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寻鹅记

橙子和天使

我们失去了雷蒙德——卡佛死了

传奇十四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佳欧洲小说.2011.寻鹅记/（波黑）黑蒙（Hemon, A.）编；李文俊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

（文学新读馆. 最佳欧洲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1

ISBN 978-7-5447-3166-9

Ⅰ.①最… Ⅱ.①黑… ②李… Ⅲ.①小说集-欧洲-现代 Ⅳ.①I5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5162号

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1

Copyright © 2010 by Dalkey Archive Press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by Aleksandar Hemon

Preface copyright © by Colum McCan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lkey Archiv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2—42号

书　名 最佳欧洲小说（2011）：寻鹅记

作　者 ［波黑］亚历山大·黑蒙

译　者 李　尧　等

组　稿 萧　萍

责任编辑 田　智

特约编辑 张　睿

原文出版 Dalkey Archive Press,201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166-9

目录

前言

序

职业人士 The Professionals

威廉·欧文·罗伯茨 William Owen Roberts

她的心脏急性衰竭了 The Heart Fails without Warning

希拉里·曼特尔 Hilary Mantel

职业行为 Professional Behavior

埃尔桑·乌尔德斯 Ersan Üldes

哆是一头鹿 Doe a Deer

维瑞娜·斯戴芬 Verena Stefan

尼拉和姑娘们 Nela and the Virgins

玛斯·伊巴兹 Mercè Ibarz

远方 Far from Here

一

二

恩里克·维拉——玛塔斯 Enrique Vila-Matas

预言 The Prophecy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德拉戈·扬察尔 DragoJančar

一分钟：蠢蛋之死 One Minute：Dumbo’s Death

弗拉基米尔·阿森尼耶维奇 VladimirArsenijević

邪眼 The Evil Eye

安德烈·格拉西莫夫 AndreiGelasimov

寻鹅记 Goose Chase

卢西恩·丹·特奥多罗维奇 Lucian Dan Teodorovici

前言

作家的宿命就是要知道他或她来自何方，面对“超我之心”[1]画一条线，然后跨过去。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最复杂的难题之一——或许这正是美之所在——就是我们之中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

“全球化作家”相对而言是个新概念。比如，过去我们一直会说，某人是斯里兰卡作家，或者英国作家，或者加拿大作家，当然还有美国作家。最近几年，有一位名叫迈克尔·奥达吉的作家，生于斯里兰卡，在英格兰接受教育，身为加拿大公民，写了一本关于一位非洲黑人爵士乐音乐家的小说。此人与我们常说的“国际混合型”就很吻合。

现在，我们越来越熟悉那种“多元化”民族性的感觉。我们此刻身处何方和曾经在哪儿生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作家应该、也可以承受在几个国家积累的经验之重——就像你口袋里装着沉重的砖头，依然可以游到对岸。我们不会被那么多连字符号连起来的那个概念搞得如堕雾里云中。我们可以是爱尔兰——阿根廷人，或者法国——澳大利亚人，或者中国——巴拉圭人，甚至可以是所有这些国家的一个“组合”。

然而，如果你是欧洲人，问题就出来了。欧洲作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他或者她是否生活在可以从容不迫地游走其间的山山水水，或者一段世所公认的历史之中？会不会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欧洲的声音”的东西使得选编一本集子合情合理？除了结构上纷繁复杂，欧洲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

谁都知道“欧洲”曾经是什么——这两个字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二十世纪藏尸所的大门——但是对今日之欧洲，我们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说到欧洲，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伞，但这是一把即使不下雨，也要不可避免地拿着到处走的伞。我们有瑞典、土耳其、马其顿，有法国、德国、西班牙，有卢森堡、安道尔、梵蒂冈，还有加泰罗尼亚。有的欧洲组织，比如足球联合会，还囊括了哈萨克斯坦和以色列。（想想看，在萨拉热窝，以色列球员和哈萨克斯坦球员在足球锦标赛的场地交换球衣——也许只有卡夫卡能破解所有“人性代数”的难题。）我们还有爱尔兰、英格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漫长的战争，短暂的回忆。

让我们试着把所有这些国家都扔到工厂同一个认定“身份”的熔炉里。这看起来似乎不可能，但已然发生，而且在继续发生。“欧洲人”这个词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当然要继续下去。困难是——至少对于作家而言——要准确地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时候结束。

欧洲人身份认同的危机自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无论编造的还是切切实实存在的。早在1904年，利奥波德·布卢姆，一位爱尔兰——匈牙利犹太人，坐在都柏林小不列颠大街巴尼·凯尔南的酒馆里，沉思默想，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民族是“同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后来，他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也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他是在议会上说这番话的，有人认为他捣乱，朝他脑袋扔了个饼干盒子。他的观点是，民族是一种关系密切又四处飘零的群体。一个民族当然不可能没有文学。由此推理，一种文学也不可能没有民族的特性。最简单地说，文学总是有其根源的。

围绕所谓民族的声音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学意味着什么？作家以何种方式代表一个国家？写作是一种没有国界的活动，还是我们可以追溯到某个封闭之地的行为？国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一个“文件名”，加之于某位作家的头上，摆在书架上，给迷惑不解的“图书管理员”带来方便？

也许“欧洲人”这个词恰恰因为其与生俱来的难以把握而作用愈大。由于难以准确定义，它就容纳了当代身份认定的不确定性。而身份拒绝以地域来限定。构成欧洲作家欧洲身份的因素之一是它的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们的身份混杂在一起，不乏矛盾，很不完整，甚至前后对立。历史不停地演变，再演变。正在使用的语言多达四十种。将近八亿人口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有多少词汇就有多少欧洲人。现实超过了定义。无论是谁，倘若想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部伟大的欧洲小说”上来，都没有意义，至少现在没有。而整个世界似乎都期待“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不管这种期待对还是不对。也许因为，迄今为止，对于“欧洲人”到底意味什么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

这个词的意思既可以扩展，又可以浓缩。它将自己吐出去的气又吸了回去。其结果是形成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有时候，欧洲将其“肺部”扩展开来，变成一块大陆。必要时，它又收缩回来，各自为政。“小”会拓殖为“大”，“大”也会反弹为“小”。所以贝克特是“欧洲的”，但也是爱尔兰的（他或许还是法国的）。丹尼洛·基斯是犹太人，又是塞尔维亚人，半个匈牙利人，曾经是南斯拉夫人，因而他是“欧洲的”。卡夫卡或许是他们之中最“欧洲”的作家。他的小说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持续不断的变化。

过去发生的事情确确实实萦绕在我们心头。在这块大陆年轻的艺术家眼里，正在进行着的对于身份认同的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就是丰富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素材。柏林墙的倒塌无论作为现实，还是隐喻，都不是偶然事故。整整一代人对1989年的动荡做出反响——这本集子的作家就证明了这一点。世界的即是地方的，我们可以用偷来的砖砌一堵墙。墙上的缝隙越来越大，有机会穿墙而过的光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阅读。这本集子的魅力之所在就是，它从最宽泛的意义告诉我们什么是“欧洲人”。我们的认知——比方说——以立陶宛为中心出发，跨越巴黎，跨越里斯本，继续向前，一直走到想象之中任何一个“彼岸”。

看起来健康的东西是——至少第一眼看上去，而且当然是按照二十世纪的标准——“欧洲人”这个字眼儿缺乏假定的民族之特性。至少现在看来，比“美洲人”或者“澳洲人”，甚至“非洲人”都少了许多民族主义的东西。欧洲有办法举行一场声浪愈高的大合唱。欧洲人可以很方便地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外一个国家以及他们使用的语言有诸多的共同点，都使得欧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皮氏培养皿”[2]。

这种说法会引起大多数欧洲人的愤怒，但是很可能，欧洲现在是美国的寻梦之地，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讲，比美国还“美国”。

当然，会有我们大家创造我们自己的民族性或者我们内在的民族性的时候。我自己这个“调色板”也是乱七八糟。我是一个持有两本护照的人。我想，我首先是个爱尔兰人，其次是纽约人，再其次是美国人。我的身上也有欧洲的血脉，虽然远了一点：我在欧共体资助修建的都柏林的公路旁边长大。叶芝说，我们自己内心的冲突，使我们创作了诗歌。他说得很对。倘若这样，我们和别人的冲突，创造了国家。推而广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又创造了我们自己。这本小说集就是由此出发，用一页页写满文字的纸，说明这一点。

科勒姆·麦卡恩

【注释】

[1]超我之心：心理学上用来判断某人行为和思想的道德标准的超我部分，之后将判断结果传送给自我进行考虑。

[2]皮氏培养皿：一种带宽松盖子的浅圆盘，用来培养细菌或其他微生物。

序

《最佳欧洲小说（2010）》出版一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我们可以胸有成竹地说，这个集子取得很大的成功。读者、评论家和翻译家——这个文学项目的幕后英雄——的反响都十分热烈。兴奋、激动和鼓励接踵而至。《最佳欧洲小说（2010）》的出版好像一道闪电，照亮当代英语文学领域核心地带的一个缺口。这本书问世短短几个星期，人们就认识到，《最佳欧洲小说（2010）》的出现就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没有读这样一本书，我们的文学素养怎么能算完整呢？

《最佳欧洲小说（2010）》在英美文学界闪亮登场引起热议，大家提出许多十分有趣的问题：欧洲的作品和美国的（或者英国的）作品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你称之为“欧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拥有一批在那种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可以熟练地用英语写作的作家，难道还需要翻译他们的文学吗？美国文学还可以被叫做孤立的、与世隔绝的东西吗？或者就像几年前瑞典皇家学院常任秘书指责的那样，说他们没有参与“文学大讨论”吗？

我认为，从根本上讲，《最佳欧洲小说（2010）》引起的讨论是关于通过翻译，文化与文化、语言与语言之间贯穿始终传送的知识（与信息不同）的性质和价值。虽然（或者因为）意见各不相同，《最佳欧洲小说（2010）》还是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那就是，不管其性质如何，这种知识的价值对于文学创作的实践都是无法估量的、非常必要的。无论什么时候，读者打开一本小说集，“大讨论”就会开始。有的读者认为落下了某几个名篇（尽管不会有两个读者对所谓名篇持有相同的意见），有的评论家对篇目入选的标准以及根据这个标准具体操作的策略提出疑问（尽管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是从一大堆备选的作品中挑选最优秀者）。有的欧洲人也许会为“欧洲”这个经不起推敲的概念烦恼，而有的美国人也许不喜欢想象之中的“欧洲人”的创作风格。不管大家的看法多么不同，种种意见背后表现出的都是对这个项目发自内心的热情。这些意见本身就是“文学大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对《最佳欧洲小说（2010）》表现出的热情就是这本书取得成功的最好的证明。

那么，现在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最佳欧洲小说（2011）》。如果说，《最佳欧洲小说（2011）》的出版是我们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大好事，《最佳欧洲小说（2011）》的出版是我们又做了一次这件大好事。

让我简单地汇报一下这本集子的选编过程。2011年是多年来，欧洲小说大丰收的一年。这本绞尽脑汁选编的集子是我们面对一篇又一篇优秀作品痛苦抉择的过程。作为选集的编者，我“近水楼台”。可是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经常回到一个纯粹的读者那种兴奋不已的状态之中。直到读完，才想起我还有一件近乎于残酷的工作要做。于是又穿上编者的“紧身衣”，为完成这个任务，在当代小说创作最前沿，挑选“自愿者”。所以，我恳求你，手捧《最佳欧洲小说（2011）》的读者，一定认认真真读上一篇，不要只是为了聚会时有个话题好聊，匆匆忙忙浏览一遍。不论奥尔加·托卡尔克佐克（波兰）的杰作《世界上最丑的女人》，还是希拉里·曼特尔（英格兰）让人心碎的、见地深刻的 《她的心脏急性衰竭了》，你都要花点时间仔细阅读。因为这是一本书，而不是一个网站。走进英戈·舒尔策（德国）《橙子和天使》描绘的那些让人着迷的人物形象之中；以凯文·巴里（爱尔兰）《酒鬼医生》的风趣幽默去应对图曼斯·温特（爱沙尼亚）《窗户那边，一座暮色朦胧的公园》让人心酸的阴郁。选取这本小说集中的任何一篇，仔细品味，慢慢阅读，让它张开人类共同的肺和我们一起呼吸。

从现在起若干年，你或许会发现，这本书静静地躺在你的书架上，你能认出它是电子图书盛行、数字化把一代代人改造成“信息接收器”之前的“遗留物”。但我敢保证，它字里行间显示的深度、广度以及人们经历的壮美，会又一次让你惊讶不已。而这一切都来自于那块我们武断地称之为“欧洲”的土地。你一定会想起，第一次读它时，你的心灵如何被那种英语界发生了一件盛事的感觉震撼。而你正是其时、其事的见证者。

亚历山大·黑蒙

职业人士

The Professionals

［英国：威尔士］ 威廉·欧文·罗伯茨

尚晓进 译

要不是那次，我并不会结识他。当然啦，我时不时会在肉店里遇见他。那次，酒吧打烊后，我们一起站在人行道上，他跟我借火点烟。

“一起玩个通宵？”

“明儿要上班。”我把打火机放回口袋。

“我也是。”

他眼睛下吊着大眼袋。我们在黑狮旅店旁叫了辆出租车，来到市内的一家酒吧。周四的夜晚，学生不少。马修拿酒去了老半天，我烦了，起身走过去。吧台前：他和一个剪精灵系短发[1]的女人在激烈地争吵，两口子吵架的那种。

“抱歉。”他回到桌前，杯里的酒溅到桌子上。

全盘招供，尽管我什么也没问。名叫雅德维加，他的前妻，来自克拉科夫[2]。（他强打精神。）三年的婚姻生活，没有孩子。

“抱歉，”他是不是说得太多？ “我今天一气忙了十五个钟头。”

片刻后，他走了，杯中酒未尽。

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他的人影。去年十一月，他现身了：在《南威尔士回声》的头版。马修在一家银行外，一只乐购盒装着他办公桌里的全部物件，保安站在他身后，“震惊”和“恼怒”两个词语划过他前额。大标题是“银行破产”，副标题为“管理混乱”。导语没有指名道姓地公开指责，只有“失误”、“罪责”和“注定如此”之类的黑体字眼。[3]

五月中旬，我在海湾区的乐加尔松餐馆[4]庆祝嫂子的四十岁生日，前菜用过，正要上主菜时，有人带着个金发女子进来了——那可不就是马修？服务生领他去餐桌，就在隔壁一间，他却没看到我。

主菜进了肚子在消化。我从男洗手间回来，凑到他胳膊肘旁。他抬眼望着，一脸的迷惘，直到我自报家门——姓名，上次在哪儿碰面——他啪地弹个响指，咧嘴一笑，记起我来了。但没有向约会的女伴介绍我。她三十岁出头，面容安宁柔和，合掌支着下巴，仿佛在公开祈祷似的。还是那样，我们都需要一点儿私密空间。

我们这桌的人套上外套要走的当儿，马修来到我身边。

“我说，换个地方……能聊一聊吗？”

“聊聊？”

“职业性的。”

生硬地一点头。“当然。”

他接过我的名片。

“谢谢。”

自此后，他每周约见我。这样糊弄大家，我心里也过意不去，不过马修并非他的真名，她也不叫雅德维加。但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我可以保证，可作为职业人士，我必须遵守某些职业规则。

他烦恼的根源是这样的：

马修之前是位银行家，他父亲也是银行家，但并非以前的那种——我们的父辈们过去常常要穿上最体面的衣服去向他们乞求贷款的那类银行家。马修的业务多是堂皇的跨国交易。他浑身流着金钱的血液，泛着铜绿的色泽。有次，他躺在沙发上接受心理治疗时，回忆起一个梦境——一头扎入洁净而澄澈的硬币里，硬币像贴心密友般将他托浮起来。他反复回到这个话题，就像追着尾巴转圈的狗。

“我被捅了刀子。”他把大部分责任推给一个人：我们就叫他艾德里安吧。他比马修稍年轻一点，但显然同样野心勃勃。“如果不是那个混蛋，我还在上班呢。可是，我真是被捅了刀子。”

“刀子”是个能指，请原谅我的用语。这个字眼将他拖入深渊，他在深渊里挣扎着，直到我们俩谁都无法再承受。我决定按常规进行治疗，追本溯源，找出最初的心灵创伤。他父亲以前是个点石成金的大富翁，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运筹帷幄，一招胜过一招。至少，传说中是这样的——马修九岁丧父。

他跟母亲不亲：很少见到她。他们是天主教徒。雅德维加也信天主教。她跟他离婚了，理由是他过于工作狂，还爱财如命。他受不了一个人，于是沉迷于泡酒吧，随便搭个女伴，免得一个人回家。他在银行里曾经两度升职，锦上添花的是，他进了高风险的恒生证券交易所，从事我称之为合法化的国际赌博活动。

马修觊觎过部门经理的位子。他说，他天生有这个才干，可是艾德里安得到了这个位子。艾德里安小他两岁，显然比他更出色。可他看到的就只有“刀子”的意象，艾德里安就是那个捅刀子的人，直到最后，把疗程搅得一团糟。事情弄得颠三倒四。马修觉得他一点儿没有好转，责任在我。现在他憎恨的人是我。

一天晚上，我在希思科克酒吧的吧台前等酒时，有个女人，天知道是谁，从对面的沙发上朝我微笑，她和两个年轻很多的女孩子坐在一起。不过，等我喝光最后一杯啤酒时，猛然间想起，她是马修带到乐加尔松餐馆的情人。我总不能视而不见，走过去不打个招呼吧，对不？她目送着两个女孩子离开，对我说她叫安娜。

“我的两个博士生，”她冲着门口点点头，“很聪明的女孩子。”她的专业是政治学。“感谢你帮他。”她把小包一甩搭上肩。

“工作而已。”

职业本能让我想到，马修从未提过安娜，这点很有意味。看她说起他的样子，显然两人很亲密。她对我们的治疗情况一清二楚，不过她也尊重我这方需要对此保密。

“我也在尽力帮他，以我的方式。让他认清自己，看清他的处境，换个角度；看得更透彻些，也许吧。”

“换什么角度呢？”

“社会的角度。这点很重要：不是弗洛伊德[5]那套。”

可以想见，这话我要较真了。“这是个观点问题。”

“马修的案例并非如此。”

“我不这么认为。”

“噢，你可以不这么认为，对吧？”同情冰释了她的怒气。

“他会挺过来的，”我说，“我肯定。”

“我希望自己也有这个信心。”

下次进行谈话治疗时，我问他：“马修，你愿意说说安娜吗？”

“不。”

“为什么？”

“不想谈。

“为什么？有特别原因吗？”

“因为我不想谈。”他顿了顿，“抛开她，我不想谈论安娜。没有意义。我倒宁愿更深入地谈谈我父亲……”

马修没有如约进行下一次的治疗，接下来又爽约了。我开始焦虑，于是给他打电话，但接通的只有电话应答机。秋夜越来越长。到十一月底时，新闻里铺天盖地报道的都是针对市内银行业的抗议活动。一幅幅照片展示的是混乱的人群，推搡着、嘘声抗议着，窗户被砸碎，警察看似中世纪的步兵，竭力控制着局面。我理解这愤怒，但不太理解这暴力。

十二月初一个寒冷的清晨，马修顺道来访。

“我来不是预约治疗的。就是来把账结清了。”

“我的秘书会处理好这些的。”

他比往常更显苍白，仿佛重感冒了一场。“我跟安娜结束了。”

我没有立即作答，我忍住不回应，是怕他觉得有必要做解释。但他只是盯着窗外望去。风吹得窗户嘎吱作响，他只是默默凝望着窗外。

过了片刻，我问：“你觉得如何？”

马修耸耸肩，松弛了一下身子。这回，闲话填充了时间的缝隙，直到我再次试图问起安娜。他机警地假意一笑，岔开了话题。“不过，也不都是坏消息……”

“那好啊。”

“我戒烟了！”

“但愿我也能戒掉。”

他拿手抹了抹鼻子。

“我还找到工作了。”

“祝贺你！”（这算条消息。）“在这儿？”

“不。”

“伦敦？”

看得出他烟瘾难耐。“你一定很开心，马修。”

“你觉得呢？”（“多傻的问题！”）

我沉默着，等他开口。时间再次敞开空洞。“是的，开心。”微笑。“非常开心。”

“不错。”

“比之前开心多了。现在我知道都会好起来的。”马修站起身，从桌对面伸过手来。“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你知道到哪里找我。”

他在门口停了停，似乎忘记要说什么的样子。

“祝你好运。”我说。

他点点头，离去了。就是这样。

最后有关他的信息是一张新年贺卡，他从香港寄来的，祝我新年比旧年更如意。

英文由格温·戴维斯（Gwen Davies）译自威尔士语

威廉·欧文·罗伯茨

William Owen Roberts

1960年生于北威尔士的班戈市，就读于威尔士大学，学习威尔士文学和戏剧，硕士学习期间转向电视剧研究，专注于丹尼斯·波特（Dennis Potter）的作品。1983至1984年，为塞维姆尼·塞弗里三人剧团公司（Cwmni Cyfri Tri Theatre Company）的驻团作家，之后五年任HTV的剧本编辑，1989年成为职业作家。罗伯茨以小说著称，也从事戏剧、广播剧和电视剧方面的创作。首部小说《宾果！》（Bingo！，1985）是以弗朗兹·卡夫卡日记为素材进行的再创作。第二部小说《瘟疫》（Y Pla，1987）1991年由伊丽莎白·罗伯茨（Elisabeth Roberts）译成英文，故事场景横跨14世纪的威尔士、近东和欧洲。《天堂》（Paradwys，2001）以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以废奴运动为题材。2007年出版的《又见巴黎》（Paris Arall）讲述了1917年革命后白俄罗斯人的流亡经历。《彼得格勒》（Petrograd）为2008年新作，为作家赢得2009年威尔士年度图书奖（威尔士语）（Wales Book of the Year Award，Welshlanguage）和ITV威尔士人民精选奖（ITV Wales People’s Choice Award）。罗伯茨现与妻子和三个女儿居住于卡迪夫。

【注释】

[1]精灵系短发（elfin crop）：一种男孩子式的短发。

[2]克拉科夫（Kraków）：波兰克拉科夫省首府，位于维斯瓦河上游两岸。

[3]原文此段引号中的词均押了头韵，或首字母相同。

[4]原文中的“海湾”（the Bay）指的是卡迪夫海湾（Cardiff Bay），位于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乐加尔松餐馆（Garçon）坐落于卡迪夫湾滨水区，是一家经营法国菜的餐馆。

[5]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从人的无意识角度解释心理病症，故安娜有此说。故事中的“我”对马修采用的是治疗精神病症的典型的“谈话疗法”，即让病人躺在沙发椅上，不受约束地随意漫谈，回忆起儿童时代被压抑的痛苦和创伤，由此引导他们排除自己的各种心理障碍。

她的心脏急性衰竭了

The Heart Fails without Warning

［英国：英格兰］ 希拉里·曼特尔

叶丽贤 译

九月：她刚开始变瘦的时候，妹妹说，我一点都不介意；越瘦越好，妹妹补充道。只是到了莫娜生毛发——脸蛋和后腰曲线长出细绒毛——的时候，萝拉才开始抱怨。长毛发我就受不了了，她说。这是姑娘家的寝室，可不是什么狗窝。

让萝拉愤恨不平的是，莫娜比她生得早，等她出世的时候，莫娜已经吸光了足足三年量的空气，挤掉了本来属于萝拉的空间。她相信，自己是被姐姐哭闹到这个人世间的，她不是总爱叫着“我要——我要”，“给我——给我”吗？

现在莫娜正在慢慢缩小，好像是妹妹给她施了魔法，要她消失似的。萝拉说，如果莫娜以前不总是这么贪心的话，现在也不至于这样。她什么东西都想要。

她俩的母亲说：“萝拉，你不知道就别瞎说。莫娜不贪心。她可是很挑食的。”

“挑食？”萝拉做了个鬼脸。如果莫娜不喜欢吃什么东西，她从不会把情绪藏掖起来，而是一口吐了出来，伴着她那略带有酸味的口水。

因为要上个好的片区学校，她俩就只能住在一幢可怜的小房子里，共睡一间卧室。“要么睡上下铺，要么参加初中会考！”母亲说。她忽然打住，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话从母亲嘴里出来，常不是她想说的，不过两个女儿倒是见惯不惊；更年期的早期症状，莫娜说。“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母亲劝道，“我们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全是为了你们的将来。我们现在所有人都做了牺牲，不过总有回报的一天。你们每人有一间漂亮的卧室，确实很好，可每天起床后去一所烂学校上学，不小心就在厕所里被人强奸，这样有意思吗？”

“真有这样的事吗？”萝拉说，“我以前还真不知道啊。”

“你妈说得夸张了。”父亲插嘴道。父亲平时不怎么说话，听他这么说，萝拉几乎吓了一跳。

“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母亲对萝拉说道，“我看见那些学生下午两点就松松垮垮回了家，连老师都没法把他们留在学校里。他们扎耳洞。流行吸毒。还常在网络上欺负人。”

“我们学校也有网络欺凌的事。”萝拉说。

“到处都有。”父亲说，“这也是我要你们远离网络的原因。萝拉，我跟你说的话你听进去了吗？”

父母如今不允许姐妹俩的房间里放电脑，跟莫娜喜欢浏览的网站有关系。这些网站贴有很多女孩子的照片，她们双臂往头上的两边伸展，摆出钉在十字架上的姿势。胸前的肋骨扩得很开，看上去就像烤箱搁架上的铁条。这些网站教莫娜怎样饿着不吃饭，怎样才不会发胖。像面包、黄油或鸡蛋这类的食物，吃了都会长肉。你一天可以吃一只青苹果或一片绿菜叶。但苹果必须是绿得明艳。蔬菜叶必须是苦味儿的。

“照我看，这很简单。”父亲说，“热量有摄入，就有消耗。她不需要做什么，只要张开嘴，把吃的塞进去，吞下，就可以了。别跟我说她办不到。这是想不想的问题！”

萝拉从沥干板上拿起一把粘着蛋黄的勺子。她把勺子伸到父亲鼻下，就好像那是只麦克风。“我同意，不过您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父亲说：“要是看着像根针似的，你就永远交不到男朋友！”当莫娜回答说她不想要男朋友的时候，父亲吼了起来：“等你十七岁的时候再跟我说这个！”

“我永远也不会有——”莫娜说，“——十七岁。”

九月：萝拉要求把卧室里的地毯换掉。“也许我们可以换木地板？如果她吐了，就比较好清理。”

母亲说：“别犯傻了。她是在厕所里吐的。不是吗？大多时候？虽然——”母亲赶忙说，“——她不太像以前那样了。”他们不得不装作相信莫娜正日渐好转起来。晚上的时候，你会听到他们在关上门的卧室里相互劝慰，两人会窃窃私语好长一段时间；萝拉躺在床上，睁眼偷听着。

萝拉说：“如果我不能有新地毯，如果我不能有木地板，我可以有什么？可以养只狗吗？”

“你真的很自私，萝拉。”母亲吼道，“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养宠物？”

莫娜说：“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埋在林子里。你们可以种棵树苗，等它长大了，你们就可以来看我了。”

“嗯，会的。我会把我的狗带去。”萝拉说。

九月：萝拉说：“现在最为难的是，她瘦成这样个小人儿，我都没法偷她的衣服穿了。我过去多是这样逗她生气的，现在还得再想法子。”

一年到头莫娜都要穿毛料的衣服，万一肩膀、肘关节、屁股跟家具磕碰了，也不会受伤，而且这样看起来有肉，不出格，人家在街上也就不会注意到她；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她甚至在七月天里都觉得冷。莫娜的冬天来得很早，外头即便是艳阳高照，也得穿上秋衣秋裤。每回踏上秤台称体重的时候，她穿的衣服看似跟平常没什么两样，但其实她已经动过手脚，就是想称得重一点。莫娜会穿上紧身衣，一件贴着一件；每克都很重要，她跟萝拉说。莫娜每天都得量体重。是母亲要她上秤台的。她每天都会时不时搞点突击检查，不过莫娜总是摸得准她啥时候心血来潮要量她的体重。

母亲要莫娜脱下身上的开襟毛衫，再站上秤台，萝拉就看着母亲撕扯姐姐的衣服。两人扭打起来，就像是游乐场上的两个孩子；萝拉笑得忍不住叫起来。母亲扯莫娜的袖子，莫娜就“嗷嗷”地叫，好像是自己的皮被扯了下来。萝拉看到莫娜的皮肤松弛得厉害。这张皮就像去年的校服，对她来说太大了一些。不过校服的事不要紧，因为学校说了，这学期他们不想看到莫娜。他们说，等她的体重逐渐回升，眼见要回到正常水平时再回来。因为学校里可不缺乏比拼的精神。如果所有女学生都要和莫娜比体重的话，那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伤亡。

称完体重后，莫娜会回到姐妹二人的卧室，开始一层层地剥紧身衣，而萝拉则蜷缩在下铺，看着莫娜。莫娜总会侧着身子站在镜子前，把肋骨凸了出来。能一根根地数出来呢，她说。量完体重后，她需要点自我安慰。这方长镜是母亲买给她们的，她以为莫娜亲眼看到自己的身板时会感到羞臊。不过结果刚好相反。

十月：早报上刊有一张骷髅照。“噢，快看，”萝拉说，“你的亲戚耶。”她把报纸推到早餐桌对面，莫娜正坐着用汤勺戳一块麦丝卷，要把它戳得四分五裂。“快看，妈妈！他们挖出了一个原始女人。”

“在哪儿呢？”莫娜问。萝拉嘴里含着东西，大声读道：“艾迪只有四英尺高。她被称作‘艾迪皮塞库斯’[1]。简称‘艾迪’。哈哈，矮迪！”她啪嗒啪嗒地说着自编的笑话，橙汁从鼻孔里流了下来。“他们最近才发现她的。‘她的大脑只有黑猩猩那么大。’莫娜，这跟你很像啊。‘艾迪大概重五十公斤。’我猜那是她披上家里所有毛皮后的重量，光她自己那把骨头才没这么重呢。”

“闭嘴，萝拉。”父亲说。接着他站起身向屋外走去，手里拿着手机，早饭没吃完，撂在了那里。他的刀子很脏，斜歪歪地扔在了餐盘里，左摇右摆的，就像是罗盘的指针，咯嗒咯嗒响了一会儿才停下来。在他们的生活里，他不过像是个影子。他说，他要一刻不停地工作，才能维持这个小小的家，要没完没了地操心按揭的事和家里的车，而莫娜可操心的就只是那该死的小蛮腰！

萝拉看他走远，又接着说报上的原始女人。“她的牙齿说明她把无花果当饭吃。‘她也吃树叶和小的哺乳动物。’哈哈，真的很难相信啊。”

“萝拉，吃你的烤面包。”母亲说。

“她刚被发现的时候，只是一堆碎骨头。最先出土的是一枚牙齿。‘搜寻化石的专家最早在1992年发现这个物种。’刚好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莫娜之前。”

“是谁发现她的？”莫娜问。

“很多人。我告诉你了，他们最早发现的是些碎块。‘花了四十七位专家十五年的时间才成型。’”

母亲看着莫娜说道：“十五年了，你也成型了。将近十五年。可我却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干。”

“‘她能直立行走’。”萝拉读道。“你也能，莫娜。除非哪天你的骨架塌了。到时你看起来就像个老太太。”她把烤面包塞到嘴里。“不过，到不了四百万岁。”

十一月：一天早晨，上秤台前莫娜拿了一大罐水，正咕咚地灌着，被母亲抓了个现行。母亲叫道：“你不怕喝出个脑水肿？就这样喝死了？”她打掉了女儿手中的水罐，罐子摔破了，撒了满浴室的碎片。

她说：“噢，这七年来都倒了什么霉运。嘿，你别走！照镜子！”

莫娜用手后背抹了抹嘴巴。你能看到她手心里的骨头。她现在就像是自然科学课留的一道作业题，萝拉若有所思地说。很快她身上人的属性就没了。她就会变成生物实验的对象。

最近这一年来，整个家庭都陷入了相互的欺瞒。母亲给莫娜煎鸡蛋的时候，会偷偷往里塞一勺浓浓的奶油。莫娜住在一家护疗中心的时候，他们会给她吃用白面包片做的三明治，涂了厚厚的奶油，铺了一层又一层橡胶似的三角黄奶酪。莫娜坐在他们面前，花上几个小时揉捏着手里的面包，要把腻腻的肥油给挤到盘子上。他们说，试着吃一点，莫娜。莫娜说，我宁可去死。

如果莫娜的体重下降幅度达到某个百分点，她就必须回到护疗中心去。在护疗中心，他们会站在身旁，看着她把东西吃下去。吃饭的时间是定好的，而且必须在规定的时辰前吃完，否则就会有惩罚。工作人员会严密监视，防止她把吃的偷偷塞到衣服的夹层里，事实上连夹层都在检查的范围里。几乎所有的洗手间都装有摄像头，莫娜说。如果在洗手间里吐，就会被他们看到。他们会把她弄到床上去。她曾经就在床上躺了好多天，回到家时两条腿变得白惨惨、软绵绵的。

护疗中心的创办者是一位抱有灼热理想的苏格兰女医生。她为姑娘们开辟了一些园地，要她们自己种植蔬菜。有一回她看到一个厌食的女孩把没成熟的豌豆连着豆荚都吃进了嘴里。这情景令她感动，小姑娘的嘴唇上下分启，向左右两边咧开，露出了很“青涩”很温和的笑容，然后慢慢咬了下去。女医生说，神的土地自然是好的，从好土里长出的食物也一定是好的，希望她们都能做见证。

不过，有时候姑娘们身体太过虚弱，干不了锄草的活，直接头朝前栽到了菜圃里头。她们被扶起来后，掸去了身上的泥土，而耙子和锄头则扔在了地上，就像是一支军队打了败仗后，把武器弃在了战场上。

十一月：母亲低声嘟囔着，因为超市的运货车没把定货送来。“他们说会按照你的要求，在两个小时内把货送到。”她打开了冰箱，在里头搜寻着，“我需要香芹和黑线鳕鱼做张鱼肉馅饼。”

萝拉说：“那馅饼肯定会像是莫娜呕吐出来的。”

母亲叫嚷道：“你这没心肝儿的小婊子！”冰雾在她的身体四周像波浪般翻腾，“全是你啊，把不幸带到这家里头！”

萝拉说：“噢，是吗？”

昨晚萝拉看到莫娜轻轻地从上铺溜了下来，在寒夜里，她看似一根瑟瑟发抖的柱子；中央暖气系统这时已经关闭，毕竟人是热血动物，这时辰有谁会起来四处走动？萝拉推开身上的被子，站了起来，跟着莫娜走到黑暗的楼梯平台。两个人都光着脚。莫娜身上的睡衣皱巴巴的，好像埃德加·爱伦·坡故事里人还没死就出窍的幽魂。萝拉穿着一套老旧的“奇先生”[2]睡衣，大概有八九年的历史，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迷恋这套睡衣，就像没了理智一般。

上衣洗得缩了水，罩不住全身，露出了圆圆的小肚皮，上头的“懒洋洋先生”几乎快洗没了，剩下一团颜色，模模糊糊的；睡裤的裤腿只到小腿肚的中间，腰间的松紧带已经断了，她每走几步都要用手提一下裤子。天上挂着半圆的月亮，在楼梯平台处，她看到了姐姐的脸，煞白煞白的，有月亮的阴影，月亮的凹坑，显得神秘而遥远。莫娜正要下楼去，到电脑前取消超市的订单。

莫娜到了父亲的办公室，坐在了他的写字椅上。她没穿鞋袜，脚后跟在地毯上磨蹭着，借着摩擦力把椅子转到了桌前。电脑是专供父亲工作用的。父亲事先就警告过她们这点，而且还说，她们的母亲当年会考十门课全过，除了笔和纸外什么也不用；她们可以使用电脑，但必须受到严格监控；当然她们也可以去公共图书馆上网。

莫娜在桌面上打开了食物订单。她用口形向妹妹暗示道：“不要跟她讲！”

母亲很快就会发现的。食物还是会送来。少有例外的时候。莫娜似乎不懂得从中吸取教训。她跟萝拉说：“你怎么就能受得了当肥妹？你才十一岁啊。”

莫娜一脸专注地坐在桌前，一边耐心地搜索被禁止的网站，一边前俯后仰地摇晃着转椅。萝拉看了会儿，准备转身回去睡觉，为了不让睡裤掉下来，她两只手都按着自己的腰部。忽然，她听到身后姐姐的叫声，有点不寻常，但又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赶紧转身。“莫娜？你叫什么？”

有那么半晌，她们都不明白在屏幕上看到了什么：是人还是动物？她们看清楚了，那是个人，女人。她四肢着地趴着。全身一丝不挂。脖子上套了个金属项圈。项圈上还挂着一条锁链。

萝拉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双手还按着睡裤的腰部。一个男的正拽着链子，但没出现在镜头里。他的影子落在墙上。那女的看起来像只小灵狗。她的身体白得晃眼。她的脸很模糊，读不出是什么表情。你无法认清她是谁。她可能是你认识的某个人。

“快播放，”萝拉说，“往下看。”

莫娜的手指停顿了一下。“工作！他平常是坐在这里工作！”她瞟了妹妹一眼，“你还是跟懒洋洋先生待在一起吧，这样更安全点。”

“播吧，”萝拉说，“一起看。”

但是莫娜还是把人像删除了。屏幕瞬间黑了一下。她的一只手摩挲着胸前的肋骨，心脏跳动的地方。另一只手在键盘上跳跃着；她把食物订单调了出来。她在上面扫了一圈，添了狗粮，是那家超市自有的品牌。“我会因为我的虚拟宠物，”萝拉说，“被大人骂死的。”莫娜耸了耸肩。

然后，她们躺回到了床上，对着黑暗小声嘀咕着，就像她们小时候那样。莫娜说，他会说自己是无意中碰到的。也许真是这样，萝拉说，而莫娜没有做回应。萝拉纳闷母亲会不会知道这个。她说，这样会把警察给引过来的。如果他们来了把他抓走怎么办？如果他要去坐牢的话，我们家里就没人赚钱了。

莫娜说：“这不算什么罪行。狗刨而已。女人脱光了衣服，学狗刨。我想如果不是让小孩子学狗刨，就不算犯罪。”

萝拉说：“她做这个有钱赚吗？还是有人强迫她这么做的？”

“她还有可能吸毒！傻婊子！”莫娜很愤怒，一个女人或者女孩子怎么可以为了钱财或者因为恐惧，趴得像畜生似的，等着男人来侮辱她？“我很冷。”她说。萝拉能听到她的牙齿上下打架。一股寒流从莫娜的体外扫向体内，流向了深处的器官，就这样，莫娜全身僵住了；她的心噗噗地跳着，一颗冷而硬的心。她的手覆到了心脏上面。她的身体蜷成了一团，膝盖抵着下巴。

“如果他们把他关进监狱，”萝拉说，“你就可以替我们赚钱。你可以去参加‘畸人秀’。”

十一月：贝塔姹娅医生从护疗中心过来，跟家人讨论毛发的问题。这情况确实会发生，她说。这东西的名字叫“拉努古”[3]。噢，这情况确实会发生，很遗憾只能这样说。她坐在沙发上，坦言道：“我已经拿你们女儿没有办法了。”

父亲想要莫娜回到护疗中心。“我的话只说到这里，”父亲说，“要么她走，要么我走。”

贝塔姹娅医生在眼镜后面眨着眼睛。“我们的资金现在没法保障。到下个财政年度之前，我们所受的资助有额度限制。我们只接收病情最紧急的病人。你们继续每天测她的体重，画曲线图。尽量让她的体重保持稳定，不要再降了。到了春天，如果她的情况还是不妙，我们就有办法让她住进来。”

莫娜在沙发上坐着，双臂交叉着放在鼓鼓的肚子上。她目光茫然地看着四周。任是她去哪里，她也不要待在这里。那勺坑爹的奶油，她解释说，把啥都给毒害了。她无论吃什么，都不敢相信她吃的就是那什么，有人动她的食谱，她就没法做卡路里曲线图。她已经答应要好好吃东西，是别人先破坏了协议。当然，这是心照不宣的协议，她说。

“苦口婆心跟她说是没什么用的。”父亲跟医生说。接着他模仿起了医生的声音：“‘莫娜，你觉得怎么样？你想要什么呢？’你可别再跟我扯什么人权了。她觉得怎么样，一点都不重要。给她镜子照照，天知道她会在里面看到什么。她那脑瓜子里的想法，谁能猜得到？她就爱想些莫须有的事，还真当亲眼看到了！”

萝拉插了进来。“可是我也亲眼看到了啊。”

父母厉声喝她：“萝拉，上楼去！”

她生气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拖着脚步走了出去。他们没问她：“你想些什么，萝拉？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她跟医生说过，他们从来没好好听我说话。我对他们而言，不过是聒噪声。“我只是想养一只宠物，可是不行，不可能——其他人都能养狗，就萝拉不行。”

萝拉被赶了出来，门关了过去，她就站在外面，小声嘀咕着。她一度举起了爪子，在门上抓挠着。她呜呜地叫着。她用肩膀砰砰地撞着房门，沉闷的声音，一下又一下。

“我们现在提供家庭疗法。”她听贝塔姹娅医生说，“你们考虑过这个吗？”

十二月：圣诞节快乐。

一月：“你打算把我送回护疗中心，”莫娜说。

“没，没有，”母亲说，“哪有的事儿。”

“你刚才在和贝塔姹娅医生通话。”

“我是在和牙医打电话。想跟他约时间。”

莫娜最近掉了几颗牙，这倒是千真万确。不过她知道，母亲在撒谎。“如果你把我送回去，我就去喝漂白水。”她说。

萝拉说：“那你就会变成白骨精啦。”

二月：他们讨论要把她隔离起来：那就意味着，母亲说，把你强制关押在医院里；那就意味着，莫娜，你不能像以前那样从里头出来了。

“决定权完全在你手里。”父亲说，“莫娜，如果现在开始吃东西，就不至于到这个地步。你不会喜欢关在精神病房里。他们可不会哄着你出去散步，给你烤好吃得要人命的蛋糕。他们会给所有门都挂上锁，往你的嘴里灌各种药片。我告诉你，那跟护疗中心可不一样。”

“我觉得那更像是狗窝，供吃住的。”萝拉说，“里头的人都是用狗链牵着的。”

“你会救我出去吗？”莫娜问。

“你要自己救自己，”父亲说。“没人能替你吃东西。”

“如果他们肯的话，”萝拉说，“也许我可以替你吃。不过，我是要收费的。”

莫娜如今正在逐步把自己拆装。她要恢复成出厂的设置。萝拉成了她的翻译，她清脆的声音自上铺传来，如同女祭司在发话。父母和医生都需要来问她莫娜心里的想法。莫娜自己大多时候都默不作声。

从新年开始，萝拉就和莫娜对调了床位，让她睡下铺。她害怕莫娜从床上滚下来，在地板上摔成了碎块。

她听母亲在卧室的门后低声念叨：“她要去了，她就要去了。”

母亲当然不是说，她“要去买东西了”。最后，贝塔姹娅医生说，莫娜的心脏出现了急性的衰竭。

二月：情况迫在眉睫，萝拉只能孤注一掷，自己来拯救姐姐了。她把小玩意儿包裹在锡纸里——一块饼干，几块超市自选混搭的糖果——然后放在了她的床上。最后她发现饼干仍在锡纸里包着，但已经碾成了碎块，在房间的地板上，撒满了从软糖上削下来的碎屑，从“果冻粉龙虾”身上砍下的腿脚。她数不清这些碎末有多少，她只希望莫娜能稍微吃点东西。有一天她看到莫娜拿着还没有揉皱的锡纸，对着反光的一面照自己。姐姐如今看东西会有重影，所有物体的四周都镶着一圈光环；它们身后都跟着一个模糊的自我，像鬼影一般晃动。

母亲说：“萝拉，你一点感情都没有吗？你不知道为你姐姐的事，我们都在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吗？”

“我有一些感情的。”萝拉说。她把双手伸出来，在四周画了个圈，来表明她的感情是怎么膨胀出来的。感情会让你有饱饱的感觉，心头像是压了东西，沉甸甸的，然后你就不会想吃饭了。她已经开始把饭剩下来，或者偷偷地把小块的食物——如馅饼的皮，吃不下的土豆——裹在厨房用的卷纸里。

她记起来十一月那天晚上她们光着脚丫去开电脑的情景。她站在莫娜椅子的后面，摸着她的肩膀，感觉像是刀刃在磨着手心。肩骨刀深深地扎进了她的手里，好久了她都能感觉到痛；看到掌心里留下一道深痕，她并不感到惊讶。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深痕的形状仍然留在她的脑海里。

三月：莫娜所有的痕迹都从卧室里消失了，但是萝拉知道她仍在身边。在这些寒冷的夜晚里，她单手提着“奇先生”睡裤站在窗户边，望着这栋小房子的花园。借着盘旋空中的直升机的灯光，借着邻家花园里闪过的保安灯，借着从前面街道摇曳而来的灯光，萝拉看到了姐姐的身影，她正笼罩在霜雾里，抬头望向自家的房子。路上的车辆排起了长龙，伸向夜色的深处，嘈嘈杂杂，没有停歇的时候，但莫娜的四周，却像安静的真空。她身体瘦而直，在睡衣里颤动着，她的脸不知是布满泪水，还是挂了雨丝，看着很模糊，读不懂那是怎样的表情。但是，在她的脚边趴着一只小白狗，像独角兽，白得晃眼，颈上挂着金色的项圈。

希拉里·曼特尔

Hilary Mantel

1952年出生于德比郡小镇格洛索普。她著有十本小说，其中包括1992年的《更安全之地》（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1998年的《巨人奥布莱恩》（The Giant，O’Brien），摘得2009年度曼布克文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的《狼厅》（Wolf Hall）。她还写过自传《气绝》（Giving Up the Ghost），获得2006年的霍桑登奖（Hawthornden Prize）。希拉里·曼特尔曾在《纽约时报》《纽约书评》和《伦敦书评》上发表过评论和散文。

【注释】

[1]艾迪皮塞库斯：拉丁文Ardipithecus的音译，意思是“地猿”。

[2]“奇先生”是查尔斯·罗杰·哈格里夫斯（Charles Roger Hargreaves）从1971年开始创作的系列卡通画，故事以一群性格迥异、活泼可爱的卡通小人为主人公，十分幽默有趣。哈格里夫斯还创作过“妙小姐”系列。

[3]英文是lanugo，指的是细软毛，如婴儿身上的胎毛，因身体异常而生的毛发。

职业行为

Professional Behavior

［土耳其］ 埃尔桑·乌尔德斯

乔修峰 译

徒有欲望而无行动，就是将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

——威廉·布莱克

Ⅰ.“当译者跟做普通读者截然不同，翻译最能亲密接触作者的内心世界。”

我向来不喜欢吹牛拍马，内杰代特·塞扎伊·巴尔坎却老用这句老掉牙的套话给我戴高帽，实在可恶。我早就被扫地出门，不干这一行了，已经不算在岗的知识分子了。不过，内杰代特·塞扎伊没必要知道这个，而且，出于某种缘故，让他误以为我还在做翻译，倒也让我感到十分快意。

“译者怎么可能接触到作者的内心世界？”我问道。

“别这么说，我觉得做翻译真的很重要……能够用另一种语言来重塑一件艺术品，随心所欲地游走于作者的内心世界，你说，这还不重要吗？”

我出门去找医保药店，恰好巴哈德尔来了电话，便转身往市中心去。那天早晨，医院放弃了父亲的治疗，让他回家安详地度过这点弥留时光。我跟巴哈德尔约好在萨尔玛舍克利咖啡厅碰头。离见面还有一个钟头，我便在酒吧街上溜达了一会儿。正想找地方歇脚，又撞上了内杰代特·塞扎伊。实在没法拒绝他客气的邀请，只好跟他面对面地坐了下来。

天气不错，坐在外面倒也舒服，店家在门前摆了几张桌子。我坐下时，桌上还空无一物，但内杰代特·塞扎伊很快就点了一份墨西哥牛排、两个炸蛋卷和一大碗凯撒色拉。我只要了一杯啤酒。消灭完第二个炸蛋卷，内杰代特·塞扎伊也点了杯啤酒。

旁边有一桌正讨论得热火朝天。两个小伙子领带松开了，嗓门越来越大。一位女士坐在他俩对面，深褐色的头发，浅黑色的皮肤，三十来岁，只是听着，并不说话，显得更有深度。看上去稳重点的那个小伙子正在陈述他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国家应该采取一种更富有侵略性的姿态，走出国门，立马在世界上有所作为。另一个小伙子额头格外突出，插手别人的事情对他来说似乎是小菜一碟，反倒觉得为遥远的国家送去和平与团结根本就是无事生非，而且，干涉别国内政也有违国际法。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扯到这个话题的，但我很快就发觉内杰代特·塞扎伊已经在倾听那桌人的谈话，不再理我。这时，两个小伙子已经争得面红耳赤，内杰代特·塞扎伊的眼睛则在他们身上来回扫射，就像辩论节目中的主持人一样。

突然，他把空空如也的色拉碗往边上一推，开口说道：“很好，但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这话是对他们说的，不是对我说的，但说话时却没有看着他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说着，他端起酒杯，站起身来，举杯一晃，算是向那桌人打了招呼。他做起这套动作来身手相当敏捷。那副样子，像是要来一番长篇大论，俨然就是少年维特的最新版，情感固然冲动，但也不失严肃；又宛若阿辽沙·卡拉马佐夫的老师佐西马，虽说也是凡人，但智慧还是有的；又酷似李斯特弹琴的侧面像，鼻子是长了点，但神采还是飞扬的。一身的穿戴活像小镇上的土包子政客，倒也无损现在的场面，毕竟，他的短袖绿衬衫搭配牛仔裤也还不算出格。

故弄玄虚是内杰代特·塞扎伊的拿手好戏，只要他愿意，一碗水都能掀起风浪来。那些年轻人一时间不知所措。这位陌生人在友好谦逊地向他们举杯致意，而且还是一位可敬的大叔，虽然年过半百，言谈举止却想和他们一样青春年少（很有可能还是个疯子），怎么办？

他们妥协了，举杯回敬，希望没有招惹他。背对着我们的那位女士呢？她没有举杯，却回眸望着内杰代特·塞扎伊，还挤出一丝微笑。这招更厉害。

“走出去，还是不走出去。” 内杰代特·塞扎伊说着，身子又朝那桌斜了斜，“走出去，还是不走出去，这不也是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文学命题吗？真要走出去了，能得到什么？我们不该先把这个弄清楚吗？要是不走出去呢？又能有什么好处？”

那三个年轻人的表情，似乎是在问他到底以为他是谁。这个疯子已经蹬鼻子上脸了。好在内·塞扎伊还是看出了小伙子们的心思，自我介绍道：

“我是个作家……”他说，“我叫内杰代特·塞扎伊·巴尔坎。”

孩子们脸红了，就像差点犯下死罪的弟子，赶忙把作家让到他们桌上，甚至起身为他拉出椅子。内·塞扎伊坐定了，像章鱼一样把身子展开，不费吹灰之力，就和年轻男女们打成了一片。他紧了紧领口，坐直身子，让庞大的躯体显得尽量消瘦一些。

“伙计们，有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士在座，还浪费时间扯那些鸡毛蒜皮的废话，你们不觉得荒谬吗？”

听到这春风细雨般的批评，貌似庄重点的小伙子为作家买了一杯啤酒，以表歉意；额头突出的小伙子则请作家吃坚果，把碗递给他，像捧着一瓶古龙香水。我被遗弃了，孤零零地坐在另一桌，随着时间一秒秒过去，我离焦点越来越远……

人是社会动物。当人们不再社交了，就会变成野人。也许我还没开始长毛，但在那一刻，孤零零的我满门心思就想着挖个洞钻进去，埋住我的耻辱。这也让我错过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表演。我没能看到内杰代特·塞扎伊如何入侵外国领土（或者说，他是如何在略表殷勤之后，在舔掉坚果粘在下唇的盐粒之后，优雅地亲吻了那位女士的手）。我叫服务员，埋单。

不管怎么说，内杰代特·塞扎伊还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善解人意，毕恭毕敬，彬彬有礼。见我要走，他连忙过来，整整向我道了三次歉，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别到我衬衣口袋里。

“作为今日相逢的纪念，”他说，“聊表歉意……”

我窘迫极了，一时不知所措，就盼着那些年轻人没有在看我们。

你觉得有必要这样吗？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有权利不打招呼就离开我的。就让他去抚慰他那荒寂冷酷的心灵孤岛吧……

Ⅰ.1.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实现自我满足，有很多方式。而把作家“头衔”当成一种地位等级的徽章戴在身上，则是最危险的方式之一。写作是一回事，而成为作家，靠顶着这个头衔过日子，就是一种病。这种病应该属于心理学而非文学的范畴。一旦这些作家发现自己的作品还不够好，他们就会拿你出气，谁让你是“作家之友”呢。可怜的家伙，你得一直保持鲜活有趣，源源不断地为作家提供新想法，才能不在他面前感到一文不值……

你也属于这种可怜虫吗？如果是这样，请保持冷静——没理由恐慌。有个简便易行的对策：不管读什么，都要肃然起敬，绝对不要质疑，而且要读出个深刻的寓意来——这样，你就完成任务了。

我和巴哈德尔常在萨尔玛舍克利咖啡厅相聚。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腻歪我们本土作家也就算了，居然还得寸进尺，拿老外开刀！”那时离我被开除还有几个月。我只把我那有点另类的翻译理论告诉过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跟别人乱说。至于原因嘛，有点特别。

我最受不了那些为“读者”提供圆满、封闭结局的小说。那些小说家一门心思就想着为打造完美结局而编排情节，除了那些构成他们所谓“收尾”的词句，不留一丝余地。我恨这些吸血鬼。

假如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退休警官，如果一开头就用“鬼迷心窍”、“满眼邪光”等词语来描述他，如果他的言辞与个性和其他小说中的许多警察一样陈腐老套（所有那些常用的能指都在表明他是个恶心、危险的家伙……），那我可真读不下去了。要是让我翻译，我就会给这位退休警官——他到小说结尾的时候，会因为花园围篱跟邻居发生争执，继而拿起屠刀把邻居大卸八块——一个机会，让他完成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至善之举。我就是要打破原著强加给“读者”的那种期待，而且，我这么做纯粹是出于憎恶。

再比如说，还有个小说中的人物，刚出场，就被“原”作者干掉了，也许是觉得他已经无助于情节发展了。于是，我就自己编造情节，让他一直活到小说结尾。结果，你瞧，所有“读者”都非常喜欢这个人物，一位著名批评家甚至（在一份口碑很好、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说，我的创作既有普鲁斯特笔下多维人物的影子，又有贝克特笔下怪诞而又凄惨的滑稽人物的影子。

正如我反对任何人痴迷于圆满封闭的结局，我也无法忍受故事中留下大片空白。那样做简直就是小丑，只是表现了自己的无能。作家在无力完成一篇文章时，就会使用这种伎俩，故作深奥。无耻！（我到底以为我是谁？）我在翻译那些后现代作家的作品时，会把他们解构了的结构再重构起来，把他们留下的空白一一补上，把我觉得没必要存在的那些倒叙统统删掉，还会改动场景、情节和时间，有时兴致来了，还会情不自禁地编几句诗添上。

“就没有人检查你的译文，校对一下？”巴哈德尔问道。

“当然有。有个一句德语也不会的编辑……”

我从来不用“摧毁”、“修补”、“重写”等讨厌的字眼来描述我的翻译工作。我觉得最恰当的词是“纠正”，或者说“修正”……或者，“润色”怎么样？……你看，不管哪个词，只要听上去显得我这样做没错，我就没意见。

我翻译小说，就要解放里面的人物，让他们逃离牢笼。我是在重写，没错，但我是在给这些小说增光添彩，让它们更加引人入胜。

不过，在被我“修正”过的作家里面，有一位特别值得关注，她就是德国著名作家尤迪特·沃曼。我对她评价最高。她在我从译者升格为作者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哇，沃曼还得了大奖呢，”巴哈德尔说，“真是不可思议。”

我很早就不再关心奖项问题，一心想着如何着手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的写作……

“你要想干点事，真心去做，就得持之以恒，永不言弃。”巴哈德尔说，“我是说，你要是能稍微尊重一下自己的工作，按规则行事，你现在可能正忙着数钱呢。”

“说的没错，巴哈德尔，我完全同意。但我也得问一句，你持之以恒地做过什么？”

“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坚持，不放弃。”他说，“我是说，你所有的抱怨，所有的尖酸……那些冷嘲热讽……或许只是你在逃避而已……”

Ⅰ.2.改变行规可能会显得有些恣意妄为，甚至是不道德，但也得分什么职业。如果从事空中交通指挥，那么，给飞行员提供错误信息，就应该被视为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因为那会危及乘客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有义务遵守规则。但如果在你从事的工作中，你的决定并非举足轻重，比如说，你是卖食品杂货的，那么，说点谎话就在所难免了。一箱子西红柿，多少是能吃的？你要是卖食品杂货的，就会很清楚，总有半箱是烂的。顾客自然希望你给他们好西红柿，因而会竭力相信，你作为食品杂货商，能达到他们的高标准。让他们有点期待吧。毕竟，这就是他们的命，顾客就是一种心怀期待蜷缩着的动物。永远不要让他们自己挑西红柿。劳驾，来二斤西红柿。那就给他一半好的，一半烂的。一个食品杂货商要在现在这世上生存，如果不想自己先烂掉，首先就得坚守这个基本法则。

“他们早晚会发现你搞的鬼，”巴哈德尔警告我说，“你就不能多少对原文忠实一点？”

尤迪特·沃曼。都是她的错。我被她迷得不能自拔。说我翻译了她的全部作品，也不算夸张，总共七部小说。这其中就有第二部——《隼的尖叫》，也是她被译介给国内读者的第一部。还有《保密会》，第一版已经销售一空。还有《流浪者的家园》，你可能还记得，里面天天都在谈论城市。还有《圆周率π的爱情故事》，这部小说最终为她赢得了大批女性读者。她的出版商觉得我是专家，一有她的新小说问世，就会直接寄到我这里。

每本小说我都会给自己“授权”，按自己的喜好去诠释文本。我竭尽所能地摧毁了《隼的尖叫》，更是彻底地粉碎了《保密会》。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人注意到我的贡献，销量一直没有攀升。读者对她的景仰之情仍然只是随着作品的不断问世而缓慢增加。我出离愤怒了，开始动用各种新手段，甚至改过小说的标题。不过，不管什么原因，在一直被我们叫做“读者”的那个神秘群体发现自己茫然无助之前，作家总会拍马赶到。不管我干了什么，你们“读者”就是喜欢尤迪特·沃曼。

还记得在小说开头几页就呜呼了的那个家伙吗？我让他在随后的382页每页都活着，而评论家们也认为他兼有普鲁斯特和贝克特笔下人物形象的特征。哈，想起来了吧，就是《保密会》中那个可怜的老家伙，恩克上校……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怪诞的家伙情有独钟。也许，我只是觉得，他因为泄了密，泄露了他那个荒诞的小俱乐部的秘密，就被其他会员处死，太俗套，太像一部糟糕的电影。他在小说中的昙花一现——或者，毋宁说，他被暗杀的那个残忍场面，因为那是他的全部戏份——只是一种空白的装饰。上校没有资格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有没有他，情节都会照样发展。

就此而言，我觉得，他就像加菲尔德——我是说加菲猫[1]。他的存在或缺席对文本其他部分没有任何影响，但他觉得他有正当的理由待在里面，什么都不做，就是浪费点空间。所以，恩克上校就是文学中的一只加菲猫。不过，真正的加菲猫尽管没什么用处，不再时兴，却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能发布命令，扮演上校，并能因为这项特权获得厚报。

所以，“真正的”上校恩克为什么不能活下来？

沃曼不同意。恩克必须得受惩罚。他必须得在保密会设伏的那栋公寓的地下室中惨遭杀害，然后被塞进袋子，扔到河里。他的尸体被湍急的水流冲到威廉港[2]附近海域，永远地消失在深邃无边的大海之中。这是沃曼的象征手法，意味着：即便你是个军人，在职业生涯中受过训练，但如果不能保守秘密（在沃曼看来，不知道如何保守秘密，就意味着不信任自己，也就不可能被为着特定目的而结成的团体所容纳——从来都不可能），就会被大海吞噬，不值得让人记住。

保密会的会员们联手干掉了恩克这个寄生虫，情绪顿时高涨，开始马不停蹄地赶造新的秘密，在各级会员中传播更多的谜……有的秘密可能很简单，只是些私人秘密，但有的也许就涉及高层，甚至关乎国家大事。保密会的宗旨就是为保密而保密。保守秘密意味着挑战整个世界。人类古来所有的悲剧都是由于口风不严造成的，而保全世界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有秘密同盟，它们是联系人们或各群体的神秘纽带。什么都不能揭露，一切都应隐藏，不能有什么所谓的“共同知识”。最后，当所有小秘密都汇聚一处，整个世界也就成了一个大秘密。等这个大秘密该揭晓的时候，一切都将最终揭晓。沃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当下困扰我们的众多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为上校感到难过。不能让他就这么死掉。于是，我让他活了下来。

说实话，沃曼对恩克是有些过分。恩克爱管闲事，粗心大意，反复无常，胆小如鼠，嘴上没有把门的。他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故事的主线，就像沼泽蜀葵一般乏味无趣，就像破袋子中的大米那样一点点地漏光。我得立马采取措施。恩克上校没法子闭嘴，他会不断泄露重大秘密，甚至包括一个有可能永久改变我们所有人未来命运的天大秘密。没错，他是犯了大错。但真有必要把他一棍子打死，让他为此付出生命，而且还是从第一页就开始这么写？

我在翻译伊始，并没有进行改写。到了上校被杀，我才开始下手。我也没有精力再倒回去纠正前面的部分（而且，那样做也是不尊重原文，也就是不尊重沃曼），我只修正了之后的文本，让上校多活了300页，而他原本是要在第82页告别舞台的……

他是泄露了大秘密，但也不至于没法补救。我让听了上校这个秘密的那个人成了保密会中的死硬分子，这也就意味着秘密永远不会跑出保密会。不过，我还是让上校为他的过失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一直到小说最后。所有那些秘密都一直在他嘴边游荡，一不小心就会溜出来。由于他生性不会把秘密烂在心里，也就随时有可能泄露大秘密，在错误的时间说不该说的事。不过，恩克还是活了下来。每次都是差一点就要说漏嘴了，但每次都是话到嘴边又醒过神来。他总是差一点就要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就加剧了小说的悬念，我们的“读者”也就彻底被牵着走了。

《保密会》在我国的销量要好于德国——人们喜欢它！在沃曼笔下，这个人物死了都赚不到读者一声叹息，他的作用充其量也就是一道配菜；而我却创造了一个多维度的新形象，让他活着，让读者和批评家们为他心碎。

今年书市的荣誉嘉宾就是尤迪特·沃曼。你可以自己算算，我的翻译是多么成功。她的哲思大作《圆周率π的爱情故事》刚刚问世，不管是严肃“读者”还是业余“读者”，人人都还记得这本书。π据说是指圆周同直径之比，或者，说得再详细点，它的近似值约为3.14。但根据沃曼的理论，爱是不能有小数或余数的。于是，小说分成了三个独立章节，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叙述者来讲述，并有三个主要人物，更奇怪的是还有三个不同的结尾，每个“读者”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解读。

这下我有麻烦了，小说情节居然没有任何可供“纠正”或“修正”的空间。我受到了打击，却没有还手的机会。小说的结构从第一页开始就完全被数字3所奴役，我根本没有可能下手。我一度甚至认真地想用另一个基数来取代数字3，任何基数都行，例如数字13，引入霉运概念等，但我很快就发现这不可能。使用13这个数字（写作/构思/创建13个章节/叙事视角/人物）[3]将是一项庞大繁杂的工作，而“病人”在沃曼驾临之前，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进行抢救（借用医学术语）。这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我是多么地恨她。我咒骂她，因为她是唯一戏耍了我的作家，人生最不能忍的事莫过于此。我现在可以说，《圆周率π的爱情故事》是我翻译的唯一一部真正忠实于原文的小说。我觉得，我，被打败了。

英文由伊蒂尔·埃道甘（Idil Aydogan）

和艾米·玛莉·斯潘格勒（Amy Marie Spangler）译自土耳其语

埃尔桑·乌尔德斯

Ersan Üldes

1973年出生于土耳其的马尼萨，酷爱文学理论，文风诙谐无羁，革新了小说的形式。他的处女作《国产影片》（Yerli Film）1999年获因克拉普书店小说奖（The Inkilap Bookstore Novel Award），第二部小说《夭折儿童组织》（Aldorolan Cocuklar Orgutu）于2004年面世。他还为多家副刊和文学杂志撰写书评。本集所选的这个故事摘自他的最新小说《论孱弱》（Zafiyet Kurami，2007）。

【注释】

[1]加菲猫是漫画家吉姆·戴维斯创作的连环漫画中的角色，懒胖贪吃，滑稽可笑。

[2]德国西北部港市。

[3]我此处使用了一种源自数学的新技巧，叫“括号方程”，就是将某些表述放到括号内，而不是成千上万次地重复它们。这样就可以帮助那些写作时有过度重复现象的作家。我真心地认为，这种技巧有望将林木消耗量降到更能令人满意的程度。——原注

哆是一头鹿[1]

Doe a Deer

［瑞士］ 维瑞娜·斯戴芬

张陟 译 萧萍 校

除非狮子有自己的历史学家，不然在打猎的故事中，

荣耀总是属于猎人。

━非洲谚语

你驱车经过被车轧死的鹿身旁，乌鸦聒噪起来。鹿倒在雪堤高处，四腿朝上，就在马路边上，就在我穿着雪地靴从树林里走出来的那个地方。是一头母鹿。我吃力地走到鹿的身旁，把鹿翻了过来。鹿的一边已经被撕碎，一只眼睛也不见了。尸体旁有土狼和狐狸来去留下的痕迹，四面八方都是。

一到树林中，我就成了文盲。寒冷的天气保存了爪子和蹄子留下的痕迹，还有肚皮和尾巴上的毛擦过雪地的痕迹。痕迹记下了邂逅与幽会、猎捕与追击的故事。我要是懂得破解这些密码的话，便可以搞清楚发生的故事了。为此，我需要一本讲授动物痕迹的书，还得有一个书店，一家像帕拉格拉菲或是雷诺——布瑞[2]那样的书店，还需要一点好运气，能在冰天雪地的蒙特利尔荒野找到一个停车位。为了这本叫《动物痕迹》[3]的书，我还需要一本法德和一本德英词典，有了以后，我便可以研究赤狐、浣熊、臭鼬和豪猪留下的痕迹，还能在三种语言中比较它们的名字。

这里有一片野鸡展翅留下的印迹，那边雪地里有浣熊留下的足迹。我亲眼见过浣熊留下这样的足迹。有个下午，几只浣熊跑过窗边，一只跟着一只，共有三四只。我出去好好研究了它们的足迹：脚趾尖细，脚掌秀气。

每天在树林间散步，我都会一路寻找痕迹。我路过被雪压得很低的树枝，雪一化，树枝又会高高翘起；路过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松树庞大的树根；拐一个弯，来到冻结了的小溪前，从冰层能够支撑起我体重的地方跨过小溪。闪烁的阳光下，我会跟踪一只土狼的足迹，时间总是在正午，我也总是要担心地回头张望。罗丝·奥斯兰德[4]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我的母亲曾是一头鹿……她说“鹿”的时候，带着东部地区的口音[5]。

几年前，二月的一天，人们得从白色或灰色的雪墙、雪丘和雪堆里拔出脚来，留下深深的足印。我在里姆斯基[6]的一家书店读到了这句话。罗丝·奥斯兰德说，布克维纳[7]的鲤鱼在五种语言中都是沉默的。Elle disait d’ailleurs de cette region que la carpe s’y taisait en cinq langues.[8]里姆斯基位于蒙特利尔东北五百公里的大河边，覆盖在雪、冰和雾的下面，大河也被冰雪从里到外覆盖了。我在四种语言中都沉默了，也了解了雪。

在《切尔诺维茨简史》[9]一诗中有这样一句：大鳞鲤/在撒了辣椒的花色肉冻中/在五种语言中沉默。在其中沉默的几种语言是鲁塞尼亚语[10]、波兰语、意第绪语和德语。在切尔诺维茨[11]，书店好像比面包房还多，街道好像都是用干玫瑰花束打扫的，家里的宠物用希腊众神的名字。

路边的鹿每天都被撕得更碎一些，先是没了身体的内脏，然后是一条腿接着另一条腿不见了。这个过程中，鹿也曾被吹雪机吹起的雪盖住，只从雪堆中露出两只耳朵，你得知道那地方原本有只死鹿，才能看得见那对耳朵。雪融下去，鹿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空，也撕得更碎了。每天，我都跋涉过去，去看看过了一晚尸体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一片接一片地融入其他事物之中。我想象着土狼竞相飞奔至此，还有狐狸，一只跟着一只。它们会单独来还是一起出现？会咆哮着相互抢夺吗？先把鹿撕咬开，把能吃的全吃掉，一点不剩，一点也不浪费，一点也不需要掩埋。蹄子，耳朵，眼睛，样样都能吃干净。

“哆是一头鹿，一头母鹿”的歌词萦绕在我心里。一边走，我一边回想下面的歌词。这里讲英语的小孩子学唱音阶时都要学这个，一首儿歌：“哆，是一头鹿，一头母鹿。来，是一缕金色的阳光。咪，是我自己叫自己。发，是长长的一段路。”但我并非从小说英语，这首儿歌没有深深烙印在我心中。我总是要想着时间和空间里歌词的样子，想着不断被雪或沙子覆盖起来的脚印与痕迹。近来，我觉得该好好学一学法语了，于是看法语频道的晚间新闻。每晚七点，只要愿意，我就会在起居室看半个小时的Le Monde[12]节目。所有让人震惊的新闻会从电视中滚滚涌出，用法语播出，现在对我而言还只是一些令人愉快的抽象概念，还不可能侵犯我的日常敏感度，还不可能让我产生任何情感反应。举个简单的例子，读到或听到L’OTAN[13]之后，我只觉得这是随意的字母组合，不会有什么反应。L’OTAN不是北约，L’ONU[14]也不是联合国。甚至“boucliers vivants”[15]也还是抽象的概念，而英语的“human shields”[16]却会像德语的“menschliche Schilde”[17]一样让我撼动。

要是我真想学习，我就会看——比如今晚——一集《国际报道》（Le grand reportage）。屏幕上出现一片沙漠，沙漠上插满刷成粉红色的高低不齐的木制十字架。这可不是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18]友好但略带玩笑色彩的包裹事物的粉红色。木制十字架插在靠近华雷斯城[19]的荒漠里，以纪念那些被草率埋葬或随意抛尸的妇孺。这些女人全都是深色皮肤，一定也曾经年轻漂亮，只是因为贫穷，而被迫在墨西哥和美国接壤处的某个美墨联营工厂工作，那种雇用移民工人的血汗工厂。

过去的十年中，超过三百七十五位女性被人杀害。被害人身上都有同样的痕迹：她们都遭受了折磨、强奸与砍断肢体。你去破解这种种迹象与痕迹，得到的结果是色情片，很可能是有虐杀情节的色情电影——在摄像机前被折磨和杀害——还有器官买卖。被绑架的女性在几天到两个星期的日子里受尽折磨，被砍断手脚后杀害，尸体被丢弃。现在我得打开前门，到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室外走一走，数一数在高空中、在林木的枝丫间闪烁着的星星。没什么能让我烦恼，没有信息，没有恐怖——让恐怖，让信息的噪音，在冰冷的空气中冻结。

被害女性的亲属们——母亲、姑姨、姐妹、祖母，走遍这片区域寻找线索，无论冬夏。每找到一个受害者，她们便竖起一个粉红色的十字架。高的十字架给女人，矮的十字架给女孩，用十字架纪念绝望和恐惧，让这片风景也铭刻上绝望与恐惧。最小的受害者只有十二岁。[20]

女人们一次次到这里，拨开杂草与荆棘，用拐杖敲击地面，翻过石头扔到一旁，在砂石地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尽管很快也就消失了——她们不愿意接受沉默，她们的女儿、姐妹、母亲与姑姨便是在沉默中被杀害的。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荒漠中，在此时此地她们踩踏出来的道路，她们不断叠加的脚印，终究会通向何方？

这对鹿来说是残酷的吗？鹿是被汽车撞死的吗？是不是一个愤怒或恐惧的人把鹿扔到了路边的雪堤上呢？

其他的动物会吃掉鹿，撕开它的肚肠，把它撕咬干净。有人会说，这是按照丛林的法则。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找到一个发生了开膛破肚的地方。我愿意找到一个——按照人类的标准衡量——并不残酷的地方。我想要找个一个好词，来表达没有残酷的美好状况。

住在魁北克，我能听到用英语和法语广播的各种令人震惊的新闻，一长串的战争场面：科索沃、卢旺达、阿富汗、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拉克、车臣、刚果；各种组织的名称：分裂分子、游击队、自由斗士、有男有女的人体炸弹、白领罪犯。每发生一场新的战争，战争词汇都会扩展，德语中也潜入了这样一些词汇：附带损害、友方火力、人道主义轰炸、随军记者，还都比较抽象。为了理解新闻的真正内涵，我还得查看英语里那一长串反复出现、枯燥乏味的词汇：作战指示、顺从、遏制、背叛、部署、威慑、困境、泥沼、轻松取胜、停战、不诉诸武力。

当然，这个单子早已过时，这还属于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那时，我和一位美国朋友坐在厨房里，觉得很安全。我们在吃饭，开了收音机，想听听美国有没有对伊拉克动武。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可以听，所有的频道都在播放同一件事，就像9·11之后的那个星期播的全是追思会。有谁想听听或看看世界新闻，就得跟着美国的媒体，看看美国当时在考虑采取什么行动。当时新闻中还没出现“随军记者”的概念，我们都已经“随军”共进退了。我们听到一位加拿大记者从巴格达发来的报道，当地时间是凌晨四点，军队采取行动的惯用时间。伴随他的声音，一种可怕的寂静进入了我们的厨房，而他在说着的也正是这种可怕的寂静：巴格达变成了一座寂静的鬼城，仅有一两个可怜兮兮的沙袋作为防卫，尽是空荡荡的街道、空无一物的商店和拉下了的卷闸门。记者说路上没有车辆，他的身后站着两位老人；我们在等着，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是不是直到最后一秒我还在期盼战争不要打响，期盼全世界的和平抗议可以起到作用，制止战争？仅在蒙特利尔就有十五万人冒着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上街游行，我也随着当地人一起高喊“团结！团结！团结！”

小路尽头有一棵粗壮但腐烂了的枫树，两根树杈一左一右向上伸出，一半树干从头到脚长满菌类，另一半到我腰部的高度都已中空了。空空的树洞里有棕色的动物粪便，形状像豆子一样。有动物在里面睡觉，也许有好几只，就像是我窗前的枫树上吊下的那几只，它们轻声的嘟哝会在清晨把我吵醒。都是豪猪。而这两处地方，有鹿尸体的地方，和供其睡觉的树，都是动物世界中的聚会场所，像一个市场，像一座报刊亭。我弄出的声响太大，又是用两条腿走路的，既无法读懂也无法理解动物的语言，只能穿着雪地靴蹒跚地走过去，去林木茂盛而人迹罕至的地方，给自己布置一个任务，去那里摄取一幅能留在胶卷上的画面。天地只是一片茫茫的白色，偶尔有几点色彩跳脱出来，比如粘在豪猪刺上的金黄色粪便，或是直指天空的带血的骨架。

两个星期以后，树林里的那个地方几乎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些动物的毛，围成一个圈，还有一坨棕褐色的粪便，冻在那里直到四月过去，直到tourterelles tristes[21]幽幽鸣叫，宣布积雪融化，春天来临。哀鸠的声音幽怨但充满希望。听到哀鸠的鸣叫，我觉得像是听到了die Amsel[22]——也就是乌鸫——的叫声。这里没有乌鸫，因而也缺失了乌鸫为春天做的担保。这里，耳朵听不到乌鸫的叫声。罗丝·奥斯兰德在《切尔诺维茨简史》中写过：“乌鸫的/毫无虚假的词汇。”在魁北克，哀鸠一叫，春天就来了，而我更熟悉哀鸠的德语名字Trauertaube。我最初抵达这片土地时，不是Trauertaube的鸣叫告诉我春天已在此——四月中旬的大地，突然从已没有冰雪覆盖的地方冒出热气，仿佛冰层底下是一座沉睡了五个月的火山，而此刻终于爆发了。有了热量，房门口耸立的古木五针松也变得芬芳起来，树上便会有tourterelle triste——或曰哀鸠——叫起来，一只接着一只，棕红色的柔软身体送出春天的呼唤，接着，Frédérick[23]也开始叫起来，是le bruant à gorge blanche[24]，也就是白喉带鹀，然后是Ammerfink[25]。它的叫声让松树的气息更为浓烈，预示夏天快来了。在湖上，你可以穿件短袖衫站在冰上，冰还是一米厚，能听到山中溪涧奔流而下的汩汩声。大半个夜晚都在下雨。整个白天，那团煦暖之后都响彻着隆隆雷声。冰层上已水流漫溢，蒸腾出水汽。暖空气在冰面上空一波一波地逃逸开去。我知道，春天是太阳与冰雪、冰与火共存的季节；我知道，阳光普照，被冰雪反射，因而春天是白色的，而非绿色，亦非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

“虐杀”意味着灭绝和毁灭，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是在柏林，差不多三十年前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忘记。在那里，我们第一次知道，有人会用摄像机拍下杀害一名女性的过程，从而开创了地下电影的一种新类型——这是不是真的是首次发生，没人知道。当然，现在你能在互联网上看到许多这一题材的录像录音。如果你搜索华雷斯城，或是大赦国际，或是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或是杀害女性，或是虐杀，你能找到各类新闻、报道、分析、呼吁和图像，各种联合团体和成员的声明，关于女性艺术家联合行动的消息，对于被残害女性尸体的女权主义分析，前往华雷斯城进行调查和抗议的代表团发来的报道——四种语言的都有：西班牙语、英语、法语和德语。上网一个小时之后，我不得不再一次走出房门，走进雪中。但是，这里也有尸体。在加拿大，从1985年以来，超过五百名原住民女性失踪了。冬天我们听到新闻中说，又有一个原住民男子因为喝醉而冻死在雪中，因为过路车辆没人愿意停下来载他，或者因为被白人警察丢弃在了雪地里，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靠近华雷斯城的荒漠，也就是发现了许多被谋杀的女性的地方，被称为“沉默的迷宫”。这里充斥着一种被震慑的沉默，因迟到了三分钟而不许进入工厂的女工会感觉到的那种沉默。迟到三分钟，便没法进门去干艰苦的工作，尽管报酬只是每天四欧元。大门关上了，生命之门也关上了。除了悄然靠近的一辆汽车，街上空无一人。在“哆——来——咪——发——唆——啦——西——哆”的音阶里，她的人生道路只走到了“发”——“发，是长长的一段路”，她的生命之歌便被突然打断了。她原本有一段长长的人生路，却遭遇了一段长得无法想象的地狱经历，接着便被人杀害。她的愿望只是想活着，干活，吃口饭，寻找爱，成立家庭，保持年轻，有班上，周末的时候去跳跳舞，或许有一天，可以越过边界到希望之乡的美国去。电影制作人、政客、商人、毒品贩子、皮条客甚至都不需要费时费力去逮到这些女子从而折磨和杀害她们。她们只要贫穷、年轻、漂亮、皮肤是深色的就可以了，只要她们站在工厂上了锁的大门前，或是不得不走在没有街灯的大街上。

伊拉克的战争会陷入泥潭还是会轻松取胜[26]？自从美国对伊拉克开战以来，好几周电视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陷入泥潭”是个战争词汇，可回溯至越战；如果你陷入泥潭，你就无法脱身了。而“轻松取胜”，根据1981年出版的《朗氏百科辞典》（第六版）的解释，是指：

1.a）一种奇特的舞蹈比赛，奖品为一块蛋糕（美国黑人用法）。

b）由这种比赛发展而来的舞厅或舞台舞蹈。

c）这种舞蹈所配音乐。

2.跳蛋糕舞。

3.以蛋糕舞的样子走路。

那个迟到三分钟的女人，没法进入上了锁的工厂，她听到一辆车停在身旁，便知道自己陷入了泥潭，陷入了一场没有公开宣布的战争中。魁北克的景色自有其好处，空旷而杳无人迹。我在树林中走动，没有外来的思想体系污染我的头脑。到了冬天，酷寒有助于给令人不快的新闻掸灰扫尘。坏消息应当只在大地冻结时播送于冰雪中，而不该在湿热的夏天传播，因为每走一步世界都在提醒我们，它在呼吸，它还活着。

哆，是一头鹿，一头母鹿

来，是一缕金色的阳光……

英文由莱丝·维尔（Lise Well）译自德语

维瑞娜·斯戴芬

Verena Stefan

1947年生于瑞士伯尔尼，1968——1975年居于柏林，此后移居加拿大。写作小说与非小说，兼做翻译与诗歌创作。早期作品已有英文文集《蜕变与文字梦》。著有文学评论集《坚韧、粗野与自由》（1997），比较文学中的女子形象。与他人合作翻译亚德林·里奇所著《共同语言的梦想》、莫尼克·维格与桑德·齐格合著《女同性恋：词典的材料》两种。最近发表小说《无名的安眠人》（2007）。2011年，与钱恩·沃格合作编辑的故事集《好似我来自另外一个星球》问世，内容为蒙特利尔犹太人的生活自述。

【注释】

[1]题目来自美国电影《音乐之声》的插曲《哆来咪》（Do Re Mi），歌词原文为“……Doe，a deer，a female deer.Ray，a drop of golden sun.Me，a name I call myself.Far，a long，long way to run……”，直译为“哆，是一头鹿，一头母鹿。来，是一缕金色的阳光。咪，是我自己叫自己。发，是长长的一段路。”

[2]帕拉格拉菲（Librairie Paragraphe）和雷诺——布瑞（Renaud-Bray）均为国际连锁书店。

[3]原文为法语。

[4]罗丝·奥斯兰德（Rose Ausländer，1901——1988），犹太裔德语与英语诗人。

[5]“Meine Mutter war einmal ein Reh（我的母亲曾是一头鹿）”摘自罗丝·奥斯兰德的诗《我的夜莺》。参见：《罗丝·奥斯兰德：诗》。我时常会听她自己朗诵的录音。她读作“Meine Mutter war einmal ein Reah（我的母亲曾是一头鹿）”。——原注

[6]里穆斯基（Rimouski）：加拿大城市名，旁有里穆斯基河。

[7]布克维纳（Bukowina）：波兰地名。

[8]法语：她还说，在这一地区，鲤鱼在五种语言中都是沉默的。

[9]罗丝·奥斯兰德：《切尔诺维茨简史》（“Czernowitz：Geschichte in der Nussschale”）（同上）。——原注

[10]鲁塞尼亚（Ruthenia）：乌克兰西部一地区，曾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个省，后于1945年被并入苏联。

[11]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乌克兰城市。

[12]法语：世界。

[13]法语：北约。

[14]法语：联合国。

[15]法语：人体盾牌。

[16]英语：人体盾牌。

[17]德语：人体盾牌。

[18]克里斯托和珍妮·克劳德（Christo and Jeanne-Claude）：一对法国环境艺术家，作品包括用布幔将德国国会大厦包裹起来，用布幔包裹巴黎新桥和用红伞插满草地等。

[19]华雷斯城（Ciudad Juarez）：墨西哥城市。据称自上世纪末以来，该地有多位年轻女子失踪并在遭受非人虐待后杀害。

[20]最近的受害者年仅七岁。————原注

[21]法语：哀鸠。

[22]德语：乌鸫。

[23]Frédérick即为后文白喉带鹀的昵称，因其歌声的旋律很像一首歌“Where are you Frederick，Frederick，Frederick”。

[24]法语：白喉带鹀。

[25]德语：歌鹀。

[26]原文是 Cakewalk，直译为蛋糕舞，原为美国黑人的一种舞蹈形式。

尼拉和姑娘们

Nela and the Virgins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语] 玛斯·伊巴兹

陈姝波 译

我不能也不想抗拒那静滞时光的意象，那些回响在我身心内外的时光——这是些非常重要的时光。正如很久以前所说的：世界正是在那时甩着屁股。尽管我记不得那是在布拉格说的，还是在某家疗养院说的——他去那里治疗的毛病其实他并不真想克服，那毛病就是——彻夜不停地创作，无论是在他自家的窗前，还是在疗养院的窗前，这无关紧要，天涯何处不是家？无论是让你投宿几天的房，你自己建的房，把你扫地出门的房，还是你从中出逃的房。世界令人作呕地甩着屁股，如一个在马戏团的笼子里流着脓水的大胖子，我们称之为生活的马戏团。我们称之为生活的这种痛苦：马戏团。肯定的。我觉得正因为这，那个男人说，在世界如此下流地甩着屁股时，假如你能在一旁静观，它会向你显示它真实的模样，它比较真诚的一面，它的真相。它这样做是因为它毫不羞耻地、公然地出卖它的屁股，如同在马戏团或歌舞表演俱乐部。卡夫卡去歌舞表演俱乐部吗？不得而知。但是我的确知道他没把他所有的时间花在凝视窗外上。他也骑着那辆他最喜欢的叔叔的摩托车四处逛逛，相比之下，叔叔是一个真正懂得奢华享受的人。跨坐在摩托车上的卡夫卡都看到了些什么？他对之保持沉默。无论如何，驾一辆老爷摩托车四处飞驰——就说是卡夫卡时代或是我们还懵懂无知的孩提时，大概三十年前吧——与凝视窗外是存在某些关键差别的，骑车时你以什么也不等的样子什么也不等；总而言之，存在关键差别。世界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展示自己，但是差别就在你看到的世间事物上。当你凝视一张脸、外太空、辽阔天宇、天井、你窗下的街道、夜晚的灯柱或白天的车流，你从中看到的比你以前看到的要多，你换一种方式去看它们，你便看到那张脸、外太空、辽阔天宇、天井、街道、灯柱、车流都在述说的东西。比如，摩托车的疾驰会让你转向自我，因为眼前的东西向你飞速地迎面扑来，一切匆匆而过，而你的眼睛，为了盯着路面其他什么也不看，便会向后深嵌入你的头脑，面对你身体的内部意识。既然我已停了，静滞的时光一直保持着静滞和安静，我看见瓦伦缇娜是如何过来准备这顿奇怪的晚餐的，我说奇怪是因为，嗯，你会告诉我每个人是如何设法赶到岛上来，按响对讲机，上楼，进来会见主人，之后，一一见过在场的所有人，之后坐下来用餐。我看见瓦伦缇娜正从一扇大窗户看出去，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当一天开始、曙光降临时，我看见她的脑袋如同一朵木槿般开放，她注视的样子是莫说尼拉在第一天看到公寓时的样子，她没在意走廊或其他任何东西，只是绝对安静地坐在阳台上，谁也不知道她坐了多长时间，几天后她北上了，再也没有回来，与这个岛、与整个城市决裂了。现在，世界也甩着尾巴——显露其本来面目。我可以继续了。

三个年轻女子在一个叫过去的岛上相遇，她们都是从广阔的乡村涌入这个城市的。在城里的第一年，她们没有住在一起，但考虑到参加众多小型神秘聚会中是如此频繁见面，她们决定住在一起。那年她们十七岁。她们似乎是从土生土长的小城镇里移居出来的难民，终于远离了她们的母亲，但依然需要她们的教导，需要她们令人生畏的在场。友情使她们成为一家人。而她们对自己母亲的怀念会绽开一道伤口，经年、或许永远不能愈合：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这个，她们之前谁也没有得到过警告，谁也不熟悉。经典文学教我们如何对付思乡病。但是文学经典提供了她们别的东西，她们将数年不忘的东西：人人都被最喜爱的乐事拖着向前。她们最喜欢的乐事就是尽可能地远离她们的出生地。

维吉尔会无比骄傲地拥抱那三个女孩，尽管她们没读过他的诗；她们从一个电视广告（早在黑白电视时代）中知道了他，由于是在外省制作的，她们几乎记不得那则广告了。那是一个健忘而鲁莽的时代：Los veinticinco anos de la paz[1]可以这样对你。但是时光飞驰，当她们青春年少时，她们感觉不到那种恐惧了——她们感觉到其他的恐惧，但不是她们的父母亲们年轻时感到的那种。对她们来说，一切都是新的：流行音乐、独舞、广告、塑料、头发吹干机、晶体管收音机、盒式录音带、塑胶。她们仨琢磨着从一个老旧电视广告中引用古典诗并不是很酷的事。不会在考试中为你赢分。假装受过教育是不合时宜的。假如想从一个广告里引些什么，你就是反动分子——一个在她们的城市圈里引起不少恐慌的词。最最受到严令禁止的事情是做一个反动分子；然而，同时，有所反应且有所行动又是长期必需的。她们谁也不喜欢去深究的一个悖论。

她们从不曾预料到，如此长久地远离自己的家人竟是那么舒服。她们得学习无牵无挂地生活。不过，尽管来自与她们有千丝万缕关系的地方，到头来她们建立起新的招募中心，比城里见到的都大，跟任何一个社会组织一般丰富多样。这三个朋友率先冲破社会壁垒。这是一个给人自由的里程碑，日后会成为一个耻辱，额头上的一个标记，一个病理。例如，我的父亲在那些年月会一遍遍地提醒我，我是众神的一个选民，他根本不理会我听着有多烦……但是女孩们不会容忍这样或那样的顺从，她们不附和任何一种白痴式的归顺，无论是来自左的还是右的。大学课程尤其使她们变得执著而忠诚，尽管忠诚的对象是谁、内容是什么尚不可见。这对于许多男孩子也一样，但是进入知识殿宇产生的最深的印记留在了那些登堂入室的年轻女人们身上。无论是谁，青年时代获得的改变人生的机会，就绝不会把它忘记：这些女孩将永远认得那团古老火焰的遗迹。

城市。她。哇，说什么好呢？真是些赏心乐事。那时的城市是黑黢黢的，黑得如同一个坏想法，照明如此差劲。但是就单单走在大街上都是一件怎样的乐事，走到哪里都没有人能认出你来是怎样的乐事啊。

岁月流逝，图景依在。尽管她们如今当然是透过一副大不一样的眼镜看她的：生活和工作上基本的无名的压舱物被那些为权力交易者出售给——彼此，至少——她们不再默默无闻。这就是掌权的城里人突出的人品。如今，她和其他人能一眼辨认出谁生在城里谁不是。假如某个城里人很友好，那他就没有掌控局势；要是他到头来深感压抑，那是因为他从城里来，抑或讨厌不曾如此。情形大抵如此。

地下网络散发腐蚀性酸的城市，永远没完没了交易不断的城市，自尊受伤的城市，超敏感的城市，无所不知的城市，超我的城市，无所事事也不放过任何事的园丁的狗的城市；失衡的首都，总是些许令人不适，总是在黑暗中，这不适是否由过去或由它地图上的地点造成，或仅仅因为它本身被自己的宣传弄得精疲力竭。呃，那样的推测不胜枚举。但是，那些女孩，在这些年后，依然没准备放弃她们初识的巴塞罗那的丰裕和黑暗的美丽，这个海滨城市。她们依然爱着——如她们说的——一个不为夸张的现实主义担心的城市。那是忘记目光可畏的一个地方。伊西·索里斯、尼拉·竹比里和瓦伦缇娜·莫若拉对巴塞罗那最初的认识之一，就是做一个处女是比被发现没有参加一个集会更糟糕的污点。尼拉宣布这点，似乎那是一天的头等大事。正是在尼拉来伊西和瓦伦缇娜的公寓代替另一个女孩的前不久，那女孩无法承受某一天警察出现在她们门口的想象。

“我们不会长期是处女的！”伊西和瓦伦缇娜几乎异口同声地叫道。

“我会再来问你的情况的，过不了多久。到时，我们见分晓。”

“那与你没有什么关系。”伊西答道。

尼拉用手梳理着她又长又直的头发。

瓦伦缇娜同意伊西的看法。那与她没什么关系。尼拉笑着用椰奶油涂着她的唇。

然后是我，那个在给你讲故事的人（那是我的活，我的工作）。我的确没有随行兜风，只是个偶然听点，与委员会有业务往来的人……我也来自一个乡镇，我也被写上告示，什么必须停止不做，什么必须做。我正是另一个女孩。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啊！那一年，乔奥里亚·盖诺以她辉煌的《我将活下去》主宰了迪斯科，一个来自纽约名字叫安纳特·皮科克的词作家歌手，一个神话般的人物，谢绝了所有各种各样的邀请，与从（查尔斯）门古斯、布雷到大卫·鲍威的伟大的音乐家一起演奏，录制了一首歌曲，它不仅仅将我构建成另一个女孩，而成为我时代的一个里程碑……它叫《我的妈妈从不教我做饭》。这是真的：母亲们不教她们的女儿们做饭了。不是她们不知道如何教，就是没有兴趣学，或者就是人也找不到。啊，皮科克的穆格电子琴……

尼拉是一个略带亚洲人容貌特征的大美人，坚守她的激进政治路线。她有着别的女孩都妒忌、男孩们既渴望又害怕的性能量。它令人不安。她娇小玲珑，总是穿着考究，浓妆淡抹，一切恰到好处。一个十七岁的面霜专家，在政治上掌权的年轻女人中引发真正骚动的原因。她们的所作所为与她们母亲们的习惯截然相反，她们不再烧菜做饭，而涂抹旁氏面霜，不过她们还是被尼拉从早到晚往脸上抹面霜的样子迷住。她的头发又直又长，总是经过精心修饰的。她以身为一个不可思议的情人出名，你不会相信她给的建议。

尼拉与瓦伦缇娜的友谊和她与伊西的合不来都是从第一天就开始的基本上属于同一个类型的问题：对此无计可施。当瓦伦缇娜建议尼拉过来与她们同住时，伊西扫了瓦伦缇娜一眼。是的，当然，她是集会委员会的，她来总比陌生人来好，不过……从伊西的角度看，尼拉只是事关表面印象，似乎她在做广告或是一个性感的魔术师助理。来点迷幻音乐、大众艺术、左派政治、大麻烟卷、性诽谤，玛利亚·多拉斯·布拉德拉的歌曲（当旁边没有男孩子时）……尽管伊西偏爱如诉如泣的吉他和听着阴森的鼓乐，詹尼斯·乔皮林或吉米·亨德里克斯的嗓音如同墙上蜿蜒爬行的蛇。

尼拉和瓦伦缇娜的交情可追溯到以前。她们相识在大学一年级。尼拉当时很激进，她来自西部农村，是一个文静的女生，瓦伦缇娜也从那里来。当时激进好斗的政治气候在各人身上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于尼拉，它使她大显身手。她成为集会中一个铁杆拉拉队长，一个几乎没人与之一争高下、更不要说对抗的人。而对于瓦伦缇娜，所有这些激进活动使她或多或少立誓保持沉默。她们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一种共享生命冲动的两种类型，这种冲动无论是尼拉还是瓦伦缇娜都不知如何战胜。夜晚，每当伊西播放《一切是孤独》、《无心的爱》或《哭泣宝贝》时，乔皮林尖利的叫喊总使我们辗转难眠。

瓦伦缇娜觉得自己进入的世界比之前她所熟悉的稍微真实了一点，她为此高兴……但是她已兴致索然。她看看电影，在巴塞罗那愉快地度过了新生的第一年。她发现了双重特征，而对双重特征的寻找使她走遍整个城市，她沿途认识了巴塞罗那扩建区[2]各条大街的名字以及汽车和火车线路。她住在桑安托尼市场附近，那里变幻莫测，生机勃勃。星期天的书市里，她会淘古物照片和旧杂志。但是，当她一到集会委员会，她就闭口不言，笑容也变得勉强乏味。

她意识到尼拉在集会和会议上低沉沙哑的嗓音，以及她的建议的威胁性语调是帮衬萨尔瓦多——委员会的首领——的复杂的产物。尼拉施展魅力，那正是男人们所需要的被诱惑，以及反过来的去诱惑……我清楚地记得尼拉对萨尔瓦多的一面。伊西，我们班最聪明和最积极的女孩；她甚至对他们的权威想入非非，乐此不疲地利用男孩子的影响，仿佛那是她自己的。瓦伦缇娜认为的如此坚强的伊西并不沾沾自喜。瓦伦缇娜看着故事全部展开，困惑不解。她就是弄不懂伊西，不懂她为什么在男人在场时屈身，屈身到一分为二；开始是萨尔瓦多，然后是巴特，之后爱谁谁了。她看见她的朋友尼拉消失了。她认识的尼拉——无论伊西如何反对，无论那个萨尔瓦多如何激发感情——真是一个害羞而慷慨的人。他接二连三地消费女孩，瓦伦缇娜对他们放任不管。她闭口不言，以避免像尼拉那样消失或像伊西那样屈身。假如她只是闭口不言，或许她能回去做初到巴塞罗那时那个快乐的女孩。假如她只是闭口不言，或许她可以避免让革命的话语改变自己，如同它们改变尼拉和伊西一样。因此，瓦伦缇娜只是闭口不言。

当她们不是在彼此之间交谈时，使用强制性的假名。但是，巴特，她们一直称巴特。那不是什么老的绰号，而是，由他自己精算出来的效果，希望以完全另一种角度看待事情，她们三人都记得她们遇见他的那天，好像最先是伊西想出给他一个假名的，不过她们三个女孩都觉得再恰当不过了，如同一件量身定做的衣服：他像一个流行艺术的卡通蝙蝠！就像那样，蝙蝠粘住了。嗨，巴特，第二次见到他时她们就这样说，引得他哈哈大笑，原来他可以这样笑的。在那些恐怖而甜蜜的岁月里，她们总是与他一起大笑。她们披坚执锐，最重要的是，找到活着的一种形式——为尼拉的缘故——或，说得更好点，因为尼拉——正如三十年后，现在瓦伦缇娜所想的。不知为什么，在女人们成为了朋友，并在彼此身上仍依稀可见昔日的女孩时，那个亲密的伤口构成的纽带犹在。无名的纽带。尼拉的脸上失去了昔日所有的温柔，她不再关注政治，而关注所有旧的常规习俗。她是一个催化反应，一种内心的震撼使她相信她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武士——安德洛墨达、圣女贞德或玛格达伦纳，看是哪一天了。如果委员会支持她说的话，首领满意地看着她，她的恐惧会随之消失。那时，她会安安静静，她的脸显得完美而古典。她会直奔卫生间，拿出她的小包面霜，随后更加矫揉造作地回来。没有人想称她资产阶级。她使一切看上去如同抽烟般自然。瓦伦缇娜依然看她化妆。我也是。我依然看见她冷冷的眼神，似乎她并非真正在给自己化妆，使自己的表情柔和而锦上添花，而是在修正那个使她勇往直前的面具。机械的、没有愉悦感的手势。

她的眼睛从镜子里盯着瓦伦缇娜，然后，是的，眼神变得调皮、嘲弄和友好起来。尼拉摆出人体模特的姿势，两人开怀大笑。对于公寓里的其他女孩，特别是伊西，尼拉是矛盾和自由的化身，像沥青般坚硬并且如此美丽，她使其他女孩自惭形秽。她们睡在同一个房间的两张上下铺床上。有时，瓦伦缇娜会听到她哭。一天夜晚，尼拉转过身来问瓦伦缇娜是否还是处女。瓦伦缇娜觉得没有理由对此有所保留。尼拉从床上一跃而起，似乎警察就在敲门。这得立刻解决！她说。

“做一个处女比害怕警察还糟糕。”

瓦伦缇娜耸了耸肩，从铺位上坐起来。

“做处女会让你受罪的。”尼拉坚持说。

尼拉坚决认为，一种去童贞的办法纯粹是卫生的方式。之后可以有性生活、快乐、满月……但是丧失理智地失去童贞并因此将余生葬送在一种关系中是不可取的。瓦伦缇娜知道这个，是吗？世上有多少女人就那样做了？比较有趣点的是，策划一种无涉相互吸引、无涉性饥渴地夺去童贞——就如同一个手术，只是让你感觉好一点。那样你就避免了一系列的纠葛。没有别的指望。当一切都说了做了，你不会跟给你做阑尾切除手术的外科医生，或者给你拿掉智齿的牙医结婚。另一个方面，老天才知道爱是什么。她们都坚定不移地反对那些老套的、承袭下来的爱的形式，它们赋予生命——被猪和阉割器降格到令人作呕的地步。尼拉说起这些来都很轻松，似乎她在读超现实主义者的东西。她对他们是谁一无所知，而我真的不知道，假如她们在那时真有空读过，这三个女友会说些什么呢——嗨，她们是怎样的一个组合啊……多亏了报纸和杂志这些那个时期的镜子，它们竭尽所能吸收来自前线的消息。那是些紧张的年头，紧张得仿佛是交通事故。床位总是满的，住满了那些站起来什么也不说、一连几个月见不到也从此永不再见到的人。她们不得不走的是一条羊肠小道。考虑再三，去童贞的最卫生的方法是找个不附加任何条件愿跟你做的人做了得了。有人找她们的邻居做，或者街上路过的第一个家伙，那是一种优雅和疏离的态度，今天的“哦——那么——讽刺”的后现代主义者准会喜欢。学生公寓兴盛起来：大量的房子出现了。它们是青年解放运动的突破，修女和先锋分子一样都会来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巴塞罗那那些最有名的场所。充斥那些地方的不是城里孩子，而是来自农村和其他地区的人，尤其是年轻妇女，我们三个女孩也在其中。我，你的叙述者，可以向你保证这个。

女孩和男孩的公寓根据习惯和风俗，最重要的，根据政治的忠诚相互交流。他们也因为一些女孩去童贞想要男孩帮忙而相互交流。之后，女孩子们会对自己解释，做出结论，并编写推荐的名单。一个同学——不在委员会的，由于瓦伦缇娜从不说话而不怕她，不像其他女孩往往对委员会里的人心生恐惧——告诉了瓦伦缇娜她的第一次。她的年龄比其他女孩稍大一些，所以整个有关童贞的事也困扰她更多，类似你是最后一个来月经的。一天，她说得了得了，就在今晚了，她将要邀请第一个来酒吧喝咖啡（她特意说是咖啡）的家伙，要是他愿意跟她上床的话。于是，就这样了。她没有提供其他细节，只是微笑着。那是瓦伦缇娜第一次看见一个女孩对她的第一次感到满意。第一次似乎是那样危险，像被强行带进手术室。那就是尼拉推荐卫生式方法的原因。想不到，这个想法与前一辈人的行事方法正好契合。似乎身体在学着一起舞蹈前，不得不先相互打架。

当瓦伦缇娜初次遇见鲍时，她给他施洗，取名斯威特斯肯，并直奔主题；该发生的发生了。他，因为越来越肯定自己要与她保持冷静，在美国的苏打店默默地陪在她身边，一连好几个小时，悄悄地，爱在萌芽；瓦伦缇娜非常安静，斯威特斯肯最后拉着她的手，甚至在听到她说话后，也不让她再走。希望他们能更进一步的话从他嘴里吐露出来，作为对她的回应。一天又一天，穿过卡门大街[3]到达兰布拉大街[4]，然后沿着所有的兰布拉大街走，一个午后接着一个午后地待在美国苏打店。爱的情愫在彼此缠绕，并在不知不觉中被沉默的艺术成就奇迹，知道沉默也是一种纽带，且本能地知道这——爱变成一个海洋，它除了自己静静的音乐、唯一的音乐，无需任何解释。一句也不曾提到性，一句也不曾说到他们如何共度夜晚。尼拉和伊西抗议着、谴责着，犹如被抛弃的情人。那是怎样的一个学期啊！它让我发笑。但是我必须这样看待事情，因为我在讲述另一个人生，另一个也是我的人生。我们讲故事的人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选择我们讲什么——毕竟，我们被赋予这个珍稀的天赋，我们凭着某种有失礼节的运气成为这种不可言喻的讲述者。书写是抄写，讲述是描述、复述。瓦伦缇娜和鲍为他们自己营造了一个亲密的家，一个复杂的家，不知道基础，只在沉默中吐露。在他们不敲门进入房间时为他们编借口；他们彼此交织在一起，不管什么样子，不管什么面具，不管什么伪装，不管什么目的，不管明天会是什么。与鲍一起穿行在街道上，她决定成为一个摄影师。与鲍在床上，她听到的都是音乐。上苍为他们做了他们本该为自己所做的选择，她我把他从他的迷糊中唤醒，那个他们一起聆听的音乐，那又不只是音乐。

英文由罗温·理嘉图·菲利普斯（Rowan Ricardo Phillips）译自加泰罗尼亚语

玛斯·伊巴兹

Mercè Ibarz

1954年出生在西班牙塞迪，作家、记者、文化评论家。出版了小说、短篇，电影和摄影方面的散文，曾为加泰罗尼亚著名作家玛斯·罗道多（Mercè Rodoredo）写过传记。处女作是具有自传性质和游记色彩的《幽静的大地》（The Secluded Land，1992）描写了她出生的那个乡村。1995年发表《小麦的棕榈树》（The Palm Tree of Wheat），200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工场之城》（In the City of Works）。她的作品集私人叙事和诗意散文于一体，既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也是想象的生活。不少她的作品已被翻译成欧洲多国主要语言。

【注释】

[1]西班牙语：二十五年的和平。

[2]巴塞罗那市区加所辖卫星城共分为10个行政区，扩建区（L’ Eixample）为其中一个行政区。

[3]Carrer del Carme，卡门大街。

[4]La Rambla，巴塞罗那著名景点。

远方

Far from Here

［西班牙：卡斯蒂利亚语］ 恩里克·维拉——玛塔斯

李 尧 译

一

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1]，天上飘着雪花。地区律师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回家后正在书房摘手套，负责看管双胞胎女儿的家庭女教师就跑来诉苦，历数两个小姑娘一下午的斑斑劣迹。一天行将结束，对于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来说，这是在极其恶劣的天气中，在西伯利亚的极度严寒中，忙得焦头烂额的一天。

1904年1月17日，宁静的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创这座小城的严寒之最。声名卓著的地区律师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刚刚在法庭参加了一次漫长的庭审，又出席了公众庆典委员会的会议——他是该委员会的主席，累得要命。尽管如此，他还是很认真地听玛丽亚·杰吉耶夫向他告状。按照她的说法，双胞胎小姐妹奥尔加和瓦莎跟两个哥哥吉米特里、塞洛扎玩捉迷藏，结果把他们俩弄得晕头转向、惶惶不安，因为她们藏到那间“禁止入内”的屋子里，爬上曾经属于父母的大床，钻进洁白无瑕的被单里。当然，谁也想不到去那儿找她们。找不到妹妹，可怜的吉米特里和塞洛扎——他们分别比双胞胎妹妹大两岁和三岁——被两个小家伙好一顿嘲笑，心里有气，到现在还没有缓过劲儿来。

“哦，这对他们是好事。他们自个儿也不是天使。”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说。

“那一对双胞胎多大年纪了？我知道当爹的提这种问题挺怪，可我总是搞不清楚日期。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我虽然很想和她们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可日常工作总是排得满满的，难以分身，能在她们临睡前读个小故事就知足了。”

“两个小姑娘七岁了，先生。”

“我也记得是七岁。她们还很小，对吧？我觉得这点错算不了什么。我不喜欢动不动就惩罚谁，或者训斥谁。当然了，从现在起，要把那间房子的门锁上。那是她们已经去世的妈妈的房间。可怜的孩子。她们没有什么恶意。”

“没错，先生，她们才七岁，但我觉得有责任提醒您，最近这两个小姑娘常常烦躁不安，行为举止怪怪的——她们变得很古怪。两个人脸上都是同样的表情，越来越显得心不在焉、恍恍惚惚。她们确实才七岁，但七岁的孩子也该开始动脑子了。奥尔加和瓦莎确实是开始动脑子了，不过她们动的那个脑子让我非常不安。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的话……我想，既然她们的母亲已经非常遗憾地、无法挽回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您这个当爹的对她们稍微严厉那么一点点。我需要您帮我一把，管管她们，就这么回事儿。您这两个女儿简直就像生活在平流层。”

平流层！经历了让人精疲力竭的一天，这个高深莫测的字眼儿在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的书房里回荡，听起来虽然悦耳，但也不无怪异。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面带微笑，很谨慎地看着家庭女教师，确保自己脸上没有色迷迷的表情。她四十二岁，风韵犹存。此外，她非常称职、无懈可击，属于那种老派的家庭女教师，在莫斯科和符拉迪沃斯托克[2]都干过，经验非常丰富。

在许多场合——比如今天——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甚至想向她求婚，尽管他一直没有迈出这一步。玛丽亚·杰吉耶夫似乎并没有期待他的求婚。她很可能会拒绝，甚至因此而抛弃一切，包括这份工作。这种可能性可不对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的胃口。是呀，玛丽亚是个专业人士，很难再找到一个像她这样有资质、有声望的家庭教师愿意来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这样一个小地方工作。

不管怎么说，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想，以后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向她求婚，让她嫁给我。这自然是他自个儿的说法。日复一日，这位地区律师越来越孤独寂寞，法院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家里总是一团糟。而现在又平添了个公众庆典委员会主席的头衔。沙皇最近正式将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封为“市”，公众庆典委员会正在为一周之内即将举行的庆祝活动紧锣密鼓地做准备。

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先后两次成为鳏夫。第一段婚姻给他留下两个沉重的包袱——安娜和米哈伊尔。他们俩一个二十岁，一个十八岁，两个捣蛋鬼，参与过各种阴谋活动，和那些公开与沙皇为敌的危险分子交朋友。安娜和米哈伊尔打着为全体人民的平等和幸福而战的旗号，妄图用暴力推翻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制度；或者，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至少大伙儿要穷都穷。最糟糕的是，明眼人谁都看得出，他们随时都可能被抓。而且毋庸讳言，他们那个阴谋集团的想法简直可笑至极。是呀，难道还有比试图在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这样偏远落后、轻微不足挂齿的小地方策划推翻沙皇更荒唐可笑的事情吗？

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被宛如两代人的儿女，被同一个屋檐下两个家庭的沉重负担压得真连气都喘不过来。更糟糕的是，还没个老婆跟他一起挑这副担子。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不由得又看了一眼玛丽亚·杰吉耶夫，想向她求婚的念头又浮现在脑海之中。不过，怕被她严词拒绝的担心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于是决定担负起当爹的职责，把两个不听话的双胞胎小姐妹叫到书房。尽管在法院开会，特别是在公众庆典委员会开会已经把他累得精疲力竭，他还是想指导指导这两个总是想入非非的小女儿。这两个小家伙一出生，妈妈就死了。这下子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担了个克死先后两任妻子的恶名。说实话，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敢向玛丽亚·杰吉耶夫求婚的原因之一。毫无疑问，也是她——当初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请她来条件艰苦的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当家庭教师的时候，她欣然同意——为什么总是小心翼翼、尽可能和雇主保持距离的原因。她肯定害怕前两位妻子遭到的噩运会落到第三任妻子的头上。

“她们的死和我无关呀。”此时此刻，他真想对玛丽亚·杰吉耶夫这样说。

但他知道，最好什么都不要说。过去，他敢想敢做，可是最近发现，他引以为豪的自由精神和勇敢大胆日渐消退，就像从前的勇气和自由精神在他内心深处已经枯萎凋落，那些具有破坏性、死灭了的细胞组织开始吞噬他本已萎靡不振、昏昏欲睡的精神。

家庭女教师离开书房之后，这位地区律师在书桌旁边的椅子上舒舒服服坐好，闭上眼睛，让思想自由驰骋起来。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这匹驰骋的骏马把他带回到1898年春天，他的第二个妻子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那一天，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正好庆祝鄂毕河大桥开通。在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历史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因为大桥给这座偏远小城带来繁荣。随着大桥的开通，规模宏大的火车站、仓库、修理厂也告竣工（不久的将来，西伯利亚大铁路将从这里通过）。为了建设其他将来有可能变成都市中心的城镇，许多建筑公司纷纷离开。可是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并没有消失。因为铁路开通带来丰富的商品，周围村庄里的人们纷纷迁来。由于新兴商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这个偏远小镇渐渐变成一座小城市。现在只需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庆祝官方正式命名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为市，这种“蜕变”便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屈指算来，从现在起还有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有一点，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看得很清楚，那就是，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很快就会变成这个地区的金融中心。西伯利亚银行已经宣布来这里成立支行，别的银行自然也不甘落后。作为地区律师，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的薪水虽然总是节节攀升，但他觉得现在既然机会敲响了这座刚刚崛起的小城的大门，“下海经商”也不失为聪明之举。他曾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当过多年地区律师。现在，他不想再像方兴未艾的银行业进入那座城市时那样，坐失良机。他当地区律师的年头太长了，应该展示展示金融领域的才华了。除此而外，六个孩子确实是个沉重的、让人忧虑重重的负担。特别是当你想到最大的两个孩子不但从来没有想去工作的意思，而且负债累累，总是和那些阴谋犯罪集团勾勾搭搭。

这种种想法在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的脑海里闪过，不时被一种像背景音一般的声响所打断，那是他藏在心底的远大志向，此时浮现似乎皆因疲倦而生。就在他沉湎于所有这些想法之中，几近崩溃时——这里说的是想要睡觉——奥尔加和瓦莎连门也没有敲就嘻嘻哈哈地笑着闯进书房。她们是在笑，但笑得极为严肃。笑啊，笑啊，没个完。不可否认，她们脸上的表情怪怪的，有点吓人。

“哩哩哩——啦啦啦！”两个小姑娘重复了好几次。

毫无疑问，她们的父亲想，她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尽管这语言并非特别管用。

“够了！”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终于以谁也不曾预料的父亲的威严大喝一声。

两个女儿看起来根本就不怕他，相反，开始学他抽烟的样子。这位地区律师又一次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她们学得惟妙惟肖，仿佛烟雾正从两个小家伙的嘴里喷吐出来。

“怎么回事呀？”他问道，心里有点害怕。

沉默。极为严肃的笑终于停止。疲惫向地区律师袭来，一阵猛似一阵，挥之不去。哦，今天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他摘下眼镜。

“哩哩哩——喽！”

“到底怎么回事？说说看……瓦莎？回答我。”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大声说，“你们笑什么？为什么这么不听话？你们知道‘不听话’是什么意思吗？你们知道《不听话的青蛙》那个故事吗？”

“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讲这个故事吗？”瓦莎问。

“爸爸是个故事篓子。”奥尔加说。

“喽，喽——喽！”瓦莎叫喊着。

“我想问你点事。”奥尔加说，细声细气。

“问吧，女儿。”

真是惊人之举！就像变魔术一般，两个小女孩儿突然不见了。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正在纳闷出什么事了，她们又出现了，还是那样极为严肃地笑着。

永远是这样，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无可奈何地想。

两个小姑娘又开始学他抽烟。“这是怎么回事呀。”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在心里对自己说，心烦意乱。沉默。极为严肃的笑停止了。

这也是这对双胞胎的审美情趣，安德烈·彼得洛维奇想，不由得打起盹来。他困得要命。

“我想问你点事儿。”瓦莎又说，她的声音撞击着父亲的耳鼓，隆隆作响。

“你说话的声音怎么也变味儿了？”他问道，觉得什么都变得越来越古怪，特别是小姐妹俩总是时隐时现。我一定是真累了，他想，擦了擦脑门上的汗。是的，毫无疑问，今天的工作实在太多了。尤其公众庆典委员会那些破事把他忙得焦头烂额。他几乎连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了，尽管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吃饭。除此而外，此时此刻，这也是他最想赶快做的事情。

“是一个关于宇宙的问题。”奥尔加说。

“没错。是关于太空的事儿。”瓦莎说。

“为什么宇宙里有东西？”

“什么？”父亲问。

“为什么有东西，而不是什么都没有。”奥尔加解释道。

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听了脸色发白，目瞪口呆，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呀。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东西，而不是什么都没有？”瓦莎又说了一遍。

沉默。

他想说：“因为上帝在七天之内创造了世界。”可是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已经向双胞胎小姐妹多次解释过这事儿。不管怎么说，如果孩子们谈论“有东西，而不是什么都没有”，那就说明她们一定在琢磨远古时代的事情。那个时代，如果说出真情，世界就什么也没有。换句话说，在那遥远的时代，只有上帝。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有上帝，就不能说什么都没有，就得说一直有东西。只有连上帝也没有，才能说什么也没有。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又戴上眼镜，成了自己困惑、迷茫的牺牲品。他想，你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一点儿好处都没有。他六个月前做过一次手术，现在自个儿也不知道有没有完全恢复。参加这么多活动，纯粹是拿自己的身体冒险。想起来，那手术很疼，挺怕人，充满危险。是的，他还没有彻底恢复，还觉得很虚弱，不堪一击。他断定，这辈子再也不会像先前那样身强力壮了。无论如何，他都得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最近，每天干那么多活儿，他透支得太多了。

“……而不是没有东西。”她们压低嗓门说。

意识到自己变得那么悲观、沮丧，作为父亲，这副样子不会给这对双胞胎小姐妹留下什么好印象，他就想回答她们的问题，可是又觉得很难开口。这天诸事繁多，真把他打垮了。他得赶快吃点什么。

两个女儿充满期待地看着他。清冷的月光宛如幽灵，从书房窗口照进来，似乎只是想照亮他们。

“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东西，而不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会不会自我毁灭？”他觉得自己听见瓦莎这样说，声音变得缥缥缈缈。

“人死了以后还有生命吗？”奥尔加问。

他开始纳闷，两个女儿是不是真的来自平流层，她们是否只是现实生活中一对失去母亲的双胞胎，还是来自某个遥远星球的外星人，在那里，科学已经破解了生命之谜。这两个孩子是不是想隐瞒什么？她们是不是知道什么，但不想告诉他？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猜测，一定是因为自己累得精疲力竭，才会这样胡思乱想——疲倦让他神情迷乱，让他觉得自己已经在乌云里飘浮了好长时间，脑子里一团糟。可是，不管怎么说，就像“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会不会自我毁灭？”这种问题——如果瓦莎真的问过的话——也是用一种未来的语言说出来的。

这两个小姑娘会不会是太空旅行者，而不是现实中他的女儿？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不知道该拿他的眼镜怎么办，更不知道拿他的两个小女儿怎么办。

“是呀，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东西，而不是什么都没有？”他仿佛听见瓦莎一次又一次重复这个问题。

他想先吃晚饭，然后给两个小女儿讲故事，哄她们睡觉。这似乎是最好的选择。除此而外，他也想赶快上床，如果可能的话，马上睡觉。双胞胎小姐妹望着他，脸上还是洋溢着她们那平流层的笑容。他又开始胡思乱想，纳闷两个小家伙是不是想趁他极度疲乏、头脑混乱之际告诉他，她们来自文明高度发达的遥远星球。可是，不，不可能，他一次又一次对自己说，他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怀疑，是因为今天非常疲倦，甚至或许要精神失常了。

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现在这样一想，竟害怕起来。于是按响书房的铃，想求助于头脑冷静的女家庭教师。

“这个家之外还有什么？”

“离这儿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什么？”

“这个家之外，是一片空旷吗？”

被这样连续质问后，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觉得晕头转向。玛丽亚·杰吉耶夫走进书房时，看见他半躺在椅子里，垂着头，耷拉着眼皮子打瞌睡。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想起昨天听见两个大孩子——安娜和米哈伊尔——一唱一和念一份他们痛恨的政客名单，而且在设计残酷惩罚每一个人的办法。他们的父亲，地区律师，也名列其中。他心里想，自己在公众庆典委员会和法院忙得一塌糊涂，把早已不堪一击的身体置于危险的境地，是否就是为了忘记这些巨大的不快和随之而来的可怕的争论。

两个小姑娘还站在面前，目光古怪地看着他，可又不是真的在看他。

“离这儿很远。”奥尔加悄悄地说。

“父亲，离这儿很远，在宇宙之外。”瓦莎说，声音时断时续，缥缥缈缈。

二

一个小时后，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一家正在吃饭，两个警察咚咚咚地敲门。他们是警察局特意派来向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通报，他的儿子米哈伊尔因为参与叛匪基洛夫指挥的叛乱集团的活动而被捕，现在关在警察局地下室的监狱里。虽然这事儿并非完全出乎预料，但是这个消息还是击垮了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绝望。他实在承受不了如此沉重的家庭负担。安娜呢？他从几个好朋友那儿已经知道，她也和该死的基洛夫集团搅在一起。不过，看情况，她现在还没有被捕。她能在哪儿呢？最好在事情还没有进一步恶化之前赶快找到她。他对安娜还有几分柔情，尽管现实生活中，这种柔情表现得也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对吉米特里和塞洛扎，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更无温情可言。他们俩坐在餐桌旁边没有老实的时候。此刻，两个人正把面包皮朝对方扔来扔去，试图挽回面子。这天下午，因为和双胞胎小姐妹捉迷藏，他们俩威风扫地。至于那对双胞胎，就压根儿不是柔情不柔情的问题。每次亲眼目睹她们宛如来自哪个未知星座一颗无名星星，做出种种怪异的行为时，他只想着如何克服这种行为给他造成的恍惚不安。

此时此刻，双胞胎小姐妹的大眼珠子在眼眶里骨碌骨碌转着，凝视着那两个目光惊讶的警察——她们刚刚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在毫无疑问最不合时宜的时刻：

“警察先生，为什么有东西呢？”

“什么？”

“是的，警察先生，为什么有东西，而不是什么都没有呢？”瓦莎说。

在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的荣誉市民——看来，这一天似乎永远不会结束。对于能否撇清养了六个不懂得感恩的儿女的责任，或者就拿摆在眼前这件事情来说，去警察总局给犯下颠覆政府罪的儿子寻求法律援助的可怕前景，他一点儿都不乐观。

一切都没有办法逆转，没有。晚饭就这样被无可奈何地打断，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不得不再戴上手套，穿上外套，和那两个警察一起去警察局。

走出家门，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看到飘飞的大雪突然把世界变得一片洁白，不由得吓了一跳。“为什么有，而不是什么都没有呢？”他绝望地问自己。“如果我没有这六个不懂得感恩的孩子，而是一个也没有，一切就都好了。”他一边擦眼镜一边想。

大雪的风景闯入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的心底。和纷纷扬扬的雪花一起飘进他内心深处的还有那种渴望逃离的古老愿望，从他童年时起，从他想要隐身的那个时候起。记忆所及，想要隐身的美梦一直伴随着他。那是一种渴望，想把自己变得来无影去无踪，自由自在行走在其他生物中，而那些生物也都是空灵无形的。

“理想：一场美梦。”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心里想。可是转念又想：“在我所有的美梦中，难道还有比隐身之梦更美好的吗？”可是，话说回来，你带着六个孩子，身为地区律师和公众庆典委员会主席，身体弱不禁风，在市中心又有偌大一座房子，怎么隐得了身呢？

马车颠簸着，慢慢向警察局驶去。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心里想，到今年七月，经过长达十三年艰苦的劳动，横穿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就要通过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车站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人们都这样称呼——长达一万公里，把莫斯科和俄罗斯的太平洋海岸连接起来；更确切地说，是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连接起来，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曾经居住过好几年、总说不想再回去的那座城市。

“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他对自己悄声说，好像这个地名将他所有的问题囊括其中了。

马车慢慢地颠簸着，心事重重的地区律师经过未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火车站，又想起他那两个粗俗的儿子吉米特里和塞洛扎。他们就像两滴水一样彼此相像，都平庸得令人反感，都长得跟众多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市民一样灰头土脑，这些都让他心悸。吉米特里和塞洛扎长大以后也是一对白痴，和这个方兴未艾的西伯利亚边城大多数人没有两样。这个地区精神的匮乏影响了吉米特里和塞洛扎。你可以说，他们代表了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当下的心境。这个当下也包括了安娜和米哈伊尔，还有他们血腥残酷的理想。这条路再往前走，肯定还会有令他担忧的未来，而代表这个未来的则毫无疑问是他的平流层双胞胎。

哦，可怜的吉米特里和塞洛扎，被夹在哥哥姐姐的革命和两个小妹妹未来派的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之间。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这样想的时候，马车已经驶到警察局门前。他从车上慢慢地爬下来，小心翼翼地在雪地上走着，生怕滑倒。要是真滑倒了，那可就为这个精疲力竭的日子又增加了一个不幸事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安娜在哪儿？”经过好一番周旋，他终于获准和米哈伊尔单独待几分钟。

“你再也见不到她了。”儿子说，一脸轻蔑，“她已经做好为事业献身的准备。”

“什么事业？”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吓了一跳，连忙问道。

“人民的复仇雪耻。我们要暗杀反动派，直到整个政府倒台。警官、高等法院的法官、贪官污吏将不再存在……我们还要消灭所有不愿意站在我们这边的律师。”

“你想变成罪犯。”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十分懊恼地说，“我唯一能够理解的是，你想当杀人犯。至于别的，我一个字也不懂。你属于某个帮派，尽管我多多少少也能想象出所谓帮派是怎么回事，但我猜不出对你这可能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你想当杀人犯。你甚至可以以你那个帮派的名义杀死你自己的父亲。对吗？”

“不完全对。”米哈伊尔傲气十足地说。

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和警察局的人进行了一番谈判，但徒劳无功。他意识到，他对警察局的影响力还不足以减轻对他的儿子和基洛夫集团严厉的指控。于是他只好满心忧伤，打道回府，心里琢磨着，他的女儿安娜会被藏在什么地方。警察局对他倒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允许他看望儿子，而且给他派了一辆马车供他差遣。但仅此而已，不再有别的优待。回家后，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觉得疲乏到极点，难以成眠。他又回到书房，点着一支烟，不由得想起两个小时前，双胞胎女儿学他抽烟那令人吃惊的一幕。夜半时分的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他的一双眼睛像两盏照明灯。他纳闷那一对还没听他讲故事的小姐妹有没有安然入睡。房子里寂然无声，除了管家苏沃林，别人都已经进入梦乡。

“苏沃林，安娜有没有回过家？”

“没有，先生。”

“哦，苏沃林。”他说，吐出一大口烟，“最近上帝耳朵一定有点儿背。我一直求万能的主让安娜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可是没用。”

“您不知道我有多难过，先生。”

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又一次证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和他对话，没有一个人能听听他遇到的问题。苏沃林更不行，不管他多么信任他。因为苏沃林训练有素，无论你说什么，他都这样回答：

“不，先生。”

“您不知道我有多难过，先生。”

“是，先生。”

夜色沉沉，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独自一人待在这个世界上，还得养活一大家子人。他是一个寂寞无助、内心非常孤独的人。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突然把香烟在烟灰缸里掐灭，心里想，也许他只有在存在于家庭之外的空旷中才能喘过气来——如果他胆敢迈出这一步的话。可是，你怎么才能走进那空旷之中呢？那一片空旷怎么能代替一个家庭应该带给你的快乐和幸福呢？

“我想去看看那两个双胞胎小姐妹不听我讲故事是不是也能入睡。”

“好的，先生。”

“晚安，苏沃林。你可以去睡觉了。”

“谢谢，先生。”

走过他那幢房子西侧长长的走廊，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孤单。奇妙的是，他觉得这种孤单很受用。这种快乐前所未有，似乎和独自一人走过这条熟悉的走廊所感到的忧伤有直接的关系。沿着走廊继续往前走，他完全沉湎于对这种新发现的快乐的解析之中，觉得自己仿佛走进一块未知的土地，走进一片可以看到自己思维能力局限性的空间。他好像到达了一个境界，一旦超出这个境界，你就无法再思索。又一阵眩晕袭来，尽管短暂，他觉得好像在沿着一条通道走向所有人类家庭之外的空阔，而最先走出的就是他自己的家庭。自从做过那次手术后，他确实觉得日复一日，自己脑子里的每一条缝隙、每一个角落——或者更准确地说，每一个细胞——都在扩展。

这些年来，他读了许多关于细胞的书——不是基洛夫集团那种革命小组[3]。对于他，那些东西神秘莫测。他一直非常迷恋罗伯特·胡克的著作《显微图谱》。1665年，罗伯特·胡克受修道院小屋子的启发，第一次把“细胞”这个词引入这本书。写这本书之前，他在显微镜下对软木做了一系列观察，发现里面有许多气泡。那些气泡实际上都是小孔，由软木的细胞壁——已经死了的组织——分割开来。

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想着那些细胞壁分割而成的“空洞”，一直走到走廊尽头。不过是走廊的尽头而已，可在他看来，宛如思想的边境。双胞胎奥尔加和瓦莎的卧室寂然无声。走进卧室，他又紧张又激动，恐怕世界上任何故事都不足以表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微笑凝固在两个小姑娘的脸上，她们看起来已经熟睡。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想在她们脸上找到自个儿的影子，找到只属于彼得洛维奇家族独有的某些相貌特征。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开始想象她们在太空飞翔，从某个遥远的星球飞来，落到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地区律师的家里，假装是他的女儿。以为她们听不到他说话，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就开始给她们讲故事：

从前有个人，总是想着他那两个冰冻了的妻子。她们俩都装在铁棺材里，埋在冰雪覆盖的山冈下。她们俩都在一座城市古老的公墓里。在那座城市，一个个家庭组成一个阴霾笼罩、整齐划一、死气沉沉、纵横交错的社交网。这个人就是你们的父亲。他只不过是故事里的一个人物，但他也是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高等法院的地区律师，一个两次死了老婆的鳏夫，两次婚姻带给他六个孩子的父亲。这六个孩子把他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他几个月前刚做过手术，可总是尽可能把疾病丢到脑后。他听人说，居住在非洲赤道原始森林里的某些部落认为，一个病人治好病之后，就必须改名字。今天夜里，他就想给自己改个名字。他是个每天晚上都要给女儿讲故事的人。就像这个故事，这个我正讲给你们听的故事，虽然你们俩早已进入梦乡。今天的故事是要告诉你们，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高等法院有一位地区律师，他对生活的信念彻底破灭。因为他两个年纪最大的孩子在什么革命组织里变成了杀人犯；他的第三、第四个孩子是地地道道的白痴；两个最小的女儿古怪离奇，是被某个遥远星球的神秘种族派来地球的。被革命、平庸和恒星的未来困扰着，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不懂得报恩的家伙，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的地区律师每天都像奴隶一样工作，几近崩溃。即使累得要命，他每天晚上都得给女儿们讲故事。而此刻，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新奇的想法——甩开这一切，改名换姓，远离西伯利亚，开始新的生活。这个想法一天比一天强烈。他对于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的革命有自己见解独到的计划。于是，某一天，1904年1月17日，夜幕低垂的黑暗中，他觉得疲惫不堪，但无法闭上眼睛入睡。当他守望着自己两个正酣眠的可怜的小女儿时，决定悄悄离开家，步行到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每日新闻》报社门口，等待第一个来上班的雇员，写一则通告。这则通告要在第二天报纸的显著位置刊登，宣布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采取行动，来加速基督教社会的敌人所渴望的革命，这个社会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家庭的基础之上，因而第一步是要建立一个由单独的个人组成的更加公平和充满兄弟友爱的社会。“我，一个孤独的人，从今以后将在一片空旷中呼吸，远离任何基督教家庭。所以，我号召所有同样愿意自由呼吸的人，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充满友爱的‘孤独父亲协会’。”这就是他想发表的通告。这样的通告，报纸当然不会印出来，但是至少他要有胆量、有勇气、有足够强的判断力写出来。

他的故事就这样结尾了。地区律师默然无语，又待了一会儿，最后仅仅是为了说着好玩儿，又加了一句：

“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

这一天，1904年1月17日，安东·契诃夫的《樱桃园》在莫斯科首演。这将是他最后的戏剧作品。但是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对此一无所知。他当然听说过契诃夫。那时候契诃夫在俄罗斯已经是很有名气的作家，不过他也只是从书本上对他有点了解。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有所不知的是，这年的1月17日将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这是契诃夫的最后一次首演演出。正如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不知道，我的祖父莫里斯也在这个日子来到这个世界——出生在法国离克勒蒙——菲朗[4]不远的玛西亚克一幢乡村小屋里。

我想，我们只把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当作一个故事里的人物更好。这也正是他的希望，希望后辈儿孙拿他当小说人物看。这天夜里给双胞胎女儿奥尔加和瓦莎讲故事的时候，他以为两个小家伙都已经进入梦乡了，但实际上瓦莎一直醒着，默默地听父亲在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这个悲凉的、笼罩着浓郁外省气息的、很容易被人忘却的夜晚，悄悄地讲这个故事。

许多年后，瓦莎还一字一句清清楚楚记得父亲夜半时分、万籁俱寂中讲的那个故事。他渴望融入一片虚无，但徒劳无益。大约1914年，瓦莎流亡到柏林，就把这件事当故事一样讲给了她最亲密的朋友——我的祖父莫里斯。祖父在众多的孙儿孙女中最看重我，他从瓦莎那儿几乎完整无缺地听说了这个故事，通过家族环环相扣的链条，避免了遗忘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那位地区律师夜游时说过的每一句话，然后非常忠实地传给了我。那个夜晚，安德烈·彼得洛维奇·彼得瑞斯科夫一心希望自己只是故事中的人物，一个由团结起来的孤独男人们组成的、更为合理的社会的奠基人。

他的故事一直流传到我们这个时代，流传到我这儿，没有半点歪曲。今天，我作为这个链条中的另外一个环节，只是想把它继续流传下去。这样一来，以后那些孤独的人们可以像我祖父那位俄罗斯朋友的父亲所希望的那样，肩负起把大伙儿组织起来的任务。我敬佩他一生只想做故事中人物的情怀，因此怀着崇敬的心情讲述这个故事。更准确地说，一个俄罗斯故事。在热带地区的滚滚热浪中，舒舒服服坐在马利布这家酒吧的晒台上，头上撑着条纹遮阳伞，穿着绛红色的短裤，深樱桃色皮鞋，很休闲的衬衫，看起来就像一件薄薄的蓝睡衣。我不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时髦。我是美国人。而且说实话，今天太热，我可没心情穿一件上衣，系一条领带。我刚满三十，有一种很奇怪的对皑皑白雪的怀旧之情，其实我这辈子也没有见过飘飞的雪花。有时候，我相信我能感觉到雨滴颤颤悠悠滑落进我的脑细胞，这样的前景阴霾笼罩，如同马利布的家家户户都游走在其中的那张死气沉沉、纵横交错的社交网：把他们的整个一生都埋葬在铁棺材里，在太平洋海岸的阳光下放松放松，在那里，眨眼之间，一杯血玛莉酒[5]——就像此时此刻——就能把我送到天堂。

英文由雷特·麦克尼尔（Rhett McNeil）译自卡斯蒂利亚语

恩里克·维拉——玛塔斯

Enrique Vila-Matas

1948年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西班牙杰出的小说家之一，曾获罗慕洛·加列戈斯（Rómulo Gallegos）国际文学奖和法兰西梅迪契外国文学奖（Prix Médicis étranger）文学奖。他创作了20部小说，包括《巴黎永远不会完结》（Paris no se acaba nunca，2003）、《都柏林人》（Dublinesca，2010）等。他还创作了多部非小说作品。其中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

【注释】

[1]诺沃尼古拉耶夫斯克（Novonikolaevsk），俄罗斯位于西伯利亚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因西伯利亚大铁路而得到飞速发展，1926年更名为新西伯利亚。

[2]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

[3]在英文中，cell一词有以下几项词义：1.细胞；2.尤指革命的政治活动小组；3.修道院的小屋子。故有此说。

[4]克勒蒙——菲朗：法国里昂西部的一座城市，克勒蒙建于罗马时代，1731年与蒙特菲朗合并。

[5]血玛莉酒：一种番茄汁掺伏特加的酒。

预言

The Prophecy

［斯洛文尼亚］ 德拉戈·扬察尔

吴冰青 译

一

一个宁静的八月天上午，安东·科瓦奇在厕所隔间的门背后看到一段题词，吓得他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这里听得见远处阅兵场上喧闹的口令应答和厚底靴重重踩踏在柏油地上的咚咚声——操场被称作“圆圈”，虽然很难搞清楚到底是什么道理，因为它的形状就像个大方块。那些招募来的新兵正在烈日下练习正步行进。这儿，第17号隔间里凉爽而安静，恰如那一整排刚刚清扫过的空隔间。安东·科瓦奇是“老兵”了，也就是说他的服役期只剩一个来月便要结束。他在图书馆工作，不再需要接受训练，因此他并不吝惜给自己来点奢侈享受，半下午时分安坐在马桶上读报纸。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厕所墙壁上的题字了。还是“野鸡”的时候——新兵就是这么个叫法，没人知道为什么——他会急切地阅读那些粗俗的想法，还有远方姑娘的名字——这里的弟兄们焦虑得要死，哀叹还剩下那么多天兵役要服，那些骚娘们却在四处找人胡搞 ——所有讯息都慷慨地饰以若干性器官的图样。他是职业读者，一个图书馆员，一时间还想记下那些最有灵感的涂鸦，编成小小一册厕所文学选集，也就是说一册无限渴望平民生活的选集，一册嫉妒、忧郁、即刻产生的琐细憎恨、自负、讥嘲和批评的选集。但他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巴尔干军队词汇虽多姿彩又富花样，却有一个古老的主旨，操，有时按字面意思使用，不过更常用于比喻。每个人都被操，从母亲到姐妹到兄弟到祖父，从猫猫狗狗到悲喜之类的抽象概念，从树木到物件；有人甚至写道：操你的家庭地址。因此，整个厕所创作规模宏大却千篇一律，最终开始让他厌烦了。这就是为什么当他能够在里面花上几分钟的时候，一旦不再是野鸡，他便回归了惯常的百姓厕所读物：报纸。他从来不带书进厕所；总觉得那似乎不大合适，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图书馆员。他是一个狂热的读者，对他而言，书籍，至少大多数书籍，都是伟大灵性的容器、智慧的圣杯、迷醉的载体 ——而报纸根本不是。

那个八月天，当他从报纸上抬起视线的时候，看到了图画与涂鸦间那条最新题字；它并不缺少众所周知的主旨，但是言词如此闻所未闻，如此亵渎，如此危险，以至于科瓦奇又一次吓出了一身冷汗。就在门的右边几乎挨墙的地方，有人拿蓝笔，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字母大小不均地写下了安东·科瓦奇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句子，多年后他会翻译成斯洛文尼亚语：

你将吃草，南斯拉夫之王

驴子要操你的肥屁股。

二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离开那里。离开这地方，越快越好。他好像在听着一颗定时炸弹恐怖的滴答声，即刻就会要他性命。他正要飞快冲出门去，却硬生生止住了。若是有人看见他从17号隔间出来，他将难逃嫌疑。他侧耳倾听。楼道里什么声响也没有，除了一只破水龙头的滴水声。还有他的心跳，此刻已经悬到了喉咙口。外面圆圈那边，他仍能听到简短有力的号令和靴子在柏油地上的踩踏声。听着像是机关枪在嗒嗒嗒射击：野鸡们还不知道怎样踏步行进。行进应该听着像只有一个步子，而不是机枪射击——那是绵羊的走法。只有一个步子——他想起了写在兵营墙壁上的格言：我们步调一致。一声新命令暂停了圆圈上的踏步行进。他听见年轻的下士告诉新兵们如何移动双脚，应该把靴子重重跺在地上，把你的鸟蛋震下来。

安东·科瓦奇走上有洗手池的走廊；里面空荡荡的。他本来很想跑的，却平静地洗了手，然后强迫自己缓慢懒散地走过去，好像要让每个人知道一个老兵经过了——永远踩着自己的步调，吊带松垮垮的，军帽塞在皮带里而非戴在头上。他避开了那个满脸哈欠的哨兵，这家伙正靠着枪架子打瞌睡。

他走进图书馆时自己也打了个哈欠，好像无聊的军旅生活中，很久没有发生让人激动的事情了。于是他让自己放松。暂时看来，他似乎是安全的。管理图书馆的老军官正在捣鼓那台收音机的调谐钮，弄得嚓嚓作响；他的同事腐朽教授，同他一样就要服完最后一个月役期了，正在噼里啪啦打字。

“你好吗，安东？报纸读完了？”腐朽问道，连头也不抬。

安东·科瓦奇想叫他走过书架这边来，好告诉他刚才读到了什么。近来他跟这位教授相当亲近，这个贝尔格莱德人被人取了个绰号叫腐朽。他们都感到这最后一个月的役期很难对付；他们一起进城好几次，去听一个穿短裙的咖啡厅歌手唱歌，买个小醉。腐朽是个严肃的年轻人，一位安静的学者，军队和图书馆纪律都无懈可击。星期天下午进城，他有时会松懈一下，默默灌下几杯白兰地。安东·科瓦奇觉得应该可以把那件恐怖的事情告诉他，清凉安静的17号隔间里等着的那颗定时炸弹。但最后一刻他决定不要说。两人知，人人知。

“很好，”他说，“好着呢，跟往常一样。”

他在自己的桌边坐下，开始把书名往分类卡上写。“天真热。”中士说着，关掉那只嚓嚓响的收音机，走到窗前，打开了窗户。野鸡们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用靴子踏着柏油地。

“唱！”下面圆圈里，下士叫道。随着踏步行进的厚底靴的节奏，一个年轻野鸡以孤独、纯净、响亮的声音唱起一支歌——《炮兵颂歌》：

我们是炮兵

我军肩负神圣使命

守卫我们的边疆

保卫铁托元帅

而新兵合唱团喊叫着唱起副歌：

铁托是元帅

一位伟大的天才，

他指挥着

我们光荣的军队。

安东·科瓦奇自问那首歌他唱了多少遍才精通踏步行进的艺术。一百遍？无论怎样，这么多遍下来，他甚至不再去想那些词语的意思了。现在他突然意识到它们是多么傲慢，与他刚才所读到的有多么恐怖地不一致。于是他来推想这个有胆气的、敢于写下那段厕所诗句的疯子。干得出那种事情的人，也能轻而易举在兵营里放颗炸弹。

三

他睡得很不好，每一次大木房里的值班军官叫醒一个新兵出去站岗，他都会直直地坐起来。半梦半醒之间，他看见一只无形的手在木房的墙壁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这些：你将吃草，南斯拉夫之王……对句的另一半实在太粗鄙了，安东·科瓦奇不让自己看见它，而是眨巴着眼睛，努力去想别的事情。那恐怖的涂鸦的下一半，低俗地表达了对最高领导人的仇恨，本身大约没什么危害，因为它的语气与墙壁上上下下不朽铭刻的关于插入的所有变体完全一致。谁都有可能写。但“草”字还是有些神秘的地方。他想起曾经在酒吧听到一则并不好笑的笑话：一个乞丐坐在路边，路上政府权贵们来往穿梭，而他在吃草。第一个官员停下来，给了他一张十块的钞票，第二个走过来，给了他更多的钱，随后那位穿白色制服的元帅坐着他的黑色奔驰停在了路边。他没有给钱，而是问道：“你为什么不离开路边远点儿吃呢？那里的草又干净又新鲜。”不，不好。你将吃草……为什么是草？如果我们都知道南斯拉夫之王应该指谁，为什么作者还要诉诸如此奇特而陈旧的语气？你将吃草，南斯拉夫之王。也许它的意思是：“你将被杀，脸埋进草里”？安东·科瓦奇那天晚上有了不少可怕的念头。其中最糟糕的是，他本人可能会被怀疑写了那首对句。他通常用17号隔间，因为这间最干净。现在他知道为什么了。无论是谁，哪怕只去过那里一次，以后都会避开。只有他蠢得每天早上都往那里跑。就像个杀人犯，老是回藏尸体的地方，直到最终被逮住。科瓦奇觉得自己已经被怀疑了。当然，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怀疑，但如果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怀疑甚至被控告，那么那个任何人很容易就是他。直到凌晨四点以后，最后一批站岗的士兵都回来了，他才能赶在起床号之前睡上一两个小时。到了早晨，他不情愿地等待着看是否有人走进17号隔间。一个也没有，至少他观察的时候没有。

四

随后几天他在图书馆的时候，老是处在一种挥之不去的轻度焦虑之中。他感觉就要出事了：一位反谍报处的官员将打开门，踱进来，问道：那是谁写的？但是这一类事情全没发生。图书馆一派安宁、静谧。只要在馆里，那军官就照旧扭着收音机调谐钮；若不是这样，他便必定请了假去处理自己的事情了。科瓦奇的朋友腐朽教授是安静型的，通常都在埋头读他的文件。那些八月天里，他已经在准备他的大学课程了。他在一大堆文件底下留了一本《旧约》，一旦他们的上司关上门出去了，他就把圣经抽出来，开始做笔记。腐朽正准备秋季开讲座，讲世界文学中的圣经主题。

腐朽的真名叫米伦科·帕尼奇，但是在塞尔维亚南部那个炮兵基地，再没人记得这个名字了——大家都叫他腐朽教授，甚至常常就叫腐朽。他入伍不久就得了这个新名字。他刚服役不到一个月，还是野鸡的时候，一次早间集合，斯坦科维奇少校走到他面前停下来，两眼盯着帕尼奇衬衫左边口袋敞开的扣子。两支笔伸了出来。斯坦科维奇少校是个粗鲁却愉快的人，也许他的大块头让一些人看着觉得危险——的确，就像一只准备攻击的猛犬——但事实上他脾气很不错，随时准备讲笑话。因此士兵们都喜欢他。

可即便如此，少校停在他面前的时候，帕尼奇还是很不安。

“那是什么？”少校指着那两支笔问。帕尼奇耸耸肩，于是少校将目光移到旁边站着的年轻下士身上，盯着他的眼睛；下士已经吓得瘫软了，因为他不得不为下属散漫的形象负责。

“我说了，‘那是什么？’”少校重复道。

帕尼奇勇敢地回答：“两支笔，少校同志！”

沉默。那个回答不好；谁都看得见有两支笔，这会很容易惹得少校发怒。但他没有发怒，只是暂时直盯着帕尼奇。

“明白了。刚才在那边我还以为是什么勋章呢。”他慢慢说道。

随后他轻轻一笑，下士松了口气也笑了，于是整个士兵长队都随他笑起来。

“你入伍前是干什么的，士兵？”

“他是教授。”下士回答道。

“我在问他。”少校说。

帕尼奇有点窘迫地四下望望，只见一百来个士兵和几个军官在等着他的回答。他解释说他是古典语言学者，研究过拉丁语和古希腊语。

“那么你究竟需要它们做什么用？”少校问道。

帕尼奇没有回答。

“那些语言已经死了，埋了——正在地下腐烂！”少校大笑道，于是所有士兵都跟着他高声笑起来，笑声在营房间回荡。帕尼奇红了脸。腐烂的——那就是说，朽坏的——语言是多余的、滑稽的，就像这腐朽的第一南斯拉夫，它必须崩溃，这样社会主义的新南斯拉夫才能出现。帕尼奇想说，对于拉丁语和希腊语，对于他选择投入整个生命的学科，说这样的话并不合适。但他知道，他再不想从这位昏聩的少校那里听到笑话了。他咽了口唾沫。斯坦科维奇少校洋洋自得，继续沿着那一排士兵往前走，而米伦科·帕尼奇教授只是站在那里，在士兵中间，孤独而满怀羞辱——一位研究腐朽语言的教授。

下午他就成了腐朽教授，而到了晚上，一些士兵还想更深地刺伤他，他便成了仅仅腐朽二字，此后他就一直叫腐朽了。

他从来不肯接受这个带给他无穷麻烦的新称号。这类诨名只要在谁身上安妥了——最坏的是，他是在公共场合，在他的战友们一致的哄笑中获致的——谁就自动成为每日里嘲笑、狎昵和胡闹的对象。谁不晓得怎么拆枪？那个研究腐朽语言的教授。今天上午谁要洗厕所？腐朽教授。而他表现得越愤怒，大家跟腐朽教授一起就越有乐子。一天晚上他们甚至要他“骑自行车”。这是士兵们夜里最喜欢玩的把戏。你在一个熟睡的人脚趾间夹上一片纸，然后点燃。火苗接近皮肤的时候，他的腿便开始扭曲；火越烧近脚趾，他就蹬得越快。直到疼痛实在难以忍受，那人才终于醒来，两眼迷茫，惊异地看着周围密密绽开的笑脸。腐朽不得不在若干场合忍着骑自行车，恰恰因为他是一个研究腐朽语言的教授。等他和安东·科瓦奇被分派到图书馆的时候，他的苦日子才算稍微好过点。在那里他投身于研究。每次只要那位管理图书馆及其成堆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游击队史料和爱国文献的军官走出大门，腐朽便会从他那几堆文件中抽出拉丁文圣经，急切地专注于文本的神秘之中。这缩短了他服役期满之前的时日；他每翻过一页，就更接近回家之路，也就更加远离那个叫做腐朽教授的笑柄。

他的平静颇有传染性。好几天以来，只要图书馆的大门一开，安东·科瓦奇还是会战栗不已，但随后，在这位宁静的教授身边，他很快就回复常规了，就这样等待着复员。慢慢地，他开始忘记厕所里那危险的字迹，夜里也不再醒来，不再看见无形的手在营房的墙上写字了。早上去厕所的时候——这事他不能完全避免——他注意到绝对没人使用17号隔间。一天下午他鼓起勇气，打开了隔间的门。那段讯息还在。他一蹦老远，好像踩着了一条蛇。

五

八月过去，九月来临，他们的役期只剩下十四天了。星期天他和腐朽进城，听着吉卜赛音乐喝了几杯。他们满脑袋回荡着小号声，心情烦闷地回到了基地。这是他们的倒数第二个星期天。

现在这倒数第二个星期一开始了。一清早就听到冲下楼道的嘈杂和尖锐的命令，声音刺穿了安东·科瓦奇还有点蒙蒙眬眬的脑袋，星期天的白兰地和吉卜赛小号尚未过劲。他扭动着挤过走廊里一堆找寻靴子的身体，朝厕所冲去。厕所给锁起来了，站在门口的守卫说，管道出了故障，他得使用基地其他地方的厕所。安东·科瓦奇知道管道是好的，而就算管道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也绝没有人想到在门口安排一个守卫。他朝图书馆走去，但在路上遇到了腐朽。

“图书馆关了。”他说，“我们都要在外面列队。”

“出了什么事？”安东·科瓦奇小心地问。

“出了什么事？”腐朽说，“一桩龌龊事，居然就赶在我们出去前两个星期。”

他们收紧裤带，迅速系上鞋带，最后一刻安东·科瓦奇还把腐朽衬衫里那两支笔拔了出来，塞进他的裤兜里。今天早上要是再惹得好心情的斯坦科维奇少校在他面前驻足，那就不好了。然后，他们夹在那群在楼道咚咚奔跑又三两步跨下楼梯的士兵中间，一路来到阅兵场。

随着最后几个士兵急急忙忙冲过来加入他们的连队，圆圈上空笼罩着一片不祥的寂静。一群军官由斯坦科维奇少校带领，从军官宿舍渐渐现身。值勤军官喊道：立正！少校魁伟的身材通常散发着亲切和愉快，现在却显得阴沉而危险。他走上操场中的小讲台，众军官则在他身后列队肃立。一个上尉情报军官试了试麦克风：一，二，三，喂喂。然后退后，给指挥官腾地方。少校咬着上唇，慢慢走到麦克风前，好一阵子他似乎在努力决断应该说什么。一股九月的冷风从附近山里吹出来，拂过那些沉默士兵的头顶。

“我们是南斯拉夫人民军。”少校轻柔地说。声音经过喇叭变得几近金属一般。

“我们捍卫这个国家和她的法律。我们的最高统帅是铁托元帅，他领导这支军队纵横巴尔干半岛，为了自由和胜利，打赢过无数次惨烈的战斗。”

他沉默一会，让士兵们消化这些话。

“可是，这支军队里竟有人不尊重我们无限崇敬的领袖。更有甚者，有人蓄意破坏战友情谊，破坏团结，破坏我们的自由。”

微风把他的话吹送到最后几排士兵那里。他背着双手，在讲台上踱了几步。

“我们再没有君王了，”他出人意外地继续道，“君王都随着那个腐朽的旧南斯拉夫倒下了。”

他看了一眼他的情报官，此人已是脸色煞白。而他说话的样子，好像那个军官就是直接责任者。

“我们的营房出现了反革命涂鸦——目前我只能说这么多。任何人只要能写下我们发现的那种东西——”安东·科瓦奇太清楚少校下面要讲什么了，“——任何人只要能写下那种东西，就同样有可能在营房安放一颗炸弹。或者调转枪口，对准一个同志。我们不能容忍这种事情。我们将搜捕所有这种人、所有保护他们的人，我们还将把每一个人送上军事法庭。你们的部队将接到进一步指示。”

值勤军官叫道：稍息。

六

调查开始了。首先，每个连队的士兵都被叫到营地教室，在书桌边坐下。一个年轻下士手指柔弱而颤抖地在每个士兵面前放上一张纸一支笔。他点上一支香烟，朗读一段事先准备好的文稿，要求每个士兵逐字记录下来。这是个古老的童话，一开始就描绘了一片草地，一个人骑着驴穿过草地，周围还有别的驴在吃草。然后一位国王从旁边经过，后面跟着他的随从——即是说，“草”、“王”、“南斯拉夫”、“驴子”和“吃”这些词全都用了几回。安东·科瓦奇每次写到那些单词之一，手都在颤抖。你不应该颤抖，他想，因为他们会叫笔记专家来，确定写“驴子”一词时谁的手在抖。腐朽教授平静如死水，坐在科瓦奇右侧，正在写着下士口述的句子——口述极慢，又常常重复，因为房间里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得很好。安东·科瓦奇心里好奇这些家伙有几个知道出了什么事。毕竟，17号隔间干净又没人；谁都避开它。他怀疑腐朽是否知道实情，心下歉疚没有向他和盘托出。那样，教授至少可以作证说科瓦奇是无辜的。没有人写下那些字还会去问朋友是否也看见了，这只会招来对自己的注意。可是，情报官又会问科瓦奇为什么没有上报他所看见的。也许你不如大家那样热爱铁托元帅？而事实上，安东·科瓦奇并不热爱他。热爱他的人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他本可以把那两句敌意的、令人作呕的打油诗迅速报上去的。但是科瓦奇却保持沉默，因此成了同谋犯。

那天晚上，那可怕的题字又出现在简易隔间的壁上，在他漫无目的的睡梦里，他似乎感到他的眼球在脑袋里灼烧，他根本无法躲开那些字，因为自己的眼睛正把它们投射到夜的每个角落。

七

第二天基地再没有人谈论揭露反革命个人或集团的事了。早餐时，科瓦奇听说他们逮捕了一个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发现此人持有实弹，显然是他放哨时偷的。有人说他可能会被就地枪决，嘣！但是安东·科瓦奇知道这不过是年轻士兵为了打发时间而传来传去的寻常流言。在圆圈，就在早间集合之前，他们听说正在组织一次计划外军事演习。这听起来可能性大多了。但是大家仍然绝口不提为什么会有这次调查。

上午一位情报官经过图书馆，进来问大家看到什么异常情况没有，有没有行为怪异的士兵。他问最近哪些书被借出去了，是谁借的。负责图书馆的军官显然比他的两个助手都害怕，他回答得很快。这里不可能出事，因为他从未离开图书馆。那军官盯着安东·科瓦奇的眼睛，问他多久离开图书馆一次，是否去过厕所。我确实去，他说着，心咚咚直跳，但总是得到中士许可的。中士证实了这一点，情报官满意了。然后他从腐朽教授面前堆放的文件上拿走几页。安东·科瓦奇知道下面有一本圣经。腐朽十分平静，他神情阴郁，一动不动。情报官拿走最后一页时，下面什么也没有。教授及时挪走了圣经和他的笔记本。安东·科瓦奇松了口气。他们实在不想看到因为在场的一本圣经而惹出新丑闻。现在就已经吃不消了。

傍晚是一次意外的训练；连队整装出发，冒着山风吹来的冷雨，强行军十来英里，来到步枪射击场。那里他们不得不戴上防毒面具，纵身跳入一片沼泽。他们第二天早晨才回到基地，全都立刻倒在床上。但是到十点钟，他们又起来了，高唱着《炮兵颂歌》练习踏步行进。谁也不许留在教室和图书馆。安东·科瓦奇开始觉得，把他和役期终结隔开的那十天将会持续到永远。他知道在特殊情况下，兵役期限甚至可以延长。

八

中午太阳又出来了，休息时间他躺在食堂背后的草地上，伸展着不再习惯于行进的酸软双腿。他点燃一支香烟，仰望着白云，祈愿自己能够逃掉也许明天就会来临的风暴。他想象着大块头的斯坦科维奇少校横穿圆圈而来，前倾着身子对他说：“文明在补给站等着你——你可以走了。” “文明”是少校不甚了了的另一个词：这里它的意思是从家里寄来的便装。望着白云从流入爱琴海或者黑海的摩拉瓦河河谷涌进巴尔干半岛，那便是他唯一愉快的午间思绪了。

下午五点他们又被驱赶到阅兵场上。他们绕着圆圈踏步行进，嘴里唱着：铁托是元帅，一个伟大的天才……靴子越是轧轧地踏过，科瓦奇越是自问：是谁写了那首厕所诗歌？谁将被撕下面具？虽然从来没人告诉过官兵们到底在调查什么，虽然从来没有一个士兵承认在厕所墙壁上看到过任何不当言论，安东·科瓦奇还是觉得那些令他困扰不已的文字也同样在每个踏步行进的士兵眼前闪烁。这就像有人在葬礼上忍不住笑：每走一步，厕所墙上某个字母就在圆圈上闪露一下。他们每次唱到“元帅”二字，眼前就会出现南斯拉夫之王将要吃的草。每唱到“天才”，眼前就出现那头驴子，它将要操王的屁股（可怕的想法），更确切地说，他的肥屁股（更加可怕的想法）。他还得再次在存放155毫米加农炮的军械库门前站岗，随着天空中星星渐渐隐去而第一缕阳光从山顶照过来，科瓦奇希望这个犯人能够落网。最终抓住他，结束这一切提心吊胆；把他拿获，再送上军事法庭。随后安东·科瓦奇就为产生这种念头感到羞耻了——军事法庭绝不是开玩笑，但那时他神经紧张犹如丧魂落魄的废人，难怪很乐意看到那个白痴被揪出来，被投进监狱，怎么都行。毕竟，因为这个“诗人”，他仍然陷在基地。腐朽将错过一个学期，甚至整个学年。怎么可能，科瓦奇愤怒地想，怎么可能，这个无名作者竟敢在这支军队、这支可怕的军队内部如此厚颜无耻地公然叫板——这支军队谁都害怕，甚至自己国家的公民；他们也恰恰因为害怕而爱它，正如他们害怕同时又爱它的总司令、元帅、天才。

九

虽然科瓦奇看着好像永远也无法离开基地了，但结果他还是走得了，只比原计划晚几天而已。似乎调查是首先针对即将退伍的士兵，然后才扩展到更大的范围。颇有一些士兵役期届满，所以事情便有点延迟。对安东·科瓦奇来说，他在基地度过的所有那些年头现在感觉好像流逝得比在塞尔维亚南部这最后几天还要快，此时他觉得每个小时都要持续到永恒似的。尤其因为他那么畏惧，那两句涂鸦便深深植入了他的记忆。他只给朋友们讲过一次他在遥远的南方曾经出过什么事。故事讲得非常成功，但他从此再没有讲过——得知是他，安东·科瓦奇，坐在那里吓得惊惶失措，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实际上，那是贝尔格莱德的日报《政治报》），而裤子褪到脚踝，他的朋友们笑得都直不起腰来了。人是很恶毒的；他们最喜欢的，不外是笑话他人的不幸、无能，或者寻常的不快乐，就像比如说他们被逼“骑自行车”的时候那样。谁能真正理解安东·科瓦奇和他在役期最后那些日子里的苦恼？因此他很愿意忘却这整个事件——他就想忘却。何况又有了新的问题要担忧：这个世界已经散架好久了。元帅死了，没多久这国家本身也死了。本应保卫她的军队崩溃了，于是再没有人在圆圈上唱着《炮兵颂歌》踏步行进了。安东·科瓦奇在电视上看到燃烧的巴尔干村庄，听到155毫米加农炮的呼啸，有时会回想那支光荣而胜利的军队的军官们。如今他们在哪里？穿着什么样的军服？他回忆起那个指头柔弱的下士——此刻在哪里点香烟？还有图书馆那个懒洋洋的中士——他也许退休了吧？然后是斯坦科维奇少校——他在指挥谁的士兵？他在讲台上对谁训话？但这一切都那么遥远了，等战争全都结束，这一切变得更加邈远，更加模糊，更加幽深地沉入记忆的雾霭中。

一天，安东·科瓦奇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男人，头戴耳机坐在法庭前面，正矢口否认犯有杀害平民的罪行。他的脸看着有点熟悉。然后镜头展示了这个人穿军装的样子。他是个大块头，袖子挽了起来。他和蔼地轻声一笑，对几个可怜的平民说，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一群军官和士兵站在他旁边，随后他们用武力把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包袱赶上了几辆公共汽车。安东·科瓦奇怀疑他以前见过那张脸……难道不是那个温厚——尽管有时阴郁而危险——的斯坦科维奇少校吗？在基地的时候他的头发是乌黑的，而现在已经灰白了。于是，多年来第一次，就好像一股巨浪迎面扑到身上，那事件的前前后后，所有细节，全都回到安东·科瓦奇脑海里了。电视上的片断完全没有令他烦扰；他为之战栗的，是遥远的南方那座军事基地中，从冰冷的走廊里透出的那份旧时的恐惧。

当天深夜，半梦半醒之间，他又看到墙上那无形的字迹了。随即他觉得那厕所题字乃是某种预言。一个预言？Mene，mene，tekel……？现在安东·科瓦奇完全清醒了。他从床上起来，穿上衣服，半夜里赶往他在那儿做编目的图书馆。他打开了办公室所有的灯，于是他的脑海也变得一片亮堂。他找到一本圣经，他知道mene，tekel出现在哪里。在《但以理书》里，一只看不见的手写下了Mane，Thekel，Phares——拉丁通俗译本就是这样翻译的。安东·科瓦奇颤抖着手急急翻找书页：“……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巴比伦之王被逐出了王宫，不得不生活在驴子中间，吃草，他有一颗野兽的心……接着还有：“……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巴比伦之王——“面前战兢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巴比伦之王，安东·科瓦奇想，当然，当然，这就是那个预言，南斯拉夫之王就是巴比伦之王……“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现在，科瓦奇现在看见了他，研究腐朽语言的教授，正在午夜，或者他在军队图书馆的上班时间吧，顺着这条走廊走了下去，衬衫口袋里插着他的圆珠笔。他冷淡地向走廊里的守卫打了个招呼，进了厕所，一路走到那排隔间的尽头，他看看周围没人，便解开皮带以备万一，然后拿出了笔……“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所写的文字是：mene，mene，tekel，upharsin。”正如腐朽教授所熟知的，意思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分裂，归于玛代人和波斯人。”他也知道在《但以理书》里，巴比伦之王的命运是如何应许的：“……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安东·科瓦奇多恨那个肥胖放荡的王，他的朋友，那位安静的图书馆员、研究腐朽语言的教授，就有多恨。他在塞尔维亚南部一间厕所的墙壁上写下了关于王的预言，若不用圣经典故他是写不出来的，可以说，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被抓，同时又能让大家都明白。那些日子里，要写下如menetekel这样可怕的话语，只能采用他安静的朋友米伦科·帕尼奇教授所选取的形式，而教授不喝上几杯白兰地是无法忘记忧愁的。

安东·科瓦奇关了灯，闭上图书馆大门，便一头扎进夜色里。他在卢布尔雅那黑暗的街道上奔跑了很长时间。也许他的朋友并不恨巴比伦之王，他想，也许其人只是在寻求一点报复，为他遭受的细微羞辱，为他变成研究腐朽语言的教授，也就是广受嘲弄的腐朽教授的事实。也许他只是想向基地送去一条预言，是从他“腐朽”的语言之一翻译成活生生的士兵土话的。安东·科瓦奇窥视着后视镜：我头发斑白了；而你，腐朽教授，在贝尔格莱德哪里或随便什么地方，也一样斑白了头发；甚至斯坦科维奇少校也是头发斑白，我在电视上看见他了。你神秘的预言真的是恐怖又真切呀，腐朽。但是一切都过去了；今天，所有那些古代王国和他们的军队再也引不起任何人的兴趣，到明天，我们也将被遗忘，没有人会懂得我们的故事。

英文由安德鲁·沃赫特尔（Andrew Wachtel）译自斯洛文尼亚语

德拉戈·扬察尔

DragoJančar

1948年出生于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市，是斯洛文尼亚国内外最知名的作家。早年修习法律，做过记者、编辑、自由作家，曾游历美国和德国。1987至1991年间，他作为斯洛文尼亚笔会（Slovenian PEN Center）主席，致力于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民主运动的兴起。1993年，他以终身成就获得斯洛文尼亚最高文学奖弗兰策·普列舍仁奖（France Prešeren Prize）。1994年获得欧洲短篇小说奖（European Short Story Award），2003年获赫尔德奖（Herder Prize），2007年以他对中欧经典文学的贡献获得让·阿梅利奖（Jean Améry Prize）——由奥地利总统办公室颁发，2009年获得海明威奖（Premio Hemingway）。他的长篇小说作品包括《桨奴》（Galjot，1978）、《北极光》（Severnisij，1984；英译本Northern Lights，2001）、《嘲讽的欲望》（Posmehljivo poželenje，1993；英译本Mocking Desire，1998）。现居卢布尔雅那。

一分钟：蠢蛋之死

One Minute：Dumbo’s Death

［塞尔维亚] 弗拉基米尔·阿森尼耶维奇

吴冰青 译

（60）最近两年他都没有从科隆街这个黑暗的角落挪过窝（59）没有人烦扰他，没人赶他走，他成了某种旅游胜迹，一座原本无瑕的城市的一块黑斑（58）每天都有很多游客避开那条老掉牙的贯穿拉兰布拉大道的路线，来此拍他的照（57）他们弯下腰，双手撑着膝盖，凝视他，一边低声劝说（56）相机咔嚓作响，闪光灯发出耀眼的光，镜头嗡嗡伸缩（55）美术学生们在他对面盘腿坐下，把脚塞到屁股底下（54）然后拿出便笺簿、速写本和绘画材料，又拿出铅笔、炭笔和毡尖笔，几幅速写便很快画就（53）城里的狗来嗅他，随即惊恐地溜开，他却毫无所觉（52）一次他甚至还上了明信片，虽然他并不知晓这事，而那，感谢上帝，不过是一个学生所作的滑稽漫画（51）画中，他躺在冰冷的石头上，像一段木头，又如一堆死肉（50）呕吐物涌下他粗糙的脸颊，接着是浓厚的鼻涕（49）再饰以带血丝的唾液，在人行道上形成一小摊污淖（48）而他的脑袋上方，有一个写有好几种欧洲语言的亮标（47）“欢迎来到荣耀之城巴塞罗那！”

“他总是丑得很，确实。”早在1984年，当着前来庆贺他十二岁生日的家人和朋友的面，他醉酒的妈妈就这么说着，一面端详她唯一的儿子那瘦骨嶙峋的脸、气势雄伟的鼻子和小而凹陷的眼睛，神情很不寻常地混合着爱与厌恶，耸了耸肩。“但他的耳朵怎么耷拉成这样，那就没人知道了！”桌上每个人都醉醺醺地哄笑起来。确实，哈桑的耳朵极大，甚至在家乡萨拉热窝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有人追着他喊：“嘿，来了个蠢蛋！”此后这话就甩不掉了，就像他永远无法摘下的面具，嘲笑的声音在他周围回荡：蠢蛋，蠢蛋，蠢蛋，蠢蛋……

（46）现在是2000年的夏天，一直下着细雨，天空突然裂开（45）大雨倾盆，倾盆，甚至把哈桑从永恒的睡眠中唤醒（44）他抬起沉重的头，看看硕大的雨点降落在柱廊下他藏身之所外面的世界（43）然后无力地低垂，又扎进他自己的呕吐物里——那柔软、微温的枕垫在受压之下，立刻四面散开（42）直到他的脸颊终于再次接触到冰冷的石头（41）就在旁边，破轮椅里奥勒留正鼾声如雷（40）驼背奥勒留一脸胡子，覆盖着一层积年的污垢，遮头的兜帽也像上了蜡，恶心之极（39）奥勒留不知在哪里断了左臂，还把两条腿也给弄没了（38）乃是他在世上唯一真正的朋友游泳曾是哈桑生活中唯一感兴趣的活动。在萨拉热窝，一座非游泳者的城市，他感觉就像一只鸟在与鼹鼠为伍。“你知道吗，蠢蛋，你的同龄人在这个游泳池里，百分之七十左右都会像石头一样下沉！”大约1987年的什么时候，他的教练大胖子查理对他这么说——查理是他唯一不在乎叫他那个名字的人。“那么，你就得为他们所有人游泳了，明白吗？”又说：“来呀，蠢蛋，快点！”他在1989年对他吼叫：“快点，混蛋！六十秒，呸！他妈的六十秒！你闯过那道关，小子，你就有锦标赛的入场券了，然后谁知道呢——也许就是奥运会。”又说：“巴塞罗那，蠢蛋，记住，巴——塞——罗——那！”他在1991年对他许诺。但是没有结果：哈桑一百米仰泳从未游进六十秒以内。就是那一年，克罗地亚爆发战争；杜勃罗文克和武科瓦尔战火纷飞；然后，1992年，春天，刚好赶在奥运会之前，战争蔓延到了他的家乡城市。但到那时反正一切都已经完蛋，那么哈桑·哈利洛维奇——很不幸，别人只知道他叫蠢蛋——的计划与梦想为什么不可以前去凑凑热闹？

（37）“奥勒留，这城市就数你最他妈丑陋了，混蛋[1]。”墨西哥人胡安说（36）他拄着双拐，不停地来来往往，眼下却只得在此停留，躲避刚才向这座城市突然泼下的倾盆大雨（35）“巴塞罗那就数你最他妈丑陋了，傻瓜[2]，你应该得到一笔抚恤金。”（34）他以平板的、醉醺醺的声调补充说，随即刺耳地尖声笑起来，直到奥勒留从兜帽里伸出脑袋（33）看着他，两眼闪亮，与他的黑脸形成鲜明对照，然后自己也笑起来（32）粗哑而牙齿全无——他哪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只是觉得滑稽（31）哈哈哈哈，他笑的时候，肺痛得厉害，但他停不下来（30）“哈桑！哈桑！”他呼喊道，但是哈桑怎么可能听见他、看见他、做出回应呢（29）哈桑的眼睛已经闭上，头陷在臭烘烘结了硬壳的呕吐物里，血糊糊的鼻涕顺着粗糙的脸颊往下滴（28）正如那张欢迎来到巴塞罗那明信片上的情景（27）“不，不，不，兄弟[3]，”奥勒留叫道，随即转头对胡安说，“看看哈桑[4]！去看看哈桑吧！”

他无辜地卷入战争。切特尼克[5]日夜炮击萨拉热窝。

查理从城里消失了——到那时，哈桑才意识到原来查理是塞尔维亚人。哈桑的母亲万分担忧他的安全，哀求他待在家里。但是，因为再也没有训练课了，哈桑一天天憋得发疯。无法控制的能量在他体内聚集。他并不在意是否被打死，而他也没有被打死——但他母亲却死了，当时一枚炮弹从地下室一扇窗户飞进来爆炸了。此后到战争结束，哈桑是在波斯尼亚一支连队度过的，他们主要驻扎在该市附近的阵地。在他的战友中间，他以冷酷、毫无仁慈的残忍闻名。再没有人敢叫他蠢蛋了。一次他在一名切特尼克俘虏身上发现一只秒表。正像大胖子查理那只。他仔细看了看蜷缩在地板上的身躯——呃，还真就是查理。消瘦、苍白，眼含恐惧。他满嘴是血，含混地对哈桑呻吟着什么，听来有点像“蠢蛋”。“该死的。”哈桑咬着牙咕哝道。一股厌恶涌上来，哈桑便迅速结束了他。事后他想，也许那不是查理。他留下了秒表。就在战争结束之前，正值他二十三岁，他有生第一次奸淫了一名女子。一个年轻的战争妓女，已经衰弱不堪了。后来他什么也记不起来，只知道她浑身散发着其他士兵的恶臭。

（26）“哈桑！哈桑！”奥勒留不停地呼唤，随后叫喊，叫喊，哈哈哈哈，他的肺已经在灼烧了（25）他摇晃着他的蓝色残躯，而那好像是糟糕地缝合在一起似的，随时都会爆裂（24）彻底破开，于是整个的他便一涌而出，在柏油地上留下肮脏的一摊（23）给城里成群的野狗一顿绝好的餐食，这些野狗奥勒留怎么说也算是在喂养，用本地餐馆老板每天给他的（22）残羹冷炙，因为奥勒留——至少，以他的处境（21）当然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是慷慨的，虽然只是对那些按他极度自负的评估（20）沉沦到比他本人还要低贱的人，比如哈桑，而奥勒留是对的……因为即使（19）有人把可怜的哈桑领进家门，给他洗澡，拾掇干净，然后给他治疗，治疗他（18）所有的疾病，那无数细菌和病毒的群落，它们占据了（17）他病态的、即将垮掉的躯体，那些溃疡、脓疱、皮疹、荨麻疹（16）已经长得他浑身都是，就像约伯[6]，即使有人怜惜他，给予他正常的生活直到（15）他又恢复人样，哈桑也许还会是整个巴塞罗那最他妈丑陋的人（14）但哈桑已不在意这个，因为他什么都不在意了（13）他的脸就是一副面具，完全不可能取下来（12）而他本人，在那副面具下面，不过是一只纯白的空蚕茧。

他一等到机会就离开了萨拉热窝。他随身带了几样东西，包括查理的旧秒表。他知道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只得随波逐流，而命运之潮带着他漂过欧洲各地的难民营。他多数时间待在丹麦，在那里行窃，惯于吸毒、酗酒，蒙混了一本假护照，又在哥本哈根一个寻常夜晚干了一名乌克兰妓女，以巴尔干方式——在一个死胡同里，把她的背顶在一面粗糙的墙上。一年以后，他已经像个残损的废人。他把这事归咎于一直在买的劣质毒品，心里却在害怕一种疾病，其名字他甚至都不敢说出来。他的身体在迅速溃烂。他带上所有能筹集到的钱，来到巴塞罗那。在一张公园长椅上，没有毒品，他难受得要死；第二天晚上情况更糟，之后在第三天他被一些地头蛇野蛮殴打——他们不停地踢他的脑袋，拿了他的所有财物扬长而去，留下他在地上扭曲挣扎，像一只蠕虫，而他的口袋里那只秒表还在无助地滴答——这是他仅剩的一点东西了。一群流浪汉接纳了被打得伤痕累累的他。他们给他水喝，又给了他一条肮脏如上了蜡的毯子包裹身体。你叫什么名字？他们问。你叫什么名字[7]？你叫什么名字[8]？

好一阵子他记不起来，随后总算想起来了：哈桑·哈利洛维奇·蠢蛋。

独此一人。

（11）就在这时，大雨停了，跟它开始时一样突然（10）“胡安，求求你，去看看哈桑吧，兄弟[9]！”奥勒留又一次对兴趣缺缺的胡安说（9）他从加泰罗尼亚语转到了西班牙语，只希望对方能听得明白些，然后猛烈咳嗽，简直在轮椅里跳了起来（8）而胡安仔细看过哈桑后，猛地撑起他的拐杖（7）没说一个字便转身，匆匆逃离只有他看得见的某种突然降临的危险（6）（尽管醉眼蒙眬，他还是看到了奥勒留依然不知道的情况：哈桑已经不再呼吸，他的眼睛混浊、毫无生气）（5）就在奥勒留抹去眼里滚滚而下的泪水，朝哈桑俯下身，用手杖轻轻推他的时候（4）——虽然手杖之下不再有任何人，没有人，只剩一具尸体——（3）胡安却消失在街角，消融于游客和购物者的人群中，人群又慢慢转动起来，在屋檐下，在货摊、廊柱、咖啡馆、餐厅、商店和门廊之间（2）连推带搡，缓慢却又不懈，就像建筑雕带或壁画上一支肃穆的行进队伍

（1）

一路向前，走在

（0）

拉兰布拉大道

英文由西莉亚·霍克斯沃斯（Celia Hawkesworth）译自塞尔维亚语

弗拉基米尔·阿森尼耶维奇

VladimirArsenijević

1965年生于克罗地亚普拉市。他以处女作小说《在船舱》（U potpalublju，1994；英译本In the Hold，1996）获得权威的NIN（《新闻周刊》）奖，是该奖颁发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其后，阿森尼耶维奇又出版了四部小说，包括《安吉拉》（Angela，1997）和《墨西哥：战争日记》（Mexico：Ratni dnevnik，2000）。在他的编辑生涯中，创办并经营RENDE出版社，一直担任总编至2007年。现住贝尔格莱德，主管克罗地亚著名出版社VBZ的贝尔格莱德分社。

【注释】

[1]西班牙语。

[2]西班牙语。

[3]加泰罗尼亚语。

[4]西班牙语。

[5]切特尼克（Chetniks）：南斯拉夫祖国军，二战期间效忠南斯拉夫王室的塞尔维亚游击队，1943年后逐步为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民族解放军消灭。上世纪末期南斯拉夫分裂后，塞尔维亚一些准军事组织自称切特尼克，承继其传统。

[6]事迹见《旧约·约伯记》。

[7]西班牙语。

[8]加泰罗尼亚语。

[9]西班牙语。

邪眼

The Evil Eye

［俄罗斯］ 安德烈·格拉西莫夫

文导微 译

“你们接我来就对了，”老波塔皮哈一边说，一边倒腾她的魔法面团，“现在人们爱找的是库兹米奇。好像只有他的咒语灵验似的。不过我倒想知道，是谁替祖博夫的新娘安了胎，又是谁治好了马卡罗夫儿子的疝气？”

波塔皮哈不断猛捶她木盆里的神奇面团。这番力气一出，再加上那个不得已在夏天生起的火炉，她很快就满身大汗，脱下了她那件由厚实锃亮的料子制成的黑色高领短上衣。彼得卡不知道它叫什么，他确实只知道的是，有好长一段时间，达里娅妈妈都想要一件这样的衣服，可阿尔乔姆爸爸就是凑不到钱到克拉斯诺卡缅斯克[1]去买，于是达里娅妈妈只好暂作忍耐。

“嗯，这人在这儿做什么？”波塔皮哈问，瞥向彼得卡，“我们不需要生人旁观。”

“他是瓦列尔卡的朋友，”瓦列尔卡的妈妈轻声答道，“就让他坐一会儿吧。”

“好吧，不过小心，他长了只黑眼。你没看见吗？那种东西能对你施最邪恶的妖法。”

瓦列尔卡的母亲惊恐地望向彼得卡。

“他肯定会对什么人施法的。”老波塔皮哈接着说。

“我闭上眼睛。”彼得卡马上说，“我坐到那边去，桌子下面，这样你们就看不见我了。”

“去吧，彼得卡。”瓦列尔卡的母亲央求道，“你永远都不晓得可能发生什么。”

“不是你永远都不晓得——你可以预言未来的事。”波塔皮哈断言，脸色变得跟汗衫一样苍白，像个奇怪的雪人，身处这闷热的暗室之中。“去吧，到桌底下去。”

屋内无光——十分钟前，瓦列尔卡的妈妈和波塔皮哈已把护窗板关上。

“光，在这种事上，是阻障。”波塔皮哈之前已在门口说过，“有光之处有病伏。”

她也命人清走了院里的公鸡，以免它突然啼叫。

“如果公鸡打鸣，整件事就完了。烟消云散。”

所以他们把公鸡锁进了澡堂。两只羽毛散乱的小母鸡（由于某种奇迹挺到了胜利日[2]，没在战争结束前的春天给吃掉）由远处径直奔向瓦列尔卡妈妈的脚后跟，还笨拙地尝试飞上排气口，朝里窥视。

“过会儿给我杀了那只有斑点的。”波塔皮哈说，若有所思地看着绕在澡堂边上跳来跳去的母鸡。

她总是拿走一只母鸡作为她的报酬。

彼得卡本没料到瓦列尔卡竟会病得如此严重，可瓦列尔卡现在正躺在一张宽木床上，他的母亲则是忧心如焚，正手攥毛巾踱来踱去，无法消停。

“最好坐下，”波塔皮哈终于跟她说，“不然我的面可发不起来。”

“你是什么意思？那怎么是我的错？”瓦列尔卡的妈妈惊声问道，“为什么是我的错？”

“哦，那还有谁呢？那个小伙子还坐在桌底下。他在那下边可没机会向谁施法。”

“好吧。”瓦列尔卡的妈妈说。接着彼得卡就看见，她的两脚在一张凳子边停了下来。它们挨着老波塔皮哈的两脚，表现得非常胆怯，一望便知它们正在等着什么。要是彼得卡不清楚这张桌子的方位——就是他紧闭双眼（有时为防万一，甚至还用手把它们捂住）坐于其下的这张——他就会猜想，瓦列尔卡妈妈的两脚是来客，而老波塔皮哈的脚才是主人。老波塔皮哈稳稳当当地站着，像艘着陆驳船，半个船身已登岸；瓦列尔卡的妈妈则一直动来动去，屏住呼吸，还打着阵阵哆嗦，时而把一只脚搭上木凳的横杆，时而搭上另一只。

“他会死吗？”她的声音轻轻问道。

“谁？这小家伙？不，他不会。”老波塔皮哈的声音回答。

她那双拖鞋（裁自毛毡长靴，她就在这样的高温里也没脱下）转向了凳子。她挪了一下，动作突然却不失稳当。像一艘真正的船。

“你在说什么？死？那东西能从哪儿来？他还很年轻，屁股都还没长圆。”

瓦列尔卡妈妈的两脚僵了片刻，后又从横栏双双落到地面。

“真的吗？”

彼得卡熟悉这双踝靴，瓦列尔卡的母亲已经买了它们，在瓦列尔卡父亲的阵亡通告寄到之前。起初，她在厅里坐了一长段时间，看着木头上的空洞，看着蛛网，甚至没有察觉，邮差伊格纳特同志说了再见，然后静静离开。后来她把通告藏到镜子后面，又把瓦列尔卡的东西拢到一起，带他一同动身前往克拉斯诺卡缅斯克。瓦列尔卡从那儿回来时穿的正是这双靴子。在阿塔马诺夫卡[3]这里，没有一个小孩拥有这样的东西，甚至不是所有大人都能穿着真皮靴子走来走去。以前只见来来去去的毛毡短靴、及膝长靴、拖鞋，现在，突然出现一双皮靴！可瓦列尔卡毫不爱惜它们。他只用一个冬天就把它们彻底穿坏，这样别的孩子才愿带他一起玩。他的妈妈也没怪他。靴子磨破后，她便开始将其收为己用。

有一回她穿着它们去学校见安娜·尼古拉耶夫娜老师。她请老师在地图上指出斯大林格勒[4]的位置。她看着那个地方，将手掌覆于其上，就那样站了一会儿，然后说：“谢谢你。”

她或是在感谢安娜·尼古拉耶夫娜，或是在感谢这一整张宏大的苏联地图。

彼得卡盯着这双破靴子出了神，已然忘了他把眼睛睁开后可能发生什么。他发现，瓦列尔卡妈妈用来系紧左靴的细绳正在变松，靴身很快就会大大敞开，如同一只饥饿的小布谷鸟张大它的嘴。彼得卡小心翼翼地从桌底伸出手，试图绑好细绳，可瓦列尔卡那忧心忡忡的母亲却出人意料地再次走动，踩上他那几根在最近一次打架中才受过重创的手指。彼得卡发出一声嘶响，老波塔皮哈的脑袋即刻往下荡向桌底。对她而言弯腰比转身简单。

“什——么？”她疑心地问道，“这嘶嘶声都是什么？”

她显然已经认定，彼得卡不怀好意地发明了一种至今还未被她了解的、邪眼的新式“有声版”。她明显震怒了，但彼得卡立即再次闭紧眼睛，甚至还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嘴。波塔皮哈稍作思忖之后，才变得温和一点。

“喂，来吧，别像个蠢材似的在那儿傻坐，去给我捉些蟑螂。但你千万别马上弄死它们，只要稍微压一下就可以了。把它们放进这儿这个火柴盒。注意，不要从桌底下爬出来。”

于是彼得卡开始猎捕。

蟑螂并不多，因为蟑螂得活在起码剩些东西可吃的地方，可家里除了瓦列尔卡母子，什么也没剩下。就是剩不下什么。他们自己都快吃不饱了。每一点碎屑都被小心扫进手掌，小心放入口中（全被郁郁不乐的蟑螂看在眼里）。就像克拉斯诺卡缅斯克附近矿井里的煤块，被一铲一铲地倒入车中。

所以彼得卡没有马上发现他的猎物。更何况他还一直眯缝着眼睛。他深信邪眼之说，正如他深信朱可夫[5]元帅。在他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甚至还闪烁着怀疑的微光，认为德国人打了败仗是由于他，彼得卡，向他们的希特勒施了魔法。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军队没有英勇斗争；也不是说，总的看来他们并不是世上最好的军队……不过，彼得卡也还是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大约在一年前的某个时候，在达里娅妈妈的干草仓里，他开始用指甲刻些诅咒希特勒的脏字。起初纯为消遣，但很快他就惊讶地发现，他每刻下一个字，我军就会拿下几座大城市。

有一回，他决定冒险拿这种令人狂喜的巧合做个试验，他停止书写咒骂之词。但他几乎马上就后悔了。在报纸上，在那些“来自苏联情报局”的报道里，这些相同的字眼开始像卡壳的唱片一样一再重复：“敌方负隅顽抗……我军损失惨重……”彼得卡吓傻了，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干草仓，度过了一个焦灼的难眠夜，他用指甲刻下一个又一个诅咒希特勒的脏字，沿着木墙刻了一路。第二天一早，村社办公室的广播就传出列维坦同志的宣告，马利诺夫斯基[6]元帅和托尔布欣[7]元帅指挥下的乌克兰第二及第三方面军，在持久抗战之后，歼灭了一个十九万人的德军南方集团军群，解放了布达佩斯城。

从村社狂奔回来以后，彼得卡深情地把自己昨晚的劳动成果咂了一遍，然后倒在干草上，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

整个苏联都没有比他更快乐的人了。除了托尔布欣元帅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不过彼得卡倒不介意跟他们分享自己的快乐。

劳作一晚就换来德国佬十九万——还不错，对干草仓里一个以指甲为利器的小孩来说。

因此彼得卡信了邪眼。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那只他一直追赶的蟑螂迅速逃往屋子中央，他甚至害怕从桌底伸出手。为此他对瓦列尔卡深感抱歉。

他耐心坐着，拿着老波塔皮哈给他的火柴盒，轻轻打开又关上，弄出细微的瑟瑟声响，以此吸引那只逃走的蟑螂，把它引回桌底。彼得卡不确信，蟑螂是否会对盒子的瑟瑟声做出反应，可他没有别的办法。

“到这儿来，汉斯[8]。”他低声说，“爬过来，脏兮兮的小阿道夫[9]。”

蟑螂听到了彼得卡的瑟瑟声，迟疑了一下，可后来认识到这声音对它可能意味着什么，于是飞快穿过屋子，向瓦列尔卡的床奔去。

彼得卡骂了一声，又直直躺到地板上。

从那儿他能看见整张床，一个皱巴巴的枕头，以及瓦列尔卡一只垂挂的手，毫无生气，就像一面落入敌手的军旗，不中用了。看着瓦列尔卡的手，彼得卡不知怎的突然想到，自己从没见过自然死亡的鸟儿。他见过许多被杀死的鸟，可像人那样死去的——慢慢地，由于年老或者疾病——他却从没碰到过。因为假如它们是自然死亡，就该落到某些地方。毕竟你只能从天掉到地，而非别处。可不管在阿塔马诺夫卡本地还是在它周围，彼得卡都没在地上见过死鸟。只见过被猫或小孩弄死的。因此看上去似乎是，鸟儿飞到了另一个地方去结束生命。或者，它们根本没死。

“给他拿个桶来。”老波塔皮哈说，“你看不到吗，小东西不舒服，他要吐了。”

瓦列尔卡妈妈的两脚沉重踏向门廊后又返回。木桶猛地撞在床边地板上。

“嘿，”波塔皮哈说，“我家也有个一样的。我敢说是阿尔乔姆做的。”

“我不知道。”瓦列尔卡的妈妈回答，又坐到了凳子上。

她真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是彼得卡把这只桶拖过来的，在他和瓦列尔卡认真考虑潜入前线的时候。不过他们没有成功。他们等天气变暖等得太久了。他们那时还不知道，阿塔马诺夫卡变暖要比德国晚很多。

“来，把他抱紧些。”波塔皮哈说，“你没见他正浑身哆嗦吗？”

彼得卡从桌底探出头来，想看看他们在对瓦列尔卡做什么，但老波塔皮哈在床前拱起的宽阔后背堵住了他的视线。

她的脑袋上方，瓦列尔卡使劲往上伸的手在晃动。像是溺水的样子。这只手，从水底某处猛然伸向天花板，正竭力抓住空气。

“静静吧，静静吧。”瓦列尔卡的妈妈一边透过她苍白的嘴唇重复，一边加大力气把他按下去，试图拽住他的手。

“抱紧些！”波塔皮哈冲她嘘道，“还要紧些。”

“他们会闷死他的。”彼得卡想着，差点从桌底下爬了出来。

他一直怀疑，像波塔皮哈这样的老巫婆会暗中闷死小孩。要不，为什么前两年死了那么多小孩？他甚至能以斯大林同志的名义赌咒，在这些阿塔马诺夫卡女人的眼睛里，有着某种卑劣的东西。

“嘿，你！回到那下边去！”波塔皮哈喊道。上帝知道她是怎么觉出她身后彼得卡的动静的。

“静静吧，静静吧。”瓦列尔卡的妈妈又一次说，不过不是对瓦列尔卡，而是对彼得卡。他正坐在地上，吓得目瞪口呆。

由于她的转身，彼得卡总算能看见瓦列尔卡了。他侧卧着，脸上起了皱褶，双眼紧闭。一个巨大的纸漏斗插在他的耳朵里。一开始彼得卡还以为，老波塔皮哈似乎正想结果瓦列尔卡，方法是把一截杨树棍撞进他的脑袋，但后来彼得卡发现，那不过是张报纸。

事实上，最恐怖的还在后头。如同置身于某个怎么都杀不死法西斯的噩梦，老波塔皮哈从凳子上拿了一些火柴，点燃，再把火焰送到纸漏斗的开口。火往下蹿向瓦列尔卡的头。他睁开了眼睛，下腭一声不响地低低落下，接着彼得卡看见，从这张开的口中旋出一缕白烟，飘上枕头。

“啊——啊——啊！”彼得卡终于听到了瓦列尔卡的尖叫声。“啊——啊——啊！”瓦列尔卡还在喊叫，他那单薄的声音让彼得卡感觉如歌如泣。

在阿塔马诺夫卡镇的许多居民眼里，老波塔皮哈的方法有点奇怪。彼得卡则是完全不解。她用麻雀的粪便治疗红斑，用煤油治疗绞痛，用沥青、硫酸铜、热硫磺与新鲜肥肉的混合物治疗疱疹。那种肥肉最难找，所以波塔皮哈并不总能治好疱疹。另外，如果有人被狗吓着了，波塔皮哈会马上用烟来熏蒸受害者，烟来自点着的蓟和那只狗的毛。结果就是，被吓着的人再也不怕别的东西了。

有一回，彼得卡得了重感冒，腿也不知为何没了知觉，老波塔皮哈就把他绑得紧紧的，放进一个夏雨过后已经腐烂的干草堆，让他在那儿留了整整三天。虚弱的彼得卡不安地从干草堆里向外张望，打了盹，出了身臭汗。不过到了预定的时辰，他的腿确确实实开始恢复活力了。后来他当然也强烈怀疑过，他的腿只是由于饥饿才变得麻木，而当他坐在干草堆里时，老波塔皮哈突发慷慨，不断地把黄油烙饼推进草堆。不过只有彼得卡一人有所怀疑。这事儿过后，达里娅妈妈终于无条件地信了波塔皮哈的力量，必要时刻，比如想让阿尔乔姆爸爸戒酒的时候，她就直接去找她。

“怎么样？”波塔皮哈盯着桌子下边问，“你捉到一些了吗？还是说你在那儿睡着了，你这小蠢货！”

彼得卡默默举起火柴盒。

“全在这儿吗！”她用两个手指夹着被压碎的蟑螂，似乎准备把它戳进彼得卡的脸蛋。

“屋里再没更多的了，”彼得卡嘟哝道，“我只勉强捉到了那只。”

“捉到！你这么觉得吗！看看你对它做了什么——你把它整个儿全都捣成了糊！可我需要一只完整的！不是一只，是一打！”

“哦，屋里再没更多的了。”

“看看他，还顶嘴。等着，有你受的！”

她那只拿着蟑螂的手用力戳向彼得卡，但他闪开了，还咬了她的手腕。

“他咬人！这婊子养的！”老波塔皮哈对瓦列尔卡的妈妈说。她也在焦心地盯望着桌底。

“请别咬人，彼得卡。”她恳求，“我们得照顾瓦列尔卡。你没看到他情况不好吗？”

“可她为什么……？”

“我这就给你看‘为什么’！”老波塔皮哈一边说，一边揉着她被咬的地方，“现在就给我从桌底下滚出来！”

“我不！”

“给我一把刀。”波塔皮哈对瓦列尔卡的妈妈说，“我必须查一查他的头发。少了蟑螂当然不太好，不过用虱子也行。”

一分钟后，彼得卡坐在了房屋正中的凳子上，老波塔皮哈正拿着刀在他的发丛里刮来刮去。他又一次闭上了眼睛，这次不是由于担心会使瓦列尔卡误中妖法，而是出于欣悦。不知是因为他妈妈近来干活太累，还是仅仅完全疏忽了他，她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检查他的头发了。有人用刀顺着他的头皮刮擦，总让他感觉良好。

“好像可以了。”老波塔皮哈最后说。彼得卡无比遗憾地睁开眼睛。

“我还得回到桌底下吗？我在那下面什么也看不见。”

波塔皮哈犹豫了一下，不过接着，她挥了挥手说：

“好吧，就待在这儿。必要时我会念咒来对付邪眼。要知道，毕竟你的邪眼在这会儿看起来没那么黑。来，到这儿来。”

她把彼得卡拽到护窗板的一条缝隙边，一束截面如剃刀大小的光正从那儿落下。她把他的脸摆到使人发痒的、暖洋洋的阳光底下，这让他一阵目眩。

“不——，”老波塔皮哈从泪眼汪汪的一团漆黑里慢吞吞地说，“它们怎么是黑的呢？不，它们根本不黑。小蠢货，你跟我们开了个什么玩笑？”

“我没跟你们开什么玩笑。”彼得卡说着，眨了眨眼，好让眼泪流得出来。

后来，他安静地坐在角落，看着老波塔皮哈把面团做成馅饼（在面团里，她已经小心包进她找到的全部虱子，还有那只被压烂的蟑螂）；看着瓦列尔卡吃这些馅饼，然后对着桶呕吐，老波塔皮哈弯着腰在他身前重复：“好了，好了，快结束了，快结束了，宝贝儿”；又看着她离开院子，胳膊下夹着一只斑点小母鸡，它被拧断的脖子悬吊着，晃来晃去，就像喝醉的阿尔乔姆[10]爷爷腰间的流苏；看着她沿街一路走远，走向她的孙孙们，他们大概都等她等累了；看着她开始轻声唱起她最喜欢的歌曲：

我要跳起利尔舞，

我要穿上我的鞋，

鞋跟高踢起，

高过那些椅。

英文由西尔维亚·迈泽尔（Sylvia Maizell）译自俄语

安德烈·格拉西莫夫

AndreiGelasimov

1965年生于俄罗斯伊尔库斯克，毕业于雅库茨克国立大学外语系，后又读完俄罗斯戏剧艺术学院导演系课程。他发表的第一个短篇《温柔岁月》（The Tender Age）在2000年赢得高度赞扬，荣获最佳处女作奖、阿波罗·格里高利耶夫奖（Appollon Grigoriev），以及别尔金文学奖（Belkin Literary Award）提名。格拉西莫夫是俄罗斯当今最受欢迎的青年作家之一。

【注释】

[1]克拉斯诺卡缅斯克（Krasnokamensk）：俄罗斯城市，属于赤塔州，盛产铀矿。

[2]胜利日（Victory Day），5月9日。1945年5月8日夜，德国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投降书由莫斯科时间1945年5月9日零时起开始生效。5月9日因此成为苏联胜利日。

[3]阿塔马诺夫卡（Atamanovka）：俄罗斯城镇，与克拉斯诺卡缅斯克同属赤塔州。

[4]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即伏尔加格勒。

[5]朱可夫（Marshal Zhukov，1896——1974），苏联元帅。

[6]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y，1898——1967），苏联元帅。

[7]托尔布欣（Tolbukhin，1894——1949），苏联元帅。

[8]汉斯是德语地区的常见人名，以汉斯称蟑螂，对德国的嫌恶之情自然溢露。

[9]指桑骂槐的蔑称，暗讽阿道夫·希特勒。

[10]文中的“阿尔乔姆”是姓而非名，“阿尔乔姆爸爸”与“阿尔乔姆爷爷”并不矛盾。

寻鹅记

Goose Chase

［罗马尼亚］ 卢西恩·丹·特奥多罗维奇

蒋文惠 译

小时候，我跟爷爷奶奶住；一天，有人偷了我家在村里小路上放养的七只鹅。这条小路通过家家户户门前，路面上长着一丛丛的青草。村民们也习惯在这条路上放养鸭或鹅。不用担心，这些鸭鹅什么的，从来没弄混过。鸭鹅原本就喜群居，禽类或许天性如此：在设有禽舍的院子附近，常常会看见这些鸭鹅成群结队地游来荡去。再者，或许村里人担心其中呆头呆脑的鸭鹅会走散、掉队，常会在自家鸭鹅的翅膀上做标记。我家就在每只鸭或鹅的右边翅膀上标上一个红色逗号，有点像著名的耐克商标，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耐克是什么，我想我的爷爷奶奶就更不可能知道。别家的呢，有标蓝十字的，也有标个黄点的。还有更奇怪的标法。就拿我家一位邻居来说吧，他就在他家的十六只鹅翅膀上各画了一棵小杉树。当然，用的是绿色。还有一位更出格，惹恼了众邻，包括我爷爷奶奶。这位居然在他家鹅的翅膀上画了个鸡巴，还涂的是褐色。奶奶很生气，要知道我当时只有八岁，怎么能受这类东西污染，于是，她就和其他几位邻里一起向自卫队投诉。后来，那位邻居就不得不把他家八只鹅左边翅膀上画有褐色鸡巴的羽毛全拔了，然后在它们的右边翅膀上画上方块，涂的仍然是棕色。那位邻居自然恨我们，要知道方块对他而言啥都不是，可当时他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标记，因为执勤的民兵一直监督着他拔掉那些不成体统的羽毛，并画上别的标记，整个过程前前后后约半小时。所以呢，虽说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人在鹅身上画鸡巴，不过这位邻居当时根本没时间去理清头绪，尤其还担心着会被重罚。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那位邻居一边拔毛，一边嘟囔要看相关法律条文，而执勤的自卫队士兵起先很平和地向他解释，后来不耐烦起来，冲着邻居嚷道，这个村子里，他就是法律。最后，他甚至开口大骂，朝待在一旁的那位画鸡巴的邻居挥舞警棍吓唬他。

就在发现我家标有耐克标记的七只鹅不见了的那天，我爷爷也开骂啦。然后他开始挨家挨户地找。我跟着，主要是好奇，他也让我跟着，他可能认为，我嘛，八岁，眼神一定比他好，应该能看见六十岁的他可能看不见的东西。事后证明，他带上我没错。当他走进一家院子询问时，我就待在小路上，拍打着从家里带来的几乎没气的扁球，打发这一路寻鹅过程中的无聊时段。爷爷与那位邻居说着话的当口，我的朋友，长着兔唇的缺牙棒，走了过来。我告诉他我家鹅不见了，他说：

“我知道是谁干的。它们原本在街的拐角。”他指了指那个拐角。“那个吉卜赛人。就是那天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球场踢球时，偷我们球的那个吉卜赛人，”他继续说着，“绝对是他。我亲眼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根枝条，赶着一群鹅朝水塔方向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家的鹅，不过，鹅身上都有标记。我当时还想呢，怎么回事，吉卜赛人不给鹅标记号的呀。”

于是，我进院子找到爷爷，想叫他出来。爷爷则叫我别打搅，因为他还在跟那位邻居聊着。我就告诉他，我有线索啦，爷爷立马收住他和邻居的谈话，走出院子。我那位兔唇缺牙棒朋友又向爷爷说了一遍事情的来龙去脉，爷爷整个人气炸了。听了我朋友所说的，爷爷想到，其实他认识那个可疑的吉卜赛人：他就是某某的儿子，具体的名字，我现在不记得了。

水塔所在的那条街通往山坡，山上是吉卜赛人居住区。没多少人敢上他们那儿去，要知道，当时的吉卜赛人的地方就好像是另一个世界。就连自卫队也不太关注他们。村里的那位自卫队士兵，就是那位吼过、还用警棍吓过画鸡巴邻居的士兵，总爱说吉卜赛人不由他管，吉卜赛人要真愿意，他们应该自建自卫队；他本人可不想在他们中间掺和。不过，我爷爷敢，因为这群吉卜赛人中有不少都是他的朋友，主要是因为爷爷是一名列车乘务员。不，是乘务长，爷爷常爱这么炫耀。这些年来，他让这一带很多吉卜赛人免费乘坐火车。所以，他们很敬重他，每次见到他，他们就会说：“洪福，乘务长先生！”他们尊重他，不仅仅是因为他让他们坐过免费的火车，而且他们仍然有求于他，我爷爷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有一次，有位邻居，恰好是爷爷的朋友，家里的牛不见了。老头子单枪匹马走进吉卜赛人居住区，只用了两个小时，就用根绳把牛牵了回来。吉卜赛人可敬重我爷爷了。

不过，这回，爷爷骂开了。毕竟这次是自家的鹅，不是某某邻居家的牛。于是，他让我先回家，打算自己一个人去找鹅。可我不愿意回家。爷爷对我也生气了，他说，要是我不听话，就揍我屁股两下。我呢——因为之前试过这一招——径直走上前，抱住他，像这样，从他侧面抱过去。我抱住他的肚子，央求他带我去。毕竟，爷爷疼我，他只好这么说：

“听着，我带上你，小蝌蚪。不过，不准从我身边乱窜跑掉，要不，看我揍你屁股十下，不是两下！再有，不要乱说话，不要和吉卜赛人说什么……”

其实，我爷爷从来没有揍过我，一下也没有，更不用说两下或十下。不过，他总爱这么唬我，而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有时还是会怕他。现在想来，也许是因为爷爷说话的声音。爷爷的声音铿锵有力。给人的感觉是，要是他说了什么，他一定会言出必果。

我们走进吉卜赛人的居住区。房屋摇摇晃晃的，在这之前，我只从远处看过。甚至街道上也能闻到一阵一阵的怪味道，一种混杂着陈旧潮湿气息的刺鼻味儿。这时的我，得承认，一边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一边琢磨着回头怎么向我的朋友们炫耀我的吉卜赛街区之旅，还有，怎么告诉他们那些他们从来没见过的情景。同时，我为我的爷爷感到骄傲，因为，其他人的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都不敢上吉卜赛人居住区来——更不用说，还手牵手带着孩子或孙子一起来了。

走到一处，正前方，右边手，我们看见好些男男女女聚集在一家院子里。我寻思我们应该是要去那儿，因为，越走越近，爷爷就一直望着他们。不过，就要走到那家院子时，在一处旧围栏前，我爷爷停下了脚步。这家围栏的夹板大多破了，烂了，甚至掉了。这时，爷爷打开围栏的门闩，进了院子，把我拽到他身后。院子里没有狗，但有一头精瘦的猪，正用鼻子拱着门框底下。门耷拉着，悬在仅剩的唯一一根铰链上，那头猪呢，继续用鼻子拱着门下面。门晃来晃去，好像随时都会掉下来。爷爷瞅准了，给猪就是一脚，猪尖叫起来，看着他，但没动。接着，爷爷又是一脚。猪躲到一旁，又尖叫了一声，我跟着笑起来。猪跑到六英尺开外，停下，怒视着爷爷，那神情真逗。接着，爷爷敲了敲门，就是那扇只悬在一根链锁上的门，当时，我想它一定会掉下来了。但它没掉，门开了。门道里站着一位吉卜赛人，戴着的帽沿底下溜出几缕白发。他说：

“嗨……”

爷爷向他打招呼。

“您，洪福。”他说。

“啊，”吉卜赛人回道，“洪福洪福，乘务长先生！”

之后，他没再说话，看着爷爷。这时，爷爷似乎有点局促，不知道怎么开口。“有事？”吉卜赛人问。

“呃，”爷爷说，“能出来吗？聊聊？”

吉卜赛人往隔壁院子望了一眼，可以看见那群男男女女，他点点头，摘下帽子，弹了弹，又戴上，再看着爷爷。

“好，我出来。”他说。

爷爷站到一旁，老吉卜赛人走了出来，随手把门往身后一带，指了指地上的一根原木桩。爷爷坐了下来，我跟着坐在爷爷一旁。老吉卜赛人四周看了看，像是要找什么，终于，他发现附近立着的一个用来劈木头的木桩，上面还斜放着一把斧头。木桩和斧头刀刃上都粘有血迹，老吉卜赛人走过去，把木桩挪了挪，摆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径直坐在木桩的血迹上。

“好吧，”他说，“什么事，乘务长先生？你该不是来聊家常的吧，对吗？”

“不是。”爷爷摇摇头，“我家里还有一堆事。”

“那么？”

“是这样，”爷爷挠挠头，“有人告诉我一件你儿子的事。”

“噢？”

“我家有七只鹅，”爷爷开口了，“今天找不到了。”

老吉卜赛人皱起眉头。他抬手过头顶，摸到帽子，然后，摘下帽子。

“有人说看见你儿子一路赶着它们到这边来了。”

老吉卜赛人站起身。他，就像这样，用手一撑站起身——好像在说“见鬼，我现在该怎么办？”而同时，就像我说的那样，一手拿着帽子。然后，他把帽子往地上一摔，摔进灰尘里。那头瘦猪跟着朝帽子奔去，用鼻子对着帽子这边嗅嗅，那边嗅嗅。老吉卜赛人抬腿朝猪肚子就是一脚，猪嗖地一下逃开，然后，像是要死了似的尖嚎起来。接着，老人进了屋。

我看看爷爷；拽拽他的衣袖，让他看我。

“怎么啦？”我问，“他为什么进屋了？”

“不说话！”爷爷说。

爷爷话音刚落，那扇悬在一根铰链上的门又开了，门后面走出来老吉卜赛人，还拽着一个人的外套，把外套里的那个人也拖出来。这人，就是趁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球场踢球时偷球的那个吉卜赛人。走到我们面前，这两个人收住脚，而后，老吉卜赛人朝着那个年轻人的后脑勺狠狠一记。

“哎哟，爸！”年轻人叫起来，“干吗打我？”

“你真他妈的混蛋，”他爸骂道，“你偷的是乘务长家的鹅！你偷的吧？”

老人朝着儿子的后脑勺又是狠狠一记，还从后面给了一脚。我害怕起来，用手紧紧捏住爷爷的手，发觉爷爷也轻轻捏了捏我的手，我于是定了定神。

老吉卜赛人继续教训着儿子，那儿子还在号啕：“别打我，爸！”在他被打的间隙，做儿子的恨恨地看了我一眼，那股仇恨让我顿感一阵寒战，我又捏了捏爷爷的手，爷爷也捏了捏我的手，我又定住了神。最后，老吉卜赛人平静下来，或者是教训累了——总之，朝他儿子的后颈又是重重一掌后，他让儿子进屋去。接着，他擦去额头上的汗，四周看了看，啐了一口，弯腰捡起帽子。然后走过来，坐回到那根带血迹的木桩上。

“哎，”他说，“事先真不知道，乘务长先生。真的。现在，我们怎么办？”

“这样吧，”爷爷说，“把鹅还我，事情就过去了。”

吉卜赛人戴上帽子，神情挺沮丧。

“会把鹅还给你，”他咕哝道，“不过，只有五只。”

“只有五只？我刚说过，是七只。”

“是你说的七只，”老吉卜赛人说，“对的，原本是你说的七只。”

“那，怎么了？”

“哦，是这样……我宰了两只，事先也不知道是您的鹅，乘务长先生。您看，”他朝下指指他坐的木桩，“有两只，我宰了。”

木桩上的血迹还渗着新鲜的颜色，老吉卜赛人用手指了指血迹，印证着他说的话，我们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两只吗？”爷爷问，很吃惊。

“我确实不知道，真该死！”老吉卜赛人说，然后朝屋子望去，“真该拧断他的脖子，真的！”然后，他对我们说：“事先我真不知道，乘务长先生。我老婆给我们做油炸肉和肉汤，还在灶上煮着呢，就是这样。”

“但用了两只？”爷爷又问了一遍，仍然很惊讶。

老吉卜赛人又挥了挥手。爷爷叹了口气。

“好吧，”他说，“剩下的五只，我要回。然后，我们再谈那两只的事。”

我松了口气，真的，特别是觉得从老吉卜赛人的言行看，他确实真的很抱歉——所以，我以为整件事就到此为止了。没想到的是，就在我开始放下心时，隔壁院子却传来人的尖叫声，就是那家集满了人的院子。我们三个全都朝那边望去。爷爷站起来，从老吉卜赛人的头顶望去。我绕过老吉卜赛人的一侧望去。老吉卜赛人则扭过头望去。

两个健壮的吉卜赛人拖着另一个吉卜赛人进了隔壁的院子，那个人身子瘫倒在地，明显已经被好好教训了一顿。他们离我们大约有一百英尺远，不过，仍看得清那人伤得很重。而后，拖人的两个手一放，被拖的顺势倒在地上。其中一人弯下腰，撕开受伤人的衬衫。另一个拿出根鞭子，类似马鞭，朝倒在地上的吉卜赛人后背抽去。我又怕起来。因为要侧身观望，我不得不松开爷爷的手，这会儿，我马上伸出手，再次抓住爷爷。爷爷于是跟我说：

“嘿，你在看什么，看什么呢？！就没别的东西可看了？看，看猪好了！”

那头猪正安静地站在我们坐的原木旁，抬着鼻子，喘着气。老吉卜塞人站起来，对我爷爷说：

“好了，还是别看啦。不关我们的事。”

他把染有血迹的木桩拽到屋墙边。

“这样，”爷爷说，“你只要给我们鹅，我们就上路回家。过后再说另外两只鹅的事。”

“坐，乘务长先生。”老吉卜赛人说，这时，他的语气中透着些同情意味。“你来的不是时候。你得知道，赶着一群嘎嘎叫的鹅走道，现在也不是时候。”

于是爷爷站起来，拉着我走到墙边。我们都靠着墙。

“有烟吗，乘务长先生？”老吉卜赛人问爷爷，他这会儿已坐回木桩上。

“有。”爷爷说。

他掏出一包马拉什香烟。就像这样，两指头一抽，抽出一根烟，然后递给屋主人。很快，他自己嘴上也有了一根。爷爷不抽烟。再确切些，就是他抽得很少。他身上总会带着一包马拉什香烟。烟在身上，所以他偶然抽上一支，但不经常抽。只有遇上一定得抽的场合，他才抽。而且，就像我之前说的，他几乎不抽。这会儿，他从口袋掏出一包火柴，给自己点上。然后，他把火柴递到老吉卜赛人面前，替他点上。两人一起抽起来。

“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爷爷问，指了指隔壁院子。

时不时，我们能听见鞭子的鞭打声和被鞭打人的号啕声。

“噢，族里内部的事。”老吉卜赛人说。

我往前倾了倾，又朝隔壁院子看去。鞭子仍鞭打在倒地人的背上。那人不停地号啕着。

“不关我事。”老吉卜赛人接着说。“他的同族在打他。人做错了事，就得领罚。”他说。

爷爷把我的头转向他。

“看啥呢?就不能看点别的?看猪。”他说。

我看着那头猪。猪原本跑到老吉卜赛人旁边，不料老人抬脚就朝它屁股一脚。

“滚。”他骂着猪，朝它啐了一口，“滚，去你的。”

然后，他又抽了口烟，猪则跑开了。

“究竟怎么回事？”爷爷仍在问。

“我不太想说，”老吉卜赛人说，“你家孩子在这儿，乘务长先生。我不太想说。那人也是罪有应得，就这么回事。”

“说嘛，”爷爷说，“我家孩子已经懂事了。”

“嗯，还能说什么？谁叫他管不住裤裆里的小弟弟！”

“呵。”爷爷笑出声，而我一点也听不懂。“他们抓了现行，是吗？男人嘛，偶尔哪能不出格，而且……”

他打了个手势。

“就是了，他就是这种！”老吉卜赛人说，“不过，可不能跟结了婚的女人搞……”

“啊哈。”爷爷说，我也开始隐约明白了其中的事由。“他们捉奸在床？”

“比这还糟。”老吉卜赛人说，“他可没少喝摩尔酒，酒后就开始吹牛。说那女的十七岁。没说是谁。好啦，十七岁结了婚的女人，我们也就四个。就是那四个。”

老吉卜赛人用手指了指。爷爷向前探了探身子。我也向前靠了靠。还真的，那边院子的门道里，站着四个吉卜赛女人，都望着倒地的那个人。她们倒没哭，挺镇静，只是站在那儿。地上的那人不再号叫了，只是瘫在那里——虽然百英尺开外也看得很清楚，那人浑身是血。

“四个人谁都没认。现在，这些女人的同族和那个男人的同族，一起拷问他，就是要他坦白。要是我，早就招了，我可不想为个荡妇受皮肉之苦。他呢，疯了。他这么做只会逼得他们一直揍他，直到他说出来为止。”

“他要是不说出来的话，怎样？一直被揍吗？”

“可不，直到说出来。”

“他就是不说呢?他们会往死里揍他？”

“哦，那就太糟糕了。真担心他疯了，死活就不愿说。”

“那，要是他们找出是谁的话，那女的会怎样？”

“嗯！”老吉卜赛人答道，挥了挥手。“嗯，”他又说，“我们有规矩。女人的老公会亲手吊死她。”

“啊。”爷爷回道。

“不关我们的事。”老吉卜赛人说，然后把烟头一扔，用破旧的鞋踩了踩。“不过，你最好等一会儿再带鹅走。”

老吉卜赛人又嘬了嘬牙，点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他死活不说。毕竟不关我们的事，是吧？”

“可不。”爷爷应道。

“还是合计一下那两只鹅的事吧。”

“那，”爷爷说，“这样：叫你儿子到我地里干四天活，一只鹅抵两天活，替我收马铃薯。”

老吉卜赛人又把帽子拿在手里。搔搔头。

“他人懒……”

“不管懒不懒的，我告诉你，这样，我们就算两清了。”爷爷说。

“四天？”老吉卜赛人问。

“四天。”

“再来支烟？”

老头子又拿出烟。两个指头一抽，抽出一根，递给老吉卜赛人。然后，从口袋里掏出火柴盒，划燃，递到老吉卜赛人嘴边，替他点上。

我又向前探了探身子。那两个健壮的人已经把倒地的那个举了起来。他们正把他往屋子那边拽。他们想让他靠墙站住。不过，那个被拖的沿墙滑下，又瘫坐下去，而后身体一倒，刮着屋墙，倒在了那四个站在门道里的女人脚边。两个壮汉中的一个朝那人肚子踢了一脚，另一个则一脚踢中那人的脸。我禁不住闭上眼睛，等着听到那被踢的人的喊叫声，但，没有动静。于是，我睁开眼，看见第一个人，就是踢肚子的那个，抽出把小刀。他对那四个女人说着什么，在她们面前来回舞动着他的刀子。那四个女人似乎有些畏惧，但仍没吱声。之后，那个壮硕的人把刀朝空中一掷，再一把抓住刀把，刀刃朝下。现在，他朝倒在女人脚边的那个吉卜赛人俯下身去。

爷爷说：“老天，你在看什么?看猪，多逗。”

爷爷抓住我的外套，把我一把拽过去。那头猪正躺在木桩边的空地上，四脚朝天，靠着地面搓着背。我被先前看到的吓住了，没觉得那猪有趣。不过，我还是看着猪，不吱声，因为爷爷不想让我往隔壁院子看。

老吉卜赛人没说话。抽着他的烟，眼睛盯着地面。时不时，他会嘬一下嘴，然后吐口痰。他开始咳嗽，喉头作响的时候，我抬头看他。他的喉头好奇怪，会抖动，一会儿上移，一会儿下挪，咳嗽时，又会往上移。就像有个球裹在他苍老的肌肤里滑动：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好像那球是活物，真的。就像一只老鼠被困在地毯下一样。咳完嗽，他又问爷爷要了根烟，爷爷给了他，同样地递烟，点烟。老吉卜赛人接着抽，没说话。不过，偶尔，他会转过头，注视着那边的院子。一会儿，他扔掉第三根烟头，站起身来，对爷爷说：

“我想你可以走了，乘务长先生。我把鹅还你。”

他站起来，爷爷跟着他朝栏舍方向走去。我也想跟着。爷爷却用手挡住我。

“你留在这里，”他说，“在这里和猪待着，我这就回来。”

可猪早就不见踪影。屋子的门敞开着，我猜想那头猪跑到屋里去了，它也没别处可去。我往前走了一步，离开屋墙，又往隔壁院子张望。

那儿没人啦。至少，没人站在那里了。只有被打的还在地上，横躺在屋门口前面。其他人已经走了。我往前走了好几步，走到篱笆门栏旁。我能看见，被打的那个人满脸全是血。不只是他的脸。他的上半身挂满血迹；浑身上下都是血。还没来得及再细看，爷爷赶着的鹅就在我身后嘎嘎叫起来，而爷爷叫道：

“老天，你小家伙在那干什么呢？不是叫你在院子里和猪待着的嘛。”

“可是猪跑了。”我说。

爷爷一看，也知道猪不在了。老吉卜赛人跟在爷爷身后。爷爷拿着一根枝条，赶着鹅群，鹅群叫喳喳的，可不听话了，根本没办法让它们依次出去。我走到一边，帮爷爷赶着鹅。

“你，等着好啦，不听话，是吧？看我怎么揍你屁股。”爷爷说。

老吉卜赛人打开门，五只鹅走了出去，走在小道上。我跟在后面，走到门口，爷爷收住脚步，握了握老吉卜赛人的手。

“就这么说好了，四天，说好啦。”爷爷说。

老吉卜赛人点点头。

“对不起，乘务长先生，”他说，“别生气，真不知道是您的鹅。”

“好了，无伤大碍。”爷爷说，“就当没发生过好了。”

“好，祝您洪福，乘务长先生。”老吉卜赛人说。

爷爷两手指一并，举到太阳穴，行了个礼。而后，我们爷俩赶着那五只鹅回家。我走在旁边，没说话，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不让鹅走散。走出吉卜赛人居住区，水塔又矗立在眼前。这时，爷爷开口了。

“想什么呢，小蝌蚪？”他问。

他就是一直那么叫我的，小蝌蚪。

英文由阿利斯泰尔·伊恩·布莱斯（Alistair Ian Blyth）罗马尼亚语

卢西恩·丹·特奥多罗维奇

Lucian Dan Teodorovici

1975年生于罗马尼亚。他是罗马尼亚Polirom出版公司“自我散文”系列的负责人之一，也是《文化增刊》周报的资深编辑。2002至2006年间，他在Polirom公司担任主编，曾给罗马尼亚和海外各种文化杂志供过稿，写过散文、戏剧和论文。这些杂志包括Suplimentul de cultură、Timpul、Dilema veche、Observator cultural、Familia、ArtPanorama、Hyperion、Discobolul、Orizont、Evenimentul zilei、Cotidianul、Wienzeille（越南）和Au sud de l’Est（巴黎）。他还为几个电影项目创作剧本，包括2009年将他自己的小说《我们的马戏团表演》（Circul nostru vă prezintă，2002）改编成剧本。他创作的小说包括《外星人降临世间前不久》（Cu puţin timp înaintea coborîrii extratereştrilor printre noi，1999）和《从Spliff宽的洞看世界》（Lumea văzută printr-o gaurăde mărimea uneiţigări marijuana，2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佳欧洲小说.2011.橙子和天使/（波黑）黑蒙（Hemon,A.）编；李文俊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

（文学新读馆. 最佳欧洲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1

ISBN 978-7-5447-3166-9

Ⅰ.①最… Ⅱ.①黑… ②李… Ⅲ.①小说集-欧洲-现代 Ⅳ.①I5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3012号

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1

Copyright © 2010 by Dalkey Archive Press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by Aleksandar Hemon

Preface copyright © by Colum McCan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lkey Archiv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2—42号

书　名 最佳欧洲小说（2011）：橙子和天使

作　者 ［波黑］亚历山大·黑蒙

译　者 李文俊　等

组　稿 萧　萍

责任编辑 田　智

特约编辑 张　睿

原文出版 Dalkey Archive Press,201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166-9

目录

梦 Dream Diary

马可·坎迪达 Marco Candida

擅 入 Trespasses

伊尔斯·尼·德惠博纳 Éilís Ní Dhuibhne

酒鬼医生 Doctor Sot

凯文·巴里 Kevin Barry

人之空洞 Holes in People

一

二

克里斯滕·艾丽克丝多蒂尔 Kristin Eiriksdottir

账 单 The Bill

拉斯洛·克劳斯瑙霍尔凯 László Krasznahorkai

橙子和天使 Oranges and Angel

英戈·舒尔策 Ingo Schulze

冰箱奇缘 Sex for Fridge

朱拉布·莱扎瓦 Zurab Lezhava

游美日志 American Diary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星期六， 1998年3月14日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星期一， 1998年3月23日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星期三， 1998年3月25日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星期五， 1998年3月27日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星期四， 1998年4月2日

梅西肯哈特，犹他星期四， 1998年4月9日

盐湖城，犹他星期五， 1998年4月10日

潘圭奇，犹他星期六， 1998年4月11日

锡安河谷，犹他星期日， 1998年4月12日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星期二， 1998年4月14日

艾瑞克·洛朗 Eric Laurrent

小 丑 The Clown

1.

2.

3.

英文由A.D.豪恩（A.D.Haun）译自芬兰语

安妮塔·孔卡 Anita Konkka

窗户那边，一座暮色朦胧的公园 Beyond the Window a Park is Dimming

图曼斯·温特 Toomas Vint

梦

Dream Diary

[意大利] 马可·坎迪达

杨卫东 译

现在我想回到我起先所谈的事情上去，刚才的这些梦和想法把我给打断了，我的意思是，我想解释，但愿我能解释，我在写的这些梦是怎么来的，我做梦的时候我睡在哪里，是怎么睡的，我的睡姿怎样，我睡觉前都吃了些什么。

首先我要谈谈我的房间，为此，我得详细说说我在2006年4月6日做的一个梦——或者说，我要说说我在2006年4月6日记下的那个梦，但是，我可能是在午夜之前做的梦，所以——很显然——那是2006年4月5日做的梦。我说的是可能，因为2006年4月6日我记下了两个梦，我很可能在当天晚上做了两次梦。我想我是从未听说过有人会在同一次睡眠中做两个梦的。所以我极可能醒了一次，但是却没把梦记下来，然后又接着睡了，等再次醒过来后，一个接一个把两个梦都记了下来，好像它们是同一个梦。事情应该就是这样发生的，在我的整个记录梦的经历中，这种事情的确还是头一回。

在2006年4月6日的第一个梦中，我的房间实在最普通不过，长七米，宽四米，有个木梳妆台就摆在通向后阳台的几扇落地窗右边。梳妆台上面是一台十五英寸的电视机和装有十五张光碟的唱片盒——我房间里的唱片多半是20世纪70年代的音乐。梳妆台有六个抽屉，最下面的三个抽屉装满了A4纸，都是些Times New Roman或Book Antiqua字体的文稿。上面的三层抽屉装满了内衣、袜子和衬衫，还有我在家里才穿的T恤衫。房间里有个白色的电脑键盘，每个键上都印着黑色的字母。门后面贴了些从书籍和报纸上剪下来的材料：一首但丁的诗歌，尼采的《快乐的科学》中的第84条格言，一篇关于巴勃罗·毕加索的文章，马丁·海德格尔著作中的一些段落。

我想我们的梦常常是想象力极尽所能后的碎片，因此即便是看上去最平常、最真实的梦，也总会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以梦里出现的一处风景为例：有座桥横跨在一条流经田野和群山的大河上，它和我们四天前在某电视频道的某影片中看到的是同一座桥，这条流经田野和群山、上面有桥梁横跨的河也许是条小河，不是大河，确切地说，是奥索拉河，它流经托尔托纳，注入斯克里维亚河，而河的两岸可能不是奥索拉河的两岸，它也许是五年前你给公司监管建筑工地时为了打基脚挖的那个大坑的两边，也就是说，那是你原来经常工作的地方，而一条大河流经田野和群山、一座桥横跨河上的风景，也许就是你在几个星期前在热那亚的公爵宫看画展时，碰巧看到的印象派绘画中的田园和群山，那些水中映出的星星，那些天上的星星，也许是你在凌晨两点看电视食欲亢奋时让炼乳滴在了蓝色的睡袍上……即便如此，2006年4月6日的那个梦好像把能从我的房间里，从我自己的房间里看到的一切，连最细微的地方，都囊括进去了，甚至让你丝毫感觉不到哪个地方不对劲。

但有一点还是要除外：在梦中的房间里，一切都在呼吸。

是的，没错，我想不出能有更好的字眼来描述它：在梦中的房间里，任何单个的事物都在吸气呼气。房间里的每个物体都在有条不紊地膨胀收缩，膨胀收缩——每隔几秒钟就膨胀收缩一次……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所有物体都在缓缓地往外渗出某种液体，那东西——怎么说呢？——那东西油腻腻的。它激射而出，溅得满屋到处都是油渍，墙壁上、床上、地板上、书上、我的钱包上。在这种油腻腻的、不停在呼吸的地板上，你根本站不住脚，你需要抓住点什么才行，可是你抓住的东西也在呼吸，也油腻腻的。因为吊灯上的油脂像雨一样泼下来，我滑了一跤，摔了个嘴啃地。但是在我的嘴啃地之前，我尽量想用右手抓住桌子，但是只抓到一本书，就是我那本小小的1987年版《津加雷利词典（新删节版）》。我手里抓着《津加雷利词典（新删节版）》倒在地上，词典碎裂了，这就是我看见这本词典时的模样。

首先，《津加雷利词典》并没有碎裂。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词典的封面中央现在出现了一个洞，里面有些布丁之类的东西——一个凹陷的布丁——这个布丁发着银色的光。我在这道光里看到了很多东西。在《津加雷利词典》里面这个柔软的布丁里，有一支圆珠笔——就是我在书本上做画线标记用的笔。我不知道我的笔怎么会在《津加雷利词典》里，可它就在那里。我看着它在发光的布丁里瞎蹦乱跳了一会，然后伸手把它拽了出来。马上，又有别的东西出现在那个地方：我草草将自己的想法和故事情节记下时用的黄色记事本，记事本旁边是我以前玩过的木球，我还是个小男孩时就有了这个木球，后来我哥哥把它砸到我头上，让我长了个大包，几乎和那木球一样大，于是木球就被扔进了垃圾里。我无法想象，这个球在我的《津加雷利词典》里做什么。我努力想把记事本和球拽出来。但是我发现球实在太大了，无法从《津加雷利词典》封面上的开口拉出来，而且它陷在布丁里，比笔和记事本还陷得稍微深一点，因此我只好把我的整只手塞进词典里，几乎没至肘部。我的手指四处蠕动着想弄清楚怎样能抓住木球，把它拉出来。这时，我发现那本书变成了一个黏乎乎的袋子——书里面很烫，像装了热水的瓶子——我的手臂探得越深，那本书就越加充分伸展，变得更宽。书封面上的口子变大了，我拉出了木球，然后开口变小，只听啪嗒一声响，就好像奶油蛋糕砸在墙壁上发出的那种声音。球被拽出来以后，又出现了一个物体，一件背上缝有白色星星的黄色运动衫。我当然认出了这件衣服：这是我的运动衫，十二至十六岁时只要一坐下来读书或写字，我总会穿上它。每次我都会穿上它，也许我觉得背上的星星会帮助我。因此，我把这件运动衫叠起来放在梳妆台里或者壁橱的某个匣子里——而且不时我还会找找这件衣服。运动衫出来了以后，我发现又有东西浮现出来，都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或者说是以前很重要的东西。我开始意识到，如果不停下来的话，我得一直从词典里往外拽东西。正好此时，我有了个想法。我把《津加雷利词典》放在地上，将挂在墙上的一个填充玩具狗取了下来。狗在我的手里膨胀着收缩着，缓缓地流出油脂。我不知道它是怎样吸进空气的：也许那被油脂浸透的布料是孔状的；无论如何，我感觉到我抓住的是一个活的东西，一个活的物体。我戳了一下填充玩具狗，我的手指陷进了油灰或黏土之类的东西。我刮出一道沟，弄出一个开口，结果又有一道银色的光倾泻而出。里面有一个红色橡皮球，就像街上的玩具店能买到的那种，我和哥哥小时候买了一个这样的球，在奶奶的阳台上拍打。

球的后面是一只人的手。

红色的长指甲，手上满是皱褶，布满了拿铁咖啡色的斑点：一只上了年纪的女士的手。我开始拽那只手，可是那只手还连着胳膊，还连着肩膀、脖子和脑袋；我虽然看不见这些东西，但是却感觉到了。这只填充玩具狗里面，装着一个完整的人，我用尽全力往外拉，想从十厘米宽的开口里把她拉出来。我正在拉的时候，狗身体里面的人开始说话了：别拍了，你们这些小魔头！你奶奶的植物都被你们弄死了！还有我的天竺葵！你们这些该死的小流子！我认出了那个声音。说话的女士住在我奶奶家的上面一层。每当我和哥哥在奶奶的阳台附近拍橡皮球，她就会走到她的阳台上（和我们家的阳台比起来可小多了），开始来她那一套：别拍了，你们这些小魔头！你奶奶的植物都被你们弄死了！还有我的天竺葵！你们这些该死的小流子！谁知道呢，我告诉自己，我要是把她弄出来，这位楼上的女士——艾欧兰达夫人——说不定还会左手抓着那根她老用来掸脚垫的竹棍，追得我团团转，使劲揍我的背和屁股。即便如此，我还是把开口撕得更大一些，将两只胳膊伸了进去，然后费着老大的工夫，开始把她往外拉。先是她的右胳膊。然后是她的整个脑袋——她的眼睛脏兮兮的，铁灰色的头发上加了几个薄荷绿的卷发夹，头刚露出来，她就唾沫飞溅地说：别拍了，你们这些小魔头！你奶奶的植物都被你们弄死了！还有我的天竺葵！你们这些该死的小流子！接着她的胸脯猛然蹦了出来，那印花的宽松长袍下是一对肥硕的奶子，然后她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出来了。艾欧兰达夫人刚从填充玩具狗里给拉出来——那声音啪嗒一下，就好像奶油蛋糕砸在墙壁上发出的声响，然后一切似乎正要恢复正常时——她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房间里的一切都油腻腻的，都在呼吸着，她多年前就是这个样子，每次听到我和哥哥在奶奶的阳台上拍那个红色的橡皮球，她就会在自己的阳台上来回踱步，每走六七步，就会说她那几句老套话：别拍了，你们这些小魔头！你奶奶的植物都被你们弄死了！还有我的天竺葵！你们这些该死的小流子！把艾欧兰达夫人从玩具狗里拽出来，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每次我从房间里的什么东西里拉出某些东西或某些人时，我实际上是在把我的记忆构成中的某些东西或某些人给拽出来，房间里的东西刺激了我的这种记忆，具体原因我总是无法解释清楚。

然后，梦结尾的时候，我在房间里搜找能让我回忆起爷爷的东西。爷爷多年前就去世了。我非常怀念他。也许他在我的吉他里，我在梦中告诉自己，或者在电视里、立体声收录机里、镜子里、门上，或者壁橱里。也许我对爷爷的回忆——他实际上是在4月6日出生的——应该到他送的礼物上去找：他给我的双筒望远镜，或者军刀，或者那一大堆硬币。在梦里——而且眼下也是——我想拥抱他，抱紧他，即便他和艾欧兰达夫人没什么两样，即便他只是我的回忆而已，但是相对来说，我对他的记忆不言而喻要广阔得多。

2006年4月6日的梦反映了我的一个想法，我自从失业以后，虽然日子过得一塌糊涂，我的脑海里却总有一个幽灵在来回奔窜，它让我想到，我们所有人，我们人类，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我们所有人，甚至非人类的存在物，我们都是活的东西。也许当我开始沉溺于躺在床上或睡椅上度日，等着入睡，等着做梦，当我躺下的姿势毫无活人样，更像一件东西，更像一具呆滞的躯体时，这个幽灵第一次出现了。我开始觉得，不能仅仅因为我们能呼吸就表明我们和东西有本质的区别。有人会说，我这种想法只不过是一种思想消沉的愚蠢看法，抛开一切来说——这里的一切是指，我们人可以动，会脸红，会变得脸色苍白，能繁衍后代，失血，拉屎，长胖变瘦——抛开这一切来说，真正让我们与东西不同的是，我们能思考。但另一方面，蜷伏在我的大脑某处隙缝的幽灵告诉我说，有些东西可以自动地移动（机器人），有些东西会脸红，会变得脸色苍白（洋娃娃），我们的血液与汽油以及其他燃料没有本质的不同，至于思考——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能思考吗？难道我们不是更像坠落的石头，以每秒9.1米的速度飞速坠落，除了想到要以每秒9.1米的速度坠落外，还能想到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更像树，想的说的只是“树”那个字，或者更像“叶子”，想的说的只是“叶子”这个词？说到底，难道我们不就是会呼吸、移动、感觉的活东西吗，但我们依然是东西，因此，我们不是迟早注定要回到叶子、石头、洋娃娃、机器人或者汽油这些东西那里去吗？而且说实话，难道我们不是比刚才我说到的这些东西更容易被时间淘汰吗？

因为我们比其他东西更容易被时间淘汰，所以我们就通过象征物来崇拜上帝，而这象征物也只不过是件东西。我们满怀虔敬地跪倒在一件东西前面，这东西可以抵制时间淘汰的侵蚀作用——它不会长皱纹、不会破裂、不会变化；或者说，即便也有变化，但却很缓慢，比我们人这种东西要缓慢得多。我们观察东西，欲求它们，研究它们，购买它们，学习如何使用它们，也许这都因为我们其实想和它们一样：我们想成为我们房间里墙上挂着的吉他，笔架上的一支笔，写满哲学内容的张张书页——我们也许想成为一本书。我们是崇拜其他东西的东西，我们带着爱和嫉妒注视着其他东西，因为我们是活的、呼吸着的东西，当我们变成和其他东西一样的东西时，我们已经瓦解成一百万个碎片，连椅子、桌子……书本的尊严都没有。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比人尊贵，我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另一方面，当我摊开身子躺在床上思考这些问题时，那个幽灵会在我的脑袋里来回溜窜，而此时我还会想到，我们语言中【时间】这个词是完全建立在迷信的基础之上的，我认为应该从每个人的嘴里，从每一本字典里把它驱除掉——把它从所有的物理公式中驱除掉。时间，我躺在床上想着，是不存在的。存在着的是物质的运动——或者更准确地说——只存在着运动中的物质，因为像【时间】和【空间】一样，【运动】也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是用这个词来描述运动中的物质而已。时间不是一件东西。如果问时间是什么，我们无法像别人问我们什么是椅子、柱子、尖顶窗、血红素时那样，可以指着任何具体的实物做出回答。正如空间一样，时间不是真实可触的，而有种想法以为我们可以把这些人为臆造的（但却有用的）术语变得真实可触，把它们变成可以医治创伤的东西，变成你可以杀死的东西，变成你必须与之抗争的东西，这种想法可能是我们最伟大的神话之一。

和空间相比，时间的存在更加虚无：想想我们谈论时间时，会多么频繁地使用有关空间的词汇来表述它：【一块时间】、【一大片时间】、【一段时间】等等。或者我们会给时间赋予人格；面对时间，我们都变成了万物有灵论者：我们会说【时间流逝】、【时光飞逝】、【时间治愈一切】等等。或者我们还会把代表时间的东西变成了时间自身：闹钟的指针，沙地中一根棍棒的影子。如果闹钟是存在的，我们告诉自己，那么时间也是存在的。如果移动的影子是存在的，或者日出日落是存在的，我们告诉自己，那么时间就是存在的。但时间的确不存在。就好比说，因为我们听到阁楼里有动静，因为我们每晚半夜听到链子在摇动，听到小提琴在演奏，就说房子一定闹鬼了。是的，也许这种表述时空的方式是有用的，但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任所谓的时光从身边流逝时，我并不觉得这种方式有什么用；说这些术语有用，就好比有一尊可供我们祈祷的神，或者有一个我们愿意等待的圣诞老人，有一个可以指引我们的神灵，有一个我们愿意相信的真理：是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有用的，但是他们不存在。因此，时空连续统一体的观念，只不过是我们相信时间是一件东西所带来的产物，而时间不是东西，它实际上是弧形的，是可以穿越的。最重要的是，时间对于我们依据物理学来构建宇宙很有用，物理学和数学（哲学和文学则没什么用）是我们用以代言这个世界的最好方法，最有用的方法——但是，就连物理学也有它的局限。它不能对存在给出全能的、无所不包的解释。

所以说，所谓【一切都是相对的】肯定是颇具灵感的论断，但是它很可能和苏格拉底所说的【我不需要勇气的实例，我只要勇气的定义】同样的虚假。只要我们能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影响我们思维的这些论断全都是一派胡言，因为你无法给一个抽象概念找到定义，因为一个词就是一个词，不是一个东西，而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一切都是相对的；它可能听起来不错，却也是一种令人糊涂透顶的推论，因为它从个性归纳出共性；又把共性分解到个性；它把个体包含于普遍，又让普遍性现于个体；它同时进行着归纳和演绎，【一切是相对的】，【相对就是一切】，这种结论，这种万物归一的理论是人类迄今为止见识过的最草率的论断。即便如此，当我摊开身子躺在床上，一边盯着房间里的东西，一边思考时，我依然情不自禁地感觉到，我自己，没错，我是一切，也是相对的。

英文由伊丽莎白·哈里斯（Elizabeth Harris）译自意大利语

马可·坎迪达

Marco Candida

1978年生于意大利的托尔托纳。在过去四年中发表了五部小说：《对字母表的嗜好，2007》；《梦，2008》（这次选入的部分就节选自该小说）；《池中的怪物，2009》；《秘密的必要性，2010》；《锦标赛》2011年出版。坎迪达在意大利以他的文学博客出名，他的博客链接是lamaniaperlalfabeto.splinder.com。他还通过自己的网站www.websitehorror.com热心支持和赞助意大利文坛中几乎已经销声匿迹的恐怖小说创作。目前他正在把发表在该网站上的小说编成选集。

擅　入

Trespasses

[爱尔兰：爱尔兰语] 伊尔斯·尼·德惠博纳

陈姝波 译

克拉拉走到小路时，垃圾车正好转过拐角，驶出了住宅区。这下，她的垃圾将要在垃圾箱里烂上个把月，因为后天她要去国外，她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勇气叫邻居巴布斯在下个星期把垃圾箱拖出去。她已经请求巴布斯帮忙喂她那只叫“煤灰”的猫了，你得有点分寸。这样一来，垃圾将一直放在那里，等到她出国回来时，准是臭气熏天如同死鱼坟场。

这就是他妈的生活。

她拖着垃圾箱走过前院花园，穿过屋子，拉回到后院，没怎么费力，尽管垃圾箱很沉，而且还要越过三个台阶，但是克拉拉的手臂像举重运动员的那般强壮。你看她那样儿是想不到的。她是个小巧玲珑的女人，身上透着几分时尚味儿，哪怕是像现在这样，穿着一件褪了色的旧睡袍（她听到垃圾车的嗡鸣声时还躺在床上）。她的一些朋友说，克拉拉套只麻袋都会显得很时尚。她呀，就是假小子一个，精瘦小巧的身子，硬而直立的短发，颜色随心情变幻——此时是紫色和金色。貌如其人，她是美容师。她的工作也可解释她的好体力——她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替女人们去掉她们腿上、脸上和其他身体部位的毛发。除了手巧和撕蜡纸时轻快得直到一切结束顾客才反应过来的自信，你还必须得强壮。

她把垃圾箱推到后院放好后，就立刻将咖啡倒进咖啡机，一边让它过滤着，一边飞快地穿上衣服。忙乱的一天还在后头，尽管她已把美容院关了——她把自己为顾客剿除多余毛发的前厅称为美容院。出门远行前你总有一堆的事要做。要是你凡事井井有条，那情况就会不同，但是克拉拉，看着像一把刀似的干净利落，却一点也不讲条理 ——她经常把事儿往后推，把重要的信往厨房桌子上一扔，说：“我等会儿归档处理。”嗬，你会信她等会儿会处理？到头来，她的大半辈子都在寻找记不清放哪里的东西，通常是财务方面的。今天，虽说她还有很多别的事儿等着去做，但当务之急她得拿着P60税单[1]和别的税单飞奔去她的会计那里。所有那些呈现可怕的税收赤字的表格。下周就是万圣节了，也就是，爱尔兰的征税时间。

自然地，她总是要到最后一刻才去做。

大雨正倾盆而下，她竖起衣领，冲向她的车子。如此扫兴的天气！它使都柏林的南郊区（一般认为这是该市的好区域）看上去比本来更荒凉。所有那些嵌卵石的灰泥墙灰扑扑的，如同湿漉漉的女衬裤。克拉拉最受不了的就是卵石灰泥墙。那种硬硬的小小的突起会让她想呕吐，一直如此，甚至在她还是小孩时就这样了。一种非理性的厌恶感，就像有人对豌豆过敏，有人对菠萝过敏。

不过此时它们没困扰到她。什么也不能真正消减她的快乐，因为几天后她将把这个地方抛在身后，去与她的儿子约恩在旧金山度过幸福的三个星期。他已在那里住了两年了，在一家酒店工作——如今是行李员的领班。她得为他从中级行李员晋升到领班装出很高兴的样子。她甚至都不知道行李员是干什么的，不过那可不是她曾预想的她的独子应有的理想事业。儿子的希腊和罗马文明课得第一，长得像电影明星。哎，她怪谁去呢——她拿的是哲学的二等学位，到头来却做了美容师，学哲学显然不是做美容师的好准备，尽管不是她可能有的最糟糕的准备。况且约恩喜欢最关键。他喜欢美国，尽管他回不了家，因为他是非法（无证）移民。克拉拉自他离开爱尔兰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她在网上订飞机票前，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有那么地——想他。后来，在她键入她的信用卡号码时，她开始大哭，十二个小时都没停下来。

但是那是许久前的事了。两天后她将与约恩在一起，因此一切都令她高兴。CD唱机上播放着《旧金山》——这首歌她已连续不停地放了两个半月了。从布雷蛋糕店买来的一个可携带的罐头水果蛋糕，就放在副驾驶座上，准备后天放进她的行李箱，那是约恩最喜欢吃的蛋糕。她喜欢看着它放在那里，等待被人享用。被他享用。哦，是的，今天一切都那么美好，甚至连这个了无生趣的郊区也显得面目怡人。自从与阿伦分手后，她不得不住在这里，虽然也住了些年头了，她却从没找到家的感觉。如此杂乱不堪的地方，看上去似乎所有的道路和房屋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碰巧落到了这些毫不起眼的田野上，离任何有意思的地方都有数英里，离城数英里，离山数英里，离河流数英里，离大海数英里。要是有得选择，谁会住在这里？

如果你来旧金山

一定要把花儿插发间。

水磨街。那是会计的住所，一座半独立的房子，卵石灰泥墙，大观景窗直对着另一座卵石灰泥墙、大观景窗的半独立房。他的办公室在后面的一个木头棚屋里——他搭建此屋时，邻居们群情激愤，但也无可奈何，因为搭建那些个木结构小屋是不需要得到建筑许可的。克拉拉想过自己也建一个，把她的美容院移到后院去。

她在她看到的第一个空地儿停了车，巧得很，就在会计家对面。你会在那里碰到和气的人。她熄了火，抓起那个大大的牛皮信封，迅速冲过马路。

会计不在他的办公室。

但是他的妻子在。

他的妻子肤如凝脂，满面笑容。她穿一件开司米或别的什么柔滑的毛线织成的浅粉色套头毛衣，显得丰润起来，看着很舒服。下身是一条浅黄褐色的短裙。

“迈克尔在两星期前做了一个分流术。”她欢快地说。迈克尔就是那个会计。

“什么！”克拉拉说。那她的退税怎么办？她偷偷瞟了一眼那个办公室。显然刚刚有人在此工作过：文件堆放在金属丝公文格里，信件散布在桌上。还散发着工作的气味：咖啡、电脑和汗水。“好可怕！他怎么样了？”

“他很好，”妻子微笑着说，“他恢复得很快。”

“哦，那就好，那就好。”克拉拉说。离截止日只有四天了。那之后，就要开始罚款了，狠狠地罚。心脏手术不会是借口。“我真的很吃惊。我之前不知道。”

“三星期前他自己也不知道。”女人说着，骄傲地笑了。

“真的吗？他难道没感到疼……”克拉拉胡乱摆弄着牛皮纸信封，“胸痛或别的什么？”

会计的妻子摇摇头。

“什么也没有，不痛。显然，当阻塞出现在左侧时，你感觉不到什么。假如在右边，你会感到气短、胸痛等等。”

“那样就有预兆……”克拉拉饶有兴趣地点点头。她母亲过去就常有胸痛，两年前去世了，就在约恩去美国后一个月。她痛在右边。她有预兆。但她没有做分流术，因为她指着医疗卡，所以她只吃了点药，于是一命呜呼了。约恩不能赶回来参加葬礼。要是他回来，他们就不会再让他进入美国境内了。

“但是在左边，什么感觉都没有。什么预兆都没有。我也是现在才知道，之前对此一无所知。”女人笑着。

“是的，”克拉拉说，“只有当事情发生了，你才会弄清所有复杂的细节。”

她把装有税收文件的信封给了会计的妻子。

“他早已叫我给他带文件档案去了！”女人高兴地说，“迫不及待地要动手工作了！”

“哦，不要，还太早了些。”克拉拉说，“他应该休息。”他可能可以坐在床上，在笔记本电脑上处理她的退税。给他消磨时间。

“别担心，”女人笑道，“大多数都做完了，只是剩下来的零星几个。我亲自来做，它们都是小客户。”

“女人的活永远做不完！”克拉拉说。不用觉得内疚，这太好了，尽管她迟得太荒唐了。

女人心满意足地吁了口气。

“如果有问题，我给你打电话。”

克拉拉在会计的木棚里盘桓着的当儿，太阳出来了。现在，左邻右舍的房屋都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在秋日林木的映衬下，散发出柔和的光芒。在一幢房子的车道上——克拉拉的车就停在旁边——一个女人正在耙树叶。金色的树叶堆成一小堆一小堆，一溜儿沿着她的车道两侧排下去，如同一道小小的山脉。很悦目的一景。全国各地……整整一代人……在行动。克拉拉对那女人微笑着，正想说：“天气真好，是吧？”扫地的女人抬起头。

恶毒。

那是唯一描述她脸上表情的词。

“你就是那个堵了我的车道的人吗？”她嘘声道。

克拉拉看了看她的车，一辆用了二十年的梅塞德斯-奔驰，她允许自己用的唯一的奢侈品——近乎奢侈。它确实停得非常靠近通道的边界。她当时没太在意自己的停车位置，因为她当时正为就要摆脱税单而高兴。

“哦，天啊，我很抱歉！”她沮丧地说，“我刚才没注意到离你的车道那么近。”接着她微笑着补充道：“不过不要担心，我这就走。”那女人不但没有得到安抚，脸上反而显得更加愤怒了。“你非法停车，”她狠狠地哼道，“你违法了。你难道总是这样停车吗？”

“什么？”克拉拉很纳闷。“对不起！”她仔细地看着那女人。老态龙钟。她的衣服近乎破旧：灰色的裤子，一件连帽风衣，老年妇女常穿的那种暗淡无光的黄色。衣服很平常，但她的脸不是。她的脸因气愤而扭曲，如同一个女巫的脸。

克拉拉怀疑那女人是否有点精神失常。“只停了几分钟呀！”她耸耸肩，从乱作一团的手袋底部掏出钥匙。

老女人咆哮起来：“不是几分钟！不是几分钟！你违法了。你是惯犯吧？”

你是惯犯吧？

克拉拉深吸了一口气。她觉得自己像个孩子，穿着紧身牛仔裤和紫色皮夹克，脚蹬高筒靴。她觉得自己像个孩子，尽管实际上她可能不比这个愤怒的老女人年轻多少。

“你违法了。”女人又说道，“我进不了我的车道了。”

克拉拉看了一眼停在她车后的车，不假思索地作了几个假设。其中之一个假设是，她车后的那辆红色丰田雅力士是那个女人的。她一定是在克拉拉与会计的妻子聊天的那当口儿到的，不得不停在路上，而不是她自己的车道上。但是，那么点事儿至于如此恼火吗，恨不得要咬掉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的脸？停不进车与出不了车总不是一回事。

“你过火了。”克拉拉皱着眉说。她看了一眼那座房子。名字刻在一块仿木板上：“奥斯丝”。可能里面到处是圣像。她摇摇头。

她现在该走了，免得说些她过后会后悔的话。她内心有个声音在催促她赶紧离开。但是有情绪在她心胸沸腾，阻止她那样做。她慢慢被引入其中。

“你疯了。”她忍不住脱口而出。

“你是一个罪犯！”那女人的嗓音升到了真正的嘶叫。

然后，克拉拉做了最大的努力，强忍怒火，钻进了她的车子。

她得把车退回到水磨街，掉个头，再往回开，进入主路。在往一个角落倒车时，她看见那个老女人的大门口已聚集了一小群人。一个是年轻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一个是老头，脸上跟那老女人的一样愤怒。老女人正对着克拉拉指指点点，其他人都朝她怒目而视。这群人看着有些不真实，表情动作像是经过编排的，一个芭蕾舞剧或歌剧中的一个场景。

那个老头弯着手指，摆出威胁的姿态，示意克拉拉过去。他长着大大的鹰钩鼻，酷似邪恶的伯爵。他该披件黑色的斗篷，戴顶三角帽，蹬一双锃亮的尖头靴子，再在腰间别把短剑。但是他的衣服跟他妻子的一样平常。是他那闪着愤怒光芒的眼睛，使他异于常人。两个老人狠狠地瞪着她。房子和车道如同舞台上的一个背景。一张张脸如同一个个面具，不像真实的脸，会听了别人说的话而改变表情。她真的怀疑，这是否是某个恶搞的真人秀电视节目。可水磨街不是那种他们做恶搞的真人秀电视节目的地方啊。它离城里太远了。它太单调乏味了。它太真实了。

克拉拉决定不理他，驰离这个闹剧现场。她比先前平静了些；她已从自我中走出来。她知道，英勇之道在于谨慎。但是，有样东西制止了她，某个黑暗的魔咒。她停下了车。邪恶的伯爵大步走上前来，她摇下了车窗。

“出示你的驾照！”他吼叫道。

“什么？”她想不到会来这个。

“你有驾照吗？”

“当然有啦。”克拉拉说。

“我想看看。”他咆哮道。

很自然，克拉拉对驾照放哪里了毫无印象。

“我不给你看。”她说。

“既然如此，我要把你告到警卫那里去。”

她惊讶地大笑起来。“好吧。”夸张地耸了耸肩，说，“去吧，把我告到警卫那里去。”

这下他惊呆了。

“去啊，”她怂恿着，“告去啊！把我报到警卫那里去！”

重复是游戏之名。

“我会去的，”他迟疑不定地说，“我会去，我会去的。”

他缓步穿过马路，进了他的房子。

年轻妇女走开了，她推着婴儿车，俯首向着推车内，沿马路走去。老女人拾起耙子继续清扫树叶。戏剧场面开始式微，人人感觉该是落幕的时候了。但是，那老头却还没有最后退场。他拿着一个旧信封和铅笔出来，煞有介事地记下了克拉拉的车牌号。他最后嘟哝了一声，怒气冲冲地盯了她一眼，回到了他的院子。

克拉拉的手机响了。

是约恩。

“嗨，妈，”他听上去就仿佛坐在车里，她的旁边，“就想问问一切是否到位。”

“是的，宝贝，”她说着，看了一眼窗外，窗还开着，“一切都到位。”她的心在怦怦直跳。怦怦怦。她的右膝颤抖了一下。“我刚交完税单，你知道的，交给迈克尔。”老女人低头忙碌着，她的耙在耙着树叶。老头子在收集树叶往一个绿色的桶里倒。他用脚踩着把它们往下压，好塞进更多的树叶。“有人要把我报告给警卫，因为非法停车。一些疯子。”她说得很响，希望他们听见。

“啊，”约恩听上去很吃惊，“别担心，妈妈。别理他们。开车离开，好吗？”

“好的。”老头朝克拉拉这边看过来，朝她啐了一口。那唾液落在离她很远的地方，他家大门外的人行道上。他拿起桶，弓着被树叶压弯的腰，拖着慢吞吞的步子进了屋子。

约恩说：“向我保证一打完电话就开走。”

“好，好。”克拉拉说。

停顿了一下。

“你把你的ESTA表送到移民局去了吗？”

“送了送了，”她又说道，“我几个星期前就送过去了。”所有那些愚蠢的问题。你有没有患传染病？你是不是吸毒人员？你是否被警察局判决有罪？罪。重罪。克拉拉可不会用这样的词。爱尔兰人不会用这样的词。“我早送去了，收到了电子回复。那没问题。”

“那好，”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妈，坐飞机时穿得平常点。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她笑了。

“这样在移民局容易通过。”他听上去局促不安的。

“我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她说。最后一次她看到约恩时，他红发飘飘，长及腰间，穿着一件上面写着“FCUK”的T恤。“别担心。我会把我的头发盘成一个可爱的小髻。”她早想好在旅行前把她的那撮紫色头发洗掉。“我早已准备了一身很好的黑色套装。我会貌似一个便衣修女的。”

“那就对了，”他说。她能看见他咧着嘴笑，但不知道他剪了发没有？他是卷发，很漂亮，看着像个诗人。“那星期五见，晚上九点三十分？二十一点三十分，对吧？”

“对！二十一点三十分，”克拉拉说，“你那里现在几点？”

她总是问这个问题，尽管她很清楚那里早十一个小时。在她的脑海里，有一个你在酒店接待处后面看到的其中一个钟。它显示的是旧金山时间，这样她就知道约恩是在白天或晚上的哪个时间，可能在做什么。她问只是为了延长交谈。但是他早已挂了。

全国各地……

整整一代人……

在行动……

她按掉了CD播放器，调到了收音机。

正在报道一宗法庭案件的新闻。约翰·墨菲，一个中部的农民，受到邻居丹和罗伯特·瑞恩的攻击后身亡。约翰·墨菲的小母牛误入罗伯特·瑞恩的田地，约翰跟在母牛后面，将她赶回了他自己的田地里，她自己的田地里。一场有关地产和未经许可进入私人领地的争吵由此展开，男人们打了起来。约翰·墨菲头部受伤，再也没从医院出来，大概一年后去世。问题是，这是谋杀还是杀人罪，或两个都不是？陪审团得做出裁决。男人们那时四十岁，事情发生在2008年，尽管听上去像是一个剧中的情节，因为太过时、太老套你无法演出的剧。

在水磨街遭遇那些人后回到家，克拉拉坐在厨房那张旧的蓝桌子旁，厨房里堆满了她从废物弃置场和二手家具拍卖场收罗来的东西。她给他们写信。信是这样写的：“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两个老人，他们的脸因为愤怒变得奇丑无比。”她加了一句，她已把他们告到了警察那里。

她撕掉了信又写了一封。

第二封信说她没有堵住他们的车道，他们的行为是反社会的，妨害了公众利益。她补充说，他们将会收到她的律师的信。

那封信也撕了。

然后，她想她何不利用逆反心理去羞辱他们一下。她拿来一张感谢卡，签上她的假名——艾丽·墨菲是她挑的假名——把它写在信封上，写上地址和收件人：奥斯丝，水磨街。

可是她也没有寄出。

克拉拉有很多事儿要做——她应该打包，列出单子，为她马上就要进行的长途旅行做准备。但是，她却坐在那里给两个连他们的名字她都不知道的古怪老人写信。

她无法把他们从头脑中驱赶走。

六点钟，天黑了，她拿着感谢卡和蛋糕——她明天可以再去买一个，或者干脆在机场买，尽管那里贵得多。她驱车回到水磨街，在拐角处停好车，向“奥斯丝”走去。

一辆小型的蓝色米克拉停在车道上——在黑暗中她也能看清那鲜亮的蓝色。今天早上它没在路上。那是一种多么刺眼的蓝色，她当时不可能没看见。她琢磨着他们自己的车现在在哪里呢，那辆红车？毫无踪影。然后她怀疑起他们到底是否有车。米克拉看上去像是一个住家的成年女儿、学校老师或公务员可能用的那种车。

窗帘拉上了，屋前没有一点亮光。她猜想他们正在厨房吃晚饭。喝茶。熏肉片和香肠，切片煎饼。诸如此类的东西。她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前，把包着塑料包装纸的卡片和水果蛋糕放在门廊里。一盆天竺葵吸引了她的目光。透过前门的玻璃，她看到一丝亮光照到门厅。她觉得自己听到了说话的声音。她想有老女人的声音，还有一个年轻点的。是她女儿的？也许只是电视上在播新闻。几乎连想都没想自己在做什么，她就往花盆里找去。她的手指碰到一个钥匙圈，就埋在盆土表面底下半寸。几乎与他们总在警告你不要做的如出一辙。两个钥匙，一个开弹簧锁，长一点的开保险锁。

她打开了厅门。

里面，正如你料想的傻呆的老东西会有的一切：墙上一个十字架，可怕的墙纸，上面是一种尖锐的、看着极不自然的草，如同一把把剑，遍布墙面。黄色的连帽风衣就挂在其中一个旧胡桃木的衣帽架上，地面是褐色的地毡。屋子里很冷。他们太穷或者太小气，没有开暖气。

厅尽头的一扇门开了，那个老巫婆走了出来。她依然穿着花园里干活时穿的裤子。但是她系着围裙——一件出奇漂亮的围裙，白底，粉红花朵，还带着饰边。显然，它是来自某个人的礼物。那是整条裙子就一只大口袋的那种围裙，老女人的这个口袋里装着什么东西，可能是衣服夹子。

干什么？

她的脸挂下来，好像是被一个叉子击中并打碎的一个鸡蛋。所有尖酸恼怒的表情崩塌成一摊惊恐。

是我，克拉拉说。在这个强势的老女人面前，她又害羞起来，就像这天早上脾气发作前的她。感觉自己傻乎乎的，她拿出水果蛋糕，递了过去：讲和的表示。她一时找不到该说的话。

老女人的脸变得很僵硬。她没有笑。克拉拉想起，她还没见到这个女人笑过。那是一桩怪事，哪怕对于一个你只遇见过两次的人。老女人抬起手。克拉拉走近一步，递上蛋糕。然而，老女人没有接蛋糕。没有。那根本不在她的计划之中。她把手伸进了她那只大口袋，拿出她藏在那里的一样东西。一把刀。

这下倒吸一口冷气的是克拉拉：干什么？

女巫冲上来向克拉拉的胸刺去。

她拿的是一把质量上乘的好刀，刀尖很锋利，她确实在克拉拉的皮夹克上扎出一个凹陷来。但是鉴于她本身的羸弱和那件紫色皮衣的厚度，她绝不可能伤害到克拉拉。

在她手里的是一把质量上乘的好刀。而当那把刀在克拉拉有力、灵巧、熟练的手里时，便轻而易举地滑入了老女人骨瘦如柴的喉咙——它划穿暴突的青筋，流畅得如同滑进煮熟的去了皮的白色土豆那般。

一摊喜庆的红花在褐色的地板上绽放。

克拉拉早已逃出门外，下了小道。她正驱车沿着水磨街开去。这时，老女人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老女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快要死在这个平常的秋夜，万圣节的前夕，而此时此刻，她的女儿正在乐购为他们的茶点采购烤鸡，她的丈夫正在教堂做夜晚弥撒。

克拉拉起床时天还很黑，但等她煮好咖啡时，天已破晓，又一个糟糕的一天开始了。雨滴打着窗，在冰冷的玻璃上变成泪水。一阵疾风把她露台上的棕榈树吹得东倒西歪，看似某个披头散发的花园巨人。

当她洗漱完毕，太阳从云层里爬了出来，把阳光洒在院子的西面，照射在被吹到篱笆下的树叶堆上。她得在走之前，把它们耙干净，如果她有机会，如果雨停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样的事以前是阿伦做的，在他们分手之前，许多个年头过去了，那时约恩才五岁。约恩从没耙过树叶，或做过任何院子里的活。孩子们知道院子不是他们的责任，不管他们做不做屋里的活。

一阵狂风把树叶吹得在院子里横冲直撞，如同骑兵在沉睡的草地上疾驰而过。

就在那时，她脑海里浮现出一个场景：那个老女人在耙她车道上的树叶，在路边堆起那些整洁的金色山丘，她丈夫在一旁帮她。她看到他们在那里，一起有节奏地行动着——老人习惯在一起干活，一起耙树叶，一起洗餐具，一起把衣服挂在晾衣绳上。他们看着像一幅宜人的田园画中的人物，有诸如《收割者》或《拾穗者》标题的画。他们像在一个金色的早晨，在西部乡下一个福地，一对一起晒干草、植草皮或采海草的夫妇。那里离这个寒冷的郊区数数数英里之遥。这个郊区看上去似乎所有的道路和房屋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恰巧落在了这些毫不起眼的田野上，离任何有意思的地方都有数英里之遥。离城数英里，离山数英里，离河流数英里。离银色的大海数数英里。

英文由作者本人译自爱尔兰语

伊尔斯·尼·德惠博纳

Éilís Ní Dhuibhne

1954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短篇包括《仙女们的助产士》、《内陆的冰》和《阿拉斯加的金子》。作品多次获奖，其中有“比斯托年度图书奖”、“爱尔兰读者联盟奖”等等。她的《舞者起舞》入围2000年英国奥兰治文学奖（the Orange Prize for Fiction），她是爱尔兰著名艺术家机构Aosdana的会员，任教于都柏林大学学院并为该校作家会员。

【注释】

[1] 每一财年年末，雇主都要给雇员发放P60税单。

酒鬼医生

Doctor Sot

[爱尔兰：英语] 凯文·巴里

李 尧 译

一月末，酒鬼医生又觉得头疼欲裂，就喝了一瓶占美臣爱尔兰威士忌止疼。小酒瓶子舒舒服服地滑落进皮包的一个小隔层里。不过，这玩意儿得经常替换才是，他便想，最好不要总是在城里同一家无牌酒商[1]那里买。于是，他把车头对准城外二十四小时开门的乐购[2]，飞驰而去。清晨，城外群山之上寒冷的苍穹被染成铁灰色。这个冬天一直凛冽酷砺，正是这样清冷、刺骨的严寒让人头疼。他那辆已经开了十一年的梅甘娜里，制热器面对严寒勇敢地震颤着，可是热力远远不够，他紧握方向盘的手指看起来就像死尸的手。他发现，小口小口地呷着占美臣可以抑制幻觉，而头疼常常是这种幻觉的前兆。

梅甘娜有个性，是个好伙伴，能吃苦耐劳，他给它取名为伊丽莎白，以纪念他的母亲。车和母亲都具有殉道者不屈不挠的精神，但都缺乏天然优势。

“有个小鬼在我脑子里乱跑呢，莉斯[3]，”酒鬼医生说，“就好像在我脑子里磨刀，这个小杂种。”

汽车驶过白夫人河上那座拱桥的时候，为了好运气，他打着口哨，吹出三拍子的小曲，很简单的调子，先挑高了，然后再降下来。他疼得龇牙咧嘴，手向副驾驶座位上的皮包伸过去，摸索着找酒瓶子。他把瓶子夹在瘦骨嶙峋的大腿之间，拧开瓶盖。仿佛命运在路面挖了个坑，坑让梅甘娜猛地颠簸了一下。这一颠，瓶子里的威士忌洒出来，溅到他的灰西装裤上。

“哦，非常感谢！”酒鬼医生说。

举起瓶子之前，他检查了一眼车里的镜子。很清楚。镜子里只有他自己的一双眼睛，他舒了一口气。清晨，镜子更烦人。他把瓶子里剩下的那点威士忌喝光，顿觉一股活力流遍全身。他顺手把空瓶子扔了回去。

“又牺牲了一个战士，莉斯。”他说，撅起灰白的嘴唇，吹出一首举行葬礼时演奏的死亡进行曲。

这个平常日子的上午十一点，乐购超市一片寂静。在酒鬼医生看来，这种静谧怪怪的。走过空无一人的过道，货架子上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商品让他望而却步。他觉得自己就像世界末日大灾难后劫后余生的孤独的幸存者。若真是那样你该怎么办？即使遍地都是无花果夹心面包，也不会给他什么慰藉。怀着这样一种阴郁的心情，他走过摆放袋泡茶的架子，结果碰得那些盒子满天飞。他好不懊丧，连忙蹲下来，手忙脚乱地重新把那些袋泡茶盒子摆回先前那个三角形。他突然觉得一股热流从大腿根渗下，连忙使出浑身解数，使劲往回憋。

“这茶不错。”他说。

渗出来的尿不多——谢天谢地——那一盒盒茶叶也终于重新摆好了。他继续往前走，尽量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从放面包的架子上取下一块巧克力蛋糕，准备带回给妻子莎尔。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他又往筐里放了一瓶漱口水，一包家庭装的绿薄荷口香糖，八瓶占美臣威士忌。这时候，他的一个病人提姆·兰伯特从另外一条过道那边转了过来。他呆头呆脑，手里拿着一盒卫生间用的形状像鸭子的空气清新剂。

“怎么样，奥康纳医生？”他问道。

酒鬼医生把筐放到地板上，像拳击运动员一样摇晃着身体，弯腰曲背，做个假动作，猛地朝那个老头的脑袋上方打过去。

“你要倒下去了，你要躺着动不了了，兰伯特！”他大声说。

兰伯特瞄到了医生筐里的东西，咧开大嘴笑了。酒鬼医生提起筐一本正经地往前走，刚才的幽默已经荡然无存。让人欣慰的是，兰伯特的肺熬不过这个冬天——他不是瞎说。哦，他对别人背后叫他什么一清二楚。他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的另一个老年病人丽塔·克瑞安脑子糊涂了，忘了他那个绰号是带有污蔑性的，不能当面叫。

“今天天气不错呀，酒鬼医生。”他上门看病的时候，丽塔老太太总是这样哑着嗓子说。他一肚子火，给她量血压的时候，就想把带子缠得紧一点。还没到收银台之前，他真想打开瓶子喝一口，可还是强忍着没有喝，任凭那个小鬼捣乱。

“你应该穿件好裘皮大衣。”他对站在收银台旁边的姑娘说，“外面猴儿冷。”

但她是东方人。在她面无表情地扫着他要买的东西时，他才意识到裘皮大衣也许有点贵，这个词恐怕在她的字典里很难找到，更不要说“猴儿冷”了。

“穿上裘皮就像狗熊。”他说，“我是说，为了御寒。瞧！我就是个熊爸爸，裹在可爱、温暖的裘皮里！”

他张开双臂，乐呵呵地拍打着肚子两侧，让那个姑娘看熊爸爸多么暖和舒适。

“五十三欧元八十九分。”她说。

回到梅甘娜里之后，他拧开酒瓶盖，美美地喝了一口，疼痛不那么剧烈了。他看见一辆破破烂烂的运货车哼哼唧唧、跌跌撞撞驶进停车场。这辆车虽然刷成霓虹般的颜色，但遮挡不住它那破烂的真面目。开车的是个留着辫子的年轻男人。许多小孩儿，都剃着光头，挤在仪表板和挡风玻璃前面，不停地扭动着身子。那个男人从车里爬出来，打开侧门。从车里一下子涌出更多剃着光头的小孩和留辫子的成年人。酒鬼医生意识到，这些人一定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些“新时代旅游者”。他们驻扎在城那边的大山里。如果他能想起来的话，应该是博山。他们穿着脏兮兮的、五颜六色的衣服，很大的军用靴子，脸上贴着金属片儿，走过停车场的时候，就像一支杂七杂八的游行队伍。司机还站在货车门旁，向车里的人分发百元大钞。一个年轻女人探出脑袋对他说了点什么。他生气地嚷嚷着，比比画画，跟在那些旅游者身后，走过停车场。她在车里又待了一会儿才下来，斜倚在车身上，从烟荷包里取出烟丝卷烟抽。酒鬼医生屏着呼吸看她。她非常漂亮、活泼，也梳着辫子，高高地盘在头顶。穿着条纹紧身裤，塞在靴子里。她感觉到他在凝视她，也对视了一眼，微笑着朝他招了招手。他猛拍一下酒瓶子，开车离开了。

人人心中有色狼——酒鬼医生对此心知肚明。虽然不知道那色狼什么时候会来袭击我们，但那些家伙迟早会张开血盆大口，满嘴锯齿獠牙、流着哈喇子扑过来。唯一永久的假象是爱造成的幻觉。因为成天看病，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和这个年轻女人瞬息间的目光交流却让他精神振奋。刹那间，那种假象重新构建起来。酒鬼医生还没有驶过白夫人河上的拱桥前，脑子里就想出一个计划。

白铁匠们——老一辈“旅游者”们——都说，这条河的这个渡口是个很吉利的地方，因为拱桥岸边有一棵已经几百年的山楂树。酒鬼医生只要有吉利事儿绝不会错过，又吹着三拍子小调的口哨，驶过拱桥，回到城里。他的居所兼诊所建在一块很整洁的玄武岩台地上。这个地方在城里小有名气。那是他行医鼎盛时期买的，当然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时价格很便宜。他出身寒门，过去住在地方政府建造的简易住宅里。母亲百折不挠，硬是供他上了大学。酒鬼医生现在依然喜欢他这幢房子不事声张的气派堂皇。三级石头台阶直通房门，上面九个扇形窗，走廊都是上好的镶木地板。对于自己这个家的种种细节他特别中意。尤其今天，他心情很好，兴致很高——而对于这种好心情来源的歉疚之情还没有开始渗漏。

对于酒鬼医生来说，细节很重要。像酒鬼医生这样的人，活到五十九岁，一定是掌握了生活的秘诀的。这个秘诀就是，我们一定要从事物的“前景”中走出去，退后一点，脑袋里装着最精确最微末的细节，然后在那景致最僻远的角落绘图着色。快乐的莎尔就是一切的“前景”。

“哦，别了！是的，别了！哦，所有那些虚情假意的爱人们，别了！”酒鬼医生踏着舞步转进厨房，一只手像吟游诗人那样挥舞着，另外一只手紧攥皮包。莎尔看见他便咯咯咯地笑，高兴得满脸通红。她扔下手里那本系列杀手小说，从火炉旁边那张粉红色小沙发里跳起来。

“你永远猜不到！”她大声说，“他把那人的脑袋带走，埋到了沙漠里！”

“就是他在卡车加油站碰到的那个妓女？”

“没错儿。”她说，“他把脑袋放到冰箱里，可是开始发臭了。”

“邻居们或许会有所警觉，莎尔。”

“为安全起见，他要挪个地方，”她说，“他要去塔尔萨[4]。吃火腿三明治吗，亲爱的？”

“行呀，填填这个窟窿吧，莎尔。”

“再来杯啤酒？”

“好呀，能赶跑我对上帝的恐惧。”

他们拥抱了一下。酒鬼骨瘦如柴，莎莉肉乎乎、粉嘟嘟、暖融融。

“动作快点儿。”他说，“我有点不赶趟了。到诊所前还得打个电话。”

“是吗？”她说，“打电话？”

她已经在切面包了。最近没有多少电话。

“我要给卫生管理委员会打个电话。”他说。

她打开冰箱，取出火腿、黄油和那罐史密斯维克啤酒，快活得像只老母鸡。她总是那么好脾气，总是坚定不移地认定，如果时光能改变她丈夫什么，那便是一年比一年更了不起。

“他们又让你给那些流浪汉看病吗？”

“不是，”他说，“我只是对那个援助项目有点想法。”

他从她递过来的杯子里喝了一口啤酒。一双眼睛从啤酒沫子上抬起，目光中不无歉疚。

“他们总不能强迫你吧，卡尔？”

“当然不会，宝贝儿。我只是在想，也许我推掉那事儿太匆忙了……也许我应该，你知道，做点儿回馈社会的事情？”

他的眼睛布满血丝，心怦怦直跳！酒鬼医生匆匆忙忙喝完啤酒，盘子里的三明治动也没动。到诊所看病前，他需要花五分钟的时间用漱口水和口香糖清理嘴巴。他得再挤出五分钟给卫生管理委员会打电话。最后一口啤酒下肚之后，他觉得后脑勺又针扎似的疼，怕她看见自己那副龇牙咧嘴的样子，连忙走到水池子那儿。他眯细一双眼睛，向晴朗的天空望去，看见朵朵白云像长了翅膀的各类造物，幻化成各种形状。他又飞快地转过脸，看着莎尔。

“服务！”他大声说，“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什么时候发生过变化？”

“你说呢，亲爱的？”

明白他一定有了什么美妙的想法，莎尔敬畏地张大嘴巴。

“也许正是你所需要的！让你走出自我！”

她这位英雄气概十足、头脑复杂的丈夫怎么想、怎么做，莎莉都觉得没错儿。她很快就忘了酒鬼医生历险记的细节，没等他走到门厅角落打电话，就已经深深地陷在粉红色沙发里，沉湎于她那个前往塔尔萨的杀人狂的故事。那个家伙一边吃什么东西的内脏一边开着汽车在柏油路上疾驰。

“显然，卡尔，你当志愿者，我们都很高兴。”

“我觉出你接着要说‘但是’了。”酒鬼医生说。

卫生委员会那个曼尼恩是个没有什么城府、很容易被人看透的家伙。他那个所谓“援助项目”只是想招募些留着冲浪运动员那种头发、只会咧着嘴傻笑的年轻人。酒鬼医生气得大声叫喊：

“三十五年的经验！我想奉献给你们！曼尼恩先生，我主动提出参加你们那个该死的援助项目！正如你们要求的那样！”

“卡尔，那只是个广告，传单。只是对志愿者一般性的号召。那是三个月前的事。现在已经有点眉目了。所有不完善的机构都配备了服务人员。社区中心研讨班也得到很好的关照。我们有两个小伙子……”

“那些新时代旅游者呢？”酒鬼医生问，“谁为他们提供援助服务呢？”

“你是说博山上的那些人吗？”

这下他无话可说了。曼尼恩不得不承认，事实上没有人把这些所谓新时代旅游者列入援助项目表。

“他们是动物吗，曼尼恩先生？”

“哦，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要得到什么利益的话，应该有相应的资格，可是……”

“可是，可是，可是，曼尼恩先生！”

曼尼恩叹了一口气，最后只得同意对新时代旅游者做一番评估，看看他们是否有资格列入援助项目。“与此同时，”酒鬼医生说，“毫无疑问，去向他们表示友好，介绍一下自己是谁，不会有什么坏处。也许还可以给他们发放一些关于营养方面的小册子，介绍一下衣原体疾病，或者诸如此类的其他疾病。”

“你想怎么做都行，卡尔。”曼尼恩说。根据酒鬼医生的经验，你给人家打电话的时间越长，越容易达到目的。“我上博山走哪条路最合适，曼尼恩先生？”他的诊所从中午到下午两点开门。和以往一样，进展得很慢。只有一些老人和听天由命的人还光顾奥康纳诊所。诺茨家的女主人冬天刚死了一对双胞胎，这次又来看嗓子。不过她的心情比以前好了许多，说话的声音显得和蔼可亲。艾丽·特罗伊脸色灰白，一副心脏病患者的病容，她已经七十二岁了，从四十岁起就这副病恹恹的样子：可怜的艾丽只能慢慢等死。酒鬼医生对伯德·马吉说，喉咙疼是气候的原因。看病的时候，他的脑袋不太疼，但他总是小心翼翼，不去凝望外边惨白的天空。最后进来的是汤姆·菲尼。他是个吊车司机。

“是下边那家伙，奥康纳医生。”

“你是说，汤姆……”

“没错。”

“他不干你要他干的事儿，对吗？”

“不是这事儿。”

“是吗？”

“恰恰相反。”

“哦？”

“我的问题是，”这位六十岁的吊车司机说，“总是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

酒鬼医生给他开了一个星期的安定，建议他再培养一项新的业余爱好。两点过五分，他回到厨房，吻了吻莎尔，告诉她，他要出去办事儿。

“援助项目，莎尔！”

“这些该死的家伙，使唤你倒够快的！”

“等喝下午茶的时候，我肯定回来了。”

“路上当心点，老宝贝儿！”

汽车驶过那座桥，他吹着两高一低三拍子的口哨，驶上公路旁边的小路。小路变成小巷。穿过小巷，前面又是一条小路。这条路变得越来越窄，最后成了一条车辙交错的小道，宛如走兽踩出来的山间小径。突然，眼前一亮，汽车驶进一片开阔地。酒鬼医生手握梅甘娜的方向盘，爬上那道高坡，但伊丽莎白显得很吃力。高高的山野有它自己的感觉。午后的阳光依然明亮，汽车驶进铁灰色的风景之中。酒鬼医生对灰蒙蒙的页岩深浅不同的色调很是警觉。从下面看，这里的山石阴郁可怕，可是等你上来，置身其中的时候，却看到它们熠熠发光。现在，高山之上，眼前一片空阔，下面山谷里水光潋滟。金雀花已经凋谢，只留下冬日的枯黄。那条车辙遍布的小路来了个急转弯，一群瘦骨伶仃的狗突然冲过来，宣布旅游者们的宿营地就在眼前。梅甘娜正中下怀。

“从容点儿，莉斯。”酒鬼医生说。他手握方向盘，引领着这个老姑娘从狗群中穿过。

突出在地面之上一层层巨大的页岩为宿营地挡住西边吹来的寒风。就像有那么多瘦骨伶仃的狗一样，这儿有那么多脑袋溜光的孩子。已经成年的旅游者躲在后面，警惕地注视着这位不速之客。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往前凑了凑。营地里有个类似圆锥形帐篷的玩意儿。里面有一台发电机，不停地震颤着，发出突突突的响声。乌鸦在周围跳来跳去。岩石旁边的小树丛上面搭着防水油布，那便是他们遮风挡雨的简陋的家。有一辆马拉的拖车，拖车上还有烟囱，旁边停着那辆刷成彩虹色的破旧货车。那儿还有两辆锈渍斑斑的大篷车。酒鬼医生从他那辆梅甘娜里往外爬的时候，孩子们和狗都围拢过来。脚下的地很瓷实，很坚硬，冰雪几个月也融化不了。那些孩子们瞪着小眼睛，虽然活泼，但不招人喜欢。那些狗一定是外来的品种，很瘦，黄皮，脑袋很长，就像噩梦里的狗。

“啊，让我下去！看在上帝的分上。”

每天五份水果蔬菜立刻不再属于讨论范围。即使到了遥远的纳米比亚，其异国风情大概也莫过于此。先前开货车的那个年轻人拨拉开那群好似狂吠的小孩和仿佛哈哈大笑的狗，走了过来。

“这位是？”他说。

“卡尔·奥康纳医生！”酒鬼医生大声说，“西北卫生委员会派来的！”

“哦，是吗？我是约克西。”

“援助项目！”酒鬼医生叫喊着说，“欢迎来到博山……约克西？”

年轻人没精打采地甩了一下满头辫子，又懒洋洋地把耷拉到脸前的一缕头发拢到脑后。他面部轮廓分明，但是满脸菜色，一副昏头涨脑的样子。

“我是来讲营养方面的事儿的。”酒鬼医生说，“我是来讲性病的事儿的。”

“你是不是尿裤子了？”约克西说。

又来了好多成年人。他们赶跑小孩子，踢跑狗。那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没有来。酒鬼医生置身于小辫林立的森林里。他把皮包挡在小腹前面。真的有尿往外滴答。

“援助项目的目标是，”他解释道，“哦……提供服务给……”

他本来应该专心致志于传单上写的那些事儿，应该学会点儿方言土语。旅游者们只是心不在焉地微笑着看他。不能说他们不欢迎他。他们说的基本上是英语，调子像是西南地区的人。

“在德文郡，也有这种事儿。”约克西说。

他给酒鬼医生倒了一杯绿茶。他们已经回到那个马拉拖车里，在烧泥炭的炉子旁边坐定。年轻人的全称原来是“喧骚约克西”。

“喧骚，约克西？怎么叫这么个名儿？”

“因为我会来喧骚。”他说，“一个喧骚歌手，就这么回事。”

“给他来段喧骚，约克西！”

“有点早。还不到时候，对吧？”

营地里的这些成年人很喜欢听酒鬼医生聊天。有六个人挤到马拉拖车里，围坐在他身边。他这一来，打破了他们的无聊与沉闷。郊区生活和英国城镇的单调造就了这种沉闷与无聊。酒鬼医生发现，很难将他们区分开来，甚至连他们各自是男是女也分不清，不过他很清楚，那个美人儿不在这里。他让他们觉得趣味盎然。他们有时候虽然打着呵欠，沉默几分钟，但看得出，都压抑着心头跃动的快乐。这当儿，他就讲每天吃五份新鲜水果和蔬菜的重要性。

“你们的花椰菜营养价值很高呀！”他说，“吃一小把，这就是一份。五份里的一份。”

他还说到油脂多的鱼，比方鲭鱼，因为富含深海鱼油欧米伽-3[5]。

“从地面控制到深海鱼油欧米伽-3。”约克西说。

那些旅游者抽自己卷的烟，喝绿茶。因为这不是援助项目正式召开的会议，更像是破冰之旅，酒鬼医生便觉得没有道理不再在茶的基础上加点什么更有劲儿的玩意儿，于是打开皮包，眨了眨眼，掏出满满一瓶酒。

“喝点这玩意儿？”他悄悄地说，“疗效相当好呢！”

“他们知道你跑出来，到这深山里转悠了吗？”约克西问道。

等第二瓶酒又转了一圈之后，旅游者们出于礼貌，已经拿出一罐罐从超市买的自有品牌熟啤酒和装在大肚瓶子里的苹果酒。他们问酒鬼医生，皮包里有什么药丸。他笑了笑，没置可否。

“你们只有六个人，是吗？”他问道，“只有六个成年人，对吗？”

“哦，还有玛戈。加上她就全了，不是吗？”约克西说，“玛戈在她自己的窝棚里待着呢。”

“哦？”

“她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是吗？”约克西说。

不一会儿，酒鬼医生俨然成了这个宿营地的一位成员。旅游者们几乎忘了他的存在。他们出出进进，去照料孩子和狗。他们抽着自己卷的烟，里面还放点捣碎的树脂。他们喝着熟啤酒和苹果酒。他们也不会拒绝占美臣威士忌——酒鬼医生又从他那辆梅甘娜里拿出几瓶。不过，他们现在的谈话已经不再围绕这位不速之客。他们睡眼惺忪，谈论怎么做萝卜泥，谈论怎样修理那辆货车，还谈论了好长时间23这个数字的特殊含义。

“为什么这些孩子没头发？”酒鬼医生问。

“傻瓜。”约克西说。

约克西卷起他那件军用衬衫的袖子，让酒鬼医生看先前打针留下的针眼周围的脓肿。酒鬼医生让他去诊所好好检查一下，而且告诉他免费。约克西最终同意来段喧骚表演。一个满头辫子的家伙打着手鼓，约克西半是高歌，半是叫骂。酒鬼医生对他唱了些什么、骂了些什么一概不知，但听出他不时重复“耶和华·拉斯特法里”、数字23和“乔治·布什”。唱到 “乔治·布什”的时候，声调、语气更是咄咄逼人。

夜幕降临。酒鬼医生在拖车后面坐着，脑袋一点也不疼了，迷迷糊糊梦见那个名叫玛戈的女人。有人递给他一碟用咖喱粉拌的菜。

“我真该走了。”他说。

吃了东西，他觉得头脑清醒多了，拿起皮包，准备出发。狗、孩子、大人都在黑暗中围着他，等他爬进那辆梅甘娜。

“还是受过教育的人嘛。”约克西说。

大伙儿都笑了起来。酒鬼医生也和别人一样，放声大笑，直笑得哭了起来。发动伊丽莎白的时候，他眼里充满幸福的泪水。他一下子把车开到沟里。剧烈的撞击让他完全清醒过来。旅游者们七手八脚把他从车里弄出来。开了十一年的梅甘娜这下子完蛋了。他把剩下的几瓶威士忌和给莎尔买的、却忘了给她的巧克力蛋糕都从车里拿出来。

“可怜的莉斯，”他叹了一口气说，“可怜的莎尔。”

他一屁股坐在营地很瓷实的泥地上，掏出手帕，捂住出了血的脑袋。就像死了一位年事很高的亲人，虽然痛苦但也有点被解脱的感觉。

“我们能帮你点儿什么忙呀？”约克西问。

半夜三更，他们那辆小货车也派不上用场，只能等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平平安安开下山。酒鬼医生只能在这儿过夜了。旅行者们借手机那点儿亮光在营地周围找路。在笼罩大山的一片黑暗中，那亮光像细小的针孔。酒鬼医生用自己的手机给莎尔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困在博山里了，第二天早晨才能回家。莎莉一点儿也不着急。她早就习惯了他的历险记和突然从眼前消失。酒鬼医生连续几天不回家是常事。他经常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躺在城西北什么地方的沟渠里。有一次他早晨醒来，发现在吉尔湖岸上一条底儿朝天的小船下面躺了整整一夜，一条裤腿精湿，另外一条还滴水未沾。他一直都没太明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相比之下，今天夜里的食宿条件一点也不差。他被带到一辆锈渍斑斑的大篷车里。这些旅游者原来睡得很早。九点钟，山坳里就漆黑一片，只有天空点点寒星闪着微光。光头小孩儿和那些充满异国风情的狗以及他一起四仰八叉躺在大篷车里，都睡得很香。酒鬼医生又嘴对着瓶口喝了一口威士忌，向宿营地张望着。巧克力蛋糕还没有吃，装在一个白盒子里，放在他膝盖上。他的眼睛渐渐看出夜色中影影绰绰的山影、树影。他看见那个漂亮的年轻女人从乱石旁边的树丛中走出来，哦，别了，所有那些虚情假意的爱人。她蹲在地上撒尿，条纹紧身裤褪下裹着靴子。酒鬼医生等她撒完尿之后，从大篷车里悄悄地爬出来，关好身后的门。听见他走来，她转过脸来瞧着他，微笑着。那平静的笑容立刻让人觉出她是个精神病患者。

“你不去我的窝棚里看看吗？”她说。

“好呀，玛戈。”酒鬼医生说。

“你还知道我的名字呀。”她说。

玛戈的窝棚一边是搭在柳条地铺上方的柏油帆布，另外一边是页岩组成的石壁。玛戈在石壁上画了一些长着翅膀的巨兽，还写了不少数学方程式。

“很快就画完了。”她说，“我画完了后再画。”

“你每画一次，都包含新的内容，传达新的知识，玛戈。”酒鬼医生说。

玛戈的窝棚很暖和，里面生着一个大肚炉子，烟气从柏油帆布上面一个窟窿排出。窝棚靠一盏使用电池的灯照明，用画板当地板。

“你得把画板铺到地上。”她说，“铺上画板，潮气就不会上来。”

“没错，这办法管用，玛戈。我们都不想让潮气上来。”

“问题是，”她说，“你刚把画板铺好，耗子就在下面跑起来。你猜我怎么办？”

她把脑袋探过去，从一个缝隙往窝棚外面看了一眼，拉了拉酒鬼医生的胳膊，他也拉了她一下。

“铁丝网。”她说，“我用铁丝网堵住了画板之间的缝隙，这下子，耗子就不会到处乱跑了。”

“心也就安静了，玛戈。”

他们一起吃蛋糕。她让他看她列的方程式。玛戈正致力于对时间和记忆的真正性质的推测中。她认为这些难以把握的实体都呈弧形存在，而这些弧形相互之间又呈弧形背离。她是通过长期研究用来打地铺的柳条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些弧形相互背离的性质就是我们得病的原因。她也许说得很透彻，酒鬼医生想。他起初说不清她那些方程式的数字从何而来。后来才意识到，是那些长翅膀的巨兽伸出爪子带到博山的。

“你服药吗，玛戈？”

“毒药？几乎不。”她说。

“喝点这玩意儿吗，玛戈？”

“不了。”她说，“和我不对路。”

他们背靠石壁并肩坐着。她拽过一条毯子盖住她穿条纹裤的双腿，也让他盖上。他拎起一角，把脸凑过去闻了闻。毯子散发出一股小孩子用过的味儿：放久了的甜面包干和热牛奶的味道。

“你睡觉好吗，玛戈？”

“白天睡得更好点。”她说。

过了一会儿，她还是闭上了眼睛。酒鬼医生从毯子下面很轻很轻地把手伸过去，放在她脸上。他感觉到她的皮肤下面仿佛有小火苗在燃烧。她睡得很轻，眼睛闭得不太紧，这时眼睫毛可爱得难以言说。如果酒鬼医生能把这些小火苗取出来，和自己的火苗一起放到掌心，那可就太棒了！

峡谷里，乌鸫对着冬天的夜幕歌唱。白夫人河在拱桥下静静地流淌，流过那棵山楂树。等到晚春，这棵树花满枝头，就会保护我们。小城已经进入梦乡，可是台地上那幢房子的厨房里，莎莉还坐在粉红色的沙发里。她张开嘴，发出宛如野兽的叫声，似乎想吞噬黑夜。担心丈夫一大早就回来，她要去把屋子里的镜子都用布蒙上。

凯文·巴里

Kevin Barry

1969年生于爱尔兰利默尼里克。他是格拉斯哥《星期日先驱报》和科克《爱尔兰检查报》的专栏作家。他的短篇小说集《小小王国》（There are Little Kingdoms）获2007年“爱尔兰‘维护者’文学奖”，入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他的长篇小说《波哈尼城》（City of Bohane）于2011年出版。他撰写的小说发表在许多报刊和文集里。比如：《纽约客》、《凤凰爱尔兰最佳小说》、《爱尔兰短篇小说选》、《都柏林观察》等。他也写剧本、电影剧本、散文。他还将绘画故事和木偶剧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他现在居住在斯莱戈县和都柏林。

【注释】

[1] 无牌酒商（off-licence）：未经许可贩卖含瓶罐装酒精饮料的商店。

[2] 乐购（Tesco）：英国最大的零售商，世界三大零售商之一。

[3] 莉斯（Liz）：伊丽莎白的爱称。

[4] 塔尔萨（Tulsa）：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东北部一城市。

[5] 欧米伽-3（Omega-3）：为一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常见于深海鱼类和某些植物中，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

人之空洞

Holes in People

[冰岛] 克里斯滕·艾丽克丝多蒂尔

庄 焰 译

一

那是礼拜天，爸爸礼拜天一般都歇着，一整天穿着斑点图案的运动服窝在客厅里，听听唱片，看看科幻小说或者音响杂志。不喜欢别人打扰。

我记得他的头发，给染黑了。他早晨会用发胶和摩丝梳头；嘟嘟囔囔地梳他那乌黑油亮的密发。他的皮肤苍白松弛，就好像除了松糕什么也不吃似的。

那个礼拜天，哥哥和妈妈都在家。他坐在客厅里，穿着工装裤，不修边幅，听着唱片翻看报纸。突然他叫我过去。我正坐在门廊地板上玩我收集的扣子——我把它们都装在一只印着埃及木乃伊图案的长方形锡盒子里。他吓了我一跳。我到客厅找他，他摸摸我的头发。

咱们到外边花园去吧，他说。

那是夏天，草坪嫩绿，刚刚修剪过，喷头绕圈喷着水，刷了新漆的栅栏很漂亮。一个戴头盔的人，自个儿在两栋房子之间的停车位那里骑着BMX自行车。爸爸去车库拿了一把铁锹，开始在院子中间挖坑。

咱们要挖宝吗？我问，突然有点担心我收集的扣子，可他没有回答。

看我挖，他气喘吁吁地说，我就等着，眼看爸爸渐渐消失在洞里，铁锹舞动，泥沙俱下。

我闹不明白，不知道爸爸挖坑要干吗用，要往里头埋什么东西，又为什么要埋。

等到那个坑跟爸爸一边深，墓穴长短，挖出来的土跟我一样高的时候，爸爸爬了出来。他汗流浃背，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现在轮到我把坑填上。

可是爸爸，我问，不先放点什么进去吗？

他摇摇头，抱紧双臂；我开始往坑里填土。

我还记得，自己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往一个空的坑洞里单单就填上土和虫子。

松土比实土更占地儿，等我填完土，院子中间有了一个坟头。

我们回到屋里，爸爸回客厅看他的杂志，我用盒子里的扣子玩起打仗游戏。

这就是爸爸失踪前的一天。夜深了，妈妈给爸爸的同事打电话得知他白天也没有去上班，我们这才意识到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才六岁，没有马上闹明白出了什么事，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会离开，为什么那样消失。但我记得大家都在找爸爸——先开始找他，后来找线索。有人把花园搜了个底朝天。我还记得。草坪全都被铲翻了。

人们在我家附近的沼泽地里追踪。那是在夜里，他们拿着手电筒打着灯笼，我能从卧室窗户看见他们。没有人呼喊爸爸的名字，这让我觉得奇怪。这些暗夜中跃动的光亮和静默。

爸爸失踪一个月以后，哥哥找到了第一条线索。真不晓得他为什么会把手伸进厨房水槽下的管子里。也许是直觉，也许是水槽堵住了。

反正他把手伸进了那个老旧、恶心的塑料水管；一条突出来、割破了没用的管子。

他找到的线索，是爸爸小时候和爷爷奶奶去摩洛哥时买的一个小盒子。像瓶盖一样小，用抛光的薄木头做成。盖子上的图案掉了，谁都不知道是什么。哥哥打开盒子，里面有一张小条。爸爸在小条上用印刷体写了一个词：EITUR——“毒药”。

妈妈又开始哭了。她都不怎么像爸爸刚失踪那会儿那样哭了。

可是哥哥给她看了小盒子之后，她拉上帘子，把自己锁进卧室，又发出了让我和哥哥都难以承受的痛苦啜泣。

我们坐在房子旁的秋千上，研究这张纸条，抬起来对着阳光，看爸爸有没有用无色墨水写了什么，但只有那一个词。EITUR。

哥哥快十岁了。爸爸失踪以后他性情大变。他不再欺负我了，我觉得这个挺好，但我怀念他的笑容，还有傻乎乎的笑话。

他现在变得严肃起来，好像要装成个大人。要是我招惹他，他绝不会生气，只会低声告诉我不要胡闹，让他清静一会儿。

爸爸会不会服毒？他问，脸色变得苍白。我摇摇头。

不会，我说。他坐船起航去了百慕大三角区，身陷沼泽，然后让水虎鱼活活吃掉了。

爸爸失踪导致的严肃让我觉得很无聊，他走以后，家里就是阴沉沉的，连玩都不许了。哥哥狠狠地扇了我一个嘴巴，站起身快步朝家的方向走去。

我找到了第二条线索。哥哥很沮丧，他找遍了全家，想找些线索却一无所获。

我在烤面包想找果酱的时候，看到了一条胶带。

胶带很宽，和木屑板一个颜色。我抠起一角把它揭了下来，那下面是一个洞，在胶合板上，顶针大小。我把指头伸进洞里，把里面的什么东西抠了出来。一个小团。

我把小团偷偷带回卧室，放在桌上，然后拿出从爸爸屋里偷来的放大镜。我把灯光对着小团，小团像块金那样斑斑点点，我把放大镜举到了眼前。

看起来像是干透的糨糊，不过里面有什么东西。我用手指头揉搓，然后发现一个小小的硬球。在放大镜下，这个小球呈现出又蓝又绿又白又棕的颜色，一个地球仪。毒药，地球。我想找出这两个线索之间的联系，但毫无进展。

哥哥回来之后，我给他看了我的发现。他用放大镜仔细研究了这个线索，然后看着我，一头雾水的样子，似乎更沮丧了。

第二天，等他振作起来之后，我们把地球仪放进摩洛哥小盒子，哥哥的脸色又变白了：

爸爸会不会在摩洛哥服毒？他问。我决定不置一词。

我们把线索放进一只鞋盒，然后藏到哥哥屋里那个架子的最高层、妈妈存放的一堆旧布片和缝纫用品后面。我们没有跟她说起任何关于线索的事，只字不提。

在收集到足够线索弄清楚爸爸到底出了什么事之前，这会是我们的秘密。我们意识到没有人会把这些证据当回事，反正哥哥是这样说的。

人们不理解爸爸的想法，他说，我就思索着那会是什么，爸爸怎么想。

爸爸失踪之前，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在一个很大的收账代理商那儿干活。他晚上筋疲力尽地回来，我和哥哥都尽量避免吵到他或者让他心烦。要是我们忘了，吵闹不止——他失踪之前我们有时候会那样——他就扯开嗓门，摔门。

有一次他使劲推搡哥哥，毫不留情地摇晃他，然后哥哥把自己锁进了厕所。我站在门外，轻轻敲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知道哥哥难过了，而他难过时我也会跟着难过。

通常，在发现证据之间都有很长的间隔，但有时候又会一连找到好几个。第二年我们又找到了证据——在墙缝里，在家具的折隙中。

最后一个被稳妥地粘在一个破灯罩里，我在车库里找到的。我撕掉胶带，一张照片掉在我腿上。那是在辛格维尔湖[1] 照的，是哥哥和妈妈。

照片里，他们站在游廊上，就在爸爸的公司每年夏天租给员工的夏季小屋外。他们脸色肃穆，在刺眼的阳光下眯起眼睛，脸上形成对比强烈的阴影。哥哥只穿着内衣，婴儿的小胖肚鼓鼓的，抓着一只毛绒玩具。

妈妈瘦骨伶仃，她的直发梳成了发髻，前额上有几缕刘海。她看起来很温和，穿着一件浅粉色的夏装。

看到照片里的妈妈，我难过极了，觉得她几乎是要消融进那阳光里。都怪我。我们一点都不乖，哥哥和我，妈妈无计可施，好像没力气照顾我们，训我们，管我们。

我把手伸进灯罩里，摸了摸，又找到一条胶带，另一张照片。

先开始，我没有看懂照片里是什么。最后终于弄明白了，这曾经是一张我在摇篮里的照片。爸爸用修正液沿着婴儿身体勾勒出线条，然后把里面涂满了。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用修正液，白底上的白字：EITUR。

这个词在我脑海里混成一团逐渐变形。Inga Rut Ellieadóttir——我的名字。EITUR。我的名字。我蜷缩成一团哭起来。终于明白爸爸失踪是因为我，因为我是毒药。

过了好几天，我才给哥哥看了照片。

一天晚上，哥哥在乐队合练完回到家，心情好极了，自己做了个三明治，响亮地吹着口哨。

他在厨房桌边坐下，开始吃三明治。我坐到他对面，把照片摆在他眼前，告诉他我在哪儿找到的，他不再咀嚼。

他举起它们，每个角都摸了摸，又扔回桌上。我又一阵内疚，为破坏了他的好心情。

你不明白吗？我说。是我的名字。EITUR。

哥哥睁大了眼睛。算了吧，他说。老头子下地狱了，他没准正在泰国什么地方烂醉如泥呢，他不在乎咱们，让他见鬼去吧。

二

爸爸失踪很久以后，我站在自己住处的客厅里，举着菜刀对着我的男朋友。

他把我手里的菜刀打飞，踢到角落里，举起我扔到屋子对面，我落在鸡尾酒桌上。

玻璃和瓶子碎了，碎片飞散，邻居报了警。他们十五分钟后赶到。我浑身是血，男朋友正用碎布条包裹我脚踝上一处很深的伤口。

他们琢磨该拿我们怎么办的时候，其中一个到厨房四处查看，结果在橱柜里找到氯胺酮[2]，那是我们替一个正被短期拘留的朋友保存的。我们被捕了。

男朋友被判犯有多项小违法乱纪的罪名，我却被法官送进了戒酒治疗组，几个月后我还算清醒。社会服务部门用打折价给我推荐了一个心理医生，我一周到这个女人那儿去一次。我一进候诊室就泪流不止，第一次去几乎一直在莫名其妙地抽泣，一边用她满怀同情、及时递过来的纸巾擤鼻涕。

她对爸爸很感兴趣，那些线索，我哥哥，妈妈，我全盘托出，把自己记得的所有事情都跟她说了。

十三岁以后我差不多天天喝酒，坏事做尽。按心理医生的话说，被捕的时候，我处在某种惊厥状态中，求生意识淡薄。

我觉得自己一无所知，一事难成，也无以为生。

心理医生要我理清思路，找出一些自己擅长的事情，可我脑中一片空白。

最后，我跟她说自己当妓女应该不错，我一直都擅长让男人觉得自己重要。

她没有回答。只是在她的小本子上记录着，继续谈爸爸。她脑子里全是爸爸，似乎认为我全部问题的答案从根本上就在于琢磨爸爸为什么失踪。

慢慢地我真的见好了，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我渐渐对摄影产生兴趣。她说我的语言生动，看待世界的视角独特，建议我买一台照相机。她完全正确，我对光和色彩非常敏锐。

这么多年不通音讯，现在我和哥哥又联系上了。他住在丹麦，结婚，有了孩子，当网站设计师。他和我完全相反，他学习好，有责任感，充满上进心。

保持清醒两年之后，他鼓励我申请哥本哈根的一所摄影学校。

我被录取了，搬去和哥哥一家住，上学，照顾我的外甥们。妈妈的来访也频繁起来，最终在哥哥家附近租了一间公寓住下。我们又成了一家人。

我们从不谈及爸爸。事隔这么久，我们还是无法触及这一主题。我们三人中间的人形空洞。

是我找到他的。我们的相逢是那种无法解释的，偶然事件，就像我小时候把手指戳进墙上的小洞，找到他留下的东西一样。一个词或者一个米粒大小的骆驼。

那个骆驼半裹在口香糖里，黏在一把餐椅下面，那是在他失踪整整五年之后，我把椅子往桌边拽的时候偶然碰到的。

我漫无目的沿着港口往下走，想拍些照片。一艘大船正在卸载集装箱，其中一个集装箱上贴了一张骆驼图片，那艘船标明是从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驶来的。

我拍下了那个集装箱和大船，根本没有回想起摩洛哥盒子和米粒大小的骆驼。接着我看见码头上的人打开了那个集装箱，然后捂上了鼻子。

我不知不觉靠上去，也闻到了。

那是好几个月无人打扰的地方的那种味道。爸爸的气息。我马上意识到了。

水手们正站在集装箱门口犯恶心。我来到他们身边，用手捂上口鼻，径直走了进去。他们没有拦下我，也许是过于惊诧，没能行动。

集装箱里的布局像个房子，到处都是罐头、食品包装、空瓶子和剩饭剩菜。

墙上挂着世界各地的裸女照片和剪报。尸首躺在集装箱一角的床垫上，五官已经脱形了，满身是蛆。

葬礼在哥本哈根。我们想赶紧让他入土为安，他可以在那儿平静地继续腐烂。

看到地里的棺材，触动了我记忆中的一些东西，让我想起他失踪前的那天，叫我和他到外面的花园里挖了一个洞。

那件事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模糊，我甚至无法断定是否真有此事。妈妈站在我和哥哥中间，她哭了，但我们一滴眼泪也没有，搀着她，牧师说了些什么一点也没有听见。

几天以后，我们来到集装箱。妈妈不肯一起来。她不想听到任何关于爸爸的事，我很理解，妈妈心里希望他没有死，想到他竟这样决计要失踪，对她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沿着箱壁摆放的纸板箱里都是纪念品。用报纸和锯木屑仔细包着。

我们察看了干制首级、非洲象牙、秘鲁的印加雕像、日本的艺伎人偶，还有我们完全不知出处的各种奇零怪碎。不知道爸爸买这些，是为了投资，还是仅仅出于个人兴趣才收集。

床垫边上放了些笔记本。我们翻了翻，发现里面充斥着他的小说创作尝试。它们从一到一百编着号码，有些章节被多次重写，用他那笨拙的印刷字体。

小说的题目是《自由》，讲的是一个男人摆脱掉灰色单调的生存状态后周游世界的故事。叙述不复杂，主要是关于主人公，一个在各个港口都被认作是“维京人”的高大强壮的冰岛人，他总是陷入麻烦却总能靠着机智脱离险境。

除了这些脱困情节以外，就是一些性征服的逸事。大屁股刚果黑姑娘的故事，顺从的亚洲美人，淫乱的因纽特女孩，还有十几岁的乌克兰妓女。

我们读了一段，哥哥就把笔记本丢开抱住了脑袋。

我读不下去，他叹息着，给自己弄了瓶啤酒。

那是夜半时分，我们坐在餐厅里。我接着读下去，每读一个字就庆幸自己不认识这个写作的人。从故事的叙述中，我能看出这个人无比自恋。

这种爱，能毁掉他身边所有的人，而他自己却毫不在意。盲目的爱。

我自问为什么会这样。他内心深处是不是有什么美好的东西，一些别人感受不到只有他自己知道的东西。也许就是这深藏不露的什么东西源源不断地赋予了他寻求爱和仰慕的理由。

哥哥把头埋进搭在桌上的臂弯里。我安慰地摸了摸他的后脖颈，才发觉原来他在笑。

英文由克里斯托弗·布拉瓦（Christopher Burawa）译自冰岛语

克里斯滕·艾丽克丝多蒂尔

Kristin Eiriksdottir

1981年生于冰岛雷克雅未克。毕业于冰岛视觉艺术学校，正在加拿大肯考迪亚大学攻读绘画专业硕士课程。2004年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Kjötbarinn，随即又陆续出版了两本诗集和画册。她是主张重新定位冰岛文学的Nyhil运动的成员。

【注释】

[1] 位于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东北50公里处，是著名的国家公园和圣地，素有“世界最古老的民主议会会址” 之称。

[2] 氯胺酮（Ketamine），俗称K仔、K粉、K他命，属于静脉全麻药，临床上用作手术麻醉剂或麻醉诱导剂，具有一定的精神依赖性潜力。

账 单

The Bill

[匈牙利] 拉斯洛·克劳斯瑙霍尔凯

吴冰青 译

——给老帕尔马[1]，于威尼斯

你遣人来找我们，我们便知道你要什么，于是送去了卢克蕾齐亚和弗洛拉，送去了莱奥诺拉，送去了埃琳娜，接着是科妮莉亚，然后是戴安娜，就这样从1月到了6月，之后从10月到12月，我们又送去了奥菲莉亚，送去了维罗妮卡，送去了阿德里亚娜，送去了达娜厄，然后是维纳斯，如此，渐渐地，我们在册的每一位丰满、甜美的妓女和交际花都出现在你的住所，重要的是，就像对每个威尼斯男人一样，她们的眉毛清丽高扬，她们的肩膀厚阔浑圆，胸膛宏敞宽广，她们的胴体在开口很低的内衣底下尽情展露，而你的眼睛得以一纵而下，犹如从悬崖上跳落，自她们诱人的脸庞俯冲至新鲜、甜美、可人的双乳，正如你对费德里科所描述的那样，他把你的订单带来，又把你的话转述给我们，说是的，然后咧嘴而笑，一如从前，笑得就像那片山谷——赛利亚纳山谷，你本人所来之地——一样空阔幽深，因为，据他所说，你的出生地贝加莫的那片山谷，才是你真正追求的，他接着告诉我们，且有其他人证实，你并无他事萦心，对肉体的隐秘没有丝毫兴趣，独独钟情于波动的金发、闪亮的眼睛和缓慢开启的嘴唇，换句话说就是头部，然后是起始于下巴，舒展于宽广浑圆的双肩之下的香躯的风景，而非其他，又说你总是要求她们把肩带滑到肩膀下面，因为你告诉她们，你必须，用你的话说，看到完全裸露的肩头，却又同时看到内衣的白色花边从肩到肩形成弯垂的弧线，刚好位于双乳施过妆饰的乳头上边，让你想起那片深谷、赛利亚纳山谷中你的村子上边的地平线，虽然你当时并没有把这想法说得特别明白，但费德里科随后不久就悟到了，尽管他也没做解释，就这样，最终证明不可能找出为什么你在作品中画了那么多并不一定肥胖却异常硕大的女人的原委，因为你不肯就此回答哪怕一个问题，且无论如何你的缺乏耐心是出了名的，你又是那么急躁，常常把她们的乳房完全暴露，按她们的说法，多数时候只是为了把它们再遮盖起来，这样她们便绝无办法真正了解你要什么了，于是有些人就惧怕你，因为她们听到了各种谣言并已做好最坏准备，最主要的担心就是，在你的画室，你也许会要求她们做些办不到的事情；但是，正如她们接下来所说，其实你并没有真的要求什么，另外，你常常是预先付费，而且一旦停笔收工，便立刻打发她们离开，甚至吃串葡萄的机会也不给，绝对不让那些硕大的女人把你带上床，她们只需站在那里，或者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或站或坐几个小时，故而只是小时费率和担心也许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因为你很快就名声在外，人们说那个贝加莫男人，他们就是这么称呼你的，对性交丝毫不感兴趣，甚至不愿碰一碰模特儿，只是以他那从容礼貌的方式，指示她应该怎样站或坐，然后就是看着，观察她如何回望自己，然后，经过长久的等待，请她把左肩上的内衣稍微拉低一点，或者把衣裙上的褶痕弄得起伏有致一些，或者说她应该露出一只乳房，尽管他一直站得老远，根本就够不着，而且，那些女士们这样告诉我们，两个仆人领着她们回码头乘坐等在那里的舢板回家时，你就坐在一张扶手椅里，又说你绝对不走到她们近前，也不让她们触摸你，不像那些人，她们咯咯笑道，当她们自己从后面骑上一个男人的时候，他们只想瞪大眼睛看；因为你并非那样，姑娘们告诉我们，那不是你雇她们的原因……你只是看着她们，而她们不得不站在那里几个小时——这不可能做到，或者坐着——尽管她们当然早有所料，因为威尼斯有的是艺术家付得起找妓女或交际花的费用，她们会为各种艺术家或站或坐，有的以前为你服务过，有的甚至偶尔还为伟大的贝利尼摆过姿势，却没想到面对的竟是天下最滑稽的事——她们看见自己被描绘成哀悼的圣母、抹大拉的马利亚、圣纪凡尼与保罗教堂或圣马可学院里的圣凯瑟琳，简直让每个人都笑死了，好家伙，她们真的笑了！虽然就你的情况，贝加莫或赛利亚纳先生，不管你喜欢哪个称呼，你跟她们完事以后，出于某种原因，她们并不想笑，她们中哪一个来过几次后告诉其他人与你相处的感觉时，总是说根本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尤其是，无法理解你为何把她们画成如此巨大的肉山，因为，达娜厄说，我的肩膀远不是那么粗大，而弗洛拉指着她的腰身说，我也绝对没有肥成那个样子，说实话，这些不成比例的形体毕竟还是有不可思议的地方，因为，尽管有许多夸张，她们却依然是可爱、诱人的，而且没有人能够理解你是怎样画出来的，更重要的是，为何这样画，也无人理解，不过，大家都说，你整个的艺术是如此独特，而且艺术似乎根本就不是你所追求的，你追求的是女性外在或内在的某种东西，这就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因为你看她们的龌龊神态简直令人无法忍受，她们说，就连最有经验的妓女都感到紧张而别过脸去，可是你呢，又来呵斥她们，要她们直盯着你的眼睛看，虽然此外你对她们都很好，问题是你从来不碰她们一下，那便成了她们永远不懂的谜，成了她们害怕你、从不盼着上门服务的原因，尽管你付给她们的工钱足够好，就连最低贱的也至少给几个可怜的埃斯库多，至于最新鲜最年轻的妓女或交际花，你付给她的则远远高于时价，尽管以你的名声，你其实远远不是他们中最富裕的，而且，她们说，你为卢克蕾齐亚、达娜厄、弗洛拉和埃琳娜画的所有那些肖像仍然堆在你的画室里，卖得动的只是些宗教画，那些画作里达娜厄成了马利亚，弗洛拉成了圣凯瑟琳，一个怀抱婴儿站在树下，另一个身处美丽的田园景色里，就我们所知这些都已经被人购走，而你为某个色鬼作的那些画，他想要张他的妓女的肖像，呃，你就无法次次说服顾客你给他们的正是他们想要的，因为他们的情人顽固地依旧只是卢克蕾齐亚或达娜厄或弗洛拉或埃琳娜，这样那些画作大多数仍然待在画室里，一张叠一张堆垒起来，因为，尽管卖出了若干，有时你自己对画作的不满意都无法掩藏，一再返回修改，这就是为什么你偶尔让费德里科带话，要找同一个女人，即使外貌不同，而我们能够明了你为什么这样想，因为我们妓院接到过一千、一万甚至十万个这种要求，自从你最初搬进威尼斯，我们就知道显然你要的总是同一个女人，所以从1月直到6月，我们向你提供了卢克蕾齐亚、弗洛拉、莱奥诺拉、埃琳娜、科妮莉亚和戴安娜，从10月直到12月，又提供了奥菲莉亚、维罗妮卡、阿德里亚娜和达娜厄，最后是维纳斯，虽然从1月到6月，从10月到12月，你所要的只是同一个女人，而对你为什么把我们的女士尽量往肥里画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之后，我们终于发现这些肥硕的女人在你的画布上显得如此刁钻地美丽的秘密，或者说我们之一发现，说的是我，发现你所想要的，毫无疑问，每次都恰恰是同一样东西，就是说，赛利亚纳那片山谷，你这龌龊的下流鬼，就是说一个妓女双肩与胸乳之间的那片山谷，也就是你出生在那里、也许会让你回想起你母亲的乳房的山谷，那倒不是要否认你是个英俊的男人，身材健美，尽管你最有吸引力的部分还是脸，凡见过你的人都是知道的，因为所有的妓女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愿意免费为你献身，可你却不要她们，不，你想要的只是凝视她们的下巴、她们的脖子、她们的酥胸，于是她们很快就恨上你了，因为她们根本不知道你到底要什么，而我们只好告诉她们平静下来，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毕竟她们挣埃斯库多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还有，你总是用精美的衣服把她们打扮起来，而这，顺便说一句，让我们更加怀疑你真的是在搜寻什么，而且，岁月流逝，又有了新的弗洛拉、卢克蕾齐亚、维罗妮卡和奥菲莉亚，她们全然不同，但对你却全都一样，她们一到门口就必须脱掉高跟鞋，其实是脱掉穿来的所有衣服，因为你要求她们脱得光光的，只剩下内裤，然后叫你的两个仆人给她们一件花边宽松内衣和一些别的必需品，照例是一件金线刺绣的漂亮长袍或者长裙，或者有时一件蓝色或绿色天鹅绒短上衣而已，然后你文雅地询问她们是否愿意露出一个乳房，把内衣往下拉一点点，然后几小时凝视那些柔软、宽阔、浑圆的肩膀，凝神她们脸上单纯而又堕落的微笑，好像你根本就不理会那些裸露胸脯的鲜嫩皮肤上冒出的热汗，不理会她们应该向你奉献的服务，因为你完全用不着细窄的腰身、牛奶般洁白的肚腹、丰肥的臀部和两腿间柔细的阴毛，对她们的嘴唇、膝部和大腿会如何开启毫无兴趣，对她们温暖的双腿和氤氲醉人的香气毫无兴趣，而无论哪一个用尽心思以言语、眼色与叹息相挑，以她所知的千般勾引男人的方法相试，你都漠然无动于心，只挥手拂去，告诉她们别胡闹，你要她们做的只是保持绝对静止，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你，眼光只在你身上而绝无斜逸，一刻也不行，你一定要这样，弄得她们每个人，从卢克蕾齐亚一直到维纳斯，每个人都对这个你看我我看你的愚蠢又无聊的游戏恼火至极，我们都成什么了，她们抱怨道，声音也高起来，显得异常愤怒，难道是蕾丝工厂里来的雏儿？不过我们当然知道你所需要的并不是她们，作为人的她们，而是通过她们得到的，所以我个人总是想，我们应该停止就任何特定的模特论事，而把话题集中在模特背后的东西，某种观念比如La Serenissima[2]的女性形象，以及Le Carampane[3]的男性形象，虽然我的话说到这里，你早已十分清楚我是哪里来的了，我是说是谁在告诉你你是多么不寻常的人，一个对女人本身了无兴趣，却对通过女人发现的东西更有兴致的男人，一个想要完善那种最可耻地提炼出来的、最邪恶的知觉的人，对他来说，从那个观点看，一个女人只不过是一具躯体，一个我可以理解并同意的见解，因为我本人认为我们都不过是躯体罢了，仅此而已，纵然从这些躯体上你能看出那么多不同，如果你在欲望的瞬间瞥见之，在那一瞬间躯体最是鲜活，燃烧着色欲，欲望就会是何等深沉、神秘而不可抗拒，迫使你想要——急切要求——占有某个对象，为此你愿意牺牲一切，尽管那原本不过是一小片皮肤，或皮肤上淡淡的红晕，或一个伤心的微笑而已，或者也许是她倾斜一下肩膀、勾一勾头或缓缓扬起脑袋的姿态，那时一个小小的金发卷、一绺惹人恼火的头发偶然垂下，掠过她的太阳穴而这绺头发向你许诺了点什么，你不知道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你甘愿为之奉献整个生命，而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我确信——你也将意识到——令男人疯狂的完全不是她们剥去衣服的姿势，噢不，恰恰弄反了，也不是乳房弹出的样子，或者暴露肚子、膝部、屁股或一双大腿，因为任何这类显露都意味着天马行空的幻想被终结，不，而是忽隐忽现的微弱烛光泄露了她们眼里的欲望，因为就是这个眼神让我们疯狂，为那美丽的欲望疯狂，这欲望不是别的正是躯体，人们为之不顾性命，就为了这一刻，时间的碎片，此刻那欲望出现了，美艳不可方物——而那便是你时常在科妮莉亚、弗洛拉、埃琳娜和维纳斯的眼睛里捕捉到的光，虽然你一向完全清楚，因为你年岁够大，这不过是科妮莉亚、弗洛拉、埃琳娜和维纳斯今日碰巧的样子，又清楚她们已经老了，从里到外都起了皱纹，任何东西都引不起她们的兴趣，除了她们的肚皮和钱包，虽然多数时候两者皆瘪，于是你一次又一次招请她们，而我们则不停地送她们来，每次都打扮一新，外貌殊异，她们就这么出发了：科妮莉亚、弗洛拉、埃琳娜、维纳斯和她们的眼睛也许会成功地表现得恰到好处，因为显然那就是你本人所要的，也是你禁止她们做任何别的事情的原因，以免你不幸陷入其中而无法自拔，所以你不让她们脱去衣服，完全暴露双乳或任何她们拥有的其他什么，你深知欲望的精髓就在于延迟的愉悦，它只存在于延迟的行为之中，而她们眼睛里的应许正是如此，一个应许，应许后来定将有事发生，也许更早些，或者恰恰就在下一时刻，正如我们解开皮带扣，一身衣服便立刻垂落一样，她们的眼睛做出应许的方式，就是你在搜求的神态，你显然想在画作中使之永恒，于是，哪天运气好，你立刻看到了那个神态，它也许现在就在应许满足，是的，就在此刻，但只是也许，因为延迟的愉悦正是这个本质上极可恶的约定的精髓，这牢笼把你也禁锢其中，正如威尼斯——往大了说，整个世界——的每个男人，而虽然你可能一直想把这悬而未决的瞬间画下来，这个瞬间应许得以履行，所有的后果也都随之而来，整个过程都用色彩和线条记录在你的画布上，你可以用一个埃斯库多买到她的眼神中固有的那整个过程，假如你付了钱还算有点收获；其实，你如此渴望绘制的画作，内容却是别的东西，绝没有人能够画出来，因为画出来就是一幅静止、停滞的图画，一座兑现了的、应许的伊甸园，里面无物移动、无事发生，且更难解释的是，关于这种静止、永恒与缺乏变化，并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因为，在履行应许的过程中，你已经失落了应许之事，它便是实现之时消失的，被渴求的对象里的光芒黯淡了，火焰浇灭了——于是渴望也自我设限了，无论你的渴望多么强烈，都再没什么可做的了，因为渴望毫无真实之处，渴望完全是由期盼构成的，换句话说就是未来，而奇怪的是，你无法回溯时间，不可能从未来，即下一步发生的事情回返，没有办法从另一端、记忆的一端回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记忆的回返之路必然把你带到错误的地方，也许记忆的整个目的就是要让你相信曾经有过真实的、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相信曾经渴望的对象确实存在，而你的记忆始终引领你远离这个对象，给你的乃是它的仿制品，因为记忆不可能给你真实的对象，事实上这个对象并不存在，虽然你并不一定这样看，因为你是画家，也就是生活在渴望里却又能预先拒绝的人，以内衣终有掉落的时候之类念头来自我安慰，尽管相信那个念头的应许让你成为一个犯罪之人，一个卑鄙的罪人，一个悲惨地陷入过犯里的人，直到审判日来临，虽然那一天离你还远得很；所以，眼下，你可以继续相信、渴望而不需要思考，你可以发狂，可以愤怒、渴求直到透不过气来——然后你可以想起费德里科，打发他来找我们，我们便可以给你送去达娜厄、维罗妮卡、阿德里亚娜和维纳斯，很多很多，我们可以继续派送她们，只要费德里科过来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但总有一天，我们会在那一天下面画一道线，那天我们收工打烊，把你订购的一切累加起来，于是，再也没有老帕尔马，再没有雅各布·内格雷蒂了，然后一切都将结束，我们将给你送账单来，你等着吧，那是一定的。

英文由乔治·施尔泰斯（George Szirtes）译自匈牙利语

拉斯洛·克劳斯瑙霍尔凯

László Krasznahorkai

1954年出生于匈牙利久洛市。曾在塞格德学习法律，后到布达佩斯学习匈牙利语言和文学。1985年，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Sátántangó（《撒旦探戈》）问世，后为著名制片人贝拉·塔尔（Béla Tarr）根据他本人的剧本改编成电影。作者与导演通力合作，又将三部克劳斯瑙霍尔凯的小说搬上了银幕，此外还有基于乔治·西默农（Georges Simenon）一部小说改编的电影A londoni férfi（《伦敦来客》）。Sátántangó的成功确立了克劳斯瑙霍尔凯作为匈牙利当代小说一个伟大声音的地位。此后不久他获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奖研金来到西柏林。克劳斯瑙霍尔凯的长篇小说Az ellenállás melankóliája（《反抗的忧郁》，1989；英译本The Melancholy of Resistance，1998）为他带来了国际声誉，得到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塞巴尔德（W.G.Sebald）等作家的赞赏。他最新译成英文的长篇小说是Háború és háború（《战争与战争》，1999；英译本War and War，2006）。现与妻子居住在柏林。

【注释】

[1] 老帕尔马（Palmail il Vecchio，1480——1528），原名雅各布·帕尔马，或称雅各布·内格雷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画家。

[2] 至静之所，威尼斯的雅称。

[3] 妓院。

橙子和天使

Oranges and Angel

[德国] 英戈·舒尔策

李 尧 译

上周末，降临节[1]第三个星期日，我终于打开了装天使的那个包裹。去年，我们在那不勒斯花了两个小时才挑到它。那是因为，实际上我们并不想买天使。我们只想买两个那种小雕像，你在一个presepe[2]里会看到的那种，presepe就是年年这个时节，意大利几乎每一座教堂都会搭建的马槽场景模型，这布景慢慢会扩展成整个的城市和大片的风景，就像我们在搭模型火车时慢慢会给它配上城市和风景。上次去那不勒斯玩，我就买了这样一个小雕像——一个集市里的小贩和她的水果摊。把那个女人放在掌心，我觉得她看上去又可爱又迷惘，就像哪个星球上唯一的居民。可是，放到女孩子们的房间之后，先是她卖的甜瓜和橙子不见了，后来连脑袋也不翼而飞。我们对拉尔夫提起过这事儿，到那不勒斯之后，他就提醒了我们。拉尔夫不是那种能劝得住的人，他非要送我们一个大天使——做工精致得要花二百欧元——如他所说，以表达对我们热情招待的谢意。去年，拉尔夫两次到罗马，都住在我们家。两次他都没有打招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天使就像一笔保证金。而在那不勒斯，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去追一辆坐满女人的轿车。打那以后，我们从他那儿得到的第一个音讯就是昨天收到的一张圣诞贺卡，问有没有一个天使在我们头上飞翔。说到这儿，我得描绘一下这个天使：很大，足有十五英寸高，巴洛克风格。从很软的包装纸里拿出来之后，好像明显地缩小了，后来我才发现，两个翅膀是分开包装的。

此刻，我好像看见小贩往下取天使翅膀时那张扭歪了的脸，他的妻子在旁边一个劲儿解释不要担心邮寄的事儿。每年他们都把整套整套的马槽场景模型寄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她一边催促丈夫，一边张开两条胳膊比画着，告诉我们把天使的隐形翅膀取下来再装上去是多么容易。“Si fa accussi！”——对，就是这样，她扯开嗓门大声说，“Sifa accussi”。

现在想起来自己怎么那么傻，居然要了这个翅膀被取下来又装上去的天使。可是拉尔夫坚持要买——瞧瞧这手，简直像活的一样，好像在弹竖琴。

我想比那个小贩更善待天使，先找到红围裙和闪闪发光的橄榄绿长裙上的小眼儿，然后把钉子小心翼翼穿过去。可是刚穿过去，就又找不着了。我只好像拿着一把猎刀似的拿着天使的翅膀，用钉子戳来戳去找那个小眼儿。它总不会消失吧！结果猛一使劲儿，把那东西弄裂了。实际上，我只听见一声响，没有看见裂开的口子。我正想罢手，钉子戳进去了。我现在用两个肩膀之间的吊环螺栓提起天使，第一个翅膀像提线木偶一样在一侧扇动着。第二个翅膀也是品蓝色，安装的时候也碰到同样的麻烦。也许拉尔夫的贺卡和我安装天使翅膀碰到的麻烦跟这个故事没有任何关系。不过，话说回来，这个故事也很难称其为故事，充其量不过是我们到那不勒斯三天游览的日记，只是晚记了一段时间罢了。因为时间和空间是唯一还能将过去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的东西。然而，我相信，第一次的经验使得我更愿意或者更容易再去获得同样的经验，这样，无论什么事情突然之间都有了意义，而更冷静地看，也许并非如此，至少对别人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和拉尔夫一起去那不勒斯纯属偶然。拉尔夫算是我们的朋友，或者只是熟人，很难说清。1988年9月，拉尔夫从恩斯特·布什戏剧表演学院[3]毕业之后，到奥登堡[4]的剧院工作，曾经演过几个不错的角色，对政治不闻不问。可是后来，1990年春天——那时候，我已经在一家报纸工作——他开始酗酒。一年后被解雇，进了戒酒中心，然后回到奥登堡。失业救济金不够花，就到我们报社，发行免费赠送的报纸，增加点收入。他新的爱好是计算机，对我们办公室的几台苹果电脑十分感兴趣。拉尔夫和我们两个排字工交了朋友，显然站在她们旁边看着就学会了这门技术。后来，我们要增加一个排字工，那两个女人就极力举荐他。他一直干到2001年报社倒闭。打那以后就开了自己的设计网站，从此一直这么混着。尽管我们相互之间没有多少交道可打——他被报社雇用后不久我就离开了报社——但他是那时候熟人当中唯一还和我经常有联系的人。

去年，拉尔夫问我，能不能让他和他的新女朋友来马西莫别墅区[5]，在我们家住两个晚上。我同意了，尽管在柏林我们很少见面，只是他偶尔来我家看看。

他是6月底来的。一个人，没带女朋友。起初，他的造访还真是件好事。因为恰巧几天前，我跟腱撕裂，做手术后，右腿打着石膏，只能拄着拐杖走路。拉尔夫来的头一天，就弄来个轮椅，我想到哪儿，他就推着我到哪儿。

他很快就和孩子们，包括别墅区里别人家的孩子，成了朋友。那些孩子们都很崇拜他，尽管他并没有刻意讨好。拉尔夫会用真假声交替地唱歌，会画画，会拿大顶，还会变魔术。他在空中一招手，就能变出一支自己卷的烟，有时候还是点着的。再一招手，又变没了。孩子们就认为他什么魔术都会变。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也更轻松自在。和我们待着，他觉得得谈谈书呀艺术呀，那玩意儿让人累得慌。

因为塔尼亚不喜欢在意大利开车，十天后我们去海滨，开车的差事就落到拉尔夫的头上。天气特别好。真正的海滩出现在眼前时，我们便弃车步行走过沙滩，他扶着我的腰，我搭着他的肩。公路没入松林前有一小段路，路边站着一些女人。她们都是深肤色女人，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有的穿着艳丽的短裙，有的穿着紧身衣裤，背对公路站着。起初，谈论这些女人，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拉尔夫认为她们以背示众是一种谦逊端庄的姿态，而我猜这是不同传统所致——听说，古代的高级妓女都是用肥臀而不是用丰乳招徕顾客。

可是后来，整整一天拉尔夫都在谈这些女人。他问我知不知道这些女人是从哪儿来的，她们住在哪儿，靠什么生活，有没有证明文件，如何收费，皮条客从中扣多少钱，她们会不会在附近洗洗澡，她们确实是来看海的吗，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怎么知道？”我忍无可忍，终于不耐烦地说。

那天下午，拉尔夫跟我借车。他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来，一直睡到中午，然后就和那些小孩儿装小丑玩。玩够了就狼吞虎咽地吃下两个果冻三明治，到傍晚又借车出去了。好几天一直这样。我觉得他的行为既让人难堪，又显得很幼稚，也很没有教养——哪怕就是为了孩子也不能这样。塔尼亚却认为，也许那几个女人觉得拉尔夫比我们看到的那些在路边晃荡的家伙更好玩儿罢了。“重要的是，他也没惹什么事儿。”

“我觉得他令人作呕。”我说，似乎只有此刻才找到最能恰如其分表达我对他的感觉的字眼儿。看见他的牙刷挨着我的牙刷放着，我就觉得恶心。想到和他共用一个卫生间更让人无法容忍。

拉尔夫一定感觉到我对他的反感。一天早晨，他坐在行李箱上，和我家两个小姑娘道别，向我们致谢，然后扬长而去。汽车停在停车坪上，油箱加满，里里外外都收拾得干干净净。

四个月后，也就是11月，他来了个电话，听起来很为自己的不检点而尴尬，或者至少在电话里表示歉意，尽管没有说因为什么而内疚。这时候，我也已经暗自检讨自己在拄拐杖、坐轮椅的那段时间里，脾气很坏，对他不公平。所以，我不想拒绝他的第二次来访。就算作一种相互的补偿吧。

12月6号，拉尔夫来罗马的时候，小姑娘们见了他都非常高兴。头两个晚上他哪儿也没去，一直跟我们待在一起。拉尔夫的新怪癖是吃大量的橙子。起初我满腹狐疑。他一直在读索伊默的《漫步去锡拉库扎》[6]，我便说，我觉得很欣慰，至少索伊默可以在这几个星期用橙子来填饱他的肚子。可是拉尔夫吃橙子的胃口一点儿也不减。他每天都会从超市买回几公斤橙子。然后，就像做广告免费发放几个给大伙儿尝尝之后，剩下的都进了自个儿的肚子里。你几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看见橙子皮。他把橙子皮剥成螺旋状，再恢复成原来的样子，还能稳稳当当放在手指上或者瓶子上。我还只在童年时没见过这样剥橙子的——那时候，橙子还是稀罕物——我们管这种剥法叫“做猴子”。

拉尔夫尽量让自己能在我们家派点用场。他在我的网站上干点活儿，教塔尼亚如何编辑、剪接数字录像，还下载了许多儿童卡通片。我们这位“橙子先生”对他夏天的远足只字不提。我们问他愿不愿意开车带我们去那不勒斯，他说求之不得。

我高高兴兴地期待着那不勒斯之行，尽管我之前勉强同意了为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塔德玛[7]画展写点东西。

就连两个小女儿出发前那个夜晚也高兴得几乎没有合眼，她们已经厌倦了我们那些短途的出游，对我们的承诺亦无动于衷。

然而，12月12号早晨，卡车司机越来越凶猛的罢工浪潮似乎要毁了我们的美好计划。我拨了一个又一个出租车电话号码，都没用。加油站没有油，超市的货架子上空空如也。许多家超市水果和牛奶已经销售一空。我们只好提着行李箱，背着背包，领着两个小姑娘，匆匆忙忙向博洛尼亚广场走去。平常这个点儿，这里的地铁就十分拥挤，现在简直成了地狱。或者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觉得是地狱。没有拉尔夫，我们根本赶不上这趟已经预订了座位的火车。塔尼亚和我只能每人抱一个孩子，免得她们被挤坏。拉尔夫负责我们的行李，可是没能送到我们坐的那节车厢上。他刚挤上来，车就开了。他头上顶着行李箱，两个肩膀上都挎着背包，右手腕上还吊了个装满橙子的蓝色塑料袋。

有一件事情一直让我迷惑不解。从罗马到那不勒斯只需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反方向再坐两个小时就到了佛罗伦萨。可是，我总觉得好像罗马位于赤道，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却在另外两个全然不同的天空之下。

如果我说，两年前我就已经完全领教了那不勒斯的独特性，听起来一定言过其实，至少太夸张了。那时候，我第一次从出租车里爬出来，走到圣多梅尼科——马焦雷广场。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特别的密度——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密度”更合适的字眼儿形容它。广场、大街、小巷、庭院的数量如此之多，负荷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不勒斯人在我的眼里比其他任何城市的居民都更成熟。他们也更热情，也许还更让人厌恶，关键看你碰到的是谁。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漫无边际地遐想。

那不勒斯是一个挥霍其自身之美的地方，不仅仅在其高犯罪率，抑或日久年深风雨的剥蚀。而在其布局。突然之间，一座最为壮观的教堂耸立在你眼前，可是你几乎看不到它的正面，遑论领略它的全貌。它真正的壮美常常最先显山露水的是其后院。没有哪里的空气中像这里那样弥漫着各种气味，你每往前走一步，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气味扑鼻而来。你不时被瞥上一眼，被拍了一下或推了一下，无半个宁时。身后不时响起motorini[8]的咔嗒声，你得一次又一次回头张望。但是，这种密度如果没有与之相伴的广度，也就没什么稀奇的。只需爬上两段台阶，或者从大街这边走到那边，或者只要回转身看上一眼，那vista sul mare[9]就会让你有一种头晕目眩之感。我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是从不列颠酒店[10]的窗口望出去时获得的。这次旅行，我们还住这里。这家酒店还是七十年代的装修，看起来有点破败，只有高高的屋顶尚显昔日的辉煌。就是现在，回想起第一次入住这家酒店，我还有点不寒而栗。走进昏暗的房间，打开窗户，推开木制的百叶窗，阳光倏然照射进来，我不由得闭上眼睛。尽管我听到、读到那么多关于这座城市的描述，看过那么多关于这座城市的绘画作品、照片和电影，以为自己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可以面对此时此刻看到的景色。在那头晕目眩、找不着北的几秒钟里，你觉得自己好像走进了一幅图画，或者一部电影——一切都那么熟悉，可是又那么陌生。永远都不是重复的风景，也许仅仅是因为海水的颜色和反光每一次都会幻化出不同的空间。每次看到维苏威火山，我心里都会生出一种恐惧，惊讶它怎么会离我这样近；索伦托和阿玛菲[11]居然就坐落在这座半岛，而不远处的那座岛就是卡普里岛[12]，这一切又让你觉得那么不真实。广度是硬币的另一面，是与之紧密相连、令人惊讶的密度的对应面。那不勒斯湾的风景拥抱过那么多那么多的人，随便想想，就可以数出一大堆：从维吉尔到尼采和瓦格纳，从本雅明到玛拉帕特[13]，到萨维阿诺[14]。

两个女孩儿在火车上睡着之后，拉尔夫剥开橙子分成三份的当儿，我便开始了这番长篇阔论。我还说，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泛泛而谈未必就全面完整，也许恰恰暴露了自己的无知，而不是任何真知灼见，不过也确实表达了我尽量试图弄明白自己身处何地的良好意愿。

当然，别的城市也可能更嘈杂，或者更芬芳，或者更臭气难闻，街道更狭窄，或者马路更宽，生活节奏更快，或者更不可预知——加尔各答[15]、萨那[16]、开罗、东京。这些城市，我或是喜欢或是讨厌，但它们终归是外国的城市。可是那不勒斯却被视为害群之马，比火车站里的疯子还令人恼火，比招贴画性感女郎打扮得还要花枝招展的姨妈或侄女一样让你晕头转向。

那不勒斯显然没有人罢工，至少我们没有看见。至少出租车多的是。我们把行李送到酒店，又乘车到城里最著名的比萨店Pizzeria del Presidente[17]，和马西莫别墅区来的其他朋友会合——因为卡车司机用车辆堵上高速公路，所以他们来迟了——然后直奔国家博物馆。说说我们穿街走巷所看到的景象：建筑物门面层次丰富的暗色调，为降临节挂上的灯，和煦的微风，屋檐间明亮的一线天，纵横的晾衣绳，飞翔的海鸥和鸽子，你会把它们错当成被风刮跑的手帕，在没有太阳的蓝天下盘旋。要真正描绘漫步过这条条小街的感受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而且怎样都描绘不出我每走一步心里感受到的快乐的万一。那种快乐似乎毫无来由，但又完全是自然而然的。

进了国家博物馆，我们站在那座举世闻名的雕塑“法尔内塞公牛”前久久地凝视着。葆拉每看到一幅作品都要我给她讲个相关的故事。我们很是困惑地看着“亚历山大镶嵌画”，纳闷骑着骏马的亚历山大身后那个人会是谁，也都为躺在尘土里任凭波斯王战车从身上碾过的那个士兵难过。整个过程中，拉尔夫几乎一直让安娜骑在他肩上。

我急着上楼看塔德玛的画展。我所熟悉的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爵士的那几幅画总是令我忍俊不禁，而非其他。作为他那门“手艺”的大师，他无与伦比。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在光洁的大理石上表现出的明暗关系，坐着的人物从膝盖垂下来的袍子上的每一个装饰，都非常完美。塔德玛笔下堆放着的那几个石榴立体感那么强，你觉得随时都会从画上掉下来。可是我仍觉得他的作品无比地单调沉闷。不只是因为他笔下那些理想化了的人物给人千人一面之感。我认为他的画作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十九世纪后期各个流派的画家都竞相投奔塔德玛麾下——那个时代精神发现他那些光彩夺目的陪衬队伍是颇可庆贺的。我还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摄影艺术方兴未艾的时代，有的人还热衷于城市景物画[18]，画布上还充斥着自己的沙龙客人——那些人也许是坐火车来的——虽然穿的是古代服装。对于一个生于1836年、死于1912年的画家来说，他也许可以为这种企图——从不断加速发展的现代世界逃避到表面上看似永久的古典主义世界——寻求可使罪行减轻的托词借口。可是：到塔德玛出世的时候，这样的画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或者是我没有能够领悟其中包含的什么东西？现在我想从他的作品中找到这些东西。

上到二楼，我第一眼看见的是维苏威火山。从陈列着庞贝古城模型的同一个展厅凝望它，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人们要把这个当作老生常谈而会意地微笑：没有维苏威火山，就没有庞贝古城，没有赫库兰尼姆[19]，于是也就不会有镶嵌工艺，不会有“亚历山大镶嵌画”。就连这座博物馆也不会存在，恐怕塔德玛的画风也会截然不同。

难怪我们把维苏威火山也当作博物馆的一件展品。距离较远再加上博物馆的海拔较高使得我们免受火山岩烤灼之苦。可是空气带来的有害物质致人于死命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赫库兰尼姆被波浪般滚滚向前的熔岩和暴雨般的火山灰淹没，而毒气亦同样威力无比，据说就是今天也会给参与挖掘工作的人带来很大的危险。风只需从错误的方向吹来，新的爆发就会比两千年前那次爆发夺走更多人的生命。

“确实，”塔尼亚说，“没有在随时能撤离的火车上预订座位的人就不应该让他们进城。”

这很可以作我文章的引子：“塔德玛——于火山之下”。可是展览已经关闭。一条绳子把展厅一分为二。一半展出的是画古代城市景物画的几个画家的作品，另外一半是塔德玛的作品。起初，我们不解其意，以为那条绳子只是一项保护画作的预防性措施。等意识到理解错了，我们连忙掏出为参观这个特展购买的门票。可是坐在这条绳子旁边身穿制服的几个男女脸一扭，正眼都不瞅我们。“Chiuso，chiuso[20]！”离我们最近的那个人大声嚷嚷着，连我们手里的票看也不看。

“我们花钱了。”我说，“我想看大厅那边的展览。”他们都不吱声。“我要写关于这个展览的文章，这实际上对你们也有好处。”没有人接我的话茬儿。直到我走过去要挪开那条绳子，那几位女士先生才跳了起来。一位先生抓住我的胳膊。他尽量压低嗓门说话。塔尼亚翻译。失业工人已经封锁了顶上的阳台，他们的大旗在那儿飘扬。谁也不知道如果有人靠得太近他们会作何反应。已经报告了警察，我们只能等。“等多长时间？”我问道。“几个小时吧。”那人回答道，然后松开了我的胳膊。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些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意识到我已经屈服，又都回到各自的座位上。“这么说，我就没法写什么东西了。”我说。“那你就可以走了。”塔尼亚说。

那天晚上因为要朗读我的作品，我们走进圣多梅尼科——马焦雷广场附近的一条小巷，然后拾级而下，走进一位画家的工作室。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一位名叫卡梅拉·美格利奥的教授介绍了我。听众几乎清一色女大学生，大多数二十刚出头。我不停地抬头望向正对广场的窗口。听说，去年特瑞扎·莫拉[21]在这儿朗读的时候，主持人不得不门窗紧闭，因为外面汽笛声、叫喊声不绝于耳，警车蓝色的警灯闪烁不停——一个黑手党党魁的儿子刚在这附近被打死。

回到酒店，我们不由得大吃一惊。两个小女儿已经睡了，拉尔夫四仰八叉躺在我们那张床上。一个还塞着瓶塞的空红葡萄酒瓶子放在靠窗户的小桌上。一个碟子里面扔满了烟蒂，旁边还有一堆橙子皮。拉尔夫迷迷糊糊半晌才醒过来。起初，他还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压低嗓门说话。

按照他的说法，他再度喝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喝的量适中，一点儿都不多，他说，对身体没有什么坏处。塔尼亚说，适中不适中，不是问题的关键。不管怎么说，整整一瓶红酒，也算不上适中了吧。我问他，为什么要偷着喝？他说，没有偷着喝呀。我说，他从来没有当着我们的面喝酒呀！“那是因为你们不喝酒。”拉尔夫说。“那是因为你的缘故才不喝。”我说。

我觉得他酒气冲天，没法忍受，就让他赶快离开我们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拉尔夫兴冲冲地来和我们一起吃早餐。还问我们介不介意他陪我们一起去庞贝。

塔尼亚继续讲她那个关于狗的故事。她说，2001年夏天在庞贝，有几条狗追我母亲。在废墟出口，她想也没有多想就打开从街头小贩那儿买来的一瓶矿泉水，倒到手心里喂狗喝。拉尔夫说，没有火山爆发，庞贝在今天就是一座毫无价值的小城，值得一看的也就是那座古老的、墙壁是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教堂。这话来自于他那本旅游手册，一字不差。

两个小姑娘对庞贝没什么兴趣，除了陈列在玻璃柜子里的尸体。我突然想到，这座城市最初是希腊人的殖民地。直到公元前一世纪，人们还都说希腊语。可是后来，前罗马军团捐钱建了一座圆形剧场，渐渐地，人与人或人与兽的格斗代替了在这里上演的悲剧。尽管在战场上，希腊人的凶残丝毫不比罗马人差，但想到就在短短的一生中，日常生活会经历这样一个变残酷的过程，我的心头不由得涌起一股奇怪的悲凉之情。重新修建的圆形剧场大门紧闭；铁栅栏挡在入口处——曾几何时，那些注定要死的人们就是从这里被驱赶着走进去。那里散发着臭气。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永远的恶臭，仿佛对死亡的恐惧还在那里萦绕盘桓，像屎尿一般渗入了那一块块石头里。

午后的天空清晰映衬出维苏威火山。如果它突然爆发，我们该怎么办呢？我纳闷，拉尔夫会不会像昨天在地铁站那样也帮我们一把呢？我们呢？会不会为了救自己和两个女儿，任凭他受伤，扔下不管呢？那会是一个怎样的时刻呢——我们怀里抱着孩子，知道无处逃生？我想起《杀死比尔》[22]里乌玛·瑟曼被活埋的情景。她打开手电筒，从棺材里爬出来，又挣扎着从土里爬出来。我即使智慧多多，也还是想象不出我们的命运跟她会有什么不同：我们也得一次又一次，在泥土中挖掘，向上，向外，死里逃生。

我们和几个年轻的亚洲妇女碰到过好几次。最后一次是暮色渐浓时在神秘别墅[23]碰到的。壁画是用透视法画的，但是因为焦点稍稍偏离中心，就给人一种现代感，激起我们的联想和思索。在这穷乡僻壤为数不多的几幢完好无缺的房子里，如果没有这样一幅艺术作品的装饰，我们失却的又会是什么呢？一位亚洲姑娘走进房间，朝那幅壁画瞥了一眼，很快又出去了。我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用英语朝她大声喊道：“没有比这幅画更好的了！”还朝她追了几步。不管她的假期是短是长，她都不会再看到这样的艺术了。看着那些女人的眼睛，我想对她们说：瞧瞧这表情动作！看见她们抬起来的胳膊和手里的小盆了吗？看起来难道不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吗？

那个年轻的亚洲女人吓了一跳，回转身看着我，犹豫了一下。我朝她招招手，让她回来，可是她像一个要逃离潘[24]神的山林水泽仙女一般，一溜烟跑了。

塔尼亚说，不去看那些主要景点，只是一个劲儿地开着汽车往前跑，一定很有意思。就像传说中胡塞尔[25]那样，任凭自己坐在汽车里让人带着到处跑，从来不离开汽车，甚至在埃及也没下过车，只是拉开窗帘看上几眼。我说，我看不出这种旅行有什么意思，实在看不出。拉尔夫显然在拿主意，该站在我们俩谁这边。可是突然之间，不知道为什么，他伸开双臂，两手画圈，迈着碎步，在铁栅栏前面的石头地板上跳起舞来。他闭着眼睛，慢慢地举起胳膊，十指交叉，脑袋先放在左胳膊的二头肌上，然后又放到右胳膊的二头肌上。接着他啪啪啪打了个响指，转了两圈，伸开两条胳膊，像蛇一样扭动着。

他的舞蹈持续了不到三十秒。最后踮着脚尖跳了两下，他睁开眼睛。

“你这是从哪儿学的？”塔尼亚问。

“海滩上。”他说，“去年夏天。”

两个小姑娘让他再跳一次，他也不肯。不过他答应回酒店房间后再跳。

不过，回酒店后他也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回去之后，他和我们道了别，就又进城玩去了。

我们打算到罗卡[26]去吃晚饭，跟瓦伦蒂娜和卡门约在那儿见。她们已经两次邀请我们来那不勒斯作客了。瓦伦蒂娜说，昨天晚上，三个人被打死，就在从那个画家工作室到圣塞韦罗礼拜堂[27]的半道上，离我朗读作品的地方不到一百米。

第二天早晨，我们收拾好随身带的行李，和拉尔夫一起驱车到雷蒙多的书店——“但丁&笛卡尔”。我们可以把行李先寄存在那儿，直到上火车。我还在心里琢磨去博物馆看塔德玛的画展。可是按计划，这天归两个小姑娘。她们想去看马槽小雕像和水族馆。

圣格雷戈里奥·阿尔梅诺大道[28]有成排成排的店铺，每家店里卖的全都是那种小雕像。我先前说过，是拉尔夫送了我们那个天使作礼物。他也许最想我们做的是，再买一个天使，这样一来，两个小女孩就一人可以有一个了。我们允许安娜和葆拉一人挑一个小雕像，可是她们俩挑的都是肩扛羔羊的牧羊人。拉尔夫抱着那个很大的绿盒子走在我们前头，先到书店去了。

雷蒙多已经煮好咖啡，给大人们准备了兰姆糕[29]，孩子们有可可饮料、饼干和必不可少的橙子。

拉尔夫到外面抽烟去了。我对雷蒙多提起没看成塔德玛画展的事，还说，旅游指南说的一点儿也不错：在那不勒斯，什么东西都得立刻派上用场，什么都发生在现在。就连博物馆，我说，似乎也不是为过去而建的，因为在博物馆，“今天”也以失业者抗议的形式战胜了“过去”，就像维苏威火山某一天也会再度胜利一样。我最后说的话被大街上传来的一声叫喊淹没。我听见了那叫声，但没有在意。那不勒斯总有人大声叫喊。但是从敞开的门，向梅佐卡农大街[30]望去，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

过了一会儿，我们重新回忆到底听到了什么。毫无疑问，我们都听到了“站住！”这两个字。可是让谁站住就说不清了。我说，我听到的是“菲利斯”。可是塔尼亚和雷蒙多都想不起来是不是这个名字。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塔尼亚。“是拉尔夫在叫，”她说，“是拉尔夫。”她很淡然地说，似乎不愿意让任何人不安。

我们站起来，走了出去。

拉尔夫沿着那条大街朝我们跑过来，一边挥手，一边喊那个名字——菲利斯，或者至少我认为是这个名字。他看见她和另外三个女人一起坐在一辆汽车里，他认出了她。“她们一丝不挂。”他大声说。那辆车穿街而过，刹车灯不停地闪烁。是一辆银色轿车，中等大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拉尔夫叫了一辆出租车。可是那辆车一直开到马路前面的出租汽车停靠站才倒车，转弯，开到拉尔夫身边。“给警察打电话。”拉尔夫说，钻进那辆出租车，砰地一声关上车门。我们看见他俯身向前，对司机比比画画。银色轿车向左拐了。

“看来我们真得给警察打电话了。”塔尼亚说。

“你打电话跟人家说什么？”

“告诉他们，有一辆汽车里面坐着几个一丝不挂的女人。”

我拨通了拉尔夫的手机号。只听见语音留言。我又拨了一次，这才听见从他放在柜台后面的双肩包里传出电话铃声。原来他的手机装在包里呢！里面还有两个橙子、钱包、牙刷、牙膏和他的那本《旅行指南》。我们在书店上面一个刷成绿色的房间里等待警察的到来。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只是拉尔夫描述的那些情况，和他大声叫喊的那些话。塔尼亚说，她们显然是去年夏天拉尔夫在奥斯蒂亚[31]南边海滩上结交的那些妓女朋友中的一个或者几个。他是嫖客吗？警察问。“也许是吧。”她说。

那个矮个子警察面无表情，高个子瞪着我，好像我是嫌疑犯。他们记下拉尔夫的手机号。塔尼亚查看他最近都往哪儿打过电话，可是自从12月6号到达意大利之后，他似乎没有打过电话。只有沃达丰电信公司的几条信息，承诺提供“廉价的旅行电信服务”。在他储存的电话号码里也没有任何意大利区号的号码——当然除了我们的电话号码。最后，我把马西莫别墅区我们家的地址告诉了这两个警察。他们也告诉我们一个电话号码，拉尔夫一联系我们，马上就给他们打电话。

雷蒙多提出干脆别去水族馆参观的时候，我们俩都异口同声表示反对。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别的事情比和塔尼亚还有两个小女儿一起去水族馆更重要的了。

坐在出租车里，我发现自己不停地朝别的汽车里张望。为什么拉皮条的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拉着那几个光屁股女人穿城而过呢？不管这意味着什么，那两个警察都没有问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必须驶过长长的隧道，因为安东·督宏动物研究站[32]——水族馆的正式名称——在大山另一侧的一个小公园里。

售票的柜台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鱼腥味。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在意，恰恰相反，任何能让我和拉尔夫拉开距离的东西都让我高兴。

克莉丝汀·格鲁本是研究站的档案管理员，在那不勒斯生活了三十多年。她领我们到楼上一个厅里，那儿有汉斯·冯·马里斯[33]画的壁画。对于两个小姑娘，最有吸引力的是鱼，但我们还是想先看看壁画。我尽量集中注意力听她的介绍。

这幢房子是1872到1873年间在十八个月里建成的。那时就在海边。可是今天，一条宽阔的滨海大道把水族馆和大海分隔开了。壁画是1873年夏天和秋天画的。从那以后，修复过好几次，最近的一次在九十年代。

尽管两个小姑娘跳着脚马上就要去看鱼，大有难以控制之势，我们还是一再向向导致谢和致歉，并告诉她，对于我来说，这些壁画既是新发现，也是最好的礼物。

我赞赏马里斯仅仅通过画面上人物的布局和融合了个性与抽象性的面部就创造出的那种张力。这种艺术效果和塔德玛笔下不无夸张的姿态、叙述性、故事性或者快照般的写实效果大相径庭，而塔德玛只比他大一岁。这些壁画独立成篇，但彼此辉映。它们相互之间有联系，但不是在讲一个故事。当然，我还惊讶于那些作品背后蕴含的思想观念。艺术和科学这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这个大厅相对应的是对面一个很大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按照原来的设计是要建成音乐厅的，可是很快就变成了图书馆——因为增加了水族馆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开支，另一方面是为了普及科学知识。

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我觉得由于拉尔夫刚才的不轨行为而笼罩我心头的焦虑不安消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但并不是这几幅壁画让我的思绪离他而去。恰恰相反，拉尔夫似乎无处不在，我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他。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相似，即便是大厅尽头东边凉亭藤架处的壁画里，马里斯画上了自己和朋友们，虽说也可以视为我，或者我们，和拉尔夫的关系的很好写照，既有谦和礼让的一方面，又有对抗、对立的一方面。但是，这种比附其实并没有必要。

北墙画的是海景和海上划桨的人。大厅后面那堵墙上画着撒网的渔人。通往俯瞰大海的阳台有两扇很高的门，夹在两扇门中间的墙上画着橘林。每一幅壁画都画得非常好。是的，我只消看到一个小细部，比如小船后水面上飞翔的海鸥，或者那仿佛伸手就可以摘到的橙子，就心满意足了。马里斯能把庸常之物变成艺术。这就是我很简单的发现。在他的作品里，海鸥既是一只普通的水鸟，也是飞翔在连天碧水之上的信使。他的橙子是普普通通的橙子，但也是赫斯帕里得斯[34]的苹果，是伊甸园里的禁果。

站在那一幅幅壁画中间，每一分钟都让我觉得有一股力量在心头涌动。我的目光在橘林和外面的海湾之间扫视。我没法说拉尔夫的所作所为有什么意义，也许压根儿就是一件错事。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应该希望他追上那辆银色的轿车，或者就让它在他视野里消失。我此刻唯一的希望是尽快见到拉尔夫。别的一切都听其自然。

我们终于来到水族馆。这里的气味不像刚来时那样刺鼻。我们在一条很大的章鱼前停下脚步。那家伙在石头之间懒洋洋地舒腰展背。

说它那副模样好像躺在躺椅里面的什么人，可不是我的发明。没错，它确实让我想起提希本[35] 给歌德画的那幅画像，因为它的大脑袋和身子——很难准确地把这二者分开——无精打采地向左边耷拉着，而所有的触手都向右面伸开。我发现它的吸盘很古怪，我更熟悉它们在章鱼沙拉或海鲜菜肴里的样子。安娜问我这条章鱼是不是活的。说实话，它看起来更像一团脏兮兮的海藻。要不是格鲁本太太的介绍，我们或许就那样随随便便走过去了。她告诉我们，章鱼有三个心脏，血是蓝色的。这是一种很高贵的生物，如果你拿脑容量和身体的重量相比的话，它比智人[36]

进化得还高级呢。“就优雅而言，”她嘴角抽动了一下，补充道，“不管怎么说，生命离开水真是一个进化上的错误。”

章鱼的触须动了动，尽管我不知道是它自己的意愿，还是水流的冲击，让它的触须轻柔地卷曲起来。不过毫无疑问，它的触手掠过一阵波浪般的起伏，且变得越来越强壮，就像发动机慢慢地增加起转速来。它的触须虽然也不停地扭动着，但是和触手的动作并不同步。看起来真令人难以置信，这样不协调的动作会属于同一个生物，这都是出于它自己的意愿吗？有的触须在卷曲，有的却在舒展，有的漂起，有的下沉，有的轻轻摇摆，有的静止不动。这种形态各异而又充满活力的运动仿佛能起到一种催眠的作用。

两个小姑娘看够了章鱼，就去看下一个水箱了。塔尼亚跟着她们。格鲁本太太说，章鱼的智商如此之高，是非常值得好好研究研究的。她接着给我讲了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眼前这一种类的章鱼，曾经有个“前前辈”在实验室里被一位雇员着实戏弄了一番。那人不停地泼溅水箱里的水，里面的活物们显然不喜欢这样被人打搅。章鱼一次又一次受到惊吓。第二天早晨，那人走进实验室的时候，一股水猛地喷到他脸上。他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又一股水不偏不倚射到他工作服外面的围裙上。他和同事们讲起这事，起初谁也不信。后来，他们发现实验室的门也是湿的，而且前面有摊水，显然不是章鱼的那两次喷射留下的。于是大家认为——我们这位向导也认为——头天夜里，那条章鱼一定苦练喷射本领，以便第二天早晨枪枪命中。

我只顾听她的故事，起初看到的景象都没过脑子。原来章鱼正颤动着身体，伸开所有的触手，从石头之间升起，径直向右游去，潜水，再游回来。它像拖着一束花环一样拖着它的那些触手，再次浮起，又重复了一次刚才那一连串动作。“它在翻跟头呢！”我说。

好像我的话鼓舞了它，它加快速度，转的圈越来越小。它不停地向前翻滚，所以我根本就说不清楚哪个漩涡是哪条旋转的触手掀起的，是后面这条，还是前面那条。有几条触手似乎自成一体，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水里扭动着，旋转着。

“它是为你表演呢。”格鲁本太太转身的时候说，“这些是枪乌贼。”她站在对面的水箱跟前，在我身后几步远。

“你说真是在为我表演吗？”

“乌贼，”她说，“被捕获后活不了多久。能活两天就不错了。但我们至少可以让它们活两个星期。”

“这么说，两个星期内它们就都死了？”我问道，转过脸去看那些掠过水面的管状乌贼。它们那副东倒西歪的样子让我想起蝙蝠，只是动作慢了点。不过也许这个我也搞错了，因为我一刻也不想让目光离开我的那条章鱼。

“快看，”我说，“它往后翻跟头呢！”

我鼓起掌来，朝两个小姑娘叫喊着。她们也喊了起来。塔尼亚也高兴地叫了起来。格鲁本太太快走两步，加入到她们的队伍之中。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假装继续拍手。“好啊！妙啊！你太棒了！”我轻声说，好像我面前是一条狗，或者一匹马。

这样前前后后地翻滚，一定把它累坏了，因为现在它想休息一会儿。这当儿，我想它又要回到那几块石头之间了。我呢，也终于有机会继续往前走了。

我利用它休息的机会和它道别，又拍了几下巴掌，悄悄地说了几句傻话。

我赶紧溜走，经过别的水箱时没有特别留意里面有什么玩意儿。或者说我干脆忘了这码事儿。唯一还记得的是一个被制成标本的海龟玛琳。它之所以有这样一个雅号，是因为和玛琳·黛德丽[37]死在同一天。

别的游客也来了。在章鱼水箱前走来走去。我心里不由得生出一股醋意。它又要为他们展示才华了！

我朝他们望去，那些游客还驻足不前。我又等了一会儿。然后，向他们走去，心里明白，我是想看看我的章鱼是怎样为别的游客卖弄风情的！可是我发现它正四仰八叉，一动不动地躺在“躺椅”上。我远远地站着，直到别人四散而去后，才又走过去，好像要为自己的行为向它道歉，至少说一声再见。“你真棒，”我说，“grazie mille[38]。”

这时候，章鱼从石头上抬起头，它的举动让我大吃一惊。短短几秒钟之内，它调动所有触手，舒展开来，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触须“大爆炸”，仿佛美杜莎的脑袋又复活了。因为就敏捷而言，还有什么比触须和蛇更能相提并论的呢？刹那之间，这些触手就从水箱的一头伸到了另一头，与此同时，白色的肚子翻过来正对着我。我盯着它那张嘴，凝视着每一个吸盘。现在已经不再是美杜莎的脑袋，而是非常漂亮、非常华丽的展示。它动作的同一性和随意性简直是让人难以相信的奇迹。是的，奇迹，但又有点淫秽。一条狗会突然把嘴伸到你胯下，或者伸出爪子抱住你的腿，激动地呜咽——这种情况下，最糟糕也就是让你有点儿不快。可是眼前的情景不同。它让我丧失意志，我觉得我已经快失去控制了，不由得热泪盈眶。当然，通常情况下什么也不会发生，可是此刻，我也张开双臂，手紧紧贴在玻璃上，就像有时候，塔尼亚带着两个女儿去看她父母时，我会把手贴在火车车窗上那样。

这是我们的告别。

回到雷蒙多的书店时，拉尔夫已经拿着他的东西走了。我给他打电话，他已经到了火车站。他感谢我们报了警。他听起来好像很疲倦，一个劲儿地说，一切都好，我们不必担心。我想，他或许会在火车站站台等我们，就在车站买了两公斤橙子。上火车后我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可是只有同一个女人的声音：对不起，你的电话现在无法接通。我从最后一节车厢到第一节车厢来回走了两次，也没找到他。下车后我们一直在寻觅他，可还是没有他的踪影。

我们拿着行李走到出租车站，加入到等着打车的长队中。天还没有黑，看得见暮色中飞翔的星椋鸟[39]——罗马上空飞翔的成百上千只星椋鸟。它们成群飞翔着，很美，但也不无怪诞，仿佛在天空中追寻什么不祥的信息。有一种理论说，它们没有向南飞，而是在蓝天下舞蹈，变幻莫测，难以言状，时而如七块轻纱起舞，时而似烟雾缭绕，时而如旗帜飞扬，其优雅只有触须的舞动可以与之相比。

我问自己，那条章鱼是不是怀着和我一样的心情？它会不会也想起我们——它的访客？在它的脑海中，我们会是怎样一副样子？这些问题，直到今天我还在问自己。天使终于飞翔在两个女儿的房间里。那是橙子先生拉尔夫的天使。在庞贝古城的神秘别墅，他曾经为我们跳那些女人跳的舞蹈。

英文由约翰·E.伍兹（John E.Woods）译自德语

英戈·舒尔策

Ingo Schulze

1962年生于德国德累斯顿。在耶拿学习古典哲学，毕业后，在奥登堡一家报纸做戏剧艺术顾问和编辑工作。从1993年起在柏林生活。他的第一本书《三十三次幸福时光》（33Augenblicke des Glücks，1998）获“观点文学奖”，《简单的故事》获“柏林市民文学奖”。这两本书都被翻译成英文出版。《纽约客》将其誉为“欧洲小说家六杰之一”。《观察家》把他描绘为“二十一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二十一位作家之一”。英戈·舒尔策是柏林艺术家协会和德国语言、诗歌学会成员。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二十七种文字。他最近被翻译成英语的小说是《新生活》（New Lives，2008）。《橙子和天使：意大利速写》（Orangen und Engel：Italienische Skizzen）选自同名短篇小说集，出版于2010年。

【注释】

[1] 降临节：从圣诞节前四个星期的星期日开始，至圣诞节结束。许多基督教徒在此期间祈祷、斋戒及忏悔以迎接圣诞节的到来。

[2] 意大利文：马槽。此处指基督诞生后被放在马槽里的场景模型。

[3] 恩斯特·布什戏剧表演学院（Ernst Busch Academy of Dramatic Arts）：德国一个戏剧学院。

[4] 奥登堡（Altenburg）：德国中东部莱比锡以南城市。

[5] 马西莫别墅区（Villa Massimo）：德国在罗马的艺术学院所在地，该学院设立奖项和奖金，给德国艺术家提供资金和在此处的住宿。

[6] 约翰·戈特弗里德·索伊默（Johann Gottfried Seume，1763——1810），德国作家、政论家、诗人。其最有名的著作为《漫步去锡拉库扎》（A Stroll to Syracuse，1803），记录其在意大利的所见所闻。

[7] 阿尔玛——塔德玛（Sir Lawrence Alma-Tadema，1836——1912）：出生于荷兰，成年后定居英国，是英国皇家学院派画家中的世俗装饰大师，他把拉斐尔前派掀起的古典主义风潮推向前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画家的成长。

[8] 意大利文：滑板车。

[9] 意大利文：海景。

[10] 不列颠酒店（Hotel Britannique）：那不勒斯一家酒店，所有客房都俯瞰那不勒斯海湾。

[11] 索伦托（Sorrento）和阿玛菲（Amalfi）：均为意大利南部的城镇，是深受欢迎的旅游中心和避暑胜地。

[12] 卡普里岛（Capri）：意大利南部一岛屿，位于那不勒斯湾的南部边界。自古罗马时代以来就是一个度假胜地，以其蓝色洞穴而闻名，为该岛高而陡峭的海岸上的一处风景优美的洞穴。

[13] 玛拉帕特（Curzio Malaparte，1898——1957）：意大利新闻记者、戏剧家、小说家、外交官。

[14] 萨维阿诺（Roberto Saviano，1979——）：意大利作家、新闻记者。

[15] 加尔各答（Calcutta）：印度东北部的港市。

[16] 萨那（Sanaa）：也门共和国的城市。

[17] 意大利文：总统比萨。

[18] 城市景物画（veduta painting）

[19] 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意大利中南部的一座古城，位于那不勒斯湾畔。

[20] 意大利文：关了，关了。

[21] 特瑞扎·莫拉（Terezia Mora，1971——）：匈牙利作家、电影剧本作家、翻译家。

[22] 《杀死比尔》（Kill Bill）：美国电影，由昆廷·特拉蒂诺（Quentin Tarantino）导演。

[23] 神秘别墅（Villa dei Misteri）：庞贝古城西北400米一处保存完好的别墅遗址，房间内有精美壁画。以壁画中有神秘祭祀仪式内容而命名。

[24] 潘（Pan）：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羊的山林和畜牧之神。

[25] 疑为雷蒙·胡塞尔（Raymond Roussel，1877——1933）：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对20世纪法国文学产生过深刻影响。其最著名的作品是《非洲印象》。

[26] 罗卡（L’Oca）：一家餐馆。西班牙语意为“鹅”。

[27] 圣塞韦罗礼拜堂（Cappella Sansevero）：那不勒斯著名教堂。

[28] 圣格雷戈里奥·阿尔梅诺大道（Via San Gregorio Armeno）：那不勒斯一条街道，以传统的那不勒斯圣诞摆设工艺品而著名。

[29] 兰姆糕（baba）：一种发酵的兰姆酒蛋糕，一般用葡萄干制成。

[30] 梅佐卡农大街（Via Mezzocannone）：那不勒斯街道。

[31] 奥斯蒂亚（Ostia）：意大利中西部一古老城市，位于台伯河河口。

[32] 安东·督宏动物研究站（Stazione Zoologica Anton Dohrn）：为德国科学家安东·督宏于1872年在那不勒斯创立，现隶属意大利教育研究部，为海洋生物研究机构。

[33] 汉斯·马里斯（Hans von Marées，1837——1887）：德国画家，主要画现实主义风格的乡村风景画。

[34] 赫斯帕里得斯（Hesperides）：守护金苹果树的仙女们。

[35] 提希本（Johann Heinrich Wilhelm Tischbein，1751——1829）：德国画家，美术理论家。

[36] 智人：人类的现代种类，是人科灵长目动物唯一现存的种类。

[37] 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1992）：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

[38] 意大利文：非常感谢！

[39] 星椋鸟：任一种椋鸟科欧洲雀鸟，生有短尾尖翅和暗色带有光泽的羽毛，尤指广泛生活于北美的野椋鸟。

冰箱奇缘

Sex for Fridge

[格鲁吉亚] 朱拉布·莱扎瓦

李 尧 译

那台老人们像传家宝一样传下来的笨重的老式阿普歇伦牌电冰箱和一把孤零零的椅子是阿尔伯特·卡比拉什维利厨房里唯一的物件儿。为什么会有这把椅子？因为这把椅子看起来特别古怪，原本四把一套，可买椅子的那个家伙硬是没要这把。阿尔伯特留下这个单块集成电路的老式阿普歇伦牌电冰箱也是因为同一个原因——没有人买。所以，就像瘟神，他走到哪儿，这个破玩意儿就会跟到哪儿。最初这个电冰箱放在他们家第一套房子里。那套房子有四个房间。很早以前，卡比拉什维利的父母就把它卖了，换了个三居室。后来，他们又搬到贫民区一个三居室。最后，卡比拉什维利的父母搬到更远的地方，现在干脆住到乡下——一个不知名的什么地方。可是他们的子女继承了他们的传统——房间、家具和其他过日子的家伙什儿买了再卖。阿尔伯特就经常干这种事儿。他住的房子越换越小，继承来的那点儿玩意儿也差不多卖了个精光。有一段时间，他全靠这样捣腾来的那点儿钱过日子。毫无疑问，他不满意这样的生活，有时候自个儿也想，靠这样瞎捣腾，什么时候是个头。但他永远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他一直住在这个小小的一居室的房子里，根本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那个地方在这座城市最凄惨、最寒酸的郊区。人们管它叫“夏娃的屁眼儿”。因为它离男人的世界那么远。饿得半死的狗和半驯化了的豺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跑来跑去，围着肮脏的垃圾桶互相厮打，造成一场又一场“浩劫”。当地的居民也喜欢斗殴，一个打架的机会也不肯放过。大多数人都没活儿干。只有天知道，他们怎么维持生活。夏天，不管白天黑夜，这些家伙在自家门前的大街上转来转去。到了冬天，哦，只有天知道他们上哪儿去，做什么？“夏娃的屁眼儿”是这个城市最边缘的居住区，过了这个居住区，就是农田和小村庄。所以，阿尔伯特再没有地方可搬迁了。他宁愿住在城里的篱笆墙下，也不愿意到农村。因为到村儿里就得干活儿，而他像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干活儿。

现在，卡比拉什维利家里只剩下厨房里那把孤零零的椅子，一张锈渍斑斑、油漆剥落的铁床，一个样式早已过时的难看的衣柜（哈舒里一家工厂做的），一架早就走了音的钢琴和那台已经有三十年历史的阿普歇伦牌电冰箱。这些玩意儿没一个人要买。可最让人恼火的还是那个电冰箱。他父母买这个电冰箱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它的零件里不知道哪个玩意儿会定期发出一声爆炸般的响声，而且事前绝不会有任何迹象。响声过后，电冰箱的电机就开始工作——一边打呼噜，一边摇晃。这个家伙颤动得那么厉害，抽屉里的餐具都被它震得咔嗒咔嗒直响。随着时间的流逝，颤动的力量越来越大。事实上，电机一启动，电冰箱就开始挪动，后来居然蹦蹦跳跳，绕着厨房转起圈儿来。阿尔伯特的父亲用很重的硅酸盐砖在它底座周围砌了一道“围墙”，把它的活动范围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可是最终，电冰箱还是设法突破“围墙”，逃了出去。它好像有什么魔法，跨过砖头垒起的边界，颤颤巍巍来到厨房中间。有时候，它会调动起令人吃惊的力量，几乎像人一样，拼命一搏，猛地冲进旁边的走廊，或者撞到墙上。一条条电线耷拉在身后，好像一只拴着链子的大白狗——一只有时候转着圈一边跑一边汪汪叫，有时候安静下来睡上一会儿，醒来再叫的狗。好像有人逗它玩似的。是的，这个电冰箱根本没人买，可是卡比拉什维利又舍不得把它扔掉。虽然它的秉性不怎么样，但还能让东西保持冰冷。所以还有价值。

于是，阿尔伯特去翻报纸上刊登的想买东西的广告。他手里拿着笔，浏览着，寻找想买旧电冰箱的人。他惊讶地发现果然有人要买。广告提供的信息是，买主名叫朱朱娜，想买一个价格便宜的二手电冰箱。上面还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阿尔伯特在那则广告上画了个圈儿，走进卧室，拿起电话，开始拨号。拨了几次以后，听筒里终于有了响动，阿尔伯特知道电话通了。他听见一个女人拿腔拿调、又尖又细的声音，而且她的发音非常特别。

她说：“哈——罗？”

卡比拉什维利清了清嗓子，说：“哈罗……我可以和朱朱娜太太说话吗？”

“我就是朱朱娜。”那个女人说，声音刺耳。

“我是看了你登的广告给你打电话的，朱朱娜太太！我有个电冰箱要卖。”

“啊……！什么牌儿的？”朱朱娜乐呵呵地问。

“是个阿普歇伦！”阿尔伯特大声说。

“阿普歇伦？你想——卖多少钱？你知道，阿普歇伦可不是什么名牌儿。”那个女人半是尖叫，半是抱怨地说。

“这个牌子好着呢！棒着呢！”阿尔伯特说，想让人听起来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阿普歇伦迷。

“你想卖多少钱？”女人又问。

“不贵！一百拉里[1]。”

“一百拉里？”她问道，好像这是很大一笔钱。

“那么，八十！”阿尔伯特开始让步。

“八十？这也不少呀。”女人说。

“那就七十。”阿尔伯特又让了一步。

“五十怎么样？”

“不行！”

“为什么不行？阿普歇伦质量差得很。”女人说。

“不管好不好，就是不行。”阿尔伯特寸步不让，“不能少于七十。”

“运费在内？”她又找到一个新的可钻的空子。

“什么意思？运费？”阿尔伯特大声说，“不，不包括运费。”

“电机还能工作吗？”女人问道，“没什么毛病吧？”

“电机好着呢，半点儿毛病也没有。”阿尔伯特回答道。

“我要去看一看。”那个女人宣布道。

“好呀，来看吧。”阿尔伯特说。

“你住在哪儿？”女人问道。

“夏娃的……边儿。”阿尔伯特回答道。

她若有所思地重复道：“夏娃的……边儿……太远了。这么远的路往回弄个旧电冰箱太不值了。不要了，算了。”

卡比拉什维利一听急了，大声喊道：“别，别价！听我说，我少要十个拉里。你给六十就行了。”

“怎么往车上装呢？”女人问。

“我帮你搬下去呀。”

“到了那头怎么办？”朱朱娜问，贪婪之心陡然而生。

“那就没办法了。我只能帮你搬下去，放到车里！”阿尔伯特说。

朱朱娜记下卡比拉什维利的地址，约好一个多小时后见面。道别之后，她就挂了电话。

一个半小时后，阿尔伯特家的门铃响了。声音那么大，好像来访的人不是按门铃，而是把一只尖叫着的昆虫使劲按到壁纸里，直到它最终被吸进壁纸的图案里。阿尔伯特打开门，眼前站着一个人高马大、肌肉发达、面颊绯红，脑袋很大的女人。是的，这种类型的女人——又高又胖、红脸膛、大脑袋——常常故意让自己听起来声如洪钟、震耳欲聋。她们认为，细声细气和她们的大块头很不相宜。如果一个五大三粗、面颊红润、脑袋硕大无朋的女人声音低沉、沙哑，生活简直就没有希望了。没错儿，从某种意义讲，这种故意做出来的、又尖又细、杀猪似的叫声确实能起到“平衡”的作用。秃脑袋男人也喜欢这样行事。因为没有头发，他们就留浓密的胡子。有时候，下面像热带雨林一样茂密，就是为了抵消上面寸草不生的尴尬。

长话短说，这位朱朱娜就以她那种典型的尖细的声音那样叫喊着、一惊一乍地走到门口，像马小跑一样在门口的垫子上大大咧咧地擦着鞋，走进阿尔伯特的一居室。阿尔伯特把她领进厨房，指了指电冰箱。

“这就是我的电冰箱。”他说，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

“哦！”红脸膛女人扯开嗓门儿，用她那种咄咄逼人的声音“喋喋不休”起来。她开始挑电冰箱的毛病。也许她就喜欢挑毛病。她看不出这玩意儿有什么毛病，不过对电冰箱里面放的东西蛮有兴趣：一瓶打开的迷你莫牌伏特加，一截萨拉米香肠[2]，放在一个小塑料盘里的芥末。她带着难以掩饰的喜悦，打量那瓶伏特加。这玩意儿可以成为享用那盘熟食的借口。她开始盘问他的婚姻状况。一听说他没有老婆，立马就给他讲她的故事。按照她的说法，她有丈夫，有一套小小的公寓，还在一家说不出名堂的公司有一份说不出名堂的工作。按照朱朱娜的说法，她的丈夫没受过教育，是个粗人，只知道花钱。债主经常堵上门，找他要账。他有许多宏伟的计划，但到头来总是不但实现不了，还得欠一屁股债。债主上门逼债的次数越来越多，把朱朱娜的家搞得一塌糊涂。丈夫清早就偷偷溜出家门，半夜三更才回来。可怜的朱朱娜——她喜欢这样称呼自己——不得不忍受那些上门讨债的人的叫骂、抱怨、唠叨，更不要说威胁了。她不爱她的丈夫，不敬重他，梦想让他吃点儿苦头，可是不知道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他们家住在顶层，也就是那幢公寓大楼的第九层。楼顶糟到极点，天一下雨，雨水就漏下来。她那些百无一用的邻居虽然和她走同一个楼梯，但都不肯出钱修补楼顶。她干活儿的那家公司——朱朱娜在那儿纯属消耗自己——给她和别的雇员的工资已经是最低的标准。事实上，现在已经连一拉里也不给了。压根儿就没活儿可干。即使有活儿，哦，为什么要在那儿浪费生命呢？实际上大伙儿在办公室也只是喝喝咖啡，拉拉闲话。不是她朱朱娜喜欢站出来说这种话。她不怕被人批评，特别是自己做得对的时候，更不怕。她周围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错的，而她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的看法、处理方式都是对的。在这方面，她和阿尔伯特倒很一样。他们是心灵的伴侣，尽管至少在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大相径庭。她的素质实在是太高了，只可惜生活中缺了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就是爱情。

其实，在这方面阿尔伯特也和她同样不幸。不过，还是忘记那些不同之处吧。他们是心灵的伴侣。

朱朱娜太太有个梦想。她非常想找一个有钱的、年纪大的、有一辆小轿车的情人。如果有必要，他尽可以和别人结婚，只要给她钱、送她礼物就行。他们要有一个定期幽会的地方，他应该——拿朱朱娜的话说——讲究卫生、谦逊端庄。这位四十有余、人高马大的太太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找不到这样一个男人。或者，更通俗点说，为什么这样的男人变成“濒危动物”了？是啊，这样的男人不多，而比朱朱娜年轻、漂亮的女人却不少。

她像男人一样喝酒——她能把任何一个男人都喝到桌子底下。她喜欢诙谐幽默、长篇大论的祝酒词，特别如果中间能插上一首小诗。她满脸通红、眉飞色舞，和酒友们大谈兄弟之爱深刻的内涵。比方说，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可以比什么样的爱都更深沉。她总是喜欢谈家庭之爱、母爱，以及所有可以为之通宵狂饮、连连祝酒的话题。她还能唱——如果旁边儿有架钢琴的话。她会敲打着琴键，尖声细气、激情飞扬地唱一首歌。如果能不被反击的话，朱朱娜说话时还喜欢强硬的措辞。她喜欢大鱼大肉，胃口好得惊人。对于这一点，她经常喜欢开个玩笑，自我解嘲。然后就开始狼吞虎咽。特别是和猪肉有关的食品。是的，朱朱娜爱吃猪肉。

阿尔伯特刚满四十岁，朱朱娜四十多点儿。不知不觉，他们俩的谈话就变得热火朝天。朱朱娜从容不迫而又处心积虑地把这场谈话引向她自认为表达得很委婉，但也很直白的建议。那就是，朱朱娜和阿尔伯特要喝完电冰箱里的伏特加、吃完香肠，然后上床快乐一番，直到阿尔伯特满怀感激之情，把电冰箱白送给她。

简而言之，拿电冰箱换性的快乐。

可是，阿尔伯特和所有男人一样，傻乎乎的，没有理解这个怪女人的这番心思。当然部分的原因是，他担心那种经常发生的尴尬局面会不合时宜地出现。那就是，这个电冰箱虽然还可以冷藏，打开门儿，灯还亮，可是他知道，里面的电机随时都有可能启动。他不知道，这个女人看到那滑稽的一幕，会发生什么事情？她还会买这个癫狂的玩意儿吗？这个电冰箱经常会自作主张，在它周围的瓷砖地板上折腾一番，然后跳过那道砖头砌的“围墙”，像个发了疯的野兽在屋子里东倒西歪地乱转。

朱朱娜，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一步一步地将他们不大自然又友好礼貌的谈话引向理想的结局——用性换电冰箱。但是她想让电冰箱的主人认为这是他自己的主意。她想让他主动提出做这笔交易。当然要以像她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女士能够接受的方式提出。最终，在阿尔伯特·卡比拉什维利一再哀求、劝说，她自己婉言拒绝、犹豫再三后，才屈从于他的诱惑。

“如果我的丈夫能派哪怕半点儿用场，我怎么会来这个鬼地方？”朱朱娜太太大声说。她纳闷阿尔伯特为什么对她的暗示浑然不知，只是给她喝伏特加、吃香肠？“如果我有个能买得起好冰箱的男人，为什么要来买这个破玩意儿呢？再说，如果我的丈夫是个真正的男人，他能让自个儿老婆来‘夏娃的屁眼儿’这种地方买冰箱吗？他带回家的只有债主。他天不亮就偷偷溜走，半夜三更才回来。留下那一堆要账鬼我来对付。那天，我不得不自个儿把家里的电冰箱抬到修冰箱的人那儿去修理。冰箱坏了两个星期都没人管，还得我自己掏腰包修。我真拿他没办法！他还算个真正的男人吗？”她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就像发号施令的女王，或者像喷着鼻息的母马。她这样走的时候不时——“无意之中”——碰一下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也试探性地抬起手碰碰她。后来，他鼓起勇气，建议惩罚一下她的丈夫。

“说实话，你丈夫可真算不上一个很负责任的人。”阿尔伯特有点闪烁其词，朝朱朱娜微笑着，似乎在安慰她。“这样的男人怎么惩罚也不为过。应当给他点教训！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戴绿帽子。对，通奸！你绝对不能忠实于他！”

“通奸！不忠？”朱朱娜扬了扬她那两条眉毛，显得那么清白无辜、天真无邪。这个建议并没有让她生气。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主意，仅此而已。她以前连做梦也没有想过。不忠！“是呀，不过这样做，值吗？和谁通奸？现在的男人可欣赏不了我这样的好女人。”

“为什么不和我呢？和我对你丈夫不忠！相信我，我会非常欣赏你。”阿尔伯特伸出手，想抱朱朱娜宽厚的、不停晃动的脊背。

“别！”朱朱娜用她短而粗但十分有力的手指推开阿尔伯特汗津津的手，“如果你比我丈夫也强不了多少，穷得像个乞丐，拿什么来欣赏我呢？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电冰箱，还得拿它卖钱！”

“哦，是吗？你不能什么东西都拿钱来衡量。”他那张鼻子很大的脸上挂着笑容，低头看了看身上的短裤，看了看没法用钱只能用尺子衡量的玩意儿。然后抬起头，又伸出手去摸朱朱娜晃来晃去的大屁股。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碰我！”朱朱娜想把他的手拿开，“谁稀罕个穷光蛋呢？要是有个有钱的老男人想帮助我就好了。你认识这样的人吗？也许你能给我介绍一个……”

这个女人围着电冰箱贪婪地转来转去，一会儿打开门儿，一会儿关上，把脑袋伸进去仔细查看，似乎在算计值不值得买。实际上，她是希望这位东家能终于明白她的暗示，再来点伏特加和香肠。可是阿尔伯特没有接受她的暗示。因为他拿不准一点儿伏特加和香肠能不能说服朱朱娜背叛她那位一钱不值的丈夫。

这种很微妙的局面或许会因为电冰箱的电机突然启动而变得愈发难以把握。可是这个家伙似乎没有要启动的意思。你很难预测它什么时候想舒展舒展它的腿。这个家伙只有它自己愿意的时候，才启动电机，没有固定的时间表。可是，后来，就在阿尔伯特忘了为它担心的时候，电机像平常一样，砰地一声响，开始闹腾。电冰箱发出一声嘶鸣，像癫痫患者一样打起摆子。它试图跳出砖头“围墙”，可是跳不出去，因为阿尔伯特作为预防措施，又在上面加了几层砖。朱朱娜吓得尖叫一声，扑到阿尔伯特怀里，然后又把他推开，问道：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了？”

“电机的声音大了点儿，就这么回事儿。”阿尔伯特用安慰的口吻说。

“当然是太大了！它要是半夜开始干活儿，会让我的邻居发疯！”

“不会，他们会好好的呢。”他说，“真的。”

电机终于关闭，女人平静了点儿。于是她把电机噪音太大作为压低电冰箱价格的理由。但是阿尔伯特坚持认为，这点儿瑕疵根本算不了什么毛病，绝对不值一提。朱朱娜下定决心只给二十拉里。阿尔伯特坚持不少于四十。

“二十！”朱朱娜大声说，把脚放到厨房唯一的那把椅子上，椅子轻轻摇晃着。然后不无珍爱地抚摸着自己肥胖的大腿，让裙子紧紧贴在肉上，目光流盼，又说了一遍：“二十。”

阿尔伯特把手滑到她大腿下面。“三十五。”他声音颤抖着，已经摸到滑溜溜的皮肤。

“二十……”她轻声说，咬了咬他的耳朵。

“好了，三十。”阿尔伯特的手又往朱朱娜的大腿根儿伸了伸。朱朱娜用一双有力的大手抓住他那只软绵绵的手，在她的大腿上蹭来蹭去，好像那是一块海绵。

“真该死，走吧！”阿尔伯特咬了咬牙说，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他用法兰克福香肠似的手指捅了捅朱朱娜太太的“虎背熊腰”，把这位自愿献身的女人从厨房领到卧室。他想把她推倒在床上，可是她并没有马上依从，因为还没有谈妥价钱。“帮我搬到楼下，再装到车上。”她压低嗓门儿说。

“好，没问题！”阿尔伯特表示同意，又想把朱朱娜往床上推。

“还是先喝酒吧。”朱朱娜说。她又把阿尔伯特领进厨房，让他打开电冰箱。家里没有桌子，卡比拉什维利只好把从冰箱里取出的东西都放到电冰箱顶上。然后，他又回到卧室，打开衣柜。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包括食品。他拿出半块已经很不新鲜的面包，脏兮兮的玻璃杯，也都放到冰箱顶上。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那些东西拿下来，吹了吹电冰箱上面的尘土，再放回去。他还不满意，便从电暖炉后面拽出一个塑料袋。他把那些东西挪开，把塑料袋铺到电冰箱上，把食物第三次放上去。

“请吧。” 他对朱朱娜说，请她赴宴。朱朱娜嘟嘟囔囔表示不满，讽刺他为了吃点东西还得在电冰箱旁边站着。她先是让他把那些吃的东西放到窗台上，可是因为只有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朱朱娜又提出第二个建议。按照她的创意，他们把椅子搬到卧室，放到油漆脱落的铁床旁边。时机正好。阿尔伯特刚把伏特加和玻璃杯从电冰箱上取下来，电机就启动了。那台原本是白色、现在已经泛黄、超乎自然、不可思议的电冰箱以巨大的力量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晃动着，把面包、香肠和芥末都甩到地板上。伏特加和玻璃杯躲过一劫。朱朱娜和阿尔伯特从地上捡起那些玩意儿，和伏特加、玻璃杯一起放在铺了塑料袋的、歪歪扭扭的椅子上。他们并排坐在锈渍斑斑、油漆脱落的铁床边儿。阿尔伯特倒迷你莫伏特加。

“你忘记拿盐了。”朱朱娜嘟囔着说，嘴里塞满了面包和香肠。她使劲儿捏了一把阿尔伯特的脊背。

阿尔伯特起身去拿盐。他们一边喝伏特加，一边吃东西，一边相互抚摸着。更准确地说，是阿尔伯特爱抚着朱朱娜，而朱朱娜不停地拧着他，似乎要从他身上钳出肉来。他们还有一耳朵没一耳朵地听一个很便宜的小收音机播放的音乐。这个收音机的插头烧坏了，电池几乎没电了。这就意味着，阿尔伯特没法把收音机插到电源上。因为没钱换电池，只能听一会儿就赶快关上。关上之后，快耗干了的电池就能恢复一下“体力”。朱朱娜本来能弹——更准确地说是敲——钢琴。可是现在不能，因为唯一的一把椅子上摆满了食物。而且那架早就走音的破钢琴还少了一个琴键。再说朱朱娜也不是特别想弹。她伏特加喝得比阿尔伯特还快，祝酒词来得也快。她的祝酒词包括引用著名诗人的名言警句和对这次成交一连串的咒骂。她还骂她的丈夫、邻居、同事、老板和她参与选举的那些官员。一句话，谁都骂。整个世界都是她的敌人。有一个阴谋集团让她的日子过得这样凄惨。他们都是罪犯！对于她的这些说法，阿尔伯特或多或少也有同感。

伏特加开始“见效”之后，卡比拉什维利把手伸到口袋里，说他要再去买一瓶“迷你莫”。朱朱娜表示反对，不想让他破费。但是显然，她还想喝。

“你这么有钱，这么慷慨大方呀？”她用十分柔和的声音问，又拿起他的手爱抚自己的大腿。

“钱？没有。我可没钱。”阿尔伯特回答道，已经醉意蒙眬，“可你欠我二十拉里，我可以用这钱买伏特加呀！”

朱朱娜和阿尔伯特不一样。她全无醉意，只是想再喝几杯罢了。她在心里掂量了一下，决定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老实说，她不可能以这个价格买一台旧电冰箱，而且还要提前付款。

“不，你这个破冰箱不值这个价，别费心了。”她轻声说，继续用他那只软绵绵的手抚摸她的大腿，“不，用不着。别费心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乐意。”阿尔伯特说。他现在已经完全沉湎于美好的想象之中了。他认为自己很有钱，所以就无所不能。

“把钱给我。”

“不，我不能给你！”

“给我！”

“不！”

“你知道，再喝点伏特加，那感觉可妙极了。”

“不，你那破玩意儿不值这个价！”

“给我！”

“好吧，可是现在只能给你十拉里，傻瓜。”

“好，先给我十拉里。你是怎么了？信不过我？”

“当然相信你……哦，哦！”朱朱娜像马一样嘶鸣着，把钱递给他。

阿尔伯特整理了一下皱皱巴巴的衣服到商店里去了，摆出一副企业家的派头，看见谁都要皱皱眉头。他买了面包、一瓶“迷你莫”、一些香肠，还给收音机买了几节电池。他让店主把东西都装进一个塑料口袋里，收好找回来的钱——五拉里三十五泰特里，向家里走去。朱朱娜正在叮叮咣咣地弹钢琴，还用她那又尖又细的声音唱一首爱情歌曲。她把刚才吃剩的食物放到床上，坐到那把椅子上。阿尔伯特把盛食物的袋子放到钢琴上，拿出新电池，换到收音机里。他把音量开关拧大，试了一下效果，然后关掉收音机，听朱朱娜唱歌。不过，她唱了好长时间，已经唱烦了，站起身，把椅子推到床边，又把食物放回原处。两个人坐下来，继续他们的宴席。女人喋喋不休地神聊，收音机播放着音乐，他们终于吃喝完毕，清理了吃剩的东西，脱衣服上床。

阿尔伯特不喜欢朱朱娜一丝不挂那副样子。穿衣服的时候，她看起来个子很高、很丰满、很吊人胃口。可是脱了衣服之后，就只剩下一身赘肉。宽衣解带的时候，他还看见她垫着一块很大的卫生巾。是的，这个女人块头很大，一点儿也不讲卫生。没错儿，卡比拉什维利自个儿看起来也不是什么讲卫生的人：法兰克福香肠似的手指，大脚，瘦骨嶙峋的腿。他们俩都脱光衣服之后，屋子里便弥漫着一股浓郁的脚臭。不过，长话短说，由于以上提到的种种细节，再加上一些别的事情，卡比拉什维利对这次苟合并不十分满意。除此而外，他和朱朱娜不一样，他喝多了酒。如我们所知，这种情况下，他的功能和兴趣就会减退。阿尔伯特对这个女人不再有什么欲望，后悔为她浪费了钱财。他还为电冰箱懊悔。那可是祖辈留下来的电冰箱！为一首歌儿，就让他祸害了。朱朱娜使劲儿吻着阿尔伯特。不过，她的亲吻没有激情。她只是一边用湿乎乎的嘴唇蹭他的脸，一边用阿尔伯特的手摩挲她那一身肥膘，就像清水漂洗过后又往身上打肥皂。这样，阿尔伯特就可以达到医学术语界定为的所谓“高潮”。可是就在那一刻，在女伴的帮助下，他的手碰到一个葡萄干大小的疣。那玩意儿不偏不倚正好长在女人大腿中间上方，紧挨着她的阴毛。阿尔伯特顿时觉得一阵反胃，把朱朱娜肥胖的身体从身边推开，伸手去拿褥垫下面一块潮乎乎的单子。他用那块单子擦了擦自己的腰背，顺手扔到朱朱娜身上。他们一动不动躺了一会儿。朱朱娜想亲亲阿尔伯特，可是他没让她得手。他们又静静地躺了一会儿。阿尔伯特抽烟。女人摩挲着他的脑袋。不是那种能给人以慰藉的爱抚。

然后他们穿好衣服，朱朱娜给丈夫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她已经买好一个电冰箱。她让他记下地址，过来取货。四十分钟后，那人开着一辆小货车来了。他和阿尔伯特握了握手，有点羞涩地站到一旁。不知道为什么，阿尔伯特立刻就喜欢上了他。朱朱娜拿出一张十拉里的钞票递给阿尔伯特，让他到卧室里去。她对丈夫打了个手势，示意他留在厨房。在那个房间里，朱朱娜又拥抱了一次阿尔伯特，像马一样亲了亲他的嘴唇。然后松开他，踮着脚尖儿走到门口前，又最后十分“优雅”地吻了他一下。

阿尔伯特和朱朱娜的丈夫吭哧吭哧费了好大劲儿把电冰箱抬到楼梯口。结果电梯出了故障，只得往下搬。朱朱娜扯着尖细的嗓门儿，跑前跑后地瞎指挥，碍手碍脚，惹人讨厌。刚走了一半，楼梯的灯又灭了。

电冰箱终于放到了小货车上。阿尔伯特摸黑爬上楼梯。回家之后，锁上门，躺在床上，打开收音机，伸手去拿剩下的面包和香肠。他慢慢地嚼着，在面包屑的包围中进入梦乡。过了一会儿，他被一阵剧烈的头疼弄醒，口也干得厉害。他爬起来喝了点水，脱了衣服躺下。躺下之后，他又觉得头晕目眩，胃里翻江倒海，连忙爬起来，光着脚跑到卫生间。他伸出两条胳膊抱着坐便器吐了几次。尽管小心翼翼对准便盆，还是把地板弄得一塌糊涂。他胡乱洗了洗脸和手，用水冲了冲脚——因为脚上有呕吐的秽物——踉踉跄跄回到卧室。他又喝了点水，一头栽倒在床上。床上散发着朱朱娜身上留下的那股香水味儿，把阿尔伯特熏得直恶心。

阿尔伯特梦见走进厨房，走到那个老式电冰箱跟前。电机正在运转，发出刺耳的叫声。电冰箱摇晃着，想跳出砖头垒起的矮墙。阿尔伯特打开冰箱的门，想取里面放的一个碗。那个碗随着电冰箱的颤动跳来跳去。碗里有肉汤，还有一个勺子。卡比拉什维利搅动了一下，惊喜地发现肉汤还热着。他喝了一勺，又搅动了几下。这次是想找块肉吃。他捞起一块，可是只看了一眼就惊叫起来。原来那是朱朱娜肥胖的身体上的一块肉——已经煮熟的肉皮上有一个葡萄干大小的疣，旁边还有一小撮毛。阿尔伯特一下子惊醒，意识到是一场梦才慢慢平静下来。像所有别的梦一样，到时候就消失了。很快就只剩下对于一种经历模糊的记忆，宛如留在嘴里一丝让人不快的味道。从另外一方面讲，他也能看到光明的一面：阿尔伯特·卡比拉什维利还有父辈们传下来的那个电冰箱卖的钱——十五拉里三十五泰特里。生活还会有转机。

英文由维多利亚·菲尔德（Victoria Field）

和娜塔利雅·布基亚·彼得斯（Natalia Bukia Peters）译自格鲁吉亚语

朱拉布·莱扎瓦

Zurab Lezhava

1960年生于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在第比利斯126中学毕业后在一家国营出版社工作。1982年被捕入狱，在铁窗下度过十六年。他现在以雕刻、销售木雕为生，已经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和两本短篇小说集，在文学杂志发表短篇小说多篇。他的作品有一半都是在监狱里撰写而成的。

【注释】

[1] 拉里：格鲁吉亚基本货币单位。

[2] 萨拉米香肠：一种加多种调味品的咸香肠，保持全硬或全软。

游美日志

American Diary

[法国] 艾瑞克·洛朗

卢肖慧 译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星期六，

1998年3月14日

威尼斯海滩“大久店”，我踏上美国国土度过第一个夜晚的地方，是一家普通旅馆，位于上风大道，离太平洋仅一百来米。这栋建筑毫无疑问修造于几十年前，上下有三层；建筑的正面，有内拱柱的穹形窗户，白色与金色的砖石砌成菱形图案的外墙面；建筑的拱道，在我看来，断然是模仿晚期哥特风格的威尼斯总督府。一幅再现波提切利《维纳斯之诞生》的巨幅壁画装饰着西面整下半堵外墙；且不说该艺术大师或许把他的风神泽费鲁斯、花神芙罗拉、季节女神赫拉混为一谈；更有甚者，他给爱之女神装备了一双溜冰鞋，穿上靛青单比基尼，品蓝大腿袜，还往她一只手里塞进了一柄鱼鳔，让她紧拽于胸前；这样他以画笔将这位爱与美之女神活活演变成半溜冰者半女猎手的又一位夏季旅游客。说得周全些，本人应当再加一注，原画中的海贝被蓄意漏掉，而大海本身，那片女神曾经歇息的大海，在此被完全填平——为了女神的新式装备，如此选择倒是合乎情理，我猜想，在水上溜旱冰，自然相当荒唐；要是在海贝里，其荒唐者尤甚。

眼下，我就坐于该旅馆酒吧的一张桌前，喝一杯寡淡如水的咖啡，其色极浅，犹如清茶，我的背景里有十来名各色人等的青年边用早餐边聊天；当然少不了流行音乐，唱的都是英语，从高悬屋角的四只扬声器里不事张扬地传出。

透过对面框格窗户，我能够望见下面的大街，大街两边一个挨一个支着简陋的棚子，棚子由几根铁棍撑起几张白塑料油布，当中扯一面横幅，横幅上倘若不标公司名字，至少会罗列该棚子的专营项目（自行车，熏香，刀具，珠宝，诸如此类）；在它们背后，那里便是海滨，海滨上的沙滩，呈一种灰黄之色，沙滩上愣愣杵着棕榈树，树冠一簇簇无精打采地在风中摇摆；其后，便终于是大海了，浑浊的海水之上漂浮着云朵的几道暗影。

我左侧墙壁上挂着一幅帆布油画，像是有那么一点儿印象派风格，画的是威尼斯风景，毫无疑问，画的是半个世纪之前的样子，那时他们还没发现石油，还没掘开地面钻下去，画面上运河交错纵横，桥梁跨越其上，水边鳞次栉比的建筑……威尼斯的风格。保护绘画的镜框玻璃变形地映出了我的脸，我以为贴切地描绘出我所处的半梦半醒状态。这该归功于时差。

旧金山，加利福尼亚星期一，

1998年3月23日

途中多次，我路过按摩院的霓虹灯招牌。节欲反倒激发起欲念，同时又被与某位年轻女子的小叙刺激；最终，在这类我猜想属于妓院之类的机构中，我选了一家，登门而入。于是，我走下通往这栋房子地下室的数级台阶，来到了一扇磨砂玻璃门口，我按下门铃，门立即就自动打开。再走几步，我已经站在一个算是柜台的东西跟前，这柜台与旅馆前台颇为相似，只是这地方冥暗寂静，寥寥无人。一个黑胖女人，有一张叫人骇怕的面孔，头编发辫，一袭黑裙，趿木拖鞋，出现于我跟前。她问我索取四十美元，然后交付与我一方叠起的毛巾，指点给我淋浴房的方向。我走进隔间，里面亮着一盏放绿光的壁灯，光线昏然，我除去衣裤。冲淋擦干后，我将浴巾系于腰间，走了出来，在乌漆抹黑的过道里走了几步，我一个大活人都没撞上。

硕大的黑女人找到了我，领我进入按摩室。屋内无窗，设有一张类似检视床的东西，她请我躺上去。我疑窦重重地望着她，她于是向我说明，倘若她这个人对我不合适，我可以换个女人做按摩。我向她表示那样会更合我意。她便毫无表情地离开了屋子。我依旧靠床站着，忖度着他们会怎样跟我恶作剧开玩笑。

一分钟后，当一个身材同样硕大、脸相同样令人心怵的女人——尽管是白人——走进屋子，你能够想象我是何等惶恐。我大气不敢出，一声不吭就爬上床，肌肉纠结，浑身僵硬，任自己让那位老大娘的巨手去触碰，心里祈求着，但愿这过程中，她不要对我进行猥亵的袭击。

等那活宝一离开，我飞也似的套上衣服，逃离地窟。没能享用到夜女郎的曼妙并没让我太沮丧，而从那可怕的折腾中安全脱身倒更让我释然。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星期三，

1998年3月25日

今晚，我与玛蒂娜在电话里聊了很长时间，跟她讲了许多我离开巴黎之后的日子——这样可以分享我的经历，当然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分享。我想她，也想她的身体。为了与我那因为我们之间的距离而被强行管束的欲望抗争，我昨天买了一份《皮条客杂志》，美国版的。草草翻阅，我顿时为一页页印着的极端木然的身体惊讶得瞠目，那些身体不仅匀称完美，而且显然修饰到家，化妆做头发，从头到脚几乎都用热蜡除去了毛发，包括男人，他们躯体光洁，阴囊柔滑——就是外阴和肛门都好像经过修饰化妆，肉褶和细纹其色如柔嫩粉白的玫瑰。对任何肉身的存在如此彻底地坚壁清野，在我看来，乃暴露出一种清教徒式的对春宫图的垂涎。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星期五，

1998年3月27日

我被警笛吵醒，自从我住进日落大街上这家汽车旅馆的客房，每天早晨都是如此。啸声极其尖利，它唯一的功用仿佛就是把其他车辆赶到路边去，或逼迫它们停下；很显然，在这摆谱的聒噪背后藏有一番政治策划：张扬法律和秩序的无所不在，安抚平头百姓，并且，天晓得，警告犯罪分子别大胆妄为。

昨天清洁女工扔掉了好几份我好不容易弄来的法语《世界报》，惹得我火冒三丈，因为这几份报纸我都没来得及翻阅。靠着我带来的那本小双语字典，我仔细写下几句话，目的是把我的愿望传达给她，告诉她以后在这事情上她大可省着那股热情劲儿——我预先将这几句话在嘴里滚了数遍，练顺了口。在楼梯脚遇见她时，我把这串话一股脑儿吐了出来。No comprendo inglese[1]，等我说完，她对我说。

住我隔壁那对小老头小老太准跟电线杆子一样聋。他们天刚亮就拧开电视，音量大到我都能听清电视节目里那些演员换气的声音。如果这噪声停下来，这就是说他们出了门了：即便他们已经走远，远到街角拐弯处，我还能听见他们嘹亮地表达着自己。毫无疑问，他们就是怕别人听不见。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星期四，

1998年4月2日

在威尔希尔大街，立有一座纪念征服西部的雕塑：那是影星约翰?韦恩的一尊骑士雕像，雕像基座是牛仔与印第安人打斗场景的浮雕。你能够想象吗，在法国，就凭让?迦本在《大幻影》里扮演了个角色，就拿他的人像来装点一次大战的纪念碑？在洛杉矶，能被顶礼膜拜的地方泛滥到世上任何可能被称之为宗教的东西，从最古老的到最摩登的，从广为流行的到鲜为人知的，从最严肃的到最愚蠢的，所有种种，都在此地安了营扎了寨。这里不存在哪一栋特别彰显精神遗产的建筑，像巴黎圣母院。所有建筑都被一视同仁。洛杉矶天广地阔，供你的狗排便；然而，整个城市上上下下，你却找不到一处公厕。毫无疑问，这是因为人人开车，极少走路的缘故。倘若你一旦遇上内急，除了直奔小吃店或饭馆，别无选择。绝大多数时候，那些厕所设计得你不可能关起门来处理你的私密之事，隔间与隔间相连，中间只是拿块薄板挡一挡，薄板下不着地，上不及顶；于是乎百般气味、千种声响便流窜畅通于其间。如此这般，倒并没让本地人难堪。他们在里面自我解放，大大咧咧，肆无忌惮，爽快打嗝，尽情放屁。而在平常生活里，美国人算是很文明的一族，此等放松便更令人咋舌了——这些放松之地，除了它们惯常的净化作用，似乎还具有消除紧张排泄压力的功效。美国人，至少洛杉矶人，显示了一种相当过分的预防心理。酒吧、餐馆、夜总会、鸡尾酒吧，你会惊讶地观察到，怕感染上病毒，没有人会放下手中的酒杯酒盏；如果手不得不放下，他们目光却依旧紧跟不放；如果他们吃不准伸手拿来的酒杯是不是自己喝过的，这酒他们就不会再喝；更有甚者，他们还会把琼浆倒了，再将那杯子洗它一洗；当然了，最理想的，他们应该换一盏才是。同样的做派，在加利福尼亚——店铺、超级市场、大卖场、邮局、饭馆、夜总会，我是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地方了——你随便走到哪里，到处都能看见清洁工，目光所及之处无所不在。他一手握笤帚，一手提簸箕，来来回回上上下下不停地走，在锃亮的走廊里放上那么一个黄色锥形物体——有时支起一块信号板——上面写着如下警告：“小心地湿路滑”（通常还用西班牙语翻译一遍：Precaucion piso mojado）。警告的用意，可以断定，是为了万一有人跌折了，便可推脱法律责任。美国人这些年来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好诉讼一族。（说起这个，我最近读到一则事件，有几个当事人纵酒后驾车回家，出了车祸，就把晚宴主人告上法庭，理由是晚餐时是他灌醉了他们。）

梅西肯哈特，犹他星期四，

1998年4月9日

到蒂巴城时，我们饥肠辘辘。幸好那边空地上有个小集市，不到二十个摊位，上空飘着食物的香味儿。我们停下车，往那冒香味儿的方向直奔而去。我们在那里吃了红豆夹心玉蜀黍锅饼，里面还加上了绿辣椒，加上了煤气炉上一口镀锡焖锅里燉着的其他调料，还有羊肉，是木炭炉上烧烤出来的。我们就混在一群印第安人当中，站着吃。片刻，有条癞皮狗蹭上来，它眼挂泪珠，长舌伸舔，向我们乞怜。狗主人，一个可怜的那瓦霍人，满脸风霜，棕色皮肤，梳着长辫，跟着狗马上也过来了，非常礼貌地问我们讨几个美元。“马可，你比我挣得多。”我边说着，边从我的玉米锅饼里挑出几片肉来，“我来关照这狗，你去关照那位先生。”玛蒂娜和斯特法妮要买邮票寄明信片，在去卡梅伦的路上，我们见到个标牌，写着“老邮局”字样，于是就把车停在路边那标牌下。我们一推门跨进那所谓的邮局，就知道上了老当，那是一家纪念品店。店里向顾客提供几百种邮票，印的全都是有关征服西部的画面，没完没了地美化牛仔形象。最为可悲的是，经营店铺的却是印第安人，换言之，是西征受难者的后人。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好比过了两三个世纪，某些犹太人被迫无奈，于是在奥斯威辛操办起纳粹武器展览会的营生。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让你感觉到空间是如此这般地归属个人私有。你不妨问一问自己，哪里还有一寸土地不属于某个私人。连绵几英里长的乡间道路，被栅栏拦起，没有路岔让过路车辆通行，结果给你留下一个印象，这片大陆，你只能在嘴里说说、拿眼睛望望而已。朝东边方向开，到了黄昏，透过挡风玻璃窗我们能看见深蓝的夜；同时，通过悬挂在窗前那缩小的后视镜，我们看见了身后那金橙的暮色，就好像是电影摄影称其为分裂银屏的效果：在同一幅画面里，两套动作同时进行。

盐湖城，犹他星期五，

1998年4月10日

在我看来，很少有人会留意到盐湖城和拉斯维加斯的共同源头——两座城市都是十九世纪出自摩门教徒之手。它们的风格迥异，其反差是再强烈不过了；然而，这两座城市却绝对是紧密相连的，你只消去造访一下盐湖城的摩门教堂，就茅塞顿开了：它夜晚灯火辉煌，跟拉斯维加斯主街边的大赌场酒店如出一辙；它张扬的设计，在风格上模仿着每一种著名的宗教形象——那些被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形象：是一个新派、老派基督教大杂烩。盐湖城实质上只不过就是怪秘版的拉斯维加斯，是它清教徒的一面；这里，成婚便是“白头从终”，那里，狎妓几乎合法；这里，夜晚是空城一座，那里，夜晚街巷拥挤不堪；这里，酒被严禁，那里，他们白送你喝。然而，这两座城市的一致之处是它们共同的意识形态。领回迷途羔羊再施以洗礼，像摩门教徒所做的那样，实在是跟中头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试图消解原罪带来的诅咒，不是通过重新净化而达到灵魂的终极拯救，就是通过暴富而从神对人之堕落的惩罚——要人们以血汗换取自己的日子——中得以脱身。（这背后，是否还存在着某种无意识的、想从上帝那里彻底放生出去的欲望呢？无论如何，迄今为止，我在美国住过的所有旅店客房中，床头柜抽屉里没放《圣经》的就只有我在这两个城市住过的旅馆了）。盐湖城给人感觉是街头没有一个流浪汉；大街一尘不染；你根本听不见警笛；过路人压低声音说话，他们倒是和气，擦肩而过时会向你致意，这一点儿也不稀罕；到了夜晚，就像我刚才写过的那样，大街小巷空寂无人，就跟大厅和办公室一样——灯光依然通亮——并且一切都无声无息。宵禁令似乎永久统辖了此地。如果说拉斯维加斯是个伪城，那么从许多方面来说，盐湖城便不愧是个鬼城。

潘圭奇，犹他星期六，

1998年4月11日

早些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国家的公路上有众多的露营者开着车到处跑，他们动辄就把车停靠在公路路肩上。跨下车的大都是退了休的老两口，接着，你准能看见他们朝着乡野猛拍一通照片，连摄几段录像，然后继续上路。这些人好像大都往西进发，这群百无聊赖的、步履蹒跚的、前西部开拓者的现代化身，对他们来说，眼下的西征便是由一系列无所不到的，但唯我独霸的照片所构成。美国实在广阔，广阔到居然还存在着某种被欧洲完全忘却在脑后的地方：驿站。基于交通工具增加这一事实，这种中途歇脚地现在都扩张成了一座座村落的规模了。它们总是发展成同一种格局：一条主街，两边坐落着一层楼或两层楼的住宅，几家汽车旅馆、饭馆、加油站。这些小地方的日常作息完全围绕着替旅行的人和车提供加油歇息服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不啻为福楼拜笔下那些活着只是替人搭桥的活物的美国翻版？我们刚才在一家算作酒馆的地方吃东西。那里几张饭桌已经坐了人，他们显然是本地佬，都是成双结对进来的；男人绝大多数穿牛仔裤、格子布衬衫，头戴宽边毡帽；妇人穿色彩艳丽的粗布连衣裙。他们个个滚圆，赘肉从半圆扶手椅里鼓出来。他们大口吞咽装在大盘子里送上来的大块厚牛排和大堆炸薯条，一边仔细听着前面临时搭起的平台上一位乡村歌手唱歌，歌手的声音几乎不漏自他两撇浓密的八字胡茬，而是呢里呜噜从鼻子里被挤压出来似的。本地佬们又添炸薯条，又叫甜食，半升大的啤酒杯一杯接一杯上，他们不断往嘴里灌。还没等歌手完全唱完，大家就已经从椅子里纷纷站起，离开了酒馆；好像音乐的功用是刺激食欲，使他们胃口大开似的。

锡安河谷，犹他星期日，

1998年4月12日

在斯普林代尔，我们投宿于一家摩门教徒经营的汽车旅馆，次日早晨启程前，我们问他们要咖啡喝，得到的礼貌回答是此地不提供咖啡，因为摩门教禁止该种饮料，这我们倒是头一回听说。回答我们的雇员继续说，当然，旅店很乐意赠我们一本《摩门经》。那书勉强可以算做该教派的《圣经》。“我们要的是兴奋剂，”马可用法语回答他，“不是催眠药。”与去年三月我和菲利普?杜昂来此地有所不同，锡安河谷现在是游客泛滥，游客多到穿过河谷三十公里左右的沥青碎石路拥挤得就跟洛杉矶高峰时间的大街一样。幸好美国游客似乎不太喜欢步行；所以，我们到处女河边徜徉，就没有撞上一个人。处女河边白石高峻，岩页层层如书，石褶绉绉似纱，我们脚踏处女之地，只有动物，包括美洲豹，在此留下过足迹。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星期二，

1998年4月14日

不像其他海滨城市，洛杉矶从没让人感到它是个面向大海的都市。尽管如此，它似乎也不面向内陆。实际上，它好像只是面向它自己，顾影自怜。或许正因为这个道理，某几家大摄影棚便在此地立足发了家。最近我在报纸上读到，美国色情影业每年大约制作一万部成人片，其中百分之九十五在洛杉矶拍摄，主要是在圣费尔南多河谷（做个对比，好莱坞每年制作的影片不超过四百部）。显而易见，因为主流片禁止对性行为进行大肆描写，便成就了如此空缺。这个城市里，广告无孔不入。给你举个例子，这里没有一条公共长凳不画广告。倘若你意欲避开广告的视觉诱惑，而把目光投向天空，头顶上款待你的是拖着广告彩条的飞机，或者是刷着品牌大字的齐柏林飞艇。这里每一寸地方都好像首先被当作可能的广告牌掂量过一番似的，从公共长凳到天空。

不管你何等冥顽避世，刀枪不入，而今世界，你躲不了流行音乐，它播放于每一处公共场所——在洛杉矶尤其是如此，甚至在某些街巷，他们还把音乐从高音喇叭里播放出来。而且，尽管并非出于你本意，经常是有几段热门音乐，最后连你自己都耳熟能详——你自己甚至都会吃一惊，因为你居然也喜欢上了某些曲子。旅行中，这种情形就更明显了，毫无疑问，那是因为持续的注意力使我们对一切都特别敏感。出于这个原因，我发现，我在此地迷上了麦当娜（一个我以前根本不感兴趣的歌星）的歌《冻结》。这首歌电台里一遍一遍地放着，我刚从日落大街上一家唱片店里买了它的单曲唱碟；唱碟套子上印着歌手的脸部特写：她的长发卷曲而凌乱不拘，染成金红，蓬杂纷散地飘拂过她的脸，披散于她的肩头。我禁不住想起桑德罗?波提切利画笔之下维纳斯的头发，就是那位整一个月之前在此时此地从威尼斯壁画里迎接我的女神——我兜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地，正如他们所说。

英文由厄秀拉·米尼·司各特（Ursula Meany Scott）译自法语

艾瑞克·洛朗

Eric Laurrent

1966年生于法国克莱蒙——费朗。完成文学学业后，他移居巴黎。法国午夜出版社为洛朗先后出版过九部小说，包括《一见钟情》（Coup de foudre，1995），《外围》（Dehors，2000），《不许动》（No pas toucher，2002；英译本Do Not Touch，2009）。他的最新小说《意大利文艺复兴》（Renaissance italienne）于2008年问世。

【注释】

[1] 意大利语：不懂英语。

小 丑

The Clown

[芬兰] 安妮塔·孔卡

李文俊 译

1.

雨接连下了足足一个星期。老天爷似乎想代我下定决心，让我将自己的回忆录写出来，因为下雨天除了写作和喝酒，任何别的事情你都是干不成的。我记得我小时候住在乡间住宅那阵，每逢下雨便是最让人不快的时刻，哥哥一肚子戾气，闹翻了天，我爸总是唉声又叹气，奶奶在厨房愤怒地把盆盏弄得咯嗒咯嗒乱响，我娘则哭哭啼啼地画公主，公主们带裙撑的长裙底下流出一道黄色细流，在地板上形成好大一摊东西。公主们直僵僵地站着，像是用硬纸板制成的玩偶，手里还捏着把扇子，金发一鬈一鬈往下耷拉。我缺乏绘画才能，别的事儿也全都干得不怎么样，不过我在说瞎话上那是无人能比。我说的事情其实根本未曾发生过，不管是在月亮上还是地球上，可让我一说，便活灵活现，仿佛真有其事一样，连我自己也不免要相信了。因为信口开河，我没少挨打，虽说不编胡话，在我们这个国家里也很难生活下去。我父亲每天都是谎话连篇，日子却过得很滋润。他入了党，在文化部里还算得上是个高干。我奶奶认为说假话是造孽，却在斯大林时代关进了集中营。她好歹活着出来了，那全亏她那副脾气。是她，教会我知道，人从一出生起就已经是罪孽深重，得把这些罪孽敲打出来，就跟把尘土从地毯里拍击出来一样。在我挨她狠狠敲打过几回之后，除非吃准她真的不可能偷听到，否则我就不再说谎了。

方才我出去瞧瞧天气如何了。雨脚正悄然缓缓地从橘林叶丛的边缘退去，天空仍然是乌黑乌黑的，不过也看得出有好转的希望，因为云薄处出现了些许裂隙，从那里透出来一些黄乎乎的亮光。到明天雨一定会停的，在这之前我应该还能撑得下去，因为我还有几升酒和一些面包。我边喝酒，边考虑我的回忆录该从何写起。为了使我的回忆印象重新变得清晰些，我特地在书架上挂了一幅照片，那是在我风头最健的时候刊登在《图片报》[1] 封面上的。在照片里，我仰望天空，像是又犯了什么可怕的罪过，单等一堵砖墙朝我头上砸下来，要不就是等待耶和华雷霆般的声音从天庭向我发出谴责。我眼中充满忧伤，那表情，就跟一条挨了喜怒无常的主人没来由一脚的狗眼睛里的一样。我的脸苍白瘦削，双唇血红，眼底两摊黑影，我的鼻梁很高，鼻尖的阴影落在我一边的面颊上，另一边的面颊则托在我的掌心里，我满脸愁容，像是在担心全世界的自然资源行将枯竭，或是人口爆炸，要不就是雨林正在消失，生物品种正趋于减少灭绝。那张照片每天早晨看上去都不一样。它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额上的皱纹时多时少，有天早上我甚至能见到嘴角处有一丝微笑的痕迹。但有几个早上我的脸惨不忍睹，仿佛有个牙齿疼得不行，这时鼻子的阴影也比平时更长了。当一个人的祖父名叫以色列父亲名叫艾萨克时，她还能让自己的鼻子长成什么样儿呢？家中老人起先想给我起名叫汉娜[2]，不过总算没过多久头脑就清醒下来了。在那张照片里我穿了条蓝工裤，头上扣了顶破破烂烂的旧帽子。这些行头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在戏里扮演的是个畏惧老板的小工人，害怕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把事情全都做反了。那是我演得最好的作品之一，因为在我演这个角色时，我把自己从演小丑起逐渐成为世界名丑之前所干过的二十五项工作的经验全都融合进去了。观众——不仅是小孩，成人亦是如此——把肚子都笑疼了，他们看到我犯下了种种错误，而这些正是他们自己当小伙计时同样怕被发现的。我演女角时他们也同样乐不可支。没准我的寻常动作如此受欢迎，是因为我基本上是在自己演自己——演我这个艾尔伯蒂娜·维尼耶娃。没人知道我其实是个女人，你明白吧——他们还以为我是在男扮女装呢。说不定这正是我成为如此出色的一个小丑的原因。我当时并不需要演戏——我真的是非常怕把戏给演砸了。我越是害怕，就演得格外失败，而观众却偏偏格外喜欢。等我闻名全球之后，我不再害怕了，这时我却不知所措，也就再也不是个好小丑了，因为我的天才其实就正在于我的恐惧。我心里明白自己的演出非常糟糕。但尽管如此，戏园子里还是人头攒动，每一个人都冲着我哈哈大笑，因为我是名角米洛巴，因为报界都说我是位了不起的喜剧演员。观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宁愿相信报纸。所以骗过观众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只有当我在做自己时，我才是滑稽的。费里尼[3]邀请我在他的一部影片里演出，但是他不得不把我扮演的角色删去，因为我既乏味又发僵，简直就是匹木马；通过影片一看就显而易见，明若白昼了。那还是我全盛时期之事呢——批评家们继续不断地夸奖我，把我吹得天花乱坠，从未注意到我其实是乏善可陈的；他们根本就分不出好与坏，他们最喜欢我的时候，正是我的表演由基于真正的失败经历而演出堕落为本身即是一场失败之时。

我的虚荣心随着他们的吹捧而增长，我开始想象自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丑角艺术家，简直是丑角世界的毕加索。

我不再倾听自己；我仅仅是为了讨好取悦，想方设法去满足批评家的要求，他们永远希望能见到新的东西。在失败这上头，我是一个成功，可是在成功这边呢，我却是一个失败。我完全放弃了我的创造性表演，再也不想法使每一次演出都有新鲜感，要跟以前有所不同，而是仗着自己是个名角，不断重复过去的插科打诨，那些只能算是硬滑稽，是那么的单调机械，连我自己听着都觉得可厌之至。我所说所演出的一切，都已显得空洞做作。我寻思，若是放在今天，人们会说是“才气已尽”，可是我认为如果说得更加准确些，那就是我已经成为某种精神上的娼妓——我都已经“掏空卖尽”，连当老妓的本钱都没有了。我替各种导演理事会或是委员会干，有时在舞台上演出，有时在平地场子上演出，自有一些能人，能把魔术师、空中飞人、马术表演师、驯狮驯虎师以及显示出多少有点表演才能的杂耍艺人，组织在一起来一场大杂烩演出，给他们发饷的。我现在有权，有钱，又有名气，有两个相互竞争的杂耍团的导演都是我的情人。他们爱上的是我的名气，而不是我的美色，我实在已经不是个值得一爱的女人了，因为我连那对乳房都已经是只剩两层皮了。

当我去德国巡回演出时，在柏林，就在一次开场前，我突然垮了下来。我发不出声音，除了一双眼睛，别的部位全都不能动弹了。就连一根手指也都举不起来了。请来一位医生，给我打了镇静剂，可是这治不了我的瘫痪状态。我的身体比我聪明。它拒绝继续装假了。我像一根木头似的被抬进一辆急救车，送去医院，在那里我近乎精神恍惚地躺了足足一个月。从医院出来后我病休了，开始领取临时性的抚恤金，我被列入因病无法工作者的行列。我再也没有回过演技场地。我成了一个无能的小丑，此外，什么都不是。我从来就未曾学习过任何别的技艺。

2.

伽里玛[4]邀我写一部我的小丑生涯的回忆录，因为这种东西显然有人要看。我到现在仍然不知道该怎么开始，虽然我把这事又考虑了一个星期。也许我应该接受心理治疗吧。人家告诉我岛上有个叫卡尔西纳老爹的，是个很优秀的精神分析师。自然，以我的那点西班牙语水平，是无法分辨是优秀的分析师还是庸医的。我的西班牙语实在太次，连向本地任何人坦陈自己的心理状态都难以办到。莫非卡尔西纳老爹还能用意大利语或法语给我解释清为何我还是个幼儿时便已经想当小丑了吗？说真的，马戏团里的小丑裤子老往下掉，他的脑袋总挨砖拍，十吨重的东西落下总是压住他的脚，一根竿子总会呼地抽他脸打落他的鼻子，这一切又有什么好玩的呢？我哥哥小时候想当一名电车司机。他没有达成自己的志愿。他成了一名律师。

我当初请母亲给我缝一件小丑穿的行头，她用五颜六色的碎布片给我拼成了一套哈利昆[5]小丑服，还做了顶带铃铛的帽子。我穿了去参加班级的化装舞会，却没有谁见到我发笑。当我试着滑稽表演时，我全然失败。当我想一本正经时，大伙儿却哄堂大笑。他们试着分清我说的哪些故事是胡编乱造，却根本不能。

我十五岁时，仍然想当一名马戏团里的丑角。母亲没有正告我别走这条道，只是建议我好好学习，以后找一项合适的工作，因为当小丑这一行风险很大——首先，竞争者太多，而且导演一般都不信任女性小丑，因为他们自己都是男的，男人往往不认为女人能成为了不起的小丑，因为她们脑子比较小，或者是因为当时流行的各式新奇理论，说女的不行。再说了，我没准什么时候就会堕入情网，其结果必定是怀孕生孩子。而生育孩子本身，也正是我母亲认为我应该努力学习的原因，以便日后当上一名，比方说，图书馆管理员，因为流浪艺人的生活会扰乱孩子们的就学。她是从切身经验中得出这个教训的，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吞火艺人的女儿嘛。

“我是永远也不会恋爱、不会结婚的。我可没有那么傻。”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也是这么想的。”她说。

她当初是一个在高空悠秋千的空中飞姐，嫁给我父亲后就不干了；我父亲是当驯狮师起家的，后来提升为莫斯科马戏学校的教师，再以后又蒙文化部青睐，当上了共和国杂技艺术方面的督导员。在我母亲不再当空中飞姐后，她的腿便不断出毛病。最初是静脉曲张，接着她的骨头根本未受到伤害就会自行折裂，仿佛是她的双腿承受不了脚踏实地的生活。她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躺在床上的，一边哼着伤感惆怅的歌曲，一边靠观察杯子里茶叶的形态来替别人算命，虽然她永远也不肯为我这个女儿测算今后的命运会是怎样。她仅仅是一手托腮，忧伤地看着我，深深地叹气。即使已经过去十五年，她血管里流着的仍然是马戏团的血液，对此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她的确是无法适应普通人的生活。她没活到正常的年龄就憔悴而亡了。

中学毕业后，我报考而且也进入了莫斯科马戏学校。父亲与校长相熟，我很顺利便进了学校。

“你也没别处可去。你又不会做饭，连嫁都嫁不出去的——你长得太丑了。”他解释道。

他说得一点儿不错。我成名之前只有过一个情人——那是个驯熊师。他整天醉醺醺的，有个女的就行。我正好让他撞上了，他将我拥入怀中，把我压在他多毛的胸膛前。他一身的伏特加、洋葱以及熊尿味儿。其实你习惯以后，会觉得这味儿并不难闻。我跟他上了床，因为我也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干吗所有的女人都叽叽喳喳低声议论这事，干吗她们都这么热衷，干吗都这么急煎煎地想出嫁。但是依我看这么费心根本就犯不上。躺在床上劈开腿让个男的压在你上面哼哧哼哧出气，这岂不是蠢事一桩吗？如果那个男人是我爱的也许感觉会不一样。那样的挨蹭已开始让我觉得厌烦。床头柜上有一张《真理报》；我想不如拿过来看看，免得时间全都浪费掉。我伸出手去取报纸，但是距离稍远了一些，还够不着。驯熊师怒不可遏——差点没把我的脑袋砸烂了。他抓住我的双肩，把我朝床上摔，一边说：“我让你明白啥叫真理！”

他说这话时，往我大腿间喷射进去一些液汁，接着便瘫倒在我肚子上，哼哧哼哧得那么厉害，我还以为他心脏病发作快要不行了呢，因为他实在太胖了。幸亏他总算是撑过来了。事后他问我他挺棒的吧，还想跟我亲嘴。我不愿意这样，而且我没法回答他的问题，因为我不曾有过别的男人，无法拿来跟他比较。

我是小丑班唯一的女生，说不定还是学校有史以来成绩最差的学生，仅仅是因为我父亲的权位，才没有给开除。至于我的毕业论文，我只是勉强按要求把关于阶级差别如何影响小丑艺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拼凑到了一块儿。我对论文的主旨思想倒没什么异议：小丑艺术从来就是一种普罗大众的艺术，它属于被压迫阶级，也为被压迫阶级服务。问题是还得要有分析与研究。论文里倘若不填满相应的马列语录，我是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学位的——但是每当我打开他们的文集，眼皮便禁不住要往下耷拉。即使是在课堂上，但凡听到那些名字，便会引起我打哈欠的连锁反应，我的双耳便自动闭上，什么都听不见了。事实上，在校期间，我经常是哈欠连连、瞌睡蒙眬的，在那里所听到的一切几乎没有在我脑子里留下任何印象。

3.

在父亲大人的帮助下，我的论文得以通过，并且拿到了小丑艺术学位；从学校毕业之后，我被派到摩尔曼斯克地区[6]，在那里当了一名第三等级马戏团的小丑。我必须当一名红鼻子、既蠢又胖的小丑，其实这对我并不合适，因为我更应该是那种瘦瘦小小、面容忧郁的皮耶罗型[7]小丑的。马戏团的导演说，反正本地人是连啥叫精英型法国式喜剧都还根本不懂呢。

在那些日子里我还是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相信公众的趣味是完全可以发展提高的，而那位导演却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把我约束得紧紧的。当我扮演一个肥胖的小丑时，只有善良的小姑娘出于怜悯，才会对我发出些笑声，她们是怕我不高兴。我裤子老掉下来，我捶打自己的脑袋，因为踩了自己的脚而绊倒，人们却一点都乐不起来，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连我自己都不觉得可乐嘛。

半年之后，导演说我并不具备演小丑这一行当的才能，让我去当收票员和小吃部的伙计，我自尊心大受损伤，便卷上铺盖回了家。这以后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我在精神病院里当过助理护士，在糖果工厂里当过外销品质量检查员，在普希金博物馆里当过保安，在戒毒中心当过看门人，在日托托儿所里当助理保育员，在芭蕾剧场当售票员，在列宁图书馆里当助理馆员，在第三咖啡厅里端过盘子，在北京饭店里当过楼层助理卫生员。我在语言上还有些天分：我懂英语、德语，还稍稍会些法语。但我偏偏被饭店开除了，因为我不懂得要向上面汇报客人与同事的情况。

还是得仰仗父亲的关系，他终于帮我在莫斯科大马戏团里找到了一个养兔子的工作，后来我又被提拔为助理小丑。他为我做的最后一件好事是让我得以参加一次出国演出。他已经查出患有肝癌。他活不长久了。他想让我出国定居，当然他不会明说他希望我叛逃——他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我决心按他的意思去做，因为他一死之后，我在苏联就再没有什么亲人了，除了一个哥哥，他是个律师，自然是懂得如何撇清干系，免受牵连的。

我是在米兰出逃的。一天晚上，我对我的同室寝友说要到街角去买包香烟。她老大不情愿地爬出被窝，好陪我去，因为我们是不允许单独外出的。我们按规定都得将同伴的所作所为，除了上厕所，一五一十都向马戏团的政委如实汇报。除此以外，我们还必须向给我们颁发出国护照的官员做出保证，绝对不跟外国人做任何交谈，还要特别留意跟异性团友的往来。我跟我那位当魔术师助手的室友说，不麻烦她特地跑一趟了，我一两分钟就会回来的。我离开时，她头发蓬乱地坐在床沿上，大张着嘴打哈欠，活像一匹河马。我最后见到的是她那对粉红色的扁桃体。

我站在旅馆外的街角上等待公共汽车，望着但丁咖啡馆一闪一闪的绿色霓虹灯，顿时生出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以前就曾站在同样的这个地方，度过同样的这一时刻。我出奇地平静，仿佛知道毫无必要紧张与畏惧。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我之所以镇静，是因为我是在做对我来说唯一合适的事——完成我的使命，如大家所说的那样。公共汽车来了，我坐到火车站，买了张去博洛尼亚[8]的车票，那里住着一个我父亲的老熟人。很明显，命运正在眷顾我，因为我未遇任何阻碍就抵达了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人注意我，连火车都没有晚点，而在意大利，火车晚点是家常便饭。

我把意大利视为我精神上再生的家园，因为在这里，我成了小丑米洛巴，这名字是从米兰衍化而来的——也因为是在这里，我脱离了我以前的国家和马戏团的同志。平生第一遭，我能自由呼吸，成为真正的自我。意大利人欣赏我的幽默，非常欢迎我。他们来看我演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西班牙和法国也能理解我，不过德国人却宁愿看红鼻子、像是喝醉了酒的小丑。是在德国，我发现在西方人们也会说谎。我感到非常惊讶。他们有什么理由要说谎呢？不像是在我的国家，他们说了真话也不会遇到麻烦呀。

我红酒喝光了，因此关于说谎的事，今天也只能谈到这里为止。再说呢，打字机的卷筒转动得异常缓慢，就跟掉到柏油里的一只虱子一样，打出来的一个个字母全都重叠在一块。怕是电池没电了吧？我必须去小店打点红酒和买些新电池来，这样才能认认真真开始写我的回忆录。

英文由A.D.豪恩（A.D.Haun）译自芬兰语

安妮塔·孔卡

Anita Konkka

1941年生于芬兰赫尔辛基，目前仍居住和工作于此。她写了大量的小说、广播剧、散文和文章，有过许多职业的工作经历，包括在精神病院当护士，做打字员、公关干事，在芬兰国家统计署做图书管理员，还是一部芬兰市政工程史的主编。她创作的小说有：《约翰尼斯的忏悔录》（Johanneksen tunnustukset，1995）、《爱，永远的诱惑》（Rakkaus，kestava kiusaus，1997）、《黑色护照》（Musta passi，2001）。安妮塔·孔卡的作品已被译成英语、俄语和匈牙利语。她的小说《愚人天堂》（Hullun taivaassaa，1988）获得“1989年度芬兰国家奖”（the 1989 Finnish National Prize）。

【注释】

[1] 《图片报》（Der Bild）：在德国发行量很大的一个杂志。

[2] 这些都是犹太人经常用的名字。

[3] 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作品有《甜蜜生活》（1960）等。

[4] 伽里玛（Gallimard）：法国一家有名的出版社。

[5] 哈利昆（Harlequin）：意大利传统小丑角色，头戴面具，身穿五颜六色的紧身服。

[6] 摩尔曼斯克（Murmansk）：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首府。

[7] 皮耶罗（Pierrot）：法国哑剧中的白衣丑角。

[8] 博洛尼亚（Bologna）：意大利中北部城市。

窗户那边，一座暮色朦胧的公园

Beyond the Window a Park is Dimming

[爱沙尼亚] 图曼斯·温特

李 尧 译

我在梦中，看到我站在河岸边。看到河边走来七头母牛，膘肥体壮，长得很漂亮，在草地上吃草。我看到又有七头母牛跟在它们身后走来。这七头长得很难看，瘦得皮包骨。我走遍埃及也没有见到过这样恶劣的状态。骨瘦如柴、长得难看的母牛吃掉前面那七头肥牛。吃掉那七头肥牛之后，没有人知道它们把它们给吃了。它们还是那么难看，一如从前。于是，我醒了。

（《创世纪》41：17——21）

黄昏。显然有人让天光变暗，灯火熄灭，或者用一块厚厚的毯子遮住了阳光。这就是爱沙尼亚年底的情景：了无生气，匆匆忙忙，白天变得越来越短——人们的眼睛还没来得及适应明媚的阳光，黑暗就又笼罩了大地。下午一场小雪，在公园里铺上一层薄薄的雪花织成的轻纱，宛如染色剂，吞噬了绿色，把一条一条路变成灰色。只有小岛上那座石灰岩建造的凉亭在看起来深不见底的池塘的水面上投下的倒影以一种不真实的洁白，耀人眼目。它似乎不属于那暮色朦胧的风景。

维尔摩，一位五十八岁、日子相对而言过得富足的商人，从他家窗口凝望着公园。他以前就无数次这样凝望过，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现在，他在研究那块绿地微妙的变化。从阳光下的明媚到几个月过去后的黑白两色，直到几乎没有什么颜色。即使在冬天开始解冻，没有什么东西特别吸引眼球的时候，他也会站在那儿看一辆汽车吃力地驶过厚厚的积雪，和自己打赌，那位司机能不能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就把车开过去。

外边，天已大黑。屋子里，铬合金支架托起的花形电灯放射出黄色的光，在窗玻璃上映照出婆娑的花影。还有这位头发灰白的男人，也把自己的影像投射在越来越黑的公园的背景之下。就像一幅充满艺术性的画像，大自然为它提供了背景。

一阵哗啦啦的水声出人意外地从这幢小小的公寓楼里传出。也许是散热器里的水响，也许是浴室里的水声。我应该放点音乐，维尔摩想。可是当想象自己挑选唱片、点燃蜡烛的情景时，他嘴角抽动着，露出一丝苦笑。这种浪漫的举动会让我看起来很可笑，他心里想。到了我们这把年纪仅仅为了做爱就玩这种小把戏实不相宜。

哗啦啦的水声像突然响起那样戛然而止。维尔摩计算了一下，客人再有一两分钟就会擦干手，梳好头发。她也许会再待那么一小会儿，从手提包里拿出口红，终于重新出现在起居室门口的时候，显得格外漂亮。她的面带微笑的东道主站在窗口等待着，立刻开始用绵绵情话“爱抚”她的耳朵，尽管听起来一定假得可笑。

这个突然生出的想法——他会把自己搞得荒唐可笑——让维尔摩谨慎起来。他想起在杜松子灌木丛中迷路的情景：每走一步都使得逃离更加无望——不管你继续向前，还是想掉转头往回走。

“看起来最不可能的路总是最好的选择。”维尔摩对自己说，想起那种被解救的、如释重负的感觉——那次在杜松子灌木丛里，他终于做出决定，原路返回毕竟是最明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个女人还没有出来。维尔摩想，完全是机会、巧合和命运的奇思妙想把我们带到一起。她只是一个女人，和我熟人圈子里那些女人没有两样。

想到这儿，维尔摩有点沮丧。起初看起来像是让人快乐的小插曲，现在完全是另外一码事儿了。昏暗的灯光下，他轻声笑着喃喃自语，又向窗外看了看。这时候，街灯亮了，他的眼前仿佛又出现那年春天，暮色中看到埃菲尔铁塔亮起的千百盏灯。

像一株圣诞树，维尔摩心里想。但是这个不无讽刺意味的隐喻是为了克制他的疑虑。那时候，他比现在年轻十岁。那时候，和现在一样，一种新的关系似乎要大放异彩。而且，和现在一样，维尔摩害怕那种激情会让自己看起来那么荒唐可笑。那一次，和他一起的那个女人紧紧握着她的手，显然有点心猿意马。满天晚霞的映衬之下，铁塔周围出现了一个非常壮丽的光环。他们俩觉得，天上的光环也会降临到他们身上。

维尔摩回忆起那次去巴黎旅行时碰到的那个已婚女子。他们俩一路非常友好，那个女人终于泪如泉涌地屈从于他。可是那以后，她就产生了一种很不客气的想法，似乎维尔摩欠她什么。回家之后，维尔摩就和她断绝了关系。用“粗鲁”这个词形容维尔摩当时的做法恰到好处。那时候，他似乎只能采取这种做法，尽管那局面真的很难堪。这件事至今想起来他都觉得非常郁闷。他一直尽量避免和那种爱动感情的女人接触。可是这个女人那时候大张旗鼓地追求他，显然是维尔摩自个儿的错误。你不能像女人一样只唱一首歌。音调、或者至少歌词，得有点儿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一周或者一周左右前，维尔摩坐飞机从多伦多回家，旁边正好坐着一个女人。等待飞机起飞的时候，这个女人也没有什么客套就和他闲聊起来。起初，维尔摩不怎么爱搭理她。相互礼节性地寒暄了几句之后，他就又躲回到自己思想的“灌木丛”里。可是那个女人颇有技巧地又把他勾了出来。等到飞机起飞的时候，维尔摩已经很快活、很坦率地和她聊了起来。就他的性格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绝对是非常独特的行为方式。

坚冰已经打破，维尔摩兴冲冲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眼瞅着紧挨自己坐着的那个女人。奇怪的是，整个旅行过程中，他一次也没有为自己未来的生活道路担忧。

他本来应该担忧。更准确地说，他应该承认，他和克里斯蒂二十二年的婚姻已经走到头。这个世界任何好事儿迟早都会完结。可是一旦面对现实，这样的结局还没那么简单。

苦涩的记忆又浮现在维尔摩的脑海里。他出门儿的时候，克里斯蒂甚至都没有到机场去送他。

女婿开车送他。他们俩的关系一点儿也不密切，也不可能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因为你跟一个只见过几次面的人怎么能亲近起来呢？维尔摩英语很差，也限制了他们彼此间的交流。这两个男人之间唯一真正的“契合点”是，这个人是维尔摩女儿的孩子们的父亲。和女婿在一起，使得维尔摩整个访问期间那种孤独感越发强烈。在多伦多的日子里，他周围的人们都说英语，而且速度很快，含糊不清，维尔摩根本就听不懂。六岁的外孙纳闷外公怎么这么“蠢”？

克里斯蒂两个月前来看女儿时，最关心的事是教外孙、外孙女说爱沙尼亚语。但是现在她也同意了女儿在这个问题上不无嘲讽的说法：“教这些孩子们学爱沙尼亚语没有任何意义。再过十年，他们就不可能说这种语言了。”

飞机上，坐在他旁边的这个女人开始用标准的爱沙尼亚语和他说话的时候，短暂的“不情愿”之后，他就感觉到一种喜悦，甚至亲切。因为这下子他能把过去这些天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向她倾诉了。

“想想看，”女人抱怨道，“我五个朋友的孙儿孙女连一个爱沙尼亚字儿都不会说！”

起初，维尔摩不喜欢这个女人。她的名字念起来很拗口，到现在他也记不住。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浅薄、饶舌的女人。这种印象因为她要从手提包里找什么东西的时候，居然把包里大多数东西都倒到腿上和地板上，而更加深刻。维尔摩帮她往包里捡的时候，他们的手碰到一起。他往后缩了一下，可是女人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这丝微笑就把维尔摩的方寸搞乱了，尽管他有点麻木，甚至不想顺从。

维尔摩对于这个事实到现在还有点尴尬——他居然还不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还没有记住这个女人的名字。毫无疑问，她在他身边坐下时肯定会介绍一下自己吧？她的名字会从他耳边滑过吧？

可是，不管怎么说，知道她的名字又有什么意义呢？维尔摩心里想。他甚至怀着一丝敌意地想，以后就管她叫“那个女人”。

他想象着，每一次和这个女人保持几个星期这种亲密关系，又避免知道她的名字，那该是什么滋味儿？维尔摩傻笑着。

然后他假设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还没有发生——是一种既持久又没有明确约定和承诺的关系。维尔摩起初咯咯咯地笑了几声，可是很快，脸上又露出几分苦涩。他意识到自己一直想着今天和这个女人一起睡觉。这种局面的性质不容置疑，很难否定。

“太可笑了！”他喃喃着，可是他那沉闷的声音出人意外地升高，好像长了翅膀似地飞过浴室的门。里面那个女人听了一定觉得他的发声法太滑稽可笑了。

维尔摩用手堵住耳朵，好像害怕听见自己的声音，自言自语地说：“我在赫尔辛基机场把名片递给她的时候，脑子里一定就是这样想的。”

“人的本性都痛恨空虚。”他冷冷地补充道。

克里斯蒂到达多伦多那天曾经说：“出乎预料，我找到了自我。现在我明白，我只有一次活着的机会，如果我不能活得圆圆满满，我就是傻瓜，白痴，头脑简单。”

“好呀。”维尔摩说。他本来想说几句俏皮话，说几句尖锐的话，刺痛克里斯蒂，让她心碎。然而，他只是紧紧闭着嘴巴。

“可我无能为力，什么也做不了。”克里斯蒂说。那一刻，她看起来很真诚，只是有点闷闷不乐。就像一个廉价的杯子从她手指间滑落下来，打得粉碎。

维尔摩满脸严肃地看着他投在窗玻璃上模糊的影像。影像后面，他看见越来越暗的公园景色。窗玻璃上那个人想说什么？听到和他过了半辈子的那个女人要永远离开他的时候，他心里是什么感觉？

他什么也记不得，只有那种被侮辱、被压垮的感觉。然后，他想努力超越自己对此做出的反应，不让自己在妻子眼睛里显得那么可笑。

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前些时候的事情了。现在，他该心满意足了，因为他知道他不会再孤零零一个人待在这幢公寓里了。过一会儿，就会有个女人从浴室里走出来。她的名字他还不知道，一个全然陌生的女人，但他将和她开始一夜风流。在他看来，他现在就像一个小说家，几十个情节纠结在一起可供利用——任何一个情节都可以写出几百页长的故事。但是，他挑不出一个合适的情节，于是决定就从停下来的地方，结束他的故事。

多么可笑，维尔摩想。他不能够，或者不愿意对自己解释，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让他觉得那么可笑。

他回家后的一个星期，有一天早晨，这个女人给他打了个电话。“我有个建议……可是不能在电话上讲。”她稍微停顿了一下补充道。声音里那种带着哭腔的失望听得一清二楚，好像她把赌注都押在一张牌上，而且已经注定要输。

他们约好午饭时见面。可是几分钟之后，维尔摩就意识到这个电话让他心神不定。几百种想法和推测在他脑海里萦绕盘桓，互相争斗着都想占个上风。那女人的身体、微笑，在他眼前晃动。他心里充满疑惑，觉得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个女人时行为举止太轻率了。她那种喋喋不休又让他觉得好像得了重感冒。维尔摩想，这个女人这次会觉得他和上次全然不同。怀着一丝“虐待狂”的窃喜，他甚至对这个女人事先对此一无所知，以至于大吃一惊，连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搁而沾沾自喜。

然而，午饭时间快到的时候，他又感觉到那种很古怪的心情。正是这种心情使得他一见面就把名片给了那个女人。她理所当然地会把这个举动理解为一种想要继续交往的意愿。

维尔摩很想把那次航行从脑海里完全抹掉。他对任何一个女人都不感兴趣，更不要说和一个刚认识就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那点儿破事儿的女人打交道了。就像……维尔摩苦思冥想，想找一个恰如其分的比喻。一下子想到她在飞机上把手提包里本来很私密的东西全都倒出来的那一幕。可是这个绝妙的比喻又和她手的触摸相伴，那女人的微笑又出现在眼前，在他灵魂深处发出阵阵回响。

真是咒语。

可是，什么是“灵魂”？“灵魂”确切的含义是什么？只是另外一种隐喻吗？或者是另外一种真实但无法触摸的东西？

你真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傻瓜，他们在饭馆“幽会”时，维尔摩这样谴责自己。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停地说呀说呀。那个女人也兴致勃勃地和他神聊。她不断地重复他的话，似乎从中感受到一种乐趣。维尔摩后来又听到自己邀请那个女人去他的住处喝杯葡萄酒。

好几年了，维尔摩已经不把女人当成女人了。那种刺激他放纵于胡思乱想的习惯在他的体内已经不复存在。他的同胞们都已经退休，各得其所，过着同样宁静、平稳的日子。女人就是女人，她们干她们自己的活儿，仅此而已。女人不再有什么特别之处。对于维尔摩心灵的宁静，这一点很重要。

和克里斯蒂婚姻的破裂，只不过是对他自尊心的伤害，没有什么大不了。创伤很快就会平复。

这种变化——他一直归因于年事已高——早就在维尔摩身上发生了。就像车轮转焰火，想要私通的激情爆发出最后几朵火花，然后冒出几缕青烟就熄灭了。维尔摩认识到，如果他能完全“缩回”到自己的“躯壳”里，日子就会安逸得多。他不想和任何人再有什么瓜葛。在他看来，内心深处那些曾经日日夜夜折磨他的性爱“放映机”播放的画面，现在已经索然无味。女人的身体只能在他心底引起一种奇怪的焦虑不安。

可是飞机上刹那间的触摸让他的手像被火烫了似地直往后缩。

维尔摩一再对自己说，他们的相遇完全是巧合，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邀请这个女人来家里小坐，仅仅是因为他看出她希望他能发出这种邀请。他对自己说，他对她根本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想捉弄捉弄她罢了。

实际上，经常见见她也没有什么坏处，维尔摩想。她的陪伴看起来很适合他。他们可以时不时在一起吃午饭，去剧院看戏，或者听音乐会。也许还可以一起到海边度假，晒晒太阳？只要他能让自己闭上嘴巴，事情就好办。

维尔摩看了看自己的手。这双手似乎太大了。他想象着他那粗大的手指在这个女人身上摸来摸去，那情景可不会赏心悦目。想象之中的那双手和他自己的手全然不同。很是陌生，仿佛是从哪儿借来的，甚至是雇来的——来干一件肮脏而又繁重的工作。我可得保养好自己这双手，他想，凝视着向外伸开的手指。接着又想：我还得保养好自己的皮肤和别的什么东西，得有这样的好心情。

他突然想到，客人如果从浴室出来，看到他直盯盯地看着摊开的双手，会作何感想？他赶快把手攥成拳头，放到身后。

她待在里面干什么呢？维尔摩想，有点生气。如果他去敲敲浴室的门又会怎么样呢？“一切都好吗？”他会这样问，像美国电影那样。透过关着的房门，他听得见“一切都好”，然后就是唧唧哝哝、缠缠绵绵爱的场面——同样是从美国电影“偷”来的。

维尔摩苦笑着。他想象着他们俩一丝不挂紧紧搂抱着，躺在婚床上。她对着他的耳朵呢喃些空洞无物的情话。起初，他有点厌恶，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把那一幕从脑海中赶走，可是后来他又发生了兴趣——他们做爱的情景会是什么样子？他在思想里窥视着，就像任何一个窥淫癖者一样。可是，他很快又退缩了。以前他从来没有想过再和别人结婚。迄今为止，他整个情爱生活都局限于婚姻之内。他以自己的方式珍爱这一切。正因为害怕损害婚姻，在对待其他女人的问题上，他才给自己规定了那么多严格的条条框框。婚床毕竟是神圣的。

可是已经不再神圣，维尔摩想起现在自己的婚姻状况。

“我他妈的为什么还会为这些事情烦恼呢？”他大声问自己。狗转着圈儿咬自己尾巴的画面赫然耸立在他面前。在他看来，自己就是那条狗尾巴。“我的生活就是一部回放的电影。”他终于说，心情平静了许多。他突然想起电视连续剧《特遣队》很快就要播出了。每天下午早些时候都要播几集。维尔摩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就连重新安排工作的时间表也是这样——留出时间，每周最少一次尽情享受和这个女人的亲密关系带来的快乐。他经常觉得自己很成功。在他看来，一天如果能这样度过就是成功——秩序井然，按部就班。

他想，一个人其实要想快乐也不难。可是，他后来意识到，他根本不可能和这位客人一起在房间里看《特遣队》这样一部明明是以正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为对象而写的天真可笑的电视剧。这种浅薄的玩意儿只能是在一起生活多年的夫妻凑在一块儿看看罢了。维尔摩十分懊恼地叹了一口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变得酷爱自己了，他最后这样想。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白痴，你真是个白痴。”他压低嗓门儿恶狠狠地对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说。他惊讶地意识到，只需向客人解释清楚，他不想再和任何人一起过日子……一个人过就觉得很快乐，就够了。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

“怎么个快乐法？”他在心里想。但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太感兴趣。

公寓里一片寂静。无论他怎样凝神静气，也没有听到浴室里有什么声音。

就好像里面没人，维尔摩想，沿着走廊悄悄地走了过去。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那个女人穿过墙壁不留痕迹地消失了，在空气里蒸发了——当然不会有这种可能。维尔摩把耳朵贴在浴室门上，什么也没有听见，只有像平常一样，自己的脑袋嗡嗡地响着。他又听了一分钟，或者一分半钟，突然比那个女人可能消失更让人担心的想法掠过心头——如果她发现他躲在这儿偷听，如何是好？他连忙踮着脚尖儿回到起居室，两只脚来回倒腾着，站在沙发前面，不知道该坐还是该站。

最好还是到窗口站着吧，维尔摩想，尽管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站在那儿“最好”。那个女人没完没了地在浴室里磨蹭，打乱了他的计划。计划？他不得不怀着几分羞愧承认，见那个女人的时候，他脑子里想到的是，他要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问她喜欢喝什么酒。她犹犹豫豫说不出个名堂的时候，他就会展示自己在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向她介绍一番。不过就是卖弄一下罢了。为什么要剥夺自己这方面的一点点快乐呢？说来说去，他邀请她来不就是为找点儿乐子吗？事实上，他请这个女人来家里做客的真实目的不就是想显摆显摆自己这幢坐落在公园旁边的公寓楼和他精选的那么多上等的葡萄酒吗？

窗户外面，公园周围的路灯闪烁着橘黄色的光。天空被照耀得格外明亮，维尔摩觉得越来越暗的公园慢慢地被吸收到天空之中。

维尔摩拉上黄褐色的窗帘，与外界的联系被割断了。但他并不因此而觉得更加安全。恰恰相反，维尔摩因为知道他对任何人都不必负责而感到心虚。正是这种缺乏负罪之感的感觉最让他害怕。

“可是如果无责可负，我还怕谁呢？”他无声地惊叹道。然而，那仿佛是荒野里的呼喊，既没有回声，也没有人听见。

“不知道为什么，但总有一种感觉，我已经走到尽头。”维尔摩想，精疲力竭，仍然心有余悸。“我真的不在乎。”他安慰自己……如果他真的能直面现实，真的没有什么事、什么人让他着急。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让维尔摩抓住不放的东西。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就结束了一切——无论在他和外面的世界之间拉上一道具有隐喻性的窗帘时，还是刚才站在这个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窗口时。

不过我今天有客人，维尔摩想。谁知道呢，她也许是什么好事儿的开端呢！不应该是走到了尽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客人还没有和他坐在一起喝酒，或者聊点让人满意的话题。那位夫人还待在浴室里。多长时间了？三分钟？十三分钟？三十分钟？

维尔摩不停地看着黄褐色窗帘一层层皱褶，想起和妻子第一次挂起这个窗帘时心里的骄傲之情。“现在这幢房子可就完美无缺了。”

维尔摩觉得那仿佛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可实际上，这个“很久以前”只不过是去年春天。那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维尔摩又打起精神，步履蹒跚地向浴室门口走去。

维尔摩惊讶地看到浴室门口的地板上模模糊糊地有些小血点儿。更让他吃惊的是，浴室的门压根儿就没有上锁。他敲了敲，没有人答应。他心怦怦怦地跳着，终于鼓起勇气拧了一下门把手，推开一个门缝。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有蓝色瓷砖发出幽幽的光。

要想看得更清楚，就得推开门走进去。但是他无法跨过那道门槛，查看那猩红的血点儿是不是从他雪白的搪瓷浴缸溅过来的。

这一切又有点像电影里血腥的场面。这种电影维尔摩看得太多了。也许，他对自己说，因为看了那么多好莱坞大片儿，他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最终打开房门无论看到什么也不至于太害怕。

“哈罗？” 他朝半开的门喊道，好像打电话似的。

还是没有人回答。他关上门。

维尔摩猜测——哦，他几乎可以断定——那个女人已经死在浴室里了。也许中风，也许是自杀。维尔摩跌跌撞撞回到起居室，在电视机前头站着。然后弯腰从一堆令人难以置信的白杯子碎片和黑瓶子碎片中捡起遥控器，按了一下，打开电视机。

“现在，我也帮不了我这位客人的忙。”他安慰着自己。

屏幕上，费斯刚好跳过一道高墙。“特遣队”其他的人们把一辆黑色小货车开过去，让费斯跳进去，甩掉追踪他的人，逃之夭夭。与此同时，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默多克的带领下，高唱“前进，基督的士兵”。然后是商业广告。代表兴奋剂的粉红色小兔子在屏幕上跑来跑去。

维尔摩认为，即使他的客人死了，他也没有理由不把《特遣队》看完。

“你有赢有输。”他想着，心里美滋滋的。可是，他的心情一下子又跳到另外一个极端：为什么这个女人单挑他家死呢？这会惹出无穷的麻烦。他甚至没法儿告诉救护车上的人她叫什么名字。他们当然会怀疑他和这件命案有关。他不愿意再想下去。但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的确确、糊里糊涂干了一件极其愚蠢、无可挽回的事情。

有些电影里的人物确实杀了人自己却忘得一干二净，维尔摩想，顿觉一股寒气从骨头缝里升起。

“我得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可是他的两条腿却不听使唤。真像一场噩梦，维尔摩想。真像一场噩梦……也许就是一场梦？这个想法带来一丝安慰。他又摇摇晃晃向浴室走去。维尔摩看见，浴室门口有红色的脚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现在是把门彻底打开的时候了。

一个人也没有。

维尔摩在明亮的灯光照耀下眨了眨眼睛，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蓬头垢面，一个星期也没有刮胡子，一只眼睛下面有一块很大的、难看的青紫的伤痕。他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洒满葡萄酒的衬衫。衬衫下面穿一条肮脏的内裤。那样子真是太恐怖了。仿佛是那面镜子不想让他走开。

看了好长时间，维尔摩才从镜子里面看见一个上面贴着醒目的红色和金黄色相间的标签的酒瓶子躺在他身后的地板上。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转过身捡起瓶子，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他把那个瓶子抱在怀里，踉踉跄跄回到起居室，心不在焉地瞥了一眼那一片狼藉的景象。

电视还在播刚才的广告。维尔摩心里突然生出一种感觉，自己是被镜子的反面欺骗了。

对于他，现实生活就像一个年老的已婚女人，太疲倦了，连唠叨也懒得唠叨，坐在有靠背的长椅的一个角落，闷闷不乐地看着两只布满皱纹的掌心。

英文由克里斯托弗·莫斯利（Christopher Moseley）译自爱沙尼亚语

图曼斯·温特

Toomas Vint

1944年生于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塔林。他现在仍然和妻子艾丽生活在那里。他曾经在塔图国立大学研究生物学，因战争爆发、参军入伍而中断。在苏联海军服役期间，他开始写诗歌和散文。回到爱沙尼亚之后，温特离开大学，到爱沙尼亚电视台工作，同时是一本地下文学刊物Hees的出版者之一。他著有多部长篇小说，其中有《看门人的妻子》（Kojamehe naine，1995）、《无边的风景》（L?ppematu maastik，1997）、《双光之下》（Topeltval-guses，2005）。自1971以来，温特一直是自由作家和画家，并且以此为生。他以抽象派绘画和概念艺术闻名，曾经先后举办二十四次个人画展，和其他画家一起在许多国家举办过画展。温特的多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被提名入围文学奖。他曾经两次获“弗雷德伯特·图格拉斯短篇小说奖”（Friedebert Tuglas Short Story Award），还获得“爱沙尼亚散文奖”（the Estonian Prose Awar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佳欧洲小说.2011.我们失去了雷蒙德：卡佛死了/（波黑）黑蒙（Hemon, A.）编，李文俊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

（文学新读馆. 最佳欧洲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1

ISBN 978-7-5447-3166-9

Ⅰ.①最… Ⅱ.①黑… ②李… Ⅲ.①小说集-欧洲-现代 Ⅳ.①I5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0334号

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1

Copyright © 2010 by Dalkey Archive Press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by Aleksandar Hemon

Preface copyright © by Colum McCan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lkey Archiv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2—42号

书　名 最佳欧洲小说（2011）：我们失去了雷蒙德—卡佛死了

作　者 ［波黑］亚历山大·黑蒙

译　者 吴冰青　等

组　稿 萧 萍

责任编辑 田　智

特约编辑 张　睿

原文出版 Dalkey Archive Press,201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166-9

目录

六故事 Six Tales

纯真国度

一位老人

舞蹈

国歌汇

无头妈妈与三个孩子

硬币

冈纳鲁·M.塔瓦尔斯 Gonçalo M.Tavares

世上最丑的女人 The Ugliest Woman in the World

奥尔加·托卡尔克佐克 Olga Tokarczuk

铁路边的旅馆 Hotel by a Railroad

弗劳德·格吕顿 Frode Grytten

欲望 Desire

曼农·厄普霍夫 Manon Uphoff

我们失去了雷蒙德——卡佛死了 Raymond is No Longer with Us——Carver is Dead

奥格年·斯帕希奇 Ognjen Spahić

弗洛西亚姨妈 Auntie Frosea

尤利安·乔坎 Iulian Ciocan

西索伊院士的受聘感言 Academician Sisoyés Inaugural Speech

前言

演讲

附录

后记

文献

致谢

布拉泽·明聂夫斯基 Blaže Minevski

仅物而已 Just Things

达努捷·卡琳奥斯凯特 Danute kalinauskaite

尘 Dust

斯蒂芬·斯普任格 Stefan Sprenger

艾尔莎?库戈的老年健忘症 Elza kuga’s Old-Age Dementia

诺拉·伊克斯提纳 Nora Ikstena

六故事

Six Tales

[葡萄牙] 冈纳鲁·M.塔瓦尔斯

蒋文惠 译

纯真国度

悲伤无处不在，以至人们微笑就会有报偿。熙熙攘攘的城市人群中，几位便衣观察着路上行人，发现只有寥寥几个人面带微笑，于是，他们不动声色地上前，拦下面带微笑的人。

便衣自我介绍——“我们是政府派来的。”他们说——接着，提出查看微笑者的身份证，然后，记下他或她的名字和地址。

到了月底，这些微笑的人都收到一张支票。支票之外还附有一封信，写着诸如 “二月份，发现您在街上面带微笑三次”的字样。

很快，这种做法彻底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情绪气象。也不知是因为人们的贪婪，还是有赏微笑的方式真的改变了人的性情，两年不到，这个国家就因为“国民那令人印象深刻、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而声名鹊起，一家国际新闻机构就这么说。

此后不久，政府取消了这项微笑津贴政策，不过，却没有告知民众。于是，人们依旧脸上挂着各种各样愚蠢、浅薄、无聊且毫无意义的微笑。

一位老人

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阅读了——周复一周，他的视力每况愈下，就要瞎了——以至，老人想，这家图书馆世界最大，他至少要把里面所有藏书的书名读一遍。书名浓缩了书的精华，要是读遍书架上的书名，也就意味着他吸收了整个图书馆的精华。

元月一日早上八点，他开始从图书馆北翼读起。

他的头一会儿歪这边，一会儿斜那边，一会儿又正过来——像是精神错乱了一般，或者至少像是得了某种偏瘫——他读着每部书书脊上的书名。

要查看顶层书架上的书名，他得用上图书馆专设的金属折梯。

极为小心翼翼地，他把折梯一直拖在身边，这样，无论哪层书架的书，任何一本他都不会漏掉。真的，他非常细致——任何一本书都不漏掉——不过，进度也极其缓慢。到了六月，他才阅读到图书馆的南翼，此时，体力已日渐衰减：眼睛几乎看不见了。按照这种进度，他恐怕很难读完南翼的书名。死亡和失明双双逼近。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图书馆馆员和来访者都给他加油，有人甚至上前帮他挪动折梯。

“我就快瞎了。”老人念叨着。不过，每个人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就快死了”。

虽然越来越艰难，所幸老人还能读。现在，他就像牙牙学语的孩子在读：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往外蹦。

终于读到图书馆的最后一本书。他异常费劲地读出书名。而后，他坐在一把椅子上，重重喘着气。人们不约而同鼓起掌来：老人真的做到了，凭着坚忍的韧劲。图书馆馆员和来访者都由衷地钦佩他。

老人坐在椅子上。

就那么纹丝不动地坐着，始终一个姿势。有人说他太高兴了，怎么会死。

舞蹈

他们信这个。双人舞不只是协调舞伴间互动的一套动作。双人舞远不止于此。

跳舞不只是身体接触，他们说，也是精神交流。踩着舞步与舞伴起舞，就像生死关头两人共进共退。

他们说，舞到最佳境界，就像是舞者相互之间的潜移默化，舞者双方合二为一：彼此的身与心越来越趋向相互的平衡，直至完全契合。要是没有产生这么一种微妙又循环往复的身心交融，他们如是说，舞伴之间就不可能“和谐”共舞。

如果其中一位舞者比另一位要性情急躁很多，跳到最后，两人就不分上下了：不急躁的舞伴可能会——可以这么说——沾上点儿急躁情绪，而另一位也会少掉同样的那点儿。

所以，他们视舞蹈为一种优雅方式，可以修正诸如心智、体形、品德、经济、文化、举止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失衡。

尽管如此，事实却是，当人们意识到舞蹈会产生这类对等交换时，干脆就不跳了。谁都不想失去自认为自身拥有的那部分特质，让舞伴得了去。（人们多少都有些自恋，以至于会很自然地认为，在这样的交换里，自己是失去的一方，不管舞伴是谁。）有些舞者害怕失去自己的智慧，有些害怕失去体力，有些害怕失去金钱，还有些害怕失去自己的文化。

跳舞的人不再跳双人舞。只剩下独舞。单个的舞者仍会在镜子前移动舞步，像是在缅怀过往双人合舞的那段时光。

国歌汇

来自不同国家的五个人齐齐开腔唱起各自的国歌。于是：五首不同的歌曲，五门不同的语言，五种不同的旋律，一并发声。

相当混杂，让偶然听到的人心生疑惑。

语言和语言交杂在一起，旋律与旋律相互对撞，就像物体在尖锐碰撞，而后，逐渐消逝。

期间，其中一国的国歌歌词听起来就像是蓄意搅扰另一国的国歌歌词。

的确，往深里去，这明显就是一场战争，声音、旋律和歌词间的较劲。

五首国歌宛如五支各自成军的部队。

很快，其他歌者也加入这场声响的混战。来自其他国家的路人急急加入。他们无法忍受这当中没有自己国家的国歌。

这一切发生在一座大都市。数小时后，繁华的人行道上聚集了超过七十二位歌者，都在放声高唱各自的国歌。

在那些匆匆而过的行人耳中，这一片混杂噪声就像地面遭受了空中轰炸，叫声顿时响成一片。

忽然，所有的歌声都停住了。顿时，情景全变。

一时间，鸦雀无声，有可能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

混战结束了。

“无声让人平静。”一位老妇人心想，她一直想探知其中究竟。

然而，虽然此刻寂静无声，那些歌者并没有平静。

他们每个人正在掏口袋里上了膛的枪。他们确信，只有枪才可以解决这场纷争。

无头妈妈与三个孩子

一位妈妈，没了头，一个人走着，找她的三个孩子。她人在后院：头被砍掉了，鲜血淌出了一条路。要是她的三个孩子来找她，这条血淌成的路很重要。这位妈妈希望自己能找到三个孩子，但是，头没了——于是这项任务非她力所能及。

在后院，没了头的妈妈四处瞎走，一大群鸡躲避着她，抬头看去，却不明白这无头的人形究竟是什么。

后院很大，头被砍了的女人继续走着，东碰西撞的样子，有点像蒙住眼睛的人在走路。对了，就像儿童游戏“马可·波罗”——不过，这位妈妈并非蒙住了眼睛，很清楚，她的头被斧子给砍掉了。她一路走，一路呼喊着她的孩子（奇了，她怎么能呼喊呢？），突然，她迷了路。在一处类似迷宫的地方，无头女人迷了路。在这个迷宫里，她一路遇到形形色色的动物：山羊、猪、鸡、马——你能想到的各种动物。有两头猪在交配，但无头女人看不见。

三个孩子也进了迷宫，循着妈妈留下的血迹路径找了过来。

这位妈妈知道，她淌在地上的血是她稍后帮孩子们走出迷宫的唯一标记。因此，她很担心血流得太多太快，不过，她也知道她不能不流血。有时，她抬起右手，放到颈脖上，摸到头被砍去的地方，然后，用手舀出一点血，将血有意洒在地上。那些血闻起来很腥，也很浓烈；回头她循着味道走回来也就容易多了。

她的三个孩子跟在后面，一边呼唤着她，一边擦拭地上的血滴。最小的孩子在最后，由他负责擦掉妈妈留下的血滴，即便最淡的血滴也不能漏掉。老大说了，乱糟糟的，真丢人。真丢人，真丢人，老二也这么说。

他们呼喊着妈妈，但是妈妈没听见。她头没了，什么都听不见。（虽然，我们仍感费解，没头的她怎么能喊出声呢？）她在前面呼喊着孩子；孩子们听见前面传来的声响，继续循着血的路径寻去。

到了某处，妈妈的声音开始变清晰起来。三个孩子于是向前跑。跑在前面的，老大；最后面的，最小的老三。刹那间，孩子们找到了妈妈。妈妈没有头，老大尖叫，老二开哭，最小的老三吓得发抖。

即便没有头，这位妈妈也试图安抚他们。她问他们一路上过来可有看见她的头。

他们说没有。

但是，他们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头怎么被砍掉的？老大问。

谁砍的？老二问。

为什么被砍？最小的老三问。

妈妈答道：

是斧子。

你们爸爸干的。

因为嫌床上他的地方不够宽。

三个孩子坐下来，好一会儿没出声，之后，老大尖叫，老二开哭，最小的老三吓得发抖。

此时，迷宫上空突然一道闪电，紧接着雷声轰鸣，把他们都吓坏了；雷电交加，景象壮观。

他们被吓得不敢出声，抬起头张望，无头妈妈也不例外，不过，她只能弯了弯她剩下的还算完整的颈脖。

趁着这时短暂的一阵平静，妈妈又问：

你们看到我的头了吗？

多大？老大问。

多重？老二问。

眼睛睁开着？最小的老三问。

这么大，妈妈说，手举过颈脖，比画着头的大小。

重七公斤多。

还有，对，眼睛睁开着。

如果我的头看见你们，它能认出你们。去，找找看。

三个孩子立刻转身跑开，找妈妈的头去了。老大跑得最快，老二稍慢一点，老三最慢。老二回头看了看，想回去陪妈妈一起等，只不过，看见弟弟跟着他，他就继续往前跑。

最小的老三回头看，想回去陪妈妈一起等，只不过，看到两个哥哥仍在前面跑，他就也跟着跑。一起跑，一起跑！老大说，一直往前跑着。

三个人跑了三天三夜，第四天一早，日出之时，他们赫然发现妈妈的头就在他们面前，就在后院的地上。他们已经离开了迷宫，于是，他们开始向妈妈的头介绍自己：

我是你最大的儿子。

但妈妈的头没认出老大。

我是老二。

但妈妈的头没认出老二。

我是老小。

但妈妈的头也没认出老三。

三个孩子，妈妈的头一个也没认出来。老大尖叫，老二开哭，最小的老三在发抖。

伤心过后，他们愤怒了。老大开口骂妈妈的头，老二朝妈妈的头吐口水，老三干脆用脚踢妈妈的头。

他们决定抛下妈妈的头，重返迷宫，去和无头的妈妈团聚，无头的妈妈认得出他们。

他们迅速往回赶，很快就慢下脚步。

是这条路，老大说。

不，是中间这条，老二说，指着另一条路。

这条，最小的老三说，指着第三条路。

谁都不知道该是哪条路。妈妈走过的路留有血迹，本来可以为他们指路，但是，为了不丢人，他们之前已经把所有的血迹全擦掉了，现在，他们不知道该走哪条路。妈妈留下让他们找来的痕迹已经不在了。

商量了一番，三个人决定各选自己认为对的那条路走。

三人说好了，谁发现妈妈，就大声呼喊，让另外两个人可以听见。这样，另外两个人可以循着声音赶过来——然后，就可以团聚了，他们说。

这么说好了，三人就各选一条路飞跑出去，一路呼唤着妈妈。

老大呼唤着。老二呼唤着。

最小的老三呼唤着。

老大找到了无头的妈妈。

妈妈当时还能喃喃自语：我流了好多血。

她快不行了。

老大努力想喊出来，但喊不出声。一点声音也没有。他是哑巴，或者说他在装哑。

现在，摆脱了两个弟弟，他跪倒在垂死的妈妈身旁。

硬币

瓦斯·卡图比克又一次弯腰去捡硬币。

“又来了！”和他在一起的年轻女子嚷道。

随后，她大笑起来。

可以这么说，瓦斯·卡图比克病了。他下眼睑以下一直到脖子，长满了烦人的斑点，痒得他不停抠挠，照他的话说，抠挠为的是安抚“脸上躁动不安的激情”。

几个月前，某个晚上，做完爱，这位年轻女子开始有些胡来了，突发奇想要数他脸上的斑：一、二、三、四……

只是做完爱之后，她才数。

“你挺富，先生！”她打趣道，“一共十四块之多！”

卡图比克用右手不停地挠着这些斑，尤其是下眼睑附近的。

最近一次去门诊时，他妈妈当时也在场，医生告诉他：“就是斑而已，无关紧要。你想我做什么?要是你认为只有好面貌才意味着健康，那你真是有病了，先生。你要是并不这么想，就请别放在心上。脸上有些斑，是有碍观瞻，不过，也有些人脸上没斑，但比你丑得多呢。”

话说到这份上，卡图比克搀扶着母亲出了诊所。母亲已经神志不清了，什么都不知道；早就丧失了最基本的自理能力。一个斑脸男子搀扶着一位衰老妇人过街，卡图比克自个儿想着，试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去介意那些路边老人向他投来的目光。

几天后，脸上的“激情”进一步恶化：那些斑像燃烧起一团温柔的火焰，还好，还算平静，卡图比克调侃道。

尽管如此，年轻女子仍继续打趣他。虽说他对她相当宽容，她仍旧不停地试探卡图比克的忍耐力。开始时，她一枚一枚地数他给她的硬币，还一枚一枚地叠加起来：一、二、三、四、五……硬币叠起来，又倒下去好几次——每倒一次，年轻女子就重数一次：一、二、三、四……一共十四枚硬币。

数完硬币——歇上一会儿——她开始数卡图比克脸上的斑，而且笑得很放纵，很淫荡。

“十一块大斑。”她先是说。

而后，几秒钟后，她说“十四块小硬币！” 接着，对着卡图比克先生又笑开了。

卡图比克穿着朴实。显然，他丝毫没让这座城市把控他的穿着。这种特质也体现了他性格的某些方面。或是说，他性格的某些方面塑造了这种特质。卡图比克很少去市中心。每次去市中心，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不自在。这种不自在通常引得他抨击城市生活对人的种种约束和苛求。

有些时候，都市人就好像是这么一群人，他们偷偷摸摸不断重复一些相同但又毫无意义的行为。这群人试图抗拒生活无处不在的混乱，而且，试图忽略这么一个基本事实，即面对时光的不停流转，他们无能为力——这个世纪以及这一个无关紧要的日子，都在嘀嗒作响，无情流逝；不管乐意与否，每个人都终将被淹没在城市纷繁杂沓的喧哗中，淹没在城市无数的礼节仪式中，比如，伸出胳膊，伸直手指，以便叫住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不过，这还算不上抵抗：诸多举动，人们仅仅是习以为常了，并不是用来表达要求。瓦斯·卡图比克是这么想的，在他个人的小世界里，他习惯于发号施令。当然，对那些忙忙碌碌的人而言，他的个人世界微不足道。

他又去见医生。仅仅过了六个月，其间发生了一件与他这次就诊绝对有关的事情：他的母亲去世了。

卡图比克走进医生诊所，这次，他和年轻女子一起来的，两人坐下来等号。诊所前台认识他。她瞥了他一眼，问：“恶化了？”

“是的。”他答道。

现在，这些斑扩大了，呈烟灰色——在医界尚属罕见——而且从每块斑的中心往外扩散。诊所前台很专业，很会拿捏有可能引起病人反感的事，所以，她没有做出像一般人看到那张脸时的本能惊讶反应。我们得说，卡图比克的整张脸已经变得恐怖狰狞。就好像他的脸部异常，仿佛从开始时的迟疑，演变成现在完全不同的模样，成了一张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的脸。这张脸很可怕，显得极不体面。给人的印象是，但凡看见这张脸的人都有种被攻击的感觉。就算卡图比克在诊室中央，当着其他病人的面脱光衣服，都不会比这对观者造成更大的道德冲击。他这张丑陋的脸俨然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它是一种罪恶，不只是身体缺陷了。

和他在一起的年轻女子当然也逃不过众人的目光。她的穿着说明两点：一，她不是这城里的人；二，她是一个妓女。她在位子上坐立不安，拿腔拿调，故作低调地整整裙子，十分做作，还时不时用挑衅的目光扫过诊室里的所有人。好像她自我感觉很美。

这两人让在场的其他人感到别扭，很快，这种气氛到了临界点。一位候诊的老妇人起身说了些托辞，转身离开了。

“你妈妈呢？”诊室前台问。

“她去世了。”卡图比克答道，他已经站起来，就快到他的号了。“走了两个月了。”他补充说。

前台垂下眼帘。这真是说者无心，气氛一下子更不对劲了。

终于，轮到卡图比克了。医生让同来的年轻女子在候诊室里等。

年轻女子于是对所有人笑了笑。医生这么特意要求她，让她觉得很受用。

“你的脸更糟了！”医生说道。

而后，两人坐下。

“我这里有你的病历。”医生继续说，“不过不是病，你得知道。卡图比克先生，你没有病。很明显是外在原因，我是说，完全是外在原因，你自身的体内器官体征没有任何异常症状，也没有任何理由说，你脸上的状况是由脸部的内在变化造成的。当然，异样的变化总是会让人烦恼，但在医学界，我们能做的就是建议你使用一些药物缓解瘙痒。不用担心，不会因为你的脸变成……这样，你就有任何生命之忧。”

卡图比克松了一口气：过去几个星期里，他自己认为：脸上的斑就是份死亡判决书。他甚至已经准备好该如何勇敢地回应，如果医生说：你只能活六个月了！

所以，医生此刻的确诊听起来多少像是一种胜利。

之后的检查进行得很快。医生打开门，要送他出去，瓦斯·卡图比克——想要表达他的感激之情——将右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枚硬币，递给医生。医生转身走开，表示婉拒，尽力不笑出声：

“我们医生可不收一枚硬币的小费，”医生带歉意地说道，“至少这座城市是这规矩。你自己留着吧。”

瓦斯·卡图比克有些尴尬，把硬币握在手上：自己就是个粗人，他心想，就是个乡巴佬！这回，又一次证实了这一点。真笨，他喃喃自语道。

“祝一切好。”医生对卡图比克和年轻女子说。

站在街中间，离城市中心地标不到二百米的地方，卡图比克的硬币又掉了。

“又掉了！”卡图比克说，有些恼火。

年轻女子跟着大笑起来。

英文由雷特·麦克尼尔（Rhett McNell）译自葡萄牙语

冈纳鲁·M.塔瓦尔斯

Gonçalo M.Tavares

1970年生于安哥拉首都罗安达。他的孩提时代在葡萄牙北部的阿威罗度过。他已经写了几本小说，包括《约瑟夫·沃尔瑟的机器》（A Máquina de Joseph Walser，2004）、《耶路撒冷》（Jerusalem，2005，2009）、《学着在技术时代祈祷》（Aprender a Rezar na Era da Técnica，2007，2011），这几本都即将出英译本。塔瓦尔斯还写过评论、戏剧、童书和几册短篇小说。他短短时间获得了许多文学奖项，包括2005年获得萨拉玛戈奖（Saramago Prize），2007年获得葡萄牙电信葡语文学奖（Premio Portugal Telecom de Literatura em Língua Portuguesa）。目前他在里斯本大学教授哲学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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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丑的女人

The Ugliest Woman in the World

[波兰] 奥尔加·托卡尔克佐克

陈姝波 译

他娶了世上最丑的女人。作为一家颇有知名度的马戏团经理，他专程去维也纳看她。这可绝不是预谋在先——他事先压根儿没想过自己会娶她为妻。可是一旦看到她，一旦过了最初的惊愕，他就再也无法将自己的眼睛从她身上移开。她长着一颗硕大的头颅，上面覆盖着肿瘤和肿块。一双流泪不止的小眼睛紧贴着低低的、满是皱纹的额头。从远处看，它们像两道细细的裂缝。她的鼻子看着似乎有好几处破了，鼻尖呈乌青色，稀疏地长着一些粗而短的毛。她的嘴又阔又肿，始终张开着，始终湿漉漉的，里面是锋利的尖牙。那似乎还不够，最糟糕的是，她的脸上散布着长长的、柔软光洁的毛发。

他第一次见到她，是她从一个巡回演出马戏团的硬纸板布景后面走出来，向观众亮相。一阵惊讶和厌恶的尖叫声从人群头顶滚过，落在她的脚边。她可能一直面带微笑，但看上去似乎是痛苦得变了形的怪相。自知有几十双眼睛正盯着她，贪婪地注视着每一个细节，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好让观众能回去向他们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或他们自己的孩子们描述这张脸，好让他们在拿镜子里自己的脸比较时，能再次想起来这张脸，然后轻松地舒口气。她很耐心地站着，当目光掠过他们的头顶，眺望远处的屋顶时，她或许有一种高人一等之感。

在长久的、充满惊讶的沉默过后，有人终于喊道：“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她循声朝人群里张望，她在寻找说话的人，但就在那时，一个粗壮的马戏团女领班从纸板屏风后面跑出来，代表世上最丑的女人答应道：“她不会说话。”

“那你来讲讲她的故事吧。”那个声音要求道。粗壮的女人于是清了清嗓子，开始讲了起来。

演出结束后，当他与她靠着马戏团内取暖的小马口铁炉子喝茶时，他发现她相当机灵。她当然是会说话的，并且也非常言之有理。他细细观察着她，自己对这一怪物内心交织着好奇。她一眼能看透他。

“你原以为我说话会像我的脸一样又怪异又令人反感，是吗？”她问道。

他没有回答。

她喝茶的方式是俄式的，把茶水从一把金属壶倒进没柄的小杯子里，每喝一口嚼一块糖。

他很快就发现她会说好几门语言，但显然哪一门都不是太好。她不时从一门语言转到另一门语言。这倒不足为奇——她自幼在马戏团里长大，在一个各种怪物无奇不有的国际剧团，从不重复去一个地方。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又说道，用那双鼓鼓的、小动物般的眼睛看着他。沉默片刻后，她又补充：“没有母亲的人也没有母语。我说许多语言，但没有一门是我自己的。”

他不敢作答。突然她开始使他心烦意乱，尽管他不清楚那到底是为什么。她谈吐风趣，思路连贯具体，根本不是他原来想的那样。

于是，他向她告辞。而令他吃惊的是，她居然向他伸出手去——一个非常女性化的姿态，实际上是一位淑女的姿态，而且还是一只非常可爱的手。他弯下身去，但是没有用他的唇碰它。

回到宾馆，他仰面躺在床上，心里还念念不忘她。他盯着面前那片宾馆所独有的潮湿、闷热的黑暗——那种漆黑使他浮想联翩。他躺在那里思忖着做她那样的人会怎样，内心的感受是什么，从那双猪眼睛一般大小的眼睛里看到的世界是怎样的，用那只畸形的鼻孔呼吸是怎样的——她闻到的可否与正常人闻到的一样。每天触碰那样的身子，比如日常做的小事，清洗、抓挠什么的，又是怎样一种情形？

他绝没有为她感到难过。要是他对她有一丝恻隐之心，那他就决不会想到去向她求婚的。

有人讲起这事来，似乎是一件不幸的风流韵事，说他的心不知怎么直视到了她的心底，说他爱上了他看到的她内心那个甜美的天使，尽管她面目可憎。但是，不，绝不是那么一回事——见到她后的第一个夜晚，他就情不自禁地想象，与这样的一个东西做爱、亲吻她、给她脱衣服会是什么样子。

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里，他在马戏团周围逗留。他会离开但总又会回来。他获得了经理的信任，为剧团谈判签下了布尔诺[1]的一个合同。他跟着他们到那里，马戏团里的人都把他看作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让他卖票，后来，他接替了那个胖女领班的工作——这得说他擅长此行，在那块劣制的幕布开启前，预热观众的情绪。

“闭上你们的眼睛，”他喊道，“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因为这个生物奇丑无比，任何敏感的眼睛都难以忍受。凡是见过这个怪物的人，再也无法安然入眠。有些人甚至还失去了对造物主的信念……”

说到这里，他垂下头去，似乎这话没说完，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了。他认为“造物主”这个词能够合理解释一切。看到等在幕后的那个女人，有些人可能会对造物主失去信心，但他自己已经信服了它的反面：无论如何，唯独把经理挑出来，把这个机会馈赠给他，造物主就已表明了他灵的存在。世上最丑的女人。一些傻瓜为漂亮女人相互决斗，同归于尽。一些傻瓜为了女人的心血来潮而一掷千金。他可不像他们。那个丑女人像一只伤心的、被驯养的小动物，赢得了他的感情。她与其他女人都不同，她甚至还赋予他获利良机。要是他娶她为妻，那他就会与众不同——身份特殊。他就拥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

他开始给她买花——不是什么特别的花，仅仅是廉价的一小把，包在箔纸里，外加一个轻薄的绵纸蝴蝶结；或者他会送她一块棉的领巾，光滑的丝带，或一小包坚果糖。然后他着迷似的看着她把丝带扎在额头上，结果五彩的丝带并没有起到装饰作用，反倒成了一个吓人的东西。他会看着她用超大的、肿胀的舌头吮吸巧克力，她宽宽的牙缝间形成褐色的唾液，从覆盖着短而粗硬的毛的下巴滴下来。

他喜欢在她不知道他在看她的时候看她。他会一早偷偷地溜出去，躲在帐篷或拖车的后面。他会偷偷地溜出去，为的是潜伏在附近，连续看上几个小时，哪怕是透过木头栅栏的缝。她喜欢晒日光浴，晒的时候她会花上很长时间，慢慢地梳理她那蓬乱的头发，她似乎神思恍惚，将头发编成细细的小辫，然后又马上把它们拆掉。或者她会用钩针编织，在马戏团喧闹的氛围里，钩针飞针走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或者，她会穿着宽松的衬衣，裸露着手臂，洗一盆衣服。她的手臂和前胸的皮肤覆盖着淡淡的毛发，看上去很漂亮，柔软得如同动物的毛发。

他需要这种偷窥探秘，因为他的厌恶感一天天地减少，在阳光下消融，如同炎热的午后消失的一个水洼。渐渐地他的眼睛越来越习惯她那令人痛苦的不对称、破裂的比例，以及所有的不足和过分。有时他甚至认为她看上去很寻常。

每当他开始感到不自在，他就跟他们说他要去办一件要事，去会见谁谁——他会说一个陌生的或者——为对比起见——广为人知的名字。他在做生意，在会谈。他会把靴子擦得铮亮，把他最好的衬衫洗干净，然后动身上路。他从不走远。他会在最近的城镇停下来，偷别人的钱包，喝得酩酊大醉。但是，哪怕在那种时候，他也从没有忘记她，因为他开始谈论她。没有她，他简直没法活，甚至在这些暂时逃离的时候。

奇怪的是，她成了他最有价值的资产。需要的时候，他甚至可以用她的丑来支付酒水费——甚至，他可以凭着描述她的那张脸，迷惑住漂亮女人，那些女人赤身裸体地躺在他的下面，哪怕到深更半夜也要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

每次回来，他总备有一个有关她的丑的新故事讲给大伙听——他很清楚，若要某事物真正存在，须得有其独特别致的故事。开始，他让她熟记那些故事，但他不久发现这个世上最丑的女人并不擅长讲故事：她说话单调，讲到最后还会突然哭起来。于是他开始替她讲。他会站在一边，手指着她，陈述道：“你们看到，前面站着一个不幸的人，她的外貌可怕得让你们纯真的眼睛难以忍受。她的母亲住在黑森林边的村子里。一个夏日的一天，正当她在林子里采摘果子时，一头凶猛的野猪向她追过去，并疯狂地对她大发淫威兽欲。”

讲到这里，他总会听到低沉的惊恐的叫声，一些早已想离开的女人，这时会开始用力拉她们不情愿的丈夫的衣袖。

他还有其他几个版本：

“这个女人来自一个被上帝诅咒的国度。她是一个邪恶残忍的民族的后裔，那些人对一个生病的穷人毫无仁慈之心，为此，我们的主以这种可怕的、世袭的丑陋惩罚他们全村。”

或者：“这是堕落女人的孩子的命。你看到的是梅毒的恶果，一种可怕的惩罚不洁、祸患五代的疾病。”

他从不感到内疚。这些说法的某一种或许就是真的。

“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谁，”丑女人对他说，“我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我是在马戏团被人发现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婴儿。谁也记不得之前发生了什么。”

就在他们共处的第一个演出季结束，马戏团就要散漫地曲线巡游回到维也纳，开始每年的休整之时，他向她求婚了。她连脖子根都红了，浑身颤抖。然后她静静地说“好吧”，把头温柔地靠到他的臂膀上。他能闻到她的芳香——柔柔的香皂味。他忍受了这一刻，然后缩回来，开始给她讲他对他们共同生活的规划，罗列了所有将要到访的地方。他在房间里踱着步，她的眼睛就一直盯着他，伤心但一言不发。到最后，她抓住他的手，说她想要的正好相反——她希望他们在哪个地方安顿下来，再也不用到处走动，再也不用见任何人。她希望她烧菜做饭，生儿育女，拥有一个花园。

“你绝不可能习惯这个，”他气愤地驳斥道，“你在马戏团长大。你想要、你需要被人观看。离开别人注视的目光，你会死的。”

她没有作答。

圣诞节那天，他们在一个小小的教堂里结婚了。主持婚礼的牧师差点昏了过去。他声音颤抖地诵念着。宾客都是马戏团里的人，因为他跟她说，他与她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无亲无故，独自一人。

当他们个个在椅子上打起盹，所有的酒瓶都倒空，该是上床睡觉的时候（她甚至醉意蒙眬地拉他的衣袖），他叫大家都留下来，并派人拿更多的酒来。他喝不醉，尽管他尽其所能地喝着。他内心有一样东西保持着绝对的警觉，如一条绷紧的弦。他甚至没有放松肩膀或叉着腿，而是坐得笔直，双颊通红，两眼发光。

“我们走吧，我的爱。”她在他耳边低语道。

但是他紧靠着桌角不放，似乎被无形的大头针钉住了似的。眼尖的客人可能已觉出，他只是害怕赤身裸体地与她亲近——害怕婚后义务性的亲密。难道果真如此？

“摸摸我的脸吧。”她在黑暗中请求他，但是他不愿这么做。他用手撑起自己在她的上方，这样他所能看到的就是她的轮廓，一个比房间其他地方稍亮一点、没有明显边缘的模糊的一团。然后，他闭上眼睛——她看不到——要了她，如同要任何别的女人，跟往常一样，脑海中毫无想法。

他们独自开始了下一个演出季。他叫人给她拍了一些照片，分发到世界各地。电报订单来了。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地方露面，坐头等舱旅行。她总是戴一顶很沉的、有灰色面纱的帽子，她从这层面纱后面，看到了罗马、威尼斯和香榭丽舍大街。他给她买了几套衣裙，亲手给她系上紧身胸衣，这样当他们行走在欧洲热闹的城市街头时，他们看上去就像一对寻常的夫妻。但是，甚至在那时，在那些光景好的时候，他仍然时不时得出逃出逃。他就是那样一种人：永远的逃兵。他心头会突然升腾起一种恐慌，一种无法忍受的焦虑感。他会开始大汗淋漓，喘不过气来，于是他拿上一沓现金，抓起帽子，跑下楼去，不一会儿他准一头扎进码头附近的一个低级酒吧。在这里他会放松自己，他的脸会松弛，头发会弄得凌乱，通常掩盖在几绺抹油的头发下的秃斑会肆无忌惮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会无辜地、兴致勃勃地坐着喝酒，任凭自己漫无边际地闲聊，直到最后一些纠缠不休的妓女把他洗劫一空。

这个最丑的女人第一次责备他的行为时，他用拳头猛击她的腹部，因为哪怕事到如今他还是害怕碰她的脸。

在常规演出时，他不再讲有关梅毒或森林里野猪一类的故事。他早先收到维也纳一位医学教授的来信，现在他喜欢用科学术语来介绍他的妻子：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怪物，进化中的一种基因突变，一个错误，真正的断链。这类样本十分罕见，出生的可能性之少，如同流星击中我站着说话的这个地方的可能性一样！”

当然他们曾偶尔去拜访那位大学教授。在大学里，他们一起摆姿势拍合照，她坐着，他站在她身后，一手放在她肩上。

一次，在给那个女人测量着身体时，教授有话跟她丈夫说：

“我不知道这种突变是否是遗传性的，”他说，“你们想过生孩子吗？你们试过吗？你妻子……呃……？你实际上是否……呃……？”

不久之后，或许与这次秘密交流毫无关联，她告诉他说自己怀孕了。自那时起，他成了一个分裂的人。他希望她生一个与她自己一样的小孩——那么他们将会有更多的合同，甚至更多的邀请。如果产生这种需要，他今后长期的生活将得到保障，哪怕他妻子在此期间死了。或许他还会成名呢？但是，立刻他会想到那孩子可能是一个怪物，他真的宁愿撕破她的肚皮，把它从有毒的、满是残缺的血液中拯救出来，也不愿它注定过像她一样的人生。他梦想他就是她腹中那个儿子，被囚禁在那里，遭了诅咒似的被那样的一个女人爱着，而就在被囚禁在她体内的过程中，她逐渐改变着他的脸。要不，他会梦见他是森林里的那头野猪，强暴了一个无辜的女孩。他会一身冷汗地醒来，祈祷她会流产。

她的肚子给了观众勇气，并使他们容易原谅她可怕的丑陋。他们开始向她提问题，她总是有些害羞地作答，语气平静但不太有说服力。他们熟悉以后开始打赌她会生什么样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她如同绵羊般温顺地接受着这一切。

晚上她缝制起婴儿服来。

“你知道，”她会停下来片刻，眼睛定定地注视着远方的某个地方，说，“人是那么脆弱，那么孤单。他们坐在我面前，注视着我的脸时，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似乎他们自己是空的，似乎他们不得不好好看着某个东西，拿那个东西把自己填满。有时候我想他们羡慕我。至少我是一样东西。他们是那样地缺少异乎寻常的东西，缺乏他们自己的独特之处。”

她这么说时，他不由心里一惊。

她是在晚上分娩的，没有任何兴师动众，而是安安静静地，如同一个动物。助产士只是过来剪了脐带。他给了她一沓钞票，确保她不过早地将消息散布出去。他的心怦怦直跳，立刻点亮了所有的灯，好仔细察看一下那个东西。孩子长得非常可怕，甚至比母亲更糟糕。他不得不闭上眼睛以抑制心头的恶心。直到过了很久，他才使自己满意，正如那位母亲预言的，新生儿是一个女孩。

这里是后来发生的事：他走进黑夜中的城市，是维也纳，或者可能是柏林。天下着轻而湿的雪。他的鞋子无精打采地踩在鹅卵石上。他感到内心再一次地分裂——高兴，但是同时很绝望。

他喝酒，并保持着清醒。他胡思乱想，并感到害怕。几天后他回来了，此时他已对他们的行程计划和宣传合同成竹在胸。他写信给教授，并安排了摄影师上门，摄影师用颤抖的手，在一个接一个闪光灯中，记录了两个生物的可怕的丑陋。

他想着，一到冬天结束，一到连翘花开放，一到大城市的鹅卵石干燥，圣彼得堡、布加勒斯特、布拉格、华沙等等，一路到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直到天空如同一块巨幅的、湛蓝的帆在地面上空连展，整个世界将为妻子和女儿的丑陋迷住，拜倒在她们面前。

大概在这时，他第一次吻她的脸。不是唇，不、不，而是额头上。她两眼发光，几乎如人一般地看着他。然后，老问题又来了——他从来不能问她的问题：“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他一遍遍地自言自语，甚至在刮胡子时对着镜子中的自己问，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问这个也是别人的问题。似乎他已发现了一个秘密——每一个人都在假装，人的脸面只是面具，整个人生是一场盛大的假面舞会。有时他喝得酩酊大醉，幻想——因为他从不允许自己在清醒的时候来这番荒唐——他正取下面具，轻轻地撕开黏合在上面的纸，面具下面是……是什么？他不知道。这开始搅得他心烦意乱，使他无法忍受待在家里，与老婆和孩子在一起。他害怕有一天他会屈从怪异的诱惑，开始试着抓下她脸上的丑陋。他的手指会在她的头发丛中翻找，寻找被隐藏的边缘，胶条和胶带。于是他溜出去喝酒，然后想出下一个行程计划，设计海报，起草新的电报。

但是早春时节，一场可怕的西班牙流感袭来，母亲和孩子双双病倒。她们并排躺着，高烧不退，呼吸沉重。偶尔，出自恐慌的本能，她会搂抱孩子，在神志不清中试图给女儿喂奶，不知道女儿正濒临死亡，再也没有力气吸奶。最后女儿死了，他轻轻地把她放在床边，然后点上一支雪茄。

那个晚上，这个最丑的女人短暂地恢复过意识，只是绝望地抽泣和哀号。他受不了——这是夜的声音，黑暗的声音，直接来自最漆黑的深渊。他掩上耳朵，最后他抓起帽子跑了出去，但是他没跑多远。他在自家公寓的窗下来回走着，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以此帮助了她死去。这来得比他可能已经想到的还快。

他把自己关在他们的卧室里，看着两具尸体；突然它们似乎很沉，很重，很大。他对它们身下陷下去那么多的床垫觉得奇怪。他此刻茫然不知所措，于是除了教授，他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他坐着那里，直接就着瓶子喝酒，看着暮色逐渐吞没床上那一动不动的影子的轮廓。

“救救她们。”他语无伦次地请求前来执行尸体解剖的教授。

“你疯了吗？她们不再活着了。”那人厉声说道。

后来教授递给他一张纸，那位鳏夫用右手签了字，用左手收了钱。

但是就在同一天，在消失在码头前，他帮助教授用马车把尸体运送到大学诊所，不久它们将在那里被秘密制成标本。

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二十年，它们就站立在大楼寒冷的地下室，直到好光景来了，它们加入到主要的收藏品行列，包括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头颅、双头婴儿和各种人种、肤色的连体婴儿。如今人们仍可在病理与解剖博物馆的贮藏室里见到——一对装着玻璃眼的母亲和女儿，依然以极富尊严的姿势凝冻，如同某个不成功的新物种的遗留物。

英文由安东尼娅·劳埃德——琼斯（Antonia Lloyd-Jones）译自波兰语

奥尔加·托卡尔克佐克

Olga Tokarczuk

1962年生于波兰，在华沙大学获得心理学学位，曾是矫正专家。1989年发表处女作——诗集《镜中城》，迄今已发表9部作品，包括短、中、长篇小说和散文。她的作品散见在英文作品选和杂志中。小说《白昼之屋》（1998）和《夜晚之屋》（2002）入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1998年移居波兰边境，如今生活在它与弗罗茨瓦夫两地。小说《奔跑者》（Runners）2008年获波兰最高文学奖耐克奖（the Nike Prize）。最近的英译小说是《太古和其他时代》（Primeval and Other Times，2010）。

【注释】

[1] 布尔诺（Brno）：捷克共和国第二大城市。

铁路边的旅馆

Hotel by a Railroad

[挪威] 弗劳德·格吕顿

吴冰青 译

他站在窗前抽烟。如果现在就回室内游泳池去，也许还能瞅上一眼那两个女孩。她们跳下水的时候，他和妻子正从池子里出来。他提议去游泳池边的餐馆买杯咖啡。你可以坐在那里看游泳的人。但他的妻子想回旅馆。

你饿了吗？他头也不回地问。

不饿。你呢？

还行。我想我们今晚要出去吃了？

有想好的地方吗？

没有。

她坐在他身后一把扶手椅上读书。他们从游泳池回来后，她抱怨天气太热，把连衣裙脱了。她那样半裸着来来去去，令他烦躁。这个样子有点没心没肺的，又不大体面，似乎她已经放弃希望，根本不再为任何事情烦心。

今天晚上你想做什么？她问。

你说什么？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晚上，也许可以做点特别的事。

是的。我想我们可以。

他决定回去，如果烟抽完之前过去一列火车的话。每次火车驶近，房间便抖晃起来。震颤的力度一路增强，直到火车终于出现在窗口几秒钟。然后颤动渐退，房间归于宁静。他曾试着推算火车时刻表背后的规律，多长时间发一次车，但还没推算出来。

他观察过那些火车，发现一日之间经过的时刻不同，火车似乎也不一样。早晨的火车载着个体，或去上学或去上班；有种即将生发、即将开始的感觉。夜晚的火车则是载着人群，黑暗造就了一种友情，车厢里的灯光把坐在那里的人们聚拢。夜晚站在窗口，他的感觉可谓完全不同。所见已大不一样。人们正在奔向安宁或快乐。

他在窗格上摁灭香烟，随即扔掉了烟屁股。没有火车经过。他转向妻子。她穿着那件粉红色连身内衣，显得可笑。

我要下楼买包烟，他说。你要点什么吗？

给我买罐可乐，她埋头看书，头也不抬。

还要别的吗？

不。

他站在门口等待。她的目光没有离开书。他一直站着，时间长得都不自然了，但她仍然没有抬头。他突然想到，你可以不再看别人，你完全可以忍住不看别人，而最终正好得到你想要的。

出门上了走廊，他又后悔说要下楼去接待处。这弄得他不可能再回去拿外套了。他穿着衬衫、长裤和无袖毛线衫。天气暖和，但没有外套他感觉像是裸露着。不穿外套，他总有点临时的、尚未了结的感觉，他不喜欢这样。

打从他们上次来，这家旅馆就已经走下坡路了。订房间的时候，他警告过妻子，但她坚持要住进他们蜜月时住过的同一个地方。那时他们没钱，很难成行，她便从父母那儿贷了一小笔。旅馆的正墙仍旧壮观，但是岁月对内景却不仁慈。他想象这正墙掩藏着突然失去内容的房间。这就像一个人变了性格——不是自然老化，而是无情的、出人意料的。

他们登记入住后，她就抱怨这个地方。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他胜利地问。

太糟糕了，她回答道。

我们应该另找地方住。

别说了。

他下楼梯去接待处，这时火车轰隆隆经过。我在作弊，他想，我是骗子。整个旅馆都在颤抖。那种震颤和抖晃也许是蜜月里他最真切的记忆，也就是火车让大楼颤抖起来，而工作人员却似乎毫无察觉所给予他的最初的震撼。其次他记得他们如何做爱，他记得那些日子充满了欲望和浪费。他们起床穿戴只是为了脱去衣服，再次上床。

他对接待处那个胖子点点头。

烟抽完了，他说，好像需要解释为什么出门。

我们有烟，胖子在后面喊他。

他停下脚步，做了个手势。

我还要买些别的东西，他说。

好吧，胖子笑道。

阳光流泻他全身。一时间他好像忘了自己是谁，要去哪里。他的视力慢慢恢复了。影子在建筑物和柏油路上摇曳。午后的太阳耐心地燃烧着。哥德堡也变了。他无法解释，但它已不是同一座城市。也许只是他的记忆辜负了他；时隔久远，犹如开了一道裂缝，不是这几天就能弥合的。

他匆匆赶回游泳池。比起一小时前，水里人少些了；饶是如此，他仍然找不见那两个女孩。她们一定出来了。他买了杯咖啡，在窗前坐下，那里可以窥视泳池。女孩们入水的动作十分自然，曾让他心念一动。一个短头发，穿浅蓝色泳装。另一个头发又长又黑，穿着红色比基尼。胸罩的带子已经松脱，露出一大片洁净的皮肤。

他啜饮着咖啡，两个女孩都走了令他有些失望，但也感到解脱。他打了个呵欠。昨夜隔壁房间的声响弄得他整夜无眠。起初他以为他们在那里打架，因为听起来像有人在拆散家具。随后他就意识到他们是在做爱。他躺着不睡，倾听那女人的呻吟。他好奇妻子是否也给那声响弄醒了。她背对着他躺着，但睡着时深沉的呼吸已经没有了。

他可以揽过她来吻她的，但他躺着没动，直到隔壁房间安静下来。终于，他睡着了，随后又给楼下街上说话的人吵醒。早餐时他仔细观察其他客人，心里嘀咕谁住在隔壁房间。他没法把昨夜的声音跟早餐室里任何人对起来。

他喝完咖啡，正打算回旅馆，这时那两个女孩从更衣室出来了。她们穿上衣服，吹干了头发，人显得大不一样。金发那个穿着米色夏裙。黑发那个穿着牛仔裤和短袖汗衫。他犹豫片刻，从桌边站起来，跟着她们上了大街。

突然间哥德堡逼近眼前。小汽车与推土机扑面而来，扬长而去。一辆公共汽车摇摇晃晃从身边经过。他的脑袋缩小，似乎马上就要模糊一片。他完全不知道要干什么。一如既往，他把这两个女孩视为一份礼物，是他必须尽其所能关心照顾的。

他沿着人行道走着，平静下来了。他赶赶停停，赶赶停停，跟在她们后面五六十米远的地方。似乎阳光在帮助他呼吸，他的心跳合上了脚步的节律。他别的一概不想，只是跟随着他的原始冲动。

他穿过大街，看见女孩们进了里瑟本游乐园。他买了张票，跟着她们进去了。这个星期早些时候他和妻子来过这里。游乐场居然比那旅馆还叫人扫兴。他们是中午来的，阳光冷酷无情地暴露着那片地方。

园内，女孩们停步于一家餐馆前，进去坐了下来。他在她们一旁的桌子边坐下。她们吃冰淇淋的时候，他看着她们，心里想着最喜欢哪个。他在游泳池里的时间太短，没来得及想明白。凭本能，他倾向于那个黑头发的，而现在，他觉得金发女孩有种沉着、敏锐的气质。

女孩们大声谈论着男孩子，好像一心要引起周围人注意。她们的絮叨很是成年人的样子，却又时时被咯咯咯、哈哈哈的笑声打断。他努力倾听她们的谈话，也许能够捕捉到她们的名字，或者弄清楚她们是否住在城里。他坐在那里，心里嘀咕着她们的年龄。最后他认定还是不知道为好。

突然黑头发那位直直朝他看过来。她的目光锐利而又诱人，仿佛觉察到了自己对他的魅力。随后她收回了目光，继续舔她的冰淇淋。他还是坐着，心里一片空白。他的头脑已无法集中于任何事情。他只感觉到颅腔里微弱的咕哝声。

三个男孩在她们的餐桌边停留了一下，幸运的是他们很快就走了。女孩们喝着可乐，一边懒散地各自打着电话。过了一会儿，她们散漫地朝过山车走去。他跟在后面，研究着她们的动向，先是排队，然后上了过山车，远远地离开地面。她们所坐的红车朝地面冲下来的时候，他听见她们在尖叫。

女孩们在游乐场玩别的游乐项目时，他就在树荫里一张长椅上坐下，细眯着眼觑视她们。他想知道她们有没有注意到他在跟踪。很多女孩喜欢被人盯梢，甚至她们还没意识到被盯上的时候，就颇得乐趣了。他得出结论，根本就没有单方面的快乐这回事；两方都得享受才行。比如说，去年度假，他和妻子做爱了；当她偶然说起那事十分美好的时候，他曾严肃地考虑过要对她讲清楚，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上床。

他努力回想那以后，他们是否真的还有过性事，但他并不十分肯定。这个星期他没有接近妻子，尽管一间旅馆客房几乎就是亲密的邀请。他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寻常二十四小时之间，一家旅馆里发生了多少次性交。有人还计算过一间普通客房里，你可以期望每年有多少孩子被怀上。他记不清准确的数字，却记得对此很是惊讶了一番。

城里公共汽车上，他站在女孩们身后三四米远。黑发女孩每隔一会儿就冲他挑逗地笑笑。她可能就是那种喜欢被人跟踪的女孩，很高兴知道他就在那里，从而感受自己对他的吸引力。窗户上他看到自己的映像出现又消失。一张脸来而复去。他好奇那女孩望着他的时候看到了什么。他是谁？他出门干什么？他本人看到的是一个不穿外套的男人。他看见正在谢顶的脑袋，皱纹深深的前额，开始灰白的胡子。

她们在约塔广场下了电车，彼此拥抱着大声地笑。她们走在人行道上，金发女孩的手搭在黑发女孩背上。然后她的手继续往下滑，仿佛一对情人。她们又哈哈哈、咯咯咯地笑起来。这是一个游戏，熙攘人群中的亲密举动。

她们的行为，唯有跟踪她们的人看见了。他停步于阳光里，心里非常感激。他所看见的将不会再发生了，不会重复的。这几近完美的一幕，唯一的见证人就是他。

他跟着她们沿街而去，进出了几家店铺，又光顾了一间新开张的咖啡馆，出去上了国王大街，在那里她们遇到了两个朋友。他始终保持一段合适的距离，始终在猎取更多亲密的行为。他对自己的选择很满意；他颇有天赋，知道如何挑选合适的女孩，找到对这种境况敏感的女孩。

在佛列德街一家服装店，两个女孩进了同一间试衣室。她们脱下衣服，试穿不同的上装，一起往镜子里瞧。黑头发那个扫了他一眼，可是当他正要挪动到一个绝佳的位置时，被一个有点催逼的女店员坏了好事。

我可以帮忙吗？他听到背后一个声音说。

他转过身。

不，谢谢，我只是看看。

他以为这么一说便甩掉了那女人，但那位胖女士却黏上了他。一定是因为他似乎来错了地方，店里就他一位男性顾客。

你在给夫人买内衣吗？女店员问。

是的，给我妻子买点东西。

我们有太多秋天用的好东西了。跟我来好吗？

那肥胖的女店员领着他朝相反方向走去，远离女孩们试衣的地方。

她的尺寸多少？她问，她是运动型身材还是娇细些？

她嘴里一刻不停，一边给他看内衣，都没来得及让他假装表示一下兴趣。最终他只是说谢谢你，需要想一想。他必须想一想。他要再想一想。

他在店门外等女孩们。他站在那里，身旁过去好几个女人。他忧郁地观看她们；看到美丽女子在城里走过，他总是满怀这种忧郁的心绪：看看她，她多美，她多美呀，我却永远不会再看到她了。但他对这两个女孩充满信心。他选得很好。

十分钟后，她们人手一个购物袋出来了。街上，她们彼此拥抱，站着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分手了。黑发女孩顺着佛列德街走了。金发女孩准备过街，去运河方向。

这种情形他未曾料到。他想象她们自始至终是一起的，而不是两个个体，会突然分道扬镳。他得赶快做决定，不然两个都要跟丢。

他选择了金发女孩。

他也差点跟丢，只得沿街快跑，总算在运河边又赶上了她。她穿过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再沿着港口东街走。他不知道是否做错了抉择。毕竟黑发女孩可能长得更养眼，但当时金发女孩站在那里等绿灯，总的来说好跟一些。

他们走过几条街道，那里已见不到阳光。很快天就要黑了。那女孩孤身一人的时候，显得有几分惆怅、几分脆弱，这是她跟朋友走在一起时所没有的。她走着，好像怀有什么秘密似的。他既已接受事情的这种变化，现在倒喜欢如此了。他做了一个抉择。他选择了金发女孩。

在一处红绿灯前，他走到离她很近的地方，都可以看见她手臂上的雀斑。望着她的侧影，心想她真是完美。他的决定绝对是正确的。一时间她转过脸来，直直看了他一眼。从这匆匆一瞥，他明白了，她知道他在那里，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他感觉心跳在加快。现在就只有他和她了。

可爱的傍晚，他说。

是的，很可爱，她点头道。

他们继续朝皇后广场走去，他几乎快乐起来了。他可以这样走下去，整晚、整夜，他可以明天走上一整天，他可以跟随她走到天涯海角。

走到火车总站，他找不到她了。在前面入口处，一群游客把他俩分开了。他们后面拖着一堆行李箱，他好不容易按捺住脾气，才没骂出口。他打开另一道门跑进去。等他终于进来，女孩早就不见了。他到处找她，售票处、咖啡馆、报摊，甚至几个站台都跑遍了。

她不见了。

她极完美，而他却找不到她了。她是他一生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孩，可是现在不见了。一种失望之感在他心里燃烧。他感觉这一天真是辜负了自己。他投资一整天下去，却没得到任何回报。

他买了杯啤酒，在大厅里的酒吧坐了下来。每天都有一系列这类的损失，有的还很严重。他知道终有一日他的运气会改变。终有一日他会跟踪一个同他一样明了这游戏的人，一个过不多久就会停下来看着他的女孩：你在跟踪我，不是吗？

然后她会说，他应该跟着她一路到家。

他感到饿得不行。已经是八点半了，但他午饭之后就没吃过东西——只是坐下来观赏女孩们吃。他瞥了一眼报刊亭里《晚邮报》的招贴牌：粗鲁、赤裸又狂野。他不知道回旅馆的时候准备对妻子说什么。没什么可说的。

每个男人的生活都很神秘，他想，就这么简单。他可以这么对她说。他就将这么说。你去哪里了？她会问。每个男人的生活都很神秘，他将如此回答。

他去厕所想撒个尿。这是那种要付五个克朗才让进隔间的地方。通常他总是尽可能推迟进公共厕所的时间。他十岁时曾跟母亲一起进城来玩，等他们准备坐火车回家的时候，他去了趟男厕所，她在外面等着。他方便完，却打不开门了。

惊慌依旧在他心里骤然而起，那是对关闭的门的恐惧，对任何锁起来的东西的焦虑；惧怕永远无法逃出去，重见天日。那次他又是砸又是踢，但就是出不去。最终他踩着马桶，爬上了小间的隔墙。他爬上去之后，往下看了看其他隔间。至今他还能状摹所有那些成年男人，他们一溜排开，裤子都褪到了脚踝。

外面大厅里他看到一部电话，于是打查号台。他查到了旅馆的电话。他打过去，要求转接207号房间。接线员请他不要挂断。他站着，一边看电话亭里人们都写了些什么。

有人用蓝色记号笔潦草地写道：永远的哈肯，我的小毛毛猫。

喂？她在那头说。

是我。

喂？

是我。

等一下。

她走了。他听见她调小了电视音量。随后她又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她问。

没什么。

你说下楼去接待处买烟的。都过去七个小时了。

他们没有我要的牌子。

那个牌子到处都有。

他听见她正对着听筒呼吸。他什么也没说。他可以想象，她站在旅馆房间中央，脚上还是他出来时她穿的同一双拖鞋。

你知道吗？她说，我再也不能接受这种事了。

什么？

这种事。

你是什么意思？

我再也不想知道了。

你说再是什么意思？

我再也不想知道了，你明白吗？我试过帮你。

你没法帮我。

我不知道我还能怎么做。

没什么可做的。

他意识到谈话正在演变成他永远记得的那类电话谈话，就像某种诅咒，一个灾难性的时刻，一切都被简化、扭折成他再也不会忘记的句子。

你要离开我吗？她问。

我不知道，他说。

你不回来了，是吧？我才想起你出门没穿外套。你要是穿了外套，就会再上来的。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那才是你。如果你穿了外套，那就是你。出门的其实是另一个男人。

沉默。他等待着。他觉得听见了火车经过的声音，但不敢肯定声音是来自电话听筒呢，还是他周围的火车站。他又一次想象她：她的脸，她的嘴，她的肩膀，她的乳房，她的大腿。现在这一切他都够不着了。

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他问。

我不知道。

不，你知道。

没发生什么特殊的事。

没有？

没有，特殊的事并不总是发生。东西也并不总是破裂或者摔成碎片。

为什么是这样？

也许就是逐渐退化，变成别的什么了吧，就像四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你要回来吗？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咽了口唾沫。线路无声。

你在等我吗？他问。

我就在这房间里，她说。

他挂掉了电话。

之后他买了包香烟，在长椅上坐下来。他要抽完烟，再回旅馆去。他们明天就要回家了。一切都将一如从前。他站起来，感到脑袋一阵剧痛。他又坐了下去。他准备再稍坐片刻，然后就回旅馆。

他瞥见那个金发女孩在报刊亭前排队。她买了罐可乐。他跟丢了她，而现在她又在这里了。现在她回来了。奇迹般地，他又得到了一次机会。他站起来，眼里涌出了泪水，于是跟着她下了台阶，来到站台。

女孩消失在一列火车里。

他等了几秒钟，也上了火车。他在她后面三排找到一个位置。他不知道是否需要先买票或者是否可以从列车员那里买。也许列车员甚至还没露面，女孩就下车了。他要看看结局如何；总之他现在不能下车去买票了。

外面几乎黑透了，夏末温暖的白昼在一声轻柔、忧郁的哀吟中结束时，来的便是这样一种黑暗。一天就是在这个时候，父母把孩子们抱上床，电视也开了，人们给自己倒上一杯红酒，随便翻翻报纸。他很想身处车窗外面那些明亮、模糊的房间里。他很想在那里做一些平凡、日常的事情。

就如他在旅馆第一晚看到的那个推销员，这人在另一间房里展示结婚礼服。他当时站在窗口，看着推销员打开一套又一套礼服。那老兄在地板上，然后在床上铺开那些礼服，有的先挂起来，再让它们展开，好像那房间里正在下雪。这个场景让他感动得流泪。

轻轻一拽之后，火车开始移动。现在这么想就太晚了。女孩坐在那里读杂志。他研究她，意识到她的一切他都喜欢。她没有注意到他在后面。车厢里很安静；他只听得见人们脸对脸、背对背相互挤搡所发出的模糊的声音。

他低头看看自己的手。他的右手还拿着那包香烟，左手放在裤子上。很是怪异；他觉得他的双手看起来非常年轻，好像属于另一个更年轻的人。又一个神迹，他拥有如此年轻的双手。

这时火车开始加速了。

他并不肯定火车在朝哪个方向走，但他想他们很快就会到达旅馆附近的区域。他朝窗户探过身去，两手护眼，遮住室内的光线，好往外张望。一切都飞速地消失在他们身后。他们经过旅馆的时候，火车飞快，他甚至看不见是否有人站在他们房间的窗户边。那没有关系。无论如何，她会感觉到外面黑暗中火车轰隆而过带来的震颤。

英文由西恩·威廉·辛赛拉（Seán William Kinsella）译自挪威语

弗劳德·格吕顿

Frode Grytten

1960年出生于挪威奥达市，这里也是他的许多小说的背景地。任新闻记者十五年，逐渐以短篇小说闻名，这些小说收录在一些集子里，如《长距离游泳者》（LangdistansesvØmmar，1990）和《流行曲》（Popsongar，2001）。他的长篇小说《蜂巢之歌》（Bikubesong，1999）[1]赢得挪威出版商协会颁发的伯瑞格奖（Brage Prize），并获得北欧理事会文学奖（Nordic Council’s Prize for Literature）提名。最近的长篇小说《漂浮的熊》（Flytande BjØrn，2005；英译本The Shadow in the River，2008）获得了新挪威语文学奖（Nynorsk Literature Prize）和梅尔森奖（Melsom Prize）。本书的选篇出自他的最新短篇小说集《海边的房间，城里的房间》（Rom ved havet，rom i byen，2007），其中每篇作品都取材于并且配以爱德华·霍珀（Edward Hopper）的一幅绘画。

【注释】

[1] 有中译本《蜂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欲望

Desire

[荷兰] 曼农·厄普霍夫

叶丽贤 译

寒冷的冬天，玻璃窗上结满了霜花。顺着窗户的裂缝，寒气硬是闯到了屋子里。女孩子刚年满十五岁，生性文静。那年冬天，她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有时候她会坐在公交车上，一点点地抠着皮肤的角质层，直到它脱落为止。然后，她就看着鲜血慢慢地渗出来，凝成了血珠子，顺着斜方向滴淌了下来。

她喜欢童话故事，但不喜欢大团圆结局的那种。小美人鱼化成泡沫，消失在海波当中；冰雪女王的亲吻冻僵了小男孩的心；卡伦穿着红舞鞋，不由自主地在母亲的坟上跳舞，这些都使她感到兴味盎然。

可那年的冬天，她没有读童话故事。在哥哥的房间——这是家里最暖和的地方——她入神地端详着一本叫《艺伎》的书。封皮上是一张炭笔肖像画，画着两个女人，露西尔和阿玛瑞莉丝。作者大概喜欢脚踏两只船，想同时和她们两个做爱。露西尔和阿玛瑞莉丝并不为此感到不安。女孩子觉得这实在很可怕——毕竟，你只能一次和一个人来。

一月份，一个周六晚上，在一家俱乐部——人们让她进来，只是因为她把自己打扮得比平常大好几岁——一位东方人模样的男子给她买了杯酒喝。那天晚上她穿着宽松的白短衫和紧身牛仔裤，在迪斯科旋转球灯下站了不知多久，这才突然见到男的从外面进来。男人的岁数比她大很多。他的头发黑亮无比，女孩子觉得他狭长的眼睛十分神秘。男人把酒递给她的时候，手从她的后背拂过，虽然是短暂的瞬间，却让她吓了一跳。她无法把视线从男人身上移开。

过了一会儿，她瞥见了男人的指甲，像是贝壳的内壁，闪着幽微的光，那瞬间她知道自己是会跟他一起走的。

凌晨两点，他们离开了俱乐部。喇叭声响起，小轿车一辆辆开走，姑娘们咯咯地笑着，醉倒在男朋友的怀里。门卫轻轻拍打他那用金编带装饰的帽子，望着他俩转过街角。

陌生的男人和女孩子步行穿过小城的中心，两人一言不发。每走一步，女孩子就越发地好奇，倒不是对这个男的，而是对自己。

他们走过一座桥，来到了一块草地上。空气凛冽。一个人的身体自然是无法靠自己的温度让另一个人燥热起来，不过当男人柔软的掌心碰触她的掌心的时候，她确实感到了燥热。草地上的雪融化成了几小片，湿漉漉的，他们仍旧躺了下来。她与男人贴得很近，鼻子埋在了他外套的毛料里，她竭力想要穿过他身上所有陌生的味道，去寻找自己熟悉的气味。雪水渗透了她的衣服。她的牙齿开始上下打架，血色也从脸上退走了。她担心涂的口红会变干，刷的睫毛油也留不住，这样，男人就会以为自己是个孩子。

“这里太冷了。”男的说。他把她扶了起来。她的头发浸湿了。外套和牛仔裤上也粘了枯草。

男的叫她跟自己回去，她说“好的”，刹那间心里似乎有一种渴望在推促着自己，以前在公交车上抠着指甲周围半透明的皮肤，看着流下的条条鲜血的时候，她也有这样的感觉。她的内心越发兴奋。她感到自己在膨胀，在把夜的黑暗吸到自己的身体里，就像一朵鲜花在吸着甜美的水。在小城的广场上，她想象自己并不是身在城中——她是在玻璃和石头盖成的世界里，她和这男的是唯有的两只热血的动物。远处的车子嗡嗡地响着，像大黄蜂。雨滴开始从她的脸颊缓慢滚落，滚到了脖子上，两人走啊，走啊，不停地走啊。

“你来荷兰很久了吗？”女孩子终于问道。

“不久。”男的说，“才两年。我也不知道要不要待下去。”

他们拐入旁侧的一条街道。女孩子想到了父母的房子，哥哥的卧房，床上放着的一本关于艺伎的书。在那里，哥哥的房间里，你能听到母亲呼吸的声音。她的妹妹，现在应当睡着了，小拇指含在嘴里，沾满了口水——芭比娃娃和玩具马儿扔在地板上。

“你是自己一个人住吗？”她问。

“不是。”男人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我们到了。”他们在一道蓝门前停了下来，男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钥匙环。钥匙环上系着彩色的丝线。

“我不是一个人住。楼上住着很多人——我们得轻一些。”

她小心翼翼地跟着他爬上了黑暗的楼梯。

外套的布料刮蹭着她冰冷的脸颊。男的把钥匙插进了锁里。

女孩子站在他的身后。她的目光掠过他的肩膀，飘向房间和房间里的灯光。里头左右两边各排着一列床，金属架的，所有的床上都坐着男人，只有一张例外。他们在放声笑，在小声嘟囔，脸都转向了她。他们细长的眼睛在看着她。

“欢迎！”其中有一人说。他的皮肤是浅黄色，干枯的。他手里捧着一本杂志。光滑的封面上躺着一个裸体女人，两腿分开，眼睛兴奋地紧闭着。

他从右边读到左边，女孩从身边走过，他还挑逗似的拍打正读着的那一页。

男人牵着女孩子的手，把她带到房间远处的角落里。他的床前挂着黑帘子，从金属横杆上垂下来——跟医院里的一样。

“别害怕。”他一边说，一边小心地把帘子拉到一旁。一束草叶从她的外套落到灰色的毛毯上。男人又把帘子拉拢，用别针固定好。房间里的笑声越发响亮。

“他们不会来打搅的。”他说。此时女孩子坐在床上，数着自己的心跳。男的若无其事地抚摸着她的手指。

“过一会儿，他们就会睡着，不会干扰我们了。以前几乎没女的来过。”

他们等着四周安静下来，他们能听到房间里鼾声轻微，所有人都平静地睡去。一盏小灯亮着。灯离地面很近，它的影子投在墙上，像是庞然大物。

“你几岁了？”男的问，“十四？十五？”

她没有回答。

“你打扮得比实际年龄大啊。”

她感觉到他的嘴唇凑到了脖子下，突然在那里猛咬了一口，她的身体不由得往旁边一侧，就像是一艘被狂风吹得倾斜的小船。

“好姑娘。”男的说。他的手像一只鱼，在她的衣服底下，在她的皮肤上游弋着。他把她的短衫从头上脱掉，指甲撩拨着她的乳头。他的嘴唇摸索着她的嘴唇，舌头像牡蛎一般滑了进来。他口中的唾液尝起来甜美温暖。

他把她推到了毛毯下，去拉她裤子的拉链，却卡在了那里，最后他扯坏了拉链。

“我自己来。”女孩子小声说。她把硬邦邦的牛仔裤脱了下来，因为慌乱，速度快得不能再快。

“好软。”男的低声说。他咬住了她小腹上的皱褶，在自己的尖牙间来回碾压着。

“我不认识他。”女孩子心想，“他是个陌生人。我并不认识他。”

那年冬天，她搭乘城市校车，车厢暖和，有好几回她都提前按停车按钮，她是有意提早这么长的时间。有一回她和父亲一同在车里。当车门嘶的一声打开的时候，父亲没办法，就让她下了车——因为司机希望她在这里下车。

她现在上了男人的床，父亲也照样没办法。

“你真柔滑，还是个姑娘啊。”男的抚摸着她的乳房，几乎惊讶地说。“你还是个白人，这让我感觉很好。”

她的确是个白人。她低头往下看的时候，男人的头正埋在她的两腿间，有如一块黑石。男人的嘴唇正揉压着她的阴毛，舌头慢慢地溜了进来。她想要阻止他。一个陌生人……但是一团火在燃烧，暖热而黑暗，腹部变得沉重，双腿也变得沉重，她闭上了眼睛——循着热焰烧去的方向。

“别停下来。”她说。突如其来的欲望，要抓住热焰的渴望，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继续，别停下来。”她把髋部抬起，双手插入他硬而黑的头发中，加大气力要把他的头往下压，好像她现在是个坚果，坚硬的外壳被砸出了裂缝，里头的能量和激情就开始倾涌了出来，那是一种渴欲，一种让她感到害怕的渴欲。

男人一缕缕浓密的头发从她的指间滑过。

“别停下来，继续。”她又说道，但是男的停了下来。她听到纸包撕破的声音，窸窸窣窣的。男人的手肘猛地撞了一下她身体的一侧，钻心的疼。

“我要进去了。”男的说，他俯在她身体的上方，把整个人罩在身下。“别害怕。别喊，也别叫。”

她看到他肩膀上的肌肉收缩成了一块，脖子上的青筋一下又一下地跳着。他的嘴唇饱满红润。她也缩紧了身上的肌肉，但他的速度比自己想的要快。腿间的疼痛犹如一朵白色的火焰，一把尖利的刀。她拼足了力要往后退缩，但他的嘴就带着压迫覆上了她的嘴，他的背和有弹性的臀部就像一张网，罩在她的身上。

“别较劲。”他说，“别较劲。”

女孩子慌乱中缩紧了全身的肌肉，抬高了她的髋部要逼他出去，那刺进身体的疼痛也就变得愈加剧烈，可这只会让她变得更加的强大。她的反抗异常激烈，男人退出了她的身体。髋骨冲撞着髋骨。

“别啊！”他说，“你在做什么？迟早都要有这一关的！”

“不！”女孩子说，她突然感到愤怒在胸前澎湃。“你也必须和我较劲！”

男人抓住她的腰部，重新又把她按回到床单上。

“你害怕了。”他说，“没什么好怕的。”他猛地一戳，又进入了她的身体，手指紧紧抓着她的臀部。

“疼啊！”

她的指甲掐入男人的背部，使力把他往身下拉。男人被指尖划破的皮肤立即肿了起来，她看到他的眼睛痛苦地紧闭着。她的嘴紧贴着他的嘴，还咬了他的下唇。温热的血流到她的口中。男人看着她，黑色的眼睛闪着亮光。他的前额渗出了晶莹的汗珠。

“你也必须较劲。”

两人相互挤压着，低吼着，冲撞着。他的手和她的手四处游走，她的指甲所到之处，都会留下抓痕，带着血红的颜色，可男人并没有从她身上离开，如火烧的感觉仍在她的腿间，即使她让臀部上下飞颠，嘶哑地骂着以前从未骂过的话。

慢慢地，灼烧感退去了，沉重感也消失了。他仍在身体内。她做好准备，迎接新的疼痛，但他只是移动稍许，几乎察觉不到。非常的缓和。从侧面进来。突然，她听到了自己的呻吟，她喷涌了出去，像一盆水泼在了石地上。他继续移动着，在她身体内，像一只幼兽。

“女人。”他在她的耳边低语，“现在你是女人了。”

女孩子把手从他的后背缩了回去，仔细端详着。男人的血渗透到她指甲的深处，他浑身散发着她从来没有闻过的气味。他的臂膀沾满了汗珠，腹部上下起伏。他的下唇很厚，在她咬过的地方肿了起来。

她很惊讶的是，并不感到累。疼痛消失了，她不知道自己是喜悦还是害怕，是愤怒还是骄傲。

男人在她身边躺了下来，喘着气。

“我不累。”女孩子心想，她把白色被单拉了上来，盖住自己。“我并不累。”

男人背上白色的伤痕，清晰可见，他的手伸过被单，要去抓她的手，但她把手缩了回去，只是看着。看着他有光泽的头发。黑暗的夜色。用别针固定住的床帘的缝隙。看着凝固了的细血痕。他的鸡巴软绵绵地在大腿上横躺着，她只是现在才敢看那个东西。避孕套落到被单上，液体慢慢流了出来。

男人缓过气以后，又进入她的身体，她的手指用力按着他的臀部，由自己来调节插入身体的节奏。她咬着男人的喉咙，闻着他身上的气味，一只手钳住他的后颈，仿佛此刻正捏着一只小猫。

第二天早晨，他们几乎没开口说话。他醒来后，亲了她，然后就坐在床沿，迅速地把衣服穿上，只是一言不发。屋外的亮光正挣扎地从窗户进来。

“你要去哪里？”她一边问一边在几层被单之间摸索着内衣裤。

“去工作。”他说，“我必须去工作。你要去做什么？今晚还能见到你吗？今晚你能到我这儿吗？”

“不，”女孩子说，“我不会再回到这儿了。”

“你现在是女人了。”他说，“如果你今晚能来我这儿，我很高兴。”

但是她摇了摇头。

男人走了十分钟后，她也离开了房间。那些男人还在床上睡着，呼吸平稳，灰色的毛毯下是他们拱起来的背。打开的多本杂志扔在地板上。

楼外寒气刺骨，但已经有些许微弱的阳光了。她在外套里搜寻着公交卡。她找到了一张，等着回家要搭乘的那路公交车。

家里，母亲正坐在饭桌前，桌上摆着一杯咖啡。邻家的太太正坐在她对面。

“哦？在闺蜜家玩得开心吗？”她问，“你们两个人出去跳舞了吗？”

“噢，没有呢。”她说，“有点晚了。我们不喜欢这么晚。”

她离开饭厅，开始爬楼梯。哥哥的房门开了个小缝。他还没有回来。那本关于艺伎的书，封皮上有露西尔和阿玛瑞莉丝肖像图的，仍躺在他的床上。她们乳房坚挺，乳头美得令人心动。女孩子关了门，反锁了起来。她仔细地脱下破烂的牛仔裤和短内裤，两条腿瑟瑟发抖。没见什么血，只有一个小污点。男人房间里的床单要严重很多。她看着棉卫生巾上的小点，看着向上卷曲的阴毛。她想到了小美人鱼，她为了一双人类的腿，不惜用自己美丽的歌喉来交换。她想到了小美人鱼每走一步都痛如刀割——想到了她如何化作海中的泡沫。

她想到了冰雪女王，只要到她寂寞冰冷的深宫里，所有人的心都会马上冻结。她想到了天使加百列，持一把火剑站在教堂的门前，等着那位小姑娘的到来，她正在跳舞，脚上穿着红舞鞋，在母亲的坟前来回地跳啊，跳啊，跳啊。直到脚被砍下来的时候，她才消停了下来。但她没有留住那双舞鞋。

“至少我较劲了。”女孩子一边大声地自言自语，一边把内裤和牛仔裤拉了起来。拉链的黄铜牙向外突了出去，歪歪扭扭的。

英文由山姆·盖瑞特（Sam Garrett）译自荷兰语

曼农·厄普霍夫

Manon Uphoff

1962年出生于荷兰乌得勒支市。她是得奖作家，写过四部小说，包括1997年出版的《失去》（Loss）和2004年出版的《私生子》（The Bastard Son），三篇中篇小说和一些短篇小说。她的短篇小说被公认为当代荷兰文学的精品。厄普霍夫同时担任文学杂志《书评人》（De Revisor）的编辑。她最新的小说《选手》（The Players）发表于2009年10月。

我们失去了雷蒙德——卡佛死了

Raymond is No Longer with Us——Carver is Dead

[黑山] 奥格年·斯帕希奇

严蓓雯 译

他们一边喝着果汁，一边看着电视。那台老电视只有两个频道。她的预产期是周末。他是一家袜子和内衣厂的会计师。

“我可能要上趟弗拉基米尔家。”他说。

妻子翻着报纸，没有抬头。

“可能？”过了片刻，她说。

外面的雨已经不停地下了三天三夜。他听说，在潮湿天气里，孩子难产的概率超过17%。这在医学上没有得到证明，但千真万确。他相信统计学，但又希望统计学能在这一次放过他们。

“电话号码在电冰箱上，有什么不对劲，你就打给我。”

“非得今晚吗？”

“非得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非得出去吗？”

“你知道我要去哪儿，这有什么问题吗？”他一边说，一边穿上外套。

他其实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他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最后通常只有弗拉基米尔家可去。弗拉基米尔一个人住，睡得也晚。

她扶着背，跟他一起走到门边，这样他走后她可以把门锁上。她隆起的肚子看着很健康，医院说她的情况是“完全合乎教科书的怀孕”。

她很信任医生，并且喜欢他们“书呆子气”的比喻。她整了整他的外衣领子，说：“给我带本书回来，让弗拉基米尔帮我选。我想读些让人愉快的东西，好吗？”

“没问题。”他说。检查了一下雨伞。

她吻了吻他的脸颊，在他离开后，转动了两次门锁。

楼梯上一股尿骚味。整个星期雨都不会停了，他想。他抬头看去，天空的颜色就像一个关机后死气沉沉的电视机荧幕。

他沿着附近的街道向前走，然后是通往弗拉基米尔家的那条林荫大道。一路上他不用担心水坑，他穿着一双好靴子，可以防水的美国货。他的袜子依然干燥。袜子是他工作的公司生产的，湿了就会褪色。所以一定得让它们保持干燥。

走到拐角，他想起那个即将诞生的宝宝，试图想象它会长什么样子。但他只能想出苍白的皮肤和无助舞动的双手。一个还未诞生的孩子——一个没有名字的东西。这样想着，他进了一家杂货店。他打算给弗拉基米尔买一瓶威士忌，自己则要保持头脑清醒。

“二十块。”

他看了一下自己的皮夹，里面只有十五块。

“那我把威士忌放回去吧。”他说。

“那当然。”收银员说着，敲了一下收银机的按钮。

如果婴儿赶在星期四出生，那正好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双喜临门，他一边想，一边从店里出来。但是他仍然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喜悦。这可能是第一次当父亲的正常反应。他想，当他看见孩子，抱它在怀里，呼唤它的名字时，一切就会改变了。他看了下左边，再是右边，然后过了街。

这天，城里没什么人。下了这么多雨，他想，雨水一定得流到什么地方去。他绕过最大的水坑，挑着屋檐下的人行道走。风吹折了两根伞骨，没法再撑了。他决定去马路对面的酒吧里喝杯咖啡，等着雨小一点。

“先生，你的脸。”服务生指了指自己的脸来示意。

“我脸怎么了？”他困惑地问。

“脸上有血。”

他摸了摸鼻子，看见手指上有血，有点尴尬。刚才他觉得嘴里有金属味道，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血压的问题。”他拿出了手绢，“有时候会突然流血。”

他们递给他餐巾纸。很多的餐巾纸。

洗手间里只有一盏灯亮着。他用冷水清洗的时候，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在争吵。根本没在乎他在一边。

“你至少该问一下我。我是孩子的爹。”

“你是猪。”

“那是谋杀！”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的事情？”

“当然。”

他关掉水龙头，用最后一张餐巾纸擦了擦手。

“你认为我们的孩子只是你的事情？”

“是，它在我肚子里，现在它不在里面了。够简单了吧？”

男人用一记响亮的耳光代替了回答。当他转身回到桌边时，又听到了第二记。

他喝完咖啡，等着那两个人出来。或许，他原该做点什么。当然，他确信他不会打他妻子。他爱妻子，知道打她会毁了他。

外面开始打雷，每一次轰隆，吧台上方吊着的电视机的图像就会闪一下，亨弗莱·鲍嘉和英格丽·褒曼就会被雪花遮盖。服务生骂骂咧咧。

那个男人先出来，几分钟后女人也出来了。她忙着翻动一小沓银行支票，一副大黑框眼镜遮住了脸。那个晚上他还见着他们一次，两人手挽手打着把伞，盯着一个摆满电视机的橱窗看。他们的眼神都对准中间那台屏幕，里面现出他们的笑脸。离开前，女人理了理发梢，男人则冲屏幕挥了挥手，然后两人再次在沉默中继续前进。

弗拉基米尔的公寓就在街角五层。弗拉基米尔是个作家，四十三岁，看上去却像个老人。他离了婚，有个女儿。小伊恩丝和母亲住在另一个镇子，每周过来看他一次。

他敲了敲门，听见门后传来一声“进来！”，随之是更亲切的召唤，“喂，滚进来吧。”

他们握了握手，互相拍了拍肩膀。弗拉基米尔挽着他的胳膊，带他到餐厅。

“坐下，我这就过来。”他说。

他坐下，看见桌上到处是书。成堆的书。他本能地想开电视机，但想起他朋友主动放弃了电视这个东西。

“人们对我的了解，更多是‘那个没有电视的人’，而不是‘那个作家’。吃惊吧？”他有时这么说。

弗拉基米尔在厨房里翻箱倒柜，玻璃器皿发出叮当声。

“老朋友，这真是一个伤心的夜晚。”他带着两只玻璃杯、一瓶威士忌回来了。

“我们当中那个最伟大的人走了。这个伟大的文字玩家、短篇王子、转喻巨头……”

“先别废话，你在说谁？”

“你真不知道？”

弗拉基米尔一边倒威士忌，一边庄严地宣布：“我们失去了雷蒙德——卡佛死了。”

“噢，趁我还没忘，你美丽的妻子来过电话。”他添了一句。

“什么？你脑子坏掉了？干吗不早点说？快把电话给我。她大着肚子，你知道的！”

6——

2——

1——

他拨着，脑子里想的却是角落里那个淡黄色的婴儿床，上面罩着高档床罩，他们花了很多时间选购的。

5——

8——

4。

“快接，快接，快接，看在上帝的分上！”他不耐烦地跺着脚。电话响了七遍。他担心他要错过孩子诞生了，妻子已经进了医院，或者也许还在公寓，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然而她的声音终于传了过来，睡意蒙眬：“喂？”

“是你吗？”他嚷嚷。

“当然是我。怎么啦？”

“你好吗？孩子好吗？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好。为什么这样问？”

“你就再说一遍吧，好吗？”

“一切都好，我说，到底怎么啦？”

他把手盖在听筒上。弗拉基米尔斜倚在门框上，手里拿着威士忌，睁大了眼睛，带着疑问。

“一切都好。虚惊一场。”他松了一口气，对弗拉基米尔说。然后将听筒放回到耳朵边。她问他为什么这么紧张，她实在有点不明白，她之前打电话来，是问弗拉基米尔借一本书，他说他要推荐一本“已故美国优秀作家的书”。

“我猜卡佛是今天死的吧？”他问。

“是的，今天。”

她说，当你知道那个作者——远在美国——现在正躺在还没封口的棺材里，去读他的书是件很有趣的事。

“那悲伤的波浪，虽然陌生但那么强烈，从大洋彼岸滚滚而来。”

“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你好像还没到。”她又说。

“哦，我在路上喝了杯咖啡。”

“你淋着了吗？”

“一点点。”

“哈，我感觉宝宝在动，在胳肢我呢。”

“这很正常，他快出来了。”

“别回来太晚了。我想看那本书。另外，别把自己弄得太糟。”她高兴地说。

“我马上回来。”他说完，伸手去拿威士忌。

卡佛装在了他的口袋里。走之前，他又和弗拉基米尔喝了一杯，祝他健康。有一种美国式的活法，也有一种美国式的死法，他想。夏天以这种糟糕的天气开始，实在不妙。闷热、无聊的雨。她没法出门，这让她有点情绪低沉。他们从未真吵过。他以为他们的婚姻会和谐自在。要是经济上宽裕一点，所有的误解都会消除。不过，像现在这样也挺好。他这样想的时候，正从街上注视着自家的窗口。公寓是租的，还没有买窗帘。一瞬间，他感到愧疚，不该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他再不会这样做了。至少晚上不会。她一定得放松，感到安全。因为这个原因，今晚他不能把卡佛的书给她。卡佛的故事充满不安。它们散发出一种特殊的焦虑。它们太像真实的生活了，他想。

她开了门，双手搂住他的腰，和他拥抱。当她吻他的脸颊时，他感到她的肚子顶在了他的胃上。他不确定自己喜欢这样的感觉。她的脸湿乎乎的，好像流过泪。

通常她睡前都会看会儿电视。她关掉灯，躺在沙发上。客厅新刷的白墙，沐浴在电视荧幕的闪烁光线中。时红时绿的色彩在客厅家具上、在她脸上摇曳。荧幕强光的反射在她眼睛里闪烁。阴极管的淡然冷漠。

“你把书带来了吗？”她问。

“对不起，我忘了，你的电话让我有点走神。”他说着，进了厨房。

“我感觉它在你的口袋里呢。干吗要撒谎？”

“听着，我不想让你在今晚读卡佛。”

她走进门厅，拿到了书。

“书边又冷又湿。”她说。

“我怕里面也是这样。又冷又湿。”他说。

她坐下，开始翻书。

“把它放在桌上吧，求求你。”

她不睬他，开始读第一行。

“把书放下，为你好。你和孩子都不需要那样的刺激。”这次，他提高了嗓门。

他认为卡佛的故事会有负面作用。但他不确定怎么会有的。那些故事里有着才华横溢的含混和一种令人作呕的感觉，让他无法把握。他在她身边坐下，她却掉头离开。

“我要去卧室看书了。晚安。”她说着，站起身来。

他也站了起来。

在半明半暗中，他一手掰开她紧拢的手指，一手拽着那本书。她感觉卡佛正在从她手里滑开。

“不！”手松开了，她大叫。今天，她一定要读它。她一定要读这本该死的书。

她抓着封面和十来页纸，靠回床边。

但他不会让她得逞。他感到书正从他手里滑出，用力抢了回来。

以此方式，问题解决。

英文由威尔·法斯（Will Firth）译自黑山语

奥格年·斯帕希奇

Ognjen Spahić

1977年生于黑山的波德戈里察，学的是市政工程和哲学。目前他还居住在那里，是独立日报《新闻报》（Vijesti）的一名记者和文化版编辑。斯帕希奇至今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所有》（Sve to，2001）和《冬日搜寻》（Zimska potraga，2007）。他的长篇小说《汉森的孩子们》（Hansenova djeca，2004）荣获2005年梅萨·塞利莫维奇奖（Meša Selimović Prize），这个奖项授予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最佳新小说。这部小说如今成了前南斯拉夫国家的热门小说。2007年，斯帕希奇还参加了爱荷华大学的国际创意写作班。

弗洛西亚姨妈

Auntie Frosea

[摩尔多瓦] 尤利安·乔坎

邹海仑 译

几只购物袋里装满了小南瓜和土豆，沉得很，加上弗洛西亚姨妈脚步匆匆，看上去活像一只走路摇摇摆摆的企鹅。这女人在跑，已是气喘吁吁，汗珠儿爬满她那紧皱的眉头。她必须尽快赶回家。连一分钟的多余工夫都没有。一个邻居撵上来，边走边喊：“快点儿，弗洛西亚，快点儿，马上就要开始了！”她由于紧张而浑身哆嗦。她要是迟到了可怎么办？她在一个广告牌子下面停顿了一小会儿，使自己喘过气儿来。那牌子上写着“П Е Р Е С Т Р О Й К А！Г Л А С Н О С Т Ь！Д Е М О К Р А Т И З А Ц И Я！”（改革！公开化！民主化！[1]）然后，她又继续与时间进行激烈赛跑。一个男人胳膊底下夹着一瓶白兰地，从一家杂货店蹿出来，跳上一辆小汽车，飞也似的跑开了。一个母亲拉扯着身后一个眼泪吧喳、倔头倔脑的小姑娘，喊她快走。一个兴高采烈的家庭主妇，从一个公寓的窗口，向在楼下院子里正拍打地毯的丈夫喊道：“节目开始了！”每个过路的行人都在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去。片刻之间，大街上变得空空荡荡，好像死气沉沉的夜晚。空气中有种异乎寻常的东西。城市，被令人痛苦的等待消耗得精疲力竭，热望着解脱的时刻。

当弗洛西亚终于赶回到自己那幢公寓楼时，却连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寂静几乎笼罩一切。唯一的声音是一架秋千发出的吱纽吱纽声。一分钟前，一个小姑娘才从那上面跳下来，怎样不可抗拒的热望才能让她舍得跳下这秋千呀！弗洛西亚姨妈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爬上楼梯，她的眼睛突突直跳。那几只巨大而沉重的购物袋，提手勒进她粗糙的掌心。她用肩膀顶开公寓的前门，浑身浸满了汗水，撞进了黑暗的门厅。在那儿，新旧不同的皮鞋、凉鞋和靴子堆成一堆。她的丈夫摊开手脚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睁大眼睛盯着电视荧屏。因为听见门厅里的响动，男人气恼地喊道：“什么把你耽搁了，老婆？《伊佐拉》开始啦！”弗洛西亚姨妈有些怵头：她已经错过了那出永无结尾的连续剧《女奴伊佐拉》[2]里的一些宝贵时刻！突如其来地，她感到一种对丈夫的真正怨恨，一种恶意，这是他们漫长的婚姻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她带着无声的仇恨看着自己的男人。为什么，她问自己，为什么那个必须外出购物的人永远是她？为什么，那个拖着沉重的袋子满城跑的唯一一个人永远是她？她一边走进房间，一边有生以来第一次，冲着丈夫提高了声音喊，直惊得他一声不响。“为什么你从来不帮我一把手，沃瓦？为什么就该我一个人出去买东买西？！”

1988年秋天，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当第一部拉美电视连续剧在苏联电视台上播出并引起弗洛西亚姨妈注意的时候，她正在死去活来地闹牙疼。但是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情节可真抓人，到那一集结束的时候，它已经使牙疼不翼而飞——比任何止疼片儿都管用。弗洛西亚姨妈这辈子还没看见过这么迷人的东西呢。她看完电视上面演的东西以后，还从来没有这么揪心过呢。她被深深感动了。就好像一道阳光照亮了她的整个生活。苏联电影不再重要了。当然，还有那些印度电影。印度电影曾经是她的最爱。但是，在这部拉美电视连续剧里，一切都截然不同：音乐更活泼热烈，草木更绚烂多彩、郁郁葱葱，气氛更戏剧化，故事更可信，人物之间的关系更错综复杂。很快，她又能补充上几条：这些电视连续剧在悬念的展开上更耐人寻味，并且总是无穷无尽地推迟结局的到来，而且结尾永远让人无法预料。她对女奴伊佐拉的同情使她心疼，那个美丽而勤劳的姑娘，被一个名叫莱昂修的铁石心肠的地主剥削压迫。那个地主不仅虐待她，侮辱她，而且厚颜无耻地骚扰她。但是伊佐拉具有坚强的性格，她拒绝和这个种植园主睡觉，因为她爱着一个自由的男子汉——托比亚斯。嫉妒而霸道的莱昂修对他们俩心怀怨恨。每看完一集连续剧之后，弗洛西亚姨妈都觉得需要向朋友们倾诉自己心中的强烈感受。在公寓楼外面的院子里，她常常和维奥利卡·伊万诺夫娜以及奥尔加·列昂诺夫娜见面，她们常常聊起伊佐拉，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在那个政治变革的时期，别的家庭妇女也常待在那儿，聊这聊那，可是弗洛西亚姨妈总是在为那个巴西女奴姑娘受的苦担心：

“可怜的伊佐拉！她怎么会生活在那样的奴隶制度里面呢？她怎么能忍受那个狠心肠的恶棍莱昂修呢？”她常常一边低语着，一边擦拭着夺眶而出的眼泪。

“可不是吗，弗洛西亚，那个遭罪的可怜姑娘……”维奥利卡·伊万诺夫娜叹息道，她和弗洛西亚姨妈同此哀愁。

而奥尔加·列昂诺夫娜却喜欢扮演坏人辩护士的角色。“你不应该那么为她伤心！她过得根本不赖……你却老是没完没了谈论什么奴隶制。如果我连比科波列沃[3]更远的地方都没有到过，那么就算我是个自由人，又有什么用？我有钱去趟巴西吗？没有，我没有。就算我愿意去，当局让我去吗？”

弗洛西亚看上去迷惑不解：“你这是在说什么呀，奥尔加？你一点都不知道当奴隶意味着什么吗？我们的生活也不豪华富裕，这个不假，但是，我们至少是自由的。要不是改革和这一切，你能像现在这么随随便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吗，多少也是自由呀……”

正在这时候，一个愤愤不平的老太太插了进来，她是个打过仗的退伍老兵，她坚信戈尔巴乔夫是个为美国人效劳的特务内奸。

“这场改革将带给我们灭顶之灾！我们到头来还要羡慕莱昂修的奴隶呢！你们等着瞧吧！要不了多久了！”她警告她们，这使这场讨论戛然而止。

最令人伤心的一集是第十四集。心肠狠毒的莱昂修为托比亚斯设置了一个陷阱。伊佐拉的爱人被人捉住，并且在一栋废弃的建筑里被活活烧死。托比亚斯的死伤天害理，复仇的吼声直达天庭！他怎么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呢！为什么他非得死！为什么弗洛西亚姨妈一定要和一个这样可爱的人物泉壤相隔？下面还有其他许多集电视剧继续下去，但是弗洛西亚姨妈无法想象，没有了托比亚斯，这个故事怎么能继续下去。那天夜里，弗洛西亚姨妈无法入睡。她辗转反侧直到黎明，也把她丈夫折腾得够呛。他得早早起床到工厂去。他在心里咒骂这个电视剧里的鲁莽主人公，害得他一夜不眠。她丈夫两眼布满了血丝，在早晨离开了家，把房门在身后砰地撞上了，随后，弗洛西亚从床上跳起身，打电话给维奥利卡·伊万诺夫娜。

“伊佐拉现在会怎么办？你怎么想，你认为没有托比亚斯她能活下去吗？”

由于伊佐拉的爱人过早地死去，维奥利卡·伊万诺夫娜也被弄得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哦，弗洛西亚，这真是一场灾难，她被压垮了，可怜的东西。你看见她脸上的表情了吗？而且，你知道……我担心还有更坏的事情要来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有几秒钟，维奥利卡·伊万诺夫娜陷入了沉默，然后，终于用一种近乎窒息的微弱声音说道：“弗洛西亚，我担心伊佐拉会向莱昂修屈服……”

弗洛西亚姨妈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伊佐拉最后可能和杀死托比亚斯的人一起滚进稻草堆，这种想法完全令她无法容忍。

但是，使弗洛西亚姨妈感到更为可怕的东西，是奥尔加·列昂诺夫娜的一些理论。后者不仅推断维奥利卡·伊万诺夫娜的险恶猜测可能是真的，而且深信伊佐拉不应该那么桀骜不驯：“都怪托比亚斯死了。但是老实说，弗洛西亚，他也就是个小角色，他比起莱昂修不过是根野草。我看不出来伊佐拉怎么会爱上他。不要误会我这么说，但是我认为到这会儿伊佐拉还不去找莱昂修可够蠢的。他身材高大，那个坏蛋，他有一双漂亮的眼睛……”

“但是，……你没看出他只是想和她睡觉吗？你不明白他并不想娶她为妻吗？”弗洛西亚姨妈脱口而出。

是的，奥尔加·列昂诺夫娜明白，但是她看不到将来有什么可能的更诱人的替代方案。

弗洛西亚姨妈一整天都在不断地思考着伊佐拉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由于她一直在琢磨那个不幸的奴隶姑娘会有什么打算，她完全忘了做晚饭。然后，当她想起来这回事的时候，开始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地张罗，可她的心思根本不在那上面，结果把牛排烧糊了。当她丈夫一身疲倦、饥肠辘辘地赶回家的时候，离第十五集电视剧开始只有一小会儿了。本来指望这一集在很多方面都能柳暗花明的。他快步走进厨房，看到平底锅里那烧成黑炭的牛肉，不由得声嘶力竭地尖叫起来：“我的该死的晚饭在哪儿？你这只愚蠢的母狗！”弗洛西亚姨妈本来正坐在扶手椅上，等着这一集电视剧开始，这时她好像弹子一样从椅子上腾地跳起来。她感到愧疚。她告诉丈夫她立刻就去为他煎几个鸡蛋，并且极力解释这都怪托比亚斯死了。沃瓦大叔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他喊道：“你这个蠢娘儿们！你想干什么？你这只母狗！我像头骡子一样苦干了一天，你就指望我吃几个鸡蛋了事儿？你不明白吗？你这只笨母狗，那个演员根本没死。死的是故事里的人物。娘儿们！”

弗洛西亚姨妈低下头去。她没有办法、也不愿意把演员和他演的人物区分开。

弗洛西亚姨妈、沃瓦大叔和他们的儿子瓦勒里乌，一辈子都住在一套憋屈邋遢的四十二平方米的公寓里。他们那栋楼是1953年盖的，斯大林去世的那年。那栋楼在弗洛西亚姨妈发现拉美新大陆的那年已经有三十五岁了，也就在这年，瓦勒里乌服完了兵役回家来了。就像其他所有斯大林时代的城市一样，这片地方也未老先衰，破旧不堪，但是弗洛西亚姨妈很知足：在基希讷乌[4]有一套公寓，即使是很憋屈邋遢的公寓，也很不错了！伊佐拉的不幸故事更加强了这种信念。比起那个巴西奴隶女孩受的那些苦遭的那些难，弗洛西亚姨妈的问题是小菜一碟。不错，她丈夫近来变得脾气很坏，有时候，他甚至喝醉了，冲她喊叫，要她自己操自己。但是这些小小的过分言语怎能和狼心狗肺的莱昂修的那些暴行相提并论？弗洛西亚姨妈知道她丈夫从根儿上是一个好人，心地善良的人。是的，在九十年代瓦勒里乌带回家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媳妇以后，他们那套邋遢的公寓变得更加拥挤不堪，特别是在他们的儿子出生以后。弗洛西亚负责照顾小宝宝，免得影响了那对年轻夫妇的学习。可是，伊佐拉连一个自己的遮身避雨之所都没有呢！是的，弗洛西亚姨妈和奥尔加·列昂诺夫娜以及成千上万人一起，曾经在城市的主要广场呼喊口号：“联合起来，摩尔多瓦[5]人！”那以后，弗洛西亚姨妈感觉到她过去被那些“罗马尼亚化分子”哄骗了，那些人把经济忘在了脑后。是的，有时候这家人甚至没有足够的钱买食品，有半年工夫，弗洛西亚姨妈在街角上卖鱼罐头，这些是她从城镇另一头一个商店低价买进的。在一个秋雨绵绵的日子，她这种从城市的一头往另一头倒腾罐头的买卖，突然结束了。当时弗洛西亚姨妈提着两个装得满满的购物袋，疼痛得深弯下腰去，一头跌进了一个大水坑。在去医院的路上，在急救车里，他们用一种带转盘的仪器给她诊断。但是，那个种植园里的奴隶们，在皮鞭底下的日子会强一些吗？不假，工厂再也不给沃瓦大叔按时开工资了，到最后他们宣布因人员过剩他被解雇了，虽然他还没到退休年龄。但是，莱昂修的奴隶们做梦也别想有什么工资和养老金！

就这样，弗洛西亚姨妈知足了。当她想到伊佐拉、玛利亚、莱蒂西亚的生活，以及那些拉美电视连续剧里其他女性人物的生活的时候，弗洛西亚姨妈看到了这样的真理：她的幸运真是吓死人喽。然而，有一个小问题，这是真的：那些似乎永远没有结尾的拉美电视连续剧有时候也会有一个真正的结尾，这时候，弗洛西亚姨妈会一连几天没着没落，无所事事。但是，一个新的系列连续剧会及时开始，这时候，弗洛西亚姨妈就会重振她的精神和乐观主义。一切都那么美好！如果伊佐拉、玛利亚和莱蒂西亚能够战胜她们的命运，也许那就像一个美妙的神话故事了，但是由于某种原因，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弗洛西亚姨妈总是能够在对她们的怜悯中找到安慰。

但是，随后，有一天，一丝怀疑偷偷溜进了她的心里。她想起了伊佐拉的朋友——厨娘贾努阿莉娅，那个黑娘儿们，从早到晚在厨房里当牛做马，还经常安慰伊佐拉。特奇怪的是，虽然贾努阿莉娅是个奴隶，虽然她累得死去活来，但是她却总是那么宁静而温和。她虽然憎恨莱昂修，但是从来不妄想公然反抗他。她总是告诉伊佐拉要有耐心，因为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个多么奇怪的忠告！一种多么无法解释的顺从！弗洛西亚姨妈被搞迷糊了。这个女人怎么能这么顺从于命运呢？我觉得——对她来说，把毒药放到那个地主的饭菜里，把所有那些狼心狗肺的压迫者打倒反倒更容易一些。但是贾努阿莉娅什么事儿也没干。这是最最荒谬的地方。难道她害怕那些后果吗？也许是吧……难道她喜欢那种奴隶生活吗？那真是能想见的最糟糕的情况！肯定有别的对策，但是弗洛西亚姨妈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天黄昏，弗洛西亚姨妈来到阳台上，在一堆破烂中间找一个脸盆。她无意间瞥视了一下楼下的院子。外面寒冷而泥泞。人人都猫在自己家里。一个胡子拉碴的流浪汉在一堆垃圾里乱翻腾。一只乌鸦在一棵光秃秃的树上哀鸣。对面的公寓楼好像一个还没吹起床号的兵营。一切都是灰蒙蒙的，没有色彩。

然而，突如其来地，弗洛西亚姨妈被一个顿悟震惊了。她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南美的风景会那么吸引她的眼睛：它们都不带灰色。那个新世界的色彩生气勃勃、引人注目！伊佐拉的世界——有蔚蓝色的海洋，奇异的水果，有绿树成荫的棕榈树，滑稽的鹦鹉，以及沐浴在炫目的阳光下的海岸沙滩——是那么迷人！相反，摩尔多瓦，有的却是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根本比不上那个新世界。随后，弗洛西亚姨妈几乎是立即发现，自己面对着的东西似乎是一种逻辑上的矛盾：奴隶制度怎么能在那样一个天堂里存在呢？一个人在那样的美景中怎么能剥削他的同胞呢？这是一种露骨的矛盾，一种弗洛西亚姨妈无论多么试图理解，都无法理解的矛盾。她喜欢巴西，但是奴隶制度使她恐惧。在反复思索之后，弗洛西亚心头豁然开朗了：伊佐拉和其他奴隶属于一个往昔的世界。在今日的巴西，奴隶制度早已不复存在！但是直到眼下为止，多少年来，弗洛西亚姨妈一直确信伊佐拉是自己的同时代人，以为那个女奴的苦难和当今的生活有某种关联。不仅如此，弗洛西亚姨妈一直把这出电视剧看作是关于当代拉美人生活的展示——这些人物穿着现代的服装，穿过伊佐拉身陷苦境的那些镜头。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理由，电视连续剧中所有那些蒙冤受难的人物，都是弗洛西亚姨妈的“奴隶”。而这新生的顿悟使她迷惑。伊佐拉已经从弗洛西亚姨妈这儿逃跑了，溜回到另一个时代。这是让弗洛西亚无法接受的。伊佐拉必须和她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时刻——伊佐拉必须留在她原来的位子上，必须继续受苦受难。

弗洛西亚姨妈无法忍受看到她的奴隶解放了。

英文由阿利斯泰尔·伊恩·布莱恩（Alistair Ian Blyth）译自摩尔多瓦语

尤利安·乔坎

Iulian Ciocan

1968年生于摩尔多瓦的基希讷乌。毕业于罗马尼亚的布拉索夫大学（University of Brasov）。已出版两部文学批评集：《叙事变形学》（Metamorfoze narative，1996），《突袭比萨拉比亚小说》（Incursiuni în proza basarabeană，2004）。他还写有一部自传小说《勃烈日涅夫去世之前》（Ȋnainte să moară Brejnev，2007）。他是基希讷乌教育学院的讲师，目前还是自由欧洲电台基希讷乌分部的记者。

【注释】

[1] 20世纪80年代，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主导了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深刻的革命性的变革”，思想方面的“公开化”和社会变革的“民主化”是当时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苏联旧体制的方法和口号。

[2] 《女奴伊佐拉》（Isaura the Slave Girl）：巴西1976年开始拍摄、播放的一部长达一百多集的电视连续剧。反映19世纪巴西的一位美丽的女奴姑娘与白人奴隶主斗争的故事。该剧产生了广泛影响。

[3] 科波列沃（Koblevo），乌克兰敖德萨附近一个海滨旅游休养地。

[4] 基希讷乌（Chisinau），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

[5] 历史上摩尔多瓦是罗马尼亚的主要组成部分。摩尔多瓦对罗马尼亚一直有复杂而微妙的对立情绪。

西索伊院士的受聘感言

Academician Sisoyés Inaugural Speech

[马其顿] 布拉泽·明聂夫斯基

潘泓 译

西索伊终于当上了马其顿人文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院士。

只等他正式发表他的受聘感言，他就将最终被纳入那神圣的殿堂了。

但就在该他发表感言的那一天，发生了一桩完全意想不到的事儿，我们将在后记里提及。

既然我们会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尾，我们也该来了解一下它的开头吧。

前言

该西索伊演讲的那天早晨，太阳刚刚爬上比特利诺山，空气里就已脉动着阵阵兴奋。夏天还没有正式到来，夜晚还有些清冷；晨露像糖晶一样洒在他公寓前的草坪和松树上，晶晶莹莹的。西索伊心怀前所未有的自得，敞开他卧室的窗户，深深地呼吸着早晨的空气，看着众多的原子漫步于爱因斯坦大道，去变成一枚枚小小的松针，看着细小的飞蝇在那里绕着垃圾筒盘旋，看着小草上的滴滴露珠在那里闪闪发亮。他演讲的一个主要话题将是：我们死后不再是运动着的整体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有灵魂所以我们才会运动——我们的原子会分离，就像把整好的魔方又打乱了一样；我们的原子会分散开去，到别处又重新组合起来，比如变成小叶尖尖，露珠点点，或是淑女含情脉脉的眼神。“斯拉夫科?斯瓦柯夫跟他阴森可怕小集团里的那帮院士老家伙们把我挡在门外整整十年哪，天知道他死了以后会变成什么东西……”西索伊想着，笑了，挤挤眼，好像跟一位假想的交谈对象开了个玩笑，甩了下头，把一缕垂落的散发甩回原位。然后像要拍前额上的苍蝇似的用手把那缕散发拍平了，他这脑袋看上去就又像是个知识分子的脑袋了。

此刻就去研究院还太早，他流连窗前，静心审视着他眼前的这片近郊住宅区，甚而远望那些非法定居点里的庭园，几乎一路绵延到小山顶上的那座巨型十字架底下。他又细察小山上的几处建筑工地，把个山冈弄得像是开了膛、切成片的西瓜。这清晨是如此的寂静，除了从没有供水排污系统的非法定居点那边传来的嘈杂人声以外，他还能听见露珠沿松针滚落、滋润青草的低吟浅唱。

除了原子（那是他的专业本行）以外，西索伊还喜欢解说空中传来的各种声音和征兆，尤其是飞鸟和犬吠——梦境里的那些通幽密径……他相信如果前门咯吱作响，或是西窗叽嘎作声，或是你不小心弄坏了某件家什，你家里就会有人死掉；如果母鸡像公鸡那样啼鸣，还在你门前向里窥视，你家里就会有人死掉；如果有只乌鸦在你家上空盘旋，就像此时有那么一只正在那边一座石墙房子上方绕圈，那家不久就会有人死掉；如果有只乌鸦一大早就聒噪，谁先听到谁就会撞上坏运，要不就是那家人将有不幸；猫头鹰、乌鸦和杜鹃都是报告凶兆的飞鸟；杜鹃尤其危险，特别是一大早那头一声啼叫，西索伊自言默语道，透过自己呼吸吞吐出来的浓密云雾，望着非法定居点那端。如果家犬在黄昏时分鼻子冲着落日像狼一般嚎叫，那肯定是在预告噩运，死亡、灾难或其他一些不幸随后就会接踵而来；西索伊不由得为这念头而悚栗。这当口儿，每天早晨都来他窗台找面包屑吃的那只鸽子飞了上来：“如果你梦见一只鸽子被杀或被绑了，某个跟你亲近的人——甚或你自己——将猝死；倒过来，换个角度，如果是你做梦在飞，某个跟你亲近的人将会死掉；如果你的梦里是别人在飞，从高空俯冲下来的时候撞上了某样东西，那人肯定会死掉。”西索伊轻声低语，像是对着那鸽子在说话；他打了个激灵，停下来环顾四周，生怕有人听到他的独白；他可不能被人说他这院士像个精神病开始自说自话了。窗下的人行道上，此刻开始有了行人，连根带土一块儿从东瀛远道泊来的樱花树将片片宝贵的阴凉洒在众人的头上。这些人早早地就去上班了，像是前朝旧时那样；抑或他们睁着眼睛在梦游，梦里想着那锈迹斑斑的厂门吧。不过此时西索伊已从窗台退回到房间的阴头里；又过了一会儿，他撮了些面包屑出去喂那鸽子吃。他看着从他楼前匆匆而过的人流，人人看上去都各有奔头的样子，他想起来每天早晨离家出门前得吃点东西才行。“几乎任何时候，如果有谁听到杜鹃在叫，此刻正好他肚子饿了，那他家里有人就会死掉……或者，如果他自己单独住，听到杜鹃叫的那个人就会死掉。”西索伊打了个哈欠，看着一只在空中盘旋的杜鹃鸟正要停到楼前松树顶上去，他把手里剩下的面包给吃了，离开了窗台，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尽管他不信上帝，只信原子），穿戴整齐。虽然他现在独居，他的寓所可是干净整洁、纤尘不染，桌上总放着一瓶鲜花和一盘水果。那盘里现在还有三根香蕉和一只甜橙。作为一个膝下无后的鳏夫（多年来他也曾试着要领养但总没办成），他已经养成了习惯，头天就准备妥当明天要穿的行头。每当太阳一下山，他一边眼望群星看星象，听着鸟儿为在树上过夜准备忙碌着，一边在脑子里过一遍明天的日程，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有了定夺就把那套行头挂到过道的衣架上，明儿一早一切就绪——他只须着装，打理，戴上帽子，提上公文包（里面装着他有关原子运动的多篇论文），出门离家去战略研究所上班……四十年如一日。他总是开车去上班，尽管所里那两排鸦屎斑斓的旧办公楼跟他的寓所在同一片近郊住宅区内。他这辈子有过两辆车：先是一部莫斯科人牌的，然后是一部拉达牌的。近几年汽油变得贼贵，俄国车又跟拖拉机一样耗油，他就再也不敢把他那辆拉达车开出去了。现如今他只借用车后备箱存放过冬食品；他把一罐罐桃子酱储存在那儿，以防天太冷的时候寒气从房顶的缝隙钻进来把果酱给冻住了。此刻他关上了他公寓厚重的木门（门上的名牌还没加上“院士”头衔哪），一连检查了三次门有没有锁上，又掏出他总是放在大衣左口袋里的那个小笔记本记下门锁了的事项；这样他就不会出门坐了三四站公交车以后不放心，下车又回来检查家门锁了没有。他早有这天天随身带着笔记本的习惯，以前是为了能随手记下自己的奇思妙想，而现在那本本已经完全取代了他的记忆。他在本本上记下门已锁了的同时，看到他昨晚记下的他的受聘感言演讲稿已经放到公文包里去了，这让他挂上了满意的笑容；他眨了眨眼，从四楼走下楼梯到了一楼。就我们所知，此刻，西索伊早早出门去了研究院，要用他准备了整整六个月的这个演讲去轰动耳目、语惊四座了。

演讲

人文艺术和科学研究院大礼堂里已是群贤毕至；西索伊从讲台上匆匆往下瞥了一眼，斯拉夫科?斯瓦柯夫院士没有现身；有几位高龄院士也没有到场——恐怕是担心散会以后没人领路自己就回不了家的缘故吧，西索伊自我安慰地想来。研究院院长、秘书长和十来位资深院士已在前排就座。其中大腹便便而使之坐姿前倾、肚腩下垂到两膝之间、在那里摇颤晃荡的那位，就是西索伊工作上最重要的导师和朋友布列兹霍夫，邻座那位打着瞌睡、膝上搁着个塑料袋的是特里派特利卡。礼堂里的人声变得有些嘈杂起来，院士们互相打过了照面，正开始闲聊起陈年旧事来了；西索伊大声地清了几回喉咙，那喧嚷平静了下来，演讲总算要开始了。我碰巧知道——是我亲手执笔写下的这段有关西索伊的文字——他的演讲应该是以如下论断开场的：原子是宇宙间最永恒持久的东西了。宇宙间有无数的原子，在西索伊看来，原子不可毁灭，这一性质是相当重要的。由于原子是如此地持衡长寿，此地的原子会不远万里跑到他方去；原子通晓世上所有的语言，谙知天下所有的秘密。“在座各位身上的每一个原子都经历了多代恒星的修炼，曾是上百万生命体的组成成分，最终才成为各位身上的一部分。”西索伊说。“换句话说，尊敬的同事们，你们大家，我们所有的人，都只是转世再生罢了，而且都是一转瞬间地短暂。我们死后，我们的原子会分离，就像把整好的魔方又打乱了一样；我们的原子会到别处去寻求新的整合，变成小叶尖尖、露珠点点或是淑女含情脉脉的眼神。我们谁也无法知道，我们身上某个原子或许是从一千年前死掉的一只苍蝇那里来的，或是从1366年马其顿国王弗卡辛的文书官寇山老婆滚烫的大腿间焙烤过的那个愚蠢大人物那儿来的吧。原子是不朽的，”西索伊强调说，“五十万个原子排成一排也只有头发那么粗细。”西索伊又说，同时无意识地把他头上那缕不服帖的散发给拍平了。“一旦我们了解到这一切，那就不难领会，每一种生命都是同一个理念的产物，所有生命体的归宿只能是无。只有细菌例外……”他接着说，“就算有一天太阳都泯灭了，细菌还会存活在地球上；这本是它们的星球，我们的存在完全只是因为它们让我们寄宿在这里、与它们分享这个星球罢了。”他踮着脚尖演讲，这样听众才能看见从他上衣胸袋露出来的那一角飘飘颤颤的手帕。“没有我们，细菌已然存在数十亿年了；可没有细菌，我们连一天都活不下去。”他继续讲下去，没去看放在讲台上那盏绿灯下的讲稿。“为什么呢？例如，因为是微生物产生了我们时刻在呼吸的空气。又是谁告诉狮子它发烧的时候就该去逮猴子吃来退烧的呢？当然是原先一位医生身上的原子现在变成了狮子的一部分的缘故啦！生命的奥秘就在这些原子里，就在我们每个人过世以后分散开去又找到新用途的这些原子里。”西索伊说着，抓起杯子喝了口矿泉水，匆忙间杯内晃荡的水溅出来了一点儿。后排有人爆笑起来，不过没人附和，那人清了下喉咙就静了声。全堂听众大多仍是全神贯注地在听，只有坐在中间的几位年长院士在打着瞌睡，脑袋起伏摇动着，像是在那里对西索伊所言一切都表示不同意似的。他无所畏惧地继续说道：“所以，尊敬的同事们，如果我们是从猴子变来的，而猴子又是从香蕉变来的，到底哪个先出来——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这时听众里有数人狂笑起来；礼堂里的软垫座椅开始嘎吱作响，所有停在礼堂磨砂玻璃穹顶上的鸟忽然都腾飞而去。西索伊对他受聘感言里的这些论题已研究多年，他早就料到讲到这一句的时候会出现如此情形，所以此时他按预先算计好的停顿了一下；又啜了一口现已走了气的矿泉水，没等骚动完全静下来，他就镇静地继续道：“如果猴子是从香蕉变来的，那我们自己就跟水果有很近的血缘关系，因而跟蔬菜也很近。要知道香蕉里有一半的化学反应功能跟人体里的一模一样。简单的实验分析很容易就能证实这一点，从而证明所有生命体是同一的，或者说宇宙间所有的生命都是出自同一个理念，无论谁算是这个理念的始作俑者。”他总结道，掏出胸袋里的那一方白手帕掩嘴咳了几声。听众里很多人以为演讲已经到此结束了，有几个还鼓起掌来了，但西索伊从讲台上拿起他的文件夹，向讲台左侧迈了两步，以冷嘲的目光扫视了整个礼堂一眼：“你们大家都安坐在座椅上，但实际上并没有坐在上面，而是悬在座椅以上一亿分之一厘米——你的电子和座椅的电子相互剧烈排斥使你跟椅子不可能比这个距离更亲近了！”他宣告道。就在此时，院士们臀部和座椅的间隙看上去开始扩大了，院士们从他们的座椅上悬浮起来了，继而更是漂浮在一排排听众席的上空，扶摇直上；越过天花板上的四方混凝土排架，穿进磨砂玻璃穹顶，浮游上行，穿透玻璃穹顶，消失在研究院上空的云气里无影无踪了。

附录

西索伊院士睁开双眼，正要对听众讲几句感谢的话，却发现礼堂里已空无一人。他只听到从第二排右侧雕花柱子背后传来一声奇怪的轻笑。西索伊心里在为空荡的礼堂纳闷，脚下在向左边门走去，一转身……瞧见了他，藏身柱子背后，靠在软垫座椅上，用领带在那里擦他的厚眼镜片儿，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正是他最大的死对头，斯拉夫科?斯瓦柯夫院士。这家伙就跟原子一样不可毁灭，西索伊心想。

后记

西索伊过世后，战略研究所委托我去料理后事；众所周知，我们的这位同事没能发表他的受聘感言就不幸去世了。我从他家餐桌下面鞋盒里藏着的字条中找到了可以算作他遗嘱的一纸短笺：要求把他的遗体葬在老家的斯维塔·皮特卡修道院，指明“我的灵柩连同盛放我的奖牌勋章的软垫一起用额多叔叔的手推车送到那永眠之地”。检察厅报告称，西索伊临死时正在吃一根香蕉，验尸结果确认死因是急性心肌梗塞——也就是，突发心脏病。报告记录证实，他的受聘感言讲稿就摆在他面前的桌面上，桌上还有一瓶花，一盘水果（内有两根香蕉及一只甜橙），一篇他自己写的有关他演讲的短篇故事，看来他当时正在脑海里预演其受聘仪式，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所犯的唯一错误是他在那篇故事里说我会坐在讲台右侧雕柱背后第二排那儿。我实际是坐前排，在院长跟特里派特利卡之间；后者开玩笑般地问了好几次，是否故意迟到是人的本性，抑或是我们自暴自弃的国家意愿的体现。当时大礼堂里已是名士满座，听众都在耐心等待西索伊的演讲开场——但我们的这位院士同僚已经死掉了。

文献

编纂本文时，我参考了在西索伊寓所找到的演讲稿和各种便笺字条；我也不时引用比尔·布莱森的《万物简史》一书里，以及他厨房桌子上整齐排序成两列、每列各十本的那些书里，西索伊用黄色铅笔画线做过记号的句子。我注意到，他爱读哈里·詹姆斯·卡格斯、迪昂·史考特——卡库尔斯、弗里德里克·费雷、罗纳德·米勒和理查德·波普金的书；我写的论美学的伦理意义的书也在他众多藏书之列。

致谢

在完成本文的此时此刻——或许现在只是个开头？——我想对我在战略研究所的几位同事表示感谢，感谢他们阅读本文手稿并提出宝贵意见。没有他们的帮助，本文也不会成其为本文。我也要感谢我那位满怀钟爱、充满耐心、无与伦比的太太莎夫卡·斯瓦柯夫，是她鼓励我坚持完成本文的编纂。衷心感谢帕斯科维利亚的塔寇·纳吉斯特吉先生、斯维塔?皮特卡修道院的众修道士，衷心感谢额多叔叔借给我他的手推车，我用它载着我们同事的遗体深更半夜到墓地去。当然要多谢各位读者，就只为你们听我唠叨至此，好像真有我这么个人似的，不过我知道我并不存在。

英文由威尔·弗思（Will Firth）译自马其顿语

布拉泽·明聂夫斯基

Blaže Minevski

1961年生于马其顿的格夫戈里亚市。他给《马其顿新闻》做过记者，现给《关注》杂志写文章。他出版过三部长篇小说及数卷短篇小说集，他的作品选集被译成英文及其他许多语种出版。

仅物而已

Just Things

[立陶宛] 达努捷·卡琳奥斯凯特

陈 荣 译

我是立陶宛语语言文学教师。最近我要高年级学生以“物”为题写篇文章（这是我儿子的主意：“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现在看起来是那么遥远……就好像不复存在了一般……”）。我想让他们写最寻常之物——一只橘子、一双鞋子、一张擦手巾。写写你身边每日用到却熟视无睹之物，其静默的本质。但是，几乎所有学生写的都是“社会的”不平等，那些他们求之而不得之物。

有个学生写道：“她媳妇在维尔纽斯[1]市中心有一家美容院，儿子在一家蒸蒸日上的公司任董事，他家的乡间别墅铺满瓷砖和实木地板。另一个儿子家有游泳池、桑拿浴、酒吧、三只狗、一只猫、一只南美栗鼠、一只鬣蜥[2]，鬼知道还有些啥。但是我们只有一只名叫瑞森的猫咪，还是在桥下发现的。”

在苏联政府领导下，文化精英们在谈及精神财富和社会状况时，对占有之种类大为感慨，如：对物之占有、对财富之占有。在当时，对物质的占有意味着背叛了精神价值。那些号称分析“文学与当代现实互动”的文章中，批评家们注意到真正的威胁来自“对物之爱”可能会“取代对人之爱”，往往会把人变为“物之奴”，“物质无益于人类爱心”等等，于是警示“我们日渐形成物质崇拜风气的危险”。

意识形态已经改变。“物质崇拜”已名正言顺，“贪婪的物质主义消费者”也已平反昭雪。只有物其本身依旧无辜。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甚至会深信无论何因，只要你还未丧失全部人性，物实则渗入人心之冷暖、罪与罚、今生和来世，乃至世间一切，无孔不入。

我不会装腔作势对“物件”态度暧昧。我喜物，爱其趣味无穷。它们既是不和的始作俑者，又是和事佬，就像真菌，以其在显微镜下才得以一见的长长细丝依附于人类，融为一体。物恰似碎片，却能瓦解整体感，或者说，我们觉得整体屈就于组合部分之中，在你奔赴要约前，渗入某件至少翻洗过一次的黑色大衣，其翻领、袖口、袋盖染得漆黑锃亮……物：命运之征兆与先知。档案室或是储藏室，藏身处或是手工艺品。束之高阁之物对谁说都可有可无，它们行尸走肉般虚度此生：生生世世，没人会再带它们出去。

确实，人死后化身为物。每次照那面缺角镜子，它背面还有一张里加[3]的照片，或是看到那把折叠刀（价格：两卢布，十个小铜板[4]），或看到药店有售的皮普能牌南瓜籽油胶囊，我知道——可以断言——这些就是我父亲。这串被手指揉捏玉滑的念珠，外出旅游的邻居的留言：“狗食在温室里。祝我们好运吧！”我姨妈旅游途中过逝。我桌上的曼陀罗茧历经风雨后化为空壳——那就是我，那是暂时“小别”的我。我父母的房子不复存在。那只珠宝盒有层假底，内有一缕染色头发，却并非如百科全书所说是“角质化的表皮细胞”，而是维米特的头发。

维米特来自另一座小镇，在维尔纽斯治疗期间住在我这里。在厨房，我们往罐子里装满了夹馅卷心菜，接着我们剪下这几缕头发，这是医生的意思（因为这些头发迟早会掉的）。我们开着玩笑（那会儿我们还常开玩笑），决定每人留一缕头发“作纪念”。维米特的朋友，也是个初中生，曾把头发染成橙色，一种希望之色，从那座城镇辍学搬来和我们同住，就睡充气床垫。他把一缕头发夹进物理书里。维米特的表兄也是学生，把一缕头发夹进通讯簿里。我儿子那时念六年级，弄不懂为啥大家都想要一缕头发，就用线系住他的一缕头发，挂在台灯上。我大为震惊。看着它时，我看到了被判死刑的犹太人哀怨低垂的胡须。我告诉儿子这些头发是纪念品，得放好。我们找到了存放地，那只我放锡合金戒指的盒子——那只有层假底的盒子。

维米特的父母离异了。她父亲是音乐家，喝醉时，他会变得豪爽大方，世界也成了他的舞台。一天，在观看妻子肺部X光片上的日食状阴影时，他突然感觉在家中要窒息了，家人都不理解他。也就是那时他决定卖掉两只萨克斯管，在乡下买一间农舍。厌倦了城市的喧嚣及与同室分居的妻子不断的争吵，他现在开心了，没人唠叨数落他了，他可以一觉睡到中午，可以在户外用碎镜片刮胡子了。他养了只山羊，他会和它讨论许多存在主义窘境（因为它从不厌烦他也不打断他）。有时他会回到城里，回他以前的家，因为那儿还有一间房属于他。他曾听说过维米特的诊断，但从不知道她在哪座城市、住了哪家医院，也从不知道她的体温多少，吃些什么，还能否进食。其实，每当妻子的亲戚迫使他关心这些事，他就大为苦恼，想迫使他们“穿越平庸的针眼”！他和女儿的关系——嗯，从精神层面上说——很紧张。在各方面，他都不能关心或帮助她，因为他宁愿死掉，也无法忍受其间的煎熬。于是，为了觉得他也在帮忙，他会在门廊的桌上放些农场的新鲜苹果。但当女儿从医院化疗回来时，往往发现它们已经腐烂了。如果她在他下次来访时还没有回家，那碗烂苹果会让她父亲勃然大怒，他会把眼前的一切都砸个粉碎。

然而，维米特像黄油般软化了，渐渐地原谅了所有人，甚至她的父亲，因为他的确爱她，毕竟，他只是试图以某种新方式表达他的爱，只是至今仍未交上好运。那时她原谅了巴黎，尽管她曾受惩罚永远也见不到它。还有那件黑色细吊带礼服。她的桃色口红。她带着一只玛克西玛店塑料购物袋，里面装着她的东西，游走于多家医院。到外国诊所就诊后，“从理论上说”，她的医生们仍抱有希望。一天晚上，她平静地叫妈妈把她埋在祖父母的墓地旁，在那里种上金鱼草，因为“它们的嘴角笑得多灿烂”，她承诺“从那个世界”照料它们。最后一天，收拾好她所有东西后，她告诉他们什么东西给谁，然后洗漱刷牙。她做好了准备，就像已经活到了九十岁，死亡对她而言毫不意外，在她脑海中那仅是又一座小山而已。

在葬礼上，维米特的父亲——这位天生的悲剧人物——因为他一如既往来“晚了点儿”，紧抓住他母亲，在这位老妇人肩头号啕大哭，情真意切地哀号。他试着从女儿的墓地口抢救出点东西，把那里的一些泥土倒进他的连指手套（如今他把那些泥土放哪儿了——瓶子里吗？有假底的瓶子吗？他喝醉时打翻它了吗？）。但因为未受邀请参加葬礼晚宴，他之后很快消失了。维米特朋友的父母甚为惊恐，儿子辍学还把头发染成了黑色，但还好，也就一会儿工夫。维米特的母亲（“我是，但也不是！”）早已哭干所有的眼泪。是啊，你能流干眼泪。我认识一个女人，她好像专被选中要吃苦受难：先后失去父母及独子——她儿子在路边换轮胎时被卡车撞上，现在她全副心思照料她那位双腿肿得像气球的姨妈。老太太尿床，猛拽她头发，每次喂饭，还把粥吐到她脸上。如今这个女人的泪已哭干：双眼像沙漠般干涸。为了能像大多数人一样用哭来宣泄感情，她得做泪腺手术。显然，这不可能。于是她只能被迫用假眼泪凑合了，这可是她必买的，得花十三立特[5]，七十五美分。冰箱里总有一小瓶眼泪。她常问丈夫：“布朗列斯，你把我的眼泪放哪儿了？又要买新眼泪了吗？”

当周围的人渐渐开始逝去——一旦你年过四十，这种事不可避免——你开始注意到过逝者留下的东西。毕竟，这是些有价值的东西：榨汁器、碗碟、被褥、毛巾……通常上面还吊着价格标签，留着“特殊场合”再用。这些遗留物像奖品一样被分给亲戚们，但是，那些最忠实的物件，那些最该保存的东西——那些经常使用，像第二层皮肤般无法取代的东西——在主人死后往往被扔掉：对别人而言毫无价值。假牙、剃须刀、绷带、装肾结石容器、内衣、穿惯了的鞋子……所有这些都被送进了垃圾桶——也许流浪汉们会发现并再使用它们。物携带走我们全部的生命，一件接着一件。好像我们从未存在过。

不管是否愿意，离世之人只得留下其物，尽管它们已构成其自身的一大部分。而另一方面，活着之人却紧抓其物，好像他们永不会死。他们活得越久，累积得越多，但这些积累存储之物却正吸取其生命之氧。然而，要做到只要所需却需超人的力量。或许是物本身不愿放手我们？或许它们正按照其恶念摆布我们？就在那儿，那块从过逝的亲戚处继承而来的蛀虫地毯，它已经使兄弟失和。为一个仅值几立特的便携式小打蛋器，有兄弟大打出手。我曾读到过，如同人类，物遵循同样的社会模式：寻仇、怀恨、撒谎、争吵、杀戮。桌子、钱包、刀具尤为如此。我朋友的舅舅前往美国之前，变卖了所有的金银财产，但却留下了那把最普通的菜刀，对其珍爱备至，因为他确信是那把刀助他成功。的确，区区小刀不得不总肩负着最重的责任，履行最难的任务。看看在那些充斥着贫困、恐惧、希望、力求过上（安逸）生活以及死亡的故事中，它们所占的分量吧。不过真正出问题的却常是小提琴和钢琴。在我家，当四人把那架乌克兰钢琴抬到楼梯间的油皮垫上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那次听到儿子给电话另一头新交的女网友说：“如果你真想了解我，让我从最糟的说起：我弹钢琴……”于是，我决定卖掉它。

摒弃那些吸取你生命之氧、你不再需要之物，的确让人释然。这也许就是我们为何愈加简化家居装潢——时代之风已卷走了我们这代人的所有繁杂，终成极简派室内装潢。基于此，我将家居分为“硬”派或“软”派。“硬”派家居中只有主人的必需品，当代快节奏生活的重重高压已耗尽其所需，仅需大片干净空旷的空间。没有刺激物会刺痛神经。过去已被切除。百叶窗。卤化物（手术室照明）。静静匍匐着的建筑。强化木地板。塑料天花板砖。大戟属及玲珑椰子属植物。仙人掌。一台电脑。百分之百实用。的确，有时如此令人目眩的崭新以奇怪的方式影响着房主：他们感觉像是自家的客人。这也是为何富人们耗费巨资把设计者送到伦敦去学习如何伪造时间的痕迹，如何时尚地做旧物件：以时光之古色润饰墙面及家具——甚至照明器材——以些许蒸汽使厨房镜子显得柔和，以铁锈粉饰水槽。而“软”派家居则无需投资复古。时光免费重新装潢了一切。在这些繁杂拥挤的居室大厅里，无用的物件摞起老高，陷入伤感的泥潭——没人动手将之清除。麻雀在窗台上筑巢，不再时髦的天竺葵肆意生长，房门、地板都吱嘎作响。

有时你独自在家，从某个黑暗的角落吹来一阵阴风，随风而来——通过什么渠道？——另一个世界的气味，灰暗之味，令你毛骨悚然。在“软”派家居里，一切说话声、脚步声及尘埃都得有地儿安置——于是它们潜入布帘等暗处。蜘蛛轻易就找到地方编织蕾丝网——总有许多不幸的蜘蛛沦为这只绿蝾螈的美食，它叫圣·三琪，随一箱从西班牙进口的橙子降临此处。也总有东西摔碎：夏丹的作品《饭前祈祷》已用镜框装裱过，在墙上挂了二十年了，却于凌晨两点遭受了致命一摔，粉身碎骨。这也许颇值得玩味。

不管怎样，在人的一生中，物的确随心所欲，神出鬼没——在以你为中心逐渐缩小的同心圆里——这却与时尚或潮流毫无干系。对此你别无选择。虽然这是老套的比方，但是，秋天树木情愿让树叶落成一圈，围着自己吗？伴娘礼服上的金饰片最先掉落。白色细条纹礼服和口袋里的手绢儿、领带、礼帽、帽针、六十副餐具及等数的笛形香槟杯。你倒无需向邻居再借什么了，你的六十位亲戚、朋友、熟人或已命丧九泉，或已把你遗忘——现今，仅一两位还来看你。渔网及纺车轮式渔竿、烤肉串扦、修枝剪、电动榨汁机、绞肉机、香肠机、还有（为防身）而放于床下的铁铲、铁锤，末了，还有顶针、线轴、钢笔、编织针、跳棋、照片、牙刷牙膏——因为再没啥了——直至在你新缩小的圈内仅剩下“顽固不化的”最贴身之物：尿壶、（镜脚系线的）眼镜、压制玻璃杯，你瘦骨嶙峋的手拿不起它，也正是因此，它能稳扎桌边，即便那只绿爱情鸟[6]飞扑而下要品一口时，它都没翻倒。是啊，你与小鸟分享最后几口酒……但此人还未化身为物，如果他还有理智，如果他留意发生的一切，那么到他临终之时，他能成为真正的预言家……他能看穿墙壁，能听到时间在叫喊“前进！”而常人却无法听到。亲戚们刚开口，他就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他们缠着他，但他“隐身于物”，坚如磐石，直到准备好了，才会挪动。

但人若当真化身为物，那可是另一回事了。就官方而言，他仍有护照、身份证号、领养老金证，在立陶宛共和国人口普查时还算一个人头，以及选举期间的一票，但是私下里，他是一个物件。一只带格子衬里的旧行李箱，曾到过彼得堡或包斯卡县[7]，之后又用来运输茄梨[8]至市场，那是种可以说入口即化的水果。如今它在阁楼上，用一小块皮边角料包裹着，放在一堆破衣之上，上面积满了灰尘。此人已再无时空概念，住在孩子们位于九层的公寓里，凌晨三点醒来（对他的孩子们而言，是深夜）去喂猪喂鸡。每天，他每隔半小时就去喂一次，有时还更频繁。要不然，他就身处异地，一到那儿，他就会“大便”（去过医院的人都听到过晨检时医生问：“你上次大便什么时候？”）。在他的脑海里，那里不再有小山、溪谷或陡坡，只有平原。正是那时，这些长辈的孩子们（上帝的小鸟们）之间的关系大受考验：“如果你硬要我收留爸爸，我就把他锁进小储藏间——我再没别的地方安置他。”抑或是：“如果你不同意收留妈妈，我就把她留在门口——早上你会看到一份可爱的小礼物。”

但这远非全部。不久前，我从报上看到一个故事：在德国高速公路上，一场车祸致三个立陶宛人丧命。他们年轻，富于魅力，正环欧洲旅游，却躺在镀锌的棺材里回到了立陶宛。当家属们——后来，还有法庭指派的法医——打开棺材时，他们都被吓坏了，他们离世的亲人像木头般被扔在里面，“很不舒服”，断胳膊缺腿，已经开始腐烂，面部溃烂（他们没被冷冻），口中还有探针，却就这样直接从重症监护中心被带走了。家属们即刻要把德国当局送上法庭——以维护死者尊严。但务实的德国安葬法撤销了他们的诉求：因为被运送的尸体即视为物，故而你无法以其名义起诉——至少不能以侮辱尊严而索赔。而偷窃或财产损毁……则大不一样了。换言之，别去寻求你从未有过之物，你已得到所送出的：物。对物件运回后的劣质及其贬值，我们深表歉意。

你睡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血压升高，想象死后会怎样。你的头发、指甲、皮肤。你会去哪里？等待你的又是何种状况、境遇或骗局？如果你只信奉看得见摸得着的，那来世你很可能轮回为物：一个电视机遥控器、一部西门子电话、一支钢笔、一台土豆去皮机、一个薰衣草香袋、一块芳疗手工皂。

我好物，甘为物之奴。我喜好物之特质，其质感。凹凸粗糙、低劣粗陋……电影《天使爱美丽》中同名主人公的手部特写，她那只手正伸入一袋圆滚滚的豌豆里……她的手也能成为我的手。在我朋友家，未经她许可，我打开那只旧碗柜，吸入柜里的气味，从那些三公升的罐子里散发出的不是珍珠麦或荞麦的气味，却是早已消逝的旧世界的气味。我猜那个世界由这些东西构成：一袋袋羊毛、一块棉布、一瓶墨绿色松节油、一声干咳、用干酪包布裹着的面包、肉豆蔻和小豆蔻、心脏病药，还有枚金戒指，藏在碗柜的隐秘角落里——但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出于疏忽大意，它连同碗柜卖给了我朋友。刚从老太太那里买回来时，她丈夫可是下了大工夫：向他所能找到的白蚁洞里都喷上一种特殊混合剂。用防腐药物保存后，从老太太和戒指的主人她女儿那里，从那片果园、那座村庄，它幸存了下来——果园被夷为平地，村名早被人遗忘。在另一个朋友家里，我悄悄用手指甲抠进她的马来西亚实木桌里（虽名为实木，其实像黄油般松软）。该死，我的感官太敏锐了！我得嗅一切，用指尖触摸一切……

此外，我发现要舍弃东西很难，远比把那些可有可无之物扔到臭水沟里要难得多。我尤好微物，各种小玩意儿，短篇小说，一言蔽之的睿智。就物之微小，我能写出长篇大论。但微小更适合中国人胃口，因为他们的手指细小之至。不过，立陶宛人……我父亲告诉过我，他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多年前在村里修手表——现在没人记得这个村名——他把零件拆开了，放在餐桌上。一个叫皮尔戴维斯的大鼻子家伙正好路过，就来聊了会儿，他要走时，爷爷突然发现少了一个极小的表零件——可能是个弹簧。全家人都静下来，皮尔戴维斯也和他们一起，在壶里、锅里、地板缝、一桶灰里，全神贯注地寻找，甚至连垃圾也仔细找过。找了大概两个小时后，皮尔戴维斯惊见它分明就在自己的无名指指甲里。“多可恶的小东西。”他走时说道，像是有人得罪或骗了他……

在午间酷热下，看着散布在亚光金色泥土中的南瓜、倭瓜、西葫芦，我悟到夏天的灵魂就锁在这些种子里。那盆白杨盆景正落下渐黄的枯叶：在它微小的肩部，从秋到冬时光的轮回在此找到平衡。从我九楼的寓所向窗外望去，银色的马自达汽车像块被撞得皱巴巴的铝箔；棚顶下的黄蜂窝像一只湿透的日本纸灯笼……我想让学生们就像这样去看物，但是他们写的仅是拥有它们。有这、有那，及别的东西。我儿子也想拥有物，从他很小的时候起，在没有这个、那个或别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一直试图教他欣赏无形之物，这些是无法买到或拥有的。比如说，贯穿一个好故事的金线。暗喻和借喻。美本身，无需占有。尤其是肉眼看不见之美。我教他珍惜微物，就像在阿兰达蒂·洛伊的《微物之神》一书中的主人公那样：“他们取笑对方屁股上蚂蚁的咬痕……嘲笑那只小蜘蛛，它……还用一些垃圾——一小片黄蜂翼、一点儿蜘蛛网、尘土、烂叶、死蜜蜂的空胸壳，盖在身上伪装自己。”如此等等。但不可避免，小孩想要大物件的那天总会来临。这是他的天赐人权，拥有辆兰博基尼牌汽车，要不，至少一辆哈雷——戴维森摩托车。那种轿车，只要按下按钮，立马变成一个办公室，里面现出一台电脑、一部电话、一瓶冰镇香槟酒，高脚银酒杯，甚至一个裸女。

在危急时刻，我去朋友家，她家在玛可修[9]。她很愤世嫉俗，但这正好能帮我。上次去时，她正难过，我说：“我就想自杀。”她马上给我做了冷敷。现在，在渐浓的夜色中，她戴着松鸦羽毛耳坠，吸着烟斗，怒气正在发酵。狂怒中，她要我躺下，用粗盐给我擦背，一边说：“你的日常实体论、死蜜蜂的空胸壳，还有所有那些静质都只是一派胡言。你得给儿子最好的东西，仅此而已。不要哭，不要自怜，昂首抬头。他妈的，你是老师、专家，你该有各种奇思妙想！比如怎么让儿子娶到黑手党或者海关领导的女儿！那时，你的小维陶塔斯[10]就会有他的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在你日渐衰老，饱受痛风之苦后，你会有平静的老年，裹着一条流苏边的披肩。”一如既往，我知道她是对的，但是对我而言，像对所有母亲一样，“向前”迈进让人不舒服。我环顾我的“软”派家居，出去“喂食”：给我的圣·三琪喂了只秋蚊子。

环顾我的食品柜和书架，每样东西都一点点吸取着我的生命之氧。无尽的感伤，但没啥值得传给我那满怀希望的儿子。即便那套十二人用的瓷餐具，还有只特大号汤碗，也不值得。即便那些各带十一个支架的银烛台也不值得。甚至无论哪件传家宝：先高曾祖母的金门牙，还是那把修剪烛芯的剪刀，也都不值得。当然，这里没有法贝热彩蛋[11]的踪影。相反，我已得到了我的曼陀罗茧，在我软弱之时，逃入其中。我知道，那个时刻会到来……那时，我将永眠其中。而现在，还只是防患于未然。我昂起头，用无形之物填满那个茧。私下里——如果我们成功的话——我希望我儿子将来能像走私品一样，悄悄潜入那位海关关长的家……

英文由珠拉·阿维扎尼斯（Jura Avi?ienis）译自立陶宛语

达努捷·卡琳奥斯凯特

Danute kalinauskaite

1959年生于立陶宛中南部城市考纳斯，毕业于维尔纽斯大学，在此学习立陶宛文学。1978年，她出版了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熄灭之光》，之后便从文坛销声隐迹近二十年，对此，她仅诠释为“我简单地生活”，引用诗人兼散文家凯斯图蒂斯·纳维茨卡斯（Kęstutis Navakas）的话说，“沉默也是一种绝佳的自我表达方式”。2003年，卡琳奥斯凯特开始发表短篇小说，最终，于2010年都收进了短篇小说集《你从不知道》（Niekada nezinai）。此书囊括了著名的立陶宛作家联盟奖及立陶宛文学学会奖。目前她正在撰写第三本书。

【注释】

[1] 立陶宛共和国首都。

[2] 产于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的一种大蜥蜴。

[3] 拉脱维亚共和国首都，位于波罗的海国家的中心地带。

[4] 苏联货币单位。

[5] 立陶宛的法定货币。

[6] 牡丹鹦鹉，又称情侣鹦鹉，产于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因其羽毛艳丽，常似充满深情地双双偎依栖息而著名。

[7] 拉脱维亚的一个县。

[8] 西洋梨的一种，名为克拉梨、洋梨，果实大，短葫芦形。

[9] 一家位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公司，主要生产黑色金属型材和棒材。

[10] 常被称为“大帝”，为中世纪立陶宛最有名的统治者之一。现今他作为民族英雄受到人民的崇敬，并在20世纪早期作为国家复兴的象征。维陶塔斯（Vytautas）是一个很流行的立陶宛男子名字。维陶塔斯·马格努斯大学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11] 俄国著名珠宝首饰工匠法贝热所制作的类似蛋的作品，他与助手在1885年至1917年间为沙皇与私人收藏家制作。

尘

Dust

[列支敦士登] 斯蒂芬·斯普任格

潘 泓 译

话说德国下巴伐利亚区有座名叫布根菲德的小镇。冬季里每隔一周的周三晚上，镇上一帮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会到维特巴赫堡聚会，对伯特·海灵格[1]以来的家族动态疗法的新进展进行试验。每次一开始大家先就当晚的议程提动议，以预备会的方式来达成共识。聚会的议题广泛：从历史性事件到未来世界能源问题到是否真有超自然的存在，无不精研细究。这帮人笃信“展演拟态说”，其理论基础就是谢尔德雷克[2]的形态共振论：认为所有生命的生长、行为和心态，都通过一个共享的时空场域，受其先祖经验的影响。

这个布根菲德小圈子所做的实地研究命题之一，就是要弄清楚生物演化到哪个阶段才出现了情绪这种东西。他们当中的生物学、生理学和神经病学专家对此是毫不含糊的，都认为只有人类和某些高等动物才会有情绪，圈子里其他成员对这种说法也已是耳熟能详的了。为了能给情绪定义一个定量尺度，从毫无情绪逐步递增到人类情绪，他们尝试着能否以家常灰尘作为毫无情绪的零点基准。但结果不禁令人大吃一惊：跟他们所有的假设正相反，布根菲德圈子从灰尘里还真的检测出相当高程度的情绪来了。这充满着大量情绪的灰尘，迫使他们不得不对整个情绪层次理论体系进行修正……

H女士的居室兼工作室在一幢厂房的阁楼上；一家油漆坊、一位木匠和一个金属制造工占据着下面的三层楼。当初房主想着除了堆些杂物这阁楼也别无他用，就把本该装在楼外的一台庞大的空气压缩机装到了阁楼里，这样一来可以方便维修，二来可以隔绝噪音，省得吵了街坊四邻，因为楼里做工的可是天天要用它的。H女士就这么跟一台机器共享那个阁楼：每每楼下哪个作坊里的工人要用压缩空气了，这机器就开始砰砰作响地活了过来，哐啷嘡啷唧唧嘎嘎一阵轰响回到全压状态后才又恢复平静，那刺耳烦人的噪声就这样随时随刻肆意地中断H女士的思路，打断她和客人的交谈。再者，这厂房的楼层房间之间的隔离密封又差，这机器的振动把各种各样的工业灰尘鼓了起来，以不可思议的效率飞飞扬扬洒遍整个阁楼。这还不算，那空气压缩机还不是H女士居室里仅有的机械：货运电梯的马达也装在楼顶上，每每有货物或原材料要在楼层间传运的时候，这马达就在H女士的脑袋里震颤咆哮起来。可是，H女士不光能“消受”所有这一切，而且还真的一进家门就能让自己消融在这噪声的海洋里——显然对气动技术带来的喧嚣混乱已经练就某种耐心，或者衍生出某种思虑，尽管这一派甚嚣尘上足以让任何一位（不具有H女士独特脾性的）艺术家发狂。H女士将这机械发出的毫无章法的喧闹，看作是她自己理应分担忍受的那份人间罪孽。在她看来这阁楼居室就是她的赎罪场所。除此之外，她对那些噪声并不在意。

H女士经常出远门。不是要去找清净，而是要去凑那里的热闹，去寻找狂热的激情。

有一次，她出游海外数月后回到这位于E地的阁楼居室，发现她那工作桌上——那支撑起来的、有黑色福米卡塑料贴面的宽大桌面——以及她留在桌上的纸条碎片上，积了厚厚的一层灰。H女士急着要开始她下一个项目的工作，桌面的灰尘还没有掸扫就先径直清理起那些纸片来了。这当口那空气压缩机活转过来，鼓起成群结团的淡色灰尘横扫深色的塑贴桌面，眼前的这一幕奇景让她双眼越瞪越大：她刚移走的纸片在桌面上留下的那些黑色洁净的方形长方形图案，又渐渐被灰尘所覆盖而淡去了。

“你是不是讨厌你的乐器呀？”巡演主管布兰茨迪特好不容易在W市的演出结束后找到了堵住逼问克鲁巴的机会。昨晚演出谢幕的掌声刚落，这位第三小提琴手就自说自话马上溜进夜幕里去了。这老兄一直到整个管弦乐队都睡着了才回来，还穿着那身演出晚礼服。今晚布兰茨迪特在W市音乐厅演出人员专用出入口预先等着克鲁巴，又尾随他去了邻近的哈瓦那夜总会，贴身紧盯不舍。克鲁巴也来者不拒，一边受用着送上门来的雪茄烟加上古巴鸡尾酒，一边默默地看着正在给布兰茨迪特调酒的酒保又开了一瓶哈瓦那窖藏朗姆酒，让头几滴酒洒落到柚木地板上。

“啊，” 克鲁巴说，“那泪滴呀。”

“那什么呀？”那巡演主管问道。他急着把跟克鲁巴的对话尽快引上正题，要知道在这儿完事后他今日的日程单上还有八件事等着他去办呢。

“行情泪之仪呀，” 克鲁巴说，“为奥瑞莎诸神干杯。感谢他们随黑奴远渡重洋。众神渡大洋，非易事也。”

那巡演主管看着克鲁巴，一头雾水。

“算了不说啦，” 克鲁巴说，“回答你的问题吧：不，我可不讨厌我的乐器。”

从灰尘里发现了情绪这桩事儿，让布根菲德圈子里的那帮研究人员陷入了窘迫迷茫的境地：他们都明白，他们必须对这种情绪的类别和组构加以探讨研究。要知道，有谁一旦发现了一种形态发生势场，就得当场把它完完全全研究清楚了；否则的话，从此那种势场就会不明不白地作祟。不过，他们也有理由担心如果真的研究出什么名堂来的话——也许他们找出了一种精确测量情绪的新方法，那他们以前对人类心理的研究不就都没用了吗？圈子里有人担心，他们也许真会从灰尘里找到“倦怠”（他们这把年纪的男人常有的那种杂乱茫然牢骚满腹的状态）的源头。圈子里又有成员声明他自小受的是天主教教育，因而怀疑他们碰上的可能是魔鬼在无所不在的灰尘里现身了。他们因此从通常开研讨会的大厅搬到了临近的猎户木屋里，完全有必要地暂时休会，用各自的黑莓手机苹果手机搜寻有关灰尘的信息——维特巴赫堡塔楼上的手机天线提供覆盖全城的3G移动通信，几秒钟内就搜出了如下内容：

+ 灰尘是物质可分性的产物 + 尘粒是人眼能看出来的最小物体 + 尘粒就大小而言正好位于亚原子粒子和地球之间的中点上 + 人哪，要记住，你来自尘土，终将归于尘土 + 家居灰尘是由死昆虫、人皮屑和布纤维混成的 + 尘螨以人皮屑为食物，以家居灰尘为居所，每天要排泄二十次，每三周繁殖一代 +

“哦，天哪。”格琳德（专长：夏威夷按摩、家族系统排列疗法、前世今生回归疗法）叹道，最后那条难得的信息就是她从网上觅来的。“尘吃人。”

研讨会主席索尼娅（专长：系统组装疗法、生活教练、安琪儿疗法）从她坐的皮椅里蹦了起来，看上去有些焦虑不安，却强颜欢笑地说——试图带个好头——“让我们一起来查明究竟吧！”一帮人半心半意地尾随她回到了大厅，准备对灰尘的情绪做一番严格分析。

H女士瞪大双眼看着桌上的灰尘“浮雕造型”，在她出游期间这作品浑然自成地变成了她多年苦思冥想的那个样子。多年来，那难求的创意总是转瞬即逝，总是灵光一闪念。她曾试着在铜版上刻画出它来，把水、蛋、石灰、颜料混来混去摆弄出它来，从放大了的照片颗粒纹理里筛选出它来。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那苦苦追求的东西于她已是影影绰绰可察觉的了，但H女士还不满足。她继续寻觅：她故意让自己生病，想要重新感受小时候生病时做的那种热昏梦，想要知道那只有小女孩脑袋里才会出现的漩涡和飞瀑，现在是否还会再现……都没有，有的只是昏睡。她在地下室里自爆震眩弹，因为她经研究发现，突如其来的极强烈的感官刺激会影响大脑视觉中枢，能使人失去由光感受锥状细胞带来的深度视觉、颜色视觉和视觉清晰度达数周之久，此间只能依赖光感受杆状细胞的黑白粗糙的夜间视觉来看东西——这种缓慢模糊的视觉可能会帮她趋近她所追求的效果。但震眩弹并没有给H女士带来想要的持续不断的夜间视觉，反而致使她失聪，而且好长时间要戴深色墨镜才能出门。还时常突然让她大汗淋漓、浑身湿透，好像她要把震眩弹的坏影响用汗排出去似的。

要问，这个她在她眼里脑子里如此苦苦追寻的东西，这个它到底可能是什么，她只能指出这个它不是什么：它不是光滑的，不是明晰的，不是新颖的，不是分隔开来的；它不是一幅图像，不是某种材料，不是一个物体。老天行行好，那她莫非只是在那里寻求某种新视角呢？

“不是的。”她说，“或者说，如果是的话，想要知道的只是它会以怎样的方式自己现形。”

此时此刻它自己现形了。

“可你不再擦你的小提琴了！” 布兰茨迪特对克鲁巴说。

克鲁巴从口袋里掏出装松香的小皮囊，放到酒吧台上他抽剩下来的雪茄旁边，而那雪茄在那看似昂贵的烟灰缸里渐渐燃成了灰烬。布兰茨迪特暗叹了一声：又得听一段老生常谈了。

“松香，” 克鲁巴说，“是把松木树脂蒸馏挥发掉松脂以后留下来的东西。”

每当管弦乐团的乐师们觉得该是他们站出来做文化卫道士的时候，通常就是这种唠叨；而他布兰茨迪特在他们眼里只是一个愚蠢的小账房先生，心甘情愿任劳任怨地对他们有求必应。

“不同的部位可以施加海松树脂、威尼斯松脂、蜂蜡或是乳香这些不同种类的松香。给琴弓上松香是为了增加弓毛和琴弦之间的摩擦力。松香能让弓毛和琴弦粘上；演奏的时候弓毛会把琴弦从休止位置沿击弦的方向牵扯起来。”

这可正像这帮乐师一天到晚跟他过不去那样：把他这个巡演总管从他的休止状态拽出来，让他不得安宁。他们薪水太低了，旅馆太破了，座车太不舒适了：抱怨抱怨再抱怨。永无宁日，都得怪这群傲慢自大的企鹅。

“如果琴弦的阻力大于静摩擦力，琴弦就会反弹。但这并不要紧，因为运弓擦弦有速度会生热，松香一受热就会从黏合剂变成润滑剂，琴弦又会安稳地滑移回原位。一旦摩擦产生的热散去了，松香就又变硬了，让弓毛和琴弦又粘上了，一直到下次摩擦再生热为止。粘、滑、粘，至再至三。”

巡演开始前，布兰茨迪特就做过调研，给每样乐器都做了卡片。他知道木管乐器的按键孔得用带一层镁的清洁纸来擦，这样乐师的口水才不会把这些孔堵住，不至于在演出的时候发出啧嘴似的难听噪声。他知道长号手们在议论一种新润滑剂，不再要用两种成分调在一起混合而成，但又嫌它有些太“单调”了一点。他也知道每回演出结束后，小提琴手应该用布蘸上温和清洁剂清除琴上的松香灰，可克鲁巴从这次巡演开始到现在都还没有擦过琴。这样每当演奏极强音乐段的时候，小提琴组那边就尘土飞扬，就跟坐在建筑工地里一般。自然，同事们已是怨声载道——克鲁巴可能会引发别人的过敏症啦，演出服被弄脏啦，抱怨抱怨再抱怨。这就是他为何此刻坐在克鲁巴的边上，慢慢品酌他的古巴鸡尾酒，等待时机向克鲁巴进言，要他清洁他的小提琴。

“粘、滑、粘。” 克鲁巴慢悠悠地重复着，仿佛陶醉在每个单字的含义和隐喻里，“有点儿意思，还真不简单呢。”

布兰茨迪特厌倦地想着，又被巡回讲学的上了一课，该完了吧。

“就像生活里那样，” 克鲁巴接着说道，“一个人总想要粘在某样东西上。妇人，孩子，乐器。但你总会开小差，或者是那东西从你手里溜走。即使你觉得你粘得挺牢的——跟妇人靠的是婚姻，跟孩童靠的是他对你的依赖，跟乐器靠的是把它藏在琴盒里。但你会失去内在的黏附力。因为阻力太强了。”

“是啊。” 布兰茨迪特说，想起了有位中提琴手跟他讲过：克鲁巴的儿子几年前溺水夭折了，至今克鲁巴还不能释怀。明白了：克鲁巴正在经历一场个人危机。布兰茨迪特决定——他瞄了一眼他的手表——再听二十分钟，只说“是啊”和“我懂”，然后他得去处理前天的医疗费了：有位乐师半夜十二点半突然急需特种草药，尽管所有的人都挺健康的。

虽然维特巴赫堡大厅有地暖，但厅里还是要比猎户木屋冷。有的研究人员裹紧了身上的开襟毛衣，有的则窝进他们的套头毛衣里去了。一弯新月低悬于西天，惨淡的月光透过一轮圆窗洒进来，凹凸不平的旧玻璃几近把月亮变成了一轮光环。外墙上的常春藤瑟缩在一月的寒风里。索尼娅主席环视着众人。“我们现在来确定灰尘的各个成分，然后用替身来演绎情绪。”——她向玛雅（专长：巴赫花疗、色光疗法）点了一下头——“咱们试着看。大家同意吗？”

圈里同仁都点头同意。

“我需要扮演死昆虫、人皮屑和布纤维的替身。哦，还要一位扮演尘螨的替身。格奥哥，你能演尘螨吗？”

格奥哥（专长：悲伤咨询）点了点头，还夸张地挠了挠左胳肢窝。大家哄笑了起来，庆幸有这片刻的轻松。大家把座椅挪到墙边，索尼娅指挥这些替身演员在中间空出来的地方各就各位。她指着这几个替身，一一道出他们的角色：“你现在是死昆虫，你现在是人皮屑……”

这几个替身演员闭起眼睛，全神贯注在他们的表演上。布纤维、人皮屑和死昆虫的心绪是中性的；而尘螨，按照格奥哥的话来说，则是“鲜活好动、洋洋自得”。

“大家开始随兴而动。” 索尼娅对替身们说。

但见扮演各灰尘成分的替身们挤作一堆，演情绪的替身则双臂交叉抱于她胸前，目光茫然地绕着灰尘们转圈游走。

“哪是你的归属？” 索尼娅问她。

“我属于灰尘但又不属于眼前的任何单个成分。”

“缺了点什么。”死昆虫指出。

“是呀，”人皮屑说，“缺了样最重要的东西。”

“啊哈。” 索尼娅说，看着环坐四周在观看表演的圈内同仁们。她向魏尼鲍德（专长：按摩推拿）问道：

“你能来演这个最重要的缺轶吗？”

“当然啦。” 魏尼鲍德回道。

魏尼鲍德刚一上场，所有替身就都转过身来看着他，笑容满面；情绪则眉开眼笑地站到他身旁。

“你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主席问他。

“非物质的。”

“是代表光明还是黑暗的？”

“代表光明的。”

“你的功用是教还是学？”

“更像是某种……残余物。”魏尼鲍德抚弄着前额答道。“我是你一旦搞懂某样事物时残存下来的东西。用完耗尽了，空虚但无拘无束。”他闭起双眼。“像煤渣。不，更细小些。像灰烬。飞灰。比空气还轻。每当某人弄懂某样事物的时候，那事物就散开了去。一部分向上飘去。我是向下沉淀的那部分。沉降入土。但无影无踪。无形的剩余沉渣。”

“我感到羞愧、悲伤。”情绪的眼泪夺眶而出，沿着她的双颊流下。

“为何？”

“为了这许多错道。为了这许多眼泪。这许多悔恨。这许多残暴。这许多流血。”

“你的意思是？”索尼娅问道。

“只有不多的几个超脱了，”情绪抽泣着说，“但更多人仍然拘执束缚，居囹圄中。这是多么的……羞耻啊。”

其余的替身演员这时也都哭起来。

索尼娅盯着情绪看了好一会儿，转身对围坐着的同仁们说：“我可是再也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了。有谁能帮帮忙吗？”

圈里同仁也都是满脸茫然的样子。格琳德这时开口了：

“看来灰尘还有另一种未知成分，”她有些结巴地说道，“某种精神余渣。或是精神灰烬。无形无影，但带有沉重的情绪负荷。这种情绪负荷看来就是羞耻。”

她清了清喉咙，茫然直视片刻，然后用轻到只有边上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软软道来：“看来灰尘以人为耻。以人的所作所为为耻。以人作为的方式为耻。”

对着在她眼前现了形的这个福米卡显灵杰作，H女士做了件既非常聪明又非常愚蠢的事。她操起她的照相机，装上3200超高感度黑白胶卷，开始从各种角度来拍这个灰尘浮雕：用低倍放大镜头、标准镜头和广角镜头，从各种距离来拍。

说此举很聪明，是因为这样她就能把她的显灵杰作分成能够越分越小的局部，足以给她下面几年的生活和创作生涯提供素材。

说此举很愚蠢，是因为这样她就得艰苦卓绝地花费下面几年的时间，才能从这些局部把这个显灵杰作的庞然整体，它的深奥和它的价值，再还原回来。

说此举很聪明，是因为在她一见显灵便情钟的那一刻就已经意识到，任何想要表达她当时整体经验的企图都会是徒劳的。

说此举确实是很聪明的，是因为H女士长期以来一直偏好无休无止的动感而非静态，偏好心神不定而非凝神沉思的状态，因为在她看来静态和沉思都意味着失败。持续的动态和果敢的决断是她艺术创作的源泉——要么显灵，要么不显灵。

说此举很愚蠢，是因为H女士把自己降格到了摄影师那种中间人的角色：只是浅尝辄止而永远无法满足，永远无法真正领受这份天赐的灰尘佳作，那可是她使尽浑身解数用尽身上每一个神经细胞每一缕肌肉纤维苦干数年至今才得来的。

说此举确实是很愚蠢的，是因为H女士没能意识到这个显灵杰作的真正内涵：并不是像她以为的那样，是她这天之骄女得命于天而把如此灰尘丽质带到了人间；相反，H女士她自己本身就如同这显灵杰作一样地洸洋玮丽、深邃至尊。

布兰茨迪特深信，只有在一个人陷入个人危机的时候才能真正了解他的为人。在他人生沉溺到最低潮时的性行——他是以酒消愁呢，还是暴食或饿饭，是大吵大闹还是闷声不响，是肇事打架还是离家出走——最能体现此人是由什么材料做成的。克鲁巴嘛，他是个一碰上危机就变隐士的人：不社交不见人，闷着头想心事，不食人间烟火。隐士型的个人危机慢行持久，让人难以对付。不知何时才是尽头。布兰茨迪特不得不采用每次对一症下一药的策略来应对。

酒吧里在放一首古巴歌。“我喜欢这歌。” 克鲁巴说，“一帮老人每周聚一次，喝点朗姆酒，抽点烟，弹奏点音乐，唱它几嗓子。轻松自如，苍老嘶哑，对活着的每一天都心存感激。我该搬到古巴住去。克鲁巴在古巴，哈。”

这酒吧里放着什么音乐，布兰茨迪特一直没在意，也不会从此刻开始在意起来。不过克鲁巴又开腔了，那可是好事儿。“你会说西班牙语吗？” 布兰茨迪特问道。

“一丁点儿。上过一点成人教育课程。” 克鲁巴回答。

“很好的语言。” 布兰茨迪特说。

“吔，可不是吗？很棒的声线张力。收放自如。我很喜欢。”接下来，停顿片刻之后，“上帝是用西班牙语思考的。”

“哇啦，” 布兰茨迪特说着用胳膊肘碰了碰克鲁巴，“再来一杯怎么样？”

“上帝有所思，但他不言语。” 克鲁巴用手指揿着太阳穴，“聪明着哪。你得引诱他，把他的话给套出来，知道不？不过不是靠祈祷。那不管用。听我的没错。”

布兰茨迪特打着手势招呼酒保，指指他的空酒杯，竖起了两只手指。酒保点了点头。

“要连哄带诱地套出他的话来，你得设法让他明白，你知道他怎么想来着。” 克鲁巴说。“比如，这，” 克鲁巴抓起装松香的皮囊，“就是上帝典型的性行。先有了森林，然后有了人。然后才有了松香。有了松香以后，文明才开始了。因为你能用松香把东西粘在一起，但在自然界里是没有这种把东西粘在一起的行为的。有了松香，燧石尖、枯枝条和鸟羽毛才能粘起来做成箭。哇啦。”

“哇啦。” 布兰茨迪特说着，心里决计拖到明天再去做前天音乐会的账目。今天上演的是“克鲁巴眼中的世界”。眼下他们还滞留在松香上。

“这是上帝在发话了。即使他没有明讲出来。他是在说：‘想要知道我的想法，考虑一下松香就可以了。’所以我就留意松香了。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它无所不在。最低档的用途是杀猪前把它抹在猪身上除毛。中档一点的用作电子线路锡焊的助焊剂。最高档的是用作音乐里的小提琴松香。这是上帝在发话了。” 克鲁巴会意地挤了挤眼，“布兰茨迪特，你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当然啦，” 布兰茨迪特有些厌烦地说。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而且只告诉你一个人吗？”

“吔，” 布兰茨迪特说，“不知道。”

“是你的名字。”

“是我的名吉罗尔夫吗？” 布兰茨迪特问道。

“是你的姓布兰茨迪特。”

“是嘛。”

“布兰茨迪特，德语里是‘烧荒者’的意思，是指到林子里引火烧出一片空地好安顿下来垦荒的那种人。”

“呵，是嘛，” 布兰茨迪特说。

“这种人有悟性。”

“肯定是啦。” 布兰茨迪特说着，顿觉酒精加疲惫已让自己快撑不下去了。他得设法尽快收尾了。

“上帝说：这松香就像我。无论最低档、最高档和中间档都是。看我把他的话给套出来了。”

“用涂在你小提琴上的松香吗？”

“就是用涂在我小提琴上的松香。”

“聪明的一招。” 布兰茨迪特慢悠悠地说道，“不过，如果上帝能待在你那个皮囊里，贴身跟着你，那他不是离你更近些吗？”

克鲁巴又向布兰茨迪特挤了挤眼，收起了他的松香，离座站了起来，理了理他的演出礼服，弯腰凑到布兰茨迪特的耳边。

“非得扬起那灰尘不可，布兰茨迪特。窍门就在这里。只有尘土飞扬之际上帝才会显灵的。”

克鲁巴笑在脸上，得意洋洋地出了酒吧。

他们这番交谈至少对某人有益，布兰茨迪特心想。只有尘土飞扬之际上帝才会显灵的。这原来打一开始就是沙漠风暴行动啊。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吗？” 布兰茨迪特问酒保。酒保的左眉毛挑了挑，少了些耐心又多了几分厌烦地睃了他的这位顾客一眼。

“管弦乐巡演真他妈的难搞。” 布兰茨迪特愤愤发抖地说道，“这回给我来个双份的。”

英文由达斯汀·洛维特（Dustin Lovett）译自德语

斯蒂芬·斯普任格

Stefan Sprenger

作家、艺术家、教师。1962年生于瑞士苏黎世。早年在琉森和苏黎世学习和钻研视觉艺术和艺术教育。现居列支敦士登的沙恩区。

【注释】

[1] 伯特·海灵格（Bert Hellinger，1925——）：德国心理治疗师，以家族系统排列治疗法知名。

[2] 谢尔德雷克（Rupert Sheldrake，1942——）：英国生物学家，曾对生物形态发生机理提出一种通灵解释。

艾尔莎?库戈的老年健忘症

Elza kuga’s Old-Age Dementia

[拉脱维亚] 诺拉·伊克斯提纳

卢肖慧 译

秋日午后慵懒的阳光包裹着格林尼治村。周围浮游着寂静、安详的气氛，并掺杂着某种陌生感。在这曾经被称作新阿姆斯特丹的纽约，狭窄的街巷纵横缠结、蜿蜒曲折，住家和仓房鳞次栉比。波丽歌街上五块钱就可以把命运算一算，来自西藏、印度或者尼泊尔的、预先包装好的、自圆其说的命运正坐等着村里的居民，准备以第三只神目朝这帮艺术家的梦幻、哥谭镇[1]的妄想投上一瞥。同性恋男人们的幸福可以在克里斯多弗街上大张旗鼓一路炫耀过去。荷拉茜欧街边的花床花盆里开放着小黄花儿。它们看似像一球球黄油，流溢着秋菊的芬芳。有个男子坐在台阶上，脸色病态的蜡黄，蜡黄如那花朵。

“艾尔莎。”他唤道，挥了挥手，他的手瘦骨伶仃，单薄得光线都能穿透。

艾尔莎?库戈坐在她的“坐辇”里。她的车夫不断地在更换。不过近来推她的是来自象牙海岸的尼布卡德尼卡丽娅。

“叫我尼布可就行，夫人！”第一回见面，她就冲着艾尔莎的耳朵里这么喊道。她们俩就好比黑夜和白昼——艾尔莎满头苍苍白发，尼布可头上则高高盘髻着上百根细发辫，又黑又亮。

艾尔莎朝面色蜡黄如花的男人也挥了挥手。

“让我想想他叫什么名字。”艾尔莎心里念叨。她已经记不清多年来格林尼治村在她眼里一幕幕流逝而去的村景了。她就好像是一只被牵出来遛一遛的小狗——只是遛狗人还不必随身携带以防不测的小铲或袋子之类。要是到了那一日，艾尔莎就会搬进老人院；在那里，如果她要呼吸新鲜空气，他们就会把她推到阳台上或院子里。

艾尔莎让尼布可在黄花花坛边停一下。她伸出枯槁的手，摘了一株花朵。面色蜡黄的男人向艾尔莎投来倦怠的一笑。艾尔莎的轮椅又继续往前推去。她将花朵凑近鼻下，吸进一缕馨香。就在那一瞬间，馨香在她那被时间剥蚀了的记忆深处，唤起了某种回声，某种遥远的回响，她几乎都能辨认出来了。她企图捕捉这些记忆，但又捉不住。

……黄花是黄花是黄花，黄花有黄花的芳香，有黄花的芳香，有黄花的芳香……

艾尔莎的膝盖上搁着一本泛黄的、卷了角的小书。她打开了小书，将花朵夹进书页中，然后合上书本，用双手紧紧捏住。两个年轻小伙子在对面狭窄的街上散步，其中一个脖子上套着一领狗项圈似的东西，另外一个拿一根短链拴着他。两个看上去非常相爱，非常幸福，堂而皇之展示着他们之间纯真的相互依恋。

艾尔莎闭上双眼，冲着秋天的阳光抬起自己的苍苍老脸。她还在，阳光还在。他们之间相互诉说不需要语言。连半个字都不需要他们就能心照不宣。阳光是艾尔莎的父亲，父亲把她抱给了乳母，因为她母亲注定再也不可能从她的产床里坐起。阳光是她的情人，它亲吻过她的双乳，奔赴战场，一去不回。阳光是她的家，她知道它的名字——阳光。

她们在小交叉路口停下时，艾尔莎睁开了眼睛。有个穿黑牛仔裤的瘦高个子年轻人，胸前绑着袋鼠兜，兜了个小孩儿，正穿过街。他身后一瘸一拐跟着一条拉布拉多猎狗，猎狗的后腿绑着车轱辘似的装置。猎狗走得很费劲儿，僵硬地移动着两条不瘸的前腿，有气无力地抬起头朝主人哀哀地望着，满眼的死心塌地。三个慢慢地走过街去。

有人在叩着艾尔莎的心，叫她把门打开，想看看里面深藏着的是什么，但艾尔莎自己再也无法进入。“英格兰上了锁，而钥匙已经折断。”只有上帝明白为什么这句古老童谣的片段此时会走进她头脑。时间已使她心扉的铰链生了锈。

倘若艾尔莎有孩子，他们会不会带着她，跟那年轻男人牵着老拉布拉多狗一样？或者为了眼前清净，索性嘘地把她打发到别处去？那么着，他们的孩子就看不见羸弱老迈的人，看不见他们悲哀而轻信的眼神，以及绑在车轱辘上的后腿，艾尔莎想着。艾尔莎不愿意继续顺着这思路想下去。艾尔莎是艾尔莎是艾尔莎。她要死在格林尼治村，她会化为灰烬，葬于哥谭镇的某处地方。她将挤入那些在去天堂途中不上不下卡在烟囱管里的成千上万的亡灵。这里会有一席之地来纪念她的人世之旅，一方净土，于精心修剪的草坪上，于石十字架与碑石间。在艾尔莎看来，周围应该还有些坟丘才对。这是为什么呢？

尼布可熟练地将“坐辇”推进一家意大利小食铺的店门。站在柜台后面的伙计见了来客，神情愉快地招呼她们：

“艾尔莎，艾尔莎，mozzarella fresca，mozzarella fresca[2]……”

艾尔莎朝他略微笑笑，点了点头表示赞成。那开朗的意大利伙计，其实已经料到她的回答，转向尼布可。

“我不要奶酪。”尼布可说道，语调当中有些警告的意思。

“Salmone a la griglia[3].”意大利人探问。

“就那样[4]。”尼布可用沙哑的嗓音轻轻哼唱了一句流行歌曲。

快乐的意大利伙计马上跑进厨房，过了一会儿，捧着装得满当当的饭盒走了出来。

香味刺激起尼布可的食欲，她瞬间来了劲儿，猛推着艾尔莎。艾尔莎眼前晃过的街景也由慢吞吞变得飞快。

……人，建筑，狗，路边饭馆，松鼠，银杏树金币似的叶子，鸽子，五短身材的波多黎各花贩子，路边排水沟上飘落着的褪了色的玫瑰花瓣，街边的廉价书摊，古董茶具，刚出炉的巧克力蛋糕，时装模型——店铺橱窗里摆着的那些身体透明的光头假情侣……

艾尔莎匆匆而过。在生命的最后片刻，她眼前会闪过什么景象呢？艾尔莎觉得在那短暂的刹那，她会突然记起所有的事情，那些模糊的轮廓会变得清晰，她的幻影充实起来，充满明丽、自然的色彩。声音将会清明圆润。

会给艾尔莎端来一杯热巧克力，告诉她要吹一吹冷，还有，别忘记系上围嘴。会从静谧的、春色满园的城市里买一大捧黄色花朵给她。艾尔莎可以就用一种语言，同样一种语言说话和想事儿。艾尔莎要做两回爱，一回埋没在温馨的金黄树叶里，一回在被战争毁败的、掀飞了屋顶的房子里。越过情人的肩头，她能望见簇簇雨云。雨云的背后，电闪雷鸣。轰鸣将人类制造的雷声背后所深藏着的邪恶荡涤殆尽。要下雨就得打雷，要让万物生长，就得有雨水滋润。是自然的本意。没有恨，只有爱。和平的雷声降临大地，和善的情谊贴近艾尔莎，因为有一颗亲爱的心叩击她的门扉。接着，艾尔莎就又是孑然一人了。艾尔莎将是艾尔莎将是艾尔莎。

尼布可突然刹了车。艾尔莎头脑里升腾的思维和想象猛地也刹了车。停下不走的“坐辇”把她送回现实世界。尼布可拉开一道矮门，猫下腰，将艾尔莎推进一方小花园。秋意在树木、草丛、鲜花中与朽烂衰败的征兆抗争着。尼布可推着艾尔莎的“坐辇”走向花园最边角的一条长凳。接着，她开始了长长一串习以为常的老规矩。她从艾尔莎手里拿下泛黄的小书，小心着不打开书本，这样花朵不至于落出来。她铺开餐巾，将饭盒摆在艾尔莎的膝盖上。最后，把自己舒舒服服地安顿在艾尔莎对面的长凳上。

她们开始用餐。花园墙外都市的噪声仿佛远海上航船的雾角。一只灰松鼠跳上长凳。艾尔莎望着蜜糖烤三文鱼皱了皱眉，一小口一小口地嚼着白色的奶酪。被都市的奢侈喂养得肥硕的鸽子飞落下来，干渴的风刮倒塑料水杯，饥饿的矮树丛将紫色树叶片片往吃饭的人身上吹。阳光如一只怀崽的母猫偷偷爬过来，加入这盛宴。

尼布可依然沉默着，她除去食物的余屑，捋平并掖紧围着艾尔莎膝盖的毛毯，自己更舒坦地在长凳上坐好，翻开泛黄的小书。

“梵文课。”她卡着嗓音说道。

因为照料哥谭镇的孤老，尼布可对他们的老态和古怪可谓见多识广。她被迫参与——非常当真地——对付阿拉伯人的密谋；无奈每天傍晚为子虚乌有的演出替一位女主角穿上戏装；不得不领着一条哈巴狗到某个不讨人喜欢的邻居家的花盆里撒尿；充当独人歌舞剧的唯一看客；把灰发染成火红或乌黑；帮着发布世界末日到来的消息；张贴标语反对共产党，反对种族灭绝，主张平等人权，反对人工流产，主张独身，反对，主张，反对，主张……

这么一看，对尼布可来说，艾尔莎的“梵文课”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了。艾尔莎少言寡语，这也相当不错。艾尔莎还时不时塞些小钱给尼布可，还包付午饭钱。艾尔莎不粗鲁，也不太琐碎，脾气也不坏。尼布可感觉得到艾尔莎翩飞的思绪。

“Deva——Maya.”尼布可提高嗓门费劲儿地辨认。

“Dieva māja[5].”艾尔莎回答。

艾尔莎还从来不曾逮着机会见到上帝。上帝不出现在她的日子里。实际上，这么说吧，她是不相信上帝的。她听说过上帝显灵、改变人生的事迹，比如大雾突然消退，光亮洒向恳请者；比如前额中央的红点变成第三只活眼，看穿红尘，带来昭示。上帝神殿之门并非对谁都敞开。谁有资格得到那把钥匙？

一天早晨，艾尔莎在格林尼治村的邻居埃莉什芭?佛利夏，一个退休的以色列陆军上校，出现在街头。她脑袋上没套红假发，也没装假睫毛，没画蓝眼影。几乎是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埃莉什芭仿佛是一只灰头土脸挨了揍的狗，拖拖沓沓走去蔬菜摊，皮包一晃一晃地敲打着她枯槁嶙峋的腿骨。埃莉什芭推着装有沉重的蔬菜水果袋子的手推车往回走，半路上，她在艾尔莎家门前喘气歇脚。艾尔莎坐在轮椅里，朝她摆手，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埃莉什芭浅笑了一下，说是前个夜晚，她服用一日第三次药片时，头一回遇见了上帝。是这样的：她坐在床上，一只手的掌心里握了两片药片——一片白的，另外一片红的——另外一只手拿起一杯水，将药片丢进嘴里，喝一大口水，仰起脖子，这样可以帮着把药片咽下去，吞了药片后，再喝一口水把药片顺下去，放下茶杯，下床如厕……可是，鬼使神差，埃莉什芭却竟然走到了窗户边。一束斜射的光亮从外面街上悄悄流泻进她的屋子，直直照定靠在屋角的那杆猎枪。大家都知道埃莉什芭拥有一杆枪。当那个时刻到来时，她希望自己能够结束自己。

“喝白兰地喝到都从嘴巴里淌了出来，那你就不能再喝喽。” 埃莉什芭总喜欢这么说。

她瞧着那束从灯柱投向猎枪的光线，就在这时，事情发生了。上帝找到了她。她并没看见他，没听到他，没嗅出他，不过他就在那里。简单地说吧，上帝就在那里。埃莉什芭感觉到自己仿佛从一条小船里被扔了出来。她请教艾尔莎现在她该怎么办。艾尔莎告诉她把猎枪锁进柜子，扔掉她那堆化妆用的物什。她想用英语跟埃莉什芭说，在拉脱维亚，大家都那么说：Dievam nepatīk，ka nabagi trako——“上帝不喜欢穷人太张扬”——可是话一出口就变了味儿。变得相当无礼，相当得罪人。埃莉什芭辩白道她有足够的钱，多谢你了。第二天，埃莉什芭又恢复了原来的打扮。

“别提喽。”她路过艾尔莎屋前，神采飞扬地大声嚷道。

上帝是不小心闯进埃莉什芭家的。她这么认为。上帝也在变老，这类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艾尔莎一旁看着尼布可将一片金黄的银杏叶子在她那一面深一面浅的手指上绕来绕去。尼布可的掌心白里透红，而手背却是呈紫黑色。艾尔莎隐约记起，白色应当表示善良，而黑色应当表示邪恶。要是她把这话大声说出来，尼布可会反驳的。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祭坛供奉着不同的上帝。可是，在某个地方，只有一道门，一道门槛，谁都得走过。你得等着，等有人请你跨过去。你得无知地过日子。无知者是福，因为他们将承袭天堂之国。你可以给所有的生灵颁发一枚荣誉勋章，因为他们活得如此无知。

松鼠在窝藏不知哪位食客施予它的果仁，簌簌地抖起片片树叶；这么一抖，就抖出了一缕泥土馨香。艾尔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泥土是泥土是泥土。馨香是馨香是馨香。空地上，一大堆秋日残叶正在哔剥燃烧，烟火气味剌剌地混合在霜降之前的鲜活空气里。一个灵魂从一个针眼里慢慢爬将过去。往昔已经缝补过了，现在得小心穿它，这样将来才不至于破烂不堪。

“Ma——as.”尼布可把元音拖得很长。

“Miesa[6].”艾尔莎太知道怎么回答了。她望着自己青筋暴突、被关节炎折磨得不成样子的手。她僵硬的手指笨拙地拨弄着小黄花儿。她觉得自己好像不认识这双手，可这就是她自己的手，如同黄花儿就是黄花儿一样。昔日企图侧肩而过，却轻轻蹭着了艾尔莎的思绪。

前线的掩护壕里他们云雨缠绵着，艾尔莎年轻的肌肤感受着她情人在她的项脖和双乳的琴键上弹奏爱情的手指。她是音乐大师新造就的乐器，灵敏地回应着大师的碰触。她轻薄的裙衫滑下肩头，落在她灰扑扑的长筒靴边。情人的手滑向她的臀部，一阵温热的气息轻抚她柔滑的肌肤。

“你真美。”情人对她耳语，天外是隆隆雷声。

他手指游走，沿着她的眉，她的鼻，唇，眼睑，前额，下颌，双颊，耳朵边缘，脖子，锁骨，双乳，心口，腹，肚脐，腿，臀，膝，脚踝……真实是何等美丽！

艾尔莎一直在观察着自己身体的变化，既没有悔意，也没有恶感，唯有迷茫困惑。有一次，尼布可替她洗澡，她，艾尔莎，赤裸着身体，要求尼布可把她送到镜前。尼布可顺从地搀着她的胳肢窝扶她站着，艾尔莎检视自己时，尼布可则礼貌地别过脸望着窗外。尼布可觉得这不同寻常的交流也同样不该有见证人。

艾尔莎注视着镜子。她干瘦的、斑斑点点的皮肤就好像一块没用处的、皱巴巴的布。囊空无物的乳房，筋脉纠结的身体，遍布细密褶皱的关节。艾尔莎看见了时间遗留在她肉体上的累累足迹，就好像刻进化石的无数印痕。时光，谐谑的，仁慈的，冷酷的，温情的，凶暴的，包容的，无理的，伤感的，傲慢的，挖苦的，温雅的，欺骗的，荣耀的，不公的，不仁的，体贴的，猝不及防的，忍耐的，无从预测的，真实的……

艾尔莎凝视着时间的印迹。一切都将化为乌有。艾尔莎由着她的肉身走向虚无。她不会想方设法苦留青春，她不会追踪控制衰老基因的最新科学发现。在艾尔莎看来，她的旅程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她等待着那静谧的时刻。她被关节炎折磨得不成样子的手要去抚摸那个时刻，就像抚摸黄色的小花朵儿一样。

整个夜晚艾尔莎无法成眠。她将思绪的纺锤来来回回穿梭于时间的织布机上。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然而艾尔莎的思绪却不是纺织工，它们不知道要织什么图案。艾尔莎的思绪倒像是按键宝盒。有人按下键钮打开它，它就从宝盒里弹出来，嘭地蹦到空中，接着就又落定于寂静的、无痛苦的、永恒的宇宙中去。

艾尔莎思绪的梭子又一次被荷拉茜欧街边的小黄花儿绊住，就在那瞬间，她似乎明白为什么了。她嗅着它们的气息，她那被时间磨损了的记忆听见了一道回声。

父亲总是捧着一束黄花，牵着小女孩子去她母亲的墓地。父亲要他的小女孩子永远爱那个生了她的、她永远无法相遇的女人。女孩子低下头，凝视着石碑一侧的白色大理石和平鸽。她轻轻拍了拍纹丝不动的鸟儿。它生动欲飞的样子，它或许随时都会振一振那折起的双翅，翻飞而去。但是石和平鸽一直呆在那里。它低头凝视着坟冢，总是这样；一束黄花，躺在泥土之上。

“Dvesele.”尼布可沙哑着说。

“Dvēsele[7].”艾尔莎拖长了声音。

花园里树叶的颜色传达着一个信息：不久就要过万圣节或鬼节了。到了那个夜晚，城市里到处都来拿死人逗乐开玩笑。因为谁也不知道如何交易灵魂，所以权且在物与物之间做一回交易。糖果雨点似的撒向人群，孩子们要挨家挨户讨糖吃。艾尔莎就会坐在窗前，看着那些戴着鬼面的人如何兴高采烈地冲向死神的游园。整个夜晚，长鼓之声不息，号角喇叭贯耳，嬉戏笑闹荡漾于都城的大街小巷。

一年又一年，艾尔莎会记住自己脸涂得粉白，装扮成冰美人，然后离开簇簇人群，去河边枯坐。千家万户的斑斓灯火，宏伟壮观的曲曲桥拱，透过云雾那屈指可数的星辰。每一年，她都要盛装去加入灵鬼大游行；每一年，去了之后，她都不能自持。她的心会把她从兴高采烈、五光十色的人群中拖走；她的心会牵着她去河边金色银杏树下的长凳上一人独坐。她会给迟暮的鸽子喂甜面包，就在此地，在阑珊的灯影里；就在此地，在金色银杏飘落的树叶下；就在此地，在翻飞的鸟羽之下，感受亡灵的团聚。艾尔莎将是艾尔莎将是艾尔莎。她要抚摸从未见过的母亲的秀发——秀发如母亲墓碑上那温润的、栩栩欲飞的大理石和平鸽的羽翼。父亲将用温暖的手拍拍她蓬乱可笑的头。她的情人会双手浸入都市的河水之中，掬一捧清水洗净她脸上的白粉。就在此地，就在这张寂寞的长凳上，他要亲吻她。在他的唇上，会留下一星小白粉点儿。

艾尔莎会一动不动地坐着，生怕动弹一下就会惊扰了那些灵魂。唯有她麻木了的手上那安然的、有韵律的、跳动着的脉搏；唯有鸽子低哑的咕咕，鸟爪踩过金色银杏树叶的沙沙。

“Yuga——a.”尼布可几乎是大功告成地高声念道，因为她明白这节课马上就要结束。

“Jūgs[8].”艾尔莎费力地拽着她语言的缰绳。

艾尔莎的灵魂是一匹马，忍耐且忠诚。这匹马已经跋涉了千里之途，它缓慢而坚定地走过了许多个短途长道的驿站和马厩。艾尔莎的灵魂是一辆流离的难民车，它知道何处是路的开端，但不知道那道路会通向何处。艾尔莎的灵魂是一具永远的衡轭，一件来自上帝的礼物，而这上帝她却从未遇见，哪怕一瞬间，哪怕偶然，哪怕像埃莉什芭在夜间喝水吞药片的时候。艾尔莎还在等待路标，指示她道路通往何处。没有路标，她的灵魂就无法解脱这具衡轭。艾尔莎觉得她灵魂所走过的所有漫长又孤独的旅程都是在为这一时刻的到来作准备。艾尔莎的灵魂是今日王国之疆土上的一朵黄花，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长，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时光——黄花是黄花是黄花。它在路边自生自长，驿车路过它，没有意识到路标也可能会如此不起眼。毫不起眼地，它指明着方向：上行的路与下行的路是同一条道路，唯一的一条道路。

“今天就到这里。”尼布可秒表似的准时合上了书本。她把书放回艾尔莎的手里，又将围着艾尔莎膝盖的毛毯整了整。然后她推着艾尔莎的“坐辇”往家的方向走去。先前那些画框再次飞快晃过艾尔莎的眼前。

……人，建筑，狗，路边饭馆，松鼠，银杏树金币似的叶子，鸽子，五短身材的波多黎各花贩子，路边排水沟上飘落着的褪了色的玫瑰花瓣，街边廉价书摊，古董茶具，刚出炉的巧克力蛋糕，时装模型——店铺橱窗里摆着的那些身体透明的光头假情侣……

艾尔莎匆匆而过。艾尔莎是艾尔莎是艾尔莎。什么时候驿车在毫不起眼的路标前停下，艾尔莎和她的灵魂能够领悟，无须说一个字。

英文由玛尔吉塔·盖利提斯（Margita Gailitis）

和薇亚·科斯托弗（Vija Kostoff）译自拉脱维亚语

诺拉·伊克斯提纳

Nora Ikstena

1969年生于拉脱维亚的里加。1993年她发表了以战前作家和文化运动倡导者安娜?路玛尼?卡尼那（Anna Rūmaneķenina）为主人公的传记文学处女作；继之，她又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1998年，她的长篇小说《生命的庆典》（Dzīves Svinē?ana）问世，成为拉脱维亚畅销书。此后作家几乎每年都有新作诞生，包括短篇小说集、童话集、长篇小说及人物传记等。写作之余，她还主编了她的文学导师和教授、一位卓有成就的美籍拉脱维亚诗人、作家、翻译家津塔斯·索杜姆斯（Dzintars Sodums）的作品集。伊克斯提纳帮助建立了拉脱维亚文学中心，一个位于文茨皮尔斯（Ventspils）的国际性作家和翻译家社团；还创办了散文阅读年会。她曾经担任过国家文化委员会主席，目前仍然是该委员会成员。她的近作包括小说《疯狂的爱》（Amour fou），以及研究评论文集《巧克力耶稣》（Šokolādes Jēzus，2009）。她被授予波罗的海联盟奖（Baltic Assembly Award）、拉脱维亚三星勋章（Three Star Order of Latvia），以及诸多国家级的大奖。伊克斯提纳与丈夫生活在拉脱维亚、格鲁吉亚和德国等地。

【注释】

[1] 纽约市的别名。

[2] 意大利语：新鲜奶酪。

[3] 意大利语：烤三文鱼。

[4] 原文“Let It Be”，甲壳虫乐队的歌曲名。

[5] 拉脱维亚语：上帝的神殿。——原注

[6] 拉脱维亚语：肉体，肉欲。——原注

[7] 拉脱维亚语：灵魂。——原注

[8] 拉脱维亚语：轭，枷锁。——原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佳欧洲小说.2011.传奇十四章/（波黑）黑蒙（Hemon,A）编，李文俊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1

（文学新读馆. 最佳欧洲小说系列）

书名原文：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1

ISBN 978-7-5447-3166-9

Ⅰ.①最… Ⅱ.①黑… ②李… Ⅲ.①小说集-欧洲-现代 Ⅳ.①I5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0312号

Best European Fiction 2011

Copyright © 2010 by Dalkey Archive Press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by Aleksandar Hemon

Preface copyright © by Colum McCann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lkey Archiv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12—42号

书　名 最佳欧洲小说（2011）：传奇十四章

作　者 ［波黑］亚历山大·黑蒙

译　者 卢肖慧　等

组　稿 萧　萍

责任编辑 田　智

特约编辑 张　睿

原文出版 Dalkey Archive Press, 201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166-9

目录

传奇十四章 Fourteen Small Stories

呆命

高屠夫

基题语通报

马德琳，或哀婉小小说

艾奥汀

英王的两则梦幻寓言

迟缓的巨人

绝妙好文

血糊淋剌的爱

零散的骸骨

稀里糊涂的地球

上帝、书与纸[3]

霍耶尔水闸

经典字体

彼得·阿道夫森 Peter Adolphsen

铁丝书 The Wire Book

麦克尔·艾瓦兹 Michal Ajvaz

展览 Exhibition

诺拉·纳伽瑞安 Nora Nadjarian

我的女朋友 My Girlfriend

弥马·西米克 Mima Simić

管子工 Plumbers

阿莱克·波波夫 Alek Popov

凡尼水 Varneesh

戈兰·萨马尔季奇 Goran Samardžić

卢舞 Lou Dancing

弗朗斯瓦·伊玛纽尔 Franqois Emmanuel

禁区 Taboo

维克多·马丁诺维奇 Victor Martinovich

漫游的人Random Walker

梦（1）

海

云（1）

公交站

雪

梦（2）

云（2）

雨

神谕

迪尔特·斯波尔 Dieter Sperl

刀片兄弟情 Brothers of the Blade

艾瑞里安·莱柯 Arian Leka

传奇十四章

Fourteen Small Stories

[丹麦] 彼得·阿道夫森

袁伟 译

呆命

从前有个呆娃，是人一眼就看得出。做娘的心灰意冷，就把这娃弄去了孤儿院。那里的人也不管也不问，连个名都不给取。起初，还有别的孩子过来戏弄呆娃，可三下两下过后，也就没了意思。呆娃大半时间就独坐一旁角落里，甚无聊。这么着一年又一年，呆娃的下巴生出了毛。第一次梦遗的那晚，得了天启。亮闪闪的天使带来一则重大消息：你叫阿恩，你是上帝。阿恩立马冲上街道，传播这喜讯：偶是上帝。可谁理他呢！阿恩反反复复，念叨个不停，爬墙上房去喊，跑进店铺，对着伙计耳语——全也无用。审判日眼看就到了。那一日，大小鬼神都捉对厮杀，砍得昏天黑地。阿恩挺身走到他们中间说：我是上帝。依旧没人搭理。人家杀得正欢，哪来功夫扯淡。末了通通死绝，只剩阿恩。地球毁了，天堂倒还在，空余茫茫一片，如创世后的第一个早晨。阿恩考虑要不要造点儿什么出来。他订了一本自助杂志，可弄着弄着，也就没了意思。他决定彻底罢手。星移斗转，又不知过了几世，阿恩觉得一切甚好。

高屠夫

从前伦敦城闹瘟疫的时节，有个屠夫，名赫伯特·高。瘟疫才刚爆发，他做得一梦，醒来即变卖家产，购得啤酒、脱水蔬菜和咸肉，再把自己锁进肉铺后的屋子里，还把门窗砖缝墙隙堵了个严实。他每日定量饮食，自控到一丝不苟，可饶是如此，断顿的日子还是来了，饿肚子开始了。他知道，若是提早从这藏身地出去，照旧还是个死。现在还不是出去的时候。濒临咽气的当口，他决计来啃自己的肉。他抡起肉铺里最大号的板斧，照准膝盖以下，咔嚓便把左小腿给卸了。一时间要忍住疼痛，尽量减少失血，及时拿湿布把伤口捂住了，别昏死过去，别号叫出声，要挺住——这得山大的毅力啊。可高屠夫做到了。他喝上自己的血，吃起自己的肉，挨过了好一阵，才不得不又抡起板斧，剁下另一只小腿。等到终于可以安全离开肉铺的时候，赫伯特的两条腿已经砍到了胯下，左胳膊拉到了肩头。他就在四个轱辘上的一只小盒子里又过了十二年。

基题语通报

十七、十八世纪间，美洲有许多语言消失了。其中一种叫基题语的尤为有趣。基题一词本是说基题语的部落对自己的称谓，字面是“以两腿行走”的意思。该部落居处南安第斯山脉绝幽之境，故而，其语言与其他阿拉瓦坎语走了截然不同的路数。倘不求确凿，容许相当的含糊，基题语也是可以归入阿拉瓦坎语系的。

语音上看，基题语只有一个元音（特殊情境另当别论，见下文解释），与我们字母里的 I 相当。辅音则有十个：D，F，H，K，M，P，R，T，V，Z。所以，基题人说话，听上去一定像是一长串唯变换辅音而杂以换气的单一调子。那一个元音有四种念法：腭音发Ï，鼻音发Î，升调发í，降调发ì。此外，元音可长亦可短。这些音素对词义至关重要。比如，rïtí意为“逆流而行”，rïtï意为“给孩子洗澡”，rítîî是“变苍白”，而rítì则是“吃鱼”。

显然，这些词例全是动词，原因即在，除一种介词外，动词乃基题语具有的唯一词类。在闪米特语言里，一个动词词根可以派生出别的词类，而基题语则不然。基题人说话完全只用动词交流。试看一例：由英语译成基题语再译回英语。“A black bird flies（黑鸟飞翔）”可译为“mîdîkí dìmïï tîzíkí”——然由此译回英语却是：“to flap with wings（振翅）”，“to absorb light（吸光）”，“over and upwards（向上）”以及“to fly（飞翔）”。英语里的动词不比基题语里的丰富，因而翻译的时候，一般必须加个原文字面里没有的名词，这样英语读者才能明白说基题话的人用某个词指代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洗发、洗菜或给孩子擦洗，这些在基题语里都有不同的动词加以分别。其实，若把上面为翻译之计而加进去的一个名词译回基题语，则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动词。比如，前面说过，Gîtíí意为“以两腿行走”。但腿这个词却是tïzï——“搬运活物”的意思。

基题人用动词看世界，亦即在动作中看。对于静态的东西他们无以名状，因而也全无概念。万物在其眼中就是其所引发或执行的动作。可以说，一物或一现象，在他们看来，即是其经历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常存常在的东西被视为一连串的事件；一人或一树总是这事件链上的前一刻。

开篇说过，基题语在特殊情境下，确还有除I 以外的别的元音。元音A的功能大致相当于我们口语里用来表示强调的一个咒语，元音从I转到A，端赖说话人希望给予某个字词多少强调而定。

元音O仅在恋人间，且仅当相互亲热时才使用：当作一种即兴歌咏出来的诗，以描绘同伴，以形容说话人的情状。这种“对话”是性行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与肉体之欢等量齐观的另一欢愉之源。唯要点在于从I到O——变调要平稳。

关于基题语，现有的唯一文字记录乃出自一传教士之手。这位名叫巴陀罗缪·吉美内兹·里贝罗的人在日记中这样描绘一族群人的说话：“……听起来仿佛喉咙里含了只青蛙，鼻腔里塞了只苍蝇。”

马德琳，或哀婉小小说

玛丽·马德琳剖腹产出生的时候，这种手术，对做母亲的，差不多等于判了个死刑。

小时候，她一个姑娘家就在田里疯跑，把一双系带长靴浸透了水。她最喜欢的是地理。后来，她在火车站卖花，死去活来地爱上一个开赴战场的兵。

她应征做了护士。一个冬夜，前线一场攻战用了毒气，随后，她见过的那个兵便给人抬进了战地医院，放在靠近帐篷口的地方，好让受了戕害的肺能透上一口气。眼看随风吹来的雪在他脑袋边堆积起来，马德琳搜肠刮肚，到底也不知说什么好。

再后来，她偷了一瓶吗啡，到一个海港城市做了妓女。码头尽处坐着一个比利时人，钓鱼不用钩，只缠绕诱饵打下一个结，说真要钓上鱼，这结和饵可得搂紧才行。

警局的医生拿砒霜膏给她治梅毒。

她怀孕了，生产的时候，医生见婴儿的头太大，便决定压扁它：当妈的长期吸毒，这娃十有八九染了梅毒也坏了脑子。但听嚓啦一声，马德琳也疯了。

她进了疯人院，横捆竖绑地躺在那儿，每晚用碳酸消毒，要多快活有多快活。

艾奥汀

将近二十亿年前，银河系核心处深藏着的一颗雾蒙蒙的星球上，智能生物逐渐进化，真形实体尚不具备，却由隐形气云聚成，规模及行动尽在无影大脑的控制下。其中体积最大者5.5立方英里，最小者如原子。十亿分之一秒内可从每小时0迈跑到光速，虽然如此，固体却穿透不过，对周围环境也无从影响，不吃不喝，不拉不撒，不老不死，不生不育。这一族群将近三百万个体，个个意识特别，记忆却是共同的。

他们彼此间互称“艾奥汀”。

大约十亿年前，众艾奥汀心生好奇，出来游历银河系。白垩纪时首先来到地球上。猎户座上的蓝色小星球遂进入他们的集体记忆，不久，即成整个银河系里艾奥汀们很是向往的地方。此前也是见过生命的，但细胞组织如此高级发达的，他们还未曾见识。

艾奥汀们盘桓地球约莫一亿年后，终于发现可以寄居到哺乳动物体内，方法是当精子渗透受精卵而在其细胞膜上留下一孔后即出溜进去。此后，哺乳动物终其一生便与艾奥汀一体共存，动物毫无知觉，死时共生即止，艾奥汀又复归无形本貌。世界有形有样，可触可及，对于艾奥汀，不啻一场革命。寄居地球生物体旋即风行。

一百万年前，艾奥汀进化路上再跨一大步：原本两个艾奥汀同时占据一卵子，共处宿主体内，动物死后，离体而去的艾奥汀不是两而是一。艾奥汀的意识由此深度翻番，强度翻倍，但本质不改。这种并合迅猛增加，一段时日后，三分之二的艾奥汀已然合体，此后，超越二合一风行开来：三合一、四合一乃至更多艾奥汀聚合成一个个规模令人瞠目的庞大意识。

这么着一路并下来，终于到了头：三百万艾奥汀而今已合成一巨大意识体，当下即可见——在下萨克森州一条毛发短硬的腊肠犬体内。

英王的两则梦幻寓言

英王爱德华每日携首相于城堡内园散步，这一日两人走上一座小桥，驻足而立。君臣谈话，一般无非国事，今日却有不同。但见英王伸展右臂道：“自朕鼻尖至无名指端，正一码之距，然否？”首相当即对曰：“陛下圣明。此乃王法定规。”

英王再道：“设若此一码可表创世以来全部时光，则朕修剪无名指甲一挫之距又当光阴几何？”英王直视首相，目光逼人。

“这——臣未经思量，一时不能回答，”首相急眨眼，忽把头后仰，仿佛听不懂问题的孩子，“一天耶，一年耶？”

“错！爱卿，”英王叫道，“朕于指甲一挫，人类历史，自猿演变至今，尽在其间也。”

“还请陛下明示——”首相结巴道。

英王不加理会，继续道：“设若朕权杖头上之金球，太阳也，朕戒指上之蓝宝石，地球也，”说着话，摘下一枚戒指，交与首相，“两厢间距几何，可表其实际空间之距？爱卿可否告我？”

“这——嗯，”首相干咳一声，弯腰恭敬接过戒指，道，“不瞒陛下，臣实不解陛下圣思之妙，若——”

“爱卿怕要出趟远门，朕这戒指当远在阿维尼翁[1]教皇之手！”

“陛下，”首相绝望插话道，“伏维国王陛下详说圣论一二。微臣愚钝，全然不解——”

“朕也如何能解？”英王咆哮道，“事如此耳。惟严格说来，朕也全然不明！百年世纪，日心说未见推进，只因循旧例，叠加《旧约》酋长之年寿以计量宇宙年轮，世情若此，朕如何该当知晓一切？”

英王此刻忽见彻底惊呆状，问：“朕在说甚？”

首相一捋尖利胡须，道：“陛下勿视微臣。依微臣听来，不过寻常百姓所谓胡话而已。”

“怪哉——” 英王咕哝道。

“陛下恕臣妄言，臣以为宜咨访御用告解神父。陛下心生这般怪念，有恶魔作祟也未可知——”

“爱卿所言极是。去教堂！”

迟缓的巨人

一巨人，身长有十一座埃菲尔铁塔叠加之高，万千光波空中飕飕划过，却不见巨人反射一丝，巨人因而隐身息形，不为人见。这当儿正抬脚跨在瑞典北部的一座小镇上。然这巨人非静立不动也：尚在跨步中，一步未完，已费时千百年，还将延续千百年。巨人年寿堪比地球，其呼吸节奏之缓，时间感之慢，唯有以地质演变速率计量：巨人见过冰川慢慢退去，树像喷泉刷刷地冒起来，四季嬗变感觉好似一波浑不起眼的持续震颤。也就是最近，巨人才注意到直立行走的猿忽然间呼喇喇地戳满了整个地球。

绝妙好文

绝妙好文是有的，盯上这可恶的东西，是人就会给勾住，直念到饥渴难耐又无可奈何，再也无法把注意力挪腾开，到了终篇也不行，因为这时一丝一缕归结一处，却令人魔怔似的忘掉其他一切，与此同时，接踵而来的问题蜂拥而起，读者欲求答案，立马又给拉回开篇，那儿的文辞又绝妙得不依不饶，牵着读者的目光一页页地看下去了。唯一可能的解脱法当在终篇前，另有一人扭着脸，一把将妙文挪到读者的视野之外，否则，绝妙好辞将不可磨灭地烙在郁郁寡欢的读者记忆中。十八世纪巴斯克地区[2]的一个乡间牧师把这件要命的东西叫做了四开本，现存西班牙皇家学院占据的那座建筑的地窖里。皇家学院当初发现此物，即决定秘而不宣，此后每隔二十五年便重申一次。说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信他们话的人寥寥无几，而想要坐实自己怀疑的人都会给读死掉。迄今为止，有好几十人就落了这种下场。皇家学院还有过决议，不给盛装这绝妙好文的钢筋铁盒上锁，于是乎，不定什么时候，就见他们一个精神萎靡的成员弯腰趴在打开的盖子上，这时人已无药可救，只能把这要读书寻死的人抬上床去，看他圆睁着眼继续自左至右扫描已然记住的字词，直到尸体开始僵硬了。

血糊淋剌的爱

从前有个男人爱上一个不爱他的女人。他说：“宁死不能没有你。” 女人道：“一边凉快去。”男人说：“我证明给你看。” 女人已经走开了。当天晚上，男人把左食指头削下，放进信封，附带用血淋淋的指头写的一张字条：“爱我吧，否则下次就是手。” 一个月后，女人收到一包裹，里面有只割断的手，可她还是不要那男人。男人的下一步要把整个胳膊给拉掉的，临了却泄了气，只好独自一人独手一只去度余生了。他们晚年再相遇，女人说：“嗨，看来没有我，你也不会寻死嘛。” 男人回道：“没错，我也是逐渐明白了这一点，一点一点地。” “你真搞笑——还一点一点地——”女人耻笑，走了。

零散的骸骨

撒旦宰杀上帝，啖其肉，然后遍洒上帝骸骨，藏于绝幽之地，或冰川下，或火山里，或高楼地基下。很久很久以后，有个小男孩爬进一处峡谷，发现一块鼻骨，大如大象头颅般。男孩那晚梦见全副骸骨又聚拢齐整，上帝复活了。但见骨头上长出肉，器官鼓起来，静脉血管连接交织，皮肤轻柔地贴到热腾的肌肉上。男孩梦见上帝站起来，把撒旦推翻。男孩长大成人，周游全球，遍寻其他大块骸骨，然到老死时所获也不过零星几小块，踝骨一，肩胛骨半，头骨碎块裂片七零八落，一个眼窝也拼不出来。老人在遗嘱里把收集的骸骨赠予了博物馆。博物馆的人都以为他要么是老年痴呆，要么就是疯了。再后来，馆里的一个修补工把骸骨拿回家给儿子当玩具。那孩子喜欢数学，拿尺子量了骸骨拼出的半拉眼窝，计22英寸。男孩自己的眼窝是1.5英寸，身高53英寸，两相比照，他推算出上帝的身高约在62英尺。男孩到附近一处墓地，把骸骨按这尺寸摆放，仿佛上帝本人给摊开在地上。他把每一块骸骨都埋在了恰当的位置。男孩希望这样零碎不全的安葬可以抚慰一下上帝的游魂——那魂刨地三尺及黄泉，却也仅仅夺来了一只眼，一块肩，还有一个脚后跟。

稀里糊涂的地球

一日，也不知什么缘故，地球一下脱离了自转轴，绕着太阳胡跌乱滚起来。从地球上望去，太阳却仿佛完全失去了方向，像一头醉酒的苍蝇，漫天飘舞。再说什么白天黑夜，什么夏天冬天的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昼夜交替不停、冬夏更迭不断，生生变幻莫测了。然而，咱们这稀里糊涂的地球每隔一定时间，依然把阴影投到月球上，久而久之，终于接过了太阳以前的功能，划分时间了。

上帝、书与纸[3]

时光开启前，上帝打开创世簿，扯下一页来，只因不这样，这书便太过完美，上帝便不能存在，因为上帝的一个特征是其乃唯一可能存在之完美。之后，上帝开读了，宇宙的故事在其目光下铺展开，宇宙造了出来。等读到先前扯下那一页的地方，上帝不见停顿，径直读了下去，自打那一刻起，便有了上帝不知道的事儿，于是上帝同样也不能存在了，因为无所不知乃上帝另一特征。然既无所不知，上帝打一开始便知道不管扯不扯下那一页，自己早晚都得亡——是故，要么上帝在，要么那书在，亦即两者无法同时共存，于是不管怎么着，本篇传奇也不可能了。唯一种情形除外：上帝尚未读到缺的那一页。

霍耶尔水闸

霍耶尔在朱特兰蒂安湿地的西南方，水闸城市，那儿有个叫阿尔弗雷德·厄林·拉尔森的年轻人。1976年洪水泛滥时节，成千上万头羊被淹死，拉尔森当时还在面包房做学徒，海水冲破堤坝的那一刻，他人站在烘炉旁，想着上吊呢。他要寻死的原因说来甚简短：未婚妻叫卡伦·玛格雷特·尼尔森，也就是面包师的女儿，当天早晨吞下一只乒乓球，噎死了。拉尔森把脖子套进绳，打起精神，想最后说上两句妥帖的话，可什么词也没有。他想了好一会儿，可又好像没有一句适合他最后来说的。他这一迟疑，灌进面包房的水就涨了上来，结果救了他的命。

经典字体

马塞尔突然间毛骨悚然：这场景可以在书里出现的。苏珊娜懊恼地一捋头发，马塞尔眼前便浮现了这句话：她懊恼地一捋头发。马塞尔当下惶恐地去抓扶手。等真也见到这句话写出来，稍停片刻后，他便在椅子里换个姿势，给身体放松，一边道：“孩子不是我的。” 文学的感觉消失了，可女人一开口，立马就回来。几个字立在面前，像经典字体构筑的一小堵墙：“马塞尔，你个衰货。”

英文由K.E.泽梅尔（K.E.Semmel）和作者本人译自丹麦语

彼得·阿道夫森

Peter Adolphsen

1972年生于丹麦奥尔胡斯市（Århus）。1993——1995年间就读于丹麦作家学校。二十五岁时以一本短篇故事集《传奇》（Små Historier，1996）崭露头角，四年后出版《传奇2》（Små Historier 2）：本选集中所选篇章即出自这两本故事集。他还出版了两个中篇小说：《布鲁姆施泰因》（Brummstein，2003）和《机器》（Machine，2006），后者于2008年译成英文出版。自此，阿道夫森获得丹麦艺术基金会（Danish Arts Foundation）为期三年的工作资助。他最近出版的书是韵文体小说《王国纪事》（Katalognien，2009）。

【注释】

[1] 阿维尼翁（Avignon）：法国东南部城市。1309——1378年是教廷所在地，1378——1417年是几任伪教皇的居住地。

[2] 巴斯克（Basque）：西班牙和法国毗邻比斯开湾和比利牛斯山西部的地区。

[3] 原文为拉丁文。

铁丝书

The Wire Book

［捷克］ 麦克尔·艾瓦兹

李剑 译

老维雅达坐进车，朝鸬鹚海湾开去时，首都的一些城区仍有战斗在进行。他在拥塞着坦克、装甲运兵车和人群的街道上迂回行进。到了城市最北端，他被身着南佛里安纳制服的卫兵拦阻下来。所幸，这些军人的指挥官是他旧时的一个学生。指挥官开自己的吉普车送维雅达去拘留营，因为通往市区以北的道路还是风险重重的。

拘留营在位于海平面以上的一片沙与石的酷热平原上，由一长排低矮的兵营构成。现今政府军已经舍弃了这个地方。一些神情迷惑、瘦骨如柴的囚徒在这片灼人的沙地上游荡着，他们目睹了此前一天军队的撤离，军人们乘着一艘停泊在平原脚下的港口里的海船离开。他们还看到官兵们把一些沉重的板条箱搬上甲板，他们推断这些箱子里装着未及烧毁的文件，是要等船开后抛入海里的。

教授找到每一个囚犯，询问费尔南多的下落。许多犯人都在拘留营里遇到过费尔南多。维雅达探询出来，他的儿子正是在戒严令下达的那一天到达拘留营的。但是没有一个囚犯知晓费尔南多后来的去向和踪迹。这实在是个不祥之兆，因为别人告诉维雅达，一些犯人会被装进卡车里运走，而当那些卡车驶返营区时，就是空空无人的了。最终，维雅达设法找到一个叫帕布罗的人，这人曾和他儿子一起在仓库做过几个星期的苦工。他让帕布罗领他到那仓库去，除了没有窗户外，这个仓库和其他营房看起来一般无二。维雅达教授走进这个狭长而黑暗的房间，地上散落着碎裂的板条箱、铁条、夹钳，和大团大团的铁丝。他一直走到尽头，在那儿有一些洞开的门，门外的景象就像一个矩形的银幕，灼热发光的黄沙和岩石的影像投射在其上。在透射进仓库房间的太阳光线里，看得见细小的、飞旋着的沙粒。维雅达头顶上方的锡板做成的房顶被烤炙得炽热难忍，任何人能在这里待上超过五分钟，忍得了这般的灼热，在他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事。那个犯人候在库房前门，维雅达返回去找到他。帕布罗说，最让费尔南多艰难挣扎的一件事，就是这里禁止他写作。费尔南多从来不抱怨任何别的事，他在这酷热伤人的仓库里做工的那些光景里，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文学和创作，就好像这世上只此一件对他来说重要、有意义的事情一般。他曾对帕布罗偷偷倾吐肺腑，述及他在被捕前的、那人生里自由岁月的最后几周，就在计划着创作一本小说。帕布罗晓得，费尔南多在囚徒营里的唯一心愿，就是把他那本构思中的小说写出来。

但是，写作却是严加禁止的。营区的卫兵不遗余力地查禁一切可被用作书写工具的东西，囚犯们哪怕是得到一块小纸头都是绝不允许的。一次，费尔南多费尽周章地偷到几张未曾用过的记录纸，因为正反两面都打印了表格，看守以为这种纸是不适合来书写文字的，所以才疏忽大意地漏过了这几张纸。接下来，费尔南多天天赶在晨号响起前的凌晨就起了床，借着初升的太阳照进营房的最初几缕清冷的微光，用手指甲代替铅笔或者钢笔，把他的文字刻划进纸页的表格里。然后，他会把这些撕扯得有些残破的纸张埋进仓库后面的沙地里。可是，有人告了密，一个军官用枪顶着费尔南多的头，逼他把所有这些纸片刨出来，烧掉。对费尔南多的处罚是在黑暗不见天日的单人囚室里，关了一个星期的禁闭。

没了笔和纸的费尔南多，在帕布罗眼里看来，活脱脱就像是个被人抢走了毒品的瘾君子。时不时的，帕布罗会瞅见费尔南多待在库房前头，手里握着一截金属管子，在沙地上划出一个个的字母来，海风吹过，那沙上的字迹瞬间便消失无踪了。又有时，帕布罗会发现，费尔南多站在墙边，用手指在墙上潦草地涂写着无形的文字。过了一阵儿，帕布罗被调派到别的地方做工，从此，他便再也不曾见过费尔南多了。

过了些日子，保守党召开第一次会议，维雅达教授在会上被推举为本党领袖。亏得这个新职务和新工作，他得以间或地从想着费尔南多的思虑中解脱出来。不过，每次他的电话铃响起，他还是忧惧不安，担心传来的是发现了他儿子尸体的讯息。可是，费尔南多·维雅达的尸首，一直踪迹全无。

尽管若干极端的和富于党派偏见的政党的领袖在临时议会里占了多数席位，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和裂痕却是非常之深，以至于他们之间不能就总统一职的共同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这样一来，最初都没人瞧在眼里的保守党候选人埃内斯托·维雅达，相形之下就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大选。维雅达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总统府邸里度过，在那儿，他一直工作到深夜，然后一步步地踱过空荡荡的长廊，去和他的爱子的幽灵相会；或者，站在府邸露台上，俯瞰下面空阔的广场的沙地，沙子在月光下闪闪放光。

在北佛里安纳海滨外一些小岛构成的海湾里，泊着一只游艇，由艇上望去可见广大的陆地，一群来自首都的学生在游艇上庆祝新年。他们随身带了潜水的装备，在新年里的第一天，在经过了一夜的香槟酒与焰火四射的欢庆后，他们游下水去检视一块珊瑚礁。在射入这温暖的、浅浅的海水中的阳光的光束里，这块礁石多彩的色泽和多样的形体明亮鲜艳。其中的一个学生离开身边的人群，潜入得更深，直潜到他前方的一道海沟中去。他在手电光里，见到一些蠕蠕而动的触角，随后是一对既圆且大的、凝视着他的鱼目，继之是有花纹的鱼鳍在他眼前一晃而过。他猛地发现水里有一截黑色的、扭曲的线段，在海葵那粉白相间的触须中时隐时现。这孤身到此的潜水者把手插进颤动的海葵群中，感受到了属于金属的那种硬度。他握在手里的应该是一段铁丝。把这物体从附着海葵的海底捞起，他看到铁丝被仔细地弯折成字母表中一个个字母的形状。他弯下身，惊讶不已地读到下述的句子：“当理查德的汽车冲向查普尔特佩克山[1]绿色的山腰时，从车后窗里探出一个手持冲锋枪的黑色身影来。有三股火焰喷射出来，三阵短促的枪声响起。”当这学生小心翼翼地把铁丝从有刺的海葵丛中剥离开来时，他见到一群生活在这团铁丝中的半透明的小海虾划动着纤细、颤动的虾足飞奔着逃离。有的地方，他得把一些黏着在铁丝上的贝壳撕扯下来。这铁丝简直好像就没有尽头似的，在手电筒的光照中，在飘动的海葵上，越来越多的字词和句子呈现出来。在珊瑚礁的一个罅隙中，这惊愕的潜水员读到了一个在墨西哥城街头发生的追车故事——好像就是一个铁丝惊悚小说的片断。经过了几米的长度后，铁丝开始与水生植物错杂地缠绕在一起。他的触动忽地触发了一起无声的、梦幻一般的爆炸——一个有着最斑斓瑰异的色彩和最千奇百怪的形状的鱼儿的鱼群早就在这绞缠纠结的铁丝团中安了家，一个寄居蟹顶着身上的螺壳，迈着庄严高贵的步子追逐过来。此后，潜水员朝铁丝的另一端寻去，发现了另一个铁丝团；这里，铁丝句子同样的混乱难辨，因为鱼儿、海螺以及小小的甲壳动物也在这里安家定居了。铁丝在几处地方断裂了，绕着铁丝团的地方以及海葵群里，也有几处更小的、断裂的铁丝段。

这个学生叫来他的朋友们，他们合力把铁丝从水中拉了出来，把它放在甲板上空香槟酒瓶的旁边。穿着游泳衣、佩戴潜水员装备的男女青年们聚集在这海底铁丝文句的周围，它的字与词的中间填满了海藻、贝壳、扭动跳跃的鱼儿。风渐渐止息了，海面平静下来，好像是一块巨大的、平滑的蓝色岩石的表面。学生们开始清理这些铁丝，把伸入铁丝字母中的水生植物那些长而柔软的茎梗抽出，把黏着在铁丝上的软体动物拉扯下来。海底的各类残骸被清理干净时，在那灿烂光辉的阳光下进入他们视野的，是一部铁丝作品的片断。这锈蚀斑斑的铁丝上的弯折和曲线，讲述的是爱与恨带来的折磨，是狂喜和耻辱，是幽灵魔鬼和血肉之躯的人类，是绝然的绝望。接下来，一些铁丝句子描述的是一家路边汽车旅店里沉闷麻木的空气，某个大城市里一所拥挤不堪的旅馆。学生们成功地把铁丝一端的尽头清理出来，这个末端的句子是“黛雅曼塔在沿着海岸的那排低矮的岩石后消失了”，隔了一段距离，是“全书完”这几个字。无论怎样看来，这都是这篇故事的结尾了。学生们马上转向第二个巨大的铁丝团，在这团铁丝的湿漉漉的、滑腻腻的内部摸索着。片刻的功夫，一个女生就抽出了铁丝的另一个末端。学生们把这端的污物和黏液清除，出现的是“囚徒”这个词，而且组成这个词的字母比铁丝其他部分的字母都要大上许多。在“徒”字的后面，铁丝大概有十厘米那么长的平滑的距离，而后才又出现了后面的两个词。所有的学生都认出来这两个词所组成的名字——费尔南多·维雅达。现在，每个人都明白地意识到，他们所注视着的这段铁丝，好似一张扉页，其上写着这部作品的标题和作者的名姓。他们在海里所发现的乃是一本书，一本此前从来不曾为人见到过的书，一本这个民族的殉难的烈士以他在拘留营里度过的时光、用铁丝所著成的书。这人，就是总统的儿子。

学生们决定停下他们清理铁丝书的工作，因为这铁丝实在锈蚀得非常厉害，他们唯恐自己损坏了它。到了这天的傍晚时分，这个杂乱纠缠的铁丝团，仍然发散着大海的气息，还有微小的海洋生物的尸体覆盖着，就已经安放在总统书房的地毯上了。埃内斯托·维雅达就坐在它的旁边，他的指尖滑过一个个的铁丝字母，那是他儿子的双手，在那库房难忍的酷热里亲手弯制成型的。这个父亲，也同样不敢用手抻直已经是发脆易碎的这团铁丝。费尔南多终究是以他的机智战胜了看守们，就在那个拘留营里，他发现了既是笔又可以作纸的那样事物。埃内斯托记起，他在那个光线暗淡的库房中见到铁丝的线圈散落了满地。显见的，费尔南多在某一刻想到了，可以拿铁丝来作墨，一种坚固的、无须在纸上或任何别的材料上书写的墨。总统想象着他的儿子待在库房的一个角落里，满有耐心地做着把铁丝弯折成一长串的字与词的这永无尽头的工作。或许他甚至都不必费神藏起他的作品，就让它散放在库房的地上，一任所有人注视和观看。在一个士兵的脑海里，或许永远不会闪现过这样的念头，永远不会想到，这芜杂纷乱的铁丝线团中，竟怀抱着一部文学的作品。最有可能的，是这铁丝的文本，在战争走到尾声时，在拘留营销毁它所有的文件时，被一位指挥官发现了。铁丝团与其他所有需要被毁弃的东西一起，装运上船，然后被抛入大海。维雅达教授想象着费尔南多在卫兵的监视下，把自己的作品创作完成时的那种欢欣。他试着把自己的想象全聚焦在费尔南多那极乐的、狂喜的面容上，可是，他们之间已经分别了太多的岁月，他甚至不能想象出费尔南多在完成铁丝书时的容貌来。所有涌到他心头的，还是一个十岁孩子的脸庞。

铁丝被交付到修复专家的手里。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专家们照料这些铁丝，用油脂处理铁丝。他们颇费了些苦心，把这些铁丝一厘米又一厘米地打开来，放置在国家古迹保护研究所会堂的地板上。在费尔南多的文本渐次被展现出来时，这些修复专家们因他们所读到的内容而吃惊不已。但是，评价总统之子的小说并非他们的工作任务，所以，在他们与老维雅达例行的会面时，他们对他们的感受隐忍不言。他们向总统提议，这作品应被截成若干铁丝段，每段大约一米长，恰好可用一块木板镶嵌起来，每块木板上的文字正可以构成一本伟大作品中一页的内容。不过，总统却并不许可对铁丝书做这样剧烈的改变。于是，这展开来的、业经修复的铁丝文本的各部分，在研究所的大厅里被沿墙放置着。这大厅是圆形的，铁丝被逐步地展开成为一个向内旋转的螺旋体，它的外周长和这直径为三十米的圆形大厅的圆周约略吻合。来自大海的味道渐渐退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保护剂的气息。

每天，总统都要花些时间，让人开车送他去研究所，在那儿，他看着修复工作如何一点点地进行。每次去，他都要跪下来，一遍又一遍地读那些前一天展开来的段落文字。有的日子里，可以有一米长的文本被呈现出来；而另一些日子，大概只能修复出二十厘米来。费尔南多作品的形象在他的头脑中扎了根，在政府会议的进行中令人痛苦地不断浮现出来。有关铁丝句子的幻觉也清晰地出现在要他处理的文档材料的字里行间。这真是让他难以专心于工作，他越来越多地把国家事务委之他的助手来办理。对他心不在焉的散漫状态的抱怨迅速地多了起来。不过，那时所有的报纸每天都在报道铁丝手稿被抢修的事，这手稿的作者是总统的儿子，一个被前政权摧残致死的人。这个感人的故事激起了人们对总统的强烈的同情和爱，尤其是在下层民众中，而这些人直到不久前还是对这位总统茫然而漠不关心的。现在，和圣徒的画像、瓜达卢佩圣母[2]的小雕像一起在市场出售的，还有总统与总统之子的塑像和彩印画像。年轻人穿起了印有维雅达父子画像的T恤衫。这种民众情感的高涨对保守党来说十分有利，在刚刚经过了战争的混乱状态中，还可用以巩固并不稳定的政权。即便是政治的反对派，那些极端政党的成员与前游击队员，也不敢过于公开地挑战一位受到人民如此爱戴的总统。

整个国家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修复专家完成这项工作。所有人，除了总统本人和七名工作人员组成的修复小组外，都期待着一部讴歌摆脱暴政统治的自由斗争的杰作，可以在节日和庆典的场合朗诵其中段落篇章、可以把书中的箴言佳句镌刻在纪念碑基座上的一部作品。在修复工作完成前，总统禁止外部人员进入研究所。尽管每个夜晚，研究所门外都蜂拥群集着新闻记者，把麦克风送到每一位离开这座建筑的人面前，但修复人员还是对那来自海底的铁丝团中涌现的内容不发一言，以这种方式默守着他们对于总统的承诺。

当维雅达宣布他要为儿子建一座陵寝时——其中有一间空的墓室，作为他儿子遗骸的象征——修复工作仍在进行当中。这陵寝还设有一个房间，将用来永久地安放那部铁丝书的原本。所有的出版社都为了《囚徒》一书的出版权而激烈竞争。经过了长久的慎思熟虑，总统决定把书稿交由金色时代出版社发行。合同上写明，该书将由三种形式出版，第一种是通常的阅读文学书籍的形式；第二种是铁丝原作的摹本，书中每一页上的线条都将原样复制铁丝书的线段；第三种是一幅长长的纸页，铁丝书的铁丝将不间断地、完整地复制到这长条的纸张上。第三个版本的纸页将被卷起来，两端各安一个卷轴，人们就像阅读古代的手卷一样，把卷轴打开，从纸页的一端，慢慢读向另一端。

到八月开始的时候，铁丝修复工作的最后部分终得完成。在研究所大厅的地板上，费尔南多的书展开放置，成为一个近乎完美的螺旋形。它最后盘绕出的一圈，是“黛雅曼塔在沿着海岸的那排低矮的岩石后消失了”这个句子，这也就让它进入到大厅的正中央来。在“全书完”这个词后，有形状是一个不甚规则的、直径二十厘米的圆形的空间。遗憾的是，铁丝在好几处地方断裂了。总统已经差专业的潜水员三次到那个珊瑚礁处探索，并在海葵丛中成功地搜索到一些铁丝句子的断片来。不过其他一些遗失的残章断简，却再未寻见。很快，这部书所有的三个版本都以成千近万册的数量印制出来。在发售的首日，天光放亮前书店的门外便排起长队。到傍晚时分，书便售罄，而出版商已在筹划第二版了。

然而，这部书让读者感到的，却是失落与错愕。它并非是读者殷殷期待的为自由奋争的小说，而是令所有人都迷茫不知其所云的一个奇特故事。的确，就是要确定这部书的类型也并非易事。书中的故事设定在2001年——这在当时还是未来——与早于它出版的《太空漫游记》[3]一样。所以，最终批评家们认定这是本科幻小说。不过，费尔南多小说的晦涩不通与怪癖反常，都丝毫无损于业已在人民中存在的对维雅达父子的狂热崇拜。这种崇拜属于一个神圣世界，因为维雅达崇拜已经具有了宗教特征。在乡村和城郊的贫民窟里，没人阅读《囚徒》（自然也没人会读一本描写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的书），但是报纸上登出的费尔南多小说节选却被剪下来，用大头针钉在家庭神龛中总统父子的画像旁。要是那儿的人们读起这本书来，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咀嚼那些难以捉摸的句子时，那也不是全无意义的，他们把自己的敬意、爱和希望都一股脑儿倾注到这些字字句句当中去了。

受过教育的阶级对此书的反应，也甚少赞许。知识分子们，原本是想象了一个交织进书中的革命斗争场景中去的伟大的个人主题（比如爱情）。虽然除了爱情的主题，书名所揭示的被奴役的主题也一样是现成的，可是书中对主人公如何渴求自由的描写与书里人物的风流情事，又和急切难耐的知识分子们的想象龃龉不合。这一切，恰好像费尔南多预知了他的读者们的想法，而故意取笑他们一样。如果这部书里尽是杂乱无章的、艰难流出的内心隐秘独白，打断了事情的叙述、情节要素之间的关联和人物特征的整体性的话，那对有学问的阶级来说，倒是本可以流畅无碍地接受下来，他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宣布这是一部现代主义的作品，把它归到一个类似的文学范畴中去。把一部现代主义的作品意识形态化，也非难事，只要宣布这是对前政权所鼓吹的古典艺术形式的反抗，象征着争取自由的民族斗争这一宏大背景中争取表达自由的斗争，即可。然而费尔南多铁丝上的一个个字和词，却被弯折出以古典方式构造的句子，这些句子又细致、冗长地描述出人物和地点，最终形成了一个奇特但却完全融贯的故事来。为了把铁丝弯折成千千万万的字与词，费尔南多的手指甲肯定都裂开成了碎片。为了写出这部书，他肯定是经受了锥心难言的痛苦。许多读者想象着在那仓库的酷热中，一双淌血的手一个词接着一个词地弯折着铁丝，都不禁自语：“他怎么竟会为这样子的一本书忍苦受疼呢？”几乎没人把《囚徒》一直读到底。

文学批评家，和别人一样，对这部书深感迷惑。但是他们的职业决定了，无论对什么事，他们都可以发挥出一番见解来。与保守党亲近的报纸和文学杂志上开始出现了一些客客气气的评论文章。一些文章称赞这部小说形式上的优雅，其他一些文章则强加给它某种隐晦的信息。通常这些文章写到最末一段，都要为这部小说的创作环境表表遗憾，那悲剧性的环境不允许作者修正书中的缺陷和问题，惜乎该书因此竟无法成为一部伟大非凡的杰作！用这种曲折的方式，评论家们也便明确表示了，事实上他们并不非常推崇《囚徒》这部书。他们还犯了一个错误，由此表现出他们的伪善，那就是这部作品的确是精心写就的，作者还对全书做过透彻的修订。在修订的过程中，可以把铁丝抻直再重新弯折，而铁丝本身的形态也证明费尔南多进行了多次的删改，以寻找那些他最初未能捕捉到的文辞和表达。

支持前政权的杂志的批评家们，认为给这样一部书写些负面的评论，到底是趣味不高而品格低下的。这书的作者是一个独裁政权的受难者，而他们自己倒是在那时飞扬发达的。于是，他们虚伪地说，作者不能把自己的才华尽善尽美地发挥出来，他们也是为之抱憾的。这样的评论家，通常在文章开篇第一段，就把这个姿态鲜明地展示出来，而后他就可以拿文章剩下的篇幅，历数他所发现的这部作品的种种缺陷。详尽备至地陈述总统之子如何如何是一位拙劣的作家——这位总统是为他们憎恶并因此公开藐视之的——想来定是一桩愉快顺心的差事。

于是，这来自海底深处的铁丝书，先是遭遇了不解与冷漠，继之是一场无趣的争论，令所有人，哪怕是投身其中的论辩者，都觉兴味索然。而在这所有辩论之上，倒是提供了一个空间，一个论坛，任由人们宣示和展现他们的忠诚、恶意的讥嘲、对宿敌的报复、逢迎媚上、大出风头、修补名誉、戏谑玩世，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类似的愚蒙不明和丧伦败德。或许，真有人能公允无偏见地阅读这部书，比如，对他父辈的纷争既缺乏兴趣也无意于去了解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年轻人却丝毫不想去读一本——尽管是多么的晦涩难解——已经成为钦定著作的书，仅仅因为该书的作者是现任总统的儿子、是抵抗运动的英雄。因此，在整个北佛里安纳，唯有对政治争端漠然无动于心的高龄长者，才能按照费尔南多这书本来的样子阅读它，理解它，并且意识到，这部作品是在半是虚无、半是理智的状态下诞生、成长出来的一组清晰澄澈的意象。然而这样的一个读者，即令这样的人真正存在的话，也不会挺身而出，表明他的见解。

不过，执政党却不愿放弃一位为自由殉身的民族英雄所著的书。即以这部作品诞生时的环境论，它也注定要成为一个宣传工具，而它真实的内容是无足轻重的。只需在书中发现一些句子和箴言，可用于授予国家荣誉的庆典上的，或是可镌刻到纪念碑基座上的，足矣。这样的语句和格言倒是不难寻见，因为凡是勒碑刻石的那些话，可以被赋予我们想要的任何意义。费尔南多的父亲并不抗拒种种这些阐释，尽管他知道这些阐释是对其子作品的侵犯和亵渎，他也同样晓得，这样的侵犯或亵渎是无关紧要的。在那库房里，费尔南多必定是预见到了他这部作品将要遭逢的命运，如果该书竟然会被人发现的话；而且，无疑的，费尔南多也应当是对这书未来的遭际无动于衷的。但是老维雅达，也像其他人一样，误读了这本书。虽说他对儿子小说的文本烂熟于心，他却把它当作替代自己失落的记忆的物证。在书里句子抑扬起落的节奏中，他分辨出费尔南多的行动、身姿和神态来，所有这些，都是他曾知晓而又遗忘了的。在书里语言的流淌中，尽管是混沌模糊地，却也涌现出他从未见过的费尔南多的身形来。这样，在这语言的湍流和力量中，诞生了一个他儿子的虚形假象。而这个儿子，他从来也未曾了解过。

英文由安德鲁·奥克兰（Andrew Oakland）译自捷克语

麦克尔·艾瓦兹

Michal Ajvaz

1949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曾在布拉格的查尔斯大学学习捷克语和美学。现在是布拉格理论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的小说《空街》（Prazdne ulice）获2005年的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奖（Jaroslav Seifert Prize）——捷克共和国最具声望的文学奖。他的新小说《远航去南方》（Cesta na jih，2008），使他进入著名的Magnesia Litera Award的短名单，本书中的这篇故事即节选自该小说。他还有另外两部小说已被翻译成英文，由Dalkey Archive Press出版：《另一个城市》（Druhe mesto，1993；英译本，2009）；《黄金时代》（Zlaty vek，2001；英译本，2010）。

【注释】

[1] 查普尔特佩克山，位于墨西哥城，意为“蝗虫山”。山顶有皇家城堡，即查普尔特佩克堡。

[2] 瓜达卢佩圣母，墨西哥的庇护神。每年12月12日为瓜达卢佩圣母节，是墨西哥的民族节日。

[3] 著名英国科幻小说家亚瑟·克拉克于1968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小说里的时间设定在2001年。

展览

Exhibition

［塞浦路斯］ 诺拉·纳伽瑞安

萧萍 译

椅子悬吊在天花板上。不要碰。椅子兀自晃动。不是任何时候都动，也不是全都一起动。因而效果怪异，仿佛一把椅子，一个衣橱，一张床，都要表达自己。看不见的绳索将它们从梁上悬下，绑着铅笔。每动一下，它们下面的白单子上就会写下难以破解的讯息：没有意义的，绝望的，像是记忆，或是一个孩子想要写出一个字母来，画得到处都是。每件东西似乎都有话要说：你越盯着它们看，就越觉得充满意义，坚持不懈，神秘莫测。

跟我说话的是钢琴凳，木头圆凳，打着旋的那个。好久没见过这种凳子了。许久以前我自己就坐着这么一张，旁边是我的钢琴老师，令人望而生畏的俄罗斯女人，尼娜小姐。一个红色天鹅绒坐垫搁在我的小屁股下，好让我坐得更高些，我的小手指专注于勃拉姆斯的升G小调圆舞曲，尼娜不断说：还要！还要打开！还要打开！你弹得太封闭了！你弹起来像个笼子！

她走开去小便，总是在课要结束的前几分钟，我就在圆凳上三百六十度地转圈儿，直到她回来。最后五分钟我努力弹得“再打开些”，只为了取悦她，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弹才是打开。我想要弹得流畅完美，打开还打开，更加升半音，更加大调，但结果还是忧伤的，平淡的，G调，降半音，小调。

随着琴凳打着旋，随着我的小脚晃进晃出，白单子上留下的印迹是一团纵横交错的线条。

展览台就像一个舞台。我要感谢……我想感谢……艺术家的舌头结住了，她记不起来要感谢谁了。她想起来的唯一一个人是她的父亲。他过去总在同一天里，往手提箱里放进又取出东西，其实哪里也不用去。他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放进去，还有他的烟斗，他的烟叶。然后他锁上箱子，搬下楼梯，再提上来，拖进卧室，放到床上。打开。这是一个仪式，提醒她，父亲还活着，他还在那儿。她总想趁他不注意时偷偷塞个条子进去：爸爸，我爱你。或者：你想不到我会多么想念你。或者：请别走。

正对她的聚光灯有如满月。射得她什么都看不见。人们都在鼓掌，因为她的展览让他们想起生命中久已忘怀的物什。钢琴凳，桌子，留声机，手提箱——往昔的各个部件从天花板悬挂下来，探入当下。

有人拥抱她。是父亲，去世已近四年的父亲。他告诉她，他读了目录册上的注解，终于有所了悟。谢谢你，他说，我把整个一生都装进了那个手提箱，现在再也不需要打开了。我到家了。终于，我到家了。

展览区与红灯区一街之隔。妓女在炖肉，放进月桂叶，又随意从搁架上取下些调料放进去，搅拌。前门洞开，气味非凡。路人无以抵挡诱惑。稍顷，一只蟑螂在煤气灶后摩拳擦掌，一个汉子四仰八叉躺在沙发上，只穿条短裤和一件污渍斑斑的汗衫。妓女说：我来了，我来了。他们是浪漫的一对，妓女和嫖客。甚至是很好的三人同居组合，算上蟑螂的话。

她关上门，开始脱衣。一大团肥肉而已，她知道自己已姿色全无。幽幽的粉色灯光中，她朝他走去，脚步拖沓。她想跟他说点什么，难以破解的，没有意义的，绝望的，她的生活。但这是生意，生意不是人情。

妓女的母亲临终时坚称，她只有三个女儿，不是四个。哦，三女儿年纪轻轻就死了，我只有三个女儿，她宣称。大女儿眉毛生得好，坐在她身旁的摇椅里，一直握着她的手。

许久以前，妓女还是个小女孩儿。你们可以过来吻我，先来先吻，女孩儿说，吐气如兰。她是朵艳丽的海棠，长得像，笑起来像，闻起来也像。她朝他们的脸上吹气，看着他们的脸变粉，变红，紫红，火红，轰然释放。

凡事皆有开始。开始时，她按小时出售香吻。男人们来了又去了。渐渐地，慢慢地，时间流逝，生命流逝，他们对她做出各种怪异的事情，对她的唇、嘴、鼻子、耳朵、头发、肌肤，掏出她的五脏肺腑，蹂躏她的身体发肤，微笑，咒骂，刺穿她，弥合她，碰触她，给她脱衣，穿衣，跟她讲故事，买她，卖她。

现在，幽幽的粉色灯光下，她只是过去的自己的一个幽灵。她在脑海里写自传。文字是现成的，问题也是。告诉我，你爱过我吗？不是，我指的是真正地爱我。告诉我，你把我看作一个女人还是一个妓女？你还在海棠色的梦里看见我吗，过去的我，还是小女孩儿的我？如果你现在在街上看见我，你还会认出我吗？

她会想起那个男人，有时候。那个不知姓名的男人。那个她爱过的男人。她爱他，但他坚持付费给她。他爱她，但不愿为了她而离开妻子。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展览后，餐馆里满是鸿儒名士，啜饮着冰凉的白葡萄酒。话语片段在空气中碰撞。是的——太不可思议了——我只是——是吗？最单纯的材料——它们不可能有——不，当然不——原汁原味的……

手机响了。一个大手袋的拉链拉开，吱——然后拉上，吱——有人对着手机说话，也对着在场的所有人，一个孕妇咳嗽，一杯水被打翻。

仲夏夜，有一丝儿风。桌上的蜡烛被吹灭，侍者现身，道歉，划火柴，点燃蜡烛，再次隐入阴影，棕榈树左边的阴影。宝宝动了，孕妇对丈夫耳语。他动了，她再次低语，握紧他的手。

那天早晨，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仰头看天，笑意盈盈。天就像是画出来的，她想。今天早上的天可能是画出来的。九个月后她将有个儿子。他将是她所见过的最美的生灵。

而现在，她欣赏着天空。她想起在佛罗伦萨见过的一幅壁画。她找那幅壁画的照片，但没找到。她永远都找不到她想要的照片，一如她永远都想不起来合适的词语，来说完一句话。然而，她在书桌抽屉里发现了一个信封，在一堆旧信的后面。她在信封里发现了五张照片。五张照片上都是她和丈夫还有头顶的蓝天。每张照片的背后，她的字纤秀工整：意大利，2005。天空之后，她想，是一个我已经遗忘的日期。天空的另一边是一个日期。

她不在意大利，但天空如此碧蓝。天空如此碧蓝，有如神佑。五张蓝天的照片，令她神清气爽。她将照片铺开在眼前的桌上，给它们排序，摆弄来摆弄去，是她自己的私人展览。她深吸一口气，吸入往昔，让她的往昔会晤她的未来。

宝宝将长大成人。但现在还只是一个黑暗中的胎儿。他的骨骼还柔软脆弱，他还没有完全成形，但他的生命已然开始。他的母亲告诉他，他的生命已然开始，他将有父亲那样的黑发，母亲那样的碧眼。

花园里有一处阳光地带，她像一个心满意足的游客，在这里停下脚步。她跟未出生的儿子说着话，让他知道点儿父亲母亲的事情。因为我们会改变，她说，随着你越长越大。有一天我们会变得面目全非，甚至认不出镜中的自己。有一天，我们会认不出你来。所以我想现在就把这些都告诉你。我爱你的父亲，他也爱我。我爱你，也爱一碧如洗的天空。

宝宝轻轻动了动，轻微得像眨了一下眼，但足以让她知晓，他在听。我们制造了你，她对他轻声细语，很久以前。你出生在许多年前，在意大利。

几天后，艺术家觉得自己有点不对劲，她看世界都是歪的，她走路的时候不能平衡。像只鸟儿一样，她没法安静地待在地面。仿佛脚下的道路不再存在。但昨天还在的呀，她自言自语。但昨天我还到这里的呀。一步一步，她觉得自己是在逃离现实。她的生活是她的想象虚构出来的，是她的脑子耍的花招玩的把戏。每每她走过镜前，都要捋平皱纹，展颜微笑，试着记起自己年轻时的面目。

找不到平衡的难熬日子里，她给涂鸦拍照，将拾得的东西带回家，擦拭打磨，好像不再有明天。一次她捡到一颗小卵石。一枚大头针。半截海绵。一扇贝壳，一只破灯泡，一根鞋带，一张收据。她想要录下卵石在她脚下相碰时的声音。她想要完成一尊不对称的雕塑，激发人们心中的想往。想往的感觉，失落的情绪，只有那些失去过的人才会知道。对不起，你丢了什么东西吗？

她想知道回到童年的路有多长。但是你回不去了，父亲说，只能往前走。但她还想往着什么。想往什么？父亲问。就是想往，她回答，这是一种存在的状况，想往着。什么。

鸟儿着地，蹦跳着。她感觉自己就是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方，在同一个城市，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只无巢可返的鸟儿。父亲到她梦里，告诉她：你的展品是你自己。她想要用人们丢失的东西做成雕塑。我丢了一枚大头针，一颗小卵石，一枚硬币，一根睫毛，我的心，我的脑子。你想往着什么？你丢失了什么？你最后一次见到你的心是什么时候？你自己收拾的手提箱吗？请不要留下行李无人照看。人们总是想要得到一个回答，这样感觉好些，她想。她知道，当一个问题没有回答，就会被认为是不对称的。

她想到她的母亲。他们每个礼拜天都去教堂，母亲点燃蜡烛。但有个下午，母亲被发现。父亲提早下班回到家，上楼，开门。整个邻里都屏息凝气。原来这些年里你娶了个婊子，他们没有问。原来你的女儿也许都不是你自己的，原来你知道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原来有人将地毯从你脚下抽离，你失去了平衡。小心，你要摔倒了。她父亲失去了一切，他曾经以为是实在属于自己的，牢牢握在手心的，装在脑中的，属于他的过去的，构成他的现在的。开始打理行装，跟踪她，改变主意，把行李放回原处。你是个失败者，操他妈的失败者，你老婆下了几级楼梯，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有时候希望那晚赶早回家时，只是发现自家门的锁给换了。那样一切都会不同。那样什么都没有发生。

城市隐藏自己的秘密。如果你想寻根刨底，迈进当下，走出当下，进入过去，回到过去，沿羊肠小道，穿门过户，再进入当下，绕过水泥砖块，进入人造光，走出人造光。

我，这个故事的作者，在摆弄这些东西，按它们正确的顺序，或者压根儿没有顺序。我在试图用语言表达，我是如何从未做到打开地弹钢琴。我的演奏拘谨束缚，如水泥封砌。现如今我更喜欢听CD，写作。我在用别的方式打开自己，我想。我找到了笼子的钥匙。我发现了一些词语，我把它们拼凑起来，我写作，写作。

悬空椅凳的展览还在继续。我昨天又去看了一回。它们还在那里，似乎是随意的物件，随意的置放，从天花板悬吊下来。妓女的椅子，艺术家父亲的箱子，母亲的床，尼娜小姐的琴凳。我立于展品之中，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一直在聆听着它们的故事，聆听着寂静，寂静中全是它们非人间的频率。

今夜墙上有只壁虎，小可怜见的，小小的黑眼珠，身子是透明的。我想要它永远待在那里，在我的墙上，给我做伴，用彩色灯光照亮它。但它爬开了，逃离我，躲入黑暗中。

尼娜小姐演奏一曲肖邦的小夜曲。我想要用手攫住这音乐，我假装是自己在演奏，如此美妙，完美无缺。我七岁。这一次，尼娜小姐没有说话。这一次，我希望她叫我停，告诉我全弹错了。我渴望听到她愠怒的声音，她的俄罗斯口音。但她什么也没有说。她翻过乐谱，演奏起另一支小夜曲，然后又一曲。我在她旁边的琴凳上三百六十度地转圈儿，最后我把她弄丢了，她走了。我仅有脑海中的音乐。C调。升半音。小调。没有乐谱，没有钢琴，没有房间。

东西从这里晃到那里，从那里晃到这里。旧城的幽灵们撰写着自己的日记。请不要碰触展品。它们有自己的生命。

诺拉·纳伽瑞安

Nora Nadjarian

1966年生于塞浦路斯的利马索尔（Limassol）。诗人、短篇小说家，主要用英语写作。已出版三本诗集和一部短篇小说集《利得拉街》（Ledra Street，2006）。作品常被收入各种选集和杂志，获多种奖项，获推荐参加多项国际竞赛，包括联邦短篇小说竞赛（the Commonwealth Short Story Competition），菲勒·费里奥齐塔国际诗歌竞赛（爱尔兰）（Féile Filíochta International Poetry Competition）以及缅因大学举办的罗盘箱国际超短篇小说竞赛（Binnacle International UltraShort Competition）。2004年出版的诗集《一裂为二》（Cleft in Twain）得到同年《卫报》评论文章推荐为欧盟新成员国优秀书籍之一。她的作品还入选欧洲委员会出版的《五一：欧盟十个新成员国的青年文学》（May Day：Young Literature from the Ten New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1年将有新短篇小说集面世。

我的女朋友

My Girlfriend

［克罗地亚］ 弥马·西米克

叶丽贤 译

我的女朋友是个盲人。如果我想跟其他女孩子胡来，我都可以当着她的面在房间里胡来，还可以到床上去，只要不弄出动静就好——而我的女朋友就在房间里，用水壶烧开水，用微波炉爆爆米花，或者用吹风机吹头发。

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她通常不会问我今天过得怎样，她想知道的是路上车多不多，小区里的工程进展得怎样，公交车上的乘客都在谈论什么。她想知道的是今天出门是不是比平日要热闹些。

有些时候我并没出去上班。跟她吻别后，我会扯高嗓门喊了声再见，然后把门甩了回去——自己却没有出门。我会屏住呼吸，直到她转过身去。在窗户旁的角落里有一个好位置，我能一连几个钟头坐在那里；那是房间的下风口，过堂风会把我身上的气味送出去。我把呼吸调整到跟她相同的节奏，胸脯开始与她的胸脯一同起伏，肺腑也与她的肺腑一同张缩。她跟人通电话，和着收音机唱着歌儿，有时还会跳一小段舞，头前后摇晃着，就像是母鸡在啄食庭院里的谷粒。她吃面包的时候，碎屑从四周纷纷落下，如同彩色的碎纸屑。她常会摸着东西探路，不管去哪里，都会数着瓷砖和自己的脚步。

我的女朋友喜欢看电影。我们坐在情侣席上，手拉着手，大口地嚼着糖果，喝着苏打水，笑得比谁都大声。电影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急步冲到盥洗室，听人们谈论电影的内容。这样，脑海中的画面会更丰满些，她说。更便于知道自己是怎么看这部电影的。在回家的路上，她会让我把电影复述一遍，按时间顺序重新安排故事的情节，然后具体描述一番。演员，脸部表情，无声部分。尤其是无声部分。她教我要认真看电影，把它当成生命的给养。我俩最早开始出去约会的时候，我确实是尽心竭力的——带了个记事本，把所有内容都记了下来。然后，重新组织情节要素，做得十分精细，就像是古生物学家在拼装一具恐龙的骨架。这惹得她浑身兴奋——我们通宵达旦地做爱，早饭的时候我又会把故事重讲一遍。

不过，最近我开始编造内容，这更是刺激。我会故意扭曲故事，转换背景和时间，让人物之间的关系完全颠倒，变成了更加肉体的、纯情的、滥情的或者乱伦的关系。有些人会说这是欺骗，他们不过是些无趣的人，总喜欢跟你解释真爱与幻想有何区别。而且，自从我放开手脚编造以后，她似乎就更喜欢我的故事了。现在她能通宵达旦地听我讲故事。她的性欲似乎也减退了一些。

在我之前，还有另一些男女朋友。好几十个，各色各样的。甚至有黑人，或是双胞胎，他们轮流上阵。其中有些女孩子可能是男生。我见过照片，但看不出来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看起来很普通、很平凡：就我所知，他们可能是她的老师、邻居、兄弟姐妹，或者是从杂志上剪下来粘在纸上的小人。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担心或忧愁要摆出什么姿态才好。他们无需为她打扮得漂亮。或许他们自己也是盲人。这很难看出来，因为他们是定在纸上不动的，你看不到他们跳舞、吃东西或走路的样子。

我不知道她是一出生就瞎了眼睛，还是得过病，发生过什么事故。她从来不作解释，也从来没有合适的时机问她这个。现在，四年过去了，似乎太晚了点——问题太敏感，不适合提出来。有时候，我敢肯定地说，她的眼睛曾经有段时间是能看清东西的——当我谈论起色彩的时候，她的嘴巴常会撅起来，似乎她能真切体会我所谈论的东西。不过，等我又看到她那笨拙的舞蹈时，我就摸不着头绪了。

大多数的日子，大多数的时间，我女朋友都会待在家里。她喜欢烹饪。她油煎东西时，能通过气味来判断有几分熟了。人们说，当你某个器官受损了，其他的器官就会变得格外的灵敏。甘地当年进行为期十三周的绝食抗议[1]，行程过半时，他就开始随心所欲飘飘欲仙了。人们就到他那里，问他一些问题，比如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或口袋里有什么。如果他们口袋里装着吃的东西，他都会猜得一点不差。我的女朋友也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决定不去上班，就在窗户旁的角落观察她的时候，我总会穿上她的裙子，往脸上擦她的面霜，用她的牙刷。

当人们听说我的女朋友是盲人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马上想到跟盲人约会都有哪些不利，比如会错过谈恋爱最美好的环节——充满意味的眼神的交换，前戏的信号，无声的暗示。我告诉他们，这个阶段我们直接跳过去。我俩是在万圣节的派对上相识的。她装扮成瞎眼超人夜魔侠[2]，我则和她演对手戏。第二天我在她身旁醒来的时候，她仍不愿意从剧情里出来，我想这到底怎么回事。瞎了眼睛，似乎跟丢了胳膊或腿不一样。我们通过电话保持联系。我渐渐熟悉她的声音。我们一起出去散步，走得很远，还去听了两场音乐会，但是直到相约去看电影的时候，两人的关系才有了明显进展。三场电影后，我们就住到了一起。

即使她看不到自己的模样，我们出门时，她也都会化妆。有时，我觉得她在跟其他男人调情，但我想自己大概是多心了。大多时候，她的眼睛跟瓶装水一样清澈，从不会在眼眶里滴溜溜地转——但这事怎能说得准呢。

有时候她会问我，如果有一天她身体瘫痪了，或是得了什么罕见的热带病，从此长睡不起，我会不会离开她。虽然我实在无法想象她怎么可能会陷入那种境况，但我总会回答说不会离开她，我是真心实意的。我的女朋友真的很漂亮；即使她丢了一只胳膊或腿，我也会跟她在一起。

有一天我听到了一个故事：一个盲人要一个人画一座教堂给他，这个人竟因此恢复了对上帝的信仰。这个故事让我无比激动：我想，把故事读给女朋友听，我们就能要回以前那种性生活。我们一起到床上的时候，我把书掏了出来，慢慢地读给她听，读得有声有色，然后我问她是否愿意让我为她画一座教堂。我的手上攥着一把笔，大腿上还有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厚纸。

但我的女朋友，只是大笑——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么大的笑声。她轻轻抓着我的手，引着它画出了一座我见过的最完美的教堂。

英文由作者本人译自克罗地亚语

弥马·西米克

Mima Simić

1976年出生于克罗地亚的扎达尔市（Zadar）。她毕业于萨格勒部的哲学院，获比较文学和英语言文学学位，后来又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获得性别研究硕士学位。2005年她发表了短篇小说集《格罗瑞亚·斯科特冒险记》（Adventures of Gloria Scott），她很多故事都在克罗地亚和国际文学杂志中刊登过，并被选入各种作品集。她目前是“‘性’质：性学、文化学和政治学虚拟论坛和电子期刊”（Sextures：A Virtual Forum and E-journal for Sexualities，Cultures，and Politics）这个网站的编辑团队成员，也是Ekviva这个地方女性门户网站的编辑队伍成员。她常从事小说和理论的翻译，曾将若干相关著作译成克罗地亚语和英语。她同时还是记者、影评人、文化批评者，为克罗地亚和国外各种刊物撰稿。

【注释】

[1] 原文如此，但据查甘地生平并没有这么长的绝食纪录。作者很有可能指的是甘地1943年2月10日开始的那次绝食。绝食开始后第12天，甘地几乎陷入弥留状态，到第13天奇迹般恢复神志，这次绝食长达21天。

[2] 史丹·李和比尔·艾佛瑞特联手创作的漫画（最早发表于1964年）的主人公，又称超胆侠。2003年夜魔侠的故事被搬上电影屏幕。

管子工

Plumbers

［保加利亚］ 阿莱克·波波夫

谭艳辉 译 严蓓雯 校

我来自幸福的奥斯纳布吕克镇[1]

故事发生在奥斯纳布吕克，德国下萨克森州的一个中等城镇，离荷兰边境不远。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周日的下午，多尔夫和海蒂坐在家里的餐厅，房子位于吕曼街，很宽敞。这对夫妇结婚二十七年了，没有孩子，或者说至少看不出有孩子的痕迹。多尔夫刚好读完一篇报道，说根据最新社会调查，奥斯纳布吕克是德国最幸福的城市。他把报道再读了一遍，读出了声。

“那究竟说明什么？”海蒂抬起头，她花白的头发剪成朴素的短发。她有着细直高挺的鼻子，灰绿色的眼睛，胸部依然结实。

“这意味着，我想，住在这里的人们，”多尔夫冷笑着解释，“比起德国其他地方的人，感到更幸福。”

“我想，”海蒂说，“那哪儿是德国最不幸福的地方呢？”

“他们没说，可能是因为不想破坏房地产市场……”

“有意思。你觉得这里房价会涨吗？”

“不奇怪，是的，我不会觉得奇怪……”多尔夫摩搓着双手，显得有些兴奋。

多尔夫高个、干瘦，准确说是干瘪。他的下巴突出，像他的眼镜一样呈长方形。他在市议会的农业部门工作。多年来，已经从一名普通园丁坐到了经理的位置。眼下，我们对海蒂的职业还一无所知：难道她只是一名家庭主妇？

“有什么好幸福的？这个城市很普通，又不富有，也不特别漂亮！从来没有很暖和的时候，哪怕在夏季。还总是下雨。要说是慕尼黑或巴登——巴登人这么觉得，我还能理解……”

“但是也许，这正是原因。幸福，就在普通平常的事物里。”

多尔夫站起身来，经过他妻子背后，伸手想去摸她的头发，但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缩回了手。他走向通往露台的玻璃门，打开，望着外面。邻近的房屋在树木中影影绰绰，露天的阳台鲜花盛开，新割的草坪清香扑鼻。空气里充斥着草坪洒水的轻柔嘶嘶声。鸟儿在唧唧啾啾。多尔夫没有注意到这些。他的耳朵只听到了隔壁房子传来的呻吟声。这种呻吟一听就知道是在干什么，间杂着痛快的喊叫，声音越来越高，快感中几乎来到了痛苦的边缘。这种性质的噪声在这附近很罕闻。事实上，多尔夫意识到，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不期然听到这样的声音。震惊之余，他突然记起，隔壁的西拉博士这天上午就带着装备和至少两天的食物出门钓鱼了。他亲眼看着他离开的。他砰的一声关上露台门，回过身来扫了海蒂一眼，显然海蒂也听到了整个“演唱会”。

她双唇紧闭，突然发问：“我们有多久没做了？”

“有段时间了吧。” 他看似轻松，心里却已经在防备，准备随时像被捕杀的动物一般逃离。“差不多三、四个星期吧……”

“是——三——年！”她一字一顿地说。

“你在开玩笑。”

“我为什么要开玩笑？”她的表情证实这一点无可争辩。

“三年！” 他戏剧性地挥着手臂，那样子很是惹人恼火。“你能肯定？给人的感觉并不像三年哪——也许我们对时间有不同的感知方式。或许对你来说，三个月感觉就像三年，或者相反。也许真相在两者之间。”

“不，这儿可有一个衡量标准。每年我都会买一个新的震颤器。打你最后一次碰我，我已经买了三个了。一个比一个大。我不是在攻击你。这不过是个简单的欲望问题。我可不能因为你不想要我而生气。”

沉甸甸的沉默。

“我又没有和别人约会……话说回来，你想离婚？”

“为什么离婚？对我来说，哪里不都一样。”

“哪里都一样是什么意思？”

“不要忘记女人们爱聊天。比如英格就告诉我，她和卡尔已经两年没做过了。其他夫妇也差不多。是的，就是那个英格·曹尔！我也很惊讶。他们总是显得那么恩爱，那么情深……记不记得我们最后一次看到他们，还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她有多少震颤器？”

“她可不需要了。”

“她有情人了？可怜的卡尔。”

“她怎么会对自己、对家庭做那样的事情呢？不，她参加了‘婚姻救助小组'，就是那个什么‘管子工’项目。我还以为你知道呢，这是市议会组织实施的一个项目。”

“我只负责园艺。”

“弗劳·米勒是负责人，她是去年当选的绿党议员约翰的妻子。项目已经运行一年了。如果被我发现你对它一清二楚，却瞒着我……”

“我发誓，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这个小组由当地健康福祉委员会请来的人组成。他们都是临时工，工作就是为有性需要的女性市民服务。不，他们可不是男妓！不要这么粗鲁！这是一个社会工程——服务是免费的，只象征性收一欧元消费税，其他所有开销都由市政经费支付。”

“这是笑话，不是吗？”

“恰恰相反。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否有类似的计划在启动，但如果你仔细想想，这可能跟我们镇被说成是最具幸福感的城镇有关呢。”

“变态！不仅变态，还浪费了地方财政资金！难怪他们遮遮掩掩。”

“这不是秘密，只是没有大肆宣传而已。毕竟，这是一件私密的事儿。”

“非常私密，我明白！打个电话，他们就来了，来为您服务。就好像打电话叫人来修水管。他们是波兰人？”

“波兰人？你怎么会那么想？我觉得他们是巴尔干人。”

“噢，是啊，土人！当然，这正是女人喜欢的。”

“要说这乍一听，的确令人震惊。但是，如果你冷静想一想，也完全合乎逻辑。只要你把眼界放宽，不要拘泥在老套的情感模式上，而所谓的情感带来的实际上只是伤害……”

“没门儿！也许我是不赞成拉皮条，但这已经超出了底线——你还不如现在就朝我吐口水呢！绝不可能！如果你那么想要，找个老实可靠的情人得了。只要别让我知道这件事！知道了，马上离婚。”

“可悲的伪君子！” 她嘘了一声。

过了些日子。现在看来多尔夫似乎已经接受了新“形势”。除了左嘴角经常性的轻微神经痉挛，他表现得很镇定很冷静。而婚姻治疗师也已经向他保证，这种抽搐完全正常。有教养并不意味着要成为一个机器人，没有人指望他像一台机器那样行事。机器会坏，会带来危险。相反，人常常忍受痛苦，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以宣泄情绪。承受痛苦是人体的一种正常反应。

此刻，他们在客厅。多尔夫拿着酒杯，坐在摇椅里轻轻摇着。对面，拘谨地坐着一个年轻人，黝黑，穿着整洁的黑西装、白衬衫，没打领带。他也拿着酒杯。杯子里是杜松子酒，温暖、亲切，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年轻人几乎比多尔夫矮两个头，但是，健康、强壮。他的名字叫普兰伯[2]先生。他操一口还算准确的生硬德语，口音很重。

两人这么闲谈：

“普兰伯先生，我想请教，你们的话里‘管子工’怎么说？”

“Plumber.”

“哦，那您名字的意思就是‘管子工’？”

“是的，完全正确，管子工。”

“这巧合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您知道，这里的人们把你们那种工作叫做‘管子工’吗？管子工！有点粗鲁，不过倒挺合适，您不觉得吗？那么，您是哪里人，管子工先生？[3]”

“保加利亚。一个叫斯利文的城市，我打那里来。”

“有意思，这么多年，实际工作内容变了，职业的名称却留了下来。也许您有一个祖先真的是管子工吧？”

“也许是曾曾祖父吧。我的祖父是林业工。”

“嗯，那是我的同行咯。我也是搞林业的。那么您父亲是做什么的？请原谅我的好奇，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更多地了解您。考虑到即将发生的事，我认为这很正常。”

“没问题，我父亲是做木炭的。”

“一个古老的行业。我可以问您为什么不继承这个高尚的家庭传统吗？”

“很简单：没有做木炭的原料了，森林全没了。”

“哦，那您的祖父不够警觉。”

“不，正好相反。除了我父亲，他不让任何人砍伐森林里的木材。但是，一切都有结束的一天。所以我来了这里。”

海蒂走进来，穿着黑色透明睡衣。“我准备好了。”

普兰伯站起身来。“我也准备好了。”

多尔夫神经质地用手指转动着玻璃杯。“要那么急吗？毕竟我还有请教一两件事情的权利。”

“当然，”她说，试图让他平静下来，“我们不急。”

海蒂坐在沙发扶手上，刚好露出了她的膝盖。多尔夫朝她的方向不悦地看了一眼，摇摇头，继续问：

“您结婚了吧，管子工先生，有孩子吗？”

“是的，我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

“四个！我倒不惊讶。只是，您的妻子了解您职业的性质吗？”

“她不介意，如果这就是您想知道的。她只要我把欧元寄回家就行。”

“您看起来像是那种负责任的人，管子工先生。请再次原谅我的好奇心，您是怎么得到这份工作的呢？是因为您完成了一定定额，还是您通过了某种比赛？确切地说，这种挑选是怎么进行的？”

“这个还挺复杂的。首先得符合许多条件。我的两个哥哥就不合格。另外一个哥哥也许够格，不过他还得在监狱服务两年。再说，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我们都要通过大量的语言测试。”

“最后一个问题：您每天能修理多少个我们美丽主妇的‘管子’呢？”

“这关你什么事？”海蒂紧张地插嘴打断。

“没关系，我不介意。平均每天十个吧，星期天除外，除非有加急。当然，有些日子要清闲些，也许那些日子她们性趣不高，又或者这里的男人每过些时候就会主动些。我也不太清楚。”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您怎么能每次都让它挺起来？是不是也有不行的时候？”

“我明白你到底想问什么了，这不公平！”海蒂喊道。

“是的，有过的，两次，也许三次。我毕竟不是一台机器。但我会叫同事来替我，总是有值班应急的人。这很正常。”

“正常？您叫这正常？你听见了吗？你打算让自己被他迷得晕头转向？这个巴尔干土人、这只猴子、这头公牛，他可以为镇上每个女人都挺起来。你要把你的身体给这么一个人吗？你要把你的……”

“请原谅我们，普兰伯先生，我真害臊。” 海蒂绝望地扭着手，“我觉得我好像在听我曾祖母唠唠叨叨。我本来以为我们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了。”

“请不要担心，夫人，我已经通过了大量的心理训练。很多丈夫都有类似的反应，这很正常。没反应才让人不安。”

“您真是太客气了。多尔夫，为什么不去和卡尔喝一杯？那样最好，你不觉得吗？当然得你愿意——我不是在要求你离开。英格告诉我，她的管子工来时，卡尔经常在场，甚至还握着她的手。虽然，我认为，那也有点过分了。”

海蒂和普兰伯进了卧室。多尔夫一个人留在客厅里。床开始摇晃。海蒂的呻吟填满了空气，他们发出的声响跟隔壁邻居安德瑞尔的惊人相似。

讽刺的是，这是多尔夫最神圣的性幻想。多少次他边自慰边遐想，某个陌生人用他的方式与他的妻子做爱，而他坐在旁边，握着她的手。但现在，它真的发生了，他只感到又无奈又愤怒。床晃得更厉害了，呻吟声也更大了。多尔夫拍着手。“好极了！好极了！它就像是高潮，亲爱的！听上去很真实！你真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但你骗不了我！我知道你没什么感觉。你完完全全就是个性冷淡！多少年来我试着对你好，全是白费力气！最后，我甩手了，我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像往破壶里灌水——毫无意义。管子工先生，你在白费力气，她没感觉！一点也没有！”

海蒂开始拼命叫喊。多尔夫捂住耳朵，逃出房子。外面雨刚刚停。厚厚的白雾从潮湿的地面上升起。多尔夫在雾中游荡，最后来到了操场。操场上，卡尔·曹尔，英格的丈夫，正在和牧师法布玩滚球。滚球无疑是法国舶来品，最近开始风靡。起初大家还持怀疑态度，后来这个游戏慢慢吸引了不少男性爱好者。卡尔比多尔夫略为年轻。法布和多尔夫同龄；他们甚至有可能同过学。法布已经赢了几局，这意味着卡尔该去超市买啤酒了。操场像白雾中的小岛，现在只剩下多尔夫和法布两人。

“我一直想跟你聊聊。”牧师把他白色的小手搭在多尔夫的肩膀上，“我知道你很不容易……”

“您听到些什么了，神父？”

“人们一直在谈论。但我不相信。我告诉他们，多尔夫不可能做那样的事情。我们打小就认识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不愤世嫉俗，也不自高自大。毕竟，我们的公园和花圃都是他设计的。他不会让他的儿子流落街头……”

“什么？”

“什么‘什么’？我问他们，多尔夫会让布鲁诺流落街头？但是你也知道这小镇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个联系密切的社区。都相互认识，都彼此感兴趣。我提醒你，他们不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而是真的想通过看看别人的生活来审视和了解自己。他们只是想得出有用的结论。”

“什么都没发生，神父。他只是离开而已。高中一毕业他就搬出去住了。这很正常，我甚至觉得很健康。我十八岁就出来单住。但没人因此指责我父亲。”

“没人在指责你。”

“事实上，我不知道布鲁诺在哪儿。一切发生得太快了。也许他去了波兰？但他在那里能做什么？我不知道。也许他结婚了。他一通电话都没打回来过。坦白说，我们很担心。”

“我不敢相信你竟然不知道！他就住在桥底下，已经三个月啦！”

“他回来了？住在桥底下？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市议会已将他作为无家可归的人正式记录在册了。”

“您在开玩笑吧，神父，我们奥斯纳布吕克可没有无家可归的人。”

“现在我们有了。这不算什么糟糕的事情。我们供得起，只要你家孩子不会让人跟风就行。社会服务局事实上非常高兴——他们终于有事可做啦。这样他们就不会被精简了。布鲁诺已经获得一点财政援助，一个床垫和一个睡袋。他们还给了他一张体检卡。我们也盯着他上教堂。你不用担心。”

“在全镇人面前让我们丢光了脸！好像我们的烦恼还不够！”

“我不相信他这样做是要让你难堪。我和他谈过——在我看来，他非常聪明，非常负责任。他周游了世界，经历了许多事。好事坏事他都见识过，也读了很多书。你没有理由为你儿子感到羞愧。”

“可他为什么不回家？”

“这我不知道。就像我不知道他当初为什么离开。我只能猜他是一个典型的年轻人——非常情绪化，总想反叛和探险。但是，年龄增长后，作为一个成年人，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更好的理由。因此，在这一点上，你的担心也许是对的：不是担心他为什么离开，而是担心他为什么一直不回家。原因肯定不那么简单。我建议你好好看看自己和家人。家里怎么样？你和海蒂的关系怎么样？我知道，这么多年了，肯定不容易……”

多尔夫茫然地眨着眼睛。床的摇晃和海蒂的呻吟突然涌上心头，持续了几秒钟，甚至几分钟，在这期间，他看到法布的嘴唇在动，却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

卡尔从超市回来，胳膊下夹着一打喜力。

“谁要喝？”

几口啤酒下肚，多尔夫回过神来。“卡尔，为什么不告诉我布鲁诺住在桥底下？为什么我要从陌生人嘴里听到这件事？”

“我现在成了陌生人了？”法布感觉受了冒犯。

“我觉得很难开口。这毕竟是你家私事。局外人和局内人看不一样。我不喜欢去干涉我不明白的事情。”

“神父认为我们家的情况和我儿子决定有家不回有关系。”

“我简直不能相信，你和海蒂两口子那么恩爱、文雅、宽容。你们怎么可能是促使他走上那条路的原因？”

“谢谢你。你和英格两口子也很恩爱，每次你们来看望我们，我们总是非常开心。事实上，我们总在想，你们是怎么做到一直那么多情那么亲密的呢？都多少年了？”

“二十三年了。”

“真是值得举杯庆祝。干！”

“干！”

“这么说，英格在被‘通管子’的时候，你真的握着她的手？”

一口啤酒呛住卡尔，他开始控制不住地咳嗽。

“真感人。我可做不到这一点。一星期他来几次？”

“谁？”卡尔继续咳嗽。

“你家的管子工。我家的那个，名字就叫Plumber，这个词在他们的话里意思也是管子工。你能想象吗？那么，你家的那个叫啥？哪里人？”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没有谈过。”

“要是英格和海蒂的管子工是同一个人，那该多好笑！”

“什么管子工？”法布显得很迫切，“我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

“真的？这下可奇怪了。您可从来都爱打探别人家的私事儿。”

“够了，多尔夫，法布牧师的妻子四年前去世了！他没理由知道这些。这不是人们公开谈论的事情……每个人都尽可能自己处理。”

操场周围的雾气似乎退去了一些。

“哈，那边就有一个！”多尔夫指着喊道，“看到他鬼鬼祟祟沿着墙根儿走吗？从来不敢东张西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我家那位。嗨，管子工先生！过来喝一杯！不，他才不会停下——他们就像机器人。您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神父？他们在镇子里东来西往，个子矮小但身强体壮，腿很短，身子却很长，胡子总是刮得光光的，穿着黑色衣服，不言不语，大步走路。”

“是哦，我注意到了他们！我以为他们是烟囱清洁工。我还想请他们哪位来检查一下我的壁炉呢，一年到头冒着浓烟。”

“哈！烟囱清洁工！为什么不呢？不过是个名称问题。说不定他们在别的地方就被叫做烟囱清洁工。你还记得法国的丑闻吗？如果他们只是被叫做烟囱清洁工，会有那么多的噪声吗？”

“老实说，我还是不明白。”

“卡尔，为什么你不开导开导神父？”

“为什么是我？上帝，我不知道……有天英格过来跟我说：‘我亲爱的卡尔，和你在一起我真幸福。我相信我们是完美的一对。我可以几小时不动看着你做那些小鸟笼。看你点缀那么多装饰，一点也不吝啬。又精心雕琢每一个细节。有时，我看着你忙活着，真希望自己也是一只小鸟，那样我就可以住在你做的童话家园里了。亲爱的，亲爱的卡尔……我知道你会为我做任何事。但我不想再从你这儿要什么了，你已经给了我这么多。我想让你为我要点什么，因为女人真的很需要它。你可以叫它弱点、缺陷，随便你……但女人就是这样子。也许我们有一天能够靠意志力来克服这种致命的生理饥渴。也许我们能够达到崇高的意识水平，再也不需要它了。是的，我梦想有一天，我们可以并肩站在一起，自由、平等、纯洁——像哥哥妹妹。不幸的是，这一天还很遥远。在此期间，我们本性难移。我亲爱的卡尔，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将你变成一个工具，一种自慰的手段。你去做你的鸟笼，不用担心任何事。我和议员妻子弗劳·米勒谈过，她也有跟我一样的感受。’弗劳·米勒这么告诉我妻子：‘我知道，如果我想和约翰做而他并不真的想，那么迟早我会失去他的尊重。如果他因此开始恨我，就像有人怨恨自己被罚苦役，我甚至都不会感到惊讶！不，婚姻之舟不该由锁在船桨上的奴隶来推动。让它乘着风自由航行吧。人类在进化，兴趣也在变化。有些需求被遗忘了，别的就会来补上：这很正常。这就是为什么，相比制造戏剧性场面，相比伤害对方，相比寻求机械的替代或卷入暧昧的情事——它们摧毁了我们脆弱的心理平衡，我们更容易做到的是：找到某种机制，想出某种解决办法——人类面临无尽困难时总有办法——从而一劳永逸地减轻那些重负，我们自己和我们深爱的人的重负。’”

“您在想什么呢，神父？眉头紧锁的。”

“我想起了我去世的妻子海德薇。”

“请原谅我这么说，可说来您算是幸运的。”

“胡说，你老是胡说。我太想她了。我记得那些寒冷的冬夜，我们总是坐在炉火前。我们会谈论书籍啊，戏剧啊。当时有一个年轻的戏剧导演来访，叫塞巴斯蒂安·希恩[4]，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真是一个魔鬼！他在舞台上就是乱搞！但她总是为他辩护。她的思想太开明了。有时候，我们就是静静坐着，看着火苗。我握着她的手。我们会那样坐上几个小时。到了某一刻，她会叹口气，缓缓站起身来，因为她很丰腴。她会拿出一些自制的樱桃酒，还有几块李子蛋糕。啊，那蛋糕！我从来没有吃过比那更好吃的东西！”

“您就不想念蛋糕、樱桃酒和聊天以外的东西？”

“你这肮脏的、没有灵魂的下三烂！你知道什么是温馨、亲近和亲密？是的，我尽了我婚姻的本分，如果那是你感兴趣的事！但是我从来没有让那部分支配我生活的其他。”

“如果您说的是实话，那您的妻子可能还活着。”

“我的妻子死于癌症！”

“要么得癌症，要么是管子工。看你怎么选。”

“癌症或管子工！” 卡尔兴奋地一遍遍喊道，像青蛙一样跳来跳去。“癌症或管子工！癌症或管子工！”

“白痴！你们不仅那个不行，还以它为荣！”

“你和我们一样不行！只不过你是鳏夫，没人问起你。”

“都给我下地狱吧！”

牧师抓起滚球，扔向他的朋友。多尔夫和卡尔各自朝相反方向逃走了。法布从一打啤酒里拿出一瓶，撬开，默默地抿着，他的身影慢慢被薄雾吞没。

哈泽河上的桥底下，夜幕中。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裹着睡袋坐在那儿，就着一盏野营灯在读书。他身形高大，但有点走样；戴着眼镜，头有点秃了。旁边摆着一双沾满了泥的黑糊糊的高统黄皮靴。他就是布鲁诺。这时，我们听到多尔夫的声音，随后看到他从河边的灌木丛后钻出来。

“儿子！我的儿子！布鲁诺！啊，你在这儿。你为什么不应我一声？听着，我不是来这儿骂你的。我只是想看看你怎么样了。我听说你回来了。毕竟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担心你发生了什么事。你想不出我有多关心你的。你不打算说些什么吗？”

“晚上好，爸爸。”

“嗯，至少说话了。谢谢。我可以看见，你在这里把自己收拾得很舒服。你什么都不缺。河水流淌，叶子沙沙，鸟儿歌唱。一切都很……新鲜。奥斯纳布吕克是一个美丽的绿色城镇，你知道的。我不是吹牛，对这点，我可功不可没！所有这些小径、灌木、树林、喷泉。我把我最好的年华给了这个小镇。所以，有一天，它可能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花园’。你知道吗，根据最新的社会调查，这里是德国最具幸福感的城镇。家即花园！是的，人就该这么活着：那就是你的儿子总是可以选择做一个无家可归的人！甚至你自己也可以有的选……”

“我想你是喝醉了。”

“也许吧，幸福得醉了。当我从灌木丛里走出来时，我终于看到了在我整个人生所作所为背后的意义。我看着我亲手栽培、照料的植物。我告诉自己，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儿子现在不就可以生活在这个花园里了嘛。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他准备的。我只担心一件事。你不孤单吗？你不觉得需要个伴儿吗？”

“我有一条狗。它上哪儿溜达去了，不过很快会回来。”

“我的意思是一个人。一个亲密的伙伴。一个女人？”

“我这样很好。我从图书馆借来书，我看书。”

“当然。我不想打扰你。你就按你自己的原则生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家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如果你觉得孤单了，我们身边总给你留了个地方。”

“谢谢，但我不想打搅你们的性生活。”

“什么？”

“我知道我的存在碍了事。我听见你们有次说，你们的性生活再也找不到我出生前的感觉了。对吧？你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尽情叫喊，尽情做了。你说，儿童就是性爱杀手……”

“胡说！”

“你记不记得我去慕尼黑的那趟毕业旅行？我不想和那些白痴一起去，所以骗他们说我拉肚子了。我回到家，立刻感觉有些不对劲。屋子里出奇的安静，窗帘被拉上了，里面传出疯狂的音乐。我偷偷从车库溜进来。你、妈妈、卡尔和英格坐在客厅里。到处是蜡烛、酒瓶、印度香。你们四个都光着身子。安全套挂在你和卡尔的……”

“够了！够了！”

“什么够了？在那一刻，我真的拉肚子了，我跑进车库的厕所，在那里待了一夜。第二天，我花了一上午清洗厕所。自那以后，我就老这样子……不管什么时候，我碰到一种正常人会叫喊的情形，我就会拉肚子。”

“我很抱歉。多么可怕的错误！不过什么都没有发生，不管你信不信。卡尔挺不起来，我觉得如果我一个人寻欢对他来说太不公平。我很抱歉。现在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离开我们了。也许你是对的。你一定感到很恶心。我不太记得我们怎么会搞那次‘结对子’活动了。也许我们就是想尝尝鲜。你不知道家庭生活怎么耗干了人。即使这样，后来我们再也没想重来。当然，卡尔和英格仍然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是有教养的人，我们仍然邀请他们过来……不过，只是烧烤而已。”

多尔夫这时甩了甩头，抹了一把脸。“他妈的怎么回事，我都淋湿了……”

“有人从桥上撒尿。他们打酒吧出来，装了一肚子啤酒，从桥上往河里撒尿，这可是他们最痛快的事儿了。”涓涓细流还在往下滴。多尔夫往边上挪开几步。

“狗屎！野蛮人！住手！有人住在这里。”

“Ebi se u glavu[5]！”上面传来狂妄的声音。“操你的头。”是塞尔维亚语。

“不是德国人，当然！看看我们都得受什么罪！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年轻人不喜欢用自己的双手工作，就导致了这样的耻辱。我这不是针对你，但是，你想想，如果每个人都决定整天坐在桥底下，会怎么样？”

远处传来犬吠声。

“我想你该走了。”布鲁诺打着哈欠说，“我的狗回来了。它不习惯陌生人，有时反应过激。别说我没提醒你。下次它出去了你再来。我会很高兴见到你。”

慢慢逼近的狗叫声让多尔夫充满了一种几乎超自然的莫名恐怖。他后退几步，看到桥的上空一轮清月。他被什么树根绊了一下，摇晃了几下，掉进了河里。他手脚并用爬上岸来，湿漉漉的，满身泥泞。他站起身，跌跌撞撞冲进了夜色里，留下一条泥泞的痕迹。

现在我们来到小镇的公墓。这是六月初的一个凉爽清晨，天还没亮。小草和泥土散发着清香。修剪一新的草坪中间，敞着一个黑色的长方形墓穴。穴旁躺着一口白木棺材。周围一小群人在哀悼。人群中有多尔夫、海蒂、弗劳·米勒——绿党议员的妻子。她比别人高出了一个头，有点像玛琳·黛德丽[6]。她看上去特别伤心，不断用精美的手帕擦拭眼角。棺材里躺着的是英格·曹尔的遗骸，她被丈夫卡尔残忍地碎尸了。邻居中一对老年夫妇看到他试图将尸块埋在后院，这对老年夫妇刚刚对外宣布要外出度假（其实是想一起去自杀），在目睹这一切后深感不安，于是决定先推迟自己的计划，打电话报了警。

这起谋杀让整个小镇大吃一惊。卡尔请求参加葬礼，但没有获得英格妹妹的允许。英格和卡尔住在汉堡的儿子拒绝出席。朴素的葬礼由法布牧师主持，多年前也是他主持了他们的婚礼。

棺材入土后，人群开始散去。只有弗劳·米勒和英格的妹妹还在踯躅徘徊。人们觉得这两个女人虽然都沉浸在哀伤中，但哀伤的理由却不尽相同。弗劳·米勒的眼线总不会被泪水弄花，令人惊讶。

“想走走吗？”海蒂问多尔夫。

多尔夫点了点头。两人悄然拐进一条侧路，穿过一片树林，来到一块满是墓碑和鲜艳野花的宽广草地。这是儿童墓地，里面葬着十二岁以下的孩子，大都没有受洗。墓碑之间，是金属雕刻的彩色动物雕像，和在游乐场里经常看到的一样，有羊、熊、牛、马，旁边长出了大大的斑点蘑菇。看到这些蘑菇，海蒂抗议说：

“真恶心！”

“也许一些议会项目的钱，得用到别的该用的地方。”多尔夫并没有像妻子那样愤慨。内心深处，他发现这样的排列很令人欣慰。不过，他还是立刻同意在下次环境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议题，他是委员会秘书。

砾石在脚下嘎吱作响，他不知道是否该告诉妻子他与布鲁诺的会面。他认为，他仍然没有弄清楚这一事件的实质，仿佛整件事一直是一个梦。他害怕她会问起他们的谈话，他不能肯定他能告诉她些什么。

最后，他干脆宣布：“布鲁诺回来了。”

“我知道。英格告诉我了，在卡尔把她切碎之前。”

“你没有告诉我？”

“我还以为你知道。”

“我要知道，就会告诉你。你把我当什么了？你和他谈过？”

“没有，但我见过他。他坐在那里，在桥底下。河对岸有一条长凳。我常常坐在那里，看着他吃饭、看书、洗脚。有一条大狗常和他待在一起，看上去不太友好。说实话，这就是为什么我没过去跟他谈谈。”

“我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了。”

“是的，我想他不喜欢我们，也会继续不喜欢下去。不过那真的重要吗？我们也不喜欢对方。或许这正是他想教给我们的……”

不知不觉中，天开始下雨了。多尔夫感觉到海蒂正在想着性事。她的指尖在他的手掌中颤抖。

回家路上，两人经过贝格街尽头的公共汽车站台，多年前他们是在那里相识的。每次经过，多尔夫总是想记起他对海蒂说过些什么，但总也想不起确切的内容。随着岁月流逝，汽车站台的设计和汽车时间表一样，已经变更了好几次。如今，只有开往火车站的36路车在那里停靠。站台的长凳上坐着一个孤单的身影，两只巨大的行李箱把他挤在中间。他们走了过去，但几步之后，多尔夫折了回来。

“管子工先生！是您吗？您这是去哪儿？”

那人紧张地站起来，没有去握多尔夫伸出的手。

“我，回家。”

“为什么？”

“他们把项目停了。事件发生后议论很多……别的人早就走了。我等到最后一刻。但今天正式投票终止了我们的合同。他们给了一小笔遣散费作补偿，我不能再抱怨啥。”

“对不起，即使最文明的社会都无法消灭成见。请原谅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情绪失控了。这是人性，我知道，但所有这一切发生后，我觉得很惭愧。”

普兰伯尴尬地沉默着。海蒂的身影继续孤独地爬着那陡峭的街道。

“您也是英格的管子工吧？我们两家非常亲近，所以我问一句。”

“不，不是我。给她通管子的是菲克雷特，来自普里什蒂纳[7]。他是第一个离开的。”

“这真的无关紧要了。您给妻子买礼物了吗，管子工先生？回家见面礼。”

“嗯，是的……”普兰伯尴尬地喃喃自语。

“我能问问您买了什么吗？”

就在这时，公交车靠站了。普兰伯先生手忙脚乱地去拿行李箱。多尔夫帮他搬到车上。突然，一个行李箱散开，里面的玩具倾泻而出：芭比娃娃、变形金刚、水枪……和一个绑着紫色丝带的大大的粉色假阳具。管子工的脸涨得像番茄一样红，冲过去收拾他的东西。车上的乘客们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多尔夫弯腰捡起假阳具，很隆重地，仿佛拿着婚礼花束一样，递还给了普兰伯先生。车门关闭，汽车开始启动。多尔夫站在站台，手仍然伸着。

“我的上帝，” 他想，“普罗米修斯当初把火种递给人类时，心里肯定也是这种感觉吧！”

英文由克里斯蒂娜·科瓦切娃（Kristina Kovacheva）译自保加利亚语

阿莱克·波波夫

Alek Popov

1966年生于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获得索非亚大学国文系硕士学位。他的讽刺小说《伦敦使节》（Missiya London，2001）根据他自己在伦敦保加利亚大使馆当文化专员的印象写成。这本书成为保加利亚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探讨了向后共产主义社会转向的过渡期问题，并于2010年被拍成电影。他的第二部小说《黑匣子》（Chernata kutiya）2007年出版后获得评论界一致好评。他也是卡内堤奖（Canetti）和海利肯奖（Helikon）年度最佳书籍的获得者。

【注释】

[1] 原文为德语。

[2] 普兰伯（Plumber）一词意为管子工。在许多西方国家，管子工、园丁是寂寞家庭主妇热切追求的对象，常常和他们偷情。

[3] 多尔夫口里的Plumber均译成管子工，暗含嘲讽之意，其他地方则译成普兰伯。

[4] 塞巴斯蒂安·希恩（Sebastian Hirn，1975——），德国戏剧导演、演员、舞台布景设计师。

[5] 即塞尔维亚语“操你的头”之意。

[6] 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1992），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

[7] 科索沃的首都，是科索沃的最大城市。

凡尼水

Varneesh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戈兰·萨马尔季奇

严蓓雯 译

这个故事，让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故事里，我看见自己坐在一张大桌子前，上面铺着上过光的桌布。食物摆了满满一桌，紧紧挤在一起才放得下。那么多吃的喝的，让我觉着不可能全是真金白银买来的。话说面前还有一瓶上等法国白兰地，仍装在盒子里，还未拆封，上面写着“卡慕[1]（法国制造）”；一头焦脆的烤乳猪，眼睛紧闭着，睫毛还清晰可见。这头已烹制好的动物，小腿痛苦地扭曲着，就好像被屠杀的痛楚还没有消失。我直接用手撕下它的肉，一片片扔在离我最近的盘子上。而坐在桌子另一端、离我远远的、因此也不那么重要的人，就只能闻着点儿乳猪的香味。最丰盛的食物、最昂贵的东西，全堆在我面前，恨不得每分每秒都在给我上新的菜。我解开衬衫的扣子，松了松百慕大短裤，让胃可以松快些。打我开吃还不到一小时。我的下颚和因进化而尖利的犬齿，不停地、单调地咀嚼着。它们甚至嚼碎了肉骨。在我那两排用牙线清理干净的齿间，所有东西都被俘虏了、粉碎了、击破了。就好像在咀嚼的时候，我再次杀死了那头猪，我想。

这些吃的喝的在桌上堆了好几摞，被挪到院子中间，恭恭敬敬摆放在我和女朋友面前。她坐在我身边，仰慕地盯着我，害怕一眨眼我就消失不见了。我从我们的阳台一跃跳入那个狂乱的漩涡，因此救了一条小生命，这件事让她重新燃起了对我的爱情，也让我的价值提升或者说恢复了。星星在夜空中闪耀，烛光在大地上摇曳。上个月，在警察陪同下，一个工人切断了院子里偷电的电缆，当时我正在场。祖孙三代从地下室里慢慢挪出来，站在那里，看着一个吊钩状的尖嘴玩意儿“咬”断小指般粗的电缆。据说那些人的先辈像越冬大雁上的搭客一样，迁徙万里，从印度被带到了这里。这些电缆被巧妙地暗藏了好些年，连着附近的街灯电线。但是乌鸦揭开了它的伪装。那些黑色的鸟儿过去常常如云一般黑压压一片飞过我们院子的上空。最终表明，它们的行为就像长相一样凶险。它们啄穿了电缆的伪装，一切展露无遗。

当时我正在阳台上，打着沙袋消耗体力。各种各样的锻炼小器材散落四周。最尊贵的位子留给了一个巨大的金属哑铃，它已经开始长出铁锈。让我惊讶的是，每次举起它的时候，它从没有从我手中掉落下去压穿地板。到处是我砰砰击打沙袋的回声。脑子里想的是我正在揍那个拿着钳子的工人，特别是和他一道来的那个大个子强执人员，肥软身体下藏着警棍和手枪。离我女朋友下班过来还有半小时。她可不喜欢见我一身臭汗训练，把家里搞得一团糟。她喜欢认为我的身材和肌肉完全浑然天成，跟艰苦锻炼没什么关系。

但是，对在我脚底下呼吸的邻居来说，他们半截子埋在地下（在地下室嘛），而且每年都会多上一人，我内心对这国家的反叛和抗争毫无意义。那时候，人们对人权和民权的概念还模模糊糊，不太清楚，任何发泄不满的公开表达都很可能以头上挨了一记橡皮警棍而告终。与今天的警察不同，那时的民兵没那么多案头工作，更多是直接使用武力。

不，彻底改变了我跟住在院子里那个部落的关系的，是另外一件事儿。那是这次宴会一个半月前的一个雨夜。下雨前的好几个小时，女朋友和我——我们各自躺在床上自己那一边——都快被天热化掉了。我们试图用自己的呼吸方式摆脱炎热，也就是说，大口喘着气。许多租户把折叠床搬到阳台上，希望能在星空下入睡。白天是太阳在头顶炙烤，到了晚上，不过是换成了月亮而已。

我们用脚趾头和指尖触碰对方——再亲密一点的接触就会有害健康了：我们可不敢拥抱，还不够热的！我们将床推向阳台，这样半个身子可以躺在露天里。邻居们在旁边咕哝、打鼾、呻吟。还有哀怨而悠长的放屁声，被院子的音效难以置信地放大了。住在这栋楼里和周边（猫啦狗啦）的一切生物，都一样叹息着，痛苦忍受着。

我在脑海里呼唤着秋冬。在这曲田园牧歌里，我点燃炉火，用毛毯抱拢我的女朋友，我的真命天女（我一直这么认为）。我女朋友怀孕了。尽管有所有高科技预防措施，我的精子仍然在她身子里长驱直入——就好像它是具有腐蚀作用的酸性物质，而不是一团暖暖的、黏黏的玩意儿，我自个儿还不时在睡梦中释放掉一些呢。是的，可以说，我克服了所有障碍，设法游进了女性身体的最隐秘之处——以我们的情况来说就是，或者我们原以为的，最安全的地方。对我来说，这件事令人兴奋、充满诱惑；对她，则无比惊恐。我真的被自己顽强的小蝌蚪打动了：小小心脏比这句话结尾的句号大不到哪里去。但是，无论如何：虽然她的腹部还是那么平坦，美丽，充满吸引力，我们都知道它里面不再空空如也了。我们的性爱，它那摇摆、骑跨、滚动或缓慢深入的技艺，逃脱了我们的控制，为我们藏起了一份将要到来的惊奇。

想象着冬天，让我感觉到一点凉意，我翻过身压在女朋友身上。我找到了肚脐下的入口。那里的毛发被剃成一个等边三角形的形状，长度正好刺激我挺起。熟悉的部位懒懒地接受了我，分泌出浓稠的体液，好像在下达命令。其黏湿程度都超过了机器润滑油，被如此完美的滑润所鼓励，我赶紧进得更深，可到今天为止，我都没有想明白到底是怎么样或为什么，我当即就完事了。女朋友把我推下身子，就好像我是一个没用的袋子一直重重压在她身上，还叫我滚。“以后你把那话儿去鼓捣包心菜吧——别搞我，混蛋！”“对不起。我马上回来，就去抽根烟。”“是，你就知道你能去哪儿！”

我们光着身子，摊开手像是被钉在床上，脚伸在院子里，祈祷上帝能带我们去一个更凉快些的年代。其他阳台传来的哼哼、叹息和诅咒，汇成一股单调而低沉的嗡嗡声。你无法听出是谁的（或在哪里）呼吸，或他们说的是什么。一片泛泛的含糊咕哝，一种呆滞的动物哀号，恳求吹来哪怕一丝新鲜空气，或降下哪怕一滴雨水。这声音充斥着由楼房围拢形成的四方井，井底干燥无水。这井底就是院子。

我抽着烟，从床上将烟圈吐出阳台。我觉着，香烟的火光让酷热更加难以忍受了。三米外，没有塑料浴帘的小隔笼里，我女朋友正在冲澡。冷水哗哗的，在她紧绷光滑的皮肤上激溅。水珠子几乎都快蹦到了我身上。我淡淡地看着她，直到我开始想象——我爱幻想——她是另一个人的女人。我想象一个根本不认识的男人，走进冲淋间，吻着她裸露的臀部，手在她紧致的皮肤上试探，而不深入。我就是不知道该拿她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已经三个月了。一颗像是小信号灯的心脏，在胎儿体内搏动。那是我的孩子。轻敲世界之门，要它为他或她打开。我到年纪了，可以给自己找个接班的了，只是以防万一。

没有什么比雄性动物更没良心的东西了，尤其当这动物是人，尤其当这人是我。三年前，我用了各种能想到的手段来追求她。有天早上她醒来，暖洋洋的，心满意足的，双腿还绕在我一条腿上，四下张望，很不习惯地发现我躺在她身边，我的东西散落在她房间里，到那刻为止，她是我的。我下定决心不能放走我已经征服的那一小部分她（显然，男人征服，女人托付）。之后，那种兴奋逐渐消失了。我们的欢乐气球开始漏气。我夺来的那一小部分她慢慢变成了一大团，开始令我窒息。争吵变成打斗（她打我，我试着自卫），打斗又变成爱抚。这样子好几年……巴尔干风格。

我看着她，想象着不是我的那个人会为她做什么，有多爱她。这时候，我们楼房上那块天空划过闪电，继而是一声巨雷。一大块海绵铺开在天空，被拧出水来。大雨开始倾盆，在一天下来滚烫而干涸的下水沟里汩汩冒涌。大雨浇灭了我的烟蒂，我扔出窗外，扔进半空。阳台上的人纷纷醒来，（那些已熟睡的人）狼狈不堪。我穿上裤子，从床上一跃，跳到阳台上。我大声叫喊，口齿不清地说着一些没有特定意义的话，只是为了大声宣布，我还活着，我很快乐。有什么东西走出暗处，光着身子从我背后靠近，胳膊环上我——我的女朋友。“傻瓜，你在嚷嚷什么？嗯？”她低声说。“哦，下雨了，”我说，好像除了我，没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她清新干净。不是洗发水的味儿，是她自己的味道。我用身体挡住她，那些在阳台上探出头的邻居就看不到她光着身子了。我的胳膊，扭向后面扣住她，让她紧紧贴着我（也就是说，让她和我粘在一起）。我的手，因总是捶击沙袋、提举哑铃而变得粗糙不堪的双手，放在她耸立的双峰上。我暗暗想：“甜心，一丝不挂的宝贝，肚子里正孕育着东西的人儿，我怎么会以为，你已经厌倦我，而我不再爱你了？”就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她的双手伸进了我的裤子。我肚脐眼下的一切都配合着它们。她抚摸着我。可是，我脑子里发出的信号“我的欲望被唤醒了”，却还没有下传到那里。过了好一会儿，它才硬起来，像只鸟儿，从她温暖的手指缝里探出笼来。

就这样，我们的双手和雨水让我们勾动着彼此，再次倒在床上做起爱来。我们的身体贴在一起，嘴唇和那地方都紧紧熔合。土壤的味道逃脱了沥青的禁锢，从外面飘了进来。院子里的混凝土早已干裂，提醒我们这不过是土地上的一堆人造沉积物，而不是土地本身，中间生长着的细长小树，沐浴在雨水中。高潮之后，我告诉她，我爱她，但雨声哗哗的，她没听清。倾盆的大雨早已有了一个节奏，表明还会下很长时间。我们的邻居也回窝熟睡了；猫啊狗啊和其他所有与我们共处一镇的生物……最后一刻，都被雨水拯救了。

天亮前不久，我醒了过来。高兴的是，外面还下着大雨。老天真有办法，把小镇浇透了。雨水带来的松快现在变成了持续的愉悦。我们的房间、楼屋、邻舍、镇子，再次可以住人了。我是在女朋友身上睡着的。清新的空气让我后背凉飕飕的，她鼻子里呼出的气息，撩动着我的脖颈。她就那样贴紧我。尤其是那还在她体内的东西。睡梦中，我的精液成了黏胶。我想起了古老的房子，就是用蛋白把石块黏起来的。

我慢慢岔开她的腿，将自己抽离出来。自私（人们称之为爱）的反应弄醒了她，她把我拉回身上。她看我还那么硬，以为是大清早又有了欲望。

“我得去洗个澡，宝贝。”我尽可能说得很温柔。

“你得答应马上回来！”

“好的。”

我还半梦半醒，跌跌撞撞，通向浴室的路那么长。我踏进淋浴房，昨夜女朋友就是在那里冲澡，我还想着有个其他人抱着她。什么东西在我脚底下踩碎了，接着又是两个——一个接一个。我一门心思走向小隔笼，靠记忆我知道怎么找到它，但一堆干燥的玩意从天而降，落在我头上和肩膀上。每一滴都有好几克重。

我打开灯，突然看见了蟑螂，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样让我深感厌恶的东西，它们那么多，那么讨人厌。我大声尖叫，迅速跳出那恶心地儿，我那话儿还滴着水。我女朋友醒了，立刻笑着从床上跳了下来，出于从事医疗行业的职业素质，她早已对恶心有了免疫力。她又高兴，又奇怪我也会怕什么东西。我在地毯上蹭干净我的光脚，上面有被我踩碎的蟑螂，咒骂着，气炸了。我们住的楼房又旧又潮。住在里面的东西也干净不到哪里去。这鬼地方容得下人，也容得下虫子。

光亮最终驱走了我们不受欢迎的邻居（黑色的，有锃亮的盔甲，光光的小腿），它们的品种极有可能超过了人类，一百比一。我想起来，我还得去小便。我走到阳台上，尿液划出一道温暖的弧线。出自我身体的液体，与来自天空的液体汇聚。尿液的嘘声，与雨水的拍打、飞溅、滴落，混成一曲。接着，某个魔鬼，或不管你想叫它什么，说服我把喷射转向棚屋的屋顶，尽管我还没意识到，我那住在地底下的邻居，早已着手把它变成了住处的一部分。地下室里有那么多人出生，早就住不下了；他们挤成一团，最终把彼此都挤出了门窗。棚屋上的小窗挂着窗帘，像是宣布里面住着人，是多出来的人，不是被扔掉的物。但那时我还没想明白。我们的邻居早已溢出了地下室，住进了棚屋——不过是悄悄的。

我在罐头样的小屋上大声小便，放空身体，感到一阵器官的满足和（孩子气的）快乐。棚屋那含有意义的窗帘，已经挂了三天（我后来才知道），住在里面的人甚至开始考虑安个烟囱什么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里面做饭了。听着尿液在屋顶上发出的声音，我十分舒服，也享受着身体里的感觉。我自己发出的声音跟雨声难以分辨。也许比雨声还大些。我缩回脑袋，闭上眼。向后弯腰，将我那还在撒尿的话儿穿过阳台栏杆。我开始摇摆，像是用小便在屋顶上书写着什么。我摇啊晃啊，直到一声叫嚷让我僵住。

“你他妈的在干啥？白痴啊！怎么着，现在想在我脑袋上撒尿了？妈的！”

我印象中第一件事情，是这个穿着泛黄运动衫、身上有着刺青的黑家伙——我知道他是院子里所有那些人的头头，不管是孩子、大人或老人——喊我白痴。一阵抽颤后，我不再放水，双手盖住自己，倒退回房间。我可不希望他看到我的屁股大白于天下。现在，一个半月后，在盛宴的餐桌上，他不住地拥抱我，亲吻我，用眼神示意我向他要些什么，什么都行，可我想不出来——世界上的一切早都给了我。我年轻，英俊，招人爱，还是个英雄。我的行为，虽然出自本能，但从死亡手中抢回了一个刚刚开始的新生命……

如果我回到我的故事围绕着的那天——那天的高潮是晚宴，你也许会看见，早些时候，我泡在浴缸里避暑。那是个巨大的浴缸，几代人（他们中有些人早已去世和消失）曾在里面冲洗污垢。这种老式的浴缸支在狮爪底座上，现在哪里也见不到了。它好像从来不会生锈！我躺在凉水里，考虑着是自己解决下呢，还是等女朋友下班回来。有时候，她刚进门，我就会把她推在墙上，一天下来我无所事事，又那么年轻，身体里积累的压力让我直接霸王硬上弓。不过只要一入夜，我就保证慢慢报答她，补偿她白天衣服都没脱就给我满足。

我将来自萨瓦河的微温河水泼洒在身上，真是无聊（没准是绝望，谁知道）。河水有时候是黄色的，有时候甚至是红色——就好像还没有将最后那场战争洗刷干净，在战争年代，我周围的人都在屠杀别人，或被别人屠杀。河水通过不可思议的错杂管道，流到我这里。厌倦用它所有的分量，沉甸甸地笼罩着我。我在想着战争——战争中没人会想到，我会长成一个人。在这个遍布山峦和礁岩的国家里，刚够六十公斤重（包括他的来复枪）的一个男人——如果活下来，就会是我的父亲——要么正走向死亡，要么在逃离死亡（他是攻是退，不由他决定）。我的母亲很娇小，逃亡中只带了一个小包裹。包裹里还藏着珠宝首饰。那个年轻人，已经受了轻伤，被枪击和饥饿所折磨，而那个小包裹，因为藏了金子更重了，它们之间，相隔了多远的距离！我自己的战争还没有开始。它只是从未来向我送出信号。但是，那和这个故事没有关系。它也许会去我书里别的地方。

我的日子，日复一日单调相似。它们被一种确定性所决定，这种确定性如此清晰，就好像连它自己也已经被过滤、净化、筛选过了。我的女朋友划分好每天的时间。她颁布命令，什么时候我得起床、吃饭、学习。她在训练我，准备好做她的丈夫。我的日子里（我的生命里），唯一一件只属于我的事情，就是在阳台上锻炼、原地跑步。她不让我的朋友来串门，说他们是病毒携带者。他们有几次试图接近我，恢复以前我还自由时我们缔结的友谊，但最后他们都放弃了。那样更好过些。

我们街上，那年唯一让人兴奋的时光，要么是有人偷了汽车的侧视镜，要么是打了谁一耳刮子。没有打斗、杀戮、甚至没有杀人的企图，生活枯燥乏味。作为我们方圆一公里内最强壮的人之一，我知道我没有任何敌人，但我也不再有一个朋友。环境所迫，女朋友成了我的一切。我这才明白为什么万兽之王狮子（不是母狮）会那么无聊了。没有什么能让它兴奋或害怕。我躺在浴缸里，一件一件想着所有这些事情。在水里，水够到我的脖子。时钟又走了五分钟。它用数字说，现在是12：05。

然后，那个下午——直到那时还十分平静，虽然我脑子里塞满了关于战争、狮子和自慰的念头，想着在我这个年龄（二十五岁左右），躺在女朋友怀里比躺在浴缸里勃起更有派头更靠谱——被一声可怕的（返祖性的）尖叫彻底破坏了。本来那么安静，在那么炎热的天气里，什么都不可能这么活跃而有生气，尖叫声因此被不断放大，似乎直击天空。叫声最初来自院子。四周的楼房不但没有缓和尖叫，反而像一个巨大的扩音器，放大了声音。

我跳出浴缸，将百慕大短裤穿在还湿漉漉的身上。拉上拉链时，不小心划到了我那话儿的尖尖，因此为外面院子里那个噪音也增添了自己的一份小小贡献（我意思是，叫喊）。就像围着院子的楼里所有其他住户一样，我跑到阳台上，探出身子，看发生了什么事。事情是这样的：

一个女人在满院子跑。要不是她在尖叫，披头散发，我会立刻认出她就是我们那位个子最大、最强壮的吉卜赛邻居的妻子，那人总是抽着根烟。阳光直晒下来，照射着万物，一直照到最不起眼的地方。没有任何可能楼下这一幕是幻觉。接着，透过这个上了年纪的恐慌声音所发出的叫喊与哀嚎，我听见了一个孩子的哭声。这个女人紧紧抱着什么——那是哭声发出的地方。“医生！去叫医生！赶紧的！”其他一些楼层有人朝下喊着。在那深井里，老女人还在左冲右撞，她的白发像旗子一样飘扬。“我的小鸽子，噢，我的小鸽子！”她不断叫着。包袱在哭喊，尽管哭喊声越来越弱。

院子里黑了下来。是死亡的黑手，还是只是无辜的云彩飘过？无论如何，我跃过阳台栏杆跳了下去（不算太高）。没时间走楼梯了，还要穿过门，而门一直被锁着，什么原因上锁早就想不起来了。我这一跳把短裤扯裂了，还弄伤了脚后跟。我站起身来，拖着刺痛的脚，来到老妇人面前。我抢过她抱着的襁褓，挡住光，打开来。在我怀里，是个身子已凉了大半的婴儿。最多几个月大。男孩。

“出了什么事？快告诉我！”我不在乎我把那老妇人吓着了，将她从恍惚中唤醒。“我的小鸽子，我的小鸽子！”她喊着。“去你妈的小鸽子，快告诉我怎么了！”那时，大半个楼里的人都拥到了院子里。他们都认为自己在帮忙，虽然他们不过是站在一旁看着。

我打了她一巴掌，让她回过神来，回到我们的维度，有地方、有日期、有时间的世界。没时间变吉卜赛魔法了。

“为什么他的嘴唇烫伤了？”我喊着，“他在喝什么？”

“果汁。”老妇人说着，突然大哭起来，流出了这个真实世界的眼泪。

“什么果汁？拿给我瞧瞧。”

“苹果汁。”

“哦，你这老女人——那不过是个果汁瓶，里面是凡尼水[2]！你他妈笨头笨脑的灰脑瓜！”

最后一句话是个年轻吉卜赛女孩说的，她穿着迷你裙，化着妆，蹬着高跟鞋，也许是老妇人的曾孙女。她的鞋跟比铅笔还细。不知道她是刚从城里什么地方回来，还是正要出门。在那个贫穷破落的家里，人人都要工作。甚至孩子。没什么可丢人的。只有婴儿和老女人不工作。一个等着长大，一个等着死去。

我不清楚凡尼水究竟是什么，但听上去很危险，好像有毒。我已经开着车，将垂危的孩子送去医院，心急火燎的。轮胎吱哇乱叫，引擎尖声呼啸。我光脚踩着刹车和加速器。后座上的孩子滚来弹去，抽噎得更大声了。“去他妈的——就算凡尼水没搞死他，我这么开车也一定要他命了。”我想。最后一段路，我开车穿过公园，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急速前进，避让着长凳和树木。最后穿出来正好停在医院面前。没有什么办法比这样更快到医院了。

就好像一直都在等我和那个陌生人的婴儿，我女朋友穿着医生白大褂，带我们进去……然后，其实事实上，我不知道她接下来对我们做了什么，我的记忆止步于此。不管怎样，我就是知道，只要我一看见我的女孩，孩子就有救了。的确如此。

婴儿被救活了，几天后就可以出院回家，以后会继续茁壮成长，还能再当一阵子最年幼的部落成员。这个消息从医院传回来，整个院子洋溢在兴奋的欢乐中。我的女朋友和我被请去参加宴会，老女人将苹果汁跟清漆搞混的事，渐渐被遗忘了。当我从跳楼、奔跑、疯狂驾驶这一系列事情中冷静下来后，才感觉到脚后跟真疼起来。女朋友给了我点药，不久就好了。甚至疼痛也让人愉快：它提醒我，我能为别人做些什么。

薄暮，热气散去，我被安排坐在一张新扶手椅里，在桌子主座就坐。我从来没想过，这椅子会属于地下室里的什么人。价签还在椅子上飘动。我是第一个坐上去的人。

一群性别、年龄、爱好各不相同的深肤色人群，从地下室里冒了出来。他们坐在跟他们一样各种各样的椅子上。每一张椅子都彼此不同，通过对比，这群人开始显示出他们的相似。他们团结在一起，像一个大家庭，靠的是习惯，也靠的是觉着这样更安全更强大。但是，无论长幼、无论男女，他们都共有一点，而且，尽管他们身上携带着来自世界各地（这个庞大部落的一个分支现在在我们这个院子里生活）的其他痕迹，这个共有特征一直未曾减弱，那就是，他们都是天生的乐手和歌者。在我已经坐妥帖的扶手椅这一边，小提琴出现了，另一边则是口琴。小提琴第一声弦鸣，口琴第一声呼吸——它们都还没有真被奏响，被热身——我的灵魂就开始飞升，身体就震颤了。几个女人和女孩拿来了食物，层层叠放在桌上，其中就有那个工作要求她即便睡着也得化着妆闻着香（不一定是干净）的女孩。

让我再说一遍，就算不是逐字逐句照之前那样说：桌子上的食物都堆不下了，只得塞在一起才能都放上台面，还有那么多贴着外国标签的酒瓶，让我觉得都不是真花钱买来的。甚至还有一瓶未拆封的白兰地，包装盒上标着“卡慕”，加上一头新鲜的烤乳猪。它的小胳膊小腿扭曲着，小尾巴弯成个问号。我徒手瓜分着猪肉，扔在就近的盘子里。我把它的小头推开，它大张的嘴巴和紧闭的眼睛就冲着别人了。桌子另一端的人唯一能享受到的，就只有焦脆烤肉的香味了。桌上所有这些最丰盛最昂贵的食物，都推到我面前，每分每秒都在给我上新的菜。我解开衬衫松开短裤，让胃松快一点儿。我这么吃着喝着，还不到一小时。小提琴和口琴声，现在已配合完美，慢慢带着我们入夜。那女孩（还是那同一个吗？她真的能扮演那么多角色？）开始唱歌，唱得一点都不赖。她把有着长长鲜亮指甲的手，放在我光着的肩膀上（我已经把衬衫脱了），替我做着按摩。当我仰头灌下白兰地时，看到她黑亮的脸和洁白的牙齿。她的乳头刚刚能塞进她的薄短裙。我想象着它们会有多坚挺、多性感，汗水如何在其间滴淌。所有人都光着脚，或穿着廉价的塑料鞋，除了她，仍然蹬着高跟鞋，因为她的工作就是要美。我时不时地看一眼那个男人，之前我在阳台上差点尿他头上，这会儿他坐在我旁边。他就是头头。他就是带领着大家的人。他拥抱我，用眼神乞求我问他要点什么，什么都行，但我想不出来要什么——我早就一样都不缺了。一个孩子，也许是专门清洗侧视镜和挡风玻璃擦的（不过得是德国车），过来把王冠套我头上，那是用撒满金粉、点缀着小玻璃片的纸板做成的。我从没想过，我一生中会做一个晚上的国王。另一个孩子，或不如说是个年轻女人，用水龙带将水浇在我的光脚丫上，一扫炎热。我在水泥地上趟着水，咧嘴笑着。当他的人民众星拱月般地娇惯（出于爱而不是敬畏）他时，部落首领一定是像我现在这样子，像我现在这样感觉。

星星在天空中闪耀，烛光在我们的餐桌上摇曳。没有电也很好啊。楼上住户的灯一盏接一盏地灭了。我没工作，我才不管今夕何夕，今年何年呢。在黑暗（或者说半明半暗）中，乐器似乎在漂浮，在自己奏响。他们搬来另一把扶手椅，放在我和吉卜赛首领（他背上刺着大大的字样“卡尔梅拉”）旁边，坐了下来。首领的粗胳膊搭在我肩上，金手镯使这条胳膊更重了。我生平第一次身处这样一个位置：豪富和极贫并排而在。

“好吧，兄弟，谢谢你。那孩子是我的心肝。要等我们所有人都下班回家，他肯定死翘翘了。亏了你！我在德国有个兄弟，现在我在这里又有了你这个兄弟。”

“不过是运气，我的速度和她的脑袋正好能搭上。”我大声说，然后突然被这样的词汇结合给惊到了，纸上才会出现这样的话，真实生活里哪有。

我指了指我的女朋友，她正伸出一根手指给那位老奶奶（也许也是谁的曾祖母）搭脉，一边看着表。老女人的头发现在已归拢好掖在头巾里，看上去没那么糟了。自打那天早些时候，她在院子里乱跑，抽风一样，像是被“另一个世界”的魔掌控制，她还没缓过劲来停止颤抖呢。也许我们也救了她的命。谁知道。

“所以你打了我的老太太一巴掌，嗯？不错，真不错。五十年了，还没谁对她动过一根指头呢！是她把我带大，从来没让我中过毒，不过那时她年轻，身子骨也好。”

“她现在也还厉害着呢。你该瞧瞧她怎么在院子里跑来跳去！”

“那可不是她在跑来跳去。不过你不会明白——你是白人。”

“那我给了一巴掌的是谁？”

“啊，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我一直没想明白。我倒了点我的白兰地给他。这会儿每个人都伸出手来给坐在他们对面的我女朋友搭脉。卡尔梅拉给了她一件上面印有鳄鱼图案的白T恤衫。对他们来说，院子里有了个大夫，很是惊喜。又不收钱，人又漂亮。卡尔梅拉再次伸出胳膊搂住我，把我拉向他。他醉了。

“嗨，现在你可以尽情在阳台上撒尿了，撒个够。没人管你。我们都有自己的小爱好嘛。”他说。

“我那可是第一次！我的浴室里全是蟑螂，我都不知道它们从哪儿来的。”我反驳，“大得跟玩具车似的！”

“那是我们送上去给你们的，哈哈！来吧——喝，吃，你面前的都是你的，我告诉你，只要你想，你大可在楼上尽情胡搞……只要别在孩子面前脱光光，他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你疯啦？”

“哪里，我看得多了。我在慕尼黑拜访我的男傧相时，我看到有个房子，人们走进去，和你我一样的男人，出来时就成了女人。”

我明白，我没希望说服他。这个吉卜赛人已经给我划了类，决定了我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那你还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个男人，屁股上插根黄杨树枝，想要搭便车。”

“哈哈，有人停车吗？”

“你会吗？”

卡尔梅拉和我厮混了那么久，足够让他问我些私人问题了。

“这么说，你很喜欢你那姑娘了？”

“你是猜猜还是就是知道？”

“我知道，我的朋友，你俩在一起的时候，打打闹闹，但你们的孩子在哪里呢？总是这样放空炮可不好——如果你就想要这个，这是我们的公主，你给她打一炮。给你打折。”

“多少钱？”

“第一次免费。”

“就今晚怎么样，等我女朋友睡觉了？她要上早班。”

“得了，我可不是彻头彻脑的吉卜赛人！你在她眼皮底下乱搞过？今晚不行，给钱都不行。医生现在就像我家里人了！她救了虎子！坚持一小会。给自己降降温。看，这套子不要钱，又薄，德国产的。男人常常都忘了把它拿下来。”

“直到他们想去小便。”

“就是。你知道，我一直把自己的套子给她有多长时间吗？”

“多长？”

“从有些混蛋为了出气，刺破了他们的套套开始。你挣了几个铜板，却要花一百大洋刮宫，是这么说吗？”

“是。”

“瞧，我懂得真多，我的朋友。哈！”

那时，已过了午夜，我看不出，把一个孩子从子宫里刮出来有什么好笑。就是想想子宫（常常就是子宫，而不是子宫所属于的那个人）抗拒别人剥离它的果实，都让我很心痛。我女朋友走了过来，抱住我。她一直盯着我。她害怕一眨眼我就消失不见了。

“想让我搭搭你的脉吗？”

“好啊。”

“那上楼吧。你已经做够国王了，做会儿奴隶吧。”

她取下我的王冠，放在桌上，然后用眼神跟大家说了再见，拉着我进了楼。二十双乌黑的眼睛温柔地追随着我们，一直到我们上床。我并不真想离开，但有什么东西从她手上传到我手里。

那东西一定是爱。

又：那年，我女朋友和我救了别人的一个孩子，但最后，杀死了我们自己的。我们还处了一阵子。我把她分隔我和其他人的栅栏扯弯，分开，弄宽，直到最后可以随心所欲进进出出这个象征的牢笼。有天，跟常常发生的一样，我回来晚了。公寓空无一人。等着我的，是这个最大最冷房间中的一个包，用透明胶贴着一封折起来的信。雪花从没有窗帘的敞着的窗口飘了进来。我明白，我再也不会在这里点上火，或让火苗燃着等着谁。我打开信，里面什么也没有。但我仍然留着那封信。即便空白的信也在诉说什么。至少是对我。

英文由西莉亚·霍克斯沃斯（Celia Hawkesworth）译自波斯尼亚语

戈兰·萨马尔季奇

Goran Samardžić

1961 年生于萨拉热窝，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他创作诗歌、散文和文学批评，而且是萨拉热窝一家著名书店Buybook 的董事之一。2004 年，他的小说《丛林精神》（Sumskiduh）获得了波斯尼亚作协的年度大奖。他的其他作品还包括《玩偶》（Lutke, 1990 ）、《因下雨而取消》（Otkazano zbog kiše,1995）、《两信之间》（Ime.u dva pisma, 1996) 和《飞翔的贝尔格莱德》（Letec´i Beogra anin, 2009)。

【注释】

[1] 卡慕（Camus），世界干邑顶级品牌，是法国卡慕家族1863年创办的家族企业。

[2] Varneesh，应是varnish，即凡立水，一种清漆，吉卜赛女孩说的不标准。

卢舞

Lou Dancing

［比利时］ 弗朗斯瓦·伊玛纽尔

卢肖慧 萧 萍 译

她带我去“桑地亚克”，那里的人们合着桑巴的节奏摔杯子；她带我去“橘之屋”，那里的侍者都佩挂饰；她带我去“尖声怪气”，那里的地板在本楼音乐的重击声下吱吱嘎嘎；她带我去“钢琴鸡尾酒”，那里的《马赛曲》是一种苦涩而有热带情调的琼浆；她带我去“恰恰恰”，那里根本不跳恰恰舞；她带我去“曲终人散”，来结束这一个游戏。我们面对面吃东西；只要舞池在我们面前展现，我们就没完没了地跳舞。她喝得酩酊大醉，随一架旧钢琴忧伤的和弦趔趔趄趄，又和着康加鼓点的砰砰声腾挪跳跃，或是在电子乐的喧闹声中迷醉出神。她常独自起舞，注视着自己蛇妖般的身体，有如献祭一般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到凌晨两点，她让人招来了辆的士，于是，在一个笼罩殷红灯光的大厅里，在酒吧保镖倦于声色的眼眸下，一个几乎是圣洁的吻，就结束了一切。跳舞前，我们说很多话，但我们都说了些什么？我们哈哈大笑，但我们又笑了些什么？时不时她会心不在焉地来点小动作，轻轻地碰碰我，说些挑逗的话，但不过是游戏而已，引你上山而她又躲开，还佯装糊涂。我需要搞明白真相，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她的矜持，她的不情愿——除非那就是私心在作怪。我喜忧参半地费力进入这份爱情（显然它还不敢表白自己）。因为我已经太爱她了。我爱她小辣妹的范儿，她的这份天性，搔痒我，挑逗我，擒获我，甩开我，又搭上我；做出严肃的、同情的、迷人的表情。我爱这个拥有成熟女人身体的小孩子，身材娇小，但精力充沛，穿条紧身仔裤，或着紧身紫裙，惯常一双跑步鞋。我爱她带斑点的珠母色皮肤，虽然没有胆量摸一摸。

那么我们聊了些什么呢？诗歌，毛姆，叶芝，新小说派。她对这些了解不多，但她深藏不露，具有一个惯于文学沙龙的世故女人的天赋。她一再嘲笑我的专著《主题课》——是我的无意识的滑稽性的外在表现，她说。我并不觉得她的话冒犯我。这种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和海伦之间的谈话我们很快就厌倦了。如果音乐轻曼，我们就聊轻音乐。如果周围有金鱼缸，我们就聊鱼——鱼把我们带到海底，深海把我们送回岛屿，从岛屿我们又谈及英国人的岛国心理，从英国人我们又聊到俄罗斯人，或者，轻而易举地，聊到花生酱，根据线性交谈的规律，由一个词牵出另一个词，词语变换更替的轴线上时不时会伸出些枝杈，也时不时会冒出几个空洞，很快就被酒填满了。就这么东拉西扯的过程中，我对她略知一二：我发现她讨厌瓦格纳和中国华尔兹；她十几岁时演过戏；她经常梦到鼻涕虫（鼻涕虫密密麻麻包围她的床，成群结队的鼻涕虫，身后拖着亮闪闪的痕迹）；她有只黑猫，名叫齐萨郎。讲到个虐待动物的故事，那些细节被轻松愉快地讲述，使我一时丧失了警惕。我把那当成英国式幽默；一种可爱而孩子气的残忍，让她再添几分魅力。而她，似乎对我的生活没什么兴趣，对我来说实在是个解脱。我们这样打发日子有点像假日浪漫：她从马克斯·君特放假；我给我自己放假。不可避免地，我们之间渐生欲念，近乎尴尬，有一些窘迫的时刻，说漏了嘴，我们都心知肚明地中断，古怪地改变话题，突然的沉默。有个晚上，她喝醉了，让我吻她的喉咙，先是喉咙，然后是嘴唇；对我耳语：吃了我，卢易；然后她退缩了，用黑眼睛盯着我，叹息：我累坏了，的士等得不耐烦了；然后，走几步，用假装的没心没肺的口吻说：明晚“绿辣红椒”见。

我必须承认，她让我大吃一惊。我从未想过她会知道这地方。害怕她在那儿会碰到阿洛伊斯·斯坦，我选了张埋在阴影里的桌子。斯坦躲在他的萨克斯后面，假装没看见我。但当她推开拱形地下室的门时，奇事发生了。这老乐手看见了她，和她打招呼，为她的到临即兴演奏了一首充满爱抚的入场曲，然后为她扭腰摆臀袅袅娜娜穿行于柱子和桌子之间的跟踪镜头来了段伴奏。那天晚上她穿的是一身蓝色丝绒连身套装，配腰带，宽腿裤只到小腿肚。她坐下来，对我说，那支萨克斯管的声音像天使，当然是个堕落天使，一个后现代的天使。所有天使都成后现代了，我回答道，他们不再演奏鲁特琴和竖琴，你得问问自己上帝怎么会搞得清楚这一切。我们点了一份绿松石鸡尾酒，漂着几丝橘皮，她连着喝了两杯，又叹息了几声（老天呀，那支萨克斯……），然后自个儿冲入“绿辣红椒”的舞池——桌子间一条狭窄的过道——就在那条过道上，显示出了最实质的一切：卢·夏野，她双眼顾盼生姿，腰臀蛇动，在爵士的暖水之中漫游，下潜，腾浮，张开她蹼足般的双掌，伸出她的双臂有如蝉翼，又令人眼花缭乱地扭抱起双臂，再次成为海鳗，成为鳝，成为颌针鱼，灯光在她臀部柔软的天鹅绒上闪耀，而那支萨克斯（老天呀，那支萨克斯……）君临她，远远地包裹起她，陶然地舔着她，将音符偷偷地塞进她的套装，通过《密西西比日出》无穷无尽的变奏，解开又缝合，拉伸。你甚至能听出约瑟芬心满意足打嗝的声音。一阵狂喜之后，是《奔驰的母马》，然后是热烈版的《上海宝贝》，然后还有别的，一曲接一曲。“绿辣红椒”的顾客除了对她目不转睛，什么都不看。斯坦呵护着把一声声的“哇——哇”吹进她耳里，她和他之间慢慢策划出了这个密谋：她曼舞不止，似乎是脱衣舞的序曲，但那永远是个未及登台的空企盼。接近凌晨三点，那两个人还缠绵一团，但她开始显露疲态。我走过去，告诉她你太美了，这次我要带你去个地方。她过了一会儿才明白我的意思，但她任自己被拉向出口。斯坦用他的萨克斯把她搞得筋疲力尽，弄得她像一张老皮毛，磨旧了，变得乖顺服贴。即便在的士上，然后在门厅、楼梯井、过道、卧室，她都没有抵抗我突发的兽性。当然还是有碍手碍脚的东西：扣子、花边、拉链，和衣物的阴谋进行着无形的斗争，但最终所有那身连身套装被丢在了床脚，她的衬衣在门把手上晃荡，她完全赤裸着躺在那儿，她突然战抖起来，宣称她冷，累，头疼，然后像胎儿般在被子下蜷缩起来。幸运的是，我有一张“公爵”艾灵顿的旧唱碟，这激起了她一些如蛇般的动作。这慵倦的扭动，引发了人们所说的做爱，但到达高潮时，我不得不意识到，她是在和“公爵”做爱，而不是和我，甚至更是和斯坦；斯坦以及他的萨克斯已经和她做了四个小时的爱，无人能及，而我来得太晚矣，就像一柄烛剪。睡梦中她还在呻吟：天哪，那萨克斯……

她直睡到中午。无疑，其中不乏缠绵的时刻，有几次，她虽然毫无热情，也任我再次占有她，但那些我不怎么记得了；许多个做爱的夜晚之后，在我昏沉的脑海里只留下为数不多的几个细节。那都是些不足轻重或古怪荒唐的细节，像她喉咙下那些殷红斑点，让我想起我那张旧黄棕色地图上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穿过透明的浴帘，我能看见她赤裸的身体；接着，她一笑不笑穿进我的条纹睡衣，裤腿晃荡晃荡得人都找不见。到下午四点钟，她直直地看着我的眼，严肃地对我说：我们不要再讲童话故事了，卢易，跟我说说你自己。我告诉了她一切。很快我们就淹没在一片不可撼动的阴郁中，她和我。到了晚上，她穿回自己的衬衣和连身套装，像任何穿过一次的美丽套装，突然就变得像二手货了。她穿戴好了，吻过了我的前额。我目送着她，小小的一片蓝色，消失在街上的人群中。她那时微笑着，她说你是我遇见过的第一个活着的过时诗人。

诗歌是门棘手的艺术。

我爱女人，如此热爱，爱那些惊鸿一瞥的，擦肩而过的，永远失却的，那些在列车里埋头阅读的，在街道上款款行走的，我爱年轻的母亲带着倦意的柔情，我爱窗棂帘幕后瘦削的剪影，我爱那些受了惊吓的失色花颜，那些优雅的美人儿，沉思的美人儿，容光焕发的美人儿，我爱她们严守的隐私秘密，她们深谙的游戏之道：出现，然后溜走，消失在机会的屏风背后。不时会有一次幽会；不时会拼接出一个故事来，说明第一印象是何等的误人。卢·夏野的第一印象是，面对面起舞时阴影的雨滴滂沱而下，一曲孤独的舞蹈，规则是要保持距离。我破坏规则了吗？有几天她不再跟我联系。接下来的星期六，我收到这个火急火燎的留言，从我的留言电话里听到她没有起伏的声调说：卢易，我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讲，今晚我在“名利场”。

“名利场”是一个厂房改造成的酒吧，阔大的仓库，他们将桥式吊车、基座和其他金属架子刷成鲜艳的颜色，好配合癫狂的夜生活。那就是我要去找她的地方：酒吧的后部（一台拆卸了的机器，刷成荧黄色），或舞池里，或浑稠的人流中，或芸芸众生里，俯瞰每个人，却看不见一个人。那么，我的生命无非如此：无休无止地搜寻一张脸。我周围所有那些身体在紫色的霓虹灯中剧烈地晃动，就好像模仿着人弥留之际的濒死抽搐。卢·夏野不在那里。我最后绕舞池走了三圈儿，就去了吧台，歇在一张高凳上，身旁是一些同样以酒浇愁的人。抛过来抛过去的交谈声由于扬声器的吼叫而变得喑哑不清，一个家伙为失去他的罗瑞特而痛苦，另一个在庆贺他的全军覆没，第三个趴倒在吧台上，时不时醒过来，大声抱怨某个什么部长，最后有个家伙在不断地叨叨我要活下去。一个毛里求斯酒保在吧台背后来回走动，软耳根子听着这曲不幸之大合唱；他滤去啤酒杯上的白沫，或像摆弄灵丹妙药似的滴溜溜斜倒出一缕金黄的威士忌，动作跟老牧师般老练。想要活下去的老兄放我走进他的私密生活，他支离破碎的生活里，有一星半点的爱情，零敲碎打的工作，还有些碰一鼻子灰的新开端。不过生命更顽强不屈，他敲着桌子说；而全军覆没的老兄表示同意，他一笑了之，又掏钱呼酒，为他那辆在马铃薯地里翻个底朝天呜呼哀哉的十八缸、特别系列、一百十七马力的汽车干杯。部长老兄最后在变得浑浊的蓝色烟雾里呼噜呼噜睡去，这时爱上罗瑞特的老兄又稍稍抬起了脑袋，这倒霉蛋圈子里才打发一个难兄，后面又跟来十个难弟——他们到头来总是差不多一个模样儿。我不记得坐了的士回家，不过我第二天中午醒来，从床上硬撑着爬起，用冷水澡把自己冲醒，发现口袋底部有一张一折为四的纸片。

噪声太响人太多。

今晚来瓦尔帕莱索。

那里会清静得多。

吻你，吻你。

于是乎又要开始跳舞了。那两吻把我的心吻得暖酥酥的。“瓦尔帕莱索”比起“名利场”来，简直就好像一条小渔船和一艘新货轮。“瓦尔帕莱索”摇摇欲坠的墙壁，凹凸不平的铁屋顶，退了颜色的招牌（“奇味珍馐，三餐食单”）插在惨淡寥落的老运河边。里面就只有六张桌子，老板，金丝雀和我。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等待着卢，她迟迟不来，我一边嚼着变硬变干的面包头，一边审视着一幅泛黄的港口彩印图片和油布桌布上有些油腻腻的罂粟花。我告诉自己卢在耍我玩我，她以不露脸来报复我，为她付出的东西：透过扭曲的印象，回头细想，在“桑地亚克”和“钢琴鸡尾酒”那几段光艳照人的表现。然后，我以我独特的、捉摸不定的思考方式，反复忖度着忧伤这东西，至少它有两种不同的变数：带点儿惩罚性的“名利场”做派，和让人苦笑的“瓦尔帕莱索”手法。“瓦尔帕莱索”：这个我在地图上很难找到名字的海港城市，就正是这种晦暗忧伤的样子（港口里泊着的过时汽轮，太阳永远是垂垂西落，衰老欧洲的破旧垃圾，好像时间把所有的破烂都送那里去了似的，好像他们在重新使用我们曾经用过了的、很快就用旧了的戏台道具）。就在这时，老板略略四方的脸探入这场沉思冥想。他一定是某种混血的山地印第安人，颧骨突出，眼珠乌黑。他冲着我凑得很近，他叫出我的名字——准确无误，当然是他那种叫法——不过无论如何，这名字他是没有理由知道的。他重复了一遍，卢易·乌切罗，有人要你听电话。听筒搁在金丝雀笼子边，可是电话那头却没人。接下来有点儿令人忧心的是老板宣称他听见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已经等待够长时间了，老板就端来烤焦了的冷羊排招待我，我们聊起来。他讲起他自己一生的故事——发J音时总是说得很轻，而发V音时老结结巴巴打嗝——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他父亲是个捕鲸手，母亲是印第安人，阿拉于普部落的，受她父亲的“福海再生”感化而皈依基督，而她父亲与一头受了致命伤的鲸类动物非常之人性的眼睛四目相对之后，决定放下屠刀。那件事情之后他故事的线索我就有些没怎么抓住了，从叙事人被拘留于大使馆到藏身行李舱底偷渡大西洋，他其余的日子便是吊在这家老饭店酒吧上苟延残喘，这家饭馆的招牌皱巴巴一团，和他端来那杯割破了我嘴巴黏膜的龙舌兰酒时挂在他脸上的笑容一个样子。我转而也告诉了他一些我的倒霉事儿，他认为我的“淑女故事”之中还存在另一个男人，毫无疑问，他又想了电话里的声音。到了凌晨一两点钟，我叫了辆的士回家，突然间就警觉起来。我瞪着远处黑魆魆的夜，看看有什么异常没有。没有，什么都不异常。脾气温和的的士司机，耀眼的前车灯，我家大楼门厅里夜的气味，我公寓门闷闷的嘎嗒一响，然后就是留言机上卢的声音：太小太寒碜，那家瓦尔帕莱索。咱们明晚试试“罗斯柯尔尼科夫”。沉默片刻，她又加了一句：很重要，卢易，非常非常重要。阿洛伊斯·斯坦的声音紧跟着她的留言后面跳了出来；他也要见我，紧急之极。我倒回磁带。卢的声音疲惫，我不得不这么说，或许忧虑；斯坦的声音就是斯坦的声音，跟平常一样厚重，有些不容拒绝。我轮换放着两个声音，卢然后斯坦，斯坦然后卢，当中只间隔了哔的一声。

刚刚好十五天之前的今天，斯坦告诉我，你和一位整晚都是一个人自己跟自己跳舞的年轻女人在“绿辣红椒”。我想知道她的名字。这事情对我至关重要。我有某种奇特的感觉，这女人我以前认识。我们遇见过成千上万的人，蓦地就有那么一个留下了特别的印迹。我的生活里有一片阴翳，乌切罗，我的阴翳数月不去……这女人就在那片阴翳之下舞蹈。她跳个不停，我被她钩住了。

斯坦打了个不寻常的手势，在空中飞快捻了捻他那修长的手指想要描述同时又要挥去的那片阴翳。这是头一次我有一种感觉，我像面对跟我同样的一个男人那样面对斯坦。在这之前，我在他身上看见的只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角色，一个萨克斯管乐手；我还未曾见过作为他自己的他。然后，我回答说她的名字叫卢·夏野，还告诉他我们晚上要去“罗斯柯尔尼科夫”碰面。

他松开衬衫的黄色领口，将领带的结子扯到一边去，于是看上去便有点儿像一根上吊绳。要是这女人跟这事儿不沾边，我会更高兴，他咕哝一声。他朝窗子扭过头去许久，好像要拿白云如絮的秋日天空来擦一擦眼睛。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走进一个病怏怏的老主儿，穿着吊裤带的裤子，裤腿虚飘飘的。那家伙端着摆了两杯咖啡的托盘，将它搁在已经一片狼藉的书桌上。他被唤作巴考，阿龙·巴考梅泽甘的小名，他肯定是个跟了斯坦长久的家仆。斯坦介绍了他（“我亚美尼亚的老伙伴，干精细活儿的伙计”），我感觉我们日后会在某些说不清楚的场合再度见面的。巴考梅泽甘戴着灰色闪光绸袖套，他眼睛大而呆滞，从眼镜镜框上方瞪着。斯坦接着从一堆文件下面抽出电话号码簿，查找“罗斯柯尔尼科夫”。好笑的名字，他咕哝道，简直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1]了，把一杯苦咖啡送至他的唇边，我看见他颤抖得厉害；这，使我想到一些事情。

那准是一本老电话号码簿，因为它上面列着“罗斯柯尔尼科夫”位于驳船街106号，而驳船街在40号以后就陷入一片开挖的工地，竖着水泥柱子，散乱地堆着盖屋顶的金属材料。到了约定好的时间，斯坦与我沿着围绕凹坑的篱笆走。我没敢跟他提起由这位卢婊子构思出来的捉迷藏游戏的合乎逻辑的继续，从“名利场”奔赴“瓦尔帕莱索”，再奔赴“罗斯柯尔尼科夫”，我再一次想弄明白天晓得我怎么她啦，除了一个晚上我跟她做爱，她也没说不。斯坦瞪着眼，一脸迷茫，望着挖开的凹坑底部。显然，他咕哝道，她没预定餐桌。为了从更新近的电话号码簿中查找，我们去了一家装饰得花里胡哨的、兼提供葡萄酒和飞镖游戏的烟草铺子，我们到店铺背后的酒吧台上咨询。在“罗斯比奥夫”和“罗特莉拉斯”之间，再也不存在任何“罗斯柯

尔尼科夫”的踪迹，倒是有个客人的确记得曾经有过一家挂着招牌的小俄罗斯饭馆，在炸出日后被诩作办公区或者停车场的大坑的某次房屋爆炸中，那饭馆消失得无影无踪。随爆炸而去的是这片地区的精气，屋舍的元气，和四分之三条的驳船街，当然驳船街除了其名字还有驳船外，不存在一条驳船（运河已经绕道地下而行）。斯坦提议，与其待着徘徊于怀旧的思绪里，我们不如去乡间看日落；要是我们在大海附近，他一定会提议去海边的。他把握着一辆黑色老大众的方向盘，脑袋瓜差不多蹭上了车顶，老爷车发出阵阵的破金属绞肉机的声响，我们得扯开嗓门大喊大叫才可以让对方听见。终于我们出了城，他开始越开越快，突然转进一条沥青路，然后开上一条坑坑洼洼的小道，歪歪扭扭跌跌撞撞冲上一片高地顶点。小道末端，挡着一圈生锈的栏杆，禁止进入大片水泥铺的场地，水泥地之间灌木丛生。那是个废机场，斯坦在熄火前冲我吼叫道；然后他跳下车，跨着大步往跑道中心走去。到了那里，他站住了，一动不动，风把他敞开的夹克衫的前襟鼓了起来。一想到我的阴翳，我就跑这里来，他咕哝道，我在这瘤子上坐下，我望着南方、西南方，我等待着。

南方、西南方有一片树林子，还有一条笔直的铁轨。这前面立着一栋所有的窗户都碎裂了的四方建筑。那是控制中心，斯坦解释道，被野鸽占领，它们不但要飞机还要控制中心；这地方让我们突然掉入时间的深渊。接着他让我坐在他身边，坐在那个被他唤作瘤子的东西上。那是跑道上的一坨旧铁桩。你能够听见远处乌鸦哀鸣，在日落的阴影里忽闪忽闪的。斯坦好像忧虑重重。有时候，他继续说，我驾车穿过关口，我开上跑道等待着——我慢慢增加速度，然后突然熄火，最先是金属声，接着是汽车的噪音，再后来是车轴的摩擦转动，震荡减震器越来越弱直到汽车完全停止不动，寂静降落到我的驾驶座上，我心里就感到好过了。

到了晚上，我们又离开了。他想给我瞧瞧别的东西。绕来绕去开了很长的路，我们到了一条铁路边，但我们岔开铁路，爬一条极窄的小道，小道通往一座石岗。斯坦硬是把车开上了石岗的高地，熄了火。他没下车只是摇下车窗。仔细听，他说，八点十六分，一辆货运列车通过此地，想象它是低音通奏。所以我们等待八点十六分的到来。刚一听见火车声音，斯坦就马上拧开汽车无线电，是迈尔斯·戴维斯的孤吟，纯净、优美、哀伤，回荡着那华彩的光怪陆离，就着缓慢的、有力的、持续的鼓点：货运列车。困囿于黑色大众车里，我们仿佛身处一条孤帆的舱房，永远搁浅于礁岩之上，我想到那个音乐发烧友的航海家，他造了一条能够把自己的三角钢琴搬上去的帆船，为的就是获得在暴风雨中弹奏《热情》悲怆琴音的那份满足。货运车列远去后，我们在非常纯净的寂静之中听完了那首曲子。迈尔斯之后，斯坦咕噜噜低吼道，迈尔斯之后什么都没有，只有糟粕。不过那个女人真美，他没有转换语气继续说，美，我是说，根据审美标准。可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借着车内灯光，他盯着我看，目光可怕。他说如果“罗斯柯尔尼科夫”再也不复存在，“罗斯柯尔尼科夫”以及所有的俄罗斯饭馆，所有的运河、驳船、机场，都从地球表面给抹去了，我们去哪里找她，乌切罗，回答我。那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说实在的，是一种叫人心痛的表达，他并非真的在向谁提问。后来，他将头靠在座椅后背上；终于，他捋了一下前额，又叹了口气。多么美，多么美，他闭上眼睛，睡了过去。过了一小时，他醒了过来。我时常会有些愤怒，他道歉道。他又启动了汽车。

英文由厄秀拉·米尼·司各特（Ursula Meany Scott）译自法语

弗朗斯瓦·伊玛纽尔

Franqois Emmanuel

1952年出生于比利时的弗勒吕斯。学医之际，他对诗歌和编剧发生了兴趣。自他的非小说体著作《杰出女人》（Femmes Prodiges，1984）出版之后，他的作品几乎全是小说。他的近作《战栗的日子》（Jours de tremblement，2010）获得文学学会颁发的文学大奖。其小说《心跳》（La Question humaine，2000；英译本《四重奏》，The Quartet，2001）在2007年被其英语发行人搬上银幕，更名为《心跳检测仪》（Heartbeat Detector）。伊玛纽尔兼作家与精神病医生于一身。2004年以来，他一直是比利时法语语言文学学院的成员。

【注释】

[1]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禁区

Taboo

［白俄罗斯］ 维克多·马丁诺维奇

周颖 译

安吉拉在和格里沙谈朋友。这之前，她是同莱马拍拖的。但莱马古里古怪。不正常。一喝酒吐得满身都是。或者忘拉裤子拉链，就那样到处晃悠。不然给人来一刀子。脏兮兮的胡子。成天淌鼻涕，一淌下，又吸回去。还有他的眼睛——整个儿透着狂野。天晓得五年后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做我孩子的爸爸？不，别了。但格里沙很正常。酷毙了。那双奶油色的鞋子，哎，就很不一般。他的白裤子怎么办——你得隔天清洗一次，不过格里沙不介意。他自己洗，还为了她努力把自己收拾得光鲜漂亮。

格里沙一手攥着一个半升大小、不透明的果汁瓶，另一只手搂着安吉[1]的腰。莱马呢，总要把手放下一些，并且当众开始抚摸她，这个白痴。她求他别这样，他却以为她在假模假样吊他胃口。格里沙最让安吉满意的，就是叫他不做的事，他从来不做。她还喜欢他一点，当他们遇上带小孩的夫妇，他会把瓶子藏在身后，不让孩子看见果汁。真是个好人。这你没法教。你得有那根筋儿才行。

今天带小孩和没带小孩的夫妇都不多，连形单影只的人——孤独的人——也很少见，尽管这是个懒洋洋的五月中午，拿来出门正好。小路在翠绿中向后隐去，仿佛一条空荡荡的飞机跑道。可安吉还嫌不够僻静，她想逃到更静的地方，一处只由他俩分享的幽境。于是她把格里沙诱到偏僻小路上去。在那里，他那双奶白色的鞋子陷入新鲜湿润、还没有遭受七月流火烘烤的泥土；刺柏和醋栗丛间，一群工人造型的石膏雕塑肃然矗立，坚守着他们的最后一班岗，任霜侵雨蚀，带着宛如远古神灵的面孔。

在这林木间的通道里，缠绕着一张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蛛网。安吉感觉她的双颊和脖颈的私密角落，这些本来只为格里沙的吻而存在的地方，不时地给轻飘的蛛丝触碰得发痒。蜘蛛们悬挂在树间，仿佛是有着泛白的无穷长发的生灵。一旦被安吉和格里沙撞入蛛网，它们便慌不择路地顺着他们的衣服滑落，想逃得一条性命。

这儿有一块生锈的标语牌，写着“光荣属于滚珠轴承厂工人”。上面的照片已经褪色，那些最光荣的工人们，现在看来如同幽灵一般。他们曾经淌汗劳作的工厂如今已遭废弃，只留一片废墟。公园就在这片废墟上迅速成长起来，一条条小路穿过摇摇欲坠的断壁残垣。这里矗立着秋千、单杠，甚至还有双杠。双杠的两条直线根本不打算相遇的，多亏了某人“富有爱心”的手，不仅在一端的末尾相交了，而且缠绕在一起。格里沙放下瓶子，抓住栏杆，做了二十个引体向上，然后屏住呼吸，优雅地来了个团身翻转。

安吉想，他的脸真像那些铸造厂工人和拖拉机手的古老雕塑。他多么健壮！这么强壮，竟然还是个好人。她吸着瓶中泛起泡沫的苦汁，保持一种微醺的状态，五月里令人陶然的那种微醺。瓶子一空，她就扔到一边。

格里沙把衬衫塞入腰间，甚至做了一个含有责备意味的鬼脸，仿佛在对自己说，他的体型走了样，退伍才两年，就已经散了架。安吉拉的柔情油然升起。她拿起一根草，抚弄他的下巴。安吉拉很开心。要是有粉笔，她准会在人行道上画一颗巨大的心。

然而，另一条潮湿的路在眼前展开，通往公园更幽暗的地方。安吉拉拽着格里沙往前走，他不反抗——他太好了，任她领着转悠，好像一头被牵住鼻环的公牛：太棒了。安吉想去这个不可思议、没完没了、荒无人烟的公园最令人憧憬的地方：那些覆满青苔的洞穴——岩洞和尖塔；她想去野牛猎手的露营地，那儿有树皮红得像印第安人皮肤的千年巨杉。她几乎希望在公园某个偏僻的角落，闪出一伙想要袭击她和格里沙的歹徒，然后格里沙把他们踢得屁滚尿流，打得使劲逃命，就像电影里为摆脱蝙蝠侠那样没命地逃。然后她会抱住格里沙，发现歹徒们打破了他的鼻子或嘴唇，鲜红的血液渐渐渗出，她扶他坐到长椅或巨杉的树根上，掏出一块手帕，像他裤子那样雪白的手帕，轻抚他的伤口，他疼得往后一缩，然后直直地盯着她的眼睛，噢，太爽了！

他们一直朝前走，不怎么说话。每回让他讲个故事给她听，他总是讲军队里发生的坦克从桥上翻下去的那一个。现在她都能原原本本复述了，完全模仿他的声调和停顿。开头总是：“长话短说，这件事是这样的”；结尾总是：“就像他们说的，坦克就是飞不起来。”不管怎样，他们发觉自己走到了一截顶端有锋利生锈的铁丝网的破墙边。就在那时，从树后闯出莱马，拿一把匕首迅速果断地割断了格里沙的咽喉。

不，当然不会，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但她想过。莱马有些瘦弱，可要是跟格里沙当面决斗，还真说不好谁会赢。莱马会连踢带咬，冲着格里沙的生殖器下阴手。格里戈利[2]会公平地斗，但老实人总是会吃亏的。

他们闻到山谷百合的馨香——简直让人受不了，令人晕眩（“浓得像香水。”格里沙说。）——不一会儿，安吉注意到，四周的草地点缀着白色的小点，像是某人洒落的珍珠。她身子俯向一株百合，像电视上教的那样，深吸一口气，不触碰花梗。难以置信的芳香！她想象着家中的床头柜边有一小束这样的花。清晨你醒来，一切将染上这山谷百合的芬芳。

“格里沙，”她低声道，“我们采一些吧？”

“你开玩笑？”他迅速朝四周瞅一眼，看是否有人听见他们的谈话。没有。

“噢，得了，这里谁会注意我们？”她发出不满的嘘声。

“这是犯罪，安吉。山谷百合已经被列入濒危物种的名单。”他口气坚决。

安吉拉知道争辩没有用。他只会在绿灯亮了才过马路，笨蛋。

“噢，格里沙——沙——沙”，她一点点靠近他，搂紧他。抬眼看着他。毫无反应。要命！这么古板的家伙。唯一争取他的办法就是证明她的想法公平合理。

“你看，格里沙——我前两天在报纸上读到，采摘其实对山谷百合有帮助，因为来年它们会长得更快！一点也不会破坏根茎。”对他说谎很容易，你只要盯住他那麦色的睫毛，不让那双深邃、甜蜜的黑眼睛分散注意力就好了。否则你会为他感到难过。“这么小心，不会压垮它们，就像这样……”

安吉拉蹲下来，清楚地知道裙子在前面一点点往上走，已经看得见她那百合一样雪白的内裤。她仍旧盯着他看，一边浅笑扬眉，一边将指尖握住花梗，不等他阻止，用力一扯。整个花茎就在她手里了，几颗雪白的珠子在极细的蕊丝上颤动。她摘下了一枝山谷百合。已经摘下了。不管怎样，放是放不回去了。你只能继续。就是说，继续采。

“你疯了吗？怎么回事？”格里戈利温和地责备道，“我们怎么把它带出去？我是说，怎么带回宿舍？他们肯定会逮住我们的！”

“关键是到地铁站。那儿站着一些老太太，好像是卖花苗的。每人脚下有一个包裹，里边是山谷百合。如果被警察抓住，我们就说是从她们那儿买的。”

“他们难道没有把这些老女人通通射死吗？”格里沙问。

“哼，这些人早买通警察啦，所以她们可以这样。”安吉这回没撒谎。

格里沙自然没动。安吉撅起嘴来。

“你难道不想给女友献一束花吗？”

“跟你说，我宁愿被你敲竹杠买玫瑰。”格里戈利紧张地说，四下里张望。

可安吉已从他的声音里听出犹豫的调子。她只要添上一个小小的音符，无常的旋律、不确定的复调就会出现，如何控制格里沙的琴键，她再清楚不过了。她用嘴唇碰了一下雪白的花蕊，留下一个血红的唇膏印迹，然后将珠子一般的花蕊摘下，放在格里沙的脸颊边，滚过他的胡须。他还在犹豫。

“这儿没人能看见，”她在他耳边悄悄说着，将臀部向他靠去，摩挲着，感觉他在勃起。

“那些摄像头怎么办？每个种山谷百合的公园和森林都有的。你没看电视吗？”

“噢，得了，你这个小傻瓜！你知道如果每一朵花都监控的话，他们得需要多少摄像头？”她又摘下一枝，递给他，然后蹲下去找另一枝。

“好吧。”他挨着她坐下来。“好吧。”他采了几枝。“好吧。”

采山谷百合原来很容易，甚至很愉快。当花梗不太情愿脱离花床，百合顺从的抵抗中有一种东西，一种像……对了，就像眼睛痒，你不能抓，又想抓，于是你抓了，尽管不该这样，因为会造成伤害，结果流起了眼泪，但你还是抓个不停。

就这样他们摘个不停。起先格里沙一次只挑一枝，选珠子最多的，后来他开始飞快地采集，一枝接一枝，一边疯狂地践踏，一边抛弃那些不够粗壮的。花紧紧抱住它们的根。紧紧抱住它们的根——多么滑稽！如同紧紧抱住生命一样，不过是对死亡的暂时逃离。

他摘一把，就递给安吉，一想到他们采了多少——一小把，很快成了一小束，很快成了一大束——他就不寒而栗。他们必须停下来——这是疯狂的行为。山谷百合已被列入禁采名单。他们应该就从那些老太太手中买，或者多花点钱买玫瑰。可他，他们……

“安吉，现在够了吗？你够了吗？”他问了又问，但她只是挥挥手，继续将手指插入青苔中的根须，弄出更多的珠子来。他自己也觉得停不住手，一旦开了头，就得继续，不管是采一枝，一束，还是一堆，他们付出的代价没什么区别。终于，他们为安吉采集了一个巨大的、美丽的、芬芳的花束：就像印在退伍纪念相册上的花束图片，图片的另一侧，是等他回家的亲人照片。他爱她，而她在等他。即使他俩挨着。

花束就快扎好了，一大丛根须，宛如马的鬃毛，聚成一束。他们只须沿着边缘再装饰一番，用山谷的树叶做成被撕碎的百合形象，象征手，许许多多的手，庄严地捧着高耸如山的准备献上祭坛的珍珠。安吉偷偷地采摘花束所需的最后几枝百合，格里沙开始寻找大一点的绿叶。他直起腰，环顾四周，来不及惊讶，就看到树干后面有人在灌木丛的微光里迅速移动。他叫安吉别出声，安吉呆住了，就在这时，两人开始听到树枝被踩在脚下的轻响和对讲机压低的咕哝声。

格里沙骂道：“妈的。”安吉记忆中的第一次诅咒。

“我们会死吗？”她问。

“我们本该摘几枝就跑的。”格里沙说，冷静。

他紧紧盯着树丛。树丛后面的路上，人影移动得更快更随意，仿佛巡警正在清空公园里所有的普通游客，那里正……

“但他们怎么知道的？怎么可能呢？真的到处有摄像头吗？我们去的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公园都有？这怎么可能？”

格里沙让她保持安静。他坐下来，感觉自己的军人本能正在苏醒。他四下里一望。人影移动只来自后方，从主干道过来的。人数多少，不清楚。但有好几个。三人巡逻是好久以前的惯例了。

前方还跟刚才一样安静。他感觉那儿没有伏击。或许可以从右侧逃离，往下直奔有轨电车的轨道。穿过五百米的树丛，在树干之间躲闪，逃出公园，跳上一辆有轨电车，跑到尽可能远的地方，要是你能冲过那些障碍。或者混到人群里，如果山下有一群人。但我们冲不过的。不，那儿也不会有人群。况且公园到那一头更宽。不是件容易事儿。

“也许不是警察呢？”安吉问。但愿。

格里沙不打算把时间浪费在反讽上，何况他身上的反讽细胞越来越少。如果不是警察，那树干后的人影是谁呢？一身黑制服？拿着对讲机？哈哈哈，也许他还懂得怎么反讽。

侦察地形和敌情。十一点方向，北边左侧，有工厂墙，可以限制搜索。六点方向，有敌人，配备火器，可能是自动的。人数不清楚，但不少于一个排。要跑一点五公里，困难。公园紧挨着一个热闹的广场，就在百货商店的前边。人们正下班回家。人很多。钻入人群。混入其中。下到地铁。跳上第一节你看到的车厢。坐到终点出来。到乡下先避避风头。再深入丛林。搭个帐篷过日子。

但首先——得跑，跑。逃跑。我们都把生命系在逃跑的念头上。不逃可怎么办。

“好了，听着，”格里沙语调严厉，“现在，我们起来跑。一直往前。你走先。不要看四周。能跑多快跑多快，能使多大劲使多大劲。一直往前。我会跟在你后边。如果他们开枪，先击中的是我。如果我们能突围到百货商店，离地铁就只有两百米了。”

她抬起嘴唇，凑向他——似乎想亲吻。“傻瓜。这可不是演戏！快点，跑！”

安吉向前冲去，花束摇晃着，一串串珍珠散落青苔，留下一条暴露他们行踪的痕迹。警察马上会出现在乡下、地下室、宿舍、帐篷——没法摆脱他们，快扔掉花，扔掉它。格里沙跟上安吉很容易。他一边跑一边朝后看，并不减速。该死！五个，七个，十个人影。他们在那儿忙着什么，也许在请示。好啊，继续请示吧。你们请示的同时，我们会跑得更远。

右侧传来警笛的呼啸，隔着林木显得低沉，还有尖锐的刹车声。没有跑有轨电车的方向是对的。判断对了。可为什么这么多警笛？

跑很容易，你跑的时候不需要思考。光跑就行。围着树干跑。有树干的保护很难被命中。后边，有什么东西砰然作响，嘭嘭，啪啪，还一阵阵抽动。他本能地推了安吉一把，卧倒，翻滚，用身体护住她。但那不是枪声，不是。他们不过是打开了扩音器。

“注意。”一个声音通过扩音器吼道。“注意。”这个声音又重复了一遍，显然想用新找到的分贝让自己听上去更威严——它多么平庸，多么普通，多么容易被比它高明的声音忽视。公园一片阒然，连鸟儿也沉默了，仿佛它们能辨认——即使不是同一个声音，也是同一个调调。“注意。你们已经违反‘刑法修正案第256条’……”声音变弱了，显然在回想这一条的具体内容，然而，确定高声通告不必拘泥于细节后，它继续喊道：“严禁破坏已列入禁采名单的野生花卉和草木。”

这预告末日的雷鸣般的轰响给人的意志上了镣铐。很显然，逃跑者必须接着跑，不去听它，可是没法不听。那个声音在宣告他们的命运。你可以感到它在用这些话来控制你：“听着，我们原谅你们，只要举起手出来，你们将面临十年志愿劳动的惩罚，只要出来，我们不会真正伤害你们，也许只是打掉两颗牙齿，毕竟你们是初犯，因为人人都是初犯，没有人会再犯。”那声音虽然一字一字往外吐，清晰缓慢，却并不懂仁慈。这也许能解释它为什么那样刺耳。它在继续：震耳欲聋。不仅因为它音量大，还因为它居心险恶。

“对你们将使用致命武器。我重复一遍。对你们将使用致命武器。公园已被包围，赶快投降。”

格里沙用手肘将自己撑起来，透过蕨叶往后张望。警察排成一列一步步逼近。每人手里握着一把闪光的小手枪。

扩音器安放在远处，给树木遮掩着，所以那个严厉而缓慢的声音听起来不知所出，又无处不在。

“我们得跑，”格里沙压着嗓子说，“我们得继续跑。”

从逼近行列的侧翼传来压低的嘎吱嘎吱声，格里沙窥望过去，看到警察已经开始慢跑，直奔安吉和他而来。你已能看见他们的肩章、防弹衣、绑腿、徽章条纹和纽扣。

格里戈利先跳起来，抓住她的手，拽着她往前，拖着她跑。正在这时，后面有东西发出咆哮声，开始尖叫着穿过树干，把树枝劈碎，把树叶砍落。安吉一阵痉挛，大哭起来。但她没有摔倒——没被击中——只是吓坏了，小傻瓜。她从未领教过子弹的滋味，但手枪跟卡拉什尼科夫来复枪没法比。手枪开起火来，就像他的副司令说的那样，跟公牛尿尿没什么区别。他告诉手下，不要怕子弹。子弹是愚蠢的，但“恶法亦法”[3]——法律是严酷的。正是这帮穿黑色制服的无耻之徒绣在衣袖上的警句格言。不管怎么说，警察打什么时候起枪法好啦？不过是人多罢了。真的很多。就说有十个吧，每人六发子弹。手枪皮套里还有备用的。加起来一共一百二十发。一百二十发，目标就他俩，他和安吉。

格里沙已经锁定目标——一个残破的水泥亭，可能是以前的变电站或中转站，但现在只是一堆水泥，手枪子弹穿不过的水泥。乡下有这么一堵墙就好了。最好四面都有。就那样过日子。厚实的水泥。该死的法律。小傻瓜，看你做了什么。长裤穿得早了点，小家伙，跑起来不那么容易——到处给树枝牵绊。

他们就要达到目的地了，在那堵厚重无缝的救命墙的保护下迂回前进，飞弹在四周扫射。突然，安吉脚下碰到了什么，该死的法律，她往前一倒，匍匐前行约一米，然后就那样趴下了。格里沙不得不拽着她的脚和罩衫，把她拖到水泥掩体背后的安全地带。安吉扑闪着睫毛，大口喘着气，一边颤抖一边反复说：“我中弹了，我中弹了。”然后她指着——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叫格里沙相信——罩衫，在肩膀附近有一个圆洞。

“你疼吗？你疼吗？”他问。

安吉摇摇头，眼里映出绿叶来。她喘着粗气。心脏周围没有弹眼，肺似乎也没受伤，唇边没有泛起淡粉色泡沫。格里沙撕开她的罩衫。现在他看到了她的胸衣，还有胸衣裹住的那样乏味、那样没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在逃命——的乳房。但没有血。不知怎么回事，没有血。子弹有个圆圆的、干净的入口，没有出口。它陷在里边。在安吉拉的身体里。一颗子弹在安吉拉的身体里一点点变冷，一点点吸走她的热量。一颗子弹。在安吉拉的身体里。女人肩膀往下两厘米处是什么器官？她会死吗？她快死了吗？为什么一点血都没有？为什么她的呼吸这么急促？为什么她眼里有绿叶？一百二十发子弹射向两个人。那太多了，太多了。

喘着气，虚弱无力地，格里沙将几个松球从墙后扔向警察。警察迅速散开。手榴弹，他们想。马上传来报复性的低沉的轰鸣声，水泥嘎吱嘎吱，砰然作响。

他转向安吉。

“你能走吗？”

回答中她晕过去了。我知道了。她站不起来。是吓晕了？还是被打中了致命部位？妈的，他该怎么办？

他扶她坐起来，让她背靠着墙壁。好了，安吉，我的宝贝。好了，坐一会儿。我会想办法的。她手中攥着一束新鲜的山谷百合，像她内裤一样雪白。神奇的花儿。我真想就盯着这花儿，直到警察挥舞着警棍从树后冒出来。

格里戈利往前跑。十米，二十米，三十米。有一片空地，将公园一分为二。只要再往前一点儿。从那些树的后面往前冲。钟声在远处敲响。优美而动听。在那，你已经能看见百货商店。那么多人！当然，带着受伤的安吉会有难度。想办法到地铁去。用我的手捂住她的伤口。安吉状况糟糕。还是没有血。接着，他往山脚的公园入口望去，不由得浑身发冷。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却已经彻底放弃希望（毕竟他们摘了禁采目录上的花！）。靠近山丘的公园门口，十来个穿黑制服的人在来回打转。那悠扬的、被格里沙当作远处敲响的钟声，是附近卡车上卸下的半米高的铁栅栏部件发出的撞击声。跳不过那些围栏，爬也不行，尤其是带着受伤的安吉。他们会看见我们，然后开火。不再用手枪，而是用突击步枪。瞄准靶心。

他回到安吉身边。像是从梦中醒来。绝望的黑暗，然后，又是树干，公园，水泥，警察和他们的手枪。当然，他们再近不过了，他俩容身的水泥墙边的树枝已发出噼啪的声响。警察还在等什么呢？他们真怕格里沙的松球吗？她多美啊。安吉拉。他的安吉拉。

他抚摸她的脸蛋。她抬起头来。泪光盈盈。该死的法律。

“一切会好的。”对她撒谎很容易。只要盯住她的睫毛，不让她眼里绿宝石一般的树叶分散你的注意力就好了。因为在那些绿叶当中，会发现自己，而你没法长久地欺骗自己。“你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跑到百货商店，跳上地铁。那儿有一群人。没人会注意我们。我们会回到宿舍。打开阳台门。傍晚时分感受到从街边袭来的凉意，那该多么安静啊！现在，把花给我。别动，我会很快回来。”

格里沙夺过山谷百合。连根带花一把夺过。她会一直等他，甚至等到无人可等的时候。多么悲伤的歌！安吉受了伤，现在花在他手里，她几乎无罪了。也许他们不会干掉她。

他扣紧衬衫。深吸一口花的香甜。傍晚，这里将会一片宁静。他们将再次相遇。但一个傍晚到底是什么呢？为了活一个傍晚，值得这样吗？

“等着我。”他对她说。

就两步。第一步往侧边，第二步往前，跨得远远的，跃过水泥墙，朝中央舞台走去，为的是不再看她，而只盯着他们，那些仍在逼近的家伙。你想躲在百合的后面，仿佛这样能阻止他们。但花是无辜的，它们不应该得到这样的下场，至少让它们活着吧。两到三秒的沉默。很可能他们在瞄准。突然，整个公园绽开惊人的、巨大的花朵，没有气味，却迸发露珠般的火花，越开越大，越开越大，穿过天边，穿过树干，穿过安吉眼中的绿叶。

等到收工时，他们把格里沙和安吉装入不透明的黑色塑胶袋。（甚至有人开玩笑说，他俩应该共用一个，这样，在去往有特定编号的坟墓——专门为违反刑法第256条者准备的墓地——的路上，能来最后一个干草上的翻滚。）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处理那束被压得皱皱巴巴，又被从格里沙身上的枪眼溅出的血液染得像唇膏一样鲜红的百合花。案子已经结了，没有人再想数一遍花，填一次表，打一份报告。他们就把花束扔弃在青苔的地毯上，于是，采下的百合同正在生长的百合混在一起，远远地望着，你没法区分它们，没法区分。

英文由西尔维娅·迈泽（Sylvia Maizell）译自俄语

维克多·马丁诺维奇

Victor Martinovich

1977年生，白俄罗斯明斯克人，毕业于白俄罗斯中央大学新闻系，现任维尔纽斯欧洲人文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兼任明斯克《白俄罗斯报》主编。长篇处女作《妄想狂》（Paranoia）2009年在俄罗斯出版，虽遭本土（白俄罗斯）封杀，却赢得评论界的众口交赞。

【注释】

[1] 安吉拉的昵称。

[2] 即格里沙。

[3] “Dura lex”，出自罗马法律谚语，“Dura lex，sed lex”，意为“恶法亦法”。另有一条谚语与之针锋相对：“Dura lex，non lex”，意思是“恶法非法”。此处依照下文全句译出。这个词反复出现，是标识小说主旨的一个重要词汇。后文根据语境，译作“该死的法律”。

漫游的人Random Walker

［奥地利］ 迪尔特·斯波尔

张陟 译 萧萍 严蓓雯 校

梦（1）

有东西抓住了你，黏上了你，如薄膜包裹住你的身体。你撑起头，能这么着好几个小时。一个男人出生了。一个女人出生了。一个男人重生了。有东西在那里，在动。是一个女人，来自另一轮回，来自很多很多轮回。虽然不可能，但你看到了她，你能看到她，为这份爱所征服，为这份初萌的爱。你能看到她，却触碰不到她，无法触碰到她。你跟她讲话，她来到你身边。这种示意足以令你躁动不安。你在那里吗？你在那里吗？

必定有许许多多生命的诞生——这一文化便生发于此——末了却只是终于一个又一个的木匣子。一场梦，一场梦而已。十种颜色的一百三十一个塑料机车头等待在盒中，在你的窗前。许多人出现了，游荡着向你走来，又消失了，你能随心所欲地生长，他们游荡着向你走来，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挪到街上，准备接受任何事情，比如初恋，尽管你从未吻过她，从来没有。她是一个精灵，能躲开小鸟。她说：从不做梦的人死得早。

你在那里，还有画，你和你的画。

你说：从不做梦的人会死，早晚的事。

会有那么个时刻，你爱所有的人，所有的造物，那是一个噩梦，因为不可能再有欲望，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欲望，什么都没了，因为不知在什么地方，它撞上了你，撞得粉碎。你在那里吗？她消失之前，躺在你的小推车里之前，你拥抱她。现在呢？现在怎样？她尖叫。她号啕，尿湿了裤子，又大笑。你呢？现在怎样？什么？

没什么。你把她搂在怀里，抛向空中。她飞走了。哦不。现在怎样了？再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在你身上。半场结束的哨声吹响。黎明指不上你。一辆卡车沉睡在盒中，年幼的洛特维勒牧犬系在绳上。下班后和精灵说话，不妥。进化找到了种种方法途径，令我们不得安宁。尽管你还没有吻过她。从来没有。真是荒谬。那儿什么人都没有。只有愿望。愿望都不多。一个女人在搅着咖啡。

海

你坐在海滨，不能说话，今天不能说话，你不是在犹豫，只是不能说话而已。她坐在你身边。她没有说话，她今天也不能说话。你们坐在相隔一米的地方，面朝大海。她的手抱着弯曲的腿，下巴顶在腿上。你伸直双脚。你们身边有许多人，都在遥望大海。他们看着大海，不时相互看看，又看向大海。只有几个人会到海中游泳。你们相邻而坐，却没有相互触碰，没有再靠近，没有动，相邻而坐，只有风在动，只有海在动。海鸥不停飞回，偶尔的声响变得更引人注意，不知为何。你们没有动，没有相互靠近，也没有彼此远离。或许你们甚至没有相邻而坐。这里无人注意到你们。时不时会看到一些动作。她松了鞋带，脱了鞋子。

你看着她的鞋子，看了好久，又望向她的脚，她瘦削的脚，又是好久。有人叫你们带上冲浪板走向大海，但你没听到，无法应了这召唤。她也是一样，也没听到，听不见，依然望向大海。三番五次的召唤，要你们走向大海。身边的人都不认识你们。因此没人可以告诉你们，应该带上冲浪板走向大海。你们一直这样坐着，坐着而已。一直坐着，直至夜幕降临。黑暗吞没一切之前，你们站起身，赶向末班巴士。

她回望了最后一眼。你们是最后两位回家的人。你们知道，在这一天走近大海，可以说该被质疑，你们都知道。你们两个现在都回家了。岸边的海水几乎一动不动。她走在前边，右手拿着冲浪板，你跟在她身后。你们在几乎全然的黑暗中走着。巴士来了，沙滩上最后的游客上了车。她的脸贴在车窗玻璃上，此外只有巴士的摇晃，以及每隔几米照亮黑暗的街灯。或许你们还会回来。或许不会了。你们没有相互靠近，哪怕一毫米也没有。或许你们可以彼此疏远，或许不行。

云（1）

钢琴声响起，空洞的音乐停止，已经是深夜，一个女人冷冷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盯着年长的人，看他们在舞池中轻快地移动，如同飘过的云。如此轻松，会有多久？

酒吧叫做“杜布罗夫尼克”，战前是镇里人们常来的地方。我叫伊罗娜，在这里当领班。我回家了。我在等有轨电车，等丈夫劳里，一起回家。现在是秋天。我们走进公寓，劳里一直和我用眼神交流。

劳里领我进了公寓，带我坐到沙发上，这时我才又睁开眼睛。劳里手拿遥控器，可以在十二个频道中选择，这时是秋天，我们的狗正在找它的球。那时劳里还去工作，那是劳里最后一次有工作。到处是失业，劳里，得靠运气了，Kreuz Dreier，这还不够，这还不够，自尊让你不愿意走进失业办公室，这样子不会太久了，专业人士不需要运气，劳里，我可怜的男人，世界也不会因此停转，即便我的老板已经忘了要“现代化”，就像她说的，不，我的老板，人们只是变得越来越老，不再像以往那么能喝酒了，他们在舞池中滑步，犹如爱情，然后又在秋天里消失，躲到云后，一次又一次，只为了在春天重新回来，出现在舞池里，而“杜布罗夫尼克”关门后，还会有多少个春天，他们还会在哪里跳舞。

哪里有热风吹？到了冬天，爱又会去哪里？失业的人又能带着尊严去哪里，当他们已经超过三十八岁，或是超过五十岁？

灯光熄灭了，我们在做清洁，我要回家找劳里，我要回家，直到他们把家里的家具都搬走，直到他们又把电视拿走，直到春天又回来。劳里，我三十八岁了，年龄太大，不该再当服务员了，而你连例行的体检也通不过。雨水打上窗框，我们在秋天喝着汤，我们和穿越乡村的游客一起吃饭，他们乘坐巴士，拿着相机，劳里，我的爱人，幸福会回来的，在秋天、冬天或是春天，我们会在一起工作，所有我们这些现在被解雇的人。你只需坚持，多解开几个字谜。四个字母的，让你想到了针，只要墙纸还贴在墙上，我们就不会挨饿。生命短暂而悲伤，只不过刷几个碗，我没做什么特别的，劳里，这是一个肮脏的洞，我工作的地方，连个名字都没有，生命短暂而悲伤。下雪了，轻飘飘的，让人愉快。下雪的时候，我们的愿望也就快实现了。我要开一家自己的店，我会给店起名叫“工作”，到了中午，店里一下子就满当当的了，在云的背后。

公交站

孩提的时候，我们玩过一种游戏。要跑，还要看人们的脸。

我已经厌倦他了。

我让她头疼。

我给她我的账单。

我不回来了。

我想重新开始。

我想把一切留在原来的地方，我想重新开始。

我想把一切扔下。

我信任她。

我要留下过夜。

我不害怕孩子。

我要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

我要把所有的灯和门都关上。

人长大了，就不再需要灯光。

人长大了，就开始寻找黑暗。

我还得去刷盘子。

我还得改变。

我已经厌倦他了。

我没什么话要跟你说。

我在收买你。

我给自己开了个价钱。

我会给你你想要的。

我会给你这个夜晚。

你触动了我的内心。

我得去洗脸。

我还得去洗手。

我真的爱我的丈夫。

我玩高尔夫和台球。

我还想再有一个晚上的年轻。

我还想再被需要一个晚上。

我想有那么一个晚上，

有人能听到我的笑话发笑，变得无法征服。

然后，我会告诉你我得了哪些病。

为了让你习惯我的面容，

为了让你的脸平静。

我已经厌倦他了。

你太老了，哪儿也去不了。

她太像你了，所以看不到你。

雪

现在，你快死了。子弹钻得很深。石块在火里作响。你曾是一位诗人。现在，你却是个杀死白人的凶手。现在，他们在追捕你。丛林中，只有河流和马匹，能听到风声。枪支替代了你的诗歌，威廉·布莱克。他们从火车车窗处开枪。你趴在牌上，坐着就睡着了。你在自己和自己玩。到处都是圆形帐篷，空无一人。身着皮衣的男人向四周射击。他们把枪支伸向窗外。你头上淌下的水与这景色并非格格不入。

为了回去，走向大海是一段很长的路。你又睡着了，你的头搁在袋子上。到处都是骨头和动物死尸。他们在追捕你。被拔光羽毛的鸟从河上飞过。你杀死了一个白人。枪会替代你的舌头。风会监视你。你撕掉有你名字的告示。威廉·布莱克。修一艘木船阻挡不了云彩。你要是不戴眼镜，或许能看得更清楚。现在，你快死了。或许你会看得更清楚。森林的浆果会偷走灵魂。树林里还有积雪。鸟儿穿着可爱的外套。你有一支枪，天又下起了雨。你躺在一只死鹿身旁。血还是热的。你尝了尝，把血抹在你的伤口上。你躺在鹿的身旁睡了。丛林里，有人向你走近。你的眼睛睁开了好一会儿，又闭上了。他们向你走近。有翅膀的不会再飞回来了。

有时候，幽灵说话就像猴子一样。你得回到镜子那里，那里，水天相接。船只要够结实才能把你载过去。一头麋鹿伴随着你。一只鹰伴随着你。接着，你单膝跪地，为了把最后的几米甩在身后。到处都是图腾柱，都是陌生的神明。一位印第安女人在称孩子的重量。他们把你放在杉木枝造的小船上。你戴上一顶帽子。你向广阔的大海划去。下起雨来。空气因为话音而湿润。

梦（2）

我的名字叫做戈白。我在你脚下。我要讲一个故事：

我的家在沙漠里。我们从不总待在一个地方。我父亲的心情总是很差，因为我母亲相貌丑陋。有一个骑白马的人跟着我们。有时候，骑手会穿过附近的一片小麦地。我叔叔找到妻子的时候，我便可以出嫁了。地毯洗好了。脚受伤了。水很干净。叔叔做了一个梦，梦里的女人唱歌像鸟儿一般。那是在河的源头。我们去寻找这个女人。如果她是邪恶的，她就会藏起来，还会念诗。这样，我也能出嫁。妈妈说，我们是一棵树的枝杈。有时候比树的枝杈还紧密，有时候没有。骑手跟着我们。时不时我会给他一点信号，他就不会厌倦了。

白天，我的姐妹们看住我。

晚上，男人们看住我。

我听到骑手的号叫声。

我没有勇气。

父亲会打我。

叔叔冲我眨眼睛。我用被子蒙住头。我听到了狼的嚎叫。骑白马的人跟着我们穿过沙漠。我常常哭泣，因为没法跟他一起走。我丢下一块方巾，这样或许能和他接近。我向远处望去，看他拾起方巾，闻了又闻。我看到自己和他一起走了。我的家人一直看管着我。我妈妈再次病倒的时候，或许我就可以结婚了。地毯讲述我们的故事。我们接着走。叔叔在河的源头找到了一个女孩，唱歌像小鸟一样，很可爱。我拼命跑。我们骑着两匹白马逃跑。父亲追我们。一声枪响。你能听得到枪声。如同水声一样清脆。

就是说父亲打断了我的脖子。

就是说他打死了骑白马的人。

在魔毯上，可以看到一匹白马载着两个人。男人坐在前面。

云（2）

从寂静中来入寂静中去它们历练这些鸟儿们它们一步一步地走它们大笑这样做时它们传递这些想法从十米远再到十一米

最可爱的时刻尚未到来有人在春风里对他们说话他们希望延缓年老的来临很快入口就会到来他们不相信的渴望就会到来

她的身体与精神都远离家园于是思想游荡不在这儿也不在别处最亲爱的人们的脑中为了能够不接受现实而在夏天的风中忍受自十五岁的童年起面对最最悲伤的事情在冬天零下的温度中青春期的身体低于零下十度经受饥饿

仇恨的言说神经质的呓语在愤怒绝望中讲述为了能够忍受不断笑与那几个洞一起笑刚才回击了生活因为什么都改变不了

只为了我们笑的时候裹起愤怒的种子或从怀中取出一片绿叶让其出现惊奇没有用独自享受生活没有用这是协议为了被此刻感动

再也没法有恐惧熟睡在人身上发现没有欲望想屹然挺立不受打扰彻底漠然无论我们看向何处无论我们走向何处我们听到了钟声我们凝然伫立为了和自己独处只和自己独处

当一个孩子大笑当有许多孩子铃声当然响起但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可以在房前看到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听不到他们耳朵藏在帽子下当电话响起的时候当它响起的时候他们吸气你吸气呼气

他们在想着未来三千年四千年愤怒平息当雨天或晴天像天上的云迈着步子而来你想三千年它们来了走了绕过一片藏在云后的大陆

他们坐在那曾经是将来也是的那东西上

对未来的担忧与计划有一秒想法一致交换那些年月然而渴望在远方在疲惫中

为了回到真正的家园与所有感觉在一起就比如每一步都踏过土地它们吸气你吸气呼气

雨

雨中的汽车向后驶去。下雨的时候，连人也是向后走的，雨下了好一阵子了。没人记得云是什么时候飘来的，给我们带来了雨的云。据说只要人们陷入新的奇特的痴迷中不能自拔时，那些云就会又散去。又有人说，只有云碰到地面时人们才会痴迷而不能自拔。每晚，在剧院里，人们重复上演和雨相关的事件。有时候，两份没有付的电费账单会造成断电。有时候这种事会发生。

剧院里工作的男人对女人说：你的乳房是两把手电。

女人说：我付不了房租，你照答应过的办吧。

男人说：我不会走的。不管他们说什么。就算他们拿走我的一切。要我走他们得把我拖出去。我不会走。我准备好了。

男人说：你的乳房是两把手电。

雨下得很大，人们都湿到骨头里了。他们热情地站在关张的商店前。无论如何，生活还得继续。

男人说：在黑暗中，我们有许多人。

男人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让人很难保持平衡。

女人说：你还在寻找，下了这么多天的雨，寻找

你已经丢失的东西，你想确保在夜晚到来的时候不会孤独。

男人说：谁有时间去想啊，白天得忙碌一天，晚上回家时早没劲儿了。

女人说：你总是同时和两个或三个女人相爱。

雨中，街上的人很久都没有收入了。他们过了许多年没有钱的生活。因为天在下雨，他们在城市里毫无目的地闲逛，末了却是发了狂。

男人说：我怕死。我怕孤独与真相。

女人说：人不能逆水流而动，也不能让水流拖走。河流自身才是持久的喜悦。

男人说：如果死亡到来，我会尖叫。我会尖叫，就不会被自己的呕吐呛住。我会尽最大的力气尖叫。

女人说：很快就会结束了。

一直都在下雨，人们没法到他们想去的地方。他们也成了没有来处的人。人们没有抱怨，尽管他们一直被迫后退。雨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人们无须躲避。人们再也不费事地手中撑把伞了。电视和广播直播了雨民们的生活。

女人说：雨能带来希望，太阳就快回来了。

女人问：我们需要多少个雨天才能最终放弃希望，去填地球上属于我们的洞？

男人什么也没说。他告诉观测员们，雨总在不停地下。他说雨从未实现过的希望。他害怕。

女人说：很快就会结束了。

神谕

一年前。在一家俱乐部里。我和我的表哥在一起。假期刚刚开始。他和我讲话。他说他叫柯尔特。他说他是英国人。开始他说他是荷兰人，接着又说是英国人。都是谎言。后来他告诉我，他是从意大利的威尼斯来的。

我们常在一起开车转悠。只要有时间，他总是到学校接我。我们常到湖边去，在那里散步。我们经常在室外消磨时间。我们常常走上好几个小时。

是的。曾在冬天。

一辆敞篷车。开始是一辆敞篷车，接着是一辆红色的菲亚特，一扇玻璃碎了。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车。不，我不怎么想这些。他告诉我，他是卖车的。

一支猎枪和一把大的手枪，很重的家伙。我不知道。有时候也是一把小点的手枪。到了空地上，他也让我开几枪。他得开枪。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们用化名。他杀了他的父母。接着在牢里坐了五年。他没法在老家待下去，就去了法国。他最后想要自由。

不。

他总是有钱。一些不值钱的小东西，也许吧，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的。有一次，他给了我一个冰激凌，我得坐在车里等他，我想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他偷来的。但也没想别的。没怎么多想。

开始的时候，没怎么想。有时他要把我的手绑在身后，我要叫的时候，他很快就不那么做了。不。从来没有。总是自愿的。

我们住在废弃的房子或是谷仓里。我想那些是废弃的房子。他总是直接进去。里面没有住人。我觉得很有趣。房子里总是很冷。他从不觉得冷。也睡得很少。

假期结束了，我告诉他，我们之间结束了。开始的时候他并不相信。不。还见了几次。然后？没有见过了。

他突然站在学校门口。我怕他。我不想跟他再有任何关系，就跑了。他说他用一只手就可以宰了我的五个朋友。什么也没发生。后来他走了。那是最后一次。是的。

还有一次。是我的生日。我想他可能是在海上吧。他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他现在当了节目主持。再也没有了。

电 影

梦

（1）《死时，告诉我你要去哪里》，

艾里西欧·苏比耶拉执导[1]

（2）《戈白》，莫森·玛克玛尔巴夫执导[2]

海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北野武执导[3]

云

（1）《浮云往事》，阿基·考里斯马基执导[4]

（2）《正念的步骤》，托马斯·卢卿格执导[5]

公交站

《面孔》，约翰·卡索维茨执导[6]

雪

《离魂异客》，吉姆·贾木汗执导[7]

雨

《云》，费尔南多·E.索拉纳斯执导[8]

神谕

《罗贝托·苏科》，赛德里克·康执导[9]

英文由马克·卡纳克（Mark Kanak）译自德语

迪尔特·斯波尔

Dieter Sperl

1966年生于奥地利沃尔夫斯贝格（Wolfsberg），长在施蒂里亚州的小镇泽特维格，后赴格拉茨（Graz）学习语言、文学与哲学。曾担任实验性文学杂志《视角》（perspektive）的编辑，创建并编辑出版理论与文学丛书“对立面”（gegens?tze）。从事过教师、语言训练员、解说员与写作工作。1997年移居维也纳，2005——2007年为《维也纳报》工作，并负责艺术杂志《ST/A/R》的文学部分。创作多部广播剧及两部小说，其一为《漫游的人》（Random Walker，2005），为作者的观影笔记，所选短篇便出自其中；其二为《无意》（Absichtslos，2007），描写维也纳生活。目前为俄亥俄州鲍灵格林州立大学的驻校作家。

【注释】

[1] 本节电影和导演译名参照百度百科。原文名称在脚注中：Don’t Die Without Telling Me Where You’re Going，导演：Eliseo Subiela

[2] Gabbeh，导演：Mohsen Makhmalbaf。片名又译《魔毯》。

[3] A Scene at the Sea，导演：Takeshi Kitano

[4] Drifting Clouds，导演：Aki Kaurismaki

[5] Schritte der Achtsamkeit（Steps of Mindfulness），导演：Thomas Lüchinger

[6] Faces，导演：John Cassavetes

[7] Dead Man，导演：Jim Jarmusch

[8] The Cloud，导演：Fernando E.Solanas

[9] Roberto Succo，导演：Cedric Kahn

刀片兄弟情

Brothers of the Blade

［阿尔巴尼亚］ 艾瑞里安·莱柯

尚晓进 译

没人知道，我们以什么为原料炮制出为数不多的欢乐，而这欢乐又时不时转化为我们内心的恶意和体内的毒素；没人明白，我们为何剜心剖腹，为何将原本要用来对付世界的尖刺扎向自己，深深刺入骨肉深处；为何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不惜一切，只为满足这无法遏止的渴望——敞开自我，彼此相依相伴，像其他人一样；为何胡说八道，为何齐声唱那些高调，而独处时我们原本不屑提起；为什么宽恕；为什么欢笑；为什么快乐时松开手里的线，让风筝高飞，而过后却感到如此的空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灵魂飘离我们，远过脱锚后漂远的一艘船——锚定船只原是为了防止船无风时搁浅或在暴戾的寒风中触礁。大哥也这样想，他今天一袭黑色礼服，推得短短的发茬紧贴着头皮，新修了面，又喝了几杯葡萄酒，不多，只不过润润肚肠而已，跟所有的大男人一样。他是地道的大男人，今夜要独当一面。至少，要比父亲有担当，他只管笑容可掬，举杯祝儿子们健康；至少，要比母亲有担当，她觉得自己挺幸运，生了两个儿子，而一切又都挺好；至少，要比妹妹有担当，她只管和丈夫跳舞，梦想着怀孕，怀上一对双胞胎；至少，要比妻子有担当，她只会幸灾乐祸，嘲笑他们所犯的傻。尤其是，必须比所有新结下的姻亲们有担当，他们只想着灌醉他，搞定他，在这个清新的九月夜晚，在他给小弟操办婚事的这个夜晚。

不过，说实在的，他从来也不仅仅是“小弟”。多年来，自打父亲不中用后，他一直是家里的掌门人，母亲的帮手，父亲和妹妹的监管人。今天，为了小弟的缘故，他穿了一身黑礼服——实乃独特的赏心乐事。

周日，天刚破晓，他让理发师给修了面，回来时，一身古龙香水的味道，一道小血痕洇湿了贴在脖子上的一小条报纸片，理发师试图拿报纸片掩住那道割伤。他敲门唤小弟起床时，内心焦虑不安。此刻，小弟裹着白被单，仍在床上酣睡，仍流连于梦乡——半夜里，他按礼数上门拜访了岳父母家。大哥兀自疑惑着，惶恐着，怕素来诡异的命运又将新郎送到镇上那位理发师的手里，他似乎赋予剃刀喋血复仇的权利，专门针对他们家族一代代的罪人，对他们最杰出卓越的后代下手，在他新婚大喜之日，趁理发修面之际割伤他，在此一瞬间完成对整个家族的惩罚。敲门时，这念头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他敲着门，呼唤弟弟起来，准备婚礼的诸多事宜。

他起来了，伸着懒腰，舒展着一身散架的筋骨，浑然不觉大哥心神不宁。他说：

“感觉今天是个结婚的好日子。婚礼的东西样样备齐了。”

婚礼的东西样样备齐了。大着嗓门向母亲要了劲大浓稠的咖啡，跟妹妹要了热腾腾的自炸凝乳酪面圈，卧于床榻之时求父亲送了卷得紧实的香烟，又跟一个姨子讨了杯水——“我嫡嫡亲的姨姐妹，请给我一杯水吧。”他说。此外，还有新郎的一应准备。

“好！胡须，发卷，髭须——你可以给我打理。大喜之日，还得自己剃须修面，那算什么狗屁新郎啊？”他向大哥提出请求，大哥刚才在劝他——尽量以平静的语气——今天别到镇上理发师那里理发了。

“我？”

大哥的手开始颤抖。他已经跟新郎说了，别把自己置于理发师的剃刀下，可是，他也不愿自己操剃刀。他仿佛站在一个大坑前，接着看到自己被火焰包围。他感到冥冥中有股力量在运作，要毁掉他努力完成的善举，这力量要搅乱所有既定的事实，让一切翻云覆雨。他觉得自己晕头转向。我不是想把他从理发师手里救出来的么？他已经割伤了我的脖子。大哥暗自问自己，我不是想保护弟弟么？免得他在婚礼之日沦落为献祭的牺牲，让他的新娘在父母家里坐等，目光顺着墙壁一直望到墙角，等待着，焦盼着，咬着牙，哼一首无调的歌，比方说，“你回家后，还来上门做客吗？” 大哥只不过想点燃一根火柴，把命运之路照亮一点，但他忘记有多少人一直在附近窥伺，憋着一口气，迫不及待要呼出来，吹灭你微弱的火焰。他也想在这一天之内回报弟弟为这个家的倾情付出。他想保护他，把他藏起来。可是，不，事情整个儿错了。他想帮助弟弟，却成了命运的帮凶，他唤醒了沉睡的邪恶——那邪恶像他弟弟一样，睡在一张被单下。他听到小弟说：

“你就尽哥哥的义务，今天伺候我一下吧——就这一天，我拿一辈子回报，你知道，我把这辈子奉献给了你，给了你们大家。”

堂而皇之的大话，当然，小弟一般都这个调调，但和往常一样，说得也没错。大哥在井台上摆好圆手镜、一碗热水、肥皂和刷子，然后，抬起眼睛望着苍天。他从不曾给别人剃过头修过面，所以，他一边在磨石上磨着崭新的剃刀片，一边紧咬着牙关，又一遍遍抚摸那道已经干了的伤痕，镇上的理发师想用报纸片掩住的那道伤痕。此时，小弟来到了院子里，他把喝了一半的咖啡放在井台上，然后坐进自己摆好的椅子里。他穿着一件雪白的府绸衬衫，像羔羊般伸着脖子。父亲、母亲、姐姐、姨妹都在旁边，他一边和大家说笑，指使这个，又吩咐那个。

大哥的嘴角浮出笑意。他还是头一次看见弟弟这个样子。头一次发现，从他的脑袋、肩膀、步态和言语里，不再辨认得出父亲的影子，他们那谦卑的父亲，从前家中的顶梁柱。而且，他几乎还能听到脚步声。他想象着，村里的长者和智者都来了，又都匆匆溜走了，并没过来打搅他弟弟。此刻，小弟正在挣脱那些沉重的影子，那些影子想让他挺直身子，却总是把他拖拽得弯下了腰，他渴望以孩子的眼睛把树林看作自己的王国，而影子们却迫使他以成人的目光打量树林，把贩卖木材作为唯一的目的——如此，父亲的烟袋里会有烟草，母亲可以用上黑丝绸的头巾，妹妹可以有份嫁妆，而大哥可以完成学业。此刻，小弟正从这些影子的束缚里解脱出来，它们逼得他过早成人，此刻，他又变成了个孩子，而父亲和大哥在一旁望着。大哥看着他欢笑，觉得眩晕，他捏捏自己的手腕，举起剃刀片，祝福那把新郎重新变成孩子和兄弟的力量，而无论那力量是什么。

但这以后，当小弟不再是家中隐秘的父亲以及忧伤的天使，那么，谁会是我们真正的父亲？我又会是什么？大哥问自己，悲伤地将头扭向妻子。他闭上眼睛，把剃刀凑到弟弟的脖子上，正在咽喉的上方。他咽下一大口唾沫。在向着微微颤动的毛发进刀前，他摸了摸弟弟脖子上粗糙的皮肤，触摸到血管焦急的跳动。他猛地睁开了眼睛。没有什么比弟弟的微笑更为平静的了。

“你还不如就把头发好好梳梳得了，别再修面了，”大哥说，“这样咱俩都轻松些。”

这时，他才记起，要先用热水和肥皂把弟弟的胡茬泡软。于是，他开始发狠地打肥皂，好像中了邪一般，好像要把弟弟那张太阳烤成焦黄色的脸快快填平抹白，好像要赶着去赴剃刀与肌肤的约会，赶着品味金属爱抚肌肤的快意，在那爱抚中，金属体贴着肌肤上的每一寸毛发与伤痕，又好像要赶着节奏，让剃刀刮过胡茬、皮肤以及血管，令面庞焕然一新，给世界增添一张新面孔，一个新人的面孔。

可是打上肥皂后，大哥发现自己无法继续下去了。他眼睛发花，嘴角慢慢聚了一小滴唾沫，亮晶晶的一缕汗顺着脖子滴到胸口，剃须泡沫溅了一身。他知道，他必须动手，动手，最终完成这可憎的义务。他又看了看弟弟的脸——闭着眼，洋溢着幸福，或许还在做着美梦——还是无法下手。

“我脖子上有个疱块，”小弟说，“你剃到那里时，得小心些。”

大哥把刷子扔进碗里，重新拾起剃刀，把剃刀在掌心里来回抹过一遍，然后，把弟弟的连鬓胡子向上推起，好把脖子褶皱处的细密皱纹拉平。

“别剃太干净了，”小弟心不在焉地说，“我可不想看起来像个小孩子似的。”

大哥叹了口气。这以后，当小弟不再充当我们的父亲，谁会是我们真正的父亲？我又会是什么？他再次寻思着这个问题，问题在他耳朵里如钟声轰鸣。他终于准备好顺着那等待中的脸颊刮下去了。他的指尖触摸到一道深深的伤疤，在下巴下方约两个拇指的地方。这是他为妹妹和一个十六岁男孩打架受伤后留下的，他一边想，一边把手指往上移了移，准备换个地方动剃刀。得从脖子上开始，我想，逆着毛发生长的方向，他跟自己说，但指尖随即触到另一处伤疤，大哥仿佛遭了蛇咬一般，猛地抽开了手。他记得，这道疤缝了六针，遭的罪不小，因为当初划伤他的那片马口铁不仅很大，而且锈迹斑斑。那次受伤是因为邻居家孩子掉进木材防腐油坑里了，他跳到坑里把孩子救了出来。他再次将刀片贴到小弟的脸上——刀片在清晨的阳光里闪着亮光——他凝视着小弟的脸。伤疤、鞭痕、粉瘤、皱纹——刮脸时，稍不小心，便会弄得血流满面。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整个童年，两人相依为命的童年，在他眼前如画卷般呈现开来，仿佛伸手便可触及，在两道伤疤之间，他看到那一天，兄弟俩互相给对方抹鞋油，把鞋油抹在鼻子下和脸颊的两侧，好早点看起来像个男子汉。

大哥抬起手。刀片凑近等待中的脸颊。他僵硬地站着，手顺着脸颊抚下去，想为剃刀清理出一条路径来，就像滑雪人在跳入悬崖前，沿着积雪的滑道一路迅速滑下。此刻，他问道：

“从哪儿开始呢？”

他等了好一会儿，等待小弟回答，等得如此之久，以致他开始疑惑，邪恶是否果真已经出击了，他清晨感觉到的邪恶，他从黎明时就开始畏惧的邪恶——黎明时，他开始怀疑，命运的藤蔓已从孔洞间钻入理发师的屋子，并且缠上了他的手腕。不过，弟弟也许不过是睡着了，在阳光下打个盹而已，再过几个钟头，他就会脱胎换骨，成为人家的丈夫。无论我们以什么为原料炮制出为数不多的欢乐，这原料的确弥足珍贵，大哥想。我们为别人而改变自己，我们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只为彼此相伴，直到锚链最终折断，船只驶远，奔赴自己的航程……

大哥乐于缅想：小弟在做着什么美梦，他在梦中微笑着——但我们无从知道，对于与我们共度人生的人，我们所知的微乎其微，而现在也不是揣摩的时间，尤其是听见父亲粗着嗓门在喊：“这么大会儿工夫，拿块玻璃片，我都能把整只羊羔的皮剥完了，更别说给小弟剃须了！”待太阳西沉时，小弟就要摆脱锚链远航了，天气晴好，他将驶向更安宁的港湾，穿越波平如镜的水面……平滑如一张没有瑕疵的脸。

英文由萨拉·佩帕利姆·史密斯（Sara “Perparim” Smith）译自阿尔巴尼亚语

艾瑞里安·莱柯

Arian Leka

1966年生于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Durres），曾在都拉斯的让·库库泽里音乐学院（Jan Kukuzeli Music Academy）学习音乐，之后，到首都地拉那（Tirana）学习阿尔巴尼亚语言和文学。他是波艾蒂卡（Poeteka），即“阿尔巴尼亚国际诗歌和文学节”的创始人。其作品包括诗集《沉睡的船只》（Anija e Gjumit，2000）和《斜视》（Strabizem，2004），小说《死亡的罪恶》（Veset e te Vdekurve，1997）、《屋里的蛇》（Gjarpri，2002），以及短篇小说集《风平浪静的国度》（Ky vend i qete ku s’ndodh asgje，1994）和《人之背》（Shpina e Burrit，2004）。莱柯也是一位翻译家，将尤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萨瓦多尔 · 夸西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和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等人的作品译介到阿尔巴尼亚。他两度被授予阿尔巴尼亚作家联盟奖（the Prize of the Albanian Writers Union），2006年度获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奖金（Heinrich Böll House fellow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