。

三年后，左联以柔石为代表的五位革命作家遭国民党杀害，鲁迅拍案而起，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此文即发表在施蛰存主编的《现代》第二卷第六期上。以往鲁迅给《现代》的稿子，都由冯雪峰径交或由内山书店转送，这次来得蹊跷。一日，施蛰存上班时发现桌上鲁迅的稿子，不知何人送来。从文末写作日期看，已有十多天了。原来此文已经两家杂志编辑部之手，大家都怕惹祸，辗转到《现代》杂志社。施蛰存看了，也犹豫不决，奉书局老板张静庐定夺，张老板也沉吟难断。斟酌了三天后，施蛰存“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同时觉得“这篇文章没有直接犯禁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毅然拍板刊用了。为增强宣传效果，施蛰存还向鲁迅索来柔石的照片、手迹，另配上一幅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同时加上鲁迅的近照，精心编成一页《文艺画报》，与文章一并隆重刊出，社会反响强烈。大家都很高兴。

令施蛰存毕生难以忘却的是：鲁迅与他打笔墨官司时，斥他为“洋场恶少”。盖当时《大晚报》辟一栏目“介绍给青年的书”，请一些社会名流推荐书目。施蛰存在推荐表格上填了《庄子》和《文选》，并附加一句“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鲁迅读后，不以为然，在《重三感旧》一文中，将之和“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等现象相提并论，批评为“光绪初年的雅人”。施蛰存年少气盛，觉得有点委屈，他此举只不过提倡“古为今用”而已，何必大惊小怪，遂撰《〈庄子〉与〈文选〉》一文，“替自己作一个解释”，并说“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这样好”。铆上劲后，鲁迅又写《〈感旧〉以后》等系列文章批驳；施蛰存不服气，据理力争，以《推荐者的立场》、《突围》等辩白应战。双方寸土不让，金戈铁马，使论战升级，“君子交绝，不出恶声”那是神话。以善战著称的鲁迅，在《扑空》的结尾犀利地写道：“……他只有无端的诬赖，自己的猜测、撒娇、装傻。几部古书的名目一撕下，‘遗少’的肢节也跟着渺渺茫茫，到底现出本相：明明白白的变成‘洋场恶少’了。”施蛰存此前对鲁迅是尊敬的，尽管在文字上闹过点小意气，仍执礼甚恭，但现在对方骂自己是“洋场恶少”，他只能赤膊上阵以恶相恶了。拳击场上，两个不同量级的运动员对垒的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洋场恶少”的阴影，笼罩了施蛰存大半生。他本名施德普，一气之下易名为施蛰存——“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势，以存身也。”

衰年的施蛰存回眸一生的沧桑，作《浮生百咏》记之。其第六十八首，记录了这次感伤。诗云：

粉腻脂残饱世情，况兼疲病损心兵。

十年一觉文坛梦，赢得洋场恶少名。

他在诗的附注中云：“自1928年至1937年，混迹文场，无所得益，所得者惟鲁迅所赐‘洋场恶少’一名，足以遗臭万年。第三四句乃当年与鲁迅交谇时改杜牧诗感赋，未有上句，今补足之。”

与郭沫若：相逢一笑泯恩仇

编书难，编杂志更难。

施蛰存主操《现代》杂志时，渴求前辈作家的鼎力支持，曾得到鲁迅、茅盾、老舍等襄助。时郭沫若（1892—1978）远在日本，鞭长莫及，无缘登门求助，遂请叶灵凤代为相约，未果。施蛰存只得冒昧写信，盛情相邀郭沫若为《现代》写创造社的史料，仍没得到郭沫若的回复。他又与《现代》另一主编杜衡联名写信，始求得郭的散文《离沪之前》，适巧，同期发表周作人一篇散文，施蛰存在编排目录时，将郭排在周之后，许是叶灵凤见了，将此无意或有意之中函告郭沫若。旋即，郭沫若来函，以《离沪之前》将印单行本之由，拒在《现代》上发表。信来得很突然，文章已发排，迫于无奈，施蛰存在文末缀一行小字，申明本文将印单行本，下期不再连载。施蛰存又恳请叶灵凤斡旋，言明郭著的正文中排在周文之前。疏通之后始得郭的谅解，并允《现代》可继续连载。本说不再连载，现在又出尔反尔，不能自圆其说，施蛰存不得不在“编后记”中说明“现承好多读者纷纷来函要求继续刊登”而续载第二部分，欺骗读者之违心之举，实属不得已而为之。施蛰存又担心该文最后一部分连载再出问题，那真不好办了。礼多人不怪。他和杜衡又联名致郭沫若信，措词“非常宛转、非常恭敬，使郭先生的不愉快涣然冰释”。算是相逢一笑泯恩仇了。

1935年孔另境编《现代中国作家书信》时，孔另境顾及多方影响，没有将郭沫若这封复信编入。将近半个世纪后，施蛰存获得此信，戏冠以《郭沫若的争座位帖》为名，辑录在他的《〈现代〉杂记》一文内。

这封信的全文是：

大札奉悉，前致灵凤函，所争非纸面上之地位，仆虽庸鲁，尚不致陋劣至此。我志在破坏偶像，无端得与偶像并列，亦所非安耳。大致如此，请笑笑可也。专复，即颂撰安

杜衡

施蛰存　二先生

郭沫若一月十日

与沈从文：平生交谊仰文华

施蛰存与沈从文（1902—1988）有两段文字缘很有趣。

1928年沈从文到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在一起办文艺刊物《红与黑》。丁玲夫妇常往施蛰存的水沫书店去玩，沈从文不去，在家写文章、编刊物，掌管内务，三年中施只见过沈十次面。施蛰存对他的印象是一介书生，“是温文尔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常对人微笑，甚平和冲淡。

1929年秋，施蛰存在老家松江结婚。上海一拨文艺界的朋友冯雪峰、戴望舒、刘呐鸥等前往贺喜。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结伴同往。沈从文带去一幅裱好的贺词，字写得很有功力，施蛰存印象很深，写在鹅黄色的洒金横幅上，是沈的手书，“多福多寿多男女”，分行书写的，每行两个大字，署的是丁玲、胡也频、沈从文同贺。施蛰存晚年回忆时很风趣地说，他有负沈从文的厚望。贺词本是一句成语“华封三祝”，原句末三字为“多男子”，沈从文大概是为反封建陋习易为“多男女”。而施蛰存婚后生一女，二周殇，后面连着四条汉子！

一个甲子以后，沈从文遽归道山。施蛰存闻讯连夜拟了一副挽联，托老友包谦六先生书好，寄给沈夫人张兆和女士，以示哀情。挽联为：

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

滇雨浦云，平生交谊仰文华。

上联誉沈从文的作品是现代的楚风、楚辞，其表现形式是小说；下联溯友谊虽五六十年，但相处只不过在沪、滇几年间，然情谊甚浓。

沈从文在上海的三年，施蛰存常向其约稿在《现代》上发表。时沈从文身兼数职，在胡适办的中国公学执教，还与人合办《红与黑》杂志和审订学校教材，写作是业余挤出来的时间，故他在致施蛰存的信中说：“稿子是流着鼻血写的。”

1937年他们在昆明相聚。施蛰存在云南大学执教，沈从文随中央研究院迁到昆明，未带家眷，施蛰存常在课余去他的住处说天道地，谈文论艺，晚上常到夜市地摊上闲逛。沈从文喜欢集青花瓷，搜罗盆碟等文物，连施蛰存也受到影响。施蛰存省亲回滇，途经香港，沈从文又将妻小托付照顾，由港乘船平安抵达昆明……

1963年，施蛰存由“右派”改为“摘帽右派”，沈从文因公到上海，还特地看望施蛰存。因大家都是惊弓之鸟，只是王顾左右不敢深谈。80年代，施蛰存出差到北京，也去拜访沈从文……

世人对沈从文不实的呵斥批评，施蛰存是不屑的，认为有失公允。但施蛰存是个率真的人，对沈从文后来的言行变成了谨小慎微的“京派”文人颇有微辞。即使在怀念他的专文《滇云浦雨话从文》中，也毫不客气、实事求是地批评了40年代初沈与林同济办《战国策》所犯的错误，有失检点。施蛰存认为，建国以来，文学史家绝口不提沈从文与国外学者抬捧沈从文，都是一种政治偏见。他们之间这种“谏友”友情，真正体现了“君子之交”。

晚年的施蛰存。

与冯雪峰：最后一个老朋友

“以文常会友，唯德自成邻。”

冯雪峰（1903—1976）被施蛰存称为“最后一个老朋友”，实际上也是他的人生之旅中一个最亲密的老朋友。

冯雪峰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就是发在施蛰存主编的《无轨列车》创刊号上。刊物出了六期，即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罪名封杀。后来策划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出版，也是通过冯雪峰与鲁迅联系取得支持的。

施蛰存、戴望舒和杜衡三人，1925年在震旦大学读书时便加入共青团。1927年“四·一二”后组织关系中断，冯雪峰曾希望他们能恢复。左联成立大会，冯雪峰曾邀请他们三人参加。戴、杜出席，施蛰存因回老家未去。残酷的斗争使施蛰存他们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行动，三个人都是独子，尚有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同时，在文艺活动方面，他们也希望有自己的自由空间，不想受过多的政治束约。冯雪峰理解他们，并以进步的思想不断地影响他们。冯雪峰一直把他们当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人朋友。自关于“第三种人”（施蛰存认为是：不受理论家瞎指挥的创作家）论辩开始后，冯雪峰的处境比较尴尬，宁肯自己多受些委屈，也尽可能给他们以呵护。尽管杜衡最后投奔国民党，令冯雪峰很失望，但友谊还维系着。因此党内批评家认为冯雪峰是“认敌为友”，不断遭到批评。

“知我者，鲍子也。”

已期颐之年的施蛰存在回忆老友冯雪峰时仍很动容。“雪峰是一个笃于友谊的人，一个明辨是非的人，也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是“热情团结党外人士的好党员”。

施蛰存还记得他们三人合伙搭救冯雪峰和窑姐儿的故事。

1928年年初，冯雪峰在北京发给松江施蛰存一封信。信中说，他已决定南归，不过有个窑姐儿与他要好，要同时回浙，他急需一笔钱帮她赎身，请求帮助四百元，望立即汇去，并暗示他在北京呆不住。接到信后，戴望舒大为惊讶。因为他刚去北京找过冯雪峰，不见他和什么窑姐儿有往来。施蛰存想大家都是浪漫青年，看上一个茶花女什么的也不足怪。他们三人立即汇了四百元，并写了一封快信。可是，许久收不到冯雪峰的回信，大家怀疑准是那个窑姐儿把钱骗到手跑了，冯雪峰不好意思回来了。

过些时日，冯雪峰从上海来信，说他到上海四五天了，要到松江来，让望舒去接。施蛰存急了，他生在一个封建家庭，朋友带个窑姐儿来住，是进不了门的，忙着张罗找住处。当天下午戴望舒接回冯雪峰，带回的根本不是窑姐儿，而是一个陌生男人。大家相顾一笑。后来冯雪峰才说明，他为了筹款帮助几个革命朋友离京，才编撰了一个携窑姐儿私奔的浪漫故事。

1995年5月12日摄于上海愚园路寓所。（侯艺兵　摄）

当年他们一伙年轻人编的《现代》，虽然成为“过去”，但仍被图书馆收藏着，并且永远会有人去研究它；而那些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朋友们呢？连“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也于1976年撒手人寰，惟他孑然一人存世，“真感到非常寂寞”。

施蛰存慨叹：书比人寿长。

与丁玲：巾帼不屑顾须眉

1924年，施蛰存在上海大学中文系读书，与丁玲（1904—1986）、戴望舒、孔另境（茅盾内弟）等同学。当时女子上大学在上海还是新生事物，班上只有三五个女生。每堂课上课时，女士优先。总是男生先进教室，从第三排坐起，将前两排留给女生。待男生坐定了，女生们才鱼贯而入，那时还比较封建，女生见到男生头一低，眼皮一垂，算是打招呼，相互不搭腔。施蛰存与戴望舒座位正好在丁玲的后面，同班许久，施蛰存见到的只是丁玲的背影。只有在老师发讲义，让第一排的女生往后传时，才有机会打个照面，点个头作罢。

“傲气”是丁玲在回忆录中自己说的。施蛰存回想起来，丁玲倒也真有点“巾帼不屑顾须眉”的味道。他记得有一次，戴望舒有件急事要通知女生，冒冒失失闯进女生宿舍，讲话时，在丁玲的床上坐了一下。丁玲把脸拉得很长，戴望舒前脚刚出门，丁玲后脚就把被褥全部换掉了。在意识形态上，丁玲有点“傲气”，自负自己有反叛精神，是个解放了的新女性。当时上海大学有个教授叫施存统，他以一篇《非孝》赢得暴名，一时名驾瞿秋白之上。丁玲将此人奉为反封建的偶像，她常往施教授那儿去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眼中只是一个“觉得还可以与之聊天的”而已。后来，瞿秋白上社会学课异常出色，声名大振，远在施存统之上；加之丁玲的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结婚了，这才改变丁玲对瞿秋白的态度。

1928年后的三年间，丁玲、胡也频同住上海淡水路，与沈从文合办《红与黑》月刊，施蛰存住北四川路办水沫书店，夫妇常去聊天、喝茶，过从较多。施蛰存的书店还为胡也频出过集子。次年，施蛰存回松江老家结婚，丁玲、胡也频伙同文艺界的朋友专程到松江参加他们的婚礼。施蛰存还特地嘱承办宴席的菜馆，为上海客人加一样时鲜：四腮鲈鱼……

施蛰存对丁玲还是怀有好感的。“文革”中，上海谣传丁玲已逝世，施信以为真。后知其仍健在，并获知她有续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壮志，欣喜之余，感旧作《怀丁玲诗四首》，其一曰：

丁玲不死真奇迹，弱骨珊珊大耐寒。

幽谷春回恩怨泯，好扶健笔写桑干。

邵洵美是只“壶”

一把壶可配若干只杯子，就像戏剧舞台上披挂上阵的将军，总少不了前呼后拥的兵卒陪衬或辉映。

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座大茶馆的话，众多的文豪名士各是一把“壶”的话；那么，在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包厢间里的鲁迅、徐志摩、林语堂等“壶”们，身边时有邵洵美这只“杯”在出没。其实邵洵美也是一把“壶”，且是一把拥有诗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数项顶戴的多功能壶！

“唯美”诗人邵洵美，被我们冷落得太久，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雪藏得太深，很少有人知道。他只偶尔被人当作道具什么的提及，只活在他人回忆的夹缝间罢了，有时还免不了因误解而充当尴尬的角色。

邵洵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风流倜傥的洋场阔少

邵洵美（1906—1968），祖籍浙江余姚，生于上海。祖父邵友濂，同治年间举人，官至一品。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陆续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外祖父盛宣怀（亦即邵妻盛佩玉的祖父）是著名的洋务中坚人物，中国近代的第一代大实业家，富甲一方。又因邵洵美过继给伯父邵颐的关系，按谱系，李鸿章当也是他的叔外祖父。

邵、盛两家联姻，以其地位的显赫和富贵荣华，似不逊于《红楼梦》中的荣、宁两府。

邵洵美的生父邵恒，受岳父盛宣怀的赏拔，任轮船招商局督办；但他是个地道的纨绔子弟，终日沉溺于麻将桌、大烟铺，还喜金屋藏娇，能三个月不上班，开着自家的福特车招摇过市，出尽风头，时为上海滩有名的阔少，气得盛宣怀不得不将其黜免。

邵洵美，原名邵云龙，是“含着金调羹出世的”。五六岁时上家塾，聪颖过人，记性好，悟性高，是读《诗经》、背唐诗的好手。读完家塾便进圣约翰中学。这所教会学校所授课程除国文课外，都用英文教材，教师不少为洋人。良好的教育环境，日渐把邵云龙熏陶成为一个颇具才情、温文尔雅的青年。邵云龙自身长相英俊，再加上西装革履，便是一个活脱脱的洋场阔少。

邵云龙十六岁时恋上了他的表姐盛佩玉。邵云龙喜欢古诗，当他读到《诗经》中《郑风·有女同车》一节时，一眼瞥见“佩玉锵锵”四个字，十分兴奋。又见另外一句里有“洵美且都”四个字，不禁拍案叫绝。“洵美”两个字意为“实在美”，“且都”意为“而且漂亮”。以“洵美”对“佩玉”贴切极了。他认为这是天作之合，于是决定正式改名为“洵美”，以诗寄情。

十七岁时邵洵美便学会了开汽车。暑假中，他开着福特车到处兜风，书店、咖啡馆、大世界、城隍庙，乃至带着家仆到戏院里邵家的长期包厢里看戏。一次，经表兄弟介绍，在包厢里认识了一位交际花。邵洵美与这位交际花及她的朋友们吃饭聊天时，那伙人中也有个自称姓邵的家伙，他滋事寻衅，枪伤了另一个同类。警察听说凶手姓邵，不分皂白把邵洵美关进大牢。水落石出后，警察局将邵洵美放了出来。但此事风传上海滩，败坏了邵家的名声，老太太气得罚邵洵美在祖宗牌位前长跪悔过；而那交际花居然又厚颜找上邵府，声言影响了她的声誉，狠敲了邵家一笔竹杠方才罢休。事后方知，是交际花与那帮人合伙做的圈套，套住了这个不谙世事的阔少爷，猛捞一票。邵洵美深悔自己的无知和失检，再也不涉足娱乐场所寻乐了。这种玩世游戏，怎么说都是一件风流韵事。为了洗掩这桩不体面的事，邵洵美转至南洋路矿学校就读。

1925年年初，邵洵美与盛佩玉订婚后，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他在剑桥经济系就读，但课外自学英国文学，醉心于英诗。留学期间，他结识了徐志摩、徐悲鸿、张道藩等朋友。

不到两年，因家里遭火灾，经济上吃紧，加之老太太抱曾孙子心切，邵洵美中止学业返国。

1927年，邵洵美与表姐盛佩玉结婚。婚礼在卡尔登饭店举行，盛况空前，证婚人是震旦大学创始人、百岁老人马相伯。贺者冠盖如云，至亲外多为文艺界名流，婚后三朝友人来贺，有江小鹣、郁达夫、徐志摩、陆小曼、丁悚、刘海粟、钱瘦铁等。他们的结婚照登在《上海画报》（1927年1月21日）的封面上，冠以“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还配发《美玉婚渊记》一文，一时成为上海滩上时髦的话题。

因祸得福。家中意外的天灾，迫使邵洵美中止了学业，但促使邵洵美警醒了：“我不能像其他富家子弟，只知将莫名其妙由祖宗传下来的钱一个个用光，而不想去运用天赐给自己因以求生的手和脚。”他立志日后要创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来，决不靠祖上余荫度日。回国后，他沉浸在读书、写诗、做文章、编杂志办书店的忙碌中。

邵洵美交友的圈子也越来越广，与《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结上忘年交。他们常常晤聚谈文论艺，研究办书店，搞出版。

时曾孟朴和其子曾虚白，在上海开了家真美善书店，还出版《真美善》月刊，邀邵洵美写稿。那时，曾氏父子合译了一本法国印象派作家的小说《阿佛洛地德》，译本名为《肉与死》，描写女性的解放与幻灭。此书写得有声有“色”，有人斥之为“淫书”。邵洵美倒认为曾老夫子虽垂垂老矣，但译文充满青春气息，很精彩。邵洵美突发奇想，设计了个恶作剧。他冒充一名为刘舞心的青年女读者，模仿豆蔻少女的字体和口吻，含情脉脉地给曾孟朴写信，表示仰慕。曾孟朴竟将“她”的来信与自己的回信刊于《真美善》杂志中。邵洵美窃喜，以为曾老先生真的上钩，想把玩笑开大一点。他说服自己的表妹与他合作，探知曾氏不在书店时，让表妹假意去拜访，还留下一信说她去苏州了，接着邵洵美又托人把“刘舞心”的信带到苏州发给曾孟朴，让曾孟朴相信果有“刘舞心”其人……邵洵美一而再地作弄，倒被曾孟朴再而三地利用，他把一个老者与少女情意缠绵的信一再公之于众。有这浪漫的故事推波助澜，倒真使《真美善》热销一时。倜傥风流的邵洵美，颇得意自己的顽皮杰作。

墨西哥漫画家珂佛罗皮斯所作邵洵美漫画像，邵洵美非常喜欢，一直把它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邵洵美不乏才子风情，他崇敬徐志摩，两人虽相差十一岁，但友情甚笃。他为徐志摩、陆小曼作了一幅一只壶一只杯的画，题字为“一个茶壶，一个茶杯，一个志摩，一个小曼”，意为他俩像壶与杯一样亲密，壶不离杯，杯不离壶。不失幽默。一次文艺界朋友们在志摩家聚会，当场合作作画。邵洵美作完画，在另外半张纸上写了两句：“长鼻子长脸，没有眼镜亦没有胡须。小曼你看，是我，还是你的丈夫　洵美。”他让小曼和大家看，逗得众人捧腹。

邵洵美，就是这样率真、坦诚，顽皮、风流。

1927年4月，老朋友刘纪文出任南京市特别市市长，邀请邵洵美去当秘书。他只干了三个月，弃官而回，觉得自己不是块当官的料，发誓一辈子再也不当官。

1935年，邵洵美与美国女作家艾米丽·哈恩（Emily Hahn）第一次见面时，就请她与朋友们到他家去，他自己在过完鸦片瘾后，还教艾米丽不妨试试，害得艾米丽一试而不可收。邵洵美又为艾米丽取了个十分动听的中文名字项美丽。两人在上海滩携手干了一番事业，也演绎了一曲跨国的“惊世恋情”故事。

鲁迅先生大概耳闻过邵洵美的家世背景及情况（不甚清楚，误把邵洵美当作盛宫保的女婿，实为孙女婿）曾数度讥讽：“邵公子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做文学资本。”此评影响颇大，一般人都会认为邵是一个靠老婆有钱而舞文弄墨的纨绔子弟。今日看来，是一场误会。

踌躇满志的诗人、出版家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邵洵美如是说。

说是天生的诗人，倒真有点来头。邵洵美周岁那天，家人端来一只盛满各种东西的盘子，有红帽子（官）、金镯子（财）、小喇叭（艺）等，面对这花花绿绿的一切，他都没兴趣，伸手抓了枝狼毫笔。老太太说：“唉，小黑是个拿笔杆子的命！”

邵洵美果真玩了一辈子笔杆子，写诗、作文、搞翻译、办出版。他青少年时代喜欢写诗，与表姐盛佩玉初识时便写了首诗《Z的笑》，以诗定情。赴欧留学前夕，未婚妻为他织了件白色毛背心，他写了首《白绒线马甲》，作为处女作发在《申报》上。在诗集《诗二十五首》序中他说：“最初的时期尚以为是自己的发现。我写新诗从没有受谁的启示，即连胡适之的《尝试集》也还是过后才见到的。”对他的诗，朋友们众说纷纭：“邵洵美是个很好的诗人。”（郁达夫）“有声，有色，有情，有力。”（柴树铎）“洵美的诗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陈梦家）“以官能的颂歌那样感情写成他的诗集。赞美生，赞美爱，然而显出唯美派人生的享乐，对于现世的夸张的贪恋，对于现世又仍然看到空虚。”（沈从文），因此，邵洵美获了一个“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

除去朋友们捧场的色彩，实事求是而言，邵洵美的成就与他圈子里的朋友们相较，论诗，他与徐志摩不能同日；论文，他与沈从文不在一个量级；论翻译，也不在施蛰存之上。若论出版，邵洵美倒真是一位名垂久远的大出版家！他对出版情有独钟，大概也是“天生”。1918年，十二岁的邵洵美放学归来，便喜欢和弟妹们模仿日报的样式，用一张三十二开纸写《家报》，把当日新闻、好玩的事写在纸上，一式誊写四份，送给祖母、母亲和两个姑姑。在英国留学时，他便萌生一个抱负：效仿英国的北岩爵士办出版事业，出自己的书，为朋友出书。

自1928年到1950年，二十二年岁月，邵洵美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出版事业上。先成立“金屋书店”，后是“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再是“第一出版社”。先后拥有《狮吼》、《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人言》周刊、《声色画报》等达十一种之多，好多杂志今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过，还和友人合作出版过《新月》月刊、《诗刊》。1934年至1935年鼎盛期间，他同时出版的刊物有七种，每隔五天至少有两种期刊面世。

邵洵美把开书店、出刊物作为终生事业去追求，娱人悦己不以谋利为旨，常常在亏损累赔的恶劣环境下倾注全部心血和财力去经营。妻子盛佩玉晚年回忆说：“洵美办出版无资本，要在银行透支，透支要付息的。我的一些钱也支了出去。抗战八年，洵美毫无收入，我的首饰陆续出笼，投入当店，总希望有朝一日赎回原物。”可是往往总一去不返。有人笑话他，说他做生意像作诗，目的在抒情，不在乎家产的流失。卞之琳说邵洵美办出版“赔完巨万家产”“衣带渐宽终不悔”当算是精当。邵洵美的出版思路也随时代的脚步在前进。从“唯美”到“现代”，再到“紧跟时代”，越来越贴近民众，贴近生活。伴随着“一·二八”事件，邵洵美及时创办《时事日报》，反映民众的抗战呼声，唤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

邵洵美办出版的辉煌，是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他与项美丽合作，默契、愉快、紧张、玩命。创办了《自由谭》月刊（1938年9月1日创刊）即Candid Comment Chinese Edition（《直言评论》），旗帜鲜明地提出“追求自由”。为了安全，编辑人、发行人署的都是项美丽的名字，而具体工作全由邵洵美做。封面上“自由谭”三个大字，是邵洵美模仿颜体的手迹。画面是一幅木刻，背景是日本的飞机在轰炸，大地在燃烧，一头牛被炸死在原野上，一个孩子手捂着脸在流泪，一位中国农民双臂上托着自己被日寇炸死的孩子，孩子伤口还在滴血……这是血泪的控诉，震撼人心灵，具有强烈的宣传效果，也是历史的真实记录。邵洵美以各种化名为《自由谭》写了许多富于战斗气息的短论，揭批日寇的暴行和汉奸的无耻。他在一篇文章中呐喊：“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和平是出卖国家与民族……凭了汪精卫在艳电前后的种种言论与举动，可以相信他也一定做得出卖国卖民的勾当。”他还借《几个卖掉灵魂的律师》揭出自己弟弟“邵式军已就任伪苏淞皖统税局局长”这件事，给世人以警示。同时，他又借《自由谭》向读者推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称它是一部“人人能了解，人人能欣赏，万人传颂，中外称赞”的作品。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延安发表，中共地下党员、香港《大公报》记者杨刚当时就隐蔽在上海霞飞路项美丽家中，她将该文译成英文，邵洵美立即在《直言评论》（英文版）上连载，并加按语：“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在连载的同时，出单行本。毛泽东在1939年1月20日，专事为英文版《论持久战》写了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起笔写道：“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邵洵美亲自将这篇序文译成英文（以前误为是杨刚译）列在单行本前面。共印了五百本，一部分由杨刚通过中共地下渠道发行；另一部分由邵洵美在夜间开着汽车，与王永禄一道，将书塞到霞飞路、虹桥路一带洋人寓所的信箱里。项美丽的德国朋友、时为德国驻沪的实习领事Peter Wolf也投送过。邵洵美不知哪来的激情，干起这种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壮举。为了安全，他特地买了一支手枪防身，一度避居项美丽寓所时，还请了一位法国保镖。

《自由谭》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自然也受到日本人的“关注”。一个自称是日本某通讯社的记者约见项美丽，询问《自由谭》的编辑、出版情况，并警告她要改变办刊方针，对日本要“友善”……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自由谭》被迫停刊。

抗战胜利后，邵洵美仍致力于出版业，曾出任《见闻》时事周报总编；复办《论语》半月刊，尽管经济拮据，他仍咬牙负债经营，直至1949年5月终刊。

全国解放后，他热衷出版、创办书店的热情不减。终因资金不足及其他因素，没撑多久即关门大吉。

邵洵美曾拥有自己的印刷厂，他有台从德国进口的、当时最先进的影写版印刷机，全国仅一台。刚解放，北京要成立新华印刷厂，出版《人民画报》缺少设备。夏衍亲自登门拜访，希望邵洵美“割爱”。尽管邵洵美很舍不得，最后还是同意了，说算是对国家出版事业的支持。

邵洵美当年办出版的初衷是为自己出书，为朋友出书。他没有食言，他的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及第一出版社，为徐志摩、郁达夫、胡适、沈从文、巴金、老舍、潘光旦、施蛰存、陶亢德、章克标、张若谷、滕固、朱维基以及夏衍等一大批朋友出了书。当然也有遗憾，他的《自传丛书》和《新诗库》计划没有全部实现。邵洵美以个人的财力，散尽万金，出版了诸多的报刊杂志和书籍，这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是无人可与匹敌的。

仗义潇洒的“孟尝君”

“钞票用得光，交情用不光”，这是邵洵美的一句名言。

邵洵美为人热情、坦诚，善解人意、乐于助人，一句话“仗义”。在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文艺界多元格局并存的情况下，邵洵美拥有一大批左、中、右的朋友：胡适、叶公超，潘光旦、罗隆基、曹聚仁、林语堂、沈从文、方令孺，闻一多、夏衍、邹韬奋、徐悲鸿、刘海粟、张光宇、丁悚、鲁少飞以及张道藩、谢寿康、刘纪文，等等。真是高朋满座、好友如云。郁达夫说得有趣，说邵洵美家里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画家鲁少飞曾戏谑地画了幅《文坛茶话图》（载《六艺》月刊），称邵洵美是“孟尝君”。

邵洵美扮演孟尝君一角由来已久。他刚到剑桥读书时，老祖母令账房按月汇款，那时邵洵美不吸烟（许诺未婚妻），不跳舞，不玩女人，充其量偶尔小酌一下，手头宽裕。友人手头拮据时只要张口，他马上慷慨解囊，而且散金不骄人，从不要人还。那时徐悲鸿、蒋碧微夫妇两人留学，合用一份留学经费，常闹经济危机，邵洵美总是适时援手。某天他生病发烧，想家，想吃中国的水蜜桃、西瓜。邵洵美给谢寿康五百法郎到水果店搬了一箱生梨、荔枝。一下子买那么多，加之谢寿康衣着不周，水果店老板误以为他是中国公使馆的厨子。

有趣的是一天大清早，有一青年敲邵洵美的门，先说一番恭维话，然后表明想借钱。邵洵美问他怎么找到这儿，那人说是大使馆介绍的。邵洵美也没多想，顺手送他二百法郎。此后，留学生们风传说他是“活银行”。

1927年回国时他与张道藩及另一同学同行。他们两位经济窘迫，邵洵美将自己的头等舱船票退掉，换了三张三等舱的。回国后，他寓居上海，徐悲鸿、谢寿康、滕固、唐槐秋等朋友一到沪上，总在他家落脚，食宿全包。

邵洵美创办金屋书店时，有位朋友送来沈端先的一叠译稿，是日本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朋友说译者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生活无着，希望帮他出本书接济一下。邵洵美连稿子看都没看，马上拿出五百元。沈氏即夏衍，那时他还只是文坛刚出道的新人。

“新月派”到上海开设“新月书店”，两年下来因亏空太多，要招新股。邵洵美关闭自己的金屋书店，加入“新月”。后来邵洵美不得不一人独资。《生活》杂志善后与“创造社”的善后事务，邵洵美都出过力。

如果说这些都算出于“礼”的话，那么，下述几例“孟尝君”的作为则纯出于“义”了。

对待抗日问题，邵洵美是坚决的。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在复刊的《时代》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他支持出版的《老舍幽默诗文集》中就有《救国难歌》、《长期抵抗》等经典作品。

他的五弟邵式军做汉奸，他恨之入骨，邵式军派人代他送来五千大洋，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他严词拒绝。对弟弟的汉奸行为，他在文章中无情地披露。1944年上海宪兵队长冈村适三，通过投日的熊剑东多次游说邵洵美，企图利用他沟通在重庆的中国政府部门的老友，谋求“中日议和”。邵洵美耻于与日本人合作。“邵洵美依然故我，出淤泥而不染”。（《辛报》记者陈福愉文）他坚持了民族气节和做人的尊严。

铁肩担道义。

左翼作家胡也频、丁玲是一对革命夫妻。1931年共产党员胡也频突然被捕。丁玲、沈从文四方打听胡的下落，无果。沈从文找邵洵美帮忙。邵交游广，当即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刘健群打电话，要求保释胡也频。刘不同意，两人争执起来。刘是C. C（即陈立夫、陈果夫）的人，邵洵美的拜把兄弟张道藩也是C. C的干将。况且邵毕竟是知名人士、是有影响的人物，刘不敢得罪，再三思考后向邵说出真相：说胡也频于早几天已被枪决。邵不信，刘出于无奈，将处决胡的照片示以邵。邵同时通知沈从文也来看照片。国民党秘密枪杀胡也频的消息由此公之于世。

当时胡、丁刚有小婴，丁玲的生活处于绝境。丁玲想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托给母亲照应；但身无分文，尽管沈从文筹到一点款子，急公好义的徐志摩又帮丁玲把一部分书稿介绍给中华书局，仍是杯水车薪。邵洵美慷慨解囊，送一千元给丁玲，声明不须还。沈从文始得以陪丁玲回湖南。

1933年5月，国民党又秘密绑架丁玲和潘梓年。邵洵美与蔡元培、杨杏佛、邹韬奋等二十几位上海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合致电当局以示抗议。6月，邵洵美又和蔡元培、柳亚子、郁达夫和鲁迅等十九人联合发表《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稍后，同盟会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邵洵美把这则凶讯和追悼会照片刊在《时代画报》上，以示抗议……

在对外文化交流上，邵洵美也做出过不小的贡献。1933年萧伯纳访问上海，由世界笔会中国分会接待。当时邵洵美是分会的会计。分会没有经济来源，平时的花销，往往是秘书邵洵美自掏腰包。那次在宋庆龄寓所设素宴招待萧伯纳（萧不吃荤），就是邵在功德林要的一桌素菜，席上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和邵洵美。所费四十六元大洋是邵洵美埋单的。

这是邵洵美第一次见鲁迅。会后，正遇天雨，很冷，邵洵美见鲁迅还站在屋檐下，像是在等车，脸都冻得发青。邵洵美见状，立即邀请鲁迅上他的汽车，直把鲁迅送回寓所。

在对民族的气节上邵洵美是恪守的；对朋友的友善上，邵洵美是善解人意的。说他是现代文坛的孟尝君，邵洵美是受之无愧的。

凄凉无言的晚年

1949年春，国民党败局已定。达官贵人纷纷卷着细软出逃。邵洵美利用《论语》发表了《逃亦有道（复友人书）》，讥讽挖苦国民政府。文章刊出后，受到当局的警告。后一期中有篇文章更尖锐，刊物已印好，为免遭灭顶之祸，邵洵美发动家人一起动手撕去那几页，再由时代书局发行；然而到第一七七期，《论语》终未逃被勒令停刊之厄运。

是时，胡适曾访邵洵美，为其定了两张赴台机票。邵以不忍离开家人与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谢。叶公超得悉，与海军商量，说服海军愿用军舰帮邵家的人与机器一道迁台。邵也谢绝了。这其中当另有隐情，好友罗隆基约见过邵洵美作了一席深谈，罗向他细述中共对待知识分子政策，使邵洵美心情释然。他相信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是有目共睹的，是可说明他是怎样一个人。共产党来了，他也会有出路的，因此他静等上海解放。

5月24日上海解放。划成份时，邵洵美被定为“工商业主”。

解放时，夏衍是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为邵曾出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译本事宜而造访邵洵美。夏对邵的胆识表示欣赏。当然他们有旧谊，夏衍当年的译著《北美印象记》的出版是受惠于邵洵美的。不久，夏衍和周扬曾问邵有何打算。邵洵美说想到复旦大学教书。政府代为联系，学校表示欢迎，但根据邵的学历，在复旦只能任二级教授。邵觉得自己在高校的朋友都是一级，凭自己名声，他撂不下面子，不愿屈就，遂把心思锁定在写作、出版上。

夏衍代国家征购了邵洵美的那台德国印刷机，邵洵美得了一大笔款。这又激起他扩大书店的愿望。1950年元旦，邵洵美全家移居北京，他想在京开设时代书局分店，重振出版旗鼓。

意想不到的是，《人民日报》一连七天每天以半个版的篇幅批判上海时代书局的出版物中这样、那样的错误，随之而来的是上海新华书店对时代出版物的大量退货。资金严重亏损，再也无法运营，邵洵美就此与出版业画上了句号。

好在邵洵美兴趣广泛，爱集邮、篆刻。聊赖之时，沉浸在方寸之间，成了集邮迷。他的邮票收藏也丰，有不少十分珍贵的邮品。因喜篆刻，他把自己的头像篆成藏书票，别具一格。著名篆刻家钱瘦铁还为他刻了一方“洵美常幸”印章。

“常幸”是朋友的祝福，是一种理想。可现实对邵洵美是残酷的。1958年，他遭了一场无妄之灾，蹲了大狱。邵洵美在历史上的人际关系确实复杂，与杜月笙等三教九流也有往来；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有过从；与陈立夫、陈果夫以及张道藩、刘纪文等都有说不清道不尽的关系。还有鲁迅对他的讥讽、批评，一直是他一块心病。而他被捕的真正原因是因一封信，一封写给项美丽的信。

事出有因。1958年，邵洵美经济上陷于困境，吴昌硕为邵友濂刻的一方“姚江邵氏图书收藏之章”是他的传家宝，是“祖宗”，也只以二十元价转让给钱君匋。山穷水尽时，屋漏偏逢连夜雨，邵在香港的小弟邵云骧患重病，急需资助住院抢救。正愁肠百结时，老友叶灵凤由港来沪。叶是香港的文化名人。邵洵美请他吃饭，席间叶灵凤说起故人项美丽在美国的近况。邵洵美想起1946年他去纽约，项美丽曾向他借过一千美金。本来他借给友人钱，是向来不要还的。此时非彼时，弟弟病重，他不得不做“小人”了，他想让项美丽将那一千美金用支票转账到香港给弟弟救命。邵向叶索项的地址，叶说不在手边。邵便写了一封信，署名用英文笔名Pen Heaven，托叶到香港后代发……

信被有关方面截获，东窗事发前，有人暗示邵洵美向组织交代历史。邵洵美当时正在赶译一本书，一因要急等稿费，二因与出版社有约；再加上他觉得过去的事太复杂，牵涉朋友太多，须认真。他本想等赶译完《一个理想的丈夫》一书后再向组织说明。孰料两天后他便被捕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

在提篮桥监狱，邵洵美与因胡风案入狱的贾植芳教授成了“狱友”。他暗中对贾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所谓的两件事，一是1933年，邵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招待来访的萧伯纳，其费用四十六块银元是由他付的。但在当时上海大小报纸的报道中，却独没有他的名字，“使我一直耿耿于怀”，他希望贾将来写文章说明清楚“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二是，邵说自己写的文章虽不好，但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贾植芳未负邵托，于1989年发表了《提篮桥难友邵洵美》。

上世纪60年代初，邵洵美尚没出狱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与译文出版社的周煦良进京开会，时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向周煦良问起邵洵美的近况。周煦良告知邵仍在狱中。那时党正在调整落实对知识分子政策，周扬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必了。”

1962年4月，邵洵美被释放。可是，他已没有自己的家了。十六岁的儿子小马，在他被捕后到青海支边去了。大儿子夫妻又离了婚。原来三间住房，被房管所收回两间。妻子盛佩玉与小儿子小罗和一个老保姆只能挤在一间。不得已盛佩玉打发了老保姆，带着小罗去投靠在南京的女儿绡红……邵洵美出狱后，只好窝在已离婚的大儿子家。四年的无妄之灾，使邵洵美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一头白发，瘦得两个肩胛扛个头。他患上肺原性心脏病，口、脸紫得发黑，牙齿也掉了几颗，呼吸困难，一动就喘，整日坐在床上，用两床厚被垫在身后……家人问他狱中情况，邵洵美只字不提，只说“我是无罪释放的”。

此后，幸得有关方面的照顾，安排他为出版社译书，以预支稿费维持生计，可是“文革”一来中断。不得已，他只好将祖父邵友濂的日记、翁同龢作批注的李鸿章、曾纪泽、盛宣怀给邵友濂的两大本手札，全以贱价卖掉，各只得一二百元。这一时期他与妻子盛佩玉在沪、宁两地分开居住，由儿女分别赡养。邵洵美在1967年5月3日致在南京的妻子信中写道：

“……你为我买了两只香肚，好极了，我立刻便感到馋涎欲滴。我想有机会再尝尝真正的南京鸭肫肝，也只要几只，放在口里嚼嚼鲜味。”

当年上海“一品香”常客的邵洵美，此时真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幻想烤炉和火鸡那样。再读一封他致妻子“叹穷经”的信：

“今日是23日，这二十三天中，东凑西补，度日维艰。所谓东凑西补，即是寅吃卯粮。小美的十元饭钱用光了，房钱也预先借用了，旧报纸也卖光了，一件旧大衣卖了八元钱。报纸不订了。牛奶也停了。可是依然要付两元，因为要吃到半个月才不送。烟也戒了。尚有两包工字牌，扫除清爽便结束……我不是‘叹穷经’，是好在空闲着，所以多谈谈心。”

他在地狱门前徘徊，但是诗人常念想自己诗句：“诗还不能就这样地结束。”他仍然热爱生活，不泯爱美的天性。邵洵美的老友秦鹤皋在忆文中写道：“一天上午去淮海路看望洵美，见他正坐在一面小镜子前梳头。桌上放着一碗‘刨花水’（浸着木屑薄片的水）。见洵美蘸着它认真地梳着头，很惊讶，没等开口，他倒先笑着说：‘侬要讲，这是过去丫头、厨娘梳头用的刨花水，对哦？现在可是我的‘生发油’呀！侬嗅嗅看，很香！’”

邵家中有一件“长物”，北宋官窑烧制的桃形笔洗，也在“文革”中被抄走了。

树倒了仍是直的。邵洵美始终是个知书达理重情讲义者。家中还有一件“漏网”的小古玩越窑鸟形盒，他让盛佩玉进京托在故宫工作的朋友帮忙，看能否收购（未遂）。他再三叮嘱妻子代他就便去拜访沈从文与陈梦家，为他们之间久未通讯而可能酿成的一点点小误会而深感不安，要妻子去当面向他们解释、道歉。这诚如施蛰存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肺原性心脏病把邵洵美折磨得死去活来，几番进出医院，他受不了医院种种压抑，决意要回家养病。此时他感慨万千，作诗抒怀：

天堂有路随便走，地狱日夜不关门；

小别居然非永诀，回家已是隔世人。

1968年5月5日，邵洵美终于获得了自由。唯美诗人潇洒地一抽身飘去，不止给妻子留下揪心的悲伤，也留下了一笔笔麻烦和债务：欠医院的医疗费四百多元，欠房管处一年半的房租六百多元，还欠私人和乡下人民公社五六百元……

诗人闭目十七年，1985年2月，邵洵美的“历史反革命案”正式平反。

沪公落办字第26811号

上海市公安局

决定书

1958年10月邵洵美因历史反革命问题被逮捕，1962年4月教育释放。

经复查，邵洵美历史上的问题不属反革命，1958年10月将其以反革命逮捕不当，予以纠正。

问题是如此复杂，却又是如此简单。

不论有人称邵洵美是什么“唯美派诗人”、“作家”、“出版家”或“孟尝君”，也不论有人称他是“自称‘诗人’”、“邵公子”、“纨绔子弟”什么的，仅凭邵洵美当年在孤岛时期，胆敢印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英文版，敢在月黑风高的深夜，开着汽车将《论持久战》投进上海滩外国人的信箱这一条，足以证明邵洵美是炎黄子孙、是七尺的热血男儿！在中国现代文学大茶馆中应有他一席。他是一只“壶”。

壶碎了，诗还在，

诗人死了，白纸黑字犹存！

王映霞的最后岁月

夫贵妻荣。

“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对我的生活感兴趣。”王映霞在其“自传”里如是说。诚然，是郁达夫的盛名，使她结识了鲁迅、郭沫若、徐志摩、茅盾等一大批文坛翘楚；也正因他们夫妇之间的风风雨雨，使她成为世人感兴趣的话题或曰谈资。余生晚也，对此不便不想更无资置喙，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自有历史去评说。因翰墨故，一度时间笔者与王映霞有所过从，对其后半生和晚景的生存状况略知一二，现诉诸文字，献给海内外一切关注王映霞的读者。

人生到处知何似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王映霞（1908—2000）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锁。“锁”，由金、小、贝三个字组成，意为金家的小宝贝，学名金宝琴，生于杭州。童稚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润物，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她先在外祖父开的蒙馆读《三字经》，后入教会学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是时，班主任老师是位刚从北大毕业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学的清风带进校园。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始知创造社有个郁达夫，在拜读其《沉沦》时，她对文中的大胆描写，觉得颇“有些难为情”。令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不几年后的一个偶然，在世伯孙百刚先生（他与郁达夫是留日时的同窗）的寓所邂逅郁达夫。落花有意随流水，近代文坛上从而演绎出一阕“风雨茅庐”的趣话。相识之初，王映霞在“犹豫、困惑、烦恼、兴奋”中举棋不定，后终于敌不住“欲撰西泠才女传”的郁达夫的苦心孤诣的追求，于1928年结秦晋之好。历十二年风雨雷电的磨合，未能善终，王映霞卒与“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离异。这对才子佳人，从萍水相逢到不欢而散，倒真戏剧性地印证了郁达夫婚前所言“我且留此一粒苦种，聊作他年的回忆”。此言，对王映霞又何尝不是？所不同者，郁达夫此后风雨飘萍遭厄运，王映霞觅到了归宿罢了。

“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斯言诚哉。王映霞在新加坡与郁达夫分手后，由香港转道至重庆。经亲朋故旧介绍，曾先后在保育院当过保育员、军委会特检处做过秘书，后到外交部文书科当过科员。旋由前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牵线搭桥，与他的学生、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的经理钟贤道结成连理。

钟、王于1942年在雾都结婚，婚礼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婚前，钟贤道许诺：“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请你相信我。”钟贤道是努力实践他的诺言的。他让王映霞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专事家政。王映霞“三日入厨房，洗手作羹汤”。他们共育一子一女：嘉陵、嘉利。1948年他们定居上海。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前夕，达官显贵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定的机票，留了下来。解放后，钟贤道任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副处长，月入几百元，生活富裕，后虽然多次减薪，生活仍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后查实为冤案，平反恢复名誉继续工作。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盖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只口头参加，没有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在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前后仅二十天。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为了给王映霞“压惊”，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她休养，又带她到苏、锡、常各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在王映霞身上用钱，钟贤道慷慨潇洒，而对自己却相当刻薄。他不吃烟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里最旧的。70年代，他给自己买的帽子也仅是五毛钱的便宜货。王映霞曾对笔者说过：“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1956年，周恩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王映霞曾与周恩来有一面之雅，那是1938年在武昌，郁达夫和她曾请周恩来、邓颖超吃过饭。王映霞便给周恩来写了封长信，表达了想参加工作的愿望。数月后，她便接到通知，参加市里的师资培训班。次年，五十岁的王映霞当上了小学教师。她与钟贤道抚育的两个儿女，已逐渐长大成人。“文革”之前，他们已经是北大、复旦的学子。

“文革”岁月，钟贤道、王映霞自无法幸免灾难的浩劫，被抄家、隔离、批斗。王映霞在学校一边受审查，一边当油漆工，漆门窗和乒乓球台，当清洁工打扫厕所和为串联的红卫兵洗被子。当时，社会上被审查的对象自杀成风。儿子嘉陵和女儿嘉利，生怕父母想不开，常常回家或写信恳求父母千万别自寻短见。他们终于挺了过来。“文革”后期，儿女分别先到农场接受“再教育”，尔后再分配到农村工作，她也告老退休。

为霞尚满天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王映霞的晚年生活本不绚烂，退休之后更趋于平淡。起初，她的健康状况尚好，除患轻度白内障和心脏病外，并无大病，日常生活全自行料理。她长期一人独居上海，不愿与儿女们共同生活。

三四十年代王映霞便活跃在上海滩，见过大人物，应酬过大场面，但她却没有交际场上人的嗜好。她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打牌，也不跳舞，连茶也属可有可无，暮年更是如此，唯一有兴趣的是看看报纸翻翻书。

80年代初，在老朋友的劝说、鼓励下，她为报刊匡正一些关于郁达夫往事的误记，兼写一些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和庐隐等交往的文字。

时来运转。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成了文史馆里最年轻的“小妹妹”。在友人的帮助下，她搜罗了郁达夫书信四十九通，结集成册，出版了极富史料价值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又于暮齿之年，据自身的经历写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传》，在大陆、台湾出版。另编就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岁月留痕》等。

令王映霞特别兴奋的是，1990年，八十三岁的她作了一次台湾之行。那是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及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以王映霞为“杰出大陆人士”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的。在台北三个月，她拜访了暌违四十年的老友陈立夫先生、胡健中先生，参观了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饱览了秀色可餐的阳明公园。

时值1995年，王映霞身体日衰，生活不能自理，独居发生困难。儿女们邀她前往同住，她又不肯，便请雇工料理，只在寒冬或酷暑到深圳、杭州儿女家享天伦之乐。笔者即在此期间经友人介绍认识她的。

王映霞的家住上海复兴中路一条弄堂里，门口是幼儿园。是年夏，我第一次登门拜访碰上铁将军把门。邻居老大妈说王老师（他们以此称呼她）骨折住院了，医院就在附近。老大妈让她的孙子给我带路，并捧着个西瓜去。看来，王映霞的人缘不错。在骨科病房我见到了王映霞。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凭直觉我一眼在众多病员中认出她。她时年已近九十，但其气质、风韵犹存，给人一种繁华落尽，美人迟暮的感觉。她因腿伤，正在作牵引，靠在床上，在与一位老先生聊天。我送上名片，作一番自我介绍后，她说她骨折住院两个月了，身体不好，头晕，出书的事等她出院后再联系。她让那位陪她闲聊的老先生找纸笔，写她的地址及电话给我。老先生在床头柜中动作稍微慢了一点，一时没找到，见我站在那儿等着，王映霞脸色不高兴，催他“快一点”。我以为那是个钟点工，后来朋友告诉我：他姓韩，八十岁了，祖籍河北，曾在浙江工作过，特地从台湾赶来照料王映霞生活的。

两个月后，王映霞出院了，我应约到沪住了三天，每天一次到她府上谈书稿、聊天。她的寓所仅十来平米，老房子，有地板。室内的陈设陈旧、简陋。老式立柜、桌椅。没有电视机，唯一有点现代气息的是一台冰箱，冰箱上有花瓶，瓶中有花。但室内十分清爽、整洁。寒暄后，我说她的住房小了点。她说：“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我脸红，心想倒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那位韩老先生和我不都是慕名而来的吗？这时的王映霞耳朵有点背，我与她谈话，声音放得较大，她也听不清，有时不得不辅用笔谈，她看字也要用放大镜对着，但思维一点不糊涂。在谈编她与郁达夫散文合集时，她要我拟书名。我思索了一会儿，信手写了三个题目《爱的罗曼》、《往事如烟》和《岁月留痕》。她用放大镜看了半天后笑了，指着第一个说：“这个似乎不大好，像旧社会‘礼拜六’派文章的题目。”我惊诧她的记忆与思维。问她用后一个怎么样。她说，他人都早死了，烟飞灰灭，就用它吧。我请她为本书题签。第二天我去取，一看，横的竖的写了好几张，都很漂亮，展示了她的书法功底，我挑了一幅笔墨饱满凝重的。在商量选用的照片时，她指着一张50年代她与儿子们的合影说：“这张最好不要用。”恕我不恭，我从编辑角度考虑，成书时还是把它用上了。间或，我问她的生活和子女情况。她说她不要子女们的钱，她有退休金加文史馆给的车马费，够花了。我向她请教养生之道。她说她喜欢散步，饭后百步走。真正寂寞了，早些年遇上好天气，她喜欢拜访老朋友：陈从周、郑逸梅、施蛰存、陆晶清。她说这样一来可以叙旧抒心，二来可以练练筋骨养生。她说她喜欢清静，喜欢闭目养神、枯坐，一坐一两个小时。我问她：你闭目养神时脑子里不想东西吗？她说：想什么？一片空白。一会儿又说，有时也想一点。我想往事如烟，烟消云散，但如烟的往事也会牵萦魂魄的。她肯定会想钟贤道，要不，一次在一家布店里见到一种白底红圆点的布，马上想到钟贤道眼镜片上的闪光点和孙子衣服上的纽扣，于是一下子买好多这种布做床单、窗帘。她也会想郁达夫。他们毕竟相爱过，她也爱他。那年在南洋与郁达夫分手前几天，还亲手为他赶做几套新衣裤，把家用的余钱全留给郁达夫。所谓不想，大概是不愿想、或想了不愿说吧？

那天告辞前，我提出要与她合个影。她很高兴，一手抱着鲜花，一手不忘把床里边的大花头巾拽过来，披在肩上。

在我编辑她的《岁月留痕》和《王映霞自传》书稿两年内，我与她电话、信函不断，有段时间，几乎周周有信。她对我的称呼花样繁多、有趣：先生、老弟、小弟；落款是：老王、王老、映霞。她的字写得相当漂亮、工整、有力度，富男士风格。她每每来信，你得必须立即作复，否则她就大为不悦：“信来回要十五天？真急煞人。”“小老弟，你是不是把深圳的老朋友忘掉了？”或带命令式的：“复我。”有趣的是一次我出差，复信晚了一周，她十分恼火，在一张别致的深圳电视台用笺上写道：“我用这样漂亮的信纸给你写信，你不觉得脸红吗？”我无奈，赶忙找了一张比她的信纸“更漂亮的”印花的宣纸复信，说明理由赔不是，她的气才消掉，尔后又向我道歉并赠我一幅她的书法作品。真有点老小孩味道。最令我尴尬的是，大约在1996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早晨6点钟左右她打电话向我拜年，弄得我无地自容。我想说两句“不好意思”的话，她不让我说。她说她希望我代她在南京找一家养老院，她要到南京来养老。吓得我只敢“嗯嗯”个不停，既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后来她没有再问我这件事，我自然更不敢问她了。

报得三春晖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王映霞一生育子女较多。中国人传统认为多子多福，王映霞不以为然，曾说：“养那么多儿子有什么用。”当然，这也许是句气话。后半生她与儿子关系最紧密的数钟嘉陵了。嘉陵常接老人去住，他的居住生活条件也较好。1996年，王映霞在深圳致笔者信中屡屡提及“此间生活与上海不可同日而语”，“儿子请个保姆专门照顾我的生活”，“天已入夏，我这里有空调，不开，我不喜欢这个东西”，“给你看看我的这些照片，都是儿子为我拍的”。洋溢着幸福感。远在美国的郁飞，经常打电话问候老人，寄钱寄物；郁荀父子也曾来看望。

钟嘉利是老巴子（最小的），她唯一的女儿，1968年复旦大学毕业后，一直当教师。她是母亲晚年的一根拐杖，步移寸随。暮年的王映霞访台，就是她陪伴的。她早就想与母亲一道生活，陪她度过晚年。70年代末，钟嘉利还在浙西乡下教书，她想调回上海工作，也好照顾母亲。王映霞竟然拒绝：“你来干什么，我要在上海过清清静静的晚年，你只须在乡下住住就可以了。”嘉利觉得母亲的想法太奇特，人老了是需要子女照顾的。

王映霞与陈立夫夫妇。

由于书稿出版了，我与王映霞也疏于音问（她也不能提笔了，打电话也听不见）。有一年4月我与《人民日报》记者李泓冰相约，专程到杭州去看望王映霞。此前，我给钟嘉利打电话询问老人近况。她说，母亲昨天刚出院。第三天上午，我们便赶到杭州。钟嘉利的爱人吴荣权是浙大教授，儿子在浙大读书，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好，一大一小（只能放张床）两个卧室和一个“三合一”的厅——客厅、饭厅加王映霞的卧室。钟嘉利很能干，把十八平米的厅一分为二，中间用活动布幔隔开，饭桌与沙发挤在一角，墙上挂着名人字画，十分雅致。厅内整洁，简直一尘不染。王映霞的床靠窗子一边，正对面的站柜，是从上海老家搬来的那只老掉牙的旧物，王映霞是恋旧的。侧面窗台上放着五六盆花草，鸟笼里还养着一对鹦鹉，大自然的景观浓缩在窗内。嘉利说，这好让母亲看看绿色，听听鸟叫打发寂寞。女儿是娘贴心的小袄啊！我们去时，只见王映霞昏睡着，崭新、洁净的花被子，身着白色镶花边的毛衣，双手伸在被外，脸色显得有点苍白，那纤纤十指虽布满皱纹仍显得秀气雅洁，特别是满头白发，给人一种难言的沧桑感。她仍不乏是个冷美人。一脸憔悴的钟嘉利告诉我们，母亲再次脑昏迷时，是打120报警的，住了二十天医院，她用四张方凳为床陪老人过了二十个日日夜夜。没有办法，请保姆总不如自己贴心，家里也住不下。她只有向学校请长假，专侍老母了。我们询问王映霞的近况，她说，老人现在病情稳定了，只是昏睡，头脑不大清楚，语言也有障碍。钟嘉利说：“这次是母亲没有办法，才肯来我们这儿的。她老人家脾气大，个性强。这些年，深圳、杭州、上海折腾个不停。她先住深圳蛮好，不几天吵着要回上海，嘉陵哥哥把她护送回来。上海的房子又破又旧，没有卫生间，在上海住了一晚，我又雇车把她接回杭州。在这儿住了两周，她又打电话给嘉陵要回深圳，嘉陵只好再接回去。到了年底，她的情绪烦躁，又吵着回杭州……”钟嘉利叹了口气，又笑着说：“没办法，老人家爱折腾。我们做儿女的只能顺着她。有时她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我们不敢答话。”嘉利爱人吴教授笑着说，自己就躲到房间里去不出来。“妈妈不糊涂时，大家都高兴，我们用轮椅推她到西湖边上去玩，游人见了都说：‘这么漂亮的老太太。’”李泓冰指着钟嘉利身上泛白的红毛衣说：“你还没有老太太穿得漂亮呢。”钟嘉利说：“别人家的女儿穿旧的衣服妈妈拣过来穿。我们家，是妈妈穿腻了，指着我说：‘我不要了，你穿吧。’”我们都笑了。我们谈了大约两个小时，王映霞醒了。我走上前去，把送她的花篮放在她床边的椅子上，问：“王老，您还认识我吗？”她目光黯然，毫无反应。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递到她眼前，她接过纸片端看一会：“呵，有点印象。”又挥挥手用杭州话轻轻地说：“请——坐。”

时近中午，钟嘉利盛情留饭。吃饭时，嘉利备好松软的汉堡和烂饭（和汤），一口一口地喂母亲。老人爱吃鱼，嘉利小心翼翼地剔去刺喂她。王映霞还是吐出一根细刺，捏在手指上晃了晃，哼哼两声，嘉利赶忙接过来。喂毕，嘉利刚端饭碗，老人又哼了。嘉利赶忙扔下碗筷，拉起布幔，从柜中掏出一条纸裤。接着倒纸篓、打水、上卫生间。嘉利刚扒完饭，正收拾碗筷，老人又哼了起来……

寸草心也是可以报答三春晖的。

俯仰柯灵

庚辰榴月，我赴黔公干，边陲消息闭塞。归来检阅旧报，惊悉柯灵（1909—2000）先生西去，不胜悲悼。旋致函陈师母请她节哀顺变；又云我拟作文缅怀先生，聊表心香以酬恩泽。

白云苍狗，辛巳秋日，获友人惠赠《怀念柯灵》纪念册，拙笺忝列于内，抚之愧然，食言之疚无地自容。借墨结缘，我与先生交浅，然先生待我不薄，或面教或华翰。先生身传言教并行，在道德文章为人为文方面，给我教诲良多。或荐介书稿，或挥毫写序，或惠赐佳构，润暖肺腑，余温犹存。记得1996年我编《陈白尘文集》，金玲女士嘱我托请柯灵为文集作序。是时先生年届望九，体衰气弱，我冒昧乞先生浏览书目，限时著文，实为悖理不近人道。信既发出，怅怅不已。爱莫能助的先生即复长函：“白尘是我尊敬的朋友，相交有年，为他的文集写序，义不容辞，何况又有您和金玲大姐雅嘱，无奈力不从心，只好请特别恕谅。”又条陈“十年来为写序所困，苦不堪言，虽痛下决心摆脱，而未能如愿。手头积欠序文，尚有六篇之多，不知何时清偿”。嘱我务必“向金玲大姐婉为解释”。墨磨一生，耆艾之年还为人情所磨，而我竟不察矣，不亦悲乎！

己卯元宵节，我途经申上，得两小时逗留便道拜访，万没虑及适逢先生九十华诞，厅堂花篮簇拥，锦盒叠嶂，而我徒手登门好不尴尬。我欲出外去置点礼品，陈师母伸臂拦截，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嘛。先生从里屋步出，寒暄赐坐款以香茗。第一句话便是解释未能替陈白尘先生文集作序而抱憾。记得那天，我请先生编本“自传”，入盟本社“名人自传”丛书，先生耳背，凑过身来，我又说了一遍，他淡然一笑：“我只是个小学毕业生，全靠自学，才薄有文名。”又说：“我对自己有个评价，四句顺口溜：少无囊萤之功，壮无雕虫之技；胸无登龙之法，手无缚鸡之力。”先生的谦恭，如春雨润物泽被后学。关于那“自传”，见我言辞恳切，陈师母打圆场解围，先生仍默而不语。我与陈师母相商，拟请陈子善先生选编。时陈君在国外讲学，未能及时操作。稍后出版社沧桑多变，我亦退隐，已无力张罗，“自传”之议徒成一纸空谈，惟望先生海涵九泉了。为弥补徒手之愧，回家后，我信手涂鸦，写了副寿联“九十曾留千载笔，十年再写百龄篇”，连同发表的小文《近访柯灵》的剪报，一并呈奉。先生鸣谢“拜领”，又云：“大文溢美过当，尤令惶悚汗颜。虚度九十，老而无成，乃蒙如此厚爱，不知何以克当也。”最令我铭骨的是1999年春，我不知先生住院，盲目地托请他为《许广平文集》写一推介文字。那时先生手抖已不能握管，终日卧床。基于对鲁迅的崇敬和与许广平的情谊，他抱病浏览了“文集”，在病况稍愈时写了热情洋溢、贴切肯綮的千字文，还附言：“遵嘱写奉，不知合适否？”这是先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先生鹤别人世有年，每抚其寸楮片纸，其音容笑貌犹如昨日。印痕最深的是他在寓所门前的那帧照片。晚秋时分，梧叶铺地，老人抱膝而坐，神情淡然，金黄的落叶辉映着皤首银雪……那神情显然是他自况“我少无大志，老来颇以此欣欣自喜：既无力指点江山，也不至贻误苍生，却可以勉强做到俯仰无愧，内心安适”的真实写照。

柯灵，浙江绍兴人，原名高季琳，生于广州。三岁时，举家回迁绍兴斗门镇。六岁丧父，家道中落。小学毕业后辍学，文名全靠自学。十五岁便在《越铎日报》发表处女作，以《织布的妇人》正式步入文坛，涉猎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戏剧和电影诸领域，每每均有不同建树，以散文成就为最。30年代初到上海，投身于电影与新闻界，与夏衍、阿英、郑振铎等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并肩战斗于“孤岛”。两次被捕，面对鼎镬，坦然自若。就在他接任《文汇报·世纪风》主编的前日，特务在报馆门前投放炸弹。威武不能屈，他愤而作文抗议，仍在副刊创刊号上辟专栏连载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行进》。“文革”中天低吴楚，在众奸鼓衅、聚蚊可以成雷的年代，他的电影《不夜城》被批为“美化资产阶级”的大毒草，谁知那本是得到肯定的遵命之作，却蒙不白之冤。1967年上海开十万人大会批斗他，累及他的六十华诞在铁窗中度过……三年牢狱，脊梁仍是直的。他坚持节操不改说真话的本色。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香。他激赏赵丹临终前的赠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将其喻之为闻一多的《红烛》。他在《悼赵丹》文末深情地说：“让我们感谢赵丹吧，感谢他用最后的生命给我们带来了亮光！”

柯灵是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80年代初《人民政协报》创刊伊始，主编张西洛向其请益，他坦陈：“《政协报》专说‘政协话’，那意思就不大了。”所谓“政协话”，意即歌功颂德、四平八稳、空洞无物、言不由衷的门面话。他认为：“只要不违反精神，应该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语言，副刊尤应如此。”“要有雅量，只要说话有理，不怕有棱有角。”还幽默地建议副刊名叫“神仙会”。在一次全国政协小组会上，讨论民主问题时，他口无遮拦：“民主是争取得来的”，“如果民主是恩赐的，那就叫‘主民’了”。他在诠释“相互监督”时，直言“肝胆相照”是相互的，“是双行道”。作为一位民主党派人士，他“下定决心当共产党的诤友，不当执政党的清客”。这掷地作响的一番话，已证明他是一真正的“诤友”。

回首百年，粲然一笑。

柯灵是一介弱书生，毕竟不是政治家，但他矢志不渝地把他的政治见解融合在他的文学实践中，身体力行，贯通在对待文艺界同道的评判上。最为醒目的是为张爱玲讨公道了。

30年代上海滩，才华炳焕的张爱玲歆动一时。张爱玲的出道与成名，受惠于柯灵。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问世，便受到时任《万象》主编柯灵的关注和垂青。张爱玲向柯灵请教，柯灵直抒己见劝她多磨炼作品，不要急于求成……可就这样一位享誉文坛的才女作家，1949年后被视为“反动作家”禁锁深山。以主持公道称著的柯灵实在憋不住，于1985年发表了《遥寄张爱玲》，震惊文坛。已成死灰的张爱玲后来“活”了，红了，且红得发紫，红得洛阳纸贵。一群同俦的作家被钩沉出来。已成时尚的张爱玲，作品被追捧为已臻“至善至美”的境界，甚而有人出版她的《秧歌》。不虞之誉，求全之毁，都不足取。论道素持公允的柯灵又憋不住了，他认为对张爱玲过分的溢美是错误的，坦言指出她的《秧歌》、《赤地之恋》是“坏作品”。

“实事求是”就是柯灵的灵魂。

柯灵不屈从时尚，不为舆论左右，不为金科玉律束手。

柯灵对鲁迅是十分崇敬的。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他撰写《我们多么需要鲁迅》，弘扬鲁迅敢爱、敢恨的斗争精神。但是他也不视鲁迅的话句句实在、公允。为张爱玲说话是“讨公道”，为梁实秋辩白就是“翻案”了。梁实秋曾被鲁迅斥为资本家的乏走狗。柯灵冒天下之大不韪，两次为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辩诬。一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卷》引言中，一是在致陈白尘、董健信里。柯灵是在查阅重庆《中央日报》副刊等原始材料，掌握第一手资料后，“有中生无”。他认为论争对方“抹煞了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这个重要前提”，引申为“与抗战无关论”，是断章取义，曲解原意。

反对“继续以偏见为真理”，柯灵当仁不让，还表现在对周木斋的问题上。鲁迅先生在谈“何家干”笔名时，有“王平陵告发于前，周木斋揭露于后”一句，深滋后生误解，将其视为“反动文人”同俦，是旷世奇冤。“鲁翁一言以兴邦，受之者终身受用，津津乐道；而一言丧邦，往往使受之者沉冤莫白”。一言九鼎，他不以为然。同样，鲁迅对梅兰芳不屑，柯灵认为对梅兰芳有失公允。柯灵的仗义，绝不局限于一人一事。诸如对解放初期以“同情特务”之罪停映茅盾的电影《腐蚀》，急管繁弦“左”风起兮时对夏衍“离经叛道”论的批判，解放后对李健吾的冷遇，屡鸣不平，以致对“名不见经传”的诗人高潮的横遭冤屈也要呐喊几声。他推崇巴金《随想录》，就是因为该书是披肝沥胆和血带泪写成的思想汇报，是解放后第一部旗帜鲜明的真话文学。

“我不是战士，‘我不比别人勇敢，然而也并不特别卑怯的’。”柯灵如是自我评价。

宅心仁厚，谦恭遐迩。似兰斯馨，如松之盛。

柯灵一生像一支红烛，以洞照他人为乐。他是资深的编辑，黄裳、梅朵、徐开垒等的成名作都曾不同程度受惠于他。他为一些无名的青年作家提供了成名的机遇，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他为友人绍介作品不厌其烦，许广平的《遭难以后》初版于40年代，解放后一直无缘重版。1980年，他在华东医院病床上写信向香港刘以鬯推荐。书出后他在一便信示知刘以鬯：“海婴有孩子在日本留学，有些外汇，当不无小补。”真是体贴入微了。李恩绩是爱俪园总管姬觉弥的幕后捉刀人。解放后落拓不羁，一度靠老伴摆烟摊糊口，死于“文革”揪斗中。他写有一部《爱俪园梦影录》，出于对柯灵的信任，托其保管。柯灵奇迹般代藏三十多年，躲过“文革”浩劫，80年代初托执掌三联书店的范用，得以面世。“戆脾气”的周木斋死于贫病，冤于“一言丧邦”，其杂文集得不到出版，柯灵为此耿耿。“持平求实，责在后人”，柯灵亲为作序，向三联推荐，与未亡人赵素绢通信十二通之多。实在悲哀，柯灵数度力荐，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悲哀不胜。大概是见出书无望，他复给《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编辑写信，强调“周木斋高风亮节，却很少为人所知”，“建议增选一些”，他希望历史应当公正。不受人之托，也忠人之事。张爱玲的文集出版了，出版社却不讲道义和友谊，在稿酬上“斩”作家（张爱玲授权代理者），他愤然作色，写两千字长函，为弱者伸张正义，尤令柯灵酸鼻的是为维护朋友间的友谊，他不得不“作蜡”，40年代初，傅雷给《万象》写了一篇评介张爱玲小说的论文，大力揄扬的同时也严肃指出缺点。其中有一段话涉及身处前线的巴金，当时柯灵觉得傅雷的意见未必允当，同时也有背他的一贯主张，即在沦陷区刊物，为避免敌伪利用，不便发表议论前方战友的文字。柯灵不得已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之计，发表时删掉了这一段。傅雷十分恼火，要柯灵在报上发更正并道歉，后来通过朋友斡旋和恳切的解释，才取得傅雷的谅解。

“读书心细丝抽茧，练句功深石补天”是柯灵悬于书房的一副对联，是他对创作的座右铭。他要求自己的文章“以天地为心，造化为师；以真为骨，美为神，以宇宙万物为友，人间哀乐为怀，崇高闳远的未来为己德”。柯灵散文文笔洗练，特别讲究字、词、句的研磨。虽精雕细刻，却圆润自然；虽频用成语，却新如珠玑，有一种灵动的清光照人的气质，博识典雅，已入化境。徐开垒将冒炘《柯灵散文论》给他过目。他函徐曰：“评价过高，令人汗颜，希转求力求平实，免得为读者所哂。”刘以鬯在香港为柯灵编“选集”时，附传略中提到他许多“官衔”，柯灵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这是完全不需要的，“希望全部去掉（或只留现在职务）”。人誉我谦，又增一美。柯灵祖居绍兴斗门镇，他的学生傅天则要为他在百丈溇建纪念亭一事，他忙致函《野草》主编陈雪琛要他竭力劝阻，“无论如何不能办　必须坚决打消此念”（原文下有着重号），鸣谢之外，嘱他们“千万不要陷我于荒谬狂悖之境”。“笔会文丛”邀他入盟，他自谦“承邀滥竽”。柯灵的认真精神，世为罕见。他的“非人磨墨墨磨人”成了一句名言。他为人作序从不敷衍，总在浏览作品后下笔。为《浙江文学志》写序，浏览数百万字资料，八易其稿，以春秋史笔写就。九十高龄时为故乡的《飞翼楼记》写碑文，阅十万字背景材料，最后成文时连标点在内四百十七个字。谁能不说他是在“煮”字！

柯灵与赵朴初。

一生风骨，两袖清风。

柯灵缁衣素食一生。家中除了书以外，似无贵重长物，空调还是近年才装的。平时生活节俭。他失聪，一度想换一只好的助听器都舍不得。晚年他获誉颇多，亦有奖金。每次得奖金，他总要拿一半赠希望工程或慈善机构，有时甚而拒领。他为秋瑾祖居纪念馆题词，纪念馆寄来稿酬，坚辞。退回两次。他为上海烈士陵园撰碑文，有关部门送稿酬一万元。他又拒绝：“为烈士写碑文，表达我的崇敬，怎么能收钱！”

他早立遗嘱，自己没有什么财产，只有书，将来捐赠部分。如果需要，他的躯体也捐给医学事业。他就是这样画好自己生命的句点。

柯灵的辉煌，得益于夫人陈国容女士。陈女士少女时代便是地下党员。本是翻译家、中学校长，自与柯灵结缡，全心侍助。她是柯灵的秘书、护士。“文革”中铁窗三载，也未能令他们分隔一寸。柯灵失踪一年后，在上海人民广场被批斗，她匿在十万群众中，目睹柯灵受侮辱的惨景，痛不欲生。上头逼她与柯灵离婚，划清界限，她义无反顾地爱着柯灵。造反派的逼供信，几乎折磨得她神经错乱。晚年柯灵多病，她鞍前马后，侍候于左右，两人相依为命。病重中的柯灵，自知不久于人世，“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为行将出版的《柯灵文集》题词，他想写“献给风雨同舟五十五年的妻子”，憾昏睡而去未能如愿。然夫人已足矣！

柯灵常自慰此生“可以勉强做到俯仰无愧，内心安适”。在世人看来岂止如此，称他为“一代宗师，群伦表率”似不为过。

心同野鹤与尘远，诗与冰壳见底清。

布衣学者张中行

三十而立，八十成名

张中行（1909—2006）先生，在吹熄九十七支生日红蜡烛后，驾鹤而去。“都市柴门”随之关闭，“布衣学者”就此息影。

他与季羡林、金克木被誉为“北大三老”，名闻遐迩。

世人称张中行为“布衣学者”，是再地道不过的。他生于河北香河县一农家，祖上三代都是不通文墨的农夫。他六七岁时上学，农忙时便帮家人干点拾棉花之类的农活。师范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1936年北大毕业，一直吃笔墨饭，曾在学校教过书；建国后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编教科书，偷闲写点小文章贴补家用。岁月的年轮，数十年如一日都在煮字疗饥中度过。1956年，他所在的出版社评级，六级以上为高级知识分子，张中行是七级。直到耄耋之年，获赠一顶“特约编审”的桂冠，竟也是“地方粮票”。称其“布衣”，是当之又当。张中行在北大读的是中文，但涉猎国学、哲学、禅学和文学，不仅思考老庄、孔孟，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著述宏富。谓其学者，名副其雅。季羡林评论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启功亦云：“既是哲人又是痴人。”一后辈学人说得更酷：“不读张先生的书，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读了他的书，更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

张中行是一匹老黑马，没有伯乐发现他。八十岁时，适逢天时地利人和，他独自闯了出来，旋被世人公认，且拥有“文学家”、“哲学家”、“杂家”、“教育家”等多项桂冠。曾有好事者问先生最想要的是哪一顶。他说是“思想家”！社会承认与否且不论。事实是自大学时代末期始，张中行便对人生哲学产生浓厚兴趣。他说他的《民贵文辑》最能体现他的思想。民贵，是取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其哲学著作《顺生论》引人关注，被称之“当代中国的《论语》”。启功誉其为“整个一部《春秋繁露》”。

张中行北大毕业照。

师恩三叠。张中行的名字是启蒙老师刘先生起的。订学名“璇”，字“仲衡”，据《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璇是与天文仪器玑有关的美玉。甚好，但字难认，张中行不得不删繁就简。又不忍师爱，于是巧用“仲”去人旁，用“衡”去“鱼”，遂成“中行”。恰《论语·子路》篇有“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句，都算名出有典。

母校难忘。张中行毕生感念北大，推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红楼精神。他写对北大怀旧的文字，在同辈学人中当属最多，也最为精彩。大到北大的学术氛围、图书馆、吃、住，小至传道、授业、解惑的国学大师们的身影。红楼的点点滴滴，无不惟妙惟肖地鲜活在他的笔下。他在晚年自述《流年碎影》中深情地写道：“北大之所以为‘大’，是靠有胡适、熊十力、汤用彤、黄节、罗常培、沈兼士、马衡、孟森、钱穆、周作人、梁实秋、朱光潜等等著作等身的名教授。”又说：“有的人位高，如蒋梦麟，是校长，可是没听说他有什么著作，在学生的眼里，不过是上方派来的一个官而已。”是北大培植了张中行深厚的学养，也是北大精神奠定了他的平民思想。

北大浓厚的学术气氛形成了一股莫名的压力，迫使张中行往书堆里钻，希望日后有所“名堂”。当时北大考古风盛，顾颉刚的《古史辨》影响甚巨，成立禹贡学会。张中行亦参加，并撰文刊发在《禹贡》上。他认为“治学是清高的事业，所以要远离政场”，这一平民意识贯穿了他的一生。期颐之年，有晩学向他讨教人生感悟，他坦言：“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小民适然的生活。”

北大九十华诞，学校请他写以“我与北大”为主旨的文章。他写了篇《怀疑与信仰》。他认为，自己受北大最大的影响，是一种怀疑精神，“因为怀疑而思考，因为思考而进一步怀疑”。他总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让人信。”他欣赏培根的名句：“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他喜欢向人推荐罗素的《怀疑论集》，并说他是罗素的怀疑主义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的结合。

“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子路语）张中行前大半生终为孔方兄所累，在《流年碎影》中，除《拮据之苦》外，以《伤哉贫也》为题竟有三篇，都是血目文字。以致给他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日后“就是有饭吃的时候，也常常做没有饭吃之梦”。

1936年，张中行于北大毕业，时适“而立”之年。然而，张中行，“行也不行”。他非但没有“立”起来，几近倒下。时七七事变，国土沦丧，人心惶惶。他用尽浑身解数也找不到一只饭碗，遑论事业！一日三餐，不时要涮锅以待，为升斗小米，不得不厚颜向人借贷，通常三块两块，少时三角五角。为了活命，不得不“为富人去哄孩子”——搞家教。

1947年，老家闹土改斗争，富农成份的父母吓怕，携家中老少九口拥入张中行门下。这对本就七口之家的布衣张中行来说，是雪上加霜，霜上蒙雪。惟有四处告乞，高筑债台。最后身心交瘁，累倒住院……

1952年，他蒙“三五之厄”（“三反”“五反”运动）。事因天津民营大众书店的友人，创办了一本《语文教学》杂志（国家批准公开发行），特邀张中行当编委，代为组稿并处理刊务，月酬三十元。为贴补生活他自然接受了。可运动一来，他被定为“贪污分子”，被拘押，令其交代。因无“代”可交，上边便以他曾与办刊人谈过中小学课本情况为由，判他“与资本家勾结”，停发了他的工资，每月只发生活费十六元。八口之家，人均二元，难以活命。他没有办法，熬夜爬格子，用笔名发表，得三元五元；再就委屈闺秀出身的妻子为人作佣工和变卖家中可有可无的小物件……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到四个女儿都大学毕业够上饭碗，始不为柴米所愁。

“群动各有适，生生劳昏晓。瞢然顺在天，大化淼悠渺。”张中行的这首杂诗可视为他人生观的真实表达。

他讲究“顺生”。“文革”中，与那些命丧九泉、九死一生者来说，他是幸运儿。但上世纪70年代在干校改造的岁月，没能逃“批斗再而三”的劫难。一次是他挑水时水桶脱钩掉到井底，怎么也捞不上来，不得已领了只新桶。排长姜某召开批斗会，上纲上线后确定此事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其二是1970年清明节前后，一天他已上床睡觉，忽听屋外有人喊：“看彗星！看彗星！”百年不遇，出于好奇，张中行也爬起来看了。谁料有人跟踪，密报上去，上面认为这也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姜某启发大家发言批斗要“击中要害”，最后要害定性为“想变天”！这回张中行再也忍不住了，不卑不亢地回敬一句：“我不至于这样无知！”他不服罪，自然又招来一阵“抗拒从严”之类的还击。最后一次是因业余时间大家都在读红宝书，张中行却在纸上写唐诗宋词。头头从他箱中查出《唐诗三百首》和《白香词谱》合订本。又惹招一番批斗、审问：“轻视红宝书，可证无意改造自己，实属罪大恶极。”无以遣忧，在极端苦闷中，他学会了抽烟。

最令张中行伤感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悲剧。不是荣归故里，而是遣返老家改造。

1971年，干校解散。别人欢天喜地返京与家人团聚，他却被强行将户口遣返到老家香河。一呆就是八年。家中老宅早已被征为生产队队部，他只能在昔日拴牲畜的棚户栖身。回乡岁月，蒙乡邻多方关照，但有人仍认为他是敌我矛盾，应照敌人对待。此议虽未被采纳，但仍令他参加生产队劳动。年近七十的张中行或背粪筐手持粪叉，到田埂间小河旁拾粪，或在轧场中央牵着小驴转圈碾物……世情冷暖寸心知。张中行在香河孤苦一身，冬日，室温零下，滴水成冰，水缸冻结，食宿艰难，他想申请回京小住，还须到大队部开路条求放行。然当权者不准，他只好枯对饥寒……有诗为证：

青衿游北序（指北京大学），白首转西厢。

稚幼争窥户，糟糠欲下堂（谓妻未同来）。

榻前多鼠妇（家乡名潮虫子，写实也），天外一牛郎。

默数晨鸡唱，方知夏夜长。

“默数晨鸡唱”，晨鸡终于“一唱天下白”了。

“美人迟暮英雄老”。1979年1月，张中行重新出山，回到出版社重操旧业。

张中行自1951年评级到90年代，悠悠四十年，级别未变，工资未动。月薪一百二十五元五角，退休打折后为九十四元，亦算“今古奇观”之一景。1987年社里聘他为“特约编审”。古稀之年的他，一边为大田（社）耕耘，编选《古代散文选》（下）、《文言选读》和《文学常识》等书稿，同时为生计不得不种点“自留地”。张中行于80年代初始陆续写了“负暄三种”、《顺生论》等。铁树开花，竟然枝繁叶茂。他的“负暄三种”自1986年始，每隔四年出一本。然而这三本畅销于世、获誉甚隆的书，并非由京城中央级出版社承印，却由偏远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岂不令人咀嚼回味？

《顺生论》等面世，一时洛阳纸贵，“暴得大名”。张时已八十，遂有“老旋风”之说。

当今中国晚器大成者，应数张中行也。

其人古朴，其文冲和

张中行是位从燕赵大地高粱稞里走出来的学人，沧桑百年丝毫未改他敦厚、淳朴的本色。在做学问、待人、处事以至生活上，古韵犹存。

张中行与启功。

张中行仪表既不轩昂也不潇洒，甚而也乏学者的那种雍容与儒雅。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凡人。但他行为高逸，虽埋身市井，却“道通天地”，虽厕身陋巷，而“思入风云”。他讲“顺生”，但“不偏不党，不依不傍，不卑更不亢”。他的言行自有准则：“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对不同意见，我一是尊重，二是欢迎，三是未必接受，四是决不争论。”

君子坦荡荡。张中行尊尚师道。他对前辈的尊崇、仰慕尽显在“负暄三种”字里行间，但先生持论公允，得红楼“自由”精神，“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以“写则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则，不视先贤为神，把师辈们凡人的一面也留在纸上，给读者一个完整、鲜活的形象。大多点到即止。只举例，不评说，“留白”给读者思索。

对胡适。胡适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中文系系主任之初，立意整顿，第一板斧是解聘了老教授林公铎。林氏反对白话，反对新式标点，一直与胡对着干的。胡适一朝有权在手，开刀祭旗的对象是反对自己的人，“这不免使人联想到公报私仇”。

对梁漱溟。对梁氏的耿直、迂阔，张中行认为：“由感情方面衡量，可敬，由理论方面衡量，可商。有的，说重一些，至少由效果方面看，还近于可笑。”接着张中行自责没有同梁先生协商，责任的一半在自己，另一半便推给梁先生。“因为我深知，对于不同的所见，尤其出于后学，他是不会采纳的。”

这样的例子很多，在《关于吾师》中，他说了几句对钱穆先生不够尊重的话，以致钱先生的亲属看到后不高兴，曾著文为钱先生辩护。尽管如此，张中行仍认为红楼精神是“讲理”，重“证据”，不在其他。对顾颉刚先生的“人格分裂”问题，他也有微词。他曾坦率地表示：“我不愿看到我的老师，为迎合时风而说稍有正义感的人听了会皱眉的话！”

除了直言指出先生们“小”处之外，张先生还善于“寓教于乐”，在大话逸闻趣事中，捎出某个问题，让读者自己去评品。如钱玄同先生考试向来不批考卷，考卷收齐后，直奔注册科，扔下考卷就回家了。学校刻了个“及格”的木戳，“只要卷面有名，就加盖及格，计入学分”，以导致一些学生逢场作戏。

尽管他有“不宜写者不写（即所谓不得罪于巨室）”的信条，但他顺着历史的脚步，对周作人也敢说点不同的声音。他继《苦雨斋一二》（1986）后，又写了篇《再说苦雨斋》（1990），显然思想解放了许多，说了些“仁者见仁”的话，仍觉太委婉。大概是意犹未尽，在1997年版《流年碎影》中要“直”得多。“不以人废言”，“我就不隐瞒观点，说（旧）诗，意境能迈过古人，散文，意深远而语平实，冲淡至于不见用力，五四以来，也只能说是只此一家。”

仁者爱人。张中行是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人。凡他受惠于人的，他都将账记在心上。从1937年到1952年，他受三位友人惠助，一心想回报，有的已下世，欲报无门，他只能“长存于心，到盖棺时还不能还或报，就带到地下，永世不忘”。与此相比，他援手别人的“数目不小，我都希望统统忘却”。有趣的是，某次他的一位同事遭窃，很难过。张中行知道后，送他被盗金额的一半，幽默地说：“就当我们两人被偷了。”一位乡下中学生给张中行写信，说很喜欢读他的书，但没钱买。他认为他很诚实，就赠书给他。《禅外说禅》出版后，一位忘年交小友（书摊主）告诉张中行，一中年女性想买，没有钱，想用一本成语词典换。摊主认为是雅事，换了。张中行听了，拜托摊主把词典还她，由他给一本。十几天后，摊主告诉张中行，他告诉了那位女读者，她不接受，而且不再到他的摊子上来了。张中行听后自责，说自己只知她寒素的一面，忽视了她狷介的一面，伤了她的自尊，自觉对不起她。

对于向他索字、要签名、要书的人，他都来者不拒，写的字常常裱好后送人。还乐于帮别人向启功、金克木索墨宝、要签名。金克木一般不给人签名，他就把笔硬塞到他手里，命令他：“签！”但他从不代子女向别人求墨宝，甚而连自己的字也不给子女。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对小保姆却和善、客气。

张中行对人古道热肠，对小动物也怜爱。一次他抱回一流浪猫，回家后又觉这猫有主人，怕主人找不到会急，于是又赶紧出去贴“招领启事”。一度时间，他养了许多流浪猫，家里成了收容所。

对常人如此，尚不足为贵。难能的是对与他有“过节”的人，也能以德报怨，这就非属大德之人而不能为之的。

谦虚是美德。张中行在这方面修养很深。他说人一要有自知之明，二要有知耻之心。在他声名如日中天时，仍说自己作文是“涂涂抹抹”，自己的字是涂鸦，“献丑”。一友人索字，他推脱不过，恭敬不如从命吧，讲好只留作纪念，不可示人的。可后来他发现友人将他的字精裱装框悬于堂室，他便自责“随了大流，现了丑，每念及此，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以及应世之不易”。

张中行的自责，甚而追悔半个世纪前的一件小事。1947年他助巨赞和尚编佛学月刊《世间解》，求俞平伯赐稿。俞先生慨然，以长文《今世为何需要佛法》予之。不久，平伯先生函询稿酬事，张中行觉得很惊讶：一个惯于吟诗“看翠袖，对红裙，旧情假又疑真”的名士，怎虑及稿酬早晚卑微小事，有过于看重阿堵物之嫌。这个疑团他一直堵在心里。平伯先生作古后，他在《新文学史料》中获知俞先生当时生活极端困难，以致许夫人典卖物什度日。张中行晚年“感到不安，或竟惭愧”，特作文以记这件小事，“想略申惭愧之情”以告慰故人。

还有一个令张中行“既悲伤又钦仰”的弱者刘佛谛（刘旌勇），地主家庭出身。刘氏是张中行通县师范同学，高他二级。同乡、同学，又曾同患难，交谊深厚，是他家的常客。他穷，张中行接济过他。“文革”风暴，互断音讯。1967年夏的一天，刘在街头坐等上班的张中行，显然有话要说，又吞吞吐吐，不敢多谈，刘只说他对前景表示担忧，说完催张中行赶快走。就此永别。刘佛谛回去后即喝敌敌畏自杀了。临死前刘写了两封信，其一是给张中行的，但写后又烧了。张中行很伤感，视为终生遗憾，他很想知道老友给他写些什么——“想不到最后为至交留下这么一个谜！”对于这位死于非命的友人，张中行总是难忘。他追忆旧雨文字，通常是一人一篇，惟周作人、刘佛谛是两篇，还在另文中重述。在《流年碎影》书中不见他与名士们的留影，却特意选了一幅与刘的合影的照片。

张中行一介寒士，半生坎坷，晚景见晴。到八十五岁时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自称“都市柴门”。笔者2004年因组《负暄絮语》，与先生有一面之雅。对他的“柴门”有深刻印象。家中没做任何装修，小客厅兼通道里还放着书架，是时下平常人家六七十年代的居住水平，其俭朴的印象给人十分强烈。书房也不甚雅致，书橱里陈着一些古玩，多为石头，“像仓库”。桌上备有文房四宝书稿之类，书卷气倒袭人。他的卧室更为简陋，床上的被子是五六十年代农家常用的大花被，连叠法也是老式的。墙边还糊着报纸。张中行对生活的要求很低。请启功吃饭也是楼下的小馆子，四菜一汤，喝点二锅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有时在外面吃饭，一根豆腐丝掉在桌上，他都要捡起来吃，席毕若有剩菜，他很从容地打包带回去。布衣的他，深知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搞笑的是有一晚辈送他一瓶“人头马”，让他开洋荤。他听说这酒要值一千八百元，咋舌不已。想喝吧，一两就是一百八十元，不忍心下口；送人吧，又怕背上巴结人之嫌；转卖了吧，又怕人说拿晚辈的人情换钱，让人笑话。思来想去，只好把这“贵客”束之高阁……

狐死首丘。对故乡，张中行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喜听乡音，爱吃故乡玉米粥、豆腐脑。令他尴尬的是因政区划分变动，故乡原先属香河县管辖，现归天津武清的领地了，地震后老宅没了，以致“总有找不着家的感觉”。但香河人终没忘记他，一些人士仍要求他、叮嘱他日后填写籍贯，一定要写香河县。“我不胜感激涕零之至”，表示有机会“必大书香河县，以表至死不渝的忠心”，为此他特作《狐死首丘》以表心迹。

“无癖无可为人。”先生亦有嗜好，爱喝点小酒（最喜北京二锅头）。在干校喝酒，还被批过一次，大概是被人认为借酒浇愁吧。他雅好写字，还篆有多方闲章：“六代之民”，是说他百年人生所历；“炉行者”，意蕴较深，当是说他改造时当过烧炉工，在炉火中“炼”过之意；还有一方叫“半百砚田老农”，那是他喜欢砚耕，亦爱收藏砚台。再爱的就是石头了。先生是雅人，“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雅之生”，寄情于此矣。

文如其人。

张中行为人古朴，尚古风。文亦然。主要著述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顺生论》、《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流年碎影》以及语文方面的《文言津逮》，等等。从行文上说，他的文章开头喜欢旁征博引，下笔千言如行云流水，不似今人“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的行文过程就是“思”的过程。看上去或云或雨，不见庐山真面目，只要你循次而入，便渐入佳境，便能在云雨之中观出东西南北来。这是他长于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化为一缕缕哲思，融入他对人生的体察观照中。看上去“琐话”，他写的尽是“琐事”，但记的都是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平淡冲和，清隽优雅，在不动声色之间记人叙事。写北大忆旧中的人物，虽是散文，却像小说一样把人物都写活了，有呼之欲出之神。相较起来，数十年来我们所读的文章，大都剑拔弩张，令人见之生畏、读之生厌；再欣赏张中行的文字，是那样的朴实、清淡，典雅可人，自然便受到读者的吹捧。

启功说张氏的“散文杂文，不衫不履，如独树出林，俯视风云”，令人回味。也有人说张氏散文“少张扬蹈厉之辞，也似乎缺少至大至刚的伟岸气象，但从他那清新自然如数家珍般娓娓叙述中，从那貌似拉杂的谈古论今、引经据典中，我们可体察到他对摄生治世之道、国家民族命运的热切关注”。斯言诚哉。

1996年1月5日摄于北京祁家豁子寓所。（侯艺兵　摄）

周汝昌先生有贴切的评论：“你从他的文笔看得出，像他论砚一样，那是外有柔美，内有刚德。其用笔，看上去没有什么‘花哨’，而实际上绝非平铺板叙，那笔一点儿也不是漫然苟下的。”“读他老的文字，像一颗橄榄，入口清淡，回味则甘馨邈然有余。这里面也不时含有一点苦味。”

三次婚姻，苦甘备尝

张中行生于清末，历经多次社会变革，其婚姻状况自然复杂。他一生有过三次婚姻，苦甘备尝。他根据自己的阅世经历和内省，认为婚姻可分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

且看他的三次婚恋经过和状态吧，为叙写方便，依序而述。

沈氏。这桩婚事是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订定的。两人同庚，幼时订的婚。沈氏是典型的旧式女子，缠足，不识字，其貌也在中人之下。但性格好，朴实，温顺，孝敬父母，寡言语，因旧德所约，“向来不表示感情”。“母亲说她好，我也尊重她。”1926年，张中行时年十七岁，读师范二年级时成婚。后来，张中行在北大读书时，与杨沫同居，她也默认了，认命。“可行的路只有一条，保留夫妻之名，兼取在婆家活下去之实。”此后漫长的岁月，张中行在经济上一直予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延续到80年代，她去世了。”

有好事者曾问过张中行，对此事可否有话要说。张中行很坦然：“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婚姻状况都复杂。孙中山、蒋介石、鲁迅等都先有一妻，后来找到如意伴侣。一个人从农村出来到一个开化的地方变化会很大。这是我们这代人婚姻方面共同的问题。”

杨沫（1914—1995）。张中行与杨沫相识也算一种缘分。关系还比较复杂。张中行与长兄的同学于忠是朋友。一天，于忠找到张中行，说他有一个读高中的表妹叫李绍强，她有个同学为了逃婚，决定不上学了，自立，想到小学教书，问张中行有无办法。恰张中行的长兄在香河县小学当校长，答应代为联系，并获成功。而这位逃婚的女中学生名叫杨成业，即杨沫。

缘此，张中行、杨沫两人相识，相互印象都不错；加之两人的婚姻都曾有不幸，思想上产生共鸣，遂于1932年同居。前后相处了两年，其间张中行在天津，杨沫在香河。友人告知张中行，杨沫在香河一度与某“来往过于亲密”，张便将其接到天津，“又过起共朝夕的日子”。“但我们都觉得已经有了隔阂，心都不安”，争吵时有发生，张中行认为“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于是分道扬镳。张中行晚年回忆这段往事，心态相当平和、真实，说：“仅仅这两年，是难得忘却的。推想她也没有忘却。”张中行后来与人谈到与杨沫分手的原因，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

杨沫参加了革命，建国前写过《苇塘纪事》。50年代出版《青春之歌》，名噪一时。对书中的“余永泽”的形象，有人指为影射张中行，这对张的处境自然产生影响。张的妻子李芝銮认为是“丑化”。而张却“没有在意”，以自己位卑不值得影射或是因小说教程为强调某种教义所必须使然，竭力排解自己，也宽谅了杨沫。令人感叹、钦佩的是，“文革”中北京文联造反派找张中行，外调杨沫的历史。当然是希望张中行说她的坏话。“四堂会审、威吓、辱骂，让我照他们的要求说。”张中行报之以冷笑，不背良心，实话实说，不肯就范。来人逼他写文字材料，张中行只写：“她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并且有求其实现的魄力。”若干年后，杨沫亲眼见到这件材料，心甚感激，给张中行写信鸣谢，说想不到在那时还说她的好话，“对于我的公正表钦佩”。张中行认为这是她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一笑了之。

他们育有一女，徐然。徐然是在他们分手后出生的。直至1974年徐然才知道生父是张中行。1978年徐然第一次给张中行写信，称“张先生”。张中行复信中说：“……你叫我先生，我不知道我可否告诉你真实情况，以前你妈妈也答应过我有机会我可以见你，其实我是你父亲……”因女儿牵线，张中行、杨沫有了交往，均为杨沫主动。杨赠张的若干照片中，还夹有一张当年两人未分手时的合影。布衣张中行羞于掠名人之美，总处在被动的应对状态。

80年代末，有位张中行并不认识的人，写了一篇谈杨沫早年感情生活的文章。杨沫认为是受张中行的主使，即著文申辩，公然指责张“负心”、“落后”、“可憎”。张中行蒙不白之冤，虽心中不快，仍以君子风度保持沉默。张认为杨所说“负心”，“是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道不同自然难以相为谋。

90年代初，张中行的《禅外说禅》出版，杨沫却又叫女儿来要，张中行给了一本，扉页上还题了“共参考”之类的话。两年后，杨沫出版新著《青蓝园》，回忆她一生中的三个爱人，仍用小说笔法，没有送张。倒是有好心人给张找了一本。张中行读罢不胜感慨，“为了浮名竟至于这样”，这“使我不能不想到品德问题”。有人劝他也写几句以正视听。张中行觉得乏味、无趣，仍然沉默。后只在一篇《惟闻钟磬音》的随笔中，“溜”出一番心声：“如有人以我的面皮为原料，制成香粉，往脸上搽，并招摇过市，我也决不尾随其后，说那白和香都是加过工的，本色并不如是。”

1995年岁末，杨沫去世。吴祖光曾打电话问张中行参加追悼会否。张说“不”。“告别”一事在张中行看来，或“情牵”，或“敬重”。对于杨沫，他什么也没有。他只能用漠然、沉默以对。

关于他们的恩怨是非，杨沫的儿子（与马健民所生）老鬼有番话值得一读：“母亲对他的指责比较多，包括她写的有关自己一生中的三个丈夫的文章里，对他也有些误解之辞，但他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我母亲的坏话。特别是在‘文革’压力那么大的情况下，当时我母亲处境非常不好，他也没有胡说八道。”并说张中行“挺好的，有骨气”。

苦尽甜来。张中行在经历了两次不幸痛苦的婚姻之后，终于遇到了李芝銮（1909—2003）。这是与张中行相濡以沫近一个甲子的女性。他们育有四个女儿，静、文、采、莹，都受过高等教育，各自事业有成，酿就了张氏一门有八个“北大”的佳话。

张中行与李芝銮的相识，是由张的友人李列五介绍的。李芝銮是李列五的外甥女。

李芝銮出身于河北一有功名的世家。其父过世早，她与寡母共同生活，上过私塾，精于刺绣。初次见面，李的“剪发”、“大脚”、“窈窕”、“粉面含羞”，给张中行留下了“体貌清秀而性格温婉，是地道的旧式大家闺秀”的印象。是时，张中行已蒙两次婚姻的创伤，孑然一身，长期漂泊在外，他的心需要一个归属。新人如此“清秀温婉”，他自当欣然“开门纳之”。为迎合乡村风俗，张还亲自到城隍庙找个瞎子“配八字”算命。瞎子说：命太好，前途比官还大，云云。1936年底两人结为秦晋，过起了“用小煤火炉做饭吃的生活”。夫唱妇随，大事小事，均由张中行做主。这个穷而陋的家由李芝銮支撑着，“饥寒而无怨”。虽简陋，但安适。

张中行喜欢集砚，40年代，他相中一方价值十二元的砚，又舍不得买。回家说起此事，李芝銮马上劝他买下，最后他是“忍痛买了回来的”。李氏出身大家闺秀，与张中行结缡后，不止包揽一日三餐之琐碎，还要面对时有三餐难继的穷困。特别是在当年八口之家，人均生活费二元的绝境中，为生存，李芝銮居然给人家当保姆和“出头露面卖破烂”。即在无米下锅燃眉之急时，她也不忍变卖丈夫的一本书！2003年李已先他去世，家人怕张中行知道伤心，一直瞒着他。2005年张中行病重住院时还说，等他病好了，写散文挣钱，给妻子治病。

李芝銮大张中行八个月，张中行一直呼她为“姐”。垂暮之年他曾对人说：“我的夫人人品非常好。我们虽没有卿卿我我，但一生平静。夫人能忍，无论环境如何、境遇如何，都能泰然处之。”“姐”好在何处？有张中行的诗句佐证，“添衣问老妻”，张中行解释说：“吃饭，我不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难怪张中行自豪地说，他是最有资格大写糟糠之妻不下堂的。

一介寒士张中行，就是这样磕磕绊绊地度过了他的百年人生。

走近钱锺书

1998年12月19日，惊闻钱锺书先生然仙逝，不胜悲哀。我有幸与先生有音问之雅，但无一面之缘。两年前写就此文，压诸箱底。现谨以此文聊作心香一瓣，薄奠先生在天之灵。

——题记

当历史老人拂去往事的尘埃，《围城》再露峥嵘的时候，作为读者，谁不想破城而入，一睹城内的风景，体味一下城中人的酸甜苦辣，长点见识？作为编辑，谁不景仰那尘封已久的“古钱币”钱先生，钟情于他的书稿，以编一部他的佳构为荣？

我不讳言，我是凡夫俗子，无论作为读者抑或编辑，我都是一个拜钱主义者。

十年前，我参与创办《东方纪事》，其时全国各类刊物如林，为使该刊在全国有一席之地，我们策划要以全国一大批名人为依托，争取他们的支持，把刊物办出品位来。在编辑部列的一长串“名人”名单中，钱锺书（1910—1998）、杨绛被列于榜首。说来很可笑，那时编辑部三位同仁都是刚从外单位调入的，别说无缘与钱氏夫妇相识，与文学圈内其他名流也如同路人，甚而连合适的牵线搭桥者一时都找不到。更况钱先生的耿介绝俗与他的大名一样，如雷贯耳，欲组他的书稿谈何容易。据说“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我们把攻关的焦点放在杨绛先生身上。当《东方纪事》创刊号面世时，我们从中国作协花名册上找来钱先生的地址，试着寄给杨先生，并附一长信，推销自己和刊物，恳请她对刊物提意见、赐稿。他们是江苏人。我牢牢抓住乡情这根红丝线，祈求她支持故乡的出版社，造福桑梓。饱读诗书的杨绛先生温良恭俭让，复信不忘鼓励勖勉一番。打那以后，除定期寄奉杂志间或寄点社里有品位的出版物外，逢年过节不忘寄张贺卡，送本挂历什么的，嘘寒问暖作感情投资。她老亦投桃报李寄贺卡、赠书。记得她收到我社出版的《蒋碧微回忆录》一书后，十分高兴，说大家都争着看，未及她读完，被友人借去先睹为快了。我投其所好，马上又寄一本，哄得老太太再三鸣谢。惭愧，真难为杨绛先生，我本是有所图的小人，故音问不断，累得她每信必复，这令我深感不安，再三声明请她无事不必作复。渐渐地，我在致她的信中都附上一笔问候钱先生。她的每每来信也缀上“锺书附笔问候”。杨绛的字一笔一画极为工整、清秀，一次意外地我发现信封字迹风格剧变，十分流畅、潇洒，充满书卷气，我断定为钱锺书先生所写。我早耳闻，他们夫妇的书名不少是相互题签的。夫人写信，先生书信封，珠联璧合，不失雅趣，此举正显出钱锺书、杨绛夫妇的鹣鲽之情。

次年，社里拟出版一套“名人丛书”，在《名人忆往》一卷内收有钱、杨的作品，我请杨绛先生代转一函给钱先生，委请他为该丛书题签，以壮声威。孰料，钱先生复信云：“十分惭愧我承你品定为‘名人’，那证明我主观上虽不想‘欺世’，而客观上已经‘盗名’了。”他又以他的书法很糟和右拇指患腱鞘炎掣痛不能握管谢绝，还求我“谅宥”。信写得极其温和，诚挚感人，活脱脱的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形象，明明是拒绝了你，也没让你觉着丝毫的不舒服。

走近钱锺书，出师不利，抬腿迈出第一步，老人家便下口令“立定”了。此举，以失败告终，但我不想“向后转”。

是时，钱锺书热正在全国酝酿中逐渐形成。《钱锺书研究》已出第二辑，花城版《钱锺书论学文选》已问世，《围城》正一印再印，传媒说要拍电视剧。文艺界一切向“钱”看，成了热点。鉴于此，我向社里提出出版《钱锺书全集》，选题顺利通过，我自诩有与文学前辈“玩得转”的经验（嘴甜、手勤、腿勤，外加脸皮厚），请缨上钱府攻关；显然是夹着私心，要走近钱锺书。第一次拜见老先生，又请他授权出书总不能光着手。塞红包？老先生早有“我姓了一辈子钱，还迷信钱吗”的名言，出版社亦不作兴这个，厚礼也不免俗气。他不是叫“锺书”嘛，送书吧。适逢那时江苏古籍出版社刚刚出版《清诗纪事》，二十卷，亦算家乡的“土特产”，讲得出口，拿得出手，再合适不过的。一套《清诗纪事》，一堆庞然大物，我一个人折腾不了，邀同仁田迎春君偕行，兴冲冲进京。为了能与钱先生对话，遮浅薄之丑，我临时抱佛脚，翻钱氏家谱，读《钱锺书研究》等有关文字，忙得不亦乐乎。早闻钱先生杜门谢客，钱门由杨绛老太太一人当关，万夫莫开。我们决定不打电话，直闯三里河。不知是为表虔诚，还是为出版社省钱，那天没有打的，那一包十多公斤的《清诗纪事》，真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三步一歇，五步一停，时值隆冬，两人还是忙得大汗淋漓。同仁田君打趣地说我们这是往麦加朝圣。我说我们是董存瑞，这包“炸药”还怕攻不下钱老先生的堡垒？当我们气喘吁吁地扛着这包书爬上钱寓楼梯时，我兴奋地想到下次来时扛的是《钱锺书全集》，那一定轻松愉悦百倍。

按响门铃，开门的是清秀、小巧、温文尔雅的杨绛先生，花白的头发，戴着细边眼镜，惊诧地打量着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我先行一躬，致歉打扰，再自报家门。“哦”，杨绛一听笑脸相迎。让座、奉茶，说室内暖气足，建议我们脱大衣以防感冒。我伺机打量一下钱宅，偌大客厅，空屋不见人，钱先生一定是听到电铃声吓跑了。室内窗明几净，厅内只有一幅中堂，案几上陈着笔砚。好像只有两只书柜，并非坐拥书城（他们夫妇是功夫在书外）。两只单人沙发，朴素、简洁得一如主人清淡、典雅的风格。我看得出杨绛先生看我们“炸药包”时的惶恐和不安。我也觉得挺尴尬，一种难言的送礼人比收礼人更难受的尴尬。我忙说这次进京组稿，社领导让我们顺道看望一下两位先生，捎上家乡刚刚出版的《清诗纪事》，供先生披览、消闲。杨绛听着，淡淡一笑，指指书橱：“有了，有了。”恼人的是早有人捷足先登。图穷匕首见，客套一番之后，我便开始游说，真像解放军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提出我社拟出版《钱锺书全集》的构想，从意义讲到操作细则。杨绛先生微笑着安详地倾听我的一番劝说后，她诚恳地表示谢意又委婉地表明“此事不妥”，大概为给我们台阶下，她说要听钱锺书本人意见再说。

在京组稿呆了数日，当我回到出版社上班时，钱先生的信已静静地躺在案头。为求真起见，斗胆侵权照录：

昌华先生编席：

不才两月以来，身心交惫，遵医嘱，终日偃卧，大驾来失迎，歉憾之至！《清诗纪事》颇多采及拙著，故苏州大学主编者曾以全部相赠；复蒙惠赐，虽“好物不嫌多”，然“与友朋共”，即以贻一学人。借花献佛，而饮水思源，不敢忘，尊锡也。特此致谢。顷获大函，语重意厚，感愧感愧！近数年京、穗、宁、渝、港、台出版家均以印行“全集”相请，弟一概坚辞，故台仅刊“钱著七种”，穗仅刊“选集”。为弟搜拾旧作逸文者亦有六七人，以目录相示，弟不加增减，但答以有著作权，不同意出版。约法已成，“人人平等”，未便为贵社破例。来函所举自编“全集”诸君，必自信字字珠玑，故大踏步，大出手，无怍无愧。弟尚如佛家所说“知惭愧”，不敢学步。且古今中外作家生时编印之“全集”，事实上证明皆非“全集”，冒名撒谎而已。弟所睹一切全集，其中值得存者往往不过十之五六，乃学究辈借此堆资料博取微名薄利。来函所称Huters君书，乃其博士论文，作者人甚诚笃勤恳，而天资不高，且不能读文言；译印其书，实属无聊。新西兰Auckland大学Duncan Campell君收弟早年文章译为英语，与弟所作英语文章合成巨帙，年前来华求弟增订，弟劝其罢休。近新西兰电视中渠出现讲聘译拙作事，显然尚乐此不疲也！来函释所言，只落后矣。一笑。草此及谢，并请谅宥。　　　即颂

春祺

钱锺书上　杨绛同候

二月一日

又是一年春草绿。

堡垒没有攻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发青。在一切向“钱”看的热潮中，社里组织到一部《钱锺书传》，决定出版，为尊重传主，为杜绝出版后可能发生的不快，社里希望钱先生能过目，予以认定。社长又动员我去说项。这本是一件令传主尴尬的事，更别说淡泊名利的锺书先生，他历来反对此类俗举。一因社里的事，推不脱；二是想圆走近钱锺书的梦，我硬着头皮给钱先生写信，细述我社的一些想法。惯以“学得无怒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的钱先生，这回接到信后便发来“鸡毛信”，信云：

奉读来书，甚感厚爱。年来弟不幸，已成新八股文题目，颇多借“题”著书者。欲为弟撰传记者忆有两三人，弟皆谢绝“合作”，请其罢休。来信所言，不知何人，想必据美国Huters所撰传（已有极糟的中译本），加以增饰，误漏百出。杨绛衰病，无气力审读此类著作，然此传既未得“传主”本人同意，作者岂“文责自负”耶？倘失实过多，迹近造谣诽谤，将来涉讼，亦未可保耳。八十老翁，来日无多，作“传”者何急不及待如此，使“传主”如神龙之见首而不见尾乎？可疑可叹！

愚夫妇“全集”之举，亦有穗、沪、宁（译林）共四五出版社建议，弟等差有自知之明，不愿灾梨祸枣，亦皆婉谢。不识抬举，辜负盛情，既疚且感。

接读来信，我惶恐不安，忙将此信示社长，并建议认真考虑，尊重钱先生的意见。人微言轻，社里又有社里的考虑，不听招呼，将书印了出来。这甚于把我送上断头台。生米已成熟饭。杨绛先生此前另有信相托，要我坚决“劝阻此书出版”。我愧对二老，只能负荆请罪，寄上样书，等着挨克了。不日，钱先生赐复，严厉地批评“传”中“因道听途说失实之处”，又因作者学殖浅薄，有张冠李戴或穿凿附会多处，“令人啼笑皆非”。让我铭感五内的是信末两句“木已成舟，书已出版销售”，薄利微名已赚，“置之一笑可也”。钱先生批评得有理有据，言辞中肯，显出一种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大家风范。至此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因是年年初，钱先生正式委托人文社向法院起诉四川文艺出版社非法出版《围城》（汇校本），维护著作权法的尊严。我真害怕老人家一气之下，也把我们拖上法庭。

这是钱老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曾先后到钱府拜访四次，多么想走近钱锺书，一睹先生的风采，聆听先生做人做学问的教诲。我世俗，先生脱俗，这注定我无法走近他，无缘见他一面。但从《钱锺书传》出版前后先生致我的两封信，对出版社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体现他的宽容大度，让我走近了他，理解他，更敬爱他。他曾对友人说过：“做学问难，做人也难，做一个好人更难。我们要永远‘如深渊，如履薄冰’。”谁能说他不是个大好人？《钱锺书传》出书前，淡泊的他竭力劝阻，反对；出版后，多处失实，甚至迹近诽谤诬蔑了他，他“置之一笑”，真是佛家的胸怀，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媒介的片面宣传，误导了世人，只知他的孤傲，其实他的宽厚也是名闻遐迩：1947年周振甫先生为他编《谈艺录》一书，错别字未能尽数扫除，钱先生非但没批评，反为之开脱，书出版后又题词相赠，拜谢。以至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耄耋之年的周先生忆及此事仍感慨不已。大概由于钱先生过于执、过于实，而引起一些人误解他“矫情”。他曾说过：“人谓我狂，不识我之实狷。”他指控某出版社，那实在是钱先生没有办法的办法，出口气而已。耿介绝俗那才是钱先生的本质。

自《钱锺书传》出版，引起钱先生不快后，我无颜也不敢再给先生写信了。但报端一切有关钱、杨先生的文章，我仍一字不漏地爱读。总想找个由头“走近他”，似乎此生不做一次钱著的责编枉做了编辑似的。一日读先生《写在人生边上》，忽想到杨绛的《干校六记》诸篇文字，感到他们是一对饱风霜历沧桑的患难夫妻。他们的金婚纪念在即，突发奇想，如能把他俩写的有关家庭、亲情、人生的散文结一合集作为金婚纪念册，该多有意义！因为他们的人生际遇，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典型代表。

于是，我又把这一想法写信告诉钱、杨先生，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这回二老联名写信来，杨先生执笔，信云钱先生去年动一大手术，杨先生亦积劳成疾得了冠心病，都是老病之人，不宜劳神，也不可动火。又说他们的散文集已约定出版社，劝我取消这项选题。因我在信中写明“绝对尊重你们的意见”，我自己已把路堵死，只好作罢。后另组织一套人马，出版了“双叶丛书”第一辑。

“双叶丛书”问世后，大概由于选题独特，装帧别致，颇受社会关注，特别是受圈内人士的推崇。萧乾先生当时就问我为什么没向钱先生夫妇组稿，我说有难度。他老很热情，建议我去找舒展去，顺手给写了张“介绍信”。我给舒展先生写了封约有两千字的长信，申述此丛书没有钱杨加盟，大为失色，托请斡旋。舒先生乐当信使。但曲线也救不了国，舒展先生向我致歉“没有完成任务”。并附钱之女钱瑗女士致他的信，钱瑗说，她父母不入盟“双叶丛书”与对出版《钱锺书传》不满“完全无关”，请我不要误会。我明知“名流”的集子，钱先生素不参加这一事实。但以小人之心猜测，仍以为二老为“传”的事在生我的气，我也感到很委屈，为了出版社的公事，伤了与二老的感情，太亏了。后静心研读各界人士写的有关钱先生为人的文章，彻底悟出钱先生就是这种脱俗的人。他能拒绝华中师大为其父钱基博老先生作百岁诞辰纪念，他能拒绝世界名流赵浩生录音采访，他能拒绝一老出版家抱八十朵玫瑰为他祝寿，他能拒绝法国政府授其“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勋章……那么，他拒绝我的这一请求是不足为怪的了。“素不喜通声气、广交游、作干乞”，这是他的本色，“老来岁月，更无闲气力作人情”，这是他的心声。拉他们夫妇入盟“双叶丛书”的事，我只能偃旗息鼓。可是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读者来信来电不绝，小的有读中学的“钱迷”，老的八十多岁如“二流堂”堂主唐瑜先生，就曾厉声诘我：“‘双叶丛书’为什么不选钱锺书、杨绛这对老幽默？”逼得我只能回答说：“钱先生如随意加盟，那他就不是钱先生了。”

十年了，梦想走近钱锺书，就是走不近。诚如哲人所言，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显珍贵吧。古人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金石不开呢，结论那一定是还不够精诚。走近钱锺书，是为了见识一下“庐山真面目”，理解他，学习他。其实在追求走近的历程中，不正加深了对先生的理解？他对《钱锺书传》出版前后的态度，不正是淡泊名利宽以谅人的一种身教？我为什么非要见那个下好吃的蛋的鸡？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与其执意走近钱锺书，还不如多读点钱先生的书。

难忘萧乾

我不信佛，却笃信缘。此生因书之缘结识萧乾（1910—1999）先生，真幸莫大焉！

前岁暮秋，我为出版社策划了一个选题：为当代文坛有影响的夫妇作家，出一本以写人生、家庭和亲情为中心的散文合集，冠名为“双叶丛书”。最初，我以投石问路的方式，请友人把这一构想转告萧乾先生，希望得到他的指教和支持。复信是出乎意料之神速，萧乾对此议表示欣赏，说“这个点子高明”，并称他已着手整理文章了。

不久，我因他事进京，想顺道拜访萧乾。因从无缘与萧乾谋面，我按图索骥找到了萧乾的寓所，只见门铃旁贴着一张小条子“年老体衰，仍赶任务，谈话请短，索稿请莫”（其实这块挡箭牌形同虚设，我共去四次，三次都有访客）。我稍事踌躇，心想反正我已有信在先，硬着头皮按响了门铃。

开门的是位老人，个子不高，背微佝偻，稀疏的头发调皮地立在脑门，一脸慈祥的微笑。我一眼认出他就是萧乾先生。萧乾微笑着打量着我这位不速之客。我赶忙自报家门。萧乾“哦”了一声，打着手势：“请进，请进。”

萧乾引我在沙发上示坐，转身进里屋。我扫视了一下他的工作室兼客厅，仅八平米之大。室内显得有点儿杂乱，准确地说是相当杂乱。书架上立着一排他自家的著作和一盒盒录音带，办公桌被一张大饭桌挤到偏墙的一隅，桌上正摊着稿纸，原版《尤利西斯》，一大摞英文资料和工具书，像座小山。办公桌旁的一只方凳上摆满大大小小的药瓶子和文具。墙上挂着他与冰心、与巴金的合影。十分有趣的是室内交叉地拉着两条长长的绳索，挂满来自海内外的五颜六色的贺年卡，像一面面万国旗（那时春节刚过）。更逗的是依办公桌墙壁钉子上挂着两个带铁夹的小本子，桌子右下方也拴着个小拍纸簿，活像生产队会计的账本。顷刻，萧乾为我端来一杯椰奶，我忙迎上示谢。室内暖气很足，他见我正在揩汗，说道：“把大衣脱下，要不会感冒。”杯水片语，使我觉得仿佛回到家中，与我讲话的不是别人，而是老父亲。

萧乾。

一阵寒暄后，我问起文洁若先生，萧乾说她一早就到厂里校对《尤利西斯》去了。此时我才知道，萧乾夫妇正为译林出版社在赶译“天书”，每日日不出而作，日已入而不息呢。我问他身体近况如何。他说虽然割了一只肾，还好，但必须一日三药。他指了指那堆大大小小的药瓶子，右手食指上缠着一圈白胶布，在我眼前一晃，我的心为之一颤，老人就是这样工作的。我略有些兴奋地向他汇报“双叶丛书”的构想，着重介绍了合集中夫妇两人的文章正反颠倒都可阅读的编排方案，他说“这个点子新”。当谈到作者人选时，萧乾说“一定得把钱锺书杨绛先生请进来”，并介绍我找舒展先生帮忙；说着便给舒展先生写信，还顺手从桌子下方挂的那个小拍纸簿中，把舒展先生的电话抄给了我。我这才悟出，老人室内的物件陈放是紊乱一点，但放得绝对有序，用起来便当，顺手可得，还可提高效率呢。

告辞之前，我提出想与他合影留念。他笑了笑，坐上沙发，便招呼小和霞（照料萧乾生活的初中毕业生，萧乾还坚持每天教她二十分钟英文）帮忙。拍照时，我坚持我应站着，他说：“那我也站着。”还真的站了起来。我说：“您是大作家，我是小编辑；您是长辈，我是后生。”萧乾反对：“编辑和作家是平等的。”我说：“不行，不行。”萧乾莞尔一笑：“那好，一样来一张。大家平等。”就这样，同一时刻，几乎同一瞬间，两张不同姿势的合影，并列地珍藏在我的影集中。他那大家的风范、长者的宽厚形象，镌刻在我的脑海。

萧乾把书稿分两批寄来，还应约专为这本合集写了一篇长序，但忘记了起书名。我打电话请他补写书名，他嘱我代劳。先生厚爱，恭敬不如从命。我知道萧乾一生坎坷，北平、上海、香港、英伦三岛，浪迹天涯。他是一位著名的“未带地图的旅人”，屡遭婚变，历经劫难，因祸得福，终在不惑之年结识文洁若女士，此后这个旅人方才觅到生命的绿洲。缘此，我斗胆为萧、文散文合集题名为《旅人的绿洲》，问萧乾可否。先生来函称“雅而恰当”，欣然同意。

是年，出版社经济状况不佳，陷入困境，因无钱购纸致使该书出版期一再延误。实出无奈，我只能函请先生宽宥。萧乾说不必客气，反而提出：出版社有困难，将来出书可以用书来抵充他的全部稿费。其时我获悉他将《尤利西斯》稿费悉数捐赠给《世纪》杂志，而自己的生活极为简朴，这怎不令人肃然起敬。

《旅人的绿洲》面世了，我专程送到府上。他翻阅样书，十分称道：“印得不但好，而且别致，这在出版史上可能开创通过合集表现男女平等的先例。真是别出心裁。”他签名送我一本，还特地写道：“昌华同志，谢谢你的精心编辑。”事后，他还为《中华读书报》撰《慧眼和匠心——向出色的出版社编辑们致敬》一文，鼓励我一番。

萧乾先生古道热肠，有口皆碑。他十分关心“双叶丛书”续集的出版，为扩大稿源和影响，他把我介绍给台湾的何凡、林海音和柏杨、张香华两对文坛伉俪，以及英国的陈小滢（陈西滢、凌叔华之女），请他们支持这套书的出版工作。后来他们都愉快地加盟了。前不久，客居英国的陈小滢女士寄来陈西滢先生的一篇重要佚文——1945年萧乾、陈西滢共同拜访英国作家福斯特的日记，要求补入《双佳楼梦影》一书（“双叶丛书”续集之一）。因原日记手稿复印件模糊不清，文内夹杂二十多处中国读者不熟悉的英国人名、作品名、地名，我难以辨认、注释。遂再次请教萧乾，时他在为《收获》赶写“玉渊潭随笔”专栏的百忙之中，拨冗为我答疑解难，并对英文部分一一作详尽注释，写了满满三大页稿纸，还幽默地说我是在“考”他，慨叹老了，“答卷不及格了”。其实，他那张对人生、对文学事业的答卷本就是他晚年的绝唱。

萧乾先生，这位人生的旅人，在文洁若女士那儿觅到生命的绿洲，我亦有幸因选编《旅人的绿洲》结识了萧乾先生。《旅人的绿洲》是一本精彩的书；萧乾先生本身又是一部耐读的书。作为前一本书的编辑，我深感三生有幸；做为后一部书的读者，我没齿难忘。

爱说“闲话”的吴祖光

壬申春，吴祖光先生曾以他的《吴祖光闲文选》见赠。实在愧对老人，由于终日碌碌穷忙，未及细读。今患恙卧床，闲得无聊，捧诵“闲文”，以闲攻闲，趣味盎然。感受那些令人或捧腹或扼腕或击节或沉思的活泼文字，油然想起先生这辈子的诸多色彩斑斓并带有传奇的故事。于是乎，信笔涂起这篇“闲话”来。

——题记

吴祖光（1917—2003），江苏常州人。生于一书香门第，自幼生活在北平，酷爱戏剧艺术，有《正气歌》、《闯江湖》和《风雪夜归人》等传世。周恩来总理曾赞誉他是“天才剧作家”。现今，他已是个有闲（衔）阶级。衔者，官也。他是全国剧协副主席、多届的全国政协委员，说不出是几品。若论知名度，当比与他等衔者要当胜多筹，自身的新闻性不说，还有他老伴，评剧“皇后”新凤霞那半边天呐。其父吴景洲，20年代官至内务部主管，后为故宫博物院创始人之一。老人毕生热衷于读书、作诗、写字、绘画和制印，均成就斐然。令他特别醉心的是文物收藏，每逢过年，客厅几把椅子都被京华几家古玩店前来索款的账房先生坐满，把家财、薪俸全部抵上，还不够敷出。他的镇库三宝是：吴道子西旅贡契图、吕纪福禄图和黄不斋山水。1937年“七七”事变，四面荆榛，鬼蜮横行，全家人避难四川。万里蜀途中，躲敌机，避刀兵、匪盗，历经艰险劫难，老先生弃置大量衣物箱笼，但字画古玩随身携带，毫发无损。吴祖光是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的，他觉得这些国宝让国家保存远比私人收藏妥帖、安全。1955年，吴祖光动员老人将连镇库三宝在内的“一级品文物”两百余件悉数捐给了国家，了却了一桩夙愿。三十年后的1985年，《人民政协报》的《二十万件文物回归记》一文，表彰了建国以来海内外华人及外籍友好人士捐赠文物杰出贡献者三十人，吴景洲先生名列第一。文物无价，终有价，吴氏父子的拳拳爱国之心非价可计。

吴祖光。

1998年春，我公出进京，顺道拜访吴祖光先生。吴先生开门一见是我，一边忙作姿邀请入内状，一边双眼直视我良久。嘴唇翕动一下又止，像是在问：“你是——？”我明白：他记不起我的名字了，忙自报家门。他随之“哦”了一声，连叫了我两遍名字，又说“对不起”，还用手在脑后轻拍了两下，大发“人老了记性坏”的感慨。

吴祖光已过八十华诞，名副其实的耄耋之年了。但当朋友们与他聊起世事来，他总固执地认为自己“十分幼稚，极不成熟”。他大概是想表明他仍有一颗天真的、不泯的童心。童言无忌吧，想啥说啥，爱说“闲”话。有朋友评他的爱说“闲话”十分有趣：说他像过去村塾里不守规矩的塾童，课堂上老爱插嘴说“闲话”，有时“闲话”还硌得长袍先生腰背疼。先生免不了要用戒尺敲他手心，以示惩罚；而他呢，又老不认错，老不接受教训，所以学到老，说到老，吃亏到老。追往述今，30年代，抗战烽火刚点燃，二十岁的他便创作《正气歌》，遭国民党当局审查，打这会儿便开始说“闲话”的生涯。40年代，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他写了两个反对党国倾向的剧本并在国统区上演。更有趣的是，他还写了篇“闲文”《水里的人民》，嬉笑怒骂蒋夫人——宋美龄乘飞机回上海，遇大雨，道路积水，小汽车不能开，政府备了辆十轮大卡车，上置一沙发，让蒋夫人安坐其中赏雨景。夫人颇开心，吴市长还去慰问。笔锋一转，另一画面是：大雨中积水灌入民宅，没膝，锅碗瓢勺四处漂荡，无人过问……此举结果是，他不得不远离上海到香港去谋生。直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吴祖光立即结束在港尚未完成的电影拍摄工作，满怀喜悦赶来北京投奔新中国。但他并没改变好说“闲”话的积习，他在文联的座谈会上又呼吁“保障创作自由”、“取消戏审”，还发表了《将军失手掉了枪》、《相府门前七品官》等闲文，批评当时一些戏曲演员只红不专，演技不高，年轻的武生在台上耍枪竟两度脱手的现象。文末还评点说：“你有了上台资格才能上台，你上了台，就得对台下的观众负责。”结果，果然不吉。他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发配到北大荒戍边。即使在此之后（尽管有人曾教育过他“你这种人什么话都敢说得出来！言多有失”），印象中他的“闲话”也从没少说过：在周扬主持的老作家座谈会上，在胡耀邦主持的“思想战线座谈会”上，在作协四代会上，在“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座谈会”上，以及全国政协的大大小小研讨会上，几乎有会必说，一泻千里，无遮无拦。朋友们称他的“闲”话为“咸”话，有味；为“贤”话，在理。他妻子新凤霞却并不觉得这么潇洒，她是尝够了吴祖光1957年的“闲话”给她带来的灾难的滋味。“文革”中被虐逼成瘫痪的新凤霞，在数十年岁月里一直梦寐不安，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一听说吴祖光又要写什么了或说什么了的时候，就双眉紧锁，苦不堪言地教训他：“你呀！又是闲得难受，没事找事啦，你给我老实点吧！”

1979年春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建院三十周年联欢会上，老友重逢。左起：肖崎、王正、杜高、吴祖光、王少燕。

天晓得吴祖光何曾“老实”过。“老实”他也就不再是吴祖光了。1957年反右那会儿，机关下午召开他的批斗会，他仍一如既往地陪儿子的小朋友打一场乒乓球再赴鸿门宴。1987年8月的一个上午，某领导同志向他宣读有关劝他退党的文件后，下午仍从容地拿起笔照原订计划，为某出版社的一本有关酒的散文结集《解忧集》写征稿信。他从不因突发的事件而改变自己的计划，不乏大将风度。“祖光是个男子汉！”吴祖光是爱妻如命，他深为他的右派而累及妻的瘫痪而终身不安。在家中他是最听话的先生，惟妻是从。可有时，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忧患，他不得不把家庭置于脑后了。1985年为在四次作代会上的发言，吴祖光与新凤霞在家中竟吵了起来。还是吴祖光朗读《人民日报》上流沙河的新诗《不再怕》，使新凤霞有所松动，同意了。半个小时后，她又反对：“我还是怕，因为你在1957年的发言，弄得家破人亡……”最后达成妥协，要吴祖光保证在会上不点人名，方才作罢。

吴祖光不但爱说“闲话”，还爱管“闲事”。非他闲得难受，而是他实在对某些事看不下去，就像戏剧舞台上的绿林好汉，路见不平，只有拔刀相助为快。典型的是1992年他与“国贸”的那场官司。他读了《红颜一怒为自尊》，发现一个超级市场竟然强行对女顾客搜身，如此侮辱人格，他先激动，后愤怒，挥毫写了《高档次的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对国贸这一不文明经商的行为进行了规劝。孰料国贸为转移大众视线，竟把七十五岁高龄的吴祖光告上法庭，说侵害了他们的名誉权。国贸此举引起港、澳、台乃至国外的舆论大哗，几乎一边倒，要义务为吴祖光打官司的律师可以组成一个团。受理此案的法院弄得很被动，违背法律规定的期限，迟迟不作判决。旷日持久，直到1995年方宣判：吴祖光胜诉。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多管“闲事”而招致的这场官司先后缠了吴祖光三年，精神上的折磨不说，皮肉上也吃了大苦。1992年12月14日深夜11点，香港《明报》记者林翠芬第一个把她在港获得的“国贸状告吴祖光”的消息告诉了他。以致吴祖光精神恍惚，心绪不宁，在以金鸡独立式用单腿穿睡裤时摔倒，头跌在桌沿的玻璃上，血流如注。次日，还强作欢颜，坚持为冯骥才的画展捧场，多义气！眉眼间一大块创可贴有伤大雅，最后还是新凤霞出点子，用她弃置的化妆油彩涂抹在青紫的伤口上遮丑，还是让同仁好友作为笑谈。

1994年，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和杜高、李欲晓夫妇合影。

最逗的是某晚9时，为了应约会见这场官司中受害者一个女孩的母亲，吴祖光从杨宪益的宴请席上请假告退，在家门口的马路上规规矩矩从人行道斑马线过街，还是被一辆小轿车撞伤了脚。肇祸的女士下车，十分热情，先说要带他到医院去看，后又要送他回家。吴祖光让这可人的世风感动得不知说啥才好，大有反欠了对方一笔人情债似的。吴祖光考虑已到了自家门口，当时的脚也不很痛，还能走，家里还有客人在等着；更主要的是，怕让老伴知道了，就此剥夺他单独外出权，便婉谢肇事者。肇事者执意认真问了他的姓名地址，尽管吴祖光劝她们放心地走吧，她们仍坚持说第二天早上一定来看他。吴祖光的客气，成了肇事者的福气。那几位女辈再也没有露过面。伤筋动骨一百天，害得吴祖光到医院治疗两个多月。吴祖光一直瞒着新凤霞说是走路不小心崴了脚。后来还是报纸把这件事捅了出来，有朋友怪他：为什么不记下那汽车的牌号和驾驶员证件号？吴祖光笑着说：“记了又怎样，人家又不是故意的。”多有雅量的绅士，多与人为善的好老头儿。他平日以粗茶淡饭为安，只要多给他一点空间活络筋骨，他准活得更滋润。

说吴祖光“闲”，那真是冤枉了他。这位八十老翁，每天要做多少事：或写文章、练书法，或开名目繁多的杂会，会五颜六色的访客。近年来，他忙于整理出版两百多万字的《吴祖光文集》，撰写二十集电视剧本《新凤霞传奇》，当然还少不了与新凤霞合办书画展。

吴祖光最大的业余爱好，大概是练书法了，有时冲动了，兴之所至，能通宵达旦。他曾赠我“生正逢时”一条幅。据说这是他在1989年某日夜不能寐，一口气挥毫写了十幅中的一幅。1994年，他与妻子合作出了本书画集。他俩一个画画，一个是题字，珠联璧合。四十年前齐白石曾对新凤霞说：“你们是夫妻画，霞光万道，瑞气千条。夫妻画难得，你和祖光——‘霞’、‘光’，就是一幅画。”这说法既贴切又极富诗意。而我看吴祖光这幅画，怎么都像红枫，像劲松……总之是只老盆景。不论岁月的流变，或季节的更替，也不管你将它置于案几或阳台，以至公园的展馆或国宾的大厅，它永远都可作为一只盆景——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风沙红尘中的无名氏

筑“塔”的男人

辞书中说：塔是佛教建筑物，宝藏舍利和经卷的。40年代，有人构建了一部风靡大江南北的小说，一时洛阳纸贵；“文革”期间，此书竟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流传。这部小说名曰《塔里的女人》。

这位筑“塔”者，叫无名氏。

无名氏（1917—2002）有名：卜宝南、卜宁、卜乃夫。他祖籍扬州，生于南京，其父卜善夫悬壶济世。无名氏幼时拜大儒焦循子弟门下，入蒙馆、诵古文，学养厚实。小学四年级时就读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小学，聪敏过人。一日，纪念周会上，校长郑先生发问：“你们哪个晓得诸葛亮的父亲是谁？周瑜的爸爸是谁？”众目相瞠，无人对答。卜宝南小手一举，朗声回应：“周瑜的爸爸是周既，诸葛亮的父亲是诸葛何！”郑校长一愣：“你有什么根据？”卜宝南理直气壮地说：“《三国演义》上不是写周瑜叹气说：‘既生瑜，何生亮’，这不就是根据吗？”郑校长哈哈大笑，当众夸他勇敢、聪明、爱动脑子。

卜宝南小学五年级的作文《夏天来了》，被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发表，初中时在南京三民中学读书（今四中），就为南京的报纸写稿，读高中时便堂而皇之地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小说和散文。他不仅文章写得出色，思想也很活跃，行为也禀异。高中毕业时，市教育局规定，毕业生除参加学校毕业考试外，还要参加全市联考。否则，不发毕业证书，不准考大学。卜宝南想不通，既有校考，又何须联考，这不是留难学生吗。一气之下，他拒绝联考，不要毕业证书，不考大学。时年十七岁的卜宝南，另辟蹊径，孑然一身，负笈北平，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直接听钱玄同、周作人的讲座。他白天旁听，晚间或泡图书馆，或啃报屁股，青灯黄卷，孜孜不倦。其时北平俄语专科学校招生，他颇动心，跻身入校，在阅读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的同时，俄、英语水平有相当长进。

无名氏。

卢沟桥事变一声炮响前，他就被母亲召回南京。抗战期间，经人介绍在中央教育部当职员审查图书，后当干事。干事干不了正经事，干得不顺心。之后，他到重庆，由二哥卜少夫推荐给《立报》撰稿。两年内，他采写抗战文章两百余篇。牛刀小试，才华初露。他受到《立报》社长成舍我、《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的青睐。本就富有文学天赋的卜宝南，随着阅历的丰富，把兴趣由新闻报道渐渐地转移到文学创作上。1940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三周年之际，他怀一腔热血，通宵不眠，一气呵成《薤露》，以洋洋洒洒四千言，奠祭我死难将士英灵。《薤露》在《时事新报》一发表，中央广播电台立即播送，鼓舞我抗战将士战魂。该文又被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选作教材。紧接着他的《火烧的都门》和深沉缠绵的《梦北平》相继发表，给他带来了声誉。这期间，在重庆他结识了一批韩国革命者：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和参谋长李范奭（铁骥）。他居然成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客卿，为他们做宣传工作。在这群韩国革命志士中，他与李范奭的友情最笃。李范奭本是韩国皇族的后裔，韩国沦亡时他浪迹日本，后又流落到中国，入云南讲武堂，与叶剑英是同班同学，化名王慕白。抗战时他一直在中国抗日，当过中国部队的军参谋长。抗战胜利回国，任大韩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重庆岁月，卜宝南与李范奭两人共寓一蜗居内，两个光棍汉子晚间常常海聊。李范奭本是个风流倜傥的多情种子，耐不住向他倾诉四十年来自己的人生奇遇和感伤：“九·一八”事变后，李范奭在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任高级参谋。一度，因战争失利，他们撤退到苏联境内西伯利亚托木斯克。一天深夜，他偶遇一波兰籍女子杜尼亚（中学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多次相会后产生了爱情，并以身相许。军令如山倒，部队撤离时杜尼亚不能随队同行，只好泣别……这个哀婉动人的故事触动了卜宝南的创作灵感，他做了完整的记录。正好，卜宝南的二哥卜少夫从贵阳到重庆来看他，见到这个记录稿，鼓励他写成小说。1943年，卜宝南以此为素材用十八天的时间，写成小说《北极风情画》，正式署名“无名氏”。此文先在《华北新闻》连载，后出版单行本，在短短一年半时间内仅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就再版四次。从此，无名氏一举成名。无名氏回忆与李范奭相识经过风趣地说：“李范奭他不是跳蚤，但他却像跳蚤一样巧合，偶然地跳进了我的生活。”也正是这一跳，让无名氏跳出了水面。

关于笔名“无名氏”的出典，其兄卜少夫说，其弟乃夫性情孤傲，有一点点瞧不起当时在文坛已成名的“名作家”，故以“无名氏”命之，表现一种自负、自信和谦虚中的狂妄；二是无意于虚名，像施主捐献佛寺香火不留痕，为善最乐，何求人知。卜乃夫自己则坦言说那时对《北极风情画》能否受到读者欢迎，心中无数，如社会反响不好，就让“无名氏”顶着，反正读者也不知无名氏是何人，有避丑之意。孰料一炮走红，无名氏得了“暴名”，就一直沿用至今。

无名氏用《北极风情画》敲开了文坛的大门，半年后他又推出《塔里的女人》，使他又跳上了一个台阶，奠定了他在当时读者心目中的位置。

抗战胜利的红鞭炮炸响时，无名氏回到上海，隐居杭州慧心庵，时年二十九岁。他在幽谧禅寂中潜心撰写他的“无名书初稿”。清心寡欲的庵居岁月，他结识了画家赵无极、谢景兰夫妇，后来竟与画家之妹赵无华发生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

全国解放时，无名氏正患肺结核，他的兄弟已去港、台，惟他与老母留在国内。当时，他对新政权缺少理解、认识，遂借病为由，蛰居谢客，专心写作，使用的名字是卜宁，少有人知。每当有人敲门，他忙用书遮住稿纸，桌上放着医学书，甚而请保姆帮他穿衣服，装病。当时，他靠兄长接济的外汇与寡母生活。50年代初，浙江省文联和民革浙江省委曾请他出来工作，他托病婉谢。直至1954年，不惑之年的无名氏与刘宝珠（刘菁）结婚，人们才知道这个社会闲杂人员就是当年文坛红极一时的卜乃夫、无名氏。

他一直不懈地笔耕，1960年夏，他为“无名书初稿”最后一卷《创世纪大菩提》画上了句号。继之，三年困难时期，他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创作的宁静被打乱，他不教一日闲过，改为临帖摹碑，研习书法，以涵养性情并打发时光。

十年浩劫，“海外关系”复杂的无名氏自难逃抄家的厄运，令他身心受摧的是1968年飞来的横祸，受一读者朋友的牵连，他犯了“包庇反革命”罪锒铛入狱，关押了一年零三个月后获释。1973年，与妻子离婚。

发妻仳离，老母亡故，杭州大运河畔的无名氏孑然一身，坐观沧桑，听任命运之神的拨弄。

否极泰来。“四人帮”被打倒，三中全会召开了。1978年秋，他的错案得到平反。令他惊喜若狂的是，政府发还了当年抄家时红卫兵掠去的一百八十万字的“无名书初稿”原稿。在1979年到1982年间，他请友人、学生，以“放鸽子”、“天女散花”和“单刀直入”的方式，将三百余万字的文稿，从全国各地，用四千余封信寄往香港十几位朋友处，在其兄卜少夫的帮助下，这些尘封二三十年的“无名书初稿”在香港出版，引起海内外读者的兴趣和关注。

1981年，无名氏重浮海面。浙江文史馆正式聘他为文史馆馆员，月薪六十元，待遇颇丰。但“私人化写作”惯了的无名氏，一拜谢政府的厚爱，二坚不无功受禄，将月薪存在文史馆，三不当干部，坚持自主笔耕，自食其力，自得其乐。

1982年，岁末，他申请离境获准，结束了在大陆六十五年的生活。1985年，与马福美小姐结成伉俪。大陆花城、上海文艺和江苏文艺等五家出版社，近年相继重新出版他的旧著和有关他的传记。

塔里的女人

《塔里的女人》是无名氏的一部代表作。40年代初无名氏与中俄混血儿塔玛拉恋爱失败后，友人周善同为劝慰他，讲述了自己的恋爱悲剧：周本是30年代南京鼓楼医院化验室主任、小提琴演奏家，并在中大音乐系兼课。他爱上了中大校花瞿侬。因周本是有妇之夫，难以与原配离异而与瞿侬结连理。瞿一气之下，爱上了一个她不爱的人，结束了这场爱情游戏。抗战爆发，兵荒马乱的岁月，多情的周抛弃原配，与一朋友妹妹陈女士私奔西安。车过四川广元时，工于心计的陈女士发电报给周的沪上朋友，告知周遇车祸身亡，请友人在报上代发讣告。后，周、陈在西安另组家庭。抗战胜利前，周的原配夫人获悉周仍在人世，遂直奔西安……无名氏以此为蓝本，用半个月时间写就《塔里的女人》，描述了一场人世间的情爱悲剧。

彼《塔里的女人》，非笔者欲言的此塔里的女人。

钱锺书先生把婚姻喻为围城，笔者私将其偷换为“塔”——“女人永远在塔里，这塔是由别人建造的，或塔由她自己构筑的，或塔由人所不知的力量铸造的。”挪威作家汉姆生如是说。

无名氏一生，在大陆构筑的“塔”中，曾晃动着七八位女性的身影。除名正言顺的刘宝珠外，均为匆匆过客。有趣的是还有韩国的、俄罗斯的、法国的若干外国血统的女性，颇富传奇神韵。

初恋之花，韩国少女闵泳珠。无名氏对她的昵称是“媚媚”。

1942年，重庆。无名氏时为大韩国民政府的客卿，邂逅了闵泳珠。闵父闵石麟时任中国军事委员会技术室专员，对中国抗日有重大贡献。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前，闵曾破译日军密码，有关方面将此情报提供给美国。美方失着，没有重视，铸成遗憾。尔后，美建立中美技术合作所，专向中国学习破译电报密码技术。闵石麟很欣赏无名氏的资质与才华，但由于韩国若干元老从中作梗，不赞成中韩通婚，致使无名氏的初恋之花，僵死在韩国闵泳珠小姐的枝头。

花好月不圆。无名氏拂袖而去，远走西安。但初识时的惊鸿一瞥，使无名氏终身难忘，他用文字录下她的身影：

“第一次发现你，并不是你的身影，也不是你的姿容与言语，而是一双神秘明亮的眼睛。一个明亮温暖的下午，我正坐在小楼上，门轻轻地开了，在空廓发亮的门缝里，突然显露一双极明亮神秘的眼睛，像寒夜里两颗大星星，照耀着闪烁烁的光彩，我的视线眩晕了。睁大眼睛，待定定的瞅视时，这两颗大星星也没有了。‘多美丽的大星啊！’我抑制不住赞美。”

令无名氏再次坠入情网的是中俄混血“二转子”。这个二转子把无名氏转得七荤八素，朦朦胧胧，真真假假，纠缠了七八年之久。她俄文名塔玛拉，中文芳名刘雅歌。其父刘贵斌，曾任民国年间中国驻海参崴总领事和行政院简任秘书。母亲是俄国人。抗战时，刘贵斌在新疆工作，被盛世才囚禁，其太太莎菲携女刘雅歌和儿子寻夫流落西安。她们母女都被黄埔军校西安七分校聘为俄语教师。塔玛拉姿色非凡，玛瑙红的脸颊，榴红的娇唇，黛色的画眉和那略带韵味的眼睛，楚楚动人。特别是她一袭绿色西式连衣裙，衬着白皙晶莹的皮肤，展现一种典雅迷人的异国情调。她“像一根俄国香肠，落在鱼池里，整个小池子沸腾起来了”，尤其是在兵火硝烟岁月，干柴烈火般地燃烧起来。

1943年秋，西安。无名氏经韩国将军李范奭介绍与刘雅歌相识。且看，在七分校俄语班的一次晚会上他们的一段对白：

“在我看来，世界上最可怕的，是今夜塔玛拉（刘雅歌）小姐的眼睛，它简直像一座无底深渊，使人非跳下去不可！”

“在我看来，世界上最可怕的，是无名氏的声音，它比任何一座深渊更能诱惑我们跳下去，为它粉身碎骨！”

无名氏真的跳了下去。刘雅歌喜好文学与艺术，平添了两人许多共同的语言。她成了无名氏的座上客。当时，刘雅歌与母、弟居在郊野，往来不便，她托无名氏为其在市内找房子，择邻而居。无名氏鞍前马后，出钱为其弟弟治病；邀她喝咖啡、看电影、吃羊肉泡馍，身心陶醉其中。

次年春某日，《华北新闻》上一则以喜字镶边的广告，给无名氏兜头一盆冷水。刘雅歌与她的学生麦敬希订婚了，并云次日一早两人将赴兰州，寻道去新疆。无名氏强颜以绅士风度去车站送行。站台上，刘雅歌解释说，她与麦的订婚是母亲的意思，只是为了方便麦陪她去新疆寻父。她说她一点也不喜欢麦。她表示：“不久我会回来的。”

果然，两个月后，刘雅歌幽灵般地出现在无名氏面前。她诉说麦的为人气量褊狭，自私。面对这根变了味的“俄国香肠”，无名氏视同井绳，反应不甚热烈，但又旧情难断，悄悄地到乡下去看望她，情到深处，她让他吻了她。回到西安，无名氏热血喷涌，修一长函剖白心迹。落款是“永远的爱人，乃夫”。差人送去。讵料，无名氏展读回信如五雷轰顶：

乃夫先生：

看完你的信，我真觉得好笑……难道你真以为，昨天上午我一时高兴，让你吻了我，那一时冲动，逢场作戏，短短缱绻，便等于宣布：“我是属于你的了？”……我老实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无名氏毕生难忘：这是1944年6月4日。

刘雅歌这个桀骜不驯的俄国小姐是浪漫的。抗战胜利后，她与麦敬希结婚两星期后便告离婚；旋与曹朗结合，到台湾后又旋风般地与曹朗散伙，最后移居美国。

多情的无名氏受重创后离开西安到达重庆。1945年年初，他听说刘雅歌已与麦敬希解除订婚。为了礼貌，他曾托西安的朋友罗君按月给刘雅歌送鲜花、水果，并以稿费的名义从西安书店支取五千元给刘雅歌享用。不久，罗君告诉无名氏，刘雅歌生活很自在，社交异常活跃，常出入舞会。无名氏这才停止奉献。

日本投降了。时局发生骤变。卜居杭州的无名氏忽又收到刘雅歌的信，大有重温旧梦之意。无名氏从友人张慕飞的信中获知，刘雅歌在南京一家电影公司任职，已与第二任丈夫曹朗不和。虽暌隔已久，屡受重创，无名氏仍无法摆脱刘雅歌的魅力阴影，他专程到南京寻访刘雅歌。未果。后来，知道她地址时，他仍将自己出版的全部著作托友人转赠刘雅歌。他终于收到刘雅歌的来信，信云：她将到福州参谋学校任俄语教官。她想静观时局发展，意欲暂把行李存杭州，请无名氏代觅住房。

1948年12月30日，无名氏在上海重逢刘雅歌。此时她已憔悴衰老不堪，犹如凋残的玫瑰。好友萧琏的劝告不时在耳际响起：“她有勇气离两次婚，难道就不能离三次婚？”两人长谈到午夜两点，次日在罗斯玛利咖啡馆再次见面。这是两人此生最后的诀别。看着刘雅歌的凄楚和黯然，无名氏的心理防线差一点崩溃，但他还是理智地稳住了，作出了令刘雅歌失望的决定。无名氏自筑樊篱，他建议两人到照相馆照相，不合影，各照各的，留念而已。刘雅歌同意了。照完相，吃过饭，两人同去电影院看了美国影片《战地钟声》（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改编）。步出影院，片尾的回声在他们耳畔轰鸣：“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们每一个而敲响！”

由于时局紧张，11点戒严，宵禁，无名氏不能送她。他叫了部三轮车，付了车资。三轮载着刘雅歌消失在无名氏视线的尽头。

故事并没有完。后来，无名氏给暂居广州的刘雅歌去信：“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能了解我的爱我的，只有你，而真正能了解你的、爱你的，也只有我。我们有什么理由再分开呢？来吧！我欢迎你来杭州。”一个月后，他收到刘雅歌的回信：“我很高兴，终于看到你的信。”再后来，无名氏请六弟卜幼夫去看刘雅歌，托交一长信，希望她能与曹朗协议离婚，他再接纳她。卜幼夫在广州一简陋的瓦舍里见到境况狼狈的刘雅歌母女，作了长谈，并将会见情况函告无名氏。无名氏再致函给卜幼夫，要他再去找刘雅歌，请她尽快做出最后的抉择。时局危如累卵，卜幼夫自顾不暇，忙于安排自己的退路，没有再去。无名氏恋心不死，1949年4月，乘老友张慕飞要去西班牙之际，他托其途经广州，再访刘雅歌，转陈请她回杭州。送走张慕飞，无名氏回家打开报纸，赫然入目的是一条天翻地覆的新闻：“国共和谈破裂，昨夜12点中共大军横渡长江。”

一江春水，卷着无名氏对刘雅歌的恋情静静地流去。

杭州解放了。无名氏也从这场缠绵八载、酸甜苦辣备尝的情爱战中彻底解放了。

在这飘忽未定的情丝间隙及以后，还有一段令无名氏呷饮香醪的插曲。

无名氏于1946年暮春由沪上迁至杭州。为避尘嚣，他卜居慧心庵废弃的后院，独享二十间残垣断壁，潜心创作他的“无名书初稿”。虽然他想清心寡欲，然而一只蝴蝶悠然飞进他的窗口，搅动了他心中的一湖春水。死水又泛微澜。无名氏作品的年轻女读者、上海一画家慕名冒昧叩访。此前未约，造访未遇。无名氏于次年在上海一家咖啡馆晤见了这只“蝴蝶”。他把她特有的画家的神韵和典雅收藏在心湖深处。尔后，爱的春笺翩飞在沪杭间。小札上她昵称他为“罗密欧”，他亲呼她为“朱丽叶”。她将他致她的全部手札恭誊一份赠他。无名氏将其装订成册，藏诸箧底。直到二十年后，“文革”劫难中被抄去。四十年后政府退还无名氏抄家物资中，原件虽然荡然无存，仍有若干底稿被退还。

且让我信手摘两节“罗密欧”致“朱丽叶”的情书，以窥他们恋情：

美丽的：

这两天的月亮真美。独自在月光下散步，情绪说不出的柔和，总想身边该有一个人，让我轻轻靠住她，对她低低谈，或听她低低谈，最好是树林边草地上，我们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什么时候，我们才有一个真正美丽的月夜呢？

美丽的，我绝不会伤害你。从我这里，希望你能得到一份真正生命欢乐，和纯粹境界。除非你自我作茧，你将不会得到暗影……时间允许我，我会一套套搬出来，给你慢慢欣赏，为了积蓄这点玩意儿，我已斗争了十三年了……

我的眼睛怪甜的。每一次你怔怔望我时，我总觉得有点不能忍受。在咖啡店里，你说我冷静，其实你何尝见到我心头真火？这些火，你逗得我够凶残了！为了所谓“礼貌”之类（你们小姐最爱讲这一套），我只好拼命表演尖头鳗（即英文GENTLEMAN绅士）。你相信么，假如有机会，我宁愿抱着你在草地上打滚晒太阳的……你说你胆大，但你连在梦中给我一个吻也怕。不然，我的行市真这样糟！连一千对一都不行？真的成了法币对美元吗？

“你的”下面为什么加“？”——一闭上眼，再想想我的真涵义！

你的？

天不作美。几年后“朱丽叶”死于癌症。一只蝴蝶悠然一晃，飞入苍天无处寻了。

一而再，再而三，情感受挫，致使无名氏专事日夜与纸墨为伍，在稿纸上耕耘了。他的艺术爱好是多元的，嗜绘事，因而结识了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先生。两人结成忘年交。林风眠的太太是法国人，他们有一女名林蒂娜。甚密的过从中，无名氏林蒂娜互萌爱的情愫。林风眠亦有意让无名氏成为东床快婿。无奈，上帝不垂怜。林蒂娜患有肺结核，先迁居沪上延医，后随母赴巴西。萍逢之缘，在平淡中结束。戏剧性的是此缘未果，又衍生另一番风景。无名氏由林风眠而结识了他的学生、画家赵无极。无名氏非常赞赏赵无极的作品，撰有《中国油画界的一颗彗星》广为弘扬，两人成为知交。

赵无极的先君是大银行家，在杭州葛岭筑一别墅，有“呼啸山庄”之誉。但赵家常居申城，赵无极赴法之后，“呼啸山庄”内只有赵母和其妹赵无华居住（时已是50年代第一春）。赵无华是一位具有文学、艺术、美术、音乐多种天赋的女性，性格相当贤淑、柔静。

无名氏在葛岭“呼啸山庄”与赵无华相处总共只有八十三天，但留下的美好回忆，却是没齿不忘的。美人多病，赵无华患结核，“脸色总是黄黄的”，在无名氏的眼中，世上的女人“只有黄黄的脸庞才是美的。爱情，会连你的审美观一起改变”。三十多年后，无名氏对台湾女作家琼瑶谈赵无华时如此深情地说。“那时，我什么事都不做，只是和她‘恋爱’了。”“我的胡子是不用刮的，我喜欢剪胡子。那天，她帮我剪胡子，一面剪，一面听我说话，她也不插嘴，只是笑，这胡子左也剪不完，右也剪不完，居然剪了三个多小时！”“那天早上，我和她要出去，她说要去先洗脸，我拉住她说：‘不要洗了，你今天的脸上，留着昨天的梦痕，美极了！’于是，她整天好开心，没有洗脸！”“可惜我与她在一起，只有八十三天！从1950年5月9日到8月2日。”在赵无华旧病复发离别杭州赴上海看病时，她说：“有这两个多月，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赵无华病危时，无名氏到上海侍奉左右，一个秋日的下午赵无华香消玉殒，一缕芳魂飘向天际。

且让我们从他们互通款曲的信函去领悟他们梦断之情：

宁：

只有在离开了你以后，才发觉自己是怎样地不愿离开你，和离不开你。只要是剩下我一个，独自留在房间里，就不能没有一刻不想到你。想到你待我的那些好，就禁不住想哭。又知道你最不愿我淌眼泪，又只好拼命忍住。宁，这样的日子真不好过……回来后碰到熟人，人人都说我瘦得很厉害，担心得很。我怕会是肠结核呐。你这几天好不好？银丸药吃完了，告诉我，我可以在信里给你寄，像你寄螺丝帽子一样。你要的照片，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张好的。就这样算了。本来是送给大哥的，大哥认为很好，从重庆回来时拿出来，我看见了，又抢了回来，结果却送给了你，也是意外。你可千万别放大了挂在你屋子里。要不然，我还是要抢回来的。听我的话，好好用功，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好好吃东西，少想我。

无华8月9日晨

1977年，也就是二十七年后，无名氏写了一封寄往天堂给赵无华的信：

华！

每当我写这个字时，就像弹一个黑色琴键，一片又幸福又宁静的乐声，泉水样涌现在四周。一遍又一遍，我轻轻念着你的名字，仿佛三十年前的那个月夜，我在花园里，庭院中，到处找你，唤你，而你却悄悄把自己全身隐藏在廊庑长沙发深处。后来，我贴着你的耳螺，低低告诉你，电影《茶花女》，一个最美的镜头：扮阿芒的罗勃泰勒，从巴黎赶回布尔洁佳别墅，在月光闪烁的花园里，在半暗半明的室内，遍觅茶花女（葛丽特·嘉宝饰），也是不断找着，一声声唤着：“玛格丽特！——玛格丽特！”……

“亲爱的！”让我再这样低低唤你一次吧！二十年来，你在天上是怎样度过的？我相信，仁慈的主会把你收在那些天使中间，过着最神秘、最瑰丽的生活……

此刻，我的年龄大得有些可怕了。可是，这个早晨，我还能向你写这样一封永远不投递的信，这就说明：你对我的情感奉献，给予我这样一种巨大的生命活力，使我在接近垂暮之年，或多或少依旧能保持一点二十七年前与你在一起时的情愫。这种情愫，我将永远保留着，培养着，用来永恒回忆你、膜拜你。

……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再相会”，就像你的追悼会中，我们最后合唱的那首圣歌一样：“再相会！再相会！……”

……

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致使无名氏的恋爱之花，屡开屡败。在他三十七岁的那年（1954年），他的恋爱树上结果了。“她纯纯粹粹是个‘女人’，而且灵与肉都充满古典诚厚，像母亲痛爱子女一样爱我，并不计较斯时斯地我在悬崖边缘散步。”这个女子叫刘宝珠，她原是他的表妹，他母亲的义女，九岁即到卜家，曾名卜菁（刘菁），刘宝珠随无名氏母亲卢淑珍由扬州一同迁到杭州。刘宝珠中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幼儿园工作。

“洗尽铅华归少作，摒除丝竹入中年。”

残酷的现实迫使无名氏在情爱上由梦幻趋于现实。1954年，他与刘宝珠结婚了。吉日那天，没有鲜花、鞭炮和红烛，惟摆一桌家宴，请几位好友。女客们亲自下厨，为他们的结合祝福。家，本是人生温馨的港湾，历经劫难的无名氏更为珍惜。他明白，刘宝珠是在他人生低潮期，背负着沉重的社会压力的十字架接纳他的。婚后，他们的生活虽然平淡，却充满着甜蜜。“无形中，我也像种花，种她，看她在我秘密空间的花盆里绽放。”“等闲我失业已十五年，红尘风沙多次袭击，似乎并未在她心版上留下深痕，她那双含情的眸子，依旧在沉醉地包围我。”生活的波澜时有起伏。他们一直分居两地，散比聚多，无名氏每到沪上，总要找他的文友倾吐心声。一日，他到虹口一位老友家聊天，适遇暴雨，延到11点半方归。刘宝珠火了：“你们这一票人聚在一起，就扯不完，谁知道你们扯些什么？我睡也不是，坐也不是，走也不是……一直担心你出了事……”无名氏自知理屈，调皮地把脸伸过去：“打吧！”她盛怒之下真的不轻不重地掴了他一下。暴风雨后，无名氏却笑了：“菁，听了你一顿臭骂，挨了你的耳光，我倒真感到幸福。回来以后，如果你不狠狠骂我，打我，竟天下太平，那我倒真失望极了。”刘宝珠忍不住破涕为笑，又把他揽到怀里：“你真是个魔鬼，真会耍嘴皮子。”又轻轻地抚摸起他的脸颊来。

两人一直是牛郎织女走婚似的生活。婚后，刘宝珠因病做了手术，失去了生育能力，没有子嗣。加之高压的政治气候，文化上的差异，潜藏着婚姻的危机。无名氏隐隐地觉察，不管炉火怎样红，底火枯竭了。青春的玫瑰，仲夏的夜梦，相继谢萎，等待着的是肃杀的秋日和严寒的酷冬。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世俗夫妻如此，刘宝珠亦未能免俗。

1966年“文革”浩劫，无名氏作为一个有“历史问题”、“海外关系”的角色本就躲不过这一劫，加之因受友人牵连又犯了“包庇坏分子”现行罪，罹牢狱之灾。一年后获释，但“反革命”的帽子戴在头上。刘宝珠承受不了这重压，1971年提出离异。无名氏恳求不离，无果。无名氏最终“不忍她受种种压力，恐其神经失常，乃于1973年1月同意仳离”，结束了十八年的姻缘，也为他在大陆筑的婚恋塔中七个女人的恩恩怨怨画上了一个心酸的句号。

无名氏理解、同情刘宝珠。他抱怨自己，连一立方尺真正的空间也没有给过她；他感激她过去十八年给他的爱，他致她的信中说：“世界上没有一种感激——包括这两个字本身的涵义能表现我对你的真实感激。”事实也如此。无名氏有情，多少年后，无名氏在台湾发表了《抒情烟云》，还追溯与刘宝珠的甜蜜往事。后来，他回大陆做客，仍不忘旧情去探访她，并经济上给她资助。

塔外的女人

“谨以此书献给美美，为了她带给我黄昏幸福。”无名氏在他的自传性散文集《塔里·塔外·女人》的扉页上赫然地如此写着。

美美，马福美也。这是无名氏对她的昵称。

马福美，山东莱芜人。其父退役后经商。她是家中长女，秀外慧中，毕业于台北师专音乐科，以教授钢琴为业。她的电子琴技艺精湛，曾获台湾电子琴比赛冠军，东南亚电子琴比赛第三名，并作为代表参加东京的国际电子琴大赛。马福美的兴趣广泛，除醉心于音乐之外，还深嗜哲学、文学，心仪释迦牟尼、叔本华和尼采。她说她“唯一肯定的真理就是爱”。

马福美与无名氏结缡后，行业同人称她是“塔外的女人”。无名氏亦说他们的结合是“奇婚”（奇男＋奇女）。令无名氏自豪的是，当年喜剧大师卓别林五十七岁与诺贝尔奖得主奥尼尔的女儿结婚时，太太十八岁；今天“在年龄差距上，自己比卓氏创造了更高的记录”，他在致马福美的一首情诗中吟道：“她是一条船，悠悠地驶进我的港湾”……

这条爱的方舟，是怎样驶进无名氏港湾的呢？

1982年冬，无名氏结束了六十四年的大陆生活，一下飞机他便向二哥卜少夫恳求，请容许他绝对孤独两周，不见客，不接电话，他想梳理一下纷乱的思绪，写一篇长文淋淋漓漓地宣泄一下多年的情感。六弟卜幼夫从台北打来电话，那是中断了三十三年的声音。卜幼夫说他行将来港与他共度元旦，还报告一个好消息：台北有位小姐爱慕他，并有信函带来。

原来，无名氏抵港的次日，台北的卜幼夫接到一陌生女孩子的电话。她自我介绍说：“我是马福美，无名氏的崇拜者，希望能和你见面。”突兀其来，卜幼夫迟疑了一会，同意了。半个小时后，马福美便站在卜幼夫的面前。她面目清秀，仪态稳健，谈吐大方。她向卜幼夫打听无名氏在港的地址。卜幼夫婉表歉意，马福美拿出一封没封上口的信托交，便告辞了。卜幼夫先睹为快，信中所写尽是对无名氏“排山倒海似的赞颂与一份虔诚的挚爱”。这封信还转不转呢？卜幼夫油然忆及三十三年前在广州，没能代兄长再次造访刘雅歌而自责不已。这回不能误事，说不定四哥来了“桃花运”呐。

元月2日，卜幼夫见到阔别的四哥无名氏互诉衷肠后，便将马福美的信交给无名氏。无名氏当时把它当作一般读者的来信，不大介意，回家一看，心跳加快。密密麻麻的两页纸，字里行间溢满对他的礼赞和倾慕，还附有一张玉照。长而微圆的脸，高挑的身材，二十五岁左右，静坐在一方白石上。背景是一泓水池，池内游弋着一尾尾相互嬉戏的金鱼，少许的绿叶掩映在身后，模样祥和又端庄。无名氏的心湖泛起了涟漪，他忽然想到离开大陆前，与杭州一位女读者有约，她请他“拉”她一把，把她“拉”过罗湖桥。他不能爽约。想到这，他十分平静地给马福美回了信，四行字，感谢她的好意外，还说容他两周后正式复函。

“思君如百草，撩乱逐春生。”始料不及的是无名氏的信刚付绿衣使者，鸿雁又送来马福美的第二函，说她正在办入港手续，她要单刀赴会，希望早日见到他。接着又一连五封信，直把无名氏逼上“梁山”，他不得不作认真考虑了。无名氏到港后，为“拉”杭州那位女读者过罗湖桥，多方咨询，答案只有一个：如同登天。他浑身解数，难尽道义之责，只能作罢。鉴此，面对马福美要来港，他还是竭力劝阻，言明他行将赴台北再晤面。

无名氏与马福美。

1983年3月23日，无名氏步出台北桃园机场。

六天后，在卜幼夫寓所两人见面了，各自为对方的气质所吸引。三年后马福美在谈此次晤会对无名氏的印象时说：“多年来遍读他的著作，已对他非常了解，但第一次见面，发现他并没有想象中的浪漫。他是一位非常理性、拘谨的人。”面对着陌生世界的一切，无名氏不忘古训“诸葛一生谨慎”，“我只能小心翼翼举足，再慢慢放下，探着路”。交谈泛泛，礼貌文雅，虽无关宏旨，但马福美已瞅见无名氏轻启心扉的一隙。

无名氏听凭自然，把谜底交给时间。

不日，马福美的来信升温了。巧合的是他们两家的居所相距咫尺，即便如此，在频繁的走动之余，仍有四十余封情书往还。马福美事后对人说：“我爱无名氏的文学才华，更爱他是理想主义者，非常重视精神生活的追求。这种执著的认知，就是很浪漫的。”

OK！无名氏抵台后八百多个日子里，创作、恋爱齐驱。其间，他做了两百次讲演，整理出版了十部书稿，发表了四百篇随笔。马福美已由一个他的忠实的读者成为他的助手、生活秘书。他新创的稿件，几乎都由她誊抄，还帮其纠正笔误，这位助手助得食指与中指间都起了老茧。两人在爱的静静流淌中了解、理解和磨合。

1985年5月19日，六十八岁的无名氏与二十六岁的马福美携手步上了红地毯。

如果说既往塔里的婚姻是“一杯苦酒，一个悲剧”，那么今天则是“一盅甜酒，一出喜剧”，一幕由“塔外的女人”与“筑塔的男人”联袂出演的喜剧。吉日那天，主婚者是无名氏的二哥“立法委员”卜少夫，证婚人是“考试院院长”、圣裔孔德成。来宾不乏台上台下的权要：前严“总统”、倪文亚、谷正刚和宋楚瑜等。

无名氏着米黄色西装，头发梳得油光光的，襟上一朵粉红的玫瑰，在门德尔松《结婚进行曲》的旋律中，从老岳手中搀过新娘。

孔德成捧出“珠联璧合”、“佳偶天成”、“百年好合”、“五世其昌”等吉语，祝贺“大大有名之士——无名氏”；王建今（台“最高法院”检察长）的贺联是“才子佳人双美，书香琴韵联辉”深得喝彩。无名氏在答辞中说：“声音是铜，文字是银，沉默是金。春宵一刻值千金。请大家原谅，今夜是我应该扮金子时刻了，谢谢各位光临。”掌声、笑声、欢呼声差点掀翻了礼堂顶。婚礼正入高潮，来“赶第二场”的蒋纬国到了。他的贺词是用唱，取“你依我依”中的两句：“从今以后我可以说，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他那充满磁性的歌声又博得掌声一片。

婚礼结束，时已10时。按礼仪全过程应放七通礼炮（鞭炮），因为时已晚，饭店禁放。担任司炮的无名氏弟媳力争：“警察来抓人，我去坐牢，我非放炮不可！”坚持放完最后一炮。

其间，小插曲不断。

无名氏为新娘备的戒指大，新娘纤纤细手，在家预戴时不小心滑落，费时许久才找到。到了结婚礼堂，又滑落一次。司仪在唱“新郎新娘相互行礼。一鞠躬——”因没有彩排，两人平生都是第一遭，靠得太近，忽而对躬，砰的一下两人脑袋对撞，像是在练头功，又像是斗头，引得全场轰然大笑。次日，《宝岛风情画·无名氏黄昏恋》、《琴书相人伴，塔外春天》和《一杯甜酒，一出喜剧》等大字标题铺满台湾大小报纸，电视台播出实况，连美联社也大肆报道凑热闹。

若干年后，无名氏在《塔里·塔外·女人》一书中的首页，赫然地印着一幅他与马小姐的结婚照。一个西装革履胸佩红花风度翩然，一个头披婚纱手持鲜花，靓丽可人。照片一侧注有一行无名氏自题的文字：“幸福像一条闪电，现在悄悄地亮在我的身边。”

老夫少妻，乐多苦亦多。由于年龄、兴趣和生活习俗的差异，十五年之后他们已生龃龉，“闪电”已有瞬间即逝之虞。无名氏在他的新著《说爱》中已经首次齿及；不过，无名氏仍不失洒脱，他说：“男女分合，几乎全是一个‘缘’字，‘缘’到双方合，‘缘’尽则分。这没有什么奇怪。”正是这“没有什么奇怪”，为风沙红尘中的无名氏平添了传奇色彩。

陈从周：中国园林第一人

因文拜荆。我与陈从周（1918—2000）先生“有交无往”。

1996年，我为徐志摩、陆小曼编散文合集《爱的新月》，想配发几帧陆小曼的稀世照片，经王映霞介绍，我致函陈从周。后由他的近邻、同济大学的老友钱青教授复函示我，说陈从周已数度中风，无力为我提供方便。我本已绝念，孰料是年春节期间，他的长女胜吾由美返沪，遍捡箱箧，惠寄两张从未面世的徐、陆照片，使得《爱的新月》平添了几分辉彩。

上世纪末，我曾三次谒拜先生。前两回过访，来去匆匆，正值先生外出求医，不遇。第三次是专程，在同济校园住了两天，记得那是1999年岁末，初冬的阳光，暖融融地洒满了梓室，有点春意。然主人却僵卧病榻，昏昏沉睡。正面墙上悬着他与夫人蒋定的大照片，左手壁上悬着他八十华诞时友人书赠的“寿”字，那硕大祥瑞的“寿”字与缠绵病榻数载的先生之病容，令我想起周作人的“寿则辱”的那句话来。

新千年元旦，我给先生寄去贺卡，先生已不能作复，胜吾别出心裁，将其父喜欢的几方印章钤在一页贺卡上回赠。品味“江南石师”那几枚闲章，意趣盎然。古人云“诗言志，歌咏言”，我曰“闲章亦明心迹”！

三个月后，梓翁辞世。

是年秋某日，我忽接胜吾电话，告知浙江海盐拟建陈从周艺术馆，征求实物，又说，50年代初梅兰芳曾赠其父一幅“梅花”。梅过世后，她父亲将此画捐给南京博物馆（梅的故乡）。胜吾说她想自费请博物馆代为复制一份转赠艺术馆。我一口承诺效劳，因该馆一位副馆长是我的朋友。那位朋友很热心，鼎力张罗一番。不知何因，未果。我为此惴惴，一直引以为憾。今适陈从周（1918年11月27日—2000年3月15日）先生仙逝五周年，特撰此文，权借用四枚闲章作标题弘扬先生懿德风范，聊表心香一炷。

梓　室

梓室，乃赵朴初先生为陈从周书斋的命名。典出子厚的《梓人传》。盖先生工木土，故赵以梓人称之。陈从周喜甚，晚年以梓翁自喻。

梓室，实为陋室。“陋”到仅七平米方圆，但文房四宝俱备，充盈书香。“文革”岁月，陈从周白天要进“牛棚”，扫厕所、打杂，晚间归来，家人怕他太累，又担忧写文章再遭横祸，劝止。陈从周常背着家人，半夜起床，挑灯展卷，或夜读或挥毫，将他对古园林事业研究的心得、思考，用蝇头小楷倾洒稿笺。穷十年之功，完成皇皇八十万言的《梓室余墨》。这是他园林小品之集大成。他的《说园》先后被译成英、日、德、法、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仅日本，就有六家同时翻译。

“多才好学，博识能文。”俞平伯如是评说陈从周。

陈从周以古园林专家名世。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诣颇深，其散文有晚明风格、诗词清丽可颂、书画秀润清逸，还擅昆剧。他交友极广，与科坛前辈茅以升、朱启钤，建筑大师梁思成、贝聿铭，书画名家张大千、王蘧常，以及京昆大师梅兰芳、俞振飞等科坛艺苑社会名流结交，或拜师学艺或切磋文化。他凭借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力，将园林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研究，把中国古园林艺术的诗情画意诠释得淋漓尽致，而享誉中外。

他是匠人。土木匠，教书匠。

作为土木匠，他走出梓室，考察、修建古建筑及园林工程，事必亲躬，圈点评划足迹遍中国；作为教书匠，“传道，授业，解惑”，他把梓室作为教室，新生入校，他常把研究生带回梓室，让学生们看他大学时代的作业、笔记，看他的书画作品，看他那《梓室余墨》蝇头小楷长卷……为他们上一堂无言的“勤奋课”。“板凳要坐十年冷。”他认为，学问之道在于德，有德者，虚怀若谷；想做事业，惟勤是途。

在治学上，为考察学生的知识面，凡是报考他的研究生，他都要加试“百科知识”一门课。学生们对听他的课，又爱又怕，怕他会提出许多“刁钻”的要求。如记笔记要用毛笔，写字要用繁体，格式还要竖写；上国画课，他不讲技法，先要学生每周画五千个圆圈；画竹写生，一次要交十几张作业。他认为这是在教学生打下坚实的文化基本功。尽管如此严苛，学生们仍爱听他的课。上大课，阶梯教室总是“爆棚”。他授课从不照本宣科，有绅士风度，在谈天说地、道古论今中“传道”。他反对文、理分科太死，倡导文理应互通，提倡多读书，读与专业相关甚而是专业以外的书。他的教学思想和方法既有创见又灵活。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相通的。为让学生融通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出奇招，上世纪50年代，他便把昆曲引进课堂，建议学校开办昆曲研究班，请昆曲名家到校园传授昆曲。为陶冶学生的情操，他自掏腰包请学生去听昆曲，体味古园林建筑与昆曲之间的亲缘关系和艺术趣味。在他此举的启发下，昆曲大师俞振飞也请他到昆曲学校讲古园林建筑。他讲“园境与曲境”，提倡“曲师知园，园师懂曲，园中拍曲，曲中寓园”，竟建议戏校学生到苏州园林中去体味古典戏剧之美，去感受“游园”、“惊梦”中一招一式的源泉。

“腹有诗书气自华。”陈从周授课深入浅出。他用生动、形象的比喻，让学生们在轻松的谈笑中获得知识，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升华学生的艺术境界。他在谈大园林与小园林的区别时说：“大园林宜动观，如浏览水墨长卷，小园林宜静观，如把玩扇子和册页”；在论述园林应由艳丽而素雅时说，如女孩子“小时候喜欢红皮鞋，大了喜欢白皮鞋”；在讲授园林造型收头处理重要性时说，比如旧时相亲，“男看皮鞋，女看头发”；称赞朴素的空间效果是“贫家勤扫地，贫女勤梳头”；在阐述保护古建筑与营造新建筑两者关系时，以“土要土到底，洋要洋到家”一言概括。他游刃雅俗之间，而且都与传统文化有关，以致他的众多学生在缅怀先生时说：“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上课的生动情景。”

陈从周提倡在做学问上，要讲究世系和传承。有人认为此说会导致门户之见，缺少包容，不易交流。他觉得应一分为二，讲世系有凝聚力和鞭策力，逼学生用功，掌握自己派系的精髓，不致失传。他自称是桐城派弟子，他认为自己的国学底子还不错，是大学老师的教诲。同时，他在指导学生做学问上，讲究扎实，论文题目宁可小而全，不能大而空。他反对什么“通论”“评述”之类大题目，觉得那是大海中捞鱼，一网下去虽有收获，多为小鱼小蟹，没有硬通货，缺少权威性；他倡导学生既钻故纸堆，又要走访、调查，掉几斤肉，到小河浜里捉鱼。方法是先筑堤，后抽水，将小河沟里的鱼一网打尽；那样在那条小河沟里你就是权威，大专家、大学者也捉不住你的“扳头”。陈从周的这番理论或许是经验之谈。他自己就不是学建筑的科班出身，本学的是文学，后因兴趣而改行。故业内有人非议他的学问不正宗，说他的园林散文不是论文，甚而有人认为他在搞“旁门左道”。显然这有失公允。对此，他不以为然，说：“我搞学问是红军战术，我没有多少兵力，就打游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占山为王。占住一个山头抓住不放，管你承认不承认。只要有真东西，就不管别人说三道四……成了草头王，你不认也得认。”

陈从周。

实践证明，他的说法不无道理。陈从周独辟蹊径，把诗词、美术、音乐、戏剧和建筑园林糅在一起，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品质，开辟了建筑和园林研究的新境界。

诚正如此，他由梓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日本人称他是“中国园林第一人”，美国人称他为“中国园林之父”。

——梓室，是他成功的起锚点。

江南石师

“江南石师”，顾名思义，石师，师石也。他在《苏州园林》中写道：“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由此足见陈从周对江南园林的情结。陈从周缘何对苏州园林情有独钟？苏州园林之盛冠盖全国当是一，他个人命运的沉浮悬于苏州园林当是二。

陈从周本在上海教书。全国解放之初，他应苏州美专之聘，在这所学校讲授《中国美术史》和《中国建筑史》。教学之余，他探访、考察苏州的园林和文物，同时足迹遍留江苏、浙江和山东。故后来有人戏称他是“两江总督”（古园林）。1956年，他出版《苏州园林》，该书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园林专著，“具有划时代开创意义”，引起全国建筑界的关注。继之又出版了《苏州旧宅参考图录》、《漏窗》。后来的《说园》出版，一时热到洛阳纸贵了。

1958年他向苏州政府呼吁抢救网师园。苏州政府很重视，立即行动，予以修葺。也在这非常年代，全国大炼钢铁要造小高炉，有人要拆苏州城墙砖砌小高炉。苏州这座约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城，苏州城墙上的每一块城砖都是文物，陈从周坚决反对，振臂疾呼，但无人回应。历史车轮滚滚而过。当时北京批判梁思成反对拆城墙，陈从周也被作为中国营造社的外围分子遭批判。祸不单行，陈从周刚出版的《苏州旧宅参考图录》中，引用《吴风录》中“虽阁阎下户亦饰盆岛好玩”一句，而被批为诬蔑劳动人民为“小民”（下户），从北京批到上海。自此，他成了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

为江南园林，陈从周吃足了苦头，但他并没有接受教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苏州修复名园。陈从周认为苏州曲园的文化含量最高，是晚清学者俞樾故居。他联络叶圣陶等八位社会名流提议修复。苏州政府十分重视，并付诸实施。

1986年，他作为苏州政府的客人陪同贝聿铭访问苏州。两年后苏州政府请他审核行将开放的“苏州古典园林艺术陈列室”，他顺便考察了艺圃、环秀山庄和拙政园等景点，发现了不少问题，回沪后在上海媒体上发表《苏州园林今何在？》，严肃地批评了苏州园林商业化的世俗之风，“俗不可耐”，连园林的外宾接待室都开商店，挂彩灯，立彩人，破坏了园林之美。1991年考察有“江南华厦，水乡名园”之誉的同里退思园，发现园旁有座水塔，大煞风景。所幸苏州有关方面，对陈从周的意见十分重视，及时予以全面整顿和清理，大有改观。

“梦也苏州，醒也苏州”，陈从周太爱苏州了。1978年，他主持了中国第一个整体园林出口项目，他以苏州网师园中的园中园——殿春簃为蓝本，按照苏州园林的风格，建立一个独立的庭院，并起名为“明轩”。方案得到美国认可后，于1980年5月他把“明轩”搬到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让美国人一睹中国园林风采。1999年，苏州古园林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苏州人尊重、热爱陈从周，聘他为苏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顾问。他欣然接受，并题“述古还今”四字，张扬他对古园林的继承和发扬并重的理念。

陈从周热爱苏州园林，把它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且看他对苏州园林的一段描述：

“我曾以宋词喻苏州诸园：网师园如晏小山词，清新不落俗套；留园如吴梦商词，七室楼台，拆下不成片断；而拙政园中部，空灵处如闲云野鹤来去无踪，则是姜白石之流了；沧浪亭有若宋诗；怡园仿佛清词，皆能从其境界中揣摩而得之……”

宋诗、清词、园林，他把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用诗的语言为我们展示了苏州园林独特的美。

岂止苏州！上海的龙华塔、豫园，嘉定的孔庙、真如寺，绍兴的应天塔，松江的唐经幢，宁波的天一阁，扬州的个园，连云港的青海寺，以至山东聊城和云南昆明安宁的名胜都有他的辛劳的汗水。

——江南石师，一个崇尚热爱自然园林专家的心声。

有竹为家

文人爱竹。爱其形，更钟情其精神品格。

陈从周擅丹青，在松、梅、菊、竹中，尤喜绘竹。他的画竹小品或孤枝独竿，或竹叶一蓬，题字为“清风之竹”、“清风过后一帘青”之类。下钤的闲章是“有竹为家”。典出郑板桥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他们共同欣赏竹的操守：性直（外形）、心虚（内竿）和情柔（竹叶）。

情柔。陈从周热爱大自然生灵万物。他画小动物富灵性，为小乌龟的题词是“风雅长寿惟此物”；他的书画成名作《一丝柳，一寸柔情》，画面上一线婀娜的柳枝上，并栖着两只脉脉相视的小鸟，馨爱无比，柔情万丈。陈从周寄情昆曲，不下园林。他在《园林美与昆曲美》中，天才地提出应“以园解曲，以曲悟园”。他认为：“在园林里喝喝美酒，听听昆曲，乃人生一大清福也！”何等痴迷。某年，陪美国建筑大师贝聿铭在苏州听曲时，惊悉名闻遐迩的苏昆剧团因经费难以为继，以致一些专业人员改行流失了，他忍不住向陪同的苏州市领导大声疾呼“救救昆曲”。当时，社会对他的声音是“很不以为然的”。他撰文预言：“如今国外自‘明轩’建成后，掀起中国园林热，我想很可能昆剧热，不久也便到来的。”二十年后，历史验证了他的预言：2001年5月，昆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保护名册。他不愧是昆曲艺术的忠实保护者。

心虚。虚怀若谷。他对文艺界前辈执礼之恭是有名的，对众人之谦和是有口皆碑的，即使在园林建筑工地对工人们也甚为尊重，不时讨教。五六十年代，他到上海郊县考察古建筑，坐小火轮，坐二轮车（自行车后绑块木板），没有分文报酬，充其量是几角钱伙补，他都在所不辞。他对古园林建筑研究，业内同行有人不认可，以致非议，所幸终被社会接受了。人家称他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他戏说自己是“农村包围城市”。洋人说他是“中国园林之父”，他付诸一笑。但在外国人面前他又是那样地自尊。在日本讲学时，日本人问他中、日园林的区别，他脱口而出：“中国园林是人工中见自然，日本园林是自然中见人工。”

他为人风趣。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请他去考察本地古建筑、园林，他孩子般天真，得意洋洋：“我陈从周出门，看来不用带粮票了。”他看到某地胡乱以杂石驳江岸，讥为“满口金牙”。某著名景点边的盆景园，自称为“万景山庄”，他嘲之“大言不惭”，是“真山下面堆假山，宾馆门口摆粥摊”。一次到扬州一家饭店吃包子、干丝，饭店的食品质量、服务水平都差，他在意见簿上幽一默：“皮似铁来肉似钢，一碗干丝没有汤。”（干丝本应有汤）在学生面前，他平易随和。他与学生谈旅游经验时说：“旅要快，游要慢，急匆匆走景点，不如行军拉练。”逗得同学们捧腹。

性直。陈从周的长相、言谈，俨然恂恂一儒者，温文尔雅。他疾恶如仇，看不惯的就说。他喜欢放炮。新年单位开茶话会，大家都谈新年如何发财，他最后举手发言，提醒领导不要光想发财，要注意培养人才，有点令人扫兴。教工宿舍院内一块绿地领导要盖房子，他坚决反对，弄得领导下不了台，说：“老陈啊，你现在是名人了，我的话你也听不进了，那你就看着办吧！”陈从周还好管“闲事”，一次在校园内见到两个同学在大草坪上玩球，他硬是把同学拖到校长面前评理；众人反映，学校附近的饮食摊上大饼涨价，分量不足，他也过问，故而有人喊他“大饼教授”。

在对园林、古建筑的保护问题上，他更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力图挽救，减少遗憾。此类之举确实有些效果，但不如人意，往往放了空炮。他在文章中不断有“他馆已随人意改，遗篇犹逐水东流，漫引清泪上高楼”、“苏三案件发还洪洞县”之类的叹息。

1986年，他对苏州园林管理很乱的现象，公然在报上提出了批评。苏州方面很重视，做了整改。后来苏州又请他对拙政东花园的改建提意向性方案时，他一口同意，但他马上又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设计、改造方案，一切由他说了算，“不允许领导们画圈定调”。真是一个老天真，屡犯“低级错误”的阿Q。

1992年，“他同某大官开会时，拍桌子发脾气，忽然血压升高，手脚冰凉，中风住院”。挂了半个月黄牌，好不容易捡回一条老命。

陈从周1989年第一次中风，1992年再度中风并发胃出血，1995年复发日益严重，言语、行动不便，但思维清楚。后来卧床。于2000年3月15日病逝。

1986年他的夫人蒋定去世，爱子陈丰在美国被害，他悲痛欲绝。那时，他正在上海豫园修建工地上。他悲情地对弟子们说，“这以后我只能是‘书妻笔子’了，豫园就是我的家！”

——“有竹为家”，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操守的写照。

阿Q同乡

“阿Q同乡”这方闲章，尽显陈从周的幽默、智慧与风雅。

陈从周，其名典出《论语》“周监乎二代，郁郁文哉，吾从周”。他生于浙江杭州，祖籍绍兴。其父陈清荣，商人，家境比较殷实。陈氏兄弟七人，他排行老七。五岁时破蒙识字，但因幼时体弱多病，八岁才上私塾。十岁时转入镇上一所教会小学，为三年级的插班生。班上的一位女性叶老师，她那“质朴无华，淡淡如云”的风格和做事认真的精神，在德的教育上深深熏陶了陈从周。他自幼喜爱诗文，十三岁入杭州蕙兰中学，课本上一篇徐志摩《想飞》的范文令他神往。他找来徐的全部著作，细心揣摩研读，一心想像徐志摩那样做个文学家。次年，徐志摩坠机身亡。出自一种“无缘无故的爱”（陈自语），他搜罗资料，殷殷叩访，撰写了《徐志摩年谱》，后又编订《徐志摩全集》。实则，他与徐也是一种缘分。徐志摩的表妹蒋定后来成为他的夫人，他的二嫂又是徐志摩的堂妹。陈从周一直说，他的散文是学习徐志摩的。

1942年陈从周于之江大学国文系毕业，在之江大学上海分部任教时，有幸做了张大千的入室弟子。1948年他于上海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以《一丝柳，一寸柔情》的花鸟画蜚声沪上。后在上海圣约翰中学当国文教员，结识建筑系系主任黄作燊，诉说自己对中国建筑的兴趣，受到黄先生的赏识，被聘为教员，讲授中国建筑史。1952年调至同济大学。在同济，他创办了建筑历史学科和教研室。

他的确不是建筑系出身，故业界曾有人讥他为“旁门左道”。但他全凭勤奋自学，拜刘敦桢等为师，独辟蹊径开创了建筑园林研究的新境界。特别是他的一系列园林专著问世，奠定了他在园林研究上的基石，他的文笔极佳，有人评论云：“《说园》填补《园冶》后属于中国文化意义上的造园理论专著的空白，《说园》犹如中国园林，形神兼备，有情景的精辟论述，相当于诗词界的《人间词话》。”

陈从周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他四方奔走，八处呐喊。特别是对古园林的保护视为生命，戏称自己：“我是消防队，到处救火。”正是他的拳拳之心，救护了不少名山名园。

他对故乡山水更是呵护有加。

浙江杭州湾北岸海盐县境内的南北湖，三面环山南临海，自然风景秀美。陈从周撰文赞称：“比扬州瘦西湖幽深，比杭州西湖玲珑，能兼两者之长。”上世纪80年代，当地民众炸山卖石，山体千疮百孔，树木横遭砍伐，禽鸟几乎绝迹。陈从周获闻后，带着记者明查暗访，面对生态环境的灭顶之灾，他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中国城市导报》等大小报纸发表文章呼吁拯救南北湖。并频繁出入杭嘉湖各级领导机关，劝止炸山采石这种吃子孙后代的饭的恶劣行径。有的领导说：“老百姓要吃饭，不好办。”陈恼怒：“你们是在践踏老祖宗留下的财富，等于挖祖坟，在卖祖宗！”并警告如不听劝，他就要写文章告示天下。他为嘉兴市海盐相关领导写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救救南北湖”、“石落乌纱”等字幅。在为某领导作画时题“在隆隆炮声中挥泪写之”。尽管他为南北湖的开发提出了中肯的建设性意见，但有令难行，有禁不止。他慨叹人微言轻，于事无补。1991年他读到报纸一则消息《南北湖风景区炸山捕鸟何时了？》，坐不住了，愤而疾书，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信：“浙江海盐南北湖都是名风景区，自从周呼吁后略有好转，但地方破坏风景太甚，民情愤怒，附上《中国环境报》印件一张，公可抽空一阅，给浙江省与海盐一批示，望还我自然……”江泽民阅来信后立即批示，南北湖始得救，现已成国际大都市上海的后花园，吸引国内外游客。

陈从周去世后，南北湖人民和当地政府为纪念这位造福乡梓的乡贤，于2001年建“陈从周艺术馆”。艺术馆介绍其生平，陈列其书画，展示其热爱、保护自然的业绩，成为教育后人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教育基地。

——“阿Q同乡”，一个幽默令人深省的沉重话题。

生活者林海音

有“话说长江”、“话说黄河”的，将来或许有“话说大海”的，我想要说的是“话说海音”——大海那边的林海音。

——题记

一

林海音（1918—2001）原先叫含英，最早叫英子。台湾人，生于日本。英子五岁时妈妈抱着她，与爸爸一道萍飘到北京。爸爸英年早逝。二十五年后（1948）英子与夫君何凡扶着妈妈，携着、背着、抱着三个孩子，又折回台湾。“少小离家老大回”，一把辛酸两行泪。六口之家蜗居在一间日式住宅的玄关处，于三个榻榻米大的地盘吃饭、办公兼睡觉。

何凡是北师大毕业，国学功底深厚，在《国语日报》社谋了一个饭碗。林海音则为家所累，不得不围着锅台唱锅碗瓢勺丁当曲。她不是一位懈怠的女性，不久便重操旧业，笔耕墨耨，写些介绍台湾的风物人情短文给报刊，既不至于荒芜了自己，又可赚点稿费，聊补“糙米”之炊。旋即，她又戏剧性地与何凡同事，到《国语日报》当编辑。那时，报纸经费捉襟见肘，老板不给周末版发稿费，林海音还得每周尽义务，写三千字填版面。家中唯一的一张旧写字台，还是表哥送的，一用就用了二十年！遑论其他了。夏日一盘蚊香放在脚边驱蚊，冬天一床毛毯盖在膝间取暖，青灯黄卷爬格子，煮字疗饥。

日子就是这样度秒如年般过来的。

中年时代林海音。

二

岁月终究将把林海音磨炼成一位“多栖动物”：作家、编辑和出版人。

作家的林海音，不隶属“著述等身”一类。她的小说、散文和童话作品统共不过三百万字吧。她的处女作《冬青树》，是一部专写家庭琐事的散文集。当时，有人认为她尽写身边琐事，有点小家子气。丈夫何凡不以为然，为其作序。他说：“结识林海音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收获，林海音为我生了四个儿女是她的最大成就，林海音以文债抵了儿女债。”他认为，女作家写家庭生活，是顺理成章的事，“家齐而后治国”。何凡于幽默中为太太护“短”。

《城南旧事》剧照。

自1957年起，林海音陆续写回忆童年的小说，《惠安馆》、《我们看海去》和《爸爸的花儿落了》等五个短篇。故事各自独立，但在时空、人物、叙述风格上连贯，组成了系列。宋妈是贯串其间的主线人物。作品中，英子以一双天真的眼睛，观察20年代北平城南一四合院里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小偷、黄板牙、兰姨娘和疯子。高阳评论林海音的小说：“不仅故事感人，她的文笔令人击节赞叹：细致而不伤于纤巧，幽微而不伤于晦涩，委婉而不伤于庸弱。对于气氛的渲染，更是她的拿手好戏。”1960年冠《城南旧事》为书名结集出版，并未引起社会关注。二十年后，被大陆引进，拍成电影，一夜誉满天下。《城南旧事》曾在四十七个国家放映，获过多项国际大奖。若干年后，林海音到大陆访问，在公众场合见到导演吴贻弓时说：“我向您鞠躬，因为你使我的名字在大陆变得家喻户晓，所以我得向您脱帽三鞠躬！”并真的弯腰致意。《城南旧事》跨越时代背景，跨越了政治，以委婉温馨的笔触去描写人性和人类的命运，已得到社会一致的认可。

“花香不在多”，一个作家能有一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鸿爪，足矣！

三

林海音是由编辑起步而“发迹”的作家。作家，对她来说是“业余”，编辑却是终生。“我实在热爱编辑工作”，七十七岁的林海音在关闭她经营二十七年的纯文学出版社时，“忍不住想哭”，对人如是说。她早年在北平编《世界日报》，后来到台湾编《国语日报》、《联合日报·副刊》，继之是《文星》、《纯文学月刊》和纯文学出版社，一直在“为人作嫁”。她在编辑上的建树，绝不亚于其创作。在编“联副”十年期间，她发现、培养了黄春明、林怀民、张系国、七等生等一批新人；重视、支持了钟理和与钟肇政，使一批台湾本土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角。有人评论：“林海音是台湾文学的播种者、培植者，也是一道阳光。”此言并非过誉，确实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本土作家钟理和命途坎坷，贫病交加，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林海音编发的，她着意栽培他。不料，钟理和突然病故。林海音闻讯后，挥泪赶写《悼钟理和先生》介绍其苦难的一生，发表在次日的报纸上，不期收到众多的读者的悼文和捐款。林海音不分昼夜地为钟理和编书、联系印刷厂，请人设计封面。借款印书，赶在钟理和百日祭时放在供桌上，了却心愿。后来，电影界根据钟理和的人生遭际改编成电影《原乡人》，由名演员秦汉、林凤娇主演，风靡一时，使全社会认识了钟理和。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台湾本土作家，林海音出面并主持在钟的家乡美浓建立“钟理和纪念馆”。这是台湾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作家纪念馆。林海音不仅出钱、出力，为丰富馆藏，她还把当年办《纯文学月刊》时珍藏的海内外一百六十六位作家二百四十二篇手稿捐给纪念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之间，只有信件交往，却从未谋过面！君子之交淡如水。

1984年，《香港文学》采访林海音，记者提到是她提携了黄春明、钟理和等新近作家时，林海音说：“不能说是我提拔了他们，这未免太过分了”，“既然许多作家这么表示，我多少能使他们走上文学道路，我也很高兴”。谦逊、平实得令人咋舌。青年作家黄春明的作品，时常“玩火”，他的《把瓶子升上去》，写学校升“国旗”被升上两只空酒瓶，随风丁当响。这种苦闷的象征，内涵太丰了，很容易惹祸。林海音觉得这篇作品有新意，考虑再三还是采用了，以致产生后怕，发出“稿子一发排，回家就睡不着觉”的感叹。

在如履薄冰的文学航道上，林海音终于难逃“翻船”的厄运。那是1963年震惊台湾文坛的“船长事件”。是年4月23日，林海音在“联副”版上发了一首名叫《故事》的小诗。此诗叙述了一位船长漂流到一座小岛，被岛上的美女吸引，而流连忘返。当局见之，“龙颜”大怒，认为这是“影射总统愚昧无知”。面对汹汹来势，林海音怕牵累报社及他人，面对来者，她立即表示引咎辞职，砸了端了十年的饭碗，这才避免一场祸及他人的灾难。而作者风迟（被认为是“讽刺”的谐音）被当局判为“叛乱嫌疑”罪，蹲了三年大牢。风迟觉得对不起林海音，深怀“百身莫赎”之恨；而林海音本人把此事看得很淡：“这种事遇上了就算遇上了。”因此钟肇政说：“林海音是个自由派”，“她不搞政治挂帅”，“不管白色恐怖”，“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很纯洁的，很纯正的”。

香港作家杨明显当初与林海音打交道时说“有点儿怕她”。林海音要他叙述他作品的梗概，杨明显有点紧张，略欠条理。林海音听罢不客气地说：“再说一遍吧，我没听清楚。”当林海音看完了他的稿子后，语重心长地说：“你孤立地写景，像舞台上的布景板，为什么不溶化到各个章节的环境中去呢？”杨明显深深地感受到：“她确实是位正直肯提携后辈的编辑，一位充满仁智的长者，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

四

林海音在文学上有自己的追求。面对通俗低级、充满色情暴力的读物充斥坊间，而真正的文学园地却一片荒芜时，她坐不住了。时已年过半百的她，与丈夫何凡及友人不计风险和利弊，毅然创办了《纯文学月刊》，为台湾的纯文学发展鸣锣开道。所谓的编辑部，就设在自家加盖的一间小木屋内。为表诚意，她亲笔一一给梁实秋、余光中和海外的夏志清、於梨华等名家写信，一边自己跑纸厂、印刷厂、编稿。三个人三条枪，三个月内把一本风格清新、高品位的杂志奉献给读者。那时，台湾对二三十年代作品控制出版，几乎绝迹，读者见不到。《纯文学月刊》除了发表浓厚文学味的原创作品外，还辟专栏大胆引介30年代的作家和作品，传承五四，弥补当代读者对现代文学脱节的不正常现象。“那时气氛有异，我是硬着胆子找材料发排。‘管’我们的地方，瞪眼每期都看着。”林海音没有消极地接受“翻船”（“船长事件”）的教训，但她学乖了，“技巧”也越发高明。每刊一篇旧文，请相关的著名作家写评介同时推出。为刊凌叔华的《绣枕》，她请凌叔华的老友苏雪林写《凌叔华其人其事》；为发老舍的《月牙儿》，她请梁实秋写《忆老舍》；为发周作人的《鸟啼》，她请洪炎秋写《我所认识的周作人》……此举使沉闷的台湾文坛顿时活跃起来。王拓当时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他的小说《吊人树》，由于主题太敏感，屡投屡退。最后投到林海音门下，林海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其发表，受到一致的好评。林海音“浴血奋战”了四年，杂志销路却始终打不开，期期赔本，不得已于四年后停刊。然而，林海音不死心，稍稍调整身心后，她专心投入经营纯文学出版社，为纯文学作家开辟一块绿洲。

纯文学出版社创立伊始，林海音以非凡的魄力，相中一套美国出版的十六卷本《改变历史的书》，她认为这套书对读者了解西方文明进程的价值很高。当时，连译者自己也劝她别犯傻冒险，要赔大本的。林海音认定它的价值，向译者拍胸脯：“赔本儿我都出，好书应该出版。”慧眼识金，一炮打响，这套书不仅销路畅，还为新成立的出版社创了品牌。作家们把纯文学出版社当作朋友、娘家和“活菩萨”。女作家沉樱（梁宗岱原夫人）身居美国，晚景凄凉，衰年已不能提笔写文章了，她致信林海音，请帮她出最后一本散文集。林海音欣然同意，可作者没有原稿，文章全散佚在旧报刊中。林海音不厌其烦，请人搜集整理，再向友人发函征集沉樱早年致朋友的信和照片，合集一册为《春声集》。在沉樱弥留之际，书送到美国让她看了最后一眼，林海音这才心情释然。一次她偶从报上看到歌词《高山青》的作者邓禹平，穷困潦倒，半身不遂，想出书无门时，林海音提着营养品登门拜访，为他出版了《我存在，因为爱，因为歌》，使邓禹平老泪纵横。她到台南拜访老作家苏雪林，苏雪林向她诉苦，说某出版社倒闭，退给她一屋子书。林海音张口承诺，将其全部买下。因那是冷僻鲜有人问津的《屈赋研究》，无法推销，堆在仓库里，后来林海音将其全部捐给了图书馆和学校。她还再版了她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林海音的这种济困扶危，为纯文学发展呕心沥血的侠义行为，多年来一直为台湾文坛的佳话。

老年时代林海音。

1995年，林海音七十七岁，何凡八十五岁，四个儿女全在海外，她已无力继续经营出版社了。当时有人建议，把这块金字招牌转让、出售。林海音顾虑续办者难以坚持原来风格，不一定能善终，毅然决定停业。她把库存的八万册图书全部捐给图书馆、学校。把所有作品的版权全部归还作者。凡库内有少量存书的，全部送作者。有的作者过意不去，坚持要买。她坚决不肯，“出版社结束了，不是营业，只送不卖”。善始又善终，为纯文学出版社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林海音是个“比北平人还要北平”的老北京，一口京片儿。她深切地眷恋她的第二故乡北京。她非但自己把纯文学出版社的全套样书捐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还动员其他兄弟出版社也捐，大大地丰富了现代文学馆馆藏。此外，她又提议并牵头，在祖国大陆出版《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来回奔波，乐此不疲。

五

林海音的著作中有一本名曰《生活者·林海音》，她是以生活者为荣。生活者，北京话，过日子的人。对外，她是女强人形象；对内，她是贤妻良母。早年学缝纫，打毛衣，学书法，学画画，学电子琴，学开车……她爱何凡，自己病了，要住院，她第一个反应是何凡怎么办。有些话，她想与母亲说，要给母亲打电话，一拿起话机才醒悟母亲过世多年了。刚到台湾时，家境不好，女儿裤子破了，她在洞上缝上小动物图案，惹得邻居孩子们眼红……

社务家事，亲朋故旧的事太多，难免有烦的时候，一烦她就给朋友打电话：“实在受不了了，玩两圈吧。”一声令下，牌友蜂至，连不喜欢打的也来看热闹，自动侍奉茶水。她打麻将，不会算计，十打九输。有朋友给她取了外号“林大输”。要是某日手气好，赢了钱，就会说：“今儿打折，给一半算了。”她喜欢照相，爱给朋友们照，照完立即就洗，分送大家。她不乏幽默，在何凡与儿子合影背后题字是：“凡夫俗子。”作家罗兰与她比邻而居，两人在后阳台上时而见面，因楼层不一，一个要低头，一个要抬头。有一年过年，罗兰把一张“恭贺新禧”字幅贴在后阳台上，打电话叫林海音去看，说：“我给你拜年啦！”林海音一看十分高兴，隔一会儿打电话给罗兰：“罗兰，你也出来看啊！”罗兰抬头一瞥，林海音写了“抬头见喜”四个字贴在墙上。

林海音像经营出版社一样，精心用心去经营友情。世界各国作家常来此聚会。改革开放后，大陆许多作家都去过。海内外客人留言虽是吉光片羽，但韵味悠长：

“字字珠玑自生光，深情至性入文章。信手拈来皆佳作，不拘一格尽流芳。”

“这是台北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好像到了夏府，才回到台湾，向文坛报到。”

“闹中取静，安稳清吉，岁月悠悠，亦大隐之趣。”

“新房、新家、新气象，好吃、好谈、好朋友。”

“千仞洒来寒碎玉，一泓深去碧涵天。”

“海音先生，您拿起相机是记者的本色；您整理书信、照片，是一流的编辑能力；您亲切自然地接待宾客，是上等的公关；您的生活，便是一篇又一篇的散文佳作了。”

——“这是我们一生乐观奋斗的最佳酬报。”面对朋友们的友情，林海音如是说。

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元任与杨步伟

沧海桑田。

云云在历史上名赫一时的人物，经岁月的淘洗渐渐地变淡发白。探寻究里，或因其大名显而不“赫”，或因显赫的范围褊狭，或因区域的阻隔，或因某些复杂的人文因素而日益消声匿迹。然名似消，而迹未匿者不乏其人。“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配着舒缓、深情、优美的旋律，“文革”年代作为靡靡之音的靶子，革过它，当今又常做背景音乐伴现在反映三四十年代的影视作品中。其“迹”斑斑，昭然于目。感慨之余，油然想起该曲作者赵元任先生及其夫人杨步伟女士。

赵元任（1892—1982），江苏常州人。他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和音乐家。十七岁时由南京江南高等学校预科考入清华学校留美研究生班，在录取的七十二名官费生中，他总分名列第二（胡适名列第五十五），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数学、物理，后入哈佛攻读哲学，继而又研究语言学。当时美国语言界流行一句俚语：“赵先生永远不会错！”是的，赵先生何曾错过，非但在他耕耘的科学的领域里，即使在对太太的选择上也表现出他的智慧与天才。他毅然辞退了包办婚姻，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慧眼识金，一眼认定了大他三岁的杨步伟。杨步伟（1889—1981），安徽池州人，生于南京，1913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医院，曾参加革命，抗拒包办婚姻。结识赵元任后，毅然放弃一切，相夫教子，做个出色的贤内助。

赵元任是一个地道的文人。“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然君子。杨步伟言行却具男性的雄风，“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其慷慨正直、热心助人是有口皆碑。这对性格反差如此之大的夫妇，同心永爱，竟白头偕老，被世人传为美谈。胡适是他们的证婚人，在他们银婚纪念时有诗赠之：

“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到金婚纪念时，杨步伟步胡诗之韵也作一首以表心迹：“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姻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赵元任对太太的诗的韵脚指疵一番后，作了首答词：“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境界高远。

这对“争争吵吵”共度了六十五个春秋的贤伉俪，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为他人牵线，却把自己缠了进去

杨步伟是个敢为天下人先的角色。

1919年她从日本学医归来，在北京西绒线胡同创办了“森仁医院”，成为旧中国第一位医院女院长。医院名字就有学问。她姓杨，另有两位留日学医的同学名叫李贯中和林贯虹。三人的姓都从“木”部，三木成“森”，创办医院时，林贯虹已病故，只有李贯中参与，两人，所以称“仁”。更深一层意义是，体现杨步伟办医院的宗旨是救死扶伤，树立医道仁义，像森林一样广阔。医院规模不大，信誉好，生意也不错。杨步伟主要任务是接生。

胡适赠赵元任诗作。

在一次宴请友朋的餐席上，杨步伟与李贯中共同结识了赵元任。赵那时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在清华执教。席间赵元任显得比较活跃，语言幽默，又唱Annie Laurie歌。他随身带着照相机为大伙拍照。李贯中在喂小鸟，赵元任特地为她照了一张。萍水相逢，席终人不散。赵元任在清华任课不多，日后几乎三天两头跑到医院里来玩，连着来了一个礼拜。一日忽然对杨、李两位说，以后他不能常来了，不要怪他。杨步伟觉得好笑，你不来就不来罢，又无人请你来，干吗要怪。她本以为他真的不来了，没料到第二天他又冲了来，一脚还踢翻了院内一盆黄菊花，花盆也给砸了（为此，赵元任每年要赔杨步伟一盆菊花）。杨步伟见了好笑。赵元任尴尬自语：“说不来了，又来了。”赵元任一来，李贯中显得特别兴奋。她总爱找个理由脱开医务上的事，陪赵聊天。杨步伟渐渐地注意到这一点。当赵元任一到，杨步伟与他打个招呼，寒暄两句，找个借口回避。她一心想成全他们，而赵元任总爱和她俩一块聊天。一日，赵元任对她俩说，罗素来华讲学，请他当翻译。他要到南方去接罗素。恰巧，李贯中也说要到南京去办事。杨步伟建议李贯中与赵元任结伴同行。赵元任没有那个意思，独自走了。赵元任离京后，常打电话来问安，与李贯中、杨步伟两个人都要讲一番话，连写信来，寄张风景小照都写两个人的名字，各有一份。李贯中对此很不满，常在杨步伟面前抱怨这位赵先生太小器，舍不得多花一张邮票钱。赵元任回京后，李贯中要到南京办事，赵元任与杨步伟一同到车站为她送行。李贯中上车之际，赵元任还为她拍了张小照。由车站回来的时候，赵元任突然向杨步伟提议让各自的车夫回去，他俩步行回医院。杨步伟只觉得赵先生洋气，也无所谓，同意了。回到医院，已届午饭时间赵元任没有走的意思，杨步伟出于礼貌，只好请他吃饭。晚上罗素有场演讲，赵元任请杨步伟去听听。听完罗素演讲，赵元任又主动送杨步伟回医院，喝茶聊天。赵元任一坐下，似乎不想走，杨步伟又不好撵。杨步伟是个手脚不能闲的人，一边踩缝纫机、干这忙那，一边与他说话。一聊聊到12点，赵元任不好意思再坐，临走时对杨步伟说了一句：“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杨步伟窃笑：这家伙真会捧人。她以为李贯中不在场，他是应酬她一下而已。谁知翌日，赵元任又找了个借口，到医院转一圈。第三天还是不请自到，并羞答答地问她，自己要不要辞掉清华的教职，搬进城与罗素同住，免得来回两头跑。杨步伟很诧异，这干吗要问我呢。赵元任终于搬进城与罗素同住，自己的房间一装上电话，第一个就打给杨步伟。一日数次。有时赵元任把话筒放在钢琴边，请杨步伟通过电话听他的演奏。一天两人饭后聊天，赵元任忘了给罗素当翻译的事，要迟到了，他拉着杨步伟匆匆赶入会堂。会堂里席无虚坐，罗素干呆在讲台上发愣，见赵元任与一位年轻女性姗姗来迟，低声对赵元任说杨步伟“Bad man bad man”（坏人，坏人），杨步伟不好意思，听了一会便溜场了。

李贯中要回北京了，赵元任与杨步伟一块去接站，孰料，失之交臂没有接到。李贯中先回到医院，赵元任杨步伟随后才到。李贯中发现不对劲，向杨步伟大发雷霆，指责杨抢了她的人。这时赵元任不得不以友好的口气给李贯中写了封长信，解释他的最初的本意和选择。李贯中为此闹病，住疗养院。杨步伟陷入尴尬的境地。这时，赵元任鼓足勇气约杨步伟在中山公园见一面。在公园“公理战胜”牌楼下，杨步伟建议：“你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们吧。”说完便走开，走不到十步，赵元任深情地喊了一声：“韵卿。”（第一次如此称呼）杨步伟一愣，站住了。赵元任追问：“咱们就这么样算了吗？”杨步伟从未向他承诺过什么，感到很意外。要是平时，杨步伟准会反问：怎么叫“咱们”？可是今天杨步伟没有任何表示。赵元任进一步坚决地说：“韵卿，我不能！”杨步伟默默无语，与赵元任并行，走过“来今雨轩”，穿过松林，走过“格言亭”、“社稷坛”……杨步伟这才大悟，她这位“第三者”本为他人牵线，却把自己缠了进去，一进去便再也出不来了。就这样，速战速决，“他们”变成了“咱们”。赵元任此次回国是想办理他的退婚手续，再回美国的。他没料到，居然红袖添香，找到了心上人。

杨步伟日后在她的自传中自豪地写道：“所以这样子赵元任找到了他的本行，找到了他的本国”——“因为他找到了我！”

“我就是我”的杨步伟

杨步伟向世人说：“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是的，她比别人矮“三寸”，但她的作为比别人更胜一筹；尽管她说过“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人”，但她委实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性。

杨步伟原名叫兰仙，小名叫传弟，学名叫韵卿，诨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她出生在一个拥有百口人吃饭、一百二十八间房屋的大家族中。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她一出生便有四个父母。生父是长子，九个子女，杨步伟是老九。养父是二房，无子。杨步伟一生下来便过继给二房。且她出生前已有丈夫或妻子，父母作主与姑家孩子结亲，指腹为婚。一周岁时，家里让她“抓周”，生日那天，桌上放着书、算盘、粉盒……据中国传统说法，说小孩此时第一次抓着的某件东西就意味着这孩子将来的兴趣或事业。杨步伟抓的是一管尺。杨步伟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在上家塾启蒙时，她就“量”过孔夫子。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父母一顿臭骂，对圣人不恭。她“量”过先生，捉弄过先生，背着先生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家里人喊她“传弟”，是想她能给二房带个弟弟。喊她大脚片，那是她大脚。称她天灯杆子，是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那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摔掇她，她干。那时她大伯（生父）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是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杨步伟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黎元洪和她闹着玩，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说她放的雪人弄湿了他的被子。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还了五下，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她任性，野气得狠。她与家族的兄弟们胆大到到秦淮河游“花船”叫局的程度。

在南京旅宁学堂上学时，祖父给她起了学名韵卿。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竟“胆大妄为”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她已懂得女男平权，婚姻自由。十六岁时家里正式下了订婚礼，要她嫁给二表弟。她不干，坚决要退婚。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要死要活，家里被闹得鸡犬不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了，但要她声明终身不嫁。生父气得半死，要将她捉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放她一马才收场子。她终于胜利了，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至于“步伟”这个名字，是她的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起的。少年时林贯虹看出她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她不肯接受。后来，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贯虹，她正式将韵卿易名为“步伟”。

1919年，社会掀起革命热潮。杨步伟已加入了革命。时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五百人的女子北伐队办座崇实学校，请二十岁的杨步伟担纲当校长。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轰轰烈烈，还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未遂叛乱。后来又开办森仁医院。

1921年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她舍弃一切，“完璧归赵”，相夫教子，兢兢业业做个好太太。说到他们的结婚，那也是她蓄意向世俗的一场挑战。凭他俩的家庭关系、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婚礼应办得极排场和体面。他们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两人别出心裁，先到中央公园当年定情的格言亭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医院同事朱征请到家中，然后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男女来宾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如此简单，如此浪漫。

第二天报纸上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为大标题，宣扬了一番。连罗素都认为这个婚礼“够简单了，不能再简单了”。

亲友收到通知书，他们的婚已结过了。有送礼来的，一律都婉拒，连赵元任的姑母家送来的花篮都退了回去（以致造成对方的不理解，断绝往来多年），证明他们办事的认真，决绝，体现了杨步伟的“我就是我”的鲜明个性。

婚后，杨步伟便秤不离砣地随丈夫漂洋过海。剑桥、清华、耶鲁、哈佛，跑个没完。她是位闲着就难受的人，终生热心于公益事业。在清华的四年期间，为改善教授们伙食，由她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太太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太太办馆子，赵元任向杨步伟大发火，杨照办不误），有人送了副对联：“小桥流水三间屋，食社春风满座人。”未几，大折其本，杨步伟独家投资垫底的四百元全砸了。她作了副对子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退出了食社，她又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还试办了个“生产限制诊所”。“三·一八”学潮，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以致遭到政府“窝匪罪”的指控，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后来清华为子女教育问题办成志小学，请她当董事长。那时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竟热乎一阵，要办汽车公司……她一刻也没闲过，诚如自己所说：“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欺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她的同学林贯虹病死了，为将其送回老家福建安葬，她背着父母，把自己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了帮助死者亲属，因而又得个“败家子”的诨号。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花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胡适看了，赞叹不已：“韵卿，你还真有一手呢。”在谈及与元任在家中谁说了算时，她很谦虚：“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赵元任出身于书香世家。母亲擅昆曲，父亲长奏笛，妇唱夫随，他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他的家庭富有，尽管他父母在他十三岁时双双去世，赵元任结婚时，家里人为他准备的结婚用品有珠宝首饰一盒子，还有十六口大红描金的福建皮箱，光皮货就有二十六件。童年的赵元任聪明、顽皮，以致磕掉两颗门牙。他的求知欲极强，凡事又好打破砂锅问到底。爱做物理实验，自制望远镜观察彗星等天文现象，曾将煤油装在废弃的玩具盒内加热，放一种带燃烧蜡烛的风筝差点引起火灾，他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始坚持记日记。参加青年励志社时，为以实际行动反美，到处劝说别人拒用煤油灯，改用蜡烛照明。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一些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的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他常以父亲为自己起的名字寄于厚望而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

他博学多才，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1945年他当选为美国语言学会主席。他与梁任公、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为“清华四教授”，他是清华“数人会”会员之一。“数人会”，用切韵序的第一句话，就是“吾辈数人定则定矣”之意，有钱玄同、黎锦熙、刘半农和林语堂等，研究考定国语罗马方式。赵元任对方言的研究非他人所及，他会三十三种方言。他的治学严谨和刻苦令人叹为观止。他研究方言，都是亲自到民间调查，找人朗读，作笔录，记录的卡片就有几千张。到民间调查生活苦不堪言，全是步行，不能按时吃饭，有时晚上找不到旅馆，就向农家借住。跟随他十多年的助手杨逢时回忆说，每天跑下来累得要命，他一到旅馆倒头便睡着了，一觉醒来还见赵元任伏案在整理调查笔记。1927年，他们乘京沪杭的小火轮到宜兴、溧阳去调查方言，后由无锡坐车到苏州，太累了，在车厢的长板凳上睡着了，一觉醒来，车子开跑了，独独丢下他们乘的那一节，他们也不知道。在出版《现代吴语研究》时，语音符号用国际音标，印刷厂没有字模，他们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十小时以上。赵元任出版的语言著作极丰，有《音韵学》、《注音符号总表》和《语言问题》等。他在音乐上亦有天赋，《呜呼三月一十八》、《我们不买日本货》和《教我如何不想他》等广为流传，这些作品也反映他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他有相当一部分家庭音乐作品，常为女儿写歌，教她们唱。连上邮局寄挂号信排队的当儿，也不放过，让女儿坐在长凳上学唱。他很会利用时间，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写。他的大女儿赵如兰回忆说：“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剃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赵元任的世界观是入世的。他无意于做官（他与杨步伟结婚，只求她一件事：别逼他这辈子做官），但投身于社会，直至逝世他一直与所有加入过的学术团体保持着联系。他为人的口碑极好，待人谦和、真诚。因忙于教学、研究，平时与一般朋友音讯往来自然有所节制。他不时地以“绿函”来弥补（信笺封底封面都是绿色的），这些绿函是印刷品，有时长达两万字。有一次，他向全球的友人一下发了二百三十七封。一位他当年的“小学弟”胡光麃，收到信后发现赵学长把他的名中“麃”字少写了四点成了“鹿”，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一通，可足见他为人之平和了。七十岁时赵元任退休了。退而不休。各学校请他演讲，出版社请他写书，工作量比退休前大三倍。

有不少人说赵元任怕太太。与其说怕，不如说爱。怕有多深，爱有多深。赵元任不介意于此。杨步伟自诩：“跟谁辩论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自不必与太太争高低。他也不否认有点儿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来回答世俗。杨步伟的“自传”要用英文出版，请赵元任翻译并写前言，赵写的第一句话便说：“我们家结论既然总归我太太，那么序论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看得出赵元任是以一种自豪、幸福的心情，欣然把家的“结论”拱手让给太太的。跟随他们生活多年的侄儿杨逢时说：“有时他们也有一点小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他们这辈子恩恩爱爱过了六十多年。”有趣的是20年代旅欧的同学掀起一股离婚热潮，有位朋友故意开玩笑：“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赵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砖”之乐呢。“元任欠我今生业”，此言中肯。赵元任的功勋章，理所当然的有杨步伟一半。

1973年，他们伉俪作了一次阔别故土后的大陆游。周恩来、郭沫若、竺可桢等接见了他们。80年代初赵元任又回国一次，北大聘他为名誉教授。在招待宴席上他的学生王力（王了一），还请先生唱了一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并解释了那个“他”之谜。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即时回柏克莱，也不能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追杨步伟后尘到天国。子女遵其遗嘱，对两位老人均未举行葬礼，把骨灰撒入大海，将他们的房产、书籍以及产业全部捐给了加州大学。难怪胡适先前在评价赵元任时便说：“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尘香如故

——梅志与胡风

通览当代中国文坛冤案种种，案发最早、蒙冤最深、涉众最广、历时最长、吃苦最多、平反最晚者，大概要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了。胡风（1902—1985）是该案的一号人物，其夫人梅志亦随而连坐。她与胡风共度五十一个春秋，却有二十五年是在监禁、流放、伴囚中度过。其鹣鲽之情，感天泣地。

梅志，本名屠玘华（1914—2004），常州人。1932年加入“左联”。她是学师范出身的，早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梅志是她的笔名。梅志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上海给人家当家庭教师谋生。由于接济“左联”被捕的同志，暴露了身份，被主人辞退了。1933年夏的一天，梅志去“左联”盟员韩起家联系工作，邂逅了刚从日本回国的谷非（胡风）。胡风也不姓胡，他是从母亲姓的。他本名叫张光人，湖北蕲春人。这以前他在日本留学，为宣传抗日，创办了油印刊物《新兴文化》而被日本人逮捕，驱逐回国的。胡风回到上海，在周扬主持下的“左联”负责宣传工作，梅志又属胡风领导。胡风与梅志志同道合，又朝夕相处，便日久生情。梅志欣然接受了胡风的爱。两人都属虎，胡风整整大梅志一属。婚后翌年，大儿子晓谷出生。其时，胡风的公开身份是《时事类编》的日文译员。自“八·一三”战事爆发，他们不断流浪，上海、武汉、重庆、桂林、广州乃至香港。处处无家处处家。1939年1月，他们颠沛到重庆，蜗居在小旅馆中，在敌机的轰炸声中生下了女儿晓风。接生的医生连手都来不及洗，就匆匆地跑了。这期间，胡风在上海创办的《七月》周刊只出了三期，战火迫使他撤到武汉续办。后来到重庆，胡风每天到“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上班，忙于会务还兼编刊物，梅志不仅包揽了家务，还腾出手来，帮胡风登记文件，抄写稿件。不久，老舍推荐胡风到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当时学校扬言：教授不入国民党就解聘；入了，月薪可提到一百多元，而且是专职终身制。这时胡风的父母一大家二十余口，都逃难在宜都，经济上要靠胡风接济。在此困境中，有好心的朋友奉劝胡风：“为了吃饭，就入了吧。”胡风是有风骨的。他没有为五斗米而折腰。他被炒了鱿鱼。

苦尽甜来。新中国建立了。开国大典时，胡风有幸立在观礼台上，亲耳聆听毛泽东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为新中国欢欣鼓舞，满怀激情地创作了《小草对太阳这样说》，借以表达他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对未来的希望。1953年，不愉快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文艺界整顿思想，重新学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风写了篇《学习，为了实践》的心得想发表，交给领导，而上面认为这篇心得有问题，不予刊发。同时《人民日报》转载了舒芜的《从头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加了按语，声色俱厉地指出，文艺界存在“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时间批评胡风、路翎的文章铺天盖地，而胡风、路翎的申辩文章无处发表。只有一种声音，胡风心中很不快活。本来，胡风与周扬以及解放区来的评论家们，在文艺理论问题的论争是学术性的，属认识问题，可以通过讨论明辨是非，而扣上这么个大帽子，胡风消极了，想寓居上海挂个职，写写文章算了。可是，胡风还是奉命进京到《人民文学》当编委。次年，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又挨批，所有与胡风接近的作家的作品无处发表，文网森严。胡风觉得因他而连累了一大批无辜的青年作家，深深自责。在思想无法转弯的情况下，他想写《三十万言书》。当时，梅志不同意，劝他说鸡蛋不能跟石头碰，“掉下来不只是砸脚”。胡风不听，反安慰梅志，说：“这是向党交的一份报告，现在又不是帝王时代，应该相信党，即使错了也不过挨顿批评，思想搞通了，就深刻检讨嘛，不必害怕的。”这个报告，胡风整整写了半年，梅志为他抄了一个多月。胡风把报告交给周扬。周扬立即呈毛泽东主席，并附了他自己的信。这当儿，文艺界正批判“红楼梦问题”。在一个会议上，周扬动员胡风发言。胡风先不肯，后来被怂恿不过，上台毫无顾忌地说了一通，造成大会的混乱。始料不及的是，“战线转移”了，枪打出头鸟。胡风一下子成了被批判的主角，而且逐步升级，越升越高。1955年5月17日，梅志与胡风同时被捕。梅志的罪名是胡风的“同谋”，抄写了《三十万言书》。她被监禁了五年零十个月，直至1961年其母去世，停在太平间，她才被释放。公安部门给的结论是一纸“不予起诉书”，还令梅志缴了一千四百元伙食费。

梅志出狱后尚不知胡风是死是活。托亲友四处打听，始知胡风被关在秦城监狱。1965年3月，梅志第一次探监，在狱警的监督下，胡风、梅志隔桌相对谈了半个小时。胡风的衣衫破烂，面容苍老，神情冷漠得有点麻木。梅志欲哭无泪。梅志告诉胡风，女儿没考上大学，到农场当工人了。胡风说：“好，这样好。让晓山也去当工人。”梅志劝他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胡风反问：“噢，你说我怎样好好改造？就关在这里？”梅志建议他好好检查一下文艺思想，胡风脸一沉：“关于这方面问题，你最好别问！”梅志怕胡风一火，会说出什么话来又闯祸，赶快改变话题了。胡风说他在狱中没有纸笔，但他默写了一些诗，有写给梅志和子女的，并背诵写给梅志的《长情赞》给她听。梅志一听就流泪了。第一首刚背完，就被狱警打断：“别背了，快说吧！”胡风自觉是受了侮辱，受了委屈又不能发火，向梅志摆摆手，立身要走。梅志忙把带来的食品给他，又拿了张《简易太极拳图》，要他练拳保养身体。胡风的兴趣不在此，向狱警要了纸笔，开了一长串书单子。梅志第二次去探监时，给他带了一大捆他指定要的日文版马恩全集，并捎去一封女儿写的信。晓风在信中劝他好好改造，向溥仪学习，争取“特赦”。胡风看到这一句，恼火了，大发脾气：“什么话，要我向溥仪学习！要我向这个专靠残酷剥削人民过着腐朽没落生活的封建皇帝学习？我能像他一样全部否定自己？”梅志不忍心向他解释、申辩。第三次是在公安部一女干事的建议下，由梅志陪同做胡风的思想工作。在去监狱的汽车上，那位干事对梅志说：“我们已经等很长时间了，他应该觉悟了。不认罪是不行的。”又说，“如果他认罪，可以宽大，不认就只有公之于法了。”见到胡风后，梅志就劝他：“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唔？”没想到胡风听了把眼睛瞪圆了，狠狠地逼视梅志。梅志几乎是跪下来恳求他：“你也该为我们一家想想，就认罪吧！”梅志还没敢说晓风两次考大学未取，都是政审过不了关，怕刺激他。胡风却朝梅志冷冷一笑：“你以为我没认罪吗？只要我能承认的，我都承认了。”梅志劝他要提高到原则高度来检查。胡风不接话，忽然温和起来，安慰梅志：“你不要怕，没你的事，是我连累了你。你是一个听话的妻子，我对你是有罪的……”一番话，把梅志说哭了。胡风又劝梅志别难过，说他精神上、肉体上都受得了。胡风说可能要公审。监狱方面要他找辩护人，他拒绝了。劝降不成，败兴而回。

1965年11月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判决书下达后，监狱当局要他写“感想”。胡风写了很多，最后概括为“心安理不得”。文末还引了林则徐的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表心迹。这一年年底，胡风被“宽大”监外执行，回到家中。出狱后，有关方面安排他在北京参观。在参观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后，他又写了许多感言，一片赤诚，向革命烈士忏悔。在过了与家离别十年后的第一个春节后，胡风又奉命到四川。为了照顾胡风的生活，梅志决定伴囚，与他同去四川。

夫妻本是同林鸟。梅志与胡风结婚后，家中的大小事都由梅志包揽。1961年，梅志因老母去世，得以出狱。当时家中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最小的才八岁。靠过去的积蓄生活。梅志不得不像街道妇女一样，向居委会领一些镶花边的活来做，一个月能挣十五元钱贴补家用，由于心神不定，手常被针刺破、流血。平时省吃俭用，探监时总要买些好吃的、补品带给胡风。后来在四川的监中，为了省点钱，梅志自己买了推剪，给胡风理发。四川大山中，夏天的蚊子特别多，蚊帐又破，蚊子老钻到帐子里搅得胡风无法安睡。梅志就坐在帐子里，亮电筒捉蚊子。刚到四川，水土不服，梅志常闹肚子，呕心，手一下水就烂。而她那时被分配在苗溪劳改茶场医院，专干洗血绷带之类的活，双手成了烂桃，仍坚持做针线活。有段时间，胡风夫妇被圈住在山上一个七平米的小棚子里，棚子前有块荒地，他们夫妇就自己开荒种地。梅志拿镢头刨地，让胡风在后面捡捡石子什么的。场部每月供应他们二十斤粮票，一张肉票。梅志养了几只鸡，凡是荤菜，梅志都尽胡风吃。胡风那时身体很差，患严重的贫血和痔疮。大便解不出来就吃泻药，一天要跑七八趟厕所，经常拉在裤子里。身体虚到走路都打晃晃。在大监时梅志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还不忘时时开导他，怕他再寻短见。关押期间，胡风被提审几百次。他先拒不认罪，一会儿又认了。瞎编乱说一气，又推翻。过些时候又深度“自责”，自认是“囚犯”、“罪人”、“该死”。梅志劝他说：“我们两人在一起，我不把你当犯人，你别怕。”梅志怎么劝也不行。胡风一天到晚生活在极度恐惧中。一会儿哗哗地写几张纸条，急急地埋在土里，一会儿又刨出来，说：“来了，来了！”有时突然大叫：“关门！”而门明明是关好的。梅志煮荷包蛋给他吃，加了点蜂蜜。胡风不肯吃，说别人知道要开斗争会的，要加刑的。一个夏天的夜里，胡风推醒梦中的梅志，神秘地说：“你不要怕，空中有人在和我说话，他说他是中央派来的专案组。”梅志说他这是幻觉，什么都没有。胡风火了，猛推梅志一把说：“你干扰了我们的谈话，去你的！”梅志见胡风的身心被摧残到这种地步哭了。胡风也哭了。胡风直说“我不行了”，梅志也心如死灰，真想一了百了。第二天一早，胡风一早起来，又急呼呼地整理手提包。梅志莫名其妙，问他做什么去。胡风说中央派直升飞机来接他了。梅志问他怎么晓得的，胡风又说是空中传话告诉他的……隔些时候，胡风不吃饭了，却到厨房拿了一只碗，用它接自己的尿。说空中传话告诉他，他的尿能治百病。胡风自己当场喝了一半，留下一半强迫梅志喝。梅志不肯，他大骂梅志不知好歹，把剩尿倒在热水瓶里，说带到北京去送朋友。梅志没办法，只好找狱警，干事训了胡风一顿，他才乖乖地把尿倒了。唐山大地震，他在报上看到了，病情加重。半夜里，举着菜刀喝问梅志：“你把我的诗放到哪里去了，里面有老农采的药方，赶快送到北京去救毛主席。”梅志忙把椅子上的诗稿给胡风，怕出意外，想按警铃向狱警报告。胡风一见，怕了，跪下来向梅志求情。胡风的精神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与常人一样。一年冬天，梅志病倒了，咳喘不止，吃药也不见效。胡风一早便起床生炉子，把屋子烘暖了才准梅志起床。梅志很感动，说了些谢谢他的话，万金难买一笑的胡风也笑了：“让我也为你做点事嘛。”涸辙之鲋，相濡以沫。梅志那时觉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大墙里的生活没有底，梅志想想感到很烦闷，就在纸上写山字。山山山山，一个字比一个字大，再倒过来，山山山山，一个字比一个字小。忽然诗兴大发：“山山山山／山山山山／重重叠叠的山／大山小山压在你的肩上／你躲着／双腿还在颤动／别屈膝／别倒下……”胡风看了，评说梅志这类诗写得不好，说她只能写儿童诗。样子又全像正常人。周总理去世，胡风写了篇《向总理伏罪》，稿纸上还有泪痕，交给狱方领导。1977年底，胡风写了四百四十四页稿纸、长达二十万字的劳改心得《收获》，他说：“这是写给党的，我就得坦白地交代。”监狱政委嫌长，没时间看，胡风又花十天时间缩写成两万字。

1979年1月，胡风、梅志走出高墙获得了自由。是年初冬，胡风因小便闭塞、尿血，连续做了两次手术，摘除前列腺时，终因失血过多，导致脑神经混乱病复发，医生断为心因性精神病。

1980年3月，胡风、梅志回到了北京。医疗、生活都改善了。晓山添了个儿子，让胡风起名字。胡风说，叫张本吧，意思是做人要本本分分。

1980年9月，党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因此案而受牵连的人都得到改正。接着胡风被任命为文化部艺术研究所顾问、政协全国常委，梅志被安排在中国作协当驻会作家。1985年6月8日，胡风逝世。没有遗言。最后在悼词中，他终于得到了他生前不敢想而本应属于他的公正评价。1986年1月5日开的追悼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主持，文化部部长朱穆之致悼词，参加者有七八百人。胡风的骨灰盒上刻有屈原《离骚》中一句诗：“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胡风死了，梅志成了孤叶一片，不免黯然。“怀君怀信仰，永惜不枯心。”这是胡风在狱中默写赠梅志《长情赞》一诗中的两句。梅志回报的是毕生的心血。在胡风去世的十年里，七十高龄的梅志抱病撰写《胡风传》、《往事如烟——胡风沉冤录》凡一百余万字。梅志绝不止是怀念，而是帮胡风说清楚了“一辈子也说不清楚”的问题，还胡风以清白。

有人喻“家庭是一棵树”，那么夫妇俩当是这株树上比邻萌发的两片叶子，相互映衬、辉照。李辉先生曾写《文坛悲歌》，喻胡风是“风雨中的雕像”，那么梅志当之无愧的是这雕像基座上的一坨泥。

梅志，以梅为志，“暗香浮动”是梅的品格。

一对老幽默

——周有光与张允和

周有光（1906—　）、张允和（1909—2002）伉俪合出了本散文集《多情人不老》。其书名取自张允和赠俞平伯夫人的诗句“人得多情人不老，到老情更好”。书名很值得玩味，既可读成“多情人，不老”，也可念为“多情，人不老”。反正一“情”定性，以情为本。

作者夫妇都是文化名人，奈何，两人所从事的专业过冷，知名度仅高在圈内。现“普及”一下：周有光，著名学者，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早年学经济，跑过纽约、伦敦大码头，后因他对语言文字造诣深，“副业”比主业还令人刮目，遂奉命改行，专事语言文字研究工作。有大著《汉字改革概论》等二十余部。曾任全国政协教育组副组长，为“满园”桃李而躬耕。他大脑袋，前额广袤、光亮，一片不毛之地。牙齿是原装，但吃西瓜非但要吐渣滓，还须剔牙。耳朵不灵，助听器随身带，张嘴必须戴起来。其太太张允和，名门之后，淮军名将张树声之后，民国教育家张冀牖（吉友）的闺女，著名昆曲研究家，继俞平伯后任昆曲研习社社长。她自“三反”、“五反”吃了莫须有的亏，由出版社返回灶台任“家庭妇女”（自称），一任近半个世纪。擅旧诗词，工昆曲，长于演“小丑”——五十多岁时，她在昆曲《西厢记》中扮小书童，活泼可爱，一位中央首长看完演出说：“这个小伙子不错嘛，有没有女朋友呀？”她是沈从文的红娘。当年沈从文追其三妹兆和时，她充任“地下交通”，到邮局发了份有名的“半个字的电报”，录入文坛趣事“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的故事中。她脸部符合黄金分割（范用语），鼻子挺拔，不输给洋人，发型别致，黑丝绒缠银丝发，梳成辫子挽在头顶。爱着中装，上街买油打醋，回头率让小姑娘们都生醋意。还是一个“无齿之徒”，一口假牙，但不说假话。不时掩口一笑，样极妩媚，在周有光看来，仍是动人无比的。

周有光1997年6月26日摄于北京朝内大街寓所。（侯艺兵　摄）

周有光与张允和。

这是一对老幽默。

“老”到几许？已不是七老八十或八老九十，翻过年都是九十百儿的，往三位数挺进的超级老寿星了。

上述介绍，谓予不信，有靓照为证。

这两位老将，早已解甲，荣归故里。但人生征战未休。两人目前独居京华一名为“后拐棒”的胡同内。深居简出。平日，两人在家，常相向而坐。先生打电脑写文章，“脑”耕不辍，太太披阅书刊、剪报，手忙不停。划疆而治，相安无事。多时夫唱罢妇随：他手一离键盘，要活络筋骨了，她即扮书童，奉上香茗一盅。有朋自远方来，他们共品茗、听音乐、唱昆曲、侃大山、围桌话诗。有时老太太会撒娇，老头儿喊生姜，她偏叫“不辣”！

他们两人年龄相加一百八十三岁，在时下中国文艺界长寿伉俪中恐怕算得上头一对了。他们长寿的秘诀也是一绝：不迷信饮食（吃得好）延年，不崇尚运动健康，只信奉家庭睦爱生福，性格幽默增寿。在有限的人生客栈中，他俩已携手六十七个寒暑，什么人间冷暖、世事沧桑皆领略阅尽。这部《多情人不老》是他们“多情”的真实写照，记录他们椿庭恩泽、慈闱春晖、昆仲义深、师恩三叠和儿女情长的故事。

幽默是一种智慧，是生活的佐料。

周有光喜欢逗夫人取乐，常抖出了一个甲子前的陈芝麻烂谷子，调侃老太太。譬如，当年初恋时，在大上海花四元银洋，请张家二小姐听名流云集的西洋音乐会，二小姐竟然酣然入梦，窘得他手足无措。张允和少不了反戈一击，说是对他“不怀好意”的一种考验。周有光博学，素向谈锋甚健，且语出必幽。某年，全国政协请委员们看戏，他带了只象牙望远镜，不时地拉近与舞台上的大红大绿男男女女的距离，逗得邻座眼馋，三番五次借观。中场休息时，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的邻座，看把戏似的。事后他问朋友，那邻座是谁。朋友说是溥仪。周有光听了，不露声色地说了一句：“早知道他是皇上，我就进贡给他了。”他们家访客奇多。每每有客造访，他与夫人都喜欢争着跟客人说话。“我让你，我让你。”张允和有时体谅他耳背，不与他争。笔者拜访时亲历其境。是日，我请教周先生高寿几何。他答：“我今年十二岁零×个月外加×天。”这回答既幽默又科学，也令人费解，张允和赶忙作注：他自己认为，人活到八十岁，已算“尽数”，后面的应从零开始计算。周有光眼明耳不聪。俗言“聋者好打岔”，他曾“岔”出一个让人笑掉下巴的故事。一次，他的新认领的“编外”孙女曾蔷小姐（三联编辑）到周府向二老请安。大家以说笑话取乐。这天，张允和说了一个曹禺当年亲自向他俩说的故事：曹禺夫人郑秀有洁癖，曹禺有书癖。某年夏日，郑秀照例倒好洗澡水，叫曹禺洗澡。曹禺读书正在兴头上，“嗯嗯”应诺，动嘴不动手。郑秀再次发号。有点惧内的曹禺挟着书到洗澡间。隔壁的郑秀见半天没动静，又厉声施令。曹禺急中生智，一手捧书，一手把澡盆里的水划得泼啦啦响……得演员之工的张允和边说边用手掌作划水状，惟肖惟妙，引得曾小姐咯咯咯乐个不停。在一侧的周有光见老伴逗乐了小孙女，有点不服气。他戴上助听器，把小板凳挪到曾小姐旁边，说：“听我说一个比她更好玩的吧。”曾蔷正襟危坐，洗耳恭听。周有光刚说了两句，曾蔷和张允和便哈哈大笑不止——原来他说的正是张允和刚才说的那个！

周有光的幽默，还反映在他的文字中。80年代，他写了篇《新陋室铭》自娱，为博读者一笑，笔者剽窃于后：

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有我唯物主义的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音乐，

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文章。

使尽吃奶力气，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仰望云天，宇宙是我的屋顶，

遨游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

周有光自称他患“多语症”。殊不知语多有失，特别是在那人人都装聋作哑的日子。“文革”中，单位有人戏出上联“伊凡彼得斯大林”，周有光信口抢答“秦皇汉武毛泽东”，由此被判为“现行反革命”。加之他的“前科”是“洋翰林”、“洋奴”、“反动学术权威”，数罪并罚，被罚到遥远的宁夏平罗劳动改造。他的挚友聂绀弩先生曾写了首打油诗赠之。诗曰：“黄河之水天上倾，一口高悬四座惊。谁主谁宾茶两碗，蓦头蓦脑话三千。”

时下，周有光已九十四岁高龄，仍弘扬他的“洋奴”精神，让儿孙放飞，与老伴独居一处。实施他的周氏“三自”政策：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享受人生。

周有光与张允和。

夫唱妇随。张允和也是个出语诙谐极其风趣的女性。记得叶圣陶先生讲过：“张家的四个女儿，谁娶到都会幸福一辈子。”既饱受诗书旧学的熏陶，又深得新学精髓。她们个个秀外慧中。元和、允和、兆和及充和分别嫁给了顾传玠（昆曲家）、周有光（语言学家）、沈从文（作家）和Hans H. Frankel（傅汉思，耶鲁大学教授，汉学家）。四条汉子无一是等闲之辈。一日，她与朋友聊天，谈及此事。有朋友戏说二小姐“犯规”，率先出阁，张允和冲着周有光说：“可不是，不要脸，那么早结婚。”周有光听了哈哈大笑说：“张允和最聪明，可是她干的最蠢的事情就是嫁给了周有光。”张允和的花季是引人注目的，1931年第一期《中学生》的封面就是她的玉照。她的出生很有传奇色彩，她慨叹这个世界“本来没有我”——她落地时脐带在脖子上绕了三圈，是个“死”婴。在产房坐镇的老祖母令接生婆耍尽十八般武艺也弄不活。有人提议用水烟喷喷试试，试了一百袋烟，也不见起色，绝望了，接生婆把围裙里婴儿抖落到脚盆里，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翻身，“死”婴奇迹般活了。张允和姐妹兄弟十个。她老二，天生是颗十亩地只长一颗的能豆豆。她是下面八个弟妹的领头羊。十一岁时，父母叫她做四妹充和的小老师，教妹妹认字。她公然把妹妹的名字改为“王觉悟”，还用红线线牢牢将“王觉悟”三个字绣在妹妹的书包上。四妹不服，跟她吵、闹，问姐姐为什么要把她名字改为王觉悟。张允和只说，一觉睡醒了就觉悟了。妹妹充和不让，气得张允和抄起把剪子把书包上的“王觉悟”三个字咔咔咔地剪掉拉倒。六十年后，充和带她的洋夫婿傅汉思回国探亲，张允和当着妹夫的面调侃充和：“王觉悟呀王觉悟，你到现在觉悟了没有？”稍大一点，1932年在苏州上中学的时候，一日，张兆和的老师沈从文寻上门来找兆和，兆和不在家，张允和接待了他，记下他住的旅社的地址。兆和回家后，允和嘱她去回访先生。张兆和不肯在旅馆里跟沈从文见面，张允和便给她出点子：“你可以说我们家有好多小弟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张兆和照姐姐的既定方针办，沈从文果然来了，跟弟弟们玩。张允和只照了一个面，她“不愿做臭萝卜干”，找个托词溜了。次年春，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婉请允和代他向张老太爷求婚。允和乐为妹妹“作嫁”，并引发了文坛趣事“半个字的电报”——张允和赶到邮局向时在青岛的沈从文发电报报喜。电报内容一个字“允”。一箭双雕，既言明父母已同意了这件婚事，又表示发报人身份。当事人张兆和担心沈从文看不明白，补发了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的电报作“安君告示”。悠悠四十五年之后，张允和与沈从文谈及此事，要沈从文谢恩。沈从文幽称她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

诚如周有光所说“张允和最聪明”。50年代初，她本在上海一所中学教历史，发现历史教科书中破绽百出，遂写了篇两万字的长文，阐明己见。她的意见被采纳，后来缘此改行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当历史学科的编辑。张允和的精明还表现在她处事求实允当，待人笃诚平和。“文革”期间，北大的红卫兵杀上门来，喝令她揭发北大教授张芝联（她在上海教书时的校长）的历史问题。她清楚小将们要导演她唱什么戏，她忽然想到戏剧舞台上的小丑。面对小将她镇定自若，在哄吓诈骗百般侮辱中，她只从实招了三个字：“不知道。”面对着人性异化了的孩子们，面对着趁机洗劫她家中“好玩的”红卫兵，她不恼不怒，她宽容他们，也宽慰自己：“如果我的儿子或孙子跟我‘斗猴’，我生气不生气呢？当然没必要！”

七十年前，苏州城内九如巷张家十姐弟办了份家庭小刊物《水》。每月一期，出了二十五期。1996年张允和将死“水”复活。由她倡导张氏家族人员，《水》复刊了，引起了大出版家范用的兴趣。他说：“这是20世纪的一大奇迹。”为了办好这个家庭刊物，时年八十有六的张家二小姐亲自学电脑、打字，还雇用九十二岁的夫君周有光打工，排版、复印、分寄。其乐无穷。“老妖精”张允和童心不泯，是个地道的“老顽童（女）”。她用电脑给五弟写信，称谓栏赫然写道：“最最亲爱的小五狗、小赖狗！”给赵朴初写信信笔就写“朴初老表”。她长期生活在北京，但乡音难改，自称她的普通话别具一格，“半精（京）半肥（合肥）”。当着友人的面，戏侃她耳背的老郎君：“我不能对他吹枕边风，隔壁邻居听到了，他还听不到！”

张允和晚年生活的另一大乐趣，收了位“编外”的孙女。该孙女第一次拜见未来的奶奶时递上名片，张允和一看笑了：“你是真（曾）蔷，不是假（贾）蔷。”一句话，让曾小姐笑了半晌。曾蔷看见老人书房中排着一幅二老在花丛中读书的照片，说这挺像宝黛共读“西厢”。两人十分投缘，后有人问她们是怎么认识的，她一本正经地说：“是曹雪芹。”自正式收了这个孙女后，张允和庄重宣布：“哪个男孩子追你，得先到我这儿拜码头，先做我的孙子，才能娶我小孙女。”不过，老奶奶收孙女也是付出代价的，且很“沉重”。孙女发现奶奶床头压着一篇七十九岁时写十九岁时与爷爷第一次约会的回忆《温柔的防浪石堤》。孙女凭着职业的敏感认定这是一篇绝妙的好文章，吵着要拿出去发表。爷爷不让。奶奶说：“那多不好意思。”在逼迫之下，最后各自妥协，发在家庭刊物《水》上。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发，使《水》价百倍，索者不绝。孙女步步为营，最终把它收入由她选编的爷爷奶奶散文合集《多情人不老》一书中。

《温柔的防浪石堤》那份含蓄，那缕柔情，那种俏皮足令时下言情小说家脸红——吴淞江边的石堤上，他取出一方手帕，让他们相依而坐。他从怀中取出一本蓝皮的英文小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他把一枚漂亮的书签蓄意夹在其中。她翻开书签夹的那页，是两位恋人相见的一幕，“我愿在一吻中洗尽罪恶”一句赫然在目。她脸红，心想这是个不怀好意的家伙。他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心出汗，他又掏出一条手帕塞进她的掌心——张允和写道：“她虽然没有允许为他洗净了罪恶，可是当她的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这一握就是六十七年！他正搀着她的手迈向21世纪呢。

“多情人不老，到老情更好。”一对老幽默，两位老寿星！

蝶恋花

——吴作人与萧淑芳

蝶恋花，曲牌名，原名鹊踏枝、凤栖梧。大概字面本就极富爱情的诗意，历史上苏轼、欧阳修、柳永乃至毛泽东都以此曲牌，为后人留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失骄杨君失柳”等千古绝唱。也许正因字面过于直白，为历代画家所不取。人弃我取，著名画家萧淑芳（1912—2005）于望九之年作了幅《蝶恋花》。画面简洁，花丛中，几茎百合花昂首玉立，或尽情绽放或含羞孕苞，素雅淡致，暗香浮动：一只蝴蝶凌空而降，向微颤的花蕊翔来。画作意境平实，惟两行题句令读画人无不称奇。

《蝶恋花》，是一首颇具神话色彩哀婉的爱情诗。

1997年5月28日，风和日丽的江南。

“吴作人艺术馆”在苏州举行隆重的开馆典礼。这是1996年年底由苏州方面拟定的日子，孰料它正是吴作人（1908—1997）的“七七”忌日。有人说是“巧合”，也有人说是“天意”。

开馆同时举行吴作人作品捐赠仪式，由吴夫人萧淑芳女士将吴作人生前亲自遴选的油画、国画、速写、书法作品九十幅及萧淑芳本人花卉作品十幅，以及吴作人兄姐、祖父画作十幅一并无偿捐献。仪式在“吴作人艺术馆”邻近的双塔公园大殿举行。正当苏州市政府领导致词感谢吴作人先生对乡梓的厚爱时，萧淑芳手持鲜花端坐在侧，此刻，凌空翔来一只白蝴蝶径卧萧淑芳持的花束上，顷间又飞出，闪入邻近的花丛中；俄顷，复又折回萧淑芳手上的花束，萦绕花蕊，久久徘徊……出席开幕式的吴作人的亲人们不约而同在心里惊呼：“作人回来了！”“爸爸回来了！”“公爷爷回来了！”鉴此，萧淑芳洒泪濡墨挥毫作《蝶恋花》。题词为：“1997年5月28日苏州吴作人艺术馆举行开馆典礼时忽由空中飞来白蝴蝶一只，往复两次飞入我手持花束中久久停留，作人其来乎？同年7月阿梅画并记。”“阿梅”是萧淑芳专致吴作人的昵称。梅，“玉雪为骨冰为魂”，吴作人一生喜梅。萧淑芳早年作品署名为“梅”。

吴作人先生，祖籍安徽泾县，生于苏州。诗曰：“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父亲命其名为寿，号作人。祖父吴长吉是苏州享有盛名的画家。吴作人生活在有十二个兄弟姐妹的大家庭，排行第十，三岁丧父，在饥饿贫困中长大。他本是学建筑的，与秦邦宪（博古）同窗，学校里设美术课，他渐渐地爱上了美术。当年吴作人在秦邦宪组织下，以笔为旗，出讽刺画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军阀对工人、学生运动的镇压，少年吴作人即把一腔热血献于革命。1927年起，吴作人先后就读上海艺术大学、南国艺术学院，并加入南国社，师徐悲鸿学画，从田汉学戏剧，备受器重。不久，徐悲鸿到南京中央大学执教，吴作人遂以旁听生的身份转到中大。同为旁听生的还有萧淑芳。萧淑芳，广东中山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行医，叔父萧友梅是哲学博士，供职于国民政府。优裕的家境，书香的熏陶，培育了萧淑芳温顺、典雅兼有孤芳自封的个性。在人地生疏的中大，她比较羞怯，不善交际。加之那时社会风气保守，活动的圈子很小。他们虽是同在徐悲鸿门下的师兄妹，但极少过从。一次，萧淑芳持她的新画作向徐悲鸿请益，适巧吴作人也在场。他好奇凑上去欣赏一番，见她画的是静物《一筐鸡蛋》。吴作人灵感陡至，想结识一下这位师妹，幽默地说：“你画的一筐鸡蛋都是买来的吗？”不知怎的，萧淑芳没有答话，只向他扫了一眼而已。吴作人讨了个没趣，心中有点不悦。时已初崭头角的吴作人，心想，他在南国艺术学院从来没哪个女生敢如此冷落自己。此后，在同窗半年的日子里，他也不再与萧淑芳有交往。

阴差阳错，两颗画坛的新星就这样失之交臂，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天际。两人各自读书、学画、留学。吴作人先后留学法、德、奥、英、意国，主攻油画。1935年应徐悲鸿之邀回中大执教，到大漠写生并创作。萧淑芳留法，专攻水彩。学成后归国。

蝶恋花，花眷土，祖国是他们的根。

人生是一个圆，命运之神又使他们戏剧性重逢了。那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上海美术家协会刚成立，为张正宇、吴作人、丁聪等举办联展。八年的战乱，生灵涂炭。吴作人多么想在会上见到离散多年的故旧，一诉衷肠。他在人群中惊喜地发现了文弱、典雅的老同学萧淑芳，好不高兴。阔别十多年了，岁月的变更，使他们的人生各自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事的沧桑，已使他们成熟了。萧淑芳诚邀师兄到舍间做客，欣赏她的遣愁之作。吴作人欣然前往。席间，彼此为当年的年少气盛和幼稚而觉好笑，同时更为各自人生不幸而哀叹。萧淑芳那时正处在个人生活不幸的苦闷彷徨中，身体又不好，正在养疗。吴作人仍处在元配夫人李娜及其子意外的殇逝中。两人的生活有着共同的不幸，心上都有创痕。吴作人尤为萧淑芳独立的人格精神与魅力所感染，顿生倾慕。同情、友情，犹如一泓清泉，滋润着两人干涸的心田。双手盈盈一握，尽在不言中。吴作人为萧淑芳画像，又赠以《胜利之见沪上》：“三月烟花乱，江南春色深。相逢情更怯，未语泪沾襟。”这浓得化不开的情思熨帖了萧淑芳的心灵之创。对这一切，他们的恩师徐悲鸿历历在目，并乐为月老。

1946年，吴作人应徐悲鸿之邀任北平美专教务长，萧淑芳亦在此执教。

1948年6月5日，在北京“黑蝶休”西餐馆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徐悲鸿亲自作“证婚人”，并绘《双骏图》作贺礼。画上，两匹骏马扬颈奋蹄，他祝愿两位高足并驾齐驱，攀登艺术峰巅。并题七言绝句：“百年好合休嫌晚，茂实英声相接攀。譬如行程千万里，得看世界最高山。”时，吴作人年四十，萧淑芳三十七矣。

家，人生的港湾。居安业乐。吴作人别具神韵的《金鱼》就问世于斯时。

1949年南京解放，路人奔走相告，他们夫妇也在街头争抢“号外”，吴作人以萧淑芳为模特儿作油画《南京解放号外》，震动画坛。解放后，他们伉俪一直以躬耕杏坛为乐，门墙林立，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画坛精英。自1955年吴作人出任中央美院副院长后，一直做美术界的领导工作，直至画坛盟主地位。

吴作人与萧淑芳。

共同的旨趣，使两人有着永远讨论不完的共同话题。吴作人学识广博，是位学者型的画家。通古今，善诗词，语言幽默。他擅画动物：鹰、鸽、雁、象、金鱼、骆驼和熊猫等中华神品。他的画风简洁，意境高远，既不同古人，也不和时人，完全是出于自己的独创。萧淑芳博学达识，娴雅可亲，善画植物。她不喜趋时，“花中王”的牡丹、茶花，她从不屑，爱画类似不为人注目的谦卑淡雅的马樱花之类：丁香、绣球、扶桑、紫鸢、杜鹃和郁金香等。她的画风雅洁端庄，意幽神美。一个画油画，一个画水彩；一个画动物，一个画植物。倘将他两人的画并列，则妙韵横生，相得益彰。有人说齐白石、黄宾虹是中国近代美木上空的双子星座，徐悲鸿、林风眠是现代美术史上空的双子星座，吴作人、李可染是当代美木上空的双子星座。我要说吴作人、萧淑芳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唯一一对齐名的伉俪星座。萧淑芳在国内外办过无数次画展，出过多部画集，齐白石评价她的作品“墨润笔秀殊可观也”。但是她的名声终不能与吴作人相提，终附骥于吴作人。那是因为她把太多的时间与精力都用在做吴作人的后勤上。早年承揽家务、教育子女，晚年为吴作人延医求药，充当秘书、保健医生、保姆、外交部长等多种角色。吴作人被称为“画、书、诗、论四重奏”的绝响者，先后荣获法国艺术文学最高勋章、比利时王冠荣誉勋章，谁能说这勋章没有萧淑芳的一半！萧淑芳就是站在吴作人后面的无名英雄。

杖国之年的萧淑芳，还陪吴作人到云、贵写生，伴他出国讲学、访问、办画展，当他的参谋、助手和拐棍——过马路她都搀着他，“要跌倒一起跌倒”，他稍一头痛脑热，她就急坏了，忙坏了。偶尔吴作人单独外出，兜里总装着萧淑芳叮嘱他的“八项注意”。吴作人有相当多的重要画作都是在80年代完成的。自结缡以后，萧淑芳是他画作的第一个读者、鉴赏者、评论者和“检验员”。“废品不能出门！”当年吴作人画《齐白石像》时，是萧淑芳把白石老人接到家中，坐在豹皮旧沙发上。白石老人年高，时间稍长就昏昏入眠，这时，由萧淑芳当“替身”，穿上齐白石的衣服，摆出老人的坐姿，让吴作人写生。吴作人对萧淑芳总是以全身心呵护。1969年4月，吴作人被关押时，第一次回家，那时，银行存款被冻结，他每月生活费只有十二元，却用二十二元钱买了只电熨斗送给萧淑芳，以表寸心。1996年，萧淑芳做心脏手术，住院三周，已思绪不清、语言困难的吴作人，坐卧不安，让女儿转告萧淑芳：“祝她早日康复！”一次夜间醒来，他担心着萧淑芳的病情，急得用手直敲床板。小阿姨问他，他说：“问奶奶好，让她放心，家里没有事，我也很好，让她放心。”鹣鲽情深。1996年苏州市政府来人邀请吴作人出席“吴作人艺术馆”开幕式，重病中的吴作人无力而为，他指着萧淑芳请她作代表，诙谐地说：“她办事，我放心。”一句话概括了一切。

吴作人是“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美术教育家。50年代中叶，为提高学生的画艺，“不让十个指头生锈”，萧淑芳襄助他创办名为“十张纸画斋”的晚画会。所谓十张纸画斋，即每晚每人画十张速写也。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萧淑芳把美院有名望的教师请到家中，辅导学生画速写，练基本功。萧淑芳竟把丁玲、艾青、张仃等大名人抓来当模特，可谓用心良苦。她既要当老师，又要当女主人，还要充当仆人的角色，续茶倒水，打扫卫生，迎来送往，乐此不疲。这首余音绕梁的小插曲令他们夫妇的一些老学生至今难以忘怀。想不到这呕心沥血的为人作嫁之举，“文革”时还被诬作裴多菲俱乐部，竟与“三家村”并列问罪（时吴作人常与邓拓发表诗、小文章配画）。吴作人、萧淑芳同被划为黑帮圈入打倒之列。

“文革”狼烟烽起，吴作人被作为“头号黑帮”，首当其冲。家被抄，被占，被封。先关押牛棚，身已患重病，仍被发配到河北磁州强行“劳动改造”。凄风苦雨，萧淑芳在为吴作人健康担忧中度日如年。吴作人安慰萧淑芳：“我仔细地回顾了我的一生，绝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的事情，我心中有数，没有什么可怕的。”她与女儿萧慧去探看他，问他被关时有没有挨打，吴作人以幽默宽慰亲人：“毛主席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吴作人、萧淑芳谦诚待人，澹泊明志有目共睹，清操自守的品格更令人钦佩。在历次政治风云中，吴作人都难逃劫难。但他濯清泉以自洁，决不随波逐流，据实表态，坚持一个正直文人的气节。五六十年代，画坛申斥印象派甚嚣尘上，他实话实说，坚持提出“中国油画的面貌，就是印象派画的面貌”。1973年海外记者赵浩生采访他，他不顾“四人帮”横行，对齐白石的艺术创作承前启后的功绩予以肯定，因此而获咎，并不屈服。80年代，“西风”劲吹，一些人迷向，他断然提出：“既要反对泥古不化，又要反对泥洋不化。”

“艺术有我，人生无我”是吴作人一生恪守的座右铭。

在生活上，吴作人澹泊得出奇。平时衣着俭朴、随便，80年代他还穿打补丁的衣服。他特别爱穿土蓝布罩衣，他说既保暖，又可当工作服，上面有四个口袋，便于装些纸笔杂物。一次他穿这件衣服到附近小店去买胶水，售货员把他误认为老木工，劝他这把年纪了，应该享福了。但是，1987年他与萧淑芳在法国办画展，听说东北大兴安岭发生大火灾，巴黎旅法侨胞举办的“救援中国北方火灾义卖画展”上，吴作人破例当场作画，与萧淑芳共同捐出自己心爱的作品，获得十一万法郎，倾囊而出，为这项活动总款额的三分之二。1988年，他的心脏刚做过手术，他带着心脏起搏器作大幅《奔腾齐进》，捐给亚运会……

作为一个人生经历坎坷的艺术家，晚年的吴作人感慨地说：“我是过来人，深知在艺术道路上有许多艰难困苦。我愿以自己的劳动筹集资金，为后来者提供一些机会，创造一些条件。”此议得到萧淑芳及家属的大力支持。为筹集资金，他们夫妇拿出收藏多年的个人几十幅作品举行义卖。1989年正式成立基金会，萧淑芳亲任董事长。吴作人健在时，基金会已为海峡两岸青年画家颁发过“青年美术创作奖”和“美术教育奖”；出版了《吴作人文选》、《美术交流》和《美术版权保护》等，受到华人社会各界的誉赞。1996年至1997年间，吴作人基金会在全国七个省市举办十九所艺术院校学生速写和教师作品邀请展。为保护原作，八十五岁高龄的萧淑芳与大家一道用卡纸和小胶条排版面，累得腰酸背疼。巡展最后一站在上海美术馆开幕的当天夜里，吴作人溘然长眠。吴作人过世后，基金会的重担落在萧淑芳的肩上。她年届望九，身体又多病，但她仍亲自领导、督促基金会的工作。为壮大基金会的经济实力，萧淑芳亲自出面征集画作，吴作人当年的朋友关山月，学生艾中信、侯一民、沈左尧及台湾的著名画家萧勤等积极支持。现已征到作品一百多幅。萧淑芳说，她现在的最大的心愿和全副精力都用在基金会上，为弘扬民族文化，为奖掖后人多做点贡献。她认为，这是对吴先生最好的纪念。

有人把婚姻喻为贝壳的两瓣，男女各一半，不能有缝隙，天衣无缝者才是完满的。吴作人、萧淑芳伉俪即是。

1997年4月9日，吴作人牵着他心爱的骆驼，进行他的天国之旅。萧淑芳悲恸欲绝，亲手绘制以朵朵红梅和“寿”字（作人先生病中手书）相映辉的被面，覆在吴作人的身上，为他送行。

她题的挽联是：

人生无我，鞠躬尽瘁育桃李，

艺术有我，师法造化夺天工。

这是对吴作人先生的一生作的最科学、最经典的概括。

吴作人、萧淑芳的艺术，植根于20世纪中国文化的厚土之上。

蝶恋花。

花眷根。

神仙伴侣

——袁家骝与吴健雄

吴健雄（1912—1997）是世界公认的最杰出的女物理学家，被誉为“核子物理女皇”和中国的居里夫人。

1990年5月7日，中科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庄重宣布：将新近在宇宙太阳系里发现的编号为第2752号小行星，命名为“吴健雄星”。此举旨在表彰吴健雄在高科技领域对人类所作出的贡献，意味着她与张衡、祖冲之、牛顿、爱因斯坦一样永恒。吴健雄在人间消失了，但她的辉煌业绩一如“吴健雄星”灿烂于环宇，垂范于人世。

椿庭恩泽

吴健雄出生在江南小镇：江苏太仓浏河镇。这个鱼米之乡地处长江出海口要冲，历史上的交通十分便利，是市集百货转贸中心，自元之后，有六国码头之称。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开锚地即在此。其父吴仲裔先生是位思想开明有远见卓识的达观人士。他早年就读于著名的上海南洋公学（交大前身），因不满校方禁止新思想的传播，参与闹学潮的行列。学潮之后，毅然退学，转入以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爱国学社（蔡元培主办）。嗣后又入同盟会，并参加上海商团，学习军事技能。1913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独揽大权，党同伐异，导致“二次革命”，年轻的吴仲裔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加盟进攻上海制造局的战斗，夺取军火库。“二次革命”败北，他扫兴回归故里。吴健雄此时出生，小名薇薇。她系健字辈，行二，族人依“英、雄、豪、杰”命名，故得名健雄。虽为女儿身，吴仲裔倒希望她不让须眉，胸怀男儿志，积健为雄。

吴仲裔先生不仅思想开明，且敏而好学，多才多艺，唱歌、吟诗、拉风琴、狩猎，还迷上无线电。他自己动手装了部矿石收音机，让小薇薇听到那来自天上的声音，给她买“百科小丛书”，向她讲述科学趣闻。这一切，在小薇薇的心田播下了科学的种子。吴仲裔深明大义，洞识教育之重要，特别关注女性教育。当时浏河镇上有座火神庙，匪患肆虐，香火已烬，庙院为商团所占。吴仲裔苦口婆心地说服众乡绅，拆庙建校，明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始立。校名取意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吴仲裔自任校长，将其妻樊复华也拉做教员。广纳四乡平民子女读书，除开设弘扬中华文化的《论语》、《古文观止》外，还增立数学、注音符号等新兴学科，研习缝纫、刺绣和园艺等。吴健雄七岁时便进校受启蒙教育。吴仲裔在课余常带女儿到镇上的天妃庙去玩，寻觅郑和航海事迹碑，向女儿讲述三宝太监郑和率船队下西洋的故事。春雨“润物细无声”，在不经意中，滋润、激发着吴健雄对科学的兴趣、探索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成名后的吴健雄，回忆她的人生历程，言及其父对她的一生的影响时十分激动。她说：“如果没有父亲的鼓励，现在我可能在中国某地的小学教书。父亲教我做人要做‘大我’，而非‘小我’。”

椿庭恩泽，铸就了吴健雄的辉煌。

出于历史的原因，时空横隔，吴健雄对父亲的感戴不能尽其孝道。抗战时期，她孤身海外，祖国和家人的命运“使人心碎”。1943年，吴健雄的母亲、外祖母在沦陷区上海，父亲、叔叔在修筑滇缅公路。闻父有疾，她寄了一包裹医药用品到重庆，兵火岁月，邮路不通遭退回。父亲在生前，她不能侍奉膝下，惟在他驾鹤远行之后，以父名设奖学金，弥补终生之憾。

1984年10月，她第一次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故乡，参加母校明德学校恢复校名暨明德楼落成典礼，独资捐建明德学校紫薇楼。她平时以俭朴称著，为设“吴仲裔奖学金”她慨慷解囊，捐出近一百万美元巨款，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她的寸草心，造福桑梓。四年后，又专程回故乡，参加纪念父亲吴仲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并亲自向太仓县五十九名优秀师生颁发首届“吴仲裔奖学金”。

师恩三叠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是所有为师者的天职。

吴健雄由一个普通农村的女孩子，成长为“一颗从‘微观系统’出现的大星”是中外众多师长培育之果。人们爱称吴健雄是中国的居里夫人。尽管她是1936年赴美，而居里夫人1934年已作古，失之交臂；但吴健雄在中央大学作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施士元先生是居里夫人的学生，由此而言倒真有一种嫡亲的师承关系。吴健雄到美后，能以一个外籍女科学家的身份参与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一缘其时她本身已崭露头角，更得力于她的老师、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原子弹之父”、这项计划的主持人奥本海默对她的赏识和厚爱；吴健雄在柏克莱的导师、195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塞格瑞对她更是关照有加。他们共同发现了对铀原子核分裂连锁反应有关键影响的惰性气体“氙”。吴健雄就有关研究成果写了篇论文，准备署塞格瑞和自己的名字发表，塞格瑞发现后删去了自己的名字。后来这篇论文以吴独自署名的方式在美国最权威的《物理评论》上刊出，奠定了她在物理界的地位，使她顺利地获得了博士学位。此举成为科坛佳话。塞格瑞早年游学欧洲，与居里夫人有所过从。他在评论吴健雄时写道：“她的意志力和对工作的投身，使人联想到居里夫人，但她更加入世、优雅和智慧。”1944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拉比，尽管他以歧视女性的偏见，不启口给吴健雄以教席，但对吴健雄的关怀、帮助和影响仍令吴健雄感激涕零。

而吴健雄自己认为：一生中影响她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父亲，另一个则是她亲炙其教诲的胡适先生。

吴健雄第一次认识胡适是她在苏州女师读书时。胡适与杜威一道应邀到苏州女师讲学。胡适的讲题是《摩登妇女》，令吴健雄眼界大开。她像着了迷似的，次日又追随到东吴大学再次聆听。胡适演讲的风度，对社会改造、对新时代妇女的见解，使少年吴健雄“思绪潮湃，激动不已”，由此而倾倒在他的教鞭下。

1929年吴健雄以优异成绩从女师毕业，获保送南京中央大学。因她学的是师范，按规定必须为社会服务一年方能入学。吴健雄在这一年里没有去教书，而是跑到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成为胡适得意的门生。胡适时已为举国知名的学者，加之他翩翩然的风采和博学，成为青年学生的公众偶像。吴健雄在中国公学读书，胡适并不认识她，胡适只知道有一个优秀女生叫吴健雄。那是一次历史考试，胡适监考，发现坐在前排的一个温文尔雅的小女生，两个小时内把三个小时容量的卷子做好了，第一个交卷。他浏览了一遍十分满意。胡适把卷子送到教务处，巧遇杨鸿烈、马君武两位老师，他压抑不住兴奋地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学生对满清三百年的思想史理解得那么透彻。”给了她一百分。杨、马两位老师也说这个班上有个女生十分聪颖，常得满分。于是三个人做个小游戏，各自把那位女生的名字写下来，一对照，三人写的都是吴健雄！

胡适对吴健雄的影响深，时间长。后来在中国台北和美国许多地方，他们见面，多次谈话。胡适对吴健雄期许甚高，呵护备至。一次胡适外出旅游，瞥见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的书信集，特地买下寄给她。1936年，胡适乘到美国参加哈佛大学三百周年纪念演讲之际，专程到柏克莱去和吴健雄作了长谈。次日胡适乘等船回国之间隙给吴健雄写了封长信，云：“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我要你做一个博学的人。”谆谆之诲，殷心可鉴。信发出十多天后，胡适忽然想到信中的一个字母“M”系“A”之误，专此又去函更正。胡适这一字不苟的精神使吴健雄受了“很大的启示”。距此二十三年后，吴健雄已跻身世界著名科学家的行列，是时，她追怀往事，思绪万千。在一封致胡适的信中说：“几星期以前在整理旧物时，翻到我在西部做学生时您给我的信件，有一封是我刚从中国来到西岸后不久时你给我的信。信中对我诱掖奖导，竭尽鼓励，使人铭感。所以我把它翻印出来特地寄奉，不知老师还记得否？我一生受我父亲和你的影响最大，可惜我父亲在今年正月三日在上海故世，家兄健英亦在去年六月去世，从此生死永别，言及及此，肝肠寸断，泪不自禁……”吴健雄对胡适的仰慕，以及后来胡适对吴健雄的激赏，尽管有人说此“给人们许多想象的空间”，也只是世人的想象而已。也有人认为：吴健雄对胡适一直执弟子礼，“不过以她当时的年纪和人生经历，衡度那时的社会风气，在吴健雄纯稚热烈的少女情怀中，无疑有着爱慕情怀的”。吴健雄也确有留给他人想象空间的手札：“刚在电话中替你道别回来，心想您明天又要‘黎明即起’地去赶路，要是我能在晨光曦微中独自驾车到机场去替您送行多好，但是我知道我不能那样做，只能在此默祝您一路平安。”“但另一方面却又怕您以为我误会您的意思，使您感到不安，其实以我对您崇敬爱戴之深，决没有误解您的可能，请绝对放心好了。”“念到您现在所肩的责任的重大，我便连孺慕之思都不敢道及，希望您能原谅我，只要您知道我是真心敬慕您，我便够快活的了。”吴健雄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总不忘恩师的嘉惠。她说她的研究成果“不过是根据胡先生平日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科学方法”。

1962年2月24日，对吴健雄来说是个黑色的忌日。是日，台北“中研院”院士会后，下午有个酒会，吴健雄、袁家骝应邀出席。胡适讲完话后请吴健雄讲，吴健雄说他们已公推吴大猷作代表发言了。胡适遂请“院士”们用点心，正和朋友打招呼时，忽然面色苍白，而后仰身倒下，后脑勺碰到桌沿再摔到地上，吴健雄亲眼目睹这一惨剧，“悲痛万分，泣不成声”。翌日，吴健雄到殡仪馆瞻仰胡适遗容，“全身发抖，悲伤尤甚”。三年之后，吴健雄伉俪再度赴台到胡适墓前扫墓、献花，参观胡适纪念馆。吴健雄把那封她珍藏了二十九年的信，即1936年胡适在旧金山等船时写给她的一封勉励信交给了胡夫人，胡夫人亦将其放在展馆中陈列。

一个美丽而动人的师恩三叠的故事，就此画上了句号。

神仙眷侣

大概是物理女皇吴健雄王冠上的宝石太璀璨夺目，以致她的先生袁家骝（1912—2003）显得些微黯淡了，其实袁家骝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物理学家，在高能物理、高能加速器和粒子探测系统研究上卓有成就。他们是本世纪华人中最知名的一对伉俪，人称神仙眷侣。

袁家骝出生显赫，是袁世凯“二皇子”袁克文的公子。风流才子袁克文年少时就作“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之名句，因微言谏讽八十三天的洪宪帝而遭禁，幽囚天津。袁家骝幼时在老家河南安阳读书，十三岁时到天津上南开中学，后入燕京大学攻读物理。在燕大的校长司徒雷登的帮助下，得奖学金赴美深造。

袁家骝虽出身世家，但为人有品，他谦和、诚恳，待人有礼，广结善缘。他自小聪明伶俐，才华横溢。十三岁时作一首咏雪的五言绝句：“入夜寒风起，彤云接海横。纷纷飘六出，路静少人行。”受其父赏识。袁家骝多才多艺，对平剧、国乐都有兴趣，也会拉二胡，到美国还把二胡带在身边，兴致一起，便把《教我如何不想他》、《毛毛雨》等歌曲谱写下来自娱。吴健雄聪慧典雅。他们的结合颇有戏剧性，一个是反军阀义士之女，一个是军阀之孙。冰炭不相容，但他们倒谱出鸾凤和鸣的协奏，惟能解释的只是缘分了。他们的相识，缘于一位在美长大的华裔Victor杨。1936年8月，吴健雄到柏克莱经友人介绍认识了杨。杨告诉她，两个礼拜前中国刚来一个留学生也是学物理的，叫袁家骝，并介绍他们相识。吴健雄想参观学校的物理系，袁家骝即充当向导。学校原子实验设备的完善和精良吸引了吴健雄，她毅然改变东去的计划，决定留在柏克莱，遂与袁家骝成了同窗。

吴健雄是江南女子，才貌出众，又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爱穿中国的高领旗袍，更显女性的柔媚，加之她的气质典雅，行止不凡，她成了男生们歆羡的焦点，众星拱月一般。他们将她的姓氏“吴”发声作“呜”，半开玩笑地唱在一首情歌中，连女同学们也亲昵地叫她“基基”（中国话姐姐的发音）。对她“有意思”的洋男生要数威尔森和史丹利为最。如果说“一张照片能胜过千言万语”的话，那么应该承认吴健雄在1940年到1942年间在情感世界中同时接受过袁家骝和有犹太血统的史丹利。她曾与史丹利和另一好友渥科夫手拉手拍过一张春意盎然的小照。照片上史丹利笑得满面悦色。会笑的人总是最后笑的，袁家骝终于使吴健雄爱的方舟停泊在自己的港湾。吴健雄毕竟是有中国传统的女性，她迷人的外表和谨慎的言行里有一种理性和诚实的个性。对吴健雄的谨严，物理学家泰勒格帝有过有趣的评说：“居里夫人有极其丰沛可观的爱情，但吴小姐却没有。”这是最好的注脚。羡于吴健雄的成就和才貌，婚前婚后身边来自男性的骚扰始终不断。吴健雄从容大度，应付裕如，又不失礼。1957年在以色列开的一个物理学国际会议上，一位主持会务的男士邀请她在以色列逗留几个月，游览访问。当时吴健雄与同一实验室的一男性物理学家同去，她笑着回答邀请者，指着同仁说：“你去问他吧，如果他来我就来。”礼貌而又风趣地婉拒了。另一次，一位男士戏称她为“袁教授”，她大为不悦地更正道：“我是吴教授，袁太太。”1975年她破例打破男人的天下，当选美国第一任物理学会女会长。一位慕名而来采访的记者，在拜访后十分感佩地说：“她全身上下每一英寸都像一个会长。”其风度的迷人不言而喻了。

1942年5月30日，吴健雄三十岁生日的前一天，她与袁家骝结婚了。婚礼是在袁家骝的指导教授、诺贝尔奖得主密立肯家中进行的，隆重而又简朴。密立肯教授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一句话：“实验第一，生活第二。”两人在美国的许多同学好友都前来庆贺，钱学森也在座。婚后他们到洛杉矶的一个海滩上度了“蜜周”后（只一个礼拜），便投身于各自的教学、研究工作中。婚后，他们相亲相爱。袁家骝恪尽丈夫的职守，还延揽太太的活儿，勇当家庭“妇男”，练就十八般武艺：洗衣、吸尘、带孩子以至下厨。袁家骝烹饪的代表作是红烧狮子头。他尽可能地让吴健雄全身心地从事研究。袁家骝在金婚岁月谈感受时，一派绅士风度地说：“夫妻也如同一个‘机关’，需要合作，婚前要有承诺，婚后要协调。”朋友评论袁家骝一贯以太太为荣，说：“不管吴健雄去什么场合，拎照相机的人总是袁先生！”结婚不久，因工作关系，他们成了牛郎织女。一个在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在麻州史密斯学院，各自从事自己的教学或研究。只有周末，两人才在纽约相会。1956年，杨振宁、李政道怀疑“宇称守恒定律”，因实验太困难，希望渺茫，无人肯接受。他们找到吴健雄，这时，吴健雄已与袁家骝买好返回大陆的船票，她想看看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但是这项极富挑战意义的实验吸引了她。袁家骝也积极支持，他退掉一张船票孤身一人回国。吴健雄的实验终于成功了，她作为人梯把两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推上了诺贝尔奖领奖台。生活中也偶有琐事发生小矛盾，袁家骝解决的秘诀是：“太座第一。”袁家骝听媒体说吃饭时喝点红酒有益健康，他试着劝吴健雄，可吴健雄耳根不软，幽他一默：“你自己喜欢喝，就相信这种说法。”家中的许多事多为吴健雄做主，但她对丈夫又有种天性的依赖。每遇到棘手的事，她总对人说：“等家骝再说。”体现一种相互的尊重。她常向人夸耀：“我有一个很体谅我的丈夫，他也是物理学家。我想如果可以让他回到他的工作不受打扰，他一定会比什么都高兴。”谁主沉浮？在家里好办，到外面就颇令人费思量。说来有趣：1973年他们回大陆探亲，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大会堂每省或区都有一个厅，主人通常是以客人的省籍来安排接见的地点。袁是河南人，吴是江苏人，怎样才体现平等呢？还是周总理高明，最后决定安排在介于苏豫之间的安徽厅，以示“公平”。

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叫纬承，小时候住寄宿学校，每周一和周末都是袁家骝坐两个小时火车接送。纬承长大了，母亲的盛名使他压力很大。他对吴健雄说：“做你的儿子真不容易。”但他还是做得比较出色，成了哥大的博士，也是一个物理学家。1974年袁纬承与露西·尼恩小姐结婚。1978年生一女儿，叫婕塔。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吴健雄终先袁家骝驾鹤远行，袁家骝不胜悲哀。叶落归根，袁家骝亲自护送吴健雄的骨灰回大陆，安葬于太仓浏河。吴健雄的墓地在明德学校紫薇阁旁，墓体设计由贝聿铭任设计顾问。明德学校的科技楼被命名为“吴健雄楼”，袁家骝捐赠二十五万美元作为基建费。袁表示，他是浏河的女婿，浏河是他的第二故乡。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但他可请海内外优秀的科学家来做学校的顾问，推动明德学校的发展。

佳偶天成，伉俪情深。

炎黄情结

“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这是建筑大师贝聿铭在评论吴健雄中国情结时说的话。

1931年吴健雄被保送进入中央大学。中大在南京鸡鸣寺北极阁下玄武湖旁。她与画家孙多慈成为砚姐妹，同住学校后门石婆婆巷女生宿舍东、南两楼。那时吴健雄身材娇小，活泼可人。“一双神采奕奕的眸子，灵巧的嘴唇，短发、平鞋，朴素大方但剪裁合身的短旗袍”，在全校两百位女生中脱颖而出，“不仅是男孩子，女孩子竟也有人为她神魂颠倒呢”。孙多慈是被女同学用“拉朋友”的方式被拉去认识吴健雄的。孙多慈说那时吴健雄很腼腆，人一叫，她脸一红，点点头，赶快避开，微笑着，以一种两相默契的超越形式的友谊关怀着朋友。她的用功是有名的，功课做不完，题目想不出，是不上床睡觉的。每逢周末，她叔叔常开车来接她出去玩，她有时为了温习功课也不去。她几乎成了离群索居的独行侠，晚上有时在烛光下攻读。中大毕业，总分八六点三分，冠全校之首的优异成绩。大学时代的吴健雄不止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并听窗外事。大一时，适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大的莘莘学子愤怒了，纷纷涌向街头游行示威。物理系同学公推吴健雄作游行请愿的领头人。她当仁不让。她极有心计，讲究策略，精心选择游行路线和时间。为要求政府抗战，是年12月冒着大雪，率同学到总统府静坐，直至深夜，不肯离去。僵持之下，蒋介石迫于无奈出来接见，说了一番“学生并不全然满意”的话，大家才离去。吴健雄毕业后，应有“东方剑桥”之誉的浙江大学之邀，教一年书，又受聘中研院物理所。1936年，在叔叔的资助下与林语堂等同乘“胡佛总统号”轮赴美求学。在美国哥大，她又巧遇孙多慈，一见如故。她邀孙多慈住她家，孙多慈正在筹办画展，怕影响她的研究，迟迟不去。画展结束后，吴健雄主动找到孙多慈，见孙多慈困居在斗室，阴暗潮湿，条件极差。吴健雄硬将她的行李搬到自己家中，腾出一间敞亮的大房间让孙多慈住。那时孙多慈的法语不好，吴健雄为她找了一位在哥大教法语的老太太辅导她。孙多慈为了谋生替餐馆作大画，时正夏日，满头大汗。吴健雄强要袁家骝开车去送中餐，他们见她画的一幅大画画价很贱，才一百元，吴健雄坚持以双倍的价格买她的画作，令孙多慈感激得潸然泪下。对孙多慈一度出现的情感上的危机，她也率直地坦诚己见，正告这种师生恋是危险的。朋友们感到，科学家的吴健雄是认真的，一丝不苟的，但绝不是冷漠的。吴健雄对朋友们的手足之情使人终老难忘。称吴健雄为“大妹”的田蕴兰教授，在吴健雄去世后回忆她的人品时说：“吴健雄在各方面的表现，更甚于西方的居里夫人。她不只教学，她在管理、领导上展现的才能，提倡两性平权的见识，令人如沐春风的处世风格，实在叫人折服。她对当代后世的影响，也必然凌驾居里夫人。”

令世人扼腕的是，吴健雄与诺贝尔奖无缘。但她本人不介意于此。众人为她不能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大抱不平，为西方对东方的偏见、对东方女性的偏见而呐喊。十多年后，以色列人设立了沃尔芙奖，专为那些应得而未得到诺贝尔奖者而设。吴健雄是该奖第一位得主，奖金甚而超过诺尔贝奖。她此生获得的奖项与荣誉一一列出，不下两页纸。奖誉等身，然而她总认为自己是个平凡的东方女性。

1980年，她退休了。绚烂的生活趋于平淡，但她敬业的精神是退而不休。她的炎黄情结更浓烈。她非常关心祖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多次回国访问讲学。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台北同步辐射加速器等大型物理实验设备关怀备至，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并亲自参与筹建工作。在中国物理学会、南京大学等校，她设立了多种奖学金。

1992年中国的四位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在台北发起成立“吴健雄学术基金会”，要给八十华诞的吴健雄一个惊喜。她在会前获知，一再婉拒，竟躲了起来。她说：“我不喜欢出风头，做研究是我的本分，我只是运气好，成果还不错而已，不要以我的名字成立基金会。”最后，朋友们逼着夫婿袁家骝博士吹枕边风，迫使她就范。

美国原费米国家实验室主任Robert Wilson博士夫人，专事作了一首《吴健雄赞》，诗云：

你上“大都会”去观赏中国的艺术

为精致、美妙的想象葱茏而着迷

或远离市中心去拜会衣冠齐楚的

女主人——中国赠予吾邦的厚礼

我们讴歌的女士比“秦朝”年轻

若要在古墓中寻找她的同类

她比坚韧的青铜还富光彩

她比宋代的瓷器还要珍贵

啊，新生的凤与工作的龙

浑然化为一体，龙凤呈祥

缔造她当之无愧的声誉，让我们

同声欢呼，吴健雄，科学的女皇

纵观吴健雄绚烂多姿的一生，中科院冯端院士撰文说：“吴健雄教授和袁家骝教授均将他们半个世纪的生涯奉献给了崇高的科技事业，道德文章，堪为当代青年人效法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