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张国焘
简介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及组织者之一，也是中共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叛党，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死于加拿大。此书主要记述了他叛党以前的政治经历，对建党前后、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前夕的重大事件均有所述评。本书根据现代史料编刊社1989年重印，内容没删节。本书内部发行。

五四时期的张国焘

张国焘在北大

张国焘在莫斯科

张国焘在延安

毛泽东与张国焘

红军时期的张国焘

张国焘晚年照

张国焘撰写《我的回忆》

张国焘晚年在加拿大全家照

张国焘与妻子杨子烈的合葬墓 安葬在加拿大

编辑说明

一九六六年，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的张国焘《我的回忆》，是中共重要的历史资料。

一九八零年三月，现代史料编刊社曾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共分三册。东方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二零零四年，又以《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丛书系列重新出版，分成三册和上下两册。目前，该书早已脱销。网络上能见到的，仅是本书港版及东方出版社的扫描本。为让广大读者阅读方便，特将其加工为 pdf 格式电子书，并附部分图片，以餐读者，若有网友感兴趣者，可以将其反编译进行进一步精编。

编辑者：乡村骑士 000217

二零一零年七月

出版说明

为了满足开展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计划有选择地翻译和翻印少量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研究中共党史的著述和资料，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参阅。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些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歪曲史实，吹嘘自己，诬蔑、攻击我党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我们均按原文排印，内容没有删节。

《我的回忆》是其中的一种。作者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叛党，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死于加拿大。该书主要记述了他叛党以前的政治经历，对建党前后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前夕的重大事件均有所述评。全书九十余万字，分三册出版。

一九八○年三月

出版者的话

张国焘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及组织者之一，曾任中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主席是毛泽东）、中共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中共要职，后因与中共中央意见不合，脱离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以后在香港隐居，近年移居于加拿大。

张国焘先生的自传都一百万言，详述中共创建历程、发展经过及作者和中共诸政要的交往。书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彭德怀等人的言行个性，跃然纸上，可说是关于中共最详尽生动的第一手史料，而历年来中共和苏联党要之间的斗争冲突过程，书中更一一说明来龙去脉。有不少历史事实，从未为人公开透露，但与中国近代政治有极大关系者，例如西安事变的“解决”，竟非当时中共或张少帅等始料所及，亦不决之于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乃是由于斯大林根据当时国际关系所发出之指示，便是例子之一。

《我的回忆》在《明报月刊》连载以来，受到中外读者的重视，各方面的读者纷纷促请我们印行单行本。现在出版第一册，内容从第一篇到第八篇，由五四运动时期到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以后的篇章将陆续成书出版，敬请海内外读者垂注。

《明报月刊》编辑部

张国焘先生的略历

杨子烈

张国焘先生所著《我的回忆》一书，刻划出“五四运动”时一位急进青年的发展，也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真实历史。他在中共党内所经历的事，不仅局外人无由知其底蕴，即他的同辈，如毛泽东、董必武、刘少奇、李立三、周恩来诸人，也因各人经历不尽相同，所以对组党的最初策划和早期中共中枢的动态等等，不一定确知其来龙去脉。更难得的是张先生能客观冷静，所述力求其真。读者从苦难的中国，看这位急进人物，再从这位急进的代表人物，去看中国的种种，也许能获得若干启发，去领会今日中国之由来。

我觉得我是张国焘先生这一巨著的最好见证人，因为我也是中共的最初党员。一九二一年秋，中共湖北区组织成立不久，我即加入为正式党员。一九二二年我与国焘先生在北京相识，因常在一块共同奋斗，一九二四年春我们结婚，从此相依为命，历尽艰险，直到现在。

不待说他的经历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每次阅读《我的回忆》，往事如昨，活生生的史实，活跃于我的脑际，常常使我感慨万端，有时为之流泪不已。我常想到中共的老同志们以及现在千万数的后进们，能够读读这本书，当可体会中共当年缔造的艰难，或会大有益处。即海内外中国人士，不论反共亲共，如能平心静气阅读此书，也许对国事能有一种比较平实的看法。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及同情和关怀中国的人们，参阅一番，也可以鉴往知来，促进世人彼此间的互相了解。

我在这里不拟对张先生著作的内容加以评介，也许我会有机会出版我亲身经历的记载，准备对同一史实有所补充。目前仅应《明报月刊》编辑的要求，说说张先生的略历。

张国焘先生生于一八九七年。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自始即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达十八年之久。现在息影香江，不问世事已十余年。他只想留下这本自传，题名《我的回忆》，供世人参考。

首先，张国焘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当年这位不满二十二岁的北大学生，是人所共认的一位奋发有为的青年。由于他的爱国狂热，曾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发动，成为学生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又由于他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激进分子，因而与当时任北大教授的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先生来往密切，而且热心到群众中去，隐然成为当时左倾青年的重镇。

一九二○年夏，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等与张先生策划并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随即展开建党工作和职工运动。一九二一年夏，张先生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推为大会主席，旋由大会选为三位中央委员之一。中共的职工运动，可以说是由张先生开创起来的。当时这一运动吸收了中共内最大部份的精英，现在在中共任要职的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陈云等人都是当年张先生主持职工运动时的战友。一九二一年末到一九二二年初，张先生被任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

一九二三年，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张先生因反对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政策，曾被开除中央委员，但他仍担任重要的职工运动工作。一九二四年初，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张先生被选为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前往出席，并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张先生之当选，主要是由于孙中山先生对他的赏识。

一九二五年初，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又重选张先生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他参与中共的决策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共的“八七会议”。当时由于中共许多活动的失败，尤其南昌暴动的失败，张先生被指为右派机会主义，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再次被开除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夏，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重选张先生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在莫斯科停留两年半之久。

一九三一年春，张先生回国，对挽救当时中共的严重危机有过很大的贡献。那时中共的工作转移到苏维埃区，张先生被任为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被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三二年，由他所统率的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川北地区，张先生被任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即他所到之地，中共党政军各地组织均归他领导。

一九三五年，张先生所统率的第四方面军，与毛泽东所统率的第一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合后，因政见不同，引起分裂。一九三六年，张先生又与毛泽东在陕北会合。那时张先生虽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因受到排斥，意态消极。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张先生凛于共赴国难的大义，勉强担任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职务。但他终因形势日非，在无可奈何之中，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离开延安。

抗日战争期间，张先生曾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表示与国人一致抗日之至诚。此后张先生对国内外政争，日益置身事外。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激进思想与爱国热忱，一如往昔，但愿远离这种或那种独裁专政。”张国焘先生饱经沧桑，以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一九六六年二月于香港

编辑者注：

杨子烈(1902.12.9-1994.3.27)，女，出生在湖北枣阳县一个书香世家。1918 年夏，杨子烈进入位于武昌黄土坡（即现在的首义路）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受到陈潭秋等的教育，秘密阅读了大量革命书刊，逐步成长为自觉革命者。来自黄陂的陈碧兰（彭述之夫人）、来自应山的庄有义（陆沉夫人）、来自汉阳的徐全直（陈潭秋夫人）、来自武汉的夏之栩（赵世炎夫人）为同班同学，并同时在 1922 年 4 月由林育南和刘昌群等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同在 1922 年 10 月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 11 年(1922 年)秋，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陈碧兰、庄有义等在女师掀起了一场震撼湖北的学潮。1923 年 2月杨子烈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同时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在北京期间与张国焘相识，1924 年 2 月与张国焘结婚。曾两次赴莫斯科深造，从此就成为早期中共妇女运动活跃人物。1931 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 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

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尽管杨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璋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直到 I938年 6 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据杨子烈生前回忆，她初到延安时，还看不出毛张之间有什么严重的冲突，当时毛还请张夫妇吃了一顿饭。毛笑说：

“国民党有一对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共产党也有一

对张杨（指张国焘与杨子烈）”。后来张夫人离开延安时，毛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张国焘夫妇 1949 年转居香港，1968 年来到加拿大多伦多。

杨子烈与张国焘育有三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位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发展事业。

一篇文章透露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张湘楚 50 年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1968 年张国焘夫妇来到多伦多时，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1994 年，在张国焘去世 15 年后，杨子烈以 92 岁高龄故去，二人合葬于多伦多松山墓园。

杨子烈著有《往事如烟》一书，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1970 年由香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编辑，自联出版社印行。

第一篇 生长于革命动乱之中

第一章 洪江会造反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原是很安静的上栗市（江西省萍乡县北乡），突然惊慌起来。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播了开来。从四乡来赶集的农民们忙着收拾了买卖，急步离开这个热闹的市场。住在镇上的妇女和小孩们特别慌乱，纷纷向外逃避。店铺的人们陆续关上店门，收藏起货物。约摸下午五时，各街道入口处的木栅门（可以说是轻便的城门）都关上了，市镇和四乡的交通就这样断绝了。更夫忙着通告各商店住户谨防火灾。

我那时才九岁，在这市内一所私塾里读书，自然对这乡村社会里层所发生的事故是茫无所知的。这间私塾是我父亲的朋友廖石溪先生所主办，共有十几名学生，包括廖先生自己的儿子和他的一些亲朋的子弟，其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七岁，都寄住在这私塾里。那天恐慌到来的时候，恰恰廖先生因事下乡去了；我们正在依照他的吩咐，自行温习功课。在这当儿，几个年长的同学好奇的跑到外面去看热闹；多数同学先后由他们的亲属赶来领走了。只有我和几个家居较远的同学仍滞留在塾里，不知如何是好。

镇上木栅门关闭以后，我那年轻的四叔，他是这私塾里一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匆匆从街上跑回塾里；引着我和两个姓文的小学生，沿街走到一个豆腐店里；把我们从豆腐店后面窗口吊下去，指点我们越过小河，循着隔河的大路走向文家。他并且叮嘱我们说：“快走吧！

千万莫在路上耽搁，天快黑了！”他瞧着我们涉水渡过这条宽而浅的小河后，他的影子也就消失在那窗户的后面了。

我们三个小孩子一路走去，并未遇着阻拦，沿途也有些来往的行人，空着手和挑着东西的都有，静悄悄的匆忙走过。我们走到约五里路的地方，到了文家所开设的一间小杂货铺，这里离文家尚有一里多路，那店铺里的管店先生认为风声很紧，不可走夜路，而他又因店铺无人看守，无法抽身护送我们；因此留我们在店里吃饭过夜，我们也就答应了。

大约是半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些身背马刀喝醉了酒的大汉，把我们从床上抱起来放在店铺的柜台上。我们从梦中惊醒，看见他们抽出刀来，吓唬我们。有的说：“杀掉这三个小孩祭旗吧！”有的说：“试试刀也好呀！”那位管店先生却急于为我们解脱，请求他们让小孩们好好去睡觉；并邀请他们喝酒吃东西，原来那管店先生和那些大汉竟是同党，他的话因而发生了效力。那些大汉闹了一阵，后来也就离此他往了。我们三个小孩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回到卧室去，惊慌减少下来，重入睡乡。

次日清晨我们醒来，看见店门大开，管店先生已不见了，店内的布匹、食物、草鞋等货物都没有了。我们三人再走出店外一看，大队农民队伍，穿着形形色色的短衫裤，正由大路上成单行的稀稀疏疏的走过。他们手上拿着长枪、鸟枪、锄头、大刀、马刀、木棍、锅盖等等武器，却看不见旗帜，也没有什么叫喊。在这种肃静气氛中，并没有显现出造反的热情。

我们三个小孩站在路旁观看，也没有人理睬我们，不一会我们看厌了，才循着一条去文家的岔路继续我们的行程。

我们到达文家大屋，发觉屋内已空无一人。我们到处搜寻，直到我们跑到屋后的山边，高声叫喊，才看见一个人从山上树林里踱了过来，把我们带往山林深处，我们就在那里与文家的大人们会见。文家父兄都急于问我们怎么这个时候跑回家来，市镇上和大路上发生了甚么事情。我们把经过情形都一一告诉他们。他们则说由于得到消息太迟，来不及去接小学生回家，又说了一些他们忙于逃避的情形。文家和我家虽是世交，但我还是惦念着家里。他们对我备加安慰，说到我家远在二十里外，不能回去，就近在这里安身，那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我在文家住了约十天光景，头几天曾有小股“会匪”光临过他家，虽没有发生严重的抢劫，但是文家的人已如惊弓之鸟；带着我一齐躲避在山上，蜗居在山窝里临时支起的帐蓬里面。后来风声缓和下来，我和文家的老少妇女们又悄悄的回到他们的家里住了三四晚。在这段期间，文家大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当前这件造反的事情上，也有一些乡邻戚族们来回报告有关的消息。他们所谈论的无非是那些人参加了“会匪”造反队伍如何集结行进以及怎样遭受失败等类故事。

文家的大人们获得消息，确知他们曾经信托过的那位管店先生竟是洪江会的一个百总，更显得惶惶然，这大概是怕牵连到他家的原故。他们曾有过这样的猜测：“管店先生也许是为了避免地方上歹徒们的罗唆，才加入帮会，以期获得庇荫。”当他们听见邻近的乡人们有些随着造反队伍出发，往往会提出某一个名字说为什么这个安份守己的人也造起反来了。文家这个乡绅人家，不用说对于造反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竟有这许多乡人都卷了进去，实在使他们大惑不解。

经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小心灵中开始印上了许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这就是所谓“洪江会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的了解了造反是怎么一回事。

在文家躲藏了十天以后，乱事似乎是平静了，交通恢复了，我家派了人来接我回家去。

我安然回到梽木山家里，曾为我耽心的母亲和家里的大人们自然是非常欣慰的。他们对于造反的事，心有余悸。谈到下列的一些要点：我家大人们在阴历十月十九日（即公历一九○六年十二月六日）傍晚已听到风声了，忙着把家里贵重的什物搬到山上去，人也躲藏在山林里。

当晚，有一个洪江会的千总就在我家门前的广场上集合了从各村来的党徒上千人，杀猪造饭，吃饱后再行进。屋前屋后都是火把，他们在广场上升旗，叫喊，叫做“誓师前进”。

广布在湘赣一带的洪江会原系洪门圈子里一个后起的较小支派。洪门起于明末清初，为明朝遗老所参与的一个秘密结社，在太平天国时起过重大作用的天地会、哥老会、三点会、三合会等等均系洪门内著名的组织或支派。在清代的各种秘密结社中，洪门是较为进步而又是最有势力的团体。它一直标榜“反清复明”，但为了避免镇压，这一政治目的是埋藏得很严密的，只在必要时，拿出来一用（如洪江会造反时），平时却显得是一个神话和迷信交织而成的江湖义气团体，这样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这团体的政治性被冲淡了，而且逐渐包容了不少为非作歹的分子，常做些包庇营私的勾当。人们统称之为“洪帮”，官厅称之为“帮匪”或“会匪”。

我的家乡成为洪江会的一个重要据点，也不是偶然的。上栗市是江西省萍乡县北乡的中心市镇，离萍乡县城八十里，离湖南省的浏阳、醴陵两县的边境都不过二十里左右，水路能通长沙汉口，那一带正是横亘湘赣交界罗霄山脉的中段，山峦起伏，竹木茂盛。造纸、爆竹和麻布等手工业相当发达。商贾负贩往来湘赣鄂等省的也素称频繁。沿着罗霄山脉更有许多土式的小煤矿。各小煤矿之间和矿工之间常有械斗事件发生。小股土匪也常出没于这一带的山林间。这种两省交界、当局统治力薄弱、而又土产丰富、商业发达、械斗成风、地方不靖的地区，正是江湖团体滋生的温床。

几年以前，洪江会的党徒们即在湘赣边境上开设了一些赌场，这种赌博的性质类似上海的花会，当地名之为“开标”。开标办法是分三十六门下注，如果押中了，赌场就一钱赔三十钱。每天开标一次，上午赌场派人到各乡村去找下注的人，下午四五时开标。洪江会的头目们就利用赌场的“交通”人吸收各地乡民入会。如果湖南的官厅加以取缔，他们就往江西跑；江西官厅取缔，他们就往湖南跑；而湘赣两省的官厅又难于一致行动，所以他们能自由发展。三五年下去，赌场的势力愈形膨胀，加入洪江会的乡民也就多起来了。

洪江会专在下层社会中发展组织，入会的最大多数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和负贩挑夫之类，自然也包括不少地痞流氓。地主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没有。这个秘密帮会以江湖义气相号召，加入者觉得可以得着一种保障，无论做甚么事都不会受人欺侮。何况加入的人既未受到甚么严格的约束，那时这帮会也没有昭彰的恶名；因此，下层社会多乐于参加。

成为洪江会指挥中心的那一带的赌场，组织算是不坏的。它们很能赚钱而又颇有信用，从没听见赌场有明目张胆欺负乡下人的事发生；所以乡村富户参加这种赌博的也不少。而且赌场和洪江会的活动展开以后，这一带就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小股外路土匪就不敢在这里出没，抢劫的事倒反稀少了。因此，一般人最初预料不到洪江会会有甚么惊人的举动，也不觉得它们的活动对地方上是十分有害的。

一九○六年洪江会起事的前几个月，首脑们开始表现出他们的政治企图，四乡的风声便渐渐紧起来。最初是一些反满的故事和神话在传播着，接着又在暗中传出这样的话：如果有一天洪江会要起事，每家都应在大门上张贴一张用黄纸写上的大“明”字（即明朝的明字），以为标记。那家大门上没有“明”字标记，就是败类。后来洪江会更标榜出两个主要目标：“反清复明”和“铲富济贫”。

“反清复明”是洪门的老口号，那时已无“明”可复，其主要含意还是发泄排满的民族意识。“铲富济贫”这口号比“反清复明”的口号渊源还要早些，中国历史上的叛乱都有这种类似的口号。可是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明确。一般说来，只是将富户的钱粮没收过来，发散给那些傲傲待哺的贫民罢了。

洪江会起事逼近了，纪律也宣扬出来了。所谓“三刀六眼气”，是洪江会圈子里一种早已订下的严重处罚，那是说，谁要背叛了洪江会，或者违犯了它的重要会规和纪律，就要被刺上三刀，并且要现出六个眼来；即每一刀要有一个进的眼和一个出的眼。这种帮会的制裁办法虽然从未听见真正实行过，但其残酷性足以吓唬乡下人，也能藉之维系其本身团结，作用是很大的。

洪江会更将它的党徒按照部队的形式编组起来，乡村地域的区划，每十个壮丁编成一个最小的单位；由洪江会的大头目就十人中指定一人做什长来统率。十个什长之上指派一个百总；十个百总之上指派一个千总；千总之上还有统领等名称。起事前这个区域里洪江会的大头目觉得党徒众多，一切似以准备就绪，又因秘密泄露，乃决定突然发难。发难的日期是非常秘密的，一般人事先毫无所知，官厅方面当然更不知道。那天上栗市惊慌到来的时候，即是洪江会的头目们正在下达集合的命令。这个命令的要点，大致是指示各什长、百总和千总召集部属，配带各人已有的武器，按时向指定地点集合，并向指定地点行进等等。第二天清晨我们三个小孩在文家店铺、门口所看见的农民队伍，也就是依据命令集合起来的一支。

这支造反的队伍究竟用的是甚么名称，其领导人物又用的是甚么头衔，这是一件传说纷歧的事。只知龚春台确是这次起事的首脑，乡间称之为洪江会大头目或大统领，据说他曾出过一些布告，但这一点我已找不出可靠的根据来。

龚春台不过是洪江会萍浏区域的大头目，并不是整个洪江会的最高首领。洪江会的大首领是哥老会的马福益。龚春台的造反计划是将各处集合起来的会众，一起集结在浏阳南部的某个地点，由他统率着浩浩荡荡的杀到浏阳县城去。他心目中大概以为占领浏阳县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设想只要占领了浏阳县城，将造反的旗帜高高树立起来，散布在各地的洪江会就会闻风响应。

一九○六年夏秋之间，湘赣交界一带地区发生旱灾，十月间这一带的人民已感觉米珠薪桂，人心颇有浮动。龚春台就利用这种饥荒情况，号召党徒，说打下浏阳县城，没收富户的钱粮，大家才有饭吃。据说他的队伍中还有一些挑着箩筐的穷苦人民一同行进，准备打下浏阳县城可以分得粮食，这一点也是他能够号召大家起事的一个主要因素。

龚春台和其他洪江会头目们发展党徒和办理赌场，表现得很能干；但对于作战一事，却缺乏应有的准备。据说龚春台确曾集结了一支两万多人的队伍，声势不为不大。可是他并没有组织起一个有效率的指挥机构，那些大小头目们又都是临时集结起来的新手，显得有些盲人瞎马。因此，这支庞大的队伍在两天的行动中，不能按时合理进餐，有些分不到房屋休息，居住行动又无规律，受尽饥饿、寒冷、疲惫等折磨。而且这支莫名究竟的农民队伍，在造反心理上是没有得着充分鼓舞的。这群人遇到困难就容易发生逃亡回家的想头，也不曾充分警觉到造反失败后的严重后果。

阴历十月二十一日（即公历十二月八日），这支造反队伍进到离浏阳县城很近的地方，就遭遇到少数洋枪队的抵抗。原来城内官方得到消息后，在十分恐慌之中从事戒备，紧闭城门；并派出几十个人的队伍，携带仅有二十六支步枪，出城作无可奈何的堵截。可是这支造反队伍却在洋枪队隔河稀稀疏疏的射击之下，密集在大路两旁乱作一团而动摇起来了，只支持了不久的时间，队伍就因失去了控制开始大批逃亡。据说当时这种逃亡情景有如堤防溃塌、大水奔流一样。头目们在队伍溃退下来之后，曾采取过整饬部队、分股活动等步骤，但大部分党徒已经逃亡了，无法再行集合，剩下来的各小股也觉得形单势孤，士气低落。在官军进剿的风声日益紧急的威胁之下，继续活动了几天，头目们认为大势已去，终于采取了解散队伍、分途躲藏的步骤。事后官方曾大事宣扬说：“十万洪江会被二十六支洋枪打垮了。”

洪江会进攻浏阳之役是这幕造反剧中最主要的表演。龚春台所统率的那一支队伍是其中的主力军。邻近萍北浏南一带的其他地区的洪江会，虽曾有过一些响应和零星的行动；但他们听见浏阳县并没有被打下，主力军业已溃散的消息，也就看风转舵，消声匿迹，不敢再有所活动了。广布在各地的洪江会不能同时发难，显然是这个组织一向缺乏统一领导的原故。

这样，一九○六年洪江会的造反，就和历史上若干次未成熟的“会匪”、“教匪”的起事经历相似，宣告流产了。

洪江会造反的风暴算是过去了，官军的进剿却接踵而来。

当时我的家庭认为乱事虽已过去，但祸害仍将继续，进剿的官军来了又不知会做出一些甚么事情来。家里的大人们吩咐下来：不要乱说话，不可再谈造反的故事，也不要到外面去走动，以免遭受牵连。果然，在我回家后的几天，进剿的官军的一个支队到达了我们的山口村里。这是一支满清的绿营军，俗名叫“绿勇”，每一个大兵身上都穿一件绿色的号褂，背上有一个大“勇”字。那天上午来到我一家里的是一个哨（即一排），大约二十余人，每人都背着一口马刀，还携带了几枝步枪。他们进门之后，声势汹汹。有一个大兵抽出马刀，斫去陈设在木厅里一张古老台桌的一角。哨长立即装腔作势的宣布：“你们这个地方是造反的区域，你们为何不预先报告？现在朝廷有上谕，造反者就地正法，隐瞒不报者同罪。再有甚么叛乱就杀光这里的首姓，烧光这里的房屋。”

我家里的大人们也和乡村中其他一般人一样，对于军队是一向不怀好感的。他们心目中的官兵是剿匪不足、扰民有余、蛮不讲理的可怕人物。他们对于“绿勇”到来，显得惊慌失措，赶紧穿好补服，长袍马褂出来迎接，低声下气的周旋，对于绿勇们的横暴行动却不敢有所抗议；这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的情景。所以穿起补服，固然表示自己是满清的臣民；更重要的是，补服多少有些辟邪的作用。按律，官厅和军队对于有“功名”的人，是不能任意侮辱的。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

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他那时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去了）。因此，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我家这些读书人，平时不过问地方上的事情，也不出入当地衙门，他们实在不习于应付绿勇们的骚扰。

随着绿勇之后，当地的保正、闾正等也跟着来到了，他们不仅有责任来从事招待，而且也是应付官兵们的内行。绿勇经过他们的接待和疏通，心理上起了若干变化，我家大约花了不少的钱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且杀猪宰羊，将那些官兵如上宾一般款待，绿勇在酒醉饭饱之余，初来时的气焰也就消失下去了。

绿勇在我家骚扰了一阵之后，就分途去捉拿“会匪”。他们在路上，在田野中，甚至挨家挨户看见壮丁就抓，捉了许多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挑夫等，拘禁在离我家五里的一座庙里。

哨长责令地方绅士和保正闾正等前往指认谁是造反的“会匪”，以便就地正法。

这件事对我家大人又是一个大难题。他们知道自身决不能去指认，如果说被捉的人都不是“会匪”可能会犯隐瞒不报之罪；反之，如果真的指认出来，这无异是亲自置人于死地，还可能牵连甚多，实在是一件不愿做和不忍做的事。大概又是“钱能通神”，事情又如此这般安排好了。哨长默认不必由绅士保正们出面指认，可以派一些小孩去代为办理。这种通融办法似乎是再不能推脱了。于是我家大人只有提心吊胆的挑选几个伶俐的小孩去干这冒险的勾当；我也是被挑选的一个。

我们这些小孩事先经过父母的密嘱，随着保正及绿勇走到那庙里，看见满庙都关的是诚惶诚恐的待决之囚。绿勇逐一指着被抓来的人发问：“这是不是造反的会匪？快说。”

小孩们都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串演了一阵之后，总算把他们敷衍过去了。他们在这几天，从各大户和被捉拿来的壮丁手中，所攫取来的果实，大概已塞满了行囊，可以回营去交差。这样，被捉来的人都交由地方上看管而获得保释。但在我家邻近别处村里，所经历的情形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地方指认出来了几个“会匪”，当场就被正法！杀了之后，人头还挂在树杆上示众。满清政府派兵在我乡间进行搜剿、镇压、逮捕、正法等等的紧张惊险的一幕，就这样结束了。

事后，乡里人都赞许我家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是十分得体而又非常厚道的。他们陆续来到我家，表示谢意。我这个为他们开脱过的小孩子还多次被他们热烈拥抱起来。其实，这不过是满清末年乡村绅士对于当时的变乱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的一例罢了。

这次乱事发生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萍乡浏阳一带的乡间都不能算是安靖的。衙门差役和军队兵勇常到乡间来，明查暗访，捉拿隐藏的“会匪”。乡村中一些土豪劣绅和为非作歹的人也借此敲诈乡民；这些事都弄得乡村中鸡犬不宁。满清末年官厅除了镇压的手段以外，实在也没有其他安抚农村的妥善设施了。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满清末年的革命运动中，具有较广大的群众基础，而其影响也是比较广泛的。这件事成为以后几年间那里人们的谈话资料，我也曾多次被好奇的人们询问过，而我的经历也被他们视为富于传奇性。即使是保皇守旧的人们，目击洪江会在顷刻之间竟能闹出一个大乱子，和官厅应付此事的颇预无能，也不免兴起满清天数将尽的叹惜！

至于那些不满现状的新人物，如我以后在萍乡县小学中所接触的大部分教员和青年的知识分子们，却另有一种急进的想法。他们认为洪江会乱事之所以酿成，主要是由于满清的腐败。单就地方上的情形来说，官厅只知借田赋厘金等税收名目以及其他陋规搜括民财；纵容衙门爪牙在民间骚扰生事，既不能除暴安良，也不问民间疾苦，这无异是官逼民反。

新派人物同样认为洪江会的失败是领导得不好的原故。他们指出：洪江会中没有知识丰富的能干人才；也没有发布一个动人的檄文；“反清复明”这句口号尤其不对，明朝亡了二百六十多年，从何“复”起呢？起事的准备也是不够的，事先没有设法购买军火，单靠几枝鸟枪刀矛，又何能成事？作战策略没有采取偷袭浏阳县城、拆毁铁路、阻止清军的增援，都是失算的事……。这种说法可以证明新派人物并不反对洪江会造反，而是惋惜他们的失败。

尽管满清政府认为造反是罪大恶极，常以诛九族等严刑作威胁；但在民间，对于满清统治的悲观失望，轻视敌视的心理是在继续增长中。直到满清灭亡为止，排满心理可说是愈演愈烈。

三年以后，我在萍乡县小学念书时，遇到了这学校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更夫，他的种种表示，也可以象征出当时的情况。那老更夫少年时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后来隐姓埋名，从不将他的已往经历泄漏出来，以避免满清的追捕。当反满情绪高涨的那时，那位身材魁伟、强健有力的老军人的精神居然复苏起来了；他竟毫不畏惧的向他认为可靠的学生们谈论他过去造反的故事，他描述他少年时如何参加太平天国造反，如何打仗，说得眉飞色舞。他也批评洪江会造反的领导不当，没有好章程好办法，气派也不如当年的“长毛”。我和其他小学生们对于那位身经百战的“长毛”军人异常敬重，称许他是一位老英雄，常在学校大门口那个小小的更夫室里，请他饮酒吃东西，听他叙述英勇往事。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国民党革命各种史料的记载中，称之为“丙午萍浏之役”是同盟会成立以后所发动的八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一次；同时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前所发动的十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三次。孙中山先生自己曾指出，同盟会对于萍浏之役的影响是很微弱的。同盟会第三号首领黄兴，在一九○四年时曾与洪江会大龙头马福益联络，图谋起事。龚春台就是马福益的门徒，龚所领导的洪江会也是马福益的部属。很可能那时的着重点，还没有放在革命须近代化这一点上。因此洪江会造反的一切作法，还大部承袭着洪门的传统，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近代作风。当时革命的宣传还远没有深入到民间，所以孙中山、黄兴、同盟会等等名词，在那时的萍浏一带是听不见的。

第二章 在萍乡小学校

一九○八年春，我前往到距家一百里的萍乡县县立小学堂读书，开始了我童年生活的另一页。

萍乡小学堂是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成立的，学校主持人是本县的一些著名的宿儒，他们往重读经，管理学生也很严格；尤其不让那些“异端邪说”侵入到学生们的脑中；他们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循规蹈矩的“方正之士”。可是学校中担任科学常识一类课程的先生们，多是一些青年新进人物，他们的想法与那些主持人的观念不尽相同，很注重让学生们了解一些新事物。因此，在学生的脑海中，不仅有孔夫子，也有拿破仑、华盛顿、牛顿、瓦特和卢骚等等。学生们确信地球不是平面的，而是球型的；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而且他们之间的学说也并不是一致的。中西文化的激荡情景，在我们小学堂里就是这样开始的。

满清政府为了镇压这区域中可能再度发生叛乱，在本县增设了一个兵备道衙门，派来了一个新道台，建筑了新道台衙门和新的兵营，并加派了一队新式的洋枪部队，驻扎在城内及其附近各要隘。这批新官新兵的到来，横行霸道，人民负担增加，地方纷扰百出。这兵备道还经常出些镇压造反的告示，也有过杀革命党的行动，这类事曾被一些同学们认为是满清王朝的垂死挣扎，表示痛恨。

离萍乡县城十六里的安源煤矿，是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起由德商创办的。随之，萍乡安源间的铁路于一九○五年延长到湖南的株州，不久延长到长沙。交通和矿业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上许多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洋货店成为县城里的最大商铺，洋布、洋油、洋钉等货物逐渐向四乡推销，使一般手工业受到重大的威胁。

在落后区域中新式企业和舶来品的侵入，往往要引起旧势力普遍的反抗，这在萍乡也是如此。当时形形色色的谣言在县城内和乡间传播着，不是说铁路破坏了风水，弄到祖宗坟墓不安，就是说每天要用小孩子抛入火车头的烟卤中去祭祀，火车才能行走，煤矿矿井的烟卤每天也一样要用小孩子的肉体去祭……。这些谣言显示出当时一般人对于火车煤矿这类新事物的痛恨心情。

至于洋布、洋油、洋钉等也同样视为可恶的时髦。当我从县城里穿着洋布时装回家时，我祖父见着怒不可遏；我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洋灯和其他洋货，也同样是老人们看不顺眼的。

他们根本就讨厌洋货，也不喜欢他们的子弟那种趋时弃旧的举动。他们仍是赞赏苏杭出产的大花绸缎那样的珍品，对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些变化，叹惜“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可是我学堂里一位聪明的地理教员黄先生却有不同的见解。据他看来，火车固然夺去了许多跑脚力的、抬轿子的、划般的人的饭碗；机器煤矿固然打击了许多土式小煤矿，洋货固然排除了土产，但是厌恶咒骂又有什么用呢？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中国要自强起来，并不是铁路矿场洋货不好，而是要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机器管理企业就好了。我们学生目击火车、矿场、洋货等新事物的优点，再也不会附和旧的观念，而对于像黄先生这样的议论更是日益倾倒。

反对旧的、腐败的和不合理的东西，中国必须富强起来，以及中国人不再做东亚病夫等观念，大为新进者所向往。小脚、鸦片、迷信、官厅，是当时最受攻击的四大对象。妇女缠足是中国由来已久的恶习，当学生们看见他们自己和别人家里强逼女孩子包脚时往往会跑去大吵大闹一番。声言这是虐待女子，其祸足以弱种亡国。吸食鸦片烟的人在萍乡虽不算多，但学生们偷着去毁坏亲友们吸鸦片用具的举动，也是发生过的。打庙宇、毁神像、反对向泥菩萨求药方、问吉凶等类的事，更是轰轰烈烈的排演着。学生们常常因此与一般善男信女发生龃龉。衙门官吏差役的那种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凶狠样子，是青年人看不顺眼的，常借故去嘲弄官吏，故意损害衙门的威信。这一切的一切，可说是一种初期的社会改革运动。不过还没形成广泛的有组织的行动，往往只是一哄而起的闹上一阵而已。

反对蓄辫子，是反对满清政府的富有民族意识的重要象征，也是青年们特别起劲的事。

一九○八年十一月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我在辫子上戴着一条白布的孝带，从家里回到学堂，曾大受同学们的嘲笑，因此我不得不把孝带立刻除下来。那时同学们不仅反对为帝王戴孝，而且根本讨厌辫子。他们起初说辫子会弄脏衣服，不好看又不方便，后来就简直咒骂为猪尾巴，甚至暗中指它是满清奴仆人的标记。

一九○九年的一个晚上，我们学校里有几个同学准备了几把利剪，首先剪去他们自己的辫子，预备把全体同学的辫子一齐剪掉，如果有可能的话，还预备乘学监（即校长）和所有教职员睡觉的时候，也偷偷的把他们的辫子剪掉。在他们有趣的想像中，大概是想看看全校四百余拖着辫子的师生忽然没有“尾巴”了的奇景。结果他们只剪了二十九个同学的辫子（连他们自己在内），就被发觉禁止了。当时学监舍监们对于这件事忧伤得如丧考妣，认为这是反叛的行动。他们更觉得自己是犯了教导无方，形同叛逆的重罪，恐惧着他们的脑袋有些靠不住了。

我们学堂是属于萍乡教育会管辖的，所以教育会的会长对这件剪辫子的事要负最高的责任。这个会长名叫喻兆藩，翰林出身，曾做过浙江布政使，是一位著名的官员，那时丁忧在家，致力本县教育事业。这位老先生听到这个坏消息，连忙从乡间赶到学堂里来，非常沉痛而严厉的向学生们训话：

“剪辫子就是造反，决不许可。”这位会长与我家有亲戚关系，还特别向我和其他几个也是他亲友的子弟们严加告诫，表示他深切关怀的意思。好在这位满清官僚和官厅来往很密切，神通不小，经过他的多方疏通，这宗祸事才算弥缝过去了。剪了辫子的二十九个学生各记大小过各二次，只差一个小过就要开除学籍，而且限制他们在学堂内蓄起头发，恢复辫子后才准出外。从此以后，学堂的管理是更加严格了，学堂当局想尽种种方法，不让“异端邪说”再行侵入，不许学生谈论时事，只是专心致志于经典的攻读。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少数教员和一些亲友中，得到一点有关变法维新和革命排满的消息。一般说来，外间的新书刊是不容易进到这个区域和我们学堂来的，但同学中也有人偶然得到一些从上海、长沙来的片断的违禁书刊。偶然得着了，那我们就如获至宝，暗中传阅，交头接耳的传说开去。

一般青年的思想是在从一点一滴的社会革新，走向更急进的政治改革方向去。日本明治维新、甲午一战，中国屈膝，继之乙巳又败强俄，这种维新强国的例子，确给予了当时积弱的中国的青年们以莫大刺激。他们痛恨满清政府的顽固守旧，腐败不堪，将酿成亡国灭种之祸。如此痛心国事的感触，已为一般青年所共有。

可是天下事，在同一时代背景，同一设想之下，却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当时维新论者认为效法日本的维新立宪，就可以自强；而革命排满反足引起长期混乱，招致瓜分亡国之祸。革命论者则认为保皇变法，无异痴人说梦；非根本推翻满清政府，中国无法得救。这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观念和康梁的维新主张在青年们中传播着，并且引起争论。

因变法维新而被幽禁的光绪帝竟死在慈禧的前一天，几乎无人不相信这是后党的恶毒阴谋。这一宫廷可耻悲剧的演出，使维新派失去了保皇的依据。溥仪以三岁稚龄登基。载灃摄政，亲贵权势反更增加。所谓预备立宪，显然是虚伪的粉饰。清庭以铁路作抵押大借外债。

乃公布铁路国有政策。这不特使已缴铁路股款的人民权利为之丧失，且有路亡国亡之痛，终于激起了川湘鄂粤等省的保路风潮。这些演变，表示出满清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我们学堂里的青年们也就在这种演变中，日益倾向于革命论者的想法。

当时的革命运动是一种以新式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青年运动。留学生和国内的新学堂成为革命的温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派并进而鼓励革命青年参加满清政府所创立的新军，以便接受军事训练，并掌握军队。于是革命活动的范围由联络会党而扩大到了运动军队。

一九一○—一年间，许许多多同学居然打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进而抱着，“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的志趣，以参加新军为荣。他们瞒着家长和学堂当局，秘密填写志愿书、履历表（有的还伪造保证人的签证）纷纷前往投考新军。甚至有些年龄不合格的幼年同学也偷偷跑去，有些去投考的同学还兴高彩烈的宣称：“参加新军，拿起枪来，才能实行革命。”

学堂当局目击许多思想激烈的同学忽然失踪了，既恐慌又惊奇，他们为了避免将来闹出事来有所牵连，进行严查密访，设法阻止。我当时不过十三四岁，在同学中年龄较小，没有资格去投考新军，而且也被学堂当局视为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其实我对于那些投考新军的同学却同样兴高彩烈的在暗中予以赞助，对于为他们凑旅费、填写报名单等事，是特别热心的。填写证件往往要在全校熄灯就寝之后，在床上把帐被严密遮着，点上一枝小蜡烛，秘密进行。寝室内外还要有些同学担任传递暗号的工作，以防舍监们的查究。

事态这样演变下去，震动全国的武昌双十起义终于爆发了。

武昌起义以后，萍乡也大为震动。我父亲特地到县城来把我接回家去。十月二十二日湖南长沙宣告独立，江西九江（十月二十三日）和南昌（十月三十一日）也相继独立了。各地都在纷纷响应革命，萍乡的起义也于十一月三日发生，兵备道杨会康、标统齐宝善逃走了。

革命派推五十四标二营管带胡标为都督，成立了一个都督府，大出告示，筹饷募兵，虽不免有些混乱，但革命作为也算是有声有色。

我家庭对革命是采取观望态度的，家里的大人们不让青年子弟出外，并且要我们留着辫子，等到大局确定之后，再定方针。他们一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另一方面根据传说，认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即江湖医生—能否主宰中国还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家的年青叔父们和兄弟们常常集在大厅里高谈时事，倾向革命，对于家长们的措施深为不满。结果我家里二十几个青年就在大厅里公然全体将辫子剪掉了，我也是其中之一，这对于家长是一个重大的示威。家长们对这一幕大为尴尬而又无可奈何。他们心中也许想着子弟们的动作是对的，不过做得早一点罢了。我们这群青年觉得占着了上风，有的进而要去参加革命军，有的要为革命宣扬和奔走。这种对满清灭亡的称快和对中华民国诞生的兴奋，充分的流露出来，而再也无法加以抑制了。

革命的浪潮“就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撞击着我那古老的家庭，我的母亲在许多年以后所说的一段话，最足以形容出这些年代中这个家庭所经历的种种变故。

一九三八年冬季的一个月夜里，在桂林的六塘镇上，也正是日本飞机轰炸桂林的时候，我的老母缅怀家园，向我叙起家常来了。她说：“儿呀，你还记得你的外祖母家么？那是你八岁时去过的地方。”我回答说：“妈，还记得一些。”母亲接着说：你还记得外祖母的花园么？那里面有半月形的池塘，茂密的花木，也称得起雅致的，门前有很高的旗杆，厅堂里有几块横匾。那是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善良的念书的人家。家里的人口并不算少，忠厚持家，不愁衣食，经过这三十年的变乱，眼看着这个刘家完全败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你的年青老表，在外面做工营生。

母亲又接着说：我家比起外祖母家来，光景也好不了多少。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的祖宗也不知为了什么原故搬到这两省交界的山区里居住，虽然是客籍，倒也相安无事的住了下来。中经长毛等变乱，听老人们说，我家倒没有遭受到很大的骚扰。这个超过一百人的六房人家，勤俭耕读，从没有人抽鸦片、赌钱，也不过问地方上的是非，倒在本乡做了不少的善事，乡邻戚族，熙来攘往，互相敬爱，安居乐土，一切倒也顺遂。

她接着说，那年洪江会造反，兵勇会众都闹到我们家里来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接着革命排满、军阀战争、北伐、闹农民协会、闹共产，一次比一次激烈，我家所受的磨折也就一言难尽了。到了国共对拼的时候，家乡一带更常成为双方争夺的战场。今天什么红军游击队来了，我们家里老是驻扎着什么司令部，还有什么政治保卫局，关犯人、杀反动。明天剿匪军来了，也驻扎在我们家里，同样的在那里关呀！杀呀！这样来来往往，不知有过多少次，我们的老家简直变成了一所凶宅！家里的古老家讯和文物等等已是荡然无存。

他们为了搜寻我家窖藏的金银钱财，有的住房的地下被挖穿过三尺，周围的山林都荒芜了，茶油树等等都被他们砍下当柴烧了。

老母亲还说到我那活到八十九岁的老祖父，如何被农民协会公审，以及他晚年逃难时伤感的情景，他特别为他的第二个女儿被游击队绑票勒索的事，大为愤慨。她也说到我那在八年前去世的父亲为我受了许多磨折，晚年郁郁不乐，但仍疼爱我这个做共产党的儿子，不加责备，也无怨言。她说到我这个著名的共产党人的家庭，由于我的牵连，曾受到国民党地方官吏的多次蹂躏。她提到她自己的六个儿女中，有两男一女在这些变乱中夭折了，和她自己在逃避战火中几乎丧失了生命等等遭遇。

老母亲说到这些往事时，已是大为伤感，但仍强自镇定，又絮絮绵绵的说道：这一大家人就在这些动乱中逃亡在外，有的还搬到别的地方去居住，再也不回老家了。只有他自己虽然也常在外面逃难，总是依依不舍，守着这个老家。现在尚在人间的子弟们有抽鸦片的、赌钱的、干帮会的、干国民党的、干共产党的，其中有些境况不坏，也有破落不堪的，可以说是远走四方，各奔前程去了。只有每年她在家过生日的时候、还有二十个上下的子弟们从各处来给她拜寿，还看得出一点旧时风光，但情景究竟今非昔比了。

我当时极力安慰我那七十二岁高龄的老母亲。伤感的事真是太多了，我自己的遭遇和经历也是其中之一，我说：“如果我能返回童年的话，我愿从新经历这半生，也许遗憾要少得多。”母亲听了我的话，反而向我劝解，说她平素极不愿提起那些令人伤感的事情，只因我二十六年没有回过老家，已往又音讯不通，家乡种种我不会完全知道，因此，她略略告诉我一些。她常听人说，这是由于中国处境太坏，时代变迁得太快，和新旧斗争得太激烈的缘故。

生在这个时代，苦难惊险是难免的。果真抗日战争胜利了，也许日子将要过得好一些。老母亲于伤感叹惜之余，就这样希望着。

第三章 民国成立以后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正式宣告诞生了。这件废除数千年专制政体、创建共和的大业，曾使举国有志之士欢欣若狂，认为是国脉民运的一大转机。可是这中华民国自呱呱堕地的日子起，一直在苦难中挣扎着，中国换了一块招牌，究竟也有些改革。讨厌的辫子是公然剪掉了；专制的礼仪，大部分废除了；言论比较自由了；县知事在名义上已不再是父母官而改称为人民公仆。

辛亥革命虽没有引起重大的破坏，但社会不安，人民疾苦，都没有实质的改善。北京政府除借债渡日外，还辟新税、增税率来从事罗掘。各省又多各自为政，任意发行纸币，就地筹款。因此，民间所遭受的是形形色色的钞票的贬值，过去苛政未除而税捐反更加重，这些切身的痛苦，开始冲淡了初期的美丽憧憬。

一九一二年三四月间，我又回到萍乡县立中学校（这时萍乡小学堂己改称为萍乡县立中学校，并改由所谓新派人物主持）继续我的学业，那时萍乡县的都督衙门已经裁撤；县治仍归江西省都督管辖。城里秩序是恢复了，但还充满革命的特殊气氛。不少满清的遗老遗少们，都摇身一变而成为满口新名词的时髦人物。

不久革命伟人黄兴光临我们的县城。他认为丙午萍浏之役与他本人有密切关系，因此乘着回到湖南家乡之便，特地来凭吊这个首先发难的革命圣地。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曾开会欢迎他，县城里许多时髦人物都挤来参加，要一睹这位革命伟人的风采和亲聆他的革命谠论。

他仪表堂堂，缺了两个手指，那是他从事革命的光荣标志。但他的那篇演词，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这也许是他的湖南腔不容易听懂吧！

一般说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局势暂时安定了。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参议院在北京开始集会，陆续制定了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及参议院议员选举法，都经北京政府于八月十日公布，这些算是中华民国奠基的工作。一般革命人物多以为破坏业已告终，建设正在开始，应该转而注重于国会的选举运动。这种情势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的是：师生们对于国家前途多抱乐观，开始安静下来渡教学生活。只有一次我的同学们捣毁了县城里最大的一所庙宇—城隍庙。可算得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最大的一次“革命行动”。这件事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反感，学校主持人也觉得在民国成立以后，不应该继续做这类破坏的事妥纷纷劝诫学生，不可再行如此。

袁世凯一直是抑制国民党的。到了国会选举揭晓以后，可以由国民党操纵的国会，因此成为他的眼中钉，宋教仁更是他的最大政敌。于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就发生了宋教仁在上海北站被刺身死的事件。，这件事发生之后，袁世凯和他的内阁总理赵秉钧主使谋杀的种种迹象，喧腾中外，革命派更为之大哗。

宋案是国民党与袁世凯公开破裂的起点。袁世凯原是满脑子的帝王思想，与近代民主政治是格格不相入的。不过他那时还不敢为所欲为，有时还采取一些粉饰门面的手段。到了宋案发生以后，就进而执行公开打击国民党的强硬政策。始则不经国会同意，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并即布署军事，撤换赣皖粤三省国民党人的都督。孙中山先生乃奋起号召抵抗，因而发生了第一次讨袁战争的赣宁之役。这年七月十二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首先发难，安徽、江苏、广东、湖南和福建等省相继响应；但旋即先后为袁的武力所敉平。

在袁世凯权势炙手可热的形势中，我们县城和学校里一些假冒革命的时髦人物，多转而向袁世凯歌功颂德；但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和一部分教员却因此更不齿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尤其我们同学在革命前后参加军队的，这时多是李烈钧的部属。他们在湖口之战中有的壮烈牺牲，有的下落不明；这件事曾使我和许多同学感到深深的怀念和‘同情。

萍乡原是革命势力有基础的地方，革命党人的活动也从没有停止过。我虽没有参加国民党，也不知道他们的内幕详情；但确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当时有一位年龄较长姓陈的同学，混名叫“陈矮子”，在国民党反袁的斗争中担任秘密交通的任务。他住在城内陈家祠堂里，有两间自用的房间，常利用来接待秘密来往的革命党人。因为我和他的见解相同，他也以密友相待，所以这一切都不瞒我；并且常要我帮助他做些送往迎来以及搬运违禁物品的任务。

这些事在当时穿着学生制服去做，似乎危险要少些。这样，我开始学着做革命的实际工作。

我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天真青年，常因同情孙中山先生革命派的主张与人发生争辩，因此引起反对革命者的注目。

萍乡中学校的学风，在动乱的局势中并不算好；学生们胡闹顽皮赌博等事，常常发生。

一九一四年二月间阴历新年，几个小学生作新年赌博游戏被发觉而将受到严重惩罚，我挺身出来辩护，与舍监发生争执。那位颜舍监认为我言语嚣张，侮辱师长，要开除我的学籍。有些师友们劝我向校长表示悔过，以期减轻处罚，我拒绝了，决定到省城我所向往的一所较好的中学去、这样，我就离开了萍乡中学，抵达南昌，插入了心远中学继续学习。

心远中学是熊育锡先生所创办的。这个学校在初创的时候，以培植少数熊家的子弟为主。

后来负箕者众，成为江西省城一间颇负盛名的中学校。它的特点是注重科学和英文，奖励学生投考清华或其他新式大学，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等等。熊先生貌似猴子，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与严复先生相友善。

我这个初由萍乡中学转来的学生，最初是忙着补习英文和科学的课程，受了学校风气的影响，兴趣偏向于科学的课程，准备将来投考大学工科。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就是我当时所用心读过的第一本翻译书籍。从这时候开始，我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知识的大门。

这年七月间欧洲大战爆发，学校里宁静的学习生活也被搅乱了。日本于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宣战，九月二日出兵。在我国山东登陆，十月六日占领济南车站，不顾我外交部的抗议，迳行管理原系德资经营的胶济铁路，十一月七日又占领了原系德国租借地的青岛。这些事曾引起同学们的愤慨，认为是日本别具野心，乘机侵犯中国的权益。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秘密面递二十一条的书面要求。全国各地报纸每天都用大字揭露这一新闻，认为这是日本乘着列强无力东顾的机会，企图灭亡中国的一个重大步骤。我们学校里从校长到全体同学，都为这件新闻大大激动起来，一致认为二十一条关系中国生死存亡，非奋起抗争不可。

就从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报刊，留心时事。同时我在心理上，也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成年人了。“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在我内心发生了冲突；后者占了优势，终于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这年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竟向我国提出哀的美敦书，限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以前对日本要求作满意的答复。北京政府不得已如期屈服了。这件事举国一致认为是莫大的国耻。我和许多同学都十分悲愤，那时还没有学生团体的组织，但大家结伴到街上去，按照报上的记载向市民宣传反日，抵制日货。我开始注意中国的近代史和印度、朝鲜等国亡国经历的记载，常与师友们纵谈当前救国大业，有时想借助于基督精神，有时又想从注重体育入手，一心一意想寻求出一个救国的大道理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袁世凯公开背叛民国，帝制自为。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宣告成立，通电各省，主张君主立宪。十月八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由所谓国民代表在各该省分别投票，决定“国体问题”。十月二十八日起各省就排演起来，伪造了“一九九三票完全赞成君宪”的结果。

那时各省纷纷组织“筹安分会”、“请愿联合会”等，排演一些假冒民意拥护“袁皇帝”的把戏。在签名劝进的闹剧中，有的为权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有的趋炎附势，甘心附逆。

我们的校长熊育锡先生独不顾危险，拒绝签名劝进，真是难能可贵。我和一般同学们看到这些丑剧，都为之齿冷；对于熊校长的义不帝袁，大家一致颂扬，往往竖起大拇指说：“熊猴子毕竟要得！”

当袁世凯兴高采烈的筹备登基大典，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预定于二月九日君临天下的时候，各省反袁的革命行动也就纷纷爆发了。各种打击纷至沓来，他终于在当年的六月五日抱恨而去世。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军事独裁者的下场。中国的局势似乎又是绝处逢生有些转机了。我们一般同学们，又都怀抱着国家前途和个人学业或能步入佳境的期待。

第四章 与革命党人的最初接触

一九一六年七月间，暑假开始，我到浙江象山县去省视父亲（他原任法官多年，那时任象山县知事）转回上海，投考北京大学。那时袁世凯已死，北京情形有些好转，我所仰慕的蔡元培先生于数星期前被任为北大校长，我想像北大可能有一番新气象，因而决定去投考，父亲也积极支持。由于我二叔的介绍，在上海与革命党人叶伯衡先生同住。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与革命党人在一起生活。

叶先生住在法租界八仙桥那杂乱拥挤的首善里内一幢住宅的前楼。屋内陈设简陋，除了几件破旧的家具，棕棚床上只有一张破席；桌上乱七八糟的堆着书籍报纸。他穿着破旧，道貌岸然。他看了我叔父给他的介绍信以后，对于我的到来，显得在高兴之中又有点为难的样子。他亲切的告诉找，他是在过着革命党人穷苦而危险的生涯，对于我这个准备投考学校的学生是颇为不便的。他要我另找地方居住，以便安心温习功课。我说我喜欢革命党人，也乐于尝试这种生活的味道。他高兴得笑起来了，于是张罗来一张床，殷勤的招待我这不速之客。

一九一三年赣宁讨袁之役以后，袁世凯对革命派一直大肆压迫；国民党确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不少意志不坚的党人，脱离了革命阵线而消极起来了；有些甚至投靠袁世凯。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孙中山先生为了重整革命阵容，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t；加入者均须按手模宣誓服从孙先生。知名人士多因此不愿参加，革命阵容颇有混乱。那时虽是在云南起义之后，但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们荟集在上海法租界的仍是不少。袁世凯虽死，他的党羽还是继续在上海压迫革命党人。

那位叶先生看来也是中华革命党的一分子。他首先告诉我，袁世凯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爪牙在上海仍然是很猖獗的。他要我立即将英法两租界交界的路径弄清楚，因为陆建章（袁世凯的特务头子）那杀人魔王派来的许多下属都住在英租界，他们不敢在法租界闹事，往往将党人骗到英租界去，再用绑票的方式加以逮捕，如果被逮捕去了，那就有杀头的危险。他特别警告我不要常和革命党人一同在马路上行走；尤其不要和他们一同到英租界去，以免意外。

他向我描述他在上海生活的情形。他困处在法租界，衣物都典尽当光了；有时甚至没有饭吃；向朋友借贷更是常有。他告诉我，亡命在法租界的革命党人有的穷得连长裤子都没有了，往往两三人共有一条长裤，彼此换着穿出去。但干起革命来，还是顶有劲的。他笑着说，他也快穷到连裤子都没得穿了。我听了这些话，对于革命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禁油然而起同情敬佩之心。

到叶先生住所来聊天的革命党人是常有的，我也常随同他去拜访他的革命朋友。那些人大半是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人，几乎个个都是十分穷困。其中有些后来在国民政府中位居显要。我那时和他们晚上赤着脚在法租界马路上纳凉散步，有时买些便宜的酒食，回来享乐一番。几杯下肚之后，他们便大发牢骚，畅谈时事，他们痛恨袁世凯及其党羽，毫不厌倦的叙述袁世凯及其家庭的一切丑史秘闻。

对他们的议论听得多了之后，我也曾发出一些问题。我曾问：袁世凯和他那一群军阀既然这样可恶，革命党有甚么办法对付呢？回答往往是：我们有孙先生领导革命。我又问：如何革命呢？回答往往是：运动军队，联络会党，用手枪炸弹对付。当我问到革命成功之后又如何？他们的回答总是不一致的。特别当我问到对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事，革命党持何态度时，他们总是侧重指责袁世凯的卖国。这一点使我觉得他们对于日本的侵略似无足够的重视。

我和叶先生同住了一个多月，主要是在那里准备功课，应付考试。叶先生这个人有点崖岸自高，落落寡合，对革命也不免有些不得意的牢骚。不久，他得到书法大家清道人李瑞清的赞助，到印尼椰加达一间华侨学校去教书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听见他的消息。

这时候，我一位奔走革命、担任过革命军团长，经年未见的表兄杜君来到了上海。他和另外七个青年同住在一间旅社的一个小房间里，大家睡在地板上，真像沙丁鱼一样。我们异地相逢，特别亲热。表兄要我等叶先生走后，搬去和他同住。我很高兴的答应了。于是那个小房间里又多了一条沙丁鱼。

那八位和我同住的青年军人是从武汉、长沙、萍乡一带来的。袁世凯死了，讨袁战争结束；他们的军事活动也已奉命停止。上海孙中山先生的总部派他们暂到日本去学习，待机活动。他们每领到一些旅费，就大玩一阵。他们热情充沛，天真活泼，最爱高谈自己的英勇往事，显然有点目空一切，而追求醇酒美人也是他们特别起劲的事。我虽和他们同住，但在兴趣上并不与他们同调，我喜欢逛书店、浏览搜购爱读的书刊。我有时向他们打趣似的说：“你们这些英雄好汉，为甚么不钻钻书本？”他们往往这样表示：“只要孙先生做大总统，一切就都有办法了。”

他们的行期并不确定，只要船票到手，说走也就立时走了。果然那天下午我从书店归来的时候，他们已全体上了船。我表兄留下了一封信给我，大意说因赶着上船，不能候我回来，又因袋里业已空空，只有借用我箱中的大洋和衣服等以渡难关，日后见面时再行奉还。我打开箱子一看，我的一百余元，仅剩二十元了，衣服也被拿走不少，他们还把一些不要用的东西塞在我的箱内。表兄的这种举动，正是当时一个落魄的革命军人不拘小节的本色。

我已考取北大，可是要去北京，旅费已感不足，只得再回到父亲那里去补充行囊。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我闯入了法租界革命党人的小天地中，其中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豪迈不羁的浪漫色彩。冒险犯难、乐观活泼、共患难、同祸福，是这个圈子内所珍视的品德。我当时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认为这种革命的精神，若再辅以学识和远见，将无事不可为了。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一九一六年十月间，我经上海第一次到达北京。

作为首都的北京，规模宏伟，气象万千。天安门、紫禁城、中南海、天坛，和许多巍巍的宫殿大庙、王公府邸、红墙绿瓦、雕龙绘凤，不愧为旧式建筑艺术的结晶，却也标志出帝王时代的景象。每月初一、十五，许多坐着轿车、戴着大红顶子的过气王公大臣，依旧待漏神武门，向逊清皇帝溥仪朝拜。旗人男女们相见时打千问安，洋车夫满街叫喊着“老爷、太太”。大商店对顾客恭敬迎送，气派十足；这一切都是封建积习的残存。

东交民巷俨然是北京城内的一个特别区；其中使馆、银行、洋行等等大厦林立，四周筑有兵营，由各国军队分区把守，象征着列强势力在中国的地位．尤其是克林德碑矗立在哈德门大街，不免使人触目惊心，回忆起庚子义和团事变的惨痛往事。挂着中华民国招牌的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等机关，散设各处，保留着过去的衙门习气，并没有甚么新气象的表现。

北京确是五光十色，古今中外，汉满蒙回藏的特色，各有陈列。如果说他是中国的缩影，却也不十分恰当；在我这个南方人看来，它究竟更富有北方的风趣和保守的色彩。

北京大学①靠近皇城，其旁还驻扎着粗犷武夫张勋的少数辫子军。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虽早，但设备仍极简陋。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进士之类。其中著名的有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和以国学见重于时而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等人。同学们还多少有一点以“举人”“进士”自况，其中也有一些所谓风流名士的人物。学术在他们心目中不是装饰品，就是猎官工具。当时各地学校乃至北京城里的其他一些学校，多少已流露出一些近代的新风气，而北大却有点古色古香，特别守旧。

一九一六年秋，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北大的风气才为之一变。他注重提倡学术，不声不响的下工夫，一心一意想将古老的北大变成现代的最高学术机构。他加聘了许多新教授，如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文学家钱玄同、鲁迅、沈尹默、沈兼士，社会主义者李大钊，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国民党要人高君武、王宠惠等著名人物，先后荟聚一堂，讲授他们的独到之见。北大就在蔡校长这种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政策下，做学问求知识的气氛日渐浓厚起来。

同时北大的新学生也在大 t 增加。那时北大采取“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制”。我被编入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上课。我住在北河沿第三宿舍。宿舍里每间房子都住了好几位同学，大半是新旧同学挟杂着住在一块。我首先接触的，是同学中新旧观念和生活习惯相互抵触的现象。我房间里的八位同学中，有两位是即将毕业的老学生。他们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瞎闹一阵；表现出高年级生的自傲心情，并不理会低年级学生的抗议。结果，多数新来同学一致奋起，强迫那些自傲者遵守宿舍的规章。

北大在我初去的时候，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甚么联系，除上课之外，彼此不相闻问。学生各行其好，极端自由。在这个时候，新风气开始抬头了。低年级的学生讥讽老学生的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我们要求注重公德、努力学习；反对猎取功名的做官观念；提出学以求知、学以致用、学以救国等见解。这是北大一个极重要的转变，与蔡校长的改革政策是互为因果的。

一九一七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书摊上买得到了。这刊物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但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独秀在次一期上又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白话文易于以浅显通用的语句，自由而确切的表达作者所见，又便于多数人阅读，比之文言文的多所拘束，好像是文字上的一次放足运动。当时胡适谓为“活文学出现”，陈独秀更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这样就展开了新旧文学的大论战。

我在北大同学中是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我这个一年级生，最初是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

当时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虽占少数，但他们具有蓬蓬勃勃的热烈精神。新旧之争，就在课堂中、宿舍里到处展开着。

在争辩之中，守旧论者的论据渐渐动摇起来了，不少的同学陆续转变到赞成新文化运动方面来。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站稳了它的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渐扩大，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风靡一时，是继康有为的大同学说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后，又一高举起来的革新旗帜。《新青年》的发行数量也增多了，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陈独秀又主办了另一政治性的新型刊物——《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一月，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出版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新潮》月刊。这在当时被视为《新青年》的两个卫星。此外，上海、北京等地有些著名报刊也在响应这一运动，而各地新生的小型文艺刊物和文学团体也开始滋长起来了。

社会主义运动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产生较早，其活动亦较为显著。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李石曾、吴推晖、张静江等就在巴黎创办了中文的《新世纪》周刊向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来蔡元培也成为其中的要角。到了一九一七—一九年间，在北京、广州等地，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增加起来了，其所发行的小型刊物颇为流行。他们保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特色，也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此外，一九○六年同盟会的《民报》曾发表过朱执信节译的《共产党宣言》；同时，宣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往往见之于其他小型刊物。辛亥革命时江亢虎曾组织“中国社会党”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因遭受压迫，渐渐默默无闻。经过一段消沉时期，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告终，俄国革命的影响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才重新抬头。当时《每周评论》、《新青年》和上海的《星期评

论》等刊物常登载一些介绍马克思学说和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

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到处泛滥，也侵入到我的家庭。我到北京以后，每星期都将我阅读过的报刊和少数新书邮寄给我的父亲。后来我所寄去的书刊就多是《新青年》这类的东西，其中甚至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我还常写信向我父亲鼓吹新思潮。父亲保持了约一年的沉默，来信中绝不表示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后来他终于开腔了，信中长篇大论的反对新思潮，尤其讥讽白话文，并主张保存国粹。这样就引起了我们父子间各执己见的辩论。

新旧冲突不仅限于思想方面，还演化到具体的事实上来。一九一七年春，我家庭代我订了婚。这是我祖父的主动，父母只是赞成而已。他们依照习俗，代我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事先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曾去信表示反对，大意是：那个成为我未婚妻的女子也许是很合适的，但我根本不认识她。后来，在我与父亲通信辩论新思潮问题的时候，又提出这一问题，并坚决主张解除婚约，这使父亲大感困难，这僵局后来由我亲戚从中调解，婚约终于解除了。

我父亲于一九一九年春来到北京。我每星期都去看他，照常送给他一些书刊。彼此叙起家常来一样是很亲热的。父亲知道我已是一个活动的急进分子，常在慈爱的颜色中表示不以为然的神情，但不再提起解除婚约和新思潮的问题。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短时期即离京南下，我送他到车站，并诚恳表示：父亲素来是谨言慎行的，儿子却愿与旧社会宣战。父亲为了立身处世的方便，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不妨采取不负联带责任的态度。

父亲听了这些话后，表现得有点难过，保持沉默。我们父子就这样告别了。

① 京师大学堂系北京大学的前身，创设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孙家鼐第一任的管学大臣，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所以充满了衙门的气味。宣统元年（一九○九年）十一月筹办分科，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民国成立，改称为北京大学，由严复、胡仁源先后任校长，至民国五年（二九一六年）胡仁源赴美，始由蔡元培继任校长。这是中国一间最早由官办的正式大学。

② 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一九一三年陆续刊登于《不忍杂志》，主要主张为破除国界、毁灭家族、取消私有财产，以进人类于大同的世界，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最急进了。中华书局有单印本。

第六章 “救国第一”

欧战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甚一日的付诸行动。它为了实现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要求，多方干预中国内政、企图在北京制造出一个亲日政府，这使扰攘不安的中国政局更行混乱，也使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汹涌澎湃起来。新文花运动以内部革新为主要标志，也曾引起新旧之争，反日则是当时爱国运动的主要内涵，又使人们不计思想分歧，趋于团结。“救国第一”的呼声喊了出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袁世凯虽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统治着北京政府。段祺瑞继袁世凯而当权，其资望实力不如袁世凯，而专横跋扈则殊不少逊。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明令对德奥宣战。这件事他与日本早有默契。日本企图在共同参战的名义之下，进一步控制中国。段则企图在这一名义之下，扩充他的军事实力，以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一九一七—一八年间，段氏先后向日本借款近一亿五千万元，借款条件于中国极端不利。

当时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可是他们目击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内部混乱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虽然青年们觉得反日爱国为不可放弃的天职，可是没有组织，发动不起来，甚至有些人惧怕会因此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中去。一部分青年从事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多谈现实政治的倾向。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个留日学生罢读归国的事件。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学生的广大同情。少数热心同学发起，在北大第三院举行学生大会，听取归国留日学生代表报告，并商讨响应办法。五月廿一日，北京各大学一千多学生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反对这一协约的签订。同时以反对向日借款、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为请愿的更广泛目标。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这次请愿毫无结果，四个代表并未见着徐世昌总统，仅由其秘书代见，答应将请愿书转陈。四个代表步出总统府向大队约略报告数语，大伙儿也就跟着朝回走。当时我身历其境、真是觉得太不够味。幸好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热烈的情绪。

因为受了那次请愿的刺激，我和少数热心分子常向同学大声疾呼的指出：北京的学生死气沉沉，有类于冷血动物，爱国热情固比不上留日学生，甚至比之天津一个中学女生郭隆贞也大有逊色。这种说法普引起大批同学的共鸣。然而当时北大同学对于救国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大体有三种看法：第一，不少同学主张由爱国人士逐渐展开活动，获得人民支持，将来这些爱国者能进入国会，掌握政权，形成政治上的新风气，救国才有办法。第二，醉心新文化运动的人物认为还应当加强新文化运动，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第三，一般急进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同学们往往成群的聚集在寝室里辩论这问题，而我的房间也是这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救国第一”的结论。我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急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救国”。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于是我和一些同学们发起组织一个“国民杂志社”，参加这个社的有一百多个同学，多数是北大学生，北京其他高等学校也有少数活动分子参加。我们筹备出版一个名叫《国民杂志》的月刊。我自始即被推担任发行工作，忙着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业务。这月刊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创刊，大约出了四期，后来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社员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无暇兼顾出版事务，因而停刊了。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纷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一是少数的保守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占半数的调和派，以易克嶷为代表，他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提倡一致救国，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调和论者，三是与调和派几乎势均力敌的急进派，我和许德珩常是这派的发言人，找们主张革命救国，同时拥护新文化运动。

我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但因上述内部意见的纷歧，已经感觉不满足了。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

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我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会，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于爱国狂热之外，还有点社会革命的意味。

由于这种理想的推动，我于是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同学，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会。这个会标榜社会改造，主张从平民教育入手。．最初参加这个会的有北大等校六十几个同学，其中多数是没有参加过国民杂志社的，也有些就因不满足于国民杂志社的单纯爱国，而偏重于社会改造一途的人们。当时这种提倡社会改造的小团体也正盛行，“工读互助团”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在那里打着“试验新生活”的旗号，寻找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

这个平民教育会虽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但它的成立，确是由于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到民间去”口号的影响。后来这组织得到学校当局的赞助，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设有北大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等组织。北京其他各校也有同样的组织。参加这组织的人均被派往北京城郊各区去丛事街头讲演。不久我们又得到北京市学务局的赞助，供给我们广布在北京各区的通俗讲演会场，趁为我们排好每星期的讲演时间。我们所采用的大半是“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之类的新题目，颇具吸引力，听众也逐渐增加起来。我们每星期还分组去访问贫民窟，查询贫民受苦的情形，附带也做些救济的工作。这些新奇事也使我获得一些接触贫苦人民的经验。当时北京各报刊所发布的平民实况等消息，多半就是这组织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所供给的。这组织还决定，会员们每届寒暑假回到各省各地，都要发展这样的组织和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欧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当时各战胜国大事宣传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

“强权即公理”的现实，似乎开始有了些修正，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在天安门举行的欧战胜利的庆祝大会上，蔡元培先生的讲演题目是《劳工神圣》。李大钊先生讲演的题目为《庶民的胜利》，还有一位学生代表的讲题是《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公开赞扬俄国的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革命，是中国一般平民所应当效法的。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凡尔赛和会开幕。美国威尔逊总统事先发表了一些演说：提倡国际联盟和无赔偿、无割地的和平理想，并于一月八日向国会演说，提出有名的十四点主张，强调民族自决。当时中国一般青年对于威尔逊总统这种主张十分景仰，一致推崇。美国又赞成中国收回山东的权益，自然更为中国人所乐闻。

可是消息传来，和会的情形是一天一天的不利于中国。中国以参战国的资格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的七个条件，和会根本不加考虑；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也未被列入议程；山东问题更因日本与英法早有秘密协定，四月中旬由和平条约一五六、一五七及一五八等三条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掠夺物，完全转让于日本。威尔逊总统虽然表示过反对，但为势所迫，抛弃了他对中国的诺言，也公开妥协了。而日本侵略中国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它在巴黎和北京施展出外交上的伎俩，造成不利于中国的形势，企图使北京当局接受和会关于断送山东权益的条件。这些事使北京的学生们为之大哗。我们充满了失望与愤慨的情绪，美梦方觉，一致认为：世界上那里有甚么公理？中国人除奋起救国以外，已别无他途可循。

第七章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情势下爆发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下午七时，“国民杂志社”循例举行社务会议；参加者是原有的十多个社员，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的出版事务。可是到会者不约而同的谈到中国在凡尔赛和会受屈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腼颜媚日和山东及其他各地人民团体奋起救国等消息，气氛异常激昂。我首先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我并且说明：这次示威运动决不可再蹈去年请愿行动的覆辙；必定要做得有声有色，获得圆满的结果，时间愈快愈好。这次示威行动的意义是向日本使馆表示中国人民的抗议；唤醒民众，一致奋起，迫使在外交上准备屈服的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作为收何山东权益和取消二十一条的张本；并打击亲日卖国首领曹汝霖等人，以伸张民族正义。我这提议立即得到全体到会者的热烈赞成，大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有的说北京学生尚无学生会的组织，发动一次共同行动甚为不易，应当乘势组织各校学生会；有的认为向曹汝霖问罪，应该是这一行动的主要—目标，因为这样才能具体的表示国民的公愤。

为了实现这些意见，这次会议以爱国责无旁贷的精神立即决定：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七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学校派代表或热心分子参加；讨论目前救国应采的步骤。推定易克嶷同学任大会主席；其他“国民杂志社”的同人在大会中发表演说。我们商定了具体进行办法，决定向各学校同学展开沟通意见的活动。根据这个决定，措词激昂慷慨的布告于第二天清晨在北大各公告牌上出现了；同学们群起响应，爱国的热情沸腾起来了。

五月三日下午七时，第三院大礼堂中挤满了人群。北大同学一千多人几乎是全体出席，其他各校热心同学赶来参加的也有几十人。在易克疑主席宣告开会，说明宗旨之后，我即登台发言，提出我上述的主张。这是我第一次在重要的群众大会中发表演说，情绪不免有些紧张。我的萍乡土音又很重，例如“群众运动”这个重要名词的发音，就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不容易为人所听懂；但还是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鼓掌。后来一些同学由于这次演说，常亲切的笑我“群众运动”这四个字的发音，“群众运动”四字，几乎成为我的浑名。继我上台演说的是有名的“大炮”许德珩，他的讲话具有甚大的鼓动力量。还有同学谢绍敏的当场啮破中指，在一块白手巾上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更激起全场的愤慨。大会于是一致决定联络各校同学，于次日正午在天安门集合，举行示威游行；各校到会的同学们也当场表示热烈赞成。

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北大同学在马神庙第一院集合，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来劝止。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部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向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那位文诌诌的易克嶷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

其他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正午，我即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踊的向天安门出发了。

北大的学生队伍是最后达到天安门的。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队伍都如约先行到达了；总共有三千多人。经过简单宣布游行的主旨以后，队伍即浩浩荡荡的向东交民巷进发，准备先向日本使馆示威。白号雄帜是形形色色的，其中主要的是“还我青岛”、“废除二十条”、

“惩办卖国贼”、“拒绝签字和约”、“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等等。那时东交民巷口军警密布，我们的示威队伍无法通过，只得派代表向若干外国使馆说明示威的意图。按预定计划转赴赵家楼曹汝霖的寓所。

学生队伍到达曹宅时，北大同学钟巍所预先约集好的十几个同学，率先翻越窗户进入曹宅，打开大门。大队同学即一踊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不获；适另一亲日巨头、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那里，走避不及，被同学们痛殴了一顿。曹宅的什物也成了同学们泄愤的目标，大肆捣毁，少数同学并乘势将堆积在宅院中已经捣毁了的什物，放火焚烧。我和其他几位担任指挥的同学认为目的已达，于是分头通知乱作一团的同学们，迅速整队回校。我们刚启程离开，大队军警赶到，将火势迅即扑灭了，并并始捕人；未能赶上队伍的三十二个向学被陆续逮捕。这就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一幕。

这日北大同学们游行归来已近黄昏，虽已饥疲交加，但精神仍极抖擞，纷纷议论此后的对策。我们对赵家楼一幕的表演精来引以为快，但对于三十二个同学的被捕和即将到来的压迫，深感危惧；几乎都一致认为大事临头，只有一不做二不休，再无退缩的余地。我们决定五日上午十时再举行学生大会，进行组织大学生会及北京学生联合会，并将这一运动扩展到全国去。

五日清晨，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这个老军阀是段祺瑞的亲信，是严厉镇压学李的客际执行者）为了探听学生的虚实，派遣他的军法处长虞维铎来到北弄：虞是一个旧官僚，虽然头脑顽固，但也不愿事态扩大。他来到北大，开始声势汹汹，指责学生闯了大祸，声称如再不悬崖勒马，将明令解散学校，闹事者将被处严刑。同学段锡朋挺身与之抗辩，表示学生不怕恐吓和压迫，决再接再励的干下去；如政府不接纳学生要求，改弦更张，全国将大乱不已。这个官僚竟为学生们理直气壮的声势所屈，改以较温和的口吻说了些希望学生不再出街闹事，安心上课，听候政府解决等语，就离校而去。

五日上午十时左右，北大学生大会在十分热烈的情绪中决定：立即成立北大学生干事会，并发起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共同组织，要求各校一致参加；推举段锡朋、方豪为北大学生会参加这个共同组织的代表；并推举狄君武、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陈剑修、鲁士毅、钟巍和我等分别担任北大学生干事会的文书、总务、讲演等各部门的工作。

当天下午又在北大举行各校学生第一次代表会议，约有二十个学校的代表参加，通过决议：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京学生联合会）。后来清华学校和其他教会学校以及女高师等女子学校也纷纷组织学生会，并先后加入学生联合会。这样，这个共同组织就名符其实的包括了北京全部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会。

这次会议还决定：学生联合会以“内除国贼，外争国权”为主旨，提出“收回青岛”“惩办卖国贼”等具体要求；并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各界一致响应。这个代表会议后来根据学生联合会章程改名为评议会，负责决定政策方针。评议会由每校推派两位代表组成，其议事程序的符合民主旨趣，以及处事的敏捷果断，确表现出它是指导爱国运动的重心；所以当时舆论誉之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最优良的“雏型国会”

。

这次会议为了迅赴事机起见又决定：以北大学生干事会代行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的职权；因此，北大就成了这次运动的总枢纽。我这个素来重视平民教育提倡讲演的人，也就成为学生联合会第一任的讲演部长；所有学生联合会的讲演团，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民众团体、发行传单报刊等实际工作，都由我所领导的这个单位来执行，事实上此后学生会许多轰轰烈烈的活动也以这一单位为骨干。

五月四日北京所发生的这件大事，像风暴似的震动着全国；声势愈来愈烈，范围愈来愈大。各大城市的学生们纷纷起来组织学生会，发通电宣言，游行讲演，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连篇累牍的用大字标题刊载这类新闻，并发表评论；认为：这是纯洁的爱国运动，是全国人民公意的表现。工商界、各种民众团体、国内外知名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等都先后响应，支持学生主张，要求政府罢免亲日派官员，反对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

五月七日，被捕的三十二个同学终于释放了。当时段祺瑞这亲日巨头并未直接执政，虽不愿轻轻放过这些学生，但究不能为所欲为。全国舆论都站在学生方面，亲日派显得孤立了，曹、陆、章三人成为众矢之的。北京政治圈子里多数官僚政客，一时为爱国心所支配，也或多或少的同情学生。这一切使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钱能训无法完全听从段祺瑞的摆布。这样，安福系、新交通系摧残学校的计划不能顺利实现，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以平民愤。

然而拥有实力和日本支援的亲日派是不肯干休的。他们痛恨北大，集中目标攻击蔡元培校长，非迫令去职不可。蔡氏事先虽曾劝阻学生的示威行动，但事后却完全站在学生方面，抗拒各种摧残学生的压力，对于释放学生一事，奔走尤力。但他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不愿因个人的去留使事态再行扩大；终于五月九日留下告别信，悄然辞职出京①。

蔡氏被逼出京一事，又进一步激起同学们的愤慨。一般同学认为蔡氏的出走是政府摧残教育的明证；如果学生不据理力争，将使亲日派气焰更加嚣张，各学校以至整个爱国运动势必受到摧残。北京学生联合会经过多方的奔走呼吁仍无结果之后，不得已乃决定于五月十九日实行罢课，力促政府接纳学生的爱国要求，挽留蔡校长，并惩办曹、陆、章等亲日分子。

北京各校这一罢课举动，又获得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

五四运动也影响了那时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平会议。五月十三日，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在和平会议上提出了有名的八条件，其要点是：中国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取消中日间的密约；惩办负责签约的亲日派；取消参战军等。这八条与当时学生爱国运动的主张是一致的，博得了国人广泛的赞同。

我所主持的讲演部，是各校积极分子荟集的场所，人数极多，单是北大就有八百名左右同学参加，因此对于学生联合会的决策影响很大。这些参加者分别组成讲演团和讲演小队，分布在北京城内外街道、火车站以及镇集，进行露天讲演，宣传抵制日货，散发及张贴印制品，并进行组织民众团体。这些讲演团是当时学生活动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我们向市民、军队、警察宣讲爱国反日的道理，毫无顾忌的攻击北京政府和亲日派，造成了人心愤慨、满城风雨的形势。

我们的讲演方法也日有改进。有一次我带着一个讲演团在一个街口高举旗子，发表演说。

围着听讲者约一百多人。夏天的烈日并没有减低他们听讲的热情。他们送茶水给我们；鼓掌声和发问声此起彼伏；我和同伴们都满头大汗，声音虽已嘶哑，但仍是在大声疾呼。这种爱国情绪感动了一位在场的老牧师。他等我们讲演告一段落后，约我们到他的住所去研讨讲演的技术。，他指出我们的讲词不够通俗，没有从人民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联在一起，因此，我们虽卖了很大的气力，老百姓却还不能完全领悟。他具有很大的热忱，似乎要将他一生传教的演说经验一口气传授给我们。这使我们大为感动，尽力接受他的指教，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五四运动也和历次的反日运动一样，以抵制日货为一个重要的节目；这也是能够在经济上打击日本的实际行动。这次在北京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学生联合会与北京商会协议一致行动。我们的讲演团对于这件工作非常积极；到处发动“救国十人团”②的组织。这个新兴的组织对抵制日货发生了可观的作用。团员们相约不买卖日货，并劝告商店不卖日货，市民不买日货，也发生了捣毁日货的事件。抵制日货是当局最伤脑筋的一件事。北京政府受不住日本外交上的压力，更害怕因此引起民众与日本人的冲突。

于是当局积极禁止学生讲演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学生方面因尚希望政府能够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愿过分与之决裂。当军警禁止学生讲演时，我们讲演团的工作就停顿几天，还将抵制日货的口号改为提倡国货。我们出去活动时大多背着一个上书“提倡国货”四字的布袋，以挨家挨户推销国货的姿态，来执行讲演团原来的任务。但这种较温和的活动也遭到军警的横蛮干涉。六月一日，徐世昌又颁布两个命令，一为曹、陆、章三人辩护，一为重申禁止学生罢课滋事。学生看到政府是要根本摧毁这一爱国运动，乃激起更大的悲愤。

六月二日，我所主持的讲演部职员会议通过决议：不服从禁令，恢复大张旗鼓的讲演活动。这决议立即得到评议会的认可。讲演部立即执行这个决议，发挥以身作则的精神，首先由我和十几位本部的重要职员出发，经东安市场、王府井大街到天安门这一带中心区域、高举旗帜恢复讲演。我们不顾警察的制止，向听众大声疾呼，终于与警察发生冲突。我和其他六位同学于当日下午六时左右被警察逮捕，拘禁在警局的监房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铁窗风味。

我们被捕的消息，像电流似的激起了各学校学生的公愤。使大规模恢复露天讲演的决议，执行得更为热烈。六月三日晨，各校学生分队出动，布满北京城内外；讲演团的旗帜到处飘扬。“牺牲自由和身体来救国的时间到了”的声音在人群中传播着。六月四日，讲演人数更为增加。事先已有布置的军警在这两天内大捕讲演者，结果抓去了近千名的学生。因监狱不敷收容，又临时以北大第三院做禁闭学生的拘留所。这种压迫学生的手段引起了北京市民的惊慌和不满，一部分商店并关闭店门，停止营业，以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各女学校的女学生也都跑到街头游行讲演起来了，城外兵营里一部分士兵也有响应学生的风声。军警当局不得不关闭城门，防止更大混乱。

北京政府“六三”大捕讲演学生之举，震动了全国。上海、天津等重要城市的学生、商人、工人首先响应，纷纷罢课、罢市、罢工。其他各地也随着有同样的表示。舆情鼎沸，举国骚然。

颟顸的当局到此时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不得不于六月五日下令释放学生，并接纳学生要求，于六月十日明令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样三人免职。北京政府被逼让步的事实，更鼓励了同学们不愿轻易干休的心情。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号召举国继续奋斗，非做到拒绝派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止。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也同样热烈，强力阻止中国代表陆微祥等出席和会。中国代表动在民众的压力之下，终于在六月二十八日正式向和会表示拒绝签字。至此，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是胜利的告一段落了。

如果我们更广泛的理解到中国多年受屈辱的经历和当时的处境，那末我们将更能认识五四运动的重要性。五四运动为欧战和日本侵略所诱发，直接受着新文化运动的滋润；在内政上表示了人民的力量，在外交上表示了中国的意志，使举世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意不可轻侮。

这一青年运动能够摆脱过去中国政治恶习的束缚，以崭新的姿态、近代的思想、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有效的组织方法，发挥了它的巨大作用。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中国觉醒的标志。

① 蔡元培于五月九日留书北大教职员学生，其文日：“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十一日北大学生又接其自途中函云：“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

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职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留去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为仆之去职为有不满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

② “救国十人团”的组织是北大事务主任李辛白先生在五四时所首先提倡的。他与蔡元培、李石曾、李大钊等友善，有革命实行家之称。他独自出资刊印十人团章程，出版《新生活周刊》，号召人民按十为单位组织起来，由十而百而千而万，迫使政府不得不尊重人民爱国要求，并致力平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这方案为学生会所接受实行。

第八章 为维护北大而奋斗

北京政府虽然为势所迫接纳了学生的爱国要求，但仍未放弃压制学生的企图，所以五四运动的中心—北大，就仍是它们压迫的对象。这使学生不能安心学习，不得不继续作反抗的活动。

六月初，京、津、宁、杭各地学生会代表齐集上海，正是北京政府“六三”大捕学生后，引起六月五日上海规模广大的罢市、罢工、罢课风潮的时候．，各代表会同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召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进行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一次盛举。

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先后派出几批代表，分向各地进行组织全国学联的活动。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黄日葵等人最先到达上海。段锡朋等也在全国学联成立之前赶到。我和其他几位代表则在大会开幕之后才赶到。我到达上海时，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已借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经常举行会议，各地学生代表也大都寄宿在这所学校里。大会费了好几天的时间讨论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章程，字斟句酌的研讨不休。北京学生代表共有二十余人，其中只有四个是出席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我在大会是没表决权的，被选担任总务方面的工作。

我对全国学生联合会总务处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事实上也未正式就职。我所注意的是考察各地学生运动的实况。我发觉上海及各地学生会讲演方面的工作，赶不上我们在北京所做的。“到民间去”的风气很不普遍。为了要给各地同学一个榜样，我亲身在上海从事街头活动。我制了一些卖报的布袋子，发动同学们一齐去推销爱国书刊，进行像北京学生联合会演讲团一样的工作。我背了一个装满《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爱国书刊的袋子，到街上去一面叫卖，一面向市民宣传，晚间归来，有些代表们以惊奇的眼光笑着向我：“你这位社会运动大家的生意好妈？”我充满了自信向他们说：“成绩还不错。我们都要有这种到民间去的精神才好！”我这样做了几天，终于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门口，受到一个外国巡捕的粗暴干涉，他不加警告的在我背后用力的一推，几乎使我跌倒。当我依然停在那里表示不服的时候，他竟作出要逮捕我的姿态。我为了不愿引起纠纷，以免防碍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进行，当时没有反抗就走了，也未将这件不愉快的事宣扬出去。但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是第一次尝到外国租界势力给予我的侮辱，使我确认反日之处，还要反对租界。

七月初，陈独秀先生和北京学生联合会十一位重要负责人鲁士毅、江绍源等先后被捕。

我们旋即从北京收到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在上海的北京学生代表团认为这是北京政府有计划摧残北大的行动，并想到北京学生联合会一时将缺乏得力的人手，因而决定要我立即赶回北京，号召同学们坚决反抗，决不使这个学生运动的中枢受到损伤。我遵命立即起程赶回去贯彻这一个新任务。

当时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关于对北京政府的态度问题有些争执。上海和南方各地有些代表，表示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支持广州的南方政府的意向。北京和其他多数北方地区的代表虽然同情南方政府，尤其反对北京政府在各地压迫学生，但仍不愿将这种态度公开表示出来。他们顾虑这样作会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予北京政府进一步摧残教育的口实。可是，当听到陈独秀先生等被捕的消息之后，代表中就有人强调的指出：我们应当与上海等地的代表采同一的态度，公开反对北京政府。果然，在我离开上海几天之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便请孙中山先生在会发表演说。这是全国学生倾向孙先生的第一个公开表示。

我赶回北京后，得悉鲁士毅等十一位同学是由北京地方法院用拘票逮捕，将公开审讯。

陈独秀先生则是由便衣警察到他家里把他架走的，至今下落不明。有些同学曾表示出一种悲观的论调，认为以前要求拒绝和约签字，惩办卖国贼，是声势浩大的爱国行动，政府不得不低头；可是现在情势有些改变了，暑假期中多数同学已经离开学校，捉去的只是北大一所学校的师生，是否能为了这件事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大有疑问。在一次北大学生干事会会议上，我鼓励同学们：

“我们应当坚决奋斗下去，一定会得到全国的支援。”我旋即被推举为出席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并由学生联合会的评议会推举我为学生联会的主席，于是我就首当其冲的展开了与北京政府的另一次奋斗。

在暑期中，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北大同学会的情景显得不如“五四”到“六三”这一期间的那样热烈。各校同学离京渡假的约占全体同学的三分之二，学生会的一部分重要人物到上海等地去了，一部分重要职员被捕了，还有一些从前较活动的同学，因避免被捕，不再露面或暂不返京。因此学生联合会经常工作的人员大为减少，并且换了一些生手，这样我的职责更加繁重了。我忙得至少有一个月没有回到自己的寝室去，疲倦了就在办公室的睡椅上躺一会，吃饭也在办公室里，日以继夜，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左右。一切工作如主持会议、指导内部工作、对外联络通讯、营救被捕同学、沟通各校同学意见等等，我都做得十分积极，学生会的阵容因此又坚强起来了。这对我个人言，也可说是实习了一课领导工作。

为了抵抗当局的压迫，各校校长，教职员和学生联合采取同一步骤。国立八个专科以上的学校校长组织了一个校长会议，以医专校长汤尔和为代表。各专科学校教职员也组织了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以马叙伦、沈志远等为代表，与代表学生联合会的我经常接触。我们共同标榜不让教育受到摧残、挽留蔡校长、反抗政府加害陈独秀先生和爱国学生。李大钊先生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和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八月底，鲁士毅等被捕已近两个月，北京地方法院才宣告侦察终结，正式开庭审讯。开庭的那一天，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千多人的学生队伍假称去旁听，实际是向法院示威，反对当局非法拘禁学生达两个月之久，要求立即释放。大批警察列队在法院门口，严阵以待，准备弹压。法庭旁听席上仅有的四十几个座位，早被同学们占住了，其余大队围坐在法院大门外不散。学生的辩护律师刘崇佑先生是一位有名的法学家，也是“研究系”的一位著名领袖。

他义务出庭为被捕的同学辩护，极为卖力，使主控的检察官在庭上穷于应付。我和其他在那里旁听的同学们每当听见检察官陈诉被告曾犯殴打官吏、反抗政府、扰乱治安等内乱罪行时，便一致怒目相视。当我们听到刘律师声称被告的行动是出于爱国义愤，依法无罪的时候，就一致点头称快。学生们这种没有妨害法庭秩序而又能清楚的表示他们意向的举动，鼓励刘律师说出一段极有份量的话，他说如果被告人等罪名成立，全国将有万千学生自请拘禁。审判长在庭内外这样舆情压力之下，终于当庭宣告各被告无罪开释，这多少是违反当局的意旨的。

这十一位同学由我们大队同学拥护着他们回校，沿途欢呼，到校后并举行欢迎大会。场面之热烈，真是使人难忘。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的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对于北大和全体师生所作所为的感谢，声称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就再没有回到北大。

这些事一幕一幕的过去，北大随着就要开学了。政府发表任命胡仁源继任北大校长。但他不敢到校就职。北大学生和教职员一致认为蔡校长没有复职，我们的护校运动就仍未完成。

而同学们推举我再度南下，去浙江作为迎接蔡校长返校复职的代表。

我到达上海后，还留在上海的段锡朋同学等告诉我，他们已会见了蔡校长，他表示此时决不回校，并推蒋梦麟先生以北大总务长的名义暂行代理校长职务。他们还说，北大教职员代表和留在上海的北大同学们都表示接纳蔡先生的意见，要我不必再去浙江。他们认为北京教育部对蒋梦麟暂代校长职务一事是会认可的。我于是和段锡朋等到江苏省教育会去访问住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任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

这样，护校运动才算告一段落，北大也于十月间照常上课。我也辞去北大学生会和学生联合会的职务，开始重理学业。

第九章 第一次会晤孙中山先生

一九一九年的十月间，北大开学，我辞去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参加了邓中夏同学等所组织的“曦园”。这是一个学生公寓式的新生活团体，出自于无政府主义者“新村”的思想，以互助、学习、共同生活、亲身劳动（包括自己烧饭等等）为宗旨；参加者共十六人，多是湖南籍学生，其中也有不少的出色人物。如我上文提到过的易克嶷同学，是一位谈吐动人的政论家，他形容和讥讽现实政洽的丑态，批评当代新旧人物，无不入木三分。罗章龙是德文系的学生，是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者，具有谋而后动的素养，是当时醉心于俄国革命的人；他能直接阅读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德文原著，从德文书刊中较多知道一些俄国革命情形，常在研讨时提出他的所知供同住者参考。那位带有学究气味倡导新生活的邓中夏常向人一本正经的鼓吹社会改革的大道理，使人感觉到他具有“秀才”和“牧师”的两种风格。

其他参加者也多数在五四运动中显露过一番身手，各具出色特性。我自己在曦园的一群中算是学生运动中最卖力的一个，他们认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实行家，也曾被邓中夏戏称为“学生要人”。

然而我这个“学生要人”毕竟还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仍不愿过分卷入政治活动的漩涡里去。我认为只有五四运动是我必须参加的一个紧急的爱国运动，其他并不想多所过问。

此时我的主要努力还是在完成我的大学学业，为自己的前程立下基础。北京学生联合会仍在继续活动，对于抵制日货和声援十月间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被地方当局压迫①，以及十一月间福州学生因抵制日货被日本浪人杀害多人②等事件，活动仍是特别起劲；但北京各学校一般同学在蔡元培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口号之下，大体上已经恢复了正常上课的状态。同时我自己也一心的上课去了。杜威、罗素几位著名学者到京讲学，更引起我的兴趣，我是一个热心的听讲者。我除了每星期参加一次平民教育讲演以外，虽然同学们认为我是学生运动的识途老马，常要我参预其事，但我总是婉词推脱。

十二月间一个寒冷日子的正午，突有几名警察来到曦园，奔向我的住房来逮捕我。那时正轮着我在厨房烧饭，由于同学的暗示，我知道祸事又临头了。我立即用炭灰搽了搽头部，装着若无其事的照常工作。那些警察们搜查了一阵之后，失望的退去。这显然是被我的临时化装瞒过去了。到了五点钟，同住的同学们出去详细查察，确认暗布在曦园四周的警探们已经离去，才护送我到沙滩北大第一院，把那里当作暂时的庇护所；因为警探们究竟不敢公然闯进学校里去抓人。

我见了蒋梦麟代校长和学生会一些负责人，商量应付的办法。我们认为警察这次行动，是安福系政府受了日本的压力，又一次对学生的报复和镇压行为。相信列入黑名单要拘捕的学生人数还很多。于是我们决定，为了避免学校再受打击，所有可能被捕的学生都暂时躲避起来。其中一部分可分赴各地去活动，作为在京同学的声援。于是我和罗家伦同学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前往上海。第二天拂晓，我和罗家伦不敢在前门的东车站上车，绕道永定门，乘着城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溜出了北京城，在那里的一个小站上搭上火车，悄然南下。

以租界为中心的上海是比较自由的，租界当局似乎也不愿多干预中国内部的内争。那时中国内部政局是复杂极了；大体说来，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直皖两系之争日益加剧。段祺瑞和他的安福系控制着北京的政权；总统徐世昌则与直系军人暗中结纳以示对抗；关外的张作霖因不满段的亲信徐树铮也开始与直系携手；在段系之下，又有国务总理靳云鹏与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的权力之争。在广州的南方政府，有闲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与七总裁③之一的岑春煊间的争执；此外广州还有甚么挂系、粤系、滇系等等的明争暗斗。上海是南北和会会场的所在，也是一般政客、官僚、军阀进行各式各样政治买卖的中心。这里又是全国舆论的枢纽，全国性的民众团体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都设在这里。因此，各地民众团体的代表和学生代表也都川流不息的来到这里。

那时，反对北京政府并对学生运动表同情的主要有三个派系。第一是孙中山派。这一派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第二是研究系，可以说是北京政府的在野派。第三是直系的军人和政客。直系中后起之秀、时任师长的吴佩孚驻扎在南北要冲的衡阳，一面与南方联络倒段，一面发出许多电报同情民众反日运动，表现得似乎是一个十足的反日爱国军人。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间我们到达上海。我和罗家伦在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席上陈述北京政府压迫各地学生、禁止抵制日货、有直接与日本交涉出卖山东的危机，要求全国各界一致向北京政府抗争。这主张受到国民党人的反对。民国日报的邵力子和其他国民党的代表们表示：我们根本不承认北京政府，我们如果向它提出任何要求，都无异于变相的承认它了。

我们指出：不承认北京政府和打击北京政府是可以同时并进的。而且从具体事件反对北京政府，更是动员民众彻底反对它的应有步骤。但他们坚持立场，而且怀疑我们对北京政府仍有幻想。他们所强调的是与北京政府绝交，全国民众抗纳捐税等等。其实这种急进的意见，在北京政府的统治区域内实在甚难做到。

在那个时期，吴佩孚成了时代的宠儿。他与民众团体互相唱和，且有军事实力作后盾，这对于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响；也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对象。作为吴佩孚之友的孙洪伊因此成为上海寓公中的有名人物，一时竟有大孙（指孙中山）小孙之称。但在我们与他多次接触中，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旧官僚型的人物；对于我们这种青年并无甚么吸引力。但吴佩孚所标榜的召集国民大会、和平解决国事、反对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国民筹款赎回胶济路等主张，获得了民众团体的广泛支持。上海各民众团体曾在公众体育场举行盛大的国民大会，公开致电吴佩孚表示支持，我们也参与了这次集会。一九二○年一月间，北京的学生联合会被封闭，吴佩孚的主张所召开的国民大会也被解散。

《时事新报》的总编辑张东荪那时是研究系在上海的代言人，也与我们有经常的接触。

一九二○年春，戊戌政变的巨子、研究系的首脑梁启超从欧洲回到了上海。张东荪约集我们—罗家伦、许德珩、康白情和我等—在时事新报馆楼上与梁晤谈。他叙述了一番欧游的观感，语气之间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并慨叹他二十余年从事政治运动徒劳无功，表示今后对政治已无兴趣。他提出一个五十年文化的大计划，希望青年学者赞助。我们向他说明被赶出课堂，无法安心研究学业，不得不从事反日爱国运动等等实况，对他专力于文化工作的抱负，自然表示钦佩。

我们辞别出来，大家议论，认为任公的谈话象征着研究系在政治上进退失据的消极性。

任公本人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确有重大的贡献；不过他的改良路线并没有找到出路。他曾依附袁世凯，也曾做段祺瑞的幕僚，都没有好的结果。他那种依附实力派，企图做加富尔的幻想④，到这时大致已经幻灭了。现在再回头从事于学术研究，成效也许较大；可是当时正是国事如麻，恐怕有点缓不济急罢！

我们与国民党人的接触较密切，而又是多方面的。孙中山先生的几位得力干部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与我们过从频繁。胡汉民和汪精卫这两位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要人深居简出，我们只有重要事件商谈时，前往访晤畅谈一番。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与我们来往得较为亲密和轻松，常聚在一块高谈阔论，主要话题往往是新文化运动。戴季陶爱谈社会主义，有些学者味。朱执信爱谈时事，显得满腹经纶似的。廖仲恺似是革命的苦行僧，沉默寡言，老是笑着欣赏别人的高见。叶楚伧、邵力子代表民国日报，出席各种民众团体的会议，无异是国民党的公开代表，与我们好像是在一块共事似的。任民国日报总经理的邵力子，为了克服报馆遭遇的各种困难，和筹措经费，老是东奔西跑，忙过不停。任总编辑的叶楚伧，经常过着夜生活，在他那间很小的编辑室里，伏案工作，为文改稿之外，还爱饮酒做诗。当时全国各界联合会通过全国工商界抗纳捐税的决议，即是叶邵二人的杰作，我们曾予积极支持。

一九二○年一月的一个中午，我和许德珩、康白情及一位天津女代表刘清扬同在法租界一间饭馆里便餐，饭后，顺步走向法国公园。康白情指着马路那边说：“莫利爱路二十九号，

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住宅。

”许德珩接着说：

“我们一直还没有拜访过他，现在不妨就顺道去看他。”我附和着说：

“好呀！我和罗家伦本已商定要在最近几天去看他，可惜那位大文豪今天却不在这里。”他们三人同声说，那没有关系，今天我们先去随便谈谈，下次再约罗家伦一道去正式请教。于是，我们穿过马路，走到孙先生住宅门口，向看门人说明来意。他告诉我们，晋谒大元帅须预先约好，没有预约是不可以的。许德珩似乎有点生气，高声抗议：“我们并非有求于大元帅，只是来拜候，难道没有预约就不能通报吗？”许德珩的高声惊动了正在楼下的廖仲恺，他急步跑出来，将我们欢迎到客厅里，并即上楼去通知孙先生。

不一会，孙先生步到客厅里来了，互相问好之后，许德珩首先少年气盛的说：“我们素来敬佩孙先生，因为孙先生是平民领袖；谁知门禁森严，不肯与普通人接触。”孙先生若无其事的不置答复，局面就这样僵持着。我乃说明：“现在国事糟到如此地步，所以我们今天特来拜访求教。”孙先生反问我们说：“我愿意先听听你们的意见。”这样话匣子就打开了，我们四个人一个接一个的说起来了。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批评国民党人对民众运动的态度不尽洽当；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要问孙先生有何方针和计划；有的甚至表示孙先生只注重上层的政治活动，搅外交、搅军队、搅土匪，对于五四以来的各次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够重视等等。

孙先生对于我们这些青年坦率的说话并不敷衍或示弱，也直率的说出他的意见。他大意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但你们无非是写文章、开大会、游行请愿、奔走呼号。你们最大的成绩也不过是集合几万人示威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把几万示威的学生解决掉。现在，我愿意给你们五百条枪，如果你们能找到五百个真不怕死的学生托将起来，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才算是真正革命。

我们四个人听了这一番话，当然更不服气；同声抗议的表示：孙先生太小视今日的青年了。漫说是五百条枪，就是五千条乃至五万条枪，同学们也会托起来的。我更进而指出：“今

天的问题是为甚么革命？如何革命？”许德珩他们三个人又接着以责难式的口吻表示：孙先生也掌握过几万人的部队，何以革命还是失败了呢？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势力，在那里艰苦奋斗？学生们赤手空拳不顾生死的与北京政府抗争，只因为还没拿起枪来，就不算是革命吗？孙先生的看法既然如此怪不得国民党人总是说我们对北京政府存有幻想呢！孙先生似乎不仅瞧不起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又何尝注意过城市里的工人、商少、和一般乡下老百姓的意向？看来孙先生只注重枪杆子不注重民众的了。我们中甚至有人这样说：“新形势和新势力的出现，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如果一位革命领袖没有看清新时代，不注重一般民众的动向，恐怕是要落伍的罢！”我也说道：“孙先生是我们所敬佩的人物，请问孙先生，过去的种种挫折原因何在？今日是否应该改弦更张？难道孙先生对今日青年的期待，仅是五百条枪的问题吗？”

我们这样长篇大论连续的说着，似乎使孙先生插不下嘴去。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激动，时而有些不以为然的神情，时而也点头赞赏，在那里若有所思的静听；仿佛要让我们说个够。

这样谈了三个多钟头，我们中有人便说：“现在已过了五点钟，我们应该告辞了罢！

”一直站

在旁边的廖仲恺先生插嘴说：

“多坐一会，正谈到紧要的关头哩！”于是孙先生以安祥的态度、缓慢的声调回答我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仿佛政府负责人在议会中遭受质问，从事答辩。他的那篇颇长的谈话，大意是指出下列各点：一、他要学生们托起枪来，不过是希望学生们的革命精神再提高一步。他并不看轻学生开会、示威等等动员民众起来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并相信那些行动都有重要的作用。二、他承认我们指责他没有充分重视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他声称他很注重宣传，素来主张宣传与军事并重；不过事实上宣传的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不能使一般青年和民众了解他的主义和主张。三、他叙述他的三民主义和根本推翻北京政府的立场，要求我们信仰他的三民主义；一致合作，共策进行。

孙先生这一篇娓娓动听的言论，转变了这次剑拔弩张的谈话气氛。在座者都面露笑容。

我于是轻松的笑着说：“我们学生说话总有点像吵架似的，其实是真诚求教。我们今天谈得十分痛快亲切。孙先生的意思我们十分赞成；下次再来进一步的请教罢！”孙先生也喜形于色的说：“我很欢喜这次痛快的谈话。

”于是我们告辞而去。

我们在离开孙先生住宅、赴一个书商晚宴的途中，大家边走边谈，觉得这位具有倔强性格的孙大元帅颇能倾听我们的意见，认为这次谈话可能建立今后合作的基础。到了宴会的地点，已是宾客满堂。许德珩和刘清扬这两尊“钢炮”向宾客们自诩刚才“舌战”孙先生的经过。诗人康白情更以轻松的语调刻划出当时谈话的情景。这曾使在座不满国民党的各派人士为之眉飞色舞，洋洋得意；而同座中国民党的人士则默默无言，似乎有点沮丧。最后我们一致说这次会谈的结果极为圆满，认为孙先生究竟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坦诚的大政治家，那时国民党人士才笑逐颜开，其他不满国民党的客人则又顾左右而言他了。

在我们和中山先生谈话后约十天光景，孙先生又约我去单独晤谈。我应约前往。谈了一阵有关时局和学生运动的情况，有一位朱卓文先生来到了。他似乎是负责工人运动的，好像也是孙先生预约来的，经过孙先生的介绍，参加了我们的谈话。孙先生的谈锋因而转到另一个问题，他问我：“听说你喜欢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吗？”在我给予肯定的答覆之后，他又说了一大篇话，大意是：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中的一派。他在欧洲的时候，与社会主义各派领袖人物都有过接触，各派的理论他也都研究过。他参酌了社会主义各派的理论，汲取它们的精华；并顾及中国的实际情形，才创立三民主义。他指着一个摆满了英文书籍的书架说：

“我这些书都是讲社会主义的，你都可拿去看。”他似乎已知道一些我的过去和我在学生运动中的工作情形，所以向我说：“听说你在学生运动中很注意民众运动和工人运动，是吗？”我告诉他，五四运动时只是以“救国十人团”的办法来组织民众，到了上海之后，才注意调查研究工会的情况。他又阐述他注重工运的道理和事实，并且指着朱卓文说：“朱卓文同志就是一位工运专家，我们大家可以谈谈。”

于是朱先生说了一些他多年从事工运的经验，并着重指出要工人信仰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这样工人运动才有方向。我当时也针对国民党注意不及之处指出两点：一是应按产业、职业、和工厂的类别，将工人组织到工会里来；二是要注重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孙先生表示：这些都是要同时进行的要点。之后不久，我们的谈话就告结束了。我和孙先生这两次的晤谈，似乎使他对我颇有印象，在以后几年中，我和他又有过好几次的会晤，他不只一次提起这两次晤谈的往事。

当时我和上海各工会团体都有过一些接触，其中有一个叫作“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

，

这会里的职员我大都认识，其驻会理事黄介民也爱谈社会主义，与我来往比较密切。该会的理事长曹亚伯是老同盟会会员，忙于政治活动，不太过问会务。他们在我和孙先生谈话之后几天，就邀我参加他们的工作。黄介民提出要我担任这个组织的总干事，全权整理会务，并发展组织，以期能够名符其实成为全国的总工会。他并说明这是孙先生很注重的一件工作。

我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就应允去试试。于是这个组织的理事会正式通过任命我为总干事。

一九二○年三月初，这工会在法租界法国教堂的广场上举行全体会员大会，到会的有三百多人，我就在那次的会上发表了就职的演说。

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号称有万多会员，可是经我实地调查，所谓会员也不过是仅仅见诸名册而已。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的会员甚至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工厂的；也有很多会员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头们因同帮关系介绍参加进来的。至于它的主要业务又不过是用上海工界名义发表通电，表示支持国民党的某项政治主张而已。我很热心去了解这个组织，但愈了解得多，愈觉得整理工作无从下手，会中其他职员对此也不感兴趣。因此我初期的热心也逐渐减低下来了。我的职务名义虽仍保留在那里，但事实上不常去办公了。

当年四月间，北京的同学们写来几封信，告诉我北京的情形已渐松弛，如果我愿意北返，大致已没有被捕的危险。其实，当时全国各地民众团体和反日运动仍在继续遭受北京政府的压迫。四月十四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宣布一次短时间的总罢课，反抗北京政府的压迫行动。

五月六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被上海法租界当局所封闭。民众运动和北京政府的对立日趋尖锐化。但另一方面，当年三月中旬，吴佩孚从衡阳提兵北上，直皖两系军阀的冲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也许是因为直皖冲突吸引住北京政府的全部注意力，这才无暇去对付闹事的学生。

我检讨我这次南行的经过，北京学生联合会给我的使命和我自己认为要做的事大致都已做了。我和罗家伦虽然觉得我们的工作成绩不如理想，但我们已竭全力尽了责任。

五四运动中的一些共事的同学们，多半已离开了学校。在上海的几位北大学生代表都已毕业，准备出国留学。罗家伦已结束了他的代表任务，在那里和各方要人及文化界的人士接触，准备不久到美国去。五四运动中的另一个要角，风流诗人康白情虽无代表的任务，也同我们一道活动。他曾在上海徐家汇一个花园里举办名震一时的踏青会，参加的青年男女二百多少。他为这种交际弄得有点神魂颠倒，几乎连到美国去深造的事都置之脑后。许德珩是北京学生联合会最老的一位代表，他虽早已解除代表职务，但仍和我们形影相随，一块热心工作。那时他忙着到各地参观考察，作赴法留学的准备。不久，我们送他搭了开往马赛的法国邮船。此外，五四运动中的健将段锡朋、周炳琳等同学也先后赴美求学，路经上海，都曾和我朝夕相聚。只有我，在北大还有两年学程，照理自然应该即时北返。

这些同学们都对我说，我如回到北京，仍会受到黑名单的干扰无法安心念书；不如和他们一道出国留学。但我仍决定重回北大。我认为北京环境对我虽有困难，但求完成北大的学业总还可能，而且多年相交的师友多数仍在北京，我和师友们所共建的学生运动和民众工作的基础，也使我有不忍放弃之感。五月初，我向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辞职，重返母校。

① 关于“天津学生联合会”及“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一九一九年十月间被地方当局摧残的情形，邓颖超所写《关于五四运动的回忆》

（载《五四运动三十周年专辑》第一六二—一七三页）有较详的叙述，可以参阅。不过她说那年双十节天津所举行的市民大会仍以要求罢免曹、陆、章等为目的之一，则恐系记忆失实。因曹、陆、章已于是年六月十日经北京政府明令罢免。

②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的福州惨案是因日本浪人反对爱国学生抵制日货发生冲突，杀死学生多人日政府因此派军舰到福州，登陆巡行示威。

③ 军政府的七总裁是：孙中山、唐绍仪、伍庭芳、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和林葆怿。

④ 梁启超曾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对于加富尔推崇备至，并说：“吾不必为砂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为者，亦若是也。

”俨然以加富尔自许。

第十章 在北大图书馆中

五四运动后，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开始剧变，这是由于他们身受种种压迫，目睹政府的腐败颟顸，再加上俄国革命的影响所致。他们开始向往各派社会主义的学说。李大钊先生是北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人物，他所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成为左倾思潮的发祥地。我和李大钊先生的接触，似乎也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初我是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和当时一班有志青年一样，一心企望中国的富强。我的思想向来比较急进，支持新文化运动，反对旧势力，主张革命救国。但从那时候起，我便向着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快步前进。我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设法去了解俄国革命，相信这里面包含有救国救民的良方。当时许多急进青年，大致和我相似，也走着这样的道路。

我景仰李大钊先生，彼此交往，最初与马克思主义无关。虽然他是我的指导者，我们的相处却似朋友。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中，我们已是意气相投，“五四”时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号召下，我们更一直并肩作战。

欧战刚结束时，欢欣的气氛弥漫北京。李大钊先生显得很乐观，觉得凡尔赛和会可能给中国带来好运。我们曾经热忱地寄望于威尔逊总统，认为他的主张可以改善世界形势，也能使中国否极泰来。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深度或不尽相同，因为他年长识广，但所怀的愿望却完全一样。我们的接触频繁起来，遇事总是有商有量，共策进行。

可是在巴黎和会中，威尔逊失败了，一个理想幻灭了。中国遭受极大的屈辱，因而爆发了五四运动。恰当此时，新兴的苏俄却在高唱“无割地、无赔偿的和平”，呼吁民族自决，这些呼声与威尔逊的主张如出一辙。俄国革命虽然造成了很大的灾难，反共宣传又遍及各个角落但俄国这种论调，仍像黑夜钟声，震人耳鼓。消息灵通的李大钊先生常以俄国革命作为谈助，我们也时常据以研究俄国事态的发展。

李大钊先生不是说教式的人物，他过去一直没有向我宣扬过马克思主义。他很注重实际的资料和比较研究。以往我们的接触多半的为了商谈具体问题，到这次我由上海北返，才开始集中注意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商谈的出发点还是救国的途径，认为舍效法苏俄外别无他途可循。我们确认俄国所以能推翻沙皇和雄厚的旧势力，抗拒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力压迫，都是得力于俄共的领导，换句话说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大放光芒。由于李大钊先生的启发，认定一切问题须从了解马克思主义着手，我才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作较有系统的研究。

一九二○年五月初，我回到北京，正是同学们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完了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之后的一两天。这是北京首次举行的劳动节纪念仪式。据参加的同学告诉我，到会人数在五百人以上，都是教师与学生，由李大钊先生担任主席。他发表演说，鼓吹八小时工作制，并盛赞俄国革命的成就。当时《新青年》杂志发刊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无政府主义者是最早注重五一纪念的，他们的《民声周刊》也发刊了“五一专号”。至于纪念劳动节而没有工人参加这一点，似乎没有人特别加以重视。当时各派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在跃跃欲试，打算从理论进入实际行动。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一切是由知识分子起带头作用的。

我回到北京后，翌日就去看李大钊先生，向他叙述我在上海的种种经历，并且慨叹地说：“这四个多月的流亡生活，几乎使我成了一个学生政客。”他静静听完我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他很重视我和孙中山先生的接触，觉得担任工会总干事之举也做得对，并和我讨论能够和孙先生携手合作到甚么程度。我们彼此同意，国民党已积累了不少旧作风，人事也很复杂，一时似不会受新时代的影响而急剧改变。

李先生特别关心陈独秀先生在上海的情形，以及上海方面的社会主义活动。我曾向他叙述与陈独秀先生会晤多次，他寄住亚东图书馆，正在物色住所，准备迎接家眷南下，有在上海长居之意，并准备将《新青年》移到上海出版；他与国民党的戴季陶等人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过从颇密；他痛恨北京政府，认为非彻底革命推翻军阀统治不可；他常向人高谈马克思主义，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李先生说曾接到陈先生的信，信中也流露出这种意思。

我提到上海的社会主义思潮似乎比北京还要发达些，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常在星期评论等刊物上做文章鼓吹马克思主义；还有，朝鲜政治难民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朝鲜临时政府，任内阁总理的金奎植和任外交总长的吕运亨，曾向我表示他们能与莫斯科打通关系，准备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联络起来，推翻日本在朝鲜的统治；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的黄介民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系。自然这一切都还在酝酿中，谈不到真正的具体行动。

李先生认为他自己和陈独秀先生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刻，对于俄国革命的情况知道的也还嫌少。因此他主张此时首先应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认为黄介民和朝鲜临时政府的人物所懂得的马克思主义也许还要少，只因马克思主义是很时髦的，他们是现实政治的活动人物，设法利用之意可能高出于信仰和研究。

在这段期间里，我和李大钊先生以及其他倾向社会主义的同学们所交谈的主要问题，已不是反日爱国运动和一般的新文化运动，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活动问题。北大那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师生中，有信仰无政府主义、工团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派别。一般说来，他们都着重于学术的研究和介绍，殊少行动的决心，但对于俄国革命的同情心理则是在普遍高涨之中。

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个性温和，善于与人交往，极具耐心而又没有门户之见。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天津法政学校读书，以及后来留学日本的时候，常是学生闹风潮的领袖，因此能了解五四时的青年心理，且他自己也极富有青年的热情，所以能在五四运动中和许多青年融洽相处。他研究社会主义较早①，五四以后更日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同情俄国革命，但从不排斥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书刊，并常与他们切磋。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设备还很简陋，地方不算宽敞，图书也不够齐备，但已甚具吸引力。

常常挤满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倾者占多数，少数的社会主义书刊往往借阅一空。

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谈阔论，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常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图书馆主任室有两间房，一间是李先生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接待室。那间接待室是当时社会主义者和急进人物荟集之所，还有好几次举行过人数颇多的座谈会，辩论得很是认真。我在那里扮演着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经常在那里阅读，有时与人接谈。李先生因事不在时，我就代他负招待之责。一九二○年时，这间图书馆主任室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就这样的日益浓厚起来。

当时苏俄政府对中国的宣言发生了甚大的影响，也是促成马克思主义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苏俄政府的对华宣言，内容是废除帝俄时代对华特权，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这宣言约在一九二○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

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他们认为只要苏俄能有愿意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表示，就是值得欢迎的，不必问苏俄的处境如何，也不必问这个对华宣言的动机如何。

当时北京学生联合会和其他民众团体都已被封闭，学生的活动虽仍在暗中进行，比之五四时规模显已大大不如。一般同学们觉得过去的群众运动方式有些不够了，正在那里摸索新的途径。当时山东问题已成悬案，一时不易解决。直皖战争酝酿已久，日近爆发，人们都在期待段祺瑞亲日派的早日垮台。但代之而起的将是曹锟和其盟友张作霖，与段相较，都是一丘之貉。吴佩孚究竟只是曹锟的一员部将，虽表示反日爱国，又能做出些甚么来？这一切都显得中国前途仍是一片混沌，正因如此，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它对华的友好表示，便成了昏暗中闪耀的光芒。

当时从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研究系主办的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国民党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建设月刊、星期评论及无数青年们主办的报刊都或多或少地同情甚至宣扬社会主义，并热心地介绍俄国革命的实况。已经踏进社会主义圈子与尚在边缘的人物，不仅撰文宣扬，有些已开始有所行动，虽然那些行动并没有甚么了不起，但确已走向酝酿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团体的途径。

当时和我亲近的同学们，思想上多有了显著的改变，其中有些较李大钊先生尤为急进。

那位书呆子刘仁静在六三被捕时，曾因爱国狂热与军警大闹，现在却在埋头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见着我便表示：笼统的学生运动已不济事了，现在要根据马克思的学说来组织一个共产党。罗章龙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也大大的增加了，据他研究所得，俄国革命的成功得力于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抓住这一点前进。其他有这种类似急进表示的青年所在多有，毛泽东或许也是其中之一。

我似乎是一个特殊学生。我的学业已耽误了一个学瓶到了无法追上的地步。教师们知道我所以耽误的原因，总是善意地给我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我也就索性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图书馆，贪婪地阅读社会主义的书籍。《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等中英文译本，都是在这个时期读完的；此外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英国工人运动史等也有过一些涉猎。

由于俄国白党领袖谢米诺夫在中俄边境地区的失败，和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的成立，中俄交通已开始恢复。那时在中国的俄侨也有些同情苏俄的人物，北大俄文系一位俄国籍的教员柏烈伟就是其中之一。他与李大钊先生来往颇密，常能供应一些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的英文本，就是这个时候带到北大图书馆的，也是我所阅读过的第一本由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

一九二○年，约在五月间，共产国际伊尔库斯克远东局派了一位代表威金斯基来华，他以记者身分偕同旅俄华侨（具有俄共党籍）杨明斋作助手，路经北京，由柏烈伟介绍与李大钊先生接触。据杨明斋后来告诉我，他和威金斯基初来中国的时候，对于中国情形十分陌生。

他们的使命是要联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但不知找谁是好。他们从少数俄侨口中探得了一些五四运动的情形，知道现居上海的陈独秀是这一运动的领袖，而上海又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中心，因此他向威金斯基建议立即去上海找陈先生。他虽对陈先生毫无所知，但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威金斯基接受了他的建议，因而找到北大俄国籍教员柏烈伟作介，首先认识了李先生，再拿着李先生的介绍信到上海去找陈独秀②。关于这件事，杨明斋曾向我夸耀，表示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了他这个大胆建议的正确。

李先生和我虽然经常谈论马克思主义，有时我们还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的实际推进，但都还没有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决心。李先生曾表示，他在五四运动前即有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及俄罗斯研究会等拟议，但一直没有具体进行。他和一些有为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少年中国学会，出版了一个少年中国杂志，他原希望这个组织能够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但因会员们不尽赞成马克思主义，无法实现他的愿望。

他认为现在应该组织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团体应暂不过问实际政治，除了研究翻译介绍等工作外，还应从事一些工人运动。我赞成他的计划，并主张邀集一些朋友来共策进行。

当年七月初，北京的局势更加紧张了，直皖战争一触即发，我们都忙于谈论时局的发展，准备应变，北大师友们多数乘着假期纷纷离校。大约是七月十二日，李大钊先生向我郑重其事地表示：

“你还是赶快离开北京的好！”因为他认为在战乱期间，段祺瑞的亲日派将加紧迫害反对他的学生们，我有被捕的危险。我也向他说：“你的危险可能比我更大。”李先生表示他留在北京并无关系，因为他是北方人，躲避的办法多些。后来他也准备暂时离开北京，要我和他一起到他的家乡河北乐亭县，到海边去避暑并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

我赞成他暂时回乡，但我不愿同行。我愿到上海避难并和陈先生商谈一下关于马克思研究会和进行工人运动的步骤。我说：“事态发展到现在，为了革命、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今后个人的努力方向，都须从长计议一下，定下一个长期计划。”当时我还年轻，没有自动组织共产党的想法，但不只一次表示，只要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先生带头，我一定热诚追随。

李大钊先生赞成我到上海去，对于他的不能同行有些怅惘。他提到陈独秀先生最近的来信更急进了，主张采取实际行动，大干一场，但没有明白说出如何干法、也许是信上不便多说。他认为我去一趟，正可和他当面商讨。他要我向陈先生表达他的意思，大意是他虽主张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入手，但陈先生如有进一步的计划，他也很赞成。我们分手时，他还向我说：“战争就要爆发了，你不可耽搁，迟了恐怕交通断绝。”

① 李大钊先生在一九一二年即曾译《托尔斯泰主义之纲领》，一九一七年三月又发表《俄国大革命之影响》一文于《甲寅月刊》

。接着他分别在《每周评论》

、

《新生活》

、

《新青年》

、

《新潮月刊》及《少年中国》

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是中国从事共产主义运动者中研究杜会主义较早的一个人。

② 李大钊先生介绍威金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先生和威金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甚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威金斯墓是一位新闻记者。

威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瞒着他的真实身分。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

第二篇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第一章 陈独秀的最初策划

陈独秀先生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共产党的始创人，这不但由于他的声望在当时起了号召的作用，而且实际上他确是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最先发动者和设计者。他具有决心和信心，拟定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初步蓝图，并从事实际活动。由于他多方推动和组织，各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零星活动终于演进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成。

一九二○年七月十三日下午，正是直皖战争的前夕，我由北京乘火车赴天津，旅客异常挤拥，车行的速度也不正常，近黄昏时才抵达中途的廊房站。火车进站后即停止前进，站外隐约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旅客们惊惶不安，但都不敢离开车厢。凭窗远眺，只见高与人齐的高粱丛里有少数全副武装的士兵蠕蠕移动。旅客中的一位军官向我们高声解释，说看来这还只是双方前哨部队的接触，假若前面的铁路没有截断，我们今晚还有到达天津的希望。果然，不久火车继续开行，但沿途时驶时停，抵达目的地已是深夜了。

翌日（七月十四日）直皖战争大规模展开了。皖系的段祺瑞自称是国军总司令，以由日本装备起来的边防军为骨干，自北京附近向保定、天津进迫。直系的曹锟和吴佩孚组织讨逆军，得到关外的张作霖和桂系的岑春煊等的声援，以保定为指挥中枢，向皖系军队展开攻势。

战争进行约五日，即以直系的胜利而告结束。这是历史上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形成北洋军阀之后，第一次爆发的内部大规模火拼，也就是北洋军阀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显明标志。

我在天津住了一夜，次日搭津浦车南下，十五日到达龙蟠虎踞的六朝故都—南京。那时署假已经开始，又受战争影响，南京各学校的朋友们多数均已离去；加之那时南京城内商业萧条，民气低沉；这些都不免使我有寂寞凄凉之感。不过当时一般青年多有遍览名山大川的气概，我也深染这种游历癖，常在旅途中偷闲游山玩水，所以这次在南京不理会甚么戒严禁令，仍独自遍游风景名胜，如雨花台、清凉寺、莫愁湖、玄武湖、天王府等地，无处不使人忆及太平天国的如烟往事。

不久我到达上海，报上已刊出皖系失败的消息。我立即去访问那时迁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先生。他为皖系军阀的失败而称快、大谈时局的各种可能发展。他问我此次南来，是否负有学生代表的任务。我加以否认，并告诉他在离北京前与李大钊先生谈话的经过。他大为高兴，表示正要找我商谈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他热诚地要我搬到他家里住，以便从长计议。他说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急进的女青年王会吾。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

我虽抱有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意向和热情，但还只是一种空洞的想法，是偏于兴趣方面的，还没有以这一运动为终身事业的坚决打算。因此我住在陈家的最初几天，主要仍是在外面奔忙，辞去了中华全国工业联合协会总干事的职务，并与黄介民等旧友酬酙频繁。这使陈先生等有点不耐，陈太太甚至讥讽我交游太广，也许是为了找女朋友。这些自然是不尽合乎事实的笑谈。

大约快到七月底，我才与陈先生慎重其事的谈起李大钊先生的意向。他开门见山的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中国共产党。”陈先生这种坚决的主张，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滔滔不绝地说明这种主张的各项理由。我聚精会神的倾听着他的高论，有时互相附和，有时互相质难。这个主张从此就成为我们多次谈话的题目。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

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一九一九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②。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个特出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写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甚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息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惨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共产党，在旧势力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公妻”的罪状罢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

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未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

我们曾谈论到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和政纲，我们心目中的党纲内容是规定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和讲求实现的基本手段，这点有书本可资参阅，容易解决。而政纲的主要内容，却是要规定重要政策和进行步骤，我们称之为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的政纲。陈独秀先生曾这样指出：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参加类似辛亥革命的革命运动和反日爱国运动，则就根本不必成其为共产党。我们虽否定李大钊先生所谓暂不过问实际政治的说法，但经多方推敲，仍然难于确定一个最小限度的政纲，其内容主要是对于现实政治各方面的应有态度。只因我们对于马克思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尚不能坦然接受，也还弄不清楚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革命、民主革命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无可奈何之下，陈独秀先生这样表示：我们不必傲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我们并非不过问现实政治，而是不在实际上从政，如党员担任政府官吏等等。因此，党纲与政纲并没有详细拟定而暂时搁置下来了。

我们又谈到党章和实际组织的问题，陈独秀先生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的总理那样。他举出许多事例，证明中国过去各政党因采党魁制而发生了种种流弊。他主张中共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个书记出来负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他认为这种组织方式已由俄国共产党证明其妥善，也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形。他强调减低书记的职权，遇事公决，这不仅可以确立党内民主的作风，也可以杜绝党魁制的个人独裁及官僚式的流弊。

对于甚么样的人才可以参加共产党这一点，我们的想法大体是主张宁缺毋滥。我们认为参加共产党的人不仅要同情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实际工作。我们都赞成在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征求参加者。我们都不愿意政治背景复杂或人格有缺陷的人参加进来；但也主张不管过去信仰那一派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只要现在能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实际工作，就可以接受入党。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共产党是圣洁的，要求每一个参加者也必是纯洁的人物。

陈先生最注重如何展开各项实际工作。他素来不尚空谈，说干就干，认为首先应在各重要地点组成若干中国共产党的小组，并立即开始宣传、组织的工作。我们虽是边做边学，但不愿见中国共产党竟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而第一项工作是急起直追地研究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际，进一步则翻译介绍。其次，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工会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也不能没有。原有的工会不是组织落后，就根本不是工人的工会；因此我们须从头做起，组织工会，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做党员。再者我们很重视青年，不仅需要其中少数急进人物参加，而且需要用各种形式来组织更广泛的青年，使他们参加多方面的工作。此外我们觉得可由已觉悟的知识妇女带头发动，广大妇女群众也很快可以组织起来。我们没有谈到农民，这大概是认为现在还谈不上，再则农民和共产主义实在距离得太远。

陈先生向我表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已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都一致表示赞成。他特别提到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笃，而且有过相当的研究，但戴与孙中由先生关系极深，是否会参加中共，就不得而知。邵力子也因早具国民党籍的关系，参加与否，正在考虑之中。其余诸人参加上海小组似已无问题。他还预计沈雁冰、俞秀松等人也会很快参加。

在陈先生看来，上海小组应立即进行下列各项工作：出版一种理论性的刊物，定名为《共产党月刊》③，由一位德国留学生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的李季为主编。学者型的李季或不会参加中共组织，但会竭力替这一重要刊物工作；又准备出版一个通俗的工人刊物，并物色一些青年到工人中去活动；再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这个团的上海小组预计最先约有三十多人参加，他说这在苏俄叫作少年共产党，在中国则可命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的条件不可太严，以期能吸收较多的青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应同时组织，但比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还要松懈一些，即是说每个会员只要有兴趣研究马克思学说就行了，不须参加党的实际工作。为了加深研究和学习，他和上海的发起者们还预备派些青年学生到莫斯科去学习，并与在德、法、日等国的留学生通信，请他们分头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学说。

在各地发动中共小组的事，陈先生也在加紧筹划和策动。他曾表示：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曾任浙江省参议会议长的大地主沈定一，现正自动大减佃户应缴的租额，加上主办急进周刊《浙江潮》的施存统和俞秀松，他们三人将负责发起浙江杭州一带的组织。他自己则担任在南京、安庆、芜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他的老友著名学者高语罕那时正在安徽教书，是最先响应的人。陈先生又希望李大钊先生和我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如有可能，东北、蒙古和西北等广大地区的组织发展也应注意。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李汉俊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原籍湖北，正在上海任教，担任联络武汉的急进人物，大致可找到在武昌教书的老国民党员董必武，和以能文善演说著称的后起青年恽代英等为发起人。海外则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最有希望，陈先生将与著名的马克思青年学者蔡和森通信④，请他在德、法等国留学生中发起共产主义的组织。他说施存统快要到东京去，和日本社会主义者联络及在留日学生中发展中共组织的事，可由他负责。

我住在陈家的这一段时间内，并未见到陈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组的发起者们在他家里有任何集议。而且我和这些人先后会面晤谈时，发现他们都没有像陈先生那样专心致力的热诚和集中注意力在组党这件事上，因而也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即与我同住的李达，那时对组党一事也不算起劲。他是一位手不释卷的社会学学者，每天都忙于写作，没有经常参加我们和陈先生的谈话，虽然他总是被邀请的。

我对戴季陶却留下了印象。他和他的太太那时住在新渔阳里六号前楼，和陈先生是近邻，室内陈设简陋，除书籍外只有一些粗糙的家具。他曾向我盛赞陈炯明，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将军，陈炯明那时任粤军总司令，驻在闽南的漳州、长汀一带。这位将军仰慕新文化，爱谈社会主义，因与在上海的戴季陶、陈独秀等人经常通信研讨。戴季陶曾强调指出，陈将军的驻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试办。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那里创办。他并且邀我抽出时间到闽南去参观一下，借此机会与陈将军交个朋友。但陈独秀先生似没有特别重视陈炯明，也许他和戴季陶的看法不同，也许认为那是孙中山先生的势力范围。我也以急欲回去北京，漳洲之游只好俟诸将来，婉谢了戴季陶的盛意。

我与陈先生的谈话继续了两个多星期，获得了全部同意，却没有写下任何文件。我们谈话有时大发议论，扯得很远，但大体头绪井然，彼此意见接近，没有隔阂，使我们都有痛快淋漓之感。所以没有形成文件协，一方面是自觉这还是一些粗枝大叶的设想，说不上精确和周到，另一方面也觉得没有事先与更多的人详谈，就拟定一些党纲、政纲、章程、要点、工作计划之类，总有点不够民主。我真诚地支持陈先生的见解和设计，并答应立即回北京发动一切，这是陈先生最高兴的事。我也曾向陈先生强调，在中共未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以前，各地中共小组概由上海小组负通信联络之责；并向陈先生提出，我们虽不采取党魁制，也没有类似党魁的名义，但眼前少不了一个居中策划的人，望他暂时负起此责。他也当仁不让地欣然答允了。

正当我们的谈话大致可告一结束的时候，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个晚上，我从外面回到陈家，听见陈先生在楼上书房里和一位外国客人及一位带山东口音的中国人谈话。他们大概在我入睡后才离去，后来才知道就是威金斯基和杨明斋，这是我在陈先生家里发现他们唯一的一次聚谈。

第二天，陈先生很高兴的告诉我，共产国际有一位代表来了，已经和他接了头，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来会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陈先生并未告诉我他们谈话的详情，也没有说明他们之间曾接过几次头，这大概是由于他们相约保守秘密的原故。可能他和威金斯基最初几次接触还只是涉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问题。威金斯基自然会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早日成立，陈先生也许受了这种影响，才定下立即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并积极展开活动。他和我谈话的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积极筹备的时候，，等到他认为在上海、北京和其他各地大致都可以发动组织中共小组的时候，才正式通知威金斯基，他有把握可以发动组织中国共产党，而威金斯基也就向他表示共产国际将予支持。这也许就是那天晚上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

陈先生向我说到我们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重要性。他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中文译本。他认为我们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的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

他又提到，如果共产国际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和成立上海小组的初步商谈，是在我到达上海以前就已开始进行；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小组—上海小组—的正式组成是在我离开上海以后的事，约在八月下旬。一切都如陈先生所说，中共最初的发起人，也就是上海小组的组成人员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等七人。戴季陶因国民党籍的关系，没有正式加入组织⑤。杨明斋由俄共党籍转入中共为党员，是和沈雁冰、俞秀松等人的参加一样，都是在第一次正式会议以后的事。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经过，也即是中共上海小组由一九二○年五六月间开始集会商谈，经过筹备，直到当年八月下旬正式组成的大体情形。

正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来到了上海。我即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造访，坦率地告诉他，我住在陈先生家里，准备追随陈先生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并请教他的意见。一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蔡先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赶快组织起来。蔡先生平素是很客气的，不愿对人浇冷水，但对自己的学生们则很直率，他这次赞同我所采取的途径，显然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话。

这一切确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开端，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发展会怎样。那位充当中共产妇的陈独秀先生当时绝没有想到，后来会被他的莫斯科同志们和他的一些门徒们把他当作共产主义的罪人，甚至斥之为“托匪”、“汉奸”和“日本间谍”。那位老成持重表示赞成我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蔡元培先生也绝没料到，他自己竟会在一九二七年转到反共的立场上去，而我这个热衷于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中共发起人之一，又曾披荆斩棘地卖了十八年苦力的人，当时也决没有想到竟会被迫舍弃这个后来变了质的中国共产党。

为甚么有这些离奇的发展，请读者耐性地读下去，便会有一个分晓。总括的说，少数人所发动的武装暴动、暴力革命、建立这种那种的革命政权、实行专政的统治，必然会抛弃初期的理想主义、人道精神和道义，代之以权力观念、计谋、恐怖和残忍等等。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专政骨肉相联，因之，独裁的丑恶现实必然会湮没了共产主义的美丽理想。

① 他到一九一九年四月才以简短有力的文字，发表了一些同情俄国革命的随感录，如《二十世纪俄罗斯新革命》

（见《独秀文存》卷二第二十九页—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十五年六月七日版）、

《克伦斯基与列宁》

（见前书，卷二第三十六页）及《过激派与世界和平》（见前书卷二第六十六页）

。当年五月他所主编的《新

青年》还发刊了马克思专号（六卷五号）。

② 据郭湛波说：

“陈生于一八八○年（清光绪六年），初留学于日本，时中山正组织同盟会，但他首先反对兴汉灭清的狭隘民族主义，未参加。中途归国，在沪与章秋桐居寿昌里，与张溥泉、谢晓石创办国民日报，主张实行彻底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反对专制。后参柏文蔚之幕，适辛亥革命，随柏氏任安徽教育司长。民国二年，因反袁失败，亡命日本……。

”见郭著：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一○○页—北平人文书店

民国二十五年八月再版。据我记忆所及，他初时确是柏文费的主任秘书，后来是否兼任或改任安徽省的教育司长，则未可知。

③《共产党月刊》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七导创刊，一共出了六期。

④ 蔡和森与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似乎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间才开始。可能陈先生已先和其他留法勤工俭学生有所联系，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那时都在法国。我手边现在所有的材料，只有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蔡和森台法国所发给陈先生的信，以及陈先生同年八月一日的复信（见《独秀文存》卷下第二九○页—第三○一页）

。

⑤ 后来陈独秀曾和我谈到中共第一个小组在上海成立的情形，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的会上，每个参加者都曾正式表示加入的意思，戴季陶则表示他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切关系，不能成为一个党员，并因此哭了一场，因为他内心很相信共产主义，很多加入，但又不能如愿以偿。至于邵力子倒没有说这类的话就正式加入了。

第二章 北京小组的组成

一九二○年八月底，我回到北京，即以兴奋的心情将和陈独秀先生谈话的经过告诉李大钊先生。李先生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他指出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但陈独秀先生对南方的情况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判断自也较为正确，现在他既已实际展开活动，那末我们就应该一致进行。李先生相信我们现在起来组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的条件都较为具备，决不会再蹈辛亥革命时江亢虎等组织中国社会党那样虎头蛇尾的覆辙①。他认为陈独秀先生和我在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我听了李先生这种肯定的反应后十分高兴，就说：“那末，请根据你的意思回陈先生一封信罢！”

第二天李大钊先生表示赞成的信写好了，情词恳切而确定，我们共同签上了名字后寄出，这就是我们组党工作中第一件重要文献。此后我们与陈独秀先生许多次的通信，都是我与李先生共同签名的，内容多半是具体进行方法的商讨。

我们没有耽搁时间，立即开始活动。首先我们请北大一位讲师张申府同为发起人。他是研究罗素哲学的，对马克思学说也曾公开表示赞成。他在一两个星期内就要启程到英国去留学，我们这三个发起人在李先生的办公室里曾有过两次商谈，首先计划由张申府乘便在西欧留学生中展开活动。可是学者气味很重的张申府并不是勇于实行的人，他到达英国即放弃了他那发起人的责任，后来连党员名义也因此消失了。

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征集参加者时，标准不免过严。我的同学罗章龙和刘仁静两位时马克思主义较有研究，由我接洽，他们欣然答应参加。李大钊先生和无政府主义者接洽，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五人也应允加入。

黄凌霜等五人都是北大学生，也是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北大同学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比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还要多些，也很活跃，办了定期刊物《民声周刊》，和发行了一些小册子。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似乎还不大知道俄国共产党压迫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形，故对俄国革命一直表示同情，也常发表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组成中国共产党的论调。

当李大钊先生邀约他们的时候，他们表示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一点，虽抱有不同的见解，但对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赞成的，因而他们也愿意参加进来。在李大钊先生和我看来，中国革命运动离无产阶级专政还远得很，此时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可以不计较这一分歧，共同在一个组织里面携手并进的。

九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就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里举行。到会的共九人，除李大钊和我外，有罗章龙、刘仁静、黄凌霜、陈德荣、张伯根等。我们宣布这一小组的正式成立。因为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有任何组织形式，这次会议没有主席，也没有记录，首由李大钊说明发起的意义，再由我简略的报告在上海与陈独秀先生商谈的经过。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组党，并自愿为党员。那时上海小组所创办的《劳动者周刊》已经出版，我们在会场上将创刊号发给大家看，这也是使会议生色的一件事。

我们讨论到工作如何进行及分配。黄凌霜等根据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主张各项职务不必用甚么确定的名义，小组决定应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担。结果决定由李大钊先生担任联络的任务，我担任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黄凌霜、陈德荣创办一个《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的责任，罗章龙、刘仁静和我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担任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至于经费问题，李大钊当众宣布，他每月捐出个人薪俸八十元为各项工作之用。

接着社会主义青年团也组织起来了。它的第一次会议在九月底假北大学生会办公所举行，我曾在会上致开幕词，到会的约四十人。我现在记得的名字是：高尚德、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李实、罗汉、朱务善、黄绍谷、黄日葵、李骏、杨人祀、范鸿劼、王有德、高崇焕、吴汝明、周达文、刘维汉等。他们都是北京各学校的学生，以北大同学为最多，其中并无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没有一个不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次会议公推高尚德为书记，他当时是北大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青年团的初期工作主要还是学生会方面的联络活动和在学生会中吸收同志。后来这些初期参加者大多成为共产党党员，也是北方初期职工运动的骨干人物。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会议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以后几天举行。到会者在五十人以上。由李大钊先生致开幕词。我也在那次会议上发言。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多数人都出了席。此外信仰各派社会主义的著名人物也到了不少。会议决定搜集各种社会主义的书籍，从事研究，并由研究有心得者发表研究报告。可惜这个组织在举行过几次会议后，会务就无形地停顿了。

十月间，正当我们热烈地展开工作的时候，中国成立最早的社会党党魁江亢虎来到了北京。我们这个共产党小组就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开会欢迎他。他发表了一篇讲演，内容空洞，只表示他要到苏俄和欧洲各国去考察一番，再定实际活动的方针。我们也提出一些有关社会主义者团结一致和急于进行职工运动等问题，但他似乎并不感觉兴趣。他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仍寄望于议会活动，这使我们觉得不易实行。因此会议并无结果。我们也根本放弃了和他联合的原有想法。在他离开欢迎会以后，我们都讥笑那位老社会主义者所懂得的社会主义并不多，思想和看法都不免落伍了。李大钊先生当场表示，我们总希望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现在像江亢虎这样的人既不感兴趣，那末，只有我们这些后起者勇往直前的干下去。

十一月间，又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组织的事件，这是对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者一致联合”主张的一个打击。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有两个主要分歧点：一是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根据他们自由联合的观点，不赞成所谓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领导，以及职务衔名和纪律等等，这点在实际工作上引起许多的不方便，连温和的李大钊先生也为之头痛；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一次解决争端的小组会议上，刘仁静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义，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现在就无法一致进行宣传工作。

我们经过一番讨论，无法获得协调，结果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和和气气的退出了我们这个小组，他们所主编的《劳动音周刊》也交由罗章龙接办。此后我们与无政府主义者虽仍保持友谊关系，但在工作上从此分道扬镳了。

我们这个小组的工作虽在积极展开中，但小组本身只剩下四个人，究竟有点形单势孤，因而一致决定邀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重要分子补进来。邓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缪伯英、吴汝明等九人及国会议员李韶九、河北省议员江浩等两人亦先后参加。于是我们这个小组便扩大为十五人，气势为之一振。

大约十一月底，我们的小组正式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先生被推举为书记，我任组织工作，主要是指导职工运动，罗章龙任宣传工作，主要是编辑《劳动音周刊》，其他的同志们都分担了一定的职务。我们的工作从此才步入正轨。

上海方面的工作进行得似乎更为积极。陈望道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月刊》

的创刊号，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册子都陆续寄到了北京。我们和陈独秀先生间的通信，虽为了保密而未能畅所欲言，但我们进行的一切，他都表示赞成。我们也曾去函，主张各地的共产党小组在没有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以前，都暂定名为某地区的支部，以便扩展，并正式请求以上海支部负联络全国各支部的责任。这种主张得到了各地小组的赞成，中共组织的规模因而略具雏型。

① 江亢虎江西人，是提倡社会主义之较早者，清末为发表《女学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一文受到清理“交地方官看管”的处分。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七月十日他在上海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宣传会，并发行《社会主义明星报》

。同年十一月五日他把这个宣传会正式改组为社会党，在上海举行社会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觉纲政纲，其要点为土地公有，资产公有，设立共和政体，废止海陆军等，积极从事议会活动，号称有党员四五十万人。可是不久（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三日）该党被袁世凯解散，就此销声匿迹，再无作为。

第三章 职工运动的最初发动

在工人间进行活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们认为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这工作首先在长辛店京汉铁路的工厂里开始，我是这工作的最先发动人。

长辛店离北京不过二十一公里，京汉铁路北段的修车厂设在那里，有工人一千几百人。

我在五四运动时担任讲演部工作的时候，曾率领一队同学到那里去对工人演讲，宣传爱国和发展十人团的组织。当时长辛店的工人们以敬佩爱国青年的心情热诚地招待过我们。他们搬出了开水、咸菜和馒头来款待我们。这些东西确是他们所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可是有些同学看见苍蝇飞舞其间，馒头似乎也不够新鲜，因而托辞不吃；唯有我和工人们一样，满不在乎的张口大嚼，并一面跟他们大谈爱国之道。也许是由于我这种不经意的举动，在工人们心目中，产生了一种和谐感，使我能和他们混得比较亲热，这是一年前的旧事。

一九二○年九月间，中共北京小组正式成立后的两三天，我又来到了长辛店。首先找着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武君（名字已记不清了）。他是本地人，在铁路工厂做过工。厂里的职工们有些是天主教徒，武君也常到厂里去传教，因此他的熟人极多。他陪着我到工厂里去找那些正在做工的工人。曾与我有一面之缘的工人们在休息时围拢来同我交谈，他们以为我又是来宣传爱国的事。我坦率的告诉他们：“我这次是专程来看看你们，并且问问你们有甚么要我帮忙做的事。你们这里最需要的是甚么？”他们互相商量了一下，就众口一词的表示：他们的小孩子没有地方念书，希望有一间工人子弟学校。我说：“如果能找着房一子，办一间工人子弟学校是可以做到的。”他们听了非常高兴。虽然当时那儿的房子很难找，但由于他们的热心，没有几天，武君便兴高采烈的来到北京，告诉我有一所适当的房子，原为两家工人的住宅，他们愿意让出来，作为办学的用途。

工人们这样热心和他们对于我的信赖，使我大为高兴。我决心去克服经费方面的困难，要将这所学校创办起来，便马上去找朋友李实商量。他是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为人刻苦耐劳，对于平民教育素有兴趣。那时他和十几位青年朋友组织了一下“生活互助团”，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听我说完这件事之后，欣然答应担任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员。于是我就邀他和武君同去长辛店察看预定作为校舍的那所房子。我们计划白天办工人子弟学校，夜晚办工人补习班，约需开办费一百元左右，每月经常费至少需八十元。我掏腰包付出了所需的费用，学校的筹备工作就这样积极进行起来了。

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在十月间开学。学校的课室不大，只能容纳四十几个人，所以一开始就坐满了学生，还有不少的工人子弟无法收容进去。工人补习班的情形也是一样的拥挤不堪。小学和夜班的教员都由李实一人担任，武君则办理学校的杂务。我每星期必定去一次，在学校住一夜，晚上并向工人讲演。因为听众太多，经常只好将课堂内的桌椅搬出来，大家密密地站着听。有时我还约请北京的朋友们前往讲演。我们讲演的内容多半是关于工人的生活如何改良、工人须组织工会和如何组织起来等等问题。

到了十一月底，正是那五位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共产党小组的时候，《劳动音周刊》的发行已由一千份增加到四千份，经费自也随着增加，再加上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的费用，我们每月的各项开支总共达到子二百五十元左右。在这情形下，我的经济状况恶化了，没有钱的时候，只好将自己的衣物悄悄的拿出典卖，来应付紧急的开支。

当时住在我隔壁房间的那位既不谈政治更不是社会主义者的地理学家苏甲荣同学，看见我在天气转冷的时候反而典当冬衣，大为惊异。他以关怀的心情，暗地里将我这种情况告诉我的几位好朋友。有一天，当我正伏案替《劳动音》写稿，那个刚刚参加共产党小组还不知详情的邓中夏来到我的房间里，板着脸孔向我说：“危乎殆哉！你这样会堕落下去……”他的意思是指我应以求学为主，有余暇有余力才可去做职工运动，现在竟不顾一切，靠典当度日，那是不行的。我听了这种“教训”，觉得他不了解内情，忍不住愤慨地指着他说：“滚出

去，谁来听你这套陈腔滥调！”可是他反笑着向我说：“有几位朋友约好正在中央公园等你，有话到那里去说罢！”不管我在生气，硬拉着我的手，拖着我一同出去了。

在中央公园柏树林中，几位知心的朋友，围坐在一张茶桌的四周，他们都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我向他们说，在共产主义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有人牺牲一切，一心一意的去干，才能望其有成。接着我告诉他们目前经费困难的情形：李大钊先生每月已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贫，可说已尽了他最大的力量，我们不应再增加他的负担；上月长辛店学校的开办费和经常费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筹措的。我这个各处走动的人，家中每年寄来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现在除挪借以外，自然只有典当度日。我们又不肯随便用人家的钱，例如梁善济①曾表示愿意帮助长辛店工人子弟学校经费三千元，这虽是出于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我们为保持工人运动的纯洁起见，婉词加以谢绝了。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据这些情形，我反问他们：“我的典卖东西，乃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有甚么值得大惊小怪呢？”

他们听了后一致动容，向我表示既然情况如此，为何早不提出讨论？我说，李先生和我都想等到工作有相当头绪的时候，再提出来讨论。于是他们都表示愿意立即分担经费的责任。

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当场就凑了几十元交给我。不久经费问题就在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提出讨论，规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献若干。

从此，经费的事情由李大钊先生负责处理，情况比较稳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志们捐献的以外，也向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们去筹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元，俄文教员柏烈伟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这件事毋需我去操心，我可以专心到各处去发动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职工运动都由我去接洽，先后发动起来，而专心从事工运的同志也由于我的影响渐渐增加了。长辛店的职工运动比其他各处进行得更为出色。那间工人子弟学校成为工人经常会聚的场所。工人们放工以后，三五成群，甚至带着小孩，来到学校听讲时事或阅读报纸，也有唱戏、谈天的。

为了工人子弟学校的事，李实忙得不可开交。他态度和蔼，又极有耐性，工人们找他问长问短，要他代写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们的医药顾问，还要他为他们排解家庭中和其他各种纠纷，他都乐意地照做。工人们还发生争吵，学校就成了评理的地方。工人们有籍贯上的帮口的不同，如天津帮、德州帮和本地帮等等，还有职业上的区别，如司机与生火，机工与学徒，工匠与小工等等；彼此常常发生歧视和职业上的竞争，尤其彼此间债务的纠纷最多。李实处理这些事情大都是很恰当的，因而获得工人们广泛的信任，而这间学校也就成为他们生活所最需要的地方了。

这间学校最初名为工人子弟学校，附设有一个工人补习晚班。后来工人参加补习的人数增加起来，因而改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举行成立仪式，表示庆祝。中共党员吴汝明参加学校工作，帮助李实担任教员职务。不久，李实因事他往，吴汝明便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

我每星期去长辛店时，常到工人住所去访问，关心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每天从早上六点工作到下午六点，除了吃饭和必要的休息时间外，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小时，有时还要加二小时到三小时的夜班，两个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尤其成问题的是工资低微，一个低级的工匠每月工资九元，学徒还要少得多，至于三十元的月薪，只有工作多年的老工匠才能拿到，六十元的月薪则是火车司机和少数技工的特别待遇了。他们平均的工资不过是十五六元左右，这种收入迫使他们把生活水准降得很低。

此外，他们感觉最痛苦的是小杂货店的剥削，这些小杂货店都是工厂里的管工和监工们开设的。工人们向这些店里购买日用必需品，而工资要到月底才能发放，所以工人多半按照改入的比例先向杂货店赊账。久而久之，工人每月的工资就都由那些管工与监工们代领去抵偿积欠。欠账每月尚须加付至少百分之十的月息，本利累积下来，欠账日益增多，每个工人都成了杂货店的债务人。欠几十元的工人算是情况较好的，通常都是欠账百元以上。有一个名叫张德惠的工匠在厂里做了几年工，欠账高达一千几百元。这样，工人们便无法脱离管工和监工的掌握，一旦债主不肯再赊，就等于宣布他们的死刑，这是他们最恐慌的事。

我深切同情他们的遭遇，问他们为甚么不组织工会和办理工人合作社，来维护工人自己的利益。可是他们多数对于这一点抱怀疑的态度，有的表示他们规规矩矩的做工，为什么要干这类会党的事？有的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听见过，有可以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只知道在民国元年办过什么工会，那是为选举用的，每人缴一块钱领一张会员证，到选举的时候去投上一票就算完事。但那种“工会”后来还被袁世凯严厉查禁，有些人因而受害；如果要办为工人谋福利的工会，岂不麻烦更多？还有少数比较进步的工人认为工会是要办的，可是还没有到要办的时候。他们这种畏俱厂方和政府当局的心理，似乎不是立时可以转变的。

我于是向他们提议：不妨先组织一个工人俱乐部。这件事也经过多次的商谈和说服，方为他们所接受，后来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直到一九二一年的五月间才正式成立。这个工人俱乐部成立时有一千多工人参加，通过章程，选举职员。一位老工匠王俊当选为俱乐部的主任，他率领着这些参加者在厂内外游行庆祝，情绪非常热烈。这一举动曾使铁路官员们大起恐慌。

后来工会正式成立，从此那些穷苦散漫的工人们开创了团结奋斗的途径，这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工人群众中建立的第一个阵地。

①梁善济，山西人，清末时任资政院民选议员。民国五年旧国会重新集会，梁善济与粱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简称为研究系，在段祺瑞政府时代对政局不无影响。

第四章 与威金斯基的初步接触

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运动，如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受了西方的影响，但主要仍是导源于中国内部状况的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也是一样，不过它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更为深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生联络、协助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并促进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威金斯基实为最初且最有贡献的一个人。

注意东方和发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与苏俄政权地跨欧亚的地理形势有着相因的关系。刚开始执政的俄国共产党不仅人手不够，而且多是一些工农土包子，不能了解中国和远东的实况。但他们抱有“到东方去”的坚强意向，在一九二○年中俄交通恢复以后，便开始派出人员来东方作探险式的尝试。

我第一次会见威金斯基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他带着陈独秀先生去广东前所写的介绍信，和当时接替陈先生负上海支部责任的李汉俊的信，到北大图书馆来找李大钊先生和我。

这两封信里都曾说明威金斯基是可以深谈的同志。

这位年约三十岁的苏俄共产主义者，中等身材，体格健强，目光深黯，英语说得相当流利，发音虽不算纯正，但比我的英语是要好得多。他于十月革命前曾流亡美国做工，革命时回国，是最早参加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的一个人。他给我的最初印象不是一个学者型人物，而是一个具有煽动力的党人。他从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也许因他只是伊尔库次克局而非共产国际本部派来的原故。

我和威金斯基在李大钊先生的办公室用英语会谈过好几次，多数是李大钊先生和我两人都在座，有时是我一个人，还有一次是北京支部全体党员共同参加的会谈。我们所谈论的问题很广泛，如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组织原则、共产国际成立的经过、俄国革命的实祝、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等等。我们主要只是交换意见，而不是企图立即得出确定的结论。

威金斯基所以能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亲密的关系，原因很多。他充满了青年的热情，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人物气味相投。他的一切言行中并不分中国人与外国人或黄种人与白种人，使人觉得他是可以合作的同伴。他那时对于中国情形还不熟悉，也不妄谈中国的实际政治问题。他这种谦虚的态度表现在他很推崇陈独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触的中国革命人物，总是说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他的这种气质表示出他确是俄国革命后的新式人物，也许这就是他能与陈独秀先生等相处无间的最大原因。

他在未到北京之前，除与上海的共产主义者多所接触外，还曾会见过孙中山先生，都可以说此行已有良好的开始。他能成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最初桥梁，不仅由于他一开始就找着了主要线索，会见孙中山、陈独秀等这类人物，主要之点，还是他能与中国的革命人物谈得投机。他也和其他俄国革命人物一样，好滔滔不绝地发表议论，有时也爱与人喋喋不休地辩论，不过态度总是相当谦虚的。

他曾和我们详谈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关系。在他看来，苏俄政府不得不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而共产国际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总部虽设在莫斯科，但不能与苏俄政府混为一谈。拿中俄关系为例，苏俄政府的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关系，不过这并不表示苏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所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至于共产国际所要联络的对象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预，而共产国际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予以支持。他希望苏俄政府与共产国际的政策能趋于一致，就中国这个例子看来，那就首先需要中国有一个革命政府。否则各就其立场推行不同的政策，也没有甚么矛盾的地方。

他又详谈苏俄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说明共产国际的起源和成立的经过，指出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根据国际主义的精神，尽一个支部的义务，享一个支部的权利。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都须经由多数通过才算有效，并不是俄共所能操纵的。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唯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斯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事实上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但它决不会滥用它的这种地位，换句话说，它不会要求共产国际来适合苏俄的外交政策，也不会强迫其他各国共产党采取某种不适合于其本国革命要求的政策，因为这样做会妨害各国后进党的发展。而且他认为他的了解是有充分根据的。

这两个问题确为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者所十分关心。威金斯基的说法得到我们的普遍赞许。也许这真是初期共产国际的方针，也许只是他过于天真的说法，我们当时也竟没有料到会由此发生甚么问题，而后来事实上的表现却完全不是如此简单。

我们也曾详细讨论到目前中国工人运动的目的。我认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最近目的，应该是首先组织真正的产业工会，争取减少工作时间，由现在的十二小时减到十小时乃至八小时；增加工资，争取有组织工会的自由，工会有代表工人与资方订立集体契约的权利等等。他不满足于我的这种说法。他认为中国工人主要应从事政治斗争，领导农民和一般贫苦人民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我却以为中国工人的觉悟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见无法一致。所谓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间关系这一问题，后来一直是中共常常讨论，而意见不能完全一致的问题。

一般说来，威金斯基对于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初期活动是表示满意的。他这次是路经北京，预备回俄国去，向共产国际报告他初步活动的结果，在临动身之前表示极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他们所建立起来的各地的雏型组织能够从速联合起来，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原是我们的共同要求，陈独秀先生在北京小组成立以后就曾在和我们的通信中数次提起这件事，所以我们对于威氏的主张自然赞同；但对于召开大会的筹备工作，尚未具体拟定。威金斯基在北京时也没有提出关于大会应如何进行的具体意见，这也许是关于中共的党纲和政纲问题，他要向莫斯科请示，不肯自作主张的原故。因此，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筹备工作，还是在威金斯基离华之后才实际展开的。

第五章 共产运动的嫩芽到处滋生自一九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共产运动的嫩芽在各重要城市先后滋生。

这些不受人注意的嫩芽在地广人众的中国原系沧海一粟，算不了甚么一回事，故不为当时一般人所重视；但后来滋生蔓延，很快地就遍及于全国，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发展。

上海是中共起源之地，也是共产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中心。陈独秀先生所直接领导的上海小组，在一九二○年八月开始实际活动以后，九月间就组成了一个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参加的有三十几位青年。上海小组还创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由杨明斋主持，训练预备留俄的学生。到一九二○年冬，就派出了刘少奇、彭述之、罗觉、任弼时、卜士奇、袁达时、抱扑、廖化平等八个青年团团员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后来从这间学校继续派学生出去留俄。更重要的是在上海发行的《共产党》月刊、《劳动者》周刊以及《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普及各地，影响甚大。

以上海为中心，共产运动向着四周发展。由沈定一、施存统、愈秀松等在杭州发动，大约在一九二○年十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的有宣中华、徐梅坤等二十余人。徐梅坤是印刷工人，在杭州展开了印刷工人中的工会活动。其他如南京、芜湖、安庆等地也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参加者有的地方是十余人，有的地方不过是几个人，大都是学生。他们的活动主要也是在学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思想。

北京小组是活动得最积极的一个小组，尤以工人运动做得最有声有色。它除了在北京市区及四郊展开上述那些工作外，还在济南成立了另一个共产党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参加小组的有王尽美、邓恩铭等八人，参加青年团的人数还要多些，他们开始在济南、青岛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展开工人运动。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一九二一年年初成立，最初参加的有李振瀛、韩麟符、于方舟、湛小岑等十余人，开始在天津等地的工人中活动。一唐山铁路工人中有邓培、梁鹏万两人参加北京小组，是较早的工人党员。山西方面，最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有贺昌、王振翼等三十余人。开封和西安等地也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内蒙古方面由热心蒙古工作的韩麟符去活动，结果组织了一个约三十人的内蒙青年的革命团体。至于东三省方面则还没有正式的组织，那里似乎是一个落后地区，只有俄国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的个别团员，做些零星的活动而已。

湖南长沙的共产党小组是由毛泽东发动于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的。最初参加的有毛泽东、夏曦、易礼容、何叔衡、郭亮等人。那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组成，参加的约有三十余人，算是人数较多的一个。这个小组的活动一直是很积极的。

毛泽东确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活跃青年，他首先组织了一个叫做“新民学会”的小团体，又主编了一个《湘江评论》周刊①；这个周刊本来是以鼓吹新文化运动为主，在各省的小型刊物中，其声望仅次于施孝统、俞秀松等在杭州所创办的《浙江新潮》②。毛泽东之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受了北大湖南籍学生罗章龙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又受了李大钊先生等的熏陶。他之成为湖南小组的主要发起人，则是由于陈独秀先生的通信鼓励③。

中国共产党各小组，能在像湖南、山东这样的省份发展起来，倒也不是偶然的。山东因为是日本侵略的目标，所以一般青年在北方各省中显得较为左倾。湖南在南方的各省中一直是南北战争的要冲，人民久经战祸，一般青年不仅思想左倾，对于现实政治也较为敏感。在近代历次的革命运动中，湖南出现过许多杰出人物，由于历史关系养成了湖南人一种崛强奋斗的性格，

“无湘不成军”的俗语，早已为人所共知。那时（一九二○至一九二一年），不满北京政府的各派势力的人，都团聚在湖南首倡的联省自治的旗帜之下，以求避免战乱。毛泽东等这一群左倾青年也支持联省自治，并与湖南国民党人和其他政治派系有广泛的接触。

在毛泽东等组织湖南共产小组以前不久，长沙另一派左倾青年以黄爱、庞人铨为首已经组织了一个湖南劳工会。他们笼统的信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即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了解得也不算透彻，但富有实干精神。五四运动时，各地的活跃青年竞起组织左倾小团体，但各小团体之间不免有门户之见，这在湖南更为显著。黄爱、庞人铨等因受省外同道者号召团结的影响，终于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但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意见并未完全化除，而且仍在暗中滋长。黄爱、庞人铨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因发动罢工，被赵恒惕枪杀后，湖南劳工会派与共产派就完全分裂了。

武汉的共产小组也是在一九二○年十一月间成立起来的。最先的参加者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人，这些人中一部分与国民党有过亲密关系，当时都潜伏在武汉从事教育工作（当时国民党在武汉被视为非法团体），另一部分则是五四运动中的左倾青年。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混代英、萧楚女、李书渠、刘昌群、李求实等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在此之前曾组织了一个“互助社”的小团体，办有《武汉评论》，鼓吹新文化运动。

恽代英、萧楚女于二九二○年底到重庆去教书，不久就在重庆联络杨暗公等组织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结了重庆方面的三十几个青年。在这以前，吴玉章在成都已另行组织了一个“青年共产党”。吴玉章是老同盟会会员，曾流亡到法国，约于一九二○年回到成都高等师范任教。他在法国受了共产运动的影响，并未与陈独秀等联系便单独干了起来。他以“青年共产党”的名义，团结了成都等地几十个左倾青年。

四川有了这两个同一性质的团体，便难免发生一些纠纷，主要是他们的联络对象和活动范围相同，都自视为正统，互相竞争。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看来，他们的组织是全国性的，“青

年共产党”则不过是成都方面少数人所标新立异的组织；可是，在“青年共产党”看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过是共产主义的低级组织而已。

到一九二二年，这两个团体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实行合并。吴玉章、杨暗公等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其余多数也都参加了统一后的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后来这两个团体的人物都能不分界限的合作，没有留下甚么芥蒂。

广州的共产小组的成立比较略迟，它在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年十二月间，到达之后才组织起来。广州这个华南重镇，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但南方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为桂系军阀所盘踞，一般人民既具有反北京政府的传统，又苦于南方政府的横征暴敛，处于进退失据的苦闷状态之中。孙中山派的革命人物已大半被排挤出来，革命空气变得十分稀薄。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虽发生较早，却是脱离现实政治的。因此广州名为革命中心，但共产主义的活动反而比较落后。五四运动的影响，并没有广泛地波及到偏处南方的广东，当时在各省风起云涌的各种左倾小团体和地方性刊物，在广州十分少见。我们无法找出适当的人选来发起那里的共产小组，曾引以为憾。

一九二○年十月底，陈炯明所率领的军队打回广州，那里的政治气氛才为之一变。陈炯明的军队是孙中山先生在当时硕果仅存的实力，两年前被桂系军阀排出广东，驻防在福建南部。在这支军队困处闽南约两年的期间内，国民党人物奔走于沪闽之间，多方作打回广东的策划。

一九二○年八月间，陈炯明开始向广州进军，十月二十八日占领广州。私囊已饱的桂系军阀陈炳焜、莫荣新等部队望风披靡，大多被撵回广西去了。由于这一军事胜利，孙中山先生于十一月间回到广州，从事于军政府的重建。陈炯明被任为广东省长并兼任军政府的内政部长、陆军部长和粤军总司令等职。他握有实权并成为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第二号人物，便邀请陈独秀先生去担任广东省政府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陈独秀先生接到这一邀请后，征求各地共产小组的意见。李大钊先生和我去信表示赞成。

我们认为他去领导广东的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我们并指出不应受共产党人暂不做官这个约定的约束，何况办教育也不能说是做官，而对于共产思想的传播则特别有利。

陈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于十二月间将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汉俊、李达等人分担，就只身到广州去了。他并未邀约其他同志同去，以免耽误各地工作的发展。

陈独秀先生到广州后，受到一般青年的欢迎。陈炯明对他十分推崇，以表示他能与新人物合作的气度。当时任教育会会长的汪精卫也与陈先生合作得很好。陈先生在广州的多次演说和发表的文章都富于吸引力，为广州知识界愉入了一些新的血液。

大约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间，陈先生邀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人，共同组成广东小组，出版《劳动声》周刊，利用教育机构在学生中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并开始注意农村中的活动。也许由于广东过去的革命运动．多半从乡村发动，因而广州的共产党人能最先注意到农民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同时成立起来了，最初参加为团员的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后来都参加了农民运动的工作。

广东共产小组也和北京小组一样，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了一个短时间，不久因意见不合、几个参加共产小组的无政府主义者也退出去了。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有反国民党的倾向，在他们看来，陈独秀等人是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因此常表不满。他们较之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自由联合和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这两点外，还多了一项反国民党意识，因此，分裂终于无法避免。

其实，广东共产小组与孙中山派的关系也不算圆满。那时孙中山先生嫡系胡汉民等与陈炯明之间暗中已有意见不合的酝酿，而陈炯明的喉舌《群报》又是由共产党人陈公博、谭植棠任编辑，其言论不待说是偏祖陈炯明的，因而引起另一部份国民党人物的不满。在他们看来，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在支持陈炯明而与孙中山捣乱。这件事后来也为中共内部一个重大的争论。

以上我所简述的共产主义者在各地的活动，确是中国共产党正式组成前这一阶段中的主要发展。总括的说，这些共产小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这对于一般共产主义者，根据他们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公式来看，总觉得有点不合理想。他们在说到中共的发展历史时，-往往要去费力找寻中国工人阶级如何形成，如何发展的轨迹，来渲染一番，其实都是多余的。在落后的国家中，知识分子是少数的特出人物，也是政治气候的测量器，以往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康、梁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等，也都是一些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发动起来的。欧战中中国工商业虽一度得到相当的发展，五四运动虽也掀起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浪潮，但这些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一般工人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就是当时同情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缺乏了解，更无组党经验。

因此，共产小组不能一开始就是工人的，也不会一开始就是人数众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运动推动中国青年向左走，构成一种爱好社会主义的风气，这是使共产小组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共的发动者们，大都是五四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运动的经验来建立中共的始基。我们养成了一种为新理想而实干的精神，也继承着五四学生运动中那种团结互助的组织作风，因而能不重蹈中国旧有政党的那种闹意气的士大夫积习，一开始就以一种富于团结力的新姿态出现。

在建党的工作中，我们摆脱了历史悠久的国民党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独立组织，又逐渐与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取得阵地，迅速跑到前面去。我们没有让投机分子侵入，却团聚了我们所能团聚的共产主义者到这个组织中来。我们的发展，曾使一位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胡鄂公所组织的另一共产党④，和一位工会领袖黄介民所组织的大同党等等都为之掩旗息鼓。

当时共产党人冒险犯难精神也是十分旺盛，并在工人群众中开辟了工作的新天地。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运动发展起来的主要因素。

我们向往于俄国革命，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更没有运用之于中国实际环境的经验。

后来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拟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国问题，即使完全为中国革命着想，也不免要发生不切实际的流弊。中国革命就因此遭受着难于形容的灾害。

事实不如理想的美丽，差之毫厘，往往会谬以千里，这是中国革命家所应反省的。

①《湘江评论》周刊是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刊物，由毛泽东主编，于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创刊，出版到第四期时，即因登载反对军阀张敬尧的文字于当年八月中旬为长沙军带所查封，该刊第五期虽经印就，但已无法发行。

②《浙江新潮》周刊是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施存统等在一九一九年所创办。由于施存统发表《非孝》一文，以致发生该校校长经子渊去职与学生的“留经”风潮，引起全国的注意。

③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他受陈独秀先生的影响极大。见《毛泽东自传》第三章。爱德迦·史诺笔录。

④ 胡鄂公是湖北籍的国会议员，自命为共产主义者，他于一九二二年在北京联络一些湖北籍的青年学生，组织了另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团体，它的组成分子不久为北京共产小组所吸收，至于胡本人则因为他只是一个政客，没有准其加入。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四月间，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觉得各地的工作都已有一个良好的开始，组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闻匕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

我因须参加大会筹备工作，是代表中最先到达上海的一个（大约在五月中旬）。下车后我就去看李达。他告诉我许多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形，指出上海支部的工作没有已往那末紧张，有些事都陷于停滞状态；这是因为李汉俊和其他的同志们多忙于教书和写作，不能像陈独秀先生在这里时那样全神贯注的工作。他又提到新近来了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名尼科罗夫斯基，是助手的地位，不大说话，像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一位负主要责任的名叫马林（Ma Lin），这个洋鬼子很骄傲，很难说话，作风与威金斯基迥然不同。他与李汉俊及李达第一次见面就谈得不大投机，他已知道我要来上海，急于要和我晤谈。

李达很注重我们与共产国际间的关系，自己则不愿和他们打交道，故希望我能与马林谈得来。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秉性直率的人，有一股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会睁大双目注视对方，似乎是怒不可遏的样子。他的简短言词，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我当时想到马林和李达也许是两个刺头，恰好碰个正着。

接着我又去拜访李汉俊。他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人物，可说是我们中的理论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研究特别有兴趣。他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示自己的不同的见解，但态度雍容，喜怒不形于色。他热诚地欢迎我的先期到达，认为很多事在通信中说不清楚，现在可以当面商讨。他说到大会开会地点等技术上的问题容易解决，至于议程和议案等问题不妨等各代表到齐之后再行商定，目前最重要的是建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他并告诉我许多上海方面的情形及其困难。

他叙述马林和他及李达晤谈的经过。马林曾向他声称是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并毫不客气地向他要工作报告。他拒绝了马林的要求，理由是组织还在萌芽时期，没有甚么可报告的。

马林又问他要工作计划和预算，表示共产国际将予经济的支持。他觉得马林这些话过于唐突，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产国际，它将来与共产国际所派的代表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也还待研究；现在根本说不上工作报告计划和预算等等。他向马林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工作实际情形去自由支配。他们之间就因这种争执陷于不愉快的任持状态中。

在李汉俊看来，中国共产运动应由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站在协助的地位。

我们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可以接受它的理论指导，并采一致的行动；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再说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只能是我们的顾问，决不应自居于领导的地位。他说明了这种观点后并向我提到，马林碰了他的钉子之后，急盼能早日和陈独秀、李大钊及我见面。他主张我去和马林再作晤谈，以期获得谅解。

与马林接触较多的张太雷对于马林另有一种看法。张太雷那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该团成立后曾被推为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的大会，是以代表身份出现于莫斯科的第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他的英语说得相当流利，故李汉俊派他做马林的助手。乌林与李汉俊、李达会面时，都由他在场任翻译。这位生长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于交际的海派作风。

在他看来，马林的缺点只是不懂中国情形和态度欠佳，但他确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也是值得佩服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张太雷竭力主张我们应与马林改善关系。

两夫以后，张太雷陪同我去访看马林。他寄居在爱文义路一个德国人的家里，我们就在他的家里开始了第一次的晤谈。马林并没有提起与李汉俊等人相处不快的经过，也没有说到工作报告等一类的事情，他的态度显然是有些修正了。我们轻松地谈到一些北方的情形，他听后对北方的工人运动甚感兴趣。我们还谈到关于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

从此，我被视为达成了与马林改善关系的任务，也被推为与马林继续接触的代表。

马林给我的印象是不平凡的。他这个体格强健的荷兰人，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

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崛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社会主义者，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多年，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譬如他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出来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但他的谈吐往往过份形容亚洲人民的落后，也有时谈到东方社会主义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觉得他沾染了一些荷兰人在东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习气。

他是共产国际东方问题的权威并以此自傲，有时还提到他曾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中共同制订殖民地问题决议案的事。所有这些表现，使他自居解放的人看来，就觉得他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

马林的工作与威金斯基在中国的过去活动似乎也不相衔接。他一开始就凭着主观见解为所欲为，致与李汉俊格格不入，后来且还掀起了几次大风波，似乎都与他的个人性格有关。

六月初，各地参加大会的代表陆续到达上海。刘仁静比我迟到几天，他那时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读过许多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他主张这次大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信念，逢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

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也到得较早，他们都是刚毕业的中学生，因曾在五四运动中积极活动而著名。我这次到上海路过济南，曾在那里耽搁一天。他们约集济南的八个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和我聚谈了一天。他们视我为他们的先进者和老朋友，向我提出许多问题，不厌求详的要我讲解。他们一面静听，一面记录要点，并商谈如何执行的方法。他们来到上海以后，仍本着学习的精神贪婪地阅读有关书刊，有时且向到会的代表们清教。

武汉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董必武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强风格。陈潭秋老是一本正经，教员风味十足。

包惠僧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爱任性谈笑。他们都不多谈理论，对实际问题的探讨则表现得更为起劲。

湖南代表是毛泽东与何叔衡。何叔衡是一位读线装书的年长朋友，常常张开大嘴，说话表情都很吃力，对马克思主义懂得最少，但显出一股诚实和热情的劲儿。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

日本留学生代表是周佛海。他是一位很活跃的青年，那种湖南土气似乎早已消失殆尽，看来风流潇洒，倒像是一个老上海。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谈得头头是道，对大会的筹备工作也是积极参加。

大会预定举行的日期逐渐接近，但陈独秀先生仍未赶到。我们函电交驰，催促他和广州的代表速来出席。这样等了好几天，作为广州代表的陈公博携着陈先生致各化友的信件终于赶到了。陈先生的信中除说明他辞职尚未获准不能抽身出席外，并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①，要求大会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

陈公博对于陈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多加说明。他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忙于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在一般代表心目中，认为他像是广州政府的一位漂亮的青年政客，而他与我们所谈论的，也多是关于广州政局的实况。

六月下旬，预定到会的代表都已到齐，立即便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卜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则约在三百五十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

我们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七月一日正式举行大会，开会地点借用法租界蒲石路博文女校的课堂，多数代表也就寄住在这间学校里。议事日程共有四项：一，党纲与政纲；二，党章；三，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四，选举。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党纲与政纲是难于拟订的，但我们都觉得非有这一文件不可。我们同意现在不必有一个详细的党章，只要有一个简明的党章要点就够用了。我被推举为这两个文件的起草人，汇集陈独秀先生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其要点大致包括共产主义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将经由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李汉俊等人虽不完全同意这个草案，但认为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马林看了这个文件（由张太雷译成英文），却提出了较严格的批评，表示这个草案在理论的原则上写得不错，主要缺点是没有明确地规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纲。他指出这个文件表示中共将支持民主的民族的革命，以期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能在中国迅速建立起来，这是对的；但惜乎没有说明如何实现的具体步骤。我当时觉得他的这种批评很有价值，曾请就他所提出的各点拟具一些具体的意见，供大会讨论参考。但他并未这样做，也许他那时也没有确定的主张。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当时还未到达我们手里，只有少数代表从马林口中和西欧共产主义出版物中知道一些简略的内容。我们又找不到各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章等做参考。因此，一般说来，大会的工作多半是由我们自己在摸索进行。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我被推为主席，首先宣布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接着通过原拟订的四项议事日程，决定每日分上下午举行两次会议，并即开始第一项议程的讨论。我向大会说明关于草拟党纲政纲草案的经过情形，指出，负责起草和审查的同志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的草案可以向大会提出，作为讨论的基础。但后来经过详细研讨，认为不够成熟，主要是没有确定一个显明的政纲；不如由各代表先行就本问题自由发言，经过讨论后再行推人厘订宣言。于是我建议大会，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并就议程的第一项发表意见。我的这个提议迅即为大会所接纳。

我和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在会前曾就党纲和政纲作过几次商讨，各人的立场都显得更清楚，自然也发现了歧见。李汉俊首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究应采取何种的党纲和政纲，应先派人到俄、德国去考察，在国内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如马克思主义大学等，从事精深的研究后，才能作最后的决定。他并具体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既未成熟，目前共产党人应着重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工作，并应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成功后，共产党人可以参加议会。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的准备。

李汉俊的意见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除陈公博有时对他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外，所有代表都给予他不同程度的批评。大多数代表主张中共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对于现实政治问题，有的主张中共目前不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有的表示中共应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予以支持。

这样，经过几天的讨论，后来由我归纳到会者的意见，提出几点结论，内容大致是：一，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原则；二，目前应着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为实行共产革命之准备；三，中国共产党不否定议会活动和其他的合法运动，但认为这些活动只是扩大工人阶级势力的手段；四，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可以赞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但仍以实现共产革命为主，并不能将共产党的社会革命与国民党的革命混为一谈。这四点结论为大会正式通过，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党纲和政纲的要点。

当时讨论这项议程，牵涉的问题是很广泛的。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似都认为中国应有两次革命；一次是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另一次是社会革命。对于国民党能否担负上述第一次革命的责任，大家颇有疑问，但也认为中国如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工人阶级将可得到较多的自由。不过共产党人并不以民主共和国为满足，还应继续社会革命，以期实现苏维埃式的政权。至于国共合作从事国民革命，再由国民革命进展到社会革命等等的想法，那时是完全没有的。其他如土地国有、农民问题、八小时工作制、反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反对军阀政治等等，都曾被代表们提到过。一般代表多以为共产革命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即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现在也尚不能捉摸，因而无法作具体的规定。所以大会除否定李汉俊的改良派思想外，实际政纲就只是上述一些较抽象的要点。

在讨论由我所草拟的党章草案时，李汉俊又提出了两点修正意见。他指出中共未来的中央不过是一个联络的机关，不可任意发号施令，一切应征求各地方组织的同意，须有共同讨论，遇事公开的精神。对于征求党员也不可限制太严，不必规定每个党员都须从事实际工作，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他这种修正意见同样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多数代表支持原有的草案，批评他那种自由联合的想法。

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包括下列各要点：第一，凡加入共产党者须信仰共产主义，遵守决议，并参加实际工作，经由两个党员介绍和地方委员会的批准，方得成为党员；第二，中国共产党中央设在上海，其他各省设地方委员会，地方委员会之下按工厂学校街区分设支部，第三，各级组织均采委员制，至少有一人任书记，一人任组织，一人任宣传；第四，一切决定须经由党员的民主讨论，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第五，党员应该服从纪律，保守秘密；第六，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如有两个地方组织表示不信任中央时，中央应召集全国临时代表大会，从事解决等等。至于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大会认为中共应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但不列入党章。

上述这两项议程的讨论经过都很热烈，表现了代表们的认真精神，但并没有意气之争。

多数代表批评李仅俊的意见虽很严峻，但没有人指他为改良派或机会主义等等。初期的共产主义者彼此重视友谊，不愿意随便给意见不同者戴上一顶政治的“帽子”。李汉俊在讨论中虽也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

但这种意见分歧也曾使大会蒙上了一些阴拔。我是批评李汉俊的意见的一个主要发言人，也是这些议案的提出者；因此，有些代表认为这是我与李汉俊之争。代表们多认为陈独秀、李大钊等重要党员是支持我的意见的，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李汉俊的意见虽然很少人附和，但他究是一个重要的发起人。中共在成立之初就表现了不同的意见，总令人难免有美中不足之感。

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未列席过大会，但获知大会进行的情形。他们对大会的争论点甚感兴趣，表示支持多数的主张，并引以为慰。可是李汉俊、李达等对马林印象不佳，不愿意让他干预大会的事；即与他保持接触的我，也只将他当作一个顾问，并没有遇事向他清教。这些情形似乎使他感觉受到冷遇，在大会讨论党章时，他以不耐的心情向我要求准他出席大会，发表演说。

马林的要求为大会所接受。我们决定在讨论党章结束时，即清他出席演说。为便于马林与尼科罗夫斯基出席起见，大会并改在李汉俊家里举行。大约是七月八日晚七时，当我们围坐在李家楼上书房的一张大餐桌的四周，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窥探了一下，说声“我找错了人家”，就转一身走了。我们都警觉到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准备立即离开，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科罗夫斯基听。马林十分机警，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说完后，就同尼科罗夫斯基首先走了。各代表也就随之分途散去。当我最后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陈公博也愿留在那里与他作伴。

果然，十分钟以后，一个法国巡捕带着一批警探围住了李家。他们追问李汉俊开的是甚么会议？开会的人那里去了？那两个外国人是甚么人？这些问题都波李汉俊镇静地应付过去了。在场的陈公博反而受惊不小。警探们大肆搜查，没有发现甚么可入人罪的证据，始失意而去。当时我们保密观念很薄弱，可能当大会在博文女校进行时就已为警探所注意，那次改在李家举行也未逃掉他们的耳目，而且他们很可能有一网打尽之计，故选择马林与尼科罗夫斯基参加时下手。

由于警探的骚扰，马林向大会演说的事并未实现。他在李家匆忙中所说的“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离开”这句话，就成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他对大会的全部议题从未提出过具体建议，这固然由于那时彼此关系不算密切，最主要还是由于他不了解中国一般情形，也不知道我们能做出一些甚么事出来。这次大会并未正式决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事，马林也未提到这一点；因而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还是第二次代表大会所正式决定的。

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探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并通知各代表俟找到妥当开会地点后再行夏会。我不便立即与仍在被监视中的李汉俊接触，乃于第二天清早到公共租界大东旅馆去看陈公博，问明他在李家所目击的情形，并告诉他博文女校距李家很近，大概同在警探注意之中，须另觅开会地址。那时李达夫妇也来了，他是处理大会事务工作的负责人。他的太太王会吾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也帮着她的丈夫工作。我们大家便商讨开会的地址问题。王会吾非常热心的表示：如果在上海一时找不着适当的地点，可以到她的家乡去。她家住在浙江嘉兴的南湖湖畔，从上海去只需一个多钟头的火车旅程。她并说明：南湖风景幽美，她可以立即去雇好一只大画艇，准备我们一面游湖一面开会，并由她布置大家寄宿的处所，即使在那里开几天会也是不成问题。我们对于她的提议极表赞成。认为这样是万无一失的。她即根据这个决定回去布置。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

大约是七月十日清晨②，我们分别搭上沪杭线的早班车，九点多钟就到达了嘉兴的南湖。

王会吾所预雇的大画艇已泊在湖边。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尤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我们登上了大画艇，四顾南湖景物，只见万顷碧波，湖畔一片芦苇中掩映着楼台亭阁，使我们这些初来的观光者觉得较之西湖的景色别有风味。我们的大画艇在湖中环游了一遍之后，便或行或止地任由它在幽静的湖上荡漾。我们继续在上海未完的会议，议题是《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我们不约而同地加速讨论，很少长篇大论的发言，大家都集中研讨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

在《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这一议题之下，项目原是很多的，如宣传工作中的党报问题，与青年团工作之联系及指导问题、妇运工作等等。但都只略略谈到大要，就决定交未来的中央负责处理。工人运动的问题讨论得比较详尽，主要的两项是如何组织工会和如何在工人中吸收党员。

关于工会组织问题，大会曾有几项决定：一是工人斗争的纲领，内容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保护女工童工等等；大会认为根据各地实况，由工人群众提出减时、增薪的其体要求，以期由斗争中逐渐达到八小时工作制和合理的工资标准的目的。二是工会组织原则问题；大会指出共产党人不应再因袭旧式行会和仔招牌土会哟旧习，应注重新式的产业工会的组织；即每一个企业中的全体工人不分职业和籍贯等区别，均须组织在一个工会的单位里；同一产业中的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某一类产业的总工会。三是中共应在中央所在地组设一个工人运动的总机构，并在各重要地区设分支机构，以为领导工运的枢纽。各地同志都应到工厂中去从事下层活动、将工人群众组织在工人俱乐部或其本厂的工会等组织之内。

关于吸收工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大会决定各地组织应在工人群众中宣扬马克思主义，如出版通俗刊物等。又决定工人的入党条件应从宽规定，一个工人只要能热心工会活动，为工人利益斗争，并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就可准其参加进来，不必问他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

至于如何使这些工人党员能懂得马克思主义，大会认为那是地方党部的责任，地方党部应特别注意工人党员的教育工作。当这一项议题讨论完毕时，已是日薄西山的时候，我们主张第四项议题的选举问题迅速进行。讨论结果，一致认为现在党员人数很少，暂不必根据党章组设人数较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须选出三个委员，分担书记，组织，宣传等工作就够了。

根据这个决定，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大会要求这三位被选的委员立即就职，从速组成中央，并决定将大会所通过各案原则由中央整理后作成正式文件．一切尚未决定的事，也由中央全权处理。

全部议程讨论完毕，大会旋即宣告闭幕，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闭幕仪式，由我致闭幕词。

我以兴奋的心情祝贺大会的成功，并吁清各代表回到各地的岗位上，根据大会的决定，发展我们的工作和组织。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正式诞生了。

当我们离开这只画艇时，湖面上已是暮霭沉沉，渔火点点。大家赶上晚车回到上海，已是午夜了。

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共的组成，它在中国内部较之已往各政治组织发展得更为顺利和迅速，它一开始就确立了鲜明的旗帜，规定了努力的方向，表现得十分明朗。在国际关系上，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以后，它是亚洲国家中的一个重要的共产党组织，使共产国际对殖民地的政策得到一个主要的试验场所。这些不能不说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一个共产主义的巨影开始在中国筹措着③。反射出这个巨影的人物充满着勇往直前和专心致志的精神，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使现在的人看来，还觉得有点神秘。陈独秀先生于一九二○年八月间和我商讨组党的事情时，曾说过下面这样丫段话：“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狂妄已极。他们看不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和四亿炎黄子孙，他们只知勾结中国的旧军阀、滥官僚、走私商、吗啡客以及流氓瘪三等等，只看见中国人的小脚、辫子、鸦片和随地吐痰等等腐败的一面；他们有意无意地蔑视中国新思潮新势力的方兴未艾。总有一天，由于他们这种错觉，会弄到他们自己头破血流。”陈先生这段话—自然不是专指日本而说的，不过举日本为例罢了—预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后来所起的作用，这也是当时我们这班共产主义者所怀抱的共同气概。

① 陈独秀的四条意见我己不能记忆清楚，据《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二册（——四七页）所载中共简明历史称系，

“一日培植党员（按即征求党员）；二日民权主义之指导（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日

纪纲（按即注重纪律的要点）

；四日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按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之准备）……”这四点大致是真实的。

② 我所能记忆的日期，可能有一天的出入。

③ 这是套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

第三篇 万事起头难

第一章 中共中央第一次大争吵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虽决定了发展的方向，新成立的中央却面临着许多实际问题；由于这些实际问题的不易解决，形成中共中央内部和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执。直到陈独秀先生等七人被捕获释之后，我们才深悟团结奋斗的必要，内部争执也就平息下来。

大会闭幕以后，暂代陈独秀任书记的周佛海，任宣传的李达和任组织的我立即举行中共中央的第一次会议。我们的第一个困难是经费，已往的经费多半由陈独秀先生筹集，因大会的开支已所余无几。各地代表在离开上海以前都表示过筹集经费的不易，使中央无法要求各地分担所需的费用。中共中央除我们三人外，并没有专任事务工作的人员，我们分别住在分租来的小房间里，并没有一个可以集中办公的地点，一切也无规可循，都在摸索试探之中。

我们将大会情形及会后新中央所面临的问题函告陈独秀先生，并催促他从速来沪就职。

我们不愿因陈独秀先生的未到而停顿工作。周佛海在暑假期满后要回日本去继续学业，不可能专心致志干中共中央的工作；李达仍忙于写作，于是在这段期间，我就成了中共中央工作的重心。

马林对于大会的成就是很满意的。当我和他在李汉俊家里匆匆分别之后，直到会后几天才再见面。我将大会经过情形正式通知他，他也一一笔记下来，似是要向共产国际作一个正式报告。他最感觉高兴的是我们居然能摆脱警探的监视，迅速完成大会的工作，这是一种不怕风险积极精神的表现。他认为大会讨论党纲党章所获得的结论，大体都能站稳共产主义的立场，对于工人运动的决议，更是切实可行，凡此都是很重要的收获。

我们谈到新中央将如何根据大会决议展开工作时，马林提出那个已经决定了要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的中央机构，应该用甚么名称。我告诉他，这个名称还在考虑之中，我们不能称之为总工会，因为还不是由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并反问他，根据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以使用甚么名称为最适当？他建议可以叫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说明这个名称适合于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称号。这个名称的提出，似是马林对于中共第一次的具体贡献。

我们同意采用这个名称之后，又谈到经费问题。我告诉他，我们已函告陈独秀先生，请他为新中央设法筹集经费，此外，其他各地大致可以解决他们自身的需要。他又提到工作愈开展所需经费愈多，以后将何以为继等等。这样，他重新提到了他和李汉俊间所曾引起的争执。他向我解释，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当坦然接受。对于这一点，我首次向他表示赞成。接着他又说到工作计划和预算的必要，要求我回去开一次中央会议商讨一下。

我向新中央报告与马林谈话的经过，并以赞成的口吻略加解释。

李达听了我的报告之后，对那位桀骜不驯的马林仍表不满，对于向马林提出工作计划与预算这一点，他主张须从长考虑，最好等陈独秀先生来了以后再作决定。周佛海却支持我的意见，表示为了迅速展开工作起见，不必等待，就可以根据大会的意向，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因而向马林提出工作计划和预算也是应有的举措。李达也并未坚持他的反对意见。于是决定由我起草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提经下次会议讨论决定后，送一份给马林，征求他的同意。

不几天，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组织和工作计划预算等都由我草拟好了。规定在上海设立总部，除指导全国工运外，并兼办上海区的工运工作，创办一个机关刊物，定名为劳动周刊。

在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设分部，出版地方性的工人刊物。可以从事工运的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应参加这一项工作，总共预计约三十人须按月领用生活津贴，每人约需二十元至三十五元。这个机构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等每月约需一千零数十元。

这个计划提交中央会议讨论时，李达又提出了疑问。他认为工作人员按月支领薪金，可能发生雇佣观念的流弊。但讨论结果，这个计划还是被采纳了，认为可以据此开始工作，不过暂不作最后决定，将它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并可将这个草案的副本送交马林。

当我和马林谈到这个计划时，我向他说明，我们开会讨论的经过，并指出书记部的名称算是决定了，计划中的若干细节还有些疑问，准备等陈独秀先生回来之后共同商定，至于经费数额，共产国际不妨决定补助若干，不足的数字仍由我们自己筹措。似乎他以前误会李汉俊所说由共产国际拨一笔经费交中共自由支配，当是一笔庞大的数字，现在看来竟是这样少，支配的方法又是这样节省，使他大感意外，笑了起来，表示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助，我们自己所筹得的钱可作别项用途。接着，我们三个委员曾与马林举行一次会议，商讨中央全部工作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马林询问李达宣传计划如何展开，大会所决定的要办一个党报的事如何实现。李达扳起了面孔答覆：“没有计划，等陈独秀先生回来再说。”马林听了这句话，马上显漏出不高兴的神色，但他也不再问下去，转谈其他问题。

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的阴霾因此仍未消除。

七月下旬的一天早下，仍未返回北京的刘仁静带着一个陌生的人来到我的住房，他介绍说：“这是上海总商会的杨主任秘书……”那位杨先生没有等到刘仁静说完，很生气的抢着说：“我要控告周佛海，他犯了骗诱良家女子的大罪。”他手指着一份昨天的上海时事新报，

向我说：

“请看这篇文章！

”我接过一看，这篇文章说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早已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作新郎了等语。杨先生等我看完之后，又提到他初看这篇文章时，还以为与他无关，后来经过查考，才知道那篇文章所指的就是周佛海和他的女儿杨淑慧。因此他觉得他的名誉受了损害，非控告周佛海不可。

与周佛海同住的刘仁静这时才得到机会补充说：“这位杨先生今天一早就到我们那里来了。恰巧周佛海不在家，杨先生找着我谈论这件事，所以领他来，看你有甚么意见？”我看见杨先生盛怒的神情，先安慰他一番，又指出：如果周佛海真已结婚，又瞒着与另一个女予恋爱，那是不对的。不过现在有些青年，家里已有了由父母作主而本人极不满意的旧式妻子，在礼教束缚之下无法离婚，于是在外面谈恋爱，甚至再度结婚的也不少。遇着这种事，做父母的很难处理，我看最好还是约集他们坦白的谈一下，不必采取法律的步骤。杨先生听了我的话就说：“那好，我就去找杨淑慧和周佛海，另约几位亲友，在我家里吃午饭。请张先生和刘先生你们两位一定要到。”

在杨家吃午饭的时候，杨先生还是盛怒未息，可是他的太太似乎并不以杨先生的举动为然，她大概是为女儿的处境着想。在这种情形之下，客人们都不好说甚么。周佛海和那位杨小姐更低着头一声不响。杨太太终于忍不住的向她丈夫说：“你不要再闹了，让我和淑慧单独去谈谈。”说完，就领着她的女儿到另一个房间里密谈去了。不久，她又出来邀周佛海进去参加。他们谈完之后一同出来。杨淑慧毅然向她的父亲和我们宣布：“我是很爱周佛海的，

他已有老婆，我是知道的，只是我没有告诉过父母。他也是很爱我的，正在进行离婚手续，将来我们是可以结婚的。”她说完这段话之后，并恳求她的父母予以原谅。我们这些客人听了杨小姐的话，众口一词的表示：既然这样，这件事就很容易解决由你们一家人商谈，用不着我们在场了。

周佛海这段故事，虽只是当时一些青年男女们恋爱纠纷的一个例子，不过对于这位代理中国共产党书记的青年，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的同志们多认为他身负重责，竟卷入这样的恋爱纠纷里，对党对个人似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那位杨小姐富家闺阁气味很重，与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合，我们站在党的立场上，总觉得这种结合影响周佛海的思想和行为。就是党外的朋友们也将这件事当作笑谈的资料，这使周佛海不无尴尬之感。

在这种情形之下，周佛海和那位富商的女儿及其家庭的来往日益密切，他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急于要同杨淑慧一道去日本留学，并忙于准备结婚的事。他对于党的工作不再积极。在我们以后几次会议中，再也看不见他那种活泼积极的神情，听不见他那种充满热情的论调。他觉得同志们对他的恋爱所采取的态度过于严峻，更加影响了他的心理，由对中共热情的消失，而脱离组织，进而成为抗战时期南京汪政权的要角。这段恋爱看似属于个人生活的小事，回想起来，却也许是他一生事业转变的一个大关健！

当年八月中旬，陈独秀先生辞去广州教育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专任中共中央书记。

他的到来使我们大为兴奋。他一见面就向我表示对大会的成就甚感满意，准备立即负起书记的责任，积极地工作起来。可是第二天，当我见着他的时候，他的态度有些冷淡了。他说要花点时间料理私事，不愿立即举行中央的会议，也不愿与马林见面。陈独秀先生改采这种观望考虑的态度是受了李达和周佛海的影响。李达自然向他谈到过马林的作风，或者也提到过不满我对马林的迁就态度，这些事使陈先生大感不快。周佛海原是支持我的，似也因我对他的恋爱采取批评态度而有所改变，至少在陈先生面前并未继续给我以必要的支持。

在陈先生到达上海以前约十天光景，李汉俊离沪到武汉教书去了。在大会以后，他觉得被我们冷淡了，似感不快。李达原希望他留在上海担任某项编辑工作，他也未确切应允，我们曾要求他至少等到陈独秀先生抵沪之后大家会了面再走，他没有接纳我们的提议，就悄悄的动身了。这件事引起同志们的猜测，有的认为他过去与陈先生有过意见的不同，因而故意提前走了；有的认为我在大会中曾批评他的意见，会后又遇事不与他商量，因而生气走了。

李达虽然批评过李汉俊的主张，但也觉得我对汉俊不够客气。这些事也许使陈先生觉得我不善于团结同志，在短期内就发生了这许多波折。

另一件引起争执的更重要的事是张太雷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就遵照马林的指派到日本去了。原来莫斯科本拟召开一次远东革命团体的会议①，后来定名为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一九二一年八月，美国宣布召开华盛顿会议，邀请有关各国参加，马林即接到莫斯科召集另一对台会议的紧急指示。他忙着在远东各国找代表去参加。立即派张太雷到日本去寻求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并选派代表出席。张太雷遵守马林严守秘密的指示，并未向中共中央征求同意，只找代理书记周佛海写了一封介绍信，以便他会见日本方面的同志。周佛海应允了他这个要求，并和李达联名写了介绍文件给施存统，张太雷就拿着这封信动身走了。

这件事使陈独秀先生大为愤怒。他认为马林真是胡作非为，张太雷是中共党员，虽然被派任马林的翻译，他的行动仍须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现在马林不征求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他去日本，而且共产国际召开这样重要的会议，事前也未和我们商量，简直是藐视中共中央。

他声言决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我向陈先生提起，马林曾正式通知我说，共产国际召集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后改名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反对列强的华盛顿会议；定于华盛顿会议举行之前一天（即十一月十一日）在伊尔库次克举行，由共产国际日本老社会党片山潜等东方要人具名邀请远东各国的革命团体派代表参加。中国方面，除由他以共产国际名义正式邀请国民党派代表参加，并希中共中央予以协助外，其余各革命团体概由中共中央代为密邀等等。对此我们也表示赞成，并同意派代表参加。至于张太雷去日本的事，他并未向我说到。我向陈先生建议先问明情况后，再行决定态度。

我立即为张太雷去日本的事向马林提出质问，马林认为应当派人到日本去联络，这是最重要的；中共中央既然赞成这个大会的举行，就应积极支持；至于派张太雷去日本事先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续问题。他觉得为了秘密和迅速的原故，他这样做并没有错。

这种答覆自然不能使陈独秀先生满意，他仍认为这是抹煞中共中央地位的明证，因而中共中央与马林之间再度陷于僵局。

陈独秀先生几次拒绝了马林要与他会晤的要求。他在那里筹谋撇开马林，独立进行工作的计划。他指责张太雷擅自服从马林的差遣为不当，他也没有召集中央的会议来从长讨论。

他表示让他作一番准备之后，再行开会切实研究。我看见这种各走极端的情形，除尽力做些工人运动以外，也不愿多表示意见。

这样拖延了两个多星期，到了八月下旬，张太雷从日本回来了，他先来看我，说：“李达和周佛海写介绍信要我去东京找施存统，可是他们又暗中写封信邮寄给他，叫他不要理睬我。”他认为如果那位素未谋面的施存统果真不理他，那他在东京的任务就无法达成；而且自身也将因此陷于险境。他接着向我叙述，幸好经他向施存统详细解释后，施反将李、周两人寄的信给他看，并且领他去访问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等人，面交了共产国际邀请他们派代表出席的密函。他们已经答应派代表出席，他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我听了他的话，颇为生气，冲口道：“岂有此理，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请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去质问李达和周佛海去！

”

恰巧李达和周佛海都在陈独秀先生家里，我辗转找到陈先生处，向李、周二人说：“你们为何写信要施存统不理会张太雷？你们知道这样做可能发生的后果吗？”陈先生抢着回答说：

“是我请他们写的，怎么样？”我又毫不客气的答覆：“如果是你的主意，那就更糟了。”

接着说明：马林和张太雷固然都犯了擅自行动的错误，然而我们不应当因此就使张太雷在东京陷入险境，万一因为我们的阻拦使日本没有代表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张太雷因施存统的不理睬而为日本警察所注目，甚至因此暴露这一秘密，我们将何以自解？

陈先生也气愤地向我说：

“你更错了，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我冷笑着回答：“我看你虽然不赞成无

政府主义，却脱不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陈先生更生气了，追问说：“我怎样是无政府主义

者？”

为了回答陈先生的问题，我索性说了一大篇道理。我说我们的见解总有些矛盾，我们拥护共产国际，也愿接纳它的帮助，却又不愿向它提出工作计划。我们承认共产国际的代表是我们的顾问，却又不愿他有任何的指导和具体的帮助。我们自己没有钱，今天筹到了，明天又如何？工作是要向前发展的，所需经费是会随着增加的；如果没有必需的经费，一切将成为空想。党的工作人员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须无顾虑，才能专心致力于工作。怎见得一个党员向党拿了少数的生活费用，就成为雇佣了？

他们三人听了，都陷于若有所思的沉默中。我又说到在大会中和大会后许多事情都是我经办的，我承认有时性急顾虑不周，但仔细检讨自己，我对李汉俊所采取的态度并未失之过激。即与李达和周佛海有些看法不同，但我相信都是为了共同的事业，就事论事，并无意气之争。我也不喜欢马林的自大态度，但他是一个先进的共产主义者，对我们的事业会有帮助。

如果我们不过于重视他的态度，原是可以和他共事的。我们不见得有充足的理由向共产国际表示他不适宜担任这个代表的职务。

这些问题以前大家都藏在心中，从未痛快的发泄过，经过我这次坦率说了出来，陈先生有些感动，他以模棱的口吻说：

“这样说来，那还得仔细考虑一下。”我表示这些大问题不妨慢慢谈，只是张太雷还等在我的住所，他就要去见马林，应当如何向他解释一下。陈先生向李、周问起：“你们写给施存统的那封信是如何措词的？”李、周二人经此一问觉得很难答覆，都站起来准备告辞了。我只好说：“还是由我先去严嘱太雷，不要向马林提起这封信的事。最好陈先生再约太雷来谈谈。”他们三人对于这个处理办法一致表示接纳。

这算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的大争吵。在上海的同志们知道了这个消息，颇引以为忧。张太雷只知道我们曾经争吵，但不知道其结果反使我们之间的意见趋于接近。他遵照我的指示，没有将这封信的事转告马林，也许在他们的谈话中，他曾流露出我和其他中央负责人有些争执的消息。翌日，马林果然当面向我问到这次争执的内容，我自然不好否认，但也不予确切的答覆：这使他疑窦丛生，颇为不耐。

他一本正经的向我表示：“陈独秀同志回来已经两个多星期，拒绝和我会面，他的言论又简直不像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样如何可以负起书记的责任。你为何不丢开他，自己领导起来？”他又说我在大会中曾得到多数的拥护，工人运动又都是我干起来的，自然具备了领导的条件，已往列宁就曾反对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等等。我听了这些话，很为讶异，笑他不懂中国情形，也不知道我和陈先生间的亲密关系，听一点风声就大惊小怪起来。我坦率的告诉他：

“绝对不可以。”并解释陈先生具有许多特长，是中共的唯一领导人物，现在我们之间虽有争执，但很快就会获得谅解。我相信陈先生不久将与他晤谈，而且会和他合作得很好。我并表示不愿意他再提起这类的话，如果让旁的同志知道了，又将会节外生枝的。于是马林只好耸耸肩说：

“等着瞧罢！

”

① 华盛倾会议没有邀请苏俄参加，所以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召集，显是苏俄第一次与列强在太平洋和远东区域所采取的对抗活动。

第二章 被捕、谅解和团结

几天后一个炎热的傍晚，我吃过晚饭，穿着一身短衫裤，活象个小店员般悠闲地踱到陈先生住处。已往每到他家，我都从后门出入，不须经过甚么通报，就直接走进去；那晚我敲开后门，一个陌生的大汉问我找谁，我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就立在门外说：“找陈太太。”那

大汉问：

“你找她有甚么事？”我说：

“我来收裁缝工钱。”他打量我一番之后继续问：“你为

甚么不会说上海话？”我借用了一个我所知道的裁缝铺告诉他我的铺子开在甚么地方，老板的姓名和招牌名称，因为老板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还未学好上海话。那大汉认为我真是裁缝，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门关上了：我判断陈先生家里一定出了事，走出弄堂，观查身后没有暗探跟踪，就忙去通知同志们，嘱咐他们不可到陈先生家里去。再经过一番探听，才知道陈先生夫妇和到他家里去的几个客人，都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被法国巡捕房捉去了。

第二天上午，陈独秀先生夫妇、李达、周佛海、包惠僧等七人都从法捕房获释出来。不少客人到陈先生家里青慰问，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等到其他的客人陆续走了，只剩下我们几个同志的时候，陈先生就对我们说：“幸好此次没有搜出甚么重要文件，否则乱子可就闯得不小：我们决不可因此气馁，更要勇往直前的干！不过更加要注意保密的工作。我们已被逼上梁山，只有一不做二不休了。”他并表示周佛海快要回到日本去，他将立即负起书记的责任，召集中央的正式会议，商讨一切。正当我们谈得高兴的时候，张太雷也来了，转达马林恳切慰问的意思，并说：

“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陈先生很和气的回答：“我一两天再约他会谈。

”这样，以前一切的争执，似乎都因这一意外而烟消云散了。

包惠僧邀我一道离开陈家，我们并肩在马路上走着，他很兴奋的对我说：“陈先生真伟大，你还不知道昨晚经过的详细情形呢！”还说到从陈先生和各位同志在狱中所表现的情形看来，可以预测将来我们党的前途是无限量的，大家只有热情的交流，并无误会存在。他劝告我不必再提起已往争执的事，一心一意积极做下去好了。我们边走边谈，并在我的住所共进午餐，一直谈得非常起劲。

根据包惠僧所说的情形，那天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四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批警探，把守住陈家的前后门，声势汹汹，将陈家所有的人监视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准交谈；同时四处搜查，检去了一大包书籍和信件；凡是到陈家的人来一个就逮捕一个，因此他们七个人都先后被捕了。陈先生曾向警探厉声抗议：“你们是来抓我的，为甚么连我的客人也连带的抓去呢？”警探们不由分说，在六时左右就把他们一齐押解到捕房里去，除陈太太被关在女看守所外，他们六个人都被监禁在一个单独的看守所里。

陈先生在监房里向他们说，从搜去的信件内可以证明他是在搅共产党，因此预料他将要被监禁一个时期，他嘱咐他们不可说出真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这样，他虽一时不能出狱，其余的人可以先行获释，继续积极工作，在陈先生坚持他这种主张之下，他们商定如何应付警探的讯问，大家通宵都没有睡。

在监房里，他们很关心还会有甚么同志继续被捕，尤其是陈先生更为关切。每逢有犯人送到这排监房的时候，陈先生必起立张望一番，看看是否同志。他知道我那晚要到他家里去的，所以尤为记挂，他不只一次的说：“国焘身上总带着一些文件，他又热情气盛，易于和警探吵闹，如果他也被捕，那情形就更糟了。”这样念念不忘的直到深夜，后来看见没有另外的同志被捕，他才似乎稍微放心点。

陈先生还像念遗嘱似的指出：“看来，国焘等似乎未被捕。他虽有些地方顾虑不周，但他是忠心耿耿，正直无私的。他有主张有办法，说得到做得到，这是很难得的。这次他的主张大致都是对的；他与我之间毫无芥蒂，只因相处甚密，说话不拘形迹，现在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的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并要求他们出去之后，应和我和谐地分工合作，共策进行。如果大家都赞成的话，可以由我代理书记的职务，那末，他纵然在监狱里住上几年，也就安心了。当时他们听了陈先生这段话，极为感动，纷纷表示他们一向很敬爱我，愿意推我领头，要陈先生放心，并表示将比以前干得还要起劲。

幸好这次法捕房还算是马虎，而章程名单之类的东西又没有搜着，所搜去的信件等并不足以构成罪证、而且又都是与法租界无关的；所以捕房认为证据不足，不加深究，经一度讯问后，就把他们开释了。这是法租界捕房继续搜查李汉俊家之后，对我们的第二次威胁。

包惠僧说的这些话，使我感动，并受到很大的鼓励。包是自出席大会以来羁留在上海的湖北代表，向我说，董必武、陈潭秋于大会闭幕后就回到武汉去了，他也应当赶紧回去一同进行工作，并将这里的好消息告诉湖北的同志们。我也曾鼓励他一番。

陈先生出狱后第二天，便首次以书记的身分召集中央会议。周佛海受了这次被捕的刺激，也许杨小姐对他也不无影响，在这次会议上作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不久就去了日本，从此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了。陈先生在这次会议上却表现得特别积极，提出了一些中央工作和会议的规范。他提议工人运动的领导机构即以我的草案为讨论基础，迅速予以决定。关于宣传计划他提议《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并将《新青年》复刊。共他如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等都由他与有关负责人先行商谈，再提会议讨论。

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募体问题，仍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正式通过后，因这一问题所引起的争执也告解决，而且大体都是接纳我的原提议；惟一修正之点是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给或工资，统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由原规定的每月二十元至三十五元减低到以二十五元为最高额。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做了一篇大文章。我们认为原则上共产党人应无报酬的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原草案所提出的以三十五元为最高额，显系当时低级生活水准的需要；但我们仍主张减低到二十五元以下，等于一个穷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认为我们应尽量发挥刻苦的精神，关于生活费一点，应超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巴黎公社以来，薪给数额任何最低规定的前例。这种生活费数额较之当时党员在社会上所任职业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约为一与十之比。我们并不以为这是有意在生活上开倒车，我们主张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应该同工同酬，没有种族的区别，现在这样规定，也不是暗示中国人自安于苦力的地位。我们的用意是要一般党员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而且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起来。我们不依职位的高低，只按个人生活的需要，来定生活费的多寡。这在一般领取这种最低生活的同志方面来说，应引以为荣，因为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宝贵的精神的表现。在党的方面说来，不论党员领取生活费与否，还应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损伤或被捕等事件发生，党应予以积极的照顾等等。

这篇大文章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似是少见的；在中国政党史上更是创举；这可说是由于我们发生争论而得到的意外收获。这也是陈独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而为我和李达所共同致力过的。我们这个决定及其附带条件的解释，曾以中央的通告—书面的和口头的—传达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一致的赞成，从此再没有发生过“为甚么要有生活费”以及“为甚么有人领取有人不能领取”等等问题了。一般同志也再没有甚么“雇佣革命”的说法。后来我们虽常遇到“卢布党”的讥讽，但事实如此，同志们只觉得可笑罢了。而且从此中央处理经费问题有了一个不移的原则：即经费用于发展事业之所必需。并且要经常留一笔相当大的经费为紧急工作和意外事件之用。这与中国其他政党或机构不合理支配经费的传统作风大有区别（如庞大的行政开支），而且也许是中共以后从未因经费问题发生重大争执和能迅速发履的原因之一。

会后不两天，陈独秀先生与马林作首次会晤。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

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他们这种相互谅解弥补了过去争执的痕迹，使在座的我为之额手称庆。

他们从此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林似从未提出过异议。关于政策方面，陈独秀先生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央会议报青。他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①。

从此我摆脱了与马林接触的任务。后来彼此虽也常见面，但讨论政策问题时总是由陈先生约集，至于单独见面，则多是谈谈有关工运的个别问题而已。此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已建立起来，行政事务都由陈先生主办，我也不再过问了。

这样，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共创立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算是一一克服，走上了正常工作的途径。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决定之后，它的机构也正式建立起来了。

我被推为上海总部主任，李启汉任秘书，董锄平任劳动周刊编辑，北方分部由邓中夏及罗章龙负责，武汉分部由林育南及项英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州分部由谭平山负责。

这个机构是中共中央领导下一个最活跃的部分，大多数的党团员都参加了这部分的实际工作。它可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所起的作用是很重大的。

劳动组合书记部未正式成立以前，即开始了实际工作。我上面已经说过，一九二○年，各地中共小组成立后，即着手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上海工运工作一直是由李启汉负责的。

一九二一年八月间，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发生罢工事件。我们从报上看见了这个消息。立即参加进去一试身手。为了支持这一罢工，我们立即决定以李启汉的办公地点为临时办事处。

在我和李启汉的领导下，这次罢工维持两个多星期，终于由厂方接受工人一部分的要求而宣告胜利结束。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牛刀初试，大家都为其成功而十分兴奋。

在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地分部正式建立起来了。在上海一所新租赁的单独房子门口挂上了招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上。

我在上海做工运正做得起劲的时候，又被推为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中共代表。那时中共中央和上海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中共首次参加国际会议，须派一位重要人物前往。陈独秀先生在中共中央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须照顾全局无法抽身，因此这项任务又落在我的身上。

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关于全国各地团体选派代表前往的事宜，概由我负责处理。

① 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质的。

第四篇 远东劳苦人民大会

第一章 第一次踏入苏俄国境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旬，我摒挡一切，准备去伊尔库次克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中共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向共产国际报告，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及其他各国的革命经验。我们对于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性质还不甚了解，因而没有甚么建议。

陈独秀先生将旅费付给我，要我去见尼科罗夫斯基，以便解决旅行上的技术问题。

我依照陈先生所说的地址，到北四川路的一条弄堂内去找尼科罗夫斯基。这一弄堂内住了很多家白俄，他夫妇便杂住在白俄群中，所居是一幢楼上楼下的两层小房子，室内陈设简单，与一般白俄住宅并无分别。尼科罗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开始用他那生硬的英语和我交谈。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

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着说：

“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

”要我持这张名片，

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这位俄国人，平常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可是从他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倒是精细而有经验的。

第二天，我便搭上火车，经由南京、天津、奉天、哈尔滨，直趋满洲里。这是我第一次到关外旅行，只觉得愈走愈冷，各房屋的双层玻璃窗，都牢牢关着。我随时留心着各处陌生的情况，发现在南满一带满布着日本的势力，如在奉天旅馆里，就有一个日本便衣侦探向我这个商人打扮而神情不似商人的过境客攀谈盘问。可是到了哈尔滨以后便不同了。这里原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很多建筑都是俄国型，火车也是俄国式的；铁路上的员工更是俄国人占大多数，无处不留下帝俄侵略中国的遗迹。这里的大好河山，比之西伯利亚的荒寒，究竟大不相同；这对于我国北方邻人，不管他们怀着一种甚么理想，总是具有诱惑力的。

满洲里位于中俄边境的中国境内，是一个俄国式的小市镇。商店旅馆等多由俄国人经营。

我住定一间俄国旅馆以后，就按照尼科罗夫斯基所说的方法，先找着某某理发店去理发，用纸包着一件待洗的衬衫，将那张神秘的名片放在衬衫袋内，理完发以后，故意将这包东西遗留在理发店里。我在街道上逛了一遍之后，再回到那间理发店去取回这包东西。理发店的老板立即引我到后面的一间房间内，将衬衫交还我，却将名片取去了。我说出所住的旅馆名—称和房间号数，他约我在下午八点钟以后在旅馆中等候。

当晚近九点钟的时候，这位老板来了。他一声不响的替我提着行李，送我到旅馆门前的一辆橇车上。这辆橇车由两匹马拖拉，车上坐着我和老板与一个驾车的，一共三人。他用很厚的毛毡盖住我的下半身，车子便向中俄边界疾驰而去。经过的地方二片荒凉，没有人家，也没有遇见过边疆的哨兵或任何应有的障碍物。据说，这一带是白俄游击队和走私者活动的地方；那两个俄国人都暗藏着手枪，准备应付可能遇到的袭击。橇车在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雪地上狂奔，颠簸得很厉害。大约午夜左右，走到了离满洲里十八公里的一个车站，这里已经是俄国的辖境了。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夜中，两个俄国人的嘴里冒出了浓雾一样的热气，说：“冷吗？现在到了！”在我向他们表示谢意之后，他们便提着我的行李领我到一节停在车站上的车厢里。

车厢里，已经有十几位中国各团体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和几位日本、朝鲜的代表，先我到达。他们多数都盖着很厚的被毡在睡觉；只有少数几个人尚围着烛光在谈天。他们见了我，都站起来表示欢迎。我举目张望一下，这是一节破旧的三等卧车厢；车窗的玻璃大多没有了，只钉上一层木板，在木板的空隙间结着一串串的冰凌。车内的空气很闷，但还是那么冷。车站上有一两个卫兵在走来走去。车厢内只有二个车侍，他披着破旧的皮外衣，戴着皮帽皮手套，并用旧布层层的裹着脚，满脸长着胡须。他提来一壶开水送给我，似乎想和我谈话，可是言语不通，只好彼此点头一笑。不久，在冷硬的木板卧铺上，他们帮我将被盖打开铺好，互道晚安。我就摆脱了连日旅途的辛劳和征仲而安心入睡。

次日清早，我们这些代表们陆续起床之后，不约而同的在车站上做着各式各样的运动来抵御寒冷。这个车站的建筑很简陋，除了一间站长办公室外，只有一间电报室。车站里驻了一些军队，都像我们一样的住在三等车厢上。我们的活动区域只有这个车站，四望一片雪白，没有树林，也没有一幢房子，更没有卖东西的人。我们吃的饭都是由那些驻军所供给。那些兵士们戴着缀了一个红星的尖帽，穿着黄色的呢大衣，背着长枪，看起来倒很齐整。他们的军队比车站上的员工要吃得好些，有足够的面包，此外还有一些菜汤。我们在此，只有一个不通言语的俄国人照料我们的生活，没有其他的人和我们接谈过。我们的名字，不待说已电告伊尔库次克，并得到了继续前行的许可。

当时，从赤塔方面开到了一个火车头，将我们这一节破旧车厢挂上，便时停时行的向西北前进。偶尔停在一两个车站上，我们也不免从结着冰的玻璃窗向外张望一下；除了三二个旅客上下外，一切都是冷清清的，没有任何可以引起我们兴趣的事情。这条铁路修建得实在不高明，车行时颠簸如坐小艇；那些用木材架设的临时桥梁，当火车慢慢从上面经过时，发出轧轧的怪响。据车上苏俄人解释，这条路新近草草修通，还不常行车，所以通过时相当危险。

第二天午饭时，好不容易到了赤塔。我们下车后，被送到一幢相当大的房子里面暂住。

从外表看去，房子原系一幢很讲究的大厦，但到各层楼的房间一看，发现多数都没有了地板，房间内的设备当然更是一无所有。在少数尚有地板的房中，摆了若干小铁床，供给我们住宿。

据一个俄国人说，革命时物资非常缺乏，没有燃料，住客们就将家具来生火取暖，家只烧完了又将地板撬起来烧。在赤塔的许多房子，外表看起来很漂亮，其实内部大都被毁坏了爹我们住的这一幢大厦，还是其中比较幸运的。至于少数更幸运的，都已为各机关占住作办公之用。为了招待外宾，他们拨出这幢大厦请我们住，已经是尽了最大力量了。

赤塔那时是远东共和国的首都。从外表看来，内战的破坏似还不算很厉害。通衢上耸立着一些金圆顶的教堂，听不见钟声，也不见有人进出。其余高大一点的房子，都是办公的地点。各条崎岖不平的街道上排列着密密的木屋，这是俄国老百姓住的。商店都关了门，更看不见工厂。街上除了寥寥的行人而外，只有少数的橇车在招揽生意，偶尔也有一二个卖黑市面包的小贩走过。当时在其他各地通行的天文数字的苏俄纸币，在这里却看不见；这里通用的还是帝俄时代的卢布与阿别克。担任招待的俄国人常关照我们，这里情形复杂，且藏有不少中国与日本的侦探；要我们不要在外边多跑，也不要与任何人接触。因此，我们只看到一些表面的情况，无法更深刻的去了解这城市的内容。

以赤塔为首都的远东共和国，是在一九二○年四月间成立的。苏俄为了应付鞭长莫及的远东，尤其是日本军队虽经过各国干涉，但尚未退出这一带地区的复杂情势，才建立了这缓冲国。一九二○年八月间，苏俄派到中国去的优林（Yurin）代表团，就是由这个远东共和国所派出（以接洽商务为名，实际却是促进中俄外交关系的建立）。按照它当时的宣布，它实施一种与苏俄政府有所分别的民主主义的内政和外交；实际上，正如斯大林在《真理报》的访问记所说，它不过是苏俄的一个特别区域而已①。果然，在一九二二年十月，日本军最后撤离海参威后，远东共和国因再无存在的必要，便于十一月正式取销了。

过了几天，等到另外一批代表又从满洲里到达之后，我们便搭上了到伊尔库次克的火车。

在这条铁路上，车行比较平稳。我们一共四五十个代表，分乘两节车厢。虽然车厢还是像从前一样破旧，可是有了一节餐车，可以到餐车上去走动走动，并享受招待外宾的特别餐。同车的俄国旅客不能进入餐车，他们都是自备面包，车上对他们没有任何供应。我们见那些旅客身上带着不少旅行证件，以备随时检查。其中大多数似乎都是有公务的，普通旅客很少，也有几位女学生，是到西伯利亚西部去学医的。

在这段旅途中，我们的自由似乎多了一点。停车时可以随便在车站上走动，行车中也可以在餐车上向车外眺望。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苏俄内战时的破坏情形。沿途，特别是车站附近，可以见到许多破烂的车厢和损坏了的火车头倒在铁道两旁。那些东西有的盖春很厚的雪，有些没有被雪盖住，尚可以看见战时的弹痕及破坏的情形。车站上的货仓不仅空无所有，而且破烂不堪。车站的办公房屋多数都遭损毁，车站旁固然没有在一般车站上常见的大煤堆，即加水的水塔等也大多还没有修复。我们所坐的火车，多数的时候是用湿的木材作为燃料，因此走得很慢，在车站停留的时间也很久。特别是水塔没有修复的车站，要用人力来向车头加水，一等就是几个钟头。火车经过桥梁的时候，桥的两头照例有兵把守，旅客们不准向外张望。代表中有不懂得这种规定的，有时探头外望，那些守兵便向他们作射击姿势，以示禁止。

这些情景使我们这些陌生的客人不免惊奇。我们这儿十个代表中，没有一个能说俄语。

俄国人中也几乎没有能说中国、日本或朝鲜语的。只有招待我们的那个俄国人，用生疏浅陋的英语，很费力的向我们解释。据他说：这里一带是红军白军数进数出的地方。任何一方撤退时都将火车头、车厢与车站的一切设备尽力的破坏。

列车停留在比较大的车站时，常有俄国人到月台上和我们谈话。代表中经常欢喜问他们：“你是不是共产党？”那也是许多代表所唯一能说的俄国语。他们往往苦笑着答复：“是的。”

再说下去，就彼此都茫然了。对我们这种行动，那位负责招待的俄国人再三提出警告：“不要和那些老百姓谈话。”有时，他甚至很生气，将围在我们四周的俄国老百姓逐走。

车站上那些俄国的男女老幼，看见了我们这些黄脸孔的客人，常常以轻蔑的口吻说：“要

不要盐？”这虽然是他们的一句很普通的话，我们听来却都莫明所以。后来终于在车站上遇到一个华侨，将这句话的含意弄明白了。这故事的起源据说是这样的：从前寄居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华侨的先人死了，他决意要将先人的尸体运回家乡安葬。俄国只有薄木板的棺材，他恐怕日久尸体毁坏，便用盐将尸体像腌肉一样的腌好，再行运回。这故事的是否真实系另一问题；但是，

“要不要盐？”便成为俄国人嘲笑或轻侮中国人野蛮的一句话了。

“要不要盐”，成为我们这些代表的话题。大家认为这是帝俄欺侮中国人的一个象征。

帝俄要侵略中国，奖励俄国作家写了很多小说故事，将中国人形容得不像个样子。这种风气流行到俄国一般人民中间，“要不要盐”就成为极普通的一句话了。我们从哈尔滨经满洲里到这些地方，处处都可以看见帝俄侵略中国的遗迹。满洲里到赤塔一带，原来都是中国的领土，在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后，这一带便变成了俄国的地方。不但如此，它的势力更得寸进尺的向中国东北侵入，大肆蹂躏，这次在哈尔滨还可以看见这种情形。我们所行经的这条铁路，就是当年帝俄为了侵略中国、经营远东而建设的。它事实上既然如此积极进行侵略，当然在精神上也要竭力培养他们老百姓轻视中国人的心理。此时当权的共产政府，是否能够完全去掉这种传统的心理？它们又有甚么方法，来使这些喝醉了酒便拿鞭子打女人的老毛子根本改变对中国人的轻蔑心理？这一点，我们这些景仰苏俄革命的代表们都想考查一番。

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般俄国人，不管他们抱有那一种的思想，都不免带有旧的习气。他们衣衫槛楼、不讲卫生的习惯、说话没有礼貌的粗犷态度，都与落后地区的民族情况相似，在革命后似乎并没有甚么改进。有些自命为俄国的文明人，往往嘲笑中国人的迂缓习性。其实，俄国人的习性也一样遇事都“慢慢的”。当时我们接触的俄国人并不算多，但从招待我们的人员以及餐车侍者等口中常听到“西卡士”（意为即刻到）这一句话。他们口中说的是“即刻到”，事实上往往要等几个钟头。于是我们也就奉赠他们一个别号：“西卡士”。

以守秩序这一点而论，例如排队去取开水等，俄国人比中国一般人乱糟糟的情形要好些；可是爱收小费与作威作福的状态却不亚于中国的一般胥吏。

我们在火车上过了大约三天，才到达上乌金斯克。火车在这里停了一天，进行很严密的检查。自旅客以至车上职工，都一个个的检查文件和行李；车上的每一个角落，也都搜查过。

俄国旅客被检查时，首先要出示旅行证明文件，其次要出示最近几年来的工作证明。如被发现有一点疑问，便加详细盘问。倘若检查人员认为不满意，轻则在证明文件上批以考语，重则随时押领下车。招待我们的俄国人解释，火车即将进入苏俄境内，不得不有严密检查，这些代表也并不例外；除了没有证明文件可供检查外，其余和俄国人一样，每个人的行李都要经过彻底翻查，甚至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要搜查。他们对我们虽然比较有礼貌，可是一些人已经感觉很不舒服，不免对那些检查人员多说上几句“西卡士”。

过了上乌金斯克，不久便到达色林河边。车上又经过一番检查，这才继续西行。越往西走，我们感觉到粮食短缺的情形越加严重。大概在远东共和国尚可以从中国东北输入一些粮食，多少可以弥补；到了苏俄境内，国外的粮食不能进来，而内部又正闹着灾荒，饥饿的人民便受到双重的威胁。火车沿着贝加尔湖蜿蜒前进，经过了许多森林地带和一些很长的隧道，眺望着那一片冰浪银斓、浩无边际的贝加尔湖，使我们想起了苏武牧羊、大节不屈的悲壮故事，不免触发思古的幽情。照战前的行车速度，由赤塔到伊尔库次克还不要两天的时间，这一次却经过了一个星期之久。

① 该访问记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报》。

第二章 在伊尔库次克

伊尔库次克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共产国际在这里设立远东局，又称伊尔库次克局，这个局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机构，目的在调查远东的各种情状，联络远东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并扩展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当时伊尔库次克以东，还是由远东共和国统治着的不安定的地方；这里才是苏俄在西伯利亚的一个真正的工作中心。原名“远东被压迫民族大会”

后改称“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以择定在这里举行。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初，一我们到达伊尔库次克之后，方才知道远东局的一些内情。它在这里一条大街上一所并不很大的房屋中办公。由施玛斯基兼任主任，那时施玛斯基等于是西伯利亚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是俄共驻西伯利亚的全权代表、苏俄政府西伯利亚区的全权代表，又是西伯利亚军区的主席。他本是西伯利亚的一个铁路工人，一九○五年以前的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二二年曾出任苏俄驻伊朗的大使。他在伊尔库次克局任内的主任秘书，便是我于一九二一年春在北平会见过的那位威金斯基。远东局下分中国部、蒙古部、日本部及朝鲜部等。中国部的主任是麻马伊夫，他懂得一点中国话，后来曾到中国担任加仑将军所主持的军事顾问团顾问。除各部外，另设有一个情报局。情报局工作最忙，有几十个人经常工作；其他各部的事务则比较清闲，只有寥寥二三个人办公而已。施玛斯基不仅主持西伯利亚全局，即远东共和国及外蒙古政府也都由他指导。他因为职务太多，忙不过来；所以远东局的日常工作，事实上便是由威金斯基负责。但远东局的实际工作当时并没有开展，只是搜集远东各地的各种资料，开始做着研究工作。

我们这些代表住在远东局事前准备好的一幢两层楼的招待所中。这住所外表虽不很讲究，但内部的设备尚称齐全，房间中除床、桌、柜、椅等外，并有壁炉可以在早晚生火两次取暖。此外尚有特设的饭厅，午餐除黑面包外有一汤一菜，晚餐减少一汤，总算可以吃饱，较之一般俄国人民的饥饿生活，真有天壤之别。我们的房间经常由几位女工来收拾打扫，有一个替我们在璧炉中生火的老人是帝俄时代的贵族。他温雅的举止和生火时的不熟练动作，看来可怜亦复可笑。他在生火时常向我们讨烟头吸，如果那位代表给他几枝香烟或一块面包，他便千恩万谢的说个不停。

威金斯基和我早经熟识，这次和我见面后，很关心的问起沿途的一切情形。

招待所中有四位日本代表，其中一位是学生，三位是工人，用的都是假名。朝鲜代表大约十人，由设在上海的朝鲜临时政府内阁总理金奎植和外交部长吕运亨两人率领。爪哇代表一人，这位青年名西孟（Semaun），是印尼共产党书记，由马林在上海向荷属东印度物色而来。菲律滨、安南、暹罗、马来亚等地并无代表。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有三十几位。

中国代表团中包括了许多出色人物。张秋白是安徽一位后起之秀的国民党员，这次由孙中山先生以国民党代表名义派来参加。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黄凌霜是名作家，是一度参加共产党北京小组的五位无政府主义者之一。矮小身材的王丽魂女士是广东一个妇女爱国团体的代表，也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山东省各团体的代表是前山东省省议会议长王乐平，他曾在上海各界联合会和我共同工作过，后来成了著名的国民党员。铁路工人代表以邓培为首，他是唐山老资格的广东籍机器工人，后来加入中共为党员。湖南劳工会的代表是王光辉。以后成为黄埔要人的贺衷寒，这次以武汉新闻记者的资格参加。我是中共的唯一代表。其余则是各地学生联合会与自由职业者的代表等。

我们这些代表本着各人所代表的团体与个人的主张自由活动。但为了料理代表们的共同事务，大家决议组织成为一个代表团。我被推举为代表团主席。

当时最引人注意而也是大家经常谈论的问题，便是俄国的粮荒。俄国粮食的配给制度，是每一士兵每天配给两磅黑面包；工厂与铁路工人每天一磅半；机关工作人员每天一磅；共产党员每天四分之三磅。黑面包的质地坏得很，通常所含的面粉不过五六成，有时低到两成。

有家眷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半月可领取麦子十五磅，马铃薯十五磅，有时有少许糖和茶叶；可是那些麦子和马铃薯多数都有点腐烂。在这种情形下，人人都在叫饿。机关工作人员早上起来只能喝些开水去办公，在办公室中实在饿得无法支持时，才从那一磅面包中抽出一片来充饥。其余的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作午餐，一部分作晚餐。在饥饿压迫下，每个俄国人似乎已没有了别的念头，终日所想的只是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面包。他们托人情、玩手段，惟一的希望，是配粮人员能配给他们一些没有腐烂的麦子和马铃薯；或者黑面包，不要有泥草臭味而所含的面粉成分高些。可是，这种希望经常很难实现，即使能实现，也只能得到一个半饱。除非有钱，可以用高价在黑市中买些面包；但要赚钱又谈何容易？例如远东局中国部主任麻马伊夫，因为他能说些中国话，我便常到他家去谈天。他夫妇为人都很和气，但从不以食物招待客人，因为他们所得到的粮食也是不够吃。他的太太除了白天工作外，，晚上还要兼任一家剧院的跳舞演员，每晚得到大把的纸币，偷偷的去黑市买点面包带回家来。这样，第二天的两餐，才可以勉强吃饱。

我看见这些情形，也曾和威金斯基谈过“克勒巴”问题（即面包问题）。他承认面包问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二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要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各级政府都以全部力量应付这一问题，不断的派人到四乡去搜集粮食。可是。从农民手上征集粮食，非派军队去强迫不可；征集到了，还要由军队押送，即使有军队押送，经过灾民区时也常被灾民劫去，有些地方并将运粮的马也捉去杀来吃。各种惨事怪事，不知发生多少。

西伯利亚一带的粮食情形还不算十分坏，严重灾区更是不堪言状了。接着他又解释，好在他们政府的配给制度做得不错，士兵和工人可以吃得饱。共产党员领的粮食特别少，这是以身作则的意思。从列宁本人起，都是每天领四分之三磅面包，因此大家没有话说。如果处理得不好，真是要闹出大乱子来的。

那位西伯利亚王施玛斯基，在我到达伊尔库次克约两星期后，才抽出时间约我到他家去吃饭，在座的除了他俩夫妇外，尚有威金斯基。他请我吃饭的目的，据威金斯基说，是要和我谈些中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先生实在太忙了，连威金斯基都很难见到他，远东局积下的许多事务也要趁这个机会商谈，所以他和我简单谈了一会，便和威金斯基滔滔不绝的商谈他们的公务。我这个不懂俄语的客人只好静坐一旁。他这所住宅，是一座很精致的花园小洋房，内外保卫森严，房子里的陈设非常精美，有很讲究的丝罗窗帘，和上海大资本家的家庭差不多。这顿晚喂不仅有质地很好的黑面包，而且有点白面包。虽然是一汤一菜，可是内容丰富，味道很好。牛奶、点心、水果，应有尽有。这是我踏入苏俄境内第一次享受到的盛餐。

饭后，我和威金斯基在寒夜的雪地上，步行回招待所。他似乎发现我神情中有些惊异，就向我解释：施玛斯基为了郑重招待外宾，所以特别的准备了这顿丰美的晚餐，虽然没有和客人长谈，可是他是很热情的。我说：“你说得太客气了，我们是同志关系，不能算是甚么外宾。”他恐怕我心里还有不满意，接着又表示：革命不能讲平等主义。十月革命初期，平等主义的观念非常盛行，一般革命者对于负责的同志住好一点的房子，吃得好一点，都表示反对：甚至将火车的头二等车厢打毁，要大家一律坐三等；可是车厢打毁一辆便少了一辆，这不是平等主义反损害了革命吗？身负重责的施玛斯基为了工作进行顺利起见，是应该生活过得好一点才对。我也不客气的对这位混得很熟的威金斯基说：“你说列宁也只领四分之三磅面包，和大家一同刻苦，何以施玛斯基要比列宁的享受好得那么多呢？可见在任何情形之下，权势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怪不得反对你们的人，说你们专无产阶级的政。”威金斯基听了这段话，伸手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不好这么说！不好这么说！

”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既接触了这许多新的事情，内心当然滋生了无限感慨，而在言谈的表现上自不免坦率流露。但我对于苏俄的一切情况，却是怀着十分的善意，而从好的方面去了解。伊尔库次克市在西伯利亚不算是一个小城市，可是它那么冷清清静悄悄，满街铺满了厚雪，行人足迹稀少，像乡村一样荒凉。街上的店铺都关门闭户，自然更没有甚么人交易。

屋顶突出的烟囱不见冒烟，似乎屋内空无人居。除了车站和工厂附近有些工人在活动外，其他地方都是寒街冷巷，简直不闻人声。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才有一群群穿着油腻褴褛大衣的工作人员，匆忙来去，过了这两度热闹之后，全城又恢复沉寂。

那时，伊尔库次克周围还是很不安静，充满了革命和内战时代的色彩。我所到过的公务人员住宅里，看见房里都挂着长短枪支和子弹袋。他们经常将这些枪支擦得雪亮，到了夜晚还装上子弹，放在床头或枕下，和衣而锤，真的过着“枕戈待旦”的生活。军事演习更是经常举行，所有持有枪支或被派有职务的人员，无论昼夜，一闻警报，就得飞奔到邻近的街头集合，分别受当地驻军的指挥，举行各种演习。据他们说这里南方就是外蒙古的边境，城市四周都潜伏有残匪。

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平时很忙，只有到了星期六晚，大家聚集在办公处的大厅中举行一次晚会。晚会的布置相当单调，除了一架钢琴外没有其他的乐器，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那时的收音机只在大街上装置几个大喇叭，作为传达命令和播送要人讲演之用。那些参加晚会的俄国人，男的只是脱去那身褴褛的工作服而换上一套比较清洁的常服，女的不过头上多扎二块花布而已。最精彩的节目是集体唱革命歌曲，跳高加索舞，其余则有一些人独唱等，最后跳交际舞，大家狂欢一番。俄国的革命歌曲，音调高亢，激昂壮烈，很能刺激人的感情。

高加索舞也带有尚武的精神。

我们这些远东代表对晚会很有兴趣，常去参加。在晚会中，日本代表是比较出色的，他们集体或个别演唱许多民歌或工人歌曲，也可以表演一些柔道、摔交以博掌声。朝鲜代表也不落后，常唱一些悲壮的革命歌曲或动人的民间情歌。只有我们中国代表毫无表现，既没有跳舞的习惯，又不会集体唱歌。但是，中国代表团人数最多，也最受人注意，在他们热烈的一再催促中国代表表演的呼声掌声中，我们这一群人真是窘到了万分。张秋白平时爱哼几句京腔，于是大家推他出来，要他唱国民党的革命歌曲。他说国民党没有革命歌曲。我们只好要他唱几句京戏，他一时也不知从何唱起。最后，他终于唱了。他一开腔，使我们非常难为情，原来他所唱的竟是那时民间流行的淫曲“小妹妹打骨牌”。我们在最初一次晚会中，就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觉得非促进我们的集体娱乐生活不可。后来中国革命歌曲的创造，和民歌的发扬，我们这次所受的刺激是一个小小的起点。

俄国人，那时正在饥饿的状态下，因而平时所喜爱的户外活动便大大减少。他们过去爱滑雪和溜冰，可是无法得到滑雪与溜冰的器具，所以少数人只好做一种俄国乡间的“木城游戏”，竖立许多木桩，用很粗的木棒打去，以倒木桩的多少决胜负。这种游戏非常吃力，是一种取暖的最好办法。不过打多了，肚皮也要发生问题。当时俄国一般卫生状况很不好，医药设备很少。一般人的衣服很少洗涤，往往发生臭味。在伊尔库次克只有一间公共浴室，各机关工作人员要排队登记，轮到了才能洗一次。我在当地住了约两个月，只轮到一次。

伊尔库次克的工会在工人区创设了一个“工人文化宫”。开幕的那一天，特邀我们全体代表去参加。远东局好不容易的借到两辆卡车，将各代表与远东局的工作人员密密的装了两车，送到那里。“工人文化宫”是工人区中一所最大最好的建筑，其中有各种的设备，可以供工人阅览书报、下棋、饮茶、听音乐、跳舞、演戏、唱歌等等，按照当时的物质条件，确是费了一番大力量。可是书报很少，各种设备也非常简陋，尤其是在这样高大的一所建筑物中，不能生火取暖，又缺少通风的设备，因为人多，在极度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浓厚的炭气，挟杂着俄国式的臭味，令人感觉到一阵阵的恶心和晕眩。从工人们毡靴和皮靴上带进来的雪泥，在室内化成了水浆，到处一片泥泞，仿佛到了菜市场。代表们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觉得有点不舒适，但当时为一种新的精神所鼓舞，仍然兴致勃勃的一直玩到深夜。我们准备回去时，先用电话催远东局将原来答应接我们回去的卡车派来，不料一直等到午夜一点钟，还是毫无消息。我们无可奈何，只好按照俄国人提出的办法走回去。每人先将西装裤脚扎起来纳在皮靴的短统内，领口扣紧并用围巾包好，帽子用力往下拉，一直盖着眉毛。约十个人一群，紧紧的互相挽着，从雪地上向前迈进。那时的气温为零下四五十度，利如刀剑的寒风带着雪片一阵阵怒吼着朝我们袭击。地上的雪堆，深的地方要埋没半截身子，如果不是大家挽紧，一不小心跌 F 去，可能很难再爬起来。羲们鼓起精神，勇往直前，约莫走了一个多钟头，居然走了四瓦公里，回到住所。于是按照俄国人的办法，大家在门廊边先将双手用力互搓，接连的跳跃几遍，将衣帽上的雪花抖落，再将鼻孔中吊出来的冰凌去掉，将脸孔、鼻梁、耳朵等处都轻轻的用手磨擦；经过这一番的手续后，再走进卧室去。幸好，大家的面目依然，没有冻坏。

当时，苏俄对于“星期六工作日”的办法，是鼓吹得非常热烈的。各机关工作人员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都要做些额外工作。代表们本来是可以免去的，但为了响应他们的号召，也很热忱的去参加。尤其是中国代表们不愿自居文弱，很想在工作中赛过日本代表或一般俄国人。头两次，我们被派到森林中去搬运木材。那些短节的大木，每节约一百磅重，由一个人抬；长的木料是更加重了，非两个人抬不可。从森林中高低不平的雪地上，一要把这些木材搬运到大路旁边，有些集中搬到河边的码头上，又没有任何工具，所以我们只做了两次，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我曾背着一节大木送往码头，经过冰凝的圆木桥时一下滑倒，木材打在身上，擦伤了几处。俄国人看出了我们硬着头皮不肯示弱的神情，以后几次便不要我们搬运木材，将我们分批派到车站附近去担任扫除积雪的轻松工作。我们住久了、生活过得很腻。听说这里要举行苏维埃大会，大家赶着去参观。在一个大剧院里，到了八百多个苏维埃代表，女代表也很多。这些代表多是四乡来的，穿得破破烂烂；大会主席似乎是个农村工人，一样穿得很破烂。我们到达时，主席正在演说。我问陪我们同去的威金斯基：“他演说得很不错，是不是一位工人？”他说：“是的，这位工人在不久前还不大识字哩！”

我说：

“何以进步得这样快呢？”他说：“当然要有人指导。这位工人便是施玛斯基所指导的。

他的一切言论行动都受施玛斯基的指导。”从他这句话中，我对于当时的情形得到更深一层的了解。当时苏俄的各项工作，确是由许多工人农人在出头负责。不过，这些工人农人的背后，都是由共产党员在一一指导着的。在伊尔库次克将近两个月，大会的会期仍未确定。我们不懂俄国话，和俄国人往来很少。平时除了准备向大会提供一篇报告外，便无所事事。我准备的一篇报告写得很长，内容着重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现状的分析。我从井田制度写起，自周秦历朝以至现代，写了一百多页还未写完。那里既无参考资料，又无人将它翻成俄文，明知写好以后，也等于白费心力；可是每天伏案工作却藉此消磨了这段枯寂的时间。其他代表的报告写得短，无聊时间自然更多了，只好到处去跑，或找俄国人混混，或与当地的华侨漫谈。

伊尔库次克的华侨散居各处，有少数在机关中当公务员，也有参加军队的，多数则在当地做生意、做工或开洗衣铺。他们多数不满意苏俄政府。

华侨对苏俄政府的不满，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上。俄国经过四年欧战、三年内战，苏俄政府在内战中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来支持战争，组织贫农团，派遣军队到农村中去，类似打劫式的将粮食完全没收。这样的作法当然弄得天怒人怨，民穷财尽。等到内战完了，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克伦斯坦暴动之后，苏俄当局深感事态严重，因此在同年三月举行的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反映到伊尔库次克时，一般人民都表示极不信任。新经济政策虽然准许商人做买卖，但商店仍旧家家关门，连理发店也没有恢复。农民虽在农业税宣布值百抽二十的政策后，还是不肯多种粮食。他们对于政府的纸币尤其不信任。

人民之间几乎多是物物交易。代表们中有人曾问华侨：“俄国人为甚么对政府这样的不信任呢？”所得到的答覆大致是：

“这种政府，如何能信任呢？”过去已经将人民的财产没收了，粮食抢去了，将来还不是一样的要没收，要抢去吗？政府发行了这样多的纸币，一天天跌价，还不是欺骗老百姓么？这个政府，除了会杀人外，还能做些甚么呢？“至于说到苏俄政府中的人员许多贪污腐败的情形，那还是次要的事。

对于苏俄怀着满腔热忱的代表们，经过这两个月的体验之后，心中所发生的问题更加复杂了。大体说来，第一个问题是：苏俄将往何处去呢？这样落后的俄国，特别是这样荒凉的西伯利亚，如何能建设社会主义呢？第二个问题是：新经济政策将领导俄国的经济向那一个方向发展呢？第三个问题是：所谓军事共产主义，与中国土匪的打家劫舍有甚么分别呢？第四个问题是：中国与俄国的国情相差这样远，是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可以做中国革命的借镜呢？这些问题，一时无法找出答案，也是我所无法解释的。这些事的确使代表们的心里受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有人归过于我，说我不善于向别人解释，其实连我自己也是在迷惘之中。

第三章 莫斯科与列宁格勒

一九二一年底，伊尔库次克远东局得到莫斯科方面的电报，指示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代表们得到这项消息，能离开这个住腻了的城市而到赤色首都去观光，当然非常高兴。一九二二年初，一辆专车载送我们西行，虽然仍是普通的旧车厢，可是后面挂了一节施玛斯基专用的花车，使这一列车增光不少。而车中又初次出现了蒙古代表团，他们中有穿着大红袍子的革命王公喇嘛，也有穿着花花绿绿蒙族传统服装的女子。这些人从游牧地带走入新时代，一切生活都要由俄国人指导，与我们这些人言语不通，格格不入。这一列驰骋在西伯利亚荒原上的专车，真是五光十色，仿佛一个东方民族的陈列馆。沿途所见到一切现象，使我们感觉到与伊尔库次克以东的情形渐渐不同。

沿途各地在内战中的破坏痕迹仍然到处可见，但已稍作整修，车站和工厂的烟囱多数仍依旧没有冒烟，但在克拉斯罗亚尔斯克（Krasnoyarsk）地方看到了一些大煤堆，据说这里的煤矿已开始修复了。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愈往西走愈明显。各车站上的小贩逐渐加多，只是面包、牛奶等食品的价格都是天文数字，而且，他们显然对纸币不感兴趣，所欢迎的乃是物物交易。过了乌拉山以西到达欧俄境内后，这是当时饥荒较严重的区域，车站上到处扁集着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少饥民，纷纷向火车上的旅客乞求食物，如果给予一些面包皮屑，便使他们如获至宝。小贩们最希望能从旅客中换到一些盐或一盒火柴，如愿以偿后便喜形于色，叹为奇遇。我们的专车，就在这种饥荒紊乱的现象中，在俄国人的惊奇羡慕眼光中，在沿途各站仪仗队的军乐与敬礼的口令声中，大约走了九天的时间，到达了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莫斯科。

在巍峨雄伟的莫斯科车站，我们受到盛大的欢迎。从国际歌的激昂声调中，我们被拥进了迎宾的大卡车。欢迎的行列是些甚么团体，当时根本来不及注意，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些甚么；只能从他们的各种表现上领会主人的一番盛意。只有那位在东方极负盛誉的日本老社会党党魁片山潜所致的欢迎词，予人较深的印象，且因早闻其名，这次见到后就更觉亲切。在莫斯科的招待所中，一切供应都比伊尔库次克好得多，除了三餐有更好的食品外，并有香烟、糖、内衣、毛巾和肥皂等等配给。代表们享受着这种特别优待，几乎不相信当时的莫斯科正在粮食物资极端缺乏的艰苦状态中。

其实，过惯了东方刻苦生活的代表们，对于衣食住行等等的艰苦倒不甚介意，最关心的却是大会将于何时举行及如何举行。大家又都想趁此机会多作考察，可是又苦于无从找到适当的翻译人员。例如在五四运动中与我同时充任学生代表的瞿秋白，原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任北京晨报特派记者到俄国已经一年多，俄语虽尚欠流利，但已可应付，他当时患着严重的肺病，住在医院里不能常出来。此外在东方大学肄业的刘少奇、彭述之等八个青年，原是上海外国语学校学生，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到莫斯科还只一年，俄文程度尚差。

华侨中也有少数的布尔什维克，但只能说些“洋泾滨”俄文。即整个共产国际中的俄国人，也找不出一个中国语专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身在莫斯科，却无法对于俄国一切情形作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就我个人来说，确是感到非常遗憾，譬如当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后油印分发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文字既不通顺，且有许多不妥当与费解之处；我虽用英译本对照着来读这个重要文件，也不敢自信已全部读懂了。

我们这些代表，就象一批半聋半哑的学生，由那些招待人员带领到各处去参观。其实，与其说是我们到各处去参观，倒不如说是让各处的俄国人参观我们。我们似乎已成为最新鲜而富有鼓励性的活动宣传模型，因为这一批形形色色的代表出现在莫斯科的公众之前，可以象征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已经有了成绩，而它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的历代帝王的陈迹，莫斯科的革命的及其他的各种博物馆，和革命时代的地下工作纪念处所。至于工厂则多数没有复工，学校的秩序也没安定，当时还不足以成为参观的对象。此外，我们有时坐在大剧院的俄皇御用的包厢中欣赏大场面的歌剧，有时出席各种欢迎会并登台讲演，无不受到群众热烈的欢呼。还有一件事令我感觉到异常亲切，留下永久不忘的印象；那是当时东方大学的八位青年中国朋友，用长时间省俭下来的马铃薯，款待我和其他几位中国代表。这一小盘马铃薯非任何贵重物质所能换到，是同胞同志的深情与友爱的象征。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终于在一间不很宽敞的会议厅中开幕了。

来自远东各国的代表，以及列席的和旁听的，远东各国在俄侨民代表和学生，一齐计算在内，约有一百六十余人。由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Zinoviev）宣布开会以后，大会旋即推举列宁、托洛斯基、片山潜、季洛维夫及斯大林五人为名誉主席。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沙发洛夫（Safarov），美、印、匈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和远东各国的主要代表等十六人被推为主席，我也是其中之一。

大会议事日程是：一、由季洛维夫报告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结果；二、各国代表报告；三、由沙发洛夫报告共产主义者对民族和殖民问题的立场以及共产主义与民族革命政党的合作问题；四、宣言。从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二日，共举行了十二次会议，除按议程进行外，还有苏俄各机构的代表和一些西欧各国共产党代表在会发表演说，致祝词或集体献旗等等，点缀得全场空气颇为热烈。

开会后几天的一个晚上，施玛斯基偕同共产国际一位英文翻译爱芬（此人后来任斯大林秘书），邀请张秋白、邓培和我三位中国代表以及朝鲜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宫。经过两次卫兵岗位的查询，由施玛斯基出示通行证件，向之说明来意后，我们的车子就停在一座办公大厦的门口。约九点钟时，我们被引到一个小客厅里，施玛斯基这才说明此来是应列宁的约见。

须臾，列宁就从隔壁的办公室过来接待。他出现时朴实无华，毫无做作，完全是个普通人，很像中国乡村中的教书先生，绝对看不出是手握大权的革命最高领袖。经过施玛斯基的一番介绍之后，谈话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

张秋白首先要列宁对中国革命作一指教。列宁很直率的表示，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甚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并未多加说明即作肯定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宁旋即以同样的问题问我，并希望我能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我简一单的告诉他，在中国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于我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接着他又询问金奎植有关朝鲜革命运动的情形。金奎植的英语比我们说得较为流利，作了一番相当详细的陈述。列宁也对他表示一番鼓励。继之，列宁与施玛斯基用俄语交谈；我们从旁观察，看出他们的情态十分亲切。据我所知，施玛斯基还是在一九○五年以前见过列宁，此后就再没有会过面了。此次相逢，他们畅谈着别后境况，以及西伯利亚远东一带的和这次大会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那位自命不凡的施玛斯基对他的领袖极其尊敬，但也极其自然，而列宁对施玛斯基似也充分流露着友爱神情。这种亲密的同志关系，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俄国，再也不易发现了。那时，列宁似患重听，也许由于我们的英语说得太坏，更使他难于听懂。

他在谈话时，总是倾斜着头向发言者靠近，眼睛里充满自信的光芒，全神贯注，一个字也不肯轻易放过。爱芬的翻译如果有一个字不甚恰当，他就和气地加以点明；如果我们说话的意思不够清楚，他也要问个明白，看来他的英文程度比在座者都要高明些。

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握着邓培的手，用英语向我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请你将我的意思说给他听。”邓培这个朴实的工人领袖，听了我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作为对列宁盛意的回答。列宁睹此，也露出乐不可支的笑容。

这次谈话因为翻译的费时，花去两小时以上的时间，谈话的内容却很简单。我们一行四人，对于这次晤谈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谈时那种友爱亲切的气氛，使大家事后称道不已。在中国共产党中委中，我是唯一见过列宁的人。我就觉得他是俄国革命的象征、是一位纯正的教主。我从未在其他的苏俄领袖身上看见过和列宁同样的品格，好像他们都染上了一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气、俄国味之类。

列宁一开始就向我们提出国共两党能否合作，显然是他所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中国问题的中心是各派革命势力的团结；不用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是这一课题的主要内容。张秋白和我都觉得列宁的问话是表示了他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的意向；我们也都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确应从国共两党合作做起但张秋白指出，我向列宁表示“国共两党在合作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的话是易于引起误会的。他认为国共合作绝无困难；如果说有困难或可能发生困难，这无异对国民党表示不信任，尤其是径向列宁表示，会引起他对国民党发生反感。我虽向他解释并无对国民党不信任的意思，我只认为两个不同的政党，要能水乳交融地合作，必须彼此相互努力，克服一些可能发生的困难而已。但他的疑虑仍未破除，后来他将这一点报告孙先生，作为我曾向列宁批评国民党的明证。其实，我的疑虑不特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而且当时把我这种根据常理就可以推断的话认为是恶意批评，也未免是节外生枝。

在这次大会中，远东各国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合作的声浪很高，一般发言的旨趣都在确立这原则；不过由于准备尚未充分，还未能进一步的作出合作的具体计划。在中国方面，国民党和孙先生所领导的南方政府是具有实力的；它所领导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也被视为有成功希望。因此，张秋白所代表的国民党在大会中受到各方的重视；国民党一与中共的合作问题更成为注视的焦点。季洛维夫和沙发洛夫在发言中都对国民党提出一些批评和希望。

张秋白也以突出的姿态，针对他们的批评为国民党作了一些辩护。这些针锋相对的发言，可以说是大会中较为精彩的场面 b

大会的闭幕式在列宁格勒举行。共产国际主席季洛维夫正兼任列宁格勒区俄共党部书记，因此有意使远东各国代表与列宁格勒的民众发生一些接触。我们从莫斯科坐着用木材作燃料的专车，花了一日一夜的时间，于二月二日才到达列宁格勒，下车后，即赴列宁格勒的大剧院举行大会闭幕式。会场中挤满了约二千群众，首由季洛维夫发表闭幕演说，接着就是列宁格勒的各机关代表纷致祝词；我们这些远东代表也相继发言，表示对大会成功的贺意，和对首先发动革命的列宁格勒市民表示敬意，最后宣读了大会宣言。至此，大会就在如雷的掌声中宣告闭幕。我们在列宁格勒只耽搁了几天，就原车回到莫斯科。我们也曾利用空余的时间，在列宁格勒作了一些走马看花的访问。看来，列宁格勒的粮食问题比莫斯科还要严重，市容也显得萧条，许多工厂都没有开工，商店多数闭门谢客，马路上的行人也十分稀疏。我们参观了俄皇的冬宫，就是克伦斯基政府的所在地，也访向了富有历史意义的斯摩罗大厦，这是十月革命时俄共指挥暴动的总部所在地，现在则是列宁格勒苏维埃和俄共的总办事处。

我们回到莫斯科以后，开始计划秘密回国。大会的文件不仅没有能译成中文，而且根本不能携带，只好让它留在莫斯科的档案室里了。我们是分批起程回国的，几乎每天要送一些同伴上车归去，我自己则在莫斯科卢克斯旅社住了一个短时间，为的是等候回国的适当时机。

这一段时间，我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要人们有过一些接触，知道了一些他们工作的情况。

当时俄共的工作人员似乎特别缺乏，许多工作都堆集在一些要人们身上，因此他们都忙得不可开交，每次开会往往因等候一二要人的到场而耽误一两个钟头。有一次共产国际的主席团在卢克斯旅社会议厅开会，我被邀去列席。到了原定开会的时间，德国资格最老的女党员蔡特金和德国共产主义理论家台尔曼、号称“匈牙利列宁”的柏拉昆、日本的片山潜等都陆续到了，会议厅里坐满了人；而担任主席的季洛维夫迄未到来，因而不能开会，大家等得不耐烦，议论纷纭，连那些老头子都说要对迟到的人加以必要的处罚。等了两个多钟头，季洛维夫、布哈林、拉狄克等俄国要人才挟着公事包匆匆赶来。大家也不再提起处罚迟到者的话，赶紧言归正传的开会。在我看来，这样的会议使人在会前就已经感觉疲劳，等到正式开会，自不免匆匆议事，草草了结。托洛斯基的照片是与列宁的照片到处平排挂着的，一般人说话时也将这两位领袖并称。但我所遇到的俄国要人都对列宁特别推崇，对托洛斯基则只就他的特长加以称许，如说托洛斯基有演说天才、赫赫功勋和英雄气概等。我虽几次遇见托洛斯基，但没有机会与他详谈。有一天我见他在马路上停下车来与正在步行的片山潜拉手为礼，两人就杂在包围的人群中畅谈，表现了他那种无所顾忌的平民化的精神。他没有参与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会议，我却不只一次听过他的演说，并曾在一次群众会议主席上与他握手互道敬意。

他的演说确是娓娓动听的。当时俄国的风气，在要人们演说之后，听众还可以即席提出疑问。

有一次在托洛斯基演说之后，一个青年登台发言，说他现在还只十七岁，参加过三年红军，在战争中受过五次枪伤，现在流落街头，饥寒交迫，无人照顾；因而他质问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托洛斯基，对他这一种人的问题，有何办法解决。托洛斯基立即对这位一青年恳切安慰，但对于这种战后的严重问题，似乎也说不出通盘解决的办法。

斯大林当时担任苏俄政府民族委员会委员长，很少人提起他的名字。他虽是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名誉主席，但没有在会场上露过面，我也与他无一面之缘。在开会间，他曾与日本代表有过接触，据说还向日本代表手舞足蹈地大发议论。据一位共产国际的要人说，斯大林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神秘人物，素不参加国际活动，这次与日本代表畅谈，表示他心目中的远东问题的决定性关键是在日本。在莫斯科，各种各样的会议是永远开不完的。这些会议所花的时间也冗长得可怕，尤其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主席洛卓夫斯基爱长篇演说，动辄三四小时之久。少年团总书记席勒虽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摆起要人的架子，动不动就发表冗长的演说。这些长篇演说，除表现苏俄要人们那股宣传鼓动的劲头外，似不易有其他的收获。和我接触较多的沙发洛夫则是个学者型的人物。据威金斯基说，他是俄共党内出色的东方问题专家，曾担任中亚细亚区党政全权代表，其地位恰如在西伯利亚的施玛斯基。但他没有施玛斯基那种官僚气味，很像一个性情古板的教师。他虽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但与我们这些懂马克思主义不多的东方代表交谈起来，总表现出一些不耐烦的神情，有时还要出言讥讽。

那些苏俄要人们看来都是些三山五岳人马，他们多数服装不整，蓬头散发，甚至年轻的人也蓄着很长的胡须，他们不仅生活没有规律，对各项工作也缺乏起码的修养。但他们多数为革命胜利而骄傲，充满了一种自信，以为革命既然胜利了，就不难克服革命后的一切困难。

也许这个新兴的政权就是靠这种富有活力的革命精神支持着，能够不顾一切的与饥荒及其他数不清的困难进行奋斗。二月下句，我为避免人们的注意，以一个普通旅客的身份购买了一张三等票，搭上直开赤塔的火车。我也和其他旅客一样，在莫斯科领得了九磅质料很坏的黑面包和一些白搪与茶叶，作为我九天旅程的食粮。这份食粮使我每天都在饥饿中，使我因此患了肠胃病。同时老在耽心万一火车不能在九天之内到达赤塔，将不免有“在陈绝粮”之厄了。幸好，这时铁路交通状况已有改进，火车竟如期到达了目的地。

在赤塔，我住在一所驻着一小队红军的屋子里，等候乘车赴满洲里的适当机会。在这段时间里，我和这些红军士兵们共同生活。这时在赤塔分配粮食的办法比其他的地方有些不同，每个士兵每天也只分得一磅面包（而不是两磅），不过每天可以吃到一次菜汤，每十天还可以一尝肉味，这种生活已经比一般人民好得多。几天后，我便乘车去满洲里，毫无阻碍的通过了中俄边境，转车回到上海，结束了我这四个月的访俄旅行。

第四章 我对这次大会的观感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只是一个宣传性质的会议，它有失败的一面，也有成功的一面。

上面说过，中国代表目击俄国革命后的各种混乱状况，曾表示各种不同程度的不满。代表们原都是向往于俄国革命的，未到俄国以前，对俄国革命都有一种美妙的幻想，而实际观察之后，就都觉得事实远不如理想了。而且这些疑问都是俄国人所不能解释的，除了说他们的革命是胜利了以外，也确实不能有其他的夸耀。

尤其是代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如黄凌霜等，对俄国实况最感不满，他们很注意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所受到的压迫情形。那时莫斯科虽然仍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物，但当局仍对无政府主义者拘禁、杀害，打击不遗余力。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间，克鲁泡特金去世的时候，列宁曾批准暂时释放在狱的无政府主义者去参加殡礼，但事后仍须入狱，这件事可为明证。

俄国的新贵们虽对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寄予颇大的希望，却又把张秋白当作资产阶级的代表人。

“资产阶级”这个名词在俄国的“老布”们看来，是一切罪恶的代名词。

代表中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在俄国“老布”们看来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言外颇有不信任的意思。即以我来说，虽是中共的一个创始人，可是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者，至多只能算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在俄国的“老布”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虽然也不少，但自命经过十月革命的洗礼，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而“无产阶级”这个名称和一般所谓“阶级”观念是相当神秘的。由这种神秘观念的演化便产生了俄国共产党人的自傲，也形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许多隔阂。

我们这些中国代表基本上多是赞成武装革命的，也佩服俄共组织的健全和革命后的若干措施，但总觉得俄国革命有类于法国革命，过于依赖暴力，与中国的革命传统有些不合。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都以“拯民于水火”，行“仁政”

“布王道”等为标榜。中国革命者的观念多在于革命后一反已往的暴政，与民更始，减粮免税，休养生息，以奠太平盛世的始基。而俄国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观念，却是无止境的斗争，推翻了这一批人，又反对那一批人。一场斗争和内战未了，那一斗争和内战又继续起来。这使我们很有反感，认为破坏范围既广且深，无穷无尽，总不能算是好事。

这些问题盘踞在我的心中，一时无法解答。我虽保持对俄国革命的同情态度，也曾充当过俄国革命的卫道者，但自觉说不出为它辩护的强有力的理由。回国以后，我从未发表过有关这方面的讲演或文章，其原因也就在此。同时其他代表回到国内以后，多对俄国情况不说好话，甚至公然发表反对的言论。后来中国职工运动和革命势力发生若干分化，与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对俄国实况发生不良印象这一点大有关系。

虽然如此，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也有它的重大收获。经过这次大会，远东各国的代表与共产国际首脑们的广泛接触，使亚洲革命的理想增加了若干具体的内容。在一般苏俄人民和各国共产党看来，共产国际在远东已展开了实际活动，这无异是一帖兴奋剂，尤其战后欧洲各国共产运动叠遭挫折，一时不易有所作为，苏俄本国也陷于岌岌可危的孤立状态中；如果能发动十亿以上的亚洲人民起来反殖民主义，予各资本主义国家以打击，乃成为扭转共产革命不利形势的一个新希望。

这次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对远东各国的革命究竟发生了甚么影响，我不能一予以确切的说明。单就中国革命运动来说，它的影响确是相当重大的。最主要之点是：这次会议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商讨中，确定了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换句话说，反帝国主义被视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

反对外国侵略的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本就继续不断，这是中国遭受外国压迫的自然归趋。不过当时中国朝野上下的爱国心理并不一致，也还有一种盲目排外的顽固心理存在。即一般爱国主义者和革命人物在意识上往往只是反对某一侵略事实或某一个侵略国家。在反对的方法上，也只是利用民气来力争外交上的胜利，并没有发展到发动全国人民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进而反对帝国主义的本身。

中国革命思想导源于自强的要求，但革命的目标始终是对内而不是直接对外，而且极力避免对外。革命人物多以为如果内部革命成功，列强侵略是可以被遏止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也以对内为主。这次大会把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联结在一起。我们讨论的结果，确认中国的反动势力只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革命运动要能有成就，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下手。这一点认识，连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也宣称是大会的重要阐明。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个附带的要求。经过这次大会，确认了反对帝国主义是应该立刻开始的主要活动。我觉得在这个新看法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纲就易于规定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这种理论，我们初时也还弄不请楚；在反帝国主义这个主题确定之后，我们才真正赞成“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句著名的口号。由此出发，多数代表都觉得应该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

“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新观念也在这次大会中形成。中国各政治团体过去也常有为某一活动或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实行暂时联盟，但没有觉察到它们能够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任务上建立起一个长期性的联合战线。反帝国主义既被视为中国各政治团体的共同要求，而且须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冀其有成。这个看法的确立，无异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石。

上面所说的这些谅解，当时并没有一一形成具体的决议，有些地方显得模糊不清，各代表也并非毫无保留的予以接受，主要的原因是有些代表并非是全权性的，如张秋白即曾表示他不能代表孙中山先生接受约束。虽然如此，这些成就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传达到了中国。

我回国以后，曾将这些成就报告中共中央，并为中共中央所欣然接纳。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日所发表的时局主张和七月间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就是根据这次大会的结果所拟具。从此，中共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国共合作的理想也第一次由中共中央正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程上。

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回国以后，对苏俄情况不满表示，使国民党人觉得苏联新政权与当时国民党所领导的广州政府相较，也不过是鲁卫之政，但他对国共合作反帝国主义一点，也作了适当的介绍，使孙先生和他的信徒们更加注意国共合作的问题。

其他代表们回国以后，对反帝国主义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当时一般中国人还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甚至像胡适这样著名学者也还认为反帝国主义是海外奇谈。后来经过中共的宣传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多方介绍，“反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不久就成为人所共知。

不管后来中国革命起了一些甚么变化，但这把“反帝国主义”的火，放得确实不小，它烧遍了中国，也蔓延到了东方各地。

第五篇 国共合作的开端

第一章 中共开始了实际政治活动

一九二二年三月间，我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自然须向中共中央的同志们报告此行经过，又和陈独秀先生作了多次长谈。

陈独秀先生对政治十分敏感，认为共产国际、世界革命和苏俄是不可分割的，须相依为命，互为声援，共图发展。世界革命不能有呆板的公式和划一的计划，只有以反帝为共同目标；目前中国革命不是甚么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只是反外力侵略和反对军阀。环顾全国，除国民党可以勉强说得上革命外，并无别的可观的革命势力。所以列宁强调国共合作，他深表同意。不过他总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等。

马林在我到达上海之前约两个星期，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据陈独秀先生说，马林由他的老友张继的介绍，偕张太雷于一九二一年底①到达桂林与孙中山先生会谈，会后马林颇感满意。他由桂林回到广州，适值香港海员罢工，他目击国民党支持罢工工人和一般工人拥护国民党等情况，更对国民党具有好感。因此，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可以和苏俄建立友好关系，国共两党也可以密切合作。他这次赶着回莫斯科去，似为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办法。与国民党人士交往多年的陈独秀先生却觉得马林的看法过于乐观，讥讽他对东方与中国所知不多。

那时中共中央和它的党员们都没有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想法，我在莫斯科时没有听见过这种议论，马林离上海前也没有向陈先生提出过这种主张。当时我们所着重讨论的是中国民主革命势力和各派社会主义者能否及如何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我们准备推举德高望重的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派，居于这一联合战线的首席地位，使合作能够有效而持久。我们估计马林在莫斯科所商谈的也无非如此，不会有甚么重大的变动，因此决定不必等马林回来，就采取具体步骤开始进行。

我们首先定于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我们认为此时举行这个会正合时宜，而且愈义重大。一九二二年初，全国各工会对香港海员罢工曾一致声援，因而使南北各地工人间关系密切，彼此休戚相关之谊正在逐渐增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因曾号召各地工会支援这一罢工，也提高了其本身的领导地位。国共两党先行在工会运动中合作，以为初步尝试，似乎较易办到，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建立各革命党派的民主联合战线，中共必须首先获得代表工人发言的资格。

其次，我们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应同时在广州举行。青年团是中共的另一支柱，团员人数也多于中共党员，但一直没有建立起一个中央领导机构。我们觉得确立青年团的纲领，形成一个中央领导机构，以统一团员的意志与活动，此事刻不容缓，须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完成。

复次，我们预定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应于上述两个大会举行之后，即继续举行，以确定中共在现阶段的政治任务。至于会议地点，如在上海，显然要预防租界当局的干扰；如改在广州举行，自然是很安全，不过当时广州的政情很复杂，孙（中山）陈（炯明）磨擦之说已甚嚣尘上，如果国民党内部真发生冲突，我们在广州举行大会就会有些不便。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由陈独秀先生和我在广州指导劳动和青年团两个大会的进行，并考察广州的政治情况，研究国共合作的可能发展，再行决定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否便于在广州举行。

上述中共中央这些计划，是它准备大踏步前进的措施，其目的是要将中共的全体党员和它所领导的工人阶级和青年群众，在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政纲上展开活动。这在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共说来，确是一项大胆的尝试。

中共这个幼龄的小团体试图踏上政治舞台，自始脚步就那末快，急奔跃进，任务繁重，斗争艰巨，那有不错误百出，阻碍与挫败俱来之理？

我的同志们多数是些初出茅芦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不起现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训练、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这类的东西。当我初次在中共上海区全体党员会议报告莫斯科之行和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战线等问题时，虽没有引起严重争论，但惊奇和疑难都表露出来了。当我遵照中央意旨在同一的会议上第二次提出报告时，曾说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举行，主要议程在确定政纲，此后同志们须加深了解政纲内容，一致遵行，并将进行思想训练和严紧纪律等等。那位自命不凡的学者陈望道就因此愤而退席（后来还因此退出中共），且表示每个中共党员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根据他的信仰去发表文章和进行工作就足够了，根本不必主张一致和思想训练。沈雁冰和施存统也对陈望道的意见表示或多或少的支持，这次会议也就无结果而散。

我们中没有人设想共产主义会很快在中国实现，不少人相信中共如能多有几年准备时间，从理论上和组织上壮大自己，它所从事的革命就易于获致水到渠成的圆满结果。他们往往要说：那种急求速效的作法是不懂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或者说上几句欲速则不达等类的老话。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会觉得莫斯科有点急不及待，总想在反帝天秤上加上一些中国革命的法码。甚至有人讥讽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不过是想很快求得一官半职。李达因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终于退出中共，就与上述这些观点大有关系。

另一方面，我们中的少数活动人物又参预了一些政治活动，有是有非，急待调整。如在北京的李大钊先生与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人乃至一部分直系军人以及研究系分子常有往还，不但维持友谊，甚至参预某一种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活动，如好人政府运动等。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在政治上与陈炯明甚为接近，而林伯渠则支持孙中山先生反对陈炯明的派系倾向。在湖南的毛泽东，热衷于联省自治运动等等。要划一这些政治步骤也很费力。

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更是纠纷之源，闹得天翻地覆。

我本人在这幕剧开始时，就栽了个大跟斗。我是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的正统，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就因在西湖会议上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此由中共的正统派要人降为反对派的首脑。机会主义者、反共产国际和右派等等帽子都戴到了我的头上。这事的确是我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关键。此后我曾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共内部的团结一致，服从多数而尽力执行国共合作这一政策；但我总是难以压抑自己反对这一政策的主张。

有时觉得矛盾，有时觉得苦恼，找的人生观和革命观就在这种过程中逐渐起了变化。现在我追述这些往事，心情还是异常激动，不易平息。但我总是自我约制，认为不激动才能多理解，不必向人申诉，不应自我夸耀，也用不着叹惜和后悔，更不可颠倒是非。我只想根据事实，提供一些线索，以便人们去研究这一段的历史。

① 据中国国民党改组大事年表（载《革命文献》第八辑，一八六页，台北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民国四十四年中央文物供应社版）记载，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达桂林。

第二章 在广州的会议

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一这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并负责召集的。负书记部总部主任责任的我，因而为这件事忙碌起来。一九二二年四月初，中共中央即通告各地组织，阐明这次大会的意义；并要求中共各地区委员会协助各工会选派代表出席。同时，又以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直接与各地工会通讯，征求它们的同意。

劳动组合书记部得到一些主要工会的响应后，乃于四月十二日向全国各地劳工团体，发出召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正式通知。原文如下：“一、开会宗旨：甲，纪念五一节。乙，联络全国工界感情。丙，讨论改良生活问恶。

丁，各代表提议事项。

二、每工团派代表一人。

三、时间：自五月一日起，开会五天。

四、地址：广州。

五、川资由各工团自备。在广州之膳宿费，由书记部供给。上海招待处设于英租界北成都路十九号（按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部所在地）。

“

当时，书记部并未对这次大会的举行作煽动性的宣传，即开会通知亦出之以平淡的措词；主要原因是在避免引起北京政府对各地工会的阻挠。

这次大会的召开，显然是以职工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其背景的。一九二二年是中国职工运动高涨的一年。一般工人在意识上是日渐左倾了，各地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成长起来，罢工事件也随着显著增加。在这次大会以前，曾发生著名的香港海员罢工，在这次大会以后，罢工的浪潮更为汹涌。直到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因遭受武力压迫而告失败。

中国职工运动的第一次罢工浪潮才暂告低落。

一九二二年初，香港海员罢工是那时职工运动发展的一个主要标志。

中国近代工会运动由海员领先，不是偶然的。一般海员往来于世界各港口，首先受到各国职工运动的影响。再则有一部分海员早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更是海员工会能够较早形成的直接原因。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先生讨袁失败后逃往日本，即在横滨领导一部分中国海员组织了一个“侨海联义社”。一九一四年又成立了一个“海员公益社”。后来，总社移设于香港，改名为“海员慈善社”。当时孙中山先生重视海员组织，其目的是侧重于海员能为革命运动做运输军火和传递消息的工作。

一九二○年，香港海员因反对包工制和失业的威胁，发生了组织海员工会的需要。原来海员都是按帮口或同乡关系，分别寄居在香港各行船馆里；这次就以这些行船馆为单位，联合组织了一个海员工会筹备委员会。这个筹备委员会按法定手续，呈请广州政府和香港政府注册；在获得准许后，乃于一九二一年二月十八日正式成立了一个“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这个名称是由孙中山先生代拟的，招牌也是孙中山先生亲题的。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海员开始罢工，就是由这个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所领导，罢工命令也是由它发布的。罢工的目的是反抗压迫和要求加薪。由一些在英国轮船上的海员开始，逐渐扩大，后来所有在香港的轮船，不分国籍，都卷入了这次罢工的漩涡。到二月中旬，参加罢工的轮船达一百六十六艘。罢工人数，除海员外，还有码头运愉工人的同情罢工，合计约有三万余人。

香港政府于二月一日封闭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并向印度、菲津宾、上海等地招募新工来代替罢工工人，但、并未能阻止工潮。

罢工后，不少海员陆续返回广州，表示不愿属服的意向；他们得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支援。国民党所领导的广东总工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等组织，热烈地招待他们，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广东省政府也在经济上支援他们。各民众团体和舆论机关都对他们表示同情。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大为高涨，同时也使那位过境客马林为之兴奋万状。

上海的中共中央也是最先表示支持海员罢工的，它所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更为支持罢工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原来中国的海员中主要有广东、宁波两帮，这次罢工多系广东籍的海员。在上海的书记部总部就在宁波帮海员中展开活动，要他们与广东帮的海员采一致行动。

结果，使香港各轮船公司在上海征募新海员去代替罢工者的计划归于失败。我们还在全国各地工人中寡集一笔可观的款项，作为支援。京汉铁路的工人在火车上大张“支援香港海员罢工”的旗帜，极具宣传效果；各地工会纷纷函电汇款慰问罢工海员，声势显得相当浩大。这些情形不但使罢工的海员感到兴奋，并且促成了全国工人团结的倾向。

三月四日，当大批罢工工人由香港列队步行回广州到达沙田时，为英军所阻击，因而发生沙田惨案①，这一惨案无异火上加油，罢工者的愤怒固毋待言；且激起了中国人反英的民族情绪。香港当局鉴于事态严重，乃表示让步。三月六日，宣布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启封，释放被捕的工人，应允增加工资百分之二十，并优恤沙田死难工人。于是，罢工乃于三月八日宣告结束。这种由于工人本身奋斗所获得的胜利，对于职工运动的发展自然是一帖有力的兴奋剂。

国民党人士是较早从事职工运动的。南方政府所在地的广州及近在咫尺的香港，就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一带的工会主要都由他们领导。不过国民党的职工运动多保有行会色彩，有些甚至劳资不分地混合组织在一起，而且会与会之间也极少联系。为了支援香港海员罢工，广州各工会也左倾起来了，觉得有组织广东总工会的必要，并热诚与其他各地的工会实行合作。

湖南劳工会是别树一帜的。它的领导人受着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以工人独立从事经济斗争为标榜。在实际斗争中，曾一度与中共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华盛顿会议举行时，它发动过一次劳动群众示威大游行，提出“反对华盛顿会议”，“反对国际

资本帝国主义”，

“反对国内军阀及其走狗”等口号。这种举动显然与中共的活动相配合，也与该会派王光辉为代表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一事互相关连。一九二二年一月七日，长沙华实纱厂工人为要求加薪而罢工，也是由它所领导的。湖南省长赵恒惕用武力将湖南劳工会解散，并捕杀其领袖黄爱、庞人铨。这件事曾引起全国劳工界巨大抗议，多少改变了湖南劳工会那种独行其是的旧有观念。

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自从我在长辛店开始工作以后，到一九二二年五一前，已有二十六个主要车站建立了俱乐部、工人学校和分工会等初步组织；除东三省外，工人组织遍及各路。京汉路、京绥路、泷海路和粤汉路的武长段等都曾发生多次局部性的罢工。

这些铁路工会的组织及其斗争方式都是较近代化的。

中共在上海这个重要工业城市竭力扩大它的职工运动的阵地。它一反过去的那些“招牌工会”之所为，直接深入到各工厂里面去展开活动，而且在一些纱厂、机器厂、印刷厂、烟草厂等工人中建立了工会的组织。它领导过较大规模的纱厂罢工，和长江流域的轮船工人罢工等。它在武汉等城市和开滦、安源等重要矿区，展开在工人中的活动，开始形成各业工会的组织。即在广州和香港工人中，由于它的积极支援香港海员罢工，它的声望也在急剧的增加。在这种全国职工运动趋于团结的形势中，国民党的势力不仅偏处广州一隅；而且它也未适时采取积极的领导步骤。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那种不注重组织，孤立的领导工人从事经济斗争的做法，在这一运动浪潮高涨的时候，特别显得不合时宜。中共和它领导的劳动组合书记部却能把握住这一客观形势，实际组织这一次的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由此，中共确立了它在工人群众的领导地位，这对于中共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的举行，主要是为建立一个全国工会的统一组织。这不仅要有国共两党的合作才能办到，同时工会组织的本身也有甚多实际问题急待解决。陈独秀先生和我乃于四月底赶到了广州，从事有关这方面的活动。

我们到达广州后，首先召集了一次中共广州支部的会议。陈独秀先生在这次会议上报告了劳动和青年两大会的重要意义和国共关系问题。原系老同盟会会员，一九二一年为陈独秀先生所邀请而参加中共的林伯渠②，发言支持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北伐主张都是值得钦佩的。国共合作应以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为中心。其他同志如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多数人的发言则对孙中山先生颇有批评，他们大致支持陈炯明；认为孙、陈不和是由于陈受到孙先生左右的排挤。他们赞扬陈炯明同情社会主义，曾以省政府名义竭力支持香港海员罢工等等。

由于上述这些同志对国民党的看法不尽相同，这次会议在国共合作一点上并未达到确切的结论。以前陈独秀先生在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时，与陈炯明相处无间，此次自不免左右为难；所以他在做结论的时候，主张中共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国民党内部既有斗争，我们现在应先观察清楚，再作决定。他指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应避免卷入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力求各地工会不分党派，团结合作，使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工人组织。这次会议就接纳了他的这种提议，因而对国共两党合作这一点，并未与国民党方面恳切商谈。

当时孙、陈冲突已经过长期酝酿，到达了紧张的阶段。一九二○年十一月，孙先生由上海回到广州，翌年四月，广州的非常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并于五月五日就职，正式成立另一中华民国政府。六月间平定了广西，形成西南对杭北京政府的局面。当时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的军事领袖虽宣布不服从北京政府，却标傍联省自治，并不与孙先生的北伐主张相一致。在这个时候，孙、陈间的意见分歧也就显露出来了。孙先生主张以广东作革命根据地，实行北伐。陈炯明则企图盘踞广州以自保。后来，陈炯明并进而主张联省自治、分省建设，显然更与孙的主张背道而驰了。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市工人群众举行了五一劳动节示威游行以后，按期于是日下午揭幕。到会的代表共一百六十二人，代表一百一十几个工会。这工会的会员总数约计二十万人。代表以来自广东、香港两地的占多数；其中比较出色的人物有：广东机器总会会长黄焕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主任邓中夏，广东分部主任谭平山，香港海员工会正副会长陈炳生和林伟民，上海海员工会会长朱宝廷，京奉铁路工会会长邓培，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史文彬等。从党派关系来说，以国民党人占多数，共产党人次之，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一二人参加。那天，我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的身份宣布开会，报告召集大会的经过以后，即提议推举主席团主持会议。大会推举黄焕廷、林伟民、谭平山、邓培、谢英伯等五人为主席团③，由于广东与外省言语的隔阂，能说普通话和广东话的谭平山始终执行着主席的职务。谭的成名，便是从这次的表现开始的。

全国劳动大会假广东机器总会举行。

那时广东机器总会对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虽表示赞助，但未采取积极领导的态度，于是劳动大会的领导权便落到共产党的手里。谭平山以主席的身份公开主持大会的进行，更是大出风头。我则为避免刺激国民党工运人物的情绪，退居幕后，但大会的种种决议多半是由我拟定的。

一般说来，劳动大会的进行相当顺利，成绩也很显著。大会通过了中共党员所提议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政治口号，作为工人参加民主革命的基本方针。对于工人切身利益方面，大会通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罢工援助”，“要求劳动立法以保障劳工利益”等案。此外，又通过了“工会组织方案”，反对“行会”，“帮会”原有陋习对工人组织的影响．主张工人应按照工厂和企业，全体组织在一个工会里，形成全国产业性质和职业性质的工会。

同时，每一省区和重要城市的各种工会应联合起来，组成各省和重要城市的总工会；再由全国性质的各业总工会和各地区的总工会，联合起来组成全国总工会。

这次大会认为全国工会组织还不算普遍，组织全国总工会的时机尚未成熟；因而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没有组成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为全国各地工会的总通讯处；并负责召集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这一决议标志着中共在全国工运中开始获得了领导地位。

在劳动大会以外，各地工会代表的活动也非常积极。当时广州市国民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团体，对于劳动大会的举行极表欢迎，纷纷举行联欢大会。

劳动大会曾邀请孙中山先生往会讲演，但他婉词谢绝了。在大会将告结束之际，我曾率领外省工会代表，到观音山总统府去谒见他。他听了我们关于大会进行情形的报告后，除表示欣慰外，只说大会的成绩很好，希望能切实执行决议等。我从他的神情上观察，似有重要的事情急待处理；果然，第二天（五月六日）他就到韶关去处理军事问题了。

香港海员工会经过上次罢工的锻炼，虽同系国民党所领导，与广东机器总会比较起来却大不相同。它显得是一个富有生气的急途的年青工会。它的代表也与各地工会的代表相处得很融洽。香港其他的工会代表也很少像广州工会代表那种老爷的派头。他们以海员工会为首，联合邀请外省各工会代表，到香港去与各工会举行联欢。大会闭幕后，我和各省的代表约三十余人到了香港。

首先我们参加了海员工会所举行的盛大的欢迎筵会，香港各工团代表出席者在五百人以上，会场内外扎着鲜花缤纷的彩牌，在一片爆竹声后，各工会代表相继向我们致欢迎词。我们也相继发表答谢的演说。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员的苏兆征那时担任海员工会的总务主任，表现得十分活跃，招待我们尤其周到。此后，各工团联合举行的欢宴大会，情况也同样热烈。

在这些联欢会中，“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口号，高唱入云，事实上也大大增加了香港工人与国内工人的联系。前此，各工会多半受到国民党的影响，中共在香港工人中那时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就由这次我们访问香港开始，中共的影响初步到达了香港和海外。后来，海员工会也逐渐转到了共产党手中；所以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工人大罢工始终能由共产党人主持。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按预定计划结束了。另一个中共所领导的会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开始（大约是五月五日马克思的生辰那天开幕的）。这年四月廿六日上演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到五月三日，奉军在西路战败，退往关外，直系获得了胜利。为了应付北京政局的变化，我和各工会代表在香港只盘桓了三天，即分别逗行返港。陈独秀先生则仍留在广州，指导青年团大会的工作。

根据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也是中共的预备队。

中共的方针是不愿青年团成为与它分庭抗礼的第二党，要求它能完全遵照中共的领导来进行工作。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即采取过一些步骤，调整青年团的工作，淘汰一些不稳定的分子；形成了各地区的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定名为干事会。各主要地区的青年团干事会（如上海、北京、广州等地），于一九二二年初还创办了青年刊物。一九二二年三月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干事会为了对杭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于四月四日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第十一届世界大会这件事，发动北京学生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发表宣言。后来，这个同盟又扩大成为反宗教大同盟，分支组织遍于全国各地。在这一反宗教运动中，各地基督教学校曾发生一些开除学生的事件，这就给予青年团学生鼓动的机会，更使这一运动趋于激昂。

在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各地青年团的组织已有了十七个单位。即北京、天津、济南、太原、西安、开封、上海、杭州、南京、芜湖、南昌、武汉、长沙、重庆、成都、广州、福州等地区的组织。这些地区组织的团员人数，多的有二百余人，少的仅十余人；合计起来，总数约两千人。

这次有十五个单位派代表出席大会，其中主要的人物为：施存统、高尚德、恽代英、刘昌群等。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团纲和团章两个议案。团纲的要点是：一、政治主张方面：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军阀的武力专政，力争工农的普选权，和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等等。二、经济斗争方面。维护青年工人利益，改善童工女工生活，十八岁以下的童工每日工作不得超过六小时，工资平等，禁止雇用十二岁以下的童工，争取每周连续休假三十六小时，废除学徒制，禁止用十六岁以下的童工担任繁重而有危险性的工作，女工产前产后应给假二月，工资照给，改良工厂卫生设备等等。三、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在各地设立青年工人俱乐部，举办讲演会，出版通俗的青年刊物宣传共产主义，在青年农民和一般失学青年中进行补习教育和政治教育等等。

团章的要点是：

（一）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的青年，接受团纲团章，并愿为团服务者，得按规定手续加入青年团为团员；

（二）基层组织为小组，设书记一人负责，各地区组织设地区委员会，全国设中央执行委员会；

（三）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书记处、经济部、宣传部等；

（四）确定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五）规定团员须遵守纪律，无故不出席小组会或三月不缴纳团费者，即受除名处分等等。

这次大会并选举了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被选为中央书记。后来新选出的中央委员回到上海，便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构。同时中共与青年团的关系也有了明确的决定。青年团正式承认受中共的领导，中共中央派代表一人参加青年团中央的会议，随时予以政策上的指导。青年团中央亦经常派代表一人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陈述青年团方面的意见。青年团各地区委员会亦以同样方式接受中共同级地区委员会的指导。

当时一般同志多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仍应是一个较广泛的青年组织，所以应当仍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原有名称。到了一九二五年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因共产主义教育已有相当成绩，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经过这次大会，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有了确定的政治主张，并规划了注重青年工作的特定工作范围。此后，它在青年中的文化教育工作方面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中共今日注重学习的作风，也就是由那时青年团开其端。但青年团与中共的工作往往纠缠在一起，一般党员与团员也常从事同样性质的工作；因而青年团总不免有些与中共发生互相竞争的第二党的倾向。这样，保持青年团独立性和反对第二党倾向两个对立的意见，就成为以后青年团会议的讨论焦点。

陈独秀先生经常参加了这次青年团的大会，一切规范也多出自他的手笔。当我在离开广州以前，我们鉴于广州局势的严重，觉得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适宜的，因而决定仍在上海举行。他在青年团大会结束后，曾应陈炯明之邀，偕同陈公博等前往惠州与之晤谈。陈先生此举的用意似乎是企图从旁劝说孙、陈之间避免火并。但这种活动为时已晚了。他觉得事不可为，很快的率同其他青年团的代表返回上海。

① 据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上海《申报》载．三月四日罢工工人两千余人准备步行回广州，行至九龙附近沙田时，遭英军开枪限击，死工人三人，伤八人。

② 一九一六年我在上海与国民党人士交往时，即与林伯渠相识。也是湖南的一位国民党要人，为孙中山先生的嫡系。他的胞兄林修梅曾任谭延闿部师长，他本人则和谭延闿竞争湖南地盘的程潜相友善。这次我们会面，他虽已加入中共，但支持孙先生的热诚，往往超过一般纯正的国民党员。

③ 关于主席团人选问题，据邓中夏说：“主席团名单是共产党拟定而由一建筑工会的代表提出。这名单之中，共产党为了联合各派，故各派都有人在内。就中有谢英伯的名字。谢英伯隶属国民党，为一无聊政客，但此时他为广州互助总社社长．该社确已包括有几十个手工业工会，举为主席团之一，确也应当。

可是就因谢英伯的问题引起很大的纠纷，特别是无政府党人，那时反对在朝的国民党，更反对政客式的谢英伯……”（见邓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六九—七○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中共原拟定的主席团人选，其中黄、林、谢三人系国民党籍，邓、谭则系中共党员，谢英伯遭受反对后，这一争论就以不了了之的办法搁置下来了，实际上就由谭平山一人执行主席的任务。

第三章 从联合战线到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先生和我于五月中旬分途回到上海，即面临着北方政局的变化。奉系势力被驱逐到山海关外，直系完全掌握了北京政权。

这个时期，中国的形势的确有些使人乐观的征象。华盛顿会议主要虽是解决英、美、日等列强在太平洋区域的冲突及限制军备；但其决议案也规定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协议改善关税制度暨治外法权等。当时一般人多抱乐观，认为华盛顿会议开辟了减轻外力侵凌的途径。奉系的失败，也可以说是日本在华势力受到实际的打击，代之而起的是反日爱国的军人吴佩孚等。他们觉得循此发展，可以扭转第一次欧战以来日本灭亡中国的趋势。

因此，北京的一般名流学者如胡适等对吴佩孚寄予厚望，希望由此励精图治。他们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好人政府”的主张，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所公认的好人，出来组织一个好人政府，实行废督裁兵，财政公开，尊重国会，制定宪法，实行联省自治，停止内战，以实现和平统一等措施。

这年六月初，北京政局的变化表面化了。六月二日徐世昌通电下野，黎元洪主张以废督裁兵为其复职的条件；尤以好人政府的宣传，获得一般舆论的支持。李大钊先生致函我们，认为好人政府是当前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一些从事新文化运动而在党外的朋发们，也直接间接表示希望中共对好人政府的主张予以支持。这就使中共中央觉得应根据远东劳苦人民大会所制定的方针，联系中国目前局势的发展，从速发表一个对时局的主张。当中共中央讨论这一问题时，一致认为华盛顿会议决不能开辟一条改善中国国际地位的道路；外力始终是在阻碍中国的进步；日本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代之而起的仍是列强共同宰治中国的局面；废督裁兵是不能的，军阀战争和军阀统治的局面仍将继续下去；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上海的一般同志对好人政府一致讥讽，这也许是上海的环境使人易于看出北京的黑暗面。当我们将这一问题提交上海全体同志会议讨论时，到会者多采取激进的态度，要求不必等到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不必顾虑到与蔡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即应将我们的主张公开出来，并推陈独秀先生起草。

当时中共还没有共同起草一个文件的习惯，陈先生在会议上即曾表示他所草拟的这项文件完成之后，欢迎所有同志不客气的修改，使之成为一个集体作品。

陈先生的草案在中共中央讨论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很多的修改就通过了。它指出了国民党过去因妥协倾向而失败的种种经过，反对好人政府的主张，并批评一切改良妥协的倾向；提出一个作为革命目标的民主纲领。现在看来，这个文件是富于中国情调的。

这个被题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时局主张》的文件，具体地说明了建立革命联合战线的办法：“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这种联合战争，是解放我们中国人受列强和军阀两种压迫的战争，是中国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战争。”

这个文件于六月十日通过之后，我即于六月中旬被派往北京。我的使命是与李大钊等同志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我携带了一卷中共对时局主张的印刷品，交给李先生，向他说明原委并与之商讨。他毫不迟疑的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直系的曹锟别有怀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总统，连吴佩孚都受到排挤，那里说得上废督裁兵？所以上海中央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

当李先生与他的那些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们在一个会议上会面的时候，将我交给他的印刷品分送给这些朋友们。当时即有人说到仲甫（陈独秀的号）老爱标新立异，现在又在唱反调；但有些人经过一番考虑之后，也觉得好人政府将难收效，仲甫的主张不能说是无见地。

李先生将上述这类反应欣慰地告诉了我，并说他曾向他们指出：这不是仲甫先生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连他自己在内的一个新兴的集团的慎重主张，因而才特别分送给大家看，希望获得谅解。这样，中共的主张开始在他们中掀起了一些波浪，有些人从此对中共表示同情，也有些人从此与中共分手了。

在北京全体党员的会议上，我报告中央慎重发布这一对时局主张的意义，到会者都表示拥护。一般较年青的同志更是特别左倾，他们对好人政府不寄予任何希冀，而且认为中共中央的态度还是不够彻底。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能革命的，中共应自为主体，放手大干。这次会议通过了决议，一致支持中央的立场，在北方群众中进行宣传，以期打破一切依据现实企图改良的幻想。同时这次会议也决定了利用目前北京较自由的空气，要求劳动立法，废除治安警察法，组织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从事反帝国主义的活动的具体办法。后来，北方同志们的这些活动也收到了相当的效果。

我在北京耽搁了约一个星期，又回到了上海，将经过情形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根据党章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的规定，正在积极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举行。

恰好在这个时候，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被法国驱逐回国。他们两夫妇受了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成为虔诚而热烈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既曾受到法国政府的压迫，又与主持当时勤工俭学事宜的李石曾、吴稚晖等发生过争吵，因而满怀愤恨，准备回国来大干特干一番。刘少奇、袁达时、陈为人等留俄学生也在这时从莫斯科回到了上海，他们受过共产国际的相当锻炼，都准备在中国的实际工作中一显身手。

他们对于中共中央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虽一致赞成，但也觉得有些不满足的地方。蔡和森首先指出这个文件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其先锋队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来。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所能起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

他们在国外的时候，总以为中共的工作必定是十分虎虎有生气，那知回国一看，事实上却是相当松懈。他们对于党员的政治见解不尽相同的一点最感苦恼；开始强调我所主张过的统一意志和思想训练的重要。他们觉得我所主持的工人运动比较合乎理想；要求其他的工作，尤其是政治活动，要向工人运动看齐。

陈独秀先生很重视这些从外国回来的同志们的意见。他表示从国外归来的同志能增加中共的新血液，又可纠正国内同志那种受环境影响的散漫心理。他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另一个宣言，来补充前一个文件的不足。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毛泽东和广州代表都没有如期赶到①，使会期展延了几天。第二次代表大会终于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里正式开幕了。

当时中共党员人数是一百二十三人，但这次到会的正式代表却只有九个人。陈独秀、李达和我三个上届的中央委员是当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包慧僧是武汉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统，此外还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记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会议的有张太雷、向警予等人。

这次大会首先听取中共中央的报告。陈独秀先生报告中央工作的概况及所发表的政治主张；我报告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经过、工人运动状况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形；施存统报告第一次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等的决定。大会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和讨论了这些报告，决议追认中共中央工作及其所发表的时局的主张，以及劳动、青年两次大会的决议案等。我们鉴于上海环境的限制，决定人数众多的大会不必经常举行，以免遭受麻烦。大会旋即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和我组织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侠起草完毕后，再召开大会讨论通过，并选举新的中央。

起草一个政治宣言确是这次大会唯一重要的任务。我和蔡和森又推陈独秀先生为执笔人。他花了约两天的时间起草好了第一次的初稿，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起草委员会又连续开了好几次会议，蔡和森提出了许多补充和修正的意见，我也参加了一些意见。大会停顿了约一个星期，又再度举行，通过了我们所提出的宣言草案。在选举新的中央的时候，大会仍认为只要三个委员就够了。李达表示根据他一年来在中央工作的经验，还是专门从事写作比较适宜些，而且准备到湖南去教书，请求不再担任宣传的工作。因而选举的结果，陈独秀、蔡和森和我当选为第二届中央委员，分担书记、宣传、组织职务。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对六月十日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这文件列举中国受列强侵略的情形，较之第一个文件加重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

在中国内部状况上，它仍说到反封建制度，但没有重复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这类的语句。它模糊的说到中国资产阶级的中间性，强调中国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应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这个宣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为主要政治目标，其内容主要是把孙中山派的民主势力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开明的资产阶级，并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两次革命的理论。

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在事实上力求它的党员政治态度的一致，这就引起了党内的斗争。

当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时时候，我们曾将这个印刷品分送给孙中山先生及一些国民党要人，并表示希望以两党为骨干的联合战线能早日实现。

六月十六日，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军队围攻孙中山总统府的事件。陈独秀先生当即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张继等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

中共中央即致函广州支部的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先生。但广州的共产党人并未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陈公博和谭植棠仍在广州《群报》工作，并发表一些支持陈炯明的文章。

中共中央为了应付这种尴尬的局面，便向国民党方面作进一步的表示，请孙中山先生出面召集各派革命势力的联席会议，并声明中共将不因孙中山先生所受到的暂时挫折而改变其与孙合作的原有立场，中共将更积极的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对于广东方面个别中共同志支持陈炯明那种错误态度，已在设法纠正。

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后，中共中央再致函广州支部委员会，严厉指责他们对陈炯明的态度的不当；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负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结果，由于这些同志没有完全遵照中央的指示，谭植棠卒被除名，陈公博则在受到严重警告的处分后也退出了中共，谭平山遭受谴责后暂时离开了广州书记的职务。

从中共中央贯彻它的政治主张，执行政治纪律这个角度看来，这件事十分重要。但这也使陈独秀先生感觉苦恼。他有一种家长观念，现在这个共产家庭里发生了不如意的事，不免使他伤感。而且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这些人，都是由于他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时，受了他的影响，才与陈炯明合作的。当陈炯明公开叛变的时候，他们并不能和他一样的辨别是非，因而不得不用党的纪律予以制裁，这就使他不无挥泪斩马谡的心情。

在大会闭幕后几天，马林回到了上海。他对于中共建立政纲的努力浇上了一盆冷水。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

在一次我们与马林的会议上，他说明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去。他说共产国际赞成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认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他提议，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无人赞成他的主张。

不待说，马林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贯彻他的主张。所谓党内小组织问题，恰恰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那另行召集一次中央特别会议的主张得以实现。

原来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时，中共中央为了秘密开会的方便起见，将在上海的党员分成几个小组，讨论一般政治问题，提出意见，供大会讨论宣言的参考。我所主持的一个小组，都是劳动组合书记的工作人员，人数最多。大会闭幕以后，这个小组仍照常举行会议，以讨论劳工问题为主，但因政治是到会者最感兴趣的问题，自也不免涉及。

当我们与马林争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问题尚未决定的时候，我们的小组也在谈论这一问题；因事来看我的张太雷这次也参加了这一小组会。在商谈一些有关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之后，刘少奇、袁达时等提到党内讨论政治问题太少，党员不免涣散隔膜，要求仍照大会开会时的情形，每次都讨论一些政治何题。接着就有些同志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这使张太雷听了颇为不快。而那些从俄、法回国的同志们，也有点不满张太雷追随马林主张的意向，似不免特别加重反对的语气，含有故意向他示威的意思。

张太雷旋即将我们这个小组开会的情形报告了陈独秀先生，并向陈先生指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仍在少数中央委员与马林秘密商谈中，为何一般同志都知道了？中央尚未决定的政策，即在小组会上讨论，未免有建立另一中心之嫌，也可以说是党内发生了小组织的倾向。陈独秀先生听了张太雷的报告，一时颇为生气。

但当我为这件事去见陈先生的时候，陈独秀先生没有等我说明，就表示这并无不合之处，值不得再提。他还笑着说，他自己就曾向参加我们的小组的某几个同志，谈论过加入国民党要打手模、宣誓服从孙中山先生，中共党员如果加入国民党，也要履行这种手续，如何能与联合战线的策略，混为一谈。因此，他认为并不是我泄漏机乞动员同志们反对马林，也许是他们听了他这种议论，知道了这事，因关心而自动谈论起来。他说当张太雷向他提到这个问题时，一时没有想到这一点。他表示将再向张太雷解释，以免发生是非。

马林知道了这件事，立即借题发挥。他约我单独晤谈，并慎重其事的表示，在这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我曾竭力劝他尊重陈独秀先生，现在证明是完全对的，因而他很感激。但我现在的作为却有意无意地有些反陈独秀的倾向，所以他也同样的劝告我。我否认他这种看法。

他说到党内因确定政治立场，针对陈公博这类人在作斗争，此外，中共党员中在工作上也有

积极与否之分，无形中我被视为积极工作分子的代表，而陈独秀在某些方面却不是的。这件事终于引起了意见纷歧的感觉，陈先生虽然收回了他原来对张太雷所说的话，但当张太雷一提起党内小组织问题时，他就动了感情，这点可为意见纷歧的明证。他表示他并非因参加小组的同志反对加入国民党，而有所疑虑；但希望我不再反对举行另一次中央特别会议，因为他认为这对党的对外政策的决定和消除内部意见，都是有必要的。

李大钊先生也正在这个时候到达了上海。中共中央的负责人认为他和马林都没有参加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现在马林又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大家正好从长计议。因而中共中央便决定在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

八月初，距第二次代表大会约三星期，另一次更重妥的会议在西湖举行了。参加者有陈独秀、李大钊、马林、蔡和森、张太雷、高尚德和我共七人。这次为时两天的会议，专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虽没有通过甚么修正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议案，但著名的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就是这次会议确定的，实际是修改了原定的政策。

马林在这次会议中是主要的发言者。他坚持共产党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大概是为了减少反对，他避免提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的论点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关于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唯一可行的具体步骤。其主要理由大致是：第一、中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只能有一个民主的和民族的革命，决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革命；而且现在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其所能起的作用，都还很小。第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

第三、孙中山先生可以而且只能容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一个平行的联合战线。第四、中共必须学习西欧工会运动中，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的联合战线的经验；中共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第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以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以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大量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手中夺取过来等等。

我和蔡和森发言反对马林这种主张。我们认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能与西欧共党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一事相提并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这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通过的原则不合。我们指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这有过去国民党和其他派系建立联盟的实例为证；如果组织一个联合战线的委员会，可以推孙为主席，委员会中的国民党人数也可比中共人数多一倍左右。我们所要说明的中共并不是要求与国民党来个平行的联合战线，只是不要丧失独立性。我们还着重指出，中共除与国民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外，更应注意争取国民党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来壮大自己。根据这些观点，我们要求不接纳马林的主张，并请共产国际重新予以考虑。

陈独秀先生也反对马林的主张，而且发言甚多。他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的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他详细说到，一个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后，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但他声言，如果这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

马林说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陈先生还提出只能有条件的服从。他着重指出只有孙先生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等原有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共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他也要反对。

李大钊先生却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也称许陈先生所提出条件，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懈，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挂着国民党党籍，依然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并未受到任何约束。即单纯的国民党员也抱有各种不同的政见，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足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他也判断联合战线不易实现，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

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这种看法，向我们疏通，认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去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现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结果，这次会议并未以文字的形式，而是以一种互相谅解的形式，通过了陈独秀先生所提国民党取消打手模以后，中共的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决定。这种决定显然对马林原有的中共党员无条件无限制加入国民党的主张，已作了相当的修正。

接着，马林从袋中取出一份关于小组织问题的决议文，宣告党内现在并无小组织之存在，但有过这种倾向，这虽出自爱党的善意，也是不应有的，将来更不应有。这份决议文的突然提出，使会场的气氛突然为之严重。大家沉默了一会，陈独秀先生表现出惊异与馗尬的神情，显然他在事前并未看到这个文件，也没有想到马林竟撇开他而直接提出。蔡和森表示，根本无此决议的必要。他指出党内合法的小组会议讨论党内当前的政治问题，即使对中央尚未决定的政策表示了一些反对意见，也不能认为是小组织的倾向，如果这样认定的话将是压抑党内民主讨论的自由。和我们同持反对意见的高尚德，此时更愤而指斥马林是施展压抑反对意见的手腕。

这就使马林沉不住气，转而向我施其压力。他声色俱厉的表示：从蔡、高两同志的发言看来，证明党内一些年轻初参加中央工作的同志，确有一种左倾反对派的倾向；这是要由我负责的，至少我没有帮着纠正这种倾向。他希望我让这个决议顺利通过，但以后可不再提起这件事。我强行压抑内心的愤怒，起而声明，我反对党内有任何小组织的倾向，认为并无这种倾向存在，因而不赞成有这个决议。我开始指斥马林的发言是无礼而且荒谬的。

李大钊先生没有等我说完，便劝阻我继续说下去。他颂扬了一番大家坦率的交换意见，达成了对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协议，彼此忍让的和谐精神十分可贵；他说不妨让这个决议存在，以作为将来的殷鉴。他声言他不相信我有甚么小组织的倾向，也相信其他同志对我并无不信任的心理等等。陈独秀先生也重申他不相信我有小组织的倾向，但认为这个抽象的决议既已提出来了，就让它摆在那里好了。结果，由于当时中共内部不愿争执的气氛，和中国人爱尊重对方面子的固有涵养，这决议并没有依照我的主张予以否决；而以“摆在那里”的含混语而获得存案。马林似鉴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对我表示信任，又得不到其他同志的支持，也就不再多说了。

这种所谓小组织问题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纠缠在一起，曾使中共党内后来发生不少的风波。这也是国际共产党中那一套借故压抑反对者的党内斗争办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事实上，陈独秀先生和我以后虽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因这个决议没有被否决，彼此心中都有些不痛快，在我们的纯洁感情上不免布上了一些阴影。

马林施展了全身解数，才使他的主张获得勉强通过；是他的胜利，也是他的失败。我们以后虽仍照旧保持着工作上的往来，但他对我的谈吐似已加上一层戒备。在我这方面，的确起了甚大的反感。他也许自以为具有足够的权威来仲裁中共内部的一切，因而贸然提出这个小组织的决议；结果，并不能如他所预期的获得支持，反给人以挑拨是非玩弄手腕之感，也使我失去将他当作老前辈的敬意。我从此认为他在不择手段地打击我这个反对者，而且怀疑他主张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并且凭借所谓小组织问题的决议，向莫斯科作些歪曲的报告，来中伤他的反对者。这一切的一切，是我们后来终于破裂的伏线。

这点，当时陈独秀先生似已有所感触，因而他在所谓小组织问题讨论结束以后，立即起而提议让李大钊先生留在上海一些时候，以便共同进行与国民党建立关系；选派我为中央代表，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传达中央历次会议的决定，以期获得兰致的支持，并指导各地党务和职工运动的进行。他并且表示，这是对我的完全信赖。所有的到会者都赞成他的提议，他们心目中认为这次的争执可用这个办法获得一些弥补。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如果只是中共单方面的决定，还是不能实现的。当时孙先生和国民党正也有此需要，才使这一政策很快的见诸实行。

孙先生在中国近代政局的演变中。始终是个失意者。列强对他的态度一直不够友善。欧战后，他曾草拟实业计划，提出聘请西方技术人员并利用列强力量来开发中国富源的主张，遭受到列强当局的冷视。华盛顿会议时，列强也未接纳他单独派遣代表的建议。同时，孙先生反秘密派遣张秋白为出席莫斯科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代表。

尤其在内政问题上，孙先生一直在与环绕他四周的政敌，作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斗争，叠遭挫折。孙先生一直企图获得列强的谅解与支持，而外力却总是支持他的敌对方面。他的亲俄固由于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为事势所逼成的。

一九二一年底，马林赴桂林与他晤谈时，他们之间很快的找着了一些共同点。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增进了孙先生对于苏俄的谅解。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似也获得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谅解。

在西湖会议时，马林曾很有信心的指出孙先生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他从未向我和其他的中共负责人详细说过他与孙先生会谈的经过。当时，我们根据与孙先生接触的经验，相信他这种说法不是信口开河，很可能还是出于孙先生的主动。

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他只要求人们拥护他的革命，并不十分注重其所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是甚么。他在我们没有组织中共以前，明知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即曾向我和其他以后成为中共要人的朋友们说过，既要革命，就请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有同样的解释，仿佛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大圈子外面。

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推测，这个加入国民党的办法用不着马林吹嘘奔走，孙先生就会自动提出的。如果这一点确是由孙先生提出，马林自然会觉得正合孤意。他在印尼工作的时候，即曾指导印尼的社会主义者，参加领导反荷兰殖民统治的宗教政治混合为一的“回教联盟”。

再者，马林当时如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允许，是不会贸然自作主张的。所以他在探明了孙先生这种意向之后，就赶回莫斯科去请示。后来，我从威金斯基等人的口中，知道马林回去后提出这个建议，并为共产国际所接纳。不过当时采用这个建议的详细办法和解释，还未十分确定罢了。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先生一时似乎失掉了一切。当时孙先生的处境十分恶劣，陈炯明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且获得一部分舆论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调子。北方的实力派吴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的支持陈炯明。国民党分子背离他的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王宠惠等四一十九人联名通电请他下野，这件事给他的打击更是不小。

这个时候，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使孙先生为之感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

一九二二年八月九日，孙先生离开困处广州白鹅潭的永丰舰，于十三日到达上海，这正是西湖会议后五天的事。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分别去拜访他。孙先生立即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主张。他应允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几天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孙先生亲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为党员。

我在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以前，到北京、武汉、长沙一带去执行任务。我们在西湖会议上对加入国民党一点，虽有过严重的争执；但一经决定，就一致严格执行。我向北京、武汉、长沙这三个重要的中共地委会所召集的会议中，报告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西脚会议的谅解；所有曾经有过争执之点，都避而不谈。因而很顺利的得到各地同志对于中央决定的支持；并按照各地具体情况，开始建立与国民党人的合作关系。

九月初，我回到上海。陈独秀先生即告知他们加入国民党的经过，并说他们曾告诉孙先生，我也是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本应一同办理入党手续，现因事他往，只好将来再行补办。

孙先生向他表示，一俟我回到上海，他会欢迎我加入国民党。

因为张继担任我们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的角色，陈先生邀我一同先去看他。我们向张继说明来意之后，他表示孙先生欢迎我入党，他要去向孙先生报告，请他约定二个时间，亲自主盟。我旋即向他们说到，共产党员第一次入党，由孙先生亲自主盟是很好的。现在我来补行这个手续，就可以由溥泉（张继的号）先生主盟，由陈先生作介绍人。如有事商谈，改天我当专程去拜会孙先生。陈先生赞成我这种说法，张继谦虚了一阵之后，也就很高兴地照做了。于是在张继的客厅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党仪式，我举起右手宣读的入党词，已不是甚么服从孙中山先生，而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宣读之后，是我们共同签名，而不是打手模了。

张继先生当时笑容满面，说要将我这张入党书立即交给孙先生，又畅谈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和与苏俄的关系以及国共合作已有了良好的开端等问题。他尤其兴奋的是所有中共负责人都由于他的介绍相继加入了国民党，这是他对国民党有了不平凡的贡献。这位先生后来虽变成了著名的反共者，但那天的一幕，却象征了国共水乳交融的初期情景。

① 李大钊当我到北京面邀时，曾允如期参加。但卒因事未能赶到。毛泽东据他自己在自传中（第三十三页，史诺笔录，方霖译—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五月第三版）说，是因为忘记了开会地址，致未出席。至于广州代表则因陈炯明事变所造成的战争状态，联络发生了困难，所以也没有赶来。

第四章 孙中山与越飞

国共两党开始合作这一事实，使这两党人士意识到革命运动的一个新动向。联俄使中国革命能得到苏俄的支持，更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关健问题。但孙中山先生似并不以为国民党改组和少数共产党人的加入国民党，会很快的带来甚么奇迹；他主要是在图谋恢复他在广东的地盘，设想到将来如得到苏俄的实际支持，或许不会如过去的动辄遭受挫折。可以说，国共合作解决了苏俄支持中国革命的一个矛盾。孙中山先生经过越飞与苏俄建立关系，又大大促进了国共的合作。所以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是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以及联俄三个新动向同时并进的酝酿发展时期。

越飞以苏俄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出任为驻北京的外交代表，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到达北京。我在西湖会议后，衔着中共中央的使命北上，先他一两天到达。

在马林回国以后，驻北京的苏俄代表团留有一个代办，常与李大钊先生保持接触。当时，苏俄的外交代表似不愿与闻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事；因此，这个代办与李大钊先生的来往表面上属于社交性质。这个代办曾与我有一面之识，他急于办交代，因李大钊先生已赴沪，故为我安排好与越飞会面的时间。

在越飞到达北京的第二天，我即如约到苏俄代表团办公处与他会晤，由那位代办翻译。

初来的越飞对中国情形似乎知道得很少。他根据一张向未读熟的中国要人名单，接二连三的问我，是否认识吴佩孚、曹锟、张作霖和一些任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和部长等要人。我的回答不是“不认识”就是“没有往来”。后来我就老实不客气的向他说：“对不起，我这个青年，

不认识这些大人先生。”

越飞当然很重视他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因此，他的问题都侧重于这方面，他似不愿谈到中共和国民党方面的事，也不将我当作一个中共代表，只是把我视作一般名流，这就显得有点外交家的做作，同时也流露出一些自大自傲的神情。我也有点青年人的傲慢态度，瞧不起北京政府，因而就不重视莫斯科与北京的外交关系。——我心目中总以为苏俄支持中国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事。那个任翻译的代办，觉察到了这种情况，便用俄语向越飞解释，似乎是为我重新介绍，指出我有很好的政治见解等等。

于是越飞转而问我对中国时局的看法。我告诉他，他刚才所提出这一连串的人名，实在值不得重视，我深以没有与这些腐败而落伍的军阀政客来往而自傲。至于平凡而正常的中国人，我倒认识不少。那些军阀政客们不久将为人民所唾弃而趋于灭亡，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广大平凡人民的革命上。

他接着问我，谁能领导中国的革命。我告诉他孙中山先生能领导中国的革命势力。他又问到孙中山正被迫离开广州，是否能很快的返回广州，重建革命政权。我肯定的向他指出，不久的将来，孙先生一定要重回广东的。而且说孙中山先生是能统一中国，使中国走向正轨的有希望的人物。

我虽不能确说北洋军阀一定很快就会垮台，但越飞对于我这个远景的看法，似甚感兴趣，因而很高兴的问：“你以为我这个苏俄政府派驻北京的外交使节，会有机会与孙中山先生接触吗？”我直截了当的答覆他：“你不仅可以有这个机会，而且还不应当错过这个机会；如错过这个机会，对于一个革命的苏俄使者，是大大的遗憾。

”他很有礼貌的向我道谢。

我和越飞这段谈话中，接触到了苏俄政府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且已触到问题的中心。

苏俄的外交政策具有两重性；一面与现存的政府办外交，另一面又支持要推翻现政府的革命势力。越飞身当其冲，便把这种双管齐下的外交政策在中国具体表演出来。以后事实所证明的，越飞在中国的具体收获，也就是在与孙中山先生建立关系这一点上。

这个时候，国共双方的要人们都展开了有利于革命工作的活动；而这又是头绪多端的，有它成功的方面，也有它引起争执的一面。

马林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撮合人。他不仅促成了中共负责人加入国民党这一件事，更奔走于孙中山先生与越飞之间，后来孙、越的见面主要也是由他促成。马林在政治上显得有些神秘，他与威金斯基的作风不同，从不将共产国际的决议交给中共中央看，也不和我们谈起他与孙、越接头的情形。我们只看见他时而北京，时而上海，跑个不停。我们还曾讥笑他，不免放弃了共产国际给予他与中共联系的任务，专做上层政治活动。事实上，当时他对于中共日常工作的注意力，确也渐渐减少。

这时马林有点不可一世，中国革命的主要线索好像都操在他手里面。他与越飞是最谈得来的。有时他暗示越飞完全支持他的主张，甚至提到越飞比他还更重视国民党，认为它才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力量。孙中山与他相处得也不错，似可遇事商谈。他这个共产国际的秘密代表，不像越飞之有公开外交代表的身份，可以更自由的活动，不受各种外交惯例的约束。但马林究竟不是俄国的公民，也未担任苏俄政府的职务；因而影响苏俄外交政策的力量是很薄弱的。苏俄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是以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为其着眼点。这样，他就无法满足孙中山先生的一些具体要求。在国共关系问题上，他也不能完全贯彻他的主张；因为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方面，他常遇到反对的意见。后来马林因而弄得满身是非，不能不让位于鲍罗庭了。

陈独秀先生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因而采取消极的态度。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孙中山先生召集在上海的国民党高级干部五十三人开会，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孙即席解释他的联俄容共的新政策，并获得一致的赞成。六月，他指定九个人组织国民党改组方案起草委员会，陈独秀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十一月十五日，孙先生又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九人起草委员会所拟订的改组方案，并推举胡汉民和汪精卫为改组宣言的起草委员。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发表了第一次的改组宣陈独秀先生过去与国民党人士来往较多，也与他们有过不少争执。他被孙中山先生指派为九委员之一，显系具有促进国共关系的重要意义。但他一直以客卿自居，不愿对国民党内部问题多表示意见。后来，他又被中共中央派到莫斯科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因而并没有参加改组方案的最后制订工作。

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先生总是处于先知先觉的地位，他那时对联俄容共的政策，主张最为坚决，兴致十分浓厚。但他的追随者们，并不同他一样，表面上虽然是一片附和，骨子里却有不少的怀疑。国民党中的右倾与左倾思想同时存在，有的惧怕联俄容共，会招致列强的反对，不利于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发展；有的认为苏俄既有意与孙中山先生合作，就不应再与北京政府谈甚么外交；有的认为联俄是可以的，容共则颇具危险性。种种疑虑，不一而足。

张继是国民党内当时联俄容共政策的积极支持者。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他还带了孙中山先生致越飞的亲笔信，由上海到北京去与越飞晤谈。但他主要是希望苏俄能经由外蒙给国民党以军火援助，仰国民党能在北方发动反北京政府的军事行动。等到他从越飞方面确知他的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时，他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热心就开始冷淡下来了。

一九二三年初，越飞因回国道经上海转赴日本之便，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数度晤谈，结果公布了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有名的孙、越联合宣言。

这个宣言主要确立了国民党政权与苏俄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是孙中山先生的胜利。越飞同意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并表示完全支持孙先生的革命；这些都是孙先生所衷心欢迎的。广东政局恰在这时发生变动，一月十五日陈炯明退往惠州，通电下野，国民党人士正在兴高采烈地作重返广州的打算。孙、越宣言的公布，更足以壮其声势。

已移往北京的中共中央，当时正忙于指导职工运动，不仅没有参预孙、越的谈判，而且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们在报上读到这篇宣言之后，觉得其中“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的措词，含有否定中共作用的意义；而且越飞和马林未得我们同意，迳行作这种露骨的表示，也是不应当的。但我们本着关切国民党与苏俄能迅速建立友好关系的心情，对这个宣言只看作是一个具有外交词令的文件，中共本身并不因此受到约束，因而也毋庸表示反对。

这个宣言所起的作用确是不平凡，它在中国政局中无异坟下一枚炸弹，因为这宣言是由苏俄驻北京的大使与北京政府的反对派领袖所共同发表的，这对北京政府自然是一个威胁。

尤其重要的是，快要重返广州的孙中山先生及其所领导的南方政府从此实施联俄政策，而且还坚定了孙先生改组国民党和容共的决心，这就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新动向。

可是这个不平凡的宣言后来又成为国民党分共反共的依据，使中国革命遭受了莫大的祸害。这也许是由于越飞承诺得太多了，事实上又不能做到。这也暴露了苏俄对外双重政策的本性—主要是苏俄外交部与共产国际间的不尽一致。苏、国、共的三角关系虽有一个兴奋而愉快的开始，结果却终于翻脸下场。

第六篇 国共合作的发展

第一章 二七罢工的失败

中共一直是在遭受压迫和反抗压迫中成长起来的。高举反帝国主义的旗帜的中共中央，却寄存在上海租界里，租界当局自然不会坐视这枝嫩芽成长起来。它经常给予中共以严重的打击，其压力也随着中共工作的发展而加强起来。一九二二年六月间，法租界捕房封闭了中共发行书刊的机构—新青年书店。这年九月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在上海秘密出版。它根据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上海公共租界的捕房严禁这刊物的印刷和发行，虽然这周刊仍不胫而走，销数日增；但中共中央为了这件事，也遭受着不少的折磨和经济上的重大损失①。

同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总部又被封闭了，这无异取消了中共在上海一切公开活动的机会。书记部一直保持着普通工会的面目，表面不带共产色彩，在上海合法存在着，由于它支持一九二二年春香港海员的罢工，后来又负责召集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成为全国工会的总通信机关，便引起了租界当局的嫉视。我也早觉察到这一点，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譬如书记部的办公处并未存有秘密文件，《劳动》周刊尽量不登煽动性的文字，人员多分散各地，秘密工作，避免暴露；并聘有英籍律师为书记部的法律顾问。

一九二二年九月间，任书记部秘书的李启汉突然为便衣侦探所诱捕。由英领事主持的会审公廨法庭，根据中国禁止罢工的法律，认定李启汉犯有煽动罢工之罪，处三个月的徒刑，并驱逐出租界；书记部及由书记部所主办的劳动周刊均予封闭。我们的英籍律师只要求减轻处罚，并未根据租界一向准许工会公开存在和允许工人罢工的成规，力为被告洗脱，似未善尽辩护之责。

劳动组合书记部遭受摧残，当时中共中央曾企图反抗。但我们估计到当时还没有充分力量发动一次向租界示威性的罢工，即使勉强发动，也不会获得预期的结果，因而忍了下来。

又为了不愿使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和罢工浪潮受到这不利消息的影响，因而只轻描淡写的宣布将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移往北京，并未将被封事件大事宣扬。

当时，吴佩孚却正在高唱保护劳工的政策。吴氏于战胜奉系以后，即通电宣称保护劳工。

由于他这种政策的影响，北方各地和湖北湖南一带，工会正在公开组织起来，罢工的活动也可以公开进行，这些地方的工人运动都在欣欣向荣，中共在北京、武汉和长沙一带的工作，也得着显著的发展。中共中央于愤恨上海租界当局压迫之余，除决定将劳动组合书记部北迁之外，十月间，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机构都先后移到北京了。又因陈独秀和刘仁静被派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须按期②赶往莫斯科，中共中央在人事上的分工，也因此要有些调整。中央当时决定：要我专负中央领导方面的工作，在陈独秀出国期间，代理中央书记的职务；至于我原担任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职务，则由邓中夏接替；并指定罗章龙做他的副手，主编《劳动》周刊。从此，我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中共中央政治决策方面；对于职工运动的领导工作，就不是经常直接参预的了。

邓中夏草拟了一个劳动法大纲③，发动各地工人，轰轰烈烈的进行了一次要求取消治安警察法和由国会制订劳动法规的运动。他和各地的工人代表们在北京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希望他草拟的大纲能得国会和社会人士的重视。后来一部分议员确向国会提出过所谓保护劳工法案；不过这法案终未成立，提案人也只是把它当作官样文章，主要似是迎合吴佩孚保护劳工的主张，凑凑热闹而己。

但吴佩孚与中共之间在职工运动方面，确有过具体的合作。当时任交通总长的高恩洪是吴氏的亲信，对铁路交通业务却是个生手。他为了排除盘据铁路上的梁士治交通系的势力，接管铁路财务，以期增加吴佩孚的财源，并要求李大钊给予协助。李大钊鉴于梁士治交通系素来压制铁路工人运动，便欣然应允高的要求，介绍了六个共产党员给交通部，分任京汉、津浦、京奉、京绥、陇海、正太六条主要铁路的密查员。由他们直接推进铁路工会的发展，并考察铁路上的积弊，淘汰旧交通系的职员，以便高恩洪能补进新的人员，来实施对铁路的控制。

这六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顶着密查员的特殊头衔，携着铁路长期免费乘车券，在铁路上各处活跃，发展铁路工人的组织，经常向铁路当局提出改良铁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们把高恩洪所赋予他们排除梁士治交通系的使命置诸脑后，一心一意的干他们心目中认为是纯洁的职工运动。这在吴佩孚和高恩洪看来，不是帮助他们，而是给他们增加麻烦。彼此间的关系也因而恶化起来了。

中共方面并未警觉到这种演变，北方的中共党员们正为他们的成就而得意。当时，沿着铁路各大站暨各大城市的职工运动，确经历着从未有过的黄金时代。各地工会组织和参加工会的人数大大增加起来。工会的内部组织也有极大的增强。罢工运动更是风起云涌；而且罢工的工人往往能获得相当的胜利。就在这兴高采烈的时候，开滦矿工的罢工，首先遭受着流血的镇压，就如秋风起后的第一片落叶。

开滦煤矿是中国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新式煤矿，由中国资本创办，逐渐为英商所侵夺；到一九二二年时几乎已成为英商所独占的企业。矿工人数多达五万人（包括临时工）。这个矿区是有名的黑暗世界，工人的待遇的恶劣，包工头剥削的严重，以及鸦片和赌博等等的为害，都是骇人听闻的。这里盛传着“人不如马”的一句俗话，其意说：死一匹马要损失六十元，一个矿工因公死亡，厂方却只抚恤二十元；而工人伤亡事故又是很多的。因此，在这个矿区工会还没有组织完成和缺乏准备的条件下，就发生了罢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开滦煤矿的工人发动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二十五日当工人向矿局示威的时候，遭受由英国兵舰调来的印度兵和直隶警察厅长由天津调来的警察保安队的镇压，中外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工人数人，伤约五十人。矿工工会以及唐山铁路、纱厂、洋灰等工会均遭封闭。工人被禁止集会，罢工领袖被迫逃亡或被捕，甚至唐山工学院因学生同情罢工也遭到停课的处分。罢工支持到十一月十六日，由于工会无力抵抗这些压迫，同时厂方也表示了轻微的让步④，遂告结束。

这场罢工震动了新迁到北京的中共中央。我们郑重检讨北方工运发展的前途。我和蔡和森认为这是北方军阀（包括吴佩孚在内），镇压工人的第一声。李大钊先生根据他的政治内幕消息，认为这是英国方面的压力，以及直系中的津保系受着外力的播弄在那里作祟；可以当作一个特殊的例子看待，还不能判定吴佩孚会根本改变他那高唱的保护劳工的政策。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人邓中夏等则多认为开滦罢工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工会组织不够健全，罢工准备不够，和书记部领导不够得力，否则可能冲破压力取得胜利。结果我们决定：不管外力和军阀用甚么严厉的手段对付罢工，我们只有领导工人，再接再厉的来争取组织和罢工的自由。

当时，职工运动除在天津、唐山两地受到当局的干涉而外，其他的地方，依然可以自由进行。吴佩孚并无干涉工会活动的任何表示。我们仍按原定计划，积极推进铁路总工会和各地区的工团联合会的工作。各地工会之中以京汉铁路工会组织最为健全，这个工会的主持人得到书记部的支持，定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汉线全路工会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中共中央是很重视这次会议的。我们计划着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以后，其他各铁路总工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均须次第成立。中共中央认为我从事铁路工运最早，在铁路工人中早有信誉，因而派我去指导这次代表大会的举行；同时，陈独秀先生已于一月间由莫斯科回到了北京，我已解除了代理书记的职务，所以可以抽身前往郑州。

这次大会的举行，是筹备得较充分的；也有过一番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会方面曾在京津沪汉等地各报刊登开会启事；并函知铁路当局和当地军警各机关。一月二十八日，吴佩孚曾令郑州驻军司令靳云鹤禁止开会。工会获得消息后，即派代表五人前往洛阳，会晤吴佩孚。

商谈结果，吴表示总工会虽可成立，但郑州是军事区域，不能任意开会。因此，代表们均相信举行一个总工会成立的仪式，大致是不会受到干涉的。我于二月一日的前夕，赶到了郑州。

那时京汉铁路十六个分工会，按人数比例所选出来约六十五个代表，和其他各铁路以及武汉和各地工会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达一百三十余人，总共二百余人均先后到达了。由于到会代表人数之多和代表单位广泛，使这次大会在性质上无异是北方各地工会共同举行的小型劳动大会。其议程的范围也不仅限于讨论京汉铁路工会的事项。

二月一日，大会假郑州一间大戏院—普乐园—开幕，各代表均按时前往参加。郑州站的铁路工人并列队游行，庆祝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当一部分代表进入会场的时候，郑州警察局长黄殿宸率领一队武装警察占据大会主席台；同时会场外也有大批军替密布，禁止工人游行，并包围会场和总工会会址。黄殿宸当众宜布奉命严禁开会。我和一些工会领袖们即走上主席台与之理论。这位黄局长平日与一些工人领袖是有来往的，但那时他扳起一副充满杀气的面孔，严厉执行他所奉到的禁令，毫无商量余地。工会代表又对黄局长说：吴佩孚曾面允总工会可以成立，但不得举行全体大会，要求他让工人们举行一个简单的成立仪式，并不正式举行全体大会，以求两全。他仍不许可，并用威胁的口吻宣称，限五分钟内解散，否则将有流血事件发生。

我目击情势紧急，即向各工会领袖建议，为避免流血起见，总工会的成立仪式和全体大会可以改时改地举行，现在不必坚持。他们接纳了我的建议，向当时围集在会场里的众多的代表大声解释暂时解散的主张，但会众们叫嚣不服，不肯解散。总工会秘书李震该是一个极富热情的共产党青年，愤慨之下，起而高声喊叫：“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黄殿宸跑上前去掩住李的嘴吧，阻止他再叫。会众大声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以示威的姿态，离开了这个会场。

这一幕，实际上是工会方面让了步。但黄殿宸似乎深恐工会方面会宣告总工会业已成立，他将无法交差；因面指挥军警，进而解散工人的游行队伍，夺去工人们抬着的一面“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大招牌，捣毁了许多各方面送来的庆贺礼物，并派军警占领总工会会址，禁止出入，这就更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

我们离开大会场以后，愤怒的工会领袖们，分别举行会议，所有代表一致主张应立即罢工，力争工会的组织自由。各地代表以来自武汉的为最多，主张亦最激烈。他们一致议决，要求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总机构移往汉口，并立即罢工；并保证武汉各工会将罢工响应。武汉代表们的这种态度曾大大影响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当时，在中国中部，武汉的工会团体算是最有力量的。那里已经有二十八个工会，组织上多数是健全的。在这些单位之上，还有一个全省工团联合会，更是极著声望。国共两党人士对于武汉工运的领导都很积极，彼此合作得很融治；因此，武汉的工会运动相当蓬勃，并博得一些学生团体、文化团体以及一些记者和律师们钓支持。那时，任湖北工团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天是国民党党员，也是广东机器工会的老会员，他身材矮小，伶俐而能干；在汉口扬子机器厂工作多年，从事工会活动较早，颇为武汉工人们所信赖。他出席这次郑州的会议，主张比到会的共产党员还要激进些。

我当时也认为一次大规模的罢工或可争回一些自由；即使失败，也不过是工会不能合法存在。我支持罢工的主张，我当时所考虑的主要是如何可以使罢工获得胜利。

因而我们决定：第一、京汉铁路于二月四日开始罢工，其他各铁路和各地工会则于京汉路罢工后，再行罢工响应，其罢工日期由京汉路工会看情况演变而决定。第二、京汉铁路总工会即迁移汉口江岸车站，会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组成此次罢工的总枢纽。第三、京汉铁路罢工的条件是：甲、要求撤换京汉路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云，并查办黄殿宸；乙、要求路局赔偿损失六千元；丙、撤退郑州分工会内的驻军，送回总工会匾额并道歉；丁、星期日休息，工资照发；戊、阴历年休假一星期，工资照发。二月二日，我随同工会的代表坐着路局特挂的两节专车南下，路经信阳、广水等大站的时候，各分工会的负责人，一致表示赞成罢工。到汉口后，在一次中共党员和各工会负责人的集会中，大家认为罢工是可以获得胜利的。同时，北京中共方面和其他各路赞成罢工的消息，也先后传达到了汉口。

二月四日正午，京汉路全线都同时进入了罢工状态，我成为这次罢工的最高指导者。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办事处在汉口江岸车站秘密成立了。江岸车站是京汉路南段车辆修理厂的所在地；成千铁路工人都集居在这工厂附近，成为一个工人村。京汉路江岸分会就设在这个村庄的中间。会所前有一片洼地的大广场，广场中搭了一个大讲台，为工人们举行大会的地点。这里也就是指导这次罢工的场所。

罢工后，湖北督办萧耀南即派遣军队占据了江岸车站，实行破坏罢工。他的参谋长张厚生曾派军警捉去四名火车司机；强迫他们开车。工会的代表向他们交涉，告以开车须有总工会的决定，请其通知北京交通当局或湖北萧督办会同铁路当局派出代表，与总工会谈判，才是正当的解决途径。由于工人方面这种反抗，他就释放了被捉去的四名司机，也停止了由军警强迫开车的举动，并声言将向上级请示，再行处理。

六日，湖北工团联合会曾在汉口举行示威游行；示威行列并到江岸来慰问京汉铁路罢工工人。一万多工人群众聚集在江岸分会的大广场上，大家高呼“力争工会组织自由”，湖北工团联合会的发言人当众宣布要求政府立即接纳京汉路工人的要求，否则武汉工人将一致罢工。工人们这种浩大的声势，使军人们觉得破坏罢工的办法是不易收效的。也许吴佩孚那顽固守旧的军人脑筋，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与工人和解这一点。他所想到的只是他命令的尊严，他那里能屈尊派出代表与工人平等谈判呢？现在工人们既然违抗他的命令，那就只有用枪杆子来对付。我们当时并未深切的明了这一点，还幻想着吴佩孚多少会顾及到他那保护劳工的主张。

六日傍晚，张厚生派了一个部属来到江岸分会，那人自称是省长公署的参议，向驻在会所里面的工人代表表示，政府方面决与工会代表谈判，来解决这次罢工的事件，谈判时间为明日下午五时，地点即在江岸分会；希望工会方面现在提出代表名单，明日即齐集在这里；湖北省长公署将以调人的地位，偕同交通当局的代表，到这里来正式举行谈判。驻在会所的工人代表即向他表示欢迎谈判。希望能因此早日结束罢工；至于参加谈判的工人代表名单，须由总工会决定，明日开会时当可交出。那位参议的谈话，外表是正常而友好的，并未露出任何破绽。

京汉铁路总工会得到这个好消息，立即举行会议讨论。会场中有人作乐观的估计，认为这是由于这次罢工组织得很健全，对方无法破坏，而且武汉市各业工人都骚动起来了，不日将形成总罢工。北方的消息虽然不知，但可能其他各路工人，都在候令行动；政府面临这种威胁，不得不让步，因而愿意举行谈判。但我感到一些怀疑。我指出，谈判地点为何竟在江岸分会，其中可能有诈。我提议先行选定谈判代表，但这些代表和其他工会负责人都应暗藏村里，等政府方面的代表果真到达工会，看情形确无其他诡计，我们才能提出名单，我们的代表才能前往出席。我的建议为会议所接纳了，并即按此布署一切。

七日下午五时，我们的谈判代表都齐集在秘密地点，其他的工会负责人则分别隐藏在工人住宅中，江岸分会的会所里，会场布署整齐，由江岸分会秘书项英率领一些工人在那里招待。但到了约五点半钟的时候，枪声稀稀疏疏的响起来了。

枪声响起不久，两三位负责探听消息的工人跑来向我们报告，大批军队由江岸车站出发，分几路包围这个村庄。其先头部队向着江岸分会开枪，已经有人倒下去了，也有军队挨家挨户搜查。我立即下令琉散，显然，所谓谈判是吴佩孚、萧耀南的诱骗诡计，企图将我们一网打尽。我下令：为避免牺牲，所有负责人迅即离村，主要负责人可即前往汉口法租界某茶楼集合。

在枪声愈渐紧密中，工会各负责人分途循小路离村，我在必要事务处理完毕之后，随着京汉铁路总工会会长杨德甫最后离开那个秘密会所。杨德甫对于这一带的道路是很熟识的，他在前面带路，我则手提着一个竹筐，化装成为一个卖花生的小贩，和他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跟着走。我们走到小路与大路交叉的地点，有几个武装士兵在那里把守着。杨德甫经过盘问便通过了。我走过去时，两个士兵用上了刺刀的步枪指着我的胸口，问我是不是铁路工人，我答称是卖花生的小贩，也即通过。

我离开这个恐怖的村庄，急步向汉口进发。我心中百感交集，一面愤恨吴佩孚的残暴，挂念不知道有多少工人同志被枪杀了；一面又觉得幸好多数工人领袖未遭暗算，可能大半均已安全脱险。事后调查，这天共有三十七个工人被害；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江岸分会会长林祥谦。当时共有八十余名工人被捕，其中林祥谦等四人系工会负责人。张厚生勒令他们下复工的命令，为他们所拒绝，就当场被枭首示众。他们的头被挂在车站的电杆上。

我和杨德甫步行约十里，到达汉口大智门法租界的时候，天已黑了。我们原约定在一间茶楼里会集的朋友们，都已先我们在茶楼门口徘徊着，我们交换消息的结果，知道萧耀南已宣布戒严，断绝交通，搜捕罢工领袖。我们认为只有避到熊秉坤家里较为安全，我们中多数人虽与熊君并无一面之识，但这位仗义好客的主人欣然一一接待。

原来这位主人就是辛亥革命时首先发难，向楚望台军火库开第一枪的工程营的熊连长。

他那时寄居于法租界一幢小房子里，这就是一般革命流亡者所熟识的长清里一○三号；因为那常是他们的避难所。熊先生是革命元勋，租界当局也多少有点刮目相看。这位豪侠的革命家，这时不特毫无畏惧牵连之色，并且还安慰鼓励我们。

我们就利用熊家这间小客厅，立即讨论今后应取的步骤。这客厅临着马路，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马路上警察巡逻的脚步声我们都能清晰听见。这一夜法租界的警察竟是来往不息，老在熊家外面巡逻。

由于事关紧急，我们也管不了这些，只有一心一意的认真讨论，我们的讨论又发展成为一个极大的争论。我首先提出应该立即下令复工，我的主要理由是：应当退却时，就应迅速的退却。现在这种和平式的罢工，不能对抗吴佩孚的武力压迫；大家只要细想一下，在江岸分会内，军阀们用诡计屠杀工人的经过，就可预料还会遭受到一些甚么样的屠杀和镇压。为减少牺牲，保存实力以图再举起见，现在只有忍痛复工。我这提议遭到多数在场者的反对。

项英热情奔放，反对我的主张。他坚持继续罢工，直到胜利为止。他心目中的革命与罢工是无所谓退却的，宁可遭受更大的压迫和屠杀，不可一遇挫折即行屈服。他指斥我领导不当，说罢工既然不能抵抗武力压迫，那又为何发动罢工？如今，在武力压迫之下，又何能屈服？

项英心中的愤慨是无法抑制的，但也提不出具体的办法。我曾向他提出许多问题，诸如现在消息隔绝，江岸既然发生了大规模的屠杀，其他各地是否也有同样情形？如不立即复工，吴佩孚的屠杀是否仍会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各地工人是否担当得起？工人在遭到更重的牺牲之后，是否会陷于溃败的状态，乃至被逼上工？

我们这种争论继续了很久的时间，不能得出结论。主人熊先生也热心旁听，有时他从旁说些火上加油的话，认为革命只有硬拚，无所谓暂时退却，宁可溃败，不可屈服。他这位老资格的革命家的发言，似更加强了项英等主张的力量。眼见已到夜深三时，我见不能用正常讨论的方法获得结果，只好拿出最后手段来了。

我要求停止讨论，声明以中共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要求在场者一致遵行。我并说明下列各点：这次力争工会组织自由的罢工是正确与必要的；但也犯了对情况估计不清的错误。我们没有完全估计到吴佩孚的残暴本质和他所受中外反动势力的影响之大，因而事先没有详细研究对付武力压迫的办法。现在各工会都应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通告所有罢工工人，一律复工。要求在场者根据这个命令，不折不扣的去执行。一切后果由我负责。至于反对意见，可以保留，将来再向上级控告我。

我这样的宣布，少数表示赞成，项英等多数至此也只好表示服从。于是，我们的讨论才转到执行的方法方面去。我草拟了一个复工命令，其中主要的一段说：“我们的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须知各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哲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唯其如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复工，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⑤但这个命令的下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要是我们与各工会、各工厂的联系已经隔绝了；我们只知道湖北工团联合会已被军警封闭，会所在监视之中，其他各工会的详情就不得而知。我们这些在场者只有冒着被捕杀的危险，分别到各工会去查明情况，传达这一命令。

我自告奋勇，担任一项艰难的任务，前往汉阳去查明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的情况，并与那一带的工会觅取联络。杨德甫、项英等担任向京汉铁路工会下达复工命令，陈天等则负责将这项命令通知武汉各工会（当时武汉各工会原定八日或九日总罢工，而且有些工厂已在半罢工状态中，因此，陈天等须去取消原有罢工的命令，要求工人们一律照常上工）。工团联合会秘书林育南在我们的秘密办事处居中策应，并以迅速方法，将复工命令通知北方各地和各铁路工会。我在晨光熹微中，急行至龙王渡，乘渡船，过汉水，约七点钟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

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钢铁厂的工会，同设在汉阳龟山下一所庙宇式的大房子里；那时，那里情形安静，毫无异状。工会里住了约十几位工会职员，有些还高卧未起。我忙叫醒他们，问他们是否知道江岸发生渗案的详情。他们说已经听说了一些，正准备遵照工团联合会的命令，一致罢工响应。前昨两日人们因参加示威游行，事实上已未上工。

我当即宣布：“军警可能立即来封闭工会，用屠杀江岸工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们。昨晚湖北工团联合会已决定，为了减少牺牲，以图再举起见，命令你们今日照常上工。现在你们应做几件事：一、立即分途通知在汉阳的工会和各厂工人，照常上工；二、立即将工会文件分别收藏或焚毁，特别是会员名单和职员名单，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三、所有职员立即离开会所；四、工会少数公开露面的负责人，暂时藏匿起来，到确知没有被浦危险的时候才可去工厂复工；五、另行设立秘密联络地点，由工团联合会派人前来联系……”我一面解释，一面催促他们赶快执行，他们也忙着照办。

等到这些事大致办妥，工会职员已大多离开会所，把风的工人跑来告诉我们，军队从武昌渡过了江，正向工会包围前进，快要围拢。我和工会的会长从工会的后门出去，转入一条窄巷，走到一片高地上观望，只见一连的武装部队，由一个捧着戒严令牌的士兵前导，士兵们拿着绳索和大刀，正包围着会所，摘下工会的招牌，占领了工会，幸好此时工会只剩下一所空房子，让他们扑了一个空。站在我身边的工会会长催我赶紧离开这个危险区域，他紧紧的握了一下我的手，表示对我赶来通知的谢意，便匆匆分手了。

我回到汉口的一个秘密处所的时候，林育南正在草拟有关这次罢工的文件，其他负责传达复工命令的朋友们也先后回来报告消息。他们所到过的工会都遭受了军警的摧残，情况和汉阳工会所遭遇类似。由于我们的行动都比军警快了一步，因而避免了更大的牺牲。这使我们觉得昨晚所作的决定是有必要的。项英也改变了他那执拗的态度向我说：幸好我们的复工命令下达得快，江岸工人才避免了一场和昨天一样的灾难。原来当时复工的消息很快的传到了江岸，到七时上工的时候，工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走向厂里，遵令上工。其时，驻扎在江岸车站和工会内的军队正大批出动，用捉拿工人的办法，强迫复工，声言：“如有违抗或逃跑者，即就地正法。”后来经路局高级职员说明工会已下复工命令，并劝阻军队不处横加干涉，因而军队的野蛮行动，才告停止。由于路局职员的协助，复工命令也沿着京汉铁路向北挨站传达过去了。

工会方面虽作了这样急促的退却，但萧耀南的压迫仍是继续不已。他派军队占领了武汉所有的工会，封闭了素来同情工人罢工、国民党人士所主办的汉口真报，下令通缉其职员。

他不理会工会正在协同恢复工厂秩序，照旧通缉和捉拿工人领袖以及和工会有关的人物。当时被捕的人物中，以施洋律师为最著名。施洋原系国民党员，在中共成立后，又加入中共为党员。他从未参予党的秘密工作，专以律师的身份为穷苦人民作辩护，乐此不倦。一九二二年间，他又任各工会的义务法律顾问。他活跃而能干，武汉法庭中常能听见他那义正词严的雄辩。他在社会上的声誉日隆，也更成为官厅的眼中钉。就在军队向江岸工人开刀的七日下午，他在他的律师事务所里被捕，并于二月十五日未经审判，即遭枪决。他的死使我十分悲痛，使我忆起了从一九二○年以来我们间许多次交往的旧事。在萧耀南压迫的紧急状态中，武汉的中共组织开会也是十分危险的。我无法与住在武昌的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会晤，只能约集项英、林育南和汉阳铁厂工会秘书许白昊等中共党员商讨今后所应取的步骤。我们商讨的结果，认为罢工虽已停止，但反对吴佩孚的斗争却正在开始。目前我们应广泛揭发吴佩孚等军阀的罪恶，以引起国人的共鸣。我们详细计划加强中共的秘密工作，在各工厂中组织秘密的工会和工厂小组。我们估计多数工会领袖大致没有被捕的危险，但工会负责人被工厂开除，因而失业的将为数甚多，急须设法妥为救助。经过这样一些的安排，我决定赶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报告一切。

我不能搭京汉车北上，这似是太危险了。八日晚我搭上了开往下游的长江轮船去南京，由那里再乘津浦车转北京。我利用在浦口停留的机会，与津浦路工会浦口分会会长王荷波等策划工会秘密存在的办法。浦口分会是当时铁路工会中没有受到摧残的唯一单位，这也许因为浦口不是吴佩孚的势力可以直接控制的地方。我旋即循津浦线北上，于十二日到达北京。

是时，北京和它四周的地区，也同样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下。长辛店铁路工会于六日深夜为军警所封闭，捕去职员十已名，七日晨又有大队军警向工人群众开枪，打死工人十余人，居民数人，重伤三十余人。其余各地工会均遭查封，职员被拘捕。信阳分工会执行委员胡传道因拒绝军警强迫开车的命令，竟被断去一臂。此外，各站的工人子弟学校、工人补习学校以及工人俱乐部等亦遭封闭。劳动组合书记部所办的《劳动》周刊等刊物，也被禁止发行。

北京城内并有捉拿共产党人的风声。

中共中央面临着这一严重打击，虽曾发动一个反吴佩孚压迫工会、屠杀工人的宣传运动，甚至有些国会议员也曾向国会提出查办这一压迫工会的案件。但这种反抗的力量究竟太小了，并不能抑制吴佩孚等军阀的为所欲为。由此，我们中共的领袖们更认识到工人罢工并不能抵抗军阀的武力，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军阀的武力。对于国民党在广州扩大革命的地盘与武力的做法，也寄予更多的期待。

当时职工运动是中共的主要本钱。在我们研讨二七罢工失败后职工运动的实况时，我们觉得这股本钱已经是十去其九，仅仅湖南方面因地处南北之冲，提倡联省自治的赵恒惕依违于南北之间，而且在他杀害湖南劳工领袖黄爱、庞人铨之后，因遭到物议而有所顾忌；他或许不愿也不敢对工会作过分的压迫。因此，湖南的工会大致可以保存，但一时也不能有大的作为。我们指示湖南的同志们应严加戒备，尽量使那里的工会不遭受到同样的摧残。除此以外，其他各地都只有从事于秘密工会的组织。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中心已不在北方，现在应当加强上海、广州等处的工作，如果中共中央仍留在北京，易于遭受军阀们的暗算。我们决定中央机构立即秘密搬回上海，以便加强南方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

当中共中央根据我所作的二七罢工的报告，研讨领导方面的得失时，陈独秀先生于痛惜这次失败之余，在发言中曾表示这样的疑问：我们事先是否有方法避免这次的屠杀？马林却表示完全支持我在这次罢工中的领导，他认为这次争取自由的罢工是无法抑制，而且是应当积极促成的，在遭到二七屠杀之后，实行迅速退却，也是应当采取的正确步骤。就在马林这种称许之下，中共中央判定我的领导是适当的。

马林还进而提议，在中共中央搬往上海去作重新秘密布置的同时，应派我去莫斯科报告二七罢工的经过。他认为：中共已迅速长成起来了，它能将大量的工人组织在工会里，能发动争取自由的罢工，又能作适当的退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凡此都证明中共的领导日趋成熟，中国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前途。这些实情，应让共产国际了解。马林这个提议为中共中央所接受了。

在旧历年刚过不几天（约在二月二十日），我冒着严冬的风雪，从满洲里的旧路，很顺利的再度越过了苏俄的边境。这正是苏俄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下飞进行恢复经济秩序而获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列宁曾很兴奋的向共产国际提出报告，说明苏俄通货膨胀已成过去，现在政府已积有二百万卢布的储备金。我经过西伯利亚时所目击的情形，也证明比前大有改进，火车已能准时开行；物质虽仍感缺乏，但物价大体已告稳定；生产也正在恢复之中。

我到达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长沙发洛夫、远东部主任威金斯基、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主席罗卓夫斯基等人报告二七罢工的实况。但我的报告似并未如马林所预料的受到应有的重视。失败的消息之不能引起人们的兴奋，本是人之常情；这在共产国际也不能例外。不久以前，陈独秀先生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也未能引起共产国际的重视，这与陈独秀先生讲话爱老老实实，不愿夸张一点似有关系。我的讲话也与陈先生有同样的格调，不愿就此后发展的远景作过分乐观的描述。何况共产国际那时并无人预料到中国革命大规模的发展就会在最近的将来降临。一般人只不过想到中共是在那里切实工作，已在斗争中有所表现而已。

而且当时共产国际正为别的更重要的问题在忙碌着。我到莫斯科后的几天，共产国际即举行扩大会议，主要议程是西欧工人运动的统一战线和苏俄问题。由于西欧工人多数是在社会民主党影响之下，共产国际所提倡的与社会民主党工人建立所谓“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并未收到预期的成效。因此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是很热烈的；并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所谓苏俄问题，是因当时联共党内有三十二个高级负责人所组成的反对派，向共产国际联名控告联共中央领导的错误。拉狄克代表联共中央答辩，向扩大会议声明：联共中央曾犯了上千条的错误，但不是根本性质的，它已领导革命获得胜利，而且目前情况已日渐好转，这就证明反对派的控告是不应当的。拉狄克这个声明，多少反映出苏俄当时的实况。我也曾向扩大会议就中国问题发言，主要是报告二七罢工的经过，但未引起讨论，似仅是这次大会议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我在莫斯科住了约三个星期，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负责人和我在一起，草拟了一个如何在中国各地组织秘密工会的办法，其内容却是很普通的，多半都是我们已采取过的步骤。它们（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还答应为二七受难工人和被开除的失业工人葬集一笔救济金，陆续寄来中国。至于国共合作问题，因孙中山先生返回广州不久，情况还显得不很稳定，故未加讨论。我这次赴苏的任务，至此告一结束，又匆匆的回国了。

①《向导》周刊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秘密创刊后，租界当局每次查获时（在印确中或在贩卖中），

即处罚印剧所或书店以高额罚金。这种经济上的损失，均须由中共中央承担。

② 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开幕。

③ 劳动法大纲全文见邓中夏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

，第七十六至七十七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第二版。

④ 厂方接纳的条件是：一、工人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加百分之十；二、年底加给半个月工资；三、工人在工作期内受伤不能工作者，由矿局负担医药费，并酌给津贴。

⑤ 这个命令以后由湖北工团联合会据以作成该会紧急通知，全文见《二七工仇》—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一期，第八十四页至第八十六页。

第二章 第三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三年三月底我回到上海以后，中共中央是在渡着“二七”罢工失败后一段悲惨的日子。

中共中央机构更严密的蛰居在上海地下；陈独秀先生匿居的地址连我都不知道。我与他第一次的会晤，是经由他的秘书安排时间和地点的。他告诉我：马林于两星期前赶回莫斯科去了。他还说马林认为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二七”失败，一时不易恢复。他向我表示，我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关于职工运动的指示，与中共原有的决定都相符合，现在正须据此来解决“二七”罢工的善后问题，至于国共合作问题，等马林回来后，那时正应举行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我们再行讨论不迟。

这时李大钊先生也因避免可能被捕的危险，由北京来到了上海。他匿居在他同乡孙洪伊家里，我曾到孙家去拜访他，告诉他莫斯科之行的经过。我们谈完后，李先生邀我去和那位我本来认识的孙洪伊一谈。这原不过是一趟应酬的访问，不料结果竟由此断绝了我们与直系军阀的来往。因为那时孙洪伊和直系军阀之间，关系仍极密切。

我们和孙洪伊一阵寒暄之后，孙首先向我解释说：二月七日汉口的事情，实在出于误会。

这是因为有人向吴佩孚挑拨，指各地工会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有关；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是在广州举行的。再则共产党公开宣扬联孙倒吴，加以交通系梁士治等又乘机离间。由于这种种原因，吴佩孚才有这次压迫工会的举动，其实摧毁工会并非吴的本意。我一听之下，大为愤怒，说道：“军阀凭枪杆子蛮不讲理的随便杀人，已成为他们的家常便饭。二七事件更是事先毫无警告的阴谋袭击的屠杀行为。这种昭昭罪行，是不能以‘误会’二字来掩饰的……”

我这斩钉削铁的回答，使这次的晤谈迅即结束。

这样一来，李大钊先生觉得他住在孙家，易于引起人们对他与直系仍保持接触的误会，因而不两天他就搬离了孙家，以示决绝。几天后，他旋又接到北京朋友们的来信，告以他在北京不会有被捕的危险，他便悄然回到北大图书馆去了。

这年一月间，瞿秋白由莫斯科回国了。他由北京来到上海，是中共重要人物中唯一能公开活动的人。他以记者身份回来，共产色彩尚未表露出来。他的肺病那时似乎停止了发展；满腔热忱，很想一显身手。他爱好文学，住在闸北区，屋内布置得也很像一位作家的书屋；出入于他那里的也多是一些青年作家。他与国民党的老作家于右任过往颇密。他们计议创办上海大学，由于右任任校长，他任教务主任。不久这所大学终于成立了，成为一所有名的革命青年训练所。当时，中共因职工运动遭受挫折，对瞿秋白的这种活动多方予以赞助，认为这是别开生面的文化活动，而且能与国民党的名流们建立较广泛的关系。

失败的苦味是罄竹难书的。有些国民党人物讥讽我们，打击我们；他们讥笑我们对吴佩孚存有幻想：指斥我们对吴佩孚政策的不当；因而使工人们身受其害。有些国民党的职工运动工作者，更想乘机夺取中共在工人中的阵地。他们以上海为中心，展开反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活动。一部分国民党人的这种活动，还得着湖南劳工会王光辉等人和无政府主义分子的响应。他们大多不满意中共在职工运动中的气焰，因而组成一个反中共职工运动的联合战线。

他们标榜工会应为工人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不应与政党发生关系，尤其不应受中共的利用。

他们提出“穿长褂子的共产党人滚出工会去”的口号，并向工人宣传“二七罢工失败是中共领导的错误”

、“工人们应向中共要求赔偿损失”等等。

有些工人受了他们这种宣传的影响，改变了对中共的态度，甚至有些素来同情中共，因罢工而失业的工人领袖们对中共也表示怀疑。其中有些向我表示：我们因为你的领导而罢工，现在失业了，要请你负责。还有少数人向我说：听说你去莫斯科为我们募集了大量救济我们的卢布，为何不发给我们？幸好多数的工人领袖们还是信任我们的，因而这种挑拨并未造成严重的纠纷。

这些事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共的内部。陈独秀先生就不只一次说到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和带有流氓无产阶级的色彩。他说：当职工运动进行顺利的时候，这些工人都是可爱的英雄；但一遭挫折，便原形毕露出来。邓中夏对陈独秀先生的这种态度大为不满，在他后来所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斥之为取消主义的倾向，指他“从二七失败所得的结论是工人阶级没有力量，于是他的整个机会主义的理论就在此时完全形成了。”①当时埋头编辑《向导》周刊的蔡和森也不满意陈这种言论。不过中共中央的会议这时是大大减少了，不能遇事都提出会议讨论；尤其是陈先生所写的文章，蔡纵然有不同意的地方，也无法加以讨论，只有仍然按时发表出来。我虽是饱尝罢工失败苦味的人，也不以陈的言论为然；我常向他表示，不可因工人弱点的暴露，就失去我们对工人阶级的信心。但我们这种不同的看法，终未得着详细研讨的机会；因而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就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一齐爆发出来了。

一九二三年五月间，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他携有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一个特别训令。

根据这训令，他要求中共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提议从速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接纳了他的要求，立即筹备大会的举行。

我当时为了解决各地工会的一些紧急问题，到北京等地去了。在我返回上海的时候，马林已赴广州，中共中央的人员也正在陆续前往。我于六月初赶到广州，大会的筹备工作大体均已就绪。

为了第三次大会的举行，中共中央临时在广州东山住宅区租赁了一幢房子。我们中央的职员和各代表都寄居在那里；大会也就以那里为会场。马林住在附近一幢较为华丽的房子里。

瞿秋白、张太雷和马林同住，任他的工作助手。看来，马林准备在广州作久居之计，他房子里的布置美仑美灸，有点像共产国际大使的气概。

我们的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受任何干涉的；这与前两次大会偷偷摸摸的在上海举行的情景显然不同。我到达后首先在马林的住宅里看到了共产国际那个著名的训令。它已由瞿秋白译成中文，包括下列各要点：一、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当前的中心任务；二、中国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以期实现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三、中共在这一国民革命中，仍应保留组织的独立和政治批评的自由；四、职工运动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积极促进其发展。

我看完这个很短的文件后，马林即向找说明，他到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曾组织一个由布哈林任主席的委员会，讨论中国问题。这个重要文件就是这委员会根据他的报告草定的。

他向我解释这训令的主要内含，是根据“国民革命是中心任务”这个主要论断，所有的共产党员没有例外的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是最主要之点。此外，所谓组织独立与政治批一评自由则不可过于强调；因为这一点在训令中只是附属性质；否则就会有损于国共合作。至于职工运动虽然是一个独立的运动，但也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共党员应该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国民党，傅能接受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共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间进行一些阶级教育。

我当即表示不同意马林的解释，认为依照他的解释，那是将中共完全融化在国民党内。

马林对于我的反对意见立即发生强烈反应。他隐满着在莫斯科的讨论经过，不提在莫斯科已有过的争论。他在中国工作已有两年，自以为已有足够的权威来实施高压手段。他认为反对他的解释，就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训令。这样，我与马林之间，就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在大会举行以前就在热烈的进行着；为了寻求相互间的谅解，曾使大会推延了一个多星期。争论的主要之点大致如下：第一、我声言赞成国民革命是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在事实上，当职工运动遭受二七罢工的失败后，中国反帝运动的怒潮正在激荡上涨之中。一九二三年三月间，曾发生收回旅大日本租借地的反日运动。四月间，津浦路临城土匪劫车，一些外国旅客被掳，外人盛倡共管中国铁路的论调，曾激起反帝国主义乘机侵略的运动。五月初，长沙发生日本水兵残杀中国人的事件，又激起了各地反日抵货运动。凡此一切，都是明证。我相信，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有其急切的需要，并能形成广大的革命势力。

我进而声称，国民革命只是一个中心任务，并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务。这即是说，除国民革命外，还有阶级斗争。中共及其所领导的职工运动，现虽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但仍有其本身的阶级斗争的任务。

马林不同意我这种说法。他认为国民革命既是中心任务，就几乎包括一切，事实上也能包括一切，剩下的只有中共的阶级教育。如果在国民革命之外，再强调阶级斗争，无异就是放松国民革命。

第二、马林声称，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是脆弱的。他讥笑我：“你的职工运动那里去了？早被吴佩孚几条枪杆子打垮了！

”他断言：

“至少五年之内，中国

不会也不能有一个真正具有实力的共产党发生。”他讥笑，现在一小撮的中共党员只不过是一些热情而好心肠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如果他们不去做点实际的国民革命的工作，中共的存在不特是没有意义，反会在国民革命中成了唱高调的破坏者。

马林这种论调使我大为愤怒。我推控他的论点违反共产国际历次的决议②。我声言，中共的长成与发展是值得骄傲和满意的。它现在虽遭受打击，但将很快的爬起来，它将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发挥显著的作用，它经过较长期的艰苦奋斗，终将领导中国革命获得更彻底的胜利。

第三、马林认为中国国民党是合乎理想而具有实力的国民革命的政党，比印尼的回教联盟要高明得多。他盛赞孙中山先生及其左右的得力助手，认为他们的民族意识很强，而且其中有些还是深通马克思主义的人。三民主义是完全可以接纳的，国民党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国优秀的革命分子，多在国民党内；即工人阶级中的优秀者，也大多加入了国民党。因此，中共加入国民党，用不着提出甚么按民主方式改组国民党等条件，中共党员应该老老实实到那里去学习民族自觉。

马林这种对国民党的过高的估计，曾遇到陈独秀先生的反对，这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点。我便指出马林只看见国民党的光明面，没有看见它的黑暗面。我依据一九二○年我参加上海中华工业协会工作的经验，指出国民党分子流品复杂，缺乏组织和纪律，并说国民党如不认真改组，大量中共党员加入进去，也是不能有所作为的。

第四、关于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个实际问题，是我们争论得最激烈的部分。我指出：如果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而且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那就是说，陈独秀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并须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言，那还有甚么中共的独立呢？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些共产党人都涌进到国民党里去，要求分派一项实际工恨他们会说：“这些身家不清白的人是来干甚么的？是帮闲，是小偷，还是抢劫？”至少会被人认为是来挤掉那些老国民党员的地位。这样，名为国共合作，事势的演变，将是国共交恶。

我认为，国共两个不同的政党为了同一的国民革命，应更加紧联合起来，须有更多的共产党员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实际工作；但担任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中共党员，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作如职工运动等的中共党员，则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否则，训令中所谓“保留组织独立”的话，就毫无意义了。但我这个看法又是马林所不能接受的。

第五、关于中共保留对国民党政治批评自由一点，马林表示中共党员应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对国民党的措施作必要的批评。如果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国民党进行批评，那就要是富于建设性的才行。我则表示中共党员为了国共间良好的合作，自然不能任意批评，尤甚要避免不必要的指责和攻击。但一个共产党员经常要保持他那共产党人的面目，在国民党外固应如此，即在国民党内工作，也不可随声附和，丧失他共产党人的原来面目。至于中共中央及其各级领导机关，在政治批评方面不应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和有所顾虑。这一点双方意见出入虽然不大，但马林仍旧是不满意的。

第六、关于职工运动，我坚持它是中共所领导的一个独立的运动。中共应领导各地工会积极参加国民革命；但不能领导其成为国民党的职工运动。中共将在工人群众中大量吸收党员，发展中共的组织；一部分加入了中共的工人可以参加国民党，但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因为这样，将使独立的职工运动成为国民党所领导的职工运动。马林在这点上又坚决反对我的意见。他认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队伍中的一部分，是其中的左翼。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我指斥他的主张是将“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两个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硬要将中共已经领导起来的职工运动奉送给并不一定愿意接受的国民党。

从上述的这些争论之点看来，我与马林确是站在两个针锋相对的，不同的政治立场上。

马林指斥我仍保留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左倾思想，轻视国民革命，反对加入国民党这二基本政策。我则指斥他犯了右倾取消主义的错误，企图取消中共的独立，使之成为国民党的一个左翼；这不仅忽视中国工人阶级的作用，也有害于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

马林无法获得我的谅解，便使用压力。他坚称他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追问我是否准备违反这个训令。我向他声明，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中共中央如果不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训令，是可以提出它自己的反对意见的，即我一个中央委员，也可以提出反对意见；我希望他能将我的意见报告共产国际。但现在主要之点是：我们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却反对他这种歪曲的解释。我将“共产国际”和“马林”分开来的说法，使他大为激动，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

在这次争论之中，瞿秋白和张太雷两个是支持马林的。他们在代表中展开活动，宣传马林的解释即是共产国际训令的原意，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不宜违抗这训令。瞿秋白还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是封建制度的统治，因而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这也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主要内含。我不同意瞿秋白这种说法，也与他展开争论。我认为中国主要受着帝国主义的统治，封建制度已在没落之中，阶级分化日渐显明，因而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含是反帝国主义，但对内而言，除反封建外，则有工人阶级反中外资产阶级的主要因素在内。

陈独秀先生对于这种纷争觉得苦恼而左右为难。他大体上采取了李大钊先生在西湖会议中的调和立场；但他保持着作最后裁定的家长姿态。他从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职工运动经过二七罢工的失败，一时不易复振，这也证明工人阶级力量的薄弱；因而国民革命应由力量较雄厚的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只是其中的左翼。他不愿违反共产国际的训令，也不相信马林会歪曲共产国际的训令；他也支持瞿秋白那种中国革命是以资产阶级反封建制度为主要内含的说法。但他也觉得国民革命与国民党不能混为一谈，不同意马林对于国民党那种过高的估计。他还以多数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工作后，将引起两党间许多纠纷为忧；因而他主张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只对马的解释作些轻微的修正。

经过互相协商互相让步的结果，我们间意见的距离虽然缩短了一些，但主要之点还是无法弥缝。陈独秀先生提议：西湖会议只决定，少数个别共产党员根据中央的决定参加国民党；这次大会应进而决定，全体党员均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但一部分共产党员可不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尤其是负中共各级领导工作的同志，不应兼任国民党的职务，以免混淆中共的独立面目。同时，为了加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形响起见，中共应帮助国民党增加工农党员，发展其在工农群众中的组织。马林对于陈先生的这种意见表示赞成。但我则表示只同意陈先生建议的前一部分，不同意他的后一部分。这样，这个案子就只有待第三次大会作最后的解决了。

这项争论成为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主题。大会于六月中旬举行，共有十七位有表决权的代表出席③，代表党员约四百余人。大会开幕后，首先由陈独秀先生作报告。他的报告内容，是中共中央一年来工作的经过和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演变。他着重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及其后的种种情祝，都证明无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强调国民革命的重要，承认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中心，原则上主张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中共应领导工农群众，成为国民革命中的一个强大的左翼。

在讨论陈独秀先生这个报告的时候，激烈的辩论便正式展开了。我在上面所述的具体的分歧点都一一被提出来了。支持陈独秀先生发言的主要是瞿秋白，他不承认中国有显明的阶级分化，他认为反帝反封建都是全民性质的，无产阶级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陈、瞿当时这种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论调，引起了不少代表们的不满。

我和蔡和森、毛泽东是反对陈、瞿这种论调的主要发言者。我的发言是概括性的。我说明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工人阶级在数量上虽不多，但精干而有团结，必将成为国民革命申的主要力量。我强调中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职工运动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独立运动，中共在现阶段中虽以国民革命为其奋斗的主要目标，但不能因此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共—成为中国国民党的一个左翼。蔡和森的发言是陈述中共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的重要性。他引证共产国际已有的决议，不能因加入国民党，就牺牲这些原则性的立场。

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

上述这些争论之点，在会前多已经再三提到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

中共第一个著名的农民运动者彭湃，于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就在广东的海陆丰成立了第一个农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他的工作已收到相当的成效。但海陆丰那时正在陈炯明的统治之下，一切消息不易外传，他的工作也未引起重视。陈独秀先生和中共广东区区委虽曾鼓励彭湃这种活动，但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并未提到这项农民运动，而且还慨叹农民人数虽多，但太落后了，一时不易发动起来。

毛泽东当时对于彭湃的这种活动也是毫无所知的。但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毛泽东这种思想，是否马克思主义的旁门左道，此地暂不论及。但那时他的此项见解的重要性，是不能抹杀的。

这个辩论继续近一个星期，马林终于亲自出马参加辩论了。他向大会发言，表示支持陈独秀先生的报告，强调他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原有主张。他指责一切低估国民党和夸大工人阶级力量的说法，都是左倾的空谈。他素来瞧不起农民，对农民问题更是只字不提。他最后用威吓式的口吻说：陈先生的报告是否获得通过，就是大会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抑或准备违反的证明。

当时陈先生和我都曾企图经过协商以获得谅解，但这些努力终告失败。最后在结束这一辩论时，即以我提出的一个修正案交付表决。这个修正案是就未获得谅解的部分而提出的，其内容大致是：一、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福须加强对职工运动的领导；并在工人中发展中共的组织；二、中共在职工运动中须与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会和工会中的国民党员，密切合作。

但工人中的中共党员，除一部分有必要者外，不应全体加入国民党；三、工人运动既是中共所领导的独立运动，中共虽不能阻碍国民党在工人中的活动和工人加入国民党，但不应采取积极介绍大批工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这个修正案付表决的结果。是八票对八票，于是担任主席的陈独秀的一票，起了决定的作用，换句话说我的修正案被一票的多数所否决而宣告失败了。这个修正案的被否决，等于通过陈独秀先生的提案：中共应在工农群众中（尤其是农民为最），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当时，我们这些反对者认为，在农民中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还是无关宏旨的，因为中共在农民中尚无实力存在，至于在工人中无限制的发展国民党的势力和影响，就等于放弃了中共的主要阵地，这也等于取消了中共的独立存在的基础。

马林的主张终于胜利了，但他也知道这主要还是得于陈独秀先生的支持，而且也觉得这种胜利是不够稳定的。他加强压力，大肆宣传我反对陈独秀先生的领导，违反共产国际的训令和破坏党内的团结，应当予以严重的惩戒。

同时按照共产国际的成规，持反对意见的人须向大会表明态度。我们这些反对者表示出来的态度，却不是完全一致的。首先，支持我修正案的毛泽东，以轻松的语调表示接受大会多数的决定。继之而起的蔡和森则仅沉重的说了一句话：“服从多数的决定”。我则向大会发表一个声明，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但保留我的原有意见。由于反对者所表示的态度程度不同，以及我强调保留原有意见，使一切攻击都集于我的一身。马林声言，我的保留意见意味着我仍将发表反对言论，将会引起党内纠纷，非予以制裁不可。

这时候，一位来自哈尔滨代表东三省中共组织的代表陈为人起而发言。他声称他投票赞成陈独秀的原提案，是表示对陈所领导的中央的信任，但并不赞成因加入国民党政策而牺牲中共独立的观点，也不相信陈先生会这样做。他诚恳的号召党的团结，要求陈尊重反对者的意见，他特别说到我不特不应当受处罚，而且此后仍应负责领导工作。这位一直没有卷入争辩游涡的陈为人发言态度非常诚恳，当即转变了会场的空气，使陈独秀先生觉得须适可而止。

这样，马林的高压政策便无法施展了。

中共内部第一次意见分歧的大风浪过去之后，大会旋即恢复了平静，继续讨论其他的问题。值得特别说到的是陈独秀先生还提出一个党团问题的提案，主张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内工作者都应组织党团，以保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一致的主张和发挥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影响。陈先生提出这个决议文的原意，似是要表示一下他不愿牺牲中共的独立，安慰一下我们这些反对者。其实代表们受着这场争论的震动，心情都有些不安，因而大会气氛也有些无精打彩，这个提案没有经过讨论也就一致通过了。但后来它却成为国共纠纷的一个主题。

最后大会所通过的宣言，系表示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之领袖地位，并希望社会上的革命分子都集中到国民党来。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各项革命工作都是国民党工作的一部分”，这些马林所说过的很响亮的话，在宣言里并没有提到，这也是顾到党内的团结的结果。

中共中央改选的结果，我以落选的方式被排出了中央。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五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陈仍任书记，蔡仍任宣传，毛泽东则接替我任组织部长。

后来中共的记载多宣告我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或根本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被第三次代表大会开除了中央委员，这些记载多不免有些似是而非④。我自信我上面所述是合乎当时真相的。现在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而尚在人间者，除我以外，似只剩下毛泽东一人，如果他愿意保持历史的真相，他当不会否认我在上面所说的话。

在中共历史的发展上，第三次代表大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西湖会议不过决定中共少数人加入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才进而采取在国民党内实现国共全面合作的政策。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一些历史家们往往着重描述这次大会的重要性，企图多方面证明共产国际领导的正确。其实，这个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论从那个角度上看，都不能说是恰当的。在推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虽然因这一政策的执行获致可观的成就；但不能证明如果国共合作改采联合战线方式，成就不会相等或更大。至于国共混合终于招致了革命势力严重的分裂，使中国陷于内乱和外侮交相煎迫之中，更是铁一般的事实。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共两党，都陷入了纠纷的深渊，终由友党转化为势不两立的仇敌。

后来，在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国际还以“天子圣明”的态度，强调这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正确；并诬指一切错误都出于中共执行之不当。许多记载往往说共产国际主张中共采取加入国民党，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使国民革命获得最后的胜利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只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在执行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时，放弃了领导权的夺取，才使中国革命归于失败。同时也批评我初期反对这政策的主张，是不愿去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犯了左倾的错误。其实，当时所讨论的，是中共应否保持独立的问题，根本没有讨论到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领导权这一问题。

在这里，恕我要批评瞿秋白几句，他有点舞文弄墨的积习，在那次大会中他极力为马林的主张找理论根据，因而强调中国是宗法社会、革命目的是反封建、阶级分化不明显等等。

瞿氏这种议论发展下去，可能比马林还要右倾，即是说中共根本无存在的基础。可是他在后来继陈独秀而领导中共时，再也不提他过去有过的主张，断章取义的说他人都错了，都是机会主义，只有他自己正确，即是他主张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是为了夺取领导权。其实“国民革命”和“国民党”两个不同的东西。如果两个政党（例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互相竞争，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是说得通的。如果中共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先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作为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先声，这种对盟友的手段在道义上是说不通的。怪不得当时汪精卫就曾说过，这是孙悟空对付猪精的办法。

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本身，是一切毛病的根源。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指导，事实上是很混乱的。首先是莫斯科对于中国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那些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只知“国民革命的重要”和“革命势力必须集中”这两个空泛的原则，不顾国共两党的实情，硬要将它们混合为一。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扩大会议的决议，还强调中共的独立性，但后来似受着越飞、马林等人的影响，它的四月训令显然改变了方向，认为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是首要的事，保留中共的独立性却成为次要的。换句话说，共产国际的四月训令是中共趋向右倾的起点。

马林个人的见解比共产国际的训令还要右些。他那时想以撮合国共两党合作的要人身份，在广州长住下来，要求中共中央移设在广州，以便将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立即付之实施。

可是他不够幸运，，遇着了重要的障碍。国民党方面对他的主张似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最感兴趣的，只是获得苏俄的实际援助；尤其是军事援助，至于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点，在他们看来，也许并不是当前的急务。陈独秀先生也不完全同意马林的主张，他坚持中共中央立即返回上海工作，似不愿羁留在广州为国民党的附属品；这也不是马林所能任意左右的。

马林的主张虽大体为第三次代表大会所接受，但却从未实现过。在我看来，即使实现了，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国民党一般老党员多具有门户之见，他们对党内的后起者也往往抱有轻视的观念，即使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完全放弃原有的共产色彩，循规蹈矩的为国民党工作，也不免要被视为是身家不清白的异端，那里会允许他们在国民党内自由活动？而且一般共产党员多是自命不凡的青年，其中有些还是原具有国民党籍而转加入中共的。当他们过去在国民党时，多对国民党的成规表示不满，现在这些中共党员又都加入到国民党去，那里会做安分守己的“小媳妇”?因此，我们很有理由说这一政策在先天上就是主观的幻想。

陈独秀先生的立场不仅与马林保持相当距离，他还始终怀疑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主要政策的正确性。共产国际指责他右倾，也是不公平的。因为那时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比陈所主张的还要右倾些。陈先生以较现实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中共在国民革命中一时不易起领导的作用，这是事实。但他从不以为中共加入了国民党就可以增加中共力量，扩大中共的活动阵地，反之他认为这是中共方面的一种牺牲，而且也常以引起国共两党的纠纷为虑：他主要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才接受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

我和蔡和森等人在西湖会议时，经过争论后，接受了有条件、有限度的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视为是实现联合战线的一种方式。基本上，我们始终站在国共两党形成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在第三次大会时，我们虽然同意扩大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范围，但坚持中共组织独立，单独提出中共自己的政治主张，独立领导职工运动，展开在广大农民中的活动等等，这都意味着是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在那段时期中，毛泽东大致上和我们少数派的看法一样。

但是中共中央所实行的政策，是国共“混合”，而不是国共“联合”；我们的主张被搁置了起来，如果当时中共坚持国共联合，相信是会得到孙中山先生首肯的。在我看来，如果实行国共联合的话，也许可以避免国共间许多不必要的纠纷。两党联合的形式，可以是平行的，也可以让国民党为大股东，中共为小股东。任何一种形式均可避免两党党员在党内争夺地位与权势。如果发展得好的话，还可以形成正常的多党的民主制度，这样，也许中国的现代史就会换一种写法了。

① 见邓中夏著：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一九一九—一九二六）

，第一一二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

② 例如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就曾指出：“……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应与国民党合并，无论如何不应在这些运动中，隐藏自己特殊的旗帜。

”

③ 到会代表人数也许不只十七人，但有表决权者，我确实记得只有十七人。

④ 胡乔木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第九页及第十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一年初版）和胡华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四十五页，都有这类似是而非的记载。

第三章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关系的争论，迅即蔓延到中共各地组织。也许国共两党混合为一这种办法的漏洞太多了，无论在中共党内或党外，它一直是争论不清的焦点。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员和我自己于第三次大会后，迅即返回上海；不久，马林也由广州赶来了。于是在我们党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纠纷，又在上海展开。

当时我们党内很重视友谊和团结。领导人之间虽有过严重的争论，但既不愿使艰难缔造的党趋于分裂，也不愿伤损彼此友谊，因此，都有意寻求协调。我自己就为这种心情所支配着，始则保持沉默，不继续参加争论；继则从事调解；终则出席了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表示我并无根本反对国共合作的意向。

马林却不相同，他不顾一切的企图贯彻他的主张。他回到上海后，力图压制反对意见，对我继续采取高压手段，他反对中共中央分派我任何工作，并声言如我继续反对第三次大会既定的政策，即以纪律制裁，甚至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用意无非是针对中共党内一团和气的气氛，防止中共中央对我有所让步。

可是，马林很快的就离开中国回莫斯科去了。他所以离去，似乎因为他掀起了中共党内的大风波，共产国际有些不放心了，因而调他回去；后来并解除他原任的职务。他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采取的立场，显然并未为共产国际所接受。从此，他再没有来过中国，我也再没有见过他。

回到了上海的中共中央，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面临着不少的难题。第三次代表大会时，陈独秀先生和多数代表的主张曾得到大多数广东党员的支持，声势颇壮。可是到了上海，情势显然不同，上海、北京、湖南、湖北等主要地区的多数党员，对于第三次大会的决议却表示怀疑和责难。不少的党员批评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硬要将中共融化到国民党里面去；而且指斥马林胡闹，并且发出要求共产国际撤换他的呼声。

中共中央为说服这些反对意见，真是煞费气力。譬如一向以崇拜陈独秀先生著称的杨明斋，就曾指斥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无异是将中共出卖给国民党，为此与陈大闹一场，并声称不愿与陈再见面。这个性情耿直的山东人，自请调往甘肃工作，因为那里国共两党均尚无组织，自然不发生合作问题。中央无法说服他，只有允许他的要求。杨明斋与陈先生大闹的举动，事前我并无所闻；事后，他曾为我慷慨而言。我虽勉以团结的大义，也无法改变他的初衷。此后，我再就没有听见有关他的消息。

我在上海闲居了一个多月，一直保持沉默，是我参加中共以来从所未有过的清闲。我对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在第三次大会上有过保留自己意见的声明，因为我对自己主张的正确有强烈的自信，不愿依照中共中央的希望，改作积极赞成的表示。同时我也遵守服从多数的诺言，不继续表示反对的意见；这就只有沉默了。虽然那时传说纷纭，说我反对共产国际，反对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我也不予答辩。我不愿让我与中共中央间的关系恶化下去；我也不相信马林的主张能够始终贯彻，我在等待陈独秀先生等人意向的转变。

八月底，蔡和森代表中共中央来看我，他正式通知我马林已被调回莫斯科去了；陈独秀先生一直不赞成马林那种排斥反对者的态度，而且他也受着党内反对意见的压力，在逐渐改变原有的主张。他还说到中央和不少同志都以党内团结问题为虑，希望能由中央分派我一项重要工作，而我又能欣然接受，这样就是证明我和中央之间并无不可消除的芥蒂。我向他表示，我愿意服从中央的决定，无论分派我那一项工作，我都会接受，但仍保留我原有的意见，遇有适当时机，再行提出讨论。

由于我和蔡和森谈话的结果，不几天我被邀参加一次中共中央的会议。陈独秀先生以亲切的态度接待我，表示希望我到北京去担任铁路工会的领导工作，从速建立起一个全国铁路总工会。我接受这个指派。这样，我们就恢复了已往的和谐。

一九二三年九月初，我又回到北京。那边四十几位同志极大多数都支持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中的主张，也同情我现在的处境。李大钊先生虽然在政见上与我略有不同，但对我仍十分友善。他遇事多和我交换意见，他告诉我，国共两党都希望他在北方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他已接受了这个任务，正在策划进行的方针。我表示赞成他这样做；认为他是国共合作的一位适当主角。我自己则致力于铁路工会方面的工作，进行倒也顺手。

在北京按期举行的党员大会，每次仍为了国共合作问题而争辩不休。到会者有的表示中共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为党员，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有的强调中共的独立，不愿做国民党的附庸，有的批评中央轻视职工运动；每次都由任主席的李大钊为中央的现行政策略加辩解，结果多是将这些不同的意见，呈报中央要求解释。我在这些辩论中，要完全置身事外是不容易的。我只有在会议上宣称：同志们都已知道我的意见，但称应遵守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不便继续发表反对意见。

我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党内反对派的首脑，代表着强大的反对意见；北京的苏俄人员似很想知道我的动向和意见。华俄通讯北京分社社长的斯雷拍克，便与我保持经常的接触。他曾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担任威金斯基的助手，与我原是相识的。这次重逢，他夫妇俩对舞显得特别亲切。我也常到他们家中闲谈。他们虽从未对中共现行政策表示意见，但神情中似乎相当同情我的见解，我所表示出的意向，也似曾由他反映到共产国际去。

九月底，著名的鲍罗庭来到中国，道经北京前往广州，曾由斯雷拍克的邀约，与我一度晤谈。我当时并不知鲍罗庭为何许人，负有何种任务。他首先向我表示：到北京不几天，还未与中国朋友接触，对中国现况也不了解，愿即往广州看看南方的情况；希望我告诉他一些中国的情形。他从我的谈话中，知道我并不根本反对国共合作；似乎特别高兴。当我谈到中国军阀是一群并无国家观念的自私之徒的时候，他表示不赞成。他虽未加证明，但说中国军阀之中，也有不少爱国者。他这种看法，代表着当时苏俄一部分外交人员的意见。他给予我的印象，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外交家而已。

谁知这位并未引起我特别注意的鲍罗庭，后来却在中国起了不平凡的作用。我们从这次接触之后，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关系。他是在八月间加拉罕来到北京以后，经孙中山先生的函请，由加拉罕派往广东工作的。他初去广州的时候．似未有任何正式的名义。只因他与孙中山先生相处甚得，才成为苏俄共党和政府驻广州的代表，并兼任孙中山先生与国民党的政治顾问。

十一月初，威金斯基重来中国，道经北京前往．上海。他同样约我在斯雷拍克家单独晤谈。他首先表示，他接替马林来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已经知道了我在第三次大会中的发言内容；并声明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的作法，要他来听取我的意见。

当他知道了我于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党内政见纷歧的情况下，仍极力维护团结的种种情况，他表示非常高兴。他向我坦率的说，共产国际是坚持国共合作政策的，共产国际内有些人有点怀疑我有反对这一政策的倾向。他滔滔不绝的劝我不要反对这一政策。接着他又说明共产国际并不赞成马林那种看轻中共的态度。共产国际所以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用意在使国民党革命化，决不赞成牺牲中共的独立。他并说到我主张中共负责人员不兼任国民竞职务，积极领导工农运动等等，都是共产国际所称许的，认为马林打击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我听了威金斯基这一番话，心中如释重负。但我仍向他询问，共产国际为何放弃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原定主张，改采国共在组织上混合为一的路线；在我认为，混合为一，不免引起党内分歧。他说加入国民党，正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具体方式。中共加入到国民党里面去，不是遇事听命于国民党，或成为国民党的左翼；而是要支持和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派，反对国民党中不革命的分子。

最后，他认为由于马林的影响，中共中央的政策不免发生了一些偏差，至少在解释上是不恰当的。幸好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央未继续往错误的方向发展，我也避免了加深党内分歧的行动。他说他将即往上海，不动声色的纠正中共中央这一偏向，希望我也不作反对中央的表示，以期此后工作能够圆满进行。

就在这个基础上面，我和威金斯基之间，获得了谅解。我告诉他，我此后的态度，也将决之于中央的动向；只要这种偏差能够获得纠正，党内的分歧就可能消失。

照理威金斯基这一番话只能向中共中央直接陈述，不能向中共任何个别党员提及，但因当时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声浪仍然很高，所以他特别对我透落这些意见，使我知道他代表共产国际在力图补救，以免再起波澜。

共产国际的动向已在改变中这件事，其他同志还不知道。因而在北京的党员大会上，又爆发了一次国共关系的大争论。十一月间的北京党员大会上，李大钊先生报告：中国国民党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五日举行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规定北京有六个代表出席，其中三人由孙中山先生指派，三人由党员选举产生。他已被指派为代表，准备前往出席。北京国民党党部也快要办选举了，他希望同志们对这件重要的事采取积极的态度。

李先生这报告当场遭受了不少的质问和责难。有的问他：“你是中共一位著名领袖，现在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你将采取何种立场？”有的问他：“国民党要你宣誓服从三民主义，忠于国民党的一切决议和命令，你将何以置答？”这些问题都是李大钊先生所不易答覆的。于是多数同志不赞成中共党员充当国民党代表。有人还说：“李守常先生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的个人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这句不很客气的话，把素不一生气的李大钊先生气坏了。他怒容满面的说产这如何可能？我虽是以一个国民党员的身份去参加，但我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人，我如何能放弃共产党员的身份？你们是根本不赞成我去；是反对中央的现行政策；而且不将我视为一个同志。“他说完后，即气愤愤的走出会场。

我目击这种情形，只好挺身起来劝阻李先生，并登台发表演说。这是我在第三次大会后，首次就这个问题公开发言。

我首先陈述西湖会议和第三次大会中我坚持过的主张，指出我所最反对的是马林那种取消中共的倾向。我表示相信共产国际不会接受马林的意见，相信共产国际只是着重国民革命，希望中共成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中的积极分子，能发生推进的作用。

其次我声言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使中共党员具有双重党籍，自然颇不妥当。这是我自始即表示怀疑，到现在同志们还是不赞成，这是毫不足怪的。但也不能说加入了国民党，或者充当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就丧失了中共党员的立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中，依然可以坚持他本身的立场。国民党也不会要求中共党员放弃中共党籍。广州的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仍负中共广东区委委员的责任，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其次，我指出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共产国际所坚持的，又为第三次代表大会多数所通过，为了党的团结起见，我们不应持根本反对的态度。中共党员既然加入了国民党，自应有人去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表示诚意合作，并将中共的主张，去影响他们。此外，中共仍应保持它本身的独立，在工农中发展组织和工作，尤其不应牺牲它在职工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最后，我说明李守常先生是我们大家信任的一位领袖，也是实现国共合作的理想人物，我们应赞成他去出席，希望他能表现出中共党员的气概。在国民党推选代表的运动中，同志们也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与国民党人协商，共同推出候选人。

我的这篇调解歧见、号召团结的讲话，似乎颇使听众感动。他们都聚精会神的倾听，没有一人提出质问。李大钊先生继起发言。他对我的说话表示欣慰。他宣称照我现在所说，党内事实上没有了不得的分歧存在。他说中共首先主张国共合作，要求国民党召集代表大会，实行改组；事到临头我们又不去参加，这是说不过去。他也指出第三次代表大会没有接纳我们修正意见是失策的，因而引起了同志们误解加入国民党政策的目的，他希望这一点很快的能获得纠正。最后，他还表示他并不怪同志们对他的责难；只希望党内歧见能够消除，步调能够一致。他愿勉为一个任劳任怨的共产党员。即使劳怨再多些，他也不会离开同志们。

接着，何孟雄起立发言。他是中共北京区区委委员，一向反对李大钊先生的主张最力。

他表示从我的报告中获得了前此所未尽知的资料，因而提议这个问题先交由区委会讨论，再行提出党员大会公决，大家没有异议，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不几天，举行另一次党员大会。北京区委会提出一个经缜密研究的、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工作的决议草案，交由大会讨论，经过一些辩论和解释，终于通过。其内容大体是根据我前次的讲话作成，此举不仅消除了北京地区同志间的歧见，促使大家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工作，甚至井他各地的中共党员，也受到了这个决议的影响，改变了他们对国共合作的政策的观望态度。

这时候，中国国民党组织在北京的发展，表现着令人乐观的气象。这与当时时局的发展，也大有关系。直系曹锟、吴佩孚等所支配的北京政局，愈来愈不像样。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他们撵走了总统黎元洪，十月五日曹锟贿买国会议员，当选为大总统；十月十日曹就总统职并公布宪法。这幕丑剧不仅使直系的废督、裁兵、好人政府等悦耳的名词立时破产，而贿选一幕臭名四滋，使国人大失所望。另一方面，孙中山先生自这年三月一日在广州组设大本营以后，国民党处境虽很艰危，但已逐渐呈现曙光。他正倡导改组国民党，励精图治，并几次击退陈炯明军对广州的进犯；使不满现状者寄予莫大的希望。

这年九月间，李大钊先生与王法勤、丁维汾、李石曾等开始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的组织，那些挂名为国民党员而实际参加曹锟贿选的国会议员，自然都自绝于国民党了。新参加国民党的多是一些激进的青年。到十一月间，中共党员改采积极支持国民党的态度后，北京国民党组织的人数增至一千余人；可以说大多是北京的优秀青年，其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占三分之一。

当时一般青年倾向国民党的情绪十分热烈。他们对于广东的情况和国民党改组的真意，虽不完全知道，但对北京政局确是厌恶已极。我的朋友们，不管已否加入国民党，多表示曹锟闹得太不像话了，无论如何，国民党和孙中山总要比北方这一群败类好些。

恰在这个时候，鲍罗庭的一份报告又增加了我对广东真相的了解。初到广州的鲍罗庭，做事极其谨慎周到。他写了一份关于广州情况的报告，似是给莫斯科和在北京的加拉罕的。

他托斯雷拍克将这份报告的英译本送给我参阅。我细读他这份报告，知道了国共两党党员在广州合作的情况，他们一致动员民众，支持孙中山先生，击退陈炯明十月二十三日和十一月十九日的两次进犯，使广州转危为安。我觉得他这份报告并无宣传的意味，是可信的真实资料。

初期的国共合作，确是鉴于大敌当前，为了共同目标，同甘苦共患难，携手向前奋斗，两党间的磨擦那时还未暴露出来，即使有，也是很轻微的。我目击当时北京国民党发展的情况，又证以广州的实情，也觉得中共党员跨有两党党籍，暂时还不会引起严重纠纷。

由于这些演变，我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是较为乐观了。我根据鲍罗庭供给的资料，在《新民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广州的新气象》的文章。这篇文章虽没有论到国共合作的问题，但主旨是号召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并以广东的实例为证；认为不同党籍和形形式式的革命分子，能在一个共同的革命事业上大公无私的通力合作，是今日中国革命所必要的。《新民国》杂志是北京国民党组织的机关刊物，由范体仁任主编，他并不是共产党员。我这篇文章是应他之邀而写的。

我发表这篇文章是颇有用心的，藉此表明我赞成国共合作的意向，一扫前此认为我反对国共合作的误传。北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看了我这篇文章，都认为适合时宜，态度正确。后来，廖仲恺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曾称赞这篇文字，认为最能体现国共合作的真义。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时间日益接近了。北京市国民党组织应选举三个代表出席，我被推为候选人。我是候选人中唯一的共产党员。李守常先生极力主张我去出席。他认为这样对外可以表示中共全部的一致，我们两人一同出席，遇事可以商讨解决。其他的中共同志们认为我能代表他们的意见，也支持这种主张。

我初意想辞谢代表的任务。我的主要工作是在铁路工人方面。这时各铁路工会的秘密小组正在发展之中，筹备于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二七罢工一周年纪念日）在北京秘密举行一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如果我到广州去，将耽误这一工作的进行。再则我不愿担任国民党方面的职务，我主张北京的中共组织应推选一位将来能担任国民党方面工作的人去出席。

但我的这些理由未为同志们所接受。一致表决了我为候选人。

十二月间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国民党选举大会，到会者近两千人，全场挤得水泄不通，我以最大多数票当选为代表之一。

一九二四年初，我偕同李大钊先生经由上海赴广州。停留在上海的时候，中共中央曾邀请我们两人参加中央会议，讨论我们去广州所应采取的态度。当时中共中央正为国共合作在各地的发展表示乐观。李大钊先生在会议上报告国民党组织在北方发展的经过；声言北京中共同志间已无歧见存在，称许我这次能够一同前往出席是表示团结一致的好现象。陈独秀先生十分欣慰，提议由我们两人会同已在广州的谭平山、瞿秋白等组织一个指导小组，以指挥出席国民党大会的中共党员。

我当场辞谢了这个指派，我说，我将不能等待国民党代表大会的终结，就要先行赶回北京，并说我不适宜于代表中央，因为我仍不赞成多数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职务的这一作法。

陈独秀先生未置可否，随便谈了些别的事情。结果，这个指导小组的责任，就完全落在李大钊先生手上。

我们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日左右到达广州。当时的广州并看不出甚么新气象，街道上除多了一些红绿标语而外，长堤一带仍布满了“谈话处”①。大家忙着大会的筹备工作，宴会非常频繁，情况有点像大家庭办喜事一样。

我和李大钊先生到达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便在设于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府接待我们和另外新到的十几位代表。孙先生将他亲笔拟订的建国大纲给我们传观，征询我们的意见。

我当即起而发问：

“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

‘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孙先生听了我的话之后，不置答覆，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叶楚伧表示，这一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李大钊先生表示待他详细研读之后，再行提供意见。于是，我们的谈话便转到交换消息以及其他较次要的问题上去了。

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确是一个根本问题。这是针对孙先生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训政”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线的根本所在，我在当时那种场合首先提出这一问题，用意是要孙先生和在座者了解我的基本看法。可是孙先生和其他的国民党要人此后从未再直接提到这个问题，但间接的表示都是不主张多党存在的，对于中共，只是把它看作国民党大圈子里的一个小圈子。

鲍罗庭那时住在广州的东山，正忙于草拟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就住在他那里，任他的助手和翻译。他常邀我们—李大钊、我及其他几位中共代表—到他那里去商谈。每次他都交一些文件给我们看。其中有这次大会宣言的草案，由他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那时的鲍罗庭待人接物谨慎周到，态度和蔼，避免与人争论。他告诉我这次代表大会所提的政纲，在民族主义内，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平等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等。在民权主义内，否定天赋人权之说，主张革命民权；即对多数人民给予民主自由，却不给予反革命分子自由。在民生主义内，提出维护工农利益等具体条款。这些都是很显著的进步。

鲍罗庭对于在国民革命中应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一点，表示原则上的赞成，但认为这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能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

多数同志都附和鲍罗庭的意见，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要求我不要提出这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李大钊先生也以指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表示，我的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因此，如果我再进与步表示意见，那无异是违反指导小组的决定，而采取单独行动了。

接着，在另一个问题上又发生了不同的看法。当时鲍罗庭所草拟的国民党党章草案，无异是各国共产党党章的“译本”，其中根据民主集中制所拟订的中央和各级机构的职权、党员应守的纪律等等，无一不与共产党的原则相同。我指出这些原则未必适用于国民党，国民党的党章应有较大限度的民主。国民党一向是松懈惯了的，忽然之间要受到这样严格的约束，会妨害国民党的广泛发展和引起麻烦。对于跨党的共产党员来说，无异自我束缚。因此，我主张国民党党章应尽量扩大民主，党员除应遵守国民革命的政纲而外，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存在。这样，跨党的共产党员才能立足。

鲍罗庭对于我的这种主张，有点左右为难。他不多表示意见，有时只耸耸肩不说甚么。

他曾轻描淡写的说：“你这种主张很有道理。但有人总觉得一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应该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才能负担起它的历史使命。”

当时中共一些同志们对国共合作的良好关系十分兴奋，我仿佛成了一个专泼冷水的人。

我曾问谭平山：他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又跨有共产党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他的答覆充满了乐观。他说他已担任了这个职务两个多月，并未发生困难，他相信只要党章规定了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执行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

这使我只有在两个办法中间择一而行。一是不顾一切的提出我的主张，那便可能遭受中共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国民党人的不满。二是为保全共产党员态度的一致，不如早点离开广州，去主持铁路工人的代表大会，这样虽不无闪避之嫌，但我终究能保留一贯主张，以待机会。

中共同志们知道了我的心情，有意无意的表示希望我走第二条路，因而我在大会没有开幕以前，就开始准备北返了。

当时我虽然意态消沉，但仍照常参加各种宴会。开会前每天的晚宴席上，孙中山先生往往要发表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他以迟缓而沉重的语调，讲解他对大会的希望。在我所能记忆的他所说的要点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轻视革命党的作用，力言当时“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种主张的非是，证明此后应有一个组织严密的国民党，本革命的三民主义，完成革命与建国的任务。他这些话常使在座听众大为感动。

孙先生在演说中将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作比较的时候，说到俄国革命的胜利是得力于俄国共产党组织的坚强，但其所标榜的共产主义却失败了。他说俄国现行的新经济政策，与太平天国所实行的天朝田亩制是相类似的。俄国尚不能实行共产主义；那末，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是最恰当的了。当他论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时，他总说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中的一个部分。但他否定阶级斗争之说，认为在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并无阶级的显明分别。

他所以着重说到这些问题，用意很明显，是想将所有的革命者都团结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但我从旁观察，他的说服力也是有限度的。我觉得有些在座的国民党人物，对于共产党员能够真诚信仰三民主义一点，抱有怀疑。至于在座的共产党代表们，对于他批评俄国革命及共产主义的各种说法，则表示不安。当国民党人对孙先生这样的论点鼓掌欢迎的时候，我从未见有任何共产党人表示附和。

中国国民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原定一月十五日举行，因筹备不及，延到二十日才正式开幕。开幕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任主席并致开幕词，旋即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李大钊、谢持五人为主席团。

第二天继续开会，由胡汉民任主席，讨论大会进行的程序问题。在这次的大会中，两个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毛泽东与李立三发言最多。我却坐在那里，一言未发。据我的观察，许多老国民党员大都以惊奇的眼光注射着他们两人，似乎有“那里来的这两个年轻陌生人？意见何如此之多？”的疑问，少数老国民党员又似乎在欣赏他们这样的青年精神。散会后，汪精卫曾走过来向我说：“究竟五四运动中的青年不错，你看他们发言多踊跃，态度多积极！”

这是我所参加的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再没有更多的机会聆听毛泽东和李立三的高论了。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两位始终是在大会中发言最多的；而且彼此意见常有出入。李立三原名李能至，是初回国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这次充当汉口市的代表，单枪匹马的在大会上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的议论。毛泽东并不与他采同一的立场，常依据孙先生的说法来发挥他自己的意见。这是他们两人的初次交锋。

当天晚上，在鲍罗庭家里的一次集会上，我们讨论如何使共产党员在大会上发言趋于一致的问题。讨论完结后，我即向在座的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鲍罗庭等人提出我先行北返的意向，理由是看来大会一时不易结束，而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即将举行，我应赶往主持。我的提议为他们所接受了。由于我行前有些事需要料理，于是我托谭平山和李大钊分别向孙中山先生和大会主席团代为请假。

孙中山先生知道我要提早离开广州，便约我晤谈。二十二日晚上十一时，在西濠酒店夜宴后，晤谈即在大厅中举行。我向他报告我发动铁路工人组织和参加二七罢工的经过，罢工失败后，经过许多艰苦，铁路工人的秘密组织才渐恢复，我们已决定在“二七”一周年纪念日（即当年之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现在距会期不远，我是主要负责人，是非赶回去参加不可的。孙中山先生也不问我对大会有何意见，便欣然表示赞成；并说去主持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比出席这次大会还更重要而迫切，应当从速赶往，至于彼此见面交换意见，此后还有很多机会。于是我们握手道别，谁知这竟是我和孙中山先生最后一次的面谈。

孙先生知道我对国共关系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但他极力加以弥缝。就在这天的深夜，他派亲信送给我一封信并附了二千银元，托我捐给铁路总工会，祝贺这次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成功，并希望我个人的工作能够顺利发展。

二十三日我离开了广州。我这次来去匆匆，人们也许可以看出我的处境和情绪，也许可以看出中共内部的烦恼，而国共关系发展的大势，也许可以从这里反映了一些出来。

① “谈话处”即番摊馆和鸦片馆，为军人包烟、包赌筹饷的所在。

第四章 国共初期的纠纷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能以一个新的政纲来团集革命势力，是令人鼓舞的，但也是甚难达成目的。国共两党离奇的结合关系，实是中国前途上的一个大暗礁，也是一切纠纷的焦点。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我离开广州；路经上海时，曾将我在广州所发现的问题告知陈独秀先生。我曾向他指出，国共组织混合，一些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内的重要职务，在我看来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要求国共两党在民主的基础上保持相当的距离；但是在广州无法贯彻我的主张，希望中央予以注意。陈先生对我的说法并没有否定；他似采取“等着瞧”的态度。

一月底，我回到了北京。我也向北京的同志们申述，但我不愿再引起争论，所以措词比较和缓。我着重说因国民党代表大会一时不能结束，又因列宁逝世须停会三天，所以我为了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必须提早北返。北京的同志们仍是支持我的看法，也同愈我向大会请假的举动。

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按期于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到会代表约二十人，代表各主要铁路的秘密工会。我向大会发表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铁路工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工人应拥护国民革命，力争工会自由和改善工人生活等主张。大会接纳了我的报告，据此发表了宣言，并曾致函中共中央和孙中山先生，表示对他们支援铁路工人的谢意。最后，大会选举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铁路总工会的诞生。邓培当选为委员长，我当选为总干事，办事处设在北京。

铁路总工会的组成，表示铁路工人又从“二七”的创伤中站起来了。分布在各铁路站的工人秘密小组人数增加起来，工作也较为活跃。当时各地铁路工人中，虽还没有国民党的组织，但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甚表兴奋。不少的铁路工人说：“现在国共一家，合力革命，

吴佩孚快完蛋了！”铁路总工会已经建立，为“二七”烈士报仇的声浪高涨起来。这就引起军阀们的注意，不久，铁路工会又遭受一连串的压迫。

铁路总工会成立后不久，李大钊先生和其他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回到北京，带来了不少的消息。

李大钊先生初回北京时非常乐观，极力称许这次大会的成就。他指出这次大会所发表的宣言、通过的党章和决议等具有划时代的价值。他称道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主要负责人对这次改组的决心和诚意。他相信国共合作的发展，会很顺利。

他告诉我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广州，另在上海、北京、武汉设中央执行部。执行部的职权很大，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该管区的党务。孙先生希望老国民党员分担各执行部的领导名义，提拔一些新进的同志，来担任各执行部的实际工作。上海执行部预定由胡汉民、汪精卫主持，毛泽东以秘书的名义担任该部的实际工作。武汉执行部预定由居正、覃振主持；孙先生希望我能去那里担任实际工作。北京执行部派定丁维汾、王法勤、李大钊三人主持，至于实际工作人员，则由他们三人选任。

李先生根据这种情况，问我能不能去武汉。关于这一点，他还对我有详细的说明。他叙述孙先生强调提拔新进的主张时，曾以我为例来说明。他说曾有人向孙中山先生进言，认为我反对国共合作，不应列名为中央委员，此次出席大会又中途退席，足见仍有不满的意见。

可是，孙先生坚决否定这种说法；他指出我既来出席，足证并无根本反对意见，至于因重要工作提早北返，那是他详细知道的事。他认为即使我曾批评过国民党，现在不加计较，也足证他是大公无私的。李先生又指出孙先生对我的印象很深，几次称我为“五四运动的能干的学生代表”，因此，他要分配我一项工作。

李先生也很直率的告诉我，居覃两位虽曾托他向我代达欢迎的诚意；但他却从旁听说这两位先生有些以我不易驾御为虑。他个人和中共中央目前都以发展国共合作为当务之急，所以希望我能去武汉，并相信我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不过他也向我声明，这件事中央和他个人都愿听任我自己的考虑决定。

我说，我不愿去武汉担任国民党的工作。我说明我并不以为我不能与居覃两位合作；也不是为中央所顾虑的，我这个在吴佩孚眼中的“二七要犯”在武汉会有不易避免的危险；而是我根本不赞成这样做。我还进而劝他，中共党员分据国民党机构的要津，并无重大作用，反而会引起一般老国民党员的嫉视。这样，这个拟议就被我婉词谢绝了。

当时李大钊先生也想邀几位同志去分担北京执行部的实际工作，但他所遇到的反应，也不如意。那时北京多数同志认为，领导或参加革命运动，自应争先恐后，但到国民党机关内去凑热闹，却可能会吃力而不讨好。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很快的成立了。办事处气象的堂皇远非中共的机构可比。经常在那里办公的是丁维汾先生、老国民党员王法勤先生等和具有中共党籍的李大钊、于树德两位中央委员。于方舟、韩麟符和我三个候补中央委员都经常去参加会议，有时也去办公。跨党的中共党员有李大钊先生负有指导的责任，于树德、于方舟负责发展国民党在天津一带的组织和工作，韩麟符担任三个特别区和内，蒙的工作，此外就没有其他共产党员在这机关里担任经常工作。

当丁维汾先生提出各种职务的人选时，李大钊先生总是请丁先生径行物色，再提交会议通过，我是和丁维汾先生在一房间办公的。两人坐对面。当我偶尔去到那里的时候，丁先生每每提出一些事和我商讨，我总是很客气的请他作主。由于我们这种表现，北京的中共组织显然没有与国民党组织争权的嫌疑。

但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各地的国共组织都开始发生磨擦，尤以上海、广州两地为最，只有北京是个例外。我们甚至对于这些磨擦的消息都不完全知道。北京国民党组织能够平静而顺利的发展，也许李大钊先生和我所持的态度发生了作用。

再者，北京国民党执行部的构成分子，大多是五四运动以后的青年，他们没有染上国民党的旧习气，并积极支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政纲和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最近的解释。因此，北京国民党员之间意见上并无显著的分歧。

广州是国民党活动的老根据地，情形大不相同。那里的老国民党员多以革命的老资格自傲，与新进的中共党员有点格格不入。有些人还觉得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会遭受国内外实力者的反对，在政治上国民党将陷于孤立。尤其是共产党员加入后，又有新旧党员权利地位之争。这一切都使反对跨党分子的暗流增长起来。

当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委任邓泽如、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实施其改组国民党的政策时，邓泽如等十一个重要国民党员即于这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密函孙先生①，反对陈独秀、谭平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斥为中共利用和篡窃国民党的阴谋。这件事是我当时所不知道的，中共中央方面似亦未有所闻；后来才知道这个文件当

时虽曾被孙先生批驳；但他们并未放弃反对意见。

李大钊先生从广州回到北京后，说起在我离开广州不久，即有人于代表大会上提议在国民党党章中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他曾当场发表了一个声明②，指出中共党员是以个人资格加入的，可以说是跨党；但不能说是党内有党。中共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遵守国民党的章程和纪律，所以不必发生猜疑或者加以防制。李先生觉得他的声明曾发生良好的影响，似也低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这次大会的结果，一部分老国民党因而失势；而反对党内有党、反对中共党员跨党的声浪也就随着高唱入云了。冯自由等树起反共旗帜，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国民党员们这种反对和怀疑中共的情绪由广东播到上海等地，到处潜滋暗长。国共双方的要人则忙于解释弥缝。一在上海的陈独秀先生对于这问题的接触，似是最多的，更从事实上体会到难于消解。

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我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我到上海去，参加在五月中旬举行的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这个通知并特别注明我是非去不可的。

当我到达上海会晤陈独秀先生时，我发觉他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他对国共合作的前途似已不抱乐观。在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他特别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的口号。这口号的用意，不仅在减少国民党员的疑虑，并带有修正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国民党中积极工作”这决定的意味。

由此他作出结论，在国民党内工作不过是中共工作的一部分；中共主要还是要注重自身的发展。他认为发展中共的组织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大部分党员应开展独立的职工运动和青年运动等，并开展在农民中的工作。

陈独秀先生不愿重提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纷争，但他这些话的意思，都是接受我在第三次大会时的主张。他还向我说到，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所以特别邀请我来出席，是为了共同纠正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的偏差。

陈独秀先生邀我一同会晤威金斯基。威金斯基也表示中共中央工作的方针，重点是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独立领导职工运动等工作。对于国共合作问题，他特别强调中共党员之在国民党工作者，应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这样，才可以达到推进国民党革命化之目的。

威金斯基似是回到中国不久。他在去年十一月间与我在北京会晤之后，曾在上海耽了一个时期，不久便回莫斯科去了。我在当年初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已不在上海，他所以来去匆匆，似是为了与莫斯科商讨对国民党的政策。

当时莫斯科对国民党的内情不尽了解。即加拉罕、鲍罗庭这些人也是一些新来的生手、对国民党的实况，也只是走一步才了解一步的。威金斯基奔走其间，似负责勾通意见的任务。

鲍罗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曾向国民党要人说到国民党内有左右派之分③。这次威金斯基肯定的说中共在国民党内应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似是根据莫斯科的新决定而说的。

不两天，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举行了。参加会议的约有十人。中央委员出席者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三人。李大钊先生缺席。毛泽东那时奔走于上海与长沙之间，忙着在做国民党的工作，因此没有参加会议。特约来参加会议的，有沈定一和我两人。其余为沪、鄂、湘、粤等重要区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

我们的会议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之下举行的。首先由陈独秀先生报告国共合作与中共中央的工作。他强调中共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他指出国民党内早有左右派之分，左派赞成改组和支持现行新政策，右派则反对。中共党员应支持国民党的左派，以期国民革命的顺利进展。他着重说到中共要积极发展自己的组织，中共党员之在国民党内工作者，要保持固有的优良作风，多数党员应积极领导职工运动等工作，从事独立发展，这些工作都足以增强国民革命的实力。他批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因注重国共合作而放松了职工运动等工作的倾向；似是要洗刷同志们对于他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指责。

陈独秀先生在报告时态度很谦虚。他说中央的决策多取于他个人，难免偏差，要求扩大会议予以检讨。他提议由沈定一任扩大会议的主席。到会者有人提出中央书记应是当然主席；但他坚持主张，认为这次扩大会议与往常不同，应由沈定一任主席，他自己似是一个被检讨者。他报告完毕后，又提议会议推举三人审查他的报告，并主张我为其中之一，并强调说这非常必要。

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的情况确也有些变化。陈独秀先生的权力是增加了；许多事往往不经过会议而取决于他个人。那时任中央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多半的时间不在中央。

任宣传工作的蔡和森保持他在第三次大会时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只是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至于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广州耽搁了一个长时期外，返沪后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陈独秀在中共内的“家长”称号，也就是这个时候传出来的。

最重要的还是国共合作问题。与会者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跨党地位，多有优虑。我们大家鉴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既是共产国际所坚持而实行的，又感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争论而引起党内纠纷的教训，不愿尽情讨论，表现得和和气气。

主席沈定一是创立中共最初发起人之一，他原系老国民党员。一九二三年秋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偕同蒋介石等赴俄考察。他也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他经常颇能坚持自己主张，但在这次会议中，他特别沉默，始终没有多表示意见。他所偶然流落出来的，只是表示，他自己“与其做一个跨党的国民党员，倒不如凭他的老资格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

后来，他果真照这样做了④。

我衷心欢迎这次会议，因为会议的决议，无异接纳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主张。我积极参加这次会议的工作，在审查报告和拟定决议时，我都表示了不少意见，并为会议所接纳。我态度诚恳，从不提起第三次大会的争论，因而我能得着到会者多数的同情与支持。中共中央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中也可说有了显著的纠正，后来邓中夏在其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也说到：“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的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⑤。

至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一点，虽载明在决议之中，但似非特别强调的熟而且当时我们还觉得反对右派是国民党左派的事，中共党员不应表示突出的态度。这次会议决定的重点，是少数共产党员应当任国民党内的实际工作—不是机关工作，而是领导群众运动的工作；中共大多数党员则应致力于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青年的工作，并谋自身的发展。

可是国共之间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在这次扩大会议之后，便爆发出来了。扩大会议开了三天而告结束，开完会的次日上午，我往访陈独秀先生，向他辞行北返。陈独秀先生一见面就向我说，刚才汪精卫、张继曾来谈了一阵，所谈的是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问题。

陈先生说，汪张两位将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决议和团刊等交给他看，并向他表示，胡汉民、谢持两位不赞成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办法，认为这违反了李大钊先生向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声明。因为这声明中曾明白宣称：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只是跨党，而不是党内有党。现在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岂非党内有党吗？

陈先生承认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内确有党团的组织，但否认这个措施违反李大钊先生的声明；既不是党内有党，也不会危害国民党。他向他们解释，中共在国民党内党团组织，用意是指导它的同志们遵守国民党的决议和纪律，积极工作；并不是要他们在国民党内争权势、闹派系和搅其他不利于国民党的事。但他这种解释并未使汪张两位满意，因而他答应他们，中共中央将举行会议商讨，再行答复。

陈先生对这件事极其为难，又异常激动。他说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

他说中共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将我们的组织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这是我们做不到的事。但要国民党员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认为这是无法解决的。他感慨的说，如果他是国民党人，也要反对中共这种党团组织的办法。

陈先生还向我详细分析这件事。他认为胡汉民、谢持、汪精卫、张继四人几乎可以代表国民党全体，除谢持一向反共外，其余三人都不能说是右派，而是支持国民党改组的。现在他们共同提出这个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

他也告诉我一些国民党要人对于国共现行关系的观感，举吴稚晖为例。

前几天吴稚晖曾来造访，慎童其事的问他，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大约在甚么时候可以成功，他答以大约需要三十年。

吴稚晖听了这句话，惊骇的说：

“那末，国民党的寿命只有三十年了！”吴说他所主张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是五百年以后的事，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与国共两党都无现实的利害冲突。

他向吴稚晖解释，所谓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三十年后可望成功，并不等于说三十年后国民党就会寿终正寝。但吴对这种解释仍表不满。

就为这些事，我们平心静气的商谈了一整个下午，认为中共的党团组织是不能取消的，中共无论如何不能应国民党的要求，将自己的组织取消。现在只有两途可循：或者国民党默认中共的党团能在国民党内存在，抑或中共乘早退出国民党，另谋党外的合作。

我向陈先生表示，国共合作的现行方式是无法维持长久的；只希望不要吵架散场。

陈先生则以这件事关系重大，拟即往访威金斯基，要他请示莫斯科，再定方针。我也就在第二天一早搭车北返了。

以后的发展，因我在监狱里过了五个多月的铁窗生涯，不知其详。但不久张继、邓泽如、谢持三个国民党监察委员曾为中共党团问题，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一个弹劾案⑥，足证国共两党对这个问题的谈判没有结果。

① 邓泽如等十一人致孙先生密函原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六十五至第六十七页，罗家伦主编，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四年版。

② 李大钊声明全文见前书第三十七页至第四十八页。

③ 胡汉民在其所作《中国国民党批详之批评》文（原载民国十三年出版之中国国民党改组纪念《民国日报》特刊—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四十九页至第六十四页），说有位外国朋友曾对他说，国民党好像已有左右派的分别。他们所谓外国朋友，就是指鲍罗庭。

④ 从这次会议之后，我再没有看见过他。他为何脱离中共，我也不得其详。但到一九二五年间，他却去参加了反共的西山会议。

⑤ 见邓著第一一三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第二版。

⑥ 张继等三监委的弹劾案是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提出的；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七十二页至第八十页。

第七篇 五个月的监狱生活

第一章 被捕后第一道鬼门关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即被捕入狱—几乎丧失了生命。这件事我虽事前获得消息，但疏于戒备。这种对于自身安全大意，而闯了大祸，似也是我充好汉爱冒险所应得的处罚。

我回到北京的当天（五月二十日）下午，首先晤见李大钊先生，告以扩大会议的经过。

他一面紧张的处理他的事务，一面打断我的话，郑重其事的告诉我，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勤先生今天上午通知，北京军警当局已拟定了一张即将逮捕一百多人的黑名单，其中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他自己，第三名就是我。他表示他正在作必要的准备，要我赶紧回到自己的住所和办公地点，将文件收拾一下，从速躲藏起来。

他向我说明北京当局将大捕革命党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国共两党活动的扩张，反对曹锟贿选，以及打击整个北京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早为当局所嫉视。北京的民众运动、铁路工人过去的罢工和现在的活跃，都被认为是我们这些人干的；而我们又是国民党公布出来的中央委员。再则五月十五日发生了外交总长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①，这虽与国共两党毫无关系，但撷预的当局认为国共两党素来反对顾的对俄政策，因而判定这一炸弹案也是国共两党所为。于是，大捕革命党人的行动就如箭在弦了。李大钊先生虽催着我去准备一切，但他根据王法勤的消息，也很镇静的预料总还有两三天的犹豫时间，北京军警才会动手。

我离开李先生的办公室，便到铁路总工会的秘密办公处。我先接见了好几位从各处铁路来的工人同志，解决了他们来接洽的事务；分别打发他们于当晚或翌晨返回各人原工作的地方。接着，我才向同事们宣布李大钊先生所说的紧急消息，要各人分别准备。于是各重要职员们都分途去藏匿；名册和其他重要文件也都运走了；只留下彭永和、李斌两人负责驻守。

我回到达教胡同我自己的住所已是晚间十一时了。在这座四合院的公寓中，我们夫妇住的是两间坐北朝南的正房。我的太太杨子烈是与我在一九二四年二月间新结婚的。她是一九二一年在武汉加入中共的最初女党员之一，这时她在北京担任《新民国》月刊的校对和发行工作。我们住两间房，一间是我们的住室，另一间就是这个月刊的发行处。我的太太就经常在这里办公。在这间办公室里，堆满了各期的《新民国》月刊，以及各种与发行工作有关的文件。她听了黑名单的消息，一时觉得无从收拾。

这座公寓的南屋住的是高尚德，西屋住的是范鸿杰。他们两位都是中共北京区委委员。

我旋即与他们两位商谈有关黑名单的事。他们已经知道，并已作了必要的准备，但仍暂住在原处，因为他们用的是假名字，军警不容易发现。他们也预料实行捕人将是两三天以后的事；到那时再行躲藏不迟。他们主要是为我这个军警心目中的“要犯”担心，希望我明天能够摒挡一切，离开这个住所。于是我和我太太忙着烧毁重要的名单和信件。可是，我们这两间房里堆的文件确实太多了，一时清理不完。而且，夜已深了，人也累极了，心理上还相信有明天可以继续清理，所以在烧了一部分文件后，也就睡了。

谁知这次警探们的行动比我快了一步。第二天天色还没有亮，我的住所和铁路总工会的办公处同时被大批警探包围。公寓的掌柜来敲我的房门，我从梦中醒来，还以为是预定今早回去的铁路工人有急事来找我。我打开房门，警探们一涌而上，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说明原委，便把我和我太太都逮捕了。

警探们在我的房间内翻箱倒筐，检去大批文件。他们的言语态度极其粗野。我太太气得高声斥责他们是“土匪强盗”没有经过法律手续，便乱捉人，乱拿东西。我悔恨自己的大意，更深恐牵连到同住的高尚德、范鸿杰两位同志，因即示意我的太太不要再讲，以便早点离开这里。幸好这次高范两位没有受到牵连。我们被押上一辆囚车，驰往前门外的警察厅侦缉处。

这个侦缉处是北京城内著名黑暗的捉人机关，处长高某是跟随曹锟多年的马弃出身，能直接向曹进言。他是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谈吐举止粗野不堪。看来，他似乎不识几个大字，更不懂甚么叫法律；而满面烟容，显然是一个吞云吐雾的老手。副处长姓张，是个六十开外的老头儿，与高某比较起来，谈吐文雅，容态慈样，倒像一个读书人。那高某把他当作“绍兴师爷”有点颐指气使；不过对于他的意见，似乎也不得不尊重；大概因为高某自己实在太无用，不能不依靠张老头儿的笔墨。因为重视我们这个案子，正副两处长亲自来审讯。

与我同时被捕的，除我太太之外，还有驻守铁路总工会的两位干事。彭永和是学生出身，主管收发工作，为人沉默寡言。李斌是石家庄的铁路工人，在总工会中管理庶务，经常是伙夫装束。还有《新民国》月刊的主编范体仁也被捕了。我们五人以我的情节最重。他们首先将一副九斤重的对付死囚的铁镣将我双脚扣住；关在一个侦缉班的屋里。其他四人则分别囚在别的监房。

审讯由当天正午开始。他们着重问的是有关顾维钧住宅的炸弹案。这件事是我到上海去以后才发生的。当作礼物被送到顾家去的木盒子，经他的仆人打开后，炸弹虽炸爆炸了，但遗留下来的有木盒碎片和一些包裹的纸张，以及纸张上所写的字迹。他们就企图从这些木片、纸张和字迹中找出犯罪的证据。

侦缉处承办这件案子，首先就假定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干的。他们根据这个假定，侦查的结果，发现我恰恰在此时到上海去了，因而怀疑是我干的。他们伪造了一些木片和纸张，硬说是在我住房里搜查出来的。他们从我们五人住所中所搜出的文件，去核对炸弹包裹上的笔迹。

我寄押的房间中住了一组十二个人的侦缉班。这些侦探都能阅读报纸和写简单的报告，似是侦缉队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班。他们佩带短枪，日夜监视着我，但也与我攀谈，企图找出我犯罪的一些破绽，特别要我写这样，写那样，那个拿个白纸扇子，要我题字；那个又来问我某某成语如何写法。但他们这些企图，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在第一天就泄露，在这次搜查中没有发现和炸弹包裹上同样的字迹，使他们甚感苦闷。他们又透露，他们所以如此热心的侦察，是因为顾维钧出了十万元的赏格来破案。

那天，审问开始时，处长高某首先问我：“这些木片是放在你床下的吗？”我回答说：“我从来没有这一类的木片。”他又问：“这些纸张是在你桌子抽斗中找出来的，是吗？”我看了看那些纸张，又回答说：

“我抽斗中从来没有这些纸张。

”接着，他拿着许多被搜出的文

件，一件一件的问我，是甚么人写的。我都答以“不知道”或者说：“写字的人已签有名字在上面，你们可以自己看。”

他们这样漫无目标的乱问下去，我有点不耐烦了。我反问他们：“你们问这些不相干的话，到底是甚么意思？”那个粗野的高某便拍案大叫：“你这个‘乱党’

，反正是该死的。现

在又犯了炸弹案，还不快招吗？还要我们费事吗？老实告诉你，招也是死，不招也是死；早点招免得吃苦，你自己瞧着办吧！”

他们企图从我口中逼出有关炸弹案的口供；我却乘机向他们解释，我说明我根本不赞成暗杀，因而决不会做这类的事。我也告诉他们，不仅我个人如此，国民党和共产党人都是不赞成暗杀的，黄复生、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已过时了；我还讥笑他们的假设是走错了道路。

这样审问下去，情况似乎逐渐对我有利了。他们当初怀疑我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后才离开北京的，但从搜出的文件和我所提出的证据中，证明我离开北京是在炸弹案发生以前约一个星期。侦缉处虽然伪造了木片纸张等无关重要的证物，但始终无法伪造我和同志们的字迹，也问不出那里来的炸弹和谁是送炸弹的人。这使他们觉得对付这些社会上有声名的知识分子，究竟证据不够充分，不能强加以罪。

但那位高某显然十分热衷于十万元的赏格，没有证据也想打出一些证据出来。他许多次都大叫要用刑；最严重的一次，是将我勒跪在一堆铁链子上面，大约有半小时之久；跪得我满头大汗。左右还站着几个法警，拿着很粗的木杠，准备将我的双脚压住，让我尝尝“睬杠子”的苦刑。我只有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那高某逼不出口供，不停的恫吓，怒目高叫：“你这小子，还充好汉。马上一踩杠子，就要你的命了。”

可是，高某的满脸杀气，阻不住他鼻腔中流出的鼻涕；审讯的时间愈长，他愈无法支持；原来他的鸦片烟瘾愈发愈厉害了。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副处长便乘机请处长休息，改由他继续审讯。高某虽然还是满口粗言秽语，却身不由主溜到后面去了。张副处长看他去远了，便对我说：

“你跪着不好说话，起来罢！好好的直说！”于是，由两个法警扶我立起来。我受此刑辱，愤怒万分，仍是一言不发。张老头儿只好又说：“你去休息休息再说吧！”

每次审讯的情形大致都是如此。高某至多只能维持一个钟头，就要回到他的鸦片烟榻上去；再由张老头儿接替审问。而张老头儿的精力也不够实施疲劳审讯，因为他究竟是上了年纪的人；所以审讯的进行，总是时断时续。张老头儿从未向我发怒，至多只是说：“好好向处长说，以免受刑。”我却乘机向他进行种种解释，他也老是静听着，不置可否。

这样，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他们讯问的目标就转移了。他们不再问炸弹问题，转而问我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铁路工会中的活动。我不否认这些活动，但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我还向他们抗议，指出我做一个国民党党员、共产党员和工会职员，根本是不犯法的。他们对于我的抗议，避开正面答复。到此时，他们有点无精打彩，似乎想草草结案。

后来听说这是由于顾维钧受到不可借此陷害革命党员的警告，撤销了十万元的赏格，所以他们也松劲了。

第四天，侦缉处的审问结束，由张老头儿办理移送到警察厅中去的手续。高某已经看不见了，完全由张老头儿来处理，他对我的问话只是关于他在公文手续上所需要校正的部分。

一切情况都显得缓和多了、而且张老头儿还有同情我的表示，颇出乎我的意料。

他首先表示我们这件案子的情形很严重，现在要移送到别的机关去办理；我假若能像这几天一样稳妥的应付，也许不会恶化。高处长是最性急的，我能在他手下逃过苦刑的折磨，实在幸运。他慨叹他自己年纪老了，一向信佛；对于案件的处理，总是慈悲为怀。他说到他有四个儿子在各大学念书，其中两个还参加过五四运动，他们曾向他称赞过我是一个好学生，而且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他表示现在时代的确变了，年轻人的想法和年老人不一样了，他的儿子们也是如此。最后他向我暗示，炸弹案大概没事了，其他的罪名总较轻些。要我好好去为自己辩护。

我常看见张老头儿手里拿着一串念珠，早知道他是信佛的；现在听他说了这样一段诚恳的话，因而向他表示谢意；并指出这几天来，他是很爱护我的，屡屡苦心的为我解围。他叹着气向我表示，像我这样一个人才，原不应遭受这样折磨。国家的事没有弄好，不应该由我们这辈青年人负责。他直率的告诉我他内心的矛盾，他在职务上是要严格办我的，但为年轻人的前途着想，又不得不寄予同情；而且他老在想着他那四个与我抱着相似观念的儿子，和他们平日向他所说过的话。他这样说着，不觉掉下几滴眼泪来。

至此，我也颇为感动，我们之间似乎已没有审讯官与阶下囚的分别了。我反而安慰他，称赞他的仁慈和见识。他最后表示，他不仅对我如此，即对与我同案的人犯，也是一样宽大。

除了我的那位厨子李斌—李这时只承认是一个厨子—受过刑讯以外，其他的人都没有吃过苦头。他还进而告诉我，我同案的人犯在口供上都没有牵连别人，这是很难得的；我们今天晚间就要被送走了，总算渡过了这一道难关。

在张老头儿宣布侦查已告结束以后，这一班看守我的侦探们，便奉命为我除卸脚上的铁镣。我当时颇不愿意，想带着这根铁镣上法庭去，当作侦缉处虐待人犯的证据。经过那些侦探们说好说歹，而我在当时情形下也不能够坚持，便只好让他们卸了。那些侦探们最初将我看作是扔炸弹的乱党，类似江湖大盗；并不知道甚么叫“革命”。经过我和他们几天的攀谈，不仅我从他们口里获得一些对我有益的消息，而且也乘机给他们上了一次政治课。这一课的题目可以叫作：

“甚么是革命党？革命党人是不可以虐待的！

”这一课对于他们似乎是不无影

响。后来，中共的许多被捕者，多少都利用到我这次的经验。

第二章 受军法审判

当天下午七时左右，我们这一案的人犯都被分别押解到警察厅。警察们又将我带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二日我曾住过的那间监房。我心里正在想：“这是我旧游之地，”果然有一个看守走过来向我说：

“你又来了！”我也回答他说：

“你还认识我吗？怎么这多年你还没有升官？”

他望了我一眼，似乎有些难为情，没说甚么就走开了。到了十点钟的光景，看守又把我带到替察厅的大堂内，问官只点了我的名字，没发一言，就由大批武装警察将我押上一辆卡车，直并出警察厅。

这时，我心里有点恐慌起来。我想：“这不是验明正身，乘黑夜将我送去枪毙吧？”我不由自主的问我旁边的一个警察：“将我送到甚么地方去？”他回答说：“警备司令部，一会

儿就到了。”

将信将疑之间，车子已停在我所熟悉的步兵统领衡门的旁门口了。这里原是满清时九门提督衙门，民国后改为步军统领衙门，警备总司令部也设在这里。直系巨头之一、以嗜杀革命党人著称的王怀庆那时做警备总司令兼步军统领，所有侦缉处和警察厅承办捉拿革命党人的重大案件都由他指挥。我此时知道此行确不是即时秘密枪毙；但想到：四天来走遍了北京城内三个可怕的机关，不知他们将要如何摆布我？接着，我被押进了步兵统领衙门的老监狱中。

这是一座老监狱，还遵行着满清的遗规。在一盏高挂着的昏暗油灯之下，监狱的看守长和狱卒们特别认真的搜查我，我的裤带和衣服上的骨钮扣都被拿走了，手帕被分作四块才留给我用。他们这样做，虽然使我非常不方便，但也使我估计到他们是想长期拘禁我。这里看守的人，比侦缉处的侦探们态度上要和善些。狱卒们告诉我，这是他们自己的住房，关在这里，算是优待我了，要我安心睡觉。

第二天清早起来，我发觉我果然在受优待。我可以在四周围着高墙的院子里自由走动，其他的犯人在规定的短时间内才有这种享受。我知道了这里是这座大监狱的一个小部分，名为“看守所”。这座建筑知的正屋是看守人员的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其余有大牢，有隔离监，有女监等部分。在看守所部分，我住的这间房子里有一个可以容二十人睡眠的大炕，占了这房间全面积的三分之二，此外还摆着一张桌子，两张长凳，和两张木板床，有四个狱卒和一个卫兵住在里面。他们都是旗人，多数是从满清时代便在这里当差的，其中有两人大约已经超过五十岁了，其余三人也在四十岁以上。在这所房间的左面，便是看守所的监房，约可容纳四十人，囚禁的都是一些罪名较轻的犯人。监房的对面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听说原先驻扎过一班卫兵，这时只住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兵。看守所的中央是一块院子空地，，四十个犯人在里面散步和吃饭，可不觉得拥挤。看守所的四周，都是坚实的高墙，经常关锁着的小门，其宽度仅能容一个人出入，门外站着武装的士兵。在我的住房内，还有一个四方的小洞，通到监狱里面，这是看守所内狱卒与内面监狱办事人员联络用的。

我除了看见李斌被关在看守所的监房里外，从狱卒们透露的消息，又知道其余的同难者也都分途移送到这个衙门来了。我的太太被关在女监中，范体仁和彭永和似是被关在后面监狱的隔离监里。在上午七时以后下午九时以前，我都能在院子里自由走动，也可以和狱卒看守们任意攀谈。我很想利用这种自由与我的同难者取得联系。

我找着机会和那位刚直而朴实的工人领袖李斌交谈。我首先慰问他在侦缉处受形的痛苦，抚摸他背上所遗留的伤痕。他告诉我，他一口咬定他只是被雇用的厨子，甚么都不知道，再受刑也不会改口的。在侦缉处时，他和彭永和对过质，彭永和是一个甚么也不知道的学生，并证实他确是一个厨子。我则告诉他，我除了有而实证据的以外，甚么都不承认，要他坚持原有的态度，可将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牢头看见我们说久了使起而干涉，李斌亲切的嘱我珍重，我则伸出大姆指，称他是条好汉，彼此就含笑分别了。

这个机关虽名为警备总司令部，实际还是九门提督衙门的底子，犹有深厚的满清遗风。

衙门里的人们似多具有没落和消极的心情。那个高大个子的看守所长，看来活像一个王公大臣；他手里老拿着两个核桃珠子，不断的玩弄；胸前配戴着一个漂亮的鼻烟壶，不时的给鼻子擦上一点。他踱着上朝的步法，倒也十分有气概。但在办事上，除了捞几文之外，甚么也懒得过问。那些狱卒们谈起吃喝穿戴就很起劲；可是穷得要命，每人所穿着的百袖军服，还是由棉军服将棉花抽出而改制的，他似满脑子想法不外“有了皇帝，天下才会太平”。甚么“民国”，“国民党”，“共产党”、“军阀”、“总统”，“曹锟”等类名词，他们一概不感兴趣。

我和他们交谈起来；有点格格不入；我最初还以为他们一因受过训练，守口如瓶，后来，在知道他们根本甚么也不懂，实在无从谈起。

这个看守所内，经常关着三十名以上的犯人，其中大多数是小偷，其次是吗啡客。这里，实行用犯人管理犯人的制度；看守所内有三个带脚镣的重犯，他们就是犯人中一正两副的头目，负着管理犯人的责任。其中正头目比较自由些，有时他可藉口处理事务到院子来溜达一下并和我交谈。他是被处三年徒刑的，他觉得我比他大得多；因为我是一个“造反的钦犯”，而他只是一个普通犯人；其实，他也并不知道甚么是“造反”。要向他宣传一些革命的道理很是困难。不过我嘱他不要苛待李斌，倒确收了实效。

我在这“优待室”里住了五天后的晚上，才被提去审问。在一间摆着许多堆满案卷的公文架子的办公室里，靠窗摆着一张写字台，坐着一个瘦长个子、三十多岁的军法处长，看来是一个无精打彩的“纨绔子弟”

（后来我知道他是满清的贵族，也抽鸦片烟）。台子上放着一大堆有关我的案脊，他在那里一面翻阅，一面用笔圈注，再慢吞吞的向我发问，态度倒也不很凶恶。我站在他的台子前面。两旁站着两个高大强壮的卫兵，但无纪录人员。

那个军法处长首先向我表示：关于我的案卷他都看过了。但他没有再提到关于炸弹案的事，翻看一卷案卷指着说，根据报章记载和搜获的文件乃至我在侦缉处的口供，都可以证明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问我现在是不是否认。我答以绝不否认，并引以为荣。他进而问我：国民党由那些人负责，做些甚么事等问题，我就概以“不知道”三字答覆他。他也不理睬我的答覆，声言政府对于这些事早已知道了，他不过照例问问而已。第二次的审问仍在夜晚举行，主要问的是有关中共的问题，他同样提到根据各种证据，证明我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共产党，而且是一个负责人。我也同样不否认，并声言这是光荣，而不是犯罪。他对于共产主义似乎知道得特别少，老在说甚么“共产公妻”，几乎使我发笑。这次审问，也和上次一样，他们一无所得。

第三次的审问主要是有关铁路工会的问题，他透露出在汉口破获了一个铁路工人的“捣乱机关”，捕获了杨德甫等重要“罪犯”。从那里搜获的文件中和他们的口供中，证明他们的“上司”是“张特立”，现在从我的住所所搜获的文件中，又证明“张特立”即“张国焘”。

问我有何话说。我答以“张特立”我的别号，我是做着组织铁路工人的工作。他即将这一点记录下来。

在这几次的审问中，牵涉的问题很是广泛。有一次他问我，为甚么国民党和共产党闹得满城风雨？是不是因为俄国人或者广州的孙中山，拿出了大批金钱的原故？我答以这点我毫无所知，我只知道民国以来，军阀闹得乌烟瘴气，有志之士，本爱国天良，不得不奋起救国。

他听了我这番理论，面露得色；也许他是怀着“没有了满清皇帝，民国到底弄不好”的心情，因而对我的说法，从另一个观点去寄予同情。

最后一次的审问。距离第一次已经两个多星期。这次是颇具戏剧性的。那个军法处长首先向我说，他有一件公文，其中的一段扼要的记着我的口供，现在念给我听，要我站得远远的，他捧着这公文对我念起来了。其内容大致是：“张国焘，别号张特立，年龄 xx，．籍贯xx，出身 xx，经历……系孙文乱党的中央候补委员，重要共产过激分子，非法铁路工人组织的总干事……历次聚众滋事……图谋不轨……以上各节该犯均供认不讳……。”等语。他念完要我在这个文件上打手模，我立即反抗，声言这个文件未经我看过，所念出来的部分，也完全不是我的话；我愿意自写口供，却不能打手模。

他见我坚决反抗，便向卫兵示意来强制执行；两个卫兵将我的两手摘擒住，我竭力挣扎反抗，表演了一个打斗的镜头；结果，我的两手被扭在身后，前胸则被推靠墙壁。那个处长走过来，在我右手的大拇指上涂上了一些墨，将那件公文在我的拇指上印了一印。当他们实施强制时，我曾高声抗辩：“强迫打手模，没有效。将来到了法庭上，我是要控告的。”

那个处长声言这不过是一个照例的手续，现在审讯终结了；并声明这里就是军法的终级审判，不准上诉。我于是连声问他：“我究竟犯了甚么罪？”他怒声回答说：“你犯了内乱罪。”

我又追问：“甚么叫内乱罪？”他一面向我高叫：“内乱罪就是内乱罪。”一面对着那两个卫兵说：

“把他带下去！”我被带出这间房门时，他又命令他的侍卫，将我的太太带来，与我见一面。不一会；两个女看守挟持着我的太太来了。她站得远远的，不准走近我，也不准交谈。

只见我的太太泪痕满面、我则悲愤交集，一瞬间我们便分别被押回监房去了。

我回到看守所以后，满脑子都是一些“内乱罪”、“强迫打手模”和与我太太不平常的会晤。我推想这些都是置我于死地的象征。无疑的，内乱罪就可以判处死刑，如今又要我太太和我一晤，更似刑前的诀别。我推想我的脑袋有点靠不住了，但其他的同难者或可幸免。我决意设法挽救自己，首先设计和外面通消息。我几次议重价托看守传递消息出去，但一直得不着回音。

在审问我的期间，李斌也受了一次审向，他背上又增多了用军棍殴打出来的伤痕。我百般安慰他，想尽方法为他医治。我也知道了他还是一口说定他是厨子，并未因受刑而改口，审问官似也相信了这一点。因此，我判定他可以先我被释放出去。我和他计议着，如果他能早获释出，所应做的事，特别是如何救助我和其他同难者。果然，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李斌被释放了。这使我有说不出的偷快。

我在优待室中不觉已经住了两个多月。离审问的结束也有六个星期；可是我依然未获一点确实的消息，实在闷得难受。我屡次向看守所长要求给我书看、也大吵大闹过，但总未如愿。我于是实行绝食，以示抗议。在绝食的第二天，看守所长来问明了我绝食的原因，就向军法处长请示去了。

这天十二点钟的时候，军法处长又提我去问话，他首先问我：“是不是看守所虐待了你？”

我反问他：

“不给我书看，难道不算虐待吗？”他接着故示和蔼的向我说：“你是一个内乱未

遂罪的嫌疑犯，要想很快的被释放是办不到的，你耐心一点吧！要看书嘛，我盼咐他们给你一些佛经的书看，但不准用纸笔。”

我这次的要求总算有点结果。第一，我知道我已不是内乱罪犯，而是内乱罪的未遂犯。

看来情节轻多了，而且那个处长曾明白暗示我只是一时不能被释放。第二，我可以得到一些书看。我在推测这大致是由于我的同志们为我在外面做了不少的手脚。当天下午看守长果然送来一部“聊斋志异”，我也就停止绝食。

我在监狱中的情况，显然是改善了。就在我停止绝食后约一个星期的时候，居然有一位同拘禁在这所监狱里的新闻记者刘某与我隔着墙利用那个小方洞交谈起来。他首先告诉我，墙两面的看守人员都已藉故走开了，无论甚么事都可以谈。他递给我一份旧报纸，要我看。

这份报纸上记载着一百九十名国会议员为我们被捕一事向政府提出质问，并要求立即释放。

我看了这个消息心情为之一振。

刘先生还很高兴的告诉我，我们的案子现在是没有事了，最初在侦缉处的四天，是最危险的阶段；被送到这里以后，也可能依军法判处死刑；不过这种危险现在确定没有了。虽然当局仍有永远监禁我的意思，但事情究竟好办多了；说不定在这里住上一年半载，便可以出去。他还告诉我，这些话是王法勤先生前几天要他转告我的，他今天才设法得着狱卒们的默许，利用这机会向我传达。

我除向他表示谢意外，并问他自己的处境。他告诉我他是因发表反曹锟的文字而被捕入狱的，已在这里拘禁了八个月了，最初也是要杀头的，后来也由于王法勤先生等的奔走，缓和下来；还不知道甚么时候才能释放。他也说到我和他彼此都是国民党的同志，都是由王法勤先生负责援救。王先生凭着人事关系，为我们奔走很是卖力。

关于我之终能转危为安的内幕，后来，我出狱以后，王法勤先生曾面告我，这并不是他所能为力的；而是齐燮元的一句话，无意中发生了效用。原来，当王怀庆捧着我在上面打过手模的公文去见曹锟请示处理办法的时候，曹锟说：“把他毙了吧！”适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元要卖弄他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领，因而从旁插言：“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曹锟听了这番话后，便改口向王怀庆指示：

“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这是曹锟随身侍卫所传出来的话，也是我所以由内乱犯变成内乱未遂犯的重要根源。

第三章 狱中的见闻与苦思

就由于这个料想不到的因素，我们整个案子都轻松了。我的太太因为有病，由女监移送到了医院。彭永和也被释放了。我和我太太之间可以由看守传递一些小说书籍，我们还可以用烧过的火柴杆子在书内写几句话，互通消息和互致问候，但我仍被严禁与外间通消息。我手头没有一个钱，我每天两顿所吃的除一大碗气味难闻的粗米饭和一根约小指般粗的咸菜而外，就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衣着就只有身上所穿的。这大概就是所谓“瘐死狱中”的办法的实施罢！

但当时我的心情是安定下来了；日常生活上的困难，我也在设法克服。我与看守所的犯人们维持着友善的关系，他们每顿吃的是两个窝窝头，我常将我的大米饭和他们交换，他们很高兴。我这样时而吃饭，时而吃窝窝头，在口味上有了调剂的作用。我每天都能洗身，有时也能借得一条短裤换一换。

其他的犯人则与我不同，他们可以由他们的亲友送进来一些衣物和钱财；除衣物由各人自理外，钱财则都存在看守所长手中，随时领取，作购买食物之用；这也是狱卒们榨取油水的主要来源。犯人们向看守所长领取存款时，照例由看守所长扣去三成至五成，再由值日的牢头拿这剩下的钱去购买食物，他又必从中至少扣取三成，食物买好或做好之后，再分成三份，牢头们、犯人头目及出钱的本人各一份。因此，出大洋一元的犯人，实际只能得着价值约一角的食物。这几乎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狱卒们要按着这个规定调整一个秩序出来，以便他们各人所得的油水相等。

如果有几天没有油水可揩，狱卒们就用殴打犯人的手段来设法榨取。如果某一天购买食物的犯人很多，总数在十元以上，就能成斤的买来猪肉，成包的购买强盗牌香烟（经常是零枝购买的），那就是我们看守所大家高兴的喜事。这时狱卒们会认真料理这些食物，大家吃完之后，还要大加品评。

这个看守所的犯人是整天被关着的，不需做工；每天只轮着两个犯人打扫院子，卫生条件很坏，疾病也很多。监狱里还迷信不能捕杀耗子，因此，耗子多得可怕，每当我吃饭掉下几顺饭粒在地上时，耗子大军就从各个洞口结队的向目的物搜索前进；我睡在炕上时，往往从破烂纸糊的天花板上掉落一个或两个互相打架的耗子来，有许多次竟掉在我身上。臭虫也特别多，我曾用十天的工夫捉了一小盒，成绩似不下于名记者邵飘萍②。蚁虫每晚都在奏着曲子，与害疟疾的犯人的呻吟互相呼应。

这个看守所简直是一个无人干涉的小偷养成所。原来犯人中的多数本是小偷，而其中多数的惯贼又互相认识；他们在一道，终日无所事事，只有研究偷扒的经验与技术；就是初犯的，经过他们的熏染，也就入了这一行成为惯贼了。有一次捉进来一个未成年的小偷，第二天便被其他的犯人殴打，在那里哭泣不已。在犯人们被放到院子里来作十分钟的散步的时候，我问这小孩的年龄，他说是十七岁，但正确的算法还不满十六岁，他这次因饥饿偷窃食物被判处徒刑一个月。当我问他为甚么被同监者殴打时，他说是他们逼他拜师父，他情愿拖洋车，也不愿干这一行。谁知那个脚带铁镣的犯人头却因此怒月相视，我只有转脸向他说：“怎么？

你不喜欢我管这件辜吗？你可不能打这个小孩子！”

这个看守所也是吗啡客经常出入之地，几乎每天都有一个或者几个被捉进来和被释放出去。这些被捉到的吗啡客通常总被判一个月上下的徒刑，但实际往往不到三天就被释放了。

这些人的景象实在令人可怕。满身都是注射过吗啡的针孔；发了瘾的时候，呕吐不已，声音十分难听，似乎就要断气的样子。我起初还以为这个衙门是基于人道观念将这些吗啡客提早释放，谁知却另有内幕。

我同房住的那个看守兵向我泄璐了这个秘密。这个兵油子是十足的旗人模样，当口袋里有几文的时候，就换过便服，大摇大摆的去坐茶馆，多数的时间，总在那里哭穷。他告诉我，步军统领衙门在满清时是个肥缺，现在变穷了，收益都被警备总司令部和警察厅侵夺去了，只能偷偷摸摸的收些吗啡捐。大宗贩卖吗啡的有日本人，也有本地“棍子”。由这些批发商转卖给分布在北京城内的许多吗啡馆，这个穷衙门就向那些吗啡馆收捐，表面上却还要表示禁卖。他指出那些吗啡犯三天就放走了，正是明禁暗捐的道理。如果认真禁止吗啡，或将这些吗啡犯都强制戒绝，那么，这个穷衙门就连吗啡捐这点油水也揩不到了。

我听了他这些话，不寒而栗；我向他指出这是伤天害理的事。他哼着回答说：“伤天害理的事还多着哩！”等我要求再讲些故事给我听的时候，他又笑着说：“得拉！留着脖子多啃

几天窝窝头吧！这个年头，我甚么都不指望，一心只想袋里有几文，在茶馆里一坐，喝上一壶香片，日子就混过去了。”这个兵油子的这段话，活活刻划出当时北京衙门的景况和多数人的心情。

我在狱里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耳闻目睹的事，却己不胜枚举。这对我说来，无异是一个重要的课程，我因此对中国社会的黑暗面有了深一层的了解。我觉得中国的社会改革须要很大的工程和很长的时间，我进一步了解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以扫除这一切的龌龊，在中国是何等的迫切与重要。

不仅如此，在监狱里，不免使人觉得度日如年。我还不算寂寞，而是孤单，即每天所接触的人，与我很少共同之点，我不能向他诉说我心中的事。好不容易挨到了九月间，气温已是深秋了。那位曾和我秘密交谈过的刘先生居然被释放了；他在临走时，还和我殷殷话别。

我为他的出狱欣慰，似觉得我这个政治犯也增了出狱的希望；但也有点难过，因为此后我没有了一个唯一可以谈话的人，也少了一个通消息的人。我脑海中更引起许多幻想，刘先生出狱了，我却不能，这必定外面不易援助，也许还要坐上几年。觉得如能在狱中念几年书，或可在学问方面得些成就；可惜我只能得到少得可怜的小说书。我仔细一面回忆已往所做过的事和所阅读过的书籍，企图寻找出一些新道理来。

那看守所的院子，是我日常踱步、做体操的地方。有时我会测验一下那围墙的坚实程度、或量其高度，或试听墙外的声音，或踩踩脚下的地基。我想逃出去，因此曾想到挖掘地洞、冲出牢门，用计谋或硬打出去等等。这一切，无非是幻想，自然难于找出头绪，不过发泄一下作为一个犯人的愤恨和反抗的心情罢了。漫长的时间总在左思右想，最初占着首要地位的是我自己和我太太以及其他同难者的安危，其次是外面我的同志们和整个革命事业会因我的被捕受到可能的影响，乃至他们工作的进展估计等等。日子久了，甚么办法都想不出来，自然就慢慢转到如何利用监狱中的时间来锻炼自己的问题。在散步的时间内，往往想得头昏脑胀，有时摇头，有时做手势，甚至高声喊叫出一两句话来，引得旁观人的惊奇注视，以为是神经病发作了。散步累了躺在炕上，天花板就仿佛成了银幕，海市屋楼和各种形象都会映现出来。晚上也老是不能成眠，梦魔往往随着那些幻想的形象而来。这样我才深刻体会到，一个人没有师友的切磋、图书的参阅、孤单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中的痛苦。无法接触广大社会，个人的思想不免会乱杂无章，抛不开感情冲动，免不了顾此失彼，思想也就不成系统了。

我在狱中的界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时“一致”、

“组织”、

“权力”、

“领导”、

“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马林对我所使用过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足怪的；如果对这些事感到惊奇，实在是自己当时的过于天真。

我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国共合作这个紧急的当前现实。又想起我入狱之前在上海参加扩大会议的经过，陈独秀先生当时所表现的那种狼狈状态奋国共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党外合作的主张再度提出等等。我为国共关系前途担心。我一直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在西湖会议时我站在国共建立联合战线的立场上，反对马林那种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去的主张。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反对马林那种取消中共的倾向，坚持中共须独立存在与发展。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一见到孙中山先生就提出允许多党存在这一根本问题，接着又提出改组后的国民党，既然包括形形色色的革命分子，党章就不宜规定得很严格，而应具有广大的包含性。我入狱前的种种事实，不是又证明我有先见之明么？

但我回过来一想，我内心是始终根本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的，既然如此，又为甚么不坚决表明，还要讲求妥协，惟恐伤害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共党内的团结，岂非不够坚强？又觉得仅仅坚持反对意见还不够，还要有主张，要提得出一个清清楚楚的完整的方案。如是又继续想到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我为甚么不策划一套联合战线的计划、实行方案和未来发展等等，为甚么不和同志们多作研究，多发表一些文章阐明联合战线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之道理？但也想到即使这样做了，也不能折服马林，他在西湖会议时所持的坚强理由是联合战线之所以成为左倾空谈，首先因孙中山先生不会赞成；任何无视孙先生意向，而主张联合战线的议论，都没有效用。我悔恨自己为甚么在西湖会议后也觉得少数中共负责人加入国民党，为实现国共合作，形成联合战线的方式是可行的，而没有深刻意味到很可能会发展为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去的政策，这是何等胡涂？因而我更悔恨我失去了机会，如果我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间在张继家举行加入国民党仪式的时候，径行去会晤孙中山先生，向他提出改变那种“我即革命，革命者到三民主义旗下来”的想法，转而容纳多党存在，与中共和各派革命势力建立联合战线，说不定也可能获得接纳。这等于使他那间“独资经营”

的“革命公司”，因时移势易，改为“合资独营”的“股份公司”，而他仍然是大股东、董事长兼总经趣，有何不可？我那时若与孙先生多接触，把他说服，对国事的影响该是多大？但现在只是事后的先见之明，失去的机会是抓不回来了。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间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经过马林长时间的活动，孙越宣言，国民党已决定改组容共，第三国际的四月决议等等，已经是很迟了。但那时我仍可设法否决马林主张并径行向孙先生进言，很可能仍可挽救。可是到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那已经是太迟了，我只好表示一点意见之后就扬长而去。

这样长时间的苦思，有幻想也有检讨，使我觉得自己的为人需要减少一些少年勇进，加多一点老成持重了。我想不清中国革命会如何发展，但认为有多种可能。我只希望往好的方面发展，即是国共不要闹得不能开交。事已至此，只有在党内合作的既成事实下奋相忍为国，或采友善态度趁早改为党外合作。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了，国共也应避免彼此敌对，相打相杀。

这些想法都曾反映到出狱后的言行中去。与我同时出狱的范体仁以及和我争论过的赵世炎等同志，都曾说我变得老成了，甚至有人讥讽我经不起监狱的磨折。我并没有完全否认这种说法，有一次还向赵世炎等说到亲身经历过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因反对全面加入国民党，几乎被开除中共党籍，在监狱中有机会细细回味这些往事，因而变得老成些是毫不足怪的。这也许不是退步了、右倾了，而是进步了、减少错误了。

十月初，直奉第二次战争的风声日渐紧迫，监狱的戒备也随着严密起来。关于苏浙战争，孙段张合作对直、直奉第二次大战已大规模爆发等一鳞半爪的消息，也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了。

我热切盼望直系政权的垮台，那大概会增加我冲出这座监狱的机会。但我也不能露出声色，以免惹祸，因而还是和平常一样过日子。

十月二十三日，一个狱卒暗中告诉我，冯玉祥的军队忽然开回北京，连总统府都包围起来了。接着，我的房门被锁上了，我被禁止到院子中去走动。狱卒们都慌张起来，严禁犯人们接触交谈。荷枪实弹的看守兵在监狱外面来回巡逻。二十四日，一个狱卒告诉我，王怀庆倒了，冯玉祥派了刘 xx 接任警备总司令。这些事使我判断我真有出狱的机会了。

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左右，我这个不明情况的人，心中还在作多种可能的推测。忽然一个狱卒将我的房们打开，引着我一直走到警备总司令部的大堂。这个大堂中站满了大小官吏，原来是冯玉祥所新任的警备总司令刚举行过接任仪式。那位新总司令离开他的座位，站在台子旁边接待我。我的太太和范体仁也被带到那里。我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在那里想着冯玉祥竟能这样好的对待我们、真是出乎意料。但我在极力约束我自己，慎防可能再有不如意的事发生。

那位新总司令提高声音问我：

“你犯了甚么罪？”我回答说：

“我根本没有犯罪，审判人

硬说我犯了内乱未遂罪，我是不承认的。”接着他又问：“他们打你没有？虐待你没有？”我回答说：

“我个人总算没有挨过打。”于是，他宣布：“无罪释放”，并说我是受了委屈，好好出去休养。接着他以同样的问题问我的太太和范体仁。我太太的回答是：“我没有犯罪，但受到非法的逮捕和拘禁。

”范体仁回答的是：他犯了爱国罪，他要控诉他因此所受过的虐待。

那个军人对他们同样宣告无罪释放，并含笑安慰他们。

我们这些政治犯走出监狱以后，同志们和朋友们曾多方慰问我们，这不必细说。范体仁并曾埋怨我为何不带头对那班直系军人提出摧残人权的控诉？我安慰他说：“政局的变化是五花父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让我们暂时饶恕他们，一心注意我们未来事业的发展罢！”

①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五日，有人以炸弹伪装礼品送到顾维钧家。顾宅仆人启视，爆炸，伤顾仆三人，此事与当时在北京的国民党执行部及中共均无关系。

② 北京京报名记者邵职萍第一次入狱被释放时曾将在狱中所捉的一瓶臭虫，面交司法官吏，要求改良监狱，曾轰动一时。

第八篇 孙中山北上及逝世

第一章 党内对孙北上的争执

我出狱以后，全部的局势似乎都变了。首先是中共内部的反国民党倾向的增涨，在反对孙中山北上一事上表现出来。中共北京区委会认为孙的北上，无异与北方军阀妥协，因而产生了北京的国共两派分裂的危机。

这时，中共北京区委会书记是赵世炎。中共中央在第三次代表大会后，逐渐实施委派下级党部负责人的办法；赵世炎就是由中共中央委派来的。他很年轻，在五四时系北京高师附中学生会的代表，当时我们把他看作小弟弟。他中学毕业后，即赴法勤工俭学并加入了中共。

我入狱后，他才回国；即受任中共北京区的领导职务，自然是缺乏声望和经验的。但因他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能说能写，热诚负责，获得北京一般同志的敬佩；同时，李大钊先生和其他一些重要同志，在直系当权的后期（即我入狱后）度着地下的生活，不能公开活动；于是，赵世炎就一时成了北京中共党务的重心。

我出狱后，赵世炎热诚的招待我暂住在他家里，因此，我们有过约两星期朝夕相聚的机会。他曾给予我极好的印象，我觉得他在法国留学四年，有了极大的收获，但我也很快的发觉他在政治上的看法与我分歧颇大。

赵世炎认为孙段张的三角联盟，是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无异是抛弃了国共合作的革命政策，转而与军阀实力派图谋妥协。他也表示过，中共的政策并不是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而是反对国民党整个的现行政策。他的这种看法，在当时可以代表北京多数同志的意见，而且有其发生的根源。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旬—我在本书第六篇第四章说过—汪精卫、张继与陈独秀间曾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问题举行谈判。那次谈判不仅没有获得协调，且使相互间的关系多了一层阴霾。在那次谈判中，陈独秀坚持原有立场，不肯取消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团组织。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遂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共产党提出一个弹劾案，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是违反纪律和危害国民党的。

这个弹劾案并未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接纳。一九二四年八月所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国民党对于加入本党之共产主义者，只问其行动是否合于国民党主义政纲，而不问其他……”党团问题表面上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过去了；但实际上问题并未解决。一般国民党员为党团问题或多或少的视中共党员为异己；而中共党员则认为国民党人之挑起党团问题，是企图取消中共的存在。双方情感由是诸多隔阂。在我出狱以后，从一些同志的谈话中，充分体察到对立暗潮正在扩大。

孙段张三角联盟问题乃成为两党分歧的爆发点。在反直战争的过程中，这种分歧表面化了。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爆发了直系齐燮元、孙传芳与段系卢永祥间的苏浙战争。九月十五日奉系张作霖向山海关进兵，第二次奉直战争由此开端。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先生出发韶关，率师北伐并发表北伐宣言，支持浙卢和奉张，以围攻直系的曹吴。后来，虽因广州的商团事变未能实现北伐计划，但各地的国民党员却为这件事所震动。

据同志们告诉我，在反直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右派和一般热衷于权势的人物，对于孙段张三角联盟存有极奢的幻想。他们认为现阶段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军阀，而应该只反对直系的曹吴；不应该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而应该反对支持直系的帝国主义者；现在政治的主题，在于实现孙段张的三角联盟，而不再是国共合作。中共则仍认为反对一切军阀和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国民党的既定政策，不容有所曲解；利用段系奉系去反直是可以的，但与亲日卖国、臭名昭彰的段祺瑞张作霖妥协则万万不可。

两党党员因这个分歧而发生的一些争执，我出狱后同志们曾向我谈过；不过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了；只有一幕是一位亲身参加这次争执的朋友，在我于一九四九年后流亡到香港时才告诉我的。据他说：一九二四年九月初，苏浙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曾在上海天后宫总商会举行群众大会，参加的多是大中学校的学生。由上海执行部青年部长叶楚伧任主席，并由五四运动时曾任上海学生代表的何世祯报告开会意义。他说明：国民党应联合比较进步的军人，如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共同打倒最反动的军阀曹锟、吴佩孚及其直系势力。

他说完后，即有一位青年共产党员郭寿华起立发言，表示反对。他的发言要点是：“军阀中没有所谓进步的，国民党应打倒一切军阀……”郭寿华的话还没说完，会场中即有人申斥他是曹吴的奸细；接着就在一片喊打声中，将他打伤了。会议就此不欢而散。

赵世炎等同志当时即根据这些情况向我指出：国民党采取两面政策，表面上联俄容共，实际上与军阀妥协。孙段张三角联盟反直已经胜利了，继之而来的便是分赃，国民党分得一份可观的赃物，便要牺牲联俄容共，或者硬拖中共一同下水。难道中共也要随着国民党，与段祺瑞、张作霖流靡一气吗？

冯玉祥倒戈，暂时控制了北京的局势。他组织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原隶直系、与国民党有些关系的胡景翼、孙岳分任第二、第三军军长。当时，冯玉样确曾做了一些大快人心的事。他将满清废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并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这位基督将军和他的朋友基督教徒徐谦等，与北京的国民党人以及苏俄驻北京的大使加拉罕也已有所联络。但是东交民巷外交团不承认他所支持的黄邪内阁叭使他不能在北京建立一个较稳定的政府。而且张作霖的优势兵力到达天津后，着着向冯进迫，在天津和津浦线上，将他所收编的部队解除了武装，张作霖还伙同段祺瑞向冯多方作政治上的进迫。冯玉祥当时曾表示他所受到的压力太大，非他的力量所能抵御，因而采取疏远国民党人的姿态，同时更怕被人指有赤化嫌疑，政治态度显得摇摆不定。

赵世炎等目睹这些情况，认为国民军的兴起并未改变军阀统治北京的形势。从冯玉祥的表现看来，他并不是进步军人，只是投机的军阀。当时冯玉样主张以委员制来执掌国政，拟由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再加上几位名流共组委员会。他请孙先生北上的用意，就是希望孙先生参加这个委员会。赵世炎等因此主张孙中山应谢绝北上，并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不可与军阀妥协。

十一月十日孙中山先生发表了北上宣言，并于十三日离粤。赵世炎等认为孙的宣言所主张的“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绝不会产生实效；这宣言只不过是遮羞布，实质是右派拖着孙中山先生与北方军阀寻求妥协，因而中共只有反对孙中山北上。这就是在北京的国共两党发生分裂危机的由来。当时，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近百个民众团体，高举着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旗帜。另一些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国民党员，也抓住了数目相近的民众团体，欢迎孙中山北土。双方相持，各不让步，情势严重。

我对中共北京区委会这种作法一直表示反对，自十月廿五出狱后，即多次劝说不可夸大国民党对军阀的妥协倾向，不应对孙中山失望。但赵世炎等依然固执己见。他们认为我的反对，是因为我在狱中料押了五个多月，对外界的情形已有隔阂。他们说自一九二四年五月时中共扩大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政策已有转变。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秘书的毛泽东那次扩大会议后，在上海中共党员会议上发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言论，遭受多数同志的反对，因而不安于位，托病离开中共中央的工作岗位。这时有好些同志从莫斯科和巴黎回国，担任重要工作，如彭述之、陈延年、周恩来、王一飞、任弼时、尹宽等，其中大多数不满国共现行政策；他们强调中共的独立性。赵世炎还进而问我：“这些同志们多数都支持你在第三次大会的主张，为何你自己倒有了改变？”

这个严重争执，经过北京区委会的多次讨论，不能解决，终于提到了北京中共党员大会上，作最后的决定。十一月中旬，正是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动身，绕道日本北来的时候，在中共党员的会议席上，赵世炎首先发表了报告，指出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政策是正确的，符合中央屡次的指示。他称这是“有远见的独立政策”，并引证中共中央历次的指示和《向导》上的文章，来支持他的主张。

我继起发言，首先申述我一向所反对的是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尤其不愿牺牲中共的独立发展；但从不反对国共合作，也不赞成中共不适当的反国民党的倾向。同志们应当珍视国共合作，而且维护中共独立存在与发展并不能与反孙北上相提并论，说我右倾了，改变初衷更是无槽之谈，继之，我指出这种所谓“有远见的独立政策”本身并不正确。中共中央只有反对国民党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指示，但却没有反孙北上的主张。我说明孙段张三角联盟是一种反直系的结合，是一时权宜的策略，不能因为有些国民党右派具有妥协的倾向，就断定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全体也都这样。我称赞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及其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认为这对北方民众，会发生很好的影响。我承认国民军系的冯玉祥等具有投机性，但他们既有靠拢国民革命的倾向，我们就不应当拒人于千里之外。

我着重指出反孙北上政策的错误，并指出这种政策已经发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多数的国民党员与跨党的共产主义者和左派发生了分裂的现象，进而引起中共内部的不安。如果过几天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他发现中共采取反对他的行动，将发生难以设想的后果。我要求立即取消这个计划，改取欢迎孙先生北上的态度；并督促其宣言和主张的实现，反对违背这个宣言的国民党右派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

这两个相反的意见付表决的结果，我遭受到在北京从未有过的惨败。赵的主张得三十七票，占压倒多数，支持我的主张只获五票；此外约有十票弃权。但我仍未为这个表决所折服，并起立要求复议。我指出：这个表决的结果是一种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可能引起国共分裂和中共内部分裂的严重后果。我要求一面请示中央，一面重新讨论。此时，弃权者也表示支持我要求复议的主张。

赵世炎目睹支持我的主张者和弃权者多系重要党员，也许是我的发言对他也发生了若干说服的作用；他以温和的态度表示，多数的主张可能因政治经验不足，发生判断的错误；现在既已表决，只有哲时执行，但接受我请示中央然后进行复议的要求。

在这次会议之后，一般情势渐渐有利于我的主张了。首先，欢迎孙中山北上的一派在举行筹备欢迎大会时，到会者竟达五千多人。这不特证明赵世炎在前次报告中所说欢迎孙北上的人不多之说是不可靠的，而且也使他感觉中共将因此陷于孤立。同时那次因事没有出席的李大钊先生也极力支持我的主张。在苏俄大使馆任重要工作的艾芬也面告赵世炎，苏俄和共产国际都赞成孙先生北上。

中共北京区委会在这种形势之下，不得不改弦易辙；但不少同志难免有点丧失颜面的感觉，于是我再出来做转圜的工作。在另一次党员大会上，我发言说：北京区委会在冯玉祥倒戈后，努力在工人学生中发展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已有相当成绩，令人欣佩。只是反对孙中山北上的一点是左倾的，但现在还来得及挽救。我特别说明这不是一种可笑的错误，而是由来有目的。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一以后，党内对国共合作过于乐观，后来因为遭受国民党右派不择手段的打击，又转为灰心失望，走到另一个极端。其实同志们只要想想孙先生在广东平服商团事变，和对广州英领事的干涉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以及他这次所发表的北上宣言，就会觉得这个盟友不可轻易抛弃：因此反孙北上的态度是不很适合了。我也指出：这种左倾的倾向不仅在北京有，也同样存在于中共各地的组织中；即中央前此的指示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意味。现在孙先生即将到来，时机迫切，还是勇于迅速改正，表示欢迎为是。

由于我的劝说，大会通过了我的提案；并委托我去调解民众团体中关于这件事的不同意见。根据这一决议，我去进行说服一些站在反对立场的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其中包括中共党员和若干国民党左派），结果甚有成效。

在孙先生到达天津的前几天，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茶厅里，我约集了两派的重要代表各三人进行协商。我首先痛陈同系国民党所领导的团体，现在分成欢迎与反对孙中山先生北上的两派，是至可惋惜的事。我随即提出三点：一、国共两党党员和他们所领导的民众团体应一致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二、拥护孙先生的北上宣言，一致促其实现，反对一切违背这个宣言的企图及与军阀实力派妥协的倾向；三、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构应在上述两个原则下合而为一。

我的主张获得了一致的支持，会谈也由严肃转为轻松；并且决定两派民众团体的领导机构立即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合并组织的具体步骤。

这场足以使国共关系恶化的大风浪，就这样暂告平息。不几天，中共中央欢迎孙中山北上的指示也到了。中共的政策也就由怀疑国民党将与军阀妥协，反孙北上，转变为迎孙北上，促成国民会议的召集。

① 冯在撵曹锟下台后，以曹的名义任命与国民党比较接近的黄郛组织摄政内阁，暂时看守各中央机关。

黄就任后，定十一月十四日宴请在北京公使团，但公使团竟拒绝赴会，黄只好临时取消实会，这显使冯感觉公使团方面不满他的做法。

第二章 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

十二月四日，一代巨人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使北方的革命人士和民众大感兴奋。不料他突为病魔所侵袭，致令他北上雄图归于泡影。在孙先生病危时期，国民党陷入苦难之中；幸赖高级人物—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极力维持团结；同时广东方面又获得第一次东征的军事胜利，广州政府地位得以稳固；这样，他的逝世，才不致使国民党发生根本的震荡。

在孙先生到达天津以前，北京的临时政府就已经组织好了。十一月二十二日，段祺瑞由天津入京，二十四日就任临时执政府执政。段祺瑞这个北洋军阀的元老，原已无力左右北京政局，在这次反直战争中，他的嫡系卢永祥又因战败而失去浙江地盘；所以他这次的出山，其实是在张作霖、冯玉祥两大军事首脑鉴于时局的需要而捧出来的。

段氏上台以后，表示外崇国信，尊重对外条约，以期获得外交团的承认；同时主张召集善后会议，并于十二月二日制订以军阀官僚为主体的善后会议条例。这与孙中山北上宣言中所主张召集的以人民团体代表为主体的国民会议，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精神背道而驰。因此，孙中山先生到达天津之后，就与段执政发生了歧见和争执。

孙先生一到天津，即感不适。当时北京革命圈子内盛传他不过是患着轻微的感冒，也许是政治病。因为与他有过同盟关系的段执政，不征求他的同意，完全从相反的方面，迳将一切国是按己意安排，使孙先生没有置咏的余地，所以索性称病。

段祺瑞的所作所为摧毁了三角联盟，也使国民党内部趋于团结；中共的党员们至此也相信孙段之间是不能妥协的；党政要人们多仆仆于京津道上，商讨时局对策，并组织民众团体代表到天津去探病，慰问孙先生，表示支持，从而打击段祺瑞的气焰。

十二月中旬，我也率领了一个数约十人的铁路工会的代表团到天津去探视孙先生。那时，孙先生已卧床不起，由他的秘书汪精卫接见。见面后，首由铁路工会领袖邓培、孙云鹏表示慰问，并声明铁路工人一致支持孙先生的主张，汪精卫当即代表孙先生表示谢意，并说一侠孙先生病愈，将约期亲自接见。

接着，汪精卫向我暗示，孙先生的病况，比外间所知的要严重得多，他又问我：“你看孙先生抱病进京好，还是趁早离津南下，择地就医好呢？”我答以这要取决于孙先生的病状和他自己的意向。他又说：“段执政是不尊重孙先生主张的；张作霖又要求孙先生放弃联俄政策以敷衍东交民巷；冯玉祥又因实力不足，表示消极；在这种局面下，孙先生到北京去，又能有甚么作为呢？”我答复他的大意是：孙先生如果南下就医，可能会给人以在政治上退却的错觉？

如果到北京去也可以就医的话，在政治上有多种积极的意义，最少是能将北方民众都团结在孙先生的旗帜之下。汪答应将我的意思转告孙先生。

孙中山先生应否抱病进京，确是当时议论纷纭的事；那时也尚无人知道他所患的竟是肝瘤绝症。一般国民党要人都从赴北京可能获得的医疗条件和政治需要来研究这个问题，结果多数主张他到北京去。孙先生本人也同意了。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先生在民众盛大欢迎之下，抱病到达北京。

孙先生到北京以后，已不能接见宾客和处理事务；因而他立即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据汪精卫宣布，这个政治会议是临时性质的，代替孙先生在医病期内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其名单以汪精卫为首，包括李石曾、吴稚晖、于右任、丁维汾、王法勤、李大钊和我等十余人（后来陆续增加了几个到北京来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

这个政治会议每星期并会两次，此外还有临时会议。参加者都怀着沉重的心情，按时到会。会议主席系临时推定，也没有设立秘书机构。不过大家心目中都以汪精卫为会议的中心；因为他是这会议与孙先生之间的唯一联络人物。可是他却百般谦让，不肯负起领导这个会议的责任。

每次开会的时候，都首先由汪精卫详细报告孙先生的病况，有时报告一些从广东等地来的消息，此外就是到会者的个别报告。会议并无一定的议程，也很少事先有准备的提案；这使参加者觉得会议缺乏组织，应该加以改善。不少参加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求汪精卫担任这会议的临时主席，并将会议好好组织起来。但汪总是不说明原因，唯唯否否的推托一番。

有人指出，汪精卫所以不愿负起责任，是因为广州还有一个常设的政治会议，由胡汉民代理孙先生任主席。孙先生虽在北京，但国民党中央机构却在广州。北京的政治会议只是临时性质，不好撇开广州处理一切。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到会，严肃的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

这个政治会议既这样缺乏组织，大部分时间便为吴稚晖的漫谈所控制了。开会往往是在上午，报告事项占了约一小时，其余的时间，便由吴稚晖扮演主角。他谈锋甚健，所谈的多半是一些上下古今、与会议毫不相干的事情，有时还夹杂一些嬉笑怒骂的谑语。他的漫谈，似也有一个规律：一每逢他不赞成或不愿讨论的案件，他便漫谈起来，转移目标、使提案归于流产；二如果是他愿意讨论解决的事，他却不做声了。而他所不愿意讨论的，多半就是有关反对段执政政府，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

吴稚晖的“漫谈”，愈来愈暴露了他的政治企图。有一天李大钊先生告诉我，当他偕同吴稚晖步出会场的时候，吴曾向他说：“张国焘这下后生家，我从前倒很敬爱他的；现在听说他竟是一个狂嫖滥赌、品行不端的人。”李先生说他听了这句话，大为诧异，立即严肃的回答他：“我敢保证张国焘决不会如此。他不嫖不赌，是个持身严谨、奋发有为的人物。”

我听了李先生告诉我的这些话，真是气得发抖。李先生接着又向我说：“你不要生气，还有下文。”他又告诉我他当时即认为吴稚晖这些疯疯癫癫的话，目的不只是攻击我个人，可能还有文章。因而他特约吴稚晖共进午餐，谈了一大篇话，内容是关于北方的情况和国共关系等等。李先生曾向吴稚晖说起，我这些年领导铁路工人与吴佩孚奋斗的种种事实，我又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第一个入狱者，我出狱后又如何竭力平息反孙北上的左倾情绪等等。又说：目下民众团体原在酝酿着的反对段祺瑞的示威运动，还是张国焘依据政治会议的意旨，在那里多方疏解，才没有爆发出来。

李先生上面这段话的用意是要向吴证明我是如何为国共合作努力，打消吴的误会。他还向吴说倒，我虽批评过无政府主义，但并不歧视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对吴稚晖先生是很尊敬的，希望他也能平心静气，顾全大局。李先生说，经过这番解释之后，吴已无话可说了。李先生要求我不要说穿这件事，而且得便不妨找吴攀谈，表示一些敬意，以弥补这个痕迹。

我当时拒绝李先生这建议。我不揭穿吴稚晖这种造谣诬蔑的企图，已算是很客气了，更我讨好他，万万做不到。我向李先生说，吴的用意的确不仅在攻击我个人，而欲乘孙先生病危，来找中共的麻烦。他素来是不择手段的，虽是满口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却无原则的崇拜实力。从前他曾根据段系的要求，劝孙先生与陈炯明合作①，现在又安知他不是看准实力派的脸色，要孙先生与中共反目呢！因此，我认为向这种人解释，表示好感，不会发生实效。

李

先生赞成我上述的看法，并向我说，不必过分重视吴稚晖这类不能见信于人的疯话，但要镇防中吴的诡计，他将与吴继续周旋，要我也能不形于色。我们便采用这种态度来对付，因而吴稚晖没有得着机会向我和中共再行进攻。

吴稚晖这尊“毒气炮”终于向汪精卫开火了。在一次政治会议席上汪精卫曾委婉解释，孙先生病重，不能接见政治会议的委员们；孙夫人宋庆龄尤不愿孙先生接见宾客，怕影响他的病况。吴听了这些话之后，便展开了他的“漫谈”。他引述历代的宫廷故事，说当一个皇帝病危的时候，往往为少数皇亲国戚、殡妃太监、奸相权臣等所包围，发生种种蒙蔽天听、假传圣旨的事情。这些话已显然是影射汪精卫了；但吴仍不肯就此止步，还进而诬指孙夫人宋庆龄与汪精卫狼狈为奸。他闪烁其词，若隐若现，仿佛二人真有不可告人的暖昧关系。汪精卫听了这些话，面红耳赤，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满座为之愕然，却也只好装作没有听见，就此散会。

这件事在会后推敲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奇怪。因为大家平素相信吴稚晖、李石曾、汪精卫三人是要好的朋友，汪夫人陈璧君和吴稚晖就一同住在李石曾的家里；现在居然在会议上说出这样露骨讽刺的话来，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就我所知道的，这是吴稚晖和汪精卫间第一次的交恶；也许他们就是从此分道扬镳的。

吴稚晖的这些话，只暴露出自己的弱点，他那些鬼话自然没人相信。多数人反而觉得汪精卫受了委屈，增加了对汪的同情与敬佩。本来人们心目中只认为汪是随孙北上办外交的，还轮不到他做孙中山的继承人；现在觉得他能容忍持重，气度大于胡汉民犷这些观感也许对汪以后的当权大有关系。当时有人说，汪之不肯担任这临时政治会议的主席，原来是有人从中反对。有人推测，大概是吴稚晖有甚么话，没有机会向孙先生陈述，也得不到汪的支持，因而出诸于会议上对汪的讥笑谩骂。有人称许汪精卫在苦心孤诣维持这个局面，认为他决不会有意隔绝孙先生与其同志间的联系。也有人埋怨，这都是由于汪的过分谦让，才引起这次的是非。

我们的政治会议虽然发生了一些上述的怪现象，但还能维系下去，发生一些积极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段祺瑞政府的压力所促成的。首先是段本人对孙先生采取傲慢的态度，虽然经过不少人的奔走，要求段亲自去探视孙先生的病，段却断然拒绝；这使所有的国民党人都大为愤慨。不少人说，段氏希望孙先生早死，并企图气死他。再则段氏也瞧不起国民党及其在广东的实力，他不但不罗致国民党人士去参加善后会议；而且不断的施以恫吓，不是说要逮捕在北京的国民党人，就是说要取缔他们的活动。这些事相应地阻止了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使多数国民党人觉得非继续联俄容共不可。

就在这种情形之下，鲍罗庭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愈显得重要了。他比孙先生早到北京，以国民党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我们的政治会议；他小心翼翼的不使自己卷入是非的漩涡，不多发言；他的几次重要的提案，都先征得孙先生的同意，并估计在会议上能够通过，才要言不繁的提出来。因此，他的提案多获得会议的一致支持。，这样，渐渐也使参加者觉得重要的事还是要鲍顾问出来说话，才易于解决。

当时几件有关政策的事，在这个政治会议中，都大致得到解决；这与以后国民党的发展也大有影响。首先是善后会议与国民会议的问题。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孙先生发表声明，表示对段让步，不斤斤于国民会议与善后会议名称上的争执，但提出两个要求、一、善后会议须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卿弋表；二、军制财政诸问题，最后解决之权，当归还于国民会议。

并保证这两个要求如被容纳，当表赞同善后会议。这个声明就是鲍罗庭征得孙先生同意，向政治会议提出通过的。

在国民党方面看来，这个让步是相当大的。因为这无异赞成了段的主张；而且所要求加入人民团体的代表，并未提出代表人数的比例，并不能改变善后会议的性质；至于军制财政诸问题留待国民会议作最后解决一点，；主要也仅是使广东政府的地位不致立时受打击而已。

当时不少的国民党左派为这个让步表示不安，尤以共产党员为甚。国民党方面曾向他们在广东等地的组织函电疏解，我也曾在北京中共的党员大会上说明国民会议预备会既不能实现，现在有条件的参加善后会议，与共产主义者参加西欧各国的议会是同其性质。这些努力使国共双方多数同志获得了谅解。

可是段政府仍是一味颟顸的拒绝了孙的两次要求，他于一月二十九日致孙中山先生电中，仅允聘各省省议会、省教育会、省总商会、省农会及天津、上海、汉口等总商会之会长，为善后会议备谘询的专门委员。段的答复，显然是藐视孙先生这最后的让步。我们的政治会议觉得如再迁就，就将丧失一切，因于一月三十日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概不参加善后会议》的决议。

就这样，孙段之间完全决裂了。这在段祺瑞的临时政府方面说来，是丧失了统一全国的最后机会，在国民党方面说来，也就只有巩固广州政府，准备北伐之一途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段氏召集的善后会议举行开幕式；二日我们的政治会议以国民党的名义通电全国，表示“仰体本党总理的意旨，对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十日又通电主张国民自制《国民会议组织法》。这样国民党与北京政府又公然唱起对台戏来了。

二月间，北京有两个会议在举行。一个是上面所说的善后会议—这个会议对北京政局其实不能有甚么实际的影响，段氏只将它看作是协助临时政府过渡到成立正式政府的工具；一切政治的实际发展，还是由军阀们在那里操纵。另一个便是中国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参加的多半是学生会、工会和其他知识分子团体的代表，任务是在否定善后会议，支持孙先生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并提供促其实现的具体方案。

国共两党原拟将国民会议促成会变成一个广泛而有力的国民运动，但也未能如愿。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在上海召开中共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以促成国民会议为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国民党在段祺瑞的压迫之下，也只有以国民会议促成会为反抗的表示。但因不少国民党要人不愿与段政府过分磨擦，以免增加病势沉重的孙先生的优虑．因而这个国民会议的促成运动，声势并不浩大，事实上仅是一种反抗的姿态而已。

其次是国民党与国民军的关系问题。国民党要人受着段执政的轻侮，都觉得非有军事实力作后盾不可，因而联络国民军便是我们政治会议所策划的主题之一。汪精卫等曾与冯玉祥及其代表有过多次的接触，于右任负责联络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王法勤等则与孙岳的国民第三军相周旋。鲍罗庭对于这件工作更是起劲，他获得北京苏俄大使馆的协助，曾到张家口与冯玉祥作过一次颇著成效的长谈。

在二月间的一次政治会议席上，鲍乡庭提出了一个有关国民军的报告，指出冯玉祥愿与国民党合作．但冯的处境不利。张作霖的大军在压迫他，徘徊于湖北境的吴佩孚及其残余势力在仇视他，段祺瑞又帮助张作霖来牵制他，因而他不便表示态度。他要求于右任去接替他任国民军总司令的职务，对外发言，较为便利；他则在暗中予以支持。鲍罗庭认为冯的这种意见值得考虑，

可是于右任认为冯玉祥的话缺乏诚意，他不愿去做这个空头总司令；他并且说即使勉强去做，也将一事无成，个人反会因而受罪。在座的人虽多对于右任的看法表示同情，但也主张他不妨一试，如能有利于国民革命的共同事业，即使个人受点委屈，也是值得的。

我也曾就这件事与于右任商谈过。我指出依照于先生的声望以及与国民第二军的深厚关系，不见得绝对不可为，不妨先到张家口去与冯谈谈。于先生仍是坚决拒绝。他表示冯玉祥绝不会真将军队交人指挥，即国民第二军也情形复杂，并非他这个老上司所能完全控制。如果挂着总司令的空名，这个要求军饷军械，那个要求地盘，将穷于应付。如果有几分可为的话，他将不辞劳怨。他并说那时要邀我同去分担一部分责任。

这件事就因为于右任的反对搁置下来了：国民党要人中也没有人去实际参加国民军的工作。但国民军将领与国民党的关系是密切起来了，当时国民党在北京的活动没有受到段政府的武力压迫，这与国民军的态度大有关系；因为当时北京的卫戍部队就是属于冯玉祥系统的，这些接触，成了后来冯玉祥参加国民党的伏线。

最后我们讨论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应该有些甚么安排。孙先生的病势到了二月下旬，几乎人人都觉得是凶多吉少。每人脑海中都在思索着，都在忱虑着国民党今后的去向；于是，孙先生的遗嘱问题，就成为我们讨论的课题了。

我们的政治会议没有正式讨论到遗嘱的内容问题，到会者多只是旁敲侧击的表示一些意见。有的人觉得孙先生应当有一个详细的遗嘱，将国民党的大政方针和组织原则都指示出来。

有的人又觉得遗嘱最好简单一点，不要作细目的指示。有的人说到孙先生万一不起，国民党就再不会有总理了，无论党务、政治，都应采取委员制。有的人说到孙先生在广州政府的领导职务应由那些人继承，也要决之于孙先生最后之一言。但这些意见，在政治会议上都未进行充分讨论。

大家对遗嘱的问题表现了很大的焦虑，多数人都说应当尽早准备。但汪精卫每每解释说，一提起遗瞩问题，孙夫人便非常伤心，认为这会使孙先生感到难过，要求暂缓向孙先生提及。

在这种情形之下，政治会议虽曾设想过许多方式，企图要求孙先生留下几句遗言，但都为了顾虑孙夫人的心情，没有实行。

三月初，在我最后一次参加政治会议的席上，到会者对于遗嘱问题更感觉迫不及待了。

我们讨论结果，决定委托汪精卫办理这件事；要他相机将孙先生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或者准备一个简单的稿子，经孙先生认可后，请他签个字。

一九二五年三月初，正当国民党人士从各地赶到北京来，与孙先生作弥留前的诀别时，我却于三月八日匆忙的黯然离开北京。我是为了避免立即被捕的危险，遵从同志们的公意，不得已而南下的，三月十二日，我在郑州铁路工会内获得了孙先生与世长辞的消息，大为悲痛，深以不能为这位我所敬佩的革命先进执纬为憾。我立即在当地召开了一个铁路工人大会，为孙先生志哀，在会上痛陈我对于这一种伟大人物的追思。同时我也在那里想着国民党失去了孙先生以后可能发生的一些变化。

几天后，我回到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从李大钊先生的来函中，知道了孙先生著名的遗嘱是由汪精卫起草、经孙先生同意签字。他致苏俄的函件则系由鲍罗庭与宋庆龄、汪精卫等商拟，同样经孙先生签名。至于孙先生的继承问题则未有任何的决定。

正当国民党领袖病困北京，大家遑遑不安的时候，广州的军事胜利却发生了镇定剂的作用。盘据广东东江的陈炯明的军事势力，原是广州政府的最大威胁；陈炯明利用孙先生离开广州，在北京卧病的时机，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势。他的军队于一九二五年初，进占了广州附近的东莞、石龙等地。坐镇广州的胡汉民代帅动员了国民党所有的军事力量，实行反击。那时，蒋介石以黄埔学生为基干所组织的党军，为数虽不过是两个团，但在这次战役中，初显身手，就表现了卓越的战斗力。

一九二五年二月四日，由许崇智统率的粤军和蒋介石指挥的党军所组成的右翼军，攻克东莞；十五日再克淡水。这使在北京卧病的孙先生和我们政治会议的同寅们都为之兴奋。战事胜利发展下去，到三月十三日（即孙先生逝世的翌日），在棉湖地区，黄埔党军又获得了这次战役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东征”；它标志着孙先生改组国民党政策的初步成功；它稳定了国民党在广东的基础；也安抚了国民党负痛失领袖的彷徨心情。而黄埔力量的兴起，也以此为其关键。

① 李剑农也说：“吴孜恒（即吴稚晖）受浙卢之托，求孙先生容纳陈炯明。”

（见李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五八三页—上海太平洋书店，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再版。）

著者：张国焘

东方出版社

第九篇 工运与反帝

第一章 重返中共中央

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似随着孙先生的逝世而消沉了，但国民革命运动却因时势的进展而日趋蓬勃。它循着两个主要方向发展：一个是职工运动的复苏，逐渐表现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蔚成为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另一个是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奠定北伐胜利的基础。

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走出了小团体的狭隘范围，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

一九二四年十月间，曹锟、吴佩孚政权瓦解，职工运动随着复苏起来；尤其是在直隶、河南等省，国民军势力范围内，工会恢复公开活动。在其他地区，也因统治势力的混乱，工会活动乘机复活。

我在出狱后，虽花了不少时间去协调有关孙先生北上的事，但我的主要任务，仍是领导铁路工会。我们利用时机，力争工会的合法权利，迅速恢复工会的组织与活动，颇具成绩。

同时，并严防在组织力量未充实之前，受到各种可能的压迫。我们采取若干预防的步骤，如工会虽有开会会所，但另设秘密办公处所等。

为了应付这个复杂局势，我不能抽身去出席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我获得中央通知，我已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主持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中共中央根据这个决定，要我从速辞去在北方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到上海去就任新职。

我覆信表示，因孙先生病重，我不便立即离开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同时我又在筹备第二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难于立时南下。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铁路总工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共到代表四十五人，代表十二条铁路的工会。大会议决案有：争取工会集会、言论、罢工等自由，参加国民革命，参加国民会议，恢复和改进各工会，力争工人的经济利益等十项。这次会议象征着铁路工会运动自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经过两年的蛰伏，又再行抬头了。

大会在“二七”开幕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向大会致词的时候，全场代表对我热烈欢呼，他们并对我蒙难入狱表示敬意。选举时，我提出我因须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的工作，辞去总干事的职务；到会者知道无法挽留，改选我为铁路总工会委员，并给我以铁路总工会名誉会长的荣衔；这事使我非常感动。至于总干事的职务，则改由我的主要助手张昆弟同志继任。

我所作的工会工作，引起了段政府的嫉视。在段祺瑞的爪牙们的眼中，我是鼓动工人捣乱的主要人物，又是国民党的要角，曾领导过民众团体，欢迎孙的北上；又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与善后会议对抗（其实我为了避免军阀们的嫉视，没有参加促成会的会议；但颟顸的段祺瑞却写在我的帐上）；所以他们企图再拘捕我，给革命力量一个打击。

朋友们提醒我，要我注意可能再度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朋友们如王法勤等也向我说，段政府企图逮捕几个国民党人，给孙先生一点颜色看，气死孙先生，而我是目标之一。中共的同志李大钊先生等也因此要我早点南下。但我仍愿稍留时日，主要是为了不愿于孙先生病危时，先行离去。我于二月中旬交代了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任务之后，匿居在北京的西城，由李斌夫妇出名租了两间房子，我分住了一间。为了绝对保密，我这住址连李大钊先生都不知道。

三月七日，李大钊先生经过我的“交通”找到我，问我：“你是不是住在西城××胡同×

×号？”在我承认是住在那里之后，他说这是从段政府的警探们那里探听出来的；他并指出：我的住址既被侦知，显有立即被捕的危险。他要我依照国共两方同志的意见，立即离京，不能再有任何耽搁。

八日清晨，我在几位铁路工人护送之下，悄然出京；步行到芦沟桥车站，搭上了京汉车，前往郑州。当时，段政府的权力有限，我一离开北京城，便算太平无事。京汉路北段是国民军地盘的大动脉，车上虽很拥挤，也有不少无票乘车的军人，但秩序还不算十分糟。

我在郑州停留了好几天，主要是为了与我妻子会合。我妻出狱后不久即回湖北原籍省亲。

我们约好她暂在家乡等我的确定消息。三月八日晚我抵达郑州后，即电约她来郑州，一同赴沪。那时湖北仍是直系肖耀南的地盘，我不能冒险到湖北境内去接她。

我利用在郑州停留的时间，考察当地铁路工会情况。京汉路中段的工会机构仍设在两年前被吴佩孚封闭的旧址。工会负责人员也多系“二七”时的老战友。我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同去慰问在二七事件中受迫害的各工友或其家属，并凭吊与二七事件有关的地方。往事历历，不无馀愤。现在，工会在形式上是恢复了旧观，但一般工人明知工会的合法权利仍无保障，所以他们的情绪，究不如“二七”以前那样热烈。

在与一般工人的谈话中，我发觉他们对河南的统治者胡景翼及其所统率的国民第二军极为不满。他们指责国民第二军毫无纪律。向我诉说军人们在铁路上种种胡闹。在各县的农村中更是无法无天，已引起民愤，红枪会在各地发展起来；甚至还发生一些反抗国民二军的自卫行动。

当十三日我们举行追悼孙先生的大会时，我在致词中指出革命阵容虽然失去了孙先生，但革命力量仍将团结一致并继续发展；革命军不久将由广东北上，扫荡这班军阀。这些话颇使到会者感到兴奋。会后，郑州铁路工会的会长刘文松向我热烈表示：希望我这次到南方去，领着广东的革命军到河南来，解救工人们和农民们的苦难。

同日，我妻赶到了，我们就于十四日清晨搭上陇海车赴沪。我们挤进车厢，立即证实了工友们对国民二军的指责。车上秩序非常凌乱，到处都是横行霸道的军人，他们不仅自己不买票，还以眷属名义挟带搭客私收车资，以饱私囊。这样，一般歹徒和走私者，争与不法军人勾结，横行无忌，而农民和正当的商人买贩，则虽买了票也往往挤不上车。沿途各站和列车中更是一片吵闹之声。车行的速率也不正常，花了双倍的时间，天黑后才到徐州。

徐州当时是国民军、奉军和直系军三种势力交叉的地方，秩序同样凌乱不堪。我们夫妇在那里停歇一夜，才搭上翌晨向南开行的火车；可是所有客栈被各方军人占满了，旅客们都挤在车站里过夜；有的在这里候了两三天，还没有搭上火车。我们好不容易才在挤满了人群的车站中，占得一席地，度过一宵。

翌日，天还未亮，我们便挟杂在蜂涌的旅客群中，提着行李，争先恐后地挤上车厢去占据座位；假若稍迟一步，就连站立的地方也不容易得到了。我们在占得的座位上呆坐着，一步也不敢离开。候到上午九时左右，车才开行。车行以后，车上秩序才逐渐好转。这些亲身经历的事，每一细节都曾不断的萦绕于我的脑际；我那时就确认，军阀们的所作所为，事实上等于在培育着革命的种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我到达上海，立即住入中共中央所指定的地点。那所两上两下的房子，就是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办事处。刘少奇和他新婚的妻子已先我住在楼上的前房。我们夫妇则住在楼上的正厢房。楼下便是我们的办公处所。邓中夏等人有时也在那里下榻。这不过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气象较之已往，显得堂皇多了。

陈独秀先生当天就来看我们。他首先慰问我们夫妇在北京的入狱，对我妻子更是慰勉有嘉，又为我和刘少奇这两对新婚夫妇祝福，态度诚恳亲切，表现了充分的友谊。

我们互诉别后情况，他赞扬我纠正赵世炎等反孙北上的左倾错误，也称许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对国民党所持的态度，认为是能于不动声色之中，贯彻了中共的主张。他对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可能引起的后果，表示忧虑；对于广东东江的军事胜利，则引以为快。他主张失去了领袖的国民党应扩大党内民主，实行委员制的领导。他认为中共已克服了许多困难，对中共的前途增加了自信；并强调中共必须独立发展。

陈独秀先生的这种对前途的乐观看法，是以中共工作的进展为其背景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已近千人，中央及地方组织均已略具规模，党员的活动能力也已大为增强；因此，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提出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我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后，很快体会到造成陈先生乐观的因素。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共中央，虽仍未设立政治局，但雏型已具。我们每星期的会议分为两种：一种多半假威金斯基的住所举行；经常参加的只有陈独秀先生、蔡和森、瞿秋白和我四名中央委员①。威金斯基则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所讨论的，多是政策问题。另一种会议，威金斯基不参加；出席者除我们四人外，还有新任中央委员主管宣传工作的彭述之、少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刘少奇、李立三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委向警予等；会议讨论的则多属日常工作。所以这两种会议的性质，前者颇类似于政治局会议，后者则系中央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这些会议显得更有秩序。每次开会都有预定的议程和明确的决议。我这里仅就相当于政治局的会议的情形，及与中共发展有重大关系者，略述一二。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很重视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认为中共自身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统一战线的工作，去团结更多的力量，才能完成国民革命。我们把完成国民革命这一主要任务，看作是各阶级应有的联合行动。这种观点解除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中共可能变成国民党左翼的疑虑，也获得了全党一致的支持。

我们在威金斯基的住所所举行的会议主要讨论的，大致可归纳成为下列三个范畴：一是工人阶级领导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军阀、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二是团结国民党左派，联络中间派，反对右派；三是中共自身的发展、职工运动的统一，与农民协会的发展等。

上述这三方面的问题牵涉极为广泛，国共关系是问题的核心。我们认为国民党左派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拥护联俄容共及工农三大政策，是中共最接近的战友。右派则正相反，代表买办及其他守旧势力，反对三大政策。至于中间派则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般倾向，左右摇摆，不完全赞成三大政策，但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认为中间派的人数较多，联络和争取中间派便是实现广大联合战线的要图。

为了上述见解，中共中央与鲍罗庭之间有了分歧。孙先生逝世后，回到广州的鲍罗庭，在专心致志地培植黄埔，并企图凭借其力量，建立所谓“革命的专政”

。他根据广东实况，认

为国民党内只有左右两派，并无所谓人数众多的中间派。因而不满联络中间派的统战策略。

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合作得很好，我们与他之间从未发生政策上的严重争执。其实，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威金斯基其有甚大的影响力。他也小心翼翼的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行事，决不任意自作主张。但他的权力有限，不能左右在北京的加拉罕和在广州的鲍罗庭，因为他们直接受苏俄政府的指挥，而威金斯基在苏俄政府中并无地位；所以他不得不仆仆于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进行协商。

威金斯基负担着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责任，我们不通过他就无法与共产国际接触。在“五卅”前后，他多半居住上海。他的工作组织得很好，有几位助手帮忙他处理日常事务，他自己则专心考虑政策问题。他的妻子沉静和蔼、身体瘦弱，时常闹病；但她仍努力协助她的丈夫工作；为了秘密文件的送达，她还常奔走于莫斯科与中国之间。

那时，威金斯基住在一座面临昆山花园的小洋房的三楼上，房东是一位白俄富商；我们出入其间，从未惊动这位房主人。有一次我们正在威金斯基房间内举行会议，楼下突然来了一些租界的外国警官，我们颇为不安。威金斯基却处之泰然；他说，这些警官不过是房主人的宾客，他们常有往来。所以在这里开会，只要大家来时没有暗探跟踪，就很安全。由此足见威金斯基那时在上海已获得白俄的掩护。

我们的会议由陈独秀先生任主席，他每次都准备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提出讨论；与会者也都可以随时提出议案，会议进行得颇有效率，民主气息也相当充分。威金斯基虽发言最多，但从不以“共产国际”的帽子，来左右会议的决定。他总是表示尊重多数的意见；这与已往马林的盛气凌人大有区别。

当时，中共中央，尤其是陈独秀先生，很重视提高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力闻题；也不喜欢苏俄人太多干涉中共内部的事务。在中共内部，北京、广东两个区委会，历来有些独立自主的倾向；它们有时候甚至不尊重中央的指示，而根据当地的实况，或者经加拉罕（在北京）、鲍罗庭（在广州），直接获知共产国际的意向，作出与中央指示并不完全一致的决定。尤其是广东区委在“五卅”后向中央的报告中，往往以鲍罗庭的意见，作为不尊重中央指示的根据。

这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不快。他常在会议上表示：广东区委似乎有了鲍罗庭的意见，就可以不尊重中央了。在这一点上，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站在同一立场，他表示任何损害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行动，都是不应该的。

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共中央组织日趋庞大，会议更是频繁；一切事务，就得循着组织的体系，经过复杂的手续来处理；陈独秀先生的权力也就因之扩大了；甚至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亦多由中央委派。接着，中共内部，所谓实际工作派和留俄留法书生派之间，也出现了互相磨擦的倾向。

陈独秀先生以中央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秘书处，并兼任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处主管行政事务，设秘书一人，受书记的指挥，总揽各项工作。这个职务最初由一位姓任的同志担任，不久就由自法返国的王若飞接替。秘书处之下分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部分。中央的一切决定均由秘书处作成正式文件，分送各地方组织遵办。财务是完全秘密处理，并不提交中央会议讨论。当时中共经费主要是倚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党员所捐只占小部分），由陈独秀先生根据需要与威金斯基商定。

陈独秀先生所兼任的中央组织部，较以前也大为充实。以前党员人数很少，组织部工作简单；到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员数达千人，且还在增加之中，组织部的工作才开始繁复起来。这时组织部内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等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调动，均由陈独秀先生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任命。

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也同样繁重了，彭述之任部长；他有一幢三层洋房的办公室，负责指导党内宣传工作；包括通俗宣传、政治宣传及党员文化教育等工作。至于《向导》等党刊的编辑，中共中央认为是其有政治指导作用的，由蔡和森、瞿秋白主编；其编辑方针直接由中央议定，不受宣传部的管辖。

我所领导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也算得是人才济济。委员除我以外，有曾主持安源路矿工会（后来又扩大为汉冶萍工会②）的主角李立三、刘少奇；曾在北方主持工运因无法立足而来到上海的邓中夏；在武汉从事秘密工会活动的项英、林育南；出狱不久的李启汉和浦口铁路工会的领袖王荷波等。我任主任，主持决策。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助理。李立三则专负上海工会的领导责任。邓中夏那时在上海大学任教，负责物色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会工作。其余的委员多分赴各地指导工作。

“二七”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不存在了，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准备工作，就成了我们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中心任务；目标在于建立全国总工会，以统一全国工运的领导。

此外，中共中央曾计议要增设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但因无适当人选，搁置了一个时期。在“五卅”以后，先成立军事部，由我兼任部长。农民运动委员会则迟至一九二六年春才组织成立，这是后话。其他如妇女运动委员会等机构的组织与工作也都扩展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数扩展至九千人，其中百分之三十为青年工人；此外则多系进步的知识分子，尤以青年学生为多。

它的中央组织与工作自然也同样的扩展了。

中共这许多中央机构在上海地下存在着，自然要注意保密，于是中共中央开始建立了“交通”制度。各机构之间和各负责人员之间的联络，以及由外地来上海接洽工作者的招待、财物的运送等，均由交通人员负责。中央秘书处的交通人员也就因之日渐增加起来，由数人增至十数人乃至二三十人。

组织日益扩展的中共，在众民广土的中国，固然仍不过是一只“小麻雀”，但五脏确已俱全；因之，它的革命雄心已勃勃然而兴了。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中共的首脑们总觉得孙是老资格，须让他领先。现在孙已去世，而国民党右派正极活跃；马君武、冯自由等已另行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于是中共中央认为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实现这种雄心的首要条件是中共自身力量的壮大。因此，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都在积极研究：如何征求党员、如何增强它的领导力量、如何统一工会的领导和扩大少共的组织等等问题。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会已有了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的组织，中共中央自愧不如，急起直追，积极商讨如何在北方军队中展开活动，并将河南等地的红枪会转化为农民协会等等。一般说来，中共这时奋斗的目标，是力图壮大自身，以增强其在国民革命中的份量。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共也产生了内部的困难。当时，中共内部政见的分歧虽然缩小了。

但在组织问题上，却滋生了纷扰。彭述之等要求继续扩大中共权力，主张中央集权。他们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往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指责一般实际工作者忽视组织原则，保持着一种落后的“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不了解马列主义的理论，而依据一些零碎的经验行事。

彭述之等这种见解在党内得到有力的支持。首先是陈独秀先生左袒其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他没有了一九二四年五月扩大会议时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而且初期的反对党魁制的议论也听不见了，似是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成为无限权力的党魁。

此外多数留俄、留法归来的同志，如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王若飞（留法）、组织部秘书尹宽（留

法）、少共书记任弼时（留苏）、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留苏）、上海区委组织部长罗觉（留苏）等，都或多或少的附和彭述之的主张；而且他们也时常捧着陈独秀先生的招牌发号施令。

不同意彭述之这种见解的，则是党内大多数实际工作者，他们不赞成中央过份的集权；主张党员在中央决定的原则之下，应有较多的活动自由。他们要求根据各地实况，来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他们指斥彭述之等是不懂实况的书生，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专拿“中央指示”的大帽子来吓唬人。

中央委员中蔡和森、瞿秋白和我都支持后者的见解；尤其是我，常表示过份的中央集权，会扼杀一般同志的活力，因而被视为“实际工作派”的首脑。当时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等，与少共中央委员恽代英等以及众多的地方组织的同志，都或多或少的支持这种观点。

李立三尤其反对彭述之的作风。他是个热情奔放的汉子，只求工作实效，不惯组织的约束。他所主管的上海工运工作也多采取速战速决的行动。对于工作方案，要经历上海区委、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屡次的商讨，许久才能解决，表示不耐烦。他老是以“急待解决”为理由，要求举行联席会议或另行指定一个行动委员会来处理。他更不愿听那些马列主义的说教，认为坐而论道只能贻误事机。他在上海工运中进行工作时不用说服的方法，而采取强迫的手段。他认为根据实际情况的行动是最重要的，甚么“中央集权”、“一知半解

的教条”，都是废话。

在当时幼龄的中共，一切都是为了急赴事功，因而这种歧见未致演成严重的争执；但后来中共内部的一切纠纷，却多少与最早的这种分歧有关。不仅武汉时期的中共内部纷争是循着这个脉络而来的，即后来米夫派的王明、秦邦宪等，也多少继承着彭述之的衣钵，而后来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则与当时的实际工作派，可说是一脉相承的。

①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我已不能完全记忆清楚。只记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项英、王荷波等十人是当选的。其中李大钊、罗章龙二人，当时在北京，谭平山在广东。

②汉冶萍工会是由安源煤矿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大冶铁矿工会联合组织起来的，为当时长江中部一带的主要工会。

第二章 职工运动的复苏

由于工会组织的恢复，一九二五年春各地的罢工事件日益增多；而这年二月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又是“五卅”运动之前，罢工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列强之中，日本在华工业是首屈一指的，它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中国境内开设了各种工厂。那时日本在中国境内所设置的纺织厂，共有四十一所，在上海一地即有三十七个厂。纺织业间的竞争相当剧烈。日厂资本既雄厚，又有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不惜采取降低劳动待遇的手段，来维持和增加利润；同时对中国民营的纺织厂；积极进行吞并和排挤。这些事首先引起纺织工人酝酿反抗，也引起中国工商界的愤怒。

日本纺织厂中资力最雄厚的是“内外棉株式会社”

，它在中国有十六个厂；其中十一个在上海。中国工人在“内外棉”做工的境况之惨，简直如处地狱。工人分日夜两班，每班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众多的女工和童工，每天平均工资不过一角多一点（约五分美金）。他们的食

宿条件，坏到难以形容。管理工人既严格周密，额外克扣工资的事件，又层出不穷；打骂工人，更是司空见惯。进而发明了一种独特办法来榨取利润；它利用中国人民的困穷和大量失业，招收大批男女童工，设立集中营式的训练所，名之为“养成工”。以这种“养成工”制度，用来对付反抗力较强、工资较高的男女成年工人，因此，成年工人之被淘汰者，日益增加。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

“内外棉”第八工厂传出大批成年男工被开除的消息，引起工人的骚动，并发生逮捕和殴打工人的事件。二月九日，工人开始罢工；罢工的主要口号是“反对东洋人打人”

；罢工风潮迅速蔓延到二十二个在上海的日本纱厂，罢工人数达四万余人。

这次罢工具有反日的性质，获得上海各民众团体，如学生联合会等的支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本厂方接受了“不得无故打人”等四个条件，罢工才告结束。

这次罢工虽未获得全部的胜利，但上海纱厂工会的势力，却迅速膨涨起来（日本纱厂工人加入者增至九千人）。此后，日本纱厂中继续发生一些劳资纠纷和工人反日的举动，终于酿成了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七厂，日籍职员杀死工人顾正红的事件；这一事件便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我于三月十六日到达上海后，同志们向我谈起这次罢工的壮烈经过。我以前一直认为纱厂工人多系童工和女工，团结力较弱，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困难多端。现在居然出现了可观的成绩，足见职工运动已有了新的生机。

我曾亲到沪西纱厂区去考察，看出同志们颇能利用已往的经验，尤其是我在长辛店发动职工运动以来的经验。中共上海区委会在纱厂工人密集的地方，设立了一些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等，团结了不少工人。这些学校和俱乐部大多数由青年知识分子负责领导，其中上海大学学生刘华就是最能干的一个。在二月间的罢工中，纱厂工会组织尚未健全，罢工工人在“反日”的口号之下，曾采取阻拦女工童工上工的手段，这是李立三根据安源路矿工会罢工的经验所表演出来的杰作。不过这种兼用强迫的方法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在当时尚未为人重视。

我曾和一些工人谈话，他们大都表示：“反对东洋人打人”是天经地义的，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赞成。即使是知识较低的女工童工，一听反对东洋人的话。也均义愤填膺。我认为这是上海职工运动的一个新的动向；这种工人的经济斗争，加上民族主义的因素，发展确具无比的活力。

延搁了两年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终于一九二五年五一节在广州举行了。这次大会的成就，为紧接着爆发的“五卅”运动，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

这次大会虽是由北方的全国铁路总工会、华中的汉冶萍总工会、广州的工人代表会①、香港的海员工会四个主要的工人团体出名召集的，但实际的筹备工作，仍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持。我们忙着联络各工会选派代表，并以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的名义，电邀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出席，以及拟定议事日程等等。四月下旬，我们纷纷前往广州主持其事。

五一节那一天，广州市举行了一个超过五万人的劳动节纪念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参加的除各业工人外，还有广州四郊的农民和市内各校的学生。示威行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推黄埔军校的队伍；这些军官学生擎着“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子，颈项间系着条鲜红的领带，气度轩昂，显然与旧式军人不同。他们和全体队伍一起高呼：“工农兵大联合”

、

“打倒军

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革命气氛的弥漫，为前此所少见。

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也定在那一天同时举行；因此，劳动和农民两个大会的代表们就在五一节的下午，假广州大学大礼堂联合举行开幕式。到会者连来宾共千余人。廖仲恺先生代表国民党，我代表共产党，先后致词。赤色职工会国际代表奥斯脱洛夫斯基也应邀发表演说。此外，还有黄埔军校代表等的演说。这一切举动，使“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工农兵大联合”等的气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次劳动大会共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单位，会员人数约计为五十四万人；这较之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的实力，大有增加②。代表中的国民党员，中共党员以及无党籍者，似各占三分之一。中共的力量较之以往，有了显著的增强，而那些并非共产党籍的代表，也多系同情中共的左倾人物。所以在大会中，中共党团具有控制的实力。

在七天的大会中，主要通过了：

《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

《经济斗争》、

《组织问题》、

《工

农联合》、《铲除工贼》、

《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七个议案。这些决议都没有发生甚么重大的争辩，便获得最大多数代表的认可。

大会进行相当顺利，所以如此，是得力于中共的党团组织作用。我专任中共中央代表，并未兼任工会代表，因此，我不必经常参加会议，只在中共党团中，从事幕后指导。参加中共党团委员会的，有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铁路工会代表王荷波、孙云鹏，上海纱厂工会代表邓中夏、李启汉，广州工人代表会代表冯菊坡、刘云松等。这个党团无异是大会决策的机构，决议案和选举名单，都是由中共党团准备就绪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由此诞生了。大会选举了二十五人组成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林伟民（海员工会会长）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汉冶萍总工会会长）、刘文松（京汉铁路总

工会会长）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委员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森（即李启汉）为委员兼组织部长；孙云鹏为委员兼经济部长等。并决定总会设在广州，立即行使职权。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接着就在广州举行。它鉴于总会偏处广州一隅，势难指导其他地区工会工作的进行，乃决定在上海秘密设立一个办事处。我被选为上海办事处的处长。这个决定给予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上极大的便利；后来我曾利用这个职务，在“五卅”时，迅速地组成了上海总工会，并推动了这个运动的进展。

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大会的决定，正式加入了赤色职工国际；从此，中国职工运动便与莫斯科发生了组织上的关系。上面所说的奥斯脱洛夫斯基在这次大会中参加了大会工作，使

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顺利通过，并解决彼此关系上的一些实际问题。中国各工会前此都未与亚姆斯坦的职工国际发生过联系，也未受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因而新成立的总工会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一事，毫无阻碍。

在领导这次劳动大会的工作中，国共两党合作得很好。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的廖仲恺先生，因忙于处理广东的财政，乃本着与中共热诚合作的精神，将领导工会的工作都交由工人部秘书冯菊波（中共党员）处理。虽然如此，我遇有重要问题，还是直接找廖先生商谈；我的意见，他从没有表示过异议。他的太太何香凝女士更向我明白表示，廖先生忙于广东的政务，在职工运动方面，他只愿做一面旗帜，一切实际工作他无暇过问，大家做了，他也不会反对。

中共在这次大会中，最大的收获是增加了对香港工人的影响。香港海员工会是香港各工会中的柱石，苏兆征是海员工会中具有信誉的一位领导人。他在轮船上工作了约二十年，长住香港，连广州都很少去，对国内情形更是陌生。他于一九二五年二月间代表香港各工会赴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因而他有机会了解了内地的情况，并对中共发生了好感；终于由老资格的国民党员，转而加入中共为党员。

他回到香港以后，曾将他北上所目击的职工运动的情形，介绍给香港的同事们，因而增加了他们对内地职工运动的了解，并对中共产生好感。

这次大会也顺利的消除了香港工团总会的反对意见。香港工团总会虽然派了代表出席这次大会，但对中共的领导表示不满。一位香港工团总会的主要代表曾向我指出：香港工团总会是由一百多个工会组织起来的，海员工会不过是工团总会中的一个单位。他并质问：为甚么要海员工会做这次大会的召集人，却不理工团总会？是瞧不起工团总会，抑或是企图包办？

我虽曾向他多方解释，但误会并未冰释。

在中共党团中，处理这个歧见的时候，我坚持对工团总会采取友好的态度。认为不应将工团总会称为“黄色工会”，形成职工运动的分裂。同志们接纳了我的意见，选举了工团总会一位主要代表参加大会主席团，表示我们并无歧视的意思。又经过苏兆征等人的从中疏解，工团总会也就积极参加了大会的工作。这件事不仅弥补了原有裂痕，也为香港各业工人后来之一致参加“省港大罢工”，排除了不少障碍。

但也有一部分工会始终对这次大会采取反对的态度。如广东机器工会，曾参加第一次劳动大会，而这次却采取了消极不参加的态度。当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于一九二四年八月组成广州工人代表会时，广东机器工会这个国民党右派的堡垒即谢绝参与。此后，它也凭借在广东根深蒂固的地位，与新成立的广州工人代表会明争暗斗。这次它又拒绝出席劳动大会的邀请，我们明知无能为力，只好任之。

另一个代表反对态度的团体是上海工团联合会，它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间由国民党右派人物组织起来的。参加的工会有三十二个，会员号称三十余万人；其实这一数字是过份夸大的。它始终以反共为立场，不肯与中共所领导的工会合作。一九二五年二月间，日本纱厂罢工时，这个工团联合会又组织了一个“反共产主义男女劳工同盟”，在工人中散发传单，表示愿意支持罢工，但劝工人不要受中共的利用。这种事曾引起中共的愤怒，认为是破坏反日罢工。而其援助罢工的诺言，也从未兑现。

就由于工团联合会不关切工人利益，专以反共为立场，中共方面斥之为“空招牌的工会”

和“工贼的工会”，并不邀请它去参加这次的大会。它也因此发表宣言，反对第二次劳动大会的召集，但未发生任何影响。后来这个组织在“五卅”运动中，便消声敛迹了。

一般说来，革命力量虽曾遭受右派的阻挠，但仍急步向前发展。广州市这个革命中心仍为滇桂军所盘据，包烟包赌，弄得乌烟瘴气；但黄埔党军迅速成长，已能放出光芒，使多数人对前途抱有信心。同时，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举行，和包括约二十余万人的农民协会的成立，也使一般人觉得革命的影响，已远及于穷乡僻壤了。

第二次劳动大会充满了乐观的气氛。广州的工人代表们时常竖起大拇指，津津叙述他们在剿平商团和第一次东征中，与党军和农民群众共同作战的经过。我们这些中共负责人也觉得这次大会获得了预期的成果，它团结了可能团结最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成立了总工会，实现了工会的统一领导。从此，中共自身也就名副其实的称得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

五月八日，大会在一片欢欣声中闭幕，从各地来到广州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们，纷纷北返。他们多怀着兴高彩烈的情绪，要将大会的成就介绍给各地的工人群众。

我因另负有中共中央的使命，需指导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暂留广州。这时已是讨伐杨刘的前夕，国民政府之改组，也正在酝酿中，我须与鲍罗庭和广东区委负责人商谈政策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是上海发生了顾正红被杀的事件，我可能要等到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后，再行北返。

上海“内外棉”第七厂工人顾正红被杀一事，恰恰发生在第二次劳动大会闭幕以后的五月十五扫，特别易于激起人们的愤怒。上海中共中央将上海工运的紧张情况函告我，要我从速返沪策划。我于是匆匆结束广州方面的工作，于五月廿六日首途，到达上海时恰恰又是“五卅”之夜，行装甫卸，立即又卷入了反帝的洪流。

①广州工人代表会是由国民党工人部发动组织起来的。表面上包括了广州所有的工会，事实上右倾的广州机器工会是与之对抗的。

②据《向导周报》第一百五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所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二十万人。

第三章 在“五卅”运动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租界老闸捕房门口，巡捕开枪，发生毙伤徒手群众数十人的惨剧；表面上看来似系偶发事件，实际上是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一贯的压迫。这种压迫使中国人民积压于胸中的反帝怒火，猛烈地爆发出来，遂演成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卅”

运动。

我由广州经香港返抵上海，恰是五月三十日下午。在这次航行中，我曾患感冒，乃拖着病躯，提着行李，由十六铺登岸，坐上一辆人力车，直奔闸北。沿途行人车辆稀少，街头巷尾，三五成群的人们，交头接耳，神态相当紧张，小别的上海，仿佛发生了甚么严重的事件。

我到达闸北宝兴里我的寓所时，我妻及与我们同住的刘少奇太太何葆贞出来欢迎我。何葆贞曾经任安源矿工子弟学校教员，一见面就愤激的说：“你知道吗？两个多钟头以前，南京路巡捕开枪，打死打伤很多学生和市民。”接着，她简直就大声叫喊：“中国人是可以随便宰杀的吗？我这条命这次一定和帝国主义者拼了！

”

何葆贞的愤怒是当时一般人们心情的缩影。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曾在二月间引起激烈的罢工风潮，日本厂方虽答允“不得无故打人”，但事实上仍是借故打人。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上海日本内外棉第八厂又发生开除工人代表和打伤工人的事情，因而引起小沙渡路几个日本纱厂中工人抗议性的罢工。厂方对这次罢工采取强硬态度，拒绝与罢工工人谈判，其时正值不景气，乘势关闭工厂，不准工人复工。

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八厂的罢工工人群众集厂门外，要求复工，遭厂方拒绝，引起争执。纱厂日籍职员向工人开枪，重伤八人，顾正红身中四枪，当场毙命。

上海租界当局对于顾正红被杀事件，并不依法追究；反禁止工人集会，并逮捕一些罢工工人。同时，租界捕房禁止上海各报揭载顾正红被杀的真相。

这些事，首先激怒了上海各校的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原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会同领导的，自然很快的就将这一不平事件传播开来。学生们本有反日的传统，早就感觉到在中国境内如果有一个日本人稍受损害，那就要闹得天翻地覆，而日本人却可以凭借不平等条约，任意在中国境内杀害中国人，顾正红被杀这个活生生的事例，更沉重地刺伤了他们的心。

上海学生联合会当即发动了宣传，组织学生进行街头讲演，募捐救济被害者，为顾正红举行追悼大会。对此，租界当局采取了压迫的措施。五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有些学生因讲演而被捕。学生们要求上海交涉使陈世光向租界当局交涉，释放被捕学生，租界当局置之不理。这样，就更激起学生的愤怒，进一步扩大街头讲演的行动。

上海中国商人平日对租界当局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他们受外商雄厚资本的压迫，在租界内只有纳税的义务，甚么权利也没有。上海的纳税人会和工部局的董事会完全由外国人操纵，早就发生了中国商人要求增加华籍董事的问题。恰在这时，租界当局又实施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注册费等加重中国商人负担的措施，引起一般商人的反对。租界当局还借越界筑路的手段、扩大租界的管辖区域，由各国领事所操纵的会审公廨①，平日处理中外诉讼时，中国商人往往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因此，中国商人对顾正红被杀事件，也同情学生们的行动。

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发布了一个简短的传单，颇能代表当时一般的民族情绪。原文如下：

“打倒帝国主义！列位！你们觉得生活苦么？你们知道为甚么比从前要苦吗？因为：（一）

英、法、美、日各帝国主义者占据海关，把入口税弄得比出口税轻，所以国货不振兴；外国人把洋货来换了洋钿去，因而弄得我们一天穷一天了！

（二）英、法、美、日各帝国主义者常常借钱给我国军阀，拿了铁路、矿产种种权利去；军阀借了债，又向他们流氓买军械来打仗，打得我们生命都难保。

（三）日本人杀我们工人同胞，巡捕房反捕了工人去；学生们要募捐去接济，免得工人暴动，捕房又捕了去；我们要去吊被杀的顾正红，又被捕房捉了去；他们在牢里又饿又冷，不但食品衣服拿不进，连望望都不准！但是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呀！

（四）最

近工部局越界筑路，侵占我国土地；又要实行甚么印刷附律、码头捐，处处压迫我们！鸦片之毒，人人皆知；但鸦片大本营，是在租界（尤其是法租界！），这样的压迫，是要压死人的！

我们起来同他们争生路呀！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

五月三十日下午南京路的枪声，便使反帝怒火，与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正式接触了。这天，上海学生又分途在租界作街头讲演，巡捕仍照旧制止。下午三时许，一个外国巡捕抓住两名讲演的学生，向老闸捕房行进。跟在后面的有手执小纸旗的讲演学生两百余人和无数看热闹的群众。当这一群人挤到老闸捕房门口时，即遭受巡捕们的排枪射击；死者十一人，伤者四十余人。这一惨剧在日益觉醒的中国人们的心灵上，无异是火上加油；它对中国反帝运动的发展以及后来中国历史的演进，皆具有重大的影响。

五卅之夜八时左右，陈独秀先生和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王一飞、罗觉等人先后来到我的寓所。他们原不知道我已返沪，只约定假我的住所商讨应付南京路惨案的办法。时机急迫，我们不及多所寒暄，即在我的卧室内举行紧急会议。首先由各人报告其工作有关方面的情况。负责工运的李立三和刘少奇说，各工厂区都已骚动起来了；工人们要求总罢工。恽代英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刚从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办事处来，他叙述国民党人都非常愤慨，大家在商讨对策，有人甚至捶胸痛哭。中共上海区委会负责人王一飞、罗觉等则说明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纷集议，气势高昂。我从这些报告中，觉得整个上海都在沸腾了。

会议迅速决定，首先发动反抗外力压迫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接着，我们拟定要求条件的大纲，主要内容是：租界当局须承认此次屠杀的罪行，并负责善后；租界统治权应移交上海市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等；并提出撤退驻华外国军队等要求。

我们进而讨论如何实现这些要求的具体办法和组成领导这一运动的中心机构。我们估计一般大商人的态度可能不够坚定，主张运用民众力量，促使上海总商会采取一致行动。我们决定立即组织上海总工会，并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织一个工商学联合会，为这一运动的领导中心。

我们又讨论到这次运动是反帝性质的，不应使一般市民感觉不便，更不应使中国人因而受到经济上的损失。罢市的目的主要是断绝在沪外国人供应，应尽量减轻对中国商人所造成的不利，而对一般市民照常供应。罢工不宜波及华资工厂、公用事业如电灯、自来水等关系市民生活者，应暂缓罢工等等。

我们深知这些决定的实现，不过是消极性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鉴于民众还没有武力作后盾，北京政府更不可能与民众站在一条战线上，因而我们认为在这一运动中，应避免杀害外国人的群众性的骚动发生，以免外人以此为借口，实施武力镇压。

这些方针与办法决定后，与会者即分别担任各项具体工作。我首先表示，明天一清早，我愿到那即将成立的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去坐镇、珍理有关成立这个机构的事务。当时同志中即有人称许我：“那好极了；你带病出马，难得难得！

”分工的结果，是由陈独秀先生

居中指挥，李立三代表上海总工会负责对外活动，特别是去联络商界，以达成一致行动的目的；其余各人都就原来工作岗位，展开对国民党和各民众团体中的活动；以期所有决定能够全盘实现。

这个会议不过两个钟头，就解决了所有的重要问题。会后，同志们都连夜分途展开活动，各项决定因之一一实现。这次会议进行的紧张和顺行，以及同志们情绪的热烈，确是前此所罕见的。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中共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中共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而在我的亲身经历中，五卅运动的民族情绪，其感人之深，尤胜于当年的五四运动。

五月三十一日清晨，我和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张学琅到达闸北天通庵路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子—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这所简陋的房子，是刚租妥的，还没有任何设备布置。张学琅去张罗了一张粗糙的木桌子、一张椅子和几张长凳，并将他带来的文具和簿册摆在桌上。他用一张大白纸，写上“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几个大字，贴在大门口，我则坐在那张唯一的椅子上，阅读今早出版的报纸。这些报纸都登载了上海总工会的启事，要各工会派代表到我们这个临时办事处来登记。各报所发表的评论和记载，字里行间都表示出反对外人压迫的强烈意向。

十时左右，各工会和各工厂的代表，纷纷来到这里登记了。他们所登记的内容，除工会的组织情形外，主要是填明“已否罢工”和“能否罢工”两项。全部登记表在上述项目上都是肯定的：不是说已经罢工，就是说可以立即罢工。约莫三个钟头之内，来办理登记的和接洽事务的超过百人。其中只有少数人是认识我的；有些认识我，而我却记不起他们的姓名；多数则从来未见过面。有些新来的工会代表，目击这个空无所有的会所，似乎有些怀疑；在那里自言自语：

“全上海的总工会，那能是这个样子？”有些知道内情的老资格的工会代表却自告奋勇的解释：“这不过是临时办事处。”他们并为我介绍，说我是有名的张特立，老底子是北成都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头脑，现在是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主任等等。他们并进而说明：“总工会众多的职员都到各工厂去活动去了；他自己带病坐镇在这里，不怕巡警的干涉，那能还有甚么闲话可说哩！”

我们这个小小的房间，挤满了愤慨万分的人群，带来发自上海每个角落的一致罢工的呼声。有的说：有了上海总工会，一切就好办了。有的说：少这里没有凳子坐，站也可以，席地而坐也可以。有的还自告奋勇为总工会做事，或要求留下来担任保卫总工会的责任。

除工人代表外，来到这个办事处的还有十几个市民，是带着钱来捐给总工会的。我告诉他们：今天还没有管钱的人，要他们明天再捐。其中有两个送捐款的人是我认识的，他们一定要我先收下来；情绪之热烈真是动人，我只好写了临时收据，收下他们送来的二百多块钱的捐款。

正午以后，工人代表们大概看见我仍带病容，多劝我先回去休息；一切事情暂时交由他们照料。我也要求他们多数仍回到各工会去进行原任的工作，只要少数人留在这里，协助张学琅继续办理登记。我还要他们去选租房子，作为总工会新会址，并进行布置和登报通告等工作，以便明早能够举行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的典礼。

这天下午，在我看过医生和略事休息之后，陈独秀先生暨李立三等人陆续来到我的住所，交谈情况。本日大致的情形是这样：最大多数的外资工厂都能按计划实行罢工；各学校大致也都罢课了；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赞成罢市，并在开始实行之中。下午二时左右，大批学生、工人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代表们涌到天后官上海总商会，要求它一致行动。最初总商会负责人还有一些犹疑和推诱，但在群情激昂之下，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终于签字赞成罢市。

工商学联合会的机构也已经过三方面的会商，决定组织了。上海总商会虽赞成这种组织，但它不愿加入，以保留它将来可以出面斡旋的余地。

为此，我们昨晚的决定，大体可算一一实现了。同志们为了让我能够多休息一会，就在黄昏时离去，另择他处再行会谈。我得到一夜的休息，病体也就开始康复了。

六月一日上午八时左右，我到达闸北宝山路顺泰里二号，那是昨天下午刚租好急促布置起来的上海总工会的新会址。这是一座三层洋房，每层有两个正房和一个大厅；用作办公是颇适宜的。当时已到了一百多名工人代表，众人在楼下的大厅里，还不嫌十分拥挤。我在全屋上下巡视了一番；所有布置，尚称齐全，足证昨天负责布置这所房子的十多个工人代表，花了不少的时间和心力。我决定将楼下一层作为开会和会客之用；总办公处设在二楼；财务则在三楼处理。

我于是召集群众在那里的工人们举行成立会。我以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宣告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在一片“庆祝总工会成立”、“拥护上海总工会”、“争取罢工胜利”

和“为死难烈士复仇”的呼声中，我们挂起了新制的“上海总工会”的大招牌；升起了上书这五个大红字的会旗。所有留在总工会办事的工人们，立即依照自愿的原则，分总务、交际、会计和纠察四部分办公。从此，这里便是上海罢工运动的领导中心。

当天下午二时，上海总工会又假虬江路广东会馆，举行上海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约六百人，挤满了那间大会堂。经过一番热烈演说之后，李立三被选为上海总工会会长，刘少奇为总务处长，杨剑虹（国民党籍）为交际处长（会计处长和纠察队长的姓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并一致通过要我以全国总工会的代表身份，驻会指导。这次大会正式通过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并就此次运动所应提出的要求条件，尤其是有关工人方面者，详加商讨，拟订原则，授权本会代表，向工商学联合会提出。

同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也正式成立了。它是由工商学三方面推举代表组成的，为这次运动的总领导机构。六月八日，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有名的十七条要求，作为解决五卅惨案的具体方案。

这些机构次第组成之后，反帝运动也就随之扩大。上海工人方面自六月一日起，首先由上海日、英各工厂的工人带头罢工，电车、公共汽车、电灯厂、电话局及外人雇用的男女佣工、清道夫等相继卷入。六月五日，公共租界一部分华捕也参加罢工，显然直接动摇了外国人的统治。到了六月中旬，罢工人数已达十五万六千余人了。商人方面，自六月一日起，公共租界内各商店均先后闭门停业；法租界的商店并于六月五日罢市一天，以示响应。因为这次运动的对象，主要在反对英日；而法租界当局这次并未直接参与压迫，所以罢市的范围，就未扩及于法租界。至于上海中国地区各商店则营业如故，使这一运动的反帝色彩，更为鲜明。学生方面，五卅惨案后，上海各校即大多实行罢课，外人所办各教会学校也逐渐卷入，学生甚至与外籍的学校当局发生冲突。上海圣约翰大学大批学生即因不满校方措施而离校。

一般说来，在这次运动中，外国教会在华所办学校是大受打击的。

反帝的怒潮，迅即泛滥于全国。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南京、济南、福州、青岛、郑州、开封、九江、南昌、镇江、汕头、广州、杭州等地都先后发生过盛大的学生市民的游行示威举动。抵制英日货和抵制外人的罢工风潮等。而各地的外人在这些风潮中也制造了不少枪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各地人民团体所提出的要求，大致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驻华的外国海陆军、与英日经济绝交、为死难同胞复仇等等。这种反帝的声很，随着血的洗礼，响彻了全国各个角落。

香港、广州的省港大罢工，是这次运动中最突出的。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广州沙面的工人开始罢工，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六月二十三日，广州沙面英法军队隔着河沟，向示威游行的行列开枪，毙伤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和市民五百余人，酿成有名的沙基惨案。香港居民因此大部卷入了这次的罢工风潮，人数激增至十万以上，其中多数且离港回粤，罢工坚持达十六个月之久。他们这次行动，不特给予香港经济以颇大的打击，而且对于广州初成立的国民政府的稳定，也发生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五卅运动虽是如火如荼的热烈，但其发展仍要受中国当时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所限制。

第一，它仍然只是和平的抵抗外力压迫的运动，无法作进一步的表现。第二，列强在中国势力强大，即以整个中国的力量，对之仍是无可如何。第三，老牌的英帝一向对中国民族运动采取高压政策，但也兼施以华制华的分化政策，在五份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显明。第四，五卅运动之未能达到预期的反帝目的，不仅由于外力的强大，也由于中国的不统一。第五，五卅运动的积极作用，是使中国的反帝运动，由一般的宣传走进了实际行动的边缘。

五卅惨案发生后，以英国为首的公共租界当局立即宣布戒严；各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会同公共租界内由外人所组织的武装万国商团，布防各交通要道。上海市枢纽地区如南京路西段禁止华人通行；其他地区实施检查；特别禁止华人携带印刷品、驻足街头观望，以及三人以上的结伴行走；晚上八时后，断绝交通。

在戒严的两个星期之内，恐怖笼罩住整个上海。街上行人被外国军队枪击殴打的事，日有所闻，死伤累累；巡捕更在各处大肆搜捕，至于被害者的确数，则迄未公布。租界内上海大学、大夏大学、南方大学、文治大学、同德医校及其附属医院等被军队所占领，学校被解散；教职员及学生均被逐离校。六月十二日西捕在北四川路越界进入华界，拘捕学生；日美水兵约二百人及装甲车随之出动，与中国地区的保卫团队形成对垒，几乎酿成武装冲突。

租界当局的这种高压手段，并不能稍遏中国人的反抗怒潮；总同盟罢业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之中。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内各商家罢市后，银行工会与钱业公会仍旧照常营业，仅致函工部局表示抗议，但工部局却置之不理；英人所办的《字林西报》反讥以不能团结一致；于是各银行与各钱庄也于六月三日罢业了。

英国的死硬殖民者还多方诬蔑这一运动是“排外”，企图造成列强联合一致对华的局面，但没有成功。固然所有中国人不分党派，都认为五卅运动所坚持的是正义。即外国侨民中，也有不少的人认为这一风潮，不能与义和团事件等量齐观。除俄、德以不同程度表示同情中国外，法、美在华外交官亦相继公开表示与英、日不同的态度；甚至日本方面，后来也有悬崖勒马的打算，企图让这股充满正义的反帝怒火，专向英国人燃烧。

以英国殖民者为首的外力，一开始就企图把中国民族运动，在其刚出娘胎时加以扼杀，今既不能如愿；于是，继而实施反对赤化的分化政策。这种分化政策运用的时间很长，范围广泛；在当时主要是对北京政府作诱惑性的让步，分离大商人与工人、学生等的团结，在国共之间制造分裂的因素，并打击中共对工会的影响。这些手段虽能收效于一时，压住了五份运动的波澜，其后对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也施以同样的手段，使之宣告分裂，但这些旧帐积累下来，也为促成中共后来能够顺利成功的因素之一。

当时的北京政府，在群情愤激之下（少数北方军人还有要与英日宣战的偏激表示），曾有利用民气，一致对外，借以稳固政权的企图；但它究竟是依赖外力生存的，硬不起来。它曾根据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向外交团提出抗议；但外交团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一味拖延。而它又为它本身层出不穷的困难所困扰，只能听任外人一再作拖延性的调查，一筹莫展。后来，在外人允许召开关税会议协议修订税则的利诱之下，段政府也就乐于装聋作哑了。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国民党，正忙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改组和肃清不可靠的军队。因此，在这一运动的领导上是相当脆弱的。

广州国民党的首脑们虽对近在咫尺的省港罢工极力支持，但对其他各地的反帝运动，则似照顾不及。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人固然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但国民党的各地机构却没有充分发挥领导的力量，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组织暗中决定好了，再在国民党部内作形式上的决议。

中共在这次运动中确是一个主角；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领导力的不足。在这次广大的反帝洪流中，中共即感人手十分缺乏。党员们忙着做这做那，往往顾此失彼；尤其是中共中央，也常不能专心研讨决策，而要去应付迫不及待的实际工作。中共中央虽能贯彻这一运动的初步计划，却不能提出适应新形势的进一步政策；结果，它只有听任这一运动的领导，脱离了自己的掌握。

上海总工会这个中共的主要阵地，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组织的大部人力。这机构成立于匆促之间，职员人数逾百，事务更属纷繁，要安排出一个秩序来，以维持工作效率，已是一件吃力的事，何况它属下还拥有一百多个分工会，且大多数是刚成立或才扩大起来的。干部不足，自然是捉襟见肘了。

李立三会长代表上海总工会忙于对外，成为工商学联合的一个要角，无暇兼顾总工会；而刘少奇则忙着在各工厂区指导分会的工作。这样，名义上负指导责任的我，事实上只有去主持总工会内部的事务，有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甚至不能分身去参加中共中央的决策会议。

如是忙了近两个星期，我的工作才由任总务处长的刘少奇来接替。

上海总工会在初成立的时候，真是门庭如市，每日捐款者总是成百上千，络绎不绝。捐款总数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则多系一些小市民。成千上万的巨额捐款间或也有，但多数还是捐数百元乃至数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背着装满大布袋的银角和铜板来捐献；还有不少苦力和穷苦的老太太，拿出他们多年积累起来的金银首饰或珍藏的银角子，捐献给工人。我们有时婉词谢绝这些太穷苦的人们的捐献，反令他们生气，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们爱国的热忱，实是令人感动。

我们收了捐款，按时发放给罢工工人。办法是每三天分区分厂发放一次，每次每人发罢工救济费一元。由于这些工作的进行，罢工的阵容大为稳定。

租界当局视上海总工会为眼中钉，花了不少金钱，制造大批临时印刷品，中伤总工会及总工会的职员们。由于我们的反击，这些活动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他们又进而收买流氓，多次企图捣毁总工会。这种诡计也未得逞。但后来在罢工接近尾声时，上海总工会卒被流氓捣毁了一次。据说，也是有外人在幕后操纵的。

我除了应付上述或明或暗的种种打击外，还要注意节制群众爱国热情的过分奔放。当时在群情激昂之下，随时有爆发报复性行动的可能，我估计到我们自身力量的不足，若群众失去控制，发生杀害外人的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舌蔽唇焦地劝告同事和一般工人，要他们的行动限于经济性的抵制；指出这种抵制，已足以使外人感受中国民族的威力；暂时不可再进一步，以免弄得不可收拾。

五卅惨案后，中国一般名流和有见识的商人，都觉得这个抵抗外力压迫的事件，必须由政府负责处理；单凭民众的消极抵抗是不够的。甚至左倾的学生，也主张由政府根据法律，展开有力的交涉。但北京的段政府如何能这样做？于是人们对北京政府的无能，感到不能容忍了。

中共中央认为不能对北京段政府有所期待，迷信实力的外国殖民者也不会轻易对中国人让步的，只有增强民众的力量，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决对外对内的根本问题。我们曾再三商讨，一时也提不出具体的方案。曾有人想到应依孙中山先生北上时的主张，从速召开国民会议，组织举国一致对外的政府，但我们也估计到，失去了孙先生的国民党，暂时不会有这样主动的气魄；而由幼龄的中共来单独号召，一时也难于获得人们的重视。如果勉强做了，反可能因内在的纠纷，影响一致对外的阵线。

六月五日，中共中央曾发表告民众书，除对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残暴，表示极端的愤慨外，并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提醒民众“万不可依赖和信任政府的交涉”

。告民众书反对调和与妥协，提出慎防帝国主义借口反共的离间和破坏；并号召坚持长期反抗和巩固反帝的联合战线；但它并未说明用政治解决此一事变的具体方案和可能的发展前途；反暗示毋宁光荣的失败。这个文件似清楚的说明了当时中共力量的局限性。

然而中共在五卅运动中，获得了组织上的发展，不少工人和学生相继参加了中共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这个时候，中共开始成批的招收党员。我曾主持过凡次工人新党员入党的仪式，每次都有四十名左右的新党员。他们多是五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经过短期的主义训练，就成为正式党员。他们之入党多数因对中共在五卅运动中的领导表示敬佩；本人又充满了民族热情。

在事态演变之中，五升运动的另一主角商人代表虞治卿的调和政策逐渐得势了。他是一个有势力的人商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凭借合法的上海总商会的地位，进行调和政策，获得上海一般大商人的支持。五卅惨案发生时，他洽在北京，负着北京段政府某种程度的调解使命赶回上海，施展出他在政治方面的解数。他采用两面的手法—一面是与工商学联合会建立友好关系，利用民气，逼使外人作些轻微的让步；一面以外人不能接受为理由，利用总商会的地位，修改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之十七条要求；终于达到了他那逐步妥协的目的。

上海总商会于六月十一日将六月八日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要求，修改为较温和的十三条件。这件事最初工商学联合会是一致反对的，尤其不满虞洽卿的操纵手法。

中共中央最初反对最烈，尤其不同意将原十七条中之第六条（原文：“优待工人。外人所

设工厂，对于工作之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而开除工人。”）加以修改（总商会所修改提出之十三条中的第七、第八两条原文为“洋务职工、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业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

、

“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便，不得因此处罚”），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大商人为了本身的阶级利益，有意抹煞工人的要求。

但中共中央为了避免联合战线的破裂，终于让步了。它认为如果上海总商会所提出的十三条，均能实现，也就是个奇迹。至于有关工人利益的条件，本不能希望大商人的忠诚支持，应由工人作长期不懈的斗争，方能达到目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维持这一反帝的联合战线，不可因工人方面的反对，趋于破裂。李立三本着中共中央的意旨，向虞治卿表示，希望他能根据十三条，据理力争，坚持到底，并劝告工商学联合会不可与上海总商会分道扬镰。这样，虞洽卿便获得第一回合的胜利。

这件事曾引起上海总工会内部的严重纠纷。当李立三在总工会代表大会上报告这事的经过，并要求大会接纳总商会所提十三条时，引起了严重的反对。具有国民党籍的一些工人代表首先指责李立三事先并未经代表大会的同意，擅自接纳牺牲工人利益的条件。这种议论获得不少工人代表的支持；甚至一些具有中共党籍的代表也加以附和。于是，在情绪激昂之下，撤换李立三的呼声四起。李立三面临着这种不易卸责的局面，只好托故先行退席，要求我以全国总工会代表身份，代他主持这个重要的会议；并声言，他将接受大会的任何决定。

我在会众同意之下，走上主席台，继续领导讨论。我首先指出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事先没有代表大会的认可，即对外让步，手续上是极不合的。我要求代表们就这重要问题的本身，作平心静气的讨论。幸好我能凭借平日的信誉，使会场空气归于平静。讨论结果，六百几十位代表，一致决定：反对总商会的让步，但为了不损害工商学的联合战线，目前只表示抗议的态度，并希望总商会能与工商学联合会精诚合作，一致对外。至于原十七条中之第六条所规定者，乃工人切身利益所关，应期之于本身的长期奋斗。

虞洽卿事实上排除了工商学联合会的反对，根据总商会的十三条，与外人交涉；但同样遭到外人的拒绝。于是，他便以此为借口，进而采取逐步收缩这一运动的办法。

他首先结束了商人的罢市。六月二十六日，全上海的商店宣告中止罢市。由上海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和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联合发表一个沉痛的宣言，说明二十六日先行开市及三个持久的抵制方法，即：一、抵制英国货至五卅案解决为止；二、抵制日本货至日本纱厂案解决为止；三、以经济援助罢工工人等。

上海商人的复业，使上海的反帝运动开始低落。当时广州发生的沙基惨案和省港大罢工正轰动一时，国共两党都认为此时不可退缩，反应扩大，但这些主张并未能挽回大商人的妥协意向。同此，中共也从事实上体会到大商人是不可靠的；同时，深觉单凭上海总工会乃至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而广大的农民又不能很快的发动起来，只有徒呼奈何而已。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加重注意它在农民中的工作，也开始注意在军队中的宣传。我在这时根据中央的决定，摆脱了上海总工会的日常工作，集中精力去处理中共中央各项急待解决的事。

根据虞洽卿逐步收缩的政策，八月二十五日，日厂罢工渐次复工了。中日间屡经交涉的结果，日本厂方八月十二日应允撤换枪杀顾正红的原木、川村两个日籍职员、抚恤顾正红家属一万元，工厂中日人此后不得带武器入厂等条件，还应允俟中国政府颁订工会条例后，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所以有这个有关工会代表权的条件，是由于中国立法方面的缺陷，才给予日人以借口，真有点使人啼笑皆非。然而商店早已复业了，工人单独罢工，业已旷日持久，损失重大；日厂工人乃在上海总工会劝导之下，于二十五日按照复工条件复工。

日厂复工之后，这一运动单独对英的色彩也就更为显明；而英人仍是不肯示弱。公共租界的电厂甚至断绝华资工厂的电力供应，逼使华资工厂无法开工。这一着正打中了中国工商界的要害，他们不得不表示屈服。乃由总商会与英厂商定，以恢复供给中国厂商电力，乃发给罢工期内一部分工资作为维持费等七条件；于九月三十日起，陆续复工。至此，英资工厂的罢工，也宣告结束。

在逐步退却之中，上海总工会即遭受层出不穷的压迫。九月初它被流氓捣毁；九月十八日又为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下令封闭。后来，孙传芳在江浙一带撵走了奉系势力，总工会的副会长刘华被杀害。坚持这一运动最久的而最有力的上海总工会也因而转入了地下。

老练的英国殖民者用拖延分化手段，解决这个风潮。它只在十二月十三日宣布；准五月三十日在南京路老闸捕房下令开枪的英籍巡捕麦高云、爱活森二人辞职，并应允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增加两名华董，抚恤五卅被杀害者之家属七万五千元（中国方拒绝接受）等条件②，就轻轻的结束了这一运动。但从此殖民者也不敢再藐视中国的民族运动。

至于中国人民，大多怀着沉重的心情，为五卅运动的失败而悲愤。五卅运动所掀起的反帝热力，确是保留在那里，在以后的革命运动中，起着重大的发酵作用。

①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是根据一八六八年所订洋径滨设官公审章程设立的。初时只限于华洋互讼事件，被告如为华人，须由华官审判。后来，外人逐渐侵权，至民国之际，便是华人互讼的事件，也归外人审理了。

会审公廨不受中国法院统属．华人败诉者，无上诉可能。这种极不合理的制度，直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才经交涉取消，改由中国司法机关在上海设立临时法院。

②除了这几项而外，最重要的是撤销领事裁判权问题。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法权会议，列强用拖延手段，组织法权调查团，费了近一年的时间，于是年十一月提出报告书，反要求中国先改良司法，只应允将超越领事裁判权的上海会审公癣制度予以改善，而领事裁判权本身问题，则毫无变动。至于列强用以利诱北京政府让步的关税问题，列强代表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北京所召开的关税会议中，也采用敷衍手段，成立一个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议决案，但以中国先行裁撤厘金为条件；而这是北京政府当时力量所办不到的事。所以可以说北京政府在五附事件的外交上，是毫无结果的。

第十篇 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

第一章 国民政府建立的前夕

一九二五年五月间，我为了参加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逗留了一个月，有机会了解广州的政治情况，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府的改组势在必行，但也因此种下以后多种纠纷的根源。

我在该年四月底到达广州，首先会见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他是陈独秀的长子，留法时期加入中共，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回国，即任此职；为人老成练达，长于思考。我和他第一次会面，就觉得他比在北京工作的赵世炎历世较深。

他向我叙述广州的情况，指出广东方面自解决商团事变和东征胜利后，局势经已好转。

但广州政府的政令尚不能通达全省，因各军防区制在作祟；其中尤以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控制着广州市区，包收烟赌税，无所不为。他对广东工农运动也不乐观；右派的机器总工会仍与左派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彼此对立；各县地主势力远较农民协会的力量为强大，地主们到处都筑有碉堡，拥有武装，农民协会被压迫的事层出不穷。

我接着去看当时广州政府最高负责人胡汉民；他在孙先生北上后以大本营秘书长身份，代理大元帅职务并兼任广东省长。他那时正患口疾，在我们一个多钟头的谈话中，始终没有深谈到广东的政治。我告诉他一些有关第二次劳动大会的情况，他曾允予协助。胡素喜高谈阔论，那天却不肯多谈政治，显出他似有郁抑之情。

当时中共中央一直将胡汉民视作中派的领袖，中共在广州的同志则多目他为右派。陈延年等曾向我指出，胡汉民在孙先生逝世后，即亟欲成为孙先生的正式继承人；但他政策右倾，拉拢一班落伍军人如杨希闵、刘震寰、范石生等以壮声势；同时与他接近的伍朝枢、古应芬、傅秉常等人则暗中向香港频送秋波。陈延年等不满意胡这种做法，认为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等人才是支持联俄容共的左派。

汪精卫那时挂着好几个委员的头衔，却没有担任实际职务。他对于解决杨刘和改组国民政府的事，表现得很积极。我和他会面的时候，他总摆出曾亲受孙先生遗命的样子，向我说了一套秉承总理遗志继续革命的话。我也在鲍罗庭的寓所遇见他好几次，他老是挟着一个皮包，来去匆匆，谈到具体问题，又有些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大计能否实现，还在未定之数之故。

当时负担广州财政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和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的廖仲恺，是广州政府颇具实权的人，我和他接触较多。我们谈到第二次劳动大会的问题，他老是说他的秘书冯菊波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他自己则应允对这次大会予以财力的支持。他谈吐坦率亲切，私下告诉我，他在运用一些非常手段，征搜钱财以资助军需。并表示实在不忍坐视这种状态长期继续下去。

鲍罗庭在孙中山逝世后，权威日隆。他似是广东要人中最忙的一个，每天去见他的人很多，陈延年等因事去找鲍罗庭，也要等上一两个钟头。他的办公处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对面，我第一次去找他，也在他的秘书张太雷的办公室坐候了一阵，才见着他。

他向我指出广东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财政困难。要解决这个困难，必先统一广东；广东统一了，才能组织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统一财政：禁止军队官吏劫截税收，厉行节约，充实公库，分配务求合理公平；以期全部收入足敷革命所需。鲍罗庭还谈笑风生的说，他所提倡的是“廉洁政治”，认为这是符合革命意义，革命与反革命，左派与右派都由此判然立分，即贪污者往往是不革命的，而“廉洁”又是天经地义，无人能反对的。

鲍罗庭从不肯事先吐露他的具体计划，对我也不例外。几天后，张太雷才对我说明鲍罗庭此一方案的内容。鲍罗庭鉴于多数将领反对杨刘垄断财源，也不满意胡汉民的敷衍政策，因此，以统一财政为号召，秘密策划解决杨刘，杨刘解决以后，再行组织国民政府。这个解决杨刘的军事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但杨刘的军队盘据在广州市内，稍一不慎，天机泄露，杨刘就会先下手为强。

当时广州是一个奇特的城市，它在落后与混乱的背景上，涂上了一层革命的彩色。长堤一带，烟馆赌馆林立，为滇桂军的税收财源所系。少数私人汽车多为军人所占有，往往载着军人或军眷，车上站着两个或四个武装士兵，在马路上急驶而过。当地出版的书刊仍多具有旧文学的风格，黄色的读物，尤占多数。这些落后情景，即在北方城市也不多见。但在街头巷尾随处有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十字街口往往横挂起白布条，上书大红字的动人口号；在熙熙攘攘的行人道上，也有些系着红领带的黄埔军人和穿着中山装的革命人物。工会和其他民众机构的门面，多装饰得彩色缤纷，与多数商店住户相较，倒有如天上繁星。这种浓厚的革命气氛，向为北方城市所少见。凡此前进与落后的情景，任何人一眼看去，都会觉得绝不调和。

中共广东区委会设在文德路一所楼房的二楼上，可以说是一个半公开的机关，门口没有招牌；中共广东区委会也从未将这个地址对外正式公布过，但知道这里就是中共广东区委会的人却不少；所推行的种种活动，也似乎是公开的，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挠。这是中共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唯一能公开活动的机构。它在广州市所有各革命机构中，也可以说是最活跃的一个。

这个办公处虽不算宽大，但来往的人是川流不息的；并且常有几种会议在里面同时举行。

当时广州市的中共党员共约三百人；他们自然要经常到这里来接受训令。还有并非中共党员的工人们，为了工会的事务，也常出入其间。甚至有些国民党左派人物，也间或到这里来访问。中共广东区委会还设有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军事部，为中共中央尚未设置的单位。农民运动委员会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人负责，军事部由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负责。赤脚的农民和斜挂着皮带的军人也常在办公处出现。

但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效率并不算高，制度也颇混乱；这与办公地点狭隘，交通工具缺乏，气候炎热，设备简陋等等大有关系。更重要的是这里中共的负责人应付这个复杂的局势，究竟欠缺经验，又要尊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朝夕相处的鲍罗庭的意见；有时这两个上司的说法往往有出入。但一般说来，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成绩仍是不错的。

国民党中央党部似是一个办理例行公事的机构；它外表固然远较中共广东区委会为堂皇，办事人员也多些；但工作并不显得紧张。我曾几次造访那里，也与那里的人员有些私人往来。

我觉得他们多是奋发有为的人；有些也不安于这种办公室的生活。谭平山曾告诉我，他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也不过是办理一些例行公事而已；重要的政策问题，由国民党少数要人与鲍罗庭商谈取决。至于一般的人事和工作问题，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工作的分配，多由中共广东区委会预先商定。因此，他自己只须根据这些商定来执行而已。

这种种现象使我深深感到在孙先生逝世后，广州竟没有了领导重心。由鲍罗庭来填补这个空缺，是不妥当的。我曾就这个问题与张太雷恳谈。他认为现在的情形，国民党失去了孙先生，由一个外国人来负实际领导责任，能发生平衡作用，不能算是一个坏现象。

我也曾访问当时任广州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商谈广州军事问题。这位身材魁梧态度诚恳的军人，非常尊重中共中央的领导。他展开地图说明广东军队分布状况，向我暗示解决杨刘，在军事上是有把握的。他也说到解决杨刘以后，军事体系要实行改组，使某些可以改善的军队，都得到和黄埔一样的发展。他的这种意见与鲍罗庭侧重扶植黄埔的观点，是不尽相同的。

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会委员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却鼓吹广东军事应采“黄埔中心主义”。

他于一九二四年由法国归国后，即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事实上他一直担任政治部主任的职责。当时他随着蒋介石将军在潮汕一带工作。也曾跑回广州一趟来会我，表示对黄埔的前途极抱乐观。他和鲍罗庭相处无间，为鲍罗庭所奖掖；他们两人都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地位，使黄埔力量能够迅速发展。

原来一九二四年春国民党改组后第一个重要措施，便是成立黄埔军官学校①，以为建立党军的摇篮。孙中山先生即派定曾于一九二三年赴苏俄考察军事的蒋介石将军为校长。正当筹备成立的时候，受命任校长的蒋介石突然离粤赴沪，表示辞职；戴季陶曾因此赶往上海挽留，蒋始返回广州就职②。

蒋氏主持黄埔军校的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第一期学生四百六十余人中③，中共党员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占八十余人；蒋那时对他们一视同仁。苏俄教官为蒋氏所倚重，在校内更具权威；政治工作和政治教官多由中共党员担任；由具有中共党籍的学生们所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也获得蒋氏的支持。

黄埔成立后，曾受到广东各军队的压迫。在解决商团的时候，握有实力的范石生军长就曾以轻藐的态度向蒋介石说：

“黄埔不是有新练成的党军吗？为什么不叫他们去打呢？”大概范认为新成立的党军人数很少，何能作战，因而要看看党军失败的笑话；然而事实上党军的这次行动是胜利了。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缴获的商团军械和由苏俄运来的军械都藏在黄埔的军械库里，各军将领曾要求将这些武器分发给他们，甚至风传他们将实行强抢，蒋氏曾督同全校学生，严密守护，以防万一。又广州政府的财源为各军所把持，黄埔经费一直短缺；幸有任党代表的廖仲恺为之多方罗掘，始能勉强维持。由于这种情势，使黄埔的全体师生，消除了国共界线而一致对外，成为一个新兴的不可侮的势力。

但这个新兴势力跟着就发生了裂痕。据黄埔政治部秘书聂荣臻告诉我，一九二四年春第一次东征时，黄埔教导第一团才成立三个月，人数不过一千多人，步枪只有八百余支，由何应钦任团长。教导第二团成立更晚，人数只八百多，说不上有什么战斗力。当教导第一团在惠来地区与陈炯明部林虎师八个团的优势兵力相遭遇的时候④，即陷入整日的苦战之中，那时蒋氏所亲率的教导第二团却在离前线六十里的地方，停留未进。加仑将军目击前线紧急，曾多次催促蒋校长率队迅速增援，而蒋氏却按兵未动。蒋氏当时兼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似是希冀许部粤军去应援，以避免教导第二团的牺牲。加仑将军则认为蒋氏不亲往策应，无异使教导第一团陷于被消灭的险境。

聂荣臻还眉飞色舞的叙述那次战役的英勇过程：教导第一团打了一个整天，连加仑将军等俄国顾问和他自己所率领的政治工作人员都加入了前线作战，终于一个接一个的冲破了林虎所部的阵地；迫使敌人于黄昏时向兴宁五华退却。但第一团也已打得筋疲力竭，伤亡达三百余人，连排级的干部都多数牺牲了；剩下来的也是弱卒残兵，连站立的气力都没有了。这时加仑将军却振臂高呼，用宏亮的声音，向队伍演说号召他们鼓起余勇，乘胜追击，并大喊“教导第一团万岁！”

“何应钦团长万岁！’‘正在加仑讲话的时候，蒋校长才带着第二团匆匆来到，颇有过意不去的样子，加仑将军不仅没有喊蒋校长万岁，并且面露不豫之色，接着队伍就乘夜出发追击去了。聂荣臻认为这件事不仅在蒋与加仑的关系上，留下裂痕，似也在黄埔内部，第一次布散了一层阴影。

当时我们的想法，不仅在于打倒杨刘，尤其是要在打倒杨刘以后，防止再有拥兵自重的人，希望广东政府能从此打开一个新局面。我们中少数知道内情的人，有的和加仑一样主张要建立一种妥善的政治军事制度，不要以某个人或某一系派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多数则支持鲍罗庭，认为黄埔势力已颇具基础，不会中途变质，而且如不培养黄埔势力，一切将成空谈。

我曾为这些事和鲍罗庭多次商谈，所涉及的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调整广东的领导关系问题；二是解决杨刘以后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鲍罗庭主张中共中央迁来广州。他素来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众运动的，因而他认为中共中央应集中力量，注重广东的工作。再则他似觉得中共广东区委会并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政策的对手，一切机密的政治问题，他只愿与中共中央的少数人商谈。根据这些观点，他曾向我谈论广东的重要性及其可以乐观的前途；用意即在证明中共中央搬到广州以后，即使放松了其在各省的领导，也是不足为虑的。

我曾告诉鲍罗庭，中共中央是不会搬来广州的；因为我们认为广东以外各省的工作，也很重要；即以广东的发展而论，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这正是中共所应努力争取的。

再则中共中央不愿与国民党中央设立在同一地点，以避免增加领导上的磨擦。

根据中共中央暂时不可能搬来广州的这一事实，我建议鲍罗庭应与中共广东区委会建立一种共同领导的制度。其内容是鲍罗庭与广东区委会主要委员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等经常举行决策性的会议，并由广东区委会将这个会议决定的事项，报告中共中央。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广东区委会获得全盘领导的经验，在复杂的广东局势中，形成一个领导中心，而且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广东区委会之间的隔阂。

中共广东区委会陈延年等是赞成我的主张的。陈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鲍公馆，才能获得一鳞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鲍顾问的指示，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难。

中共中央方面常觉得他们未将广东情况及时报告上去；其实，有些事连他们自己也是不知道的。如果有一个确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再有这些流弊了。

但鲍罗庭是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虽口头应允照我所提的办法去做，但后来并未兑现；一切还是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像个“四不像”；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的个人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不与他们事先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即使有时他与陈延年等举行会议，也不过是对于他的见解作必要的解释而已。

这时—列宁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间的争论日益尖锐，鲍罗庭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导，这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他能通天，加拉罕管他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里，因而广东的一切政务，鲍罗庭都是干了再说。中共中央及其属下的组织，在政治上不过是随着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事后应付而已。

鲍罗庭对国民政府的建立问题避免谈论。他曾向我指出，国民政府建立问题现在不能讨论，因为解决杨刘，国民党各方意见大体可以一致；如果在解决杨刘以前，就和他们谈到建立国民政府问题，可能引起内部的分化。再则他也不赞成中共中央就这问题预先有所拟议，因为这是要根据解决杨刘后的实况来决定的。

虽然如此，鲍罗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关于国民政府建立的意向。我们谈到胡汉民的时候，他曾耸耸肩向我笑着说：

“胡汉民吗？他有一点毛病，如果什么事情让他知道了，他的亲信也便知道了；随着英国人也便知道了。这样，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他这几句评语，表示他对胡并不信任，遇有机会，显然他是要贬抑胡的。

我们谈到汪精卫的时候，他表示遇事倒也可和汪商谈。他说汪还是和在北京时一样的谦逊，不会挺身出来硬干，如果抬他出来负责，似却不会退缩。我们谈到廖仲恺，他叹息着说：“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他还指出廖愿多做些实际工作，却不愿居领导地位。

鲍罗庭这些有关人事的话，暗示出他心目中的国民政府的轮廓；后来事实上也大致如此。

我们还进而谈论到国民政府成立的宣言及大致方针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鲍罗庭表现得有些茫然，也许他那时是采取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

他肯定的赞成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但他也指出委员制是有利有弊的。委员会如果缺乏中心人物和实力来支持，那将一事无成。这些话预示他不相信委员会所包含的民主和联合战线等想法，一心在策划一个他所能领导的重心和更加扩张的黄埔实力，以便建立“革命的专政”。

我也曾向他指出根据孙先生的建国大纲，是要以党治国的；而根据孙先生的北上宣言和遗嘱，又是要召集国民会议的。这两者比较起来，中共中央自会赞成将未来的国民政府，建立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之上。我还提醒他中共中央是很注重争取国民党中派分子的。并视胡汉民为中派的代表人物，但要看他是否全心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至于他是否完全赞成联俄容共的政策，则不愿苛求。

鲍罗庭也认为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应俟解决杨刘之后，再作决定；并要求我在广州多留一些时候，以便随时商讨，我也答应了。后来因为顾正红被杀事件，我不得不提早赶回上海，因此，鲍罗庭关于建立国民政府的杰作，我虽已预知其梗概，但究没有直接参与的机会；即中共中央也因忙于指导五卅运动，对建立国民政府这个首要问题，也从未表示意见，一切都听由鲍罗庭去处理了。

①该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又改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以黄埔海军学校旧址为校址，故通称为黄埔军官学校。初设筹备委员七人，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令派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同年五月正式成立，规定校本部设总理、校长、党代表各一人，由孙兼任总理，蒋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

②蒋这次辞职的内幕，据陈独秀面告我，蒋赴俄考察军事，印象不佳；回国后并不同意孙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因而不愿任黄埔校长；后经戴季陶劝说，以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俟羽毛丰满后再说；蒋始恍然大悟，欣然返粤就职。

③黄埔第一期正取生为三百五十名，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入学，编为第一二三各队，备取生为一百二十名，继于五月十日入学，编为第四队，合计为四百七十名，实际到校的只四百六十余人。

④这就是第一次东征中有名的棉湖之役，时间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

第二章 革命阵容的分化

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反抗广州政府领导的西山会议派这时形成了。中共中央为了减轻国民党内部分裂对国民革命所造成的危机，主张争取国民党中派，以孤立右派；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这种政策又与鲍罗庭的所谓“革命专政”发生抵触。

我由广州回到上海后，曾将在广东所知道的情形及我与鲍罗庭商谈的经过报告中共中央。

我也说到在我离开广州以前，鲍罗庭曾表示中共中央一时既不能迁来广州，我又马上要回上海去，那就只有信托他会同广东区委会相机处理一切。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全力应付五卅运动，对我的报告未详加讨论，就搁置下来了。

但深知国民党内情的陈独秀先生表示忧虑。他认为胡汉民是中派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的正统，在党内的势力颇具根基；汪精卫不免软弱，虽有清誉，究无实力；如果硬将胡汉民从代帅的地位拉下来，是会出乱子的。他的看法虽然如此，不过当时鲍罗庭尚未明白表示，他的议论也没有进一步说下去。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许崇智所率的粤军和蒋介石所率的黄埔党军回师广州，于六月十三日解决了杨希闵、刘震寰这个心腹之患。据说这次战争进行很顺利，没有多少伤亡，也没有甚么重大的破坏，甚至有人说是由于俄顾问亲手向杨刘总部发射了几炮，敌军就溃散了。

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为响应上海五卅事件开始罢工，六月二十三日发生著名的沙基惨案。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更为左倾，震动了全国，中共中央更在那里亟谋发动全国的反帝力量，以支援广东。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反帝浪潮弥蔓全国时悄悄的宣告成立了。中共中央仅于报纸上获知这个重要消息。国民政府委员会①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组成的；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由代帅降为无事可做的外交部长。我们—中共中央首脑们—中曾有人认为现在的国民政府只能算是临时性质的，正式的国民政府应由国民会议产生；这似是无可奈何的说法，借以减轻这件事在心理上的压力。

上海的国民党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改组，很快就表现出他们不赞同的态度。最初他们都表示不尽明白广东的内情。不久，国民政府委员的人选径在政治会议自行决定，而未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同时邹鲁、邓泽如等人又持反对态度，于是，消息一传到了上海，他们就议论纷纭了。如戴季陶就认为贬撤胡汉民是一件应该避免的事。

当时，国民党的对外宣传缺乏效率。广东所发生的事情，大多没有适当的报导。加之省港罢工后，广州与香港间的交通受到阻隔，直接来往广州上海间的船只极少；因此，广州的消息多是非正式的经由外国通讯社传发出来，其内容自多对广州当局不利。中共中央这时也以不能获得广东的正确消息为苦。

我们获知广东方面第一个不利消息，是加仑将军被调离广东。加仑将军是广东军事的支柱；而且是有过赫赫之功的。中共中央根据我的报告，认为这是鲍罗庭和加仑间发生歧见所致。后来据张太雷告诉我，果然是由于加仑主张支持许崇智为军事首脑，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而鲍罗庭则主张支持蒋介石；结果由莫斯科裁定，否定了加仑的意见。

接着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军校成立。据广东区委会的报告，孙文主义学会是专为对抗中共党员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设立的；其组成分子多系右倾学生，如一期生曾扩情、贺衷寒等。教官中则有甘乃光等为之策划；事先并得到汪精卫、廖仲恺等的同意。

这件事使我们大为不满；认为广东工作发生了不可忽视的毛病。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有人指出汪精卫、廖仲恺都是著名的左派，为何竟会同意组织与中共相对抗的孙文主义学会；很可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为中共党员所包办，遇事又大出风头，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妒忌，因而亲共的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也不得不准许他们搅这个新组织。

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事件震动了整个革命阵营。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广州局面的危机，显系右派颠覆国民政府的阴谋；主张严厉镇压。稍加分析，中共中央即认为廖是国民党左派的真正重心，能团结汪蒋等人，不管在党员中、军人中和民众团体以及一般人民心目中都有很好的信誉，因此右派选中他来谋害，是要去掉眼中钉，取消联俄容共，进而根本破坏国共合作和国民政府。但我们也觉得镇压只能制止右派继续破坏，根本之图，还是要注重团结国民党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右派，使之不能为害，才能稳定革命的阵地。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根据鲍罗庭的提议，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任委员，负责处理廖案。从此，广东政府的最高实权，也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转移到这个特别委员会手上了。而且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亲信林直勉、朱卓文等均有刺杀廖的嫌疑，林直勉并因此被捕，胡汉民亦被软禁在黄埔。不久—十月二日胡并被派赴俄考察，实际等于放逐。

该年九月间，许崇智属下的郑润琦、莫雄等部队，涉嫌勾结陈炯明军，企图叛变，于同月二十日为蒋派军队包围缴械。许本人旋于二十三日辞职离粤；于是三人特别委员会再变为汪蒋合作的局面。

广东方面这些重要的变化，中共中央初因广东区委会缺少报告，并不详细知道其中内幕。

而上海不少国民党人又纷纷谣传：这是中共分化和破坏国民党的行动；还有省港罢工委员会已成为第二政府；广州即将实行共产统治等等谣言。中共中央由于不明内情，苦于不能拿出反面事实加以辟谣。

直到九月间，胡汉民被派赴俄已成定局，中共中央才接到鲍罗庭方面的简单通知，说明为了稳定广东的政局，胡汉民必须离开广州，已决定用国民党代表名义，派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他希望共产国际能留住胡汉民，不让其归国。我们看了这个通知，首先觉得鲍罗庭的用意，显然是要求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表示支持他的主张。

这件事曾使威金斯基大伤脑筋，他曾在中共中央会议席上表示，如果胡汉民真是刺廖的主谋者，就应在广州依法惩办；至少也要将他的阴谋公布出来，以揭穿他的真面目，否则就不应软禁他。现在鲍罗庭居然同意派他到莫斯科去，将使共产国际难于处理。

同时广东区委会来的报告中，描述广东的情况，也和鲍罗庭一样，称汪蒋合作之局为“革命的专政”。这个报告也说到右派的力量仍是很大的。戴季陶那本题名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在黄埔与一般国民党人士中，流行甚广，影响亦大，势将酿成新右派。广东省委否定国民党内有广大中派存在之说，要求中共只与国民党左派团结，共同推进革命向左发展。

鲍罗庭和广东区委会的这些观点，首先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强烈反应。他认为在广东的同志们忽视了整个反共阵线的力量；他们偏处广州一隅，企图以一部分革命军人、省港十几万罢工工人、和二十几万有组织的农民来对抗整个帝国主义、北方军阀和一般反共势力，显然是犯了低估敌人实力的错误。

广东问题在中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有人讥讽所谓“革命的专政”是离开阶级观点的自我欺骗；有的说连胡汉民也无法处理。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国际，还谈甚么“革命的专政”；有的说如果在这个“革命的专政”的名词之下，将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作风和中国的帝王思想以及军人骄横的恶习混为一体，那就糟糕了。

中共中央讨论的结果，认为无论广东发生了甚么事情，国民革命在基本上仍应建筑在广泛的民族战线上，因而不能忽视民族统一战线和联络中派的策略；绝不能因为五卅运动和广州的种种事变而改变初衷。事实上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如果强调革命专政，无异与统一战线的策略背道而驰。同时，就中共中央立场说，广东的左派领导能否站稳，亦端视乎能否实施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定。

这样，中共中央与广东同志之间，就有了重大的歧见。十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我个人因事留沪未参加），鉴于党员人数当时已发展到一万人，大家都强调应脱离国民党独立发展。陈独秀先生为了避免国共之间的磨擦更形尖锐，和保持中共一向的政治面目，建议应等待适当时机才退出国民党，但为当时多数出席者所反对。一叶知秋，国共合作的前途，荆棘丛生，势在必然。会中还批评了中共广东区委会忽视自身独立发展，甚至不自觉的自视为国民党左派，应予纠正过来。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更表面化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张继、谢持、林森、居正、邹鲁等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形成“西山会议派”。他们以多数中央执监委员的名义，通过七个重要议案：一、取消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二、鲍罗庭顾问解聘；三、开除汪兆铭党籍；四、决定国民党此后对苏俄的态度；五、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李大钊等；六、取消政治会议；七、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

在西山会议举行以前，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通告全国，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山会议之举行似是有意与广州唱对台戏。而且他们散布“联蒋倒汪”的说法，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言论，也是尊蒋抑汪的；这对于汪蒋合作之局，可能引起分化的作用。

中共中央鉴于事态的严重，急起商讨挽救方策。我们根据所知道的情况，认为西山会议派的活动，将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广州现在的局面可能因而垮台。西山会议派中也有一些中派人物，他们不愿广州革命局面的摧毁。因而我们决定采取具体步骤，争取他们，来分化西山会议派。

由于陈独秀先生的主动，并获得威金斯基的协助，我们约好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外白渡桥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这三位先生或多或少与西山会议有关系，我们视为当时国民党中派的代表人物。中共中央方面则由陈独秀、蔡和森和我三人为代表。

那天上午九时，我们六个人都如约到达，围坐在领事馆楼下的大客厅里。领事馆职员没有出面招待，更没有人参加会议。我们见面时，仍和平常一样，互相寒暄，气氛却有些严肃。

没有人谈到广东、上海、西山等地最近发生的事情，大致都很谨慎，避免说惹起是非的话。

会谈开始，先由陈独秀先生发言，他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中共主张国民党的事应由国民党员来负责。至于广东方面的情形，事实上并不如外间所谣传，要排斥某些人士参加；广东负责当局希望各位先生能步调一致，担负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各项责任。

陈表示了上述态度之后，进而征询他们的意见。

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相继发表简单的声明。主旨是他们爱护广东的一切，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去广东参加大会。

于是，双方在恳谈解释之下，达成了七点协议。内容大致是：号召团结，在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改组以来的既定政策之下，大家都应支持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共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等。这七条协议经双方一致同意签字；至于若干具体问题，双方都认为应由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解决，不愿详加计议，以免节外生枝。

此次会议有良好的效果，虽然有一部分西山会议派的顽固分子斥之为“对中共的妥协”，但多数国民党人确因而改变态度，不再强调广州政府实行共产统治，为中共所包办等等论调了。大家要求团结一致，共维广州的革命局面。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企图，似因此而给阻滞了。

中共中央是认真执行协议的。曾将协议方针再三向党员训示，并决定派我到广州去，代表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极力纠正已往过左的偏差。此一亟谋中共独立发展不多干涉国民党内部事务的新政策，始终获得威金斯基的支持。他声言在中共仍留在国民党内的不变政策之下，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是赞成联络中派，分化右派这些措施的。

国共关系间题一直困扰着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总是反复议论，常感进退两难。

根本问题是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抑或趁早退出，改采党外合作的政策。在这根本问题上，中共中央内部意见又不完全一致。我们中的多数确认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已弊多于利，但也不能提出一致的改弦更张的具体办法，瞿秋白和别人一样对国共合作前途不表乐观，但常为共产国际及鲍罗庭辩护，更不赞成立即退出国民党。

当我受命派赴广州传达中共中央的意旨时，我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慎重提出要决定最后是否退出国民党。当时威金斯基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旨，坚持中共仍应留在国民党，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们因不愿与共产国际发生争执，而且时机迫促，也不容许我们作根本的改弦更张，只好接受了威金斯基的意见。因此中共中央的政策，较之鲍罗庭所执行的，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结果，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我们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处处被动，只有听任国民党的实力派，用强制手段来摆布了。

①国民政府采委员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闿、戴季陶、林森、张静江、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十六人为委员；由汪精卫任主席；国府委员会之下设外交军事财政三部，由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分任部长。

第三章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六年一月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洋溢着使人乐观的左倾气氛，但事实上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解决。这固然是汪情卫领导作风的特色，也是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汪精卫等三方面意见不一致，而又不能获得适当的调协，有以致之。

我于二九二五年十二月中旬由上海乘轮绕过香港，直达广州（因省港罢工海轮不停香港）。

我为了获得鲍罗庭的谅解，首先找他恳谈。他已知道了一些上海的消息，颇为不满。我将中共中央关于广州政策的决定和与国民党中派人物孙科等会谈的经过通知他；并且表示中共中央和我自己都认为应当首先和他交换意见，如果他赞成这些决定，据以对广州的现行政策有所修正，也应由他采取主动；我自己则不拟直接向外有所表示；以免予人以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之感。

鲍罗庭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表示甚大的反感。他说到广东在过去半年中，经历了一场艰苦的奋斗；如非他和广州的同志们紧急应变，也许革命早就夭折了。他接着质问我：“为甚么广

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他要求让他考虑几天再行讨论；但对我这次先和他商谈的步骤却表示欣慰。

鲍罗庭虽不赞成中共中央的政策及据此所采取的行动，但似觉得这是威金斯基，甚至共产国际所支持的政策，不能等闲视之。他表示要先问明莫斯科和加拉罕的意向，才能作具体决定。他对已往没有将广东情况详细报告中共中央，并承认对外的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力，以致引起隔阂一点，表示歉意。我答应他先了解广东实况，过几天再行讨论。

当时广东局势的演变千头万绪，要在几天之内获得全面了解，谈何容易。中共广东区委会各负责人虽大都抱乐观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认当前局势潜伏着的危机。他们所谈的要点，大致如左：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是革命与反革命流血斗争的重要讯号。广东的中共同志，认为廖案的发生，不外两种因素：一是亲共与反共之争；二是国民党内部权利之争，无论如何，这表现了中国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养，动辄以暗杀手段对付反对者。

廖的被刺，胡汉民派涉嫌最大。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杨刘问题解决后，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胡汉民因而失势。廖仲恺当时是扮演着“梁山泊豹子头林冲”的角色，支持汪精卫接替胡汉民负最高责任。廖系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与鲍罗庭以及中共人士来往密切，而且在厉行财政统一政策之下，开罪了一些与胡有关系的右派官僚。不少中共同志认为胡汉民本人及其亲信那时仍在政府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沙基惨案发生以后，大家都要求一致对外。但胡派居然刺杀多年战友，动摇了广东政府的基础，这是不能宽恕的。

廖案发生后广州骤然进入恐怖状态，广州要人中除谭平山、苏兆征仍照常在群众中露面外，其余的人不无草木皆兵之感；汪精卫并曾劝告谭平山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时鲍罗庭却力持镇静，提出组织三人特别委员会①，局势才安定下来。

他们说到许崇智部之被整编，是因为许部分子复杂，其中高级将领缺乏明确原则与立场；有些有军阀思想，有些与胡派接近，至于指其与陈炯明勾结，则系莫须有的罪名。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后起的蒋介石亟谋扩充实力，借此机会，将许部改编隶其麾下；由此确立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十月间，广州局势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更形稳定了。当时重占东江惠州一带的陈炯明部，向广州进逼；南路邓本殷部进攻广州附近江门；中山县又为土匪袁带部所盘据。这些意图倾覆国民政府的反革命军事进攻，多有香港的奥援。香港当局那时是用“以华制华”的方法，对付反英中心的广州。蒋介石将军率部再度东征，消灭了陈炯明部。朱培德、李济琛、陈铭枢等部也肃清了邓本殷和袁带的叛乱。涉嫌勾结陈炯明的熊克武部又为谭延闿、朱培德解除武装。由于这些军事胜利，广东算是统一了（只琼崖一带尚有邓本殷的残部）。

这是广东多年动乱以来第一次的统一，国民党人额手称庆之余，总常常向我津津乐道广东当时的局势。军队已编成了六个国民革命军，统由军事委员会指挥；国民政府的政令已能通达全省；税收月有增加；外交方面也有收获；国民革命的基础，可以说是奠定了。广州的中共同志也同样欣慰有加，觉得中共所领导的工农群众，曾在统一广东的工作上有过重大贡献；而且认为这是鲍罗庭政策的成功。

国民革命势力虽在扩展之中，但国共关系仍是一棘手问题。最明显的，是黄埔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加入前者的黄埔学生多系政治工作人员，其领导分子多具有中共党籍，绝大部分左倾。后者的成员则多系国民党籍的军官，领导分子多持坚决的反共态度，又在黄埔以外发展组织，如广州大学的孙文主义学会自命为“斯梯克”党，显然是要用暴力手段，对付共产分子。

陈延年认为孙文主义学会的组成和扩大，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工作不力大有关系。青年军人联合会最初想包括全体黄埔学生，来对付黄埔以外的旧式军人；并且也得到蒋校长的支持。后来，这个组织在中共党员领导之下，发生了左倾的偏差，征求会员严加限制，有些黄埔学生没有加入，甚至有些申请加入者，竟未获得批准。这就引起了一部分国民党籍的学生的反感。陈延年又表示，孙文主义学会气焰如此高涨，背后也似获得蒋校长的支持。

戴季陶那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似是孙文主义学会的经典。陈延年告诉我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送给鲍罗庭看，鲍罗庭表示戴季陶站在国民党立场说话，未可厚非；鲍并指出他对甚么事都有办法，只有解决国共纠纷他无能为力。因而陈延年除了指斥戴季陶和孙文主义学会为新右派之外，别无他法。

我听了陈延年上述这些话，不免有点生气。我指出鲍罗庭所说的是废话，解决国共纠纷为根本之途，对此问题无能为力则一切都属空谈。我还反问他：“鲍罗庭这种避免接触根本问

题，以不了了之的手段来拖延，是否由于对共产国际将国共两党混为一体的政策，根本失去了信心之故！

”陈延年默不做声，似不愿参加讨论，但认为要想出办法来。

另一方面，中共正领导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活动，省港罢工委员会是一个声势赫赫的庞大组织；数以万计的罢工工人正集居在广州市那些被封闭的烟馆赌馆旧址里和一些公共建筑物内。委员会除干事局等正常的机构外，还设有会审处，审判破坏罢工、偷运粮食接济香港和私卖敌货的犯人；同时附设有监狱；对于敌货的处理，设有拍卖处。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水陆侦缉队的组织，拥有队员二千余人，步枪四百余支，小艇十二艘；他们分驻各港口，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此外还有法制局筑路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做法自然多方侵越了政府的职权。

当时在广州的中共同志，多以能领导罢工机构而自傲；觉得较之一九一七年俄国工人苏维埃还更有效率；但确没有取国民政府而代之的企图。国民党右派人物却斥之为“第二政府”，认为它包藏着中共在广州实行共产制的野心。中共中央则本着国共合作、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意向，亟谋对罢工委员会的活动有所调整。

我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与广州同志商讨这个问题。当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向香港所提出的条件分为两大纲要：第一是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沪案所提出的十七条；第二是直接针对香港的六项要求。即：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减低房租；六、居住自由等。我指出应依形势变化降低要求条件，与香港当局协商解决，尽早结束这次罢工。如果罢工结束，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也就不必要了。所谓“第二政府”之说，也可不攻自破。

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主持委员会的中共党员邓中夏等人，都赞成我的主张。但他们都说香港方面始终对协商解决罢工一事，没有明确的表示。如果香港方面真愿意协商，他们随时准备谈判。自然，在条件方面也预备作若干让步。

他们还进而指出，由于省港罢工，加上罢工工人纠察队检查各港口，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不特使香港遭受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使广东的叛军，得不到外力的支援；而且由于罢工工人参加了肃清内奸、镇压反革命、支援作战和杜塞走私以裕税收等工作，更使广州革命政权日形巩固。因此，国民政府当局多认为罢工是有利的，即反对罢工的人，也只能说罢工委员会权力太大，却不能抹煞它对革命的贡献。罢工工人方面以曾获得政府和私人大批的捐款，生活也相当安定。不过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也得不到外货的供应，有些地方颇感不便；商人也受到损失；农民的农产品，无法出口销售，这些事都曾引起反感。

因此，九月初即实行出入口“特许证”办法。规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的船货，可准其直来广州”。特许证规定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广东省政府商务厅公安局会同罢工委员会共同签字发出。这个办法实行以后，美日等国的商船相继要求领证直航广州。于是，上海广州间和暹罗广州间等航线，逐渐恢复。广州江面每日出入口船只多至四十余艘。这个办法在“孤立英国”、“增加政府税收”

、“工商联合”、“工农联合”、“安定人心”等方面，都收到很大的效果。

其次，是农民协会与各地方政府和地主之间的纠纷。在发展中的农民协会，常因减租减息和一些其他的经济问题与地主发生争执；尤其重要的是农民协会属下的农民自卫队与各县地主所领导的民团，发生武装冲突。不是农民自卫队围攻地主的碉堡，便是民团杀害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各县政府处理这些纠纷事件，多偏袒地主方面；也常指斥农民协会简直成为第二政府，侵犯了各县政府的职权。

当时任广东省民政厅长的古应芬，或明或暗的支持各县地主民团势力。广东的中共同志将他视作眼中钉，认为非去掉这个右派古应芬，农民是不能翻身的。但张太雷告诉我，鲍罗庭近来也学得圆滑了；对古应芬支持反动分子事不愿过问。张太雷认为鲍顾问不说话，农村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可是鲍又似觉力有未逮，不愿卷入漩涡。因此，国民政府对农村既无一致的政策，若干乡村便成了两派势力的比武场所。

我原约定与鲍罗庭在几天后商谈双方歧见问题。鲍罗庭似也已得到莫斯科方面的复电，可以表示意见了。因而由他主动约集我和广东区委会主要负责人陈延年等举行会议。

鲍罗庭首先发言，他对广东局面表示乐观。指出在对外关系方面，由于罢工委员会组织的严密，香港方面一切破坏的阴谋都没有成功。他预料香港当局不久将与广州当局谈判解决罢工问题；有恢复双方正常关系的可能。至于其他各国，如美、日等国的商船，早已直接开到广州，进行经常贸易；而且日本方面开始与国民政府商谈海南岛田独镇铁矿开采问题，国民政府并准备给予开采权。根据这些情况，他指出列强现在不得不承认国民政府业已稳固这一事实。

关于广东内部的状况，他认为基本上已经统一，不会再有叛乱发生；汪蒋合作的局面也不会因外间的挑拨，而产生破裂。广西军人对国民政府的关系正在改善之中，可望成为国民政府属下的另一省区。广东四周并没有甚么军事力量，足以危害广东的安全。现在政府税收月有增加，并可望大量增溢。他认为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民政的整理、各军训练等主要工作，都可望顺利进行。

根据这种乐观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的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他指斥中共中央“团结左派、联络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是死板的公式。国民党左派本身是相当脆弱的，需要和中共合拢一块，才能形成一个雄厚的力量。他也承认摇摆不定的中派占多数，但反对以向右派让步的方式，去联络中派。他主张强迫中派追随左派，要他们无条件的拥护国民政府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他讥讽中共中央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所成立的协议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

他还进而号召广州的中共同志，反抗上级的决定。他说不应当无疑问的遵守中共中央的决定。广东区委会负责人根据他们对广东情况的真实了解，是可以对这种决定，提出修改的意见的。

我当时觉得鲍罗庭这篇演说漏洞颇多，立即加以答辩。我首先承认广东的局势是稳定了，也说到中共中央并不抹煞广东同志促成这一局势的功劳；但对前途的展望不如在广东的同志这样的乐观。就是根据我这几天的考察，也证明广东内部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我指出中共中央与孙科等中派所取得的协议是合理与必要的；因为联络中派以搅垮西山会议派的组织，就是向右派势力进攻的一个主要方法。我曾反问鲍罗庭，除了这种分化的办法以外，所谓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为一体的说法，是否含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应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包办国民党中央委员席位的意义在内？所谓强迫中派追随左派和进攻右派的说法，又应如何实行？

我的这些问题都是鲍罗庭难于置答的。因而我更说明中共还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中共党员还没有任高级军官的，在国民革命军中，也多系负担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被视为军中的附属品，未能直接掌握军队。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接着我要求在广州的同志们不要将中共中央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应认识到这是中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而且在这次（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中，我们应一致主张建立一种国民政府的制度，不要老是以革命的非常手段来处理问题。最低限度要将汪蒋合作的领导重心，在制度的基础上巩固起来，便不受外间挑拨的影响。

我还提出了三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消除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状态；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为一；二是应主动的谋求省港罢工的结束；如果罢工委员会一时不能结束，也应在国民政府法律范围内活动；三是我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更明确的政策，支持农民运动的发展；改组各地地主民团的武装，使之成为各地地方政府的或农民的武装，以清除各地的武装冲突，并满足农民减租减息的经济要求。

我曾向鲍罗庭说：

“开除西山会议派和使中共党员增加在国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甚么真正的革命进攻；如果能实现我上面所说的各点，特别是使农民势力在乡村中居于优势，才是实际的革命进攻。”

鲍罗庭并未答复我的问题。广东区委同志们似不愿卷入我和鲍罗庭之间的辩论，没有人多发言，就散会了。事实证明广东区委的多数负责同志是站在鲍罗庭一边的；他们尤其反对中共中央与孙、叶、邵等人所取得的协议，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他们虽不视我为退让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甚至觉得我多少对广东情况有所了解，并寄予同情的人。但总感觉我的意见，含有退让的气味。

张太雷向我所说的话，似刻画出鲍罗庭当时的处境。他指出鲍罗庭在这里与汪蒋等人一同奋斗，相处得水乳交融；在目前情况下，只有鲍才能平息国民党内部可能发生的矛盾，稳定现有的领导。不过近来鲍罗庭精神上颇感不安，在处理广东各项问题上，往往遭遇困难，又被右派所反对；而莫斯科和这里的一些俄国军事顾问，似也不完全同意其作法；现在中共中央的决定更使其大伤脑筋。他还进而说到鲍罗庭在这里花了两年工夫，才把广东的情形摸清楚，如果莫斯科要另找个人来接替这个顾问职务，是很难有适当人选的。

我曾向张太雷保证，中共中央并没有要撤换鲍罗庭的意思。我自己来广州一切首先就商于他，也是为了尊重他。中共和孙、叶、邵等人的协议，也强调要他们遵守孙先生联俄容共的既定政策。这些似乎都不致使鲍产生不安于位之感。但张太雷仍感不满足。他指出西山会议公然开除鲍罗庭、汪精卫和中共党员；因此，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应首先来一个示威性的反击；其中一项是应造成热烈拥护鲍顾问和汪蒋领导的气氛。他认为只空洞要求中派遵守孙先生的既定政策，而不具体的要求他们拥护广州现有的领导，是十分不够的。

这时，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而中共对此所应持的政策，我们—中共中央与鲍罗庭及广东区委会之间—迄未取得协议。在中共中央方面，既已与国民党中派有所协议，自不能中途变更。在鲍罗庭方面，又认为这是退让，须予修正；而在时间上又已不容许往复协商。我这个当事者处在夹缝中，只有使这种歧见不过份暴露于外而已。

孙文主义学会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速解决。但陈延年等总觉得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中合法而又成立较早的组织，而孙文主义学会却是未经正式许可的新右派的产物；如果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都不免是让步太大。他不直接反对我的主张，似采取拖延的办法。他曾向我解释，这件事要等在黄埔负责的周恩来回来后，才能处理。那时周恩来正在汕头兼任东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忙得不能来广州。陈延年认为他深得蒋介石将军的信任，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对他都是敬重的；由他向蒋提出处理办法是较妥当的。

其他如结束省港罢工问题，这是广东方面不能单独解决的。果如鲍罗庭所说，那时香港方面曾派出非正式的代表，前来广州，试探解决的途径。这种谈判因双方意见距离甚远，拖延时间很久，到了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的时候，香港方面似觉得已无谈判之必要，便中断了这种接触。至于农民与地主间的冲突问题的解决，后来只是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通过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作为点缀而已。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开始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由汪精卫所领导的；但实际上，他没有完成他所担负的任务。在大会举行以前，我曾将我们与孙、叶、邵等商谈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这种行动的意向，正式向汪说明。他除了和我亲切寒暄一番而外，对我所说到的，并不作具体的表示。他那时一切事多与鲍罗庭商谈，即对国共关系问题，也不例外；也许他觉得通过鲍罗庭较为妥当。

鲍罗庭对于这种现状也许是引以自傲的。当我向他说到要强化大会的领导重心的时候，他说大会有法定的主席团可以领导，重要的事由他在幕后说话，并没有甚么要顾虑的或要重新讨论的事。鲍罗庭那时仿佛是一艘失舵的船，抓不住航行的方向；他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政策，认为有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他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与左派亲密结合；但也看不见中共这样做的前途。他没有中共迳行夺取国民党领导的想法；只要求中共的势力做国民党左派的基础（他并明白说中共是命中注定了要做苦力的）。他虽进退两难，但对自己的政治手腕，却颇能孤芳自赏。他认为广州局势能由他调排，一切自有办法。

大会举行的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电报；鲍罗庭将它翻译出来，乃是一篇反对帝国主义的大理论。正当我和鲍罗庭阅读这篇电文时，汪精卫来了。鲍罗庭不加解释，将电文交给他；他也没有等读完全文，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后来，这篇文章果然成为这次大会宣言的第一段。

汪精卫走后，鲍罗庭很得意的向我夸耀，说一切事情经他安排，都能不费唇舌的顺利解决。我却感觉有点不满足，曾追问鲍罗庭，除了这个电报外，莫斯科是否还有别的具体指示。

他回答说：“没有。”并说一些实际问题，莫斯科大致信任我们能够协商解决。这显示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国局势并没有敏锐的感觉，只能听任于鲍罗庭的相机处理。

大会在汪精卫领导之下，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党务报告，接受总理遗嘱，弹劫西山会议派，以及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商人运动等决议案。冠冕堂皇，似是第一次大会的改组精神再度表现。

汪精卫是位动人的演说家，表演得颇为精彩。他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虽然冗长，但他那充满热情的词藻语调，获得不少的掌声。尤其是他多次所强调的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成一块，早已不分彼此；既能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为同一目的而共同生存下去等语句；为当时人们所乐道。

然而他并未以同样热情的口吻，号召广东以外的国民党员，不要走西山会议派的道路，共同团结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下，一致合作。这似是他演说中的美中不足之处。

蒋介石将军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盛会的；颇有自命不凡之态。一月一日新年的群众大会上，他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欢呼；军事领袖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汪精卫等为之失色。他在黄埔所举行的招待全体代表的茶会上，也显示出他自成一格的气派。

他在大会上所发表的军事报告，指出国民革命军已近十万人，强调一年来军事上所获得的成就。他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确定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在一般代表心目中，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有些人已经觉得汪蒋之间能否合作无间是有疑问的。

“尊蒋抑汪”是西山会议派破坏广东局势的重要策略；事实上似也有隙可乘；我也和鲍罗庭慎重讨论过这个问题。鲍罗庭曾含糊其词的表示汪蒋两人性格确有不同，汪善解人意，触类旁通；但要他负起责任的时候，常表谦逊和退缩。蒋则所知不广，但却勇于负责；目前两人还没有甚么芥蒂。在我们之间任翻译的张太雷，更进而说只有鲍罗庭折衷其间，才能维持汪蒋合作的平衡。

中共党员以国民党各地党部代表资格出席这次大会的，人数约占全体代表的四分之一②，但也不能有甚么积极贡献巩固左派的领导。任这次大会中共党团书记的是高语罕，他在黄埔任政治教官；这次在大会中是中共的主要发言人。他也是一位激动的演说家，堪与汪精卫的美妙词调唱和。他在言词中对国共双方不分彼此，使会众有一团和气之感。他知道中共内部对国共合作的根本问题，仍无明确的决策；因而对许多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避而不谈。

在国民党内，居然存在着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国民党人大感不安的；即所谓左派，亦不例外。这次大会中，大多数代表对中共都有或多或少的戒惧之心。开明的国民党代表，往往也要说几句话，表明其纯粹国民党员的立场。

我经常出席大会，但并非代表，而以第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到会，坐在大会的中央委员特别席上。坐在这个特别席上的人寥寥无几；我记得好像只有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不过她并非中央委员，而是大会特别邀请的来宾。第一届中央委员有的被放逐了，有的没来出席，有的担任了大会的职务。总之到会的第一届中委不及全体的一半，这一事实，似也引起过一些人的伤感。

我是负责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的。我采取民主的方式，尊重党团委员和中共广东区委会多数的意见。中共的同志们也和一般国民党人一样，多认为这次大会不过是一个热闹的场面，避免提出足以引起争论的问题。我自己着重对于国共关系作些必要的解释，如在国民党内存在着中共党团的问题，是最使国民党人不安的；我曾发表一件致国民党员书，指出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并非破坏国民党的团结，恰恰相反，是为促进国共之间的团结。

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以前，汪精卫曾约我在鲍罗庭那里会谈。他提出了一张他所预拟的二届中委名单，征求我们的同意。鲍罗庭一言不发，我细看了这张名单，是所谓左派和与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我觉得他并未尊重中共中央争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孙科外，叶楚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至于中共党员则除第一届者均列入外，还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

我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自然不便多说，只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对于提名中共党员为国民党中委者表示意见。我提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中共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委名额的原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

我向他委婉解释，指出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末中共党员也退出几个，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卫看见鲍罗庭仍不说甚么，也就不再说下去了。这样，第二届中委名单就算是商定了。

在大会选举中委的时候，被放逐了的胡汉民竟以最多的票数当选③。这事令人啼笑皆非；胡氏的当选固由于事先的安排，但他得到最多的票数，至少足以证明代表中并无坚决反胡的人。我的同志中即有人根据这一事实，说到左派是不能向中派退让的；因为左派失去了廖仲恺以后，本身更形脆弱，稍示退让，即有被瓦解的危险。汪之不能同意中共中央的意向，其原因即在于此。

大会刚要闭幕的时候，鲍罗庭告诉我，汪精卫对中共中央颇表不满；一则因为中共中央与孙、叶、邵等的会谈，无异对反对广州的人物讨好；再则中共在这次大会中采取消极态度，不愿卷入国民党的斗争，有不支持左派的倾向。鲍罗庭向我说这些话，显然是借汪的名义来打击我。

我承认我并未贯彻中共中央的主张；但我也指出，汪精卫并没有事先和我详细商谈，以取得协调。我还转而指责鲍罗庭，说他除了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意见外，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具体意见；对这次大会所持的态度，也不算是积极的。最后，我表示这里的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我要立即回到上海去，请求中共中央作最后决定。

鲍罗庭告诉我，他也快要回莫斯科去了，有些问题须先在莫斯科予以澄清，才能处理。

他预料广东的工作在汪蒋合作之下，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因他的暂时离开，发生甚么影响。

他还说到这次大会已经获得良好的成绩，大体上与中共中央的主张也没有甚么重大的出入。

至于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问题、罢工结束问题和农民运动的问题等，一时都不会影响大局，等他从莫斯科回来后，那时莫斯科上海广州间的意见趋于一致，再行处理不迟。

谁知事态变化之速竟出乎鲍罗庭的预料，等他在三月二十日，再回到广州之后，一切都脱离了他的掌握，一切都变化了。其实，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蒋介石将军即对黄埔内两个团体对立的状态，发表过演说，表示出不能再容忍的态度；而鲍罗庭和中共的反应是太迟钝了；以致“三二○”的不幸事件，终于上演。这些往事，即使现在看来，似也不能责备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处理不当，主要是由于鲍罗庭的太过自信，没有掌握时机，在这次大会上解决问题。

①汪精卫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特别委员会的组织，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的。其实，这只是形式上的决定；实际是由鲍罗庭所主张。胡汉民所作《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

（载《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专号）一文说：“其时精卫亦在汝为（即许崇智）处，力主邀鲍罗庭来，他说：

‘必须请鲍先生来，大家共同研究’，鲍罗庭来后，便说：‘应该组织一个特别委员

会办理此事’。于是开临时会议，由鲍罗庭提出汪兆铭、许崇智、蒋中正三人为特别委员，将当时党部政治委员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特别委员会统制。

”这是可信的。

②据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

（一六六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称：“此次大会完全在共党操纵之下，全体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员约占五分之三。”这不特与我所记忆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也与当时中共中央的决策是相左的。

③胡汉民以全体代表的票数当选，汪蒋均较胡少一票，本应列为各中委之首；后经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商得汪精卫同意，将胡的排名改列在汪蒋之后。

第十一篇 三月二十日前后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烦恼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后，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多半为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宁曾说过“人不如鸡”，当鸡被置在一个粉笔所画的圈子内，它会自己跑出来；但人却往往会站在自己用粉笔所画的圈子里，跳不出来；以这个譬喻来形容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实在贴切不过。

当中共中央讨论我“广州之行”的报告时，都觉得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与上海广州间的争论有直接关系。大多数中共中央人员，以陈独秀为首（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根据鲍罗庭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合并为一的所谓进攻政策，发展下去，不外两个结果：一是中共霸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硬干下去，身居领导之衔，却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国民党党员包括左派在内都会群起反对；终将因树敌太多，形单势孤，不在国共纷争中垮台，也会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优厚势力所摧毁。二是中共软化下来再也不谈独立的政治面目，将自身也变为国民党左派的一分子，专为现在广东的左派领导捧场，但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办法，降格之外还要自食苦果。如果否定鲍罗庭的意见，照中共中央原定的政策进行下去，势将走到退出国民党之一途。何况在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原则之下，改采党外合作的方针既不可能，又无多党组成的国民会议或联合政府这一套办法可资凭借。

在这种尴尬局面中，我们之间的意见也有分歧之处。彭述之曾斥鲍罗庭怂恿广东区委同志反对中央决议，是破坏中央领导的行为。他并且质问我为何不将中央决议公开发表出来，并命令广东区委同志遵照执行。这些话的用意，自然包含了对我的不满。瞿秋白则有相反的看法；他称许我在广州时，能持重视广东同志意见的态度，认为既能大体贯彻中央的主张，又能不暴露内部的分歧意见。

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接到广东区委会的一份文件，指责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主张改用向右派进攻的策略。中共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在我离开广州以后，他们根据鲍罗庭的意旨而作成的。我们多数人曾明白表示不能接纳这个文件的建议。

我们讨论的结果，决定等候共产国际指示；对广东区委会的文件，也暂不予以反驳。这时，威金斯基已在我返上海之前，就回莫斯科去了；鲍罗庭又将继之回国；他们显然要在莫斯科作一番彻底的商讨。中共中央没有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这种讨论，但又势必等候他们讨论后的指示；这使我们觉得是不合理的憾事。虽然如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传统，对此似也只好安之若素了。

中共中央不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独立自主的速决速行，而要听命于远在莫斯科、对中国实情又十分隔阂的共产国际；这是一切困难的主要根源。而且一九二五年底，俄共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干部派和托洛茨基、季维诺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正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而莫斯科对中国问题似未能全神贯注；我在上面所说过的广东方面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莫斯科方面一直都没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鲍罗庭等重来中国，已是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后；一切都成为明日黄花了。

中共中央所面对的困扰，除了上述的这一主要政治问题之外，还有负责人之间情感上的隔阂问题。我们这些负责人，性格各别，生活情调也不尽同，例如当时彭述之的罗曼史，本是私生活的不检行为，却成为我们内部分歧达于表面化的始点。我在这里简略叙述一下，也许可以从中看出中共成长的一些波折。

在我回到上海后几天，由于蔡和森的主动，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传部办公处，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及其秘书郑超麟等均住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蔡和森的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蔡系在我离沪前几天到北京去的，大约与我同时返沪）

，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

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

这件有关私人生活的事，我们事前都不知道；大家一时似不便表示意见。经过一度沉默之后，陈独秀先生开始赞许蔡向的结合，表示不愿见他们因此而离异。继而他批评彭述之不能自我约制，有伤同志的亲爱关系。他准许向警予的请求。不久向警予也就赴俄了。

这件事，就他们几个人的个性看来，也并不算是十分突然的。首先，蔡和森就不能算是一个能使妻子愉快的丈夫。他是中共初期一个工作特别艰苦的同志。一九二三年我曾和他同住一个短时期，我们两人的睡房只隔着一层木板（那时向警予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他会整天不讲话，埋头阅读和写作；当他接触到有趣味的文句时，就独自发出格格的笑声。他患有严重的气喘病；病发的时候，呼吸急促得像一座扇火的风箱，呼呼作响；但他从不听人劝告，中止工作，好好养病。他往往记不起吃饭，进膳的时间当然不规律，他室内的书刊报纸，堆得乱七八糟，没有秩序，甚至不够清洁。他疲倦了，会不解衣不脱鞋，倒在床上就睡；一会儿，又骨碌地爬起来继续工作。

每当我深夜回到寓所，蔡和森还在那里写文章看稿子。他常为了思索一个问题，在房里踱来踱去；他穿的那双粗劣的皮鞋，发出沉重的声音，吵得我这个疲倦不堪的人，也不能入睡。我有时因此索性起来帮同他工作，以便他能早点休息；有时我们两人工作竟一直到天亮。

我们间的友谊是很深厚的，但我也觉得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我想他这种生活习惯，是会有损于伉俪乐趣的。

向警予原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受中国礼教观念的束缚颇深，不苟言笑，表现得十分庄重。她养成了刻苦工作的精神，似乎是在努力工作中谋求自己精神的寄托。她虽是较早期的妇女工作领袖，但论年龄还是不到三十岁的少妇。她老是一本正经，态度严肃，使那些同济的妇女工作者望而生畏，给她封了一个“老祖母”的绰号。

她的这件桃色事件公开以后，她个人的声望和中共所领导的妇女工作都受到损失。多数的妇女同志们批评她的感情是关不住了，终于溃决了；也批评这种“老祖母”式的领导是不够自然而有些做作。事实上，她从此丧失了在妇女中的领导地位①。

彭述之则有类于风流才子，在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是轻松而有节调的。但外表上常常一本正经的在进行说教，因而有“孔夫子”的绰号；有时也谈笑风生，引人入胜，流露出风流才子的本质。在共产党立场上所封的“孔夫子”绰号，是具有讥讽意味的；是指他这个有政治野心的青年，表现出的一种矜持的说教姿态。他主张提高党权，也有点孔夫子“尊王攘夷”的派头，他似以陈独秀先生为“天子”

，中共其他老干部为“各路诸侯”，而他自己则负有“强干弱枝”的重责。在这个恋爱风波发生以后，他仍照常工作，若无其事地保持原有的态度。

彭述之的行为引起了瞿秋白对陈独秀先生公开地表示不满，认为他领导无方。恰巧那时我的快要临盆的太太为了安全分娩和进修起见，约于三个月前起程往莫斯科去了；我暂时成了单身汉；同时我在闸北的办公地点，颇不安全，不能再住；而瞿秋白当时住在法租界，是比较安全的地区，中央的机构也多迁往那里；因而我被安排暂与瞿秋白同住； 因此我有机会听他倾诉有关这方面的不满意见。

瞿秋白是一个将夜作昼的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也是一个涉猎甚广的学者。他久患肺病，又患有失眠症。每当我午夜就寝，正是他读书开始的时候；直到第二天早晨八时，早报业已送来，他的阅读工作才告一结束。接着，他看完报纸，和我共进早餐；他往往爱谈起前夜阅读过的精采著作；他一夜读完整本的书，是常有的事。我早餐后出外工作，他才解衣睡觉。

下午二时以后，是他处理工作和写稿的时间。我们一同共进晚餐时，他总要喝几杯老酒；餐后，他常笑容可掬的和我闲谈，谈得高兴时，他口沫横飞，时常会喷到我的脸上来；我常想到，我是陷在肺病细菌的浓雾里，我没有染上肺病，似也是个奇迹。

他的太太杨之华，饱经生活历练，性情温柔而活泼。她依照秋白的生活节奏来处理家务，井井有条，连他的女佣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安静的高贵之家。她是中共党员，虽然担任着妇女运动的部分领导工作，颇为忙碌，但她总是设法使秋白在整个上午睡得很安静。在我与秋白枯燥无味的政治性谈话中，她往往会说一些轻松风趣的话，使我这个短期住客，也有宾至如归之感。

瞿秋白是最不满意彭述之的。他批评彭述之理论修养和政治经验都不够，不配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尤其指责彭的宣传工作领导得不好。他认为由于彭述之的行为不检，使两个中共中央的要角—蔡和森与向警予—都受到痛苦和打击；并破坏了同志间的亲爱关系。他明白表示象彭述之这样的人，不应留在中共中央，应派到地方机构，做些艰苦的实际工作，以资磨练。

瞿秋白也第一次表示对陈独秀领导的不满。他讥讽陈独秀的领导是“秀才”气味的“家长”制度，但为了袒护彭述之，又不能维持“清白家风”。他虽然佩服陈先生的经验和学识，但指责其政治领导，不够泼辣；既不能独行其是，坚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又不愿迁就鲍罗庭的作法，表现得犹豫不定和软弱无力。

书生气味更甚于陈独秀的瞿秋白一向佩服鲍罗庭的作法。他认为鲍罗庭是在中国工作的苏俄人中最能干的一位；也能代表斯大林的意向。他指出中国不能走民主化的道路，不会有多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的事实出现；深信共产国际不会变更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

他虽不否认鲍罗庭在工作中有些缺点，但坚持中共中央不应采取反对鲍罗庭的态度。而现有的国共关系，实已势成骑虎，不容中途变更的。

瞿秋白的这些意向，似是他后来取陈独秀而代之的张本；但我当时并未觉察到这一点。

我和他之间仍有政见上的不同，我认为如果不在适当时机，将国共关系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泥足只会愈陷愈深。不过我同意他改善中央领导的主张，支持他明白表示出来，不要将问题埋在心里。瞿秋白却不肯直接与陈独秀先生商谈这些问题，要求我转达；我也答应了。

我向陈独秀先生委婉谈到瞿秋白的意见，并表示我自己也赞成将彭述之调离中央，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陈独秀先生的反应不佳，他拒绝了我的建议；又说中共中央如果要提高威信，就不能容许瞿秋白这类张牙舞爪的作风。他批评瞿秋白说话和做文章常是模棱两可，不如彭述之的明确坚定。他否认中央内部有甚么政见的分歧，也不愿因私生活上的事来贬抑彭述之。他仍主张一切听候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并未因此与陈独秀先生展开争辩；我只请他多加考虑而已。但我确为这件事感觉不快。

我想到陈先生的话也含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又不便将陈先生的话转告瞿秋白，以免加深彼此的裂痕。我相信这件事的解决，不必过于匆遽，假以时日，自会有转圆余地的。

可是彭述之似已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并采取了反击对策。中共中央内部在流传着谣言，说我和瞿秋白企图建立联合反对派。用意是将陈先生比作斯大林，将我和瞿秋白、蔡和森比作托洛茨基、季维洛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蔡和森对我与陈独秀先生谈话的内幕一无所知，也被牵涉在内，因为他确是对彭述之破坏他们夫妻关系之事深怀不满。

正当中共领导层发生困难的时候，整个革命形势也在激剧的逆转。首先是接近国民革命的国民军在北方遭受挫折，段祺瑞政府乘机于三月十八日在北京屠杀示威学生；继之是广州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得到冯玉样的支援，发动了反张作霖的战争。十二月二十三日，张作霖得到日本的军事协助，歼灭了郭松龄的进攻。接着就是国民军与奉军的正面冲突，进而演变为张作霖与在鄂的吴佩孚联合围攻国民军的局面。当冯玉样的国民军驻兵天津大沽口，设置防御工事，以抗拒张作霖的海上进攻时，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大沽口不得设防的规定，炮击大沽口的国民军，并会同签订辛丑条约的英、美、法、意、荷、比、西等七国，于三月十六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拆除防御工事。

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渐渐不能支撑。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前后，国民军重要据点的天津已在三面包围中；由山海关进攻的奉军和由山东进逼的直鲁联军—李景林、张宗昌部—均抵达天津附近；沿京汉路北上的吴佩孚军于攻占河南之后，前锋也已达石家庄；同时国民军又遭受列强的干涉；因放弃天津，向北京退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国共两党领导之下，因抗议列强干涉中国内战，要求取销辛丑条约，举行示威请愿运动。当学生队伍群集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的时候，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击毙四十余人，伤百余人。当时北京是由国民军卫戍的，段祺瑞之敢于这样做，显然是鉴于正在退却的国民军大势已去，因而屠杀学生向奉系势力讨好；并迎合日本和其他列强的要求。这件事曾激起各地民众的愤怒。

中共中央讨论这个紧急局势之时，颇有手足失措之态。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虽有苏俄为其援掖，而反对冯玉祥的则不仅有张作霖、吴佩孚的优势军事实力，而且有日本及其他列强的支撑。这个联合的反动势力高唱“反赤”，而这个口号的作用是在于孤立和分化革命阵线，使反帝运动不能抬头。国民党石派又在北京、上海等地迳指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反帝、反北京政府的运动为赤化运动，到处诬蔑破坏。我们估计要重整五卅运动的精神，予反动势力以迎头打击，是有点形格势禁的。

紧接着广州又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这件事对中共说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当时上海各报纸都用大字登载着：“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留俄顾问”，“逮捕共产党”，“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消息。中共中央最初是不相信的；认为又是帝国主义者造谣。等到这些消息被证实了以后，我们深觉这件事发生在整个局势逆转的时期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中共毕竟是成长了；我们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要求，使我们有排除万难的决心。

我们无暇再谈鲍罗庭与中共中央间的歧见，也不再计较领导内部的分歧问题；大家都聚精会神商讨对策，来挽救这个局势。

我们商讨的结果，认为无论三月二十日的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或者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是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的说，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我在第十篇中已提及过）。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

中共中央并决定派我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陈独秀先生在说明这个决定的时候，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似是为了冲淡我们之间所有过的芥蒂。彭述之也对我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根据这个决定我又一次赴穗，担负着比前次更艰巨的任务。

①向警予此后在党内再没有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到了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二八年初她就被国民党所害了。

第二章 “三二○”事变以后

中共中央认为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资产阶级图谋夺取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公开表现。这一认定的内容大致是：这一事变包含着反抗苏俄控制的民族观念，要对中共加以压抑的反共意识，以及拿破仑主义等等重要内在因素所造成。领导这一事变的蒋介石将军所采取的手段，却是一种推翻原有领导的军事异动。再经过了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才确立了蒋介石的领导。中共也由拥护国民党领导逐渐走到反抗的方向去。

我于这一事变约十六天后到达广州。经过一次风暴扫荡的广州，在表面上看，似已恢复了宁静；事实上，由这次事变所引起的众多问题，都悬而未决。原任主席的汪精卫避不见客，我也见不着他；蒋介石将军则留守于黄埔和虎门，对外似不愿公开问事；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那时尚由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暂行看守，整个局势以及国共关系将如何发展，使人如坠五里雾中。

据我所知，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最初是任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的李之龙在寓所被蒋介石将军逮捕了。李之龙系中共党员，黄埔第一期生，中山舰舰长，直接受蒋介石将军的指挥。他被逮捕的理由是将中山舰擅自开往黄埔，似有异动。但据李之龙辩称，中山舰的调动，事前曾奉有海军学校副教育长欧阳格转来黄埔校长室的电话命令；他奉命行事，并无过失。中共在广州的同志们认为这是孙文主义学会所设的陷阱，李之龙不过因疏忽而误坠奸计罢了。不少的国民党人士也认为李之龙的异动嫌疑，不过是这一事变发动的藉口而已。

接着，在二十日凌晨三时左右，蒋氏所统率驻防广州市内的第一军第二师宣布戒严，出动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进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纠察队遵令缴出枪械，故未发生冲突。

东山一带俄顾问各住宅的卫队也同时被缴了械。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都奉命离开职守，集中黄埔军校，听候处置。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指出执行戒严任务的都是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尤以完全为其控制的第六团，表现得最为积极。这件事显系蒋氏的主动；但不少人有意无意的说成仅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非法异动。

据说汪精卫事前确毫无所知，事变发生后才由电话中得到报告，他曾愤而将电话挂断，一言不发，并从此再不露面。据熟知内情的人说，三月二十日后，汪蒋曾几次商谈，都未获得怎样处理这件事的结果。汪曾表示这种举动是要不得的；为党国威信计，他不能再干下去了。蒋虽形式上自请处分①，但认为一切均由汪的领导错误所致，汪应首先表示悔改。

至于这一事变发生的具体原因，似有下列各点：第一是苏俄在广州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等在军事工作上所采取的方针与态度是使蒋氏发生反感的重要因素。他们主管军事委员会、参谋通讯、后勤航空、海军等业务，无论在见解、态度和生活习惯上，都易引起一个自负不凡的中国军人的不快。尤其是苏俄的政策是很重视冯玉祥的实力的。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冯玉祥与张作霖、吴佩孚作战的时候，季山嘉等曾冒昧的向蒋氏建议将他所统率的军队，由海道运往天津，支援冯玉祥，甚至要求蒋氏到北方去为冯玉祥训练干部②。这些主张显系不了解中国军人的观念；蒋氏这样一个要独创局面的人物，那会愿意屈居冯玉祥之下；他之会有苏俄不重视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和有意贬抑他个人地位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

苏俄是否真有抑制蒋的意图则是一个疑问。季山嘉等与我从未谋面；但据我所知，已往他们都是依照鲍罗庭的指示行事，对外并不作政治性的接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同志并告诉我，鲍罗庭和苏俄军事顾问们对蒋氏的尊重，是有过于汪的；决不会有贬抑蒋的意向。不过苏俄人过于重视冯玉祥的“首都革命”，亟谋改变北京政府的现状；以期中国革命能迅速发展，对苏俄的外交形势有利；因而竟天真的要求蒋介石到北方去发挥不平凡的作用。苏俄这些土包子军人在鲍罗庭走后，一下要担起折衷的重任，政治手腕过于笨拙，以致引起了蒋氏的反感。

第二是汪蒋间权力的冲突。据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的观察，汪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因历史籍贯以及人事关系等等因素影响，显然是各成一格的。汪自接替廖仲恺任黄埔党代表后，有时要与闻黄埔的事务，这就触犯了蒋氏独揽军权的大忌；加之鲍罗庭走后，在对俄顾问的立场方面、对国共关系、和处理军事财政事务方面，他们间的歧见渐深。这些事在旁观者看来，固然各有是非；但其主因，仍在军政两雄之不能并立所致。

第三是国共关系的恶化。上面我已说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内彼此对抗，双方磨擦有增无已，据中共广东区委会的检讨，认为孙文主义学会的幼稚和偏见，固毋待论；但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上也发生了不少的左倾蛮干的偏差。不过蒋氏心目中并不相信一向支持他的中共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对他会有什么异动，可是他对中共军队在各地国民党部和在工农群众中的势力日渐膨胀一点，不免侧目。而且中共自成一组织，在军中的党员并不绝对听从蒋氏的支配，尤使他大为不安。中共同志们觉得蒋氏这次行动所要反对的主要对象即使并非中共；事实上中共却成了代罪羔羊。

三月二十日事变由于上述的原因，如此这般的发生了；使广州的政局大为震动，汪系的人物认为蒋氏的行动是违反孙先生的既定政策，破坏国民政府纪纲的；因而要求抑蒋以便使汪能继任艰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以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的第二第三第六军有些将领，觉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

的反感。一般说来，受到打击的汪氏是获得较广泛的同情；但因汪已不露面，群龙无首，支持汪的人多意存观望，仅仅发发牢骚而已。

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对这一事变更是愤慨良多。不少人要求联络各方势力，予蒋氏以反击。也有人责备广东区委专支持蒋介石，视黄埔为军事建设的中心，忽略了各军的平均发展，以致酿成今日的局面；当时在广州的毛泽东就有这种看法。恽代英等更认为这一事变证明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的政策，已宣告破产；亟应改弦更张。但一谈到目前应如何做的时候，同志中则多觉得现在并无足以领导反蒋的人，也没有可以挺身而出的实力者。如果要中共采取主动来抑制蒋，则不特力有未逮，对国民革命的前途也并不是合算的。

而且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们事实上已对蒋采取了让步政策；为蒋氏所不满的季山嘉已离开广州。据熟悉内情的周恩来和张太雷告诉我，俄顾问们是要等鲍罗庭回广州来设法亡羊补牢；当时俄共派来广州考察的依文洛夫斯基等十余人也于三月二十四日离粤回国，他们行前曾向蒋氏表示继续合作的意向。留驻广州的俄顾问们对蒋更表示恭顺，似是顺水推舟，促成蒋氏成为中国的拿破仑。

在这动荡不定的局面中，我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提出一个简明的方针来应付。在中共广东区委会紧急会议上，我曾报告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我的这种建议获得了他们一致的支持。

接着，我由周恩来陪同去看蒋介石将军（时间约在我抵广州后的第三天），与他直接谈判。

黄埔是我多次到过的地方，也在那里向学生们讲演过。这次旧地重游，有点今非昔比之感。

蒋氏很客气的接待我；我们一面谈话，一面共进午餐。

我首先告诉蒋氏，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他的。说明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蒋氏也表示了类似的意向。我进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外间都希望他能与汪继续合作，不知他对此有何意见；二是黄埔同学中的中共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他的，他们犯有错误，不知道他将如何教导他们。蒋氏对第一个问题，没有具体的表示；对于第二个问题则说：“黄埔学生中的中共党员都

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一定要重用他们的。”我们的谈话在轻松气氛中结束。

我向蒋氏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原系广东区委会上所共同决定的。蒋氏素不愿意多说话，总是保持着一种好像身负重任的严肃态度。他那次谈话，至少明白表示了并无彻底排斥中共的意向。至于他对汪精卫的态度，原系国民党内部事务，我们觉得对汪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要向蒋公开提出来；但也预料他不会有具体的答复。

我对蒋氏这次亲善访问，使彼此间的关系趋于和缓。在那次谈话后，他下令在黄埔内组织一个高级训练班，收容前此被调离职守的五十多个在军中任职的中共党员，并委周恩来为班主任。当时周恩来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他被免除了黄埔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声望大受损失；但仍要在黄埔工作，日与蒋氏周旋；而且他的中共同志们对他也多所责难；认为三月二十日事变的造成，他要负相当责任。但这种处境，使他第一次历练了他的忍耐力，也表现了他的处事手腕。对于已往的一切，他从不加解释和答辩；他根据我们的决定，若无其事的在黄埔实施训练，并处处表现尊重蒋氏的意见。

当时广东的领导陷入真空状态，一切隐隐然似都得看蒋氏的颜色行事。但蒋氏究竟要做些什么，做到什么地步，似是任何人所不能确切了解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氏充当沟通各方意见的角色。他似不受国民政府日常事务的拘束，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各政要人物周旋。他的这种活动确曾对时局产生了稳定作用。

谭延闿氏与我经常保持接触。我们假鲍罗庭的办公处为会面地点，张太雷代任主人。谭的政治手腕老练圆滑，他常滔滔不绝的安坐漫谈，除斤斤以大局为重外，不大接触实际政治问题，但就在他这种谈笑风生的谈话中，产生了调协作用。

那时谭延闿与蒋氏过往甚密，他常花几个钟头水程，到虎门去看蒋。有一次他一清早就去了，直到晚间才如约赶回来和我晤面。他显得很疲劳，向我说他在蒋氏住所待了大半天，竟没有看见什么人去找蒋。如果不是他去聊天，告诉蒋一些各方实际情况，将不知道蒋又要胡思乱想到什么地步。这些话出自深沉老练的谭延闿之口，其中自然包含了耐人寻味的内幕。

我和谭氏多次的接触，谈论的问题牵涉很广。我们曾谈到联俄这一基本政策。谭曾指出广东如得不到苏俄军火的援助，国民革命将成空谈。蒋氏之不会放弃联俄政策，我们似也不难从谭的这句话中获知梗概。谭氏还进而说到鲍罗庭是善于处理这一问题的，各方都在等候鲍的到来。谭氏对于联俄政策所具多方面的意义，有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也曾向他表示，相信鲍罗庭对蒋的友谊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这种相互的阐明，似澄清了当时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猜测。

我们谈到国共关系问题时，我曾向谭表示不希望孙先生所定的联共政策会走样子。谭氏似乎要安慰我，说蒋氏在这个问题上，已在回心转意。他又坦率的说到也许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不免要吃一点亏；例如中共党员甚至左派人物不好再在第一军中工作，但仍旧可在其他各军中工作。各军均缺乏精干人员，一定会欢迎原在第一军的工作者来参加。他并向我保证，他所统率的第二军就能这样办。其他如党部工作，他认为如果蒋氏要换几个新人进来，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中共和左派所领导的民众运动没有人能够代替。

谭氏在这个问题上，似也不愿多负责任。他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说：“张静江是唯一能为蒋

氏出主意的人，不妨找他谈谈。”但我为了尊重谭氏，并未照他的话去做。我们相约要求一般同志少发牢骚，以顾全大局。我向谭氏申述广州市内一切掀风作浪的事，都与中共无涉；中共党员是能遵守纪律的。谭氏在这些问题上向蒋氏及其他有关方面所作的解释，对于当时误会的消除，不无相当作用。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也是我们谈论的另一主题。他曾指出汪蒋再合作是有困难的；汪既不愿再干下去，旁人也不好强人所难。我也向他说明我们在道义上是支持汪的，但并无拥汪抑蒋的意向，而且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事，我们也不愿卷入漩涡。

谭氏对此问题十分关切。他坦率的说，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脚戏，总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现在有六个军，如果没有一面政治招牌，更是难于统率的；而且广东这个地方，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他更进而具体说明：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想到胡是从莫斯科回来，对联俄容共的政策，自会有深一层的了解。

这是关于国民政府领导人的问题，我不便表示态度，以免惹是生非。我只问谭氏，他个人对于这些设想的意向如何？他曾指出这要看胡回来后所持的态度来决定。他预料胡系人物要抬胡再度出山，也是困难重重的。他引证蒋氏最近曾将孙先生生前所给他的信件，公开给人看，其中有“今之革命委员会……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③一段；这就暗示出蒋也不满胡。谭氏所说的这些话，也许不过是传达胡派的意见，来试探我。我既不置一词，谭也就表示：他是局外人，不过谈谈而已。

敏感的谭延闿氏渐渐觉得蒋氏可能自觉羽毛已丰，要一不做二不休大权独揽。他曾以闲谈方式说到中国的拿破仑，究竟会做出一些什么来，对国民革命会有一些什么影响，神态中颇表忧虑之态。任主人的张太雷也从旁说到，一九二三年他陪同蒋氏访俄，参观拿破仑攻俄的史迹时，蒋无意中曾流露出以拿破仑自况。

“蒋介石与拿破仑”一时就成了我们间的有趣话题。谭延闿氏对于当时这种形势的发展，自然多少感到不快，但我想他决不会有逆水行舟的勇气。

今非昔比的蒋氏要扶摇直上的意向，最初似也未为张静江所觉察。张静江这个半身不遂的中年人，精于计谋，是蒋介石将军结拜金兰的大哥。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为蒋氏特别邀请来到广州，住在蒋氏东山住宅的对面。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我在谭延闿氏要我与他接触之前，曾登门作过一次礼貌上的访问。他曾向我说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他来到广州。广州朋友向他所说的话，都是一派乐观的看法，使他这个从外省来的人摸不着头脑。他那时颇有疑虑，不料竟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件。他进而指出，这就证明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以客观公平的态度，来加以调整；从根本上来解决一切纠纷。从这些话表现出他颇有自命不凡的气慨，也许他还没有完全体会到蒋氏所企望于他的真意。

我照例对他表示推崇；并请教他所谓从根本上解决纠纷的方针将从何着手。他避而不答，像天机不可泄露似的，也许有些事他还没有与蒋氏商妥，不能随便表示；他以身体不好，作为他闪避答复的藉口。他究竟不是政治上的正式负责者，我也不便多找他。有时只托谭延闿氏向他转达我的意向；不用说，大多是毫无下文的。谭氏曾告诉我张静江并不完全明了广东情形，而且城府很深。他的这些评语，似多少道出当时外间所传张氏乃属老朽之流，并曾受西山会议派的影响的真确性。

一般说来，几频破裂的国共关系终于渐渐缓和下来了。这固然由于反共时机尚未成熟，也由于我这个中共发言人坚守调协政策的立场，和其他中共同志们对外态度的一致，表现出一种不可轻侮的潜在势力，以及国民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如谭延闿等因为不愿改变既定政策，从中疏解之故。三月二十日所造成的险恶局势，因之又现出柳暗花明的迹象。

当时蒋介石将军在黄埔所发表的演说④，除指斥任黄埔主任政治教官的高语罕曾影射他为新军阀之不当，以为他所采取过的行动辩护外；又说明整个事件与中共政策无涉；中山舰事件与中共无关。他也曾表示反对西山会议派，以示他的行动并未受右派的影响。此外，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同时被撤销，也似乎显示他并无偏袒任何一方的意思。

接着四月十四日，被视为事变主角的李之龙释放了；而在三月二十日曾积极行动并任海军临时总指挥的欧阳格，却被通缉；更似是洗刷了中共方面的责任。这一切的一切，最少证明蒋氏不愿再为已甚。

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并未因退让措施而气馁；相反的，他们仍积极的展开活动。原定该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二次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均在积极筹备之中。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所属的纠察队（其被缴之武装不久即已发还），仍照常执行封锁

港口的任务。接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认为罢工工人活动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仍有积极贡献。各县的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续有增加，与地主间的武装冲突，在中共约制之下，亦显得减少下来了。

在这种形势之下，国民党内领导权的争夺似成为时局发展的焦点。而胡汉民突于四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到广州；他恰于此时到达，谣言纷起。胡派人物纷传胡将再度出山，要造成胡蒋合作的局面；并扬言将大举反共。

可是蒋胡之间有过的裂痕似不易弥补。据说胡汉民曾在黄埔与蒋氏晤谈，其内容究属如何，不为外间所知；但胡迄未公开露面。这就使当时一般反共英雄，大失所望。

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庭回到广州（大约稍后于胡汉民的到达）。他在黄埔下船，首先与蒋氏晤谈。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在他的办事处候驾。我和他又重新聚首。他以不安的神情，叹息着他离开此地不过三月，局面竟变得这样糟糕，真非他始料所及。

他告诉我，刚才蒋介石将军曾向他转述胡汉民的话，要蒋不再信任鲍罗庭，并将鲍扣留起来。他说完这些话，向我摇摇头耸耸肩。接着表示他固然不相信他真会被扣留，但他却觉得他的好朋友蒋介石将军居然藉胡的话，向他来一次下马威，这使他不无今非昔比之感。

鲍罗庭又向我指出，广州局面能否恢复旧观，他实在没有把握；只有做到那里算那里。

不过这次莫斯科倒很尊重他的意见，赋予了他更大的权力，简直就是要他全权相机处理一切。

他还根据莫斯科的意旨，要求我转知中共中央和一般同志们，要像莫斯科一样的充分信任他。特别在这个时期，步骤是一点也乱不得的。我自然也将我所知道的情况，扼要的告诉了他。

鲍罗庭来到以后，迅即成为政治接触的枢纽；我的工作情况也为之一变。我摆脱了大部分的对外政治活动，转而注意指导广东区委的经常工作以及即将举行的工农两大会议的进行。

一九二六年五一劳动节，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揭幕。

前者的到会代表有五百零二人，分别代表全国各地约一百二十四万工会会员。会议的主要作用是进一步巩固全国总工会的基础。后者到会的代表有二百余人，除广东六十个县农民协会的代表（会员约一百六十二万人）外；尚有桂、闽、湘、鄂、浙、苏、豫、鲁、晋、黔等省农民组织的少数代表参加。声势浩大，为后来武汉时期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两个大会我都参加并发表演说。中共中央也曾分别致函两个大会，号召工农大团结。

这两个大会显示了中共在工农群众中一的实力之雄厚；也助长了时局向左发展的声势。

广州市工人和近郊农民曾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向国民政府请愿，进行北伐；并要求维护工农利益。黄埔学生并无代表参加，蒋介石将军在黄埔设宴招待两大会的全体代表。他在会上发表言论，仍是他一贯的革命口吻，但三月二十日的阴影犹新，与会人员的情绪，并不如何热烈。

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庭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即一向居间的谭延闿似也没有参预其事。鲍公馆门前的盛况，已大不如昔。从前各要人都来他这里求教，现在他却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

大约是五月二日，鲍罗庭约我再度会谈。他称许我过去一段期间的言论和行动，认为是恰当的，同时收到了挽回时局的实效。他表示将遵循我的路线前进，并希望我多方面配合。

鲍罗庭口头虽然这样表示，但事实上他与我的想法并不相同。他的首要着眼点，是要弥补苏俄与蒋介石关系所曾造成的缺陷；至于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去留似都成为次要的了。他将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推在中共中央身上；以挽救他和莫斯科摇摇欲坠的威信。他的这种方针，支配了他此段时期的一切行动。

在我们那次会谈中，鲍罗庭曾分析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原因。他表示蒋介石将军不过是一个中派，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只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即使孙先生健在，也要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他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有疑问的。我问他是否认为三月二十日事变，是绝对无可避免的？又是否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必然要碰壁？他似乎无法自圆其说，因而改口说：“孙中山先生在世，如果要限制中共的活动，大概不会采取三月二十日那种方式。”

鲍罗庭转而向我直接表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俄国人会不会被逼离开广州，他引证香港方面的宣传，如“广州当局要驱逐当地所有俄国人”、“实行分共”等等传闻。胡汉民也确正式提议过要将他扣留起来。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帝国主义者和右派人物，正处心积虑要将中、苏和国共之间的关系加以破坏。

鲍罗庭根据当时情况，认为如果我们的处境，并不象帝国主义者和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样恶劣，就应该设法弥补，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算是我们的胜利。他坦白表示，莫斯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并已与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因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而有所损害，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因此，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变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能设法挽救。

鲍罗庭这些话道破了当时他自己和莫斯科处境的尴尬；他除了又一次大耍手腕之外，似乎再没有甚么真工夫了。我以同情的态度问他有甚么高明的办法，他想了一想回答说：“现在

说空话是无补时艰的；惟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

”我笑着问他：“请问

鲍顾问口袋内这次带了多少草来？你这样措词，不怕引起人家的反感吗？”他对我笑笑，并不置答。

在我们那次谈话之后，鲍罗庭展开行动了。他首先采取打击中共中央来重建他个人威信的手法。他约集中共广东区委会全体委员举行会议，在会议上他发表了演说，指摘中共中央前此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之不当。他说明一九二五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与国民党孙、叶、邵等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行动给反共的国民党人士作了一种暗示，使他们觉得，即使他们对中共采取反对和压抑的措施，中共也会逆来顺受的。，这间接鼓励了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发生。

鲍罗庭这种分析，意图将酿成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归咎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

至于现在他所要采取的退让步骤，则辩称是不得已和暂时性的。他还声明这只限于过去经验的检讨，并非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并特别要求广东区委和我密切合作，以期一致应付当前的局势。

鲍罗庭的言论，获得广东区委多数同志的支持。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我曾当场重申中共中央联络中派孤立右派的一贯政策，并指出此一政策并非为导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真正原因。但广东的负责同志多以不宜广泛讨论为理由，将我所提出的问题搁置下来。会后，张太雷向我解释，道出了鲍罗庭在这一件公案上所运用的苦心。他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发生，不能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但我们自己（指共产派全体）至少也有部分责任。如果归咎于莫斯科的政策或者俄顾问的作为，在国际上将有极恶劣的影响。如果说是由于鲍罗庭的错误，他亦将无法继续工作。只有说成是由于中共中央某一短暂时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牵动不大的交代。

鲍罗庭的手法，确收效于一时。原陷于动摇中的鲍罗庭的地位和广东区委的领导因而得以暂时稳定。

当时在黄埔任重要职务的周恩来是难于推卸责任的；他在会议上嚓若寒蝉；现在有了鲍罗庭这种金蝉脱壳的解释，似是满身轻松了。毛泽东素不满意鲍罗庭和广东区委的做法；他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摆脱了在国民党中央所任的宣传职务，专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他在获悉内情之后，曾向我说鲍罗庭这个洋鬼子居然玩弄这样的政治手腕。

对于我和其他同志的任劳任怨，颇表同情。但他自己则始终不愿卷入漩涡，只是袖手旁观，似也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

我当时觉得鲍罗庭指摘中共中央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有乖道义。但我体念当前的艰巨，决定暂时容忍。不久中共中央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这种不计是非迁就权势的做法，竟是遗患无穷。后来斯大林在武汉政府所招致的失败，居然又一古脑儿推到中共中央身上，真是所谓是“一以贯之”的“夫子之道”了。如果我们这些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当时能有远见的话，不计成败，据理力争，也许以后的发展会为之改观。

除此之外，鲍罗庭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也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谈到国民党领导问题，鲍罗庭表示汪的性格他已向我道破，现在汪既不露面，别人也无可如何（据说汪亟谋与鲍罗庭一谈，但他们是否会面，及其所谈内容如何，鲍罗庭迄未向我透露）；至于胡汉民的企图，他认为决计不会成功。从他这种口吻，不特可以看出国民党领导权的转移，似已确定了，而且转移谁属，也不难想像了。但他对领导权转移后的国民党的前途，则不愿作任何的推测。

果然，在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举行的前夕（据说是五月九日），汪精卫与胡汉民都悄悄的离开了广州。最巧合的是他们两人竟不约而同的在一艘轮船上碰了头⑤，这件事一时成为广东要人们的话题。有的就说：“冤家路窄，竟然同舟，不知他们在船上晤面，有何感想？”

有的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两位大人物争着做主席，现在同时被人放逐，后起之秀，却能逐个击破，走上领导的宝座，真是活报应！

”

鲍罗庭描述在广州的俄国人地位之时，也颇有洋洋自得之态。他直率的说：“中国是一个

无人地带。”并说历来外国人到中国活动，虽受到折磨，但凭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应付能力，收获颇为可观，为甚么俄国人不会有同样的机会呢？这些话触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责鲍罗庭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瞧不起中国人，颇有殖民主义者的气味。他只是笑笑，不加答辩，言外之意似乎是他为了保全俄国的利益，顾不得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了。

苏俄一艘载运军火的轮船驶抵黄埔，立即轰动一时，苏俄的军火到了，蒋又将联共来压制反共派了，种种议论在各处流传着；甚至还有人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将公布实行共产。此外，还有加仑将军再度来粤，重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的消息，真是谣言满天飞。鲍罗庭当时之踌躇满志是不用说了，他口袋内的“草支票”似乎已经兑现了。

我深深觉得鲍罗庭当时的政策，将会陷中共于不利之境；因而我问他：“国共关系会有怎

样的变化？”他答道：“坦白说来，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我又问他：“是不是你愿充当管理这些苦力的工头？”他回答：“有人确实如此希望，但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不会担任这种不名誉职位。

”鲍罗庭的“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这一句话，从此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

。

与当时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员一样，我不甘心只充当中国革命中的苦力，我向鲍罗庭郑重提议，苏俄政府既可以将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农？

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解决运输上的困难。我还进而鼓动鲍罗庭，说以他目前的退让措施，既自诩其本质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有别，是暂时性的，同时也是进攻性的，是注重土地革命的；但如果不给农民以武装，则所谓暂时的、进攻的、土地革命的原则，都成了废话。鲍罗庭考虑了一阵，拒绝了我的提议；认为目前决不可能，等时机成熟，再作计议。

一般说来，共产党人不作无目的的退却。即使事实上在执行退却政策，也要坚称以退为进的借口；因为赤裸裸的退却，会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鲍罗庭当时所做的，正是如此。这还不算，他竟将“不肯进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反扣到中共中央的头上。后来斯大林之批评陈独秀先生的机会主义，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鲍罗庭在紧要关头，拒绝了我的武装农民这一建议，也足以证明斯大林的批评无论如何是过分了。

在此时期内（即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以前的五月上旬），一切重要问题都在蒋、张、鲍三巨头秘密商谈之中。鲍罗庭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实情；他向我说的话，大多是闪铄其词的。我为此深感不满，曾表示要先行返回上海，以示不与鲍共同负责之意。鲍罗庭总是要求我信任他，申言决不会把事情弄糟。

到了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左右，鲍罗庭找着我和谭平山，要我们立即去访问蒋介石和张静江。他说明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明天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外间谣言甚多，主要是传说中共要发动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说甚表关切。鲍罗庭希望我们向蒋、张表示，对次日的会议内容并不知情，所以也说不上赞成或反对；并表陈中共始终维护国共合作，亦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如果翌日广州市内发现有反对该次会议的传单标语或其他行动，完全与中共无关。

鲍罗庭此一建议，使我和谭平山都感尴尬。谭平山是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中共党员，一向是亲汪精卫等左派人物的。在三月二十日以后，并未与蒋有所接触，一直保持缄默。他听了鲍罗庭的话，苦笑不语。我则表示广州市确有破坏国共关系的谣传，人们早已知道与中共无关。现在我们只知道有个党务整理方案将提出讨论，但详细内容并未与闻，而反要我们先去向人表示决不反对，以示忠诚，未免太过抹煞中共的地位了。后来，经过鲍罗庭的再三劝说，我们终于应允了。

当时八时左右，我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访问蒋介石将军，我们依照鲍罗庭的要求，向蒋表示中共对国民党这次会议所采的态度。蒋氏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当即陪同我们去看张静江。我们又把来意重述一遍，张静江也显得非常高兴，认为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

那次晤谈，在和谐气氛中结束。但谭平山的心情颇为沉重，在归途中一言不发，他似已预感到他将在翌日讨论党务整理方案会议被整肃掉；而这个面临被整肃的命运的人，竟要先去拜会他的政敌，笑脸相向，这滋味究竟不是好受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在戒备森严中揭幕。会议所要达成的任务，是在准备北伐的名义下，通过党务整理方案，调整国共关系；确立国民党的领导权。蒋介石从此步上了权力的极峰，军权高于党权的作法也由是开始。

党务整理方案⑥的主要内容规定：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对三民主义不得怀疑和批评；跨党党员不得任党中央部长，任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亦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设立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共产国际所给中共之指示和中共中央对在国民党内之中共党员所发的一切训令，均须交由联席会议通过；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名单应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以及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等等。在中共看来，国民党所采取的这些办法，绝非如人们所说的由“容共”到“联共”⑦，其用意无宁是限制中共的发展，打击中共之独立存在。

会议上撤销了汪精卫的领导权，名义上是由张静江代替，实权则落在蒋氏的掌握中。在蒋介石将军的提议之下，原任监察委员的张静江获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谭延闿接替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蒋氏本人则接替谭平山任中央组织部长。

这些改革都是蒋氏一手促成的，也许形式上经过蒋、张、鲍三巨头的密商。

中共党员之出席会议者，如谭平山、林祖涵等采取了保留的容忍态度。他们声称自己不能作主，须待中共中央处理。

可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也在那次会议上暴露了出来。五月十九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琛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琛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大字，就退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琛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满浙江系⑧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琛之选胡汉民，可予证实。”李济琛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

党务整理方案公布以后，广州的中共同志无不万分激愤。有的说：“鲍罗庭被绑票了，张

国焘、谭平山做了投降代表。”有的说：“为何不主动提出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为何不退出国民党？为何要被动的受处罚、被整理？”

鲍罗庭当时也不愉快；但他故作镇静，作种种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说：“我们没有被驱

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全错误的。”

他还透露五月十五日会议那一天，居然有罢市的传言；中央银行曾发生挤兑事件；“实行

共产”和“杀共产党”等类谣言，不胫而走。他认为这种情形反映出反革命派之蠢蠢欲动的迹象，军事当局（指蒋介石）似乎箭在弦上，说不定又会发生第二个“三二○”事变了。幸而我们有先见之明，一直静观其变。事先又与蒋、张获得谅解，在会议中也未发表反对言论，是以我们并没有坠入敌人的陷阱里云云。

他又指出右派并没有占到便宜，他自己没有被扣留，而主张扣留他的胡汉民倒再被放逐了，阴谋捣乱的吴铁城也被拘禁了；和香港勾结的伍朝枢更自动离粤了；西山会议派的人物也不能插足于广东。这一切都证明受到重大打击的不是我们。他又透露，据他所知右派人物都对那次会议表示失望。又称，会议宣言中既明白规定要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与反动派奋斗，我们大可据此发挥一番，鼓动国民党继续往革命方向推进。

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感到失望，国民党左派也是愤愤不平。但左派的观点与中共同志的看法究有若干距离；他们有人认为如果汪精卫能贯彻国共合作的精神，抢先提出完善的党务整理方案，也许不会闹到今天这个样子。他们多数人所注意的是党权问题，有的人说：“汪精

卫被撵走了，党权也破产了，现在是军人天下。”鲍罗庭这个鲁仲连对于这些愤恨难平的左派，也是抚慰有加。

鲍罗庭不赞成多数中共同志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因有违共产国际之意旨。中共既然加入了国民党，现在决不能一无所得的撤退出来。他肯定地说：“国共是要分家的，不过分得愈迟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可能便要实行分家；现在应继续容忍合作。”

鲍罗庭认为中央不必重视此一党务整理方案，除了其中规定中共党员任国民党高级党部委员者，不得超过全数的三分之一，以及不得任中央部长等是中共所受的实际损失外；其他如交出名单和审查中共对党员的训令等，只是国民党的片面决定，中共中央可以在将来的联席会议中，提出异议。

鲍罗庭知道我快要回上海去，要我将他的建议转达中共中央。他主张用拖延手段来对付国民党所要求的联席会议，如果不能拖延，中共中央应派代表来广州参加。他还说：“广州的

政情你多身历其境，不用说你将会是代表之一；如果是的话，不妨先来一步，先试探行情。

如果国民党真要举行联席会议，其他的中共代表再行赶来不迟。”

谭平山当时愤慨的向我表示，他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琛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在谭平山的要求之下，我陪同他与鲍罗庭密商。鲍罗庭在谈话中，又无意中流露出他的另一意向。

鲍罗庭对于谭平山的意见，不特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他问谭平山：“你有甚么办法联络

李济琛？”谭平山进而表示如果我们不反对他的主张，他可试探。鲍罗庭至此再也不掩饰他对蒋介石、张静江的反感；他指出国民党内部纠纷很多，尤其是顽固的张静江，的确使人厌恶；如果有人反对他，也是理所当然。

这表示鲍罗庭对于蒋、张，表面虽极尽忍让之能事，实际是企图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从反对张静江下手，来改变既成局面。从他此后一切行动来看，亦是如此。至于谭平山联络李济琛的工作，似未收到显著成效，也许是李济琛反蒋而不亲共之故。谭平山不久就离开广东，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举行的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斯大林倒很重视他，似有让他代替陈独秀领导之意，也许就是他这种“联甲倒乙”的主张为斯大林所欣赏的原故。

三月二十日到五月十五日这段期间广州的一切发展，是国民党削弱苏俄控制，打击中共气焰，强化资产阶级的领导的一种过程；中共似应改弦更张，另谋出路。

我向鲍罗庭表示，他的“中共命定要做国民革命的苦力”、“不能空手退出国民党代“团

结一切革命势力”和“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等等想法，不免吃力不讨好。我建议中共党员应逐渐退出国民党，转而注重工农群众工作的独立发展，不介入国民党内部纠纷。鲍罗庭讥笑我这些想法为“退却步骤”，他认为如果在五月十五日以后，即行退出国民党，是经不起打击的示弱表示。

我没有坚持我的意见，根本原因是我当时自信不够。我心目中仍相信鲍罗庭是比我见多识广的老手，有神通广大的共产国际做后盾，不好将他与马林等量齐观；只有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去，再作详细的研究。同时广州一般的中共同志们也催促我从速返回上海，商讨今后发展的全盘政策；因而我于五月下旬又匆匆的告别了这个是非之地的广州。

①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曾提出自请处分的呈文，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八十六页至第八十七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四年版。

②蒋介石在汪精卫将离粤时，曾致函汪精卫提及此事（原函见《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二四六页至第二五三页—上海大方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再版）；后来，我记得陈独秀先生也向我这样说过。

③这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三年（未注明月日）自广州大本营致蒋介石的一封信里说的话，全文见《中山全书》

，历年书札集第四十二页—上海光华图书公司版。

④蒋为这件事在黄埔的讲演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八十七页至第九十四页。

⑤据汪精卫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覆林柏生的一封信说：“鲍罗庭……胡汉民……于四月底始回到广州，那时我已离国了。

”

（全文见《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三○八页至三二二页）这也许是他的记忆失实。汪与胡同船离粤的事，是曾经到船上送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

《东方杂志》

（第二十三卷第十二号）也记载汪胡同在五月九日秘密离粤。

⑥党务整理案共成立了四个决议案，目前坊间书籍，很少录载全文，即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编辑的《革命文献》

，也只载了一部分，比较录载多一点的，要算《张溥泉先生全集》，札记栏第四二○页

至第四二二页—民国四十年台北文物供应社版。

⑦由于党务整理案中有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当时有些国民党人士就认为这是“容共”变为“联共”的政策；其实这只是表面的浮泛之谈。

⑧蒋介石张静江均为浙江籍。

第三章 北伐的前奏

北伐原是孙中山先生的传统政策，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向北进军，削平军阀以统一中国。蒋介石将军继承总理遗志，以实行北伐相号召，虽一方面振奋了国民党的革命精神；但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像孙先生那样的人望，使人觉得他只是在乘势建立个人的军事独裁统治；这也就是后来革命阵营分裂的根源。

我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底返沪以后，即获悉中共中央已接到共产国际指示，明确训令不可退出国民党①。证明鲍罗庭的建议已获得斯大林的支持；那时的威金斯基只是奉令行事的人，不敢有任何异议。陈独秀先生和我虽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痛陈必须退出国民党的利害得失，但讨论结果，我们大多数人仍不得不主张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们再三计议，决定了应付国民党的方针，即团结左派，抑制蒋介石和打击右派。我们认为经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国民党左派固然暴露出它的脆弱性，但仍拥有可观的潜势力。我们同情左派希望汪精卫能东山再起的愿望，而且事实上没有了汪精卫也无法团结左派。我们这种尊汪抑蒋的想法，也不过是在于使军权不致过份提高，避免右派利用军人作怪，当时还没有根本反蒋的意思。

我们对国民党要求组设两党联席会议的事，接受鲍罗庭的建议，不予重视。如果国民党提出正式的邀请，我们决派代表前往广州出席，但主张会议必须有建设性，不必斤斤计较两党的利害得失，而应以两党今后如何密切合作为主题。中共中央并推选瞿秋白、谭平山和我三人为将来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跟着我们接到中共广东区委会的信，报告张静江已口头通知邀请中共代表前往出席联席会议。因而中共中央派我先到广州去，与国民党中央商谈联席会议举行的程序问题。我在上海仅仅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又匆匆的在广州市出现了。

小别后的广州，有了显著的变化。北伐的声浪在各处洋溢着，两党的联席会议似并不为人所关怀。据陈延年告诉我，除张静江曾口头提过以外，此后并未再接到国民党中央的书面邀请。鲍罗庭也说，没有人向他提过联席会议。我访问谭延闿，他表示：“现在人们所注意的

是北伐，联席会议的事没有人再提了；这个会议如果举行，那里会从两党积极合作方面去着手，必然又是为一些纠纷问题争吵一阵。”他并建议我不必为此事去找张静江。两党联席会议就这样胎死腹中了。我也乐得不再闻问，暂时住在东山那幢花木扶疏的住宅里，享享清闲旅客的清福了。

一般人对北伐寄予莫大希望。国民党人士尤为乐观，似乎革命成功指日可待；中下级军人更在那里磨拳擦掌，要在挥军北进中一显身手；工农群众也寄望藉此解脱多年来北洋军阀的压迫；商人和市民也为北伐而高兴，因为广东的军队北上了，他们的负担将可减轻。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

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向外发展此一政策，既可减轻内部矛盾，当时北方政局混乱也使人觉得北伐时机不可错过。

广东统一之时，蒋介石将军即不同意季山嘉派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主张，而提出了从速准备北伐的要求。是故国民党的领袖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一九二五年冬，由于汪精卫与广西军事领袖李宗仁的联系，李宗仁于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

从此不仅两广统一，也增加了北伐的资本。

前此孙中山先生北伐，赵恒惕所统治的湖南往往挡住他的去路。现在情形变了，湖南有一部分军事实力自愿为北伐开辟道路打先锋。驻扎在湖南的唐生智师（系赵恒惕部第四师师长），早与广西军人互相联络。一九二六年二月，唐生智进兵长沙，逐走了亲吴佩孚的赵恒惕，并继之为湖南省长。后因统一全省军事问题。原隶赵恒惕部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不愿就范，并勾结吴佩孚派兵入湘增援，战斗结果是唐部不支；于四月二十四日退守衡阳。唐向两广告急，希望派兵援助。五月间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各一部先后入湘应援，唐生智本人也于六月二日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的职位。这样，北伐在事实上已经是开始了。

与此同时，北方军阀的内部纷争，也使他们陷于强弩之末之境。冯玉祥的国民军虽被逼向张家口包头退却，北京的段祺瑞执政政府却于四月九日被国民军所推倒了②；盘据关外的张作霖和以京汉线为根据地的吴佩孚以及握有东南五省地盘的孙传芳正互相角逐。吴佩孚大部分的兵力北移，湖北防务顿显空虚；他本人驻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在政治上与张作霖争夺北京政府的操纵权；在军事上则以对付冯玉祥为第一目标；他当时似低估了两广的北伐力量，以为在赣闽有孙传芳的实力，在湖南有他所支援的叶开鑫，就足够应付了。

随着北伐准备工作的进展，蒋介石将军的权力也随之膨胀。六月五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出师北伐案，并任令蒋氏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总司令的权力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事实上都成为总司令部的附属品。接着在七月五日，他被任为国民党军人部长，拥有代表国民党中央任免各级军事机关党代表的全权。六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推选蒋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在出师北伐期间，由张静江谭延闿分别代理中常会党务政治两会的主席③；七日又颁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④。这样，他就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首脑。

蒋介石将军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他究竟是个军人，他以指挥军队的方法来指挥一切；似未注意到政治经济外交司法以及社会等等问题，不是以命令方式所能完全解决的。军队的需求，还可以倚赖印刷机，多印制些军用票之类的纸币。其他政治、经济、外交等等则不如是简单。他似不重视北伐政纲的详细规划，以为一切听令行事就够了。这些事当时曾引起鲍罗庭的不快，认为是破坏了他前此所建立的一些成规；这也许就是蒋氏此后成败的一个主要因素。

蒋氏自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倡导的风气，也使国民党开始变质。一般青年国民党员所抱的革命理想和信仰，似已开始低落；代之而起的是名利权的观念。上面的领导者强调服从；而服从个人的标准是无条件的，只要有人事关系或者经得起恩威并用的磨折，不管他对革命有无贡献和能否贡献，就都可以提升的。风行草偃，个人前途的重要性就渐渐超过一切了。

蒋氏在准备北伐中，开始就与共产主义者发生了矛盾。重返广州任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主张北伐有较长的准备时间。他根据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立即北伐，打到武汉或可操胜算；但要一气打到北京，似乎力有未逮。因此应有一准备时间，从各方面来充实自己的力量，在战略上是合算的。加仑将军的客观分析任何人也无法加以反驳。但蒋氏所注重的是北伐时机不可失，坚持从速挥师北上。

鲍罗庭对于蒋氏在此阶段中的所作所为，也有许多不满。他那时已不再是甚么“导师”，而只是“顾问”了。他比较清闲，也有点苦闷。他曾向我说到，他除同意加仑的军事见解外，认为在政略上蒋氏也多欠考虑。他主张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将当时被困潼关以内冯玉祥的力量接应出来，掩有西北和西南广大的领土，以便再与沿海一带帝国主义的势力相周旋。

他不赞成蒋氏向长江下游东南各省发展的想法，认为会过早的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鲍罗庭的这种观念，是他后来在武汉时期所提出的“西北主义”的张本。这似是利用了土耳其革命改都安格拉的经验，也含有为苏俄利益着想的成份。

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庭与蒋氏间的主要冲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英、日等列强接触，鲍罗庭对此已微有所闻，但蒋氏讳莫如深。蒋氏不重视鲍罗庭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这在鲍罗庭看来，如果修改了或取销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那简直就不是国民革命了。中共在广州的同志，认为北伐不仅是军事行动，还应该是革命政纲的实现。他们认为巩固广东根据地和实行北伐应同时并重；仅株守广东，固非所宜；但因北伐而损及广东的巩固，也属不智。中共这些见解，国民党部分左派人士也有同感。

一般说来，广州的中共同志对北伐是积极支持的。五月初，中共党员叶挺所统率的第四军独立团出发入湘的时候，我曾极力予以鼓励。叶挺原系粤军系统的中级军官，是当时中共党员唯一握有军队者，而其中共党籍又未为人所觉察。在三月二十日以后，中共曾秘密调了四十多名军人党员，去充任该团的中下级干部，因该独立团是中共可幕后控制的；也是后来中共军事的资本。我曾召集该团的中共党员举行会议，鼓舞他们英勇作战；筹了一笔可观的经费，为他们作补充弹药刺刀等军需之用；我还指示他们如何与各地中共党的组织联络，俾能帮助他们解决沿途兵源缺乏以及补给等问题。

六月间，广州的中共同志都在为争取北伐胜利而积极配合。由于他们一向领导工农民众团体，又握有军中政治工作的实权；因而他们的活动就偏于军民联欢、动员民众以人力物力去援助军队等方面的工作。当时北伐军标榜“不拉夫”、“不扰民”、“公平交易”等口号；但在广东境内，正在调动中的军队，仍发生过一些军人横蛮强拉民夫的个别事件。所以中共广东区委会觉得这次军事行动，已不如前此统一广东的战争那样受到人民的拥戴。他们强调北伐军应首先爱护人民，才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削平军阀的任务。

我曾为此事访晤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他担负实际筹划北伐工作之责。我向他提出，如要北方民众“革食壶浆，以迎王师”，北伐军务须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既定政纲，制定各项实施细则，并通令严格遵守。但他所关切的却是铁路工人，破坏敌军后方交通等与军事行动有关的实际工作。

上述这些对北伐的不同见解，是蒋氏与共产派的分歧点。俄国顾问与中共同志之间，当时则没有意见上的参差。我们讥笑初出茅庐的蒋氏所做的一切，不免是粗枝大叶的“急就章”；而且这位自行加冕的拿破仑，似乎是向着反共的目标迈进了。在蒋氏眼中，共方的议论，只是不切实际的高调；甚至有共方“别具心肠”的疑虑。事实上，蒋氏当时抢尽了镜头，共产派已降格为无足轻重的啦啦队。但共产派是不甘示弱的。他们在北伐工作中，沉着坚定，颇有不屈不挠的气概。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北伐动员令颁布以后（也许是七月九日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的前夕），我在广州已经居留了近四个星期，又匆匆返回上海。那时北伐已成定局了，国共两党的联席会议也确定暂行搁置了。我须返回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所举行的扩大会议；商讨对北伐的全盘政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听取了我“广州之行”的报告；陈独秀彭述之等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对北伐的估计未免过低。他们认为北伐军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这种看法较之老成的军事家加仑将军的估计，显然还要保守些。

他们似是太重视了北伐工作中同床异梦的种种迹象，而忽视了传统的革命精神所能引起的作用。也许是受上海报纸言论的影响，因当时上海多数报纸对北伐很少作有利的报导。此外，主观上他们也许想到，北伐的进展无异是蒋介石反共气焰的高涨，无意中就有些抹煞事实，作接近主观要求的想法。会议所通过的政治议案，曾指出“国民政府之出兵，亦尚只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北伐”⑤。这种看法，事实上使中共对北伐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当时中共党员已增至三万人左右；湖南农民协会已拥有约二十万会员。中央这种消极性决议，与当时显然大有可为的形势是不相配合的。会议虽然也通过了团结左派、打击蒋介石派、强调民族联合战线、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夺取地方政权和渐次发展工农武装等等决议⑥，但不免流于纸上谈兵。中共中央并未抓紧时机，在北伐中增强自己的势力。

这曾引起谭平山、瞿秋白和我的公开表示不满。我们认为反对蒋介石和对北伐采取积极态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认为北伐是进攻的，是可以夺取武汉的；而不是防御的。我们指斥彭述之等的书生之见笼罩了中央机构，只会做空洞文章，忽略了当前实际任务。我们要求对北伐采取积极行动；因为在北伐竞争中如果落后一步，后果将很坏。但我们这些主张，被视为“联合反对派的公开表现”。

同时，广东区委也对中共中央表示了不同意向。他们强调中央对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是不够彻底的；主张在北伐进展中要提出“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土地革命口号，以期动员广大农民完成北伐。这些争执，就是后来中共中央领导陷于分崩的伏线。

不久，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多数的估计是错误了。北伐军于七月十一日攻克长沙之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以各别击破的策略，直指武汉。中共中央这才在这些剧变中，逐渐改变对北伐的观点；采用较积极的政策，但已经是落后一步了。

在此时期，我是中共中央动员中共党员参加北伐战争的唯一负责人。前此，我往来沪粤之间，担负着紧急任务，自然没有时间去处理中共中央的经常工作。八月初，我才交卸了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委的职责，由李立三接替，我自己则专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

并确认它具有动员中共组织及工农民众团体参加战争的职能。可是，那时军事部等于一个空职，只有两个年轻同志，在那里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屑碎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还远不能说是一个战斗的指挥部。我们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工作，虽积累相当的经验；但对指导战争，则仍是门外汉。在这一点上，我们当时万万比不上国民党。我们没有电讯等通讯设备，也没有可资运用的情报资料，一切只好从头做起。从领导民众运动的机构，转变为领导战争的组织，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的。我所领导的军事部在北伐狂潮里，只开始调用少数有军事知识的同志，派他们到北伐所需要的地方去，作些动员工农群众的初步规划。

我记得我的军事部当时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组织了一个派到武昌去的暴动队。全队只有八个人，由黄埔第一期生余洒度同志领导。他们的任务是会同湖北方面的同志们，扰乱敌军的后方，发动兵变和暴动，夺取敌军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至于其他次要的地点，就只能派一两位同志去。当时中共的地方组织也是长于民众运动工作，我要求他们依据广东的经验，动员工农民众，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及七日，北伐军占领了汉阳和汉口，正围攻武昌；我率领中共中央军事部的班底，赶到汉口直接应付战争去了。不久周恩来从广东来，接替我任中央军事部长的职务；他带来了一批军事工作同志，才重整并扩大了这项工作。因此，可以说在北伐过程中，中共中央的机构在开始逐渐使自己适应于战争的状况；也是它后来能够发动多次暴动和从事游击战争的起点。

①关于共产国际不赞成退出国民党政策的指示，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曾加说明。他说：“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最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中国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

②段在国民军将失势时，曾暗中勾结京畿驻军唐之道部，作奉军的内应，以图取得奉张的支持，不料为国民党所窥破，乃有四月九日冯部鹿钟麟收缴执政政府卫队枪械之变。段逃匿东交民巷，通电报告政变；而执政政府也就此消灭了。

③见张其驹著《党史概要》第二册第五一九页—台北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年初版。

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八条的全文是：“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

”

⑤见《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六十三页。

⑥这次扩大会议决议案全文见《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六○页至第一二一页。

第十二篇 武汉政府时期

第一章 军事占领下的武汉初期

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军事上节节胜利，先后击败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势力，次第占领了长江流域各省，而形成了以左倾赤化见称于世的武汉政府时期。但由于革命阵营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倾轧冲突，结果，由迁都问题的分歧而演进到宁汉的对立，由宁粤的清共而演进到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内外交逼的武汉政府，卒亦随之瓦解，而造成向右转的蒋介石将军的胜利。中共在此一幕历史剧中，由于留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走到了绝路，也由于本身实力和经验的不足，更由于莫斯科历年来指示的错误，以致那时陷于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困境，而遭到惨重的失败。这些失败的事实，也许为中共后来之能够卷土重来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我今日追述往事，缅怀无数同志同胞牺牲的头颅热血，是不无余痛的。

汉阳汉口相继为北伐军攻克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我曾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议中共中央应即准备，以便从速迁往武汉。我的理由是中共中央不能老在上海“亭子间”里，对各地的革命与战争，遥遥作书面的指导；应该移到中心地点的武汉去，抓紧时机，实地指挥。

我指出这与中共中央和鲍罗庭的北伐应以武汉为据点，沿京汉线向北发展的战略是相吻合的；而且武汉一经成为政治中心，则湖北区委的职责必随之加重；中央如仍留在上海，则前此上海广州间意见分歧的流弊，难免不重演于沪、鄂之间。但陈独秀先生等大多数同志，仍以上海是照顾全国的中枢、武汉局势尚未稳定为理由，搁置了我的提议。仅议决派我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赶往武汉，独当前线指挥的重任。

我于九月十一日到达汉口。我的使命是：指导湖北区委、发展工农势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北伐胜利等。当时武汉还是处于军事占领的阶段，直到该年十二月间，鲍罗庭偕一些国府委员来到武汉，筹备建都，武汉政府时期才算真正开始。在此以前，中共在武汉的工作可以说都是由我直接负责的。

初被攻克的汉口，一片战时景象。吴佩孚所统率的刘玉春部困守武昌城，与围城的北伐军第四军相对峙，战斗时作时歇，枪声炮声在汉口清晰可闻；武汉间的水上交通，自然也断绝了。其他较远的地区，战事也正在进行中。北伐军虽有胜利的信心，但一般市民多意存观望。

汉口是我工作过的地方，从一九二三年春“二·七”罢工失败我潜行离开这里，到这次重来已是相隔三年零七个月了；不用说，有些地方已有人事沧桑，面目全非的更易。中共湖北区委会尚被困武昌城内，与外间隔绝；它设在汉口的办事处，座落在原来的后湖区靠近唐生智总指挥部的一个里弄里。那一带在一九二二年的时候，是一片绿波的后湖，我曾和“二·七”

被杀的施洋律师，在湖上泛舟游览，听那位“汉口通”的施律师滔滔不绝的叙述有关该湖的掌故。曾几何时，不仅施律师墓木已拱，后湖的大半亦已填成陆地，并新建了一些稀稀疏疏的西式房屋，湖北区委汉口办事处的房子，就是其中的一幢。

汉口，这个古老的城市，除静悄悄的租界外，正在披上革命的新装。吴佩孚衙门换了主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各处飘扬，各军事单位和各级政治部所张贴的五颜六色的标语，随处可见；其中也夹杂着高级机关的正式布告。所有动人的主张，悦耳的词句，琳琅满目；革命的支票似乎可以任意签发，不必顾及能否兑现。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从地下钻出来；大街小巷常发现这类机关新挂起的招牌。中共湖北区委会多数负责人被困在武昌城内，汉口办事处的人手极感不足，一切工作是茫无头绪的；我这个初来者正忙于建立一个秩序出来。当时我所最注意的是争取军事胜利的工作，现在我就从这一点说起。

蒋介石的北伐比前此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北伐，力量既较雄厚，时机也较成熟。虽然北伐军在数量上仍居劣势，准备不算十分充分；但它的敌对方面—北洋军阀，已有土崩瓦解之势。北伐之初，北洋军阀系统中的杂牌部队，即多转向投靠革命。原驻湘西的贺龙部、贵州的袁祖铭部、湖北的刘佐龙部、江西的赖世横部等，就继唐生智之后，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他们的转向不仅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势，在事实上也为北伐军开了路。后来在北方，继之投靠革命的更是不胜枚举，如阎锡山的晋军，就是个例子。

北伐的进展，最初确如陈独秀先生的估计，是防御吴佩孚、叶开鑫的进攻的；但等到北伐军集中湘南，向长沙进攻之时起，就转到了大踏步的进攻战。进攻的策略以及后来的发展，并不如鲍罗庭最初在广州所策划的一样，即在击败吴佩孚之后，不仅循京汉线北上，而且分兵入赣，再溯江而下，去解决盘据宁沪一带的孙传芳。这在当时军事情势上和北伐军内部的纷争上，似也是必要之举。

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攻克长沙，蒋氏于八月十二日由广州赶到，与前方将领商决第二步军事计划。当时唐生智主张分两路进兵，一攻武汉，一攻江西①，唐氏这种主张，用意似乎是着重在分别占领地盘。即是他自己要占领两湖，作为发展的根据地，而希望蒋氏攻占江西，为进取东南各省的桥梁。蒋氏虽对攻取赣、闽，早已胸有成竹，但那时却主张集中兵力，先攻取武汉，将吴佩孚的势力驱逐到武胜关以北之后，再行东进。也许这是蒋氏不愿唐生智自成一个局面之故。讨论结果，蒋氏的意见虽然贯彻了，但此一军事见解上的差异，也是蒋、唐间后来纷争的起点。

北伐军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乘胜向湖北进展，次第击败敌军在汀泗桥、贺胜桥的负隅顽抗之后，于八月三十一日进抵武昌城下。由于北伐军缺乏炮兵，担任攻城的第四军屡攻武昌城不克。渡过了长江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却于九月六日占领了汉阳，七日占领了汉口，乘胜沿京汉路追击败敌—吴佩孚残部；从此武昌成为被四面包围的孤城。

在我到达汉口之前，蒋介石将军鉴于武昌城之不易迅即攻下，亟欲乘胜向江西发展，乃折回长沙，取道萍乡入赣。湖北境内的军事，交由唐生智指挥；政务则由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负责处理。

武昌的能否迅速攻下，成为当时各方注意的焦点。我到达汉口的第二天，即绕道武昌的上游地区，步行了整个上午，到前线去视察。叶挺的独立团担任围攻武昌城的任务，他的团部驻在武昌城南不数里的东湖，是武昌城内炮火射程所能达到的地点。我在火线上留连了一个下半天，并在叶挺的团部里住了一夜。叶团只有一门七五口径的山炮，据叶挺告诉我，如果他用这门炮向城内射击，敌军将会有更多的炮弹落在团部附近。北伐军那架唯一的侦察机常飞临武昌城上空，城内却有几门高射炮向这架飞机射击，在飞机的四周，出现着一朵朵的黑烟圈。

我曾和叶挺团部的一些中共同志们举行会议和分别谈话。据他们告诉我，独立团从五月间进到湘南以后，先后曾经过八次重要战役，虽有相当重大的伤亡，但每次都获得辉煌的战果②。该团与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一直在右翼作战，担任着主攻的任务。他们以击败吴佩孚而自傲，觉得第四军较之其他各军出力最多，战斗成绩亦最好。在攻城战中所受损失，正在力谋补充之中。

他们一致称赞中共所领导的湖南工农运动。指出他们在进军途中，沿途都有农民欢迎他们，农民组织曾供给他们必要的运愉队，协同他们作战，为他们带路和供给情报等等。所遭受的伤亡，很快就得到补充；安源矿工入团参军的就有约四百人，水口山的矿工和各县农民也成批的加入；因此，战斗兵的数量有增无减；最难补充的倒是中下级的干部。他们还说到第四军的其他各团在湖南也得到工农群众的类似协助。

几天后，该独立团在一次武昌城下的肉搏战中，续有重大的伤亡；使叶挺团长大为激动。

任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同志赶来汉口，惊惶失色的告诉我，叶团长并未报告师部私自到上海去了。他行前曾叹息着说：

“独立团伤亡如此重大，似乎无人爱惜；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了。”

我当即指出在战争紧张时期，私自离开部队是违犯军纪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有这种行动，也是违犯党纪的。不问这种行动基于甚么理由，都是不许可的。

中共党员能否避免承袭一般军队不守纪律的恶习，这件事是第一次的考验。我一面嘱咐周士第暂行代理团长职务，一面用种种方法去把叶团长追回来。约一个星期后，叶挺终于回来了。我要求他在独立团的中共党员会议上，公开承认违反纪律的错误。叶挺照这样做了。

接着我在独立团约五十名中共党员的会议上讲话，着重指出军纪党纪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在这方面做一切军队的模范；愈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愈应以身作则。叶挺同志现在赶回来了，也承认错误了，一般同志仍应照常信任他，服从他的指挥。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于当时具有中共党籍的军人同志的修养，自是重要的一课，而且中共对独立团的领导也因而加强了。

我们对于当时北伐军兵源的补充尽了一切力量。独立团的损失固然迅即得到补充，对其他各军，两湖的中共组织，亦不断的动员工农群众予以接济。这些表现增加了中共在北伐中的份量。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国庆那一天，武昌城终于克服了。守将刘玉春被俘，他的部队全部被缴械。这个久攻未下的孤城，因粮食日尽，外援已绝，而革命党人在城内外的种种活动，又使敌人失去坚守的信心。当日清晨，敌军一部开城投降，因而没有发生严重的战斗，这个辛亥革命的名城，即被收复了。以武汉为革命中心的局面由是形成。

我在当天跟着部队进到武昌城内，会见了陈潭秋等中共湖北区委同志以及我在上海时所派来做暴动工作的余洒度等那一组人。战后聚首，欢欣逾恒。据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困在城内约四十日，做了许多秘密散发传单、粘贴标语布告、传布北伐军胜利等等消息，又曾策动军警投降。余洒度等还投过几次炸弹，扰乱人心。守军为内外交逼的革命声势所慑，遑遑无主；即对于城内的国共两党人士的破坏行动，也不敢过分镇压。因此，只有少数人被捕且均在收复的当天就安然出狱了。同志们多以能在武昌城内为北伐尽了一臂之力而自傲。

中共湖北区委会于武昌克复后，仍集中到武昌城内办公。当时，武昌是由第四军卫戍的；汉口则由唐生智部驻守。中共与第四军比较接近，觉得他们是老牌的革命军，湖北区委能设在他们所卫戍的区城之内，心理上总觉得较为放心。湖北区委办公处设在一条被没收了的遗产的弄堂内，街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弄堂中有几所房屋，都是由独立团支配的；区委办公处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我分配到一所较小的，作为我和随我同来的军事人员办公之用。叶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对面的一所房子里，区委属下的几个机关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也都分设在弄堂里及其附近。

我在改任湖北区委书记以前，大部时间还是从事军事方面的接洽。原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又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在名义上他在武汉代行总司令的职权。他于武昌克复后，也从汉口移到武昌办公。湖北省政府、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等主要机关也都设在武昌城内。邓演达一时成了最高负责人，也是我接触的主要对象。

我和邓演达相处，是相当融洽的。我虽在广州即与他相识，但到武汉后，才与他共同处理事务。他是农家子出身，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后，任过团长职务；并曾到德国考察军事。北伐前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即任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武断的口吻；但也有点心慈面软。他虽以做孙先生的忠实信徒而自傲，但又颇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他所统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又多系中共党员和左倾人物。他与第四军的关系，一向密切，但他对第八军的唐生智则无好感。当时他似乎要抑制唐生智，不无集武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

唐生智的实力相当雄厚，他当时的地位似高出于北伐军其他各部队的首脑。武昌克复以后，他的军队事实上未直接卷入战斗，因而能有机会从事扩充。他的部队数量大为增加，而且在长沙自办了一间规模颇大的军官分校，来充实军事干部人才。刘佐龙等新投靠的军队也都由他指挥。他控制着湖南全省和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他兼任；汉口市长是由他的部属刘文岛担任；此外，他还能在湖北的各县直接间接搜集些税收。因此，他军队的供应和人力的补充都是不虑缺乏的。

他颇有与蒋氏竞争的雄心，正在运用他的灵活手腕，在各方面有所布置。他和他的部属标榜佛教，以示与广东的三民主义有别。他团结保定系，企图与黄埔系争一日之短长。他与汉口的日本领事馆来往甚密，其目的似在经由日本方面获得有利于他的情报。同时，他对俄顾问也优礼有加。他的部属虽多系守旧人物，但他对中共又极力表示亲善。他这种四面八方拉拢的政策，被人认为是以对付蒋氏为主要目标。

他拉拢中共的手腕也是独出心裁的。他的政治部主任刘文岛改任汉口市长以后，即接纳由当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彭泽湘同志去继任这个遗缺。他无条件支持工农运动，与湖南方面中共负责人以及汉口工会领袖，也维持着经常的接触和友善的关系。他还郑重其事的要求加入中共为党员，并请陈独秀到武汉来指导他的工作。他对我也是很客气的，甚至表示在他因事到前线去的时候，他的部队可由我全权指挥。

中共方面，认为唐生智的军队仍是以守旧军人为其主要支柱。他这种友善姿态，都不过是拉拢的做作之态。中共中央曾拒绝了他入党的要求，指出这对于他暂不适宜。我也觉得他只愿个人与中共友好，并不愿中共的影响达到他的队伍中去。因此，我们觉得无论在那方面来说，他都比不上邓演达对革命那样的真诚。

在武汉，除了邓演达、唐生智的势力而外，就要算中共的势力了。中共所能控制的军事实力，虽然微小，但对各军的政治工作和国民党两湖的省党部等，却具有甚大的潜力。在工农和青年群众组织中，更居独占的领导地位。在北伐军各实力派互相竞争之中，中共一时是举足轻重的。我这个中共在湖北的发言人，当时所持的政策是为了北伐的彻底胜利，不能加深各派的裂痕；只能积极增加工农势力的比重。

邓演达对中共与唐生智之间的友善，颇有疑忌之心。他有一次以代表革命正统者自居的姿态问我，为甚么彭泽湘没有将第八军的情况报告给他？我向他解释，彭泽湘初去第八军工作，一切都很生疏，因而我也没有接到他的报告，我想他决无不尊重总政治部领导的意向。

我还进而向他说到，中共方面是一切事都要和他商谈取决的；但同时也重视唐生智的友谊，不拒绝唐的为善的倾向；我以为这也就是我们所应共同采取的态度。

邓演达对我的意见，似颇以为然。而且他后来在处理财政问题上、汉阳兵工厂的人事问题上，以及军械的分配上，为了要应付蒋氏在江西前线的需要，本与唐生智要发生龃龉的；也似乎因受了我这种态度的影响，大多能以折衷的方法，获得暂时的解决。一般说来，革命内部的矛盾，那时还不算十分尖锐。

我根据广东的经验，谨慎的处理这些与军事有关的问题。当时，我尚是一个幕后人物，未担任任何公开的职务。但一些向革命找门径的人，嗅觉特别灵敏，往往直接找到我这里来。

我接见过驻扎武汉四周许多亟谋投靠革命的部队的代表们，也阅读过许多有关这类事的文件；我都转给邓演达去处理；至多有时提供一些处理的意见，给他参考。那时由德归国的朱德和由四川来的刘伯诚同志，都是由我居间介绍，奉着邓演达的正式使命到四川等地去，运动杨森、邓锡侯等部队。这些事使邓演达感觉这是尊重他的职权的明证。

蒋氏于九月二十二日即到达江西境内，南昌是于十一月七日克复的，在此时期中，他的处境相当困难。在革命军进抵武昌城下的时候，李宗仁的第七军即沿江东下；对付孙传芳进至黄石港的先头部队，并向九江方面进展。第二第三第六各军全部和第一军的第二师分路向南昌逼进，第五军的一部则由广东进驻赣州。程潜（第六军）于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攻占南昌，但旋即为孙传芳的优势兵力所压迫，不得不撤退出来。当时蒋氏尚在赴赣途中；任指挥责任的程潜曾指摘南昌之得而复失，是由于蒋氏亲率的第一军未能如期接应所致。

此后，南昌九江间附近地区的战局由蒋亲自指挥，一时形成拉锯的形势。孙传芳的主力集中到了南浔线，蒋氏遇到了劲敌了。他的指挥似也表现得不很得力，各军有些抱着观望态度，行动也未能一致；因而在战斗上受到一些挫折。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所率第一军的第一第三两师经由福建向浙江前进，进展亦较迟缓，这使蒋氏的声望为之减色。

武汉的革命英雄们在讥笑这位不可一世的总司令，唐生智曾以讥笑的口吻表示：总司令亲率着这许多大军，竟会败于南昌城下，真是怪事！第四军有些将领们更觉得没有他们铁军出马，就不济事！有些人以隔岸观火的态度，等待着看蒋氏闹笑话。少数人则以南昌久攻未下，为之焦急。蒋氏本人也表现得有点一筹莫展，他的顾问加仑将军却奔走前线各地，联络各军，以期彼此行动一致。

十月中旬，加仑将军为江西战事来到武汉求援。他向我痛陈江西前线的实况；指出症结所在是各军行动不能一致。他警告万一孙传芳获胜，湖南广东都要受到威胁，整个北伐甚至要因此垮台了。我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予以有力的协助。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由于内部矛盾与蒋分清径渭的时候；如果江西前线受到挫败，是真会影响北伐大局的。当年太平天国的革命，也因内部的勾心斗角而致失败，可为殷鉴。

由于素著声望的加仑将军在武汉的疏解，获得了各方的诚意协助。第四军开往南浔线的侧面，协同原在那里的李宗仁部进行主攻。唐生智的一部也东下应援，武汉是在动员人力物力来支援江西的战争。加仑兴高采烈的驰回前线，要求各军务必要严格的一致行动。当时武汉方面传说，江西战局的实际指挥，不是甚么总司令，而是客卿的加仑将军。果然，十一月二日李宗仁等部在南浔线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四日占领九江，七日占领南昌，孙传芳才遭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打击。

由于蒋氏的受困于南昌城下，便诱发了反对他的浪潮。十月间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③，显然是左派势力的抬头。他们造成直接反对张静江的昏庸老朽和迎汪回国复职的空气，间接就是打击蒋介石。蒋氏占领南昌九江之后，也就开始了他的反击。后来他坚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暂驻南昌，也就是当时的内部矛盾之故。

中共的工作随着北伐军事的胜利而急剧发展起来。中共湖北区委会一向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一切工作都惟谨惟慎，无法施展。如今一朝获得公开活动的机会，便因积习以及人手不足，显得手忙脚乱。幸各地的得力党员，陆续荟集到武汉来。如工运方面，有李立三、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继我之后派来的人员。军事工作方面则多是广州随军来的，如在总政治部任重要工作的有李和林、章柏钧、朱代杰等，实际指挥军队的有叶挺以下的军人同志们，以及后来任武汉军官分校主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等。不久，毛泽东也由湖南来到武汉，筹办另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他众多的工作，则多系就地取材。总之，湖北区委会当时正忙着充实它的组织，扩大党员数量，训练党员提高工作能力等等。

等到武昌克服以后，中共湖北区委会的阵容极一时之盛。彭泽湘虽担任第八军政治部的工作，仍兼着湖北区委的书记；陈潭秋主管组织部；林育南主管宣传部；董必武、钱介盘、刘伯垂等任国民党工作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任工运委员；陆沉、陈荫林、刘子谷等任农运委员；蔡畅、黄木兰等任妇运委员；李求实、李书渠等任共产青年团委员并负责学生运动工作；我则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经常参加湖北区委会议并兼管军事工作。

不用说，中共湖北区委会在武汉是中共一切活动的中枢。它每星期开会两次，一次讨论政策，一次讨论日常工作。出席人数往往是二十人左右，议案是十分纷繁的；尤以临时动议的紧急案件为最多。这就使任书记的彭泽湘有点应付不下了。他虽是一个能干的青年，但究竟太忙，经验也嫌不足。书记在会议上，特别要依据各项问题的缓急轻重，临时能调整一个秩序出来；有些重要问题还要预拟出解决的方案，提出讨论通过，才能把握时机。这些事往往非彭泽湘所能胜任愉快，常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我这个中央代表有时就弄得不得不起而代庖；甚至遇着我因事没有参加会议时，会议就不能获致圆满结果。

湖北区委会领导不够健全的现状，曾引起一些区委委员的不满；资深望重而又以正直著称的陈潭秋就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不满陈独秀派些经验不足的留学生来任象湖北区委书记这样繁重的职务，认为这是不信任老干部的表示。他要直接要求中共中央改派我为湖北区委书记。我虽告以我正在要求中共中央搬到武汉来，自然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现在在人事上似乎不必多此一举。但陈潭秋仍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他的建议，而被中央接纳了。因此，我于十一月间又兼任了湖北区委书记的职务。这项工作占了我最大部分的时间，我不仅要注意政策问题，而且要处理繁杂的日常工作。

当时武汉的要人们，开会忙，宴会忙，演说忙，蔚为一种风气，中共的干部们也不例外。

众多的革命机构和民众团体的主要人员，不仅各有它本身开不完的会议，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联席会议；有些要人们几乎终日就只够忙着开会了。

“普海春”这个座落在汉口江汉路的大酒店，是当时要人们宴会最多的地方。一位要人每天往往要在那里参加两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宴会。他们于酒醉饭饱之后，高谈阔论一番；有些重要问题，也就在这种场合交换意见，自然不免有草率的流弊。演说不仅成为风尚，而且内容是愈左愈好；连工商界的老板们演说时，也会高呼“世界革命万岁”！但这些会议宴会演说等，不免多系空谈自误，缺乏实际内容。我参加这场合算是较少的；一般说来，中共湖北区委会的工作较之其他的革命机构，效率是要高些。

在武汉占领后的初期，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只是开始阶段，还不为人所注意。至于当时的职工运动，则极为出色。九月十四日，北伐军占领汉口后的一个星期，一个工界恳亲会即假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举行。到了工人代表四百余人，代表一百多个工会。北伐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前敌总指挥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等重要机构，都派有代表参加。会议决定了三项重要议案：一、惩办工贼；二、催促各工厂从速开工；三、组织湖北全省总工会。又决定第一二两项请总政治部负责办理，第三项则由各工会负责进行。中共方面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项英、许白昊等重要工会领袖，发挥着领导作用。

上述三点决议，确也是当时职工运动的当务之急。湖北的职工运动经过吴佩孚的“二·七”

镇压，工会组织业已破碎，从前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事实上也不存在了。继之而起的只有中共所领导的一些工会秘密小组。有些过去的工运领袖在吴佩孚威迫利诱之下屈服了，其中还有些为吴佩孚做破坏工会的工作，即所谓“工贼”。当时最著名的一个工贼是郭聘帛，他有国民党党籍，为右派分子，也曾是湖北工团联合会的一个重要职员，在“二·七”罢工后，纷传他已成为吴佩孚的鹰犬；因他的告密，使若干工人领袖受到杀害。众怨所积，郭聘帛终由总政治部逮捕了。惩办工贼是工会方面极重视的事，当初总政治部根据蒋氏的意旨主张宽大；可是不少工会领袖曾向总政治部力争，郭聘帛因而卒被处死判④。

催促各工厂迅速开工，更是不容易解决的事。当时武汉的工厂企业，有的已经停工，有的减产，有的勉强维持；这种经济不景气，确也是战时所难免的状况。工人一方面要各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工厂企业更难经营。总政治部除了运用政治压力，催促各工厂开工外，也不能有其他良好的方法。当时军需浩繁，财政当局只能设法增加一些收益，那里顾得到工商业的复苏。一般说来，只知要钱的军人们，既不懂甚么财政经济政策，更不会有甚么贷款帮助工商业的打算，而他们的意见又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曾强调国民政府应确立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所需收益可求之于各县地主富人的捐献；对大城市工业生产的奖励，市场的活跃，以及贷款救济等项，都是应当认真考虑的措施。李立三则主张工人参加管理生产；他认为这样做，才能使工厂复工，也可以使工人重视劳动纪律，认真进行生产。这些建议又为当时实际条件所限制，难于实行。因此，当时一般热心革命的人物，多觉得军事上确有进展，在政治和经济上则毫无办法。

组织总工会是工会内部一件复杂的工作。武汉不过是中国腹地一个商业中心，近代企业并不发达；因此，工人中仍以手工业者和苦力占最大多数，自然，这样的工人群众也会富有行会观念和受着秘密会社的流氓观念所影响。他们已往的处境的恶劣，是毋待费词的，汉口租界巡捕曾发生打死人力车夫的事件，“吃洋火腿”更是司空见惯。在革命浪潮犯滥到武汉的时候，自然激起一般工人“报复”、“泄愤”、“翻身”等情绪；如“发洋财”这一句话，就是很流行的。这句话的含义固然很复杂，主要却与“铲富济贫”的观念一脉相通，不过所要铲的是洋资本家罢了。他们虽经过“二·七”罢工的洗礼，但要组成近代的工会，按照当时的经济条件，来维护工人的利益，还是困难重重。

湖北全省总工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当天广大的工人群众首先参加盛大的国庆纪念会；接着举行总工会成立会；发布成立宣言；选举向忠发为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总工会之下，还设有工人纠察队，其盛况不亚于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那天又适逢武昌克复，消息传来，会场工人群众更是欢欣若狂。

工会的组织在激剧扩大之中，并向武汉以外的各县市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底，总工会会员人数多达三十万⑤。中共虽能完全控制总工会，但对其属下的各分工会，则尚不能作有力的掌握；以致发生若干左倾蛮干偏差。中共职工运动的负责者，主要是在那里加强各分工会的组织，挑选适当干部，分担各分工会的领导职务；并征求中共党员，形成各工会和各工厂企业的中共支部；以及训练这些新手，使他们能了解当前的责任。

劳资争议和罢工浪潮，随着工会组织的发展而汹涌起来⑥。当时总工会除认为资方应承认工会的团体契约权外，关于劳作条件，规定一个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每月应以十三元为标准，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加上额外加工不得过十二小时，每星期应有二十四小时的休息等⑦。这些要求，从国际水准来看，固是可怜的，即以当时的武汉实际情形而论，也不算是过高。而各分工会在劳资争议中所提出的实际要求，有时还低于这个标准。在增加工资上，有些企业的工人要求每月增加两元或三元，连原有工资计算，尚不足十三元的标准。

在休假问题上，有些也仅要求两星期休息一天。这显然顾到了当时实际条件所能做到的。

不少的劳资争议用仲裁的方式解决。十一月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全省总工会、武汉商会、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武汉卫戍司令部等机构，共同组织了一个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处置争议的方针，大致是要求劳资双方服从它的仲裁权力，主张资方应大体接受湖北全省总工会所规定的劳作条件，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则应遵守劳动纪律。

但工商界的老板们总觉得工人方面的这些要求难于实行。他们怨恨自己的处境困难，战争使他们陷于经济不景气中，政府当局只知问他们要钱，无异是杀鸡取卵；工会又在不断捣乱，提出种种要求。这种上下交迫的困境，将使他们的前途为之断送。他们不敢开罪政府当局，政府方面的要求，多少勉强承担下来；但也利用当局向他们要钱的机会，将他们的怨气，向工会方面发泄。

引起工商业老板们最大反感的是工会方面的一些直接行动。在劳资争议中，工人方面常采取加强压力的办法，强迫资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有时也发生一些侮辱资方的事件。在资方不遵守劳资协议或有某种破坏工会的行动时，工人方面常予以反击；有时会发生拘捕资方人员，戴高帽子游街的事。在资方看来，工人纠察队的这些活动，是不可饶恕的⑧。此外，更普遍的是工人们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会的负责人往往因工会的活动，妨碍了自身在工厂内应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员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不力和不遵从资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

工人事件震动了武汉市，

“实行共产”的谣言在各处广泛流传；“反共”的声浪也跟着抬头。当时威金斯基曾根据这种情况，在《向导》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严惩反革命。事实上这种主张是当时所不能实行的。主要是国民革命的内容太过复杂了。当权的军人实力派，事实上有求于工商界老板；他们甚至包庇反革命，那里说得上甚么惩办。中共却陷于一种微妙的地位，它既要顾全大局，要争取北伐的胜利，不能仅顾着自己的政纲；又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愿使自己成为约束工人行动的工具。左右两难，顾此失彼。如果真要严惩反革命，那就要如托洛斯基所说的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并在事实上在国民革命阵营中，来一个共产革命；但这又是共产国际所不允许的。

如果我们对当时国民革命的对外关系以及内部混乱的情形稍加说明，便更易于看出若干症结所在。

国民革命的民族阵线是以对付帝国主义为大前题；帝国主义的势力确构成国民革命的最大障碍。湖北全省虽大致已为北伐军所占领，但帝国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武汉江面上，经常停泊着成群的外国军舰；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十六艘。兵舰的炮口，指向武汉的中心区。

兵舰上的水兵，以租界为据点，或明或暗的在戒备着。此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境内，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制造舆论上，都有雄厚的实力；使我们常觉得有一只强劲的手，在阻挡着我们的前进。

一般革命人士以现实策略着眼，都觉得北伐战争是以分别解决反动军阀为主题。他们赞成进行各种各样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但极图避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过早的冲突；因而不愿有侵犯外人生命财产等事件发生，以免外人借口干涉。但在群情愤激之下，需要冷静的头脑，耐心的解释，才能防患于未然。不少工人对租界或个别外人有报复的行动，中共负责人员常向工人群众解释。我们指出帝国主义是要反对的，但现在外国军舰的炮口正指着我们，不难于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毁灭我们这个革命中心。而我方军事势力还不够雄厚，工人的组织还未健全，广大的农民也尚未发动，因而此时决不可轻举妄动，而自陷困境。

至于革命内部的领导，简直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众多的机构和一般要人们，除了忙于集会演说以外，做起事来，总是同床异梦，左右掣肘。他们中有各军之争；有军权党权之争；有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与地主之争也正在方兴未艾，其政治重要性与日俱涨。

总司令的职权超越一切，也日渐为人所不满。一些有实力的军事领袖们，站在他们本身的立场，暗中实行对抗。各省当局都是以总司令的命令指派的。在南昌克复以后，我本人便被蒋氏指派为江西省政治会议和省政府的委员（我因武汉的职务，从未去就职）。他的命令是包罗一切的，不管怎样细微的事，都要干涉到，而又无制度法律可循。在武汉方面，反映总司令职权的邓演达，在这一点上也有类似的作风。

军权超越了党权，使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觉得不应该，他们怀念着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国”的原则。湖北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各项重要职务，由湖状籍的要人们分担，其中多系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董必武就是其中要角之一。他们除强调提高党权外，也侧重维护湖北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与一切以军事为前提的邓演达发生若干争执。

我当时调解这些争端，也曾为了劝告董必武暂时需要抑制一下湖北人的地方观念一事，而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在我看来，邓演达与蒋氏不能相提并论，他可能心向着我们这方面，若将他逼往蒋氏那边去，诚属不智。

工会方面的活动更能体现中共方面的政策。九月二十日，当武汉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总政治部的代表曾声明对工会良民组织，采取赞助态度；但要求工会服从总政治部的领导。工会领袖也声明愿促进工会与国民党党部的关系，接受总政治部和国民党党部的领导，同时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在中共方面想来，它在工会方面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表面上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并不等于牺牲中共的领导，反可以避免与象邓演达这样的人发生直接的争执。我们之所以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用意就是要增加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

国民会议的问题，在孙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的文件中虽间或提到过，但事实上早已烟消云散了。蒋氏的个人军事中心主义，不用说，是更不愿有甚么国民会议的。中共方面在一九二六年七月的扩大会议中，对此问题十分强调，湖北的中共领导方面更重视此一问题，因而在工人代表会上，有召集国民会议主张的提出。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开幕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关于召开省民会议的决议，其内容是：

“为实现民主政治，稳固革命基础起见，本代表大会特别向政府建议，迅即召集湖北省民会议。省民会议成立以后，省政府应遵守和实行省民会议之一切决议。湖北工人团体将来应在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之下，参加省民会议⑨。当时，我们的政策确是想利用国民会议省民会议一套制度，作为压抑军权和国民党党权以及解决国共纠纷的一个途径。

中共中央是支持此一政策的；鲍罗庭却等闲视之；因而未形成一个广泛的运动。在上海暴动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直接主张组织上海市民会议⑩成立市政府。湖南总工会也曾通过召集湖南省民会议的决议⑾。这都是当时在此问题上的一些积极表现。后来，鲍罗庭到达武汉，仍主张在提高国民党党权名义之下，来反对蒋的跋扈；他以为国民会议的途径是不切实际的。

在国民政府正式迁到武汉的时候，共产国际的电令，对国民会议的问题，一字未提；只令中共中央采取在国民党内参加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政策，谭平山、苏兆征参加国民政府，分任农政劳工两部长，就是由此而来。我至今仍觉得不管那时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中共中央当时没有坚持这一政策，是一件最失算的事。

在军事占领的武汉初期，一切重要事项的处理，我们各方面的负责人曾广泛利用协商的方式，寻求协调；大体做到了减轻内部矛盾，为北伐铺设前进的基地。当时，革命方面的最高机构，没有一个是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仍在广州；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境内；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在战争状况之下，赣粤沪汉间的联系相当困难。因此，武汉的人们曾以武汉地理位置为理由，要求国民政府从速迁来，以期作直接之领导。这一迁都问题和我在上面所说到的种种情况，都为“武汉时期”的后来发展，埋下了伏线。

①唐生智的这一主张，且曾提出于七月二十四日在长沙举行的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获得通过。

②独立团的辉煌战绩，后来周士第所作《回忆叶挺同志》一文，有较详确的描述；周文见华应申编《中国共产党烈士传》第一七五页至第一八二页—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这个联席会议举行的期间是自该年的十月十五日到二十八日。

④关于处置郭聘帛的问题，总政治部内部就曾发生过争执，详见郭沫若著《革命春秋》第三八三页至第三九二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一年新一版。

⑤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也说：“……为时不及三月，湖北工人之有组织者，遂由十万增至三十万……”（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编辑出版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百页）

。这里所谓“为时不及三月”

，即指一九二六年双十节前至该年年底而言。

⑥自革命军占领武汉到这年年底止，武汉各工厂罢工次数甚多，其中重要的罢工而有记载可考者，即达三十六次之多（见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第二一九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初版）。

⑦这是根据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经济斗争决议案》（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一六页）所规定的。

⑧武汉总商会曾因此于十二月三日举行大会，议决三案：一、工人因生活费之增高而要求加资，实出于理所当然；但提出不正当之要求而罢工者，则实不能予以赞成。且如加资问题，劳工者与资本家可以直接交涉，无受第三者干涉之必要。二、最近纠察队之横暴已达极点，此种暴行宜从严禁止。三、政务委员会对于此二事究有何办法，若十二月六日以前尚无善后办法，商界将罢市以自卫（见陈达著前书第二二五页）。

⑨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二四页。

⑩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里，就曾提出“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大会”

的主张期（见《向导》周报第一八九期）。

⑾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三六四页。

第二章 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

武汉的反蒋运动，是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才开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鲍罗庭不满蒋氏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种种安排，但他大体上对蒋还表示容忍让步，以弥补国共之间几濒破裂的关系。但一到十月间，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之时，反蒋的锋芒开始显露出来，这似乎得到鲍罗庭的支持。等到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底认为反蒋时机业已成熟，不再隐藏他的反蒋决心了。这一反蒋运动，自然是以各方反蒋的倾向为基础而决定的，由限制和削减蒋氏权力开始，进到武汉政府与蒋氏正式对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左右，鲍罗庭偕同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以国民党中央暨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到达了武汉，筹备迁都事宜。国府主席谭延闿等则正率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人员随后迁来武汉。

当我到汉口旧德租界一所精致的洋房，去访问鲍罗庭时，他正在客厅接见宾客，我便在他的办公室内先与随同他一道来的张太雷同志晤谈。张太雷首先向我说：“鲍罗庭真有几手，一席话便把唐生智收服了。”他接着说明，鲍罗庭在下船后，即偕同欢迎他们的唐生智，同车驰至唐的总指挥部。他们开始谈话，由他从旁任翻译。鲍罗庭劈头便向唐生智说：“谁能忠实

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唐生智听了这句话，似乎喜出望外，将身体扭动了几下，欣然回答道：“我愿意这样做。”鲍罗庭接着说了一些如何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话，不着痕迹的将他已不信任蒋，转而将信任唐的意向表示出来。唐生智因而向鲍罗庭恳切表示：“一切愿听指挥。

”

张太雷认为鲍罗庭对唐生替这篇不平凡的谈话，不是甚么外交词令，而是具有联唐反蒋的决心的表示。他还指出鲍罗庭此一行动是否已征得莫斯科的同意，他虽然毫无所知，但他确实知道鲍罗庭对蒋的不满有增无已；此次他们路经江西，曾于当月七日在庐山与蒋会商，看鲍的神情，可以推测谈话结果必然是不圆满的。他对一个初见面的唐生智，就有这种露骨的表示，足见他对蒋氏是如何深恶痛绝了。

不一会，鲍罗庭踱到办公室来了。他亲切的和我握手，嘘了一口气说：“好了，我们又在

一个新地方晤面了。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做一篇新的文章！”在我们谈到武汉一般情况时，他说：

“广州我已住腻了，我对武汉很感兴趣。但最使我刺目的，就是武汉仍处在外国兵舰的炮口威胁之下。”

我们的话题因而转到有关外人在武汉的动态问题上。鲍罗庭表示对武汉的一切，都感满意；但对外人的动态，今后则应加强注意。我于是向他推荐一位懂英文的中共青年李君（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做他的办事人员。后来这位青年便替他做调查外人动态的工作；而中共湖北区委方面也因经费不足，乐得把这项工作推由鲍罗庭直接负责。

在此期间，不仅鲍罗庭等新来的人，在从事布置班底的工作，中共湖北区委会也在忙着部署这类的事；并且从武昌搬到了汉口。鲍罗庭认为湖北区委的工作范围，因为国民党的中枢移到了汉口，已经不仅是湖北一省的事务，他要求我们立即搬到汉口来，以便和新来的国民党中枢要人，能经常保持接触，把握整个局势的发展。我们接纳了鲍罗庭这个建议，作了一番新的布置。

鲍罗庭和我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是在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组成以后。联席会议为何要急于组成，职权为何，已否得到蒋的同意等等，鲍罗庭事先都未和我提过。等到联席会议举行之后，鲍罗庭才向我表示：在广州时，他曾说过北伐打到北京，国共便要分家；现在看来，分家之事已经大为提早了。我问他为甚么有这种看法，他说是凭他的嗅觉，而他的嗅觉是特别灵敏的。

他向我指出下列各点：一、蒋氏占领了江西之后，正锐意经营东南，以夺取南京、上海为目标；这种东进方针，将与苏俄日渐疏远，而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浙江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寻求妥协。蒋的这些活动，是经由黄郛钮永建等人从中拉线的。二、蒋氏一直要建立他个人的军事独裁，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完全置于掌握之中，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这些已引起国民党大多数中委的反对，这次和他同来的国民党中委，一致不赞成蒋的这种野心，因而成立了一个联席会议，俾中枢大权不致为蒋个人所操纵。三、蒋氏如果取得了南京上海，很可能就要发动一个反共运动，以取悦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

鲍罗庭很注重军事实力。他说到大多数的军队也都对蒋不满。唐生智的反蒋态度，固不待说；邓演达和第四军的多数将领，将积极支持汪情卫；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程潜的第六军也都是一向不满蒋的；第七军在军事发展上，与蒋也有许多矛盾；而且冯玉祥已解西安之围①，他的军队一出潼关，又是蒋的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从军事实力上看来，蒋的独裁前途，自是荆棘丛生的。

鲍罗庭这些看法，是他反蒋的出发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政策上的大转变。反蒋的基本政策，固然如箭在弦上，不容有所踌躇；但在力量的对比上，我倒觉得鲍罗庭的看法，有点过于乐观。我曾向他指出，就武汉一般人眼中看来，唐生智应更不如蒋介石，唐是一个投靠革命的军阀，他的部属多是一些旧军人，蒋究竟是一个老国民党员，而且有黄埔的革命青年军官做基础。蒋与其他各军的关系，固然不好，但唐与其他各军的关系，也是有缺陷的。他与二、六两军早有夙怨，与第四军又有门户之见，假若由他出来团结反蒋军人，恐怕将事倍功半的。其次在党部和民众方面，虽然左派声势浩大，但毕竟缺乏有力的领袖。汪精卫能否回国，回国后能否硬干，都有问题。反蒋运动定要做到甚么程度，以及应采急进抑或缓进步骤，也都值得研究。

鲍罗庭对于我所提出的疑问，似乎无法解答。他只是强调现在问题的中心所在，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一因为我们既然看清楚了蒋的反革命的意图，总不能袖手旁观。他为联唐政策解释，说唐较优于蒋的一点，是唐同情于工农运动。他预料汪精卫在适当时机就会回国，在大致上他不会像过去那样的软弱。至于团结反蒋势力一点，他自信他的灵活手腕，必然奏效。

鲍罗庭的个性很强，他在广州时，遇事不与广东区委商量，独断独行。他到汉口来后，态度总算客气了一些。他把握着最高的决策，很少迁就我们的意见；至多也只是礼貌上征求我们的同意而已。但他对湖北区委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却没有妄加干涉。他之所以如此，也许是他只长于运用策略，其他则似非他之所长。而且事实上武汉的情况也不是他这个初来者一时所能了解清楚的。

在鲍罗庭的政策之下，武汉局势将有重大的变化，这是很显然的。我只有将这些实况，报告中共中央，请求郑重考虑，以期步调能够一致。我说明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要求中央速来武汉。但中共中央在反蒋可能发生的后果上，似未予以充分的注意。它所给予我的指示，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意见，只是赞成而已。可是后来，中共中央在上海所做的，显然又与武汉方面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

联席会议在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筹备在武汉建都事宜，并非以反蒋为重点。不过它多多少少有以中枢自居的倾向，因为联席会议的委员们，觉得在迁都的过程中，不能使中枢的职权一时中断，应把握时机，于筹备建都的任务之外，暂行负担起中枢的临时责任。但在蒋氏看来，这无异是与他的权力对抗。

徐谦被选为联席会议的主席。他是个基督徒，以能代表冯玉祥的身份而当选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他与国民党并无深厚渊源。他是一位热情的演说家，似不是一位特出的政治家。联席会议的工作最初表现得茫无头绪，委员们大多忙于参加会议，发表动人的演说。

委员们的许多演说，大都说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意义，要求人们拥护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在这种气氛之下，党部和民众团体方面根据十月间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市党部代表在广州举行的联席会议的决议，进而提出了“欢迎汪精卫回国”、“要求汪蒋合作”、“提高党权”等口号。这些声浪意在对蒋氏过份庞大的权力，稍予抑压，但在蒋氏看来，迎汪回国复职，就无异是直接反对他。

邓演达在武汉行使总司令职权，采取了拥护联席会议的态度。他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原应奉蒋氏之命行事，但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并非蒋氏所能完全支配。他和谭延闿一样，认为国民党革命不能是军人所唱的独脚戏。也许他对蒋氏已往的一些命令，有过一些反感。他尊重联席会议的决议；于是，总政治部所做的一些宣传工作，有了一些改变，如“拥护蒋总司令”的口号已改为“拥护中央的领导”

。因此，蒋氏的怒火，首先指向邓演达所主持的总政治部，开始指摘总政治部的宣传不当。

鲍罗庭所曾向我表示的反蒋意向，那时似还未对外公开出来。他在忙着协助联席会议建立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他所最注意的是外交和财政等类问题，而且负财政责任的宋子文，和负外交责任的陈友仁又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之间可以无所不谈。财政混乱状况的解除和外交困难的应付，确也是联席会议急待解决的问题，鲍罗庭从这些工作下手，意在使联席会议有积极的表现，俾能提高其职权；事实上也就是削减总司令的权力。

收回汉口英租界一幕，是联席会议第一次遇到的严重考验。国民政府的对英外交，原是最为棘手的。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曾发生英舰炮击万县，死伤以千计的中国人的事件，激起武汉方面的反英情绪。英国的政策一向是反对国民政府的，而国民革命的反帝运动也就是以英国为主要对象。

“外国人有好有坏，苏俄最好，德国次之，英国最可恶”这句话，成了当时武汉人们的口头禅；在“集中目标反英”的口号之下，连反日情绪也显得松懈了，武汉方面就没有发生过抵制日货的运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汉口曾举行反英市民大会。此次大会是因天津上海两地的英租界发生压迫国民党的事件所引起。天津英租界当局曾封闭那里的国民党市党部，逮捕了国民党员十七人，转交给张作霖，其中七人并为张作霖枪毙了。上海英租界当局又封闭了《民国日报》—国民党机关报。此外，总税务司英人安格仑借款给张作霖作对付北伐军之用的消息，正在盛传着。因此，那次武汉市民大会曾通过反英决议和反英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最初的三天，武汉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大会。武汉市到处都有宣传队在活动，反英宣传也是其中之一种。三日下午左右，总政治部所辖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在江汉关附近，毗连英租界的广场上，集合了不少的民众，举行讲演会。驻扎汇丰银行的英水兵出动干涉，死伤民众多人。这事件立即震动了武汉。

我于事件发生后约一小时，到达肇事地点。那时冲突已告停止，英水兵已退到英租界防御工事后面。我目击一群英水兵凭着工事，持枪对着那些糜集在广场的群众，作射击姿态。

徐谦立在一张临时安置在广场中的桌子上，、背向着英租界的防御工事，不理会英军枪口的威胁，向群众激昂慷慨的演说，宣布国民政府反帝反英的决心，吁请民众分别离去，静候政府循外交途径来解决。当时群情愤激，“向租界冲去！’‘的呼声在高喊着，眼看更严重的冲突就要发生。我深知此时决不可与英租界发生冲突，便立即在广场上找着一些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劝他们遵照徐谦的指示，领导民众离开广场，情势才逐渐缓和下来。愤激的民众高喊着口号，结队向国民政府大厦请愿去了。

当时，我们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事件，特分别通知各民众团体，以后宣传活动，暂时不可进入租界。不料四日上午九时左右，我就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报告，谓工会的宣传队已有几队人冲入了租界，大批市民正从各路口涌到租界去。我即以电话询问李立三，他和其他工会负责人对此还全不知情，他说总工会的负责人将立刻赶到租界去，阻止任何意外的发生。

我又以电话通知联席会议的一位委员，告以情况，当时，并表示我将采取的处理方针。他赞同我的做法，并派员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我放下电话，立即驱车赴英租界。此时街道上已挤满了人群，正向英领事馆行进，但还没有发生甚么激烈举动。等到我赶到英领事馆门前时，聚集在那里的群众已经不少了。我找着在场的一些首脑人物，嘱咐他们要约束群众，不可有任何暴动，不得损害外人生命财产，不得与巡捕冲突等等。我旋即进入英领事馆，看见一二十个民众团体的首脑人物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似乎是在等候上级的指示，我同样告诉他们要严守秩序。英领事馆的职员们都己退避到二楼，在楼梯口上立着一个英籍职员，态度倒也不显得惊慌。我走上楼梯，和他握手为礼；告以不会有甚么意外事件发生。他就将我的意见转告在二楼的他的同事们。这样，一触即发的紧张场面，似是缓和下来了。

不一会，李立三等人也赶来了石他们告诉我英租界内并无激烈的骚动，沿途只看见有几处玻璃窗被打碎了。他们已分别通知各工会负责人，劝告市民退出租界。他们也听说驻在汇丰银行的英水兵，已退回兵舰。因此，估计大致不会发生严重的问题。紧接着，孙科等国民政府委员也来到了，我把适才的经过情况，简略的告诉了他们，他们就上二楼和英领事谈话去了。

这就是武汉民众直接行动，收回英租界的最初一幕；此后，便开始了中英谈判的阶段。

在民族怒火燃烧之下，武汉民众竟能严守秩序，对英作坚强的表示，使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括目相看；这证明中国民族运动已进入了更有组织的形态。英国的外交本是很灵活的，他们从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广东的省港罢工中所获得的教训，似觉得一味采取高压政策，将造成中英间的深仇大恨，这对英国是不利的。也许他们觉得尽可以利用国民革命内部的矛盾，来瓦解这个民族阵线，用不着承袭已往的政策。

我目击事态业已在我们掌握之中，便离开英领事馆，驱车去找鲍罗庭。他获知了事件的经过情形之后，很欣慰的向我说：“幸好避免了一场冲突。”他还指出虽然现在并无向日租界作同样示威的迹象，但仍应通知各民众团体，严格约束群众，不可有侵犯日租界的任何行动。

鲍罗庭的这些话，原系我们的既定政策，用不着再有甚么讨论。此后，武汉民众对日没有甚么激昂的表示，就是我们这种政策的结果。

这次外交的胜利，也提高了联席会议的声望。一月四日，联席会议接受了各民众团体所提出的收回租界等对英四条件②，安抚了民众的激昂情绪；同时展开对英的谈判。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领事交涉结果，协议组织汉口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派中国军警维持英租界秩序等。

汉口收回英租界的举动，振奋了全国的民心。一月六日，九江英租界附近发生了工人与英水兵冲突的事件，邓演达由汉口赶程往九江，与九江英领事交涉的结果，照汉口的前例，派少数中国军警，于一月八日起接管九江英租界。后来，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二十两天，陈友仁与英国驻华公使代表欧玛利，先后签订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和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及照会。至此，汉口九江两地英租界才宣告正式收回。这也可以说是联席会议一个重大的成就。

对英外交的紧张，并没有缓和当时革命内部的纠纷。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广州的国民政府宣布停止办公，实行北迁。十二月三十一日，谭延闿、张静江等率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职员，到达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告迁都武汉；立即开始办公。可是一月三日，蒋氏忽电武汉，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因之便爆发了著名的南昌与武汉间的建都之争。

建都之争和汉口收回租界的行动，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时武汉联席会议的要人们对于蒋氏的主张，大大不以为然。他们奔走相告，迁都武汉是早已决定了的事，何况外交如此紧张，武汉又是筹款中心，如何能将国民政府改设南昌。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曾电覆蒋氏，表示不赞成有这种骤然的改变。

一月十日到十八日，蒋氏曾到武汉，意图说服在武汉的要人，但不得要领，失望地返回南昌去了。蒋氏所持的理由是定都问题应以战略与军事发展来决定，此时长江下游的军事正在进行，国民政府应暂设南昌。俟南京光复后，再依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意见，建都南京。并且声言，这是南昌举行的国民中央政治会议所一致决定了的；要求联席会议的要人们遵行。

联席会议的要人们则认为建都武汉原系根据蒋氏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提议，经过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党政府委员们一致同意决定，并经正式公布了的。观在无论在外交上，在财政上，在军事上，乃至在人民心理上都不宜有这个改变；即使迁都南京的话，将来也可以经过一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定，再行由武汉迁往不迟。

由于这个争执相持不下，也由于蒋氏这次到武汉来，欢迎的场面虽然盛大，但一般情绪总不能算是热烈的；所有“拥护国民党中央领导！”

“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等呼声，都使蒋氏感觉刺耳。蒋氏怀着怅惘的情绪回到南昌以后，便专对武汉的要人出些难题，向宋子文索款的电报，如雪片飞来。这样一来，更使双方的距离愈趋愈远了。

建都的争执发展成为双方非正式的互相攻讦，武汉方面有种种谣传，如谭延闿被蒋扣留在南昌，不让他到武汉执行职务；张静江则因害怕武汉革命气氛之高涨，所以留恋南昌，阴谋破坏建都武汉的既定政策；蒋氏则志在独裁，企图对国府置之于自己肘腋之下，等等。南昌方面则纷传武汉的联席会议组织之不合法，不过是共产党藉之以作为反蒋反革命的手段。

革命内部纠纷至此已达危险边缘了。

一月下旬，上海中共中央派汪寿华同志为代表来到武汉，与我举行重要会谈。他的目的是要知道武汉方面的内情和我们的做法。我将武汉南昌间争执的内幕及其严重性详细的告诉他，要求他转达中央，速谋应付方略。

我向他指出，武汉南昌间的争执可能发展成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共的分裂，甚至发生武装冲突。目前双方已各走极端，征之已往史实，蒋氏是会不顾一切蛮干下去的，鲍罗庭也不会再行采取妥协步骤。现在是中共中央急起应变的重要时机了。

我向他说明，现在仍有两途可循：一是中共自居超然的调人地位，以缓和武汉南昌间的争执，使问题局限于谈判范围之内。就目前实情观察，这点恐不易做到；即使试行，最少也要整个中共中央速来武汉，先与鲍罗庭商谈，才能进行。二是中共中央完全赞同鲍罗庭的既定政策，积极准备力量，坚决予以贯彻。在我看来，不管中共中央愿意与否，事实上恐非走第二条路不可了。

我向他解释目前中共的步骤是相当凌乱的，武汉方面已有许多问题不易解决。湖南方面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已引起武汉内部的不安；这与鲍罗庭缓和武汉内部矛盾一致对蒋的方针，又是不相配合的。江西中共的组织处于对蒋斗争的前线，领导力薄弱，我无法照顾。

广东更是一个重要据点，我在这里却无法与之取得密切联系。在冯玉祥方面工作的中共党员我又一直无法联络。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非中共中央速来武汉不可。

我建议中共中央不必过份重视上海方面的工作，因为上海究竟是帝国主义的坚强基地，如果蒋氏占领了上海，可能要屠杀中共党员的；至少中共中央在那里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

中共中央如果搬来武汉，可以加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至西北等区域工作的领导，积极武装工农群众，来应付这场生死交关的斗争。

汪寿华这个青年同志（原名何金亮）系留俄学生，曾在海参威华工中做了几年的工会工作。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回到上海，接替李立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委，直接领导上海工运。他虽然很能干，但不免少年气盛，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他曾向我夸耀上海八十万有组织的工人的重要性以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的经过等等。

他又向我描述上海的国民党员钮永建、吴稚晖等对中共的态度良好，已组成一个国共联席会议；一切工作都在联席会议协商解决。上海的青帮首领杜月笙等与中共关系也很密切，他几乎每天都要与杜月笙见面；上海没有流氓捣乱工会的事件发生。他说明中共中央对于上海工作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如果北伐军打到上海，上海必将在中共掌握之中。他这些话，显然没有充份了解武汉与南昌间争执的严重性和上海社会的实际情形。我曾严重的警告他，这是一种极有害的幻想；既没有觉察帝国主义的利害，也为蒋介石的假面具所欺骗了。

汪寿华应允将我的意见转达中央，他个人并极力予以支持。在他行前我还向他说到许多事是不能用通讯方法解决的。上海武汉间几次来往的人，都没有达成任务；这次我希望他能不虚此行。谁知汪寿华到达上海之后，我的建议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最可痛的是这位天真的汪寿华本人在该年四月十二日清党的前夕，在杜月笙的客厅中，被绑走断送了性命。

二月间，威金斯基继汪寿华之后，由上海来到了武汉；这似是我从上海方面得到的仅有答覆。他此行目的，是来和我与鲍罗庭商谈对蒋政策。但他除与鲍罗庭争吵了一场之外，不能有甚么成就；他那次往返商讨，不仅没有澄清中共内部的混乱，甚至是贻误了时机。

威金斯基在武汉考察了一般情况，似乎特别受到俄顾问加仑等人的影响，提出了与鲍罗庭不同的意见。他向我表示革命阵营内部不宜分化太快；否则，将无以对付北方军阀及帝国主义的雄厚势力。对中共与工农运动，也是不利的。他说到在武汉的俄顾问中有些不同意鲍罗庭的作法，并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蒋介石究竟不是陈炯明，鲍罗庭更不是孙中山。”

他提议让他去南昌一趟，与蒋寻求谅解，以避免革命内部的过早分化。

我向威金斯基表示，他的主意能否收到成效，大有疑问，但不妨一试。我着重指出反蒋阵线包括一些不可靠的旧军人和动摇不定的左派政客，即使胜利了，局势也未可乐观的。如果他的南昌之行，能够使目前武汉南昌间的对立状况，稍微缓和一下，让中共能够多一点准备的机会，也是值得的。不过事态发展到了今天，要想挽救也不能存过高的希望。

几天之后，从南昌回来的威金斯基，果然向我简单的说：“事态已无法挽救了。”在鲍罗庭的办公室中，他们两人又展开了争论。鲍罗庭似是以列宁自况，指斥威金斯基充当了反对十月革命的卡米涅夫和李洛维夫那种工贼的角色。他说到威金斯基南昌之行，既未达到预期目的，反动摇了反蒋阵线，增长了蒋的气焰，损伤了我们自己的威信。威金斯基也反唇相讥，指出鲍罗庭的做法并不是甚么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为；其结果将不利于中国革命和苏俄在中国革命的地位。

鲍罗庭知道我是支持威金斯基此一行动的，因而特别指出我与威金斯基主张的不同，以减少贯彻他的主张的阻力。他说明他明白我虽也不愿革命内部分化太快，但清楚知道反蒋已势成骑虎，不能退缩；所以我老早就要求中共中央迁来武汉，集中力量来应付这场斗争。而威金斯基却一味在那里唱反调和摇摆不定。鲍罗庭最后还是劝告威金斯基，说他的调子事实证明是唱得已经迟了，现在是不能有所选择了，如果大家同心协力照他的政策做下去，结局也许不会如威金斯基想像的那样恶劣。

威金斯基终于无法扭转鲍罗庭的做法，怏怏的返回上海。他行前曾向我表示，中共中央不在这里，是无法限制鲍罗庭的行动的。他确认中共中央有迅速搬来武汉和立即筹备召开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必要。他后悔他这次确实来迟了，以致无能为力。他应允回上海与中共中央商讨，以谋妥善解决。

可是后来事实证明，威金斯基回到上海以后，也不能很快的改正中共中央所抱“上海第一”的倾向。它依然留恋着上海，等到它后来搬到武汉时，已在四月十二日上海遭受了大灾难之后；同时，武汉也已到了“夕限无限好”的时期，难于有所施展了。总之，在后来国共这一幕大打斗的闹剧中，共方领导上的无力和内部的纷歧，暴露无遗；而蒋介石将军却在那里采取主动，独断独行的干下去；胜负之数是毋待龟卜的。

①冯玉祥的国民军自一九二六年春为奉直联军所败，便向西北退去，冯本人赴苏俄考察。他的第二军之李虎部和三军之杨虎部则退守西安，为吴佩孚部所包围；一直等到冯玉样带着苏俄顾问，自俄归国，决心参加国民革命，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师，西安被围已达八月之久。据冯玉祥说，当时他的作战方略，本有“由南口攻北京”和“解西安之围而出潼关”两条路线，后因李大钊先生的建议，他才决定采用往西安出潼关的计划，卒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解西安之围。（见冯著《我的生活》第六一九页，上海教育书局民国三十六年初版。

）

②条件全文见宋云彬著《中国近百年史》，第二四七页—第二四八页，新知书店，民国三十七年港版。

第三章 清党与宁汉对立

武汉南昌间建都之争迅即转化为军权与党权之争；接着又激荡成为蒋氏所领导的反共阵线，与武汉所领导的反蒋阵线的对垒。这个剧烈的斗争形势演变的结果，是蒋氏逐渐占了上风，武汉则相形见绌。因为蒋氏不仅握了兵权，而且获得旧社会保守势力的支持；南昌克服之后，显然又得着外力的支援。而武汉的反蒋阵线却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意志又不统一，因而易为蒋氏的反共旗帜所击败。

武汉方面因建都问题展开反蒋攻势时，声势原是颇为浩大的。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武汉三镇国民党组织举行代表大会，董必武任大会主席，致开幕词。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往会发表演说，强调维护党员，军事领袖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等等言论。会议通过下列决议：一、加强中央权力；二、统一党的领导机构；三、立即召集中央全会解决党的问题；四、欢迎汪精卫复职；五、昏庸老朽之辈站开；六、拥护国府外交政策，反对党内反动分子与帝国主义妥协的企图。会场并高呼“打倒张静江！”

“反对军事独裁！

”

“反对反动派！”等口号。这一动人的举措，不用说，自然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协同进行的杰作。

武汉南昌双方，都曾主张召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以解决党内纠纷；但对会议的地点，则各坚持要在本身势力范围内举行。换句话说，蒋氏主张在南昌，联席会议则主张在武汉。此外，双方又都标榜着以“救党”为己任，互责对方违反党纪。蒋氏曾指徐谦窃据党权，漠视他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职权。

对于会议地点的争执，胜利属于武汉。因为当时大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都荟集在武汉，而且一致主张在武汉举行；使蒋氏觉得如果坚持己见，无异自招独裁之讥；同时，他正锐意经营东南，已有实力第一的想法，根本就瞧不起甚么会议的决定；而且南昌的国府主席谭延闿从中百般疏解，力劝蒋氏不必走向极端。因此，这一次争执乃告解决。谭延闿终于在三月七日偕陈果夫等到达武汉，蒋与张静江则留驻南昌，未出席这次大会。

从莫斯科回来的谭平山于二月底到达武汉①，他积极支持鲍罗庭的反蒋政策，并成为中共参加国民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抱乐观态度。他曾描述斯大林对于中共中央那种脱离国民党自谋独立发展的倾向，是不赞成的；而对于他与国民党左派的友好合作关系，则极为重视。他拥护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的主张。

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他与鲍罗庭是志同道合的。

三月十日到十七日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②，很明显是左派胜利了。会议中曾首先根据徐谦的报告，批准联席会议的工作；追认该会议一切决议的效力。这无异是对蒋氏否认联席会议的一个直接答复。会议又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案》和《中执委会下的军事组织大纲》等重要决议。根据这些决议，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顾孟余、孙科、谭平山（中共党员）、陈公博、徐谦、昊玉章（中共党员）等，九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汪情卫、顾孟余、邓演达、陈公博、陈其瑗③、何香凝、彭泽民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之宣传、农民、工人、商民、妇女、海外各部部长；这样一来，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在国民党中央的原任职务就被取消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增加了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中共党员）、王法勤、宋庆龄等六个左派人物；并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宋子文、谭平山七人为政治会议的主席团。军事委员会委员定为十五人，蒋介石等当选为委员，蒋介石与邓演达等为该会主席团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定为二十八人，汪精卫等当选为委员；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五人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这些决议显然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的翻案文章。主要是打破了蒋氏所培植起来的个人军事独裁的局面。除上面所说到的这些人事更易之外，还制定了一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条例，其中规定总司令应对国民党中央负责，这是将军权置于党权之下的重要表示。蒋氏虽仍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一，但与过去他所建立起来的权力相较，是大为削减了。

国共关系的调整，也是这次会议主题之一。这次会议所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案》，其决

议内容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开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办法；并应第三国际的邀请，派代表三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商治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④。这与过去蒋氏一味限制中共党员活动的办法，有了显著的不同；不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职务，仍是没有中共党员参加，多少还是不能摆脱国民党二中全会党务整理方案的羁绊。

国共关系由国民党党内的合作，进展到了在国民政府中的合作；这似是鲍罗庭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到达武汉之初，即曾向我提到；后来共产国际便有中共党员应参加国民政府工作的指示，用意是要加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国民党的左派同意这种主张，徐谦在二月二十四日的演说中，即曾提到这一点。会议又决定国民政府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卫生五部，中共党员苏兆微和谭平山因而被任为劳工农政两部部长。此外，会议也决定容纳中共党员参加各省政府工作，并批准湖南民众团体所提召开省民会议的提案。

这都显然是国共关系的重要演变。在国民党左派要人们看来，为了巩固反蒋阵线，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在中共中央方面看来，这是国共合作的进展。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中，有时说到“团结”左派，有时又说到“领导”左派；实际上仍将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干事，看作是实际支持左派的行动。中共的作法是要捧着左派去反蒋，并没有逐渐代替左派的意向。也可以说，这些办法是使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合作，演化为两党在政权中的合作；同时，中共历来为国共关系伤透脑筋，似乎也可以借此得到一个解决办法。

毫无疑问，导演这一幕的人是鲍罗庭。他的目的是要将国民党左派和各军首领以及中共的工农势力，组合成一个反蒋阵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是煞费苦心的。如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这一点，他曾向国民党领袖们反复解释，强调中共党员担任劳工农政两部，可以将工农势力纳入国民党领导的正轨之内，也可以达到纠正工农运动的过激发展。但当他向中共的负责人方面解释时，却着重说明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可以逐渐增加中共在政权中的份量，以影响国民政府左倾，并且是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一个途径；从此，中共可以不再做革命的苦力了。

国民党三中全会是武汉反蒋运动最情彩的一幕。可是，事情也并不可能仅凭会议解决，还须有实力作后盾。做漂亮文章似乎是武汉的特长，会议的决议案固然是多彩多姿，宣传工作也是做得有声有色，但不免空言多于实际。实力的不够充足和意志的纷歧，都不是一时所能弥补的。因此，在三中全会以后，武汉方面就表现出力不从心的迹象了。

蒋百里⑤誉为“有决心的军人”的蒋介石将军，却是最重视实干的；他的独裁意志甚为坚强；对于如何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也是胸有成竹。在他行动的时机未成熟以前，他多少还能忍耐；譬如，他曾否认反对汪精卫；也根本不反对联俄容共政策；更否认他有联奉⑥联日⑦等等意图。他还是以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的国民党正统自居，并表示他所反对的只是武汉的异端。这些姿态，显然是为了维系他当时在革命阵营中的威望。

到了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蒋氏便开始他的行动了。他再也不掩饰他的反共决心；而且一起始就用非常手段来对付中共和鲍罗庭。

“反共”这一面旗帜，确是他在这次斗争中，获得胜利的重要关键。他不仅借此团聚了国民党内外的保守势力，也对武汉阵营起着重要的分化作用，更能由此而争取到列强的援助。反之，武汉的“党权”旗帜，却是黯然失色的。

在一般人看来，这只是国民党党内之争，与他们并无切身利害关系。在一般国民党员看来，武汉的反蒋救党运动，无论是否正确，总是受着共方势力的影响。

蒋氏的反共行动由江西开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枪决了；这是中共党员在反蒋运动中被栖牲的第一个人。三月十六日，蒋氏命令解散拥护武汉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另行由他指派亲信重新组织党部。三月十九日，蒋氏又以武力解散左倾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此外，福州安庆等地蒋氏势力所及的地方，都先后发生过杀害中共党员的事件。蒋氏反武汉赤化的旗帜，就这样由他以命令和铁血公开举起来了。

革命阵营内部起了激剧的分化。不赞成反蒋的人们纷纷离开武汉，左倾的人们也因长江下游难于立足，开始向武汉集中。譬如，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就因不赞成反蒋，在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辞职走了。他后来在上海一带活动，对于拉拢蒋介石、李济琛、李宗仁等实力派共同清共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邓演达属下在长江下游的政治工作人员和一些被驱逐的党部工作人员，又纷纷逃来武汉，在那里诉说他们本身被蹂躏的经历。

双方对垒的形势已成，再也没有转圆的余地了。和蒋氏一起工作的加仑将军那时也带着他的助手离开了蒋氏的总司令部，来到武汉，继续任国民党政府军事顾问的职务。中共方面在蒋氏身边工作的蒋先云同志也于辞职后，由南昌返回武汉。原随谭延闿来汉参加会议的陈果夫等则于会议结束后，返回南昌向蒋氏复命去了。这样，武汉南昌间的各种联系宣告断绝。

蒋先云这位青年军人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他的苦闷心情，似乎是当时一般青年所共有的。他是黄埔第一期的高材生；在他就读黄埔以前，在湖南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成为中共的正式党员，领导过湖南水口山矿工罢工运动。他为当时我们一般同志所敬爱，也与我有很深的友谊。他又是蒋氏所喜欢的学生，被任为总司令部秘书，在蒋氏身边工作。蒋氏与中共间的联系，往往都是经由他办理的。

蒋先云同志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爱护中共的一切；同时，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军人，敬佩他的蒋校长，并爱护黄埔的一切。他一直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中共与黄埔都是革命的精华，如果彼此间能够消除误会，合作下去，中国革命前途是灿烂的，否则将不堪设想。

他那时曾多次奔走南昌与武汉之间，企图挽救双方的破裂。他不仅曾多次向我说明与蒋氏合作的重要性，也曾多次向蒋氏进言，要求他继续联俄容共。但他究竟太天真了，没有深切了解蒋氏的意向所在，同时，毕竟是人微言轻，敌不过张静江等人将蒋的包围。

剧烈斗争的火花使蒋先云同志陷于苦恼的境地，他由南昌回到武汉以后，总是表现得有些怅惘若失。他要求实地作战，决心以鲜血来贡献于革命。不久，他被任为第四军的团长。

后来在河南与奉军的激烈战斗中，奋勇冲杀，对那次战役的胜利，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他自己就在那次火线上，怀着怅惘的心情阵亡了。

蒋氏的反共行动立即引起了武汉方面的反击。三月十五日，湖北全省总工会为了抗议陈赞贤的被杀害，发表宣言，指摘蒋氏的行为为反革命。三月十六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发表支持三中全会的决议的通电，强调党权不容为蒋氏所篡窃。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机关报武汉《民国日报》

，发表题为《民众联合起来，推翻蒋介石》的社论，宣告蒋氏再不是总理的忠实信徒，而是反革命；并列举他的种种罪状，要求罢免其职务，并予以惩处。

武汉南昌间的破裂，与当时的军事发展是密切关联着的。在南昌克复以后，蒋氏在浙江各省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可观的成绩，这也是他坚决反共的一个有力凭借。蒋氏一直不理会鲍罗庭加仑等人的反对意见，全力向东南各省进军。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浙江独立，保境安民。这是蒋氏分化孙传芳势力所收到的初步效果。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所统率的东路军于十二月十八日攻克福州，继续向浙江进兵；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又占领了杭州。该年一月间，第二、六、七等军沿长江东进，直指南京。孙传芳所辖安徽督办陈调元宣布投靠革命，这又减轻了北伐军东进的阻力。

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北伐军正由浙江和安徽两路向上海南京挺进，这是依照蒋氏军事上计划的行动。当北伐军进攻到上海附近的龙华时，上海工人于三月二十一日发动了总罢工，与驻在上海的直鲁联军进行巷战。二十二日直鲁联军狼狈退出上海。北伐军因于三月二十三日顺利的占领了上海。同日，程潜所统率的二六两军攻占了南京城外的雨花台等高地；城内的敌军向长江以北的蒲口退却。二十四日清晨，革命军进占了南京。革命内部斗争的中心也就随着转到上海南京去了。

武汉当局深信蒋氏以南京上海为据点，展开反武汉的行动，因而决定不让蒋氏有完全支配上海南京的机会。具体办法是派宋子文为中共财政特派员，赶往上海，直接掌握上海这个经济中心的财权；并命令程潜所部巩卫南京，阻止蒋氏在那里建立反武汉的中心。

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一两天，林祖涵告诉我，国民政府已有一个侯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他向我说明连日少数要人集议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如蒋氏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蒋氏逮捕起来。

林祖涵还说到这个重要措施，似是鲍罗庭所授意，为各主要人物所一致同意的。他因为是程潜军的党代表，才知道了这个机密。他认为程潜即将出发前线，对反蒋颇具诚意，表面上虽然满口答应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但暗中也流露出身当其冲、踌躇为难的神情；所以将来能否执行这个密令，还是有问题的。我虽事先未与闻其事，但对于即将偕同程潜驰赴军旅、肩负重责的林祖涵同志，仍予以鼓励。并立即用机密方法，通知上海中共中央，请就近予程潜以协助。

程潜这个江右军总指挥，指挥他本人的第六军和鲁涤平的第二军（军长系谭延闿，因任国府主席留驻武汉，由副军长鲁涤平代理），配合江左军李宗仁部和苏杭右翼蒋氏第一军的一部份，向南京挺进。结果，攻占南京的任务是达到了，控赴南京的任务却失败了。

三月二十四日凌晨，直鲁联军褚玉璞部向长江以北退却，北伐军前锋开进南京城内的关头，敌军的一些残部，乘机抢劫，城内秩序大乱，并发生了袭击外国领事馆及外人住宅的情事。英领事等一些外人受伤，泊在南京江面的英日兵舰乃开炮轰击南京城，死伤多人。程潜部大队进城后，忙着重建秩序，镇压抢犯，并护送外国领事及外侨出城，安全登上兵舰。

外舰炮轰南京事件的发生，使程潜陷于不利的地位。当时列强的政策，正利用蒋介石以反对武汉的赤化，日本在这一政策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三月二十六日，蒋氏乘舰由安庆抵达上海后，立即得到在上海的国民党一部份中央执监委员的支持，江浙财阀经济上的援助⑧和外人方面的助力；同时他与李宗仁李济琛等实力派的反共联合阵线也在酝酿成熟之中。他利用了这些优势和一七两军的实力，压迫程潜部退出南京。四月上旬，程潜部不得不向南京上游撤退。从此，南京便在蒋氏控制之下，武汉的反蒋计划也就受了第一次的大打击。

这些演变，彭述之有一段曾亲历其境，他向我作过清楚的叙述。在程潜向南京进军时，他就奉着上海中共中央的使命，于三月二十四日赶到南京，协同林祖涵李富春（当时任第二军政治部主任）等同志，主持那方面的工作，以期实现控制南京的目的，后因程潜部撤出南京，他便于四月上旬来到武汉。他向我追述他在南京的经历时，首先说到南京发生的侵犯外人住宅和领事馆的行为，是尚未退却的敌军残部，在抢劫混乱中所干的。

他描述南京惨案发生后，立即引起反帝的怒火。北伐军和南京民众，原受着历次反帝运动的洗礼和汉口收回英租界的鼓舞，现在复目击外舰轰击的暴行，反帝情绪自然有如波涛汹涌，随时都可能招致外人干涉。他一心忙着鼓励反帝运动，同时又要防止侵犯外人生命财产的行动之继续发生。其他的同志们和二六两军的首脑们的注意力，亦大都侧重在这一方面。

他又说到，几天以后，他发觉南京周围的军事要地，都已为蒋介石的亲信部队所占领及设防了。二六军的大部却散处在南京城内执行着维持秩序的任务，显然，在对蒋的军事上已处于不利的地位。后来蒋氏又续调部队向南京周围集结，加以压迫，程潜部就不得不退出南京。他也因南京的大势已去，只好来到武汉，再作计较。

彭述之叙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曾面带愧色的自承对于处理军事斗争缺乏经验。我也曾怒斥他的无能，指出一着之差，影响了全局；为何反帝的偶发事件，放松了控制南京地区的军事布署。其实，我当时对他的责备，不免是过分了，因为处理的权力完全握在程潜的手上。

程潜之所以失去南京，踌躇不决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究竟不是中共党员，不能和中共党员一样的坚决反蒋；而且二六两军的军人们多系湖南籍，他们的家属受到湖南农运的威胁，也有不满武汉左倾作法的情绪；再说他们与唐生智是不和的，对蒋又并无深仇大怨，那里肯替人火中取栗，守着南京与蒋硬拚起来呢？鲍罗庭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些情况，以致铸成大错。

林祖涵也就因程潜反蒋的不够坚决，从此离开了第六军。据说他们这两位老朋友，还曾因此拍桌子对骂了一阵才分手的。

当时在武汉方面看来，失去了对南京的控制，是十分丧气的事，这是反蒋计划第一回合的失败。鲍罗庭对这一点尤为伤透脑筋。其实，形势比人强，双方的胜负，也并不是决之于南京的得失。

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的蒋介石氏，展开了反共的激烈行动。他开始以恐怖手段来摧毁中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由上海发动了国民党清党运动，大规模屠杀中共党员，并迅即普及蒋氏势力所及的区域。同时他扫除武汉政府在长江下游的势力据点：如四月初，二六两军之被逼撤离南京；四月二十日，宋子文的财政部上海办事处，被蒋氏下令撤销等。他更进而在南京另建一个对抗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心。四月九日蒋氏由上海移驻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央会议，四月十八日正式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革命阵营内深刻的分裂，乃以宁汉的对立著称于世。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些演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确是太缺乏经验和应有的警惕了。它天真的执行着国共合作的政策，对民族统一战线怀有过高的幻想。其实，军人们的独裁气质、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在反帝的立场上，这些成份也可能表现出民族革命的意识，但在社会改革问题上，却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甚么是国民革命所能容纳的限度，也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

在上海克复以前，中共曾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过三次暴动。第一次是为了响应夏超在浙江的独立，发生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旋因夏超的失败而中止。第二次又为了响应北伐军的占领杭州，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举行暴动，惟以北伐军未能即时向上海挺进，再告失败。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军占领上海的前夕，中共才成功的组织了第三次由工人暂时占领上海的大暴动⑨。

上海工人的这些暴动都是国共合作政策的产品。暴动的时间是由蒋氏的代表钮永建根据军事进展情况所决定的，实际组织暴动则完全由中共负责。当时，国共双方在上海所组织的联席会议的参加人，国民党方面是钮永建、吴稚晖等，中共方面是罗觉、汪寿华等。他们合作得很圆满，因为国民党需要得着上海工人的助力，极力对中共和上海工人表示好感。中共则以为上海工人多卖一分气力，将来就可多获一分权力，中共所企求的是克复上海后，能由上海市民大会，选举出一个市政府；而工人在市政府中能获得适当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钮水建、吴稚晖等欣然同意，并曾予以保证。

上海被占领后，市民大会是召开了，市政府的委员也选举出来了，可是国民党的态度也改变了。首先是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钮永建称病不与中共代表见面，拒绝任何协商。接着上海工商界选举出来参加市政府的代表，也托词不参加市政府的会议。中共则仍根据联合战线的想法，在敦促那些不出席的代表们，积极参加市政的工作。谁知蒋氏到达上海以后，不问国共双方联席会议的协议，声言市政府并未经过他的委派和批准，是不合法的，并禁止市民会议的集会。

这些事并未使中共发生足够的警惕。武汉方面反蒋的作法是中共中央所已知道的；同时共产国际也曾电令上海中共中央将工人的武装埋藏起来，当然是料定蒋氏将有压迫上海工人的举动，而工人是无法抵抗正规军的压迫的。可是，中共似是认为事情还不致恶化到这样的地步，因而不仅没有遵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没有足够的戒备。

恰恰相反，蒋氏的反共行动迅速而坚决。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集会，由吴稚晖提出检举中共案，要求各地军事领袖，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办法，将中共党员分别看押监视。同时，蒋介石、李济垛、李宗仁、黄绍雄等在上海总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具体办法，以实现吴稚晖所提出的清共方案。三日，福州便有拥党大会的举行，通电主张肃清跨党分子等十六条。五日，蒋氏下令封闭总政治部的上海办事处，并逮捕其中工作人员多名。

八日，蒋氏所任命的国民党上海政治委员会正式成立，掌握了上海市的统治权。九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等发表救国救党通电，公开反对武汉。同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被捣毁；市党部委员侯绍裘等同志被捕。在在都证明，蒋的反共攻势是剑及履及的全面展开了。

当时，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发表的宣言，对中共中央还发挥了一些催眠作用。原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经由莫斯科回国，恰于四月一日抵达上海。他曾与蒋氏及其老友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协商；蒋坚持立即驱逐鲍罗庭和清共。汪则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一切纠纷⑩。汪的此一主张，曾被吴稚晖等斥为拘泥于党的法统，不能认清反共应采非常手段的立场。汪乃与陈独秀晤谈，企图获取中共方面的支持，以增厚他的政治资本。因而由他们两人发布了一个联合宣言。

四月五日，汪精卫与陈独秀以国共两党领袖的身份，发表联合告两党同志书。其中内容阐明：中共一直坦诚而忠实的承认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的基础，号召两党同志，继续密切合作，须鉴于敌人之武力压迫及流言离间，抛弃彼此间的疑忌，事事开诚布公的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亦无须强求一致。但此一宣言并未能缓和蒋氏的反共决心，吴稚晖还斥之为“汪的谬论”。

可是，此一文件却引起了中共的错觉，陈独秀等似在回味着过去与钮永建、吴稚晖等合作的好日子。蒋氏初到上海也曾嘉奖上海工人协助克复上海的功绩，并赠送上海总工会一面“共同奋斗”的族旗。这使中共中央觉得蒋不会有什么压迫上海工人的异动。而且驻在上海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⑾等人对上海工人种种同情的表示，也使中共中央抱有幻想；现在又有了汪陈联合宣言，中共中央更认为紧张的时局必将因之而缓和下来。

其实，汪的回国和汪陈宣言，不仅没有缓和局势，反而加速了蒋氏的行动。蒋氏到上海之初，表面上虽对上海工会表示友好，暗中却在积极准备消灭这个眼中钉。他一开始就联络上海帮会领袖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将帮会人物编成蓝色制服的队伍，准备采取破坏工会的行动。四月十二日凌晨，当中华共进会的蓝衣队向上海总工会进攻时，驻在工会里的工人纠察队尚在睡梦之中，仓卒起而应战。总工会的委员长汪寿华却在几个钟头以前，被骗在中华共进会主要负责人杜月笙家中，进行友谊协商，而堕入了陷阱。同时，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受蒋氏密令，以平息工人内哄，解除双方武装为藉口，派出大批军队，将正在应战的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并逮捕多人。顷刻之间，上海号称八十万工人的组织和五千工人的纠察队就被摧毁了。这也就是有名的“四·一二”国民党清党的开始⑿。

事态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中共中央似仍未完全觉醒过来。当时在上海任工人纠察队副总队长的周恩来还奉命凭藉他在黄埔的旧有关系，奔走于军事当局之门，企图保释那些被捕的工人们；他也因此一度被软禁，几乎丧失了生命。四月十三日中共领导上海工人在闸北举行群众大会，准备向上海警备司令部请愿，释放被捕工人。当这个队伍行至鸿兴路口时，军警即以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不少的徒手工人，顿时纵横倒毙于街头。这样，那些曾以热血贡献于北伐的上海工人们，转眼之间，竟又作了北伐军射击的对象。

至此，中共中央才认识到整个世界确实变了，可是已经太迟了。

“四·一二”这一幕后果

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远处来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至少，这次事件激起了共方对他们的刻骨铭心的仇视。再以共方而论，共产国际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的国共合作政策，亦为血的教训所否定。而中共中央陈独秀先生的领导，威望从此失坠，造成了他后来的垮台。

上海南京一带所发生的突变，立刻引起了我们—武汉的共产同志和一些国民党左派—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愤慨，纷纷研究对策。鲍罗庭显得十分焦急，他主张中共应更加约束工农运动的过激行动，以期减轻武汉内部的矛盾，同时强调用武力实行讨伐蒋介石。可是，鲍罗庭究竟力不从心，事实上无法贯彻他的主张。四月十日，汪精卫由上海到达武汉（正是“四·一二”清党的前两天），他在盛大的欢呼声中，和过去一样发表激昂动人的演说。他曾向我表示：过去一年来紧张的革命时期，他竟出国养病去了，这次回来当负起责任，为党国效劳，不使总理遗训遭到破坏。他并未将上海方面的严重形势尽情告诉我，但显得有点神色不安，已不如从前那样的容光焕发了。

汪精卫的回国似是太迟了，消弥冲突的机会业已失去，也不能掌握当时局势的发展，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在他没有回国以前，人们都对他寄予莫大的希望，到达武汉的最初两天，也曾发生过振奋人心的作用。可是几天以后，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样，陷于一筹莫展的苦恼境地了。总括的说，他的作用是降低了，并不能发挥团结左派的力量，甚至使武汉的阵营更加动摇。其症结所在，很显然，在刀光剑影之下，空言毕竟是无补于实际的。

上海南京的恶劣消息传到武汉以后，“讨伐蒋介石”和“革命的站到左边来”等等呼声，从汪精卫的口中，四向传播，响彻云霄。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蒋氏总司令的军职。同时，反蒋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等等行动盛极一时，但涉及到真正的行动如东征讨蒋之议，则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武汉的国民党人士和一般社会知名人物对蒋氏行动的观感极不一致。有的认为蒋的行动根本破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确是一个叛徒。有的认为蒋氏不择手段，杀害战友，并波及自己的同志，无异摧毁革命的基础。有的侧重于反对蒋氏的另建中心，认为这是分裂国民党的行为。有的认为蒋氏与中共的冲突，是各有是非的。甚至还有些人在暗中赞许蒋氏反共的果决。可见在当时反蒋阵营内，人心也不一致。

蒋氏的反共行动在上海发动以后，迅即普及于其势力所及的区域。四月十五日，广东李济琛的清共手段，较之蒋氏尤为残酷。当天他在广州，调遣军警，宣布戒严，逮捕了约两千名的中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封闭了二百多个工会等团体；黄埔政治教官熊雄等著名中共党员就是在那次镇压中被杀的。其他浙江福建等地的清党工作，手段的残酷也表演得淋漓尽致。

而且受害的不只是中共党员，也有不少是所谓国民党左派⒀。

武汉方面唯一差强人意的事，是江西当局采取了支持武汉的态度。蒋氏的反共行动，首先原是江西开始的，但不久他离开了江西，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名义，掌握了统治江西的实权。那时，朱培德是比较接近于汪精卫而不满蒋氏的跋扈的。因而他在蒋氏离开江西以后，改采支持武汉左派，打击蒋派的政策。但朱培德将军这种态度，也只是暂时性的；敌不过当时弥漫于湘、鄂、赣三省“反工农运动”过火的声势。

蒋氏的反共行动似乎“得道多助”。三月一日俄轮“巴来亚列宁那”号，从上海开赴武汉，道经浦口时，被张宗昌部所搜查，乘客鲍罗庭太太及其他几位俄籍旅客，均被拘押，苏俄与武汉间的交通由是被截断了。四月六日，张作霖得到北京外国使团的允许，派军警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大使馆及苏俄的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藏匿在俄大使馆内的李大钊等六十余人。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路友予等二十个北方国共领袖，被处绞刑。这件事对武汉有重大影响。在俄顾问方面说来，是丧失了联系他们的总机构；在国共两党说来，是毁灭了它们在北方活动的首脑部；也予人心以沉重的打击。不用说，武汉方面的不利情势，使蒋如虎添翼。

武汉方面在财政经济上也有困难。武汉一直因军事的供应浩繁，税捐的加重，经济不景和工农运动的兴起等等，早已发生了资金外逃，物价高涨等现象。四月十七日，武汉政府不得已颁布《现金集中条例》

，走上了靠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的道路。武汉不仅不能从上海获得经济上的支援，北京上海银行界并于四月二十一日共同宣布与汉口各银行断绝来往。蒋氏所盘据的长江下游，对武汉又实施经济封锁。五月三日，南京当局明令禁止武汉中央纸币的流通。这一连串的手段，使武汉物价高涨，纸币贬值，经济财政陷于极度混乱，无法作有效的挽救。上述情况，使武汉处于极度艰难的地位。在武汉方面看来，这都是帝国主义的毒手所直接间接造成的。武汉的一些要人们认为蒋介石、张作霖乃至北京外交使团，在那里互相配合，一致行动。蒋介石、李济琛、李宗仁等实力派之能够联合反共，不仅有帝国主义者在后面撮合，而且予以实力支援。至于武汉内部的动摇和经济困难等等，也都是帝国主义者在那里作怪。

四面楚歌中的武汉，函图予蒋氏以实力打击以求取出路。鲍罗庭在那几天的态度似近于疯狂，他曾向我表示，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清内部，现在我们内部已产生了第二个陈炯明，怎样谈到北伐？目前，应乘蒋介石立足未稳，迅速东征，除去这个心腹之患，武汉才能立足得住。鲍罗庭这种议论，至少在表面上得着了武汉要人们的热烈支持；这些支持似也鼓励了鲍罗庭的勇气。

加仑将军在这个问题上却抱有不同的见解。四月下旬有一天，他曾约我在他的寓所晤谈。

他对着地图向我指出，现在中国有三个力量：一是北京的张作霖；二是南京的蒋介石；三是武汉。在外人眼中看来，张的势力最强，蒋次之，武汉最弱，奉张正在河南增兵准备南下，如果我们能首先消灭张作霖，武汉的实力地位就要跑到第一了。加仑这些话是表示他主张暂时放下东征讨蒋的计划，实行继续北伐。

我根据所知道的情况，不得不赞成加仑的看法。我曾向他说：“先东征讨伐革命内部的叛

逆，在原则上是对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应当与否，而是能否做得到的问题。现在武汉的要人表面上虽赞成先东征，但是否表里一致，颇成问题，最主要的是谁去打硬仗。二六两军退出南京，已表现出反蒋的不够坚决，第三军守在江西，力量有限，他们会去打先锋吗？听说第四军一些将领们，认为主要的敌人究竟是张作霖，已表示不愿先行东征。唐生智口头虽硬，也不见得会与蒋硬拚起来。因此，东征难免在事实上流产，甚或会引起内部的瓦解，反给张作霖进袭武汉的机会……”

加仑听了我这些话，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说：“大家都在激动的时候，你还能保持冷静，真是了不得！”他进而告诉我，昨天他会见四军的将领们，大家果然是主张先北伐，打倒张作霖再说。他们甚至说到先东征讨伐蒋介石，在一般中下级的军官看来，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士气是不易振作的。加仑继而表示他虽痛恨蒋介石，但认为东征是冒险的行动，北伐则可操胜算，且能将潜伏在潼关内的冯玉祥的势力接应出来。他要求我去说服鲍罗庭等人。

我走出加仑的寓所，便去访问鲍罗庭。他仍是坚持先行东征。我以轻松的口吻向他说：“先东征吗？这要看事实上能否做到，恐怕还要仔细考虑一下各军的实际情况才好。否则，二六两军退出南京的事难免不再重演。”鲍罗庭听了我这话，若有所失的不再说什么了。似是他要重新考虑一番。

几天之后，鲍罗庭的主意显然已经转向。他在一次中共中央（当时中央委员多数已来武汉）的会议上曾表示，现在奉张的军队正沿京汉路向信阳南下，如果此时东征，武汉有受奉张侵袭的危险。因此，武汉的军队应先配合冯玉祥部，消灭河南方面的奉军，再定第二步办法。东征之议因而暂被搁置了。武汉各报也立即大肆宣传奉张南下的威胁和继续北伐的重要。

接着唐生智、张发奎等便沿京汉路向信阳集中，进行北伐。

四月底，南京武汉两方面同时受到张作霖的军事压迫。孙传芳及张宗昌部经由徐州向浦口挺进，张学良部则由京汉路南下威胁武汉；似是乘革命内部分裂之危，企图予以分别击破。

南京方面讨伐武汉的论调虽不算得激烈，但在实际对付武汉的行动上则相当积极。四月二十五日，南京派的李宗仁军与驻在九江的朱培德军相互设防；原在津浦路南段的二六两军表示服从武汉，移师向安庆方面转进。在南京附近的程潜部第二十九师且被蒋氏缴械。这些事就给予孙传芳张宗昌部进至浦口杨州一带的有利机会。南京近在咫尺，自然受到威胁；因而蒋氏不得不高唱继续北伐。五月十四日，李宗仁在湖口与朱培德会晤，商决互不侵犯，分路北伐。至此，南京武汉间军事对垒的形势，才告缓和下来。

武汉方面先行东征之议，一时成为泡影。这是鲍罗庭的反蒋计划的第二次重要的失败；也表现出武汉对蒋的反共攻势，无力还手。鲍罗庭正处逆境，外表虽仍强自支持，但论调已不如前此的乐观了。他似乎已料想到，此次既不能先行去掉蒋氏这个心腹之患，将必贻害无穷，何况对奉张的作战，胜败又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五月初，鲍罗庭重新提到他的西北计划，但显然已有退却的意味。他说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太大了，西北却是帝国主义势力所不及的地方。那里不会有像武汉这样的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又接近苏俄和外蒙，便于获得援助，因而西北是最好的革命根据地。他当时所提出的西北计划，其着眼点显系移到了陕甘一带，与在广东时所说到的沿京汉路北进，掩有西北西南的大西北主义是有分别的。这自然也有寄希望于冯玉祥之意。谁知天下事真是不可逆料，后来冯玉祥除了供给他个人假道返回苏俄的便利而外，竟做了摧毁武汉的帮凶。

①谭平山是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自俄返抵广州，再转道来武汉的。

②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的那一天到了三十三人，由谭延闿任主席。

③何其缓在三月十一日当选为商民部长，继于三月十七日（即三中全会闭幕之日）被会议罢职，改选王法勤继任。

④这个决议原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之《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九号第九十一页。

⑤蒋百里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学家，曾任保定军校及陆军大学校长。其生平事迹可参阅陶菊隐著《蒋百里先生传》—上海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初版。

⑥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南北各大报及通讯社均盛传蒋与奉张妥协的事，奔走其间的主要人物，蒋方为李石曾，奉方为杨宇霆。当时，彭述之曾搜集南北各大报所载这类消息，汇集起来写了一篇为《南北妥协问题》的文章，登载《向导》第一九一期。此外，梁士贻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曾与英驻华公使 Sir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 谈话，也曾说到这件事—见《梁燕孙年谱》下册，第五〇二页至第五〇六页。

⑦一九一二七年初吴铁城由南昌赴日本，向日本币原外相有所活动，又戴季陶也于二月间奉蒋命赴日，而日本的清浦佐分利等则仆仆风尘于南昌广州之间，并公开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言日本与中国南方稳健分子已有相当的谅解。

⑧据董显光著《蒋总统传》

（上册，第九十页，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民国四十一年初版）说，蒋抵上海后，商人与银行家多愿支持清共，一个三百万元的借款旋即成立，以供蒋的迫切需要。

⑨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的详情，可参看瞿景白作《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及施英作《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

、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三文，载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一九五四年第一版。

⑩汪精卫抵港后与蒋、吴、李、蔡等协商情形，汪精卫在广州中山大学所作《武汉分共的经过》的讲演（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中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原讲词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贡献旬刊》第一期第三页至第十三页。

⑾上海清党时蒋突令其亲信刘峙继薛岳任第一师师长。

⑿“四·一二”收缴工人武装及翌日屠杀工人的经过，上海总工会将经过实情，汇编了《四·一二大屠杀纪实》一文（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九一页至第五三三页）

，可以参阅。

⒀陈立夫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的一幕。他说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的办法是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陈立夫的这些话当系事实。但当时站在左边的不一定是中共党员，站在右边的也不一定没有左倾分子。还有不少徘徊于左右之间，红帽子便被戴上了。

第四章 农民运动

武汉时期，中共在农村中的活动，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农民斗争的烈火，其中以湖南的火势为最猛烈。中共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发动之初，领导的步骤颇不一致，运动开展以后，也无力予以控制。因而农民运动，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证券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共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点，并不在农民斗争应采取激进或缓进方式的问题，而是农民运动发动后如何维系国共合作的问题。如果中共坚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特别是要维持反蒋阵线，支持武汉左派政府，就应该将农民斗争，局限在组成武汉阵营的主要势力所容许的范围以内。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中共就应如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一样，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当时共方—从莫斯科到中共各级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大都支持前者。不过有的主张纠正这一运动的过激行动，以维系武汉的阵营；有的认为不算过激，对国共合作不会有重大的妨碍。

所谓农民运动过激，本是指农民运动发生了左倾的蛮干行为而言的，可是当时这个名词的含义相当复杂。其中因素之一，是反对者有意夸大其词；其实，这些“过激”行动也包括了农民的正当要求在内，根本不能说是过激行动；不过，在实行上亦确有过左偏差倾向。又由于农民的狭隘意识所引致的不应有或者可以避免的举动，当时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将这些事态严格的分别出来，一一予以具体解决。当时中共在武汉政府中的微妙地位，也未能及时调整这一运动，因为不少中共同志觉得农政部长虽由共产党员担任，但政权还是国民党的，我们并不要以在朝的身份来约束群众的行动，可是中共的整个政策，又使自己的命运与武汉政府休戚相关，如果这一运动使武汉政府蒙受不利的影响，同样也就打击了中共。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虽然认为农民运动的过激行为是应当予以纠正的；但一直以能组织这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自傲。我们大致有这样的一种错觉，以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民斗争发展起来了，中共的势力就可以深植在各个乡村的基础上，既具有不易摧毁的力量，又可以进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其实，这是不对的。农民势力要能稳固，土地问题要获得解决，最主要的还是要有拥护农民利益的政权为之保障。至少也要农民的组织极为坚强，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为后盾，才能逼使政府当局向农民的要求让步。否则舍本逐末，徒具轰轰烈烈的形势的农民运动，终归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较之中国历史上所发生过的农民暴动自然远为进步。过去的农民暴动大致都受了迷信、封建、帮会等等落后意识的影响，往往为野心家所利用，来实现他们的成王败寇的个人抱负。中共则受着共产党国际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这种理论的影响，并有近代思想的薰陶，其组织办法，也不是已往的宗法传统，而是近代的民主方式。中共的目的固然也在夺取政权，却也具有真正改良农民生活的坚强意识。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是中共发展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尝试，这个运动当时虽然失败了，但后来事实证明中共确能在这个失败的教训中，获得了不少的宝贵经验。

为了便于说明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首先追溯一下在国民党革命中农民运动史的发展，实有必要。在中共方面说来，陈独秀先生是首先注意农民问题的人，他在五四时期的著作中，就曾指出义和团式的运动，是守旧落后而含有迷信观念的①。后来，他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不愿中共圣洁而近代化的理想，受到那些反动观念所影响。可是中共的领导者们，包括陈独秀先生在内，对于国际和国内农民运动史的发展，没有深入的研究，因而中共没能及时形成一个明确的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的政纲。

中共同志中最先从事农民运动的是彭湃，这个出身于世家的知识青年，在陈独秀先生思想影响之下，于一九二一年首在广东的海陆丰，从事组织农会，他的初步理想，不是甚么土地革命，也没有农民暴动的想法，而只是要解除一些农民的切身痛苦，从此，广东的农民运动，日渐发展起来，跟着也发现了不少的新问题。

直到北伐的前夕，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七月间扩大会议，根据农民运动在广东已有较大规模的发展的事实，制订了农民运动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钓要点在经济方面是减租减息，要求农民所得不少于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借款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反对预征钱粮及苛捐杂税等。在政治方面，农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县长民选，民团不得逮捕审判农民等。

在组织方面，强调农村联合战线，规定农民协会的组织不准大地主和高利贷者参加，但应团结雇农、佃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对并非作恶多端的大地主保持中立关系，对劣绅土豪大地主则予以反对，等等②，这些决议，是中共意图发动农民，成为国民革命中一项重要势力的现实想法。

中共在广州的同志们对中共中央七月间这种农运政策表示了反对意见。广东区委根据在广东积累起来的国共合作和农民运动的经验，主张不应因国共合作而阻碍了农民斗争，应不顾一切使之发展，以求土地问题的更高阶段的解决。他们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国民党内赞成土地革命的才算是左派（这样的左派固然很少）。这种见解，意味着将革命的重心由国民革命转移到土地革命。但中共中央则以国民革命仍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为基本理由，否定了广东区委的这种较激进的主张。

共产国际很重视农民土地问题，这是列宁主义的特色。在共产国际的好汉们看来，似乎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真实而又神秘的内涵。

“沙法诺夫在一九二一年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就曾强调这一点。但莫斯科对于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具体情况及其与国民革命的关系，一直没有弄清楚。苏俄土地问题专家们曾先后在广东武汉等地从事实际的考察研究，直到武汉政府垮台，也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鲍罗庭对农民土地问题所表现的主张，大体是以中国的政治气候为转移。一九二四年初，他曾向孙中山先生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土地国有等主张，未为孙先生所采纳。一九二五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鲍罗庭的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巩固广东的革命专政这一问题上。再也没有提过甚么土地革命了。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他对国共合作前途已不感乐观，又从新强调土地革命。上述广东区委的主张，就曾获得他的支持。一九二六年底，他到达武汉以后，他所注意的是反蒋阵线的形成，因而又不重视农民土地问题了。

鲍罗庭在中国最能代表斯大林的意旨。他到达武汉以后，和我谈到农民问题，曾表示现在革命的危机，是有人要抛弃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这种企图实现了，一切都将完蛋。他还肯定的说：

“现在土地革命的时机没有成熟，要先形成土地革命的必要条件。”他专心在策划反蒋，因而主张纠正农民运动的过激行动。从鲍罗庭的这些态度看，不仅他个人修正了他前此在广东时（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的态度，而且莫斯科对中共的指导一直也是以完成国民革命为重点，土地革命的政策就显得动摇不定了。

国民党重视农民问题有过于工人问题。孙中山先生早就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温和主张。一九二四年改组的时候，孙中山虽没有接纳鲍罗庭那种激进的土地革命政策，但却制定了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不少国民党人觉得他们应向农民争取广泛的支持，而且多少有些重农轻工的观念。

（例如：国民党的文件中总是

先“农”后“工”的称为“农工运动”；中共的文件中，则先工后农的称为“工农运动”，即为一例。）

国民党重视农民运动的政策，颇有表现。农民协会组织章程的要点，是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春核定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早有农部的组织（远在中共中央有农民部组织之前），各级党部也先后建立同样的机构，国民党中央曾陆续拨出可观的经费，办理农民运动讲习所，派遣许多农运特派员，分赴各地推进农运等等工作。不过事实上国民党的农运工作多委派中共党员实际执行，尤以基层工作为然。

国民党在农民运动上与中共一直处于竟争的地位。两党在农民政纲上，基本上虽没有多大出入；但国民党人总认为农民运动应由国民党名副其实的加以领导；而中共表面虽然推重国民党的领导权，但实际上则有当仁不让的气概。在手段上，国民党侧重由政府自上而下，以法令来改善农民的生活；中共则着重自下而上，发动农民斗争，直接争取农民生活的改善。

一般说来，国民党人包括左派在内，畏俱农民斗争，对于土地革命，更视为过激行动，这与国民党人多出身于小康之家大有关系。

上述一切，是中共内部和国共之间，为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这一纠缠不清的问题争论不休的一般概一况。这也就是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不能获得适当解决的暗礁。

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快，规模也最大。农协组织是由各乡各区各县市以至全省，自下而上的递层发动起来的。北伐前夕，湖南的农协会员已有约二十多万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湖南全省农民协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全省七十九个县市中，已建立了五十四个县市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人数达一百卅六万余人之众③。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会员人数又增至二百万人，据后来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的核计，湖南农协会员最高人数（是五月间的数字）达四百五十一万人④。这些数字虽不一定精确，但农协会在湖南之被视为庞大组织，则为当时人们共有的感觉。

湖南农运较之广东湖北各省尤为热烈，其中原因颇多。例如湖南历经南北战乱，农民所受的痛苦极深；地主的民团势力多为军队所收编，因而发展农民协会所遇到的阻力较为薄弱，而且国共两党在湖南的组织相当得势，左倾气氛又极浓厚。中共湖南区委，又能以大部分精力注重农运工作；湖南中共组织的创始人毛泽东一直重视农运，曾多次进行农村调查，并为湖南的农运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湖南农运也多少承袭着太平天国起义的经验。一位同情革命的湖南老学者在一九二七年春，曾向我描述湖南农运的概况。他指出湖南农民在近代史上有过两次大翻身，一次是太平天国，一次便是现在的运动；而这两次大翻身，颇有类似的地方，但其凶猛的程度则前者远逊于后者，目前已闹得天翻地覆。他希望不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真能为农民解决些问题。

这个省份的农运是紧随着北伐军进展的优良时机而发展起来的。国共两党在湖南各县乡的分支组织，为了支援北伐，积极扩大农协。而农民对于北伐确也有过显著的贡献，一时获得各方面的好评。各县政府多系依靠农协的支持，来完成战时动员人力物力的任务。各县乡的地主民团势力多转移到了农协的手里，它们不仅拥有少数的枪支，而且有以十万计的梭镖队，于是农运也就随着这种组织力量的增强而汹涌起来。等到北伐军进到湖北以后，湖南恢复平时状态，农协斗争的目标，就集中到了土豪劣绅的头上去了。一九二六年底湖南农民运动过激之说，乃开始在武汉流传着。

湖南农运代言人毛泽东，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认为湖南农民打击土豪劣绅为过激手段的言论，他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参加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到武汉，即提出了两句“名言”：

“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矫枉必须过正”

。这显然是湖南农民广泛打击土豪劣绅的辩护词。他虽承认湖南农运有些“过正”，但认为这是为了“矫枉”而不得不然。他的这种说法代表了湖南同志一般的左倾情绪。后来他的湖南农运报告，也是根据这种观念写成的。

我当时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讽刺他的这种说法。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代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

湖南的中共同志们，多和毛泽东相似，随着农运的进展，颇有左倾急进的见解。他们之中，有些人根本就抱着“矫枉必须过正”的心理和“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愤慨，极力将农运推向左面去，更多的人觉得开始时必须用较急进的方法，才能推动农民的斗争。但等到斗争已经大规模的发展了，他们又不愿为了国共合作，而把左倾趋势扭转过来。此外，中共同志们还有一种传统的想法：“右倾最要不得，左倾总是不坏的。”他们不会想到，在激烈的革命浪潮中，防止左倾蛮干，并不容易，又为必要。等到这种左倾蛮干，已经蔚为一时风气以后，要纠正它就戛戛乎难矣。更何况中共的湖南同志们，事实上无力完全控制全省农协的活动。

湖南农运之所以过激，主要表现在“反对土豪劣绅”、“减租减息”、“谷米阻禁”和“破除旧习俗”等各方面行动上。

湖南农协运动最有声有色的一幕，首推“打土豪劣绅”的工作。打土豪劣绅的办法包括“逮捕、监禁、审判、算账、罚款、戴高帽游乡、杀猪、粜谷”等等。

枪毙土豪劣绅，也是常有的事，其中最著名的一桩，就是以旧学著称的湖南清末遗老叶德辉之被处决。其它如砸毁轿子，剪掉长衫等带侮辱性的行为，更是不胜枚举。审判土豪劣绅的方式，多系举行群众大会进行。在大会中，只要有一个人认定被审判者是土豪劣绅，往往无人敢加以反对。惩罚的方法，愈激烈就愈容易通过。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国民会议审判贵族的情景，大同而小异。

反对土豪劣绅原系国共两党的共同政策，农民运动的兴起，也必须以压抑土豪劣绅的势力为前提。但如果由农民自下而上广泛的自动的执行起来，那就不仅如毛泽东所说的“有点儿乱来”了⑤。而且，也形成了无政府的恐怖状态。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

李立三的父亲被一个乡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处决了。一九二七年一月间，李立三的上了年纪的（看来是六十多岁）父亲来到了武汉。我曾和那位老人在李家几次一同进餐，也谈过他的遭遇。我所得到的印象，他是一位温文尔雅、态度严肃、心地善良的老人。他不否认他是逃到武汉来避难的。他也表示他愿跟着他儿子的主张走，不反对农协会的一切。不久，他拿着他儿子亲笔致湖南负责同志的信，担保这位老人不会有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兴兴的回湖南去了，不料后来消息传来，李立三的保证并无任何效力，这位老人仍被他本乡的农协“乱干”掉了。

李立三的父亲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不问可知了。李立三是一个湖南籍的著名共产党员，他担保他父亲的信，似也由湖南区委转到了澄陵县的农协会去了，而竟不发生效力，这不特显示出中共湖南区委会对于农协控制力的薄弱，也证明反土豪劣绅的风气已到了疯狂的程度。李立三遭逢了这个变故，一时显得甚为难过，但他咬紧牙关，再也没提过这件事。我也曾为之伤感良久，并曾设想过，如果这种遭遇是落在一位国民党员或者一位北伐军的军官的身上，他对于农协的愤恨将是不共戴天的。

在农协势力膨胀之下，以不交租不还债来代替减租减息，成为普遍的现象。国共两党和农协的原来政策并不是不交租不还债，而只是主张减租减息，规定租额，佃农所得至少应占收获额的百分之五十，银钱借贷年息不得超过二分或三分，借谷年息不得超过一成⑥。这种减租减息要求的实现，是农民生活实质的改善；按照当时的情况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会就在适当的地方止步，何况并没有人强调交租交息的必要。因此，减租减息就逐渐激化成为不交租不还债了。

不交租，使农村中的租佃关系陷于混乱状况。地主们自然觉得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出了问题，佃户们也会觉得他们所没有交付的租额，将来究竟怎样处理也不能确定，这对于生产准备和生产情绪都会有影响，这种状况在个别地区，如长沙附近的霞凝乡，竟发展到“丈田插标”准备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步了。这显然超越了武汉政府当时权力所能做到的范围以外。不还债，更使农村金融陷于窒息的状态，农村中有钱出借的人，带着他们的资金外逃了，剩下一些小有产者，也因为失去保障不肯再借放款项，这样，在资金极度短绌的湖南农村中，许多穷苦的农民，就失掉了流通资金以维生产的机会了。

“谷米阻禁”是乡村中缺乏粮食的穷苦人民压抑粮价的一种传统愿望。他们的狭隘心理是希望本乡的粮食不外流，因而能够买着贱价的食粮，并不懂得照顾到保持商品流通的正常状态。这种“阻禁”也并不是中共的湖南同志们所赞成的，不过他们最初没有加以阻止这种“阻禁”的发展，等到“阻禁”的恶果已经表现出来了，才设法纠正，已经不免贻人以口实了。

“谷米阻禁”办法是为了阻止地主们将粮食外运，是阻止资金外逃的有效手段。当时，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乃至乡与乡之间，多不准粮食出境。至于运出省境以外，则须经省农民协会的许可。可是湖南这个产米之区，需要输出粮食来交换各种日用必需品，如食盐、布匹之类，乡村的农民在粮食不能出境的情况之下，也就无力购进其他的东西，这无异自己切断了经济的动脉。而且城市的商业，军队的粮食供应，乃至军人们的粮食走私都在受到这种办法的阻碍。其结果不仅军官官吏和商人们对于这个办法深恶痛绝，连乡村中也有不少的农民抱怨不已。

破除乡村旧习俗，是中共认为必要的事，但也知道这是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说服和教育，才能奏效的。湖南各乡农协在执行破除旧习俗的政策时，则不免流于强迫蛮干了。当时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和推翻族长制度，鼓动妇女反对夫权，逼寡妇改嫁，强迫妇女剪发，禁止抬轿子等等，都当作是革命的必要表现，雷厉风行的执行着，甚至还发生过为了节省粮食而禁止喂鸡、节省靡费而禁止演戏等不合理的现象。

以上这些激进的强迫办法，曾引起不少农民的不满，更予反对农民运动的人们以有力的借口。他们高唱农民协会是不孝祖宗、欺神灭道、主张公妻等等的组织。这与曾国藩以破坏中国道统来攻击洪秀全的法门，如出一辙。中共方面也未料到农民意识的激进主义，在湖南竟闹到火势燎原的地步，一时显得手忙脚乱。

湖南农民运动最为激进，其他各省都较缓和⑦。湖北农协组织的发展，虽比江西等省较为先进、但仍远落于湖南之后。湖北农协会员人数在一九二六年底为二十八万余人。一九二七年三月为八十万人，五月增至二百五十万人。从这个数字看来，不仅会员在数量上比不上湖南，而且发展的时间也较迟。湖北国共两党的组织，对于纠正农民的过火行为颇为注重，各县区乡的农协虽也发生过不少反土豪劣绅的行动，但多交由国民党部所组织的土豪劣绅审判委员会处理，很少径自加以处罚。其他如减租减息、谷米阻禁，以及破除旧习俗等项，做得也不如湖南那样激烈。因此，当时农运过激之说，主要是指湖南而言。

土豪劣绅和遭到农运打击的人们纷纷逃到武汉及其他较大城市，诉说他们的遭遇和见闻。

农运行动过激的声浪逐渐高于反蒋的呼声，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党政的上层人物虽仍侧重于谈论反蒋问题，但街谈巷议则多流传着农运过火的故事。有的认为农运既然过火，那末农运就根本要不得。这种议论，中共认为是土豪劣绅在从中作怪，可是不少国民党人物受到这种传说所影响，或多或少的对农运产生了反感。中共的同志们和一些革命意识较坚定的人，虽不否认农运做得太过分了，但认为不能因此就根本反对农运。

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面对农运的高潮，显得左右为难。他在湖南的僚属告诉他农协简直成了第二政府，干涉各级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在湖南境内，如得不到农协的同意，就寸步难行。有人诉说他所需要的军粮因农协的阻拦运不出来，所需要的军饷因为县税收受农运的影响锐减而无法筹措。更多的军官和官吏们，向他诉说他们在乡间的家属曾遭到农协这样和那样的打击，不用说，唐生智对农运的反感与日俱增。但他是反蒋的支柱，为了维持反蒋阵线，也只好暂时忍耐。他常表示，他相信农运的激进行为可以由国共两党党部设法纠正。

军官们因为家属受到农运的打击，对农运乃产生反感。北伐军官们多系湖南籍，也有出自乡村的殷实之家；有的因身为军官，有钱有势，便在乡村买田置地，成为暴发的地主。有些军官的亲属，因为家中有人带兵，也就倚势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所谓“国民革命军，士兵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这句当时在武汉流行的话，确是切合当时的实情。军官们不仅从乡间接到许多坏消息，而且他们的亲属也有从乡间逃到军队里来，担任军中的文职工作，也就使军人的反感更为火上加油了。军官的反农运的呼声，一时陡然高涨起来。

鲍罗庭为了团结反蒋势力，不得不重视军官们的情绪。他强调农运和土地革命应不侵犯革命军人家属及其土地财产为前提。各有关方面对鲍罗庭这种主张，也纷纷表示赞成。但在进一步研究下，又是所涉甚广，困难多端。譬如革命军人家属就有狭义的与广义的解释之不同，狭义的解释，只包括革命军人的直系亲属；至于广义的，则要求将亲属范围扩大到旁系姻亲。这又引起了从事农运的积极分子的不满，他们认为如果将军人家属算在土豪劣绅以外，而且又采用广义的解释，则在湖南就根本没有土豪劣绅可以反对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军人家属已经被农协侵犯了，要想补救更为棘手。农协的负责人觉得如果一一翻案，农协将要垮台。

事态在议论纷纭之中，没有一种力量能作有效的扭转或控制。

一九二七年初，我和因公来到武汉的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夏曦、郭亮等人商量过这些问题。

我向他们指出湖南农运虽然轰轰烈烈，可是没有武力做后盾，也没有组织农民苏维埃政权的计划，现在唐生智的部下，因受着农运的威胁，日渐右倾，农运却在左倾，在这种各走极端的情势下，是会出乱子的。如果要维持农协与军人合作的话，在农运方面就要采取行动，缩小土豪劣绅的范围，并纠正其中的偏差。他们当时虽赞成我的建议，但回去以后也没有力量或者没有尽力去促使这些建议的实现。

一九二七年四月间，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对于这个问题也是议论纷纭。大致可分两说，一是主张深入革命，乘势将农运推到土地革命的阶段去，不应受农运行动过激之说的影响；二是认为为了农运本身的顺利发展，纠正某些偏激行动有其必要。中共中央终于通过决议，采取行动，纠正其中的过激行动；指令湖南区委实施。但它并未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如派遣得力的代表或代表团去湖南督促执行，因而这个决议案收效很微。

中共既没有主动的扭转向左发展的农运趋势，任何人都显得无能为力了。新成立的农政部在谭平山主持之下，忙着调查农运状况，草拟一些有关条例。国民政府所设置的土地委员会却在那里讨论没收土地的办法，对于所谓经济的没收—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抑或是政治的没收—限于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等类的问题议论不休。国共两党的联席会议，除了谈论一些农运偏激情况以外，也没有人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因而一切纠正农运的设想，都显得缓不济急，或者只是纸上谈兵。

武汉人民由于对农运的反感，各种传说一直不胫而走，有人说国府主席谭延闿在乡间的亲属被农协侵害了，有人说唐生智部的师长何键的父亲被农协拘捕了。这些传说，用意是要证明农协是在“革”这些革命者的“命”。在此情势下，农民激进主义的代言人毛泽东，却在写他那篇著名的《湖南农运调查报告》，并埋头在那里训练农运干部，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⑧。他是一意要将全国农运循着湖南的路子推进，走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的道路上。

中共湖南区委毕竟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他们虽曾对我表示过要纠正偏差，而事实上他们一直是追随农运的左倾方向前进。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刘岳峙曾在报上发表一个农运计划，主张以和平建设来解决农村的纠纷，要求各地农协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倾全力于农产物的增加和农业的改进。刘岳峙是当时的著名左派人物，曾在国民党内组织了左派小团体名为“左社”

，与中共的湖南同志们一向合作无间，因而他能担任农民部长这个职务。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含有不满中共农运方针的意味，可是农业增产和农业改良确也是湖南中共农运政策所忽略的地方，照理应该予以善意的加以采纳，可是中共湖南区委对刘岳峙这种主张，都斥之为右派的言论，予以严重的打击。并利用他们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属于多数派的地位，公开开除刘岳峙等人的国民党籍⑨。这件事证明了他们是粗暴的违反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他们在领导农民斗争中，忽视了增加生产的重要性。

中共湖南同志们否定了像刘岳峙这样的缓和农村斗争的主张，仍捧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继续发展农民斗争，他们和其他地方的中共同志一样，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者，是群众运动的爱好者。他们拥护所谓国共合作，支持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但似乎绝未想到，农运既然动摇了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基础，将会产生一些甚么样的后果，他们既没有取唐生智而代之的意图，也缺乏万一唐生智或者他们的部下以武力反对农运，又须如何应付的预计。只是在那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人多势大，认为反对者决不敢轻举妄动。

湖南农协并无武装斗争的准备。它虽拥有以万计的挨户团，以十万计的梭镖队，但武器落后，组织也不符合军事需要。农民武装本是富于地方性的，当时湖南一般农协的工作者，只着眼于利用这些单薄的武装来保卫他本乡本土的农协，无论在物质基础上或训练指挥上，都没有形成战斗部队的打算。中共湖南区委也不重视强化农民武装的工作，没有尽力动员军事同志去掌握这些农民武装和形成有效的指挥系统。所以后来在中共内部检讨工作时，湖南农协的工作，常受到以下的批评：“斗争确是激进的，武装准备却是落后的。”

这个拥有全省人口半数以上的农协所掀起的惊天动地的农民运动，竟受到了驻守长沙的许克祥团长所辖约一千枪杆发动的马日事变的打击，就开始土崩瓦解了。这股农运激流在湖南象山洪暴发似的奔腾而来，转瞬之间又顿告消沉，其间的因果关系，实非偶然。中共从这个惨痛经验中，学习了“唯有武力才能对付武力”的教训。所以中共此后锐意建立红军，坚持游击战争政策，而湖南和其他各省的农运基础，也就转化为后来游击战争的基础了。

①见陈独秀先生作《克林德碑》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第四四九页至四五八页。

②农民运动决议等全文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九十六页至一一五页。

③详细数字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二五八页至二六二页。

④见前书第十八页。

⑤见毛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选集》第十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⑥这是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宣言声明决定的（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

，第三二三页）

。

⑦湖南周围各省的农运不若湖南的发达，可从邻近几省参加农协的农民数量看出一个轮廓。依据农政部一九二七年六月调查编制的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统计，全国会员的总数是九，一五三，〇九三人，而湖南一省有四，五一七，一四〇人，再加上湖北的二，五〇二，六〇〇人，已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广东只有七十万人，江西只有三十八万二千六百十七人，广西只有八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他可见一斑了。

⑧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举行的。

⑨关于开除刘岳峙国民党籍一案的经过，李锐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见注三

引同书第二八六页—二八七页）一文所记，虽因立场关系，有些歪曲事实，但可供参考。

第五章 中共内部的混乱

武汉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参加者，意见纷歧，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我一直主张中共中央迅速迁来武汉，集中到一个主要地点来，也许较易于求得内部意见的一致，借此可以强化中共的领导。不料后来事实证明绝非如此，从莫斯科以及从上海来的那些共产要人们，竟是各有一套想法，这就走到“梢公多了会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些关于鲍罗庭与威金斯基之间的争执，以及鲍罗庭与加仑意见的不同等等情形，但还不只如此，要人们集中到武汉后，意见之纷纭更是愈来愈尖锐了。

从实际政治角度去看这些纷歧，大别之可分为两类，即对共产国际所定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正统政策，分为拥护与怀疑两种态度。但拥护论者的主张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张既要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局面和反蒋阵线，就不能谈加深革命，应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有的则认为只有加深革命，进而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国共合作，实行反蒋。至于怀疑论者，其中有的主张不要幻想甚么国共合作，中共应建立苏维埃政权；有的则主张中共不必留在国民党内，但仍以贯彻国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为主旨，为将来建设苏维埃铺平道路。

当时少共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达林就是支持托洛茨基主张的一个；他在中国指导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是从一九二二年开始的，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对于实际政治还有些隔阂。

他执行的虽是斯大林的政策，但在观念上则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张。他于一九二七年三月间由上海来到武汉，有一天与我在汉口江边散步闲谈，曾尽情吐露他胸中的积愫。

他曾向我表示，他赞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运用之于中国革命也是很恰当的。

他认定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是甚么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他批评鲍罗庭的联唐反蒋政策，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独立发展工农运动，使之成为工农苏维埃，到适当时期取武汉的左派政权而代之；决不要做那些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种不名誉的勾当。

达林知道我素不赞同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向我说了上面这些话，可是我的答复也许使他颇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只要看看汪面上停泊的那些外国军舰，就知道革命的主要对象还是帝国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现在都不能谈工农苏维埃政权。我不赞成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卷入国民党的内部纠纷，也不赞成拿着国民党的招牌去反蒋；却主张两党党外合作，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和经由国民会议，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民主革命的发展中，增强工农势力，才能谈得到土地革命与社会革命。达林听了我这些话，似很失望的向我说：“那你还是一个革命的阶段论者！”我当时没有否认这种说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应该分清阶段的；但无论如何，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总是不合理的，这已经成了中共的桎梏。

达林这种言论，毫无疑义是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反应到中国来了。他还告诉我：

“在武汉的俄国顾问中，也有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他也说到他们俄国人中，也曾为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而争辩过。后来，任中国少共书记的任弼时，常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表一些左倾的言论，也许是受了达林的影响。托洛茨基的主张虽为中共多数领导人所不赞同，但其暗影却是我们间意见纷歧的一个因素。

鲁易的光临武汉，使中共的各种会议流于冗长的理论的辩论。他是偕同谭平山约于二月底抵达武汉的，他参加共产国际最早，是一颗久负盛誉的“亚洲明星”，他的出来指导实际政治恐怕是以此次为最重要，最初也受着当时在武汉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长只是在于理论的检讨，有时使人觉得他是在背诵他读得烂熟的教条。

在我看来，鲁易的见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种不同主张的混合体。他赞成巩固武汉左派政权，支持中共党员参加武汉政府，这是与斯大林的见解相符合的。他特别重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对象汪精卫这样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寄予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过这些人来实现。至于唐生智这样的军人，则被他视为封建的军阀，不应属于国民党左派之列。

他不受革命阶段论的约束，强调加深革命，主张将农民运动推向土地革命。这种观点显然系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论。他的加深革命的详细内涵，虽未清楚的说明过，但却没有说到要将中国革命推到苏维埃的轨道上去。

鲁易这些见解与鲍罗庭的作法是相冲突的，因而他们相互间一直是没有止境的争论着，鲍罗庭从实际政治的观点出发，注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的对比，策划具体措施，以争取胜利为目标，鲁易则从理论的分析出发，往往着重于原则上应否这样做，似不多计较实际得失。他们两人并无统属的关系，鲁易是共产国际的执委，那时任驻中国的最高代表，鲍罗庭则有斯大林和苏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过鲍罗庭究已久任国民党的顾问，驾轻就熟，是易于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许多时间与鲁易作无休止的辩难。

莫斯科领导的混乱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见的冲突，在在影响到武汉，而且也与中共内部的意见纷歧纠缠在一起。失败往往又会助长内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后，中共中央的分歧，就更形激化起来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陈独秀领导的主张，当时虽没有见诸行动，但确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志们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迁来武汉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威金斯基是较早到达的。在“四一二”后的几天（陈先生尚未到达），由于瞿秋白的主动，约集鲁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谈。谈话时，瞿秋白曾以愤怒的语气，表示中共中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同志们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二”

的严重打击，广东同志们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了中央领导威信的严重危机。但这种危机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盖了，莫斯科因而无法知道详情，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先生而言的，也联带的指责威金斯基。

威金斯基那时已屡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惨败，似令他有点负咎良深的丧气心情，只轻轻答辩说，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过严重危险，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内部意见有甚么重要分歧。

我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见，认为不仅要讨论中共中央内部的危机，更要广泛的检讨中国革命的危机。但我当时却劝告他应该着眼于大局的发展，分清先后缓急，目前暂不宜提出中央改组的问题。会后，我知道鲍罗庭也曾以时局严重为理由劝告瞿秋白，认为现在讨论内部问题绝非适宜，这件事就这样给搁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们谈话的这一着，在当时却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过了几天，陈独秀先生也到达武汉，他比任何人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从上海锻羽而来，对于上海广州北京一带大批同志的遭受惨杀，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至沓来，猬集于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这种不愿共同负责的批评，使他更多一层苦闷。

他对同志们的责难，如指他缺乏警觉性，预防无方，领导无能，思想右倾等等都没有心情置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的。

我鉴于时局的严重，也觉得一切失败的责任不应由陈独秀先生单独负担，曾企图冲淡他心情的懊丧，暗示他应该振作应变，陈先生对于这次的打击是不愿推卸他所应负的责任的。

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毁，中央不能辞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变中，中央确是缺乏警觉，不仅身任书记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样的疏忽。他指出当时中央委员中没有人着重提出要严防蒋介石的翻脸，只是重视上海市民会议和市政府的组成。如果当时中委中有人提醒这一点，也许可以减少一些牺牲。陈先生接着表示，事态发展到了现在，中共的前途困难多端。他指出共产国际一直要我们留在国民党内，那就只有维持与左派合作的现行做法，不能谈甚么工农苏维埃之建立。如果我们违反共产国际的意旨，积极发展土地革命，通行组织工农苏维埃，势必形单势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样的失败。反之，如果要维持武汉的局面，就应纠正工农运动之过火行动，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这样做能否收到反蒋的实效，推进国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陈先生这些话不仅道出了他个人的苦恼所在，也说明中共当时已面临左右为难的歧途。

在陈独秀等中委陆续到达武汉以后，中共中央的会议才正常的举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人员，是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和我共七人；任弼时则以少共中央书记的身份经常参加会议。我这时已解除湖北区委书记职务（由张太雷接任），专参预中央的决策工作，彭述之因受到多数人的批评，不再参加中央的会议，只专任宣传部的一部分工作（宣传部长已由蔡和森担任）。此外，鲁易、鲍罗庭、威金斯基三人也经常参加中共会议，这个中央会议的组织，后来经过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选仍旧。

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阵容，固属一时之选，但工作效能却是不如人意的，它变成了一个谈话会，不能名副其实肩起决策的任务，担任主席的陈独秀先生，显得更“民主化”

了，对于预拟决议案的事，固不愿做，就是议事程序，也常不愿事先确定，会议开始时，往往是由鲁易大发一番议论，接着便是鲍罗庭起而反驳；于是陈独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就卷入了这个争辩的漩涡，相互辩难，喋喋不休。而众多的具体问题，反是在为理论争辩了几个钟头之后，出席的人们也已听得倦态毕露之时，才草草的作出决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举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未改善中共内部的混乱状况。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约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国民党要人汪精卫、谭延闿、徐谦等都曾出席大会致祝词，显得国共两党的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这些热闹的场面，也不能掩盖我们内心的痛苦。就在大会开幕以前，我们损失了上海广州北京三个重要的区委组织。那些地区的首脑部多被摧毁，大批同志被屠杀。剩下的组织不是失去联络，就是在极端困难状况之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几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为此心情十分沉痛。对时局不抱乐观又无法打开困局，无形中湮没了进取的雄图。

我们之中不少的人觉得要彻底检讨过去，才能开展未来的生机；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觉难于下手。陈独秀先生的地位是动摇了，但谁能在这个紧急关头继承其事，又大成问题，尤其是想到继任人选所能够组织新中央的阵容以及他们将能够做出一些甚么事情，则更难逆料。而且大敌当前，我们自身检讨又可能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难。再说检讨过去，也会涉及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是在低降之中，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觉得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是错误的、一切不应单独诿过于陈独秀先生。更多的人则不满意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譬如当时的瞿秋白就觉得鲁易的空谈误事，其为害是有过于陈独秀先生的。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的鲍罗庭，则以不应动摇现有领导为理由，主张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瞿秋白原拟对陈独秀先生发动检讨攻势，在鲍罗庭这种意见影响之下，也暂时止步了。

大会于是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代表那些冗长的报告，枝枝节节的提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检讨租主张。真正紧急的问题仍在经常假座鲍公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里争论不休，大会似反成了无关重要的装饰品。人们多觉得这样一些带机密性的紧急问题是不宜在人多口杂的大会中讨论的，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一切应该当机立断，才能应付非常，这时举行大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所以向重现实的鲍罗庭就从不参加大会，也不予以重视。因此，在大会中，既没有对过去作彻底的检讨，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坚定不移的主张。

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和土地问题等决议，并发表宣言。这些是鲁易、威金斯基、沃林（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俄籍的土地问题专家）、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花了许多时间的作品。在政治问题上，大会强调无产阶级应领导武汉这个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政权，对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蒋介石的叛变。但中共事实上所做的是随着那些国民党左派政客（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的动摇态度而摇摆不定。在土地问题上，大会决议，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中共事实上所做的，却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些与大会不符的做法，却出自鲍罗庭的意旨，而他那时是最能影响中共中央行动的一个人。

制造革命气氛，似乎一直是共党的拿手好戏。当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的泛太平洋劳动会①和六月十九日在同地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②，一时确也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外国的贵宾们也有不少光临武汉的，如赤色职工国际主席罗卓夫斯基以及英美法日俄朝鲜爪哇等工会的代表，他们受到武汉工会等团体的盛大欢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空

气，在各处弥漫着。

但作为联系这些活动的中心机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却日益陷于瘫痪的状态之中。鲁易所主张的加深革命，巩固武汉路线和土地革命，与鲍罗庭所主张的广泛联合，向西北发展路线和纠正工农运动过火的主张，互相对立。鲁易的空谈是为我们所厌恶的，但他的主张有第五次大会的决议为护符，是不易否定的。鲍罗庭在理论上虽难于自圆其说，但他抓住了现实，往往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易于为人信服。陈独秀、瞿秋白在这一点上倒互相接近起来，他们往往以鲁易不懂中国实情为理由，采纳鲍罗庭的具体建议。我和其他多数委员则多少避开这种争论，只就其所主管的业务，寻找个别的解决方案，惟有代表少共中央的任弼时，则认为中共所做的与第五次大会决议的原则不相符合，是要不得的。这样，理论与实际大相径庭，决议与行动又不符合，我们当时都说“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的，这句话确能刻划出当时的实况。

中共中央就在议论纷纭之中，忽视了采取各种具体步骤，以增强自身的战斗力量，等到逆流的浪花从武汉内部汹涌而来的时候，中共就逐渐无法作有效的应付了。

①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之召集，系由澳洲新南威尔士工人代表大会开会时（一九二六年二月）所决定，日期原定为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地点即在澳洲雪梨。造至七月一日，只有澳洲、新西兰、苏联、赤色职工国际等少数工会之代表到会。乃改为预备会议，并决定将会期及会议地点，改为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继又因故改于同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各国代表出席者，除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外，有日本六人，朝鲜一人，法国一人，苏联五人，中国十五人，美国二人，英国一人，爪哇一人。共开会七日，五月二十六日闭幕。

②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原订于一九二七年五一节举行，嗣因筹备不及，改于六月十九日举行，到会代表四百余人，二十八日闭幕。通过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等决议案（详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

第五四五至五五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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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分裂

武汉，在蒋介石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之下，内部又矛盾百出。如我在上面所说到的劳资间的冲突，地主与农民间的斗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以及军人间的意见分歧，和中共内部的混乱等等，逐渐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于是，国共全面分裂，工农运动普遍遭受镇压，所谓武汉左派政权不久也在宁汉合流的运动中，宣告瓦解。这一切在中共看来，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国民革命，因蒋介石的叛变而遭受失败。中共从此也就走上了以武装暴动来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道路。

武汉的左派政权，本极脆弱；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更是一直动摇不定的。他反对蒋介石的军人独裁，也畏惧中共的革命锋芒。他愿遵守孙先生的遗教，但自欧游归来以后，似又觉得苏联在国际上的势力，究竟脆弱，不足以凭借取胜。他也许对鲍罗庭和中共在“三二○”事变中，没有坚决支持他一事未能忘怀。他的这些心境虽未向我透露过，但我的同志中确有人是如此推测的。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一直陷于左右派的夹攻之中”这句话，似乎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

汪精卫自该年四月十日到达武汉以后，态度逐渐右转的迹象，是非常显明的。最初他确也高举过“党权”的旗帜，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异动。四月十七日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就是由他任主席的会议所通过的。他在陈独秀先生到达武汉之后（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积极

促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国民党方面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五人。中共方面是陈独秀、谭平山和我三人。由汪任主席。汪那时似是热心团结国共两党，解决武汉内部纠纷，以稳定此反蒋阵线。可是，不到几天，他在两党联席会议上的言论，就开始有了变化。这大概是由于他了解了武汉的情况以后，觉得反蒋的前途未可乐观，不能不预留地步。因而他的论调，已不是甚么“东征讨蒋”，而是倡言“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

了。这样一来，此一会议同样也流于谈话会的性质，往往是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过火的事实，再由健谈的陈独秀先生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而已。

中共方面最初确实希望联席会议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在会议上曾提出要确定工农运动的方针，分辩何种行为谓之过火，何种行为则否，以便国共两党在领导与纠正两方面，有共同的步骤。但汪精卫对之颇为冷淡，认为具体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详细拟定；而所谓有关机关又是始终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规定。当时我们就觉得汪不是要认真解决问题，也不能负起责任领导一切；相反，他根本反对工农运动的意向，却逐渐表现出来了。

国共两党联席会议，

“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恶劣情况，自然不能收稳定局势的效果。等到马日事变发生以后，汪的论调便转而专门指摘和讥讽中共了。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也就由逐渐减少而终于停顿下来。汪精卫态度的转变，在中共看来，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的表现，根本不能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所谓武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不是由中共领导，根本就是由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共当时既明知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另一方面又想凭借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而追随莫斯科的意旨，美其名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这似有点欺人自欺了。

其实，所谓武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政权，就是建筑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工农势力相互冲击的基础上，并以地主们所领导的军队为其主要支柱。这些军人，有些为了某种原因，能够暂时容忍工农势力的兴起，但多数则早已对之有不安之感。那些特别厌恶工农势力的军人，则早有俟机推翻这个政权的企图；同时，他们也看出了这个政府缺乏重心，软弱无能，一切机构和会议，都像两党联席会议一样，是议论多而少效率的；他们以为假若有所行动，这个政府亦是无力应付的。

夏斗寅的军事叛乱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他所统率的国民革命独立第十四师，原驻在长江上游宜昌一带；军官们多系湖北籍的地主出身；也是当时湘鄂一带地主土劣们受了农运打击的一个避难所。他在唐生智、张发奎的主力正在与奉军苦战、胜负未分的关头，以为武汉防务空虚，潜师径袭武昌，企图一举推翻武汉政府。

夏斗寅的行动，无疑的也是蒋介石瓦解武汉内部的杰作。宁汉双方虽在分途北伐的原则上有所协议，暂时各不相犯①；但蒋介石从武汉内部来倾覆武汉政府的工作，一直是在加紧进行。当时武汉盛传夏斗寅接受了蒋的委任和经济上的支持。五月十三日，南京方面又曾兴高采烈的宣布夏斗寅反共讨伐武汉的通电，表示寄予莫大的期望。

夏斗寅所发动的行动自然不是单独事件，而是背后有较广泛支持的。湖北境内的杂牌军队，如驻在沙市的第十五军刘佐龙部，驻在鄂北的张联升、于学忠等部都为之暗中助威；四川的二十军杨森部更向宜昌移动，为其后盾。他和唐生智的部属也有联系，譬如与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部师长何键以及驻守长沙的唐部许克祥团长等，似早有共同反共的密谋。不过他的行动，似尚未为唐生智所预知，因为这与唐生智那时维持武汉局面，贯彻反蒋目的的政策是相违背的。夏斗寅大概是想以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来逼唐让步。至于张发奎的第四军则被夏斗寅视为支持武汉的基本部队，是他要打击的目标。

五月十七日，夏斗寅部占领了武昌以南汀泗桥一带的险要阵地，向武昌附近的纸坊进兵，负责防守武昌的叶挺同志，正在作应战的初步准备，他于当日下午二时左右，匆促的来到汉口找我，告诉我国民政府要他立即去参加会议，商讨讨伐夏斗寅的事。他那时已升任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这个师成立还不满两个月，四分之三以上是新兵，装备尚不齐全，中下级干部尤感不足（我曾协助他办了一个教导营，调集一些工农积极分子，在那里受班排长的训练）。当张发奎军长率领第四军主力，包括原由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在内（团长已由周士第同志继任），出发到河南前线的时候，叶挺这个新成立的师则以战斗力尚待充实，而留驻武昌。

我当即向叶挺表示，他应坚决的担负起反击夏斗寅的任务。因为夏斗寅的叛变是整个反动派阴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将夏部迅速消灭，其他的同谋者也许不敢轻于响应。现在潜伏武汉三镇的地主土劣们，都为夏斗寅而欢呼，他们散布谣言，说夏斗寅的占领武汉，不过是指顾间事。国民政府的要人们已有些张惶失措，他们想到驻守汉口的唐部李品仙师，是否与夏已有默契，固不能断言，但似不能指望他去抵抗夏斗寅的进攻。而且二、六两军远在九江安庆一带，救不了近火。只有他能负担这个作战的任务。所以我鼓励他应向国民政府要人们表示有削平夏的叛变的信心。

五时，叶挺又来将国府会议的结果告诉我。国府已任命他为讨伐夏斗寅的前敌总指挥，立即率第二十四师全部和驻在武昌的军校学生约一千五百人，开赴前线作战，并急电调二、六军回师武汉靖乱。他还说到出席会议的要人们多感忧虑，大概是想到夏斗寅的兵力较为优厚，甚至有人说到万一不胜，后果如何的问题。我告以现在有进无退，非打垮夏斗寅不可，我将动员一切力量，为他作后盾。

叶挺旋即过江去执行作战任务。我即往陈独秀先生寓所，找到我所能找着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告以这种紧急情况。我指出我已通知在汉口的一些同志，从速动员工人纠察队应变，请他们立即查明湘鄂赣等省的情况，通知各地的同志，严防各地反动势力乘机蠢动，并要求中央派我到武昌去负起支援叶挺的责任。我这些建议为他们无异议接受了。

我在六时左右到达江边，发现过渡的小轮已经停航了，所有江边的小轮电驳一只也看不见了。查询之下，我才知道一部分被军队征用，一部分则被某些机关和要人们扣留为逃难之用，不知藏在那里去了。这种情况大概就是近两三个钟头内，因前线紧急的谣传所造成的。

我和一位随从同志只好找着一艘小舶舨，在广阔湍急的江面上，好不容易摆渡到了武昌的下游，舍舟登岸，急步赶进武昌城，已是下午八时。武昌城内商店纷纷关门，街头行人毫无顾忌的在说：“夏斗寅明天就要进城了。

”

我决定以湖上园为我的临时指挥所，立即驰往那里发号施令。湖上园，是面临着一个大池塘的园林，周围绕着高墙，建筑类似城堡，原为俄军事顾问的办公处所，军事通讯设备，相当齐全。那时俄顾问都分往河南前线和各部队去了，园内只有一排卫兵驻守；而这卫队排长又是一位中共同志，可以由我指挥的。我得到当时代理邓演达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的章伯钧（邓到河南前线去了，章系总政治部组织科长）和湖北省政府属下各机构中的中共同志们的协助，立即实施戒严。我向我的同志们指出，现在军队正纷纷开往前线，武昌防务空虚，人心动摇；据说还有不少夏斗寅的策应者，因此，设法巩固武昌后方，是当务之急。我要求武昌城内各党政军机构和民众团体，一律听我指挥，分区严防夏斗寅的同路人的破坏活动。我的这些话立即为我的同志们所采纳而严格执行起来。

留驻在武昌城内一支最大的武装部队，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队伍，共有学生四百余人，每人都有步枪。我立即去找任这个讲习所主任的毛泽东，要求他的协助。我向他指出他所掌握的部队在武昌城内是人数最多的，应以一小部分担戒严任务，大部集结为策应各方的机动部队。毛泽东最初还以农运学生的枪支破旧，子弹缺乏，训练不足为虑。等我告诉他，现在战事紧急，不特农运学生要参加战斗，连我们自己在必要时都要到前线去拚命。他知道事态严重，也就欣然负担起我所交给他的任务。

接着，我还和他谈起夏斗寅的叛变，对湖南有甚么影响的间题；据他看如果夏斗寅能够迅速的被解决，湖南大致不会出甚么岔子的。后来，事实竟出乎这个以熟知湖南情况自命的毛泽东的意料之外，而有马日事变的上演。即此一端，足见当时我的那些青年朋友，聪明如毛泽东者，看法都是何等的天真？

我一整夜都在不停的工作，情绪的紧张，使我忘了疲倦。我对那些连夜赶往前线的军官们和政工人员们予以鼓励；我要求他们将能调动的力量，都集中到前线去，不必顾虑武昌后方防务，并要求他们一致听从叶挺的指挥，争取全面的胜利。我率领着那个湖上园的卫队排和一些临时给我调动的少数部队，利用着汽车，亲自巡逻各处，考察各要道的戒备情况。这样，秩序渐告安定下来了。风声鹤映笼罩下的武昌之夜，也就渐趋于安静。

十八日，我继续忙碌着，不停的利用军用电话分别与在前线指挥的叶挺等人密切联络。

我告诉他们武昌城及周围戒备坚强，土豪劣绅们已不敢乘机蠢动，其他各方的情况，也是与我们有利的。借以鼓励他们坚决作战。通往前线的各交通线，我也督促着工农群众，竭力维持其畅通无阻。所以前线所需要的供应和人力，因得着源源不绝的接济，是不虞缺乏的。

十九日清晨，叶挺在武昌以南二十余公里的地方，用全力击溃了夏斗寅部。夏部狼狈向鄂东逃窜。叶挺部因武汉防务空虚，遵国府命令，停止追击，集结在武昌以南的要地，准备应付其他可能发生的叛乱。由于夏斗寅部的迅被击溃，他的同路者均暂时偃旗息鼓。武汉又恢复了兴高采烈的气氛。

我这个并无任何名义的自动投效者，一时被武昌的同志们认为是武昌的临时总司令，对这次战事有过重大的贡献。十九日傍晚，有些国民党籍的军官从前线归来，向我祝贺；认为如果没有我居中策应，前线的胜利，也许不会这样迅速的。我结束了我在武昌所建立起来的战时布署，中共中央也催我返回汉口出席政治局会议；恰巧此时，我的太太带着我们的第一个男孩子，由莫斯科取道海参威，经过恐怖的上海，回到了汉口，我也需去照料一下。二十日上午，我就离开了湖上园到汉口去了。

我首先到国府大厦去访汪精卫，想将我在武昌的措施向他补报一番，以了手续。他没等我开口，就问：

“这几天为何不见你，上那里去了？”我觉得他的语气可能含有责备我越权行事的意味，因而向他说明：

“我在来不及请示的状况之下，到武昌去协助同志们作战，现在那里实施过的权宜办法，都告结束恢复常态了，今天就是特地来向你报告的。

”他这才很高兴的

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的努力，你似几天没有好好睡眠，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详谈罢！”

当天下午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鲍公馆举行会议。我的同志们大致都为我这几天在武昌城的努力表示高兴。我们商谈到夏部并未被歼灭，可能还有续发事件，我们可以利用这次在武昌作战经验，通知各地同志，提高警觉应变。但这样大的一个刺激，也并没有抑制住鲁易的空论。他仍是大谈他的那一套陈腔滥调，对于现实的战斗，轻轻搁置一旁，说不上有甚么乘机扩大自身实力，继续打击反动派的实际想法。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发生了有名的“马日事变”；这是湖南军队镇压工农运动获得成功的行动。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曾于五月十九日通电指摘湖南工农运动捣乱北伐后方；而临湘益阳等县的团防局及驻军也已开始行动，占领工农团体的会所，逮捕和杀害其负责人，解除工农的武装②。二十一日凌晨，驻守长沙的何键部许克祥团采取军事行动。长沙城内的湖南全省总工会和全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重要民众团体均被军队占领，上千的工农武装尽被缴械，中共党员和工农团体的负责人被杀害者达百余人。

许克祥等军人的行动，是地主们的反击。据说许克祥在发难之初，曾感自身兵力单薄，以之对付有雄厚势力的工农团体，不免惶恐。中共湖南区委事先也曾听到许克祥即将行动的风声，但未严加戒备。他们似认为唐生智是不会破坏他自己所支持的反蒋阵线的；而唐生智的部下许克祥等也不会违反唐的意旨而行事；要因而不相信这种风声的真实性。这些天真想法使许克祥轻而易举的获得意外成功。

长沙所发生的事，立即震动了武汉。当时许克祥曾截断湘鄂边境岳州一带的交通，使我们在武汉的人得不着真实的消息；而陷于混乱中的湖南区委在被封锁的情况下，也无法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武汉纷纷传出消息，都说许克祥如何节节胜利，甚至说湖南给他全部控制了；工农势力虚有其表，不堪一击云云。这些夸大性的风传，使武汉当局不敢贸然有所决定，我们这些中共同志们也不敢对扭转湖南的局势存有甚么奢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悲愤，有的捶胸蹬足的说，湖南有四百多万有组织的农民，三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五千支枪以上的工农武装，还有几十万的农民梭镖队，竟会束手待毙。难道湖南区委这样缺乏警觉性，没有想到夏斗寅的叛乱给予湖南的影响吗？难道他们没有接到中央要他们提高警觉的通知吗？长沙城内也有上千支枪的工农武装，只要有戒备，还可乘势解决许克祥，现在应严令湖南区委迅速削平许克祥部。有的则觉得在许克祥先发制人的举动以后，反击恐已难操胜算；不如先弄清情况，再决定行动的步骤。

国民党的人士，从汪精卫一直到下层的干部，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甚至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共闯出来的祸。他们埋怨中共，不及早切实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不约束他们侵犯军人家属的行动，以致激成这次的事变。他们批评湖南工农组织虽然庞大，究竟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他们不赞成国民政府出而制裁许克祥，以免失去军人的支持。这确是一个关键所在，使所谓国民党左派暴露出其向右的倾向；他们似觉得除随着代表地主利益的军人们走以外，是别无选择的。

对于鲍罗庭，马日事变无异是一颗正中要害的炸弹。他十分震惊，而又无可奈何。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现在事情是弄糟了，许克祥已经占了上风；如果我们发动反攻，这将是一场战争；既无胜利的把握，又将增加武汉局势的危机。幸好唐生智还不赞成许克祥的行动，许也表示仍然服从唐生智，因此还有转圈的余地。他提议由他会同国民政府的代表，前往长沙先行调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傅能维持武汉的大局。我们的中央在无办法中，也就只好接受了鲍罗庭这个建议。

鲍罗庭大约是在事变发生后的翌日，向国府要人们表示，长沙的事变不过是一个地方事件，国府似乎要派大员前往调查，他愿偕同前往，设法平息双方的争执。国府要人们在无办法中，认为这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办法。于是武汉各报大肆宣传，“鲍顾问愿亲往湖南，调查长

沙事件”，成了安定人心的一帖药。可是许克祥表示拒绝，使鲍的长沙之行，也无法实现。不到几天，武汉政府派往长沙去的调查团谭平山陈公博等，行至岳州，也被许克祥挡驾了。

许克祥这个实干军人，不理武汉政府那一套；以一不干二不休的精神，继续展开他的攻势。他乘势联络了留驻湖南的五个团，一致反共。他进而占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另行组织了一个“护党委员会”，实行清共③；其做法与蒋介石在上海等地的行动如出一辙。他指派大批土豪劣绅为清乡委员，协同军队，分赴各县，实行清乡，用比农民协会对付土劣还较残酷的手段，来实行报复。

中共湖南区委在马日事变后，曾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农民武装，向长沙反攻，声讨许克祥；后因接到中共中央“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的命令，临时又发出停止进攻的指示。

平江浏阳一带的农民队伍因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依原计划向长沙逼进；但因步调不一致，致被许克祥部所击溃。这件事后来成为中共内部的一个大争论。湖南区委说他们原持坚决斗争的原则，但为中共的命令所阻止。而中央有些同志则指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等，没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五月二十九日，唐生智公开发表了转变态度的通电。他表示反共，电文中指出“湘省党务悉为跨党暴徒及本党不良分子所操纵”。他一改向来容忍中共在湖南活动的态度，表面上是受部属要求的压力和马日事变既成事实的影响；实际上似是大势所趋，他个人蕴藏于内心的真意，到了可以表面化的时候。他仍希望捧着汪精卫反蒋，他的反共态度的表明，是否事先得到汪的同意固是疑问；但汪从此采取向右转的态度，则是明显的事实。武汉整个局势的转变，也以此为标志。唐生智再不是鲍罗庭的支持者，而是汪精卫门下“被夹攻中”的健将了。

正当中共遭受到严重的打击陷于被围攻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一份有名的电令，于六月一日到达武汉了。这个电报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旨，打给鲁易和鲍罗庭的。其内容是：一、实行土地革命，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二、由党的权力机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三、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和从两湖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四、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五、组织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来审判反动官吏④。

这份电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读的时候，所有到会者都有啼笑皆非之感；一致觉得这是无法执行的。有的表示莫斯科太不懂武汉的情形了；现在如何谈得上制裁不可靠的将领和武装工农？有的表示要实现这个电令中所说各节，那就非中共单独干起苏维埃不可。可是莫斯科仍希望国民党左派和国民政府能干这些事。有的表示这个电报是太迟了，是在“放马后炮”，为推卸共产国际的责任预留余地，其实，莫斯科对于湖南农民正在流血一事是应当知道了的。我也曾表示现在武汉局势整个在右倾，国共合作的政策快要完蛋了，还幻想武汉政府能干出这些伟迹出来，真是海外奇谈。鲍罗庭和威金斯基都曾确切表示，这个指示一时无法执行。鲁易也在这个会议上表示了难于实现的看法。因此，会议一致决议，回电莫斯科，告以无法立即付诸实施。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想法，大致是依据共产国际维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之下，企图挽救已经笼罩着武汉的右倾危机。唐生智那时还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面通电反共，一面又向武汉国共两党要人表示不满许克祥的越轨行为；他自己要继续遵守孙总理的三大政策。

冯玉祥的态度还没有明朗化，我们还希望冯玉祥能支持武汉的左倾路线，汪精卫等人似也还未完全走到反共方面去。因此，我们觉得莫斯科的调子唱得不合时宜，现在如果能做到维持反蒋阵线，武汉不致公开分共，中共就只有在工农运动不继续受到摧残的条件之下，付出相当让步的代价；来维持这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否则，只有根本改变这个政策，中共单独干起来；不仅反蒋，而且反对武汉的动摇分子。

不料正在这个紧急关头，鲁易的一个不可理解的行动，使时局更形恶化。他事先没有与任何人商议，将共产国际的机密电报，交给汪精卫看；并依汪的要求，送给他一个副本。莫斯科这个电报似是没有明了马日事变已使中共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以为鲍罗庭等还能左右时局，所以电令鲁易和鲍罗庭指导中共奋起反击，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不用说，这个电报是不能向外公开的。鲁易本人并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电报，明知已复电暂不执行，竟反而将这个电报交汪阅看，使人殊难理解其用意所在。

究竟鲁易为甚么这样做，当时我们觉得他是太过于“书生”了。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无法贯彻他的主张，不免使他苦闷。可是汪精卫老是敷衍他，同时汪的诚诚恳恳的外貌和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词又是具有吸引作用的。鲁易本着他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天真愿望，很可能没有看出汪的态度的转变，因而希望在汪的身上创造一些奇迹出来。他似也想在这个单独的行动中，证明他主张的正确和鲍罗庭等人看法的错误。

可是汪精卫的反应却出乎鲁易意料之外。汪曾向他指出这个电报的内容违反当年的“孙越宣言”；因为孙越宣言明确指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而这个电报却是要中国走向共产。汪并将他所持有的副本，交给他周围的要人们传阅，并表示这证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容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别具“消灭国民党之阴谋”。

鲁易这种异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愤慨。有的责备共产国际，为甚么派鲁易这样不懂事的人来指导中国革命。有的指出一切事都被鲁易弄糟了。有的认为鲁易这种行动不是极端糊涂，便是有意的叛行。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对外为这个电令作辩护，那将是猝不及防的决裂；这决不是共产国际所希望发生的事。

自此事件后，鲁易和威金斯基等人立即在武汉消失了。大概是莫斯科急电他们迅速离开武汉，一切交由鲍罗庭应付。可是鲍罗庭也显得垂头丧气，声言要到庐山去休养；并告诉我们莫斯科将另派代表来指导中共工作。

中共中央受到这个打击，实在穷于应付；悲观失望的情绪随着增长起来，莫斯科对于我们暂缓执行六月一日电令的要求，并未置答；对于鲁易的异动如何向外解释，也无任何指示；似乎明白了它所寄望于武汉左派者，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成为笑料；它的代表鲁易更幼稚得可怜的授人以柄，以致一切都难于措词了。中共中央既摸不清共产国际作何决定，又不好贸然对外作何主张，显然处于动辄得咎的窘境。当时瞿秋白以健康为理由，也表示要到庐山去休养。陈独秀先生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露出了消极的意向。其他委员也有“屋漏偏逢连夜雨”之感。

至此，国共的分裂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马日事变和唐生智等人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倾向于分共，鲁易的怪行又供给了分共一个很好的借口。那时汪精卫虽尚未喊出分共的口号，但文章的路数已是显明了；事实上也在逐步布置。他抓着真凭实据，振振有词；他似乎不是蒋介石的尾巴，也不是唐生智的应声虫，而是为了挽救国民党而奋斗。

冯玉祥表明他联蒋反共的态度，使武汉政府的地位，更形不利；也逼使武汉的要人们步蒋介石的后尘，实行分共。汪所标榜的和平分共和蒋的清共，在作法上与解释上虽有不同，但其为反共则一。国共关系的破裂，在国民党看来，是对中共篡窃国民党的一种制裁；在中共看来，是国民党人违反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背叛国民革命的行为。无论双方的看法如何，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是已成尾声了。

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紧随着军事形势的演变而发生。这个时候，南京武汉和由陕西出动的冯玉祥军三方面对奉联合作战，节节胜利。五月十六日，张发奎部铁军首先在河南上蔡击溃奉军的左翼，奉军向黄河以北败退。五月二十七日，冯玉祥部占领洛阳。六月一日，唐生智部占领郑州，张发奎部占领开封。六月二日，蒋介石部占领徐州。

在对奉作战中，武汉的军队唐生智张发奎部出力最多，尤以张发奎的第四军，冲锋陷阵，以极大的牺牲，开创出对奉战争胜利的形势。张部中共党员较多，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甚大。

受张发奎指挥的贺龙部因有中共党员周逸群等从事政治工作的协助，也在这次战役中卖了相当的气力。可是，战争果实的收获者，竟出乎鲍罗庭和加仑的预料，不是武汉，而是反武汉的蒋介石。

河南战役的作用主要是将冯玉祥军从潼关接应出来，而冯玉祥这注珐码此后竟然加在蒋介石那方面，使宁汉这架天秤更失去了平衡。曾在北京煊赫一时的冯玉祥，原视奉张为寇仇；主张革命内部合作，继续北伐，消灭张作霖。等到他已出潼关，握有河南等省地盘；他就觉得赤化之嫌，会不利于他的政治前途；军事实力，才是可靠的凭借。因此，他在政治上的选择乃偏向于蒋介石，这是意料中事。

在冯玉祥看来武汉已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六月一日，四川军阀中实力最雄厚的刘湘，宣布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出师讨伐武汉；并获得贵州军阀周西成等的支持。而武汉方面自夏斗寅叛变后，长江上游的防务已是非常空虚，现在又受着刘湘的军事威胁。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因蒋介石的压力和汪精卫态度转向的影响，实行遣送中共党员出境。在中共影响下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团体均遭军队检查；中共党员主办的南昌《民国日报》亦被封闭。武汉政府和中共遭受这些纷至沓来的打击，更使善观风向的冯玉祥觉得，没有为人分担痛苦的必要。

反之，蒋介石的势力却如日方中。譬如盘据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一向在北方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北伐军光复武汉以后，他的代表即奔走于宁汉一带，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通电服从三民主义，这自然大大增加了蒋的声势。而且阎锡山在冯玉祥看来，是一个最具实力的邻舍，如果他与他的邻舍唱起反调，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冯玉祥在未出潼关以前，并未表明他的态度，他在武汉和南京都派有代表，一视同仁的进行联系。他在武汉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鸣钟。当时熊斌在武汉就向人表示过：“我们同南京要甚么有甚么，可是向武汉要甚么就没有甚么。

”他的用意主要是指蒋能供给冯

所需要的金钱，而武汉则无力供应。

冯玉祥在出潼关以后，口里喊的间或仍有“共产国际万岁！

”的口号，但实际上则已倾向

于反共了。他曾到过莫斯科求援；也在困难中直接得到了苏俄的实际帮助；这自然是为了实现他个人抱负之故。但时移势易，他又觉得苏俄的帮助，不仅已非必要，且将因此对外受到打击，对内自讨苦吃。抛弃革命理想，改弦更张，是现实主义者必然的归趋。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是先进，他和汪精卫不过步其后尘罢了。

河南战役胜利之后，武汉政府要人们与冯玉祥约定于六月十日在郑州举行会议。会议结果又促进了武汉的分共。汪精卫的反共理论与冯玉祥的反共需要，就在这次会议上汇成一股洪流，冲垮了国共合作。再由冯玉祥与蒋介石接触，形成了宁汉合流的趋势。那时，中共中央鉴于形势险恶，对郑州会议已不感乐观。汪精卫等人的趋向已经显明了；冯玉祥的动向如何则还没有表明。因而我自己仍想作一次最后的努力，试图挽救。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准我到郑州去、我说明：

“我的任务是到河南去布置一下，使中共的河南组织能在地下生存，并设法查明郑州会议的情形；如有可能，希望能影响郑州会议，不致过分损及我们。”政治局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不妨一试。

六月八日，我搭上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为我特备的专车。京汉路当时受着战火的破坏，沿途阻碍甚多。但我因与京汉路工人们是“二七”罢工的老战友，得着他们的特别协助，以较快的速度，于九日下午到达了郑州。铁路工人们预先借妥陇海路的办公大楼，作我的临时行馆，并为我布置警卫。

我的专车和冯玉祥的重要将领所乘由洛阳来的列车，同时到达郑州车站。在只有一张长台子的郑州车站的大厅中，张之江、鹿钟麟、孙良诚、韩复渠等十余将领都围着坐在这张台子上，从武汉来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冯部将领中有人说到：“咱们总司令真有办法，你瞧，我们在西北受够了苦，现在又到了郑州，看来，准可打到北京过年！”也有人特别向我提到冯总司令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遵行孙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和服从武汉政府。看来，他们似还不知道冯玉祥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

我在行馆里，忙着设法找寻中共郑州组织负责人，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快我就见到中共河南区委中新由洛阳来的同志。他转来刘伯坚同志（那时任冯的政治部主任）的口信；大致是说，冯玉祥对武汉的态度不好，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并说到冯玉祥禁止他的部属（包括刘伯坚等人）对外作任何单独活动。因此，刘伯坚等不便与中共河南组织经常接触，托他将这些情形转告汉口中共中央。

刘伯坚的情报证明情势已十分不妙了。我估计如果我径去访问向未谋面的冯玉样，不会有甚么好结果。如果我去找刘伯坚邓小平（任冯的政治部副主任），对他们又有不便。我乃设法托人转告加仑邓演达等人，要他们和我联系。

十日上午，我访问汪精卫，适逢来郑州参加会议的谭延闿孙科等人在座。谭孙看见我进来，就托故走开了，这也表示出当时国共人士之间的关系，已经有点不自然。汪精卫仍是客客气气的接待我；他告诉我冯玉祥尚在从洛阳来郑州的途中，他们准备到车站去接他。

我径向汪说明我的来意，指出郑州会议关系党国安危和他个人的政治前途。我主张极力争取冯玉祥对武汉的支持，否则前途将不堪设想。至于武汉内部问题如国共关系工农运动等，都是可以获得适当解决的，似不必多所顾虑。如果冯有甚么要求，我们应当适当的满足他。

希望汪能作有力的发言，使冯玉祥明白支持武汉政府的正统；其方式，可由郑州会议发表文告，或者由汪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请冯到武汉参加；表示他支持武汉政府的诚意。

汪对我的提议表面上热烈赞成，尤其是关于争取冯玉祥的支持一点。我向他重新保证中共支持武汉政府，他似也颇感兴趣。不过他的措词有些地方模棱两可；他不敢相信冯会支持武汉，曾说到不少俄顾问长期在冯左右，应该可以影响冯的态度；假若俄顾问不能影响冯，那就表示冯已另有打算，他再多说些话，恐怕也是徒然。但他明白答应我，他还是愿意试试，并允将我的意见与谭孙等人商谈。

郑州会议的参加者，除冯玉祥外，由武汉来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等；前方将领有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和俄顾问加仑将军等。会议一开始，情形就不可乐观。武汉的要人们，包括汪精卫在内，都在向冯诉苦，无非是诉说一些武汉财政困难，中共和工农“捣乱”等类故事；无形中就把冯推到了仲裁人的地位，似乎武汉这群苦孩子在请求这位冯大帅解救他们的苦难。这那里是在争取冯来支持武汉政府的表现呢。

当时在河南前线各处奔走的邓演达，是国民党内一位杰出的左派人物，他不满汪的最近言论，认为汪指共产国际六月一日的电令是意在消灭国民党，未免小题大做了。他极力想维持武汉现存的局面；曾向汪进言，要求维护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但未为汪所重视。他目击郑州会议的情势，更感失望、十一日，他的一位亲信秘书告诉我，邓说到汪精卫在会议上为了迎合冯玉祥的意旨，大发其反共的议论，只希望冯能尊重武汉和他个人的地位；可是，冯除欣赏那些反共议论而外，对武汉则意存轻视。至此，分共是必然的了。邓就要回武汉去料理后事。

我与汪精卫最后一次的政治谈判是失败了，我对郑州会议已无任何期望。我除了为中共河南区委工作略作紧急安排以外，在郑州已无事可做了，因而我没有等到郑州会议闭幕，十一日晚，便匆匆赶回武汉。我在归途中，回味着我与孙中山先生的接触和这几年国共合作所遭遇的悲喜经历；我更惋惜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已为号称孙先生的忠实信徒的人们所唾弃。

我回到武汉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席上根据我在郑州所知道的情况，指出现在是退出国民党的时候了。所应考虑的是和平式的退出，抑或是决裂式的退出。我觉得对于左派的上层分子，我们再不能存有幻想；对于众多的左派中下层分子，仍应设法联络，以赢得他们的支持。鲍罗庭和其他委员们，对于我的这种主张，虽未表示反对，但认为应侯郑州会议结果完全判明和征得莫斯科同意以后，再作决定。

汪精卫等一行约于六月十三日返回武汉。他们散布乐观的空气，说郑州会议的结果很好，冯玉样支持武汉政府等等。所公布出来的是唐生智张发奎部回师武汉，河南由冯玉祥部接防，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省政府组织和人选，经武汉政府明令发表，统由冯玉祥以豫陕甘北方政治分会主席名义节制。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内情，则秘而不宣，我们也无法洞悉全貌。但事实上汪精卫等的分共工作在暗中积极进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解除鲍罗庭顾问职务的消息传出来了⑤。自该年三月间蒋氏明白表示要驱逐鲍罗庭以后，鲍罗庭将被解雇或者他将辞职等等传说，至此见诸事实。鲍罗庭对这件事倒也处之泰然，他对外以营救其尚被扣押在北京的夫人为理由，声明不能立即离开中国；实则他是以莫斯科代理人的地位，在作一些最后的安排并等候另一位莫斯科代理人的到来。

我们知道了冯玉祥与蒋介石将于六月十九日在徐州举行会议，就觉得这也许是郑州会议所秘密谅解的项目之一；很可能汪精卫等是经由冯玉祥这个仲裁人与蒋谋妥协，至少汪精卫等事先是知道这件事的。可是汪精卫等却讳莫如深，甚至说到冯玉祥竟与蒋介石会议，是想不到的事。

不到几天，徐州会议的实情传到了武汉，冯玉祥给武汉政府的电报，也隐约为外间所知悉；后来证实冯在二十一日有一个电报致武汉政府的要人们⑥，其内容大致是：综合郑州会议时之意见，极不满意于武汉共产派之行动，经决定令已解职之鲍罗庭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此情已告之南京方面诸人，一致赞同，请汪谭诸人速决大计。并请唐生智将所部调郑州，协力北伐等语。这是蒋氏的胜利，武汉的投降，也是冯的反共态度的明显表示。

莫斯科获悉了郑州会议的经过以后，曾电令鲍罗庭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来挽救武汉的分共危机。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曾发表一个包括十一点的政治声明⑦。其中要点是：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员参加各级政府工作者，都是本着国民党员的身份；为了减轻政局的困难，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的领导和管理；工农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令范围之外，但国民党仍应保护工农组织及其利益；根据国民党的原则，民众得有武装，但工农武装应由政府训练和管理；武汉纠察队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工人纠察队不可干涉司法和行政，对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逮捕审判与处罚游街等等。

这个声明就是由鲍罗庭根据莫斯科的电令所草拟，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是莫斯科纠正六月一日电令的表示，似也是退让政策的最后限度。中共中央要求党员切实执行这个声明，并劝告工农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但这些努力并不能扭转国共破裂的命运。

汪精卫忙着召集军政要人们会议商讨分共的具体步骤。孙科等人发表言论，径行攻击工农运动侵犯工商界的利益，是反革命的行为，似乎工农群众任何一个改良要求都是不应当的。

武汉政府对于湖南工农被摧残的事，除交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外，采不闻不问的态度，并严禁工农的不法行为。唐生智部由河南回师武汉以后，军队将径行制裁中共和武汉工农团体的声浪，也愈唱愈高起来了。

六月二十八日，汉口汉阳酝酿着另一个马日事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鲍罗庭首先指出，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抑或准备抵抗，必须择一而行。

而他的意向倾向于自动缴械。蔡和森发言，反对工人自动缴械；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所应做的。周恩来则认为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一千多条破旧枪支值不得过分重视，主张自动缴械。

其他委员也觉得除自动缴械外，别无良策，因而成为定案。

周恩来旋即指导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陈赓将队里的武器缴交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于是李品仙的部队便和平占领了汉口各重要工会的会所。这件事后来中共中央被共产国际斥为“可耻的机会主义”。其实这是莫斯科代理人鲍罗庭的提议，而他又是根据莫斯科要他尽量应付这个指示原则而行事的；中共中央的多数委员当时对此举的不满，虽不若蔡和森那样愤慨，但为势所逼，内心的沉痛则很显然。

七月初，鲍罗庭又转告中共中央，谓共产国际要苏兆征谭平山二人以示威的姿态，退出国民政府。这似是莫斯科觉得，在武汉政府摧残工农运动日甚一日的情况下，中共党员再留在这样的政府里，和摧残者负联带的责任，未免太不成话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接受了这个指示；我们大多觉得这样做，才是差强人意的表现。

至于这两个人退出政府所应采取的方式，中共中央并未详加讨论；以为退出行为的本身即足以对国民党表示抗议。不料谭苏二人的辞呈在措词上竟发生了参差。谭是称病辞职的，在辞呈并提到“未能纳农运于正轨”的话；而苏兆征则坦率表示是未能为工人谋福利，因而不愿再干。我们当时即觉得谭的措词未免过于软弱；后来共产国际也指摘谭没有完全遵照指示去做，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⑧，指斥武汉当局。这是中共的退让政策走到了穷途，转而奋起反抗的信号。这个宣言指出：“最近数月来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士大为失望了！……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只是服从那些由土劣出身的反动军官……反对中国人民最大多数利益与孙中山的根本主义和政策。”因而郑重声明中共“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的广大民众利益而奋斗，对于国民党中央现在这种政策绝对不负责任。”

中共发表这个宣言的另一原因，也是由于共产国际曾责备过谭平山的辞呈未能表达中共的真正意向；所以发表这一宣言，以资补救。其实，这个宣言所起的实际作用，只是提早了国共全面破裂的到来。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召集中央全会，讨论分共，同时通过制裁中共党员违反国民党主义之言论和行动。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⑨。指六月一日共产国际的电令“不含对本党生命，予以根本之危害。”并谓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和中共在七月十三日发表的宣言是破坏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十八日宋庆龄宣言，反对武汉排斥中共的举动，认为违反孙总理的主义与政策，声明不负联带责任；宋的这种表示，对于以后中国政局的发展，也许不无作用，但当时却未发生缓和分共的效果。

接着，国共分裂之幕，便由汪精卫揭开了。二十三日，武汉国民党发表政治委员会之决议案：

（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二十四日，汪精卫复电冯玉祥，大意是“中共与鲍罗庭已加处置，愿意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

这一连串的事实，是以郑州会议为发展的关键，国共关系趋于全面破裂的主要经过，也是汪精卫投靠蒋介石，武汉左派政权丧失其存在的原委。

在武汉国民党分共的剧变中，中共内部受了沉重打击，顿呈分崩离析之状，几频瓦解。

六月一日共产国际的电令被鲁易向汪精卫公开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事态严重，不愿内部稍有参差，无论事之大小，概遵共产国际之指示进行。但我们又都是各有所见的人物，在国际的约束之下，殊不无郁抑难伸的痛苦；于是，有人消极失望，有人积极挣扎，有人另找出路等等，都表现出来了。

在国共关系频于破裂的关头，共产国际却一直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所发表的声明，只说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并未提到退出国民党的事。七月初，中共党员实行退出国民政府时，共产国际还是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但对于万一国民党径行分共，中共应如何应付，则并未有任何指示。共产国际为甚么要如此？是要中共伙同一些剩余的左派打着国民党和孙中山的旗帜，反对汪精卫等叛徒？抑或是要中共付出更多的让步代价，以阻止汪精卫的分共行动？亦从未加以说明。

我们觉得共产国际这些指示，其用意是要中共不计成败留在国民党内，使汪精卫等不便立即分共。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单相思，汪精卫决不会因此而罢手。我们中有人觉得共产国际要中共这样做，是为了使苏俄人不致完全退出中国，避免苏俄的国际地位更加恶化，此一目的即使办不到，也不要使那些俄顾问不能够安全回国。由这种推测出发，就会觉得莫斯科主要是在为苏俄的处境着想，而不是单纯为着中共前途的利益着想。

当中共中央不得已于七月十三日发表宣言的时候，我们都预感到暴风雨即将降临。汪精卫那时虽已放任那些反动军官，到处摧残中共和工农团体，但他口头上的调子，还是“和平分共”。中共现在发表这个反抗的表示，汪很可能立即改采公开的压迫手段。因此，我们采取紧急步骤，使中共中央组织能安全的转到地下去。至于此后应当采取何种方针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庭已不肯贸然有所主张，这就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傍徨。

七月十三日晚，鲍罗庭和瞿秋白悄然由武汉到庐山去了。他们这次的行动，我事先不知道；他们似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十四日早上，我到鲍的寓所，见着铁罗里，才知道鲍罗庭和瞿秋白已经走了。这时铁罗里正为鲍罗庭收拾各种文件，结束这个顾问办事处。铁罗里原是我很熟识的，他一直任总政治部邓演达的顾问，也是鲍罗庭和加仑将军的主要助手；因此，在此紧急时期，他能为鲍罗庭料理未了事务。

铁罗里是个富有文人气质的军人，这时也显得有些意乱心烦，六神无主了。他以急躁的口吻说到他个人的看法，他主张现在应该拥护邓演达做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公开反对出卖革命的汪精卫。我告以我已好几天没见着邓演达了，据说他要离开武汉；因此，我觉得他此时似不会挺身出来硬干。我还说明从策略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转入地下，能影响第四军的，已不是邓演达，而是汪精卫；如果我们立即公开反汪，不仅我们的安全有问题，在第四军中的中共党员更可能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打击。

铁罗里听了我们的话，很不耐烦，竟质问我：“你还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只得向他解释：邓演达是我们公认的一个有作为的左派人物，汪精卫也是我们所共同唾弃的。现在的问题是奋斗的步骤，换句话说，是中共独立的干，还是拥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来干的问题。

但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邓演达愿不愿出面硬干，有没有国民党左派人物和我们一同奋斗，中共总是要继续奋斗的。铁罗里这才没有话说了。但他的这种表示对我当时的情绪，确是相当重大的刺激。我在设想：我们已往这一段披荆斩棘的努力，因莫斯科的政策以及其他主观和客观的因素，而致失败；难道领导我们的莫斯科，会将这一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套在我们的头上吗？我有些怅惘！

鲍罗庭的匆促离去，是表示他已不能影响武汉的政局，要去办理返国的各种手续；似也是有意避开国共分家的风潮。与鲍关系最密切的瞿秋白，是为了健康不佳，需要休养，而偕同前往庐山。但人们总觉得他在紧急关头，不辞而去，不免有逃避责任之嫌。后来事实证明，他主要是与鲍罗庭计议今后中共领导的改组问题。

鲍罗庭在鲁易、威金斯基等人走后，对莫斯科的指示特别显得奉命唯谨。他在这一段时间里，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企图形成新的左派，来阻挡汪精卫等的分共行为。

他也明知这时要邓演达等取汪精卫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许不惜再来一次冒险，所以他联络宋邓陈等的目的还是偏于消极性的。他显得心情苦闷，没有已往放言高论的豪气。他的走，也使中共和莫斯科的关系一时中断了。

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也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我和铁罗里分手以后，曾去看陈先生，也已找不着了。他的秘书任同志（恕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告诉我，陈先生不宜再出面，一切可由他联络。这种曲终人散的景况，使我难过万分。我曾愤慨的说：“难道中共就这样散伙了吗？我是绝不甘心的！

”

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他的书记职务⑩。据任同志告诉我，陈先生认为国共分裂已使国民革命完蛋；共产国际一直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他个人合力交悴，只得引咎辞职，希望我和其他的同志继续奋斗下去。我曾托任同志转告陈先生，在这危急关头，他采取消极态度，是十分不宜的。

我们觉得陈先生这种行动，无异是临阵脱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在六月二十日我们讨论发表那个十一点声明的时候，陈先生即提出了中共党员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鲍罗庭曾表示他个人非常赞成，但恐共产国际不会允许。瞿秋白根据鲍的这种看法，表示与其自动退出，不如让国民党开除我们⑾。因此，陈先生的主张，虽能代表我和多数中共同志的想法，但仍不能贯彻。

中共自动退出国民党，应采何种方针，从未详加讨论。陈先生所提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并非与托洛斯基一样论调，要中共径行组织苏维埃；也不等于说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国民革命。那个时候，也没有改采党外合作的想法。主要是他鉴于国共分裂已不可避免，如果自己作有步骤的退出，可以留下自由活动的地步，不致完全听人宰割。

从陈先生当时及以后的一些表示看来，在七月十三日前后，他的苦恼已达顶点⑿。他鉴于国民党那些所谓左倾的军政领袖，一个接一个的反起共来；工农群众和同志们大批的被杀害了；中共内部意见的分歧，愈演愈烈；这一切的一切，似都是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以期集中国民革命力量这一错误政策所酿成。现在中共在忍受许多屈辱以后，除了发表一个宣言泄泄积愤以外，并无实际办法来挽救被摧残的厄运。这无疑的使他觉得中国革命是完了，中共是难于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因而他个人只有出之于让贤的一途了。

当陈独秀、瞿秋白、鲍罗庭等几乎同时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觉得责无旁贷的应该支撑这个危局。我召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举行政治局会议。我沉痛的宣称：在此生死关头，让那些不能支撑的人们去休息一下；我们应当继续奋斗；即使共产国际没有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或者不再理会我们，我们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独立干下去。我的这些话激起了所有参加者的同感。我们立即决定：中央政治局暂时移到武昌办公，因为武昌是左倾的第四军的防地，办理紧急疏散。当时我们的首要工作是使各级组织加速转入地下，加紧党员的撤离工作，将群集在武汉的同志们分别派到各地去，掌握工农力量，准备对抗国民党的反动压迫。

当时武汉的政局十分微妙。在徐州会议以后，蒋介石一面经由冯玉祥向武汉施压力，一面从南京调集部队溯江而上，表示武力解决武汉的姿态。汪精卫面对这种形势，除了锐意分

共以外，又为了维护自身在国民党内的法统地位，乃高唱东征讨蒋。因此，武汉的军队向长江下游移动，第四军（包括叶挺部）任讨蒋军的江右军，正向南昌集中。武汉各军执行汪精卫所标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宽严不一的。唐生智部属多用残酷手段反共，第三军朱培德实行“欢送共产党员出境”

，第二六两军表示不危害中共党员的安全，至于第四军则有保护中共党员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汉分共，使国共两党内部发生更显著的分化。汪精卫企图瓦解中共：用和平分共的调子来发挥分化中共的作用。国民党左派多与汪精卫同调，他们利用平日与中共党员的友谊关系，极力劝诱中共党员脱离中共，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左派中也有少数人觉得抛弃总理遗教，实行分共，究竟是不利于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极失望，其中甚至有愿意以个人身份仍与中共继续合作革命者。至于中共方面，中央的领导既已动摇，于是有些竟员就显得惶惶无主，有消极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国民党者。

然而中共究竟是经过锻炼的。多数党员，尤其是党中的骨干分子，不会在压力之下低头。

他们鄙视汪精卫的行径，斥之为出卖革命的伪君子。他们早己不满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埋怨中共中央的无能，他们是真诚的革命者，以能为国民革命卖过一番气力而自傲，也为吃力不讨好而自伤。他们并没有气馁，不少的人还要求不计成败，必须硬干一番。我和周恩来等当时之所以能够在组织业已支离破碎之际，置安危成败于度外，继续奋斗，维持中共中央的命脉，也就是受着这种精神鼓励所致。后来，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是渊源于这种硬干的精神。

我们策划如何继续革命的方法。武汉的工人运动是被摧毁了，发动总同盟罢工已不可能，更说不上在武汉领导起一个足以推翻汪政权的政变。湘鄂赣等省农民运动受着反动军队和土劣地主的联合进攻，也已支离破碎。剩下的农民武装，都向较偏僻的地区集结，从事微弱的反抗。我们剩下的可靠资本只是叶挺所统率的一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这个部队正开往南昌。

我们很珍视这点资本，希望以此为主干再配合各地的农民武装，竖起反抗的旗帜。

暂时移到武昌办公的中井中央，因人手的分散，显得相当零落。实际主持工作只有我和周恩来两人。蔡和森是病了，不能任繁重的工作，而且准备潜赴上海。李立三、谭平山、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重要党员先后到南昌去了。大批的中共党员乃至一些仍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都向南昌汇集。他们有的是借着第四军的掩护，由南昌转地潜伏工作；有的是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

我们的工作紧张而繁重，困难重重。当时经费缺乏，我们在忙着督促那些在政府任职务的同志们，不择手段，张罗一些款子来，作为我们疏散党员之用。众多的中共同志们都要在几天之内，依据他们的自己选择、工作的需要，和他们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分别驰赴各地。这些人的任务和交通问题，都要一一具体为之解决。

毛泽东当时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启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我们原分配他到四川去，这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亦由于四川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尤其是关于农运的发动。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运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的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这也许就是他后来被逼上井冈山的起点了。

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的敬重，地位的日形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

我的大部分时间则花费在与一般同志的谈话方面。当时，紧急疏散，不免使一般同志有逃亡的感觉。振奋他们的精神，乃属十分必要。我分别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虽然暂时挫败，仍有胜利的前途。国民党抛弃了孙先生的革命理想，将会四分五裂；将来可能有汪记胡记落记等国民党出现，国民党的军人仍将如北洋军阀一样，混战如故；统一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解除人民痛苦等革命任务，他们是负担不起的。我们只要接受失败的教训，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继续努力，是可以肩起革命的重任，而底于成的。

就由于我们这几天不懈的努力，党内的一般情绪逐渐趋于安定；中共的生机似乎又蓬蓬勃勃起来了。两三天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更有秩序；一切都可以顺序推进。

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进取的建议。他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万一第四军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他觉得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他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质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时机紧迫，不能多所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等为委员，根据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上述计划，相机处理一切。周恩来约于二十日起程到南昌去了，中共中央由我看守。这也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当时的局势，微妙而不易捉摸。大约在二次北伐胜利后，唐生智、张发奎等由河南回师武汉的时候，左派人物中，特别属于广东籍的，就暗中酝酿返回广东去的想法。以第四军中一班将领而论，心情大都苦闷，有点类似当年太平天国内哄时的石达开。这班将领大多是广东籍，参加革命较早，深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影响。他们在两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战功最大，因而使第四军获得铁军的称号。他们目击革命阵营闹得四分五裂，冯玉样、唐生智等军阀气味很重，蒋介石、李济琛等的作为又太离谱，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有点看不顺眼。他们自己好像是革命中的孤臣孽子，飘流在外，无所依托，抑郁难申。返回广东的想法，除了思乡和消极情绪外，还有脱离污浊气氛，先将广东情况改善，再图发展之意。这也就是当时南伐之说的根源。

第四军是否会反共，说来似乎也是多余的。第四军将领中有一小部分人有共产党籍，如叶挺、周士第等，大多数是老四军出身，置身其间，与众多的国民党籍将领，同系老战友，一向并肩作战，从未显露出他们共产党人的特殊色彩。第四军一向都获得两湖工农运动的协助，工农运动的过火，又与广东籍的军人家属毫无关系。因而第四军并不热心分共，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分共只是削弱革命势力，特别会损害第四军的战斗力，实无平地搅起风波的必要。

张发奎氏为第四军首领，他对时局的态度，极受一般人的重视。北伐前，他原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第一次北伐后，即升任第四军军长，第二次北伐后，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他那时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因此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他爱护他的袍泽，不分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他曾明白表示，第四军将保护中井党员，在武汉分共的紧急关头，他表明拥护汪精卫，并因此与仍然主张容共的邓演达疏远下去。这似是时势所迫，不得不赞成和平分共，但反对或不愿纵容那种杀害共党的行为，因强调保护之说。可是汪精卫虽标榜和平反共，人们都觉得和平其名，纵容杀害则为其实。因而人们纷纷猜测张氏究竟会追随汪精卫到甚么地步。当时与张氏关系较密的俄顾问们，如加仑将军，即对这位难得的革命军人颇为信任，认为中共可以而且应该与之保持友谊，不应彼此闹翻。

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等所策划的南昌起事，是由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独立团从四军系统中分裂出来为骨干的，这就意味着与张发奎氏直接冲突。周恩来所持的先发制人之说，也是不计成败，不顾后果的孤注一掷，挺而走险的做法。加仑将军对之虽没有正面反对，但他总觉得与张发奎氏所统率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回广东，或进一步实行所谓“南伐”

⒀，胜算将会多些。我和瞿秋白等对于加仑的意见也从未反对过，只对能否实现一点颇有疑问，并认为叶挺等部能和整个四军一同返粤是上策，在南昌起事是中策（如果能减轻与张发奎氏的冲突更好），束手待毙，将是下策。这就是南昌暴动一触即发时，加仑将军还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和张发奎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粤的由来。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的秘密寓所内，他告诉我鲍罗庭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区回莫斯科去，共产国际派了一位新代表来，名叫罗明那滋，一两天内就要到达。据罗鲍庭告诉他，罗明那滋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形，素以左倾著称，要我们好好的和他打交道。

接着瞿秋白又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庭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斯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他还告诉我，鲍罗庭希望他和我能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由他主持理论的研究，要我主持实际工作。

瞿秋白这些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感。我觉得在这个紧急关头，不去实际努力挽救中共的危亡，却在责任问题上勾心斗角，未免太不成话。因而我向他愤怒表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这次失败的主因，不真诚的去检讨，反而推卸失败责任，是不足为训的。中共中央全体本应负联带的责任，如果我们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且将被一般同志们视为违背道义，那里还有甚么威信来继续领导。

我们就这一问题作竟夕之谈，除了大事发泄积愤外，今后究竟怎样办是急待解决的大事。

我确是显得激动，大有不再理会共产国际，中共自行其是的想法，秋白则较为冷静，往往乘机提出些难题，指出我们力不从心，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共产国际。秋白强调他和鲍罗庭的协议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于道义。我则不以为然，主张实际政治需要与真理和道义同时兼顾。

我似难于自我抑制，积愫不吐不快，也顾环得说出的话会产生甚么后果。我们当时所谈及的事是很广泛的，不好听的话自然也不少，事隔多年，我所能大致记忆的，约有下列各要点：

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无论如何是洗刷不掉的。中共同志们常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

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国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圈子内，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章。它从世界革命的观点出发，总想在中国拚揍起一个大革命，打击帝国主义，声援苏联，自然不易恰如其分的了解中国，甚至忽略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是甚么，所能做到的又是甚么。因此“盲人瞎马”、“闭门造车”、“削足适履”和“握苗助长”等等毛病就都发生了。

共产国际这种错误指导，主要表现在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上。我们不满共产国际的指导，向来不愿多所牵涉。共产国际不应当轻率的废弃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为这决定是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而又富于中国情调的。其次不应当利用孙中山先生笼罩和统率中共的意图，乘势强迫中共全面加入到国民党去，企图混水摸鱼。等到这个政策之实行发生了毛病后，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顾一切，硬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弄到不可收拾。

国民党的领导人物汪蒋胡诸人，大致说来，干国民革命都颇起劲，而且是有深厚传统的。

他们和苏联做朋友，甚至“以俄为师”都可以，但不会让莫斯科牵着鼻子走。在国民革命道路上，他们抱着提携后进心理，大概会容许中共党员为革命卖力，但不会容许中共在国民党内兴风作浪。这些道理，说穿了，是极其明显的。可是莫斯科的好汉们硬是不安分，抹杀一切，一厢情愿的企图使“国民党革命化”、“联左反右”，进到“拥汪倒胡”，“黄埔中心”，

“革

命专政”事情弄糟了，还要“迎汪反蒋”。这一切不是自讨苦吃的画蛇添足之举，便是损人不利己的胡闹行为。

这些错误的性质从实行的角度看是左倾蛮干，大都源自莫斯科，它派赴中国的代理人，更是先后做了许多笨拙和胡闹的事。错误的结果是牺牲了中国革命，整个国民党都先后反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气焰万丈，中共是血肉模糊一片，而且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形势下，要图重振，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而且图穷而匕现，反动派的反击已打到苏联身上去了。这就是瞻前不顾后，一味左倾蛮干的报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光明磊落的自我检讨，寻找出错误的根源作为鲜血换来的教训，真是没有天理！

我们不能说共产国际指导错了，似乎中共中央就没有错，更不可有推卸责任的想法。主要之点是幼稚的中共无论那一方面也不够成熟，它一直是从错误中学习而长大起来。由于幼稚，发生了错误是不能过分原谅的，因为这会妨碍学习；不能正确的学习失败教训，那是错误之尤。有人说过，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根本就干不起来，中国革命不会这样轰轰烈烈，而且错误也会更多些。这种说法也对，但不能因此就不去检讨共产国际的错误。应站在国际立场上，严正检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错误，注视在中国所获得的教训，不再重蹈覆辙，而走向成熟之途。

中共中央的错误领导，同样是严重而又是多方面的，我们身历其境，知道得更清楚。它同样对中国革命认识不够，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张，更不能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定，在奉命唯谨的执行指示时，也不能迅速发现错误；即使我们自己有了独立主张，也不敢自信，更不能据理力争，老是服从指导。在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中，我们犯过很多左倾幼稚病，中央老是多少予以原谅，马马虎虎，积累下来，酿成武汉时期工农运动的过火。在紧急关头，即是上海清共和武汉反共的时候，又表现软弱无能，形成凌乱溃退之局，以至不能支撑，这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充分暴露。

我们尚可引以自豪的是中共一般党员对党和革命的忠诚以及英勇奋斗的表现。这是我们重整旗鼓的资本，应当珍视和爱护。譬如陈独秀，表现出的错误最多，不能执掌中共的领导，而且应当受到指责；但他那种奋斗精神和对中共的劳绩，却是不可抹杀的。我们严格检讨中共领导错误的时候，决不可损伤中共的光荣。轻微的不辨是非，玩弄手段都会大大危害中共。

中共是部队，共产国际是司令部，如果牺牲了部队，保留了司令部又有甚么用处，因此，牺牲中共是最大的损失，决不是甚么避重就轻。

环绕着上述论点，我作了一次尽情奔放的谈话，瞿秋白虽并不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但也觉得理直气壮，颇有义愤难当之感。他那阴沉而惨白的脸上有时虽现出一些勉强的神色，但大致仍似同意我的说法，有时也说到他自己的某些错误。我们议论激越，不免有情绪作用，但由于局势危急，无形中对我们有所约束，走回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上来。

我们首先决定将中共中央极度秘密的迁回上海，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

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昌的党员之紧急疏散工作，已经渐次就绪，第四军正向长江下游开拔，城防即将让给积极反共的唐生智部，因再无留驻武昌的必要。我们决定此时将中共中央搬回汉口，既可乱人耳目，又便于向上海搬迁。先作紧急布置，随即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因为改组中央的事是刻不容缓了。

我们两人在主要政治问题上，也获得一些谅解。我曾声明革命失败的责任由中共中央挺身出来负担，决不要损伤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良好关系，在中共党员中维持共产国际的领导威信。瞿秋白也曾保证共同要求共产国际在检讨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明在国共合作的具体政策上发生了偏差，策略运用也不够灵活。这样，既减轻中共中央的责任，也可鼓励中国同志的英勇奋斗精神。关于中共中央改组问题，我们都认为陈独秀确是消极了，不能再任书记。其余中央委员应沉重的引咎自责，誓愿戴罪图功，才能继续担负领导的职责，才能汲取失败的教训。我们觉得这样的态度和决定，才能兼顾到道义和现实。这也是我们和即将到来的罗明那滋打交道的共同立场。

不料这次谈话竟掀起了极大波涛，影响我和秋白的政治生涯，以及中共此后的一些动向。

后来罗明那滋从秋白口中知道了我的意见，因而我被他视作眼中钉—即是除陈独秀以外的中共第二号右倾机会主义者。瞿秋白是应当将我的意见翻译转知罗明那滋的，但他究竟如何说法则不得而知，至少他没有表明和我共同负责之意。更有甚者，我和瞿秋白的关系从此恶化了。瞿秋白在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上，一向与我意见相左，也许我那强调道义的说法妨碍他的现实作为，因而他主动的和我背道而驰。从此中共这两位仅次于陈独秀的人物大倒其霉，我成为共产国际最不放心的反对派，接连不断的受着打击，被逼不得不脱离出来。瞿秋白虽然一时得势，究竟有点出处不清白，何况又被逼盲动起来，不仅不能赢得信任，也从未解脱掉被人怀疑的眼光，即此一端，也可见独裁确是害尽苍生的。

七月二十三日，罗明那滋来到了汉口。当晚他和我及瞿秋白晤谈，这是我有生以来印象最坏的一次谈话。罗明那滋首先表示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工作。接着他并不询问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立即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现在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能再任书记，甚至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你们两人如能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领导工作。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谈不上的。

我问他中共中央究竟犯了那些错误，他大致是这样回答的：中共中央主要是放弃了在中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例如它否定了共产国际六月一日武装工农的指示，又自动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盘据，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义的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的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负中共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

罗明那滋这番话，激起了我胸中的怒火。我觉得他的指责是与事实不符的。至少这种错误的责任，不应当完全落在中共中央身上，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也应分任其咎。在我看来，也许是他太年轻了，他的气质似是十月革命后的纨绔子弟，态度有类于沙皇的钦差大臣。他太轻视中共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并非完全经不起革命的考验，更不能被看作是沙皇治下的农奴。

我抑制住我的愤怒，向他说：这样说来，机会主义的错误应由整个中央政治局负责，我们这些委员都应引咎辞职，或者推出辕门斩首，另行物色一批新的人物，来组织一个新的中央。我们的谈话陷于僵局。瞿秋白在那里说些调解性的话，似乎是希望我们不各走极端。

于是我撇开这个问题，另提出一个须要紧急处理的事件，请立即讨论。我向他们报告，据刚才从九江来的人密报，周恩来同志等认为我和他所拟议的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可以实现。参加暴动的，预计为叶挺部贺龙部和第三军中的朱德的教导团等。他们要求我们立即指示暴动的方针，如领导暴动机构的名义、政纲、组织和应采取的策略；并要求中央动员各地工农力量，响应南昌的行动。他们要知道苏俄是否会予南昌暴动以实际的支持，他们急需苏俄军事顾问们的协助，和一笔大数目的款项，以及到达东江后希望获得苏俄方面军火和物质的支援。

罗明那滋那个青年（据说那时是二十办岁）对这个实际问题却显得茫然了。他在那里记录我的报告，声言一切要请示莫斯科。经我再三说明这是不能等待而要立即决定的事。我们不妨预拟出一些办法，一面告知周恩来，一面请示共产国际。他才简略的说到可以叫周恩来等积极筹备，各地工农力量的发动则由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至于其他各点，则须请示莫斯科作最后的决定。

谈话结束后，瞿秋白也颇感失望。他曾向我表示，共产国际为甚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我也向他表示：看来中共的厄运未已，在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摧残之后，现在又要受罗明那滋的摧残。我的这句话，后来证明不幸而言中；罗明那滋的盲动作风，几乎把我们艰难缔造的中共，整个断送了。

罗明那滋与瞿秋白单独长谈之后，他似对中共情形有了一些了解。瞿秋白曾将我的意向告诉他，并劝告他不要与我闹翻。第二天我们会晤，他虽仍不满我的见解，但态度已较客气了。他重提要绝对拥护共产国际，立即召集会议，改组中央；其口吻已不似昨天那种“宣读上谕”的神情。我则主张先解决目前纷然杂乱的紧急问题，特别是南昌暴动的问题，至于反机会主义与中央改组的事，可稍迟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来解决。罗明那滋对我的主张，莫可如何，也不再作声了。

由于罗明那滋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

会议开始后，由加仑将军首先报告，他大致说今天他会见张发奎将军，与他研讨军事问题。张氏已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三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加仑认为张如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 CP，在此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张氏一同回师广东。他根据军事情况说明，指出与张同返广东，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在优势敌军阻击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氏不同意上述两条件，那就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

接着罗明那滋发言，首先说到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有电令禁止俄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除了这两件不如意的事外，他更进而报告共产国际的回电，其内容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罗明那滋那个蛮干的小伙子，也学会了一些官僚手法。他说：看来这两件事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我，并问是否可以派我去。罗明那滋说这些话时态度有些尴尬，大概他想到从来没有人以为南昌暴动会获得成功，大都认为是不得已的和不计成败的反抗行为。这是汉口南昌间的负责同志们都赞成的，他也明白表示过支持。现在莫斯科不准俄顾问参加又不给经费，这些都是前线同志们等得发急的事，还来电阻止，更令人为之丧气。这位素来反机会主义的英雄，现在又要阻止暴动的举行，究竟有点不够味。因而含混其词，不肯明白说出前线同志们须遵从国际电令立即停止发动的话。

我看清当时情况，立即回答：这任务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请他去好了。

（王一飞当时在中央秘书处担任重要工作）。罗明那滋有点着急的说：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命，立刻起程，仓促间是不易做到的。罗明那滋这种口气是要催促我去。于是瞿秋白与李维汉都向我说，还是你去好，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他们两人这种轻描淡写的语调，与罗明那滋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当时的心情异常尴尬，首先，我觉得现在要奉命去停止我赞成过的事，究竟有点不合适，再者我实不愿此时离开中央和不能参加中央扩大会议。我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并为此苦思焦虑，现在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人勿卷入漩涡，而且不肯暗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援，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何况莫斯科还有此一阻止的电令，将来南昌暴动惨败了，中国同志还要负担违令蛮干的罪名。如此一想，我深为中共前途和在南昌九江一带苦干的多数同志们耽忧。我又想到加仑将军的提议大致是行得通的，也只有照加仑的提议做，才能多方面关顾到。老实说如果我当时辞绝任务，实在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负担此一重任。因而我又觉得义不容辞。

为弄清我去的任务，我曾向罗明那滋以质问式的口吻说到，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甚么意思，是不是对国民党左派还抱有希望，或者幻想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还能表演出一些新花样。

罗明那滋听了，显得有点丧气的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他又语峰一转，扳起脸孔说：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了。

罗明那滋明白表示了遵令阻止南昌暴动的意向以后，瞿秋白和所有到会者都表示对他支持。在讨论中又一致认为，加仑的提议是可行的，应尽量争取其实现，如果做不到，那就只有将第四军中的同志们和聚集在南昌九江一带的同志们分派到农村中和各地方去工作。会议当即决定一切由我会同前敌委员会相机处理，处理好后，我仍须尽快赶回中央。这样我才答应当晚赶赴前线。我并提出万一因时间或其他原因来不及阻止南昌暴动，又应如何。罗明那滋等除表示应坚决阻止外，不愿对这一问题作负责的表示。

后来南昌暴动并没有被阻止住，而终于爆发了。在共产圈子里，谁也不好再说南昌暴动不应当举行，更不愿提到曾经被阻止过的事。共产国际和其代理人以及中共中央的首脑瞿秋白等，都觉得曾经阻止过南昌暴动，究竟是不够体面的事，如果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宣扬出去，更要引起许多是非。因此他们再不愿提起这件事了。笨拙的瞿秋白等还曾颠倒是非，予以否认和强词夺理的予以曲解，硬将我这个奉命行事的人陷害一番，诬指我假传圣旨，私自阻止南昌暴动的举行。这是中共内部从未有过的一次大黑幕，下文我还要说到的。

我于七月二十六日晚（即会后）匆促搭上了长江轮，离开了这个有过“赤都”之称的武汉，这也正是武汉政府快要落幕的时候了。

“分”共已进到“驱”共的阶段。各级党政军机关里的中共党员都已陆续退出，中共的组织也已转到地下去了。这个“赤都”的街头，仍有一些中共秘密散发的传单和工农群众一些抗议性的零星行动，在那里点缀着革命的余波。

曾是武汉时期主角之一的鲍罗庭，迟我一日在武汉要人们有礼貌的欢送声中，从大智门车站搭上了京汉车，向西北驰去。他这次从庐山经武汉西行，并未与中共要人谋面，似也未再与闻武汉政府和中共的事。其心情恐怕是够凄凉的。他这个锋芒毕露的策略家，在中国革命中确曾煊赫一时，但他口袋里的“草”究竟有限，莫斯科的“紧箍咒”不容他自由施展，中国人又把他看作是一个身份不明的“洋鬼子”

，这一切就使他有些形格势禁，终于不能不锻羽而去。

此外，国民党左派中几位佼佼者，如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也都悄悄的离开了这个褪了色的城市。其中尤以邓演达，为了安全起见，化装汽车司机，随着铁罗里，偷过冯玉祥的辖区，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他们事先并未预闻南昌暴动，他们的名字都被列入南昌暴动中的革命委员会，事先未征得他们的同意。不过他们在政治上很显然已是南京和武汉的反对派。

国共合作至此宣告结束，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大浪，就在分裂声中退潮了。当这艘江轮载着我离开汉口的时候，我站在船头，回首这个城市的灯火，不竟感慨万端，我在默念着：“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处空留黄鹤楼！”这诗句。

①宁汉双方在这一点上早有通电表示，五月十四日李宗仁并曾由芜湖亲赴江西湖口，与朱培德会晤，商决互不侵犯，一致北伐。

②直荀《马日事变回忆》有较详细记载。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三八一至三八四页。

③许克祥等五团长于五月二十七在长沙推选所谓真正国民党仇亦山等从新组织省市党部，通令改组。

④这个文件大部分原文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什之译，第一七二页，上海时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

⑤鲍罗庭被解职的时间，多数书刊记载是六月五日，但东方杂志第廿四卷十六号记载，南京方面到六月十七日才传出“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免鲍罗庭及各俄顾问职”的消息，我也记不清楚正确日期。

⑥冯玉祥《我的生活》中说，这个调停纷争的电报是吴稚晖自告奋勇替他拟的稿子，经他修改后发出。

⑦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曾引用这个声明的一部分。告党员书见胡华主编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一九一、二二三页，不过八七告党员书说这个声明是在六月三十日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这又与我所记忆的日子—六月二十日—有出入。

⑧⑨宣言全文见雷啸岑著《卅年动乱中国》。

⑩陈先生辞职书的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

⑾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也曾提到这次会议的情形。

⑿见前注。

⒀“南伐”似从未有过具体计划。因为事属秘密策划，其大要是第四军回师广东，首先进到广东北江东江一带地区，再驱逐驻在广州的李济琛，形成另一左派中心，与南京武汉相对抗。

第十三篇 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

第一章 南昌暴动

从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明白国共合作终于完全破产了，中共也濒于支离破碎了；但问题的中心，是此后中共何去何从，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共经由南昌暴动，竟转入到苏维埃运动时期。更不幸的是整个苏维埃运动的思想和实际都不适合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共也从此堕入了左倾的歧途。

总结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教训，许我这样说，国民革命确是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国共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国民党整体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自强独立的普遍情绪和要求，中共确是这种革命势力中的左翼，它偏于体现工农利益。可是国共合作的实际政策是错了，中共废弃其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安于少数派的地位，一心想投机取巧，混进国民党内去，企图混水摸鱼。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本就是机会主义。

国共虽然分裂了，但国民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结。一九二七年夏季，武汉政府快告结束的时候，国民革命还只是在初步发展时期。当时，北伐尚未完成，军阀和反动势力还以各种形式到处猖撅，中国统一的任务，还差得很远，不平等条约并未废除，列强在中国不仅保有上海等地的租界，破坏中国领土主权，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它们还可以运用其驻在中国境内的军队和炮舰，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中国革命；愈到中国北部，日本的侵略势力，更是不肯轻易退让。蒋介石汪精卫等虽然是相继清共分共，但还在与奉系军阀作战，并未有与日本等列强势力勾结起来。中共最主要的错误，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即是国共闹翻了，大批共产党人受到了杀害，但国民革命还未成功。如果中共当时仍能向国人号召国民革命，一致继续努力，反对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也反对那些清共分共的反动行为。循此前进，大可以开辟中国历史的新途径。

可是共产国际的死公式，危害了中共，也损伤了中国革命。这种死公式就是：国共合作完蛋了，继之而来的便应当走苏维埃之路；民族解放运动解体了，继之而来的应当是进行土地革命；蒋介石反动了，似乎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结了，继之而来的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

由这些思想出发，于是自欺欺人的飘飘然起来，运用所谓辩证法，强调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强调反对蒋介石政权，认为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主要工作。谁知这个革命目标的转移（由对外转到对内），竟帮助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也几乎完全断送了中共。直到不可收拾之时才放弃苏维埃，要求蒋介石容许它“一致抗日”。所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也就是苏维埃运动破产的明证，这些事我在下文要详细说到。

现在让我从南昌暴动说起。

“八一”南昌暴动，是中共对国民党分共的武力反抗；名义上虽仍以传统的国共合作相号召，实际则纯由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这一暴动，由中共政策转变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暴动失败之后，中共也就走上了苏维埃运动的新时期。中共暴动政策，也是由这一次开始，而且一开始就充满了冒险色彩。由此发展下去的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等，更走到了可怕的盲动路线上去。这在中共的记载中，是由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极端，走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另一极端。但我要修正一下这句话，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实际政策，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承认这一点，只枝枝节节的批评过这一政策实行方面的一些错误罢了；苏维埃整个政策，根本就是盲动主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承认这一点，同样只是枝枝节节的批评过某一些明显的盲动错误。

上面这些批判之词，并非自诩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在痛苦的经历中体验出来的，而且相信这是公平而合理的。当我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晚踏上长江下行船，由汉口往九江时，我的心情很不愉快。我痛恨大批共产党人的被杀害，觉得非奋起反抗不可，但又认为南昌暴动并无成功的希望，不免有进退两难之感。我本来不满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又无法脱离共产国际。我深刻体会中共混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大错特错，但现在改弦更张，对未来的局势发展如何，实在有点茫然。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采取置身事外和阻止的态度，罗明那滋的左倾蛮干，瞿秋白的取巧作风，无一不增加我心情的不安。总括的说，愤慨、反抗和苦闷、思想模糊不清，以及对暴动失败后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的顾虑，各种复杂心情交织在一块。在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加仑将军的那种苦心孤诣的建议，给我一些解脱。我总在设想，中共的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全部共同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现。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达九江，当时九江码头很为拥挤，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由武汉来到这里，大部分候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流上海等地。他们大都在那儿对时局发展交换意见，中共的要人们也乘机拉拢国民党左派人物，企图为南昌暴动增加声势。这里也是一个军事转运站，第四军正由武汉经九江转赴南昌。我很快在九江找着了贺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同志举行会议。简略告诉他们二十六日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他们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尤其是恽代英表现得最为激昂。

当我追问恽代英为甚么不能重新讨论时，他表示没有必要等候我的来到再行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并进而怒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他曾说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

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它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甚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

”他强调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

共中央，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他也曾威胁过我说，如果我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我。

恽代英这种愤怒的发言，曾使我为之变色。他平时是一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对我一直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我听了他这些话，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我也佩服他这种坚毅精神，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滋。我也感觉到，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领导威信，已经丧失了。我当时在难过的心情中，不愿作任何解释，只说这件事等到达南昌后再行讨论。

我为了等候火车，在九江停留了两天，直到二十九日才和恽代英结伴前往南昌。当时落后的南得铁路显得破烂不堪，而且军运繁忙。少得可怜的车辆都被军队占用去了，没有客货车经常开行；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资利用，只有耐着性子，等候火车。在这两天内，我和恽代英紧张的工作，例如遣散一些同志秘密前往上海等地，策划反对汪精卫分共的宣传和行动，布置当地的地下工作等等。这一切，都是按照南昌暴动将如期举行为前提而处理的。

三十日早晨，我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一开始，我详细的报告了二十六日中央的会议情形，并要求了解南昌的情况。我说话的要点，大致是共产国际和它在汉口的代理人对南昌暴动的看法，都着重能否成功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期待有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当时情势紧迫，一部分到会者要赶着去与贺龙等举行另一特别委员会会议，另一部分人又有要事急待处理，大家都心情紧张急躁，根本不愿谈到“成功希望”和“改变计划”等等说法，谁说一句松劲的话，怒火就会向他喷来。

我的话刚说完，李立三即站起来急剧而简短的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甚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叶挺是唯一表示不同看法的，他大致认为南昌暴动不易获得成功，如果能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较为合算；中共同志们隐藏在第四军中，也不会遭到暗算；他与贺龙相处总是有些格格不相入。因而他继李立三发言后，就平静的说：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时间，也许是好的。握有兵权的叶挺抢先说出这样的话，这使谭平山大为焦急，因而他用威胁的口吻说：如果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周恩来目击此种情况，也就急剧的说：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在这种不平常的讨论气氛中，我重新提到我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也再次说起共产国际那种有无成功希望的说法和加仑将军企图推迟这一行动的设想。这使周恩来听了大为着急，他似不愿意陷于冗长的讨论，因而愤怒的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这个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腾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除叶挺和我外，都不愿对已有的决定作任何的改变，这是极为明显的。他们都好像骑上了虎背，抱有义无反顾的气概。我当时只是要求重新讨论，并没有坚决阻止和一定要改变计划的决意，自不愿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除批评了几句周恩来那种要挟式的辞职表示外，也就到此止步。

会议旋即转而讨论一些紧急事项，我则改与个别同志谈话，了解情况。

最先与我长谈的是李立三，他最坚强的论点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李立三认为不能停止暴动，要点有二：第一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定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李立三和其他的中共要角一样，都根本不愿涉及是否成功的问题，好像这是阻拦他们行动的魔鬼似的。因而他的语峰总是环绕着“来不及阻止了，来不及有任何改变了”，其他同志与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态度。

中共与贺龙的关系，最先是李立三对我详细说明了一番。他曾指出，贺龙这个土匪出身的军人，以往与中共的关系不算很密切，现在决心追随中共一块儿干，我们不能令他失望；我们与贺龙已经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李立三更进而警告说，贺龙不得志，疑忌甚多；他不满张发奎，也自觉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无出头之日，迟早要被缴械的，现在如果我们改变计划，联络张发奎，那他可能认为是被出卖了；也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张．发奎告密，洗脱自己，反过头咬我们一口。在这一点上当天周恩来也曾有重要的补充，他指出，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才有出头之日；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最先运动贺龙参加暴动的谭平山，也曾向我说明，贺龙内心有恐嗓也有野心，企图取张发奎的地位而代之，我们正要利用他的这种野心，捧他做总指挥，而且任何联络张发奎的做法都易引起他的疑忌。

李立三也曾对我详细的说明，深恐暴动计划的秘密泄露，知道这机密的人已经很多；在人员的调动上，宣传的语气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态度上在在都易使人觉察。他曾警告说，即使张发奎真诚愿意与我们合作，一同回师广东，决心在那里重建国民革命根据地，依现在的情势看也是没有指望了；因为张发奎到达南昌后知道了我们曾策划暴动反对他，那有不反脸对付我们的道理。后来周恩来参加讨论，我们具体检查这一秘密可能泄漏的情形，获知暴动机密的人，已经超过一百人，除中共的重要干部外，还有张曙时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和贺龙部的重要将领。在通信联络方面也相当广泛，除南昌、九江、汉口之间每天都有函电和人员的来往外，而且还与驻在抚州的第三军教导团团长朱德和在湖南平江的工农武装领导人余洒度等通讯，约他们按时举事。因此检查结果，我们一致认为这个秘密已无法保持或掩盖，甚至有些行动都来不及停止了。

根据上面所说过的实际情况，我曾宣告暴动计划不能改变，表示支持前敌委员会的原有决定，至于不能根据国际指示办事和如何向中共中央复命，完全由我负责。叶挺也曾表示过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的干下去。我素来是责任感很浓厚的，我觉得我要严格的执行中共中央给予我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我应当替南昌暴动找寻一些成功的希望；因而我倒不很重视我在九江和南昌所遇到的同志的反抗。我虽然一直表明并不根本反对暴动，现在又明白表示支持，但我的同志们仍然不完全谅解我。

三十一日上午，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再也没有讨论改变计划的事，决定照原计划执行。到会者知道了张发奎偕同汪精卫孙科等已经到达庐山举行会议，而且颇有针对着南昌的迹象，大家都在研讨对策。南昌暴动原决定在三十一日清晨举行，由于我的要求而改期，现在又重新确定，在八月一号清晨举行。而且根据这个决定，到会者部分担着紧急工作，分头活动去了。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暴动终于成为中共斗争史上一次重大事件。

要了解南昌暴动的发展，首先需要探讨一下中共的领导能力如何，而中共领导的无能与混乱，似乎是预定了南昌暴动失败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我要先说说谭平山；他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带展开活动。他曾标榜要在南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句话的意思，具体的说，大致是由他策划出一个南昌暴动，并由他自己名符其实的领导起来，不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直到有了相当成就之后再说。

谭平山的野心与他的才能相较，似乎是不甚配合的。他从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的时候起，一直担任重要的职位，在中共内他始终是个要角，在国民党内他又是中委兼组织部长。

就由于这种地位使他有点飘飘然，常夸耀他是老同盟会，与国民党左派有广泛的联络，在中共又是最先参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数重要领导人之一，并为斯大林所赏识，这样他似乎是左派革命势力最好的代表人物。可是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人，似乎对他都不敢寄予甚大的期望，这一点，也许他自己并未完全觉察到。

在武汉末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谭平山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去农政部长的辞呈，认为太过软弱，表示不满，也有过指责。这件事，也许就促发了他单独行动的决心。南昌暴动的前夕，他的言词和态度都不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放在眼内，他把我视为中共中央的正统，一股怨气曾向我发泄过。他所提出的暴动宣言有许多不妥之处，须我代他修改，他曾横加阻止，并很不客气的指责我企图包办。可是他这种露骨的表示，不仅没有得到一般同志的支持，反而引起过不少的反感。

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们对他的不够热忱，更没有人高兴去捧他。当他想到处境甚危，不易获致成功，不应露骨反对中共中央的时候，也曾主动企图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关系，对外也曾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但这都收效甚微。

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干部都不相信他能够成为对内对外的重心。

当时叶贺这一支暴动军队，不待说，是极需一面政治旗帜的，对内需要团结和鼓励军心，对外需要有响亮的发言和号召。这点我也曾向我的战友们提起过，但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

南昌暴动没有得力的发言人，这就使中共的领导为之黯然失色。

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可以负起政治领导责任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多谈政治问题，甚至很少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即使举行会议，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政策。兼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致军事胜利，使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根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摇和不够坚决。这种不计成败的唯心观点，也就是盲动主义的根源。

我当时的处境相当尴尬，也有些无能为力之感。我是应当返回汉口中央去复命的，只因交通阻隔，无法成行，惟有随军前进。我不仅遭受过谭平山的反对，而且李立三、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无形中认为我对暴动不够坚决，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我自觉我的领导信用是受到打击了，除了照常参加前敌委员会会议，做些我所能做的事外，也无法挽救中共领导的凌乱局面。

暴动前夕，参加暴动的军队，都急速向南昌集中，中共的人员，也由九江一带向南昌涌进。中共将有暴动，似为张发奎所觉察。三十一日，张发奎从九江乘南得车赶往南昌，但他到达马回岭站附近，即被阻隔。据在当地指挥暴动的负责人聂荣臻向我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张发奎赶到马回岭时因为交通已断，即下车向正在移动的部队警言：“你们向何处开动？奉了

何人命令？”并宣称：“我是张总指挥，我命令你们停止前进！”这时聂荣臻深恐军心动摇，便指挥同志，架起机关枪，向张来的方向作示威式的扫射。张见情形不对，便被逼不再指挥他的部队了。因而聂等也就指挥军队破坏铁路，将马回岭以次的沿线部队，都依计划移向牛行车站及南昌附近，并布置警戒。

南昌暴动，决于八月一日上午三时发动。第一步的目的是先行解除城内不参加这次暴动的军队的武装。三十一日叶挺贺龙等部队，都已按计划集中到南昌城内及四郊各军事要地。

这一军事行动的指挥，是由叶挺负责的。那时，我也在叶挺的师部。还不到三时，枪声便响了。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留驻在南昌城内的朱培德部队约三千人，一下子就全部被缴械了。

当行动开始时，叶挺曾接到好几次电话，都是他的部属向他报告：被包围的部队表示愿意投降一同参加行动。叶挺却一一以坚决的语气回答：先缴械再说，天亮前，南昌城内的各机关，都已被全部占领。

八月一日清晨，占领南昌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建立政府和今后应采取的军事策略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建立政权这一问题，我和谭平山等所考虑的是成立正式的国民政府或成立临时性质的政权机构，我们没有提到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时一般的看法，以为一个正式政权的建立，须有稳定的地盘；而又必需有继续的军事胜利，才能获致。同时，共产国际一向的政策，又是主张建立一个有力的国民政府，并反对托洛斯基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便决定了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名之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一、号召国人拥护孙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二、在适当时机，召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讨伐南京武汉一带的叛逆。当时，我们在南昌所发表的宣言文告，大体就是根据这两点作成的。

革命委员会由二十五人所组成，包括谭平山、宋庆龄、吴玉章、邓演达、何香凝、恽代英、张曙时、郭沫若、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张发奎、贺龙、彭湃、林祖涵、朱德等。

这个名单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后，即由谭平山在一次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的会议上，提出予以通过。委员们立即宣誓就职，旋又推举谭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这名单中的国民党左派人物，除张曙时以外，其余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并未到场。他们的名字被列进去，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的。至于张发奎那时已与南昌暴动处于对立的地位，中共仍将他的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拢，一面想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参加南昌暴动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只有张曙时、姜济寰、萧炳章，和一些国民党中下级干部。因此，这个革命委员会，用的是国民党的招牌，事实上是完全由中共所操纵。

军事行动策略更是紧逼的问题，当时张发奎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一部分，正由九江向南昌逼近，声言讨伐叛逆。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等地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汉南京两方，都可迅速集结其他部队入赣增援，对付我军。根据这种种情况，我们认为南昌处在四面受敌之中，显然不易立足。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南下占领广东东江一带地区①，以潮汕为据点，再行统一广东，出师北伐；一是主张西向进攻湖南②配合湖南的农军，占领一部分地区，以为根据，再图大举。贺龙对于第二种主张很感兴趣，因为湘西一带，原是他的老巢。但讨论的结果，大多数赞成南下的主张。理由是东江一带防务空虚，易于占领，且不至四面受敌，东江的农民运动，早有基础，力量易于扩张，又因占领汕头海口，可望获得苏联的接济。当时大多数人不愿往湖南，对于苏维埃，打游击，土地革命等等，还是疑虑多端。毛泽东自愿到湖南去，也是挺而走险，当初也曾企图带着农民武装赶来南昌，参加暴动，只因时间上来不及而作罢。

如何扩充军事实力，也是煞费脑筋的问题。贺龙的第二十军战斗力不算充足。他的第一师师长贺敬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每师虽有三个团，但人数并不足额，枪支更陈旧不堪。

周逸群所率的第三师，那时还只有一个团人。所以第二十军急须加以充实。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和周士第所带的七十三团（原系独立团）是这次暴动中的主力。中共当时决定再成立一团，与独立团合并，编为第二十五师，再加上蔡廷锴的第十师，合并成为十一军，由叶挺、蔡廷锴任正副军长。当时驻在南昌附近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他接替陈铭枢的职位），对于南昌暴动，原采取中立态度，经中共极力拉拢，他才表示附和。朱德原任杨森军的党代表，在杨森背叛武汉时，离开杨部来到江西，他的老朋友朱培德便任他为教导团团长。后来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员出境，朱德仍以与朱培德等同系云南部队出身的老关系留任原职，并未被认为共产党员而遭遣送。这时中共特别抬出朱德来，给他以一个第九军军长的名义，希望他能影响并转变朱培德的部队，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力量。

根据这种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部署，革命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也就形成了。任委员长的谭平山，算是对内对外的领袖，吴玉章以秘书长的资格，组织了一个秘书处，为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关。革命委员会下成立一参谋团，等于国民政府下的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刘伯诚任参谋长，贺龙任前敌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外，设有农工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陈荫林等任委员，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和建立各地方政权等任务。另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负责领导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后来又增设一个政治保卫局，由李立三任局长。这些组织的性质，是党政军一元化的。既杂有一点国民政府的成规，也渗有中共的特殊作风。

革命委员会的政纲，大体还保存着北伐初期的色彩。其中最特殊之点，是规定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这种规定，虽然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之下提出的，然而，已是中共公开宣布没收土地的第一声。再则，规定经过选举的方式，成立乡村政权，在这种选举中，工农团体自然是其中的骨干。此外，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项，都和过去国民党的政纲没有多大出入。

革命委员会略具规模，还没有来得及大事宣传，就不得不根据军事情况的需要，离开南昌。军队之向南移动，对内对外，都引起一种不安的情绪，许多人感觉到，中共的军队是在向南逃难。武汉的中共中央又已通告各地区组织与工农团体，停止响应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对两湖各地工农的配合行动，已失去了指望。即对在平江暴动的余洒度部，也认为时间上来不及命令他们赶到南昌与大队会合，只有通知他们就地行动，后来这一部分军力就成为毛泽东所组织的湖南工农红军的基干部队。

八月五日，这一支暴动军，护卫着革命委员会的庞大组织，经由赣东的抚州、瑞金等地，向广东的潮汕进发。这支军队，除了打着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以外，可以说与其他的国民革命军没有显著的分别。一般士气反不如北伐初期那末旺盛。溽暑行军，行李又非常笨重，需要大批民伕，而民伕又征不到，于是沿途拉佚和兵伏逃跑的事，不断发生。中共的干部们，是在那里第一次学习军事行动。

第一天的行军情况，特别显得七零八落，当天走了九十华里，到李家渡宿营时，许多干部，脚板上都瘇起了水泡。要人们要坐轿子，轿伕又不易找到，走路似乎比任何事都辛苦。

一般干部，在出发前，总想多带点日用的东西，可是上路后，这些所携带的东西都成了极重的负担，似乎几两重的心爱的物件，这时都成了千斤坠。因此，在多数干部要求之下，决定把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边的沙滩上，各种漂亮的衣物，堆积得象一座五颜六色的小山一样，引火焚毁，以示决心。这可算是中共“无产阶级化”的一次表现。可是，有些人对着那一堆余烬残灰，也不免叹息着说：我们为甚么这么傻呢？为甚么不将这些衣物分赠给当地的老百姓呢？然而，当时的中共，只是想到那里便做到那里，我们老是在“上当中学乖”。这件小事，也许就是我们的一个实地写照。

从李家渡到抚州的途中，周恩来等候在路旁，与我会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懊丧的说：据一位逃出来的同志报告，行进到进贤的第十师蔡廷锴，业已叛变，拖着队伍向东跑了。蔡廷锴在进贤借集合干部训话为名，将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及其他中共同志三十余人，一律扣留杀害，其余同志数十人，也下落不明③。现在只逃回来一个同志。似此，我们在第十师中的基础，已完全被毁了。……

周恩来接着以引咎的语调向我说：这件事是我的大意，我应完全负责。……他的这种表示是有原因的。当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向南昌集中的时候，叶挺师担任前锋，蔡廷锴师跟进。

南昌暴动之夜，蔡师全部驻在南昌附近，蔡本人正由九江赶来南昌，蔡于八月一日才赶到南昌，是由我与周恩来叶挺三人和他在叶挺师部接谈的。蔡初到叶挺师部时，大概因没有参预这次暴动的密谋，神色显得有点慌张，我因与蔡不熟，一直没有多发言。只由恩来对他说了一篇南昌暴动的大道理，叶挺也以老战友的资格，从旁向他说：高佬！就这么干吧！蔡低头踌躇一下之后，即表示一切愿听指挥。这一幕过后，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蔡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的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表示不信任。因此委蔡为参谋团的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左翼总指挥，并且命令他单独循进贤一路南下，即对范孟声等同志，周只嘱咐他们听从蔡廷锴的指挥，并没有要他们提高警觉。如今，蔡竟叛变了，而且范孟声等同志又因而被害，周对于自己事先的疏于防范，当然有内疚之感。

我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和意见之后，心中难过，踌躇了一阵才对他说：现在事已至此，是无法挽救的了。看来，蔡廷锴拖着队伍往东走，还没有与我们敌对的意思，他既怀异心，即使和我们一同到了东江，在紧要关头再来一个拆台，岂不更糟。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处理，显然是太大意了。应当视为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件事如果公布出来，将会动摇军心，还不如不公布的好。在此紧急时期，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提出引咎辞职这一类的话，还是咬紧牙根的干下去吧！周恩来听了我的话，似乎有多种感触而不得不表示继续勉为其难。不过，我们也就失去了最有战斗力的一师了。

我军失去蔡廷锴师之后，连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在内，人数不过二万五千人左右，枪支不过一万三千支。我们行军所经过的赣东地区，中共的地方工作还很薄弱，军队又缺少现金来购办粮食和必需品。原有的地方政府，都已预先奉到朱培德的命令逃避一空，沿途的人民，多数藏躲起来，避免兵灾。因此，地方民众工作和建立地方政权工作，都无法进行。而且，不得不沿途向大户征发粮食，这样，军纪自然也就随着堕落下去，军队中落伍的，患疟疾的，逐日的增加，这种种困难，都非一时所能克服。

朱德所统率的所谓第九军，是一支特别的队伍。朱德在暴动后曾担任南昌公安局长，从南昌出发的时候，他的第九军共有一千多人，其中包括第三军教导团的一部（大都已逃亡），南昌市的一部分警察，和他从南昌各机关临时所收集的武装与非武装的人员，此外还有一些运输伕。因为朱德对江西情形较熟悉，同行的各机构各部队，都向他要运输伕，因此第九军老是被派去担任打前站与征发粮食民伕等杂务工作。他的部队，逃亡的最多，到达抚州的时候，所剩余的员兵，已不过三四百人，到达瑞金时，只剩下一百多人了。不几天，这一百多人就被改编到其他部队中去，所谓第九军这一番号，从此便不存在了。我是经常与朱德保持接触的，他那时对于他的所谓第九军，老是愁眉不展，认为毫无办法。

八月二十日左右，我军在会昌与敌军钱大钧师发生激战，结果，钱部败退筠门岭。当我们行进到瑞金的壬田市时，即与钱部先行部队遭遇接触，我军迅即攻击前进占领瑞金城，积极备战。据当时所知的敌情，除钱大钧师集结在瑞金以南九十华里之会昌外，敌军黄绍雄部，还在寻邬一带地区，距会昌尚远。他们都负有阻击我军南移的任务。因决定以各个击破的策略，先行打击钱大钧部。

这一战役，是有“刘伯温”之称的参谋长刘伯诚第一次表现他的军事天才。他的作战计划是由贺龙的二十军任正面，叶挺的第十一军，由右翼施行侧面包抄。但他却曾发生一个时间上不准确的失算。瑞金距会昌沿正面的大路行进，只九十华里，沿右翼的小路抄近，预计为一百一十里。因为小路的里程计算不精确，实际超过一百五十里，因此，当贺龙部的周逸群师正面与敌军恶战而败退下来，任总预备队的贺部第一第二两师，不得不增援卷入战斗的时候，右翼的包抄部队，竟还没有赶到战斗阵地。敌军因为在抑制了贺龙部之后，抽调正面部队以加强左翼力量，经过叶挺部竟日的恶战，才在会昌城附近将钱部击溃并占领会昌城，钱部乃狼狈败退会昌南面九十华里的筠门岭。我方也因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追击。

参加这次战役的陈赓，曾向我描述这一战役的经过。陈赓那时任参谋团的参谋，他曾向我指出，叶挺的第十一军和钱大钧部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东江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是儿童时的好朋友；他们在黄埔时，或者是同队同班，在军队时或者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浑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甚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甚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面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他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

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往前冲锋。

陈赓讲述了这些经过之后，曾有这样的感慨：看来，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竟使许多老战友对杀起来。钱部那些黄埔同学，在战场上作战的那种坚决精神，是中了反革命的毒太深了，加上国共之间无法破除的成见，我们如果要获得胜利，专凭硬打还是不够的。他的这种描述和感慨，可以说是国共第一次战争的真实写照。

贺龙在会昌战役后，便正式加入中共为党员了。他本人与中共合作，没有发生过甚么破绽。但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伕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他自己与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和叶挺等，没有深厚的交谊，他的第一师长贺敬斋是他的兄弟，第二师长秦光远是他的亲戚，这些人，都是他干土匪时的老部属。贺龙的部队，纪律不好，有点土匪的作风，与叶挺的第十一军相处得不算融洽。第十一军的官兵们，暗中常要骂他们一两句“土匪”。

因此，中共的要人们，一面对贺龙的合作表示敬佩，一面又深恐因合作的不够圆满而发生甚么事故。甚至有人这么说：要注意啊！如果情势不好，贺龙是可以拖着他的部队干他原有生涯的呵！因而为了与贺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中共的要人们，常到他的总部去，吃他一顿那时不易享受到的好东西，并且与他闲谈一阵，用意是设法影响他。我也是常到他总部中去的一个，常常在他那里吃饭谈天。

有一次，贺龙和他的座上客人们，谈到他做土匪的故事时，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得意洋洋的说到，做土匪么！是要工于心计的，主要是机警。他做土匪的时候，手枪从不离身，睡觉也要摆在枕头边，因此养成习惯，即使在睡梦中，偶一听到响动，也不自觉的便会拔出枪来。他带着部队行军的时候，老是防人暗算，经常采取神出鬼没的行动，使人不知究竟。他与其他部队合作的时候，也无非是利害关系的结合，谨防上别人的当。他在川黔湘鄂边一带多年，那一个有实力，他就与那一个合作。一声不对，拔脚一跑了事，或者踩人家的尾子，抄人家的后路。这种事，他都做过不知多少次。这一席话，曾使在座者听来为之毛骨悚然。

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贺龙的种种观念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土匪军阀哲学，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中颇为流行的流寇主义。当过大兵的毛泽东也当深得其中三昧。

而且他的游击主义就是以流寇主义为起点的。

会昌战役以后，周恩来、周逸群两人，便提出了贺龙入党的问题。他们的理由是：贺龙自南昌暴动到会昌战役，都表现了真诚合作的精神，而且，他本人业已提出这种要求，如果置之不理，将引起他的不安。前敌委员会因而一致同意他们的提议。但在当时一般同志的心目中，贺龙显得是一个特殊党员，为了军事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准其入党。

我军在会昌战役胜利后，集结瑞金附近一带休息的时候，贺龙的入党仪式，便在瑞金举行了。这次的仪式，是由我主持的。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则誓言愿一一遵守，努力作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祝贺与欢迎的意思。仪式举行时，贺龙的情绪颇为紧张，似乎他还不明白他要接受一些甚么约束。仪式结束后我们相互恳谈，他曾表示，加入共产党的手续并不严格，还不如加入土匪队伍和哥老会的纪律那么森严。我曾向他指出：土匪、哥老会，是专靠森严的纪律来维持他们的团结的，加入中共为党员，则须心甘情愿的信仰主义和执行决议，以信仰为主，以纪律为辅，纪律虽不繁琐，但均须严格遵守，不能视同具文。……后来南昌暴动完全失败以后，贺龙这位新党员，流亡到上海，中共曾给以优异的待遇，并指派同志，每日向他实施共产主义的教育，贺龙经历了这些薰陶，也就渐渐的布尔雪维克化起来了。这就是一个著名的“山大王”转变为共产党员的简单过程。

军事行动路线的决定，是根据多种因素的。往往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因素，也会影响决定。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大钧残部进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惟会昌战役中，曾有四百多个伤兵，要用担架抬走，我们不愿将他们弃置于当地。据在长汀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的情况，显然不同。江西方面因人民逃亡，运输伕不易获得，福建方面则正相反。长汀方面的报告：认为运输伕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可以将伤病兵用木船装载顺韩江转往潮汕，并已征集了千余大脚妇女，担任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源源到达瑞金时，使我们大为兴奋。因此，就决定采取了第三个军事行动方案，我军在瑞金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全部越过了赣闽边界，向长汀地区进发。

中共初期的军事行动，相当幼稚。军事的情报工作，也做得不够，对于敌军的分布和动向，非常模糊。本身部队内部的组织和联系，也不健全，政治工作，相当空洞。军事首脑们，颇以革命委员会机构的拖累，影响行军速度为苦。因此，自瑞金经长汀、上杭，向潮汕进发时，便决定分三批行进。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带空虚，兼程急进，律迅速予以占领，次则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赓续前进，再次是由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立三负责搬运伤病兵，并由周士第率领一营人为后卫掩护队。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已到了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

我们沿途所发生的花花絮絮，不胜枚举，我简略的举几件事例，便可以说明当时的现象。

当时行军的速度，不算很快，然而已使部队疲乏不堪，特别是一般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显得垂头丧气。振作士气的政治宣传工作，无法进行，负这一方面责任的恽代英常埋怨说：一般干部，走路累得要死，还有甚么气力“卖膏药”？沿途占住民房、拉伕、证粮，弄得老百姓鸡飞狗走，宣传又有甚么效力呢？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就不振作，怎么还能振作士气呢了……因此，他决定以身作则，光着头，赤着脚，在酷烈的太阳下前进。他的换洗衣服已丢掉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军衣，弄得污秽破烂不堪，肩上搭着一条供各种用途的长布手巾，满身晒脱了皮，又黑又瘦，任何人看到他，都要叫他一声“甘地”，他这种作风，当然也有不少的追随者。这使一般士兵们大受感动，往往有人惊叹：“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更能吃苦些……”这就是当时最显著的政治工作。

我所率领的工农委员会，是一个约四十人的组织，行军中每天忙着安排住所，自行警戒和了解情况诸事，一直没有时间和精神来举行会议，草拟办法，实施组织工农与建立地方政权等等工作。当我们大队行进到宁都附近一个宿营的村庄时，我的工农委员会驻扎在一所单独的大地主庄院中。彭湃在庄院内发现了一个可疑的青年人，而和他攀谈，用反间的办法去套取他的实情。那位知识青年，竟中了彭湃的计；带彭到一个山岗上的树林深处，与他四个同党会面，其中较老练的一个，宣称他慰 AB 团“④，并对彭湃加以盘问。结果，彭湃出其不意的拔出手枪来，将这五个人制服了，并收缴了他们身上所藏的短枪。他们原拟约集二三十人来夜袭我们住所的计谋，因此也被打破了。这件事，可以表现国共初期的斗争情形，“AB

团”这个名词，从此也就深深印入了我们的脑海中。

当我们乘船由长汀向上杭出发的时候，我们没有征集当地船伕，也未问明河流和当地的情况；有几位委员，有过驾船的经验，便租了两只船，自行驾驶，顺流而下。谁知驶行不远，河流非常险急，河中到处横亘着无数的大石，这两只船挣扎前进，桨篙工具，陆续损毁，驾驶的人纷纷落水，幸水浅而不致丧生。最后我的船上一位撑竿能手，也被抛落水，险状百出。

这样走了约六十华里，到了实在无法再行的时候，只好弃舟登陆，步行前进。可是，登岸后，又走到了一片荒凉毫无人烟的区域。

我们这一支又累又饿的农工委员会队伍，循着山洞小路前进，走到天已深黑了，还找不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十时左右，才在路上遇到几个行人。他们用很难听得懂的福建话告诉我们，前面是武平县附近的一个市镇，武平县和这个市镇，都被土匪占领了，他们是逃难走出来的。幸亏我们队伍里，有人懂得闽南话，担任传译，我们才明白了他们的语意。才知道我们竟走到土匪窝里来了。他们曾警告我们，这一股土匪很凶恶，我们这一大群人，到了这里，便已无法逃出土匪的掌握了。他们又告诉我们，这个市镇上，住了有三四百名土匪，正在演戏取乐，市上商人，又是与土匪互通声气的。

我们听了这些话，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得压抑自己的惊慌，故作镇静的对他们说：土匪么？没有关系，我们正是来找土匪的，我们的大军在后面就快要到了。待这几个行人走过以后，我们商决只有用单刀赴会的精神，大摇大摆的走到这个市镇上去再说。于是，我们将自己的队伍编制成为一支打前站的部队，由我任指挥官，其余委员都装成士兵模样。我们循着一条小路，进入了市镇，并在街头上的一间豆腐店，宿营下来。扮演卫士的小小个子的郭亮，演得最逼真，他在那里大叫口令，声势显得特别响亮。他告诉店老板，要他去通知土匪司令，说：我们司令有令，要他们继续演戏，我们的前站部队，就驻在街头上，不到市内去，以免引起误会。这位店老板和土匪通消息后，演戏是停止了，土匪虽向我们警戒，但未引起任何冲突。

我们在这间豆腐店内，不管外间的情况，在那儿大吃大喝一阵，以饱饥肠，吃饱以后，由我这位高座上首的“司令”，找着店老板和他临时邀来帮忙的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似是由土匪派来探听虚实的……向他们问话，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大军在会昌打垮了钱大钧部的消息？”他们说：“听说过。”于是我向他们宣称：我军是要攻取大城市和打天下的，与这里的山大王，没有甚么利害冲突，你们可以设法通知他们的司令，来这里和我见见面，我军可以加委他一个名义。其中有一人回答的大意是：他们的大司令不在此地，这里只有一个支队小司令。他可以将我们的意思传达给他们。但那位大司令能不能赶到这里来和我们会面，那就说不定了。我们这样交涉完，也就睡觉了。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整装待发的时候，土匪方面，居然派来一个向导，领我们翻山越岭，走到一条河边的小镇。这条河，原来就是我们前一天遭遇重重险象的汀江。那位向导在途中曾向我们表示：他的司令是很讲义气的，决不会和我们大军为难，我们沿途如有掉队人员，他的司令都已吩咐一律加以优待，将来说不定他的司令，还要找贺总指挥。这样，我们就走出了这个土匪窝，在那小镇上雇到两条船，向上杭进发了。河流还是一样的险恶，但我们的船因为有当地的船伕驾驶，显得履险如夷。我们看见河流中有不少被打毁的船只；也有许多伤兵和革命委员会的人员，滞留在两岸待救。

负责航运的李立三，先我们到达了上杭。我向他谈及我们遇险的经过。彼此不禁哈哈大笑，他向我说：“我也做了一件傻事。

”他从长汀出发的时候，封了一百多条船，找了四百多个船伕，以便将他所率领的全部人员，都运到上杭来。他并未问明这条河的情况，也没有让那些船佚驾驶他们原来驾驶的船，便来一个统一分配。他心想年壮力强的船伕，总比年老船伕更为得力，因此就将那些壮年船伕驾驶的船，分载负责干部和伤病干部。老弱船伕驾驶的船，装载次要人员和病伤兵，谁知这个作法完全错了，老船伕都是一些有经验的舵手，他们所驾驶的船都安然到了上杭，而那些壮年船伕所驾驶的船，大多出了事，损毁了。不少干部，都曾落水遇险，停留在两岸待救。现在，他急须设法找船去接应他们到上杭来，还要赔偿船老板的损失。

这类不顾实况，任意采取行动的故事，当时是我们间意味深长的笑谈资料，也曾认为要引以为戒。可是人们包括我自己和李立三在内，并不容易从自己的过失中吸取宝贵的教训。

我们在上杭休息了两天，便继续向广东的大埔步行前进。谭平山等已轻装随先头部队出发了，率领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的责任，只得由我肩负，革命委员会的行列，真是七零八落，尤其是秘书处和财政委员会的先生们，没有轿子是走不动的。任主任秘书的姜济寰那位大胖子，便要八个轿伕轮流的抬他。因此，和我一同走的工作人员，虽只三百多人，但连伕役算在内，就将近千人了。此外，李立三的政治保卫局是一个最庞大的机构，包括一连兵在内，共有四百多人。并照料着五百名左右的伤病官兵，加上伕役，总共两千多人，李立三等因须料理未了事件，须迟一两日才能跟进，周士第所带的一营后卫部队，那时还在由长汀循陆路来上杭的途中。

我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由上杭到大埔，沿着闽粤交界处的汀江，一路欣赏山峡急流，水势有如万马奔腾的美景。我们到达大埔以后，曾在西山会议派要人邹鲁的乡居，留宿一宵，行时还留下一封信向他家道谢，表示我们对政敌也是很有礼貌的气概。我们由大埔改乘较大的民船，沿汀江顺水直放三河坝。三河坝本是我军行进途中的枢纽，但先行部队并未设防，因此我们到达这里，竟陷于四面受敌的境地，驻在梅县的敌军黄绍雄部有一团兵已到达离三河坝三十华里的淞口，可以在三小时之内攻击我们。三河坝的周围，又有一些民团，向我们警戒。三河坝镇内，也有一支五十支枪的民团潜伏着准备作黄部的内应。

我面临着这种危险情况，立即约集那时已不任第九军军长而跟随革命委员会行进的朱德和号称“东江农民王”的彭湃等商议对策。我们在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内，聚集了二十余人的长枪兵，由朱德以九军军长兼革命委员会警卫司令名义，向淞口方面警戒并封锁消息。彭湃则集中了十几人的短枪队，负责去解决这个镇上的民团。我则在一所大房子里面，招待镇上的绅商，故作闲逸之状。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多留住在船上休息。我们的主力军，那时已经在三百华里以外的潮汕，李立三周士第所带的队伍，还在上杭一带，尚须两三天才能到来，我们孤悬在这里，急切得不到援救，只有尽量表示镇静，摆设这个空城计。

我们安然渡过了难关，似乎出乎意料。首先是彭湃大显身手，他熟悉本地情形，很顺利的将镇上的民团缴了械，他还搜获了隐藏在镇内的十多个携带短枪的人，其中自然包括黄绍雄的密探在内。两三小时之内，我们已控制了三河坝整个市镇，我们的枪支也增加了。三河坝的那些绅商们，愈来愈多的到我这里来客气一番。朱德所带的那一排人，在离三河坝八华里的地方，即与黄绍雄的先头部队接触。黄部似尚不知我们的虚实，向淞口方面退却，朱德乘势派出八个兵，对敌作虚张声势的追击。朱德本人，则奔走于三河坝与前线之间，摆出军长的架子，吓唬那些乡下人。

这样维持了两天，李立三和周士第两部陆续到达。我和李立三彭湃等，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由保卫局的一连人护卫，顺韩江，分水陆两路，向潮汕前进，朱德和周士第，则率领着后卫营留驻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的敌军。并照料留在那里的伤病兵。后来我主力军在汤坑被击溃向流沙普宁海陆丰一带流窜时，朱德和周士第便被敌军隔离在三河坝。他们因孤立无援，不得不率领所部和一部分轻伤病兵，共千余人，向粤赣边区开始游击活动。朱德部历尽艰险，终与毛泽东部汇合，在井冈山下寨，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

汕头是我们预定的临时首都，我们准备在那里大展鸿图。先我们到达那里的周恩来，在一九二五年曾一度出任汕头的东江行政主任，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只有唯他的马首是瞻。根据他的提议，李立三被任命为汕头公安局长，致力于秩序的安定。这里的中共地下组织原是渺小没有力量的。当地人民对我们多持冷漠和观望的态度，敌探的活动更是防不胜防，敌人的便衣队便袭击过汕头的公安局。

敌军徐景唐、黄绍雄、任庭飏等部占住了潮汕西面汤坑一带险要阵地，企图居高临下，俯击我军。我军正向汤坑前线集结，准备决战。我们觉得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战役，大家忙着供应前线。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须俟这一战役的胜败而定。

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来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

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这是一件影响我们今后行动的大事。我们现在挂的招牌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有一套合乎这个名称的政纲，我们的军队正与敌军对峙，就要发生激战。在此紧急关头，如何更改招牌和政纲，如何让军队脱离火线等具体步骤，才能切合时宜，都是要煞费考虑的，而代表中央的张太雷也无法解决这些难题。

张太雷也曾隐隐约约的说到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及其以后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中共中央早迁回上海，由瞿秋白负责，他自己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区委书记。此次中央又赋予他全权来指导我们工作。而我们这些主持南昌暴动的首脑们，则都丧失了原有的领导地位，谭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周恩来和我降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他虽没有明说我们被判为机会主义，但我们既受如是的处分，也不难推知瞿秋白中央对我们的看法的梗概了。

于是我们一致推张太雷负起这里的领导责任，但他却不肯接受，他不肯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也不肯经行领导，因为他就要赶去广州，执行区委书记职务。他吩咐潮汕中共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要仍然保持秘密，以免我军离开时，遭受敌人的打击。他还传达中央的命令说：“张国焘李立三应即回上海去，与中央商定今后政策，这里的事由周恩来负责处理；谭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之后，也应离开这里。”我曾质问他：“这不是丢掉军队散伙吗？”但他说：

“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命令是要严格执行的。”这一切使我们觉得中共中央对南昌暴动己不存任何指望，所谓苏俄援助，更是落空了。

周恩来鉴于这件事难于处理，因以前线紧急为理由，赶往指挥作战去了。他行前曾向张太雷说明，这些事是要从长计议的。我军如果要移到海陆丰去，也要先击溃汤坑的敌军，一切变更都要在这次战役之后，才能实施。张太雷看见事势如此，也只好同意了。我曾与张太雷恳谈，向他委婉说到南昌暴动的前夕，只注重反机会主义的罗明那滋，要我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这一暴动的举行，但为在南昌的全体同志所反对，可为殷鉴。这次他的态度仍没有著重现实的领导，大概又是以反机会主义为主题在做文章。如果，我们不对准敌人，只是浇些反机会主义的冷水而将这股本钱丢了，那确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不如依据现有的局面，逐渐改变，譬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就须考虑周详的，而且在战事紧急中，如果采取激烈的改变步骤，无异是拆自己的台。

瞿秋白从中央透过张太雷的手，对我们所浇的这瓢冷水，对当时的人心士气以及这一战役的失败，究竟有过多大的影响，固然不能精确估计。但至少我们这些负责人确是因此大伤脑筋，以致未能全心全力的去为战斗努力，则是事实。我对此一直引以为憾。我觉得当时中央应以全力协助我们争取南昌暴动的胜利，不应当这样胡闹。不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不能任意取消，就拿谭平山个人来说，他既成为这次暴动的旗帜，也不是可以任意撤换的。

前线的军事失败，解决了我们内部的争执，敌军占领汤坑的高山险地，构筑工事，以逸待劳；我军仰攻伤亡极大，终至不能支持而败退下来。十月三日汤坑的失败，便决定了这次暴动的最后命运。

在汕头一带的革命委员会各机关，接到前线的败讯，便不分昼夜，向普宁方面，落荒而走。那时秩序已乱，人心惶惶，颇有草木皆兵的情形。我在行进途中，曾遇到由前线来的聂荣臻，他懊丧的向我叙述：

“这次失败，完全是指挥失当。参谋团不慎密研究敌情与地形，只知将部队开上阵地去打硬仗。叶挺同志那位猛将，也只知硬攻，在前线象发了疯一样的拚命。

等到气力用尽，连退却也弄不好了。我们经过这次惨痛的失败，以后如果要再举，非大大记取这一次的经验不可。……”

张太雷在汕头和我们朝夕相聚了一星期，在退出汕头的时候，又和我同行了一段路程，他才化装转回汕头，取道回广州。他和我分手时曾说：果不出中央所料，暴动终于失败了。

现在只有照着中央的指示执行。我回答说：一切我须与前线的同志们会面商决，如情况不十分恶劣，我也许一时不能回上海去。

十月四日午后我们和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流沙地方相会合。在大道旁一所相当雅致的小庙中，我停留下来。我的工农委员会的人员，那时一部分派到沿途去维持秩序，一部分则失去了联系，与我同行的，不过几个人。我在那里与李立三等会集，他的保卫局的队伍，那时也分散得七零八落，失去掌握：张曙时、郭沫若、林祖涵、姜济寰等，都陆续来到这里，谭平山、恽代英等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从汤坑败下来的队伍，似乎比汕头来的后方人员，还要惊慌些，那些士兵，一面急行，一面喊着：“快走！敌人追来了！……”

集聚在流沙小庙中的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准备等前线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到达后，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决定行动方针。不久，周恩来躺在一个担架上，被抬来了。

（贺龙叶挺

已走到前面去了，周算是殿后的）他面带病容，更显得特别懊丧。他下了担架，走进这所官兵拥挤的小庙中，提高着嗓子向在场者宣称：“你们这些先生们还不走呀！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手。”张曙时立即回答说：

“那也好！就这么办吧！”周恩来这一懊丧而气愤的宣布，显然是因为军事已失败了，他根据张太雷前所转达的中央命令，仓促间来不及与我们商谈，乃以他那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作此决定。这一决定，居然成为历史上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最终的分离，中共扯出苏维埃这面旗帜的开始，也是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更陷入歧途的标志。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线情况到底如何？……他急遽的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小庙，各奔前程了。

我和李立三，在小庙的大路旁边处理了一些遣散同志们的必要事务，并告诉一般同志，分别找向导向海口方面逃出这个危险战区。然后我才和李立三贺昌（少共中央常委，奉命回上海工作）还有一位是中级军官×××（姓名已忘记），跟着一位向导脱离队伍，循着田间的小路单独行动。

当时我的同行者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自己则频频回首，望着那七零八落的队伍，百感交集。我们走了约一华里，从流沙大路那面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愈来愈密，大路上的队伍，乱作一团。从远处看，一部分人是在抵抗；另一部分则无目的的乱逃。我们目击这种情况，很想奔返鼓励士气，坚决抵抗，以挽颓势。那位向导—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同志，能干而熟悉当地情形—却反对我们这样作，领着我们从速脱离火线。

不久，天已黄昏，我们走到了一所有碉楼的村庄，流沙那面的枪声，也停止了。那位向导安慰我们说：我早就知道天快黑了，敌人追击部队的射击，是不能加害于我军的，你们放心吧！他悄悄的引我们进了他家里的后门。随即出去了一会，抱来了一包便衣服，我们脱下身上的军服换上合身的便装。他并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我们这些饥饿的人，围桌大吃一顿。

这个村庄，有一两户地主人家是反对农民协会的。其余的农户大都加入过农协。这位向导是农协的活动分子，看来家境相当富裕，我们为着避免地主的注意，躲藏在那里不敢声张。

饭后，我们将所携带的短枪，交给那位向导，请他妥善的收藏起来，以为将来农民起事之用。

他非常高兴地谨慎的将枪埋藏好了；即领我们走出他家的后门，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进发。

我们四人追随着向导，在无人烟的山岭中行走了一夜，沿途还是和平常旅行似的悠然自得，向那位向导问东问西。他那时真像一位大军统帅一样，总是笑而不答。他不告诉我们要走多少路；到甚么目的地；几时可以走到，我们除在两三处喝了一点泉水，吃了少许饼干外，他不顾我们的疲劳和饥渴，不让我们休息，一个人走在前面，催着我们急走。第二天近午，我们望见前面的海面，他才休息下来，向我们说，前面是“甲子港”，再上前去，我们将要分开走，要表现得我们五个人毫无关系。但各人互相照顾，不要失去联络。到了市镇上，我将要走进一家熟识的店铺，你们也陆续进去，不要出声，一切由我交涉，自然有人出来招待。

昨晚到现在，我们走了一百多里小路，幸好都平安渡过，现在到市镇上去，一切更要注意！

我们都笑着说：一切听你指挥。

我们放慢了脚步，装着普通旅客模样，先后进入了甲子港，这个海滨市镇，完全是个渔港，市镇上尽是鱼产品。海港中停泊着大小的渔船，海滩上则晒着各式的渔网。不仅各户门楣，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多数妇女们，从头至脚，也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品。这个镇上，没有民团，也没有警察，除了有些大鱼贩操纵市场外，似是一个无人管理的世外桃源。我们四个奇异的客人，依照向导的话，走进了一间海边的店铺，看着正在那儿和店老板谈话的向导的眼色，坐在一条长凳上，像普通的顾客一般。随即由那位向导引我们到店铺后进的楼上，他向我们说：你们就在这里休息吧！这位店老板很怕事，不愿留你们在此过夜。他即将送茶饭来，你们不要下楼。我去找船，船找好后，你们就上船去。

我们四人并未完全遵从向导的嘱咐守在楼上，饭后，我们单独的去市镇上溜达，曾看见那位向导正和渔船上的人在饮茶谈天，一会又蹲在沙滩上和另一些渔人交头接耳，近黄昏的时候，向导回来了，他说：船是找好了一条，船资一百大洋，午夜开船，直驶香港。他表示，他对于渔船的情形，并不清楚，还要去继续打听。我们这些急于要逃走的人，不管许多，就将一百元船资派人随同向导去交给那位船主，并催他赶速准备启程。

天黑时，我们四人更是毫无顾虑的在海滩上荡来荡去。那位向导很着急的跑来对我们说：我找错了船，那是一只海盗船，船老板已侦知你们是大军官，一定带有金银财宝，可能在海上谋害你们，决不能坐！我现在才弄明白，他一面指着海上的船轻声说：你们看！这面的都是渔船，那面的少数几只，便是海盗船。

我们立即决定请他另雇一只渔船。不一会船雇好了，但向导坚要去向那海盗船的老板，讨回所付的一百元定洋。可是我们不愿他这么做，我们要他催促新雇的渔船，准备一切，尽早开行。并要他故意去和海盗船老板攀谈，说我们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使海盗不知道我们的实情。我们还嘱咐向导为他的安全计，最好他明早离开这里，那一百元丢了就算了。这样安排之后，我们便在十时左右，踏上了那只新雇的渔船，船伕解缆，驶向香港。

其他同志们所采取的逃难途径，多少是和我们相似的。不少逃难的同志，也是经甲子港逃往香港，再转各地。我军因被敌人沿途截击，并衔尾追逐；贺龙部全被缴械，叶挺部的少数残部逃到海陆丰，与农民队伍合流了。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诚、郭沫若、恽代英、林祖涵等也在这一两天内先后离开部队，从海上逃向香港上海。至此，轰轰烈烈的南昌暴动，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它所剩下的，即是我前面所说过的，被隔离在三河坝的朱德部，还在那里继续挣扎；这也可以说，是南昌暴动所遗留下来的一点没有被扑灭的火种了。

①南下广东的路线曾有两种主张，甲、由鞍东抚州瑞金线入东江，即暴动军所采用的路线。乙、由樟树吉州赣州线，即系沿翰江的大路，周逸群曾有此主张。见一九六四年英文中国季刊第二期 C．Martin Wilbur 所作《The Ashes of Defeat》文中之周逸群报告。

②郭亮陈荫林等两湖农运工作人员曾有此主张，当时他们的声音显得不够响亮，故也没有见于文件的记录中。

③据《蔡廷锴自传》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香港自由旬刊社出版，上册第二二〇页）叙述此一事件时，仅谓将范孟声等共产党员，给资遣散。但范孟声从此即告失踪，亦属事实，究竟那一说法确实，作者也无从证明。

④所谓 AB 团是那时国民党在江西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秘密小组织，由蒋介石所委派的整理江西省党务特派员殷锡朋所领导，据曾参加此秘密组织的人说，那时为了团结在江西的反共人士，殷锡朋发起组织所谓 A 团和 B 团，凡是资望地位高的编入 A 团，一般人则编入 B 团，其 A B 二字母并无特殊之意义。不过这个团体以反共产主义为宗旨，所以后来人们就把 AB 二字母，解释为 Anti-Bolsheviks 的缩写。至于彭述之在《向导》周刊第一百九十期上所发表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文中所说殷锡朋“在江西国民党内已经组织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团体，有党纲有章程，名字叫 SM 呀！

”是否即 AB 团的别称，抑在 AB 团之外尚有所谓 SM 团，则不得而知了。

第二章 八个月的地下生活

我返回上海，渡过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是一段够苦闷的日子。我为中共的挫折而伤感，也为我个人所受处罚而不平。我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我爱党，也许是逾于别人的；我不得不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我又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捕，任何活动都受到限制，因此，心绪和生活都极不安。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我的生活情趣，才开始有了改变。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晚间，我们乘着一艘渔船，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香港进发，一路倒也风平浪静。这艘船的船主兼舵手，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他的两个助手，是他的子侄辈，为人也很诚实。他们殷勤的招待我们；有时，途中偶然发现可疑的船只在远处航行，船主便立即请我们卧在舱里，免得暴露目标。

可是，这艘渔船很小，舱内除了铺着的粗糙木板，作为我们的卧处以外，别无任何设备；而舱房不过三英尺高，我们睡在里面，起卧稍不留神，头就可能碰着舱面。此外，由于思潮起伏不定，以及海浪打击船板声响的骚扰，我虽很疲倦，也没有好好安睡过。因此，我这次旅行，不能算是安适的。

我们在船中计议如何脱离险境，到了香港怎样办，到了上海又如何等等问题。我们叹息自己的处境，按照“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老话，认为我们现时既不能成“王”也不能成“寇”。因为，我们脱离了部队，也就不成其为“寇”了。我们自比于“丧家之犬”，这对失去了一切的我们，似是切合的。

第三天的清晨，渔船进入了香港的鲤鱼门，到了铜锣湾海面，我们就在那里登陆了。在香港人的眼中，我们也许是几个怪物，我们几天没有修面，身上穿的，还是流沙乡下所换上的粗白布衣裤，染着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是又破又脏的草帽，脚上穿的是经过长途跋涉的黄布鞋。但走起路来，个个倒也显得神气十足，我们在街上买了许多份当天的报纸，这是我们两个多月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边走边看，忘其所以。我们的形状曾引起沿途人们的注意，他们一定都在那里推测：“这是从汕头败下来的军官。

”

我们走进了著名的大东酒店，选了一间大房间。茶房们看见我们这些形同乞丐的乡下人，而却又派头十足，不说甚么，笑了一笑，就要我们付房金。我们这几个穷光蛋，在甲子港付了双倍的船资，还有一路上的其他花费，囊中所剩已少得可怜了。我们四人都各将所有的钱凑拢来，付了两元多的房金，剩下的只够坐坐车子，连一天的饭费也不足了。我们于是将草帽、报纸和少得不足道的零碎东西，都留在房间内，就到街上去活动。

贺昌和×××去找中共在香港的秘密交通站。这是需要几番转接才能找得到的。我和李立三则去找那位曾任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华侨出身的彭泽民。他是与我们友好的国民党左派，在武汉分共时，他潜回香港，重操商业。在中环一间颇大的铺面里，我们果然会见了彭泽民。他那时忙着和一些穿着西服，状似华侨的人物交谈，似乎适逢是生意很忙的时候，他看见我们这两位奇怪的客人，显然有点惊慌，不知和我们如何招呼才好。我们看见这种情形，坐了一下，也就离开店铺。彭随即陪我们走出来，问明了我们的地址，答应和我们打通关系，帮助我们离开香港，并在他袋中掏出仅有的十几元港纸，交给我们。这是我们那时最需要的东西，便欣然接受，和他告别了。

有了使彭泽民受窘的经验，我们再不好去找其他的人了。事实上，也很少可靠的朋友可找，因而我们在街头上走来走去的选购一些廉价的衣物鞋袜必需品，然后理发和洗澡，从汕头所带来的一切土气，似是一扫面光了。贺昌他们也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交通机构，但要在旅馆等候负责连络的人员来见面。他们也同样找牙未点钱，买了一些应用杂物，改变了原来的怪形状。

我们在旅馆，一面等候来找我们的人，一面想享受一次多日没有过的安睡，在晚上九时左右便就寝了。十二时左右，有人来敲我们的房门，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看，原来是中共在香港的交通负责人到了。他急促的向我们说：快走，一刻也不要耽搁。据广州方面的确实消息，广州国民党当局已知道你们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公安局长吴铁城，即将亲自带人来香港，会同这里的差馆，捉拿你们并要求引渡。我们听了他的话，连忙收拾必要的东西，跟着那位负责人，走出了旅馆。我在想：让吴铁城将我们那些旧衣服破草帽搜捕去吧！

我们由他带领着，在街上先先后后的转弯抹角走了一阵，觉得没有跟踪的人，才直奔一条倾斜的横街，进到一所房屋助楼上。这层楼有一间房子，是中共的交通接待机构，其余的房子则住着普通人家。我们走进房子，看见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也有从汕头来的。我们的到来，使这间房子更拥挤不堪。那位交通负责人吩咐我们，不要高声讲话，如果愿意打牌赌钱，倒有掩护的作用。

接着，他低声的向我们解释他没有很快的来找我们的种种理由，并且说明他没有耽搁时间。他责备我们，象我们这样的形相，不应该住大东酒店。不是他来得快，今晚准定要出岔子。他并说现在一切情形都不同了，再不是武汉时期的情形；过去的同志和朋友，现在都不知道变成甚么样子；即使在街上遇见，也应立即设法躲避，不可贸然打招呼；稍一不慎，就可能有被陷害的危险。

这位交通负责人对我们的这一番训诫，曾使我和李立三相视而笑，认为小伙子居然教训起前辈来了。原来这位交通负责人是一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与贺昌具有同样的少年气盛的气概，又是八七会议以后的新人物，显得神气十足似的。我们挤在这间小房子里，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地板上，如此渡过了一宵。

第二天早上，依照那位交通负责人的安排，我们都无言的分手了。他将我安排在一间小旅馆的小房间内，给了我一笔必需的旅费，替我购置了一些应用物件和到上海去的船票等等。

他买给我的物件中有一只大柳条箱，但是并没有东西可以填满这只箱子；我乃临时买了一条棉絮，将它塞满，以壮行色。当天下午，我采取了各种避免人们注意的方法，悄悄的走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其余三个同伴的行止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在那艘轮船的统舱内，听到一个我所熟悉的谈话声音，我不得不提高警觉。这是一个三层的高铺位，我静静的躺在那里，以免被人发觉。开船以后，我才证实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原来是我的老友朱宝庭。他是宁波籍的老海员，有名的“朱缺嘴”

（嘴唇缺了一块，因而有此

绰号）。他交游甚广，这条船上的海员，多数是他的朋友。他喜欢喝酒，往往终日在醉乡中与人大声谈笑。那时，他也是这个统舱中的乘客，搭这艘船到上海去。与他交谈来往的人，川流不息。

我考虑到：朱宝庭原是一位可靠的同志，也是海员工会领导人之一。这时他竟毫无顾忌的在那里大声谈笑，是否他已经变了呢？即使他没有变；但如果我和他打招呼，又可能会遇到其他认识我的海员；或者这位“朱缺嘴”酒醉了，乱说一阵，岂不要将我的身份暴露吗了因此，我决定避不和他见面。同在一个统舱内，这很不容易做到。于是，我只得装晕船有病，老躺在铺上不下来；只有当“朱缺嘴”睡了或不在统舱内时，才下来走走。这样，我算领略了那种无病装病的痛苦滋味；而终日躺在床上，也使我陷于一种苦思焦虑的状态之中。

这样过了三天，我居然没有被“朱缺嘴”发觉，顺利的到达了上海。其实，那时“朱缺嘴”还是一个忠实的同志，我沿途的顾虑和所吃的苦头，实在是多余的。

我到上海后，很快的便和中共中央联络上了，我也开始领略到“四一二”上海清党以后的那种恐怖滋味。李立三这时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但他的化妆，显然是比我要阔绰些，他装扮成一个富商的姿态，也有点像一个花花公子。我们当时在李维汉（任瞿秋白中央组织部长）的住所内会见，谈论我们如何住下来的问题；又重新听了一遍由李维汉告诉我们应注意的种种保密事项。

李维汉告诉我们：中央已经在英租界的重庆路一条横巷内，租好了一层楼的房子，准备给我们居住。经手去租房子的人，曾告诉房东，是准备给新来上海的朋友居住。要我们以旅客的姿态搬进去，一点也不可露出形迹。我们听了他的话，随即商谈，以何种身份搬进去，如何应付环境。我那时容颜显得相当憔悴。于是，装成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有病教员，李立三则权充我的弟弟，系一间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同我来上海医病，并顺便做做买卖。我们这样商定后，李维汉从旁欣赏着说：“像得很。”

我们搬进了这所中共中央的“高级招待所”，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单独洋房，房东住在楼下，我们住在二楼。这层楼有六个房间，相当宽敞。各房间内，都早经布置了一些租来的家具。

我们的扮演，倒也非常逼真。李立三每天都向我致候：“大哥，你今天感觉怎样？”如果有同志来往，也要谈上一些有关我的病状，似乎都是一些来看病的亲友。弄得房东都在那里推测楼上那位大先生，是生了肺病罢！李立三却是好动的人，在家里耽不住，不管风声怎么紧，他每天都要出外去混一阵。有时，一个人去看电影，倒也很像一位忙于生意的人。

我和李立三闲居在那里，似是等待处罚的机会主义者。瞿秋白避不和我们见面，其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不和我们谈党的政策问题，甚至也不要听取我们关于南昌暴动经过的报告，由于我们的要求，那些委员才对从流沙逃出来的同志的安排问题，加以更多的注意。

中共中央发给我们阅读的，主要是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①。我们对于这个文件，读了又读，有不少的感想。

李立三曾向我表示：读了这个文件，才明白为甚么在汕头的时候，张太雷要我们离开部队到上海来，和不要谭平山再当委员长；原来我们都被判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非要进行思想改造不可了。他更进而指出：这是一篇富于煽动性的文章，看来不免有许多武断的地方。可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现在这个文件中说，我们违反了共产国际这个决议，不知道我看过没有？我回答说：我也没见过，应当找来看看。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虽未明白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但确是中共进入苏维埃运动时期的先声；也为中共以后接二连三的盲动主义的错误种下了根苗。中共在国共合作时期固然是太偏重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甚至在马日事变以后，仍然为了维持这一联合战线，一味让步。共产国际也为了避免这个联合战线的完全破裂，而有停止南昌暴动的指示。这个文件却正好相反，它说明“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②继而，

强调阶级斗争，它还将对外与对内的问题混为一谈；认为“封建制度的破坏，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上严重的致命的打击……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③并没有提出中国革命的反帝的具体任务，因而也不重视民族的联合战线。

其实，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因蒋介石的胜利，脱离了殖民地化的危险。废除不平等条约，驱逐外国势力出中国，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涵。中共在西安事变以后，也不得不宣告取消苏维埃和红军，停止土地革命，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抗日，以期完成一九二七年时所未了的革命任务。对于共产国际这个或那个的死板的革命公式，这似乎是一个残酷的历史讽刺。

平心而论，当时检讨中共政策的得失以及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本有其必要，但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却是像瞿秋白自庐山回武汉时对我讲的那样，只是一篇满足政治需要的文章而已。

这篇声讨机会主义的洋洋大文，是手执上方宝剑的罗明那滋的杰作。他那个半罐子水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在行文中也难免偷运了一些托洛斯基的“私货”。在罗明那滋的笔下，仿佛中共党员做了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而中共中央则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难免有乖于一般的逻辑。他戴着“左倾”颜色的眼镜，仿佛像中共这样一个幼龄的党，是不会有左倾蛮干的举动的。因此，他特别赞扬左倾的举动，这就鼓励了盲动主义的发展。但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暴动举行之初，中共发表这样重要的文件，竟对之只字不提，是不是这件事如果提出，会影响整个文章的论点，不适宜作为打击中共机会主义的资料吗？其实，他这样不顾后果的打击中共中央的领导，不仅没有为中共的前途着想，似也没有为共产国际着想，因为他所提及的那些指责，对于共产国际恰是适用的。

这篇告党员书引证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④在国民党取得领导权的做法是否应当的问题姑不置论，但一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底，事实上显然没有那种可能了。不过，无论共产国际对外的措词如何合于革命的公式，但鲍罗庭在一九二七年初发动反蒋，特别是在四月间蒋介石清共之后，根据斯大林意旨，总是要中共不惜任何让步，来维持武汉左派政权。至少在鲍罗庭看来，武汉的左派政权似是大海中的一根浮木，我们已经落在海中的共产主义者，就只有抱着它作为救生圈。这位熟知行情的鲍罗庭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要我们让步的。所以直至最后关头，他仍不肯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以免多犯一些“机会主义的罪恶”。怪一不得后来陈独秀先生在告全党党员书中说：“党犯了以上这一贯的根本错误（作者按—这是说中共忠实的执行共产国际，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个机会主义的政策），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计的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发生出来。”

知道内情的同志们曾告诉过我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经过。

“八七”紧急会议是匆匆举行的，参加的人很少，只有瞿秋白、任弼时、张太雷、李维汉等人。这个告全党党员书，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预先准备好，而由瞿秋白译成中文的；在会议中宣读了一下，就算了事。接着，中共召集湖北干部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的决议，曾遭到不少同志的质难。他们曾问中央对于南昌暴动的态度如何？为甚么对领导南昌暴动的同志给以严重的打击？为甚么张国焘、李立三、蔡和森、周恩来等人都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瞿秋白曾就各重要委员受到处罚的事，有过说明。他指出：陈独秀、谭平山两人是八七决议文件中公开指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重的处罚。谭平山可能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党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员在事实上已经开除了。至于张国焘同志，曾表示反对共产国际，袒护过去的机会主义。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由李立三负责。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来负责。中共许多宣传文件，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蔡和森经办的。因此，他们也分别受到处分。在八七告党员书中，指出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许多荒谬的训令，是毛泽东经办的，应由他负责。而且他在马日事变后，通知湖南省委，取消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因而也要负机会主义的连带责任。

八七会议中，任弼时成为天之骄子，因为他所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早就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原任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避开对马日事变事先缺乏警觉的指责，成为湖南农民运动的“英雄好汉”。熟悉共产国际行情的张太雷，不待说是拥护共产国际的。瞿秋白对于过去自己的责任，是最难于解释的。他不止一次声言，他早就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又能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摆脱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而与过去的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因此，他出来领导，似是责无旁贷的。

八七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政治局，是由瞿秋白、苏兆微、李维汉、张太雷、项英、向忠发、卢福坦七人为委员。在增加工人成分的前提下，算有四个工人委员—项英曾在武汉做过一个短时期的工人；曾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是湖北的一个驳船工人出身；苏兆微是一个著名的海员；卢福坦也是广东籍的工人，曾系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要角。此外，任弼时仍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资格，罗觉则以上海区委书记的资格，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苏兆徽担任过一个时期中央书记的名义，后来苏兆徽因病去世了，瞿秋白才接替苏兆徽任名符其实的中央书记。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我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这次会议是因为南昌暴动业已失败，须作出一定的结论；同时，八七会议究未规定今后工作进行的明确方针，因而也须要来一个补充。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独裁政权”，采用自下而上的发动暴动的办法，来实现土地革命。早已提出过的苏维埃口号，从此成为定案。又这次会议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正在不断高涨，因而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托洛斯基式的概念，这就显明的露出了罗明那滋的马脚。后来，第六次代表大会，曾轻描淡写的批评这次扩大会议，误用了“不断革命”这一名词，盲动主义的倾向似也是由此发生的。

这次会议，否定了南昌暴动的意义，认为它仍然采用国民党的旗帜是机会主义的表现，而这种机会主义应负南昌暴动失败之责。谭平山因而被开除党籍，当时谭平山已从潮汕逃到了上海，他被断绝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中共中央也不给他以任何辩护的机会。不久，他在上海《申报》上，登载了一个启事，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共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超时代的。

在这次扩大会议中，我也被缺席裁判，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之职务；而且还有其他受惩罚的同志们⑤。我的罪状是“假传圣旨”；这个决议是根据张太雷的报告，反谓我未根据中央指示，去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复假传中央的意旨，去阻止南昌暴动。这与事实正相反，真使我觉得现在的中央是不顾信义，任意说谎的。不少的同志，曾为我抱不平。他们曾质问中央：为何不让我去出席申辩？为何任意颠倒黑白？我也曾有过一封长信致中央扩大会议，申诉我所受到的冤屈。有些同志还要求瞿秋白中央分派我一项具体工作，他们觉得我虽被开除了中央委员，但仍是党员，应受到公平的待遇。

就在同志们要求的压力之下，瞿秋白不得不来找我。他和我会见的时候，神色很尴尬，他绝口不提扩大会议以及我被开除中央委员的事，但向我表示：中央的一切决议，是完全根据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的指示的。他说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是推卸他的责任，表示我的被处罚，是罗明那滋的主意。我对于这种解释，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曾进而向我这样说明：现在的中央，也许领导能力不够，但它在“布尔什维克化”这一点上是有进步的。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中央不免左倾蛮干；可是他觉得左倾总比右倾好些。他认为我是反动政府所通缉的南昌暴动的要犯，不便要我担任实际工作，以免受到危险。因此，他希望我能根据过去的丰富经验，随时向中央提出建议。我曾回答瞿秋白：现在革命受到这么大的摧残，那么多的同志牺牲了生命，还有甚么个人的得失荣辱可言呢？总希望中央能够将工作做好，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我愿多了解一些情况，随时提出意见，供中央参考。他虽表示赞成，但事实上他并不让我与闻党内事务，我偶尔提出一些意见，也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周恩来算是最幸运的。他回到上海以后，立即表示完全拥护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遵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机会主义。同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因南昌暴动而提高了。他逃避了南昌暴动失败的责任，而且由南昌暴动失败逃到上海来的许多同志，都需要由他去安排；因此，他在这次扩大会议中，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重新跻进了中央政治局做一位委员，主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李立三则相形见绌，仍被搁置在那里，听候分派工作。

那位手腕圆通的周恩来，是最现实而又八面玲珑的。也许他觉得我和他在武汉末期和南昌暴动中共任艰巨，竟获得如是不同的结果，有点过意不去。他请求我去指导关于分配从潮汕逃来上海的一般同志的工作。我在情不可却之下，答应帮他的忙。我到了一个秘密联络从潮汕来的同志的中心机关，才知道直接主持这个机关的是一位留俄学生何家兴。他的太太却是和朱德离了婚的贺芝华。她曾随朱德去过德国，当她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到武汉的时候，邓演达、章伯钧等人，曾和我谈到关于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我因相信他们所说过的话，故向周恩来说：

“那个联络机构有点不妥当。因为贺芝华那个女人，也住在那里，是具有危险性的。”周恩来那时也许是受了“摆脱机会主义，大胆提拔新干部”这个观念的影响，并未接受我的建议。于是我在那里只工作过两个上午，以后也就不愿去了。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之下，参加过的唯一工作。

我之所以不愿参加工作，因我认为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是错误而极有害的。我并不在原则上反对暴动，但我认为暴动是要有准备，不能轻举妄动；要有群众斗争做基础，而不是少数人的蛮干行动。在罗明那滋指导下的瞿秋白中央，却把暴动当作家常便饭，任何行为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这样，所谓暴动政策就走到了“儿戏暴动”、“强迫暴动”、“命令暴动”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动政权，而是危害自己帮助敌人，如果说这种暴动是“自杀行为”，也不算是过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动，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第一次出笼；他以为这才是土地革命；较之仍具有机会主义成份的南昌暴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两湖粤赣等省，继农运风暴而来的是地主豪绅的疯狂报复。他们以恐怖手段向农民追缴欠租欠债，农民如稍有反抗，动辄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险。在农协仍保有潜力的地方，农民们为了秋季收获不致扫数为地主豪绅们所勒索而去，在酝酿着反抗，中共两湖的地方组织也因此提出了秋收斗争的要求。中共中央则企图扩大这种秋收斗争，发展成为实现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动。

在秋收暴动中，中共中央以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对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杀尽地主和烧毁其房屋的“烧杀政策”。其实，这种并无实效的烧杀手段，除拖着中共走到恐怖主义的险境而外，只有促使地主豪绅们更加疯狂的向农民进攻。当时国民党政权已不再考虑农民的利益，一味怂恿地主豪绅迫害农民；这自然给予中共在农村中活动的机会。不通甫经大难的农民，在痛定思痛的时候，立即驱之进行大规模的暴动，当然不合时宜。而且各地农协潜力强弱不一，农民斗争情绪各地也不相同；就是局部的暴动，也非随处都可举行。中共中央执行这种错误的暴动政策，不仅失去了农运复苏的机会，而且使不少地区的农协潜力，又遭一次严重的打击。

瞿秋白在上海亭子间里所设想的暴动蓝图，也很可笑。他设想群众是革命的，所受压力愈大，革命的反抗力也愈强，只要有中共党员去英勇的发动，暴动就可如愿进行。稗甚至抹杀敌人力量，抽象的设想到一个中共党员拿着一根火柴，偷偷的把地主的房屋点燃起来，乘势大叫杀尽地主没收土地的口号，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响应，然后从四乡浩浩荡荡的去夺取县城；集许多县城，然后去夺取省会；再集许多省会而去夺取京城。由暴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壮举，就这样可以实现了。

为什么这样显明的盲动政策盛行一时呢？罗明那滋的意志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却自以为有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大可以表演一些奇迹出来。而神经受着重大刺激的瞿秋白又以为过去一切都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要愈左愈好，多来几次暴动，既可以洗清他们过去的机会主义的污点，又可以树立新领导的威信。同时也有不少同志，因受到严重的压迫，满怀愤恨，急求复仇；这种心理也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譬如和我在香港分手的贺昌，就曾明白表示，不满意我们在南昌暴动中不够激烈的做法，而他自己要痛痛快快干一番。

这种政策的为害，不问可知。当时的事实表明，有些中共地方组织，不顾本身实力，盲目遵行这种暴动政策，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他的一些地方组织因为领导人的才干，没有彻底执行这个政策，反能保全一部份实力。后来散布在各边远地区的苏维埃区域，就是以这些保留下来的实力为基础的。

毛泽东在湖南东部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就是秋收暴动中的一支主力。也由于毛泽东的老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来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

他所并凑起来的队伍，以农民武装为骨干，来不及与南昌暴动的主力相会合；乃向湘鄂边境的山区单独行动。当这些队伍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人的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

中共中央的盲动作风，在上海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瞿秋白等并没有计划以暴动夺取上海，但仍不惜采取一些冒险行动，以表现中共在上海的力量。上海的中共组织，经过四一二的打击，创巨痛深，需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才能恢复元气。瞿秋白等却不耐心去做那些基本工作（如组织秘密工会小组巩固中共支部组织等），而且觉得中共过去几年来关于这一方面的努力，多半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不足重视，他们号召党员起来行动，要各工厂各地区的中共组织，做些极危险的工作；认为这样纵然牺牲了，也是有价值的—既可丧敌人之胆，又可壮大革命的声势。

中共中央经常命令几个或者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上工或散工的时候，混在工人群中，突然喊几句：

“武装暴动！

”“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类的口号。这样，喊口号的同志们往往因此暴露了身份，被租界巡捕或其他的特务人员所逮捕，终于丧失了生命。其他如散发传单，写贴标语，强行开会等类的行动，也是在上海的同志们，所常被中央命令执行的，因之而遭受牺牲的不少。甚至担任秘密交通的同志，也常被命令硬去闯过巡捕们的搜查站，以至蒙受不必要的牺牲。这些行动又养成同志们一种挺而走险的心理，他们似觉得保密措施是畏怯的表现，而足以夸耀的则是那些无意义的冒险行为。

瞿秋白中央认为过去负过重责的同志们，不免依然有机会主义的遗毒，因而命令他们去冒险；以事实来考验他们是否具备有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这又发生了一个对待同志不公平的和分配不适当的问题。有些老干部就在这类冒险行动中牺牲了。另外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同志，则因滥竿充数的流弊，发生了工作效能低落和增加牺牲等的现象，甚至出卖党的事件也发生过。

许白昊同志就是因执行这类冒险行动，而丧失了生命的显明例子。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地位与项英、刘少奇等人齐名，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他和他的太太秦怡君于十月间由汉口来到上海，与我同住在那所高级招待所住宅内，瞿秋白拒绝了项英的分配许白昊一项重要领导工作的建议，迳行指派他去干下层的艰苦工作，借以洗涤他过去的机会主义作风。这位顶顶大名的许白昊，不久就在一次仅有十几个工人的街头集会中，和其他的几位同志一道被捕了。

许白昊被捕以后，瞿秋白立即派人通知我，许白昊是机会主义者，可能供出住所地址，要我们赶速迁避。我听了这些话，十分痛心。许的太太更是悲伤得不得了。我愤恨瞿秋白的盲动和他对许白昊的歧视；我也觉得也许就因为许与我同住，而增加了瞿秋白对他的怀疑，以致有此悲惨的结果。我向来人悲愤的说：回去告诉瞿秋白吧！他无异是杀害许白昊的刽子手，不必要的将一个重要的同志白白的牺牲了，还要诬蔑他是机会主义者，真是岂有此理。

我信任他决不会牵连同志们，我愿意仍住在这里，用不着他耽心！后来事实证明，许同志虽受到严刑拷问，充分表现了他的高贵品格，没有供出任何秘密，就壮烈的与世长辞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所发动的广州暴动，使苏维埃旗帜在一个大城市中第一次出现；也是瞿秋白中央一个最重要的表演。当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瞿秋白等兴高采烈，幻想着胜利就要来临了。我则向他们建议，这支暴动队伍很难在广州立足，应迅速开往海陆丰一带农运有过优良基础的区域去。我这种实事求是的建议，竟被视为故意浇冷水，是十足的“逃跑主义者”。李立三同样抱较乐观的见解，他向中央表示，在广州暴动的紧急关头，他愿立即接受中央的命令，担负一项实际工作。三天之后，广州暴动失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张太雷阵亡的噩耗接踵传来，李立三便奉派赶往主持广东区的工作。从此，这位小弟弟，染上了瞿秋白的作风，而青出于蓝的酿成后来有名的“立三路线”。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张太雷的太太王一知同志带着她的一岁多的女孩，从广州逃回上海。

她被安置在我的寓所，住在李立三以前住过的房间内。她的到来，使我们这些同住者，触目伤感。她本是活泼美丽的少妇，那时一变而成为蓬首垢面的泪人儿了。她在旅途中，强抑哀思，谈笑自若，以免暴露身份；一到了我们这里，满腔的悲痛，便尽情的倾泄出来。我曾劝慰她：悲伤是无补于事的。张太雷还算是死得好的。他是广州暴动的英雄。也许我们不久也要死，死的情形或许还不如他。

王一知同志亲身参加这次暴动，知道其中原委。她曾详细向我叙述这件事的经过。现在我概括的追记于下：

十二月十一日清晨三时左右，广州市内的枪声响了。暴动的基干队伍，是原第四军的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同志。这一团里面，暗藏着的中共党员很多。他们首先制服了这一团里面的反动军官；再开始袭击第四军的炮兵团、警卫团和城内各机关；分别予以缴械和占领。但工人赤卫队参加暴动的并不多。因此，这支约立千人的暴动队伍，摆在诺大的广州市内，实在感觉到力量薄弱。广州的河南，依然为李福林部据守，连第四军在广州的一个留守处，都没有攻下。四郊的农民，也没有响应。

十一日中午，在广州市内举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实在不见得热闹，到会的人不多，多半是些共产党员和少数同情中共的工人，暴动对于广州市民说来，是突如其来的。一般人都不认为暴动会成功，因此，站得远远的。连各工会的工人都在那里观望，并没有什么总同盟罢工。机器工会，不待说是持反对的态度。这个大会，在那里冷冷落落的提出许多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

“一切政权

归工农兵苏维埃！……等等之后；旋即提出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由苏兆征任主席，张太雷任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兼海陆军人民委员，周文雍为劳动人民委员，彭湃为土地人民委员，杨殷为肃反人民委员，何来为经济人民委员，陈郁司法人民委员，恽代英任秘书长，叶挺任总司令，张太雷任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这一幕之后，苏维埃政府算是成立了。张太雷一直在那里东奔西跑，忙着指挥军事行动，那里有工夫去安排政府的事情？苏兆征、叶挺等多数人，那时都不在广州。事实上，一切事都堆在张太雷身上。

张太雷从十一月中旬在上海出席中央扩大会议回到广州之后，就在那里计划暴动。有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德国人罗易门（Roemann）⑥经常和他密商。据张太雷告诉王一知，罗易门虽只是罗明那滋的助手，但比罗还要凶狠。张太雷认为他们两个都是荒唐鬼，远不及鲍罗庭那么老练。太雷也曾向王一知说起扩大会议对我处罚的事。太雷告诉她：处罚我的决议，虽然是以他的报告做根据，但实际是那两个荒唐鬼坚持要如此做的。太雷曾以慨叹的口吻向她表示，做领导工作，真不容易，稍一不慎，就要如张国焘一样受到处罚。她觉得太雷现在已经死了，她应代他向我表示，他对我并无成见。

南昌暴动的时候，张发奎率部返粤，因与驻守广州的李济琛部争夺地盘。南昌暴动失败以后，他们间的争执，日见激烈。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以护党名义，驱逐了李济琛、黄绍雄，随即发生战争⑦。张的军队都陆续调往东江西江北江一带前线去了，广州的防务，非常空虚，而且留下驻防广州的部队，恰恰是教导团。因此，罗易门认为是绝好的暴动时机。十一月下旬，太雷和他们便忙着准备暴动，每天都在谈论如何准备暴动力量，规定暴动政纲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等。

十二月上旬，正是张发奎李济琛两方军队在各个战线上打得激烈的时候，太雷他们就决定在十一日起事。一般同志，因工农势力曾遭受摧残，对暴动前途，不抱乐观；但也只得遵照命令行事。有些同志，主张不要死守广州；惟罗易门反对这种主张，他以为苏维埃政权，如能在广州存在十天，就有莫大的国际意义。王一知觉得牺牲几千个同志的生命，将广东几年来的工作基础，断送得干干净净，即使苏维埃存在了十天，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罗易门要将张太雷等中国同志的血肉去向共产国际邀功外，她简直找不到其他的解释。

十二月十一日暴动以后，不到三天工夫，张发奎的军队便调回广州外围，向暴动军进攻了。外国军舰也在珠江，掩护李福林部队过江攻打长堤一带⑧，机器工会领导一般反动工人，到处向我们袭击。我们陷于四面作战之中，不少同志主张向东江方面撤退，罗易门却命令在街头构建工事，进行巷战。张太雷就在十三日午间，在敌人前后夹攻中，中弹阵亡。这次暴动也就随即被打得七零八落而失败了。只有少数同志，带了一些零星部队，向郊外退却。广州便成了恐怖世界，文德路和西关一带，一片大火，到处都是枪声，街道上堆积着死尸。人民被误杀的也不知有多少；当她于十五日晚间偷搭省港夜渡离开广州的时候，广州的秩序还是乱得很。在戒严状态下，到处搜捕共产党。

王一知叙述这些经过之后，表示她自己遭受这次的惨痛打击，业已万念俱灰。她痛惜张太雷不该只是愚诚的顺从命令；如果不完全听从罗易门的指示，按实际情形的需要，不在广州市内硬拚，何至失败如此之惨；她更愤恨瞿秋白的儿戏暴动，毫不珍视干部的安全。如今，他虽然恭维她是“女英雄”，这究不足以抚慰寡妇孤儿的悲哀。所以她不久便脱离了中共，隐居去了。

广州暴动失败得如此悲惨，曾使中共内部为之震动。虽然瞿秋白中央极力夸张广州暴动是布尔什维克的壮举；不少同志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军事冒险，葬送了中共在广州工作多年的基础。后来斯大林也不得不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

。当时我除痛恨盲动主义的作

祟外，还对广州暴动政纲中所列“杀尽一切地主豪绅”的口号，表示抗议。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瞿秋白等仍是一味盲动。他们低估中共在暴动政策下所受到的打击和失败在群众中所引起的懊丧和恐惧的心情；硬说中共是愈斗愈一强的，群众的革命情绪是有增无已的，革命的浪潮是继续高涨的。他们整理暴动的资料，作些有利的片面解释和违反事实的宣传。他们坐在中央，只要看见某个地方中共还有一些组织的基础存在，就来一个暴动计划，命令执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两湖暴动计划”。此外，在上海本地，他们还是继续命令同志们进行一些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勾当。如有同志表示异议，就给他戴上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予以惩罚。这一切曾逼使我与瞿秋白中央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

这段时间，我所耳闻目见的是瞿秋白中央无休止的盲动行为；深觉七年来艰苦缔造的中共，会因此被摧毁掉。机构被破获，同志被浦杀，以及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的工作受到打击等恶劣的消息，纷至沓来。我们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虽极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浦；但我仍在设想这种或那种方法，来挽救中共的危机。

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和我同住在这招待所里的，先后有李立三、许白昊夫妇、王一知，以及刘少奇夫妇等。刘少奇夫妇是在广州暴动前不久，从武汉辗转来到上海的，他们同样被视为武汉时期的机会主义者，大概就是因此才被安置与我同住。这段时期，到我们住所来访问的同志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缉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们的座上客。这些客人们在我们那里，常可以无拘束的议论党事，发发牢骚，也有过一些人讥讽瞿秋白的“反机会主义”、“盲动”、“乱发命令”、

“任意惩罚”等等，与我的议论互相唱和。这一切自然为瞿秋白所厌恶。

十二月下旬，当广州暴动失败的惨痛情况完全判明以后，我曾向瞿秋白进言，要求他改变政策。我向他指出现在再不是继续暴动的时候，应该保全剩余的实力。中央应通令各地组织，不可任意暴动或做其他浪妾同志生命的冒险行为。在农村中应着重秘密组织农民，准许农民武装，集结在偏远地区，休养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严紧自己的组织，整理党的支部。在工人学生等群众中，注重组织秘密地下小组。只有留下这些资本，才可以再图大举，来一次成功的暴动。

我的主张与中央的现行政策固然大相迳庭，但瞿秋白也说不出充分的理由来加以否定。

同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如工人出身的项英也鉴于损失的惨痛，不愿一味盲动。因而瞿秋白曾要求我承认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接受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定，并在根本赞成暴动政策的条件之下，才可以提出一些补充性质的意见，并参加一部份实际工作。而这种苛刻的约束，又是我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我们无法获得谅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与瞿秋白有过一次摊牌性的谈话。瞿秋白向我坚决表示，无论各地同志牺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坚持暴动政策，反对所谓盲动的诬蔑。我则答以如果再不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瞿秋白听了我的话，就气忿的走了。我这种意图虽因种种因素没有实现，后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中，霍秋白曾声称他虽然犯了错误，但没有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的意图；就是指我这段话而言的。我和瞿秋白之间，除了政策问题各有所见而外，当时我们处境危险，见面的机会愈来愈少，这就使我们更形隔阂了。

当时，我们共产主义者，稍有不慎，即有被捕的危险；如果被捕，也不一定要经过法律手续，就可被秘密处决的。杨虎陈群这两个刽子手，在上海就严格执行“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恐怖政策。上海一般市民，诚惶诚恐，怕染到一丝一毫红色的嫌疑。

而我们的寓所，发生过许白昊突然不见，王一知哭哭啼啼而来等类事件，而且来往的人形形色色，都足以引起房东的诧异。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的开头几天，刘少奇太太何葆贞自杀未遂事件，使我们这些同住者陷于窘境。在刘少奇王一知都没有结婚以前，他们原是好朋友。王一知这次在广州丧失了张太雷是悲痛愈恒的；她来到上海恰恰又与刘少奇夫妇朝夕相处，刘少奇在人情上自然要多方劝慰她，这就引起了何葆贞的妒意。何葆贞的心地不免窄隘，同时我们大家遭受不断的打击，前途茫茫，这也许增加了她的悲观情绪。她乘刘少奇不在身边的时候、竟闭门服毒自杀，为女工发现；对少奇冒着极大危险，立即将她送往一个私立医院去救治。不几天，何葆贞安然出院又回到原住所了。这件事发生后，王一知立即迁走了，刘少奇也就避重就轻的向医院负责人及房东等承认是并不严重的妒忌事件，疏通他们不要向外宣泄；这样，才避免了警方的查问。

我早就认为中央对刘少奇这样重要的干部，闲置在招待所里是要不得的，现在何葆贞又有这样意外的举动，非从速迁居不可；因而我去找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要求他从速分派刘少奇夫妇的工作，并为我们布置新的秘密住所。李维汉对我态度一向还算友善，对我们的处境也甚关切。当我再度去找他具体解决这件事的时候（约在一月二十日左右将近旧历年关），我又遇着了另一个意外。

这是黄昏的时候，我正在李维汉的寓所和他及任中央会计的龚饮冰同志说说笑笑。何叔衡突然跑进来，急促的告诉我们，几个钟头以前，他和几个同志在某工人区从事街头活动，一道被捕，解往捕房。唯有他被捕房认为是误捉的老学究，他也顺水推舟的和审讯他的包打听说了一些孔夫子的道理，旋即被释放出来，其他的同志，则被拘禁；因而他赶来报告，要求李维汉设法营救。我们听了他的报告，立即觉得何叔衡这样轻易被释放，显然是捕房故意放他出来做“吊线的”⑨；同时何叔衡也不能确实知道他的背后没有跟踪的人。于是李龚二人立即烧毁文件，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分途离开那里。

我走出这条弄堂，跳上一辆人力车，指挥车夫转弯抹角的向前急奔。在街灯照耀之下，我发觉后面果然有一辆人力车在跟踪。我知道跟踪的线人，没有得到捕房的允许，是不能逮捕我的。如果我不能脱离他的视线，那就终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在闹市中，我跳下车子，混入人群，东钻西闪，企图脱梢。这样，我时而急走，时而乘车，玩了好几个钟头的迷藏戏。

到了夜晚十二时左右，我自信脱离了跟梢，但仍不敢回自己的寓所，以防万一。我乃到三洋径桥的广泰来旅馆投宿。当我走进一间选定的房间，旅馆账房拿着旅客登记表要我填写的时候，我发觉他的身旁站着一个可疑的人，大致我仍是被跟踪着的，我只得泰然的填写登记表，交付房金，并脱下我的帽子和大衣，叫茶房弄水洗脸，表示满不在乎的神情，等到那个可疑者随着账房下楼去了，我便丢下大衣帽子，装着如厕的样子，循着另一楼梯，急步下来。我通过旅馆门口柜台前时，那个可疑者正在柜台内面朝着墙打电话（电话机是安装在墙上的）。我乘着这个机会，溜出大门，穿过好几条小巷，闪坐上人力车，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急驶，我仔细观察，这次确是摆脱了跟梢了。

我嘘了一口气，暗想：惭愧！暂时总算脱离危险了！我考虑仍以不回自己的寓所为妙，因为我不知道李维汉他们的遭遇如何，会不会牵涉到我的寓所，不无疑问。所以我决定到同志们很少知道的林祖涵家里去借宿（那时林本人已赴莫斯科去了）。午夜，我敲开了林家的门，为了避免林家邻居发生疑窦起见，托辞刚从南京来，因钱被扒手窃去了，特来打扰。那位从梦中惊醒的林太太，是一位大家闺秀，又饱经革命的磨练，她立即会意，留我在他家住宿，并忙着弄东西给我吃。

我悄悄的告诉她我今晚的遭遇，并托她那位侄女（少共团员）明夭替我去打听消息。林太太祝贺我的脱险，并幽默的说：那个家伙，白白辛苦一晚，可以到手的奖金⑩竟落了空！

第二天下午，林小姐将一切情况打听清楚了，李维汉等都安然无恙，我的住所也没有问题，因而我在黄昏时，又悄悄的回到原住所去了。

我认为中共中央仍令何叔衡等从事街头活动，是十分愚蠢的事。我和李维汉等这次遭受到不必要的惊险，就是中央这种愚蠢办法所招致的。李维汉等逃出那所房子后，虽和我一样没有落入敌人的陷阱；据说也扮演了不少的惊险镜头，不得不将他的那所房子内的一切东西白白的丢掉，另外安排新的寓所。从此，我因不知他的新住址，无法再行接触了。至于龚饮冰更是因这次的惊险，脱离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据说他在千方百计脱险后，逃到天津，从事他个人的商业去了。何叔衡也在这个时候，逃离上海。我曾以这个显明的事例为据，要求中央转而注意指导党员秘密活动，这才是危险性较小而收效更大的办法。

二月上旬，我们住的这个高级招待所，终于解散了。我的太太和我是在我由武汉赴南昌时分手的，她带着我们的孩子回她的家乡躲避“分共”的压迫。这时她将我们的孩子交给她的母亲抚养，只身来到上海，伴着我共渡这地下的惊险生涯，我们准备单独居住，并且已经物色妥了一个新的住所。刘少奇夫妇已被派往内地工作去了；从此，我也不知道这位共事多年的密友的行止。一别近十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我们在延安重逢的时候，他已是中共白区秘密工作的巨星，也是我们老友中寥寥无几的人物之一了。至于他的太太何葆贞，自从那次分手以后，不久便被国民党杀害。许白昊的太太秦怡君仍和我们夫妇住了一个短时期，也被派到内地工作去了，后来她因所受刺激过甚中途离开了党。我们同住在那个招待所的同志们，就这样各奔东西了。

我们夫妇搬到北京路附近一个商业区的里弄房子里。这个区域很少政治人物的踪迹，距离中共的各机构也很远，比较安全。中共中央仅有一个交通员知道我的新住址，他也是我与中央间的唯一桥梁。项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里来。我们之间有一种“互助公约”，即是遇到有被捕危险之时，尽先互相通知互相援救。我们夫妇很喜爱这所新居，准备就在那里安定住下来，做一名“亭子间的作家”。

不料我们在那个新居住了约三个星期，又因一项意外事件，不能不再度搬移。有一天下午二时，项英匆匆跑来告诉我，两个钟头以前，上海区委书记罗觉在他的秘密办公处被捕了。

这个突然发生的意外，可能是我们内部有奸细告密，有波及整个中央机构的可能石我的住址虽只有一个交通知道，但他是新进同志，如果他被捕了，难保不泄露出来。项英恰在那时找好了一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新住址，他要我们夫妻暂时在他那里躲藏起来，等情况弄明白了再作计较。我们到达项英的新住址之后，他就出去打听消息。

当天晚间，项英回来又告诉我们，罗觉的被捕果然是由于奸细告密，而且牵连极广，据捕房的消息，今早有一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自动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负责人告密；她自谓她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物；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一张出国护照和五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交出来。她愿意先报告出罗觉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此后，双方再履行条件，完成这桩买卖。捕房依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觉。

项英还说到捕房如有逮捕同志的行动，中央大致能在半小时之前获得消息，因而避免了不少的损害。但这次罗觉的被捕，事前毫无所知，现在中央已经查实了，那个告密的女人，便是贺芝华；正在设法将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夺回来，并消灭这个告密的“口”。我听了项英这个惊人的报告，曾慨叹的向他追述一段关于邓演达、章伯钧等在武汉时期怀疑贺芝华的忠诚，甚至企图将她当作张作霖的侦探来枪毙的住事。可惜周恩来没有接受我的忠告，仍然信用何家兴、贺芝华这对宝贝夫妻，以致酿成今天的大祸。

我和项英曾就这件事作竟夜的长谈。他说起许多连我也不完全清楚的事。他指出中央的秘密工作做得很坏，而且对保密工作也不够重视。现在机关庞大，数目又多，开会的次数频繁，占时又久，往往十几人聚在一起开上半天的会。文件增加了，传递的手续又非常烦复，那里像是地下工作，简直是官僚的排场。就像贺芝华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职员，手头竟积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党员名单，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以往从陈独秀起这类重要的负责人，也不会知道这样多同志的姓名和住址。现在，不仅发现了贺芝华一人是奸细；许多新进的同志，多未经过考验，就参加机密，也是万分危险的。

项英认为中共的组织之所以没有遭受更重大的摧毁，主要是敌人工作效能不够；而周恩来所做的情报工作的成效，也是原因之一。他详述周恩来情报工作的内容。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党以后，我们有些同志伪装反共，混进了陈果夫所主管的反共特务机构，其中有三个同志竟担任陈果夫机构中的秘书、科长等重要职务，李克农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陈果夫逮捕同志的机密，大多事先为我们所获悉，但日子久了，陈果夫就由怀疑而开始肃清内奸；那些隐藏的同志只好溜之大吉。从此，我们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的内线工作就失灵了。

周恩来自南昌失败后重返中央，继续主持情报工作；他主要是指导顾顺章的特务部，进行租界捕房的情报工作。顾顺章原系青帮的活跃分子，凭他的精干，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

捕房方面每逢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贿赂的方法，往往在行动的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前就购得消息。这次罗觉的被捕，顾顺章事前不知算是情报工作最大一次失败。

项英觉得租界和国民党的特务，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些人可能有这样一种想法：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的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班恶狗，在思想上本说不上甚么反共，就连国家观念也没有；他们受雇于外人或国民党，一切只为个人利益着想，似不会对中共施展出斩尽杀绝的手段。我们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下，能够生存下去。

项英对于这种情报工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指出顾顺章在这方面所花的钱是太多了；而且情报工作的组织日渐扩大，自成一个特殊系统。中共有限的经费，既大部分花在这方面，自然要减弱其他方面的工作。而这种情报工作究竟只是预防性的，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才是积极性的。如果减弱了积极性质的工作，就会使党变质，换句话说，中共将因此由群众性质的党，变为脱离群众专事冒险以图侥幸的党。其实严密组织，注重保密，使党员和党的组织隐藏在群众中，才是避免摧残的正当途径。情报工作只能弥补这些工作的不足。

项英叙述了这些情况和他的看法之后，并向我建议从速另搬新居，不要让任何一个中央交通知道地址。他认为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如果夺不回来，我们都要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我觉得项英的话是正确的，我对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决定另觅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项英出去活动了。我则仍留在他那里，等候消息。不久，项英回来很高兴的告诉我：“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早顾顺章指挥几个行动人员，到他们的寓所去，他们尚在睡觉。行动人员掏出手枪，逼他们将名单交出。名单到手之后，就在门外的爆竹声中，将这两个叛徒枪毙了；行动人员也安然脱逃了。”项英认为名单既已夺回，叛徒又已枪毙（其实后来证明贺芝华只受重伤，经捕房送医院治愈，不过她没了名单已不能作祟，而返回四川乡下去了）。捕房大概不会有名单的副本，现在危险性自然较少；但也不能就断言不会再被牵连，所以仍主张我还是照原定计划搬家。

我迁居之后，便与中共中央断绝了直接的联系。我搬到垃圾桥附近一个旧式的弄堂里。

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几个月不回来。我和我的太太以我养病为借口，住在她的楼上，彼此相处得十分和谐。没有一个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址，自然也没有信札或文件送到这里。同时，其他同志们也多搬家了，我也无法去与他们联络。这段时间，除项英以外，只有老友邓中夏后来知道我的地址，间或来看过我。

在这段时间，我与陈独秀先生的接触，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他没有参加八七会议，由汉口潜返上海，渡着极度秘密的隐居生活，也没有受到甚么风沈的牵连。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我们觉得有交换意见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联络人引导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在老靶子路华洋交界的一个弄堂里，他之所以选择这里居住，大概就是由于这是个两不管的区域。

我们小别重逢，彼此心情都相当沉重。我曾对他的两个儿子的被杀害（曾任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和曾任北方区委书记的陈乔年在四一二清党后，先后在上海遇害），婉词表示悼唁。

我们谈到许多同志们，尤其是李大钊、赵世炎等的不幸遭遇，不禁唏嘘良久。我们旋即避开追忆令人伤感的往事，转而检讨目前的政局。

隐居中的陈独秀先生，对于时局的演变是时刻关注着的，他谈到宁汉合流的经过；蒋介石的下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特别委员会成立所引起的争执，讨伐唐生智战争的发生以及汪精卫等所发动的护党运动等等。这些国民党内部纷争的内幕，他都了如指掌。我们约定经常接触，检讨时局，大致每两个星期晤面一次。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须一清早就到他那里去，在他那里消磨一个整天，直到黄昏的时候，才便于离去，以免进出为警探或他人所发现。在孤独生活中的陈先生，对于我的造访，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预先准备一切。

在我们以后若干次的谈话中，只有项英曾偶尔偷闲来参加过。由于我们这样经常接触，就被瞿秋白指为党内机会主义的反对派。

我们的谈话渐渐涉及党内问题。我们彼此间原有些芥蒂，这点我在前面都说过，我不满他在武汉末期采取消极的态度，他对此表示遗憾，但觉得即使他没有这个过失，也未必能使八七会议的决议有所改变。他误信我阻止南昌暴动是我个人的主意，并认为是不应该的。我告诉他我主张南昌暴动，但为了遵守纪律，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经过。

他这才明白这件事的原委，确认十一月间中共扩大会议处罚我的决议是颠倒黑白的。由于彼此了解了这些往事的原原本本，我们间的隔阂就大致扫除了。

陈先生曾对最近（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复任总司令职的事大发议论。

他觉得南京政府并不因蒋介石的复职能有显著的改善，国民党内部各派及各军将领之争，仍将继续不已。这个政权与列强的关系，仍是有矛盾的。它仍只知搜括钱财，纵容流氓特务横行，残暴清乡，欺压农民，并不能改良民生，安定社会。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共有领导群众斗争的正确策略，会有翻身的机会。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

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⑾，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

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机构因罗觉的被捕，陷于混乱的时候，陈先生向我表示：现在看来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即使瞿秋白等仍高叫暴动，事实上已无力再盲动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这样，我曾向瞿秋白提过一次的另组工农党的事，就因陈先生的慎重，而作罢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军借口护侨，屠杀济南民众数千人并惨杀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惨案发生，这又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等对此态度冷淡，认为中共的任务是实行暴动，反对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日军的行动似只是打击国民党的，如果中共卷入这个反日运动中去，无异是帮了蒋介石的忙。这种荒谬的看法，曾使我们为之大哗。我和陈先生主张应积极领导这个反日运动，既可暴露蒋介石对外的妥协面目，更可以争取群众，如果我们不参加这种反帝运动，简直是罪恶。在这个问题上，上海的多数同志，在项英的影响之下（罗觉被捕后，项英接任上海区委书记），支持我们的见解。

五月中旬，邓中夏来看我，告诉我现在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于六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检讨中央现行政策，并谋求党内团结。我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中央特要他来正式通知我。如果我决定去，现在就要办理旅行手续了。邓中夏那时也不满意瞿秋白中央的做法，不过不如我们的激烈，他也知道党内危机是很严重的，因此，他向我恳切的说到他不愿见党的分裂，劝我接受这个邀请。

接着，项英也来看我，告诉我党内的一些近况。他说到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早已被调回莫斯科去了，据说曾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最近有指示给中共中央，不赞成随便暴动。

我们的反对意见，也陆续由中央报告到共产国际去了。共产国际以鉴于党内危机严重，因而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请我们五人去出席大会。他认为中共的命运可能因此而获得转机，反对中央的直接行动，似已无必要了。

蔡和森、罗章龙这些同志，我已好久没见着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和近况；所以我只有去找陈先生商谈应否接受邀请的问题。陈先生主张我们四个人应前往参加，他自己则不愿出席。他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这种显明的盲动错误，我们如果不去出席，只提出书面意见或表示不合作的态度，都是不妥当的。

我和项英曾先后劝陈先生一同应邀前往，我甚至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他回答：八七会议的决议对他批评如此严厉，足证共产国际早有牺牲他的决心；他的处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的。他表示绝不出席第六次大会，以往他常为中央刊物做些短篇文章，今后还可多做一些，再不愿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他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以后如果要他到莫斯科当一个政治难民，他是可以考虑的。

这样，我便经由邓中夏通知中共中央，接受邀请，并由邓中夏为我办妥所有旅行的手续。

邓中夏这个热心的老友，对我的接受邀请，深感欣奋；对陈先生的拒绝，则耿耿于怀。他曾要求我再去力劝陈先生，可惜我终无力改变陈先生的决心。而共产国际在六大以后，也再没有邀请陈先生游俄了。

我在上海八个月的地下生涯，至此告一结束，而再度驰赴遥远的赤都—莫斯科。

①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全文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胡华主编，第一九一

页至第二二三页—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第九版。

②“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③同上。

④同上。

⑤这次扩大会议的政治纲纪整饬案是这样的：（一）谭平山任国府农政部长，脱离党而自由行动，联络邓演达组织第三党，反对中共中央，未得中央许可，向汪精卫请假，与汪代表陈春圃谈话时攻击本党政策。党派其赴俄，不遵守命令而赴九江、南昌，宣传第三党，对于清算土豪及没收土地政策尤为反对，应予开除党籍。

（二）张国焘受中常会之委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的影响，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

（三）此次前敌委员会犯了重大错误，所有委员一律予以警告。徐光英任汕头公安局长时，压迫工人，滥行逮捕，而且杀害平民三人，予以一年监视的处分。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标语，不发动群众，只知道用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湖南省委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汉取消现任省委资格，彭公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资格取消，并予以半年之监视。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奉派至湖南改组党部及指导秋收暴动。事实上他就是湖南省党委的中心，所以湖南省党的错误，毛泽东应负重大责任，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予以罢免。

（四）鄂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全体予以警告。陆沉时任特别委员会的书记，而其主张行动均出自军事投机的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的工作，应取消其中央委员的资格。

（五）鄂南行动委员会傅国志应予半年的监视。

（六）王若飞指导错误，应予警告。

（七）杨包安取销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

⑥这是我第一次从王一知口中听到罗易门的名。

⑦一九二一七年九月，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执行中央执监委员会的职权，另有一部分中央委员则认为这是破坏党章，足以招致祸乱，提议迅速召开第二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那时李济琛任特别委员会广东政治分会主席，而张发奎率师返粤，以护党的名义，表示拥护召开第四次全会的主张；同时采取军事行动，首先将在广州及虎门一带之李济琛的军队包围缴械，再派军分驻肇庆、惠州一带，以阻李济琛的反攻，李被迫离粤。这就是所谓“护党战争”的经过的大略情形。

⑧关于外国军舰（美舰沙克拉明拖号及英舰莫丽翁号）掩护李福林部攻打长堤一事，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广州《南方日报》所发表的《广州公社史略》一文中，有较详的叙述，可以参阅。

⑨所渭吊线指捕房故意将嫌疑犯人释放出来，再派人暗中跟踪，以便捉拿其他有关的人犯。

⑩我和其他南昌暴动的首脑们，都被南京政府各悬五万元奖金缉捕。 ⑾见陈独秀《告全党党员书》。

第十四篇 在莫斯科

第一章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经大连、哈尔滨，偷渡过满洲里边界，进入苏俄境。在共产国际所设立的边境接待站里，我办理了必要的旅行手续。全程约两个星期，便从上海到达了莫斯科。从此，我在莫斯科逗留了两年半，直到一九三一年初，共产国际因为要纠正中共立三路线的错误，才派我回国。我在这里，仅追述我在莫斯科经历的几件大事。

我到达莫斯科后，没有在市内停留，便被带到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的庄园。我记不清楚这个地方和庄园的名称，只记得离主要交通线相当远，是一个偏僻的乡村。共产国际选择了这里给中共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或系为便于保密之故。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吁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大会场所设备很简陋，类似兵营。没有图书馆，没有娱乐设备，只设立了一间简单的医疗室，为我们检查身体。给我检查的那位医生说，我的体格很强健，这使我特别欣慰。这几年来的艰苦生活，竟没有使我的身体受到折磨，不能不说是最大的幸事。苏方供应我们的伙食，质量特别好。这是对我们的优待，也意味着苏联在经济上经过新经济政策的恢复时期，已有相当大的进步了。

我到达较早，以后每天陆续有代表到来，瞿秋白中央的人员，也先后到达了。大会举行的日期，渐渐逼近，大家都在忙着准备。在大会举行前三五天的一个晚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率领共产国际中国部长米夫等和中山大学学生陈绍禹等，共十余人突然来到，布哈林要求举行一次预备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已经到达的约二十余位代表，便和布哈林他们共同聚集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开始会谈。室内仅有一张长桌，四周摆了一列椅凳，我们大家挤在一块，有的坐着，有的只能靠墙站着。

布哈林首先说，请反对共产国际的人先发言。瞿秋白陈绍禹等人立即附和着布哈林说：那就请张国焘同志先发言吧！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赞成，并向我催促。北京代表王仲一赞成我发表批评中央政策的意见，但对任意加我以反共产国际的头衔一点，表示抗议。我于是站起来发表演说，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花了约三个钟头。布哈林没有再要求第二个人发言，预备会议就结束了。以后也没有再举行。

我这次演说的全文，自然无法全部记忆，但主要论点，我还是记得很清楚。我从反共产国际这一点说起，没有否认我对共产国际领导的不满。更进而表示：在我看来，中共领导的错误，不在于反共产国际，亦不在于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恰恰相反，是太过于倚赖共产国际。年轻的中共，它的领导者不待说是缺乏经验的。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也就牺牲自己的主张，来迁就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

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

接着我举例证明：一九二三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一指示，作出结论，认为一切工作应归国民党，全体中共党员，都应加入国民党为党员，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并且预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产生真正的共产党。当时我和其他同志，不同意他的说法，而且希望中共能获得独立的发展。我因此便被视为反共产国际，并受到中共中央的严重处罚。

可是，马林说了这些话，仅仅四年以后，共产国际另外一位代表罗明那滋，于一九二七年七月间向我们宣称，中共中央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主要是它放弃了争取整个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的见解恰恰与马林的相反，似乎中共已经强大到这么一种程度，即是只要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就可以在中共领导之下获得胜利。我们又因在没有机会陈述自己意见的情况之下，被判以反共产国际的罪名，受到谴责和处罚。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看法，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们不能发现其中的矛盾么？这些都是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吗？

我进而追述国共合作时期的情况，我没有直指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根本错误，但认为这是一无可取的。我曾指出中共和国民党在组织上混成一体，相互间的纠纷必然日甚一日。中共在国民党内卖气力、做苦工，且被视为不安份。中共并没有掌握军队，因此也说不上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武汉反蒋时期，我们一直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围攻。中共居于劣势，只有退让，企图阻止反蒋联盟的分崩离析，稳定武汉的所谓左派政权。这其中最显明的事实是中共实力不够或者可以说，不自量力，任重道远的担子把雄心壮志的中共压垮了。

当我说到这里，布哈林打断我的话，说道：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你为甚么花许多时间，旧事重提？我停顿了一下，想了一想，心中觉得我既没有直接指斥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根本错误，现在也不必直说共产国际的估计错误，因而接着表示八七会议的告党员书，就没有说到武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这一点。似乎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曾导致革命失败，因而失败的责任也应由中共中央完全负担。难道这种批评是恰当的么？我继续表示我不否认中共中央在武汉时期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是必须纠正的；但如果纠正不得其当，又会诱发另一种极端的左倾错误。

我继而检讨南昌暴动的问题，指出这是我们在武汉末期停止让步，转而积极反抗的严正表现。当时罗明那滋根据共产国际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电令，要我亲自赶赴南昌，阻止暴动的举行，我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的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旨。后来，南昌暴动因事实上无法停止，终于发动了。但南昌暴动失败后，瞿秋白中央竟抹煞事实，指斥我没有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反假传圣旨，予以阻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接着我郑重质问：现在，我要请问布哈林同志，究竟有无拍发这个阻止南昌暴动的电令？还要请问当时在场的瞿秋白同志，为甚么在要我去南昌阻止之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我假传圣旨呢？

我又根据事实，批评瞿秋白中央儿戏暴动；把过去一切，不分青红皂白，都当作机会主义来掩饰种种可笑的行为，反自诩现在的中央是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指挥部。因此，我讥笑瞿秋白中央，它何曾是暴动指挥部，只不过是不高明的“暴动编辑部”而已。

接着，我申述对中共中央政策的看法，指出在暴动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形之下，不能任意暴动，而应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实力。又由于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更不应有轻率冒险行动，而应保全实力。可是，中央的方针恰恰相反，不注重团集革命势力，只图急功，不断暴动；即在广州暴动严重失败之后，仍认为革命潮流在继续高涨；制定两湖暴动计划，坚持继续不断的暴动，这简直等于自杀。

我认为争取群众的机会很多。并着重指出今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瞿秋白中央竟认为这种反日运动，会帮助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而采取消极态度。

虽然我和上海的同志曾表示异议，要求中央领导反日的群众运动，但中央仍置之不理；这简直是放弃争取群众的机会。中央似认为实现土地革命的暴动，才是主要的工作；但对反日反帝国主义则不予重视。可是，我要问我们甚么时候取消了这个反帝的根本任务。在我看来，反日并不会帮助蒋介石，恰恰相反，不仅可以将群众团集，在中共反帝旗帜的周围，也可以打击压抑反帝运动的蒋介石。

我说到这里，布哈林皱皱眉，摇摇头，惊叹着说：原来是怎样的！你先从这里说起就好了。我接着表示，故事还多得很，我只能说个大概。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原是我们久已适用的原则，但瞿秋白中央却否定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日常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在农运方面也是一样，只希望农民武装，攻城略地，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表面胜利，忽视农民的组织和各种程度的经济要求。至于中共本身则已沦为支离破碎之局，我们除了遭受敌人的肉体摧残外，又遭受中央错误政策的蹂晌。现在中央为了推行它的错误政策，实施强迫命令和惩罚手段，因而党内滋生一种离心的倾向；党内民主也已不存在了。

我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更坦率指出瞿秋白中央犯了严重的盲动主义错误；我虽屡次提出建议，企图纠瓜，但均为瞿秋白所拒绝；因而我曾十分愤慨，准备采取行动，反抗这种错误政策，直到共产国际直接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大会，我才决定停止反抗，到这里来陈述自己的意见。我也并不想算旧账，而是希望错误能获得纠正，并规划出今后所应采取的路线。

我记得在这篇演说的末尾，我曾说：“这就是我这个被指为反共产国际的人的真实意见。”

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我这次演说的记录护向我表示：这是一篇奇佳的演说，刻划出中共的真相；但他指出，惟一的缺点是没有更明确的提出自己的积极主张，他希望我在大会的正式发言中，补充这一点。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六月下旬正式举行。到会的代表共三十余人。莫斯科的中共留学生出席旁听的约有十余人。大会开幕以后，由布哈林向大会作主要报告，题目是“世界革命形势与中共的任务”。他在这篇冗长的报告中，花了很多时间答覆我所提出的意见。他的这篇报告，成为这次大会政治决议的基础。他的种种表现，给我和其他同志以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有正直诚实的风度。

他说到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虽然避免提到共产国际政策上的错误，但也没有肯定表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是完全对的；也没有说到陈独秀时代中央的错误是由于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却直率的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们，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他根据这种论断，对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关系深表遗憾。

他提到国共合作时期，尤其是武汉时期的种种事买时，认为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同时国际革命力量并不能给中国革命以有力的支援，这是因为中国革命达于高潮时，西欧的革命运动却正受到挫折的缘故。但中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联合战线的任务，缺乏正确的了解；在紧急关头，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因而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

他提到南昌暴动一事时，大声地说，共产国际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确有发出。但他没有进而批评这个举动是否正确，和为甚么发出这封阻止的电报。他继而宣称南昌暴动是反对中国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基本上是对的。他对于未能使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结合起来这一点，认为是最大的失算。

他严厉批评盲动主义的错误，要求这次大会予以纠正。但他毕竟不愿中共受到更大的震荡，多少采取和事老的态度，号召中共党员在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之下团结起来。

他极力说明反帝国主义的重要。他认为日本有瓜分中国的野心，而且，太平洋将有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大战发生；因此，争取中国的独立，还是中国革命者主要的任务。由此出发，他认为中共将来还要与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帝联合战线。甚至认为将来中国革命政权可能由中共和谭平山这一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平分职掌。他不主张过份强调反富农，他的这种主张，甚有先见之明，后来却被斯大林派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

继布哈林之后，是瞿秋白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花了很多时间谈国共合作时期的故事。

他批评陈独秀虽然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但放弃领导权的争取，甘心做国民党的尾巴。

又指我一贯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不敢去和国民党争革命领导，同样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有他自己自命能正确的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赞成加入国民党去积极争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但他的论据，除了引证一些列宁的话以外，究竟不能指出若干显明的历史事实，来证明他的立场完全正确。而且他并没有着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动主义的错误和明确表示中共今后应取的方针，因此，他的报告曾引起多数代表的不满。

大会讨论这些报告将告结束时，瞿秋白提出了各组审查委员会的名单，负审查各种报告和提案，以及起草决议之责，再提交大会批准。由于许多代表不满意他所提出来的名单，认为各名单中没有适当的包括反对方面的同志，曾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大会否决了他所提出的名单。这件事使瞿秋白认为是大会对他的不信任，因而退出会场，向共产国际求援。结果，共产国际派来四位年老资深的委员，半用压力半用调解的方式，才将名单予以适当的修改通过。

代表们在主张上，大致有这么一种分野，瞿秋白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坚持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王若飞、汪泽恺这两位与陈独秀关系较密切的人物，严格批评瞿秋白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在这两种极端主张之中，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等，主张维持瞿秋白中央的领导，但须纠正错误，我和蔡和森、项英、罗章龙、王仲一等，主张瞿秋白应彻底改正错误，才能继续在中央工作。

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那里施用压力。他曾约我恳谈，开门见山的向我说，共产国际希望我和瞿秋白能化除成见，互相合作。我表示，只要瞿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当无问题。他进而探询，是否这种合作带有勉强性质。我曾指着案上一个磁茶杯说：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补起来，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也希望以后再不会有人将它打碎。米夫回答说：共产党的组织，究竟不好比作一个茶杯，因为它是有机的东西，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领导中国同志，改正错误，并使他们团结合作，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中间已获得谅解。我觉得他的话涵有强制的气味，因而表示我尊重共产国际的裁处。他似向瞿秋白也同样表示过，也收到同样的效果。

米夫的横加干涉似是过份了，也把事情弄糟了。我与瞿秋白之间的意见虽极参差，但经过争论，各自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和取决于多数，也许事情的解决要自然些。米夫似乎有一种印象，觉得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共产国际或其代理人都错了，抑或这个或那个中共领导者错了，都不易弄得清楚，因而只有由共产国际来强制裁处。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会使争端的解决，不能达到水到渠成的顺利效果。各人都觉得受了委曲，而且会埋怨米夫的多事。，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

陈绍禹、沈泽民等在大会中的举动，也不利于米夫。这些中大学生，被认为是米夫派，在大会里任翻译等工作；他们是后进同志，大多自命不凡。听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论，不免对于原有领导人物，意存轻视。他们听了瞿秋白那种“半罐水”的马列理论，往往在那里暗中窃笑；觉得自己比他们的前辈懂得更多。对于有些代表，若干不能自圆其说的发言，他们又认为过于缺乏理论。他们表示既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似乎今后党的重任要由他们来负担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认为米夫是在那里培养干部，来打击我们这些原有的领导人物。

向忠发在大会上的活动，也是令人侧目，这位在武汉时期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于一九二七年武汉分裂后，来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也一切听从米夫的摆布。因此，他的身价与时俱增，也学会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口头禅。在这次大会中，米夫与陈绍禹等，便将他当作一张王牌，来批评我们的错误。他也当仁不让的以陈独秀的继任者自居，摆出一副比陈独秀还要严厉的家长面孔，往往在大会中高声责骂这个或那个同志，三句话便不离“这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有点江湖气，与他共过事的李立三项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细，不免暗笑他的那种扮演。我们多数人总觉得他不能负起领导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但因中共缺乏领导重心，而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来充当，只好暂时容忍。

这次大会虽有许多不协调的因素，但毕竟在共产国际强力领导下进行，不能没有冠冕堂皇的交代。因此决议倒是洋洋大观，也曾被人据以宣称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会。但细按那些决议的内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顾，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

这次大会首先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在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共的基本方针究竟应如何，实在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大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规定“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乃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革命，具有两大任务：“第一，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第二，彻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

①”大会认为：

“以上两项任务，虽然没有走出资产阶级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但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工农两大革命动力，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用武装暴动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开辟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前途进展。②”这个公式，后来就成为毛泽东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蓝本。

这次大会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并指出“中国现在并没有甚么革命高潮。因而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③”大会认为：在城市中，主要应进行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和领导反帝运动，在农村中应利用尚保存着的苏维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红军，依据革命情形的发展，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制定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穷苦农民的《农民土地决议》等等。

中国苏维埃—即工农民主独裁—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公式，在这次大会的决议文中，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决议案中说：“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同时又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

，这显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会的演说中着重指出：日本在济南出兵，采用暴力侵略，中国有被瓜分或爆发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在将来剧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中共有与谭平山这类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可能。这个与“工农民权独裁”

，显然不同的“联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决议，但也没有人批驳过。这个重要的论断被忽略了，是这次大会最大的失败，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个恶果。决议文中还进而武断地说：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削弱并动摇军阀制度的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

”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后来的抗日战争这个事实就把它完全否定了。

至于当时托洛斯基主张中共不应搞苏维埃，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力争民主之说，更没有讨论过。因此大会决议并没有证明中共此后非走苏维埃道路不可，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发展前途。

苏维埃这个公式似是既成事实，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国民党左派政权这个政治斗争目标，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又树起了苏维埃这面旗帜。而且，没有人愿意出面抹煞这个既成事实，发动从新检讨的讨论，因此，讨论的重心就转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发展前途。

即是说，这次大会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农村苏维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发展。

斯大林在回答中国农村苏维埃存在的意义时，曾说过一些有趣的话。在这次代表大会前，据说斯大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势下，许多中共党员跑到偏僻的农村去，组织农村苏维埃和从事农民武装是有好处的，即是较易于保存一部份干部和一部份实力。不久斯大林又补充说，中国不统一，而交通又极不发达，苏维埃和红军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四川的刘存厚，帝制余孽，守旧的军阀，弄到形单势孤，还能凭藉少数兵力在四川绥定地区盘据了十几年直到现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从斯大林这些话看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苏维埃运动之缺乏信心，简直是近于悲观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孙中山曾据广东一隅反抗北京，甚至没有提到其他许多割据称雄的事例，却举刘存厚处在极偏僻地区的最反动割据以为例，实在耐人寻味。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句口号似是万应灵药。因为这个新名词第，可以挡住“割地自雄”、“反动割据”和“分裂国土”这一类的指责，再则它可以随意解释，便于盲动主义者和斯大林的徒子徒孙们—米夫派—乘机走私，以图近功。这句口号，在这次大会中讨论得极多，瞿秋白曾利用这句口号，多方掩饰他的盲动主义，似乎不管革命形势是否高涨，只须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军阀战争，就可在乡村大搞苏维埃，并把这些散处各乡村苏维埃集合起来包围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端么？米夫和他的门徒们表面虽不多说，心目中总以为中国土地革命涵藏着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凭此找出中国革命的捷径。因此，后来特别强调巩固苏维埃区域，和积极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成，也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具体表现。我对上述观念批评最多，一直坚持土地革命须与反帝相配合，如果没有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大会的决议文虽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革命军，看作是农民斗争，也并不将他看作革命政权，还警告不可对它估价过高，因为它的力量还很小。但在另一方面，这决议文却判定：

“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根据这个假定又进而说到：“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些论断便是后来整个苏维埃运动的理论根据。由于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拟决议文时上下其手，这次大会没有扭转忽视反帝的倾向，特别漠视日本侵略的危险；更抹杀了国民党反日本侵略和作为民族派的积极效能；又夸大了土地改革的作用，错误地移植了苏维埃这个政权公式，因而先后酿成了中共内部许多纠纷。

例如立三盲动路线，米夫、王明的苏维埃路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和我自己对中共中央的反抗等等。

除以上说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会另一个重要表演，是促进了党的团结云云。但这只是表面的文章。我们一致通过了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除陈独秀因未到会落选外，中央委员包括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项英、顾顺章、邓中夏、罗章龙、毛泽东、任弼时、卢福坦、陈潭秋、彭湃、蔡畅、王仲一等，尚有候补委员李维汉、罗登贤、王若飞、邓颖超、余飞等。

大会闭幕后，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认为这是一件大事，都亲身出席参加。当组织新政治局议案提出时，有一位委员首先表示：“应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员，另行选举新人参加。

”他的理由是：

“旧有委员都犯有严重错误，

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起而回答说：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除没有参加大会的人（按即指陈独秀），只好置之不论外，其余的都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他并且极诚恳的表示：如果没有原有政治局委员参加，或者没有反对过去中央的人参加，都不能组成一个有力的政治局。米夫跟着不加说明的就提出了一张七人的名单，即：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七人。这个名单就在各个委员不愿引起新的辩论的情形下，无异议的通过了。

米夫接着表示：这个新政治局的委员提名，是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而决定的。现在既已通过，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欣慰，按照中共的成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提名，应由上届中央政治局提供出来。这次由共产国际直接提出，当然含有否定瞿秋白中央的意义在内。

米夫看见进行的情形颇为顺利，因而进一步提议说，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任书记，瞿秋白张国焘两同志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李立三同志任组织，蔡和森同志任宣传，周恩来同志任军事，项英同志任工运。米夫这个提议，也迅即获得一致通过。

这次大会闭幕以后，跟着就要举行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了。中共代表约有半数的人，仍留在莫斯科为出席共产国际六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等人则率领其余的代表，先行陆续返国，从事新中央的工作。中共党内的纷争，经过这次大会，总算是解决了。我这个被认为中共右倾反对派领袖的人物，从此，改称为少数派的领袖。共产国际这样做，是因为中共党内的争端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似只有笼笼统统的来一个少数派和多数派，却并不说明这两个名称有甚么内涵。

这次大会又为俄共党的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的纷争阴魂所笼罩。斯大林与布哈林中间的争执，那时还没有公开出来，我们原不知道底细。首先是陈绍禹等私下说到布哈林右倾，并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瞿秋白就利用这个消息，认为布哈林支持张国焘，是右派支持右派；并指斥布哈林过份批评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是他个人的私见，斯大林并不与他一同见解。

这种消息在大会中传播着，形成有利于瞿秋白的形势。有些代表觉得布哈林既被俄共指为右倾，他的报告又有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主张，将来斯大林不赞成，中共不免要连带发生震动。米夫在这种空气中，不仅不否认这种传说，而且表示他是站在斯大林一面的；并有意无意的否定布哈林平分政权和联络富农之说。这种气氛，减轻了布哈林发言的作用，也无异使瞿秋白获得意外的解脱。

李立三在这点上，更沉不着气，他曾向我表示：我们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面，要站在斯大林的一面。他觉得共产国际现在主要是反对右倾，布哈林又是右倾的主要人物，因此，他的报告不能完全算数，今后中共的方针，与其右，不如左。他的一贯作风又是好大喜功，也爱遇事强迫命令一番，他感觉到斯大林的作风与他不谋而合，因而更有自信的干起来。这样，六次大会就不能完全克服盲动主义，后来竟酿成了著名的“立三路纷”

。

①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全文载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二二四页至二四六页）

。

②同上。

③同上。

第二章 中山大学的风波

共产国际得到苏俄政府的协助，将训练各国共产党干部一事，当作是一项重要工作；特别重视训练中共干部。早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莫斯科就设立了一个东方大学，训练亚洲各国和苏俄境内少数民族的学生。一九二一年东方大学设立了一个中国班，学生全是由中共选送的党员或团员。最早的学生为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袁达时、任弼时、抱扑、廖划平等八人。此后，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续有增加，达六十余人。苏俄在支持国民党时代，又有为国民党训练干部之议。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俄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起见，在莫斯科另设一个中山大学，招收具有国民党籍（包括跨党的中共同志在内）的学生。该校于是年成立后，学生达一千余人，成为留俄学生会集之所。由于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动，这间大学，也就成为中国问题的主要争论场所。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到莫斯科时，国共关系已完全破裂，共产国际和中共正在推行反国民党的政策；中山大学也因之从训练国民党员的学校，转化为训练中共干部的场所。原来这个学校的学生多是由国民党各级组织所保送的，其中多数是纯国民党员，也有少数的跨党分子。那时，这些纯国民党员，除依附中共者外，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剩下来的，再加上武汉分共以后，中共中央所陆续选送的几百名党员来就读，人数常在一千人左右。不过多数已是中共党员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少数是同情中共的分子而已。

除了中山大学而外，当时，莫斯科的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等与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都设有中国班，每班人数由二十余人至四五十人不等。冯玉祥曾送过三百多名下级军官来俄，就是就读于这些学校，直到一九二八年尚有一部分分散在这些军校。又列宁学院也有十几个中共学生，分别编在俄文或英文班上课。

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系著名的托洛斯基派。米夫则任副校长，隐然以斯大林派自居，牵制拉狄克的活动。拉狄克曾将中山大学当作一个据点，与斯大林派展开争论。

他的理论是：中国在历史上虽与欧洲各国一样，有过封建制度；但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农民有时得着政治上的胜利，组织自己的政权，使它的历史发展，有其异于欧洲史的特点；尤其是自秦汉以后，土地就已可以自由买卖，再加上十九世纪以后的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远离了历史上的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从此出发，他反对斯大林所主张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反封建之说。他认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应反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这种理论，显然是托洛斯基在武汉时期主张中共建立苏维埃的根据。斯大林曾亲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说，强调中国革命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性质，主张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②。这两种主张，成为中山大学的主要争论。

由于托洛斯基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托洛斯基派受到严重打击的结果，拉狄克被免职；米夫于一九二七年春，继任中山大学校长。从此，中山大学便完全落在米夫掌握之中。米夫这位约三十多岁的俄共党员，在俄共党内，并非斯大林的嫡系干部，学识经验，都很平庸；但他却是一位颇有野心而长于斯大林策略之术的人物。他黄缘时会，由中山大学的校长，又一跃而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下的中国部部长。到中共举行六次大会时，他似是共产国际唯一的中国问题权威。

米夫所以能左右中国问题，也是由于他的前辈都因中国革命失败而倒下去了之故。威金斯基自中国回国以后曾受到指责，俄共中央改派他担任合作社方面的工作，再也不谈中国问题了。鲍罗庭回国后，斯大林不予理睬，他曾向老布尔什维克会报告他在中国的经历；他的报告，被米夫等人批评得体无完肤。他那时闲居在莫斯科，意志非常消沉。罗明那滋和鲁易门，虽然仍是共产国际的要角，因在中国的胡闹行为而受到批评，至少表面上不敢过问中国的事。至于荷兰人马林，印度人鲁易，他们离开中国后，都不知到那里去了，我在莫斯科，也没有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

米夫主持这个是非多端的中山大学，酿成了不少的风波。中共六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向忠发陈绍禹等，逢人便说：

“中山大学，问题大得很，里面有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参加的达一百五十多人。”他们认为清除这些江浙同乡会分子，是一件重要的事。向忠发回国时，还郑重其事的要求我和瞿秋白重视这件事。

据向忠发看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内容大致如下：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时，中山大学曾发生清除国民党分子的斗争。在反陈独秀机会主义时，又发生反陈独秀派的斗争。这些国民党分子和陈独秀派，都曾与托派相结合。拉狄克的理论，成为他们的靠山。另外还有许多学生，不满意米夫和学校支部局的领导，经常在那里妨碍学校工作的进行。江浙同乡会，就是这些反党分子的结合。其所以命名为江浙同乡会，是因为这些分子多半是江苏与浙江人，曾系上海学生领袖的顾谷宜是这个小组织的主要领导者，蒋经国也是领导分子之一。那些领导分子每星期都要聚在一块，到莫斯科贫民区的一个小中国餐馆内，大吃一顿。表面看来，似是这些公子哥儿，为了要吃中国菜饭，荷包里有几个钱，就纵情享乐一番，实际上，他们却在那里进行反党阴谋，和华侨以及中国使馆有关系者勾结。

我们曾将这件事交由周恩来处理。周恩来调查的结果，觉得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存在。因此，这个小组织的案子，就不了了之。同时，“中大”著名的反米夫分子也先后转送到其他的学校去了。如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早已转送到列宁学院去；朱务善、左权、蒋经国等，则转送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去了。虽然如此，中大内反米夫的活动仍是继续不已。

中大学生不断批评学校当局领导的不当。的确，这间年轻的学校，一切因陋就简。米夫这班人，又缺乏办大学的经验。他们指责米夫不能改善学校状况，只知压抑自我批评，动辄给批评者戴上一顶帽子，不说他们反党，便说他们是国民党分子等等。这些不满米夫的分子，往往向共产国际及俄共监察委员会控告米夫。多数同学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翻译，拿高薪，借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

中大所发生的事情，迅即成为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一项主要争执。共产国际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除我和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外，邓中夏、余飞代表中国工会为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王若飞代表中国农会为驻农民国际的代表。我们这五个人，合组为一个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对于米夫在中大的措施，曾一致表示不满。在米夫看来，中大内部的事，应完全由任校长的他负责处理，中共代表团不应干涉。而中共代表团看来，.

中山大学学校当局，只应负教育方面的责任，关于学生的思想能力方面的甄别，和那些学生应派回国担任何项工作等事项，则应由代表团考查处理。

中大是由多头管理的。从教育的体制方面说来，它属于苏联政府教育部所管辖。从党的系统上说来，中大党员支部局，则属于俄共莫斯科市党委会下的一个区委所管辖。又因它是为中共所办的大学，所以又要受共产国际中国部的指导。同时，学生多数是中共党员而不是俄共党员，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要去过问中大的事，共产国际与米夫都不能加以拒绝。

我和瞿秋白、王若飞都不愿多过问中大的事，也很少到中大去，以免卷入是非漩涡。邓中夏与余飞两人却经常到中大去，在那里进行考察。因此，邓中夏与余飞曾与中大当局发生过许多次的争执。主要的争执之点，是关于学生的甄别问题。如工人出身的李剑如、余笃三等，领导过大部分学生，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措施；在邓中夏余飞看来，他们都是好同志，而学校当局，则认为他们是反党分子。在学校的壁报上，常有批评中共领导的文章，在邓中夏余飞看来，是破坏中共领导威信的不应有的举动，而学校当局则认为这是正当的自我批评。

学生们也往往将我们代表团不满学校当局的话传播出去，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事都使米夫大伤脑筋。

九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枯西宁似曾听到一些消息，和我谈到关于中共和中大的一般问题。我向他表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大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并不是件好事。因为负责指导中共任务的人，最好不多参预中共内部的纠纷。而中大校长这一职务，却不能避免这一点。因此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越权干涉中共的事。他听了我的话问道：你以为甚么人来担任中国部的职责最好？我答：我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约在那个时候，瞿秋白向枯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建议。他事先没有和我谈及，也不知道我已和枯西宁交换过意见。枯西宁问他谁可继任中国部长，瞿秋白推举鲍罗庭。这些事后来都给米夫知道了。他左右的人常讥笑瞿秋白与鲍罗庭的关系，认为他推荐鲍罗庭，根本违反共产国际路线。同时，我们两人不满意米夫的控诉，曾大大加深米夫与中共代表团的隔阂。

米夫等虽对我不快意，但也觉得我在中国学生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当时各校的中国学生，颇有不安于学习的心理，常要求改良学习状况，或要求派遣回国工作。米夫等有时只好请我去向学生解释，我认为使学生安心学习是一件应做的事，因此，也乐于接受这种邀请。我常常在晚间被送到郊外的军事学校，向中国学生们演说，我没有机会详问学生们的情况，只是鼓励他们安心学习。

例如当时米夫曾集中中大大部分的女学生，办了一个看护训练班，而且安排在一间陆军医院中实习。这个班，几乎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因为她们都不愿继续学习，请求回国工作。

当我到达这个训练班和她们四十几个学生举行会谈时，她们纷纷向我诉苦，大意是：没有教材，没有教员，也没有翻译，根本不能学习，每天只是和女工一样，做些替病人洗伤口、倒痰盂等工作。我知道这些女生中，有些是出自于国民党要人的家庭，或者在国内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我曾讥笑她们为小姐脾气，并多方说明看护工作的重要，希望她们继续的艰苦学习下去。我这篇谈话，居然使她们安静下来了。最后她们一致表示，撤回她们的请求，继续努力学习。这件事，曾使俄国人认为是奇迹；只有中共的领导者可以做到，他们是万万做不到的。

因此，中共代表团为留俄学生的事和米夫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关系。米夫从权力观念出发，绝不愿任何中共的代表去干预学生的事；但问题弄到不能解决的时候，中共代表出来说话，似对他有极大的帮助。可是他始终没有调整这种关系的意思。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间，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因接到学生们好些控诉，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中大的纠纷。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出席审查的有四五位俄共年长的中央监察委员；参加作证的为米夫，中大支部局书记柏耶金和我三人（瞿秋白那时到南俄休假去了）。审查委员会主席曾拿出一大堆文件，声言这些都是学生们先后控告学校当局的资料，并表示开会的目的，是要寻找出一个处理的方针。

柏耶金首先起而为学校当局辩护，发表一篇关于中大经历的报告。他大致认为学生成份复杂，中共又发生许多错误，乃为学校工作不易进行的主要原因。他说明学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其中不少曾参加国民党，到国共分裂后才转到中共来的。学生们受过托派、陈独秀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学校当局与上述种种非布尔什维克思想作斗争是正确的。从前应当这样做，以后还是应当这样做。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斗争。既然是阶级斗争，那就是残酷的和长期的。也可以说明为甚么中大虽然调去了许多捣乱的学生，现在还有许多学生不满学校领导的原因。因此，除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以外，实别无他法。米夫继柏耶金之后作简单的发言，表示完全支持柏耶金的说法。

我随即表示反对意见。我曾先批评所谓阶级斗争的说法，认为如果将阶级斗争广泛的在中大校内运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曾指明，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具有急进的革命思想，应当予以争取。难道在莫斯科这个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争取他们吗？如果根本将他们看作异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学生不可，这岂不是教育的失败吗？

我接着又说明事态的真象。我表示：学校内可能仍有少数异己分子，但最大多数都是不满学校当局的措施的。我举出下列一些理由：第一、学校创设不久，设备不够完善。学校图书很少，懂俄文的学生更少，翻译人才又更少，受学生敬仰的教授也不多，因而很难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第二、学校党的组织由俄国同志负书记的责任，语言不通，难于了解中国同志们的意见。支部局所信任的学生同志，多半是能说俄文的，或者是能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和俄共的政治路线的。但在一般学生们看来，就有不同的观感，他们观察同学主要是以在中国境内的艰苦工作中曾否有过表现为标准。他们常常这样说：某人只会说几句漂亮话，得到支部局的信任，在国内却从没有过工作表现；某人在国内曾出生入死做过许多令人敬佩的工作：现在却因稍有不满学校的表示，被学校当局认为是反党分子。第三、中国学生的一些不良习惯，是与中国的落后现状有关，如不爱清洁，不守公共秩序，不爱惜食物用品，爱闹小脾气，和对工人职员的态度不好等等。这些毛病是可以用耐心的教育方法来纠正的。第四、支部局似未注意到这些中国学生和学校的真实状况，据此以实施领导和教育；却笼统的偏重斗争，因而与学生们不能互相谅解。

那几位监察委员，对我这篇议论，曾喜形于色的表示赞许。他们根据所看到的材料，提出质询，表示与我有同样的看法。这使米夫与柏耶金面红耳赤，不快之极。这次会议，并没有作出结论，即由主席宣告下次再举行而散会了。

两个星期以后，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召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米夫未到，却由柏耶金领着另一支部局委员秦邦宪来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后，即由秦邦宪起立用俄文发言。他的那篇冗长的俄文演说，是预先准备好的，说得相当流利熟练。他反击中共代表团对于中大事务的干预，特别指摘我个人。因为翻译的蹩脚，我并不能知道他说话的全部内容。但我所懂得的，是他在那里痛骂我为机会主义者，并坚持中大内部是阶级斗争之说。在他看来，我的机会主义妨碍了中大应有的正当斗争的发展。他这篇讲话，曾使一些监察委员为之摇头。

我听了他那番话，简直气极了。我声言现在是讨论中大的领导应采何种方针，而不是清算中共代表团或我个人，秦邦宪不仅转移了目标，而其所言又多系无根据的诽谤。这件事，是俄共党内一些权力主义者的恶劣作风的标准例子。米夫与柏耶金因为上次会议曾受到我的批评，似对他们的权位颇有影响，因此，他们放弃正面的答辩，却找出中国学生秦邦宪来攻击我。参加会议的几个监察委员，似以为会议这样发展下去，是不可以的，所以提早宣告停会。后来监察委员会再也没有找当事人参加，曾作成一个决议，批评中大领导方面的错误。

监察委员会决议虽然拘束力较小，但对米夫来说，无异是重重的打了一记耳光。就因为这件事，我与米夫的关系，从此更加恶化了。

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为中大问题既然发生很大的隔阂，但彼此为中大学生的处理问题，仍须在一块儿商量解决。有一次，在共产国际中国部米夫的办公室内，他邀约我们这些中共代表和他一道开会，他提出一张十几个学生的名单，准备将他们送到西伯利亚的偏僻地点去作苦工，我立即起而表示抗议，认为将这些所谓不可靠的学生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究竟不是一个好办法。试想，将来许多留俄学生都在苏俄境内不知下落，他们国内的亲友将发生一些甚么样的感想？为甚么不将他们送回中国去，让他们在中国去表现。如果他们忠实于中国革命，自然很好；即使他们反动叛变了，在中国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增加几个反动分子，也不见得就是中共的致命伤。

米夫对于我的发言，似颇不快，但未表示意见。但后来米夫便再也不提出这类问题和我们商讨了。也许是共产国际的首脑们，为了不愿让苏俄多树敌，支持了我的主张之故，大部分的学生，后来都陆续被送回国；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事件，相应减少。米夫这种将学生放逐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的政策，曾引起中国学生某种程度的恐怖感。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当时在一个军事学校就读；他几乎被这种斗争的空气吓得要发神经病。他从学校中逃出来，坐上西伯利亚的火车，企图私自回国，他走到中途，被当作逃兵拉回来了。按照当时的苏俄军纪，是要枪毙的。中共代表团曾向莫斯科的军事机构，表示屈武的逃亡，是出于对斗争的恐怖，希望从轻处理。后来，屈武曾被监禁多年，到抗战时才被释回国，现在居然成为中共政府的一位要员。

米夫对中大虽然采取高压政策，有的学生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有的学生被遣送回国；有的学生送到工厂去做工；但大部分留在学校内学生，仍然反对学校当局和支部局的领导，斗争没有一天停止过。真正支持米夫的学生，只有陈绍禹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③。其余一千多名学生，都是站在反对派方面。中共代表团内，对中共各项问题，意见并不相同，可是对米夫和中大，始终行动一致；这也许是米夫太过可恶了。一九二九年夏季，中大举行学年总结大会时，又爆发了代表团与米夫之间的一次大斗争。

这次学生大会，瞿秋白曾应邀参加发表演说，在多数学生反支部局领导的热烈气氛中，瞿秋白的演说，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这次大会，僵持了三天，不能解决。瞿秋白有点着急了；他邀请代表团的人员举行会议，要求代表团对中大事件采取一致态度；并请我也到学生大会中发表同一论调的演说。我同意他和其他代表的主张，经过中大学生的邀请，我便出席去演说。

我这次演说，着重指斥支部局的领导，没有尊重中共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此，他们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斗争，没有顾到党内团结的需要。支部局方面没有与中共代表团取得必要的协调，大多数学生，向代表团陈述他们对学校不满的意见，不能认为不正当，支部局应采取团结最大多数同学的方针，不应压抑自我批评，造成党员中的分裂现象。我的演说，除了“二十八宿”以外，一致鼓掌拥护。大会的空气因而愈见激昂了。他们要求改组支部局，并通过一个决议，批评支部局过去工作方针的不对。

这次学生大会，曾使米夫与柏耶金等，大伤脑筋，共产国际的首脑们，那时似认为代表团与米夫两方面各有是非，因此，也就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米夫与柏耶金究竟颇有手腕，他们千方百计将俄共莫斯科市委下的区委会书记请出来了。那位区委书记参加大会的事是非常突然的。他是俄共一个土包子干部，不懂外国共党情况。从他的发言中，也表现出一种俄共的自大作风和权力观念。

他一开始就表示中共代表团干预中大的事，是侵犯了他的职权。他高声指斥中共过去犯过的错误；认为俄共帮助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来训练中国的青年，不能依照中共代表团的意旨行事。中共代表团出席学生大会演说，根本就是不应该的。他支持支部局的方针，认为大多数学生的不满是反党行为，他径直指出我的名字，说我被共产国际判定为右倾调和派，我的发言，根本就不应当受到学生的信任。他的演说，曾使多数学生为之大哗。

我面对这种挑战，非常愤慨；立即登台答辩，我说明我实未被共产国际判定为右倾调和派，区委书记竟将这个名词任意的加在我的头上。我们代表团对中大事件的一致主张，是不应当被抹煞的，我也指斥那位区委书记是个十足的官僚，平时不知道如何领导中大这么一间大学的党的工作，等到问题发生了，又不尊重中共代表团的意见，一味的压抑自我批评。这样一来，使这次大会更为之大僵特僵，随即宣告散会了。

瞿秋白看到这样的发展不妙，有点着慌；于是他去找那位区委书记，陈述中大事件的一般经过，并指明俄共的一个区委书记，不宜与中共代表团站在对立的地位。那位区委书记似也觉得他的话说得太冒失了，因此与瞿秋白成立了协议，向学生大会发表一个中共代表团与俄共区委会的共同声明，用意无非表示是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一些误会；其实彼此都关心中大的正常发展，并无任何冲突云云。这次大会，于是由瞿秋白宣读共同声明，并通过一个敷衍性质的决议，一场风波，才告一段落。

我曾向共产国际秘书长柏金斯基，简单报告那位区委书记的发言，指出他对我任意诬蔑，表示抗议。他向我耸耸肩，摇摇头，不置可否。我对秋白态度软弱的处理方式，虽感不满；但我也知道那种权力主义与官僚主义，并非中共代表团的力量所能克服的。同时，我那时准备到乌克兰去休假，因而我也只好勉强赞成，瞿秋白与那区委书记发表共同声明暂时平息风波的方针，不过我曾向秋白等声明不愿再过问中大的事。

我在莫斯科住了一年，大部时间都用在阅读方面。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物，主要是中大的教材，我都全部阅读过，我每月领取二百五十个卢布，这个数目是当时苏俄机关的最高薪额。

我的太太也于一九二八年底到了莫斯科。她在中大的特别班受训。我们夫妇的用度很省俭；那时莫斯科物资缺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有足足三个月，我们每顿饭的菜色都只是鱼类。

由于每顿吃鱼、使我见着鱼就讨厌。因此，我将剩余的钱，都用来买书。莫斯科所能买到的英文政治性书刊，我大体都买着了。我虽然不会说俄语，有些俄文书刊，也一知半解的可以看得懂；所以俄文书刊也买得不少。我在一九二九年暑假中，即拟到列宁学院旁听，以期加深学习，并避免参预共产国际的会议与斗争。

我没有将我要到列宁学院旁听的事，通知共产国际的任何人，便直接找列宁学院院长季诺桑诺娃。她是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耶诺史诺夫斯基的太太，也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看来是和蔼慈祥的中年妇人。我向她要求准我参加该学院的英文班，和其他学生一样的经常上课；但我说明我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之一，不拟参加该学院支部局的工作。她欣然接受了我的要求。当时列宁学院的正式学生，不仅要参加学习课程，还要编入学院支部局，接受党的训练。因此，我只能算是旁听生或者说是半个学生。

我仍住在鲁克斯旅馆，这是共产国际人员的宿舍。我在列宁学院与董必武是同班同学，在图书馆的席位也是毗邻，我们都在那里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我那时已不再向共产国际支领薪金，每天都在列宁学院食堂中吃饭，和其他学生一样，每月领二十个卢布的零用费。

可是我在鲁克斯的房间，每月要付四十多个卢布的租金，我自然付不出这笔费用；曾向该旅馆的管理人说明我不能付房金的原委，他也未置可否，等到我三个月没有付房金时，他居然向莫斯科地方法院控告我拖欠房租，他的这种做法，不知是有意撵我，抑根本只是官样文章。

我致函柏金斯基，简单说明我的近况，并将法院的传票附送给他。柏金斯基审查的结果，才知道我早已自动没有在共产国际领取薪金，和我在列宁学院就读的经过。他赞许我这种做法，认为一面不放弃中共代表的职务，一面在列宁学院学习，处理得很得体。因此，他召集共产国际秘书处的会议，通过一个决议，认为我有住在鲁克斯旅馆的权利，特许免缴房租。

这样，地方法院这一案子就被撤销了；而我就读列宁学院的事，也无形中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默认。

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所直接指导的一个高级党校。当时学生约三百人，都是各国共产党所选派来的。其中中国学生有十余人。我所参加的英文班，学生共十余人，包括英、美、澳、纽、日、韩与中国等国籍的学生。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俄共党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与军事学等。学习的方法，主要是由学生按照学习计划，自行阅读。每星期上课时间不过十小时左右，上课时由学生提出学习报告，教授略加指导而已。

列宁学院与中山大学比较起来，情况完全两样：列宁学院当局与一般学生的关系，都很正常。支部局的会议和党员大会经常没有甚么重大争论，会议的次数与所占的时间也比较少。

学生们多在图书馆中埋头读书，学校的领导人与学生，不管在学习方面与生活方面，都能打成一片，绝没有中大那种扰攘纷争的情形。

一九二九年底，斯大林为了巩固他的领导，发动了震动全苏俄的大清党，中大掀起了很大的风波，也打破了列宁学院的平静状态。俄共这次清党是反托派，反布哈林右派，清算工党，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强调消灭富农政策等等之后所举行的。那次清党运动，有点像瘟疫一样，任何人都有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平日自信是斯大林嫡系党员，到了这时，也不免要发生危惧。按照共产国际和俄共的规章，共产国际委员和俄共中央委员，不受清党影响。理由是这些委员在当选时，等于经过了严格的选择。根据这一点，我这个中共中央委员，又是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候补委员，当然在清党中无须有所顾虑。

列宁学院的清党，是由共产国际指定一个清党委员会所主持的。清党大会首先清算校长季诺桑诺娃。她在大众之前，叙述她的整个政治经历，尤其不曾隐瞒她政治上所曾有过的错误，在她一个多钟头的发言中，还说到她年轻时候的私生活，这使许多外国共产党员，感觉非常新奇。接着，又清算学校其他负责人和支部局的委员，依次再清算学校职员和一般学生。

如果某一个被清算的人报告的言词中有含糊之处，或被人认为有疑问时，就要遭受到严格的质询。有一位波兰学生，系军人出身，参加过反苏战争，因为在他的经历报告中，没有提起这一点，被人揭发出来，当场就被特务捉去了。中国学生有一个姓马的，因为被认为参加托派的活动，也在清党中失踪了。这次清党大会，日夜连续举行，学生的学习课程，几乎完全停顿了。这样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清算了少数的几个人，才算告一结束。

中大的清党，特别显得紧张。清党委员会是由共产国际指定兰个委员所主持。主席是柏津，一位军人；另两位委员是共产国际的某监察委员和任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威金斯基。

这三位委员倒还算是老成持重的正直的人物，遇事不愿多所挑剔。但支部局的委员们，却和一群猎狗一样逞凶。他们会同特务机关人员，多方搜寻学生反党的罪证。有一位姓李的学生，在清党中被官方宣布自杀，宣布的事实是说这位李某，是一个托派秘密组织分子，曾供出一百多个参加托派组织的秘密名单，因良心不安，遂自杀。但实情究竟如何，没有人知道，一般学生在惊慌万状中，谁也不敢去追问这件事情。以这一事为例，中大的清党，完全是在一种恐怖现象下进行的。

我和瞿秋白认为无法干预中大的清党事件，因而从不加以过问。王若飞那时也在列宁学院就读，他自己便有托派的嫌疑，更无法表示意见。只有邓中夏和余飞，曾企图以代表团对于学生的鉴别去影响中大的清党，但被拒绝了。而且中大的所谓“二十八宿”在清党之初，他们本身很轻易的便通过了清党的考验，因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指摘其他学生们的错误。

在中大清党正热烈进行的时候，柏金斯基等曾找我去谈话。他向我说：“中大清党牵涉到

你了。你已知道，有一位学生自杀了。他所供出的托派分子中，有一人曾透露：托派秘密组织的领导人刘仁静，曾将一件托派的秘密文件，交给你看，你看后向刘仁静表示，托洛斯基这种主张很好。你有没有这种事，希望你好好为自己辩护。”柏金斯基是共产国际成立以来的一个元老人物，他曾与列宁共过事，担任过长期的秘密印刷工作。他态度很产肃，说话很直率，可是心地却很慈祥。他平时对我的态度很好，这次告诉我关于以上的事，显然也是善意的。当我向他否认这件事，并问他是否有点怀疑时，他回答：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同志，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有话总是直说的。我对你没有甚么怀疑，但你得到中大清党大会去为自己洗刷。这位正直的元老人物，几年之后，据说也被斯大林清算掉了。我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时，心中对他还颇为怀念。

在中大的清党大会中，我出席发表演说，我首先说明我一向不赞成托洛斯基的主张，并否认关于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的指摘。我说明我一向不满意中大的领导，重申我在中共中央既反机会主义又反盲动主义的立场。最后，我向全体到会者挑战说：你们任何人，如果知道我有甚么错误和暖昧的行为，不妨公开指出，我准备答覆一切。我说完之后，居然没有人提出质问，一场风波，便算了结了。

所谓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一事，几年以后我才明白了真象。原来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大会的秘书处曾将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意见，用各种西方文字印成一百多页的小册子，公开发给各代表阅读。我也得到过一本英文译本，那时刘仁静是列宁学院的学生，在中共代表团担任翻译工作。他翻译了这个文件的一部分，将译文交给我看，并说：我已交瞿秋白看过了，他认为翻译得很好，现在请你看看，有没有甚么缺点。我那时因为忙着旁的事情，就说：你的翻译一定很好，用不着看。这样一件平常的事，想不到被托派分子以讹传讹的说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这也可见清党中牵连的事是无奇不有的。

在中国学生中的清党工作，拖延了三个月时间，快要结束的时候，瞿秋白遭受着比我还要重得多的打击。在柏金斯基的办公室内，围坐着少数人在那里举行秘密会议，我和瞿秋白也在座。首先由共产国际那位主持中大清党的监察委员，报告中大清党的经过，根据他所搜集的材料，认为在中国学生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托洛斯基的秘密小组织。中共代表团方面，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他指摘瞿秋白曾让刘仁静这个托派领导人物，经由土耳其回国。刘在土耳其曾会见托洛斯基，请示机宜，回国从事托派活动，又指出其他若干托派分子，都是经由瞿秋白的提议，一一派遣回国。并指控说：材料证明，中国学生中的不可靠分子，与其他代表来往较少，与瞿秋白来往独多，这些指摘，弄得秋白面红耳赤，无法答辩。参加会议的季诺桑诺娃和米夫，都在简单发言中将自己的责任轻轻推开了，更使秋白感觉很窘。

我看到这种情形，曾为秋白抱不平。我替他辩护：瞿秋白同志，毫无疑问是忠实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人。因为他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脑，所以接触面很广，处理的事情也多。托派小组织没有揭发以前，谁能断定某些学生是托派，某些学生不是托派。所以，不能因他与这些学生来往独多，而受到指摘。我的辩护虽使秋白松了一口气，但对他究无多大帮助。会议没有甚么结论便散会了；瞿秋白从此便成为应负中大托派事件主要责任的人物。

中大清党事件，米夫得到完全胜利，清党委员会认为米夫与中大支部局的领导是正确的。

所谓“二十八宿”正式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一部分学生被当作托派清除了，其他曾反对这支部局的学生，都被认为有嫌疑的分子；如我的太太在清党中的结论是要她将来回国后从工作中证明她的忠忱，并曾罚她到工厂中去工作了一个时期，以资考察，这种对我太太的结论，无异是对我处罚的象征。瞿秋白的太太杨之华和其他多数学生，也得到和我太太类似的批评和处罚。

在柏金斯基办公室会议之后几天，米夫曾约请我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四人（王若飞那时已不参加代表团工作，并在列宁学院经过了清党的考验），在他的办公室内举行会议。他

以从未有过的骄傲神态，扳起面孔向我们宣读一件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决议。这个简单的决议文大致是：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采取助长学生间的纷争与妨碍中大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进行，是一种恶劣的分裂活动，这种分裂活动，曾助长托派小组织和其他反党倾向的发展。中共代表团的多数如瞿秋白等，一直坚持这种活动，从未改悔。其中少数人如张国焘，犯有同等的错误；直到后期，才未积极参加，但亦从未反对过这种分裂活动。

我和瞿秋白心中都很明白，这是上次在柏金斯基办公室内举行秘密会议，在我和瞿秋白等当事人退席后，共产国际的少数巨头会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所作出的谴责决议，米夫只是受委托向我们宣布而已。这个会议，当无改变这个决议的可能，争论也是无益的。可是邓中夏和余飞并不知道经过的内情，因而邓中夏立即起而抗议，声言他反对这一决议，将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控诉。余飞几乎急得要哭了，声言他在留住莫斯科将近两年的时间内，牺牲了他的学习，主要是从事中国学生的考察工作，并曾将考察所得，一一告诉中大支部局，这于清党有很大补益，但结果反得到一个从事分裂活动的罪名，心实不服。

米夫曾以教训的口吻向余飞说：

“余飞同志，你是一位年轻的工人，本应当专心学习，而不应当去做自己不应当做的事。现在你们向上级控诉，也是无益的。”瞿秋白听了这些话，以懊丧的神情说：“算了吧！我看这个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了，我们就无言的接受好了！

”我看瞿

秋白那种神情，也只有默默的向他点点头。邓余两人望望秋白和我，似已无话可说。因而在秋白向米夫用俄语说了一句表示接受的话之后，会议就算结束了。

这个谴责决议案，无异是对中央代表团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清党。这对中共代表们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实质却是俄共党内米夫的官僚主义对天真的中共代表团的一种压制行为。这个谴责决议案，也等于是米夫的凯旋之歌。从此，米夫便可以为所欲为，中共代表团则只有销声匿迹，丧失了它的发言地位。

米夫乘胜直追，企图夺取中共的整个领导。他于一九三〇年夏季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共中央工作，陆续将中大的所谓“二十八宿”的大部分人，派回中共中央工作。那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李立三的领导，已有不满。米夫就准备将他手下的“布尔什维克分子”

，取李立三而代之。

瞿秋白、邓中夏和余飞等，都在纷纷请求回国。共产国际对于他们的请求，似无理由拒绝，因而他们也陆续获准回国了。在他们回国之前，余飞这个小伙子，曾这样向我表示：“现

在斗争的战场，移到国内去了。在莫斯科我们斗不过米夫，到了中国，看他还有甚么更大的本领。担任东方部长的枯西宁，似也知道一些中共代表的愤慨心情，曾在瞿秋白离莫斯科之前，特别加以抚慰；他表示他深信瞿秋白是始终拥护共产国际的，回国以后，必然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密切合作。瞿秋白那时似乎只想迅速的离开莫斯科这个苦海，再也无意表示甚么意见。只有我则仍留在莫斯科。据说，共产国际的首脑们，认为我还是不满共产国际的，有点不放心我回国去。因此我只好泰然自若的继续住下去，也不作回国的请求。

我曾到黑海之滨的雅尔达去作夏季休假，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所应做的工作，我都采取消极的态度。但当我在八月间回莫斯科之后，发觉情形有变动的迹象。米夫到中国以后，似曾遇到李立三的反抗。他所带去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似也因为是一批新手，在国内的地下工作中，并不能有所表现。这些情形，米夫曾去函告他在莫斯科的党徒。因而他的这些党徒，对我的态度便有了显著的变化。从前他们是不理我妥不敢和我来往，这时他们却特别对我表示好感。共产国际的行政机构，也对我客气起来了。他们要我从新领取共产国际的薪金，即使我还在列宁学院念书，也照常将薪金发给我；并且发给我一张特别购物证，可以在国营商店中任意购买物品。这在当时的莫斯科，只有少数的要人和外国驻俄大使，才能享受这种权利。

我仍旧在图书馆中埋头学习，非接到共产国际正式约请，也不轻易到它办公大楼去。有一位米夫手下的“二十八宿”之一，终于向我说出一些实际的经过。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似乎很多。他告诉我，他曾看过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议案。

他向我说到，在清党中关于中共代表团的材料很多；可是关于我的却很少。那位供出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的人，并不能说出是甚么时候和甚么文件，也只说我的反应“很好”两字，此外并无托派分子说到我与他们有甚么秘密联系。我平素与一般学生谈话，与我公开所表示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清党委员会认为我与托派有关的供词并不足信。而且认为我并无所谓两面派的作风，因此，那个谴责案特别表明，我的情节较轻。他认为这样将我与瞿秋白等分别开来的谴责，隐含重大的意义在其中。现在共产国际除认为我仍有不满共产国际的想法外，已无别的误会。

他继续告诉我：瞿秋白等的情形便不同了。瞿秋白勾结鲍罗庭反对米夫，在中大进行派系活动，又主张联络富农，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应反对富农的决议相对抗。

在清党中，许多材料证明瞿秋白公开的表示和私下向学生们所说的话有许多出入之处。

因此共产国际怀疑他故意放走刘仁静。再则，从旁的材料中，也发现瞿秋白曾与德国一个右倾领袖有三小时以上的密谈，在这次密谈中，瞿更表示了反共产国际的意向。因此遣责案将主要责任归之于他，他也许还蒙在鼓里，其实，在莫斯科做任何事，都会有人知道的。

我听了他这些话，有点毛骨悚然。似乎任何外国共产党代表，都在被监视之中。他又告诉我：米夫到中国以后，发现李立三并不是执行国际路线，而且排斥莫斯科派回去的“布尔什维克分子”

。

米夫信中也认为有些同学在中大表现得很好，但对中国的实际工作，究缺少经验。他们须与过去有工作经验的一部分好同志相结合，才能建立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他并说到我如果能积极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将来共产国际是会派我回国去的。

我听了他的这些内幕消息，更证实了我一向的想法，米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玩弄权术；他似乎认为目前主要的对手是瞿秋白和李立三。为了和他们对杭，想暂时联络我，以收个别击破之效。我仍采取不理会这些事情的态度，照常在图书馆阅读资本论。

这一切一切，就是中共代表团和米夫之间斗争的一个大概经过。米夫在中国表演了一番之后，似已登峰造极。据说几年以后米夫也就失势了。后来斯大林也用他所用过的手腕，将他清算掉了。

①拉狄克曾著《中国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文本系克仁译，上海新宇宙书店一九二九年版），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有较详细的分析，可以参阅。

②详见斯大林：

《和中山大学学生们谈话》，载《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什之泽，第四十四页至第七

十六页，上海时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亦称二十八宿），是那时在中山大学支持米夫领导的二十八个中国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王稼样等。

第三章 斯大林与立三路线

斯大林的独裁权力目渐膨胀的结果，共产国际完全变成了他的御用机构；这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及其后尤为显明。共产国际初期的理想主义是褪色了，它为苏俄的需要所左右，它对中共的领导，更是随着莫斯科的政治气候而摇摆不定。我前面所说过的罗明那滋与鲁易门，在中国的蛮干行为，和米夫顽强的控制中大和中共的手段，都不是个别的偶然例子；而是斯大林主义的构成部分，甚至后来的立三路线虽为斯大林所反对，但事实上也是由斯大林的蛮干作风所诱发起来的。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揭幕；主要议程是：

（一）世界状况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二）殖民地问题；

（三）共产国际的党纲等。大会

的公开主持人是被斥为右派的布哈林，他担任第一项议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个共产国际的党纲草案，东方部长枯西宁则为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人。斯大林从未出席这大会，但却在幕后操纵一切。

我是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团之一。在中共第六次大会闭幕后，我搬到莫斯科市内一个代表招待所居住。中大等校的中国学生川流不息的来访问我们这些代表，彼此异地相逢，特别亲切，其中有些还是我的患难之交。我的住房里挤住了八个人，谈话虽不方便，但他们仍设法告诉我一些莫斯科的真实情况。

曾有朋友说，现在的莫斯科已今非昔比了，斯大林支配一切，任何人发言如果与他的话稍有抵触就是异端。也有人说现在共产国际主要是反右倾，布哈林被视为右派，已经失势了。

外间传说我是布哈林所支持过的，因而也是布哈林的右派。甚至有朋友要求我在这次大会中，不要表示任何意见，以免惹是生非。

这些留俄学生认为托洛斯基色彩万万不能沾染。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的十周年纪念日，托派曾在莫斯科散发反俄共中央领导的传单，曾被俄共中央判定为反革命的行为。从此，托派再也不是党内的一个派系，而是反革命的集团。托洛斯基本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因托派嫌疑被捕的人为数甚多。他们曾以中国问题来攻击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的错误，如果现在有人再认为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的领导有关，那就难免有托派的嫌疑。

另一位熟悉德共情况的中国同志向我说到共产国际在欧洲的活动是失败了，德共所受共产国际之蹂躏情况，不下于中共所受到的。德共由李布克拉西组织起来的“斯巴达团”那些老党员，都受到排斥，现在德共书记泰尔曼，领导能力不足，惟斯大林之命是听；曾在中国主持广州暴动的鲁易门是他的唯一灵魂，也是人所共知的斯大林的打手。鲁易门虽为德共老同志们所瞧不起，但在这次大会上，他要起重大作用。因此，我的这位朋友认为我是鲁易门的对头，要我小心防备他的袭击。

朋友们这些话，一引起了我的诧异。我怀疑人们在表面上都拥护斯大林的领导，而暗中却有许多不满，难道共产国际真的变质了吗？这些窃窃私议之由来，是独裁制度的结果，还是私议者的偏见呢？当我在大会中体验了几天之后，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话，并非无的放矢，而是现实的写照。我的同志们向我忠告，出自于不计利害的友谊情感，在我个人来说弥足珍贵！

我经常出席大会，耐心听取经过翻译的冗长的报告和发言。如果遇着有重要人物发表演说，会场就挤得满满的，否则，出席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多数代表往往离开议席，在会场周围的宽大走廊或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踱来踱去，东一堆西一堆的，细语聊天，或者放言高论；有时，我也间或厕身其间。

大会情况的不健全，实是我所少见的，会场内外的气氛迥然不同，除大会在正式举行外参会场外尚有许多小会在进行。而那些小会，因为有斯大林的势力作怪；比正式大会还重要得多。大会内布哈林以俄共首席代表的身份发表动人的言论，受着会众的欢呼，但会场外则以罗明那滋和鲁易门两人为主角，他们一个是俄共代表，一个德共代，表，顶着斯大林的招牌，作打击布哈林的活动。

布哈林代表俄共一致的意见，向大会宣称世界革命已进入了第三时期。所谓第三时期，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有一个革命高潮时期，被称为第一时期；由于西欧各国革命运动的失败和西欧各国经济的复苏，又有第二时期的说祛，这是以国际资本主义的统治获得暂时稳定为其特征的；现在这个稳定时期业经过去，开始了第三时期。换句话说，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这种国际形势的估计，显然是共产国际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其实所谓资本主义发生总危机，资本主义各国矛盾加深，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和苏联在国际间的地位更形重要等等说法，都不免言过其实。但这是斯大林脑海中的幻影，而且斯大林由这些想像出发，拖着共产国际和俄共急剧的向左转，这是以后几年共产国际和俄共许多史实可以证明的。当时布哈林似不完全同意这种夸张的说法，可是他为了尊重斯大林和俄共多数的意见，也就这样报告出来，平心而论，他不应该再受到挑剔，可是，他还是未能免于被清算的命运。

所谓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与战争时期，斯大林所耽心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准备对苏战争，因而共产国际也就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反对对苏进攻，并将进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布哈林除赞成对资本主义各国的进攻，严加戒备外，也曾主张应当由苏联主动设法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斯大林却不重视这种见解，认为只有进攻才能对抗进攻；他除了在苏俄施展他的铁腕以外，并在国际上加紧反对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和“社会法西斯蒂”；在各国共产党内，更疯狂的反右倾。

这就抹杀了各国的实际情况，似只有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人，才能算得是一个真实的共产主意者。

布哈林虽从未公开表示过他与斯大林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而且大体上还是迁就斯大林的。但罗明那滋与鲁易门对布哈林的攻击，却是有增无已，他们向代表们游说，指摘布哈林的某些话某些行动是右倾的，甚至赤裸裸的说，反右倾就要反布哈林。他们在代表中制造分裂，在那里甄别那一个是忠实的同志，那一个是布哈林派。他们强调斯大林的权力高于一切，任何不尊重斯大林的都是罪恶。他们这些活动简直是非法的和破坏性质的，也是远离共产主义的权力崇拜的表现。

我知道罗明那滋和鲁易门在中国一些胡作胡为的事实，因而对斯大林也有不满之感。我觉得这两个宝贝居然是拥护斯大林的健将，足见斯大林手下也没有什么出色的人物，我讨厌斯大林的玩弄权力，为所欲为。我惋惜权力主义将毁灭一切，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道德，以及党内民主的原则均遭受蹂躏。

然而，我明白我并无回天之力，而且我很易于受到攻击，我只有采取消极的防御态度。

在大会举行的头几天，我曾用这种态度挡住了鲁易门对我的挑衅。鲁易门将我看作是中国的布哈林，曾找我作过一次试探性的谈话，他说了一些惋惜在中国没有机会和我见面的客气话之后，便问我是否愿意与瞿秋白合作，共同去反右倾，我回答他，我对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还不很清楚，暂时不能表示什么意见，至于中共内部问题，已由中共六次大会解决，既反机会主义又反盲动主义。我是拥护中共六次大会的决议的，如果有人反对这个决议，那我可能给他一个反击。不过我不挑战，只是应战，鲁易门明白了我的意思，也就没有在大会上发言攻击我。

罗明那滋和鲁易门的活动是令人侧目的，其他的代表们，包括其他的俄共代表在内，大都持稳重态度，所有发言，多系就事论事，不去播弄是非。曾有一位我不认识的某国代表笑着向我说：这两个宝贝，是斯大林的打手，专门制造纠纷。也许是由于这两个宝贝的活动太离谱了，后来他们先后都为斯大林所唾弃。

这次大会的决议是根据第三时期这个根本看法而制订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造成的灾害，不亚于瞿秋白盲动主义之在中国，这在德国问题上，尤为显明。当时德共书记泰尔曼曾出席中共代表团的会议，发表一篇冗长的演说，企图说明共产国际和德共政治路线的正确，他曾指出德国是资本主义统治矛盾的焦点，德国内部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剧烈冲突，在国际关系上，又有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多种矛盾；因而认为德国已经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障碍眷革命的发展，如果德共起来积极反社会民主党和党内对社会民主党的妥协倾向，德国革命将很快的获得胜利。

我曾向泰尔曼提出质问，表示他并未明白指出德共的势力究竟已壮大到什么程度，也瞬有证明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权被推翻，就等于德共的胜利。泰尔曼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详细置答，却以惊奇的眼光盯着我，也许他觉得我与布哈林的见解如出一辙。

其实，事先我并没有与布哈林交换过有关德国问题的意见，我的这些疑问，只是根据我的直觉。可是后来事实证明，泰尔曼的看法是错了，德共反社会法西斯蒂的政策，无异替希特勒铺平了统治德国的道路。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反共反苏联的政策，这些显然是共产国际六次大会政策失败的明证。后来，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不得不改采人民阵线反法西斯蒂的策略，也无异是斯大林的盲动主义的悼歌。

瞿秋白不满意布哈林对他的盲动主义的批评，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企图乘势翻案。中共问题原已在它的六次代表大会中获得解决，并经以正式文件报告共产国际，布哈林在共产国际这次大会的发言，曾说到各国共产党在第三时期的新形势，主要是反右倾，只有中共是个例外，它应继续克服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瞿秋白曾起而反驳，认为中共盲动主义并不严重，而且已经克服了，目前在中国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同志不敢坚决与蒋介石统治作斗争，是当前主要的右倾危险；因而在中国也同样要着重于反右倾。

不待说，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支持瞿秋白的见解，此外，不少斯大林的追随者似也觉得在反右倾的高潮中，居然有个例外，未免有些煞风景，甚至也有人觉得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布哈林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决议，可能有右倾的私货，因而共产国际虽批准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但仍决定将中国问题交由东方部重新予以检讨。

大会闭幕以后，东方部经常举行会议，讨论中共问题，中共是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个主要支部，自然受到重视，东方部和西欧局是共产国际两个重要的组织，它们分别主持所属各支部的政策拟订工作。然后再由共产国际主席团或秘书处核定。

当时的东方部自然也是在斯大林势力控制之下。支持布哈林主张的人已经没有了。任部长的芬兰人枯西宁是共产国际一位重要理论家，他曾拥护过布哈林的主张，当时正忙于洗刷他所沾染上的色彩，遇事不敢作主。任枯西宁主要顾问的沙华洛夫，原是季洛作夫的亲信，曾任东方部长，他之所以再度成为东方部的红人，似是斯大林认为在反布哈林的右倾中，这个被处罚过的左倾反对派，还有利用的价值。还有一位顾问是匈牙利籍的理论家马加尔，曾著过《中国农民问题》一书，强调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共产方式的说法。与官方在这方面的理论，颇有出入。他们多不愿卷入纷争里面去。至于任东方部之下的中国部部长的米夫，则谨守着斯大林的立场，不敢有所主张，我们曾目之为“官僚”。其实，在独裁制度之下，个人虽具天才，也是无由表现的。

瞿秋白和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瞿秋白获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兼秘书处的秘书，我则被选为候补委员及候补秘书。我们都可以经常参加东方部的会议。尤其是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更非我们到场不可。

最初是瞿秋白向东方部提出了有关中共问题的意见书，主要内容是说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因此，中共应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中共要和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着重于反右倾的主要危险。

我觉得我应该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要让盲动主义再抬头，因而也提出了与瞿秋白针锋相对的意见书，我说明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并无立即到来的迹象，更因中共所受到的惨重损失，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反被推迟了，应遵照中共六次大会的决议，积极争取群众，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情绪，决不可让盲动主义复活。

此外，中共驻农民国际的代表王若飞也写了反对瞿秋白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意见书，他除表示中共应继续克服盲动主义的倾向外，进而指出那些盲动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不了解反对富农的重要，反而犯着主张联络富农的右倾错误。王若飞这种见解，显然比我更进一步，企图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一股脑儿集中在瞿秋白身上，曾使瞿秋白大伤脑筋。

我们为了这些不同的意见，反复辩难，相持不下。瞿秋白诬指我认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遥遥无时，正是右倾的思想。我则平心静气的答以我是维护六次大会的决议，不要毫无理由的任意更改；所谓中国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的主张，究竟有何根据，似应首先予以证明。

这个争论在东方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都曾不断的讨论，经过两个月的时间，还是不能作具体的解决。东方部的要人们都或多或少的表示并无充分理由来修改六次大会的决定，但又不愿直接否定瞿秋白的主张，当瞿秋白喋喋不休的发表反右倾的高论的时候，枯西宁曾讥讽的说：“我看中国同志似乎每人都同时有左右两个倾向。”我当时即觉得这句话也许适用于中国同志。一般说来，东方部的要人们不愿在左倾与右倾这个问题上纠缠，大多就南京政权占有北京后的前途①、亚洲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以及富农等问题，作理论的阐明与研究。

在东方部最后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枯西宁曾宣称：“斯大林本人是中国问题的最高

权威，而且他对共产国际目前应予中共中央以何种补充的指示的问题，也极有兴趣。”接着他提议组织一个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问题的秘书，草拟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将东方部讨论这个问题的全部记录，统交这个三人委员会处理。枯西宁这种作法显然是放弃了东方部的职责，推给斯大林去直接处理，也许是他另有苦衷。从此，东方部的会议，也不经常举行，对东方各支部的指导改采个别处理的方式，这似是对讨论中国问题引起了麻烦，而加以改变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成立后约两个星期，斯大林约我和瞿秋白去会谈，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与斯大林直接商谈中国问题。那天晚上九时，在他那间陈设很简单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我们则与他隔着桌子对坐，他不断的抽烟斗。开始时他问了一些有关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形，对我们很亲切，表现了他那老于世故的态度。

接着斯大林问我们：像宋庆龄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大城市的街上，遇见一个共产党员，会不会叫警察逮捕他？原来宋庆龄在离开武汉后，来到莫斯科，正遇着中山大学在进行反国民党运动，她参加过几次这个学校的学生大会。有些大学生的发言曾批评过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和作法，为她所不满，并曾公开表示抗议，因此，斯大林才提出这一问题。

我直率的回答：“我看不会的。”接着说明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而且确是热烈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人，她对过去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政策，曾表示过信守不渝；对南京那些军阀政客，公开背叛孙先生的理想和主张，更是厌恶②。虽然她在莫斯科曾有过不满我们的表示，但不会因此跑到反共的极端上去，退一步说，她也受着中国孔夫子道德观念的影响，不至于在街上捉拿共产党员的。

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排出中共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度。他所耽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等。

我告诉他：“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我根据我所知道的事实，告诉他陈独秀在中共六次大会以前，还希望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改善关系，他之没有来莫斯科出席大会，也并非是表示决绝。不过，最近他的反应如何，我则不得而知。他从前确有能力办一张像样的报，但他做了这么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领袖，其他的社会关系早已断绝了，现在似乎没有人敢于支持他办报。在我们看来，他也许不再追随共产国际。但一般人看来，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著名共产党员，因此，他之不能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是很显然的。至于他是否真有另树一帜的打算，也还是一个疑问。我和斯大林的谈话，都由瞿秋白翻译，他一直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这时斯大林转问瞿秋白，对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反对或补充的话，瞿秋白大致表示赞成我的意见。斯大林的神情，似对我的意见颇为满意，也许他认为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共今后的决策有重大的关系，因为前者的答案，表示中共还有一些非共产主义的同盟者，后者的答案，表示陈独秀并不能在中国作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力活动。斯大林之没有否定布哈林所说的，中共将来仍须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说法，和没有指示中共加强反右倾，其原因或许即在于此。

瞿秋白把话题转移过来，逸向斯大林报告了一些东方部最近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的大要，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予以指示。谁知斯大林却淡淡的回答说：我认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够了，现在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斯大林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使瞿秋白反右倾的调子，不能不大打折扣。

于是，斯大林转而表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应首先学习马列主义，他眉飞色舞的叙述他少年时的故事，瞿秋白在那里听得出神，顾不得翻译给我听。斯大林大体说到他少年时，在穷乡僻壤中，过着极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二岁的那一年，才得到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册，他如何在警探环伺的环境中，偷读这本“圣经”。后来又如何千方百计找到《资本论》的第二三两册，和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他花好几年的工作，熟读这些书籍，才真正的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

我们经过三小时的谈话之后，我觉得斯大林倒是一位颇具风趣的现实主义者，并不如外间想像的那样狰狞可怕。可是，他的演绎逻辑是够冷酷的，任何人对共产党一有不满的表示，就会被目为反共，在街上见着就可能要抓人，即对多年共过患难的同志，也不例外，像陈独秀这样的老同志、如有不满，也被认为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是心理变态，也许是过于自卑。

几天之后，斯大林的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给中共中央的指示，其内容说明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不可过份估计新的高潮的迅速到来，因而要中共中央继续执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各点。东方部又依据这个指示信的要点，就中共苏维埃区的经济问题，对待俘虏问题等，分别作了单独的决议和指示。如经济问题，反对当时苏维埃区域强迫订定物价的办法，主张随市场价格的变动，予以适当的调节，对俘虏要采取优待办法，对土匪要采取尽量争取的方针，这些，都是米夫和中共代表团的共同作品，对于后来中共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斯大林对中国问题虽仍能持较稳重的态度，但对俄国问题则一意孤行。他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之下，锐意发展重工业，不顾一切条件的限制，企图在短期内使苏俄由一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家，变成强大的工业农业国，他那时正由反托洛斯基主义和反布哈林右派的运动中，形成个人独裁的无上权威，他的粗暴的蛮干作风，也风行于各国共产党。

就俄国问题上看来，斯大林较之托洛斯基，不仅他是俄共的正统，而且他的主张也是当时所需要的，并得着较广泛的支持。他的胜利是在反托派的斗争中奠定起来的，从此俄共中央权力大为加强，斯大林也可以为所欲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斯基、季洛维夫被开除党籍，托派秘密小组织被宣布为党外的反革命的组织，一九二八年九月已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托洛斯基，又被驱逐出国，在反托派斗争的过程中，俄共内部就养成了压迫反对者的狂热，这在反布哈林右派的时候，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在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中，真理并不一定在斯大林方面，当时，布哈林等似从未获得机会公开表示他们的见解，即就俄共中央所发布的一鳞半爪的公告来看，也不能说明布哈林真正有甚么可指摘的错误。

据俄共中央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个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征购粮食问题，于一九二八年春向俄共中央提出要挟性的辞职，被视为罪无可道的行为。一九二八年是苏俄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俄共中央因建设资金短绌，粮食不足等因素，实施紧急征购粮食办法，其主要内容是以低价强征一般农民的粮食，并在乡村中组织贫农委员会，实行没收富农粮食。这件事曾使农村骚动，一般人认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复活。而斯大林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所不能不这样做的，布哈林等三人则认为这会妨碍建设的进行，因而提出辞职，作为抗议。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俄共内反布哈林右派的斗争日甚一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布哈林再没有露面了，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了。莫斯科遍传反布哈林的声浪，却听不见答辩的声音。俄共的传统，反对派原是可以公开辩护的，甚至反对派可以向共产国际控告俄共中央的多数派。可是到了此时，这种种权利完全被斯大林剥夺了。布哈林没有任何回答的机会。

一九二九年初我曾列席俄共中央扩大会议，充分领略了这种滋味。莫洛托夫代表俄共中央发言，他用坚决的语气，表示要毫不留情消灭右派。由反右派发展到消灭右派，自然是一件可怕的事。布哈林、托姆斯基不知为了甚么理由，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只有李可夫在大会中发言，表示尊重斯大林的领导，毫无违抗之意，他和其他的同调者不过是想修正一些实行中的偏差而已。虽然如此，布哈林等仍是受着严重的处罚，后来，竟因此丧失了生命。

俄共中央所宣布的布哈林的右倾主张，有下列各要点：一、减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增加轻工业发展的比重；二、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减轻战争的威胁，三、苏联境内的阶级斗争，不应该日益加剧，而应该逐渐降低。

斯大林恰恰相反，认为减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会使受着战争威胁的苏联，束手待毙，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事，他主张竭尽一切力量，加速重工业发展，要求全国人民扎紧裤带，不要幻想轻工业供应的提高。他不相信苏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可以改善，甚至不愿采取一些措施，增进与它们间的贸易。他认为苏境内的阶级斗争确是日渐加剧，因而主张雷厉风行的用政治手段来反富农，和在党内进行惨酷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斯大林这种政策几乎使苏联濒临灭亡的境地，他强迫实施农业集体化，由反富农的政策进到消灭富农这个惨绝人寰的政策，使苏联的农业三十年来一蹶不振，他接二连三的实行大清党，不仅许多老党员被杀，而且使苏联的国力大受损伤。如果不是希特勒自掘坟墓，四面树敌，苏联在第二次大战的命运，可能是很悲惨的。

当时莫斯科的政治气氛确是使人窒息，斯大林强调反右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惨酷而毫不留情的斗争，不仅要打击政敌，还要根本消灭反对者的生命，他又强调反对对左右倾的调和态度，任何人言行不慎，都可能被指为调和派，他更进而反对所谓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和口是心非的暗害者，任何忠诚的党员和奉公守法的人民，都可随时被指为两面派或暗害者，恐怖笼罩着整个苏俄，斯大林所直接指挥的特务机构具有无限制的权力，这样任何人讲话都得找着斯大林的言词作根据，否则就有莫大的危险，所谓“偶语弃市”的话，又出现在二十世纪的苏俄！

我在上面说过的中山大学的斗争和清党运动，就是在斯大林这种作风之下发生的。我曾参观过对工业党要犯的审判，我觉得至少有些工程师们，是因工作上的过失，而被判为暗害者。我也到过农村参观集体农场，考察过反富农的斗争，反宗教的斗争等等的实况。我想起我们在武汉时期有过的一些农运过火行动，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六次大会后的共产国际，反右倾成为最主要的节目。在反右倾运动中，反对德共右派和对右倾的调和派和美共中央多数派，算是较重要的事。此外，在一次共产国际的扩大会议中，枯西宁表示因为他对俄国情况了解得不够清楚，曾在一九二八年夏季，赞成过布哈林右派对俄国问题的主张，深感后悔，并声明此后无论对情况如何不了解，也绝对拥护俄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正确主张，不敢有所怀疑。枯西宁这些话，也许是出之于不得已，但我当时觉得他这样甘愿盲从，简直是荒谬的，我也想到枯西宁这几句话是意味着共产国际的独立性早已不存

在了。

李立三得着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的鼓励，也在中共内依样画葫芦的干起来，他开除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以请共产国际纠正蔡的右倾错误为理由，将蔡送到莫斯科。李立三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指斥蔡和森老是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准备群众力量，他看不见高潮的到来，忽视了发动群众、配合工农红军、夺取大城市的暴动，足见是明显的犯了右倾的错误。

这件事确是反右倾的怪现象。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之不免啼笑皆非，他们觉得李立三的做法是过火，也许还觉得在中共中央应受处罚的，不该是蔡和森，而应该是李立三，但在反右倾压力之下，他们似又觉得不便为蔡和森主持公道，他们无言的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这就助长了李立三的盲动气焰。

一九二九年夏季，蔡和森来到莫斯科，他保持极度缄默，不愿表示使何意见，也没有向共产国际作任何的申诉，仅要求在莫斯科学习一个时期。他也绝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谈论中共内部的事，甚至不轻易与人来往，终日索居在住所中，借助于字典，埋头读书。我觉得我责无旁贷应为蔡和森作不平之鸣，但他却反对我这样做，甚至声言如果我这样做，他将指斥我无事生非。

从蔡和森的神情看，也许他觉得在目前汹涌的反右狂潮中，任何人被指为右倾，都会或多或少的倒霉，那里还有甚么道理可讲！任何申诉都于事无补。我明知这样消极，不合道理，但客观环境，确是如此，只得作罢。

共产国际主席团和秘书处每次开会都发给我一些文件，通知我按时出席，我常借故请假，就是前往出席，也从未发言，蔡和森事件发生之后，我更显得意态消沉。这样，我自然使人认为是反右倾不够积极，但我也不管了。

米夫的行政助手瓦尔格终于来质问我，为甚么不常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不发表一些反右倾的言论？我告诉他，蔡和森的事我是应当发言的，但我终于保持了缄默，避免在反右倾中来唱反调，其他的事有瞿秋白发言，也就够了。我猜想他一定将我的话转告他的上司；但此后也没有甚么下文。

当时，莫斯科的党内斗争，对外国同志还算宽大一点。共产国际首脑中，也有些人不愿任意给人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我的处境似很微妙，我是人所共知的对共产国际有过不满，反右倾又不够积极，但也有人觉得中共将来还是需要我的，而且我受过盲动主义的委屈，因而不愿对我多施压力，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中，我避免了许多麻烦。

瞿秋白当时的处境似乎比我还要苦恼，不仅米夫和他作对，而且反右倾的火也燃烧到他的身上，他一直自认为奉行共产国际的意旨，可是是非总是跟着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至当前的右倾等等祸害，他都沾染上；这使他不无危俱之感。他似觉得中共党内的纷争还不算严重，莫斯科的斗争才真正是毫不留情，因此，经过鲍罗庭的疏解，他和我意见上的距离，逐渐缩短了。

不用说，米夫的一举一动是以克里姆林宫主人的颜色为转移的。他似乎觉得莫斯科正在反右倾，中共就不能专反盲动主义，莫斯科在反富农，中共也就不应例外。他不理会象蔡和森这类严重的事件，却锐意去找中共领袖们的右倾毛病，他根据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联络富农的话，同时瞿秋白也有联络富农的主张，认为这就是他做反右倾文章的好材料。

瞿秋白和鲍罗庭不直米夫所为，他们两人的出发点也许不一样，但一致主张在中国不但不能反对富农，甚至有时还要推行联络富农的政策，瞿秋白以为如果强调反富农，将使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基础缩小，可能招致失败的危机。

那时困居在莫斯科的鲍罗庭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本不愿谈现实政治，但为了中国的富农问题，却卷入了争论的漩涡中。我是鲍罗庭那间大客厅中经常的座上客，我们在中国所建立的友谊，使我们的谈话不拘形迹；他谈笑风生，娓娓叙述我国的民间故事，也常陪我下棋，虽然他的弈技比我高明得多。

鲍罗庭熟悉国际政治情况，对中国问题，仍保有武汉时期的观点。他透露出他对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并无信心，认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漫无止境，他设想斯大林终有一天会回头要中共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重新结合起来，反对外国的侵略。因此，他觉得此时要中共强调反富农是不了解中国问题的错误想法。

鲍罗庭表示了他反对米夫的见解之后，向我直率指出我和瞿秋白的合作极为重要。他不赞成瞿秋白的左倾作风，并曾劝告瞿秋白改正过来，他相信瞿秋白不会再反对我。后来事实证明瞿秋白确实改弦更张了。我和瞿秋白之间，虽没有完全恢复初期水乳交融的友谊，但他确不再向我进攻了。

米夫曾召集一次中国问题的会议，请鲍罗庭就中国富农问题发表演说，在我看来，鲍罗庭那次演说不算精彩。他站在扩大中国革命基础的立场上，主张联络富农。他的措词吞吞吐吐，似不便露骨表示不赞成中共现行的苏维埃政策，这样一来、就显得难于自圆其说了。

米夫就利用这个机会施展他的手腕，他二面批评鲍罗庭的主张，认为是矛盾多端的落伍论调；一面偷梁换栋的将中国富农解释为半封建性的阶层，把反富农的范围缩小，认为雇用一两个佃农的富裕农民只能算作富裕的中农，不应予以反对。并认为富农多半是除了自己雇用劳力耕作外，还出租土地给人耕种，这样就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

一九二九年六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显然居于优势。苏俄正在加紧对富农进攻，因而共产国际的人们，觉得中共也推行反富农政策，是天经地义的事。

瞿秋白却与米夫对抗，认为富农主要是剥削劳动力，米夫的富农界说，不合原则；而且当时的中国，也不应强调反富农，他们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

我当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但曾劝告瞿秋白不必坚持。我曾向他指出中共的现行政策，是平分土地，那就不得不反富农，否则，就要将全盘政策予以检讨，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关于富农的界说，是次要的问题，也许就由于我的劝告，瞿秋白才勉强同意了米夫提出的决议书。

富农问题的争端，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

米夫一伙更多方攻击他，指他联络鲍罗庭和其他不满共产国际的分子，互为声援，不忠于共产国际。米夫对子我的不介入态度，也满怀愤恨，他攻击我以前曾不满共产国际，反右倾又不积极，如今在富农问题上，不仅态度暖昧，而且与瞿秋白暗中妥协，显然也非共产国际所能信赖的分子。由于这个争论的发展，中大学生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夺取中共领导权的企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们和米夫为了富农问题，已经有了争论，而中大学生斗争的问题更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恶化。我和瞿秋白等都愤恨米夫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是自私自利之徒，不为中共的前途着想，只知拿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排斥异己。我们也有点藐视米夫，认为他不过是十月革命后的新官僚，竟敢拿着鞭子，对我们这些单路槛楼缔造中共的人们，装腔作势，那是我们非反对不可的。

以上所述在莫斯科的一切，影响到中共内部，酿成不断的纠纷，最显著的是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发展。

凡不择手段打击他人的，往往就是搬石头打自己脚的人。这在李立三事件中也表现得很明显。立三路线就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滋生起来的，由于莫斯科默认了蔡和森事件，李立三因此更为得势，他觉得自己的见解已为莫斯科所正式承认，于是他将一九二八年底斯大林亲自草拟的那封指示信，视同废文，接着莫斯科还要他加紧反富农，似又进一步坚定了他左倾蛮干的信心。

李立三舞动着他那把斗争的剑，向四面攻击。继蔡和森之后遭殃的是陈独秀先生。李立三也许自负是无敌于中国了，他的剑锋又指向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起初是指德国籍的两个代表为右倾调和派，接着他的刀光剑影又落在米夫的头上，他对米夫在政见上虽无显著的冲突，但对米夫所卵翼的陈绍禹等人，则视为是右倾的敌人，不客气，给予打击。到了最后，图穷匕见，他竟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是他所要反对的右倾对象。

一九二九年八月起，陈独秀先生连续向中共中央表示出他的托派态度，他反对中共中央在没有革命高潮的情况下，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行动口号，主张此时应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③十一月中旬，李立三中央开除了陈独秀先生的党籍。十二月十日，陈先生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表示拥护托洛斯基的主张，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莫斯科立即批准了这个开除的决议，并嘉奖李立三这种维护共产国际的作法。

陈先生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以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形恶化；他之不满中共李立三的领导也日甚一日。托派重要分子刘仁静从莫斯科回国，虽与陈先生的政治见解接近，但又觉得他是著名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应加入托派。据说当时流亡到了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曾批评刘仁静这种态度是幼稚的表现，曾径函陈独秀，对他加以推崇，欢迎他合作反斯大林主义。

这样陈先生才正式加入了托派，陈先生当时虽有不少的追随者，但因托派那些左倾空谈家，并非实际行动的能手，他们之间还分成许多小的派系，即以陈先生的声望，也未能挽回托派的颓势，所以他们在中国终于没有甚么成就。

李立三顺利的解决了“陈独秀的反党事件”，似乎更为意气风发了。但他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间的交恶，也随着展开。一九二九年夏季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是德籍两个著名的右倾调和派领袖爱维尔特和黑克尔特，他们因反对德共书记泰尔曼的领导，被共产国际判为右倾调和派，不准再预闻德共的事。

蔡和森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依然流露出盲动色彩，企图暗中予以纠正，便选派了两个右倾调和派做驻中国代表，以约束李立三的蛮干作风。此外共产国际这样做，也许有更多的苦衷，他们两人在德国和国际上都有相当声望，没有犯过甚么严重错误，却已遭受打击，似不能不予以抚慰。而且在任意斗争和任意惩罚的作风之下，有的已经倒下去了，共产国际不无才难之叹，于是戴罪立功的办法，乃成为必要了。

但这样做的结果，又种下了另一纠纷的祸根，共产国际派他们两人到中国去的时候，曾授予全权，设法纠正李立三的偏差，同时，共产国际又正式通知中共中央，说明这两人在德国问题上是右倾调和派，但希望中共中央能与他们两人和谐合作。这又给李立三一种暗示，即这两人也不能完全代表共产国际。当这两位代表与李立三发生意见参差的时候，李立三就凭借共产国际这个通知，不重视他们两人的意见，甚至斥他们为右倾，不能代表共产国际。

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显然危机四伏，除了李立三的态度以外，我和瞿秋白在中大清党中，又被视为制造分裂的人物。共产国际寄望于周恩来，认为李立三不过是放大炮的能手，周恩来却握有实权，能左右李立三的动向。因而邀请他去莫斯科，以便面授机宜。

周恩来于一九三〇年四月间来到莫斯科（正是中大清党事件结束以后），共产国际对他优握有加，斯大林更是赏识他，认为他一向主管军事和情报工作，成绩裴然，他的能干和政治手腕都难能可贵。六月下旬，俄共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周恩来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受到会众热烈的欢呼。这不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即其他各国共产党代表，也很少受到过这种荣誉。

周恩来的莫斯科之行，收获甚为可观。他一方面与米夫相处得很好，并表示欢迎他去中国指导中共工作，陈绍禹等那些米夫的支持者，多经由周恩来接洽，派回中国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同情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所受到的委屈，帮助他们解决回国工作问题。我那时正忙于学习，表示仍愿留莫斯科，他对我也表示相当的好感。这些都表现周恩来的应付才干，而为共产国际首脑们所倾服。

共产国际所期望于他的，是他能纠正李立三的偏差，担负起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责任。

他也从未表示半分踌躇的态度，使共产国际信任他确是游刃有余。谁知后来，他回到中国以后，仍不以第一首脑自居，也许这就是他特别聪明的地方。他仍旧一贯的推重于李立三和瞿秋白，不仅不纠正他们的偏差，有时还附和他们，使共产国际的期望又落了空。

国民党政权的不安定，也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国民党党内军阀的战争连续不断。

南京政权统一全国之后，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了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九月有张发奎反南京的战争；十月有蒋冯的战争；十二月又有石友三与唐生智的反南京的战争；一九三〇年春，蒋冯之战又发展为蒋与冯阎之战；这一幕一幕的战争，相因的又产生了工商业的不振，人民负担的加重，工农的痛苦加深，饥民的大量增加等等，酉良成整个社会的不安。

当时，苏维埃运动获得可观的发展。一九三〇年初，大小苏维埃区增至十九个，一九三〇年五月间，工农红军增至十三个军，实力约为六万二千人，枪枝约为人数的一半。一九三〇年七月间，蒋与冯阎之战白热化的时候，彭德怀所率领的工农红军第三军于七月二十七日攻下长沙城，占领了五天。这些事使李立三更为乐观，认为革命成功，为期不远了。

八月间李立三制订了一个全盘革命计划，重点是由中共中央发号施令，集中各地红军，再度进攻长沙，并乘势夺取南昌等大城市。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在李立三看来，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苏俄红军为中东路事件与东三省中国军队开火，那时中共曾极力支持苏俄，现在该是苏俄以实力支持中国革命的时候了。

李立三这个计划为共产国际的两个德籍代表所反对。李立三声称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应本国际主义的精神，配合中国革命一致行动，如果共产国际不能这样做，他将坚决反对，他忠实于中国革命，就不能忠实于不遵守国际主义的共产国际了。至此，立三路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他无异向斯大林说：如果你只知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忽视国际主义；不支持中国革命，那你就是犯了右倾的错误。

李立三从此被视为半托洛斯基主义者，当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寄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于李立三的这套议论，为之大惊失色；尤其是要苏俄卷入战祸一点，表示愤慨，有的说：李立三是不是发疯了了他是不是日本侦探？外蒙古出兵平津，苏俄出兵满洲，正是苏俄所不能做的，而是日本军阀梦寐以求的。李立三的主张无异是予日本军阀以占领满蒙，进攻苏俄的最好借口。有的说：李立三的主张比托洛斯基的还要坏得多，不过他还没有采取行动反对共产国际，至少也算得是半个托洛斯基主义者。

这份记录也显示了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的态度，瞿秋白讨论到李立三这个主张时，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只说反共产国际是严重的事，如果真要这样做，先得考虑一切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瞿秋白这句话模棱两可，既可以说是赞成，也可以说是劝阻。共产国际的首脑们，不了解中国人措词的习惯，认为瞿秋白是在助封为虐，尤为可恶。周恩来也没有反对李立三主张，因而被共产国际很诧异的视为调和派。甚至有人说，看来整个中国支部造反了。

其实，李立三的谬论，是不足为怪的。当时斯大林的蛮干歪风，就是促使李立三向左狂奔的主要原因。斯大林既然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要求一切共产国际的支部服从他，如今他的徒弟李立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合于逻辑的发展。但共产国际似乎没有从这个活生生的事件中，获得应有的教训，李立三虽因此倒下去了，盲动主义依旧是中共内部的主要祸害。

李立三的异动给予陈绍禹等米夫派在中共内抬头的机会。恰于此时到达中国的米夫，和那时已经回国的陈绍禹，立即里应外合的行动起来，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之下，反对李立三。陈绍禹等因曾受李立三的压制，早就满肚皮冤气，现在有此机会，自然要磨拳擦掌。同时李立三的盲动主义也太失人心了，国内一班老干部，早已怨声载道，这就形成了米夫等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等留俄学生和国内一些原是支持我的老干部，合作反李立三的局势。

李立三的胡闹所造成的微妙局势，又促成了我的回国。柏金斯基首先去找蔡和森，要求他立即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蔡和森表示无力负担这个任务，不愿回国。柏金斯基用激将法的口吻向蔡和森说，他和他的同僚都认为蔡是可爱的同志，既能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又能置身于党内纠纷之外，但与张国蠢同志相较，负责的勇气则还有逊色。

蔡和森并未因柏金斯基的力劝，而改变初衷，他进而向柏金斯基建议，最好派我回国去。

柏金斯基曾问他：此时派张国焘同志回国，是否适宜？蔡和森坚决回答：我保证张国焘同志必能本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完成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任务。

很久未晤面的蔡和森，突然来看我，将他与柏金斯基谈话的经过告诉我，向我说及由于共产国际有意要他回去，他有机会看到了一些机密文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知道李立三即将来莫斯科，但立三路线错误的纠正，仍须花很大的气力。现在党内大致有三派，一是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等当权派，仍然或多或少的执行过去的错误政策；二是陈绍禹等米夫派，企图脱颖而出、但苦于资望不足；三是何孟雄等老干部派，人多势大，但被目为右倾，这班人支持我，要求共产国际派我回国去。

蔡和森的话，有些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引起我的感触。我反问蔡和森拒绝回国的理由，并说：共产国际首脑们既不让我知道要你回国的事，以及中央的一些内情，他们会相信你的建议，信任我吗？蔡和森却撇开这些问题，迳行劝告我说：共产国际要你回国去，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感谢蔡和森的盛意，开始考虑回国的问题，我对于回国的可能性，不敢作过高的期望。

代理中国部长的马加尔曾向我说过这样的话：共产国际有能力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并不需要求助于任何中国同志。他这种傲慢态度，也许是故意暗示我不要作回国的们算。我在瞿秋白走后，是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唯一代表，但这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我仍致力于学习，不向外间事；我也从未为反立三的事表示过兴奋的态度，对于蔡和森所谈到的种种，也未作任何表示。

我决定不放弃回国的机会，至于共产国际是否信任以及我回国能有什么作为等问题，我认为是次要的事情。莫斯科的政治气氛使我痛苦，我要脱离这个奥笼，到浩瀚的祖国去有所施展，不管将会遇着什么困难，甚至丧失生命，我也是不顾虑的。如果必要的话，我愿为此付出代价。

回国的代价显然是放下反共产国际的武器。共产国际所一直希望于我的，是我公开宣告我过去对共产国际的不满是我自己的错误，而现在是不折不扣的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读者从上文已经知道我一直避免满足这种希望，事到如今，低头认罪，究系心有未甘。无言的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大事件的谴责，还可说是被迫接受、现在似是自动承认那不肯应承的过失，更不是味儿，只有回想列宁在其所著“左派幼稚病”中所说“遇着强盗不得不低头”的话，来自我解嘲。我当时要弄清楚的是我公开认错之后，在政治上要承受一些什么样的约束，这是要从头到尾考虑一番的。

向共产国际表示忠诚然后回国工作，似是我必需做而又无从选择的。我如果表示要留在莫斯科完成我的学习计划，那将被视为是避免公开表明政治态度的托辞，而且显得有点乐不思蜀，将被指为留恋莫斯科，失去斗志。蔡和森曾这样做，我如学样，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如果只愿回国反立三路线，而不愿对共产国际表示忠诚，那将立即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脱离苦海再说便成为较合理的结论。

从莫斯科看中国的动态，有类瞎子摸象。中国出版的报刊，莫斯科不易见到，那时没有广播，又很少人来往。我当时能够设想的是苏维埃旗帜已在中国南方一些边远地区树立起来了，其真实状况有待回国作再深一层的研究。立三路线所酿成的党内危险急待克服，一般同志的苦难急待解救，这些对我都责无旁贷。我过去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过和共产国际间的争执，事过情迁失去现实的意义。我大体上必须在、而且能够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既定政策下努力工作。因此我认定为了回国救党，个人受些委屈也是应当的。

我追思三次访问莫斯科的一切，失望的因素是大大的增加了。简略的说我前两次短期观光赤都，

（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我的心情除了有类唐僧取经外，还将苏联当作无产阶级的祖国，似乎觉得自己身属其中。那时我虽然有过若干不满，但总以为过失和偏差不能避免，而且可望改善。第三次（一九二八年）重履斯土的时候，大概不满心情积累得太多，数量变质量，我的观感便因而改变了。我再也不将苏联当作我的祖国，日甚一日的觉得自己身处异邦。我心目中的共产国际，再也不是什么世界革命大本营，而是斯大林鞭策各国共产党人的指挥所。

我于一九二八年夏来到莫斯科，苦恼虽然老是纠缠着我，但我一直以革命志士自比，强自振奋。我要利用流亡在外的机会，锻炼我自己，以便我将来返国，重振旗鼓。我日以继夜的阅读，既要研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又要对国际动态、苏联真相以及中国近况等等多方探讨，老是觉得头绪纷繁。我的生活简单朴素，也持身严谨。我与人交往，相当谦虚有礼，那种奋发图强的劲儿，也是不少的人可以感觉到的。

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最易作为中国革命的借镜，我自始即注意研究。我所搜集的苏联现状的资料，倒也别具一格。可惜事隔多年，脑海中的俄国地名、人名和确定时间都已模糊，无法公之于世，因此，在本书中也就省略了苏联游记的描画。我认为俄国所发生过的种种，都有俄国的历史根源，富于俄国色彩。列宁主义很像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斯大林虽强调列宁主义的世界意义，但他比诸列宁，俄国气味还要浓厚些。

我自信对斯大林并无偏见，我还很原谅他，对他的作为每以善意去解释，我不以为他是国际共产时我所佩服的能干的统治者，有时痛恨他是残忍的独裁暴君。在我看来，不能因为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制，便去宽恕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即使独裁专政，也应有开明的作法。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思想中，宣扬王道，贬抑霸道，很有道理。作为政治家，执掌国政，为国为民定下切实可行的大政方针，那是起码的义务。如果利用独裁政制，滥用权力，不择手段，甚至残民以逞，那就一无是处了。

斯大林坚持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

，反对托洛斯基世界革命的空谈，无论从那个角度去看都是值得赞许的。俄国那时候较为落后，以往又在历次的对外战争中吃过苦头；十月革命后，又函须从废墟中重建一切。不论单独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亦非从事国内建设不可。

因此从世界革命退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避免对外战争，相信国力迅速强大乃是自卫和进取的当务之急，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者所应当作得出来的结论。

但斯大林性情粗暴，急功近利，反对布哈林王道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他过份恐惧外力侵袭，国人反侧，抱定“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之旨，制敌机先，确保胜利。拿他自己的话说，即是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他在俄共党内消灭托派和有派，反对主义运动的领袖，包括调和派、两面派；进行大清党、大清算；他又在苏联国内，消灭富农，清算专家军人，整肃暗害者；一切的一切，闹得天昏地暗。苏联没有因此灭亡，真是万幸之极。

斯大林缺乏国际知识，似是定论。他的那些第三时期—战争与革命时期、资本主义总危机、社会法西斯等等，都是不切实际的武断想法。在他的淫威之下，共产国际内那些老成持重的人物，如柏金斯基、枯西宁等人，大多嚓若寒蝉，不能有所作为；得势的多是小人，像米夫之流。读者只要回味一下斯大林在中国搞苏维埃，和我说及的米夫一些低级表演，就知道斯大林的胡作胡为到了什么程度。

我的思想已由不满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某些作为，发展到厌恶斯大林的整个领导。我沉默已久，是到了发泄的时机么？明知不能讲理，绝无回天之力，难道要以卵击石么？一切都要我回国去碰运气。我对共产国际表示忠诚后，可以完全遵守我的诺言，不再在过去的问题上批评共产国际；为了顾全大局，反对斯大林的思想也可暂不公开。但根据中国实况，来决定我的作为，那是无论如何不受约束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中旬，柏金斯基约我见面，郑重的问我：如果共产国际决定派我回国去，我的反应如何？我回答：回中国战场上去与我的伙伴们一同奋斗，实属义不容辞。他欣然的说：那很好；我们相信你是一位好战士，但有一点我必须向你说：你对共产国际的不满由来已久，迄今没有看见你有什么回心转意的表示，我们固然不计较过去的事，却关心你现在是不是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不是会在紧急关头，像李立三一样，也反共产国际？因此，我们希望你有明确的表示。

柏金斯基这番话，自然是代表共产国际首脑们的意旨，并经过克里姆林宫大老板的认可的。他们鉴于九月廿八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三中全会，仍没有克服立三路线的错误，中共党内纷争，依然汹涌，所以才要派我回国去。我本着愿付代价的心情回答他：我决在适当的场合，表示我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柏金斯基听了我这句话，紧握着我的手，表示满意。

十月下旬，李立三来到了莫斯科。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闲居下来，没有什么人和他来往，共产国际首脑们大概是要他反省一个短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往往一谈就是半天。

他在国内采取过反对我的态度，但这时我又成为他亲爱的大阿哥了。我不公开指责他的错误，只鼓励他安心的住下来学习。这位个性好动而又风流调镜的李立三，虽处逆境，仍若无其事的与女朋友们交往，以冲淡他的苦闷。

十一月中旬（约在李立三来后的三星期），共产国际主席团开会讨论立三路线，被指为半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李立三，首先发言。他高声承认他完全错了；一切对于他的反共产国际和半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指责，他都无条件的接受，认为这是帮助他改正错误。不过他申述他并没有实际作过反共产国际行动，因此他已遵命来莫斯科，接受制裁。他这种从善如流的天才，使人叹服。

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继起发言，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的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得这么忠诚的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我继伯拉昆之后发言，赞成伯拉昆的说法，认为要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决不是容易的事。我指出我自己在国共合作时期及以后，对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曾有若干不满，这些不满多半是出于我自己的错误，最近一年在莫斯科学习的结果，我才认识了这一点。我愿与李立三同志互相鼓励，互相督促，更深一层去了解自己的错误，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尽自己所应尽的职责。

这次会议发言的人很多，大家都淋漓尽致的检讨李立三的错误，不过并没有作出结论。

我在会议上，算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接着，我就将发言的记录加以修正并署名，当作我承认错误，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声明书。共产国际对于我那次发言，表示满意，我回国的问题因而也获得决定。

在独裁的压力之下，人们的心理多少有些变态。像我这样权宜之计，简直不算一回事。

我曾遇见一些人，公开热烈拥护斯大林，但暗中又有很多怨言，这也许是独裁政治必然滋生出来的毛病。我的太太在莫斯科一家印刷工厂做工的时候，厂内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主义的工人们，时常公开高叫“斯大林万岁！”但私下里却向我太太说：我们的老板不好！这种情况，至今在共产国家中，似仍存在着。

我开始力理回国的手续，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我太太的假护照都办好了。在这段时间内，似乎我已恢复了我原有的地位，人们对我的态度显然有所改善。共产国际交通处长为我办理回国手续甚为周到；早与我有交谊的沙发诺夫这时不再避嫌，常与我滔滔不绝的谈论中国问题；主管中国事务的马加尔对我更是亲善。

在我动身的前几天，马加尔邀我在他家中共进晚餐。他的住房，小巧精致，颇有点西欧绅士家庭的派头。他向我多方解说：共产国际的任何人，对我不仅没有误会，而且很是器重；希望我回国去放手工作，挽救中共的危机，共产国际将充分支持。这样，我过专被人目为布哈林派，右倾调和派和中大分裂派等等的嫌疑，似是一扫无遗了。

临别马加尔还问我：你回国工作，还有什么困难和疑虑的地方？我想了一想，向他说：关于拥护苏联一点，究应如何进行？他回答说：我想，各兄弟党努力发展他们本国的革命，就是拥护苏俄的最好办法；如果将拥护苏俄当作一项单独工作来进行，将使资本主义者诬蔑我们是苏俄的第五纵队。我答复他：如果都照你这样解释，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马加尔是一位自命不凡的理论家，放言高论，有时如脱缰之马，任意奔放。也许就因为多言惹祸，据说他后来终于被斯大林清算掉了。他被清算的消息，曾引起我许多的回忆，也曾因此想起当时共产国际那些风云人物，如柏金斯基等，多数都不知下落了。这些人曾为世界革命，捧过斯大林的场，但终于又被视为乱叫的讨厌的乌鸦。

我行前的态度相当谨慎，从不流露出将有什么雄图，我以一个士兵自居，表示一切决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奋斗。也许就因为我这种态度，使我能顺利结束了我在莫斯科两年半的生活，重归我的祖国。

①南京政权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进占北京。

②宋庆龄那年赴莫斯科前曾在上海发表声明书（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二日），同年九月六日在莫斯科又一次发表声明（两声明见宋庆龄著《为新中国奋斗》第八页至第十一页及第十四页至第十六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均曾说明这两点。

③见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第十五篇 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

第一章 白区党的团结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四中全会压抑了立三路线，也严重的打击了一班反立兰路线的老干部，并使米夫的党徒陈绍禹等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机构。陈绍禹（即王明）等这些留俄学生中的布尔什维克，受着莫斯科政治气候的影响，经由米夫的直接领导，在中共内部首先推行阴谋诡计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倾的立三路线，又将反立三路线的何孟雄等老干部视为右派，加以排除，结果造成了中共支离破碎的局面。他们由此出发，以莫斯科的教条，统治了中共几达五年之久，成为有名的“王明路线”。我于四中全会闭幕后约十天，到达上海，为了挽救党的危机，只有忍痛号召党内团结。不久，中共的领导重心，又分散转移到各苏维埃区去了。

我的太太也早已厌恶中大的斗争，很想早日归国。一九三〇年圣诞节后，我们由鲁克斯旅社搬到一个秘密住所，搜购一些适用的衣物，从事改装。我们居然得到两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护照，护照上用的是假名字，籍贯是江苏，年龄相仿，注明系由德国留学返国。我们依照这种身份，改装得维妙维肖。我们虽未到过柏林巴黎等城市，但学习了那些城市的情况，特别注意街道名称、华侨住所和中国领使馆所在地等等，以便应付查询。我们这种做作，经过一对招待我们的俄国年轻夫妇的考验，认为合格，于是便踏上归程。

我们伪装由柏林动身回国，路经莫斯科，因我的太太患病停留了几天，现在病愈才又从莫斯科上车。一九三一年元旦后的几天，我们坐着撬车到达车站，和普通旅客一样，经过查验护照和换取车票等手续，搭上了东行国际列车的头等卧车。一个俄国乞丐在车站上用俄语向我们讨乞，我们对他摇摇头，表示完全不懂俄文，只给了他几个“哥别克”了事。我猜想这乞丐是奉命来试探我们，是否会在无意中露出形迹。

国际列车的头二等卧车内，多是外国旅客，以日本外交官员为最多。曾有一个日本旅客对我们这一对从莫斯科上车的夫妇，颇感兴趣，想从攀谈中获取一些甚么消息，但他没有如愿以偿。此外，卧车中另一位中国旅客，象北洋的官僚，似乎姓王—我已记不很清楚了。我主动的找他攀谈，我们时常在一道。他似是奉着“关外王”张学良的使命，到欧洲去有所活动之后归来的，所以他不愿吐露他曾旅行过的地点和目的。他大概以为我是南京政府的新贵，对我的旅行目的，也不多所探问。这样，我与王某的接触，对我们夫妇旅行的目的，多少有些掩护作用。

车行到中俄边境，停在一个俄国车站上听候检查。一个我所认识的高高个子姓金的高丽人，是检查员之一，他悄悄的向我说：你沿途发现过甚么可疑人物吗？如果对你们安全有问题的话，我可以用扣留你们的名义，将你们接下车去。我告以毫无问题，用不着在这里下车。

我们的列车经过检查以后，便开到中国境内满洲里车站。

我们夫妇和王某一同在满洲里车站下车；转车赴哈尔滨。不少日本人分布在车站各个通路上，那些熟读人面照片的日本暗探，穿戴着厚厚的皮衣皮帽，连面孔都遮盖着，瞪着眼睛，注视着我们这些旅客，这似乎也引起了王某的反感，他向我说：这里各车站都布满了日本的暗探。

我则别有感触，不觉向王某冲口而出的说：总算回到自己的国土了！王某并没懂得我这话的真正涵意，却接着表示：这是我们的国土呀，南京国民政府老是将东三省当作特别区；其实，这和别个省区相较，不都是一样的吗？他继续说了许多不赞成东三省特殊化和希望南京与奉天消除成见的话。他也露出了他的要人身份，当地军警当局都来伺候他，为他奔走。

我这个同行者，也得着他的庇荫，避免了军警的盘问。我想起国内的政治矛盾，居然能为我所利用，这不能不说是意外的事。

我们夫妇很顺利的到达了哈尔滨。王某曾表示要尽地主之谊招待我们，我婉词谢绝了。

在哈尔滨下车的时候，王某在一些官吏迎接和军警敬礼声中，步出车站，我们也随着他大摇大摆的出来，避免了军警的检查和日本暗探的噜苏，坐上一辆的士，到了一家白俄旅社投宿。

我们由哈尔滨经大连，搭上一艘日本轮船直赴上海。一切都出乎意外的顺利。但船开航后，一个日本侦探竟麻烦了我们约两个钟头。不知怎样，他似知道了不少我们的旅行经过，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国际列车上坐头等，而此时竟改坐统舱的事，表示奇怪。他故意向我说起官舱内住了一些南京政府的官员，要我去看看他们。这些，都被我一一应付过去了。于是他拿着我们的护照，详细检视，似对护照的真实性有些怀疑。最后，他跟我讲：在大连和日本船上，你们是安全的，放心好了，可是你们在上海上岸时，得特别留心！

这个日本侦探的种种表示，除令我心神不安外，还触发我不少的想像和感慨。那艘轮船在平静的海洋上航行，我置身其间，不敢到舱面上散步，也不敢和我旁边的太太谈论甚么，闷处舱内，那里说得上舒适愉快，但也不妨碍我发泄幻想的幽情。

首先我觉得在大连和日本船上不会有危险的那句话，大致不会是假的。我想起以往瞿秋白周恩来等路经大连时，都曾被日本侦探指出他们的真姓名，但结果并未引起麻烦而获释放了。我设想那侦探很可能也知道我的真姓名，只是在船舱中，众目睽睽，不便多说罢了。日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乐于看见中国各派互相残杀。在他们看来，该杀的中共和那不肯就范的蒋介石，彼此厮杀得更为热闹点，该是多有趣呀。如果中共能和李闯王一样打到对方的首都，国民党内也爆出一个吴三桂，使“满清”得以因利乘便的入关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那该多么好。不管时移势易，也许野心家们觉得满清可以这样做，日本皇军当然可以做得更胜一筹。可叹那些勇于内争的中国人，对于外侮之来，觉察得未免过于迟钝。

日本人不仅在南满线上，而且在中东线上大小车站满布暗探，究竟是何居心？我在思考、再思考。他们在这国际通道上的露骨活动，两年半前还不敢公开，现在为何明目张胆，不再掩饰日本攫取东北的野心？果然，九个月后，东北的河山突然变色了。我躺在统舱内的铺位上想起布哈林果有先见之明。我旅居莫斯科时，加拉罕和鲍罗庭都向我谈论过日本侵占满蒙灭亡中国的野心。我又连想到从斯大林到米夫，似都没有重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猜测他们不会毫无所知，如果不是有意做作，便是不敢触怒日本，或者另有打算，让远东的火山爆发后再看风驶舵。

“在上海上岸时，得特别留心！”这句话老在脑海中打转转。我那时才确切的认识到，在莫斯科住了两年半，对中国近况竟然隔绝得这么厉害，简直成了半聋半瞎，一切都有点惘惘然。我有点后悔为甚么要直奔上海，为何不在哈尔滨多住几天，看看风色，再定行止，绕道往上海，是有多种方法的。在上海上岸时会遇到甚么风险？总想不出头绪来，只有返回现实来设想。我确认南京的断头台是在等候着我，脱离了莫斯科的樊笼，步入危机四伏的“自由天地”，万一有一着之差，就是性命交关的事。我得聚精会神的观察四周的一切，要辨别是否有人识破我们的行藏，要留心旅客们对上海的谈论，以期增加了解，并注意伪装以掩人耳目。

我必须竭尽心力，作死里逃生的设想。

真是运气，我们夫妇于一月二十日左右，安然到达上海，住在东方旅馆。几天以前何孟雄等十七个重要老干部就是在那间旅馆内开会被捕的，而我们又适于此时住进那里，真是无巧不成书。幸好我的太太在我们住进这间旅馆以后的一个钟头，就在马路上遇着了沈泽民，使我们很快的与中共中央联络上，并获知了何孟雄等被捕的不幸消息。我们立即离开旅馆，搬到中央组织部暂住。在那里我会见了新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赵云（即康生）和秘书陈铁铮（现名孔原）等人。

那些同志见着我，便向我叙述何孟雄等的被捕经过。何孟雄任过上海区委书记，他与担任重要宣传工作的林育南及任少共中央常委的李求实等十七个重要干部，因反对米夫派陈绍禹等，假东方旅馆一个房间秘密集会，竟全体被捕，这件事震动一时。他们向我叙述的最初谈话中，沈泽民默默寡言，也不敢直说何孟雄等是右派和反党；赵云、陈铁铮等都为这些同志的不幸而悲伤，也深恐牵连中共所有机构和同志的安全。尤其令他们担心的，是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和有些同志竟树起了反中央的旗帜。主持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主持海员工会的陈郁和上海区委委员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都不满四中全会的决议，反对米夫派的行为，已有一些分裂性的活动。这在显示，受尽折磨的中共似乎已频于灭亡的边缘。

我一到上海就遇着这次重大变故，不禁叫苦连天。我悔恨来迟了。假如我能早到两个星期，那些不幸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何孟雄等都是我的老战友，而且是公开支持我的，如果我在四中全会上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抑制一下米夫、陈绍禹等的胡闹，他们何至冒险，另行秘密集会？现在事已至此，只有赶快了解情况，速谋补救。

当天我又会见了周恩来，他熟悉全盘情况，态度也颇持平。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极为难过，他认为如果我能早到，和他们事先谈谈，可能一切迎刃而解。他指出四中全会的政治决议①是不错的，即何孟雄等对之亦无异议；他自己也在会上承认了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的错误，他这一自白为会众所满意，因而继续担任中央工作。他说明何孟雄等所不满意的，是陈绍禹等留俄学生毫无历练，就迳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因而反对四中全会关于中央人选的决定。现在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的告密而遭暗害。周恩来说话素来是四平八稳的，只说明事态的要点，不轻易表示自己的意见。

他那次也是这样，对何孟雄、罗章龙、米夫、陈绍禹等人都不加褒贬，对此严重局势，也保持平静。但他也忍不住要求我向各方解释误会。

周恩来还告诉我，四中全会后，米夫偕陈绍禹即赶回莫斯科去了，现在代理米夫职务的是一位波兰同志。他要安排一个时间，约我和那位波兰同志会面。周恩来并未向我说明米夫和陈绍禹为甚么匆匆的赶回莫斯科去，我猜想他们是将四中全会的结果，尽先去获致克里姆林宫主人的认可。也许米夫这个小官僚所最注意的，是他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而不是真想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他在共产国际内，居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中共中央内，他的亲信门徒已占据要津，在他身边又有陈绍禹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与他互相唱和。从此他大可为所欲为，青云直上了。

第二天晚上，我和周恩来同去看那位波兰同志—这个人我就只见过一次，名字也已忘记了。他说明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后，便开始板着面孔向我说：你是何孟雄那些反党分子所拥护的人，你是否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请明白表示。假若你不赞成，共产国际准备将你撵出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在旁听着，似也觉得有点不象话，因此抢着说了几句为我解释的话。我抑制住我的愤怒，故意面对着周恩来说：我回国是准备和同志们一道奋斗的，并不是来闹纠纷的，共产国际也表示过对我信任。

那个冒失的波兰青年不看风色，又喋喋不休的说了一些反右派的话，他竟主张用暗杀手段对付罗章龙。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不特毫无同情，反说那些反党分子是自投罗网。他认为罗章龙是何孟雄等的智囊，现在又发表反党言论，因而要立即予以制裁，用极机密的手段消灭这可恶的反对者。周恩来对此不置可否，但曾说到：现在党内意见纷歧，需要分别疏通，不可逼使反对者走到反党方面去，张国燕同志回国了，我们正好在这方面一致努力。那位波兰人听了周恩来的话，无词以对，我们的会谈，至此也就不欢而散。

我对那波兰人的印象十分恶劣，我叹惜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竟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觉得他不过是米夫手下的小卒，只知玩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手腕，残害反对者。他们将莫斯科的斗争作风硬生生的移到中共地下组织里来，这是会毁灭中共的。我想到共产国际对我没有诚意，我不相信那位波兰人对我的态度是自作主张的表现；大概共产国际在玩弄两面手法：当面对我表示信任送我归国，然后又给他的代表以另一种秘密指示。也许立三路线没有纠正以前，它有求于我，四中全会后，便又觉得不再需要我了。而它那个蠢才代表，不过对那个秘密指示冒失的向我背诵出来罢了。

这件事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整夜不能入睡。我讨厌共产国际，叹息它变质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从那个波兰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言词和气派看来，那是甚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同志们指责和怀疑米夫和陈绍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干部的话，似也不是任意捏造。米夫不等我回国，就召开中共第四次全会，用独裁手段将陈绍禹等安置到中共中央及其各级机构去，粗暴打击何孟雄等。他们做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又在我回国到上海的前夕，急忙溜之大吉。这一切的表现，是何等的丑恶。

我详加分析，便觉米夫等这些罪行的发生决非偶然，而是独裁专政的必然后果。共产专政制度产生了玩弄权力的斯大林暴君，理想和道义早被淹没了，正人君子大多无法立足，高高在上的暴君需要一群鹰犬，来现实他的独裁权力，自然有一群逢迎权势的群小，象米夫那样的小丑，任意胡作非为。那不信任我的共产国际和米夫这样的对头，他们决不会放过我这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因而我的前途将会荆棘丛生。我觉得即使极度忍让，也将难逃厄运。我在莫斯科时，曾以书面对共产国际表示过忠诚，我也曾决意谨守诺言。但现在共产国际，对我这样背信弃义，我如果反抗，也是义正词严的。

我素来将中共和共产国际分别看待，我对中共有难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我亲生的儿子，我一直全心全意爱护它。最初我觉得这小孩子发育得很好，后来经过数不清的变故，我的期望减少了，有点觉得这孩子多灾多难，不太长进。我和任何父亲的心情一样，孩子虽不争气，但仍然是自己的儿子。我最痛恨斯大林对待自己的同志采取残暴的手段，我向来是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战友采取友爱和宽容的态度。因此，我一向不将陈绍禹与米夫等量齐观。我认为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在米夫错误领导之下，犯了不少的过失。

现在在中国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他们既然准备冒死奋斗，将有逐渐改过的机会，我不应排斥他们，宜大量宽容，不究既往。

我当时采取的方针，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下取决的。我曾设想如果当时揭发米夫派的罪恶，要求立即举行中共五中全会，将陈绍禹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局面将会难于收拾。如果何孟雄等没有被捕，或许我可以这样做，现在没有了他们，那就煞费考虑了。因此我的答案是“投鼠必须忌器”！换句话说，就是决不能使中共陷入更大的混乱，甚至万劫不复的境地。

我也曾反躬自问，我能脱离这些是非，置身事外吗？我能消极下去，甚至脱离中共的战线吗？

答案是：不可能！主要是不忍见中共就此完蛋。我的结论，是应当忍受牺牲，从事积极挽救中共的工作。任何其他的设想，都是行不通的。当时要急救中共，就只有根据四中全会已有的决议，号召党内团结，消除纷争。我明知这样做的一个副作用，将会稳定米夫派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但当时也顾不了这些，只有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共再说。

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后，向忠发一直担任总书记。因为他无能，他几乎被人忘记了。李立三任宣传部长时，中共中央的事大多由他决定。现在李立三倒下去了，中共中央形成周恩来与陈绍禹合作的局面；重要的事大多取决于周恩来。我这次会见向忠发时，觉得他仍是遇事说不出一个要领，除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外，便没有甚么确切的主张。

中共第六次大会所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到那时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资格，由四中全会取消了；但我仍尽先去拜访他，请教他对党事的意见，他不愿多谈，只表示将从事写作，意态消沉。李立三蔡和森则在莫斯科，他们的政治局委员资格也先后失掉了。项英那时已到江西苏区。剩下的只有向忠发周恩来和我三人。四中全会将非中央委员的陈绍禹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是最为人反对的事；他又随米夫到莫斯科去了。四中全会也将中央各机构改组：组织部长由老干部赵云担任，宣传部由留俄学生张闻天沈泽民负责，工运由扬尚昆（留俄学生）代替项英，少共中央书记则由秦邦宪（留俄学生）接替任弼时（他已去苏区）。

在这种局面之下，我遇事只有和周恩来商谈，而我和周恩来的一切商定，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曾向周恩来说明我要号召党内团结的意向。我不赞成将抱有不同意见或犯过错误的同志斗争掉，主张爱惜他们，说服他们，信任他们。只有少数执迷不悟的，坚持反对四中全会、破坏团结的同志，才应受到制裁，但也不能采用超纪律的手段。中央自身也应有所调整，不要使同志们觉得有某些人在把持。周恩来赞成我的意见，并应允分别采取具体措施来实现。

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约在我到上海后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们三个政治局委员以外，还有秦邦宪赵云张闻天杨尚昆等。

（这种并非由政治局委员以平等权利参加的会议，是四中全会后的创例）。周恩来首先以便于秘密开会为理由，提议由向忠发张国壳周恩来等三人组成常委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其余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据常会决定，进行工作，但必要时得列席常会，讨论有关其主管的事务。这个提议很顺利的通过了，其作用是为了使那些新进的领导人物退让一步，以缓和党内反米夫派的气氛。

我和周恩来分别向一般同志进行说服工作。我与不少同志个别谈话。间或参加支部小组会议。我向他们说明我的团结方针和努力的经过，对于他们有过的反对意见不予责备，但强调现在同志们除团结奋斗外，别无出路。我这样做，收到很好的效果。同志间彼此不满的情绪减低了，相互间的信任逐渐恢复。例如当时反对四中全会决议的陈郁，态度有所改变，就是明显的例子。但罗章龙则极力避免和我见面，我想说服他的企图终于失败了。结果他仍是被开除党籍，使我不无挥泪斩马谡之叹。

周恩来进行团结工作，所遭遇的困难远过于我。譬如黄警魂的事，就是一个例子。黄系黄埔第一期学生，是周恩来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领导的军事部担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党内斗争的打击，企图回到他的蒋校长那里去工作。周恩来进行说服无效之后，竟把他当作叛徒处决了。事后，周恩来向我叹惜的述及黄警魂这个叛徒，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竟由悲观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这是很痛心的事。当时的激烈残酷斗争，于此可见一班。

黄警魂的事，使我大吃一惊。周恩来见我难过，又向我补充说，黄警魂有一亲笔信，向蒋校长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并曾当面承认信是他写的，经过再三劝说，仍倔强的坚持原意。至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先斩后奏”。但周恩来从未向我叙述怎样搜到黄警魂的信件和用甚么方法处决他，这大概是周恩来所主持的特务工作的秘密吧。我曾板起面孔向周恩来说：中共纪律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决不可像握有政权的苏共那样动辄采取非常丰段。周恩来也曾向我解释，以前没有这样做过，这还是第一次。只用以对付立即可能危害全党的叛徒，决不宜用之于抱有不同意见的反党分子。当时罗章龙那些反党分子，没有受到超纪律的处置，也许就是这些话的结果。但这也仅收效一时，后来独裁的毒手，特务的伎俩，还是以势不可当的气势发展下去。

中共四中全会后，中共暴露出种种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陈绍禹等之上台和何孟雄等被捕。此外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是一般同志所不知道的。像黄警魂的被杀和那波兰人的态度，始终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也从未向外宣泄过。现在让我就许多同志向我谈到的，而我又大致可以记忆的，概述一下，以了解当时中共内部的状况。

当时多数同志的谈论以何孟雄为中心。读者或能记忆何孟雄是最初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支部和中共北京支部的一员，虽然没有同我经常一起共事，但自始就是我的亲密战友。一九二七年何孟雄在李大钊等被害后，不能在北方立足，调到上海工作扩历任上海区委委员等重要职位，曾一度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与李立三常有争论，因而成为老干部派的代言人。一般同志提起何孟雄就会联想到在莫斯科的张国焘、蔡和森，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项英，以及在北方的刘少奇等，有点老干部的味儿。如果谈到反立三路线，往往会叙述何孟雄是怎样怎样说过的。似乎在中共多数中坚干部的心目中，何孟雄一度是中共正统派的代表。

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原系反对瞿秋白盲动主义的何孟雄，根据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责李立三没有遵照决议实行。一九二九年，蔡和森被撵出中共中央的时候，何孟雄进而指责李立三违反了第六次大会的决议，其所作所为，实是瞿秋白盲动主义的继续。到了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何孟雄更进而策划推翻李立三的统治。他指责李立三使中共蒙受重大的损害。在何孟雄看来，这些年国民党内斗不已，军阀战争，愈演愈烈，实予中共很多复兴的机会。由于李立三的错误，中共不但没有乘机获得充分发展，而且不断遭受许多挫折。何孟雄瞧不起李立三，不信任他的领导能力，说他只是一个煽动家，根本不能做舵手，如果再让他胡闹下去，中共就会完蛋了。

我所遇见的同志，都没有提到李立三之要求苏联出兵东北、外蒙，进攻京津，来配合他夺取武汉的那个“天才计划”这是共产国际极为愤怒的事，似乎没有人知道。也很少人说到应联合富农抑或反对富农的问题，似乎这都是莫斯科的清谈。何孟雄及一般同志所知道的，是李立三那些革命高潮之类的左倾空谈。他们多根据日常体念和切身痛苦来批评李立三。他们讽刺李立三这尊大炮只会吹牛，一味言过其实，好大喜功，拔苗助长。他们举出很多实际的例子，例如应该在若干大城市发动工人和知识分子，为这件事或那件事来反对国民党之类，但李立三若非不重视，便是只凭主观乱搞一通。比如，某一个工厂的工人，因为切身痛苦而酝酿罢工，李立三硬要提出一些工人不能接受的过高要求，所得的结果，往往是吓走了工人群众，不但罢工不成，而且使到有些中共党员和工人活动分子因而被捕和被开除等等祸害。

在农村中也是一样，不让企图再起的农民有准备力量的机会，老是命令他们作力不胜任的进攻。总之，那些满怀郁抑的同志们，常这样慨叹：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共在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青年中，已培植了相当基础，虽经清党反共和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仍在各处埋藏和保留着不少的根苗，经过瞿秋白、李立三的胡闹，这些根苗也几乎丧失殆尽了。

李立三朝夕梦想凭苏维埃和红军来打天下，虽也获致可观的发展，但一般同志还是认为他坐失良机，没有达到更好的成绩。我没有听见过同志们根本反对苏维埃路线的说法（当时只有托洛斯基派曾这样说）。一般同志大多认为苏维埃路线是既成事实，或者说要反对国民党，

那就非要竖起苏维埃的旗帜不可。一般批评都集中指出李立三对此作法甚有偏差。同志讥讽李立三专爱发号施令，中毒之深，似是他生活中的鸦片烟瘾一样。他务虚名而不求实际，重量而不重质。他坐在那间秘密的办公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譬如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颁发一个师或军的番号。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右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或者，凭他的主观，指示甚么应当做，甚么不应当做，声斥这样，褒奖那样，忙个不停。至于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如何用各种方式组织农民斗争，训练各种人才，充实苏维埃，协助解决各种困难，实际掌握红军，增强战斗力量等等，李立三不是不去刻苦研究，便是不够重视。

李立三一向爱搞甚么行动委员会，一九二二年，领导安源矿工罢工和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都曾这样做过。一九三〇年六七月间，当他认定中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须在全国范围内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时候，更命令所有中共各地组织、少共和工会等等都混合起来，组织成行动委员会。所谓行动委员会，即是暴动指挥部，其组织人员，由李立三自上而下指定，其所进行的工作，也是直接有关暴动行动的。李立三这种作法，遭受何孟雄等的反对，也使共产国际大伤脑筋。他们都认为李立三根本违反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即是取销了中共，少共和工会的经常工作，如争取群众、宣传、组织、教育、训练等等日常工作。一句话，没有这些经常工作，即等于根本取销了这些组织。

一般同志更讨厌李立三乱发命令，任意惩罚的作风，指斥他蹂躏了党内民主。他们形容从前瞿秋白惩罚同志的时候，有点阴森森的，如今李立三却有点耀武扬威的气概。李立三撵走蔡和森，开除陈独秀，都做得有声有色。虽然不少同志因此消极了，或者走上托洛斯基的道路，幸而还没有伤害到中共的根基。一中共一般中坚干部，多是与李立三同起同坐的老战友，应该是不能随便撵走或任意开除的。李立三老是怒责他们右倾或是机会主义的残余。但实际惩罚，除了调动职务、降级、警告、留党察看等等外，也别无其他办法了。不少同志，形容李立三粗枝大叶。他从前搞职工运动的时候，老是打冲锋、放大炮，刘少奇总跟在后面替他收拾烂摊子。如今他坐上了中共中央领导的宝座，仍然一味唱黑头，周恩来跟在他后面埋头苦干。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情况，只有周恩来知道，一切实权都在周恩来掌握中。他也不完全了解各地中共组织的活动实况。同志们的不满情绪，他也不完全知道。甚至何孟雄等酝酿反对他，他也不深知其原委。也有同志这样说过：幸好他粗枝大叶，不然更不得了。

许多同志也埋怨周恩来，说他没有尽力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一味追随李立三。有些同志指出，只有周恩来能够影响李立三，甚至可以左右他的动向。他也了解一些李立三的错误，有时也会在不动声色之中加以修正，但从不与李立三正面冲突。他比较了解中共各级组织的情况，也知道若干同志对李立三的不满，他不是故作痴聋，就是不着边际的解释几句。日子久了，同志们也就不指望他能够改弦更张。有些同志，说周恩来的性格圆滑，为了避免是非上身，不敢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有人说周恩来和李立三是半斤八两。自一九二四年，他从法国归来后，就进入黄埔搞军队工作，没有参加过领导群众的基层任务。不懂领导群众的艺术，只知招兵买马，因而他的思想与李立三极为接近，又怎能希望他纠正李立三那种军事冒险的作风。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在莫斯科大清党以后，陈绍禹等即陆续返国，李立三对他们所采取的压抑手段，陈绍禹等也曾表示过反对。该年夏天米夫也来到中国，他奉共产国际的命令，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指导中共，并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这样，米夫派就完全卷入了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之中。

陈绍禹等返国后，多派到上海区委属下的各分支机构担任较低级的工作，因而与原在上海区委内工作的何孟雄多所接触。在何孟雄与陈绍禹最初几次谈话中间，即发现彼此意见极为接近。何孟雄强调必须本身力量充实和坚强起来，才能获致胜利，陈绍禹说明共产国际主张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扩大和充实红军以及在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域争取群众的政策，并指斥李立三对于此一政策诸多违反。他们这样彼此唱和，一个了解实况，一个引经据典，登时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米夫来到上海之后，陈绍禹以充当翻译之故，建立了彼此经常接触的关系。在事态发展中，陈绍禹因能居间勾通米夫与何孟雄的关系，陈曾向何吹嘘米夫，也向米夫说明何的主张和他在中共的潜势力。

关于对米夫陈绍禹等的态度，一般老干部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大体说来，何孟雄认为米夫主持中大，亟谋训练一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成为中共的领导骨干，似乎未可厚非。何也觉得米夫除反瞿秋白外，没有过分排斥张国焘等的言论，大致是可信的。何认为陈绍禹等确是懂得马列主张，再经过一番锻炼，将可大用，因为老干部应以宽大胸怀，奖励后进，不可因小故而有歧视之意。何认为推翻李立三的统治是首要任务，并应提携陈绍禹等人，再经过陈绍禹来打通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米夫等人的关系；如此共策进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罗章龙当时极力反对何孟雄的看法和作法。罗曾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亲自领教过米夫的手法，因向何孟雄指出，米夫趋炎附势，那里有甚么领导中国革命的抱负，不过在反拉狄克斗争中，在维持他本人在中大的统治的挣扎中，俨然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口头革命家，在那里猎取权势的朋党而已。现在他又因利乘便，利用此朋党来控制中共。陈绍禹等走入了米夫的邪门，如疯狗一样，逢人便咬，那里能干得出好事来。在罗章龙看来，决不可联络米夫派去反立三路线，宁可让李立三统治中若中央十年八载，也不可让米夫派在中共当权。

米夫和陈绍禹等的名誉是太不好了。中共内部没有人为他们说好话；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则根据中大斗争的经过指责他们。但因为大多数人不能忍受李立三的胡闹，对陈绍禹等便存有原谅与容忍的忠厚心理，因而很多就与何孟雄采取同一步调。就因为这件事，罗章龙日益消极，终于一步一步脱离中共，在沉痛心情之下，不愿和我见面再谈论此事。就因为这些事情，何孟雄所领导的反李立三运动也显得有些不够坚强。一九三〇年九月间，中共三中全会未能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这次全会除表面接受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外，李立三瞿秋白等仍控制中共中央，当权如故，反指斥何孟雄陈绍禹为右倾反党分子。

这就使共产国际觉得立三路线的顽强，须采取进一步干涉中共的手段，一面调李立三到莫斯科去，一面策划举行另一次四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

陈绍禹等初时对何孟雄极力表示友好，遇事推崇老干部，因而他们合作日趋密切，彼此讨论到代替李立三的人选问题。何孟雄似不止一次透过陈绍禹转告米夫要求我回国之意。到了三中全会后，何孟雄曾具体提出李立三瞿秋白都须退出中共中央，由我和蔡和森回国继续负领导中央之职责，周恩来只有在改正错误后，才可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何孟雄曾向陈绍禹表明，他们自身领导反立三路线，应避免争权之嫌，何况又不是中央委员，按理不能成为政治局委员，因而应在原来中委中选出二人来继任李、瞿的遗缺。接着何孟雄又以三十几个老干部的名义，要求共产国际派我和蔡和森回国，这就是柏金斯基找蔡和森和我谈话并派我回国之由来。

也许就因为何孟雄对我的拥戴，为米夫所最不愿闻，因而使出了阴险的绝招。米夫联络好了周恩来，在四中全会上让周恩来认错得到会众的宽容后，通过政治决议，周恩来即以征得共产国际同意的名义，提出补选陈绍禹为政治局委员，以及张闻天秦邦宪等出任中央要职的议案。何孟雄当即起而反对。接着陈绍禹突然改变态度，指斥何孟雄等为右派，表示在克服了左倾的立三路线之后，应立即转过头来反对主要危险的右派；又说何孟雄刚才反对共产国际的表示，简直是公然反党。

经过一番争吵，四中全会也就一哄而散，未经表决，陈绍禹等就这样打进了中共中央。

如果不是国民党帮了米夫陈绍禹等的大忙，消灭了何孟雄这一批人，陈绍禹的江山又那里能坐得稳。事情如此这般的过去了，只留下一些中共老同志在那里叹惜伤感。他们是否会不约而同的想到，专政是玩弄不得的，决不会局限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对付阶级敌人的必要方面，必然会用来在共产党内争夺权力，必然会发生米夫陈绍禹等在中共四中全会上表演夺帅印的那样一幕。

虽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了解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的种种经历，但上面所说及的演变轮廓却是相当清楚的。一般同志都知道我在莫斯科曾吃尽米夫派的苦头，现在苦心孤诣讲团结，自易收一时之效。我当时所讲的话，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的损失大极了，现在还剩下一点点，不要在我们的手中断送光了；失去了何孟雄等，已是无法挽救，谨防再因内部纠纷招致更多损害；现在只有忘记某些惨痛的过去，减少互相猜疑，让我们团结奋斗吧。当时由于我的这些感动人的话，掩盖了米夫陈绍禹等一切罪行。但他们所种下的恶果，几年之后，仍然使他们垮了下来，后来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就是针对他们而发的。如果我们再想一下现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历史根源，米夫派的“德政”不会不活生生的遗留在中共首脑们的心目中。

中共内部的危机不仅限于上海，显已普及到每一角落，其中尤以中共北方各省组织的反中央倾向最为可虑。以中共北京区委为中心的中共北方各省组织，自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钊等被杀害后，又接连遭受过若干次摧残，中共中央似也没有大力援助过它们，后来李立三老是指斥北方区委右倾，引起多次争吵，因此弄得彼此关系恶劣。我把上海方面的党内紧张空气扭转以后，即建议到北方去一趟，举行一次北方区委紧急会议，从事挽救。我此行在当时是十分冒险的，但也没有别人可以代替。我的建议，经中央同意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以后，二月中旬，我就循海道直航天津。

我到达天津后，立即去找设在日租界的中共秘密交通站，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联络地点。

我在交通站内，会见了一对我所不认识的青年夫妇，从他们口里我知道这地点极不安全，他们正准备迁移。他们埋怨中共没有为他们的安全着想，一切都是因陋就简。他们知道了我是住在法租界一家旅社里，来时又直接经过日租界的大马路，他们很为我的安全耽心，因为在那条大马路的路口上，有一个叛徒张开运②经常守在那里，专门猎取中共人员。

我知道了这对青年夫妇的不安心理，曾多方予以鼓励。他们告诉我应邀前来与我会晤的同志们，多数可于当天由北京等地赶来，至于会议的地点，除这里外，他们以为并没有更适当的地方，因而我决定明天一早，就在这个交通站举行会议，并要他们假装过生日，让到会人们充当祝寿的亲友，以掩耳目，他们也告诉我下次来时，如何绕道避免经过日租界大马路。

第二天一早，我首先到达这个开会地点，应邀来的同志接着陆续来了。参加会议的连我在内共有九人，聚在楼上的卧室内，围着一张方桌，桌上还摆有麻将牌九等赌具，以备必要时作为掩饰。那对充当主人的青年夫妇，则在楼下应付。

担任会议主席的是北方区委书记陈原道，他在一九二七年，任过中共河南区委的组织部长，曾在莫斯科中大就读，也是反米夫派的重要分子，于一九二九年初归国，参加北区工作，后来升到区委书记。其余到会的多是从北京来的，太原开封各有一人参加，济南西安等地的同志则未赶到（到会者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也许现在北京任要职的人中，有参加过这次会议的）。

会议开始后，到会者都觉得为了安全起见，应节省时间，尽早结束。我则认为这次会议举行不易，应尽量发言，不受时间限制；我建议到会者，脱掉皮鞋，以免走路声传到隔壁去；不要吸烟，以免烟雾从窗口冒出；低声讲话，不要引起邻人的注意；我还鼓励他们自由发言，不要有任何顾忌，以便将长时间积下来的问题，一一澄清。我的这些建议，使与会者精神为之一快。到会者的发言非常动人，他们所追述的事，有些为我闻所未闻。有人追述到北方各地组织，自李大钊先生被害以后，遭受敌人的种种摧残，为之凄然泪下。有的指出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对北方组织颇有歧视，仿佛这是机会主义影响较深的地区，不禁愤慨叹惜。有的以党内纷争和同志们不满情绪为虑，并举一九二八年少共北京市委书记张金彪（即张慕陶），利用托派口号，带走四十多个团员，另行组织一个少共中央，形成分裂的局面为例。他们纷纷批评李立三在六次代表会议以后，不顾北京实况，乱发命令，如某一同志新到国民党军队中任下级军官，李立三即命令他发动兵变，这无异是白白送死；同时他又命令北方组织，配合南方各处的暴动计划，要求他们做些破坏交通等工作，这种任务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耽误了北方组织本身争取群众的独立任务。北方区委为此曾多次表示过异议，但被中央斥为机会主义。

北京区委执行李立三命令的结果，是组织被破坏，同志被逮捕，而李立三却又无法善后。

北方区委得不到中央的支援，即有所请求，也十九是碰钉子。李立三这种鞭策同志的作风，引起了同志们的离心倾向。同志们有的消极了，有的抗不遵令，甚至会议都很少人出席，纪律也废弛了。

“党既不爱护党员，党员为何要服从党。”这句话是北方同志那时常说的。他们这次要求我设法改善中央这种作风，并赋予北方区委以实现本身任务的较多权力。

他们对于四中全会是否克服了立三路线，颇有怀疑；对于陈绍禹等的当权，深感危惧。

曾有人询及四中全会后，是不是中央完全为米夫派所控制？周恩来是不是成了米夫派的傀儡？何孟雄等的被捕是不是米夫派的告密？也有人间我：“你这次回国，有何善策挽救党的危机？”

当时，我十分难过，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我极力安慰他们，并说明我的看法。我要求大家忘记过去，一致团结，从新做起。我的这些话得到陈原道的热烈响应，他表示相信我能挽救北方组织的危机，要求到会者提出各项具体的建议。

经过几个钟头讨论，我把种种意见归纳起来并作出结论，大要是：一、以前中央各种错误指示概行无效，同志们因不满这些指示而受到的谴责和处罚，除张慕陶那一班人外，一律取消。二、此后工作应遵照六次代表大会、四中全会和这次北方区委紧急会议的决议进行。

三、北方区委及其属下各级组织，应注重联络暗藏在各工厂各铁路各学校以及农村中和军队中的同志和同情分子，致力于秘密组织工作，扭转消极气氛，利用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的要求，展开活动，争取群众；并注重领导陕西及其他各地游击战争的发展：四、北方工作具体进行步骤应根据北方实情决定，中央应尊重北方区委意见；北方区委也要尊重所属各级组织的意见。五、分配同志工作的时候，应尊重同志的自愿，顾及他们的安全。

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扩大党内的民主。六、如同志不幸被捕，应极力援救，对被捕者的家属，也要有适当的援助。

参加会议的同志对于这些结论十分满意；有的觉得是重见天日，有的表示各地组织将因此恢复元气，有的说这是“热”和“爱”代替“鞭”和“剑”。我也说明北方组织如果能做好这些初步基本工作，不难实现在北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我们的会议到夜晚才结束，到会者所提出个别的具体问题，都一一获得适当的解决，分别离去。我和陈原道最后才离开那里。临行他向我表示今天一切都圆满解决了。他要我尽早返沪，他将根据今天的结论分别作成书面决议，呈报中央并通告各地组织。晚十时左右，我们才握手告别。我此后没有再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何时丧失了生命的。

翌日，我仍循海道返回上海，向中央作了此行的交代。不几天，北方区委关于这次会议的正式报告，也送达到了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领导，遵照这次的决议行事。北方区委这样的表示，是这一两年所没有过的事，因此，中央同志都为之欣慰；同时，这件事在其他各地同志间，也引起了良好的影响。这样，党内洋溢着和谐的气氛。

我在上海天津这些活动，感动了向忠发。他向我说：我从前骂过你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才知道你对党有这么大的贡献，因而我相信你真实的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他这是由衷之言，但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依理说来于党固属有利，可不一定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事实上，我的这些努力，也许对于刘少奇以后的白区地下工作的成就，不无助力；但在我离开中共后，经过那些留俄学生的教条主义的残害，这点助力，也就大大减色了。

①四中全会决议案全文见：南昌行营编的《赤匪反动文件汇编》第二册第四二四页至第四三四页。

②张开运是留俄的华侨，加入俄共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为沙发诺夫所赏识，和我相识，他在北方工作了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成为北方著名的反共行动分子。

第二章 移向苏维埃区域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的苏维埃运动获得可观的发展，尤其是军事上的胜利，该年一月间，江西的红军在永丰龙冈一带，消灭国民党军队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张本人被俘，缴枪四千余支，冲破了国民党对江西红军的第一次围剿。同时，鄂豫边的红军，也在九里关一带消灭了岳维峻师的大部，岳本人被俘，获枪两千余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各大城市的原有根基，历来是中共的支柱，已残破不堪，而这些边远地区的军事胜利使得我们大为兴奋，认为苏维埃的曙光已现。中共中央常委会不愿坐失时机，因而决定将中共的主力移向苏区。

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相继失败后，其所剩下来的残部都退向偏僻的山区，开始游击的生活。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重视这些游击队的活动，认为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上，是有其伟大的前途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革命应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不过这个决议案又警告，这还只是一种展望，目前尚没有实现的可能。

一九二九—三〇年间，散处各地的中共游击队，克服了重大的困难，继续不断的在发展。

国民党内各派军人内战不已，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主要原因。立三路线的形成也是以这同一客观环境为背景的，李立三一向夸大这些发展，特别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间，彭德怀部一度攻下长沙之后，更鼓舞着他向前冒进。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是到来了，各地革命的形势已趋于平衡的发展，现在，不仅要攻取大城市，获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且在苏俄军事支持的条件下，要获致全国范围的胜利。

当时国民党削平群雄的战争，于一九三〇年九月间暂告结束，国民党虽还没有完成统一，显然代表最大军事势力的蒋介石是战胜了，国民党的地位也因而大大加强了。中共的苏维埃政策，限制了它自己，使它不能在连续不已的国民党内战中捞上几把。单凭游击战争打天下，虽然乘机获得一些零星胜利，但实力仍是渺小得很。如果冷静地估计一下这些形势，那就很容易发觉，不仅李立三的狂妄想法甚为可笑，即共产国际所强调的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又何尝不是中共一时无力实现的任务。

我很注意考察苏维埃和红军的实况，从不完全和不甚正确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梗概。根据李立三所颁发过的红军番号，有江西东南部朱德毛泽东所统率的第一军，湘鄂西洪湖地区贺龙的第二军，赣西地区彭德怀的第三军，鄂豫皖边区邝继勋的第四军，赣西地区黄公略的第五军，湘鄂边萧克的第六军，广西西南部李明端的第七军，俞作柏的第八军，赣南罗炳辉的第九军，赣东北方志敏的第十军……和湘鄂赣边孔荷宠的第十六军等等。此外，还有一些纵队司令等类的番号。在这些番号之中，只有三处值得一说，江西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部合计约有一万五千支枪，鄂豫皖边区红四军约有一万支枪，以及湘鄂西贺龙部约七千支枪。

也只有在上述三个有军事实力的地区，形成了一些县级的和乡镇级的苏维埃政权，在其上也相应形成了江西苏区，鄂豫皖边苏区，湘鄂西苏区。细考其内容，无论在那一方面说，它们都很难说是一个政权，如果名之为游击根据地，那要恰当得多。那些苏区确是由枪杆子打出来的，也靠枪杆子支持住，在困苦条件下，挣扎着力求与土匪有别，还说不上对全国或者对农村土地革命，有甚么号召作用。散布在湘鄂赣粤桂闽浙豫陕川等省边远地区的游击队和游击区域，都在为增加枪杆子而努力，东游西荡，等而下之，更说不上有甚么较稳定的游击根据地了。

从这些游击区来的文件，都是大声疾呼要求中共中央给予各种人力物力的支援。其中大多是要求医药器材，无线电等通信器材，兵工器材等，甚至要求望远镜、指南针、手表等类东西。所要求的人员也是以具有专门知识的为多。李立三似没有根据各地呼声要求过共产国际接济，反将各游击队秘密运送到上海的金银，留作中共中央之用，一时成为李立三的主要财源。米夫似也没有接济过游击队，老是强调应由游击队自身设法解决。

上面所述，仅为一些大概情形，已可从中知道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是何等的不易了。换一句话说，这要靠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如果中共有实力巩固一个苏维埃根据地，就不难获致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甚至在全中国范围内的胜利。中共四中全会决议建立和巩固苏维埃的根据地，并经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政权机关，这是中共的主要任务。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了解和解释，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酿成后来许多纠纷。

米夫和他的门徒似乎相信他们手中的鞭子能产生中国苏维埃政权。他们一直在制订土地革命方针及分配土地的细则，以为这里面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此外，还制订一些苏维埃政策，颁发下去。他们以为只要运用他们手中的鞭子，反右倾，反左倾，驱策着整个中共队伍往前直奔，中国苏维埃就成功了。这种狂妄想法确实与李立三的荒谬不相上下。

当时中共一般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觉得应该有一个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奋斗目标，但须长期努力才能实现。何况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口号，比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句口号也较切合实际，而事实上亦非如此做不可。首先中共的本钱只剩下这些苏区和红军，如果不为它们提出一个奋斗的目标，一致为此努力，那就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我认为一切决议不可视作死板教条，应根据实况，具有伸缩性来予以执行。

当年三月初，我看到一份赣西南少共区委控告毛泽东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指责毛泽东一贯违反中央指示，一意孤行，走到了反党反革命的境地。内容是陈述赣西南中共区委和少共区委以及不少的将领，大多拥护中央的领导（即立三路线），而毛泽东却不敢和敌人战斗，不遵守中央进攻南昌的命令，带着部队逃跑，显然是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三〇年冬，毛泽东不仅不改正错误，反利用肃清 AB 团的名义，杀害了大批同志，因此，赣西南少共区委要求中共对毛严予处分。

少共中央书记秦邦宪被邀参加中央常会，报告这件事的经过。他说明：一、据赣南少共区委来人的口头报告，与文件内容是一致的，不过有些补充；二、这个来人系赣西南少共区委委员，曾来过上海数次，少共中央的同志们都认为这位同志可以信赖，这次他还带了几十两金子和其他文件来；三、据来人解释、中共赣西南区委对于控告毛泽东这个文件是同意的，至于没有共同具名：是惧怕毛泽东知道了，会将他们当作 AB 团清算掉。秦邦宪根据这些情况，认为这个文件和来人的口头叙述大体都是真实的。

秦邦宪接着陈述：赣西南中共和少共同志以及军队中一部份同志，早与毛泽东有许多意见上的分歧。在反毛斗争中，他们曾提出“拥护朱德，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但朱德在毛泽东挟持之下，表示支持毛；彭德怀则是不满毛的，在他的第三军内，不满毛的干部也占多数。

赣西南少共区委认为，可能有少数 AB 团分子，混进了我们内部，这些人在反毛斗争中也可能兴风作浪。因为他们发现了 AB 团的破坏活动，毛泽东便不分青红皂白，将大批不满他的同志也当作 AB 团逮捕起来，任意刑讯杀戮，在富田一个地方，便杀害了以百计的同志。参谋长陈毅在富田事件中，简直成了刽子手，这便形成了江西苏区最严重的危机。

秦邦宪认为毛泽东确实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指出毛泽东反对李立三的指示，可能是对的，但他自己也不免右倾；他只知道保全实力，利用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但他忽视了进攻敌人，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性。再则毛泽东也不了解反右倾主要危险的重要，而且江西苏区在土地问题和富农问题上，都发生过右倾的偏差；在富田事件中，毛泽东可能有意无意的将反对他的同志清算掉，这更是不可宽恕的。

中常会听取了秦邦宪的报告之后，觉得事态严重，不能立即作出决定，乃要求秦邦宪先行通知赣西南少共区委来人，暂时严守秘密，听候中常会处理。我忙着搜集有关这件事的材料，认为秦邦宪指斥毛泽东为右派一点，并无充分证据。我觉得以前何孟雄等曾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严重的打击；他们并不是失去斗志的人，只是认为在反立三路线的紧急关头，不应该强调反右倾，因而被视为右派；现在决不应当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将苏区的老干部毛泽东等当作右派来整肃掉，这样做会使苏维埃和红军受严重的损失。

在中常会再度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曾指出：江西红军一月间消灭张辉瓒师这件事，就证明那里并没有甚么严重的危机。毛泽东以前不遵照李立三的指示行事，大体都是对的，他根据实况来指导军事行动，注重游击战术和政治纪律，这也都是切要之图。注重扩充军事实力，不勉强去巩固一个根据地，也是势所必然。毛泽东和江西苏区的同志们，都是艰苦奋斗的，不能视之为右倾，即使有些右倾的见解，也不过是观念上的错误而已。在肃反问题上，毛泽东似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没有去区分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和胁从者来办理，甚至将不是反革命的人，也当作反革命清算掉了，这是要予以纠正的。

中常会讨论的结果，决定：一、赣西南少共区委的报告表现了一些青年急躁的情绪，不能完全信赖，因而也不能判定毛泽东是右倾。二、将中央关于肃反的决定，附加说明，迅即送往江西苏区，作为纠正毛泽东等在肃反中所犯错误的根据，并催促毛泽东报告富田事件的真相。三、中央鉴于江西苏区已发生严重情况，应从速采取具体步骤，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

如何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乃成了迫切的问题。我在回国以前，中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派了一些重要干部到各苏区去，如项英刘伯承等之派往江西苏区，任弼时夏曦等被派往湘鄂西和湘赣边境等苏区。现在如果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就应将早已拟议的中央迁往苏区的案子付之实施。这件事共产国际旋即同意。

周恩来为此提出了一个具体计划，经议决通过，其要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苏区，由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前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区分别设立中央分局，前者由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前往主持，后者则由已在那里的夏曦关向应等主持。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在上海另设中央分局，指导白区工作，预定由赵云李竹声等主持。

这个决议是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到苏区去的一个重要关键，对于此后中共的发展有极大关系。我们当时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竖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联络长江以南各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共同奋斗，以期握有一省或数省的地盘。鄂豫皖苏区则为长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们希望以那里为起点，向北发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更广泛的地区。至于湘鄂西苏区则似是一个主要的卫星，对江西鄂豫皖两区，可以发挥掩护的作用，并且可以向西南发展。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具有雄图的尝试，虽然实现的条件尚属缺乏，但事势发展又非这样不行，因此，我们只有竭力以赴了。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实力既大部移往苏区，对广大白区的工作，自然更为削弱。当时中共的党员人数，是没有精确统计的，估计约在十万左右，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系在各个苏区和红军中，大多为农民出身者。这个事实也使我们对苏区工作寄予莫大的期望。周恩来是极端主张将力量集中到苏区去的，他经历这么多变故，深知中共在白区很难立足，势将继续被国民党破获摧毁。他决意将中共大部份干部调往苏区，他估计从白区可以调到苏区的干部，约有四百人。他准备将其中百分之四十调往江西苏区，其余两个百分之三十分别调往鄂豫皖和其他各个苏区。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向往。

我摒当一切，准备起程，担负我的新任务。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远东局（即共产国际派驻上海人员所组成的机构）对这件事很注意。那个我所讨厌的波兰人，为此曾要求和我面谈，但我托词拒绝了。另外一位德国籍军事代表，我倒极愿和他谈谈，请教一些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

那位德国军人虽只和我见过一面，但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在第一次大战中，任过中级军官，手上带有伤痕，是他的光荣纪录。他年逾五十，具有冷静的头脑和丰富的知识。他奉命到江西苏区去，后来几次改装牧师前往，均为国民党军队所阻，未能到达目的地。共产国际乃不得不改派一位较年轻的德国军人李特去江西苏区，任军事顾问。那位李特似远不如他老练，与毛泽东等发生过不少磨擦。我想如果是那位较老的德国人去了，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

他那次和我会面，表现很诚挚谦和，他要求我不要信赖翻成中文的军事书籍，一切要凭自己的判断去处理。他特别指出一个独当一面的指挥者，要预先想到如果打败了应该如何。

在这游击战争中，是会经常遇到的，我觉得我的同志多富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往往易于忽略可能受到的挫折。他的这种议论，实在切中时弊。我也觉得他不是一个巩固苏区根据地的教条主义者，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行事的人，即此一端，也远较米夫之类的人大为高明。

我们的计划在执行中遇着接二连三的困难。我自己是四月间到达鄂豫皖区的，但中共中央其他的人则因敌人的阻挠，直到当年八月间，才完成了前往江西苏区的任务。

我总结我在上海这一段时期的努力，虽相对的抑制了王明路线的发展，但他们究竟还是日甚一日的抓住了中央机构。那些教条主义的盲动主义者，遇着机会是会把事弄糟的，而且在共产国际的掩护之下，为害将是更大。他们不顾实情，死板板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如在巩固苏维埃根据地这个阿题上，他们往往不计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自己军事实力的可能损失，硬要死守这个地区或那个城市，如果任何人不这样照做，便被视为右倾的逃跑主义者。共产国际的其他决定，也一律被视为是御定的，不能改变的。这就是有名的王明路线的特色，其结果是使苏维埃运动硬化，招致了极严重的损失。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回到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也许整个中共会在苏维埃运动中完全葬送掉。

著者：张国焘

东方出版社

目录

第十六篇 鄂豫皖苏区

第一章 到鄂豫皖的途中

我在上海仅仅工作了两个多月，便踏入了苏维埃战争的前线；从此，开始了我五年的游击生涯，我所亲身经历的，也可象征当时各地苏维埃红军的实况。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旬，我和沈泽民陈昌浩准备进入鄂豫皖苏区。我和陈昌浩拟经安徽合肥去六安。当时，我们对于鄂豫皖苏区的情况，知道很少，我们只知道那里有两个小苏区，一个以黄安县北部的七里坪为中心，包括黄安麻城光山罗山四个鄂豫交界县份的一些乡区，另一个则已金家寨为中心，包括六安霍山商城三个豫皖边县份的一些乡区。这些苏区与中共中央之间建立了交通网，但彼此间相互联络的情况，却只有周恩来才清楚，周恩来因此委托顾顺章为我们安排这次秘密旅行的各种事项。

顾顺章一直主持中共中央的特务部，归周恩来指挥，是周的得力助手。这时，顾顺章又实际主管中共中央通往各地和各苏区间的交通网。顾顺章原系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清帮的活动分子，五卅运动时即系工人领袖之一；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三次暴动，他任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周恩来曾一度任顾的副队长；此后，周经常是顾顺章的领导者。我还是在五卅运动时与顾顺章认识的，那时我就欣赏他的能干，这次重逢，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华更是令人佩服。不过他的仪表谈吐，多少有些海派气味；也许这点是他为人美中不足之处。

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他决定亲自护送我到汉口，沈泽民的行程则由他的助手料理。他告诉我，有一艘来往沪汉之间的野鸡船，与他有密切关系，这艘船将于三月底开赴汉口，他要我坐那艘船，他自己则先赶到汉口物色人员护送我去黄安，他并详细向我说明每一细节应采取的步骤，我决定照他的计划实行。

那艘野鸡船定于四月一日启碇，三月三十一日晚九时左右，顾顺章的助手雇了一辆街车来接我，于是我和我的太太告别，离开我的秘密住所，搬到南京路新世界旅馆。这家旅馆也是与顾有密切联系的，常为他利用作为活动的据点，这时他早为我预订了一个房间，连旅客登记表也代我填好了，注明我是由香港刚来的，以应付可能的盘查。我预定在凌晨三时上船，顾则搭夜车往南京，再转船赴汉，可先我一日到达。

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凌晨三时，我扮成普通商人，顾顺章的助手扮成我的伙计，街车司机虽与我互不相识，却也是一个同志。我们在夜深人静时直驶杨树浦码头，到达码头时，曾有一巡捕来查问，我的伙计下车应付了几句，便通过了，此外，并没遇着甚么阻扰。到达船上水手舱中时，陈昌浩以先我在那里，并为我在他铺位的旁边占了一席地作为我睡眠的地方，陈昌镐也是扮成我的伙计，他在那里摆出一副伺候老板的神气，为我多方张罗照料，我们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了上海。

晨光普照的时候，船开出了吴淞口。这是一只货船，十几位客人都是水手们私带的“黄鱼”，我们这两条“黄鱼”

，虽同是商人打扮，但又有点不像。水手和客人多猜测我们是贩卖鸦片的巨商，于是我们将计就计，和同船的人一起打麻雀，我们立定主意，输一些钱，而我们的技术确实蹩脚，输钱时也显得很自然。几天工夫，我们输了近百元的大洋，同船的人皆大欢喜，认定我们是一掷千金的大鸦片商。

四月下旬，我们的船快要到汉口了。顾顺章嘱咐船主要在下午六时后靠码头，因为顾顺章认为六点多种是暗探们用膳的时间，那时登岸，危险性可能少些。果然，这艘船马上减低了速度，直到六时过后才停泊好。我和陈昌浩各提简单的行李，走出码头的时候，天已近黄昏，码头外的要道上，有一个年青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我们投射了一个暗号，这就是顾顺章派来接我们的。那青年人旋即坐上一辆人力车，我们也跟着坐上人力车，直向离码头不远的日租界驶去。在日租界一条较僻静的街道上，我们走进一所房子的二楼，顾勋章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他知道我们一路上没发生过甚么困难之后，便和我们研究下一步的步骤。

他告诉我们，从这里到鄂豫皖区，不能由汉口交通站的人护送，须由鄂豫皖派出来的交通迎接进去，现在已确知那个可靠的交通，至少还要三天才能赶到，因此，我们至少要在汉口停留三天。

接着他又告诉我们，这个交通据点，住着一对可靠的夫妇，一向是很稳妥的，但据最近的消息，这里已引起日租界暗探的怀疑，因此，他对我们是否可以住在这里，颇表踌躇。他还告诉一件我向来不知道的事，他说他是有名的“花广奇”大魔术师，曾在汉口表演多次，轰动一时，汉口有些大商人和富人曾拜他做老师，其中有几个和他来往亲密，完全不知道他就是顾顺章。他建议如果这里不好住，可以搬到他的一个学魔术的学生家里，那是一位大商人的家庭，不会引起人们怀疑的。我不同意顾顺章这个建议，我对他说：如果我住在大商人家里，不能躲藏着不见客 ，汉口认识我的人很多，商人中也有不少人认识我，万一遇着了，反而不妥。这里虽已为日租界暗探所怀疑，但不见得在这几天内就会出事 。我们就藏在这里，决不露面，也许要妥当些。我们研讨的结果，一致认为还是一动不如一静。

在这个仅有两间卧房的二楼上，主人夫妇住在后房，我们则住在前房。我们不敢凭窗外望，以免为人所发现，只有在房里阅读书籍报纸。当日一份中文报纸上，译载一篇外人所作“剿匪”的文章，其内容大致是赞扬蒋介石将军剿灭共匪的努力，并说道中国历史上曾屡次采用封锁政策剿匪，获得成功，现在蒋氏也注意封锁 ，沿着匪区，筑碉堡，坚壁清野，使匪不能向外发展，以图逐渐缩小包围，这是一个稳健而有效的办法。我读了这篇东西，便开始考虑对策。

七日傍晚，顾顺章领着刚由鄂豫皖区来的交通到我们寓所。这位来迎接我们的青年人，身材矮小，沉默寡言，倒像一位经过磨炼的商店伙计。我们商定翌晨启程，乘公共汽车向目的地进发，顾顺章因不便在汽车站露面，决派他的助手到站照料。

八日上午八时，我和陈昌浩跟着那位交通，离开日租界，穿过中国地界的小街小巷到汽车站。我们各自提着包袱雨伞之类，前前后后各自行进，似乎并不相识，在车站分别买票，我们很顺利的搭上了经黄陂到麻城李家集的公共汽车。车开行到郊外时，曾停车经过两次检查，我们没有遇着困难就通过了。

同车的旅客，在通过检查以前，是鸦雀无声的，似乎惧怕将要发生甚么岔子。检查完了之后，大家就有说有笑。车中有人说，车抵李家集时，还有一次更严厉的检查，不过有店铺在那里的人，就没有甚么麻烦。他们纷纷议论，李家集街上驻扎的军队和民团太多了，买卖不如以前好做了，共匪常在李家集附近骚扰，被绑架去的人不少，某商店的老板某某，就是前几天被绑去的。我听了这些话，知道我们的游击队，确是很活跃，但绑票的行为，不但会失去人心，而且是土匪的作风。我这个不会说湖北话的人，只有装着重听，不和人交谈。

下午四时左右，我们到达了离李家集八华里的一个小站，就在那里下车。交通领着我们循小路向乡村走去，翻过几个小山坡，离公路已经不远了，那位家通才放慢脚步与我们同行。

他告诉我们现在大致没有危险了，从那个小站到我们所要到的村庄共十五华里，现在还须走一个钟头才能到达。我们最好是在黄昏后到目的地，以免为人注意，因而我们慢慢的走反较好些。

这时我才有机会和那位交通谈谈关于交通网的情形，他虽不知道我的姓名，但他知道我们是他的重要上级，因此他也不避嫌疑的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他就是本乡的人，这里的农民协会，从前组织得很好，反动以后，农民协会被禁止了，一切的活动也没有了，但农协的影响仍是很大的。现在我们所要到的村长住着同姓的二十多户人家，都是同情革命的，其中有两户与中共有关系，其他各户则暗中掩护。我们的游击队，也把这个乡村当作同情区，从不在这里打土豪，因而维持着友好的关系，他每次出入鄂豫皖区，都是以这个乡里的两三个村庄为落脚点。

他又告诉我，有一个交通站，设在李家集附近大路旁的一间小铺里，汉口的总交通站于几天前通知那个小店铺，转知他来接我们的。他自己只知道汉口一个接头的地方，他每次赴汉就是到那里接头。他推测在鄂豫皖的周围，有好几条直达中共中央的交通线，他自己知道这一条。

他又说，在我们所要到的村庄上，藏着一个鄂豫皖苏区的特务队，是专来迎接我们的。

我们今晚还要走一晚的夜路，沿途要穿过白军和民团驻防的地方，才到达鄂豫皖苏区南端的高桥区。平常他走路的时候，无论是带领人员或运送东西，总是夜晚悄悄偷过去；因为我们是重要的人，所以特派一个特务队来接。

在暮色茫茫中，我们从后门进到这个村庄的一个人家。进门后，立即看见有几个雄赳赳的青年人在那里守候着，那位交通将我们的身份告诉他们之后，那个特务队长，立时命令全体武装起来，顷刻之间，那些人都由普通农民变为佩戴短枪的红军了。队长慎重向队员宣布：要严防民团来巡逻和敌人的任何袭击，誓死保卫这三位新来的人。

我们所到的这家人家，房屋相当的大，有好些个房间，男女老少一大群，都用惊奇而带喜悦的眼光望着我们。女人们忙着为我们料理食物，男人们则分别到外面去放哨。特务队队长和副队长带着八个队员藏在屋内把守前后门。

饭后，特务队长在征得我们的同意之后，下令出发，预定在拂晓前到达目的地。在行进中，队长带头，副队长殿后，我们则走在中间，沿途不说话，不吸烟，严防为敌人所发觉。

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我们这一队人，从村庄后面的小路，走过满布松林的小山冈，为了远离村庄和敌哨，我们必须要绕道走，有时走山冈小径，有时走曲折的田畦，听不到狗吠，我们一意急行。

我此行的心情，轻松而又愉快，和我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夜奔甲子港的狼狈状态，恰恰相反。我觉得我此后的生活是改变了，用不着提心吊胆严防暗探的追踪了。我面前这十个敏捷矫健的游击武士的英姿，使我想起明早将要会见上万个同样的人物，我将和他们一起奋斗，我为此感到骄傲。

我这个不惯于行夜路的人，越走越觉得我这双脚有些不济事。我在黑夜中急行，高一脚，低一脚，有时脚被石块打着发痛，有时跌跤，我用尽气力还不免掉队几步。走在我后面的队友，老是鼓励我不要掉队，甚至轻轻的哼出一首掉队歌，其中一句我记得是：“掉队的人儿，哎哟哟！不怕羞！”我不甘落后，决心锻炼自己能和他们一样的矫健。我虽满头大汗，走上坡道时还有些喘气，但我咬紧牙关，竭力赶上去。这一整夜的行程，我们中途只休息过一次，并用缸子在一个小溪中汲取了一点水喝。高大个子的陈昌浩有较多的体育锻炼，也要费尽气力，才勉强跟得上。特务队长曾向我表示，他知道初走夜路是件辛苦的事，但我们如果耽搁了，就要准备和民团开火。我鼓起勇气，请他放心，我会努力跟得上的。

天微明——这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我们的队伍才放慢脚步，队长选择了适宜休息的地方，要我们解下包袱，多休息一会。他指着前面一座高山告诉我们，那时木兰山，高桥区就在那座山东面脚下，我们已经走出了民团的防地，前面那座小山冈上，就有我们的哨兵，到黄安独立团团部则还有十里的路程，昨夜我们所走的路，按大路计算是八十里，但我们弯弯曲曲的走小路，约计有一百二十华里。

这最后的十里路，我们可走得慢了，而且时走时歇，队长也不再督促了，全队行进的速率都随着我的脚步为转移。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好不容易的向前移动，快到八点钟了，我们才走到山窝的一个小祠堂内，这里就是独立团的临时驻地。

独立团团部的人们，围拢来欢迎我们，但我已没有精神和他们周旋，我赶紧解脱我的鞋袜，看看我的双脚，使我自己也为之惊奇，原来两脚已布满了水泡和由鞋带子所勒成的血渍印。我的同志们看见了也只有把我当作伤兵来服侍，忙着让我吃东西和休息。这个团里只有徐政治委员是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时期会见过得，他除了为我介绍这个团的王团长和徐政治部主任以外，并安排我有几个钟头的休息时间。这就是我踏进鄂豫皖苏区的起点。

第二章 初次 参加游击战

我一踏进这个苏区的边缘，就参加了游击战。初次参加游击战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三一年四月九日近午，团部的大厅里有二三十个人在聊天；长官与士兵杂坐着，毫无拘束的谈笑。他们彼此互成同志，对于长官则在“同志”之前加上一个官衔。他们的总称是“红军战士”。官长和士兵的服装是一样的，使人分不清那一个是长官，那一个是士兵。独立团官兵的服装不及特务队的整齐。官长和士兵起居饮食都在一道，待遇也是平等的。他们这种同甘共苦的生活，滋生了他们活泼与乐观的团结精神。先我起床的陈昌浩，已在大厅里和他们高谈阔论了。他们想知道鄂豫皖苏区以外的情形，特别对于我们这两个新来的人，大感兴趣。我听见有人问陈昌浩说：“国涛同志不是机会主义吗？”陈说：“这是早就过去了的

事。”并告以现在我是中央最高领导人之一，兼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他要他们称我为“主席”，一切听从我的指挥。他自己也自我介绍，说他初从苏俄返国，任少共中央委员；此来是担任少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但他自己则不仅注意青年工作，对游击战争亦极感兴趣，而且身体强健，曾受过一些军事训练等等。

我起床后步入大厅，间杂在他们当中坐着，全厅的视线都集中到我的身上来。王团长为我一一介绍，并告诉我那个护送我们来的特务队，是直属军委会的，不过现在拨给他指挥，现在已到别处去休息了，并且已经分派他们新的任务。我请他代我嘉奖他们，并向在场的人说：

“这里许多同志，都是我的老战友，我初来，许多事要学习，请随便告诉我一些事情吧。”

同志们撇开我的问题，先向我续起旧来。许政治委员说到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和我会见过。王团长接着说，一九二七年他到汉口，知道湖北区委由我负责，但没有见着我。此外还有两三个同志说在汉口听过我演讲，他们说我比从前胖了些。

我们一面进餐，一面互道情况。饭后，王团长提出了一个军事行动的建议。他说这个黄安独立团只有六个连，共五百余人。现在驻扎在这里的是第一营的三个连，约有三百人，枪支只有一半。他们在两天前到这里，任务是护送我们到苏区中心去，可是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离这里约三十里的某地，驻扎着新开来的白军一连，他想带着队伍，去解决那个连。

独立团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子弹，每枝枪平均不到十颗子弹。他想我们今晚应在此间休息，独立团则去行动，以期掳获一些枪枝子弹补充军械。

我赞成王团长这个建议，并要他画一个行动略图给我看。王团长和在座的长官都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但却不会绘图。我告诉他们学会绘图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行动战略图，我就不会了解他们的行动计划，部队长官的指挥，也不一定会准确。他们于是遵照我的意思画了略图，画得实在不高明，他们确是第一次学习，官兵们在那里七嘴八舌的纠正偏差，好不容易才把这张图拟定了。

接着，我告诉他们白军这个连一再那里驻扎了好几天，可能建筑了工事，最好能派一位干探去侦察一下敌军驻地附近的情况。那位瘦小的徐政治部主任，自告奋勇的愿意去，预计黄昏时可以赶回来报告。他在我们同意之后，就化装去了。不一会，这个原穿着军服的徐政治部主任，居然惟妙惟肖的化装成一个手提粪箕的拾粪农民。我非常高兴的看着这个“拾粪农民”的背影，向对面的小坡走去。

午后，我休息了片刻，又更多的了解了这个独立团发展的经过。这个对立团是由农民自卫军蜕变而来的。鄂豫皖苏区各乡村都有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按连营团的编制，每乡至少有一连，多的有一营；每区多数有一团，还有多于一团的。自卫军的士兵就是各乡村的壮丁，平时务农，有事时集合行动。这些自卫军统归各县苏维埃政府下的军区指挥部指挥，又名为“不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各区乡的自卫军夺取了敌人的少数武装，便由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装备起来，形成某区的独立连，独立连的士兵于是脱离生产，经常行动；这又名之为“脱离了生产的地方武装”，也就是由自卫军转化为红军的一种过渡组织。这种独立连通常人数是足额的，武器最初只有一二十枝步枪，多数无枪的士兵仍携带梭镖作战。步枪逐渐增加的结果，也就能够单独担任游击的任务。这个黄安独立团，就是由这样的六个独立连编组起来。

那位农民出生的黄安独立团王团长，在他的同伴中，资格算是最老。一九二七年初，他已是中共党员，当地农协的负责人。武汉分共后，他是高桥区一带率领农民打游击的少数领袖之一。那时他已是这里唯一的土生土长的游击健将了。他的同伴们都敬佩他，但也有人批评他“老大”

（即自视资格老有些自高自大的意思）。那位徐政治委员被称为“大徐”，而徐政治部主任则被称为“小徐”；他们都是学生出身，在这一带工作很久，游击战的经验则不算丰富。团不利参谋文书等人员都是本乡的低级知识分子出身(又的是道士的徒弟，又的读过几年私塾或小学）

。连排班长多数是因战功而提升的，少数则是红军中的战士，因不愿背乡离井乃留住当地，或因作战受伤，痊愈后便被拍到这里来。

正规红军在鄂豫皖区只有第四军，组织比较健全。地方武装的独立团在组织上则远不如正规红军，他没有机关枪，这是与正规红军不同的第一点。他没有单独的卫生组织，伤病兵都得交由当地苏维埃政府处理。他也没有单独的补给组织，全团官兵从来未领过薪饷，只是按时由当地苏维埃政府，杀猪宰羊，犒赏一顿。全团所需被服鞋袜，也有政府发动农民代为制办。他们在苏区内驻扎时，由政府供给伙食，到白区行动时，就自行打土豪，解决补给问题。

到了黄昏，我们的“拾粪农民”回来了。他手舞足蹈的告诉我们，一切都侦察清楚了。

他在那连白军驻地附近，拾了满筐的粪，白军就地拉矢，其驻地四周的粪真是多极了。他已将满筐的粪交给前面一家农户，赢得农民的谢意。他侦知这一连白军都驻在那个山坡上的一所庙里，庙旁的山冈上筑有一个圆形工事，但没有设置障碍物。通往那个庙的道路，以及构筑工事附近的情形，他都弄清楚了，沿途民团驻地也没有甚么变动。

王团长根据徐主任所侦知的情况，下达夜袭命令，时间算得十分准确。十时,这个独立团的第一营，就已集结在团部门前的广场上。我对他们作简短的讲话，嘉许他们的英勇，鼓励他们努力争取胜利。这个队伍旋即按计划悄悄出发了。我、陈昌浩和那位交通以及几个病兵则留在团部内休息，由留下的几个兵为我们警戒。

翌晨，天将晓，一个从前线归来的传令兵，高声向我们报告胜利的消息，并说王团长带着队伍，随后就到。不久，得胜归来的王团长向我报告，他们已解决那连白军的大部分，获步枪四十余枝，子弹约五千发，俘虏五十余人；除已将所获枪支弹药，由各连分配外，俘虏经过简单的宣传后，已经释放了。我方仅有几个轻伤，已送往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照料。

王团长等都向我道贺，说这次胜利是我的正确指导所获致的。徐政治委员更说到这次行动因有徐主任的侦查，没有经过甚么激烈的战斗，就进入了敌人的驻地。除黑暗中逃跑了一些人以外，敌人概被包围缴械。以前每次行动，多是带着队伍出发，看见情形有利，就干起来，否则退回来，不免空跑一趟。这次计划准确，因而获得空前的胜利。他们在回途中，检讨战绩，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没有我的提示，似不会有这样圆满的结果。

我同样为他们祝贺，并说这是全体官兵和苏区民众一向英勇奋斗的结果。我还向他们说到下次行动时，要注意缴获敌人的文件，如工作器具等，都要掳获回来。他们赞成我的意见，也承认他们自己“游击习气”过甚，只注意掳获枪枝子弹，其他就不大主意了。

十日午后，这个得胜的队伍护送我们向北进发。由独立团驻地（苏区的边缘）到高桥的中心区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有三十华里之遥，那是我们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我开始领略苏区的一般情况。

这一营人装备着新掳获的枪枝子弹（每人平均有三十发了），精神抖擞。在苏区内行进，不用戒备，可以时行时歇。我这个走坏了脚的“伤兵”，坐在临时用竹竿扎好的轿子里，随同团部在队伍中间行进。我们胜利的消息，早已夸大的传遍了各处。沿途的农民争着来看我们所掳获的枪支弹药，和我这个来自中央为他们所称誉的“赛诸葛”的风采。

当地农民与独立团的官兵相处的水乳交融，沿途有不少农民伴着队伍一同走一段路，祝贺胜利之声不绝于耳。他们和独立团官兵的谈话，也是极其亲切，看见我坐在轿子上，他们有的一位我是被俘的土豪，因而说：“为甚么不把他四脚朝天？”或者说：“号一条白肥猪！

要值串把大洋吧！”战士们抢着纠正说：“不要瞎说，他是我们的中央。”农民们听了“中央”

二字，防腐蚀“真命天子”似的，不禁伸伸舌头说：“中央呀！领导我们打胜仗的中央呀！了不得，我说错了！”

我们的队伍在沿途村庄上休息的时候，农民们兴高采烈的将准备好了的茶水，供给战士们解渴。村庄上男女老少都围拢来观看，战士们也非常和蔼的告诉他们，我们是新从中央来的人，特别将他们新缴获的枪枝子弹，夸大一番。这种与农民亲若家人的情趣，是国民党区域里所看不见的。

这些事使陈昌浩高兴得了不得，他觉得出乎意料的发现了许多奇迹，特别是战士与农民的亲密关系，军民对中共中央的信仰，军民一致进行游击战争等，为之赞赏不已。他在那里注意了解实况，也觉得他过去所学的军事知识，许多是不适用的，要从新学习游击战术。后来他终于担任红四方军政治委员的重要职务，成为灵活敏捷的游击骁将。

下午五时左右，我们到达了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一个大村庄上宿营。这一营人旋即分散住到各民房里去了。也有一些战士请假回家，情形显得有些凌乱。王团长曾向我解释，在高桥区中央，不用戒备，一切可以随便些；各排班纷纷找他们所熟悉的人家去住，但他们都会集住在大厅里，不会出乱子的。有家在附近的战士，请假回家了，明早必能按时归队。

我们和团部驻扎在高桥区苏维埃政府的办事处。这是幢较宽大的房子，门口挂着两块大招牌，一是“高桥区苏维埃政府”，另一是“中共高桥区区委会”。房子里面除了陈设简单的办公室和卧房以外，还有一间仓库，里面堆满了农民所捐献的布鞋草鞋袜子之类东西。苏维埃政府人员，正忙着将这些东西分发给战士们。这些鞋袜大小不一，由各战士选用合适的，很费时间。当天，政府还宰了三条大猪，安人分配，犒赏全体官兵。一切放哨做饭等等勤务，概由政府指定本村农民执行，使全体官兵都能充分享受一晚的休息。

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现任中共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他那时担任高桥区中共区委会的书记兼该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这个细长生财的青年人，原系木匠，是一个党龄较老的能干游击家，他的态度严肃，说话也很谨慎。他向我叙述了高桥区发展的经过，现有人口的数字，党员团员人数，自卫军、少先队等等组织的概况。这些事我现在自然已记不清了。

他特别向我说明，高桥区孤悬在鄂豫皖苏区的南端，要经常向四周打游击。如果这个黄安独立团离开了这个区域，白军和民团就要乘机来侵袭。高桥区各地都布满了放哨的单位，敌人进袭时，顷刻之间，他们就会知道，于是区委和区苏维埃的人员，都擎起武器（自然多数是梭镖），携带文件包，上山去了：以免在山上办公，一面指挥作战，还要指挥男女老幼“跑反”（意即掩护老百姓向敌人不宜到的地方藏躲）。自卫军则在敌人的四周骚扰并乘机反击。

因此，敌人不敢分兵深入，有时他们能缴获敌人少数枪枝，有时也遭到失败，人畜被掳去，村庄被烧毁。

李先念所说的，使我对当时苏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敬佩他的能干，后来他被调任红四军某团的团政治委员。从此，我们总在一块对敌作战，他也逐渐成为红四军少数领导人之一。

十一日清晨，王团长率领这一营人护送我们继续北行。徐政治委员则率领其他人员留驻高桥区，办理该团官兵所需夏服等类的事。我们当天的行程是八十华里，北行二十五里后，便出了高桥区境，要通过约五十里的“灰白区”，然后才能到达七里坪苏区边境的一个村苏维埃宿营。在高桥区内，我沿途所见情形，与昨天所见一样，只是再没有人误认我是土豪了。

那些消息灵通的农民，在我轿子旁边走过时，多向我表示亲切的敬意。

将近走出高桥境以前，王团长命令他的队伍改为备战行军。他向我解释甚么叫“灰白区”，就是在本质上仍然是白区，不过区内人们不积极反对苏区而已，我们与灰白区的关系大体上是互不侵犯的。黄安县城离高桥区边境不过五十里，董必武就在这个城里生长，他在城里办过学校，在地方上很有声望。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和农民协会都很左倾。这个灰白区的一些绅士和知识分子多曾是国民党左派，后来国民党反动了，他们有些受牵连，遭到国民党的迫害。因此，这个区域的人们，对“剿共”十分消极。苏区的人也不在灰白区打土豪，彼此一向相安无事。

王团长表示他对灰白区的情形相当熟悉，白军驻在黄安城内和交通要道的据点上，民团虽散布各地，但也很难到偏僻的地方来，平常我们的便衣人员可以在晚上安全通过，白天有几条枪的队伍，也可以去得。只有黄安通河口①的要道是敌人的交通线，我们横过时，要特别警戒。

我们进到灰白区后，情况显然不同了。在路上见不到老百姓，更没有人为我们准备茶水。

在田野间照常工作的农民，不敢理会我们。我们停留在村庄做饭的时候，村庄中的妇孺，并不躲避我们，男子则站得远远的，不敢和我们接近。我们向妇女借用东西，或购买粮食蔬菜，她们不仅不拒绝，而且态度和善。王团长解释，这里的男子躲开 我们，是怕我们去了后，会遭到“通匪”的惩罚。

午后，我们的队伍快要横过黄安通河口的大道时，发现大道上有大队敌人正向河口前进，王团长侦知这是驻在黄安城内白军萧之楚部第四十四师的一旅人，开往河口换防。他征得我的同意后，开始分散队伍向敌人袭击。我也下了轿子，参加这场战斗。我在苏维埃唯一的一次坐轿子，至此就结束了。

我们的队伍以排班为单位，分布在一个很广泛的区域内，我和陈昌浩等随着王团长行动，身边也只有十个战士。我们爬到一个山坡上，观察战况。我看见我们的队伍东一堆西一堆，这里放一两枪，那里放两三枪，向敌人骚扰。这就是被人们称誉的“麻雀战术”。敌人表现的很惊慌，不敢向我们反击，他们占领阵地，交换掩护前进，正向一个高山上的寨子集中，我们的队伍紧紧环绕着敌人的四周活动。敌人用机枪四向扫射，枪声愈来愈热闹，仿佛是一场大战。

黄昏时，敌军都集中到那个寨子里去了。这个寨子四周的城墙系用大石切成，四个城门也很牢固。据说这类古老的寨子在附近是很多的，大多是太平天国时代，当地人民建立起来作为避难之用。这个寨子里面尚留有一些破旧的房屋和水井，白军就利用这里作为据点。

我们的队伍就集结在这个寨子外一处山腰的平地上休息，王团长派出两个小队，分头摸到寨子的城门附近，放了几枪。于是替人都跑上城墙，向四周放枪投弹，枪声炸弹声彻夜不休。其实，我们方面并没有一个人受伤；我们的战士有爱惜子弹的良好习惯，不轻易放枪，这一夜，敌人损失的弹药自然又是不少了。我们的战士纷纷讥笑敌人胆小，这一夜必定不能安睡。

王团长侦知敌人已将城门紧闭，认为今夜再也没有事了，因此命令读物就地睡觉，连哨兵也不派，似是不愿他的士兵有不必要的疲劳。他在临睡之前向我说：“请睡吧！现在可以好

好休息一晚。

”不久，他真的睡着了，我这个初参加游击战的人，在震耳的枪声中睡不着。我心中也对阵前睡觉的事，不以为然，便独自起来，环绕这个宿营地巡视一周，所有战士似都睡着了，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我向寨子走去，敌人的子弹飞过我头上呼呼作响，我没看见一个哨兵，我在那里慢慢踱着，心里想：让我权充哨兵吧。王团长悄悄走到我的跟前，轻轻地向我说：

“你还不放心吗？敌人缩到寨子里面去了，绝不敢出来，我们屡次这样阵前睡觉，绝未遇到过以外，而且我们打惯游击的人，说睡着就立即睡着，有甚么风吹草动，马上又醒过来。”我告诉他要严防万一，如果疏于警戒，总有一天会吃亏的。王团长的神情，似仍不以我的话为然，但也只得勉强派出一班人来警戒。

拂晓以前，我们的队伍，已准备好继续打游击。敌军也开始走出寨子向河口方面移动，我们包抄到敌人的右前方去了。当晨曦初露时，我在一个高地上忽然听见成千上万的农民的呼啸声，震动了四周的山谷。王团长告诉我，这是七里坪区的农民自卫军到了。果然，独立团第二营的第四连有一个传令兵来报告，他们这个连知道我们在这里作战，马上赶来配合行动，还带来几千名自卫军，他指给我们看，他们的指挥所就设在前面那座山头上。

这场似真似假的战争是一幅奇观。全副武装的敌军沿着大路，占领高地，踽踽向他们所要到的目的地移动。由于我们的活动，敌军有时被逼停在高地上，不敢前进；除了放枪以外，不作任何进攻的尝试。另一方面，星罗棋布的农民队伍，却极其活跃，四面威胁，企图使敌军陷于混乱，以便乘机夺取武器。

我观察全盘情况，觉得敌军似旨在避免我们的袭击，是消极的逃避。我们的行动却非常的迅速，到处试探敌军的弱点，是积极的攻击。但我们也有弱点，就是轻视敌军，不注意自己的隐蔽。我曾向王团长指出，我们如果能注意隐蔽，将更能增加敌人的惊疑和避免可能的伤亡。但一般战士总以为隐蔽是不够勇敢的表现，而且也没有这种训练。我知道要纠正这种缺点，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我了解了独立团的作战行动后，就要去看看自卫军。我冒险通过了为敌人机关枪火网所控制的田阪，到达对山的自卫军的阵地，我在那里会见了七里坪区农民自卫军的团长和独立第四连连长等指挥干部。那些自卫军是按连分别集结在各丛林里，每连都有不少的红旗，插在敌军实现所及的地方。队员则拿着梭镖隐伏在树林中。他们时而移动，时而叫喊，也还有些携带箩筐的农民随着自卫军一同行动，这是准备缴获了东西，迅速挑往苏区之用（自卫军到白区打土豪例带箩筐，以便挑走谷子）。自卫军的团长向我解释，他们的任务是协助独立团威胁敌人，要等到敌人混乱了，才能去参加战斗。

近午，王团长因敌军无懈可击，便将大部分队伍，收缩到敌人较远的后面山头上来了。

我代表中央慰问了自卫军之后，也由前线回来和王团长会晤。我们商定由王团长仍带着他的队伍监视当前的敌人，以便等到黑夜再行动。我和陈昌浩等则继续北行，这里到七里坪区一个边境村苏维埃，不足十里路，只须几个兵护送就够了。再过去全部都是苏维埃的辖区，单身也可行走，不必再有人护送了。至此独立团护送我们的任务，已告结束。

在我们（我、陈昌浩和那位交通）三人离开前线向苏区中心行进途中，陈昌浩觉得仅仅两天多的时间，看见了不少的新事物：如对敌军的夜袭，高桥区的活动，农民武装向强大的敌军进行骚扰战等等，这些事，他在上海时，从文件中虽也曾看见一鳞半爪，但究竟不太了解，现在亲身经历，才有深切的认识。

陈昌浩向我说起，他混在战斗中，听见他们的种种议论，知道他们对于中央十分敬重，对于我们新来的人非常关切。他转告我他所听到的一些事情。战士们看见我坐轿子，有点觉得知识分子经不起苦，直至昨天下午我从轿子上跳下来，参加作战的时候，他们又高兴的说：“主席也下轿和我们一道作战了。”今早我要他们注意隐蔽时，他们多觉得好笑，等到我通过火线，到自卫军那边，有人在那里说：“这位主席真负责，连自卫军作战都要亲自去看一看！”

王团长还说：

“以前上级不了解实况，乱下命令，以致难以执行。现在张主席遇事谨慎和负责，看来，以后不会再有那类不切实际的命令了！”陈昌浩觉得王团长这种议论，是值得注意的，也是我们所要肃清的立三路线的残余。

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到达了那个村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是鄂豫皖苏区的边缘。我此后所要说到的，便是这个苏区的概况。

①：河口在黄安西边四十华里，是黄陂县一重要市镇

第三章 推行新政策

我到达这个苏区中心后，立即考察实况，开始试行政革，这种改革的性质，用中共当时的术语来说，是反对立三路线的军事冒险，实施巩固苏维埃和红军的正确路线。同时，用这个苏区的术语来说，是反对“游击习气”，亦即反对土匪军阀的倾向。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受着许多条件的束缚，不宜完全实现。

四月十二日午后，我和陈昌浩由那位交通引路，向七里坪进发。七里坪苏区是鄂豫皖苏区的发祥地，位于黄安北部大别山麓。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这里便是中共党员农协干部和农民自卫军的逃逋薮，也是一九二八年秋收暴动的一个主要地区，成为长江以北的“井冈山”，它的发展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

从这个边境村苏维埃到七里坪是五十里，沿途村庄都遭受过破坏；特别是那些寨子祠堂庙宇等较大的建筑物，大多只剩下断垣破瓦，都是白军进攻时，为了不让游击队利用来作为据点而特别破坏的。人们往往根据这些遗迹，告诉我们一些英勇战争的往事。当地到处布满了岗哨。我们每走二三里路程，就会遇着岗哨的盘查，比高桥区的岗哨组织，似乎还要严密些。这些岗哨都由路旁村庄的少年先锋队担任，他们三五成群，日夜轮流看守岗位，盘查行人，传达警报。

我们通过岗位时，要出示路条，答复盘问。那位交通往往指着我说：“这位是中央！”指

着陈昌浩说：

“这位就是你们小鬼队的总头目！”那些天真的农家孩子，年龄多不满十六岁，颈上系着一根红布带子，手里拿着木棍，听见“中央”二字时，肃然敬礼。我拉着那些孩子，笑着问他们：

“甚么是中央？”他们所知的似是最大的官他们的，甚至比总司令还大的就是“中央”，我故意问：“是不是蒋介石呢？”他们都知道蒋介石是他们所要打到的反动派，而中共中央才是他们所拥护的。

陈昌浩这个少共中央的负责人，很注意哪些少先队的活动。他很详细的询问那些孩子们关于少先队的情况。少先队是少共所领导的，按乡、村和个别村庄分大队中队小队编组起来。

每一个村庄至少有一个小队，人数十余人至数十人不等。这个组织专门担负岗哨的责任，在道路上设明哨，在偏僻的山野间则设暗哨。这项工作几乎花费了各乡村的孩子们的全部时间。

陈昌浩认为苏区的孩子们竟能负担着“警察”“海关”等等繁重任务，真是想不到的事。

他注意考察他们的工作效率，那些孩子们向他夸耀，捉拿间谍，防止走私，传达白军民团进攻消息等项，是他们常做而又很具成绩的。陈昌浩知道那些孩子，多数失学、不识字，便问他们如何识别路条的真伪，他们都是记住路条的暗号和印信的特点，稍有可疑，就详加盘问，因此，很少漏网。他还问他们如何对付携带武器的敌人，他们的答复是随时能获得村中成年人和自卫军的援助，只要一声喊叫，就有很多人围拢来。

我们走了约一半路程之后，所遭遇的就不是盘问，而是欢迎了。我们所过的村庄，总有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少先队在列队欢迎。我们检阅这些仪仗队时，乡村中的负责人往往向我们解释，向村中男女大人，都忙着公私工作去了，剩下的只有在家休息的少先队。这无异告诉我们苏区的人力十分缺乏。

黄昏时，我们到达了著名的七里坪。这个小市镇上的房屋，多半历经战火的破坏。虽经苏维埃动员人力先后重建起来，但不能说已复旧观。七里坪区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少共七里坪区委会等机构都设在这里。好一点的房子都被这些机关占据了，穷苦的农民们都挤住在为数很少的房屋里。市镇上已没有买卖，气象显得十分萧条。

我们住在中共区委会的办公处。饭后，去苏维埃主席和中共区委书记以下的党政负责人，都来和我们聊天。我经过这三天行路的锻炼，不再有不惯的的感觉，精神抖擞。我向他们说：“先将你们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提出来谈谈吧！”那位区苏维埃主席回答：“粮食问题是最困难的。现在刚整田插秧，离夏收还有三个多月，全区所存粮食，约计能维持一个月，要缺两个多月的粮，看来要发生严重的饥荒。”在座的人都众口一词的支持这位主席的看法。

他们分析粮荒的原因，认为这一带水田少，山地多，盛产花生，由于苏区和白区的隔离，花生卖不出去，粮食换不进来。土地已经分配了，因人力和耕牛农具的缺乏，有些田地荒芜。

苏区许多壮丁参加了红军和地方武装，剩下的农民所担负的任务也太多，如自卫军、担架队、运输队等。妇女要做鞋袜供应红军，小孩子要站岗放哨，老年人也要忙着打草鞋，因而人力极感缺乏，耽搁了生产工作。此外，敌人侵袭苏区的时候，前奏耕牛，捣毁农具，更是这些东西不足的主要原因。上级虽然号召加紧生产，并没有解决实际困难，何况鄂豫苏区各机构都设在这个区域内，人数在五千以上，红军经常在这里经过或停留，又增加粮食的额外消耗。

这里附近各苏区又都缺粮，没有互相调剂粮食的可能。

他们一向靠到白区去打土豪来解决粮食困难。每当红军向白区行动的时候，农民都踊跃参加，大批自卫军和运输队，满筐满箩挑着谷子回来了。挑回来的谷子，按成分配；自卫军和运输队通常分一半，另一半则交苏维埃作为公用。但是现在四周已无土豪可打，除非到很远的白区去，才能取得粮食。

他们也认为到白区去打土豪，引起了白区人民的反感。依照打土豪的原则，是应发动白区当地的农民，自动起来打，由此获得的粮食，也应该分给当地的穷苦农民，这才不会招致多数人的反感。可是现在是由苏区的人去打，粮食也全部运走，这不仅失掉了打土豪的意义，而且被打的区域，因为粮食被运走了，粮食供应就会不足，粮价也要上涨；此外，自卫军和苏区农民到了白区之后，那里还能分辨土豪不土豪，还不是见粮食就“打”。糟蹋粮食的事也是在所难免的。因此，白区的农民往往站在民团方面来对付我们的游击队。鄂豫皖苏区的周围，有些地方民团势力日渐强大，可以说主要是因打土豪而引起的。我们明知如此，但也没有其他可以代替打土豪的办法。

我觉得这是急须解决的严重问题。不过这里只是一个区的范围，一牵涉到整个政策，在这里就无法解决。我因此提出增加生产的主张，来和他们商讨。我问他们，你们这里有些甚么早熟的农作物，尤其是在一两个月内可望收成的东西。我还告诉他们，井冈山在缺粮时，一般战士和农民有好几个月只有南瓜吃的故事。

我的意见引起在座者的兴趣，在座的老农们说到他们已往加紧生产工作，是一般性质的。

重点也是放在增加稻谷的生产上，其实，这一带盛产瓜菜，一些荒地上，还可种山芋黍谷类等，其中多数是早熟的，既不需很多的人工，种籽也是现成的。如果发动老幼妇女注意生产这些菜蔬杂粮，对于渡过这段青黄不接的粮荒时期，将大有助益。

我们商谈的结果，决定了增产早熟农作物的具体措施。我们要求这个区域内每一个人至少都要种五颗南瓜，每户都要增种一块地的蔬菜和杂粮，并要求少年先锋队员们，在放哨或在家休息时，都要尽力做这些事。其他成年男女也应利用片刻的闲暇时间，在驻地附近进行这些工作。各户对于种下的农作物，应随时照顾。此外，区苏维埃还应注意不浪费人民的时间，减轻他们的劳役，并厉行节约粮食等等。

在座的人觉得这些办法是可行的，认为加紧生产再也不是空洞的号召，二是要切实去做的。我也警告他们，到白区打土豪的办法，在原则上很不对，须要停止。如果他们不在增产和节约两方面努力，那就只有等着饿死。在座的人由于他们已有经验，对于这个问题，似也认识得 很清楚，后来事实证明，他们也执行的很起劲，收到了很大的实效。

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中央特别委员会是这个苏区的最高机关，设在距七里坪北面十五里路的村庄中，由七里坪向北走三十里即是鄂豫皖交界的地方。翻过大别山，再走十五里边到了河南光山的一市镇——新集（后为国民政府改为经扶县。当时鄂豫皖区的中心机关，就散设在七里坪北面的一些村庄上，不到一个月就迁到新克服的新集来了。这就是后来知名的鄂豫皖区的首都）。十三日早，我们由七里坪中共区委书记陪同向北进发，这是我们这次旅行的最后路程。我们那天早上走了约一半路程，边到了这个区域的军医总院。我们看见一个大村庄，面临着一条小溪。村庄内有一千多个伤病兵，这是由军分会军医处直接管辖的。在这个村庄的广场上，有成百的伤病兵，晒着春日早晨和暖的阳光，解开衣服在捉虱子。这使我联想到这里的卫生问题，当时是十分严重的。一路所见的战士和普通人们，多患着满身干疮，我想这与虱子很有关系。这里的人无法抵抗虱子，因而有一种荒谬的说法：“身上的虱子

越多，革命的资格就越老！”我这个来了不到五天的人，也曾在衣服上捉到几个虱子，足证这个小动物是无处不在的。

村前小溪边，成百的妇女在替伤兵洗涤衣服。七里坪区委书记告诉我，这些洗衣妇女，便是妇女慰劳队。这种组织为鄂豫皖妇女运动委员会所领导，也是依地域分编为大中小队的。

这里附近村庄的妇女慰劳队，轮流来为伤病兵洗衣服，缝补衣袜，帮助料理伙食，并为医院洗绷带。以为绷带不易得到，所以一条绷带必须常洗，一直用到完全破烂为止。不在医院附近的妇女慰劳队，经常也是工作纷繁，如代红军缝补鞋袜织补衣服等。反动派造谣说苏区的妇女慰劳队是营妓性质，其实，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她们不仅工作忙得很，而且有很多都是老太婆。

那位区委书记，提起这个医院，就觉得很伤脑筋。他告诉我们，这个医院院长，前几天就被伤兵打伤了。伤兵特别暴躁，伙夫的伙食做的不好，护士照顾不周，都会引起伤兵的不满。他和其他同志到这里来慰问伤兵的时候，也曾遭到他们的奚落。其实，医院所欠缺的东西太多了。医生、护士、药品、以至医疗用具无一不缺，也难怪伤兵要闹别扭。尤其是动手术的时候，因为缺少麻醉剂，接受手术的伤兵往往会痛的惨叫起来。这又使其他伤兵听了寒心。这个医院的政治部成为伤兵责骂的对象，军委会也毫无办法，老是要医院负责人忍耐，不要触怒那些伤兵。

我们在这个医院巡视一周，觉得医院的负责人大致上做到了他们能做的事。那些伤兵们都住在民房的大厅和较好的房间中，窗户都已经改大了，也增设了新窗户，空气和阳光是充足的。伤病兵都是按伤势和病情来分类居住。约有半数睡在木板上，其余则睡在稻草上。所有病房都很干燥，也收拾得很干净。各种娱乐设备，在当时条件许可之下，也是应有尽有，伤病兵在这方面相当感觉兴趣。因此，我想到引起伤病兵不满的原因，大概不是医院当局的力量所能克服的困难。我只有向伤病兵和医院负责人，表示一般慰问的意思，也不敢做过多的承诺。

我们由医院出发。不一会，王平章、郑位三、戴季英、周纯全、郭述申、徐立清等都在大路上迎接我们。这些同志们都与我会过面，但有些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姓名了。我们就别重逢，分外亲切。他们告诉我这里最近的一些军事胜利消息，主要是里这里三十里北面的新集，原始地主民团的坚强堡垒，不久以前被我们围攻下来了。由于这个胜利，使我们在河南光山罗山等县的工作更易于发展。曾钟圣还带着一部份军队继续围攻新集以西的几个寨子，目的是要打通新集与罗山宣化店苏区的交通，扩大苏区范围。现在他们已通知曾钟圣赶回来和我会面。

这些同志们都与我会过面，但有些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姓名了。我们就别重逢，分外亲切。

他们告诉我这里最近的一些军事胜利消息，主要是里这里三十里北面的新集，原始地主民团的坚强堡垒，不久以前被我们围攻下来了。由于这个胜利，使我们在河南光山罗山等县的工作更易于发展。曾钟圣还带着一部份军队继续围攻新集以西的几个寨子，目的是要打通新集与罗山宣化店苏区的交通，扩大苏区范围。现在他们已通知曾钟圣赶回来和我会面。

我和这些负责同志会面之后，很注意了解当地的实际问题，特别是粮食问题。但同志们所希望于我的，却是告诉他们这个区域以外的好消息。每次从中共中央来的要人，首先都要作一篇冗长的政治报告，描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夸大这个区域以外的胜利，作为振奋人心的法宝。着似是立三路线所养成的作风。我也曾很持平的告诉他们一些各地的实况，他们似觉得不够刺激。我乃强调我们如能将当前的事情做好，就是推进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切实步骤。

我们的讨论仍是从粮食问题开始。我告诉他们我在七里坪时 所知道的粮食情况，和已采取的急救办法，要求他们告诉我整个区域粮食问题的现状。

他们告诉我鄂豫皖苏区有两个主要部份：一是以七里坪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一是以金家寨②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在鄂豫皖边区内，叫老一点的苏区有黄安的七里坪和高桥区，麻城的北区，罗山的宣化区，这些地方缺乏粮食的情况，大致是相同的。其中高桥区因四周连接白区，比较容易解决些，至于新开辟的光山新集区和在新集以东的沙窝区，粮食的情况还要坏些。这都是经过长时间打土豪的结果。现在这两区的北面，布满了民团势力，而新集沙窝两区的人民大半为民团威胁走了，土地荒芜了，粮食也没有了。

至于豫皖边区，包括六安的金家寨区，麻埠区，霍山的流破幢区，商城的南区，和英山北部的游击地带，粮食状况，大致要好些，因此大部红军，已开到那里去行动和就食去了。

他们认为那里的情况也和七里坪一带有相似的地方。六安一带盛产茶叶麻竹材等，但不易运销出去，所需粮食和其他日用品，也不易运进来，而且军队在那里驻扎久了，到处打土豪，同样会增大白区和苏区的对立形势。

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迅即扩大为一般经济问题，乃至整个政策问题的讨论。在一般经济政策问题上，出增加粮食生产外，还要解决苏区内部和苏区与白区之间的商业问题，市场价格问题。那时苏区盛行一种强迫规定商品价格的办法，价格也规定得 很不合理，如粮食价格一般规定得很低，这就造成了粮食外流的状况。我的同志们告诉我，尽管苏区内粮食缺乏，但仍有少数粮食从苏区流出去。因而我们觉得，要解决粮食问题，就要废除限价，抬高粮食价格，活跃市场，使苏区以外的粮食，有流入的可能，同时使苏区的粮食不会流出。土产流出去，换粮食进来。而且苏维埃政府，要全盘改变它的经济财政政策，即由打土豪转变到税收制度的建立，但这又非一时所能完全做到的。

就在这些问题上，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少数同志如具有立三倾向的戴季英，认为改变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粮食缺乏的实际问题，只有注意军事发展，继续打土豪，同时纠正一些打土豪所发生的缺点，才是比较有效的办法。多数同志如郑位三、王平章等，则觉得打土豪已经造成赤白区的对立，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不能巩固苏区，而且将危及苏区的存在，只有逐渐建立财政经济制度，加紧节约和生产，逐渐废除现在打土豪的办法，才是根本之图。

不两天，曾钟圣从前线赶回来了。他告诉我一些军事情况和他正在执行的军事计划。当时红四军是由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军政治委员。这个军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等三个师。第十第十一师各有三个团，第十二师则仅有两个团（其第三十五团尚在扩编中），人数约一万人，枪枝六千多一点；再加上地方武装的枪枝，合计鄂豫皖全苏区约有九千条枪。

邝继勋带着第十一师全部和第十师的两个团到金家寨去了，他们的任务是相继解决驻扎在流破幢、麻埠③这些市镇上的驻军，以期夺取敌人武装来壮大自己，并扩大苏区的地盘。

那一带粮食较充足，可以在那里多行动一些时候。但从此地到金家寨去，中间隔着约一百里的白区，交通阻隔，因此，无法知道他们行动的近况。

曾钟圣认为国民党政府现在并无进攻鄂豫皖苏区的整个计划，只在边缘上有少数白军配合民团经常骚扰。在新集克服后，他会同余笃三和第十二师师长徐向前，指挥第十二师和第十师的第三十团在新县西北一带地区活动，企图扩大光山星山的苏区地盘。谁知那里的地主们坚守着一些寨子，不肯放弃，我们围攻高山寨时，伤亡竟达千人，最后还不得不放弃围攻。

他觉得要进攻那些寨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当地人民都被胁迫到寨子里去了，粮食和其他的一切也被他们搬到寨子里去了。我们军队所遇到的是严格的坚壁清野，旷日持久，粮食无以为继，攻坚又无重武器，不免招致伤亡。他也承认贫民们追随着地主民团，坚决抵抗我军，是由于打土豪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军分会本身组织并不算是健全的，面临的困难也很多。据曾钟圣告诉我，因为干部缺乏，只有优先充实战斗部队。这样，军分会本身在人手上更相形见拙了。担任参谋长的蔡申熙，原任第十师师长，因负伤未愈，才改任参谋长，现在他又兼任军事学校的校长，经常在校里授课，不能实际执行参谋长的职务，现在参谋部只有一位年轻的李参谋长主任负实际责任，参谋人员少的可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由余笃三兼任，余到前线去了，政治部的人员多随同前往，剩下的也为数无几了。军事学校学生不到两百人，住在离这里有六十里的沙窝区，这些学生除上课外，还要担任繁重的警戒任务。军医处和军需处的组织倒是很庞大的，军医处所属的医院经常有四千伤病兵；军需处附近设有许多小工厂，如修械厂、被服厂等，还看守着上千个被抓来的土豪，总共人数要逾两千人。因此军分会的直属机关就超过了五千人。

军需处所看守的那些“土豪”，是按他们的身份，分别予以“优待”

，希望他们能设法缴

出一些罚款、医药用品以至军用品等。但日子久了，在他们身上愈来愈榨不出甚么油水来了。

赤白区的阻隔，白军民团的封锁，以及那些土豪确缴不出东西等等困难，使军需处这项工作的效果，逐渐缩小。

被俘虏来的岳维峻师长，似是一个最突出的“土豪”。军分会曾向他表示，如果他能供应红军二十万元的物资，就可以释放他。岳也欣然接受这个条件，认为这个数字是他能力所能做的到的。据曾钟圣告诉我，岳维峻这件交易被国民党武汉行营知道了，因而从中作梗。其后运进来的物资，如医药品，不是赝品逾期品，便是有害的东西，而且经手送物资的人，也多是武汉行营派来的特务。曾钟圣也判断不出这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爱惜岳维峻，抑是岳维峻有意捣蛋。

根据这些情况，我提出了初步改革计划。我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中央所给予我们的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这个苏区的根据地，建立坚强的苏维埃政权和壮大红军，以期配合中央苏区（即江西苏区）和其他各苏区一致行动，争取更大的胜利。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中共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方针，检讨我们的工作。某些错误应当纠正的，某些政策应当改变的，都应当立即采取具体步骤。

我表示我初来，许多事还不完全了解，而且沈泽民等同志也还没有到这里，因而我建议俟沈泽民等到达后，再行改组，建立中央分局和鄂豫皖边区省委。在没有改组以前，仍由特委会负责，我则暂以中央代表名义，参加特委会工作。特委会应从速准备召集一次特区党员代表大会和苏区工农兵人民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的任务是厘定我们的全盘政策。

现在所要立即解决的有下列几个问题：一、纠正乱打土豪的风气，立即释放一部份已拘禁的不重要的“土豪”，以期改善赤区与白区间的关系。二、厉行增产节约，解救粮荒，依照我在七里坪所提出的办法，予以适当的补充，立即通令全苏区实行。三、实施新经济政策，其要点是：取销限价，奖励经商，活跃市场，提高粮食价格，输出土产品，建立税收制度和苏维埃银行，发行苏维埃纸币。四、土地政策、苏维埃制度和党的组织的健全等，也应立即研讨其利弊得失，以期实施相应的改革。

曾钟圣对我的主张表示疑虑。他显然轻视了打土豪所发生的错误，认为既要打土豪偏差时难免的。他还认为我的办法缓不济急，不能坚决实际问题。他以军人的头脑，认为我所说的这些偏差，只有在军事有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纠正。他向我说：“我素来认为国焘同

志雄才大略，一定有办法取得军事上的惊人胜利，不料他现在竟注意一些不易解决的次要问题。”我觉得这些话正是立三概念的标本，但也不便直接指出来。的确，我那时是不愿意轻易给同志们戴帽子的。像“立三路线的残余”这类的术语，我就没有用过。我强调只有政策正确，又能纠正明显的错误，尤其是不可保有土匪作风，才能获致军事胜利。决不可因果倒置，误认在军事胜利后才能整饬内部，注重政治纪律。

曾钟圣这样的观点，在这个苏区内是具有代表性的，也是不容易完全纠正过来。我们后来就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另一方面，在这个苏区里也有不少深明大义的人如王平章、郑位三，他们极力支持我的全盘主张，认为这是他们早就想做的事。周纯权根据他在政治保卫局工作的经验，认为打土豪发生了严重的流弊，主张立即释放拘押中的大部份土豪。蔡申熙是另一位具有声望的军人，同样支持我。他向我指出红军干部中游击习气甚深，邝继勋余笃三的领导软弱无力，师团级干部中有不少个人英雄主义在作崇，他要求我首先注意红军干部的工作，以纠正他们的游击习气。

我认为在讨论中所揭露出来的问题，都不简单。我了解了一些实际状况，更觉得立三路线并非偶然发生，其出发点就是将迅速争取军事胜利放在不适当的首要地位，利用南京政权的混乱和各派军阀相互战争的时机，急速发展红军，向武汉进攻。这种计划实说不上是无产阶级的近代军事行动，也无胜利之望，但李立三总以为值得去冒一下险。曾钟圣的说法也是基于许多实际情况，有理由可以自圆其说。我设想毛泽东大体采用了宋江在梁山泊聚义的做法，将逐渐扩大自己实力一点放在首要地位。这虽然是唯一可取的途径，但其实际策论，则甚少说明，也许含有甚多农民叛乱的色彩，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

我认真检讨了一番，以理正我的基本态度。我曾经自己问自己，我能向立三路线让步吗？

或者说，是打吹一阵革命的好消息，强调不顾一切争取胜利的方针吗？当然是不可能。因为一九三 0 年九、十月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战事结束，蒋氏获得胜利。南京政府内部虽然仍有许多纷扰，但蒋氏势力是加强了，他可以集中更多兵力，来对付苏区和红军。

中共中央搬往各苏区，也并非是因为苏区不久可以有惊人的发展，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在上海和整个白区不易立足之故。此时此地，我如果重复一些李立三的论调，岂非十分可笑。

我能像毛泽东那样，仿佛自己是纶巾羽扇，身怀无字天书，装作未卜先知的军师么？或者说，既然要领导农民，自己就要农民化一点。我认为不可为，而且不屑为。共产主义，显然是一种近代革命思想，而梁山泊主义，显然包含封建迷信等等农民叛乱理想，两者如何能混为一谈。如果用另一种观念来说，也许可以说我太不懂得共产主义的中国化了。

我这个人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斯大林，身怀不满，而且又是不为他们所信任的人，我能以手持共产国际的令箭自居么？我不能、也不愿意一开口就搬出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来吓服那些“土共”。我更没有扮演过手持“正确路线”的“上方宝剑”

，处罚那些立三分子

和那些行行式式不听话的人。五年以后，和我一直共事的陈昌浩向我说过一些带有批评性质的话，其大意是，我是他所最敬爱的领导者，有一些特长为他们所不及，但他直说，他从未听见我吹嘘共产国际，甚至连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字都很少说到，这是使他心情不安的。

当时我承认他所说的合乎事实，但也指出有些经过情形他不完全知道（上文大致叙述了这些经过情形）。

接着我发表了一次总结式的重要演说，我向这个区域的全体负责干部阐明了我的态度和工作方针。我表明我自己支持巩固苏区和壮大红军的方针，但如何实施，除已有决定外，仍须由我们自己去研究并草拟计划。我自己就抱着一面工作一面研究的态度。我说明江西红军在本年一月间消灭张辉瓒师的胜利，虽令人鼓舞，但是苏维埃走向红军胜利，还有一段漫长的时间。增加自身力量不仅要从量的方面，而且也要从质的方面下工夫。我们应当努力争取战争胜利，扩大苏区和红军，一刻也不能放松使红军成为“王者之师”。我们要淘汰一些地主富农分子，使其完全为中共领导；加强战斗力，不乱打土豪，经济上一点也不乱来，使苏区成为模范政治区，分好土地，政治清明，官吏廉洁，以自别于国民党政府那种鱼肉人民的作法。要完成这些繁重任务，首先要努力是特委会下的所有组织布尔什维克化。

我的主张获得特委会大多数委员的积极支持。我素来的信誉，使那些多少知道我的同志们相信我会领导他们走上较妥善的胜利道路。他们听了我的解释后，表现的心悦诚服，即使是抱怀疑态度的曾钟圣，也转而表示支持。接着我接管了军委会主席的职务（曾钟圣则退居军委会委员）

。我也经常参加特委会会议，推行我的新政策。首先是从拘押中的一千多个土豪中，第一批无条件释放了三百多人，其余陆续清理，不久又释放了一大部份。增产蔬果和早熟农作物的办法在全苏区内，积极推行。苏维埃负责人忙着调配一些粮食，分配给那些极度缺粮的人。苏区内的几个主要市镇，商贾卖贩活跃起来了。有关财政经济的条例，陆续制定颁行。印刷厂也在筹设之中，准备发行纸币。

军委会的军需处是一个最保守的机构，其负责人对于我的改革甚感惶恐。他们认为释放土豪，使主要财源断绝，将无法解决军队的供应，目前最急迫的就是军队的夏装问题无法解决。我不得不亲自去考察这个问题，清查了军需处的库存，找出积弊和浪费所在。我和他们详细研究如何节省用料，如何利用旧存服装，如何控制发放等办法。结果发现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制成一万五千套，比原拟制成的一万套，多出三分之一。又由于我的这些努力，证明了军队供应不会受到重大影响。同志们的忧虑减少了，改变政策的障碍也减轻了。

我在这个苏区中心，忙了约两个星期，一切工作的进行，大体上已建立了一个新秩序，但我仍没有与红四军广泛接触。我决定到金家寨去，看看那里的红军主力，试图推行同样的改革，去掉一些游击习气。灌溉一些革命的作风。同时，特委会也准备将所属机构迁移到新集去，并在那里筹备党和苏区大会的举行，以讨论我所开始试行的新政。

① 即少年先锋队。

② 金家寨在安徽省六安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接河南省商城县界。

③ 麻城亦称麻埠镇，在安徽省六安县西南九十里。

第四章 金家寨之行

一九三一年四月底，我由七里坪区出发，前往豫皖便苏区中心金家寨，并在红四军中工作了一个短时期。我了解了这个苏区及红四军更多的情况，为我后来提出全盘改革计划，做了进一步研究。

我翻过鄂豫交界处一座并不很高的山腰，首次莅临我们即将作为本区首都的新集。这个城堡式的小市镇，原系地主们的坚强据点，现在正好为我们所利用。这里的城墙，经历年培修，高大坚固，超越一般的县城，市镇上当铺商店粮仓以及多数住宅，均建筑的颇具规模，为这一带所罕见。在这个赤区中心，这里自然是最适宜于作为首都之用的。当时，地主们早已逃走了，房屋多未遭破坏。同志们正从事与整理市政，计划迁移。

红四军政治委员余笃三率领着第十师的第三十团在这里迎接我。他是从新集西北面的前线赶回来的，他所率领的第三十团则预备护送我到金家寨去。这位工人出身的余笃三，原是武汉使其汉口一个工会的领袖，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反米夫派的积极分子。四中全会后，米夫派在中共中央得势，使他颇为不安。他对第十二师攻打高山寨招致重大伤亡一事，引咎自责。对于他的现任职务，他也觉力不胜任。我曾嘱他暂居新集，指导这个区域内的军事活动，一切俟我自金家寨归来后，再行解决。

翌晨，我偕第三十团继续东行。我们这一日的行程共六十里，沿途可以从容浏览。我当时已接任军分会主席，有马代步，一切杂务，也有随从人员料理。因此，我这次旅行，不若前次步行的艰辛，可以专心致力考察各方面的情况。任三十团团长的王树声成为我的向导，他一路向我叙述他在这个区域里所经历的事，使我对这里的发展，有更亲切的了解。

王树声团长在这个区域内是参加游击队最早的一个。他自始就参加这里一个基干的游击队，从队员积功升到团长。因此，他的个人经历也就是这里游击队成长的经过。这个团长，身体强健，行动敏捷，对于本区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谈吐处事，充分流露出久经历练的游击健将的才气。他所率领的第三十团跟他一样，也是在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在红四军中算是资格老而又最有战斗里的一团，共有官兵一千一百多人，步枪八百余枝，重机枪四挺，这些实力远非黄安独立团所能比拟。全团官兵对于王团长十分敬重，资望较浅的团政治委员也唯他马首是瞻。

王树声眉飞色舞的描述当地游击队的最初发展，现在就我所能记忆的，略志于后：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占领武汉不久，麻城也光复了。那时农民协会开始组织，他正在麻城中学念书，成为 CY 的团员，并参加农协工作。他旋因工作积极，升为农民自卫队的大队长。

他们干得非常起劲，

“打到土豪劣绅”

，

“打到帝国主义和军阀”

，

“减租减息”等口号更是叫遍

各地；也曾捉过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行。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又提出“分配土地”要求，但没有实行，就发生了国共分家的惨剧。

该年七月间，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鄂东北黄安黄冈黄陂和麻城等县农协，都遭受到反动势力的压迫。这些农协干部、中共党团员，也有一些国民党左派分子，纷纷向黄安麻城北部的大别山“跑反”①。他们有些带着农民队伍，托着破烂的枪枝和梭镖之类的武器，东一股，西一队，没有统一指挥，也没有一定的行动方针，时而抵抗，时而躲藏，情况相当混乱。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各地，举行秋收暴动，提出“平分土地”，“杀尽土豪劣绅”，“组织工农苏维埃”等口号。他们乃集合这些分散的农民队伍，进攻黄安麻城等县城。那时农民队伍还是乌合之众，毫无作战经验，敌人枪声一响，他们便四散奔逃，受到好几次的重大损失。

而中共中央，不知当地的实际情形，常鼓励他们去暴动，未免近于儿戏。

一九二七年的下半年和一九二八年，白色恐怖十分厉害。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开到黄安麻城一带驻防。夏本人就是麻城人，这一师的官佐也多是本地人，地方情形既较熟悉，又与当地地主民团势力相结。他们捉到农协的人就杀，有全家被杀的，有房屋被焚毁的，并且分区分乡实行搜山清乡。中共党龄较老一点的党团员和重要的农协干部多被杀害，而无辜农民之遭殃着就更多了。这种白色恐怖，自然也逼着一些人不能不跟着农民的队伍上山。

面对这种白色恐怖，似无法与之抵抗。一般同志不是怕死，就是失望，纷纷逃亡。不少的人埋藏枪枝，改名换姓，逃出这个恐怖区域；另一些人藏在山林深处，每晚更换几个地址，以免遭到杀害。王树声所参加的那一支农民队伍，算是最坚强的，藏在深山之中，昼伏夜出，又是集中行动，有时分散战斗，偶尔还能予敌人以打击。但队员损失和逃亡者甚多，他们由百余人，减到五十人，最后只剩十八人了。

王树声这支队伍的十八个人，九个是党团员，其余九个便是大别山中的绿林好汉。那些好汉们原在农民队伍中只占少数，大体还能循规蹈矩的跟着多数走。现在他们占了半数，也就原形毕露了。

在一个月明之夜，那九个土匪坐在王树声等九个共产党员的对面，声言要开谈判。土匪头目说：

“你们共产党都是傻瓜，性命朝不保夕，还谈甚么‘土地’‘苏维埃’，我们要的是‘吃

喝乐’，再也不能跟着你们共产党傻瓜了。把你们九个人的枪枝子弹和钱财都交给我们，好好分手，否则，我们就来分个高低！”原任这一队的队长看形势不对，和颜悦色的对土匪说：“请

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商谈一下。

”

他们九个人得到土匪的同意，进行密商。结果认为如果火拼的枪声响起来，四周民团必乘机围捕，那是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那些枪法高明的土匪火拼，也是凶多吉少。

他们处于劣势，不得不采取让步政策。那个队长只得向土匪说了一些好话，要求不要火拼，应允将所有的钱财，全部交出，但枪枝子弹则须保留，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谈判，结果将全部钱财交给土匪，所有九个同志的子弹，还分一半土匪，才获得妥协。他们在分手的时候，还相约以后不互相敌对，不互相破坏。

他们九人与土匪分家之后，更是垂头丧气。每人子弹只有十几颗了，又无法补充，形单势孤，前途茫茫，不知所措。王树声当时是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也埋怨队长无能，没有好好驾驭土匪。幸好，当时有一个名叫符定一的队员，是广东籍的老农民干部，提供了一些新的希望，他劝同志们不要悲观，认定打游击是有前途的；他指出土匪迟早要离开我们，现在能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中之大幸。他说他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有些游击战争的经验，这里的情形，经过近一年来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可以帮助同志解决许多游击上的困难。

而且他善于夜间识别方向，懂得江湖上的窍门，必要时他自己可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他们听了符定一的话，才又振作起来，并推举他当副队长。

王树声很佩服符定一，认为是先进的广东农民运动，产生出来这么一位杰出的人物。符定一在他们最艰苦的初期，以远见、忠诚、勇敢等资质，对这个区域的游击战，发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最后还贡献出他自己的生命。王树声说到这里还问我：“主席认识这个人吗？”

我回答：

“认识的，他是广东同志，初系广东农协的职员；武汉时期，他被调到湖北农协任干事。矮矮的个子，一声不响，很老实，到很有干劲。”

王树声继续告诉我，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虽然打了许多游击，经验仍感不足。符定一任副队长之后，一切安排都较妥当，他还教他们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知识。不久，符定一坚决建议，要他们设法去劫夺一些金钱，他好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子弹。这样，他们又过了一段短时间的土匪生涯。

有一次，队长派王树声和另一个队员去抢劫。这两个知识分子想了半天，觉得无从下手。

最后王树声想起他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方叔父，他小时候常去他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他们两人躲在那家屋后的树林中，等到天黑，他们蒙着面从后门溜进去，掏出手枪，禁止事主声张。不料这家的老太婆认出这两个蒙面客中有一个是王树声，竟叫出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惭得无地自容。这位老太婆是王树声的叔祖母，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之后，似减少了恐惧，转头和他的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子大概是急得无法才来的；如果让清乡团知道了，就要弄出许多是非，不如赶紧给他们所需要的让他们快些走。于是这个老太婆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头五十元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他们拿去。王树声此时不忍拿那包首饰，只拿了那筒现洋，并冲口而出的说：“谢谢您家！”便与他的同伴，急从后门溜走了。

符定一带着他们几次劫夺来的金钱，前往汉口，购办武器，这是一件极危险的工作，尤其是由说广东话的人来担任，更是令人耽心的。可是符定一很自信，约定十天准能完成使命回来。谁知道了第十天，仍无讯息，多数人在耽心他的安全，也有人在怀疑符定一是骗钱跑了。直到第十一天晚上，符定一背着两支新驳壳枪和几百发子弹回来了。这件事，使全队的人大为振奋。

原来符定一在来回汉口的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间认定方向，通过没有路的地带，逢山过山，逢水涉水。他昼伏夜出的弯弯曲曲行进，避免了一切的盘查，甚至就没遇见过行人。他饿时，便偷吃一些田野间的瓜果之类；忍饥挨饿，吃尽艰苦，回来休息几天之后，才恢复健康。他在汉口时，用江湖窍门，找到广东同乡，介绍他与日本军火商人接洽，才成交了这笔买卖。

由于他们能购买军火，他们的观念也随着改变了。他们在计划如何扩充实力，如何展开行动。他们将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要那些躲藏起来的同志们，把他们埋藏的枪枝和金钱拿出来，重行参加队伍。同志们知道他们所缺乏的子弹，可以得到补充，也可望获得新的枪枝。

这样，大家都乐于参加，他们队伍的人数便陆续增加起来了。

符定一从此专门担任这项“跑汉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两次，有时还带一个助手去。

他这样做了约半年的光景，使他们增加了三十多条短枪和各种子弹，其他如指北针、望远镜、表以及急救药品等，均赖他获得了相当的供应。而且由他恢复了他们与白区党的联系，建立了交通线。从此，他们可以获得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可惜符定一的计划还没有全部完成，就在最后一次赴汉口的工作中，再没有回来了。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国民党杀害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间，武汉一带发生蒋桂战争，黄安县的七里坪镇和麻城北部的张店镇的驻军撤走了。于是，他们的队伍，开始到处向民团进攻。他们虽缺乏游击经验，军事行动不一定很顺手，但已逼使民团集中到较大的市镇，不敢分散行动。他们仍能占有一些乡村，组织苏维埃，发动农民打土豪，分土地。

一九二九年夏季，王树声所参加的这支游击队扩大到了三百多人。中共中央所派去的徐向前到达了他们那里。徐向前是山西籍的黄埔第一期生，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的农民暴动。他随后就成了他们的大队长。这个大队新编为三个中队，王树声就升任为其中的一个中队长。据王树声说，他起初听不懂这位大队长的山西腔，常要借助于纸笔。徐向前教会了他们许多军事知识，并发挥他那优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他们的军事行动便节节胜利。大队的人数也迅速增长起来，由几百发展到一千到二千……苏区也跟着扩大，其他各地的同志也聚集到他们这里来。

同时，以金家寨为中心的豫皖边区，也由一些当地的同志，和他们一样的艰苦奋斗，建立起另一支游击队伍。在蒋桂战争以后，这支队伍也获得迅速的发展，中央又派了安徽籍的黄埔一期生许继盛去领导，组成一个大队。

一九三 0 年中央命令将“鄂豫边区”和“豫皖边区”这两块苏区合组“鄂豫皖苏区”，归中共特区委员会领导，并设立军分区分会。他们这些游击队合组为工农红军第一军，不久又改为第四军。由曾在四川任过旅长的邝继勋任军长，徐向前的大队编为第十师，徐任师长；许继盛那个大队编为第十一师，由许任师长，由于军事的继续发展，不久又编组第十二师，调徐向前为第十二师长，以担任编组的重任。第十师师长则改由另一黄埔第一期生蔡申熙担任。此时，红四军师以上的干部大多是由中央派来的，团以下的干部则多系由这个苏区老游击干部担任。

王树声对于许继盛那个大队发展的经历，虽然知道的不多，但总觉得那个大队在发展中的遭遇，似不如他们这个大队在成长中所受的困难之多。他觉得曾钟圣邝继勋蔡申熙等对于本区的成长，并没有甚么了不起的贡献。但他确是推崇符定一，视之为最先的开拓者。其次，他认为徐向前是红四军的第二个功臣，是他的长官，也是他的老师，总之，是领导他获得胜利的人。

在一个临时宿营的地方，夜深人静，油灯如豆，王树声滔滔不绝的叙述这些可歌可泣有血有肉的故事，我为之神往，只可惜事隔多年，我的补记自然遗漏甚多，对于王树声当时叙述时生气勃勃的神情，更难一一形之笔墨，不无遗憾。此外，我们也谈到许多当前的问题，这里我再择要说说。

我们从新集东行，是从河南光山县南部新集区，通过沙窝区，再到商城的清区，然后再进到商城南区的苏区。我和王树声骑着马，先先后后在队伍中行进，我们走了约二十里，便出了新集区境，再在沙窝区走了四十里才宿营。沿途看不见老百姓，路旁村庄有些久已没有人烟，有些仅有少数的老年人。这些村庄的房屋虽还算完整，但因无人照料，屋内泥土上甚至一滋生青草，田地都已荒芜，山头上的寨子都被毁掉了。这一带的荒凉景象，使我为之慨叹不已。

据王树声告诉我，这一带是他们以前常来打游击的地方。他们初以湖北麻城黄安北部为据点，向北打游击，只要翻过大别山，就进入了河南境。湖北的农民到了河南境，就像到了外国一样，确实有些乱来，这就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这一带现已在我们军事力量控制之下。

一般农民虽有不满，但谁愿离乡别井，不过由于地主民团百般威胁，宣称哪一个不逃离苏区的就杀无赦，因此，除少数的老年人留在家里看家以外，以万计的农民都逃到这里北面的白区去了。

王树声还指点我，如何从破坏的遗迹来识别系红军抑系白军经过的地方。譬如寨子，双方均不愿完整的留下供对方做据点之用，必须予以破坏；但红军破坏必很彻底，而白军的破坏则仅系敷衍命令，略事点缀而已。又譬如祠堂，白军也为了不留给红军作营房之用，加以破坏；而红军则为避免引起农民家族观念的反感，不加破坏。在譬如庙宇，白军也常加破坏，而红军则仅捣毁庙内的菩萨，以破除迷信。至于普通民房，白军也有任意破坏的，红军则绝不损及民房，因为我们已不再采用烧杀政策了。

王树声说到他们曾号召这一带逃走了的农民，回家安居，但尚无显著的效果。这一带的农民逃得并不远，多数聚在据这里几十里路的白雀园区一带，沙窝区北境。地主民团把守着几个寨子，作为对我们的封锁，每个寨子里都住着成千逃亡的农民。我们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和苏区的工作人员，常向这些寨子喊话，要他们回来，但结果总是双方对骂一阵。

王树声也承认以往”乱打土匪“的行动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我曾和他详细计议这件事，我主张苏区和红军干部进行广泛教育，纠正乱打土豪的作风，号召逃亡的农民回家，并保障他们的安全。所有回家的农民，只要不再采取行动反对苏维埃和红军，一切旧账，都可置之不问。王树声和他的同僚们都觉得这是应该采取的步骤。后来我们在这一方面作过不少的努力，好不容易这一带才有半数的农民陆续返回他们原来的村庄。

苏区周围各个区域的情况极不相同。我们即将进入的清区，要算是一个特别的区域，为改良主义的民团势力所统治。该区首领是大地主顾某，他任区长和民团队长，我们的人称之为“顾狗子”

。我的同志们常说：“顾狗子这条老狗，使我们最厉害的对头。”

王树声也称许顾狗子是一个反共能手。顾的一个外甥在武汉政府时期曾是 CY 团员，有些社会主义的知识，回到清区后即脱离了团的关系，成了顾狗子的智囊。他提出了一套改良主义的办法，为顾狗子所采纳，制定成为 他这一区的公约，约二十余条，其要点是：实行二五减租，借贷利息不准超过百分之二十，保境安民，阻止兵匪官吏入区骚扰，区内人民如参加红军游击队杀无赦等等。

顾狗子实施这个公约，一面安抚农民，另一面建立他个人的独裁，简直成了一个土皇帝。

他将他家里的大厅布置成为一个公堂，大小事务，概由顾狗子坐堂解决。他家门前的广场上，竖了一根大旗杆，挂起一面“大将军八面威风”的旗子，并私设一座断头台，如捉到通匪奸细，即铡掉人头示众。

顾狗子对付我们的办法，是以游击对游击。他将这个区域内原有山寨都毁掉，他从不采用坚守寨子的策略，认为这是防御的下下策。他主张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我们在野外作战。

他搜刮了不少钱财，购置了长短枪三百多条，组成一支坚强的民团。红军进入这个区域，如果人数少，他便动员民团和一般老百姓，四面包围来解决我们；如果我们的人数多，顾狗子的队伍便躲在山林深处，相机踩我们的尾子，或实施夜袭。他们打游击的功夫与我们不相上下，因此，王树声认为需要有一团人，才能护送我安全通过清区。

翌日清晨，我们走了十五里，便进入清区。我们在一个山冈上的茶店休息，这个茶店内只有一个老年人照料。我的同志们告诉我，我们进入清区，男女老少早已躲到山林去了，这个茶店的老年人便是顾狗子留下的侦探。第三十团政治部主任特别找那个老年人说：“快去报

告顾大老爷，说我们是借路经过的，只在休息地点喝水造饭，不会损害一草一木，叫他不要留难，否则，当心我们的报复！”那位政治部主任还坦率的告诉那个老年人说：“我们是有名的第三十团，全部在此，有枪八百多根，有重机关枪四挺，不要讲错了！

”那个老年人果然抄

小路去报告。

我看见这种情景，颇为奇怪。我问王树声，是否彼此之间有互不侵犯的谅解，王树声说“没有。”他们却曾派人与顾狗子接洽，要求成立互不侵犯的谅解，但被顾狗子拒绝了。因此，我们与顾狗子之间经常接火，现在告诉他我们的实力和企图，无非是要他不要轻举妄动，来阻碍我们的行程。果然，我们一直通过清区，没有遇着甚么阻拦，只在我们离开清区时，他们才无目的的放了几枪，我们大家笑着说：“这是欢送我们出境的礼炮哩！”

我一踏进清区，便觉得这里的情况，与前次所经过的沙窝区迥然不同。沿途所见阡陌都是绿油油的，很少荒地，山上还新种着参差不齐的小树，道路平坦，桥梁坚实，足见顾狗子对于农村建设十分注意。路旁农舍也都相当完整，我所进入过的民房，屋内布置也多井然有序，有的人家厨房炉火熊熊，大概屋主人是刚上山区了。我看见顾狗子所统治区域的这些情况，觉得这个土皇帝在安定农村方面，比蒋介石还要高明些，如果蒋介石能向他学习一些办法，也许我们的困难更多了②

清区这种情况，使我忧虑起来，觉得苏区发展不易。我详询王树声其他各区的的情形。

王树声说在这个苏区的东面系麻城东八区，是地主势力的坚强堡垒。这个区域内到处是寨子，地主的武力相当雄厚，自太平天国以来，历经世变，那里就一贯在实施保境安民的政策。那里的地主们虽没有顾狗子那一套改良办法，却也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我们如果进去，他们便全力抵抗，他们除了完粮纳税以外，也不奉承官府，更不轻易放白军入境骚扰。他们区域内没有土匪，秩序安定，因而农民尚能安居乐业，我们的农运也一直没有发展到他们那里去。

鄂豫皖苏区的北面，是淮河流域的平原。从新集往北走约一百里，都是山寨子林立的区域。再过去便是水寨子的势力范围了。地主们在平原上建筑城堡式的房屋，周围挖有宽而深的护城河，出入设有吊桥，经常有人防守。这些水寨子也是多年来为防匪患发展起来的，尤以太平天国时为最盛。王树声觉得这些水寨子比山寨子更能持久防守，挡住了我们向北发展的道路。

这个苏区的南面是长江，沿江又有武汉等重要城市，西面则是京汉铁路，都是国民党驻有重兵的地方。邻近苏区的那两方面，到处都有民团，它们编制大多是小股的，只能配合驻军行动，远不如清区和东八区那样有战斗力，此外，如豫皖区的六安霍山英山一带的民团势力，则比较脆弱，因而是我们发展阻力较小的地方。

光山有一个民团，人枪在千数以上，算是我们周围编制的最完整的一个最大民团。其首领以办理团练，敉平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自比。他主张联合鄂豫皖区周围的民团，充实战力，统一指挥，负起剿灭我们的重任。王树声觉得国民党军队与民团之间，也是互有矛盾的；蒋介石要排斥杂牌部队，似不会让民团获得发展，也不会让曾国藩再生。

王树声提供了上述这些重要资料，使我初步了解民团与农运相互消长的关系。我觉得武汉时期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那样快，湖南民团势力薄弱是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赣湘闽一带能大展游击雄才，也许与该地民团势力较弱不无关系。先进的广东农运就受着地主民团势力的沉重打击，一时无法抬头。后起的鄂豫皖苏区，又在强劲的地主民团势力包围之中，这对于它的发展，不免有重大影响。

清区横亘在鄂豫边区和豫皖边区两片苏区之间，简直是我们极大的障碍。后来我们不知花了多少气力，企图拆掉这片墙，仍无大效。我后来也几次重履清区，并和顾狗子较量过游击本领。如果我们的队伍不是长于此道的话，也许要吃他一点小亏。

我们那天还是安全的通过了清区，从宿营地出发，走里一百里，到达了商城的南区苏区，在一个边境村苏维埃宿营。我们的队伍，受着苏区人民的欢迎，沿途人民，送茶送水，杀猪宰羊，犒劳我们，其情绪之热烈就象在高桥区一样。我们的队伍，一进到苏区也就像回到家乡，与父老兄弟团聚一样的兴高采烈。王团长因护送任务完成，也就带着队伍到第十师的驻地去了。我则另由苏区人员陪同，直往金家寨。

第三天，我和随从人员通过商城南区，走了七十里，便到了金家寨。这是安徽六安县的一个市镇，与河南商城南区毗连。商城南区和六安金家寨区是较老的苏区。和我同时由上海出发的沈泽民夫妇，也于两星期前到达这里。

据沈泽民告诉我，他由上海转浦口，搭津浦车到蚌埠，再坐船到正阳关，然后步行到这里。一路都很顺利，没有像我那样夜间通过白区的艰辛镜头。的确，这一带赤白区对立的情况，没有鄂豫皖边区那样激烈。原来安徽的农运本来就有些落后，在苏维埃运动中，阶级斗争的进行，也不算激烈。所以这一带民间建筑物破坏的程度，不若七里坪区之甚。

沈泽民对该区的工作不表满意。他认为这里的中共组织简直不像共产党，一般同志既不知马列主义为何物，也未严格遵行中央指示。这里的党团机构、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中，都有不少地主富农分子混入。土地分得很马虎，尤其没有发动群众，自下而上的分配土地。地主富农仍保有很多土地财产。红军将领态度跋扈，瞧不起党和苏维埃，只知将地方武装改编成红军，却又不注意地方武装的发展。乱打土豪的现状相当普遍，粮食倒不是严重问题。

沈泽民主张立即展开党内斗争，改组这里的领导机构，一切要从根本做起。我同意他的看法，却不赞成他采取激进的手段来改革。我告诉他一些我的观感和我已经采取过的步骤。

我婉词劝告他，不要抹煞这里同志们的艰苦奋斗的成就。我们要耐心帮组他们，不要过份的批评他们，如果采取激进手段，反易与当地干部形成对立，一切将难于下手。沈泽民旋即接受了我的意见，表示他将缓和他的论调，暂不提起改组的事。

接着中共金家寨地委书记李某，要求约集全体地委委员和我恳谈，却不愿让沈泽民参加。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们纷纷向我陈述，沈泽民同志一到这里，就批评他们，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却又没有提出具体的纠正办法，使他们大为不安。

这个地委会相当幼稚，委员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有的入党不久，有的刚从团员专为党员，才具经验，均嫌不足。原来这里的游击战争，是由外来同志发动起来的，本地的中共组织却是新的发展，而且较老一点的党员多到红军中工作去了，留下的自然多是一些新手，沈泽民对他们的批评，未免过份。

我鼓励这些同志，说他们过去的努力已是难能可贵。我向他们解释我和沈泽民等来到这里，是帮助和指导他们工作，绝不会打击或排挤他们。沈泽民对他们有过批评，也无非是求全心切，并没有不信任他们的意思。而且我还直率告诉他们，我已于沈泽民获得谅解，将一致采取具体步骤，帮助他们工作，并说明我们将如何做法的大要。

经过我的解释，地委同志们才转忧为喜，他们声言将拥护即将成立的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和省委的领导，并与沈泽民和好共事，表示乐于学习和纠正过去的缺点。这个小纠纷解决之后，我的注意力也就转到红军方面去了。沈泽民则负责指导党和苏维埃的工作。

沈泽民与金家寨当地干部间的间隙，虽暂时获得弥补，但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后来还是发生过许多矛盾。沈泽民是一个爱好文学的老同志。他虽是留俄学生中“二十八宿”之一，但与我的友谊较为密切，大体能和谐共事。他也许受莫斯科的影响太深了，往往拿联共的标准，来衡量这些山区的“土共”。他是缺乏工作经验的书生，却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而当地游击好汉却一切都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懂得甚至不多理会什么马列主义，所以这两者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彻底解决。

第四军军长邝继勋率领他的军部人员驻在金家寨，我就住在他的军部内，和他朝夕相处。

我听说他的领导力不够，这次我自然特别注意到这一点。邝原是四川军队中一位行伍出身的军人，做过很久的团长和一个短时期的旅长。他虽参加过四川兵变，但也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这回我初次和他见面，觉得他对于下级军官所应有的经验，很是丰富，但作为一个军事最高指挥者，则不免有些缺点。他对战术问题如夜间动作之类，多有独到之见，但谈到战略问题，则创见甚少，也不如蔡申熙那样注意这类问题。

对豫皖边区军事上有过很大贡献的第十一师师长许继盛，率领着部队住在金家寨东面七十里的地方。他听见我来了，派他的政治部主任到金家寨来见我。这位政治部主任黄同志，资历较浅，一切惟许继盛之命是听。他向我传达许继盛的三点意见：第一，许不满沈泽民，认为这个苏区是红军打出来的，金家寨一带的党和苏维埃的负责人，都是红军提拔出来的后进，沈泽民不先和红军干部接头，企图以党统军，而且对地委委员又采取打击态度，这是不应该的。第二，许不满邝继勋的领导，认为后来的邝继勋缺乏能力，以致军队的领导重心，落在几个师长身上。第三，许有取邝而代之的野心。黄同志说明前次曾钟圣处理这个区域内的军事和政治，都先征求几个师长的同意，师长之中又以许继盛为最能干，是以由邝领导军事的局面，必须有所改进。黄同志特别说到许一向敬重我的领导，但也希望我也尊重他的意见。

我再三问明黄同志，知道这些话确系许继盛要他讲的之后，颇为生气。我觉得许继盛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的倾向，非予以纠正不可。我要黄同志先行赶回前线，转告许继盛，要他尊重党的领导和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不好乱说话，不要表现国民党的军阀习气。我会立即到前线和他详谈。

我在金家寨耽搁了约三天，就和邝继勋及其军部人员到前线去。沈泽民则留在金家寨，指导地委会工作，并等待时机立即到新集去。金家寨东面约九十里的麻埠，驻有国民党军队陈调元部的一旅人，这是最接近该苏区的一支敌军。我方第十第十一两师就隐蔽在麻埠西北约三十里的地方，等待机会消灭麻埠的敌人。我们从金家寨出发，走了约七十里，便到达了我军驻地。

沿途经过的都是山陵起伏的地带，到处都是茶林。这一带盛产六安茶叶，多经由麻埠，独山到苏家埠出口。当地流行着“金麻埠，银独山，苏家埠就是金銮殿”的谚语，描绘出茶叶贸易的盛况。沿途农舍和茶园没有遭受过严重的破坏，各小集镇的买卖，也颇热闹，市面上流通的是银元和铜板，粮食并不缺乏，而且还有些粮食从白区流进来。

这些情况与七里坪区显然不同，使我为之兴奋。但当我细细考察，也发现了沈泽民所说的一些事实：土地改革并没有深入，耕地曾以劳动力为标准草草的分配了，小地主和富农仍保有较多的耕地，有些已分得土地的农民，还暗中向地主缴纳一部份租金；至于茶园竹林等山陵地带，则未分配，大多仍属原主所有。沿途村庄苏维埃政府和民众团体的负责人，多半是比较富裕农民出身的，其中也有小地主和富农。乡村中的一些组织，与七里坪区的相类似，但对中共中央的向心力，远不若七里坪区。沿途人民虽也同样欢迎我们，但表现得不很热烈。

这里没有赤白区的明显对立，离金家寨愈远，苏维埃的色彩愈淡。据当地同志告诉我，这是许师长的“德政”。最初在这里领导游击战争的，多是由寿县一带来的同志，只有许师长是六安本地人，他提倡“兔子不吃窝边草”，红军游击队在六安境内以外可以大打土豪，在商城南区他们就进行的很激烈，赤白区的对立也很分明，可是在六安境内，许师长只赞成打击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打土豪的范围也就缩小了。

我们到达目的地时，这两个师的官兵都集合在广场口欢迎我们。我会见第十师师长刘英，他曾任冯玉祥部的骑兵下级军官，也是被冯派往苏俄的三百多个留学生中的一个。他具有冯部优良风格，善于管理和训练部队，严格服从命令。他的同僚们称赞他身体强健，熟谙许多军事技能，英勇善战。他原是第十师副师长，师长蔡申熙受伤后，他才升任师长。我初次和他见面，也觉得他是一个标准的军人同志。

我早认识的第十一师师长许继盛，是一个才华毕露的军人，爱谈政治。我们见面之后，他很热烈的和我叙旧。他提到他从参加黄埔第一期学习起，历任连排长工作，曾跟我见过好多次，受过我很多熏陶。南昌暴动前夕，他任北伐军团长，因在河南前线负伤，羁留九江，还是我去南昌路过九江时，送他往上海去医治的。此后，他在上海躲了两年，才被派到这里打游击。那天他还准备了丰富的晚餐，为我们洗尘。

当晚我们举行高级军官的军事会议，通过了许继盛提出的作战计划。许鉴于我军在这里驻扎很久，麻埠的敌人已侦知我们的策略，并已严密设防，因而主张绕道去进攻独山，消灭驻在那里的敌军一个团。麻埠离苏家埠五十里，独山则位于这两者的中间。驻在那里的一团敌军，是维持他们后方交通的。我军以一部袭击独山之敌，大部分则用以对付麻埠和苏家埠前来救援的敌人，但对苏家埠敌军（约一万人）又隔河予以严密监视，主要是诱麻埠之敌救援独山，我军乘机予以歼灭，占领麻埠。

邝继勋军长根据这种计划，下达作战命令，定于第三天绕道袭击独山。第十一师以主力进攻独山敌人，并以一部监视苏家埠敌军，军部则率第十师全部埋伏在独山麻埠间的要道旁，俟麻埠敌军出动救援独山时，即在野外歼灭之，并乘机占领麻埠。

第二天是我们休息的日子。我大部分时间和许继盛恳谈，他向我说明他的主要见解。他批评中央一意巩固苏区的政策，认为这带有保守的色彩，更易被一般苏区同志误解，仿佛红军的主要任务，就在保护他们。他主张红军自由发展，不要负担“巩固苏区”的包袱，应该到很远的地方打游击，以期获得迅速的发展。他认为中共中央派邝继勋任军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邝的军人资格虽老，可是游击经验却不如红军的老团长，现在由他担任红四军的最高领导，就失去了发展的前途。许继盛不重视政治工作，并说军政治委员余笃三能力薄弱，其他各级政工人员，又多为后进。因此，许继盛主张中共中央给予他们那些军官以全权指挥军队的权利。

许继盛也承认红军优缺点，譬如对妇女的态度就不对，甚至高级军官，包括他自己在内，也有一些罗曼史。但他觉得这些事都要在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获得根本的改善。

我曾向他多方解释，指出不可将苏区与红军，党和红军分别开来看。不可有单纯军事发展的观念。红军无论到什么地方都需要有后方的补给，否则便无由发展。因此，需要根据土地革命的政策，巩固作为红军后方的苏区。事实上能否如是，故有待于力量的发挥，但我们在原则上总应如是想法。红军如果失去统一的党的领导，即使有一些很好的军事指挥同志，也许仍会和国民党军队一样，在行动上溢出主义的规范。红军到远处发展的观念，很可能被误解为只是找一个富庶区域去享受一番，或者专靠军事力量去打江山，那也不过是流寇式的行径。

经过我这番解释，许继盛也自觉理屈，表示接纳我的指示，也没有再提不满沈泽民的话了。我更近而指出，一个中共军人与土匪军阀是不同的，并劝告他不可一味以为能行王道，就比国民党军人高，他还要勉力做一个近代的为人民服务的军人。至于邝继勋同志如果力不胜任，自有正当的解决途径，但不可有取而代之的英雄思想。政治工作应予以重视和充实，不应根据现状轻视它。我也说到我欢迎同志们提供意见，但不愿他们固执成见。许继盛虽满口接纳我的意见，但他后来并没有依据我的承诺办事。

第三天，我军少数部队配合地方武装，由正面向麻埠之敌佯攻，主力则暗中绕道移向独山。我方军事行动大体布置得很妥当，但沿途的乡村苏维埃组织却充分暴露出了弱点，对我们的照料并不热烈，有的甚至连负责人也躲避了。我发现这些苏维埃组织，不过是空招牌，那些负责人，有的畏惧敌军，有的也许暗通敌军。我们为了保密起见，就连我军此行目的地也不告诉他们。

第四天拂晓，我们很顺利的解决了独山之敌的大部份，获枪约六百枝，但已出麻埠救援独山的敌军，则因我军过早暴露目标，折回据守麻埠区的高山阵地，凭险抵抗。在这些战役中，我也觉得邝继勋的指挥不够精细。他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过早命令第十师出击，等到麻埠敌军退回阵地坚守，又指令第十师攻坚，因而我不得不向邝建议暂停进攻。这件事，当时在场的高级军官都认为我的处置适当，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

果然，麻埠敌军因我军占领了独山，后路已断，不两天就绕道向苏家埠撤退了。我们原料到麻埠之敌，不几天就要逃走，我们正好中途截击，但我军却迟了一部，敌人已先期跑了。

这件事又与邝继勋的指导有关系，因为他估计麻埠之敌不会这样快就逃走，所以没有作必要的准备。这使我觉得邝委实不够机警，而且还表现了固执的好胜心。我当时没有表示任何批评，但对红四军领导之改进，已认为是必要的事了。

我乘我军集结在独山一带休息的时候，考察了各单位的内部状况。我觉得这支军队确是中共领导的农民队伍，它有不少优良传统，是从斗争经验养成的，但也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是旧式军队的遗风，并杂有一些土匪倾向，但有些也是由于游击战争滋生出来的。

我军官兵成份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真正的农民，其中最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另外百分之二十则是失业的或染有流氓习气的农村游民，其中有些是从国民党军中俘虏过来或哗变投来。

工人成分微不足道。我抽查过好几个连，士兵中带有显煮流氓色彩的，也不过各有二三人。

我很满意这种情况，认为是有优良的基础。

营以上的干部都是中共党员，连排级干部则有少数非党员。严格来说，这些入党的军事干部，有些也是形式上的。红军干部的升迁，概凭战功和政治的坚定性，如一个排长要升任连长的时候，团长须根据战功，鉴定他的指挥能力，团政治委员则须鉴定其在政治上的坚定与否，再由师部军部核准任用。红军因经常作战，干部的流动性颇大，但这种鉴定大体上还是适当的。

红军每个连都有中央的支部组织，党员人数由几人到一二十人不等。红军的政治工作，以连为基本单位。连政治指导员指导党支部的工作。平时要讲授政治课，战时要鼓励士气。

有时动员全连士兵，帮助驻地农民进行组织苏维埃或分土地等工作。连政治指导员也有时召开全连战士大会，检讨作战经验，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在改善生活问题方面，战士们发言有较大的自由。战士们也可对连排长提出批评的意见，但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红军富有团结力，这就是最显著的优良传统。官兵之间，同甘苦，共患难，大体上确能做到。战时协同动作，大家认为天经地义；如某一连在战争中陷于险境，附近的连必不顾任何危险，全力支援。官长爱护士兵，士兵之间也实行互助，扶病救伤，不计艰险。行军时遇有战士稍感不适，连排长必代其背负枪枝。优待新兵成为普遍的风气，新兵初入营时，老兵必百般安慰，以免新兵生活不惯，新兵被委派的任务，也较轻易，又能获得老兵的协助。新兵如犯错误，也能获格外原恕。凡此，都是与国民党军队显然不同的地方。

但红军中的军阀土匪倾向，也相当显著。红军的制度法规极不完备，有些原则也不能严格执行。军官们恃功而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旧观念还在作崇，他们瞧不起苏维埃，认为这是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应为他们办差。他们虽不敢公然瞧不起党，但却自视为特殊党员。他们到了白区，对乱打土豪，特别是“打土豪不归公”③，多少有放任的态度。调戏妇女的事，在苏区内也常有发生。在优待俘虏的原则之下，虽没有虐待或杀害俘虏，但私搜俘虏荷包据为己有，则是司空见惯。即或偶尔执行纪律，也只凭高级军官个人的意志，没有什么固定的法律手续。

这种倾向尤以第十一师最显著。从鄂豫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师，一切成规较为先进，军政干部地主富农成份较少，党员党龄较久，又能尊重中央已有的决定，这与徐向前的领导有关，反之，从豫皖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一师则较落后，军政干部地主富农的成份较多，党员的党龄也较浅，许继盛的声望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当我们在独山一带发动当地农民起来分土地，组织苏维埃的时候，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师长之门，许有时也公然袒护他们。

红四军的一般干部，也很佩服毛泽东在井冈山所提出的“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但有些也以能坚强作战而自豪。红四军缺乏训练，在战场上往往由连排长领导者集团冲锋，因此伤亡颇重，尤以下级干部为甚。干部伤亡了又不易获得补充。在红四军中有一句最流行的话，说：“什么是革命成功，在战场上牺牲了性命，就是革命成功。”这句话的起源，也许就是为了鼓励一般战士，英勇作战，不要怕死；但我觉得这代表着失去前途的消极观念，是有害的。

在剧烈的游击战争中，自然养成这种冒险轻生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与李立三的熏陶，也很有关系。我曾坦白指出，这是由游击战争所养成的失败主义观念。我们奋斗，绝不要轻易牺牲自己，而是要获取胜利。后来朱德也告诉我，在江西苏区的红军干部中，也发生过同样的观念，他也曾设法纠正。

我知道了这些现状，设计各种改革方案。我觉得这个工作万分艰巨，有些是要拟出计划和制度，有些要进行耐心教育，有些甚至要经过斗争才能改善。我曾召集几次军事干部会议。

如严密执行纪律，各师团实施干部训练，强化政治工作，规定在每一战役前后，尽可能举行军事会议，俾能讨论作战计划及检讨战争经验等等。其他牵涉较多的问题，则拟俟党的大会举行时再行讨论解决。

至此，我在鄂豫皖苏区的考察工作，大体可算结束了。所有应兴应革事项，我胸中也已略具端倪，急须召开全区党的和其他的各种大会，以推进工作，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① 乃逃避战火的俗称。

② 据说顾狗子后来也被蒋介石杀害了，这大概是因为顾狗子“保境安民”的宗旨，被蒋认为是据地自雄的缘故。

③ 即将打土豪所获的的财物，没入私囊。

第五章 新集的盛会

一九三一年六月开始，我们在新集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首先是鄂豫皖区中共党员代表大会，接着是苏维埃代表大会,CY 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和其他专业性的会议。这些会议的作用都是为了苏维埃运动的正规化，事实上也是这个区域整个工作转向的一个重大关键。

独山战役结束之后，我在豫皖边区作了一些必要的布置后，便随着红军主力向西移动。

我们积极筹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这是该区第一次的盛举。

为了这个大会的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暂时停止。红四军第十第十一两师由独山移驻到新集北面的白雀园区，第十二师也从新集西北地区开到这里来会齐。红四军驻在白雀园区，是因为这里地处两个苏区之间，遇有紧急，易于调动；而且给养也较易解决。红四军这时的主要任务，是休息整理，实施训练。同时也可就近发动白雀园区的群众，建立苏维埃，并打通两个苏区之间的道路。

五月下旬我返回新集。那是鄂豫皖区党政军各机构都搬来了，沈泽民等也先我到达了。

从此新集便成为这个区域的首都。由于机构的集中，工作效率随之增加，气象为之一新。当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仍未正式组成，我的主要时间花在军分会的工作上，沈泽民则负责指导特委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陈昌浩则专致力于少共的工作。

至此，我才会晤了阔别已久的徐向前。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他和我讨论政策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不像许继盛那样，任意批评邝继勋等领导之不当。

我在军分区的工作很繁忙；因为人手不足，机构不健全，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次要和技术性的工作。我们的军队数量虽然不多，但单位复杂，我每天要批阅从各方面来的军事情报，和处理各处临时发生的紧急事件。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左手一再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战略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可惜他不能实际主管参谋业务，我只有在作重大决策时，事先找他商讨一番。

在党员代表大会举行以前我们即在各方面从事改革，但效果并不显著，只有经济方面已看出一些成果。饥荒的恐惧心理已经减少了，各地所种瓜菜均已结实累累，十分缺粮的户口，已获得适当的救济，节约的办法也在普遍实行①，各市镇的买卖活跃起来了，食盐和布匹等日用品在市场上也不感缺乏，甚至军队所需医药品也可在市场上买到一部分。苏区内的土产在大批的输出，苏维埃纸币的发行额在逐渐增加，在苏区内畅通无阻，比白区的现银币的的价格还高百分之四。

这种经济开始复苏的现状，对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是一次莫大的鼓舞。一般同志已不再认为这是缓不济急的书生办法，毋庸等待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进行的。他们已不再对中共中央的政策怀疑了，觉得循此前进，前途无限光明。

六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一个广场上临时搭盖的竹蓬中，隆重的揭幕了，代表人数约九百人，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连支部，地方上各村支部等都选派代表参加（当时该区党员七千余人，团员四千余人）。另外还有列席的和旁听的人员二三百人，济济济一堂，可称盛会。

但大会事实上类似于农民的群众大会，代表们比识字的和略识几个字的占最大多数，这就使会议的进行特别困难。我们决定没举行一次正式大会之后，必须跟着举行好几次的小组讨论。在小组讨论会上，由知识较高者担任指导，将会中案件讲解给那些文盲听，经过几次的讲解和背诵，如果多数代表，能够记住这一案件的要点，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对案件有意见的，也多在小组会上先行提出来，以便整理一些要点，在大会上提出讨论。这样，这次大会花的时间就多达三个多星期了。

“什么是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最难解释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

“穷得一

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

”

“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

”这些解释显然是农

民的观念，是不合于马列主义原有的界说的。我们最初还想纠正一些不正确的地方，但愈解释，他们愈不清楚，也只好让他们作这样简单的了解了。

我向大会提出了一篇浅显易懂的政治报告。我说明了这个苏区当前的任务，从中共政策、苏维埃与土地革命和健全红军三个角度来阐释今后工作的大要。我特别解释红军与军阀土匪的区别，要求我们的军队，成为一支中共新领导的、真正为人民福利、能担负革命任务的铁军。纠正一切游击习气（按既土匪作风），要尊重党和苏维埃，、纠正乱打土豪、对妇女乱来、自私享乐的观念。尤其要求干部，要以身作则。

这个纠正游击习气和严整纪律的问题，成为大会热烈讨论的项目。许多代表对二个月多月前攻打高山寨，伤亡千余人而宣告失败的事件，展开批评。有的检讨说，我们的宣传完全无效。我们向寨子里的人喊话，说我们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寨子内的答话，却是骂我们乱打土豪，甚至将平民的粮食也没收了，又指责我们在某某地方强奸妇女，骂我们言行不一致，接着就是大批石弹射将出来。有的人有检讨说，无论红军官兵或苏维埃人员都有过破坏纪律的行为，寨子里的指摘，不完全是反动派的造谣，而是有些事实根据的。

许继盛成为批评的对象，是这次大会最紧张的一幕。沈泽民在发言中指出许继盛在多方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单就其对妇女的态度来说，就是最不应当的；许的私生活糜烂，有许多姘头。他质问许道：

“你的姘头中，是否有有夫之妇？又是否有被迫的？这种行为是否破坏纪律？这是不是土匪的享乐主义？又是不是军阀横霸的习气？这配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和红军的高级将领吗？”

在大会中公开指斥高级将领，在鄂豫皖区还是空前的创举。许继盛极感不安，他辩称他没有过强奸妇女的事，不过是行为较为浪漫而已。他以自我检讨的口吻说，他原是党龄较老的党员，只因打了几年的游击，就染有土匪习气，今后他将彻底改正错误，以往过失请大会严予处分。

大会展开的斗争愈烈，牵涉的范围也愈来愈广。原任军分会主席的曾钟圣和任军政治委员的余笃三，也受到斗争狂浪的波及，他们被指责没有及时纠正许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同时他们也自承犯有同样性质的错误。新集有一个新从七里坪迁来的酒店商人，他是“拉皮条”的老手，也受到严厉的制裁。这次批评大会在整饬军风纪方面，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一般人都觉得今后不能再乱来了。

最后我出来结束这一场斗争。我向大会提议，我们最主要的事是要使同志们了解这些错误的严重性，订出共同遵守的纪律规范，并不是要对过去犯过错误而又表示能悔改的同志立时予以处罚。有些同志曾犯过轻微的错误，只要能改正过来，就可不咎既往，不必恐惧。

根据我的提议，大会转而致力于纪律规范的建立。首先对妇女态度的问题，规定凡有强奸妇女罪行者，应受苏维埃法律的制裁，严重的要处以极刑。对于妇女们的其他非法行为，按情节轻重依法予以制裁。除法律的制裁以外，我们还规定应进行广泛教育，提倡男女的正式结合，并在红军驻地附近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设置接待室，供有夫妇关系或正式恋爱者住宿或谈话之用。

大会通过一些条例，建立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法庭和工农监察委员会，军分会之下设立军事法庭，中央鄂豫皖区设置监察委员会。就由这些机构来执行维护纪律的责任。

我们主张，说服教育和严格执行纪律要相辅而行。我们反对发动苏区内自卫军和农民到白区去打土豪，以解决苏区内粮食不足的问题；只有红军为了实际的需要，可以在白区征发土豪的粮食，但须发动当地穷苦人民一致进行。我们反对：乱打土豪，打土豪不归公、和私搜俘虏荷包等等，认为这都是不法行为。我们所有苏区的人，都要尊重苏维埃的法律，尤其是红军官兵，不可有违反苏维埃法律的行为和藐视苏维埃的态度。我们反对苏维埃工作人员倚势欺压老百姓。我们要提倡党内民主，反对党的干部任意强迫命令一般党员。

土地问题是这次大会另一个重要项目。沈泽民就这个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主张重新分配土地。他说明这个区域的土地虽已大致分配了，但分配得不好，主要是：一、分配的原则系以劳动力为标准，仅依土地面积的大小来计算，而忽略了土地的肥瘠良莠问题。而耕牛、农具、山林、茶园等，还多未分配；二、在分配得时候，没有发动群众反地主富农的斗争；地主富农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但在有些地区，他们仍在经济上占有优势，保有政治上的潜势力；三、分配得不确定，经界不显明，仅凭分配时所插的标志来认定，而这项标志历时稍久，多以湮没无存，引起许多混乱，因而必须重行分配，另以土地使用证为凭；四、代耕制度原是优待红军的好办法，但被滥用了，苏区内参加红军的人员已经很多，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人员的田地，也多援用红军条例要老百姓代耕，这样，使老百姓的劳力更感不足，影响了生产，应严格拟定代耕制度，缩小代耕制度范围。

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是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穷苦农民；富农多余的或出租的土地也在没收分配之列。在理论上说来，平均分配土地，本与社会主义无涉。中共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资产阶级民主所应采的政策，既可以满足一般穷苦农民的土地要求，更可以发动广大农民起来斗争。其实土地国有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才是社会主义的起点。每家农户得同样一份土地，不过是将地主富农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分散的小农制而已。每个分得土地的农民都不过是小所有者。

实行平分土地，是很复杂的工作。因此，各个苏区推行得并不完全符合理想，步骤也参差不齐。主要原因是农村的阶级分化并不明显。从主观划分阶级，本是极困难的。一般来说，中国农村中，大地主为数不多，土地分得很零碎；中小地主占相对的多数。有一片很小的土地出租，不能不说他是小地主，可是他的境况，也是贫苦的，甚至还是靠出卖劳力为生。农民穷苦与否，有时也不能单凭有无土地来划分，往往一个自耕农甚至有点土地出租，家境确不是富裕的；而另一个佃户虽无土地，但租种大片土地，要雇用一些雇农代为耕种，家境却是比较富裕的。还有乡村中商贾负贩和一些手工业者，也附带经营农业，有的被视为农民，有的又被视为商人或手工业者。就由于这些复杂的经济因素，要去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确非易事。

中国农民历来所希望的，是买田置地安居乐业。平分土地的口号，对于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苦农民，确是富于吸引力。可是，受过革命洗礼的鄂豫皖区的农民，对于平分土地，了解得更清楚。我曾询问过许多农民关于平分土地的观感，他们多数说到要苏维埃站得住，土地分了才能算数。有的却说单分得一块土地，没有耕牛农具和本钱，还是不济事。这些简单的答话，道出了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政治保障和必需的经济条件，单凭分土地，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从莫斯科到中共中央的教条主义者，却夸大了平分土地这个政策的魔力，认为只要能正确的实行平分土地，就能创造出苏维埃政权。其实，没有一个反帝国主义和反南京政府的广大联合战线，单纯的土地革命也是形单势孤，不宜成大事。另一方面，立三主义者，则以军事胜利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所以对于平分土地，不予以必要的重视。

我们在这次大会中，曾极力鼓励同志提高农民对于分配土地的热情，指出：平分土地与巩固苏维埃政权是相互影响的；广大的农民群众，热烈的起来分土地，才能巩固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稳固了，农民分得土地才更有保障。此外，各个苏区土地革命所形成的力量，汇合全国各地反帝反南京的力量，才能获致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我们这些努力获得相当的成效，我们虽不能将平分土地的运动扩大为到处泛滥的狂风巨浪，但却鼓舞了这个区的农民，勇敢地平分土地，与反共势力对抗。

这次大会决定：不问已否分配土地的区域，概须发动群众，按新规定来分配。分配的标准，是以土地的收获量所值市价计算，每个穷苦农民分得一份大致有同等收益的土地（田与地混合来算，肥瘠搭配来分）。此外，这个区域在以前分配土地中，也有很多优良的传统，如贫农雇农分好田，中农土地不动，地主富农分坏田，商人手工业者分得田后必须自己耕种，大口分一份，小口分半份等等，这次大会决定将这些传统办法尽量予以保留。

此外，各乡村中也还有一些土地不能完全分配的或不易分配得，如大片的森林、茶园、竹林、水塘或其他水利设备，较大片的荒田荒地，则由各乡村苏维埃经营，名之日苏维埃公田公地等。在立三路线时代，曾利用这些公田公地，组织所谓“集体农场”。我们不赞成这种办法，提倡出租或组织合作社经营，由苏维埃征收租金，大体是经营者获得必要的报酬，其余则为苏维埃所公有。

大会还决定了耕牛农具也要分配，但鉴于这类东西分配不易，又规定了一些实际处理的办法。由于耕牛农具的缺乏，每个农户也不易分得同等的一份，因而提倡共有共用，如几户人家共分得一条耕牛，则由这几家拟定办法，规定饲养和工作的方法。以后在赤区内所通行的换工互助办法，大致就是从共有共用的制度演变出来的。

重分土地的实行办法，是先由各村苏维埃召集农民大会，检讨从前平分土地的得失，再由各乡村苏维埃的土地委员会予以评定。已经适当分配的则大体不予变动，不适当的则迳行变更。为了防范地主富农对于土地改革的反抗，大会主张充实贫农团，用斗争方法强迫地主富农交出被没收的土地房屋和耕牛农具等，但并没有订出任何故意打击地主富农的威风等手段。

土地分配定了，就由各乡村苏维埃造具地籍簿，颁发土地使用证。大会中许多农村代表曾主张颁发土地所有证，以确定一般农民分得土地的永久所有权。但大会主席团认为中共更进一步的目的是土地国有，如果颁发土地所有证，将强化农民的私有观念。大会终于采纳了颁发土地使用证的办法，并规定农民对于土地的使用权，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长期性质的。所有持有土地使用证的农民，可以自由使用土地，但不得出租或出卖。

硬性规定土地不得出租出卖，拟是这次大会土地决议的一个重大缺点。不待说，土地是农民的主要财产，如果不能自由出卖或出租，这就使土地的使用价值大大打了一个折扣；而且分得土地的农民也会觉得他虽可以耕种这块土地，但是不能自由处理它。不准出卖或出租土地的理由，主要是不让农民重行失去土地和产生新的地主富农，但这种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又是不能抑制的。事实上，当时分得土地的农民还是有些违反这种决定，私自出租或出让这种土地使用权。

在剥夺地主富农的政治权利上，我们倒采取了有弹性的政策。一般来说，地主富农是打击的对象，大会强调不让地主富农分子混迹于苏维埃和红军之中，但对于出身地主富农家庭而在红军中有战功、或系中共党员苏维埃工作人员而有工作成绩的，则视为已经革命化了，属于例外，不受歧视。其余拥护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纵然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也可享有普通公民的权利。

大会在缩小代耕制度的范围上也有具体的决定。一个农家的壮丁因参加红军去了，这一家的耕作能力失去了或减少了，因而需要邻近的农户为之代耕。但现行代耕办法是很混乱的。

大会规定这种制度仅限于优待红军战士，而且多数是带补助性质的，换句话说，战士家属的劳动力仍须用于耕作，代耕者仅居帮忙地位，并非全部代耕。代耕者与被代耕者之间，必须互相商定何地何时需要补助劳力，以免浪费代耕者的劳力和适合被代耕者的需要。至于苏维埃工作人员和地方武装人员（即不脱离生产者），概不得援用红军条例要求代耕，但奖励他们与各农民间的换工互助，已解决他们缺乏劳动力的困难。

此外，我们还制定了统一的农业累进税，取销过去实行过的征收和借贷余量等不正规的办法。农业累进税规定每一农户平均每人所收谷子在四担以下者，免征租款；全户所收谷子超越这个基数一担至三但者，征百分之八，循此累进直到收谷子超过基数四十五担者，征百分之四十三②（如五口之家收谷子二十担者，免征；收二十二担者，征一斗六升，约为全收获量百分之点七三；又如收四十五担者，规定征百分之三十五，即九担二斗五升，合全收获量百分之二十强；再如收七十担者，则须征二十一担五斗，约为全收获量百分之三十强）。至于杂粮的收获则免征或减征，富农按比例附加百分之五，军属烈属则减征或免征，均另有规定。

这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鄂豫皖区各领导机构都实行改组。大会选举了一个中共鄂豫皖区省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数为二十余人，除原特委会委员大多联任省委员外，还提拔了约半数的工农干部担任省委，京汉铁路工人刘琪，当地农民领袖高俊亭等就是这次被选举出来的。

沈泽民被选为省委书记，徐立清郭述申分担宣传组织两部工作。省执委会的常务委员会则由书记及宣传组织两部部长，以及苏维埃几个主要负责人王平章郑位三周纯权等组织而成。常委会之下，除宣传组织两部外，还设有秘书处职工妇女委员会等等。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鄂豫皖区军分会也同时改组，并改名为鄂豫皖区军事委员会，直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委员为：张国焘、沈泽民、蔡申熙、徐向前、曾钟圣、王平章、郑位三、徐立清、郭述申、邝继勋、周纯权、陈昌浩等。我任军委会主席，蔡申熙任参谋长，陈昌浩人政治部主任。红四军改由徐向前任军长，曾钟圣任军政治委员。原任红四军军长的邝继勋，调任第七十三师师长（初名第十三师，不久改为第七十三师）。原任军政治委员的余

笃三，调任苏维埃政府工农检查委员会主任。

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委员人选几乎与军委会的委员是相同的，它只是一个决策机关。

我任中央分局的书记，直接指导鄂豫皖省委会和军事委员会两个主要机构工作，，不另设置执行机构。中央分局的任务原是很广泛的，须在长江以北发展党和苏维埃的组织、正规红军和游击部队，但事实上它的工作始终没有走出鄂豫皖区的范围，因而显得相当空洞。

我们的组织虽然庞大起来，但我们的组织力量还是很薄弱的，我们的人手也十分缺乏，每个负责干部都兼任几个职务，工作过于繁忙，党员的文化水准十分低落，我们的决议到达县一级的组织，便往往停顿下来，各乡村党和苏维埃的组织，甚至看不懂上级的决议。知识分子极感缺乏，命令的下达往往需要上级的委员步行到各乡村去，乡下级负责人详加讲解。

这样，工作效率很低，决议的执行也要大打折扣。

省委急谋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它调集一些得力的干部，充实它属下的地委和县委的组织，它在一般贫农和雇农中争取新的党员，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推进训练和教育工作。省委之下设有党校短期训练班补习乃至识字班等。它也奖励各县委办较低级的党校。苏区内的小学，命名虽是列宁小学，但内容则很落后。省委所出版的《党生活》等刊物，也必须经过讲解，一般同志才能了解。

沈泽民觉得将这样幼稚的党组织，提到布尔什维克的水准，不知要花多少力量和多少时间。他取笑说这是“愚公移山”的工作。的确，这样的党员和干部，缺乏共产主义的的观念和应有的常识，自然还保有一些旧迷信和旧观念。多数正值的党员只是瞎忙，一知半解的传达命令，这就不免犯“强迫命令”的毛病。少数干部仿佛是“地保”，利用职权来实现自私的目的，如分土地便不难上下其手，自己先分一份较好的土地。这真是哭笑不得的事情，严办与优容，都易发生毛病。

军事方针的确立和领导干部的变更，是刻不容缓的重要措施。我个人认定我们当前的军事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这个鄂豫皖苏区，和适宜的配合各个苏区红军的行动。我们计划将鄂豫边和豫皖边两片苏区打通连接起来，并使之与上述的两片苏区衔接起来，形成一个较大的鄂豫皖苏区。这样做，我们可以威胁汉口至九江的长江交通线，对于江西红军是一个有力的支援；也可以与湘鄂的红军互成犄角之势。这个计划对于当时红军干部乃至一般同志，都有过极大的鼓舞作用。

徐向前被提升为红四军军长，一般干部为此极为兴奋。红军中军阀土匪习气受到批评，代表这种倾向的许继盛受到压抑，这就给予一般同志一个深刻的印象。一般同志觉得我们极力提拔那些思想行为都被视为正确的同志，来负担军事领导责任，是十分恰当的。同时，我们并没有排斥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以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著称的曾钟圣仍担任军政治委员；许继盛受到批评，仍任第十一师师长。这在事实上说明，我们的同志若能改正错误，就不会受到组织上的处罚。邝继勋领导能力不够，似是一般同志所公认的，现在改任第七十三师师长，负担逐渐改编地方武装，形成一个新的师，进一步发展为第二十五军，这仍是一个独当一面的重要任务。而去邝继勋这一师是直接由军委会领导，暂不受曾是他的部属的徐向前指挥，这对邝个人也不是太难堪的事。一般同志觉得这样处理，是煞费苦心而又十分周到的。

我曾向一些军事干部说明这些措施的意义，并要求他们根据上级决定，强化军中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广泛的实施训练和教育，反对游击习气，严格执行军事计划，争取胜利。后来，这种军阀土匪倾向，经过了长期的和广泛的斗争，才逐渐改变过来。我们在大会里的努力，不过是个良好的开端。

建立苏维埃政权是一件更艰难的事，这个区域的人们大多不知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他们的了解相当可笑的。少数知道苏维埃是工农政府，“苏维埃”这个字是由俄文翻译过来的。有的说到苏维埃政府是共产国际创立起来的，总机关在莫斯科，中国的总机关在江西，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分机关。更可笑的，当我和一些普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猜测着说：

“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以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说：“苏征兆同志已经死了，鄂豫皖乃是苏征兆主席的儿子。从前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现在我们的苏征兆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

”的确，这个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名词“苏维埃”是太生硬了，一般农民不宜懂得。

不用说，一个政府的命名，是有重大影响的。苏维埃政权在这个区域已经有了约三年的历史，仍不为一般人民所了解，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憾事。由此，我们也可以推知这个政府的名称，在更广泛的中国乡村中是如何的陌生；甚至在城市中，也不为多数工人所了解。

一般人只觉得这不是中国固有的名字，而是从俄国输入来的。他们既不能了解这个政府的真正意义，更说不上有什么同情了。

在党代表大会尚未闭幕时，我们还举行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其他如 CY 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以及许多专业性的会议，也都次第举行了，各该会议的详情，这里从略）。这个大会是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开幕的，为了是一般人易于了解起见，我们叫它为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多半并非经过选举而产生，而是由各级苏维埃政府民众团体和红军各单位摊派出来。大会的任务偏重于一些紧急动员的工作，如强化苏维埃各级组织，重分土地，解决粮食困难，推行财政经济政策等。

在这次大会上，一般代表最注意的是粮食问题。不少代表批评已往向农民借贷粮食的办法不妥当。他们根据事实指出借贷粮食的混乱情形。有些热心革命的农户，粮食被借出去了，先陷于饥饿的困境，得不到偿还，而且因此也减低了一般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情绪。党和苏维埃的负责人，都在大会上承认了这是一个重大的过失。我们也指出过去在这里所实施过的征发粮食办法固然要不得，后来改采的借贷粮食办法，也是要不得。这都是立三路线的遗毒，今后要改采征收累进农业税的办法。

当年十一月七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又在新集举行，这算是一次正式的大会，共到工农兵代表三百九十七人，是由苏区内一百七十万工农兵选民选举出来的。这个区域周围的工农团体也派有约二百名代表前来观礼。这次大会的作用，算是完成了鄂豫皖区苏维埃政权的奠基工作。

大会发布了正式宣言，阐述这个政府的任务，制定了临时组织大纲③；根据组织大纲，选出人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及其所属的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农民出身的高敬亭被选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原任主席的王平章当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人民委员会之下，设有外交、军事、交通、财政、经济、内务、土地、粮食、文化教育、劳工、革命法庭、政治保卫局、工农监察委员会等十二个机构。各县乡的苏维埃组织，则较为简单；通常一个县苏维埃，设有经常性质的土地财政经济和军区指挥部等重要机构，其余则按需要设置。

这个区域的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升级的地方政府，当然不发生根本法的制订问题。这个政府所设计的是区域性的政策和实施的条例的制订问题。许多重要的条例，如农业商业税务等条例，土地分配的条例，军区制的条例，审判制度等，都是由这次大会制定的。

概括地说，使苏维埃政权规模具备，政令推行无阻，是我们那时努力的中心。我们要求军队和人民尊重政府的职权，如果人们不依照政府法令行事，便不能摆脱军阀土匪的恶习。

红军高级将领，尤其要尊重政府法规，他们的身份不是特殊的，而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纪律对于一切人是平等的，只有党的共同意志可以领导苏维埃政府，但党也不能因此轻视苏维埃政府的职权，一切政令都由政府根据党的决议颁行。

我对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实际体验愈多，愈是为它的前途担忧。我觉得这个政权的能够存在，是以国民党政权的不统一、混乱和残酷的统治为其主要的凭借。这个政权的发展前途也是受着限制的。中共组织力量的薄弱，红军因缺乏补给而不易迅速壮大，土地革命不易冲破赤白区的对立而泛滥到更广大的区域去苏区面临的众多困难，也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克服。加之敌人的势力远较我们为优厚，我们一时无法瓦解它。

我觉得中共的土地政纲，有其根本的缺点，既不易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斗争，而且偏于对内。经由游击战争发展红军的方针，也为各种条件所限制，难有速效。苏维埃政权的基础更是归于窄隘。这个政权被孤立在土地革命的小天地之中，不易为广大的工农群众所了解和同情，对于全国各地知识分子和一般小资产阶级，也缺乏号召的力量。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更无法建立适当的联系。特别在当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东三省的事实为我们所知悉之后，我更认为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远离了反帝国主义的路线。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规定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是两个并重的主要任务，但苏维埃政权却偏到土地革命的一面去了。我想起斯大林的没有远见，我又想起布哈林在中共六次大会中重视反帝国主义以及不抹煞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等主张，若拿现在的事实来证明，就更为正确了。

我设想如果苏维埃政府能改名为“人民政府”，也许可以开辟出更有希望的途径。我所假象的人民政府仍应由中共领导，以工农势力为骨干；但它的政纲尺度则不妨放宽些，以便号召那些反日本侵略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来与我们合作。如果我们孤立于反日本侵略之外，反会被人民视为不顾国家前途，专以土地革命来损害民族的命运。我曾不只一次向我的同僚们提起过这种意见，我在下文中还要说到这一点。但我自己无法作这种根本改变。苏维埃运动这个根本计划是从莫斯科到中共中央，都屡次肯定了的，而且已在各处实行，鄂豫皖区不过是其中的一部份，如果我们自以为是的独断改变过来，那自然是极不好而又是不可能的事。

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共所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只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在这个运动中，中共发挥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了领导政权和军队的重要一课。但这个运动的本身是失败了。

它不是被国民党消灭了，而是在抗日战争之始，我们自动的转变了方向。斯大林这个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的公式，也是立三路线和中共内部一切左倾行为的根源。因为这个运动本身是左倾的，所以才产生李立三以军事冒险去促其实现的想法，其他教条主义者更只会在这条公式下兜圈子。我这个较早体验到这个运动的根本缺陷的人，后来竟为此被指为“右倾”或“叛徒”。但我自信我那时的看法是出自爱护中国革命的真诚。

① 当时苏区内许多农户的粮食被红军出具借条借去吃了，现在有苏维埃政府酬予偿还一部分；赤区的农民一般每天改为吃两顿粥和一顿饭。

② 这就是以劳动力来计算的，对于以收获量为计算标准的原则，自然又有辅助的作用，实行时又富有伸缩性，由各乡村土地委员会按各 户需要和其劳动力的多寡来评定。鄂豫皖区农业累进税制，详见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通令第七号（载《红旗周报》第二十七期------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版）。

③ 我手边已无临时组织大纲的原文，《红旗周报》第二十七期曾载有一篇说明这个组织大纲的文字，题为《蓬蓬勃勃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可以参阅。

编辑者注：许继盛应为许继慎之误。

第六章 整肃

新集党代表大会反军阀土匪倾向的斗争，曾引起被批评或明或暗的反抗，终于酿成一次轩然大波的整肃运动，并肃清了一些私通国民党改组派的分子。这种风波之来，与我们所遭遇到的内外困难是相联系的。

在党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领导层的内部意见常有参差。沈泽民的态度显然是偏于急进，他主张对于那些犯过重大过失的同志，给予各种不同的处分。他不善于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问题，爱援引马列主义和中央决定，来评判一般同志观念上或行为上的错误。甚至在讨论军事策略问题的时候，他也提出过红四军力不胜任的主张，这引起一般同志或多或少的不满，认为他的主张不是太过急进，就是有些外行。

沈泽民却不是一个坚持己见的人，也公开承认他的工作经验不够，需要学习；事实上他的左倾空谈也在逐渐减少之中。我常要在会议上缓和他的急进主张，我们有时甚至要公开辩论，虽然结果沈泽民总是撤回或修正其自己的意见，但使一般同志不无领导层内部意见不尽一致的观感。

在党代表大会将闭幕时，由曾钟圣提议，我和曾钟圣蔡申熙许继盛四人有过一次恳谈。

曾许在这次会谈中，尽情发泄了他们胸中的郁积。

许继盛表现的有些伤感，表示他将改正错误；但他的错误已在大会上毫不留情的被揭露出来，到会的军事方面的代表，势必会把它传播到军队中去，因而影响他的指挥威信。他感谢我对于他的信任，表示愿意仍任原职，到前线去戴罪立功，不过他总有点耽心沈泽民等不会谅解他的过失。

曾钟圣接着表示，他赞成大会各项决议，愿意忠实执行；但批评沈泽民见解不切实际，动辄给人带上帽子，打击早已在这个区工作的老干部。他自然不满沈泽民对他的评击，也为许继盛所受到的批评鸣不平。

我利用这个机会，向这两个受批评的负责干部详加解释，并予以劝慰。我指出大敌当前，应团结一致对外，一心去争取胜利，不应心存芥蒂。批评错误，在原则上是必要的，批评的技术纵有不当，也只是次要问题。这次大会主要是反右倾的军阀土匪倾向和富农倾向以及立三路线的左倾残余，不应转移目标来批评沈泽民，因为他最多不过是缺乏经验，说话有时不完全恰当，这是可以谅解的。我对他们两人表示遵守决议这一点，感觉欣慰，鼓励他们努力奋斗。

蔡申熙以老战友的身份，亦多方劝慰曾许二人。他首先表示对于过去的过失不能及早纠正，他自己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能够认真纠正，这就是天大的喜事；而且过去的错误积重难反，不经过这次大力斗争，很难生效；决不可从个人荣辱出发，抹煞这次批评的意义。如果没有这次批评，我们的前途是“死路”；现在批评出来了，大家如能照此改正，那末党和个人的前途都是光明的。因此这次大会绝不是打击了我们，而是救了党和我们。他进而表示充分的信心，认为国焘同志能把握住这支舵，泽民同志也会从工作中学的经验，大家必能毫不顾虑的改正错误，团结一致奋斗。

曾许二人都为我和蔡申熙的劝告所感动，笑逐颜开，一致表示愿意毫无芥蒂的上前线去为党的决定而努力。我和蔡申熙也为此高兴，认为内部的隐忧是大部消除了。可惜后来事实的发展，又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我们不愿因会议举行过久而延搁我们的军事行动。七月中旬，党代表大会刚刚闭幕，新任军长徐向前和新任军政治委员曾钟圣，就率领红四军全部向前线进发。他们由白雀园经金家寨开往英山，准备消灭驻在英山罗田沂水广济黄梅一带之敌，在那里发展苏区，并乘胜向北发展与原有的鄂豫皖区打成一片。邝继勋则仍驻白雀园，编组原有的地方武装第七十三师。

他那时还只掌握一千多人，正编组第一个团。这就是红四军出发后，留下保卫这个苏区的一支主力部队。

红四军出发英山以后，敌军自然乘机向这个苏区的周围进袭，我们感到四面八方而来的压力。新集之北二三十里就常有敌人的踪迹，白军民团鉴于苏区内地方武装实力雄厚，不敢贸然深入，但在苏区边缘的骚扰，则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拖去耕牛，掠夺粮食，甚至杀害壮丁，强奸或掳走妇女。我们的地方武装必须经常戒备，我们的大部份精力也就花在应付这些事情上。

苏区被封锁了，区外的报刊不能进来，消息隔绝。我们与其他苏区没有任何联系，与上海中央的交通也陷于瘫痪状态。护送我进入苏区的那一位交通，第二次到汉口去了之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大概是被杀害了。我们往往要派特务队到白区去行动，以期获得一些区外报刊，有时甚至要为此损失生命。

我们不知道中央仍在上海抑或已迁往江西苏区，中枢的安危令我们甚为耽忧。那位曾照顾我安全抵达汉口的顾顺章，就在我由汉口乘汽车向苏区进发的那一天被捕了。顾顺章是中共的特务首脑，掌握着中共中央与各苏区交通的总枢纽，曾在汉口以花广奇魔术大师的身份出现，现在终于被国民党的特务识破了。可能他要以出卖中共来挽救他自己的生命，他竟然投降了。他在武汉向国民党当地最高当局泄露了中共的秘密；据说当晚李家集就特别戒严，搜捕我和陈昌浩一行，自然这也是由于顾顺章的口供。不久，他被移送到南京，由蒋介石亲审。

顾顺章的叛变，是震动中共的一件大事。上海的中共中央很快便获知这件事的真相，避免了更重大的损失。当时中共中央和各地组织都因之大为混乱，所有机构和各同志的住处，均即时迁移；人事上也多调动，以逃避国民党特务根据顾的线索来进袭。当时已被禁在狱中，但国民党尚不知其确实姓名的恽代英，就被顾顺章指证而遇害；其他因顾的口供而被害的，人数也颇不少。中共中央乃亦采残酷手段来泄愤，顾顺章在上海的全家被中共的行动人员暗杀了。

这件事给予鄂豫皖苏区的影响也很大。预定由中共中央调派大批干部到这个区域来的计划不能实现了。继我和沈泽民之后，来到这个苏区的只有少数的干部如陈赓（接替徐向前任第十二师师长）李特（任军委会参谋主任、后来又任参谋长）傅钟（任军委会政治主任）黄超（任军委会秘书长）朱光（任政治部宣传处长）和王子纲等三个无线电技术人员，总共不过十多人。他们先后到达，途中比我们还要辛苦些，有的利用河南信阳和安徽寿县一带的中共地方组织，辗转引导进来，有的不凭交通线，冒险径行偷混进来。

其次，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各个苏区建立交通网的计划也无由实现。建立无线电的交通是这个计划中最重要的部份，我们在积极训练无线电工作人员，但所需要的无线电器材，却因交通线的被破坏，一时不易运进来。我们所编定的密码本，又为湘鄂西红军在作战中遗失了。

直到当年年底，我们才有第一架无线电，延迟了好几个月，才与红西苏区商定了一本不能完全信赖的密码，致使地面上运输和交通线，一直无法畅通。中央老在警告我们，要深刻认识到顾顺章叛变的严重性，不要信赖残存的交通线，即原非顾所知道的，也要严防波及。

我们所收到的打击有增无已。我们风闻中央书记向忠发被捕了，但不知何时被捕，是否与顾顺章的告密有关，以及牵连什么同志。我们约莫知道向忠发被捕后，他的表现和中央所受到的影响都很不好。中央是凶多吉少，有可能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只有互相勉励，即使失去了中央的领导，我们也要单独奋斗。

直到一九三二年春，我们才接到关于中共中央情况的可靠消息。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等中央负责人，于一九三一年八月间先后到达江西苏区的赤都瑞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在那里继续执行职权，并与当年十一月七日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我和项英当选为副主席。这时，江西中央苏区曾获得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冲破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尤其是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孙连仲的大部二万余人的转变，参加红军，使江西红军的实力大为增加。

中共中央搬到江西苏区之后，中共的力量也大部投到各个主要苏区去了，扩大白区的工作一时便随之减弱。中央给我们的函件也说到白区工作，一时不易发展，尤其是发生了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等严重事件之后。中央还要求我们不要过份相信留在上海的中央分局及其拥有的交通线，要严防敌人的渗透。

由于消息隔绝，江西苏区胜利的消息，我们隔了很久才知道。反之，我们的不幸又往往被敌人利用来发动宣传攻势。敌人宣扬中共中央是被摧毁了，甚至造谣说周恩来也已投降了。

敌人利用赤区与白区的通商关系，派遣一些奸细到处造谣：不是夸说国民党已调集主力军携带大批飞机大炮，不久要来进攻这个苏区；就是离间人民与苏维埃政权的关系，号召军民人等反正。国民党这些做法，生效虽然不大，但对这个尚不稳定的苏区，确有动摇人心的作用。

苏区内部的困难，数不清，说不尽。即以疾病的侵袭来说，带给我们的损害，有时会比敌人的打击更为重大。我们的环境卫生很坏，食水不洁，苍蝇蚊子臭虫虱子是有名的四害，疟疾痢疾和皮肤病等猖獗流行。许多工作人员患了疟疾，依然照常工作，他们得不到医治，久而久之，也就不把它当作一种病了。我们的营养和很坏，吃得只有大米杂粮和花生之类，缺乏蔬菜，更缺乏肉类。

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这是党和苏维埃刚闭幕的时候），我就病倒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拖延最久的一次大病。我在大会时 ，就已患疟疾，但我在体温恢复正常时，仍抱疾工作，不久便并发了肠胃病，下痢不止，而又呕吐，饭食药品，随服随吐。我的身体日渐瘦弱，已无力起床。在大城市中我的病也许不算是严重的，但在偏僻的乡间，医疗药品，均感不济，几乎使我丧失了生命。我自觉身体的抵抗力太弱，经不起考验，也为我在这紧急关头所肩负的责任而耽忧。其实，愈是焦急，病就愈难痊愈，缠绵月两个月，病况才有转机。

我的卧病，对这个区域工作的发展，自然不无影响。在我身边的同志为我的病耽忧，甚至他们曾想到万一我一病不起，善后步骤应如何安排等。特别是在前线的同志，更因此为之不安。后来曾钟圣曾承认因闻我病重，深恐这个区域的领导权，将为他所最不满意的沈泽民所掌握，所以他有带着红四军脱离这个苏区的企图。

鄂豫皖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工作，并未因我的病而停顿下来。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职务，分别由沈泽民和蔡申熙代理。这时，我们在各地传达大会的决定，采取一面斗争一面说服的较温和的办法，来纠正已有的错误。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受到处罚，但党的内部竟因此发生了一种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

这股暗流以金家寨为起点。大会后，豫皖边区地方委员会的一些负责人，开始散布对这次大会不满的言论。他们说：

“这次代表大会利用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来打击老干部；新来的干部反对早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干部，也就是黄安麻城人反对安徽人。”他们批评沈泽民是不懂世故的留俄学生，只知挟中央以压制地方，其实中央是否存在，还是问题。他们知道了我病重的消息之后，更表示不能信赖沈泽民的领导。中央分局觉得金家寨这些反党的言论，似是许继盛播弄起来的。许在路过金家寨时，并未表明遵从大会决定的态度。相反，他表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言外之意，似乎不满大会对他的批评。

红四军与七月中旬开到英山前先后，接二连三的击溃了那一带的国民党驻军，缴获大批枪枝，俘掳敌军约两千名左右，乘胜占领了英山沂水两个县城。八月上旬曾钟圣有前线送来的报告，描述那一带富庶的情形。红军吃得很好，而且正在沂水搜集布匹，解决冬服问题。

他还说到，据他们所知，国民党军队正在围剿江西苏区的红军，军情甚急。红四军准备向广济黄梅行动，相机截断长江交通，并乘势在武穴附近渡过长江，直指赣西北，会同江西红军，消灭国民党的围剿。

与此同时，一位随军出发的省委委员送来报告，与曾所说的又大有出入。它说道红四军高级干部中有渡长江向南发展之议，是否由于中央分局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它还批评红四军的政治工作不得力，只知解决红四军所需的物质问题，不重视在这一带发展苏区的任务。有说道不赞成改变原有的计划，红四军干部也多有同感云云。

这件要案提到中央分局和军委会时，我因病重没有出席，沈泽民等也因耽心我的病，而没有告诉我。会议决定由沈泽民草拟一封答复的信，内容大致是说红四军仍应照原定计划，在英山沂水一带发展苏区，扩大已有的胜利，壮大红军，决不可渡江南下；并说明配合江西红军行动，虽是红四军的主要任务，但红四军脱离了原有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孤军渡江南下，不仅不能给江西红军以有力的支援，反会因红四军的离去，使鄂豫皖遭到损失，这也是立三路线的军事冒险的想法。若照原计划执行，则不但鄂豫皖苏区可以扩大，红四军也可以壮大，而且能牵制更多的敌军，这是对江西红军最好的配合方法。

这封复信不过是重申原有的计划，本是无可非议的。不料曾钟圣许继盛等竟提出进一步的反对意见。曾钟圣说道这封信是泽民同志起草的，国焘同志病着不知道，泽民同志素来将红军视为保护他个人的工具，这种右倾的保守观点，是有害于红军的。许继盛更强调红四军的行动，应该由将领们为军事的前途打算，不必理会新集的指示。

在红四军的将领会议中，曾钟圣将他的渡江南下的主张，描绘成为原有计划的一部分。

他说明原有计划并未规定红四军不能越过长江。在他看来，长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红四军可以随时偷渡过去，也可以随时偷渡回来，国民党的海空军是不能阻拦的；因而他认为渡江南下的行动，可以由前方将领商决，不必征得新集的同意。以徐向前为首的多数将领，虽不赞同这种主张，但也不愿在军中展开政治性的讨论，因而表示仍须事先获得新集的批准。同时，红四军中一般官兵，也都是这个苏区的子弟，有不愿远离这个苏区的乡土情绪。这样，资望较高的曾钟圣也无法贯彻他的主张。

曾钟圣终于再向新集来一个哀的美敦书的报告。他夸大渡过长江和切断长江交通的重要性，表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到某月某日仍未得到军委会的明确指示，便径行渡江。

这个报告约于九月上旬到达新集，使我们大为震动。

这时，我虽仍不能起床，但病况业已好转。中央分局和军委会两机构的委员们，齐集在我病榻之前，举行紧急会议。蔡申熙首先说明，在国民党重兵监视之下，偷渡长江是冒险的行动；即或偷渡成功，在江南孤军也难展布，而且要在渡江北返，则更困难。这种举动显然违背了原定计划。他判定曾钟圣之所以坚持这种错误主张，是立三路线在作怪，也是别有用心的。他追悔他曾保荐曾钟圣许继盛等人担任要职，以至发生这次严重的抗命事件。他提议派陈昌浩去接替曾钟圣军政治委员的职务，并纠正他的错误行为。

我们一致赞成蔡申熙的主张。陈昌浩和其他委员，建议派蔡申熙去接任红四军军政治委员，以收驾轻就熟之效；但蔡则以体力不逮为理由辞谢，并坚持由陈昌浩继任。最后我表示完全接纳蔡申熙的意见，并说党代表大会虽曾批评了曾钟圣和许继盛等，但因他们表示悔改，仍任要职，党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并不贸然采取惩罚的态度是对的。蔡申熙爱护那些老同志，也是应有的态度，而且他曾屡次函劝曾许等，放弃成见，遵守新集的决定，是以蔡同志毋庸引咎。现在曾许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以外，别无其他办法。

这次会议决定派陈昌浩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赶往前线，处理这一事件，不仅应制止渡江的行动，必要时刻将部队撤回原有苏区来。军委会又命令陈昌浩继曾钟圣为红四军军政治委员，曾则调回新集；至于许继盛等应否免职，有陈昌浩相机处理。除这些正式的决定和命令外，我们还共同签名写了一封致各高级将领的信，鼓励他们遵守党的正确决定。

我也当场表示，一俟我能起床行动，当赶往前线，协助陈昌浩处理一切。

陈昌浩去了约一个星期，我不理会医嘱休养的劝告，力疾前往白雀园邝继勋师部，向那里的同志们说明这次曾许等行为的不当。邝继勋和他属下的负责干部，对于我们的决定，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沈泽民蔡申熙等，也在新集就这一件事向各方面加以说明，以期获得多数同志的支持。这正是“九一八”日本强占东北的时候，我们这个小天地却忙着处理内部可能发生的危机。

不到几天，陈昌浩由前线送来了急报，说明一切都已照军委会命令顺利执行，红四军全部即经由英山金家寨开回白雀园休息整理，要我不必再带病赶来前方。我因此就留在白雀园，等候红四军的到来。

又过了两三天，陈昌浩带着一支先头部队，押送曾钟圣和许继盛回到白雀园。他向我报告，他这次前方之行，不仅纠正了反党的行动，而且破获了反革命的阴谋案件。他为此惊奇、兴奋，觉得幸能及早发现，否则要闹出大乱子。

陈昌浩叙述他花了五天功夫，赶了七八百里路程，到达驻在沂水的军部，立即将中央分局的决定和军委会的命令向红四军的高级将领宣布，获得了以徐向前为首的高级将领们的完全支持。曾钟圣见大势已去，只好表示服从，陈昌浩也就顺利的接管了军政治委员的职务。

这样，党的主张贯彻了，渡江南下的论调也被打消了。这是表示红四军中的党的领导力量很坚强。在这次争论中，一般干部，都能深明大义，尤以徐向前的立场坚定，起了领导作用。

陈昌浩接任军政治委员后，立即进一步调查红四军的内部状况。多数高级干部认为曾钟圣的主张是错了，但大体上还是忠实于党；许继盛和他少数亲信的态度，却有可疑之处；甚至第十一师中有人传说：

“第十一师在渡江后，要脱离红四军另找出路。

”徐向前等认为，第

十一师中多数干部是拥护党的，但许继盛和他的少数亲信的言行，应当彻底查究。

陈昌浩根据一些干部的提议，执行军政治委员的监察职权，亲自率领少数政治工作人员，搜查第十一师师部。陈昌浩向我追述这一幕时，说他是提心吊胆的，深恐许继盛会反抗。可是当他到达十一师师部，宣布要搜查的时候，多数师部人员表示服从，师部的唯一直属部队特务连，更表示了欣然支持的态度，这使许继盛吓得面无人色，不敢有任何反抗。

第十一师师部有一个吴参谋，是人所共知的许继盛的亲信，平日与许一道冶游，言行乖谬，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年轻的吴参谋自以为得着许师长的庇护，想不到有这次搜查，是他没有预先消灭证据的原因。陈昌浩就在他所保管的公文箱中，发现了私通敌人的证据，主要是新近由白区来的两封信和一份通讯的密码。

陈昌浩于是要约许继盛押着吴参谋到军部来，实行讯问。当时红四军的高级将领都齐集在那里，像是举行高级军事会议，也像是在开特别军事法庭。旁听的官兵，更挤满了整个大厅，气氛甚为紧张。吴参谋应信件密码俱在，证据确凿，而且信中词句多是用这个密码写成的，不能不承认通敌的罪行。他承认他是国民党改组派，他的所作所为许继盛是知道的；他供认他被派来，主要负有运动许师长向白军投诚的任务；而且利用党内纷争的时机，以联络了一些党羽，准备在渡江南下，红四军遭受挫折的时候，实行反叛。

由于这个惊人案件的发现，红四军将领们会议决定:立即罢免许继盛的师长职务，并押解新集审理。曾钟圣虽证明没有反革命的嫌疑，但他的反党言行，显为反革命者所利用，因一同前往新集，听候查办；红四军立即班师回白雀园；所有各师各团参预这一反革命阴谋的党羽，概由各级政治部暂行看管，一俟到达目的地，再行一并整肃。

陈昌浩向我报告这些经过之后，并将搜获得信件和密码等整个案卷交给我，要求我先问问曾钟圣和许继盛，就知道他这次在前方的处置是事在必行的。

我先后先约曾钟圣单独会晤，要求他毫无顾忌的说明真相。他向我说明审问吴参谋这个奸细的时候，他始终在场，一切证据他都细心看过；他认为案情毫无疑问，大致吴参谋还只是一个拉线人，真正的首脑当然是许继盛。他自悔他任军政治委员时，对于这样一件重大的反革命阴谋，毫无察觉，而且他的渡江主张反为许继盛等所利用，几乎中了奸计，自请处分。

我也坦率的向他指出 ，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不是反革命的同谋者。后来他返回新集，受到反党和助长反革命发展的指责，撤免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委员的职务，改任军委会参谋，主管地方武装的训练工作。

我又约集陈昌浩曾钟圣共同与许继盛会谈。许继盛这时已是垂头丧气。我向他说明他有充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他说到前方的同志对他是很优待的，没有正式审问过他，更没有威胁他，但事实俱在，他承认他犯了包庇反革命的严重罪行，不过他自觉他还没有做出反革命的行为。

许继盛说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曾与国民党改组派来往，一九二九年他由上海被派来豫皖边区打游击的时候，他的一个国民党改组派的朋友曾向他表示，现在奉着中共的命令去搞军队打游击是可以做的。将来改组派得势，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许可以带着军队过来，与改组派合作，许说他当时并未接受这个约束，也不知道这个改组派的朋友，后来投靠了蒋介石。

许继盛继续说明这件往事：他到苏区打游击后，早已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不料一九三 0 年他在金家寨一带打游击已搞成一个局面的时候，那位改组派的朋友便介绍吴参谋来了，他认为吴是老朋友介绍来的一个军人，因而就委他当参谋。他们彼此嗜好相同，一块玩女人，生活打成一片。新集大会以后，吴某要他不要向党低头，并对他常有要挟。

。他承认他

已经知道了吴某确是一个奸细，但他受了他的威胁，不敢举发，只在那里糊里糊涂的混下去，并没有背叛的意思。

在这次谈话中，曾钟圣很愤慨的质问许继盛，说许仍然企图隐瞒真相，避重就轻，只说了吴参谋所已说出来无法否认的部分。曾钟圣为了洗清本身的责任，一再严词质问许本人是否事前知情，要许明白交代。许继盛也不得不承认，这件事他确是完全瞒着曾钟圣的。

我了解了这件事的真相之后，立即派人押送许继盛连同全部案卷，前往新集。并要曾钟圣也去参预许案的审理，同时对自己的错误，做一个交代。我向新集建议，许案应由中央分局指派人员组成特别法庭来审判，并根据已有线索查明各部分的同谋者；但肃反不可与党内斗争混为一谈，曾钟圣和其他凡有这种、或那种错误的同志，就只应受党纪的制裁。

徐向前率领着红四军继陈昌浩之后，缓缓的撤回到白雀园来了。其时军中弥漫着肃反的狂热。各师各团在行进中就曾逮捕了一百多个嫌疑犯。红四军中发现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大新闻传到了苏区，肃反的浪潮，就跟着泛滥到各个角落。“肃清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改组派”

的声浪，高唱入云，法兰西大革命时清楚贵族反革命的浪潮，不期然重现于这个苏区。人们多分辨不清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甚么是反革命，只要有人指证，谁就要受到这股热浪的冲击。红四军中各军各师的军政干部对于嫌疑人犯，不问情由，严加审讯，。审问的方式多为群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愤慨之下，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甚至刑讯的事也发生不少。

我目击这种情况，深恐发生重大流弊，立即设法制止。我首先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下令各军事单位，不得擅自捕人和径行审问。所有已被捕的嫌疑人员，概交高级政治部所组织的军事法庭审理。禁止用刑逼供。此后各师团非事先得到军部或高级政治部的允许，不得看管任何人。在肃反斗争中，我们并应广泛采取奖励自首或过悔的方针。这个命令的颁行，才抑制住了这股狂流的泛滥，也使我和其他的头脑们，有机会去研究事态的真相。

我研究了这个案件之后，不久既召集了一个几百人的军事干部会议，每连均有代表参加。

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表了关于肃反的报告。我以最浅显的语句，解释甚么是反革命，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而甚么又是普通的过失。现在事实表现出来，同志们往往将反革命与普通过失混为一谈，我进而指出，有各种资料证明参与反革命阴谋的不过是一小撮的人，现都已被捕了，其余多数被牵连的，却只是犯过这种或那种或轻或重的过失，有些也受过反革命者与的影响，有些则与此毫无关系。

我根据中共中央肃反的方针，说明要分别首从；换句话说，首要者严办，胁从者从宽，胁从而又真诚悔过者免罪。我又根据很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曾因他的家长有反苏维埃的行动，就被视为是反革命者。又有某某仅因他的家属对革命有过动摇的表现，就也被视为反革命。我提醒与会者，苏维埃的法律是不追究曾反过党的农民的；而且苏维埃和红军的势力，还不算十分强大的时候，一般农民有过这种或那种的动摇，乃是意料中事。红军战士家庭所作所为，不应由该战士负联带责任，他自己既有过战功，决不能视为肃反对象。即使动摇过的农民，也不能视为反革命。

我还根据较普遍的事实，指出某一个嫌疑犯，在某一次合法会议中，听见反党言论，没有起来指责，这自然是不好的事，但他就因此被视为知情不举，竟被视为国民党改组派，这样判断就未免过份了。又如某个嫌疑犯曾和某个反革命者在一块玩过妇女，因而被视为是改组派的党羽，这同样也是过份的株连。

根据上述分析，我着重指出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继续在军中展开反军阀土匪倾向的斗争，在苏区内，继续展开反富农、反官僚、和其他左倾立三路线和右倾动摇思想的斗争等等。就由于这些坏的倾向，滋生了反革命。但反革命者究竟不过是少数人，而反革命的核心又已被毁灭，因此，我们切不可任意株连，自相惊扰。现在已被捕的嫌疑人犯，除少数案情严重者外，多数均应按照情节，予以较轻的处罚或无罪释放。

我的这篇报告，大大感动了我的同志们，他们有些觉悟到在肃反的狂热中，不免过于感情冲动，有些觉得如释重负，再不会因某些小事而被牵连了。徐向前陈昌浩等重要干部，也在会议中表明，决根据我的指示，继续深入党内斗争和肃反。他们承认在肃反的火头上，不免感情冲动，任由各师团随便抓人，今后决不会如此了。

在新集的中央分局，旋即接受了我这篇报告，制成了决议，通令各地施行。在这个苏区内虽然也破获了一些许继盛的同谋者，但多数被整肃的，均系一些利用苏维埃职权，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等的违法者。后来据中央分局的统计，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军人占三分之一；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盛等百余人，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

后来中共中央认为鄂豫皖区的肃反进行得非常成功，可为各苏区的模范。江西苏区自富田事变开始肃反起，历次进行都不免失之严苛，几乎酿成能发不能收的局面。当时周恩来等到达江西苏区后，曾批评毛泽东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内情究属如何，因我未曾与闻这件事，所以至今还不知其祥。

总括来说，我们在鄂豫皖区的这次整肃斗争，主要是肃清了军阀土匪倾向，也打击了立三路线的残余，纠正了一些右倾的和堕落的倾向，并铲除了一个反革命的阴谋。但是在执行时，也发生了若干偏差，如倚轻倚重的判决，甚至刑讯逼供。我们没有能够一一纠正过来，这不仅与中国的落后环境，有其不可分离的关系；也是中共宁左毋右的观念，起着重大作用之故。

第七章 鄂豫皖区的末期发展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到一九三二年七月，蒋介石发动对鄂豫皖区大规模的围剿，也正是鄂豫皖区和红四军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我们的发展，显然是我上面所说各种努力的结果，后来，我们终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遭受挫败。这似乎也是由于苏维埃运动的先天缺陷有以致之。

这个时期，我们在军事上获得多次大大小小的胜利，红四军的实力也随之膨胀起来。我们在肃反运动中，曾极力整饬红军内部，清除了红军中一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和不可靠的分子，提拔了许多贫苦农民出身的干部。我们的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员，政治工作也大大加强了，我们将充实军队内部的措施，视为最主要的工作。

我们是内线作战，因而军事策略是集结优势兵力，分别击破包围这个区域的敌军，向四周扩展苏维埃的领域。我们的军队每日均在战斗之中，大小战斗不知凡几，这里不能一一叙述，我仅就比较重要的几次战役，略加说明。

当时敌军对于我们这个区域，大体是采取守势的蒋介石的剿共方针，重点似是放在江西苏区，尚未重视鄂豫皖区。我们的周围大多是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部队，他们的将领有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理，他们的装备虽不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战斗力则并非都是弱的，如吉鸿昌等所率领的原冯玉祥的西北军，就以善战著称。这些敌军都依据城镇设防，联络民团驻守的寨子，同时又沿线建起碉堡，形成对这个区域的纵深包围圈。

我们经常讲求打破包围圈的军事策略。我们觉得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所倡导的游击战术，多已不适用，如“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人穷追，我兜圈子”的战术，就只能适用打野战，不适宜于对付采取守势的敌军。我们要主动的进攻防守的敌军，但我们有缺乏攻坚的重武器，因而我们采取“围困一点，消灭来救援的敌军”的策略，我们认为这才是“以包围对付包围”的办法。

我们根据红四军的特长，来发展我们的游击战术。我们的军队能够发挥奇袭的力量，主要是靠行动迅速和秘密行动两个条件。我军装备很轻，运动力很强，就具备了运动神速、能对付多方面敌军的条件。我军行动原是很秘密的，又有地方武装的掩护和佯攻，往往使敌军不易了解我们的真正企图。我们特别注意夜间行动和夜袭的战术，发挥奇袭的作用。我们也讲究构筑工事，以减轻伤亡和节约防守的兵力。凡此，似都是劣势兵力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下，所应采取的战术。

我们将每一次的军事行动看作是一场实地演习。在作战以前，不惜详拟计划，各方动员，以期发挥狮子搏兔的力量。在作战以后，又详加检讨，认识错误和偏差，拟出下一次行动所应采取的新方法，使我们能在行动中求得进步。

红四军在白雀园整饬内部的期间，即曾向驻在潢川商城光山一带的敌军实施压力；并在潢川附近的一个小市镇上，消灭了吉鸿昌部一千余人。吉鸿昌因此以“剿匪不力”的罪名，被蒋介石免职，愤而到了上海。他对红军的观感，因亲身的经历，似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与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员发生联系，对于孙连仲部后来投降红军，起了拉线的作用。后来，他参加了冯玉祥在张家口所组织的反日同盟军，为蒋介石所杀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军南移，围攻驻在黄安县城的敌军梁冠英师。我们很重视这一行动，认为是拔除老苏区的眼中钉。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比以前周到些。这次行动既有军委会主席的命令，又经过高级将领会议详细研讨，决定整个行动的计划，最后又由高级军事长官召集中下级军官开会，详细讲解执行这一计划的每一步骤。

政治工作在这次战役中，也显著的发挥了作用。中共军中的政治委员，有监督同级军官的特权，同级军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员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时，政治委员并可撤换或逮捕同级军官。但在红四军中，军官都是同志，我们认为政治委员的监督特权，只能适用于那些非同志的军官，因而改采同级军官与政治委员，分负军事与政治责任的平等制度。

由于这种平等制度，在决定军事行动计划时，军委会政治部和各级政治委员会，须提供有关这一行动的政治情况的资料，并制定政治工作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是从政治方面来鼓励全军官兵执行计划的信心；动员当地的居民和地方武装等，配合军事行动；瓦解敌军；鼓励敌军官兵投降等等。同级政治部等于同级政治委员的办事机关，也就是由它来执行上述政治工作计划。政治委员平时指导政治部工作的进行，战时则参加作战。能干的团政治委员往往是太上团长，否则亦等于副团长。至于军中中共的组织，则隶属于政治部，在官兵中起带头作用。

在这次黄安战役中，我们决定以各团的政治委员和团政治部，为实施政治工作的主要环节，所有鼓励士气，动员民众，瓦解敌军等政治工作，都以团为单位来进行。这样，军政治委员的工作，也就有了头绪。他只须指导各团的政治委员，工作就能分头进行。中共军中党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团政治委员指导各连政治指导员和连支部书记，就能如臂使指。

我军按计划到达黄安城下，首先扫荡了城外的敌军梁冠英部前哨据点，敌军全部退守城内。我军重兵则驻在黄安城的西南面，其余东北两面则由地方武装监视。我们的目地是断绝城内敌军的粮食供应，一俟敌人粮食缺乏、离城退却的时候，实行在野外予以歼灭。

我军战斗力远较梁冠英师为优，在数量上我们也多一倍。我们经常能分半数以上的兵力，压迫黄安以南宋埠李家集一带的敌军，使之不敢前来救援。黄安城内之敌军曾屡次出城，企图夺取粮食，但我们已在城的周围坚壁清野，使他们无法如愿。如果他们离城稍远，即有被我们消灭的危险。

我们很注意改善七里坪区与高桥区之间，灰白区（在黄安城附近）内居民和我们的关系。

我军的运输担架队均来自苏区，不在灰白区征用，我军所需粮食，半数也是从苏区运来的。

我军在灰白区打土豪只限征发粮食，而且要当地居民公认为土豪的，其粮食才予以征发。我们到处公告，不准军人侵扰当地居民，准许居民举发，损坏了物件要赔偿，借用东西要还，公平交易，不许强买强卖。由于这些措施，灰白区的人民迅速改采亲近我们的态度。

我们动摇敌人军心的工作也做得很有成效。我们并不禁止人民出城进城，我们所捉到的敌军官兵，仍然放进城去。我们用各种方法告诉敌人，外援已绝，粮食将尽，只有缴械投降，这将受到红军的优待，不愿从军者，并可给资遣送还乡。敌军士兵携械投诚或被俘后参加红军，一向是红四军的一项兵源。黄安战役之时及战役之后，敌军士兵投靠我军的人数有显著的增加。

这样包围黄安一个多月，敌军果然因粮食不济，乘夜向西南逃串。我们消息灵通，早获情报，而且追击迅捷，敌人如陷天罗地网，几乎全部为我们俘虏了。陈昌浩在这次进击中，又表现了他机警敏捷的才干。他奉命在离黄安约四十里的地区，抄袭败窜之敌，最大多数的敌军都为陈昌浩部所解决，只有师长梁冠英单身漏网。

我军在这次战役中，占领了黄安县城，俘虏敌军官兵约五千人，缴获枪枝三千余。黄安县城从此被我们改名为红安，这也是我们占领得最久的一个县城，它一时成为我们胜利的标志，对于苏区人心的振奋，是有极大作用的。这一带的灰白区，也从此变为新苏区，这个苏区的南疆也为之大大扩展。高桥区不再是孤悬在南边的孤岛，已变成了那一带新苏区的核心。

我军正在黄安附近扩大战果的时候，敌军两个师（原属西北军系统，指挥人姓名我已忘记了）由宋埠李家集路线向黄安进逼，这似是蒋介石知道黄安失守以后，严令这两个师恢复失地。这两师的将领们在严令之下，只好特别卖力。

当我军屯驻在黄安以南约四十里地区的时候，敌军这两个师竟采取主动，乘夜向我军实施正面突袭。敌军突破了我军一团人所据守的阵地，直向我们的军部所在地挺进，使我军陷于险境。我和徐向前陈昌浩急起应战，可是身边所能指挥的部队已只有百余人，徐向前就在这次战斗中，为流弹击中，左肩骨受伤，但他仍是沉着应战，直到这次战斗转败为胜为止。

这次战斗也表现了我军自动协同作战的精神。我们驻在左右翼的部队，虽未得到军部命令，但根据战况，纷纷向突进之敌的左右两翼抄袭，于是敌军不得不向后退却，我军乘胜追击，沿途又缴获敌军人枪各一千以上，敌军迅即退至黄陂附近。

我们检讨这次战斗经验的时候，对自己疏于防范，深自责备。我们嘉许徐向前，他在受伤时，虽经临时包扎伤口，体力显感不支，但仍强自镇定，继续指挥，卒挽危局。这种不计生死坚强沉着的精神，确是红军的宝贵品质。接着他还在军中带伤执行军长职务，只在职务稍闲时，略事休养而已。至于各师各团的指挥员，这次能在危急时互相联络，相机对敌抄袭，更是我们应当继续发扬的自动协同作战的精神。

我们的军事胜利，以苏家埠一役为最著。我军以少胜多，战果极丰。这不仅标志红四军战斗力的旺盛，也表现我们整个政策的成功。

一九三二年初，我军有黄安经金家寨麻埠独山，度过淠河，进围苏家埠。我军占黄安，又击溃了救援黄安的敌军后，我们估计敌军已暂时不能向黄安进攻，因转向安徽西部的淮河流域发展。邝继勋师仍留在鄂豫边区行动，这个师的力量虽已有充实，但还只适宜于负担一些较小规模游击战的任务。

我军度过淠河后，逐渐压迫敌军退守苏家埠六安霍山等重要城镇。苏家埠这个重要市镇，驻有陈调元部两个旅，

这是我们上次占领麻埠独山后，最接近我们东面的一个敌军据点。敌军在这市镇的周围，驻有永久性的工事，有些系城堡。我军在苏家埠外围，同样广掘交通壕和建筑防御工事，并利用交通壕，逐渐缩小包围圈。

我们的计划是围住苏家埠这一点，断绝苏家埠敌军粮食的供应，逼使他们投降，并消灭从合肥六安一带来救援的敌军。这一带地区地主民团的势力颇大，一般人民畏惧于红军接近，而且我军的兵力又远较敌军为少，我们须从各方发挥我们的力量，才可望获致胜利。

我们极力争取当地居民的同情，孤立地主民团的势力。我们宣传红军所到的地方，农民可以安居乐业，都不要向地主交租和还债，一俟情况安定，将实行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

我们宣布红军绝不会侵犯当地穷苦人民的利益，只向土豪征发一部分粮食。我们也要求地主民团势力不要与红军作对，否则就要受到我们的惩处。

由于这些叫温和政策的实施，当地人民多半留在家里，没有被地主民团胁迫逃避。一部分农民还对我们采取友善的态度，虽然还不敢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实行分配土地，但极愿不露面的帮助红军的某一个行动。我军所需要的粮食，全部要就地解决，这一带确也是盛产粮食的地方。我们征发粮食，事先有当地穷苦人民的代表鉴别那些人家是真正的土豪，实行征发粮食的时候，由当地人民带路。我们并不征发土豪粮食的全部，只斟酌情形，征发半数或大部分。征发来的粮食，也有一小部分用来救助当地穷苦人民。

当地人民对于我们的同情，日渐增加。我们在军事上获得许多方便。我们不须派遣军队去征粮食，只由政工人员率领少数武装人员去办理。一般人民开始感到，红军来了，他们的日子过得较好了，首先是免去白军和民团在乡间任意滋扰。务农的和经商的熙来攘往，多希望陈调元部队失败，赶快离开这儿。当地人民还供给我们一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我们很注意节约兵力，利用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和工事，只须一团人，就可以胜任愉快的包围苏家埠。敌方经常有少数飞机来轰炸我军，但由于交通壕的掩护，不特不能予我们以重大的损伤，也没有妨碍我们的行动。敌军知道我们包围苏家埠的兵力，小于守军的四倍，经常向我们突袭；有时还借助于飞机的掩护来进行。但我军在交通壕内，行动神速，是敌人的策略成为画饼。敌机也常向苏家埠投掷粮食，补给守军，但为数很少，而我们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投掷的物品经常就落到我们这边来了。

这样，我们经常保持八个团的机动部队（红四军共有九团，除一个团包围苏家埠外，还剩有八个团）

。当时六安和霍山各驻有敌军陈调元部的一旅，多次企图策应苏家埠的守军，每次我军都以优势兵力将之驱退。后来，我们只需少数地方武装，就能监视这两处的敌军。

苏家埠的守军被困两个多月，弹尽粮绝，已无逃出的希望；他们求援的电报，如雪片飞出。驻在蚌埠的王钧部奉命经合肥六安驰援。王钧部三个师进到苏家埠附近时，我军以全力向敌右翼抄袭，王钧部大部被歼灭，总指挥励世鼎被俘。守军至此完全绝望，乃不得不开城投降。

这次战役，我军战果极为可观。励世鼎所率援军被俘一万二千余人，枪枝被缴九千余枝，其残部退回合肥去了。苏家埠的守军，投降的约五千人，缴出枪枝约三千五百枝。此役总共先后获枪一万五千枝（包括几次小的接触所缴获者），等于我们全军枪枝的两倍，不能不说是一次空前的大捷。

这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动。蒋介石似乎觉得，那些杂牌部队是不能济事了，开始调用他的嫡系主力来对付我们。我们获知汤恩伯部第二师正由河南许昌信阳一带，向潢川集结，企图乘虚进袭新集。同时，这正是一二八淞沪对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蒋氏高唱“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我们在六安的军事行动，当然被视为是扰乱后方安宁的罪行。

我们检讨这次战役，觉得战斗力大大增强，特别是“包围一点，消灭援军”的军事策略，在这次战役中，运用得极为成功。政治工作也发挥极大作用。我军本可以乘胜占领六安霍山等县城，向合肥进逼；但认为汤恩伯部如果进袭新集，将动摇赤区的根本，因此，我们移师西向以制机先。

我军旋即有苏家埠直趋商城潢川，找寻汤恩伯主力决战。我们抵达商城城下时，城内守军据城防守。我们首先故作包围商城的姿态，然后全军循商潢公路，向潢川挺进。驻在潢川的汤恩伯似已得着商城的告急电讯，拟会合商城守军，里应外合来夹击我们，汤恩伯由潢川率第二师等三个师的兵力，向商城进发。敌我两军相遇于“豆腐店”，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遭遇战。

两军前哨接触后，敌军迅速就地展开，匆匆占领阵地应战。我军原擅长遭遇战，立即表演暴风骤雨式的冲击，经过短时间的肉搏，敌军的阵势已呈动摇；我军攻势再接再厉，敌军就全部瓦解了。敌军兵力超出我们两倍以上，机关枪火力更远较我们的为强，但作战意志却远非我军可比，一经较量，优劣立辨。敌军大部向潢川溃逃，一部据守公路两旁的一些水寨。

担任总指挥的汤恩伯，也在乱军之中，退到一个水寨里去了。

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因受沿途水寨里敌军的阻挠，不能展开有力的冲击，结果我们在这一役中只俘获敌军人枪各近两千，我军的伤亡也超过五百人，这是我在这个区域参加作战以来，我军伤亡最大的一役。敌军溃退时，把那些来自外国的优良装备，沿途抛弃到水塘和水田里，以期迅速逃离火线。著名的汤恩伯师，就在这一役之后，调离潢川整补去了。

就在这次战役之后，蒋介石似觉得鄂豫皖区的力量，再也不可轻侮了。而且鄂豫皖区地处冲要，红四军动辄可以威胁武汉，截断长江和京汉路的主要交通线，无怪乎天把这个区域看作是心腹大患。因此，鄂豫皖区和红四军成为蒋所急于要进剿的主要对象。蒋乃在武汉设置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这样，鄂豫皖区在蒋的“剿匪”日程上，已列为第一位。

一九三二年四月间，我们对蒋的企图虽然还未详细知悉，但已隐然觉得我们将要面临更大规模的战争，便加紧部署红军力量。邝继勋编组地七十三师的工作，进行的颇为迅速，得到一般同志的赞许。这时，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扩组本区的军队为第四方面军，辖原第四军及新编组的第二十五军，以徐向前为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他们两人仍分别兼任第四军的原职。邝继勋升任第二十五军军长，率领已编成的第七十三师前往豫皖区金家寨苏家埠一带，利用在苏家埠一役中所缴获的武器，从速编组地七十四师及第七十五师。其第二十五军军政治委员一职，则暂由蔡申熙兼任，但蔡原为参谋长，且为红军学校的职务所羁，军政治委员的职位，暂时只是挂名而已。

我军最重大的缺点，是缺乏训练，便积极在这方面谋求补救。我军作战，军官们身先士卒，因此干部伤亡数字较大，这种情况一直不能纠正过来。我在上面说，徐向前受过伤，师长如刘英陈赓也先后受伤，团级以下的干部伤亡更不可胜计。我们干部的补充十分困难，我军乃抽空实施战斗教练，以期士兵能散开利用地形作战，改正由军官率领密集冲锋的作风，这也是减少伤亡的要着。

我军的装备是增加了，有了几尊山炮，几十尊迫击炮，以百计的机关枪。我们需要训练炮兵和机关枪兵。同时，也缴获了一些无线电台器材，正在一架一架的拼凑修理起来，训练编组人员来使用。我们缴获来的枪枝，一部分已发交地方上的独立团，但尚存有一部分。兵工厂也能修理枪枝和制手榴弹之类的武器，正在日夜开工。新兵也随着武器的增添而增加，训练工作也就繁重而复杂化了。

我们的军事工作暂时分成两个区域来进行，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军在鄂豫边区四周行动，加强训练，并充实地方武装。以邝继勋为首尚待充实的第二十五军军部，则会同金家寨一带的党政机关，在豫皖边区负担同样的任务。这个分工对于邝继勋说来，拟是相当沉重的责任：他要单独对付那方面周围的敌军；他的二十五军军部和第七十三师尚须继续加以充实，还要编组两个新师，又要扩充训练那一带的地方武装，并指挥他们作战。工作之繁忙和他的才干，本不是完全相称的，然而一时又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也只好暂时听之。

除军事工作外，这个区域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获得若干进展。首先是粮食不再感缺乏了。

一九三一年中国各地发生了很大的水灾，但我们的苏区因雨水充足和努力生产，反而是大大的丰年。没有了粮荒忧虑，社会秩序也显得安宁了。当时苏维埃政府的粮食工作，主要是征收粮税，储藏粮食，储备种籽等等。

老苏区的土地经过重逢以后，大有改善。土地使用证也发到了各个农户手里。一般农民觉得他们有了一块可以长期使用的土地，工作情绪为之高涨。代耕制度有了相当的改善，农民们的劳役负担，也相应的减轻了。一般人都庆幸本乡土不再受到白军民团的侵袭，边疆上的粮食也不会受到敌人的掠夺。

财政经济政策方面所收得的成效，尤为显著。苏维埃政府的收支，日渐接近平衡。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我们的军队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一元大洋的零用费。

敌人虽然加紧封锁，但我们的日用必需品大致仍不感缺乏。苏维埃银行经常存有五十万斤以上的食盐，这是用苏区土产向白区换来的。

国民党统治的混乱，也是我们能冲破经济封锁的一个重要因素。驻在金家寨背面固始三河尖一带的敌军，就是不认真执行封锁法令的杂牌部队。那支敌军因国民党军事当局对他们待遇不公，军饷缺乏，在当地实行走私，以辟财源。这个敌军旅长并与我们订了一个通商条约，其要点是彼此互不侵犯，经他的防地进出的货物，准他私收定额的税款，我们的商业机关每次奉送他五千元，以补偿初办时税款的不足。这样我们出入口的货物，就在这个缺口通行无阻了。

此外，苏维埃政府各级机构的行政效率，逐渐提高。不可靠的分子和不法的行为，以及捉土豪迫缴罚款的事也大为减少了。苏区农民到白区去抢粮食的事从此绝迹。党团员的数量增加了，党团和民众组织加强了。苏区内到处在修桥补路，建置驿站和各种小型工厂合作社，以及发展文化教育工作等等。

这些进步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我访问过老苏区内的一些老农民，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大致表示苏维埃政府的新章程新办法，与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从前的一些造反行动，如白莲教、白狼、红枪会等的举事，显有不同，即较之一九二七年的农协运动，也有进步。现在这里一片兴旺的气象，这样下去大有成功的可能。他们所耽心的，是力量仍然太小，不知道还要若干年，天下才能太平。老农们的这种观感，刻划了当时那里的真相。

我们最大的苦恼，确是力量不易扩大。一九三二年四月间，这个区域的人口大致在二百万以上，比较稳定的区域（即老苏区）拥有人口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多数新发展的区域，政权机构大致上还不算健全，，土地还没有分配好，地方武装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当时称这类地方为“尚未稳定的区域”，但它占了我们全区的三分之二。我们的努力主要放在这些区域的基本工作上，但收效很慢。

我们不能单靠发命令去解决一切问题，主要的方法是发动群众斗争。一个新苏区，如果我们下命令实行分土地，若是农民不起劲，还是无济于事的。因此，我们着重于派遣一些干部，去发动当地农民，自行分土地。农民们固然赞成分土地，但往往心存顾忌，如苏家埠附近的农民，就常常这样说：“等到合肥六安打下来了，再分土地罢！”

扩大红军是我们经常进行的重要工作。我们需要大量的兵源来补充缺额和编组新军，单靠老苏区地方武装人员来补充红军是不够的。在新苏区我们将长举行军民联欢大会，动员壮丁来参加我们的队伍。红军中的官兵也常用交朋友的办法，吸引青年到军队中来。这些办法效果固然相当可观，但仍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有一些青年农民抱着观望的态度，他们似觉得在胜利尚极渺茫的目前，就贸然参加造反，那是过分危险的事。

这些事令我烦恼。我觉得这个苏区主要是靠军事力量来维持。我们是在大胆尝试土地革命究竟有多大的燃烧力，苏维埃政权究竟有多大的优越性和适应性。我们鼓起信心，开足马力，争取最大限度的胜利。在这些发面，我认为我们已经是竭尽所能了。作为一个领导者，我不得不考虑究竟能否、和如何获致决定性的胜利。这就更使我联想到苏维埃运动的前途问题。

这个苏区被隔离在偏僻的乡村里，使我们失去政治的感应能力。这种苦恼似是当时整个中共和各个苏区所共有的。我们对于这个区域以外的动态，漠然无所知，往往要在事件发生后一两个月，才从所搜获的报刊中，获知一鳞半爪；我们又缺乏通讯设备，将我们的心声，传达到外面去。我们与中共中央和各个苏区也互相隔离，彼此无法交换意见，就是互通情报的事，也非常少。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迟了两个月之后，我们才能根据一些材料检讨这一暴行。十一月在一次中央分局的会议上，我指出现在反日情绪在全国已激成极大的浪潮，我们应当重视这件事。土地革命是反地主豪绅的，也是捣毁南京政权基础的步骤，可是与反帝运动不易发生密切的联系。各地爱国人民会觉得：既要举国一致对日，中共就不能在乡村中专搞土地革命。苏维埃政府对于反日的知识分子缺乏吸引力，更不易将反日军人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

我虽然提出了反帝与土地革命相互关系这个严重问题，但也没有说出具体的结论。同志们大体也受到中共中央既定政策的约束，不能有甚么新的阐明。我们仍认为南京政府是卖国媚外的，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是真正反帝的。有效的反日运动。必须以打倒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为先决条件。这样，我们就无异置身于反日运动之外。主要是放弃了争取爱国人民的同情。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爆发了淞沪战争，驻在上海的十九路军积极对日作战，举国反日情绪达到沸点。以攮外必先安内为国策的国民党政权，居然也参与对外的作战，这是出人意外的。我军那时正围攻苏家埔，我们大致仍认为国民党一部分军人和全国人民是抗日的，南京政府则是阻挠抗日的。我们也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国民党军人应来参加红军一致抗日”的主张，但这种口号仅属宣传性质，我们并不能在政策上有所变更。这使我对中共的苏维埃政策有了更大的不满。

当年四月间，淞沪抗日战争早已结束，我军在潢川地区也击溃了汤恩伯部，正准备应付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蒋氏那时以红军捣乱后方为理由，更加强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他在庐山积极训练剿“匪”军官，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对共政策，并在武汉调兵遣将，准备厮杀。我们针对蒋的政策，也提出了“抗日必先反蒋”的口号。不过我们也觉得蒋之将“抗日”与“剿共”联在一块，是很厉害的一着。在中央分局研讨冲破第四次围剿的时候，我曾暗示我的同志们，我们可能暂时要受打击，主要因为我们在反日运动上，没有占到适当的地位。

我们的最高军事策略，向来不在中央分局公开讨论。为了机密的理由，只有少数巨头——我和蔡申熙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密商决定。蔡申熙被委为这方面的草拟人；他所拟议的常常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蔡拟具了在顺利发展的条件下，一些积极性的军事方案，但他的根本看法是不乐观的。他认为鄂豫皖苏区过于狭小，在敌军优势兵力压迫之下，没有回旋的余地，不易实施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他主张必要时红四军应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这虽是退却行动，但为必要步骤。就在蒋的四次围剿前夕，蔡申熙更认为非这样做不可。

我们对付四次围剿的军事策略：积极方面，是以这个苏区为根据地，分别消灭进攻的敌人；消极方面，是失利时退到京汉铁路以西，占领襄樊鄂阳一带鄂北地区，与大江以南湘鄂边区的贺龙部互相呼应。我们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时，不能向南北东三方面发展，因为南有长江，北有黄河，东面是津浦线，这三方的军事要点，都有国民党重兵驻守。因此，我们在军事观点上，只有向西，西面是国民党军力较弱的地方，也有广大的后路。

蔡申熙参谋长为了我们的退路问题，曾花了不少时间，研究京汉路西面的情况。那时，原在洪湖一带的贺龙部因军事上的失利，退到湘西桑植去了，我们很难与他取得联络。京汉路以西、孝感、云梦、安陆一些零星游击队，早被国民党军队摧毁，其中有些逃到鄂豫边境大别山脉的西段。蔡曾派遣人员企图与这些游击队联络，也派了一些人深入鄂西北和陕南一带地区，调查情况。他在这方面的努力有可观的成绩。后来，蔡在四次围剿中阵亡了，这对我军西向行动，是莫大的损失。

当年七月间，鄂豫皖苏区，终被蒋介石优势兵力的四次围剿所压碎。红四军的主力被逼向京汉铁路以西行动，进鄂北陕南辗转到了川北巴中通江南疆一带，才立住脚，在那里建立起新的“川北苏区”。鄂豫皖苏区从此不仅发展中断了，而且成了蒋介石的屠场。留在这个区域的游击部队，在那里坚强奋斗，所受牺牲极其重大。沈泽民等重要干部就是在那里殉难的。

后来留守在这个区域里的徐海东部也被逼辗转到了陕北，成为各地红军集中陕北的先行者。

最后剩下的高俊亭部到抗日战争时，改编为新四军的第二纵队。

上面所说到的，就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四军披荆斩棘，艰难缔造始末的大要。行文至此，我这个鄂豫皖苏区的园丁，真有感慨万千之叹。

第十七篇 川北苏区

第一章 四次围剿与西行五千里

川北苏区是红四方面军在敌军压力之下，不能在鄂豫皖区立足，因而突破敌军的包围圈，经鄂北豫西陕南，到达川北后建立起来的。红四方面军这次行动，是苏维埃运动向西北转移的先声，后来，它接应各地红军，先后到达西北地区。

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的四次围剿，是他对各地苏维埃前后五次大规模围剿中的第四次（第一、二、三及第五次是以江西苏区为目的，第四次则是以鄂豫皖区为主）。一九三二年五月蒋

氏在武汉组成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旋即制定了作战计划，调集了约五十万兵力，等于我们四方面军力量的二十倍，企图围攻消灭我们。他的计划是将他的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防守部队，为数约二十万人，依据苏区周围的军事要点设防，并建筑碉堡，配合进攻部队，步步为“营”

，向我们逼近。另一部分为进攻部队，组成刘峙、卫立煌、徐庭瑶、陈继承等纵队。每个纵队的兵力都超过红四方面军的三倍，以分进合击的策略，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决战。

其余如胡宗南、李延年、李默庵、黄杰等师则为预备队。

那时南京政权较为稳定，日本的侵略也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团结，蒋氏更能集中全力对付中共。他调集来进攻我们的部队，是他在长江以北精锐兵力的大部分。他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策略，似仍在试办期间。为了使剿共军队有一致的行动，他以严刑峻罚来对付他的军队。对于苏区人民，则是安抚与镇压兼施，不过后来在实际执行中，仍表现出步调不一致的现象。

我们当时高唱保卫鄂豫皖苏区的口号，事实上，我们也动员了最大限度的力量，企图粉碎这一次围剿。红四军是我们的主力，那时共有枪支九千余，新扩大的二十五军，约有五千支枪，至于地方武装，在我们看来，只是辅助部队，类似白区的民团，只能担任游击任务，我们共有八个独立团，和其他零星的独立连，约共有枪五千支。

我们自知力量薄弱，保卫苏区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我们绝不气馁，决心鼓起勇气，争取胜利，从各方面发挥我们的力量，如加强地方武装，动员民众配合作战等等，都做得很起劲。

我们预先警告苏区人民，在四次围剿中，苏区可能暂时遭到侵犯，敌军飞机可能到处轰炸，要求大家预为准备。

我们的力量这样薄弱，是经不起挫折的，任何挫折都会影响全盘计划，可是我们在霍邱的第二十五军竟遭到空前的惨败，这实非我们始料所及。当年七月间，国民党徐庭瑶军开始向霍廷进攻，目的似只在占领县城，以为进攻的据点。但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竟违背军委会的命令，采取以主力防守县城的错误策略，使七十三师因之损失三分二。这对我们的整个局势说来，无异是丧失了一条左臂。

我们的军事计划，邝继勋是知道的，我们注重在野外消灭敌军，不大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这点邝也赞成，但他大概有点胜利冲昏头脑了，因为自四月间奉命率部在苏家埠一带去行动时起，他获得不少零星的军事胜利，扩展了那一带的苏区，并占领了霍邱县城。他的第七十三师成为劲旅，七十四师也大致编组完成，地方武装也有可观的发展。也许就是由于这些事情使他信心百倍，以为可以作惊人的表演，一举而吐气扬眉。

当徐庭瑶向霍邱进军的时候，邝继勋决定以霍邱为据点，消灭进犯敌人。他低估了敌军力量，不计算敌人的强大后援部队。他似为“包围苏区”的口号所迷惑，强调不让敌人侵占苏区一寸土地，事实上却忽略了他的军队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

我获悉他这种决策之后，立即去电纠正，并指出他的决策会招致包围，遭受严重的损失，要求他立即放弃霍邱县城，将部队撤到霍邱湖以南地区，以便在野外消灭进犯的敌军。邝的回电谓正与敌人接火，如形势不利再行撤出不迟。

邝继勋的回电是我和蔡申熙参谋长大感焦急，蔡乃赶赴霍邱前线，实际执行军事政治委员职权，以谋补救。不料蔡申熙尚在途中，霍邱的失败，已成定局。徐庭瑶以优势兵力，包围了三面环水的霍邱县城，并以飞机大炮向城内轰击，城垣多处崩陷，邝不得不乘夜率部突围，第七十三师伤亡及被俘各千余人，城内地方武装及运输队的损失更不可胜计，随邝安全脱离火线者，也不过是千余人而已。所幸地七十四师，驻守城外，尚未受到重大损失。

因此，蔡申熙赶到前线时，只有收拾残局了。邝继勋因这一次违令失败事件，曾经自请处分。整个苏区和红军都为这件事轰动起来，纷纷要求以军纪制裁邝继勋。军委会根据蔡申熙的建议，终于从宽处理，免去了邝的军长职务，从此邝再不是红四方面军的要角了。至于二十五军因损失过大，不得不将第七十三、七十四两师，合编为第七十三师，由蔡申熙以军长兼政治委员的名义，直接指挥。

霍邱的失败，影响极为重大，我们的东线，整个豫皖边区大为震动，都认为敌人不难长驱直入。而敌军竟将在霍邱俘虏我军的一千多人，迅速释放；这些人回到苏区，使苏区一般人民，感觉国民党斩尽杀绝的政策是改变了。这对苏区同仇敌忾的心理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蒋氏和国民党军队受着这次意外胜利的鼓励，士气为之一振，旋即展开了全盘进攻行动。

红四军在潢川豆腐店战役以后，即针对国民党的进攻计划，展开行动。我军到处侵袭敌军的据点，切断这些据点间的联系，并着重破坏京汉铁路，阻挠敌军的调动。七月间，我军主力埋藏在麻城附近地区，这时天气炎热，部队中疾病流行。我们特别注意防止疾病的威胁，以期全军能养精蓄锐，准备敌军深入到这个苏区来的时候，实行迎击。

八月间我们侦知敌军正分路向苏区进犯，乃移师黄安，向河口前进。这次敌军行动亦特别迅速，与我军相遇于黄安河口间，遭遇战就这样展开了。我军击溃了敌军的先头部队约三个团，敌军损失颇大，任敌军指挥的团长阵亡。但敌军后续部队据守沿途山头，构筑工事，形成兵力一层多于一层的纵深阵地。我军攻势虽然猛烈，但仍为敌军火力所抑止。

大战展开了，正面敌军抑制住我军的主力，而敌方另一支主力部队则由罗山的宣化店向七里坪挺进，抄袭我军后路，宋埠李家集的敌军，袭占了黄安县城，麻城敌军也袭占了北区的张店，并出动大批飞机狂炸助战。我们的地方武装出动，到处骚扰进袭敌军。当我夜间从七里坪附近赶往前线的时候，四周枪炮声彻夜不停，似乎无一处不是战场。

翌日，我和徐向前等在前线一个山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我们所望间的正面敌军数量，远超过于我军，他们正在山头上构筑坚强工事，并向我军左右两翼伸张。我们判断敌人的策略是在这里吸引住我们的主力，而分兵由宣化店黄安张店三处抄袭我军七里坪的后路，我军既不能迅速击溃正面敌人，后路有岌岌可危，乃决定立即撤退到七里坪。

我军撤至七里坪东西一带阵地的时候，敌军卫立煌陈继承刘峙三个纵队，由河口宣化店等处进展到七里坪西面，与我军隔河相峙。黄安的萧之楚则进到七里坪以南二十里的地方。

张店方面敌军夏斗寅部则仍停留原地。刘峙所率的另一部正向新集的西北面移动。七里坪是这个苏区的坚强据点，是我们最能发挥力量的地方，便决定在这里与敌决战。

不两日，我们选定了七里坪南面五里路的柳林河为发动攻击的地点。开始进攻的那天黄昏，我军倾全力实行中央突破，旋即展开大规模的夜战。午夜时，我们推进了十五里打到卫立煌的总部。敌军在一个很宽广的阵地上，陷于混乱状态。我们的地方武装也四处袭击，约二平方公里的阵地几乎同时成为战场。敌军似不习于夜战，而夜战正是我军所长。我军只派了两个游击队员，乘夜有山沟丛林中深入到敌人阵地，在敌军两师之间，放了几枪，便引起敌军两师双方相互误击，一直到天明才知道上当。

著名的柳林河战役是一次空前的恶战，至少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从未参预过这样猛烈的战局。当时陈赓就说：

“柳林河战役，比任何一次内战都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是毫无逊色。”

我军方面所有能投入作战的力量，都用上了。拿红四军来说，只有我率少数随从人员坐镇在柳林河指挥所，其余如参谋人员，政治工作人员，以至伙夫等都托着枪上火线了。在前线指挥的徐向前，攻到卫立煌总部时，敌军坚守不退，他鉴于天色将明，如果再继续攻击下去，敌军的优势火力，将易于发挥力量，而且我军所击溃的敌军也还只是敌军的一部分，他们仍有强大的后续部队。他判定已无完全击溃敌军的可能，乃下令退却，天明时，我军主力都撤回柳林河的东岸来了。

据说：当时敌军将领意见分歧，陈继承主张退却，但卫立煌反对，力主坚守以待天明，陈只好照办。如果敌军在夜间实行退却，那将是我们极大的胜利。卫立煌在这一战役中，因主张坚守，受到蒋氏的嘉许，不久金家寨被敌攻下时，蒋命令改称为“立煌县”，似乎就是为了嘉奖卫立煌在这次战役中的战功。

这次战役，红四军伤亡在两千以上，地方武装的伤亡也在三百人左右。敌方损失似远较我们为重，他们在夜间互相误击所招致的伤亡也相当严重。

翌日，天刚明，以汉口为据点的敌军飞机，对我们展开比前更疯狂的轰炸。敌机以九架至二十七架的编队，在苏区上空川流不息，不加任何选择，看见目标就炸。我们在医院所在地铺着极大的红十字标记，但敌机看见这种标记，轰炸得更为激烈。

我们就在敌机狂炸之下，积极整理我们的部队。红四军的战士们经过整夜作战，自然相当疲劳，他们分散在战壕里休息。我们检讨这次战役之未能获得彻底胜利，主要是由于力量不足。我开始做情况逆转的准备。我们迅速动员地方武装部队和苏区人民来参加红四军，以补充这次损失，将伤兵分散到山林深处的村庄里去，并通令那些疏散在山林深处的苏维埃政府和地方武装，储备粮食，照顾伤兵，准备各自相机行动。

敌方也在积极整理部队，不敢立即向我军反攻，各处的枪战显得平静了。敌将前线已陷混乱的部队，在飞机掩护之下，向后撤退。敌方似觉得在全县布置过多的兵力，在遭受夜袭时易于引起混乱，乃将主力撤到第二线去，前线只留少数部队，执行监视的任务。正面敌军虽一时没有进攻我们的企图，但北面敌军，则向新集挺进，显然是要抄袭我们的后路。

我军经过两三天的休息和整理，元气又恢复了。我们考虑形势，认为敌军主力后撤之后，我们将更难于正面袭击，乃决定将红四军潜移新集以北，去消灭那一方面的进犯敌军，因为新集北面的敌军为数较少，或许比较易于击破。

敌军大规模的进犯，也使红军战士的心情为之不安。他们觉得家乡被毁，家属存亡未卜，房屋庐墓成了废墟。我们针对这种情形，多方解释，指出这样强大的敌人，必须经过多次战斗才能消灭；家属遇难，田园破坏，只会更坚定我们奋斗的决心；因为除此一途外，我们没有其他出路。

苏区一般人民，似与红军战士的观感有些出入。当红四军潜向新集以北移动的时候，我轻骑向新集行进，沿途慰问各地农民，遇到的农民都向我们表示，这次柳林河战役，红四军英勇作战，已尽了保卫苏区最大的努力，敌军这次确是满山满谷的倾巢而来，七里坪前面群山，几乎没有一个山峰不为他们所据守，所有村庄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民们觉得这个苏区的灾难，是无法逃避的，只希望能保全红四军的实力，农民将来才有翻身的一天。

我在新集镇外一个民房里，召集最后一次的中央分局会议。当时新集已给战火摧残得面目全非，我在那里巡视一周，全镇弹痕累累，到处是断垣破瓦，敌机狂炸程度可想而知。我的办公处也被炸了。新集的各机构已搬到附近的乡间，不少负责人都分别到各处指挥作战，参加会议的便只有少数中央分局和省委委员，其他大多为各机关的留守干部。

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们，表现了团结一致、坚决奋斗的精神。他们都认为鄂豫皖苏区已不能保卫，即使红四军化整为零，打游击战，勉强担负起保卫苏区的任务，也会在军事上招致更多的损失，因而多数主张红四军在必要时，不妨转到苏区外围去行动，保卫苏区的责任可由地方武装担任。

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委派原任地三十六团团长、负伤未愈的徐海东，为鄂豫皖整个苏区军区指挥部的总指挥，全权领导区域内所有的地方武装，采取游击战术包围苏区。红四军则相机冲破敌军的包围，转到敌军后面去打击敌人。至于各县各区的党政机构，则就地指导和参与游击战争，中央分局和省委以及苏维埃机关实行改组，将许多重要干部分派到各县各区，以期加强各区域的指导。

红四军已移往新集西北四十里的晏家河，并与敌军接触。我赶往前线，视察战况。在前线的山头上，我看见敌军正在阵地上构筑工事，纵横二十华里的区域内，屯着大量敌军，似乎当地村庄的民房还不够容纳军队，因此在阵地附近支起了许多帐篷。敌军数量远较我们为多，但也不敢向我军进攻。我们看见敌军铺设的飞机符号，于是便在我们自己的阵地上，照样铺设起来。这样，敌军的炸弹，便落到无人的山林地带。

我们的前线阵地，一时乃成为最安全的处所，便在那里举行军事会议。这是重要的会议，团以上干部多数参加。同志们纷纷发言，检讨战局，一致认为我军在黄安河口间的遭遇战和柳林河的夜战中，并无错误。他们根据亲身经验，认为敌军兵力过于雄厚，我军既不能在黄安河口低于击溃他们，反使自己陷于被包围的危险，因而推到七里坪是必要的。柳林河夜战中，敌军虽在很广泛的战场上陷于混乱，但仍有雄厚的兵力，据守着许多重要据点，而我们的力量则已使用到最大限度。因此徐向前总指挥下令我军在天明前撤回原阵，是十分恰当的决定。参加会议的人，估计现在我们前面的敌军也是不易击溃的，即使我们孤注一掷，尽全力将当前敌人击溃，我们的后路——新集，也会被敌军抄袭；我军将在一个窄隘的阵地上，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

因此，会议决定停止攻击正面敌军，红四军应在敌军兵力较薄弱的地方，冲开一个缺口，转到敌军的背后去，相机各别对敌军击破。各将领并表示在军情这样紧急的时候，不必再举行军事会议；一切由军委会主席和总指挥部命令决定便可。这次会议以后，我们的军事会议，一直到了川北之后，才继续举行。

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下令全军脱离晏家河阵地，向东往白雀园到金家寨去。沿途并没有遭受敌军的严重截阻，就到达了金家寨，蔡申熙军长与我们在那里会面，他完全赞成我们将红四方面军迅速移到京汉路以西去的决策。我们在金家寨部署了留守人员和地方武装的游击战任务。为了扰乱敌人耳目，我们向外透露我军将向东发展，或向南渡江到江西苏区。

蔡申熙所率领的第七十三师，在金家寨参加了我们西行的队伍。

（西行部队有第四军的第

十师第十一师及第十二师以及第二十五军的第七十三师，总共一万六千余人。）我们有金家寨南向英山行进，在英山附近我们冲破了敌军郝梦麟、上官云相等师的阻隔，再由英山折而向西，经仓子埠①等地到达黄安以南的高桥区。我军就这样晓伏夜行，以最高速度绕着苏区兜了一个大圈子。

我在高桥去会见了沈泽民，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晤谈。他早已知悉我们决策的大概，积极支持我军迅速移往铁路以西。当时敌军全部占领了新集七里坪一带的老苏区，我们的地方武装和留守人员正与敌军展开剧烈的游击战争。我们商谈的要点，是人事配备问题。我要求沈泽民和其他重要干部随军到京汉铁路以西，但沈泽民以本身系鄂豫皖省委书记，不顾身体多病，坚持留在这个区域内打游击。不料后来他竟在游击战争中丧失了生命，为了他的职务而殉身了。

我们侦知河口一带敌军大部已推进到七里坪方面去了，防务比较脆弱，我军乃不在高桥区停留，移师河口附近，冲破敌军在那里的防线，直指京汉路。担任掩护任务的蔡申熙，就在这次阻止敌人截击的战斗中阵亡。他是我军公认的一位老谋深算的战略家，他的死亡使我们大为震悼。

我军乘夜绕到了河口东北一带地区，敌人的追击部队也就分路撵来。我军经过好几天的夜行，已大感疲劳，但大敌当前，只得占领阵地应战。敌军的一部迅即冲进我们的阵地，使我军各单位难于互相联络。但我军究竟是坚强的，立即分头截击。在这场混战中，我军伤亡逾千；但突入我阵地的敌人，也遭到歼灭性的打击，伤亡约为我们的两倍，这样才抑止了敌军的猛进。

我们到达离京汉路不远的夏店时，曾对鄂豫皖区的工作，作了一些最后的安排：先通知沈泽民，告诉他我们分手后所遭遇的情况，着重指出因遭受敌军的追击压力，我军势将远离苏区，何时能再回鄂豫皖区，实难逆料。现在我们只有各自为战，留在鄂豫皖区的游击部队，不能指望四方面军的救援，在不利情况之下，可以到铁路以西来与我们会合；一部分干部可以脱离鄂豫皖区，到旁的苏区去或来找我们。这就是我对留在鄂豫皖区同志们最后一次的指示。

一九三二年下旬，我军乘夜在京汉路王家店附近越过了铁路，当敌军体路线上的装甲车赶来截击我们时，我们已在铁路以西二十里的地区了。我军的殿后部队，亦只听到敌人追击部队的零星枪声。从这里起，我们脱离了鄂豫皖区，开始了西行五千里的长途。

敌人一直是跟随着我们的，目的主要是侦查我军的行进路线和宿营地点。敌军的追击部队也根据敌机的情报紧紧尾追，而前进路上的驻军有在设防阻拦我们，沿途各地的民团也随时对我们作骚扰性的行动。沿途居民被逼不敢与我们接近，这使我军的给养大为困难。

我们虽在敌军压力之下退出了战场，但我们的目的，仍在分散敌人兵力，以便乘机反击。

我们希望在离鄂豫皖不太远的地区，找到新的据点，但这只有在消灭了敌人追击部队的情形之下，才能实现。我军经由随县以南洛阳店一带地区，且行且战，详细移动。沿途安置伤兵，以减少行军的负担（重伤未愈的刘英师长，就在洛阳店附近化妆到上海去就医，后来我们再无法知道他的消息）。为了节劳，我们也尽量避开敌机的侦察。我们经常派遣少数游击部队沿途与敌军纠缠，使敌军疲于奔命，不能迅速尾追我军。

行进到枣阳县南面吴家集一带地区时，我军与敌军发生了此次西行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斗。吴家集在枣阳县城南约九十里，西距汉水与襄阳约一百里，敌人选择了这个地区，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军，企图压迫我军退到汉水边，在那里加以歼灭。

我们在吴家集附近宿营的时候，敌军乘夜逼近。翌日黎明，两军即开始大战。当时处境，我们陷于被动地位，非予敌军以重大打击，不易脱离火线。我军抱定有胜无败的决心，经过两天一夜的混战，终于在敌军北线，冲破一个缺口，脱离了包围圈。

两天的战斗在一个很大的战区内展开，正面肉搏，拼命冲击。这次战斗最惊险的一幕，是敌军攻到了我和徐向前的指挥阵地不及五十码的地方。敌军似已侦知我军的总指挥所，于第二天下午集中强大兵力，向我指挥所猛扑。由于我军正面一部约三百人伤亡过重，连排班级的指挥人员均告阵亡，无法继续作战，纷纷向指挥所败逃。眼看敌军向指挥所蜂拥而来，徐向前沉着应付，立令整理队伍，指定其中精神较强健者，担任连排班级的指挥人员。我则动员所有参谋政工以及各种直属部队约三百人，临时编组，当敌军逼近到我们指挥所的地方，徐向前一声号令，我们这几百名临时编组起来的部队，便冲杀出去，手榴弹一齐向正在疯狂前进的敌军抛掷，烽烟起处，血肉横飞，敌人就这样败下去了。这最惊险的一幕，竟使我们化险为夷。

敌人最强烈的攻势，被我们抑阻住了，敌军的北线也被我们冲破，战局顿呈胶着状态，我军乃乘夜向北撤离。指挥北线作战的陈昌浩，担任撤退的先头部队，徐向前率大部推进，我则殿后。这一次撤退工作极为艰苦，撤退的行动自天黑时开始，原定晚上十时可以完成，谁知夜中在一个广阔的战场上撤兵，竟发生了一团人走错路线的事件，我们追寻着团人的踪迹，直至午夜以后才脱离战场。

当晚我们循小路走一百多里，才能在枣阳以西二十里的板桥店附近，通过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我带着十余骑，成了全军的后卫。到达板桥店时，天已大明，马匹也累得走不动了，乃略作歇息，让马匹在小河沟上饮水。但从枣阳追来的敌军，这时突然出现，占据着我们左右的高地。机关枪的子弹像雨点般，从我身边飞过，我们前进的道路也给封锁了，幸好我军的后卫团迅速转头来接应，否则我们这次真是不堪设想了。

在后卫团的掩护下，我们下马步战向北行进，走了二十里后，在一个山冈上与徐向前陈昌浩等会合，因连日过度疲劳，我一看见他们之后，不由自主的便倒卧在地上了。陈昌浩等大多数人也已累得不能再动。只有徐向前等少数身体特别强健的军人，还能支持得住。徐向前立即向我报告，我们向北的去路，给敌军堵住了，还有从河南来的刘茂恩部的两个师，已组成包围我们的第三条防线，我们要立即击溃刘茂恩部，才算完成了突围的任务，他准备立即率部与刘茂恩部决战。我那时已类的不能说话，只有用手势表示同意而已。

于是，徐向前带着只休息了片刻的部队，向刘茂恩部进击，陈昌浩等休息了一会，也跟上出发接战，我则还是殿后。幸好刘部战斗力异常脆弱，饥疲交加的我军，竟没有费很大的气力，就把刘茂恩部打得作鸟兽散。我们循着北进的去路，由前进了八九十里，到达枣阳与新野交界的地方（即鄂豫两省交界处）。这一日一夜的行动，前进了二百里以上，把自吴家集追击我们的敌军，远远抛在我们的后面。刘茂恩部再也无力阻拦我们。

在大路两旁干燥的田亩上，我军就地宿营。此时休息第一，连吃饭都觉得是次要的了。

伙夫也已无力作饭，马匹也只有任由它们在田野散荡。我的十余骑是全军的后卫，到达宿营地时，已是深夜。我一听完徐向前陈昌浩所拟翌日行动计划之后，也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晨曦射在我的脸上时，我才一下惊醒，起身一看，全军已经走得无影无踪。

原来他们在五时前，已经出发，我身边十几个随从人员，仍在地上酣睡，我叫醒他们一问，始知那位放哨的卫士，得到出发的通知，未及叫醒我们，而自己竟又睡着了。

我们立即找回马匹，配上鞍子，循着我军前进的道路，快马赶去。这时人马经过一晚的休息，精神抖擞起来。走了十余里，到达路旁一所大院的门口，发现有百余人的民团，在门前的广场上武装列队，我当下判断这些武装民团的行列，是准备接应追击我们的白军。我们快马加鞭，直向民团的行列前进。那民团队长立即呼口令全队举枪向我们致敬，我们在马上匆匆举手答礼，就冲过去了。离开民团行列不久，枪声便从后面响起。也许是民团初以为我们是白军的军官，旋即发现我们是掉队的红军，因此赶上来射击，可是我们已经走得远了。

风驰电掣的又向前赶了近十里，我们便于大队会合，徐陈等得到后卫人员的通知，知道我们离队甚远，就坐在路旁休息，等候我们。我们会面之后，纵声大笑，叙述这三天的有趣经历。眼看敌军是绝对追不上我们了。这场战斗至此告一结束，我们准备找一个适当的地点，让全军人员能够休息做饭。

这场战斗，敌人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对我军极为不利，我们损失兵员近两千，两个团长和两个团政治指导员阵亡。敌军虽也有一个旅长阵亡，士兵死伤拟亦不少于我军，但我们素来的观念和原则，认为消耗多而无所获即是失败，何况我们难于再经消耗了。尤其是一千个以上的伤兵就地被抛弃的事情，使全军十分痛心。

我是全军的殿后部队，在后面亲自安置这些伤兵的时候，为之大恸。伤兵自知只有留在当地，绝不可能再随军前进了，也不愿因自身的创伤而拖累全军，然而对于即将面临敌人的危害，极感不安。我们的政工人员，只有百般安慰，要他们安心，如敌人有虐待杀害伤兵等情事，可以据理抗议。

一起伤兵的事件，迅即成为全军议论的题目，大家都极感痛心。有的检讨没有根据地作战是不智的，要求迅速脱离敌人追击，以期有喘息的机会。又有不少士兵动了思乡之念，想着不如仍回到自己家乡鄂豫皖区去打游击，就是死也希望死在本乡。

我们这些军事首脑，针对这种情况，修正了我们原来的策略，决定如一时没有消灭敌人的机会，又不能在鄂北移到立足，不如前进到更远的西部去。沿途如在情况不利下，应极力避免与敌人战斗。另一方面，须高度发挥我军行军的效率，使尾随敌军在竞走中疲于奔命。

我们向全军解释，打回鄂豫皖区既一时无此可能，便只有向西寻找新的根据地。我们要求全军人员，将平日行军随身携带的干粮袋子，装足三天的用粮，缺乏子弹或破旧的枪炮，伤病的马匹等，都须抛弃，一批受伤的干部，也加以遣散，（在河口附近负伤的陈赓，就是在那时离军赴沪就医的。）这样，我们的队伍就轻便的多，作战行军，两得其便。

我军经河南的西南——新野邓县淅川——向陕鄂边境进发。豫西南一带是民团势力统治的地区，各村落多筑有城垣防御，对于兵匪的骚扰，他们有抗拒的力量。我军第第一次在新野境内宿营时，他们就闭门不纳，经过交涉和显示我们的射击技术之后，才获得民团的让步，和我们成立了协议。其要点是：我军可以在沿途各村庄借宿一宵；购买粮食，须付现款，损坏东西，按价赔偿，不得利用村庄作战等等。民团一方则应允不勾结白军来向我军暗害。这样一来我们在鄂西南行军，就一直没有受到民团的阻挠。

我军由淅川到达豫陕交界的紫荆关，为敌防军所阻。我们表演了一番佯攻动作，马上即折而向西，以漫川关②为目的地。这一带是崇山峻岭地区，历来为绿林军好汉出没之所，土地贫瘠，居民稀少，除玉蜀黍外不产其他农作物，交通更只凭羊肠小道，漫川关就是这块鄂陕边境上的险隘所在。

我军到达漫川关附近时，又为敌军凭险设防所阻，一经接触，我们就知道这是嫡系主力的一部，便立即停止前进。先行查明敌情，好不容易在山林中寻着了三个老百姓，略加讯问，就发现这三人原来就是敌探。我们予以优待，保证绝不加害，只希望他们能吐露一些敌军的情况。这三名敌探中的一人，曾因欠缴捐款，在数日前被当地保甲长私自打了几十军棍，背上尚留有伤痕，我们没有费很多的唇舌，他就尽情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据他说，敌军准备把我们逼到漫川关附近的山谷中，截断我们的出路，使我们没有粮食，然后以强大的火力，歼灭我们。他们所部属的兵力，在漫川关正面的是刚从郧阳大路来的胡宗南师，在我们后面追击的则为××两个师，山谷南为××两个师，山谷北是萧之楚的两个师。两天以前当地保甲长并曾严令居民带着粮食逃避，实行他们坚壁清野的办法。他又告诉我们，漫川关的右侧离这里三十里地方，有一条线要的小路，通山谷外的陕西境，如果萧之楚部尚未感到那里布防，是比较容易通过的地方。

这个敌探所讲的话，证之于我们所直接获得的情报，相当可信。于是，我立即下令由陈昌浩率领一团人，迅速夺取漫川关右侧的小道。陈昌浩的行动极为敏捷，约一个半钟头，他就带着十余骑扼守住那条小路的隘口了。萧之楚部迟到了一步，那里的高地已由陈昌浩这十余骑占领，居高临下，萧部先头部队成为我军俯击的目标，乃不得不转而占领隘路口对面的一带高地，这样，他们还是可以控制这条通向陕西的险径。但陈昌浩所统帅的那团人跟着赶到了，立即与萧部展开了山头争夺战，结果，所有能控制这条小路的山头都为我军所占领。

我们控制了这条小路，脱离了敌人的圈套，避免了一场可能不利于我军的战争。尽管敌人的包围部署并不算得严密，就是发生更大的战斗，我军也可能有其他办法与敌周旋，但循小路溜走，究竟是当时最便利的途径。敌军却白辛苦一场，毫无所获。追击我们的敌军数量显然减少了，他们经过长期的行军作战，特别是在山岳地带行进，显得疲劳不堪，掉队的极多，现在又不能如愿以偿，更显出了垂头丧气的狼狈之态。

我军的避战行动，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当我们乘夜通过这条小路向北行进时，因道路崎岖狭窄，仅能容一人一骑通行，前进速度极低，直至翌晨，我军的“大行李”还是没有通过（“大行李”是军中通用的俗语，主要是指炊事班和炊事工具），敌军的机关枪却已射到小路上来了。为了避免人员的伤亡，我军迫得放弃难于运输的炊事工具，让炊事人员迅速的跑过去。此后，失去了炊事工具，我军就只有借用民间的锅灶了。这样一来，引起了许多困难，而且因此降低了我军的政治纪律。

与我军争夺这条小路的萧之楚部，疲惫不堪，行动相当缓慢，但因奉着严令，仍积极向我掩护部队进攻。我军志在迅速通过小路，无意与敌纠缠，因此，我们掩护部队的数量很少，最前线的一排只有官兵共二十六人，不幸在这次山头争夺战中，全部阵亡。他们完成了阻拦敌人前进的伟大任务而捐躯，使全军大为感动，锡之为“英雄排”。敌军至此知道我军的英勇斗志并未稍减，便也就气馁了。

那时已是九月下旬，秋风瑟瑟，我军由鄂豫皖区而来一直都穿着夏服。通过高山隘路时，全军战士都感觉寒冷彻骨，乃破例准许战士在山地上烧玉蜀黍杆子取暖。添配冬服是我们燃眉之急的问题。

陕鄂边境的山岳地带，虽然利于与敌周旋，但异常贫瘠，粮食布匹均感缺乏。我们为了解决冬服问题，乃向较富庶的陕南地区——丹凤商县雒南等县行进。

我们这个大探险队在这一带过了一段流浪生涯，有时与敌军玩玩捉迷藏的“游戏”。当时敌机侦查已大为减少。敌军占据了各个县城和重要市镇，并扼守要道，拦阻我军前进。我军忽而向东，忽而向西，到处钻敌军的空隙，以小股游击队，四处活动，出没无常，使敌军穷于应付。

我们要在陕南地区找寻立足之地，但旋即失望了。这一带的粮食虽然不凡缺乏，盛产柿子等类的水果，我军几个月来没尝水果滋味，乃大啖柿子，朵颐为之大快。但冬衣问题仍不能解决。此地不产布匹，纺织手工业少的可怜，当地人民平素布料已经不足，自无力供给军用。而重要城镇既为敌军所占，也无法从外地补充。

眼看严冬就到，冬服不能补充，我们便都要冻死陕南山头，乃决定前往川北。但东面是敌人势力雄厚的地区，西面北面则气候严寒，更不能获得布料，我们必须由陕南越过秦岭，先到关中平原地区，将尾随我们的敌军吸引开去。翻过秦岭进入汉中之后，再越过巴山而到川北。这样兜一个大圈子，才能摆脱无数的追兵，在川北立下足来。

厘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曾求教于一位绿林老英雄。他住在商县之北的一个村里，是一位年约六十的老者，当年是杨虎城等好汉的前辈，现时退休在家，务农为业，他熟悉这个广大区域的情况，对造反者也极为同情。

这位老英雄根据他的常识，再三剖析，认为到汉中地区是上策，但他说由这里向西到汉中都是险道，沿途给养不易解决，更要提防少数敌军凭险扼守通路。如果路经关中，在翻过秦岭到汉中，要谨防关中敌军据险阻拦。如果我们一停留，包围的敌军将愈聚愈多，更无法解决冬服问题。他这些看法，坚定了我们必须直到川北去立足的打算。

我军循着商县通西安的达到前进。经临潼西安南境，沿秦岭北麓西行。在子午镇与陕军作战，在盩厔县附近又与胡宗南部混战一昼夜。胡宗南部尾追不舍，由漫川关跟踪我们，由西安到盩厔县的途中经常拦锁我们的去路。我们一一突破了敌人的关口，最后在盩厔县西面地区，翻越秦岭，向汉中城固县进发。秦岭这座大山，奇趣雄伟，山峦重叠，翻越极为不易。

我军两次宿营山中，穷山荒野，似乎都在考验我们的体力和勇气。

在秦岭的南麓，汉中陕军凭险设防，扼守山口，意图将我们困死在山中。但我军以势不可当的冲锋，将敌人打得四散奔逃，更乘势追击到城固附近，沿途尽是敌方溃兵，大路上到处是遗弃的枪枝子弹。但当时我们已无余力去照顾这类东西，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要溃败的陕军，捡回他们的枪枝，赶快回南郑去，并告诉他们，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无意与陕军为难，亦不愿争夺陕军地盘。

在城固附近休息的时候，我们向全军宣布到川北去的计划。我们向同志们解释，汉中之敌虽被我们击溃，但关中之敌将接踵而来，我军仍不能在这里立足。川北情形则不同，该地有四川军阀盘踞，素不愿外省军队入境。我们一旦进入川北，敌军因对四川军阀有所顾忌，不会追击我们，他们只能停留在汉中，大致也够疲劳不能与我们纠缠了。即使他们再来进犯，我们也可凭巴山险要和他们周旋。因此，我们选定了川北作为我们休息建立基础的地点。虽然我们人力马匹极感缺乏，但我们再不遗弃伤病兵了。在最近一次的战斗中，有一百名左右伤兵，及一些无法步行的病兵，要带走这些伤病兵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我们放弃没有弹药的枪炮，尽量拔出人力来抬架伤病兵。经理处用骡马载运的一部分重要财物也忍痛抛弃，抽出了三十几匹骡马给轻伤病兵乘骑。这种措施大大振奋了军心，一般战士才感到以前我们所以放弃伤病兵，确是万不得已的事。

这是已是十一月初，战士们的手脚多已冻裂了。在城固附近赤足涉渡汉水的时候，河水冬冷，疼如刀割，但我们除伤病兵外，没有一个人是骑马过去的。从那时起，马匹也只为伤病兵骑用，我和徐向前等都一概步行。诸如此类同甘共苦的行为，在当时至为必要，这是维系军心的不二法门。

这时，前无拦阻，后无追兵，由城固附近向西乡的南面行进。沿途供应也较易解决。我们恢复了政治工作，全军战士精神抖擞，为了到川北后与这里的邻人保持亲善关系预留地步。

对于城固西乡一带的人民，我们极力表示好感。

我军在西乡南部休息两天，即翻越巴山，以川北通江为目的地。著名的巴山，须要两天的行程才能越过。第一天傍晚我们在山顶宿营，那里只有两间破屋，容纳伤兵亦感不敷。于是我将全部重伤兵安置住在那两间破屋内，其余的人连我在内，一概露宿。谁知那些重伤兵们，认为我是全军首长，军旅倥偬，心力劳悴，他们大声呼喊，我应与他们同住屋内。我在盛情难却之下，乃第一次挤住在伤兵的行列中。那天夜晚，伤兵们因要避免扰我睡眠，连呻吟声都忍扼住。今天我回忆当时的情景，觉得我的战友们，对我的爱护的真挚之情，仍觉得十分感动。

翌日，约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中旬的某一天，我军由巴山山顶下行约一百里，到达川北通江县北的一个市镇——两河口。我军即以该地为据点，经营我们的新根据地——川北苏区。

我军自八月下旬越过京汉路西行，以迄抵达两河口，为时约八十日，穿越鄂豫陕川四省，路程在五千华里以上。沿途与追击和阻拦的敌军战斗不下十次。我军人员武器的损失约百分之四十，原有一万六千余人，枪枝一万二千余；到这时只剩九千多人和八千枪枝了。机关枪原有百余挺，到川北时只剩下一半，大小炮三十余门都全部抛弃了。

这是一场惊人的退却战。我当时认为造成这场不可避免的退却战，是由于中共中央的苏维埃政策发生了严重的缺陷之故。我们没有完全被消灭掉，是有赖于中共组织力的坚强和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基于这一认识，我与中共中央之间，在苏维埃运动的根本方针上，发生了严重分歧。这点，我在下文还要详说。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因为时间和材料所限，我只叙述了红四方面军西征的概要，至于许多同志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的搜集、整理和描述，还有待于史家的努力。至于我个人当时这一点基本看法，我想参与这次行动的和后来参与江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同志们，也会有同样的体验，并能证明这是合乎事实的。

① 仓子埠在湖北黄冈县西北一百二十里，西濒武湖，接黄陂县界，东有大路，北通黄安县，亦称仓埠镇。

② 漫川关在陕西山阳县东南一百二十里，接湖北郧西县界。

第二章 入川之初

疲劳的我军，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这个地方，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是落后的，人民所受的痛苦十分深重。鸦片烟的毒害，更是首屈一指。

我们要在这里建立基础，一切事都得从头开始。我们当时最需要的是休息，其次是补充军队所缺乏的装备，第三才是建立根据地。这些迫切的需要，都联系到建立政权问题。如何能建立以后一个为当地人民所拥戴的政权，乃成为我们内部讨论的中心问题。

我们全军当时真像一群叫化子。除了有些展示穿着沿途补充的五颜六色的服装外，我们身上都只穿两套单军服，而却污秽破烂不堪。脚上多无鞋袜，只用破布裹足，早晚都披着破旧的军毯御寒。我们满身征尘，面目黧黑，手脚冻得裂痕累累，全身都是跳蚤。兼之三月来没好好梳洗，头发又长又乱，配上满脸胡须，看来真有点可怕。

对这种狼狈景象，我一路都在寻求解决办法。摆在眼前的问题，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

对于我这个主持者来说，解决现实需要，重要性远过于死板的教条。在建立政权上，我决心扬弃苏维埃的公式，因为这个公式不适合于西北落后地区。我们要寻求一种革命的人民政府的新形式。我军必须先求康复整顿，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应与四周敌军暂时休战。我这些理想，在入川之初，开始试行。

在两河口一个茶铺里，我们草拟入川纲领。两河口这个小市镇只有二十多户店铺，商人大多已走避，只剩下几个鸦片瘾君子。为了查问当地清况，他们便都成了我们的座上客。这几个人都穿着一件空心单长衣，看来连内衣都没有穿。每人手里提着一个小火炉，吊在裤下取暖，这是当地瘾君子的一般装束。他们满面烟容，瘦得不成人形。其中可能有田颂尧①的侦探。我们并不调查这些人的来历，一律款以酒肉，又让他们过足鸦片烟瘾。这样他们和我谈话时便显得相当融洽了。

在两张油渍甚厚的方桌周围，坐着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以及这几位客人。我首先向客人说明，红军是纪律严明的部队，并不杀人放火。我们到这里来，也不要与田颂尧作战，只希望他能让出一小块地方，供我们在这里休息过冬。希望客人们将这番话传说出去，使老百姓都能在家安居乐业。田颂尧也不必多所疑虑。跟着我请客人随便谈谈本地的风光。

这些客人擅长词令，这原是四川人的特长。他们在军阀彼来此往，割地自雄的局面下，养成了随机应变的才干。在烟瘾过足之后，更说得头头是道。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只觉得我们这些衣衫褴褛的人是些下级军官，不如田颂尧部一个班长。田部一个班长下乡，要坐“滑竿”②。有十个兵前呼后拥，老百姓见着，要称为“班长老爷”。在他们眼光中，我们整个军队是这样一来狼狈，穿着又奇形怪状，确像是被打败了的军队；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我们气度举措都相当有派头，精神也很振作，枪支齐全，子弹充足，这又使他们大感惊奇。

尤其是我们态度谦和，他们见所未见。他们问东问西，我们一一详加解释，乃使他们说话毫无拘束。

田颂尧的虐政确是天怒人怨。他们异口同声的说：“田颂尧那个狗入的。把我们老百姓整得好苦啊！”他们这样骂田颂尧，也许含有向我们讨好的动机；但确是义愤填膺，愈说愈激昂。

尤其是说道苛捐杂税，更是切齿痛恨。他们指出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特别是鸦片捐更是重得吓死人。不仅种者要纳烟捐，不种的也要纳“懒民捐”

；不惜的要纳“禁烟捐”

。田颂尧

约有五六师人，防区却只有川北的十余县，兵多地窄，这也许是他不计死活搜刮的原因之一。

他们描述田颂尧逼捐税的手段，也骇人听闻。一个老百姓欠缴一块大洋的捐税，保甲长便把他抓去打一百板屁股，按此比例，多欠多打，如欠三元即打三百板，打完之后，欠捐仍须照数缴清。这个区域的保甲长职位多系以金钱买来，专门以收缴捐款为职务，有任意抓人打人的特权。如果保甲长不能向田颂尧缴足捐款，田颂尧就派军队下乡追缴；不用说，那会弄得鸡犬不宁，老百姓还得分担一份庞大的军队招待费。

这一带的乡绅、军官、放债者以及吃衙门饭的人，也和田颂尧一样的丧尽天良。据那几位烟客描述，这里土地不值钱，不少的人因为缴不起捐税，典田当地，逃亡到陕甘一带去，有钱的人便趁机贱价收买土地，土地死当的事到处都有。地租多系铁租，无论收成如何，不能短少分毫。借款利息更是重的可怕，按月对本对利的是常事，按年对本对利的还算是很轻的了。

我们得到了所需要的这些材料，便开始草拟《红四方面军的入川纲领》。这个纲领分为两

部分，第一部分是红军所到之处要立即实行的，共有下列三点：第一废除苛捐杂税，即红军所到处，不再收原有的苛捐杂税，也不准任何人征收。第二减租减息，地租以百分之四十为标准，年息不得超多百分之三十。第三保障人民安全，红四方面军绝不任意捕人，也禁止任何人捕人杀人，废除笞刑及一切体刑，人民非犯法不能拘押。以上三点，我们名之为入川的“约法三章”

，是最低限度的政治纲领，要立即不折不扣的实行。

纲领的第二部分是号召四川人民与我们共同实行的，名为《入川十大纲领》。这个纲领的最大特点，是要求全川父老人民和红四方面军一起共同组织一个四川全省人民政府（其中没有只字提到苏维埃政府）

。其次，是属于一般政策方面的，如分配土地，职工利益，男女平等，统一税则，提倡文化教育，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侵略，打倒蒋介石等等，这些都是中共的一贯主张。再次是关于四川特有情形的，如废除防区制度，各军互不侵犯，和禁绝鸦片等。

我军从两河口沿着大通江河向通江县城进发③，抵达距两河口约一百二十里的苦草坝时，我们举行西行后的第一次高级军政干部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我们今后行动的方针。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这个区域一片崇山峻岭，大通江河两岸，矗立着连绵不断的石崖陡坡，从山脚到山顶，约有二十至三十里，使人望而生畏。但一经考察，这一带的天地村庄多在山林之上，人们在山林中依着地势开辟了许多梯田和土坪，种着水稻和各种杂粮，他们并未因我军的到来而有所惊恐，照常耕织如故。从这些情况判断，我们认为这一带是我们可以立足的地方。

汉中方面的敌军，尚无跟踪入川的迹象，我们估计他们都已疲劳不堪，一时不敢再和我们接触，不能阻拦我们在这一带的行动。通南巴一带田颂尧的部队防务较虚，战斗力也很脆弱。通江东面的刘存厚部，兵力较小，更是不堪一击。根据这些军事情况判断，我们是可以在这里喘息一下的。

虽然如此，我们仍是小心翼翼的处理一切问题。决定暂时只占领田颂尧防地的通南巴一带地区，以免多树敌人。对田颂尧我们也决定采取避免战争的态度，俾我军有多一些休息的时间，解决急切的供应问题。为了这当务之急，我们愿付出相当代价，不惜致函田颂尧，要求不要以兵戎相见，让我们在通巴休息过冬。对于东面的刘存厚，北面的杨虎城，我们也准备多方疏解，以其相安无事。

这些政治策略会受到多大的效果，我们不抱幻想的乐观态度，所以同时还是积极备战。

军队数量虽减少了，但在编制上加以扩充，以壮声势，我们决定将第四方面军原辖四个师，扩大为四各军，仍归徐向前陈昌浩统帅。将原第十师改称第四军，以王宏绅周纯全分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原第十二师改称第九军，由何畏詹才芳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原第十二师改称为第三十军，以陈世才李先念分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原第七十三师改称为第三十一军以王树声张广才分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此外还作了很多认识上的调动，主要是从军中调出一批干部，准备建立当地的党组织和政权机构。

我们又决定着四个军分散行动，各当一面之敌而以通江为指挥中枢。第四军进驻通江以东一带地区，对付绥定、万源方面的刘存厚部；第九军向通江西南地区发展，以占据巴中县为目的；第三十军向通江以南地区行动，对付营山渠县方面的杨森部；第三十军向西北行进，已占领南江县为目的。我则率领军委会机构暂住通江县，策划党政军各方事物的进行。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也暂随军委会同驻通江，苦草坝则为全军的后方。

苦草坝是对北面的军事要地，也是我们的后方据点。这个小市镇虽只有四十多家店铺，但地形险要，附近有盛产粮食，是一个宜守难攻的所在。它的后山上，正有一个大山寨，寨内房屋甚多，我们将全部伤病兵和经理处属下的机构，都安置在这寨子之内，后来我们还在这里设置里兵工厂、被服厂等等。这里只要有少数兵扼守，就有一夫当关的气概。苦草坝之北正是我们入川的来路，有广阔的巴山山脉为屏障。在两河口一带我们只留驻少数兵力，以监视汉中之敌，这是由于兵力不足不能不如此的。

在商决上述军事策略和布置之后，就进而研讨我在两河口所拟的入川纲领。同志们大体赞同我所提出的草案，会议上对于立即施行的“约法三章”，异口同声的表示是一个杰作；对于十大纲领中不提苏维埃政府而主张建立人民政府一点，原则上大家虽觉得这是根据环境所必需的改革，但也有一二人觉得这与中央的整个策略，有些出入，颇有踌躇不能决之意。

但急待解决的问题破眼而来，在军事紧急情况下，不容我们从长计议。大家乃决定先将我所提出的草案，付诸实施，并据此立即发布了一个红四方面军的入川布告，到处张贴。我们准备占领通江县城后，试行组织通江县临时人民政府，俟我们建立根据地的情况稍形稳定之后，再召集高级干部会议，作进一步的研讨，并报告中央。我军就在苦草坝附近，根据会议决定的军事计划，分别展开行动。

我们的总部——军委会及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各军出发之后，便向通江县城进发，军行一百里，我们到了瓦斯铺宿营，我们愈往南走，所过集镇，就愈是热闹。瓦斯铺有百户以上的店铺，店内堆集着各种土产，如白木耳药材等。我们的战士并不知道白木耳如何吃法，这是全国有名的珍品，而在当地则很便宜。战士们买来了一大桶，加水煮烂，以为可以作为稀饭充饥。其实，这种东西并不能果腹。这件事使我发笑，也觉得我的同志们还要花些时间，才能了解当地的实况。

田颂尧派出来的间谍，放火烧镇，帮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忙。第二天早晨，当我们总部和随从部队月千余人集结在瓦斯铺镇外广场上，准备出发的时候，镇上忽然发生大火。这个市镇的房屋多是木头建筑的，一遇火警，火势很快就蔓延开来。我军立即奔回市镇，竭力抢救，我和徐向前陈昌浩一时都成了这个大消防队的指挥人。我军救火的动作设十分勇敢，效力也相当高，结果，我们保全了全镇小半的房屋，并为居民抢救了大部分的货物，战士中有好几个因救火而受了伤。

市镇上的居民在我军开到之前，有些人因为畏惧预早逃避了。留在镇上看守店铺的人不多。我们救火的时候，那些逃避的人最初只是站在山坡上观望，以后目击我们一心奋勇救火，也就赶来积极参加，市镇周围的人群于是愈集愈众。火势扑灭之后，我们又将抢救出来的货物，一一发还原主，并安顿那些被灾的人，这使居民大为感动。

就在这个时候，市镇上一间“鸡鸣早看天”④客栈的老板当众宣布，这次大火是由他们客栈烧起的。起火原因他亲眼目击是住在他栈里两个客人有意放的。这两个客人在起火后已逃跑了，但他确实认得他们是田颂尧不下的侦探。 他这一宣布，群众大哗，大家才认识，杀人防火的并不是红军，而是田颂尧向栽诬红军，不惜牺牲瓦斯铺的人民。而红军英勇救火，大家有目共睹。这个消息立即传遍各处，从此各乡镇的老百姓，不再相信红军杀人放火的谣言，看见红军再也不逃避了。

我们当天由瓦斯铺南行六十里，就到达了通江县城。第九军已先我们一天占领该城。这是我们西行中第一次占领的县城，我们特别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入城式。这座县城，偏处川北，枕山面水，面积不大。但城内竟修筑有几条水泥的小马路和一座中山公园，这是四川军人爱装门面的表现。在中山公园的高地上，还有一幢两层的小洋房，原系县政府的招待所，它即成为我的办公处。我在川北停留的期间内，多在里面办公。

第九军占领通江后，西向巴中行三十里，即与田颂尧部相遇于鹰哥咀。我军原奉有暂不与田部作战的命令，因此就地设防停止前进。以三台为大本营的田颂尧获知我军入川消息后，即派驻在阆中⑤的罗泽洲师向通江堵截。罗泽洲师到达鹰哥咀，此时尚仅有少数的先头部队，无力进攻我军，两军暂时按兵不动，互相监视。

我致函田颂尧，表示我军意向。首先说明我军入川并无与他作战的意图。我们所反对者是蒋介石，本非四川任何地方军人。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希望暂时在通南巴地区略事休息，如果他能谅解不向我军进攻，明春，我军拟仍返回中原地区。希望双方协商划分防地，并请他不要轻启战端，以免两败俱伤。为了使这封信确能到达田颂尧手里，我曾抄录数份先后派专人递送。

约两周后，罗泽洲师全部已集中鹰哥咀。田颂尧的其他各师也纷纷达到各战斗地点。于是田颂尧向我们表示态度了。罗泽洲以傲慢的态度向我们的使者说：“共匪是打败了的军队，逃窜到了此地，我奉命毫不留情的予以歼灭。即使共匪再逃往别的地方，我也要跟踪围剿。”

这样，我们与田颂尧的战争就爆发了。

自入川至战争爆发这段期间内，我军获得休息和整顿的机会。这一带集镇上有相当数量的土布和棉花，我们大批搜购，赶制了大部分的冬服，所缺少的炊事工具，也获得了补充。

此外我们也有余力注意清洁卫生，对于生冻疮以及伤病的兵士积极医疗，颇具成效。各军来的报告，都说战士们以往的狼狈情况，逐渐消除，恢复一贯的抖擞精神了。客观形势大大改善，粮食不虞缺乏，而且易于征取。这一带粮食多集中在豪强者之家——四川称为“绅粮”，大多数老百姓则极为穷困。我军去打“绅粮”的粮食时，总有上百上千的穷苦老百姓背着篓筐，蜂涌的跟着一道去，形成一个热闹动人的场面。这些老百姓每人每次在我们征发得了粮食时，都能分得三四十斤粗粮，衷心的欢喜在他们面上尽情流露。这样，我军只需花少数人力，便解决了军粮问题，同时还有余粮救济当地老弱，因此获得了当地多数人民的拥护。

但我们感到头痛的问题，是当地鸦片的毒害。人民多半是烟鬼，据不甚精确的统计，成年男子百分之九十以上吸食鸦片，壮丁几乎找不出没有烟瘾的。连十二三岁的小孩子也有不少染上这种嗜好，成年妇女吸烟者约占百分之七十。这个事实是我们无限忧虑。

补充新的人力是我军一项极重要的工作，我军原没有一个吸鸦片的，在意识上也反对吸烟，我们素来也拒绝任何一个有烟瘾者进入我们的军队。但在此地却找不出一个不吸烟的壮丁来补充。虽有不少当地壮丁要求参加我军，但我们却难于接纳。一般战士认为这这里不能扩大红军，如果勉强把这些烟鬼引进来，会降低红军的素质。因此，军中泛起不愿在这里久居的情绪。

中国西部地区多产鸦片，通江更是鸦片集中地。鸦片成为最有价值的货币，通江各个集镇上的买卖，多以鸦片为媒介物，巨商富户所积蓄储藏的是鸦片，全县较肥美的土地都种鸦片，农民对于鸦片的种植不惜投资出力，种粮食的却只愿听天由命。我看见烟田都弄得整齐肥沃，一根杂草都没有；而种粮食的天地则显然缺乏肥料和人力的加工，杂草丛生。鸦片也成为敬神的祭品，我看见许多庙里菩萨的口唇上，都被善男信女涂上鸦片烟。鸦片又成为包医百病的良药，人们有了疾病，首先都是用鸦片来济急。

这种骇人听闻的现状，主要是军阀统治的后果。拿通江县来说，全县人口约十一万，田颂尧每年要在这县里搜刮二十六万大洋，而人民所付出的，则好几倍于这个数字。如要在通江做一任区长——三个月——最少要花三千元的运动费，那末这个区长向老百姓所搜刮的自必多于三千元——通常必数倍于此——他才有利可图。通江县共有区长十人，其运动费姑以最低标准计算，全年即为十二万元。再则各区长转取于老百姓的数目，即以一倍记至少也在二十四万以上。此外上至县长，下至乡镇保甲长，以至税吏差人，无一不需付出运动费，也无一不转取之于老百姓。

通江县城是剥削老百姓的罪恶渊薮。城内约有一千户人家，其中两百多户是开设鸦片烟馆的，另有两百多户则是或多或少吃衙门饭的，他们的生活，多以靠各乡民来城里打官司⑥花的费用来维持。我们到达通江时，县长和县政府人员都已逃避一空，但监狱里还禁闭着两百多人，我们全部予以释放。县政府的案卷里，还积压着一千多案子没有办完。

当地人民纷纷向我们诉说，田颂尧属下的县长，那里是甚么父母官，不过是可怕的吸血鬼。县政府奖励甚至强迫人们打官司，只要民间有点小纠纷，或者欠少数税捐，都要到县政府来兴讼。就是由于打官司的人多，于是城内烟馆及百业都随之兴隆起来，各级官吏也就有油水可捞了，甚至滑竿伕也有工作可做了。其实，中国人民，当然包括通江人民在内，都习于和平生活，不愿入衙门诉讼的。而各地乡间，多有调解人民纠纷的优良传统，但在军阀搜刮的残酷统治下，逼得他们做损害自己的事——打官司。

我们占领通江后，对症下药，首先就是严禁鸦片。我们这些反对鸦片的人，走进这个鸦片世界，全身都极感不舒适，觉得禁烟实有较大的政治意义。不仅为了扩大红军，有此必要，对捣毁军阀统治的财源和实施社会改革，也都如此。但我们的革命任务十分繁重，如今竟要从禁烟做起，自也不免有革命旅途遥远之感。

我们开始禁烟宣传，接二连三的召集禁烟会议，但到会的本地人都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瘾客，反应又是非常冷淡。他们有一种偏见，认为戒烟足以死人，他们也耽心如果真的戒烟，当地这种特出的土产就变成废物了。他们议论纷纷，希望能够延期办理。

但妇女成了戒烟的急先锋，这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在最初一次的妇女大会上，经过戒烟的宣传后，她们表现了出人意表的热忱，那次到会的妇女虽有不少吸烟的，但一致诉说她们所受着的痛苦。有的说她仅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因为丈夫无钱购烟，竟将儿子出卖了。有的说她的儿女病了，因为他们夫妻都吸鸦片，以致没有钱医治，结果死了。有的说她仅有的一条长裤，竟被她的丈夫拿去换烟吸，使她很久的时间无法出门。有的说她家因为吸鸦片欠了债不能还，欠了税无法缴，又打不起官司，结果把田地典当光了，丈夫和儿子逃往陕甘去了，至今不知下落。她们这样互诉痛苦，弄得多数到会者嚎啕大哭起来。她们发誓彻底拥护戒烟。

妇女们对戒烟所表现的热心，大大鼓舞了我们。于是总政治部立即通令各地，普遍召开妇女戒烟大会，推进戒烟工作，咱家这种大会的妇女特别踊跃。在通江县所举行的一次妇女戒烟群众大会上，就有五千以上的妇女参加，其中有些是从很远的乡村赶来的。我参加这次大会，那些老的少的，还有些缠足的妇女们，陈述她们的遭遇时，使我感动的流泪。

这样，戒烟的声浪就一天高过一天。不到几天，就深入人心。没有人再敢反对了。我们在各地设立戒烟所，并得到当地中医的合作，用按日递减含烟量的方法制造了许多戒烟丸，戒烟所成为最普遍而又最庞大的机构。通江县城戒烟所第一期的戒烟者约有三百余人，其中不少是由他们的母亲或妻子送来的。第二期就增至千人以上。我们经常发布公告，说明戒烟的人，不仅没有一个死亡，而且开始戒烟后多数的身体都健强起来。

我们拟定了戒烟的详细条例，主要规定壮年男女必需戒绝，五十岁以上男女或有病者可以缓戒，参加红军的和参加各级政权组织以及民众团体的男女，必须以身作则，彻底戒绝。

为了使当地人民减少因戒烟所受的损失，我们没有焚烧过鸦片烟土，也不反对鸦片外销。

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通南巴一带吸烟的人大大减小。据不甚精确的统计，当地不吸烟的人这时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没有完全戒绝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仍然吸烟的老弱不过百分之十而已。这可以说是红四方面军到川北后所作的第一件大公德。

由于戒烟运动的展开，我们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信心就加强了。我们在通江县办了一个刊物，叫做《干部必读》，第一期在我们到达通江后约十天就出版了。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第一期的卷首，题目大致是《建立川北新根据地》，我吁请全军将士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并扩大红军，不要有思乡或悲观失望的观念。我说明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特别是戒烟运动，收到良好的效果，要求他们对当地吸烟的人民不可稍存歧视，而且戒了烟的壮丁，将会是红军的好战友。我进而鼓励他们遵照入川纲领，努力展开各方面的的工作。我的这个号召，发生了振奋人心的效用，这个刊物从此也成了红四方面军的最高指导刊物。一直到红四方面军离开川北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懋功时，这个刊物才停办。

同时，我们开始组织通江和南江两县的县政府（我军初入川时，只占领通江的大部和南江的一部分）

，我们根据入川纲领先组织两县的临时政府，规定由当地人民公推公正人士参加，然后由临时政府办理选举，成立正式政府。那时与田颂尧时代的县政府有关系的人都销声匿迹，新出头的是一般穷苦人民，他们跟随着红军到各处征发粮食，并帮组展开戒烟运动，此外还有一批洁身自好的知识分子参加。不过通江县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一部分且依附田颂尧，所剩下足以协助我们的为数实在不多。

我们很重视这些少数知识分子，但结果颇感失望，他们多系老式的秀才人物，职业多数是教书和行医，他们虽然不满田颂尧的统治，但抱独善其身的哲学，在乡间度其清贫的岁月，做点与人民有益的事而已。他们头脑十分冬烘，对于传统不敢多表异议。他们佩服红军纪律优良，虽然这时红军的纪律因长途行军，已经有些松弛，但较之田颂尧的部队，还是有天壤之别。红军的戒烟行动，他们认为切中时弊，因此对我们抱有莫大的希望。我们曾接到一些万言书式的条陈，其中除对田颂尧表示愤恨外，满纸都是“王道”、“真命天子”、

“五行”、

“八

卦”和“诸葛亮”等等过时的概念。我曾约集这些万言书的作者们谈话，我觉得这些好心肠的人，头脑究竟是太落后了。

在我们的政工人员策动下，召开了通江县的临时县政会议，并组成临时县政府。参加这个会议的代表，就是有政工人员遴选，经各区乡群众大会推举出来的。临时县政府人选也是由总政治部提名的⑦。临时县政府委员会约有委员十五人，多数是各区乡的农民，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各有二三人参加。当选任主席的熊某，系穷苦农民出身，他身体强健，不吸鸦片，也曾做过苦力，抬过滑竿。他在巴山打猎的时候，误被毒箭射中腿肚，他不顾痛苦，立即自行拔出，始得保全性命，因而被乡人视为勇士。他平素确也急公好义，红四军到来后，更表现了积极的革命精神。

由于这次选举，当地人民内部开始了分化，特别是那些秀才们为之大哗。秀才们觉得，只有念书的人，才能做父母官，他们纷纷议论，抬过滑竿的人，那里能当一县之主呢？他们也埋怨红军，表示红军什么都好，可是不懂当地情形，现在居然捧出一个目不识丁的滑竿伕来主持县政，未免太藐视通江人了。秀才们这种“斯文之上”的传统观念，也为一般乡下人视为当然，一时也难以加以说服。

临时县政府甫告成立（这是我们到通江后两个多星期的事），田颂尧部罗泽洲师即由鹰哥咀向通江城进攻。田部的战斗力究竟薄弱，一经接触，即告土崩瓦解，退守离鹰哥咀六十里的清江渡，不几天，我军乘胜向清江渡进击，敌军再度溃败。我军继续推进，占领巴中县。

前锋已过巴中约五十里，与敌相持于恩阳河。

巴中是较通江富庶的大县，人口约五十余万，我随军进驻巴中县城，浏览数日，深觉这是有可为的地方。城内的街市，人群熙来攘往，市场交易，因苛捐杂税的铲除，立呈蓬勃现象。我们入川纲领的布告在全城各处张贴着，人民川流不息的围观，有的是从很远的乡间来的，有的在那里朗诵讲解，人民纷纷议论，多数认为如果真能照着布告兑现，那就天下太平了。事实上，巴中不少人已经知道了我军在通江的一些措施，因而我们不必多费唇舌，就能很快的照样推动起来。

为了军事上的理由，我们还只能将巴中视作前线。罗泽洲师虽被击溃，但田颂尧的大部分兵力正向着我们这里集结，我们不能把全力用到巴中来，要以通江为基地与敌周旋，因此，我们留下第九军驻守巴中，我和徐向前及大部人员均返回通江总部，以便策划全局。

巴中的胜利，也促进了通江南江工作的推行。新成立的通江临时县政府的威望，一天高似一天，颁布了一些布告，规划出许多应兴应革的事项，例如规定要重新编组地方武装，全县人民应将所藏枪枝，送交县政府统筹办理。全县各区乡无论远近，均毫无隐瞒的将枪枝（多数是破旧的）送来了，为数有一千余条，足证县政府的命令已能推行全县，这是过去军阀政府所不易做到的。

凡此一切，都是根据入川纲领逐步实施，通南巴三县的面目，为之一新。当中共中央来电，解决反对入川纲领，我们的努力，成为昙花一现，不得不仍走苏维埃的老路。从此，川北也成了苏维埃区域了。

① 田颂尧系四川许多军阀头子之一，两河口一带即系他的防地。

② 四川人通用的一种轿子称为“滑竿”

。

③ 两河口距通江县城为二百八十华里。

④ 这是四川本地小旅馆所共同使用的招牌。

⑤ 三台离通江约四百八十里，闾中在三台与通江之间，离通江月三百华里，巴中是在？中与通江之间，离通江约一百二十华里。

⑥ 当时西川县长兼理司法。无论明刑案件，非讼事件以及催缴捐税等行政，都由县政府处理，民间俗语统称之为“打官司”

，这比法律上所谓诉讼行为的含义，更为广泛。

⑦ 红军政治部在某地域初解放时，原有代行地方政府职权的权利，所以临时县政府的人选，例由政治部提名。

第三章 关于苏维埃的争执

中共中央对于红四方面军的脱离鄂豫皖区，西行到川北，甚表不满，认为是右倾的逃跑主义。它获知我们的入川纲领之后，竟来了一个哀的美敦式电报，要求我们立即改正，仍用苏维埃政府制度和一贯的既定政策。

我们与中共中央之间，无线电的通报，原是极为稀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敢信赖我们的密码。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湘鄂西苏区时曾失落了我们原有的密码本，后来经过一些努力，仍不敢相信续订的密码的可靠性。最后我们不得已才由双方的报务员，利用电台通话，订定了一个新的密码本，但这是否已为敌方偷听去，则无把握。因此，我们与中共中央之间，一向不敢在无线电中涉及有关机密要事。

我们离开鄂豫皖西行，中共中央事先是毫不知道的。他们似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处境，对我们的行动颇感焦虑。最先是告诉我们一些敌情，等到我们到达豫西南一带的时候，就转而反对我们向西退却的指示。等我们越过秦岭进到关中时，中央来电的语气就更加严重了，甚至说“如果你们再继续向西逃跑，那我们就公开反对了”

。

我们接到这个严重警告之后，曾详细加以研究，仍不敢将我们的行动计划据实电告，仅以“正在寻觅新的根据地”的含糊语句作答，以免泄露军机。事实上，我们也只能根据所处环境，决定我们的行动。

我们越过巴山进入川北时，曾电告中共中央，准备就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中央复电告诉我们所用密码可以信赖，除机密军情外，要我们尽量电告情况。我们也就遵照指示做了。

到达通江后一个多星期，我发长电与中共中央商讨政策问题。首先报告入川纲领的原文，接着指出这个纲领是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而作的，试行以来，极适合于像川北这样的地区，相信在全国范围内也有很大的适应性。

正当我们与罗泽洲师作战的时候，中央的复电到了。

内容是：不能以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代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土地革命政策，更不能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并进而指斥我们，这样做会助长向西逃跑的失败情绪，形成对苏维埃极为有害的取消主义。中央要求我们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分配土地。至于废除苛捐杂税、反对防区制度和禁烟等，只能当作附属的条款。最后并严重警告，如果我们能改正这个错误政策，中央仍信任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全权代表，在没有建立中央分局以前，代表中央指导党政军三方面工作。否则，中央将考虑撤换领导的必要措施。

中共中央这个电令，虽不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但这当时确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在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重重，加之我们西行以来，红四方面军内部也酝酿了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的意见，又与中共中央这次电令息息相关，因而更增加了我们处理上的困难。

红四方面军西进到达川北，事先并没有预定的计划，而是根据实际的需要，由我们少数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我——临时决断，一步一步走到这一境地的。一般高级干部不仅没有机会参预决策，甚至不能完全明了决策的底蕴，大多数同志不赞成远离鄂豫皖苏区，他们宥于“坚决保卫鄂豫皖苏区”的口号，就不免多少忽视实际的困难。对于我们某些不得已的行动，往往不能完全谅解。

我军越过京汉铁路西进的时候，政治部的口号仍是强调在鄂豫皖区外围消灭敌人。有些政治工作干部，总以为我军在鄂北一带兜圈子，目标仍是指向鄂豫皖区。等到他们知道我军行动的箭头指向西面，就开始有所疑虑。他们纷纷议论，向西是没有前途的，远离了全国的其他苏区。这些见解与中央的指斥如出一辙。

在军事策略上，同志们也发生了或左或右的不同见解。有的低估了敌军的力量和他们追击我军的决心，反对向西急退.他们批评我们军事策略是“逃跑”，是“避战”，认为这会将红四方面军拖垮。与其拖垮，不如与敌军孤注一掷的决战。有的同志又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和决心。他们责备我们没有采取更迅速的脱离敌人的步骤，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真能向西急退，不利于我军的枣阳战役是可以避免的。

这些反对意见，终于汇集起来，形成不满现有领导的反对派。我军进到汉中的西乡时，政治部的主持者张琴秋、傅钟，曾约集受过处罚的曾钟圣、邝继勋和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等十余人举行会议，检讨西行的得失。在会议上，张琴秋宣布了中共中央对向西逃跑的两次电令，他们表示对现有领导不满，要求从速召集军事委员会会议。

张琴秋向我申述他们的意见，她和某些同志不赞成西进，认为他们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相符合。对于军事策略，他们也有种种批评。她承认，这些同志有过几次商讨，但未组成反对派。反对者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张琴秋看来，著名的立三路线人物曾钟圣的军事见解，采取右的立场与她的见解正好相反。她也不能信任屡犯错误的邝继勋，事实上她也不重视他的意见。只是为了借重他们的军事知识，才找他们参加商谈的。他们活动的目的，并不是要打击现有领导的威信，更没有推翻现有领导的企图，只是主张恢复军委会和高级干部会议，俾多数人都能参预决策。

我们翻过巴山，开始建立新根据地的时候，张琴秋等的反对意见，便消沉下来。我们共同为开展新局面而努力，没有功夫去检讨过去。但这些持不同见解的政工人员，对川北新根据地的建立，或多或少仍缺乏信心。他们觉得川北时偏僻的地方，即使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也无法配合各苏区的行动，更不能打击蒋介石的要害。这个鸦片世界，也使他们觉得太落后了，对党对红军的发展，都困难重重。

要求我的同志们，对于建立川北新根据地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念，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川北人民热烈拥护红军，禁烟运动展开得如火如荼，我的积极号召，这些都不能完全廓清他们的疑虑心理。在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确是不够充分，同志们举出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困难，有些困难确是影响深重，无法克服。但问题的中心是我们已势逼处此，并无任何其他选择。

例如，军火的补给问题，就使我们大为忧虑。我们只能靠缴获敌军枪弹来补充，但四川军队的枪弹多系土制，效力不高（四川军阀由民间搜刮来的钱财，往往拿去向外国或长江下游购买军火，但又为蒋介石或其他军阀在中途扣留，因而他们的枪弹，多系土制）。我军在川北作战所消耗的弹药，大多是从蒋介石部队缴获来的，比较优良，在四川缴来的，则多系次货。四川军阀作战的特点，也带有游击性质，胜利便蜂拥而上，败北则一溜烟的跑掉了。要想大批缴获他们的武器，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觉得红军在川北行动，不易解决军火的补充，而且会使红军装备转弱而影响战斗力。

我们当时致力于统一内部意志，策划对田松尧的作战，实施建立根据地的各项步骤。中共中央这个电令的到来，立刻使我们进退失据。我们原应在新克服的巴中区多所努力，但不得不为了基本政策问题，匆匆从前线返回通江，召开会议。这此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有些同志因军情紧急，不能赶来参加，到会的除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外，只有张琴秋傅钟刘琪周纯全等十余人。

在这次会议上，我首先将中央的历次来电，交大家传阅，接着就发表了一篇答辩式的报告。首先检讨红四方面军，不能在鄂豫皖苏区立足，必须向西转动的种种原因和经过。我指出，我党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红四方面军，仍不能迅速壮大起来，抗击敌军远为优势的压力，正好说明蔡申熙和我经过长期周密计划的西进策略，目的是为了保存最大实力，在较边远地区获得时间和地盘以图振兴。我说明反四次围剿的经过，指出柳林河夜战是必要的和适切的，如果不是那次战役给敌军以沉重打击，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苏区将有更多的阻碍。

如果我军在鄂豫皖区，内外分散打游击，或改采其他战略，也许我军的处境比现在还要坏些。

我说到河口战役虽然伤亡重大，但成功的冲出了包围圈。对于枣阳吴家集战役，我承认是可以而且应当避免的，但结果激战两天，伤亡两千，其恶果甚至影响到我军以后的行动。应当严肃自承是自己犯了实际军事指导的错误，用人不当而“失街亭”。邝继勋不遵守命令，也应当受到纪律的追查。但我不赞成某些同志认为西进是逃跑主义的说法，我再三说明我军不能在陕豫鄂边境地区立足的原因，并说，指责我军为逃跑主义者，不仅不和事实，而且抹杀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的精神。我力证在川北止步是较好的选择。

对过去的军事行动，作了必要的说明和答辩后，我进而评论入川纲领。我直率指出，苏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是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励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入川纲领，就是为了纠正这些政策上的错误而发。入川纲领是在四川这样的省份，可以实行的唯一政策，因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极具号召力，反之，苏维埃政府，则会使四川落后的人民，产生奇怪和可笑的感觉。接着我又说明，经过我党的努力，四川人民政府，如果有成就的话，也还是属于中华苏维埃政府的。难道在现代的革命运动中，除了苏维埃政府这个名称之外，就不能有其他的名称了吗？如果四川人民政府，真正建立起来了，事实将会证明，这个政策是对的。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苏维埃政府不可以统统改成革命的人民政府？这种政策的改变，正是获致胜利所必需的政策。

第三个紧迫与重要的问题，是与田松尧部作战所应采取的全盘战略。我向大家表明决心，由于我军决定留住下去，暂时不愿再流浪到其它地方，必须在这里击败田松尧部，并以通南巴一带川北地区，作为我们稳固的根据地。田松尧部的人数，大约等于我们的三倍，刘存厚、杨森、孙蔚如部，合计也等于我们的三倍，我军将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以便集中最大的攻击力量，在适当地区，歼灭田松尧部。只有沉重的打击了田松尧部，我们才可以立下脚来。

根据这一中心任务，我进而指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都应为此而努力。

这次演说，虽然事隔多年，但我依然还能记得大致的内容，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所有到会者，听了演讲之后，都为之动容，一致对我表示完全信任。

至此，他们都认定，反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绝不是逃跑，而是英勇无比的抗战奋进。

并称许我在惊涛骇浪之中，把握住这只船的舵，不知道多少次的化险为夷。张琴秋等也当场声明，由于他们不了解情况，曾怀疑领导有错误，现在根据无可争辩的情况和事实，放弃他们向有的怀疑态度，完全信任我的领导。

在讨论中，有些同志赞扬川北新根据地选举得宜，入川纲领有号召力，无条件全面赞成，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意见。有的指出，现在付出苛捐杂税运动，会很快的发展成为分配土地的土地革命。多数的到会者，对消灭田松尧部的具体策论，踊跃研讨，但提到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事，大家都似乎心情沉重，不愿意多发表意见。

果然，徐向前、陈昌浩和其他两三位重要干部，深夜来与我密商，他们都表示不愿与中央争执下去，强调我军正在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尚多，与田松尧的战争又日趋紧张，如果我们坚持入川纲领，批评苏维埃运动的不当，中共中央可能来电撤换领导人。那时，他们虽一致向中央抗争，甚至不遵从中央的命令，但不免引起红四方面军内部的动荡。他们以现实的态度，要求我避免与中央争执，让红四方面军度过了难关再说。

我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终于接纳了他们的意见，表示让步。我起草了一个简单的电报，对于中共中央的指责，概不答辩，只扼要表示遵从中央的指示，立即建立川北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似乎也有些觉察，立即回电说了些好话，以示安慰，其要点是表示对我信任。我这个流产的主张，后来就被斯大林拾起来，取消了错误的苏维埃政策，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乃至国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我之所以不能改变中共错误政策，原因甚多，其中一点是我不够泼辣之故。泼辣的性格并不是完全优美的，而我也并不悔恨我所做过的事。

这一次严重的争执平息后，接着我们就另行发布宣言，修改入川纲领的原有主张。宣言里说明，四川军阀坚持一贯反动作风，不愿与红军合作共谋四川人民的福利，因此，红四方面军不得不首先推翻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我军除继续推行废除苛捐杂税等条款外，并号召穷苦农民立即实行分配土地，组织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

对田松尧部作战的原定策略，亦以我军自身力量薄弱，决定暂时不宜占领通都大邑，以免增加军事上的负担。但我军很重视在通江已经建立起来的后方，认为凭借这个后方，可以解决兵源和其他补给问题。我们暂时只能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这个后方的安全。因此，我军对田松尧的暂略，是逐渐消耗他的实力，引诱他的主力到通江附近来，再行解决它。

从此，我们的方针已不是在川北休息一段时期，也不是与四川进步势力共组人民政府，而是将苏维埃的旗帜，在巴山南麓高高挂起，希望这面旗帜的光辉普照四方。

一般来说，川北苏区只是一个战争基地，它的群众基础远不如鄂豫皖区。我们在川北约两年半的期间内，都忙着应付战争，首先与田松尧作战，接着又与全四川的军阀作战，很少闲歇的时候。川北苏区的设施大体是仿效鄂豫皖苏区，但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彼此有别，所以川北苏区也有它不同的特点。我们在川北苏区人力不足，所有工作，未能象鄂豫皖区那样深入开展，一致后来在红四方面军离去之后，川北苏区所表现的，就远不如鄂豫皖区那样能够持久奋斗。

一九三二年底，我们在占领的区域内，自下而上的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开始分配土地。

但政权机构的性质，大体还是军队的办差机关。我们在这种山岳地带作战，需要当地人力特别多，各级苏维埃政府都用全力来解决军队的需要。人民觉得苏维埃政府是红军建立起来的，红军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战争的胜利。

第四章 建立苏区以后

一九三三年初，田松尧部开始向川北苏区进攻，当时田松尧仍坐镇三台，他的全部兵力扫数调到前线来了，由他的副指挥孙震任前敌总指挥，孙所统帅的兵力约有三十余团，由南江巴中的西南面向我军驻地挺进，为整个战局的主攻部队。此外，我军的南面，有杨森部十余团驻扎；东面则为刘存厚部、廖震师的九个团，配合田松尧部牵制我军。在北面汉中区又有杨虎城部的孙蔚如师监视；驻守天水的胡宗南师一部进至广元昭化，作为田松尧的后盾。

我军当时的人数略有增加，入川后两个月约增五千新兵，但缺乏地方武装的配合行动。

我们又必循包围这个苏区的四周地区，兵力因而相当分散。第四军驻守东疆，第三十军驻守南疆，分别对付刘存厚杨森两部，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又须各抽一小部监视汉中方面的敌人。

因而与田松尧部作战的就只有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两部——六个团不足的兵力。

我们暂且与田部决战，但在每一道防线上，都给敌军一些挫折，然后再缓缓向后撤退。

我们这样做，目的是逐渐消耗敌军的实力，战事愈拖得长久，敌军的创痕愈深。而且敌军的补给线也愈拖愈长，然后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和地点，再行反攻。

战争开始后不到几天，我军即放弃了巴中县，敌军兴高采烈，夸耀胜利。事实上，巴中县的弃守确也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当地人民看见我军退却，人心也就不免动摇，即使是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不一定了解我军的策略，心中总有点七上八下。甚至有人杞人忧天，准备着红军万一退出川北以后的打算。

在人心动摇的情况下，我们动员当地人民支援红军的工作就更感困难，在这个高山峻岭的区域作战，粮食往往要从相距百里的山路远处运到前线去，伤病兵又要从前线百里山路运回后方来。因此，我们经常需要一个强大的运输队——经常的和临时的共约五千人，来担负这个艰巨的任务。运输队既如此庞大，本身困难也是不胜枚举。即以疾病一项而论，有时就使我们感觉穷于应付。

总之，为了动员运输伕，使他们能够轮班休息，供应他们的给养，医治他们的病痛等等，已使各级苏维埃政府人员忙的不可开交。

敌军步步紧逼，我军节节后退，战争是长期性的。到一九三三年七月间，我军又撤出通江县成，向苦草坝退却。这时敌军估计我们将从两河口的来路退往汉中，于是田松尧的前线总指挥孙震，集中他的主力，由南江的板桥口向两河口挺进，企图进攻我军的左翼，截断我们的后路。刘存厚的廖震师，也由万源县的竹峪关出动，与孙震部形成一个箝形攻势，威胁两河口右侧。可是，敌人的估计完全错了，他们忽视了一点重要事实：半年来战争损失最大的其实是他们。另一方面，又没有料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手法。

表面上看来，我军是在退却，但实际上，我军驻地愈缩小，便愈能集结更多的兵力来反攻。我军首先以一部打击右翼的廖震师，敌军立即败退到万源县境内去了。接着，我们集中全力从两河口抄袭孙震部的左背。攻击的那一天，我军分别由巴山茂林密竹的小路突然冲出，首先是占领孙部左背上的高地，控制着孙部后部的总口，敌军在我军机关枪扫射之下，全部乱窜，溃不成军。

我们乘势攻击，不到几天，尽复通南巴失地，并扩展了一大片苏区。南江方面我们追击到广元附近，巴中一路我军追到了阆中境。我们沿广元至阆中组成一条防御线与敌人隔嘉陵江相持。田松尧部在半年的战役中，损失了他们实力的大部份。我军前后虽只俘获人枪三千左右，但田部的损失约为这个数字的五倍（士兵以伤亡疾病居多数，枪枝大多抛弃于山崖深谷中）。至于我军损失，则约为田部的十分之一，而且立即获得补充，实力较前更强。

这一次胜利，使四川军阀大为震动。他们感觉此后要想对付红军，必循集合全川的力量，尤其是负指挥责任的孙震，对于自己失败的原因，表示大惑不解。其实，在这样险要地区作战是不能使用大兵团的，孙震将约三十各团的兵力集结到一个崇山峻岭的狭小地区，已是兵家大忌，何况他所指挥的部队战斗力极弱，我军数量虽少，却极精锐，胜败之数，自然不是偶然的。

军事的胜利，奠定了这个苏区发展的基础。四周的敌人暂时已不敢向我们进攻，遂成短时休战的状态。当地人民也为这次胜利而鼓舞，兴高采烈地积极活跃起来。我们迅即在占领区域内，到处组织苏维埃，并准备召集一次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川北苏区的苏维埃政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这是省级的苏维埃）。

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在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典章法制，只有根据当地情形，参照鄂豫皖区的经验，进行一切。为了争取时间，遇事都是迅速进行，工作自欠精细，我们很迅速的组成中共省委机构，开始在各地征求党员，并成立分支机构。在这里原没有中央分局的组织，由我个人以军委会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指导省委工作。党政军事物，纷集一身，殊感忙迫。所以有很多事，我都酌交各方负责同志相机处理，以不失时机为第一要义。

川北苏区始终是被隔离着的。四川在中国地理形势上，偏处一隅，而“通南巴”地区更是全省的偏僻地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由东三省扩展到华北，一般四川人仍然懵懂的在过活，反日运动的浪潮，也还没有泛滥到这里来。存在于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更是人们闻所未闻。在四川人看来，四川就是一个国度，他们所注意和谈论的都是关于四川的事。甚至“国民党”、“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这类的名词，究竟内涵是些什么，不仅一般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是当地的军阀，也不甚了然。

记得一九三三年底，四川一个“很能干”的军阀王陵基，受任为剿共军第五路总指挥，率刘湘部向我军进攻，曾发布一篇剿共的洋洋檄文。其主要的内容大意说：“三民主义主张节

制资本”，是救国救民的大道，共产主义则主张“平均地权”

，显然是共产共妻的邪说。这样

将孙中山民生主义中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割裂为二，张冠李戴，简直荒谬可笑！

四川这种闭塞的情形，对四川的中共组织也有影响。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在我们打垮了田颂尧之后，由成都潜行来到通江，一时成为我们大家欢迎的对象。他到处发表演说，着重指出田颂尧虽然被打垮了，但较田部实力为强的其他四川军阀，正计划动员所有力量围攻我们，因此，我们要准备应战。可是他也告诉我们，四川省委组织单弱，党员人数很少，工作还未展开，他并不知道中华苏维埃政府的详情和中共中央对反日运动的态度，因为他与中共中央之间，早已失去联系。他虽立即成为川北苏区省委的常委，是一个参与决策的要角，然而，这个新血，并没有能将四川省外的新变化，带到这个偏僻地方来。

仅仅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川北苏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于八月下旬在通江开幕。

到会代表在千人以上。都是由各乡村选举出来的农民，我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向大会致词。为了使代表们能够懂得这些问题的意义，并另行分组讲解和讨论，我花了半天的时间，用极浅显的词句，讲解有关苏维埃这类名词的内容及我们所推行的政策的大要。这些代表们的知识水准很低，要使他们懂得大会所讨论的问题，是很费力的事情。

这里的乡下人没有直接接受过革命的洗礼，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和苏维埃是什么回事。他们不像鄂豫皖区的农民受过革命风云的锻炼，他们不知道一九二七年有过国民革命，也不知道农民协会是怎么一回事。鄂豫皖区的农民大体还知道这一点。前者还知道有苏兆征这样的人物，因此会联想到苏维埃与苏兆征有关；而后者除了知道四川几个军阀的名字以外，对于苏维埃，是完全陌生的。

他们多数仍受神权命运等旧观念所支配，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四川军队迥然不同的红四方面军，而这支军队竟又会到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外省军队到了四川总是胡作非为的，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能一反外省军队所为，专为穷人打抱不平。他们不理解共产党和苏维埃这样抽象的名词，总希望找出一个具体的“人”来，用他们脑中的神权命运观念来牵强解释一番，这样，就发生过一个可笑的故事。

我这个领导人自然是一般乡下人所注目的，对我就有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他们联想到民国初年——二十年前）苦草坝地方，曾有一位姓张的青年农民，领导过一次劫富济贫式的暴动。不久暴动失败了，那位张某也就不知下落。最初是苦草坝附近的人，认为现在的“张国焘”，就是二十年前苦草坝暴动领袖张某，他们说两者之间身材年龄不相上下，那一定是苦草坝的张某流亡在外，经过神仙指点，现在脱胎换骨回来了。他们认为如果不是苦草坝的张某，为什么红四方面军竟会来到通南巴，视通南巴如家园，爱护备至，足证此张某即彼张某了。这种讹传迅即传遍了整个川北苏区，为一般乡下人所深信。他们以为共产党、苏维埃这类名词，大致都不外是替天行道的“法语”而已。

这个讹传曾风靡一时，一般人觉得通南巴出了一个“真命天子”，这与通南巴的风水和人民命运大有关系，甚至那位农民暴动领袖张某的妻子，都曾来看看我是不是她失踪了的丈夫。

可是我们不愿助长乡下人这种愚昧观念，我和其他同志们都极力否认这是事实，积极向人民解释共产党和苏维埃的起源，说明红军是由共产党创造出来的，而张国焘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员，并不出生于四川。经我们多方解释，人们才渐渐了解到共产党和苏维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有的讹传也逐渐消沉下去了。

这个故事说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当地人民的旧观念，期间的距离不可以道里计。我不想多耽误读者的时间，去发掘此中的详情。简单的说来，川北苏区后来虽然也产生了一些革命人物，但论到当地的中共组织，最多只能说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团体。

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川北苏维埃政府，和鄂豫皖苏区政府一样，这个新政府进行着同样性质的工作。在工作进行中，所遇到的困难有异于鄂豫皖区，表现了这里的特点。分配土地是首要任务，在这个区域内积极执行，一般说来，通南巴一带地广人稀，禁种鸦片之后，粮食耕种的面积增加了，但还有些山地，因为无人耕种荒废在那里。土地多于人口，在分配上就比较容易进行。我们分配的办法是：原有自耕农的土地不动；佃户耕种地主的土地，即归佃户所有；然后截长补短，富农土地多余的或佃户耕种面积过大的，都匀出一部给土地不足的，此外还搭配一些山地给土地不足的。我们同样发给土地使用证，但认为现在的分配，乃是初步性质，将来仍可查田重分这个区域内红军战士家属，多分得较多较好的土地。因此，他们可以用半雇用劳动或部分雇佣劳动，来代替耕作，没有发生像鄂豫皖区代耕制度的问题。这一带山区常发生妇女招“上门汉”①的事，甚至红军的逃亡士兵，有些也被山里的妇女召去当上门汉去了。这是过去苛捐杂税的压迫以及鸦片的毒害，加重了壮年男丁不足的现象，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红军家属的土地不致荒废，也只有任他采用雇用劳动的办法了。

当地穷人对绅粮们极其痛恨，报复心理十分浓厚。在各乡村的群众大会上，都充满了报仇雪恨的事情。一个土豪劣绅往往被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的苦主控诉；甚至一个只是当过甲长的人也难免被农民控诉。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是希望农民分清主从，辨别轻重，不要将土豪们的小爪牙，也算成土豪。各乡村农民往往发生对土豪劣绅直接行动的事，苏维埃政府则要求群众应将这类案件，叫县政府政治保卫局或革命法庭法办。

红四方面军的政工人员不直接惩办土豪，往往还纠正一些当地人民处罚土豪的偏激行动。

拘押土豪追缴罚款的事，在这个苏区内并不常见。我军政治工作人员会同当地人民征发土豪劣绅的粮食的时候，也没收他们所储藏的鸦片，其价值即足以供应我军。在禁烟高潮中，没收鸦片是天经地义，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

分土地和打土豪这两项工作的进行，逐渐引起地主土豪们的反抗，也使苏区的人民发生阶级分化。地主土豪们最初也曾赞扬红军废除苛捐杂税的章程，但他们惧怕当地穷苦人民的报复行为。他们用请客等办法，联络当地与红军有关的新兴人物，希望少作些有关他们的报告和不要乘机报复。这些补救的努力失败之后，他们才认清穷人与红军原来是一体的，乃采取反对苏维埃政府的立场，暗中活动，造谣挑拨，离间苏维埃政权与人民的关系。

当地穷苦人民革命情绪虽然很热烈，但究竟缺乏组织力，特别在地方武装方面完全表现出来。这里也和鄂豫皖区一样，组织过人数众多的人民自卫军和少数的独立连等。可是自卫军往往不容易集合行动，独立连的战斗力也极薄弱，缺乏得力的干部是地方武装脆弱的主要关键。一九三四年夏季，巴中南区少数地主纠合了约百余人的武装力量，占据鲜家寨，发动反苏维埃的暴动。我们的地方武装竟无力抵抗，结果还是借助于红军的力量，才把叛军敉平。

这个区域内的经济，本可自给自足。除了食盐要取给与外埠，其他的日用必需品大致本地都可以生产。工业产品如兵工器材缝衣机医药等，则感十分缺乏。市场情况和商品价格，当然随着战局而转移。当地人民普遍要求物价降低，往往任意限制市场价格，使市况趋于萧条。

我们的经济政策，不赞成限价，而是奖励贸易，繁荣市况；只对那些高抬市价的投机商人，予以打击，不准他们任意兴风作浪。我们在这里也建立了苏区的银行，发行货币并征收农业税和商业税等。在各个集镇上却没有商业指导人员，往往由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的经济委员担任，主要任务是掌管标准的度量衡，废除商业上的许多陋规和中间剥削等等。这些设施有相当的成效。

各项紧急工作，始终耗费了苏区政府主要的力量，除我在上面说过的动员运输队协助军事行动外，还需与疾病作斗争。这是个疾病流行的区域，痢疾、皮肤病、感冒非常普遍，性病、眼病、伤寒等症也会死很常见。一般人缺乏卫生常识，疾病的流行更为猖獗。川北苏区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即在各处设立医院。这里原是医疗人员和医药两缺的地方，人们又习于求神问卜和依赖鸦片，我们反对这些迷信和偏见，提倡卫生和医疗。这样做的结果，中医师成了人们尊敬的任务，各集镇中药铺的生意也随着十分兴隆了。

一九三四年秋，痢疾大肆猖獗，苏维埃政府属下的医院，简直无法收容所有的病人。川北苏区政府的总医院，住院病人多至二千二百人。其余各县医院每院普通也在五百病人左右，各乡区医院所收容的病人少则四五十，多者也大百人。医院里的病人，因痢疾而死亡的，以日计的最高纪录曾达一百七十余人。在各医院服务的近两百名的中医师也因传染了痢疾，死亡超过了三分之一。这次痢疾的侵袭蔓延约两个月之久，造成了恐怖状态。据当地老农民说，这一带近十年来就曾发生过两次这样严重的传染病，因为没有像苏维埃政府这样照料人民的政府，所以上次的情形还要可怕的多。

这个区域的妇女们特别活跃。他们组织了妇女联合会，不仅可以做些女红军工作，有些参加运输粮食，有些担任防御性军事工作。他们的坚强，往往不亚于男人。她们不仅是戒烟的的急先锋，而且积极参与苏维埃各部门的工作。为了满足妇女们的要求，我们曾组织一个妇女独立团（后来这个团还有一部分到达了延安）。这个团成立的时候，报名参加的为数极多，经过精选的结果，这个团还是有一千多人。这是我们第一次有了单独的女子军。她们在救护伤病兵方面，起过很大的作用。

这个区域内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干部，因为缺乏教练，我们始终没有建立起军事学校，也没有办过长期性质的党校，我们只得由各军各团自行训练干部。省委只能举办一些短期性质的训练班。苏维埃政府虽在各区乡都办有学校，但因师资缺乏，执教鞭的人大多还是三家

村的老学究。

一九三三年九月，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我们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头绪，便移师东指，去进攻刘存厚部的防地。盘踞绥定垂二十年的帝制余孽——刘存厚，就在这次战役中，被我们打垮了。接着又展开了我们与四川全省军阀的战争。四川军阀虽叠次受着我们的打击，但他们有蒋介石的力量做后盾，战争纠缠不已，我们终于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是年七月，田松尧部败退之后，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即调兵遣将，准备对付我们。

这些军阀之间互有矛盾，因而他们的行动特别迟缓。刘湘为了保存实力，就不愿将直系部队，迅速调到最前线与我军硬拼，老在与其他军阀商谈各部“齐头并进”的计划。杨森部应实力不足，缩回营山去了。田松尧已受沉重打击，防地朝夕不保，更是垂头丧气，内部意见又极纷纭。据说田松尧深悔当初没有接纳我们所提避免战争的建议，以致弄到如今的惨败，暂时自然不敢和我们接触。汉中的杨虎城鉴于我们打垮田松尧的声势，暗中迳行与我们联络，协议互不侵犯（杨虎城与中共军事方面的联络就是从一九三二年八月开始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单独对付刘存厚了。

我们不敢怠慢，决定先发制人。我们很讨厌刘存厚，因为他不特一直没有接受我们所提互不侵犯的建议，并曾乘我们被田松尧进攻之危，出兵竹峪关。他在绥定颇有积蓄，而兵力却是不堪一击。我们的目的是夺取刘存厚的军火，以增强我们对全川军阀作战的实力。

我们集中过半数的兵力，袭击刘存厚的防地，一经接触，刘部即闻风披靡。不几天，我们就席卷了他防地的大部份。他所有的绥定宣汉和万源三个县城也先后被我军占领。刘存厚统治的残暴比之田松尧，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地人民纷纷协助红军，解决刘存厚的残部。打土豪、分粮食等等摧毁旧势力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刘存厚从此也就湮没无闻了。他的残部改由廖震率领，转隶刘湘麾下。

这是红西方面军入川以来一次最重要的胜利。我军缴获近万破旧枪枝，上百万发的土制子弹。刘存厚在绥定城内所建立的兵工厂、军火库和被服厂等，以及积存的金银物资，除被破坏损失者外，悉数成为我军的战利品，可算是我军一次最丰富的补充。

由于这一胜利，红西方面军也获得极迅速的发展。刘存厚防区内的人民成群结队涌到红军里来，我们也放宽收容的尺度，不问仍吸鸦片与否，只要身体不坏，就可入选。这样，每天都有成千人参加红军。不到两星期，全军战士人数已由两万增至五万，每军人数已由四千增至一万左右。不过新兵大量增加，训练力量极感不足，使部队的水准一时大为降低。

我军乘胜有绥定宣化向刘湘的防地梁山进逼，曾使重庆万县为之震动，也促成了四川军阀的联合行动。刘湘就任四川全省剿匪总司令，以邓锡侯为第一路总指挥，由广元昭化向苏区进攻；田松尧为第二路总指挥，由阆中向我们推进；杨森为第三路总指挥；李家钰罗泽南分任第四路正副总指挥，分向我们的南面进袭。刘湘的直属部队正当梁山的正面，由王陵基以第五总指挥的名义统率，这也就是此后战争中敌方的主力部队。此外，蒋介石也立即在四川设立了一个“剿匪”行营，派贺国光为行营主任，准备调遣在天水的胡宗南部和在汉中的杨虎城部，以配合刘湘的军事行动。

十月间，王陵基的第五路军集中梁山之后，即向我军反攻，战局开始逆转。刘湘直属部队的战斗力较田松尧为强，尤以王陵基的第三师最为精锐（这个师约有普通两个师的实力，装备也都是来路货）。我军则因新兵过多，在最初两次接触中，即遭受重大的伤亡，乃决定采用逐步后退的策略，以图整训。

当我军由梁山前线退守绥定河北岸防线时，王陵基部旋即全力攻击，强渡绥定河。在“柬林河”②地区阵地，王陵基部开始受到我军的沉重打击，他将在万县历年所扣留的四川其他军阀由长江下游运川的军火，大部消耗掉了。他虽达成了渡河的目的，但较之他所付出的代价则有点得不偿失。他的攻击力从此也就逐渐转弱了。

我们退到绥定河北第二道防线后③，知道王部的攻击力也有限了，立即抓紧时机，紧急展开了训练工作。这项工作相当复杂，首先是设计技术和战斗技术，再则是军制军纪以及文化卫生等等常识教育，再其次是戒绝新兵的烟瘾。戒烟的办法是说服与强制并用，有各连的政治指导员，控制着戒烟丸子，逐渐减少供应量，以期有烟瘾的新兵在限期内戒绝。我和徐向前陈昌浩等都亲自督导这些训练工作的实施。

我们这项训练工作，收效很大，也曾引起敌方的惊异。我军在阵地附近演习实弹射击时，王陵基误以为我们发生内乱，准备乘机进攻。但旋即发现我军的工事做得又快又坚强，前线士兵的战斗动作极敏捷，显然又不像有内乱的样子，似乎有些大惑不解。

在王陵基继续不已的攻势压力之下，我军被逼退却三次，退到了绥定以北约一百里的地区。但敌军的攻势所付出的代价，是一次比一次重大。王陵基在最后一次对我军的攻势上，损失兵力近三千，而我方的损失则不及敌人的十分之一。这就挫折了王陵基的锐气，他不得不承认“共匪”虽在退却之中，战斗力并不稍减。

我军与王陵基部相持了约三个月，已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下旬了。王陵基觉得他已不能迅速解决“共匪”，但低估了我们的反攻能力。到了快过阴历新年的时候，王陵基的太太姨太太和亲属，纷纷电催他返万县渡岁，并料理私人财产财务。他于二月上旬私自返回万县，他的秘密行动，上自刘湘下至他的部属都不知道。他只嘱咐他的参谋长，暗中代理总指挥的职务。

我们因能译出他们的电讯密码，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乃积极计划乘机反攻。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四日清晨（阴历元旦），我军开始反攻，袭击王陵基的右翼，驻守那里的一个旅，经我军猛攻后即告瓦解，旅长亦阵亡。其第二道防线上的守军，也因之溃乱。我军乘胜推进三十里，直抵王陵基的总部。王的参谋长仓惶率部急退，这时王部各师旅长始悉王陵基已在阴历年前私离防地，为之大哗。幸赖王部左翼指挥将领，尚能沉着应战，坚守防地，才挽回了王军全部崩溃的命运。王本人闻讯急返前线，从事补救并策划反攻；但刘湘再也不信任他了。

王陵基就这样被刘湘解职，并软禁了一个时期。刘湘与王陵基之间原有罅隙，主要是王陵基私通蒋介石并扩充实力，使刘湘觉得王有取而代之的野心。王似乎为了讨好与蒋介石，所以这次与我军作战，相当卖力，这又使刘湘觉得王陵基是在任意消耗他的实力。这次王陵基私离防地，触犯军纪，正给刘湘处罚王陵基的一个好机会。

我军自一九三三年十月与王陵基部接触以来，至一九三四年二月间，可说是与川军作战激烈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除了正面的王陵基部以外，其他如邓锡侯、杨森、田松尧、李家钰、罗泽南等部，配合着王陵基的行动，纷纷向苏区进逼，也曾发生过一些激战。在这几方面的敌军，为了缩短防线，也逐渐推到南江巴中两个县城附近。等到王陵基部受挫后，战局便暂呈胶着状态。

刘湘在无可如何之中，抬出了一个“刘神仙”，这是川军与我们作战中的一个有趣插曲。

“刘神仙”原名刘崇山，是刘湘的算命先生兼“诸葛亮”。刘湘曾拜他做老师，四川大大小小的军阀，也跟着拜他做老师，因而权重一时，已能替刘湘做些纵横捭阖的工作。刘湘本人是孜孜计较四川各派军阀势力的消长的，遇有风云变化，不愿自己的实力受损，但求他人能为自己在火中取栗。刘神仙之被抬出，似是为了便于调动各派的军队。

紧接着王陵基的被撤，刘湘的阵容实行改组，刘湘本人仍坐镇成都，另在南充设立一个前敌军事委员会，指挥全盘战局，以刘神仙为委员长。原王陵基第五路总指挥的职务，则改由刘湘的亲信第一师师长唐式遵继任。军事委员会之设于南充，其目的显然是要刘崇云就近督促邓、田、杨、李、罗各部为进攻我军的主角。

三月间，这个妖言惑众的巫师——刘崇云，大摇大摆的进驻南充。他模仿诸葛亮出师表的口吻，发布了一篇誓师的洋洋大文，前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打气电令如雪片飞出，无非是催促各军前进。事实上，杨森部也就向巴中通江的南部挺进。

我军的策略是要破坏刘湘这种计划，不让四川的军阀真诚合作，而以打击刘湘的直属第五路军为主要目的。我们集中了约万分之一的兵力，先给冒进的杨森部一点打击，杨森部在我军的攻势下，向营山败逃。我军进围营山县城，并以一部直捣南充，刘神仙只得仓惶逃回成都。我们于是向杨森宣称，我军无意占领杨森的防地，只是不让刘妖怪猖獗，我们所要打击的是刘湘，希望四川其他军人不受刘湘的利用。事实上我们也将军队撤离了杨森的防地。

刘神仙从此再也不露脸了；前敌军事委员会也被撤销了。刘湘这位剿匪总司令，虽仍不敢离成都，但刘神仙这个工具既已失灵，一切只好亲自处理了。

唐式遵任第五路总指挥之后，所表现的作风与王陵基显然不同。唐为人似较敦厚，更能团结部属，对刘湘则奉命唯谨，一切措施多向刘湘请示办理，第五路所辖部队之调来前线者续有增加。王陵基指挥时，其第一线的兵力，最多不过四万人，而唐式遵则使用到六万人。

唐在指挥上似乎有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意味，所有作战命令均为例行公文，只是四平八稳。各部所担任务，亦只求平均分配，不敢有所轻重。

一九三四年四月起，唐式遵也曾组织过几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我军仍用诱敌深入之计，步步后退，双方都没有甚么重大的伤亡。正月间，我军退到了最后防线，左翼以万源县为最后据点。刘湘以为他的军事计划着着成功，因严令唐式遵迅速夺回万源县城，企图由万源抄袭我军通江北路的后路，这样就爆发了为时三个月的万源争夺战。

万源附近地形特别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我军希望在这里消耗敌军的实力，所以坚强抵抗。刘湘这时在梁山建立了飞机场，蒋介石也调来了几十架飞机，攻刘湘指挥。唐式遵每周平均总发动一次攻势，每次都受到严重打击，最后，他终于不能支持了。

唐式遵的例行公事大致有如下的特点：他将他的部队轮流担主攻，每次攻势都是在拂晓时发动，等到八九点钟梁山的飞机（多为九架的编队）飞到前线的时候，乃蜂拥前进。进到山腰地带之时，就为我军的火力所抑制，进退两难，到下午四时左右，敌机不能再来的时候，我军就开始反攻。在肉搏中，敌军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不过手榴弹抛出后至少要经过十秒钟才能爆炸，我军手榴弹较少，乃即拾起敌人抛出的手榴弹反投过去，正好爆炸。这样，敌军在手榴弹和我们机关枪扫射之下，受到惨重的伤亡，败回原阵地去了。在这一段时期内，敌军每次伤亡至少三百，好几次超过一千。

敌军的实力是衰落了。这种情形不仅表现在战场上；唐式遵的部属都纷纷要求补充整理，唐本人也致电刘湘诉苦，说明伤亡惨重，请求停止攻击。我军的损失远较敌方为少，士气仍极旺盛，这就造成了我们反击的良机。

八月间的一个拂晓，我军从万源竹峪间的地区，开始反攻，迅即冲垮了敌军的防线。我军主力转而包围了万源正面敌军的后路，这是一个长距离的包抄。敌军没有等到我军炒到敌人后面的要害所在，就纷纷向后逃跑，溃不成军。我军加速猛追，显有全部歼灭敌军的可能，惜因大雨如注，山洪暴发，阻延了我军追击的速度。追击至绥定宣汉时，敌军大部退过绥定河，控制了渡河工具，我军因水深无法渡河，敌军才得着喘息的机会。

这一次胜利又恢复了我军与全川军阀作战以来所失去的地区，我们原保有通江、南江、巴中、万源四县全部和绥定、宣汉、广元、苍溪、阆中、仪陇六县的一部分。当唐式遵进攻万源县时，西线的敌军乘隙占据南江巴中两个县城，唐式遵的第五路军被击溃后，西线的敌军，在我军压力之下，也向嘉陵江西岸退走。这样，川北苏区，北枕巴山与汉中为界，东达绥定河，西凭嘉陵江，南与杨森的防地——营山渠县相接。

刘湘所部各路先后败退后，战局又暂呈间歇状态。此时刘湘又重新调整阵容，以其第二师师长王钻绪继唐式遵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积极整编部队，一时无力反攻。我军经过长期的战斗，也要整补。

在这种山岳地带长期作战，对敌我两方都造成了极严重的灾害。不过敌方组织力较差，损害也更大。以梁山为后方的唐式遵第五路军，经常要使用八万名左右的运输伕始能供应全线需要④。这些运输伕却是强拉来的瘾君子，沿途死亡者，不计其数。绥定万源宣汉一带，唐式遵部所占领过的区域，遍地都是死尸，到处遗弃着伤者病者，其中自然有不少士兵，但还是运输伕占多数。当地村庄，经敌军骚扰后，居民多已逃往，物资更是十室九空。

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尤其是曾被敌军蹂躏过的地方。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疾疫流行，我在上面说过的一九三四年秋季的痢疾，就是在这时猖獗的。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

我们集中精力挽救这些灾害，一面是追击敌人，一面是清扫战场，掩埋敌方遗弃的尸体，收容伤病，到处消毒。敌人败退时，竟将万源境内仓库的存粮，浇以火油，使我们无法利用，可是那些从山林中逃回来的人民，因饥饿难抵，竟强食那些浇了火油的米粮，因此又增加了一些疾病。战争一告结束，我们即动员当地人民，抢救和补种晚秋农作物，调配粮食，我们甚至将老盐店地下的泥土挖起来煮，以期能够得着一点盐。我们到处做预防疾病的宣传，动员全力扑灭痢疾，红军战士们从各方面协助人民；军医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照顾生病人民。

我们各项抢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的时候，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江西红军脱离瑞金根据地向西行动，不到几天我们就知悉了。这是使我们十分震动的事。七八月间，当唐式遵向万源进攻的时候，中共中央从瑞金叠次来电，对我们的处境表示忧虑，却没有一字提到江西苏区的情况。到了八九月间，我们将敌军先后击溃，中央来电表示十分欣慰。从这些电报的字里行间，我们就感觉到了中央苏区处境不佳。

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推出江西苏区所引起的问题。

他们这次行动，我们事先毫无所知，根据我们直接获得的资料，认为中央红军这次行动是在敌人的压力之下，不得已的退却行为。我们不敢断定他们是否能阻止敌人的追击，是否能在西南地区立足，但确认中央红军不能在江西立足，是整个苏维埃运动受到严重打击的表现。

根据这些估计检讨红四方面军今后的方针，我们都主张今后应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力求向外发展，不必死死守住这个川北苏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这里要求发展是不易的。这种看法，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是我军的强制弹药，质素愈来愈低，兵力人数虽在五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枝不到两万，其中多半是土制货，是从四川军阀作战缴来的次等货色，而且枪枝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二是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这次会议并未形成具体决议，只是由会议授权首脑部相机处理一切。我们为未来的行动开始做些准备。四川军阀受着江西红军被逼离开老根据地一事的鼓励，又蠢蠢欲动，到处发动规模不大的进攻。我军主力则集结在离前线较远的战略要点上，仅用少数兵力在前线与敌周旋。我们抽调中级以上的干部，组成军事高级训练班，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全国各地的军事情况，特别是较广阔的西北地区的一般情况。

这个训练班最初是由负伤病愈的干部组成的，后来陆续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参加；直到我们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后，才改组为红军学校。担任这个训练班主任的，就是负着重伤的原第九军军长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参加过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罢工。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参加过广西越南边境的游击战争，曾与越南革命党人一起在越南与法国军队作战，一九三一年他被调到鄂豫皖苏区任红军的团长，先后负伤十一次。这多次的枪伤，使他成了残废。

因此，这个训练最初还是带有点休养的性质。

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查电台，日夜不停的工作，只有小部分时间用在侦查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查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查电台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作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七时余守候到翌晨三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

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我们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由遵义向云南方面行进时）

。他们日夜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查工作。每当他们宿营或休息的时候，立即与我们通报。根据我们所供给的情形，决定行动，发布命令。而我们这种行动，对于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极尽了耳目的作用。

当中央红军退却到贵州境内时，所有消息，一天一天不利于我们了。追击的国民党军队所发出的电讯，夸耀他们胜利。蒋介石的部队，正从各方面移动，有些已经进到四川的重庆，有的经西安向汉中天水移动。四川军阀，一面表示恐惧，他们估量到达贵州的江西中央红军，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境内会合；另一方面，蒋介石的部队也已大批的涌进到四川来，因此四川军阀觉得本身防地已不易保持，于是叫嚣先解决红四方面军，以免南北两路红军互相策应。

我们配合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间开始的。估计中央红军将与红四方面军在川北西地区会师，我们义不容辞的要策应他们。我们设想未来的跟均地以川陕甘边区地带最为适宜，但驻守天水广元线的敌军胡宗南部，却是我们实现这个计划的最大障碍。

十二月间，我军主力进至汉中的宁羌地区，这是我们入川后第一次向川外的军事行动。

驻守汉中的杨虎城部因此大起恐慌，派代表质问我们，为何违反原已达成的互不侵犯协议。

我们告以违反协议的不是我方，而是杨虎城自己，因我军与刘湘部在万源相持的时候，陕军曾越过巴山，骚扰我北面的后方，近来陕军又积极布置，有响应蒋介石剿共的迹象。但我们也安慰杨虎城派来的代表，说明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并非占领汉中，而是别有所指。

的确，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在找寻胡宗南部对，相机予以打击。可是胡宗南的主力，远在天水，在川甘边境的碧口和四川的广元只各驻有一个旅。我们曾派小部兵力向碧口广元两处的胡部作试探性的进攻。敌军据险凭借优越的火力抵抗，不轻易出动。因此，我们没有获得在野外打击胡部的机会。

我们另一个目的，是找寻徐海东部的行踪。当时徐海东部也从鄂豫皖区西进到陕西地区，我们从敌人的电讯中，侦查得关于徐海东部行踪的一鳞半爪，不久又音讯杳然。我们估计徐海东是在追寻我们，因而我们想要派点部队去接应他。但我们在汉中侦查的结果是失败了，不特不知道徐海东部的确实所在，即这支部队是否存在，亦未得到可靠消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委员。

我们举行会议研讨这个电报，从最迫切的军事眼光来看问题，觉得红一方面军在江西苏区和此次西行，大致都遭受重大的损失，因而严重的批评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我们旋又得到消息，红一方面军由遵义正向西北方向的川黔边的赤水地区行进。我们判断他们正在设法偷渡长江，到川北来和我们会合。于是我们放弃了在川陕甘三角地带与胡宗南部角逐的计划，仍回到川北苏区。是时四川军对已重占绥定万源一带地区，主力则由南面向仪陇巴中地区挺进。为了保卫这个苏区，我军也不得不迅速南撤。我们根据当时情况，决定了有苍溪地区渡过嘉陵江西进，实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徐向前率大部对付我们南面的敌人，陈昌浩驰返通江对付东面之敌。在我军渡嘉陵江后，通江自不易守，应先行部属当地游击战争的工作，我则驰往苍溪地区为渡江作战准备。

这是影响川北苏区存在的一个决定。我们曾向一般干部和苏区内人民预先解释，红四方面军主力必须执行策应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计划，这个苏区因此可能暂时要忍受敌人的骚扰。

我们不敢宣布红一方面军处境艰难的消息，只强调红一方面军是较四方面军为强大的部队，它将与四方面军会同夺取成都。这个军事计划的实施，为我们与一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也是川北以通江为中心的苏区事实上归于结束的标志。

① “上门汉”即是男子入赘女家。

② 柬林河系一地名。

③ 这道防线距绥定河约有三十华里。

④ 这个数字系唐式遵部当时的公报所载，可能有些夸大，但即使以半数计，也是骇人听闻的。

第十八篇 会师与内争

第一章 渡过嘉陵江

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认为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他们正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

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不料我们这种驰援行动所招致的，竟是一些不应有的责难，随之而来的，更是争执和分裂。

渡江计划是由我亲自部署的，我一面注视红一方面军的动态，一面作渡江的准备。当时一方面军正在贵州云南北部地区兜圈子，行踪飘忽，方向不定，而且敌军正沿着长江设防，阻拦一方面军的偷渡。我审度一方面军能否偷渡长江，如果他们无此力量，我们自不愿贸然放弃川北苏区。后来，从一方面军的来电推断，觉得他们必定渡江，因而我们也就决定渡嘉陵江西进。

嘉陵江宽而且深，水流湍急，两岸多是悬崖陡壁。敌军邓锡侯、田松尧两部，据险设防，这对我们当时落后的装备来说，可称天险。我亲自审定各个可能的渡江处所，最后选定由苍溪县城附近地区渡江。这里江面甚宽，对岸又有地方重兵驻守，我的军事顾问们多不以这个选择为然，，我则认为这个地方的条件最好，而且敌人绝不会疑心我们会在这里渡江，我们正可以利用他们的疏忽。

我们利用这一带优良条件，准备渡江战。嘉陵江上的船只尽被敌人扣留在对岸了，我们首先要解决渡江的工具问题，组织了一个特别工程营，调动五百多个懂得造船、把舵、熟谙水性的人员参加这个营，由这个营制造了一百只样式像登陆艇的小船，每只船头用沙包掩护，可供一班人（十二人）渡江之用。我们利用这些船只在苍溪东面五十里王家坝①地方，训练官兵的渡江动作，还修建由王家坝到苍溪的道路，以便将这一百只船，翻过高山，搬运到苍溪附近一条小河沟去。

一九三五年四月间的一个夜晚，我们一切准备好了，实行敌前强渡，不幸我们的渡江计划，事前已为敌人获悉。敌方的高级将领在苍溪对岸，一直监视到午夜，没有发现我们的丝毫行动，他们怀疑他们的情报不可靠，判定在这个宽逾三百公尺的激流江面，对岸并没有任何船只，红军决无渡江可能，因此，他们的戒备松懈了。

可是，就在这晚夜深三时左右，我们成功地渡过嘉陵江。我们运来一百条船，都隐藏在敌人所看不见的一条小河沟里，三时左右，一起出动，直驶对岸，很顺利的夺得了敌人的滩头阵地。我军大队跟进，乘势扩展，一个接一个的攻下了苍溪对岸敌军所有的险要高地。我们这一渡江行动使敌人为之惊奇不已。

由于我们渡江的准备工作，做得相当周密，我们夺得了敌人所扣留的大批船只，很迅速的在苍溪县城的嘉陵江渡口上，建成一座浮桥。等到第二天近午，敌机分批来轰炸的时候，我们建立浮桥的工程完成了。敌机的投弹技术似不高明，在浮桥周围投了几百枚炸弹，始终无一命中。

邓锡侯、田松尧两部因后路被我军抄袭，乃尽撤嘉陵江之防，退守剑阁、梓潼、盐亭县城。我军控制了嘉陵江上下月一百里长的东西沿岸，并向剑阁、梓潼、盐亭追击败退之敌。

我们虽然成功的渡过了嘉陵江，但敌人所加予我们的压力是愈来愈强大。蒋介石本人在当年一月间即曾到重庆部署对付我们，他的军队分由长江及贵州入川的已不在少数。被蒋改编的原第十九路军的三个师，早已到了我们北面陕甘南部地区，这些新调来的敌军大约在几天之内就会迫近我们了。

敌人是了解我们的军事企图的。当我军渡过嘉陵江时，敌人即叫嚣：“共匪企图在川西地

区会合。”其对策自然就是隔离我们。敌方的电讯中不止一次表示：“朱毛红军已成强弩之末，

不难在滇黔地区予以歼灭，贺龙萧克的一股（即第二、第六两军，统称第二方面军）在川黔鄂边界流窜，实力最弱，只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极为猖獗......”事实上，敌方的主要注意力也移到红四方面军来了。

我们东面的川军，因我军主力渡过了嘉陵江向西移动，迅即占领通江巴中县城，正向南两江挺进。这时徐向前已率部由仪陇前线后撤，经苍溪渡江。陈昌浩只能在这个区域部署少数游击部队，以巴山山脉为倚靠，作些牵制性的游击行动。陈本人则率殿后部队向苍溪急退，不到几天，我们三人又在剑阁附近地区会合了。

剑阁梓潼地区是川陕公路上的要冲，敌方很容易由南北两方来夹击我们，我们是不能在这里久留的。我军乃向西继续移动，以占领江油平武北川一带地区为目标。而另一方面，敌人见我们占有了川陕公路的要冲，可能南下成都，也可能北袭陕甘。我们也就将计就计，大肆宣传，并向南北两方作佯攻性的游击行动。就这样，川陕甘人心为之震动。

继扰乱敌人耳目的行动之后，我军主力即由剑阁经青虹坝，直指江油。江油南面三十里的中坝是川北商业荟集的地方，有“小成都”之称。从青虹坝向江油前进七十里的路程中，尽是平坦的带，种满了一望无际的罂粟，五颜六色的花朵，争奇斗艳，确是美观。这是我入川后所看见的最大幅的罂粟地，良田美土，竟为毒物所占用，不免感慨系之。

我军陆续向江油集中。江油、中坝两个据点是由邓锡侯部防守的，我们以一部分兵力围住这两个据点，大部则分驻在这个富庶区域内，以获得物质补充为主要目的。同时，我军又分两路向北夺取平武，向西夺取北川。这时胡宗南部已先我占领了平武县城，我军即在平武附近与胡宗南相峙，保障我军北面的后路。至于北川则为我军占领，成为我军西进的踏脚石。

这时敌机的活动大大增加，四川个军阀的主力都从东面江油以南地区集结，他们的行动似不如我们的迅速。敌机的活跃表示蒋介石调集四川的飞机已续有增加，企图阻止我们向南进攻。我们曾在江油地区与敌机 捉了一个时期的迷藏：当敌机来侦查的时候，我们故设疑兵，侦察机一走，我们又尽撤这些疑兵，并通知附近的老百姓立即趋避。因此，敌机在这个区域所投的大量炸弹，大多落在无人的山林空地上。

这已是一九三五年五月间，是我们决定今后行动方针的又一紧要关头。我们的川北苏区已经放弃，红一方面军能否渡过长江仍是一个疑问；我们现在所占的江油平武北川一带地区，本是一个民族复杂的区域，尤其是北川的村落中，番族比汉族的人口为多，如果我军再往西发展，更是藏族集居之地。

根据这个决策，我又向会议提出了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我说明在新占领区域内，只能实施我们初入川时所制定的入川纲领中废除苛捐杂税等条款，暂时还不能组织苏维埃和实行分配土地，对于少数民族，政策的尺度更要放宽些。我们不反对少数民族部落中的酋长头人喇嘛阿衡等，而且要帮助他们组织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自治政府。这些自治政府派代表会同汉族所推举的代表，共同组织一个西北联邦政府。

会议接受了我这个提议，我们就开始组织西北联邦政府，原任第四军政治委员周纯全，被推为这个政府的主席，并制定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的纲领，布告各地。这册讨论，比较初入川时指定的入川纲领要详细得多。我们认为红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后，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事实上已不能行使职权，现在我们根据实际需要所组织的西北联邦政府，将来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能行使职权时，仍是它的一部分。西北联邦政府的纲领，首先强调抗日反蒋的重要，继而说明这个政府的形式是适合于西北多种民族的地区的。这个纲领的条文，主要是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不乱捕人杀人，反对军阀统治，反对汉人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严禁鸦片，支援红军等。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则规定，各民族各部落自治，由头人召集当地他本族的人民会议，组织自治政府。各自治政府均须遵从联邦政府的共同纲领，但联邦政府不应干涉所有自治政府的习俗，如宗教自由和头人的特权等。

我们暂时以北川县城为西北联邦政府的所在地。这个县位于四川省的西北角，汉番杂处（番族即藏族），汉人多聚居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番族各部落则散居在较广大的山区。番族中又有生番熟番之别：这一带的番族多能说四川话，生活习惯已多汉化，被视为熟番；在四川西北的西康地区则多生番，他们不会将四川话，也很少与汉人交往，保持着原有部落的语言和习俗。

北川县是一个崇山峻岭的地区，西接岷山山脉的大雪山，县道多是顺着石岩的形势雕凿而成，蜿蜒险峻，县内河流湍急，有类瀑布，有些地方为了河道的畅通，还经过石工的开凿。

这里到处都表现出石工的伟大工程，令人惊服。当地人民崇拜历史上治水的圣人大禹，认为他出生于北川，全县大禹庙不少，我想这大概是与鼓励石工修道治水的是有些关系的。这一带地势高寒，稻米和罂粟的栽种都不适宜，只产些青稞（麦类）豆子和包谷等。

我们到这里好像是身履异域，我军中占大多数的通南巴战士也不例外。我们在全军展开教育运动，主要是训练战士们与少数民族相处，要尊重他们的宗教和风俗习惯等。生活上要与当地人民打成一片，学习他们用手吃糌粑②。我军战士素以大米为主要食粮，改吃糌粑是很不习惯的，陈昌浩就曾许多次向战士们示范，吃糌粑一时成为他政治工作的主要项目。

周纯全所主持的西北联邦政府也积极展开工作。他在北川和北川西南的茂县，物色了各部落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他向这些代表解释，红军与各部落亲如一家，帮助他们解除军阀的压迫，绝不反对他们的头人和宗教习俗，只要求他们与红军和平相处。他也说明西北联邦政治的远景，将来设立各民族的自治区，如藏族的自治区，回族的自治区和蒙族的自治区等。他要求这些代表将政府的纲领和红四方面军的意向，传达到西北各个部落去。事实上这件工作也已做到相当满意的程度。

我们在北川工作了约三星期后（这时已是五月底六月初了），即接到第一方面军偷渡金沙江的消息。我们立即实施策应的计划，将总部由北川移到茂县，第三十军奉命由汶川渡岷江，经过理藩懋功，直指大渡河，扫除这一带的敌军，以便红一方面军能够安全渡河。第九军和第三十一军，则由江油平武前线撤至北川茂县地区，对付这方面的敌人。第四军北向松潘，作为我军北面的屏障。

当时敌军对我们是如影相随的，我们退一步，敌人就跟进一步。我第九第三十一两军撤到茂县北川后，即与优势的四川军在这一带的东南地区发生激战。这是茂林密竹的山区，敌军到处钻我们的空隙，我军则分别截击。第四军挺进到松潘地区时，胡宗南的军队也赶到了，两军即在松潘县城附近激战。结果胡宗南部占领了松潘县城，我第四军则控制着松潘县以南的险要阵地，使敌人不能南下威胁茂县。

我第三十军兼程前进，在懋功以南约一百里的地区，与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师。这次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的行动异常迅速，大渡河是有名的天险，太平天国的名将石达开部，就是在这里渡河时为清军所消灭。我在茂县接到第三十军陈世才李先念已与一方面军会师，一方面军的全部正向懋功集结的电讯，当时，我和同志们都为之欣喜若狂。我钦佩红一方面军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并商议如何慰劳红一方面军的战士，使他们得到充分的休息。

我立即致电毛泽东等同志，向他们道贺，并告诉我将赶往懋功面谈一切。这样，红四方面军不顾艰险，策应一方面军的任务，算是达成了。

① 王家坝是一个集镇，在嘉陵江支流东河边。

② 糌粑系以青稞磨成粉，炒熟江上牛酪，用手揉成团子，这是当地人民的主要食品。

第二章 懋功之会

我与毛泽东等在懋功初会时，双方在政治军事以及两军的关系上，就表现了针锋相对的看法。这些情形，现在说来，有些似是可笑的，可是确系不折不扣的事实。自然这些分歧也决不是偶然的，主要是统治着中共中央的王明路线（即中国的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的游击英雄主义，与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产生的多年来对中央领导的不满（特别是对苏维埃运动的政策），彼此碰个正着。人们在患难中总想避免争端，实际却适得其反。特别是缺乏民主素养的中共，不善于解决内部争端。

一九三五年六月间，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茂县方面则有徐向前陈昌浩等留守，我军的指挥机构也继续在茂县办公。

我由茂县经汶川理藩前往懋功，沿途多系藏族聚居的区域，这一带河流湍急，竹索桥、悬空架设的木桥、牛皮艇和吊索等便是河上的交通工具，行军自然极为不便。汶川以西更是一大片原始森林，四川军阀为了搜刮钱财，组织木材公司，在这里任意砍伐树木，乱七八糟倒在地上，沿途河边道路上遍地皆是。他们要在水涨的时候才将这些木材就近推下河去，顺流冲下，到汶川再行扎成木排外运。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木材的损毁率极大，而且因木材的阻塞，在山洪暴发时使河岸道路更易于为激流所冲毁。我和我的随从人员在这一带经过时，也因这些木材的阻隔，增加了不少旅行上的困难，有时甚至要绕很远的密林山道，才能通过。

这一带藏族各部落人民，似是特别驯良，信奉喇嘛教，一切习俗与汉人截然不同。藏族所居房屋，多是用石头建成的神人畜三层楼。底层是供牛羊用的，积满了牛羊粪，黑暗而又不通风，臭味四溢，污秽不堪。藏人似因避免牛羊受冻，也珍惜可作燃料用的牛羊粪，就顾不得卫生条件了。第二层住人，房间对外，除有些极小的通风洞以外，没有窗户，楼下牛羊粪的臭味弥漫室内，几乎使人窒息。第三层则是佛堂，收拾得很清洁，室内正中供奉着佛像，周围摆着许多经卷，这时最神圣的地方。我在藏人的房屋内，看见睡房内堆满了青稞牛酪衣物等，倒也收拾得整整有条，只是很少看见铁器。据说藏人最珍惜难得的铁器制品，因而收藏起来，以免被人损毁。藏人信奉喇嘛教的虔诚和他们死亡率的高的惊人，任何有近代知识的人，一走进他们的屋里，就不难一目了然。

这个偏僻的地方，外人的势力也是伸入到了的。我从通江一路到这里，所经各县大集镇，往往看见十字架为标记的教堂，其中有些还是由外国传教士主持的。日本人的足迹，也遍及这一带地区，他们有些经营照相的业务，有些就径行买卖鸦片吗啡。我在理藩附近，到过一所教堂，规模相当大，表示出外人在这里的力量。

这所用石头建成的教堂，在当地可算是一座伟大的建筑物。有一位西人传教士，常住在哪里。我第三十军路经这里时，他避开了。教堂内一切如故，没有受到任何损毁。这个教堂设有很大的养蜂场，教堂附近开垦了大片土地，栽种各种农作物，教堂内存放着成包的谷粮，和大批农具。这一切表示这个传教士曾雇用很多工人操作，竟是当地的大地主。他大概是很善于享受的，设有很精致的磨房，显示他所吃的粮食是经过磨房精制的。他还从外面运来了大批舶来品，如整箱的金山橙苹果洋酒等，可供他个人长期使用。

我急于赶往懋功，无暇在沿途多所观察。我和黄超及十余骑兵卫士，翻越一座座的高山，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跋涉一些杂木丛生的乱石坡。这样，走了三天多时间，快要到达懋功北面九十里的抚边，这里便是毛泽东朱德等暂时驻扎之所。六月的一天下午五时左右，在离抚边约三里路的地方，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在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共致敬，并对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我和毛泽东等旋即并肩步向抚边，沿途说说笑笑，互诉离别之情。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抚边已休息了四天，急待我来共同商定今后军事方针。我们慢步走进了这个月三十户人家的抚边，住在那里的一些中央各单位工作同志，闻讯都赶出来欢迎，我笑着向他们挥手答礼。

毛泽东和他那时的太太贺子珍住在集镇南端的一所房子里，中共中央、书记处、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等机构，则挤住在集镇的中段，他们将我安置在北端的一所店铺内。那间敞开门的店铺，柜台内是我的办公处，柜台外则住着我的随从人员。

这时一方面军大体在休息状态中，彭德怀所率的第三军，董振堂所率的第五军，罗炳辉所率的地十二军，正向抚边北面的卓克基地区集结，林彪的第一军则在懋功附近。所有各方面的主要警戒任务，概由第四方面军负担。第三十军在懋功以南，阻遏着雅安方面敌军的尾追，第九军第三十一军仍在懋功北川一带与东面的敌军激战，第四军则在松潘附近屏障北面，防阻敌军的南下。

中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们，那时大多集中在抚边。张闻天原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遵义会议时被选为中央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毛泽东是遵义会议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仍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兼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前者兼任红军总司令，后者则主管军委会的日常业务。被遵义会议解除中央书记职务，仍任政治局委员的秦邦宪，这时代理负伤未愈的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他们五位和我是当时在抚边的六个政治局委员。此外，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川湘鄂黔边的第二方面军，王明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则赴卓克基疗伤去了。

除了五位和我朝夕在一块的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刘伯承和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等，那时也在抚边。其余如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主要将领林彪、彭德怀，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左权、元老人物林伯渠、董必武等，因职务不在抚边，我都未曾见着。

一阵赤诚的欢欣过去之后，接着而来的就是勾心斗角的党内斗争。在当晚的聚餐中，要人们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毛泽东这个吃辣椒的湖南人，将吃辣椒的问题，当作谈笑的资料，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妙论。秦邦宪这个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这样的谈笑，固然显得轻松，也有人讥为诡辩，我在优闲谈笑中则颇感沉闷。

饭后，朱德陪我回住所，他一坐下，打开话匣子就如长江巨流，一泻千里。他讲得有时兴奋，有时悲痛，和盘托出了当时的遭遇和心境。我们就这样谈了一个通宵。我和朱德当晚的剪烛话旧，假若当时能记录下来，也许是中共最有价值的史料。现在事隔多年，记忆依稀，我只能录其梗概。

朱德这位老战士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奋斗经验，叹息着向我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

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他在说明这一点时，指出八个月前一方面军由江西西行，人数约九万，中经数不尽说不清的险阻艰难，到达懋功时只剩一万人了。林彪的第一军团人数最多，约为三千五百人，彭德怀的第三军团约三千人，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不到两千人，罗炳辉的第十二军只剩下几百人了。再加上中央各直属部队，总计约一万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

每枝步枪平均约五颗子弹（少的只有两三颗，多的也不过上十颗罢了）。他觉得这些少的可怜的子弹，只能作保枪之用了。他认为一方面军奋斗至此，要不是有四方面军的策应，这次真是走到绝路了。

朱德叙述一方面军的遭遇，大为伤感。他想起了许多往事，说到八年前南昌暴动我们在三河坝分手时①的情景，历历如在眼前。他追述那时的遭遇，一同打游击的同志们在敌军的压力之下，悲观失望，逃亡甚多。最惨的时候他身边只剩下二十八个人，甚至这二十八个人中还有人疑心他也会逃跑，因而放哨监视他。后来情形逐渐好转，经过多年奋斗，才造成了一方面军的局面，现在的情景，又与当年不相上下。可是他当年虽只剩下二十八个人，心情却是振奋的，现在人数虽较那时为多，但心情是郁闷的。何况时移势易，敌方力量远较其八年前为强。我们现在真是前途茫茫，能否杀出一条生路，化险为夷，还在未定之数。

他有说到这次长征中一方面军能保持大部分的干部是不幸中之幸，这似有冲淡了他悲观的心情。一方面军在云贵一带，遭受敌军追击，保存干部是不容易的。但朱德等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

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的做法是有成绩的。现在一方面军中，是干部多士兵少，干部甚至降两级使用，如原任连长的现在任班长。

因而朱德觉得一方面军虽只剩下一副骨架，却是极可贵的。

朱德又谈到中共中央的一些情况。他说道一九三一年八月间中共中央搬到瑞金以后，老毛因受到批评不管事了。后来，毛对中央总表现出一些相左的意见，如反罗明右派路线，毛是不高兴的，尤其在军事问题方面，在应付闽变（即福建人民政府事变）和反五次围剿的时候，老毛都提出过他自己的看法。到了长征以后，毛更批评中央军事策略是错误的防御路线。

他进而说道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

他觉得现在最紧张的是军事策略问题，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采何种军事行动。

（二方面

军贺龙部第十军的方志敏部以及其他散在各苏区的游击部队，只有让他们自己奋斗了）。至于中央工作的检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前途究竟如何，这类政治问题，此时都无暇讨论，朱德这些话自然就是暗示我不要提到政治问题。

朱德以极兴奋的心情，表述他对第四方面军的观感。他说到在他没有看到四方面军以前，不敢作较高的评价，可是，看到以后，却有说不出的高兴。当他在懋功以南大路旁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这支队伍正通过他的面前，开往天全庐山方面，抵御追军。他们都身体矫健精神饱满，每个战士都背有百颗左右的子弹，机关枪齐全，还有用驴马拖得成箱的机关枪子弹以及大大小小的迫击炮。战士们隐蔽敌机的动作和战斗行进的队列等等，都使他深信这是极具战斗力的劲旅。战士们满脸笑容，每个人眼中都充满了对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热爱，他们找一方面军的士兵攀谈，并将他们背得干粮，分给一方面军的战士。他们对穿得象火伕头的总司令，严肃的敬礼，热烈的欢呼。他们满口说的都是称赞中央红军，高叫“欢迎中央红军”、“拥护中共中央”

、“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拥护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口号，因此，他和其他的中央同志们都异常兴奋，喜出望外，认为四方面军确是一支中共所领导的基干红军。

朱德通知我，当天上午九时在老毛住所举行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商决军事问题。他说我对西北情况知道最多，今后作战要靠四方面军卖力，而我又是他们爱戴的领导人，应当根据一、四两方面军的情况以及国内外的情势，向会议提出意见，他相信我的意见必会受到会众尊重。他也谈到中央政治局的先生们，虽然在红军中混了一个时候，对军事究竟懂得不多，只要老毛恩来和我都同意某项军事计划，别人是不会有异议的。他知道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从速北进，不愿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我在这次与朱德的谈话中极力安慰他，称许一方面军的英勇坚强，并说当年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西进到通南巴时，也是狼狈不堪，今天一方面军所遭遇的敌军压力更大，长征达八个月之久，仍能保持这副骨架，要算是惊人的成绩了。而且四方面军正缺乏干部，一方面军多余的干部，可以抽调到四方面军来任职，四方面军也可以拨一些士兵和弹药补充一方面军。一、四方面军完全是一体，这些事都是四方面军干部们所乐为的。

我也详细告诉朱德四方面军现在的实力。当时西方面军人数在四万五千左右，步枪两万多枝，人数远超过枪枝的数量。这是因为川北的情况特殊，获枪颇感不易，而兵源的补充道不是困难的。因此，四方面军直属机构人数很多，例如工程营、宣传队、妇女队等人数都不少，各军师团的担架队运输队等所谓杂务人员也都很多。此外，我还详尽说明了四方面军的各项优点和缺点，优点是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军事政治纪律严明，长于夜间行动等等；缺点是枪弹百分之七十都是土制的，干部应作战伤亡过多，甚至缺乏，官兵文化水准很低等等。

总结这些优缺点，我坦率的指出四方面军因与川军作战太久，战斗力已不如鄂豫皖时代那样强劲了。

我也曾向朱德吐露我的心境，我强调这多年来中共叠遭挫折，老同志已是不可多得，如今，我们在懋功相会，更应痛定思痛，团结一体。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是拥护中共中央的，并不因为这些同志很久没有跟中央同志一块工作而有所疏远。我又详细告诉他，四方面军如何努力策应一方面军，但在一、四方面军能否会合尚成问题的时候，我们曾根据自身的的处境，决定了一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计划。

我们这样谈着，不觉东方已白，朱德起而告辞，说彼此都要休息一会，九时还要参加会议。临行我向他说到我们不妨多花一点时间，多开一两次会议，以便我们中间的意见沟通得更好，而且初次会面的一、四两方面军的一般干部们，也能有机会互相了解。这样，以后一切就易于进行了。朱德走后，我休息了不到三个钟头，九点钟的时候，我就去参加军事会议。

上午九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和我六个政治局委员以及参谋长刘伯承，齐集在毛泽东的驻所举行军事会议。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

我当即发问：

“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离开江西苏区后，即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现在无法通电报。

毛泽东笑谈风生的说下去。他说他打开地图一看，西北只有宁夏是富庶的区域，防守那里的马鸿逵部，实力也比较薄弱。莫斯科既有这样的指示，虽然事隔多时，相信仍会从外蒙古方面来策应我们。那我们也不怕外蒙与宁夏之间那片广大沙漠的阻隔了。

他自己问自己：“为甚么我们要到宁夏去？”他自己答复说：“主要是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现在蒋介石得意，我们倒霉。他耀武扬威的找我们打，我们不中他的鬼计，偏不和他打，我们不动声色的跑到宁夏，背靠着外蒙古，看他还有甚么办法？”他继续说明：我们的同志们不肯老老实实的承认飞机大炮的厉害，现在我们只有变个戏法，也到外蒙古去弄点飞机大炮，来回敬蒋介石。如果没有飞机大炮，那就再不要说：“打倒蒋介石”这句话了。

他加重语气继续说：

“打开窗子说亮话，我们是有被消灭的危险的。

”他说到宁夏去必须

由四方面军担负掩护的责任，这样，在最恶劣的情况下，也可以掩护中共中央和多数干部安全到达宁夏地区。如果在宁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干部，也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这些革命种籽，将来还可以再起。他还说这是他的冷静想法，也许被人视为右派，但他请求我们慎重考虑他所提出来的计划。

毛泽东这篇富于风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讲话，当时给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来的计划，没有着重说到陕北，没有说到“北上抗日”，因为当时我们是在被隔离的状况之下，对于“抗日”一事确实非常茫然；他也没有说到在陕北可以和刘志丹、高岗以及徐海东两部会合，因为刘志丹高岗的名字我们那时都不知道，徐海东部究竟存在与否，也成疑问。

自然，后来所发生的中共中央与张学良、杨虎城的合作以及西安事变等，更是没有料想到。

我当时真是慎重的考虑他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计划有优点也有缺点，我的心情是忧喜参半的。

我继起发言，将我所知的西北情况和我的想法报告出来，供同志们参考。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之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出来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我提出资料，阐释者三个计划的优点和缺点，我说着的时候，大家都一边听一边在翻阅地图。

关于第一个计划，我指出，川陕甘康这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的实力有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似亦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飞机大炮的威力也不易发挥。四方面军的战士多出生于通南巴，对这一带的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是产大米的区域，生活习惯与我们南方人比较接近。第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区暂时修养生息。但这个计划也优缺点，万一情况不利，我们可能被逼到西康，那里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与蒙古、苏联距离较远，没有后退之路。总之，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缺点是没有可靠的后路。

接着我说明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五月间在江油地区时，因不能确知第一方面军你是否会很快的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北上，曾制定了一个建立川甘康边区新根据地的计划：在政治上，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制订一个适宜于少数民族的纲领；在军事上，我军不难从茂县北川，向东面川军作战，打回江油富庶之区，向南可以在天全庐山一带活动，北面胡宗南部虽占据了平武松潘等重要地区，但敌军防线空隙甚多，我们不难进入甘南地区，那里也是人口较多的地方。

关于第二个计划，我首先追述一年以前徐海东部的事情。该部由鄂豫皖区西移到陕西地区，其意向虽然是要到川北来与我们会合，我们从情报知道他沿秦岭到达了陕甘交界的山岳地带，后来为敌军所阻而渡过渭水折往北面，从此没有下落。四方面军在今年之初，曾进入汉中的宁羌地区，除主要是为打击胡宗南部，为一、四两方面军向北发展做些准备工作外，还想借此探听徐海东部的踪迹，当时曾准备派一个支队到陕北地区去与徐海东部取得联系，后因不知徐海东的确实所在而没有实现。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远一带的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困难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接着我指出，我军若进到川陕甘北部和宁夏地区，优点是我们可以南下威胁兰州西安潼关各线，东向可以进到山西绥远地区，还可以问鼎中原。可是，缺点是退路不好，西北面是广大的沙漠。如果莫斯科真能经过外蒙古策应我们，如当年对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样，那末，沙漠也许不足为虑了。

关于第三个计划，我首先报告，我们从情报中知道，苏联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省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②。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区，可能有最佳的退路。在不利情形之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却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了河西走廊，苏维埃的旗帜就只能暂时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飘扬。

我还说明要实现这个西进计划，先要做一番准备工作。从这里到河西走廊去，要渡过黄河，还要与回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先执行第一个计划，暂时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作战的战术。如果我们经过试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

即使那时北进路线被敌封锁，仍可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我所提出这三个可能的计划，虽包括毛泽东的北进计划在内，但也冲淡了毛泽东的靠近外蒙的唯一主张，也许这是使他不高兴的原因。他批评我的川康计划，认为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据他考察所知，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他认为，新疆倒是红军可以得到修养整理的地方，只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同时他对我的北进到宁夏陕甘北部所应顾虑之点，也不能有进一步的解释。

毛的发言有些节外生枝，也表示出毛泽东太敏感，对我不信任。他对我所叙述的红西方面军在今年初北向汉中宁羌地区行动，考察北进可能并企图策应徐海东部一事，有些怀疑。

他说：

“可惜了，那时你们已经到了汉中，为何不继续北进？”他继续说，如果那时我们真的北进，那我们就不能在懋功相会，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还要多走几千里路去追寻四方面军。

毛当时说这些话的语气，显然是讥讽我并无策应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诚意。

毛的这些话使我心情上的感觉很不愉快。我觉得他在游击战争中养成了一种疑忌心，所以对我的所作所为，也不用善意去推测。我当时并未戳穿这一点，我只说明我们四方面军的同志们知道一方面军将会渡过长江北上时，即以策应一方面军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到宁羌地区，主要企图打击在那里的胡宗南部，也是策应一方面军的一个行动，并无远离一方面军北进的意思，现在我们终于在懋功地区会合了，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都引以为快。毛听了我这些解释，也未再置一词，谈到旁的事去了。

我们的会议一面讨论，一面交换情报，侧重研讨们所提出的北进主张。我们都觉得如果在陕北地区有些游击队基础，那将是北进计划的一个优越条件。但张闻天等却说，中共中央对徐海东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陕北地区，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陕北一带是否有其他的游击队等，均毫无所知。即使杨虎城剿共不积极，与四方面军有过联络，他们也是第一次由我口里听到的。至于莫斯科的态度，在事隔十个月以后的现在，能否仍照前议，通过外蒙古予我们援助，也没有人能确切说明。会中还有人认为，可能因外交形势的变动——当时我们约略知道日本正侵略内蒙压迫外蒙的事情——，苏联透过外蒙古援助我们的可能性，便不能不加以慎重考虑。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多表示现在我们的着重点是避开战争，找寻一个能有较长时间休养生息的地方，到甚么地方都好，只是不喜欢这个吃糌粑的区域。他们虽然大多数表示支持毛的主张，但也没有否定我的西进意见。

我表示，现在我们的目的既然是避战和争取较长时间的休息，而苏联是否能通过外蒙予我们以有力援助又在未知之数，那我们就不如详细研究一下西进计划。也许到新疆去是上策，因为那里能获得苏联助力的成份较多，而且蒋介石的部队也不容易开到新疆去。

这就是后来中共记载中所谓北进和西进之争的主要经过。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多钟头，并未达成确定的结论。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毛泽东以主席的身份宣布：

“这个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再从长研究吧！”不料毛的这句“从长研究”并未兑现，我们以后一直没有再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毛的北进主张便当作多数赞成，开始实施。这样解决问题的方式，也许就是中国人避免争端的办法，不过中共一向不是如此的，历来会议对重要问题，总是要经过确定会议的。这次违反常例，后来事实说明中共中央在我未到抚边前，即已决定了北进，可是并没有告诉我，只作一番形式上的讨论，又不好公开否决我的意见，如此而已。

散会后，我回到住处，午餐时，我的秘书长黄超将一份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给我看。这份油印的刊物是中央到懋功后的第一次出版物，刊物上第一篇便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所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这篇文章的大意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此严重关头，居然提出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我看了这篇文章，非常生气，我知道中共中央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我推测一定是中共中央曾经开会慎重商讨，决定“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才会有凯丰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不稳，列宁虽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根本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之一员，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上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慨叹中共中央的留俄人物，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

黄超又告诉我，这份刊物是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交给他的，中共中央在两三天以前发行了这个刊物，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我听了黄超这些话，心中更为不安。我觉得中共中央是不能将一、四两方面军分开来看待的。通常如有人这样做，就要被认为是搞小组织的行动或者是违背组织原则。中央从前继立三路线之后，便是王明等米夫派当权——即王明路线。一九三一年春我在上海的时候，已曾有过初次的领教，现在又在懋功再度出现了。

恰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来了。我将这份刊物给他看，并问他：“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

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辩，因为我觉得凯丰并未提到西北的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的政府，他只是不顾实况生硬的引用列宁的话，来反对少数民族与汉族组织联邦政府的权利。

我又问张闻天：

“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如果是，为甚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又为甚么我已到了此地二十小时，还不拿一份给我看？

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通常是在一位政治局委员不服从多数决定，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才会有这样的事。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而其他政治局委员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公开登载出来了，为甚么要这样做呢？”

张闻天避免答复我的问题。他虽担任中央书记的重任，但态度显得相当暧昧，他当时面色也非常尴尬。他为教条主义所束缚，仅说凯丰所引证列宁的话是对的，但也觉得这件事处理得有些不当。他吞吞吐吐的表示，现在一、四方面军急须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他口头上称许我和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但又不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四方面军。

我和张闻天的谈话还没有结束，周恩来走进来了，张闻天乘机告辞。周恩来当时避免谈论党内有争执的问题，仅以军事委员会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和我说军事问题。他拿一分电稿给我看，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除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外，加派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原一方面军改称左路军，由彭德怀、林彪任正副总指挥，聂荣臻、邓小平任正副政治委员；原四方面军改称右路军，任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说明这个决定在我未到抚边以前业已作出，现在不过是通令全军知照。我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

当天下午，周恩来又拿着另一电稿来了，电稿内容是指挥军队行进的。內称：左路军的一、三两军由现驻地向毛儿盖集结，五、十二两军暂留大金川的党坝一带，右路军的第三十军由懋功北进到卓克基地区，仍以一部向懋功警戒；徐向前、陈昌浩即将茂县北川部队撤至岷江以西，暂驻卓克基毛儿盖以东一带地区；第四军仍驻松潘附近，但以毛儿盖为后方。各军均在指定地点，待命行动。

我看了这个电稿，当即表示：

“上午会议结束时，毛不是说还要从长计议一下吗？但这个电稿无异是说今天上午的讨论已经结束了？”周委婉向我说这个稿子已经毛慎重看过，其他政治军委员不愿在西康地区久留，也都赞成早点这样办。至于研究北进或西进，到了毛儿盖还可以从长讨论。我听了周的这些话，觉得如果我反对这个电稿，那就必须坚持留在岷江左右两岸地区，而我当时是不愿使自己与所有政治局委员对立的，因而向周恩来表示，既然大家都赞成，我自然不能独持异议。

当时一方面军经过长期行军，狼狈情形自不待言，纪律也很废弛，仅就我亲眼目击的两件小事，已可见一斑。我在五时左右和朱德十余人在抚边街外散布，一方面军几十个战士正在围攻约十余条的牛群，他们想射杀一条以佐晚餐，费了十余发子弹，才将这条牛射倒，其他的牛因受惊狂奔，引得许多藏人都在那里怒目旁观。

这件杀牛的事即成为我们的话题。朱德在那里叹息，一方面军的纪律是废弛了，为了杀一条牛，竟浪费十几发宝贵的子弹，而且这种杀牛的方法，只有引起人民的反感。我也说到这里的藏人通常有几十条或上百条的牛群，才算是富有的。如果只有十几条牛，可能还是个穷人，四方面军一向只打藏族土豪的牛，不打穷人的牛。现在那些战士们所围攻的牛群只有十几条，是否属于土豪的财产亦大有疑问。而且四方面军已学到杀牛的办法，他们会引导牛群分开来，然后用绳子将牛拖倒，再行宰杀，那就一颗子弹也不费了。

晚餐时，又发生了另一件与牛有关、而且显系违犯纪律的事。秦邦宪的卫士提着一块牛肉到我的住所来，要求和我的通讯班换子弹，他们彼此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争执。我的通讯兵向他说明这是违反军纪的事，四方面军的军纪是不准战士以武器弹药向人换东西的，即战士之间私相授受也是不准许的。秦邦宪的卫士在那里嚷着说，用牛肉换子弹是很公平的买卖，现在你们不肯，显然是四方面军的战士不把他当自己人，瞧不起一方面军，瞧不起中央等等。

他就这样老羞成怒，一路叫骂着出去。

我听见他们的争执觉得好笑，但没有出面干涉。接着我的通讯连连长向我报告这件事的经过，认为一方面军的战士确是子弹太少了，因而他提议由这一班通讯兵抽出两百发短枪子弹，送给中央的卫士们，以免引起误会。我觉得这个连长很识大体，欣然表示赞成，他也就照这样做了。这件事秦邦宪知道了，他没作任何的表示，也许他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

饭后，秦邦宪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的问题。他虽然做过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我则多少保有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个同志往往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的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下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撇开正题，质问我：

“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极不相称。

我听了他这种小题大做的质问，有点哭笑不得，我只得像教小学生一样向他解释一番。

我指出称兄道弟是中国民间表示友爱的传统，与国民党军阀作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种称号表现彼此间的平等关系和亲切友爱，其意义与“同志”相同的，因而中共初期也常称兄道弟。国民党军阀虽然也称兄道弟，但那里有甚么真正的兄弟之义。

秦邦宪这一箭落空之后，接着又来第二箭。他指出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火伕马伕改称炊事员饲养员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援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有所谓“军长”

“师长”乃至勤务兵，火伕马伕

等，特别是“勤务兵”的称呼会使他们有“马弁”的感觉，马伕的称呼会使他们感觉自己所做的是贱役，他质问我：

“难道援用这些就的名称，不会保留旧有的军阀观念吗？”

我继续解释，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他详细去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拿一个团部为例，团长团政治委员和他们的勤务兵马伕，生活完全打成一片，他们一道睡觉吃饭，彼此互称小名浑名，说话谈笑毫无拘束，这些情形在军阀的军队中是不可能有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援用旧有军队的名称，就认为它是保有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未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定的有些出入，那末，今日我们在懋功相会，作为政治部主任的秦邦宪，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迹近造反了。

秦邦宪自认“布尔什维克”只他一家，那里还会有第二家分号。他以为四方面军长期脱离中共中央的领导，自然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味，也自然是军阀了。他继续挑战，指斥四方面军的官长对士兵，仍采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他曾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怒斥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因而他认为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统治的友爱，官长对士兵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我对他这种诬斥四方面军的说法，表示抗议。我指出四方面军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成一种风气，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兵等，都做得无微不至。我还举出一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在巴山的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长则只穿棉袄裤，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

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我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我也说到一方面军中也还有个别的打骂现象，但我绝不因此就说一方面军是军阀统治。

我劝告秦邦宪不要有这些误解，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隔阂，并建议他提出建设性的工作计划，决定积极奋斗的目标，增进两军同志间的谅解，纠正两军中的一些缺点。我着重的警告他，如果他企图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可惜秦邦宪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后来就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一、四两方面军的对立。

接着张闻天又来了，继续我们午间未了的谈话。我们谈起党的工作情况，我照实告诉他一些四方面军中党的工作的实情，他却不愿多谈中共中央自一九三一年迁到瑞金以后的演变，仅向我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甚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这次两军会合军事行动的命令又已发出去了，一切似乎都很顺利。

我则总括了到达抚边以后所经历的一切，向他提出概括的意见。我首先说到苏维埃和红军所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和大炮的厉害，这样认定的必然结论，将是中共命运注定了要失败。我问他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否正确等。我说根据我的经验，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我问他有甚么理由肯定苏维埃政策一定正确，肯定西北联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确。

我继续指出，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一切作为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区。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甚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又往那里前进？

我问张闻天，为甚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力量的步骤了吗？一九三二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我着重的指出，采取政治方法，甚至是让步的步骤，如对少数民族宽大和强调抗日等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该切实执行。就因为这些情形，中央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实际执行的却是军事上极右的退却路线。这样，中央的多数同志自然就会觉得我的意见是多余的，甚至觉得张国焘是机会主义者，红四方面军是军阀，甚至入川纲领、甚至西北联邦政府，都是大逆不道。可是，中央忽略了一些他们所谓的“小问题”，即无论走到西北任何地方，都会发生苏维埃旗帜是否适宜和如何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

我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只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张闻天听了我这些话，仍不作肯定的表示，只说政治问题须俟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讨论。他也表示忧虑，深恐党内发生纠纷。他没有批评我的见解，只劝我忍耐，不要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没有任何结论。就由于张闻天这种拖延的态度，使事态在暗中恶化起来。第三天清晨，抚边的要人们开始向毛儿盖移动，毛泽东因急于到毛儿盖去策划北进的事，先行启程，其他中委们也在当天陆续出发，我因为尚须处理一些事件，准备翌日前去。

就在当天早上，邓发找我谈四方面军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的事，他说政治保卫军的军中任务，是严防奸细、制裁反革命反党言行及维护军纪党纪。因此，中央政治保卫局在一方面军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独立工作系统，从军师各高级指挥部直到连队，每级都暗中派有政治保卫局人员，名以上隶属各级政治部，实际由中央政治保卫局指挥工作。此外对干部还实行监视制度，各级干部的警卫员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训练的，平时保卫长官们的安全，附带监督长官的言行，如遇长官有反动行为，警卫员得紧急制裁。邓发夸耀他的工作成绩，达成了巩固党对军队领导的任务，特别提到第七军长李明瑞在江西苏区企图逃亡，就是由他所训练并派到李明瑞身边的警卫员枪杀的。

我听了邓发的话，心中有说不尽的反感，认为这是会使中共变质的行为。根据中共党章，党员是因信仰主义自愿入党的，中央是由党员选举出来的。现在由中央设置政治保卫局来监视党员的言行，那不就成了由中央统治党员的党吗？各种可怕的流弊均会由此产生，斯大林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他利用特务系统，统治俄共，杀害几十万同志，其中包括大多数的革命元勋。现在中共的斯大林门徒，也如法炮制，中共的前途，势将不堪设想。

我平心静气对邓发说明了我的所见。我告诉他四方面军没有政治保卫局独立的工作系统。

我们在鄂豫皖时曾研讨过这个问题，认为军事干部最大多数是党员，除正常的政治工作外，用不着派人监视。军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和党的组织，就经常注意军中的政治状况（其中也有少数人兼任政治保卫工作），一般军官又有政治委员监督。如果再在各级军事单位中派些监视人员，在各级干部身边又派些警卫员，这在组织上是不合理的，也会引起被监视者的不安。

邓发认为这是中央的既定制度，四方面军不能例外。他要求我介绍他属下的人员到四方面军去，立即建立独立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并下令分批调集四方面军原任警卫员的可靠党员，交他训练后仍回原职。就为了这件事，我在抚边第一次说出了“不”字。我告诉邓发，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只是中央一员，并无权下命令。

午饭后，中央各要人都陆续走了，这使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在他们未走以前，他们车轮式的跟我谈，简直弄得我有些头昏眼花，而谈话的结果又多是令人不满意的。在军事计划方面，因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的放弃，失去了向东向南发展的机会；而向北发展，又须到了毛儿盖以后才能作具体决定。在党内政治问题方面，议论虽多，但亦毫无具体结果。因此懋功之会，在我看来是失败了。

午后我才有机会与四方面军的干部接谈。由懋功北移到抚边来的第三十军的干部们，多对这次一、四两方面军的会合表示忧虑。他们告诉我，第三十军与第一方面军的林彪部初在懋功以南的大路上相遇时，双方是非常亲切的，中央各要人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也曾多方赞许地四方面军，可是这种友爱的气氛，不两天就改变了。

四方面军干部们说的话，大致有这样几点：一、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四方面军还没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远较四方面军为强大，尚且不是敌手，何况区区的四方面军，我的同僚忧虑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

二、一方面军的干部，有些发表诽谤我的言论，不是说我是老机会主义，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所不信任，就是说西北联邦政府这一主张，是右倾的具体表现。这一点引起了四方面军的反感，他们和我一道奋斗多年，他们的体验直接否定了这种诽谤。三、中央曾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第三十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地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有浓厚的军阀习气。四、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地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甚至说，这是张某人故意干的。

第三十军政治部一位负责同志，曾将他与一方面军同志的谈话，记录下来交给我看。这份记录就包括了上述各点。根据这份记录看双方的对话，表示第四方面军的同志颇识大义，所有解释，入情入理，而第一方面军的同志则不免吹毛求疵，显有成见。我看了这份记录，觉得错误不在我们这一方面，也不在一方面军，只是中共中央的领导有了问题。当时中共中央的同志与第一方面军是混在一起的，因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分辨不清，认为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机关。我所遇到的同志们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或多或少表示失望。他们多说到四方面军一般战士，以前对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都信仰得了不得，如今会合接触，便觉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指责第一方面军纪律废弛，乱打土豪，对藏族的态度不好，一路他们都看见过打骂藏人和私拿藏人东西的事情。也有人对中央少数人坐轿子的事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不爱护战士的表示，甚至有人说中央对第一方面军的领导是偏重与控制。

第一方面军也有些人不满中共中央的领导，往往私下向第四方面军的熟识同志透露他们的意见。他们描述此次长征，中央领导着第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那里去？他们大致认为，“我能住、寇亦能住”，不能老是乱跑，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他们希望一、四两方面军精诚团结，不愿因中央的偏见损伤彼此间的关系，这种爱党的热忱，促使他们希望四方面军的干部们，能够拿英勇奋斗的精神，去影响中央这种颓废的气象。

有人直率指出中央急于控制第四方面军的意图，当中央要人们初次看见第三十军的时候，也曾一时兴奋，但四方面军所表现出来的气象，旋即引起他们的不安。因而中央一到抚边，便举行政治局会议，大致决定下列各点：一、为了不使四方面军瞧不起中央，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所有同志，不应向四方面军干部说起一方面军的不幸遭遇、和中央内部有过的纠纷等等，只应说中央和第一方面军过去有过的好现象。二、四方面军远离中央，由机会主义者张某领导，那里会合乎理想，因而决定在布尔什维克报上发表文章，批评西北联邦政府，一面派人考察四方面军的内情，以做实他们的军阀习气。三、与张某会面时只谈军事问题，不谈政治问题。改任张国焘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实际由中央直接指挥第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

我把同志们所告诉我的故事，与我这两天来的亲身经历互相印证，大体都是事实。我觉得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错误，招致了军事失败，如今只有乞怜于控制手段。我也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和张闻天秦邦宪等留俄派，联合一起对付我的局面。我相信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我相信再次严重关头，不易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致高于一切，也觉得中共中央和一方面军，其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如朱德的态度就是好例子。我要尝试一下用较温和的办法，来谋取改革的实效。

因而我向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表示，中共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形成一些错误观念，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在党内团结和一、四两方面军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供我们的意见。同志们也不可对集中毛儿盖准备北进的军事计划，过分表示怀疑。

因为，即使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也比党内发生纷争要好些。我劝告同志们冷静忍耐，以便我有转圜的机会。

第三天清晨，我摒挡一切，也向卓克基出发了。我们从历年错误政策中和游击战争中所积累下来的毒瘤，从此日渐发作，而懋功三天之会和我此后较温和的努力，事实证明是药不对症的。

① 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时，我和朱德在广东东北的梅县三河坝分手，从此，他即带着一千多人的部队，在鄂赣边区打游击。一别八年，至此我们才重逢。

②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新疆盛世才部撤回迪化，马仲英即通电拥刘文龙为主席，要求盛世才退出迪化，盛世才敉平马仲英叛变的战事就这样发生了，一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盛世才获得苏联的支持，才把马仲英打败。

第三章 毛儿盖会议

党内歧见迅即发展为全面性，我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指责中央的领导不正确，中央的大多数人则坚持中央的政策完全正确，不稍让步。毛儿盖会议原是企图弥缝歧见，但又因中央多数过份坚持己见而宣告失败。这就使党的处境更形恶化。

中共中央多数以毛泽东为首，原冀迅速北进，但因川甘边境情况不明，胡宗南部控制了松潘及其以北一带要冲，我军不易顺利通过，所以在卓克基北部地区停留下来。他们一面命令先头部队查明北进道路，一面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重要干部赶来会晤，以解决中央军委会直接指挥四方面军的一些实际问题。

我离开无边到达卓克基东北中央驻地时，我的住处竟被安置在离其他中央委员宿营地有好几里路的村庄上，没有甚么中央的人来找我。我似是已被贬斥了的人员。我保持冷静，一切不闻不问，乐得暂时休息一下。不两天，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干部们陆续赶来了，他们都来看我，我告以抚边会谈的一些实况，并要求他们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直接指挥。

当时，由于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接触较多，双方隔阂日甚一日。一方面军干部不但抹杀了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经历，而且作了各种不必要的批评，如说四方面军脱离了中央的正确领导，不免有军阀习气等等。四方面军干部也忽视一方面军的光荣记录，同样做些不必要的批评，例如说他们丧失斗志等等。这些批评激起了感情作用，在感情冲动之下，一切是非黑白反而模糊了。

这些现象的形成，显然中共中央要负责任。他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央现在是寄居在军队之中，任何党内歧见都易转化为两军之间的隔阂。他们北进之心太急，一切草草了事，忽略了使两军互相了解的必要。他们对中央的威信估计过高，忽视了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

四方面军的干部纷纷向中央质问，其要点大致是：为甚么中央要急于北进？为甚么放弃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一带向东南发展的据点？何以见得在这一带多留几天就会被敌人封锁、成为瓮中之鳖？为甚么不抽出时间好好开几次会议，将一切问题讨论清楚？为甚么不先了解四方面军的情况，就批评它的领导？一、四两方面军初会，为甚么不让两军干部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为甚么中央要在一方面军干部中散步不满四方面军的闲话？这一类的问题都是中央要人们不易解释清楚的。

因为这些问题得不到解答，他们进而批评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将它当作嫡系部队；中央领导有了毛病，因而做事章法很乱；北进是逃跑，“我能住，寇亦能住”是人人皆知的简单道理，这不过是牺牲军队，让少数人逃到外蒙古去的做法；中央批评四方面军的领导，无非是偏见作崇。四方面军干部特别反对中央对我的歧视，表示只有我能代表四方面军多数同志的意见。

张闻天和秦邦宪等利用他们与陈昌浩在莫斯科同为“二十八宿”的关系，坦率的问陈昌浩：

“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者，为甚么四方面军的干部不追随中央而要追随张国焘？”陈昌浩告以过去对张某的派批评是不公道的，张领导四方面军，不仅正确有功绩，而且为一般同志所爱戴，如果中央歧视张国焘同志，将引起四方面军的重大反感。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动，就这样不能收到实效。

朱德等觉得事态严重，乃从中调解。他也坦率承认这次两军会合没有弄好，主要是由于北进的决定太促，两军没有互相了解融洽的机会，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评等等。他忧虑同志间的隔阂将影响军事指挥，甚至要给未来军事行动带来不良后果，因而他提出了军事统一指挥的方案。

军事统一指挥方案的要点是：强化红军总司令部的机构，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负责指挥全军。以后关于战略问题由总司令部拟定，提交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核准施行。这个方案并未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仅以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的名义发表出来（中央政治局当时不愿举行会议，似是避免谈到政治问题）。我为了团结，也就欣然就职。

由于这个方案，使这个酝酿中的风潮，暂时和缓下来。

我们内部的气候好是改变了。团结一致一时是高于一切的要求，中央要人中有人向我和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恳切表示，他们已经相信我在四方面军中的威信是多年奋斗的自然结果，不是与中央对抗或抹煞中央而形成起来的，此后，将互相信任，共同策使工作顺利进行。我也在四方面军的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可是这种团结的气氛，并未能抑制少数人根深蒂固的偏见，统一指挥方案立即又遇到了实际上的障碍。

我开始在总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原来朱德这个总司令不过徒拥虚名，只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一员，并无独立的职权和机构。我加入进去之后，也并未根据统一指挥方案予以调整，一切仍如旧贯。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名虽为二，实则仅为一个机构。参谋长刘伯承，副参谋长叶剑英、左权，作战局长张云逸等均无变动。只有总政治部代主任秦邦宪不愿继续代理。改由原任副主任的李卓然（留俄学生）代理。原隶属于我的军分会人员，概行并如右路军总指挥部，以增强他们的领导。我们——总司令部——拟俟他们改组完成之后，再行酌调一些人员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

我当时最注意的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团结，因而我任总政委以后，立即下令由右路军四个军中各抽调一团补充左路军，使一、四两方面军互相了解，彻底合作。这个措施曾引起同志们的兴奋。左路军得到这四团的补充，不仅人力增加，尤其是这四团都带有较多的子弹，可以是左路军得到不少助力。这也是左路军后来战斗力增强的一个主因。我之所以不积极改组总司令部，也不立即调用四方面军的人员参加司令部工作，也是示人以无我的精神，使今后工作的进行，能够团结无间。

我要求中央军委会和总司令部职权划分，工作程序确立。所有原中央军委会机构概属总司令部管辖，各单位直接秉承总司令总政委之命处理工作，一切军事命令都由它下达。中央军委会原属中央政治局，对总司令部居指导地位，负责审查核定总司令部所拟的军事计划和重要人事变动，不再直接发布军事命令。

可是，毛泽东破坏了这个统一指挥方案。他这个军委会主席过去是独断一切的，总司令等于虚设，现在他仍不稍变动。他迳行核阅所有军事单位的文件，无论是情报、作战计划、军队行政，以至人事调动等，同时又迳行批定办法，然后才交我们执行。这不特使总司令总政委变成了幕僚人员，简直就是由他一个人唱独角戏。

毛泽东这种作风最为参谋长刘伯承所反对。刘伯承认为近代战争是有组织的战争，不能凭一个人的才智去处决。他素来主张，作战计划应先由参谋长根据情报局长所提出认为正确的情报，交作战局拟具方案，再由参谋长召集有关人员并征询政工人员的政治意见，拟定初步计划，送总司令总政委批准，提交军委会讨论，或径由军委会主席审定，然后由总司令部下达命令实施。我支持刘伯承这一见解，认为我们如能这样做，不仅可使军事指挥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许多党内纠纷。

毛这种独断独行的作风，似已成为积习。在这点上，他和蒋介石一样，不唯紧紧握着裁决权，而且有发号施令的欲望。换句话说，他不特执行最后的决定权，而且往往不让任何同志有建议的机会，就径行予以指示。毛自负有过人的军事天才，常以德国近代军事家毛奇自比，他在江西苏区时就因此和周恩来刘伯承以及德籍军事顾问李特闹得不可开交。遵义会议以后，周恩来做他的副手，也是受尽委屈。

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并不是一个精明的独裁者。他富想象力，反应也非常灵敏；他的思维有时也会走到很离奇的境界，甚至流露出神话式的言论。他缺乏组织才干，遇事不愿作精确的计算。他所表示的意见，有时是模糊不清的。他常用情感丰富的语气，为他的“天才主张”作辩护。

他也是特殊的军事第一主义者。他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他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腔滥调，他要不受拘束的发挥他的游击天才。他所拟具的军事命令大多是一些“训令”，常用激动的语句，描述某一任务的重要，要求受令者迅速执行，而指示各个军事单位分别负担某些具体的任务时，则常是很笼统的，似是让各单位自行相机处理。

一般来说，我们当时都是一些游击专家，多少与毛泽东有相同的气质，不过他在这方面发挥得最明显，连我们都有点觉得他太离谱了。我曾多次和他谈论这方面的问题，觉得要与他沟通军事上的见解极不容易，特别是想形成有组织的统一指挥，更是困难。

毛泽东不仅不遵守军事统一的指挥法案，而且发动对四方面军的批评攻势，这就使各项调解努力均无成效。中央政治局突然同志召开政治局和军委会的联席会议，讨论内容我事先毫无所知。与会人物除两机构的委员以外，尚有徐向前陈昌浩和军委会的主要参谋人员。主席毛泽东宣布开会后，即请徐向前报告四方面军的军事状况。徐向前当即发表了一篇朴素的报告，其内容除了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的四方面军的情形外，他还就四方面军战术方面的优点和劣点，加以补充。他的报告，不仅没有一句话牵及党内歧见，而且态度公允，措词坦率，充分表现出共产军人的典型风格。

毛泽东听了徐向前的报告后，不再详究，即开始批评。他指责四方面军在军事上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放弃了原有的川北苏区，没有留置足够的兵力和强化游击部队，保卫那个基地；二是没有使用足够的兵力控制战略要地松潘，致令北进计划受到重大阻碍。他不仅没有一句话抚慰四方面军多年的艰苦奋斗及其策应一方面军的努力，而且径直要求会议接纳他的检讨意见，作为定案。

我当即起而答辩，指出川北苏区故应保卫，松潘亦应当控制，但这决定于四方面军的力量，而非决定于主观愿望。我并且说明，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策应一方面军，而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过份分散使用。如果中央并不以为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的行动是多余的或错误的，就不应苛责四方面军不能完成力不胜任的其他军事任务。川北苏区即使当时留置了较多的兵力，事实上也不能达到保卫的目的，而一方面军当时能否渡过大渡河顺利到达懋功，尚成疑问，四方面军果真全力北向夺取松潘，中央不会批评我们隔岸观火，看轻忧戚相关的大义？

我的发言只有陈昌浩附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他似乎是为批评而批评。其他的到会者始终不发表意见，似乎无人愿意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那次会议并未形成决议，只是充分暴露了毛的企图。

那次会议的经过更激起了四方面军的愤怒，有的认为中央始终歧视四方面军；有的主张作一次全面的检讨，不仅要检讨四方面军，也要检讨一方面军，更要检讨中央的领导是否正确；有的表示中央的所作所为不公平、偏私和感情用事，其目的无非是玩弄打击四方面军的手段，来掩盖它领导的失败；有的忧虑失败主义笼罩了中央，除了制造党内纠纷外，不会有甚么新生之路。

这样，我们在卓克基耽搁一个多星期，一切情况都未可乐观。中央在避谈政治的烟幕下，继续从政治上打击四方面军及其领导层，引起四方面军干部的不满。两军的关系不能改善，北进的军事行动也陷于停顿。我曾提议由四方面军担负进攻松潘地区和打开北进道路的任务，但毛不表赞成。他信赖叶剑英，率领林彪的一部份部队，试图占领北进的通路，可是疲劳未苏的一方面军，又无力迅速达成任务。

中央机构和军事首脑部门旋即北移到毛儿盖，但北进的路线仍未查明，还须等待一些时间。我于是主张利用毛儿盖停留的几天来澄清党内的歧见。我所建议的要点是：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由政治局召集两军高级干部会议，统一意志并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举行会议，这是我们会师后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会议，后来中共称之为毛儿盖会议。

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地点是在中共中央机构驻扎地、离毛儿盖约二十里的沙窝。这里四围皆山，山上树林茂密，山沟中有一个藏人的小村庄，自成天地。当天晚上七点钟的时候，我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由毛儿盖附近策马赶去参加会议。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外迎候，他告诉我们：

“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央常委，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住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会后一同返会原驻地。

我和张闻天还有一个跟随我的卫士，不行进入山沟，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如临大敌。我笑着向张闻天说：“中央机关自行警戒的如此严密，那就用不着总司令部担心它的安全了。”张闻天听了我的话，面色显得有些尴尬。

会场设置在一间喇嘛庙的外亭中。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秦邦宪、张闻天和我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另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预先拟好的决议草案交给我看。

这个文件不很长，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的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经适当的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奋斗。

我读完这个文件，递交给其他到会者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会场气氛，好像有些紧张，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当主席张闻天请大家讨论时，竟无一人发言。当晚会场警戒的森严和会场上同志们的紧张表情，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①，我第一个发言，为了要转变这种气氛，语调甚为轻松。我表示我们之间发生歧见，是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目的，本来就是要获知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

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面时，就痛痛快快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的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的不成样子。

我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言说：

“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接着他又表示有人相信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是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会议正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继续发言，指出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认为我们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气力，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不能舍弃党。第六次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加少了。因此，我们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对这个预拟的文件我提出批评，并提出我的建议。我提出这次会议，也许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我讥讽这次会议如此严密，而且预先拟好了决议草案，不但是故作神秘，而且会妨碍彼此间自由交换意见的机会。我要求将这件预拟的草案搁置一旁，先不受拘束的加以检讨。我希望同志们不要用有色眼镜来看我们提出的意见，不妨先就事论事研究一下，为了统一党内的意志，我主张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并说明我在鄂豫皖区和川北时，曾屡次举行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成绩都很美满。特别是现在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互有隔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这样，扩大的会议更有必要。我们不用惧怕这种会议，认为一定会吵架散场，如果我们现在研究好一致的意见，提交高级干部会议讨论，解释一些过去的误会，嘉许两军奋斗精神，提倡互相学习，反而会收团结的实效。

中央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这可以巩固中央的领导作用。我指出在座的政治委员，也不全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朱德均非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委），非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更是常有的事。如果我们从一、四两方面军遴选少数干部列席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军委会和其他中央机关的工作，将有百利而无一害。譬如我自己是中央一员，但常被视为是第四方面军的代言人，我们为何不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直接向中央表达他们的意见？

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和吸收新人参加中央工作，只是实施党内民主，并不是甚么推翻中央领导的阴谋。我说明我提议的高级干部会议，其职权可以从长计议，它的作用，有时可类似于中央扩大会议，有时则只向中央提供意见。现在中央事实上与全国各地组织隔离了，实际只是指导一、四两方面军，因而由一、四两方面军的干部组成高级干部会议，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绝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

最后，我着重指出，实施党内民主，将使党内各项歧见易于解决。例如军事行动问题，经过一次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以后决定下来，将来在执行时可以表现更大的决心与信心；反之如果中央拒绝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不让新人参加中央工作，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问题也不让同志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这就无异阻塞了团结之路。

继我发言之后，到会者纷纷表示支持这份预拟的决议草案，其中仍以毛泽东说话为最多。

他首先表示苏维埃运动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经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错误。他强词夺理的硬认苏维埃运动是胜利，不是失败。他表示如果我们现在说苏维埃运动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而且今后无论到甚么地方，也要将这面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

毛泽东更拒绝了我的全部意见。他表示中央是全国的，不仅是一、四两方面军的，因为还有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秘密党的组织，因而中央的政治路线，不能由一、四两方面军来检讨。他反对举行任何性质的一、四两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也拒绝任何同志参加中央工作。

他认为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甚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我们虽各持己见，但仍互相要求谅解。那次会议的重大缺点是：没有人提出政治上的做法，连我这个反对中央政治路线的人，也没有从积极方面提出主张。我们曾谈到抗日问题，但没有人说道应将苏维埃的现行政策，改为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没有想到可以在抗日问题上找到我们的救生圈。会议上有人提到一九三二年中央曾发表北上抗日宣言，要求全国各军队停止进攻红军、一致抗日。但我们都相信蒋介石不会因为这个“一致抗日”的口号，就停止对我们的进攻。

不料正当我们为苏维埃运动政策是否正确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悄悄放弃了这个“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法宝，使出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武器。一九三五年夏季，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大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他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殖民地应建立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中国要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接着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八一宣言》②，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由于毛泽东等死守着教条不稍让步，会议终于无功而散。

那次会议没有讨论到军事问题。

我曾声言，只要党内政治问题获得适当解决，军事计划上的歧见也就不难冰释。但我的话未为到会者所重视。会上没有人再提起西北联邦政府问题，显然对少数民族政策无人感觉兴趣。

看来这次会议的性质专是处理内部争端问题，但内部争端也未因这次会议而获得解决。不过毛所提出的解决草案也未付诸表决。大概是因为不愿会场空气过份紧张罢。 深夜三时左右散会之后，我步出沙窝山口，与陈昌浩会晤，并告以会议的经过。陈昌浩非常难过，很激动的问我：

“为甚么中央这样顽强的抹煞四方面军一般同志的意见？如果你进一步明确宣布中央政治路线完全错误，中央领导破产，将会发生甚么后果？如果这样做，是不是逼使中央让步？”

陈昌浩这些问题，更加引起了我的许多感触。我想起近代史上太平天国以及国民党内争的往事，总觉得中共不应重蹈他们的覆辙。我慨叹中共中央在挫败中酿成了颇深的自卑感，竟固步自封，不敢与一般同志交换意见。我并不后悔我所采取的较为温和的态度，因为大敌当前，如果内争激化，无异自取灭亡。就由于这些心理因素，我和陈昌浩仍然主张继续采取寻求谅解的态度。

翌日，陈昌浩便约张闻天恳谈，用意是想劝张闻天接纳一些我所提出的意见。在座适有一位四方面军的军长，他听了这些纠缠不清的谈话，颇感不耐，因向张闻天坦率表示：中央领导错误，他这个党员再也不信任中央了。张闻天立时面红耳赤，出声不得。陈昌浩随即加以解释，这不过是党员个人的直率表示，请张闻天不要介意，但后来张闻天即据以指斥四方面军是军阀集团。

我也曾访问在疗养中的王稼祥，希望他能发挥若干翰旋作用。他在江西苏区时，为敌机炸弹所伤，洞穿了大肠，经过手术治疗，用橡皮管接通腹部排泄，从江西直到这里，都在担架上过生活，一直靠鸦片来减轻他的痛苦，当时他已经是一个身体瘦弱的大瘾客。朱德当时正为自己无力调解而懊丧，力恳王稼祥出任鲁仲连的角色。王虽系留俄学生，但教条主义的气味并不浓厚，而且在疗养中也较能冷静的考虑问题。

王稼祥向我表示愿尽全力，调解党内歧见，认为没有甚么不可以谅解的。他指出我和四方面军同志先后向中央所提出的要去，都是可以理解，大多是合理的。他要求我暂勿批评中央的政治路线，留待以后再行检讨；现在先设法举行一次比较扩大的干部会议，吸收四方面军少数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以期党内意志渐趋一致，军事行动也能顺利进行。我鼓励他的这种努力，但后来也没有甚么结果，原因何在，我就不得而知了。

军事情况更是严重。由于我们放弃了茂县北川和懋功以南地区，敌军虽无继续进逼迹象，但我军已处于不利地位。毛儿盖、卓克基一带地区是半耕半牧的藏民集居之所，人口较少，粮食不足。如果我军在这一带停留久了，就会发生供应短缺的问题。我们从抚边往卓克基到毛儿盖，已费了三个星期以上的时间，当时已是七月间了。我们如果再停留下去，敌方更会调集较多兵力，封锁我们，不让我们走出这个区域。同志们对于这种军事行动的停滞不前，更为耽心。为了挽救这样的局势，我终于提议暂行搁置党内歧见问题，专力寻求军事出路的办法。我提议红军全部迅速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总司令部率领现驻毛儿盖以西的原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两军，经刷金寺北进，为全军左翼；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为全军右翼，抑制松潘及其以北之敌。彭德怀、林彪率所部为中路，掩护中央各机构；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殿后。所有各军均进入战斗准备地位，听候总司令部命令行动。

我所提出的军事计划，显然合乎当时情况的需要，且自认是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的想法。

我军在这一带，万万不能集中在一块狭小地区，为地形、房屋和粮食供应的限制所束缚。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左翼军要通过一片草地，行军的障碍自然很多。徐向前陈昌浩的右翼军担负着对敌作战的任务，只有原一方面军所负担的任务，比较轻而易举。中央机关的安全，也在这个计划中完全照顾到了。

毛泽东等人很高兴，赞成我的计划，一般同志也引为欣慰。大家似觉得北进的军事行动，并未因党内歧见停滞下来，也有人觉得中央各巨头聚集在毛儿盖，貌合神离，相持不下，究竟不是一个了局，现在分开行动，无形中免除了一些是非。我和朱德偕参谋长刘伯承以及少数参谋人员立即西行。从此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军事方面去了，毛儿盖会议所没有解决的党内争执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① 刘邦破秦，如咸阳，自知实力远不及当时的项羽，乃还军坝上，以待项羽。项羽听到刘邦定关中的消息，果率大军至新丰，召刘邦宴于鸿门，由部将项庄在席前舞剑，拟乘势杀害刘邦，这是一个紧张惊险的场面。不过刘邦终于乘机逃去了，这就是所谓《鸿门宴》的故事。

② 《八一宣言》全文见胡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二六三页至二六九页——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第四章 分裂

毛泽东等迫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和红军的分裂。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

。但中共的

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

一九三五年七月间，我们总司令部由毛儿盖西行，翻越一座大山，折而向北，费取约五天的时间，到达刷金寺。这一带山峦起伏错综叠杂，山谷中溪流很多，北流者如黄河，南流者如长江。刷金寺便位于黄河水系的支流上。我们在这次旅程的最后三天，通过一望无际的草地。在我们行军的经历中，这还是初次尝试。这一带还只是西草地的边缘，漫山遍野都是青草，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间，确也壮观。所经道路都是由畜群践踏而成的小道，往往是几十条小道平行者。河流没有经过人工修理，顺着地势弯弯曲曲到处泛滥；每遇天雨，较低洼的地方便成了泥沼。我军通过那些地带，人马稍一不慎，便可能直陷下去。

这个草原上每隔三百里左右，总有一座著名的喇嘛庙，庙的周围有几十上百的喇嘛住宅，间或也有少数民房和商店，形成一个村镇。喇嘛庙似乎是社会的中枢，它是藏民拜佛的圣地，也是一切政治社会活动的中心。藏汉人民的羊毛粮食等货物都在这个村镇里交易。草原上丛林山洼地带，常有一些牧民用木材搭成的牛羊棚，供人畜休息和过冬之用，平时，牧民只是逐水草置帐篷而居。

我军通过草地，主要是与大自然困难做斗争。我军战士虽有携带三天以上干粮行军的成规（一方面军原无带干粮的习惯，会合后也跟我们学会了），没有遭受饥饿的威胁，但沿途宿营，却是一个莫大的困难。喇嘛庙固可借用，但每隔三四天的路程才有一座，而我们露宿的工具，又极不完备。病兵掉队者为数颇多，不宜救助，往往不得已而遗弃他们。一般战士对于这些遭遇，颇感不快。

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这一带的地形，我们是十分陌生的，原有地图又错误百出，一切须从新考察研究。刘伯承参谋长费了很大的气力，广询当地人民和喇嘛，才拟订了一个北进略图。

我和朱德于是根据刘伯承所提供的资料，下令全军北移，以甘南的岷县临潭一带地区为目的，各单位所担任的任务和行进路线都有明确规定。其中最主要之点是：徐向前陈昌浩所率两军应先行进袭松潘北面之敌——胡宗南部，打开右面的北进通路，并保障全军的右翼。

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着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的前面，它原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形势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计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我们把为水所阻的情况，电告毛泽东等和其他军事单位；并电令各军暂停前进俟总司令到达刷金寺后，再定下一步骤。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回到刷金寺，归途中雨虽停了，但部队显极疲劳，疾病增加，非休息一两天不可。

就在我们为水所阻的那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率部攻下了松潘北面约一百里处、胡宗南部驻守的一个要塞，守军一团，大部被歼灭，残部逃松潘，我军北进道路已完全畅通无阻。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

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行动，完全是秘密的，实现并未通知徐陈等。

徐陈来电中还描述毛泽东此次行动的不当，谓先一天晚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徐陈发觉了这件事，一、三两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毛泽东等的这次异动使我们为之大哗。我们在刷金寺的有些同志坦率指出：这是毛泽东使出了金蝉脱壳的诡计，他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道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他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蒋介石误认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二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怪。就由于这种心理因素的主宰，所有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义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他所玩的尽是权术；死硬的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供他利用而已。

我和一些负责同志冷静考虑之下，认为这样的分裂行动是不对的。红军各单位分开行动，中央随同任何一部分红军行动，虽是常有的事，但总该根据计划，顾到全局，而且对内不应守秘；尤其是在党内有歧见的时候，更不应这样做。如果毛泽东等事先将单独北进的行动，告诉徐向前陈昌浩，或事先与总司令部商讨，他们决不会受到阻拦，也许还可以得着较妥善的处理。如今毛泽东等私撤防线，秘密北进，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自私行为。

朱德也同样认为这种秘密单独行动是不应当有的，因为这不仅没有顾到党的团结，而且抹煞了总司令部的职权，也没有照料到徐陈部的安全。但他以毛等进到甘肃地区以后，蒋介石还是不会放松为理由，希望一般同志，仍能大事化小事，弥补这个裂痕。

总司令部旋即电令各军事单位力持镇静，并指出毛泽东等的行为虽破坏了党内团结的原则，但对军事行动还不会发生不良影响。各单位应将当前敌情迅速电告，总司令部将在刷金寺停留三天，以便根据变动了的情况，决定今后军事行动的步骤。

第二天我们接到徐陈来电，谓林彪曾电告他们，北进途中，有一座悬崖险桥，现有一连人防守，即将被撤，要徐陈在一天内派部队赶到接防。徐陈认为这座桥位于二百里外，决非一天所能赶到，因未派兵前往。同时我们又接到董振堂罗炳辉自卓克基来电，谓懋功以南一带的敌情，尚无任何变化，南面的敌军仍集结在雅安一带。

我们旋即又接到徐陈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一、三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徐陈的主力现正与松潘胡宗南部相持，且有约八百名伤兵急待安排，他们如分重兵去控制松潘西北及北面一带通路，则毛儿盖后路难免被敌抄袭。因此他们的部队只有暂时坚守阵地，以毛儿盖为后方，侯命行动。

第三天我们总司令部才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大意是因时机不可失，乃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现已进到岷县南部地区，盼总司令部率各军跟进。这是分裂后我们所接到的第一个电报，但这个电报既未告诉我们他们今后行动的步骤，也未告诉我们北面一带的敌情，因而我们不能据以行动。

根据我们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认为继续北进的时机已经失去，敌方已有足够时间派兵扼守甘南一带战略要地，北上几条要道中的一些险要桥梁，可能已为敌人破坏，因而拟定暂行南进的计划。我们电令各军事单位做些准备工作和迷惑敌军的姿态。总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阿坝移动。

我们西行三天，通过草地，顺利到达阿坝。这里是这一带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边的一个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称。阿坝的大喇嘛庙建筑雄伟精致，极为壮观。这个大喇嘛庙的两侧，还有几个较小的喇嘛庙，四周有千数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户的店铺，结成一个长方形城市，大小等于内地的一个普通县城。这里附近是一片平坦地，平静的大金川穿流其间，河边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围有更广阔的美丽草原。我们到达这里时，喇嘛大多已逃往了，留下的粮食却能供我军几个月之用。

我们在阿坝继续研究我军今后的行动计划。阿坝向北直通甘肃西面的夏河，沿途都有喇嘛庙，可是易为水所困，我们不能由这条路北进。不过我们既已到了这里，就应了解一下这个大草原的秘密，为将来行动作准备。

我们继续获得消息，证实那时北进是很不利的。敌方已知毛泽东等所率的北上先遣队，只是红军的一部分，判定我军大部分仍将继续北进，因此敌方正调集军队，驰至川甘边境各要路截击，企图将我军截为两段，使之不能衔接，然后分别予以歼灭，而敌人的主要力量，又是用来对付我们这方面的。同时，我们的南面，敌军有些已经调离，绝未猜测我们会乘机南下。这时已是八月，瞬届秋凉，北进又会发生战士服装缺乏的问题。

我们于是决定暂行南下，我们的计划是：乘敌不备，南下成都西面的天全庐山一带地区，在那里补充冬季服装，在不利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缩回西康藏族地区过冬。我们觉得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做法；而且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行动，既可以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一方面来，因而减轻对北上先遣队的压力，也可以造成明年春夏之交我军北向的机会。

我们在阿坝停留了几天后，沿大金川南下卓克基，准备在卓克基举行一次重要的干部会议，讨论当能问题。徐向前陈昌浩等奉命率部向卓克基一带集结，仍留少数部队在毛儿盖一带，前置松潘之敌，原驻卓克基一带的董振堂罗炳辉部，则以一部占领懋功以南的要低，为南下开路。

我们由阿坝沿大金川南下行军颇为顺利。一般战士都觉得愈往南走，境况愈要好些，士气很盛。我们离开阿坝草地，迅即进到了大金川的山峦地带。大金川的水流在高山峻岭之间，形成激流，两岸就是我们南下的通道。沿河较平坦地方，都有村庄或集镇，这就是农畜产品集散之地，也是冰雹最多的区域。我们在那里经过的时候，曾遇到不只一次的冰雹，每年庄稼往往为冰雹所毁，这也许就是这一带开发不易的原因之一。

不几天，我们到达了卓克基。各军重要干部也都如期赶到了。这里虽仍是藏族地区，但也杂居着不少的汉人，农业比较发达，较之毛儿盖阿坝一带，更适合于我们的生活。这一带的人民与红军也相处得较为融洽，很少人逃避我们，我还看见藏族在田野间举行盛大的跳舞会。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在卓克基市镇上一栋房屋的大厅中，齐集着各军政首脑同志约三千人，心情显得悲痛而愤慨。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金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军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确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的团结的。

接着，第五军团和地十二军出席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等行为的不当。

他们指出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等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的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慨。有的坦率指出作为中央的领导者，不应有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动。在讨论中，到会者一致判定毛等此次分裂行动，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红军一致行动的原则，其根源是失败主义和游击积习，以致堕落到这样的程度。其中最愤慨的言论，直指这是阴谋诡计、自私的、不名誉的、不道德的、中共红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可耻行为；多数则表示不愿再承认这个失去信用的原有中央。

朱德在这次会议中，神情显得懊丧，对已经发生的事认为不应当有，表示惋惜。他这样着重表示：“事已至此，同志们不会承认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将来转圈的余地。”

我在发言中出说到一些重要经历外，有着重指出：任何团体都可能积累一些错误，一时显得黑暗，但我们自信有方法纠正过来。我们将不因毛等的分裂行动而稍有气馁。我们将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更有信心地奋斗。一、四两方面军的同志们，将团结更紧，争取军事胜利。一俟适当时机到来，我们将举行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扩大会议，改组中央。目前，同志们应团结在这个高级干部会议的周围，信任总司令部的领导，暂不接受原有中央的命令。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

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各军概依总司令部命令行动；原总政治部副主任升任为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刘伯承兼办红军学校；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向天全庐山一带地区活动，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巩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带后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苏区。

这就是中共分裂的主要经过。我当时想起了中共中央各负责人分途奋斗多年，在懋功高高兴兴的会合，又在毛儿盖突然分离，不禁感慨万端。我也觉得事态发展至此，中共中央固然难辞其咎，但莫斯科的死硬作法，确是逼使我们走到这个牛角尖的主因。其实，我们中国共产主义者无论在一起或暂时分离，总是背靠背作战；我们有争执，但也互相依存。我们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生存与死亡，我们主要的努力，也始终是对付敌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因内争而忽略了对外。因此，这次分裂也不过是中共奋斗史上的一个插曲

第十九篇 由分到合

第一章 在西康

分裂风潮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党内团结的迫切要求。毛泽东从毛儿盖策马北溜，卓克基会议群情愤慨。这两幕连台戏是分裂的高潮，也惊醒了我们这些游击英雄。每个人都从心底深处喊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分裂，而是团结”的呼声。敌人的压迫，使我们必须弥补分裂所造成的创痕。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指示中共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由清除了我们内部分歧根源。任弼时贺龙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辗转来到西康地区与我们会师，也促成了内部的团结。一九三六年夏季，我们由西康向甘陕北进，党的组织和红军各单位，又在陕北的保安重新合而为一了。

卓克基会议之后，我们的主要注意力转到了对敌作战方面。我们不愿老在内争问题上纠缠，因而并没有强化临时中央的组织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个名义，它没有机构，没有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也没有对旧的中央委员有所制裁。这样做，自然是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而且，我们觉得不承认原有中央和建立临时中央，只是辨别是非、伸张正义的行为，并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个人权力之争。

我们忙著作南下的动员工作，“打到天全庐山吃大米”，使我们当时激励战士的口号。这对于两个多月没尝米味的红军，特具吸引力。我们的南下纲领是：“废除苛捐杂税”

、

“减租减

息”、“平分土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与川军划分防区，互不侵犯”等等。我们再没有提出建立川西新苏区或西北联邦政府等类的主张，因为觉得这是要等我们在天全立定了脚之后，才能决定的。

总司令部所指挥的军队，仍是一、四方面军（中央机构和一、三军团虽然北上了，第五军团和第十二军以及总司令部属下成百的工作人员原均属一方面军）。即将到来的战争，需要我们和衷共济来应付。任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更觉得内部团结是今后克敌制胜的要图，他对过去的分裂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四两方面军同志间的隔阂，极为难过。他也责备中央巨头们领导无能，希望彻底改善。

我们将党内团结工作列为第一要务。如果继续指责过去中央在两军会合后，只知批评四方面军，抹煞它一切的功绩，赏罚不明，以致引起同志间的隔阂，酿成这次分裂，是不足为训的。我们今后要改弦更张，重视同志们的努力与贡献，褒扬一、四方面军过去的英勇奋斗，反对彼此间的任何门户界限。我们要求同志们互相学习，互相谅解，互相结交，纵有检讨批评，也要出之于善意。

我个人对于这次团结工作，特别重视。我向四方面军一般干部讲话，极力褒扬一方面军过去的英勇，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知识，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大家应一视同仁彼此要携手前进。这类的话我也曾向一方面军的干部讲过。我还访问了董振堂罗炳辉等原一方面军的将领，征询他们对于军事问题党内问题的意见。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扫除隔阂的效果，例如董振堂就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今后既能够一视同仁，他也敢于负起责任指挥作战了。

我们这样努力了几天，便出发南下。我军由卓克基经懋功，迅即攻克了宝兴县城。宝兴是个小县，位于懋功以南大山的出口处，过此往天全庐山，便是比较平坦的地带。天全庐山在这多山的四川，是一片不小的冲积地区，土地肥沃，气候和暖，盛产大米，相当富庶。

当时四川已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控制，追随一方面军入川的国民党中央军，分驻在各战略要地；我们要跟这些装备较好的军队周旋，这和我们初入川北时与川军作战的情况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我军进到宝兴时，先是与川军作战，一经接触，就给我们打垮了。我军乘胜占领天全庐山大部分的乡村地区，这两县的县城当时尚在川军手中。

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我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防线完全被击破，我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九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作地毯式的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有近三百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前也大有进步。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

我们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过去一方面军在江西对敌作战时，曾采取“斩乌龟头”的战术，即乘敌人飞机没有出动的时候，用迅速的手段，消灭敌人伸出碉堡以外的兵力。但这种战术终于不能发生大效，结果江西苏区为碉堡所困，最后，不得不突围西行。毛泽东也曾斥之为“错误的防御战术”。

我们不愿重蹈江西苏区的覆辙，决定我们在天全庐山的军事行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建立川西苏区，我们在这一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补给问题。因此，我们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畜力，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运往宝兴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个集镇上，搜购布匹棉花赶制冬衣，准备不得已时退回懋功。

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不久在江西对共作战甚久的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①，集结到了我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我军与之交锋，占不着便宜。我们素来避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愿持久消耗，乃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敌军也不再深入，他们不敢蹈险和我们在山地争胜负；同时，他们也以为把我们围在山地，终有一天会因粮食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甚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这似乎证实了毛泽东所谓“敌人飞机大炮厉害”的话。我们当时曾详加检讨，认为敌方在军事上占压倒优势，这是从来没有人否认过的，不过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相当辽阔，决非敌人所能封锁。兼之区内地形险要，交通阻塞，敌人决不敢深入进袭。因此我们大可安心在这地区休息过冬，决不会成为瓮中之鳖。

一九三五年九月间，我们回师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带的集镇②，原驻在丹巴的刘文辉部，在我军压力之下，向泸定溃逃。我们总司令部驻在靖化党坝地区。这时东南面的敌军离我军有百里以上，不能直接威胁我们。

我军的困难是粮食供应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当地藏族与汉人之间原有隔阂，藏人一向痛恨汉族的侵略。红军进到藏族地区后，毛儿盖东北面的藏人曾与我们发生过许多次的冲突。他们不仅阻拦我们这些外来之兵，尤其不愿我军分享他们不足的粮食。我们在这一带驻扎久了，与藏人争食情况，日渐严重。我们避免与藏人冲突，不愿在此驻留太久，以免消耗这一地区的粮食太多。

藏族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往往集中数百人与我们的搜粮队对抗。我们住在清化的时候，就曾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冲突。藏人的队伍是乌合之众，随集随散，不能持久，我军从不妄施攻击，只是予以监视，听其自散。我们也曾向藏人解释，我军不得已才掠取他们一部分的粮食，决不愿他们于饥饿的境地，更不会横施压迫。这样的解释收效很微。我们只有适可而止，在一个地方住了几天，就又迁往别一个地方去。

我们这群人特别坚强，不怕一切困难，老在寻求生存之道。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已经支离破碎，内部又告分裂，而且困处边隅，粮食不济，藏人的抗拒，更使我们汗颜。但我们并不绝望，还是抖擞精神，积极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以为将来作战的准备。

我们的训练中心是红军学校，由何畏任校长，刘伯承任总教官。何畏那时仍在养伤，事实上不能多管事，刘伯承则负责实际责任。这个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多数是从四方面军调来的营连长，也有少数当过师长或军长的干部。重要战术教官是张宗逊、郭天民、唐天际等。

教学原子是教官和学生共同学习，理论与实际并重，往往一个课程之后，便由教官和学生们率领附近驻军，实行演习。

这间学校的训练条件，还不算坏，不仅教官优良，而且有适当的课本。我们在鄂豫皖办红军学校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课本，只有借用国民党的课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时曾译印了莫斯科出版的《苏联步兵操典》和《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两本书，可是经过长征的灾难，这两本书已难找到了，幸好有一个一方面军的下级军官，经过千辛万苦，才保存了这两本书。

我当时发现了，读了一遍，视为至宝，立即翻印，作为这个学校的课本。

这间学校的训练方针是注重红军的正规化。刘伯承这位独眼将军是四川老军官出身，无论军事学识和实际经验，在我们朋辈中都要算是杰出的人才。他又是中共干部在苏联陆军大学唯一的毕业生，回国后即出任红军参谋长职务以迄于今，所以他对红军的一切了如指掌。

他素来主张红军干部要学习正规战术，游击经验只能配合使用。他讲话爱用尖刻的词句，常常批评游击作风，连毛泽东他也要讽刺一番。刘伯承这个正统派军人，在授课时经常假定两个同等人数、同等装备的敌对军事单位，对阵的时候，胜利将属之于勇敢坚韧和战术较优者。

这种思想原是无可非难的科学分析，也合乎共产主义者所推崇的辩证唯物论。可是我们的红军与敌军相交经常处于劣势，因而素来提倡英勇坚韧和协同一致，重视出奇制胜的战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游击观念”，过分强调超人和少数集团的优越作用，以为物质力量不足重视。

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他是农民出身，聪敏倔强，以战功由士兵而升任连长排长，一直升到军长。

他做过好几年团长，也做过短时期的师长军长，就因为师军长的职务，需要较高的军事知识，随意调他到红军学校受训。他这个高级干部，就在好几个战术问题上与刘伯承等教官发生争执，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校长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制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处短期禁闭。

余天云事件发生后，我即驰往红军学校召集所有同志举行会议，并发表演说。我指出一般同志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的学习正规战术。我特别推崇刘伯承的军事知识，说到我自己和一般同志都得向他学习，他在刷金寺时所发表的、所有红军干部都须再教育的演说，我是完全赞成的。我还说明教师与学生之间可以自由讨论，从前是如此，今后也应如此。不过学生们应该虚心学习，不要固执己见，以免妨害学习和违反应遵守的纪律。我赞成学校当局给予余天云的处罚，但要求一般同志继续敬重他并帮组他学习。

红军学校这个风波算是平息了，多数师生原不赞成余天云的见解，经过这次教育之后，学习的进行显得更为顺利。我和其他同志也曾安慰余天云，他虽郁郁不乐，似也再无不满的表示。不久，红军学校由党坝向丹巴移动，余天云竟在途经大金川激流时自高崖跃下自杀了。

余天云的自杀事件，立即震动了一般干部。有的埋怨我和学校当局对他处罚太严，使他感觉这是一种不能忍受的侮辱。有的批评余天云太过倔强和骄傲，游击观念太深。甚至还有人以为余天云事件，证明红军干部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平心而论，余天云不过是毛泽东的缩影，性格倔强骄傲，重权术，不折手段，两人同样坚持游击观念，也以同样的理由与刘伯承发生战术思想的争执。两人都自视为游击天才，神圣不可侵犯，不过一个土头土脑，一个多点斯文，因而一个愤然自杀，一个老是运用奸诈，横行霸道。

为这件不幸的事我发表了沉痛的演说，要求同志们从这件事汲取应有的教训。我首先痛悼余天云之死，褒扬他过去的战功。但我也着重指出自杀行为之不当，一般同志要经得起批评和处罚的考验，红军同志养成轻身观念，是要不得的。我重复阐明红军纪律应当严格，高级干部也应同样遵守，处罚并非侮辱，乃是实施教育的一种手段。

我们也探讨了余天云自杀的思想根源。我指出共产主义者相信以少数领导多数实行革命，因为他们自信能够依据自然来改造自然，因此不少同志过分强调共产党改造自然的作用，这多少是唯心观念的作崇。过去中共历史上，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都犯了这类性质的错误。尤以在游击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负责人，特别是毛泽东，都不免受这种唯心观念的影响。一般同志更被游击观念所支配，老是觉得个人的英勇与计谋，会产生超乎想象的决定性作用。余天云虽没有自私的军阀观念，但确实以游击英雄自命，因而一受到批评，使他脑海中的天经地义发生动摇，便愤而自杀。这是不足为训的，同志们应应引以为戒。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检讨，余天云的自杀事件使我想起一九五五年高岗的自杀，两者在性质上有某些相同之处，但我当时对余天云，到没有想到、更没有说到他以自杀来反党。

我们的教育工作，是克服了重重困难而进行的，余天云事件足够说明此种困难的深度。

我和一般高级干部曾详加检讨，认为严格的教育仍应继续实行，但方法应有所改善，即对一般同志，不可轻易处罚，应多注重说服与批评，对游击观念也不可一概抹杀，要潜移默化、以正统的军事知识徐图补救。我们当时是想利用这段休养的期间，借训练工作使我们的知识能力大大提高，因此，我们不惜采急进步骤。但事实上训练工作须较长时间才能收效，我们这次努力，也就由于时间的限制，虽有相当成就，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我军翻越万年雪山（即大雪山）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我军在大金川流域和懋功一带停驻了一个多月，从天全庐山运进来的粮食已经吃光了。当地的粮食，又因红军在那里先后驻扎了约四个月，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我们要迁地为“粮”。道孚、炉霍、甘孜是川藏大道上的要镇，人口较多，我们估计那一带的粮食可供我军过冬。而且时已深秋，再不迁移，待到大雪封山，那就无法翻越这座大山了。

我们选择了由丹巴通道孚的一条捷径，向西进发。翻越大雪山，须费两天的时间，第一天进到山腰雪地边缘露宿，第二天上午，翻过海拔七千公尺左右的山顶，再下山到了山脚才找着村庄驻足。山顶空气稀薄，通过时呼吸困难，我们都带有生姜一类的强心药品，为临时救急之用。全山白皑皑，我们步履稍一不慎，便可能发生雪崩。幸而我们事先作过充分的准备，所以能够顺利通过。

这一带喇嘛的势力特别盛大，尤以黄教的势力最强。道孚一个最大的黄教喇嘛庙，就有八百多个喇嘛，街道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穿红袍的喇嘛，喇嘛庙里有维持纪律的铁棒喇嘛，那些在街上闲逛的喇嘛们，听见铁棒喇嘛来了，就吓得四散躲避。喇嘛庙和喇嘛住宅建筑都较精美。喇嘛庙很象一间学校，喇嘛们经年累月在那里念经。有时喇嘛也像是一支由组织的军队，大多会使用武器，经常作有组织的军事活动。喇嘛在当地居民中，无论知识和能力都较超越，人民畜牧、营建、医病等，都得依赖喇嘛。大喇嘛如活佛呼图克图更是政教合一的首脑。

一妻多夫的制度盛行于这一带，但妇女的地位却又特别低。藏人兄弟数人往往共娶一妻，她周旋于这些兄弟之间，要维持他们的和睦，如发生争风吃醋的事，不问原因何在，概归咎于妻子。妇女出街要带面罩，而且有些还毁了容（所谓毁容，就是故意将面部割破，涂上黑灰，变成黑疤）。喇嘛们在街上逛游时，妇女们要远避，否则就被视为不道德，如果一位年轻貌美等女子，竟引诱喇嘛们注视，那更是邪恶之举。凡是引起争风的妻子，或引起喇嘛欲念的妇女，往往送去当尼姑。道孚市郊的一座小山上，便有一个规模颇大的尼姑庵，住满了这类尼姑。

藏汉两族间的关系十分恶劣。从满清到民国，统治者传统的歧视藏族。那时统治西康的军阀刘文辉，尽量搜刮藏人的钱财。汉人在此经商者，也多用欺诈手段图利。我和一些藏人及喇嘛们谈及这些事，他们大多叙述怎样被汉人撵到山里去的故事。

藏族的文化较低。藏人一年四季，不分冷暖，总穿着一件油渍的羊皮统子，这件统子往往重达三十磅，成了他们日常生活很大的负累。他们虽有自己的文字，但结绳记事的方法，还是很普遍。而且文字也极不完备，很多较复杂的概念，就无法表达出来。譬如“团体”这个名词，在他们的文字中就没有。我和他们研究，藏文中只有“一心一意”这个名词，较接近于“团体”这名词的意义。

我们既履斯土，就得尽量取得当地人民的谅解和合作。藏族自治政府经过我们的推动，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但大多只是一个空名义。藏人始终不完全了解红军，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掠夺粮食的可恶汉族，但是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和蔼，又使他们惊异不解。甘孜的活佛是这个区域的“神”，他曾这样表示对我们的观感：“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活佛的这句话，适当的描绘出当时我们在那一带的真象。

我们在西康停留的期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前线大致没有战争。驻在康定的刘文辉部与我军隔着折多山对峙，相安无事。我军向西伸展到金沙江的左岸，西藏达赖喇嘛属下经英国训练的少数军队则驻防右岸，彼此也从未向对方射击。蒋介石、刘文辉也曾利用少数藏人，组成游击队向我军骚乱，但这些受蒋介石利用的藏人，往往被藏人视为“藏奸”，没有群众基础，经我军予以打击，也就烟消云散了，其他藏人的零星反抗，我军多数是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我们仍是集中力量，进行部队的训练工作，主要是使一般战士了解西北情况和对骑兵作战的战术。我军大致可以在西康地区长期停留下去，但为了解决粮食困难，我们须花很多时间来从事农业生产。这样，会使我们的战斗部队，转化为屯垦军，因而放弃对全国革命的领导任务，这自然非我们所愿。有鉴于此，我们乃仍照预定计划进行，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和新疆，与在陕北的红军成犄角之势。训练工作便是根据这种方针来进行。

这段时期，我们发展了军队中的“文化娱乐工作”，主要是原一方面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贡献。一方面军是在江南的湘粤赣一带革命中心地区发展起来的，参加这支队伍的知识分子较多，所以军中的文化娱乐工作，也较为发达。当时我们总部驻扎在炉霍喇嘛庙里，门口有一块大广场，主持文娱工作的李伯钊女士（系留俄学生，任总政治部文娱组主任），常常率领文娱队③在那里表演。我和朱德等就常同战士们一道欣赏。他们所表演的短剧、舞蹈、歌唱等，当时鼓舞了战士们的热情，即使到了今天，回忆起来犹有余味。

这里气候寒冷，布匹棉花，少的可怜，但羊毛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商店仓库，喇嘛住宅，出处堆满着羊毛，多数没有经过加工，主要是因交通不便，多年囤集，卖不出去。我军战士都忙着将羊毛加工，纺成粗糙的毛绳，再织成衣裤以及袜子等。一九三五年十一、二月间，我军各连队几乎都变成了一个个羊毛纺织厂。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纺品，其中以白色最多。我们对纺织羊毛多方鼓励，用教练品评、竞赛展览等方法，来促进战士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这样圆满的解决了我们的冬服问题。

在“吃”的问题上，我们花的力量还要多些。当地的青稞大体是由我们控制，实行定量分配，奖励节约，反对浪费。每人的青稞分配量，多数时间是每天一斤。宰牛统制的更严，奖励制牛肉干，以便一条牛能供一连人约一周之用。粮食加工的工具很缺少，经我们分配，由军队和藏人轮流使用，但仍不够分配，战士们有时要将没有加过工的青稞煮熟来吃。

蔬菜在这一带亦极缺乏，生产量供给藏人已感不足，我们来了之后，每天吃的都是青稞牛肉牛酪之类，没有蔬菜是相当严重的问题。所幸当地盛产一种野生的根科植物名叫人参果（也许西游记上所说猪八戒吃的人参果，就是这一类东西），可以佐餐。我们用竞赛的办法，鼓励战士们去搜掘，每人每天可掘得十几斤或更多些，最高纪录曾达到五十斤。人参果和青稞煮在一块吃，相当可口，而且也很富营养。不过我们人数太多，这种野生植物，经过我们大量搜掘之后，不久也就稀少了。此外，我们也派战士去猎禽兽和打鱼，但藏人迷信甚深，看见我们的战士去渔猎，往往有不乐意的表示。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我们还组织了一个野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在漫山遍野的野草之中，搜寻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委员会有二十几个人工作，以朱德为主席，委员之中包括老农和医生等。他们从野草中找出了可以佐餐的二十二种野菜，解决了我们缺乏叶绿素的问题。有一次委员会判定某一种野草是可以吃的，先由少数人试吃，结果试吃者竟发生昏迷现象，经过抢救，才告无恙。在二十世纪中，这种神农尝百草的办法，似令人发笑，但这种冒险犯难精神相当可佩。

愈是落后的地区，疾病的威胁愈是严重。藏人对于疾病根本无法抵御，有时整个村庄，竟被某一种疾病完全吞噬了。藏人对于人畜疾病的处理，只知采取严格的隔离方法。一个病人常被他的家人安置在一间单独房屋内，家人都不去看护，只按时从门洞中用长棍竹竿，送进一些食物饮水之类的东西，由病人自行取食。病人能否痊愈，只凭他本身的抵抗能力。如果他病故了，家人们便将他的尸体焚化，甚至连那间房子，也一并焚烧掉。某一村庄发现了传染病，全村的人往往就弃村逃亡。这样的隔离方法，有养成了一种特殊的道德观点，即人们对害病的家人，假若留恋不忍去，或愿尽看护之责，则视为不合道德。而遗弃病人，反视为是理所当然。

我军在藏族地区，曾受到伤寒病的严重威胁。患病的人数不少，时间也拖得很久。从一、四两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直到我们离开西康地区，这种病魔老是在与我军为伍。所幸我军还相当注重卫生，伤寒病的传染速率，收到了相当的抑制，其他传染病也没有大规模的发生过。

在福建漳州基督教医院服务过的傅连璋医生，对于这次防御和医疗伤寒症，有过极大的贡献。在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又缺乏燃料，我们烧煮食水，往往不易达到一百度，因而不能将水中的细菌全部杀灭。傅医生认为，食水不洁是引起伤寒病及其他病症的主要原因。我们根据他的指示，在火炉旁安置一个牛皮风箱，增加火力，使食水能煮达一百度，这样，不仅可减少伤寒症的蔓延，同时也减少了其他的疾病。

我们缺乏药品，对于伤寒病无能为力。傅医生便采用中医的医治办法，救活了不少人。

从此，这位不重视中医的西医生傅同志，也就对中医发生很大的兴趣。后来他在上海著名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说明他用中医方法，曾治好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伤寒病患者。

他现在任中共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特别热心提倡中西医学并用。

那次的伤寒病牺牲了我们成百战士，其中有好几个是师团长级的干部。还有一位无线电侦察专家蔡同志，他是福建籍的知识青年，聪敏而有毅力，自鄂豫皖起他就担任对敌的密电侦查工作，建树极多。他与我不仅是同事，而且是好友，他的死亡，在友情上我固然十分伤感，而且使我们军中少了一双千里眼，尤为令人痛惜。

① 每个纵队约有三师人。

② 即党坝、靖化、巴地、丹巴等集镇。

③ 我们那时文娱队的组织，多临时吸收战士们参加，但指导人员则多系原一方面军政治工作人员。

第二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初，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传达共产国际地七次大会决议的要旨，重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我们这些中共巨头们虽是闹翻了，红军也分成两部分分别行动，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继续恶化下去。卓克基会议后，毛泽东等接到我们另行成立临时中央的电报，亦没有作意气用事的不满表示。从此，我们彼此在电讯上都避免用刺激对方的言词，不再提起过去纷争的事。我们会师后所编定的新电码稳妥可靠。也许是由于分裂的痛苦和不幸的遭遇，把我们大家都锻炼的更心平气和了。

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两军团北进，人数约一万多点（原一三军团和中央机关人数约为七千五百，加上自四方面军抽调补充四个团的最大部分，所以应该有一万多人）沿途遭遇敌军的截击，损失惨重。他们于当年十月二十日在陕北瓦窑堡附近，与原在陕北的徐海东刘志丹两部会师，那时一三军团所剩下的人数似已不到四千人了①毛泽东等到达陕北后，曾多次来电，描述他们的处境，字里行间，虽有些掩饰和夸张的地方，但他们所遇艰难困苦以及损失惨重等情形，也溢于言表。我们曾去电安慰并祝贺他们与陕北红军的胜利会师。此外，我们亦将我在上面所说的各种遭遇，电告他们。他们的回电也表示出互谅互勉的意思。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②大意是：他和王明等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都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出现。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说到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政策的改变时，曾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主要是希特勒的崛起，共产国际乃改变了它原有的政策。现在在全世界号召各国共产党与其他反法西斯蒂的政党和人民，联合组成“反法西斯蒂的统一战线”，又名“人民战线”，这是要各国共产党与他们本国的反法西斯蒂的资产阶级乃至反法西斯蒂的政府，形成某种形式的合作。即使这种合作极不稳固，也是当前与法西斯蒂斗争中所急需的。

林育英又指出共产国际认为中国正遭受日本的严重侵略，中共应联络全国人民，包括抗日的资产阶级各军队各政党，形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点上，他阐明了各项细则，也曾将《八一宣言》的要点电告我们。他主要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定了原有的苏维埃运动，现在我们主要的口号，已不是“打倒蒋介石”、提倡“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等，甚至也不是“反蒋抗日”

，而是“联蒋抗日”、“抗日联合政府”和“一切为了抗日”

。这些就

是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和汉奸的主要内容。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也之间，整个世界都变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中共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林育英的来电也说到毛泽东等陕北同志都已同意了这个新指标，如果我们也同意，就可据此对外展开活动。

我们当时对于这些新消息极为兴奋，一致赞成这个新政策。这在中共的发展史上，似乎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当中有人对“联蒋抗日”这句话感觉惊奇，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多数同志则觉得我和其他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似有先见之明；我们提出过入川纲领、西北联邦政府和在毛儿盖关于苏维埃的争论，都一一证明我们的想法是对的。

也有人说到如果共产国际这个改变政策的消息早点传达到中国，又何至有毛儿盖的争论。更有人以为陕北现在得风气之先，他们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我当时百感交集，我衷心拥护这个新政策，认为和我一向的想法，在原则上不谋而合。

现在苏维埃走到了穷途末路，非有这个改变不可。我也慨叹中共所经过的一切遭遇：最初主张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③，不久就由于国际指示，改采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种不合理的右转政策，使我们碰得头破血流；接着又急剧的向左转，走苏维埃的道路，又碰得头破血流；如今再回到了我们的起步点，是历史的讽刺，也是我们的悲哀。

我们经过郑重的研究后，曾复电林育英，表示对新政策一致热烈拥护，当既策划实施，请他转达共产国际。我们为使这个新政策能够与在陕北的同志合力推行，在电文中没有提到已往的争执。不过关于联蒋抗日是否可能，确是我们的最大疑问。我们推测莫斯科与南京之间，外交关系大致已有改善，因而会有“联蒋抗日”这句话。我们为了不愿对新政策稍示疑虑，就连这一点也不提了。

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

现在不宜争辩以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

林育英还说明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不再干涉各国共产党的组织问题。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概由其中央自行解决，共产国际只在政策上予以指导。根据这个决定，他认为中共内部争执和中央领导问题，应有我们自己设法解决。因此，他提出了上面的建议。他热诚的希望双方就这个问题表现出独立解决的能力。

陕北方面曾由张闻天具名来电，表示同意林育英同志的建议，我也复电表示赞成。我在电文中说：我们现在既然要联合一切力量抗日，内部团结自属首要，决不能对外讲联合，对内部专讲斗争，忽略了党内民主。林育英再三来电提及，莫斯科的中外同志们，都十分敬佩我们的艰苦奋斗精神，现在又能解决内部歧见，他极感兴奋。从此，我们与陕北同志正式决定以林育英同志为联络人，双方各自展开新政策活动，俟适当时机到来，再召集党的会议，解决一切。

林育英此后的来电最重要的一点，是转达了莫斯科对西进计划的指示。他说到川康地区红军打通新疆的计划，已得到斯大林的赞许。斯大林认为如果中国红军能够控制新疆和甘肃河西一带地区，苏联将予以必需的军火供应，并协助训练工作，使成为一支劲旅。因此，他表示我们应从速有所行动，西进与否，概由我们依据军事实况自行决定。

林育英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有极大的鼓励作用。我们推测，斯大林赞成这个西进计划，因为他觉得避免与蒋冲突，实现联蒋抗日，应是当前急务。我们也觉得过去党内争执的裂痕，还需要时间来弥补。如果我们能实现西进计划，与陕北同志暂时保持相当距离，无形中就是让时间来冲淡彼此间的隔阂。因此，我们便积极准备西进计划的进行。

陕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处，所找到的对象，不是蒋介石，而是张学良。

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随着这一事实而有所变化。换句话说，原来的“联蒋抗日”政策，便成了“联张反蒋抗日政策”。

当时我们在西康，目光所在主要自然是西南方面的实力派。我们曾多方设法，经过康定，向四川和云南一带的军人活动，要求他们一致抗日，共御外侮。但我们的努力，不是落空，便是毫无反应。反之，陕北方面，却找着了一个军事巨头张学良。这种事态的发展，使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转居劣势。

一九三六年一月间陕北同志们来电，报告他们在上年底与张学良部作战，曾俘获张部团长万毅，他们待之如上宾，并根据新政策，向他痛陈联合抗日的重要。最后他被感动了，誓言回到西安，恳求张少帅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如今万毅已被释回西安去了，希望能有结果。

奇迹果然出现了。万毅的活动打破了他们各方奔走迄无头绪的沉闷局面。过了一些时候，陕北来电，谓已接到万毅的信，说明张学良经他的苦谏，已答允考虑停止剿共，要求陕北从速派人到西安去与张学良接洽。现陕北代表④已秘密前往了。

我们复电赞成这种做法，但也指出应设法多方联络，对张学良左右的不少复杂分子如亲日派等，应特别警惕。我们并重复向他们提供了我们以往与杨虎城有过的关系、居间拉拢的人名、以及其可靠程度等等的情报。陕北后来几次来电，都说明与张学良接洽的情形。他们主要指出，张学良确有进步，真诚抗日，张的部下分新旧两派，旧派保守，不愿抗日，其中甚至有人与日本勾结；新派（万毅即其中之一）对抗日极具热忱。张与日本有杀父之仇，又受蒋压迫，现在完全信任新派，很希望能摆脱蒋的控制。他对与中共联络的事，非常恐惧，深恐走露秘密，凡此，足见他本人可以信任。

陕北同志主张以张学良为唯一的联络对象，与其他军人的事都可由他去进行。这样比较稳妥，也可消除张的疑虑。他们来电曾举例说明张学良曾问我方代表，是否与杨虎城有联络，我方代表表示他为唯一的对手，与杨虎城并无联络。郑学良听了大为高兴，并表示他一切都有办法，即对四川军人他也有联络，要求我们不要直接接头。这个电报的用意，自然是要我们不必再向四川军人活动，因此，对杨虎城已有过的或将有的联络，也要暂时瞒着张而进行。

陕北与张学良的关系，日益密切。据陕北电告，张学良的计划是以西北为根据，与蒋介石对抗，他认为“联蒋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单独抗日的局面，“反蒋抗日”才有前途。

他最重视我们能拉拢他与苏联的关系，以期获得苏联的实际援助。他不重视红军的力量，认为在“反蒋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他要求现在川康地区的红军，迅速开到西北来，不要再与四川军人纠缠。

一九三六年五月间，陕北同志与张学良的联盟秘密建立起来了。陕北电告决与张学良共建西北反日局面（即指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并指出张有英雄主义色彩，主张抗日反蒋并重，企图成为抗日的唯一领袖。陕北的同志们认为这种野心大可予以利用，如果西北抗日局面有所成就，莫斯科也将会赞同，而且，目前中共处境困难，已无可选择，只有走这条路。

我们觉得这种政策带有投机色彩，是否有胜利的前途也很难说，但只要有益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也不妨试试。于是便复电表示赞成，但指出西北抗日局面，须有一个明确的纲领，应包括中共主张在内；其次应将西北抗日局面看作只是发动抗日的力量，尽可能避免大规模的内战。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增强自己的实力，并打通新疆的道路。这样，可以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陕北旋亦复电表示接纳我们这些意见。这就是“联张反蒋抗日”的最初经过。

一九三六年六月间，贺龙的二方面军和肖克的第六军，与我们在西康地区会师了。他们是大江以南的一支孤军，与我们和陕北方面，早已失去联络。贺龙等仅仅从敌人的情报中，获悉红军大部都已向西北方向转移，因而他们也由湘鄂川黔边区向云南西北部行进。他们向西北兜的圈子，比一方面军还绕得大，沿途所遭受敌军的截击和所经历的艰险，也是十分惊人。

我们一直注视贺龙萧克两部的动向，也像以往策应一方面军一样，多方设法予以策应。

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们从敌人情报中，获悉他们正在向云南的大理前进，因判断他们是企图沿雅砻江向我们靠拢。总司令部因派遣几路部队，前往康滇边境策应，两军卒于雷波以南地区会师。

我们一直注视贺龙萧克两部的动向，也像以往策应一方面军一样，多方设法予以策应。

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我们从敌人情报中，获悉他们正在向云南的大理前进，因判断他们是企图沿雅砻江向我们靠拢。总司令部因派遣几路部队，前往康滇边境策应，两军卒于雷波以南地区会师。

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在雷波的会师所引起的欢腾，不亚于一年前在懋功的会师。总司令部派去的部队，阻挡了云南卢汉部和四川刘文辉部从东南两方面直向二方面军的追击。二方面军因此得以徐徐向北，移到雅江和新龙一带地区休息。这在二方面军一般同志看来，四方面军充分发挥了休戚相关之谊。

当时，贺龙萧克两部已合而为一，统称之为二方面军。原二方面军是由贺龙夏曦分任总指挥与政治委员，夏曦在云南途中溺死，第六军原有萧克任军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这两部分的实力原有两万人左右，到达西康地区时，剩下约五千人。他们在夏曦去世后，合并为一，仍以贺龙为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萧克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原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兼任副政治委员。两部因人数已减，乃缩编为三个师。

我们有过懋功会师不愉快的经验，所以这次特别谨慎，除彼此互相关切外没有任何互相挑剔的地方。而且两军的驻地相隔甚远，没有彼此联欢的热烈场面，自然也减少了摩擦的机会。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他留俄回国后，任少共中央书记，一九二七年以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著称。中共第六次大会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升任为政治军委员。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练，已显得相当老陈。当时他已蓄起几根胡子，我往常叫他做小弟弟，现在也要笑着叫他做“任胡子”了。贺龙当时亦看不出任何土匪气味，简直就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军人，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萧克将军倒很像个文人，爱发发牢骚，但也不坚持己见。关向应原也是少共的小伙子，这时仍富有青年气味，不遇者大问题，例不轻易发言。

我们在炉霍欢聚一场，大家一团和气。不过二方面军一般干部，对一方面军的离开江西，不无误会以至怨言，尤其对夏曦过去的领导深表不满。夏曦也是“二十八宿”之一，曾在二方面军中大事肃反，误杀了一些好同志，因而有些同志认为这是中央为留俄派把持后的“德政”。他们对于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所发生的一切，也极表关怀。但我们觉得这些过去的事，此时不宜多谈，应根据新政策，以谋今后的发展。

任弼时等人直至此时才知道中共已改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他们研究了我们和陕北间来往的电报，并了解由“联蒋抗日”以至“联张反蒋抗日”的真相。任弼时对于这些变化，起初也感到有些尴尬，觉得他以往反对陈独秀的主张，现在却又走回陈独秀时代的老路。但旋又觉得这既是共产国际的决议，应当毫无保留的接受。他对于陕北已与张学良发生联盟关系这一点，也认为中共方面只有采取一致的步骤。一般说来，二方面军的同志是在整个政策已经改变之后和我们会合，所以只须表示支持新政策，就再没有异议了。

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⑤，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

任弼时将他研究的结果告诉我，大致指出下列各点：（一）四方面军之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们早有反中央的倾向；（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

这种成见的，却是凯丰的文章；

（三）一、四两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四）没有改政治路线以前，毛儿盖的争执势所难免；（五）毛泽东等自毛儿盖率一三

军团北上，没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适当的。但他觉得这件事的酿成，一方面是毛泽东等人的疑忌带多，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军的反对呼声，加强了这种疑忌；（六）卓克基会议决

定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

任弼时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此后，我们要算计旧账，他并决定以调人自居，不偏袒任何一方，愿为大家的和好而努力。我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至于他的意见，我当时未置可否。后来，我们在陕北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听见他有甚么不满意我的表示。也许他说过的这些话，后来被陕北同志认为不合时宜，因而没有尽力的机会。

疲劳的二方面军在西康地区已休息了一个月了，向西北行动的计划，迫不及待，我们乃决定全师北进。决定由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和罗炳辉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的甘北地区。总司令部则率原四方面军和董振堂军为左路，经岷县，取道泷西通渭，折而向西，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

上述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军事上说来，是企图拥有西北的一大片地区，即以陕北的红军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在夺取河西走廊之后，居于左翼，二方面军在到达甘北之后，则居左右两路的中间地位。在政治上说来，是增加我们与张学良联盟的资本，即红军不是局限于陕北的弹丸之地，而且握有甘北甘西一带地区，这不仅可为西安的张学良保障后方，而且可以打通往苏联的道路。

陕北同志赞成我们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作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两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① 毛泽东等所部抵陕北时，所剩人数，从未正式公布过。据史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第一四四页）

说是剩下两万人，显有夸大。我所采用的数字是后来我到陕北时，同志们口头告诉我的，似较接近事实。

② 林育英来电的时间可能是一九三五年底的几天，也可能是一九三六年初的几天，我不记得清楚了。

③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说：“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参考资料，第六九页至第八四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④ 最初是何人去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可能是叶剑英，后来是由周恩来代表的。

⑤ 包拯是宋代的一位以刚毅峭直著称的官吏，仁宗时除龙图阁直学士，历知开封府。这是一位妇孺皆知守正不阿的人物。

第三章 北上

一九三六年七月间，我们开始执行上面所拟定的军事计划。后来由于军事上的演变，第二方面军全部和第四方面军的一部（第四军第三十一军）转往陕北，第四方面军的另一部（即第九及第三十两军）与董振堂的第五军团进到了甘肃的河西走廊，但为马步芳的骑兵所击败，残部逃往新疆。

我军这次由炉霍甘孜走出藏族地区，沿途行军极为顺利。刘伯承贺龙任弼时所率的右路军东往毛儿盖，折而向北，进入甘肃的岷县。因原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已撤往天水，所以右路军没有遇着阻拦。总司令部暨左路军东向，进刷金寺，上下包座，前往岷县。这时天气晴和，翻雪山，越草地，毫无困难，也没有甚么人掉队。去年阻隔我军北进的那条河，这时水深不及膝，我们涉水通过那里时，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我们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口号是“北上抗日”，希望沿途驻军，不要阻拦我们，大家枪口对外，共御外侮。我们这些宣传，多半是抽象的口号，当时并不知道，自然也不会利用日军在华北内蒙的种种侵略行为，和各地蓬蓬勃勃的抗日运动，以及国际间对中国的同情活动等等为题材，来发挥宣传的效用。但这些口号对红军本身确有振奋士气的作用。

陕北同志对于我们的北上行动极为兴奋，他们每天都发给我们一些乐观口吻的电报，内容大致有三点：一、西北抗日局面即将实现，杨虎城张学良均有默契，伺机而动，这两部份的军队及其他同情抗日的部队，决不会真正和我们作战。二、目前西北方面蒋的嫡系部队已经减少，尽可大胆前进，不致有任何阻拦，三、把陕北同志向全国所发表的各种反日文件转告我们，衬托出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八月间我军从岷县西南，走出崇山峻岭和草地，全军皆大欢喜，岷县一带是甘南较富庶之区，集镇村庄，星罗棋布，人烟稠密。吃厌了青稞牛肉的我军，这时可以大嚼面粉蔬菜，自是特别愉快，而且附近几百里地区，敌军防务相当空虚：驻岷县的鲁其昌部系杂牌部队，战斗力薄弱，只能据城防守；驻天水的胡宗南部，又为我也右路军所牵制，因此，军中就有人发生留恋这个地区的念头。

我们总司令部仍本原定西进计划行事，陈昌浩率先头部队一度围攻岷县，不可，伤亡四百余，消耗了大批弹药，乃率部经通渭，进占会宁县城，并勘察兰州东北靖远的渡河地点。

徐向前率主力驻扎在通渭，监视天水之敌。总司令部则驻岷县附近，直接指挥一个军，向临潭及其以北地区挺进，以勘察兰州西南面的渡河地点。

就在这个时候，陈昌浩提出了改变整个军事计划的建议，他主张我军应留在甘南地区。

他由会宁前线，专程赶返总司令部与我面谈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的军事行动延误了约两个星期。

陈昌浩受到陕北电报的影响，过于乐观，对西北的抗日局面，估计过高，而对蒋介石控制西北的能力和剿共的决心，又估计过低，他主张四方面军应在甘南建立新根据地，与陕北苏区互成犄角之势。对于党内的政治情况，他又感到忧虑，指出陕北已与莫斯科发生联系，又快要与张学良杨虎城组成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显然已占上风。他提议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确定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要我驰往陕北，解决党内争执问题，以期四方面军不会受到莫斯科的歧视，在中共党内和未来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内获得适当的地位。

这是我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的意见冲突，而且发生在这个紧急关头，自然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他的心情显得矛盾，他一面很敬重我，并且非常珍视我们这些年来无间的合作，另一方面觉得我有不满共产国际的表示，而他则正想避免这一点。他指出我以往预先见到苏维埃政策的错误，这虽是正确的见解，但在莫斯科看来，不免是对共产国际的信仰不够坚定，这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前途。我认为这时来讨论改变军事计划，会贻误戎机，但仍答应同他去通渭召开高级干部会谈。

我们由岷县前往通渭开会的时候，军事情况已有不能乐观的迹象，右路军经天水附近北进时曾遭受胡宗南部的截击，颇有损失，正向靖宁以北地区急退，因此我们的东面顿显空虚。

又据情报，胡宗南、朱绍良、关麟征、毛炳文等部敌军正向天水平凉西移，蒋介石并严令他的这些嫡系部队迅速截击我军，阻止我军与陕北军会合。

通渭会议根据这些情况，研讨军事计划，认为停留在甘南地区甚不合算。我们认为蒋介石既能调动十几师的嫡系部队到甘肃来，那末张学良的西北抗日局面，能否形成就似乎大有疑问了。如果我们停留在毛儿盖一带去，而“抗日”的口号已经叫出，再往南退就会影响士气。如果我们突破敌人的包围，向陕北前进，沿途会受到敌军的截击，而且所有红军都挤到缺乏粮食的陕北，反而引动敌军集中包围一处，自然更为不利。

这些情况摆在我们面前，陈昌浩便撤销了他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提议，认为应照原定计划，迅速从靖远渡河西进。他这样很快的接受会众的意见，使得大家都颇为高兴。但多数干部不满陈昌浩这个冲动的主张，指责他独断的进攻岷县，使第九军蒙受创伤，是违背原有军事计划的行动；接着又按兵不进，要求举行会议，延误了渡河的时机。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决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由于陈昌浩这一主张所召开的通宵会议，许多事经过研讨和解释，结果相当圆满，我们在全军中展开宣传，指出我军的西进计划正确而又合时宜。在政治意义上说来，我们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可以保障未来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后路，并接通与苏联的关系。在军事意义说来，可以分散蒋的兵力，河西走廊、陕北和西安三点，将使蒋在甘肃的军队处于多面受敌的境地。我们现在所应努力的是迅速渡河，训练对付骑兵的战术，以及与回教人民建立友善关系等工作。

于是，我们的军事行动展开了，驻在岷县附近的军队新会宁集结，原驻会宁的军队，则进占了靖远县城，控制了这一带的黄河沿岸。当时彭德怀为了策应我们，已率部进到甘北的同心城海原一带地区。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则进到打拉池地区，打拉池与会宁相隔不过两天的路程，彼此信使往返，大家都为之兴奋万分。

靖远虽是渡河的好地方，但渡河工具缺乏，使我们不能迅速渡河（这一带黄河上的渡船是牛皮做的划子）。驻在兰州隶张学良麾下的于学忠部没有跟我们接触，黄河的西岸也无敌防守，可是河中没有牛皮划子，靖远附近又找不出造船的木料，我们乃在会宁城内拆卸一些建筑物的木料，用人力运到靖远造船。

蒋介石侦知我军在靖远渡河的行动，一面派飞机轰炸渡口，一面严令各军迅速向会宁靖远前进，企图乘我军半渡时截击。我军渡河工具极少，又要慎防敌机的轰炸，因而每晚只能度过千人左右。当时左路军的人数约为三万五千人，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渡过去的只有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团、总司令部的直属机关、和徐向前陈昌浩的总指挥部等共约两万多人。

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人、红军学校大部学生以及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会宁通靖远的大道上，节节抵抗敌军的追击。

敌军的兵力愈集愈多，分路攻击的行动愈来愈积极。我军在会宁靖远大道上的掩护阵地，悉为敌军所攻下。敌军的另一部并进占了靖远城，控制了渡口，我们至此不能渡河了。我和朱德乃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移到这条大道的东北面，以打拉池徐海东部驻地为后方，这样我们的西进计划，便没有能够全部实现。徐向前与陈昌浩率已渡河的各单位，在河西开始了单独行动。

一九三六年九月底，在打拉池一所城堡式的建筑物内，我和朱德等会见了徐海东，这位四年不见的老战友，仍是一位天真可爱的小伙子，他一看见我，欢喜得拥抱着我，犹如见着他的母亲一样，他和朱德虽系初次见面，但也表现得异常亲切，像是多年的老友。我和朱德都高兴万分，我当时激动得不知说甚么好，只是拉着他的手笑个不停。顷刻之间，徐海东军部的同志们，官长士兵们，都围拢着我们，纷纷争问别况，俨然是一个大家庭欢乐团圆的场面。

我们与徐海东讨论当前的军事情况，告诉他靖远的渡口已为敌军攻占，第四第三十一两军急须从陡城堡及其以北地区度过黄河，请他速派人前往那一带考察地形敌情和渡河工具等，并向靖远会宁方面警戒，严防敌军的进击。我们总司令部准备在打拉池驻扎一个时期，处理这一渡河的军事行动。

徐海东部侦查的结果，认为继续渡河已不可能，陡城堡已为敌占领，敌机沿河搜索，河中没有任何渡河工具，而敌军胡宗南的一部正由兰州循甘新大道，开往武威，马步芳的骑兵也正由西宁北移，其目的都在截断我军西进的道路。此外我们南面的的敌人，也正向打拉池、海原、同心城、豫旺一线进逼，企图歼灭我在河东的部队。

徐向前陈昌浩来电希望我们能继续渡河。于是他们一面以第九军掩护总司令部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向古浪挺进，另一面则由徐陈两人率领第三十军及第五军团，北向占领景泰、一条山一带沿河阵地，俾能掩护我们在石佛寺附近渡河。

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电告徐陈二人，渡河已不可能，要他们率已渡河的部队，单独行动。我们指出在敌军压迫和缺乏渡河工具的情况下，时间上已不允许第四第三十一两军安然渡过黄河，如果他们仍徘徊河边，势将进退失据，应即率全部，迅速行动，占领古浪武威一带地区，集中力量，控制甘新大道，以武威以西的适当地点为后方。至于总司令部，将督率第四第三十一两军及彭德怀徐海东等部，尽量在打拉池海原同心城地区，抑制大部份敌军，以期减轻对西路军（即徐陈所部）的压力。

从此，徐陈所率的西路军便与我们分道扬镳了。他们遵照我们的电令，由景泰沿长城往古浪以北的土门子，直趋威武，我们则在敌军压力之下，由打拉池、海原、同心城，逐渐向东移动，靠近陕北苏区。

我们在打拉池停留了约两个星期，主要工作是牵制敌人军力的游击活动。我在军事倥偬之余，常与徐海东等老战友话旧，据徐海东告诉我，他现在的第十五军属下只有三个团，却号称三个师，每团人数约为五百余人，总共不到两千人，枪枝则有一千三百左右，全军战士之中来自鄂豫皖者为数已少，多数系在陕甘补充的，不过军事干部仍多，系鄂豫皖区的老战友，政治干部则大半由一方面军调来充任。他觉得他所率领的队伍，现在只有虚张声势，负担避实就虚的游击任务，如果要打硬仗，那只能算作一团人。

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他从鄂豫皖奋斗到那时，所经历的艰险尤过于我们，可惜他对我叙述的详情，我已不能全部记忆。他说一九三二年八月间我们离开鄂豫皖以后，许多老战友如沈泽民、王平章、徐立清等都艰苦奋斗，直到最后一口气；郑位三、高俊亭、郭述申等则留在鄂豫皖区，从事游击活动，现在他们的生死，也不知道。他又描述敌人在鄂豫皖区的种种残忍屠杀行为。他自己到万不得已时，才率部离开那个可爱的根据地西行。

敌人屠杀行为的残暴，在鄂豫皖区可谓登峰造极。据中共现在所发表的史料，在鄂豫皖区被杀害有二十万人，为各区之冠。这一点从徐海东与斯诺的谈话中①也可见一斑。我听见过不少有关敌人在各个苏区的残杀行动，即在我们推出后的川北苏区，也制造了不少的“万人坑”，不过比之鄂豫皖区，亦是大巫见小巫而已。当权的国民党，也许以为杀人可以止杀，其实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古有明训的。

徐海东说到他的西行，也是受我们在川北发展的消息所鼓励。一九三三年间，敌方的情报屡次说到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很猖獗，他听到了，有说不出的高兴，率众西行来找寻我们的念头，也就油然而生了。一九三四年夏季，他带着两千多人，打着红二十七军的旗号，跨过京汉路，西向横冲直撞，沿途打了许多次大大小小的仗。他们到达陕西后，绕着秦岭山脉行动，队伍人数损失了大半，子弹消耗殆尽，有时甚至无粮果腹，露宿山头更是平常事，而且通往川北的道路又被敌军控制了，乃不得已渡过渭河，向陕北发展。

徐海东等来到陕北之前，总以为那里是著名的土匪巢，不料到了那里之后，竟发现有共产党和红军，他们很快的就与刘志丹高岗等的游击队会合了，敌人的压力也减轻了，因此他们就在那里停留下来。陕北的游击区是很零碎的，主要的两小块，一在神木府谷，另一在保安靖边安边。一九二七年以后，陕西有些同志逃到这些边远地区，搞土匪，打游击，并不知道苏维埃和红军的章程，因而一切显得落后。那里的游击队，分子也极复杂，除了共产党员外，有土匪，也有非共产党的知识分子。

红二十七军到达陕北游击区之后，推行鄂豫皖区的经验，红军和苏区都有可观的发展，声势为之大振。戴继英②聂鸿钧③目击陕北游击队内部复杂情形，急图建立坚强基础，便大张旗鼓整肃起来。陕北许多同志被当作土匪或反革命，有的被杀，有的被拘禁，有的经审讯以后释放。徐海东觉得戴聂二人做得过火了，太盲动了，没有充分估计到陕北的落后情况。

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

徐海东对于毛泽东等一到陕北，便能纠正戴继英聂鸿钧的错误表示敬佩。他说到毛主席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带着北上先遣队到达陕北，已是疲劳不堪，但一般同志素来对中央的信任很深，尤其是听到毛主席的名字便肃然起敬。毛主席等中央要人旋即纠正了戴聂的错误，将被拘禁的高岗等释放了出来，而且极力号召同志们无论是由江西来的，由鄂豫皖来的，或者是陕北本地的，都应团结一致。这样做的结果，陕北的气象，为之一新。

徐海东还说到，自林育英到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展的情形，对党内团结有所帮助。

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的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污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时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这样，会使前方士气为之大振。

徐海东这个朴实的军人所说的这些话，显然是真情的流露，不进可以信任，而且令人感动。我同样觉得戴聂的整肃工作是做得过份了，毛泽东等出而纠正是适当的。我除了对徐海东表示这一点看法以外，也说到我正努力与党内的团结工作。

敌军已从陕甘公路进占海原县城，我们为了避免为敌军所包围，因东向同心城撤退。甘北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河水含有苦涩的矿质，不能食用，人民储雪于窖，作为终年的食水，我军所到之地，迅即将民间窖水消耗掉了，这也使我们无法在甘北做久居之计。

在同心城一个大院落里，我和朱德率所部与彭德怀又重新会合了，我们一道盘桓了两三天。彭德怀那时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工作，所有陕北的红军，统归他指挥，而且陕北苏区的南面，我军与张学良杨虎城部形成了休战状态，因而他能率领陕北红军的全部，以同心城为中心，分散在甘北一片很广大的地区内策应我们。

这是我与彭德怀第一次共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富有作战经验也有政治欲望的一位军人，他处理军事问题显得精明机警，性格倔强自信，他爱谈政治，对于西北抗日局面，抱有极大的期待，他津津乐道他俘虏万毅的经过，怎样优待他、说服他，言外之意，似乎是他对这次的西北局面，有过莫大的功绩。我们大家似都有意避谈毛儿盖的往事，因而谈话气氛总嫌不够亲切。

毛泽东等知道我们从打拉池退到同心城之后，来电告诉我们敌军胡宗南部主力正由南向豫旺县前进，企图抄袭同心城的后路，主张我军撤离同心城，向山城堡、洪德城、河连湾集结，以便在豫旺以东地区消灭进犯的敌军。他们并派周恩来驰至洪德城迎接我们，并与我们共商作战，我们复电表示赞成这样办，并即率全军向洪德城移动。

在河连湾这个集镇的大路口上，我和朱德与保安派来的“迎接大使”周恩来握手言欢。

周恩来是与张学良在延安谈判西北抗日局面的当事人，我们一见面，自然首先问到这件事。

他对西北抗日联合政府能否组成一点，不作任何肯定表示，他说明这是要决之于张学良的。

日前蒋的嫡系部队，为了要对付我们，云集在陕甘大道及东北一带地区，情况自然对张不利，张是否能有所发动，大有疑问。

张学良为甚么热中于抗日，周的分析比较适当。他认为万毅的牵线，只是促成了我们与张的接触，而张的抗日决心，是有日本有增无己的侵略为其背景的。这位少帅遭遇奇惨，他那个著名的亲日派父亲被日本人谋害了，他也被撵出了东三省，而且代人受过被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他虽然担任着剿匪副司令的名义，而蒋却歧视他，似乎要让他的本钱——东北军——在剿匪中被消灭掉。这一切逼使他非抗日不可，而且他对蒋也有恶感。

周恩来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形是变了，主要是日寇猖獗，触发了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就拿这位张少帅来说，他父子两人是国人公认的亲日派，干过许多亲日卖国的勾当，又是共产主义的世仇，他父子杀害了李大钊等同志，受帝国主义的指使一贯反苏，甚至发动过对苏联的战争，我们一向都觉得张学良是比蒋介石还要可恶的反动派，现在连他都被日寇逼得走投无路，反过头来要联共联俄，这是以往想象不到的事。此外，抗日怒潮弥漫全国，不久以前，西南军人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也籍抗日的名义反对南京，甚至南京政府内部也有些人具有抗日的情绪。

他进而强调不能拿过去的眼光来看张学良和东北军，他指出张学良过去是一个染有烟癖的花花公子，现在却奋发有为。东北人都希望打回老家去，东北军就是体现这种愿望的部队。

东北军中的青年军官最大多数是热情反日的，东北的青年，尤其是东北大学的学生，都群集到西安来，高唱流亡三部曲，这确是动人心弦，张学良本人便成了东北军和东北人抗日的号手。东北军中一些亲日派是失势了，老派将领如王以哲等支持青年军人抗日，即较保守的何柱国于学忠等也只得随声附和。

周恩来说到他与张学良接头的时候，张学良的态度很坦率诚恳，张以“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这八个字作为我们联合的基础。至于西北抗日局面这个概念，还是相当模糊，没有确定的纲领和做法，连这个“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的名词，也只是我们方面提出来，张未置可否。

不过他相信张学良是有办法的，会联络由山西四川两广一带的实力派，也会根据各方的意见，拟定办法出来。譬如说张与杨虎城同处一地，本易发生摩擦，却彼此相处得很好，可以一致行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

我自从一九三一年踏进鄂豫皖区之后，老在偏僻地区打游击，与世隔离，已达五年半之久，时代的推演，简直使我成为一个孤陋寡闻的乡下人了。周恩来从偏僻的保安，通过西安这个小窗口，吸取了外来的阳光，他所知道的虽仍很少，所告诉我们的，也不免有些抽象，但已使我们觉得世界是真的变了，而他又确已得风气之先，我须急起学习，赶紧拍去满身游击的征尘，换上知识分子的道袍，以适应城市生活。

当时，西路军的败象已经显露出来，我们在同心城时即接到徐陈电告，谓我第九军在古浪为马步芳骑兵所袭击，损失惨重，伤亡在一千以上，他们说明这次失败的原因是指挥的将领们不谙对骑兵作战的战术，第九军的主力布置在古浪县两旁的高地上。大路上的防御工事做得不够坚强，防守的兵力也单薄。敌骑因为冲进古浪县内的街道上，大肆蹂躏，损失最惨重的是西路军总指挥部各直属机构，参谋谍报人员死伤甚多，侦查电台和其他通讯器材，散失殆尽，这简直是使西路军丧失了作战不可或缺的听觉视觉、以及一部份的神经系统。

我们到达河连湾时，西路军告急的电报接踵而来，其主要内容是马步芳的骑兵得着古浪胜利的鼓励，到处展开对我军的袭击，使我军防不胜防，骑兵行动的迅速，又抵消了我军的游击专长。胡宗南部杨腾蛟旅已先我占据武威这个军事要地，阻梗我们向西发展的道路，西南军正拟由小路绕过武威，占领武威以西的永昌、山丹、张掖、酒泉等地。徐陈等所冀望于我们的是经常供给他们情报（因他们的侦查电台已丧失了），如有可能，自然希望给予其他军事上的协助。

西路军的处境，使我们大感忧虑，我和朱德周恩来曾再三商讨，想不出应援的办法。马步芳是效忠于蒋介石的，我们不能通过张学良去影响他。在军事上，我们自顾不暇，无法策应，我们只有暂时停留在河连湾，将我们的通讯电台，临时改为侦查电台，供给西路军一些必要的情报，并令电保安军委会侦查电台，尽可能将情报供给西路军。

我们本身的军事情况也很紧张，当我军由同心城经豫旺县向山城堡撤退时，胡宗南第一军的主力即衔尾追击我军，正向山城堡压迫，我方的对策是实行坚壁清野，使敌军因粮食缺乏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估计敌军有占领山城堡、河连湾、洪德城、环县、曲子镇以至通庆阳这条线的企图，那里是陕北苏区产粮食较多的地方，我们自然要在这里牵制敌军，不让他们实现这种企图，否则就连保安也要受到威胁了。

河连湾一带在陕北苏区看来，是较富庶的地方，实际上仍人烟稀少，粮产有限，不易长期供应我们这支大军。这里的河水虽已不苦，但仍是黄土高原的组成部份，稀疏的村落，粮食生产只有一些小米，畜牧以绵羊为主，运输多赖驴子。同志们大多认为这里的粮产，还不及西康地区，甚至有人设想到，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儿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

我们在河连湾山城堡一带与胡宗南部相持了近一个月，胡部终因食粮不济，向豫旺撤退。

当胡部撤退时，我军乘势袭击，截掉他们一段尾子，颇有斩获，俘获人枪各千余，河连湾的战事至此告一段落。周恩来将这次胜利的情形电告张学良，这对不久以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也许不无影响。

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他熟习当地情况，实施坚壁清野的工作。他一面调度人力兽力来运输粮食，供应我军前线，有时要从几百里路的远方运粮食来，另一方面他组织游击队赤卫军，到接近敌人地区去活动，将所有的粮食运出，并拉空那里的人力兽力，使敌人困于给养。敌人主要就是为了这一点，不能不向豫旺退却，俾能接近公路线，获取补给。

当前战事告一段落后，我和朱德周恩来即举行会议，检讨局势。由于我的提议，我和朱德率红军学校学生驰往保安，与毛泽东等会商今后工作，前线军队（包括我们率领的第四军及第三十一军）暂交彭德怀指挥，从此，总司令部便不直接指挥部队了。周恩来则预先赴各县，料理这次战争所未了的事务，然后再返保安。

从这时起，所有红军又开始合二为一了，为了这件事，我曾向红军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解答他们的一些疑问。我向他们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情形，西路军的不幸遭遇以及党内团结的经过。我说明我到保安去，主要是促进党内团结，并设法供应西路军的情报，并呼吁一般同志，化除以往有过的歧见，与来自各处的同志精诚合作。党内问题自可由党内的会议解决，而红军则是一体的，不应由任何界限。

红四方面军自毛儿盖与一方面军分手，以迄现在我们北上再度会合，期间经过，大致即如上述。事实如此，是非得失，唯读者察之。

① 见《Red Star Over China.by E.Snow》亦遇译，激流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第二二七页至二三二页。

② 戴继英，湖北籍，系鄂豫皖区的省委员，任红二十七军的政治委员。

③ 蒋鸿钧也是湖北籍的同志，似是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

第二十篇 国共和解

第一章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使整个时局为之改观：在国民党和南京政府说来，“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变为“团结内部，一致抗日”；在中共和红军方面说来，九年的苏维埃运动从此结束，中共成了一个特殊的在野党，红军及其所占领的区域，至少在名义上成为国民党政府属下的一部分。这期间的经过，已有不少历史文献可供研究，这里仅就我个人所接触到的，略述一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①我和朱德率总司令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内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保安是我所见到的线程中最荒凉的一个。它的规模不及长江下游的一个集镇，而且经过历年的天灾人祸，房屋多已倒塌，我们来后立即发生住屋不敷分配的现象；我和朱德都分得了山边的一个窑洞，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林伯渠等结邻而居。这些窑洞的前面，原有一条由商店住房所组成的街道，但那时房屋已是荡然无存。在废墟之上，已种满了各形各色的菜蔬。总司令部人员就只有各按工作单位性质，分别挤住在同类的机关里。我们所带来的红军学校学生，就合并在林彪所主持的红军学校里。

保安的荒凉和落后是特别引人注目的。这里几乎没有读书的人，满清的时候，保安的定额秀才，多是不识字的。直到那时，全县很难找出一个中学毕业生，这件事是我们谈论保安文化落后时所常提到的。这里人烟稀少，街上通常都是红军战士多于老百姓。据说这里的粮食，只要一年丰收，就够吃三年。可是这样的好年，却是难逢难遇。主持经济财政的林伯渠同志，就像周恩来在河连湾一样，聚精会神在那儿解决供应上的困难。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何在，当他们处在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里的形势使然。

我在保安会见了林育英（我到时他因事他往，继闻我来保安，即忙赶回来）。他仍是和从前那样热忱朴实，说话的时候，全身各部都在用劲，似乎要将他心中所想的倾泻而出。他为了要完成两个中央的联络人的任务，对我和毛泽东等以往的英勇奋斗，倍加推崇，把我们比作玛瑙珠子的线断了，他自己好比是这根线，要重新串拢这些玛瑙珠子。

他将他所知道的莫斯科情况告诉我，主要是说明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大为提高。自德共受希特勒的摧残以后，中共已成为共产国际中仅次于联共的第二个大支部，各国共产党对于中共这些年来所从事的苏维埃运动和游击战争，均表敬佩，认为是中共革命精神的惊人表现。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王明等，在共产国际的地位也随着受人重视。他们正宣扬中国革命的重要，唤起各国革命者与共产党人的支援。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亦已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和我四人为主席团委员。

我对林育英这个中共中央联络人甚为尊重。我将已往经验扼要报告他，并问他准备采取何种步骤，来弥缝过去有过的裂痕，并使中共中央的领导正常化。他告诉我现在陕北方面，军事党务仍由毛泽东张闻天分担军事会主席和书记的责任；他则担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

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到了适当时期，再行召集一次中共的扩大会议，解决党内问题。他认为这是他这个联络人应有的交代。并主张原任中央委员仍旧，不过未来的扩大会议，可以遴选一些新人，参加中央工作。

除林育英以外，其他同志没有谈及已往的事，似乎每个人都在注视着陕北以外的情况。

从保安这个角落里去看全中国，确是不容易的，人们在那里根据西安传来的或者从无线电中收听来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作为谈助，多方推敲。

张闻天觉得这些年来，中国的情况是变了，有些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他告诉我他看到一些外来的书刊，有些新近的作者写出的文章，内容很充实，文笔也很动人，相形之下，自感不如。尤其是近半年来流行的许多抗日歌曲，更显出文艺水准的进步。他慨叹这些年来我们在山中有些落后了。言外之意，非急起学习不可。

张闻天还特别提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学生所发动起来的反日运动②。他所知道的虽仍模糊，但他指出当日本向华北发展，积极酝酿华北自治，曾激起北京学生的反抗。

他觉得这个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不亚于“五四”运动。南京政府虽多方镇压，但这个运动仍是普遍到全国，而且学生们组织了民族先锋队，较之“五四”时期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尤为得力。

中共的白区地下组织是破碎了，不能领导抗日运动。自一九三一年总共中央转移到苏区以后，中共在上海等地的组织，迭遭破坏，有些地方根本没有组织了，另一些地方只剩下一些个别的党员，张闻天又说他一直企图找到那些地下组织的线索，但仍无头绪，那时所知道的只有刘少奇在北京活动，似能领导那里的同志，幕后指挥“一二九”运动。

但中共的政治影响还是相当普遍，许多脱离了组织关系的或者失去联系的党团员，以及一些同情共产党的人物，现在又是抗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躲在上海等大城市的亭子间，做左翼作家；有些在群众性的团体中活动；有些混到国民党各军政机关，发挥微妙的作用。

张闻天觉得有些同志过去被视为投机分子或不可靠的分子，现在竟证明他们能单独奋斗。他也觉得中共中央须根据新的情况，从速整理白区党的组织。

张闻天对我们与张学良合作抗日的前途，不愿多表示意见，似乎也不抱乐观。他曾向我表示这些事都由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处理，前者在后面策划，后者在外奔走，并说：“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让他去干罢！”张闻天说这些话，可能有多方面的意义，其中之一也许是暗示我不要去干预“老毛”所管的事。

毛泽东那时似乎是聚精会神注意“国家大事”。他笑着向我说：他是“买空卖空”，这句话的含义，似乎是说红军实力现在虽然不大，他却在和人谈大买卖。他根据他所知道的材料做各种推测，主要说到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

国内的反日潮流，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看来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很难维持下去。

他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时，也只承认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默契是一项具体成就，可以称之为“张扬共三角联盟”。他推测将来西北抗日局面的发展，大致是有张学良与杨虎城选择适当时机，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南京自然不会接纳，其结果将在西安出现一个反南京的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能否存在，一面要有一个明确的抗日纲领，获得英美苏的支持和国内舆论的拥护；另一面要看张学良杨虎城能否联络各省的实力派和瓦解南京内部。

至于几天后西安事变的发生，他当时似毫无预感。

毛曾表示莫斯科是支持中国抗日的，也会支持西北抗日局面。他说莫斯科从未肯定表示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但也未表示反对，据他推测，莫斯科的来电曾表示，如果红军能由宁夏接通外蒙，或者经由甘肃河西走廊接通新疆，苏联将予以军火援助。这样，我们可以相信，如果能形成一个更广泛的抗日西北局面，那苏联更非援助不可。

当时中共中央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会议，似乎都将责任推在林育英身上，而林又不管事。

对外关系，如西安的电报来往，完全由毛处理，他每次接到西安来电，就邀我们去谈论一番。

这些电报有些是关于蒋氏要在西安举行“剿匪”会议，指示“剿匪”机宜，有些是关于西安和其他地区抗日运动的发展情形，我们便据此谋求对策。我们回给张学良的电报则都是毛泽东的精心杰作，字里行间，极尽打气之能事。

我当时最注意西路军的情况。正在西移的西路军，沿途与骑兵苦战，虽曾获得好几次的零星胜利，但我方弹药消耗日多，有无以为继的情势。这种情势，使我十分焦虑，我研究各项情形，并试用各种可能方法，冀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西路军以助力，以其挽回厄运。

我的心情当然是不愉快的，别人也不多理会。在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内，每日都有谈话会，大家都避谈往事。毛泽东、张闻天等似因过去的分裂，心理上不无芥蒂，他们对援助西路军的事，并无积极表示，而且言词之间，总有些推推诿诿。为了挽救西路军的厄运，我只有耐着性子和各人商谈，但无法找出补救的办法，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近午，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我们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其内容大致是：他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又说他和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安潼关线集结，希望红军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衔接前进，以防不测。

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大为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天！”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

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甚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较为冷静，他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

一直在那里狂笑的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扬去打头阵。”我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的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样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于是我们一面继续谈论，准备周恩来前往西安的事，一面草拟致莫斯科的电报。

我们商讨的结果，决定下列各点：一、致电张学良表示赞许，并保证今后行动，为马首是瞻；二、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三人为代表经延安飞赴西安；三、电彭德怀等率部向延安及其以南地区挺进，沿途与友军密切联络；四、电在西安的联络人员，除对抗日宣言表示某些具体意见以外，一切俟周恩来等到后再议；五、周恩来等在西安亦应俟莫斯科回电后再作具体表示。于是，周恩来等即赶往延安去了。

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似积极推动张杨解决与蒋决裂，请共产国际从速指示。

西安事变，使我们一时为之扬眉吐气，似乎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我们希望张学良电令马步芳不可破坏抗日大局，应即对西路军停止作战，这件事张学良照做了，但马步芳并未接受这个命令。我们正为陕北的红军粮食缺乏担忧，如今部队南移，粮食和其他补给便都不成问题。而且国民党方面的剿共阵线，已告破坏，我们正可乘机进取。

西安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多数是报告拘留蒋氏等人的经过，以及南京方面的反应，及各项军事情况。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电报是张杨等十九人在十二月十二日所发表的通电③。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无、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的来电对如何处理蒋的问题，颇表踌躇；对南京的军事压力，也颇有顾虑。毛泽东聚精会神在那里草拟复电，不是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便是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他的电文内说到严密看守蒋时有这么一段：“我公顾虑周详，枭雄自难漏网；但诚恐有万一之失……”说到惩办蒋时又有这么一段：“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负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西安事变可以和平解决，都觉得如果让蒋氏活下去，无异是养痈遗患。有的人主张经过人民公审，将这个反共刽子手杀了，以绝后患；有的人主张将他严密拘禁起来，作为人质，逼南京抗日，并形成西安的军事优势。

就为了这种主张上的不同，毛泽东与张闻天曾发生了争执。张闻天似是批评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复电，措词不够坚强，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我闯进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正在怒骂张闻天，说张闻天过去在江西反对他的游击主张，现在又以书生之见反对他对张学良所持的态度，张闻天面红耳赤的默然走了。

毛泽东即向我解释他那些电文措词的用意。他表示他与张闻天的想法并无根本的不同，却在措词的技巧上发生了歧见。他说明他所草拟的电报，处处给张学良暗示，要他坚决对付蒋，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的说出来，否则将来要留下痕迹的。

这时朱德也来了，他打断了毛的说话，大声说道，爽爽快快的同张学良说，杀了蒋再讲其他。他说明的大意是，现在是千钧一发的时候，应当机立断，用不着等候莫斯科指示，来一个先斩后奏。毛听了朱德的话，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和你的意见并无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直接说出来。毛泽东又带点教训的口吻向朱德说：不要想的太简单和死板，你如何能断定张学良一定会听我们的话，对我们一点疑忌都没有么？

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十三日的晚间到达了。这是一张半打纸张的长电，内容认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变时日本阴谋所制造的；并说明张学良左右和他的部队里，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利用张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号，制造中国的混乱，我们若听任其发展下去，中国将出现长期内战，抗日力量，因之完全丧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苏联决不会为这种阴谋所利用，更不会给予任何支援；相反地，现已明白表示反对态度。第二段指出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并说明张学良不能领导抗日，蒋介石如能回心转意，倒是能领导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有利的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其释放。

一年以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时，曾对我们说明上述这个电报的来历。他说西安事变后，英美各国驻莫斯科大使，曾询问苏联外交部，苏联政府对此事的态度。苏外交部以这是日本的阴谋，苏联既未预闻，也不赞成。接着斯大林便亲自草拟这个给中共的电报，并向王明解释，其大意是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中共也一时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在抗日中他也许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者④当然，在当时偏僻的保安，我们无法知道像王明所说的那些内情，因而这个电报之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都在沉思，毛泽东更是踱来踱去。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分明是张杨共三角联盟酝酿而成的，如何能说是日本的阴谋？有的表示长期内战倒是应该避免；有的表示如果将蒋释放了，他将会不顾一切的对付我们；有的表示西安事变如果得不着苏联的支援，那里会有胜利的希望？毛泽东曾很急躁的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从前我们向张杨那么说，现在又要反过来这么说，张杨不会说我们反复无常吗？”

就在这种气氛之中，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我们于是分开，各自去详加考虑，或者个别研讨，就这样费了一整晚的时间。我通宵没睡，花了很多时间与毛密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不遵从莫斯科的指示行事，得不到苏联的支援，反而会被国内外各种势力围攻，后果是会很严重的。如果照这三点指示进行，张杨共三角联盟可能立即破裂，即使我们避免了这种破裂，和平解决以后，蒋氏的报复，将是难免。两相比较，第一条路是非走不通的，极为显然；第二条路虽阻碍重重，也许能找出一线希望。

这是急如星火的事，我们于是在深夜重行齐集在毛的窑洞里，商决具体步骤。我们决定将莫斯科的来电立即转电周恩来，要他根据这个指示，向张学良试探，如果情形顺利，即照指示的原则进行，否则要为中共留出回旋的余地。

周恩来于十三日抵达西安后，与张杨商讨今后进行步骤，张学良曾问及莫斯科有无电报指示？对西安的行动，持何态度？周认为张的这些问话，自然是寄望于苏联的援助，极为殷切。周接到我们的电报后，对莫斯科的态度极表惊讶，但应允向张学良秘密试探。

周恩来于十四日与张密谈，迳行表示苏联大致不会援助西安，张学良最初的反应甚为愤慨，他似觉得为共方所卖，已往共方老是吹嘘苏联可以帮助，现在他已势成骑虎，中共竟临阵抽腿，不兑现了。周恩来只得低声下气，百般解释，说明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苏联也有他的苦衷，例如外交的压力是不能不顾忌的。中共决始终与他站在一起，凭本身的力量，来担当一切。现在事已至此，决不能互相埋怨，只有一本初衷，共策进行。

他们两人于是密商进行方针，周恩来曾向张学良表示，据他个人看来，在西安成立一个独立政府和对蒋制裁，都不能算是好办法。现在南京正在叫嚣讨伐西安，如果我们制裁了蒋，这将予人以口实，蒋的徒子徒孙们，将用报仇的名义与我们纠缠，这将是长期的内战，而且胜负未可逆料。周这些话，终于打中了张的心弦。

于是周进而表示，他个人有一种还不确定的想法，愿意说出来供张参考。周向张坦白说明，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国抗日的局面，而不是偏处西安一隅的局面，因而我们所要的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分裂与内战。现在南京方面，也有人不愿意打内战，更有人不愿逼西安方面去制裁蒋。我们可以一面备战，一面与蒋谈判，如果蒋明白接纳了我们的主张，那他将来也难反悔。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这些话，并未发生反感，反而向周说，这件事不能让外间知道，也暂不向杨虎城提及。他们两人先研讨具体办法，一俟稍有把握，在对外发表。于是他们商定如何优待蒋的办法，以及如何向蒋进言等。

这些经过情形周曾详电报安，并表示欣慰，认为和平解决有希望。我们接到周的电报，也为之高兴。乃决定坚决推动张杨走和平解决的道路。我们大家虽已这样决定了，但心中的疑团仍是存在。张闻天曾向我指出：“这是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全部利益，不得不牺牲中共的局部利益。

”他说明苏联大概是受了外交上的压力，不得不置身事外，可是将来蒋介石释放出去了，那我们可要吃大苦头。

十五日在林伯渠办公的窑洞里，我们举行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莫斯科的指示。我们这些政治局委员，都发言支持和平解决，我的发言自然也是支持和平解决，但说到和平解决的前途时，也同样表示未感乐观；即是蒋在西安时可能答应我方的要求，但一回到南京，也可能借故翻脸，因此，我们须更加努力，团结内部，充实实力，准备应付未来可能的坏演变。就因为我说了这些话，后来被我的反对者断章取义，抹杀我号召中共内部团结的本意，诬指我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特别缺乏信心，甚至说我反对和平解决。这不能不算是“欲加之罪”

了。

当时的局势相当微妙。最初是一片战争气氛，接着调和论调逐渐抬头。南京一时群龙无首，一般人估计蒋无生还之望，因而主张讨伐西安，当然其中也不无幸灾乐祸的企望者。西安张杨部的将领，也觉得既用非常手段扣留了蒋，那里还能有妥协的余地；这种骑上虎背的情势，使他们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想法。

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始终对蒋没有采取完全决裂的态度。临潼华清池的枪声是过去了，他们伺候在蒋的左右执礼仍恭。他们所发出的通电，也只希望接纳八项主张，并保障蒋的安全。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密谈，固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一个直接原因，同时，当时的情势也逼使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南京的重兵纷纷开进潼关，飞机又在西安上空威胁，这使西安当局，大多觉得战争的爆发将不利于他们。各方实力派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也多持息事宁人的态度。因此，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意向一经明朗化，调和气氛就代替了火药气味。

张学良所坚持的是蒋签字赞成他所提出的上述八项主张，蒋则为了政府和个人的威信，不能自挟持之下，有所承诺，坚持不允签字。端纳、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奔走期间，多方调解，宋氏兄妹且表示蒋先生已应允了八项主张，如果一定要蒋亲自签字，心理上留下痕迹，反为不美。

周恩来曾致电保安，报告他与蒋氏长谈的的经过。首由张学良说项引见，张对蒋说，委员长的一位旧属求见，请委员长予以接见，蒋氏未置可否。周恩来当即步入蒋氏的住室内，向蒋严肃敬礼，并仍依黄埔时习惯，称蒋氏为“校长”。蒋氏最初板起面孔不予理会，周即坐下来慷慨陈词，蒋氏则留心静听。周首先说明中共决无不利于蒋氏和南京政府的想法，并希望一切和平解决，中共愿拥护蒋氏做全国领袖，实行抗日。周也乘势说明中共政策改变的始末，力证化除成见，团结御侮的必要。

周恩来在报告中说，他的陈词曾使蒋氏的心情渐渐平静，似也相信周的真诚。周恩来根本没有说要蒋氏在八项主张上签字的话，只是在气氛轻松的时候，请求蒋氏有些指示，并与蒋氏略叙家常，说到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们父子团聚。

周恩来在报告中，解释他对蒋介石氏，始终恭顺恳求，未露半点要挟之意，为的是不留痕迹，以便有再与蒋氏见面的机会。周也说到蒋氏态度甚为得体，他只提及他的儿子，似是属于私人范围的事，但也微露国共和解之意。周希望国共十年战争，至此能事国共和解的起点。

张学良当时确是排除万难欢送蒋回南京的。杨虎城因不完全知道和平解决的底细，不免有所疑虑，有时甚至表示反对的意见，经张学良、周恩来以及调人宋子文等多方劝说，杨终于赞成了。蒋乃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乘飞机安然返回南京。

周恩来来电报告蒋离开西安的经过时，曾特别对张学良随蒋同往南京一事，表示遗憾。

他指出张过于冲动，事先并没有向他说到要送蒋前往南京的意向，否则他会劝阻。蒋氏飞机将要起飞的时候，他正和张学良站在一块送行，张说：“我送委员长。”便步上飞机，虽经蒋劝阻，但张仍是登机起飞了。周说明他当时真着急，但在稠人之中又不好说话。

周接着说明张学良走后，西安一片混乱，张事先没有任何的部署，任何人也不知道以后的做法。杨虎城已在自作打算，准备将他的部队，向安全地带移动。东北军更是群龙无首。

少壮派军人与失望之余，迁怒于中共，说中共害了他们的“少帅”。如今张杨共三角联盟是完全解体了。主要是没有人作主，我们也找不出商谈的对象。

果然，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了。五十几个少壮军官，以死来威逼周恩来，他们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质问他们的少帅那里去了？他们说西安事变是中共挑动起来的，事后中共又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出卖盟友，与蒋系人员，秘密妥协，牺牲东北军，以图自身的私利。从前共方老是说苏联援助，结果竟是骗人的，现在张少帅去南京，当然凶多吉少，东北军人也将死无噍类。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祸首的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面临着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词诚恳，向会众说明：张少帅随蒋赴京，实出意外，他不赞成，但来不及阻止。他又说到如果我们内讧，张少帅的生命就没有机会了，东北军也会完蛋的；如果我们团结镇静，蒋对我们的力量将有所畏惧，不敢为难你们的少帅；三角联盟也能继续存在，发挥作用。周并向那些愤怒的军人们誓言，中共绝不出卖三角联盟，始终与盟友站在一条战线上，决不让少帅和东北军一方受害。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

至此，西安事变一幕便告结束了。被拘禁的蒋介石安然回到了南京。这一事变的首脑张学良，从此渡着长期不见天日的生涯。当事人之一的中共，由与张杨共同反蒋，一变而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调停人，再进而南京谈判，以期达成国共间的和解。张杨共的三角联盟，因内部的混乱，再也不能有一致的行动了，西安事变的众多关系人都在洗刷自己的责任，以期蒋介石那根报复的棍子，不会打在自己的头上。更重要的是剿共的战争事实上是停止了，代之而来的是抗日战争。

① 我在一九三八年发表的告国人书中，曾提到我是在西安事变以前十八天到达陕北的，那应当是十二月二日。

② 关于“一二九”运动的详情，可参看中国现代史资料丛书《一二九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③ “双十二”张杨等十余将领发表的通电全文见：《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著，第四十九——第

五十页，香港文化供应社，一九四九年再版。

④ 西安事变前，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已有改善这一点，David Dallin 在其所著《苏联与远东》一书中（见第五章——国立编译馆民国三十九年版）曾加阐述。而西安事变时，英美各国与苏联对远东的外交态度，渐趋接近一点，也可从王明这些话中窥其梗概。

第二章 延安百态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氏脱险，由张学良陪同自西安飞返南京，此举使西安的张、杨、共三角联盟立即陷于混乱，也令陕北中共内部大为震动，几乎无人不觉得将有大祸临头。乘此时机，毛泽东氏玩弄其“买空卖空”的手腕，抛弃一切道德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原则观念，不择手段，甚至无所不为的企求达到他的目的。这种目的，是防止蒋介石返回南京后继续剿共或逼降，以求中共的生存和乘机发展。这些又与毛氏奸诈地追求个人独裁的勾当纠缠在一起。应当说毛氏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共终于喘过一口气，但从此毛氏也真正建立了个人独裁的基础。

只要约略研究一下当时中国的处境，人们就能了解，西安事变的始末，及其以后法上的种种情况，都是不足为奇的。当时日本的侵略，及其严重和迫切，使一切看来不可能的事，都成为可能。这其中主要之点，是中共得庆起死回生。换句话说，苏维埃运动，是中共濒于死亡的边缘，抗日不仅解救了中共的厄运，还给予它自有向前发展的机会。

这些事说来话长，恕作者不能一一论及，只能就个人所接触到的扼要叙述。大体说来，在西安事变以前，处于偏僻地区的中共，是被动的接受抗日的影响。譬如说，中共曾主动的联络张学良，但也从这种联络，中共才从张学良那里了解了许多反日情况，特别是东北军人的反日情绪。当时少数美国记者，访问陕北，也使中共的要人们对国际友人同情中国人抗日的情况，略知一二。此外还有一些抗日消息和书刊流传到陕北，使张闻天辈模模糊糊的了解到，陕北以外的情形是进步了。

西安事变以后，中共的抗日运动，开始由被动转到主动，能够逐渐脱出偏远的地区，渗入到抗日的实际活动中去。这些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中共迁都延安，从此延安成为有名的的赤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知道蒋介石氏已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便立即将原驻扎在保安的中央机构，向延安迁移。这件事，中共中央早有准备。乘此西安事变刚结束之时，不动声色的建立起立足之地。

延安虽是一个县城，但地居陕北的中心，城内外的房屋与窑洞，足供中共中央各机关之用。这里对西安和各地的交通都很方便，而且有一个小型飞机场，张学良与周恩来的来往，就曾多次利用这个飞机场。当我们这些中共要人，从那不成样子的保安迁到延安时，心胸都大为开朗。一般人都认为延安市大有可为的地方，有人说，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边防重地，有的人更说，这里可以招兵买马，广揽四方豪杰。

延安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变中一个重要的收获。西安事变发动后，中共中央即应张学良的要求，将红军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线，与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互相衔接。结果红军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进，以洛川为总司令部驻地，部队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线，延安便成为红军的主要后方。延安以南的各县，仍归国民党西安省政府管辖，只是延安似是由于张学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处理。

延安自从中共中央迁入以后，就一天天热闹起来，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学生，成群结队，不断的步行而来。也有一些抗日亲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怜的汽车从西安来。他们都把延安作为革命圣地，他们对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相当大的反感。他们主要指责国民党对日不抵抗，也不容纳他们有参加抗日的机会，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共。但他们对中共的内情全然不知。就因为这些新客人之来，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够分配，后来中共不得不拨出大批房屋，交与抗日军政大学①来收容他们。此后中共中央机构迁到离延安远远的乡村，并新建了许多窑洞。

我多次同这些外来者接触，大半都是个人交谈，而谈话的内容，也多是有关时局的某些具体片段。我参加过文艺晚会，欣赏抗日歌曲和各种文艺表演，也曾参观那些年轻人的体育活动等等。我觉得，他们比之“五四”时代的青年更实干。他们的抗日热情，使我对抗日局势，有更生动的了解。直到现在，我还能记忆对当时抗日局势所作推测的大致轮廓。我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已引起美、英、苏等国的不满，他们同情中国，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日运动。国民党南京政府，亦有可观的进步，向着中国统一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国民党势将奋起抗日，因已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从这些年轻人的表现看，中国形形式式的派系和人物，大体可以联合一致抗日。我对抗日抱乐观态度，因此，对毛泽东等所给与我的种种磨折，就忍受下去了。

此外，迁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经济生活上的困厄也获得相当程度的解救。红军驻扎在陕北边区以南地方，可以在驻地就食，延安归中共以后，其控制区域大为扩展，粮食也就成问题了。中共要人们，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样，不是前方军队供应告紧，就是后方需求短缺，他们每天都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经济的人员，也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城市搜购医院卫生材料、机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纸张文具等等，当时这种经济上的解脱，使人们都愉快轻松起来。

中共的要人们，对当时这些收获，曾加以大大的夸张和宣传，在这种乐观气氛之下，中共和红军内部各种隐忧，都给掩盖起来了。而且中共的要人们，都相约不要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来的种种挫败与损失、红军里面纪律颓废和中共内部的争执、以及对国共合作抗日未可乐观等等，向那些热忱抗日的青年宣泄，以免影响他们对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说这些欣欣向荣的表面现状之外，中共中央内部许多事却在暗中进行和演变。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两方面军间的争执和对立已不存在，因此没有人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也没有再举行过会议。处理西安事变时，各巨头多采取协商的形式，反复讨论，颇费时间，使首当其冲的毛泽东颇感不耐。虽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满足，非集大权于一身不可。因此在这紧急关头，一方面许多事急需处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的组织又相当零乱，毛泽东便趁此时机，多方面混水摸鱼，已达其个人独裁的野心。

毛泽东先把军权集中于一身。当时红军主力，由彭德怀以前线总指挥的名义，率领着赴西安前线，毛利用这个时机，把中央军权包揽过来，一切由他直接发电指挥，因而剥夺了总司令部的指挥权力。这些事，当时都偷偷摸摸进行。总括一句，是不再让任总司令的朱德和任政员的张国焘，获知红军主力的行动情况。其次，他利用宝安县房屋不够和有些干部需要调往“抗大”学习的机会，逐渐把总司令属下的机构、参谋总部和总政治部等人员，并入毛所直接指挥的军事委员会。取消总司令部机构的事，是利用由保安搬迁到延安的时机来完成的。到了延安，朱德和我都变成了空头司令。朱德曾向我表示，老毛一向如此，就让他去干吧。

当时毛泽东最注意的是控制通讯机构，已达到封锁消息的目的——（一）所有中共中央与莫斯科来往的密电；（二）中共与西安方面的联络，诸如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张学良、杨虎城等部以及其他派系和人员的通信等；（三）军委会与红军各地部队的联系，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员调动和军事情报等等，概由毛泽东一个人包办。这件事的完成，可以说毛泽东处心积虑已久，西安事变还未结束的时候，他表现得更加急进，迁往延安的事，又帮助他在技术上掌握这些控制，

毛泽东利用这些控制，电令军队中的干部，参加“抗大”学习，并大事宣扬，果然大批干部要求学习，毛便乘机派进一些亲信和监视者。毛的这种做法，不仅仅是对付我和第四方面军，而且同样对付第二方面军贺龙、任弼时、萧克以及正在二方明军中工作的刘伯承，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变为空头司令。

中共中央迁到延安时，毛泽东已完全控制了外交权和军事指挥权，正在向各军中伸展其个人的权力。他又利用这种控制力，来指挥中共党务的进行，对张闻天等党棍，表现得颇为颐指气使。毛曾多次笑着向中共要人么说：让他自己来应付各方面，其他同志，大可多注意积极方面的工作，诸如争取和影响新来的青年人，注意党务和民众工作的发展，以及边区地方政治的改进等等。这就是毛泽东实施独裁开始时所放出来的保护色。

当时中共要人们，大多分散到各处工作去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林伯渠等，率领了大批干部到西安，接着又伸展到南京上海等地，有的与国民党办外交，有的作说客，有的乘机发展工作。彭德怀、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都赴前线工作去了。张闻天、凯丰为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奔忙，林育英在那里内内外外，忙着布置职工运动。林彪等聚精会神办理抗日军政大学，不久担任法官的董必武也参加了抗大教育工作。一身轻松的朱德，忙着与那些新来的人接触，有时与一般青年人一起打球，一起唱歌。我自己正为西路军的失败而忧伤，设法图谋补救，而当时我是被人孤立的对象。在这种形势之下，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管外交，坐镇中枢的毛泽东，因得毫无顾忌而大权独揽。

当时毛泽东最感头痛的是蒋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对陕北发动报复行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返回南京，周恩来的急电，当晚到达保安，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他似断定蒋介石的报复必然会来，而且会很迅速和残酷。他曾断断续续的表示，糟了！张学良也跟着到南京去，目的无非是想减轻自己对蒋的罪过，难道他不会把罪过都推向中共头上？我们不是曾经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说甚么可得苏联援助，拥护张学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这些难道张学良不会自动或者被逼的和盘托出？再者，西安没有张学良，东北军将解体。张、杨、共三角联盟也已不复存在。蒋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张、杨在西安的势力。蒋介石的拳头，难道不会打到中共头上、再来一次从四面八方围剿我们么？

毛氏也曾故作镇静的说：大不了的事，也无非是打游击。接着又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表露他的心情说：现在与过去，究竟大不相同，从前是硬打着苏维埃旗帜造反，现在是联蒋抗日和拥蒋抗日，总不能像张学良那样，再做些兵谏的文章。可在我们将要做的文章，应当有那些内容呢？如何鼓励士气呢？

当时在场的要人们都主张，先查明实况，再定大计。毛氏在这种言词鼓励之下，就接连不断要发电报与周恩来，详细追问，周密指示，其内容要点，就是要找着蒋介石氏在西安的亲信，疏通一番，着重说明，中共事先并未参与西安事变的密谋，事后也是以调人身份，实现和平解决，使蒋氏可以安然返回南京。更重要的是指示周恩来与张、杨两方断绝明显的来往，要处处表示不和张、杨共同负责。而且要周恩来设法销毁一切同张、杨来往的证件，可能的话，也请张、杨方面毁灭这些证据。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一个在内策划，一个在外周旋，二人配合得很好。毛氏曾向周尽情吐露他心中所想到的和企图做到的，周恩来则根据外面的实况，分别予以实施。周体会到毛的紧张心情，当时曾回电说：蒋自命英雄，他曾答应过的事，大致不会全部反悔。这个电报，对于当时的毛泽东说来，无异是一颗定心丸。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毛泽东抵达延安以后，对于国共和解，仍然疑忌甚多，缺乏信心。

“买空卖空”的毛氏，为了实现他的目的，是无所不为的，也善于表演两面三刀的手法。他正在设法从各方面打击我，可是见面时，依然是像从前一样，笑逐颜开。当时我们虽会面多次，他已不让我知道机密事项，所谈多是泛论国共和解的事。至今我还记得当时谈话的要点。

毛氏从不提起张学良这个人够朋友。张虽在南京受审判，也从未将反蒋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反为中共开脱，力证中共并未参加西安事变的预谋，并自始即主张释放蒋介石氏。

可是毛氏对张学良却只有责备，不是讥笑他无知冲动，就是说他虎头蛇尾。这种种表现都不免是对张落井下石。

原来斯大林对西安事变所发出的那个有名的和平解决指示，和以后为此事发来的电令，都是暗示毛泽东要抛弃张学良，指责张学良为亲日派所利用，并要毛尽一切的力量与蒋介石和解。毫无疑问，毛氏当时无论愿意与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却不愿说西安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毛氏大概想到，如果这样说，连他自己也难免有亲日派的嫌疑。而且蒋介石将轻而易举，将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改为攘外必先除奸，将中共当作日本奸细来讨伐。

当时，毛泽东指责张学良的话，最重要的是破坏国家纲纪。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指挥军队袭击华清池，使蒋先生受伤和死伤多人，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如果他自己实现知道的话，一定要加以阻拦。毛氏说这些话的意思，一面是向蒋讨好，另一面则是表示支持南京政府对张学良的处罚。这些得意忘形的说话，究竟掩盖不了出卖盟友的痕迹。

有一次，毛泽东同我聊天，他大发纲纪对任何政府和党派都是重要的议论，又进而以讥笑的口吻说：国民党内有个张学良，有个杨虎城破坏纲纪，人称之为张杨，共产党内也有个张杨，张杨就是张国焘同志，杨就是你的太太杨子烈同志，也有点破坏纲纪。我听了毛氏这种损人利己的鬼话，也就回敬他两句说话：你这样出力维护国家纲纪，“可敬！可敬！”尤其

是这些“高论”出自井冈山“英雄”之口，更加难得，“佩服！佩服！”我这些讽刺他不配谈纲纪的话，曾使他表情尴尬，从此他的这种“高论”，似乎在人前收敛了些。

当时毛泽东为了清洗与张学良、杨虎城过去的关系，实已无所不用其极。张学良的部下王以哲将军，政治立场较为亲共，曾屡电延安联络，其用意是想继承张学良与中共维持联盟的关系，但都被毛泽东托词拒绝了。周恩来在西安也采取同一步骤，再不和东北军人来往，只秘密输送机个不能在西安立足的东北军少壮军人，到延安避难。至于中共与杨虎城的关系，断绝的还要早些。就在蒋介石离开西安的时候，周恩来即与杨虎城谈妥，不再公开来往，以免引起蒋介石的疑忌。

当时与蒋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关系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藏起他一向仇恨蒋介石氏的心情，采取伪善底面孔来应付一切。他试图抹去曾与张学良、杨虎城同谋反蒋抗日的种种痕迹，也绝不泄漏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是出自斯大林指示的这个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进而说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蒋抗日，乃至拥蒋抗日，自然不曾参预西安事变的密谋，自然坚持和平解决。他并且制造舆论，说甚么坚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内外都曾发生重大阻力，对外须冒险说服张杨，内则有张国焘等反对和平解决。毛氏这样做，一面是企图免祸，一面则隐藏着一些损人利己，落井下石，借刀杀人等等黑暗机关。但是我对这种现状感慨万分，认为一个“好汉”到了穷途末路，是会原形毕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蒋介石的意向，经由其与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张冲②之口，告知周恩来。大意是中共及其军队如能诚意服从国民政府，将可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毛氏知道了这一消息，才比较安静一些，一面电令周恩来继续与张冲商谈，一面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党内斗争。国共之间，从此才有稳定性的停火，并且实际进行和解的谈判。

西路军的失败，对中共以后的发展，和当时的西北局势，都有相当影响，尤其使我这个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大受打击。中共党内斗争的矛头，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无法抬头，同时也暴露了毛泽东氏的斗争，有其极为野蛮的成份。

西路军在古浪遭敌骑袭击，损失惨重，向西挣扎前进之时，其第五军团在酒泉为敌军所消灭，军长董振堂阵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为敌所控制。再加战况逆转，弹药消耗到了不能与敌正式对垒的程度。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西路军在天寒缺粮和敌军压力之下，不得不南移祁连山脉，化整为零，从事游击活动。后来西路军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还有一些小股，每股数人和十数人不等，向东渡过黄河，逃到陕北归队。如果说一方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时只剩一副骨架子，那么西路军连背脊骨也被敌人打断了。

当时我引咎自责，声言我应负担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我不愿诿过于人，从未指责过别人，只说一切错误都直接间接与我有关。我曾要求举行一次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来检讨西路军事件，但毛泽东等不予理会。因此，中共中央并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结论，一切批评都不免任意为之。

毛泽东自然不会放松攻击我的机会，因而他自己和他的追随者，便漫无拘束的乱说一通。

总括起来，当时这些批评的言辞大约有三个要点：（一）西进军事计划根本就是逃跑主义，至少是带有逃跑主义色彩；

（二）张国焘对四方面军的领导完全破产，总之是一无是处；（三）西路军的失败很为丢脸，蒋氏将更看不起红军，在西安事变的今天，将诱发蒋氏的报复和进攻，遗害全党全军。

一般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

他们对批评者答辩：（一）西进计划为莫斯科批准，如何能说是逃跑主义；（二）四方面军是中共的基干劲旅，如何能加以毁谤；（三）诱发蒋氏围剿之说是有意嫁祸于人，转移目标，将对外转到对内。甚至有些同志指责毛泽东垄断军委会的一切，不供给西路军所渴望的情报，实在应援不力。还有少数人指责毛氏阴险，幸灾乐祸，对四方面军毫无手足之情。这些指责，在当时虽不敢说有充分证据，可是，是非自在人心。

朱德当时的立场颇偏袒毛泽东，但对西路军的失败，持论还算公平。他曾向我慎重指出不能说西路军的失败根源于西进计划根本不对，应当认定四方面军总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

四方面军只半数渡过了黄河（第四和三十一军则被隔断在黄河这一边）自然减低了西路军的战斗力，但不能说因为只半数渡河就注定了会失败，第九和第三十两军，加上董振堂的第五军团对付马步芳部，应当游刃有余。他批评陈昌浩勇猛有余，稳当不足，徐向前虽较稳当，但遇事太尊重政治委员的意见。他慨叹像红军这样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只要指挥者稍有失算，即使是多消耗了几枚子弹，都易招致灾祸。他相信如果张国焘同志过了河，决不会有古浪的惨败。因此，朱德肯定的说：西路军骤然没有老练指导者就近指示，兵力使用不当，不能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而且对骑兵作战技术不够熟练，这些才是失败的主因。

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虽然没有定论，但毛泽东、张闻天等都利用这一失败事件，发动反张国焘的斗争。反张国焘的斗争早就在暗中进行，等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国共可以和解的消息传来之后，便大规模展开了。毛泽东、张闻天等认为当时既无内战的危险，正是整肃内部的好时机。展开斗争的目的，据说是恢复遵义会议以后原有中央的威信，行使完全职权，并将张国焘逐出中央，然而其实质就是建立毛泽东的独裁。

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约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月中旬，张闻天便提议派林育英到国民党区域从事职工运动。我当时曾表示反对，认为他是调解党内纠纷的当事人，应暂留延安。张闻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有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着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

我当时即与张闻天恳谈，曾指出下列各要点：（一）现在党内纠纷很容易解决，只须由林育英这位中央联络人，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一切都可以有妥善的交代；（二）中共中央改

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过去因苏维埃政策所有过的争执，已告消失，而且经过西安事变，，新政策执行已有相当成绩，我将在会议上，表示撤销我有过的反对意见，并正式提议，由遵义会议所选定的中央政治局，恢复全部职权；（三）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正式自请处分。

我又笑着对张闻天说：

“张国焘已经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斗争一番，如果否认过去所说过的话，不明不白的将林育英同志调走，这未免太失信于党和同志们了。”

张闻天当时一言不发，后来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接着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这是舍弃正当的道路不走，向失意者发挥一下斗争的残忍性。从此林育英便由张闻天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派走了，此后，我再也不知道林育英生死存亡的下落。

反对我的斗争，号称自下而上发动起来的，其实拆穿了，都是见不得天日的把戏。首先由任中共宣传部部长的凯丰，召集一些秘密会议，每次参加会议的人，十人或八人不等，都是经过事先选择，必须不是亲张国焘的人，而且希望参加者都能成为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

身材矮小的凯丰，是著名的米夫党徒，无论做事或写作，都显得极为低能，却自诩为党内斗争专家。确实，他背诵几句教条，扑击他所要斗争的目标时，往往失去理智。在这种斗争张国焘的秘密小组会上，他往往高声狂叫，从头至尾数说张国焘的罪恶，常被同志要求他提出一些事实证据出来。也有参加过这些会议的同志，讲经过约略告诉我，甚至直率表示，不直凯丰之所为。

抗日军政大学被选定为斗争张国焘的中心，事先经过缜密的布置，将其他各班与红军干部班分别隔离，以免红军内部情况，为外来的人所知。学校中的武器，扫数被收藏起来，以免在斗争中，发生动武事件。红军干部班的各个单位，都事先布置了斗争张国焘的积极分子。

张闻天、凯丰，这两个斗争专家，为这次斗争的指导者，抗日军政大学的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则是实际指挥人。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出马参加斗争大会，但他是幕后的舵手。林彪也摆出他那校长的姿态，表现置身事外的样子，不公开卷入斗争漩涡。其他中共要人们，则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

斗争开始的时候，有些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来到我的住处，其中有人就说，这种斗争根本不对，也有的说，四方面军的干部也有错处，强调学习的重要。我则告以这样的斗争，实在不必重视。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应系本于原则的政治斗争，绝不可以毫无原则地作人身攻击和侮辱毁谤的勾当，现在他们搞的斗争，内容并不纯正。洁身自好的同志们，切不可效尤。

我也向来访问我的同志们说，现在共产党人的党内斗争，往往超越轨道，虽有充足的理由，也不宜获得人们的谅解。譬如我本人现在处境极不利，其基本原因，是党内斗争并不是以真理为依据，而是随斗争形势和力量对比而转移。在毛儿盖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评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可是现在形势不同，毛泽东等首先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盟，经过西安事变，可望与国民党和解。这些成就，改变了我反对毛泽东的意向。何况，西路军有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我正引咎自责，无意于他人辩论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专心学习，检讨过去工作的错误，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也许就因为我这些劝告，原一方面军中少数支持过我的干部，如李卓如、何长工等，以及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干部，都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即是表示拥护中共中央，诚意检讨过去工作中犯过的错误，不再说批评中共中央的话。但是斗争的进行，实在太离谱了，不仅这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侮辱，而且发生了不应有的事故，这些事情，下文我还要略略说到。

那些斗争专家们，一开始就煞费苦心的搜集关于张国焘“罪证”的资料，他们积极的广泛进行，但结果当然不免失望。张闻天、凯丰等向他们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够找到张国焘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罪证”。当时曾有人质问他们，这些是属于中共中央内部的事，可否请张闻天等指示一点经过。这一问可窘住了张闻天，他只得说，他所要知道的是在这两个问题上，张国焘私下向同志们说过些甚么话？最好能找到他亲笔写的片纸只字。这种先作结论，再找证据的做法，实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们忙乱了一阵，所找到的所谓证据，多是有利于我，而不利于他们自己。当中还发生了一些小小的笑话。譬如有一位同志报告说：张某人在西康的时候，接到由陕北用电报发出的“中共告国民党人书”，张某曾当着部分同志面前，讥笑这篇文章是套用韩愈祭鳄鱼文的老调，足证张某人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篇文章是毛泽东自己写的，毛当场承认确是套用韩愈，张某人说的话并不错，怀疑的人倒是不够程度了。

在这件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据说还是毛泽东自己出来收的场。毛泽东曾对他们说，他自己不只一次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张国焘和陕北中央委员一样，完全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如何能够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对他们指出，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更不就不能拿出来讨论，不能公开去说的。于是毛便讥笑那些斗争专家，不要自讨苦吃，还是在别的问题上去找斗争的“罪证”吧。

张国焘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四方面军的领导破产，反党反中央等等，在斗争专家们看来，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军的失败，他们更认为是证据确凿的证明。于是他们进一步有企图在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中，多找些张国焘领导破产的“罪证”，但他们这些努力，不仅徒劳无功，反引起复杂的争辩。这些争辩显然不利于毛泽东、张闻天等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因此他们就来个武断的办法，肯定张国焘的“罪过”是分裂中共中央，罗织了所谓反党反中央的极端“罪状”。这些“罪状”据称是源出张国焘的“土匪主义”和“军阀主义”。因为“土匪主义”才会猛烈反对中央；因为“军阀主义”才会企图篡窃中央。他们以为用这个简单的逻辑就可以掩盖一切。

张国焘“罪名”要点，既已确定，因此斗争的重点，就转为争取四方面军干部的支持。

斗争专家们大声疾呼，四方面军的干部回到中共中央领导之下，检讨过去的错误，再不要受张某人的影响，坚持错误下去了。但这个号召并未发生良好效果，因为有很多干部，主张要检讨错误，应当是全面检讨，而不应该片面检讨。说穿了，就是要检讨毛泽东等所领导的中央是否也有错误。

这样一来，斗争就转入到最野蛮的阶段。罗瑞卿、莫文骅等率领着一群斗争打手，分组或者个别实行向四方面军干部展开斗争。他们盛气凌人的审问被斗争的人，问些毫无道理的问题：诸如“你乱杀过人吗？”

“私自打过土豪吗？”

“强奸过妇女吗？”

“说过甚么反中央的

话或做过甚么反中央的 事吗？”等等。

这样的斗争方式，可说极具侮辱性，与当时国民党审讯“共匪”毫无差别；曾引起四方面军干部极大反感。被斗争者理直气壮的声称，他们是不可冒犯的红军战士，决不愿答复这一类问题；有些声言自己身经百战，受过多次战伤，早已将生命贡献于中共，决不承认是“土匪”，也不能受侮辱。这些严重的抗议，并没有令毛泽东及其爪牙们有所觉悟。终于引起了“抗大”内部大多数学生们的鼓噪。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原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领导着四五百位学生，企图立即行动起来，脱离抗日军政大学。他们的作法，虽未公开言明，但显然是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相对抗。

这件事使延安大为震动。为了平息这次风潮，朱德、林彪邀我去“抗大”讲话。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操场上，我想全体学生严肃的发表演说，指出所有“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都不可有违反纪律的行动，但是党内斗争也应当在正轨上进行。每个同志，不管来自那一军，都应检讨过去有过的错误，也有权利义正词严的拒绝那些不应有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也不可违反纪律，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产国际控诉。

我这次演说，实际平息了“抗大”学生的反抗行动，但把我当作罪犯和人质的毛泽东看来，我的言词仍然是富有反抗性的，因而更加采取高压政策。毛泽东并不遵守诺言、立即释放当时已被捕的许世友、王建安等十几位高级干部，反又逮捕了更多的人。被捕者总数达到四十人以上，概交由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审讯处理。

原任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当时任红军学校副校长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抗这种斗争的立场，为四方面军的领导辩护。何畏出身工人阶级，在红军中战功显赫，负伤十一次之多，毛泽东等也轻易奈何他不得。他并未参加这次抗大学生的反抗风潮，但为了许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议。他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变质了，变成了类似北洋军阀的统治。他要向共产国际控诉，否则他就要脱离共产党，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

之后，张闻天曾向我解释，何畏身体残废，且有战功，本应曲予优容，但他心情恶劣，可能自杀，故暂行看管，并不交法院审讯。我因不愿加深党内危机，对张闻天只有怒目而视，忍耐着一言不发。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次周恩来遇险的事件。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左右，周恩来坐着一辆卡车，由延安前往西安再转南京去办外交。当这辆卡车走出延安约三十里路的地方，即遇到土匪的袭击，周恩来和十几个护卫他的武装卫士，受了一场虚惊，结果折返延安。这件事被那些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疑忌多端的枭雄猜测，认为系一严重的政治阴谋。他根据护卫周恩来的卫士、和驻守出事地点及其附近的部队都属于原四方面军这一事实，推断周恩来的遇险，可能出自我的指使。

当天晚上，延安宣布戒严，形势十分紧张，我的住所被重兵监视着。午夜，我从梦中惊醒，发现护卫我的一班卫士，都沿着我的住所围墙里面布防，我急向卫士班长询问原委，据他告诉我，他们看见墙外周围，都由政治保卫局的保卫连包围住，他们持枪对着我的这所住房。而别的地方，好像没有军队行动，因此，班长判定这是对我的谋害。所以，他暗令全班卫士在围墙内站岗，以防万一。他曾命令全班，誓死保卫张主席，任何人若靠近主席的住房，即可开枪，并准备通知驻在附近的警卫营（原属四方面军的）前来救助。

我因问班长为何下达这样的命令和如此紧张？听说：他们对于“抗大”的斗争，早已非常愤慨，而且警觉到有人蓄意谋害张主席，自愿不顾生命危险，也不事先请示，自己负担全部责任，因此下了这个命令。我沿着住房的围墙内，观察了一遍，月夜中，看见那个保卫连，离我的住房，约有四五十米的距离散开，似是持枪休息待命。我当即告诉那位班长，看来这连人不会有甚么异动，你们应立即撤防，无论发生甚么事情，都须依据我的命令行事。相持到次晨两点多钟，保卫连终于撤走了。

第二天早上九时左右，张闻天来访我，说了一些不相干的话，但也掩饰不住他那满脸尴尬的表情。我和他照常周旋，决不提起昨晚发生的事。于是，他的表情似乎稍微平静些，径向我说：

“昨晚周恩来同志的遇险，现在已证明是土匪的搔扰，他还说明附近原四方面军的驻军极为得力，穷追那些土匪，结果活捉到几个，土匪的口供，都承认是普通的拦路打劫，并不知道是周恩来路过。我听了，满不在乎，仍是谈笑自若，满天阴霾，就此轻松的消散了。”

这类事连续发生，使我痛心已极。我决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愿问党内的事。我在延安近郊，游山玩水，并寻觅适当的住所。结果，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着了一所破庙，其中有一个石头的窑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卫士们去修理，不仅使窑洞焕然一新，而且在庙的左侧，还开辟了一个小广场，不到两周，我就迁到新居去了。

我觉得中共正在沿着斯大林的轨道前进，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斯大林曾杀害大批的革命元勋，现在中共也正在逼害四方面军的有功将领。斯大林曾利用基洛夫被刺身死的事件，诬陷他的反对者，现在中共也利用周恩来遇险的事件，企图诬陷我，如果不是那些土匪被四方面军活捉了，可能形成冤狱。我以往对这种不顾信义的党内斗争所表示的抗议，都已证明无效，现在就是再说话，也是无济于事。共产主义的踪迹已沓，剩下的只是权术与斗争，这种权术与斗争，并已被视为维持毛泽东权力的的天经地义，对红四方面军和我，所加的甚么“军阀土匪等类的罪名”都是可笑的污蔑。

毛泽东虽蛮不讲理，但计谋也不完全得售，因而转过笑脸迎人的姿态。在周恩来遇险事件后，毛泽东轻松的向我表示，被批评为军阀、土匪，实在无关紧要。他说他参加中共以来，曾三次被开除中央，受过八次严重警告，幸好还没有闹到反中央的地步，他进而表示，说到土匪军阀习气，连他自己都有一点。他在一九二七——二八年采行烧杀政策的时候，曾下令过杀死地主全家的命令，其中还有几岁的小孩哩，这些往事，现在想起来，很感难过，但这不正是军阀土匪习气的表现么？

毛泽东这些话，显然是希望我承认所加于我的“土匪军阀习气”的批评。我当时对他的伪善，很感气愤，向他表示：你是游击先进，经历过烧杀政策的时代，一九三一年，四中全会后，我到鄂豫皖区去担任领导的时候，烧杀政策早已过去了，我根本没有直接下令杀过人；反对中央虽然有过，这不能与“军阀土匪习气”相提并论。而且国民党正在骂我们是军阀土匪，我们如果竟糊里糊涂的自己承认起来，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林伯渠当时采持平态度，有一次他邀我共进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领袖们各有长处，也各有缺点，过去所发生的事，也各有是非。现在大家应顾全大局，个人只好委屈一点。他并声明这些话不只是对我个人如此说，对毛泽东同志也这样说。主要用意是要大家体念时艰，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纠纷。他这些话对我当时抱定委屈求全的主意不无影响。

负责审理四方面军被捕干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实上缓和了这个斗争。他和那些被捕者一个个亲自谈话，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处短期禁闭。最高的处罚没有超过三个月禁闭。被判禁闭的人，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

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发泄仇恨心理仍在持续，但因掀起过大风波，于是在斗争方式上，不得不较为缓和，把重点转移到原四方面军的干部，要他们承认过去反中央的错误。这样，原四方面军的少数干部如傅钟、王维周等，就转而批评四方面军领导者某些过失，其他多数人则表示愿意在整个中央领导下，积极学习。这样，抗日军政大学内的反抗气氛才逐渐消失下去。

毛泽东张闻天等于是召集反张国焘的斗争会议，这个会议当时虽是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名义召开，但实际上多数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任弼时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罗瑞卿、莫文骅等主要当事人都没有参加，参加会议的二十多人，多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

会议开始，首先由凯丰作反张国焘的报告，他说了些中共中央政治路线一向正确和批评我反中央的不对之后，就解答抗日军政大学学生们所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到抗日军政大学内有些学生，指责中央歧视四方面军的干部，不把他们党同志看待，简直比对俘虏还不如，斗争的手段又是违反共产主义的道德。对这一类问题的解答，凯丰竟引证斯大林说过的话，来证明反对党内左倾和右倾的错误，要采取残酷无情的斗争手段。这段话简直是文不对题，对于对待同志不如俘虏的指责他无词以自解。

凯丰又进而解答有些学生所提出的，不应抹杀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和张国焘的领导在鄂豫皖苏区和川北苏区所有过的成就等类问题。他表示四方面军对于中共和苏维埃运动确有过极大贡献，但这并不能减轻张国焘的“罪过”。四方面军能有这些成绩，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的正确；尤其是已去世的沈泽民，能够坚持布尔什维克的方针；而张国焘却是一贯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沈泽民在莫斯科受过纯正的列宁主义的熏陶和布尔什维克的锻炼，无异能把握正确方针。张国焘虽做过不少的事，但其底子则是机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土匪和军阀习气，得着机会，就要大反中央····

··。

凯丰这位斗争主将，花了很长时间来答辩这些问题。然后他说到西路军的失败，认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四方面军一般干部不够布尔什维克化，只有董振堂受过较多布尔什维克的熏陶，可是他死难了。董振堂之死，应由张国焘的错误负责，无异是把他陷害死的。于是他像疯人似的提高嗓子喊道：

“我们应当要张国焘抵董振堂同志的命！

”凯丰在结束讲话时，

又狂叫一些“土匪”“军阀”和“反中央”等类字句。

凯丰这篇主控词实在太不高明，引起了不少反感。在座的毛泽东听了曾面露不悦之色，似乎他觉得这还是米夫派的老调，与在江西苏区时反对他自己那些言辞相较极相类似。张闻天则在那里着急，似乎认为凯丰堕入了答辩的陷阱，反而放松了控诉的主题。其他的到会者大多表情冷淡。我这个被攻击者反而有轻松之感，觉得这样野蛮和低能的攻击，如何能伤害我。的确，凯丰就在这次表演失败之后，再也不易往上爬了。

张闻天为了不久凯丰控诉之不足，抢先发言。他面色阴沉，目光藏在那副近视眼镜的后面，像背讲义一样的念他的演说词，其大意是说张国焘的错误已发展成为“反党的张国焘主义”：第一是军阀主义，第二是土匪主义，第三实行分裂中央，这些不特是错误，而且是罪恶，应该受到党纪的制裁。

毛泽东的发言，有些故示轻松的姿态，不断的格格发笑，也似乎在那里自鸣得意。他说话的大意是：张国焘这位老朋友，我知道得最清楚。他一向有反中央的倾向，曾是“小组织的老祖宗”。此外他跟本就没有说到甚么“罪状”

，就进而表示现在形势对国焘同志不利，同志们都在批评他，有甚么办法呢？他于是冷笑着，劝告我就认个错罢？

朱德态度严肃的发言，显然带有沉痛的心情，他说话的大意是：卓克基会议成立临时中央，他曾劝阻，现在似乎大家都知道错了。在他看来，国焘还有一些当年北大的气味，受五四运动时科学与民主以及胡适之等所提倡的实验主义学说的影响，因此，他遇事要明辨是非曲直，引起了一些对别人和对自己的麻烦。朱德特别提到我的北大气味，其用意究竟是不赞成那些“军阀土匪”的指责，或者是说我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余味 ，那就不敢断言了。

我的答辩相当简单。我首先承认成立临时中央的错误，并指出我又夸大了中共中央政策历来所犯的错误，现在事实证明，原有中央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中，表现了积极性，而且获得了可观的成绩，因此，我们早已取消了两个中央的对立状况。现在我正式接受那些反中央的合理批评，并愿意担负我所应当负担的反中央的全部责任。此外我还声明两点：一、中共的苏维埃政策走到了穷途末路，应当改变政策，在未改变的时候，党内发生歧见，不足为奇，现在怎样可以毫无顾忌中央的基本原因，竟一味用高压手法。二、对我个人所受到的指责，我不愿答辩，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决不可抹杀，而且应当老实承认红四方面军是中共属下一支有教养的、有纪律的工农红军劲旅。

我刚说完还未走下讲台的时候，有一位老井冈山干部周昆同志，站起来喊叫：“这那里是

承认错误，拖出去公审罢！”周昆系毛泽东的老友，年龄虽不到四十，但已暮气沉沉，这次喊叫倒也颇有精神。我还是耐着性子回答说：也好，我愿先听听你的控诉词，我已经承认了我应当承认的错误，如果周昆同志还要横加攻击的话，恕我也有尽情答辩和反击的权利。在周昆没有继续发言的片刻，会议主席就宣布散会。

第二天上午九时，中共中央以政治局的名义，根据斗争会议讨论的结果，由张闻天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其要点是反对反党的张国焘主义，并说明这一主义包括军阀土匪的残余思想，最后竟致分裂中央。我依时到会，看了这个决议草案后，冷笑着向张闻天说：反中央是事实，处罚听便，何必又来个莫须有的张国焘主义。我等候了一会，毛泽东等不知何故，都没有来，我就先走了。后来我始终未再看见过这个决议案，据说语气比原文改为较为温和了，主要是将反党的张国焘主义，改为张国焘的反党路线，只有批评没有处罚。

这次斗争显得有些虎头蛇尾，最初是张闻天、凯丰等在那里叫喊“罪恶”、“制裁”、“抵命”、“公审”等等，实际上他们也准备至少开除我的中央委员，但最后却以一个冲淡了的决议案了事，我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仍保留如故。据可靠消息，此中原委是由于共产国际曾来电反对，理由大致是张国焘已往功绩俱在，为中外知名的中共领袖之一，不能采取组织制裁；同时国共和谈，又遇到暗礁，如果决裂，还是需要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干部去重赴疆场。

经过这场斗争，我搬到新居，我的心情有极大变化。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都不装置，我游玩山水之间，俯瞰延安熙熙攘攘的情形，冷静旁观。在中共的舞台上我虽演员，实际上只是观众之一罢了。

我回忆以往，觉得过去我不赞成这个或那个政策，反对这个或那个措施，为这件事或那件事奔忙，都不免是枝枝节节之事。我讨厌斗争和权利那些东西，觉得只是一些可笑的玩意儿。我觉得世界上甚么事总有它黑暗的一面，政治就包含着罪恶，革命也不一定就是圣洁。

至于那些为了某种政治需要，不惜抛弃道义的行为，更是可鄙。我当时还没有决定脱离我自己所造成的圈子，但已经体会到这黑暗面的威胁，使我意识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缺陷实在太大，这极端反动的专制独裁会毁灭一切理想。

我在山上住了一个多月，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扰乱了我的幽静。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扬我的住所时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难决的事特来请教。

我也答礼甚恭，表示有劳各位大驾。

我们在窑洞外院里，围绕着一张方桌坐满了，毛泽东拿出一张周恩来拍来的电报给我看，其内容大致是说：南京准许共产党人自新的条件是精诚悔过，服从三民主义，恪遵国法，严守军令，并要立即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放弃阶级斗争③。经商谈结果，南京已允在陕北苏区范围内，设立特区，归陕西省政府管辖，特区设行政主任一人，其人选由我方推荐，由陕西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任命，特区内所有行政体系单位概按国民政府的规定办理。周电并称，对方不能再有让步，只能表示是否接受。

我一面仔细阅读这个文件，一面在推敲这些政治局的巨头们光临的用意何在。他们似乎是在等着我先表示意见，我仰着头淡淡的说：“我在想当年列宁签订布列斯特对德合约的情况。”我这句话使毛泽东高兴起来，他说：“英雄所见略同。”会议于是热闹起来了。大家都表示如果不接纳，后果究竟是应该严重考虑的。

大家都在追溯过去，推测未来，以毛泽东发言为最多，总括起来，大致有下列各点：一、蒋介石究竟搞些甚么名堂，还是捉摸不定，可能有抗日的倾向，但也可能要压迫抗日势力。若就前者来说，表示西安事变中南京的主和派（抗日的）显然得失，讨共派（亲日派）受到了若干打击。现在“天安”

、“剿匪”这类的话比较少，抗日的声浪比较高。蒋本人也痛恨日本。对付西安事变的关系人，蒋氏曾用各别击破的手段，首先是张学良受审和被管束，再是张杨部队被逼撤离西安和被分解，蒋的中央军已大量进驻西安。但蒋仍指我们为反动派，并没有完全放弃消灭我们的企图，我们仍须花许多力量，推动他走上抗日的道路。

二、中共中央一直推动蒋介石抗日，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曾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国内和平统一的愿望，但国民党置若罔闻。周恩来在外奔走，与张冲一直保持联系，经过张冲与蒋接头，准许中共投诚自新的原则是确立了，但国民党的态度还是盛气凌人，周恩来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话：“中共只有毫无保留的投诚，否则就会被消灭。”毛泽东说周恩来办外交所受的气，更甚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我在广州所受的。

三、毛泽东讥讽蒋介石和国民党有“阿 Q”精神。分明是抗日势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却要摆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满口“根绝赤祸”、“中共输诚”。其实口头和书面虽搞得煞有介事，实行起来只是潦草敷衍。毛认为蒋和国民党硬要做“阿 Q”

，那我们就让他神气活现自我陶醉好了。而我们所要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际效果。

四、中共中央可以回电周恩来，接受所谓投诚条件。我们所赞成的是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后三大政策为基础的三民主义，这与现在国民党的反动作为有所分别。所谓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和停止土地革命等，这本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应有文章，我们早已提出来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提出抗日的积极要求，如抵抗日本侵略，保障言论集会自由，释放政治犯等。我们要坚决主张的是中共的独立，红军的实力和陕北这块地盘的维持。

五、我们答应了国民党这个阿 Q 所提出的条件，但还可以采取拖延的策略。国民党提出这些投诚条件，用意自然在彻底消灭我们，我们可以利用这样那样的理由，使国民党不能对我们的红军，加以改编或调散。我们仍然可以要求陕北特区直属国民政府，力争特区人员的调动由我方推荐的权利，苏区内已经分了的土地，不能再发还原主，地主民团势力不能让他们再起来，只要能拖到有一天抗日战争发生，那就一切迎刃而解了。

六、我们觉得接纳所谓投诚条件，也有危险的一面。抗日战争如果一时不发生，蒋介石就有翻脸的可能。如果他雷厉风行的执行这些条件，派人来点验红军，实行渗透，并任意调遣，同时派大批特务渗到陕北特区下层机构里，实行捣乱，那我们就拖无可施了。不过我们退到最后阵地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奋起反抗。而且我们由此也能获得一些时间，来充实自己的力量。

七、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严重关头，需要全党一致慎重应付。国民党那些准许中共投诚自新的话，若传到一般同志耳朵里，可能引起内部纷扰。中共中央委员们应竭诚合作，耐心说服各级同志。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推动国民党抗日，防止它向我们进攻，就更需要全党钢铁般的团结。

我表示赞成这样的做法，并指出我已经做了一个时期的越王勾践，只有再继续做下去。

毛泽东听了我的话拍手叫好：“对！就让蒋介石做阿 Q，我们来做勾践！

”于是我们决定了复

周电文的原则，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会议也就在一团和气中结束了。这也是我在西安事变后所参加过的一次最有效果的会议。

这次会议使我已经冷寂的心情，又有些热哄哄起来。我觉得政治局委员们到我这里来开会，大概是鉴于几次我未参加中央会议，所以过来迁就。而且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我的意见如何，他们视为是重要的。会议中一切表现，大致也是寻求谅解，无形中弥缝了过去斗争的裂痕。我即已表示了共同负责的态度，就应考虑今后应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和工作。我当时决定还是保持原有态度，再不受那些阴谋家的摆布，我虽然可以参加一些工作，但决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

那次会议后不过数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邀我去讲授政治经济学，他告诉我这是一个高级班，学生四十余人，都是各地大学经济系的学生，其中半数是大学已经毕业的，程度最低的也是大学经济系三年级的学生，不用说他们对经济学已有相当的知识。不过他们所学的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要我去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我于一九二八——三 0 年间，在莫斯科读了约两年马克思《资本论》，对于经济学的造诣

很浅。而且多年厕身军旅，书本早已扔开了，因而我向成仿吾表示我这半罐子水，如何能讲经济学。成仿吾极力要我担任，并说如果我不肯教，再没有别人可以担任，这样，我只好勉为其难了。

那时，各地的青年学生，涌来延安的大量增加，学生们和从前一样，背着自己的行囊，不辞跋涉与艰险，从遥远的各方奔向延安。再有些是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还有些中途被国民党拦住了，甚至有些遭到拘捕和杀害。他们将延安看作是抗日圣地，“抗日的到延

安去！”这句话，成了青年人的口头禅，国民党压迫青年的政策，也无异为丛驱雀，为渊驱鱼。

中共中央将这些投奔延安的青年都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学习。到了四月间，外来学生的数目已有一千几百人了，抗日军政大学随之扩大，城内校址不敷应用，乃扩至城外飞机场附近，学校的设备极为简陋，教员教材尤感缺乏，而学生人数和班次又日在增加。毛泽东在那里讲授哲学和战略问题，后来他所发表的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等文，就是以这时的讲稿为基础的。张闻天、凯丰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朱德则担任游击战术等类的课程，所有中共中央重要人员，大致都担任了繁重科目，我算是参加较迟的一个。

我讲经济学，每星期九小时，分排在三个上午，要在三个月内授毕。这是一个繁重和几乎吃不消的负担。我搜集了在延安可能找着的经济学的书籍，日夜准备我的讲稿，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课室里，学生们带着他们自备的小凳子，分别排列坐在那里听我讲课。课堂内除了一块黑板之外，没有任何设备，学生们都按时来上课，除疾病外，不会有人缺席，他们都埋头摘记我所将的话，心无外骛，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关于经济学范围内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自动学习，似乎延安一切生活上的不舒适，都毫不影响他们的求知欲。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卢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的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所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我虽自知仍不过是一个经济学的学生，但这些鼓励也颇使我自慰。

这种极度热烈的学习气氛，使我忘记了辛苦，生活上也不感单调。工作之暇，常有学生到我的住所来，教我唱抗日歌曲，他们也不似我这个学音乐极为笨拙的学生而讨厌。我的同志们和学生们，有时来陪我散步和漫谈，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常成群的来探望我。我下山上课的时候，也常有人围着我谈天。我当时的原则是，遇着党内问题，就只笑而不答。

由于大批各地前进学生涌到，多数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时已使整个延安的气氛为之一变。他们带来各大城市的消息，开展了在延安的那些游击英雄们的境界。人们无论在接谈中、文化娱乐中，以及公共活动中，再也不谈那些长征的单调故事，一切都以抗日为主题了。

各地社会状况，也渐为人们所知晓，外来的影响日甚一日。中共少数白区地下工作人员，如刘少奇等，秘密来到延安，更使中共巨头们直接受到影响。

刘少奇与四月间由白区来，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很长的书面报告，他描述各地抗日运动的澎湃，指出中共在抗日领导方面太没有力量，中共的白区工作十分破碎。他推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中共的政策一向犯着左倾的错误。在他看来，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国民党政策和领导工农群众的政策，便已左倾多于右倾。后来在苏维埃时代，更犯着严重的左倾错误，以致抹杀了日本灭亡中国的危险。因而，他要求中共的政策，要从实际上迅速转变过来。

刘少奇这个万言报告书，曾引起中共中央的不安。张闻天等那些留俄派，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主张，因为刘少奇竟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主要也是犯了左倾错误，这无疑是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洗刷，而且否定了整个苏维埃运动。他们指责这种主张是反共产国际的，反中共中央的，是受着张国焘思想的影响。甚至有人说，刘少奇比张国焘还要坏。

刘少奇当时态度极为谨慎，避不与我接触，以免沾染上反党的张国焘路线的嫌疑。我从不到延安城去，更没有参加讨论刘少奇主张的会议，不愿重新卷入这个争论的漩涡。毛泽东似比那些留俄派老于世故，他和刘少奇较为友善，觉得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因而他极力幹旋，调解刘少奇与张闻天等人间的意见冲突。

此外，刘讲话的时机，似也较恰当。中共中央正在采取退让的步骤，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投降条件。人们觉得如果在这时反对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未免难于自圆其说。结果，在中共政治局的会议上，刘少奇虽受到张闻天等人的批评，但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反而得以参加政治局为委员，并负责指导整个白区党的工作。这是毛刘在政治上合作的开始，后来，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便共同开展了反对米夫派的整风运动。

中共渡过它的极危险时期，实在幸运。它接受了国民党所要求的投诚条件之后，国民党果然并未严格执行，而中共在宣传上，反着着占先。

一九三七五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任务》的报告。其中第六段说明：“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

··如果前一阶

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④毛泽东的这番话是表示国共间的和平已经实现了，现在是中共向国民党争取民主的时候了。

当时延安上空的阴霾在逐渐消散，人们都在和平民主和抗战三个口号之下活跃。中共中央正在具体的研讨如何促进国民政府民主化，指派我写了一篇评论国民党宪法草案的文章，主张放宽民主自由尺度。同时，周恩来在南京牯岭一带，也要求共产党有代表出席十一月间国民党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企图使中共能成为一合法的政党。

① 抗日军政大学，在保安时原为红军学校，迁到延安后，始正式定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分设有好几个部门：

（一）红军干部班；

（二）由国民党区来的抗日青年训练班；（三）专业训练班，如汽车、通讯、工程、卫生等等。一九三七年一月中旬，该校红军干部班的学生，大约超过八百人，由红四方面军来的干部，为八百人中的过半数。

② 张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懂俄文，为蒋介石与苏俄和中共间拉线者。

③ 这些条件就是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根绝赤祸案决议（全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东方杂志》第三四卷第六号）中所规定的四点。

④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六页。

第二十一篇 抗日战争

第一章 洛川会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战争在卢沟桥爆发了。七月十七日，蒋介石氏发表了有名的庐山谈话，声明中国局势已到了“最后关头”，提出了关于保全华北领土主权的四点最后立场①。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一日，日军先后攻占平津，并沿平汉津浦平绥三路，进攻保定、沧州、南口等地，八月十三日进攻上海。这些就是八年抗战的最初几件大事。

当年七月八日，中共中央就日军进攻卢沟桥事件，通电全国，主张全民族实行抗战，不让日军占领寸土尺地。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事发表宣言，声明与国民党共赴国难，以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为共同奋斗的总目标；并郑重声明下列四点诺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终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国家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职责。在这个宣言之后，还明文宣称：我们准备把这些诺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实行的部分，如苏区取消、红军改编等，立即实行，以便用同一团结的全国力量，抵抗外敌的侵略②。这两个文件，象征着中共极力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决心。

我们在这里不必着重叙述抗日战争的实际经过，却亟愿对当时情况，略加分析，特别是中共抗日政策的实际形成及其演变的经过。当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在洛川所举行的中央扩大会议，曾因抗日政策，引起严重的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等，或明或暗的一意孤行，也使我这个反对派被逼不得不离开延安。在本篇里所要说到的，只是抗日战争开始时的一段经过，也许可以对了解中国时局的未来发展，给读者提供一些线索。

日本侵略中国的步骤，是太急进了，逼着中国人民不计成败，团结一致，奋起抗日。当时许多想象不到的事，都成为可能。例如抗战以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国共实行和解等等，都非一般人始料所及。卢沟桥事变后，由于战事的发展，走上统治中国的王座，更是人们所预料不到的。

当时人们的抗日情绪达到了沸腾点，延安自然也不例外。毛泽东等利用这种兴奋的情绪，大声疾呼——在全国范围内，抗日不分党派，只要抗日，便是一家人。在中共和红军内，毛泽东同样号召抗日高于一切，并说明现在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讲团结，中共内部更应不分彼此，忘记过去的党内斗争，一致团结为抗日而努力。这些号召，不仅激励士气，而且这顶抗日的大帽子，可以掩护一切。主要是使野心家，能在这顶大帽子之下，实现自私的勾当。

有识之士，对抗日前途当时都不敢过分乐观。他们强调，中国不得不抗日，与其不抵抗而亡国，不如起而抵抗，也许还有一线生机。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及时得到友邦的援助，不愿在日本军事压力之下，中途与日本妥协。他们不希望亲日派或对日妥协分子，乘机抬头，并相信抗日势力的团结能够压抑投降论者的言论。这些善良的希望往往集中到一点，即是抗日无论如何艰巨，最重要的是全国抗日政府的体系，能够始终维持不坠。即使中国受尽折磨，只要统一的抗日政府存在，将来总有翻身之一日。

这种忧时忧国的论调，在延安也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慎重提出过。但毛泽东等不予重视，中共的要人们，也和普通群众一样，高呼抗日必胜，抗战到底，反对唯武器论，反对抗日缺乏信心等等。他们口中所喊的，与他们心中所想的并不一致，这是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的。

当时国共关系，相当微妙。这两个由敌而友的新伙伴，一面高唱共赴国难，竞相表演好的姿态，另一面是同床异梦，互相猜疑。这些勇于内争的角色，在民族大义面前，似都缺乏应有的气魄。

卢沟桥战争发生之处，毛泽东等很耽心南京不能坚持抗战，因此在为南京政府坚持抗日打气。当年八月初，中日战争正在华北大规模进行，于是毛泽东等放心了。他公开表示：“蒋

介石这股祸水终于撞向日本那边去了。”张闻天也很得意的说：“抗战终于爆发了，蒋介石已无力危害我们。”这些话不仅反应出国共间多年的怨仇，而且暴露出对内仍重于对外的想法。

七七事变以前，南京政府，大体上没有干预延安的事。抗战爆发后，双发接触频繁，大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内情，陕西省政府委任一个延安县长，径来延安就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也派人到延安，设立县党部。南京政府曾屡次催促，中共军队从速改编，开赴山西前线，并准备派联络参谋到延安来。这些事曾引起毛泽东等的极大反感，认为是渗透捣乱行为，不利于中共。毛泽东、张闻天等开始夸大其词的说：“蒋介石对外虽然抗战，但对

内依然是像以往那样反动。”因此他们断言，国民党抗战不会有好结果，不是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便会中途妥协。他们开始扬言，中共所领导的军队，不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平等待遇了；如果听任国民党将领们的指挥，那么，红军可能被送到前线去充当日军炮火的牺牲品。如果中共所领导的军事力量被牺牲了，国民党便会乘势压迫丧失了军事本钱的中共。这些想法，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后来在洛川会议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发点。

七七事变后，我这个住在延安城外山上的人，仍然没有参加中共中央的会议，也不愿预闻中共中央的事，但常被邀到延安城内去参加时局的讨论。我回想中共这多年来，搞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现在回过头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对日本侵略，奋斗目标，仍然是民族主义，换句话说，就是不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此我曾感慨万端，深深觉得，中共一向都为左倾空谈所误，现在如果还不老老实实做些抗日工作，很有可能成为民族的罪人。

从这些思想出发，我曾向毛泽、张闻天等，先后表示过我对抗战的基本看法。我们谈到国民党问题的时候，我曾说到国民党能这样坚决抗战，已属难能可贵，而且可能在对内政策上有若干改善。谈到国共关系时，我也表示，国共第一次合作，是两党完全混在一块，因此吵闹不休，现在国共两党的界限分得很清楚，适宜于互相竞赛，可以避免彼此间的许多冲突。

说到抗日前途时，我主张中共应采取积极政策，团结抗日势力，促进国民党政府的进步，务使日本侵略不易得逞。这些初步性质的谈话，当时还未引起辩论和争执。

抗战初期，到处一片热烈气氛，人们都为抗日热情所鼓舞。南京西安等地的使者，上海等地的新闻记者，不断的访问延安。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派来的一个军政视察团，由十余高级军政官吏所组成，其使命又与国共合作大有关系。我被邀请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同招待这些使者，极尽地主之谊。我们论调一致，强调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表示共赴国难，抗战到底的诚意。

当时毛泽东对国共合作抗日的真意何在，还没有完全表明。延安情况，也还有点五颜六色，譬如军人服装就不一致，有国民革命军的，也有原来工农红军的。毛泽东就有两顶军人便帽，一顶是新制的国民革命军式的，有外来客人时，他便戴上；一顶是原有的红军帽，有红五角星徽，参加中共内部会议或到“抗大”讲话时，他特别戴起来出台。

当时许多人因为军帽不一致，常避免戴帽，毛氏的举措，特别引人注目。也许毛氏要借此表示一下他有表里不一的两套。

当时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红军的改编工作。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往返电商有关这件改编工作的实际处理办法。南京方面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编工作，以便中共军队能开赴前线抗日。毛泽东所注重的显然不是迅速开赴前线，而是如何保护他唯一的本钱，使红军不致在改编中受到损失，更企图运用这套本钱以备将来夺取天下。我一直没有预闻这些事，毛氏也有意瞒着我进行，但从许多事实中可以看得出他的企图。

这次改编工作中，毛氏完成了他对红军的控制。这自然是他第一个要达到的目的。驻屯在延安附近的红军，主要来自第一、第二、第四三个方面军和陕北本地。这些军队系统不同，地域及语言各异，军事干部便不能任意安插。以人数而论，四方面军的人数最多，陕北本地人次之，第一和第二两方面军的人数较少。毛泽东将这些军事干部混合运用，使其互相牵制。

再又强调党的领导，广泛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各级政治部和军中特工组织的职权都提得很高。

毛泽东所企图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对付南京的压力，使红军虽经改编，仍不致为广大国民革命所消化，要留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当时毛氏向南京所呈报的红军总人数是四万八千多人，连延安的后方人员，亦计算在内，其实作战部队只三万多一点。南京方面却只承认改编人数为两万多。这个争执的着眼点，自然是部队经费和一切补给种类的数量问题。为此毛氏曾多次电南京的周恩来和西安的林伯渠，分别向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西安的行营提出种种要求。毛泽东不厌其烦的如此做法，不仅为了增高红军的地位和获得部队所需较多的物质，而且对红军内部来说，可以证明他正向南京争取平等的待遇。

其实毛氏所愿意接受的，只是改编之名，他要保留红军内的一切成规。他耽心红军干部会受到国民革命军薪给制度的影响，一次他极力鼓吹红军配给制度的优良，官兵生活平等的重要。国民革命军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国民党的领导，也不重视政治工作，毛氏唯恐受到国民党这些影响，因此特别强调红军原有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体系，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

在毛泽东看来，游击战术是对付日本侵略者的不二法门。但提起对日军打游击，自然就联想到要建立敌后根据地，不用说毛泽东自然很重视此点。他当时正忙着调动大批“抗大”

学生（多半是从外边来延安的知识分子），分派到红军各部，参加政治部的工作。其目的是使这些知识青年，将来到了抗日前线能够开辟敌后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组织抗日前线地方武装，解决军队物质需要，组织民众团体，办理“抗大”分校等等。

当时直接对日作战的有关工作，许许多多亟待进行，毛泽东都因忙不过来，压后办理。

那时我曾当面对毛氏说：我们的军队从前都是惯打内战，对日作战都很外行，我们应当使我军的指挥员了解日军的情况，特别是对日军打游击应注意的事。毛泽东虽然表示赞成，但一直未有采取具体步骤切实进行。后来还是周恩来在洛川会议的时候，才组织训练班，研究日文、日军文告和日军动态等等。

中共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到一九三七年霸业二十二日，才有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以命令发表，但早在当年七月下旬，南京与延安间大致商拟定案了。其要点是朱德任八路军的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指挥。八路军编为三个师，番号是一一五、一二 0、一二九，林彪任一一五师师长，贺龙任一二 0 师师长，刘伯承、徐向前③分任一二九师正副师长，因为国民革命军没有政治委员制度和名义，因此八路军中的政治委员，就成了没有经过任命的黑市委员了。

八月上旬，日军向平津以南进攻，山西已受到威胁；南京急电八路军，催促即开山西前线，受阎锡山指挥，阻止日军前进。周恩来也由南京来电，要求八路军遵命迅速开往，表示抗日的积极态度。毛泽东代朱德草拟复电，老是借故推托，不是说补给尚未充实，就是说编制工作尚未完竣，要求展缓出发。

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战事正大规模的进行，八路军出发山西前线的事，似乎不好再拖延了。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立即举行一次扩大会议，以便在八路军出发前，决定中共在抗日时期的全盘政策。这个议案决定后，毛氏即电周恩来、秦邦宪等赶回参加。我事先不知道这个召集扩大会议的决定，毛氏因约为面谈，正式通知我这一决定，并邀我前往参加。

我当时毫不迟疑的答应了，因为我想到，无论如何对抗日总应表示积极，因此应当参加这一会议。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左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延安难九十公里的洛川县城附近一个村庄内举行，因称之为洛川会议。洛川当时是陕北边区和国民党地区交接的地方，洛川县县长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所任命。城内好交通要道上，驻有少数国民党军队，洛川四周乡村则系八路军重兵屯集之所。这次扩大会议在这里举行，是便于八路军的中共将领们参加，和举行各种军事干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约二十人，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各部首脑外，有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朱德等重要军政干部。

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抗战爆发以后中共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明以往中共的方针是推动国民党抗战，现在抗战既已成为事实，就应从根本上考虑中共在抗战中的任务。他认为国民党的抗战，只是片面的和军事性的。国民党的本质仍属反动：它包办南京政权，抗战更会增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反对民主化，不敢动员民众，反而多方抑压，也并未放弃消灭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蒋介石随时可以与日本妥协，调转枪头，对付中共。因此，国民党不是为了真正的全民抗战，而是为了维持反动政权的单纯军事性抗战。

由此，他认为中共的任务，既要与日本侵略势力作战，又要反对反动的南京统治。他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是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和一切反动势力相继失败，最后胜利归于劳苦工农大众和中共。张闻天似是鉴于一九二二——二七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做法曾遭失败，这次如果再提出争夺抗战领导权，未免语义含混，将来难免重蹈覆辙。他强调中共的抗日政策是十足的失败主义策略，因此肯定必须使蒋介石失败，使日本和蒋介石等都因战争而瓦解。张闻天还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其内容和他的演说词相同。这个草案提名为中共抗日的根本任务，失败主义的策略为其内容的重点。

毛泽东继张闻天之后发言，表明支持张闻天的见解，接着对中共和八路军应采取的是计策略，详加阐述。他认为日本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决无幸胜之理。目前中共强调武力抵抗日本，并不是认为就此可以打胜，而是为解决国内矛盾所必需。

现在抗战既已爆发，就应冷静认识，抗战是艰巨的任务，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持久战中，中共能采取正确的策略，才能使中国人民有获得胜利的希望。

他警告会众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危害，将远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他主张八路军应坚持游击战争，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的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接着强调中共和八路军应该绝对的维持独立自主。他说明八路军此后仍应完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会的指示行事，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和各战区司令长官对八路军有任何命令，都应先报告延安，听候处断。凡是不利于八路军的任何命令，概应用各种借口，予以推脱。

红军虽改称为八路军，但其内部体系，一仍旧贯，不得有任何变更；尤其要严防国民党渗透到红军里来。中共所发展起来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切，都须根据延安的指示处理，自成体系，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中共组织，除少数人员可以露面外，仍须保持地下组织的特性，展开对国民党的政治批评。尤其要反对汉奸和妥协活动，以期达到争取民众的目的我当场听了张闻天、毛泽东的言论，觉得他们把底牌揭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遭到蹂躏，民族大义也不受重视，抗日烈火也并没有改变这两个自私的阴谋家的心肠。我决定不顾后果、仗义执言，首先指责张闻天的谬论。按照中共的不成文成规，每逢当权者提出政策后，反对派或被视为反对者可优先发言，以便正反两面意见都能供会议讨论。

我继起发言，首先针对张闻天所说过的话，指出现在的抗日战争，不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我们这次是民族滋味战争，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的争霸战。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与沙皇建立起对外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主张要沙皇失败；现在我们已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是不能提出使蒋介石失败的主张的。

我接着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经历一个历史时期，应与抗日战争相始终，甚至要延长到抗日胜利以后。试想蒋介石如果中途与日本妥协，对中共有百害而无一利，首先日本的压力会完全落在中共身上。中共既然与蒋介石氏同舟共济，就不能有别的选择，只有推动他们抗战到底，影响他在内政上实施若干改革和求得进步。根据目前的情况，蒋介石若失败，中共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因为彼此命运是联在一起的。

因此，我提出胜利主义的策略来与张闻天的主张相抗，并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使日本侵略失败，抗日的全体中国人，不分党派，都应获得胜利。现在大家为抗日努力，将来都应该分享胜利的果实。至于那一个能在抗日竞赛中，走在前面，要看各自努力的程度而定，并相信中共绝不会落后。

我发言后，周恩来针对毛泽东的发言，表示不同的看法。他主张说明蒋介石既已抗战，就决不会中途妥协。他从蒋介石个人倔强性格和当时国内外的形势来分析，认为毛等这种顾虑并不存在。他也强调中共应从积极抗战中，来提高它的政治地位，尤其要顾到我们过去所说过的话，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共与国民党精诚合作，共谋抗日胜利，八路军将开到抗战的最前线去，担负冲锋陷阵的责任；现在，我们不好在事实上有表里不一的表现。

他接着指出中共和八路军的独立自主，只能就相对而言，不好公开违抗南京的命令。他提出许多方法可以实现相当的独立自主，例如我们可以向南京公开说明，应按八路军的游击专长，来分配它的作战任务。在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中，也可以在形式上奉行国民政府的法令，而实际保留我们自己的精神。他不赞成八路军专打避实就虚的游击战，这样会被人认为抗战不力，他主张在有利情形下，可以与日寇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

接着，其他到会者或多或少的表示对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不能完全同意。有的说到我们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时不好变化得太快。有的说到仍应委屈求全，力争抗战胜利。有的说到绝对的独立自主不易实行。有的说到八路军将来在前线作战，不能限于只打游击战。

毛泽东看形势不对，于是提议休会三天，以便各同志能多方考虑和互相商谈。这是毛泽东的一种惯用手法，遇到党内有争执的时候，不愿让大家面红耳赤的争论下去，就用休会来作转圜。实际却是停止讨论，仍然依照他自己的主张行事。果然在休会期间，毛张等人企图贯彻他们的主张，频频与重要将领们接触，连周恩来都极少参与。我更十分清闲，很多事都未闻。

当时周恩来、凯丰和我住在会场所在的村庄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则分住在附近驻有八路军的村庄上，在休会三天期内，毛泽东等忙着与军事干部举行各种会议，周恩来、凯丰和我则没有参加。周恩来从未斗争过我，因此我们见面照旧谈天说地，凯丰这时似也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等的做法，常邀我下象棋谈天，似乎要冲淡一下前此对我的不客气。周恩来稍微忙一点，但也常有工夫参加下棋。此情此景，足见恩来、凯丰的遭遇也和我相似，多少被关在门外了。

三天后再复会。毛泽东首先报告，谓现在大家的看法已大体归于一致，他并据以拟定了一些方案提出讨论。他所提出的第一个文件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④，其内容清楚的表示出中共和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对国民政府的民主化的要求有较具体的说明。

其次的一个文件是中共任务的决议。其中并没有要使蒋介石失败这一类的话，只强调中共力争全民抗战和抗战的胜利，反对汉奸妥协派，并防止南京的妥协顾问。此外也没有中共绝对独立自主的话，而是强调中共八路军应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行事，八路军主要是进行游击战，只在极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较大规模的运动战等等。

这两个文件讨论的结果，经过一些小修改，便一致通过了。在讨论时，周恩来曾表示赞成这两个经过协商和修正的文件。我虽事先并未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草拟工作，也表示现在这两个文件没有甚么重大的语病了。张闻天一言不发，似特别以我批评过他，因而取消了他提出的决议草案一点，深表不满。这次讨论，也是后来毛泽东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作法的开端，或者说假联合真斗争还更正确些。

接着，会议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首先是一些人事的调动，如那些人到国民党区域去，那些人上前线，那些人留在陕北等。继之决议了八路军中政治工作的纲领，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办法等等。此外，讨论的特别多的是八路军出发前线的步骤问题。毛泽东极不愿意八路军三个师同时开往前线，他觉得这样被国民党集中使用到一个战场上，无法不作阵地战。

他主张这三个师循不同的道路，先后开往前线，以便分散打游击。在陕北方面还应以编组未竣为借口，留驻两个旅，以资巩卫，以免国民党乘机派军队来驻防。这些问题也都次第顺利的解决了。

最后，毛泽东、张闻天共同提出了要我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他们先后说明这个职务原是由林伯渠同志担任的，并已呈报南京，但仍未获得正式任命。现在林伯渠事实上担任八路军驻西安的代表，与西安行营联络，解决八路军的补给问题，无法抽身回到延安来。他们还认为由我担任这个职务，无论对内对外，都具重大的政治意义。

迟到了几天的秦邦宪，是劝我担任这个职务的最积极的一个 。他在懋功时，原是首先向我斗争的，这时他的意向有些转变，也许他在西安事变后，担任周恩来的外交助手，见闻较广了。他向我说由于以往的党内斗争，外间已知道一些我们内部有过分歧的情形，现在我能出任边区政府的主席，外间一切留言，就可不攻自破了。他认为这个职务只有我能担任，因为我的名字在外间易于通过。他更强调现在我们的军队即将出发作战，如果我担任这个职务，同志们都会觉得党内分歧已不存在了。

我当时曾以个人能力有限为理由，极力谦辞。秦邦宪更进而说到他们都信任我，而且相信我的能力，能胜任愉快。毛泽东、张闻天等又相继表示他们完全信任我，并保证凡边区政府所管辖的事，无论对内对外，概由我主持，当决定全力支持我，再不让同志们因过去了的事批评我。他们而且说现在中共内部更要团结一致，来应付这个抗战局面，所以不要我再推辞。

我不好固辞，于是提议林伯渠同志仍是边区政府主席，在他不能视事的期间，暂由我代理。大家同意我这个办法。会议就在大家和好的气氛中，宣告闭幕了。

① 蒋的庐山谈话全文要点见张其昀著《党史概要》第三册，第一一四三页至第一一四六页——台北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一年初版。

② 中共所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全文，见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三五四页至第三

五六页——上海商务，一九五一年第九版。

③ 徐向前在西路军失败后，经过极其艰险的历程。于“七七事变前返抵延安。

④ 全文见胡华主编前书第三五六页至第三五九页。

第二章 边区政府

这一章自然是叙述我在边区政府任内（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初）这段时间遭遇的种种经过。中共中央为毛泽东、张闻天所包办，抹杀洛川会议大家所表示的反对意见，不顾抗日前途，推行反蒋重于反日的政策。他们在洛川会议对我所表现的友好姿态，完全是虚伪的，实际上他们不断的打击我，排斥我甚至暗害我，使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不能有任何作为，他们的手段甚至使我达到窒息的程度。

洛川会议后，我返回延安即搬到边区政府居住和办公。中共素来不讲究官府仪式，而且在抗日的紧急时期，说干就干，丝毫不容推诿和耽搁。边区政府急需改组，是洛川会议所认可了的，我的最初任务是研究采取何种步骤，以实现改组的决议。

根据国共和解方案，国民政府只允许中共在陕北设立一个特区行政公署，其首长的名衔为行政公署主任，属陕西政府管辖。首长人选由中共推荐，其编制则按国民政府法规办理。

七七事变前，中共曾向国民政府要求，这个特区应归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但未得到允许。抗战爆发后，中共更进而要求陕北特区政府组织应等于一个省政府的组织，也未得到国民政府的允许。这个案件始终是一个糊涂案件，我极力考察也找不出任何有关的文件为凭。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前，就决定了自行组织陕甘宁边区政府，其编制完全按照国民政府属下一个省政府的编制。据说这样做蒋介石氏会默认。

因为改组的原则没有确定，陕北这个政府机构，还保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老模式，但它已残缺不全，大门口没有招牌，印信还是老式的，原任主席林伯渠，已经半年没有视事了。边区政府属下，有秘书处、内务、财政经济、教育三个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等五个机构。秘书处之下，只有交际科有工作，由伍修权负责，直接由中共中央领导。内务委员会委员长蔡树藩（他因受伤失去了一只手），只做些抚恤和优待军人家属的工作。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委员算是林伯渠兼任，那时因他不在，由其副手曹菊如代理，每月的经费收支，概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指导。中央政治保卫局由周兴负责，事实上直隶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只有徐特立所主持的教育委员会，有些工作可做，较为活跃。

徐特立这位老教育家，在我们同志中是较年长的一位，提倡新文字极为积极。他和林伯渠等人鉴于中国闻之的艰难复杂，力主将中国文字拉丁化，并在陕北施行了近两年。他们认为在陕北这个文化落后的区域，正好推行拉丁化运动。徐特立为了推行文字拉丁化，曾和毛泽东多次纠缠；我任边区政府主席后，便成为他纠缠的主要对象。他一面编印拉丁化教材，训练教师人才，督率陕北各初级学校实施，一面以“传教士”的精神向我宣传，希望我积极支持他的主张。如果我向他说到拉丁化尚未十分成熟，一时不易推行等类的话，那他非跟我辩论一个通宵，是不会停止的。

除了徐特立的理想主义而外，边区政府的内政困难不胜枚举。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当时的一般真象。徐特立属下的一位得力助手，原系延安地方上老办教育的人，他有一位太太，两个孩子，新近又生了一个孩子。他在教育委员会工作，除吃饭以外，一向是不支薪的，因而他的太太和小孩们均在家里无以果腹。但边区政府穷得要命，没有津贴职员家庭生活的办法。结果还是由徐特立在教育委员会职员伙食尾子中抽出少数的金钱，来暂时津贴他。

毛泽东也曾说过要是使边区政府成为国民政府下的一个模范单位，它的设施须作为许多敌后游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南，但他并不了解政府机能的范围和内容，实际上只想使边区政府能在某些方面装点门面（这也许是毛氏不能很好统治一个国家的基本原因之一）。毛泽东等中共要人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错误观点，大别之为下列各点：一、他们忽略了许多历史教训乃至列宁的遗训，不将政府机构看作最重要的和最有效能的工具，或者换句话说，只有夺取政权的抱负，没有好好运用政府机能的知识。二、他们太重视党的权力，而又不了解党与政府的正确关系，因而党部对政府工作干涉太多。三、由于革命实行中养成了许多粗糙的革命观念、游击思想、不合理的平等观念等，无法深刻认识法律和制度等的重要性。

当时边区政府的改组可不容缓，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无法澄清，在十分草率的情形下，组成了新的阵容。九月中旬在中共中央认可下，边区政府实行改组：张国焘任主席，陕北老干部潘自力任秘书长，马明芳（陕北老干部）任民政厅长，曹菊如任财政厅长，刘志丹之弟刘景范任建设厅长，新由国民党区域来的文艺作家周扬任教育厅长。从这名单中，人们可以看出陕北色彩加重了，编制则大体仿效国民政府的法规。

改组后的边区政府立即召集一次限制县长会议，所有陕北二十二个县长都参加了。当时我和我的同僚们，都很注意研究当地实况，但结果一切都茫茫然。原来陕北只存在一些游击区域，毛泽东等到陕北以后，也只挂起了一块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招牌，为了解决军队的供应，一切现炒现卖。因此这个素来不平静的区域，从国民党到中央，历来都是一团糟。没有人口统计，甚至谁也不知道较真实的人口概数；从政府工作的各方面去看，都找不出一些可靠的成规。因此我们只有缩小范围，研究一下陕北老百姓的负担。以前收税的方法极不一致，征收、捐献都有，贡献劳力的如替军人家属代耕等等也不少。总计起来，一个老百姓所要付出的，占他所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强。不待说这个数字是极不精确的，我们就根据这一数字，草拟收税的办法，认为老百姓的负担不应超过百分之二十二。

边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财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从鸦片烟而来，陕北北面三边一带，盛产鸦片，历来这些鸦片都东向输往山西等地；原有一些军人和地方恶霸以及鸦片烟商人，经营这批买卖。当林伯渠主理财政的时候，曾向这些贩运者征收过境税和出口税，此外中共没收来的和征发来的鸦片扫数出口。至于其他商业税的收入就少得可怜了。大约在西安事变后边区政府才在三边一带禁种鸦片，而且抗战爆发后，山西成为中共的友邻，怎好意思再把鸦片烟推销到山西去。边区的财政收入，因而大减，非急谋补救不可。

征收救国公粮法规的制定，便是建立财政基础的一件大事。我曾根据陕北及其他苏区以往征粮办法，拟具这个法规草案。详细规定，我已不能记忆，其要点大概是：凡各农户收成仅足供一家之用者免征；超过一家最低限度之需要，即按其超过部分之多寡，用累进法征收救国公粮。一个富裕的中农，收成平均每人在二千斤上下，大约征收百分之二十，至于地主富农每人平均收成在四千斤以上者，征收额约为百分之四十。奖励农民按粮价折合现金缴交，这样可以免除农民运送粮食的劳力。各县职员薪金，如遇现金不足时，则改发粮食。各县均须按法规设置粮食公仓，储粮以供军用。

以抗日名义来征收救国公粮，而法规又很简便，富有伸缩性，易于实行。在当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口号号召下，农民是特别踊跃缴纳这种公粮的。救国公粮，实在就是统一的农业税，其所以规定以实物缴交为基础，是因鉴于抗战发展下去，货币可能混乱和贬值。后来，在八路军所到达的地方以及许多敌后游击根据地，都实行过这个办法，收到很大成效。国民政府对这个法规也甚感兴趣。

由于征收救国公粮和其他财政方面的改进，边区政府的收入日渐增加。一九三七年九月，边区政府收入不足七万元，十月增至九万余元，十一月增至十六万元。十一月的收入已能供给陕北党政机关的需要，而且收入仍在上升。鸦片烟税日渐退居不重要的地位了，实施禁烟的阻力也减少了。

此外，那次县长会议，还有不少的决定，主要是规定各县政府与边区政府的关系，各县政府及其属下各级组织的大要和工作方针等等。同时边区政府本身及其所属各厅的职权工作方针等等，都有扼要的规定，以期建立一个新秩序。

由于我在党内的处境，对于自己工作的成就不敢存有什么奢望，但也希望边区政府的例行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事实上除了征收救国公粮和增加财政收入，很少遭受干扰外，其他各项工作几乎都行不通，虽然经过我和其他的当事者据理力争，屡次抗议，但中共中央那种侵犯边区政府的职权，遇事横加干涉的作风，早已成为积习，无法改变。我现在只略举几件事，来说明这种真象。

任民政厅长的马明芳熟悉陕北地方情况，他就任之始，锐意整理各县政府的组织和工作，他可以直接向张闻天等进言，也与中共陕北特委书记郭洪涛等关系密切，曾向他们要求重视各县政府的工作，和不可随便调动各县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他们的应允，但执行起来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共中央和他所属的各部门，总是向下级党部下命令，发通知；中共陕北特委除将中共中央文告转到下级之外，他本身也有不少的命令。这些中共党内的文件内容，漫无限制，不仅包括了边区政府的工作，而且内容混杂，实行的办法，又多是由党部动员民众，而不是依据边区政府的法令。为了这些数不清说不尽的紧急动员，往往胡乱调动干部，陕北特委甚至各县县委，都可以任意调走县政府的重要干部，而马明芳事先并不知道。

经过两三个月后，马明芳向我叹着气说：我实在没有法子来建立民政工作的新秩序。

洛川会议原决定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军政干部，党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另成立一个陕北公学，培养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专门人才和其他各项边区政府所需要的工作人员。而且准备将来在敌后，也可以逐渐办理这三类学校。边区政府改组后，陕北公学的招牌是挂起来了，学生也有八百多人，但边区政府不能过问，完全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而且学校的课程也是列宁主义、党的建设那一套，变成了另一个党校。洛川会议原来企图训练一批行政工作人员，来与国民党相对抗的本意，现在也不再提起了。边区政府属下的教育厅，也无法提出教育计划和预算。原有的一些小学和补习学校等，仍由各、各乡村政府自己设法维持。而新任教育厅长的周扬，见人就爱说左派作家运动和文艺思想等，他个人对演讲写文章甚有兴趣，似乎对于地方教育工作不很了解，也无兴趣。因此，徐特立办教育的时候，对中国文字拉丁化运动做得有声有色，周扬接任后，拉丁文化就随之而消沉了。周扬也没有提出任何教育计划，这也许是他在现实情况下不得不如此。

任财政厅长的曹菊如对于收入增加，颇感兴奋，拟于当年十一月份起，建立边区政府的预算制度。他根据实况，建议除中共中央每月所需要的经费之外，剩下的由财政厅支出，为发展边区政府工作之用。到了十二月初曹菊如大体知道收入有十六万之多，径向中共中央组织部请示，除了上一个月维持边区政府所需要的经费外，所多出的十余万元，概交中共中央，为发展革命工作之用。曹菊如回来向我报告这件事的时候，使我很愤慨，准备为这件事抗争；曹菊如反劝我说：他们这种作风很难更改，从前林伯渠同志为此不知受过了多少气，结果也没有办法，现在还是遵命行事好了。

中共中央对财政的观点既然如此，便很难建立一个适当的薪给制度。毛泽东非常欣赏他的工作人员只发给伙食费，每人都可以分给一点伙食费的尾子，作为零用钱，并认为这是最好的配给制度。这种配给制度，自然滋生不少的贪污和浪费，譬如赠送就相当普遍。主持对外贸易的叶季壮和他的助手们，经常能从陕北以外带回许多赠送品，毛泽东所需要的烟、酒、药品、补品等等，是经常供应无缺的。中央一级的其他干部，也经常可以获得一些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从江西苏区所带来的作风，显然为陕北当地干部所仿行了。

任意增加人们负担的作风，往往被利用为满足地方干部个人的需要。陕北各县及各乡政府内的干部往往有较好的享受，多半都是利用职权而得来。替红军家属代耕的制度，曾盛行与各个苏区，我在鄂豫皖的时候，曾研究如何加以限制，以防止并非红军的地方干部，也利用这种代耕制度，来满足他们的家庭需要，增加人民的负担。陕北许多地方干部甚至本地中共党员，也获得跟红军家属一样的代耕，个别的严重例子就像一个地主有一群农奴一样。不合理的配给制度，必然腐蚀所谓革命精神，滋生苛捐杂税、贪污、浪费、和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

政治保卫局的工作，直属中共中央，边区政府从不过问，但它的工作范围实在太广泛，许多事均需与边区政府接头，而且很有一些麻烦不易解决的事。日军进攻太原，太原吃紧的时候，陕北边区北面榆林地区，国民党驻军中一位师长派了他的副官长，护送该师军官眷属约二三十户人员，道经延安南下，返回关东地区的老家，自然沿途要经过政治保卫局检查站的检查。这位副官长来访我求情，他首先把该师的证件及公文给我看，声言他所率领的全部是军官眷属，携带的也是个人行李，只是榆林地方现金难得，各家不免储藏少数货品（意即指鸦片烟土）

，请求我优待他们免于检查放行。我问明同来的保卫局人员，这一行人确系军人眷属，携带的又是少数货品，我即应允优待，免于检查放行。依据法令，鸦片烟土原应没收，如今以优待友军的名义放行了，政治保卫局总觉得失去了一笔可观的私有财源，因而暗中总在埋怨我“讨好军阀”。

新成立的建设厅，工作尚无头绪，任厅长的刘景范虽然有点花花公子型，但也很想做一番事。当时拨归建设厅管辖的是一大批生产合作社、互助社等等。刘景范研究了一下，提议加以整理，因而召集了一次各社的主任会议。原来这些社的成立，最先是优待红军烈士家属的；也有一些是由残废军人组织起来的；久而久之参加这些社的，也有不是烈士家属，有些也是有相当生产力的人，并有很多已经有生产事业，总计这些社的数目约有一百多个，人数约三四千（详细记不清）

，分布陕北边区各地。这些社的经费，完全由边区政府供给，总支出为数不少，名之为津贴，即是边区政府津贴有功人员及残废军人之意。

刘景范主持这个会议，我也曾亲自参加，会上决定采取生产节约方针，实施整理。规定有些社可以成为真正的生产合作社，只需由边区政府供给一些生产资料，就可以自给自足；有些社可以部分的自给自足，只需部分的津贴有些还需要原有的津贴，甚至还要增加一点。

这样做不仅使这些社都在生产上有出路，而且可以节省大批经费，原则上也符合中共中央生产节约的总方针。谁知张闻天不问情由竟以中共中央书记的名义下令否决，其理由为：这是优待烈士的津贴制度，不能以节约的名义加以更改，应维持原状。

在中共中央很多次无力干涉边区政府的工作中，以这次干涉建设厅的事最为荒谬。我当时曾十分愤怒的说：“这是仇恨我、打击我、和阻扰边区政府工作的小人行为。”但我当时也极力忍耐，因为我已厌恶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两面三刀，根本不愿同他们共事了，也不再把他们视为同志，并准备自求解脱。

我当时所受的委屈实在太多了，干扰边区政府工作本极平常，但对于任何富有责任感的人，总想做一些份内所应做的工作。现在，对边区政府一些例行工作也横加干扰，当然引起我最大的反感。我所受到的其他打击，更有甚于我以上所说的，下文我还会扼要谈及。

毛泽东、张闻天不仅干扰边区政府内政方面的工作，也同样扼杀边区正股的外交活动。

陕北边区政府，是唯一被外间所承认的一个地方政权机构，到陕北接洽的人员以及外来的公文，除了少数应由中共中央处理、或由八路军驻陕北办事处分别处理外，极大多数都应该由边区政府主席、秘书长和秘书处承办处理。但毛泽东、张闻天的偏窄自私和毫无远见，使这项外交工作不仅非常混乱，而且遗误停滞，并使中共遭受损失。

名以上归边区政府秘书处管辖的交际科，事实上却归中共中央指导，它的表现显得神秘莫测，说穿了它就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局一个分支机构。这些人处理工作的办法，总是从窄隘的特务眼光出发。跟据毛泽东、张闻天的意旨，例如被认为是中共朋友的外来人员如民主人士梁漱溟和左倾军人何基沛等，就受到热情的招待（江青当时是不为人所注意的受招待的文艺人员之一）。至于其他来访者所要接洽的事，多数是不得要领而去。

毛泽东、张闻天最怕我利用边区政府主席的职位来建立对外关系。毛泽东斗垮我的手段是很毒辣的，不仅使我在中共党内不能抬头，而且利用外力打击，破坏我在中共以外的信誉。

他们向外散布谣言，诬指我反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将过去苏区一切坏事，都说成是张国焘的所谓（特别向那些同情中共者散布）；甚至七七事变后，为了拖延八路军的开赴前线，还说些张国焘部下不愿抗战、大军无法迅速开拔等鬼话。毛氏用心无非是愚弄别人，替他拔去他自己的眼中钉。后来毛氏又利用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向交际科人员说，当心张国焘勾结国民党人危害中共。因此，不少的人前来边区政府求见我，多被交际科托词挡驾了。有少数无法拒绝的新闻记者来见我的时候，交际科事先并不告诉我这些新闻记者的来历和求见目的，使我难以应付。

延安的访问者中有一大批来自邻近的地方，特别是山西战事吃紧的时候，从山西来的客人和从北部榆林绥定而来的客人，不是来视察就是有事接洽，如关于彼此间交通联系，工商事业及学校的迁移，后方办事处的设立，家眷的安置，难民的接洽等等。其中来接洽的人物有军政机关的代表，也有山西方面的高级将领，这些事都被交际科搞得一塌糊涂。交际科人员弄得无办法时，就推托责任，胡说边区政府及其属下的各级政府组织不健全，客人所要求之事，实在无法做到。这些行为，显然没有顾及到中共与外界，在共同抗日中具有休戚相关的大义。

绥定地区的行政专员兼绥靖司令何绍南，奉蒋介石委员长的电召，由绥定乘飞机前往南京。何绍南因此电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我，告以某日下午飞抵延安，在延安住宿一晚，次日起飞南下；我当即复电表示欢迎。毛泽东对何绍南在延安之停留多所猜测，认为一定是奉蒋介石之命来探听虚实，但似也觉得这对国共合作将有关系。当我率领边区政府极为重要工作人员，在机场欢迎何绍南时，毛泽东也率领着大批人员来了。当晚边区政府设宴招待何绍南，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要人也都看来参加。何绍南表现得有点目空一切，他摆出陆军中将和国民党政府要员的架子，只愿和边区政府主席对等欢谈，似乎不愿与中共中央有任何接触，对毛泽东等表现得相当冷淡。

这件尴尬的事发生后，我即请交际科长伍修权去请示毛泽东，告以何绍南的态度或者仅是摆官僚架子，或者故意做作，来试探我们内部的情形。至于他所要知道的事，第一是延安近况，以便向委员长报告，第二是万一日军侵犯到黄河边，绥定地区和陕北边区如何对敌作战和相互联防等，究应如何应付，请毛主席指示。毛泽东对此始终对我没有任何答复。不料第二天上午送走了何绍南之后，国民党肤施县县长，偷偷告诉我何绍南就住在县衙门内，毛泽东于当晚十时曾亲往拜访何绍南，一直谈至次晨二时左右，他本人始终在旁。那个县长向我形容说，最初那位何专员仍然是摆架子，但敌不过毛主席的精明，何专员后来也就软了下来了。毛主席曾详细叙述八路军和陕北边区的近况，托他转呈蒋委员长，并对蒋委员长充分表示仰慕之意。

如果不是那位县长告诉我，我真给蒙在鼓里了。毛当时对蒋没有好话说，总是形容蒋的军队不能作战，一定经不起失败而投降日本；现在对何绍南却又表示得这么好，显然是欲利用何绍南去骗骗蒋介石。至于他始终不让我知道和预闻这件事，似乎也没有别的解释：第一他要垄断对外关系，不让我参预，第二也许因为何绍南的态度，使他怀疑我与国民党人暗中有所勾结，他必循单独去查一查。

叶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新四军军长，负责改编在湘鄂皖豫赣闽粤一带的中共游击队，以便开往前线抗战。叶挺没有到延安以前即表示我是他在延安的唯一老朋友，他并不认识毛泽东，总希望我能帮他的忙，从中说合。毛泽东、张闻天等也觉得新四军的前途，系于我向叶挺的一言，因此希望我能鼓励叶挺，站在中共一方面来处理一切。

叶挺抵达延安，首先来看我，向我表示了他的真正意向。他原系中共党员，在广州暴动之后，即已与党脱离了关系；此次献身抗战，援助一臂之力，但他不知道中共是否能再信任他。他这个新四军军长是国民政府所任命的，而他将要指挥的部队，又是属于中共的，因而他特来延安试探。他希望我这个老朋友，能为他考虑一下，究竟这个职务是否可以干下去。

我鼓励叶挺担任这个职务，告以中共不仅不会歧视他，而且会把他当作国共间的一座好桥梁。我建议他采取诚恳积极的态度，径与负责军事责任的毛泽东商谈解决编组新四军的实际问题。他们的商谈结果是圆满的。叶表示接纳毛的建议，以项英为新四军的政治委员，陈毅为副军长兼第一纵队长。湘鄂赣闽皖粤豫一带游击队，编为六个纵队，概由原来的游击领袖任纵队长。至于军部内的组织应仿照八路军的建制，其各单位首长人选如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等概由叶挺选任。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方面的交涉，亦由叶挺负责。这就是新四军编组的开端，也埋下此后国共两方在大江南北展开军事斗争的祸根。

叶挺在延安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也听见一些诽谤我的言论，他似乎并未理会。毛泽东也从未邀我参与商讨新四军的改编工作，我也乐得置身事外。叶挺离开延安前，曾将经过的详情告诉我，再一次表示他指挥的是中共的军队，又要挺身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交涉和领款，将来恐怕会两面不讨好。当时我也不好多说，只得淡淡的表示你已经费了许多力，只得向前走去再说。

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对抗战的态度，相当不可捉摸。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三个多月没有举行过会议，当时多数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和我三个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经常举行，由张闻天以书记身份主持，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各部部长为组成分子，我也曾出席过一两次会议，都是讨论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从未讨论过抗日的局势。因此，延安对抗日的动向，只可在毛泽东、张闻天的言论中去找寻。

洛川会议否决了抗日又反蒋的政策，毛泽东、张闻天究竟不好公开违反；但仍然是阴一套，阳一套的作法。延安在外表上到处是抗日口号，热热闹闹，中共中央内部却有点阴阴森森的，似乎对抗日前途毫无信心。随着抗日军事的不利发展，批评蒋介石的话便增加起来，不是说国民党军队如何不中用，便是说南京的妥协派如何活跃，妥协倾向如何增长。当南京将要失守的前夕，张闻天曾对我说蒋介石快要投降日本了，看那些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有奢望的人，还有甚么话可说。

周恩来在洛川会议后，本应速往南京，但他却借口随八路军到山西前线去了。当时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常驻南京，除了了解情况和办理交涉外，八路军还有一些物资没有领到手，特别是南方各省的中共游击队，毛泽东原来是要求完全由中共人员领导，因周恩来没有去南京交涉，结果南京径派叶挺以新四军名义实行改编。毛泽东曾说周恩来不遵令速往南京，延误了大事，外交人员有点不如意就自由行动？那怎么可以呢？

周恩来这种举动，显然是不满意洛川会议。他似乎相信毛泽东、张闻天虽然表面有些让步，但实际还是坚持己见，他如果贸然赴南京，处境将很尴尬。他不懂声色所先到山西前线去看看，帮八路军总部办点外交，然后从山西直往南京。可是周恩来在山西前线耽搁了三个月，毛泽东虽屡电促其速往南京，周总是借故迟延。直到毛泽东去电召他回延安面谈后，周恩来才遵令返回延安。

九月二十九日，八路军的一部，在山西平型关曾予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这是中共所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战场上第一个大功绩。日军于九月十三日占领大同后，南向太原逼近，抗日军凭险节节抵抗。平型关之役，是林彪所部抄到敌军侧后，实施攻击。敌伤亡颇重，稍向后退；林彪部伤亡也在千数以上。八路军这一次的表演，是得力于周恩来在前线的鼓励。延安接到平型关胜利的消息之后，曾大事宣传；一般人也感觉到八路军不仅可以从事游击战，在运动战中也已获得胜利。但毛泽东却电令前方将领，以后应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

洛川会议后，八路军陆续开往山西前线，毛泽东那时聚精会神指导这个军事行动，强调独立自主和只打游击两个原则。毛泽东有点怕周恩来在前线搞风搞雨，也不放心那些大大小小的军官，唯恐他们充当抗日英雄。到这年十一月九日，日军占领了太原，那时八路军大致都转到敌后去了。一一五师林彪部转移到同蒲铁路以东，正太铁路以北一带的太行山脉，向河北地区发展。一二 0 师贺龙部在同蒲路以西晋西北地区打游击。一二九师刘伯承、徐向前部正向晋东南长治地区发展，并准备向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敌后打游击。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心情才比以前轻松了。

当时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四周苦战了约三个月，许多战绩可歌可泣，直到这年十一月初才被逼向后撤退。连山西的阎锡山在太原失守后，也宣称要在山西守土抗战。毛泽东从来不谈友军抗战的事，我从未听见他赞扬和鼓励过这些英勇抗战的表现。当南京失守，国军向后撤退，形势相当混乱的时候，毛泽东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观感。他认为蒋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将整个中国的领土断送与日本，可是日军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线，中共所领导的游击战争，就可在广大敌后地区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国才能翻身。

因此，整个中国会被蒋介石断送，将来中共又可以从日本手中夺回来。

我听了毛泽东这种议论，真有点毛骨悚然。我想到中国为甚么要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为甚么不积极支持蒋介石坚持抗战，为甚么不积极维持抗日的国民政府，为甚么不同抗日友军密切合作；如果全中国都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人容易翻身吗？我为此曾经愤怒的感到，毛泽东的想法和由此出发点而来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帮组日本侵略，毛泽东将会遗害中共和八路军以及整个中国，简直是一个披着共产主义外皮的汉奸。

反对张国焘的斗争又重新被掀起来了，这是由检讨陈昌浩应负西路军失败责任开其端的。

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化装逃到他的家乡湖北，企图回到鄂豫皖苏区去。抗战爆发后，他于八月间潜行来到延安。他见着我时羞惭满面，自承应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听候党的处罚。他闲住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有时写些有关抗日的文章。

十一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集中共延安积极分子会议，检讨陈昌浩的错误。毛泽东、张闻天选择这个时机来展开党内斗争，是因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守，八路军已转入敌后，抗日形势果不出他们所料。反对我的斗争虽在当年二月间已告一结束，但暗中反对我的宣传，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上海、太原失守后，毛泽东、张闻天径指我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表示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抱有右倾观念，对蒋介石亦有投降思想。据他们看，足见反党分子又在新的形势下从事反党，非重重予以打击不可。

斗争陈昌浩的会议，连续举行了约一个星期。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五百余人，多数是延安以外来的小伙子，党校、抗大、陕北公学等校的党员学生，少数是延安各机关的干部。在张闻天直接领导之下原系要批评陈昌浩的，但重点却逐渐转到我身上，主要内容还是土匪、军阀、反党那一老套。那些党校学生往往不根据事实，任意攻击和污蔑，似乎中共的一切错误，都是出自四方面军和张国焘、陈昌浩这班人，中央的领导则是完全正确的。

我为了表示抗议，没有参加最初几天的会议。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我曾出席作一个总的答辩。我首先指出这次检讨西路军失败经过，又牵涉到过去一、四两方面军对立的往事，真是遗憾。我说明当年红军的西进计划和西路军的失败，有很多复杂的经历。陈昌浩同志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在红军中不但身经百战，出生入死，对党对红军也都有过惊人的贡献。四方面军在西进的艰苦战争中，牺牲惨重，一般将士，英勇奋斗，真是可歌可泣。同志们若不研究这些情况，批评一定不会中肯，许多言词都成了牛头不对马嘴的空谈。至于两个中央的对立，我早就承认了错误，请你们相信我，为了团结，我所承担的责任，超过了我所应当承担的，而且这是早已过去了的事。如果不是抗战发生，也许我早离开了中共的领导岗位。

抗战发生，我不计以往一切，挺身出来为抗日做一些事。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包括担任这次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在内，都要求我出来担负边区政府主席的职务，并鼓励我，说过去对我的斗争早已结束了，在抗日紧急关头，决不会旧事重提了，他们表示信任我，使我能安心工作。同志们批评我的话，我不愿多加答复，仅指出某某几点显系毫无事实根据的。我要请你们设身处地想想，你们将我痛骂的不成样子，我这个边区政府主席还能够做下去吗？我还要请问你们，在此抗日紧急关头，你们没有将时间用在准备抗日的工作上，去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里大声疾呼的围剿我，究竟你们的目的何在。

在我发言以后，继起的发言者指责我承认错误并不彻底，没有放弃反抗的武器；也有人说，为了中共的领导威信，要求我多承担起一些错误的责任。另外有一个在中央书记处新任工作的后进小伙子（我并不认识他），起而发表攻击我的言论。他凭空的说：金子是发亮的，但并非一切发亮的东西都是金子；苍蝇也是发亮的，张国焘同志便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一个苍蝇。任会议主席的张闻天并不制止这样的谩骂，反而表示欣赏。这就使我怒不可遏的离开了会场。

会议结束后的次日，毛泽东约我去谈话，张闻天已先我在座。他们两人笑脸相迎，对我的辞职表示挽留；并且解释这次斗争会，原是检讨西路军失败的经验，不料又牵涉到两个中央对立的事，请问不要介意。我深恶他们这种表里不一致的虚伪把戏，我也想到因我昨天在会议上的发言，指责了他们毫无信义，使他们不好等闲视之，故又来一次请我原谅，其实他们反对我的阴谋，绝不会改变的。当时我若坚持辞职以示抗议，那就当面闹翻了。我那时还不愿那样做，因此也不再提辞职的话，当场敷衍了几句，也就罢了。

在这次谈话后，我又同张闻天会见过两三次，我自然必须要将边区政府的工作向这位中央书记报告，可是张闻天摆出他书记的臭架子，蛮不讲理的打官腔，有点像恶婆婆折磨媳妇似的。这种小人的行径，我虽然有点生气和好笑，但也忍者不说甚么。当年十一至十二月之间，我可说受尽了折磨，边区政府的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一个星期的反张国焘斗争以及许多暗中的麻烦，这些事都是由毛泽东在后面掌舵，而由张闻天在前面喊打喊杀来进行。

甚至我的太太和我不满十二岁的儿子，都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侮辱。我的太太与我离别了约六年半，我的儿子在武汉时代和我分手，相别已超过十年，他们于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先后来到延安；彼此都经历艰险，劫后相聚，不仅我们自己愉快，我们的好朋友都深深为我们祝贺。但窃据了当权的阴谋家，并不肯放过，用打击我太太和儿子的手法，以增加我的痛苦。

我的太太本是老中共的党员，列名为中共妇女领导干部，当我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她留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机关的机要工作。因为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屡次遭受破坏，她幸而逃脱了被捕被杀的危险，最后与中共失去了联系。她历经艰险，方得改名隐藏于上海一间高级女子助产学校习医，将近两年。抗战爆发后，她才与中共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取得联系。她来到延安，并写信回湖北枣阳县家中接儿子来延安相聚。我的太太到了延安，立即担任边区政府内工作人员的教育工作和边区医院的助产工作。她的工作繁重，超过一个普通党员。可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必须调查她失去党的联系后的经历为理由，不允恢复她的党籍。当时归队党员，大多不需要这种所谓调查，就可恢复党籍，需要调查者，显系含有怀疑和不信任之意，这使我那热诚和爽直的太太，颇感气恼。

那时我的儿子小学尚未毕业，延安并无适当的学校可以容纳他，因而暂在陕北公学低班就读。不久干部子弟学校成立，他就首先转入该校。这个小孩子很活跃，喜欢唱歌和表演，为学校主持人目为难的的童星，参加过几次儿童表演。有一位文艺工作者，曾因犯重大过失受过我的处罚，他那时成为张闻天的马仔。他作弄我的儿子，派他演反对派张慕陶，扮成奇怪形状的汉奸样子。我事先毫无所知，等我走到文艺会场的时候，一群人正在作弄我的儿子，毛泽东也正在那里凑热闹，奸笑着说张国焘的儿子扮演张慕陶，再适合不过。我恰恰走过去，目击这种情形，就将孩子所戴的假面具撕掉，牵着他离开会场，一面走一面高声申斥说：野蛮、残忍、禽兽不如。

经过以上我所扼要叙述的那些事情，我没有与那些阴谋家公开闹翻，不能不说是忍耐的奇迹。我此后再不愿同毛泽东、张闻天等会面。十一月间，我就有计划的将边区政府主席职责，推交秘书长代行。任秘书长的潘自力为人很正直，与我共事相处很好，他目击党内情况，知道了我的意向之后，感到责任重大，因而不动声色向中共中央请求调换工作。这个时候，边区政府在延安南门外，建筑了一排窑洞，大致已经完工，需要搬迁。搬迁的主要用意，是企图减少日机轰炸的危险。我虽已消极，但因工作不能停顿，还是如常的照料我所应做的工作。

十二月间潘自力调走了，原任交际科长的伍修权升任秘书长。伍修权接任之初，特务派头十足，借故把替我收拾办公室的一个小勤务捕去了。这显然是对我施的下马威；他大概企图从小勤务口中，讯问出我的“反党行为”；无异明白表示他是来监视我的。数日后，伍修权的态度竟有些改变，他遇事向我请教。为甚么有这个改变，我始终不明白。这也许有多种原因：其中的一个似是伍修权研究了边区政府的一些文件，看出我们所提议办理的事，都是出自善意，并非前此他用有色眼镜所观察的可比，显然不是甚么“反党阴谋”；而且中共中央的干扰，并不一定合理，有些显有偏见。

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我逐渐把它转移到伍修权身上。首先请他代替我和张闻天及其他中共中央各机关首长接头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商决边区政府的工作，我指出这对他自己固然是驾轻就熟，对工作进行自会较为顺利，他欣然允诺。这件事解决，对我来说，真是如释重负。接着又将其他各项我所应当做的事，一件件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渐由伍修权代策代行。

伍修权很热心工作，连升三级，边区政府整个工作完全由他处理，他表现得有点踌躇满志。

而我正感轻松，为我后来脱身出走，准备了条件。

这件事同时也证明那些阴谋的独裁者，妨碍我正正当当的做边区政府主席，甚至连我在边区政府做一个苦力，他们也不放心。他们要我作一个俘虏，在监视之下听从他们摆布。当时即使我做一个安份的傀儡，恐也难逃清算斗争的灾难。毛泽东对意见不同者的阴毒，再加上斯大林反托派的疯狂，实在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下旬，延安已是冰冻的时候，王明、陈云、赵云（即康生）三人坐着一架苏联的军用运输机，自莫斯科飞返延安。当年八月二十一日，中苏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供给中国一些飞机，以抵抗日本的侵略，新疆成为中苏交通的孔道。苏联派人在迪化、兰州等地协助管理空军基地。王明等便是由莫斯科经由迪化、兰州等空军基地，飞返延安。

当时南京已失手，国民政府正迁往重庆途中，中途停留武汉，因而武汉一时成为临时首都。周恩来为了要赶往武汉，在王明等到达前的几天，自山西前线回到了延安那天下午，周恩来正在为的办公室谈天，忽听见飞机声，虽没有警报发出，我们也颇疑为日机前来轰炸，因而出外观看，一架飞机出现在天空，绕着延安城，越飞越低的债那里打圈子，似是寻找机场。我们两人即向飞机场走去，途中我问周恩来是甚么人物来了，他答说到了机场就知道，似乎他也没有预先得到消息。

我们到达飞机场，毛泽东、张闻天等也同时来了，我们站得远远的；机场已有相当的戒备，似乎都不知道飞机里面载的是甚么人物。大概毛泽东早已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告以王明等要来，毛并未公布；王明等回来的确实日期和如何来法，连毛泽东也不知道。直等到王明从飞机走出，陈云、康生也跟着下来，我们才急步向前，彼此握手拥抱。当时一堂欢叙，所谈都是高兴的事。我已有八年没有看见王明，陈云大约十二年没见，康生也有六年半了。

叙起旧来，材料当然特别多。这种欢欣鼓舞的气氛，似乎以前延安从未有过。

座中，不记得是那一位提到，以后莫斯科与延安间可否通航，以便运输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来延安。毛泽东闻言大感兴趣。王明立即解释说：根据中苏谅解，苏联空军飞机在中国境内，只供国民政府调遣；他们这次乘空军飞机来，是秘密的和非法的行动。王明继续说及：他们在兰州等了几天，等到今天天气好才上机，一路由飞机师按照地图，好不容易才摸索到了延安上空，低飞到看见延安城门口的大标语时才降落机场。因此王明指出由苏联飞机输运军火老延安的事恐怕办不到。毛泽东听了感慨再三的说：拿那么多军火给蒋介石，为甚么不可以少少分给我们一点。

由于这些人的到达，即于次日上午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连续举行了三四天。

首先由王明发表长篇演说，内容是莫斯科首脑部对于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次略的一些新见解。他首先指出现在抗战，中共便应主动的与之密切合作。他又说明中国抗战的成败，具有国际的重要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抗战力量，给日本以长期游离的抵抗，这将使日本无力向苏联进攻，对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着重说明中共在民族严重危机中，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不能抄袭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这次的国共合作应力求其稳固与久远，彼此互谅互让互助。中共既是主动的与国民党要好，就要抛弃以往国共间的仇恨。如一个国民党黄埔出身的军官，掌握着军队的实权，可是他过去也曾杀过许多共产党人，我们应该将他的那份旧账置之度外，与之真诚合作。因为只有握有军事实力的人，愿意抗战，抗战才能长期继续下去。

王明还从另一个原则来阐明这个问题。他指出中共不应自视为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旧公式已不适用于今日。中共应更大胆的将自己当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它不仅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国整个民族的利益。他说明这不是放弃阶级观念，而是进取的精神，也是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要求各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阵线中，所应持的基本态度。

他继续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离是缩短了；它们同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党，只是在社会问题上，彼此有急进缓进之分罢了。至于国共之间争夺政权的问题，那是遥远将来的事，中共也应主动的把这个问题，推到抗战胜利以后去。

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以往所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见解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

我当时觉得莫斯科这些见解，至少比毛泽东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没有一句话说到中国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设想仍是站在独裁立场上，来些策略的改变。莫斯科大致不相信中共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抗战的领导 ，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国的抗战能够拖住日本，因而要中共与国民党竭诚合作。

我们向王明问及国际的真实情况，大致着眼于中国抗战能够得到一些甚么国际支援，英美等列强与苏联是否能联合起来干涉日本的对华侵略。王明表示并不乐观。他说明日本正与德意拉拢，形成国际间的法西斯蒂阵线。现在法西斯蒂的势力很嚣张，威胁苏联与中国的生存；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是否能够拔刀相助，还是不可捉摸。这样的国际形势，便是莫斯科要我们进一步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这个策略上的变动很为重要，而且是出自斯大林本人的意见。他曾当面问过斯大林：中共与能够当遵照你的指示与国民党合作抗张，但你和共产国际过去对中共所做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斯大林曾答以那些过去了的话，应束之高阁，不在理会它。

（主要是指有

关中共独立发展，与国民党争领导和进行斗争等主张。）据王明表示，斯大林的意见是要中共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努力，不必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以往的公式所约束。斯大林曾说：“中共现在需要游泳过一个很宽的海，不能有旁的选择，只能凭你们自己的努力，你们是否不会中途溺毙，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泽东听到这里，显得面有得色。也许他想到斯大林的见解，竟与他自己原有的见解相反，这如何是好？现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则，岂不是有了解脱的办法。毛泽东以后批评王明，只知联合国民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他的正确主张是对国民党一面联合，一面斗争。后来毛泽东与王明间的斗争，从这次讨论起即种下了祸根。毛的武器是强调马列主义中国化，依据中国实际情况行事，反对王明那种国际派邪说。

王明的这项政治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和其他的人一样，都当场表示完全赞成，似乎他们在洛川会议上所说过的“使蒋介石失败”，“中共独立自主”，“扩充实力与国民党较量”等等言论，都未曾说过似的。王明继续讨论其他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拒绝与陈独秀恢复合作的问题。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罗汉来到延安，他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与我们商谈合作。罗汉是我在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他这次和我会面，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获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陈先生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根据罗汉的表示，就与托洛斯基的死硬态度有所不同。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是脱节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了十九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斯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自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斯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为了这件事，王明还发了一篇大议论。他向我们说明了苏联肃清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的经验教训，指出联共内被整肃的那些知名人物，叛国罪都是证据确凿的。他说根据这个经验，任何党员，不管他对共产主义信仰多深，过去有过多大的功绩，只要有反党倾向，就可能走到叛党叛国。他又说到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曾利用各种机会，阴谋反对苏联和联共；甚至利用清党，故意制造供词，陷害了很多好同志。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

王明说明在原则上中共决不能与叛徒恢复合作。他指出资产阶级的政客们，蒋介石及其党徒们，和法西斯蒂党徒们，与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他们反攻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不能直接影响共产党内部。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我们可以与这些原非同类的人物，暂时的或较长时期的合作。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党人较为接近，一直阻碍共产主义的发展，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至于托派布哈林派以及其他左的右的反党派系和倾向，与共产党更为接近，腐蚀我们的内部，是较社会民主主义者尤为危险的敌人。清算这些叛徒，在使共产党净化这一点上，斯大林发展了列宁主义，也是斯大林理论的精华。

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此然暗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决不是与陈独秀恢复合作，而是加紧反托派。在抗战时期，必然有些叛党或离开党的分子，企图再行混到党里来，我们绝不能宽容他们。现在党内有过反党行为和思想不纯正的同志们，党对这些人也不应轻轻放过。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在我们讨论组织问题的时候，王明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十六人的名单。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共中央的人选，在一九二八年底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已迭经变更。不少同志原非中央委员，亦权宜提升为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共中央认为一时还不能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而王明觉得有些人应当参加中央政治局，因而采取了非常手段，提出这个名单。

可是毛泽东对于王明这种单独举动，似感不安。王明所提出的名单，在人选上只增加了和他同回国的赵云陈云两人，其余多是旧人，不过将席次略加调整而已，所以原则上毛是赞成的。毛所不愉快的似是事先没有征求他的同意。因而毛极力推崇王明为中共中央领袖，并说自己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反托派斗争上，都没有把握住这个舵，愿意减轻自己的责任，力主将王明的名字列为第一名。经王明极力表明，他之提出这张名单，决无“夺帅印”的意思。毛知道了王明的真意之后，没有再发言，名单也算通过了。

身为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名次，在王明的名单上被降至第七名了。王明的表现似有取张闻天而代之的意向。张闻天却在那里一言不发，除了表示过赞成王明从莫斯科带回的政治主张外，从不对实际问题作任何表示，尤其不谈到改选书记的问题。

我当时心灰意懒，已不大愿与这一群人为伍，因而置身事外，没有卷入争论的漩涡。我在王明的名单中的名次，仍被列为第三名，在毛泽东周恩来之后。王明在解释他安排这个次序的理由时，曾说的我是国内外知名人物，在中共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但也讥讽我犯过另立中央的重大过失。我觉得王明的主要意思，是在重新责备我，为了不愿重提往事，我只好缄口不答。

陈云和赵云两人较之王明似是老练些。他们说话的态度相当谦虚，往往对王明所提出的意见，略家补充，对我们这些在国内奋斗的巨头们，他们则常表示推崇，因而他们在大家欢迎声中，就任政治局委员，并分担组织部长和政治保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重要职务。后来，毛泽东斗争王明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没有被牵涉在内。

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在一次我和王明的单独谈话中，他问我毛儿盖会议争论的症结究竟何在？我答：“除批评党中央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军事领导权。”

他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我：“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

我切齿痛恨的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回答说：

“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他接着说明在莫斯科的大清党中，证明我与托派并无联系；可是不能因此说我所信任的左右中没有托派，也不能说我自己不会受托派的利用。他还说到与我接近的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莫斯科经过几次清党，都没有露出破绽。他一直有些怀疑，这次他在新疆，将他们逮捕审问，果然他们直供不讳，都是托派，自然也只有把它们惩之于法了。

我耐着性子向他指出刑讯逼供，难免冤枉好人；从前项英在江西苏区厉行肃反，采取审问逼供手段，有些供词竟牵涉到他自己，这才使他觉悟过来，供词是不可尽信的。王明为甚么这样丧失自信，觉得到处都有托派在作怪呢。我们的国家很可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王明一面要团结一切力量来抗日，一面又要大清托派。如果我们把许多同志当作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大概看见我神色愤怒，言辞犀利，因而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

吧！”

王明向我宣泄的事实，和他那种要追随斯大林肃清托派的意向，使我受着极大的刺激。

李特、黄超是从一九三一年起和我一道工作的，李任参谋长，黄任秘书长。李原系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的毕业生，黄则在上海做学生运动，系学生会的一个活动分子，他们在到鄂豫皖苏区以前，我原不很熟识，中共中央却举荐他们可以任要职。我们这些年的共事，我深知他们为四方面军工作，出生入死，贡献极大；他们最后在西路军中，经过无数艰险困难，率领数百人逃亡新疆。他们只是在毛儿盖时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领导错误，这大概就是他们致死只由。

至于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是较有学识的留俄学生，也是我的老朋友。俞秀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为人守正不阿。周达文与瞿秋白同系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毕业生，对俄文和俄国问题的研究都有相当的造诣。董亦湘与沈雁冰同系商务印书馆编辑，研究文学，亦有相当成就。他们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反对过米夫，也与王明等人斗争过。他们在列宁学院毕业后，被派在新疆工作，似系避免与把持中共中央的米夫派直接接触。这次王明路经新疆，手执尚方宝剑，竟陷害泄愤，这真是暗无天日了。

我认为王明效法斯大林那种疯狂的清党作风，将使中共堕落得不成样子。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抗日主张，与我素来的见解相接近，但他并不是从中国的民族利益出发。事实上他将斗不过毛泽东，也难收到预期的效果。他反对与陈独秀等重行谅解合作，确是明显的反动。他在新疆杀害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同志，更是不可宽恕的罪恶。一九三 0 年定王明等米夫派曾用残酷的斗争手段，断送了何孟雄一批老同志，现在竟进而杀害对中共当权者持有反对见解的同志。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着王明到中国来了。

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我觉得一切都超过了奖励的范围，也无法申诉，而且再也无申诉的必要。在抗日战争的紧急关头，我只有采取“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打算，跳出这个圈子，也许能做些我想做的事。

当时，抗日局势使中共的当权者，不能为所欲为。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将与日本妥协之说颇盛，王明认为事态严重，自告奋勇赶往武汉，企图与国民党建立较密切的合作，以挽救这种中日妥协的可能危机。不几天（一九三八年一月间），王明、周恩来便启程前往武汉。

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与王明间意见的出入，也有待调整。我这个挂名的边区政府主席，也还有装点门面的作用。所谓进一步肃清托派或者受托派利用者的这类斗争，似乎时机尚未成熟。

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三月间，延安气候寒冷，朔风怒号，人们活动减少，一切显得平静。

旧历过年期间，延安和别的地方一样，大家都在休息庆贺春节。王明、周恩来离开了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停开了，没有发生甚么特别事故。我决意脱离中共，寻找最近的机会离开延安。这虽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我对延安的一切已不关心，每天再三思考的已是如何能实现我的决定。

我这十八年来的革命生涯，酸甜苦辣都尝尽了。远的不用提它，一九三七年二月间，那种背信弃义，蛮不讲理的反张国焘斗争，使我下定决心，不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谁知抗战爆发，又因我的抗日热情，复使我跳进了原来的火坑。洛川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等违反抗战利益的阴谋和口是心非的对我实施种种迫害，使我进一步打算脱离中共，但因种种牵挂，一时不易抉择。从王明的表示中我清楚知道莫斯科和延安一样的黑暗，斯大林清算的魔爪和毛泽东阴险的毒手，都会向我飞舞，时机紧迫，乃决定脱离中共，离开延安。

王明为甚么将在新疆谋杀李特、黄超、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五人的事告诉我；为甚么硬说毛儿盖的争执，是托派暗中作怪，为甚么武断的说我受托派的利用。这些盛气凌人的话，直接向我表示，难道是他的幼稚吗？难道是恐吓我吗？王明须赶往武汉，阻止中日妥协，维持国民政府的抗日局面，促进国共合作——这些是王明认为头等紧急而重要的事——这才把反对我被托派利用的斗争压后。也许因为中共中央内部情形复杂，有人劝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不可太冒进。但王明已杀害五位中共重要干部，如果他不斗争我，诬我受托派利用，他又何能交代？

这次政治局会议，使毛泽东、张闻天大伤脑筋，王明的矛头正打中他们的要害。毛泽东紧紧掌握他的实力，对八路军各部的指导和大批人员派遣到前线去等等工作，一点也不放松。

他预料王明在武汉的活动，不会有甚么大的成就。他暂时一声不响，和我遇着的时候总是谈些轻松的事。张闻天有点感到自身位置难保，一切不敢像从前那样放肆，遇着我的时候，虽然不说甚么，但多少改采尊敬我的姿态。陈云和赵云都是初来，遇事向人请教，不愿随便说话。我那边区政府主席的职责，伍修权代理得相当顺手，他很少来麻烦我。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能安静的设计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在农村中留连一番。有时携带我的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郊游谈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们常到之处。我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非常热心，常常和小伙子们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仅工作繁忙，而且因怀孕呕吐不适，我此时也有功夫陪伴她，分担一些她的工作。在训练班讲粗浅的课，与人下棋以及参加晚餐会等等都是我所高兴的。如此，我渡过了颇为安静的在延安的最后三个月。

这个时期，我回想到的事特别多，似乎也应当略略提到。

中共是变了质，完全变质了，离我这个创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共在它的短短的历史中，经过国共合作，苏维埃时期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三个主要阶段，其领导人物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泽东，本书中都有扼要的叙述。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所作所为。他不折手段，追求他个人的胜利，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动的帝王思想，与近代共产主义思想毫无共同之点。毛泽东在共产主义思想掩护之下，包含着游击观念，农民意识，霸道策略，这些货色也与共产主义不甚相容。

整个共产国际同样完全变质了，他早已脱离了从马克思以来欧洲工人运动的轨迹，变质为斯大林式的独裁。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在清党中杀害了以百万计的人民和革命分子，这显然是专制魔王之所为。即使那个亲苏联的邵力子叙述斯大林的残暴时，也曾向我表示：斯大林杀害着许多人，世所罕见，中国历史上的暴君，杀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杀害这么多文人学者的。

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中共的党章，共产党组织是信仰相同的志愿结合，党组织对于党员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党员也可以自动脱党。如果根据这样的民主性原则，就没有所谓叛党、叛徒等类的罪名，也没有比开除党籍更严厉的处罚。只因国内外共产党都变了质，王明才敢在新疆杀害重要的干部，否则他会受到杀人犯一样的判罪。

至于说到抗日，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参加的，根本不分共产与否。中共作为一个组织，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我单独行动，也可以与国民党及全国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种种约束，人民还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义上发挥他们的抗日力量。那种脱离了中共便不能抗日，甚至被指为反动、反革命、叛徒或汉奸的说法，完全是中共的独裁偏见，也是对人们的愚弄宣传。

我不能领导中共向正当的途径发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变质，深感惭愧。我曾枝枝节节的有过许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证我无力挽狂澜与既倒。难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样，听由斯大林杀害吗？因此我脱离中共，离开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应当采取的正义行为。我有权利单独行动，自动脱党，不与残忍阴谋的独裁者为伍。但从当时环境说来，脱党是严重的事，我需要机密处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县参加祭黄陵之便，离开了延安；从此与中共告别了。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显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

我从中部县出发经过西安，到达汉口，这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旅程。在汉口的时候，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等曾对我的脱党行动加以阻难，但我意已决，无法挽回，因而他们发表指责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相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这些事都不必细说了。我当时发表了一篇告国人书，现附在本书之末，以供读者参考。这个文件是我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声明书，标志着我的共产生涯，至此已告结束。但我在这里必须声明一句，这是一个抗战时期的文件，他的内容只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和我的处境。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

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民国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战发生，国步艰难，有识之士，佥认救亡图存，惟有举国一致，精诚无间，抗战到底，始克有济；而达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条件，端赖民族意识之高度发扬，牺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于四月初自肤施到达西安时，适得读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抗战建国纲领，认为深合国家民族之迫切需要，而其吁请全国人士共同奋斗之至诚，亦复溢于言表，尤深感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讨未竟，即受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之处分，并造作种种谰言（如加本人以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抗日团结等不经之词），当即就本人政治意见，简略有所声明，其要点有四：（一）本人素具抗战到底之坚强决心，和抗战必胜之坚强信心，对于中国抗战建国之光明前途，并无丝毫失望，本人更愿贡献一切，为国家民族效力。

（二）当此国家民族危急关头，本人认定国家民族高于一切。

（三）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国国民党为主持抗战建国大计之领导中心，蒋先生为全国唯一之最高领袖，此三点中共中央亦不否认；中共中央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自是中共中央的进步，本人亦表赞成，但深觉如此还是不够。因主张中共中央对于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和抗战建国纲领，应即为更恳切之响应，已达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和增强抗战建国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张，用至诚态度，与中共中央诸君初步商讨，未蒙采纳，今后仍望中共诸同人，对于本人上列主张，深切考虑。

以上之简略申明，本人自信对于当前政治需要，尚无不合之处；乃近见武汉中共负责人公表函件，对于本人主张与行动，续有诋诽，综其所述，无非蔑弃真理，偏执己见，甚至不惜虚构事实，颠倒是非，以遂其抹杀政治商讨，维护局部利益之私图。如此，足征中共负责诸君，对于近代政党党员应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视，政治道德，亦鲜顾及，此本人深为惋惜者也。

当此抗战建国之严重关头，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战士，在国家民族之上之原则下，均有放弃过去一切成见，端正其政治趋向之必要。并应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努力完成复兴民族之大业。据此观点，愿就本人与中共间政治上分歧之点及因此而引起之争论，略陈梗概，邦人君子与中共诸君幸垂察焉。

关于中共政治路线之全盘检讨，因范围过广，此处暂勿深论；仅就目前整个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战建国基本观点，加以考察，本人确切相信中共政策错误之发生及其过程，实非偶然，而且这一错误过程，直至今日，还未停止，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线，向来是环绕着一个错误轴心而转动。这个错误的轴心的构成可从下列诸点，加以简略说明：

第一，中国原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与被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散漫的农业为组成国民经济的骨干，纯民族工业的比重，颇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务，对内是铲除封建残余，改正土地关系，完成国家的统一，对外是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之经济特权与政治特权，争取领土主权之完整，与政治上、经济上之完全独立自主：这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关于这一点，在中山先生与越飞君的联合宣言上说得最清楚：“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概括言之，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性的国民革命，任务是内求统一，外求独立，而就革命动力言，城市市民与乡村中小地主及自耕农都占极大数量，这些阶层对外积极反对侵略，对内并不代表妨碍统一之封建势力，所以除去封建的旧势力而外，广大国民群众都是这一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和拥护者。

中国共产党虽亦见到这些基本问题，而并没有深切的了解；因此，经常以急进的主观上之幻想，代替中国社会发展之客观条件，机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阵容，只有循着苏联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径。更错误的是不了解革命客观形势，基此而采用诸多错误政策，客观上对于可能参加的广大革命力量，竟予以过当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机之严重性明显呈现时，仍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里一致地改正过来。

复次，中国国民党领导之对内统一运动，其目的原为反对封建割据，亦系形成全民对外之先决条件，应当确认其为进步的革命步骤。中共昧于此义，贸然将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勉强地予以联系，并强调阶级斗争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说，处处以阶级利益抹杀民族利益。这一切与国民革命不能调和之基本观点，在理论与事实两方面，均已确证其误。

第二，以上是说明中共对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错误见解，基于此种见解，于是对于中国国民党之认识，亦极不正确。中共初则认三民主义为反动思想体系，而认国民党只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政党，继又认国民党为法西斯主义之分派，国民政府为亲日卖国政府，但就三民主义的本质言，就国民党的组成成分而言，就国民政府及蒋先生之过去政策而言，此诸估计显非事实。中国国民党实继承中国革命史上之优良传统，它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北伐后逐渐完成统一中国的任务，迄今尚担负着神圣抗战建国的重任。即以此次抗战而论，举国上下，一致奋起，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将士牺牲者为数在五十万人以上，尤复再接再厉。此诸明显事实，无论何人，均不得不承认此为蒋先生领导成功之明证，国民党革命精神发扬之实例。尤有进者，蒋先生为举国一致所公认之最高领袖，当此国本飘摇，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肩负此民族兴亡之重责，忠诚谋国，中外同钦；凡我国人均不应借口某些枝节问题，吹毛求疵，别谋发展，以快私图。所以那些认为国民党具有两面性，在目前抗战是革命的，抗战胜利后是不革命的谬误观点，不仅否认由抗战胜利而展开之革命光辉，而且对于正在进展中的抗战建国之伟大工作，亦必然予以严重损害，此则可以断言者！

第三，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错误判断，对于三民主义国民党及其领袖之固执成见，于是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线的连串错误，中共本身组织之缺陷与退化，亦随此错误路线而愈益充分暴露出来。

中共策略路线错误之具体表现，即为不顾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而争取领导权的斗争。

自民国十六年以来，中共更提出苏维埃政权口号，采取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暴动政策，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十年以来，现已证明，所谓苏维埃口号完全与民族利益背道而驰。就共产党本身组织言它久已退出产业区域，走向偏远地带，失其应有之群众基础，它已起了质的变化，已经不是甚么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断的在进行军事阴谋与暴动，以从事持久的阻挠内求统一与外抗强敌的斗争。

第四，抗战发动以后，全民族之迫切要求，为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中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形式上改编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从中央政令，但实际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错误思想与派别成见，严格维护其小组织的利益，因而减弱现阶段抗战建国的神圣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见看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两个以上不同政治团体的暂时联合，此政治团体乃基于其社会基础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阶级利益亦异，“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两者间之利害毕竟是不能调和的，这里便隐藏着过去历史重复的根源。吾人进来习闻的中共宣传，有所谓“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荣纲领”等说话，仍不免是一种争取领导权之陈旧思想，毫无放大眼光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为己任之气魄。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游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为达到此目的之宣传手段。据中共之意见，所谓民族统一战线，诸凡与其意见向左之抗日分子，皆放在统一战线之外，而一切打到；所谓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辖之地，皆任其作误谬宣传，而陕北边区则视外人租借封锁尤严。如斯作法，其以为人民可欺耶？窃意中共诸君如果承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与目前民族危机的严重，统一意志，抗战建国之万分必要，则应毅然决然放弃这些成见与作法，开诚布公，与国人相见，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根据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战建国的基本观点上，愿作下列提议，希望中共同人予以善意考虑。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确认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原则下，真诚拥护蒋先生领导的抗战建国运动，毫无保留地实行三民主义，务必言行合一，不再作与此相违反的宣传和组织；基此立场，中共同人应自动破除门户之见，泯灭界限，与国民党党员同在蒋先生领导之下携手前进！

第二，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国民政权和军队应完全统一。第八路军，奋勇杀敌，深为国人所赞许；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联军”之成见，使八路军国军化，如此一面可增强抗战建国力量，减少一切不必要之顾虑，一面与彼此融化之过程中，互相交换经验，则今后裨益抗战实力，当非浅鲜。边区既不可当作中共之根据地，也不应形成特殊区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闭固拒，排除异己，效法军阀割据；总之，边区政府现已无存在之必要，应即还政中央，以昭大信于天下。在中共所领导之游击区域，亦应秉命中央，充分发挥其抗战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从事实践中央之外交政策。

以上三点，即本人前次申明所谓“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的具体内容。

本人与中共历史关系甚深，由于近廿年之经验教训，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当，尤其是抗战发生以来，国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愿躬睹此错误政策之继续存在。尤忆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进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之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间由于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之决定，遂使此种争论渐次减少，终于形成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会合。

本人到达陕北时，恰是西安事变前十天，西安事变是由于中共“抗日反蒋”之宣传主张而来，其实质则系军事阴谋，本人事先并未与闻。西安事变发生后，延安方面中共负责诸人均不免有情感冲动之主张，当时特别冲动者，另有人在，事实昭然，当可覆按。嗣后决定采取和平方针，本人与中共其他负责人均一致赞成。而且基于此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方针，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这是一贯的事实。与此可见中共公表文件，所谓本人当时坚决主张内战方针之说，完全是别有企图之造谣。在这一期间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本人曾在原则上表示完全赞成，但认为更须彻底执行，方能挽救民族于危亡，因而认中共彼时所执行者仍感不够。

由于统一战线方针，致使本人与毛泽东等的意见接近起来，又因为毛泽东等对于此一政策之执行，仍系深怀成见，貌合神离之作法，致使本人深为不满。特别是抗战发动后，毛泽东等所保持的独立自主，别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与毛泽东等之间，许多争执。故此次毅然离开延安，来到武汉，这完全是基于共赴国难之坚强信念，光明正大之举动，中共同人原无所用其疑虑。乃中共负责人不加深察，对于本人此次参加抗战建国之积极行动，妄肆攻击，横加诬蔑，充分发挥其非政治的，偏狭自私的，阴谋煽陷的宣传，企图对内压制中共党内之自我批评，对外敌视一切拥护中央领导，努力参加抗战建国之分子。

凡此一切，均可视为中共对于团结抗战缺乏诚意之表示。至于其劫持本人之种种非法企图，原属陈周秦等少数人之无理举动，识者自有公论，不足深辩。

总之，本人自弱冠以来，目击国事凌夷，奋起救国，不计其他。献身革命，垂二十年，对于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时纠正，自然亦负有某些连带责任。然生平言论行动，素为国人共见共闻，此次举动，纯出爱国至诚。为爱护中国同人，更为爱护中国革命起见，本人赤诚披沥所抱之见解，深愿社会人士予以明察，更愿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评之精神，弃文过饰非之谬习，憬然自悟，纠正中共现行一般政策之错误，在国家民族至上之原则下，努力抗战建国，庶中国革命大业，迅底于成，此不仅个人之幸，抑全体民族之福也。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