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万物简史

趣味生活简史

桂图登字：20-2004-135

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 by BILL BRYSON

Copyright © 2003 BY BILL BRY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D MAT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5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物简史/（美）布莱森著；严维明，陈邕译.——南宁：接力出版社，2005.2

书名原文：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

ISBN 978-7-80679-754-9

Ⅰ.①万… Ⅱ.①布…②严…③陈… Ⅲ.①自然科学-普及读物 Ⅳ.①N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39985号

责任编辑：陈邕 美术编辑：严冬 责任校对：刘会乔

责任监印：陈嘉智 版权联络：董秋香 营销主理：张猛

社长：黄俭 总编辑：白冰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530022

电话：010-65546561（发行部） 传真：010-65545210（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E-mail：jieli@jielibook.com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大厂聚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8 字数：415千字

版次：2005年2月第1版 印次：2016年8月第35次印刷

印数：476 001—496 000册 定价：36.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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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简史》中译本科学顾问

许智宏

----北京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甘子钊

----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家超导技术专家委员会第一首席科学家

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院士

----著名理论物理学家

《万物简史》中译本译文审订专家

吴国盛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刘兵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

----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田松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张卜天

----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关于本书

这是一部有关现代科学发展史的既通俗易懂又引人入胜的书，作者用清晰明了、幽默风趣的笔法，将宇宙大爆炸到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繁多妙趣横生的故事一一收入笔下。惊奇和感叹组成了本书，历历在目的天下万物组成了本书，益于人们了解大千世界的无穷奥妙，掌握万事万物的发展脉络。

书中回溯了科学史上那些伟大与奇妙的时刻，引用了近年来发现的最新科学史料，几乎每一个被作者描述的事件都奇特而且惊人：宇宙起源于一个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见的奇点；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会使北美洲和欧洲北部地区变得更加寒冷；1815年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坦博拉火山喷发以及相伴而来的海啸夺走了10万人的生命；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是“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而那些沉迷于科学的科学家们也是千奇百怪：达尔文居然为蚯蚓弹起了钢琴；牛顿将一根大针眼缝针插进眼窝，为的只是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富兰克林不顾生命危险在大雷雨里放风筝；发现第一批陆地动物鱼甲龙化石的瑞典古生物学家贾维克居然数错了手指、脚趾的数量，还把化石藏了48年不让别人看……

本书在讲述科学的奇迹与成就的同时，还浸润着浓郁的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作者一次次把目光对准人类那些糟糕的发明，震惊于人类对海洋的危害、对大气的污染以及对动物的赶尽杀绝等。全书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一千古命题作了极为精当的阐释，每一个人在阅读此书之后，都会对生命、对人生、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全新的感悟。一位美国小读者的父亲说，读过《万物简史》之后，他对死亡不再感到恐惧。作者认为，这是一本书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

目录

《万物简史》中译本序

引言

第一部

寥廓的空宇

第一章 如何营造一个宇宙

第二章 欢迎光临太阳系

第三章 埃文斯牧师的宇宙

第二部

地球的大小

第四章 事物的测定

第五章 敲石头的人们

第六章 势不两立的科学

第七章 基本物质

第三部

一个新时代的黎明

第八章 爱因斯坦的宇宙

第九章 威力巨大的原子

第十章 把铅撵出去

第十一章 马克老大的夸克

第十二章 大地在移动

第四部

处境危险的行星

第十三章 砰！

第十四章 地下的烈火

第十五章 美丽而危险

第五部

生命本身

第十六章 孤独的行星

第十七章 进入对流层

第十八章 浩瀚的海洋

第十九章 生命的起源

第二十章 小生物的世界

第二十一章 生命在延续

第二十二章 多灾多难的生命进程

第二十三章 丰富多彩的生命

第二十四章 令人惊叹的细胞

第二十五章 达尔文的非凡见解

第二十六章 生命的物质

第六部

通向我们的路

第二十七章 冰河时代

第二十八章 神秘的两足动物

第二十九章 永不安分的类人猿

第三十章 一个星球，一次实验

《万物简史》中译本序

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许智宏

我在到北大当校长之前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教育与科研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探索科学奥妙、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宣传科学思想，提高人类的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本领。一部好的科普作品（比方说40年前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或者一本引人入胜的科学幻想小说，往往能产生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专业的学术著作所难以达到的。一个民族的整体科学素养要提高，必须从青少年抓起，而要把青少年吸引到科学殿堂之中，就需要有大量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有趣的科普作品。

2003年5月，《万物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在美国出版，旋即在欧美各国引起极大轰动。不仅连续数十周高居《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畅销书排行榜最前列，而且还进入了2003年底由亚马逊网站评出的年度十大畅销书之列，在年度科学类图书畅销书排行榜中，本书更是勇夺桂冠。当然，市场的反应并不能完全证明一本科普读物的价值，更让我感兴趣的是学术界和新闻界的评价。牛津大学教授、国际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会长彼特·阿金斯称，《万物简史》“可以跻身于最引人入胜的图书之列”；国际知名科学家、南澳大利亚州科学委员会主席提姆·弗兰纳里认为本书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出版商周刊》评价说“科学从未如此引人入胜，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也从未如此充满了惊奇和美妙”；《纽约时报》则认为《万物简史》“似乎注定要成为一部现代科普著作的经典”。2004年初，本书又被权威的美国《科学》杂志评选为2003年度最佳科学著作之一。同年6月，本书夺得了世界最著名的科普图书大奖安万特（Aventis）奖。据我所知，该奖项由英国皇家学会创立于1988年，每年颁发一次，自2000年开始才由赞助商安万特公司冠名。此前的获奖者包括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和进化论学者史蒂芬·杰·古尔德。本届安万特评委会主席罗伯特·温斯顿在《万物简史》获奖祝词中说：“这部雄心勃勃的著作，通过一种富于智慧和极易理解的方式，将科学与最广大的潜在读者联系在了一起。”

《万物简史》用清晰明了、风趣幽默的笔法，讲述了从宇宙大爆炸到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发生的故事。作者比尔·布莱森是一位尽职尽责的作者，为了更好地完成此书的写作，这位“目前活在世上的最有趣的旅游文学作家”（《泰晤士报》）前后花了3年时间，广泛查阅各种资料，并且向数十种学科的几百位专家请教了当今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其态度是相当认真的。作者似乎天生具有将枯燥的东西讲得引人入胜的本领，他用漫谈的方式，通过讲述各种历史逸事把难懂的科学概念写得生动可读。宇宙是如何诞生的？地球是如何形成的？生命是如何出现在地球上的？世间万物是怎样演进的？人类是怎样一步步成为地球的主宰的？——作者妙笔生花，将一大堆的枯燥学问用“十万个为什么”似的活泼的方式端到了读者面前。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作者对宇宙哲学、古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气候学、生命科学、地质学、人类学的许多基本常识，都异常清晰和熟练地进行了解释。《纽约时报》说：“布莱森绝对是旅行的好伴侣，而且也是一位用谐谑之眼观察入微的作家！每个阅读他作品的人都会不断地遇上乐趣，而且惊觉自己在他的发现之旅中有着高度的参与感。”这句话用来评价《万物简史》是再准确不过了。

我十分乐意向中国的广大读者推荐这本既妙趣横生而又令人大开眼界的书，希望它能唤起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在他们的心里播下热爱科学的种子。其实这本书对于成年人来说同样也是一本十分具有可读性的作品，它可以使人们了解到科学其实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神秘和高深，它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通过阅读本书，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读者可以“在不大专门或不需要很多知识的，而又不完全是很肤浅的层面上，理解和领会——甚至是赞叹和欣赏——科学的奇迹和成就”。浸润在书中的强烈的人文关怀，使每一个人在阅读此书之后都会对生命、对人生、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产生全新的感悟。我真诚地企盼能够有更多高水准的科普作品出自我们中国的科学家、科普作家之手，为“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多做一点打基础的工作。

许智宏

2004年12月17日

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有一次对他的朋友汉斯·贝特说，他准备写日记：“我不打算发表。我只是想记下事实，供上帝参考。”

“难道上帝不知道那些事实吗？”贝特问。

“知道，”西拉德说，“他知道那些事实，可他不知道这样描述的事实。”

——汉斯·克里斯琴·冯·拜耳《征服原子》

引言

欢迎，欢迎。恭喜，恭喜。我很高兴，你居然成功了。我知道，来到这个世界很不容易。事实上，我认为比你知道的还要难一些。

首先，你现在来到这个世界，几万亿个游离的原子不得不以某种方式聚集在一起，以复杂而又奇特的方式创造了你。这种安排非常专门，非常特别，过去从未有过，存在仅此一回。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我们希望）这些小粒子将任劳任怨地进行几十亿次的巧妙合作，把你保持完好，让你经历极其惬意而又通常未被充分赏识的状态，那就是生存。

为什么原子这样自找麻烦，这还搞不大清楚。形成你，对原子来说并不是一件心旷神怡的事情。尽管组成你的原子如此全神贯注，它们其实对你并不在乎——实际上，它们甚至不知道你的存在。它们甚至也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它们毕竟是没有头脑的粒子，连自己也没有生命。（要是你拿起一把镊子，把原子一个一个从你的身上夹下来，你就会变成一大堆细微的原子尘土，其中哪个原子也从未有过生命，而它们又都曾是你的组成部分，这是个挺有意思的想法。）然而，在你的生存期间，它们都担负着同一个任务：使你成为你。

原子的心思很活。它们的献身时刻倏忽而过——简直是倏忽而过，这是个坏消息。连寿命很长的人也总共只活大约65万个小时。而当那个不太遥远的终结点或沿途某个别的终点飞快地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由于未知的原因，你的原子们将宣告你生命的结束，然后散伙，悄然离去成为别的东西。你也就到此为止。

不过，这事还是发生了，你可以感到高兴。总的来说，据我们所知，这类事情在宇宙别的地方是没有的。这的确很怪，原子们如此大方、如此协调地聚集在一起，构成地球上的生物，而同一批原子在别处是不肯这么做的。不说别的，从化学的角度来说，生命只有这个世界上才有，真是不可思议：碳、氢、氧、氮、一点儿钙、一点儿硫，再加上一点儿很普通的别的元素——在任何普通药房里都找得着的东西，这些就是你的全部需要。原子们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们形成了你。当然，这正是生命的奇迹。

不管原子在宇宙的别的角落是不是形成生命，它们形成许多其他东西；实际上，除了生命以外，它们还形成别的任何东西。没有原子，就没有水，就没有空气，就没有岩石，就没有恒星和行星，就没有远方的云团，就没有旋转的星云，就没有使宇宙如此动人、如此具体的任何别的东西。原子如此之多，如此必不可少，我们很容易忽视它们实际存在的必要性。没有法则要求宇宙间充满物质微粒，产生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光、引力和其他物理性质。实际上也根本不需要宇宙。在很长时间里就没有宇宙。那时候没有原子，没有供原子到处飘浮的宇宙。什么也没有——任何地方都什么也没有。

所以，谢天谢地，有了原子。不过，有了原子，它们心甘情愿地聚集在一起，这只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部分条件。你现在在这个地方，生活在21世纪，聪明地知道有这回事，你还必须是生物方面一连串极不寻常的好运气的受益者。在地球上幸存下来，这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自开天辟地以来，存在过上百上千亿物种，其中大多数——据认为是99.9%——已经不复存在。你看，地球上的生命不仅是短暂的，而且是令人沮丧的脆弱的。我们产生于一颗行星，这颗行星善于创造生命，但又更善于毁灭生命，这是我们的存在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地球上的普通物种只能延续大约400万年，因此，若要在这里待上几十亿年，你不得不像制造你的原子那样变个不停。你要准备自己身上的一切都发生变化——形状、大小、颜色、物种属性等等——反复地发生变化。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变化的过程是无定规的。从“细胞质的原始原子颗粒”（用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话来说），到有知觉、能直立的现代人，要求你在特别长的时间里，以特别精确的方式，不断产生新的特点。因此，在过去38亿年的不同时期里，你先是讨厌氧气，后又酷爱氧气，长过鳍、肢和漂亮的翅膀，生过蛋，分叉的舌头咝咝作响，曾经长得油光光、毛茸茸，住过地下，住过树上，曾经大得像麋鹿，小得像老鼠，以及超过100万种别的东西。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演变步骤，只要发生哪怕最细微的一点偏差，你现在也许就会在舔食长在洞壁上的藻类，或者像海象那样懒洋洋地躺在哪个卵石海滩上，或者用你头顶的鼻孔吐出空气，然后钻到18米的深处去吃一口美味的蚯蚓。

你不光自古以来一直非常走运，属于一个受到优待的进化过程，而且在自己的祖宗方面，你还极其——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好运气。想一想啊，在38亿年的时间里，在这段比地球上的山脉、河流和海洋还要久远的时间里，你父母双方的每个祖先都很有魅力，都能找到配偶，都健康得能生儿育女，都运气好得能活到生儿育女的年龄。这些跟你有关的祖先，一个都没有被压死，被吃掉，被淹死，被饿死，被卡住，早年受伤，或者无法在其生命过程中在恰当的时刻把一小泡遗传物质释放给恰当的伴侣，以使这唯一可能的遗传组合过程持续下去，最终在极其短暂的时间里令人吃惊地——产生了你。

本书要说一说这事是怎样发生的——尤其是我们怎样从根本不存在变成某种存在，然后那种存在的一小点儿又怎样变成了我们。我还要说一说在此期间和在此以前的事。这当然要涉及好多事情，所以这本书就叫作《万物简史》，虽然实际上并非包罗万物，也不可能如此。但是，要是运气好的话，等你读完本书的时候，你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有那种感觉。

不管怎么说，我写本书的最初灵感，来自我在念小学四、五年级时有过的一本科普读物。那是20世纪50年代学校发的一本教科书——乍一看去，皱皱巴巴，招人生厌，又笨又重，但书的前几页有一幅插图，一下子把我迷住了：一幅剖面图，显示地球的内部，样子就像你拿起一把大刀，切到行星里面，然后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块楔形物，代表这庞然大物的大约四分之一。

很难相信，我以前怎么从没有见过这类插图，我记得完全给迷住了。我的确认为，起初，我的兴趣只是基于一种个人的想象，美国平原上各州川流不息的车流毫无提防地向东驶去，突然越过边缘，从中美洲和北极之间一个6 000多公里高的悬崖上一头栽下，但我的注意力渐渐地转向这幅插图的科学含义，意识到地球由明确的层次组成，中心是一个铁和镍的发热球体。根据上面的说明，这个球体与太阳表面一样灼热。我记得当时我无限惊讶地想：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对这个信息坚信不疑——我至今仍然容易像相信医生、管道工和别的神秘信息的拥有者那样相信科学家的说法——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人的脑子怎么能确定在离我们几千公里下面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是由什么构成的，而那可是肉眼根本看不见、Ｘ射线也穿不透的呀。在我看来，那简直是个奇迹。自那以后，这一直是我对待科学的态度。

那天晚上，我很兴奋，把这本书抱回了家，晚饭之前就把书打开——我想，正是由于这个举动，我的母亲摸了摸我的额头，看看我是不是病了——翻到第一页，读了起来。

结果发现，这本书毫不激动人心。实际上，它根本晦涩难懂。首先，它没有回答那幅插图在正常人好奇的脑子里产生的任何问题：在我们这颗行星中心怎么会冒出来一个“太阳”？他们怎么知道它的温度？要是它在下面熊熊燃烧，我们脚下的地面怎么摸上去不是烫的？为什么内部的其余部分没有熔化，或者正在熔化？要是地心最终烧尽以后，地球的某个部分是不是会塌陷，在地面上留下一个大坑？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的？你是怎么测算出来的？

但是，说来也怪，作者对这些具体疑问只字不提——实际上对任何疑问都只字不提，只是说些什么背斜呀，向斜呀，地轴偏差呀，等等。他似乎有意把一切都弄得深不可测，以便守住好东西的秘密。随着岁月流逝，我开始认为这不完全是出于个人动机。教科书的作者似乎有个普遍的阴谋，他们要极力确保他们写的材料绝不过于接近稍有意思的东西，起码总是远远回避明显有意思的东西。

现在，我知道有好多好多科普作家，他们写出了通俗易懂而又激动人心的散文——我一下子就可以点出蒂莫西·费瑞斯、理查德·福泰和提姆·弗兰纳里三位（且不说已故的“神”一样的理查德·费曼）——但是，令人伤心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写过我用过的教科书。我用过的教科书全都是“人”（始终都是“人”）写的，他们怀有一种有趣的想法，觉得什么只要用公式一表达，就变得一清二楚，他们还抱有一种奇特而自欺的信念，认为美国的孩子们会喜欢各个章节的结尾部分都带有问题，供其在自己的空闲时间里冥思苦想。所以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确信科学是极其枯燥的，但我又怀疑情况不一定是这样的，只是我一直不想思考这个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我的态度就是这样的。

接着，很久以后——我想大约是在四五年之前——我正做一次飞越太平洋的长途旅行，我漫不经心地朝飞机的舷窗外望去，只见一轮皓月挂在天空，下面是洒满银色月光的一望无际的海洋，突然，一种强烈的不安感涌上我的心头，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我，对于自己长期以来置身其间，而且这辈子也只能生活于其间的地球，竟然是那样缺乏了解。比如，我不知道为什么海水是咸的，而五大湖的湖水却是淡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不知道随着时间的过去，海水会变得越来越咸，还是越来越淡，不知道海水的咸度是不是我该关心的问题。（我很乐意告诉你，直到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们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只是悄悄地议论这些事。）

当然，海水的咸度只是我不知道的事情中的极小部分。我不知道什么是质子，什么是蛋白质，不知道类星体的夸克，不理解地质学家怎么只要看一眼峡谷壁上的一层岩石，就能说出它的年龄——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我心里迫切想要知道一点儿这些问题，尤其想懂得人家是怎样测算出来的。科学家们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这对我来说始终是最大的奇事。他们怎么知道地球的重量，怎么知道岩石的年龄，怎么知道地心深处实际上是什么东西？他们怎么知道宇宙是怎样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的，它开始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怎么知道原子内部的情况？科学家怎么往往好像差不多什么都知道，而又仍不能预测地震，甚至不能准确地告诉我们下星期三看比赛时该不该带雨伞？

于是，我决定今生要拿出一部分时间——结果是花了3年时间——来读书看报，寻访很有耐心、德高望重、愿意回答许多无人吭声的特别问题的专家。我倒想要看看，是不是有可能在不大专门或不需要很多知识的，而又不完全是很肤浅的层面上，理解和领会——甚至是赞叹和欣赏——科学的奇迹和成就。

这曾经是我的想法，我的希望，本书就是按照这个意图来写的。反正，我们要涉及的范围很广，而办这件事又远远用不着65万个小时，因此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部

寥廓的空宇

它们都处于同一平面。它们都在沿同一方向转动……你要知道，这真是完美无缺的，这真是不可思议的，这几乎是很神奇的。

——天文学家杰弗里·马西对太阳系的描述

第一章 如何营造一个宇宙

无论怎么努力，你都永远也想象不出质子有多么微小，占有多么小的空间。它实在太小了。

质子是原子极其微小的组成部分，而原子本身当然也小不可言。质子小到什么程度？像字母“ｉ”上的点这样大小的一滴墨水，就可以拥有约莫5 000亿个质子，说得更确切一点，要比组成50万年的秒数还多。因此，起码可以说，质子是极其微小的。

现在，请你想象一下，假如你能（你当然不能）把一个质子缩小到它正常大小的十亿分之一，放进一个极小的空间，使它显得很大，然后，你把大约30克物质装进那个极小极小的空间。很好，你已做好创建一个宇宙的准备。

我当然估计到，你希望创建一个会膨胀的宇宙。不过，要是你愿意创建一个比较老式而又标准的大爆炸型宇宙，你还需要别的材料。事实上，你需要收集现有的一切东西——从现在到宇宙创建之时的每个粒子——把它塞进一个根本谈不上大小的极小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奇点。

无论哪种情况，准备好来一次真正的大爆炸。很自然，你希望退避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观察这个奇观。不幸的是，你无处可以退避，因为奇点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当宇宙开始膨胀的时候，它不会向外扩展，充满一个更大的空间。仅有的空间是它一面扩展一面创造的空间。

把奇点看成是一个悬在漆黑无边的虚空中的孕点，这是很自然的，然而是错误的。没有空间，没有黑暗。奇点四周没有四周。那里没有空间供它去占有，没有地方供它去存在。我们甚至无法问一声它在那里已经多久——它是刚刚产生的，就像个好主意那样，还是一直在那里，默默地等待着合适的时刻的到来。时间并不存在。它没有产生于过去这一说。

于是，我们的宇宙就从无到有了。

刹那间，一个光辉的时刻来到了，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奇点有了天地之大，有了无法想象的空间。这充满活力的第一秒钟（许多宇宙学家将花费毕生的精力来将其分割成越来越小部分的1秒钟）产生了引力和支配物理学的其他力。不到1分钟，宇宙的直径已经有1 600万亿公里，而且还在迅速扩大。这时候产生了大量热量，温度高达100亿摄氏度，足以引发核反应，其结果是创造出较轻的元素——主要是氢和氦，还有少量锂（大约是1 000万个原子中有1个锂原子）。3分钟以后，98%的目前存在的或将会存在的物质都产生了。我们有了一个宇宙。这是个美妙无比的地方，而且还很漂亮。这一切都是在大约做完一块三明治的时间里形成的。

这个重大时刻的确切时间还是个有点争议的问题。宇宙到底是在100亿年以前形成的，还是在200亿年以前形成的，还是在100亿年到200亿年之间形成的，这个问题宇宙学家已经争论很长时间。大家似乎越来越赞成大约137亿年这个数字。但是，我们在后面将会进一步看到，这种事情是极难计算的。其实，我们只能说，在那十分遥远的过去，在某个无法确定的时刻，由于不知道的原因，科学上称之为t=0的时刻来到了。我们于是踏上了旅程。

当然，有大量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还有大量的事情我们现在或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以为自己知道而其实并不知道。连大爆炸理论也是不久以前才提出来的。这个概念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很流行，是一位名叫乔治·勒梅特的比利时教士兼学者首先提出了这种假设。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这种理论才在宇宙学界活跃起来。当时，两位年轻的射电天文学家无意中发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现象。

他们的名字分别叫作阿诺·彭齐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1965年，他们在美国新泽西州霍尔姆德尔的贝尔实验室，想要使用一根大型通信天线，可是不断受到一个本底噪声——一种连续不断的蒸汽般的咝咝声的干扰，使得实验无法进行下去。那个噪声是一刻不停的，很不集中的。它来自天空的各个方位，日日夜夜，一年四季。有一年时间，两位年轻的天文学家想尽了办法，想要跟踪和除去这个噪声。他们测试了每个电器系统。他们重新组装了仪器，检查了线路，查看了电线，掸掉了插座上的灰尘。他们爬进抛物面天线，用管道胶布盖住每一条接缝、每一颗铆钉。他们拿起扫帚和抹布再次爬进抛物面天线，小心翼翼地把他们后来在一篇论文中称之为“白色电介质”的、用更通常的说法是鸟粪的东西扫得干干净净。可是他们的努力丝毫不起作用。

他们不知道，就在50公里以外的普林斯顿大学，一组以罗伯特·迪克为首的科学家正在设法寻找的，就是这两位天文学家想要除去的东西。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研究生于苏联的天文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假设：要是你观察空间深处，你就会发现大爆炸残留下来的某种宇宙背景辐射。伽莫夫估计，那种辐射穿过茫茫的宇宙以后，便会以微波的形式抵达地球。在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甚至提出可以用一种仪器达到这个目的，这种仪器就是霍尔姆德尔的贝尔天线。不幸的是，无论是彭齐亚斯和威尔逊，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小组的任何专家，都没有看过伽莫夫的论文。

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听到的噪声，正是伽莫夫所假设的。他们已经找到了宇宙的边缘，或者说至少是它的可见部分，远在大约1 400万亿亿公里外。他们在“观望”第一批质子——宇宙中最古老的光，果然不出伽莫夫所料，时间和距离已经将其转变成了微波。艾伦·古思在他的《不断膨胀的宇宙》一书中提出一种类比，有利于大家理解这一发现的意义。要是你把观望宇宙深处比作是在从美国纽约帝国大厦的100层上往下看（假设100层代表现在，街面代表大爆炸的时刻），那么在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现那个现象的时候，已经发现的最远的星系是在大约60层，最远的东西——类星体——是在大约20层。彭齐亚斯和威尔逊的发现，把我们对宇宙可见部分的认识推进到了离大厅的地面不到1厘米的地方。

彭齐亚斯和威尔逊仍然找不到产生噪声的原因，便打电话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迪克，向他描述了他们遇到的问题，希望他能做出一种解释。迪克马上意识到两位年轻人发现了什么。“哎呀，好家伙，人家抢在我们前面了。”他一面挂电话，一面对他的同事们说。

此后不久，《天体物理学》杂志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为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所作，描述了听到咝咝声的经历；另一篇为迪克小组所作，解释了它的性质。尽管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并不是在寻找宇宙的本底辐射，发现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没有发表任何论文来描述或解释它的性质，但他们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只获得了同情。据丹尼斯·奥弗比在《宇宙孤心》一文中说，彭齐亚斯和威尔逊都不清楚自己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直到看到《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

顺便说一句，来自宇宙本底辐射的干扰，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把你的电视机调到任何接收不着信号的频道，你所看到的锯齿形静电中，大约有1%是由这种古老的大爆炸残留物造成的。记住，下次你抱怨接收不到图像的时候，你总能观看到宇宙的诞生。

虽然人人都称其为大爆炸，但许多书上都提醒我们，不要把它看作是普通意义上的爆炸，这是一次范围和规模都极其大的突然爆炸。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

有人认为，那个奇点也许是早年业已毁灭的宇宙的残余——我们的宇宙只是一系列宇宙中的一个。这些宇宙周而复始，不停地扩大和毁灭，就像一台制氧机上的气囊。有的人把大爆炸归因于所谓的“伪真空”，或“标量场”，或“真空能”——反正是某种物质或东西，将一定量的不稳定性带进了当时的不存在。从不存在获得某种存在，这似乎不大可能，但过去什么也不存在，现在有了个宇宙，事实证明这显然是可能的。情况也许是，我们的宇宙只是众多更大的、大小不等的宇宙的一部分，大爆炸到处不停地发生。要不然也许是，在那次大爆炸之前，时间和空间具有某种完全不同的形式——那些形式我们非常不熟悉，因此无法想象——大爆炸代表某个过渡阶段，宇宙从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形式过渡到一种我们几乎可以理解的形式。“这与宗教问题很相似。”斯坦福大学的宇宙学家安德烈·林德博士2001年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

大爆炸理论并不是关于爆炸本身，而是关于爆炸以后发生的事。注意，是爆炸以后不久。科学家们做了大量计算，仔细观察粒子加速器里的情况，然后认为，他们可以回顾爆炸发生10-43秒之后的情况，当时宇宙仍然很小，要用显微镜才看得见。对于每个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非同寻常的数字，我们无须把自己搞得头昏脑涨，但有时候也许不妨理解一个，只是为了不忘其难以掌握、令人惊奇的程度。于是，10-43秒就是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秒，或者是一千亿亿亿亿亿分之一秒。[1]

我们知道的或认为知道的有关宇宙初期的大部分情况，都要归功于一位年轻的粒子物理学家于1979年首先提出的膨胀理论。他的名字叫艾伦·古思，他当时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现在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他当时32岁，自己承认以前从没有做出过很大的成绩。要是他没有恰好去听那个关于大爆炸的讲座的话，很可能永远也提不出那个伟大的理论。开那个讲座的不是别人，正是罗伯特·迪克。讲座使古思对宇宙学，尤其是对宇宙的形成产生了兴趣。

最后，他提出了膨胀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爆炸后的刹那间，宇宙突然经历了戏剧性的扩大。它不停地膨胀——实际上是带着自身逃跑，每10-34秒它的大小就翻一番。整个过程也许只持续了不到10-30秒——也就是一百万亿亿亿分之一秒——但是，宇宙从手都拿得住的东西变成了至少10亿亿亿倍大的东西。膨胀理论解释了使我们的宇宙成为可能的脉动和旋转。要是没有这种脉动和旋转的话，就不会有物质团块，因此也就没有星星，而只有飘浮的气体和永恒的黑暗。

根据古思的理论，在一千亿亿亿亿亿分之一秒之内产生了引力。又过了极其短暂的时刻，又产生了电磁以及强核力和弱核力——物理学的材料。之后，又很快出现了大批基本粒子——材料的材料。从无到有，突然有了大批光子、质子、电子、中子和许多别的东西——根据标准的大爆炸理论，每种达10^79—10^89个之多。

这么大的数量当然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只要知道，刹那间，我们有了一个巨大的宇宙，这就够了——根据该理论，这个宇宙是如此之大，直径至少有1 000亿光年，但有可能是从任何大小直至无穷大——而且安排得非常完美，为恒星、星系和其他复杂体系的创建准备了条件。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说是那么完美。只要宇宙的形式稍稍不同——只要引力稍稍强一点或弱一点，只要膨胀稍稍慢一点或快一点——那么，也许就永远不会有稳定的元素来制造你和我，制造我们脚底下的地面。只要引力稍稍强一点，宇宙本身会像个没有支好的帐篷那样塌下来，也就没有恰到好处的值来赋予自己必要的大小、密度和组成部分。然而，要是弱了一点，什么东西也不会聚集在一起。宇宙会永远是单调、分散、虚空的。

有的专家之所以认为也许有好多别的大爆炸，也许有几万亿次大爆炸，分布在无穷无尽的永恒里，这就是原因之一；我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特定的宇宙，是因为这个宇宙适合于我们的存在。正如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华·P.特赖恩所说：“要回答它为什么产生了，我的浅见是，我们的宇宙只是那些不时产生的东西之一。”对此，古思补充说：“虽然创建一个宇宙不大可能，但特赖恩强调说，谁也没有统计过失败的次数。”

英国皇家天文学家马丁·里斯认为，有许多个宇宙，很可能是无数个，每个都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组合，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其组合的方式恰好适于我们存在的宇宙里。他以一家大服装店作为例子来进行类比：“要是服装品种很多，你就不难挑到一件合身的衣服。要是有许多宇宙，而每个宇宙都由一套不同的数据控制，那么就会有一个宇宙，它的一套特定的数据适合于生命。我们恰好在这样的一个宇宙里。”

里斯认为，我们的宇宙受到6个数据的支配，要是哪个值发生哪怕是非常细微的变化，事物就不可能是现在的这个模样。比如，现在的宇宙若要存在，就要求氢以准确而较为稳定的方式——说得具体一点，要以将千分之七的质量转化为能量的方式——转化为氦。要是那个值稍稍低一点——比如从千分之七降至千分之六——那么就不可能发生转化：宇宙只会由氢组成。要是那个值稍稍高一点——高到千分之八——结合就会不间断地发生，氢早已消耗殆尽。无论是哪种情况，只要这个数据稍有变动，我们所知的而又需要的宇宙就不会存在。

我要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恰到好处。从长远来说，引力也许会变得稍强一点；有朝一日，它可能阻止宇宙膨胀，让自己将自己压瘪，最后坍缩成又一个奇点，整个过程很可能重新开始。另一方面，引力也许会变得过弱，那样的话，宇宙会永远地膨胀，直到一切都互相远离，不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相互作用，于是宇宙就成为一个非常空旷呆滞而又没有生命的地方。第三种可能是，引力恰如其分——就是宇宙学家们所谓的“临界密度”——它把宇宙控制在一个恰当的范围，使事物永远继续下去。宇宙学家有时轻浮地把这称为“金发姑娘效应”——一切都处于恰如其分的状态。（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可能出现的宇宙分别叫作封闭式宇宙、开放式宇宙和扁平式宇宙。）

大家迟早会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假设你来到宇宙边缘，把头伸出帘幕，那会发生什么？你的头会在什么地方，要是它不再处于宇宙中的话？你会看到对面是什么？回答是令人失望的：你永远也到不了宇宙的边缘。倒不是因为去那里要花很长时间——虽然没错，的确要花很长时间——而是因为，即使你沿着一条直线往外走，不停地坚持往外走，你也永远到不了宇宙的边缘。恰恰相反，你会回到起始的地方（到了这种地步，你很可能会灰心丧气，放弃这种努力）。其原因是，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届时将会讲到），宇宙是弯曲的。至于怎么弯曲，我们也不大能想象出来。眼下，你只要知道，我们并不是在一个不断膨胀的大气泡里飘浮，这就足够了。确切点说，空间是弯曲的，恰好使其无限而又有限。恰当地说，甚至不能说空间在不断膨胀，这是因为，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史蒂文·温伯格指出的：“太阳系和星系并没有在膨胀，空间本身也没有在膨胀。”倒是星系在飞速彼此远离。这对直觉都是一种挑战。生物学家J.B.S.霍尔丹有一句名言：“宇宙不仅比我们想象的要古怪，而且比我们可能想象的还要古怪。”

为了解释空间是弯曲的，人们经常提出一个类比，他们试图想象，有个来自平面宇宙、从来没有见过球体的人来到了地球。不管他在这颗行星的表面上走得多远，他永远也走不到边。他很可能最终回到始发地点。他当然会稀里糊涂，说不清这是怎么一回事。哎呀，我们在空间的处境，跟那位先生的处境完全相同。我们只是糊涂得更厉害罢了。

如同你找不着宇宙的边缘一样，你也不可能站在宇宙的中心，说：“宇宙就是从这儿开始。这是一切的最中央。”我们大家都在一切的最中央。实际上，我们对此缺少把握。我们无法用数学来加以证实。科学家们只是推测，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在宇宙的中央——想一想，这会意味着什么——但是，这种现象对所有地方的所有观察者来说都是一样的。不过，我们真的没有把握。

据我们所知，自形成以来，宇宙只发展到光走了几十亿年那么远的距离。这个可见的宇宙——这个我们知道而且在谈论的宇宙——的直径是1.5亿亿亿（即1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公里。但是，根据大多数理论，整个宇宙——有时候称之为超宇宙——还要宽敞得多。根据里斯的说法，到这个更大的、看不见的宇宙边缘的光年数，不是“用10个0，也不是用100个0，而是用几百万个0”来表示。简而言之，现有的空间比你想象的还要大，你不必再去想象空间外面还有空间。

很长时间以来，大爆炸理论有个巨大的漏洞，许多人对此感到不解——那就是，它根本无法解释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虽然存在的全部物质中有98%是大爆炸创造的，但那个物质完全由轻的气体组成：我们上面提到过的氦、氢和锂。对于我们的存在至关重要的重物质——碳、氮、氧以及其他一切，没有一个粒子是宇宙创建过程中产生的气体。但是——难点就在这里——若要打造这些重元素，你却非要有大爆炸释放出来的那种热量和能量不可。可是，大爆炸只发生过一次，而那次大爆炸没有产生重元素。那么，它们是从哪儿来的？有意思的是，找到这个问题答案的人却是一位压根儿瞧不起大爆炸理论的宇宙学家，他还创造了大爆炸这个词来加以讽刺挖苦。

我们很快就会讲到他。不过，在讨论我们怎么来到这里之前，我们先花几分钟时间来考虑一下到底什么是“这里”，这也许是很值得的。

[1] 提一下科学符号。由于大的数字写起来很累赘，读起来也几乎不可能，科学家们借助10来加以缩写。比如把10 000 000 000写作10^10，6 500 000成了6.5×10^6。原则很简单，就是10的自乘次数：10×10（或100）就是10^2，10×10×10（或1 000）成了10^3，如此等等。上标的小数字表示大的主要数字后面有多少个0。负号基本上提供一个对称的镜像，上标的数字表示小数点后面有几位（于是，10-4就是0.000 1）。我很赞赏这个原则，但要有人看到1.4×10^9km^3，马上会知道是14亿立方公里的话，我仍然会感到很惊奇。要是在印刷品中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尤其在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里，本例子就是从这样的书里找来的），也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假定许多读者也像我自己那样对数学不大在行，因此在本书中尽量少用符号，虽然偶尔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谈论宇宙尺度的事物的那一章里。

第二章 欢迎光临太阳系

如今，天文学家可以办到最令人瞠目的事。要是有人在月球上划一根火柴，他们能看到那簇火焰。根据远处星星最细微的搏动和抖动，他们能推算出行星的大小和性质，甚至潜在的适于栖居的可能性，而这些行星可是远得根本看不见的啊——它们如此遥远，我们乘宇宙飞船去那里也要花50万年。他们能用射电望远镜捕捉到一丝一毫的辐射，而这种辐射是如此微弱，自开始采集（1951年）以来，所采集到的来自太阳系之外的全部能量，用卡尔·萨根的话来说：“还不到一片雪花落地时所产生的能量。”

总之，宇宙里没有多少东西是天文学家发现不了的，只要他们愿意。因此，想起为什么在1978年之前还没有人注意到冥王星有一颗卫星，这就更不可思议了。那年夏天，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的美国海军天文台有一位名叫詹姆斯·克里斯蒂的年轻天文学家，正在对冥王星的照片做例行审查，突然发现那里有什么东西——模模糊糊、不大确定的东西，反正肯定不是冥王星。他跟一位名叫罗伯特·哈灵顿的同事讨论片刻以后下了结论：他观察到的是颗卫星。它还不是一般的卫星。相对于那颗行星而言，它是太阳系里最大的卫星。

这对冥王星的行星地位实际上是个打击，而这个地位又从来没有牢固过。原先认为，那颗卫星占有的和冥王星占有的是同一个空间。这意味着，冥王星比任何人想象的要小得多——比水星还要小。实际上，太阳系里的七颗卫星，包括我们地球的卫星，都要比它大。

此刻，你自然会问，为什么发现我们自己太阳系里的一颗卫星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回答是：这跟天文学家把仪器对准什么地方、他们的仪器旨在探测什么东西有关系，也跟冥王星本身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他们把仪器对准什么地方。用天文学家克拉克·查普曼的话来说：“大多数人认为，天文学家在夜间去天文台扫视天空。这是不真实的。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望远镜都旨在观察遥远天空中的极小东西，观察一颗类星体，或寻找黑洞，或观察一个遥远的星系。唯一真正用来扫视天空的望远镜网络是由军方设计和制造的。”

我们受了艺术家艺术表达的不良影响，以为图像的清晰度很高，这在天文学里其实是不存在的。在克里斯蒂的照片上，冥王星暗淡无光，非常模糊——只是一片宇宙绒花。它的卫星并不像你会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的那种球体——背景很亮，非常浪漫，线条清晰，陪伴着冥王星，而只是小小的、极其模糊的一团。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模糊，人们过了7年时间才再次见到那颗卫星，从而确认它的独立存在。

克里斯蒂的发现有一点妙处：它发生在弗拉格斯塔夫，冥王星就是1930年在那里首次发现的。这个天文学上的重大发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天文学家珀西瓦尔·洛威尔。洛威尔出生于波士顿一个最古老、最富裕的家族（就是那首关于波士顿是豆子和鳕鱼故乡的著名歌谣中提到的家族。歌词中说，洛威尔家族只跟卡伯特家族说话，卡伯特家族只跟上帝说话）。他捐赠了以他的名字冠名的著名天文台，但人们最不会忘记的是他这样的看法：火星上到处是由勤劳的火星人修建的运河，用来积储来自极地的水，以灌溉赤道附近那干旱而又丰产的土地。

洛威尔另一个令人难忘的看法是：在海王星以远的某个地方，存在着未被发现的第九颗行星，他给它起名为行星X。洛威尔的这种看法是基于他在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轨道上发现的不规律的现象。于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致力于找到那颗气态巨星。他断定它就在那里。不幸的是，他于1916年突然去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他做探索工作过于疲劳所致。洛威尔的继承人为了遗产争吵不休，探索工作暂时搁置下来。然而，1929年，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转移对火星运河传说的注意力（到那个时候，它已经成为一件非常令人难堪的事），洛威尔天文台的负责人决定恢复探索，并为此从堪萨斯州请来了一位名叫克莱德·汤博的年轻人。

汤博没有受过成为天文学家的专门训练，但他既勤奋又聪明。经过一年的搜索以后，他在明亮的天空里终于看到了一个暗淡的光点：冥王星。这是个奇迹般的发现。这个发现更引人注目的是，它证明洛威尔的观测结果是错误的，虽然是可以理解的，洛威尔曾根据这些观测结果来预言海王星以远的地方存在一颗行星。汤博马上意识到，这颗新的行星根本不是像洛威尔所认定的那样是个巨大的气球——但是，他或别人有关这颗新行星的性质所持的任何保留，在极其兴奋之中很快就一扫而光。在那个容易激动的时代，差不多任何重大的新闻故事都会激起这种情绪。这是第一颗由美国人发现的行星。有人认为它其实只不过是远方的一颗冰粒，但谁也不会被这种看法转移视线。它被命名为冥王星，至少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头两个字母是洛威尔姓名的首字母。已经不在人世的洛威尔到处被颂扬为一流的天才人物，而汤博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人们忘得一干二净，除了在研究行星的天文学家当中，他们往往对他怀有崇敬之情。

现在，有的天文学家继续认为，冥王星之外也许还有行星X——一颗真正的庞然大物，也许有木星的10倍之大，只是它太遥远，我们看不见。（它被照到的阳光太少，几乎没有反射的光。）他们认为，它不会是像木星或土星这样的普通行星——它太远，不可能是那个样子；我们推测也许有7.2万亿公里之远——而更会像一个没有形成的太阳。宇宙中的大多数恒星体系都是成双的（双星体），这就使我们孤零零的太阳显得有点儿怪。

至于冥王星本身，谁也不大清楚它有多大，是什么组成的，有什么样的大气，甚至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许多天文学家认为，它其实算不上是颗行星，而只是我们在银河的废墟带（称之为柯伊伯带）发现的最大的物体。[1]柯伊伯带理论实际上是1930年由一位名叫F.G.伦纳德的天文学家提出来的，他用这个名字来纪念一位在美国工作的荷兰人杰勒德·柯伊伯。柯伊伯发展了这个理论。柯伊伯带是所谓短周期彗星的源泉——短周期彗星就是那种经常一闪而过的星星，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哈雷彗星。而长周期彗星（其中有最近光顾的海尔-博普彗星和百武彗星）产生于遥远得多的奥尔特云，我们过一会儿就会谈到这个问题。

冥王星的表现与别的行星很不一样，这种看法肯定没错。它不但又小又模糊，而且运行方式变化不定，一个世纪以后谁也说不准冥王星到底会在哪里。别的行星基本在同一平面上转动，而冥王星的运行轨道（似乎）是倾斜的，不和别的行星处于同一平面，而是形成一个17度的角，犹如有人头上潇洒地歪戴着帽子。它的轨道很不规则，在它寂寞地绕太阳转动的过程中，每一圈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比海王星距离我们更近。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海王星实际上是太阳系里离我们最远的行星。只是到了1999年2月11日，冥王星才回到外侧的轨道，此后它将在那里停留228年的时间。

因此，如果冥王星真是一颗行星，那肯定是一颗很怪的行星。它很小，只有地球的四百分之一大。假如你把它盖在美国上面，它还盖不住美国本土48个州的一半面积。光这一点就使它显得极其反常，这说明，我们的行星系统是由4颗岩质的内行星、4颗气态的外行星和1颗孤独的小冰球组成的。而且，完全有理由认为，我们很快会在同一空间发现别的更大的冰球。接着，问题又来了。克里斯蒂发现冥王星的卫星以后，天文学家开始更加仔细地观察宇宙的这一部分，截至2002年12月初，又在天王星以外发现了600多个这类物体，其中一颗被命名为伐楼拿星，差不多和冥王星的卫星一般大小。天文学家现在认为，也许存在几十亿个这类物体。困难在于，它们当中有许多暗淡无光。一般来说，它们的反射度只有4％，大约相当于一块木炭的反射度——当然，这些“木炭”是在60多亿公里以外。

这到底有多远？几乎难以想象。你看，空间大得不得了——简直大得不得了。出于了解和娱乐的目的，我们来想象一下，我们就要乘火箭飞行器进行旅行。我们不会走得太远——只到我们自己太阳系的边缘——不过，我们先要明白：空间是个多么大的地方，我们占据的是个多么小的部分。

哎呀，恐怕是坏消息，我们回不了家吃晚饭了。即使以光的速度（每秒30万公里）前进，也要花7个小时才能到达冥王星。而且，我们当然无法以这种速度进行旅行。我们不得不以宇宙飞船的速度前进。这个速度就很慢了。人造物体所能达到的最高速度是“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宇宙飞船的速度，它们现在正以每小时5.6万公里的速度飞离我们。

当时（1977年8月和9月）之所以发射“旅行者号”飞船，是因为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排成了一条直线，这种现象每隔175年才发生一次。这就使得两艘“旅行者号”飞船能够利用“引力帮助”技术，以一种宇宙甩鞭的形式，被从一颗气态巨星连续甩到下一颗气态巨星。即使这样，它们也要花9年时间才能到达天王星，要花12年时间才能越过冥王星的轨道。好的消息是，要是我们等到2006年1月（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暂定向冥王星发射“新地平线号”宇宙飞船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利用有利的木星定位法，加上一些先进的技术，只用10年左右的时间便能抵达那里——虽然再次回到家里恐怕要花上相当长的时间。无论如何，这是一次漫长的旅行。

你可能首先意识到，空间这个名字起得极其恰当，空间是个平淡无奇的地方。在几万亿公里范围内，最充满生气的要算我们的太阳系，而所有可看得见的东西——太阳、行星及其卫星、小行星带的上亿块翻滚的岩石、彗星和别的各种飘浮的碎石——仅仅充满现有空间的不到万亿分之一。你还会很快意识到，你所见到的太阳系图是根本不按比例制作的。在教室里的大多数图上，行星们一颗挨着一颗，相距很近——在许多插图里，外侧巨星的影子实际上落在彼此身上——但是，为了把所有的行星画在同一张纸上，这种骗术也是必不可少的。海王星其实不是在木星以外一点儿，而是在木星以外很远的地方——它离木星的距离比木星离我们的距离还要远5倍。它在外面那么遥远的地方，接受的阳光只有木星的3％。

实际上，距离是那么遥远，无论如何不可能按比例来画太阳系图。即使你在教科书里增加许许多多折页，或者使用长得不得了的标语纸，你也无法接近这个比例。在一张成比例的太阳系图上，如果将地球的直径缩小到大约一粒豆子的直径，土星便会在300多米以外，冥王星会在2.5公里外的远处（约为一个细菌的大小，因此你怎么也看不见它）。按照同样的比例，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比邻星会在1.6万公里以外。即使你把一切都加以缩小，使土星像英文的句点那么小，冥王星不超过分子的个儿，那么冥王星依然在10多米以外。

所以，太阳系确实是巨大的。当我们抵达冥王星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得那么遥远，太阳——我们那暖暖和和、晒黑我们皮肤、赋予我们生命的亲爱的太阳——已经缩小到了针尖大小。它比一颗明亮的恒星大不了多少。在这样冷冷清清的空间里，你会开始理解，为什么即使是最重要的物体——比如冥王星的卫星——也逃过了人们的注意力。在这方面，绝不只是冥王星。在“旅行者号”探险之前，人们以为海王星只有两颗卫星，“旅行者号”又发现了6颗。在我小时候，人们以为太阳系只有30颗卫星。现在的卫星总数至少已经达到90颗，其中起码三分之一是在刚刚过去的10年里发现的。在考虑整个宇宙的时候，你当然需要记住，我们其实还不知道我们太阳系的家底。

现在，当我们飞越冥王星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另一件事：我们在飞越冥王星，要是你查一查旅行计划，你会明白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是我们太阳系的边缘，我们恐怕还没有到达。冥王星也许是标在教室挂图上的最后一个物体，但太阳系并不到此为止。实际上，离终点还远着呢。要到达太阳系的边缘，我们非得穿过奥尔特云，那是个彗星飘游的茫茫天国。而我们——我为此感到很遗憾——还要再花1万年时间才能抵达奥尔特云。冥王星远不是太阳系外缘的标志，就像教室里的挂图上随便暗示的那样，它仅仅是在五万分之一路程的地方。

当然，我们没有打算去做这样一次旅行。做一次38.6万公里远的月球旅行，对我们来说依然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老布什总统曾一时头脑发昏，提出要执行一次去火星的载人任务，但后来不了了之。有人估计，这要花费4 500亿美元，最后很可能落个全体乘员命归黄泉的结局（他们无法遮挡高能的太阳粒子，DNA会被撕得粉碎）。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知识和理智的想象，任何人都绝对不会前往我们自己的太阳系的边缘——永远不会。实在太遥远了。事实上，即便使用哈勃望远镜，我们也看不到奥尔特云[2]，因此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它在哪里。它的存在是可能的，但完全是假设的。

关于奥尔特云，有把握的只能说到这种程度：它始于冥王星以外，向宇宙里伸展大约两光年。太阳系里的基本计量单位是天文单位（AU），代表太阳和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冥王星距离我们大约40个天文单位，奥尔特云的中心离我们大约5万个天文单位。一句话，它非常遥远。

但是，我们再做一次假设：我们已经到达奥尔特云。你首先注意到的是，这里非常宁静。现在，我们离哪个地方都非常遥远——离我们自己的太阳那么遥远，它甚至算不上是天空里最明亮的星星。想一想啊，远处那个不停闪烁的亮点是那么微小，却有足够的引力拖住所有这些彗星，这真是不可思议。这种引力并不很强，因此这些彗星只是很壮观地慢慢移动，速度大约仅为每小时354公里。由于引力的细微摄动——也许是由于一颗路过的恒星，在这些孤独的彗星中，不时会有一颗被推出正常轨道。有时候，它们被弹进空荡荡的空间，再也没有踪影。但是，有时候它们会进入围绕太阳的漫长轨道。每年大约有三四颗这类彗星，即所谓的长周期彗星，从太阳系里侧行通过。这些迷途的访客只是偶然会撞上坚硬的东西，比如地球。这就是我们现在到这里来的道理——因为我们见到的那颗彗星刚刚开始朝着太阳系的中央经历漫长的坠落过程。在这么多的地方中，它的方向偏偏是艾奥瓦州的曼森。它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抵达那里——至少三四百万年——因此我们先把它搁置一下，到本书快要结束时再来讨论它。

这就是你所在的太阳系。太阳系之外还有别的什么？哎呀，也许什么也没有，也许有很多东西，这取决于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从短期来说，什么也没有。人类创造的最完美的真空，都不如星际空间那样空空荡荡。那里有大量的这种“空空荡荡”，直到你抵达下一个“有点东西”。宇宙里我们最近的邻居是比邻星，它是那个三星云团的组成部分，名叫α星，位于4.3光年以外，这在星系用语中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时间，但仍然要比去月球旅行远1亿倍。乘宇宙飞船去那里，至少要花25 000年[3]；即使你真的做这次旅行，你仍然到不了任何地方，只会看到茫茫空间的中央悬着一簇寂寞的星星。若要抵达下一个有意义的陆标天狼星，还有4.6光年的行程。因此，如果你想要以“越星”的方式穿越宇宙的话，情况就会是这样。即使抵达我们自己银河系的中心，也要花上比我们作为人的存在长得多的时间。

我再来重复一遍，空间是巨大的。恒星之间的平均距离超过30万亿公里。即使以接近于光的速度去那里，这对任何想去旅行的个人来说都是极富挑战性的距离。当然，为了逗乐，外星人有可能旅行几十亿公里来到威尔特郡种植庄稼，或者来到亚利桑那州哪一条人迹稀少的路上，把行驶中的小卡车上的哪个可怜虫吓得魂飞魄散，但这种事似乎永远不会发生。

不过，从统计角度来看，外层空间存在有思想的生物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谁也不清楚银河系里有多少颗恒星——估计有1 000亿颗到4 000亿颗——而银河系只是大约1400亿个星系之一，其中许多比我们的银河系还要大。20世纪60年代，康奈尔大学的一位名叫弗兰克·德雷克的教授为这么巨大的数字所振奋，根据一系列不断缩小的概率，想出了一个著名的方程式，旨在计算宇宙中存在高级生命的可能性。

按照德雷克的方程式，你把宇宙某个部分的恒星数量除以可能拥有行星系的恒星数量；再用那个商除以理论上能够存在生命的行星系数量；再用那个商除以已经出现生命，而且生命提高到了有智力的状态的行星系数量；如此等等。每这样除一次，那个数字就大大缩小——然而，即使以最保守的输入，仅在银河系里，得出的高等文明社会的数字也总是在几百万个。

这种看法多么有意思，多么激动人心。我们也许只是几百万个高等文明社会中的一个。不幸的是，空间浩瀚，据测算，任何两个文明社会之间的平均距离至少在200光年。为了让你有个清楚的概念，光这么说还不行，还要做更多的解释。首先，这意味着，即使那些生物知道我们在这里，而且能从望远镜里看到我们，他们所看到的也只是200年以前离开地球的光。因此，他们看到的不是你和我。他们看到的是法国大革命、托马斯·杰斐逊以及穿长丝袜、戴假发套的人——是不懂得什么是原子或什么是基因的人，是用一块毛皮摩擦琥珀棒生电，认为这挺好玩的人。我们收到这些观察者发来的电文，很可能以“亲爱的大人”开头，祝贺我们牵着骏马，能够熟练地使用鲸油。200光年是如此遥远的距离，我们简直无法想象。

因此，即使我们其实并不孤单，实际上我们还是很孤单。卡尔·萨根推算，宇宙里的行星可能多达100万亿亿颗——这个数字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力。但是，同样超出我们想象力的，是它们所散落的宇宙的范围。“要是我们被随意塞进宇宙，”萨根写道，“你在一颗行星上或靠近一颗行星的可能性不足十亿亿亿亿分之一（即10-33）。世界是很宝贵的。”

宇宙是个又大又寂寞的地方。我们能有多少个邻居就要多少个邻居。

[1] 2006年8月24日在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大会上，这个世界天文学界争论多年的问题终于尘埃落定。出席大会的来自世界各国的2 500多位天文学家通过了关于太阳系行星的新定义，决定冥王星将不再定义为行星。这样，冥王星被逐出了行星家族。太阳系的行星家族只剩下8名成员，即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行星的定义是：“围绕太阳运转，自身引力足以克服其刚体力而使天体呈圆球状，并且能够清除其轨道附近其他物体的天体。”冥王星被归入矮行星行列，齐娜和谷神星也被归入矮行星。矮行星的定义是：“与行星同样具有足够的质量，呈圆球状，但不能清除其轨道附近其他物体的天体。”围绕太阳运转但不符合行星和矮行星条件的其他小天体被归入太阳系小天体行列。——译者注

[2] 全称奥皮克-奥尔特云，以爱沙尼亚天文学家恩斯特·奥皮克和荷兰天文学家简·奥尔特的名字命名。前者于1932年假设了它的存在，后者在18年后完善了计算结果。

[3] 此处数据有误，按照本书第16页上的说法，人类最快的宇宙飞船的速度约为每小时5.6万公里，亦即每秒15.555 56公里，大约相当于光速的两万分之一，因此我们到达离我们最近的恒星（位于4.3光年以外）需要86 000年。——编者注

第三章 埃文斯牧师的宇宙

罗伯特·埃文斯牧师是个说话不多、性格开朗的人，家住澳大利亚的蓝山山脉，在悉尼以西大约80公里的地方。当天空晴朗，月亮不太明亮的时候，他带着一台又笨又大的望远镜来到自家的后阳台，干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观察遥远的过去，寻找即将消亡的恒星。

观察过去当然是其中容易的部分。朝夜空瞥上一眼，你就看到了历史，大量历史——你看到的恒星不是它们现在的状态，而是它们的光射出时的状态。据我们所知，我们忠实的伙伴北极星，实际上也许在去年1月，或1854年，或14世纪初以后的任何时候就已经熄灭，因为这信息到现在还无法传到这里。我们至多只能说——永远只能说——它在680年以前的今天还在发光。恒星在不断死亡。罗伯特·埃文斯干得比别人更出色的地方是，他发现了天体举行告别仪式的时刻。

白天，埃文斯是澳大利亚统一教会一位和蔼可亲、快要退休的牧师，干点临时工作，研究19世纪的宗教运动史。到了夜间，他悄悄地成为一位天空之神，寻找超新星。

当一颗巨大的恒星——一颗比我们的太阳还大的恒星——坍缩的时候，它接着会壮观地爆炸，刹那间释放出1 000亿颗太阳的能量，一时之间比自己星系里所有的恒星的亮度加起来还要明亮。于是，一颗超新星诞生了。“这景象犹如突然之间引爆了1万亿枚氢弹。”埃文斯说。他还说，要是超新星爆炸发生在离我们只有500光年远的地方，我们就会完蛋——“彻底把锅砸了。”他乐呵呵地说。但是，宇宙是浩瀚的，超新星通常离我们很远很远，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事实上，大多数远得难以想象，它们的光传到我们这里时不过是淡淡的一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它们可以看得见。它们与天空里别的恒星的唯一不同之处是，它们占领了一点儿以前空无一物的空间。埃文斯在夜间满天星斗的苍穹里寻找的，就是这种很不寻常、非常偶然发生的闪光。

为了理解这是一种多么高超的本事，我们来想象一下，在一张标准的餐桌上铺一块黑桌布，然后撒上一把盐。我们把撒开的盐粒比作一个星系。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再增加1 500张这样的餐桌——足以形成3公里长的一条直线——每一张餐桌上都随意撒上一把盐。现在，在任意一张餐桌上再加一粒盐，让罗伯特·埃文斯在中间行走。他一眼就看到了那粒盐。那粒盐就是超新星。

埃文斯是个杰出的天才人物，奥利弗·萨克斯在《一位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中有一章谈到孤僻的学者，专门用一段文字来描述埃文斯——但他马上补充说：“绝没有说他孤僻的意思。”埃文斯从来没有见过萨克斯，对说他性格孤僻也罢，一位学者也罢，都报以哈哈大笑，但他不太说得清自己怎么会有这种天才。

埃文斯的家在黑兹尔布鲁克村边缘的一栋平房里，环境幽静，景色如画，悉尼就到这里为止，再往前便是无边无际的澳大利亚丛林。有一次，我去拜访了他和他的夫人伊莱恩。“我好像恰好有记住星场的本事。”他对我说，还表露出不好意思的样子，“别的事我都不特别擅长，”他接着说，“我连名字都不太记得住。”

“也记不住东西搁在哪儿。”伊莱恩从厨房里喊着说。

他又坦率地点了点头，咧嘴一笑，接着问我是不是愿意去看一眼他的望远镜。我原来以为，埃文斯在后院有个不错的天文台——一个小型的威尔逊山天文台或帕洛马天文台，配有滑动的穹形屋顶和一把移动方便的机械椅子。实际上，他没有把我带出屋外，而是领着我走进离厨房不远的一个拥挤不堪的贮藏室，里面堆满了书和文件。他的望远镜——一个白色的圆筒，大小和形状像个家用热水器——就放在一个他自己做的、能够转动的胶合板架子上面。要进行观测的时候，他分两次把它们搬上离厨房不远处的阳台。斜坡下面长满了桉树，只看得见屋檐和树梢之间一片信箱大小的天空，但他说这对于他的观测工作来说已经绰绰有余。就是在那里，当天空晴朗、月亮不太明亮的时候，他寻找超新星。

超新星这个名字，是一位脾气极其古怪的天文物理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的，他的名字叫弗里茨·兹威基。他出生在保加利亚，在瑞士长大，20世纪20年代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很快以粗暴的性格和卓越的才华闻名遐迩。他似乎并不特别聪明，他的许多同事认为他只不过是个“恼人的小丑”。他是个健身狂，经常会扑倒在加州理工学院饭厅或别的公共场所的地板上做单臂俯卧撑，向任何表示怀疑的人显示他的男子气概。他咄咄逼人，最后变得如此气势汹汹，连他最亲密的合作者——性格温和的沃尔特·巴德——也不愿意跟他单独在一起。兹威基还指责巴德是个纳粹分子，因为他是德国人。其实，他不是。巴德在山上的威尔逊山天文台工作。兹威基不止一次扬言，要是他们在加州理工学院校园里碰上，他要把巴德杀了。

然而，兹威基聪明过人，具有敏锐的洞察力。20世纪30年代初，他把注意力转向一个长期困扰天文学家的问题：天空中偶尔出现而又无法解释的光点——新的恒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怀疑问题的核心是否在于中子——英国的詹姆斯·查德威克刚刚发现的，因而是新奇而时髦的亚原子粒子。他突然想到，要是恒星坍缩到原子的核心那种密度，便会变成一个极其坚实的核。原子实际上已经被压成一团，它们的电子不得不变成核子，形成了中子。这样就形成了一颗中子星。想象一下，把100万枚很重的炮弹挤压成一粒弹子的大小——哎呀，这还差得远呢。一颗中子星核的密度如此之大，里面的一调羹物质会重达900亿千克。只是一调羹啊！然而，不仅如此。兹威基意识到，这样的一颗恒星坍缩以后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足以产生宇宙里最大的爆炸。他把这种由此产生的爆炸叫作超新星。它们会是——实际上也是——创建宇宙过程中最大的事件。

1934年1月15日，《物理学评论》杂志刊登了一篇论文的简短摘要。论文是由兹威基和巴德前一个月在斯坦福大学发表的。尽管摘要极其短小——只有24行字——但它包含了大量新的科学知识：它首次提到超新星和中子星；它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它们的形成方法；它准确地计算出它们爆炸的等级；作为一种结论，它把超新星爆炸与所谓的宇宙射线这一神秘的新现象的产生联系起来。宇宙射线大批穿过宇宙，是新近才被发现的。这些理念至少可以说是革命性的。中子星的存在要再过34年才得以确认。宇宙射线的理念虽然被认为很有道理，但还没有得到证实。总而言之，用加州理工学院天文物理学家基普·S.索恩的话来说，这篇摘要是“物理学和天文学史上最有先见之明的文献之一”。

有意思的是，兹威基几乎不知道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据索恩说，“他不大懂物理学定律，因此不能证明他的思想。兹威基的才华是用来考虑大问题的，而收集数据是别人——主要是巴德——的事”。

兹威基也是第一个认识到，宇宙里的可见物质远远不足以把宇宙连成一片，肯定有某种别的引力影响——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暗物质。有一点他没有注意到，即中子星坍缩得很紧，密度很大，连光也无法摆脱它的巨大引力。这就形成了一个黑洞。不幸的是，他的大多数同事都瞧不起他，因此他的思想几乎没有引起注意。5年以后，当伟大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在一篇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中把注意力转向中子星的时候，他没有一次提到兹威基的成就，虽然兹威基多年来一直在致力于同一个问题，而且就在走廊那头的办公室里。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兹威基有关暗物质的推论没有引起认真的注意。我们只能认为，他在此期间做了许多俯卧撑。

令人吃惊的是，当我们把脑袋探向天空的时候，我们只能看见宇宙的极小部分。从地球上，肉眼只能见到大约6 000颗恒星，从一个角度只能见到大约2 000颗。如果用了望远镜，我们从一处看见的星星就可以增加到大约5万颗；要是用一台5厘米的小型天文望远镜，这个数字便猛增到30万颗。假如使用像埃文斯使用的那种40厘米天文望远镜，我们就不仅可以数恒星，而且可以数星系。埃文斯估计，他从阳台上可以看到的星系可达5万—10万个，每个星系都由几百亿颗恒星组成。这当然是个可观的数字，但即使能看到这么多，超新星也是极其少见的。一颗恒星可以燃烧几十亿年，而死亡却是一下子的事。只有少量的临终恒星发生爆炸，大多数默默地熄灭，就像黎明时的篝火那样。在一个由1 000亿颗恒星组成的典型星系里，平均每二三百年会出现一颗超新星。因此，寻找一颗超新星，有点像立在纽约帝国大厦的观景台上，用望远镜搜索曼哈顿四周的窗户希望发现——比如说——有人在点着21岁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因此，要是有一位满怀希望、说话细声细气的牧师前来联系，问一声他们有没有可用的星场地图，以便寻找超新星，天文学界一定会认为他的脑子出了毛病。当时，埃文斯只有一台25厘米的天文望远镜——这供业余观星之用倒差不多，但用那玩意儿来搞严肃的宇宙研究还远远不够——他却提出要寻找宇宙里比较稀罕的现象。埃文斯于1980年开始观察，在此之前，整个天文学史上发现的超新星还不到60颗。（到我2001年8月拜访他的时候，他已经记录了他的第34次目视发现；3个月以后，他有了第35次发现；2003年初，第36次。）

然而，埃文斯有着某些优势。大部分观察者像大部分人口一样身处北半球，因此身处南半球的他在很大程度上独自拥有一大片天空，尤其是在最初的时候。他还拥有速度和超人的记忆力。大型天文望远镜是很笨重的东西，移动到位要花掉好多操作时间。埃文斯可以像近距离空战中的机尾射手那样把40厘米小型望远镜转来转去，用几秒钟时间就可以瞄准天空中任何一个特定的点。因此，他一个晚上也许可以观测400个星系，而一台大型专业天文望远镜能观测五六十个就很不错了。

寻找超新星的工作大多一无所获。从1980年到1996年，他平均每年有两次发现——那要花几百个夜晚来观测呀观测呀，真不划算。有一回他15天里有3次发现，但另一回3年里也没有发现1次。

“实际上，一无所获也有一定价值，”他说，“它有利于宇宙学家计算出星系演变的速度。在那种极少有所发现的区域，没有迹象就是迹象。”

在望远镜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堆放着跟他的研究有关的照片和文献。现在，他把其中一些拿给我看。要是你翻阅过天文学的通俗出版物，而你肯定在某个时候翻阅过，你就会知道，上面大多是远处星云之类的色彩鲜艳的照片——那是由天光形成的彩色云团，华美动人，异常壮观。埃文斯拍下的形象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它们只是模模糊糊的黑白照片，上面有带有光环的小亮点。他让我看一幅照片，它显示了一大群恒星，上面有一点儿光焰，我不得不凑近了才看得清楚。埃文斯对我说，这是天炉星座的一颗恒星，天文学上称之为NGC1365。（NGC代表《星云星团新总表》，上面记录着这些材料。过去是都柏林某人书桌上的一本笨重的书；不用说，如今是一个数据库。）在6 000万年时间里，这颗恒星壮丽死亡时所发出的光，不停地越过太空，最后在2001年8月的一天夜里以一点微光的形式抵达了地球。当然是身处桉树芬芳的山坡上的罗伯特·埃文斯发现了它。

“我想，这还是挺令人满意的啊，”埃文斯说，“想一想，那道光在太空里走了几百万年，抵达地球的时候恰好有个人在不偏不倚地望着那片天空，结果看到了它。能亲眼目睹这样一个重大事件，这似乎是挺不错的。”

超新星远远不止让你产生一种惊奇感。它们分为几种类型（有一种是埃文斯发现的），其中之一名叫Ia超新星，它对天文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这类超新星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爆炸，拥有同样关键的质量。因此，它们可以被用作“标准烛光”——用来衡量其他恒星的亮度（因此也是衡量相对距离）的标准，从而衡量宇宙的膨胀率。

1987年，由于需要比目测所能提供的更多的Ia超新星数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的索尔·珀尔马特开始寻找一种更加系统的搜寻方法。珀尔马特利用先进的计算机和电荷耦合器件设计了一个绝妙的系统——实质上是一流的数码相机。它使寻找超新星的工作自动化了。现在，天文望远镜可以拍下几千幅照片，然后利用计算机来发现能够说明发生了超新星爆炸的亮点。在5年时间里，珀尔马特和他的同事们在伯克利利用这种新技术发现了42颗超新星。如今，连业余爱好者也在用电荷耦合器件发现超新星。“使用电荷耦合器件，你可以把天文望远镜瞄准天空，然后走开去看电视，”埃文斯不大高兴地说，“那种神奇的味道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问埃文斯，他是不是想采取这种新技术。“哦，不，”他说，“我很喜欢自己的办法，而且，”他朝新近拍摄的一幅超新星照片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有时候我仍能超过他们。”

很自然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要是一颗恒星在近处爆炸，情况会怎么样？我们已经知道，离我们最近的恒星是半人马座α星，在4.3光年以外。我曾经想象，要是那里发生一次爆炸，我们在4.3年时间里都看得到大爆炸的光洒向整个天空，仿佛是从一个大罐子里泼出来的那样。要是我们有4年零4个月的时间来观看一次无法逃脱的末日渐渐向我们逼近，知道它最后到达之时会把我们的皮肉从骨头上刮得一干二净，情况会怎么样？人们还会上班吗？农民还会种庄稼吗？还有人把农产品运到商店去吗？

几个星期以后，我回到了我居住的那个新罕布什尔州小镇，向达特茅斯学院的天文学家约翰·索尔斯坦森提出了这几个问题。“哦，不会了，”他笑着说，“这么一件大事的消息会以光的速度传开，还有那个破坏性，你一听顿时会被吓死。不过，别担心，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至于超新星爆炸的冲击波会要你的命的问题，他解释说，你非得“离得近到荒唐可笑的程度”——很可能是大约10光年之内。“危险来自各种辐射——宇宙射线等等。”辐射会产生惊人的极光，像闪闪发亮的怪异光幕，布满整个天空。这不会是一件好事情。任何有本事上演这么一幕的事会把磁层——地球高空通常使我们不受紫外线和其他宇宙射线袭击的磁场——一扫而光。没有了磁层，任何倒霉蛋只要踏进阳光，很快就会看上去——比如说——像个烤焦的比萨饼。

索尔斯坦森说，有理由相信，这种事情在星系的我们这个角落里不会发生，这是因为，首先，形成一颗超新星要有一种特别的恒星。恒星非得要有我们的太阳10—20倍那么大才有资格，而“我们附近没有任何符合这个条件的星球”。非常幸运，宇宙是个大地方。他接着说，离我们最近的、很可能有资格的，是猎户座的参宿四。多年来，它一直在喷出各种东西，表明那里不大稳定，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但是，参宿四离我们有500光年之远。

在有记载的历史上，只有五六次超新星是近到肉眼看得见的。一次是1054年的爆炸，形成了蟹状星云。另一次是在1604年，创造了一颗亮得在3个多星期里连在白天都看得见的恒星。最近一次是在1987年，有一颗超新星在宇宙一个名叫大麦哲伦云的区域闪了一下，然而仅仅勉强看得见，而且仅仅在南半球看得见——它在16.9万光年以外，对我们毫无危险。

超新星还有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是绝对重要的。要是没有了超新星，我们就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会想得起来，第一章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谈到宇宙之谜——大爆炸产生了许多轻的气体，但没有创造重元素。重元素是后来才有的，但在很长时间里，谁也搞不清它们后来是怎么产生的。问题是，你需要有某种温度确实很高的东西——比温度最高的恒星中央的温度还要高——来锻造碳、铁和其他元素；要是没有这些元素，我们就令人苦恼地不会存在。超新星提供了解释。这个解释是一位几乎像弗里茨·兹威基一样行为古怪的英国宇宙学家做出的。

他是约克郡人，名叫弗雷德·霍伊尔。霍伊尔死于2001年，在《自然》杂志的悼文里被描写成一位“宇宙学家和好辩论的人”，二者他都受之无愧。《自然》杂志的悼文说，他“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卷入了争论”，并“使自己名声扫地”。比如，他声称，而且是毫无根据地声称，伦敦自然博物馆里珍藏的那件始祖鸟化石是假的，与皮尔当人头盖骨的骗局如出一辙，这使得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们非常恼火。他们不得不花了几天工夫来回答记者们从世界各地打来的电话。他还认为，地球不仅从空间接受了生命的种子，而且接受了它的许多疾病，比如流感和腺鼠疫。他有一次还提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有了突出的鼻子和朝下的鼻孔，就是为了阻止宇宙病原菌掉进去。

是他1952年在一篇广播稿中开玩笑地创造了大爆炸这个名字。他指出，我们在理解物理学的时候，怎么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一切会聚合成一点，然后又突然戏剧性地开始膨胀。霍伊尔赞成恒稳态学说，该学说认为宇宙在不断膨胀，在此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物质。霍伊尔还意识到，要是恒星发生聚爆，便会释放出大量热量——温度在1亿摄氏度以上，足以在被称为核聚变的过程中产生较重的元素。1957年，霍伊尔和别人一起，展示重元素是如何在超新星的爆炸中形成的。由于这项工作，他的合作者W.A.福勒获得了诺贝尔奖。霍伊尔则没有，很难为情。

根据霍伊尔的理论，一颗爆炸中的恒星会释放出足够的热量来产生所有的新元素，并把它们洒在宇宙里。这些元素会形成气云——就是所谓的星际介质——最终聚合成新的太阳系。有了这些理论，我们终于可以为我们怎么会来到这个世界的问题构筑一个貌似有理的设想。我们现在认为自己知道的情况如下：

大约46亿年之前，一股直径约为240亿公里、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巨大涡流，积储在我们现在所在的空间，并开始聚积。实际上，太阳系里的几乎全部物质——99.9％的物质——都被用来形成了太阳。在剩下的飘浮物质当中，两颗微粒飘到很近的地方，被静电吸到一起。这是我们的行星孕育的时刻。在整个初生的太阳系里，同样的情况正在发生。尘粒互相碰撞，构成越来越大的团块。最后，这些团块大到了一定程度，可以被称作微行星。随着这些微行星无休止地碰撞，它们或破裂，或分解，或在无休止而又随意的置换中重新合并，但每次碰撞都有一个赢家，有的赢家越来越大，最后主宰了它们运行的轨道。

这一切都发生得相当快。据认为，从小小的一簇尘粒变成一颗直径为几百公里的幼星，只要花几万年的时间。在不过2亿年的时间里，很可能还不到，地球就基本形成了，虽然仍是灼热的，还经常受到仍在到处飘浮的碎片的撞击。

在这个时刻，大约在44亿年以前，一个火星大小的物体撞上了地球，炸飞了足够的材料来形成一颗伴星——月球。据认为，不出几个星期，被炸飞的材料已经重新聚成一团；不出一年，它变成了那个现在还陪伴着我们的岩石球体。据认为，构成月球的大部分材料来自地壳，而不是地核，这就是月球上极少有铁的原因，而地球上铁却很多。顺便说一句，这个理论几乎总是被说成是最近提出的，而事实上，它最初由哈佛大学的雷金纳德·戴利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关于这个理论，唯一最近的事就是人们已经不大重视它了。

当地球还是它最终大小的大约三分之一的时候，它很可能已经开始形成大气，主要由二氧化碳、氮、甲烷和硫组成。我们几乎不会把这些东西与生命联系起来；然而，在这有毒的混杂物中，生命形成了。二氧化碳是一种强有力的温室气体。它是一样好东西，因为当时太阳已经弱多了。要是我们没有受益于温室效应，地球很可能已经永久被冰雪覆盖。生命也许永远找不到一块立足之地。但是，生命以某种方式出现了。

在之后的5亿年里，年轻的地球继续受到彗星、陨石和银河系里其他碎块的无情撞击。这个过程产生了蓄满海洋的水，产生了成功形成生命所必不可少的成分。这是个极不友好的环境，然而生命还是以某种方式开始了。有一小团化学物质抽动一下，变成了活的。我们快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40亿年以后，人们开始想，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下面，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故事。

第二部

地球的大小

大自然和大自然的法则藏匿于黑夜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出世吧！于是世界一片光明。

——亚历山大·蒲柏

第四章 事物的测定

要是让你挑出有史以来最不愉快的实地科学考察，你肯定很难挑得出比1735年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秘鲁远征更加倒霉的。在一位名叫皮埃尔·布格的水文工作者和一位名叫查理·玛丽·孔达米纳的军人数学家的率领下，一个由科学家和冒险家组成的小组前往秘鲁，旨在用三角测量法测定穿越安第斯山脉的距离。[1]

那个时候，人们感染上了一种了解地球的强烈欲望——想要确定地球有多大年龄，多大体积，悬在宇宙的哪个部分，是怎样形成的。法国小组的任务是要沿着一条直线，从基多附近的雅罗基开始，到如今位于厄瓜多尔的昆卡过去一点，测量1度经线（即地球圆周的三百六十分之一）的长度，全长约为320公里，从而帮助解决这颗行星的周长问题。

事情几乎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有时候还是令人瞠目的大问题。在基多，访客们不知怎的激怒了当地人，被手拿石头的暴民撵出了城；过不多久，由于跟某个女人产生误解，测量小组的一名医生被谋杀；组里的植物学家精神错乱；其他人或发热死去，或坠落丧命；考察队的第三号人物——一个名叫让·戈丁的男人——跟一位13岁的姑娘私奔，怎么也劝不回来。

测量小组有一次不得不停止工作8个月；同时，孔达米纳骑马去利马，解决一个许可证问题。他最后和布格互不说话，拒绝合作。这个人数越来越少的测量小组每到一处都让当地官员们心存狐疑。他们很难相信，这批法国科学家为了测量世界而会绕过半个地球。这根本说不通。两个半世纪以后，这似乎仍是个很有道理的问题。法国人犯不着吃那么多苦头跑到安第斯山脉，干吗不就在法国搞测量？

一方面，这是因为18世纪的科学家，尤其是法国科学家，办事很少用简单的办法，老爱瞎折腾。另一方面，这与一个实际问题有关。这个问题起源于多年以前——早在布格和孔达米纳梦想去南美洲之前，更不用说实际动身——与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有关。

哈雷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在漫长而又多彩的生涯中，他当过船长、地图绘制员、牛津大学几何学教授、皇家制币厂副厂长、皇家天文学家，是深海潜水钟的发明人。他写过有关磁力、潮汐和行星运动方面的权威文章，还天真地写过关于鸦片的效果的文章。他发明了气象图和运算表，提出了测算地球的年龄和地球到太阳的距离的方法，甚至发明了一种把鱼类保鲜到淡季的实用方法。他唯一没有干过的就是发现那颗冠以他名字的彗星。他只是承认，他在1682年见到的那颗彗星，就是别人分别在1456年、1531年和1607年见到的同一颗彗星。这颗彗星直到1758年才被命名为哈雷彗星，那是在他去世大约16年之后。

然而，尽管他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但他对人类知识的最大贡献也许只在于他参加了一次科学上的打赌。赌注不大，对方是那个时代的另外两位杰出人物。一位是罗伯特·胡克，人们现在记得最清楚的兴许是他描述了细胞；另一位是伟大而又威严的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他起先其实是一位天文学家，后来还当过建筑师，虽然这一点人们现在往往不大记得。1683年，哈雷、胡克和雷恩在伦敦吃饭，突然间谈话内容转向天体运动。据认为，行星往往倾向于以一种特殊的卵形线即以椭圆形在轨道上运行——用理查德·费曼的话来说，“一条特殊而精确的曲线”——但不知道什么原因。雷恩慷慨地提出，要是他们中间谁能找到个答案，他愿意发给他价值40先令（相当于两个星期的工资）的奖品。

胡克以好大喜功闻名，尽管有的见解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他声称他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但现在不愿意告诉大家，他的理由有趣而巧妙，说是这么做会使别人失去自己找出答案的机会。因此，他要“把答案保密一段时间，别人因此会知道怎么珍视它”。没有迹象表明，他后来有没有再想过这件事。可是，哈雷着了迷，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还于次年前往剑桥大学，冒昧拜访该大学的数学教授艾萨克·牛顿，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牛顿绝对是个怪人——他聪明过人，而又离群索居，沉闷无趣，敏感多疑，注意力很不集中（据说，早晨他把脚伸出被窝以后，有时候突然之间思潮汹涌，会一动不动地坐上几个小时），干得出非常有趣的怪事。他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也是剑桥大学的第一个实验室，但接着就从事异乎寻常的实验。有一次，他把一根大针眼缝针——一种用来缝皮革的长针——插进眼窝，然后在“眼睛和尽可能接近眼睛后部的骨头之间”揉来揉去，目的只是为了看看会有什么事发生。结果，说来也奇怪，什么事也没有——至少没有产生持久的后果。另一次，他瞪大眼睛望着太阳，能望多久就望多久，以便发现对他的视力有什么影响。他又一次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虽然他不得不在暗室里待了几天，等着眼睛恢复过来。

与他的非凡天才相比，这些奇异的信念和古怪的特点算不了什么——即使在以常规方法工作的时候，他也往往显得很特别。在学生时代，他觉得普通数学局限性很大，十分失望，便发明了一种崭新的形式——微积分，但有27年时间对谁也没有说起过这件事。他以同样的方式在光学领域工作，改变了我们对光的理解，为光谱学奠定了基础，但还是过了30年才把成果与别人分享。

尽管他那么聪明，真正的科学却只占他兴趣的一部分。他至少有一半工作时间花在炼金术和反复无常的宗教活动方面。他对这些活动不是简单涉猎，而是全身心地扑了进去。他偷偷信仰一种很危险的名叫阿里乌斯教的异教。该教的主要教义是认为根本没有三位一体（这有点儿讽刺意味，因为牛顿的工作单位就是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他花了无数个小时来研究耶路撒冷不复存在的所罗门王神殿的平面图（在此过程中自学了希伯来语，以便阅读原文作品），认为该平面图隐藏着数学方面的线索，有助于知道基督第二次降临和世界末日的日期。他对炼金术同样无比热心。1936年，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拍卖会上购得一箱子牛顿的文件，吃惊地发现那些材料绝大部分与光学或行星运动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些有关他潜心探索把普通金属变成贵金属的资料。20世纪70年代，人们通过分析牛顿的一绺头发发现，里面含有汞——这种元素，除了炼金术士、制帽商和温度计制造商以外，别人几乎不会感兴趣——其浓度大约是常人的40倍。他早晨有想不到起床的毛病，这也许是不足为怪的。

1684年8月，哈雷不请自来，登门拜访牛顿。他指望从牛顿那里得到什么帮助，我们只能猜测。但是，多亏一位牛顿的密友——亚伯拉罕·棣莫佛后来写的一篇叙述，我们才有了一篇有关科学界一次最有历史意义的会见的记录：

1684年，哈雷博士来剑桥拜访。他们在一起待了一会儿以后，博士问他，要是太阳的引力与行星离太阳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他认为行星运行的曲线会是什么样的。

这里提到的是一个数学问题，名叫平方反比律。哈雷坚信，这是解释问题的关键，虽然他对其中的奥妙没有把握。

艾萨克·牛顿马上回答说，会是一个椭圆。博士又高兴又惊讶，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哎呀，”他说，“我已经计算过。”接着，哈雷博士马上要他的计算材料。艾萨克爵士在材料堆里翻了一会儿，但是找不着。

这是很令人吃惊的——犹如有人说他已经找到了治愈癌症的方法，但又记不清处方放在哪里了。在哈雷的敦促之下，牛顿答应再算一遍，写出一篇论文。他按诺言做了，但做得要多得多。有两年时间，他闭门不出，精心思考，涂涂画画，最后拿出了他的杰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通常被称为《原理》。

极其偶然，历史上也只有过几次吧，有人做出如此敏锐而又出人意料的观察，人们无法确定究竟哪个更加惊人——是那个事实还是他的思想。《原理》的问世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它顿时使牛顿闻名遐迩。在他的余生里，他将生活在赞扬声和荣誉堆里，尤其成了英国因科学成就而被封为爵士的第一人。连伟大的德国数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兹也认为，牛顿对数学的贡献比得上在他之前的所有成就的总和，尽管在谁先发明微积分的问题上，牛顿曾跟莱布尼兹进行过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没有任何凡人比牛顿更接近神。”哈雷深有感触地写道。他的同时代人以及此后的许多人对此一直怀有同感。

《原理》一直被称为“最难看懂的书之一”（牛顿故意把书写得很难，那样就不会被他所谓的数学“门外汉”纠缠不休），但对看得懂的人来说，它是一盏明灯。它不仅从数学的角度解释了天体的轨道，而且指出了使天体运行的引力——万有引力。突然之间，宇宙里的每种运动都说得通了。

《原理》的核心是牛顿的三大运动定律（定律非常明确地指出，物体朝着推力的方向运动；它始终做直线运动，直到某种别的力起了作用，使它慢下来或改变它的方向；每个作用都有相等的反作用）以及他的万有引力定律。这说明，宇宙里的每个物体都吸引每个别的物体。这似乎不大可能，但当你在这里坐着的时候，你在用你自己小小的（的确很小）引力场吸引你周围的一切事物——墙壁、天花板、灯、宠物猫。而这些东西也在吸引你。是牛顿认识到，任何两个物体的引力，再用费曼的话来说，“与每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以两者之间距离的平方反比来变化”。换一种说法，要是你将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翻一番，两者之间的引力就弱4倍。这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这个公式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当然是根本没有实际用途的，但至少我们欣赏它的优美，它的简洁。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做两个快速的乘法，一个简单的除法，嘿，你就知道你的引力状况。这是人类提出的第一个真正有普遍意义的自然定律，也是牛顿到处深受人们尊敬的原因。

《原理》的产生不能不说是戏剧性的。令哈雷感到震惊的是，当这项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牛顿和胡克为谁先发明了平方反比定律吵了起来，牛顿拒绝公开关键的第三卷，而没有这一卷，前面两卷就意义不大。在紧张地来回斡旋，说了许多好话以后，哈雷才最后设法从那位脾气怪僻的教授那里索得了最后一卷。

哈雷的烦恼并没有完全结束。英国皇家学会本来答应出版这部作品，但现在打了退堂鼓，说是财政有困难。前一年，该学会曾经为《鱼类志》下了赌注，该书成本很高，结果赔了老本；他们担心一本关于数学原理的书不会有多大销路。哈雷尽管不很富裕，还是自己掏钱支付了这本书的出版费用。和以往一样，牛顿分文不出。更糟糕的是，哈雷这时候刚刚接受学会的书记员的职位，他被告知，学会已经无力给他答应过的50英镑年薪，只能用几本《鱼类志》来支付。

牛顿定律解释了许许多多事情——海洋里潮水的飞溅和翻腾；行星的运动；为什么炮弹着地前沿着一条特定的弹道飞行；虽然我们脚下的行星在以每小时几百公里的速度旋转，为什么我们没有被甩进太空[2]——这些定律的全部意义要费好大工夫才能领会。但是，它们揭示的其中一个事实几乎马上引发了争议。

那就是，该定律认为，地球不是滴溜滚圆的。根据牛顿的学说，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造成两极有点扁平，赤道有点鼓起。因此，这颗行星稍稍呈扁圆形。这意味着，1度经线的长度，在意大利和苏格兰是不相等的。说得确切一点，离两极越远，长度越短。这对那些认为地球是个滴溜滚圆的球体，并以此来测量这颗行星的人来说不是个好消息。那些人就是大家。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想要测算出地球的大小，大多使用很严格的测量方法。最先做这种尝试的人当中有一位英国数学家，名叫理查德·诺伍德。诺伍德在年轻时代曾带着个按照哈雷的式样制作的潜水钟去过百慕大，想要从海底捞点珍珠发大财。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因为那里没有珍珠，而且诺伍德的潜水钟也不灵，但诺伍德是个不愿意浪费一次经历的人。17世纪初，百慕大在船长中间以难以确定位置著称。问题是海洋太大，百慕大太小，用来解决这个差异的航海仪器严重不足。连1海里的长度还都说法不一。关于海洋的宽度，最细小的计算错误也会变得很大，因此船只往往以极大的误差找不到百慕大这样大小的目标。诺伍德爱好三角学，因此也爱好三角形，他想在航海方面用上一点数学，于是决定计算1度经线的长度。

诺伍德背靠着伦敦塔踏上了征途，历时两年向北走了330多公里来到约克，一边走一边不停地拉直和测量一根链子。在此过程中，他考虑到土地的起伏、道路的弯曲，始终一丝不苟地对数据进行校正。最后一道工序，是在一年的同一天，一天的同一时间，在约克测量太阳的角度。他已经在伦敦做完第一次测量。根据这次测量，他推断，他可以得出地球1度经线的长度，从而计算出地球的整个周长。这几乎是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作——1度的长度只要算错一点儿，整个长度就会相差许多公里——但实际上，就像诺伍德自豪地竭力声称的那样，他的计算非常精确，误差“微乎其微”——说得更确切一点，误差不到550米。以米制来表达，他得出的数字是每度经线的长度为110.72公里。

1637年，诺伍德一部在航海方面的杰作《水手的实践》出版，立即赢得一批读者。它再版了17次，他去世25年以后仍在印刷。诺伍德携家人回到了百慕大，成为一名成功的种植园主，空闲时间便以他心爱的三角学来消遣。他在那里活了38年。要是对大家说，他这38年过得很幸福，受到了人们的敬仰，大家一定会很高兴。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离开英格兰以后的航行途中，诺伍德的两个年幼的儿子跟纳撒尼尔·怀特牧师同住一个船舱，不知怎的让这位年轻的牧师深受精神创伤，在他余生的许多时间里会想方设法来找诺伍德的麻烦。

诺伍德的两个女儿的婚姻都不尽如人意，给她们的父亲平添了不少痛苦。有个女婿可能受那位牧师的唆使，不断为了小事去法院控告诺伍德，惹得他非常气愤，还不得不经常去百慕大的那一头为自己辩护。最后，在17世纪50年代，百慕大开始流行审讯巫师，诺伍德提心吊胆地度过了最后的岁月，担心自己那些带有神秘符号的三角学论文会被看作是跟魔鬼的交流，自己会被可怕地判处死刑。我们对诺伍德的情况知之甚少，反正他在不愉快的环境中度过了晚年，实际上也许是活该。肯定没错的是，他的晚年确实是这样度过的。

与此同时，测定地球周长的风潮已经到达法国。在那里，天文学家让·皮卡尔发明了一种极其复杂的三角测绘法，用上了扇形板、摆钟、天顶象限仪和天文望远镜（用来观察土星卫星的运动）。他花了两年时间穿越法国，用三角测绘法进行测量；之后，他宣布了一个更加精确的测量结果：1度经线为110.46公里。法国人为此感到非常自豪，但这个结果是建立在地球是个圆球这个假设上的——而现在牛顿说地球不是这种形状的。

更为复杂的是，皮卡尔死后，乔瓦尼和雅克·卡西尼父子在更大的区域内重复了皮卡尔的实验。他们得出的结果显示，地球鼓起的地方不是在赤道，而是在两极——换句话说，牛顿完全错了。正因为如此，科学院才派遣布格和孔达米纳去南美洲重新测量。

他们选择了安第斯山脉，因为他们需要在靠近赤道的地方进行测量，以确定那里的圆度是否真有差异，还因为他们认为山区的视野比较开阔。实际上，秘鲁的大山经常云雾笼罩，这个小组常常不得不等上几个星期，才等得上一个小时的晴天来进行测量。不仅如此，他们选了个地球上几乎最难对付的地形。秘鲁人称这种地形是“非常少见”的——这话绝对没错。两个法国人不仅不得不翻越几座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大山——连他们的骡子也过不去的大山——而且，若要抵达那些大山，他们不得不涉过几条湍急的河流，钻过密密的丛林，穿越几公里高高的、岩石遍布的荒漠，这些地方在地图上几乎都没有标记，远离供给来源。但是，布格和孔达米纳是坚忍不拔的人。他们不屈不挠，不怕风吹日晒，坚持执行任务，度过了漫长的9年半时间。在这个项目快要完成的时候，他们突然得到消息，说另一个法国考察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进行测量（面对自己的艰难困苦，从寸步难行的沼泽地，到危机四伏的浮冰），发现1度经线在两极附近果真要长，正如牛顿断言的那样。地球在赤道地区的测量结果，要比环绕两极从上到下测量的结果多出43公里。

因此，布格和孔达米纳花了将近10年时间，得出了一个他们不希望得出的结果，而且发现这个结果还不是他们第一个得出的。他们没精打采地结束了测量工作，只是证明第一个法国小组是正确的。然后，他们依然默不作声地回到海边，分别乘船踏上了归途。

牛顿在《原理》中做的另一个推测是：一根挂在大山附近的铅垂线，会受到大山质量和地球引力的影响，稍稍向着大山倾斜。这个推测很有意思。要是你精确测量那个偏差，计算大山的质量，你可以算出万有引力的常数（引力的基本值，叫作Ｇ），同时还可以算出地球的质量。

布格和孔达米纳在秘鲁的钦博拉索山做过这种实验，但是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技术难度很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内部吵得不可开交。因此，这件事被暂时搁置下来，30年后才在英国由皇家天文学家内维尔·马斯基林重新启动。达娃·索贝尔在她的畅销书《经线》中，把马斯基林说成是个傻瓜和坏蛋，不会欣赏钟匠约翰·哈里森的卓越才华，这话也许没错。但是，我们要在她书里没有提到的其他方面感激马斯基林，尤其要感激他制定了称地球重量的成功方案。

马斯基林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一座形状规则的山，能够估测它的质量。在他的敦促之下，英国皇家学会同意聘请一位可靠的人去考察英伦三岛，看看能否找到这样的一座山。马斯基林恰好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天文学家和测量学家查尔斯·梅森。马斯基林和梅森11年前已经成为朋友，他们曾一块儿承担测量一起重大天文事件的项目：金星凌日。不知疲倦的埃德蒙·哈雷几年前已经建议，要是在地球上选定几个位置测量一次这种现象，你就可用三角测绘法来计算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并由此计算出到太阳系其他所有天体的距离。

不幸的是，所谓的金星凌日是一件不规律的事。这一现象结对而来，相隔8年，然后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都不发生一次。在哈雷的生命期里不会发生这种现象。[3]但是，这个想法一直存在。1761年，在哈雷去世将近20年以后，当下一次凌日准时来到的时候，科学界已经做好准备工作——准备得比观测以往任何一次天文现象都要充分。

凭着吃苦的本能——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科学家们奔赴全球100多个地方，其中有俄罗斯西伯利亚、中国、南非、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丛林。法国派出了32名观测人员，英国18名，还有来自瑞典、俄罗斯、意大利、德国、冰岛等国的观测人员。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合作的科学活动，但它几乎到处困难重重。许多观测人员遇上了战争、疾病或海难。有的抵达了目的地，但打开箱子一看，只见仪器已经破碎或被热带灼人的阳光烤弯。法国人似乎命中注定要再一次遭遇厄运。让·沙佩乘马车呀，乘船呀，乘雪橇呀，花了几个月才到达西伯利亚，每一次颠簸都得小心护着容易损坏的仪器。最后只剩下关键的一段行程，却被一条涨水的河流挡住了去路。原来，就在他到达前不久，当地下了一场罕见的春雨。当地人马上归罪于他，因为他们看到他把古怪的仪器对准天空。沙佩设法逃得性命，但没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测量工作。

更倒霉的是纪晓姆·让蒂，他的经历蒂莫西·费瑞斯在《银河系简史》一书里做了精彩而简要的描述。让蒂提前一年从法国出发，打算在印度观测这次凌日现象，但遇到了种种挫折，发生凌日的那一天还在海上——这几乎是最糟糕的地方，因为测量需要保持平稳状态，而这在颠簸的船上根本无法做到。

让蒂并不气馁，继续前往印度，等待1769年的下一次凌日现象。他有8年的准备时间，因此建立了一个一流的观察站，他一次又一次测试他的仪器，把准备工作做得完美无缺。1769年6月4日是发生第二次凌日现象的日子。早晨醒来，他看到是个艳阳天；但是，正当金星从太阳表面通过的时候，一朵乌云挡住了太阳，在那里停留了3小时14分7秒的时间，几乎恰好是这次金星凌日的时间。

让蒂大失所望地收拾仪器，前往最近的港口，而途中又患了痢疾，有将近一年时间卧床不起。他不顾身体依然虚弱，最后登上了一条船。这条船在非洲近海的一次飓风中几乎失事。出门11年半以后，他终于回到家里。他一无所获，却发现他的亲戚已经宣布他死亡，争先恐后地夺走了他的财产。

比较而言，英国派到各地的18名观测人员所经历的失望就不算一回事。梅森与一位名叫杰里迈亚·狄克逊的年轻测量员搭档，相处得显然不错，两人还结成了持久的伙伴关系。他们奉命去苏门答腊，在那里绘制凌日图。但他们的船出海的第二天晚上就受到了一条法国护卫舰的攻击。（尽管科学家们处于一种国际合作的心态之中，但国家之间并非如此。）梅森和狄克逊给皇家学会发了一封短信，说看来公海上非常危险，不知道整个计划是不是应该取消。他们很快收到一封令人寒心的回信，信中先是对他们一顿臭骂，然后又说他们已经拿了钱，国家和科学界都对他们寄予希望，他们不把计划进行下去就会颜面扫地。他们改变了想法，继续往前驶去，但途中传来消息说，苏门答腊已经落入法国人之手。因此，他们最终是在好望角观测这次凌日现象的，效果很不好。回国途中，他们来到大西洋一个孤零零的小岛——圣赫勒拿岛上，做了短暂停留，在那里遇上了马斯基林。由于乌云覆盖，马斯基林的观测工作无法进行。梅森和马斯基林建立起了牢固的友谊，一起绘制潮流图，度过了几周快活的，甚至是比较有意义的日子。

此后不久，马斯基林回到英国，成为皇家天文学家，而梅森和狄克逊——这时候显然更加成熟——起程前往美洲，度过漫长而时常是险象环生的4年。他们穿越390多公里危险的荒原，一路上搞测量工作，以解决威廉·佩恩和巴尔的摩勋爵两人地产之间的以及他们各自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之间的边界纠纷。结果就是那条著名的梅森-狄克逊线。后来，这条线象征性地被看作是美国奴隶州和自由州之间的分界线。（这条线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但他们还进行了几次天文观测。其中有一次，他们对1度经线的长度做了当时那个世纪最精确的测量。由于这项成就，他们在英国赢得了比解决两位骄横的贵族之间的边界纠纷高得多的赞扬。）

回到欧洲以后，马斯基林与他的德国和法国同行不得不下结论，1761年的凌日观测工作基本失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问题之一在于观测的次数太多。把观测结果放在一起，往往证明互相矛盾，无法统一。成功绘制金星凌日图的却是一位不知名的约克郡出生的船长，名叫詹姆斯·库克。他在塔希提岛一个阳光普照的山顶上观看了1769年的凌日现象，接着又绘制了澳大利亚的地图，宣布它为英国皇家殖民地。他一回到国内，就听说法国天文学家约瑟夫·拉朗德已经计算出，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略略超过1.5亿公里。（19世纪又发生两次凌日现象，天文学由此得出的距离是1.495 9亿公里，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现在。我们现在知道，确切的距离应该是1.495 978 706 91亿公里。）地球在太空中终于有了个方位。

梅森和狄克逊回到英国，成了科学上的英雄；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伙伴关系却破裂了。考虑到他们经常出现在18世纪的重大科学活动中，对这两个人的情况知道得如此之少，这是很引人注目的。没有照片，文字资料也极少。关于狄克逊，《英国人名词典》巧妙地提到，他“据说生在煤矿里”，然后让读者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提供合理的解释。《词典》接着说，他1777年死于达勒姆。除了他的名字和他与梅森的长期伙伴关系以外，别的一无所知。

关于梅森的情况，资料稍多一点。我们知道，1772年，他应马斯基林的请求，寻找一座山，供测量引力偏差之用；最后，他发回报告，他们需要的山位于苏格兰高地中部，就在泰湖那里，名叫斯希哈林山。然而，他怎么也不肯花一个夏天来对它进行测量。他再也没有回到现场。人们知道，他的下一个活动是在1786年。他突然神秘地带着他的妻子和8个孩子出现在费城，显然穷困潦倒。他18年前在那里完成测量工作以后没有回过美洲，这次回来没有明显的理由，也没有朋友或资助人迎接他。几个星期以后，他死了。

由于梅森不愿意测量那座山，这个工作落在了马斯基林身上。1774年夏天，有4个月时间，马斯基林在一个遥远的苏格兰峡谷的帐篷里指挥一组测量员。他们从每个可能的位置做了数百次测量。要从这么一大堆的数据中得出那座大山的质量，需要进行大量而又枯燥的计算。承担这项工作的是一位名叫查尔斯·赫顿的数学家。测量员们在地图上写了几十个数据，每一个都表示山上或山边某个位置的高度。这些数字真是又多又乱。但是，赫顿注意到，只要用铅笔把高度相等的点连起来，一切就显得很有次序了。实际上，你马上可以知道这座山的整体形状和坡度。于是，他发明了等高线。

根据斯希哈林山的测量结果，赫顿计算出地球的质量为5 000万亿吨。在此基础上，可以推算出太阳系里包括太阳在内的所有主要天体的质量。因此，我们从这一次实验知道了地球、太阳、月球和其他行星及其卫星的质量，另外还发明了等高线——这一个夏天的收获真是不小。

然而，不是人人都对结果感到很满意。斯希哈林山实验的不足之处在于，你不知道该山的真正密度，因此不可能得出一个真正确切的数字。为了方便起见，赫顿假设这座山的密度与普通石头相等，即大约是水的密度的2.5倍，但这不过是根据经验所做的估计。

有一个似乎是不可能的人把注意力转向这个问题。他是个乡下人，名叫约翰·米歇尔，家住约克郡人口稀少的桑希尔村。尽管环境偏僻而简陋，米歇尔却是18世纪一位伟大的科学思想家，深受人们的尊敬。

尤其是，他认识到地震的波动性质，对磁场和引力进行了大量创造性的研究，比任何人都早200年设想过黑洞的存在，这是相当了不起的——连牛顿都跨不出这么一大步。当德国出生的音乐家威廉·赫歇尔认为自己生活中的真正兴趣是天文学的时候，他就是向米歇尔讨教了天文望远镜的制作方法。自那以来，行星科学界一直为此对他怀有感激之情。[4]

然而，在米歇尔的成就当中，最精巧或最有影响的莫过于他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的一台用于测量地球质量的仪器。不幸的是，他生前没能完成这项实验。这项实验以及必要的设备都传给了一位杰出而又离群索居的伦敦科学家，他的名字叫亨利·卡文迪许。

卡文迪许本身就是一部书。他生于一个生活奢华的权贵家庭——祖父和外祖父分别是德文郡公爵和肯特公爵——是那个年代最有才华而又极其古怪的英国科学家。几位作家为他写过传记。用其中一位的话来说，他特别腼腆，“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他跟任何人接触都会感到局促不安，连他的管家都要以书信的方式跟他交流。

有一回，他打开房门，只见前门台阶上立着一位刚从维也纳来的奥地利仰慕者。那奥地利人非常激动，对他赞不绝口。一时之间，卡文迪许听着这些赞扬，仿佛挨了一记闷棍；接着，他再也无法忍受，顺着小路飞奔而去，出了大门，连前门也顾不得关上。几个小时以后，他才被劝说回家。

有时候，他也大胆涉足社交界，尤其热心于每周一次的由伟大的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举办的科学界聚会，但班克斯总是对别的客人讲清楚，大家决不能靠近卡文迪许，甚至不能看他一眼。那些想要听取他的意见的人被建议晃悠到他的附近，仿佛不是有意的，然后“只当那里没有人那样说话”。如果他们的话算得上是在谈论科学，他们也许会得到一个含糊的回答，但更经常的情形是听到一声怒气冲冲的尖叫（他好像一直是尖声尖气的），转过身来却发现没有人，只见卡文迪许飞也似的逃向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

卡文迪许钱又多，性格又孤僻，正好有条件把他在克拉彭的房子变成个大实验室，以便不受干扰地探索物理学的每个角落——电、热、引力、气体以及任何跟物质的性质有关的问题。18世纪末叶，是爱好科学的人们对基本物质——尤其是气体和电——的性质产生浓厚兴趣的时代，又是开始知道怎么对付它们的时代，但往往是热情有余，理智不足。在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不顾生命危险在大雷雨里放风筝，这是很有名的。在法国，一位名叫皮拉特尔·罗齐耶的化学家含了一口氢喷在明火上，以测试氢的可燃性，其结果是证明了氢确实是易爆物质，眉毛也不一定是人的脸上一个永久的特征。卡文迪许也做了许多实验，他曾经逐步加大在自己身上的电击强度，仔细体会逐渐加剧的痛苦，直到拿不住手里的羽毛管，有时候甚至失去知觉。

在卡文迪许漫长的一生中，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其中，他是分离出氢的第一人，把氢和氧化合成水的第一人——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脱离不了“古怪”两个字。他经常在出版的作品中提到从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实验结果，这使他的科学家同行们老是很气恼。但是，尽管遮遮掩掩，他不光模仿牛顿，而且想要努力超过他。他对导电性能的实验超前了时代一个世纪，但不幸的是，直到那个世纪过去才被人发现。直到19世纪末，剑桥大学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承担了编辑卡文迪许文献的任务，他的大部分成就才为人所知。而到那个时候，发现虽然是他的，但功劳几乎总是已经归属别人。

其中，卡文迪许发现或预见到了能量守恒定律、欧姆定律、道尔顿的分压定律、里克特的反比定律、查理的气体定律以及电传导定律，但都没有告诉别人。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据科学史家J.G.克劳瑟说，他还预见了“开尔文和G.H.达尔文关于潮汐摩擦对减慢地球自转速度的作用的成果、拉摩尔关于局部大气变冷的作用的发现（发表于1915年）……皮克林关于冷冻混合物的成就以及罗斯布姆关于异质平衡的某些成果”。最后，他还留下线索，直接导致一组名叫惰性气体的元素的发现。其中有几种是极难获得的，最后一种直到1962年才被发现。不过，我们现在的兴趣在于卡文迪许所做的最后一次著名的实验。1797年夏末，67岁高龄的他把注意力转向约翰·米歇尔显然只是出于科学上的敬意留给他的几箱子设备。

装配完毕以后，米歇尔的仪器看上去很像是一台18世纪的鹦鹉螺牌举重练习机。它由重物、砝码、摆锤、轴和扭转钢丝组成。仪器的核心是两个150多千克重的铅球，悬在两个较小球体的两侧。装配这台设备的目的是要测量两个大球给小球造成的引力偏差。这将使首次测量一种难以捉摸的力——所谓的引力常数——成为可能，并由此推测地球的重量（严格来说是质量）[5]。

引力使行星保持在轨道上，使物体砰然坠落，因此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强大的力，其实不然。它只是在整体意义上强大：一个巨大的物体，比如太阳，牵住另一个巨大的物体，比如地球。在一般情况下，引力极小。每次你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书，或从地板上拾起一枚硬币，你毫不费劲就克服了整个行星施加的引力。卡文迪许想要做的，就是在极轻的层面上测量引力。

精密是个关键词。设备所在的屋子里，容不得半点儿干扰。因此卡文迪许就待在旁边的一间屋里，用望远镜瞄准一个窥孔来观察。这项工作极其费劲，要做17次精密而又互不关联的测量，他总共花了将近一年时间才完成。卡文迪许终于计算完毕，宣布地球的重量略略超过13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磅[6]，用现代的计量单位来说就是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吨（1吨等于1 000千克或约等于2205磅）。

今天科学家手里的仪器，其精确度之高，可以测定一个细菌的重量；其灵敏度之高，有人在25米以外打个哈欠都会干扰读数。但是，他们对卡文迪许1797年的测量结果没有重大改动。目前对地球重量的最准确估计数是597 250亿亿吨，与卡文迪许的结果只相差1％左右。有意思的是，这一切都只是证实了在卡文迪许110年之前牛顿的估计，而且没有迹象表明牛顿做过任何实验。

无论如何，到18世纪末，科学家们已经知道地球的确切形状和大小，以及地球到太阳和各个行星的距离。连足不出户的卡文迪许都已算出了它们的重量。于是，你或许会认为，确定地球的年龄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毕竟，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一切必要的资料。然而，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人类要等到能够分裂原子，发明电视、尼龙和速溶咖啡以后，才算得出我们自己这颗行星的年龄。

若要知道其中的原因，我们必须北上去一趟苏格兰，先去拜访一位杰出而又可亲的人。这个人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刚刚创立了一门新学科：地质学。

[1] 这是一种以几何为基础的常用方法。要是知道三角形一边的长度和两个角的角度，就可以马上计算出所有其他的值。比如，假定你我二人希望知道到月球的距离。如果采用三角测量法的话，我们两人之间首先要拉开一定距离。比如，你留在巴黎，我去莫斯科，我们俩同时望着月球。现在，要是你想象有一条线把三点——你、我和月球——连起来，形成一个三角形，测量一下你和我之间的那条底线的长度以及我们两个角的角度，其他的就很容易计算出来了。（由于三角形里面的三个角加起来总是180度，你知道了两个角的角度之和，马上可以算出第三个角的角度；知道了这个三角形的确切形状和一条边的长度，你就可以知道另外两条边的长度。）这实际上是一位古希腊天文学家用过的办法。那是在公元前150年，他的名字叫尼卡伊亚的喜帕恰斯，为的是计算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在地面上，三角测量法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三角形没有伸展到空间，而是边对边放在地图上。为了测量1度经线，测量员要建立一连串的三角形，贯穿整个地形。

[2] 旋转的速度取决于你的位置。地球的自转速度不等，从赤道的每小时大约1 600公里，到两极的零公里。在伦敦，这个速度是每小时998公里。

[3] 最近一次金星凌日在2012年6月6日，下一次在2017年。20世纪没有金星凌日现象。

[4] 1781年，赫歇尔成为近代发现行星的第一人。他想把这颗行星冠以英国君主乔治的名字，但没有被通过。它后来被叫作天王星。

[5] 对物理学家来说，质量和重量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你的质量永远不变，无论你去哪里；你的重量却不断变化，而这取决于你距离某个庞然大物的中心有多远，比如一个行星。要是你去月球，你的重量会变轻，但质量保持不变。在地球上，质量和重量实际上一样，因此这两个词被视作同义词，至少在课堂外面是这样。

[6] 此处数据有误，根据后面的换算，应该是1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磅。 ——编者注

第五章 敲石头的人们

正当亨利·卡文迪许在伦敦完成实验的时候，在650公里之外的爱丁堡，另一个重大时刻随着詹姆斯·赫顿的去世而即将到来。这对赫顿来说当然是坏消息，但对科学界来说却是个好消息，因为它为一个名叫约翰·普莱费尔的人无愧地改写赫顿的作品铺平了道路。

赫顿毫无疑问是个目光敏锐、非常健谈的人，一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他在了解地球那神秘而又缓慢的形成过程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不幸的是，他不会以人人都能基本理解的形式写下他的见解。有一位传记作家长叹一声，说他“几乎完全不懂得怎么使用语言”。人们看他写的每一行字差不多都会想要睡觉。在他1795年的杰作《地球论以及证据与说明》中，他是这样讨论……呃，某个问题的：

我们居住的世界不是由组成当时地球的直接前身的物质所构成的，而是从当今往前追溯，由我们认为是第三代的地球的物质所构成的，那个地球出现在陆地露出海面之前，而我们现今的陆地还在海水底下。

不过，他几乎独自一人，而且非常英明地开创了地质学，改变了我们对地球的认识。赫顿1726年生于一个富裕的苏格兰家庭，享受着舒适的物质条件，所以能以工作轻松、全面提高学识的方式度过大半辈子。他学的是医学，但发现自己不喜欢医学，于是改学农学。他一直在贝里克郡的自家农场里以从容而又科学的方式务农。1768年，他对土地和羊群感到厌倦，迁到了爱丁堡。他建立了一家很成功的企业，用煤烟生产氯化铵，同时忙于各种科学研究。那个时候，爱丁堡是知识分子活跃的中心，赫顿在这种充满希望的环境里如鱼得水。他成为一个名叫牡蛎俱乐部的学会的主要成员。他在那里和其他人一起度过了许多夜晚，其中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和哲学家戴维·休谟，还有偶尔光临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和詹姆斯·瓦特。

按照那个年代的传统，赫顿差不多对什么都有兴趣，从矿物学到玄学。其中，他用化学品搞实验，调查开采煤矿和修筑运河的方法，考察盐矿，推测遗传机制，收集化石，提出关于雨、空气的组成和运动定律方面的理论等等。但是，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地质学。

在那个爱好钻研的时代，在许多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当中，有个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人们——山顶上为什么经常发现古代的贝壳和别的海洋生物化石。它们到底是怎么到那里的？许多人认为自己已经找到答案。他们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水成论者认为，地球上的一切，包括在高处的海洋贝壳，可以用海平面的升高和降低来解释。他们认为，山脉、丘陵和其他地貌与地球本身一样古老，只是在全球洪水时期被水冲刷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立面是火成论者。他们认为有许多充满活力的动因，其中，火山和地震不断改变这颗行星的表面，但显然跟遥远的大海毫无关系。火成论者还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不发洪水的时候，这水都流到哪里去了？要是有时候存在足以淹没阿尔卑斯山的水，那么请问，在平静下来以后，比如现在，这水都流到哪里去了？他们认为，地球受到内部深处的力和表面的力的作用。然而，他们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贝壳是怎么跑到山顶上去的。

就是在考虑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赫顿提出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见解。他朝自己的农田一看，只见岩石经过腐蚀变成了土壤，土壤颗粒被溪水和河水冲刷，带到别处沉积下来。他意识到，要是这个过程持续到地球的自然灭亡之时，那么地球最终会被磨得非常光滑。然而，他身边到处是丘陵。显而易见，肯定还有某种别的过程，某种形式的更新和隆起，创造了新的丘陵和新的大山，不停地如此循环。他认为，山顶上的海洋生物化石不是发洪水期间沉积的，而是跟大山本身一起隆起来的。他还推测，是地球内部的地热创造了新的岩石和大陆，顶起了新的山脉。说得客气一点，地质学家不愿意理解这种见解的全部含义，直到200年之后。这时候，他们终于采纳了板块构造论。赫顿的理论特别提出，形成地球的过程需要很长时间，比任何人想象的还要长得多。这里面有好多深刻的见解，足以彻底改变我们对这颗行星的认识。

1785年，赫顿把他的看法写成一篇很长的论文，并在爱丁堡皇家学会的几次会议上宣读。它几乎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原因不难找到。一定程度上，他就是这样向听众宣读论文的：

在一种情况下，形成的原因在独立存在的物体内部。这是因为，这个物体被热激活以后，是通过物体的特有物质的反应，形成了构成脉络的裂口。在另一种情况下，还是一样，相对于在其内部形成裂口的物体来说，原因是外在的。已经发生了最猛烈的断裂和扯裂；但是那个原因还在努力；它不是出现在脉络里，因为它不是在我们地球坚实的物体内部——那里找得到矿物或矿脉的特定物质——的每条缝隙和每个断层里。

不用说，听众里几乎谁也不懂他在说些什么。朋友们鼓励他把他的理论展开一下，殷切希望他能以更清晰的方式阐述出来。赫顿花了此后的10年时间准备他的巨著，并且于1795年以两卷本出版。

这两卷本加起来有将近1 000页，写得比他最悲观的朋友担心的还要糟糕，真是不可思议。此外，这部作品的内容将近一半引自法国的资料，仍然以法文的形式出现。第三卷非常缺少吸引力，直到1899年才出版，那是在赫顿去世一个多世纪以后。第四卷即最后一卷根本没有出版。赫顿的《地球论》很有资格当选为读者最少的重要科学著作（要是没有大量别的这样的书的话，那就可以这样说）。连19世纪最伟大的地质学家、什么书都看过的查尔斯·莱尔也承认，这本书他实在读不下去。

还算幸运，赫顿有他自己的鲍斯韦尔[1]，那就是约翰·普莱费尔。普莱费尔是爱丁堡大学的数学教授，赫顿的一位密友。他不但写得出漂亮的散文，而且——幸亏多年在赫顿身边——在大多数情况下知道赫顿其实想要说些什么。1802年，在赫顿去世5年以后，普莱费尔推出了赫顿原理的简写本，书名叫作《关于赫顿地球论的说明》。这本书受到了对地质学感兴趣的人的欢迎，这种人在1802年还为数不多。然而，情况就要发生变化了。没错。

1807年冬，伦敦13个志同道合的人在科芬园朗埃克街的共济会酒店聚会，成立了一个餐饮俱乐部，后来取名为地质学会。学会每月碰一次头，一边喝一两杯马德拉葡萄酒，吃一顿交际饭，一边交换对地质学的看法。这顿饭的价钱故意定在昂贵的15先令，以便使那些不靠谱的人望而却步。然而，事情很快就变得一清二楚，需要有个设有永久性总部的合适机构，人们可以在那里分享和讨论新的发现。不到10年，成员就发展到400名——当然仍都是绅士，地质学会看来要使皇家学会相形见绌，成为该国的首要科学社团。

从11月到次年6月，会员每月碰头两次，因为到这个时候，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已出门，整个夏天在做野外工作。你要知道，这些人出去找矿石不是为了挣钱，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甚至也不是学者。这种活动不过是既有钱又有时间的绅士在比较专业的层面上从事的一种爱好。到1830年，地质学会已经发展到745名会员，可谓盛极一时。

这种情形在现在是难以想象的，但地质学激励了19世纪的人——完全抓住了他们的注意力——这是科学史上以前没有过，或许将来也不会有的情况。1839年，罗德里克·默奇森出版了《志留系》，一本又厚又重的书，研究一种名叫杂砂岩的岩石。它顿时成为一本畅销书，很快出了4版，虽然一册要卖到8个基尼，而且具有真正的赫顿风格，即很难读得懂。（连默奇森的支持者也承认，它“毫无文学作品的魅力”。）而当伟大的查尔斯·莱尔于1841年去美国，在波士顿开设一系列讲座的时候，每次都有3 000名听众挤进洛韦尔学院，静静地听他描述海洋沸石和地震在坎帕尼亚引起的震动。

在整个近代思想界，尤其在英国，有学问的人都会下乡去干一点他们所谓的“敲石头”的活儿。这项工作干得还一本正经。他们往往打扮得很有吸引力：头戴高顶大礼帽，身穿黑色套装。只有牛津大学的威廉·巴克兰牧师是个例外，他习惯于穿博士服做野外工作。

野外吸引了许多杰出人士，尤其是上面提到的默奇森，他大约花了前半生近30年时间来骑着马追赶狐狸，用猎枪把空中飞行的鸟儿变成一簇簇飘扬的羽毛。除了阅读《泰晤士报》和打一手好牌以外，他没有显示出任何会动脑子的迹象。接着，他对岩石发生了兴趣，以惊人的速度一跃成为地质学思想界的巨人。

再就是詹姆斯·帕金森博士，他还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写过许多富有鼓动性的小册子，比如《不流血的革命》。1794年，发生了一次听上去有点儿疯狂的阴谋事件，叫作“玩具气枪计划”，有人打算趁国王乔治三世在剧院包厢里看戏的机会用带毒的飞镖射中他的脖子。帕金森跟这件事有牵连，被带到枢密院进行盘问，差一点给戴上镣铐发配到澳大利亚。但是，对他的指控后来不了了之。他渐渐对生活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并开始对地质学产生了兴趣，最终成为地质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和一部重要的地质学作品《先前世界的有机遗骸》的作者。有半个世纪时间，这本书不停地印刷。他再也没有制造过麻烦。然而，今天我们之所以记得他，是因为他对一种疾病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这种疾病在当时被称为“震颤性麻痹”，但之后一直被叫作帕金森综合征。（帕金森在另一个方面也小有名气。1785年，他很可能成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在一次摸彩活动中赢得一个自然博物馆。这家博物馆位于伦敦的莱斯特广场，原本是阿什顿·利弗建立的，但利弗无节制地搜集自然宝物，最后搞得倾家荡产。帕金森将这个博物馆保留到1805年，再也维持不下去，便把收藏品拆掉卖了。）

有个人在性格上不如帕金森那样引人注目，但影响比当时所有地质界的人的影响加起来还要大，这个人就是查尔斯·莱尔。莱尔生于赫顿去世的那一年，出生地是离赫顿家只有113公里的金诺迪村。他的父母是苏格兰人，但他在遥远的南方——英格兰汉普郡的新福里斯特长大，因为他的母亲认为苏格兰人又懒又爱喝酒。总的来说，他和19世纪的绅士科学家一模一样，也来自生活优裕、思想活跃的家庭。他的父亲也叫查尔斯，是个大名鼎鼎的人，是研究诗人但丁和藓沼（即莱尔藓，大多数去过英国乡村的人都在上面坐过，就是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方面的权威。莱尔受他父亲的感染，对博物学产生了兴趣，然而，是在牛津大学，在威廉·巴克兰——身穿飘逸长袍的巴克兰——的影响之下，莱尔才开始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地质学。

巴克兰多少是个有魅力的怪人。他做出过一些真正的成就，但人们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的怪僻性格才记得他。他尤其以养了一群野兽出名，其中有的很大，有的很危险。那些野兽可以在他的屋子里和花园里自由走动。他还以吃遍开天辟地以来有过的每一种动物闻名。他会以烘豚鼠、面糊耗子、烤刺猬或煮东南亚海参来招待家里的客人，这取决于他的一时冲动和是否有货。巴克兰觉得它们的味道都不错，但菜园里的普通鼹鼠除外，他宣称这种动物的味道令人恶心。他差点成为粪便化石的权威，家里有一张桌子几乎完全用收集来的这类标本制成。

即使在从事严肃的科学活动的时候，他的方式一般来说也是怪怪的。有一次，巴克兰半夜里于兴奋之中把他的太太推醒，大叫一声：“天哪，我认为，化石上的脚印肯定是乌龟的脚印！”夫妻俩穿着睡衣急匆匆地来到厨房。巴克兰太太和了面团，铺在那张桌上，巴克兰牧师拿来家里养的乌龟。他们把乌龟往面团上一扔，赶着它往前走。他们高兴地发现，它的脚印果然和巴克兰一直在研究的化石上的脚印完全一致。查尔斯·达尔文认为巴克兰是个小丑——这是他的原话——而莱尔却似乎觉得他对自己很有启发，还很喜欢他，1824年和他一块儿去了苏格兰。就是在那次苏格兰之行以后，莱尔决定放弃律师职业，把全部时间投入了地质学。

莱尔近视得厉害，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痛苦地眯着眼睛，因此露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最后，他完全丧失了视力。）他还有一个有点古怪的地方，当他想得出神的时候，他会在家具上摆出难以想象的姿势——要么横在两张椅子上，要么（用他的朋友达尔文的话来说）“头枕着椅子面，身体站得笔直”。一旦陷入沉思，他往往会慢慢地从椅子上滑下来，臀部几乎贴着地板。莱尔一生中的唯一工作是在1831—1833年期间当过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地质学教授。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写出了《地质学原理》，并在1830—1833年期间分3卷出版。这部书在许多方面巩固和阐述了一代人之前由赫顿首先提出的见解。（虽然莱尔从来没有读过赫顿作品的原文，但他怀着浓厚的兴趣研究过普莱费尔的改写本。）

在赫顿时代和莱尔时代之间，地质学界发生了一场新的争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过去的水成论与火成论之争，而又往往交混在一起。新的战斗成为灾变论和均变论之争。给一场重要而又旷日持久的争论起这样的名字，似乎有点儿不够味儿。顾名思义，灾变论者认为，地球是由突发的灾难性事件形成的——主要是洪水。这就是人们常常把灾变论和水成论互相混淆的原因。灾变论尤其迎合巴克兰这样的教士的心理，这样他们可以把《圣经》里诺亚时代的洪水纳入严肃的科学讨论。均变论者恰恰相反，认为地球上的变化是逐渐形成的，几乎所有的地质变化过程都是缓慢的，都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最先提出这种见解的与其说是莱尔，不如说是赫顿，但大多数人读的是莱尔的作品，因此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他成了近代地质学之父。

莱尔认为，地球的变迁是一贯的，缓慢的——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一切都可以用今天仍在发生的事情来解释。莱尔和他的信徒们不但瞧不起灾变论，而且对它深恶痛绝。灾变论者认为，绝种是一系列过程的组成部分，此过程中，动物不断灭亡，被新的动物取而代之——博物学家T.H.赫胥黎把这种看法挖苦地比作是“惠斯特牌戏里的一连串胜局，到了最后，打牌的人推翻桌子，要求换一副新牌”。以这种方法来解释未知的事物未免过于省劲。“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样的一种教条更蓄意助长懒汉精神，更削弱人们的好奇心的了。”莱尔嗤之以鼻地说。

莱尔的失误并不算少。他没有令人信服地解释山脉是怎么形成的，没有认识到冰川是变化的一个动因。他不愿意接受阿加西斯关于冰期的观点——他轻描淡写地将其称为“地球制冷”——坚信“在最古老的化石床里会发现”哺乳动物。他拒绝接受关于动物和植物突然死亡的看法，认为所有主要的动物群体——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鱼类等等——自古以来一直同时存在。在这些问题上，最后证明他是完全错误的。

然而，莱尔的影响你几乎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地质学原理》在他生前出了12版；直到20世纪，书里包含的一些观点依然被地质学界奉为圭臬。达尔文乘“猎犬号”环球航行途中还随身带着一本《地质学原理》，而且是该书的第一版。他后来写道：“《原理》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改变了一个人的整个思想状态；因此，当见到一样莱尔从没有见到过的东西的时候，你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他的眼光来看的。”总之，他差不多把莱尔看作是个神，就像他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20世纪80年代，当地质学家不得不摈弃他的一部分理论，以适应关于物种灭绝的撞击理论的时候，他们简直痛苦得要命。这充分说明了莱尔的影响之大。不过，那是后话了。

与此同时，地质学有大量的分类工作要做，这项工作不是什么都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地质学家就想把岩石按其形成的时期来进行分类，但在怎么划分时期的问题上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而且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后来被称为“泥盆纪大争论”。剑桥大学的亚当·塞奇威克牧师断言有一层岩石是寒武纪的，而罗德里克·默奇森认为它完全属于志留纪，争论于是就发生了。争论持续了好多年，而且越来越激烈。“贝施是个下流痞子。”默奇森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气呼呼地骂他的同行。

在《泥盆纪大争论》一书里，马丁·J.S.鲁迪克极精彩而又有些沮丧地描述了这场争论。只要瞥一眼该书各章的标题，就可以知道一点上述情绪的强烈程度。开头几章的标题的语气倒还温和，比如《绅士们的辩论舞台》和《破译杂砂岩之谜》，但接着就是《捍卫杂砂岩与攻击杂砂岩》、《指摘与反驳》、《散布恶毒的谣言》、《韦弗撤回邪说》、《杀杀乡下人的气焰》（唯恐你还怀疑这不是一场战争）、《默奇森发起莱茵兰战役》等等。争论于1879年得以解决，办法很简单，在寒武纪和志留纪中间加一个时期：奥陶纪。

在这门学科的早期，英国人是最活跃的，因此在地质词语中英国的名称占了绝大部分。泥盆纪（即德文纪）当然源自英格兰的德文郡。寒武纪来自罗马人对威尔士的叫法，而奥陶纪和志留纪使人想起了古代的威尔士人部落：奥陶人和志留人。但是，随着地质学后来在其他地方的崛起，世界各地的名称渐渐出现。侏罗纪跟法国和瑞士交界处的侏罗山有关。二叠纪使人想起俄罗斯乌拉尔山脉里的彼尔姆，而白垩纪（源自拉丁文白垩）是由一位比利时地质学家命名的，他自己也有个漂亮的名字，叫作J.J.德奥马利马斯·德霍洛伊。

原先，地质史分为4个时期：第一纪、第二纪、第三纪和第四纪。这个体系过于简单，因此寿命不太长。地质学家很快就用新的划分方法来替代这种划分方法。第一纪和第二纪已经完全不用，第四纪有的人已经不用，但有的人仍然在用。今天，只有第三纪还在广泛使用，虽然已经不代表第三纪任何东西。

莱尔在《原理》中使用了新的单位，叫作“世”或“段”来涵盖恐龙以后的时代，其中有更新世（“最近”）、上新世（“较近”）、中新世（“颇近”）和意思很含糊的渐新世（“有点儿近”）。

如今，一般来说，地质时代划分为四大块，叫作“代”：前寒武纪、古生代（源自希腊文，意为“古代生命”）、中生代（“中期生命”）和新生代（“新的生命”）。这4个代又分为12—20个部分，通常叫作“纪”，有时候也称“系”。其中大多数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白垩纪、侏罗纪、三叠纪、志留纪等等。[2]

接着就是莱尔所谓的“世”——更新世、中新世等——这些名称仅仅用来指最近的（但又是古生物学研究很活跃的）6500万年；最后，便是一大堆更细的分类，名叫“期”或“代”。其中大多数以地名命名，读起来几乎总是很拗口：伊利诺期、得梅因期、克罗伊期、金默里奇期等等，都具有同一特色。据约翰·麦克菲说，这类名称总共多达“几百个”。幸运的是，除非把地质学作为你的专业，你从此以后再也不大可能听到这些名称了。

更加混乱的是，北美的“期”或“代”跟欧洲的说法不一，在时间上往往只是大体交叉。因此，北美的辛辛那提期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欧洲的阿什吉利期，再加上一点儿稍早的喀拉多克期。

而且，这一切，不同的教科书、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叫法，因此有的权威提出7个代，而有的权威满足于4个代。在有的书里，你还会发现不用第三纪和第四纪，而是用不同长度的系来取而代之，称作下第三系和上第三系。有的人还把前寒武纪分成两个代，即非常古老的太古代和较近的元古代。有时候，你还可看到“显生宙”这个词，用来涵盖新生代、中生代和古生代。

而且，这一切都只用做时间的单位。岩石的单位还另有一套，叫作系、段和期。而且，还有早、晚（指时间）之分和上、下（指岩层）之别。对于不是专家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锅粥；但对于地质学家来说，这都可能是会动感情的东西。“我看到大人们为了生命史上一毫秒的问题争得脸红脖子粗。”英国的理查德·福蒂在谈到20世纪为寒武纪和奥陶纪的分界线而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辩论时这样写道。

今天，我们至少可以使用某些先进的技术来确定年代。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地质学家们只能依赖于推测。他们可以按照时代来排列各种岩石和化石，但根本不知道这些年代的长短，这是很令人泄气的。当巴克兰推测一副鱼龙骨骼的古老程度的时候，他只能认为，它生活在大约“10 000或10 000以上乘以10 000”年以前。

虽然没有可靠的方法来确定年代，却不乏愿意试一试的人。1650年，爱尔兰教会的詹姆斯·厄舍大主教进行了早年最著名的尝试。他对《圣经》和其他历史资料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最后在一部名叫《旧约编年史》的巨著中下结论说，地球创造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中午。后来，历史学家和教科书作者一直把这个日期当作笑料。[3]

顺便提一句，有个很久不灭的神话——它在许多严肃的书里都提到过——厄舍的观点主宰了科学界，直到19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是莱尔把这一切纠正了过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史蒂芬·杰·古尔德在《时代之箭》中引用了20世纪80年代一本很热门的书里的一句话：“在莱尔出版他的书以前，大多数思想家都接受了这种看法，即地球还很年轻。”实际并非如此。正如马丁·J.S.鲁迪克说的，“哪个国家的地质学家也不会主张把时标限死在《创世记》拘泥于字面意义的诠注的范围之内，要是他的作品被别的地质学家认真对待的话”。连巴克兰牧师这样一位19世纪很虔诚的人也认为，《圣经》里哪个地方也没有提到上帝是在第一天创造天地的，只是提到“起初”。他认为，那个开始也许持续了“几百万几千万年”。大家都认为地球已经很古老。问题只在于：古老到什么程度？

在确定这颗行星的年龄的问题上，早期有个比较合理的看法。它是由始终可靠的埃德蒙·哈雷提出来的。1715年，他提出，要是你把全世界海洋里的盐的总量，除以每年增加的量，你就会得出海洋存在的年数，从而可以大致知道地球的年龄。这个道理很吸引人，但不幸的是，谁也不知道海洋里究竟有多少盐，也不知道每年到底增加多少，这就使得这项实验无法付诸实施。

第一次称得上比较符合科学的尝试是由法国的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进行的，那是在18世纪70年代。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知道，地球释放出相当可观的热量——下过煤矿的人都清楚——但是，没有办法来估计散逸率。布丰在实验过程中先把球体加热到白炽的程度，然后在其冷却的过程中用触摸的办法（可能开头是轻轻的）来估计热的损耗率。根据这项实验，他推测地球的年龄是75 000—168 000年。这当然是大大地低估了；但是，这是一种很激进的见解。布丰发现，要是把这见解加以发表，他有被开除教籍的危险。他是个讲究实际的人，连忙为自己缺乏考虑的邪说表示歉意，然后轻松愉快地在随后的著作中不断重复他的看法。

到19世纪中叶，大多数学者认为地球的年龄起码有几百万年，甚至也许几千万年，但也很可能没有那么大。因此，当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宣称，根据他的计算，创造威尔德地区——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地区，包括肯特、萨里和苏塞克斯——的地质进程花了306 662 400年[4]时间才完成时，人们不由得大吃一惊。这个结论是很了不起的，部分原因是他说得那么确切，主要原因是他公然不顾公认的有关地球年龄的看法。结果引起了激烈的争议，达尔文在该书的第三版中收回了他的看法。然而，问题实际上依然存在。达尔文和他的地质界朋友希望地球很古老，但谁也想不出办法。

这个问题引起了开尔文勋爵大人（他肯定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直到1892年他才被提升为贵族，而当时他已经68岁，接近他生命的尽头，但我在这里还是按照惯例，溯及既往地使用这个名称）的注意，这对达尔文以及进化论来说是很不幸的。开尔文是19世纪——也是任何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茨——他本人也非等闲之辈——写道，开尔文是他遇到过的最“聪明智慧、洞明事理、思想活跃”的人。“在他的面前，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木头木脑的。”他不无沮丧地说。

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开尔文确实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超人。他1824年生于贝尔法斯特，父亲是皇家学院的数学教授，过不多久就调到格拉斯哥。开尔文证明自己是个神童，小小年纪（10岁）就考上了格拉斯哥大学。20岁出头，他已经在伦敦和巴黎的学府学习过，毕业于剑桥大学（他赢得该大学在赛艇和数学两个方面的最高奖，还抽空创建了一个音乐俱乐部），当选为彼得学院的研究员，（以英文和法文）写了10多篇关于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的论文。这些作品都很有创见，他不得不匿名发表，免得使他的长辈们感到难堪。他22岁回到格拉斯哥，担任自然哲学教授。在此后的53年里，他一直保有这个职位。

在漫长的生涯里（他活到1907年，享年83岁），他写了661篇论文，总共获得69项专利（因此变得很富裕），在物理学的差不多每个学科都享有盛誉。其中，他提出一个方法，后来直接导致制冷技术的发明；设计了绝对温标，至今仍冠以他的名字；发明了增压装置，使越洋发送电报成为可能；还对海运和航海做了无数改进，从发明一个深受欢迎的航海罗盘，到创造第一个深度探测器。这些只是他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开尔文在电磁学、热力学[5]和光的波动等理论方面的成果同样是革命性的。他实际上只有一个瑕疵，那就是没能计算出地球的年龄。这个问题占去了他后半生的许多时间，但他从来没有得出个比较正确的数字。1862年，在为一本名叫《麦克米伦》的通俗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里，他第一次提出地球的年龄是9 800万年，但谨慎地认为这个数字最小可为2 000万年，最大可达4亿年。他还小心翼翼地承认，他的计算可能是错的，要是“造物主的大仓库里备有我们目前没有掌握的资料”的话——但是，他显然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随着时间的过去，开尔文的结论变得越来越明确，也越来越不正确。他不停地把自己的估计数字往下降，从最大的4亿年降到1亿年，然后又降到5 000万年，最后在1897年降到了仅仅2 400万年。开尔文并不是在随心所欲，只是因为物理学无法解释为什么像太阳这么个庞然大物可以连续燃烧几千万年以上，而又耗不尽其燃料。因此，他就想当然地认为，太阳及其行星必然相对年轻。

问题在于，几乎所有的化石都证明和这个结论相矛盾。而突然之间，19世纪发现了大量的化石。

[1] 詹姆斯·鲍斯韦尔：现代传记的开创者，被誉为“传记之父”，著有《约翰生传》。——编者注

[2] 我们不会考试，但要是你想记住这些年代，你不妨按照约翰·威尔福特的建议，把“代”（前寒武纪、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看作是一年的4个季节，把“纪”（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等）看作是一年的12个月。

[3] 尽管几乎所有的书都提到他，但有关厄舍的细节有明显的不同。有的说他是在1650年宣布的，有的说是1654年，还有的说是1664年。许多书把地球的开始之日列为10月26日。史蒂芬·杰·古尔德在他的《八只小猪》里对这个问题做了有意思的调查。

[4] 达尔文喜欢确切的数字。在后来的一篇作品里，他宣布英国农村的每英亩（约4 046.86平方米）土地里有53 767条蚯蚓。

[5] 他特别阐述了热力学的第二定律。讨论这些定律可以写一本书，但我在这里提供化学家P.W.阿特金斯的下列扼要归纳，只是使大家对这些定律有个概念：“共有4条定律，其中的第三条，即第二定律，最先确认；第一条，即第零定律，最后形成；第二条是第一定律；第三定律还不像其他几条那样算得上是一条定律。”简而言之，第二定律说，总是要浪费一点儿能量。你不可能有一台永动机，无论它的效率有多高，它总是要损失能量，最后停下来。第一定律说，你不可能创造能量。第三定律说，你不可能把温度降到绝对零度，总是存在某些残留的热量。正如丹尼斯·奥弗比指出的，那三条主要的定律有时候可以以诙谐的方式来表达：（1）你赢不了；（2）你不可能打平手；（3）你不能退赛。

第六章 势不两立的科学

1787年，新泽西州有个人——到底是谁，如今似乎已被忘却——在伍德伯里溪一处岸边发现一根巨大的大腿骨戳出来。那根骨头显然不属于尚存的任何物种，也肯定不是新泽西州的。根据现在掌握的一点情况，人们认为它属于一只鸭嘴龙，那是一种长着鸭嘴的大恐龙。当时，人们还没有听说过恐龙。

骨头被送交给当时美国最杰出的解剖学家卡斯帕·威斯塔博士。同年秋天，他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哲学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做了描述。威斯塔完全没有认识到这根骨头的重要意义，只是小心翼翼地讲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大意是，它真是个庞然大物。他就这样错过了先于别人半个世纪发现恐龙的机会。实际上，这根骨头没有引起人们多大兴趣，后来被放在贮藏室里，最后彻底不见了。因此，历史上第一根被发现的恐龙骨头，也是第一根被弄丢的恐龙骨头。

骨头没有引起很大的兴趣，这实在令人费解，因为发现这根骨头恰好是在美国人对古代大动物的遗骸着迷的时候。这事的原因是伟大的法国博物学家布丰伯爵——就是前一章里提到的做加热球体实验的人——做出的奇怪断言：新大陆的生物几乎在哪一方面都要比旧大陆的生物低一等。布丰在那部评价很高的巨著《博物学》里写道，在美洲这块土地上，水源发臭，土地不长五谷，动物个儿很小，缺乏活力，肌体被从腐烂的沼泽和晒不着太阳的森林里逸出的“毒气”弄得十分虚弱。在这样的环境里，连土著印第安人也缺乏生殖力。“他们不长胡子，身上也没有毛，”布丰煞有介事地在私下说，“对女人没有激情。”他们的生殖器“又小又没有劲儿”。

布丰的观察结果在别的作家中间——尤其在那些其实对这个国家不大熟悉，因而自己的结论也是缺乏根据的人中间——获得了出人意料的热烈支持。有个名叫科梅耶·波夫的荷兰人在一本名叫《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的通俗作品中宣称，美洲的土著男人不但在繁殖方面给人印象不深，而且“如此缺乏男子气概，以至于他们的乳房都流出奶汁来了”。这种观点奇怪地流行了很长时间，在欧洲的文献中反复出现或得到反响，直到19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

这类诽谤在美国受到了愤怒的谴责，这是不足为怪的。托马斯·杰斐逊在他的《弗吉尼亚州纪事》中气愤地（而又令人费解地，除非你知道来龙去脉）进行反驳，还劝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朋友约翰·沙利文派20名士兵去北部丛林，找一头大角麋送给布丰，以证明美洲四足动物的高大和威武。士兵们花了两个星期才找到合适的目标。不幸的是，大角麋被击毙以后，他们发现它没有杰斐逊专门提到的一对威风凛凛的角，但沙利文周到地加上了一副驼鹿角或是牡鹿角，意思是，这是本来有的。毕竟，在法国，谁会知道呢？

与此同时，在威斯塔的家乡费城，博物学家着手装配一头大象似的大动物的骨头。起初它被称作“不知名的美洲大动物”，后来又不大正确地被确定为一头猛犸。第一批这种骨头是在肯塔基州一个名叫大骨地的地方发现的，但很快在各地都发现了。看来美洲一度生活着某种大动物——那种动物肯定能证明法国人布丰的可笑论点不能成立。

在热心展示那头不知名动物如何庞大和如何凶猛的过程中，博物学家们似乎有点儿得意忘形。他们把它的个儿拔高了6倍，还给它加上了可怕的爪子。实际上，那不过是在附近发现的一只大树懒的爪子。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那种动物“灵活和凶猛得像老虎”，在插图里把它描绘成躲在巨石后面，以猫科动物的优美姿态准备扑向猎物的样子。长牙发现以后，他们又挖空心思地以各种方式把它们安在它的头上。有一位用螺丝把长牙倒着拧在上面，就像剑齿虎的犬牙那样，使其看上去特别气势逼人。另一位把长牙向后弯曲，其动听的道理是，那个家伙原本是水生动物，打盹时用牙齿将自己泊在树上。然而，最贴近事实的看法是，这种不知名的动物已经灭绝——布丰连忙抓住了这一点，把它作为那种动物已经无可争议地退化的证据。

布丰死于1788年，但争论没有停止。1795年，一批精心挑选的骨头运到了巴黎，接受古生物学界的新秀、年少气盛的贵族乔治·居维叶的审查。居维叶不费多少工夫就能把一堆堆支离破碎的骨头安放成形，人们已经对他的才华赞叹不已。据说，只要看一颗牙齿或一块下颌骨，他就可以描述出那个动物的样子和性情，而且往往还说得出它是哪个种，哪个属。居维叶发现美国还没有人想到要写一本正式描述那类大动物的书，便自己动手写了，于是成了发现那种动物的第一人。他把它叫作“乳齿象”（意思是“长有乳头般隆起的牙齿的象”。出人意料的是，这还真有点儿像）。

在那场争论的启发之下，居维叶于1796年写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关于活着的象和变成化石的象的说明》。在这篇论文里，他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物种灭绝的理论。他认为，地球不时经历全球性的灾难；在此过程中，一批批的生物彻底灭绝。对于宗教人士来说，包括居维叶本人，这种看法具有令人不快的含义，因为这意味着上帝是捉摸不定的，莫名其妙的。上帝创造了物种，然后又消灭这些物种，他究竟要干什么？这种看法跟“存在巨链”的信念绝对相反。那种信念认为，世界是精心安排的，世界上的每种生物都有一定位置，都有一个目的，过去从来就有，将来也总是会有。杰斐逊无法接受这种看法：整个物种有朝一日会消亡（或者会到那种地步，会演变）。因此，当有人问他，派个考察队去密西西比河以外的美国内地进行考察有没有科学和政治价值的时候，他马上肯定了这个建议，希望勇敢的探险家们会发现一群群健康的乳齿象和别的超大动物在富饶的平原上吃草。杰斐逊的私人秘书和知心朋友梅里韦瑟·刘易斯被选定和威廉·克拉克一起担任领队，而且还是这次远征的首席博物学家。被选定来指导他该找什么活的动物和死的动物的不是别人，正是卡斯帕·威斯塔。

同年——实际上是同月，在英吉利海峡对岸，一个不大知名的英国人在发表对化石价值的见解。他的见解也将具有持久的影响。威廉·史密斯是萨默塞特的科尔运河建筑工地上的年轻监督员。1796年1月5日，他坐在萨默塞特一家马车旅店里，记下了那个最终会使他名扬天下的观点。若要解释岩石，你非得有某种并置对比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知道德文郡的那些石炭纪岩石要比威尔士的这些寒武纪岩石年轻。随着岩层的每一变化，有的物种的化石消失了，而有的化石一直延伸到随后的岩层。通过发现哪种物种在哪个岩层出现，你就可以计算出岩石的年龄，无论这些岩石是在哪里。凭着他作为测量员所拥有的知识，史密斯马上动手绘制英国的岩层图。经过多次试用以后，这些图于1815年出版，成为近代地质学的奠基石。（西蒙·温切斯特在他深受欢迎的《改变世界的地图》一书里对这件事做了全面的记述。）

不幸的是，尽管史密斯具有敏锐的见解，但说来也怪，他没有兴趣搞清为什么岩石偏偏以那种方式埋在地下。“我没有再研究岩层的起源，满足于知道情况就是那样，”他写道，“什么原因，什么缘故，那不属于一名矿藏测量员的研究范围。”

史密斯对岩层内情的披露，更增加了物种灭绝理论引起的在道德上的难堪程度。首先，它证实了上帝消灭生灵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常的。这么看来，上帝与其说是粗心大意，不如说是极不友好。而且，还有必要花点力气来进行解释，为什么有的物种彻底灭绝，而有的物种却顺利地存活到随后的年代。显而易见，物种灭绝不是诺亚时代的一场“大激流”——大家知道的《圣经》里的那场洪水——能解释清楚的。居维叶做出了令自己满意的解释，认为《创世记》只是指最近的那场洪水。上帝似乎不希望用先前不相干的物种灭绝来分散摩西的注意力或引起他的惊慌。

因此，到19世纪初，化石势必具有了某种重要性。威斯塔就显得更不幸了，竟然没有看到恐龙骨的意义。无论如何，这类骨头在世界各地突然发现。又有了几个机会让美国人来宣布发现了恐龙，但这些机会都没有被抓住。1806年，刘易斯和克拉克的考察队穿越蒙大拿的黑尔沟岩组。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他们脚底下恐龙骨比比皆是，他们还发现一样东西嵌在岩石里，显然是恐龙骨，但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在新英格兰，有个名叫普利纳斯·穆迪的男孩子在马萨诸塞州南哈德利的一处岩架上发现了古老的足迹；之后，又有人在康涅狄格河谷发现了骨头和足迹的化石。至少其中有一些留存至今——令人注目的是一头安琪龙的骨头——现在由耶鲁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收藏。这批恐龙骨发现于1818年，是第一批经过检验保存下来的恐龙骨，不幸的是，1855年之前无人识货。那一年，卡斯帕·威斯塔去世。不过，威斯塔没有想到的是，植物学家托马斯·纳特尔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种可爱的攀附灌木，这倒使威斯塔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永生。植物界有些纯粹主义者迄今仍然坚持把这类植物的名字写成“威斯塔里亚”。

然而，到这个时候，古生物研究的热潮已经移到英国。1812年，在多塞特郡的莱姆里吉斯，有个名叫玛丽·安宁的杰出小女孩——当时只有11岁、12岁或13岁，取决于你看的是谁写的故事——发现一块5米长、样子古怪的海生动物化石，嵌在英吉利海峡岸边一处陡峭而又危险的悬崖上。这类动物现在叫作鱼龙。

安宁就这样开始了她不同凡响的一生。在之后的35年里，安宁采集化石，并把它们卖给游客。（人们普遍认为，她就是那首著名的绕口令《她在海边卖贝壳》的原始素材。）她还发现了第一块蛇颈龙（另一种海生动物）化石以及第一批最好的翼手龙化石中的一块。严格来说，这些都不是恐龙，但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当时谁也不知道什么是恐龙。只要知道世界上生活过跟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完全不同的动物，这也就够了。

安宁不仅善于发现化石——显然她在这方面是无与伦比的——而且能小心翼翼地、完好无损地把化石挖出来。要是你有机会去参观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古代海生爬行动物馆，我劝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只有在这里，你才能欣赏到这位年轻女子使用最简单的工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实际上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巨大而又出色的成就。光挖那块蛇颈龙化石她就耐心地花了10年时间。安宁没有受过训练，但她也能为学者们提供像模像样的图片和说明。但是，尽管她具有这等技能，重大的发现毕竟是不多的，因此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极度贫困中度过的。

在古生物学史上，很难想得出还有谁比玛丽·安宁更不受人重视，但实际上还有一个人的情况跟她差不多。他叫吉迪恩·阿尔杰农·曼特尔，是苏塞克斯的一名乡村医生。

曼特尔有一大堆不足之处——他虚荣心强，只顾自己，自命不凡，不关心家庭——但再也找不出一名像他这样投入的业余古生物学工作者。他还很有运气，有一位既忠心耿耿又留心观察的太太。1822年，他去苏塞克斯农村出诊的时候，曼特尔太太正顺着附近的一条小路散步，在一堆用来填平路面凹坑的碎石里发现了一样古怪的东西——一块弧形的棕色骨头，大约有小胡桃那么大小。她认为那是一块化石。她知道自己的丈夫对化石很感兴趣，便拿给了他。曼特尔马上看出，那是一颗牙齿的化石。稍加研究以后，他断定，这是一颗动物牙齿，那种动物生活在白垩纪，食草，爬行，体形庞大——有几十米长。他的估测完全正确；但他的胆量也真够大的，因为在此之前，即使在想象中，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

曼特尔意识到，自己的发现会彻底推翻人们对过去的认识。他的朋友威廉·巴克兰——那位身穿长袍、爱好实验的学者——也劝他小心行事。因此，曼特尔花了3年时间，努力寻找支持自己的结论的证据。他把牙齿送交巴黎的居维叶，征求他的看法，但那位伟大的法国人轻描淡写地认为，那只不过是河马的牙齿。（居维叶很有风度，后来为这次失误道了歉。）有一天，曼特尔在伦敦的亨特博物馆做研究，跟一位同事攀谈起来。那位同事对他说，它看上去很像是他一直在研究的那种动物——南美鬣蜥的牙齿。他们马上进行了比较，确认了它们的相似之处。于是，曼特尔手里的动物以热带一种爱晒太阳的蜥蜴命名，被叫作禽龙。其实，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曼特尔写了一篇论文，准备递交给英国皇家学会。不幸的是，恰好又有一块恐龙骨头在牛津郡的一处采石场被发现，而且刚刚有人做过正式描述——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劝说曼特尔不要仓促行事的巴克兰牧师。它被取名为斑龙。这个名字其实是他的朋友詹姆斯·帕金森博士——那位未来的激进分子、帕金森综合征的鼻祖——向巴克兰建议的。大家也许记得，帕金森最初是个地质学家，他对斑龙的研究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在为《伦敦地质学会学报》写的报告中，他注意到，那种动物的牙齿不像蜥蜴那样直接连着颌骨，而像鳄鱼那样长在牙槽里。不过，巴克兰就注意到这么多，没有认识到它的意义，即斑龙完全是一种新发现的动物。不过，尽管他的报告缺少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见解，它仍是发表过的描述斑龙的第一篇文章。因此，人们把发现这种古代动物的功劳归于巴克兰，而不是更有资格的曼特尔。

曼特尔不知道失望会伴随自己的一生，继续寻找化石。1833年，他发现了另一个庞然大物雨蛙龙，并从采石场工人和农夫手里买回别的化石，最后很可能成了英国最大的化石收藏家。曼特尔是一位杰出的医生，在搜集骨头方面也同样很有天赋，但他无法同时维持这两方面的才能。随着他越来越热衷于搜集工作，他忽视了医生职业。过不多久，他在布赖顿的家里几乎塞满了化石，花掉了大部分收入。剩下的钱被用来支付书的出版费用，而他的书又极少有人愿意购买。1827年出版的《苏塞克斯的地质说明》只卖掉了50本，他因此倒贴了3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曼特尔在绝望之中灵机一动，把自己的房子改成了博物馆，收取门票费。然而，他后来意识到这种商业行为会损害他的绅士地位，且不说科学家的地位——于是就让别人免费参观他的家庭博物馆。成百上千的人前来参观，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既中断了他的行医工作，又扰乱了他的家庭生活。最后，为了偿还债务，他不得不变卖绝大部分收藏品。过不多久，他的妻子带着四个孩子离他而去。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在伦敦南部的西德纳姆区，有个地方名叫水晶宫公园。那里耸立着一片被人遗忘的奇观：世界上第一批实物大小的恐龙模型。近来去那里的人不太多，但这里一度是伦敦游客最多的胜地之一——事实上，正如理查德·福蒂说的，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主题公园。严格来说，那些模型在许多方面是不正确的。禽龙的大拇指顶在鼻子上，变成了一根尖刺；它长着四条粗壮的腿，看上去像一条肥肥胖胖、不成比例的狗。（其实，禽龙不用四条腿蹲着，而是一种两足动物。）现在望着它们，你几乎想不到这些古怪而行动缓慢的动物会引起积怨和仇恨，但事实却是如此。在博物学界，也许从来没有哪种动物像名叫恐龙的古代动物那样成为强烈而又持久的仇恨的中心。

建造恐龙模型的时候，西德纳姆位于伦敦边缘，宽敞的公园被认为是重建著名的水晶宫的理想之地。玻璃和铸铁结构的水晶宫曾是1851年博览会的中心场所。新建的公园很自然地以此冠名。用混凝土建成的恐龙模型是一种很有经济效益的景观。1853年除夕，在尚未完工的禽龙模型内为21名科学家举行了一次著名的晚宴。那位发现并确认禽龙的人吉迪恩·曼特尔不在其中。坐在餐桌上首的是古生物学这门年轻的科学里最伟大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理查德·欧文。到这个时候，他已经花费几年心血，成果累累，害得吉迪恩·曼特尔的日子很不好过。

欧文在英格兰北部的兰开斯特长大，受过训练准备当医生。他是个天生的解剖学家，对研究工作不遗余力，有时候非法取下尸体上的四肢、器官和别的部位，拿回家里慢慢地解剖。有一回，他用麻袋搬回刚从一具非洲黑人水手的尸体上取下的头，不慎绊着湿漉漉的石头滑了一跤，惊慌地望着那个头从身边一蹦一跳地顺着小巷滚去，钻进一户人家开着的门洞里，在前厅里停了下来。至于那户人家的主人见到一个头滚到自己的脚边会说些什么，我们只能想象了。有人讲，他们还来不及搞清是怎么回事，突然间一个焦急万分的年轻人冲进来拾起那个头，又冲了出去。

1825年，欧文21岁，他搬到了伦敦，不久就被英国皇家外科学院聘用，帮助清理又多又乱的医学和解剖标本。其中，大部分是杰出的外科医生、孜孜不倦的医学珍品收藏家约翰·亨特留给这个学院的，但从来没有分过类和清理过，很大程度上因为亨特死后不久，说明每件物品的意义的文字材料丢失了。

欧文很快以他的组织能力和演绎能力崭露头角。同时，他证明自己是个无与伦比的解剖学家，具有很强的复原天赋，几乎可以与巴黎伟大的居维叶相比。他成为解剖动物方面的一名专家，对伦敦动物园里死去的任何动物拥有优先取舍权，而那类东西又无一例外地送到他的家里供他来检查。有一回，他的妻子回到家里，只见一头刚死的犀牛堵住了前门走廊。他很快成为一名各种动物方面的杰出专家，无论是现存的还是灭绝的动物——从鸭嘴兽、针鼹和别的新发现的有袋动物，到倒霉的渡渡鸟以及已经灭绝的大鸟——恐鸟。恐鸟本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新西兰，最后被毛利人吃个干净。1861年，他在巴伐利亚发现了始祖鸟，是描述始祖鸟的第一人，也是为渡渡鸟写正式墓志铭的第一人。他总共发表了大约600篇关于解剖学的论文，这个数字真够庞大了。

不过，是由于他在恐龙方面的成就，欧文才被人们铭记。他在1841年创造了“恐龙”这个名称。它的意思是“可怕的蜥蜴”，这是个极不合适的名字。现在我们知道，恐龙毫不可怕——有的还没有兔子大，很可能还很胆小怕生。有一点是肯定的：它们不是蜥蜴。实际上，恐龙是一个古老得多的家族。欧文很清楚，它们是爬行动物，希腊文里已经有了个很合适的名词——爬行动物，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不愿意采用。他还犯了个更加可以原谅的错误（考虑到当时标本很少），那就是，他没有注意到，恐龙不是由一种而是由两种爬行动物组成：臀部像鸟的鸟臀目恐龙和臀部像蜥蜴的蜥臀目恐龙。

欧文并不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无论在外表上还是脾性上。在一张中年晚期的照片上，他看上去又瘦削又阴险，长着又长又直的头发，眼睛向外鼓出，活像维多利亚时代情节剧里的坏蛋——有一张可以用来吓唬小孩子的脸。在举止方面，他又冷漠又傲慢，无所顾忌地实现他的雄心壮志。据知，查尔斯·达尔文唯一讨厌的人就是他。连欧文的儿子（他没过多久就自杀了）也提到他父亲的“可悲的冷酷之心”。

作为解剖学家，他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他能做出最不要脸的坏事而又不受人指责。1857年，博物学家T.H.赫胥黎在翻阅一本新版的《丘吉尔医学指南》时，突然注意到欧文被列为政府采矿学院的比较解剖学和生理学教授，他感到相当吃惊，因为这正是达尔文现在拥有的职位。当他询问这本指南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时，他被告知那个信息是欧文博士本人提供的。同时，有一位跟欧文一起工作的、名叫休·福尔克纳的博物学家当场揭穿欧文把他的一项发现归功于自己。有人还指责他借用标本不还，后来还否认自己借过。欧文甚至为了一个有关牙齿生理学理论的功劳与女王的牙科医生发生激烈的争吵。

他毫不犹豫地迫害他不喜欢的人。早年，他利用自己在地质学会的影响排斥一位名叫罗伯特·格兰特的年轻人，而格兰特唯一的罪过就是显示出自己很有希望成为一名解剖学家。格兰特吃惊地发现自己突然被剥夺了使用解剖标本的权利，而这是他进行研究所必不可少的。由于无法再从事他的工作，他变得灰心丧气，默默无闻，这是很自然的事。

欧文如此不客气，受到伤害最大的要算是越来越悲惨的倒霉蛋吉迪恩·曼特尔。在失去妻子、子女、医生职业和大部分化石收藏品以后，曼特尔搬到了伦敦。1841年是决定性的一年，欧文在伦敦将获得命名和发现恐龙的殊荣——而曼特尔遇上了一场可怕的事故。当马车穿过克莱翰公地的时候，他不知怎的从车座上掉下来，缠在缰绳中间，被受惊的马匹飞快拉过粗糙的地面。这起事故导致他驼背跛足，常年疼痛，脊椎受损，再也无法恢复。

欧文利用曼特尔体弱多病的状态，着手系统地从档案中抹杀他的贡献，重新命名曼特尔多年以前已经命名过的物种，把他发现这些物种的功劳占为己有。曼特尔还想搞一些创新的研究工作，但欧文利用自己在皇家学会的影响，使曼特尔的大部分论文被拒绝采用。1852年，曼特尔再也无法忍受疼痛或迫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那根变了形的脊椎被取出来送到皇家外科学院——这又是一件很有讽刺意味的事——由该学院的亨特博物馆馆长理查德·欧文保管。

但是，污辱没有完全结束。曼特尔死后不久，《文学》杂志刊登了一篇极其无情的悼文。在那篇文章里，曼特尔被描述成一名二流的解剖学家，他对古生物学的一点儿贡献“由于缺乏过硬的知识”而受到限制。悼文甚至抹去了他发现禽龙的功劳，把这个功劳归于居维叶和欧文等人。悼文没有署名，但其风格是欧文的，自然科学界没有人会怀疑作者的身份。

不过，到这个时候，欧文的坏事快干到头了。他的垮台之日到来了。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个委员会——欧文恰好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决定授予他最高的荣誉：英国皇家勋章，表彰他写的一篇关于一种名叫箭石的、已经灭绝的软体动物的论文。“然而，”德博拉·卡德伯里在《可怕的蜥蜴》里对那段历史有绝好的记述，“这项成就并不像看起来那么有创意。”结果发现，箭石已经于4年前由一位名叫查宁·皮尔斯的业余博物学家发现，而且在地质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已经充分发表。欧文出席了那次会议，但他向皇家学会提交自己的报告的时候没有提及这个情况。在那份报告里，他把那种动物重新命名为“欧文箭石”以纪念他自己，这当然不是巧合。尽管欧文被允许保留英国皇家勋章，但这件事使得他永远名声扫地，即使在他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者中间也同样如此。

最后，赫胥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通过投票使欧文在动物学会和皇家学会的许多委员会里落选。最后，赫胥黎成为英国皇家外科学院亨特博物馆的新一任教授，结束了对欧文的惩罚。

欧文再也没有从事重要的研究，但在后半生致力于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我们对此表示感激。1856年，他成为大英博物馆博物学部主任，在那个岗位上推动了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创建。那栋位于南肯辛顿的宏伟壮丽的哥特式建筑于1880年向公众开放，几乎完全成了他远见卓识的见证。

欧文之前，博物馆主要供少数精英使用和陶冶情操，连他们也很难进门。大英博物馆建立之初，想参观的人不得不写一份申请书，经过一个简单的面试，才能决定他们是否适合进场。然后，他们还得回来取票——那就是说，假如他们的面试获得通过的话——最后再次回来观看博物馆里的宝贝。即使到了那个时刻，他们也只能集体参观，被赶着快速往前走，不得随便停留。欧文的计划是人人都受欢迎，甚至鼓励工人们利用晚上时间来参观。他把博物馆绝大部分的地方用来陈列公开展品。他甚至很激进地提出为每件展品安放说明，以便让人们欣赏自己眼前的东西。他在这个问题上遭到了T.H.赫胥黎的反对，这是有点儿没有想到的。赫胥黎认为，博物馆主要应当是研究机构。通过把自然博物馆变成人人可去的地方，欧文改变了我们原先建博物馆的目的。

不过，他对人类的无私精神并没有使他忘记自己的对手。他最后一个正式举动是到处游说，反对一项关于修建纪念查尔斯·达尔文的雕像的建议。他的这次努力没有成功——虽然他无意之中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胜利，只是晚了一些。今天，他自己的雕像从自然博物馆大厅的楼梯上像主人般地俯瞰着下面，而达尔文和赫胥黎的雕像却不大显眼地放在博物馆的咖啡店里，以严肃的目光凝视着人们喝茶，吃果酱面包圈。

有理由认为，理查德·欧文那心胸狭窄的对抗行为，标志着19世纪的地质学进入低谷，但更严重的对抗又发生了，这一次来自海外。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美国也发生了一次对抗，其程度要恶毒得多，尽管破坏力没有那么大。这场对抗发生在两个古怪而又冷酷的人之间：爱德华·德林克·柯普和奥斯尼尔·查尔斯·马什。

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个人都骄横自负，野心勃勃，以自我为中心，动辄吵架，妒忌心强，不信任别人，老是郁郁不乐。他俩一起改变了古生物学界。

他们一开始是朋友，互相崇拜，甚至互相用对方的名字来命名化石种类，1868年还愉快地在一起工作了一个星期。后来，两人的关系出了问题——谁也搞不清出了什么问题——到了第二年，他们之间已经成为一种敌对关系，在随后的30年里发展为强烈的仇恨。可以有把握地说，自然科学领域里再也找不出另外两个人比他们更互相鄙视对方的了。

马什比柯普大8岁。他是个离群索居的书呆子，衣冠楚楚，留着整齐的胡子，极少去野外工作，去了也很不善于发现东西。有一次他去怀俄明州参观著名的科摩崖恐龙地带，却没有注意到——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恐龙骨头简直“像木头那样满地都是”。但是，他有的是钱，差不多可以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虽然他来自一个不大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纽约州北部的一名农场主——但他的叔叔却是那位富得冒油、极其任性的金融家乔治·皮博迪。当马什流露出对博物学的兴趣的时候，皮博迪为他在耶鲁大学盖了个博物馆，并给了他足够的资金来装满他看得中的东西。

柯普生于一个特权家庭——他的父亲是费城一位有钱的商人——比马什更富有冒险精神，1876年夏天，在蒙大拿州，当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和他的部队在小比格角被消灭的时候，柯普还在附近找骨头。有人提醒他，这时候来印第安人领地取宝，很可能是很不明智的。他想了片刻，决定继续往下干。他的收获太大了。有一次，他遇上了几个疑心重重的克劳族印第安人，但他不停地取下和装上他的假牙，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有10年左右的时间，马什和柯普之间的敌对关系主要以暗斗的形式出现，但到了1877年，暗斗突然变成了大规模的冲突。那年，一位名叫阿瑟·莱克斯的科罗拉多州小学老师和他的一位朋友出门徒步旅行，在莫里森附近发现了几根骨头。莱克斯认为那些骨头属于一条“巨蜥”；他想得很周到，把一些样品寄给了马什和柯普两个人。柯普很高兴，给莱克斯寄了100美元作为报酬，吩咐他不要把他的发现告诉任何人，尤其不要告诉马什。莱克斯不大明白，便请马什把骨头转交给柯普。马什这么做了，但遭到了一番他永生难忘的羞辱。

这事也标志着两人间一场对抗的开始。对抗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肮脏，而且还很可笑。有时候，竟然卑鄙到一方的发掘人员向另一方的发掘人员投掷石块的程度。有一次，有人发现柯普在撬开马什的箱子。他们在文章中互相污辱对方，瞧不起对方取得的成果。科学很少——也许从来没有——在对抗之中发展得这么快、这么有成果。在随后的几年里，通过两个人的共同努力，美国已知的恐龙种类从9种增加到将近150种。普通人说得出的每一种恐龙——剑龙、雷龙、梁龙、三角龙——差不多都是他们两人中的一位发现的。[1]不幸的是，他们干得过于拼命，过于草率，往往把已经知道的当作一项新的发现。他俩“发现”一个名叫“尤因他兽”的物种不下22次。他们乱七八糟的分类，别人花了几年时间才整理出来，而有的至今还没有整理清楚。

两人当中，柯普的科学成果要多得多。在他极其勤奋的一生中，他写出了大约1 400篇学术论文，描述了近1 300种新的化石（各种各样的化石，不仅仅是恐龙的化石）——在这两方面都是马什成果的两倍以上。柯普本来可做出更大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在后来的几年中急速走下坡路。他在1875年继承了一笔财产，不大明智地把钱投资于金融业，结果全部泡汤。他最后住在费城一家寄居宿舍的单人房间里，身边堆满了书、文献和骨头。而马什的晚年是在纽黑文一栋富丽堂皇的房子里度过的。柯普死于1897年，两年后马什也与世长辞。

在最后的几年里，柯普产生了另一个有意思的念头。他殷切希望自己被宣布为“智人”的模式标本——把他的骨头作为人类的正式样板。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物种的模式标本就是被发现的第一副骨头，但由于“智人”的第一副骨头并不存在，就产生了一个空缺。柯普希望填补这个空缺。这是一个古怪而又很自负的愿望，但谁也想不出理由来加以反对。为此，柯普立下遗嘱，把自己的骨头捐献给费城的威斯塔研究所。那是个学术团体，是由好像无处不在的卡斯帕·威斯塔的后裔捐资成立的。不幸的是，经过处理和装配以后，人们发现他的骨头显示出患了早期梅毒的症状，谁也不愿意把这种特征保留在代表人类本身的模式标本上。于是，柯普的请求和他的骨头就不了了之。直到现在，现代人类仍然没有模式标本。

至于这个舞台上的其他人物，欧文于1892年去世，比柯普和马什早几年。巴克兰最后精神失常，成了个话都说不清的废人，在克莱翰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度过了最后的岁月，恰好就在离造成曼特尔终生残疾的出事地点不太远的地方。曼特尔那变了形的脊椎在亨特博物馆展出了将近一个世纪，后来在闪电战中仁慈地被一枚德国炸弹击中，不见了踪影。曼特尔死后，剩下的收藏品传给了他的子女，其中许多被他的儿子沃尔特带到了新西兰，他于1840年移居到那个国家。沃尔特成为一名杰出的新西兰人，最后官至土著居民事务部部长。1865年，他把他父亲收藏品中的主要标本，包括那颗著名的禽龙牙齿，捐赠给了惠灵顿的殖民博物馆（就是现在的新西兰博物馆），此后一直存放在那里。而那颗引发这一切的禽龙牙齿——很可能是古生物学里最重要的牙齿——现在不再对外展出。

当然，寻找恐龙的工作，没有随着19世纪伟大的化石搜寻家的去世而结束。实际上，在某种出人意料的程度上，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1898年，也就是柯普和马什两人相继去世的中间一年，发现了——其实是注意到——一件比以前发现过的任何东西都要了不起的宝贝，地点是在“骨屋采石场”，离马什的主要搜寻场所——怀俄明州的科摩崖只有几公里。人们发现成百上千块骨头化石露在山体外面任凭风吹雨打。骨头的数量如此之多，竟有人用骨头盖起一间小屋——采石场的名字由此而来。仅仅在最初的两个季节里，发掘出来的古代骨头就达5万千克之多；在之后的6年里，每年又挖出成千上万千克。

结果，进入20世纪的时候，古生物学家实际上有着几吨重的古骨来供他们选择。问题在于，他们仍然搞不清这些骨头的年龄。更糟糕的是，大家公认的地球的年龄，与过去的岁月所显然包含的时期、年代和时代的数量不大吻合。要是地球真的只有2 000万年历史，就像开尔文勋爵坚持认为的那样，那么各种古代生物都会在同一地质年代产生和消亡。这根本说不通。

除开尔文以外，别的科学家也把注意力转向这个问题，得出的结果只是加深了那种不确定性。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有一位受人尊敬的地质学家，名叫塞缪尔·霍顿。他宣称，地球的年龄约为23亿年——大大超出了任何人的看法。他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用同样的数据重新算了一遍，得出的数字是1.53亿年。也是三一学院的约翰·乔利决定试一试埃德蒙·哈雷提出的海盐测算法，但这种方法是以许多不完善的假设为基础的，哈雷自己也没有把握。他得出的结果是：地球的年龄是8 900万年——这个年龄与开尔文的假设完全吻合，不幸的是与现实根本不符。

情况如此混乱，到19世纪末，你可以获知——取决于你查的是哪种资料——我们距离开始出现复杂生命的寒武纪的年数是300万年、1 800万年、6亿年、7.94亿年或24亿年——或者是这个范围里的其他数字。直到1910年，美国人乔治·贝克尔还做出了一个受到广泛认可的估计，他认为地球的年龄也许不超过5 500万年。

正当事情似乎乱作一团的时候，出了另一位杰出人物，有了一种崭新的方法。他是个直率而又聪明的新西兰农家孩子，名叫欧内斯特·卢瑟福。他拿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地球至少已经存在许多亿年，很可能还更古老。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证据是以炼金术为基础的——天然，自发，科学上信得过，毫不神秘，尽管是炼金术。结果证明，牛顿毕竟没有大错。那种方法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当然要等下一章来叙述。

[1]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例外，即霸王龙，它是由巴纳姆·布朗在1902年发现的。

第七章 基本物质

人们常说，化学作为一门严肃而受人尊敬的科学始于1661年。当时，牛津大学的罗伯特·玻意耳发表了《怀疑的化学家》——这是第一篇区分化学家和炼金术士的论文——但这一转变过程是缓慢而坎坷的。进入18世纪以后，两大阵营的学者们都觉得适得其所——比如，德国人约翰·贝歇尔写出了一篇关于矿物学的严肃而又不同凡响的作品，题目叫作《地下物理学》，但他也很有把握，只要有合适的材料，他可以把自己变成隐身人。

早年，最能体现化学那奇特而往往又很偶然的性质的，要算是德国人亨内希·布兰德在1675年的一次发现。布兰德确信，人尿可以以某种方法蒸馏出黄金。（类似的颜色似乎是他得出这个结论的一个因素。）他收集了50桶人尿，在地窖里存放了几个月。通过各种复杂的过程，他先把尿变成了一种有毒的糊状物，然后再把糊状物变成一种半透明的蜡状物。当然，他没有得到黄金，但一件奇怪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过了一段时间，那东西开始发光。而且，当暴露在空气里的时候，它常常突然自燃起来。

它很快被称为磷，这个名字源自希腊文和拉丁文，意思是“会发光的”。有眼光的实业界人士看到了这种物质的潜在商业价值，但生产的难度很大，成本太高，不好开发。一盎司（约28.35克）磷的零售价高达6基尼——很可能相当于今天的300英镑——换句话说，比黄金还要贵。

起先，人们号召士兵们提供原料，但这样的做法对工业规模的生产几乎无济于事。18世纪50年代，一位名叫卡尔·谢勒的瑞典化学家发明了一种方法，不用又脏又臭的尿就能大量生产磷。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掌握了这种生产磷的方法，瑞典才成为——而且现在还是——火柴的一个主要生产国。

谢勒既是个非同寻常的人，又是个极其倒霉的人。他是个地位低下的药剂师，几乎在没有先进仪器的情况下发现了8种元素——氯、氟、锰、钡、钼、钨、氮和氧——但什么功劳也没有得到。每一次，他的发现要么不受人注意，要么在别人独立做出同样的发现以后才发表。他还发现了许多有用的化合物，其中有氨、甘油和单宁酸；他还认为氯可以用作漂白剂——具有潜在商业价值的第一人——这些重大的成就都使别人发了大财。

谢勒有个明显的缺点，他对做实验用的什么东西都感到好奇，坚持要尝一点儿，包括一些又难闻又有毒的物质，比如汞、氢氰酸（这也是他的一项发现）。氢氰酸是一种有名的有毒化合物，150年以后，薛定谔在一次著名的思想实验中选它作为最佳毒素。谢勒鲁莽的工作方法最后断送了他的性命。1786年，才43岁的他被发现死在工作台旁，身边堆满了有毒的化学品，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造成最后留在他脸上的那种惊愕表情。

要是这世界是公正的话，要是大家都会说瑞典语的话，谢勒本来会在全世界享有盛誉。实际上，赞扬声往往都给了更有名的化学家，其中大多数是英语国家的化学家。谢勒在1772年发现了氧，但由于种种辛酸而复杂的原因，无法及时发表他的论文。功劳最终归于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他独立发现了同一种元素，但时间要晚，是在1774年的夏天。更令人瞩目的是，谢勒没有得到发现氯的功劳。几乎所有的教科书现在仍把氯的发现归功于汉弗莱·戴维。他确实发现了氯，但要比谢勒晚36年。

从牛顿和玻意耳，到谢勒、普里斯特利和亨利·卡文迪许，中间隔着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化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直到18世纪的最后几年（就普里斯特利而言，还要晚一点），各地的科学家们还在寻找——有时候认为真的已经发现——完全不存在的东西：变质的气体、没有燃素的海洋酸、福禄考、氧化钙石灰、水陆气味，尤其是燃素。当时，燃素被认为是燃烧的原动力。他们认为，在这一切的中间，还存在一种神秘的生命力，即能赋予无生命物体生命的力。谁也不知道这种难以捉摸的东西在哪里，但有两点是可信的：其一，你可以用电把它激活（玛丽·雪莱在她的小说《弗兰肯斯坦》里充分利用了这种认识）；其二，它存在于某种物质，而不存在于别的物质。这就是化学最后分成两大部分的原因：有机的（指被认为有那种东西的物质）和无机的（指被认为没有那种东西的物质）。

这时候，需要有个目光敏锐的人来把化学推进到现代。法国出了这么个人。他的名字叫安托万-洛朗·拉瓦锡。拉瓦锡生于1743年，是一个小贵族家族的成员（他的父亲为这个家族出钱买了一个头衔）。1768年，他在一家深受人们讨厌的机构里买了个开业股。那个机构叫作“税务总公司”，代表政府负责收取税金和费用。根据各种说法，拉瓦锡本人又温和，又公正，但他工作的那家公司两方面都不具备。一方面，它只向穷人征税，不向富人征税；另一方面，它往往很武断。对拉瓦锡来说，那家机构之所以很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为他提供了大量的钱来从事他的主要工作，那就是科学。最多的时候，他每年挣的钱多达15万里弗赫——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1 200万英镑。

走上这条赚钱很多的职业道路3年之后，他娶了他的老板的一个14岁的女儿。这是一桩心和脑都很匹配的婚事。拉瓦锡太太有着机灵的头脑和出众的才华，很快在她的丈夫身边做出了许多成绩。尽管工作有压力，社交生活很繁忙，但在大多数日子里他们都要用5个小时——清晨2个小时，晚上3个小时——以及整个星期天（他们称其为“快活的日子”）来从事科学工作。不知怎的，拉瓦锡还挤得出时间来担任火药专员，监督修建巴黎的一段城墙来防范走私分子，协助建立米制，还和别人合著了一本名叫《化学命名法》的手册。这本书成了统一元素名字的“圣经”。

作为皇家科学院的一名主要成员，无论时下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事，他还都得知道，积极参与——催眠术研究呀，监狱改革呀，昆虫的呼吸呀，巴黎的水供应呀，等等。1870年，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向科学院提交一篇论文，阐述一种新的燃烧理论；就是在那个岗位上，拉瓦锡说了几句轻蔑的话。这种理论的确是错的，但那位科学家再也没有原谅他。他的名字叫让-保罗·马拉。

只有一件事拉瓦锡从来没有做过，那就是发现一种元素。在一个仿佛任何手拿烧杯、火焰和什么有意思的粉末的人都能发现新东西的时代——还要特别说一句，是在一个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元素还没有被发现的时代里——拉瓦锡没有发现一种元素。原因当然不是由于缺少烧杯。他有着天底下最好的私人实验室，好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里面竟有13 000只烧杯。

恰恰相反，他把别人的发现拿过来，说明这些发现的意义。他摈弃了燃素和有害气体。他确定了氧和氢到底是什么，并且给二者起了现今的名字。简而言之，他为化学的严格化、明晰化和条理化出了力。

他的想象力实际上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多年来，他和拉瓦锡太太一直在忙于艰苦的研究工作，那些研究要求最精密的计算。比如，他们确定，生锈的物体不会像大家长期以来认为的那样变轻，而会变重——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发现。物体在生锈的过程中以某种方式从空气中吸引基本微粒。认识到物质只会变形，不会消失，这还是第一次。假如你现在把这本书烧了，它的物质会变成灰和烟，但物质在宇宙中的总量不会改变。后来，这被称为物质不灭，是一个革命性的理念。不幸的是，它恰好与另一场革命——法国大革命——同时发生，而在这场革命中，拉瓦锡完全站错了队。

他不但是税务总公司的一名成员，而且劲头十足地修建过巴黎的城墙——起义的市民们对该建筑物厌恶至极，首先攻打的就是这东西。1791年，这时候已经是国民议会中一位重要人物的马拉利用了这一点，对拉瓦锡进行谴责，认为他早该被绞死。过不多久，税务总公司关了门。又过不多久，马拉在洗澡时被一名受迫害的年轻女子杀害，她的名字叫夏洛特·科黛，但这对拉瓦锡来说已经为时太晚。

1793年，已经很紧张的“恐怖统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0月，玛丽·安托瓦妮特被送上断头台。11月，正当拉瓦锡和他的妻子在拖拖拉拉地制订计划准备逃往苏格兰的时候，他被捕了。次年5月，他和31名税务总公司的同事一起被送上了革命法庭（在一个放着马拉半身像的审判室里）。其中8人被无罪释放，但拉瓦锡和其他几人被直接带到革命广场（现在的协和广场），也就是设置法国那个最忙碌的断头台的地方。拉瓦锡望着他的岳父脑袋落地，然后走上前去接受同样的命运。不到3个月，7月27日，罗伯斯庇尔被以同样的方式、在同一地点送上了西天。恐怖统治很快结束了。

他去世100年以后，一座拉瓦锡的雕像在巴黎落成，受到很多人的瞻仰，直到有人指出它看上去根本不像他。在盘问之下，雕刻师承认，他用了数学家和哲学家孔多塞的头像——他显然有一个现成的——希望谁也不会注意到，或者即使注意到也不会在乎。他的后一种想法是正确的。拉瓦锡兼孔多塞的雕像被准许留在原地，又留了半个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天早晨，有人把它取走，当作废铁熔化了。

19世纪初，英国开始风行吸入一氧化二氮，或称笑气，因为有人发现，使用这种气体会“给人一种高度的快感和刺激”。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它成了年轻人使用的一种高档毒品。有个名叫阿斯克森协会的学术团体一度不再致力于别的事情，专场举办“笑气晚会”，志愿者可以在那里狠狠吸上一口，提提精神，然后以摇摇摆摆的滑稽姿态逗乐观众。

直到1846年，才有人有时间为一氧化二氮找到了一条实用途径：用作麻醉药。事情是明摆着的，过去怎么谁也没有想到，害得天知道有多少万人在外科医生的刀下吃了不必要的苦头。

我提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在18世纪得到如此长足发展的化学，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里有点儿失去方向，就像地质学在20世纪头几十年里的情况一样。部分原因跟仪器的局限性有关系——比如，直到那个世纪末叶才有了离心机——极大地限制了许多种类的实验工作。还有部分原因是社会。总的来说，化学是商人的科学，是与煤炭、钾碱和染料打交道的人的科学，不是绅士的科学。绅士阶层往往对地质学、博物学和物理学感兴趣。（与英国相比，欧洲大陆的情况有点儿不一样，但仅仅是有点儿。）有一件事兴许能说明问题。那个世纪最重要的一次观察，即确定分子运动性质的布朗运动，不是化学家做的，而是苏格兰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做的。（布朗在1827年注意到，悬在水里的花粉微粒永远处于运动状态，无论时间持续多久。这样不停运动的原因——看不见的分子的作用——在很长时间里是个谜。）

要不是出了个名叫伦福德伯爵的杰出人物，情况或许还要糟糕。尽管有个高贵的头衔，他本是普普通通的本杰明·汤普森，1753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沃本。汤普森相貌英俊，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偶尔还非常勇敢，聪明过人，而又毫无顾忌。19岁那年，他娶了一位比他大14岁的有钱寡妇。但是，当殖民地爆发革命的时候，他愚蠢地站在保皇派一边，一度还为他们做间谍工作。在灾难性的1776年，他面临以“对自由事业不够热心”的罪名而被捕的危险，抢在一伙手提几桶热柏油和几袋鸡毛，打算用那两样东西把他打扮一下的反保皇派分子前面，他抛弃了老婆孩子仓皇出逃。

他先逃到英国，然后来到德国，在那里担任巴伐利亚政府的军事顾问。他深深打动了当局，1791年被授予“神圣罗马帝国伦福德伯爵”的头衔。在慕尼黑期间，他还设计和筹建了那个名叫英国花园的著名公园。

在此期间，他挤出时间搞了大量纯科学工作。他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热力学权威，成为阐述液体对流和洋流循环原理的第一人。他还发明了几样有用的东西，包括滴滤咖啡壶、保暖内衣和一种现在仍叫作伦福德火炉的炉灶。1805年在法国逗留期间，他向安托万-洛朗·拉瓦锡的遗孀拉瓦锡太太求爱，娶她当了夫人。这桩婚事并不成功，他们很快就分道扬镳。伦福德继续留在法国，直到1814年去世。他受到法国人的普遍尊敬，除了他的几位前妻。

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提到他，是因为1799年他在伦敦的短暂停留期间创建了皇家科学研究所。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各地涌现了许多学术团体，它成了其中的又一名成员。在一段时间里，它几乎是唯一的一所旨在积极发展化学这门新兴科学的有名望的机构，而这几乎完全要归功于一位名叫汉弗莱·戴维的杰出的年轻人。这个机构成立之后不久，戴维被任命为该研究所的化学教授，很快就名噪一时，成为一位卓越的授课者和多产的实验师。

上任不久，戴维开始宣布发现一种又一种新的元素：钾、钠、镁、钙、锶和铝。他发现那么多种元素，与其说是因为他搞清了元素的排列，不如说是因为他发明了一项巧妙的技术：把电流通过一种熔融状态的物质——就是现在所谓的电解。他总共发现了12种元素，占他那个时代已知总数的五分之一。戴维本来会做出更大的成绩，但不幸的是，他是个年轻人，渐渐沉迷于一氧化二氮所带来的那种心旷神怡的乐趣。他简直离不开那种气体，一天要吸入三四次。最后，在1829年，据认为就是这种气体断送了他的性命。

幸亏别处还有其他严肃的人在从事这项工作。1808年，一位名叫约翰·道尔顿的年轻而顽强的贵格会教徒，成为宣布原子性质的第一人（过一会儿我们将更加充分地讨论这个进展）；1811年，一个有着歌剧似的漂亮名字——洛伦佐·罗马诺·马德奥·卡洛·阿伏伽德罗——的意大利人取得了一项从长远来看将证明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发现——体积相等的任何两种气体，在压强相等和温度相等的情况下，拥有的分子数相等。

它后来被称作阿伏伽德罗定律。这个简单而有趣的定律在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它为更精确地测定原子的大小和质量奠定了基础。化学家们利用阿伏伽德罗常数最终测出，比如，一个典型的原子的直径是0.000 000 08厘米。这个数字确实很小。第二，差不多有50年时间，几乎谁也不知道这件事。[1]

一方面，是因为阿伏伽德罗是个离群索居的人——他一个人搞研究，从来不参加会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会议可以参加，很少有化学杂志可以发表文章。这是一件很怪的事。工业革命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化学的发展，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化学却几乎没有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独立存在。

直到1841年，才成立了伦敦化学学会；直到1848年，那个学会才定期出版一份杂志。而到那个时候，英国的大多数学术团体——地质学会、地理学会、动物学学会、园艺学学会和（由博物学家和植物学家组成的）林奈学会——至少已经存在20年，有的还要长得多。它的竞争对手化学研究所直到1877年才问世，那是在美国化学学会成立一年之后。由于化学界的组织工作如此缓慢，有关阿伏伽德罗1811年的重大发现的消息，直到1860年在卡尔斯鲁厄召开第一次国际化学代表大会才开始传开。

由于化学家们长期在隔绝的环境里工作，形成统一用语的速度很慢。直到19世纪末叶，H_2O_2对一个化学家来说意为水，对另一个化学家来说意为过氧化氢。C_2H_2可以指乙烯，也可以指沼气。几乎没有哪种分子符号在各地是统一的。

化学家们还使用各种令人困惑的符号和缩写，常常是自己发明的。瑞典的J.J.伯采留斯发明了一种非常急需的排列方法，规定元素应当依照其希腊文或拉丁文名字加以缩写。这就是为什么铁的缩写是Fe（源自拉丁文ferrum），银的缩写是Ag（源自拉丁文argentum）。许多别的缩写与英文名字一致（氮是N，氧是O，氢是H等等），这反映了英语的拉丁语支性质，并不是因为它的地位高。为了表示分子里的原子数量，伯采留斯使用了一种上标方法，如H^2O。后来，也没有特别的理由，大家流行把数字改为下标，如H_2O。

尽管偶尔有人整理一番，直到19世纪末叶，化学在一定程度上仍处于混乱状态。因此，当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的一位模样古怪而又不修边幅的教授跻身于显赫地位的时候，人人都感到很高兴。那位教授的名字叫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门捷列夫。

1834年，在遥远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西部的托博尔斯克，门捷列夫生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比较富裕的大家庭。这个家庭如此之大，史书上已经搞不清究竟有多少个姓门捷列夫的人：有的资料说是有14个孩子，有的说是17个。不过，反正大家都认为德米特里是其中最小的一个。门捷列夫一家并不总是福星高照。德米特里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当地一所小学的校长——就双目失明，母亲不得不出门工作。她无疑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最后成为一家很成功的玻璃厂的经理。一切都很顺利，直到1848年一场大火把工厂烧为灰烬，一家人陷于贫困。坚强的门捷列夫太太决心要让自己的小儿子接受教育，带着小德米特里搭便车跋涉6 000多公里（相当于伦敦到赤道几内亚的距离）来到圣彼得堡把他送进教育学院。她筋疲力尽，过不多久就死了。

门捷列夫兢兢业业地完成了学业，最后任职于当地的一所大学。他在那里是个称职的而又不很突出的化学家，更以他乱蓬蓬的头发和胡子而不是以他在实验室里的才华知名。他的头发和胡子每年只修剪一次。

然而，1869年，在他35岁的那一年，他开始琢磨元素的排列方法。当时，元素通常以两种方法排列——要么按照原子量（使用阿伏伽德罗定律），要么按照普通的性质（比如，是金属还是气体）。门捷列夫的创新在于，他发现二者可以合在一张表上。

实际上，门捷列夫的方法，3年以前一位名叫约翰·纽兰兹的英格兰业余化学家已经提出过，这是科学上常有的事。纽兰兹认为，如果元素按照原子量来进行排列，它们似乎依次每隔8个位置重复某些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和谐一致。有点不大聪明的是——因为这么做时间还不成熟——纽兰兹将其命名为“八度定律”，把这种安排比作钢琴键盘上的八度音阶。纽兰兹的说法也许有点道理，但这种做法被认为是完全荒谬的，受到了众人的嘲笑。在集会上，有的爱开玩笑的听众有时候会问他，他能不能用他的元素来弹个小曲子。纽兰兹灰心丧气，没有再研究下去，不久就销声匿迹了。

门捷列夫采用了一种稍稍不同的方法，把每七个元素分成一组，但使用了完全相同的前提。突然之间，这方法似乎很出色，视角很清晰。由于那些特点周期性地重复出现，所以这项发明就被叫作“周期表”。

据说，门捷列夫是从北美洲的单人牌戏获得了灵感，从别处获得了耐心。在那种牌戏里，纸牌按花色排成横行，按点数排成纵列。他利用一种十分相似的概念，把横行叫作周期，纵列叫作族。上下看，马上可以看出一组关系；左右看，看出另一组关系。具体来说，纵列把性质类似的元素放在一起。因此，铜的位置在银的上面，银的位置在金的上面，因为它们都具有金属的化学亲和性；氦、氖和氩处于同一纵列，因为它们都是气体。（决定排列顺序的，实际上是它们的电子价。若要搞懂电子价，你非得去报名上夜校。）与此同时，元素按照它们核里的质子数——叫作原子序数——从少到多地排成横行。

有关原子的结构和质子的意义，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叙述。眼下，我们只来认识一下那个排列原则：氢只有一个质子，因此它的原子序数是1，排在表上第一位；铀有92个质子，因此快要排到末尾，它的原子序数是92。在这个意义上，正如菲利普·鲍尔指出的，化学实际上只是个数数的问题。（顺便说一句，不要把原子序数和原子量混在一起。原子量是某个元素的质子数与中子数之和。）

还有大量的东西人们不知道或不懂得。宇宙中最常见的元素是氢；然而，在后来的30年里，对它的认识到此为止。氦是第二多的元素，是在此之前一年才发现的——以前谁也没有想到它的存在——而即使发现，也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太阳里。它是在一次日食时用分光镜发现的，因此以希腊太阳神赫利俄斯命名。直到1895年，氦才被分离出来。即使那样，还是多亏了门捷列夫的发明，化学现在才站稳了脚跟。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周期表是一件美丽而抽象的东西，而对化学家来说，它顿时使化学变得有条有理，明明白白，怎么说也不会过分。“毫无疑问，化学元素周期表是人类发明出来的最优美、最系统的图表。”罗伯特·E.克雷布斯在《我们地球上的化学元素：历史与应用》一书中写道——实际上，你在每一部化学史里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评价。

今天，已知的元素有“120种左右”——92种是天然存在的，还有20多种是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实际的数目稍有争议，那些合成的重元素只能存在百万分之几秒，是不是真的测到了，化学家们有时候意见不一。在门捷列夫时代，已知的元素只有63种。之所以说他聪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意识到当时已知的还不是全部元素，许多元素还没有发现。他的周期表准确地预言，新的元素一旦发现就可以各就各位。

顺便说一句，没有人知道元素的数目最多会达到多少，虽然原子量超过168的任何东西都被认为是“纯粹的推测”；但是，可以肯定，凡是找到的元素都可以利索地纳入门捷列夫那张伟大的图表。

19世纪最后还给了化学家们一个重要的惊喜。这件事始于1896年。亨利·贝克勒尔在巴黎不慎把一包铀盐忘在抽屉里包着的感光板上。过了一段时间，当他取出感光板的时候，他吃惊地发现铀盐在上面烧了个印子，犹如感光板曝过了光。铀盐在释放某种射线。

考虑到这项发现的重要性，贝克勒尔干了一件很古怪的事：他把这事交给一名研究生来调查。说来走运，这位学生恰好是一位新来的波兰移民，名叫玛丽·居里。居里和她的新丈夫皮埃尔合作，发现有的岩石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大量能量，而体积又没有变小，也没有发生可以测到的变化。她和她的丈夫不可能知道——下个世纪爱因斯坦做出解释之前谁也不可能知道——岩石在极其有效地把质量转变成能量。玛丽·居里把它称为“放射作用”。在合作过程中，居里夫妇还发现两种新的元素——钋和铀。钋以她的祖国波兰命名。1903年，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玛丽·居里又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她是既获化学奖又获物理学奖的唯一一人。）

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新西兰出生的年轻人欧内斯特·卢瑟福对新的放射性材料产生了兴趣。他与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索迪的同事一起，发现很少量的物质里就储备着巨大的能量，地球的大部分热量都来自这种储备的放射衰变。他们还发现放射性元素衰变成别的元素——比如，今天你手里有一个铀原子，明天它就成了一个铅原子。这的确是非同寻常的。这是地地道道的炼金术，过去谁也没有想到这样的事会自然而自发地发生。

卢瑟福向来是个实用主义者，第一个从中看到了宝贵的实用价值。他注意到，无论哪种放射性物质，其一半衰变成其他元素的时间总是一样的——著名的半衰期[2]——这种稳定而可靠的衰变速度可以用作一种时钟。只要计算出一种材料现在有多少放射性物质，在以多快的速度衰变，就可以推算出它的年龄。他测试了一块沥青铀矿石——铀的主要矿石——发现它已经有7亿年，比大多数人认为的地球的年龄还要古老。

1904年春，卢瑟福来到伦敦给英国皇家科学研究所开了一个讲座——该研究所是伦福德伯爵创建的，只有100多年历史，虽然在那些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人看来，那个搽白粉、戴假发的时代已经显得那么遥远。卢瑟福准备讲的是关于他新发现的放射现象的蜕变理论；作为讲课内容的一部分，他拿出了那块沥青铀矿石。卢瑟福很机灵地指出——因为年迈的开尔文在场，虽然不总是全醒着——开尔文本人曾经说过，要是发现某种别的热源，他的计算结果会被推翻。卢瑟福已经发现那种别的热源。多亏了放射性现象，可以算出地球很可能——不言而喻就是——要比开尔文最终计算出的结果2 400万年古老得多。

听到卢瑟福怀着敬意的陈述，开尔文面露喜色，但实际上无动于衷。他拒不接受那个修改的数字，直到临终那天还认为自己算出的地球年龄是对科学最有眼光、最重要的贡献——要比他在热力学方面的成果重要得多。

与大多数科学革命一样，卢瑟福的新发现没有受到普遍欢迎。都柏林的约翰·乔利到20世纪30年代还竭力认为地球的年龄不超过8 900万年，坚持到死也没有改变。别的人开始担心，卢瑟福现在说的时间是不是太长了点。但是，即使利用放射性元素测定年代法，即后来所谓的衰变计算法，也要等几十年以后我们才得出地球的真正年龄大约是在10亿年以内。科学已经走上正轨，但仍然任重而道远。

开尔文死于1907年。德米特里·门捷列夫也在那年去世。和开尔文一样，他的累累成果将流芳百世，但他的晚年生活显然不大平静。随着人越来越老，门捷列夫变得越来越古怪——他拒不承认放射性现象、电子以及许多别的新鲜东西的存在——也越来越难以相处。在最后的几十年里，无论在欧洲什么地方，他总是怒气冲冲地退出实验室和课堂。1955年，第101号元素被命名为钔，作为对他的纪念。“非常恰当，”保罗·斯特拉森认为，“它是一种不稳定的元素。”

当然，放射性现象实际上在不停地发生，以谁也估计不到的方式发生。20世纪初，皮埃尔·居里开始出现放射病的明显症状——骨头里隐隐作痛，经常有不舒服的感觉——那些症状本来肯定会不断加剧。但是，我们永远也无法确切知道，因为他1906年在巴黎过马路时被马车撞死了。

玛丽·居里在余生里干得很出色，1914年帮助建立了著名的巴黎大学铀研究所。尽管她两次获得诺贝尔奖，但她从来没有当选过科学院院士。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皮埃尔死了以后，她跟一位有妻室的物理学家发生了暧昧关系。她的行为如此不检点，连法国人都觉得很丢脸——至少掌管科学院的老头儿们觉得很丢脸。当然，这件事也许跟本书不相干了。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认为，任何像放射性这样拥有很大能量的现象肯定是可以派上用场的。有好几年时间，牙膏和通便剂的制造商在自己的产品里加入了具有放射性的钍；至少到20世纪20年代，纽约州芬格湖地区的格伦泉宾馆（肯定还有别的宾馆）还骄傲地以其“放射性矿泉”的疗效作为自己的特色。直到1938年，才禁止在消费品里加入放射性物质。到这个时候，对居里夫人来说已经为时太晚。她1934年死于白血病。事实上，放射性危害性极大，持续的时间极长，即使到了现在，动她的文献——甚至她的烹饪书——还是很危险的。她实验室的图书保存在铅皮衬里的箱子里，谁想看这些书都得穿上保护服。

多亏第一代原子科学家的献身精神和不惧高度危险的工作，20世纪初的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球毫无疑问是很古老的，虽然科学界还要付出半个世纪的努力才能很有把握地说它有多么古老。与此同时，科学很快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原子时代。

[1] 由于这条原则，人们后来把阿伏伽德罗常数用作化学的一个基本度量单位。阿伏伽德罗常数是阿伏伽德罗去世很久以后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它代表2.016克氢气（或等量的任何别的气体）里的分子数。它的值是6.0221367×10^23，这是个巨大的数字。我可以告诉你，这相当于铺在美国国土上达14公里厚的爆玉米花的数量，或者相当于太平洋里海水的杯数，或者相当于均匀地叠在地球上厚达320公里的易拉罐的数量。同样数量的美国分币足以使地球上的每个人成为家有1万亿美元的富豪。这是个大数字。

[2] 要是你想知道怎么确定哪50％的原子会死亡，哪50％的原子会幸存下来，答案是：半衰期其实只是为了计算方便——一种用于计算基本物质的表。想象一下，你有一种物质，它的半衰期是30秒钟。不是每个原子都会存在恰好30秒，或60秒，或90秒，或别的整数。实际上，每个原子的存在时间完全是不定的，与30的倍数毫无关系；它也许只存在于从现在开始的2秒钟，也许要几年、几十年或几个世纪才完成衰变。谁也说不准。但是，说得准的是，从整体来说，这个物质的原子会以每30秒钟消失一半的速度消失。换句话说，这是个平均速度，适用于大样本。比如，有人曾经计算出，美国的10分币的半衰期大约是30年。

第三部

一个新时代的黎明

物理学家就是以原子的方式来考虑原子的人。

——无名氏

第八章 爱因斯坦的宇宙

随着19世纪快要过去，科学家们可以满意地回想，他们已经解开物理学的大部分谜团。我们略举数例：电学、磁学、气体学、光学、声学、动力学及统计力学，都已经在他们的面前俯首称臣。他们已经发现了Ｘ射线、阴极射线、电子和放射性，发明了计量单位欧姆、瓦特、开尔文、焦耳、安培和小小的尔格。

凡是能被振荡的，能被加速的，能被干扰的，能被蒸馏的，能被化合的，能被称质量的，或能被变成气体的，他们都做到了；在此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大堆普遍定律。这些定律非常重要，非常神气，直到今天我们还往往以大写来书写：“光的电磁场理论”、“里氏互比定律”、“查理气体定律”、“体积结合定律”、“第零定律”、“原子价概念”、“质量作用定律”等等，多得数也数不清。整个世界叮叮当当、咔嚓咔嚓地回响着他们发明创造出来的机器和仪器的声音。许多聪明人认为，科学家们已经没有多少事可干了。

1875年，德国基尔有一位名叫马克斯·普朗克的年轻人犹豫不决，不知道这辈子究竟是该从事数学还是该从事物理学。人们由衷地劝他不要选择物理学，因为物理学的重大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他们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下个世纪将是个巩固和提高的世纪，不是个革命的世纪。普朗克不听，他钻研理论物理学，潜心投入了热力学的核心问题——熵的研究工作。[1]在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看来，研究这个问题似乎很有前途。1891年，他做出了成果，却吃惊地发现，关于熵的这项重要工作实际上已经有人做过。他是耶鲁大学一位离群索居的学者，名叫J.威拉德·吉布斯。

吉布斯是个很杰出的人物，但大多数人也许没有听说过。他为人谦逊，几乎从不抛头露面。除了去欧洲搞了3年研究以外，他的一辈子差不多都是在三个街区的范围之内度过的：一边是他的家，一边是耶鲁大学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校园。在耶鲁大学的最初10年里，他连工资都懒得去领。（他有另外的收入。）从1871年起，他成为该大学的一名教授，直到1903年去世。在此期间，每学期选他的课的学生平均只有一名。他写的东西晦涩难懂，经常使用自己发明的符号，许多人觉得简直是天书。但是，在那些神秘的公式深处，隐藏着最英明、最深刻的见解。

1875—1878年期间，吉布斯写出了一系列论文，编成了《论多相物质的平衡》的集子。该书出色地阐述了几乎一切热力学原理——用威廉·H.克罗珀的话来说，包括“气体、混合物、表面、固体、相移……化学反应、电化电池、沉淀以及渗透”。归根结底，吉布斯想要表明，热力学不仅适用于蒸汽机这样庞大而又嘈杂的范围里的热量和能量，而且在化学反应的原子层面上也同样存在，而且影响很大。吉布斯的《平衡》一直被称为“热力学原理”，但出于无法猜测的原因，吉布斯情愿将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见解发表在《康涅狄格州艺术与科学院学报》上，那是一份即使在康涅狄格州也毫无名气的杂志。这就是为什么普朗克直到很晚的时候才听说他的名字。

普朗克没有泄气——哎呀，也许还是有点沮丧，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别的问题。[2]这方面的事，我们等一会儿再说，先稍稍地（而又恰当地）换个方向，前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去一家当时被称为凯斯实用科学学校的机构。19世纪80年代，那里有一位刚到中年的物理学家，名叫阿尔伯特·迈克尔逊。他在他的朋友化学家爱德华·莫雷的协助之下，进行了一系列实验。那些实验得出了很有意思而又令人吃惊的结果，将对以后的许多事情产生重大的影响。

迈克尔逊和莫雷所做的——实际上是在无意之中所做的——破坏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一种所谓光以太的东西的信念。那是一种稳定、看不见、没有重量、没有摩擦力、不幸又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媒质。据认为，这种媒质充满宇宙。以太是笛卡儿假设的，牛顿也支持这种说法，之后差不多人人都对它怀有崇敬之情，在19世纪物理学中占有绝对的中心地位，用来解释为什么光能够在空荡荡的太空里传播。它在19世纪尤其必不可少，因为光和电磁在这时候被看成是波，也就是说某种振动。振动必须在什么东西里面才能发生，因此，就需要一种以太，并长期认为存在一种以太。直到1909年，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J·J·汤姆森仍坚持说：“以太不是哪位爱好思索的哲学家的凭空想象，它对我们来说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那样不可缺少。”——他说这番话4年多以后，就无可争议地确定以太并不存在。总而言之，当时的人们确实离不开以太。

如果你需要说明19世纪的美国是个机会之乡的理念，那么你很难再找到像阿尔伯特·迈克尔逊这样好的例子。他1852年生于德国和波兰边境地区的一个贫苦的犹太商人家庭，小时候随家人来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淘金热地区的矿工村里长大。他的父亲在那里做干货生意。家里太穷，他上不起大学，便来到首都华盛顿，在白宫的正门口游来晃去，希望能在尤利塞斯·S.格兰特每天出来散步时碰上这位总统。（那显然是个比较朴实的年代。）在这样散步的过程中，迈克尔逊深深博得了总统的欢心，格兰特竟然答应免费送他去美国海军学院学习。就是在那里，迈克尔逊攻读了物理学。

10年以后，迈克尔逊已经是克利夫兰凯斯学校的一名教授，开始有兴趣测量一种名叫以太漂移的现象——运动物体穿越空间所产生的一种顶头风。牛顿物理学的预言之一是，在观察者看来，光在穿越以太过程中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取决于观察者是朝着还是逆着光源的方向移动。但谁也想不出对此进行测量的方法。迈克尔逊突然想到，地球有半年时间是朝着太阳的方向运动，有半年时间是逆着太阳的方向运动的。他认为，只要在相对的季节里进行仔细测量，把两者之间光的运动速度进行比较，就能找到答案。

迈克尔逊说服电话的发明者、刚刚发了财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提供资金，制造了一台迈克尔逊自己设计的巧妙而灵敏的仪器，名叫干涉仪，用来非常精确地测定光的速度。接着，在和蔼而又神秘的莫雷的协助下，迈克尔逊进行了几年的精心测量。这是一件非常细致而又很花力气的活儿，迈克尔逊的精神一下子完全垮了，工作不得不中断了一段时间。但是，到1887年，他们有了结果。而且，这个结果完全出乎这两位科学家的意料。

加州理工学院天体物理学家基普·S.索恩写道：“结果证明，光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各个季节都是一样的。”这是200年来——实际上恰好是200年——出现的第一个迹象，说明牛顿定律也许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适用的。用威廉.Ｈ.克罗珀的话来说，迈克尔逊-莫雷结果成为“很可能是物理学史上最负面的结果”。为此，迈克尔逊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从而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但要过20年之后。与此同时，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像一股霉味那样令人不快地浮动在科学家的脑海深处。

令人注目的是，尽管他有了这项发现，当20世纪到来的时候，迈克尔逊却和别人一样，认为科学工作快要走到尽头——用一位作者在《自然》杂志上的话来说：“只要添上几个角楼和尖顶，在房顶上刻几处浮雕就够了。”

当然，实际上，世界即将进入一个科学的世纪。到时候，谁都会懂得一点，谁都不会什么都懂。科学家快要发现自己在粒子和反粒子的汪洋大海里漂浮，东西瞬间存在，瞬间消失，使毫微秒时间也显得十分缓慢，平平常常，一切都是那么古怪。科学正从宏观物理学向微观物理学转变。前者，物体看得见，摸得着，量得出；后者，事情倏忽发生，快得不可思议，完全超出了想象的范围。我们快要进入量子时代，而推动其大门的第一人就是那位迄今为止一直很倒霉的马克斯·普朗克。

1900年，普朗克42岁，已是柏林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他揭示了一种新的“量子理论”，该理论认为，能量不是一种流水般连续，而是一包包地传送的东西，他称其为量子。这确实是一种新奇的概念，而且是一种很好的概念。从短期来说，它能为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之谜提供一种解释，因为它表明光原来不一定是一种波动。从长远来说，它将为整个现代物理学奠定基础。无论如何，它是第一个迹象，表明世界快要发生变化。

但是，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一个新时代的黎明——要到1905年才发生。当时，德国的物理学杂志《物理学年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作者是一位年轻的瑞士职员。他没有大学职位，没有自己的实验室，通常跑的也只是伯尔尼国家专利局的小小图书馆。他是专利局的三级技术审查员。（他不久前申请提升为二级审查员，但遭到了拒绝。）

他的名字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那个重要的一年，他向《物理学年鉴》递交了五篇论文，用C.P.斯诺的话来说，其中三篇“称得上是物理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一篇使用普朗克刚刚提出的量子理论审视光电效应，一篇论述悬浮小粒子的状况（即现在所谓的布朗运动），一篇概述了狭义相对论。

第一篇解释了光的性质（还促使许多事情成为可能，其中包括电视），为作者赢得了一个诺贝尔奖。[3]第二篇提供了证据，证明原子确实存在——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事实过去一直存在一些争议。第三篇完全改变了世界。

爱因斯坦1879年生于德国南部的乌尔姆，但在慕尼黑长大。他的早年生活几乎难以说明他将来会成为大人物。大家都知道，他到3岁才学会说话。19世纪90年代，他父亲的电器生意破产，举家迁往米兰，但这时候已经10来岁的阿尔伯特去了瑞士继续他的学业——虽然他一开始就没有通过大学入学考试。1896年，他放弃了德国籍，以免被征入伍，进入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攻读旨在培养中学教师的四年制课程。他是一名聪明而又不突出的学生。

1900年，他从学校毕业，没过几个月就开始把论文投给《物理学年鉴》。他的第一篇论文论述（在那么多可写的东西中偏偏论述）吸管里流体的物理学，与普朗克的量子理论发表在同一期上。从1902年到1904年，他写出了一系列关于统计力学的论文，结果发现，多产的J.威拉德·吉布斯1901年在康涅狄格州已经悄悄地发表了同样的作品：《统计力学的基本原理》。

阿尔伯特曾爱上一位同学，一位名叫米勒娃·玛丽奇的匈牙利姑娘。1901年，他们没有结婚就生了个孩子，是一个女儿。他们很谨慎，把孩子给了人家。爱因斯坦从没有见过自己的孩子。两年以后，他和玛丽奇结了婚。在此期间，爱因斯坦接受了瑞士专利局的一个职位，随后在那里待了7年。他很喜欢这份工作：它很有挑战性，能使他的脑子忙个不停，但又不至于转移他对物理学的注意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他于1905年创立了狭义相对论。

《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无论是在表达方式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发表过的最优秀的科学论文之一。它没有脚注，也没有引文，几乎不用数学，没有提及影响过该论文或在该论文之前的任何作品，只是对一个人的帮助致以谢意。他是专利局的一名同事，名叫米歇尔·贝索。C.P.斯诺写道，爱因斯坦好像“全凭思索，独自一人，没有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得出了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情况就是这样”。

他著名的等式E=mc^2在这篇论文中没有出现，但出现在几个月以后的一篇短小的补充里。你可以回忆一下学校里学过的东西，等式中的E代表能量，m代表质量，c^2代表光速的平方。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这个等式的意思是：质量和能量是等价的。它们是同一东西的两种形式：能量是获释的质量；质量是等待获释的能量。由于c^2（光速的平方）是个大得不得了的数字，这个等式意味着，每个物体里都包含着极大——真正极其大量——的能量。[4]

你或许觉得自己不大健壮，但是，如果你是个普通个子的成人，你那不起眼的躯体里包含着不少于7×10^18焦耳的潜能——爆炸的威力足足抵得上30颗氢弹，要是你知道怎么释放它，而且确实愿意这么做的话。每种物体内部都蕴藏着这样的能量。我们只是不大善于把它释放出来而已。连一颗铀弹——我们迄今为止制造出的能量最大的家伙——释放出的能量还不足它可以释放出的能量的1%，要是我们更聪明点就好了。

其中，爱因斯坦的理论解释了放射作用是怎么发生的：一块铀怎么源源不断地释放出强辐射能量，而又不像冰块那样融化。（只要把质量极其有效地转变为能量，这是办得到的：E=mc^2。）该理论解释了恒星为什么可以燃烧几十亿年而又不把燃料用尽。（同上。）爱因斯坦用一个简单的公式，一下子使地质学家和天文学家的视界开阔了几十亿年。该理论尤其表明，光速是不变的，最快的，什么速度也超不过它。因此，这使我们一下子弄清了宇宙性质的核心。而且，该理论还解决了光以太的问题，说明它并不存在。爱因斯坦的宇宙不需要以太。

物理学家一般不大重视瑞士专利局职员发表的东西，因此，尽管爱因斯坦的论文提供了大量有用信息，但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由于刚刚解开宇宙中几个最难解开的谜团，爱因斯坦申请大学讲师的职位，但是遭到拒绝，接着又申请中学教师的职位，再次遭到拒绝。于是，他重新干起三级审查员的活儿——不过，他当然没有停止思索。他离大功告成还远着呢。

有一次，诗人保罗·瓦莱里问爱因斯坦，他是不是随身带着个笔记本记录自己的思想，爱因斯坦有些惊讶地看了他一眼。“哦，那是没有必要的，”他回答说，“我极少带个笔记本。”我无须指出，要是他真的带个本子的话，倒是很有好处的。爱因斯坦的下一个点子，是一切点子中最伟大的点子——布尔斯、莫茨和韦弗在他们很有创见的原子科学史中说，这确实是最最伟大的点子。“作为一个脑子的独创，”他们写道，“这无疑是人类最高的智力成就。”这个评价当然很高。

1907年，反正有时候书上是这么写的，有个工人从房顶上掉了下来，爱因斯坦就开始考虑引力的问题。天哪，像许多动人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似乎存在问题。据爱因斯坦自己说，他想到引力问题的时候，当时只是坐在椅子上。

实际上，爱因斯坦开始更像是想为引力问题找个答案。他从一开头就清楚地认识到，狭义相对论里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引力。狭义相对论之所以“狭义”，是因为它研究的完全是在无障碍的状态下运动的东西。但是，要是一个运动中的东西——尤其是光——遇到了比如引力这样的障碍会怎么样？在此后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最后于1917年初发表了题为《关于广义相对论的宇宙学思考》的论文。当然，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是一项深刻而又重要的成就。但是，正如C.P.斯诺有一次指出的，要是爱因斯坦没有想到，别人也会想到，很可能在5年之内。这是一件注定要发生的事。但是，那个广义相对论完全是另一回事。“没有它，”斯诺在1979年写道，“我们今天有可能还在等待那个理论。”

爱因斯坦常手拿烟斗，和蔼可亲，不爱露面，一头乱发，真是个非凡人物。这样的人物不可能永远默默无闻。1919年，战争结束了，世界突然发现了他。几乎同时，他的相对论以普通人无法搞懂出了名。《纽约时报》决定写一篇报道——由于永远令人想不通的原因——派了该报一个名叫亨利·克劳奇的高尔夫运动记者去负责这次采访，结果正如戴维·博丹尼斯在他出色的《E=mc^2》一书中指出的，根本不解决问题。

这次采访令克劳奇力不从心，他差不多把什么都搞错了。他的报道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错误，其中之一，他断言，爱因斯坦找了个胆子很大的出版商，敢于出版一本全世界只有12个人看得懂的书。当然，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书，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出版商，也根本不存在这么狭小的学术界，但这种看法已深入人心。过不多久，在人们的想象中，搞得懂相对论的人数又少了许多——应当指出，科学界对这种神话没有去加以澄清。

有一位记者问英国天文学家阿瑟·爱丁顿，他是不是真的就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能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人之一。爱丁顿认真地想了片刻，然后回答说：“我正在想谁是第三个人呢。”实际上，相对论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涉及许多微分方程、洛伦兹变换和其他复杂的数学（虽然它确实涉及——有的方面连爱因斯坦也需要别人帮忙），而在于它不是凭直觉所能完全搞懂的。

实质上，相对论的内容是：空间和时间不是绝对的，而是既相对于观察者，又相对于被观察者；一个人移动得越快，这种效果就越明显。我们永远也无法将自己加速到光的速度；相对于旁观者而言，我们越是努力（因此我们走得越快），我们的模样就越会失真。

几乎同时，从事科学普及的人想要设法使广大群众弄懂这些概念。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写的《相对论ABC》就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至少在商业上可以这么说。罗素在这本书里使用了至今已经多次使用过的比喻。他让读者想象一列90米长的火车在以光速的60%行驶。对于立在站台上望着它驶过的人来说，那列火车看上去会只有70余米长，车上的一切都会同样缩小。要是我们听得见车上的人在说话，他们的声音听上去会含糊不清，十分缓慢，犹如唱片放得太慢，他们的行动看上去也会变得很笨拙。连车上的钟也会似乎只在以平常速度的五分之四走动。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车上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变了形。在他们看来，车上的一切似乎都很正常。倒是立在站台上的我们古怪地变小了，动作变慢了。你看，这一切都和你与移动物体的相对位置有关系。

实际上，你每次移动都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乘飞机越过美国，当你走出飞机时，大约会比留在原地的人要年轻一百亿亿分之一秒。即使从屋子的这头走到那头的时候，你自己所经历的时间和空间也会稍有改变。据计算，一个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抛出去的棒球，在抵达本垒板的过程中会获得0.000 000 000 002克质量。因此，相对论的作用是具体的，可以测定的。问题在于，这种变化太小，我们毫无察觉。但是，对于宇宙中别的东西来说——光、引力、宇宙本身——这些就都是举足轻重的大事了。

因此，如果说相对论的概念好像有点儿怪，那只是因为我们在正常的生活中没有经历这类相互作用。不过，又不得不求助于博尼丹斯，我们大家都经常遇到其他种类的相对论——比如声音。要是你在公园里，有人在演奏难听的音乐，你知道，要是你走得远一点，音乐好像就会轻一点。当然，那并不是因为音乐真的轻了点，而只是因为你相对于音乐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对于体积很小的或行动缓慢的，因此无法有同样经历的东西来说——比如蜗牛——也许难以置信，一个喇叭似乎同时能对两个听众放出两种音量的音乐。

在“广义相对论”的众多概念中，最具挑战性的，最难以用直觉体会的，在于时间是空间的组成部分这个概念。我们本能地把时间看作是永恒的，绝对的，不可改变的，相信什么也干扰不了它的坚定步伐。事实上，爱因斯坦认为，时间是可以更改的，不断变化的。时间甚至还有形状。它与三维空间结合在一起——用斯蒂芬·霍金的话来说是“无法解脱地交织在一起”——不可思议地形成了所谓的“时空”。

通常，时空是这样解释的：请你想象一样平坦而又柔韧的东西——比如一块地毯或一块伸直的橡皮垫子——上面放个又重又圆的物体，比如铁球。铁球的重量使得下面的底垫稍稍伸展和下陷。这大致类似于太阳这样的庞然大物（铁球）对于时空（底垫）的作用：铁球使底垫伸展、弯曲、翘起。现在，要是你让一个较小的球从底垫上滚过去，它试图做直线运动，就像牛顿运动定律要求的那样。然而，当它接近大球以及底垫下陷部分的时候，它就滚向低处，不可避免地被大球吸了过去。这就是引力——时空弯曲的一种产物。

凡有质量的物体在宇宙的底垫上都能造成一个小小的凹坑。因此，正如丹尼斯·奥弗比说的，宇宙是个“最终的下陷底垫”。从这个观点来看，引力与其说是一种东西，不如说是一种结果——用物理学家米奇奥·卡库的话来说：“不是一种‘力’，而是时空弯曲的一件副产品。”卡库接着又说：“在某种意义上，引力并不存在；使行星和恒星运动的是空间和时间的变形。”

当然，以下陷的底垫来做比喻，只能帮助我们理解到这种程度，因为没有包含时间的作用。话虽这么说，其实我们的大脑也只能想象到这个地步。若要想象空间和时间以3∶1的比例像线织成一块格子地垫那样织成一份时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我想我们会一致认为，对于一位凝视着瑞士首都专利局窗外的年轻人来说，这确实是个了不起的见解。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提出了许多见解。其中，他认为，宇宙总是或者膨胀或者收缩的。但是，爱因斯坦不是一位宇宙学家，他接受了流行的看法，即宇宙是固定的，永恒的。多少出于本能，他在自己的等式里加进了他所谓的宇宙常数。他把它作为一种数学暂停键，武断地以此来抵消引力的作用。科学史书总是原谅爱因斯坦的这个失误，但这其实是科学上一件很可怕的事，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称之为“我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

说来也巧，大约就在爱因斯坦为自己的理论添上一个宇宙常数的时候，在亚利桑那州的洛威尔天文台，有一位天文学家在记录远方恒星的光谱图上的读数，发现恒星好像在离我们远去。该天文学家有个来自星系的动听名字：维斯托·斯莱弗（他其实是印第安纳州人）。原来，宇宙不是静止的。斯莱弗发现，这些恒星明确显示出一种多普勒频移的迹象——跟赛车场上飞驰而过的汽车发出的那种连贯而又特有的“嚓——嗖”的声音属于同一机制。[5]这种现象也适用于光；就不停远去的星系而言，它被称为红移（因为离我们远去的光是向光谱的红端移动的，而朝我们射来的光是向蓝端移动的）。

斯莱弗第一个注意到光的这种作用，意识到这对将来理解宇宙的运动十分重要。不幸的是，谁也没有太多注意他。你会记得，珀西瓦尔·洛威尔在这里潜心研究过火星上的运河，因此洛威尔天文台是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到了20世纪的前10年，它在任何意义上都成了研究天文的前哨阵地。斯莱弗不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世界也同样不知道斯莱弗，因此，他的发现没有影响。

荣誉反而属于一个非常自负的大人物，他的名字叫埃德温·哈勃。哈勃1889年生于欧扎克高原边缘的一个密苏里州小镇，比爱因斯坦小10岁；他在那里及芝加哥郊区伊利诺伊的惠顿长大。他的父亲是一名成功的保险公司经理，因此家里的生活总是很优裕。埃德温还天生有个好的身体。他是个有实力、有天赋的运动员，魅力十足，时髦潇洒，相貌堂堂——用威廉·H.克罗珀的话来说，“英俊到了不适当的程度”；用另一位崇拜者的话来说，“美得像美神阿多尼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生活中还经常干一些见义勇为的事——抢救落水的人；领着吓坏了的人穿越法国战场，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在表演赛中几下子就把世界冠军级的拳击手打倒在地，弄得他们不胜难堪。这一切都好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都是真的。尽管才华出众，但哈勃也是个顽固不化的说谎大王。

这就很不寻常了，因为哈勃从小就出类拔萃，有时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仅在1906年的一次中学田径运动会上，他就赢得了撑竿跳高、铅球、铁饼、链球、立定跳高、助跑跳高的冠军，还是接力赛跑获胜队的成员——那就是说，他在一次运动会上获得了7个第一名，还有，他在跳远比赛中获得了第三名。同年，他创造了伊利诺伊州跳高纪录。

作为一名学者，他也是出色得不得了，不费吹灰之力就考上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和天文学（说来也巧，系主任就是阿尔伯特·迈克尔逊）。他在那里被选为牛津大学的首批罗兹奖学金获得者之一。3年的英国生活显然冲昏了他的头脑。1913年他返回惠顿的时候，披着长披风，衔着烟斗，说起话来怪腔怪调，滔滔不绝——不大像英国人，而又有点像英国人——这种模样他竟保留终生。他后来声称，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在肯塔基州当律师，但实际上他在印第安纳州新奥尔巴尼当中学教师和篮球教练，后来才获得博士学位，并在陆军待了一段时间。（他是在签订停战协定前一个星期抵达法国的，几乎肯定没有听到过愤怒的枪炮声。）

1919年，他已经30岁。他迁到加利福尼亚州，在洛杉矶附近的威尔逊山天文台找了个职位。非常出人意料的是，他很快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天文学家。

让我们稍停片刻，先来考虑一下当时人们对宇宙的了解是如何少得可怜，这是值得的。今天的天文学家认为，在可见的宇宙里也许有1 400亿个星系。这是个巨大的数字，比你听了这话认为的还要巨大得多。假如把一个星系比作一粒冻豆子，这些豆子就可以塞满一个大礼堂——比如，老波士顿花园或皇家艾伯特大厅。（有一位名叫布鲁斯·格雷戈里的天体物理学家还真的计算过。）1919年，当哈勃第一次把脑袋伸向望远镜的时候，我们已知的星系数只有一个：银河系。其他的一切要么被认为是银河系的组成部分，要么被认为是远方天际众多气体中的一团气体。哈勃很快证明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

在之后的10年里，哈勃着手研究有关宇宙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宇宙已经存在多久？宇宙的范围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知道两件事——某类星系离我们有多远，它们在以多快的速度远离我们而去（即现在所谓的退行速度）。红移能使我们知道星系后退的速度，但不能使我们知道它们离得有多远。为此，你需要有所谓的“标准烛光”——即准确测得的某个恒星的亮度，作为测算其他恒星的亮度（并由此计算其相对距离）的基准。

哈勃的好运气来了。此前不久，有一位名叫亨利埃塔·斯旺·莱维特的才女想出了一种找到这类恒星的方法。莱维特在哈佛学院天文台担任当时所谓的计算员。计算员终生研究恒星的照片并进行计算——计算员由此得名。计算员不过是个干苦活的代名词。但是，在那个年代，无论在哈佛大学，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这是妇女离天文学最近的地方。这种制度虽然不大公平，但也有某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这意味着半数最聪明的脑子会投入本来不大会有人来动脑子的工作，确保妇女最终能觉察到男同事们往往会疏忽的宇宙之细微结构。

有一位名叫安妮·江普·坎农的哈佛大学计算员利用她熟悉恒星的有利条件，发明了一种恒星分类系统。这种系统如此实用，直到今天还在使用。莱维特的贡献更加意义深远。她注意到，有一种名叫造父变星（以仙王星座命名，第一颗造父变星就是在那里发现的）的恒星在有节奏地搏动——一种星体的“心跳”。造父变星是极少见的，但至少其中之一是我们大多数人所熟悉的。北极星就是一颗造父变星。

我们现在知道，造父变星之所以搏动，是因为——用天文学家的行话来说——它们已经走过“主序阶段”，变成了红巨星。红巨星的化学过程有点儿难懂，已经超出了本书的宗旨（它要求了解很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单离子化的氦原子的性质）。但是，简而言之，在燃烧剩余的燃料的过程中，它们产生了一种很有节奏、不停地一亮一暗的现象。莱维特的天才之处在于，她发现，通过比较天空中不同位置的造父变星的相对量级，就可以计算出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它们可以被作为标准烛光——这个名称也是她创造的，现在依然广泛使用。用这种方法得到的只是相对距离，不是绝对距离。但是，即使这样，这也是第一次有人想出了一个测量浩瀚宇宙的实用方法。

（为了合理评价这些深邃的见解，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当莱维特和坎农在根据照片上远方星星的模糊影子推定宇宙的基本特性的时候，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威廉·H.皮克林——他当然能从一流的天文望远镜里想观察多少次就观察多少次——却在建立自己的理论，认为月球上的黑影是由大群大群的、随着季节迁徙的昆虫形成的。）

哈勃把莱维特测量宇宙的标准和维斯托·斯莱弗的红移结合起来，开始以焕然一新的目光有选择地测量空间的点。1923年，他证明，仙女座里一团代号为M31的薄雾状的东西根本不是气云，而是一大堆光华夺目的恒星，其本身就是一个星系，直径有10万光年，离我们至少有90万光年之远。宇宙比任何人想象的还要大——大得多。1924年，哈勃写出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题目为《漩涡星云里的造父变星》（“星云”源自拉丁语，意为“云”，哈勃喜欢用这个词来指星系），证明宇宙不仅仅有银河系，还有大量独立的星系——“孤岛宇宙”——其中许多比银河系要大，要远得多。

仅仅这一项发现就足以使哈勃名扬天下，但是，他接着把注意力转向另一个问题，想要计算宇宙到底大了多少，于是有了一个更加令人瞩目的发现。哈勃开始测量远方星系的光谱——斯莱弗已经在亚利桑那州开始做的那项工作。他利用威尔逊山天文台那台新的254厘米天文望远镜，加上一些聪明的推断，到20世纪30年代初已经得出结论：天空中的所有星系（除我们自己的星系以外）都在离我们远去。而且，它们的速率和距离完全成正比：星系距离我们越远，退行速率越快。

这的确是令人吃惊的。宇宙在扩大，速度很快，而且朝着各个方向。你无须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就能从这点往后推测，发现它必定是从哪个中心点出发的。宇宙远不是稳定的，固定的，永恒的，就像大家总是以为的那样，而是有个起点。因此，它或许也有个终点。

正如斯蒂芬·霍金指出的，奇怪的是以前谁也没有想到宇宙在扩大。一个静止的宇宙会自行坍缩，这一点牛顿以及之后的每个有头脑的天文学家都应当明白。还有一个问题：要是恒星在一个静止的宇宙里不停燃烧，就会使整个宇宙酷热难当——对于我们这样的生物来说当然是太热了。一个不断膨胀的宇宙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

哈勃擅长观察，不大擅长动脑子，因此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那是因为他可悲地不知道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一方面爱因斯坦和他的理论在这时候已经世界闻名，另一方面，1929年，阿尔伯特·迈克尔逊——这时候已经进入暮年，但仍是世界上最敏锐、最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之一——接受了威尔逊山天文台的一个职位，用他可靠的干涉仪来测量光的速度，至少可以肯定已经向哈勃提到过，爱因斯坦的理论适用于他的发现。

无论如何，哈勃没有抓住机会在理论上有所收获，而是把机会留给了一位名叫乔治·勒梅特的比利时教士学者（他获得过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勒梅特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创造了自己的“烟火理论”。该理论认为，宇宙一开始是个几何点，一个“原始的原子”；它突然五彩缤纷地爆发，此后一直向四面八方散开。这种看法极好地预示了现代的大爆炸理论，但要比那种理论早得多。因此，除了在这里三言两语提他一下以外，勒梅特几乎没有受到更多的注意。世界还需要几十年时间，还要等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在新泽西州咝咝作响的天线上无意中发现宇宙背景辐射，大爆炸才会从一种有趣的想法变成一种确定的理论。

无论是哈勃还是爱因斯坦，那条大新闻里都不会提及多少。然而，尽管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已经做出自己所能做出的贡献。

1936年，哈勃写出了一本广受欢迎的书，名叫《星云王国》。他在这本书里以得意的笔调阐述了自己的重要成就，并终于表明他知道爱因斯坦的理论——反正在某种程度上——在大约200页的篇幅中，他用了4页来谈论这种理论。

1953年，哈勃心脏病发作去世。然而，还有最后一件小小的怪事在等待着他。出于秘而不宣的原因，他的妻子拒绝举行葬礼，而且始终没有说明她怎么处理了他的遗体。半个世纪以后，该世纪最伟大的天文学家的去向仍然无人知道。若要表示纪念，你非得遥望天空，遥望1990年美国发射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哈勃太空望远镜。

[1] 具体来说，它是物质系统随机或无序状态的一种量度。达雷尔·埃宾在《普通化学》这本教材里用了一副扑克牌的比喻来加以说明。一副刚从盒子里取出的新扑克牌是按照花色从A到Ｋ的顺序来排列的。它可以说是处于有序状态。把牌一洗，扑克牌就处于无序状态。熵就是量度无序程度和确定再次洗牌以后可能产生的特定结果的一种方法。若要完全了解熵，你还必须懂得许多概念，比如热不均匀性、晶格距离、理想配比关系等，但那是一般概念。

[2] 普朗克一生命运坎坷。他的第一位爱妻1909年去世，死得太早。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他还有一对孪生女儿，视她们为掌上明珠。其中之一后来在分娩时死去。那位活着的双胞胎女儿前去照料婴儿，爱上了她的姐夫。他们结了婚，两年后她也死于分娩。1944年，在普朗克85岁那年，盟军的一枚炸弹掉在他的房子上，他失去了一切——文献、日记、一生的积蓄。次年，他活着的儿子被发现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活动，结果被处决。

[3] 爱因斯坦获奖的原因是“对理论物理学所做出的贡献”，提法比较模糊。他等了16年，直到1921年才获得了这个奖——这是段相当长的时间，但与弗雷德里克·莱因斯和德国人恩斯特·鲁斯卡相比，那就算不了什么。前者于1957年发现了中微子，但直到1995年，即38年以后，才获得了诺贝尔奖；后者于1932年发明了电子显微镜，等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986年才获得诺贝尔奖。由于诺贝尔奖从来不授予去世的人，因此，若要获得诺贝尔奖，你不仅要善于创造发明，而且要长寿，二者同样重要。

[4] c怎么会成为光速的符号，这还是个谜，但《E=mc^2》一书的作者戴维·博丹尼斯认为，它很可能来自拉丁语celeritas，意思是快。在爱因斯坦提出该理论10年前编纂的相关《牛津英语词典》中，认为c代表从碳（carbon）到板球（cricket）的许多东西，但没有提到它作为光或快的符号。

[5] 以奥地利物理学家约翰·克里斯蒂安·多普勒的名字命名。他在1842年首次注意到那种效应。简而言之，情况是这样的：当一个移动物体接近一个静止物体的时候，由于受到接收物（比如你的耳朵）的阻碍，它的声波会挤压抬升，就如同把任何东西推向一个静止物体会发生的情况那样。这种挤压抬升在听者的耳朵里是一种尖厉的高音（嚓声）。随着声源过去，声波伸展、拉长，使音高突然下降（嗖声）。

第九章 威力巨大的原子

当爱因斯坦和哈勃在弄清宇宙的大尺度结构方面成果累累的时候，另一些人在努力搞懂近在手边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又同样是非常遥远的东西：微小而又永远神秘的原子。

加州理工学院伟大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有一次说，要是你不得不把科学史压缩成一句重要的话，它就会是：“一切东西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哪里都有原子，原子构成一切。你四下里望一眼，全是原子。不但墙壁、桌子和沙发这样的固体是原子，中间的空气也是原子。原子大量存在，多得简直无法想象。

原子有功能的排列就是分子（源自拉丁文，意思是“小团物质”）。一个分子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以相对稳定的形式一起工作的原子：一个氧原子加上两个氢原子，你就得到一个水分子。化学家往往以分子而不是以元素来考虑问题，就像作家往往以单词而不是以字母来考虑问题一样，因此他们计算的是分子。分子的数量起码可以说是很多的。在海平面的高度、零摄氏度温度的情况下，一立方厘米空气（大约相当于一块方糖所占的空间）所含的分子多达4 500亿亿个。而你周围的每一立方厘米空间都有这么多分子。想一想，你窗外的世界有多少个立方厘米——要用多少块方糖才能填满你的视野。然后再想一想，要多少个这样的空间才能构成宇宙。总而言之，原子是很多的。

原子还不可思议地长寿。由于原子那么长寿，它们真的可以到处漫游。你身上的每个原子肯定已经穿越几个恒星，曾是上百万种生物的组成部分，然后才成为你。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大量原子；这些原子的生命力很强，在我们死后可以重新利用；在我们身上的原子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有人测算，我们每个人身上有多达10亿个原子——原先很可能是莎士比亚身上的原子，释迦牟尼、成吉思汗、贝多芬以及其他你点得出的历史人物又每人贡献10亿个原子。（显然非得是历史人物，因为原子要花大约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彻底地重新分配；无论你的愿望多么强烈，你身上还不可能有一个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原子。）

因此，我们都是别人转世化身来的——虽然我们都是短命的。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原子就会天各一方，去别处寻找新的用武之地——成为一片叶子或别的人体或一滴露水的组成部分。而原子本身实际上将永远活下去。其实，谁也不知道一个原子的寿命，但据马丁·里斯说，它的寿命大约为10^35年——这个数字太大，连我也乐意用数学符号来表示。

而且，原子很小——确实很小。50万个原子排成一行还遮不住一根人的头发。以这样的比例，一个原子小得简直无法想象。不过，我们当然可以试一试。

先从1毫米着手，就是这么长的一根线：-。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这根线被分成了宽度相等的1 000段。每一段的宽度是1微米。这就是微生物的大小。比如，一个标准的草履虫——一种单细胞的淡水小生物——大约为2微米宽，也就是0.002毫米，它确实小得不得了。要是你想用肉眼看到草履虫在一滴水里游，你非得把这滴水放大到12米宽。然而，要是你想看到同一滴水里的原子，你非得把这滴水放大到24公里宽。

换句话说，原子完全存在于另一种微小的尺度上。若要知道原子的大小，你就得拿起这类微米大小的东西，把它切成10 000个更小的东西。那才是原子的大小：1毫米的千万分之一。这么小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范围。但是，只要记住，一个原子对于上述那条1毫米的线，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对于纽约帝国大厦的高度，你对它的大小就有了个大致的概念。

当然，原子之所以如此有用，是因为它们数量众多，寿命极长，而之所以难以被察觉和认识，是因为它们太小。首先发现原子有三个特点——小、多、实际上不可毁灭——以及一切事物都是由原子组成的，不是你也许会以为的安托万-洛朗·拉瓦锡，甚至不是亨利·卡文迪许或汉弗莱·戴维，而是一名业余的、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英国贵格会教徒，名叫约翰·道尔顿，我们在第七章里第一次提到过他的名字。

道尔顿的故乡位于英国湖区边缘，离科克默思不远。他1766年生于一个贫苦而虔诚的贵格会织布工家庭。（4年以后，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也来到科克默思。）他是个聪明过人的学生——他确实聪明，12岁的小小年纪就当上了当地贵格会学校的校长。这也许说明了道尔顿的早熟，也说明了那所学校的状况，也许什么也说明不了。我们从他的日记里知道，大约这时候他正在阅读牛顿的《原理》——还是拉丁文原文的——和别的具有类似挑战性的著作。到了15岁，他一方面继续当校长，一方面在附近的肯达尔镇找了个工作；10年以后，他迁往曼彻斯特，在他生命的最后50年里几乎没有挪动过。在曼彻斯特，他成了一股智力旋风，出书呀，写论文呀，内容涉及从气象学到语法。他患有色盲，在很长时间里色盲被称作道尔顿症，因为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是1808年出版的一本名叫《化学哲学的新体系》的厚书，终于使他出了名。

在该书只有5页的短短的一章里（该书共有900多页），学术界人士第一次接触到了近乎现代概念的原子。道尔顿的见解很简单：一切物质的根基，都是极其微小而又不可再简化的粒子。“创造或毁灭一个氢粒子，也许就像向太阳系引进一颗新的行星或毁灭一颗业已存在的行星那样不可能。”他写道。

无论是原子的概念，还是“原子”这个词本身，都称不上是新鲜事。二者都是古希腊人发明的。道尔顿的贡献在于，他考虑了这些原子的相对大小和性质，以及它们的结合方法。例如，他知道氢是最轻的元素，因此他给出的原子量是1。他还认为水由七份氧和一份氢组成，因此他给出的氧的原子量是7。通过这种办法，他就能得出已知元素的相对重量。他并不总是十分准确——氧的原子量实际上是16，不是7，但这个原理是很合理的，成了整个现代化学以及许多其他科学的基础。

这项成就使道尔顿闻名遐迩——即使是以一种英国贵格会式的低调。1826年，法国化学家P.J.佩尔蒂埃来到曼彻斯特，想会一会这位原子英雄。佩尔蒂埃以为他属于哪个大机构，因此，当他发现道尔顿在小巷里的一所小学教孩子们基础算术的时候，不由得大吃一惊。据科学史家E.J.霍姆亚德说，佩尔蒂埃一见到这位大人物顿时不知所措，结结巴巴：

“请问，这位是道尔顿先生吗？”[1]因为他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位欧洲赫赫有名的化学家竟然在教小孩子加减乘除。“没错，”那位贵格会教徒干巴巴地说，“请坐，让我先教会孩子这道算术题。”

虽然道尔顿想要远离一切荣誉，但他仍违心地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捧回一大堆奖章，获得一笔可观的政府退休金。他1844年去世的时候，4万人出来瞻仰他的灵柩，送葬队伍长达3公里多。他在《英国名人词典》中的条目是字数最多者之一，在19世纪的科学界人士当中，论长度只有达尔文和莱尔能与之相比。

在道尔顿提出他的见解以后的一个世纪时间里，它仍然完全是一种假说。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尤其是奥地利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声速单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还压根儿怀疑原子是不是存在。“原子看不见摸不着……它们是脑子想象出来的东西。”他写道。尤其在德语世界，人们就是以这种怀疑目光来看待原子的存在的。据说，这也是导致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和原子的热心支持者路德维希·玻尔茨曼自杀的原因之一。

是爱因斯坦在1905年以那篇论布朗运动的论文首次提出了无可争议的证据，证明原子的存在，但没有引起多大注意。无论如何，爱因斯坦很快就忙于广义相对论的研究。因此，原子时代的第一位真正的英雄是欧内斯特·卢瑟福，如果他不是当时涌现出来的第一人的话。

卢瑟福1871年生于新西兰的“内陆地区”。用斯蒂芬·温伯格的话来说，他的父母为了种植一点亚麻、抚养一大堆孩子，从苏格兰移居到新西兰。他在一个遥远国度的偏远地区长大，离科学的主流也同样很遥远。但是，1895年，他获得了一项奖学金，从而有机会来到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这里即将成为世界上搞物理学的最热门的地方。

物理学家特别瞧不起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当伟大的奥地利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的妻子离他而去，嫁了个化学家的时候，他吃惊得简直不敢相信。“要是她嫁个斗牛士，我倒还能理解，”他惊讶地对一位朋友说，“可是，嫁个化学家……”

卢瑟福能理解这种感情。“科学要么是物理学，要么是集邮。”他有一回说。这句话后来反复被人引用。但是，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他1908年获得的是诺贝尔化学奖，不是物理学奖。

卢瑟福是个很幸运的人——很幸运是一位天才；但更幸运的是，他生活在一个物理学和化学如此激动人心而又如此势不两立的年代（且不说他自己的情感）。这两门学科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重合在一起了。

尽管他取得那么多成就，但他不是个特别聪明的人，实际上在数学方面还很差劲。在讲课过程中，他往往把自己的等式搞乱，不得不中途停下来，让学生自己去算出结果。据与他长期共事的同事、中子的发现者詹姆斯·查德威克说，他对实验也不是特别擅长。他只是有一股子韧劲儿，思想比较开放。他以精明和一点胆量代替了聪明。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来说，卢瑟福的脑子“总是不着边际，比大多数人走得远得多”。要是遇上一个难题，他愿意付出比大多数人更大的努力，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更容易接受非正统的解释。由于他愿意坐在荧光屏前，花上许多极其乏味的时间来统计所谓α粒子的闪烁次数——这种工作通常分配给别人去做——所以他才有了最伟大的突破。他是最早的人之一——很可能就是最早的人——发现原子里所固有的能量一旦得到利用可以制造炸弹，其威力之大足以“使这个旧世界在烟雾中消失”。

就身体而言，他块头很大，体格壮实，说话声音能把胆小的人吓一大跳。有一次，一位同事获悉卢瑟福就要向大西洋彼岸发表广播演说，便冷冷地问：“干吗要用广播？”他还非常自信，心态不错。当有人对他说，他好像总是生活在浪尖上，他回答说：“哎呀，这个浪头毕竟是我制造的，难道不是吗？”C.P.斯诺回忆说，有一次他在剑桥的一家裁缝店里偷听到卢瑟福在说：“我的腰围日渐变粗，同时，知识日渐增加。”

但是，在他1895年来到卡文迪许实验室[2]的时候，这一切还是遥不可及的。这是科学领域成果频出的时期。卢瑟福抵达剑桥大学的那一年，威廉·伦琴在德国的维尔茨堡大学发现了Ｘ射线；次年，亨利·贝克勒尔发现了放射现象。卡文迪许实验室本身就要踏上一条漫长的辉煌之路。1897年，J.J.汤姆森和他的同事将在那里发现电子；1911年，C.T.R.威尔逊将在那里制造出第一台粒子探测器（我们将会谈到）；1932年，詹姆斯·查德威克将在那里发现中子。在更远的将来，1953年，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将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发现DNA结构。

开头，卢瑟福研究无线电波，取得了一点成绩——他成功地把一个清脆的信号发送到了1公里之外，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可以的成就——但是，他放弃了，因为有一位资深同事劝他，无线电没有多大前途。总的来说，卢瑟福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事业不算兴旺。他在那里待了3年，觉得自己没有多大作为，便接受了蒙特利尔麦克吉尔大学的一个职位，从此稳步走上了通向辉煌的漫长之路。到他获得诺贝尔奖（根据官方赞词，是“由于研究了元素的衰变和放射性物质的化学性质”）的时候，他已经转到曼彻斯特大学。其实是在那里，他将取得最重要的成果，确定原子的结构和性质。

到20世纪初，大家已经知道，原子是由几个部分构成的——汤姆森发现电子，就确立了这种见解——但是，大家还不知道的是：到底有多少个部分；它们是怎样合在一起的；它们呈什么形状。有的物理学家认为，原子可能是立方体的，因为立方体可以整齐地叠在一起，不会浪费任何空间。然而，更普遍的看法是，原子更像一块葡萄干面包，或者像一份葡萄干布丁：一个密度很大的固体，带有正电荷，上面布满了带负电荷的电子，就像葡萄干面包上的葡萄干。

1910年，卢瑟福（在他的学生汉斯·盖格的协助之下。盖格后来发明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辐射探测仪）朝一块金箔发射电离的氦原子，或称α粒子。[3]令卢瑟福吃惊的是，有的粒子竟会反弹回来。他说，他就像朝一张纸发射了一发38厘米的炮弹，结果炮弹反弹到了他的膝部。这是不该发生的事。经过冥思苦想以后，他觉得只有一种解释：那些反弹回来的粒子击中了原子当中又小又密的东西，而别的粒子则畅通无阻地穿了过去。卢瑟福意识到，原子内部主要是空无一物的空间，只有当中是密度很大的核。这是个很令人满意的发现。但马上产生了一个问题，根据传统物理学的全部定律，原子因此就不应该存在。

让我们稍停片刻，先来考虑一下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原子结构。每个原子都由三种基本粒子组成：带正电荷的质子，带负电荷的电子，以及不带电荷的中子。质子和中子装在原子核里，而电子在外面绕着旋转。质子的数量决定一个原子的化学特性。有一个质子的原子是氢原子；有两个质子的原子是氦原子；有三个质子的原子是锂原子；如此往上增加。你每增加一个质子就得到一种新元素。（由于原子里的质子数量总是与同样数量的电子保持平衡，因此你有时候会发现有的书里以电子的数量来界定一种元素，结果完全一样。有人是这样向我解释的：质子决定一个原子的身份，电子决定一个原子的性情。）

中子不影响原子的身份，但却增加了它的质量。一般来说，中子数量与质子数量大致相等，但也可以稍稍多一点或少一点。增加或减少一两个中子，你就得到了同位素。考古学里就是用同位素来确定年代的——比如，碳-14是由6个质子和8个中子组成的碳原子（因为二者之和是14）。

中子和质子占据了原子核。原子核很小——只有原子全部容量的千万亿分之一，但密度极大，它实际上构成了原子的全部质量。克罗珀说，要是把原子扩大到一座教堂那么大，原子核只有大约一只苍蝇那么大——但苍蝇要比教堂重几千倍。1910年卢瑟福在苦苦思索的，就是这种宽敞的空间——这种令人吃惊、料想不到的宽敞空间。

认为原子主要是空荡荡的空间，我们身边的实体只是一种幻觉，这个见解现在依然令人吃惊。要是两个物体在现实世界里碰在一起——我们常用台球来作为例子——它们其实并不互相撞击。“而是，”蒂莫西·费瑞斯解释说，“两个球的负电荷场互相排斥……要是不带电荷，它们很可能会像星系那样安然无事地互相穿过。”你坐在椅子上，其实没有坐在上面，而是以1埃（一亿分之一厘米）的高度浮在上面，你的电子和它的电子不可调和地互相排斥，不可能达到更密切的程度。

差不多人人的脑海里都有一幅原子图，即一两个电子绕着原子核飞速转动，就像行星绕着太阳转动一样。这个形象是1904年由一位名叫长冈半太郎的日本物理学家创建的，完全是一种聪明的凭空想象。它是完全错的，但照样很有生命力。正如艾萨克·阿西莫夫喜欢指出的，它给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幻作家灵感，创作了世界中的世界的故事，原子成了有人居住的小小的太阳系，我们的太阳系成了一个大得多的体系里的一颗微粒。连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也把长冈所提出的图像作为它网站的标记。物理学家很快就意识到，实际上，电子根本不像在轨道上运行的行星，更像是电扇旋转着的叶片，想要同时填满轨道上的每一空间。（但有个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电扇叶片只是好像同时在每个地方，电子真的就同时在每个地方。）

不用说，在1910年，或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人们对此所知甚少。卢瑟福的发现马上产生了几个大问题。尤其是，围绕原子核转动的电子可能会坠毁。传统的电动力学理论认为，飞速转动的电子很快会把能量消耗殆尽——只是一刹那间——然后盘旋着飞进原子核，给二者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有一个问题，带正电荷的质子怎么能一起待在原子核里面，而又不把自己及原子的其他部分炸得粉碎。显而易见，无论那个小天地里在发生什么事，是不受适用于我们宏观世界的规律支配的。

随着物理学家们深入这个亚原子世界，他们意识到，那里不仅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任何东西，也不同于所能想象的任何东西。“由于原子的行为如此不同于普通的经验，”理查德·费曼有一次说，“你是很难习惯的。在大家看来，无论在新手还是在有经验的物理学家看来，它显得又古怪，又神秘。”到费曼发表这番评论的时候，物理学家们已经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来适应原子的古怪行为。因此，你可以想象，卢瑟福和他的同事们在20世纪初会有什么感觉。它在当时还完全是个新鲜事物。

与卢瑟福一起工作的人当中，有个和蔼可亲的丹麦年轻人，名叫尼尔斯·玻尔。1913年，他在思索原子结构的过程中，突然有了个激动人心的想法。他推迟了蜜月，写出了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

物理学家们看不见原子这样的小东西，他们不得不试图根据它在外来条件作用下的表现方式来确定它的结构，比如像卢瑟福那样向金箔发射α粒子。有时候，这类实验的结果是令人费解的，那也不足为怪。有个存在很久的难题跟氢的波长的光谱显示有关。它们产生的形状显示，氢原子在特定的波长释放能量，而在其他波长不释放能量。这犹如一个受到监视的人，不断出现在特定的地点，但永远也看不到他是怎么跑过来跑过去的。谁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

就是在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玻尔突然想到一个答案，迅速写出了他的著名论文。论文的题目为《论原子和分子的构造》，认为电子只能留在某些明确界定的轨道上，不会坠入原子核。根据这种新的理论，在两个轨道之间运行的电子会在一个轨道消失，立即在另一轨道出现，而又不通过中间的空间。这种见解——著名的“量子跃迁”——当然是极其奇特的，而又实在太棒，不能不信。它不但说明了电子不会灾难性地盘旋着飞进原子核，而且解释了氢的令人费解的波长。电子只出现在某些轨道，因为它们只存在于某些轨道。这是个了不起的见解，玻尔因此获得了1922年——爱因斯坦获得该奖的第二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与此同时，不知疲倦的卢瑟福这时候已经返回剑桥大学，接替J.J.汤姆森担任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他设计出了一种模型，说明原子核不会爆炸的原因。他认为，质子的正电荷一定已被某种起中和作用的粒子抵消，他把这种粒子叫作中子。这个想法简单而动人，但不容易证明。卢瑟福的同事詹姆斯·查德威克忙碌了整整11个年头寻找中子，终于在1932年获得成功。1935年，他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正如布尔斯及其同事在他们的物理学史中指出的，较晚发现中子或许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发展原子弹必须掌握中子。（由于中子不带电荷，它们不会被原子中心的电场排斥，因此可以像小鱼雷那样被射进原子核，启动名叫裂变的破坏过程。）他们认为，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就能分离中子，“原子弹很可能先在欧洲研制出来，毫无疑问是被德国人”。

实际上，欧洲人当时忙得不亦乐乎，试图搞清电子的古怪表现。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电子有时候表现得很像粒子，有时候很像波。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两重性几乎把物理学家逼上绝境。在此后的10年里，全欧洲的物理学家都在思索呀，乱涂呀，提出互相矛盾的假设呀。在法国，公爵世家出身的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亲王发现，如果把电子看作是波，那么电子行为的某些反常现象就消失了。这一发现引起了奥地利人薛定谔的注意。他巧妙地做了一些提炼，设计了一种容易理解的理论，名叫波动力学。几乎同时，德国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伯提出了一种对立的理论，叫作矩阵力学。那种理论牵涉到复杂的数学，实际上几乎没有人搞得明白，包括海森伯本人在内（“我连什么是矩阵都不知道。”海森伯有一次绝望地对一位朋友说），但似乎确实解决了薛定谔的波动力学里一些无法解释的问题。

结果，物理学有了两种理论，它们基于互相冲突的前提，但得出同样的结果。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局面。

1926年，海森伯终于想出个极好的折中办法，提出了一种后来被称为量子力学的新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海森伯测不准原理”。它认为，电子是一种粒子，不过是一种可以用波来描述的粒子。作为建立该理论基础的“测不准原理”认为，我们可以知道电子穿越空间所经过的路径，我们也可以知道电子在某个特定时刻的位置，但我们无法两者都知道。任何想要测定其中之一的努力，势必会干扰其中之二。这不是个需要更精密的仪器的简单问题；这是宇宙的一种不可改变的特性。

真正的意思是，你永远也无法预测电子在任何特定时刻的位置。你只能认为它有可能在那里。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丹尼斯·奥弗比所说，电子只有等到被观察到了，你才能说它确实存在。换句稍稍不同的话来说，在电子被观察到之前，你非得认为电子“哪里都有，而又哪里都没有”。

如果你觉得被这种说法弄得稀里糊涂，你要知道，它也把物理学家们弄得稀里糊涂，这是值得安慰的。奥弗比说：“有一次，玻尔说，要是谁第一次听说量子理论时没有发火，这说明他没有理解意思。”当有人问海森伯是不是可以想象一下原子的模样，他回答说：“别这么干。”

因此，结果表明，原子完全不是大多数人想象的那个模样。电子并不像行星绕着太阳转动那样在绕着原子核飞速转动，而更像是一朵没有固定形状的云。原子的“壳”并不是某种坚硬而光滑的外皮，就像许多插图有时候怂恿我们去想象的那样，而只是这种绒毛状的电子云的最外层。实质上，云团本身只是个统计概率的地带，表示电子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越过这个范围。因此，要是你弄得明白的话，原子更像是个毛茸茸的网球，而不大像个外缘坚硬的金属球。（其实，二者都不大像，换句话说，不大像你见过的任何东西。毕竟，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世界，跟我们身边的世界是非常不同的。）

古怪的事情似乎层出不穷。正如詹姆斯·特雷菲尔所说，科学家们首次碰到了“宇宙里我们的大脑无法理解的一个区域”。或者像费曼说的：“小东西的表现，根本不像大东西的表现。”随着深入钻研，物理学家们意识到，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电子可以从一个轨道跳到另一个轨道，而又不经过中间的任何空间；物质突然从无到有——“不过，”用麻省理工学院艾伦·莱特曼的话来说，“又倏忽从有到无。”

量子理论有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沃尔夫冈·泡利在1925年的“不相容原理”中提出的看法：某些成双结对的亚原子粒子，即使被分开很远的距离，一方马上会“知道”另一方的情况。粒子有个特性，叫作自旋，根据量子理论，你一确定一个粒子的自旋，那个姐妹粒子马上以相反的方向、相等的速率开始自旋，无论它在多远的地方。

用科学作家劳伦斯·约瑟夫的话来说，这就好比你有两个相同的台球，一个在美国俄亥俄州，一个在斐济，当你旋转其中一个的时候，另一个马上以相反的方向旋转，而且速度完全一样。令人惊叹的是，这个现象在1997年得到了证实，瑞士日内瓦大学的物理学家把两个光子朝相反方向发送到相隔11公里的位置，结果表明，只要干扰其中一个，另一个马上做出反应。

事情达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有一次会议上，玻尔在谈到一种新的理论时说，问题不是它是否荒唐，而是它是否足够荒唐。为了说明量子世界那无法用直觉体会的性质，薛定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假设把猫儿放进一只箱子，同时放进一个放射性物质的原子，连着一小瓶氢氰酸。要是粒子在一个小时内发生衰变，它就会启动一种装置，把瓶子击破，使猫儿中毒。要不然，猫儿便会活着。但是，我们无法知道会是哪种情况，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无法做出抉择，只能同时认为猫儿百分之百地活着，又百分之百地死了。正如斯蒂芬·霍金有点儿激动地（这可以理解）说的，这意味着，你无法“确切预知未来的事情，要是你连宇宙的现状都无法确切测定的话”。

由于存在这么多古怪的特点，许多物理学家不喜欢量子理论，至少不喜欢这个理论的某些方面，尤其是爱因斯坦。这是很有讽刺意味的，因为正是他在1905年这个奇迹年中很有说服力地解释说，光子有时候可以表现得像粒子，有时候表现得像波——这是新物理学的核心见解。“量子理论很值得重视。”他彬彬有礼地认为，但心里并不喜欢。“上帝不玩骰子。”[4]他说。

爱因斯坦无法忍受这样的看法：上帝创造了一个宇宙，而里面的有些事情却永远无法知道。而且，关于超距作用的见解——一个粒子可以在几万亿公里以外立即影响另一个粒子——完全违反了狭义相对论。什么也超不过光速，而物理学家们却在这里坚持认为，在亚原子的层面上，信息是可以以某种方法办到的。（顺便说一句，迄今谁也解释不清楚粒子是如何办到这件事的。据物理学家雅基尔·阿哈拉诺夫说，科学家们对待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不予考虑”。）

最大的问题是，量子物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搞乱了物理学，这种情况以前是不存在的。突然之间，你需要有两套规律来解释宇宙的表现——用来解释小世界的量子理论和用来解释外面大宇宙的相对论。相对论的引力出色地解释了行星为什么绕太阳转动，星系为什么容易聚集在一起，而在粒子的层面上又证明不起作用。为了解释是什么把原子拢在一起，你就需要有别的力。20世纪30年代发现了两种：强核力和弱核力。强核力把原子捆在一起，是它将质子拢在原子核里；弱核力从事各种工作，主要与控制某种放射衰变的速率有关。

弱核力尽管叫作弱核力，但它比万有引力要强1万亿亿亿倍；强核力比这还要强——实际上要强得多——但它的影响只传到极小的距离。强核力的影响只能传到原子直径的大约十万分之一的地方。这就是原子核的体积如此之小、密度如此之大的原因，也是原子核又大又多的元素往往很不稳定的原因：强核力无法抓住所有的质子。

结果，物理学最后有了两套规律——一套用来解释小世界，一套用来解释大宇宙——各过各的日子。爱因斯坦也不喜欢这种状况。在他的余生里，他潜心寻找一种“大统一理论”来扎紧这些松开的绳头，但总是以失败告终。他有时候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但最后总是觉得白费工夫。随着时间的过去，他越来越不受人重视，甚至有点儿被人可怜。又是斯诺写道：“他的同事们过去认为，现在依然认为，他浪费了他的后半生。”

然而，别处正在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到20世纪40年代，科学家们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他们在极深的层次上了解了原子——1945年8月，他们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在日本上空爆炸了两颗原子弹。

到那个时候，科学家们顺理成章地认为，他们马上就要征服原子了。而实际上，粒子物理学所涉及的一切，即将变得复杂得多。不过，我们在继续讲述这个有点儿包罗万象的故事之前，应当先把到最近为止的另一部分历史做个交代，考虑一下一个重要而又有益的故事，一个关于贪婪、欺骗、伪科学、几起不必要的死亡事件以及最终确定地球年龄的故事。

[1] 原文是法文。——译者注

[2] 这个名字来自出了亨利的同一个卡文迪许家族。这一位卡文迪许名叫威廉·卡文迪许，是第七任德文郡公爵。他是一位天才数学家，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钢铁大王。1870年，他给剑桥大学捐赠了6 300英镑，建了个实验室。

[3] 盖格后来还成了一名铁杆纳粹分子，毫不犹豫地背叛了犹太民族的同事们，包括许多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4] 至少这话的意思是接近的。原话应该是：“似乎很难偷看上帝手里的牌。但说上帝玩骰子，使用‘传心’的方法……这种事我压根儿不相信。”

第十章 把铅撵出去

20世纪40年代末，芝加哥大学一位名叫克莱尔·彼得森（尽管姓彼得森，但他原先是艾奥瓦州的一个农家孩子）的研究生在用一种新的铅同位素测量法，对地球的确切年龄做最后的测定。不幸的是，他的岩石样品全部给污染了——而且还污染得异常严重。大多数样品里的铅含量超过正常浓度的大约200倍。许多年以后，彼得森才明白，问题出在俄亥俄州一个名叫小托马斯·米奇利的人身上。

米奇利是一名受过训练的工程师，要是他一直当工程师，世界本来会太平一些。但是，他对化学的工业用途发生了兴趣。1921年，他在位于俄亥俄州代顿的通用汽车研究公司工作期间，对一种名叫四乙基铅的化合物做了研究，发现它能大大减少震动现象，即所谓的发动机爆震。

到20世纪初，大家都知道铅很危险，但它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于消费品之中。罐头食品以焊铅来封口，水常常储存在铅皮罐里，砷酸铅用做杀虫剂喷洒在水果上，铅甚至还是牙膏管的组成材料。几乎每一件产品都会给消费者的生活中增加一点儿铅。然而，人接触机会最多、接触时间最长的，还是添加在汽油里的铅。

铅是一种神经毒素。体内铅的含量过高，就会无可挽回地损害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与铅过分接触会引起很多病症，其中有失明、失眠、肾功能衰竭、失聪、癌症、瘫痪和抽搐。急性发作的时候，人可以突然产生恐怖的幻觉，令患者和旁人措手不及。一般来说，这种症状接着会导致昏迷或死亡。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身体摄入过量的铅。

另一方面，铅很容易提炼和开采，大规模生产极其有利可图——四乙基铅确实可以防止发动机爆震。所以，在1923年，美国三家最大的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名叫乙基汽油公司（后来又简称为乙基公司），世界愿买多少四乙基铅，它就生产多少四乙基铅。结果证明，世界的需要量很大。他们之所以把这种添加剂称作“乙基”，是因为“乙基”听上去比较悦耳，不像“铅”那样含有毒物的意味。1923年2月1日，他们把这个名字（以比大多数人知道的更多方式）推向市场，让公众接受。

第一线的工人几乎马上出现走路不稳、官能混乱等症状，这是中毒初期的症状。乙基公司也几乎马上执行一条行若无事、坚决否认的方针，而且在几十年里行之有效。正如沙伦·伯奇·麦格雷恩在她的工业化学史《实验室里的普罗米修斯》一书中指出的，要是哪家工厂的雇员得了不可治愈的幻觉症，发言人便会厚颜无耻地告诉记者：“这些人之所以精神失常，很可能是因为工作太辛苦。”在生产含铅汽油的初期，至少有15名工人死亡，数不清的人得病，常常是大病。确切的数字无法知道，因为公司几乎总是能掩盖过去，从不透露令人难堪的泄漏、溢出和中毒等消息。然而，有的时候，封锁消息已经不可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924年，在几天时间里，光在一个通风不良的场所就有5名生产工人死亡，35名工人终身残疾。

随着有关新产品很危险的谣言四起，为了打消人们的担心，四乙基铅汽油的发明者小托马斯·米奇利决定当着记者的面做一次现场表演。他一面大谈公司如何确保安全，一面往自己的手上泼含铅汽油，还把一烧杯这类汽油放在鼻子跟前达60秒之久，不停声称他每天可以这么干而不受任何伤害。其实，米奇利心里对铅中毒的危险很清楚：他几个月之前还因接触太多而害了一场大病，现在除了在记者面前以外决不接近那玩意儿，只要可能的话。

加铅汽油获得成功，米奇利深受鼓舞，现在又把注意力转向那个时代的另一个技术问题。20世纪20年代，冰箱使用有毒而危险的气体，时常泄漏，风险很大。1929年，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有家医院发生冰箱泄漏事故，造成100多人死亡。米奇利着手发明一种很稳定、不易燃、不腐蚀、吸入很安全的气体。凭着办事几乎从不后悔的本能，他发明了氯氟烃。

很少有哪个工业产品如此快速而又不幸地被大家接受。20世纪30年代初，氯氟烃投入生产，结果派上了一千种用场，从汽车空调器到除臭喷雾剂什么都离不开它。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发现，这玩意儿正吞噬着平流层里的臭氧。你将会明白，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臭氧是氧的一种形式，每个分子含有三个而不是通常的两个原子。它的化学特性有点儿古怪：它在地面上是一种有害物质，在高高的平流层却是一种有益物质，因为它吸收危险的紫外辐射。然而，有益的臭氧的量并不很大。即使均匀地分布在平流层里，它也只能形成大约2毫米厚的一层。这就是它很容易受扰动的原因。

氯氟烃的量也不大——只占整个大气的大约十亿分之一——但是，这种气体的破坏力很强。1千克氯氟烃能在大气里捕捉和消灭7万千克臭氧。氯氟烃悬浮的时间还很长——平均一个世纪左右——不停地造成破坏。它吸收大量热量。一个氯氟烃分子增加温室效应的本事，要比一个二氧化碳分子强1万倍左右——当然，二氧化碳本身也是加剧温室效应的能手。总之，最后可能证明，氯氟烃差不多是20世纪最糟糕的发明。

这一点米奇利永远不会知道。在人们意识到氯氟烃的破坏力之前，他早已不在人世。他的死亡本身也是极不寻常的。米奇利患脊髓灰质炎变成跛子以后，发明了一个机械装置，利用一系列机动滑轮自动帮他在床上抬身或翻身。1944年，当这台机器启动的时候，他被缠在绳索里窒息而死。

要是你对确定事物的年龄感兴趣，20世纪40年代的芝加哥大学是个该去的地方。威拉德·利比快要发明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使科学家们能测出骨头和别的有机残骸的精确年代，这在过去是办不到的。到这个时候，可靠的年代最远只达埃及的第一王朝——公元前3000年左右。例如，谁也没有把握说出，最后一批冰盖是在什么时候退缩的，法国的克罗马农人是在过去什么时候装饰拉斯科山洞的。

利比的方法用途很广，他因此获得了1960年的诺贝尔奖。这种方法基于一种认识：生物内部都有一种碳的同位素——名叫碳-14，生物一死，该同位素马上以可以测定的速度开始衰变。碳-14大约有5 600年的半衰期——任何样品消失一半所需的时间——因此，通过确定某种特定的碳样的衰变程度，利比就可以有效地锁定一个物体的年代——虽然是在一定限度以内。经过八个半衰期以后，原先的放射性碳只剩下0.39%。这个量太小，无法进行可靠的测算，因此碳-14年代测定法只适用于年代不超过4万年左右的物体。

有意思的是，随着这项技术的广泛使用，有些疵点也日渐显露出来。首先，人们发现，利比公式里有个名叫衰变常数的基本成分存在3%的误差。而到了这个时候，全世界已经进行了数千次计算。科学家们没有修正每个计算结果，而是决定保留这个不准确的常数。“这样，”提姆·弗兰纳里说，“你只要把今天见到的每一个以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测定的年代减去大约3%。”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人们又很快发现，碳-14的样品很容易被别处的碳污染——比如，一小点儿连同样品一起被采集来的而又没有被注意到的植物。对于年代不大久远的样品来说——年代小于大约2万年的样品——稍有污染并不总是关系很大，而对于年代比较久远的样品来说，这有可能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统计中的剩余原子数实在太少了。借用弗兰纳里的话来说，在第一种情况下，就像是1 000美元里少数1美元；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就像是仅有的2美元里少数了1美元。

而且，利比的方法是以如下假设为基础的，即大气里碳-14的含量以及生物吸收这种物质的速度，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是始终不变的。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知道，大气里碳-14的数量变化不定，取决于地球的磁场能否有效地改变宇宙射线的方向；在漫长的时间里，变化的幅度可能很大。这意味着，有些以碳-14年代测定法测定的年代要比别的这类年代更无把握。在比较缺少把握的年代当中，有人类首次抵达美洲前后这一段时期的年代。这就是那个问题老是争论不休的原因之一。

最后，也许有点儿出人意料的是，计算结果可能由于表面看来毫不相干的外因——比如动物的饮食结构——而完全失去意义。最近有个案例引起了广泛激烈的争论，即梅毒究竟起源于新大陆还是旧大陆。赫尔的考古学家们发现，修道院坟地里的修道士患有梅毒。最初的结论是，修道士在哥伦布航行之前就已经患上了梅毒。但是，该结论受到了质疑，因为科学家们发现，他们吃了大量的鱼，这会使他们骨头的年代看上去比实际的要古老。修道士可能患有梅毒，但究竟是怎么患上的，什么时候患上的，问题似乎容易解决，却依然没有解决。

由于碳-14年代测定法的缺点加起来还真不少，科学家们发明了别的办法来测定古代物质的年代，其中有发热光测定法和电子自旋共振测定法。前者用来测定存留在泥土里的电子数；后者以电磁波轰击一件样品来测定电子的振动。但是，即使用最好的方法，你也无法测定20万年以上的东西的年代，也根本无法测定岩石那样的无机物质的年代。然而，若要确定我们这颗行星的年龄，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测定岩石年代的问题在于，世界上几乎人人都一度不抱希望。要不是出了一位决心很大的、名叫阿瑟·霍姆斯的英国教授，这项探索很可能会完全停顿下来。

无论在克服困难方面，还是在取得的成就方面，霍姆斯都很有英雄气概。20世纪20年代，正当他的事业进入全盛期的时候，地质学已经不再吃香——物理学是那个时代的热门科学——资金严重缺乏，尤其在它的精神诞生地英国。多少年来，他是达勒姆大学地质系唯一的人员。为了进行测定岩石年代的工作，他常常不得不借用或拼凑设备。有一次，为了等校方为他提供一台简单的加法机，他的计算工作竟然耽搁了1年时间。有时候，他不得不完全停止学术工作，以便挣钱来养家糊口——一度在纽卡斯尔开了个古董店，有时候他连地质学会每年5英镑的会费也缴不起。

霍姆斯在研究工作中使用的方法，在理论上其实并不复杂，直接产生于欧内斯特·卢瑟福于1904年最初发现的那个过程，即，有的原子以一种可以预测的速率从一种元素衰变成另一种元素，因此这个过程可以用来当时钟。要是你知道钾-40要经过多长时间才变成氩-40，并且测定样品里这两种元素的量，你就可以得出那种物质的年代。霍姆斯的贡献在于，以测定铀衰变成铅的速率来测定岩石的年代，从而——他希望——能测定地球的年龄。

但是，有许多技术上的困难需要克服。霍姆斯还需要——至少会很高兴拥有——一种能对细小样品进行精密测量的先进仪器，而我们已经知道，他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一台简单的加法机。因此，他竟然能在1946年较有把握地宣布，地球至少已经存在30亿年，很可能还要长。这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不幸的是，他又一次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他的科学界同行们非常保守，对他的成就拒不承认。许多人尽管乐意赞赏他的方法，却认为他得出的不是地球的年龄，而只是组成地球的材料的年龄。

就在这个时候，芝加哥大学的哈里森·布朗发明了一种统计火成岩（即通过加热形成的岩石，而不是通过沉积形成的岩石）里铅同位素的新方法。他意识到这项工作相当乏味，便把它交给了年轻的克莱尔·彼得森，作为他的论文项目。他向彼得森保证，以他的新方法来测定地球的年龄会“易如反掌”。实际上，这项工作花了几年时间。

1948年，彼得森着手从事这个项目。与小托马斯·米奇利丰富多彩、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贡献相比，彼得森测定地球年龄的工作有点儿平平庸庸的味道。有7年时间，先是在芝加哥大学，后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于1952年迁往那里），他在无菌实验室里埋头苦干，仔细选择古老岩石的样品，精密测定里面铅/铀的比例。

测定地球年龄的问题在于，你需要有极其古老的岩石，内有含铅和铀的晶体，其古老程度几乎与这颗行星一样——要是岩石年轻得多，测出的年代显然会比较年轻，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而真正古老的岩石在地球上是很难找得着的。到20世纪40年代末，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实际上，要等到太空时代，才可能有人貌似有理地说明地球上古老岩石的去向，这真是不可思议的。（答案在于板块构造，我们当然将谈到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彼得森只能在材料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把这一切搞清楚。最后，他突然聪明地想到，他可以利用地球之外的岩石，从而绕开缺少岩石的问题。他把注意力转向陨石。

他提出了一个假设——一个很有远见的假设，结果证明非常正确，即，许多陨石实际上是太阳系早期留下来的建筑材料，因此多少保留着原始的内部化学结构。测定了这些四处游荡的岩石的年代，你也就（接近于）测定了地球的年龄。

然而，通常来说，总是说来容易做来难。陨石数量不多，陨石样品不是很容易能采集到手。而且，布朗的测量方法过分注重细节，需要做很多改进。最大的问题是，彼得森的样品只要接触空气，就莫名其妙地不断地受到大气里铅的严重污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最后建立了一个消过毒的实验室——世界上第一个无菌实验室，至少有一份材料里是这么说的。

彼得森任劳任怨地干了7年，才收集到可用于最后测试的样品。1953年春，他把样品送到伊利诺伊州的阿冈尼国家实验室。他及时获得了一台新型的质谱仪，可以用来发现和测定秘藏在古晶体里的微量铀和铅。彼得森终于得出了结果。他激动万分，直接驱车去艾奥瓦州他度过少年时代的家中，让他的母亲把他送进医院，因为他认为自己心脏病发作。

此后不久，在威斯康星州的一次会议上，彼得森宣布地球的确切年龄为45.5亿年（误差7 000万年）——麦格雷恩赞赏地说：“这数字50年以后依然没有改变。”经过200年的努力，地球终于有了个年龄。

彼得森几乎马上把注意力转向大气里那个铅的问题。他吃惊地发现，有关铅对人体的影响，人们仅有的一点儿认识几乎无一例外是错误的，或者是令人产生误解的——这也不足为怪，因为40年来对铅的影响的每项研究，全是由铅添加剂的制造商们提供资金的。

在一项这样的研究中，一名没有受过化学病理学专门训练的医生承担了一个五年计划。根据计划，他让志愿者们吸入或吞下越来越大量的铅，然后对他们的大小便进行化验。不幸的是，那位医生似乎也不懂，铅不会被作为废物排泄出体外，只会积累在骨头和血液里——这正是铅很危险的原因，他既没有检查骨头，也没有化验血液。结果，铅被宣布对健康毫无影响。

彼得森很快确认，大气里有大量的铅——实际上现在仍有大量的铅，因为铅从来没有消失——其中大约90%来自汽车的废气管，但他无法加以证明。他需要一种方法，把现在大气里铅的浓度，与1923年四乙基铅开始商业生产之前的浓度进行比较。他突然想到，冰核可能会提供这个答案。

人们知道，在格陵兰岛这样的地方，每年的积雪层次很分明（因为季节温差使得冬季到夏季的积雪颜色稍有不同）。只要往前数一数这些层次，测量一下每一层里铅的含量，你就可以计算出几百甚至几千年里任何时候全球大气里铅的浓度。这个见解成为冰核研究的基础。许多现代气候学的研究工作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

彼得森发现，1923年之前，大气里几乎没有铅；自那以后，铅的浓度不断危险地攀升。现在，把铅撵出汽油成了他一生的追求。为此，他经常批评铅工业及其利益集团，而且往往言辞很激烈。

这被证明是一场残酷的斗争。乙基公司是全球一家势力很大的公司，上头有很多朋友。（它的董事当中有最高法院的法官刘易斯·鲍威尔和美国地理学会的吉尔伯特·格罗夫纳。）彼得森突然发现研究资金要么被收回，要么很难获得。美国石油研究所取消了与他签订的一项合同，美国公共卫生署也是，后者还算是个中立的政府机关呢。

彼得森成了一个对本单位越来越不利的人。铅工业界官员不断向加州理工学院董事会成员施加压力，要么让他闭嘴，要么让他滚蛋。杰米·林肯·基特曼在2000年的《国家》杂志中写道，据说，乙基公司愿意向加州理工学院无偿提供一名教授讲席的费用，“如果能让彼得森卷铺盖走人的话”。荒唐的是，一个美国研究委员小组被指派来调查大气中铅毒的危险程度，彼得森竟然被排除在外，尽管他这时候毫无疑问已经是美国大气铅问题的主要专家。

幸好，彼得森从来没有动摇过。由于他的努力，最后提出了《1970年洁净空气法》，并于1986年在美国停止销售一切含铅汽油。美国人血液里的铅浓度几乎马上下降了80%。但是，由于铅是一种难以消除的物质，今天每个活着的美国人血液里的铅浓度，仍要比一个世纪以前的人高出大约625倍。大气里铅的含量还在以大约每年10万吨的速度继续增加，而且完全是以合法的方式，主要来自采矿、冶炼和工业活动。美国还禁止在家用油漆中添加铅，正如麦格雷恩所说，“比大多数欧洲国家晚了44年”。考虑到铅的惊人毒性，美国直到1993年才在食品罐头上停止使用焊铅，这是不可思议的。

至于乙基公司，它仍在发展，虽然通用汽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和杜邦公司在该公司已经没有股份。（1962年，它们把股份卖给了雅宝造纸公司。）据麦格雷恩说，直到2001年2月，乙基公司依然坚持认为，“研究表明，含铅汽油无论对人的健康还是对环境都不构成威胁”。在它的网站上，公司的历史没有提及铅——也没有提及小托马斯·米奇利——只是简单地提到原先的产品里含有“某种化学混合物”。

乙基公司不再生产含铅汽油，但据2001年的公司报表，2000年四乙基铅的销售额仍达到2 510万美元（它的全部销售额为7.95亿美元），比1999年的2 410万美元略有增长，但低于1998年的1.17亿美元。公司在它的报告中说，它决心“使四乙基铅产生的现金收入增加到最大限度，尽管全世界的使用量在不断下降”。乙基公司通过与英国奥克特尔联合公司的一项协议在全世界销售四乙基铅。

至于小托马斯·米奇利留给我们的另一个祸害氯氟烃，美国在1974年已经禁止使用，但它是个顽固不化的小魔鬼，以前（比如从除臭剂或喷发定型剂）排放到大气的这种东西几乎肯定还在那里，等你我上了西天很久以后还会在吞食臭氧。更为糟糕的是，我们每年仍在向大气里排放大量氯氟烃。韦恩·比德尔说，每年仍有2 700万千克以上的这种东西在市场上销售，价值15亿美元。那么，是谁在生产氯氟烃？是我们——那就是说，许多大公司仍在其海外的工厂里生产这种产品。第三世界国家要到2010年才加以禁止。

克莱尔·彼得森于1995年去世。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成就而获得诺贝尔奖。地质学家向来没有这个资格。更令人不解的是，尽管他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大公无私，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他也没有获得多少名气，甚至没有受到多大重视。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地质学家。然而，谁听说过克莱尔·彼得森来着？大多数地质学教科书没有提到他的名字。最近出版的两本有关测定地球年龄的历史的畅销书，竟然还把他的名字拼错了。2001年初，有人在《自然》杂志里就其中的一本书写了一篇书评，结果又犯了一个错误，令人吃惊地认为彼得森是个女人。

无论如何，多亏克莱尔·彼得森的工作，到1953年，地球终于有了个人人都能接受的年龄。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它比它周围的世界还要古老。

第十一章 马克老大的夸克

1911年，一位名叫C.T.R.威尔逊的英国科学家经常爬到本尼维斯山顶去研究云层的构造。这座山位于苏格兰，以潮湿闻名。他突然想到，肯定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办法。回到剑桥大学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以后，他建起了一个人工云室——一种简单的装置，他在里面可以冷却和湿润空气，在实验室现有的条件下创建一个说得过去的云层模型。

那个装置运转良好，而且还有个意料之外的好处。当威尔逊使一个α粒子加速通过云室制造人工云团的时候，它留下一条明显的轨迹——很像一架飞过的飞机留下的痕迹。他刚刚发明了粒子探测仪，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亚原子粒子确实存在。

最后，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另外两位科学家发明了功率更大的质子束装置，欧内斯特·劳伦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造出了著名的回旋加速器，或称原子粉碎器，这类设备在很长时间里就是这么称呼的。所有这些新发明的原理大体相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即，将一个质子或别的带电粒子沿着一条轨道（有时是环形的，有时是直线的）加速到极快的速度，然后砰地撞向另一粒子，看看撞飞了什么。所以，它被称为原子粉碎器。严格来说，这算不上是科学，但一般来说是很管用的。

随着物理学家建造越来越大、越来越雄心勃勃的机器，他们发现或推断出似乎永无穷尽的粒子或粒子族：π介子、μ介子、超子、介子、Ｋ介子、希格斯玻色子、中间矢量玻色子、重子、超光速粒子。连物理学家都开始觉得不大舒服。“年轻人，”当有个学生问恩里科·费米某个粒子的名字的时候，他回答说，“要是我记得清这些粒子的名字，那我早就当植物学家了。”

今天，加速器的名字听上去有点像是弗莱什·戈登用于打仗的武器：超级质子同步加速器呀，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呀，大型强子对撞机呀，相对论性重离子对撞机呀。使用的能量是如此之大（有的只能在夜间操作，这样，设备启动时邻近城镇的居民才不至于注意到自己的灯光暗淡下去），它们可以把粒子激活到这样的状态：一个电子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能沿着7公里长的隧道绕上47 000圈。人们担心，科学家们在头脑发热的时候会在无意之中创建一个黑洞，甚至所谓的“奇异夸克”。从理论上说，这些粒子可以与别的亚原子粒子相互作用，产生连锁反应，完全失去控制。要是你现在还活着在看这本书的话，说明那种情况没有发生。

寻找粒子需要集中一定精力。粒子不但个儿很小，速度很快，而且转瞬即逝。粒子可以在短达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1秒（10-24秒）时间里出现和消失。连最缺乏活力的不稳定的粒子，存在的时间也不超过0.000 000 1秒（10-7秒）。

有的粒子几乎捕捉不到。每一秒钟，就有1万亿亿亿个微小的、几乎没有质量的中微子抵达地球（大多数是太阳的热核反应辐射出的），实际上径直穿过这颗行星以及上面的一切东西，包括你和我，就仿佛地球并不存在。为了捕捉几个粒子，科学家们需要在地下室（通常是废矿井里），用容器盛放多达57 000立方米重水（即含氘相对丰富的水），因为这种地方受不到其他类型辐射的干扰。

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一个经过的中微子会砰地撞击水里的一个原子核，产生一丁点儿能量。科学家们统计这些一丁点儿，以这种办法逐步了解宇宙的基本性质。1998年，日本观察人员报告说，中微子确有质量，但是不大——大约是电子的一千万分之一。

如今，寻找粒子真正要花的是钱，而且是大量的钱。在现代物理学中，寻找的东西的大小，与所需设备的大小，往往有意思地成反比关系。欧洲核研究组织简直像个小城市。它地跨法国和瑞士边境，有3 000名雇员，占地几平方公里。欧洲核研究组织有一排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重的磁铁，周围有一条大约26公里长的地下坑道。

詹姆斯·特雷菲尔说，击碎原子倒还容易，每次只要把日光灯一开。然而，击碎原子核就需要大量的金钱和大量的电力。把粒子变成夸克——构成粒子的粒子——就需要更多的电和更多的钱：几万亿瓦电和相当于一个中美洲小国的预算。欧洲核研究组织的一台新的大强子对撞机定于2005年开始运转，它将达到14万亿瓦功率，建设费超过15亿美元。[1]

然而，这两个数字与那台超级超导对撞机本来所能达到的能量和所需的建设费用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20世纪80年代，得克萨斯州附近开始建设一台超级超导对撞机，然后本身与美国国会发生了超级对撞，结果很不幸，现在永远建不成了。这台对撞机的意图是：让科学家们重建尽可能接近于宇宙最初十万亿分之一秒里的情况，以探索“物质的最终性质”（他们一直这么宣称）。该计划要把粒子甩进一条84公里长的隧道，达到实在令人吃惊的99万亿瓦功率。这是个宏伟的计划，但建设费用高达80亿美元（最后增加到100亿美元），每年的运行费还要花上几亿美元。

这也许是历史上把钱倒进地洞的最好例子。美国国会为此花掉了20亿美元，然后在建成一条22公里长的隧道以后取消了这项工程。现在，得克萨斯人可以为拥有一个全宇宙代价最高的地洞而感到自豪。我的朋友、《价值连城的堡垒》的作者杰夫·吉恩对我说：“那实际上是一大片空地，周围布满了一连串失望的小城镇。”

超级对撞机化为泡影以后，粒子物理学家们的眼界放低了点。但是，即使是比较一般的项目的成本也可能相当惊人，要是与，呃，几乎任何项目相比的话。有人建议在南达科他州莱德的一座废矿——霍姆斯特克矿——建个中微子观察站，其成本就高达5亿美元，还不算每年的运转费用。而且，还要花2.81亿美元的“一般改建费”。与此同时，伊利诺伊州费尔米莱布的一个粒子加速器仅更新材料就要花费2.6亿美元。

总之，粒子物理学是个花钱很多的事业——但又是个收获巨大的事业。今天，粒子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150种，还有100种左右被怀疑存在。但不幸的是，用理查德·费曼的话来说：“很难搞清所有这些粒子的关系，大自然要它们干什么，彼此有什么联系。”每打开一个盒子的时候，我们总是发现里面还有一个紧闭的盒子。有的人认为存在超光速粒子，其运动速度超过光速。有的渴望找到引力子——引力的根子。我们刨根问底儿已经刨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说。卡尔·萨根在《宇宙》一书中说，要是你钻进一个电子深处，你会发现它本身就是一个宇宙，使你回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那些科幻故事。“里面，大量小得多的别的粒子组成了相当于当地的星系和较小的结构，它们本身就是下一层次的宇宙，如此永远下去——一个逐步往里推进的过程，宇宙中的宇宙，永无尽头——往上也是一个样。”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不可想象的世界。如今，即使看一本有关粒子物理学的初级指南，你也必须克服语言方面的重重障碍，比如：“带电的π介子和反π介子分别衰变成一个μ介子加上反中微子和一个反μ介子加上中微子，平均寿命为2.603×10-8秒；中性π介子衰变成两个光子，平均寿命大约为0.8×10-16秒；μ介子和反μ介子分别衰变成……”如此等等——而且，这段话还是从（通常）文笔浅显的作家斯蒂芬·温伯格为普通读者写的一本书里引来的。

20世纪60年代，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试图把事情简化一下，发明了一种新的粒子分类法，用斯蒂芬·温伯格的话来说，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量的强子重新变得一目了然”——强子是个集体名词，物理学家用来指受强核力支配的质子、中子和其他粒子。盖尔曼的理论认为，所有强子都是由更小的，甚至更基本的粒子组成的。他的同事理查德·费曼想跟多利那样把这些新的基本粒子叫作部分子，但是没有获得通过。它们最后被称作夸克。

盖尔曼选取这个名字，源自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的一句话：“向马克老大三呼夸克（quarks）！”（敏锐的物理学家把storks而不是larks作为该词的韵脚，尽管乔伊斯脑子里想的几乎显然是后者的发音。[2]）夸克的这种基本的简洁性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人们对夸克的进一步了解，需要更细的分类。尽管夸克太小，不可能有颜色、味道或任何别的可以识别的化学特性，它们还是被分成六类——上、下、奇、粲、顶和底，物理学家们奇怪地把这些统称为它们的“味”；它们又进一步被分成红、绿和蓝三种颜色。（人们怀疑，这些名称原先在迷幻药时代在加利福尼亚州使用过。这不完全是一种巧合。）

最后，出现了所谓的标准模型。对亚原子世界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元件箱。标准模型的组成成分是：6种夸克、6种轻子、5种已知的玻色子和1种假设的玻色子（即希格斯玻色子，以苏格兰科学家彼得·希格斯的名字命名），加上4种物理力中的3种：强核力、弱核力和电磁力。

这种安排其实说明，在物质的基本材料中有夸克；夸克由名叫胶子的粒子黏合在一起；夸克和胶子一起形成了原子核的材料，即质子和中子。轻子是电子和中微子的来源。夸克和轻子统称为费密子。玻色子（以印度物理学家S.N.玻色的名字命名）是产生和携带力的粒子，包括光子和胶子。希格斯玻色子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这完全是为了赋予粒子质量而发明出来的。

你看得出，这个模型真是有点儿笨拙，但这是可以用来解释粒子世界全部情况的最简单的模式。大多数粒子物理学家觉得，正如利昂·莱德曼在1985年的一部电视片里说的，标准模型不大优美，不大简明。“它过于复杂，有许多过于武断的参数。”莱德曼说，“我们其实不明白，为了创造我们都知道的宇宙，造物主干吗要转动20个门把来设定20条参数。”实际上，物理学的任务是探索最终的简洁性，而迄今为止的一切都乱成了美丽的一团——或者就像莱德曼说的：“我们深深地感到，这幅图画并不美丽。”

标准模型不但很笨拙，而且不完整。一方面，它根本没有谈到引力。找遍整个标准模型，你找不出任何解释，为什么放在桌上的帽子不会飞上天花板。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它也不能解释质量。为了赋予粒子质量，你不得不引入假设的希格斯玻色子，它是否真的存在，要靠21世纪的物理学来解决。正如费曼所由衷地认为的那样：“因此，我们对这个理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不知道它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我们确实知道它是有点儿错的，或者至少是不完整的。”

物理学家试图把什么都扯到一起，结果想出来一种所谓的超弦理论。这种理论假设，以前我们认为是粒子的夸克和轻子，实际上都是“弦”——振动的能量弦，它们在11个维度中摆动，包括我们已知的3个维度，再加上时间，以及7个别的维度，它们，哎呀，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这种弦非常微小——小得可以被看成是点粒子。

通过引入额外的维度，超弦理论使科学家能把量子定律和引力定律相对比较融洽地合在一起，但是，这也意味着，科学家关于这个理论的任何解释，听上去都会令人惴惴不安，犹如公园凳子上的陌生人告诉你某个想法，你听了会慢慢走开一样。比如，物理学家米奇奥·卡库是这样从超弦理论的角度来解释宇宙的结构的：

杂弦由一根闭合的弦组成，它有两种振动模式，顺时针方向的和逆时针方向的，要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顺时针方向的振动存在于一个10维空间。逆时针方向的振动存在于一个26维的空间，其中有16维已经紧致化了。（我们知道，在卡鲁扎原先的5维空间里，第5维被卷成一个圈，已经紧致化了。）

如此等等，洋洋洒洒350页左右。

弦理论又进一步产生了所谓的Ｍ理论。该理论把所谓“膜”的面，纳入了物理学世界的新潮一族里。说到这里，我们恐怕到了知识公路的站点，大多数人该下车了。下面引了《纽约时报》上的一句话，它以尽可能简单的语言向普通读者解释了这种理论：

在那遥远遥远的过去，火成过程以一对又平又空的膜开始；它们互相平行地处于一个卷曲的5维空间里……两张膜构成了第5维的壁，很可能在更遥远的过去作为一个量子涨落产生于虚无，然后又飘散了。

无法与之争辩，也无法理解。顺便说一句，“火成”源自希腊文，意为“燃烧”。

现在，物理学的问题已经达到这样的一种高度，正如保罗·戴维斯在《自然》杂志里说的，“非科学家几乎不可能区分你是合乎常情的怪人，还是彻头彻尾的疯子”。有意思的是，2002年秋，这个问题到了关键时刻。两位法国物理学家——孪生兄弟伊戈尔·波格丹诺夫和格里希卡·波格丹诺夫——提出了一种关于极高密度的理论，包括“想象的时间”和“库珀-施温格-马丁条件”这样的概念，旨在描述无，即大爆炸以前的宇宙——这段时间一直被认为是无法知道的（因为它发生在物理现象及其特性诞生之前）。

波格丹诺夫理论几乎立即在物理学家中间引起争论：它到底是胡说八道，一项天才的成就，还是一个骗局？“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显而易见，它多少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彼得·沃伊特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不过，近来，它跟许多别的文献没有多大区别。”

卡尔·波普尔被斯蒂芬·温伯格称为“现代科学哲学家的泰斗”。有一次，他提出，物理学很可能没有一种终极理论——每一种解释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形成“永无穷尽的一连串越来越基本的原理”。与之相对的可能性是，这种知识也许是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幸亏，迄今为止，”温伯格在《终极理论之梦》中写道，“我们的理智资源似乎尚未耗尽”。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领域将出现更多的见解；几乎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见解将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无法理解的。

正当20世纪中叶的物理学家在迷惑不解地观测小世界的时候，天文学家发现，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对大宇宙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

上次谈到，埃德温·哈勃已经确认，我们视野里的几乎所有星系都在离我们远去，这种退行的速度和距离是成正比的：星系离得越远，运动的速度越快。哈勃发现，这可以用个简单的等式来加以表示：Ho=v/d（Ho是常数，v是星系的退行速度，d是它与我们的距离）。自那以后，Ho一直被称为哈勃常数，整个等式被称为哈勃定律。哈勃利用自己的等式，计算出宇宙的年龄大约为20亿年。这个数字有点儿别扭，因为即使到20世纪20年代末，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宇宙里的许多东西——很可能包括地球本身——的年龄都要比它大。完善这个数字是宇宙学界一直关心的事情。

关于哈勃常数，唯一常年不变的是对它的评价意见不一。1956年，天文学家们发现，造父变星比他们认为的还要变化多端；造父变星可以分为两类，而不是一类。于是，他们重新进行计算，得出宇宙新的年龄为70亿年到200亿年——不是特别精确，但至少相当古老，终于可以把地球的形成涵盖其中。

在此后的几年里，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一方是哈勃在威尔逊山天文台的继承人阿伦·桑德奇，另一方是法国出生的、得克萨斯大学的天文学家热拉尔·德·沃库勒。桑德奇经过几年的精心计算以后，得出哈勃常数的值为50，宇宙的年龄为200亿年。沃库勒同样很有把握，认为哈勃常数为100。[3]这意味着，宇宙的大小和年龄只有桑德奇认为的一半——100亿年。1994年，情况突然变得更不确定，加利福尼亚州卡内基天文台的一个小组根据哈勃天文望远镜的测量结果，提出宇宙的年龄只有80亿年——连他们也承认，这个年龄比宇宙里某些恒星的年龄还要小。2003年2月，一个来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及马里兰州高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小组，利用一种名叫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的新型卫星，信心十足地宣布，宇宙的年龄为137亿年，误差1亿年左右。事情到此为止，至少眼下就是这样。

若要做出最后的定论，难度确实很大，因为往往有很大的解释余地。想象一下，你夜间站在一片空地上，想要确定远处两盏电灯之间的距离。如果使用比较简单的天文学工具，你很容易确定两个灯泡的亮度一样，以及一个灯泡要比另一个灯泡远50％的距离。但是，你无法确定的是，较近的那盏灯，到底是37米以外的那个58瓦的灯泡，还是36.5米外的那个61瓦的灯泡。此外，你还必须考虑到由几个原因造成的失真：地球大气的变化，星际尘埃，前景恒星对光的污染，以及许多别的因素。因此，你的计算结果势必是以一系列嵌套的假设为基础的，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引起争议。还有一个问题：使用天文望远镜总是代价很高，在历史上，测量红移要长时间使用天文望远镜，很可能要花上整整一个夜晚才能获得一张底片。结果，天文学家不得不（或者愿意）根据少得可怜的证据就下了结论。在宇宙学方面，正如记者杰弗里·卡尔指出的，我们“在鼹鼠丘似的证据上建立起大山似的理论”。或者像马丁·里斯说的：“我们目前的满足（于我们的认识状态）也许反映了数据的匮乏，而不是理论的高超。”

顺便说一句，这种不确定状态适用于比较近的东西，也适用于遥远的宇宙边缘。当天文学家说M87星系在6 000万光年以外的时候，正如唐纳德·戈德史密斯说的，他们其实是说它在4 000万至9 000万光年之间——二者不完全是一码事。大宇宙里的事情自然是被夸大的。有鉴于此，我们目前有关宇宙最好的估计似乎是120亿至135亿年之间，但距离意见一致还差得很远。

近来有人提出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理论，认为宇宙根本没有我们原来以为的那么大；我们凝望远方所看到的有些星系，也许只是映像，是反射的光产生的幻影。

实际上，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甚至在很基本的层面上——尤其不知道宇宙是怎么构成的。当科学家们计算使东西保持在一起所需的物质的量的时候，结果总是发现远远不够。宇宙的至少90％，也许多达99％，似乎是由弗里茨·兹威基认为的“暗物质”组成的——那种生性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半连看都看不见的宇宙里，而却毫无办法，想到这一点真让人觉得有点儿不是滋味。至少有两个可疑的名字受到注意：据说，它们不是WIMP（“弱互相作用大质量粒子”，即大爆炸留下的看不见的微小物质），就是MACHO（“晕状大质量致密天体”，实际上只是黑洞、褐矮星和其他光线很暗的恒星的另一种说法）。

粒子物理学家往往赞成解释为粒子，即WIMP；天体物理学家赞成解释为星体，即MACHO。MACHO一度占了上风，但根本找不到足够的数量，所以风向又转向WIMP——问题是WIMP从来没有发现过。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很弱，因此很难识别它们（即使假设它们存在）。宇宙射线会造成太多干扰。因此，科学家们必须钻到地下深处。在地下一公里的地方，宇宙射线的轰击强度只有地面的百万分之一。但是，即使把这一切都加上去，正如有一位评论家说的：“宇宙在决算表上还相差三分之二。”眼下，我不妨把它们称为DUNNOS（某处未知非反射不可测物体）。

近来有迹象表明，宇宙的星系不仅在离我们远去，而且离去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与人们的期望是背道而驰的。看来宇宙不仅充满暗物质，而且充满暗能量。科学家们有时将这称为真空能或第五元素。无论如何，宇宙似乎在不断膨胀，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道理。该理论认为，空空荡荡的太空其实并不空空荡荡——物质和反物质的粒子在不停地产生和消失——是它们在把宇宙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往外推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解决这一切的恰恰是爱因斯坦的宇宙常数——他为了驳斥宇宙在不断膨胀的假设而在广义相对论里顺便引入的，也是他自称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误”的那个小小的算式。现在看来，他毕竟还是对的。

归根结底，我们生活在一个宇宙里，它的年龄我们算不大清楚；我们的四周都是恒星，它们到我们的距离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我们并不完全知道；宇宙里充满着我们无法识别的物质；宇宙在按照物理学定律运行，这些定律的性质我们并不真的理解。

以这样的一种很不确定的基调，让我们再回到地球，考虑一下我们确实理解的东西——虽然到目前为止，要是你听到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它这类话，你也许不会再感到吃惊——以及我们长期以来不理解而现在理解了的东西。

[1] 这项费用浩大的工程有一些实用的副产品。万维网就是欧洲核研究组织的一个衍生事物。它是欧洲核研究组织的科学家蒂姆-伯纳斯·李于1989年发明的。

[2] 在英语里，storks意为鹳，larks意为云雀。——译者注

[3] 你当然有权知道“常数为50”或“常数为100”到底是什么意思。答案在于天文量度单位。除了在交谈之中，天文学家不用光年。他们用的距离单位是“秒差距”（“视差”和“秒”的缩写），基于一种普遍使用的名叫恒视差的量度方法，相当于3.26光年。大的尺度，比如宇宙，以百万秒差距来量度：1百万秒差距=1 000 000秒差距。那个常数以每百万秒差距每秒公里数来表示。因此，当天文学家提到哈勃常数为50的时候，他们的意思其实是“每百万秒差距每秒50公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这个量度毫无意义；然而，就天文量度而言，大多数距离太大，同样是毫无意义的。

第十二章 大地在移动

195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办了生前最后一件专业方面的事——为一本书写了个短小而生动的前言。该书的书名是《移动的地壳：解答地球科学中的一些问题》，作者是一位名叫查尔斯·哈普古德的地质学家。哈普古德在书里坚决驳斥了关于大陆在漂移的观点。他以逗大家与他一起发笑的口气指出，少数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认为“有些大陆边缘的形状显然吻合”。他接着说，似乎“南美洲可以和非洲拼在一起，如此等等，有人甚至声称，大西洋两岸的岩石结构完全一致”。

哈普古德先生断然不接受任何这类观点，并且指出，地质学家K.E.卡斯特和J.C.门德斯已经在大西洋两岸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毫无疑问地确定这些相似之处压根儿就不存在。天知道卡斯特和门德斯两位先生考察了哪些地方，因为大西洋两岸的许多岩石结构确实是一样的——不仅非常类似，而且完全一样。

无论是哈普古德先生，还是那个年代的许多别的地质学家，对这个观点怎么也听不进去。哈普古德提到的理论，最初是由一位名叫弗兰克·伯斯利·泰勒的美国业余地质学家在1908年提出来的。泰勒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既有足够的财力，又不受学术约束，可以按照不同寻常的办法来从事研究。他突然发现，非洲海岸与对面的南美洲海岸的形状十分相似。根据这个观察结果，他提出了大陆曾经到处滑动的见解。他提出——结果证明很有先见之明——几块大陆轰然撞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的山脉。不过，他没有拿出多少证据，该理论被认为不切实际，不值得予以重视。

然而，在德国，有一位理论家接受了泰勒的观点，而且予以高度重视。他就是马尔堡大学的气象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魏格纳考察了许多植物和化石的反常现象，那些现象无法纳入地球历史的标准模型。他认识到，要是用常规的方法来加以解释，那简直说不通。动物化石不断在海洋两岸发现，而海洋很宽，动物显然是游不过去的。他心里转念，有袋动物是怎么从南美洲跑到澳大利亚去的？为什么同样的蜗牛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新英格兰？你怎么说明煤层和其他亚热带残迹会出现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这样的寒带地区，如果它们不是以某种方式从气候较热的地方迁移过来的话？

魏格纳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世界上的大陆原先属于一个陆块，他称其为“泛大陆”，植物群和动物群可以混杂在一起；只是到了后来，联合古陆才裂成几块，漂移到现在的位置。他写了《海陆的起源》一书来阐述他的观点。1912年，该书以德文出版——尽管两年后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3年以后又出版了英文本。

由于战争，魏格纳的理论起初没有引起多大注意。但是，他在1920年出版了修订本，并进行了扩充，它很快成了人们讨论的话题。大家都认为，大陆在移动——不是左右移动，而是上下移动。垂直移动的过程，即所谓的地壳均衡，是几代人地质信念的一个基础，虽然谁也提不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解释它是怎么发生的，或为什么发生。有一种见解直到我上小学时还在教科书里出现过，那就是在世纪之交由奥地利人爱德华·休伊斯提出的“烤苹果”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灼热的地球冷却下来，它皱缩成烤苹果的模样，创建了海洋和山脉。且不说詹姆斯·赫顿早就说过：真是这样一种静止的安排的话，由于侵蚀作用夷平了凸处，填平了凹处，地球会成为一个毫无特色的球体。卢瑟福和索迪在20世纪初还指出了另一个问题：地球蕴藏着巨大的热量——巨大得根本谈不上休伊斯所说的冷却和皱缩。无论如何，要是休伊斯的理论真是正确的话，山脉就会在地球表面上分布得很均匀，而实际情况显然不是那样的；年龄也会差不多一样，而到20世纪初，情况已经一清二楚，有的山脉（比如乌拉尔山脉和阿巴拉契亚山脉）要比别的山脉（比如阿尔卑斯山脉和落基山脉）古老几亿年。提出一种新的理论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不幸的是，地质学家们不希望把这个任务交给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来完成。

首先，他的观点很激进，对他们学科的基础提出了质疑，不大可能在听众中产生多大热情。这样的一种挑战即使来自一位地质学家，也会是相当痛苦的，而魏格纳没有地质学的背景。天哪，他是一位气象学家，一名气象员——德国的气象员。这个缺陷是无法弥补的。

所以，地质学家们想方设法要驳斥他的证据，贬低他的见解。为了回避化石分布的问题，他们就架起古代“陆桥”，只要那里需要。当发现一种名叫“三趾马”的古马同时生活在法国和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时候，一座陆桥就在大西洋上架起来了。当发现古代的貘同时存在于南美洲和东南亚，他们又架起了一座陆桥。过不多久，史前海洋的地图上几乎到处都是假想的陆桥——从北美洲到欧洲，从巴西到非洲，从东南亚到澳大利亚，从澳大利亚到南极洲。如果需要把一种生物从一个大陆搬到另一个大陆，就会冒出一个卷须状的连接物，它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最后就无影无踪了。当然，这种东西没有一丝一毫的根据——是大错特错的。然而，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它是地质学的正统观念。

有的事情，即使陆桥也无法解释。人们发现，有一种在欧洲很著名的三叶虫在纽芬兰也生活过——但只是在该岛的一侧。谁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三叶虫怎么能跨越3 000公里的汹涌大海，却又绕不过那个300公里宽的岛角。另一种三叶虫的情况更是反常，它出现在欧洲和美国西北部的太平洋沿岸，而在中间地带却不见踪影。这与其说需要一座陆桥，不如说需要一座立交桥。然而，直到1964年，《大英百科全书》在讨论各种不同的理论时，还把魏格纳的理论说成是“充满了许多严重的理论问题”。魏格纳犯过错误，这点不假。他断言格陵兰岛在以每年大约1.6公里的速度向西漂移，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更可能是1厘米。）尤其是，他对大陆移动不能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若要相信他的理论，你不得不承认大陆不知怎的像犁耕地那样被推过坚实的地壳，而又没有在后面留下犁沟。根据当时的认识，无法解释是什么力驱动了这样大规模的移动。

英国地质学家阿瑟·霍姆斯曾为确定地球的年龄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次又是他提出了一种看法。霍姆斯是知道热辐射会在地球内部产生对流的第一位科学家。从理论上说，这种对流可能力量很大，能使大陆平面滑动。1944年，霍姆斯首次出版了一本深受欢迎、很有影响的教材《物理地质学原理》。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大陆漂移学说。该理论的许多基本原则今天依然盛行。它在当时是一种很激进的见解，受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尤其在美国。美国人抵制漂移学说的时间比别处要长。有一位美国评论家发愁地说，霍姆斯论点清楚，令人信服，学生们慢慢会信以为真。他的话毫无挖苦之意。然而，在别处，新理论受到了坚决的同时又是谨慎的支持。1950年，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年会上进行了一次表决，表明大约半数代表现在已经欣然接受了大陆漂移的观点。（过不多久，哈普古德引用了这个数字作为一个证据，证明英国地质学家已经多么可悲地误入歧途。）有意思的是，霍姆斯本人有时候对自己的看法也有点动摇。1953年，他承认：“对于大陆漂移学说，我从来没有摆脱过一种令人不安的反感；作为地质学家，恕我直言，骨子里我觉得这个假设是个荒唐的假设。”

大陆漂移学说在美国不是完全无人支持。哈佛大学的雷金纳德·戴利就为它辩护。但是，也许你还记得，他就是提出月球是由一次宇宙撞击形成的那位先生。人们往往认为他的看法很有意义，甚至很有价值，但有点儿华而不实，因此不值得认真考虑。因此，大多数美国学者坚持认为，大陆向来就在现在的位置，它们的表面特征可以归因于漂移学说之外的原因。

有意思的是，石油公司的地质工作者多年来已经知道，要想找到石油，你不得不考虑的正是板块构造所必然包含的这种表面移动。但是，石油地质工作者不写学术论文。他们只找石油。

地球理论还有一个谁也没有解决，或接近于解决的问题。那就是，这么多沉积物都上哪里去了？地球上的江河每年要把大量被侵蚀的材料——比如，5亿吨钙——带进大海。要是你把这一过程的年数乘以沉积速度，你就会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海底应该有一层大约20公里厚的沉积物——或者换一种说法，海底现在应该远远高出海面。科学家们以最简单的办法来对付这个不可思议的问题——不予理会。但是，终于到了一个时刻，不理会已经不行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林斯顿大学的矿物学家哈里·赫斯负责指挥一条攻击运输舰“约翰逊角号”。舰上配有一台高级的新型测深器，名叫回声测深仪，以便在海滩登陆过程中操作更加方便。但是，赫斯意识到，这台仪器也可以用于科学目的，因此即使到了远海，即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也从不关掉。他的发现完全出人意料。如果海底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很古老，那么就该有一层厚厚的沉积物，就像河底或湖底的淤泥那样。但是，赫斯的测量结果表明，海底根本没有又黏糊又平滑的古代泥沙。那里到处都是悬崖、沟壑和裂缝，还有星罗棋布的海底火山，即平顶海山。他称其为盖约特，以纪念早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地质学家阿诺德·盖约特。这一切都是个谜，但赫斯的任务是打仗，他便把这些想法搁置脑后了。

战争结束以后，赫斯回到普林斯顿，主要从事教学工作，但海底之谜仍在他的脑海里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海洋学家对海底的考察日渐深入。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一件更加出人意料的事：地球上最雄伟、最大的山脉是在——主要部分是在——水下。它沿着世界的海床不断延伸，犹如网球上的花纹。要是从冰岛开始向南进发，你顺着这山脉可以抵达大西洋的中心，然后绕过非洲底部，越过印度洋和南太平洋，进入澳大利亚下方的太平洋；接着，它斜穿太平洋，仿佛要去加利福尼亚半岛，实际上突然隆起，成为美国本土到阿拉斯加的西海岸。偶尔，它的山峰戳出水面，形成海岛或群岛——比如，大西洋上的亚速尔群岛和加那利群岛、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但大部分淹没在几公里深的海水下面，无人知晓，无人想到。如果把所有的支脉加在一起，该山脉总长达75 000公里。

在一段时间里，人们对这些知之甚少。19世纪铺设海底电缆的人已经发现，大西洋中部有山脉妨碍电缆的走向，但山脉的连贯性质和整体范围完全出乎人们意料。而且，它的形状很不规则，难以解释。在大西洋中部那座山冈的中段，下面有个峡谷——一条裂缝——宽达20公里，全长19 000公里。这似乎表明，地球在沿着裂缝裂成两半，就像果仁爆裂出壳那样。这种看法荒诞不经而又扰乱人心，但那种迹象是不可否认的。

接着，1960年，岩心样品显示，大西洋中部海底的山脊还相当年轻，但由此向东或由此向西，却变得越来越古老。经过考虑，哈里·赫斯觉得那种情况只有一种意思：新的海底地壳正在中央裂缝的两侧形成，然后被后面随即产生的更新的地壳向外推开。大西洋洋底实际上是两条大的传送带，一条把地壳传向北美洲，一条把地壳传向欧洲。这个过程后来被称为海底扩张。

地壳抵达与大陆交界处的终点以后，又突然折回地球内部，这个过程称为潜没。该学说解释了那么多沉积物的去向。原来，它源源不断地回到了地球的肚子里。该学说还说明了各处的海底都比较年轻的原因。人们发现，各处的海底年龄都不超过1.75亿年。这在过去是个谜，因为大陆上的岩石年龄往往有几十亿年。现在，赫斯终于明白了，海底岩石的存在时间，只是它来到海边所花的时间。这是一种美好的理论，解释了不少事情。赫斯在一篇重要的论文里阐述了他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几乎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有时候，世界对优秀的见解还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与此同时，有两位独立开展工作的研究人员，正利用几十年前已经发现的一个有意思的地球史实，获得一些惊人的结果。1906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尔纳·布吕纳发现，这颗行星的磁场不时自行逆转，逆转的情况永久记录在某些正在形成的岩石里。具体来说，岩石里的铁矿石小粒子指向磁极，无论在它们形成之时磁极恰好在哪里，在岩石冷却和凝固的过程中永远指着那个方向。实际上，岩石“记住”了自己形成之时磁极的方向。多年来，人们只是觉得这很有意思。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伦敦大学的帕特里克·布莱克特和纽卡斯尔大学的S.K.朗科恩研究了凝固在英国岩石里的古代磁场模式，说轻一点也是感到非常吃惊地发现，那些岩石表明，在遥远过去的某个时候，英国曾发生自转，向北移动了一段距离，仿佛是不知怎的脱了缆绳。而且，他们还发现，要是你把一幅欧洲的磁场模式图放在同一时期的美国磁场模式图旁边，二者完全合拍，就像是一封被撕成两半的信。这有点儿怪。他们的发现也没有引起注意。

最后，是剑桥大学的两个人把这些线头拢到一起。一位是地质学家德拉蒙德·马修斯，另一位是他的一名研究生，名叫弗雷德·瓦因。他们利用对大西洋海床的磁场的研究成果，很有说服力地表明，海床正以赫斯所推测的方式不断扩展，而且大陆也在移动。加拿大地质学家劳伦斯·莫雷很倒霉，他在同一时间得出了同一结论，但找不到人发表他的论文。《地球物理研究杂志》的编辑对他说：“这些推测拿到鸡尾酒会上去当作聊天资料倒还挺有意思，但不该拿到一份严肃的科学杂志来发表。”这件事成了一个冷落他人的著名例子。有一位地质学家后来把它描述成“很可能是有史以来被拒绝发表的最有意义的地球科学论文”。

无论如何，提出地壳移动的观点的时刻终于来到了。1964年，该领域许多最重要的人物出席了由英国皇家学会在伦敦主办的研讨会。突然之间，好像人人都改变了观点。会议一致认为，地球是一幅由互相连接的断片组成的镶嵌画。它们挤挤搡搡的样子说明了地球表面的许多现象。

过不多久，“大陆漂移”的名字便被弃之不用，因为人们意识到，在移动的不光是大陆，而是整个地壳。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才为那些断片确定了名字。起先，人们称其为“地壳积木”，有时候还称其为“铺路石”。直到1968年末，三名美国地震学家在《地球物理研究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那些断片才从此有了现在的名字：板块。同一篇文章称这种新断片为“板块构造”。

旧的思想很难咽气，不是人人都马上接受那种激动人心的新理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本深受欢迎而又影响很大的、由德高望重的哈罗德·杰弗里斯撰写的教材《地球》，还像1924年初版时那样，坚持认为板块构造学说在物理上不能成立。它同样不承认对流理论和海床扩展理论。在1980年出版的《盆地和山岭》一书中，约翰·麦克菲指出，即使到了那个时候，每8名美国地质学家中仍有1名不相信板块构造学说。

今天，我们知道，地球表面是由8—12个大的板块（取决于你怎么界定大小）和约20个较小的板块组成的；它们都在以不同的速度朝不同的方向移动。有的板块很大，不大活跃；有的很小，但能量很大。它们与所在陆块只有一种附带关系。比如，北美板块比跟它有关的大陆要大得多。它大致沿着该大陆的西海岸伸展（由于板块边界上的磕磕碰碰，因此那个地区经常发生地震），但与东海岸完全没有关系，而是越过大西洋的一半路程，抵达大西洋中部的山脊。冰岛从中间一分为二，在板块上一半属于美洲，一半属于欧洲。与此同时，新西兰是巨大的印度洋板块的组成部分，虽然这个国家远离印度洋。大多数板块都是这种情况。

人们发现，现代陆块和古代陆块之间的关系，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哈萨克斯坦原来一度与挪威和新英格兰相连。斯塔腾岛的一角，仅仅是一角，属于欧洲。部分纽芬兰也是。在马萨诸塞州的海滩拾起一块石头，你会发现它最近的亲属如今在非洲。苏格兰高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很多地区，有相当部分属于美洲。据认为，南极洲的沙克尔顿山脉的有些地区可能一度属于美国东部的阿巴拉契亚山脉。总之，岩石是会来来往往的。

由于连续不断的动荡，这些板块不会合成一个静止的板块。如果大体上按照目前的情况发展下去，大西洋最终会比太平洋大得多。加利福尼亚州的很大一部分将漂离大陆，成为太平洋里的马达加斯加岛。非洲将朝北向欧洲推进，把地中海挤出局，在巴黎和加尔各答之间隆起一条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澳大利亚将与北面的海岛连成一片，隔着一条狭长的地峡与亚洲相望。这些都是未来的结果，不是近期可见的事情。事情现在已在发生。我们在这里坐着的时候，大陆正在漂动，就像池塘里的一片叶子那样。多亏有了全球定位系统，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和北美洲正以指甲生长的速度——大约以人的一生2米的速度——渐渐远离。要是你愿意久等的话，你可以乘着板块从洛杉矶一路到旧金山。只是因为人的寿命太短，我们才无法享受这种变化。要是你看一眼地球仪，你看到的其实只是一张快照，记录着大陆在地球史的千分之一时间里的状态。

在岩质行星中，只有地球才有板块。为什么是这样，这多少是个谜。这不仅是个大小或密度的问题——在这些方面，金星几乎是地球的孪生兄弟，但它没有板块活动——而我们也许恰好有这种材料，恰好有这么多量，使地球永远充满生气。据认为——真的仅仅是认为——板块是地球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物理学家兼作家詹姆斯·特雷菲尔所说：“如果说构造板块的移动对地球的生命发展没有影响，这是难以想象的。”他认为，构造地质学引发的挑战——比如气候变化——对知识进步是个重要的促进。还有人认为，大陆漂移至少是地球上某些物种灭绝的原因。2002年11月，剑桥大学的托尼·迪克森在《科学》杂志上写了一篇报道，强烈认为岩石史和生命史很可能有联系。迪克森确认，在过去的5亿年里，世界海洋的化学结构时常突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往往与生物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关联——比如，大批微生物突然出现，后来形成了英格兰南部海岸的白垩悬壁；寒武纪贝类动物在海洋生物中突然增加；等等。谁也说不清什么原因导致了海洋化学成分不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但是，海脊的张开和合拢显然可能是个原因。

无论如何，板块构造学不仅解释了地球的表面动力学——比如，古代三趾马是怎么从法国跑到了佛罗里达，而且还解释了它的许多内部活动。地震、群岛的形成、碳循环、山脉的位置、冰期的到来、生命本身的起源——几乎没有一样不是受这种了不起的新理论的直接影响的。麦克菲指出，地质学家们觉得眼花缭乱，“整个地球突然之间都说得通了”。

但是，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以往年代的大陆分布并不像大多数非地球物理学界人士认为的那样已经得到很好解决。虽然教科书上好像很有把握地列出了古代的陆块，什么劳拉古陆呀，冈瓦纳大陆呀，罗迪尼亚大陆呀，泛大陆呀，但它们有时候是以不完全能成立的结论为基础的。乔治·盖洛德·辛普森在《化石与生命史》中指出，古代世界的许多种动植物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而却没有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

冈瓦纳大陆一度是一块很大的陆块，连接澳大利亚、非洲、南极洲和南美洲。它的版图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古代一种名叫石苇的舌羊齿属植物的分布确定的。石苇在该发现的地方都有发现。然而，很久以后，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发现了舌羊齿属植物，那些地方跟冈瓦纳大陆并不相连。这个令人不安的矛盾过去——现在仍然——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同样，一种名叫水龙兽的三叠纪爬行动物从南极洲到亚洲都有发现，证明了这两块大陆过去曾经相连的看法，但在南美洲或澳大利亚却从来没有发现过，而据认为这两个地方在同一时间曾经属于同一大陆。

还有许多地面特征构造地质学无法解释。以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为例。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海拔1 500米，但那个高度是近来才有的事。在恐龙漫步地球的年代，丹佛还是海底的组成部分，在几千米深的海水底下。然而，丹佛底下的岩石没有磨损，没有变形。要是丹佛是被互相撞击的板块托起来的话，情况不该是这样。无论如何，丹佛离板块的边缘很远，不可能受到它们的作用。这就好比你推一下地毯边缘，希望在对面的一端产生一个褶皱。在几百万年时间里，丹佛好像一直在神秘地上升，就像烤面包那样。非洲南部的许多地区也是这样。其中有一片1 600公里宽的地方，在1亿年里隆起了大约1.5公里，而据知没有任何有关的构造活动。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却在渐渐倾斜、下沉。在过去的1亿年里，它一方面朝北向亚洲漂移，另一方面它的主要边缘下沉了将近200米。看来，印度尼西亚在慢慢地没入水中，而且拖着澳大利亚一起下去。构造理论根本无法解释这些现象。

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没有活到看到自己的思想证明是正确的。1930年，他在50岁生日那天独自一人出发去格陵兰岛探险，检查空投的补给品。他再也没有回来。几天以后，有人发现他冻死在冰面上。他被埋在那里，至今还在那里长眠，只是比他死的那天离北美洲近了大约1米。

爱因斯坦也没有活着看到自己支持了错误的一方。他1955年死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实际上是在查尔斯·哈普古德发表批评大陆漂移理论是胡说八道的观点之前。

提出构造理论的另一个主要人物哈里·赫斯当时也在普林斯顿，将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他的一位学生是个聪明的年轻人，名叫沃尔特·阿尔瓦雷斯，他最终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改变科学界。

至于地质学本身，大变革还刚刚开始，年轻的阿尔瓦雷斯为启动这个过程发挥了作用。

第四部

处境危险的行星

地球的任何一部分历史，犹如一个士兵的生活，由长期的无聊和短期的恐怖组成。

——英国地质学家德雷克·V.埃基尔

第十三章 砰！

人们很久以来就知道，艾奥瓦州曼森下面的泥土有点儿怪。1912年，有个为该镇寻找水源而打井的人报告说，他掘出来许多奇形怪状的岩石——后来在一份官方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熔化的脉石里混杂着晶状的角砾岩屑”，“喷出物的结盖翻了个身”。那些水也很怪，它几乎是雨水般的软水。天然的软水以前在艾奥瓦州从来没有发现过。

虽然曼森的岩石很古怪，水很柔软，但直到41年以后艾奥瓦大学才派了一个小组来到那个地区。当时和现在一样，曼森只是该州西北部一个大约两万人口的小镇。1953年，打了一系列实验性的钻孔以后，该大学的地质学家一致认为，这地方确实有点反常，但把变了形的岩石归因于古代的一次火山活动。这与当时的认识是一致的，但作为一个地质结论，那就大错特错了。

曼森的地质创伤，不是地球的内因造成的，而是来自至少1.6亿公里以外。在遥远遥远的过去的某个时刻，当曼森还位于某个浅海之滨的时候，一块大约2.5公里宽、100亿吨重、也许以200倍声速飞行的岩石，穿过大气，砰地砸进地球，其猛烈和突然的程度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如今曼森所在的地方，霎时间变成了一个近5公里深、30多公里宽的大坑。今天，灰岩为艾奥瓦州的其他地方提供硬质矿泉水；而这里的石灰岩却被砸得一干二净，由受到猛烈震动的基底岩石取而代之。正是这种岩石，1912年令那位钻井工人感到迷惑不解。

曼森撞击事件，是美国本土发生过的最大的事件。绝对没错。它留下的坑是如此之大，要是你站在一处边缘，天气好的时候刚好看得见对面。它会使大峡谷相形见绌。对于爱好奇观的人来说很不幸的是，250万年前滑过的冰盾已经以大量的冰碛把曼森大坑完全填平，接着又把它磨得十分光滑，因此今天曼森以及周围几公里的景色平整得像个桌面。当然，这正是谁也没有听说过曼森大坑的原因。

在曼森图书馆，他们会很高兴给你看一批收藏的报纸文章和一箱子取自1991—1992年钻探工程的岩心样品——更确切地说，他们肯定会连忙把它们取出来——但是，你得主动索取才行。没有永久性的东西陈列在外面，镇上也没有修建任何历史标志物。

对大多数曼森人来说，发生过的最大事件是1979年的一场龙卷风。那风席卷主街，把商业区刮得七零八落。周围地势平坦有个好处，危险在老远的地方你就看得见。实际上，整个镇上的人都来到主街的一头，有半个小时光景一直望着龙卷风朝他们袭来，希望它会改变方向。但是没有。接着，他们聪明地四散逃跑。天哪，有四个人跑得不够快，结果丢了性命。如今，每年6月，曼森人都要举行为期一周的“大坑节”。这项活动是有人为了让大家忘却那个不愉快的周年纪念日而想出来的，它其实跟那个大坑毫无关系。谁也没有想出个办法来利用那个已经看不见的撞击现场。

“偶尔有人过来，问在哪里能看见那个大坑。我们不得不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可看的，”友好的镇图书馆馆员安娜·施拉普科尔说，“他们听了有点失望，就走开了。”然而，大多数人，包括艾奥瓦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曼森大坑。连地质学家也觉得它不大值得一提。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曼森一时之间成了全球地质界最激动人心的场所。

故事始于20世纪50年代之初。当时，有一位名叫尤金·苏梅克的年轻有为的地质学家对亚利桑那州的陨石坑做了一次考察。今天，这个陨石坑是地球上最著名的撞击现场，也是个很热门的旅游胜地。然而，在那个年代，那里没有多少游客，这个陨石坑还经常被称作巴林杰坑，以有钱的采矿工程师丹尼尔·Ｍ.巴林杰的名字命名。1903年，巴林杰出资买下了它的所有权。他认为，大坑是由一块1 000万吨重的陨石造成的，里面含有大量铁和镍。他信心十足地指望把铁和镍掘出来，从而发一笔大财。他不知道，在撞击的那一刻，陨石会连同里面所含的一切通通化成蒸气。在随后的26年里，他挖了许多坑道，结果一无所获，倒是浪费了一大笔钱。

按照今天的标准，20世纪初对大坑的研究起码可以说是比较简单。最初的主要研究人员是哥伦比亚大学的G.K.吉尔伯特，他通过向几锅燕麦粥里投掷弹子的办法来模仿撞击的作用。（出于我也说不清的理由，这些实验不是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里做的，而是在旅馆房间里做的。）不知怎的，吉尔伯特从中得出结论，认为月球上的坑确实是由撞击形成的——这种说法本身在当时就有点激进，而地球上的坑不是。大多数科学家连这一点都拒不赞同。他们认为，月球上的坑表明了古代的火山活动，仅此而已。一般来说，地球上仅有的几个明显的坑（大多数已经被侵蚀干净）要么被归于别的原因，要么被视为罕见现象。

到苏梅克前来考察的时候，人们普遍认为陨石坑是由一次地下蒸气喷发形成的。苏梅克对地下蒸气喷发的事一无所知——他也无法知道：这种事并不存在——但是，他对爆炸地区的事知道得很多。大学毕业之后，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考察内华达州的尤卡弗莱兹核试验场的爆炸地区。他得出了与此前巴林杰得出的同样结论，陨石坑毫无火山活动的迹象，倒是有大量别的东西——主要是古怪而细微的硅石和磁铁矿石——表明撞击来自太空。他产生了极大兴趣，开始在业余时间研究这个问题。

苏梅克起初与同事埃利诺·赫林合作，后来又与他的妻子卡罗琳和助手戴维·列维合作，开始对太阳内部做系统研究。他们每个月花一周时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马天文台，寻找运行路线穿越地球轨道的物体，主要是小行星。

“刚开始的时候，在整个天文观察过程中只发现了10来个这种东西。”几年后苏梅克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回忆说，“20世纪的天文学家基本上放弃了对太阳系的研究。”他接着说，“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恒星，转向了星系。”

苏梅克和他的同事们发现的是，外层空间存在着比想象的还要多——多得多——的危险。

许多人都知道，小行星是岩质物体，散落在火星和木星之间，在一片狭长空间里运行。在插图里，它们看上去总是挤作一团；实际上，太阳系是个很宽敞的地方，普通的小行星离它最近的邻居大约有150万公里之远。谁也说不清大概有多少颗小行星在太空里打滚，但据认为这个数字很可能不少于10亿颗。人们推测，小行星本来可以成为行星，但由于木星的引力很不稳定，使得它们无法——现在依然无法——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的目的从未实现过。

第一次发现小行星是在19世纪初。第一颗小行星是一位名叫朱塞比·皮亚齐的西西里岛人在该世纪的第一天发现的——它们被看成行星。头两颗小行星被命名为谷神星和智神星。经过天文学家威廉·赫歇耳凭着灵感的多次演绎，认定它们远没有行星大，而是要小得多。他把它们称为小行星——拉丁语的意思是“像星”——这有点儿不幸，因为小行星压根儿不是星。现在它们有时被比较准确地称作类星体。

19世纪初，寻找小行星成了一项很热门的活动。到该世纪末，已知的小行星多达1 000颗左右。问题是谁也没有对它们进行系统的记录。到20世纪初，往往分不清哪颗小行星是刚刚出现的，哪颗小行星只是以前发现过而后来又消失了的。而且，到那个时候，天文物理学已经发展到那种程度，很少有天文学家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用来研究岩质类星体这类普通的玩意儿。只有几个人对太阳系还有点兴趣，其中引人注目的有荷兰出生的天文学家赫拉德·柯伊伯，柯伊伯彗星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多亏他在得克萨斯州麦克唐纳天文台的工作，以及随后别人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小行星中心”和在亚利桑那州“太空观测项目”的工作，一长串失踪的小行星渐渐被清理出来。到20世纪末，只有一颗已知的小行星——一颗被称为艾伯特719号的物体——去向不明。它上一次出现是在1911年10月；2000年，在失踪89年以后，它终于被找到了。

因此，从小行星研究的角度来看，20世纪主要做了大量的统计工作。实际上，只是到了最后几年，天文学家才开始计算和监视其他的小行星。2001年7月以来，26 000颗小行星得到命名和确认——其中半数都是在之前两年里完成的。面对多达10亿颗小行星需要确认的任务，统计工作显然才刚刚开始。

在某种意义上，这项工作并不很重要。确认一颗小行星不会使它安全一点。即使太阳系里的每颗小行星都有了名字，知道了它的轨道，谁也说不准什么摄动会使哪颗小行星朝我们飞来。我们无法预测岩石会对地球表面产生什么干扰。岩石在太空里飞行，我们无法猜测它们会干出什么。外层空间里的任何小行星有了名字以后很可能就到此为止。

假设地球的轨道是一条马路，上面只有我们一辆汽车在行驶，但这条马路经常有行人穿过，他们踏上马路以前又不知道先看一眼。至少有90%的行人我们不大认识，我们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不知道他们的作息时间，不知道他们穿这条马路的次数。我们只知道他们在某个地点，每隔不确定的时间，慢步走过这条马路，而我们正沿着这条马路以每小时10万公里的速度行驶。正如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史蒂文·奥斯特罗所说：“假如你可以打开一盏灯，照亮所有越过地球的大于10米左右的小行星，你会看到天空中有1亿个这类物体。”总之，你看到的不是远方有2 000颗闪闪发光的星星，而是附近有亿万个随意移动的物体——“它们都可能与地球相撞，都在天空中以不同的速度在稍稍不同的路线上移动。这真让人心惊胆战。”那么，你就心惊胆战吧，因为它们就在那里。我们只是看不见它们。

据认为——虽然只是根据月球上形成凹坑的速度所做的一种推测，共有2 000颗左右大得足以危及文明社会的小行星经常穿越我们的轨道。但是，即使是一颗很小的小行星——比如房子那么大小的小行星——也能摧毁一座城市。穿越地球轨道的比较小的小行星，几乎肯定数以十万计，很可能数以百万计，而它们几乎是无法跟踪的。

第一颗有可能造成危险的小行星是1991年才被发现的。那是在它已经飞过去以后。它被命名为1991BA号；我们注意到，它在17万公里以外的地方跟地球擦肩而过——按照宇宙的标准，这相当于一颗子弹穿过我们的袖子而又没有擦破胳膊。两年以后，又有一颗较大的小行星险些碰着地球，只相差14.5万公里——这是记录到的最接近的一次擦肩而过。这一次也是在它飞过去以后才发现的，它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光临地球。蒂莫西·费瑞斯在《纽约客》杂志中写道，这样的擦肩而过每星期很可能要发生两三次而又不为人们注意。

一个直径为100米的物体，要等到它距离我们还有几天的时候，地球上的天文望远镜才能发现，而且恰好是那台望远镜对准它，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即使现在，在搜寻这类物体的人也为数不多。人们总是做这样的类比：世界上在积极寻找小行星的人数，还不及一家典型的麦当劳快餐店的职工人数。（实际上，现在比这多了一些，但多不了多少。）

正当尤金·苏梅克试图提醒人们注意太阳系内部的潜在危险的时候，由于哥伦比亚大学莱蒙特·多赫蒂实验室的一位年轻地质学家的工作，另一件大事——表面看来完全没有关系——在意大利悄悄揭开序幕。20世纪70年代初，在距离翁布里亚地区的山城古比奥不远的地方，沃尔特·阿尔瓦雷斯正在一个名叫博塔西昂峡谷的峡道里做实地考察。他突然对薄薄的一层淡红色黏土发生了兴趣。这层黏土把古代石灰岩分为两层，一层属于白垩纪，一层属于第三纪。这在地质学里被称为KT界线。[1]它标志着6 500万年前恐龙和世界上大约一半其他种类的动物从化石记录中突然消失。阿尔瓦雷斯不大明白，只有6毫米左右厚的薄薄一层黏土，怎么能说明地球史上这么个戏剧性的时刻。

当时，关于恐龙灭绝的时间，人们通常的看法与一个世纪前查尔斯·莱尔时代一样——恐龙灭绝于几百万年以前。但是，这层薄薄的黏土显然表明，在翁布里亚，如果不是在别处的话，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不幸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人研究过积累那么一层黏土需要多长时间。

在正常情况下，阿尔瓦雷斯几乎肯定不会去管这个问题。但是，非常走运，他跟一个能帮得着忙的局外人有着无可挑剔的关系——他的父亲路易斯。路易斯·阿尔瓦雷斯是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10年前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对自己的儿子爱上岩石总是有点儿瞧不起，但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他突然想到，答案可能在于来自太空的尘埃。

每年，地球要积攒大约3万吨“宇宙小球体”——说得明白一点，太空尘埃，要是扫成一堆，那倒不少，但若是撒在整个地球上，那简直微乎其微。在这层薄薄的尘埃里，散布着地球上不大常见的外来元素。其中有元素铱。这种元素在太空里要比在地壳里丰富1 000倍（据认为，这是因为地球上的大部分铱在地球形成之初已经沉入地心）。

路易斯·阿尔瓦雷斯知道，加利福尼亚州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有一位名叫弗兰克·阿萨罗的同事，通过使用一种被称为中子活化分析的过程，发明了一种能精确测定黏土化学成分的技术。这项技术包括在一个小型核反应堆里用中子轰击样品，仔细计算释放出来的γ射线。那是一项要求极高的工作。阿萨罗以前用这种技术分析过几块陶瓷。阿尔瓦雷斯认为，要是他们能测定他儿子的土样中的一种外来元素的含量，再把那个含量与那种元素每年的沉积率进行比较，他们就可以知道那个样品是花了多长时间形成的。1977年10月的一天下午，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和沃尔特·阿尔瓦雷斯前去拜访阿萨罗，问他能不能为他们做几项必不可少的实验。

这个请求确实有点唐突。他们是在让阿萨罗花几个月的时间来对地质样品做最悉心的测定，仅仅为了证实一件从一开头似乎就不言而喻的事——从其薄薄的程度看出，这层黏土是短时间内形成的。当然，谁也没有指望这次研究会取得任何突破性的成果。

“哎呀，他们很讨人喜欢，很有说服力。”阿萨罗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说，“这似乎是个很有意思的挑战，因此我答应试一试。不幸的是，我手头有好多别的事，因此过了8个月才着手这项工作。”他查了查这段时间的笔记，“1978年6月21日下午1时45分，我们把一份样品放进检测器。机器转了224分钟，我们看得出正取得很有意思的结果，于是就关上机器看一眼。”

实际上，结果完全出人意料，三位科学家起先以为自己错了。阿尔瓦雷斯的样品里铱的含量竟然超过通常水准300多倍——远远在大家的预料之外。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阿萨罗和他的同事海伦·米歇尔经常一口气工作达30小时（“一旦开始，你就停不下来。”阿萨罗解释说），分析样品，总是得出同样的结果。他们还测试了来自别的地方——丹麦、西班牙、法国、新西兰、南极洲——的样品。结果表明，铱的沉积是世界性的，含量到处都很高，有时候高达通常水准的500倍。显然，突然发生过什么大事，很可能是灾难性的事，才产生了这样令人瞩目的示踪同位素。

经过反复思考以后，阿尔瓦雷斯父子得出结论，最说得通的解释——反正在他们看来是说得通的，是一颗小行星或彗星撞击了地球。

地球有时会遭到破坏性极大的撞击，这种看法并不像现在有时候会以为的那么新鲜。早在1942年，西北大学的天文学家拉尔夫·B.鲍德温已经在《通俗天文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提出了这种可能性。（他的文章之所以发表在这本杂志上，是因为没有哪个学术出版社愿意发表它。）至少有两名科学家——天文学家恩斯特·奥皮克和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哈罗德·尤里——也在不同的时刻对这种见解表示支持。即使在古生物学界，也不是没有这种看法。1956年，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M.W.劳本弗斯在《古生物学杂志》中写道，恐龙有可能受到了来自太空的致命的撞击，实际上是阿尔瓦雷斯理论的前奏；1970年，美国古生物学会会长杜威·J.麦克劳伦在该学会的年会上提出，来自天外的撞击有可能是早年所谓“弗拉斯尼世灭绝”的原因。

好像是为了强调这种见解此时早就不新鲜，一家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在1979年拍摄了一部名叫《陨石》的电影（“它8公里宽……以每小时4.8万公里的速度飞来——我们无处躲藏！”）。该电影由亨利·方达、纳塔利·伍德、卡尔·莫尔登以及一块大岩石主演。

那么，1980年的第一个星期，当阿尔瓦雷斯父子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他们认为恐龙灭绝不是某个缓慢而又不可阻挡的过程的组成部分，发生在几百万年以前，而是一次突然发生的爆炸性事件的结果，大家不该再感到吃惊。

但是，大家深感吃惊。谁都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邪说，尤其在古生物学界。

“哎呀，你不得不记住，”阿萨罗回忆说，“我们在这个领域是外行。沃尔特是地质学家，他的专长是古磁学；路易斯是物理学家；我是核化学家。现在我们却在这里对古生物学家说，我们已经解决那个困扰了他们一个多世纪的难题。他们没有马上接受我们的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开玩笑说：“我们没有执照就在搞地质学，结果当场被人捉住了。”

但是，人们憎恨撞击理论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自莱尔时代以来，大家一直认为，地球上的过程是渐进的，这是博物学的一个基本要素。到20世纪80年代，灾变说早已过时，实际上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理论。对大多数地质学家来说，关于破坏性极大的撞击的见解，正如尤金·苏梅克指出的，“违反了他们的科学教义”。

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公开蔑视古生物学家和他们对科学知识的贡献，这也无济于事。“他们更像是集邮者。”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写道。这篇文章至今依然刺人。

阿尔瓦雷斯理论的反对者对铱的沉积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比如，他们认为这是由印度源源不断的火山喷出物产生的，即所谓的“德干暗色岩”（“暗色岩”是瑞典文，指一种熔岩；“德干”指今天的德干半岛），他们尤其坚持认为，根据铱界的化石记录，没有证据表明恐龙是突然消失的。达特茅斯学院的查尔斯·奥菲瑟是态度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他坚持认为，铱是由火山活动沉积的，即使他在一次记者采访中承认，他拿不出真凭实据。直到1988年，在接受一次调查的美国古生物学家当中，半数以上依然认为恐龙的灭绝跟小行星或彗星撞击毫无关系。

有一样最明显地可以支持阿尔瓦雷斯父子理论的东西，正是他们缺少的一样东西——一个撞击现场。尤金·苏梅克出场了。苏梅克在艾奥瓦有个关系——他的儿媳在艾奥瓦大学任教——他通过自己的研究很熟悉曼森大坑。多亏了他，大家的目光现在转向艾奥瓦。

地质学这个职业各地不一样。艾奥瓦是个地势平坦、地层毫无特色的州。因此，相对而言，艾奥瓦的地质工作往往风平浪静。这里没有高耸的山峰或滑动的冰河，没有石油或贵重金属的大量储备，没有岩浆奔流的迹象。如果你是艾奥瓦州聘用的一名地质学家，你的大部分工作是评估全州的“幽禁动物工作者”——猪场主——被要求定期提供的“肥料管理计划”。艾奥瓦州养了1 500万头猪，因此有大量的肥料需要管理。我毫无讽刺挖苦的意思——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要有丰富的知识，使艾奥瓦的水源保持清洁。但是，即使有世界上最强的意志力，在寻找古代孕育生命的石英的过程中，它也无法完全回避皮纳特博峰上的熔岩炸弹，或者忽略格陵兰冰盖上的裂隙。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地质学界把注意力集中在曼森和曼森大坑的时候，艾奥瓦州的自然资源部会有多么激动。

艾奥瓦城的特罗布里奇大楼是在世纪之交建造的一栋红砖建筑物。它是艾奥瓦大学地球科学系的所在地，艾奥瓦自然资源部的地质学家们就在上面阁楼似的地方办公。谁也记不大清是什么时候，更记不大清是什么原因，该州的地质工作者被放在一个学术机构里，但你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空间给得很少，因为办公室很窄小，天花板很低，进出很不方便。当有人带着你往里走的时候，你要有思想准备，你会被领上一个屋脊，被从窗户里扶进一间屋子。

雷·安德森和布赖恩·威策克就在这里办公，在乱七八糟的报纸、杂志、图表和石头标本堆里度过他们的上班时间。（地质学家们向来善于使用压纸器。）在这样的地方，要是你想找个什么东西——一把备用的椅子，一只咖啡杯，一部铃在响的电话机，你非得先搬开几大堆文件。

“突然之间，我们来到一大堆东西中间。”安德森想起当年的情景，眼睛一亮，对我说。7月一个阴暗的上午，天下着雨，我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他和威策克。“这是个美妙的时刻。”

我向他打听尤金·苏梅克。苏梅克好像是一位深受大家敬重的人物。“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威策克毫不犹豫地答道，“要不是他，整个事情压根儿不会有进展。即使有了他的支持，也花了两年时间才开始运作起来。钻孔是一件很花钱的事——当时每钻进1米大约要花115美元，现在花得更多，而我们需要钻到近1 000米深。”

“有时候还要深。”安德森补充说。

“有时候还要深，”威策克表示同意，“在有几个地方。因此，你就需要大量的钱。肯定会超过我们的预算。”

于是，艾奥瓦地质勘测局和美国地质勘测局决定联手合作。

“至少我们以为是一次合作。”安德森露出一丝苦笑说。

“实际上，这对我们来说是交了一次学费，”威策克接着说，“在整个合作期里出现了大量伪科学——有的人匆忙得出结论，那些结论并不总是经得起检验的。”有一次发生在1985年的美国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年会上，美国地质勘测局的格伦·艾泽特和C.L.皮尔莫尔宣布，曼森大坑的年代恰好与恐龙灭绝有关。这个说法引起了新闻界的高度重视，但不幸的是尚不成熟。你只要仔细检查一下那个数据就会发现，曼森大坑不仅很小，还早了900万年。

这对他们的事业是个挫折。安德森和威策克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是在他们出席南达科他州的一次会议的时候。他们发现人们以同情的目光朝他们走来，说：“我们听说你们丢了那个大坑。”艾泽特和美国地质勘测局的其他科学家刚刚宣布了经过修改的数字，表明曼森大坑原来不是造成恐龙灭绝的原因。这对安德森和威策克来说还是新闻。

“这真令人吃惊，”安德森回忆说，“我的意思是，我们本来有一件着实重要的东西，然后突然之间又失去了。但是，更加糟糕的是，我们意识到，那些我们以为在跟我们合作的人懒得与我们分享他们的新成果。”

“为什么？”

他耸了耸肩：“谁知道呢？反正我们深刻体会到，科学原来可以这么无聊，要是你玩到一定水平的话。”

考察工作转向别处。1990年，亚利桑那大学一位名叫艾伦·希尔德布兰德的考察员碰巧遇见一名《休斯敦纪事报》的记者。该记者恰好知道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巨大的圆形结构。它位于新奥尔良正南大约950公里的地方，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奇克休留布地下，离普罗格雷索市不远，宽达193公里，深有48公里。这个结构是由墨西哥石油公司于1952年发现的——恰好是尤金·苏梅克首次考察亚利桑那州的陨星坑的那一年——但该公司的地质学家认为那是火山形成的，与当时的思想完全一致。希尔德布兰德来到该地，很快就得出结论，他们找到了想要找的大坑。到1991年初，已经确定它就是撞击的现场，几乎令每个人都感到很满意。

然而，许多人仍然不大理解撞击到底会产生什么后果。史蒂芬·杰·古尔德在一篇短文中说：“起先，我对这样的事件的威力仍然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一个直径只有10公里的物体，怎么会对一个直径1.3万公里的行星造成这么大的破坏？”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对该理论进行一次自然测试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苏梅克和列维发现了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而且他们很快意识到，它正向木星飞去。人类首次能亲眼目睹宇宙里的一次撞击——而且多亏了新的哈勃太空望远镜，看得非常清楚。据柯蒂斯·皮布尔斯说，大多数天文学家不抱多大希望，尤其因为彗星不是个紧密的球体，而是一连串21个碎块。“我觉得，”有人写道，“木星没打个嗝就会把这些彗星吞吃了。”撞击之前的一个星期，《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大失败即将到来》的文章，预言撞击只不过会是一场流星雨。

撞击于1994年7月16日开始，持续了一个星期，其威力之大超出任何人的预料——有可能尤金·苏梅克是个例外。有个名叫“核Ｇ”的碎块，其撞击威力高达6万亿吨级——相当于现有核武器的总威力的75倍。核Ｇ只有大约一座小山大小，但它在木星表面造成了地球大小的伤口。这对批评阿尔瓦雷斯理论的人来说是决定性的打击。

路易斯·阿尔瓦雷斯永远也不知道发现了奇克休留布大坑或苏梅克-列维彗星。他于1988年与世长辞。而且，苏梅克也去世得太早。在木星撞击事件发生3周年之际，他和他的妻子正在澳大利亚腹地。他每年都要去那里寻找撞击现场。在塔塔米沙漠的一条土路上——这里通常是地球上最空旷的地方，他们正翻越一个小丘，恰好对面来了另一辆汽车。苏梅克旋即丧命，他的妻子受了伤。他的部分骨灰被“月球探索者号”宇宙飞船送上了月球，其余的撒在陨星坑周围。

安德森和威策克的大坑不再是恐龙灭绝的原因。“但我们仍然拥有美国本土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撞击坑。”安德森说。（为了让曼森大坑保持最高的地位，用词方面需要有点儿灵活性。别的坑还要大——引人注目的是切萨皮克湾，它于1994年被确认是个撞击现场——但它们不是在近海，就是变了形。）“奇克休留布大坑被埋在两三公里的石灰岩下，而且大部分在近海。这就使得研究工作很困难，”安德森接着说，“而曼森大坑是完全进得去的。正因为它被埋在地下，所以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

我问他们，要是今天有一块类似的岩石朝我们飞来，我们有多长的警报时间。

“哦，很可能没有，”安德森轻松地说，“要等它发热肉眼才看得见，而它在接触大气以前是不会发热的。到了那个时刻，大约再过一秒钟它就要撞击地球。它的速度比最快的子弹还要快好几十倍。除非有人用天文望远镜发现它，而那根本是没有把握的事，它会完全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

一个物体撞击地球的力量，取决于许多变数——其中包括冲击物进入大气的角度，它的速度与轨道，是迎面相撞还是从斜里相撞，以及它的质量与密度——这一切，事后几百万年我们都无法知道。但是，科学家们能做的，也就是安德森和威策克已经做的，是测量撞击现场和计算释放出的能量。根据那些结果，他们可以推断出当时肯定是什么情景——或者更令人寒心地说，如果现在发生的话，将会是什么情景。

当一颗以宇宙速度飞行的小行星或彗星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它的速度如此之快，下面的空气来不及让路，会像自行车打气筒里的空气那样被压缩。使用过打气筒的人都知道，受到压缩的空气马上会变热，底下的温度有可能升高到大约6万摄氏度，或10倍于太阳的表面温度。在抵达我们大气层的刹那间，陨星所经之处的一切——人、房子、工厂、汽车——都会坍缩，像胶膜那样在烈火中消失。

进入大气层一秒钟之后，陨星就会撞击地球表面。在那里，曼森人一会儿之前还在各忙各的事。陨星本身也顿时化成蒸气，发生爆炸。爆炸会炸掉1 000立方公里的岩石、泥土和过热的气体。在方圆250公里之内，凡是在陨星进入大气层的过程中没有被热死的生物，此刻会在爆炸中死于非命。第一轮冲击波几乎会以光的速度向外辐射，横扫前面的一切事物。

对于直接灾区以外的人来说，第一个感觉是一道炫目的闪光——人的肉眼所见到过的最亮的闪光——紧接着是一幅难以想象的恐怖情景，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持续一刹那到一两分钟：一片翻滚的黑幕以每小时几千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挡住了整个视野，直达九天云霄。它的到来是悄然无声的，因为它移动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声速。要是有人——比如说——在奥马哈或得梅因的高楼上，恰好看着那个方向，他会见到一片混乱，接着顿时被湮没其中。

不出几分钟，从丹佛到底特律的广大地区，包括曾经是芝加哥、圣路易斯、堪萨斯城、姐妹城的地方——一句话，整个美国中西部，差不多每个直立的东西都会被夷为平地或燃起大火，差不多每个生物都会死亡。远在1 500公里以外的人会被一阵飞弹击倒在地、撕成碎片或狠揍一顿。到了1 500公里以外，爆炸的破坏程度会逐渐减小。

但是，那仅仅是第一轮冲击波。有关的破坏程度大家只能猜猜而已，但无疑会是很严重的，全球性的。撞击肯定会引发一连串破坏性极大的地震。全球的火山会开始隆隆作响，喷出火焰。海啸也会被引发，掀起的巨浪冲向远方的海岸，造成极大的破坏。不出一个小时，地球会一片漆黑，燃烧的岩石和其他碎物到处飞舞，把这颗行星的大部分地方变成一片火海。有人估计，到第一天过去的时候，至少会有15亿人没了性命。对电离层的巨大干扰会使各地的通信系统陷于瘫痪，因此幸存者无法知道别处在发生的事，往哪里逃命。这也已几乎无关紧要。有一位评论家说，逃跑意味着“在慢死和快死之中选择慢死。无论你怎么改变位置，死亡的人数不会受到多大影响，因为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将会普遍降低”。

撞击产生的浓烟和飞灰以及随之发生的大火，肯定会遮天蔽日达数月之久，有可能是数年之久，打乱了生长周期。2001年，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分析一次KT撞击留下的沉积物里的氦同位素后，得出结论说，它对地球气候的影响达1万年左右。这完全可被用作证据，证明恐龙的灭绝是快速的，彻底的——从地质学看来，情况就是如此。人类在多大程度上或是否能够应付这样的事件，我们只能猜猜罢了。

记住，这样的事件很可能像是晴天霹雳，令人猝不及防。

不过，我们来假设一下，我们看到了那个物体在飞过来。我们会怎么办？人人都认为，我们可以发射一枚核弹头，把它炸成碎片。然而，那种办法有几个问题。首先，正如约翰·S.刘易斯所说，我们的导弹不适于在宇宙里作业。它们没有本事摆脱地球的引力；即使摆脱了地球的引力，我们也没有这个装置来操纵它们，让它们在太空里飞行数千万公里。我们更不可能发射一飞船警察去为我们干这个活儿，就像电影《绝世天劫》里的场面那样；我们不再拥有能把人送上月球的火箭。最后一枚那种火箭——木星5型火箭——已于几年前退役，再也没有替身。我们也无法马上制造一枚，因为木星火箭的图纸已经令人吃惊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次春季大扫除中给销毁了。

即使我们成功地设法将一枚弹头射中小行星并把它炸得粉碎，我们很可能只能把它变成一连串岩石；那些岩石会像苏梅克-列维彗星撞击木星那样一个接一个地朝我们砸过来——不同之处在于那些岩石现在都具有强烈的辐射作用。亚利桑那大学负责寻找小行星的汤姆·格雷尔斯认为，即使有一年的预警时间也很可能不足以采取适当的行动。然而，更大的可能性是，我们看不到任何物体——即使是彗星——直到只剩下6个月左右时间，那时候就太晚了。自1929年以来，苏梅克-列维9号彗星一直在以比较明显的方式绕着木星运行，但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才有人发现。

由于这类事情很难测算，而且必须考虑这么大的误差，因此即使我们知道有个物体在朝我们飞来，也要等到差不多最后时刻——反正是最后几个星期——我们才会知道是不是肯定要发生撞击。在那个物体渐渐逼近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会生活在某种无法确定的状态之中。这肯定会是世界史上最有意思的几个星期。想象一下，要是它平安无事地过去了，我们会举行多么盛大的庆祝会啊。

“那么，像曼森撞击这样的事件会多长时间发生一次？”我离开之前问安德森和威策克。

“哦，平均每100万年发生一次。”威策克说。

“记住，”安德森接着说，“这还是个区区的小事件。你知不知道有多少种生物的灭绝与曼森撞击有关系？”

“不知道。”我回答说。

“一种也没有，”他露出一种古怪的满意神色说，“一种也没有灭绝。”

当然，威策克和安德森连忙——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补充说，地球上很多地方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就像刚刚描述的那样，方圆几百公里的地方被化为乌有。但是，生命是倔强的。烟消云散以后，每个物种都有足够的幸存者，哪个物种也没有永远毁灭。

灭绝一个物种极不容易，这似乎是个好的消息。坏的消息是，这个好消息是绝对靠不住的。更糟糕的是，你其实不必凝视着太空来寻找令人震惊的危险。你马上就会知道，地球本身就是个很危险的地方。

[1] 是KT界线，而不是CT界线，因为C已经用来代表“寒武纪”（Cambrian）。K不是来自希腊语kreta，就是来自德语Kreide。二者的意思都是白垩，这也是“白垩纪”（Cretaceous）的意思。

第十四章 地下的烈火

1971年夏，一位名叫迈克·沃里斯的年轻地质学家在内布拉斯加州东部一片草木丛生的农田里考察，就在离果园小镇不远的地方。他是在那里长大的。在经过一处陡峭的隘口的时候，他发现上面的树丛里射出一道古怪的闪光，就爬上去看个明白。他发现原来是一块保存完好的小犀牛头骨。它是被最近下的大雨冲到外面的。

原来，几米以外有个北美有史以来发现的最不寻常的化石床：一个已经干涸的水洞，它成为几十头动物的集体坟墓——其中有犀牛、斑马似的野马、长着剑齿的鹿、骆驼、乌龟。它们都在不到1 200万年之前死于一次神秘的大灾难。那个时代在地质学上被称为中新世。当时，内布拉斯加位于一片广阔而又炎热的平原，就如今天非洲的塞伦盖蒂平原。动物被发现埋在深达3米的火山灰底下。令人费解的是，内布拉斯加当时没有，也从来没有过火山。

今天，沃里斯的发现现场被称为州立阿什福尔化石床公园。这里新盖了一个漂亮的游客中心和博物馆，里面很有创意地陈列着内布拉斯加的地质发现和化石床历史。中心有个实验室，游客通过玻璃墙看得见古生物学家们在清理骨头。一天上午，我从里面经过，只见一个身穿蓝色工作服、头发灰白的人独自在实验室里忙碌。我认出他就是迈克·沃里斯，我在英国广播公司一部纪录片里见过他。州立阿什福尔化石床公园地处偏远，四周空旷，因此游客不算太多。沃里斯似乎很高兴带着我到各处转转。他还把我领到那6米深的隘口之顶，看一眼他的发现现场。

“到这样的地方来找骨头是一件蠢事，”他快活地说，“不过，我不是在找骨头。当时，我在考虑绘制一幅东内布拉斯加的地质图，实际上只是在这一带到处走走。要是我没有爬上这个隘口，要是大雨没有把那块头骨冲到外面，我会径直走过去，根本不会发现这玩意儿。”他指了指近处一个带遮棚的地方，那里已经成为主要发掘现场。他们发现大约有200头动物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

我问他为什么说到这样的地方来找骨头是一件蠢事。“哎呀，要想找到骨头，就得有暴露在外面的岩石。因此，大多数古生物学的工作是在炎热、干燥的地方完成的。倒不是因为那里的骨头多，而是因为发现骨头的可能性大。在这种地方，”他把手朝那广阔无垠的草原一挥，“你简直无从下手。那里可能的确有了不起的东西，但地面上没有任何线索来指点你从哪儿开始寻找。”

起先，他们认为那些动物是被活埋在里面的，沃里斯1981年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文章里就是那么阐述的。“文章把这个地方称为‘史前动物的庞贝城’，”他对我说，“这是很不幸的，因为过不多久我们就发现动物们根本不是突然死去的。它们都患了一种名叫‘肺骨营养不良’的毛病。吸入大量有腐蚀作用的灰末，就会得这种毛病——它们肯定吸入了大量的这类灰末，因为几米厚的灰末绵延数公里。”他拾起一团灰白色的、黏土似的泥土，研碎了放到我的手里。土是粉末状的，但有点儿像砂。“吸入这玩意儿是很难受的，”他接着说，“它又细又很锋利。反正它们来到这个水坑，很可能是想要歇息片刻，结果在痛苦中死去。这种灰末能毁灭一切。它会淹没野草，牢牢地粘在叶子上，把水变成一种不宜饮用的灰色稀泥。喝了肯定是会很不舒服的。”

英国广播公司那部纪录片指出，在内布拉斯加存在这么多的灰末是一件想不到的事。实际上，很久以来，人们就知道内布拉斯加沉积着大量的灰末。差不多有一个世纪时间，灰末被开采出来用作原料，制造像彗星牌和埃阿斯牌这样的家用去污粉。但是，有意思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去考虑一下这么多的灰末是从哪里来的。

“说来有点难为情，”沃里斯微微一笑说，“倒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位编辑问我，这么多的灰末是从哪儿来的？我不得不承认，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这时候，我才想到了这个问题。”

沃里斯把样品寄给美国西部各地的同事们，问他们是否认得出这是什么东西。几个月以后，爱达荷州地质勘测局的一位名叫比尔·邦尼奇森的地质学家跟他取得联系，告诉他这种灰末与一种火山沉积物完全吻合，来自爱达荷州西南部一个名叫布鲁诺-贾比奇的地方。那个使内布拉斯加平原上的动物死于非命的事件是一次火山爆发，其规模以前没有想象过——但足以在1 600公里以外的内布拉斯加东部地区留下3米厚的一层火山灰。结果证明，美国西部的下面有一大片岩浆，一个巨大的火山热点。它每隔60万年左右灾难性地喷发一次。最近一次这样的喷发就在60多万年以前。那个热点仍在那里。如今，我们称其为黄石国家公园。

我们对自己脚底下在发生的事知道得实在太少。福特公司开始生产汽车，棒球世界联赛开始举办，其时间比我们知道地球有个地核还要长，想到这点真令人觉得怪有意思。当然，人们知道大陆在地球表面像浮在水面上的睡莲叶子似的到处移动的事，还远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尽管不可思议，”理查德·费曼写道，“我们对太阳内部的物质分布的认识，远比对地球内部的认识要多。”

从地面到地心的距离为6 370公里。这不算太远。有人计算，要是朝地心打一口井，然后扔下一块砖头，它只要45分钟就能落到底（虽然到了那个地方它已经没有重量，因为地球的全部引力都在上面和四周，不在下面）。实际上，很少有人试图深入到地心。南非有一两个金矿井达到了3公里以上的深度，但地球上大多数矿井的深度不超过400米。假设地球是个苹果，我们还没有戳破它的皮。实际上，离戳破皮还远着呢。

直到近一个世纪以前，最了解内情的科学家所知道的地球内部的情况，比矿工知道的多不了多少——你可以在土里往下挖一段距离，然后碰上岩石，仅此而已。接着，1906年，一位名叫R.D.奥尔德姆的爱尔兰地质学家在审阅危地马拉一次地震的地震仪读数时，注意到有的冲击波渗入地球深处，然后以某个角度反弹回来，好像是遇到了什么障碍。他从而推断，地球有个地核。3年以后，克罗地亚地震学家安德烈·莫霍洛维契奇正研究萨格勒布一次地震的曲线图，突然注意到类似的转向，只是在较浅的层面上。他发现地壳与下面一层（即地幔）的界线，此后，这个区域后来一直被称为莫霍洛维契奇不连续面，简称莫霍面。

我们开始对地球内部的层次有了个模糊的概念——虽然的确仅仅是模糊的。1936年，丹麦科学家英·莱曼在研究新西兰地震的地震仪读数的过程中，发现有两个地核——一个内核和一个外核。内核我们现在认为是坚硬的；外核被认为是液态的，是产生磁力的地方。

就在莱曼通过研究地震波，提高我们对地球内部的基本认识的时候，加州理工学院的两位地质学家发明了一种把前一次地震和后一次地震进行比较的方法。他们是查尔斯·里克特和贝诺·古滕堡。由于与公平毫不相干的原因，震级的名称几乎马上被称为里氏震级。（这些原因与里克特本人也毫不相干。里克特是个很谦逊的人，从来不在震级前面加上自己的名字，总是只叫“震级”。）

许多非科学家对里氏震级一直存在误解，虽然现在的情况也许有所改善。早年，参观里克特办公室的人往往要求看一眼他的杰作，以为那是一台机器。当然，里氏震级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件东西，是一个根据地面测量的结果主观得出的地球震动的幅度。它是指数级递增的，于是7.3级地震要比6.3级地震强50倍，比5.3级地震强2 500倍。

从理论上讲，地震没有上限——因此也没有下限。震级是一种测量强度的简单方法，但无法说明破坏程度。发生在地幔深处的7级地震——比如，650公里下面——可能对地面毫无破坏作用，而发生在地面以下六七公里处的小得多的地震，很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破坏。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底土的性质、地震持续的时间、余震的频率和烈度，以及灾区的具体情况。这一切都意味着，最可怕的地震不一定是最强烈的地震，虽然强度显然很有价值。

自震级发明以来，最大的地震（取决于你使用哪种资料）不是1964年3月以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为震中的大地震，就是1960年发生在智利近海太平洋里的大地震。前者是里氏9.2级；后者起先记录为8.6级，但后来由某些权威（包括美国地质勘测局）往上调整为9.5级。你从中可以知道，测量地震并不总是一门很精确的科学，尤其在牵涉到解释来自远方的读数的情况下。反正这两次地震都是很大的。1960年的地震不但给南美洲西部的沿海地区造成大面积破坏，而且引起了巨大的海啸。海啸在太平洋上波及了差不多1万公里，冲进夏威夷岛希洛市区的许多地方，毁坏了500栋楼房，造成60人死亡。类似的惊涛骇浪抵达遥远的日本和菲律宾，使更多人丧生。

然而，完全从集中的破坏程度来说，历史上有记载的最强烈的地震，很可能是1755年万圣节（11月1日）发生在葡萄牙里斯本的那一次。那次地震实际上把里斯本变成一片瓦砾。快到上午10点钟的时候，那个城市突然左右摇晃。强烈的摇晃持续了足足7分钟。现在估计，那次地震的震级为9级。震动的威力是如此之大，该市港口里的海水汹涌而出，接着又以15米多高的巨浪返回，造成更多的破坏。等震动终于停下来，幸存者们仅仅享受了3分钟的平静，接着又发生了第二次地震，强度只是比第一次稍稍小一点。第三次即最后一次地震发生在两个小时之后。到一切结束的时候，有6万人死亡，方圆几公里范围以内实际上每栋楼房都被夷为平地。相比之下，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只有里氏7.8级，持续了不到30秒。

地震是相当普遍的。世界上平均每天都要发生两次2.0级或以上的地震，其强度足以使附近的人感到心惊肉跳。地震往往集中在某些地区，引人注目的是太平洋沿岸地区——但地震几乎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在美国，迄今为止，只有佛罗里达州、得克萨斯州东部和中西部北部，好像几乎完全幸免于难。在过去的200年里，新英格兰有过两次6级以上地震。2002年4月，位于这个地区纽约州-佛蒙特州边境的尚普兰湖附近地区经历了一次5.1级地震，给当地造成很大的破坏，连远在新罕布什尔州（我可以做证）的地区，墙上的照片也被震落下来，床上的小孩被掀翻在地。

最常见的地震发生在两个板块相接之处，比如沿圣安德烈斯断层的加利福尼亚州。两个板块互相推推搡搡，压力随之增加，最后一方或另一方做出让步。总的来说，两次地震的间隔越长，积储的压力就越大，大地震波及的范围就越广。东京特别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伦敦大学学院的危险事件专家比尔·麦圭尔把东京描述成一个“等待死亡的城市”（你会发现，许多旅游传单上是不会印上这样的名言的）。日本已经是个以多地震闻名的国家，而东京恰好又位于三个构造板块的相遇之处。你会记得，1995年，近500公里以西的神户市发生了一次7.2级地震，造成6 394人死亡。据估计，损失高达990亿美元。但是，那算不了什么——哎呀，相对很小——如果与将来东京可能会遭受的损失相比的话。

东京在近代遭受过一次破坏性极大的地震。1923年9月1日快到中午时分，该市发生了有名的关东大地震——一次比神户地震强烈10倍以上的地震。20万人死于非命。自那以来，东京一直神秘地悄无动静，因此地下的张力已经积聚了几十年。到头来，它肯定要爆发。1923年，东京只有大约300万人口。今天，人口将近3 000万。谁也不愿意去猜测下一次到底会死多少人，但据估计，潜在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7万亿美元。

更令人担心的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地震，名叫跨板块地震。那种地震人们了解较少，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它发生在离板块相接之处很远的地方，因此完全无法预测。由于震中很深，它往往波及广得多的范围。在美国经历过的这类地震当中，最著名的要算是1811—1812年冬发生在密苏里州新马德里的一连串三次地震。事情始于12月16日午夜刚过，人们先是被家畜的惊慌声所惊醒（地震之前家畜会焦躁不安，这不是无稽之谈，而实际上是大家公认的，虽然原因还搞不清楚），接着听到地球深处传出破裂般的巨大声音。当地人连忙走到户外，只见大地翻起一米高波浪，张开的裂口有几米深。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硫黄味。地震持续了4分钟，一如既往地对财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目击者当中有画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他当时恰好在这个地区。地震以强大的力量向外辐射，震塌了600多公里以外辛辛那提的烟囱。据至少有一篇报道说，它“毁坏了东海岸港口里的船只……甚至震倒了竖立在华盛顿国会大厦四周的脚手架”。1月23日和2月4日，又连续发生两次震级相当的地震。从那以后，新马德里一直平安无事——这也不足为怪，据悉这类地震从不在同一地点发生两次。就我们所知，它们就像闪电那样毫无规律。下一次这类地震可能会发生在芝加哥下面，或巴黎下面，或金沙萨下面。大家连猜都懒得去猜。这种跨板块大地震是怎么发生的？原因在地球深处。更多的情况我们就不知道了。

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们对地球内部的事了解得太少，觉得很伤心，因此决心要采取一点措施。具体来说，他们想在海床上（大陆上的地壳太厚）钻个孔，一直钻到莫霍面，取出一块地幔样品来慢慢研究。他们认为，只要能搞清地球内部岩石的性质，也许就能开始了解它们的相互作用，从而能预测地震和其他不受欢迎的事件。

这个项目几乎肯定会被命名为“莫霍钻探”，它简直是灾难性的。他们希望把钻头伸进墨西哥近海4 000多米深的太平洋海水，然后再往下钻5 000多米，穿透比较薄的地壳岩石。从外海的一条船上搞钻探，用一位海洋学家的话来说，“就像试图从帝国大厦顶上用一根意大利式细面条在纽约的人行道上钻个孔”。一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他们充其量只深入到大约180米的地方。莫霍钻探最后被称为“无法钻探”。1966年，由于成本不断上升，不见成果，国会又气又恼，取消了这个项目。

4年以后，苏联科学家决定在陆地上碰碰运气。他们说干就干，在俄罗斯的科拉半岛离芬兰边境不远的地方选了个点，希望能钻到15公里的深度。这项工作比预期的还要艰苦，但苏联人有着值得称道的韧劲儿。到19年以后他们终于放弃的时候，他们已经钻到了12 262米的深度。但是，我们没有忘记，地壳只代表地球大约0.3%的体积，科拉钻探还没有深入到地壳的三分之一，因此我们几乎无法声称已经征服了地球内部。

虽然这次钻探的深度有限，但所发现的一切几乎都令研究人员感到意外。地震波研究一直使科学家们预言，而且是很有把握地预言，他们会在4 700米深处碰到沉积岩，接着往下是2 300米厚的花岗岩，再往下是玄武岩。结果发现，沉积岩层要比预期的厚50%，而玄武岩层根本没有发现。而且，地下世界要比预期的暖和得多，1万米深处的温度高达180摄氏度，差不多是预期的两倍。最令人吃惊的是深处的岩石浸透了水——这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无法看到地球的深处，因此不得不使用别的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波在地球内部的传播形式，从而推断那里的情况。我们从所谓的金伯利岩筒（即形成钻石的地方）得知一点地幔的情况。那里的情况是，地球深处存在一种爆炸，能把岩浆炮弹以超声速发射到地面。这完全是一种没有规律的现象。你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一个金伯利岩筒有可能在你家的后花园爆炸。由于它通到下面很深的地方——深达200公里——金伯利岩筒带上来各种地面上或地面附近通常找不到的东西，如橄榄岩、橄榄石晶体以及钻石。带上来钻石是很偶然的，100个岩筒中大约只有1个会办这等好事。金伯利岩筒的喷出物带上来大量的碳，但大部分都化成蒸气，或变成石墨。只是在偶尔的情况下，一团碳以恰到好处的速度喷上来，并以必要的速度快速冷却，终于变成了钻石。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岩筒，南非成了世界上出产钻石最多的国家，但很可能别的国家蕴藏量还要丰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地质学家们知道，印第安纳州东北部附近有个地方，有迹象表明存在着巨大的岩筒或岩筒群。20克拉或更大克拉数的钻石在整个地区的不同地点已有发现。但是，没有人找到源头。约翰·麦克菲指出，它也许埋在冰河沉积土底下，就像艾奥瓦州的曼森大坑，或者在五大湖下面。

因此说，我们对地球的内部情况究竟了解多少？很少。科学家们普遍认为，我们脚底下的世界共分4层——一个岩石外壳，一个由炽热而又黏稠的岩石组成的地幔，一个液态的外核，以及一个坚实的内核。[1]我们知道，地面的主要成分是硅酸盐。硅酸盐比较轻，分量还不足以说明这颗行星的整体密度。因此，里面肯定还有较重的东西。我们知道，为了产生磁场，里面的什么地方肯定存在着一个浓缩的液态金属元素带。这一些是大家都承认的。除此以外，几乎一切——这几层结构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是什么原因它们才有了这种表现，未来的某个时刻它们会有什么动作，少说还都是个不大确定的问题，总的来说还都是个很不确定的问题。

即使是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一部分——地壳——也是个争论得比较激烈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地质学文字资料都会告诉你，地壳的厚度在海洋底下为5—10公里，在大陆底下约为40公里，在大山脉底下为65—95公里，但在这些一般规律之内还有许多令人费解的变异。比如，内华达山脉底下的地壳厚度只有30—40公里，谁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根据地球物理学的所有原理，内华达山脉应当在下沉，犹如陷入流沙那样。（有的人认为，这条山脉也许就是在下沉。）

地球如何有了地壳，何时有了地壳，这两个问题把地质学家分成两大阵营——一派认为，它是地球史之初突然发生的；另一派认为，它是渐渐发生的，而且时间比较晚。大家在这些问题上很动感情。耶鲁大学的理查德·阿姆斯特朗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早期爆炸的理论，然后花了整个余生与持不同观点的人做斗争。他1991年死于癌症。但是，据1998年《地球》杂志报道说，去世前不久，他“在澳大利亚一本地球科学杂志的一次论战中，狠狠抨击了他的批评者，指责他们使神话永久化”。“他死不瞑目。”一位同事说。

地壳以及部分外层地幔，统称岩石圈（源自希腊语lithos，意思是岩石）。而陆界又浮在一层较软的岩石之上，名叫软流圈（源自希腊语，意思是“没有力量”），但这些名称向来不令人满意。说岩石圈浮在软流圈上面，意味着有一定程度的浮力，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同样，认为岩石在像平面流动的物体那样流动，这也会使人产生误解。岩石是黏稠的，但是很像玻璃。这似乎不大可能，但在引力的持续拉动下，地球上所有的玻璃都在往下流动。从欧洲教堂的窗户上取下一块真正古老的玻璃，你会发现它的底部明显厚于顶部。我们在讨论的就是这种“流动”。钟面上时针的移动速度，比地幔岩石的“流动”速度，要快大约1万倍。

移动不仅真的发生，就像地球的板块做平面移动那样，而且还上下移动，就像岩石在所谓对流的搅动作用之下时起时伏。对流作为一种过程是伦福德伯爵在18世纪末首先推断出来的。60年以后，一位名叫奥斯蒙·费希尔的英国牧师很有先见之明地提出，地球内部可能是液态的，东西可以在上面自由移动，但那种见解过了很久才获得别人的支持。

大约在1970年，当地质学家们意识到地底下简直乱成一锅粥的时候，这个消息还真让人吓一大跳。肖纳·沃格尔在他的《赤裸裸的地球：新地球物理学》一书中说：“这就好比科学家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发现地球大气的层次——对流层、平流层等等，然后突然之间发现了风。”

自那以来，对流过程到底有多深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说它始于650公里下面，有的说是3 000多公里下面。詹姆斯·特雷菲尔认为，问题在于“来自两个不同学科的两套数据，二者是不可调和的”。地球化学家们说，地球表面的某些元素不可能来自上层地幔，肯定来自地球内部更深的地方。因此，上层地幔和下层地幔的物质至少是偶尔相混的。地震学家认为，没有证据支持这样的论点。

因此，我们只能说，在前往地球中心的过程中，我们会在某个不大确定的地点离开软流圈，进入纯粹的地幔。地幔占到地球体积的82%，质量的65%，而之所以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球上的科学家和普通读者感兴趣的东西，不是在地下深处（比如磁力），就是接近地面（比如地震）。我们知道，到了大约150公里的深处，地幔主要是由一种名叫橄榄岩的岩石组成，但以下的2 650公里是什么就不清楚了。《自然》杂志的一篇报道说，似乎不是橄榄岩。更多的情况我们就不知道了。

地幔下面是两个地核，一个坚硬的内核，一个液态的外核。不用说，我们对两个地核的性质的了解是间接的，但科学家们可以做一些合理的假设。他们知道，地球中央的压力很大——大约是地面上最大压力的300多万倍——足以使那里的岩石变得坚硬。他们还（在许多别的线索之中）从地球史中得知，内核很善于保存自己的热量。尽管只不过是个猜测，据认为地核的温度在过去的40多亿年间下降了不到93摄氏度。谁也不知道地核的温度到底有多高，但估计是在3 800—7 200摄氏度——大致相当于太阳表面的温度。

外核在许多方面被了解得更少，虽然大家都认为它是液态的，是产生磁力的地方。1949年，剑桥大学的E.C.布拉德提出一种理论，认为地核的液态部分在以某种方式转动，实际上成了一台电动机，创建了地球的磁场。他认为，地球里面对流的液体，在某种意义上起着电线里的电流的作用。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还不清楚，但大家觉得比较肯定的是，磁场的形成与地核的转动有关系，与地核是液态的有关系。没有液态核的物体——比如月球和火星——就没有磁力。

我们知道，地球磁场的强度在不停地变化：在恐龙时代，磁场的强度是现在的3倍。我们还知道，它平均每隔50万年左右自我逆转一次，虽然那个平均数包含着很大程度的不可预测性。上一次逆转发生在大约75万年以前。有时候，几百万年也没有变化——最长的时间似乎是3 700万年，有时候，不到2万年就发生一次。在过去的1亿年里，地球磁场总共发生了大约200次逆转，原因搞不清楚。这一直被称为“地质科学里最大的未解问题”。

我们现在也许正经历一次逆转。仅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地球的磁场就减弱了大约6%之多。磁力减弱有可能是个坏消息，因为除了确保冰箱正常运转和罗盘指着正确的方向以外，磁场在维持我们的生命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太空里充满了危险的宇宙射线，没有磁场的保护，宇宙射线会穿透我们的身体，将我们的许多DNA撕成无用的碎片。如果磁场工作正常，这些射线会被安全地挡在地球表面之外，被赶进近空两个名叫“范艾伦辐射带”的地区。它还与上层大气里的粒子互相作用，产生名叫极光的美丽光幕。

我们之所以无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直以来没有花多大力气去把地球上方的情况与地球里面的情况协调起来。肖纳·沃格尔说：“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很少参加同一个会议，或者很少在同一问题上进行合作。”

也许，最能说明我们对地球内部的动力认识不足的，是在那种动力制造麻烦的时候我们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很难想得出一个比1980年华盛顿州圣海伦斯火山爆发更能说明我们的认识有限的例子。

当时，美国本土的48个州在过去的65年里没有见过火山爆发。因此，大多数被召集来监测和预报圣海伦斯火山活动的政府火山学家，只见过夏威夷的火山喷发。结果证明，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3月20日，圣海伦斯火山开始发出不祥的隆隆声。不出一个星期，它已经在喷出岩浆，尽管量不大，每天却多达100次，还常常伴有地震。人们撤到了13公里以外被认为是安全的地方。随着山里的隆隆声越来越响，圣海伦斯火山成了世界上一处旅游胜地。报纸每天都报道观看的最佳位置。电视记者不断乘直升机飞抵山顶，甚至看见有人爬过山去。有一天，70多架直升机和轻型飞机在山顶上盘旋。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隆隆的声音并没有结出戏剧性的果实，人们越来越不耐烦，普遍认为这座火山不会喷发。

4月19日，火山北侧开始明显鼓起。不可思议的是，没有一个负责人明白，这显然预示着火山的一侧就要爆发。火山学家们根据夏威夷的火山活动方式下了结论，认为火山不会侧面喷发。几乎只有一个人认为真的快出大问题了，他就是塔科马一所社区学院的地质学教授杰克·海德。他指出，圣海伦斯火山没有夏威夷的火山那样敞开的喷发口，因此积聚在里面的压力势必要戏剧性地，很可能是灾难性地释放出来。然而，海德不是官方小组的成员。他的观测结果没有引起多大注意。

我们大家都想得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5月18日是个星期日，上午8时32分，火山北侧塌陷，大雪崩似的尘土和岩石以每小时将近250公里的速度沿着山坡冲下来。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滑坡，携带着足以把整个曼哈顿埋入120米深处的材料。1分钟以后，它的一侧已经非常单薄。圣海伦斯火山终于以500枚广岛原子弹的威力爆发了，炽热而危险的烟雾以每小时1 050公里的速度向外喷射——速度太快，附近的人显然不是它的对手。许多被认为是在安全地带——往往远在见不着火山的地方——的人逃之不及。57个人死亡。其中23个人的尸体永远没有找到。这一天是星期天，要不然死亡的人数还会多得多。在任何一个工作日，许多伐木工人本来会在死亡地区作业。事实上，连在30公里外的地方也有人难保性命。

那一天最走运的要算是一位名叫哈里·格利肯的研究生。他是离火山9公里处一个观察所的工作人员，但5月18日在加利福尼亚有个大学编班面试，因此在火山爆发前一天离开了现场。他的位置由戴维·约翰斯顿接替。约翰斯顿是第一个报告火山爆发的人，不一会儿，他就死了。他的尸体永远没有找到。哎呀，格利肯也好运不长，11年以后，在日本的云仙岳火山，在又一次报道不准的火山爆发中，43名科学家和记者被喷出的炽热的灰烬、气体和熔岩——所谓的火成碎屑流——吞没，格利肯是其中之一。

火山学家也许是世界上最不善于做出预言的人，也许不是。但是，他们肯定是最不善于发现自己的预言是多么糟糕的人。云仙岳灾难发生后不到两年，在亚利桑那大学的斯坦利·威廉斯的率领之下，另一组火山观测员走进哥伦比亚一座名叫加莱拉斯火山的活火山口。尽管近来不断死人，但威廉斯小组的16名成员只有两人戴了安全帽或别的防护装备。火山喷发了，造成6名科学家死亡，加上3名跟在后面的游客，其他几人受了重伤，包括威廉斯本人。

火山学界的同事们认为威廉斯鲁莽行事，无视或不顾火山爆发前的重要信号。但威廉斯毫不自责，在一本名叫《加莱拉斯火山幸存记》的书里说，当他后来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他“简直惊讶得直摇头”。“事后诽谤别人，用现在掌握的知识去看待1993年发生的事，这是多么容易啊。”他写道。他认为，他最感到不安的是挑了个倒霉日子，因为加莱拉斯火山“变化无常，自然力量往往就是这个样子。我上了当。对于这一点，我要承担责任。但是，我对于同事们的死亡并不觉得内疚。没有什么可值得内疚的。火山就这样爆发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华盛顿州。圣海伦斯火山的顶峰矮了400米，600平方公里森林被焚毁。足以建造15万栋（有的报道说是30万栋）住宅的树木被刮倒。损失高达27亿美元。一道巨大的烟灰柱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升到了18 000米高空。一架在48公里以外飞行的客机报告挨了岩石的袭击。

爆发90分钟以后，灰烬开始雨滴般地洒落在华盛顿州的亚基马。那是个有5万人口的社区，离现场大约130公里。正如你可以估计到的那样，灰烬把白天变成了黑夜，钻进了一切物品中，塞住了发动机、发电机和电器，堵住了行人的喉咙，阻塞了过滤系统，总之使一切陷于瘫痪。机场关闭，进出该市的公路封闭。

你会注意到，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一座火山的顺风地带，而两个月以来那座火山一直在可怕地隆隆作响。该市的紧急广播系统本应在危急时刻快速启用，但是没有出声，因为“星期天上午的工作人员不知道怎么操作这台设备”。有3天时间，亚基马处于瘫痪状态，机场关闭，道路不通，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圣海伦斯火山爆发以后，总共只有1.5厘米厚的灰烬落在这个城市。现在，请你把那些记在脑子里，因为我们就要讨论黄石火山的一次喷发会是什么后果。

[1] 有的人想要更详细地了解地球内部各个层次的厚度，我在这里提供几个数据，使用的是平均数：0—40公里是地壳。40—400公里是上层地幔。上层地幔和下层地幔中间的过渡地带位于400—650公里。650—2 700公里是下层地幔。2 700—2 890公里是Ｄ层。2 890—5 150公里是外核。5 150—6 370公里是内核。

第十五章 美丽而危险

20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勘测局的鲍勃·克里斯琴森在研究黄石国家公园火山史的时候，对一件事感到迷惑不解：他找不到这个公园的火山。而且，说来也怪，以前竟然没有人为这件事费过神。很久以来，大家已经知道，黄石公园是火山形成的——因此有那么多喷泉和其他散发蒸汽的地貌。火山有个特点，即：一般来说比较明显。但是，克里斯琴森哪里也找不到黄石公园的火山，他尤其找不到一种名叫破火山口的结构。

一提到火山，大多数人马上会联想到富士山或乞力马扎罗山那样典型的火山锥。那是由喷出的岩浆堆积而成的一个对称的小山冈。火山锥形成的速度可能相当快。1943年，墨西哥帕里库廷的一个农夫吃惊地看到自己的一块地里冒起了烟。一个星期以后，他做梦似的已经成了一个152米高的火山锥的主人。不到两年，它的高度达到了430米，直径800多米。地球上总共有大约1万座这种一目了然的火山，其中只有几百座是活火山。但是，还有一种不大有名、并不造山的火山。这种火山的威力如此之大，它们一下子破土而出，留下一个沉降式大坑，即破火山口（源自拉丁语，意思是大锅）。黄石火山显然属于第二种，但克里斯琴森哪里也找不到那个破火山口。

恰好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决定拍摄黄石公园的照片，测试一下某些新型的高空照相机。一位考虑周到的官员把其中的一些照片交给了公园当局，认为它们可以挂在某个游客中心。克里斯琴森一看到这些照片，马上意识到他没有找到破火山口的原因：实际上，整个公园——9 000平方公里——就是破火山口。火山爆发留下了一个直径将近65公里的大坑——大得从地面上的任何角度都看不明白。过去某个时刻，黄石公园可能被炸得七零八落，威力之大远远超过了人类已知的任何等级。

结果发现，黄石公园是一座超级火山。它坐落在一个巨大的热点——一个熔岩库——之上。这个熔岩库下达地球至少200公里深处，上至接近地面的地方，形成了一根所谓的超级热柱。热点的热量为黄石公园里所有的喷气口、间歇泉、温泉和冒泡的泥坑提供了动力。地面以下是个岩浆房，直径约为72公里——大致相当于公园的大小，最厚的地方达13公里左右。想象一下，有一堆TNT，面积相当于英国的一个郡，伸向13公里高的天空，达到了最高的卷云的高度，你就会大体知道黄石公园的游客们是在什么东西上面漫步。这样的一池岩浆对上面的地壳所产生的压力，已经把黄石公园及其周围地区顶了起来，使其比本来会处的位置高出大约半公里。要是发生爆炸，这场灾难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伦敦大学学院的比尔·麦圭尔说，一旦爆发，“你无法走到离它1 000公里以内的地方”。造成的结果也许更加糟糕。

黄石公园所在的几处超级热柱，很像马提尼酒杯，越往上越细，但到了接近地面的地方就向外张开，变成盛着不稳定岩浆的许多“大碗”。有的“大碗”的直径可达1 900公里。根据目前的理论，超级热柱并不总是猛烈爆发，有时候只是源源不断地喷出大量熔岩，就像6 500万年前发生在印度德干暗色岩区的情况。超级热柱占地50万平方公里，喷出的毒气很可能对恐龙的灭绝起了作用——肯定不会起好作用。超级热柱也许还要对造成大陆破裂的裂缝负责。

这样的热柱并不少见。眼下，地球上大约有30处活热柱，世界上许多有名的海岛和群岛都与热柱有关——比如冰岛、夏威夷群岛、亚速尔群岛、加那利群岛和加拉帕戈斯群岛，南太平洋中部小小的皮特凯恩岛，以及许多别的岛。但除了黄石公园以外，别的都在海洋里。谁也不知道黄石公园的热柱最后怎么或为什么会在陆块下面。只有两个情况是肯定的：黄石公园所在地壳很薄，下面的世界很热。但是，到底是不是因为有了热点地壳才薄，还是因为地壳薄才有了热点，这是个争论很激烈（可以这么说）的问题。地壳的大陆性质对热点的爆发有着重要的影响。别的超级火山往往汩汩细流，比较温和，而黄石火山爆发起来非常猛烈。这种事情不常发生，但一旦发生，你还是离得远一点为好。

据知，它的第一次喷发是在1 650万年以前。自那以来，它已经喷发了大约100次，最近的3次是有文字记载的。最后一次的强度相当于圣海伦斯火山喷发的1 000倍；前一次相当于280倍；再前一次的强度大得天知道是多少倍，至少是圣海伦斯火山喷发的2 500倍，但也许是可怕的8 000倍。

我们绝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与它比较。近代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是1883年8月印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火山爆发。它发出的轰隆声在全世界回响了9天，使远在英吉利海峡的海水晃了半天。要是你把喀拉喀托火山喷出的物质比作高尔夫球，那么黄石火山最大的一次爆发喷出的物质像个大球，你完全可以躲在后面作为藏身之地。按照这个比例，圣海伦斯火山喷出的物质不过是一粒豆子。

200万年前黄石火山喷出的火山灰足以把纽约州埋在20米的深处，或者把加利福尼亚州埋在6米的深处。迈克·沃里斯在内布拉斯加东部发现的化石床就是这种火山灰形成的。那次喷发发生在如今的爱达荷州，但在过去的几百万年里地壳大约以每年2.5厘米的速度加以覆盖，因此今天就在怀俄明州西北部的下面。（那个热点本身留在原地，就像对准天花板的一个乙炔炬。）它在后面留下了肥沃的火山平原，成为种植马铃薯的理想之地。这是爱达荷的农场主们早就发现了的。地质学家们爱开玩笑说，再过200万年，黄石公园将会为麦当劳快餐店生产法式炸土豆条，而蒙大拿州比灵斯的人们将会围着间歇泉翩翩起舞。

上一次黄石火山爆发所喷出的火山灰，铺满了西部19个州的全部地区或部分地区（加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几乎涵盖了美国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整个地区。记住，这里是美国的粮仓，生产世界上差不多一半的谷物。还不要忘记，火山灰不像一场大雪那样一到春天就会融化。要想再种庄稼，你不得不找个地方堆放所有的火山灰。几千名工人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从纽约世贸中心6.5公顷的废墟上清理掉18亿吨垃圾。想一想，清理堪萨斯州要花多少时间。

我们还没有考虑对气候产生的影响。世界上上一次超级火山爆发发生在苏门答腊北部的多巴，那是在7.4万年以前。谁也不知道它的强度有多大，但肯定大得吓人。格陵兰的冰核显示，多巴火山爆发以后，至少有长达6年的“火山冬天”，天知道之后又有多少个糟糕的生长期。据认为，那次爆发几乎将人类灭绝，使全球的人口减少到不足几千人。这意味着，那几千人是所有现代人的共同祖先，这也说明了我们为什么缺少基因的多样性。无论如何，有证据表明，在此后的2万年里，地球上的总人数从没有超过几千。不用说，从一次火山爆发中恢复过来要花很长的时间。

这一切都很有意思，但都是假设的。直到1973年，一件怪事发生了，突然之间那个假设变得很有意义：黄石公园中央的黄石湖水开始溢出该湖南端的堤岸，淹没了一处草地；与此同时，该湖另一端的湖水神秘地流失了。地质学家们马上进行考察，发现情况不妙，公园的一大片地区鼓了起来。这种把湖的一头抬起，让水从另一头流出的情景，如同你抬起儿童戏水池的一边会发生的情景。到1984年，公园的整个中心地区——100多平方公里——比在1924年对公园做最后一次正式勘测时高了1米多。接着，1985年，公园的中心地区下陷了20厘米。现在，这个地区似乎又在鼓起来。

地质学家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原因——一个活跃的岩浆房。黄石这地方古代没有超级火山，只有一座活火山。也是大约在这个时候，他们推算出来，黄石火山平均每60万年大规模喷发一次。最近一次喷发是在63万年以前。黄石火山似乎到了该喷发的时候了。

“也许你没有这种感觉，但你是站在世界上最大的活火山上面。”黄石国家公园的地质学家保罗·多斯对我说。6月一个美好的清晨，我们在位于猛犸温泉的公园总部相遇。他刚从一辆大型哈雷-戴维森牌摩托车上下来，跟我握了握手。多斯是印第安纳州人，和蔼可亲，说话低声细语，很会关心别人，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个公园管理局的雇员。他胡子灰白，头发往后扎成一根小辫。一只耳朵上戴着个小小的蓝宝石饰针。笔挺的公园管理局制服有点紧，显得大腹便便。他看上去与其说是像个政府雇员，不如说是像个布鲁斯音乐乐师。实际上，他还真是个布鲁斯音乐乐师（演奏口琴）。但是，他确实懂得并热爱地质学。“这儿是世界上搞地质最棒的地方。”他一面说，我们一面上了一辆四轮驱动的旧汽车，朝老实泉驶去。他答应让我陪他一天，无论他作为公园的地质学家在这一天里将干什么。今天的第一项任务是为新一拨的导游上一堂基础课。

我无须指出，黄石公园是个极其美丽的地方，这里有丰饶而瑰丽的山脉，野牛遍布的草地，潺潺作响的小溪，碧蓝碧蓝的湖泊，数不清的野生动植物。“要是你是个地质学家，这儿确实是个最佳的工作场所，”多斯说，“比尔图思豁口那儿有着将近30亿年前的岩石——可以追溯到地球起始之时四分之三的历程，还有这儿的矿泉。”——他指了指几处硫黄温泉，猛犸温泉的名字由此而来——“在那儿你可以看到正在形成的岩石。介于二者之间的东西应有尽有，只要你想得出来。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地方，地质情况是如此明显，或者说如此美丽。”

“因此你喜欢这个地方？”我说。

“哦，不是喜欢，而是热爱这个地方。”他的回答是极其诚恳的，“我的意思是，我确实热爱这个地方。冬天很冷，工资不太高，但在情况好的时候，简直……”

他没有说下去，而是把手往西一指。远处的山里有个豁口，它刚刚探出一片高地，映入我们的眼帘。他对我说，那条山脉名叫加拉丁山脉。“那个豁口约100公里宽。在很长时间里，谁也不清楚为什么那里有个豁口。后来，鲍勃·克里斯琴森认为，这肯定是从山里炸出来的。要在山里炸出个约100公里宽的地方，你知道这会与一个威力巨大的事件有关。克里斯琴森花了6年时间才琢磨出来。”

我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黄石火山的喷发。

“不知道。谁也不知道。火山是很古怪的东西。我们对它们确实不了解。意大利的维苏威火山在300多年里一直很活跃，1944年爆发过一次，然后就停了下来。自那以来，维苏威火山一直很平静。有的火山学家认为，它是在大规模地重新积聚能量。这有点儿令人担心，因为维苏威火山及周围地区生活着200万人。不过，谁也说不准。”

“要是黄石火山快要爆发，会有多长的警报时间？”

他耸了耸肩：“上次爆发的时候我们都不在场，因此谁也说不准什么是警报信号。很可能是一系列地震，有的地面会隆起，间歇泉和喷气孔的活动方式可能有变化，但确实谁也说不清楚。”

“那么，它可能会在没有任何警报的情况下爆发？”

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他解释说，问题在于，在某种程度上，能成为警报信号的差不多一切现象在黄石公园里都已存在。“一般来说，地震是火山爆发的先兆，但公园里已经发生了很多次地震——去年发生了1 260次。其中大多数很弱，因此感觉不到，但毕竟还是地震。”

他说，间歇泉活动方式的变化，也可以被看成是个迹象，但间歇泉变化多端，同样无法预言。细刨花泉一度是公园里最著名的间歇泉。它过去一直喷射得很有规律，非常壮观，达到100米的高度，但在1888年突然停喷了。然后，它在1985年又恢复喷射，但高度只有25米。汽船泉是世界上最大的间歇泉，喷射的时候可达120米高，但喷射的间隔时间可以少到4天，多达50年。“要是它今天喷射了下个星期又喷射，丝毫不说明它下下个星期或下下下个星期或20年之后会怎么样，”多斯说，“整个公园都变化无常，你实际上不可能根据任何动静来下个结论。”

撤离黄石公园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园每年吸引着大约300万名游客，主要是在夏季3个月的高峰期。公园里道路较少，故意修得很窄，一方面是为了减慢车辆速度，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然美，再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在盛夏季节，花半天时间才能穿越公园，花几个小时才能抵达公园的任何地方。“人们一看到动物就停下来，无论在哪里，”多斯说，“我们这儿有熊群，有野牛群，有狼群。”

2000年秋，美国地质勘测局和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代表以及几名学者开了一次会，成立了所谓的黄石火山观察所。这样的机构全国已经有4个——分别在夏威夷、加利福尼亚、阿拉斯加和华盛顿。但说来也怪，在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区却没有。黄石火山观察所与其说是一个机构，不如说是一种打算——一项协议，大家同意协调一致，研究和分析公园里多种多样的地质情况。多斯对我说，它的第一批任务之一是制订一个“地震和火山喷发应急计划”——一个危急时刻的行动计划。

“已经有了一个？”我问。

“没有。恐怕没有。但很快会有。”

“是不是晚了点？”

他微微一笑：“哎呀，我们这样说吧，不算太早。”

计划问世以后，打算这么做：三个人——加利福尼亚门洛公园的克里斯琴森、犹他大学的罗伯特·B.史密斯和公园的多斯——将评估潜在大灾难的危险程度，然后向公园主管提出建议。主管将做出是否应当撤离公园的决定。至于周围地区，他们没有计划。一旦出了公园大门，你不得不自己救自己——要是黄石火山真的大爆发的话，这个计划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

当然，也许要过几千几万年以后那一天才会到来。多斯认为这样的一天根本不会到来。“这是因为，过去有个模式，并不意味着那个模式依然适用于今天，”他说，“有迹象表明，那个模式也许是一系列灾难性的喷发，接着是漫长的平静时期。我们现在也许就处在这个平静时期。目前的迹象表明，大部分岩浆房正在冷却，变成晶体。它在释放火气，你得把火气憋在心里才能来一次大爆发。”

与此同时，黄石公园及其周围地区还存在许多别的危险。这一点在1959年8月17日夜里变得特别明显。事情发生在赫布根湖地区，就在公园外面。那天午夜零点前20分钟，赫布根湖遭受了一次灾难性的地震。震级为7.5级。就地震而言，它的影响面不大，但是来得突然，来得猛烈，震塌了整个山坡。事情发生在夏季旅游旺季。幸亏，那个年代不像现在那样有许多人前往黄石公园。8 000万吨岩石以每小时160公里的速度从山上崩塌下来，其力量和动量是如此之大，前缘竟然冲到了峡谷对面一座山的120米高处。罗克溪露营园有一部分就在岩石的必经之地。28名露营者死亡，其中19名被埋得太深，再也没有找到。灾难发生得很突然，难以预测。有兄弟三人同睡一个帐篷，倒是幸免于难。他们的父母睡在旁边的另一个帐篷，却被冲得无影无踪。

“大地震——我的意思是大的地震——迟早会发生，”多斯对我说，“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儿是个大断层地带，地震很多。”

尽管发生了赫布根湖地震以及别的危险，直到20世纪70年代，黄石公园才配置了永久性的地震表。

若要欣赏地质过程的威力和无情，你肯定挑得出比蒂顿山脉更糟糕的例子。蒂顿山脉位于黄石国家公园以南，峭壁嶙峋，非常险峻。900万年以前，蒂顿山脉并不存在。杰克逊大坑周围的土地本是一片杂草丛生的高地平原。但是，后来地球内部出现了一处64公里长的断层，自那以后，大约每隔900年蒂顿山脉就要经历一次大地震，其威力之大足以使它再升高2米。由于千万年来这样反复地往上颤动，如今它的高度已经达到雄伟的2 000米。

900年是个平均数字——也是个会让人产生错觉的数字。罗伯特·B.史密斯和李·J.西格尔在《观察地球内部之窗口》这一部本地区的地质史里写道，蒂顿山脉地区的最后一次大地震发生在5 000—7 000年之前。总之，蒂顿山脉大概是这个星球上最该要发生地震的地方。

热液喷发也是个很大的危险。它可以随时随地发生，而又完全无法预测。“你要知道，按照路线图，我们要把游客带进温泉池，”我们看完老实泉喷水以后，多斯对我说，“人家就是来看这个地方的。你知不知道，黄石公园里的间歇泉和温泉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加起来还多？”

“这我倒不知道。”

他点了点头：“有1万处，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新的喷气口。”

我们驱车来到一个名叫鸭湖的地方，那是一片200米宽的水面。“表面上看，湖面上平静无事，”他说，“它不过是个大池塘。但是，这儿过去没有这个大坑。过去1.5万年里的某个时候，这儿发生了一次大喷发。几千万吨泥土和岩石以及高热的水以高超声速炸开了。你可以想象，要是在老实泉的停车场下面，或哪个游客中心下面发生这种事，那会是个什么情景。”他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

“会有什么警报吗？”

“很可能没有。公园里上一次大喷发发生在1989年，在一个名叫猪排间歇泉的地方。那次喷发留下了一个大约5米宽的坑——反正不算很大，但要是你当时正好站在那个位置，那它就大得很了。所幸没有人在场，因此没有人受伤，但它是在没有任何警报的情况下发生的。在遥远遥远的过去，有的喷发形成了1.5公里宽的大坑。谁也说不准这种事情会在哪儿或何时再次发生。你只能希望，它发生的时候你没有站在那儿。”

大的岩崩也是一种危险。1999年在加迪纳峡谷发生过一次大岩崩，所幸没有人受伤。下午晚些时候，多斯和我在一个地方停下来，只见一条行人众多的道路上方突出一块岩石。裂缝已经清晰可见。“它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多斯若有所思地说。

“你在开玩笑吧？”我说。几乎每时每刻都有几辆汽车从下面通过，里面都塞满了——一点也不夸张——快活的野营者。

“哦，不大会的，”他接着说，“我只是在说有这种可能。它有可能再坚持几十年。真的说不准。人们不得不承认，你来这儿就得冒风险。事情就是那样。”

我们走回他的车子跟前，准备返回猛犸温泉。他接着说：“问题在于，大部分时间里不会出事。岩石没有掉下来，地震没有发生，新的喷气孔没有突然出现。尽管地下很不稳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平安无事。”

“就像地球本身一样。”我说。

“一点不错。”他表示赞同。

黄石公园对游客来说有危险，对公园雇员来说也同样有危险。多斯5年前到这里来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就有那种可怕的感觉。有一天深夜，三个年轻的夏季雇员干了一件非法的事，叫作“泡砂锅”——在热水池里游泳或取暖。虽然园方由于显而易见的理由没有把情况公开，但黄石公园的水池不是个个都是滚烫的。有一些你躺在里面简直惬意极了，部分夏季雇员有在深夜下去泡一泡的习惯，尽管这么做是违反规定的。那三个人也真傻，没有带个手电筒，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热水池周围的泥土结成了薄薄的一层硬壳，人很容易掉进下面灼烫的喷气孔。无论如何，他们在返回宿舍的途中，要跨越一条早先不得不跳过去的小溪。他们后退几步，胳膊挽着胳膊，数了“一、二、三”，接着就跑过去纵身一跳。事实上，那根本不是一条小溪，而是一个沸腾的水池。他们在黑暗里看不清情况。三个人没有一个活着回来。

次日上午，在离开公园的途中，我一面想着那件事，一面对一个名叫翡翠池的地方做了短暂考察。翡翠池位于上间歇泉盆地。多斯前一天没有时间带我去那里，但我觉得至少应当去看一眼，因为翡翠池是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1965年，一个夫妻生物学家小组——丈夫叫托马斯·布罗克，妻子叫路易丝·布罗克——在一次夏季考察过程中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们在池边舀起一点儿褐黄色的浮渣，带回去研究了一辈子。令他们——最后令世界上更多的人——深感吃惊的是，里面充满了有生命的微生物。他们发现了世界上第一批极端微生物——能在以前被认为是温度太高，或酸性太强，或含硫太多，因而无法产生生命的水里生存的微生物。不可思议的是，翡翠池里这些不利条件全都具备，但至少有两种微生物觉得这里很舒适。它们后来被称为嗜酸热硫化叶菌和嗜热水生叶菌。以前总是以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在5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里存活，但这些微生物却在腥臭、酸性、温度差不多翻一番的水里过得很自在。

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布罗克夫妇发现的两种新的微生物之一嗜热水生叶菌，一直是实验室里的一件珍品——直到加利福尼亚一位名叫卡里·Ｂ·穆利斯的科学家发现，里面耐热的酶可以用来玩一种化学魔术，名叫聚合酶链式反应。科学家们可以用极少量的——在理想的条件下可以少到一个分子——DNA来产生大量的DNA。这种复制基因的方法后来成了遗传科学的基础，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对于警方的法医工作。穆利斯因此获得了199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与此同时，科学家们正发现更耐热的微生物。现在，它们被称为超喜温微生物，要求8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弗朗西丝·阿什克罗夫特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命》一书中写道，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喜温的微生物是延胡索酸热球蛋白菌，它们生活在海洋喷气孔的岩壁里，那里的温度高达113摄氏度。生命存活的温度上限被认为是120摄氏度左右，虽然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无论如何，布罗克夫妇的发现完全改变了我们对生物界的看法。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杰伊·伯格斯特拉尔说：“在地球上，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即使进入看来对生命最不利的环境里，只要那里有液态水以及某种化学能，我们就能发现生命。”

原来，生命比任何人想象的要聪明得多，在适应能力方面要强得多。我们马上就会明白，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似乎并不完全希望我们待在这里。

第五部

生命本身

我越是审视宇宙，越是研究其构造上的具体细节，就越是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宇宙肯定已经知道我们快要到来。

——弗里曼·戴森

第十六章 孤独的行星

成为生物很不容易。据我们所知，在整个宇宙里，只有银河系里一个名叫地球的、不大醒目的边远地方愿意收留你，而且连它也可能不大情愿。

从最深的海沟底部到最高的大山顶点，已知生命的几乎全部生存范围只有28公里左右厚——与浩瀚的宇宙相比，那算不了什么。

对于人类来说，那就更倒霉了。我们恰好是属于那个部分的动物：4亿年以前，他们草率而又冒险地做出决定，从海里爬上来，成为以陆地为家和呼吸氧气的动物。结果，据有人估计，世界上有近99.5%的宜居空间，基本上——实际上是完全——对我们关上了大门。

我们在水里不仅不会呼吸，而且受不了那个压力。这是因为，水要比空气重1 300倍，你越是往深处，压力越是迅速增加——深度每增加10米，就相当于增加1个大气压。在陆地上，要是你爬到150米的高处——比如科隆大教堂或华盛顿纪念碑——压力变化很小，你感觉不出来。而要是在水里，到了同样的深度，你的血管就会瘪掉，肺被压缩到大约可口可乐罐的大小。令人吃惊的是，居然有人为了好玩儿愿意下潜到这种深度，而且不戴呼吸器具。这种运动名叫裸潜。显然，有人觉得，内脏器官严重变形的经历是很刺激的（虽然回到岸上以后，内脏器官恢复原状的过程很可能就不那么刺激了）。然而，要达到这样的深度，潜水者非得由重物快速拖下去。在没有外力帮忙的情况下，你能达到并事后能活着回来谈论这次经历的最大的深度是72米——这项业绩是由一个名叫翁贝托·佩利扎里的意大利人完成的。他于1992年潜到那个深度，逗留了1纳秒，然后迅速返回水面。以陆地的标准来看，72米比足球场还短了一大截。因此，即使我们做出了最出色的惊险表演，也很难声称自己已经成了大海的主人。

当然，别的生物成功地适应了深处的压力，不过究竟有多少种生物具有这等本事还是个谜。海洋最深的地方是太平洋里的马里亚纳海沟。在那里，要是到了11.3公里左右的深处，压力会升高到每平方厘米1.12吨以上。我们只有一次用坚固的潜水器成功地把人送到了那个深度，而且就一会儿，而那里却是端足目动物的家园。那是一种甲壳纲动物，有点像小虾，不过是透明的。它们无须保护就能生存下去。当然，大多数海洋比较浅，但即使在平均深度为4公里的大海里，压力也相当于被压在叠在一起的14辆装满水泥的卡车底下。

包括一些海洋学科普作家在内的几乎每个人都认为，在大海深处的巨大压力之下，人体会被压扁。实际上，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由于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本身也是由水组成的，而水——用牛津大学弗朗西斯·阿什克罗夫特的话来说——“实际上是压不扁的”，因此人体仍会保持与周围的水一样的压力，不会被压死。麻烦的倒是体内的气体，尤其是肺内的气体。那里的气体确实会被压缩，但压缩到什么程度才会致命，这还不知道。直到最近，人们还认为，要是潜到100米左右的深处，肺脏会内爆，胸壁会破裂，人就会痛苦地死去，但裸潜者反复证明，情况恰好相反。据阿什克罗夫特说，似乎“人可以比预想的更要像鲸和海豚”。

然而，许多别的方面可能出问题。在使用潜水衣——用长管子连接水面的那种装备——的年代，潜水员有时候会经历一种可怕的现象，名叫“挤压”。这种情况发生在水面气泵失灵，造成潜水衣灾难性地失压的时候。空气会猛地离开潜水衣，倒霉的潜水员真的会被吸进面具和管子。等到被拖出水面，“衣服里剩下的几乎只有他的骨头和一点儿血肉模糊的东西”，生物学家J.B.S.霍尔丹在1947年写道，唯恐有人不信，他接着说，“这种事真的发生过。”

（顺便说一句，原先的潜水面具是1823年由一位名叫查尔斯·迪恩的英国人设计的，并不用于潜水，而是用于救火。它被称为“救火防毒面具”。但是，这种面具是金属做的，用起来又灼人又累赘。迪恩很快发现，消防员不大愿意穿任何服饰进入着了火的建筑物，尤其不愿意戴那种既烫得像水壶，又很不灵活的玩意儿。为了挽救他的投资，迪恩在水下试了试，发现用于海上救助工作倒是很理想。）

然而，在大海深处真正可怕的是得弯腰病（减压病）——倒不是因为这种病不舒服（虽然不舒服是肯定的），而是因为发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我们呼吸的空气里有80%是氮。要是将人体置于压力之下，氮会变成小气泡，在血液和组织里到处移动。要是压力变化太大——比如潜水员上升太快——体内的气泡就会泛起泡沫，犹如刚刚打开的香槟酒那样，堵塞了细小的血管，造成细胞失氧，使病人痛得直不起腰。这就是“弯腰病”这个名字的由来。

自古以来，弯腰病一直是潜水采海绵人和潜水采珠人的职业病，但在19世纪以前没有引起西方世界的重视；而且，还包括那些不湿身体（至少不会湿得很厉害，一般不会湿到脚踝以上）的人。他们是沉箱工人。沉箱是密封的干室，建在河床上，用于建造桥墩。沉箱里充满了压缩空气。当工人们在人造压力的条件下工作很长时间走出来的时候，他们会出现轻微的症状，比如皮肤刺痛或发痒。但是，无法预料的是，少数人会持续关节痛，偶尔痛得倒在地上，有时候再也爬不起来。

这一切都是很令人费解的。有时候工人睡觉时还感觉不错，醒来时却瘫痪了。有时候，他们根本醒不过来了。阿什克罗夫特讲了个在泰晤士河底下修建新隧道的故事。隧道快要完工的时候，主管们举行了一个庆祝宴会。他们在隧道的压缩空气里打开瓶盖，只见香槟酒没有泛起泡沫，令他们大吃一惊。然而，当他们最后走进伦敦夜晚的新鲜空气里的时候，香槟立即泛起泡沫，恢复了大家的食欲。

除了完全避免高压环境以外，有两种办法可以万无一失地防止减压病。一种是仅仅短时间接触气压变化。因此，我上面提到的裸潜者可以钻到150米的深处而又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他们在下面逗留的时间不长，体内的氮还来不及溶解到组织里。另一种办法是小心地、逐步地回到水面，这么做就使得小小的氮气泡散逸，不造成伤害。

很大程度上多亏了一个杰出的父子小组，我们现在很懂得如何在极端的环境里生存下去。他们是约翰·斯科特·霍尔丹和J.B.S.霍尔丹。即使按照英国知识界很严格的标准来说，霍尔丹父子也是极其古怪的。老霍尔丹1860年生于苏格兰一个贵族家庭（他的哥哥是霍尔丹子爵），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牛津大学担任生理学教授，过得比较检束。他精力不集中是有名的。有一次，他的妻子打发他去楼上换衣服准备出席一个晚宴，怎么也不见他下来，结果发现他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睡着了。被唤醒以后，霍尔丹解释说，他发现自己在脱衣服，以为到了睡觉时间。去康沃尔研究矿工们的钩虫病算是他的假日。T.H.赫胥黎的孙子、小说家阿道司·赫胥黎曾和霍尔丹夫妇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有点残忍地以他为原型在小说《针锋相对》中塑造了科学家爱德华·坦特芒特这个人物。

霍尔丹对潜水的贡献，在于计算出了从深处上升的过程中为避免得减压病所必需的休息间距。但是，他的兴趣涵盖生理学的整个领域，从研究登山运动员的高原病，到沙漠地区中暑的问题。他对有毒气体对人体的影响尤其有兴趣。为了更确切地了解泄漏的一氧化碳如何夺走矿工的生命，他一面加大自己身体里的中毒程度，一面仔细抽取并化验自己的血样。直到全部肌肉快要失去控制，血里的一氧化碳饱和度达到56%，他才罢手。特雷弗·诺顿在他趣味性很强的潜水史《海底明星》中指出，这种饱和度离送命只差分毫。

后辈们称霍尔丹的儿子为J.B.S，他是个了不起的奇才，几乎从小就对他父亲的工作很有兴趣。人们听说，他3岁的时候就生气地问他的父亲：“那不是氧化血红蛋白或羧基血红蛋白吗？”在整个年轻时代，小霍尔丹一直是他父亲做实验的帮手。到10来岁的时候，父子俩经常一起测试气体和防毒面具，轮流观察要经过多长时间他们才会昏死过去。

小霍尔丹没有获得过科学方面的学位（他在牛津大学学的是古典学课程），但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大部分时间里在剑桥为政府工作。一生跟智力超群的人打交道的生物学家彼得·梅达沃称他为“我所见过的最聪明的人”。赫胥黎也以小霍尔丹为原型在小说《滑稽的环舞》里塑造人物，还以他关于遗传决定人的本性的思想为基础，设计了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的情节。在其他成就方面，小霍尔丹还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格雷戈尔·孟德尔在遗传方面的成就结合起来，提出了被遗传学家称为“现代综合系统学”的理论。

与众不同的是，小霍尔丹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很愉快的经历”，直言不讳地承认他“喜欢有个杀人的机会”。他本人也受过两次伤。战争结束以后，他成功地成为一名科学普及工作者，写了23本书（以及400多篇科学论文）。他的书至今依然可读性很强，很有教育意义，虽然不总是容易找得着。他还成了一名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认为，而且不完全是挖苦地认为，这纯粹是出于一种敌对的本能。要是他生在苏联，他可能会变成一名狂热的拥护君主制度者。无论如何，他的大部分文章最初是刊登在由共产党人主办的《工人日报》上的。

他父亲主要对矿工和中毒问题感兴趣，小霍尔丹则潜心研究潜艇乘员和潜水员的职业病的预防措施。在海军部的资助下，他获得了一个他称之为“高压锅”的减压室。那是一个金属圆筒，一次可以同时把三个人密封在里面，进行各种痛苦而又危险的测试。志愿者被要求坐在冰水里，同时呼吸“异常气体”或经受快速的压力变化。在一次实验中，霍尔丹亲自模仿快速上升的危险动作，看看会有什么事。结果，他补牙的填料炸掉了。“几乎每一次实验，”诺顿写道，“都以有人痉挛、流血或呕吐告终。”减压室是隔音的，要是里面的人想要表示自己不舒服或很痛苦，他们非得不停地敲击减压室的墙壁不可，或在小窗口举起字条。

还有一次，霍尔丹吸入不断加大浓度的氧气，结果痉挛得厉害，摔断了几根椎骨。肺部坍缩是常有的危险，鼓膜穿孔也是家常便饭，但霍尔丹在一篇论文中安慰别人说：“鼓膜一般来说会愈合。要是留个小孔，尽管你会有点儿耳背，但要是你抽烟，烟雾会从相关的耳朵里冒出来。这对社会是个贡献。”

这件事的不平常之处，不在于霍尔丹本人为了从事科学研究愿意经受这样的风险或难受的感觉，而在于他能毫不费事地说服他的同事和亲人爬进减压室。他的妻子有一次在进行模拟下降实验的过程中，痉挛了15分钟。等她终于停止在地板上蹦来跳去，她被扶了起来，打发回家去做晚饭。霍尔丹乐意利用任何恰好在场的人，包括有一次令人难忘地利用了西班牙前首相胡安·内格林。内格林博士事后抱怨有点刺痛，“嘴唇上有点奇怪的柔软光滑的感觉”，但除此之外安然无恙。他也许会为自己感到庆幸。在类似的一次减压实验中，霍尔丹的臀部和脊梁下部失去感觉达6年之久。

霍尔丹潜心研究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氮中毒。由于至今仍不大清楚的原因，氮在30米以下的深处成了一种毒性很强的气体。据知，在氮的影响之下，潜水员会把自己的空气管扔给从身边游过的鱼，或者决定抽支烟歇息片刻。它还会使情绪变得很不稳定。在一次实验中，霍尔丹注意到，那个接受实验的人“时而情绪低落，时而兴高采烈；一会儿觉得‘难受极了’，要求减压，一会儿哈哈大笑，想要干预他同事的灵敏度测试”。为了测量接受实验的人情况恶化的速度，科学家还不得不和志愿者一起爬进减压室，进行简单的数学计算。但是，几分钟以后，霍尔丹后来回忆说：“实验者和接受实验者通常一样中毒，往往忘了让秒表停下来，或者忘了适当做笔记。”即使到了现在，中毒的原因仍不清楚。有人认为，这和酒精中毒是一回事。但是，人家连酒精中毒的原因也说不准，我们绝不比他们聪明一点。无论如何，要是不小心翼翼，你一离开地面世界就很容易遇上麻烦。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哎呀，快要）回到原先的话题，即，活在地球这个地方并不那么容易，即使这是唯一可活的地方。这个星球上只有一小部分是干的，我们可以踩在上面，但其中极大一部分或太热，或太冷，或太干，或太陡，或太高，对我们没有多大用处。必须承认，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过错。就适应能力而言，我们人类是很没有本事的。像大多数动物一样，我们不大喜欢太热的地方——我们挥汗如雨，很容易中暑，特别吃不起苦。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在沙漠里走路，大多数人会神志昏乱，晕倒在地，很可能再也起不来，总共不消七八个小时。面对寒冷我们也同样束手无策。像所有哺乳动物一样，人类产生热量的本事不小，但是——由于我们身上几乎没有毛——我们保存热量的本事不大。即使在相当温暖的天气里，也有一半卡路里是用于身体保暖的。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利用衣服和房屋来弥补这些不足，即使那样，地球上我们愿意或能够生存的部分也相当有限：只占陆地总面积的12%；要是包括海洋在内的话，只占地球表面总面积的4%。

然而，要是你把已知宇宙的其他地方的条件考虑进去，令人惊奇的不是我们使用了我们行星的那么一丁点儿地方，而是我们竟然还找到了一个能使用那么一丁点儿地方的行星。你只要看一眼我们自己的太阳系——或者只要看一眼某些历史时期的地球——就会知道，大多数地方对待生命比我们这暖融融、蓝盈盈、水灵灵的地球要无情得多，粗暴得多。

据认为，外层空间有100万亿亿颗行星。迄今为止，太空科学家已在太阳系之外发现了其中的70颗左右，因此人类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无话可说。但是，看来，若要找到颗适合于生命的行星，你非得运气极好；若想找到颗适合于高级生命的行星，你非得福星高照。各方面的研究人员已经确认，我们地球上享有20来条特别值得庆幸的机缘，但本书不做深入研究，仅将其主要归纳成以下4条：

优越的位置。我们有个合适的恒星，与这个恒星相隔合适的距离，这个恒星大得足以辐射大量热量，又不是大得很快自燃殆尽。这一切都异乎寻常地恰到好处。恒星越大，燃烧得越快，这是一种有趣的物理现象。假如我们的太阳是现在的10倍之大，它会在1 000万年之后，而不是在100亿年之后消耗干净，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里。还很幸运的是，我们在现在的轨道上运行。离太阳太近，地球上的一切都会化为蒸气；离太阳太远，一切都会结成冰块。

1978年，天体物理学家迈克尔·哈特做了一些测算后得出结论，只要地球离太阳再远1%，或再近5%，地球上就不适于居住。幅度不算很大，其实还可以再大一点。自那以后，这两个数字被更精确地测算了一遍，放宽了一点——再远5%，再近15%，但仍是个窄带。[1]

若要了解幅度为何很小，你只要望一眼金星。金星离太阳只比我们近4 000万公里。太阳的热量射到那里只比我们早两分钟。金星的大小和结构很像地球，但是，轨道距离上的小小差别，产生了全然不同的结果。看来，只是在太阳系形成之初，金星才比地球稍稍暖和一点，而且很可能有海洋。但是，热这么几摄氏度就意味着金星无法留住表面的水，结果对气候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随着水分蒸发，氢原子逸入太空，氧原子与碳在大气里形成了厚厚的一层温室气体一氧化碳。金星变得令人窒息。我这样年纪的人还记得起，天文学家们曾一度希望，在密密的云层下面，甚至可能是在郁郁葱葱的热带植物下面，金星上存在着生命，但我们现在知道，那里的环境过于恶劣，不适于我们所能想象的任何生命。它的表面温度高达470摄氏度，连铅都会熔化。金星表面的大气压是地球表面的90倍，任何人都受不了。目前我们生产不出隔热服装，也制造不了隔热的宇宙飞船，因此无法前往金星。我们对金星表面的了解，是基于遥远的雷达图像，以及一艘苏联无人探测器发出的一些噪声。那个探测器于1972年满载希望降落在云团里，运转不到一个小时就永远地关闭了。

所以，你只要向太阳移动2光分，就会发生上述情况。而要是离太阳再远一点，问题不是太热，而是太冷，这一点冰冷的火星可以做证。火星一度也是个比较合意的地方，但它没有留住有用的大气层，变成了一个天寒地冻的不毛之地。

但是，仅仅与太阳的距离合适还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否则月球上也会是个长满森林的漂亮地方。但它显然不是。为此，你必须还要有：

合适的行星。我可以想象，如果你请地球物理学家数一数自己的福气，连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会把一个内部都是岩浆的行星包括在内。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要是我们的脚底下没有翻腾的岩浆，我们就不会在这里。不说别的，我们地球活跃的内部使大量气体喷涌而出，帮助建立了大气层，还为我们提供了磁场，保护我们不受宇宙辐射侵害。它还给了我们板块构造，不停地更新地面和使地面褶皱。要是地球完全平坦，到处都会覆盖着4公里深的水。那寂寞的海洋里也许会有生命，但肯定不会有足球比赛。

除了有个大有好处的内部以外，我们还有合适数量的合适元素。我们完全是以合适的材料组成的。这对我们的健康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过一会儿会更加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我们先来考虑一下剩下的两个因素，首先是我们往往忽略的那个因素：

我们是个双子行星。通常，把月球看成是颗伴星的人为数不多，但它实际上就是。大多数卫星对于主星来说都是很微小的。比如，火星的两颗卫星——火卫一和火卫二——直径只有大约10公里。然而，我们的月亮的直径是地球直径的四分之一以上。这就使得我们的行星成为太阳系里独一无二的行星，拥有一个与自身相比称得上是很大的卫星（除了冥王星，但冥王星其实不算，因为它本身很小）——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没有月球的持久影响，地球会像个快要停转的陀螺那样摇摇摆摆，天知道会对气候和天气产生什么后果。由于月球持久的引力影响，地球能以合适的速度、合适的角度自转，为生命的长久和成功的发展提供一个必需的稳定环境。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月球在以每年大约4厘米的速度脱离我们的控制。再过20亿年，它会退缩到很远的地方，无法再维持我们的稳定，我们不得不想个别的解决办法。但是，与此同时，你该认识到，它远不只是夜空中一道悦目的风景线。

很久以来，天文学家一直有两种看法：一、月球和地球是同时形成的；二、是地球在月球飘过时把它抓住的。我们在前面有一章已经谈到，现在我们认为，大约45亿年以前，一个火星大小的物体撞击了地球，撞飞了足够的材料来形成月球。这对我们来说显然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因为这件事恰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要是它发生在1896年或者上个星期三，我们肯定不会很高兴的。于是，我们就谈到第四个因素，在许多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合适的时间。宇宙是个变幻无常、变化多端的地方，我们在宇宙里的存在是个奇迹。假如在过去的46亿年时间里发生的一长串极其复杂的事件没有在特定的时间以特定的方式告一段落——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假如恐龙当时不是因为一块陨石的撞击而灭绝——你很可能只有几厘米长，长着触角和尾巴，趴在哪个洞穴里看这本书。

我们确实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用来跟我们自己的存在进行比较。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明白无疑的：要是你希望最后成为一个比较先进、善于思考的社会，你必须处于一长串结果的合适终点，其中包括合理的稳定时期，里面错落有致地布满恰到好处的困难和挑战（冰期在这方面似乎特别起作用），而且完全缺少真正的大灾难。大家在余下的篇章里将会看到，我们庆幸自己恰好处于那个位置。

说到这里，现在我们再来简单谈一谈组成我们的元素。

地球上天然存在92种元素，再加上实验室里制造的20种左右，但其中有一些我们马上可以搁置一边——事实上，化学家们往往也是这么办的。地球上的化学元素当中，有不少我们了解甚少。比如，砹实际上没有研究过。砹在周期表上有名字，有位置（就在玛丽·居里的钋的隔壁），但几乎仅此而已。问题不在于科学界不予重视，而在于十分稀少。外层空间里钋也不多。然而，最难以捉摸的元素要算是钫。钫的量实在少得可怜，据认为，在任何特定的时刻，整个地球上的钫还不足20个原子。在自然存在的元素当中，总共只有大约30种在地球上分布得很广，只有五六种对生命是极其重要的。

你也许会想到，氧是最丰富的元素，占地壳的将近50%。但是，其后的排列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比如，谁想得到，在最常见的元素当中，硅在地球上占第二位或钛占第十位？元素的丰度，与我们对它们的熟悉程度，或它们对我们的有用程度毫无关系。许多不大知名的元素实际上比比较知名的元素还要丰富。地球上的铈比铜还多，钕和镧比钴或氮还多。锡勉强进入前50名，落后于不大知名的镨、钐、钆和镝。

丰度还与发现的难易程度毫无关系。铝是地球上第四常见的元素，占到你脚底下的一切的将近十分之一，但直到19世纪汉弗莱·戴维才发现了它，才知道它的存在。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它被作为稀有的贵重金属。为了显示美国是个有钱有派头的国家，国会差一点在华盛顿纪念碑的顶端装点一层闪闪发亮的铝箔。同一时期，法兰西王族在国宴上不再使用银质餐具，改用铝质餐具。这种时尚风靡一时，尽管这种刀叉不见得好用。

丰度与重要程度也不一定有关系。碳只居第十五位，占地壳的可怜巴巴的0.048%，但没有碳就没有我们。碳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知羞耻地与别的元素都混得来。它是原子世界的交际花，缠住许多别的原子（包括自己），紧紧搂住不放，结成了称心如意而又极为牢固的分子康茄舞伴——大自然创建蛋白质和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奥秘就在这里。正如保罗·戴维斯写的那样：“要是没有碳，我们所知的生命就不可能出现。很可能任何种类的生命都不可能出现。”然而，虽然我们那样离不开碳，但连我们体内的碳含量也不是那么丰富。你体内每200个原子当中，有126个氢原子、51个氧原子，只有19个碳原子。[2]

别的元素也很重要，但不是对于创造生命，而是对于维持生命。我们需要铁来制造血红蛋白，没有铁，我们就会死亡。钴对于制造B12是必不可少的。钾和一丁点儿钠对神经系统有明显的好处。钼、锰和钒有助于保持酶的活力。锌——愿神保佑它——能氧化酒精。

我们已经逐步学会利用或忍受这些东西——要不然我们几乎不可能在这里——但即使那样，我们所能忍受的范围也很窄。硒对我们大家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只要摄入一丁点儿，你就会呜呼哀哉。生物对某些元素的要求或耐受性是它们进化的结果。现在羊和牛在一起吃草，实际上它们所需要的矿物质非常不同。现代的牛需要大量铜，因为它们是在铜很丰富的欧洲和非洲地区进化的。而羊是在铜很缺乏的小亚细亚进化的。一般来说，我们对元素的耐受力与那些元素在地壳里的丰度成正比，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希望——在有些情况下其实需要——在我们所吃的肉类或纤维里积累着少量的稀有元素。但是，要是加大剂量，在有的情况下只加大一丁点儿，我们就可能会很快去另一个世界。这类知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知半解。比如，谁也说不清，摄入一丁点儿砷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有的权威说有益，有的权威说有害。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摄入太多，你就会送命。

元素一旦化合，它们的性质会变得更加奇特。比如，氧和氢是两种最易燃的元素，但要是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不易燃的水。[3]更奇特的是钠和氯的化合物。钠是最不稳定的元素之一，氯是最毒的元素之一。要是把一小块纯钠放进水里，它会爆炸，具有置人于死地的威力。[4]毒性很大的氯是非常危险的。虽然低浓度的氯可以用来杀死微生物（你在漂白粉里闻到的就是氯的气味），但量大了就可以致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种毒气就含有氯的成分。许多患眼痛的游泳运动员可以做证，即使在浓度极低的情况下，人体也不大喜欢氯。然而，要是你把这两种讨厌的元素放在一起，你会得到什么来着？氯化钠——普通的食盐。

总的来说，要是一种元素不是自然地进入我们的系统——比如说，如果它不能溶解于水——我们往往就不会接受它。铅之所以会使我们中毒，是因为我们向来不接触铅，直到我们开始把它用于盛食品的器皿以及水管。〔铅的符号是Pb，代表拉丁语Plumbum，现代“管道”（plumbing）这个名称就源自该词，这不是偶然的。〕罗马人也用铅来给酒调味，这也许是他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强大的部分原因。我们在别处已经提到，我们自己使用铅的情况（且不说汞、镉和其他的工业污染物，我们经常用这些玩意儿来毒害自己）也没有多少值得得意的地方。凡是地球上不是天然存在的元素，我们都没有对其产生耐受性，因此它们对我们的毒性很大，比如钚。我们对于钚的耐受性是零：任何一丁点儿都会要你的命。

我对你讲了这么多，只是为了说明一个小问题：地球看上去似乎奇迹般地给人方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已经渐渐适应了它的条件。令人感到惊异的不是它适合于生命，而是适合于我们的生命——其实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也许，我们之所以对它的许多情况——大小合适的太阳、温柔体贴的月球、爱好交际的碳、足够多的岩浆等等——感到满意，仅仅是因为我们生来就依赖这些条件，所以才似乎感到满意。谁也不能完全说得清楚。

别的世界里的生物也许会感激一汪汪银白色的汞和一团团漂浮的氨。他们也许会感到高兴，他们的行星没有因为板块的移动而晃得他们晕头转向，没有喷出大量的岩浆覆盖大地，而是永远处于无板块构造的宁静状态。任何光临地球的远方客人几乎肯定都会觉得好笑，发现我们生活在一种由氮和氧组成的大气里。前者懒得不肯与任何东西发生化学反应；后者动不动就烧起来，我们不得不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设置消防站，以免性情活泼的它对我们造成影响。即使我们的客人是呼吸氧气的两足动物，家乡设有大卖场，喜欢看故事片，他们也很可能觉得地球不是个很理想的环境。我们甚至无法招待他们吃午饭，因为我们的食物里都含有微量锰、硒、锌和别的元素粒子，起码其中有一些对他们来说是有毒性的。在他们看来，地球也许根本不是个很合意的地方。

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经常取笑事后下结论——从已知的事实往前推测可能的原因。“你要知道，今天晚上我遇到了一件最令人惊讶的事，”他会说，“我看到一辆汽车的牌照是ARW357。你想象得到吗？在我国几百万个牌照当中，今天晚上我怎么会偏偏看到那个牌照？真是不可思议！”当然，他的意思是，你很容易使任何平淡的事情显得很不寻常，如果你把它看得很严重的话。

因此，导致地球上出现生命的事件和条件很可能不像你乐意认为的那样很不寻常。不过，它们还是很不寻常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找到更好的理由之前，我们只能说它们是很不寻常的。

[1] 由于在黄石公园沸腾的泥潭里发现了极端微生物和在别处发现了类似的微生物，科学家们认识到，某种真正的生命的分布范围要比这广得多——甚至可能出现在冥王星的冰面底下。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只是能产生比较复杂的地表生物的条件。

[2] 在剩下的4个原子当中，有3个是氮原子，余下1个由所有别的元素瓜分。

[3] 氧本身是不可燃的，它只是帮助别的东西燃烧。这倒还不错，要是氧是可燃的话，你每次划一根火柴，周围的空气就会一下子燃烧起来。另一方面，氢气的可燃性极强，“兴登堡号”飞艇事故就说明了这一点。1937年5月6日，在新泽西州的莱克赫斯特，使该飞艇升空的氢突然爆炸，燃起熊熊大火，造成36人死亡。

[4] 作者这一表述是错误的，小块钠放到水里会发生剧烈反应，但通常不会爆炸。——编者注

第十七章 进入对流层

谢天谢地，我们有了大气。它使我们有了个温暖的环境。没有大气，地球会是个没有生气的冰球，平均温度只有零下50摄氏度。而且，大气吸收或阻挡大量射来的宇宙射线、带电粒子、紫外线等等。总的来说，厚厚的大气相当于4.5米厚的保护性混凝土，没有它，来自太空的这些无形访客会像小小的匕首那样插进我们的身体。没有大气的牵制作用，连雨点也会把我们打昏在地。

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的大气并不很多。它往上伸展至大约190公里处，从地面上看，它也许显得很多，但如果把地球缩小到书桌上地球仪的大小，大气不过是大约一两层漆的厚度。

科学上为了方便起见，把大气分成四个厚度不等的层次：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和电离层（现在往往又称热层）。对流层对我们来说是个十分宝贵的部分。对流层包含的热量和氧气足以使我们活下去，但是当你往上穿越对流层的时候，它很快会变成一个对生命来说不合意的地方。从地面到最高点，对流层（亦称“对流圈”）在赤道位置上大约为16公里厚，在我们大多数人居住的温带位置上还不足10—11公里厚。80%的大气质量，实际上所有的水分，因此实际上所有的气候变化，都包含在这又薄又稀的一层里。你和苍穹之间其实没有多少东西。

对流层的上面是平流层。当你看到一片雷雨云的顶端扩展成典型的砧形，你是在看着对流层和平流层的交界之处。这个看不见的天花板被称为对流层顶（tropopause），是一位法国人于1902年乘气球发现的。他的名字叫莱昂-菲利普·泰瑟朗·德·博尔特。“顶”（pause）在这里的意思不是“暂停”，而是“封顶”，它与“绝经”（menopause）源自同一希腊语词根。即使在对流层最高的地方，对流层顶离我们也并不遥远。现代摩天大楼使用的快速电梯只要用20分钟左右就能把你送到那里，但是我劝你还是别做那种旅行。在没有密封的条件下这样快速上升，少说你也会得严重的脑水肿和肺水肿，组织里的体液会增加到危险的程度。当观景台的门打开的时候，里面的任何人几乎肯定会呜呼哀哉或奄奄一息。即使攀升的速度比较缓慢，你也会觉得很不舒服。10公里高空的温度会降至零下57摄氏度，你需要补充氧气，至少很希望这么做。

离开对流层以后，由于臭氧层的吸收作用（这是博尔特在1902年那次勇敢的攀升中的又一发现），温度很快又会上升到大约4摄氏度。到了中间层，温度又骤降到零下90摄氏度，然后到了那个顾名思义的热层又一下子上升到1 500摄氏度以上，而且热层的日夜温差可达500摄氏度以上——必须指出，这样高的温度多少已经成了个理论概念。温度其实只是量度分子活动程度的一个标准。在海平面高度，空气分子密度很大，一个分子只要运动极小的距离——说得确切一点，大约百万分之八厘米——就会砰地撞上另一个分子。由于几万亿个分子在不停撞击，大量的热量得到交换。但是，在热层的高度，即在80公里以上的高度，空气那么稀薄，两个分子相隔数公里，几乎没有接触的机会。因此，虽然每个分子的动能都很高，但彼此之间几乎没有影响，因此没有多少热量传递。这对卫星和宇宙飞船来说是个好消息。这是因为，要是热量交换的频率较高，在那个高度运行的任何人造物体都会熊熊起火。

即使这样，宇宙飞船在外层大气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尤其是在重返地球的过程中。2003年2月发生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悲剧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大气很薄，但要是飞船进入大气层的角度太大——大约6度以上——或者速度太快，它就会撞击大量分子，产生极易引起燃烧的摩擦力。反之，如果返程的飞行器进入大气层的角度太小，它很可能会弹回空间，就像掠过水面的卵石那样。

若要知道自己是如何离不开地面，你不必冒险去大气层的边缘，在任何地势很高的城市里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你无须登上海拔几百米的高处，你的身体就会开始觉得不舒服。即使是有经验的登山运动员，虽然他们身体健壮、受过训练、带着氧气瓶，也很快会有高原反应：头脑不清呀，恶心呀，疲劳呀，冻伤呀，体温过低呀，没有胃口呀，以及许多别的机能障碍。人体会以各种强有力的方式提醒它的主人，它不适于在海拔太高的地方运转。

“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登山运动员彼得·哈伯勒在写到珠穆朗玛峰顶上的情况时说，“在那个高度，每走一步都需要极大的意志力。你必须强迫自己往前走，抓住能抓住的地方。你永远有一种极度的疲劳感。”在《珠穆朗玛峰的另一侧》中，英国登山家兼电影制片人马特·迪金森记录下了霍华德·萨默维尔的情况。1924年，萨默维尔随一个英国远征队攀登珠穆朗玛峰，“发现自己一块发炎的肉掉下来，堵住了气管，差一点窒息而死”。萨默维尔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肉屑咳出来。结果发现，他咳出来的是“喉部的整个黏膜”。

到了7 500米以上的高度——登山运动员所谓的“死亡地带”——身体就会很不舒服；但是，许多人到不了4 500米左右的高度就会极度虚弱，甚至病危。敏感程度与身体是否健壮几乎没有关系。有时候，老奶奶在高处生龙活虎，而她们身强力壮的后辈们反而哼哼唧唧，已经吃不消，不得不被送往低处。

就人类连续生活的耐受能力而言，极限大约为5 500米，但连习惯于生活在高处的人也无法长期忍耐这种高度。弗朗西丝·阿什克罗夫特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命》一书中说，安第斯山脉在5 800米的高处有硫矿，但矿工们宁可每天晚上往下走460米，第二天再爬上去，也不愿意连续生活在那个高度。生活在高处的人往往要经过几千年才渐渐拥有特别大的胸腔和肺部，使携带氧气的红细胞浓度增加差不多三分之一。可是，血液所能承受的红细胞浓度是有限度的，要是浓度太大，血液流动就无法顺畅。而且，在5 500米以上的高度，连已经完全适应的妇女也无法为发育中的胎儿提供足够的氧气，不到足月就会把他（她）生下来。

18世纪80年代，欧洲有人开始乘气球做攀升实验。他们吃惊地发现，他们升得越高，上面的温度越低。每爬高1 000米，温度下降大约1.6摄氏度。从逻辑上说，离热源越近，似乎应当越觉得暖和。部分解释是，你其实并没有接近太阳多少。太阳在1.5亿公里以外。朝它移近几百米，犹如站在俄亥俄州，朝澳大利亚的丛林大火走近一步，指望闻到烟味。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得回到大气里分子密度的问题。阳光激活原子，它增加了原子的运动速度；原子在激活的状态之下互相撞击，释放热量。夏日里背上感到太阳是暖烘烘的，你感到的其实是阳光在激活原子。你爬得越高，那里的原子越少，因此它们的撞击次数就越少。

空气是一种很会骗人的东西。即使在海平面的高度，我们往往也会认为空气很轻，几乎没有分量。实际上，空气分量很大，还往往表现出来。海洋科学家怀维尔·汤姆森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写道：“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发现气压计升高了2.5厘米，说明夜间有将近半吨重的分量一直悄悄地压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并没有觉得什么不方便，倒是有一种精力充沛的感觉，因为在密度较大的气体里我们移动身体只需要较小的力。”你在增加半吨重的压力之下不会产生被压垮的感觉，与你的身体在大海深处不会被压垮的原因是一样的：你的身体主要是由无法压缩的液体组成的；液体会产生推力，使体内和体外的压力保持平衡。

但是，要是空气处于流动状态，比如飓风，甚至是一阵强风，你很快会想到空气的质量还真不小。我们身边大约有5 200万亿吨空气——本行星的每平方公里上有900多万吨——这是个不小的数量。当几百万吨空气以每小时五六十公里的速度流动的时候，树枝折断，屋顶瓦片飞走，这是不足为怪的。正如安东尼·史密斯所说，一次典型的天气前锋，可能由10亿吨热空气加上压在底下的7.5亿吨冷空气组成。难怪气象部门有时候会很兴奋。

当然，我们头顶的世界里不乏能量。据测，一次大雷雨可以包含相当于全美国4天用电量的能量。在合适的条件下，雷雨云可以升到10—15公里高度，包含以每小时150多公里的速度上升的气流和下沉的气流。两者往往并排出现，因此飞行员不愿意从中飞过。在内部一团混乱之中，云团里面的粒子获取电荷。由于不完全了解的原因，较轻的粒子往往带上了正电荷，被气流刮到了云团顶部。较重的粒子留在基部，积累负电荷。这些带负电荷的粒子有着强烈的愿望，希望冲向带正电荷的地球，但愿夹在中间的东西走运！闪电以每小时43.5万公里的速度移动，可以把周围的空气加热到28 000摄氏度，比太阳表面的温度还要高出几倍。在任何一个时刻，全球有1 800场大雷雨正在发生——平均每天4万场左右。闪电日日夜夜划过这颗行星，每秒钟大约有100道闪电击中大地。天空真是个生气勃勃的地方。

我们对上面情况的了解，许多是最近的事，真是不可思议。急流通常位于大约9 000—10 000米高空，能以每小时将近300公里的速度移动，极大地影响着所有大陆的天气系统。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行员开始飞进里面，我们才发现它的存在。即使到了现在，还有大量的空气现象我们知道得很少。有一种波动通常被称为“晴空湍流”，它偶尔会造成飞机剧烈颠簸。每年大约有20次这样的事故严重到了需要报道的程度。它们与云团结构或其他任何可以用肉眼或雷达测到的现象没有关系。它们是晴空中小范围的湍流。举个典型的例子，一架从新加坡飞往悉尼的飞机正在平静的条件下飞越澳大利亚中部，突然间下降了90米——足以把没有系安全带的人甩到天花板上。12个人受了伤，有一个伤势还很严重。谁也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制造混乱的小气流。

空气在大气层里到处流动的过程，与地球内部机器转动的过程，二者是一样的，即对流。潮湿的热空气从赤道地区升起，碰着了对流层顶就向外扩展。随着远离赤道，它渐渐冷却，渐渐下沉。碰到底部以后，有一部分下沉的空气向低压地方流动，掉头返回赤道，完成了那个环流。

在赤道地区，对流过程一般比较稳定，天气总是不错，而在温带地区，季节变化、地区差异要明显得多，缺乏规律性。结果，高气压体系与低气压体系之间展开了永无穷尽的搏斗。低气压体系是由上升的空气创建的，把水分子送到天空，形成了云团，最终形成了雨。热空气比冷空气更能携带水汽，这是热带和夏季下暴雨最多的原因。因此，低的地方往往与云雨关系密切，而高的地方一般阳光灿烂，天气不错。当两个这样的体系相遇的时候，往往从云团的样子看得出来。比如，要是携带水汽的上升气流无法突破上面比较稳定的一层空气，就会像烟碰到了天花板那样向外展开，于是就形成了层云——那种不大讨人喜欢，毫无特色，弄得天空阴沉沉的云层。事实上，要是你观察一个人抽烟，望着烟雾怎样从一支香烟在无风的屋子里袅袅上升，你就会有个很好的概念，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起先，烟雾笔直上升（这被称为“层流”，要是你想在别人面前卖弄一下学问的话），然后向外展开，扩散成波形的一层。连用在精密受控环境里进行测量的世界上最大的超级计算机，也无法准确预测这类波形烟雾会成什么形状，而气象学家却要在一个不停自转、广大而多风的世界里预测这种运动，你可以想象他们面对的困难有多大。

我们知道的是，太阳的热量分布不匀，形成了本行星上的不同气压。空气无法容忍这种状态，于是就横冲直撞，想要实现处处平衡。风就是空气想要实现这样的平衡的一种办法。空气总是从高压地带向低压地带流动（你会料到这一点。想象一个含有压缩空气的任何东西——一个气球，或一个气罐，或一架没有窗户的飞机，想象一下压缩空气如何老是想去别处）。压力相差越大，风的速度就越快。

顺便说一句，风速像大多数累积的东西一样，是以指数来增长的，因此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刮的风，不是比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刮的风强10倍，而是强100倍——因此它的破坏性也要大得多。要是将几百万吨空气加速到这种程度，就能产生极其巨大的能量。一场热带飓风在24小时里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像英国或法国这样一个富裕的中等国家一年所使用的能量。

大气寻求平衡的动力，是由埃德蒙·哈雷首先发现的——他简直无处不在——并由他的英国同胞乔治·哈德利在18世纪加以阐述。哈德利注意到，上升和下降的气柱往往会产生“环流”（自那以后一直被称为哈德利环流）。哈德利是一名职业律师，但对天气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毕竟是英国人）。他还提出了环流、地球自转和空气明显转向之间的关系。空气转向产生了信风。然而，是巴黎高等工科学校的工程教授古斯塔夫-加斯帕尔·德·科里奥利于1835年解决了这些相互作用的细节问题，因此我们称其为科里奥利效应。（科里奥利在学校的另一项贡献是发明了水冷却器，至今依然被称为科里奥利冷却器。）地球在赤道以每小时1 675公里左右的速度转动，要是你朝极地移动，这个速度会大大慢下去，慢到比如伦敦或巴黎的每小时900公里左右。你只要仔细想一想，其原因是不言自明的。要是你在赤道地区，地球不得不带着你转过相当远的路程——大约4万公里——才能把你送回原地。而要是你在北极，你只要走几米就可以转完一圈。然而，无论哪种情况，你都必须花24个小时才能回到始发地。于是，你离赤道越近，你的转动速度必然越快。

为什么在空中以与地球自转方向垂直做直线运动的物体，只要距离相当，在北半球似乎向右做弧线运动，在南半球似乎向左做弧线运动？科里奥利效应认为那是因为地球在下面转动。若要了解这一点，一般的办法是想象自己立在一个大体育场的中央，把一个球抛给站在边缘的人。等球抵达边缘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向前移动，球从他的背后飞了过去。从他的角度看来，那个球似乎以弧线运动绕开了他。这就是科里奥利效应。那种效应使得天气体系发生卷曲，使飓风像陀螺那样打着转儿移动。科里奥利效应还说明为什么海军在发射炮弹的过程中不得不向左或向右调整方向。要不然，一发射向25公里远处的炮弹会偏离目标大约90米，掉在海里打不中目标。

考虑到天气在实际上和心理上几乎对每个人的重要性，气象学到19世纪前夕才开始成为一门科学（虽然气象学这个名字自1626年以来一直就有。它是由一个名叫T.格兰杰的人在一本逻辑学书里创造的），这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一定程度上，问题在于成功的气象学需要精确测量温度，而生产温度计在很长时间里实在比你预料的还要困难。精确的读数取决于玻璃管的内径要非常均匀，那可是不容易做到的。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人是荷兰仪表制造商达尼埃尔·加布里埃尔·华伦海特。他于1717年制造出一支非常精确的温度计。然而，由于未知的原因，他把温度计上的冰点设在32度，把沸点设在212度。这种古怪的数值从一开始就让有些人感到很不方便。1742年，瑞典天文学家安德斯·摄尔修斯提出了另一种温标。为了证明发明者很少能把事情彻底弄清楚的看法，摄尔修斯在自己的温标上把沸点设在0度，把冰点设在100度，但那个标法很快就被颠倒过来。

最经常被认为是现代气象学之父的，是英国药剂师卢克·霍华德。他在19世纪初成了名。霍华德的主要贡献在于1803年为云的类型起了名字。他是林奈学会的一名积极而受人尊敬的成员，在他的新方案中使用的是林奈原则，但他选了不大知名的阿斯克森学会作为宣布他新的分类方案的论坛（你也许还记得起来，前面有一章里提到过阿斯克森学会，它的成员潜心于笑气带来的乐趣，因此我们只能希望，霍华德的陈述应该严肃对待，受到应有的重视。关于这一点，霍华德派的学者们古怪地保持沉默）。

霍华德把云分成三类：一层一层的云被叫作层云；绒毛状的云被叫作积云（这个名字在拉丁语里是“堆积”的意思）；高处薄薄的羽毛状的结构被叫作卷云（意思是“卷曲”）。卷云一般出现在寒冷的天气到来之前。后来，他又增加了第四个名字，把一种会下雨的云叫作雨云（拉丁语的意思是“云”）。霍华德体系的妙处在于，这些基本成分可以自由组合，描述天空中飘过的每种形状、每种大小的云——层积云、卷层云、积雨云等等。这个体系顿时取得成功，不仅仅在英国。歌德十分赞同这个体系，竟然写了四首诗献给霍华德。

在随后的岁月里，霍华德的体系又增加了许多内容，最后那部百科全书性质的而又很少有人阅读的《国际云层图册》共有两卷。但是，有意思的是，霍华德去世以后确定的云的种类——例如乳房状云、冠状云、雾状云、厚度云、絮状云和中度云，据说在气象学界外根本无人接受，在气象学界内接受的人也为数不多。顺便说一句，那本图册在1896年出的第一版，也是薄得多的一版，把云分成10个基本种类。其中，最丰满、最像垫子的卷叠积云排列第九[1]。“九天云霄”这个表达方式似乎是由此而来的。

偶尔出现的砧头状雷雨云尽管气势汹汹，实际上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温和而不实的东西。夏天一朵绒毛状的积云，虽然每一边都伸展数百米，所含的水分却不过100—150升——“大约够注满一个浴缸”，正如詹姆斯·特雷菲尔说的。要是你想知道云是一种华而不实的东西，你可以在雾里走一走——雾只不过是一种没有决心远走高飞的云。我们再引特雷菲尔的话：“要是你在普通的雾里走大约90米，你只会接触到大约8立方厘米的水——还不够你好好喝一口。”因此，云不是大水库。在任何时候，地球上只有大约0.035%的淡水飘浮在我们的头顶。

水分子的结局差别很大，取决于它落在哪里。要是它落在肥沃的土壤里，它会被植物吸收，或在数小时或数天内再次直接蒸发。然而，要是进入了地下水，它也许在好多年里——好几千年里，如果它流到确实很深的地方的话——再也见不着太阳。要是你望一眼湖水，你看到的是一大堆分子，它们在那里平均已达10年之久。据认为，水分子在海洋里逗留的时间可能达100年。总的来说，下了一场雨以后，大约有60%的水分子在一两天内又回到了大气层。一旦蒸发，它们在天空中待不了一个星期左右——德鲁里说是12天——然后又以雨的形式落了下来。

蒸发是个很快的过程，你很容易根据夏日里一摊水的命运来测定。要是不连续补充水的话连地中海这样的大家伙也会在1 000年里干涸。这种情况在近600万年以前发生过，产生了科学界所谓的“墨西拿盐度危机”，原因是大陆移动阻塞了直布罗陀海峡。随着地中海干涸，被蒸发的水汽以淡雨的形式落在别的海里，略微降低了那些海的盐度——实际上，恰好稀释到能使更大区域结冰的程度。冰区的扩大把更多的太阳热量反射回去，从而把地球推进到了冰期。至少从理论上说是这样的。

就我们所知，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地球的动力稍稍发生变化，就可能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我们过一会儿将会看到，或许，连我们也就在这样的事件中诞生了。

海洋是地球表面活动的真正动力源泉。实际上，气象学家们越来越把海洋和大气看成是单一体系，因此我们在这里要多说几句。水非常善于储存和传递热量——难以想象的大量热量。墨西哥湾暖流每天送到欧洲的热量，相当于全世界10年的煤产量。与加拿大和俄罗斯相比，为什么英国和爱尔兰冬天的气候比较温和，原因就在这里。但是，水热得很慢，因此即使在最热的日子里，湖泊和游泳池里的水也是凉的。由于这个原因，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说，一个季节已经开始，而在实际的感觉上，还不到那个季节。因此，北半球的春季始于3月，而最早要到4月，大部分地方才有春天的感觉。

海水不是一个均匀的整体。各地海水的温度、盐度、深度、密度等等都存在差异，对海水传递热量的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进而又影响到气候。比如，大西洋比太平洋的盐度要高，这还是一件好事情。海水越咸，密度越大，密度大的海水下沉。要是大西洋洋流不需要负担额外的盐量，就会一直推进到北极地区，使北极暖和起来，但欧洲会完全失去那些不可多得的热量。地球上热量传递的主要载体是所谓的热盐对流。它源自海洋深处的缓慢洋流——这个过程是科学家、冒险家伦福德伯爵于1797年发现的。[2]情况是这样的：表面海水抵达欧洲附近以后，密度增加，沉到深处，慢慢返回南半球。这批海水抵达南极洲，遇上了南极绕极流，被往前推入了太平洋。这个过程是很慢的——海水从北大西洋流到太平洋中部要花1 500年时间——但它运送的热量和水量是相当可观的，对气候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怎么有人可能计算出一滴水从一个大洋到另一个大洋要花多长时间？关于这个问题，答案是：科学家们可以测定水里的混合物，比如氯氟烃，从而计算出自它上次进入空气以来已有多长时间。通过把不同深度、不同地点的测量结果进行比较，可以比较准确地绘制出水的运动路线图。）

热盐对流不仅传送热量，而且随着洋流的起伏，也起着搅动食物的作用，使更大范围的海域适于鱼类和其他海洋动物生存。不幸的是，热盐对流对周围的变化似乎也很敏感。计算机模拟实验的结果表明，连海洋盐度稍有稀释——比如，由于格陵兰冰原的加快融化，也会灾难性地打乱这个循环。

大海还帮了我们另一个大忙。它吸收大量的碳，并有办法把碳藏到安全的地方。现在太阳燃烧的旺度，要比太阳系形成之初强了大约25%，这是我们太阳系的怪事之一。因此，地球本该比现在热得多。实际上，正如英国地质学家奥布里·曼宁说的：“这个巨大的变化本该给地球带来绝对灾难性的后果，然而，我们的世界好像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那么，是什么使这颗行星保持稳定，保持凉快的呢？是生命。当空气里以二氧化碳形式存在的碳随着雨水落下的时候，数以万亿计的小小的海洋生物将其捕捉，并利用它（与别的东西一起）来制造自己小小的壳。那些生物是我们大多数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什么有孔虫呀，球石呀，钙质藻呀，等等。它们把碳关在壳里，防止碳通过再次蒸发进入大气，要不然它会危险地形成一种温室气体。最后，小小的有孔虫、球石等等都死了，掉到海底，被压缩成了石灰岩。要是你望一眼像英格兰多佛尔的白垩这样非凡的自然特色，想一想它几乎完全是由死去的小小的海洋生物造成的，这真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你要知道，那些生物日积月累地吸收了多少碳呀。一块约100立方厘米的多佛尔白垩就含有1 000多升的压缩二氧化碳。要不然，这些二氧化碳根本不会对我们有好处。总的来说，被关在地球岩石里的碳，大约相当于大气里的2万倍。那些灰岩中的很大一部分最终会成为火山的原料，碳将回到大气层，以雨的形式落在地球上。因此，整个过程被称为长时碳循环。该过程要花很长的时间才完成——对一个普通的碳原子来说，大约要花50万年，在没有别的因素干扰的情况下，这对保持气候稳定很起作用。

不幸的是，人类却随意打乱这个循环，把大量额外的碳排放到大气里，不顾有孔虫是否有了准备。据估计，自1850年以来，我们已经额外向空气里排放了大约1 000亿吨碳，这个数字又以每年大约70亿吨的速度增加。总的来说，那实际上不算很多。大自然——主要通过火山喷发和树木腐烂——大约每年向大气里投放2 000亿吨二氧化碳，差不多是我们的汽车和工厂排放量的30倍。但是，你只要看一眼我们雾蒙蒙的城市或者科罗拉多大峡谷，有时候甚至是多佛尔的白垩，你就会明白，我们的参与造成了多大的差别。

我们从非常古老的冰样得知，大气里二氧化碳的“自然”浓度——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工业活动开始雪上加霜之前的浓度——大约是百万分之二百八十。到1958年实验室人员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数字已经上升到百万分之三百一十五。今天，那个数字已经是百万分之三百六十以上，而且还在以每年大约0.25％的速度继续攀升。据预测，到21世纪末，这个数字会达到大约百万分之五百六十。

到目前为止，地球上的海洋和森林（森林也带走了大量的碳）成功地挽救了我们自我毁灭的命运。但是，正如英国气象局的彼得·考克斯所说：“有一条临界线。到了那个时候，大自然的生物圈已经无法缓解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对我们自身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还开始起增大作用。”人们担心，全球变暖的情况将会迅速恶化。由于无法适应，许多树木和别的植物将会死去，把储存的碳释放出来，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种循环在遥远的过去也偶尔发生过，即使在没有人类参与的情况下。然而，即使到了那种地步，大自然还在创造奇迹，这是个好消息。几乎可以肯定，碳循环最后会东山再起，还地球一个稳定而美好的环境。上一次发生这类事，只花了6万年时间。

[1] 积云往往干净利落，边缘分明，而别的云层模模糊糊。这是因为积云湿润的内部与外面干燥的空气有着明确的界线。要是水分子越出该云边缘，外面干燥的空气马上会把它除掉，从而使积云的边缘保持光洁。而高得多的卷云由冰和该云的边缘与外面的空气之间的区域组成，故而它的边缘往往是模模糊糊的。

[2] “热盐对流”这个名称似乎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思。2002年11月，麻省理工学院的卡尔·旺什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热盐对流？》的文章。他认为，这个名称在几份主要杂志上至少表达了7种不同的现象（海底层面的对流，密度或浮力不同造成的对流，“物质在南北相反方向的对流”，等等），都和海洋对流和热量转移有关。我在这里使用的是它的笼统的意思。

第十八章 浩瀚的海洋

请你想象一下，你能不能生活在一个由一氧化二氢主宰的世界里。那是一种无色无味的化合物，性质极为多变，一般情况下比较温和，但有时候一下子可以致命。它可以灼伤你，也可以冻坏你，这取决于它处于什么状态。要是存在某种有机分子，它可以形成碳酸。碳酸简直可恶至极，会使树叶掉个精光，会侵蚀雕像的表面。要是数量很大，而且受到刺激，它就会发起猛烈的袭击，人类的任何建筑物都不是它的对手。即使对于那些已经学会与它一起过日子的人来说，它也往往充满危险。我们把这东西称为水。

哪里都有水。一个马铃薯80%是水，一头牛74%是水，一个细菌75%是水。一个西红柿95%是水，几乎全是水。连人也65%是水，因此我们身上的液体和固体之比差不多是2∶1。水是一种古怪的东西。它没有形状，晶莹透明，然而，我们渴望待在它的身边。它没有味道，我们却爱尝尝它的味道。我们千里迢迢，花上好多的钱，就是为了去看一眼它在阳光下闪耀的情景。尽管我们知道它很危险，每年要淹死成千上万个人，我们还是迫不及待地要去水里泡一泡。

由于水是无处不在的，因此我们往往不在意它是一种极不寻常的物质。它的身上几乎没有哪一点可以用来对别的液体的性质进行可靠的推测，反之亦然。要是你对水一无所知，以化学上跟水近似的化合物——尤其是硒化氢或硫化氢——的表现来进行假设，你就会指望水在零下93摄氏度沸腾，在室温下变成气体。

大多数液体会冷缩大约10%。水也是，但只是冷缩到一定程度。快要达到冰点的时候，水就开始——有悖常情地、很有意思地、不可思议地——膨胀。等它变成固体的时候，它的体积差不多比原先大了10%。由于水结冰的过程是膨胀的，所以冰块浮在水上——用约翰·格里宾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极其古怪的特性”。要是水没有这种反常而又美好的性质，冰块会往下沉，湖泊和海洋会从底部往上结冰。要是没有表面的冰层保护内部的热量，水的热量会释放出去，使水变得更凉，形成更多的冰块。过不多久，连海洋也会结冰，而且几乎肯定，海洋会在很长时间里保持那种状态，很可能是永远——这样的条件几乎不会孕育生命。谢天谢地，水似乎不知道化学法则或物理学原理。

大家知道，水的化学分子式是H_2O，这意味着，水是由一个较大的氧原子和两个较小的、连着氧原子的氢原子组成的。氢原子死死地抓住其主子氧原子不放，而且与别的水分子的黏合也很随便。因此，它仿佛在与别的水分子一起跳舞，短时间里配成一对，接着又往前移动——用罗伯特·孔齐希的话来说，就像跳方阵舞那样不断地变换舞伴。一杯水也许看上去缺少生气，但里面的每个分子都在变换舞伴，每秒要变换几十亿次。这就是为什么水分子能黏合在一起形成水坑和湖泊的原因，但又没有黏合到密不可分的程度。这一点你只要跳进一个水塘就会知道。在任何时候，实际上只有15%的水分子是互相接触的。

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黏合是非常牢固的——所以，水分子可以通过吸管流往高处，汽车发动机罩上的小水滴会与伙伴们形成水珠。这也是水有表面张力的原因。下面和两边的分子对表面分子的吸引力，要比上面空气里的分子对它的吸引力强大。于是，就产生了一层坚固的薄膜，昆虫可以停在上面，你也可以用石子打水漂玩。它还对跳水起着支托作用。

我几乎用不着指出，没有水，就没有我们。没有了水，人体会迅速散架。有一篇报道说，不出几天，嘴唇会消失，“像是被割去了似的，齿龈会发黑，鼻子会缩成原先的一半长，眼睛周围的皮肤会缩到无法眨眼睛的程度”。水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因此我们不容易注意到，地球上绝大部分的水对我们来说都是有毒的——而且毒得厉害，因为里面含有盐。

有盐我们才能活下去，但只要很小的量。海水里含盐量太大——大了大约70倍——我们无法平安无事地将其新陈代谢。1升海水里只含有大约2.5茶匙普通的盐——我们撒在食物上的那种盐，但还含有大量的其他元素、化合物和别的已经溶解的固体，这一些通称为盐。盐和矿物质在我们肌体组织里的比例，与在海水里的比例也差不多——正如马古利斯和萨根说的，我们出的汗是海水，流的泪是海水。但是，说来也怪，我们却无法忍受外来的盐。要是把大量盐摄入自己体内，你的新陈代谢很快会陷入危机。每个细胞里的水分子都会匆匆离去，像是许多志愿消防员急着要去稀释和冲走突然增加的盐分那样。结果，细胞严重缺水，无法正常运转。简而言之，细胞脱水了。在极端情况下，脱水会造成疾病发作、昏迷和大脑损伤。与此同时，劳累过度的血细胞会把盐输送到肾脏，最后肾脏会负担过重，停止运转。要是肾脏不能正常运转，你就会死去。这就是你不能饮用海水的原因。

地球上有13亿立方公里水，这是全部。系统已经关闭，说得明白一点，再也不会增加，再也不会减少。你喝的水，自地球形成之初起就在这里忙碌。38亿年以前，海洋（至少大体上）已经达到现在的规模。

水域被称为水圈，它的绝大部分是海洋。地球上97%的水都在海里，太平洋占了较大部分。太平洋的面积比所有的陆块加起来还大。总的来说，太平洋占所有海水的一半以上（51.6%），大西洋占23.6%，印度洋占21.2%，其他所有的海洋加起来只占3.6%。海洋的平均深度为3.86公里，太平洋平均要比大西洋和印度洋深大约300米。这颗行星60%的表面都是深度在1.6公里以上的海洋。莫利普·鲍尔指出，我们这颗行星不该叫作地球，而该叫作水球。

地球上只有3%的水是淡水，主要以冰原的形式存在。只有一丁点儿淡水——0.036%——存在于湖泊、河流和水库之中，更小的一部分——只有0.001%——存在于云团，或以水蒸气的形式存在。地球上将近90%的冰在南极洲，剩下的主要在格陵兰。要是你去南极，你会站在3公里多厚的冰上，而在北极只有4.6米厚。仅南极洲就有2 500万立方公里的冰——要是全部融化的话，足以使海洋升高60米。但是，即使大气层里所有的水都变成雨落下来，均匀地落在各地，海洋也只会加深2厘米。

顺便说一句，海平面几乎完全是个理论概念。海根本不是平的。由于潮水、海风、科里奥利效应以及别的作用，各个海洋的水位差异甚大，即使同一海洋里的水位也不尽一样。太平洋的西部边缘高出大约45厘米——这是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造成的结果。要是你拉动一盆水，水会朝另一端流动，好像不愿意跟你去似的。由于同样的道理，地球自西向东的自转会使海水涌向海洋的西缘。

大海自古以来就对我们十分重要。因此，科学界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对大海产生兴趣，这是很引人注目的。直到进入19世纪，我们对海洋的认识仍然源于冲上海滩的东西或者渔网里打捞到的东西。几乎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是以趣闻逸事和假说，而不是以实际的证据为基础的。19世纪30年代，英国博物学家爱德华·福布斯勘察了大西洋和地中海各处的海床，宣布在600米以下的深处根本没有生命。这似乎是一种合乎情理的假设。在那个深度，没有光，因此就没有植物；而且，据知在那个深度压力极大。所以，1860年，当从3公里多深的水下拖起一根首批横穿大西洋的电缆进行维修，发现上面结着厚厚的一层珊瑚、蛤蜊和其他小生物的时候，大家真的有点吃惊。

直到1872年，才对海洋进行了第一次真正有组织的调查。不列颠博物馆、皇家学会和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联合考察队，乘坐已经退役的战舰“挑战者号”从朴次茅斯港出发。在3年半时间里，他们驶遍了世界，取水样呀，捕鱼呀，捞沉淀物呀。这显然是一项很单调的工作。在总共240名科学家和船员当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开了小差，还有8人死亡或发疯——用历史学家萨曼莎·温伯格的话来说：“长年累月的单调生活使脑子麻木，精神错乱。”但是，他们行驶了差不多7万海里，收集了4 700多种新的海洋生物，获得的资料足以写出一份长达50卷的报告（编辑工作就花了19年），为世界科学创建了一门新的学科：海洋学。通过测量深度，他们还发现大西洋中部的水底下似乎有山脉。这使得有的考察人员激动不已，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传说中沉入海底的大陆亚特兰蒂斯。

由于世界上的学术机构大多不大重视海洋，倒是由热心的——却为数很少的——业余人员来告诉我们海底下的情况。现代的深海探索于1930年从查尔斯·威廉·毕比和奥蒂斯·巴顿开始。虽然他们是平等的伙伴关系，但文字记录总是突出更有色彩的毕比。毕比1877年生于纽约市的一个小康家庭，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动物学，后来在纽约动物学会担任养鸟员。他对这份工作感到厌倦，决定选择冒险家的生活。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走遍了亚洲和南美洲，而且总是带着一大串漂亮的女性当助手，美其名曰“历史学家兼技术员”或“鱼类问题助理”。这些努力的结果，是他写出了一系列通俗读物，题目有《丛林边缘》和《在丛林里的日子里》，他还写了几本关于野生动物和鸟类学的不错的书。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毕比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了他所谓的“悬荡的乐趣”，即深海潜水。过不多久，他开始与巴顿合作。巴顿来自一个更加富裕的家庭，也上过哥伦比亚大学，也渴望冒险。虽然功劳几乎总是归于毕比，但设计并出资1.2万美元来建造第一个探海球（源自希腊语，意思是“深”）的，其实是巴顿。那是一个小而坚固的沉箱，用3.8厘米厚的铸铁制成，带有两扇7.6厘米厚的石英板舷窗。里面可以容纳两个人，但要准备过着极其亲密的生活。即使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那个技术也是不复杂的。球体很不灵活——只是吊在一根长长的缆绳的一头——只带有一个最原始的呼吸系统：若要中和二氧化碳，他们就得打开石灰罐子；若要吸收水汽，他们就得打开一小盆氯化钙。为了加速化学反应，他们有时候还得扇一扇棕榈叶子。

但是，那个没有名字的小小探海球还真管用。1930年6月，在巴哈马群岛的首次潜水中，巴顿和毕比下沉到183米深处，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到1934年，他们已经把这个纪录提高到900米以上。那个纪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被打破。巴顿很有把握，认为该装置沉到1 400米左右的深度完全没有问题，虽然每下沉1米在张力的作用下每个螺栓和铆钉都发出清晰的声音。反正，在任何深度，这都是一项勇敢而危险的工作。到了900米，小舷窗受到的压力高达每平方厘米2.95吨。要是压力超过了结构的耐受极限，在这样的深度死亡是顷刻之间的事。毕比在许多书里、文章里和广播讲话里都清醒地提到这一点。然而，他们主要担心的是，那个拖着金属球和两吨重钢缆的船舷会断裂，把他们二人送入海底。要是发生那种情况，他们必死无疑。

他们的实验没有获得很有价值的科学成果。他们遇上了以前没有见过的生物，但由于能见度有限，而且两个人都不是受过训练的海洋学家，他们往往不能以真正的科学家所希望的那种方式详细描述自己的发现。球体外部没有灯光，他们只能把一个250瓦的灯泡拿到窗口，但150米以下的水基本上是不透光的，他们只能从7.6厘米厚的石英玻璃里费力地往外张望。于是就出现这样的情景：他们要想在里面兴趣盎然地向外张望什么东西，外面那东西也得同样兴趣盎然地张望着他们才行。结果，他们只能报告说下面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在1934年的一次潜水中，毕比吃惊地看到一条大蛇，“有6米多长，很粗”。它飞快地游了过去，看上去不过是个黑影。不管它是什么，后来谁也没有看到过那种模样的东西。他的报告如此含含糊糊，因此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多少注意。

在1934年那次破纪录的下海以后，毕比对潜水失去了兴趣，开始转向别的冒险工作，但巴顿依然坚持不懈。值得称道的是，每当有人问起，毕比总是承认这项活动的真正策划人是巴顿，但巴顿似乎始终未能走出阴影。巴顿还写了许多关于他们水下冒险活动的精彩故事，甚至在一部名叫《深海巨怪》的电影中担任角色，描述一个探海球以及许多次与凶猛的大乌贼等的遭遇。那些故事是激动人心的，不过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他甚至还为骆驼牌香烟做广告（“我抽了会神经不紧张”）。1948年，他在加利福尼亚附近的太平洋潜到了1 370米的深度，把深度纪录提高了50%，但世界似乎决心不予理睬。有家报纸在评论《深海巨怪》时认为，那部电影的明星其实是毕比。如今，巴顿运气不错，我们总算还提到他的名字。

无论如何，他快要在一个瑞士的父子小组面前黯然失色了。父亲叫奥古斯塔·皮卡尔，儿子叫雅克·皮卡尔。他们设计了一种新型的探测器，名叫探海艇（意思是深海潜水船）。它是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市制造的，因此被命名为“的里雅斯特号”。新的装置可以独立操作，虽然也只能上上下下。该艇建成之初，在1954年初的一次潜水中，它下潜到4 000米深处，差不多是6年前巴顿创造的纪录的3倍。但是，深海潜水的成本很大，皮卡尔父子渐渐面临破产。

1958年，他们与美国海军达成一桩交易，把探海艇的所有权交给海军，但他们仍保留使用权。他们因此获得了大笔资金，对那条船进行了改造，把船壁的厚度加大到将近13厘米，舷窗缩小到只有直径5厘米——实际上成了小小的窥孔。但是，探海艇变得相当坚固，可以抵御巨大的压力。1960年1月，雅克·皮卡尔和美国海军的唐·沃尔什在西太平洋关岛外大约400公里的地方，慢慢下沉到了海洋里最深的峡谷：马里亚纳海沟（这里要特别提一下，该海沟是哈里·赫斯用回声测深仪发现的）。他们花了不到4个小时就下沉到35 820英尺，相当于差不多11公里。虽然在那个深度压力达到了每平方厘米将近1.2吨，但他们吃惊地注意到，碰着底部时惊动了生活在海底的比目鱼。他们没有照相设备，因此没有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他们在世界的最深处只停留了20分钟，然后返回水面。人类只有这么一次达到了那种深度。

40多年以后，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那以来再也没有人下去？首先，再次潜水遭到了海军中将海曼·G.里科弗的坚决反对。他这个人办事认真，说话算数，最关键的是他掌握着海军部的财政大权。他认为水下探索是浪费资源，还指出海军不是个研究机构。而且，当时这个国家就要全力以赴地搞空间旅行，努力把人送上月球。因此，深海调查似乎变得不大重要，已经过时。但是，最决定性的看法是，“的里雅斯特号”其实没有取得多大成就。正如几年以后一位海军官员说的：“我们只是知道了我们办得到，除此以外没有了解到多少该死的东西。干吗还要干？”总而言之，寻找比目鱼的路程很远，而且很费钱。有人估计，今天要再干一回，至少要花费1亿美元。

当水下研究人员获悉海军无意实施答应过的探索计划的时候，他们痛苦万分，表示强烈抗议。为了平息他们的不满，海军提供了一笔资金，计划建造一个更加先进的潜水器，由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进行管理。它被命名为“阿尔文号”，以纪念海洋学家阿尔林·C.文因。它将是一条操作灵活的微型潜艇，虽然它根本潜不到“的里雅斯特号”的深度。只有一个问题：设计人员找不到愿意制造它的人。威廉·J.布罗德在《水下的宇宙》一书中说：“没有哪家大公司，包括为海军生产潜艇的通用动力公司，愿意接受一个被船舶局和里科弗将军都瞧不起的项目。”最后，简直不可思议，“阿尔文号”由通用磨坊公司在下属的一家生产早餐食品机器的工厂建造。

至于水下还有别的什么东西，人们实际上知道得很少。直到20世纪50年代，海洋学家们所能见到的最佳海图，主要是根据1929年以来零星勘测所获得的一点儿资料，再加上一点儿必不可少的猜测绘制的。美国海军有着良好的海图，用来引导潜艇通过峡谷和绕过平顶海山，但他们不希望这些资料落入苏联人之手，所以对它的信息加以保密。于是，学术界人士不得不将就着使用简单而又陈旧的海图，或者满怀希望地依赖猜测。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对海床的了解仍然甚少。要是你拿起普通的望远镜看一眼月亮，你会看到大量环形山——什么弗拉卡斯托罗环形山，什么布兰克环形山，什么扎奇环形山，什么普朗克环形山，以及其他月球科学家们熟悉的环形山。要是它们位于我们自己的海床，我们会对它们一无所知。我们所拥有的火星图，也比我们所拥有的海床图要强。

在海平面上，勘察技术也一直有点儿马马虎虎。1994年，一条韩国货船在太平洋上遇到风暴，3.4万只冰球运动手套被刮到海里。从温哥华到越南，海面上到处漂着手套，倒使海洋学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更精确地找到洋流的运动方向。

今天，“阿尔文号”快到四十大寿，但它仍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研究船只。现在依然没有能下沉到接近马里亚纳海沟深度的探海艇。只有五条，包括“阿尔文号”在内，能够抵达覆盖半个多地球表面的“深海平原”——深处的海床。一条普通的探海艇的运作费高达每天2.5万美元，因此几乎不会随便沉入海里，更不会到海里去瞎碰瞎撞，指望能碰上撞上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对于地球表面的第一手经验，就好像是建立在五个家伙夜间开着拖拉机进行的探索工作的基础上的。罗伯特·孔齐希说，人类也许只是查看了“大海暗处的百万分之一，或十亿分之一。也许更少。也许少得多”。

但是，海洋学家们兢兢业业，以有限的资源取得了几项重要的发现，包括20世纪一项最重大的生物学发现。1977年，“阿尔文号”发现大群大群的大生物生活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的深海喷气孔上和周围——3米长的多毛虫，30厘米宽的蛤蜊，大量的虾和蚌，蠕动的管状虫。他们都认为，这些生物的存在要归因于大群大群的细菌；这些细菌又从硫化氢——对地面生物毒性极大的化合物——获取它们所需要的能量和营养，而硫化氢正源源不断地从喷气孔里冒出来。那个世界独立于阳光、氧气和其他通常与生命有关的任何东西。这种生命体系的基础不是光合作用，而是化学合成。要是哪个想象力丰富的人提出这种设想，生物学家们肯定会认为是很荒谬的。

喷气孔释放出大量的热量和能量，20来个这类喷气孔产生的能量相当于一家大型发电厂。周围温度的变化幅度也很大，喷口的温度可达400摄氏度，而几米外的水温也许只有零上二三摄氏度。他们发现有一种名叫“阿尔文虫”的软体虫就生活在边缘地带，头部的水温比尾部的水温要高出78摄氏度。此前大家认为，复杂的生物无法在54摄氏度以上的水里存活，而这里却有一种软体虫，它们能同时生活在高于那个温度的与极冷的水里。这一发现改变了我们对生命需求的认识。

它还回答了海洋学的一大难题——许多人不了解的问题，就是一个难题——海洋为什么不是越来越咸。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也不怕说一说：大海里有许多盐——多得能把本星球的每一小块陆地埋起来，埋到大约150米深。多少世纪来人们已经知道，河流把矿物质冲进大海；这些矿物质与海水里的离子结合形成了盐。至此，没有问题。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海水的盐度保持稳定。每天有几百万加仑淡水从海洋蒸发，留下了全部盐分，因此从逻辑上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海水应该越来越咸，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什么东西从海水里带走了一定量的盐，这一定量的盐又相当于在增加的盐量。在很长时间里，谁也想不出是什么有可能干了这件事。

“阿尔文号”对深海喷气孔的发现提供了答案。地球物理学家们认识到，那些喷气孔的作用，很像是鱼箱的过滤器。水流入地壳以后，被剥夺了盐分；最后，清水又从裂缝里喷出来。这个过程不是很快的——清理一个海洋大约要花1 000万年，不过，要是你不着急的话，这个过程还是极其有效的。

在心理上，我们离大洋深处十分遥远。海洋学家在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学年会期间提出的主要目标也许最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提出要研究“利用海洋深处来堆放放射性垃圾”。你要知道，这不是个秘密任务，而是个引以为傲的公开主张。实际上，虽然不大公开，到1957—1958年，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倾倒放射性垃圾的工作已经在以某种令人吃惊的劲头进行。自1946年以来，美国一直在把一桶桶250升的放射性垃圾运送到距加州海岸大约50公里远的法拉龙群岛，然后只是往海里一推。

这种事干得真是马虎。大多数的桶就是我们堆放在加油站后面或在工厂外面生锈的那种桶，根本没有任何保护性内衬。要是桶没有沉下去（而情况通常就是那样），海军枪手的子弹会打得它们千疮百孔，把海水放进去（当然还会把钚、铀和锶放出来）。到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倾倒停止以前，美国已经在海洋上大约50个地点倾倒了成千上万桶这类垃圾——光在法拉龙群岛海域就倾倒了大约5万桶。但是，干这种事的绝不止美国一个国家。干得起劲的国家当中还有俄罗斯、日本、新西兰和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

这一切对海洋里的生物会有什么影响？哎呀，但愿很小，但我们真的不清楚。我们派头很大，盲目乐观，对海洋里的生物全然无知，这是令人吃惊的。我们连海洋里最大的生物也往往不可思议地了解甚少——其中包括最最巨大的蓝鲸。这种庞然大物如此之大，（引用大卫·艾登堡的话来说）“它的舌头重如大象，心脏大似汽车，有的血管大得你可以在里面游泳”。它是地球上有过的最大的动物，比最大的恐龙还要大。然而，蓝鲸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谜。在许多时间里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去向——比如，它们是去哪里产崽的，它们是从哪条路线去那里的。我们对它们的一点了解，几乎完全出自我们偷听到的它们的叫声，而连那个也还是个谜。蓝鲸有时候突然不叫，然后6个月以后又在同一地点接着叫下去。有时候它们还会发出一种新的叫声，这种声音以前可能哪条蓝鲸也没有听到过，但每条蓝鲸都已懂得。它们怎么办得到，为什么要这么办，我们一点儿也不清楚。而且，那些动物还必须经常浮到水面来呼吸。

至于从不需要浮到水面的动物，它们的朦胧状态可能更令人感到好奇。想一想那个著名的大乌贼。虽然它的个儿比不上蓝鲸，但它肯定是个庞然大物，眼睛有足球那么大，触角可以伸到18米长。它的分量差不多有1吨重，是地球上最大的无脊椎动物。要是你在小游泳池里放上个大乌贼，就没有多少地方放别的东西了。但是，没有哪个科学家——据我们所知也没有哪个人——看见过活的大乌贼。有的动物学家花了毕生的时间想要捕捉或就看一眼活的大乌贼，但总以失败告终。人们之所以知道，主要是因为它们被冲上海滩——由于不知道的原因，尤其是新西兰南岛的海滩。它们肯定大量存在，因为它们是抹香鲸的主要食物，而抹香鲸的食量是很大的。[1]

据一项估计，海洋里可能生活着多达3 000万种动物，大多数尚未被发现。直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发明了拖网，我们才第一次意识到深海的生物确实丰富。那是一种挖掘装置，不仅能捕捉到海底和海底附近的生物，而且能捕捉到埋在沉淀物下面的生物。在大约1.5公里的深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海洋学家霍华德·桑德勒和罗伯特·赫斯勒在沿着大陆架的一个小时的拖捞中就捕捉到25 000个动物——其中有软体虫、海星、海参等等，代表了365个生物种类。即使在深达将近5公里的地方，他们也发现了大约3 700个动物，代表差不多200个生物种类。但是，拖捞只能抓到那些太慢或太笨而来不及让路的家伙。20世纪60年代末，海洋生物学家约翰·艾萨克斯想出个办法，把带有饵食的照相机放到海里，发现了更多的动物，尤其是大群大群不停蠕动的盲鳗，那是一种鳗似的原始动物，以及大群大群来回穿梭的长尾鳕。据发现，只要哪里突然出现丰富的食料——比如一头沉到海底的死鲸——便会有多达390种海洋动物前来进食。有意思的是，据发现，这些动物当中许多来自1 600公里以外的喷气口。其中包括蚌和蛤蜊这类动物，而据知它们很少出远门。现在认为，某些生物的幼体可能在水里漂动，最后由于未知的化学原因，它们发现来了进食的机会，于是就扑了上去。

那么，既然海洋那么浩瀚，我们怎么就如此容易地弄得它负担过重了呢？首先，世界上的海洋并不都是很丰盈的。总共只有不足十分之一的海洋被认为天生很富饶。大多数的水生动物喜欢待在浅水里，那里有热量，有光线，还有丰富的有机物质来培育食物链。比如，珊瑚礁占了远不足海洋空间的1%，但那里是大约25%海洋鱼类的家园。

在别处，海洋根本没有那么富庶。以澳大利亚为例，这个国家拥有3.2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和2 30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领海，有着比任何别的国家更多的拍击海岸的海浪，然而，正如提姆·弗兰纳里指出的，它在捕鱼国家中还排不到前50位。实际上，澳大利亚是个海鲜的净进口国。这是因为澳大利亚的很大一部分水域，就像澳大利亚本身的很大部分一样，都是荒漠（一个令人注目的例外是昆士兰近海的大堡礁，那可是个极其富饶的地方）。由于土壤贫瘠，它的径流里实际上不含任何营养。

即使是生命很丰富的海域，也往往对干扰极其敏感。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渔民，在较小范围内还有新西兰渔民，在他们大陆架的大约800米深处发现了大群大群的一种不大知名的鱼。那种鱼叫作似鳟连鳍鲑，味道鲜美，大量存在。捕鱼船队马上以每年4万吨的量开始捕捞。接着，海洋生物学家们有了几项惊人的发现。连鳍鲑寿命极长，成熟极慢。有的能活150年，你餐桌上的任何连鳍鲑很可能都出生在维多利亚当女王的时候。连鳍鲑之所以过着这种不慌不忙的生活，是因为它们所生活的水域缺少营养。在那种水域里，有的鱼一辈子才产一次卵。显而易见，这种鱼经不起太多干扰。不幸的是，等到明白过来，储量已经大幅度减少。即使在管理良好的情况下，连鳍鲑也要过几十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数量，如果能恢复的话。

然而，在别的地方，滥用海洋不能再说是粗心大意，而是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许多渔民为鲨鱼“切”鳍——割去鲨鱼的鳍，然后把鲨鱼扔回水里，任凭它们死去。1998年，鱼翅在远东卖到110多美元1千克，一碗鱼翅汤在东京的零售价是100美元。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在1994年估计，每年被杀的鲨鱼数量是4 000万—7 000万条。

到1995年，世界上大约有3.7万艘工业规模的渔船，加上大约100万条小型渔船。它们每年从海里的捕鱼量是25年前的两倍。现在的拖网渔船有时候大得很像巡洋舰，后面拖的网大得能装下十几架大型客机。有的甚至使用侦察机从空中寻找鱼群。

据估计，每拖上来一网，大约有四分之一是“无意捕获物”——太小的鱼，或不该捞的鱼，或不该在那个季节捕的鱼。正如一位观察员对《经济学人》杂志说的：“我们仍处于愚昧黑暗时代。我们只是把网一撒，看看能捞上来什么。”每年大约有多达2 200万吨这类不要的鱼倒回海里，大多数是以尸体的形式。每收获1千克虾，就有大约4千克鱼和别的海洋动物遭受灭顶之灾。

北海的大片海床，每年要被横桁拖网渔船扫荡七次，哪个生态系统也受不了这等干扰。据许多人估计，北海至少有三分之二的鱼类处于过量捕捞的状态。在新英格兰近海，原来大比目鱼如此之多，分散的渔船一天可以捕捞到9 000多千克。如今，大比目鱼在美国东北海岸附近几乎已经灭绝。

然而，命运最惨的要算是鳕鱼。15世纪末，探险家约翰·卡伯特发现北美东部沙洲的鳕鱼多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沙洲是浅水区域，是鳕鱼那样的在水底进食的鱼类爱去的地方。鳕鱼的数量如此之多，卡伯特以吃惊的口气报道，水手们可以用篮子来捞。有的沙洲范围很大。马萨诸塞州近海的乔治斯沙洲的面积超过了它毗邻的那个州。纽芬兰近海的大沙洲还要大，在多少世纪里一直密密麻麻的都是鳕鱼。它们被认为是捞之不尽的鱼类。情况当然并非如此。

据估计，到1960年，在北大西洋产卵的鳕鱼数量减少到了160万吨。到1990年，这个数量又降至2.2万吨。从商业的角度来看，鳕鱼已经灭绝。“渔民们，”马克·库尔兰斯基在他精彩的历史书《鳕鱼》中写道，“已经把鳕鱼捞个精光。”西大西洋可能再也看不见鳕鱼。1992年，大沙洲完全禁止捕鳕，但据《自然》杂志的一篇文章报道，直到2002年，贮量仍然没有回升的迹象。库尔兰斯基指出，餐桌上的鱼肉和鱼条原来指的是鳕鱼，后来以黑线鳕取而代之，后来又以红大马哈鱼取而代之，近来又以太平洋的绿鳕取而代之。如今，他干巴巴地说，“鱼”就是“剩什么鱼就是什么鱼”。

许多别的海鲜的情况也差不多。在罗得岛附近的新英格兰渔场，过去经常捕得着重达9千克的大龙虾。有时候，它们的重量超过了13千克。要是不被干扰，大龙虾能活几十年——据认为，能活长达70年。它们不停地长大。如今，能捞到的1千克以上的大龙虾也已为数极少。据《纽约时报》说：“生物学家们估计，大龙虾大约在6岁达到法定的最小个儿以后，不出一年，90%已经被捕捞干净。”尽管捕捞量日渐减少，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仍在以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在有的情况下差不多是强迫——新英格兰渔民购买更大的船，更彻底地扫荡大海。今天，马萨诸塞州的渔民只能捕捞丑陋的盲鳗，因为这种鱼在远东还有点市场。但是，连这种鱼的数量如今也在不断减少。

我们对支配海洋生命的动力简直一无所知。一方面，在捕捞过度的海域，海洋生物少于该有的数量，另一方面，在天然贫瘠的水域，海洋生物远远多于该有的数量。在南极洲周围的南部海洋，只出产世界上大约3%的浮游植物——少得似乎远远不足以维持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而它们却维持下来了。食蟹海豹这类动物我们大多数人也许还没有听说过，但实际上可能是地球上第二众多的大型动物，仅次于人类。多达1 500万头食蟹海豹在南极洲周围的浮冰上生活。还有大约200万头韦德尔氏海豹，至少50万只帝企鹅，也许多达400万只阿德利企鹅。因此，食物链是极其不平衡的，但不知怎的却运转良好。引人注目的是，谁也搞不清这是什么原因。

我兜了这么个大圈子主要想说明，我们对地球上的最大体系知道得少得可怜。然而，我们将在剩下的章节里看到，一旦开始讨论生命的问题，也有大量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尤其是，生命最初是怎么产生的。

[1] 大乌贼的不可消化部分，尤其是它的喙部，积累在抹香鲸胃部的鲸蜡里，形成了所谓的龙涎香。龙涎香用作香水的固定剂。你下一次喷洒香奈尔5号香水的时候，你也许会愿意想到，你是在用一种不露面的海洋怪物的蒸馏物打扮你自己。

第十九章 生命的起源

1953年，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斯坦利·米勒拿起两个长颈烧瓶——一个盛着一点水，代表远古的海洋，一个装着甲烷、氨和硫化氢的气体混合物，代表地球早期的大气——然后用橡皮管子把两个瓶子一连，放了几次电火花算作闪电。几个星期以后，瓶子里的水呈黄绿色，变成了营养丰富的汁，里面有氨基酸、脂肪酸、糖以及别的有机化合物。米勒的导师、诺贝尔奖获得者哈罗德·尤里欣喜万分，说：“我可以打赌，上帝肯定是这么干的。”

当时的新闻报道听上去让人觉得，你只要把瓶子好好地晃一晃，生命就会从里面爬出来。时间已经表明，事情根本不是那么简单。尽管又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研究，今天我们距离合成生命与1953年的时候一样遥远——更不用说认为我们已经有这等本事。科学家们现在相当肯定，早期的大气根本不像米勒和尤里的混合气体那样已经为生命的形成做好准备，而是一种很不活泼的氮和二氧化碳的混合物。有人用这些更具挑战性的气体重新做了米勒的实验，至今只制造出一种非常原始的氨基酸。无论如何，其实问题不在于制造氨基酸，问题在于蛋白质。

你把氨基酸串在一起，就得到了蛋白质。我们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其实谁也不大清楚，但人体里的蛋白质也许多达100万种，每一种都是个小小的奇迹。按照任何概率法则，蛋白质不该存在。若要制造蛋白质，你得把氨基酸（按照悠久的传统，我在这里应当将其称为“生命的砌块”）按照特定的顺序来排列，就像你拼写一个单词必须把字母按照特定的顺序来排列一样。问题是那些以氨基酸字母组成的单词往往长得不得了。若要拼出“胶原蛋白”（collagen，一种普通蛋白质的名字）这个名字，你只需要以正确的顺序排列8个字母。若要制造胶原蛋白，你就得以绝对准确的顺序排列1 055个氨基酸分子。但是——这是个明显而又关键的问题——你并不制造胶原蛋白。它会自发形成，无须你的指点，不可能性就从这里开始了。

坦率地说，1 055个氨基酸分子要自发排列成一个胶原蛋白这样的分子的概率是零。这种事情完全不可能发生。为了理解它的存在是多么不可能，请你想象一台拉斯韦加斯普通的老虎机，不过要把它大大地扩大一下——说得确切一点，扩大到大约27米——以便容纳得下1 055个转轮，而不是通常的三四个，每个轮子上有20个符号（每一个代表一种普通的氨基酸）[1]。你要拉多少次把手那1 055个符号才会以合适的顺序排列起来？实际上，拉多少次都没有用。即使你把转轮的数目减少到200个——这其实是蛋白质分子所含的氨基酸分子的比较典型的数量，所有200个符号都按照特定的顺序来排列的概率是10-260。10260这个数字比宇宙里原子的总数还要大。

总之，蛋白质是十分复杂的实体。血红蛋白只有146个氨基酸分子长，按照蛋白质的标准只是个矮子，然而即使那样，氨基酸的排列方式也有10^190种可能性。因此，剑桥大学的化学家马克斯·佩鲁茨花了23年时间——大体上相当于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才解开了这个谜。想要随随便便地制造哪怕是一个蛋白质分子也似乎是极不可能的——天文学家弗雷德·霍伊尔打了个精彩的比方，就像是一阵旋风掠过一个旧货栈，后面留下了一架装配完好的大型客机。

然而，我们在讨论的蛋白质有几十万种，也许是100万种，就我们所知，每一种都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对于维持你的健康和幸福必不可少。我们就从这里接着往下讨论。为了被派上用场，一个蛋白质分子不但要把氨基酸分子按照合适的顺序排列起来，还要从事一种化学打褶工作，把自己叠成特定的形状。即使实现了这种复杂的结构，蛋白质分子对你依然没有用处，除非它能复制自己，而蛋白质分子不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需要DNA（脱氧核糖核酸）。DNA是复制专家——几秒钟就能复制一份自己，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本事。于是，我们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蛋白质分子没有DNA就不能存在，DNA没有蛋白质就无所事事。那么，我们是不是该认为，它们为了互相支持而同时产生呢？如果是的，哇，太好了！

还有，要是没有膜把DNA、蛋白质和别的生命要素包裹起来，它们也不可能兴旺发达。原子或分子不会独立实现生命。从你身上取下一个原子，它像一粒沙那样没有生命。只有许多原子凑到一起，待在营养丰富的细胞里，这些不同的物质才能参加令人惊叹的舞会，我们称其为生命。没有细胞，它们只是有意思的化学物质。但要是没有这些化学物质，细胞就毫无用处。正如戴维斯所说：“要是一切都需要别的一切，分子社会最初是怎么产生的？”这就好像你厨房里的各种原料不知怎的凑到一起，自己把自己烤成了蛋糕——而且，必要的话，这块蛋糕还会分裂，产生更多的蛋糕。所以，我们把生命称为奇迹，这是不足为怪的。我们才刚刚开始搞个明白，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那么，是什么促成了这神奇的复杂结构呢？哎呀，一种可能是，也许它并不那么——并不那么——神奇，就像乍一看来的那样。以那些不可思议的蛋白质分子为例，我们假设，我们所看到的奇迹般的排列，是在形成完毕以后才出现的。要是在那台大老虎机里，有的转轮可以受到控制，就像玩滚木球游戏的人可以控制几根大有希望的木柱一样，那会怎么样？换句话说，要是蛋白质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慢慢地演化的，那会怎么样？

请你想象一下，要是你把制造一个人的所有材料都拿出来——碳呀，氢呀，氧呀，等等，和水一起放进一个容器，然后用力摇一摇，里面就走出来一个完整的人，那将会是不可思议的。哎呀，那基本上就是霍伊尔和其他人（包括许多热心的特创论者）提出的。他们认为，蛋白质是一下子自发形成的。蛋白质不是——也不可能是——这样形成的。正如理查德·道金斯在《盲眼钟表匠》一书中所说，肯定有某种日积月累的选择过程，使得氨基酸聚集成块状。两三个氨基酸分子也许为了某种简单的目的联结起来，一段时间以后撞在一起成为类似的小群体，在此过程中“发现”又有了某些改进。

这种与生命有关的化学反应实际上比比皆是。我们也许无法按照斯坦利·米勒和哈罗德·尤里的方式从实验室制造出来，但宇宙干这事很容易。大自然里许多分子聚在一起形成长长的链子，名叫聚合物。糖分子经常聚在一起成为淀粉。晶体会干许多令人咋舌的事——复制呀，对环境的刺激做出反应呀，呈现复杂的图案呀。当然，它们从来不制造生命本身，但它们反复展示，复杂的结构是一种自然、自发、完全可靠的事。整个宇宙里也许存在大量生命，也许不存在，但不乏有序的自发聚合。它存在于一切东西，从对称的雪花到土星的美丽光环。

大自然聚合事物是如此干劲十足，许多科学家现在认为，生命的出现比我们认为的还要不可避免——用比利时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里斯蒂安·德迪夫的话来说：“只要哪里条件合适，物质的自发聚合势必发生。”德迪夫认为，很有可能，这样的条件在每个星系里大约会遇到100万次。

当然，在赋予我们生命的化学物质里，没有什么非常奇特的东西。要是你想制造另一个有生命的物体，无论是一条金鱼，一棵莴苣，还是一个人，你其实只需要4种元素：碳、氢、氧和氮，加上少量几种别的东西，主要是硫、磷、钙和铁。把30多种这类混合物放在一起，形成糖、酸和其他的基本化合物，你就可以制造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正如道金斯所说：“关于制造有生命的东西的物质，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有生命的东西是分子的组合，与其他一切东西没有两样。”

归根结底，生命是不可思议的，令人满意的，甚至可能是奇迹般的，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已经反复以我们自己的朴素存在证明了这一点。没有错，有关生命起源的许多细节现在依然难以解释。你在书上读到过的有关生命所必需的条件，每种情况都包括了水——从达尔文认为的生命始发地“小水塘”，到现在最普遍认为的生命始发地冒着气泡的海洋喷气口。但他们都忽视了一个事实：把单体变成聚合体包含一种反应，即生物学上所谓的“脱水缩合”（换句话说，开始创造蛋白质）。正如一篇重要的生物学文章所说，说得也许有点儿令人不大舒服：“研究人员一致认为，由于质量作用定律，在原始的大海里，实际上在任何含水的媒体里，这样的反应在能量方面是不大有利的。”这有点像把砂糖放进一杯水里，指望它结成一块方糖。这不该发生，但在自然界却不知怎的发生了。这一切的化学过程到底怎么样，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书的宗旨。我们只要知道这样一点就够了：要是你弄湿了单体，单体就不会变成聚合体——除了在制造地球上的生命的时候。情况怎么是这样发生，为什么会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这是生物学上一个没有答案的大问题。

近几十年来，地球科学方面有许多极其令人感到意外的发现。其中之一，发现在地球史早期就产生了生命。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认为生命的存在不超过6亿年。到了70年代，几位大胆的人士觉得也许在25亿年前已经有了生命。但是，如今确定的38.5亿年确实早得令人吃惊。地球表面是到了大约39亿年前才变成固体的。

“我们只能从这么快的速度推断，细菌级的生命在有合适的条件的行星上演化并不‘困难’。”史蒂芬·杰·古尔德1996年在《纽约时报》上说，他在别的场合也说过，我们不得不下个结论：“生命一有可能就会产生，这是化学上势必会发生的事。”

实际上，生命出现得太快，有的权威人士认为这肯定有什么东西帮了忙——也许是帮了大忙。关于早期生命来自太空的观点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偶尔甚至使历史生辉。早在1871年，开尔文勋爵本人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也提出过这种可能性。他认为：“生命的种子可能是陨石带到地球上的。”但是，这种看法一直不过是一种极端的观点，直到1969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那天，成千上万的澳大利亚人吃惊地听到一连串轰隆隆的声音，只见一个火球从东到西划过天空。火球发出一种古怪的噼啪声，还留下了一种气味，有的人认为像是甲基化酒精，有的人只是觉得难闻极了。

火球在默奇森上空爆炸，接着石块似雨点般地落下来，有的重达5千克以上。默奇森是个600人的小镇，位于墨尔本以北的古尔本峡谷。幸亏没有人受伤。那种陨石是罕见的，名叫碳质球粒陨石。镇上的人很帮忙，捡了90千克左右回来。这个时间真是最合适不过。不到两个月以前，“阿波罗11号”刚刚回到地球，带回来一满袋子月球岩石，因此全世界的实验室都在焦急地等着要——实际上是在吵着要——天外来的石头。

人们发现，默奇森陨石的年代已达45亿年，上面星星点点地布满着氨基酸——总共有74种之多，其中8种跟形成地球上的蛋白质有关。2001年底，在陨石坠落30多年以后，加利福尼亚的埃姆斯研究中心宣布，默奇森陨石里还含有一系列复杂的糖，名叫多羟基化合物。这类糖以前在地球之外是没有发现过的。

自1969年以来，又有几块碳质球粒陨石进入地球轨道——有一块于2000年1月坠落在加拿大育空地区的塔吉什湖附近，北美许多地方的人都亲眼目睹了那个景象——它同样证明，宇宙里实际上存在着丰富的有机化合物。现在认为，哈雷彗星的大约25%是有机分子。要是这类陨石经常坠落在一个合适地方——比如地球，你就有了生命所需的基本元素。

胚种说——生命源自天外的理论——的观点有两个问题。第一，它没有回答生命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只是把责任推给了别的地方。第二，连胚种说的最受人尊敬的支持者有时候也到了猜测的地步。肯定可以说，这是很轻率的。DNA结构的两个发现者之一弗朗西斯·克里克和他的同事莱斯利·奥格尔认为“聪明的外星人故意把生命的种子”播在了地球。格里宾称这个观点“处于科学地位的最边缘”——换句话说，假如这个观点不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的，人家会认为它简直荒唐透顶。我们已经在第三章里提到，弗雷德·霍伊尔和他的同事钱德拉·威克拉马辛格认为，外层空间不但给我们带来了生命，而且带来了许多疾病，如流感和腺鼠疫，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胚种说的影响。生物化学家们很容易驳斥那些观点。

无论是什么事导致了生命的开始，那种事只发生过一次。这是生物学上最非同寻常的事实，也许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不寻常的事实。凡是有过生命的东西，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它的始发点都可以追溯到同一种原始的抽动。在极其遥远的过去，在某个时刻，有一小囊化学物质躁动一下，于是就有了生命。它吸收营养，轻轻地搏动几下，经历了短暂的存在。这么多情况也许以前发生过，也许发生过多次。但是，这位老祖宗干了另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它将自己一分为二，产生了一个后代。一小袋遗传物质从一个生命实体转移给了另一个生命实体，此后就这样延续下去，再也没有停止过。这是个创造我们大家的时刻。生物学家有时候将其称为“大诞生”。

“无论你到世界的什么地方，无论你看到的是动物、植物、虫子还是难以名状的东西，只要它有生命，它就会使用同一部词典，知道同一个代码。所有的生命都是一家。”马特·里德利说。我们都是同一遗传戏法的结果。那种戏法一代一代地传下来，经历了差不多40亿年，到了最后，你甚至可以学上一点人类遗传的知识，拼凑个错误百出的酵母细胞，真酵母细胞还会让它投入工作，仿佛它是自己的同类。实际上，它确实是其同类。

生命的黎明——或者说是很像生命的东西——摆在一位友好的同位素地球化学家办公室的书架上。她的名字叫维多利亚·贝内特。她的办公室位于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地球科学系大楼。贝内特女士是美国人，根据一个为期两年的合同于1989年从加利福尼亚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此后一直留在那里。2001年底我去拜访她的时候，她递给我一块不起眼的又重又大的石头。它由带细条纹的白色石英和一种灰绿色的名叫斜辉石的材料组成。石头来自格陵兰的阿基利亚岛。1997年，那个岛上发现了极其古老的岩石。那些岩石的年代已达38.5亿年之久，代表了迄今为止发现过的最古老的海洋沉积物。

“我们没有把握，你手里拿着的玩意儿里过去是不是存在微生物。你非得将它敲碎了才能搞明白。”贝内特对我说，“但是，它来自过去掘到过最古老的生命的同一矿床，因此它里面很可能有过生命。”无论你怎么仔细搜寻，你也找不到真正的微生物化石。哎呀，任何简单的生物都会在海洋污泥变成石头的过程中被烘烤没了。要是我们把岩石敲碎，放在显微镜下面细看，只会看到微生物残留的化学物质——碳同位素以及一种名叫磷灰石的磷酸盐。二者一块儿表明，那块岩石里过去存在过生物的小天地。“至于那些生物是什么模样的，我们只能猜猜而已，”贝内特说，“它很可能是最基本的生命——不过，它毕竟也是生命。它活过。它繁殖过。”

最后，就到了我们这一代。

要是你打算钻进非常古老的岩石——贝内特女士无疑是这么做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长期以来是个首选的去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一位名叫比尔·康普斯顿的足智多谋的人。他现在已经退休，但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台“灵敏高清晰度离子显微探测器”——或者以它的首字母缩写更亲昵地被称为SHRIMP（小虾）。这种仪器用来测定名叫锆石的微小矿石里铀的衰变率。锆石存在于除玄武岩以外的大多数岩石，寿命极长，能够挺过除潜没以外的任何自然过程。绝大部分地壳已经在某个时刻滑回地球内部，但偶尔——比如在澳大利亚西部和格陵兰——地质学家们会发现始终留在地表的岩石。康普斯顿的仪器能以无与伦比的精确度测定这些岩石的年代。“小虾”的样机在地球科学系自己的车间里制造和定型，看上去是为了节省开支而用零件组装起来的，但效果相当不错。1982年进行了第一次正式测试，测定了从澳大利亚西部取回来的一块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岩石的年代，得出的结果是43亿年。

“用崭新的技术那么快就发现了那么重要的东西，”贝内特对我说，“这在当时引起了一阵轰动。”

她把我领进走廊，去看一眼目前的型号：“小虾 2号”。那是一台又大又重的不锈钢仪器，也许有3.5米长，1.5米高，坚固得像个深海探测器。来自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鲍勃坐在前面的操纵台，目不转睛地望着荧光屏上一串串不停变化的数据。他对我说，他从凌晨4点起一直守在那里。现在才上午9点，他要值班到中午。“小虾2号”一天运转24个小时。有那么多的岩石需要确定年代。要是你问两位地球化学家这工作是怎么进行的，他们会滔滔不绝地谈到丰富的同位素、离子化程度，等等，这些听上去很可爱，但不容易搞明白。然而，简单来说，他们通过用一串串带电的原子轰击样品，就能测定锆石样品中铅和铀的含量的细微差别，从而精确地确定岩石的年代。鲍勃对我说，识读一块锆石的数据大约要花17分钟；为了取得可靠的数据，每块锆石你得读上几十遍。实际上，这个过程很琐碎，也很乏味，就跟去自助洗衣店一样。然而，鲍勃似乎很快活。实际上，从新西兰来的人似乎都很快活。

地球科学系的院子是个古怪的组合——部分是办公室，部分是实验室，部分是仪器间。“过去什么东西都在里面制造，”她说，“我们甚至有一名自己的吹玻璃工，不过他已经退休了。但我们仍有两名敲石头的正式工。”她发现我脸上露出有点吃惊的神色，“我们有大批的石头要敲。你不得不做非常仔细的准备工作，确保那些石头没有被先前的样品污染——上面没有灰尘，干干净净。这是个相当严谨的过程。”她指给我看几台碎石机。那些机器确实很干净，虽然两名碎石工显然是喝咖啡去了。碎石机旁边有几个大箱子，里面放着各种形状、各种大小的岩石。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确实在处理大批的岩石。

我们转完以后回到贝内特的办公室，我注意到她的墙上挂着一幅宣传画，以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展示了看上去很像是35亿年前的地球。当时，生命才刚刚起步。那个古老的年代在地球科学上叫作太古代。该画表现了一幅陌生的情景，上面有巨大的活火山，红得刺眼的天空，下面有一个冒着水蒸气的古铜色大海。前景的阴影里塞满了一种细菌寄生的岩石，名叫叠层石。它看上去不像是个很有希望产生和孕育生命的地方。我问她这幅画是否画得准确。

“哎呀，有个学派认为，当时其实很凉爽，因为太阳已经弱多了。（我后来获悉，生物学家们开玩笑时把这种看法称为‘中国餐馆问题’——因为我们有个光线暗淡的太阳。）要是没有大气，即使太阳很弱，紫外线也会撕碎早期的任何分子键。然而，在那儿，”她轻轻地拍了拍那几块叠层石，“生命几乎就在表面。这是个谜。”

“那么，我们其实不知道当时的世界是什么模样的？”

“嗯。”她想了想，表示赞同。

“无论如何，反正对生命似乎不大有利。”

她和蔼地点了点头：“但是，肯定有适合于生命的东西，要不然我们不会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个环境肯定不适合我们。要是你从一台时间机器里出来，踏进那个古老的太古代世界，你会马上缩回去，因为当时的地球上与今天的火星上一样没有供我们呼吸的空气。而且，地球上还充满从盐酸和硫酸中散发出来的毒气，强烈得足以腐蚀衣服和使皮肤起泡。地球上也不会有维多利亚·贝内特办公室里那幅宣传画上所描绘的那种干净而又鲜艳的景色。当时的大气里都是混浊的化学物质，阳光几乎射不到地面。你只能借助经常掠过的明亮的闪电，在短时间里看见有限的东西。总之，这是地球，但我们不会认出那是我们自己的地球。

在太古代的世界里，结婚周年纪念日是完全没有的。在20亿年时间里，细菌是唯一的生命形式。它们活着，它们繁殖，它们数量增加，但没有表现出想发展到另一个更富挑战性的生存层面的特别倾向。在生命的头10亿年的某个时候，藻青菌，或称蓝绿藻，学会了利用大量存在的资源——存在于水中的特别丰富的氢。它们吸收水分子，吃掉了氢，排出了氧，在此过程中发明了光合作用。正如马古利斯和萨根指出的，“光合作用无疑是本星球的生命史上所创造的最重要的新陈代谢方法”——光合作用是由细菌而不是由植物发明的。

随着藻青菌的增多，世界开始充满O_2，发现氧有毒的微生物深感吃惊——而在那个年代，那种微生物比比皆是。在一个厌氧的（或不使用氧的）世界里，氧是剧毒的。我们的白细胞实际上就是用氧来杀死入侵的细菌。氧从根本上说是很毒的，我们听了往往会大吃一惊，因为许多人觉得呼吸氧是很舒服的事，但那只是因为我们已经逐步进化到了能利用氧。对于别的东西来说，它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它使黄油变质，使铁生锈。连我们对氧的耐受力也是有限度的。我们细胞里的氧气浓度，只有大气里的大约十分之一。

新的会利用氧的细菌有两个优势。氧能提高产生能量的效力，它打垮了与之竞争的微生物。有的撤退到厌氧而泥泞的沼泽和湖底世界里；有的也照此办理，但后来（很久以后）又移居到了你和我这样的有消化力的地方。有相当数量的这类原始实体此时此刻就生活在你的体内，帮助消化你的食物，但厌恶哪怕是一丁点儿O_2。还有无数的其他细菌没有适应能力，最后死亡了。

藻青菌逃跑并取得了成功。起初，它们所产生的额外的氧没有积聚在大气里，而是与铁化合，成为氧化铁，沉入了原始的海底。有几百万年的时间，世界真的生锈了——这个现象由条形铁矿生动地记录了下来，今天却为世界提供了那么多的铁矿石。在几千万年时间里，发生的情况比这多不了多少。要是你回到那个太古代初期的世界，你发现不了很多迹象，说明地球上未来的生命是很有前途的。也许，你在这里和那里隐蔽的水塘里会遇上薄薄的一层有生命的浮渣，或者在海边的岩石上会看到一层亮闪闪的绿色和褐色的东西，但除此之外生命依然毫无踪影。

但是，大约在35亿年以前，更加坚强的东西变得显而易见。只要哪里的海水很浅，可见的结构就开始展现。在藻青菌完成惯常的化学过程的当儿，它们开始带有点儿黏性。那个黏性粘住了微小的灰尘和沙粒，一起形成了有点古怪而又坚固的结构——浅水里的叠层石，维多利亚·贝内特办公室墙上挂的画里就是这类东西。叠层石有各种形状、各种大小。叠层石有时候看上去像巨大的花椰菜，有时候又像毛茸茸的地垫（叠层石在希腊语里就是地垫的意思）；有时候，叠层石呈圆柱状，戳出水面几十米——偶尔高达100米。从各种表现形式来看，叠层石都是一种有生命的岩石。叠层岩代表了世界上第一个合作项目，有的种类的原始生物就生活在表面，有的就生活在下面，一方利用了另一方创造的条件。世界有了第一个生态系统。

多少年来，科学家是从化石结构了解叠层石的。但是，在1961年，他们在遥远的澳大利亚西北海岸的沙克湾发现了一个有生命的叠层石社会，着实吃了一惊。这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太出乎意料了，因此科学家们实际上过了几年才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发现。然而，今天，沙克湾成了个旅游胜地——至少是一个四望无际的地方有可能成为的那种旅游胜地。用木板架成的人行道伸进了海湾，游客们可以在水的上方漫步，好好看一眼，叠层石就在水面之下静静地呼吸。叠层石没有光泽，灰色，看上去很像大团的牛屎。但是，望着地球上35亿年前留下的生物，这是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刻。正如理查德·福泰说的：“这确实是跨越时间的旅行。要是世界意识到这是个真正的奇迹的话，这个景致会和吉萨的金字塔一样知名。”虽然你根本不会去猜，但这些晦暗的岩石上充满了生命，据估计（哎呀，显然是估计），每平方米岩石上生活着36亿个微生物。要是你看得仔细的话，你有时候能看到一串串小气泡冒出水面。那是它们在释放氧气。在20亿年时间里，这种小小的努力使地球大气里的氧增加到了20%，为生命史的下一章，也是更复杂的一章铺平了道路。

据认为，沙克湾里的叠层石也许是地球上进化最慢的生物，也肯定是现在最稀有的生物之一。在为更复杂的生命形式创造好条件以后，它们接着几乎在哪里都被别的生物挤出局，而那些生物的存在恰恰是因为它们才成为可能（它们之所以存在于沙克湾，是因为那里的水对于通常会吃掉它们的生物来说含盐量太大）。

生命为什么花了很长时间才复杂起来？原因之一是，世界不得不等待，直到简单的生物已经在大气里充入了足够的氧。“生物们不会鼓足干劲来干这活儿。”福泰说。花了大约20亿年，即大约40%的地球历史，大气里氧的浓度才大体上达到了现在的水平。但是，一旦条件成熟，显然是在突然之间，一种崭新的细胞出现了——那个细胞里含有一个核和几个别的部分，统称“细胞器”（源自希腊语，意思是“小工具”）。据认为，该过程始于某个行为草率或敢于冒险的细菌。它不是受到了侵犯，就是被别的细菌俘虏。结果，双方都感到很满意。据认为，那个被俘的细菌变成了一个线粒体。这种线粒体入侵（生物学家喜欢将其称作“内共生事件”）使得复杂生命的出现成为可能。（在植物方面，一次类似的入侵产生了叶绿体，使植物能进行光合作用。）

线粒体支配着氧，释放食物中的能量。没有这种很有用处的戏法，今天地球上的生命不过是生活在污泥里的一大堆简单的微生物。线粒体极小——一粒沙子大小的空间里可以装上10亿个线粒体，而且老是肚子饿，你吸收的营养到头来都喂了线粒体。

要是没有线粒体，我们两分钟也活不到。然而，即使过了10亿年，线粒体的表现显示，它们似乎依然认为我们之间的问题有可能解决不了。它们保持了自己的DNA、RNA（核糖核酸）和核蛋白体。它们与寄主细胞在不同的时候繁殖。它们看上去像细菌，像细菌那样分裂，有时候对抗生素做出细菌会做出的那种反应。它们甚至不说寄主细胞说的那种基因语言。总之，它们老是把行李准备停当。这很像是你家里来了个陌生人，而这个陌生人已经在你的家里住了10亿年。

新的种类的细胞被称为真核生物（意思是“真具有核的”），与之相对的旧的种类的细胞被称为原核生物（意思是“在具有核之前的”）。它们似乎突然出现在化石记录里。已知的最古老的真核生物，即所谓的卷曲藻，是1992年在密歇根州的铁沉积物中发现的。这种化石只发现过一次，接着在5亿年中杳无踪影。

地球已经朝着真正有意思的行星迈出了第一步。与新的真核生物相比，旧的原核生物——借用英国地质学家斯蒂芬·德鲁里的话来说——不过是“几囊化学物质”。真核生物比它们比较简单的堂兄弟要大——最后要大1万倍，能够多带1 000倍的DNA。由于这些突破，生命渐渐变得复杂，结果创造了两种生物——排斥氧的（比如植物）和接受氧的（比如你和我）。

单细胞的真核生物一度被称作原生动物（意思是“动物之前”），但那个名称越来越遭人鄙弃。今天，它们通常被叫作“原生生物”。与之前的细菌相比，原生生物在模式上和复杂程度上都是个奇迹。简单的变形虫只有一个细胞大，除了生存没有别的雄心壮志，但在它的DNA中包含着4亿条遗传信息——正如卡尔·萨根指出的，足以写出80本500页的书。

最后，真核生物学会了一种更加独特的把戏。这花去了很长时间——10亿年左右，但它们一旦成为专家，那还是个挺不错的把戏。它们学会了结合在一起，形成复杂的多细胞生物。由于这项新的发明，像我们这样大而复杂的、可见的实体终于成为可能。地球这颗行星已经准备好进入下一个雄心勃勃的阶段。

但是，在为此感到过分激动之前，应该记住，我们将会看到，世界仍然是小生物的世界。

[1] 实际上，地球上有22种天然存在的氨基酸，更多的尚待发现，但只有其中20种对我们及别的生物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第22种叫作吡咯赖氨酸，是2002年由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的。它只存在于太古代的巴氏甲烷八叠球菌之中（一种基本的生命形式，我们过一会儿还要讨论这个问题）。

第二十章 小生物的世界

要是你对身边的微生物过于在意，这很可能不是个好习惯。法国大化学家、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对他身边的微生物如此小心，连放到面前的每盆菜肴都要用放大镜仔细看一眼。由于他的这种习惯，很多人有可能不会再邀请他吃饭。

实际上，你也无须回避细菌，因为你的身上和周围总是有很多细菌，多得简直无法想象。即使你身体很健康，而且总的来说很注意卫生，也大约有1万亿个细菌在你的皮肤上进食——每平方厘米上有10万个左右。它们在那里吃掉100亿片左右你每天脱落的皮屑，再加上从每个毛孔和组织里流出来的味道不错的油脂，以及强身壮体的矿物质。你是它们举行冷餐会的场所，还具有暖暖和和、不停地移动的便利条件。为了表示感激，它们给你体臭。

上面说的只是寄生在你皮肤上的细菌。还有几万亿个细菌钻进你的肠胃里和鼻孔里，粘在你的头发和睫毛上，在你的眼睛表面游泳，在你的牙龈上打孔。光你的消化系统就是100万亿个以上细菌的寄主，至少有400多个品种。有的分解糖，有的处理淀粉，有的向别的细菌发起攻击。许多细菌没有明显的作用，比如无处不在的肠内螺旋体。它们似乎只是喜欢跟你在一起。每个人体大约由1亿亿个细胞组成，但它却是大约10亿亿个细菌细胞的寄主。总而言之，细菌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当然，从细菌的角度来看，我们只是它们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

我们人类个儿大，又聪明，能生产使用抗生素和杀菌剂，因此很容易认为自己快要把细菌灭绝了。别相信那种看法。细菌也许不会建立城市，不会过有意思的社交生活，但它们到太阳爆炸的时候还会在这里。这是它们的行星，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它们允许我们在这里。

千万不要忘记，细菌已经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生活了几十亿年。而要是没有它们，我们一天也活不下去。它们处理我们的废料，使其重新有用；没有它们的辛勤咀嚼，什么也不会腐烂。它们净化我们的水源，使我们的土壤具有生产力。它们合成我们肠胃中的维生素，将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变成有用的糖和多糖，向溜进我们肠胃系统的外来细菌开战。

我们完全依靠细菌来采集空气里的氮，将氮转化为对我们有用的核苷酸和氨基酸。这是个令人惊叹而又让人满意的业绩。正如马古利斯和萨根指出的，在工业上要干同样的事（比如在生产肥料的时候），工厂必须把原材料加热到500摄氏度，挤压到300倍于普通的大气压。而细菌一直在不慌不忙地干这件事。谢天谢地，要是没有它们来传送氮，大的生物就活不下去。尤其重要的是，细菌们不断为我们提供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并使大气保持稳定。包括现代型的藻青菌在内的细菌，提供了地球上供呼吸用的大部分氧。海藻和海里的其他微生物每年大约吐出1 500亿千克那种气体。

而且，细菌的繁殖力极强。其中劲头大的在不到10分钟里便能产生新的一代；那种引起坏疽的讨厌的小生物“产气荚膜梭菌”在9分钟里就可以繁殖，接着又马上开始分裂。以这种速度，从理论上说，一个细菌两天内产生的后代比宇宙里的质子还多。据比利时生物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里斯蒂安·德迪夫说：“要是给予充分的营养，一个细菌细胞在一天之内可以产生280万亿个个体。”而在同样的时间里，人的细胞大约只能分裂一次。

大约每分裂100万次，便会产生一个突变体。这对突变体来说通常是很不幸的——对生物来说，变化总是蕴藏着危险——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一个新的细菌会碰巧具有某种优势，比如摆脱或抵御抗生素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另一种更加吓人的优势会很快产生。细菌能共享信息，任何细菌都能从任何别的细菌那里接到几条遗传密码。正如马古利斯和萨根所说，实际上，所有的细菌都在同一基因池里游泳。在细菌的宇宙里，一个区域发生的适应性变化，很快会扩展到任何别的区域。这就好像人可以从昆虫那里获得长出翅膀或在天花板上行走所必需的遗传密码一样。从遗传角度来看，这意味着细菌已经成为一种超级生物——又小，又分散，但又不可战胜。

无论你吐出、滴下或泼出任何东西，细菌几乎都能在上面生活和繁殖。你只要给它们一点儿水汽——比如用湿抹布擦一擦柜子——它们就能滋生，仿佛从无到有。它们会侵蚀木头、墙纸里的胶水、干漆里的金属。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有一种名叫蚀固硫杆菌的细菌生活在浓度高得足以溶解金属的硫酸里——实际上，它们离开了浓硫酸就活不成。据发现，有一种名叫嗜放射微球菌的细菌在核反应堆的废罐里过得怪舒服的，吃着钚和别的残留物过日子。有的细菌分解化学物质，而据我们所知，它们从中捞不到一点儿好处。

我们还发现，细菌生活在沸腾的泥潭里和烧碱池里，岩石深处，大海底部，南极洲麦克默多干谷隐蔽的冰水池里，以及太平洋的11公里深处——那里的压力比海面上高出1 000多倍，相当于被压在50架大型喷气客机底下。有的细菌似乎真的是杀不死的。据美国《经济学人》杂志说，嗜放射微球菌“几乎不受放射作用的影响”。要是你用放射线轰击它的DNA，那些碎片几乎会立即重新组合，“就像恐怖电影里一个不死的人到处乱飞的四肢那样”。

迄今为止发现的生存能力最强的也许要算是链球菌。它在摄影机封闭的镜头里在月球上停留了两年仍能恢复生机。总而言之，很少有什么环境是细菌生存不下去的。维多利亚·贝内特对我说：“他们发现，当把探测器伸进灼热的海底喷气孔里，连探测器都快熔化的时候，那里也还有细菌。”

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埃德森·巴斯廷和弗兰克·格里尔宣布，他们已经把一直生活在600米深处的油井里的细菌分离出来。这个观点被认为压根儿是荒唐的——600米深处没有东西能活下去——在50年时间里，大家一直认为他们的样品受到了地面细菌的污染。我们现在知道了，有大量微生物生活在地球内部的深处，其中许多与普通的有机世界毫无关系。它们吃的是岩石，说得更确切一点儿，岩石里的东西——铁呀，硫呀，锰呀等等。它们吸入的也是怪东西——铁呀，铬呀，钴呀，甚至是铀。这样的过程也许对浓缩金、铜等贵重金属，很可能还对石油和天然气的贮存起了作用。甚至还有人认为，通过这样不知疲倦地慢咬细嚼，它们还创建了地壳。

现在有的科学家认为，生活在我们脚底下的细菌很可能多达100万亿吨，那个地方被称为“地表下的岩石自养微生物生态系统”——英文缩写是SLiME。康奈尔大学的托马斯·戈尔德估计，要是你把地球内部的细菌统统取出来堆在地球表面，那么就可以把这颗行星埋在15米深处——相当于四层楼的高度。如果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话，地球底下的生命有可能比地球表面的还要多。

在地球深处，微生物个儿缩小，极其懒怠。最活泼的也许一个世纪分裂不到一次，有的也许500年分裂不到一次。正如《经济学人》杂志所说：“长寿的关键似乎在于无所事事。”当情况相当恶劣时，细菌们就关闭所有系统，等待好的年景。1997年，科学家们成功地激活了已经在挪威特隆赫姆博物馆休眠了80年之久的一些炭疽细胞。有一听118年的陈年肉罐头和一瓶166年的陈年啤酒，刚一打开，有的微生物就一下子活了过来。1996年，俄罗斯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声称，他们使在西伯利亚永久冻土里冻结了300万年的细菌恢复了生机。迄今为止，耐久力最长的纪录，是2000年由宾夕法尼亚州西切斯特大学的拉塞尔·弗里兰和他的同事们宣布的，他们声称使2.5亿岁的细菌苏醒了过来。那种细菌名叫“二叠纪芽孢杆菌”，一直困在新墨西哥州卡尔斯巴德地下600米深处的盐层里。果真如此的话，这种微生物比大陆还要古老。

那个报告受到一些人的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许多生物化学家认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细菌的成分会退化，从而失去作用，除非细菌不时自我苏醒过来。然而，即使细菌真的不时苏醒，体内的能源也不可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怀疑更深的科学家们认为，样品也许已经受到污染，如果不是在收集的过程中被污染的，那么也许是埋在地下的时候被污染的。2001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个小组认为，二叠纪芽孢杆菌与一种现代的细菌几乎相同。那种细菌名叫原古芽孢杆菌，是在死海里发现的。两者之间只有两种基因顺序不同，而且也只是稍稍不同。

“我们该不该相信，”以色列研究人员写道，“二叠纪芽孢杆菌在2.5亿年里积累的基因变化之量，在实验室只要花3—7天时间就能完成？”弗里兰的回答是：“细菌在实验室里要比在野地里进化得快。”

也许如此。

直到太空时代，大多数学校的教材仍然把生物世界分为两类——植物和动物。这是不可思议的。微生物极少被置于显著地位。变形虫和类似的单细胞生物被看作是原始动物，海藻被看作是原始植物。细菌还常常与植物混在一起，尽管大家都知道细菌不是植物。早在19世纪末，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已经提出，细菌应该归于一个单独的界，他将其称为“原核生物”。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那个观点才被生物学家们接受，而且也只是被有的生物学家接受。（我注意到，1969年出版的袖珍《美语词典》里没有承认这个名称。）

传统的分类法也不大适用于可见世界里的许多微生物。真菌这个群涵盖了蘑菇、霉、霉菌、酵母和马勃菌，几乎总是被看作是植物体，而实际上，它们身上几乎没有任何特点——它们的繁殖方式、呼吸方式、成长方式——是与植物界相吻合的。从结构上说，它们与动物有着更多的共同点，因为它们是用几丁质构建自己的细胞的。那种材料使其质地与众不同。昆虫的外壳和哺乳动物的爪子都是由那种材料构成的，虽然鹿角锹甲的味道远不如蘑菇那么鲜美。尤其，真菌不像所有的植物那样会产生光合作用，所以它们没有叶绿素，因此不是绿色的。恰恰相反，它们是直接吃东西长大的。它们几乎什么东西都吃。真菌会侵蚀混凝土墙上的硫或你脚趾间的腐败物质——这两件事植物都干不了。它们差不多只有一种植物特性，那就是它们有根。

那种分类法更不适用于一种特殊的微生物群，那种微生物就是黏菌。它们的默默无闻无疑与这个名字有关。要是这个名字听上去更有活力——比如，“流动自我激活原生质”——而不大像是你把手伸到阴沟深处会发现的那种东西，这种非同寻常的实体几乎肯定会马上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黏菌无疑属于自然界最有意思的微生物。当年景好的时候，它们以单细胞的形式独立存在，很像是变形虫；而当条件变得恶劣的时候，它们就爬着集中到一个中心地方，几乎奇迹般地变成了一条蛞蝓。那条蛞蝓看上去并不漂亮，也移动不了多远——通常只是从一堆树叶的底部爬到顶上，处于比较暴露的位置——但在几百万年时间里，这很可能一直是宇宙中最绝妙的把戏。

事情并不到此为止。黏菌爬到上面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以后，再一次变换自己的面目，呈现出了植物的形态。通过某种奇妙而有序的过程，那些细胞改变了外形，就像一支行进中的小乐队那样，伸出了一根梗，顶上形成了一个花蕾，名叫“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几百万个孢子。到了适当的时刻，那些孢子随风而去，成为单细胞微生物，从而开始重复这一过程。

多年来，黏菌被动物学家们称为原生动物，被真菌学家们称为真菌，虽然大多数人都可以明白，它们其实不属于任何哪个群。发明基因检测法以后，实验人员吃惊地发现，黏菌如此与众不同，无比奇特，与自然界的任何别的东西都没有直接关系，有时候连互相之间也毫无关系。

1969年，为了整理一下越来越显得不足的分类法，康奈尔大学一位名叫R.H.魏泰克的生态学家在《科学》杂志上提出了一个建议，把生物分成五个主要部分——所谓的“界”——动物界、植物界、真菌界、原生生物界和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原先是由苏格兰生物学家约翰·霍格提出来的，用来描述非植物、非动物的任何生物。

虽然魏泰克的新方案是个很大的改进，但原生生物界的含义仍没有明确界定。有的分类学家把这个名称保留起来指大的单细胞微生物——真核生物，但有的把它当作生物学放单只袜子的抽屉，把任何归在哪里都不合适的东西塞到里面，其中包括（取决于你查阅的是什么资料）黏菌、变形虫，甚至海藻。据有人计算，它总共包括了多达20万种不同的生物。那可是一大堆单只袜子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魏泰克的五界分类法开始被写进教材的时候，伊利诺伊大学一位脚踏实地的学者即将完成一个发现。这项发现将向一切提出挑战。他的名字叫卡尔·沃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或者说，早在有可能办这种事的时候——他一直在默默地研究细菌的遗传连贯性。早年，这是个极费力气的过程。研究一个细菌就可能一下子花掉一年时间。据沃斯说，那个时候，已知的细菌只有大约500种。这比你嘴巴里的细菌种类还要少。今天，这个数字大约是那个数字的10倍，虽然还远远比不上26 900种海藻、70 000种真菌和30 800种变形虫，以及相关的微生物。生物学的编年史上都记载着它们的故事。

细菌总数那么少，并不完全是因为人们对它们不重视。细菌的分离和研究工作有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只有大约1％能通过培养繁殖。考虑到它们在自然环境里强大的适应能力，有个地方它们似乎不愿意去生活，这是很怪的，那就是在皮氏培养皿里。要是你把细菌扔在琼脂培养基上，无论你怎么爱抚它们，其中大多数就躺在那里，怎么也不肯繁殖。任何在实验室里繁殖的细菌都只能说是个例外，而这一些几乎全都是微生物学家们研究的对象。沃斯说，这就“好像是一面在参观动物园，一面在了解动物”。

然而，由于基因的发现，沃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研究微生物。他在研究过程中意识到，微生物世界可以划分成更多的基本部分。许多小生物看上去像细菌，表现得像细菌，实际上完全是另一类东西——那类东西很久以前已经从细菌中分离出去。沃斯把这种微生物叫作古菌。

不得不说，古菌区别于细菌的特性只会令生物学家感到激动。这些特性大多体现在脂质的不同，还缺少一种名叫肽聚糖的东西。而实际上，这就形成了天壤之别。古菌对于细菌，比之你和我对于螃蟹或蜘蛛还要不同。沃斯独自一人发现了一种未知的基本生命种类。它高于“界”的层面，位于被相当尊敬地称为世界生命树之巅的地方。

1976年，他重绘了生命树，包括了不是5个而是23个主要“部”，令世界——至少令关注这件事的少部分人——大吃一惊。他把这些部归在他称之为“域”的3个新的主要类别下面——细菌、古菌和真核细胞。新的安排是这样的——细菌域：藻青菌、紫色细菌、革兰氏阳性细菌、绿色非硫细菌、黄杆菌和栖热袍菌等；古菌域：嗜盐古菌、甲烷八叠球菌、甲烷杆菌、甲烷球菌、热变形菌和热网菌等；真核域：小孢子虫、滴虫、鞭毛虫、内变形虫、黏菌、纤毛虫、植物、真菌和动物等。

沃斯的新分类法在生物学界没有引起轰动。有的人对他的体系不屑一顾，认为它过分偏向于微生物。许多人完全不予理睬。据弗朗西丝·阿什克罗夫特说，沃斯“感到极其失望”。但是，他的新方案渐渐开始被微生物学家们接受。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要过长得多的时间才会看到它的优点。原因不难明白，按照沃斯的模式，植物界和动物界都被挂在真核生物这根主枝最外缘分枝的几根小枝上。除此以外，别的一切都属于单细胞生物。

“这些人向来就是完全按照形态上的异同来进行分类的，”沃斯1966年在接受采访时说，“对许多人来说，按照分子顺序来分类的观点是不大容易接受的。”总而言之，要是他们不亲眼看到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们就不会喜欢。因此，他们坚持比较普通的五界分类法。对于这种安排，沃斯在脾气好的时候说是“不大有用”，更经常说是“完全把人引入歧途”。“像之前的物理学一样，”沃斯写道，“生物学已经发展到一个水平，有关的物体及其相互作用往往不是通过直接观察所能看到的。”

1998年，哈佛大学伟大的动物学家恩斯特·迈尔（他当时已经94岁高龄；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快到100岁了，依然身强力壮）更是唯恐天下不乱，宣称生命只要分成两大类——他所谓的“帝国”。迈尔在《国家科学院公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沃斯的发现很有意思，但绝对是错误的，并指出，“沃斯没有接受过当生物学家的训练，对分类原则不大熟悉，这是很自然的”。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对别人发表这样的一番评论，差不多是在说，那个人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迈尔的评论的具体内容技术性很强——其中包括什么减数分裂性行为呀，什么亨尼希分支系统呀，什么对嗜热自养甲烷杆菌的基因组有争议的解释呀——但从根本上说，他认为沃斯的安排使生命树失去了平衡。迈尔指出，细菌界只由几千种组成，而古菌只有175种已经命名的样本，也许还有几千种未被发现——“但不大会多于那个数字”。而真核生物界——像我们这种有核细胞复杂生物——已经多达几百万种。鉴于“平衡原则”，迈尔主张把简单的微生物归于一类，叫作“原核生物”，而把其余比较复杂的、“高度进化的”生物归于“真核生物”，与原核生物处于同等地位。换句话说，他主张大体上维持以前的分类法。简单细胞和复杂细胞的区别在于“生物界的重大突破”。

如果说我们从沃斯的新安排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生命确实是多种多样的，而大多数都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单细胞小生物。人们自然会不由自主地想到，进化是个不断完善的漫长过程，一个朝着更大、更复杂的方向——一句话，朝着形成我们的方向——永远前进的过程。我们是在自己奉承自己。在进化过程中，实际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向来是很小的。出现我们这样的大家伙完全是一种侥幸——是一种有意思的次要部分。在23种主要生命形式中，只有3种——植物、动物和真菌——大到人的肉眼能看得见的程度。即使在它们中间，有的种类也是极小的。据沃斯说，即使你把植物的全部生物量加起来——包括植物在内的每一生物——微生物至少也要占总数的80％，也许还多。世界属于很小的生物——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如此。

因此，到了生命的某个时刻，你势必会问，微生物为什么那样经常地想要伤害我们？把我们弄得发烧，或发冷，或满身长疮，或最后死掉，对微生物来说到底会有什么好处？毕竟，一个死去的寄主不大能提供长期而适宜的环境。

首先，我们应当记住，大部分微生物对人体健康是无害的，甚至是有益的。地球上最具传染性的生物，一种名叫沃尔巴克体的细菌，根本不伤害人类，或者可以说根本不伤害任何别的脊椎动物——不过，要是你是个小虾、蠕虫或果蝇，你会但愿自己真没有被生出来。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称，总的来说，大约每1 000种微生物当中，只有一种是能使人类患病的——虽然我们知道其中还会有一些能干坏事，情有可原地这么认为就够了。即使大多数微生物是无害的，微生物仍是西方世界的第三杀手——虽然许多不要我们的命，但也弄得我们深深地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

把寄主弄得很不舒服，对微生物是有某些好处的。病症往往有利于传播细菌。呕吐、打喷嚏和腹泻是细菌离开一个寄主，准备入住另一寄主的好办法。最有效的方法是找个移动的第三者帮忙。传染性微生物喜欢蚊子，因为蚊子的螫针可以把它们直接送进流动的血液，趁受害者的防御系统尚未搞清受到什么攻击之前，它们可以马上着手干活。因此，许多Ａ级疾病——疟疾、黄热病、登革热、脑炎，以及100多种其他不大著名而往往又很严重的疾病——都是以被蚊子叮咬开始的。对我们来说，很侥幸的是，艾滋病的介体——人体免疫缺陷病毒——不在其中，至少目前还不在其中。蚊子在叮咬过程中吸入的人体免疫缺陷病毒被蚊子自身的代谢作用分解了。如果哪一天那种病毒设法战胜了这一点，我们可真的要遭殃了。

然而，要是从逻辑的角度把事情想得过于细致入微，那是错误的，因为微生物显然不是很有心计的实体。它们不在乎自己对你干了些什么，就像你不在乎你用肥皂洗个澡或擦一遍除臭剂杀掉了几百万个微生物会对它们造成了什么样的痛苦一样。对病原菌来说，在它把你彻底干掉的时候，顾及它自己的继续安康也是很重要的。要是它们在消灭你之前没能转移到另一个寄主，它们很可能自己会死掉。贾里德·戴蒙德指出，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疾病，这些疾病“一度可怕地到处传播，然后又像神秘地出现那样神秘地消失了”。他举了厉害而幸亏短暂的汗热病，那种病在1485—1552年间流行于英国，致使成千上万人丧了命，然后也烧死了病菌自己。对于任何传染病菌来说，效率太高不是一件好事情。

大量的疾病不是因为微生物对你的作用而引起，却是因为你的身体想要对微生物产生作用而引起的。为了使你的身体摆脱病原菌，你的免疫系统有时候摧毁了细胞，或破坏了重要的组织。因此，当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感觉到的往往不是病原菌，而是你自己的免疫系统产生的反应。生病正是对感染的一种能感觉到的反应。病人躺在病床上，因此减少了对更多人的威胁。

由于外界有许多东西可能会伤害你，因此你的身体拥有大量各种各样的白细胞——总共大约有1 000万种之多，每一种的职责分别是识别和消灭某种特定的入侵者。要同时维持1 000万支不同的常备军，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效率的，因此每种白细胞只留下几名哨兵在服现役。一旦哪个传染性介体——所谓的抗原——前来侵犯，有关的哨兵认出了入侵者，便向自己的援军发出请求。当你的身体制造那种部队的时候，你就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而当那支部队终于投入战斗的时候，康复就开始了。

白细胞是毫不留情的，会追击每个被发现的病原菌，直到把它们最后消灭。为了避免覆灭的命运，进攻者已经具有两种基本的策略。它们要么快速进攻，然后转移到一个新的寄主，就像感冒这样的常见传染病那样；要么乔装打扮，使白细胞无法识别自己，就像导致艾滋病的人体免疫缺陷病毒那样。那种病毒可以在细胞核里无害地停留几年而不被发觉，然后突然之间投入行动。

感染有许多古怪的方面。其中之一是，有些在正常情况下完全无害的微生物，有时候会进入人体本来不该它们去的部分——用新罕布什尔州莱巴嫩城达特茅斯－希契科克医疗中心的传染病专家布赖恩·马什的话来说——“有点儿发了狂”。“这种情况总是出现在发生了车祸，有人受了内伤的时候。通常情况下肠胃里面无害的微生物就会进入身体的其他部分——比如流动的血液，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

眼下，最罕见的也是最无法控制的细菌引起的疾病，是一种会导致坏死病的筋膜炎。细菌吞噬内部组织，留下一种糨糊状的有毒残渣，实际上把病人从里到外吃掉。起初，病人往往只是稍有不舒服——通常是身上出疹，皮肤发热——但接着就急剧恶化。打开一看，往往发现病人正被完全吃掉。唯一的治疗办法是所谓的“彻底切除手术”——把所有的感染部位全部切除。70％的病人死亡，许多幸存者最后被严重毁形。感染原是一种名叫Ａ群链球菌的普通细菌家族，通常不过引起链球菌咽喉炎。在极少情况下，由于不明原因，这类细菌有的会钻进咽喉壁里，进入人体本身，造成最严重的破坏作用。它们完全能抵御抗生素。这种情况美国每年发生大约1 000例，谁也说不准情况是不是会变得更严重。

脑膜炎的情况完全一样。至少有10％的年轻人和也许30％的少年携带着致命的脑膜炎球菌，但脑膜炎球菌完全无害地生活在咽喉里。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大约10万个年轻人中间的1个——脑膜炎球菌会进入血液，害得他们生大病。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人可以在12个小时内死亡。速度是极快的。“一个人吃早饭时还是好好的，到晚上就死了。”马什说。

要是我们不是那样滥用对付细菌的最佳武器——抗生素，我们本来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值得注意的是，据一项估计，在发达世界使用的抗生素当中，有大约70％往往经常用于饲料中，只是为了促进生长或作为对付感染的预防措施。因此，细菌就有了一切机会来产生抗药性。它们劲头十足地抓住这样的机会。

1952年，用青霉素来对付各种葡萄球菌完全有效，以致美国卫生局局长威廉·斯图尔特在20世纪60年代初敢说：“现在是该结束传染病时代的时候了。我们美国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传染病。”然而，即使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大约有90％的这类病菌已经在对青霉素产生抗药性。过不多久，一种名叫抗甲氧苯青霉素葡萄球菌的新品种葡萄球菌开始在医院里出现。只有一种抗生素——万古霉素，用来对付它还有效果。但1997年东京有一家医院报告说，葡萄球菌出现了一个新品种，对那种药也有抗药性。不出几个月，那种葡萄球菌已经传播到6家别的日本医院。在世界各地，微生物又开始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光在美国的医院里，每年大约有14 000人死于在当地感染的传染病。詹姆斯·苏罗威基在《纽约客》杂志的一篇文章里指出，要是让制药公司在研制每天都服、连服两周的抗生素和永远每天都服的抗抑郁药之间做出选择，制药公司会选择后者，这是不足为怪的。虽然有几种抗生素被强化了一点儿，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制药工业还没有向我们提供过一种全新的抗生素。

我们发现，许多别的疾病很可能是由细菌引起的，因此我们的马虎草率态度更是显得令人吃惊。这个发现过程始于1983年。当时，西澳大利亚珀斯的巴里·马歇尔医生发现，许多胃癌和大多数胃溃疡为一种名叫幽门螺旋杆菌的细菌所致。虽然他的发现结果很容易得到鉴定，但那种观点是如此激进，过了10多年才被大家接受。例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到了1994年才正式接受那种看法。“成百甚至成千的人可能死于溃疡，而他们本来是不会死的。”马歇尔1999年对《福布斯》杂志的一名记者说。

自那以来，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所有别的疾病——心脏病、哮喘、关节炎、多发性硬化、几种精神病、多种癌症，甚至有人提出（反正在《科学》杂志上是这样写的），糖尿病中都有或很可能有某种细菌的份儿。我们迫切需要而又弄不到一种有效的抗生素的日子也许已经为期不远。

我们知道细菌本身也会得病，这也许是个小小的安慰。它们有时候会被一种名叫噬菌体的病毒所侵害。病毒是一种古怪而又讨厌的实体——用诺贝尔奖获得者彼得·梅达沃的话来说——是“身边都是坏消息的一点儿核酸”。病毒比细菌还小，还简单，本身没有生命。在孤立状态中，病毒是中性的，没有害处。但是，要是进入一个适当的寄主，它们就马上忙个不停——有了生命。已知的病毒大约有5 000种，它们致使我们患好几百种疾病——从流行性感冒和普通感冒，到对人类健康极其有害的疾病：天花、狂犬病、黄热病、埃博拉热、脊髓灰质炎和艾滋病。

病毒掠夺活细胞的遗传物质，用来制造更多的病毒，从而大量生长。它们以疯狂的形式繁殖，接着拼命寻找更多的细胞作为入侵对象。由于它们本身不是生物，所以它们可以保持非常简单的形态。包括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在内的许多病毒只有10个或更少的基因，而连最简单的细菌也要有几千个。它们还小不可言，用普通的显微镜根本看不到。直到1943年发明了电子显微镜，科学家才首次见到了它们。但是，它们可以起巨大的破坏作用。据估计，20世纪光死于天花的人就达3亿。

病毒还具有一种令人吃惊的本事，能以某种新的形式突然在世界上出现，然后像很快出现那样再次很快消失。举个有关的例子，1916年，欧洲和美洲有些人开始患上一种古怪的昏睡病，后来被称为“昏睡性脑炎”。病人睡过去，自己醒不过来。他们很容易被唤醒，起来进食或上厕所，还能理智地回答问题——他们知道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虽然他们的样子总是很漠然。然而，一旦你让他们去休息，他们便马上会再次陷入昏睡，长时间保持那种状态。有的几个月处于那种状态，然后死去。极少的人幸免于难，恢复了知觉，但不再像以往那样充满活力。他们处于没精打采的状态，用一位医生的话来说，“犹如一座座死火山”。这种病在10年时间里致使大约500万人死亡，然后悄悄地消失了。它没有引起太久的重视，因为同时另一种更可怕的流行病——实际上是历史上最可怕的流行病——正在世界各地传播。

那种病有时候被称为“猪大流感”，有时候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但无论如何是很凶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4年内使2 100万人丧生，猪大流感在头4个月里就造成了同样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军的伤亡人数中，差不多80％不是敌人的炮火而是流感造成的，有的部队死亡率高达80％。

1918年春天，猪大流感以一种不致命的普通流感的症状出现，然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不知怎的——谁也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那种疾病变得严重起来。五分之一的病人只有很轻的症状，但其余的病得很重，许多人死亡。有的在几个小时里就倒下了，有的只坚持了几天。

据记载，美国的第一批死者是波士顿的海员，那是在1918年8月末。流行病很快就传播到全国各地。学校停课，公共娱乐场所关门，人们都戴着口罩。这么做没有起多大作用。1918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美国有548 452人死于流感。英国的死亡人数达到22万，法国和德国的数字也差不多。谁也不清楚全球的死亡人数到底是多少，因为第三世界的记录往往很不完整，但不会少于2 000万，更可能是5 000万，还有人估计，全球的死亡人数高达1亿。

为了研制一种疫苗，医疗当局在波士顿港鹿岛上的一所军事监狱对志愿者进行实验。要是犯人能从一系列的实验中挺过来，就保证他们获得赦免。这些实验即使轻描淡写地说也是很严酷的。首先，从死者身上取下感染的肺组织注射到实验对象的身上，然后用传染性的气雾剂喷在他们的眼睛里、鼻子里和嘴里；要是他们仍没有倒下去，就从病人和临终病人身上直接取来排泄物，抹在他们的咽喉里；要是所有别的办法都告失败，就要求他们张开嘴巴坐着，同时让重病人稍稍坐起身来，朝着他们的脸咳嗽。

从总共300名——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志愿做实验的男犯人当中，医生们挑选了62人。没有人感染流感——一个人也没有感染。唯一病倒的是病室医生，他很快就死了。原因很可能是，流感在几个星期前已经通过监狱，那些志愿者都已从那次侵袭中挺过来，因此有了一种自然免疫力。

对于1918年的那场流感，人们了解甚少，或者根本不了解。在由海洋、山脉和其他天然屏障阻隔的许多地方，流感为什么突然到处暴发，这是一个谜。在寄主身体之外，病毒只能存活几个小时，它怎么会同一个星期在马德里、孟买和费城同时出现？

答案很可能是，它是由人培养和传播的，他们只有轻微的症状或毫无症状。即使在正常暴发的时刻，在任何特定的人口当中，有大约10％的人患有流感而又没有察觉，因为他们没有不舒服的感觉。由于他们仍在不停流动，他们往往是那种疾病的最主要的传播者。

这可能说明了1918年这场暴发的广泛性，但这仍不能解释为什么流感能潜伏几个月，然后才差不多同时在世界各地猛烈暴发。它对青壮年的伤害最大，这更是个谜。在通常情况下，孩子和老人最容易感染流感，但在1918年这场暴发中，死者绝大部分是20—40岁的人。老年人也许早先接触过那种疾病，因此受益于已经获得的抵抗力，但为什么少年儿童同样幸免于难，这是个未解之谜。最大的谜团是，为什么1918年的流感那样致命，而大多数流感却不是那样的。我们仍然搞不明白。

有几种病毒不时重复出现。一种名叫H1N1的讨厌的俄罗斯病毒分别于1933年、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在广大地区猛烈暴发。在每次暴发的间歇期间，那种病毒去了哪里，我们仍不清楚。有的人认为病毒藏在野兽体内，不为人们所察觉，然后把黑手伸向新一代人类。谁也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猪大流感会再度出现。

即使猪大流感不出现，别的流感也很可能出现。骇人的新病毒在不断地产生。埃博拉热、拉沙热和马尔堡病经常暴发，然后再度消失，但谁也说不准这些病毒是悄悄隐伏在什么地方，还是仅仅在等待合适的机会以灾难性的方式暴发。现在已经很明显，艾滋病在我们中间停留的时间之长，已经超过了任何人原先的想象。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研究人员发现，1959年死于神秘的不治之症的那名海员，实际上是患了艾滋病。然而，不管什么原因，那种疾病总的来说是悄无声息地潜伏了随后的20年。

别的这样的疾病没有变得那么猖獗，这是个奇迹。直到1969年，拉沙热才在西非首次发现，那是一种高致命性疾病，我们对其了解甚少。1969年，设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实验室里的一名医生在研究拉沙热的过程中倒下了，然而他活了下来。但更加令人吃惊的是，附近有个实验室的一名技术人员虽然没有直接接触病毒，但也感染上了那种疾病，他死了。

幸亏这次暴发就到此为止，但我们不能指望老是那么幸运。我们的生活方式招致传染病。空中旅行使传染病病原体轻而易举地在全球传播成为可能。比如说一个埃博拉病毒可以在一天内从非洲贝宁启程，最后抵达纽约，或汉堡，或肯尼亚内罗毕，或同时三个地方。这还意味着，医疗当局需要非常熟悉存在于每个地方的每一种疾病，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1990年，一个家住芝加哥的尼日利亚人在访问故乡的过程中接触了拉沙热，但是回到美国以后才出现症状。他未经诊断就死在一家芝加哥的医院里。在治疗他的过程中，谁也没有采取预防性措施，因为谁也不知道他患的是世界上最致命、最容易传染的一种疾病。令人称奇的是，别人都没有感染。下一次我们也许就不会那样走运了。

说到这里，我们的话题该回到可见生物的世界来了。

第二十一章 生命在延续

要变成化石可不容易。几乎所有的生物——其中的99.9％以上——的命运是化为乌有。你的生命火花一旦熄灭，你曾拥有的每个分子都将被啃掉或被冲走，用来形成另一个体系。事情就是那样。即使你把它变成不足千分之一的一小摊微生物而没有被吃掉的话，变成化石的可能性也很小。

若要变成化石，必须具备几个条件。首先，你得死在恰当的地方。只有大约15％的岩石能够保存化石，因此倒在一个未来的花岗岩所在地是没有用处的。实际上，死者必须埋在沉积物里，在那里留下个印子，就像泥泞里的一片叶子那样，或者在不接触氧气的情况下腐烂，让骨头和坚硬的部分（在极少数情况下还有较软的部分）里的分子由溶解的矿物质取而代之，按原件创造出一个石化的翻版。接着，在化石所在的沉积物经受地球运动的随意挤压、折叠和推动的过程中，化石必须设法保持一种可以识别的形状。最后，尤其重要的是，在藏匿几千万或几亿年以后，还得有人发现，认为这是值得收藏的东西。

据认为，在10亿根骨头当中，只有大约1根能变成化石。要是那样的话，这意味着今天所有活着的美国人——每人都有206根骨头的2.7亿美国人——所能留下的全部化石不过是50根左右，即一副完整骨骼的四分之一。当然，这还不等于说，其中任何一块骨头化石将来真的会被发现。记住，它们可以被埋在93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任何地方，而这些土地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会被翻动，小得多的部分会被仔细查看。因此，要是这几根骨头的化石能被发现，那简直是个奇迹。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说，化石越来越稀有了。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生物当中，大多数都已无影无踪。据估计，在1万个物种当中，不足1种有化石记录。这本身就是个极其微小的部分。然而，要是你接受普遍认为的关于地球产生过300亿种生物的估计，以及理查德·利基和罗杰·卢因（在《第六次大灭绝》中）关于25万种生物有化石记录的说法，那么那个比例就减少到了只有1∶120 000。无论如何，我们掌握的只是地球所产生的所有生命的最起码的样品。

而且，我们掌握的记录是极不平衡的。大多数陆生动物当然不会死在沉积物里。它们倒在旷野中，不是被吃掉，就是任凭腐烂或被风雨剥蚀得一干二净。结果，化石记录极其有利于海生动物，有利到了近乎不可思议的程度。在我们所掌握的化石当中，大约有95％是曾经生活在水下，大部分在浅海里生活的动物的化石。

我提这一切，是为了解释为什么我在阴沉沉的一天前往伦敦的自然博物馆，会见一位性格开朗、有点不修边幅、非常讨人喜欢的古生物学家。他的名字叫理查德·福泰。

福泰的知识面极广。他是一本幽默而又精彩的书的作者，书名叫作《生命：一部未经授权的传记》。该书涉及创造生命的全过程。但是，他最钟爱的是一种名叫三叶虫的海生动物。那种动物一度充满奥陶纪的海洋，但早已不复存在，除了以化石的形式。三叶虫的身体都有个相同的基本结构，分为三个部分或三片叶——头、尾和胸，三叶虫的名字由此而来。福泰在孩提时代就发现了第一个三叶虫化石，当时他正攀越威尔士圣戴维海湾的岩壁。结果，他一生都对三叶虫着迷。

他把我带到一个四周都是高高的金属柜子的陈列室。每个柜子上都有许多不深的抽屉，每个抽屉里都塞满了三叶虫化石——总共有2万件标本。

“看来真是不少，”他表示同意，“不过，你要记住，亿万只三叶虫在古代的海洋里生活了亿万年，因此2万这个数字不算多。而其中大部分仅仅是不完整的标本。发现一块完整的三叶虫化石对古生物学家来说，仍是一件大事。”

三叶虫最初出现在大约5.4亿年以前，接近复杂生命大爆发即通常所谓的寒武纪大爆发的起始时刻。它们已经完全成形，仿佛从天而降。然后，在3亿年以后，三叶虫跟许多别的生物一起在二叠纪大灭绝的时候消失了。那次大灭绝至今仍是个谜。与别的灭绝的生物一样，人们很自然会认为它们是失败者，其实它们是生活过的最成功的动物之一。它们统治了3亿年——是恐龙存在时间的两倍，而恐龙本身也是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动物之一。福泰指出，迄今为止，人类的存在时间只有其千分之五长。

三叶虫有那么漫长的支配时间，因此数量急剧增加。大多数个儿始终很小，大约是现代甲虫的大小，但有的大得像盘子。它们总共至少有5 000属，6万种——然而新的品种不断出现。福泰最近出席了在南美召开的一次会议，一位来自阿根廷某个地方大学的学者同他取得了联系。“她有个盒子，里面装满了有意思的东西——在南美从未见过的，实际上在哪儿也没有见过的三叶虫以及许多别的东西。她没有必要的设备来研究三叶虫，也没有资金来寻找更多的三叶虫。世界的很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考察过。”

“你是指三叶虫？”

“不，指一切。”

在整个19世纪，三叶虫几乎是唯一已知的早期复杂生命形式，因而进行了大力的采集和研究。三叶虫的最大之谜是它们出现得很突然。福泰说，即使现在，要是你来到合适的岩石结构，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地往里发掘，没有发现可见的生命，然后突然之间，“一个螃蟹大小的完整的Profallotaspis或Elenellus跳进了你那等候的手里”，这仍可能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它们是有肢、有鳃、有神经系统、有触角、“有某种大脑”（用福泰的话来说）、有最古怪眼睛的动物。那种眼睛是由形成石灰岩的同一种材料即方解石杆状体形成的，是已知的最早的视觉系统。不仅如此，最早的三叶虫不是只有一个好冒险的品种，而是有几十个品种；不是只出现在一两个地方，而是无处不在。19世纪的许多思想家以此来证明这是上帝的杰作，用来驳斥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责问，假如进化是很缓慢的话，他怎么解释那些复杂而又完全成形的动物会出现得如此突然？事实是，他无法解释。

因此，问题似乎永远无法解决，直到1909年的某一天，也就是距离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50周年还有3个月的时候，一位名叫查尔斯·杜利特尔·沃尔科特的古生物学家在加拿大境内的落基山脉有了一项重大的发现。

沃尔科特生于1850年，在纽约州尤蒂卡附近长大。由于父亲在查尔斯小时候突然去世，本来不大富裕的家境变得更不富裕。沃尔科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具有寻找化石的本领，尤其是三叶虫。他收藏了一大堆相当不错的标本。路易斯·阿加西斯把标本买了下来，放在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博物馆里，使沃尔科特发了一笔小财——相当于今天的7万美元。虽然他只是勉强受过中学教育，在科学方面完全自学成才，但他成了三叶虫问题的一名重要权威。他最先确定三叶虫是节肢动物，该类群包括当代的昆虫和甲壳纲动物。

1879年，沃尔科特任职于新成立的美国地质勘测局，担任野外研究员。他干得非常出色，15年内升到了局长的位置。1907年，他被任命为史密森研究院的秘书，在这个岗位一直干到1927年去世。尽管他忙于许多行政事务，但他仍然做野外工作，写出了大量作品。“他的著作塞满了图书馆里的一个书架。”福泰说。需要提一句的是，他还是美国航空学顾问委员会的创始理事，该委员会后来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因此他完全有理由被认为是太空时代的鼻祖。

但是，现在人们之所以记得他，是因为1909年夏末他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菲尔德小镇高处的那项敏锐而又幸运的发现。通常的说法是这样的：沃尔科特在他妻子的陪同下正骑马顺着一条山路走去，突然他妻子的马在碎石上滑了一下跌倒了。沃尔科特跳下马来扶她，却发现马将一块页岩翻了个身。页岩里有一种特别古老、特别罕见的甲壳纲动物的化石。天正下着雪——在加拿大的落基山脉，冬天来得很早——因此他们没有久留。但是，到了第二年，沃尔科特一有机会就回到了现场。他沿着岩石滚落下来可能会经过的路线攀登了200多米，爬到接近山顶的位置。在海拔2400多米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个页岩露头，长度大约相当于城市的一个街区，里面蕴藏着一大批化石，远自复杂生命大爆发——著名的寒武纪大爆发——之后不久的时候。沃尔科特发现的实际上是古生物学的圣杯。那片露头后来被称为布尔吉斯页岩，取自它所在的山冈的名字。在很长时间里，正如已故的史蒂芬·杰·古尔德在他深受欢迎的著作《奇妙的生命》中所说的，它是“唯一向我们充分展示现代生命起端的地方”。

在阅读沃尔科特日记的过程中，向来细心的古尔德发现，有关发现布尔吉斯页岩的故事似乎有点儿添油加醋——沃尔科特既没有提及马失前蹄，也没有谈到天下着雪——但那是一项非同寻常的发现，这是无可争议的。

我们在地球上只能存在短短的几十年，因此几乎不可能体会到寒武纪大爆发离我们有多么遥远。要是你能以每秒钟一年的速度飞回到过去，那么你要花大约半个小时才能抵达耶稣的年代，花3个多星期才能返回人类起始的时刻。但是，你要花上20年的时间才能抵达寒武纪初期。换句话说，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当时的世界还是另一个模样。

首先，当5亿多年前布尔吉斯页岩形成的时候，它不在山顶上，而是在山脚下。具体来说，它是在一座陡峭悬崖脚下的浅海里。那个时候的大海里充满了生命，但在通常情况下动物没有留下记录，因为它们是软体动物，一死就腐烂了。然而，在布尔吉斯，悬崖崩塌下来，下面的生物被泥石流所埋葬，像压在书里的花朵那样被紧紧压住，从而极其详尽地保留了它们的特征。

从1910年到1925年（那时候沃尔科特已经75岁），沃尔科特每年夏天都要出门考察，发掘了成千上万件标本（古尔德说是8万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那些通常可靠的事实核对人员说是6万件），将其带回华盛顿做进一步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品种上，他的收藏品都是无与伦比的。有的布尔吉斯化石带壳，许多不带。品种是极其繁多的，有人统计是140种。“布尔吉斯页岩化石所包含的生物结构的种类是独一无二的，今天世界海洋里所有的生物加起来也无法与之匹敌。”古尔德写道。

不幸的是，据古尔德说，沃尔科特没有看到自己的发现的重要意义。“沃尔科特把到手的胜利丢了，”古尔德在另一部作品《八只小猪》中写道，“接着便对这些了不起的化石做出了最错误的解释。”沃尔科特用现代的办法来对它们进行分类，把它们看成今天的蠕虫、水母和其他生物的祖先，因此没有认识到它们的不同之处。“按照这种解释，”古尔德叹息说，“生命以最简单的形式开始，然后不可阻挡地、可以预测地朝着更多、更好的方向发展。”

沃尔科特于1927年去世，有关布尔吉斯化石的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人遗忘。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那些化石被锁在华盛顿美国自然博物馆的抽屉里，很少有人去查看，根本无人问津。1973年，剑桥大学一位名叫西蒙·康韦·莫里斯的研究生参观了那批收藏品。他被眼前的化石惊呆了。这些化石要比沃尔科特在他著作中提到的壮观得多，品种也多得多。在分类系统中，描述生物体基本结构的类别是门。而在这里，莫里斯得出结论，是一抽屉又一抽屉如此奇特的结构——都是那位发现者不知何故没有认识到的，真是令人不可思议。

在随后的几年里，莫里斯与他的导师哈里·惠廷顿和同学德里克·布里格斯一起，对全部收藏品重新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他们注意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发现，发出一阵又一阵惊叹声。许多生物的结构是以前和之后完全没有见过的，简直是奇形怪状。比如，欧巴宾海蝎（Opabinia）长着五只眼睛和一个鼻子似的喙，末端还有爪子。又如，有个名叫Peytoia的家伙呈盘形，样子滑稽得像一片菠萝。再如，有一个显然曾经用一排排高跷似的腿走过路，样子如此古怪，他们把它命名为怪诞虫（Hallucigenia）。这些收藏品中有许许多多不曾认识的新东西，以至于有一次打开另一个抽屉的时候，有人听见莫里斯竟然在说：“哦，真该死，这里面没有一个新的门呀！”

这个英国小组的重新分类表明，寒武纪在动物体形方面是个无与伦比的创新和实验的时代。在差不多40亿年的时间里，生命一直是慢腾腾的，看不出有任何朝着复杂方向前进的雄心壮志；接着，在仅仅500万—1 000万年的一段时间里，它创造了所有今天在用的基本体形。你可以点出任何一种动物，从线虫到卡梅伦·迪亚斯，它们使用的都是在寒武纪派对上首创的架构。

然而，最令人吃惊的是，如此之多的体形，打个比方说，却缺少深度，没有留下后代。据古尔德说，在布尔吉斯动物群当中，总共至少有15种，也许多达20种，不属于任何已经确认的门（在有的通俗读物中，这个数字很快增加到100种之多——远远超过了剑桥大学的科学家们实际宣布的数字）。“生命史，”古尔德写道，“是一个大规模淘汰的故事，接着是少数幸存的品种的分化，而不是个通常认为的不断优化、不断复杂化、不断多样化的故事。”看来，进化的成功真是像玩彩票。

然而，有一种动物确实成功地溜过了关，那是一种蠕虫状的小家伙，名叫皮卡虫（Pikaia gracilens）。据发现，它有一根原始的脊柱，从而成了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后来脊椎动物的已知的最早祖先。皮卡虫在布尔吉斯化石中根本不多，因此天知道它们是差多么一点儿走向灭绝。古尔德有一句名言，明确说明他认为我们家系的成功是一件十分侥幸的事：“要是把生命的磁带倒回到布尔吉斯页岩的早期，从同一起点把它再放一遍，任何像人类智慧这样的东西会使其重放异彩的可能性极小。”

古尔德的《奇妙的生命》于1989年出版，旋即引起议论纷纷，在商业上是个巨大的成功。大家不知道的是，许多科学家根本不同意古尔德的结论，过不多久情况就变得很不像话。联系到寒武纪的氛围，“爆发”很快跟现代人的脾气，而不是跟古代生物上的事实更有关系。

实际上，现在我们知道，复杂的生物至少在寒武纪之前1亿年已经存在。我们本该早就知道。沃尔科特在加拿大的发现过去差不多40年以后，在地球另一侧的澳大利亚，一位名叫雷金纳德·斯普里格的年轻地质学家发现了更加古老、同样不可思议的东西。

1946年，斯普里格还是南澳大利亚一名年轻的政府助理地质工作者的时候，被派往弗林德斯山脉的埃迪亚卡拉山区调查废弃的矿区。那是阿德莱德以北大约500公里处一大片干旱的内陆地区。目的是想看看那里是不是还有利用新技术可以重新开采的有利可图的旧矿井，因此他根本不是去研究地表岩石，更不是去研究化石的。但是，有一天在吃午饭的时候，斯普里格无意中翻动一块砂岩，说得轻一点也是很吃惊地发现，石头的表面上布满了细微的化石，很像是叶子在泥土里留下的印子。这些岩石比寒武纪大爆发还要早。他看到了起步阶段的可见生命。

斯普里格给《自然》杂志写了一篇论文，但是没有被采用。他转而把论文在澳新科学促进协会的下一次年会上宣读，但没有博得协会头儿的欢心。那位头儿说，埃迪亚卡拉印子只是“由非生物偶然留下的记号”——即不是由生物形成的，而是由风吹雨打或潮汐运动形成的图案。斯普里格的希望并没有完全破灭，他来到伦敦，把自己的发现提交给1948年国际地质学大会，但既没有引起兴趣，也没有人相信。最后，在没有更好的出路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成果发表在《南澳大利亚皇家学会学报》上。接着，他辞去了政府里的职务，开始从事石油勘探工作。

9年之后，1957年，一位名叫罗杰·梅森的小学生在穿越英格兰中部查恩伍德森林的时候，发现一块岩石里有一种古怪的化石，样子很像现代的海笔，跟斯普里格发现的、此后一直想告诉大家的有些标本完全相同。那位小学生把化石交给了莱斯特大学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他马上认出那是寒武纪之前的东西。小梅森的照片被刊登在报纸上，他被当作一名早熟的英雄，直到现在，许多书里仍然提到他的事迹。为了纪念他，那个标本被命名为梅森查恩海笔（Charnia masoni）。

今天，斯普里格的埃迪亚卡拉标本原件，与自那以后在整个弗林德斯山脉所发现的其他1 500件标本中的许多标本一起，陈列在阿德莱德南澳大利亚博物馆楼上的一个玻璃柜里，但是没有吸引多少注意力。上面蚀出的精美图案不大清楚，对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它们大多很小，呈圆盘形，偶尔带有隐约的条纹。福泰把它们称为“软体怪物”。

这些是什么东西，它们是怎么生活的，人们的看法远非一致。从表面看来，它们没有用来进食的嘴巴，也没有用来排泄废物的肛门，根本没有用来消化食物的内脏器官。“在生活中，”福泰说，“它们大多数很可能就趴在砂质沉积物的表面，就像没有固定形状、毫无生气、软绵绵的比目鱼那样。”在最活泼的时候，它们也不会比水母更复杂。埃迪亚卡拉动物都是双胚层的，即它们由两层组织构成。除了水母以外，今天所有的动物都是三胚层的。

有的专家认为，它们根本不是动物，而更像是植物或真菌。即使现在，植物和动物的界限也并不总是很分明。现代海绵一辈子固定在一个地方，既没有眼睛，也没有大脑，更没有搏动的心脏，然而它是动物。“要是我们回到寒武纪之前，植物和动物的区别很可能更不明确，”福泰说，“没有任何规定说，你非得明确不是植物就是动物。”

关于埃迪亚卡拉动物群究竟是不是今天活着的哪种动物（可能除了水母以外）的祖先的问题，意见也很不统一。许多权威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失败的尝试，想要变成复杂动物而又没有成功，可能是因为懒散的埃迪亚卡拉动物群给吃了个干净，或者在竞争中输给了寒武纪的比较灵活、比较复杂的动物。

“今天活着的没有很类似的动物，”福泰写道，“它们很难被解释成是哪种后来出现的动物的祖先。”

我们觉得，它们对地球上生命的发展最终没有起多大作用。许多权威人士认为，在前寒武纪和寒武纪之交，存在大规模的灭绝现象，埃迪亚卡拉动物群（除了水母不大确定以外）都没有能进入下一阶段。换句话说，正经八百的复杂生命始于寒武纪大爆发。反正古尔德是这么看的。

至于布尔吉斯页岩化石的重新分类，人们几乎马上对那些解释提出质疑，尤其是对古尔德对那些解释进行的解释。“从一开始，许多科学家就对史蒂芬·杰·古尔德的陈述表示怀疑，尽管他们对他陈述的方法表示赞赏。”福泰在《生活》杂志中写道。这是一种婉转的说法。

“要是史蒂芬·古尔德想的像他写的一样清楚就好了！”牛津大学学者理查德·道金斯在一篇评《奇妙的生命》的文章（刊登于《星期日电讯报》）的开头一行中就说。道金斯承认那本书“令人爱不释手”，是一部“精心杰作”，但指责古尔德在“夸夸其谈，以极不恳切的言辞”歪曲事实，认为布尔吉斯重新分类震惊了古生物学界。“他所攻击的那个观点——进化不可阻挡地朝着顶峰前进，比如人类——50年来无人相信。”道金斯气呼呼地说。

许多普通的评论员就是那样不大注意分寸。有一位给《纽约时报书评》写文章的人兴高采烈地认为，由于古尔德的作品，科学家们“正抛弃多少代人以来未经仔细审度的先入之见。他们像接受关于人类是有序发展的产物那样，勉勉强强地或热情洋溢地接受关于人类是大自然中的偶然事件的观点”。

但是，对于古尔德的真正批评出于这样的信念：他的许多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或者是随心所欲地夸大的。道金斯在《进化》杂志上的文章里，攻击古尔德关于“寒武纪的进化不同于今天的进化”的观点，对古尔德反复强调的下述观点表示极大的不满：“寒武纪是个进化‘实验’、进化‘试错’、进化‘起步错误’……的时期……那是个发明了所有重大‘基本体形结构’的丰产时期。如今，进化只是按照老的体形结构修修补补。而在寒武纪，新的门和新的纲不断产生。如今我们只有新的种！”

道金斯注意到，经常有人谈论没有新的体形结构，便说：“这就好像有一名园丁望着一棵栎树，惊讶地说：‘真怪呀，这棵树怎么多年来长不出一根新主干？如今，新长出来的都是一些细枝。’”

“这真是个古怪的时代，”福泰这时候说，“尤其是你想到这一切都发生在5亿年以前，而人们的情绪却如此之大。我在一本书里开玩笑说，我觉得在写到寒武纪的事之前应当先戴个安全帽，不过我就是有点儿这样的感觉。”

最古怪的反应来自《奇妙的生命》中的一位英雄西蒙·康韦·莫里斯。他在自己的一本书《创造的熔炉》里突然对古尔德翻脸，令古生物学界的许多人大吃一惊。“一位专业人员在书里竟然如此怒气冲冲，我可从来没有碰到过，”福泰后来写道，“《创造的熔炉》的普通读者要是不了解历史，绝不会知道作者的观点一度如此接近（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话）古尔德的观点。”

当我向福泰问起这件事时，他说：“哎呀，这是很怪的，真的令人吃惊，因为古尔德还是挺器重他的。我只能猜测，西蒙的处境比较尴尬。你要知道，科学是不断变化的，只有书本是永久的。我估计，他后悔跟他现在完全不再持有的观点有着不可抹去的联系。他说过‘哦，真该死，这里面没有一个新的门呀’这类话。我估计他后悔因此出了名。他的观点曾经与古尔德的观点几乎完全相同，你从西蒙的书里根本看不出来。”

结果，早先寒武纪的化石开始被吹毛求疵地重新评估。福泰和德里克·布里格斯——古尔德书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使用了一种所谓支序分类学的方法，把各种布尔吉斯化石进行比较。简单来说，支序分类学就是按照共同的特点将动物进行分类。福泰把鼩鼱和大象进行比较来作为例子。要是你考虑大象个儿一章很大，鼻子醒目，你就会得出结论，它与小小的、以鼻吸气的鼩鼱毫无共同之处。但是，要是你把二者与蜥蜴进行比较，你就会发现大象和鼩鼱实际上是按照基本相同的结构来构建的。实际上，福泰是在说，古尔德看待大象和鼩鼱，就像他和布里格斯看待哺乳动物一样。他们认为，布尔吉斯动物群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古怪，那么多种多样。“它们往往不比三叶虫更古怪，”福泰这时候说，“问题仅仅在于，我们已经花了一个多世纪来习惯三叶虫。你要知道，熟悉了，也就不觉得怪了。”

我应当指出，这不是因为马虎或不重视。根据往往是变了形的和支离破碎的证据来解释古代动物的形态和关系，显然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爱德华·O.威尔逊指出，要是你挑选几种现代昆虫，把它们充作布尔吉斯化石，那么谁也猜不着它们都是属于同一门的，因为它们的体形结构是如此不同。现在，又发现了两处寒武纪初期的遗址，一处在格陵兰，一处在中国，再加上一些零星的发现，又获得了许多往往是更好的标本，这些对重新分类也是很有利的。

结果发现，布尔吉斯化石并非差别很大。原来，怪诞虫在修复过程中给颠倒了，它的高跷似的腿实际上是它背部的刺。而那种样子像一片菠萝的怪物被发现并不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动物，只是一种名叫奇虾（Anomalocaris）的较大动物的组成部分。许多布尔吉斯标本现在已经归到活着的动物的门里——就是沃尔科特最初放置它们的地方。怪诞虫和几种别的动物被认为与有爪类动物有关系，那是一群毛虫模样的动物。别的已经被重新归类于现代环节动物的先驱。实际上，福泰说：“寒武纪造型只有几种是完全新的。它们往往被证明只是已经确认的形态的有意思的发挥。”他在《生活》杂志上写道：“再奇也奇不过今天的藤壶，再怪也怪不过白蚁后。”

所以，布尔吉斯页岩标本原来并非那么不可思议。福泰写道，尽管如此，它们“依然很有意思，依然很古怪，只是能解释得比较清楚了”。它们古怪的体形结构只是处于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期——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进化中的“爆炸头”和“舌钉”。最后那些形态进入了固定、稳定的中年阶段。

但是，这些动物到底来自何方——它们是怎么突然从无到有的，这仍然是个难以解答的问题。

哎呀！寒武纪大爆发被证明也许并非爆发得那样厉害。现在认为，寒武纪的动物很可能早就存在，只是小得看不见罢了。又是三叶虫提供了线索——尤其是，不同种类的三叶虫似乎神秘地散布在全球的广大地区，而且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出现。

表面看来，大量完全成形而又多种多样的动物的突然出现，似乎能增加寒武纪大爆发的奇妙程度，实际上恰恰相反。一种完全成形的动物，比如三叶虫，突然孤立地出现是一回事——这确实是个奇迹，但许多动物在相隔万里的中国和美国纽约的化石记录中同时出现，显然表明我们缺少它们的一大部分历史。这是最强有力的证明，表明它们必定有个祖先——某个老祖宗物种，它在早得多的过去开创了那个家系。

现在认为，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那些早先的物种，是因为它们太小，无法保存下来。福泰说：“机能俱全的复杂动物不一定个儿很大。今天，海洋里充满着微小的节肢动物，它们没有留下化石记录。”他以小小的桡足动物为例，在现代海洋里数以万亿计，群集在浅滩上，它们多得足以使大片海域变黑，而我们对其祖先的全部了解只有一个标本，那是在一条古老的变成了化石的鱼肚子里找到的。

“寒武纪大爆发，如果可以这么称呼的话，更可能是个儿变大，而不是新体形的突然出现，”福泰说，“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得很快，因此在那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次爆发。”这话的意思是，像哺乳动物那样磨蹭了1亿年，直到恐龙让道，然后才似乎突然之间在全球大量增加。节肢动物和别的三胚层动物也是一样。它们以半微生物的形态默默地等待，等着占支配地位的埃迪亚卡拉动物群没落。福泰说：“我们知道，恐龙一走，哺乳动物的个儿戏剧性地变大了——虽然我说相当突然，但我当然是从地质学的意义上说的。我们说的是几百万年的事。”

顺便说一句，雷金纳德·斯普里格最后还是得到了一份荣誉，虽然来得晚了一点。有个早期的主要的“属”像几个物种那样以他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斯普里格属。整个发现在后来被叫作埃迪亚卡拉动物群，以他寻找化石的山区名字命名。然而，到那个时候，斯普里格寻找化石的年代早已过去。他离开地质学以后建立了一家很成功的石油公司，最后隐退到他心爱的弗林德斯山脉中的一处庄园并在那里创建了一个野生生物保留地。他1994年去世时已经是个富豪。

第二十二章 多灾多难的生命进程

要是你从人的角度去考虑生命这个问题，显然我们也很难不这么做，生命是个古怪的东西。它迫不及待地起步，但起步以后又似乎不大急着往前走。

想一想地衣。地衣大概是地球上最坚强的可见生物，也是最没有雄心壮志的生物之一。它们会很乐意生长在阳光明媚的教堂墓地里，但它们尤其乐意在别的生物都不愿意去的环境里茂盛生长——在风吹雨打的山顶上，在北极荒原，那里除了岩石、风雨和寒冷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也几乎没有竞争。在南极洲的许多地区，那里实际上别的什么也不长，你却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地衣——有400种——忠诚地依附在每一块风吹雨打的岩石上。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它们是怎么办到的。由于地衣长在光秃秃的岩石上，既没有明显的营养，也不结出种子，许多人——许多受过教育的人——认为它们是正在变成植物的石头。“无生命的石头自动变成了有生命的植物！”一位名叫霍恩舒克的博士观察者在1819年高兴地说。

要是更仔细地观察一下，你便会发现，地衣与其说是具有魔力，不如说是很有意思。它们实际上是真菌和藻类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真菌分泌出酸，溶解岩石表面，把矿物质释放出来；藻类将矿物质转变成足够的食物来维持二者。这不是个很激动人心的安排，但显然是个成功的安排。世界上有2万多种地衣。

像大多数在恶劣条件下茁壮成长的东西一样，地衣长得很慢。地衣也许要花半个多世纪时间才能长到衬衫纽扣大小。大卫·艾登堡写道，因此那些长到餐盘大小的地衣“很可能已经生长了几百年，如果不是几千年的话”。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成就更小的生存。“它们只是存在，”艾登堡接着说，“证明一个感人的事实：连最简单层次的生命，显然也只是为了自身而存在。”

生命只有这点考虑，这点很容易被忽略。作为人类，我们往往觉得生命必须有个目的。我们有计划，有志向，有欲望。我们想要不断利用赋予我们的整个令人陶醉的生命。但是，生命对于地衣来说是什么？它的生存冲动、活着的欲望和我们一样强烈——有可能更加强烈。要是我被告知，我不得不当几十年林中岩石上的地衣，我认为我会失去继续活下去的愿望。地衣不会。实际上像所有生物一样，它们蒙受苦难，忍受侮辱，只是为了多活一会儿。总之，生命想要存在。但是——这一点很有意思——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不想大有作为。

这也许有点儿怪，因为生命有很多时间来施展自己的雄心壮志。请你想象一下，把地球的45亿年历史压缩成普通的一天。那么，生命起始很早，出现第一批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大约是在凌晨4点钟，但在此后的16个小时里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直到晚上差不多8点30分，这一天已经过去六分之五的时候，地球才向宇宙拿出点成绩，但也不过是一层静不下来的微生物。然后，终于出现了第一批海生植物。20分钟以后，又出现了第一批水母以及雷金纳德·斯普里格最先在澳大利亚看到的那个神秘的埃迪亚卡拉动物群。晚上9点4分，三叶虫登场了，几乎紧接着出场的是布尔吉斯页岩那些形状美观的动物。快到10点钟的时候，植物开始出现在大地上。过不多久，在这一天还剩下不足两个小时的时候，第一批陆生动物接着出现了。由于10分钟左右的好天气，到了10点24分，地球上已经覆盖着石炭纪的大森林，它们的残留物变成了我们的煤。第一批有翼的昆虫亮了相。晚上11点刚过，恐龙迈着缓慢的脚步登上了舞台，支配世界达三刻钟左右。午夜前21分钟，它们消失了，哺乳动物的时代开始了。人类在午夜前1分17秒出现。按照这个比例，我们全部有记录的历史不过几秒钟长，一个人的一生仅仅是刹那工夫。

在这大大压缩的一天中，大陆到处移动，以似乎不顾一切的速度砰地撞在一起。大山隆起又变平，海洋出现又消失，冰原前进又后退。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每分钟大约三次，在这颗行星的某个地方亮起一道闪光，显示曼森尺度的或更大的陨石撞击了地球。在陨石轰击、很不稳定的环境里，竟然还有东西能存活下来，这是令人惊叹的。实际上，没有很多东西能挺过很长时间。

要了解“我们在这部45亿年长的电影里登场还没有多久”这件事，也许还有一种更有效的方法。你把两条手臂伸展到极限，然后想象那个宽度是整个地球史。按照这个比例，据约翰·麦克菲在《盆地和山岭》一书中说，一只手的指尖到另一只手的手腕之间的距离代表前寒武纪。全部复杂生命都在一只手里，“你只要拿起一把中度粒面的指甲锉，一下子就可以锉掉人类历史”。

幸亏那种事情没有发生，但将来很可能会发生。我不想在这个时刻散布悲观论调，但地球上的生命有着另一个极其相似的特点：生命会灭绝。而且很常见。尽管物种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聚集起来保存自己，但它们经常崩溃和死亡。它们变得越复杂，好像灭绝得越快。为什么那么多生命没有雄心壮志，这也许是一个原因。

因此，只要生命干出勇敢的事，都是一件大事。我们将要讲到，生命向前迈入另一阶段，离开了海洋。这就是极少的大事之一。

陆地是个可怕的环境：炎热，干燥，笼罩在强烈的紫外线辐射之中，没有在水中移动的那种相对轻松的浮力。在陆地上生活，动物们不得不彻底修正它们的结构。要是你用手拿住一条鱼的两端，它的中部就会弯下去，因为它的脊骨不结实，无法支撑自己。为了在离开水以后生存下去，海生动物需要有个新的能够负重的内部架构——这不是一夜之间能调整过来的。尤其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是，任何陆生动物必须学会直接从空气里摄取氧气，而不是从水里过滤氧气。这些都不是微不足道的困难，都需要克服。另一方面，动物们对于离开水有着强大的动力：水底下的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危险。大陆渐渐合并成一个陆块——泛古陆，这意味着海岸线比以前短多了，因而沿海的栖息地也少了。于是，竞争很激烈。而且，出现了一种新的无所不吃的、令人不安的捕食者。这种动物的体形完全适合攻击。自出现以来，它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几乎没有变化。它就是鲨鱼。因此，找一个取代水的环境的最佳时刻终于到了。

大约4.5亿年以前，植物开始了占领陆地的进程。与其为伴的还有必不可少的小螨虫和其他动物。植物需要它们来为自己分解死去的有机物质，使之再循环。大动物过了更长的时间才出现，但到了大约4亿年以前，它们也大胆地从水里爬了出来。许多通俗插图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印象：第一批冒险爬上陆地生活的是一种雄心勃勃的鱼——它的样子有点像现代的弹涂鱼，在旱季能从一个水塘跳到另一个水塘，或者甚至是一种完全成形的两栖动物。实际上，陆地上第一批可见的、能四处活动的居民很可能更像现代的潮虫，有时候也被称为球潮虫或鼠妇。这些都是小虫子（实际上是甲壳纲动物），要是你翻起一块岩石或一根木头，它们常常会惊恐万状。

对于那些学会了从空气中呼吸氧气的动物来说，日子是不错的。在陆地生命大幅度增加的泥盆纪和石炭纪，空气中的氧的浓度高达35％（现在是将近20％）。因此，动物能以惊人的速度长到惊人的个儿。

你也许想知道，科学家们怎么会知道几亿年以前的氧气浓度？答案在于同位素地球化学，这是个不大知名而又十分奇妙的领域。泥盆纪和石炭纪的古代海洋里生活着大批微小的浮游生物，它们躲在小小的保护壳里。当时和现在一样，浮游生物从大气里吸收氧气，将其与别的元素（尤其是碳）化合，形成了碳酸钙这样的耐久化合物，构筑了自己的壳。在长期碳循环中——这个过程讲起来不大激动人心，但对于把地球变成一个适居的地方却是至关重要的——不停进行的就是这种化学戏法（这种戏法已经在别处讨论过）。

在此过程中，这些微小的生物最后都死了，沉到了海底，慢慢地被压缩成石灰岩。在浮游生物带进坟墓的小小原子结构中，有两种非常稳定的同位素——O-16和O-18。（要是你忘了什么是同位素，那也不要紧。你只要记住，带有反常数量中子的原子就是同位素。）地球化学家就利用了这一点，因为同位素以不同的速度积聚，取决于同位素形成之时大气里有多少氧或二氧化碳。地球化学家把这两种同位素在古代的储存速度进行比较，就可以知道古代世界的情况——氧气的浓度、空气和海洋的温度、冰期的程度和时间，以及许多别的情况。把同位素的测量结果和能够说明其他情况（如花粉浓度等）的别的化石残留物结合起来，科学家就能很有把握地重新构筑人类没有见过的整个场景。

氧气之所以能在整个早期陆地生命的时期积聚到十分充足的浓度，主要是因为世界上许多地方存在大量高大的树蕨和大片沼泽地，它们天生就能打乱正常的碳再循环过程。落叶和其他死去的植物性物质不是完全腐烂，而是积聚在肥沃而又潮湿的沉积物之中，最后被挤压成大片的煤层。即使到了现在，那些煤层仍然支撑着大量的经济活动。

高浓度的氧气显然促使生物长得高大。迄今发现的能表明陆地动物最古老的迹象的，是3.5亿年前由一个节肢动物似的家伙留在苏格兰一块岩石上的一条痕迹。它有1米多长。在那个时代结束之前，有些节肢动物的身长会超过那个长度的两倍。

由于存在这种悄悄觅食的动物，那个时期的昆虫渐渐设计出一种对策，能够躲开飞快伸过来的舌头：它们学会了飞行。这也许是不足为怪的。有的昆虫渐渐习惯于这种新的活动方式，而且达到了非常熟练的程度，自那时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这种技术。当时和现在一样，蜻蜓能以每小时50多公里的速度飞行，能快停，能悬停，能倒飞。要是按照比例的话，蜻蜓能升到的高度比人类的任何飞行器所能达到的要高得多。“美国空军，”有一位评论员写道，“把它们放在风洞里，看看它们是怎么表现的，结果感到望尘莫及。”它们也吞噬浓郁的空气。在石炭纪的森林里，蜻蜓长到大得像乌鸦。树木和别的植物同样长得特别高大，木贼和树蕨类长到15米的高度，石松长到40米的高度。

第一批陆地脊椎动物——我们从其演变而来的第一批陆地动物——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个谜。部分原因是缺少有关的化石，但也要怪一个名叫埃里克·贾维克的脾气怪僻的瑞典人，他的古怪解释和讳莫如深的表现使这方面的进展延误了差不多半个世纪。贾维克是一个瑞典学者考察小组的成员，他们于20世纪30—40年代来到格陵兰寻找鱼化石。他们尤其要寻找一种总鳍鱼。据推测，那种鱼是所谓的四足动物，即我们和其他所有会行走的动物的祖先。

大多数动物是四足动物，活着的四足动物都有个共同点：有四肢，每肢的尽头最多有五个指或趾。恐龙、鲸、鸟、人甚至鱼都是四足动物。这显然表明，它们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据认为，这个祖先的线索要在大约4亿年以前的泥盆纪寻找。在此之前，陆地上没有行走的动物。在此之后，许多动物在陆地上行走。很走运，那个小组恰好发现一个这样的动物，一个1米长的名叫鱼甲龙的动物。分析那个化石的任务落在贾维克身上。他于1948年开始研究，这项研究持续了48年。不幸的是，贾维克不让别人插手他的研究工作。世界上的古生物学家不得不满足于两篇简短的临时性论文。贾维克在论文中指出，那种动物有四肢，每肢有五个指头，确认了它的祖先地位。

贾维克于1998年去世。他死了以后，别的古生物学家连忙对那件标本做了仔细研究，发现贾维克把指头或脚趾的数目大大地数错了——每肢其实有八个——而且没有注意到那种鱼很可能不会走路。从鳍的结构来看，它支撑不起自身的重量。不用说，这对增进我们对第一批陆地动物的了解没有做出多大贡献。今天，已经知道早期有三种四足动物，但没有一种跟数字五有关系。总之，我们不大清楚我们是从哪儿来的。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来了，虽然达到我们目前这样的卓越状态肯定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自从陆地上开始有生命以来，它由四个所谓的大王朝组成。第一个大王朝包括行动缓慢的有时候又相当笨重的原始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这个年代最著名的动物是异齿龙，那是一种背部有翼的动物，常常与恐龙相混淆（我注意到，包括卡尔·萨根《彗星》一书中的一处图片说明在内）。异齿龙实际上是一种下孔亚纲动物。我们从前曾经也是下孔亚纲动物。下孔亚纲是早期爬行动物的四个主要部之一，其他三个部分别是缺孔亚纲、调孔亚纲和双孔亚纲。这些名字只是指在它们的颅骨侧面发现的小孔的数量和位置。下孔亚纲在颞颥下部有一个孔；双孔亚纲有两个孔；调孔亚纲只有上部一个孔。

后来，每个主要的部又分成若干分部。其中有的兴旺，有的衰落。缺孔亚纲产生了鳖。鳖一度似乎快要处于主宰地位，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先进、最致命的物种，虽然这有点儿荒唐可笑。但是，由于进化突变，它们虽然生存了很久，但是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下孔亚纲分成四支，只有一支闯过了二叠纪。幸运的是，我们恰好属于这一支。它进化成为一个原始哺乳动物家族，被称为兽孔目爬行动物。这类爬行动物构成了第二大王朝。

兽孔目爬行动物的运气不佳，它们的表亲双孔亚纲在进化过程中繁殖力也很强，有的进化成了恐龙。兽孔目爬行动物渐渐被证明不是恐龙的对手。它们无力与这种凶猛的新动物展开势均力敌的竞争，基本上从记录中消失了。然而，少量进化成了毛茸茸的穴居小动物，在很长时间里作为小型哺乳动物存在，等待合适时机的到来。其中最大的也长不到家猫的大小，大多数的个儿不超过老鼠。最后，这将证明是一条活路。但是，它们还得等待将近1.5亿年，等着第三大王朝即恐龙时代突然告一段落，为第四大王朝和我们自己的哺乳动物时代让路。

每一次大规模的转化，以及其间和其后的许多较小规模的转化，都取决于那个说来矛盾的重要原动力：灭绝。在地球上，说句实在话，物种死亡是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实。谁也不清楚自生命起步以来究竟存在过多少种生物。一般引用的数字是300亿种，但是有人估计那个数字高达4万亿种。不论其总数是多少，99.9％存在过的物种已经不再和我们在一起。“基本上可以说，”芝加哥大学的戴维·劳普喜欢说，“所有的物种都已灭绝。”对于复杂动物来说，一个物种的平均寿命只有大约400万年——大致相当于我们人类迄今存在的时间。

当然，灭绝对于受害者来说总是坏消息，但对于一颗有活力的行星来说似乎是一件好事情。“与灭绝相对的是停滞，”美国自然博物馆的伊恩·塔特萨尔说，“停滞在任何领域都很少是一件好事情。”（我也许应当指出，我们在这里谈论灭绝，指的是一个漫长的自然过程。由于人类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灭绝完全是另一回事。）

地球史上的危机总是与随后的大跃进有关系。埃迪亚卡拉动物群的没落之后是寒武纪的创造性爆发。4.4亿年以前的奥陶纪灭绝为大海清除了大量一动不动而靠过滤来进食的动物，为快速游动的鱼类和大型水生爬行动物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些动物转而又处于理想地位；当泥盆纪末期又一次灾难给生命又一次沉重打击的时候，它们把殖民者派上了陆地。在整个历史上，不时发生这样的事。要是这些事件不是恰好以它们发生的方式发生，不是恰好在它们发生的时间发生，现在我们几乎肯定不会在这里。

地球已经经历了五次大的灭绝事件——依次在奥陶纪、泥盆纪、二叠纪、三叠纪和白垩纪——以及许多小的灭绝事件。奥陶纪（4.4亿年以前）和泥盆纪（3.65亿年以前）分别消灭了80％—85％的物种。三叠纪（2.1亿年以前）和白垩纪（6 500万年以前）分别消灭了70％—75％的物种。但是，真正厉害的是大约2.45亿年前的二叠纪灭绝，它为漫长的恐龙时代揭开了序幕。在二叠纪，至少95％从化石记录中得知的动物退了场，再也没有回来。连大约三分之一的昆虫物种也消失了——这是它们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这也是我们最接近全军覆没的一次。

“这确实是一次大规模的灭绝，一次大屠杀，是地球上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理查德·福泰说。二叠纪事件对海洋动物的破坏性尤其严重。三叶虫完全消失了。蛤蜊和海胆几乎灭绝。实际上，所有的海生动物都七零八落。据认为，总体来说，在陆地和水里，地球损失了52％的“科”——那个层次在生命的大等级表上高于“属”，低于“目”（这是下一章的内容）——以及大约多达96％的全部物种。要过很长时间——有人估计，要过长达8 000万年，物种的总量才会得以恢复。

我们需要记住两点。第一，这些都仅仅是根据资料做出的推测。据估计，二叠纪结束的时候，活着的动物物种数量是4.5万—24万种。要是你不知道有多少活着的物种，你就不大有把握算出灭绝物种的具体比例。第二，我们说的是物种而不是单个动物的死亡。就单个动物而言，死亡的数量可能还要多得多——在许多情况下，实际上是全部。存活下来进入生命下一阶段的物种，几乎肯定都要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几个受伤的和残疾的幸存者。

在几次大屠杀之间，还有许多较小的、不大知名的灭绝事件——亨菲利世事件、弗拉尼世事件、法门尼世事件、兰乔拉布里世事件，以及10多个别的事件——它们对物种总量的破坏程度不是很大，但对某些种群往往是个沉重的打击。发生在大约500万年以前的亨菲利世事件中，包括马在内的食草动物差一点儿被一扫而光。马只剩下一个物种，时而出现在化石记录中，表明它一度到了灭绝的边缘。请你想象一部没有马、没有食草动物的人类历史。

对于差不多每种情况，无论是大规模的灭绝还是中等规模的灭绝，我们都感到迷惑不解，不大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即使去掉了不大切合实际的观点以后，解释灭绝事件原因的理论依然多于事件本身。至少有20来只可能的黑手被认为是原因或者主要帮手，包括全球变暖、全球变冷、海平面变化、海洋氧气大幅度减少（所谓的缺氧）、传染病、海床大量甲烷泄漏、陨石和彗星撞击、一种所谓“超强”的猛烈飓风、强烈的火山喷发，以及灾难性的太阳耀斑。

太阳耀斑是一种尤其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谁也不知道太阳耀斑会变得多大，因为我们只是从太空时代才开始观测太阳耀斑。但是，太阳是一台大马达，它兴起的风暴是极其巨大的。一次普通的太阳耀斑——我们在地球上甚至还注意不到——释放出相当于10亿颗氢弹的能量，向太空抛出1 000亿吨危险的高能粒子。电磁层和大气层通常会把这些反射回太空，或者把它们安全地引向两极（它们在那里产生地球美丽的极光）。据认为，一次极大的爆发，比如100倍于普通耀斑的耀斑，可以毁坏我们稀薄的防御层。那道光华是很壮丽的，但几乎肯定会使暴露在光里的很大部分生物丧命。而且，令人寒心的是，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布鲁斯·楚鲁塔尼说：“它在历史上不会留下痕迹。”

这一切留给我们的，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说，“是大量的猜测和很少的证据”。变冷似乎至少与三次大灭绝事件有关——奥陶纪事件、泥盆纪事件和二叠纪事件——但是，除此以外，大家几乎没有共识，包括某次事件是快速发生的还是缓慢发生的。比如，泥盆纪灭绝事件——那个事件以后，脊椎动物迁移到了陆地——是在几百万年里发生的，还是在几千年里发生的，还是在热热闹闹的一天里发生的，科学家们的看法不一。

对灭绝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难度如此之大，原因之一是，要大规模灭绝生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从曼森撞击事件中已经看到，你可能受到猛烈的一击，但仍可以充分恢复过来，虽然觉得有点挺不住。因此，地球已经忍受了几千次撞击，为什么偏偏6 500万年前的KT事件的破坏性那么大，足以使恐龙遭受灭顶之灾呢？哎呀，首先，它确实厉害。它的撞击力达到100万亿吨。这样的爆炸是不容易想象的，但正如詹姆斯·劳伦斯·鲍威尔指出的，即使爆炸与今天地球总人口数量相等的广岛型原子弹，离KT撞击的威力仍相差大约10亿颗这类炸弹。然而，仅此一项也许仍不足以消灭地球上70％的生命，包括恐龙在内。

KT陨石还有一个优势——如果你是个哺乳动物的话，那是个优势——它撞在只有10米深的浅海里，角度很可能恰好合适，当时的氧气浓度又比现在高10％，因此世界比较容易着火。尤其是，撞击地区的海底是由含硫丰富的岩石构成的。结果，那个撞击把一片比利时大小的海底变成了硫酸气雾。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地球遭受酸雨的袭击，酸的浓度足以烧伤皮肤。

在某种意义上，还有一个比“是什么毁灭了当时存在的70％的物种”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剩下的30％是怎么存活下来的”。为什么那个事件对恐龙是个灭顶之灾，而别的像蛇和鳄这样的爬行动物却能安然度过劫难？就我们所知，北美的蟾蜍、水螈、蝾螈，以及别的两栖动物没有一个物种灭绝。“为什么这些纤弱的动物能安然无恙地逃过这场空前的灾难？”提姆·弗兰纳里在他精彩的描述史前美国的著作《永久的边疆》里发问。

海洋里的情况十分相似。菊石统统消失了，但它们的表亲鹦鹉螺目软体动物却存活下来，尽管它们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在浮游生物中，有的物种实际上全部覆灭——比如，有孔虫丧失了92％——而像硅藻这样的生物尽管体形相似，还同有孔虫在一起生活，却受伤害较轻。

这些都是难以解释的矛盾之处。正如理查德·福泰所说：“仅仅把它们称作‘幸运儿’，这似乎总是不大令人满意。”如果在事件发生之后几个月里到处都是乌黑呛人的烟雾，而情况似乎正是这个样，那么你很难解释许多昆虫竟能存活下来。“有的昆虫，比如甲虫，”福泰指出，“可以在木头或周围别的东西上生活。但是，像蜜蜂这样的在阳光里飞舞、需要花粉的动物怎么办？说清楚它们幸存的原因是不大容易的。”

尤其是珊瑚。珊瑚需要藻类维持生命，而藻类需要阳光。二者都需要稳定的基本温度。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有大量关于珊瑚因海水温度变化了1摄氏度左右而死亡的报道。要是它们连小小的变化都受影响，它们是怎么挺过撞击造成的漫长的冬天的？

还有许多难以解释的区域性差异。灭绝在南半球似乎远不如在北半球那么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新西兰好像完好无损地挺了过来，而它又几乎没有穴居动物，连它的植物也绝大部分幸免于难，而别处的大火烈度表明，灾难是全球性的。总之，还有许多问题我们搞不清楚。

有的动物再次呈现一片兴旺的景象——包括鳖，真有点儿令人感到意外。弗兰纳里指出，恐龙灭绝之后的时期，很可以称为鳖时代。16个物种在北美存活下来，过不多久又出现了3个。

显而易见，家住水里很有好处。KT撞击消灭了将近90％的陆基物种，而生活在淡水里的物种只有10％遭殃。水显然起了防热和防火的作用，还可能在随后的萧条岁月里提供了食料。凡是存活下来的陆基动物，都有在危险时刻退缩到安全环境的习惯——钻进水里或地下——二者都能在相当程度上抵御外面的灾难。食腐动物也有个优势。蜥蜴基本不受腐烂尸体里的细菌的伤害，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实际上，它们还往往对其怀有好感。在很长时期里，蜥蜴周围显然存在着大量腐烂的尸体。

经常有人提出错误的看法，认为只有小动物才挺过了KT撞击。实际上，在幸存者当中有鳄鱼，它们不仅很大，而且比今天的鳄鱼还大3倍。不过，总的来说，没错，大部分幸存者是行动诡秘的小动物。当世界一片漆黑、布满危险的时候，对于出没于夜间、不挑食物、生性谨慎的小恒温动物来说，确实是适得其所。而这些正是我们的哺乳动物祖先所具备的高招。假如我们进化得更加先进，我们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相反，与任何活着的生物一样，哺乳动物觉得自己非常适应那个环境。

不过，情况似乎不像是哺乳动物一哄而上去抢占每一块地盘。“进化可能讨厌出现空缺，”古生物学家斯蒂芬·Ｍ.斯坦利写道，“但空缺往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填补。”在可能长达1 000万年的时间里，哺乳动物小心翼翼，保持很小的体形。在第三纪初期，要是你有红猫的个儿那么大，你就可以称王称霸了。

但是，一旦起步，哺乳动物就大大地增大了自己的个儿——有时候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一时之间，出现了犀牛大的豚鼠和二层楼房大的犀牛。食肉动物链里哪里有空缺，哺乳动物马上挺身而出去填补。早年的浣熊家族成员迁移到南美，发现了一个空缺，便演变成熊一般大小和凶猛的动物。鸟类的样子也长得大得失去了比例。有几百万年时间，一种名叫“泰坦鸟”的不会飞的食肉大鸟可能是北美最凶猛的动物。它肯定是存在过的最威武的鸟。它身高3米，体重350千克以上，它的喙能把差不多任何令它讨厌的动物的脑袋扯掉。它的家族横行霸道地存在了5 000万年。然而，1963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发现一副骨骼之前，我们压根儿不知道它存在过。

这就引出了我们对灭绝原因缺少把握的另一个原因：贫乏的化石记录。我们已经简单谈到任何一副骨骼变成化石的不可能性，但这类记录的贫乏程度比你想象的还要严重。以恐龙为例，实际上，绝大部分的博物馆展品都是人造的。显赫地放在伦敦自然博物馆入口处的、为几代游客带来快乐和增长知识的巨大梁龙，完全是用塑料做的——该模型1903年在匹兹堡建成，由安德鲁·卡内基赠送给该博物馆。纽约的美国自然博物馆的门厅里有个更加气势宏大的场面：一副巨大的巴罗龙骨骼，在保护自己的幼崽不受一头正张牙舞爪扑过来的异龙的伤害。这是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品——巴罗龙朝着高高的天花板伸到也许9米的高度——但也完全是赝品。展出的几百根骨头根根都是模型。要是你参观世界上的几乎任何自然博物馆——无论是巴黎的、维也纳的、法兰克福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还是墨西哥城的——你看到的都是古老的模型，而不是古老的骨头。

实际情况是，我们其实对恐龙了解不多。在整个恐龙时代，已经识别的还不足1 000种（其中差不多半数是从一件标本得知的），大约相当于现在活着的哺乳动物物种数的四分之一。不要忘记，恐龙统治地球的时间差不多是哺乳动物统治地球时间的3倍。因此，要么恐龙的种类特别少，要么我们对恐龙才知道点儿皮毛（我禁不住使用这句合适的套话）。

在恐龙时代，有几百万年一件化石也没有找到。即使在白垩纪末期——由于我们对恐龙和它们的灭绝怀有持久的兴趣，那是我们研究得最多的史前时期——在当时存在过的物种当中，大约四分之三也许还没有发现。几千头比梁龙更大或比霸王龙更威武的动物也许在地球上游荡过，而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了。直到最近，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恐龙的全部认识，都出自仅有的大约300件标本，仅仅代表了16个物种。由于缺少化石记录，许多人认为，恐龙在KT撞击发生的时候已经在走向没落。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密尔沃基公共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彼得·希恩决定搞一项实验。他在蒙大拿州著名的赫尔克里克地层划出了一片区域，选用200名志愿者进行一次仔细的普查。志愿者们精心筛选，捡起了剩下的每一颗牙齿、每一根脊骨和每一片其他骨头——反正是以前的发掘者留下的一切东西。这项工作花了3年时间。当工作结束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已经——为这颗行星——把白垩纪末期的恐龙化石增加了两倍多。这次调查确认，到发生KT撞击事件的时候，恐龙的数量还相当多。“没有理由认为，在白垩纪的最后300万年里恐龙在渐渐消失。”希恩在报告里说。

我们习惯于认为，我们自己成为生命的主导物种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无法理解我们之所以在这里，仅仅是因为来自天外的撞击发生得适时以及其他无意中的侥幸事件。我们与其他生物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将近40亿年时间里，在每个必要的时刻，我们的祖先成功地从一系列快要关上的门里钻了进去。史蒂芬·杰·古尔德有句名言，简要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今天人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特定的家族从来没有中断过——在10亿个有可能把我们从历史上抹掉的关键时刻一次也没有中断过。”

我们在本章开头部分提出了三点：生命想存在；生命并不总是想大有作为；生命不时灭绝。我们也许可以再加上一点：生命在延续。我们将会看到，生命往往以极其令人吃惊的方式延续着。

第二十三章 丰富多彩的生命

在伦敦自然博物馆的很多地方，在灯光昏暗的走廊里，在陈列矿物和鸵鸟蛋以及一个多世纪的其他生产性杂物的玻璃柜之间，幽深之处有几扇秘密的门——说秘密，至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那里没有什么值得引起参观者注意的地方。偶尔你会看到一个人从一扇门里走出来，一副想着什么事的样子，乱蓬蓬的头发，看上去像个学者。他脚步匆匆地顺着走廊走去，很可能消失在前面另一扇门里。但是，这种事情是很少发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门一直关着，看不出里面还有一个相似的——同样庞大的，在许多方面比公众知道和热衷的那个博物馆还要精彩的自然博物馆。

自然博物馆里存放着大约7 000万件物品，涵盖生命的每个范畴，这颗行星的每个角落。每年这里还会增添10万件左右藏品。但是，实际上你只有亲眼看看，你才会感受到这是个什么样的宝库。在大柜小橱里，在设有一排排架子的长长的房间里，瓶子里浸泡着成千上万件动物标本，方方的卡纸本里别着几百万只昆虫，抽屉里塞满了亮闪闪的软体动物、恐龙骨头、早期人类的颅骨，以及无数被夹子压得很平整的植物。你简直有点儿像在漫游达尔文的大脑。光贮藏室里就有20多公里长的架子，上面放着一罐接一罐的动物，保存在甲基化酒精里。

这里放着约瑟夫·班克斯在澳大利亚采集的标本，亚历山大·冯·洪堡在亚马孙河流域采集的标本，以及达尔文乘“贝格尔号”船远航时采集的标本——还有其他大量标本，不是非常稀有的，就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或者二者兼有。许多人会喜欢伸出手去摸一摸，有的还真的这么做了。1954年，博物馆从一位名叫理查德·迈纳茨哈根的热心收藏家那里获得了一批出色的鸟类标本。迈纳茨哈根是《阿拉伯半岛的鸟类》的作者，还写过许多别的学术著作。在许多年里，他一直是博物馆的一名忠实的参观者，为了写自己的书和专著差不多每天都来做笔记。箱子到达以后，管理人员连忙撬开来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说得婉转点儿也是吃惊地发现，大批标本上贴着博物馆自己的标签。原来，迈纳茨哈根多年来一直在为他们“收藏”标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有穿大衣的习惯，即使在暖和的天气里。

几年以后，软体动物部门的一位可爱的老常客——人家告诉我，他“还是一位挺杰出的绅士”——在把价值连城的海贝壳塞进他的齐默助行架的空心腿里时，被当场发现。

“我认为，总是有人对这里的东西垂涎三尺。”理查德·福泰一面领着我参观博物馆的不对外开放部分，一面若有所思地说。我们漫步穿过一个又一个部门，只见人们坐在大桌子跟前，仔细研究着节肢动物、棕榈叶子和成箱的发了黄的骨头。到处可见人们在不慌不忙地从事一个宏大的事业，这个事业是永远也完不成的，因此没有必要匆匆忙忙。1967年，博物馆发表了一份关于约翰·默里探险的报告，那是一次对印度洋的考察，这时候距离探险结束已经44年。在那个天地里，人们是以自己的速度来办事的，包括福泰和我乘坐的那部小小的电梯。电梯里有个学者模样的老头儿。电梯以大约沉积物下落的速度慢腾腾地往上移动，福泰和老头儿亲切地聊开了天。

那个人走了以后，福泰对我说：“他是个很可爱的家伙，名叫诺曼，42年来一直在研究一种名叫金丝桃的植物。他于1989年退休，但仍然每个星期都过来。”

“怎么研究一种植物要花42年？”我问。

“有点儿不可思议，对吗？”福泰表示赞同，他想了片刻，“他显然研究得很透彻。”电梯门开了，只见面前是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出口，福泰显得有点不知所措。“这就怪了，”他说，“过去这儿是植物部。”他按了按电钮再上一层楼。我们爬上后楼梯，小心翼翼地穿过几个别的部，只见研究人员在不辞辛劳地研究曾经有过生命的物品，终于找到了通往植物部的路。于是，我被介绍给莱恩·埃利斯，以及那个静悄悄的苔藓世界。

当爱默生富有诗意地谈到苔藓喜欢生长在树木的北侧的时候（“在漆黑的夜晚，树干上的苔藓就是北极星”），他指的其实是地衣，因为苔藓和地衣在19世纪是不分的。真正的苔藓实际上对生长的地方并不挑剔，因此它们不能充当天然的指北针。实际上，苔藓什么也充当不了。“也许没有哪一大群植物像苔藓那样几乎毫无用处，无论在商业上还是在经济上。”亨利·S.科纳德写道。这话是在《怎么识别苔藓和叶苔》一书中说的，里面不无心酸的味道。该书于1956年出版，现在许多图书馆的书架上仍找得到，几乎是试图普及这个课题的唯一作品。

然而，苔藓是一种繁殖力很强的植物。即使不算地衣，苔藓仍是个兴旺的王国，大约有700个属，1万多个种。A.J.E.史密斯写的那本厚厚的《英国和爱尔兰的苔藓群》长达700页，但英国和爱尔兰绝不是突出的苔藓之乡。“到了热带你才会知道苔藓之繁多。”莱恩·埃利斯对我说。他身材瘦高，是个文静的人，在自然博物馆已经干了27年，从1990年以来一直担任这个部门的主任。“要是你去比如马来西亚的雨林，你很容易发现新的物种。不久以前我自己也去过。我往下一看，就看到一个从来没有记录的物种。”

“因此，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个物种没有被发现？”

“哦，没错。大家都没数。”

你或许会认为，世界上不会有多少人愿意花毕生的心血来研究那个不起眼儿的东西，但实际上研究苔藓的有好几百人，他们对自己的课题怀有强烈的感情。“哦，是的，”埃利斯对我说，“会议往往开得还很活跃。”

我请他举个有争议的例子。

“哎呀，这儿就有一个，是你的一位同胞挑起来的。”他微微一笑，翻开一本厚重的参考书，里面包含几幅苔藓的插图。在外行人看来，这些苔藓最醒目的特点是彼此看上去都差不多。“那个，”他指了指一种苔藓说，“它们原本是一个属，镰刀藓属。现在重新分成了三个属：镰刀藓属、范氏藓属和Hamatacoulis。”

“这有没有引起争议？”我问，也许还真的怀着一丝希望。

“呃，这么分是合理的，完全正确。但是，这意味着要花很多时间来重新整理收藏品，所有相关的书也都将过时，因此大家有一点牢骚，你知道的。”

他对我说，苔藓也有好多谜。有个著名的例子——反正对于研究苔藓的人来说是很著名的——有一种离群索居的苔藓，名叫斯坦福湿地藓，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校园里发现的，后来又发现它生长在英国康沃尔半岛的一条小路边，但在中间的哪儿也没有遇到过。它怎么会存在于天各一方的两个地方，这是个谜。“现在，它被称为斯坦福棕色藓。”埃利斯说，“又是一次修正。”

我们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要是发现了一种新的苔藓，就要把它和所有别的苔藓进行比较，看看是不是已经有过记录。接着，你就要写出正确的描述，准备好插图，把结果刊登在体面的杂志上。对于苔藓分类学来说，20世纪算不上是个丰收时代。该世纪的许多工夫都花在清理19世纪留下的混乱和重复的摊子上。

那是个采集苔藓的黄金时代。（你也许还记得，查尔斯·莱尔的父亲就是个研究苔藓的大人物。）有个名叫乔治·亨特的英国人孜孜不倦地寻找英国的苔藓，他很可能对几种苔藓的灭绝负有部分责任。但是，多亏了这样的努力，莱恩·埃利斯的收藏品才成为世界上最全的收藏品之一。他总共有78万件标本，压在又大又厚的纸本里。有的非常古老，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在上面蛛丝般地写满了说明，就我们所知，有些可能是罗伯特·布朗的手迹。布朗是维多利亚时代伟大的植物学家，曾揭示布朗运动和细胞核。他创建了该博物馆的植物部，并在最初的31年里主持这个部门，直到他1858年去世。所有的标本都保存在油光光的旧红木柜子里。这些柜子非常精美，我发了几句感慨。

“哦，那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的东西，是从他在索荷广场的家里搬来的。”埃利斯漫不经心地说，仿佛是在鉴定刚从宜家家居买来的家具，“他做这些柜子是为了存放从‘奋进号’航行中搜集来的标本。”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那些柜子，好像是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看到。“我不知道我们最后怎么在苔藓学领域跟它们打上了交道。”他接着说。

这句话里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约瑟夫·班克斯是英国最伟大的植物学家，“奋进号”航行——1769年库克船长绘制金星凌日图、宣布澳大利亚为皇家殖民地的那次航行——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植物探险。班克斯支付了1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100万美元，带着另外9个人——1名博物学家、1名秘书、3名美术家和4名仆人——加入了这次为期3年的环球探险活动。天知道性格粗率的库克船长是怎么和这帮子文绉绉的、娇生惯养的人相处的，但他似乎非常喜欢班克斯，禁不住钦佩他在植物学方面的才能——后辈们也怀有同样的感情。

没有哪个植物考察小组取得过那么大的成就，过去没有，此后也没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次航行将许多不大知名的新地方——火地岛、塔希提岛、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占为殖民地，但更主要的是因为班克斯是个敏锐和天才的采集家。即使由于检疫规定而未能在里约热内卢上岸，他还是为船上的牲口偷偷弄来一包饲料，做出了新的发现。似乎什么也逃不过他的目光。他总共带回来3万件植物标本，包括1 400件以前没有见过的——将使世界上已知的植物总数增加大约四分之一。

但是，在一个对知识的渴求几乎到了荒唐程度的时代，班克斯的巨大收获只是总收获的组成部分。采集植物在18世纪成了一种国际性的狂热。荣誉和财富都在等着能发现新物种的人。植物学家和冒险家们竭尽全力来满足世人对新奇植物的渴求，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托马斯·纳托尔，即那个以卡斯帕·威斯塔的名字来命名紫藤的人，来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个未受过教育的印刷工，但他发现自己对植物很感兴趣，徒步来回穿越半个美国，采集到了几百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植物。约翰·弗雷泽——福莱氏冷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花了几年时间在荒野里为叶卡捷琳娜女皇采集标本，最后发现俄罗斯已经换了新沙皇。新沙皇认为弗雷泽是在发疯，拒绝兑现他的合同。弗雷泽把全部东西带回切尔西，在那里办了个苗圃，向英国乡绅们出售杜鹃花、木兰、爬山虎、紫菀，以及其他来自殖民地的奇花异草，令他们欣喜万分，他自己也挣了不少钱。

只要有合适的发现，就能挣到大钱。业余植物学家约翰·莱昂花了艰苦而又危险的两年时间采集标本，收到了相当于今天20万美元的回报。然而，许多干这种事的人完全是出于对植物学的热爱。纳托尔把自己找到的大部分标本赠给了利物浦植物园。最后，他成为哈佛植物园的主任，百科全书般的《北美植物志》的作者（这本书不仅是他写的，而且大部分还是他排字的）。

那还只是植物部分。还有新世界的全部动物群——袋鼠呀，鹬鸵呀，浣熊呀，红猫呀，蚊子呀，还有别的难以想象的奇特东西。地球上的生命量似乎是永无尽头的，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在一首著名的诗里指出的：

所以，博物学家注意到，一个跳蚤

捕食较小的跳蚤；

较小的跳蚤还有更小的跳蚤可以咬。

哪是尽头谁知晓。

所有这些新的信息都需要归档、整理并与已知的信息进行比较。世界迫切需要一个可行的分类体系。幸亏瑞典已有人准备妥当。

他的名字叫卡尔·林奈（后来经过允许又改名为更有贵族味的冯·林奈），但现在人们只记得他已经拉丁化的名字Carolus Linnaeus。他生于瑞典南部的拉舒尔特村，父亲是个贫穷而又雄心勃勃的路德教助理牧师。他在学业上很懒惰，因此他的父亲又气又恼，把他送到（据有的说法，是差一点把他送到）补鞋匠那里去当学徒。想到自己一辈子要往皮子里敲钉子，小林奈不寒而栗，恳求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的要求得到满足。此后，他坚持要在学术上做出成绩。他在瑞典和荷兰攻读医学，然而他渐渐对大自然产生了兴趣。18世纪30年代，他用自己制定的体系，开始为世界上植物和动物的物种编制目录，从此声名鹊起。

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心安理得地对待自己的名气。他花了很多业余时间来调色和美化自己的肖像，宣称从来没有出过“一个更伟大的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他的分类体系是“科学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他还谦虚地提出，他的墓碑上应当写上“植物王子”的墓志铭。对他充满溢美之词的自我评估提出质疑绝对不是一件明智的事。这么做的人往往发现自己的名字被用来命名野草。

林奈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他持久不变地——有时候可以说是狂热地——对性感兴趣。某些双壳类动物和女性外阴的相似性给他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有一种蛤蜊的一些部位他给起名为“外阴”、“阴唇”、“阴毛”、“肛门”，以及“处女膜”。他按照生殖器官来对植物进行分类，把它们描述得会像人那样谈情说爱。他在描述花朵及其行为时，经常提到“乱交”、“不能生育的情妇”和“新婚之床”。到了春天，他在一段后来经常被引用的话里写道：

爱情甚至来到植物中间。男男女女……举行婚礼……以性器官来显示谁是男的，谁是女的。花儿的叶子当作新婚之床，这一切造物主已经做好了极好的安排，挂起了如此高雅的床幔，洒上各种各样淡雅的香水，新郎和他的新娘可以在那里更庄严地庆祝婚礼。一旦床铺这样准备停当，接着就到了新郎拥抱新娘，拜倒在她裙下的时候。

他把一种植物命名为“阴蒂”（即蝶豆属）。许多人认为他很古怪，这是不足为怪的。然而，他的分类体系极富魅力。在林奈之前，植物的名字过分重于描述，长得不可开交。一种普通的酸浆属植物被叫作Physalis amno ramosissime ramis angulosis glabris foliis dentoserratis。林奈把它缩短为Physalis angulata（灯笼草）。这个名字现在依然沿用。由于名称不一，植物界简直一片混乱。一位植物学家不知道Rosa sylvestris alba cum rubore，folio glabro是不是就是指别的植物学家称之为Rosa sylvestris inodora seu canina的同一种植物。林奈干脆把它叫作Rosa canina（狗蔷薇），从而解决了这个难题。这样大刀阔斧地缩短植物名称，使这些名称更易于使用并为大家接受。这需要的不仅是果断，还需要一种本能——实际上是一种天分，能够发现一个物种的显著特点。

林奈分类系统的地位已经牢固确立，我们很难想象还能有别的体系来取而代之。而在林奈之前，分类体系是极其随意的。动物的分类标准可以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陆生的还是水生的，大的还是小的，甚至还按是漂亮、高贵还是平凡无奇来分类。布丰根据动物对人的用途大小来进行分类，几乎不考虑解剖学上的特点。林奈按照生理特征来进行分类，把纠正上述不足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分类学——分类的科学——再也没有走回头路。

这一切当然都要花时间。他的大作《自然体系》在1735年的第一版只有14页。但是，它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到了第12版——林奈活着见到的最后一版——已经扩展到3卷，长达2 300页。最后，他命名或记录了大约13 000种植物和动物。虽然别的著作覆盖面还要更广泛——约翰·雷在一代人以前完成的3卷本英格兰的《植物通史》仅植物就包括了不少于18 625种——但是，林奈有着无可比拟之处：连贯、有序、简洁、及时。虽然他的作品早在18世纪30年代已经问世，但到18世纪60年代才在英格兰闻名遐迩，使林奈在英国博物学家的眼里成为元老级的人物。别处都没有那样热情高涨地采用他的体系（这就是为什么林奈学会设在伦敦而不是设在斯德哥尔摩的原因之一）。

林奈不是完美无瑕的。他轻信水手和其他想象力丰富的旅行家的描述，在作品里记录了怪兽和“怪人”。其中有一种野人以四肢走路，还没有掌握语言艺术，是“一种长着尾巴的人类”。但是，我们不该忘记，当时是个很容易受骗上当的时代。18世纪末，接连传说有人在苏格兰沿海看到了美人鱼，连大人物约瑟夫·班克斯也对此很感兴趣，深信不疑。不过，总的来说，林奈的差错被他那健全而往往又英明的分类方法抵消了。他取得了许多别的成就。其中，他认为鲸与牛、鼠和其他普通的陆生动物同属四足哺乳动物这个目（后来又改名为哺乳动物）。这是以前没有人做过的。

开头的时候，林奈打算以一个属名和一个数字来记录每一种植物——如旋花1号、旋花2号等等，但很快发现这种办法不大令人满意，接着又想出了以双名来分类的办法。直到今天，双名分类法仍是该体系的核心。他本打算把双名体系用于自然界中的一切，如岩石、矿物质、疾病、风等等。然而，不是人人都热情地拥护这种体系。许多人因为这个体系常见的粗俗而感到不安。这有点儿讽刺意味，因为在林奈之前，许多植物和动物的俗名也是很低级的。蒲公英被认为具有利尿作用，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们称作“尿壶”。常用的名称还有母马屁、裸体女人、抽动的睾丸、猎狗尿、光屁股和大便巾。一两个这类粗俗的名称也许无意中还保留在英语里。比如，少女之发苔藓（蕨叶凤尾藓）中的“少女之发”并不是指少女头上的头发。总之，长期以来人们觉得，自然科学里有的名称应当以传统的方式来重新命名，使之更加严肃。因此，当他们发现那位自封的植物王子竟然在他的作品里不时插入阴蒂属、性交属和外阴属这类名称时，不免觉得有点儿不快。

此后的年月里，许多这类名称渐渐被弃之不用（虽然不是全部，例如普通的笠贝在正式场合仍被称作性交履螺属），为了满足自然科学越来越专门化的需要，又引入了许多别的高雅名称。尤其是，那个体系又渐渐采纳了一批等级名称作为基本架构。“属”和“种”，博物学家们在林奈之前已经使用了100多年；在18世纪50—60年代，生物学意义上的“目”、“纲”和“科”开始使用；而“门”是1876年才（由德国人恩斯特·海克尔）创造出来的；直到20世纪初，“科”和“目”一直被认为可以替换使用。植物学家使用“目”的地方，动物学家一度使用“科”，有时候把大家搞得很糊涂。[1]

林奈曾把动物界分为六类：哺乳动物类、爬行动物类、鸟类、鱼类、昆虫类和蠕虫类，凡是不能放在前五类的都放在第六类。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把龙虾和小虾都放在蠕虫类难以令人满意，于是就创建了许多新的种类，如软体动物类和甲壳动物类。不幸的是，这种新的分类在各国用得很不统一。为了重新统一步调，英国人于1842年宣布了一套新的规则，叫作斯特里克兰法则，但法国人把这看成是专横独断，动物学会马上予以反击，提出了自己的与之相矛盾的法则。与此同时，美国鸟类学会决定把1758年版的而不是别处使用的1766年版的《自然体系》作为所有命名的基础，原因不明。这意味着，在19世纪，许多美国鸟儿被归于与它们的欧洲兄弟鸟儿不同的属。直到1902年，在国际动物学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博物学家们才终于开始显示出妥协精神，采用了统一的法则。

分类学有时候被描述成一门科学，有时候被描述成一种艺术，但实际上那是一个战场。即使到了今天，那个体系比许多人认为的还要混乱。以描述生物基本结构的门的划分为例，有几个门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如软体动物（包括蛤蜊和蜗牛）、节肢动物（包括昆虫和甲壳虫）和脊索动物（包括我们以及所有有脊骨或原始脊骨的动物）；除此以外，情况很快变得越来越模糊。在模糊不清的门当中，我们可以列举颌胃门（海洋蠕虫）、刺胞亚门（水母、水螅水母和珊瑚）和锯棘门（或称小小的“阴茎蠕虫”）。不管熟悉不熟悉，这些都是基本的门类。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在关于有多少门或该有多少门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大相径庭。许多生物学家坚持认为总数大约是30个门，但有的认为20来个门比较合适，而爱德华·威尔逊在《生命的多样性》一书里提出的数字高达令人吃惊的89门。这取决于你以什么立场来进行分类——即生物学界人士所说的，取决于你究竟是个“聚合分类学家”还是个“分离分类学家”。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对物种叫法不一的可能性更大。一种山羊草究竟应该被叫作Aegilops incurva，Aegilops incurvata还是Aegilops ovata，也许不是个大问题，不会激起许多非植物学家的热情，但在有关人士当中可以引发非常激烈的争辩。问题在于，世界上总共有5 000种草，其中许多连懂草的人看起来也极其相像。结果，有几种至少被发现和命名了20次，几乎没有哪种草不是被独立发现至少两次的。两卷本的《美国草志》用了密密麻麻的200页来清理所有的同义词，都是植物学界漫不经心地经常使用的重复名称。那还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草类。

为了解决全球范围的差异，一个名叫国际植物分类学协会的组织对次序和重复的问题做出了裁决。它不时下达命令，宣布从今以后加州倒挂金钟（一种普通的假山庭园植物）要被称作柳叶菜，丽丝藻属的一种藻类Aglaothamnion tenuissimum现在可以被视为Aglaothamnion byssoides而不是Aglaothamnion pseudobyssoides的同一种类。在通常情况下，这些都是把植物归拢归拢的小问题，不会引起多少注意。但是，要是他们触犯了人们心爱的庭园植物，就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片愤怒的尖叫声。20世纪80年代末，普通的菊花（根据表面看来是合理的原则）被逐出了同名的属，归到了不大有意思的一个属：Dendranthema。

种植菊花的可是一批自尊心很强的人，而且人数很多。他们向种子植物委员会提出抗议。这个委员会听上去很别扭，但实际上是存在的（别的还包括蕨类植物委员会、苔藓植物委员会和真菌委员会，都对所谓的“总报告人”执行官负责；这样的机构真是值得爱惜）。虽然关于命名的一些规定应该严格遵守，但植物学家们对情绪不是无动于衷，于是在1995年撤销了那个决定。出于类似考虑，碧冬茄属、卫矛属植物，以及一种常见的朱顶兰属没有遭受降格的命运。但是，许多老鹳草属植物不在其列，几年以前，那些植物在一片抗议声中被转到了天竺葵属。这些争论在查尔斯·埃利奥特的《盆栽棚文献》一书中都得到了有趣的描述。

同样的争吵，同样的重新分类，也发生在所有别的生物领域，因此要得出个总数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结果，究竟有多少东西生活在我们这颗行星上，我们心里没数——用爱德华·O.威尔逊的话来说，“连个最接近的大概数字”都不知道。这是个非常令人吃惊的事实。据估计，这个数字从300万到2亿都有可能。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据《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报道说，世界上多达97％的植物和动物物种尚待发现。

在已知的生物中，100种当中有99种以上只有一个简单的描述——“一个科学名称，博物馆里的几个样品，科学杂志上的零星说明。”威尔逊是这样描述我们的知识状态的。在《生命的多样性》一书中，他估计已知的各类物种——植物、昆虫、微生物、藻类以及其他一切——为140万种，但接着说那只是一个推测。别的权威认为已知的物种数量要稍稍多一点儿，大约在150万—180万种不等，但这些东西没有集中记录的地方，因此无法去哪里核对数字。总之，我们实际上不知道我们实际上知道些什么。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状态，真是匪夷所思。

原则上，我们可以去找一找每个专门领域的专家，问一问他们的领域里有多少个物种，然后加起来得出个总数。许多人实际上也那么做了。问题在于，任何两人得出的总数很难彼此吻合。有的得出的已知的真菌有7万种，有的得出的是10万种——相差近50％。你可以找到很有把握的断言称已被描述过的蚯蚓是4 000种，也可以找到同样很有把握的断言说是1.2万种。就昆虫而言，数量在75万—95万种不等。你知道，这些是推测而来的物种数量。至于植物，公认的数量在24.8万—26.5万种之间。这个误差看起来不算很大，但却是整个北美有花植物数量的20倍以上。

把东西整理得有条不紊并非易事。20世纪60年代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科林·格罗夫斯开始系统研究250多种已知的灵长目动物。结果发现，同一种动物往往被描述了两次以上——有时候是七次，而那位发现者还不知道自己正在研究的动物在科学界早已为人所知。格罗夫斯花了40年时间才把这一切整理出来，那还是个比较小的群的动物，而且容易区分，总的来说也没有争议。要是有人试图对这颗行星上的大约2万种地衣、5万多种软体动物或40万种以上甲虫做类似的工作，天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有一点是肯定的，世界上存在着大量生命，虽然实际数量只能根据推断——有时候是漫无边际的推断——来进行估计。20世纪80年代，在一次著名的实验当中，史密森研究院的特里·欧文在巴拿马雨林里用杀虫剂喷洒了19棵树，然后捡起从树上掉进他网里的一切东西。在他的捕获品之中（实际上是几次捕获品，因为他按季节重复了这个实验，以确保逮住迁移的物种），有1 200种甲虫。根据别处甲虫的分布情况、森林里别的树生物种的数量、世界上森林的数量、别的昆虫的种数等等变量，他估计整个地球上有3 000万种昆虫——他后来说，这个数字还很保守。别人利用同样的或类似的数据得出的昆虫数量是1 300万种、8 000万种或1亿种。这清楚地说明，无论多么仔细地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数字少说也是推测和科学参半的结果。这是必然的。

据《华尔街日报》说，世界上“大约有1万名活跃的分类学家”——考虑到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做记录，这个数目不算大。但是，该报接着又说，由于成本（大约每个物种2 000美元）和文字工作的原因，每年只有大约1.5万个各个类型的新物种登记入册。

“目前面临的不是生物多样性危机，而是分类学家危机！”柯恩·梅斯大声疾呼。梅斯生于比利时，目前是内罗毕肯尼亚国家博物馆脊椎动物部的主任。2002年秋，我在访问那个国家时与他见过一面。他对我说，整个非洲没有专门的分类学家。“象牙海岸过去有一个，但我认为他已经退休了。”他又说。培养一名分类学家要花8—10年时间，而在非洲没有接班人。“他们是真正的化石。”梅斯接着说。他说，他自己到年底也要走了。他在肯尼亚待了7年，不会再续签合同。“没有资金。”梅斯解释道。

英国植物学家G.H.戈弗雷不久前在为《自然》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里指出，各处的分类学家都常常“缺少地位和资源”。结果，“不知名的出版物里对许多物种的描述都很蹩脚，没有人会努力把一个新的分类单元[2]与现存的物种和分类联系起来”。而且，分类学家的许多时间不是用于描述新的物种，而是完全用于整理旧的物种。据戈弗雷说，许多人“把大部分职业生涯用来解释19世纪分类学家的成就：拆析他们已经发表的、往往是很不充分的描述，或者跑世界上的博物馆寻找资料，而那些资料又往往处于很糟糕的状态”。戈弗雷尤其强调对使用互联网来分类的可能性不够重视。实际情况是，总的来说，分类学仍按老一套停留在纸上。

为了使事情跟上时代，《连线》杂志两位主办人之一凯文·凯利于2001年发起成立一个组织，名叫“所有物种基金会”，旨在发现每一种生物并把它记录在数据库里。据估计，每个地方这么搞一下的费用从20亿美元到高达500亿美元不等。到2002年春，这个基金会只有120万美元资金，4名全职人员。

这些数字表明，要是有1 000万种昆虫尚待发现，若发现的速度还是停留在现在的水平，要确切搞清全部昆虫的种类就需要15 000多年。要搞清动物界的其他部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那么，我们为什么只掌握了那么一点儿情况呢？原因差不多与有待清点的动物数量一样多，下面列出几个主要原因。

大多数生物很小，容易被忽略。实际上，这不总是一件坏事。要是你知道你的床垫是大约200万个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螨虫的家园，它们在凌晨一两点钟钻出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你的皮脂，美美地吃着你在打盹儿或翻身时掉下来的又香又脆的皮屑，你也许不会睡得那么香。光你的枕头上就可能生活着4万个只有在显微镜下才看得见的螨虫。（对于它们来说，你的头只是一块油汪汪的大软糖。）别以为换了个干净枕套会起什么作用，在床上螨虫大小的东西看来，人类织得再紧密的物品看上去也只是像船上的索具。实际上，要是你的枕头已经用了6年——这显然大约是一个枕头的平均寿命——据估计，用一位计算过的人，英国医学昆虫学中心的约翰·蒙德博士的话来说，它十分之一的分量来自“脱下来的皮屑、活的螨虫、死的螨虫和螨虫的屎”。（但是，至少它们是你身上的螨虫。想象一下，每次你爬上一家旅馆的床铺，你会跟什么依偎而睡。）[3]这些螨虫自古以来就和我们在一起，但是直到1965年才被发现。

要是直到彩色电视时代我们才注意到像床里的螨虫这样的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动物，那么我们对大多数别的小生物几乎不了解就不足为怪了。要是你走进森林——任何森林——俯下身去抓起一把土，你就会抓起100亿个细菌，其中大多数是科学界不知道的。你的样品里还会有大约100万个胖乎乎的酵母，大约20万个毛茸茸的名叫霉菌的小真菌，大约1万个原生动物（其中最熟悉的是变形虫），以及总称潜隐体的各种轮虫、扁虫、线虫和其他微生物。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也还不甚清楚。

最全面的微生物手册《伯吉氏系统化细菌学手册》列出了大约4 000种细菌。20世纪80年代，在卑尔根，约斯泰因·戈克瑟尔和维格迪丝·托斯维克两位挪威科学家在实验室附近的山毛榉林里随意采集了1克泥土，仔细分析了里面的细菌含量。他们发现，这个小小的样品里就有4 000—5 000种不同的细菌，比《伯吉氏手册》里收录的全部数量还要多。接着，他们来到几公里外的海边，又抓起1克泥土，发现里面有4 000—5 000种别的细菌。正如爱德华·O.威尔逊说的：“要是9 000多种细菌存在于挪威两个不同地方的两撮土里，那么别的完全不同的地方又有多少种有待发现呢？”哎呀，据有人估计，很可能多达4亿种。

我们没有找对地方。在《生命的多样性》一书中，威尔逊描述了一位植物学家，花了几天时间在婆罗洲1万平方米的丛林里转了转，就发现了1 000种新的开花植物——比整个北美洲发现的还要多。那些植物不难发现，只是以前没有人去那里找过。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科恩·梅斯对我说，他去了一处云林——肯尼亚的山顶森林是这么叫的，花了半个小时“不大仔细找”就发现了4种新的倍足纲节肢动物，其中3种代表新的属，以及一种新的树。“大树呀！”他接着说，伸出胳膊做了个样子，好像要跟个大块头舞伴跳舞似的。云林生长在高原顶部，有时候几百万年无人问津。“它们为生物提供了理想的气候，几乎没有人去研究过。”他说。

热带雨林总共只覆盖地球表面的大约6％，但是它们是一半以上的动物和大约三分之二的开花植物的生活场所——这部分生命绝大部分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因为极少有研究人员在它们身上花时间。这里特别要提一句，其中许多很可能非常宝贵。至少有99％的开花植物的药用特性从未得到测试。由于无法逃脱食草动物，植物不得不想出复杂的化学防御手段，因此尤其含有丰富的化合物。即使现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处方药来自仅仅40种植物，还有16％来自动物或微生物，因此每砍伐1万平方米森林，失去重要的药用发展前景的风险就增加一分。化学家们使用一种名叫组合化学的方法，在实验室里一次可以产生出4万种化合物，但这些产品规格不一，没有多大用处，而自然界的每个分子都已经经过《经济学人》杂志所说的“最终的审查过程：35亿多年的进化”。

然而，寻找未知的东西不一定要去偏远的地方。在《生命：一部未经授权的传记》一书中，理查德·福泰指出，有一种古老的细菌是在一家乡村酒店的墙上发现的，“世世代代的男人都在那儿撒尿”——这一发现似乎包含几个因素：罕见的运气和专心，可能再加上某种别的不明确的因素。

专门人才不足。需要发现、研究和记录的东西实在太多，干这活儿的科学家供不应求。以名叫吸螨的那种生命力很强而又鲜为人知的微生物为例，那种微生物几乎可以在任何环境里生存。条件恶劣的时候，它们就缩成一团，关闭新陈代谢系统，等待好的年景。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把它们扔进沸水里或把它们冷冻到接近绝对零度——连原子都受不了的程度。当这番折磨结束，把它们重新放到比较舒适的环境里的时候，它们马上舒展身子，继续活下去，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这种微生物迄今已经发现了500种（有的资料说是360种），但谁也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总共究竟有多少种。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所有的已知种类都归功于一位热心的业余人员的努力。他是伦敦的一位办事员，名叫戴维·布赖斯，在业余时间研究吸螨。吸螨世界各地都有，但你可以请世界上所有的吸螨专家到家里吃饭，而用不着向邻居借盘子。

连真菌这样非常重要而又无处不在的生物（真菌是既非常重要又无处不在的），也没有引起多大重视。真菌无处不在，形式多样——略举几例，如蘑菇、霉菌、酵母、马勃。它们大量存在，这点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怀疑。要是你把1万平方米普通草地上的真菌全部集中在一起，你会有2 800千克的收获。它们不是不重要的生物。没有真菌，虽然没有了马铃薯枯萎病、荷兰榆树病、股癣和足癣，但也没有了酸奶、啤酒和奶酪。已经发现的真菌总共有7万种左右，但据说总数可能达到180万种。许多真菌学家效力于工业，制造奶酪、酸奶等等，因此很难说有多少人在积极从事研究，而有待发现的真菌品种肯定多于发现者的数量。

世界的确是个大地方。由于便捷的空中旅行和其他形式的交通工具，我们错误地认为世界其实不那么大，但在研究人员必须工作的地面上，世界其实很大——大得充满了新奇的东西。现在知道，长颈鹿活着的近亲狓在扎伊尔的雨林里的数量很多——据估计，总数大约有3万只——然而，它的存在在20世纪之前连想也没有想到过。新西兰有一种不会飞的大鸟，名叫短翅水鸡，被认为已经在200年前灭绝，接着发现它们生活在该国南岛的荒山野岭。1995年，一个法国和英国科学家考察队在西藏一个偏僻的山谷里迷了路，偶尔碰上了一种新的马，名叫类乌齐马（Riwoche），这种马以前只是从史前的山洞壁画上看到过。那个山谷的居民吃惊地获悉，那种马在外面的世界被认为是一种珍品。

有人认为，更令人吃惊的事还在等着我们。“一位著名的英国民族生物学家认为，”《经济学人》杂志1995年写道，“有一种高如长颈鹿的大地懒，有可能出没在亚马孙河流域僻静的丛林里。”也许有意思的是，杂志没有提到该民族生物学家的名字；也许更有意思的是，此后再也没有他的音信，也再也没有那种大地懒的音信。然而，在调查过每一片林中空地之前，谁也不敢肯定地说那里没有这种动物，而我们距离实现那个目标还很遥远。

但是，即使我们培养出几千名野外考察工作者，把他们派到天涯海角，这可能还不够，因为凡是能有生命的地方都有生命。生命的丰富程度是令人惊讶的，更是令人满意的，但也是问题众多的。若要统统考察一遍，你得翻转每一块岩石，过滤每一片森林地面上的垃圾，筛掉无数沙子和泥土，深入每一个丛林地带，想出有效得多的办法来调查海洋。即使那样，你还会漏掉整个生态体系。20世纪80年代，业余洞穴探索者们钻进罗马尼亚一个已经跟外界隔绝很久而又不知道多久的深洞，发现了33种昆虫和别的小动物——蜘蛛啦，蜈蚣啦，虱子啦——全都是瞎眼的，无色的，科学界不知道的。它们靠水塘浮渣里的微生物来维持生命，而那些微生物又以温泉里的硫化氢为食料。

我们也许会本能地认为，我们不可能发现世界上的一切，这是一件令人泄气的事，甚至是一件糟糕的事，但这同样可以被看成是一件极其激动人心的事。我们所生活的这颗行星，几乎有着给人无限惊喜的本事。哪个有理性的人不愿意这样呢？

在浏览现代科学支离破碎的学科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几乎总是发现许多人愿意花费毕生的心血来探索最耗时间的冷门领域。史蒂芬·杰·古尔德在一篇散文中指出，一位名叫亨利·爱德华·克兰普顿的主人公花了50年时间，从1906年直到1956年去世，不声不响地研究波利尼西亚的一种名叫柄眼蜗牛的陆地蜗牛。年复一年，克兰普顿把数不清的柄眼蜗牛的螺层、弧度以及和缓的弯曲度一遍又一遍地测量到最精细的程度——到小数点后面8位——把结果编成了许多详细的表。克兰普顿表格里的一行字都可能代表几个星期的测量和计算。

虽然没有那么潜心，但更加出人意料的是，在20世纪40—50年代，艾尔弗雷德·C.金西以研究人类的性活动名声大噪。可以说，在脑子里充满性问题之前，金西是一位昆虫学家，而且是一位执着的昆虫学家。在一次历时两年的探险活动中，他跋涉了4 000公里，采集了30万件黄蜂标本。在此过程中他被蜇过多少次，哎呀，没有记录下来。

令我感到费解的是，在这种冷门的领域，你怎么能确保有接班人。显而易见，需要或愿意支持藤壶专家或太平洋蜗牛专家的机构并不多。我们在伦敦自然博物馆分手的时候，我问理查德·福泰，当一个人离去的时候，科学界是怎么确保有人来接他的班的。

听了我的幼稚问题以后他纵情地咯咯一笑：“恐怕不像是有替补队员坐在板凳上等着被叫上场的情况。要是有一名专家退休或不幸去世，那个领域的工作有可能中断，有时候要中断很长时间。”

“我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要是有人花了42年时间来研究一种植物，即使没有出什么很新的成果，你们也会觉得很宝贵，对吗？”

“一点儿不错，”他说，“一点儿不错。”他说的确实好像是真话。

[1] 比如，人类属于真核域，动物界，脊索动物门，节肢动物亚门，哺乳动物纲，灵长动物目，人科，人属，智人种。有的分类学家还要细分：族、亚目、小目和下目。

[2] 动物学表示一类的正式用词，如门或属。

[3] 实际上，我们有些卫生条件越来越差。蒙德博士认为，使用低温洗衣机洗涤剂的趋势，已经鼓励了虫子的繁殖。他指出：“要是在低温下洗脏衣服，你得到的是比较干净的虱子。”

第二十四章 令人惊叹的细胞

生命开始于一个细胞。第一个细胞一分为二，二又分为四，以此类推，仅仅到第47次加倍以后，你就有了1亿亿，10 000 000 000 000 000个细胞，并做好了最终形成一个人的准备。[1]从卵子受精的那一刻起，一直到你离开人世，为了维持和保护你，这些细胞中的每一个都完全知道自己的职责。

对于你的细胞来说，你无任何秘密可言，它们对于你的了解，远远超过你对自己的了解。每一个细胞都带有一整套基因密码——你身体的指令手册，因此它不仅知道怎样做自己的工作，而且对于你体内的其他任何一项工作，它都了如指掌。在你的一生中，你永远没有必要提醒任何一个细胞，要它随时注意其腺嘌呤核苷三磷酸盐的情况，或是找到存放不期然出现的多余叶酸的地方。它将会为你做这样的一些事，以及几百万件别的事。

每个细胞都是自然界的一个奇迹。即便是最简单的细胞，其构造的精巧程度也是人类的智慧永远无法企及的。举个例子，即便是制造一个基本的酵母细胞，你所需要的零部件就和一架波音777喷气式飞机的一样多，而且还必须在直径仅有5微米的球体内将它们组装起来，然后还得以某种方式驱使那个球体进行繁殖。

但是，与人体细胞比起来，无论其多样性还是复杂性，酵母细胞简直不值一提。然而，酵母细胞有着复杂的互动性，因此更有意思。

你的细胞是一个有着1亿亿个公民的国度，每一个公民都以某种特有的方式全心全意地为你的整体利益服务。它们为了你什么都干，它们让你感觉快乐，产生思想。它们使得你能够站立、伸懒腰和蹦蹦跳跳。当你吃东西的时候，它们摄取养分，供给能量，排除废物——干所有你在高中生物学中所了解到的事情，而且它们还不忘记先使你有一种饥饿感，并使你在就餐后产生舒适的感觉，以后就不会再忘记吃东西。它们使你的头发生长，耳朵产生耳垢，大脑悄无声息地运转。它们管理你身上的每一个角落：当你受到威胁时，它们会挺身而出保护你。它们会毫不犹豫地为你而献身——每天有多达数十亿个细胞在这么做，可是终其一生你从未向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表达过谢意。因此，现在就让我们肃立片刻，向它们表示我们的敬佩与赞赏之意。

细胞怎样完成它们所做的一切——它们怎样储存脂肪，怎样制造胰岛素，怎样参与维持你这样复杂的实体所必需的其他活动，我们也许了解一点点——但仅仅是一点点。你的身体内活跃着至少20万种不同类型的蛋白质。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不超过2％。有人将这一数字调高到50％左右。显然，这取决于你如何界定“了解”这个词的含义。

细胞世界所发生的令人惊讶的事总是层出不穷。在大自然中，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极为可怕的有毒气体，它是造成空气污染的罪魁之一。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人类细胞中不断产生这种气体的时候，自然感到有点儿吃惊。一开始，科学家对它的作用感到很困惑，但接着就发现它无处不在——控制血液的流量和细胞的能量水平呀，对抗癌症及其他病原体呀，调节嗅觉呀，甚至帮助阴茎勃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硝酸甘油，即人们所熟知的炸药，能够缓解心绞痛（它在血液中转换为一氧化二氮，使得血管内壁的肌肉放松，血液就可更顺畅地通过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这种气体从大自然中的一种外在毒素成了人体内无处不在的灵丹妙药。

根据比利时生物化学家克里斯蒂安·德迪夫的统计，你拥有“约几百种”不同的细胞，它们的大小和形状有显著的不同：神经细胞呈线状，可以伸展到1米长；红细胞呈盘状；而帮助给我们视觉的光电细胞呈杆状。细胞的大小也差别很大——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怀孕的那一刻，一个不甘示弱的精子竟然迎向比它大85 000倍的卵子（这是男人征服欲的形象化表现）。不过，一个人体细胞的平均宽度不过20微米左右——也就是1毫米的大约2％，小到几乎看不见，但大得足以容纳数以千计的像线粒体这样的复杂结构，以及亿万个分子。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细胞的活力也各不相同。你的皮肤细胞都是死的。想到自己身体表面的每一部分都是死的，你也许会感到有点屈辱。如果你是个中等个儿的成年人，你身上裹着大约2千克的死亡皮肤，其中每天都有几十亿的微小组织从你身上脱落。如果你将一根手指从布满灰尘的搁架上划过，那个痕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你死去的皮肤划成的。

大多数细胞的存活时间很少超过一个月，但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肝脏细胞可以存活几年，虽然它们的内部成分每隔几天就更新一次。大脑细胞和你的寿命一样长。从你出生起，你拥有大约1 000亿个细胞，这也就是你所能拥有的细胞数的最高值。据估计，你每小时大约丢失500个细胞。因此，要是你认真想一想的话，你真的是一刻光阴也不该浪费。令人欣慰的是，你脑细胞的组成部分总是在不断更新，因此，与肝脏细胞相类似，你的大脑细胞实际上只存活一个月左右。事实上，据认为，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还不如说是一个迷途分子——都与9年前不同。这听起来似乎有些玄乎，但从细胞的层面上讲，我们都是年轻人。

最先描述细胞的是罗伯特·胡克，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他。他为行星运行平方反比律的发现权和艾萨克·牛顿产生过争执。胡克活了68岁，一生中取得了许多成就——他不仅是一个颇有造诣的理论家，同时还是一位制作精密仪器的高手——但是使他赢得最大声誉的还是他完成于1665年的畅销书《显微图谱：或关于使用放大镜对微小实体做生理学描述》。他向心驰神往的公众展示了一个微观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其纷繁复杂的多样性，熙熙攘攘的热闹程度，巧妙绝伦的结构方式，都远远超出了此前任何人的想象。

胡克最先发现了许多微观情景，其中有植物身上的小空洞。他给这些空洞取了一个名字——“细胞”，因为它们使他联想起修道士的单人小室。胡克计算出1平方厘米软木片大约包含195 255 750个这样的小空洞——如此巨大的数字在科学领域还是第一次出现。显微镜的发明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代人左右的时间，但不同的是，胡克的显微镜达到了高超的水平。它们可以放大30倍，在17世纪的光学技术中鹤立鸡群。

因此，仅仅10年以后，当胡克和伦敦皇家学会的其他成员收到由荷兰代尔夫特一个布料商寄来的用275倍率显微镜观察所得的图像和报告时，他们不免感到有些吃惊。这个布料商名叫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尽管他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也无任何科学背景，但却是一个敏锐的专心致志的观察者和技术天才。

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样通过简陋的手工装置制造出如此高倍率的显微镜的。它无非就是将一小块玻璃嵌入木榫而成。他的显微镜更像是放大镜，而不像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的显微镜，但其实二者都不大像。列文虎克每做一个实验都要制作一件新的仪器。可是，对于自己的技术，他却总是守口如瓶，不过他倒是就怎样提高分辨率而向英国人透露过情况。[2]

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不可思议的是，从他40多岁后才开始——他向皇家学会提交了近200份报告，全都用低地荷兰语写成，他只会这种语言。列文虎克罗列了他所发现的一些事实，并配以一些精美的绘图，却没有任何解释和说明。他所提交的报告几乎包括了所有可以用于检测的事物——面包霉、蜜蜂螫针、血细胞、牙齿、头发，他自己的唾液、精液甚至大便，提及后面两样时，他还说了为它们的恶臭表示歉意的话——所有这些以前几乎都没有用显微镜观察过。

1676年，列文虎克在一份报告中声称，他在一份胡椒水试剂中发现了“微生动物”。皇家学会动用了英国所能生产的一切先进设备来寻找这种“小动物”，直到一年以后才最终解决了放大倍率的问题。列文虎克发现的是原虫。据他计算，一滴水中有8 280 000个这样的微生物，比荷兰的人口还多。世界充斥着这样的生命，其生存方式和数目远远超出了以前人们的想象。

在列文虎克惊人发现的鼓舞下，其他人开始目不转睛地盯着显微镜从事研究，他们的目光有时是过于敏锐了，以致有时他们发现了一些实际上不存在的事物。一位令人尊敬的荷兰研究人员尼古拉·哈茨奥克声称，他在精子细胞中看到了“预先成形的小人”，他为这些小生物取名为“侏儒小人”。有一段时期，许多人相信所有的人——事实上，所有生物——都不过是小而完整的母体的放大体。列文虎克自己偶尔也沉湎于个人兴趣。在一次最不成功的实验中，他试图通过近距离观察一次小型爆炸来研究火药的爆炸特性，结果差一点炸瞎自己的眼睛。

1683年列文虎克发现了细菌——可是由于显微镜技术的限制，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一直停留在那个水平。直到1831年，才有人第一次看到细胞核——它是由苏格兰人罗伯特·布朗发现的。布朗是一位植物学家，对科学史怀有兴趣，尽管始终不为人所知。他生活的年代是1773—1858年。他根据拉丁语nucula，意思是小坚果，将他的发现取名为细胞核。到了1839年，才有人真正认识到细胞是一切生命的基质。他就是具有这种洞察力的德国人索多·施万。就科学洞察力而言，这一发现不仅相对较晚，而且一开始也没有被广泛接受。直到19世纪60年代，由于法国人路易·巴斯德完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才彻底地证明生命不能自发地产生，而必须来自一个事先存在的细胞。这一理论被称为“细胞学说”，它是整个现代生物学的基础。

细胞被比喻成许多事物，从“一个复杂的化学精炼厂”（物理学家詹姆斯·特菲尔）到“一个人口稠密的大都市”（生物学家盖伊·布朗）。细胞二者都是，而又都不是。说它像个精炼厂，是因为在其内部进行着规模巨大的化学活动；说它像个大都市，是因为里面拥挤不堪，忙忙碌碌，充满互动，貌似纷繁混乱，却有着自成一体的结构。不过，实质上它比你所见过的任何城市或工厂都要可怕得多。首先，在细胞内部没有上下之分（引力对细胞大小的东西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它的每一处原子大小的空间都被充分地利用。活动到处存在，电流不停流动。你也许并不觉得自己带很多电，实际上是带的。我们吃的东西、呼吸的氧气在细胞里被合成电流。那么，我们为什么在相互接触时没有把对方击倒，或者我们坐在沙发上时又为什么没有将沙发烧焦呢？原因在于这一切都是以非常小的规模发生的：电压仅仅是0.1伏，传输的距离要以纳米来计算。然而，如果将其按比例扩大，它所产生的冲击力相当于每米2 000万伏，与一次雷电核心区所产生的电荷一样多。

不论其形状和大小如何，你身上所有细胞的构造大体相同：它们都有一层外壳或细胞膜，一个细胞核，里面存储着你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基因信息。两者之间有一层繁忙的空间，叫作细胞质。细胞膜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层你用别针能刺穿的耐久胶状物，相反，它是由一种叫作脂质的脂肪物质所构成的，用舍温·B.努兰的话说，它和“轻度机油”大体相像。如果你觉得这些东西似乎很不坚实，请记住：在显微镜下，事物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分子的层面上，对于任何东西而言，水成了重型凝胶，而脂质简直就像钢铁一样。

如果你有机会去访问一个细胞，你一定不会喜欢它的。若是将原子放大到豌豆一样大小，那么一个细胞就会变成直径达800米的球体，由一个名叫细胞骨架的大梁似的复杂架子支撑着。在它里面，亿万个物体——有的大如篮球，有的大如汽车——像子弹一样呼啸而过。在这里你简直难以找到立足的地方，每一秒钟都会遭到数千次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体的撞击和撕扯。即使对长期待在细胞里面的成员来说，这里也是一个险象环生的地方。每一段DNA链平均每8.4秒就要遭到一次袭击或损害——每天要遭到1万次——被化学物质或是其他物质撞击或撕成碎片，所有这些伤口必须很快被缝合，除非细胞不想再活下去。

蛋白质极为活跃，它们总是处于不停旋转、颤动和飞舞的状态之中，每秒钟它们都要彼此撞击10亿次。酶本身也是一种蛋白质，它们到处横冲直撞，每秒钟要完成1 000件任务，就像快镜头里的工蚁，它们不断地建立和重建分子，为这个减去一小块，为那个增加一小块。一些酶随时监控路过的蛋白质，为那些已损坏得无法修补的或有缺陷的蛋白质标上化学记号。接着，这些被标上记号的蛋白质形成了一种被称为蛋白酶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进行分解，并形成新的蛋白质。有几种蛋白质的存活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另一些则达好几周。但是，它们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疯狂方式存在。正如德迪夫所指出的：“分子里面的一切都以不可思议的高速运转着，我们简直无法想象。”

但是，如果让分子世界事物运转的速度慢下来，慢到足以仔细观察其相互作用的程度，事情似乎就不会那么令人不知所措了。你会发现一个细胞不过是数百万个物体——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溶酶体、内吞体、核糖体、配位体、过氧化物酶体、蛋白质，它们与数百万个别的物体相互撞击，从而完成了再普通不过的任务：从营养物里摄取能量、聚合成新的结构、排除废物、抵挡入侵者、接发信息、进行修补工作。一个细胞一般包含大约2万种不同的蛋白质，其中近2 000种中的每一种至少有5万个分子。“这意味着，”努兰说，“即使我们只统计那些每一种的数量在5万以上的分子，每一个细胞中所包含的蛋白质分子总数最少有1亿个。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我们从中可以了解一点我们体内生物化学活动的剧烈程度。”

这种活动所消耗的能量也是十分巨大的。你的心脏每小时必须输出约340升血液，每天则要输出8 000多升，每年输出300万升——这足以装满4个标准的奥林匹克游泳池——以使所有细胞获得新鲜的氧气。（这是指在休息的时候，如果做剧烈运动，这个数字还要增加至6倍。）氧气被线粒体吸收，它们是细胞的发电站。一个细胞里一般有大约1 000个这样的发电站，其具体数目根据细胞所做的事情及所需能量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你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面提到，据认为，线粒体原先是被俘获的细菌，如今是我们细胞中的寄居者。它们保留了自己的基因指令，按照自己的时间表来分裂，操自己的语言。你也会记得，多亏它们的好心照料，我们才得以安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摄入体内的几乎所有食物和氧气经过加工后都被输送给线粒体，然后由它们将其转换为一种名为三磷酸腺苷的分子，也就是ATP。

你可能没听说过ATP，但正是它使你的身体运转正常。ATP分子实质上就像一组小小的电池，它们在细胞内移动，为细胞活动提供全部能量，在此过程中你获益匪浅。在你生命的每一瞬间，你体内的每个细胞内通常具有10亿个ATP分子，2分钟以后它们的能量都会消耗殆尽，然后又会有10亿个新的ATP分子接替它们的位置。每天你产生和消耗的ATP重量大约是你体重的一半。摸一摸你温热的皮肤，那是你的ATP在工作。

当细胞不再被需要时，它们以堪称高贵的方式死去。它们拆下所有支撑它们的支柱和拱壁，不露声色地吞噬掉其组成部分。这一过程被称为凋亡或程序性细胞死亡。每天都有数十亿个细胞为你而死，又有数十亿个别的细胞为你清扫它们的遗体。细胞也可能暴死——比如当你被感染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是按照指令死去的。事实上，如果它们没有收到继续活着的指令——如果没有收到另一个细胞发出的活动指令，细胞会自己杀死自己。细胞真是太需要安慰了。

在偶然情况下，细胞没有按指令死去，相反却开始拼命分裂和扩散，这种情况我们称为癌症。癌细胞其实不过是迷途的细胞。细胞经常犯类似的错误，但是人类身体具有一种纠正这种错误的复杂机制，只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细胞的活动才会失去控制。平均来说，每10亿亿次细胞分裂中，人会得一次致命的疾病。癌症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运气不好的表现。

细胞的奇妙之处不在于事情偶尔会出问题，而在于它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使人体内的一切运转正常。为此，它们不停发送和监控来自全身各个部位的信息——嘈杂的信息：指令、质问、修正、救助、更新、分裂或死亡的通告。所有这些信息大多数是通过名叫激素的化学实体来传递的，如胰岛素、肾上腺素、甲状腺素、睾丸素，它们从遥远的部位传递信息，如甲状腺和内分泌腺。还有一些信息是从大脑或区域中心传输过来的。这个过程叫作“发出旁分泌信号”。最后，细胞直接和它的左邻右舍进行交流，以确保它们行动一致。

细胞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们总是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处于漫无目的的运动和无休无止的撞击状态中，而驱使它们这么做的无非是吸引和排斥的基本法则。细胞的任何运动都无理性可言。所有的运动都平静地、重复地、可靠地发生着，因此我们甚至很少能意识到。然而，这一切不仅很好地维持着细胞内的秩序，而且使得有机体保持在一种完美的和谐状态中。几万亿几万亿个反射性的化学反应，以我们才刚刚开始知道的方式，加起来形成能行动、有思想、有主见的你——或者形成一个不大有思想而又依然结构有序的金龟子。千万不要忘记，每个生物都是一个原子工程奇迹。

有一些我们认为是很原始的生物有着某种层面的细胞组织，使得我们自己的细胞组织看上去马虎潦草，平淡无奇。将海绵的细胞分解开。比如通过过滤器过滤，然后把它们倒进溶液中，它们会很快重新聚合，再次形成海绵。你可以反复做这种实验，它们总会顽固地重新聚合在一起。这是因为，就像你和我，以及所有别的生物那样，它们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继续活下去。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存在一种非常古怪、坚定不移、我们所知甚少的分子。这种分子本身没有生命，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不做任何事情。它的名字叫DNA。在开始了解它对于科学和我们自身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到大约160年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即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所生活的时期。当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有史以来最好的理论”——可是在随后的15年里却被锁在抽屉里。个中原因，我们得花费一些笔墨才能解释清楚。

[1] 事实上，在你的一生中，有许多细胞中途离你而去，因此你身上的细胞数只是一种估计。根据资料来源的不同，这个数字可能相差好几个数量级。1亿亿（或1016）这个数字取自马古利斯和萨根的《微观世界》。

[2] 列文虎克是另一位代尔夫特名人，著名画家简·弗美尔的密友。弗美尔一直是个有些才干，但不怎么出色的画家。17世纪60年代中期，突然之间，他精通了一种光线和透视技法，从此声名远扬。尽管未经证实，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怀疑他使用了一个暗箱，即一种通过透镜将图像投射到平面上的装置。弗美尔死后，这种装置并没有列入弗美尔的个人财产中，但是巧合的是弗美尔的财产的指定遗产执行人不是别人，正是安东尼·范·列文虎克，即那个时代最守口如瓶的透镜制作者。

第二十五章 达尔文的非凡见解

1859年夏秋之交，英国一家著名杂志《季度评论》的编辑威特惠尔·艾尔文收到了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一本新书的样本。艾尔文饶有兴致地读完了这本书，认为它有一些价值，可是又担心它的主题过于狭窄，不足以吸引广大读者的目光。他要求达尔文写一本有关鸽子的书。“每个人都对鸽子感兴趣。”他热情地建议说。

艾尔文的热情建议没有被采纳，1859年11月底，《物种起源由自然淘汰的作用而来，或优良的族类在生存竞争中保存》正式出版了，每本定价为15先令。第一版上市的第一天就卖出了1250本，自那以后就一直未曾绝版过，而且由它所引发的争议也一直从未停息过——对于一个喜欢蚯蚓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要不是出于一时冲动环游了世界，终其一生很可能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牧师的人来说，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1]出生在英格兰中部偏西一个宁静的小市镇什鲁斯伯里。他的父亲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内科医师，母亲是著名的制陶世家乔西亚·韦兹伍德家的女儿，她在达尔文年仅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达尔文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可是学习成绩平平，这使得他丧偶的父亲痛苦不已。“你除了打猎枪、玩狗、捉老鼠，什么都不挂在心上。你会给你自己和整个家族丢脸的。”他父亲有一次曾经这样写道。凡是回顾查尔斯幼年生活的时候，几乎总是要引用他父亲的这句话。尽管达尔文感兴趣的是博物学，可是在父亲的坚持下，他还是勉强到爱丁堡大学学医。然而，他一见到血就犯晕，一见到病人痛苦就神经高度紧张。有一次，他亲眼目睹了一个小孩的手术，小孩声嘶力竭的惨状——那时还未发明麻醉药——给他的精神造成了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创痛。他试着转学法律，但很快发现这门学科极其枯燥，实在令他难以忍受。最后，他并不十分顺利地从剑桥大学获得了一个神学学位。

乡村牧师的生涯似乎正在前面等着他，就在这时，一个更具诱惑力的机会不期而至。海军探测船“贝格尔号”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邀请达尔文一同去远航——菲茨罗伊的身份决定了他得跟有教养的人交往——实际上是作为船长的餐桌伙伴同行。菲茨罗伊十分古怪，他挑选达尔文是因为他喜欢达尔文的鼻子的形状（他认为这是有个性的体现）。达尔文并不是菲茨罗伊的首选，但最终还是得到他的认可，因为更中意的人选跑掉了。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两个人最显著的共同点莫过于他们都非常年轻。在他们出发时，菲茨罗伊年仅23岁，达尔文只有22岁。

菲茨罗伊的主要任务是绘制沿海水域图，可是他的爱好——实际上是一种狂热——是要为《圣经》中所描述的上帝创造人的文字寻找实证。达尔文曾经接受过神学训练，这是菲茨罗伊决定让他一同前往的主要原因。可是达尔文后来不但表现出自由主义的观点，而且并非全心全意地奉行基督教教义，这成了他们之间不断冲突的根源。

达尔文在“贝格尔号”上从1831年一直待到1836年。显而易见，这对于他来说，既是一次增长阅历的大好机会，也是一次充满艰辛和困苦的旅行。他和菲茨罗伊船长一起挤在一个小舱里，这很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菲茨罗伊经常大发脾气，接着又恨得咬牙切齿，他们经常争吵不休。达尔文后来回忆说，这种争吵有时几乎到了“疯狂的边缘”。远洋航行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往往是一件令人烦闷的事——“贝格尔号”的前任船长就是在孤寂与忧伤中用子弹对准头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而菲茨罗伊来自一个著名的患有抑郁症的家族。10年前，他的叔叔卡斯尔雷子爵在担任英国财政大臣期间用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1885年，菲茨罗伊也以同样的方式自杀身亡。）即使在情绪稳定的时候，菲茨罗伊也是不可理喻的。他们的远航刚刚结束，菲茨罗伊就和一个他爱慕已久的年轻女子结了婚，这使达尔文吃惊不小，因为在他们长达5年的朝夕相处的过程中，菲茨罗伊竟然一次也没有表露过他的这种爱慕之情，他甚至连她的名字也从未提到过。

不过，在其他所有方面，“贝格尔号”航行是一次成功之旅。达尔文在远洋航行中所锻炼出来的冒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而在此期间他所收集的大量标本足以供他研究一辈子，并且以此确立了他的声望。他发现了许多十分珍贵的大型古代化石，其中包括迄今为止最为完好的大地懒属；在智利，他经历了一次险些让他丧命的地震；他还发现了一种新的海豚（他非常恭敬地将它命名为菲茨罗伊海豚）；他对整个安第斯山脉做了详尽而有用的地质考察，并且提出了一种有关珊瑚礁成因的新理论。他在这一备受世人推崇的理论中提出，珊瑚礁不可能形成于100万年以内——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是他第一次表露出他后来一贯坚持的观点，即地球上生命的演进过程是极其古老的。1836年，在离开家乡5年零两天之后，达尔文重新回到了家乡。此时他已27岁，从此他再未离开过英格兰。

在远洋考察期间，达尔文并没有提出进化论（抑或任何理论）。进化作为一个概念到19世纪30年代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在一首水平不高、名为《自然的神殿》的诗中，曾对进化理论发出由衷的赞美，当时达尔文还没有出生。直到年轻的达尔文回到英格兰并读到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呈算术级增长的食物供给永远也满足不了呈几何级增长的人口）之后，进化论的观念才开始在他的心中萌生。他意识到，生命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竞争的过程，自然选择决定了某些物种繁荣，某些物种衰败。说得具体一些，达尔文观察到，所有的生物都在为了争夺资源而相互竞争，那些天生具有优势的生物才会繁荣昌盛，并且将这种优势遗传给他们的后代。通过这种方式，物种持续不断地得到改进。

这似乎是一种再简单不过的看法——这的确也是一个十分简单的看法，但是它解释了太多的问题，而达尔文准备将他的一生奉献给这种理论。在阅读《物种起源》时，T.H.赫胥黎曾喊道：“我怎么这么愚蠢，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从那以后，这种感叹声就一直不绝于耳。

有趣的是，在他的所有著作中，达尔文并没有使用“适者生存”这个词（虽然他确实对这个词由衷地赞赏）。它是1864年由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生物学原理》一书里创造的，那是在《物种起源》发表5年以后。达尔文也没有使用“进化”这个词（那时这个词已经用得很广泛，有极大的诱惑力），而是代之以“后代渐变”。直到《物种起源》第六次印刷的时候，他才开始使用这个词。尤其重要的是，他的结论也绝不是他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期间注意到那里的地雀的嘴多种多样，受到启发才得出来的。通常的说法是（至少在我们许多人的记忆里通常是这样的），当达尔文一个岛一个岛旅行时，他注意到每个岛上的地雀都非常适宜利用当地的资源——一个岛上的地雀的嘴又短又坚固，适宜啄开坚果；到了下一个岛屿，地雀的嘴也许又长又尖，适宜从岩缝中啄出食物——正是这种现象使得他开始想到，也许这些鸟并不是生来就是这样，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变成了这样。

事实上，确实是鸟类创造了它们自己，不过注意到这一点的并不是达尔文。在随“贝格尔号”远航时，达尔文是一个初出校园的学生，不是训练有素的博物学家，因此他并没有注意到加拉帕戈斯的鸟类全都属于同一类型。是达尔文的朋友——鸟类学家约翰·古尔德意识到，达尔文发现的不过是具有不同本事的地雀。不幸的是，由于没有经验，达尔文并没有注意到这些鸟分别来自加拉帕戈斯群岛的哪一个岛屿（他在观察乌龟时犯了同样的错误）。调整这种混乱状态让他花费了好多年的时间。

由于如此这般的种种疏忽，同时也因为需要将“贝格尔号”带回的成箱成箱的标本加以分门别类，直到1842年，在回到英国之后的第5年，达尔文才最终草拟出他的新理论的雏形。两年后，他将他的新理论进一步扩充成230页的“概要”。接着，他做出了一桩让人诧异的事：他将他的笔记扔到一边，用了15年的时间忙于别的事情。他成了10个孩子的父亲，他花了将近8年的时间撰写一部关于藤壶的详尽的著作。（“我比以往任何人都讨厌藤壶。”在这项工作结束以后，他叹息着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得了一种怪病，经常无精打采，头晕眼花，“心神不定”，他自己说。他时常感到恶心，心律失调，偏头痛，极度疲劳，浑身打战，眼冒金星，呼吸短促，“头晕目眩”，他因此情绪极度低落，这是不足为怪的。

他得病的原因，至今没有定论。人们有许多猜测，但最无根据而又最有可能的是他患了一种热带慢性病夏格氏病，他有可能是在南美洲被寄生虫锥体虫叮咬而感染这种疾病的。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说法是一种心理疾病。无论是哪种病，痛苦不言而喻。他常常只能连续工作不超过20分钟，有时甚至更短。

在他余生的多数时间里，达尔文尝试了一系列越来越绝望的治疗方法——洗冷水浴呀，泡醋呀，电疗呀，最后一种害得他不停地遭受小小的电击。他几乎成了一个隐士，很少离开他在肯特的家。搬家以后的第一个举措是在书房的窗外立了一面镜子，这样他可以提前发现来访之客，必要的话还可以回避。

达尔文没有把他的理论公之于世，因为他太清楚这将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震撼了。在1844年，在达尔文把手稿锁进抽屉里的那一年，有一本名为《自然创造史的遗迹》的著作激起了思想界的勃然大怒，因为它提出人类可能是从比较低等的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的，在此过程中没有得到创世神灵的帮助。作者事先估计到会掀起轩然大波，便十分小心地将自己的身份隐匿起来。这个秘密保守了40年之久，连他最亲近的朋友也不知道。有的人猜测作者可能是达尔文，有的人怀疑是阿尔伯特亲王。实际上，作者是一位成功而又不事张扬的苏格兰出版商，他的名字叫罗伯特·钱伯斯，他不愿意暴露自己有其实际的以及个人的考虑：他经营的是一家专门出版《圣经》的著名公司。《遗迹》不仅受到国内外宗教人士的抨击，也饱受众多学术界人士的批判。《爱丁堡评论》用了将近整整一期的篇幅——长达85页——将它批得体无完肤。连进化论的拥护者T.H.赫胥黎也对这本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可是他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该书的作者是他的一位朋友。[2]

达尔文的手稿也许到死也不会发表，可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令他深感吃惊。1858年夏初，达尔文收到了一个来自远东的包裹，里面有一位名为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的年轻博物学家写的一封措辞友好的信，以及他的一篇名为《变种与原种永远分离的趋势》的论文草稿。该文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理论，与达尔文未发表的手稿内容不谋而合，有一些语句甚至与达尔文的如出一辙。“我从未见过如此巧合的事情，”达尔文沮丧地说，“即使阅读了我写于1842年的手稿，华莱士也给不出比这更加精当的概括。”

华莱士并不像有时候认为的那样，是不期而然地闯入了达尔文的生活中的。他们两个人已有书信往来，华莱士还曾不止一次大度地把他认为有点意思的标本寄给达尔文。在两人通信的过程中，达尔文曾委婉地告诉华莱士，他早已把物种起源作为自己独占的研究领域。“到今年夏天，我已经20年（！）没有打开过我的第一部手稿了，里面论述了物种和变种是怎样彼此不同的。”早些时候，在给华莱士的信里，他曾这样写道，“我现在正准备出版我的著作。”他接着说，不过实际上他并没有打算这样做。

然而，华莱士没有领会达尔文的意思——无论如何，他当然不可能知道他的理论与达尔文已经研究了20年的学说竟会惊人一致。

达尔文被置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他抢先发表自己的作品以确保自己的优先权，他就会占了一位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无辜的仰慕者的便宜；如果他退让一步，就如发扬绅士风度所必须做的那样，他就会失去他自己独立研究所得的理论的发现权。华莱士自己也承认，他的理论是灵光一现的产物，而达尔文的理论则是十几年仔细研究、周密思考的结果。因此，这是绝对不公正的。

好像是为了增加他的痛苦似的，达尔文那和他同名的小儿子查尔斯感染了猩红热，病情极为严重。6月28日，病况危急到了顶点，小查尔斯去世了。尽管悲痛至极，达尔文还是抽时间给他的朋友查尔斯·莱尔和约瑟夫·胡克匆匆写了一封信，提出愿意给华莱士让路，但说要是这么做，那就意味着他所有的工作“都将付诸东流，无论那成果有多大意义”。莱尔和胡克找到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法。他们将达尔文和华莱士观点的概要同时提交给林奈学会的一次会议，当时该学会正在为恢复自己作为科学权威的地位而努力。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的理论被公之于世。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参加会议。开会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妻子正在安葬他们的小儿子。

达尔文-华莱士的论文是那晚提交的7篇论文中的一篇——其他6篇文章中，有一篇是研究安哥拉的植物区系的——列席会议的听众大约有30名。即使他们意识到自己正经历那个世纪科学领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也没有表现出来。接下来并没有讨论，在社会上也没有激起多大反响。达尔文后来高兴地注意到，只有一个人在文章中提到了这两篇论文，他是都柏林一位名叫豪夫顿的教授。他的结论是：“在这两篇文章中，凡是新的内容都是荒谬的，凡是旧的内容都是正确的。”

华莱士当时仍在远东，过了好久他才知道这一切，他表现得很平静，似乎对能够被列入进化论的发现者之列而感到十分高兴。他此后甚至一直将这个理论称为“达尔文主义”。

还有一个人对达尔文最先发现进化论的资格构成了大得多的威胁，这人名叫帕特里克·马修，是苏格兰的一名园艺师。令人吃惊的是，他事实上远在达尔文开始“贝格尔号”之旅的同一年就提出了自然选择理论。不幸的是，他是在一本名为《海军用木和森林栽培》的书里提出这些观点的，不仅达尔文没有读到，全世界都没有注意到。当他看见达尔文被所有人推崇为进化论的发现者，而这一理论事实上是他最早提出的时候，他马上采取行动，给《园艺家年鉴》写了一封信。达尔文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歉意，不过他同时也声明说：“我想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吃惊，无论是我，还是任何别的博物学家，都没有听说过马修先生的观点，因为他的话讲得很简单，又是出现在一本关于《海军用木和森林栽培》的作品的附录里。”

华莱士在以后大约50年里仍然是一名博物学家和思想家，而且偶尔还干得不错，但渐渐对科学失去了兴趣，将自己的研究转向了降魂术以及宇宙中存在别的生命的可能性等方面。因此，达尔文主要是因为别人放弃而独自拥有了进化论的发明权。

达尔文终其一生都为自己的观点而感到苦恼。他称自己是“魔鬼的牧师”，说披露进化论使他觉得就像“招认自己是一名杀人犯”。除此之外，他还深深地伤害了他虔诚的爱妻。尽管这样，他还是立即着手将他的手稿扩充成一本书。一开始他给这本书取名为《物种起源和自然选择的多样性概论》，这个书名过于冗长和含混，出版该书的约翰·莫瑞决定只印500册。但是在拿到手稿以后，再加上使书名稍具吸引力，莫瑞决定将初版的印数增加到1 250册。

《物种起源》在商业上立刻取得成功，但却没有激起多大反响。达尔文的理论面临两个很棘手的困难：一方面，要过很多年以后，它才最终得到开尔文勋爵的承认；另一方面，化石方面所提供的证据也少得可怜。有一些善于思考的批评家提出这样的疑问：达尔文的理论中如此明确地强调的物种的过渡形态在哪里呢？如果物种是持续不断地进化的，那么在化石中一定存在不少进化过程中的中间形态，但是事实上却没有。[3]其实，当时（及以后很多年）已发现的化石表明，一直到著名的寒武纪大爆发之前，地球上根本没有任何生命。

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达尔文却坚持认为早期的海洋里一定存在着丰富多彩的生命形式，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它们而已。这是因为，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它们并没有保存下来。达尔文认为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这种情形现阶段肯定无法解释清楚，但可以尽量被看作是与现存看法相对立的合理观点。”他很直率地承认，但是拒绝考虑其他可能性。为了解释，他推论说——富有创见，却是不正确的——也许前寒武纪的海水太清澈了，不能沉淀下任何物质，因此也就没有将化石保存下来。

即使是达尔文最好的朋友，也对他的某些过于武断的结论感到不安，亚当·塞奇威克是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老师，1887年曾带他到威尔士做地质考察，他说达尔文的书给他的“痛苦多于快乐”。杰出的瑞典古生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斯拒绝接受达尔文的观点，认为这纯属臆想。连莱尔也不胜郁闷地得出结论说：“达尔文走得太远了。”

T.H.赫胥黎不喜欢达尔文所主张的进化要经历漫长的地质时间的观点，因为他是一个突变论者，也就是说他相信进化是突然而非逐渐发生的。突变论者（这个词来自拉丁语“跳跃”）无法相信复杂的器官会慢慢地分阶段出现。十分之一的翅膀，或者二分之一的眼睛，试问这样的器官究竟有什么用处？在他们看来，这种器官只有以已经完成的形式出现才有意义。

赫胥黎所主张的这种突变论是十分极端的，有点儿令人吃惊，因为它很容易使人联想起由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于1802年首先提出的一个极为保守的宗教观念，这种观念被称为“特创论”。佩利认为，如果你在地上发现了一块怀表，即使你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你也会立刻意识到它是由某个有才干的人制造的。他相信大自然也是如此，它的复杂性就是精心设计的证明。这种观念在19世纪影响极大，也令达尔文感到不安。“直到今天，我一想到眼睛心里就直打冷战。”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达尔文这样写道。他在《物种起源》中承认，自然选择能以渐进的方式产生这样一种器官，“坦率地说，似乎是个极其荒唐的观念”。

即便如此，达尔文不仅依然坚持所有的变化都是渐进的，而且几乎《物种起源》的每次重版，他都要将他所认为的进化过程所需的时间长度增加一些，这导致了他的支持者的强烈反感，支持他理论的人越来越少。“最后，”根据科学家兼历史学家杰弗里·施瓦兹的说法，“达尔文在博物学和地质学家同行那里仅有的支持也丧失殆尽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达尔文将他的书取名为《物种起源》，可是对物种是怎样起源的，他却不能做出解释。达尔文的理论暗示了一种使得一个物种怎样变得更强、更好或更快——一句话，更适应——的机制，但却没有说明新的物种是怎样诞生的。苏格兰工程师弗莱明·詹金思考了这个问题，指出达尔文的论点中的一个严重缺陷。达尔文认为某一代物种中出现的有利的特性都会传给下一代，从而使该物种更加强健。

詹金指出上一代中的有利的特性在遗传给下一代时，不会在随后的几代中占主导地位，而实际上在混合的过程中被冲淡了。如果你往威士忌中倒进一杯水，你不会使威士忌变得更浓，而是将其稀释；如果你再往已稀释的威士忌中倒进一杯水，威士忌会变得更淡。同样，上一代父母遗传给下一代的有利特性在随后的不断繁殖中会被逐渐削弱，直到最后完全消失。因此从动态的观点来看，达尔文的理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它只能解释静态的事物。在进化过程中，特异现象时有发生，但是它们很快就会消失，因为生物体总是倾向于使一切都回归于平常。如果自然选择要起作用的话，就得需要某种尚未发现的替代机制。

达尔文和其他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关于这个问题，远在1 200公里外的欧洲中部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个名为格列高利·孟德尔的离群索居的修道士将会提供一个答案。

孟德尔1822年出生于奥地利帝国一个偏僻小镇（现属捷克共和国）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中学课本曾将他描述为一个单纯的乡下修道士，有比较敏锐的观察力，他的很多发现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偶然的成分——他在修道院的菜园里种植豌豆的时候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遗传特点。事实上，孟德尔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他曾经在奥尔慕茨哲学研究所和维也纳大学攻读过物理学和数学——他对他所研究的一切进行了非常科学的整理和归纳。不仅如此，从1843年起，他所供职的修道院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术中心。修道院有个拥有2万册藏书的图书馆，具有严谨的科学研究的传统。

在着手进行他的实验之前，孟德尔花了两年时间培育研究所需的标本。他选择了7种不同的豌豆，在确保它们繁殖纯种之后，他在两个全职助手的帮助下开始反复种植这些豌豆并将其中的3万株进行杂交。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作。为了防止意外受粉，他们必须不厌其烦地记录豌豆种子、豆荚、叶子、茎和花在生长过程中，以及在外表方面极细微的差别。对于他所做之事的意义，孟德尔知道得很清楚。

他从未用过“基因”这个词——这个词1913年才第一次出现于英国的一本医学词典——尽管发明了“显性的”和“隐性的”这样的概念。他的建树在于他发现每一颗种子都包含两个“因子”或他所谓的“要素”——一个是显性的，另一个是隐性的，这些因子一旦相互组合，就会产生可以预期的遗传形式。

他把这种结果转换成了精确的数学公式。孟德尔总共用了8年的时间从事这项研究，接着又在花卉、玉米和其他植物上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以检验他的结论的正确性。甚至还不如说，孟德尔的研究方法过于科学，以至于当他1865年在布尔诺博物学学会2月和3月的月度会议中宣读他的论文时，大约40个听众很有礼貌地听了他的演讲，可是他们显然无动于衷，即使对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说，植物的培育实际上是他们极感兴趣的一件事。

孟德尔的报告出版以后，他迫不及待地给瑞士伟大的植物学家卡尔·威廉·冯·耐格里寄了一份。从某种意义上说，耐格里的支持对孟德尔理论的前途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幸的是，耐格里没有意识到孟德尔的发现的重要性，他建议孟德尔培育山柳属科植物。孟德尔按照他所说的去做了，但很快发现山柳属植物并不具备研究遗传性所必不可缺的特点。很明显，耐格里并未认真阅读他的论文，甚至可能根本没有读。灰心丧气的孟德尔从此放弃了遗传性研究，在他的余生中转而种植良种蔬菜，从事蜜蜂、老鼠、太阳黑子之类别的研究。最后他被推选为修道院院长。

孟德尔的发现并未像有时候被认为的那样完全被大家疏忽。他的研究成果被光荣地收入《大英百科全书》中——当时是一部记录科学思想的著作，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它在今天的地位，并且在德国的威廉·奥伯斯·福克所撰写的一篇重要论文里被一再引用。实际上，由于孟德尔的观点一直未曾沉没在科学思想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当世界具备了接受它们的条件时，它们就很容易地被人们重新发现。

达尔文和孟德尔一起为20世纪的全部生命科学奠定了基础，不过他们两个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达尔文发现所有的生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并且说到底都“源自一个共同的祖先”；而孟德尔的工作则从机制上为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提供了解释。他们两个人本来可以相互帮助。孟德尔拥有一本德文版的《物种起源》，据说他读过这本书，因此他一定意识到他的工作适用于达尔文的理论，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想办法和达尔文联系过。而达尔文这一方呢？人们知道他研究过福克的非常有影响的论文，里面一再提到孟德尔的著作，但是他并没有将它们和自己的研究联系起来。

在一般人的眼中，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观点是达尔文学说的重要特点，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一观点只是在达尔文的学说中顺便提了提。即便那样，大家不需要有太多想象力就能从达尔文的理论中明白关于人类发展的这一层意思，而这很快就成了人们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

1860年6月30日，星期六，在牛津郡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次会议上，一决雌雄的时刻到来了。赫胥黎应《自然创造史的遗迹》一书的作者罗伯特·钱伯斯之邀出席了那次会议，不过当时赫胥黎并不知道钱伯斯与那部富有争议的著作的关系。就像往常一样，达尔文并没有出席。会议是在牛津动物学博物馆举行的。1 000余人挤进了会场，还有几百人无法进入。大家都意识到一个重大事件即将发生，虽然他们不得不先聆听纽约大学约翰·威廉·德雷珀长达两个小时的令人昏昏欲睡的开场白，他演说的题目是《论欧洲的智力发展兼论达尔文先生的观点》。

最后，牛津教区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站起来发言。前一天晚上，理查德·欧文曾到威尔伯福斯家做客。理查德·欧文是一位狂热的反达尔文主义者，他和威尔伯福斯通了个气（反正大家是这么认为的）。正像许多引起轰动的事件一样，人们对这件事的经过众说不一，莫衷一是。不过最为流行的版本是，衣冠楚楚、仪态威严的威尔伯福斯转向赫胥黎，冷笑着问他是否敢于宣称他是通过他的祖母或祖父的任何一方由猿进化而来的。威尔伯福斯本来想说一句俏皮话，可是却被曲解为咄咄逼人的挑衅。根据赫胥黎自己说，他转向他的邻座悄声说：“上帝让他落到我手里了。”然后意味深长地站起身来。

然而，据其他人回忆，赫胥黎当时气得浑身发抖。他称无论如何，他都宁愿与猿猴沾亲，而不愿与一个在严肃的科学殿堂里利用其名声发表娓娓动听但离题甚远的废话的人带故。这样一句尖锐的反驳中带有强烈火药味的回答，不仅极大地刺伤了威尔伯福斯，并且使全场一片哗然。一位名叫布瑞斯特的太太当场昏厥过去；罗伯特·菲茨罗伊——25年前达尔文在“贝格尔号”船上的同伴在大厅里四处徘徊，手里高举着一本《圣经》，大声喊道：“《圣经》，《圣经》！”（他是刚刚成立的气象局局长，准备提交一篇有关暴风雨的论文。）有趣的是，双方事后都声称彻底击垮了对方。

在1871年完成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最终明确阐明了人与猿的亲缘关系，这一结论非常大胆，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化石记录支持这样的观点。那时已经发现的早期人类化石只有在德国发现的著名的尼安德特人骸骨，以及几块不完整的颌骨，许多有影响的权威甚至对它们是否是古人类的化石表示怀疑。《人类的由来》总体来说是一部比《物种起源》更容易引起争议的著作，但当它问世时，人们已经不那么容易激动，书中观点所引发的讨论也远不如以前那么激烈。

然而，达尔文将自己晚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其中绝大部分学科只略为触及自然选择问题。他花费了不少时间收集鸟类粪便，用以研究种子是怎样从一个大陆传到另一个大陆的，又用了几年时间研究蚯蚓的行为。他曾为蚯蚓弹钢琴，不过并不是为了愉悦它们，而是为了研究声音和震动对它们的影响。他第一个发现蚯蚓对于肥沃土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很多动物比蚯蚓起到的作用更重要。”在那本实际上比《物种起源》传播更广的著作《腐殖土的产生与蚯蚓的作用》（1881年）中，他曾这样写道。他的其他著作还有《不列颠与外国兰花经由昆虫授粉的各种手段》（1862年），《人类与动物的情感表达》（1872年）——该书第一天就卖了差不多5 300本，《植物界异花受精和自花受精的效果》（1876年）——该书的主题与孟德尔的著作十分接近，见解却远不如孟德尔的那么深刻，以及《植物运动的力量》。最后，他还花费许多精力对近亲繁殖的结果进行了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纯粹出于他的个人兴趣。由于达尔文的妻子是他表妹，他怀疑出现在他孩子身上的某些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问题，一定是由于近亲结婚所致。

达尔文一生赢得了许多殊荣，但都不是因为《物种起源》和《人类的由来》那两本书。皇家学会授予他科普利奖章，是因为他在地质学、动物学和植物学方面所做的贡献，不是因为他的进化论。林奈学会在授予他荣誉称号时，也将他理论中的激进观点排除在外。尽管他死后被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牛顿的身旁，但是他生前从未被授予爵位。达尔文死于1882年4月下旬。两年后孟德尔也去世了。

直到20世纪30—40年代，随着一种被称为“现代综合系统学”的理论的傲然登场（该理论将达尔文和孟德尔及其他一些人的思想进行了综合归纳），达尔文的理论才开始真正为众多的人所接受。而对于孟德尔来说，他生前也是默默无闻，死后不久却哀荣备至。1900年，三位欧洲的科学家几乎同时分别重新发现了孟德尔的理论。其中一个是名为雨果·德弗里斯的荷兰科学家，他将孟德尔的成果据为己有，结果被他的一位对手捅了马蜂窝，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真相大白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荣誉应该归于一位被遗忘的修道士。

世界已经做好了准备，但还不够充分，开始明白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是怎么在互相竞争中形成的。直到20世纪初期，甚至是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即使是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也不能明白无误地告诉你婴儿是从哪里来的，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惊讶的事。

而这些人，你大概回忆得起来，就是那些认为科学已经快要发展到尽头了的人。

[1] 那是历史上一个吉利的日子：亚伯拉罕·林肯同一天出生在美国肯塔基州。

[2] 达尔文是仅有的几位猜测正确的人之一。达尔文碰巧在《自然创造史的遗迹》第六版样书到达的那一天拜访钱伯斯。尽管两人似乎并没有谈起此书，但是钱伯斯检查样书时的专注神情无意间泄露了他内心的秘密。

[3] 巧合的是，1861年，就在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一个这样的证据出现了。工人们在巴伐利亚发现了几根古代始祖鸟的骨头，这是一种介于鸟和恐龙之间的动物。它有羽毛，但也有牙齿。这一发现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也很有帮助，其特征被广泛地加以讨论，但是一个单独的发现几乎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

第二十六章 生命的物质

如果你父母双方没有在恰当的时间结合——可能要精确到秒，更有可能要精确到纳秒——你就不会在这里；而如果你父母的父母没有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结合，你也不会在这里；如果你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以及你父母的父母的父母的父母，以此类推下去，没有以同样的方式结合，显而易见，你也肯定不会在这里。

时光越是倒流，使你得以降生在这里的人的数量越多。仅仅上溯到8代以前，也就是查尔斯·达尔文和亚伯拉罕·林肯出生的时间，这个数目已经超过250人，他们双方的结合决定了你的存在。继续往前推，一直到莎士比亚和“五月花号”清教徒生活的时间，你有不少于16 384个祖先，是他们彼此的基因交换与组合，最终奇迹般地成就了你。

在20代以前，这个祖先数目已增加到了1 048 576个。在此基础上再往前推5代，成就你的祖先数不会少于33 554 432个。而在30代以前，你的祖先的总数——记住，这些数目不包括堂亲、表亲以及其他更远的亲戚，而只是父母和父母的父母一直到你这一线——已超过10亿（确切地说是1 073 741 824）。而在64代之前，也就是古罗马时期，决定你存在的祖先数将增到约10亿亿，这个数目是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过的人的总数的几千倍。

很明显，我们的统计出了一些差错。对于这个问题，正确的解释是——你也许对此感兴趣，你的这一线并不那么纯粹。如果根本没有一定程度上的亲戚的联姻——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大量存在的，尽管出于遗传的原因小心翼翼地隔一代——你就不会在这里。你这一条线上有几百万个祖先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母亲这一边的一个远亲和你父亲这一边的一个远亲结为夫妻。实际上，如果你现在的伴侣是你同一民族、同一国家的人，你们很可能就有着某种血缘关系。如果你在公共汽车上、在公园里、在咖啡屋中，或者在任何一个拥挤的地方环视四周，你所看到的大多数人很可能是你的亲戚。如果有人自吹是莎士比亚或征服者威廉的后代，你可以马上回答他说：“我也是！”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从本质来讲，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也令人惊讶地相似。把你的基因和别的任何一个人做对比，它们平均有大约99.9％是相同的，就是它们使得我们都属人类。这千分之一的小小基因差异——用英国遗传学家，最近获得诺贝尔奖的约翰·萨尔斯顿的话说，“每1 000个核苷酸基中的约1个”就是赋予我们个性的基础。近年来人类基因组结构的研究备受重视。其实根本没有单一的人类基因组这种东西。每一个人的基因组都不相同，否则我们就会完全一样。正是我们的基因组不断重组——每个基因组大体上相同，而又不完全相同——使得我们成为现在这样，既是许多个体，又是一个物种。

但是究竟什么是基因组？什么又是基因？嗯，让我们再从细胞开始吧。细胞内部是一个细胞核，细胞核内就是染色体——一共有46条复杂的物质，其中23条来自你的母亲，23条来自你的父亲。你体内的每一个细胞——它们中的99.9999％——携带同样数量的染色体，只有极少数例外（这些例外是红细胞、一些免疫系统细胞、卵子和精子细胞；由于不同的组织系统原因，它们不携带完整的基因孢）。染色体包含着一组完整的生成和维持你生命所必需的指令，它们由一长串一长串小而神奇的化学物质——脱氧核糖核酸（俗称DNA）组成。DNA被称为“地球上最非同寻常的分子”。

DNA存在的原因只有一个——生成更多的DNA。你的身体内有很多DNA：将近2米长的DNA挤在差不多每个细胞里。每单位长度的DNA包括32亿个密码字母，足以产生103 480 000 000种组合，用克里斯蒂安·德迪夫的话说，“无论如何可以确保独一无二的地位”。这个概率很大——1的后面加上30多亿个零，“光是印刷这些数字，就要用5 000本一般大小的书。”德迪夫解释说。端详镜子中的你自己，想一想这样一个事实，你含有1亿亿个细胞，几乎每一个细胞又都包含约2米长的挤成一团的DNA，你就会意识到你身上有多少这种东西。如果将你身上所有的DNA连成一条细线，它的长度不是地球到月球距离的一个或两个来回，而是好几个来回。根据一种统计，你身上的DNA总长度达2000万公里。

一句话，你的身体喜欢制造DNA，没有它你就不能生存。然而DNA本身并没有生命。分子也没有生命，但DNA可以说是尤其没有生命。用遗传学家理查德·莱旺顿的话来说，它是“生命世界中最非电抗性的化学惰性分子”。这就是人们在谋杀案调查中能从干涸已久的血迹或精液中，以及能从古代尼安德特人骨骼中提取出DNA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科学家花了如此长的一段时间才破译出这样一种看似无关紧要的——一句话，没有生命的——神秘物质，在生命本身中却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作为一种已知的实体，DNA存在的时间之长超乎你的想象。可是，直到1869年，DNA才由一位任职于德国蒂宾根大学的瑞士科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米歇尔发现。在通过显微镜研究外科手术绷带上的脓液时，米歇尔发现了一种他不认识的物质，他给它取名为核素，因为它寄居在细胞核里。当时米歇尔只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核素显然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23年后，在给他叔叔的一封信中，米歇尔提出，这种分子可能是隐藏在遗传背后的原动力。这是一个极具洞察力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远远超前于当时的科学认识，因此根本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以后的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物质——现在被称为脱氧核糖核酸或DNA——在遗传中所扮演的充其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它太简单了，主要由4个被称为核苷酸的基本物质组成。这就好比一个只有4个字母的字母表。你怎么可能用这区区4个字母编写生命的故事？（答案在很大程度上类同于你用莫尔斯电码的点和划——将它们串联起来——去写一封内容复杂的电报。）就大家所知，DNA根本不做任何事情，它只是静静地待在细胞核中。它可能以某种方式约束染色体，也可能根据指令增加一点酸度，或者完成一些不得而知的其他微不足道的任务。据认为，复杂的东西必须存在于蛋白质之中。

然而，如果将DNA的作用忽略不计，会引发两个问题。首先，DNA数量是如此之多，几乎每个细胞核里都有将近2米长的DNA，显然它在细胞中起着某种非同小可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在实验中频频露面，犹如一起神秘的凶杀案中的嫌疑人。尤其是在与肺炎球菌和噬菌体（感染性细菌病毒）有关的两项研究中，DNA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说明它的作用远远被低估了。实验表明，DNA在制造蛋白质这样对生命至关重要的物质方面起着某种作用，不过人们也很清楚，蛋白质是在细胞核外生成的，与据推断对它们的聚合施加影响的DNA相距甚远。

过去，没有人能够弄明白DNA是怎样将信息传递给蛋白质的。我们现在知道，是RNA，也就是核糖核酸在这两者中间起到了一种翻译作用。DNA和蛋白质操的不是同一种语言，这是生物学里一件引人注目的奇事。在将近40亿年的时间里，它们在生命世界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双簧角色，然而它们各自操的是彼此不能相容的密码，就好比一个说的是西班牙语，另一个说的是印地语。要想相互交流，它们就得有一个中介，而这个中介就是RNA。在一种核糖体的化学物质的帮助下，RNA将细胞里的DNA信息以蛋白质所能理解的形式翻译出来并以此作为蛋白质行动的指令。

然而，在20世纪初重新开始我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还要走好长的一段路，才能理解这一点以及与遗传扑朔迷离的现象相关的几乎任何事情。

很明显，有必要进行某种极富灵感的绝妙实验。幸运的是，这时出现了一位足以承担此任的勤勉而又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托马斯·亨特·摩尔根。1904年，也就是人们及时重新发现孟德尔的豌豆实验仅仅4年之后，他开始致力于染色体的研究，而这时距基因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还要等上近10年的时间。

染色体于1888年被偶然发现，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们很容易被染上颜色，因此在显微镜下很容易被看到。到了世纪之交，人们明显感觉到它们在传递某些特性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没有人知道它们是怎样起作用的，甚至有人对它们是否真正起作用也表示怀疑。

摩尔根选择了一种被称为黑腹果蝇的小昆虫作为实验对象。这种昆虫通常被称为果蝇（或醋蝇、香蕉蝇、垃圾蝇）。这种果蝇纤弱，无色，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似乎总是频频地迫不及待地一头撞进我们的饮料中。作为实验样品，这种果蝇有着某些无可比拟的优点：它们所占的空间极小；几乎不需要消耗食物；在牛奶瓶中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培育出数百万只；从虫卵到成虫只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只有4对染色体，用它们做实验非常方便。

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谢摩尔宏楼的一个小实验室里（后来得了个“果蝇室”的名字），摩尔根和他的同伴小心翼翼地培育和杂交了数百万只果蝇（有一个生物学家说有数十亿只，这也许有点夸张）。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得用镊子夹住，然后在珠宝商的放大镜下观察它们在遗传方面任何微小的变化。为了生成突变体，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他们想尽了种种办法：将这些果蝇用Ｘ射线照射，在明亮的光线或黑暗中加以培育，在烤箱里轻轻烘烤，用离心机猛烈地摇晃——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不奏效。摩尔根几乎准备放弃他们所有的努力了。突然，一种奇特的变体重复不断地出现了——有一只果蝇的眼睛是白色的，而一般情况下果蝇的眼睛是红色的。有了这一突破，摩尔根和他的助手再接再厉，培育出了有用的突变个体，从而能在其后代中跟踪一个特性。这样，他们就研究出了特定的特点和某种特定的染色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满意地证明了染色体在遗传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不过，在下一个生物学的复杂层面上，问题依然存在着，这就是有些神秘的基因及构成它们的DNA非常难于分解和研究。直到1933年底，摩尔根获得诺贝尔奖时，许多研究人员对基因的存在都依旧表示怀疑。正如摩尔根当时所指出的那样，“基因是什么——它们是真实存在还是纯属想象”，人们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一种在细胞活动中具有如此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东西，科学家们对于它的真实性总是迟迟不愿意承认，这也许是令人惊讶的。在《生物学：生命科学》——一本可读性极强的十分珍贵的大学课本中，华莱士、金和桑德指出，对于思考、记忆这样的精神活动，我们今天大体上处于同样的情况。毫无疑问，我们知道我们拥有它们，但是我们不知道它们取何种具体的存在形式，如果有的话。在很长时间里基因也是如此。对于与摩尔根同时代的人来说，你可以从你身上取下一个基因拿去做研究，这种想法非常荒谬，如同今天有人认为科学家可获取一束思想并在显微镜下加以检验一样。

当时可以肯定的是，某种与染色体相关的东西支配着细胞的繁殖。1944年，在位于曼哈顿的洛克菲勒研究所里，一个由才华横溢而生性羞怯的加拿大科学家奥斯瓦尔德·埃弗雷领导的研究小组经过15年的努力，终于在一次极其棘手的实验中获得了成功。他们在实验中将一株不致病的细菌和不同性质的DNA混合培养，使这株细菌具有了永久性传染能力，从而成功地证明DNA根本不是一种惰性分子，而几乎肯定是遗传过程中极为活跃的信息载体。奥地利出生的生化学家埃尔文·查迦夫后来严肃地指出，埃弗雷的发现值得获两次诺贝尔奖。

不幸的是，埃弗雷遭到研究所里的一个同事的反对，这人名叫阿尔弗雷德·米尔斯基，是一个生性顽固、令人讨厌的狂热的蛋白质研究学者，他利用他手中的权力竭尽全力地贬低埃弗雷的工作——据说，他甚至极力劝说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林斯卡学院不要授予埃弗雷诺贝尔奖。埃弗雷当时已经66岁，身心疲惫的他忍受不了工作的压力和喋喋不休的争论，辞去了工作，从此再也没有进行过研究工作。然而，别的地方的研究完全证明了埃弗雷的结论。没过多久便展开了一场搞清DNA结构的竞赛。

如果你在20世纪50年代初打一次赌，谁将在这一场破译DNA结构的竞赛中拔得头筹，你几乎肯定会把赌注押在美国首屈一指的化学家加州理工学院刘易斯·鲍林的身上。在分子结构的研究方面，鲍林是无与伦比的天才，他也是Ｘ射线晶体学领域的先驱之一，正是这项技术在破译DNA核心的研究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鲍林一生成就斐然，他两次获得诺贝尔奖（1954年获化学奖，1962年获和平奖），可是在DNA研究方面，由于他错误地认定其结构是三螺旋，而不是双螺旋，他的研究从未走上正轨，因而胜利的桂冠最终戴到了四位英国科学家的头上。这四位科学家不是一个小组，经常互不理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领域的新手。

他们四位中最像传统科学家的是莫利斯·威尔金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许多时间里待在密室中帮助设计原子弹。同一时期，他们中的另外两个，罗萨林·富兰克林和弗朗西斯·克里克任职于英国政府，研究采矿，后者负责爆破，前者负责采煤。

这四位科学家中，最不平常的是詹姆斯·沃森，他是一个堪称天才的美国人。他小时候是风靡一时的电台节目《儿童智力竞赛》的成员（可以说，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从J.D.塞林格的《弗兰妮与祖伊》中的格拉斯家族成员身上及其他一些著作中受到了启发）。他15岁就进了芝加哥大学，22岁获得博士学位，在当时剑桥大学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1951年，他刚刚23岁，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从照片上看犹如被框外什么强大的磁铁拉拽着似的。

克里克年长12岁，当时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头发不那么蓬乱，但要稍稍硬一些。根据沃森的描述，他是一位爱说大话，吵吵闹闹，喜欢争论，急于要求别人赞成一个观点，三天两头被呼来唤去的人。他们两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生物化学方面的训练。

他们的设想是，如果你能确定DNA的分子形状，你就能明白——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它是怎样完成它所做的一切的。他们似乎希望，他们要尽可能少费力气，只要干绝对必要的工作就能达到目的。正如沃森在他的自传《双螺旋》中兴高采烈地（也许带有某种自我夸耀的色彩）表述的那样：“我希望不学任何化学知识就能解决基因方面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被安排做DNA方面的研究工作，有一段时间还被勒令中止他们私自开展的工作。为了瞒天过海，沃森谎称是在进行晶体学方面的研究，而克里克则称在完成一篇用Ｘ射线衍射大型分子的论文。

在关于破译DNA之谜的普遍说法中，克里克和沃森几乎赢得了全部荣誉，但是他们的关键突破是建立在他们的竞争对手的研究成果之上的，用历史学家莉萨·贾丁委婉的话来说，那些成果是他们“偶然”获得的。至少在开始阶段，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两位学者已经远远走在他们前面。

威尔金斯出生于新西兰，是一位离群索居的人，几乎到了从不露面的程度。1962年，他因破译DNA结构而与克里克和沃森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可是，1998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BS）一个有关DNA结构破译的纪录片中对他的功劳只字不提。

在这几个人当中，富兰克林是最富神秘色彩的一位。在沃森的《双螺旋》一书中，他用近乎苛刻的言辞将富兰克林描绘成一个不可理喻，守口如瓶，不善于合作，故意不想有女人味——这点似乎尤其令他难受——的女人。他认为她“不是没有魅力，要是在衣着方面稍微花点心思的话，她其实是蛮漂亮的”。但是富兰克林在这方面令所有人失望了，她甚至不用口红，对此，沃森表示大惑不解。而她的衣着“完全是一副英国青年女才子的派头”。[1]

然而，在破译DNA结构的研究方面，富兰克林却通过Ｘ射线晶体衍射获得了最好的图像。这项技术是由刘易斯·鲍林完善的，曾成功地运用于晶体原子图的研究（它因此而得名为“晶体学”），但DNA分子是更加难以捉摸的对象。是富兰克林从这个过程中取得了好的成果，而令沃森愤愤不已的是，富兰克林拒绝与别人一起分享她的研究成果。

富兰克林没有热心地和别人一起分享她的成果，这也不能完全怪她。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王学院，女性研究人员被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压得抬不起头来。那种偏见令现代有感情的人（实际上是任何有感情的人）受不了。不管她们的职位多高，成果多显著，她们都不会被允许进入学院的高级休息室，她们甚至不得不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就餐，连沃森也承认，那是个“既昏暗又狭窄”的地方。尤其是，她经常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时还不断受到骚扰，逼她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三个男人分享。那三个男人急于知道她的成果，但很少表现出相应的可爱品质，比如尊重——连克里克事后也承认：“我想我们老是对她——怎么说呢？傲慢无礼。”他们中有两人来自国王学院互为竞争对手的研究所，而另一个也在某种程度上公开站在他们一边。因此，富兰克林将她的成果锁在抽屉里，也就不足为怪了。

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彼此合不来，沃森和克里克似乎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虽然克里克和沃森不要脸地侵犯威尔金斯的领域，威尔金斯却越来越站到了他们一边——这一点也不完全奇怪，因为富兰克林自己的行为变得很古怪。尽管富兰克林的研究表明，DNA结构毫无疑问是螺旋形的，可是她坚持对大家说不是这样。令威尔金斯感到震惊和难堪的是，1952年夏，富兰克林在国王学院物理系附近张贴了一张布告，以嘲讽的口吻说：“我们非常遗憾地宣布，DNA螺旋于1952年7月18日，星期五，与世长辞……希望M.H.F.威尔金斯博士为已故的双螺旋致悼词。”

最后的结果是，1953年1月，威尔金斯将富兰克林的DNA结构的Ｘ射线衍射照片出示给沃森，他这样做“显然没有向富兰克林打招呼，也没有得到她的许可”。这件事对沃森的意义无论怎样高估都不会过分。多年以后，沃森承认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件事……它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由于掌握了DNA分子的基本形状和其他一些重要数据，沃森和克里克加快了他们工作的步伐，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了。有一次，鲍林前往英国参加会议，他本来有可能在会议期间碰到沃森，并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以纠正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正是这种错误使他在DNA结构研究方面走错了方向。当时是麦卡锡主义猖獗的时代，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是不允许到国外去的，结果鲍林被扣在纽约艾德瓦德机场，护照也被没收。相比之下，克里克和沃森倒是方便和幸运得多，因为鲍林的儿子也在卡文迪许实验室工作，天真无邪的他将有关他父亲研究的成功和失败的情形及时通报给了他们。

沃森和克里克仍然面临随时被人超过的可能性，便拼命投入该问题的研究工作。当时已经知道，DNA含有4种化学成分——腺嘌呤、鸟嘌呤、胞嘧啶和胸腺嘧啶——这4种成分总是以特殊的配对方式排列。沃森和克里克将卡纸板剪成分子形状进行摆弄，终于搞清了它们是如何拼合在一起的。在此基础上，他们搭建起一个DNA双螺旋模型——这也许是当代科学史上最著名的模型——它由螺栓将金属片装配成一个螺旋形而成。他们邀请威尔金斯、富兰克林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前来观看，任何行内人马上明白他们已经解决了问题。毫无疑问，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侦探工作，不管有没有替富兰克林的形象做了宣传。

1953年4月25日，《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沃森和克里克写的900字的文章，名为《DNA的一种结构》。在同一期杂志中，还刊登了两篇分别由威尔金斯和富兰克林撰写的文章。那是一个充满大事的年代——埃德蒙·希拉里正准备攀登珠穆朗玛峰；伊丽莎白二世即将加冕为英国女王——因此，发现生命之谜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它只是在《新闻纪事报》上被略为提及，在别的地方却没有引起重视。

罗萨林·富兰克林没有分享诺贝尔奖。1958年，诺贝尔奖颁发4年之前，她因卵巢癌而去世，年仅37岁。她得这种癌症几乎肯定是在工作时长期接触Ｘ光射线所致，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颇受好评的富兰克林的传记里，布伦达·马克多斯说，富兰克林很少穿防辐射服，并且常常漫不经心地走到Ｘ光前。奥斯瓦尔德·埃弗雷也没有获得诺贝尔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后人所忽视。他死前至少有一点是令他满意的，这就是他看到自己的发现被证明是正确的。他死于1955年。

沃森和克里克的发现实际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最终得到确认。正如克里克在他的一本书中所说的：“我们的DNA模型从被认为似乎是有道理的，到似乎是非常有道理的……再到最终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用了25年的时间。”

即便如此，随着对DNA的结构的了解，人们在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进展神速。1968年，《科学》杂志居然发表一篇题为《生物学即分子生物学》的文章，认为——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但确实是这么看的——遗传学的研究已经接近终点了。

实际上，这当然仅仅是开始。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对于DNA仍有许多未解之谜。比如说，为什么这么多DNA似乎不做任何事情。你的DNA的97％是由大量没有任何意义的垃圾（Junk）或生化学家喜欢称的非编码DNA构成的。每一段里你发现只有部分区段在起着掌控和组织的作用。这是一些行为古怪、难以捉摸的基因。

基因不过就是制造蛋白质的指令。它们在完成这一工作时尽职尽责。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就像钢琴的键，每一个键只能弹奏出一个音符，仅此而已，这显然有点儿单调。然而，将所有的基因组合在一起，就像你将所有的键组合在一起一样，你就能（继续这个比喻）弹奏出一曲伟大的生命交响乐，这就是人类基因组。

基因组换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一种身体指令的手册。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将染色体想象为一本书的章节，而基因则是制造蛋白质的个别指令。指令中所写的单词被称为密码子，单词中的一个个字母被称为碱基。碱基——基因字母表中的字母——由前面我们提到的腺嘌呤、鸟嘌呤、胞嘧啶和胸腺嘧啶4种核苷酸组成。尽管它们的作用极为重要，这些物质却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组成的。例如，鸟嘌呤就是因为在鸟粪层中大量存在而得名。

正如人人所知道的那样，DNA分子的形状像一个螺旋状楼梯或扭曲的绳梯：著名的双螺旋结构。这种结构的支柱是一种被称为脱氧核糖的糖组成的，整个双螺旋是一个核酸——因此取名为“脱氧核糖核酸”。横档（或梯级）由两个碱基跨越中间的空间相连而成。它们只以两种方式配对，腺嘌呤总是与胸腺嘧啶配对，鸟嘌呤总是与胞嘧啶配对。当你在梯子上上下走动时，这些字母所排列的顺序就组成了DNA的密码，记录这些密码一直是“人类基因组工程”所要做的工作。

DNA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的复制方式。当需要产生一个新的DNA分子时，两条单链从中间裂开，就像夹克上的拉链一样，每条单链的一半脱离而去，形成新的组合。由于一条单链上的每一个核苷酸与另一个特定的核苷酸匹配在一起，每条单链成为创造一条与之匹配的新链的模板。如果你只有你自己DNA的一条单链，通过必要的组合，你就很容易重建另一条与之匹配的单链。如果一条单链的第一级是由鸟嘌呤构成的，你就会知道与之配对的另一条单链的第一级一定是胞嘧啶。要是你沿着所有核苷酸配对组成的阶梯往下走，最后你将获得一个新的分子的密码。这就是大自然中所发生的事，只不过这一切是以极快的速度完成的——仅仅几秒钟时间，快得令人不可思议。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DNA都以极其精确的方式进行复制，但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每100万次大约出现1次，某个字母（碱基）进入了错误的位置。这种情况被称为单一核苷酸多样性（SNP）也就是生化学家所说的Snip。通常情况下，这些Snip被埋没在非编码DNA链中，并不会对身体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偶尔它们也会发生作用，有可能使你容易感染某种疾病，但也同样可能产生某种小小的有利作用——比如更具保护性的肤色，或是增加生活在海拔较高的地区的人的红细胞。这种不太显著的变化不断累积，最终对人与人和人种与人种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影响。

在DNA的复制过程中，精确性与差异性必须保持平衡。差异性太大，生物将丧失功能，但差异性太小又会降低其适应性。类似的平衡也必须存在于一种生物的稳定性和创新性之中。对于生活在海拔较高的地方的某个人或某群人，增加红细胞可以使他们活动和呼吸顺畅，因为更多的红细胞能够携带更多的氧气。但是增加的红细胞也会增加血液的浓度。用坦普尔大学人类学家查尔斯·威茨的话来说，太多的红细胞使得血液“像石油”。这对心脏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那些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人在肺活量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心脏患病的可能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保护着我们，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我们都如此相似。进化不会使你变得过于独特，你无论如何不会成为新的物种。

你和我的千分之一的基因差异是由我们的Snip决定的。如果将你的DNA与第三个人相比，有99.9％也是一致的，但是你们的Snip在很大程度上会在不同的位置。如果与更多的人相比，你们更多的Snip会在更多的不同的位置。对于你的32亿个碱基中的每个碱基，地球上某个地方某个人或某群人，他或他们在那个位置上的密码会是不同的。因此，不仅“那个”人类基因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根本就没有“一个”人类基因组。我们有60亿个基因组，尽管我们99.9％全都是一样的。但是，同样可以说，正如戴维·考克斯所指出的，“你可以说所有的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种说法也没错”。

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解释，为什么DNA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任何明显的目的。答案乍一看上去有些令人失望，但是生命的目的似乎确实就是使DNA得以永久存在。我们DNA的97％通常被称为垃圾（Junk），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由字母块组成，用马特·里德利的话说，它们“存在的原因极其单纯和明了，就是它们善于复制自己”。[2]换句话说，你的DNA中的绝大多数并不为你服务，而是服务自己：你是为它效力的机器，而不是相反。你会回忆起，生命只想活着，而根本就在DNA身上。

即使DNA包含制造基因的指令——科学家们所说的为基因编制密码，其目的也并不一定是维持有机体功能的正常运转。我们体内有一种最为常见的基因——一种被称为反转录酶的蛋白质，据知它在人体内根本不起任何好作用。它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使诸如艾滋病病毒的反转录酶病毒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人体系统中。

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花了很多能量来制造一种蛋白质，这种蛋白质没有任何益处，有时反而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一击。我们的身体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基因发出了指令。我们是它们横行霸道的地方。据我们所知，总共有近一半的人类基因——任何生物体内基因已知的最大比例——除了复制它们自己，根本不做任何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生物都是其基因的奴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鲑鱼、蜘蛛以及其他数不清的生物在交配的同时也走向了死亡。繁殖后代、传递基因的欲望是自然界最强有力的冲动。正如舍温·B.努兰所说：“帝国分崩离析，本我破壳而出，雄伟的交响乐笔下生成，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要求得到满足的本能。”从进化论的观点看，性本质上就是鼓励我们将基因传承给后代的一种机能。

科学家们好不容易接受了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即我们DNA的绝大多数不做任何事情。紧接着，更让人意想不到的研究成果开始问世了。先是在德国，接着在瑞士，研究人员做了一系列奇怪的实验，其结果让人瞠目结舌。他们将控制老鼠眼睛发育的基因植入到果蝇的幼虫中。他们本来以为会产生某种有趣而怪异的东西，结果老鼠眼睛的基因使得果蝇不仅长出了一只老鼠的眼睛，同时还长出了一只果蝇的眼睛。这两类动物在长达5亿年的时间里分别拥有不同的祖先，但是它们却可以像姐妹一样交换基因。

同样的事情无处不在。研究人员将人类DNA植入果蝇某些细胞中，果蝇最终接纳了它，好像它是自己的基因似的。事实证明，60％以上的人类基因本质上与果蝇是一样的。至少90％以上的人类基因在某种程度上与老鼠基因相互关联。（我们甚至拥有同样的可以长出尾巴的基因，要是它们活跃起来的话。）研究人员在一个又一个的领域中发现，他们不管用什么生物做实验——无论是线虫还是人类——他们所研究的基因基本上是一样的。生命似乎就出于同一张蓝图。

科学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一组掌控基因的存在，每一种控制着人体某一部分的发育。这种基因被称为变异同源基因（希腊语“相似”的意思）或同源基因。同源基因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问题：数以十亿计的胚胎细胞都来源于一个受精卵，并且携带完全相同的DNA，它们怎么知道去往哪个方向，该做些什么——其中某一个变成了肝脏细胞，另一个变成了伸缩性神经元，又有一个变成了血泡，还有一个变成了拍动的羽翼上的光点。原来是同源基因对它们发出了指令。它们对于所有的生物都以同样的方式发出指令。

有趣的是，基因的数量及其组合方式并不一定反映携带它的生物的复杂程度，甚至总的来说不反映。我们有46条染色体，但是有些蕨类植物的染色体多达600多对。肺鱼，所有动物中一种进化最不完善的鱼类，其染色体数是我们的40倍。即便是普通的水螈，其基因数也是我们的5倍。

显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你有多少基因，而在于你怎样对待它们。人类基因数近来成了人们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这是一件好事情。直到不久以前，许多人以为人类至少有10万个基因，也许还更多，但是人类基因工程的第一批研究结果使得这个数字大大缩水。研究表明，人类只有3.5万至4万个基因——与草的基因数相同。这个结果既令人吃惊，又不免有些令人失望。

你大概已经注意到，基因已经非常频繁地和人类的众多病症扯在一起。欣喜若狂的科学家一次又一次地宣称他们已经发现了导致肥胖症、精神分裂症、同性恋倾向、犯罪行为、暴力、酗酒乃至商场扒窃和流浪的基因。这种基因决定论的最高潮（或最低潮）就是发表于1980年《科学》月刊的一篇论文，该文十分肯定地宣称妇女的基因构成先天注定了她们在数学方面能力低下。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有关你的任何方面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在一个重要意义上，这显然是一件憾事，因为如果你具有个别决定身高、糖尿病或谢顶倾向或其他任何明显特征的基因，你就可以很容易地——反正相对容易地——将它们加以隔离并根治。不幸的是，3.5万个基因如果独立工作远远不足以制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复杂人体。很明显，基因必须彼此协同工作。有一些身心失调的病症，比如血友病、帕金森综合征、亨廷顿舞蹈症以及囊性纤维变性——是由个别机能不良的基因引起的，但是一般来说，远在它们变得足以对物种或人类造成永久性的麻烦之前，依照自然选择的规律，它们就被淘汰掉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即便是我们眼睛的颜色——不是由个别基因决定的，而是各种各样的基因通力协作的结果。因此，对于为什么我们总是很难了解它们彼此是怎样形成一个整体的，以及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短期内培育出我们所预先设计的婴儿，也就不难理解了。

实际上，我们对近年来的研究结果了解得越多，我们不明了的事情也就越多。实验证明，即便是意念也会对基因的工作方式产生影响。比如，一个男人的胡须长得多快，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想到了与性有关的事情（因为想到与性有关的事情会产生大量睾丸素）。20世纪90年代初，科学家甚至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通过破坏胚胎阶段的老鼠的某种关键性基因，这些老鼠出生后不仅很健康，甚至有时比基因未受破坏的兄弟姐妹更健康。结果证明当某种重要的基因被破坏以后，其他的基因会进来填补空缺。对于作为生物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但是对于我们了解细胞是怎样工作的却不太有利，因为它使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的问题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

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极其复杂的因素，使得破译人类基因组的工作几乎马上被看成一个起点。基因组，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兰德所指出的那样，就像是人体部位的排列表：它告诉我们，我们是由什么构成的，但是却没有说它们是怎样工作的。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操作手册——怎样使它运转起来的指令。这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一件事。

因此，当务之急是破解人类蛋白组——一个非常新的概念，仅仅在10年前，甚至连蛋白组这个词也不存在。蛋白组是储藏制造蛋白质信息的资料馆。“不幸的是，”《科学美国人》2002年春季刊认为，“蛋白组比基因组复杂得多。”

这话说得比较婉转。你可能记得，蛋白质是所有生命系统的役马：每个细胞中都有多达1亿计的蛋白质在一刻不停地工作。它们的活动如此之多，令人无法捉摸。更糟糕的是，蛋白质的行为方式和功能不仅像基因那样取决于它们的化学性质，而且取决于它们的形状。若要具有正常功能，一个蛋白质必须具备以恰当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化学成分，之后还必须折叠成一种非常特别的形状。这里所使用的“折叠”这个词实际上是一种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仿佛是几何学意义上的齐整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蛋白质卷成的和盘折成的形状又随意又复杂，与其说它们像折叠好的毛巾，倒不如说它们像乱作一团的衣架。

除此以外，蛋白质还是生物世界的登徒子（请允许我使用一个信手拈来的古词）。根据一时的兴起及新陈代谢的状况，它们会随心所欲地磷硫酸化、糖基化、乙酰化、泛素化、硫酸盐化，以及其他许多种不同的变化。往往，似乎并不需要花费太大力气就会使它们发生变化。饮一杯酒，正如《科学美国人》所说的那样，你就会极大地改变你整个系统内的蛋白质的数量和种类。对于瘾君子来说，这倒是令人高兴的一件事，但是对那些试图搞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遗传学家来说，却根本没有帮助。

一切可能从一开始就似乎难以想象的复杂，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难以想象的复杂，但是，所有这一切又都有一条简单的底线，因为生命的运作方式说到底都是一样的。所有赋予细胞生命的细微而灵巧的化学过程——核苷酸的协调一致：从DNA到RNA的信息传递——在整个自然界只演变过一次，而且至今保持得十分完好。正如已故的法国遗传学家雅奎斯·莫诺半开玩笑地所指出的那样：“大肠杆菌如此，大象也是如此，只是更加如此。”

一切生物都是从原先同一蓝图发展起来的产物。作为人类我们不过是发展得更加充分而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保存38亿年之久的发霉记录本，内容涵盖了反反复复的调整、改造、变更和修补。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甚至与水果、蔬菜十分接近。发生在一根香蕉里的化学反应，和发生在你身上的化学反应约有50％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这句话怎么多说也不会过分：所有生命都是一家。这句话现在是，恐怕将来也将永远证明是世间最为深邃的真情告白。

[1] 196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终止了《双螺旋》一书的出版，原因是克里克和威尔金斯抱怨它对人物的描述过于锋芒毕露。对于这一点，科学史家莉萨·贾丁将其描述为“无故地伤害感情”。上述描述是沃森将其语调软化后的引语。

[2] 垃圾（Junk）DNA其实有个用处。有一部分在DNA指纹鉴定中派得上用场。它的这种用途是英国莱斯特大学的科学家亚历克·查弗里偶然发现的。1986年，查弗里正在研究与一种遗传性病症有关的基因链上的基因标志，突然有一位警察来找他，问他能否查出某个嫌疑人是否杀死两人的凶犯。他意识到他的技术能够在破案中得到很好的运用——这很快得到了验证。一个有着很怪异名字的年轻面包师科林·皮奇福克被证实是真正的凶手并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第六部

通向我们的路

我们是猿的后裔！天哪，真希望这不是真的。果真这样的话，让我们祈祷不要让大家知道。

——沃斯特主教的妻子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感言

第二十七章 冰河时代

我做了一个梦，

实际上也不完全是

一个梦。

耀眼的太阳熄灭了，

而星星仍在无尽的虚空中

四处流浪……

——拜伦《黑暗》

1815年，在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一座名为坦博拉的漂亮而又长期休眠的火山突然大规模喷发，喷涌而出的熔岩以及相伴而来的海啸夺走了10万人的生命。如今活着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如此威力巨大的火山喷发。坦博拉火山喷发规模要比任何活着的人经历过的大得多。这是近1万年内最猛烈的一次火山喷发——其规模是1980年美国圣海伦斯火山喷发的150倍，其能量相当于6万颗广岛原子弹。

那个年代消息传播的速度非常慢。在坦博拉火山喷发后7个月，伦敦《泰晤士报》才刊登了一篇简短报道——实际上是一封商人来信。而火山喷发所产生的影响，这时候人们早已经感觉到了。150立方公里的烟尘遍布整个大气层，使阳光变得曚昽，地球的气温下降。日落时分，阳光出奇的暗淡，此情此景，被高兴透顶的英国画家J.M.W.特纳捕捉下来。可是在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只能生活在令人窒息的可怕的黑暗中。这种死一般的昏暗景象给了诗人拜伦以灵感，于是他写下了本章开头所引的那几行诗。

春天停止了她的脚步，夏天也不再温暖，1816年成了“没有夏天”的一年。到处庄稼歉收。在爱尔兰，饥荒及斑疹伤寒的肆虐致使65 000人死亡。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那年被人们称为“19世纪冻死年”。霜冻一直持续到6月，种到地里的种子根本不会发芽。由于缺少饲料，牲畜大批死亡，或者被提前宰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1816年都是可怕的一年——这几乎可以肯定是现代农场主所遭受的一场最为严重的灾难。然而从全球来看，气温仅仅下降了不足1摄氏度。科学家们将从中了解到，地球上大自然的恒温系统是如此的脆弱。

19世纪已经不算是一个很冷的时期。在此前的200年时间里，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欧洲和北美洲经历了一个小冰河时代，这使得各种各样的冰上活动成为可能——人们每年都要在泰晤士河上举办冰雪节，或者沿荷兰的运河举办溜冰比赛——所有这些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已经不太可能。换句话说，那是一个人们对寒冷习以为常的时代。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的地质学家迟迟没有认识到：比起以往任何时代，他们所处的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世界；他们身边的大片土地是威力无比的冰川和足以使任何冰雪节销声匿迹的寒冷所形成的。

他们知道过去发生了某种非同寻常的事情。欧洲大陆到处都可见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反常现象——北极驯鹿的尸骨出现在温暖的法国南部，巨大的岩石矗立在它们不该出现的地方。这往往导致他们提出一些看似大胆，但显然又不怎么能站得住脚的推论。一个名为德·吕克的法国博物学家试图解释为什么巨大的花岗岩出现在了侏罗山海拔较高的石灰岩层面，认为也许是山洞里的压缩空气把它们掀到了那里，就像橡皮子弹从玩具枪里被弹出一样。这样解释一块被移动了很长距离的大石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在19世纪，人们更在意的是这样的解释本身是否能自圆其说，对于它是否与岩石运动的实际情况相符，那倒是还在其次的。

英国伟大的地质学家阿瑟·哈莱姆曾说，如果18世纪地质学之父詹姆斯·赫顿曾亲自到瑞士去考察的话，他一定会立刻明白那里被切割得七零八落的山谷、被磨得平整光滑的条痕、岩石堆集的滨线以及随处可见的各种线索的重要意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里曾有冰盖滑过。令人遗憾的是，赫顿并不是一个旅行家。但是，即便是凭借他所掌握的二手资料，他也不假思索地表示反对，那些巨大的石块是由洪水冲到1 000米高的山坡上的——他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水能使岩石漂浮起来——他成了赞成大规模冰川作用的第一人。可惜他的观点没有引起广泛注意；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大多数博物学家依然坚持认为，岩石上的痕迹也许不过是过路的大车碾轧出来的，甚至可能是靴子的平头钉刮擦出来的。

相反，当地那些没有受科学界正统学说影响的农民知道得更多。瑞士博物学家让·德·夏庞蒂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834年，他和一位瑞士伐木工人行走在一条乡间小道上，他们随便聊起路边那些随处可见的大石块。伐木工人非常直率地告诉他，这些岩石来自离那里很远的格里姆瑟尔地区。“当我问他这些岩石是怎样来到他所在的地区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格里姆瑟尔冰川沿着山谷把它们带到了这里，因为那次冰川曾一度延伸到了伯尔尼镇。’”

夏庞蒂埃不禁大喜过望，因为他本人早已得出这样的看法。可是，当他在一次科学集会上提出这一观点时，却遭到人们的冷遇。夏庞蒂埃最好的朋友，一位名叫路易斯·阿加西斯的瑞士博物学家起初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之后又慢慢地接受，最后是全力支持这个理论。

阿加西斯曾在巴黎师从居维叶，当时担任瑞士纳沙泰尔州立学院自然史教授。他的另一位名叫卡尔·希姆帕尔的朋友是一位植物学家。事实上，正是希姆帕尔于1837年首先创造出了冰河时代（德语：Eizeitt）这个词。他认为，有许多证据表明，厚厚的冰盖不仅覆盖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而且覆盖了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大片地区。这是一个极其激进的观点。他把他的笔记借给了阿加西斯——后来他为此懊悔不已，因为阿加西斯越来越多地从那些希姆帕尔觉得属于自己的理论中获得了荣誉。夏庞蒂埃最后也成了他老朋友的死对头。亚历山大·冯·洪堡也是阿加西斯的朋友。他曾经这样论述科学发现的三个阶段：首先，人们拒绝承认它是正确的；然后，人们拒绝承认它的重要性；最后，人们把功劳归于别人。当洪堡这样论述的时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心里是有阿加西斯的影子的。

话虽如此，阿加西斯还是致力于这一领域。为了了解冰川作用力，他哪里都去——钻进极其危险的裂缝深处，爬上极为陡峭的阿尔卑斯山峰，而且往往好像不知道，他和他的队员所攀登的是人类以前从未登临过的山峰。可是，几乎无论阿加西斯到哪里，人们对他的理论总是将信将疑。洪堡要求他停止这种对冰川的近乎狂热的考察，重新回到他所擅长的鱼类化石研究上来，可是阿加西斯是个一根筋的人。

在英国，支持阿加西斯理论的人更是少得可怜，因为那里的大多数博物学家从未见过冰川，往往无从理解冰川巨大的作用力。“难道岩石层面刮擦和磨光的痕迹仅仅归因于冰川作用吗？”在一次会议上，罗德里克·莫奇生以一种嘲讽的口吻问道，他显然想当然地认为那些岩石表面覆盖着一种又轻又滑的冰霜。直到临终的时候，他都对那些把什么都归因于冰川作用的“冰川狂”地质学家们表示出强烈的不信任感。地质学会的领导人、剑桥大学教授威廉·霍普金斯对此持同样的观点。他说“冰川可以移动岩石的观点从机械力学的角度来看实在荒唐”，根本不值得引起地质学会的注意。

阿加西斯并没有气馁，他不知疲倦地多方奔走，四处游说，宣传他的理论。1840年，他在格拉斯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他的一篇论文，却遭到伟大的查尔斯·莱尔的当众批评。次年，爱丁堡地质学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阿加西斯的理论中也许有某些合理的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根本不适用于苏格兰地区。

莱尔最终改变了立场。他的顿悟出现在某一天，他突然意识到，在他苏格兰住所附近的一堆冰碛石——由一长串岩石组成，他已经数百次从旁边经过——之所以矗立在那里，唯一说得通的解释就是冰川把它们搬到了那里。但是，即便他内心已有所转变，莱尔也没有勇气，不敢公开支持冰川时代理论。对于阿加西斯来说，那是一段极为难熬的时期。他的婚姻破裂了，希姆帕尔强烈谴责他剽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夏庞蒂埃不同他说话，而莱尔这位在世的最伟大的地质学家尽管支持他的理论，可是用的都是不冷不热、游移不定的语调。

1846年，阿加西斯到美国做系列演说，并在那儿赢得了他渴望已久的荣誉。哈佛大学聘请他为教授，并且为他建立了一个堪称一流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他在新英格兰地区定居下来，这毫无疑问是有帮助的，因为那里漫长的冬季使得人们对关于漫长的寒冷时期的理论抱有某种同情。6年以后，阿加西斯对格陵兰做了第一次科学考察。这也很有帮助。他们发现，几乎整个岛上覆盖着一层冰盖，就像阿加西斯理论中设想的古代冰盖那样。他的理论终于开始拥有了真正的支持者。阿加西斯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不能解释导致冰河时代出现的原因。不过，援军就要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

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一些报纸和学术杂志开始收到格拉斯哥安德森大学（现在的斯特拉恩克莱德大学）的詹姆斯·克罗尔所写的有关流体静力学、电力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认为，地球轨道的变化很可能是导致冰川期出现的原因。该文于1864年发表于《哲学杂志》，立刻被推崇为代表最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可是，当人们了解到该文的作者克罗尔并不是该大学的研究人员，而只是一名普通职员的时候，他们于惊讶之余，也许还有一丝尴尬。

克罗尔1821年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他的正规教育在13岁时就已结束，之后他做过许多工作——木匠、保险推销员、禁酒旅店管理员，然后他来到格拉斯哥安德森大学当了一名门房。他说服他的弟弟帮助他打理了许多事务，因此，静悄悄的晚上他经常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自学物理、数学、天文学、流体静力学，以及其他一些新兴的学科。慢慢地，他开始撰写一系列论文，尤以地球运动及其对气候的影响为重点。

是克罗尔第一次提出，地球轨道从椭圆形（也就是说，略呈卵形）到接近圆形，然后再回到椭圆形的周期性变化，可能是导致冰川时代产生和消退的原因。在他之前，从未有人从天文学的角度对地球的天气变化做过解释。多亏克罗尔富有说服力的理论，英国人开始接受关于地球上的有些地区在以前某个时期处于冰川控制的观点。克罗尔的杰出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他在苏格兰地质勘查局谋得了一个职位，还获得了许多荣誉：伦敦皇家学会及纽约科学学会吸纳他为会员，圣安德鲁斯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等等。

遗憾的是，就在阿加西斯的理论终于在欧洲开始为人们所接受的时候，他却马不停蹄地在美洲一些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地方做野外考察。在他所到之处，包括赤道附近，他不断发现冰川的痕迹。最后，他确信冰川曾经覆盖过整个地球，毁灭了当时上帝已经创造的所有的生命。阿加西斯所引用的证据没有一个能够支持这种观点。尽管如此，在他所移居的美国，他的地位越来越高，几乎被看成了神，以至于1873年当他去世时，哈佛大学认为有必要增补三位教授才能弥补他所留下的空缺。

然而，阿加西斯的理论很快不再流行了。这种情况有时候是会发生的。在他去世后不到10年，接替他的哈佛大学地质系主任这样写道：“所谓的冰河时代……几年前在研究冰川的地质学家中还很吃香，现在会被人们毫不犹豫地抛弃。”

在一定程度上，问题在于克罗尔的计算认为，最后一次冰川期出现在8万年前，但是地质学证据越来越表明，地球在比8万年近得多的一段时期内曾经历过某种严重的摄动。不对造成一个冰川时代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整个理论就没法站住脚。要不是一位名叫米卢廷·米兰柯维契的塞尔维亚学者的出现，这个问题本来会存在一段时间。米兰柯维契根本没有研究天体运动的背景——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机械工程师——但他在20世纪初突然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兴趣。他发现，克罗尔的理论的问题并不是它不正确，而是它太简单了。

地球在空间运动时，不仅轨道的长度和形状会有所变化，而且朝向太阳的角度——它的倾斜度、俯仰角和摆动，也会有规律地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都影响了照射到地面任何一点的阳光的时长和强度。尤其是，地球在漫长的时间内要经历三种位置变化，即所谓的黄赤交角、岁差和偏心率。米兰柯维契觉得，这些周期性的复杂变化与冰川期的产生和消退也许存在某种关系。困难在于，这种周期性变化的时间跨度相差过大——有的大约2万年，有的4万年，还有的10万年，差不多每个周期的差别都长达几千年——这就意味着，要想确定它们在漫长的时间段里的交叉点，必须经过几乎是无休止的精心演算。最主要的是，米兰柯维契必须计算出，100万年来，随着上述三种因素的不断变化，阳光在每一季节照射地球上每一纬度的角度和持续时间。

令人高兴的是，这样一项繁复庞杂的工作恰好适合于米兰柯维契的脾性。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即使在度假的时候，米兰柯维契也凭借铅笔和计算尺，从不间断地计算着他的周期表——这样一项工作现在用一台计算机一两天内就可以完成。计算都得在业余时间里进行，可是到了1914年，米兰柯维契突然有了许多空余的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因为是塞尔维亚部队的后备役军人而被捕。在随后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被软禁在布达佩斯，管理不严，只需每周向警察报到一次，其余时间都在匈牙利科学院的图书馆里辛勤工作。他也许是历史上最快乐的一名战俘。

辛勤劳作的结晶是发表于1930年的著作：《数学气候学与气候变化的天文学原理》。米兰柯维契没错，冰川期和行星的摄动确实有关，虽然同大多数人一样，他认为严寒冬天逐渐加剧导致了漫长的寒冷时期。是生于俄罗斯的德国气象学家瓦尔德米尔·柯本——我们的构造学朋友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的岳父——发现这个过程要比那更复杂，更可怕。

柯本认为，产生冰川期的原因是凉快的夏季，而不是严寒的冬季。如果在某一地区夏季非常凉快，射来的阳光就会被地表反射，这样就加剧了寒冷的程度，使得更多的雪降下来，结果往往使地表的冰雪永久化。随着积雪累积成冰盖，整个地区就会更加寒冷，以致冰雪越积越多了。正如冰川学家格文·舒尔茨所说的那样：“冰盖的产生并不取决于下了多少的雪，而是取决于有多少未融化的雪——不管多么少。”冰川期被认为开始于某个季节反常的夏天，未融化的雪反射了热量，加剧了寒冷的效果。麦克菲说：“这是一个不断自我扩大的过程，而冰盖一旦形成，它就开始移动。”这样，就有了移动的冰川，也就进入了一个冰川时代。

20世纪50年代，由于检测年代技术的不完善，科学家们并没有能把当时所掌握的有关冰川期的数据与米兰柯维契精确计算出来的周期进行对比。因此，米兰柯维契及其计算结果越来越不吃香。直到1958年去世时，米兰柯维契都未能证明其周期的正确性。到了这个时候，用一部记述该时期的史书里的话来说：“你很难找到一位地质学家或气象学家认为那个模型不仅仅是一个古董。”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用于确定古代海底沉淀物的年代的钾氩测年方法的改善，米兰柯维契的理论才最终得以确证。

单是米兰柯维契周期并不足以解释冰川期的周期。许多别的因素也必须纳入考虑的范畴——尤其是大陆的分布情况，特别是极地陆块的存在，但是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了解得并不完备。然而，一直有一种说法，如果你将北美大陆、欧亚大陆和格陵兰往北移500公里，我们就势必永远处于冰川期。看上去我们非常幸运，赶上了所有的好天气。对于一个冰川期内被称为间冰期的一段气候相对暖和的时期，我们对其周期尤其缺乏了解。说来也许有些令人沮丧，整个人类文明史——农业的发展，城镇的建立，数学、文学、科学和所有其他一切的兴起——都发生在一段不大寻常的好天气时期。上几次间冰期只持续了8 000年的时间，而我们这一次已过去了1万年。

事实上我们依然处在一个冰川期，只不过这是一个范围已经缩小的冰川期——虽然缩小的程度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么大。在上一次冰川期的高峰期，也就是在大约2万年前，地球陆地表面约30％被冰雪覆盖。即便是现在，依然有10％的陆地覆盖着冰雪，更有14％的地区是永久冻土带。四分之三的地球淡水结成冰，南北两极有冰盖——这种情况自地球诞生以来是极不寻常的。世界上许多地区冬天会下雪，像新西兰这样温润的地区也覆盖着永久性的冰盖，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可是在地球以往的历史中却极为罕见。

直到相当近的一段时期前，地球表面的温度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比较高，哪里也没有永久性的冰川。当前的冰川期——实际上是冰河时代——开始于大约4 000万年前，从极其严酷变得不大严酷。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为数不多的不大严酷的时期。新的冰川期总是会抹掉以前的冰川期所留下的痕迹，因此时间越是往前推移，展现在你面前的图景就越是不完整。但是，在过去25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似乎已经历了至少17个严酷的冰河时代——在这段时期，正是非洲直立人及随后的现代人生活的时期。人们常说，造成当前冰川期的两个嫌疑犯是喜马拉雅山的隆起和巴拿马地峡的形成。前者干扰了气流的畅通，后者打乱了洋流的走向。在过去4 500万年的时间中，曾经是一个岛屿的印度漂移了2 000公里与亚洲大陆相撞，其结果不仅使喜马拉雅山上升，并且在它的后面形成了广袤的青藏高原。据认为，高原的海拔增高不仅使气候变得更加寒冷，而且改变了风向，使风吹向北方，吹向北美，使得那里更容易长时期处在严寒的控制之下。接着，从大约500万年前开始，巴拿马地区从海底隆起，将南北美洲连在一起，这样就影响了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暖流的流向，改变了至少半个世界的降雨量的分布情况。其结果之一是造成了非洲的干旱，使得那里的类人猿纷纷从树上来到地上，到正在形成的大草原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无论如何，随着海洋和大陆变成目前的分布情况，我们似乎还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冰河时代。根据约翰·麦克菲的观点，我们还将经历大约50个冰河时代，每一个冰河时代持续10万年左右，之后我们才能有希望迎来一个极其漫长的解冻期。

在5 000万年前，地球上并没有很有规律的冰川期，可是一旦它们在地球上出现，其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是十分惊人的。第一次大范围的冰川期出现在大约22亿年前，之后就是长达10亿年左右的温暖期。在这之后出现的冰川期比第一次来得更大——事实上，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如今有些科学家提到那个时代时，都用上了覆冰纪或超级冰川期这样的字眼。这种状况更经常被称为“雪球世界”。

然而，“雪球”很难说明那一时期环境恶劣的程度。那种理论认为，由于阳光的照射量减少了约6％，产生（或保留）温室气体的能力降低，地球实际上难以保持其热量。地球变成了如同南极那样的冰天雪地，气温降低了45摄氏度。整个地球表面都被冻得严严实实，高纬度地区的海洋结冰厚达800米，热带地区的也有几十米厚。

这里存在一个严重问题：从地质学角度来看，整个地球，包括赤道地区在内，都被冰雪所覆盖；可是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却又确定无误地表明在某些地方一定存在着未曾冰冻的水域。首先，藻青菌存活了下来，还进行了光合作用。进行光合作用需要阳光，可是要是你透过冰块看，你会发现光线很快变得越来越暗，几米之外就根本看不见光线了。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有一小部分水域确实未曾冰冻，也许是因为当地某个地方很热；一是某些结构的冰块是半透明的——这种现象有时在大自然中确实存在。

如果地球确实被冻结过，那它又是怎样重新变得温暖起来的呢？这是一个很难于回答的问题。由于反射的热量太多，一个处于冰冻状态的星球会永远保持这种状态。挽救这种局面的力量似乎来自地球内部的岩浆。我们在这里也许要再次感谢地壳的构造。我们认为，是火山救了我们。火山的喷发突破了冰川的封锁，喷涌而出的热量和气体融化了地表的冰雪，使得大气层重新得以改变。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高度寒冷的时期是以寒武纪大爆发——生命发展史上的春天——为结束的标志的。当然，这样一个春天并非总是风和日丽，因为随着地球变暖，它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狂暴的天气，强烈的飓风掀起摩天大楼高的巨浪，到处下着不可思议的瓢泼大雨。

这一时期，多毛虫、蛤蜊，以及其他附着于深海喷气孔的生命无疑继续存在，仿佛什么事也没有。而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很可能到了完全灭绝的边缘。这一时期距我们今天十分遥远，而我们目前对它的了解是极其匮乏的。

与覆冰纪大爆发时代相比，最近几次冰川期的规模似乎要小得多，但以今天地球上的任何标准来衡量，它还是极其巨大的。覆盖欧洲和北美洲的威斯康星冰盖在某些地方厚达3公里，并且还以每年120米的速度不断前进。即使在其边缘地段，冰盖也差不多有800米厚。这是一个多么壮观的景象啊！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堵那么高的冰墙脚下，墙的后面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地方，除了几座刺向青天的冰峰，全都是一望无际的冰盖。整块整块的陆地在巨大的冰盖的压力下沉降，即使在冰川退却12 000年后的今天，这些陆地还没有上升到原来的位置。在冰盖缓慢移动的过程中，不仅使巨大的石块和冰碛石堆改变了位置，而且还扔下整块整块的陆地——诸如长岛、科德角、楠塔基特岛等等。阿加西斯以前的地质学家难以理解冰盖所具有的足以使地球表面发生变化的巨大的威力，这是不足为怪的。

如果冰盖卷土重来，我们没有任何武器可以改变它们的方向。1964年，在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北美最大的冰川地区发生该大陆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其强度达里氏9.2级。在发生断层的地方，地表上升了6米。这次地震是如此的强烈，连得克萨斯州的池塘水都溅到了岸上。但是，这次前所未有的震动对于威廉王子湾的冰川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本没有，冰川抵消了地震，继续其前进的步伐。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认为地球是渐渐地进入和脱离冰川期的，其周期在数十万年以上。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通过对格陵兰岛冰核的测量，我们有了一份10多万年以来地球气候变化的详细记录。结果并不令人乐观。记录表明地球在最近一段历史时期根本不是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安身之处，相反，它的气候总是在温暖和严寒之间剧烈地摇摆不停。

大约12 000年以前，地球快要结束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的冰川期，气候开始变暖，而且暖得很快。可是，接着它又突然一下子回到长达1 000年左右的酷寒期。那个时期在科学史上被称作新仙女木期。（这一名称来自一种名为仙女木的北极植物，是冰川消退后第一批重新生长起来的植物之一。科学史上还有一段被称为老仙女木期，不过其特征并不那么显著。）在这个千年酷寒期快结束的时候，平均气温再次突然攀升，20年内上升了4摄氏度之多。这听起来或许并不那么可怕，但足以在短短的20年内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气候变成地中海地区的气候。在局部地区，这种变化更加惊人。格陵兰的冰核显示，那里的气温在10年内改变了8摄氏度之多。气温的变化改变了那里的降水形式，也改变了那里的生长环境。这种情形在人烟稀少的过去就已经足以令人不安，而在今天，其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最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自然现象使得地球的温度发生如此快速的变化。就像伊丽莎白·考柏特在《纽约客》上撰文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已知的任何外部力量——甚至没有任何假设的外部力量——使得地球温度发生如冰核所显示的那样剧烈、那样经常的变化。这当中似乎存在一个，”她继续写道，“范围很广而又十分可怕的反馈循环。”这很可能和海洋及洋流的正常循环被打乱有关，但是要彻底了解这一切，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有一种理论认为，在新仙女木初期，大量流入海洋的冰雪融水降低了北半球海水的盐分浓度，以及密度，使得墨西哥湾暖流折转向南，就像一个司机为了避免撞车而改变方向一样。由于缺少了墨西哥湾暖流所带来的热量，北半球纬度较高地区的气候重新回到严寒的状况。但是这不能解释为什么1 000年以后，当地球重新变暖时，墨西哥湾暖流却没有像以往那样转向。相反，我们进入了一个异常平稳的被称为全新世的时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期。

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段稳定的气候会持续很长时间。事实上，某些气象学方面的权威认为，我们的气候正在变得比以前更加糟糕。人们很自然地以为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会对地球重新回到冰川状态起一种阻碍作用。然而，正如考柏特所指出的那样，当你遇到不可预测的气候波动时，“你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主动对它进行大范围的监测”。有人甚至认为，气温的上升很可能会促使冰川期的到来。这种观点乍一看上去似乎不大明白，实际上很有道理。气温稍稍上升会使蒸发速度加快，云层加厚，从而使得纬度较高地区的积雪持续不断地增加。事实上，全球气温的上升可能会使北美洲和欧洲北部局部地区变得更加寒冷。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是矛盾的。

气候是多种变量的产物——二氧化硫含量的上升和下降，大陆的漂移，太阳的活动，米兰柯维契周期的变更——因此，要理解过去的事情就像预言将来的事情那样困难。许多事情我们完全无法理解。举一个例子，南极洲漂移到南极地区以后，至少有2 000万年的时间，那里就一直不曾有过冰川，而是为植被所覆盖着。这一切在今天听上去简直就像天方夜谭。

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已知的晚期恐龙的栖息场所。英国地质学家斯蒂芬·特鲁里发现，北极周围10纬度范围内的森林是包括霸王龙在内的这类大动物的老家。“这简直令人费解。”他写道，“因为在这样的高纬度地区，一年中有3个月的时间处于黑暗中。”更有甚者，现在有证据显示，那些高纬度地区的冬天也十分寒冷。氧同位素研究表明，在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地区，白垩纪晚期的气候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霸王龙在那里做什么呢？它要么季节性地长距离迁徙，要么一年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冰雪交加的黑暗中度过。在澳大利亚——那时的位置比现在离南极更近——要撤到气候比较暖和的地方是不可能的。恐龙又是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设法生存下来的呢？对此我们只能猜猜而已。

有一点必须记住，要是由于无论什么原因再次开始形成冰盖，这一次有多得多的水可以利用。五大湖、哈得孙湾，以及加拿大无数的湖泊，它们那时还不存在，没有为上一个冰川期提供原料，它们是上一个冰川期的产物。

另一方面，在我们历史的下一阶段，将会看到大量冰盖融化而不是大量冰盖形成。如果所有的冰盖都融化，海平面将上升60米——有20层楼那么高，全世界所有沿海城市都会被淹没。更加可能的是，至少在短期内，南极洲西部的冰盖会塌陷。在过去50年的时间内，南极洲周围水域的温度上升了2.5摄氏度，冰盖塌陷已经大大加剧。这一地区的地质构造特点使得大规模的塌陷更有可能发生。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全球海平面将平均上升——而且速度很快——4.5—6米。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不知道未来年代的气候是严寒还是酷热。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生活在刀刃上。

顺便提一句，从长远来看，冰川期对于地球绝不是一件坏事。冰川磨碎岩石，留下新的肥沃的土壤；它们开凿出淡水湖泊，为数以百计的生物种类提供丰富的养分；它们推动了动植物的迁移，使得地球充满生机。正如提姆·弗兰纳里所说：“要想确定某一块陆地上的人类的命运，你只需问问那块大陆这样一个问题：‘你有过一个像样的冰川期吗？’”记住这一点，我们接着该看一看，有一种类人猿是怎样应对这种变化的。

第二十八章 神秘的两足动物

就在1887年圣诞节前，一位有着非荷兰名字的年轻荷兰医生马里·尤金·弗朗索瓦·托马斯·杜布瓦来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苏门答腊岛，他此行的目的是寻找地球上最早的人类的遗骨。[1]

他的这一举动有几点非同寻常之处。首先，在此之前，从未有人专门去寻找过古人类遗骸。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一切都纯属偶然，而杜布瓦的背景决定了他似乎也不是使这一过程变得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理想人选。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解剖学家，对于古生物学却是一个门外汉。也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认为荷属东印度群岛存在早期人类的化石。从逻辑上说，若要发现古代人类的遗迹，应该到地域辽阔，很久以前就有人类活动的大陆，而不是空间相对狭小的群岛。驱使杜布瓦来到东印度群岛的，一是他的直觉，一是这里可以找到工作，还有就是苏门答腊有许多洞穴，之前的大多数重要的人科动物化石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发现的。然而，最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居然找到了他要寻找的东西。这简直是个奇迹。

在杜布瓦想出他关于寻找联结猿和人类的缺环的计划的时候，已经发现的人类化石少得可怜：5块不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骸骨，一小块来源不明的颌骨，以及6块冰川期的人类骸骨，后者是铁路工人刚刚在法国莱埃济附近的克罗马农悬崖的一个洞穴里发现的。尼安德特人骸骨中最完整的一块后来被放在伦敦的一个架子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能被保存下来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它是1848年工人们在直布罗陀附近的一个采石场爆破岩石时发现的。不幸的是当时还没有人识货。有人在直布罗陀科学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对它做了轻描淡写的介绍，之后它就被送往伦敦亨特博物馆，除了偶尔有人轻轻擦去上面的灰尘以外，有半个多世纪无人碰过。直到1907年，才有人对它做了第一次正式描述。这人名叫威廉·索拉斯，是一位地质学家，“在解剖学方面只是勉强合格”。

因此，德国的尼安德特山谷倒成了第一批早期人类化石的发现地和命名地——不过这倒歪打正着，因为尼安德特这个词在古希腊语里面恰好是“新人”的意思。1856年，在那里，工人们又在杜塞尔河沿岸峭壁的另一个采石场发现了一些怪模怪样的骨头。他们把这些骨头交给当地学校的一名教师，因为他们知道他对自然界所有的事物都感兴趣。很值得称道的是，这位名为约多·卡尔·弗尔洛特的教师意识到他可能已发现了某种新的人类。不过这种人类是什么，他们有什么特点，这些问题人们还需要争论一段时期。

有许多人拒绝承认尼安德特人骸骨是古人类的化石。波恩大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教授奥古斯特·梅耶认为，这些骸骨不过是一名蒙古哥萨克士兵死后留下的。他1814年在德国作战中受了伤，最后爬到洞穴中死去。听到这种说法，英国的T.H.赫胥黎不无嘲讽地说，那位士兵真是了不得，尽管已经受了重伤，还爬到将近20米高的悬崖，然后脱去身上的衣服，扔掉所有的私人物品，最后封上洞口，将自己埋在半米多深的土里。另一个人类学家对尼安德特人的大眉脊做了深入研究，认为这是由于前臂骨折而又没有痊愈而长时间皱着眉头的结果。（在迫不及待地否定有关早期人类的观点的同时，权威人士经常对极不可能的事倒是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就在杜布瓦出发去苏门答腊前后，有人在佩里格发现了一副骸骨，它被很有把握地宣布为爱斯基摩人的化石。至于一个古代的爱斯基摩人在法国西南部干什么，一直没有一个像样的解释。实际上这是一个早期的克罗马农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杜布瓦开始了他寻找古人类化石的工作。不过他并非亲自动手挖掘，而是使用荷兰当局借来的50名犯人。他们先是在苏门答腊工作了一年，之后又转战爪哇。1891年，正是在那里，杜布瓦——应该说是他的挖掘队，因为杜布瓦本人很少去现场——发现了一小块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这块化石现在被称为特里尼尔头盖骨化石。尽管这只是一块不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可是它足以显示化石的主人并没有明显的人类特征，但是有着比任何类人猿大许多的大脑。杜布瓦称他为直立人（Anthropithecus erectus）（后来因技术原因改称为直立猿人），并且宣称这是联结猿和人类之间的缺环。没过多久，大家就称他为爪哇人。今天我们称他为直立人（Homo erectus）。

第二年，杜布瓦的工人们发现了一根几乎完整的大腿骨，令人吃惊的是，这块骨头看上去与现代人的特点十分相似。事实上，许多人类学家认为他就是现代人，与爪哇人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是一根直立人的骨头，它也与已经发现的其他化石不同。杜布瓦据此推论——后来证明是正确的——类人猿是直立行走的。仅仅根据一小块头盖骨和一颗牙齿，杜布瓦竟然还制作成了一个完整的头骨模型，而且后来证明，他的制作也是非常精确的。

1895年，杜布瓦回到欧洲，希望赢得一片喝彩声。实际上他遇到的反应几乎恰恰相反。大多数科学家既不赞同他的结论，也不喜欢他摆出的那副傲慢的态度。他们认为，那块头盖骨是猿猴的，很可能是长臂猿的，根本不是什么早期人类的。他于1897年请斯特拉斯堡大学一位有名望的解剖学家古斯塔夫·施瓦尔布制作了一个头盖骨模型，希望支持自己的观点。施瓦尔布据此写了一篇论文，令杜布瓦大吃一惊的是，这篇论文所受到的支持和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杜布瓦所写的任何东西。接着，施瓦尔布还做了一系列巡回演讲，受到热烈的赞赏，好像那块化石是他挖到的。杜布瓦既惊又恨，之后他接受了一个平凡的职位，在阿姆斯特丹大学默默无闻地当一名地质学教授。在随后的20年里，他不再允许任何人碰他的宝贝化石。1940年，杜布瓦郁郁而终。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澳大利亚裔解剖学负责人雷蒙德·达特于1924年收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小孩头骨，带有完好的面部、下颌以及所谓的颅腔——一个天然的大脑模型——它是在卡拉哈里沙漠边缘一个名叫塔翁的地方的石灰岩采石场发现的。达特马上发现，这不是杜布瓦发现的爪哇人那样的直立人，而是与猿更为接近的远古猿人。他推断其生存时间距今有200万年左右，并将其命名为南方古猿非洲种，或者说“非洲南方猿人”。在发表于《自然》杂志的报告中，达特称塔翁化石与人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建议需要为他的发现建立一个崭新的科：人属猿科（“人猿科”）。

达特在权威那里所受到的冷遇比杜布瓦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有关达特理论的一切——实际上，好像几乎有关达特的一切——都令他们很不高兴。首先，他自己搞分析，没有要求比较世故的专家提供帮助，证明他是目中无人。连他为化石取的名字，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将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根组合在一起，也显示出他的学术能力的欠缺。最为要命的是，他的观点与约定俗成的理论大相径庭。大家一致认为，人和猿至少在1 500万年前就在亚洲分道扬镳。如果人类是从非洲出现的，看在老天爷的面子上，我们岂不成了尼格罗人种（黑人种）？！这就好比今天某个上班族声称，他在美国密苏里州，发现了人类祖先的化石一样。这明显与已有的知识搭不上边。

达特唯一有名望的支持者是出生于苏格兰的罗伯特·布罗姆，一个非常聪明，可是性情有些古怪的医生和古生物学家。比如，布罗姆有个习惯，天气暖和在野外考察的时候身上一丝不挂，而天气是经常很暖和的。而且据知，他曾在一些贫穷而又格外听话的病人身上做可疑的解剖实验。那些病人死后——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他会把他们的尸体埋在自己的后花园里，日后再挖出来研究。

布罗姆是一个颇有造诣的古生物学家，又居住在南非，因此有机会亲自审视塔翁头骨。他立刻意识到它确实具有达特所认为的那种重要意义，并不遗余力地为达特辩护，可是毫无效果。在以后的50年里，人们一致的看法是塔翁男孩只不过是猿，仅此而已。大多数教科书甚至都没有提到它。达特用5年时间撰写了一篇论文，却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最后他彻底放弃了寻求发表的努力（虽然他还在继续寻找化石）。这块头骨——今天被认为是人类学最珍贵的东西之一——在达特一位同事的办公桌上被当作镇纸用了好多年。

1924年，当达特公布他的发现的时候，人们已知的古人类只有4种：海德堡人、罗得西亚人、尼安德特人，以及杜布瓦的爪哇人——但是很快，这一切就将发生根本性改观。

先是在中国，一位名叫步达生的加拿大业余考古爱好者开始在一处名为龙骨山的地方进行挖掘工作。这座小山在当地无人不知，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古化石。不幸的是，当地人并没有把这些化石保存下来供科学研究用，却把它们磨成粉当成了一种药材。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无价的直立人化石被当地人当作制作中药的材料。当步达生来到那里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被挖得不成样子，但是他还是发现了一颗臼齿化石。据此他很英明地得出结论，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化石人类型：北京中国猿人，很快被称为北京人。

在步达生的敦促下，人们进行了更坚定的挖掘工作，并且发现了许多别的化石。不幸的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这些东西全丢失了。当时，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算带着这批化石撤离中国，他们遭到日本兵的拦截，并且被关押。日本兵检查他们的箱子，结果除了骨头什么也没有发现。日本人将其扔在路边，这是它们最后一次被人看到。

与此同时，在杜布瓦发现爪哇人的老地方，由拉尔夫·冯·孔尼华为首的一支考察队在昂栋地区的梭罗河上发现了另一组早期人类的化石，后来以其发现地而命名为梭罗人。孔尼华的发现本来会成绩更加赫然，但他犯了一个策略性错误，而且发现时已为时过晚。他曾向当地人许诺，每发现一片人类化石，他就付给他们一角钱。令他毛骨悚然的是，他发现，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钱，他们把挖掘到的大块化石敲成了小片。

随后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化石被发现和确认，一系列新的命名也相继出现：奥瑞纳人、特兰斯瓦尔南方古猿、巨齿傍人、鲍氏东非人，以及几十种其他的类型。所有这些几乎都延伸出一个新的属或是新的种。到20世纪50年代，被命名的人种动物名称已达100种以上。唯恐天下不乱，许多名称又随着古人类学家对分类的提炼、修正和争吵不休而被冠以一连串别的名称。梭罗人就曾分别被称作人属梭罗人、亚洲原始人、尼安德特梭罗亚种、智人梭罗亚种、直立人直立亚种——最后被简单地称为直立人。

1960年，为了清理杂乱无章的人科动物的名称，芝加哥大学的克拉克·豪威尔根据恩斯特·迈尔以及此前10年间人们提出的建议，提出减少为两大属——南方古猿属和人属——他还对许多种属进行了合理化归类。爪哇人和北京人都属于直立人。这种归类法有一段时间在人科动物界十分流行，但是没有持续很久。[2]

在大约10年的相对平静之后，古人类学又迎来了一个发现层出不穷，直到今天也势头不减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能人被有些人认为是弥补了猿和人类之间的一段空白，可是另外有一些人认为它根本不是另外一个种类。接着（在众多的其他类中）相继出现了匠人、路易斯·利氏人、鲁道夫人、小颅人、前人，而南方古猿也出现了众多的种类：阿法南猿、A.walkeri、始祖种南猿、沃克氏南猿、湖泊种南猿等等。到目前为止，有文献记录的人科动物种类总共有近20种，可是究竟是哪20种，没有任何两个专家的看法是一致的。

有的专家继续按照豪威尔于1960年提出的两大属人科动物来进行研究，但是有的将某些南方古猿单独列属，并冠以傍人属的名称，还有的又增加了一个年代更早的地猿。有的人将praegens归于南方古猿，有的人将其归入新的古人种。但是大多数人根本不承认praegens是一个单独的种。没有任何一个众望所归的权威来统一大家的意见，一个名称为大家所接受的唯一途径是所有人都不持异议，可是这往往很难得以实现。

令人意外的是，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证据的缺乏。自从人类起源以来，有几十亿人，或类人动物曾经生活过，每一个都把一点儿不同的基因遗传给整个人类。在数量如此巨大的人类当中，我们对于史前人类的了解凭借的仅仅是5 000人左右的往往还是支离破碎的遗骸。当我问纽约美国自然博物馆馆员伊恩·塔特萨尔，全世界已发现的有关人科动物和早期人类的化石总量是多少时，这位留着一脸大胡子，待人亲切和善的馆员说：“如果你不怕弄得一团糟，你可以把它们通通装在一辆小卡车的后部。”

如果这些人类化石能够按时间和空间分布得比较均匀的话，即使缺乏，事情也不至于如此糟糕。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它们东一块西一块地出现，往往令人备尝可望而不可即之苦。直立人在地球存在了100万年以上的时间，他们居住的范围从欧洲的大西洋沿岸一直到中国的太平洋沿岸，然而如果你将所发现的每一个直立人复活，他们还装不满一辆校车。能人的化石就更加少得可怜：只有两副不完整的骨骼和几根孤零零的肢骨。某些和我们自己的文明一样短暂的事物，仅仅根据化石记录，几乎肯定是无从知晓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塔特萨尔这样说道：“在欧洲，你在格鲁吉亚发现了大约170万年前的人科动物头骨；接着，在大陆另一端的西班牙发现了一块与之差不多相隔100万年的化石；然后，又在德国发现了一块与之相隔30万年的海德堡人化石。它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微笑了一下，继续说道，“就是根据这样支离破碎的东西，你想要归纳出整个人类的历史。这是很难办到的。我们确实对许多古代物种彼此之间的关系了解甚少——这些物种中哪些最终进化成了人类，哪些在进化过程中灭绝了，我们实在不知其详。有些也许根本不应该视为单独的种类。”

记录方面的不完整性使得每一次新的发现看上去都十分突兀，与所有别的化石大相径庭。假如数万块化石是按年代顺序均匀地分布的话，其相互之间的细微差异就会一览无余。正如化石记录所显示的，所有新的种类并不是突然之间就出现的。越是接近分界点的地方，其相似之处就会愈加明显。因此，要想把晚期智人和早期直立人区分开来是十分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太相像了。类似的问题在区分支离破碎的化石时经常出现——比如，一块骨头究竟是一个女性南方古猿鲍氏种的，还是一个男性能人的，这很难确定。

有关古人类化石的研究是如此具有不确定性，科学家不得不根据附近所发现的其他物证做出假设，这种假设也许不过是大胆的猜测。正如艾伦·沃克和帕特·希普曼所客观描述的那样，如果你把附近经常与化石一起发现的工具联系起来，你会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早期手工工具大多是羚羊的杰作。

也许最令人困惑的，莫过于支离破碎的能人化石中所出现的矛盾现象。单独放置，能人化石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果把它们依次摆放在一起，就会发现男性和女性在进化的速度和方向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性与猿的区别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具有人的特征，女性在相同的时期却似乎在由人类向更具有猿的特点的方向转变。一些权威认为根本没有理由将能人单独归类。塔特萨尔和他的同事杰弗里·施瓦兹认为，它只能归入“废物篓种”——互不关联的化石“可以被随手扔进”的那个种类。即便是那些将能人看作是独立种类的人也不能确定，它究竟是与我们同属一属，还是属于另外一种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旁支。

最后，在这一切中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人性的因素。科学家总是很自然地倾向于将他们的发现以最有利于确立他们声誉的方式加以阐释。很少有哪位古生物学家在发现一批骨头时会宣布他的发现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正如约翰·里德在他的著作《缺失的环节》中含蓄地表达的那样：“发现者在首次解释新证据的时候，往往都会说这证实了自己事先的想法，这是很有意思的。”

所有这些都肯定为日后的争论留出了很大的空间，也没有任何人比古人类学家更喜欢争论的了。“在所有科学家中，古人类学家也许是把自尊发挥到极致的一类人。”最近出版的《爪哇人》一书的作者们这样说道。该书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用了大量篇幅，毫不掩饰地对他人的缺点进行攻击，尤其是作者本人的亲密前同事唐纳德·约翰森。下面就是其中的一小段：

我们在研究所共事的时候，他（约翰森）不幸染上了一种喜怒无常、大声呵斥人的习惯，有时还伴以随手扔书本或手边任何东西的剧烈动作。

因此，请牢牢记住，有关史前人类史，你很难说还有什么问题不会在某人某地引起争议。我们最有把握的只有这么一点，那就是我们自认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其大略情况如下：

作为生物，我们在99.99999％的历史时期和非洲黑猩猩有着共同的家谱。有关史前的非洲黑猩猩，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可是不管它们的情况是怎样的，都和我们的祖先别无二致。接着，大约700万年前，某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发生了。一群新的动物走出非洲热带森林，开始在广阔的大草原上四处走动。

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出现了。在以后的500多万年里，他们成为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科动物。（austral源于拉丁语，是“南方”的意思，这里与澳大利亚无任何关系。）非洲南方古猿形成了几个分支，有的较为纤细，像雷蒙德·达特发现的塔翁男孩，有的较为粗壮，但是他们全都能直立行走。这些种属有的存在了足足100多万年，有的只存在了几十万年。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便是生存年代最短的种类，他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好多倍。

最有名的人科动物遗骸是1974年由唐纳德·约翰森带领的考古小组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发现的几块318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化石。它的编号是A.L.（意思是“阿法地区”）288-1。后来，人们根据披头士乐队一首动听的歌曲《在钻石天空下的露西》给她取了一个更为亲切的名字：露西。约翰森从未怀疑她的重要性。他说：“她是我们最早的祖先，猿和人类之间的缺环。”

露西身材短小——只有1米高，她会行走，尽管她是否能很好地行走还没有定论。她明显是一位攀缘高手，其他方面的情况就无从考证了。她的头盖骨几乎完全不在了，因此很难有把握确定她的脑容量大小，不过残留的头盖骨碎片表明她的大脑并不大。在提到露西的骨骼时，有很多书上说其中40％是完整的，有的说接近50％是完整的，美国自然博物馆出版的书中则说三分之二是完整的，而BBC电视系列节目《猿人》的解说词甚至说是“一副完整的骨骼”，可是电视镜头里所显示的图像根本不是如此。

一个人有206块骨头，但其中不少是重复的。如果你有一块左股骨标本，你不去找右股骨也能知道它的大小。除去所有这些重复的部分，你所剩余的骨头总数为120块——所谓的半骨骼。可是，即便以这样的方式来计算，即便是把最小的碎片也算作是一块完整的骨头，露西被发现的骨头也只占半骨骼的28％（只占一副完整的骨骼的约20％）。

在《骨头的学问》一书中，艾伦·沃克记述道，有一次他问约翰森，他是怎样得出40％的结论的。约翰森微笑着回答说，他没有将手和脚的106块骨头计算在内——你或许会认为，手和脚的骨头约占人类骨骼总数的一半还多，而且还是十分重要的一半，因为露西之所以是露西，毕竟是因为她是借助手和脚来应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无论如何，对于露西，我们的猜测远远多于了解。事实上，连她是不是一位女性我们也不知道，她的性别也仅仅是根据她身材较小而推论出来的。

在发现露西后两年，在坦桑尼亚的莱托里，玛丽·利基发现了被认为是来自同一家族的两个人科动物的一串脚印。这些脚印是两个南方古猿在一次火山喷发后在泥泞的火山灰中行走时留下的。火山灰后来变硬，保存了他们行走23米多远的脚印。

纽约美国自然博物馆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仿真模型，记录了他们经过时的情形。真人大小的模型再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肩并肩地行走在古代非洲平原，他们浑身上下毛茸茸的，高矮和黑猩猩差不多，但是他们的面部表情以及行走的姿势表明他们已经是人类。模型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那个男人用左臂搂住女人的肩膀护卫着她，这样一个温柔而动人的动作显示了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这个场景是如此逼真，以至使人很容易忽略围绕这些脚印所展现的一切都是出自想象。这两个人几乎所有的外部特征——头发的长短、面部器官（他们的鼻子究竟更像人类，还是更像大猩猩？）表情、肤色、女人胸部的大小和形状——都纯然是想象的结果。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他们就是一对夫妇。那个女人也许实际上是个小孩。我们也不能确定他们就一定是南方古猿。他们之所以被假定为南方古猿，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候选对象。

我曾经被告知，他们之所以摆出那样的姿势，是因为在制作他们的过程中女性模型老是要翻倒。但是，伊恩·塔特萨尔笑着坚持说，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显然我们并不知道男人是否用他的胳膊护卫着女人，但是通过测量他们的步伐，我们确实可以断定他们是肩并肩地行走的。他们离得那么近——近得足以相互触摸。那是一个十分开阔的地带，因此他们很可能觉得很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他们的表情塑造成略带一丝担忧的样子。”

我问塔特萨尔在制作这个模型的过程中，他在征得别人认可时是否遇到过麻烦。他不假思索地说：“在进行再创作时总免不了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也许不能相信，在确定细节的问题上，比如尼安德特人是否有眉毛，人们也不知进行了多少讨论。莱托里塑像的情况也完全一样。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长什么样，但是我们可以揣摩他们的高矮、姿势，并就他们可能具有的外表做出合理推断。如果我重新制作这个模型，我想我会使他们稍微更像猿人一些。他们不是人类，而是两足猿人。”

直到不久以前，人们都认为，我们是露西和莱托里动物的后代，但是今天许多权威就不那么肯定。尽管某些身体特征（例如牙齿）表明南方古猿和我们之间是有一些联系，可是南方古猿的解剖结构所显示的其他方面就不尽如此。塔特萨尔和施瓦兹在《灭绝的人类》一书中指出，人类股骨的上半部分与猿十分接近，与南方古猿却相去甚远。因此，如果说露西是猿和现代人类之间的直接家系，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大约100万年时间里有着和南方古猿一样的股骨，而在我们接着发展到下一阶段时，我们又回到猿的股骨。他们以为，事实上露西不但不是我们的祖先，而且她很可能还不大会直立行走。

“露西以及她的同类并不能像现代人类那样行走。”塔特萨尔坚持说，“只有当这些人科动物在两棵树上的栖息地之间来回穿梭时，他们才不得不用两足来行走。由于他们骨骼的结构特点，他们是‘被迫’这么做的。”约翰森不赞同这一说法，他写道：“鉴于露西的臀部和她的骨盆肌肉的生长特点，她爬起树来和现代人类一样困难。”

2001—2002年间，发现了4块奇异的新化石，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这4块化石，一块发现于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它是由米芙·利基（她的家族以寻找化石闻名）发现的，后来被称为扁脸肯尼亚人。他生活的时期与露西大体相同，他的出现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是我们的祖先，而露西仅仅属于一个已经灭绝的分支。2001年还发现了地猿始祖种家族祖先亚种，其生活时间在580万年前到520万年前；以及原初人土根种，其生活时间可能在600万年前。后者成为已发现的最早的人科动物——但是这一纪录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2002年夏天，一支法国考古队在乍得德乍腊沙漠（一个从未发现过古代化石的地区）发现了一种距今700万年前的人科动物，他们给它取名为撒海尔人乍得种（一些人认为这不是人类，而是早期的类人猿，因此应该被称作荒漠草原猿）。所有这些动物的年代都非常久远，非常原始，但是他们都会直立行走。他们这样做的时间，比以前想象的还要久远。

两足直立行走是一种需要技能而又风险很大的变化。这意味着必须改变骨盆构造，使其承受身体的全部重量。为了保持足够的支撑力量，女性的生殖道必须变得相对狭窄。这种变化导致三种结果，其中两种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另一种则要更长时间才会显现出来。首先，这意味着母亲生产时的痛苦加剧，而且大大增加了母亲和婴儿死亡的危险性。其次，婴儿的头部要想顺利通过狭窄的生殖道，就必须在脑仍然比较小的时候降生——因此，新生婴儿仍需要得到父母的呵护。这意味着抚养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又意味着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要很牢固。

即使在今天，当你已经成为这个星球的智力发达的主人时，这一切依然是个大问题。而对于矮小而又容易受到伤害的南方古猿来说，婴儿降生时的脑大约有一只柑橘那么大[3]，危险性肯定很大。

因此，露西和她的同类从树上来到地上，而后又走出非洲丛林，这是为什么？他们很可能别无选择。巴拿马地峡的慢慢上升阻断了太平洋的海水流进大西洋，改变了流向北极的暖流的方向，使得北纬地区出现了异常寒冷的冰川期。在非洲，季节性干燥和寒冷气候的出现逐渐使得森林变成了草原。“与其说露西和她的同类离开了森林，”约翰·格里宾写道，“不如说是森林离开了他们。”

但是，走向开阔的草原，早期人科动物显然更容易暴露自己。直立行走的人科动物看得更清楚，但也被看得更清楚。即使是现在，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在野外还会感到不安全。我们叫得出名字的大型动物差不多都比我们的身体要强壮，动作要快，牙齿要锋利。面对攻击，现代人类只有两种优势。我们有发育良好的大脑，可以想出对付的办法；我们有灵巧的双手，可以投掷或挥舞具有杀伤力的东西。我们是唯一能远距离杀伤敌人的动物，因而弥补了体质上的弱势。

一切因素似乎都有利于大脑的迅速进化，但那种情况似乎并没有发生。在300多万年的时间里，露西和她的南方古猿同伴们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的脑容量并没有增大，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使用过一种哪怕最为简单的工具。更为奇怪的是，我们现在知道，与他们一起生存了将近100万年的其他早期人科动物曾经使用过工具，而南方古猿却从未利用他们周围的这些有用的技术。

在300万年前到200万年前之间的某一时期，估计有多达6个人科动物群共同生活在非洲大陆。然而，只有其中一种命中注定要延续下去，即人属。他们大约起源于200万年前的某一时间。没有人十分了解南方古猿和人属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唯一所能知道的就是他们与南方古猿一起生活了约100万年的时间。然后，100多万年前，所有的南方古猿，不论是粗壮型还是纤细型的，全都神秘地，或者可能是突然地消失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也许，”马特·里得雷说，“我们把他们吃了。”

一般认为，人属始自能人，一种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动物，最后进化成我们智人（字面意思是“会动脑的人”）。之间还有6种别的人属，取决于你采用哪种意见：匠人、尼安德特人、鲁道夫人、海德堡人、直立人和先驱人。

能人（“有技能的人”）是由路易斯·利基和他的同事于1964年命名的。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那是第一种会使用工具——尽管是非常简单的工具——的人科动物。那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动物，看上去更像猿，而不像人类，但是大脑的绝对量大约比露西大50％，按比例也小不了多少，称得上是那一时期的爱因斯坦。没有任何原因足以说明为什么200万年前人科动物的大脑突然开始增大。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都认为大脑的发育和直立行走直接相关——走出森林的古人类不得不制定较为复杂的计划，这促进了大脑的进化——因此，当一再发现有那么多笨蛋两足动物之后，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真的有点儿令人感到意外。

“为什么人类脑量开始增大，对此我们实在没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进行解释。”塔特萨尔说。巨大的脑子是高耗能的器官。它只占人类身体总质量的2％，却消耗了20％的能量。它对用作能量的东西还有些挑剔。如果你从不吃油腻的东西，你的大脑不会产生怨言，因为它对此不感兴趣。相反，它对葡萄糖却喜爱有加，而且多多益善，即使这意味着苛待其他器官。正如盖伊·布朗所描述的那样：“贪食的大脑经常使身体处于枯竭的危险之中，但它也不敢让大脑挨饿，因为那样会迅速走向死亡。”你大脑越大，吃得就越多；吃得越多，危险性就越大。

塔特萨尔认为，脑量的增大也许仅仅是进化过程的一个偶然。他相信史蒂芬·杰·古尔德的说法，如果你将生命的进化过程回放一遍——即便你仅仅从人科动物出现的相对较短的时间开始，现代人类或任何和他们相似的生物，能够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可能性“实在很小”。

“人们最不易于接受的观点之一，”他说，“就是我们不是万物的顶点。我们生活在这儿，一切都并非必然。部分出于人类的自负，我们往往将进化理解为实际上是安排好来产生人类的一个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连人类学家都持这样的观点。”事实上，直到1991年，在C.罗瑞·布里斯所著的流传很广的教科书《进化的阶段》里，他依然顽固坚持这样一种线性进化观念。他只承认一个进化的终点，那就是南方古猿粗壮种的灭绝。所有其他的种群代表了一个直线进化的过程——每一种群都接过了前辈的接力棒，再把它传给年轻的后来者。无论如何，现在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早期的种群许多走了小路岔道，已经灭绝了。

我们真够幸运，其中有一个种属成功了——一群会使用工具的人科动物似乎突然出现，与难以捉摸和颇有争议的能人同时存在，这就是直立人，尤金·杜布瓦发现于1891年的一种爪哇人属。根据你引用的资料的不同，他存在的时间最远约在180万年前，最近约在2万年前。

根据《爪哇人》作者们的观点，直立人是一条分界线：在他之前的一切种属都具有猿的特征，在他之后一切都具有人类的特征。直立人第一个学会狩猎，第一个使用火，第一个制造复杂的工具，第一个留下宿营的证据，第一个懂得照顾弱小。与以前所有的种属相比，直立人无论从外表还是行为上都更像人类，其成员四肢较长，身体颇瘦，非常强壮，比现代人强壮得多，有足够的精力和智力成功地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迁移。在其他人科动物的眼里，直立人肯定显得个儿大、有力气、敏捷和有才干。他们的大脑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

根据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世界最权威的学者之一艾伦·沃克的说法，直立人是“那个时代的速龙”。如果你正面盯着他看，直立人表面上显得像人类，但是“你不会愿意和他交流，你会成为他的捕食对象”。根据沃克的说法，他有着成年人般的身躯，婴儿般的大脑。

尽管直立人被发现已近一个世纪之久，但人们对他的了解仍然只能建立在零零碎碎的化石上——甚至还拼不成一副完整的骸骨。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非洲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发现以后，其作为现代人的先驱者的重要性——或者至少说，其可能具有的重要性——才得以被完全认识。偏僻的肯尼亚图尔卡纳湖区（以前的鲁道夫湖区）现在已是世界上发现早期人类化石最多的地区之一，但是在以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没有任何人想到去那里寻找化石。仅仅是因为有一次飞机偏离航线而飞过了湖区上空，使得理查德·利基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比原先想象的更有收获的地方。一个考察队被派遣到了这一地区，可是一开始什么也没有找到。接着，有一天下午晚些时候，利基手下最著名的化石发掘者卡莫亚·基穆在离开湖区一段距离的一座小山上发现了一小片人科动物的眉脊化石。这样一个地方原本不大可能有大的收获，可是出于对基穆直觉的尊重，大家还是开挖了起来。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挖掘出一副几乎完整无缺的直立人骸骨。这是一个年龄在9—12岁的男孩骸骨，死于154万年前。塔特萨尔认为，这副骸骨具备了 “所有现代人类的身体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发现。“图尔卡纳男孩显然是我们中的一员”。

基穆在图尔卡纳湖区还发现了编号为KNM-ER1800的一副170万年前的女性骸骨。它第一次给科学家提供了有关直立人的线索，使得他们认识到直立人比以前想象的要有趣和复杂得多。这个女人的骨骼有些变形，上面布满斑斑点点，表明她得过一种被称为维生素Ａ过多症的慢性病。这种病只有吃食肉动物的肝脏才会得。这第一次向我们表明直立人是肉食人属。更令人惊叹的是，她骨骼上的斑点数量表明，她患病已达几周甚至几个月而没有死去。有人曾经照料过她。这是人科动物进化过程中所发现的温柔之情的第一个迹象。

研究还发现，直立人的头骨中还包含（或者说根据有的人的看法，可能包含）白洛嘉脑回，大脑左前区一个与言语有关的区域。黑猩猩没有这样的特征。艾伦·沃克认为，无论从大小还是复杂程度来看，直立人的脑回都不足以使他们学会说话，因此他们也许能和现代黑猩猩一样进行一些交流。以理查德·利基为代表的其他一些人却确信他们能够说话。

在一段时期内，直立人似乎是地球上唯一的人属。他们特别敢于冒险，似乎以极快的速度迁移到世界各地。完全根据发现的化石来看，直立人中的一部分大约在他们离开非洲的同一时期，甚至是稍早一段时间，就已到达爪哇。一些科学家据此认为，也许现代人类是从亚洲而不是非洲起源的——这种说法且不说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非洲大陆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发现过比直立人更早的古代人种。可以说，除非亚洲的人科动物是自发出现的。但无论如何，亚洲起源只会将直立人的迁移方向颠倒过来，你依然不得不解释爪哇人是怎样迅速跑到非洲去的。

直立人为什么距在非洲首次出现不久就已在亚洲现身，关于这一点，还有几种解释似乎也不无道理。首先，测定早期人类化石年代的时候有很大的误差，如果非洲化石的实际年代比测定的结果早，如果爪哇人化石比测定的年代晚，或者两种可能同时并存，那么非洲直立人就有足够的时间迁移到亚洲。年代更久远的非洲直立人完全有可能还未被发现。而且，爪哇人的年代有可能根本不正确。

现在疑问出现了。一些权威不认为图尔卡纳化石是直立人。问题在于，图尔卡纳骸骨尽管相当完整，可是其他直立人的骸骨却残缺不全。正如塔特萨尔和杰弗里·施瓦兹在《灭绝的人类》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大多数图尔卡纳骸骨“不能和与它相近的任何种类的化石相比较，因为其他种类的化石根本没有被发现”。他们认为，除去生活在同一时期这一点，图尔卡纳骸骨与任何亚洲直立人根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绝不应该被视为同类。一些权威坚持把图尔卡纳种属，以及其他同一时期的任何种属称作匠人。塔特萨尔和施瓦兹认为这还不够。他们相信正是这种匠人“或匠人的一种近亲”从非洲迁移到了亚洲，并进化成直立人，而后就灭绝了。

可以肯定的是，大约100多万年前的某个时候，一些新的比较现代的直立人离开非洲，勇敢地走向地球上的许多地方。他们迁移的速度可能非常迅速，平均每年增加40公里，一路上跋山涉水，穿越沙漠，还克服了其他数不清的障碍，他们逐渐适应了不同的气候，不同的食物来源。有一点至今仍是一个谜——他们是怎样穿越红海西部地区的。这一地区现在以气候干燥而著称，而在那时气候更加干燥。很有意思而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使他们离开非洲的环境变化使得他们的迁移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跨越一切障碍，在其他大陆生息繁衍下来。

这一点，在我看来，恐怕就是所有一致意见的终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接下来的一个阶段是一个长时间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

但是，在我们接着往下讲之前，让我们记住，所有这些发生在过去500多万年的一系列的进化，从遥远的、至今仍充满谜团的南方古猿到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类，造就了一种动物，其基因的构成仍然有98.4％与现在的黑猩猩一样。一匹斑马和一匹马，或者一只海豚和一只鼠海豚之间的区别，比起你和黑猩猩，这个被你的远古祖先在他们开始接管世界时远远抛到后面的毛茸茸的动物的区别还要大。

[1] 尽管是荷兰人，但杜布瓦出生于比利时法语区边缘地带的小镇埃吉斯顿。

[2] 人类被归入人亚科家族中，其成员传统上被称为人科动物，包括所有比黑猩猩更接近我们的动物（灭绝的也在其内）。而猿与人科动物汇成人猿超科家族。许多权威认为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也应归入这个家族，而人类和黑猩猩同属于一个被称为人科的亚科。根据这一说法，所有传统上被称为人科的动物变成了人猿超科（利基和其他一些人坚持这种说法）。人猿超科是猿类总科的称谓，其中包括我们。

[3] 诚然，脑的绝对大小并不能说明一切——有时甚至不能说明很多。大象和鲸的脑都比我们大，但是和它们相比你显然聪明许多。脑的大小只是一个相对重要的数据，一个常常可以忽略不计的数据。正如古尔德所指出的那样，南方古猿非洲种的脑只有450立方厘米，比大猩猩的要小。而一个典型的南方古猿非洲种体重小于45千克，女性则更轻，而大猩猩的体重则大都重达270多千克。

第二十九章 永不安分的类人猿

大约150万年前的某个时候，人科动物世界某一位不知名的天才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他（或者很可能是她）捡起一块石头，用来小心翼翼地改变另一块石头的形状，结果制作成了一把泪珠状手斧，尽管它非常简陋，却是世界上第一件先进的工具。

它优越于当时存在的其他工具，其他人很快群起而效之，纷纷制作了他们自己的手斧。最后，整个人科动物世界似乎就不干别的事了。“他们制作了几千把这样的手斧，”伊恩·塔特萨尔说，“在非洲有些地方，实际上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踩着这样的斧子。那是很怪的，因为制作那些斧子很花工夫。他们制作斧子，仿佛纯粹是因为好玩。”

在他明亮的工作室里，塔特萨尔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巨大的模型递给了我。那东西大约有半米长，最宽的地方有20厘米。它的形状像矛头，但有踏脚石大小。这是一个用玻璃纤维制成的模型，只有约150克重，可是原物却重达11千克，是在坦桑尼亚发现的。“作为一件工具，它完全没有用，”塔特萨尔说，“得有两个人才能把它抬起来，即使在当时，要想用它来击打任何东西，都是很费力的一件事。”

“那它有什么用呢？”

塔特萨尔微微耸了耸肩，显然为它的神秘性感到很得意：“不知道，它也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我们只能猜猜而已。”

那些手斧后来被称为阿舍利工具，以19世纪第一批样本的发现地——法国北部亚眠郊外的圣阿舍利命名，以区别于更古老，同时也更简单的奥杜威工具。后者最初发现于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故名。在以前的教科书里，奥杜威石器通常被描绘为钝钝的、圆圆的、手能握住的石块。实际上，今天古人类学家认为，奥杜威石器是从更大块的石头上敲下来的，当时可以用来切割东西。

问题在于，当早期现代人类——最终进化成我们的人类——大约在10多万年前开始离开非洲时，阿舍利工具是最佳的随身携带品。这些早期的智人也非常喜爱阿舍利工具。他们携带这些工具出远门，有时他们甚至携带着不成形的石块，以便在日后把它们制作成工具。一句话，他们非常痴迷于这种工具制作。不过，尽管在非洲、欧洲、西亚和中亚都发现了阿舍利工具，但在远东却几乎从未发现。这真是一个谜。

20世纪40年代，一个名为哈莱姆·莫维士的哈佛大学古生物学家画了一条被称为“莫氏线”的曲线，将使用阿舍利工具的地区和不使用该工具的地区分为两个部分。这条线沿东南方向跨越欧洲、中东，一直到现在的加尔各答和孟加拉国。在这条线以外，包括整个东南亚、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只发现了年代更久也更简单的奥杜威工具。我们知道，智人到达的地方远远超过这一地区，因此为什么他们携带的这样一种先进的宝贝石器，在快到远东时却扔掉了？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艾伦·桑恩回忆说，“整个现代人类学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人类分两批走出非洲——第一批是直立人，后来他们变成了爪哇人、北京人等等。另一批是较晚的更为先进的智人，他们取代了直立人。然而，若要接受这种观点，你就必须相信，智人将比较现代的工具携带了这么长的距离，却不知何故把它们丢弃了。无论如何，起码说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

后来的发现证实，别的令人费解的事情还有很多，其中最令人费解的发现之一来自澳大利亚内陆地区，艾伦·桑恩的家乡。1968年，一个名为吉姆·鲍勒的地质学家来到新南威尔士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一个名为蒙戈的干涸已久的湖底搜寻，突然，某种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在他的视线中。在月牙状的沙脊中，突现一块人类的化石。当时人们认为，人类存在于澳大利亚不会超过8 000年，但是蒙戈湖已经干涸了大约1.2万年，什么人会到这么一个荒凉的地方呢？

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结果表明，在这块化石骨头的主人生活的时期，蒙戈湖还非常适宜于人类居住，湖面有20公里长，湖水满满的，里面有不少鱼，四周都是一簇簇的木麻黄树。令所有人吃惊的是，那块化石距今竟然有2.3万年。在其附近发现的别的化石，甚至达6万年之久。这太出人意料，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自从人科动物第一次在地球上出现以来，澳大利亚就一直是一块孤立的陆地。任何人来到这里必须走海路，而且必须有相当的数量才能繁衍生息下来，因为他们先要越过100公里宽的水域，根本不知道他们前面就有一片陆地。从澳大利亚北部海岸——这里可能是他们的登陆点——上岸以后，这些蒙戈人接着又向内陆前行了3 000多公里来到内地。澳大利亚国家科学协会会议记录中的一份报告说，这表明“人类第一次到达的时间远远早于6万年以前”。

他们是怎么到达那里的？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这些问题至今是个谜。大多数人类学文献里说，没有证据显示6万年前人类已经会说话，更不用说进行某种协作，建造横渡海洋到一个岛屿上去开拓新天地的船只的能力。

“对于史前人类的迁移情况，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当我在堪培拉遇到艾伦·桑恩时，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19世纪当人类学家首次到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时候，他们发现人们在该地区内陆高地上的一些地球上最难到达的地方种植甘薯。甘薯原产于南美，它是怎样传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我们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信心十足地迁移的时间肯定比以前所认为的要长得多，他们几乎肯定不但彼此分享基因，还彼此分享信息。”

和以往一样，问题在于化石记录。“世界上哪怕是稍稍适宜于长期保存人类遗骸的地方也并不多，”桑恩说，他是一位目光敏锐的人，留着灰白色的山羊胡，一脸专注而又温和的神情，“要不是在东非的哈达尔和奥杜威发现了大批化石，我们知道的会少得可怜。看看别的地方，我们知道的确实少得可怜。整个印度只发现了一块大约3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在伊拉克和越南之间——其间相距5 000公里——只发现了两块化石：一块在印度，一块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化石。”他笑了笑，“没有多少该死的东西可以研究的。结果，我们只有几个地方有比较多的人类化石，比如东非大裂谷和这里的澳大利亚的蒙戈。而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几乎是一无所获，因此古生物学家很难将这些零零星星的东西串联起来，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解释人类迁移的传统理论——现在仍为该领域内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那种理论——认为人类迁移至欧亚大陆出现过两次浪潮。第一次是直立人，他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走出非洲——几乎是他们一成为人种就已开始了——这次迁移开始于大约200万年前。他们在不同地区定居下来，这些早期的直立人后来进化成一些有自己特色的人科动物——在亚洲成了爪哇人和北京人；在欧洲先是进化成海德堡人，最后是尼安德特人。

接着，大约在10万多年前，一个更为灵巧的种属——我们现在活着的每个人的祖先——出现在非洲平原上，并且开始向外迁移，出现了第二次浪潮。根据这一理论，在他们所到之处，这些新的智人取代了他们较为愚钝、不大灵活的祖先。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没有任何屠杀的迹象，因此大多数专家认为，后来者是在竞争中淘汰了先到者，尽管其他因素也可能起了作用。“也许我们让他们感染了天花，”塔特萨尔说，“真的说不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我们在这里，而他们不在了。”

这些最早的现代人的情况不甚分明。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少于对人科动物几乎任何别的分支的了解。塔特萨尔说，真怪，“人类进化过程中最近的一次重大事件——我们自己这个种的出现——也许是最扑朔迷离的”，甚至没有人能够确定现代人化石最早是在哪里发现的。有许多书里认为是在南非克莱西斯河口发现的大约12万年前的化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承认他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在塔特萨尔和施瓦兹看来，“代表我们这个种的是他们中的一些，还是他们的全部，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确定”。

智人最先出现在地中海东部，即在今天以色列所在的地区，这点已经无可争辩，他们大约开始出现在10万年前——但是即便在那里，他们也被（特林考斯和希普曼）描述为“零散的，难以分类和所知甚少的”。尼安德特人已经在这一地区定居下来，并且使用了一种被称为莫斯特的工具，这种工具后来现代人显然认为值得加以借鉴。非洲北部从未发现过尼安德特人化石，但是他们的工具在那里随处可以找到。一定有人把它们带到了那里：现代人是唯一可能的候选者。我们还知道，在中东地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以某种方式共存了数万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共居一处，还是彼此为邻。”塔特萨尔说。但是现代人非常乐于继续使用尼安德特人的工具——但这很难证明谁占绝对的优势。同样奇怪的是，中东地区发现的阿舍利工具是100万年以前的，但是这种工具出现于欧洲却仅仅在30万年前。问题又来了，为什么那些有能力制造这种工具的人却没有随身携带它们呢？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认为，被称为欧洲现代人的克罗马农人在向欧洲大陆推进的过程中，将他们之前的尼安德特人驱赶到西海岸，尼安德特人要么跳海，要么灭绝，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克罗马农人从东部向欧洲内陆挺进时，遥远的西部也有克罗马农人。“那时欧洲是一个空无人烟的地方，”塔特萨尔说，“即使在他们来往穿梭的时候，他们也很难狭路相逢。”克罗马农人到达欧洲的疑点之一是，当时欧洲正好处在古气象学所谓的波特利尔间冰期，欧洲气候突然从相对温暖转向另一个漫长的寒冷时期。无论是什么原因驱使克罗马农人到欧洲，反正不是冰川气候。

无论如何，认为尼安德特人在新来的竞争者克罗马农人面前彻底垮了台，至少有点儿有悖于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证据。尼安德特人十分坚忍顽强，在长达几万年的时间里，他们生活在现代人当中只有极少数极地科学家和探险家才经历过的环境中。在冰川期气候最恶劣的时候，暴雪加上飓风级的大风成了家常便饭。温度经常降到零下45摄氏度，英格兰南部的冰谷中有北极熊走动。尼安德特人在气候最为恶劣的一段时期里自然向后退却。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不得不经历至少和今天的西伯利亚冬天一样可怕的气候。毫无疑问，他们经历了磨难——尼安德特人能够活过30岁就已是十分幸运，但作为一种物种，他们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不屈不挠的性格。他们生存了至少10万年，也许是20万年，其范围从直布罗陀一直到乌兹别克斯坦。对于任何物种来说，这都是十分成功的。

他们究竟是谁，长得像什么样，至今依然莫衷一是，谜团一片。直到20世纪中叶，人类学界普遍流行的观点是，尼安德特人举止笨拙，身体弯曲，拖着脚行走，与猿人没有多大区别——他们是穴居人中的佼佼者。只是一件令人痛苦的偶然事件，才使得科学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重新审视。1947年，一位名为卡尔·阿拉姆卡尔的法裔阿尔及利亚古生物学家在撒哈拉地区野外考察时，中午烈日炎炎，他躲在他的轻型飞机的机翼下休息。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一只轮胎由于天气太热而爆裂，飞机突然倾斜，他的上身被重重地击了一下。后来他去巴黎对他的颈部做了一次Ｘ光检查，结果发现他脊椎的排列与身体微屈、举止笨拙的尼安德特人完全一样。要么从生理学角度讲他类同于原始人，要么就是我们对尼安德特人样子的认识存在着偏差。答案自然是后者。尼安德特人的脊椎完全不同于类人猿。这完全改变了我们对尼安德特人的看法——但是这种认识似乎只是昙花一现。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认为尼安德特人缺少智能，与更灵巧、脑量更大的后来者智人不可同日而语。下面就是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一个典型的论点：“现代人以更舒适的穿着，更先进的取火方式，更好的住所，战胜了这种优势（尼安德特人的强壮体格），而尼安德特人处境尴尬，庞大的身躯需要更多的食物维持生存。”换句话说，使得他们成功生存了10万年的优势突然之间成了难以克服的不利条件。

尤其重要的是，有个问题几乎从来没有人解决过，那就是尼安德特人的脑比现代人明显要大——据测算，尼安德特人的脑量是1.8升，而现代人是1.4升。这种差别比现代智人和晚期直立人——我们乐于认为他们算不上是人类——的差别要大。提出的理由是，尽管我们的大脑要小些，但是不知怎的更加管用。我注意到，在有关人类进化方面，别处从未有过如此惊人的论点。我相信我说的是实话。

因此，你也许会问，既然尼安德特人是如此强壮，又具有如此强的适应性和较大的脑量，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生活到今天呢？有一种回答（不过还有很大争议）是，他们也许还在。艾伦·桑恩是一种被称为“多地区起源”假说的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这种理论主张人类进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由南方古猿进化到能人和海德堡人，再进化到尼安德特人，因此现代智人是从较古老的人属进化而来的。根据这种观点，直立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属，而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因此，现代中国人是远古中国直立人的后裔，现代欧洲人则是远古欧洲直立人的后裔，如此等等。“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直立人，”桑恩说，“我认为这个概念已经过时。在我看来，直立人只不过是人类的早期阶段，我认为只有一个人类种属离开了非洲，那就是智人。”

反对“多地区起源”假说的人马上拒绝接受这种理论，其理由就是这种学说是建立在远古世界——非洲、中国、欧洲、极其偏远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他们出现的任何地方——的人科动物是以一种并行不悖的方式进化的基础之上的，而这是不大可能的。一些人还认为这种学说助长了种族主义论调，而这正是人类学界长期以来所努力加以摒弃的。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名为卡尔顿·库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认为，一些现代民族有着不同的起源，言外之意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源自比别人更优异的族群，这是以前一种看法的回光返照，令人觉得不大舒服，那种看法认为非洲“丛林人”（确切地说是萨马拉桑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这样一些少数民族比别的民族更为原始。

不管卡尔顿·库恩自己是怎么想的，在很多人看来，他的这种说法言外之意就是一些民族生来就是优等民族，有些人可以构成完全不同的种族。这种今天听上去令人十分反感的观点，直到不久以前还在许多体面的场合广为宣传。我手头就有一本时代-生活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很流行的书《人类的史诗》，它是根据《生活》杂志的一系列文章编撰而成的。在书里你可以读到这样的评论：“罗得西亚人……生活在近2.5万年前，可能是非洲黑人的祖先。他的脑量比较接近于智人。”换句话说，非洲黑人的祖先与智人仅仅是比较“接近”。

卡尔顿·库恩坚决（这一点我确信无疑）否认他的理论有任何种族主义倾向。他认为，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地区之间的反反复复的交流，说明了人类进化的同源性。“没有理由认定人类只沿着一个方向进化，”他说，“人类在世界各地流动，几乎可以肯定，在交汇的地方，通过异种交配，分享了基因。新来的人并没有代替土著居民，而是融入他们中间，最后变成一体。”他打了一个比喻，当库克和麦哲伦这样的探险家第一次遇到偏远地区的居民时，“他们并没有遇到不同的种族，而只是遇到了某些身体特点有所不同的同类”。

桑恩坚持认为，在人类化石上你所能观察到的也是一个均衡而不断的变迁。“有一副发现于希腊佩特拉朗纳的很著名的骸骨，大约生活于30万年前，就是一件在传统主义者中间一直富有争议的事，因为他似乎同时具有直立人和智人的某些特征。怎么说呢？我们要说的是，这正是你会期望在物种身上看到的：他们是在进化，不是在替代。”

有一样东西会有助于解决问题，那就是有关异种交配的证据，不过根据化石是根本难以证明或否定的。1999年，葡萄牙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副死于2.45万年前的4岁小孩的骸骨。这副骸骨从总体上看是一个现代人，但又具有远古人类，也许是尼安德特人的某些特征：腿骨非常强壮，牙齿明显突兀，而且（尽管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一点）在颅骨后部有一个被称为枕外隆凸点上凹的锯齿状凹痕，这是尼安德特人独有的特征。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埃里克·特林考斯，一位研究尼安德特人最权威的学者，称这个小孩是一个杂种，是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异种交配的证据。不过，另外一些人则为小孩身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特征混合得不够而感到困惑。正如一个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你看一头骡子，不会正面看上去像一头驴，后面看上去像一匹马。”

伊恩·塔特萨尔认为小男孩只不过是“一个较为强壮的现代人小孩”。他承认在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之间也许确实存在过不少所谓的“杂种”，但是不认为能成功地生育后代。[1]“在生物学范畴里，我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两个生物不同而又仍然属于同一个种属的。”他说。

由于化石记录提供的帮助不大，科学家们越来越转向基因研究，特别是那个被称为线粒体DNA的部分。线粒体DNA发现于1964年，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些科学家发现线粒体DNA具备两大特点，可方便地充当分子钟的角色：首先它只在母系一条线上遗传，因此它不会依附在新的一代的父系DNA螺旋上。其次，它比普通DNA核酸的突变率快20倍，使得它的基因模式更容易被测定和跟踪。通过对突变率的跟踪，可以知道人的基因史以及各基因组之间的相互关系。

1987年，由艾伦·威尔逊领导的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小组通过对147个人的线粒体DNA的研究，最终得出结论，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现代人类在过去的14万年里出现于非洲，“当今所有的人都是那群人的后代”。对于“多地区起源”论者来说，这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接下来人们又对研究所得的数据做了进一步的审查。令人们最感惊讶的是——惊讶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通常研究中所谓的“非洲人”实际上是非洲-美洲人，他们的基因在过去几百年中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合。而且，对假定的突变率也很快产生了怀疑。

到了1992年，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否定，但是基因分析技术继续得以改进。1997年，慕尼黑大学的科学家从原始尼安德特人的胳膊骨骼中提取DNA并进行了研究，这一次，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出现了。慕尼黑研究人员发现，尼安德特人的DNA与地球上现已发现的任何DNA都不相同，这很明显地意味着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的基因没有任何联系。这是对“多地区起源”假说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沉重打击。

接着，2000年底，《自然》杂志和其他一些报刊报道了一组瑞典科学家对于53个人的线粒体DNA所做的研究。他们认为，所有现代人类都在过去10万年间出现于非洲，并且来自一个不超过1万人的种群。稍后，怀特海德研究所暨麻省理工学院基因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兰德宣布，现代欧洲人，也许还有一些更远地方的人，是“至迟于2.5万年前离开他们家乡的区区数百个非洲人”的后裔。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其他地方所提到的那样，现代人类的基因差异性极小——亦如一位权威所指出的那样，“一群55个黑猩猩组成的族群，其基因的差异性比整个人类还要大”，这就说明了原因。因为我们是最近从一小群祖先繁衍下来的，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多的个体来形成基因的多样性。这似乎又是对“多地区起源”假说的猛烈冲击。“今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告诉《华盛顿邮报》说，“人们不会再过多在意‘多地区起源’理论，因为支持它的证据几乎没有。”

但是，在发生这一切的过程中，人们没有想到新南威尔士州西部的古蒙戈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提供大家意想不到的信息的无限本事。2001年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桑恩和他的同事们宣布，他们从一个最古老的蒙戈人标本——生活于6.2万年前——中提取了DNA，研究表明，这种DNA“有着与众不同的基因特点”。

根据这些发现，蒙戈人在解剖结构上是现代人——就像你和我，却具有一种已经灭绝了的基因系列。他的线粒体DNA在活着的人身上再也找不到，而要是他像所有别的现代人那样是在不太遥远的过去离开非洲的人类的后裔，那是应该找得到的。

“这再一次使一切都颠倒过来。”桑恩显然很开心。

接着，别的更古怪的异常情况出现了。牛津大学生物人类学研究所的人类遗传学家罗莎琳德·哈丁在研究现代人类球蛋白基因时发现了两个变异体，这种变异体在亚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身上很常见，而在非洲人身上却几乎不存在。她确信这种不同的基因产生于20万年前，但不是出现在非洲，而是在东亚——远在现代智人到达这一地区之前。对此所能做出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现在的亚洲人的祖先中包括古代人科动物——爪哇人等。有趣的是，同样的变异基因——姑且说成是爪哇人基因——出现在了牛津郡的现代人中。

我感到有些困惑，因此我去研究所拜见了哈丁女士。研究所设在牛津班伯里德路一所古老的砖砌别墅里。哈丁个子不高，性情开朗，出生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她既办事认真，又不乏幽默，这是不大多见的。

我问她牛津郡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本不该具有的球蛋白基因。“我不知道，”她不假思索地微笑着回答说，“基因记录总的来说支持‘走出非洲’的假说。”她带着比较严肃的神色接着说，“但是你接着发现了这些特例，对此大多数遗传学家不愿意提及。即使我们能弄明白这一切，我们还需要收集大量的信息，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我们才刚刚开始。”她只是说，情况显然很复杂，不愿意就亚洲古人类的基因出现在牛津郡发表意见。“现阶段我们只能说，这非常不符合常规，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会见的时间是在2002年初，牛津大学另一位名为布莱恩·塞克斯的科学家不久前刚刚出版了一本非常受欢迎的书《夏娃的七个女儿》。他在书中借用了线粒体DNA的研究成果，宣称他可以将几乎所有在世的欧洲人的祖先追溯到七个女人——也就是夏娃的七个女儿。她们生活在4.5万年前到1万年前，也就是科学上所说的旧石器时代。塞克斯给这七个女人都取了名字——乌尔苏拉、齐尼亚、杰斯敏等等，并且拟就了一个详细的个人家史（“乌尔苏拉是她母亲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在两岁时被一只豹子叼走了……”）。

当我同哈丁说起这本书时，她先是爽朗而又不失分寸地笑了笑，似乎对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有些拿不定主意。“这个……对于他将深奥的学科普及化所做的努力，我认为你应该给他一些表扬。”她说，若有所思地停顿下来，“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是正确的。”她大声笑了笑，接着沉思着说，“任何单个的基因实际上不能说明任何确切的东西。如果你顺着一段线粒体DNA往上推移，它可能把你带到某个地方——乌尔苏拉、杰斯敏，或别的任何人。但是，如果你选择任何另外一段线粒体DNA，再按同样的方式往上推移，它可能把你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我想，这有点像沿着随便哪条道路走出伦敦，最后你发现来到了苏格兰最北端的约翰角，因此你就得出结论说所有的伦敦人都来自苏格兰北部。他们有可能来自那里，但是他们也有可能来自数以百计的别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哈丁的说法，每一个基因都是一条不同的公路，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绘制它们的路线图。“哪一个基因也不能反映全局。”她说。

那么，基因研究是不是就不可信了呢？

“噢，一般来说，你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相信这类研究。你不能相信的是人们牵强附会得出的那些结论。”

她认为：“‘走出非洲’也许95%是正确的。”但是她补充说，“我认为，双方都坚持非此即彼的观点，这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最后证明，事情很可能不是像双方认为的那么简单。已经开始有证据显示，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曾经有过多次不同方向的古人类的迁移和扩散，所有这些都融入了整个人类的基因库当中。要想对之加以分门别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在这个时候，还出现了不少对提取远古DNA提出质疑的报道。一位学者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说，有一位古生物学家的同事问那位古生物学家一个古人颅骨是否上了漆，他用舌头舔了舔骸骨的顶部，然后说是上了漆的。“在此过程中，”《自然》杂志的文章写道，“有大量的现代人DNA会转到这个颅骨上。”这使得骸骨无法再用来进行研究。我就这件事咨询哈丁。“哎呀，几乎可以肯定它已经被污染了，”她说，“只要摸一下骨头，它就会被污染。向它哈一口气，它也会被污染。我的实验室里的水也会污染它。我们周围都是陌生的DNA。要想得到一个可靠的清洁的标本，你必须在消过毒的条件下将它们挖掘出来，并且在当场就做实验。要想不污染标本，世上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

那么，所有的这类结论都应该受到质疑吗？我问。哈丁严肃地点点头。“当然。”她说。

如果你想立即知道我们为什么对人类起源了解得这样少，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位于肯尼亚昂加山的边缘，内罗毕西南部。要是你往东驶出内罗毕市，沿通向乌干达的快速干道前行，爬上一个高坡就看到一个无比壮丽的景象，只见面前是望不到边的淡绿色的非洲平原。

这就是绵延达4 800公里的东非大裂谷。非洲就从这条板块裂缝漂离亚洲。这里距内罗毕约65公里，靠近谷底干枯的地带是一个被称为奥洛戛萨里的古老地方，这里一度濒临一个巨大的湖泊。1919年，在湖泊早已干涸之后，一个名为J.W.格里高利的地质学家来到这一地区寻找矿石。他穿越一个开阔地带时，突然发现地上散落着一些黝黑的古怪石头，上面有明显的人工打磨的痕迹。他发现了伊恩·塔特萨尔曾经跟我说起过的阿舍利工具最重要的制造点之一。

2002年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这个神奇的地方。当时我在肯尼亚完全是为了另一个目的，考察美国援外合作署的一些援助项目，但主人知道我为了写作本书正在搜集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资料，便将访问奥洛戛萨里列入了考察的日程中。

在地质学家格里高利发现这个地方之后，有20多年的时间没有人光顾奥洛戛萨里。之后，由著名的路易斯·利基和玛丽·利基夫妇组成的考古队来到这一地区开始挖掘，这一工作直到今天仍未完成。利基夫妇所发现的是一个约4万平方米的地方，从约120万年前到20万年前，在大约100万年时间里，那里曾有无数的石器被制作。今天，制作石器的地方用了铁皮大棚来遮风挡雨，并且用铁丝网拦起来，以防心怀叵测的来访者偷盗。除此以外，石器依然保存在制作者扔下它们的地方，同时也是利基夫妇发现它们的地方。

吉拉尼·安哥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一位干练的小伙子，被指派担任我的向导。他告诉我说，原始人类制作手斧的石英石和黑曜石在谷底根本找不到。“他们不得不把石头从那里搬过来。”他边说边点头示意对面不远处云雾缭绕的两座大山：奥洛戛萨里山和奥尔埃斯库特山。两座山都在大约10公里以外——要用手臂抱着把石头搬到这里，实在是一段不近的距离。

当然，远古的奥洛戛萨里人为什么要找这样的麻烦，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他们不但大老远地把笨重的石头搬运到湖滨，而且也许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这个地方的组织工作。利基夫妇的挖掘表明，这里有制作手斧的区域，还有把手斧磨快的区域。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奥洛戛萨里是一个工厂，一个在100万年时间里没有停过业的工厂。

各种各样的复制品表明，手斧是一种相当精巧，同时制作起来又要花费大量劳动力的工具——即使技术熟练的人制作一把手斧，也要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然而，奇怪的是，对于手斧估计要派的用场，如切呀，砍呀，刮呀等等，并不十分适用。因此我们认为，在100万年时间里——在远比我们现代人类存在的时间还要长的时间里，在更不会连续协同工作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早期人类来到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点，制作了数量众多的工具，似乎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而这些人究竟是谁？我们实在无从知道。我们假定他们是直立人，因为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合适的人。这就是说，在他们的鼎盛时期——在他们的脑袋里——奥洛戛萨里的工人们可能已经具有类似于现代人婴儿的大脑，但是却没有实物证据支持这样的结论。尽管已进行了60余年的挖掘，奥洛戛萨里及其周围地区从未发现过人类化石。不管他们花费了多少时间在那里制作石器，在他们临死时，他们去了别的地方。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谜。”吉拉尼·安哥里笑容可掬地对我说。

奥洛戛萨里人大约在20万年前消失，当时湖泊已经干涸，大裂谷地区开始变得像今天这样炎热和艰苦。到了这个时候，奥洛戛萨里人作为一个种属存在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世界就要出现其第一个真正的主宰人种——智人。事情再也不会像从前的样子了。

[1] 有一种可能是尼安德特人与克罗马农人有不同数量的染色体，那是相近但并非同一种的动物交配时经常出现的复杂情况。例如，在驯养动物中，马有64对染色体，而驴子只有62对。将这两种动物进行交配，就会生出一个有63对对生殖无用的染色体的后代，简而言之，一头没有繁殖能力的骡子。

第三十章 一个星球，一次实验

17世纪80年代初，差不多就在埃德蒙·哈雷和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弗·雷恩及罗伯特·胡克坐在伦敦的一家咖啡屋里随便打赌的时候——他们的这一赌注最终导致了艾萨克·牛顿的《原理》、亨利·卡文迪许关于地球的重量以及本书前面所提及的其他不少令人鼓舞和赞叹不已的成果的出现——在印度洋上距离马达加斯加东海岸约1300公里的毛里求斯，一件人们不愿意看到的重大事件正在发生。

在那里，有个不知道姓名的船员，抑或是他喂养的宠物，正在捕杀最后一批渡渡鸟。这种鸟因其不能飞翔而著名，它们呆头呆脑，容易上当，也缺少快速奔跑的能力，因此它们成了来海滩度假的闲得无聊的年轻人富有诱惑力的捕猎目标。数百万年与世隔绝的安宁生活，使得它们对人类不可理喻的残忍行为缺少准备。

对于最后一只渡渡鸟消失时的情况，以及它灭绝的年份，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因此，牛顿《原理》的问世和渡渡鸟灭绝究竟谁先谁后，我们无从考证，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两件事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我承认，你很难找得到同样的两件事来说明人类本性中的善与恶——同一种生物，一方面能够解开宇宙最深奥的秘密，另一方面却在无缘无故地灭绝一种对我们不构成任何威胁，甚至对我们对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浑然无知的生灵。事实上，渡渡鸟是如此缺乏洞察力，据说，要是你想找附近的所有渡渡鸟，你只要抓住其中的一只，并且让它叫个不停，所有其他的同类就会摇摇摆摆地走过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对于可怜的渡渡鸟的摧残并没有到此为止。在最后一只渡渡鸟死后大约70年，也就是1755年，牛津阿什莫利恩博物馆的馆长发现该馆的渡渡鸟标本发了霉，就命令手下的人将它扔到火里烧掉。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因为那可是世上仅有的——不论是标本还是活物——一只渡渡鸟了。一个碰巧路过的员工被吓坏了，他试图将那只鸟从火中救出来，可是最终只救出了它的头和一部分腿。

这样做的结果，以及由于别的背离常识的举动，我们现在几乎不能完全确定一只活着的渡渡鸟长什么样。我们所拥有的信息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少得多——正如19世纪博物学家H.R.斯特里克兰不无愠怒地描绘的那样，“几个不懂科学的海员”写的几段简单的描述，“三四幅油画，以及几块散落的骨头碎片”，就是有关渡渡鸟的全部资料。依照斯特里克兰的说法，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一些古代海兽和庞大的蜥脚类动物的资料比渡渡鸟还要具体得多。而后者一直生存到现代，它们对我们别无所求，只要求我们远离它们，以便活下去。

综合起来，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渡渡鸟的情况是这样的：它生活于毛里求斯，体态丰满，但味道并不鲜美，是鸠鸽家庭中个儿最大的成员。不过，它的个儿究竟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因为它的体重从未有过精确的记录。根据斯特里克兰所提到的“骨头碎片”以及阿什莫利恩的残缺标本，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它的身高约80厘米，从嘴部到臀部的距离差不多也是这么长。由于不能飞翔，它只得将鸟巢筑在地上，因此它的蛋和幼鸟极易被外来的人带到该岛的猪、狗和猴子捕猎。它大约消失于1683年，到了1693年很可能就完全灭绝了。除此以外，我们几乎对它一无所知，只知道我们再也见不到它了。我们不知道它的繁殖习性、饮食特点以及它分布的地区、安静时和惊恐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叫声。我们连一只渡渡鸟蛋也没有保存下来。

我们与活着的渡渡鸟相伴的时间从头到尾不过70年。这是一段令人吃惊的短暂时间——尽管我们必须说，到我们历史的这个时候，我们在不可逆转地灭绝其他物种方面已经干了数千年。没有人十分清楚人类的破坏性究竟有多大，但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在过去的5万年左右时间里，不论我们走到哪里，那里的动物就容易灭绝，而且往往数量大得惊人。

在2万年前到1万年前，在现代人类到达美洲大陆之后，在那里有30种大型动物——有的确实非常大——简直是一下子消失了。在整个北美洲和南美洲，在那些手持燧石尖矛，彼此协调配合的猎人的捕杀下，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大型动物遭遇了灭顶之灾。即便在欧洲和亚洲，那里的动物经过长期进化而对人类存有高度的戒心，也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大型动物灭绝。而在澳大利亚，由于那里的动物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对人类保持警惕的习性，就有不少于95%的大型动物一去不复返。

由于早期狩猎的人类相对较少，而动物的数量却十分庞大——据说仅在西伯利亚北部的冻原上就发现了多达1 000万只猛犸的尸体——一些权威认为，大型动物的大规模灭绝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可能与气候变化或某些传染病流行有关。正如美国自然博物馆的罗斯·麦克费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并不需要过于频繁地捕杀危险动物——有那么多的猛犸排供你食用。”有的人认为也许与动物极易被捕获有关。“在澳大利亚和美洲，”提姆·弗兰纳里说，“动物很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应该跑得远远的。”

在那些消失的动物中，有一些确实引人注目，如果它们依然生活在我们周围的话，得对它们稍加管束才是。请想象一下这样的景象，地懒正在往楼上的窗户里瞅，乌龟几乎和小型菲亚特汽车一样大，6米长的蜥蜴在西澳大利亚州公路旁的沙漠里晒太阳。唉，它们都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很贫乏的星球上。今天，全世界只有4种大型（重达1吨，甚至更重）陆地动物存活了下来：大象、犀牛、河马和长颈鹿。可是，在过去的数千万年的时间里，地球上的生命从来不像今天那样贫乏和温顺。

问题是，大型动物在石器时代和近代的灭绝，是不是同一次灭绝事件的组成部分——简而言之，人类的出现对其他生命来说是不是一个坏消息？可悲的是，很可能就是。根据芝加哥大学古生物学家戴维·诺普的观点，在整个生物史上，地球上的物种灭绝速度一直是平均每4年有一个物种灭绝。理查德·利基和罗杰·卢因在《第六次大灭绝》一书中说，现在，人类所造成的物种灭绝数量可能高达那个速度的12万倍。

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博物学家、现任阿德莱德南澳大利亚博物馆馆长提姆·弗兰纳里，开始对我们对许多已经灭绝的物种，包括最近灭绝的物种所知甚少而感到吃惊。“不论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发现记录资料存在很多空白——不是残缺不全，比如关于渡渡鸟，就是根本没有记录。”2002年初，他在墨尔本这样告诉我。

弗兰纳里聘请了他的朋友彼得·斯科顿，一位澳大利亚画家，一起对世界上的主要收藏标本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证，以发现什么东西消失了，什么东西遗漏了，什么东西我们一无所知。他们用了4年的时间，从旧毛皮、发出难闻气味的标本、古画、文字描述——总之是从他们找得到的一切东西中寻找资料。然后，斯科顿尽可能地照实物大小为每一种动物画了像，弗兰纳里则撰写文字介绍。其结果是一本名为《自然的缺环》的著作。这本书最完整地——必须说，最生动地——记载了最近300年里灭绝的动物种类。

有些动物，尽管资料还算比较多，但是有时好多年都没有人去进行多少研究，有时根本无人问津。施特莱发现的海牛，一种与海象相像、与人鱼有关的动物，就是最后一批灭绝的大型动物之一。它确实非常庞大——成年海牛可以长到近9米长，10吨重——但我们知道它，仅仅是由于1741年一支俄国探险队乘坐的船恰好在白令海峡的科曼多群岛失事。在这个遥远的雾气重重的地方，仍生活着相当数量的海牛。

幸运的是，这个探险队中有一位名叫乔治·施特莱的博物学家，他对这种动物着了迷。“他做了大量笔记，”弗兰纳里说，“他甚至测量了它胡须的长度。他唯一不愿描述的就是雄性海牛的生殖器——虽然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对描述雌性海牛的生殖器却津津乐道。他甚至带回了一块海牛皮，因此我们对其皮毛的肌理有了更好的了解。但我们并不总是如此幸运。”

有一件事是施特莱力所不能及的，那就是拯救海牛本身。当时由于狩猎而已经濒临灭绝的海牛，在施特莱发现它们之后的27年的时间里就逐渐完全消失了。然而，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不能列入其中，因为我们对它们了解得太少。达令草地的跳鼠，查塔姆珍岛的天鹅，阿森松岛的不会飞的秧鸡，至少5种类型的大型海龟，以及别的很多动物，除了它们的名字，我们永远无法了解更多的信息。

弗兰纳里和斯科顿发现，许多动物的灭绝，并不是由于人的残忍或肆无忌惮，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某种冠冕堂皇的愚蠢行为。1894年，在新西兰南、北岛之间的波涛汹涌的海峡中，人们在一块名为斯蒂芬斯的孤零零的岩石上建了一座灯塔，灯塔看守人的小猫不断给它的主人叼来古怪的小鸟。忠于职守的他将其中的几只送到了惠灵顿博物馆。馆长大喜过望，因为这是一种遗留下来的不会飞的鹪鹩——这是有史以来发现过的唯一一种适于栖立而不会飞的鸟。馆长立即动身去那个小岛，但是等他到达那里的时候，小猫已经将所有的鸟杀死了。斯蒂芬斯岛上不会飞的鹪鹩现在只剩下博物馆里那12个标本。

关于鹪鹩，我们至少还有标本。可是，结果证明，物种灭绝以前我们不善照看物种，物种灭绝以后我们的照看能力也往往强不了多少。以可爱的卡罗来纳鹦鹉为例，那种身体呈翠绿色，头部是金黄色的小鸟，一度曾被认为是北美洲最引人注目、最好看的鸟类——正如你会注意到的，鹦鹉通常不会冒险去遥远的北方，在其鼎盛时期，它们的数量极大，只有旅鸽的数量比它们多。但是这种鸟儿曾被农场主视为害鸟，而它们又极易受到伤害，因为它们总是成群而飞，并且还有一种很独特的习惯，一听到枪声，它们会一哄而起（正如你会想到的那样），可是它们几乎马上又会重新飞回来，查看它们应声而落的同伴。

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在他创作于19世纪初期的杰作《美国的鸟类》一书中，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情景：有一次，他朝一棵鹦鹉栖息的树木接连开了几枪：

每一轮枪声过后，虽然它们纷纷落地，然而幸存者的爱心似乎反而增长。因为，它们沿着那个地方飞了几圈之后，又重新飞落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显然以一种同情和关切的目光向下看着它们被杀的同伴，使我再也下不了手。

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种鸟被滥捕滥杀，只有为数不多的依然存活着被关在笼子里。最后一只名为印加的卡罗来纳鹦鹉，1918年死于辛辛那提动物园（不到4年前，最后一只旅鸽死于同一家动物园），它被郑重其事地制作成了标本。现在你去哪里看望可怜的印加呢？谁也不知道，因为动物园把那个标本弄丢了。

上述故事中最令人费解和吃惊之处在于，作为一个热爱鸟类的人，皮尔居然毫不迟疑地打死了数量众多的鹦鹉。他这样做没有任何原因，仅仅是出于兴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那些对世界上的生物有着最强烈兴趣的人，往往就是最可能造成它们灭亡的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就是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思柴尔德，即罗思柴尔德男爵二世。作为一个极其富有的银行家家族的后裔，罗思柴尔德是一个性情怪僻、离群索居的人。他的一生（1868—1937）都是在白金汉郡特林镇他们家厢房的育儿室里度过的，使用的家具也都是他从小就一直使用的——甚至他睡的床也是他小时候睡的幼儿床，尽管他的体重最后重达135千克。

他感兴趣的是博物学，并且成了一个狂热的标本收藏家。他派遣了大批训练有素的人员——一次多达400人——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他们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为的就是寻找新的标本——尤其是飞禽的标本。他们将收集而来的标本装箱或打包寄到罗思柴尔德在特林镇的庄园。收到这些标本以后，罗思柴尔德和他的一帮助手开始分门别类进行详尽的登记和研究。在此基础之上，他出版了一系列的书籍、文集和论文——总计达1 200多卷。罗思柴尔德的博物学车间加工了200多万件标本，为科学资料库增添了5 000多个新品种。

不可思议的是，在19世纪，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投资方面来讲，罗思柴尔德的标本收集都不是最大的。这顶桂冠几乎肯定属于比他稍早而又同样十分富裕的英国收藏家休·康明。康明非常痴迷于标本收集，为此专门定造了一艘大型远洋船，并且雇用了全职的船员到世界各地收集标本——鸟类、植物，各种动物，尤其是贝壳。他们搜集了数量众多的藤壶，后来转送给达尔文，作为他正在从事的有关生殖方面研究的基础。

不过，罗思柴尔德确实是那个时代最具有科学头脑的收集者，同时也是最可悲的杀戮者，因为到了19世纪90年代，他开始对夏威夷产生兴趣，那里也许是地球上最具吸引力而又是最容易遭受破坏的地方。数百万年的与世隔绝使得8 800种独特的动植物在夏威夷进化。尤其使罗思柴尔德感兴趣的是那里五颜六色的珍稀鸟类，这些鸟类数量往往都不多，活动的范围也十分狭窄。

对于夏威夷的许多鸟类来说，它们的可悲之处不仅在于它们特点鲜明，惹人喜爱，非常稀少——它们危险地集这些特点于一身，而且令人伤心的是，它们往往还十分容易捕捉。大管舌鸟——蜜旋木雀中的一种无害的鸟儿，经常怯生生地栖息在寇阿相思树树荫中，可是只要有人模仿它的叫声，它就会立即飞下来以示欢迎。这个种类的最后一只鸟于1896年被罗思柴尔德手下最得力的助手哈里·帕尔默杀害，从此销声匿迹。在此之前5年，它的表亲，一种极其稀少，只见过一只的小管舌鸟已经消失：它被一枪打死，成了罗思柴尔德的收藏品。在10年左右时间里，在罗思柴尔德的天罗地网下，至少有9种夏威夷鸟类消失，甚至可能更多。

几乎不惜一切代价热衷于捉鸟的人绝不仅仅是罗思柴尔德一个人，别的人实际上更残忍。1907年，当一位名叫阿朗森·布赖恩的著名收藏家得知他打死了最后三只黑监督吸蜜鸟，一种10年前刚刚在森林中发现的鸟类时，他说这个消息令他充满“愉悦”。

一句话，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几乎每一种动物，只要它被认为稍微具有一点点攻击性，都要受到人类的残酷对待。1890年，纽约州为猎杀东部山区的狮子支付了100多笔赏金，尽管这种饱受骚扰的狮子很明显已处于灭绝的边缘。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许多州还在持续不断地为猎杀几乎所有种类的肉食动物支付赏金。在西弗吉尼亚州，每年都要给那些捕杀有害生物最多的人授予大学奖学金——而“有害生物”实际上被理解为几乎所有不是农场喂养或被视为宠物的生物。

也许再没有比可爱的小黑胸虫森莺的命运更能形象地说明这个时代是难以理喻的了。这种鸟原产于美国南部，以发出特别悦耳的叫声著称。但是它的数量一直很少，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完全消失，很多年都没有看到它了。接着，1939年，有两个狂热的鸟类爱好者仅仅在相隔两天的时间里，分别在两个相距很远的地点巧遇了几只幸存的虫森莺，他们不约而同地向这些鸟开了枪。

这种灭绝行为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澳大利亚，一直在悬赏捕杀塔斯马尼亚虎（确切的称谓是袋狼），一种长得像狗，背部有明显的老虎条纹的动物，直到过不多久它们中的最后一只于1939年悄无声息地死在霍巴特的一家私家动物园。今天，如果你去塔斯马尼亚博物馆兼美术馆要求看一眼最后一只这种动物——唯一生存到现代的大型肉食有袋动物——他们所能展示给你的仅仅是这种动物的照片和一段61秒钟长的老电影。最后一只存活下来的袋狼死了以后已经随每周清理一次的垃圾扔掉了。

我之所以提这一切，为的是说明，如果你在打算委派哪种生物去照料我们这个寂寞宇宙中的生命，监测它们正在去往何方，记录它们去过何处，你不会选择人类来担当这一项工作。

但是，无可改变的事实是：我们已经被选中了，不管是命中注定，还是天意眷顾，抑或任何别的原因。就我们所知，我们是最优秀的。我们也许是最有智慧的，我们也许是万物之灵长，同时也是万物最可怕之噩梦，想到这一点真令人沮丧。

我们对于自己的照料工作是如此的漫不经心，无论它们活着的时候还是死了以后，究竟有多少种生物已经灭绝，或即将灭绝，或永远不会灭绝，在此过程中我们究竟扮演何种角色，我们都一无所知——真的是一无所知。1979年，在《即将沉没的方舟》一书里，作者诺曼·迈尔斯认为人类活动每周导致地球上的两种物种灭绝。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他将这个数字提高到每周近600种。（这种灭绝包括各程生物——植物、昆虫等等，还有其他动物。）别的人将这个数字估计得更高——每周达1 000多种。另一方面，联合国发表于1995年的一个报告中指出，在过去400年中，已知的动物灭绝种数将近500种，植物650多种——并且指出这个统计“几乎可以肯定是低估了”，尤其对热带物种来说更是如此。不过也有为数不多的人认为，大多数灭绝的数据中有明显夸大的成分。

实际情况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做的许多事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目前在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目前的行动对将来有什么影响。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只拥有一个星球，只有一种生物具有改变她的命运的能力。正如爱德华·O.威尔逊在他的著作《生命的多样性》中以无与伦比的简洁语言所表达的那样：“一个星球，一次实验。”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寓意的话，那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上，实在是十分幸运——这里的“我们”，我指的是所有的生物。在这个宇宙中，获得任何一种生命都是一个奇迹。当然，作为人类，我们更是双倍的幸运。我们不仅享有存在的恩典，而且还享有独一无二的欣赏这种存在的能力，甚至还可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使其变得更加美好。这样一种技巧，我们才刚刚开始掌握。

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优越的位置。从行为科学的意义上说——也就是能够说话，从事艺术，组织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活动——现代人类存在的时间只占地球历史的万分之一，实在短得可怜。但是，即便是存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也需要一连串差不多永无休止的好运。

我们确实还处于起始阶段。当然，问题的关键是确保我们一路走好，并且永无尽头。而这一切，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仅仅有好运相伴是远远不够的。

关于作者

比尔·布莱森，享誉世界的旅游文学作家。1951年出生于美国艾奥瓦州，毕业于美国德雷克大学。从1973年起定居英国(其间回美国短暂待过几年)，曾任职于《泰晤士报》与独立报，同时也为《纽约时报》、《国家地理杂志》等刊物撰文。2005年，布莱森被任命为英国久负盛名的杜伦大学校长。2006年12月，为表彰他在文学上的杰出贡献，他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授予大英帝国官佐勋章（OBE）。

布莱森擅长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所游历的世界，在他的书里，英国式的睿智幽默与美国式的搞笑绝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他的尖刻加上他的博学，让他的文字充满了幽默、机敏和智慧，使他自己成为“目前活在世上的最有趣的旅游文学作家”（《泰晤士报》）。

关于译者

严维明，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授。曾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大学及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1995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译作有《雾都孤儿》、《汤姆·索耶历险记》、《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等几十种，以及散文集《西欧见闻》和《大洋彼岸》。

桂图登字：20-2011-152

AT HOME: A SHORT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By BILL BRYSON

Copyright: © 2010 BY BILL BRY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ED MAT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JIEL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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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趣味生活简史/（英）布莱森著；严维明译. —南宁：接力出版社，2011.6

书名原文: At Home: A Short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ISBN 978-7-5448-1849-0

Ⅰ.①趣… Ⅱ.①布…②严… Ⅲ.①日常生活社会学 Ⅳ.①C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6911号

责任编辑：陈邕 美术编辑：郭树坤

责任校对：刘会乔 责任监印：陈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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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9 字数：450千字

版次：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册

定价：3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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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译本序

前言

第一章 现代生活的序幕

以1851年5月1日在伦敦开幕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展览馆”为标志，现代生活的序幕由此拉开，电灯、电话、电报、抽水马桶、麻醉术、室内管道、煤气照明、制冷、汽车、飞机、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突然之间，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什么都不缺，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第二章 居家的气息

从古罗马人洞穴到普通住宅再到现代豪宅，居家生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舒适的历史。你也许会有点吃惊地想到，对于这栋房子或任何其他房子来说，没有哪个部件的出现是必然的。一切都得经过思考——门呀，窗呀，烟囱呀，楼梯呀——其中许多经过了长时间的试验，比你想象的时间还要长得多。

第三章 门厅

没有哪间屋子的地位在历史上落得比门厅更靠后。门厅现在是擦鞋底、挂帽子的地方，而曾经却是住宅里最重要的屋子。直到烟囱问世，使得房子一层一层往上发展成了可能，从那之后，人们开始有了隐私和个人空间的概念，而房间的空间拓展正是建立在人们对效用和隐私不断改变的看法之上的。

第四章 厨房

据认为，地球上存在3万种可以食用的植物。其中11种——玉米、稻谷、小麦、马铃薯、木薯、高粱、小米、豆子、大麦、黑麦和燕麦——就占了人类全部食物的93%，每一种都是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最先种植的。说到底，我们自己也是石器时代的人。

第五章 洗碟间和食品库

在住宅的设计过程中，越来越注意把仆人挡在看不见的地方，与主人家隔开一段距离，除了绝对需要以外。厨房刚够放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连在一起的洗碟间和食品库的空间更小，因为很大程度上那里是仆人们的天地。这无疑是个很怪的世界，仆人构成了人类的一个阶级，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存在是为了确保人类的另一个阶级在想要什么时，几乎马上就能伸手拿到什么。

第六章 保险丝盒

我们忘了，在发明电以前，世界上的光线是多么暗淡。一支蜡烛——一支好的蜡烛——所提供的照度，勉强相当于一盏100瓦电灯1%的照度。打开你家的冰箱门，里面射出的光比18世纪大多数家庭享有的光的总和还多。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夜晚的世界确实是个很黑暗的地方。

第七章 起居室

若要领会舒适的家庭生活的精神，没有哪里比得上一个有着奇特名字的地方：起居室（drawing room）。这个词是一个古老得多的词withdrawing room的缩略形式，意思是“一处家人可以离开家里的其他人以享有更多隐私的空间”。这个词根本没有在英语里完全扎根和得到广泛使用，到14世纪中叶，除了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以外，这个词已被sitting room取而代之。

第八章 餐厅

出现餐厅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家突然想要在一个专门的地方吃饭，总的说来是由于家里女主人的一个简单的愿望，她不想让漂亮的装有软垫的新家具沾上油污。我们最近发现，这类家具价钱很贵，得意的主人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在上面擦手指。餐厅的到来，标志着一种变化，不仅是摆饭地方的变化，而且是吃饭方式和吃饭时间的变化。

第九章 地下室

原先，地下室主要用作存放煤的地方。今天，里面放着锅炉、不用的衣箱、不合时节的体育器材以及许多贴了封条的纸板箱。那些箱子几乎永远不会再打开，但每次搬家都要小心翼翼地从一栋房子搬到另一栋房子，认为有一天会有人想要一些已经在箱子里放了25年的婴儿衣服。它不是个很合意的场所，但也有个补过的优点：让你了解一点房子上层建筑的情况。

第十章 过道

过道是寓所里最不合意、最阴暗的地方，因为它没有窗户，必须借助从邻近房间开着的门里透进来的任何自然光线。靠近过道中间的地方，有一扇可以关的门——在早先的年代，这门无疑是关着的——把住宅的服务区和对面的私人区分隔开。房子完工的时候，不可能有它。它显然是为了放置在1851年还没有的某种东西才设计的，而那个东西将会改变世界，改变的速度将超出任何人的想象。

第十一章 书房

虽然“书房”这个名字使它听起来像个了不起的地方，但实际上只是个名字好听的贮藏室而已，即使在天气暖和的月份里，里面也是又暗又冷，你都不想在里面久留。如今，书房是旧家具和旧画片的最后避难所——这些东西夫妻的一方十分喜欢，另一方却乐意看到将其付之一炬。我们现在去那里的理由几乎只有一条，那就是检查一下捕鼠夹。

第十二章 花园

对于许多人来说，今天所谓的园艺就是草坪，几乎不指任何别的东西。美国的草坪所占的面积为5万平方英里，超过了任何一种农作物。家庭草坪里的绿草要做的事，和自然界的野草是一样的，那就是长到大约2英尺高，开花，枯黄，死亡。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养一个漂亮的草坪，几乎是我们所干的最不绿色的事情，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

第十三章 紫色屋

把它叫做紫色屋没有别的理由，只因为我们搬进去住的时候，那间屋子的墙壁是漆成那种颜色的。在原先的图纸上，它本来标着“客厅”两个字，但后来在调整的过程中把那个重要房间移到了隔壁。在那次调整中，仆人们没了拟建的“配餐室”，而给了马香先生一间宽敞的餐厅。不管叫什么名字，反正这间屋子是打算用作一种客厅的，很可能是用来接待喜欢的客人。

第十四章 楼梯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栋房子里最危险的部分。实际上，无论在哪里，这都是最充满险情的环境之一：楼梯。谁也不知道楼梯到底有多危险，因为说来也怪，这方面的记录很少。据最保守的统计，在造成偶然死亡的最常见的原因当中，在楼梯上摔倒排在第二位，落在车祸后面，但遥遥领先于溺死、烧死和其他可怕的不幸事故。

第十五章 卧室

卧室是个古怪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最长，干的事情最少，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悄悄地、无意识地干的，家里没有哪个地方能与之相比。然而，生活中许多影响最大、持续最久的不幸之事恰恰发生在卧室里。要是你快要死去或身体不舒服，精疲力竭，性功能不正常，眼泪汪汪，焦虑万分，因情绪低落而不想见人，要不然就心里不大平静和不大高兴，卧室很可能就是能找到你的地方。

第十六章 卫生间

自从toilet这个词问世以后，它所经历的变化之多，也许是英语里哪个词都比不上的。起初，大约在1540年，它指的是一种布，呈缩略形式toile。现在toile依然用来指一种亚麻织物。然后，它的意思变成了用于梳妆台上的一种布。接着，它的意思变成了梳妆台上的物品。接着，它的意思变成了梳妆台本身，然后变成了穿戴的动作，然后变成了一边穿戴一边接待客人的动作，然后变成了梳妆室本身，然后变成了靠近卧室的任何隐蔽房间，然后变成了用作厕所的屋子，最后变成了厕所本身。

第十七章 梳妆室

对于任何有理性的人来说，时尚往往是一件几乎无法捉摸的事。在许多历史时期——也许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时尚的全部推动力看起来似乎一直是可笑至极的。要是同时还能觉得不舒服至极，那就是更大的成功了。穿着不实用的衣服，是一种表明某人不必干体力活的方式。在整个历史上，在许多文化里，这一般都要比穿着舒服重要得多。

第十八章 幼儿房

在现代社会之前，儿童不但不受重视，而且实际上还不大讨人喜欢。把爱投资在小孩子身上是如此危险，如此不划算——无论在哪里，爱是不能给的，都把它看成是毫无意义地浪费精力。感情压根儿谈不上。按照她令人寒心的看法，孩子只是“一种产品”而已。

第十九章 阁楼

我们的故事是从这个阁楼讲起的，现在，我们重新来到这个位于房屋顶部的地方，我们的这次足不出户探寻人类居家生活历程的美妙远足，到这里也就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有朝一日——别以为这是遥远的一天——在60亿左右不大富裕的人当中，许多人势必会要求拥有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而且要像我们容易得到那样容易得到它们。那就意味着要求这颗星球能方便地甚至大方地给予更多的资源。最具讽刺意味的可能是，如果为了过得舒适和快乐而无休止地索取，我们会制造出一个既不舒适又无快乐可言的世界。

关于本书

本书是《万物简史》作者最新扛鼎之作，其创作灵感源自于作者一次石破天惊的发现：房屋不是躲避历史的避难所，而是历史的最终归宿。

在作者看来，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不管人们发现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或激烈争夺了什么，最终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投射到你的家里。战争、饥荒、工业革命、启蒙运动……这些看似与我们相距遥远的历史或许就隐藏在你的沙发里和五斗橱里、在你窗帘的皱褶里、在你松软的枕头里、在你家墙上的油漆里、在你家的自来水管道乃至抽水马桶里。于是，作者决定探究每间屋子在居家生活的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在作者的生花妙笔之下，卫生间是一部个人卫生的历史，厨房是一部烹调的历史，卧室则成了性爱、死亡和睡觉的历史。作者还梳理了从建筑学到电力学，从考古学到园艺学，从食物贮藏到流行病，从香料贸易到艾菲尔铁塔，从女性时装到室内装潢等方面的演变脉络，撰写了一部包罗万象的人类居家生活简史。

一部居家生活史就是人类不断追求舒适的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为了过得舒适和快乐而无休止地索取，我们最终会制造出一个既不舒适又无快乐可言的世界。作者以强烈的好奇心、超人的智慧、独具一格的文笔和娴熟的叙事方式将《万物简史》脍炙人口的风格延续到字里行间，成就了这部思想性与趣味性兼具的大作。

中译本序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于丹

合上这部神奇的书稿时的感受，像是刚刚走出一座博物馆，又像是刚刚坐完一趟过山车，既想尖叫着表达自己的狂喜，又想浅笑合眸，安静回味……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比尔·布莱森这本“穿着拖鞋”写出的历史书，所有发现的起点都在他的家里，在寻常得近乎乏味的琐碎日子里。几乎从窗口向草坪一瞥，就从我们这种非反刍类动物不能食草开始，引出了关于小麦、稻谷、玉米、高粱种种农作物进化的描摹；而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盐和胡椒两种调料，就蕴藏了从医学到民俗学革命式的演进……

这本书像一部百科辞典那么严谨，数字精确，但这本书又像一部最激动人心的故事片，用一格一帧的特写，放大了人类生活进步背后所有的动因：那些必然或偶然的命运，那些隐秘的欢喜或忧伤……追求舒适的愿望驱动了整个人类的生活史，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当事人，我们每个正在居住的家都是一座可以探索的博物馆———前提是我们都愿意像布莱森那样充满孩子般的好奇心，还有对琐碎日子深情的爱。

前言

在英格兰东南部诺福克郡一个宁静而又普通的村子里，有一栋从前的英国圣公会教区长寓所。在我和妻子搬进去一些时候以后，为了查找一处缓慢而又神秘地滴水的地方，我有了上阁楼的理由。由于我们家的阁楼没有楼梯，我得借助一部高高的梯子，还要很不雅观地从天花板上的一扇活板门里钻进去，这是我之前没有上去过（也是之后我再也没有兴致上去）的原因。

当我终于爬进那间积满灰尘、光线昏暗的屋子，挣扎着立起身来时，却意外发现一面外墙上有一扇暗门，那扇门在屋外无论从哪个方向都是看不见的。门很容易打开了，向外通到一个小小的屋顶空间。这地方比餐桌的桌面大不了多少，介于房子的前后山墙之间。维多利亚时代的住宅往往充满了令人困惑的建筑结构，而这栋房子简直更是高深莫测：建筑师为什么要煞费苦心地专门为一个空间设置一扇门？而这块地方显然并不需要，也没有实际用途，这是无法解释的，但它确实有个神奇而又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到最美妙的景色。

当你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观察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世界时，你心里总是觉得很兴奋。我身处诺福克郡的中部，在大约50英尺的高度，几乎可以确保看到全部景色。正中间是那座坚固的古老教堂，我们的这栋房子曾是它的附属建筑物。远处，在一个坡度不大的斜坡下面，离教堂和教区长寓所不太远的地方，就是二者所在的那个村子。在另一个方向，远处是怀蒙达姆修道院，那是一座宏伟的中世纪建筑物，高高矗立在南方的天际线上。在中间的一处田野上，一辆拖拉机隆隆驶过，在土里划出了一道道笔直的线条。除此之外，四面都是宁静惬意、亘古不变的英格兰乡村。

我对这一切之所以比较熟悉，是因为就在前一天，我和一位名叫布赖恩的朋友刚刚走过这片景色中的很大一部分地方。布赖恩才从郡考古学家的位子上退下来，对诺福克郡的历史和地貌了解得可能比哪个活着的人都要多。他从来没有去过我们村里的教堂，很想去看一眼。这是一座漂亮的古代建筑物，比巴黎圣母院还要古老，与沙特尔大教堂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差不多属于同一年代。不过，诺福克郡有许多中世纪的教堂——总共有659座，每平方英里上的教堂数量超过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因此一座都很容易被人忽略。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走进教堂庭院时，布赖恩问道，“乡村教堂看上去几乎总是在下沉？”他指出，眼前的这座教堂耸立在一个浅浅的凹坑里，就像一个放在垫子上的重锤，教堂的地基大约在周围庭院底下3英尺的地方，“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我承认我不知道，我在跟着布赖恩转悠的过程中总是这么回答的。

“哎呀，这并不是因为教堂在下沉，”布赖恩笑着说，“而是因为教堂庭院在升高。你能猜到有多少人葬在这里吗？”

我朝坟地瞥了一眼，估计了一下说：“不知道。80？100？”

“我觉得那很可能有点儿估计不足，”布赖恩以和蔼而又平和的口气说，“你想一想，这样一个乡村教区平均有250个居民，也就是说，每个世纪里就有大约1000个成人死亡，再加上几千个没能活到成年的可怜虫。

把那个数字乘以教堂已经存在的世纪数，你就可以得知，葬在这里的人数不是80，也不是100，而是还要多，比如，很可能是2万。”不要忘记，我们踏出我家正门以后才走了几步。“2万？”我说。

他满不在乎地点了点头。“不用说，这是个很大的数字，这就是地面隆起了3英尺的原因。”他停顿片刻，让我领会他的意思，然后接着说，“诺福克郡有1000个教区，把有人类活动的世纪总数乘以1000个教区，你就可以得知，你是在看着大量有形的文化。”他若有所思地望着面前的几处教堂尖塔，“你从这里望得见大约10—12个别的教区，因此就在这很近的地方——就在这一片始终是无比宁静，没有发生过多少事情的农村——你就很可能看得见大约25万个墓冢。”

布赖恩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为什么一个像诺福克这样一派田园风光、人口不多的郡，一年就有27000个考古发现，多于英格兰的任何别的郡。“很早以来——早在英格兰成为英格兰之前——人们就在这里留下东西。”他给我看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我们郡里所有的考古发现。差不多每块地里都有收获——新石器时代的工具、罗马帝国时代的硬币和陶器、撒克逊人的饰针、青铜器时代的坟墓、北欧海盗的农庄。就在我们院落的外面，1985年有一名从地里走过的农夫拾到了一个稀有的、毫无疑问是罗马人使用的生殖器垂饰。

对我来说，这在过去甚至现在依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想象有个穿着托加袍的人，站在如今是我的地盘的边缘，全身上下拍了拍，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宝贝东西丢了；之后，那个东西在土里埋了十七八个世纪，经历了无数代的人类活动，经历了撒克逊人、北欧海盗和诺曼人的出现和消失，经历了英语的产生、英格兰民族的诞生、君主政体的延续和发展等等，最后被一个20世纪末的农夫拾了起来，可能连他自己也是一脸吃惊的神色。

现在，当我站在自己家的屋顶上，望着这出人意料的美景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在2000年的人类活动过程中，唯一引起外界注意的事，哪怕是在短暂的时间里，竟然是发现了一个罗马人生殖器垂饰，真是很值得称颂的。剩下的就是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人默默无闻地从事日常事务——吃饭，睡觉，过性生活，努力自娱自乐。我突然想到，就像经历360度大转弯那样强烈地想到，实际上，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广大民众做普通的事。连爱因斯坦在一生中也要花掉很大的一部分时间来考虑自己的假期，或买什么样的新吊床，或觉得从街对面电车上下来的那位年轻小姐的脚踝是多么娇美。我们的生活里、思想中就是充满了这些东西；然而，我们却认为这些事情是无足轻重的，几乎不值得认真考虑的。我不知道自己在念书的那些年头里用了多少个小时来研究《密苏里妥协案》[1]或玫瑰战争[2]，但比人家鼓励我或允许我花在研究吃饭、睡觉、过性生活或努力自娱自乐的历史上的时间要多得多。

于是，我觉得，用一本书的长度来考虑一下生活中的普通事情，给予它们一次关注，认为它们似乎也是很重要的，这或许是很有意思的。我环视一下我的住宅，不由得吃了一惊，有点可怕地意识到自己对身边的家庭生活了解得如此之少。一天下午，我坐在厨房的餐桌旁边，心不在焉地摆弄着盐瓶和胡椒瓶，心里突然想到，世界上有那么多种香料，为什么偏偏要对这两种东西情有独钟，我完全不知道。比如：为什么不是胡椒和豆蔻，或者为什么不是盐和桂皮呢？为什么叉子有4根齿尖，而不是3根或5根齿尖呢？这些事情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心里转念，为什么我的西装上衣的每个袖子上都毫无意义地缝着一排扣子。我听到收音机里提到某人支付房费和“木板”费，意识到人们谈论房费和“木板”费时，自己不知道他们所谓的“木板”费指的是什么。突然之间，这个家对我来说似乎成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于是，我拿定主意要在家里转一转，从一间屋子转到另一间屋子，考虑一下每间屋子在居家生活的演变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卫生间会是一部个人卫生的历史，厨房会是一部烹调的历史，卧室会是一部性爱、死亡和睡觉的历史，如此等等，我要在不出家门的情况下写一部世界史。

我必须说，这个想法有一定吸引力。最近我写过一本书，试图了解宇宙以及它的形成过程。那倒是个相当大的工程，你会意识到的。因此，写写完全在英格兰村子里一栋原教区长寓所范围之内的，严格限定在其框框内的事，这个想法显然是有吸引力的。这里终于有一本书，我可以穿着拖鞋就把它写出来。

事实上，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住宅是个极其复杂的博物馆。我发现，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不管人们发现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或激烈争夺了什么——最终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落实到你的家里，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战争、饥荒、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它们都在你的沙发里和五斗橱里，在你窗帘的皱褶里，在你松软的枕头里，在你家墙上的油漆里，在你家的自来水里。因此，家庭生活的历史，不仅是床、沙发和厨房炉灶的历史，就像我起初无知地以为的那样，而且是坏血病和鸟粪的历史、埃菲尔铁塔的历史、臭虫的历史、盗尸的历史，一切其他已经发生过的事的历史。住宅不是躲避历史的避难所，它们是历史的最终归宿。我几乎无须指出，任何类型的历史书往往都是洋洋洒洒的。为了把居家生活的故事压缩在一本书里，我不得不从一开始就精心选择材料，这是明摆着的。因此，我虽然不时大胆地涉及遥远的过去（比如，若要讨论洗澡，你就不可能不谈到古罗马人），但接下来主要集中讨论发生在最近大约150年里的事，就是现代世界真正诞生的这段时间，也恰好是我们将要去转悠的那栋房子所存在的时间。

我们已经习惯于我们生活中的许多舒适条件——习惯于干净、暖和和吃好——我们忘了其中的大多数方面在不久以前是什么样的。实际上，我们实现这样的条件花了极其漫长的时间，而大部分又是一下子实现的。那么，这些条件是怎么实现的，为什么要花那么长的时间才实现，这将是本书要讨论的问题。

虽然我没有说出原教区长寓所所在的那个村子的名字，但我应当指出，这栋房子是真实存在的，与此有关的人（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也都是真实存在的。我还应当指出，第一章里提到托马斯·贝斯牧师的那段文字，与我为《预见未来：科学与皇家学会的故事》写的前言中的略有不同。

约瑟夫·帕克斯顿为1851年博览会设计的水晶宫内景

[1] 指1820—1821年美国国会围绕密苏里加入联邦问题所通过的妥协案。——译注

[2] 玫瑰战争亦称“蔷薇战争”，是1455—1485年期间英国封建贵族为争夺王位而发生的战争。——译注

底层平面图

楼层平面图

第一章 现代生活的序幕

以1851年5月1日在伦敦开幕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展览馆”为标志，现代生活的序幕由此拉开，电灯、电话、电报、抽水马桶、麻醉术、室内管道、煤气照明、制冷、汽车、飞机、摩天大楼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突然之间，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什么都不缺，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

1850年秋，一栋非同寻常的建筑物在伦敦的海德公园拔地而起。那是个用钢铁和玻璃盖成的大棚，占地面积19英亩，其空间大得足以盛下4座圣保罗大教堂。在它存在的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它的正式名称叫做“万国工业博览会展览馆”。它无与伦比的宏伟，但它如此突然、如此亮丽、如此壮观地出现在那里，真让人缺乏思想准备，因此更显得非同一般。《潘趣》周刊的专栏作家道格拉斯·杰罗尔德把它称为水晶宫，后来人们就一直这么叫着。

盖这栋房子只花了5个月，它能盖得起来本身就是个奇迹。不到一年以前，连个影子还都没有。博览会是公务员亨利·科尔的梦想，他在历史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主要贡献是发明了圣诞贺卡（用来鼓励人们使用新的便士邮政）。1849年，科尔参观了巴黎博览会—— 一件相对地方性的事，限于法国制造商——很想在英国举办类似的博览会，但规模要比这大。他说服了包括艾伯特亲王在内的许多名流，唤起他们对举办博览会的兴趣。1850年1月11日，他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计划博览会在次年5月1日开幕。这样，他们只有不足16个月的时间来设计和建造最大的建筑物，从世界各地吸引成千上万件展品，配置餐馆和休息室，招聘工作人员，安排保险和警力，印刷传单，以及其他千头万绪的事情。而英国人当时还根本不认为需要举办这样一个花钱很多、打乱一切的博览会呢。这显然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也显然没有办到。在一次公开招标中，总共提交了245份展馆的设计图样，所有的图样都被认为不可行而被退回了。

面对这种灾难性的情况，委员会干了有时候别的委员会在困境中会干的事：它成立了另一个委员会，并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万国工业博览会皇家筹备委员会建筑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4名成员组成：马修·迪格比·怀亚特、欧文·琼斯、查尔斯·怀尔德和伟大的工程师伊桑巴德·金登·布鲁内尔——他们的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提出一个配得上历史上最大的博览会的设计方案，而且时间只有10个月，资金极其短缺。在委员会的4名成员当中，只有年轻的怀亚特是受过训练的建筑师，而他实际上还没有建造过任何东西。在他职业生涯的这个阶段，他是以写作来谋生的。怀尔德是一名工程师，他以前基本上是跟船舶和桥梁打交道的。琼斯是一名室内装修工。只有布鲁内尔搞过大型工程，他无疑是个天才，不过是个令人担忧的天才，因为他几乎总是先要花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才能在他的雄心壮志和客观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

那4个人此时想出来的建筑物是个令人不快、不可思议的东西。又大又矮又暗，阴森森的，完全具备了一个斗兽场的气质，简直是闹着玩，仿佛是4个人在匆忙之中搞出来的东西。所需的费用几乎无法计算，但肯定是无论如何建不起来的。工程需要3000万块砖，没法保证这么多的砖头能弄得来，更不用说能及时把那些砖头砌起来了。最糟糕的是布鲁内尔的杰作：一个直径为200英尺的钢铁穹顶——这毫无疑问是个醒目的特色，但在单层建筑物上面搞这么个东西是相当古怪的，以前从来没有人造过这么大的铁家伙。而且，布鲁内尔在着手摆弄之前，下面先得有个建筑物，这一切需要10个月时间才能完成，而这项工程只打算存在半年还不到。事后谁来拆卸这一切？这么巨大的穹顶和几千万块砖头怎么办？这些问题简直不堪设想。

就在这场危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有个人物不慌不忙地登上了舞台，他名叫约瑟夫·帕克斯顿，是德文郡公爵的公府查兹伍思府（但是，英格兰的情况说来也怪，这个地方位于德比郡）的首席园艺师。帕克斯顿是个奇才，他1803年生于贝德福德郡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14岁那年就被送出去当园艺学徒，但他很有出息，不到6年时间就在伦敦西部新成立的很有名气的园艺协会（不久就将更名为皇家园艺协会）经营一个实验树木园——对实际上还是个孩子的他来说，这是个责任重大的工作。有一天，他在那里跟德文郡公爵交谈起来。那位公爵拥有邻近的切西克府以及不列颠群岛上的其他许多地方——大约20万英亩良田以及负责管理这些田地的7栋豪宅。公爵顿时喜欢上了帕克斯顿，倒不是因为他展示了什么特别的才能，而是因为他说话声音铿然，清楚明白。公爵耳朵有点背，喜欢别人口齿清楚。他一时冲动，邀请帕克斯顿去查兹伍思府担任首席园艺师。帕克斯顿接受了邀请，那时他才22岁。

这是有史以来贵族做出的最明智的举动。帕克斯顿立即以饱满的精力和加倍的勤奋投入到工作中，真是令人赞叹不已。他设计并安装了著名的皇帝喷泉，喷出的水柱高达290英尺——这是个水力学工程方面的业绩，迄今在欧洲只被超越过一次；他建造了英国最大的假山；他设计了一个新的住宅区；他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大丽菊专家；他因培育出英国最优良的瓜、无花果和桃子而多次获奖；他建造了一个大型热带暖房，名叫“大温室”，占地1英亩，其空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1843年维多利亚女王来参观时竟可以坐着马车进去。通过提高房地产的管理水平，他帮公爵还清了100万英镑的债务。在公爵的赞助之下，他创办并经营两本园艺杂志和一份全国性的日报《每日新闻》。查尔斯·狄更斯一度担任过这家日报的编辑。他撰写园艺方面的书，聪明地投资铁路公司的股份，应邀担任其中3家铁路公司的董事会董事。他在利物浦附近的伯肯黑德设计并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公园。美国的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对此深感兴趣，按照这个模式在纽约建造了中央公园。1849年，邱园的首席植物学家给帕克斯顿送来一株稀有而又快要死掉的百合花，看他能不能把它救活。帕克斯顿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暖房——你听了也不会感到意外——不到3个月，那株百合又开花了。

当他获悉博览会委员会的委员们正在千方百计为展馆寻觅设计方案时，他忽然想到，他设计的暖房那样的建筑物可能适用。在主持米德兰铁路公司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过程中，他在一张吸墨纸上信手画了一张草图，并在两个星期里完成了图纸供委员会审阅。实际上，这份设计图样打破了所有的竞争规则，它是在过了截止时间才递交的，除了使用大量玻璃和钢铁以外，还要使用许多易燃材料——比如几英亩面积的木地板——根据规定这是绝对禁止的。建筑顾问们不无道理地指出，帕克斯顿不是个受过训练的建筑师，以前从来没有尝试过建造这么大型的东西。不过，当然啰，当时谁也没有尝试过。因此，谁也不敢完全肯定说这个方案不行。很多人担心，一旦受到大量阳光照射，加上摩肩接踵的人群，那个建筑物会变得热得受不了。还有的人担心，上面玻璃之间的格条在夏天会受热膨胀，玻璃片会悄然脱落，砸在下面参观人群的身上。最令人担心的是，整个建筑物看上去不大牢固，会在暴风雨中彻底散架。

因此，帕克斯顿的设计图纸让人强烈感到风险很大。然而，经过几天焦虑不安的犹豫以后，委员们最终还是批准了这项计划。比之把该世纪最大胆、最有代表性的建筑工程交给一名园艺师，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实际上绝对没有——更能说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以及它那创造辉煌成就的能力。帕克斯顿的水晶宫根本不需要砖头——实际上也没有用灰浆，也没有用水泥，也没有打地基。它只是用螺栓拧在一起，像一顶帐篷那样建在地面上。这不仅聪明地解决了天大的难题，而且是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帕克斯顿的展览馆的最大优点，是它可以使用预制的标准部件。它的核心部件只有一个—— 一根3英尺宽、23.25英尺长的铸铁桁梁，可以跟配套的桁架安装在一起，构成一个框架，然后在上面装上玻璃。所用的玻璃面积将近100万平方英尺，是英国正常年份年产量的1/3。他还设计了一个专门的移动平台，可以顺着屋顶的承重部分移动，能使工人以每星期18000块的速度安装玻璃——这个工作效率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是个奇迹。为了安装必需的大量排水管道——总长度达到大约20英里——帕克斯顿设计了一台由一个小组来操作的机器，一天可以铺设2000英尺管道——这个量以前需要300名工人耗时一天才能完成。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这个工程都是个奇迹。

帕克斯顿在时间上很走运。恰恰在举办博览会的这个时候，玻璃突然不像以前那样货源稀少。玻璃一直是一种不大好使用的材料，实际上，玻璃也不大好生产，或者说不是特别容易生产。因此，在玻璃问世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它一直是一种奢侈品。幸亏有两项技术突破改变了那种局面。一是法国人发明了平板玻璃——之所以起这么个名字，是因为玻璃熔液要平铺在叫做平板的工作台上。这就可以第一次生产出真正大块的玻璃板，使得商店橱窗成为可能。然而，平板玻璃在碾平以后需要冷却10天，这意味着每张工作台在大部分时间里不能使用，接着，每块玻璃都要花大量工夫去磨光，这很自然使得玻璃的价钱昂贵。1838年，一种价格比较便宜的改进型平板玻璃问世了。它具有平板玻璃的大部分优点，但冷却得比较快，也不需要花太多工夫去磨光，因此价格要便宜得多。突然之间，可以经济地无限量地生产大块玻璃了。

与此同时，两项长期征收的税在这个时候取消了：窗户税和玻璃税（严格来说是一种消费税）。窗户税可以追溯到1696年，严重打击了人们开窗户的积极性，因此在建筑物上，人们在本来可以开窗户的地方就不开窗户了。用砖头堵住的窗洞就是今天英国许多早期建筑物上的一个特色，这些窗洞在过去一度用油漆漆成窗户的样子。（今天人们有时候依然采用这种方法，这是一件憾事。）这项税收遭到人们的痛恨，被称作是“空气和光线税”。这意味着许多仆人和其他经济拮据的人不得不生活在不透气的屋子里。

第二项税是从1746年开始征收的。它不是根据窗户的数量，而是根据窗户上玻璃的重量来征收，因此在整个乔治时代，玻璃都造得又薄又不结实，而窗户的框子不得不因此而做得很结实。著名的圆玻璃窗这时候也成了一大特色，这是当时的玻璃生产方式决定的：那种方式生产所谓的冠状玻璃（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那种玻璃稍稍呈凸形或王冠形）。玻璃板上像牛眼睛似的地方表明是吹制工的顶底杆——吹制工的工具——粘住的位置。由于玻璃的那个部分有疵点，可以不纳税，因此那种玻璃在节俭的人当中有某种吸引力。圆玻璃窗在廉价旅店和企业很受欢迎，也用在私人住宅的屋后，反正质量在那里并不重要。窗户税于1845年取消，在此之前征收了差不多100年时间；接着，玻璃税也于1851年适时废除。而恰好在那个时候，帕克斯顿所需要的玻璃数量比以往的任何人都要多，价钱也降了一半多。这一点，再加上技术进步提高了生产力，使得建造水晶宫成为可能。

那栋建筑物完工以后，恰好是1851英尺长（以庆祝1851年）、408英尺宽，中央顶梁处差不多有110英尺高——里面宽敞得容下了一条很漂亮的两边栽有榆树的林荫道，否则你还得把这批榆树砍掉呢。由于建筑物很大，因此需要使用大量建筑材料：293655块玻璃，33000根铸铁桁梁，几万英尺木地板，但由于帕克斯顿的方法得当，最后的成本是极其合意的8万英镑。从开工到完工，工程只花了不到35个星期。相比之下，修建圣保罗教堂历时35年。

两英里以外，新的国会大厦已经建了10年，离完工还远着呢。《潘趣》杂志的一位作家半开玩笑地建议，政府应当委托帕克斯顿设计一座水晶国会大厦。于是就产生一句口头禅，凡是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人们就会说：“快去请教帕克斯顿。”

水晶宫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又是最轻的建筑物。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见到大量玻璃，但对生活在1851年的人来说，在一栋建筑物里面漫步走过几立方英亩明亮而宽敞的空间是会眼花缭乱的，甚至是头晕目眩的。参观者从远处走来第一眼看到那个博览会展览馆，只见它闪闪发亮，里外透明，他到底是什么感觉，我们确实是很难想象的。它或许像个肥皂泡，娇贵而又易碎，是个不大可能存在的奇迹。对任何来到海德公园的人来说，第一眼看到的是水晶宫飘浮在树顶上方，在阳光中闪耀，眼前的景象会使他一时间目瞪口呆。

二

1851年，在水晶宫在伦敦拔地而起的同时，在东北方向110英里的地方，在一座古老的乡村教堂旁边，在诺福克辽阔的天空底下，怀蒙翰集镇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盖起了一栋小得多的建筑物：一栋没有特色、布局凌乱的牧师寓所。上面，屋顶没有规则，有着封檐板山墙和很漂亮的烟囱，是仔细按照哥特式风格建造的。底下，正如维多利亚时代深受欢迎的多产小说家玛格丽特·奥利芬特在她的小说《主持牧师》里描述这类房子时说的，是“一栋蛮大的房子，非常舒适，足以过上稳定、体面的生活”。

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们将离不开这栋房子。它是由艾尔沙姆的一位名叫爱德华·塔尔的建筑师为很有教养的年轻牧师托马斯·J.G.马香设计的。我们将会看到，那位可爱的建筑师缺少普通的才华。马香29岁，是一种制度的受益者。那种制度为他和他那样的其他人提供了良好的生活条件而又几乎不要求多少回报。

1851年，当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英国圣公会共有17621名神职人员。一位乡村教区长只要照管大约250名信徒，便可享受平均500英镑的收入——差不多相当于像博览会的幕后人物亨利·科尔那样的高级公务员的收入。投身神职工作成了贵族和绅士们的年轻儿子所走的捷径之一（另一条是从军），因此他们往往还带着家里的财富赴任。许多教士的俸金里还要加上从教区土地或农田征收来的大量地租。那些土地或农田是和任命附在一起的。连那些最没有特权的教区牧师一般也过着小康生活。简·奥斯丁[1]是在汉普郡斯蒂文顿一个她认为是寒酸不堪的教区长家里长大的，但就连那个家也有客厅、厨房、接待室、书房和图书室，以及7间卧室——算不上是一个艰苦的职位。最高的教士俸金是在剑桥郡的道丁顿，有38000英亩土地，每年为那位幸运的牧师带来7300英镑的收入——相当于今天的500万英镑——直到1865年那个地产被分解为止。[2]英国圣公会的神职人员可以分为两类：教区牧师和教区长。在教会里，二者差别不大，但在经济上，二者差别很大。在历史上，教区牧师是教区长的代表，但在马香先生的时代，那种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一名神职人员究竟是叫做教区牧师还是教区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的传统。然而，在收入上依然存在差别。

神职人员的薪金不是由教会支付的，而是来自租金和捐税。捐税有两种：大捐税来自主要作物，如小麦和大麦；小捐税来自菜园、喂家畜的饲料坚果以及其他次要的干饲料。教区长收取大捐税，教区牧师收取小捐税。这意味着，二者当中，教区长往往要富裕一些，有时候要富裕得多。捐税是造成教会和农民之间关系长期紧张的根源。1836年，即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前一年，决定把事情简化一下。之后，农民不是把作物的规定部分交给当地神职人员，而是按照土地总的价值每年给他一笔固定的钱。这意味着，即使农民歉收，神职人员也可以拿到他的份额。而这又意味着，对于神职人员来说，年年都是好年成。

乡村神职人员的作用是不大明确的。虔诚不一定是个要求，甚至不一定是大家所期望的东西。在英国圣公会里，一个人被授予神职，需要大学学位，但大多数牧师攻读古典文学，不研究神学，因此在如何做祷告，如何提供精神鼓励和慰解，或在其他方面提供有意义的基督教义支持，他们没有受过训练。许多牧师甚至懒得组织布道材料，而只是买一大本现成的布道材料，每个星期照本宣读一篇。

虽然谁也没有想到，但结果却产生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非常有钱的人。他们有的是空余时间。因此，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开始干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历史上从来没有哪批人从事过比他们更广泛且能给自己带来荣誉的活动。而实际上，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这都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请看下面几位神职人员：

约克郡的偏远地区有一位教区牧师，名叫乔治·贝尔顿。来他那里做礼拜的人太少，他就把教堂的一半地方改成了鸡舍，而他成了一位自学成才的语言学权威，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冰岛文词典。在不远的地方，约克附近有一位教区牧师，叫做劳伦斯·斯特恩，他写出了几部很受欢迎的小说，尤其有名的是《商第传》。莱斯特郡的乡村教区长埃德蒙·卡特赖特发明了动力驱动的织机，使得工业革命真正工业化，到举办博览会的时候，仅在英格兰就有25万多台这类织机在使用。

在德文郡，杰克·拉塞尔牧师培育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猎犬，而在牛津郡，威廉·巴克兰牧师是对恐龙进行科学描述的第一人，绝非偶然地成为世界上粪化石的主要权威。在萨里郡，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写出了《人口论》（你应当从小学时代就记得，该书提出，从数学的道理来解释，粮食供应的增长永远也跟不上人口增长），从而创立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达勒姆郡的威廉·格林韦尔牧师是近代考古学的创始人，虽然在垂钓者当中可能更记得他发明了“格林韦尔的光荣”，即一种人们最喜欢用作钓饵的假蝇。

在多塞特郡，有着一个生气勃勃的名字的奥克塔维厄斯·皮卡德-坎布里奇成为世界上研究蜘蛛的主要权威，而和他同时代的威廉·谢泼德写出了一部淫秽笑话史。约克郡的约翰·克莱顿牧师首次展示了实用煤气照明装置。曼彻斯特的乔治·加勒特发明了潜艇。[3]开花的醉鱼草属植物是以埃塞克斯郡的植物学家兼教区牧师亚当·巴德尔的名字命名的。伯克郡的约翰·麦肯齐·培根是热气球运动的先驱，空中摄影的创始人。萨拜因·巴林-古尔德撰写了赞歌《前进，基督战士们》，更出人意料的是，他写出了第一部描述狼人的小说。康沃尔的罗伯特·斯蒂芬·霍克牧师写出了漂亮的诗歌，连朗费罗和丁尼生都非常喜欢，虽然他总是戴着一顶粉红色的毡帽，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吸着鸦片，令他教区里的居民有点儿吃惊。

汉普郡西威尔德地区的吉伯特·怀特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敬重的博物学家，写出了通俗易懂、至今还很受喜爱的《塞尔本地区自然史》。在北安普顿郡，M.J.伯克利牧师成为真菌和树木疾病研究方面最杰出的权威；不大走运的是，他似乎要对许多有害疾病的扩散负责，包括在所有家庭园艺植物枯萎病中最致命的白粉病。德比郡的一位教区长约翰·米歇尔教会威廉·赫谢尔怎么制作望远镜，后来赫谢尔用那种望远镜发现了天王星。米歇尔还想出了一个称地球重量的方法，这可以被认为是整个18世纪最聪明的科学实践。但是，那个方法还没有付诸实施他就去世了。那个实验最后由亨利·卡文迪许在伦敦完成。卡文迪许是帕克斯顿的雇主德文郡公爵的一位很有才华的亲属。

最不同寻常的神职人员也许要算是来自肯特郡滕布里奇威尔斯的托马斯·贝斯牧师。他生活在大约1701年到1761年。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他是个十分腼腆、毫无前途的牧师，但却是个出色的数学家。在某个时候——到底什么时候不大确定——他发明了一个数学等式，那个等式后来被称为贝斯定理。它是这样的：

p （θ｜y）=p（θ） p（y｜θ）/∫p（η） p （y｜η）dη

懂得这个公式的人可以用它来解决牵涉到概率分布（有时候也称作反概率）的各种极其复杂的问题。这是一种根据部分信息得出数据可靠的概率的方法。贝斯原理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在贝斯自己在世的时候，这个原理没有被实际使用过。你需要计算机才能完成必要的计算。因此，在贝斯的年代，那只是一种有趣而又毫无意义的活动。贝斯对自己的原理显然不大重视，因此也懒得把它公之于众。1763年，即贝斯去世后两年，一位朋友把它交给了伦敦的皇家学会。皇家学会把它刊登在该学会的《哲学学报》上，并起了个不大显眼的标题：《论用可能性学说来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个原理在数学史上是个伟大的里程碑。今天，贝斯原理用于模拟天气变化、预测股票市场动向、使用放射性碳测定年代、解释宇宙里发生的事件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只要在解释概率是个问题的地方——这都要归功于18世纪一名英国牧师留下的富有创见的笔记。

许多别的神职人员没有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却生出相当伟大的子女。约翰·德莱顿、克里斯托弗·雷恩、罗伯特·胡克、托马斯·霍布斯、奥利弗·戈德史密斯、简·奥斯丁、乔舒亚·雷诺兹、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霍雷希亚·纳尔逊、勃朗特姐妹、艾尔弗雷德·洛德·丁尼生、塞西尔·罗兹以及刘易斯·卡罗尔（他本人也被授过神职，虽然始终没有干过那一行），他们都是牧师的后代。你可以在电子版的《牛津国家传记词典》上做一下词汇搜索，便可以了解一点神职人员那非比寻常的影响。输入“教区长”一词，你就能获得将近4600条提示，输入“教区牧师”可以再获得3300条。而输入“物理学家”只能获得338条，输入“经济学家”只能获得492条，输入“发明家”只能获得639条，输入“科学家”只能获得741条，这和神职人员相比肯定是比较少的了。（有意思的是，这类人的条目，比之输入“玩弄女性者”、“杀人犯”或“疯子”等词所出现的条目多不了多少，却远远地落在“怪人”这个有1010条搜索结果的词后面。）

神职人员中有那么多的杰出人物，于是我们就很容易忘记，这些人实际上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更像我们的马香先生。他们即使有什么成就的话，或者说，他们即使有什么雄心壮志的话，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马香先生跟名望最沾边的地方，是他的曾祖父罗伯特·马香创立了物候学，即跟踪季节变化的科学（如果这么叫不太过分的话）——树木最早什么时候发芽，春天布谷鸟最早什么时候叫，等等。你也许会觉得这类事人们反正自然而然地会去做的，其实不然，至少不会很系统地去做。在马香的影响之下，观察季节变化在全世界成为一种非常流行、非常被看重的娱乐活动。在美国，托马斯·杰斐逊就是一位虔诚的爱好者。即使在当了总统以后，他还挤出时间来注意华盛顿市场上37种水果和蔬菜什么时候第一次出现，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出现；他还让在蒙蒂塞洛的代理人在那里做类似的观察，看看两地在相同的日期在气候上有什么大的不同。如果现代气候学家说春天苹果花比以前早开了3个星期等等，他们往往使用罗伯特·马香的记录作为原始资料。这位马香还是东英吉利最富有的地主之一，他在诺里奇附近那个有着奇特名字的 “没有稻草的斯特拉顿村”有个很大的庄园。1822年，托马斯·约翰·戈登·马香就出生在那里并在那里度过大半辈子，然后才走出大约12英里路来到我们的村里担任教区长。

对于托马斯·马香在那里的生活，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恰好有一位牧师做了记录，因此我们对那个伟大的乡村牧师时代里的乡村牧师的日常生活了解得还不少。那位牧师生活在附近的威斯顿龙维尔教区，就在田野以北5英里的地方（从我们教区长寓所的屋顶上恰好看得见）。他叫詹姆斯·伍德福德，比马香要早50年，但生活情况不会有多大变化。伍德福德并不是特别专注，也不是很有学问，更谈不上天资聪明、才华横溢，但他能享受生活，连续45年写下了很生动的日记。日记作者对一位乡村牧师的生活有着特别详细的观察。这部日记被遗忘了200年，于1924年被重新发现，并以缩写本的形式出版成书，书名是《一位乡村牧师的日记》。它成为一本国际畅销书，尽管有一位批评家说它“不过是一个贪吃的人的流水账”。

18世纪餐桌上的食物丰富得惊人，伍德福德差不多把每顿饭都做了认真和详细的记录。下面是他在1784年坐下来吃的一顿典型正餐的内容：蚝油多佛尔鳎鱼、童子鸡、牛舌、烤牛肉、汤、小牛肉丝炒蘑菇、鸽肉馅饼、杂碎、仔鹅炒青豆、杏子酱、干酪饼、炖蘑菇等等。他描述的另一顿饭的内容是：一盘丁鱼、火腿、三碟禽肉、两碟烤鸭、猪颈肉、梅子布丁和梅子馅饼、苹果馅饼以及各种水果和坚果，都用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啤酒及苹果酒送进肚子。丰盛的饭菜是风雨无阻的，任何外界的干扰也挡不住。

他妹妹死的时候，伍德福德在日记里记下了他由衷的悲痛，但还是腾出地方来写道：“今天的正餐是一顿美味的烤火鸡。”美国独立战争几乎没有提到，但1789年巴士底狱陷落的时候，他注意到了那个消息，但他用了更多的篇幅来记录早餐。真是恰当不过，他最后一篇日记记录的也是一顿饭的情况。

伍德福德是个正派不过的人——他时常把食品送给穷人，过着无可挑剔的生活——但是，他那些年的日记里没有任何内容表明他用片刻时间考虑过编写布道材料，或者对他的教区居民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除了写到要是有人邀请他吃饭，他会很高兴地和他们一起用餐。即使他不代表典型的情况，他也肯定代表了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至于马香先生在哪些方面符合这种情况，那完全说不清楚。如果他的生活目标是尽量不在历史上留下痕迹，那么他做得很出色。1851年，他29岁，依然未婚。这种状况他一直保持终生。他的女管家，很有意思，她有个不同寻常的名字，叫伊丽莎白·沃姆[4]，她跟着他40年，直到1899年去世，因此至少她觉得他是个合得来的伙伴，但别人跟他是合得来还是合不来，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有个令人鼓舞的小线索。1851年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英国圣公会做了个全国调查，看看那天实际上有多少人去教堂做礼拜，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英格兰和威尔士有一半以上的人根本不去教堂，只有20%的人去做圣公会的礼拜。无论他们怎么聪明，有本事创立原理，或者能编出冰岛文词典，神职人员对于社区来说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重要。幸好，在马香的教区似乎还没有出现上述迹象。人口普查记录显示，那个礼拜天，有79名信徒参加了上午的仪式，86名出席了下午的仪式。那差不多相当于该教区70%的居民——这个结果比全国的平均数好得多。如果那个情况代表了通常前来听他布道的听众数量，那么我们的马香先生似乎还是个挺受尊敬的人。

[1] 奥斯丁（1775—1817），英国女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爱玛》等。——译注

[2] 1851年的价值无法和今天的价值进行直接比较，因为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衡量标准来计算。现在也许是价格昂贵的东西（如农田、住在雇主家的仆人等）在当时可能比较便宜，反之也是一样。我要感谢达勒姆大学的拉纳尔德·米基教授，他提出，最精确的计算方法是比较1851年和现在的零售价格指数。以这种方法来看，马香先生的500英镑大约相当于今天的40万英镑（或63万美元），1851年英国的人均收入是刚过20英镑。——原注

[3] 那条船叫做“里萨根”号，意思是“我会再起来”。这证明是个不大吉利的名字。1878年下水3个月之后，它在一次风暴中沉没于爱尔兰海，再也没有起来。实际上，加勒特也没有东山再起，有过那番经历以后，他灰心丧气，放弃了布道和发明工作，移居佛罗里达。他在那里干起了农活，但那证明也是一场灾难。他在美西战争中成为美国军队中的一名步兵，结束了令他失望的每况愈下的生活。最后，他贫困不堪，被人遗忘，1902年患肺结核死于纽约。——原注

[4] 沃姆的英语是Worm，是“虫子”的意思，因此作者说“很有意思”。——译注

三

在英国圣公会对出席做礼拜的人数进行调查的同一个月，英国还进行了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那次普查很有信心地显示，全国人口的精确数字为20959477人。这仅占世界总人口的1.6%，但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具有生产力的一部分人。占世界人口1.6%的英国生产了世界上一半的煤和铁，控制着将近2/3的海运，从事着1/3的贸易。实际上，世界上所有的成品棉都产自英国的工厂，而那些工厂里的机器都是英国发明、英国制造的。伦敦银行里的存款，比世界上所有金融中心的存款的总和还要多。伦敦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巨型帝国的中心，这个帝国的面积在巅峰时候将要达到1150万平方英里，《上帝保佑女王》将成为世界上1/4人口的国歌。实际上，在每个可以计算得出数字的方面，英国都排在世界前列。英国是那个时代最富有、最有创造力、最有成就的国家——在那个国家里，连园艺师都可以变成大名人。

突然之间，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什么都不缺，卡尔·马克思当时住在伦敦，他以一种惊讶的口气说，在英国你可以买到500种不同的锤子。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可以这么说，现代伦敦人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留下的一个大城市，而维多利亚人亲眼看到这个城市的变化过程。伦敦在12年里修建了8个火车站。到处是一片纷乱的场景——沟渠，隧道，挖土开掘，拥挤的马车和其他车辆，烟雾，喧闹声，嘈杂声——这个城市里到处都在修建铁路、桥梁、下水道、泵站、电厂、地铁线等等，这意味着伦敦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嘈杂、最肮脏、最泥泞、最繁忙、最压抑、翻了个底朝天的地方。

1851年的人口普查还显示，这时候英国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最显而易见的结果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么多人流。现在，人们一起干活，一起旅行，一起上学，大批进监狱，大批住医院，他们出门享受生活也是成群结队。他们以最大的热情、最大的喜悦要去的地方不是别处，就是水晶宫。

如果说那栋建筑物本身是个奇迹，那么里面奇妙的展品也绝不逊色，差不多有10万件展品摆放在1.4万张不同的展台上。新奇的物品包括一把有1851个刀刃的小刀、用家具大小的煤块雕刻而成的家具（只是为了表示这是办得到的）、一台可供4个人同时舒适地演奏的四边钢琴、一张可以用作救生艇的床和一张会自动把吃惊的使用者翻进刚放满水的浴缸里的床、各种飞翔装置（不过都是飞不起来的）、抽血的器械、一面世界上最大的镜子、一大块来自秘鲁的鸟粪、著名的蓝色希望钻石和光之山钻石[1]、一个建议中的连接英国和法国的吊桥的模型，以及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机器、纺织品和其他制品。据《泰晤士报》计算，要花上200个小时才能看个遍。

不是所有的展品都是吸引眼球的。纽芬兰把所有的展区都用来介绍历史，展示生产鳕鱼肝油的过程，因此将展区变成一片宁静的绿洲，成了想摆脱拥挤的人群来松口气的人非常爱去的地方。美国部分几乎没有摆满，国会为了节俭不愿意提供资金，因此这个费用不得不从私人那里募集。不幸的是，当美国产品运到伦敦的时候，发现组织者只付了够把货物运到码头的钱，因而不能继续运抵海德公园，而且显然也没有留出钱来布置展品和支付5个月的管理费用。幸好，居住在伦敦的美国慈善家乔治·皮博迪挺身而出，提供了15000美元的紧急资金，使美国代表团摆脱了自己制造的危机。这一切强化了那个几乎普遍存在的看法，美国人不过是可爱的乡下人，还没有准备好独立出门登上世界舞台。

因此，当展品摆出来，人们发现美国部分是最先进的发明创造的时候，感到有点儿吃惊。美国机器干的差不多都是世界人民迫切希望机器能干的事——冲压出螺钉呀，切割宝石呀，用模子制作蜡烛呀，而且利利索索，速度很快，连续作业，性能可靠，令其他国家瞠目。伊莱亚斯·豪发明的缝纫机令女士们赞叹不已，给她们带来了似乎不可能的希望：家庭生活中一桩最乏味的活儿原来可以变得令人激动和很有趣味。赛勒斯·麦考密克展出的收割机能干40个人的活儿——这个胆大包天的说法几乎没有人相信，最后把它送到伦敦附近某个郡的一个农场里，当众展示出它的本事。最激动人心的是塞缪尔·科尔特的连发左轮枪，它不仅杀伤力很强，而且是用可以更换的部件制成的。那种制造方法如此与众不同，后来被称为“美国操作系统”。只有一样本土的创造可以与之媲美：新颖、实用、机器时代的精确度，那就是帕克斯顿的巨大展馆本身。这个展馆在博览会结束以后还要继续保留。大洋彼岸那些嚼烟叶的乡巴佬在悄悄地缔造下一个工业大国，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这是第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那种转变如此不大可能，即使到了那种事在发生的时候，大多数人还不愿意相信。

博览会上最受欢迎的部分并不是展览会，而是那些漂亮的“休息室”，参观者可以在那里舒适地方便一下。总共有82.7万人——平均每天1.1万人——满怀感激、热情高涨地去了那里。在1851年的时候，伦敦的公共设施奇缺。不列颠博物馆每天要接待3万名参观者，他们不得不一起使用仅有的两个室外厕所。在水晶宫，厕所实际上是可以冲水的，这令参观者们着了迷，于是开始了在家里修建抽水马桶的新潮。不过你将会看到，这一发展很快就会给伦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博览会不仅在卫生方面是个突破，而且在社交方面也是个突破。各阶层的人们第一次走到一起，进行近距离的接触。许多人担心，普通人——前一年被威廉·梅克皮斯·萨克雷[2]在他的小说《彭登尼斯史》中称作“群氓”的那种人——会证明不配这种信任，坏他们上司的事，甚至还可能从事破坏活动。毕竟，这时候距1848年民众起义过去只不过3年，那些起义推翻了巴黎、柏林、克拉科夫、布达佩斯、维也纳、那不勒斯、布加勒斯特和萨格勒布的政府。

人们尤其担心博览会会吸引宪章派及其同伙。宪章运动是个民众运动，以1837年的《人民宪章》命名。这个运动寻求一系列政治改革——事后看起来都是不过分的——从废除腐败选区和口袋选区[3]，到采取男性普选权。在1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向议会提交了一系列请愿书。其中有一封长达6英里以上，据说有570万人签了名。议会很感动，但为了人民自身的利益还是一概拒收。大家普遍认为，普选权是个危险的主张——正如历史学家兼议员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说的，它和“文明生活是水火不相容的”。

1848年，伦敦的事态发展到了关键时刻，宪章派宣布要在泰晤士河南岸的肯宁顿公地举行群众集会。人们担心，他们会变得群情激愤，蜂拥走过威斯敏斯特桥去占领国会。全市的政府建筑物都加强了防卫，处于备战状态。在外交部，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爵士用一捆捆的《泰晤士报》堵住了窗户。在不列颠博物馆，男人们守在屋顶，身边放了很多砖头，准备砸向任何想要占领这座建筑物的人的脑袋。英格兰银行外面架起了大炮，许多国家机构的雇员们配备了大刀和古时的火枪。那些火枪维护得怎么样就不好说了，反正其中许多对使用者和对敢于靠近他们的人来说同样存在危险。在威灵顿公爵的指挥下，17万名特种警察——大多数是富人以及他们的仆人——正在待命。这时候那位公爵已经82岁，走路摇摇晃晃，耳朵背得要大喊大叫才听得见。

最后，那次集会告吹了。有三个原因：第一，宪章派的领导人费格斯·奥康纳由于患有尚未确诊的梅毒引起的痴呆症，开始行为失常（次年，他因此将被送进精神病院）；第二，大多数参加的人实质上并不是革命者，不希望引起或参与严重的流血事件；第三，这时候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大家突然觉得躲到酒店里去比冲击国会似乎是个更好的选择。《泰晤士报》认为：“伦敦的暴民虽然既不英勇，也没有诗意，也不爱国，也没有知识，也不干净，但他们还是一批本性比较敦厚的人。”尽管傲气十足，但那番话基本上还是对的。

尽管形势暂有所缓和，但在1851年，有些地区的情绪依然很强烈。亨利·梅休在他那年发表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伦敦的劳工和伦敦的穷人》中指出，劳工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是“激进的无产者，持有激进的观点”。

然而，连那些最激进的无产者也似乎很喜欢博览会。1851年5月1日开幕那天太平无事——用维多利亚女王的话来说，“一个美丽、壮观、动人的场面”。她把开幕那天称作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日子”，她心里也真是那么认为的。人们来自全国各地。有一位名叫玛丽·卡利纳克的妇女已经85岁，从康沃尔步行了250多英里，也因此出了名。在开门的5个半月时间里，总共有600万人参观了博览会。最繁忙的是10月7日，差不多有11万人入场。有一次，有9.2万人同时在那个建筑物里。那么多人待在一个屋檐下面，这还是第一次。

并不是每个参观者都对博览会着了迷。未来的设计师和美学家威廉·莫里斯当时17岁，他看到的情景是如此缺少情趣，人们趋之若鹜，他被吓得魂不附体，摇摇晃晃地出了展馆，去树林里呕吐。但是，大多人还是极其喜欢那个博览会的，差不多人人都表现良好。在整个博览会举办期间，只有25人被指控犯罪，其中15人是小偷，犯了轻度盗窃罪。实际情况甚至比听起来还要好得多。因为到了19世纪50年代，海德公园已经成为一个臭名远扬的危险地方，傍晚过后被抢劫的风险就很大，因此形成了只有成群结队才敢经过海德公园的习惯，而在举办博览会的将近半年时间里，由于人多势众，那个公园成了伦敦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博览会获利18.6万英镑，得以在海德公园以南一个俗称艾伯特城的地区买下30英亩土地，在那里盖起了几个大博物馆和公共机构。直到今天，它们仍是该地区的主要建筑物，其中有皇家艾伯特纪念堂、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皇家艺术学院、皇家音乐学院等等。

帕克斯顿设计的气势宏大的水晶宫耸立在海德公园，直到1852年夏天。在此期间，人们要决定个处置办法。几乎谁也不想把它完全拆掉，但对于它的去向大家几乎没有一致的看法。有个稍稍令人动心的建议是把它改建成一座1000英尺高的玻璃塔。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把它搬到伦敦南部西德纳姆的一个新的公园——计划起名为水晶宫公园。在此过程中，不知怎么回事，工程搞得越来越大。新的水晶宫搞到了原先的一倍半那么大，使用了两倍的玻璃数量。由于新址选在一个斜坡上，重建工作更是一项挑战。它倒塌了4次。新建筑物使用了大约6400名工人，他们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完成任务，其中有17个人死在工地上。过去，水晶宫似乎是个奇迹，受到赞美。说来也怪，这一切都渐渐成为过去。它再也没有在英国人的心中重新占据中心地位。1936年，整个建筑物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举办博览会10年以后，艾伯特亲王去世。就在水晶宫原址以西的地方，建起那个哥特式大宇宙飞船，名叫艾伯特纪念堂，耗资达12万英镑，差不多是建造水晶宫费用的一倍半。今天，在一顶巨大的镀金华盖底下，艾伯特坐在里面的宝座上。他腿上搁着一本书：博览会的目录。伦敦没有约瑟夫·帕克斯顿或亨利·科尔的雕像或别的纪念物。原来的水晶宫本身，现在只剩下一对装饰性的大铁门。那是通向帕克斯顿的展览馆入口的检票处，如今已经不为人所注意，只是作为海德公园和肯辛顿花园之间的分界线。

乡村牧师的黄金时代也突然结束了。19世纪70年代，英国开始了一个严重的农业萧条时期。那场危机对土地所有者以及靠土地所有者过富裕日子的人都是个严重的打击。6年当中，有10万农场主和农场工人离开了土地。在我们的教区，人口在15年里几乎减少了一半。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整个教区的应纳税额只有1713英镑——只比30年前托马斯·马香建造教区长寓所的费用勉强多出100英镑。

到了那个世纪末，英格兰牧师的平均收入还不到50年前的一半。如果再按照购买力调整一下，那更是可怜巴巴。乡村牧师不再是个有吸引力的工作轻闲而报酬优厚的职位，许多牧师连结婚都结不起。那些既有才智又有机会的人到别处去发挥才华了。戴维·坎那戴恩写道，到世纪之交的时候，“一代精英都不在教堂内而在教堂外”。

1899年，马香家的地产分成几块卖了，他家与郡里那种祥和而又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也就宣告结束。说来也有意思，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及后来几年严重的农业萧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厨房里突然发生的事。我们很快就要开始讲述那段故事，但在此以前我们先要到房子里去走一走，也许需要先用几页的篇幅来考虑那个出人意料而又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人究竟干吗非得要住在房子里。

[1] 两年前，在英国军队征服印度旁遮普的过程中，光之山钻石被解救出来（或者说被掠夺过来，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看问题），成为一块御宝，大多数人认为那块宝石令人失望。虽然它体积很大，重达200克拉，但切工很差，光泽也不足。博览会以后，它被大胆整修，变成一颗闪闪发光的109克拉的宝石，镶嵌在王冠上。——原注

[2] 萨克雷（1811—1863），英国小说家，作品多讽刺上层社会，主要作品有《名利场》等。——译注

[3] 所谓腐败选区，就是指国会议员可以由少数人选出的选区。比如在苏格兰的布特，那里14000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有选举权，因此显然可以选举自己。所谓口袋选区是指根本没有居民的选区，但在国会的席位依然保留。那个席位可以由控制那个席位的人卖给或让与别人（比如一个因各种原因而不能被雇用的人）。最有名的口袋选区是萨福克郡的海滨城镇顿尼奇。它原先是个很大的海港——英格兰的第三大港，但在1286年的一场风暴中被冲入海里。尽管这个镇显然已经不复存在，但直到1832年，仍一直有无足轻重的特权人士占据着国会里的相应席位。——原注

第二章 居家的气息

从古罗马人洞穴到普通住宅再到现代豪宅，居家生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舒适的历史。你也许会有点吃惊地想到，对于这栋房子或任何其他房子来说，没有哪个部件的出现是必然的。一切都得经过思考——门呀，窗呀，烟囱呀，楼梯呀——其中许多经过了长时间的试验，比你想象的时间还要长得多。

一

假如我们设法让托马斯·马香牧师起死回生，回到他的教区长寓所，那么最令他吃惊的也许是——当然除了发现自己还能在这里以外——发现那栋房子好像变得看不见了。今天，它坐落在一片茂密的私家林地里，看上去有一种特别僻静的气氛，而在1851年，当这栋房子还是全新的时候，它在开阔的乡村里会显得很明显，甚至很刺眼。它是光秃秃的田野上的一堆红砖头。

然而，在许多其他方面，除了有点陈旧和多了几根电线和一根电视天线以外，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1851年的老样子。它在当时是一栋房子，现在显然还是一栋房子。它显示出一栋房子应当显示出的样子，它有一种居家的气息。

因此，你也许会有点吃惊地想到，对于这栋房子或任何其他房子来说，没有哪个部件的出现是必然的。一切都得经过思考——门呀，窗呀，烟囱呀，楼梯呀——你很快就会知道，其中许多经过了长时间的试验，比你想象的时间还要长得多。

房子确实是个很古怪的东西，它们几乎没有统一的规格：房子实际上可以是任何形状，完全可以使用任何材料，几乎可以是任何大小。然而，无论你走到世界的什么地方，你一眼就认得出那是房子。结果证明，这种家庭氛围自古有之。这是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最初是在1850年冬天碰巧发现的。那恰好是建造原教区长寓所的时候，英国遭受了一场大风暴的袭击。

这是几十年里最糟糕的风暴之一，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在肯特沿海的戈德温沙洲，有5条船被撞成碎片，全部船员死于非命。在苏塞克斯郡的沃辛沿海，有11个人驾着一条救生艇去救援一条遇险的船，结果救生艇被一个巨浪掀翻，那些人全部葬身海底。在一个叫做基尔基的地方，一艘驶往美国的爱尔兰帆船“埃德蒙”号操纵装置失灵，乘客和船员眼巴巴地看着它漂向礁石，被撞成碎片。96个人被淹死，只有几个人成功地游上了岸，其中有一位老太太，她拼命抓住了那位勇敢的船长的背。船长的名字叫威尔逊，《伦敦新闻画报》满意地着重提到，他是英格兰人。那天夜里，不列颠群岛的周围总共有200多人丧命。

在伦敦，海德公园里拔地而起的水晶宫已经盖了一半。刚装上的窗玻璃被吹起，发出砰砰的响声，但是没有掉下来。展览馆本身也顶住了烈风，几乎没有发出声音，令约瑟夫·帕克斯顿大大松了口气。他曾经保证，那个建筑物是防大风的，现在得到了证实，因此觉得很高兴。在700英里以北的苏格兰奥克尼群岛，风暴肆虐了两天。在一个叫做斯凯尔湾的地方，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大山丘上的草皮被大风刮得一干二净。那种山丘在当地叫做“豪伊山”（howie），凡是知道的人都把它看成是个地标。

风暴终于平息下来，岛民们来到刚刚被改变了样子的海滩。他们吃惊地发现，那个山丘所在的位置现在露出了一个布局紧凑的古代石村的遗址。除了没有屋顶以外，其他方面都奇迹般地保存完好。村子包括9栋房子，所有房子里的许多物品还保持原样。这个村子可以追溯到5000年以前，比巨石阵和大金字塔还要古老，几乎比地球上的其他人工建筑物都要古老，除少数以外。这类遗址是极其罕见的，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它被起名为“斯卡拉坡”。

由于它的完整性和被很好地保护，斯卡拉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幽闭的、几乎是神秘的家庭内部场景。关于石器时代的生活，哪里也不可能了解到比这更有说服力的情况。人人都说，好像那里的居民刚刚离开似的。斯卡拉坡的复杂结构永远令人感到惊讶。这是新石器时代的人居住的地方，但那些房子居然有能上锁的门，有排水系统，甚至好像还有简单的管道，墙壁里建有槽沟，可以用来排放污水。室内很宽敞，墙壁依然没有倒塌，有10英尺高，因此头顶的空间很大，地板是铺设的。每栋房子里都有嵌入墙内的碗橱、贮藏室、估计是用作床铺的隔间、贮水罐、能使室内保持舒适和干燥的防潮层。房子都是一样大小，按照同一方案建成，表明这是一种亲密和谐的公社，而不是一般等级森严的部落。房子之间有棚廊连接，通向一个经过铺设的公共区域——早期的考古学家称其为“市场”——在这里，事情可以在社交的气氛中办成。

斯卡拉坡居民的生活似乎是相当不错的，他们有珠宝和陶器，他们种植小麦和大麦，捕捞大量有壳类水生动物和鱼类，包括一条重达75磅的鳕鱼。他们饲养牛、羊、猪和狗，他们唯一缺乏的是木材。他们燃烧海藻来取暖。海藻是一种不大好用的燃料，对他们来说是个长期的挑战，但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假如他们用木材来盖房子，那些房子早已荡然无存，斯卡拉坡会早已消失，永远没有人知道。

斯卡拉坡是罕见的，它的价值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史前的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空荡荡的地方。15000年以前，整个不列颠群岛的居民很可能只有2000人。但是到了斯卡拉坡时代，数量已经增加到2万人，但平均每3000英亩土地上仍然只有一个人。因此，发现任何新石器时代生活的迹象都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在当时也同样是一件相当激动人心的事。

斯卡拉坡也有一些奇怪的事情。有一栋房子和别的房子稍稍隔开一段距离，而且是从外面闩住的，表明有人曾被关在里面，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那个村子是个有着一片祥和气氛的社会的印象。在那么个小社区里，为什么还有必要关押什么人呢？这显然是个问题，但时间相隔那么久远，我们是无法回答的。每个家里都能看到一种不漏水的贮存罐，这也有点令人费解。大家的解释是，这些罐子是用来盛放帽贝的。帽贝是一种硬壳的软体动物，在附近有很多，但是，为什么要在身边存放鲜帽贝呢？这也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即使你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帽贝是一种很蹩脚的食物，一个帽贝只能提供1卡路里热量，而且肉质很具韧性，实际上是不能吃的东西。他们要花很多力气来咀嚼，而得到的营养却很少，这其实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

我们对这些人一无所知——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讲什么语言，他们为什么要在欧洲那个没有树木、那么荒凉的边缘地区定居下来——但从各种证据来看，斯卡拉坡似乎享受了600年的舒适、平静的生活。然后，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的一天，那里的居民不见了，似乎相当突然。在一栋房子外面的过道里，散落着一些饰珠，说明有一根项链断了，主人惊慌失措或心烦意乱，没有把它们捡起来，尽管那些饰珠对他来说几乎肯定是相当宝贵的。为什么斯卡拉坡幸福的田园生活突然终止了呢？像其他许多问题一样，这是回答不了的。

有意思的是，斯卡拉坡被发现以后，过了将近80年时间才有人去仔细看上一眼，来自附近斯凯尔庄园的威廉·瓦特拿走了几件东西。更可怕的是，1913年的一个周末，那个庄园的一帮子后人，扛着铁铲和其他工具从斯凯尔庄园出来，劲头十足地掠夺那个遗址，拿走了天知道什么东西作为纪念品，但斯卡拉坡就吸引人们这么一点儿注意力。然后，1924年，有栋房子的一部分在另一场风暴中被刮进了大海。大家这时候才认为，有必要对遗址进行正式调查，妥善保管。这项任务交给了爱丁堡大学的一位教授。那位教授出生在澳大利亚，脾气很古怪，但又很聪明。他讨厌实地工作，确实不喜欢出门，但也没有办法。他的名字叫维尔·戈登·蔡尔德。

蔡尔德不是一位受过训练的考古学家。20世纪20年代初，很少有人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在悉尼大学读过古典文学和语文学，还在那里渐渐对激进思潮产生了深深的、持久的感情。那种激情蒙住了他的眼睛，使他看不见现实生活中的过分行为，但也使他在考古方面成果累累，这很有意思，也令人感到惊讶。1914年，他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在那里开始阅读和思考，最后成为他那个时代关于早期人类的生活和流动研究的杰出权威。1927年，爱丁堡大学委任他担任史前考古学阿伯克龙比教授。这是个全新的职位。他成了苏格兰唯一的一位考古学家。因此，当斯卡拉坡这样的地方需要进行调查时，聘请书就向他发出了。就这样，1927年夏天，他乘坐火车和轮船北上，来到奥克尼。

凡是描述蔡尔德的文章，差不多每一篇都煞费苦心地说他的行为怎么古怪，他的长相怎么特别。他的同事马克斯·马洛温（关于他，现在人们记得最清楚的是——如果还记得他的话——他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二任丈夫）说，蔡尔德的脸“长得很丑，看了让人觉得很难受”。他的另一位同事回忆说，蔡尔德“个子很高，行为粗俗，长得很丑，服饰奇特，举止常常很唐突，表面形象离奇古怪，往往令人吃惊”。蔡尔德留下来的几张照片无疑证实他不是个美男子——他瘦骨嶙峋，没有下巴，眼睛眯着，戴着一副像猫头鹰眼睛似的眼镜，留着八字胡。那胡子看上去好像随时都会活起来爬走。但是，不管人们怎么不客气地说他脑袋外部的情况，他脑袋里面却有个金碧辉煌的地方。蔡尔德有个非常好使、记忆力很强的脑子，有非凡的语言才能。他看得懂至少12种活语言和死语言，因此能查阅他所感兴趣的问题的各种文献，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他几乎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他相貌古怪，说话含糊，缺乏自信，行为笨拙，而又智力超群，这些加起来令许多人受不了。有一位学生回忆说，在一个明显的社交晚会上，蔡尔德用五六种语言向在场的人发表演说，表演如何用罗马数字做长除法，抨击青铜器时代年代测定法的化学基础，根据记忆长篇大论地引用一系列经典文学作品的原文，许多人觉得他简直让人吃不消。

维尔·戈登·蔡尔德1930年在斯卡拉坡

说得婉转一点，他不是个天生的发掘者。他的同事斯图尔特·皮戈特几乎目瞪口呆地注意到，蔡尔德“不会鉴别现场考古证据的性质，不懂复原的过程，不会识别和解释”。他的许多书几乎都是根据阅读而不是个人经验写出来的。他对语言的掌握也不全面，他能正确无误地看懂，但发音却是自搞一套，说那些语言的人实际上是听不懂的。有一次在挪威，为了在同事面前露一手，他试图点一碟树莓，结果人家上了12客啤酒。

不管他的长相和举止方面有什么缺点，他在考古学方面永远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这点是没有疑问的。在35年时间里，他写出了600篇论文，出版了许多书，有通俗的，也有学术性的，包括畅销书《人类创造自己》（1936）和《历史上发生了什么》（1942）。许多后来的考古学家说，是那些书激励他们从事这个职业。他尤其是个有创见的思想家，在斯卡拉坡进行发掘工作的时候，他产生了也许是20世纪考古学方面最了不起、最有创见的思想。

人类的过去在传统上分为三个时间不等的时代——旧石器时代，从250万年以前到大约1万年以前；中石器时代，从1万年以前到6000年以前，包括从游牧—采集生活方式到大范围出现农业的过渡时期；新石器时代，包括史前生产力极其发达的最后2000年，直到青铜器时代。每个时代又细分为如奥杜瓦时期、莫斯特时期、格拉维特时期等等——这些时期主要是专家关心的事，用不着在这里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要抓住的要点是，在最初99%的历史里，人类没有干多少事，除了繁衍后代，生存下来。但是，此后，全世界的人们发明了耕种、灌溉、文字、建筑、管理以及其他好东西，我们亲切地将其统称为文明，这些已经许多次被描述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第一个充分认识这整个复杂过程并将其理论化的人，就是维尔·戈登·蔡尔德，他把它叫做新石器时代革命。

它至今仍是人类发展过程中最大的谜团之一。即使到了现在，科学家能告诉你这一切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在哪里，但说不出为什么发生。几乎可以肯定（哎呀，我们认为几乎可以肯定），这跟气候的几次大变化有点关系。大约在12000年以前，地球开始迅速变暖。然后，在1000年左右时间里，不知什么原因又突然重新变得极其寒冷——冰河时代的一种回光返照。这个时期被科学家称为小仙女木期（以北极地区一种植物仙女木命名。仙女木是在冰盖消退以后最先重新移生于陆地上的植物之一。还有一个老仙女木时期，但对人类发展并不重要）。又过了寒冷的1000年以后，世界再次迅速变暖，之后就保持着比较暖和的状态。我们作为高级动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这短暂的黄金气候时期里完成的。

关于新石器时代革命，有意思的是，它在全球发生，在不可能知道远方的别人也在做完全相同的事的人当中发生。农业至少是在7个地方独立发明的——在中国、中东、新几内亚、安第斯山脉、亚马孙河流域、墨西哥和西非。同样，城市在6个地方出现——中国、埃及、印度、美索不达米亚、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这一切在世界各地发生，往往不可能互相交流。表面看来，这确实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事。有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科尔特斯[1]在墨西哥登陆的时候，他看到有道路、运河、城市、宫殿、学校、法庭、市场、灌溉工程、国王、教士、庙宇、农民、工匠、军队、天文学家、商人、体育运动、剧院、美术、音乐和书籍”，这些都是独立发明的，跟别的大陆类似的发展完全没有关系。毫无疑问，其中有一些有点儿不可思议。比如，狗是几乎在同一时期、在天各一方的地方——如英格兰、西伯利亚和北美洲——被驯化的。

人们不禁要把这看成是在全球一下子发生的事，但实际上把事情歪曲了。大多数发展其实都包含漫长的试验、犯错和调整时期，往往要经历几千年的过程。在黎凡特地区，农业始于11500年以前，而在中国则始于8000年以前，在南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仅始于5000年稍多一点时间以前。人们和驯化的动物一起生活了4000年，才有人想到要利用大一点的动物来拉犁。西方人一直使用一种又笨又重、效率极低的直刃犁，过了2000年才有人引进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一直使用的一种简单的弯形犁。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并使用轮子，而邻近的埃及人要过2000年才采用它。在中美洲，玛雅人也独自发明了轮子，但又不知道它能派什么实际用场，因此完全把它当做小孩子的玩具。印加人根本不用轮子，也不用钱币或铁，也没有文字。总之，前进的脚步绝非能预测到，也没有规律。

在很长的时间里，大家认为，定居和农耕是同时进行的。据认为，人们为了保证自己的食品供应，放弃了游牧生活，开始从事种植业。捕杀野兽是很难的，要靠运气，猎人必定常常空着手回到家里。要是能掌握自己的食物来源，长久而又方便地贮藏在自己身边，那可是要好得多啊。实际上，研究人员很早就已发现，定居根本不是那么容易。差不多就在蔡尔德在斯卡拉坡发掘的时候，牛津大学考古学家多萝西·加罗德也在巴勒斯坦一个叫苏克巴的地方进行发掘。她发现了一种古代文化，她根据附近一条河床的名字，为其起名为纳图夫文化。纳图夫人建造了第一批村子，建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耶里哥。因此，他们是彻底定居的人，但是他们不搞农业。这是很出乎意料的。不过，在中东地区的其他发掘结果显示，人们在永久性的社区定居下来以后，过了好长时间才开始从事耕作，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有时候要相隔8000年之久。

那么，如果人们定居下来不是为了从事农业，他们开始这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又是为了什么？我们不知道。或者说，我们实际上有好多种看法，但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哪一种是正确的。据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默斯托说，至少已经有38种理论提了出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开始住在社区里：有的说，因为气候变化，他们不得不那样做；有的说，因为他们希望和过世的家人待在一起；有的说，因为他们极想酿造和饮用啤酒，只有待在一个地方，才能满足这种欲望。有一种理论（简·雅各布在她1969年出版的划时代作品《城市经济》中列举了这种理论）显然是很严肃地提出来的，说宇宙射线的“吉祥簇射”使野草发生了变化，突然成为一种很有吸引力的食物来源。简单的回答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农业是以那种方式发展起来的。

从植物中获取食物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把小麦、稻谷、玉米、大麦和其他草类转变成主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成就，但也是一个意料之外的成就。你只要考虑一下窗外的草坪就会意识到，对于我们自己这种非反刍动物来说，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草类能不能成为食物，这是不明显的。对于我们来说，把草类变成食物是一项挑战，可能要经过大量仔细的操作和持久的改良才能得以解决。以小麦为例，小麦不能食用，非得要把它变成像面包之类的某种复杂得多、好吃得多的东西才行。这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必须有人先把麦粒分离出来，把它磨成粗粉，再把粗粉变成面粉，再把面粉和酵母、盐等别的成分混合在一起做成生面团。然后，生面团要揉呀揉，揉到某种黏稠程度。最后，还要把那团东西一丝不苟地、小心翼翼地烤。光是这最后一步的失败率就很高，因此在面包作为主要食物的所有社会里，从很早时候起就把烘烤工作交给专业人员来做了。

耕种似乎也并没有使生活水准有多大改善。一个普通狩猎—采集者吃的食物花样更多，消耗的蛋白质和热量也比定居的人要多。他们摄取的维生素C是今天普通人的5倍。我们现在知道，即使在冰河时期最寒冷的时候，游牧的人也吃得特别好，因此也吃得特别健康。而定居的人要依赖品种少得多的食物，因此几乎可以肯定营养不足。史前3种主要的驯化作物是稻谷、小麦和玉米，但作为主食都有严重不足的地方。约翰·兰彻斯特解释说：“稻谷抑制维生素A的作用；小麦里有一种化学物质，会妨碍锌的作用，会导致生长不良；玉米里缺少基本的氨基酸，还含有肌醇六磷酸，会阻碍铁的吸收。”在农耕时代的初期，中东人的平均身高要矮差不多6英寸。即使在史前生活也许已经很好的奥克尼群岛，一项对340副古人骨骼的分析报告显示，几乎没有人活过20多岁。

置奥克尼人于死地的不是营养不足，而是疾病。人们在一起生活更容易把疾病从一家传播到另一家。在驯化过程中要跟动物紧密接触，这意味着猪或家禽身上的流感，牛羊身上的天花和麻疹，马和山羊等身上的炭疽病，也可能成为人类疾病的组成部分。就我们所知，实际上，只是在人们开始一起生活以后，所有的传染病才得以流行。定居下来也使“人类的共栖体”——包括老鼠以及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或生活在我们附近的动物——数量猛增，它们往往也都成为传播疾病的媒介。

因此，定居生活意味着更差的营养、更多的疾病，经常牙痛，经常牙龈发炎，以及早死。真正非同寻常的是，这些因素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依然存在。据认为，地球上存在3万种可以食用的植物。其中11种——玉米、稻谷、小麦、马铃薯、木薯、高粱、小米、豆子、大麦、黑麦和燕麦——就占了人类全部食物的93%，每一种都是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最先种植的。饲养业也完全一样，我们之所以吃今天我们饲养的食用动物，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味道特别鲜美，也不是它们的营养特别丰富，也不是把它们养在身边很有乐趣，而是因为它们是在石器时代最先被驯服的动物。

说到底，我们自己也是石器时代的人。从饮食的角度来看，我们依然处在新石器时代。我们可以在菜肴上面撒一些用来调味的干月桂叶和剁碎的茴香，但在一切的下面仍是石器时代的食物。如果我们得病，我们得的也是石器时代的疾病。

[1] 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殖民者，1518年率探险队前往美洲开辟新殖民地，1523年征服墨西哥。——译注

二

1万年以前，假如有人让你猜一猜，将来最伟大的文明会出现在哪里，你很可能会把目光落在中美洲或南美洲的某个地方，你的根据是，那里的人在食物方面正做出很惊人的事情。学者们把新大陆的这个部分称作中亚美利加洲。这是个便于被接受的模糊名称，完全可以界定为中美洲，加上南、北美洲的许多地方或很少地方，取决于你支持哪个假设。

中亚美利加人在历史上是最了不起的耕种者。他们在园艺方面有很多创新；但是从长远看来，最重要的和最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培育了玉蜀黍，也就是我老家的人称作玉米的东西[1]。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办到的。如果你把原始形态的大麦、水稻或小麦与它们现代的对应物放在一起，然后看上一眼，你马上就能看出它们相似的地方。但是，野地里没有任何东西跟玉米相像，哪怕是有一点儿。从基因的角度来看，它最近的近亲是一种纤弱的野草，名叫墨西哥类蜀黍。但是，除了在染色体的层面上，二者没有明显的亲缘关系。玉米长在一根秆子上，形成一个相当大的棒子芯，它的颗粒被裹在硬邦邦的保护性苞叶里。相比之下，墨西哥类蜀黍的穗子还不到1英寸长，没有苞叶，长在多根秆子上。如果当做食物，它几乎没有价值，一粒玉米的营养比一穗墨西哥类蜀黍的营养还要多。

我们很难推测，人们到底是怎么能从这样一种又细又不相宜的植物上培育出玉米棒子的，甚至想到要试一试的。1969年，来自世界各地的食品科学家在伊利诺伊州大学开了个“玉米起源研讨大会”，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辩论变得言辞激烈，时而骂骂咧咧，时而进行人身攻击，结果会议乱作一团，不欢而散，没有发表任何文件。之后，再也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尝试。不过，现在科学家很有把握，玉米最初是在墨西哥西部平原上得以驯化的；而且，多亏了具有说服力的神奇的遗传学，可以肯定，玉米是从墨西哥类蜀黍设法慢慢培育而成的。但究竟是怎么办到的，现在和过去一样，这仍然是个谜。

无论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他们创造了世界上第一种完全转基因的植物——这种植物完全受操纵，连它的生存都依赖于我们。玉米颗粒不会自行从棒子上脱落，因此非得有人去有意剥离并种植，否则就长不出玉米来。假如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不是有人去不断加以照料，玉米早已灭绝。玉米的发明人不但创造了一种新的植物，而且创造了——的确是凭空构想出来的—— 一个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新的生态系统。美索不达米亚已经到处生长着天然的草地，因此栽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天然的谷物地改造成可以管理的高级谷物地而已。而在中美洲贫瘠的丛林地带，谷物地是闻所未闻的事。谷物地不得不由以前从未见过这种东西的人从零开始创造出来，这就犹如有人在沙漠里想象草坪一样。

今天，玉米是不可或缺的，其重要程度远远超出了许多人的认识。玉米淀粉用来生产果味汽水、口香糖、冰激凌、花生酱、糨糊、番茄酱、汽车漆、尸体防腐注射液、火药、杀虫剂、除臭剂、肥皂、油炸土豆条、外科用敷料、指甲油、爽脚粉、色拉调料以及几百种别的用途。借用迈克尔·波伦的话来说，与其说我们驯服了玉米，还不如说玉米驯服了我们。

大家担心的是，随着作物经过转化，处于基因完全相同的状态，它们会失去起保护作用的多样性。今天，当你驱车经过一片玉米地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的每根秆子彼此相同——不仅是表面相似，而且连分子结构也古怪的相同。它们生活在完全和谐的环境中，反正谁也竞争不过谁。但是，它们也有相同的弱点。1970年，玉米界人士着实吓了一跳，因为有一种名叫南方玉米叶枯萎病的疾病开始将全美国的玉米置于死地。人们意识到，实际上，全国所种的玉米，其种子的胞质都具有相同的基因。要是胞质受到直接影响，或者那种疾病证明是更加致命的，那么现在全世界的科学家都会在对着墨西哥类蜀黍抓头皮，我们都会在吃着味道不大对劲的油炸土豆条和冰激凌。

新世界的另一个重要粮食作物马铃薯，也有许多几乎同样神秘的故事。马铃薯属于茄属植物，当然，谁都知道，这个家族是有毒性的。在野生状态下，这类植物浑身上下都是含毒的甘油生物碱——在咖啡因和尼古丁里加入小剂量的这类东西，能起提神的作用。假如要安全地食用野生马铃薯，你就得降低甘油生物碱的含量——降低到正常水准的1/15到1/20。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第一个问题显然就是：他们是怎么办到的？他们在办这事的过程中，怎么知道自己是在办这种事？他们怎么知道有毒成分已经减少到比如说20%或35%，或某个别的中间数字？你怎么评估这一过程的进展程度？尤其是，他们怎么知道这整个活动是值得费那么大劲的，最后会得到一种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食物？

当然，也许有一种没有毒性的马铃薯已经自发完成突变，这也是有可能的。这就省了他们花几代人的工夫来进行选择性的培育试验。但是，如果这样，他们怎么会知道它已经完成突变，怎么知道身边的那么多种有毒野马铃薯当中，这里终于有一种是可以安全食用的？实际情况是，古代世界的人做的事往往不仅令人惊讶，而且是不可揣测的。

[1] 在英国，从盎格鲁—撒克逊人时代起，corn这个词就一直指任何谷物，它后来还指任何小的圆形物体，脚上鸡眼也用这个词。咸牛肉之所以叫corned beef，是因为以前咸牛肉是用盐粒来腌制的。而在美国，由于玉蜀黍的重要性，corn这个词在18世纪初就完全指玉蜀黍。——原注

三

当中亚美利加人在收获玉米和土豆（还有鳄梨、番茄、豆子以及我们现在少了它们就会觉得很单调的大约100种别的植物）的时候，地球另一边的人在建设第一批城市，这同样是不可思议和令人惊讶的。

究竟令人惊讶到什么程度，1958年土耳其的一次发现说明了问题。那年快到年底的一天，一位名叫詹姆斯·梅拉特的英国考古学家正和两位同事驱车经过安纳托利亚中部一个空荡荡的角落，突然注意到有一个看上去不大寻常的土墩—— 一个“长满蓟的小丘”——矗立在荒凉的平原上。那个土墩有50—60英尺高，2000英尺长。它总共占地大约33英亩，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大区域。梅拉特次年回到那里，做了一些试验性的发掘工作。令他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土墩里有个古代城市的遗址。

这被认为是不该发生的事，连外行也都知道，古代城市是美索不达米亚和黎凡特地区才有的现象，它们不应该存在于安纳托利亚。然而，这里偏偏有一个极其古老的城市——很可能是最古老的城市——恰好在土耳其中部。它的大小是前所未闻、令人吃惊的。卡塔尔尤克（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叉形土墩”）已经有9000年历史，它在1000多年时间里一直有人居住，最多的时候有8000人口。

梅拉特把卡塔尔尤克称作世界上的第一座城市。简·雅各布在她很有影响的《城市经济》一书中对这个结论分外重视并进行宣扬，但那是不正确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它不是个城市，其实只是个很大的村庄。（对考古学家来说，区别在于：城市不仅规模大，而且要有明显的行政结构。）更加相干的是，现在知道，别的社区，如巴勒斯坦的杰里科、以色列的马拉哈、叙利亚的阿布胡雷拉，年代要久远得多。不过，卡塔尔尤克证明，它比哪个地方都更加不可思议。

“新石器时代革命”的鼻祖维尔·戈登·蔡尔德活得不算长，没有能知道关于卡塔尔尤克的事。在发现那个村子之前不久，他35年来第一次回到故乡澳大利亚。他已经有半辈子的时间生活在异国他乡。在蓝山散步期间，他不是摔死，就是跳崖自尽了，反正他被发现在一个名叫戈维特断层的山丘底下。1000英尺上方，有个过路人发现了他仔细叠好的上衣，上面整齐地放着他的眼镜、指南针和烟斗。

他几乎肯定会对卡塔尔尤克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那个地方的东西几乎都不大合乎情理。镇子里没有大街小巷；房子都挤在一起，几乎是坚实的一团。要想到中间的房子那儿去只能从许多别的房子的屋顶上爬过去。那些房子的高度各不相同，这样的布局使得生活特别不方便。没有广场，没有市场，没有市政管理建筑物，完全没有社会组织的迹象。每个建造者都建起四堵新墙，哪怕是靠着已有的墙。他们好像还没有懂得一起生活的意义，很可能还没有。我们肯定可以清楚地想到，社区以及里面的房子不是事先规划的。我们也许会自然地在地面上装上门，用大街或小巷把房子互相隔开，但卡塔尔尤克的居民显然完全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的。

那里也没有进出社区的大路或小道。村子建在一个沼泽地带，一个冲积平原上。周围几英里是一片空旷地带，然而人们却紧紧地挨在一起，仿佛被四周袭来的洪水逼到了绝境。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为什么几千个人要聚居在那里，而他们本来是可以分散到周边地区的。

人们从事耕作——但至少在7英里以外的农田里。村子周围的土地上只有稀疏的牧草，根本没有水果、坚果或别的有营养的自然资源。那里也没有可以用作燃料的木材。总之，根本没有明显的理由人们要定居在那个地方。然而，显然有很多人生活在这里。

卡塔尔尤克无论如何算不上是一个原始地方。它在当时显然是高级的、先进的——村子里有许多织造工、篮子编制工、木匠、细木工、串珠子工、弓匠以及许多其他掌握专门技术的人。居民从事高级的工艺活动，不仅能编制物品，而且能编制出各种各样漂亮的物品。他们甚至能编织出条纹，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漂亮的外表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在想到门窗之前竟然先想到了带条纹的织物。

这一切又使我们想到，我们对古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知道得如此之少，甚至连想象都不敢想象。带着那种想法，我们终于要走进房子，并开始认识到，我们对里面的事情也是知道得如此之少。

第三章 门厅

没有哪间屋子的地位在历史上落得比门厅更靠后。门厅现在是擦鞋底、挂帽子的地方，而曾经却是住宅里最重要的屋子。直到烟囱问世，使得房子一层一层往上发展成了可能，从那之后，人们开始有了隐私和个人空间的概念，而房间的空间拓展正是建立在人们对效用和隐私不断改变的看法之上的。

一

没有哪间屋子的地位在历史上落得比门厅更靠后。它现在是擦鞋底、挂帽子的地方，而曾经却是住宅里最重要的屋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实际上就是住宅。事情怎么会弄到这种滑稽的地步，故事要追溯到英格兰的起源，追溯到1600年以前。那时候，一船又一船来自欧洲大陆的人在这里上岸，开始以完全神秘的方式接收这个地方。他们是些什么人，我们知道得极少，而我们所知道的一丁点儿又往往说不通。但是，英格兰的历史和现代住宅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

根据通常的说法，事情是明确无疑的：公元410年，罗马帝国垮台，罗马人慌忙从不列颠岛撤退；日耳曼部落——无数教科书上所说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蜂拥而来接替他们的位子。但是，其中很多情况可能并不是那样的。

首先，入侵者不一定是蜂拥而来的。根据一种估计，在罗马人离开以后的一个世纪里，也许只有1万外地人移居到不列颠岛，仅仅平均每年100人。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简直太小了，但谁也说不出一个更加肯定的数字来取而代之。实际上，也没有人说得出究竟有多少当地布立吞人在那里迎接或反抗入侵者。大家说法不一，从150万人到500万人不等。这本身就说明，对于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那个时期，许多方面都是含混不清的。但是，好像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被征服者在人数上大大地超过了入侵者。

为什么被征服的布立吞人找不到手段或振作不起精神来进行更加有效的抵抗，这是个难以破解的谜。他们毕竟放弃了很多东西。在将近400年时间里，他们曾经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文明的组成部分，获得了很多好处——自来水、中央供热系统、良好的通信、有序的管理、热水澡——对此，那些粗野的征服者显然不熟悉，觉得不舒服。当地人发现自己被那些来自欧洲丛林边缘地区的不识字、不讲卫生的异教徒征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蒙受侮辱的感觉，这是很难想象的。在新的统治下，他们要放弃差不多所有的物质优势，其中有许多要过1000年才能重新享有。

这是个“许多民族漫游四方”的时代。古代世界各地的许多群体，匈奴人、汪达尔人、哥特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马札尔人、法兰克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阿勒曼尼人等等，养成了一种古怪的、似乎无法克服的静不下来的习惯，入侵不列颠岛显然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的唯一文字记录，是由那位名叫圣比德[1]的修道士留下来的。他做记录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3个世纪。是比德告诉我们，入侵者由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组成，但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对朱特人完全不了解。人们通常推测，他们来自丹麦，因为丹麦有个省叫日德兰（Jutland）。但是，历史学家F.M.斯滕顿指出了一个问题，即日德兰获得这个名字的时候，朱特人早已离开。用不再在那里的人来命名一个地方，这种举动会是不寻常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无论如何，Jutland源自斯堪的纳维亚语的Jotar，后者不一定和任何群体或任何民族有什么关系，哪怕是貌似有理的关系。实际上，比德只是在引文里提到过朱特人，而且之后他再也没有引用过这句话。有的学者认为，那个引文是后来有人加上去的，跟比德根本没有关系。

盎格鲁人的情况只是稍稍明朗一些。欧洲的文献中时而提到他们。因此，至少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们是确实存在的。但是，从关于他们的文献中，根本看不出他们有多重要。如果有人害怕他们或羡慕他们，那也只是很小范围里的事。因此，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名称渐渐——多少有点碰巧——跟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而在那个国家的建立过程中，他们只是稍稍帮了点儿忙。

现在只剩下了撒克逊人。毫无疑问，他们在欧洲大陆上存在过——现代德国存在着各种各样“萨克森”、“萨克森—科堡”等名称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似乎也不是一个特别强大的存在。对于他们，斯滕顿至多只能说，他们是3个民族当中“最不模糊的”。与洗劫罗马城的哥特人或横扫西班牙的汪达尔人相比，撒克逊人只能算作边民，不列颠岛似乎是被农夫而不是被武士征服的。

他们几乎没有带来任何新东西，除了语言和他们自己的DNA以外。就他们的技术和生活方式而言，哪个方面也没有对已经存在的技术和生活方式起到哪怕是一定的改进作用。他们不可能是非常讨人喜欢的，他们似乎也没有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影响是如此深远，即使在1500多年以后的今天，他们的文化依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同寻常的、极其重要的地位。我们或许对他们的信仰一无所知，但我们仍然在敬奉他们的3个神——蒂乌、沃登和托尔，一个星期中间的三天的名称就源自他们的名字，而且每个星期五都永远地纪念沃登的妻子弗丽嘉。[2]这是一种相当了不起的延续。

他们完全消灭了现存的文化。罗马人在不列颠岛待了367年，凯尔特人待了至少1000年，然而现在看来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待过，这类事在别处根本没有发生过。罗马人离开高卢和西班牙以后，那里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原样。居民们还是讲他们自己的那几种拉丁语，那些语言已经在演变成为现代的法语和西班牙语。政府延续，商业繁荣，货币流通，社会结构原封不动。然而，在不列颠岛，罗马人仅仅留下了5个词语。凯尔特人留下来不到20个词语，大多数是地名，描写不列颠岛特有的地理特征。比如，crag（险崖）是个凯尔特语词，tor也是，意思是“岩石露头”。

罗马人撤退以后，有的凯尔特人逃往法国，建立了布立塔尼。毫无疑问，有的凯尔特人因反抗而被杀害或充当奴隶。但是，大多数人似乎完全接受了被入侵这个令人不快的现实，并相应地调整了生活。“没有必要让许多人被杀戮或流血。” 诺福克郡前考古学家、我的朋友布赖恩·艾尔斯对我说，我们正望着我家对面的一片农田，“有一天，你往外朝这块地一看，很可能会看到有20个人正在那里安营扎寨。你渐渐明白，他们不打算离开，他们是在掠夺你的土地。毫无疑问，有的地方发生了一些流血冲突，但总的来说，我认为，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现在只是当地人学会适应这个环境的问题。”

有各种各样关于战役的记述。据说，有一次战役发生在克雷根滩（一个无法考证的地方），4000个布立吞人丢了性命。当然，民间传说中有许多关于亚瑟王和他的部下进行英勇抵抗的故事，但传说总是传说。考古记录中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发生过大规模杀戳，或人们像在暴风雨来临之前那样逃离的情况。据我们所知，入侵者既不是勇猛的战士，甚至也不是好的猎手。全部考古证据都表明，从到达之时起，他们靠驯化的动物过日子，实际上不去打猎，农耕活动也似乎毫不间断地进行着。根据记载，这个过渡似乎很顺利，就像工厂里换班一样。情况当然不可能是那样的，但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永远也没法知道了。不列颠岛不再只是在已知世界的尽头，现在，它在世界之外了。

即使是我们可以从考古学知道的情况，也往往是难以捉摸的。举个例子来说，新来的人不愿意住在罗马人的房子里，即使罗马人的房子是现成的，更不用说那些房子都盖得很好，比他们老家的任何房子还要高级。相反，他们盖起了一些标准低得多的建筑物，常常就在罗马人废弃的别墅旁边。他们也不使用罗马人建筑的城镇，在300年时间里，伦敦在很大程度上是空荡荡的。

在欧洲大陆，日耳曼民族一般都住长屋——农夫的“经典”住宅，通常是一头住人，另一头养牲畜。但是，在此后的600年时间里，入侵者对那类房屋也是弃之不用，谁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相反，他们在田野里星罗棋布地盖起了许多样子古怪的小房子，实际上是“洞穴房”，虽然完全有理由怀疑那究竟算不算房子。那种房子只包括一个大约1英尺半深的斜坑，上面架起一个小小的建筑物。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占领下的最初200年里，这种房子是该国数量最多、显然很重要的新建筑。许多考古学家认为，地坑里铺设了地板，变成一个浅窖，但究竟派什么用场，这很难说得清楚。两种最普通的理论是：其一，地坑用来贮藏东西，因为他们认为下面凉快，能更好地保存容易腐败的东西；其二，按照设计，地坑通风比较好，可以防止地板腐烂。但是，地坑——有的是直接从岩基上砍出来的——掘得越深，似乎显然对空气流动越是不利。无论如何，大家认为，改善通风条件绝不可能产生上述两种理论中提到的效果。

直到1921年，才在苏顿科特内（现属牛津郡，当时归伯克郡管辖）的一次发掘中首次发现洞穴房。考虑到现在所知的这类结构如此之多，这是相当晚的。发现人是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的爱德华·瑟洛·利兹，坦率地讲，他根本不喜欢自己看到的场面。住在里面的人曾过着“一种半穴居的生活”，其肮脏的程度“令现代人难以置信”，利兹教授在他1936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几乎语无伦次地说。他接着说，居民住在“肮脏的垃圾堆里，到处都是碎骨、食物、陶器碎片……在一种几乎难以想象的原始条件中。他们不讲究卫生，宁愿把残羹剩饭倒在小屋偏僻的角落里，然后就不管了”，利兹似乎把洞穴房看成是对文明的背叛。

在将近30年时间里，这种看法占主导地位。但是，权威们渐渐开始提出质疑，人们是不是真的住在这种古怪的小屋里。首先，房子太小——一般只有大约7英尺×10英尺——连最下等的农夫也会觉得房子很小，尤其还要生火。在洞穴房里，地面只有9英尺（2.7米）宽，火炉就要占去7英尺（2.1米）多，这样人就没有住的地方了。因此，也许那里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而是工场或贮藏室，至于为什么要建在地下，这很可能永远是个谜。

还算好，新来的人——英格兰人，从现在开始我们也许可以这么称呼他们——带来了另一种建筑物，虽然远不如洞穴房数量大，但绝对要比洞穴房重要得多。那类建筑物要比洞穴房大得多，但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也就这么多。它们确实很大，有谷仓那么大的空间，中央有个敞开的火炉。这类建筑物的名字，在公元410年的时候已经不新鲜了，现在成了英语第一批词汇中的一个，他们称其为“门厅”（hall）。

实际上，所有的日常活动，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都是在这一间通常光秃秃的，总是烟雾腾腾的大屋子里完成的。仆人和家庭成员在一起吃饭，一起穿衣，一起睡觉。“这个习俗既不能给人舒服感，也不利于遵守礼节”，正如J.艾尔弗雷德·戈奇在他1909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英格兰住宅发展史》中说的。很明显，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不大舒服。在整个中世纪，直到进入15世纪好多年以后，门厅实际上就是住宅，因此习惯上把它的名称用作整个住宅的名称，如哈德威克府或托德府。[3]

家里的每个成员，包括仆人、扈从、寡妇以及任何有连带关系的人，都被认为是家里人。门厅里最居高临下的（通常也是穿堂风最吹不着的）位置，是一个垒起的平台，叫做“台”（dais），户主和他的家人就在那里吃饭。英国的大学和寄宿学校依然摆着较其他餐桌稍高的贵宾桌，具有一种悠久传统的感觉，有时候完全是为了给人这种感觉。那种贵宾桌使人想起这个习俗，一家之主是丈夫，在英语里叫做husband——“husband”是个复合词，字面意思是“房屋的持有人”或“房屋的所有人”。他所起的管理作用和供养家庭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因此经营土地的工作，即农业，在英语里就叫做husbandry。只是到了很晚的时候，husband才开始指婚姻中的配偶。

即使是最豪华的家也只有三四个室内空间——门厅、厨房，也许加上一两间边屋。边屋的叫法很多，有叫闺房的，有叫起居室的，也有叫卧室的，一家之主可以退隐这里处理私人事务。到9世纪或10世纪的时候，往往还有一间祈祷室，虽然这个地方既可用来拜神，也可用来办理事情。有时候，这类私人小屋有两层，上面一层叫做太阳室（solar）或屋顶室，从梯子或很简单的楼梯爬上去。太阳室听上去阳光明媚，光线很好，但实际上只是法语中solive这个词的变体。在法语中，solive的意思是“地板的格栅”或“梁”，太阳室只是架在格栅上的房间。在很长时间里，太阳室是大多数住宅能有的唯一的楼上房间，它们往往只是贮藏室，人们心目中的房间（room）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房间。在英语里，只是到了都铎王朝才有记载，room有了“一个围住的屋子或独立空间”的意思。

社会主要由自由民、农奴和奴隶组成。农奴死了以后，主人有权拿走一件小小的个人物品，比如一件衣服，作为一种遗产税。农夫往往只有一件主要的衣服，那是一种名叫上衣的宽松袍子（它最后演变成现代的外套）。实际上，这是农夫拿得出的最好的东西。庄园主会要这个东西，光从这一点你就能知道中世纪各阶层人们的生活质量。农奴制是一种使人永远束缚于某个庄园主的奴役方式，往往以一种宗教性质的约定加在人的头上。这种举动令许多后裔处于绝望的境地。这是因为，一旦做出约定，农奴制将永远延续下去，延续到做出约定一方的子孙后代。农奴制的主要后果是，剥夺了租户迁移别处的自由以及与庄园之外的人结婚的自由。但是，农奴仍可以富裕起来。在中世纪后期，20个农奴当中就有一个拥有50英亩或以上土地，这在当时是非常多的财产。而最下层的自由民虽然在理论上享有自由，但往往穷得无法行使自由。

奴隶往往是在战争中被俘获的敌人。从9世纪到11世纪，奴隶的数量很大——“最终税册”[4]

列举有个庄园拥有70多名奴隶——但不大像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比较近代的灭绝人性的奴役制度，比如不像美国南方的那种奴隶制度。奴隶是财产，可以变卖，可以卖不少钱：一个健康的男性奴隶值8头牛。但奴隶也可以拥有财产、结婚，在社区范围内自由迁移。古英语中奴隶叫做thrall。我们受到感情的支配时，会说自己“沦为感情的奴隶”（enthralled），就是这个道理。

中世纪的庄园往往很分散。11世纪有一位大乡绅名叫乌尔弗里克，他在英格兰各地拥有72处财产。连较小的庄园也常常分成几处。因此，中世纪的家庭总是在不停地迁移，它们还往往是很大的家庭。王族家庭很可能拥有500名仆人和扈从，重要的贵族和高级教士家庭也不大可能少于100人。由于人数如此众多，带一家人去吃饭和给一家人送饭同样方便，因此几乎总是处于流动状态。一切都设计得便于移动（这就是为什么在法语和意大利语里，“家具”一词分别是meubles和mobili）。所以，家具往往是朴素的、轻便的，完全实用的。用威托尔德·赖布津斯基的话来说，家具“被看成是器具，而不是宝贵的个人财产”。

要求轻便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旧的箱子和衣箱都有半球形盖子，是为了在旅行途中不会积水。衣箱的最大缺点是，为了拿到箱底的东西，你先得把上面的东西拿出去。过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7世纪初——才有人想到要在里面装抽屉，于是衣箱就变成了五斗橱。

即使在最好的房子里，地面一般也就是在光秃秃的泥土上铺一层草茎。正如荷兰神学家兼旅行家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在1524年简明扼要地归纳的：草茎里什么都有，狗和人的“唾沫啦，呕吐物啦，尿啦，洒掉的啤酒啦，残羹剩饭啦，以及其他说不出口的肮脏东西”。在通常情况下，每年要铺设两次新的草茎，但旧的一层是很少清除的。因此，伊拉斯谟沮丧地接着说：“底下那层很可能20年不去动。”实际上，地面是个很大的巢穴，深受昆虫和出没无常的老鼠的喜爱，也是个滋生瘟疫的良好基地。然而，厚厚的地面通常是威望的标志。法国人谈到某个富人时常说，他是个“禾秆齐腰深的人”。

直到20世纪，在英国和爱尔兰的许多乡村地区，光秃秃的泥土地面依然很平常。正如历史学家詹姆斯·艾尔斯所说：“‘底层’这个名字起得挺恰当的[5]。”即使到了大约莎士比亚时代，木地板和砖地面在条件优越的家庭里开始越来越普遍的时候，地毯依然太珍贵，不会铺在脚底下。地毯只能挂在墙上，或者铺在桌子上。而且，地毯往往保存在箱子里，只有在为了给贵客留下好印象的时候才会拿出来使用。

餐桌不过是搁在支架上的几块木板。碗橱名副其实地只是放置杯子和其他器皿的几块普通木板。[6]

但是，碗橱也并不多见。玻璃器皿更是稀罕，就餐者一般要和坐在边上的人共同使用。最后，“碗橱”变成了比较华丽的备餐柜。备餐柜跟衣服没有关系，而跟加工食物有关系。[7]

在寒酸一点的住宅里，情况一般说来就最简单不过了。餐桌徒有其名，不过是一块普通的木板。那块板不用时挂在墙壁上，开饭时就搁在就餐者的膝盖上。后来，“木板”这个词的意思开始不仅指桌面，而且指饭菜本身。“膳宿”这个词组就是由此而来的。这还解释了为什么房客叫做“寄膳者”，为什么诚实的人——某个把双手放在看得见的地方的人——被称作是“放在桌面上”。[8]

人们坐的是普通的凳子。在法语里，凳子叫做bancs，源自banquet（宴会）。直到17世纪初，椅子是很少见的——“椅子”这个词只是到了大约1300年才开始出现——目的不是为了舒适，而是为了显示权威。当然，即使到了现在，主持会议的人还叫做主席，公司的负责人叫做董事会主席。这个叫法附带地—— 还有点儿怪怪地—— 使人想起了中世纪农夫的就餐习惯。[9]

中世纪宴会

中世纪的宴会显示，人们吃各种各样异乎寻常的食物——这类食物现在不再有人吃——尤其是鸟类。老鹰、鹭鸶、孔雀、麻雀、云雀、燕雀、天鹅以及几乎所有其他飞的东西，各个地方都吃。倒不是因为天鹅和别的不寻常的鸟类味道特别鲜美——这类鸟的味道并不鲜美，这是我们现在不吃的原因——而是因为没有更好吃的别的肉类食物。有1000年时间，人们几乎不吃牛肉、羊肉和小羊肉。这类动物很宝贵，人们很需要它们的毛、粪便或力气，因此舍不得宰杀。在中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大的动物蛋白质来源是熏鲱鱼。

即使肉类食物供应充足，在很多时候也是禁吃的。中世纪的人不得不一星期吃3天鱼，加上40天的大斋节和禁吃陆基肉类食物的其他宗教节日。有食物限制的总天数在各个时代是不一样的，但在最多的时候，一年差不多有一半的日子是所谓的“无脂肪”日。凡是鱼和其他水里游动的东西，那是没有不吃的。赫里福德郡主教的厨房账单显示，他家吃的这类食物有鲱鱼、鳕鱼、黑线鳕、鲑鱼、狗鱼、欧鳊鱼、鲭鱼、杖鱼类、江鳕、狗鳕、斜齿鳊、鳗、七鳃鳗、海鳕、丁、鳟鱼、米诺鱼、虾虎鱼、鲂等等，总共20多种。普遍吃的还有鲃鱼、鳊鱼、鲮鱼，甚至海豚。直到亨利八世时代，不遵守吃鱼日的习俗有可能要被判处死刑，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和罗马人决裂以后吃鱼日才废除，但伊丽莎白女王又加以恢复，以支持英国捕鱼船队。教会也热衷于保留吃鱼日，倒不是出于任何宗教信念，而是因为它通过变卖分配到的鱼，已经建立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副业。

睡觉的安排往往是很随便的。我们今天所以要“准备床铺”，是因为这在中世纪是你非得要做的事——你铺开一块布垫子，或者堆放一堆稻草，找一个大氅或弄一条毯子，怎么舒适就怎么办。在很长时间里，睡觉方式似乎一直是比较随便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个故事情节，磨坊主的妻子在自己家里睡错了床。要是每天夜里她总是睡在同一个地方，这种事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直到进入17世纪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床”一直是指垫子以及里面的填料，而不是指框架及其附件。因此，才有了单独一个词——床架。

伊丽莎白时代的家用物品目录显示，人们十分重视床和床上用品，其次是厨房用具。只有在那个时候，普通家具才被列入财产目录，然而一般说来没有确切的数目，比如“几张桌子、一些凳子”。人们似乎不那么重视自己的家具，就像现在我们在感情上不大重视自己的家用器具一样。当然，要是没有那些东西，他们也是不愿意的，但它们算不上是传家宝。人们仔细记录的另一样东西，说来有点令人感到意外，是窗玻璃。除了教堂和少数富裕家庭以外，直到进入17世纪以后好长时间，窗玻璃还是个稀罕的物品。在《英国玻璃制造业的发展（1560—1640）》一书中，戈弗雷注意到，1590年，唐克斯特有一位高级市政官把房子留给了妻子，而把窗子留给了儿子。在同一时代，阿尔尼克堡的主人出门时总是把窗户卸下来放好，把打碎的风险降到最小程度。即使在最大的房子里，一般情况下也只有最重要的屋子里的窗户才装上玻璃，别的窗户通通使用百叶窗。在经济比较拮据的人家，玻璃窗仍然是很稀罕的，直到很晚的时候。在1564年莎士比亚出生的那个时候，连装玻璃工也很少在自己家里装玻璃窗。到半个世纪之后莎士比亚去世的时候，情况有了一些变化，虽然不是很彻底。到那个时候，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里大约有一半屋子装上了玻璃窗。

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在最好的家庭里生活也谈不上很舒适。人们要花上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哪怕是最起码的舒适程度，这确实是令人惊奇的。对此，有一个有充分根据的理由：生活很艰难。在整个中世纪，每个人在一生中要把相当多的时间完全用来求生存，饥荒是司空见惯的。中世纪的世界是个没有储备的世界。要是收成不好，而平均每4年中就有一年农业歉收，马上就会有人吃不饱肚子。要是庄稼绝收，其后果势必就是饥荒。英格兰在1272年、1277年、1283年、1292年和1311年遭受灾难性的农业歉收，接着，它从1315年到1319年又连续遭受造成大批人死亡的歉收。当然，这还不是全部，还发生了夺去几百万人生命的瘟疫和其他疾病。人们注定活不长，势必长期过艰苦生活，因此也许不大可能考虑室内装饰的问题。但是，尽管如此，人们却还是在慢慢地努力提高哪怕是一点儿的舒适程度，这是不可思议的。比如，房顶上的洞能把烟放出去，但也把雨和风放了进来。最后，终于有人发明了一种带百叶板的灯笼状结构，烟出得去，雨、鸟和风进不来。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但是晚了一点，到14世纪那个办法想出来的时候，烟囱已经开始流行，不再需要带百叶板的罩子了。

除此以外，我们对中世纪中期以前的住宅内部情况实际上一无所知。事实上，据家具史学家爱德华·路西-史密斯说，我们对800年以前英格兰人情况的了解，还不如对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了解，我们知道后者是怎么坐的、怎么躺的。几乎没有1300年左右以前的家具存留下来；文献上的插图或图片很少，而且自相矛盾。资料如此匮乏，家具史学家甚至不得不从儿歌中进行搜罗。往往有人这样写道：中世纪有一种坐时搁脚用的脚凳，名叫矮凳（tuffet）——这一推测完全根据那行古老的儿童诗句：“小朋友穆菲特小姐坐在一张矮凳上。”实际上，在古英语中，那个词只是在那首儿歌中出现过一次。如果矮凳真的存在过，在别处也没有记载。

这一切也同样适用于比较富裕的家庭，不过要记住两点：高档家庭不一定那么高档，低档的家庭也不一定那么低档。总的来说，比较豪华的家庭里并不是在结构上更加复杂，只是门厅大一点而已。

至于房子本身，我们往往知道得更少，因为从早期定居时期存留在地面上的东西几乎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极其喜欢用木材作为建筑材料，因此他们在建筑物的名字上都加上个“木”字。不幸的是，木头容易腐烂，因此几乎没有一间存留到现在。据知，在全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留下来的只有一扇门——威斯敏斯特教堂外侧门厅里的一扇破旧的门。这扇门一直没有引起注意，直到2005年人们才意识到它是950年前的老古董。因此，它是英国最古老的门。

有个问题值得考虑，那就是，你怎么能确定一扇门的年代。树木年代学—— 一门用科学方法来计算树木年轮的学科——能回答这个问题。根据树木的年轮，你能很精确地知道树木的年代。每个年轮代表一年，加起来的总数就构成树木的一种“指纹”。要是你有一块知道确切年代的木头，你就可以利用上面的年轮花纹，和同一时代的其他几块木头进行比较，从而确定后者的年代。你只要找出重叠的花纹，就能往前追溯数百年。比如，如果你有一棵生长在1850—1910年期间的树和另一棵生长在1890—1970年期间的树，它们应当显示出1890—1910年间的花纹是重叠的，因为在此期间两棵树都活着。通过建立一个年轮顺序库，你就能往前追溯很长时间。

在英国，幸运的是，很多房子是用栎木盖的。在英国的树木当中，只有栎树提供了清楚而可用的证据。但是，即使是最好的树木也有问题，没有哪两棵树会有完全相同的花纹。一棵树的年轮可能会比另一棵树的狭窄一点，因为它生长在阴处，或在地面上遇到更多竞争，或水的供应较差。实际上，为了建立一个可靠的数据库，你需要有大量的树木年轮顺序；为了得出一个精确的读数，你必须做许多巧妙的数据校正工作。这就需要我们在第一章里提到的托马斯·贝斯牧师那个神奇的定理了。

科学家们拿起一根铅笔粗细的木头样品，使用上面提到的所有测定方法，计算出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那扇门是用1032—1064年期间——刚好在诺曼征服之前，也就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快要结束的时候——砍伐的木材做成的。那扇孤零零的门几乎就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全部东西。[10]

由于能成为依据的东西如此之少，势必就会有很多争论的余地。简·格伦维尔在她的权威性的学术著作《中世纪的房屋》中有两幅引人注目的插图，说明两支考古队利用相同的信息，想象约克郡华伦帕西一个不复存在的村子里一栋长屋的模样。一幅插图显示了一栋极其简单朴素的住宅，墙壁是用泥土或硬化黏土（一种泥土加牲畜粪便的混合物）垒的，房顶是用草或草皮盖的。另一幅插图显示了一个坚实得多、更加复杂的曲木结构建筑物。在这栋房子里，笨重的桁梁巧妙而精心地装配在一起。简单的事实是，考古学证据所显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筑物如何与地面接触，而不是它们的外表是什么样子的。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中世纪农夫的房子只不过是原始小屋——那种用树枝搭成的很不结实的建筑物，就像童话故事里说的，连狼都能把它们吹倒。给人的感觉是，这类房子不可能存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格伦维尔引用了一位学者的话，那位学者很有把握地断言，普通人的房子“在整个英格兰质量都很差”，直到都铎王朝时代——这是个总括性的说法，似乎也是个错误的说法。现在的证据越来越表明，中世纪的——很可能是在此很久以前的——普通人盖得出好房子，只要他们想盖的话。有迹象显示，在中世纪末期，专业化的行业已经发展起来，比如屋顶盖草工、木工、泥灰工等等。装锁的门越来越多，这清楚地说明，房子以及里面的东西是很宝贵的。尤其是，农舍的种类越来越多，什么“全威尔德式”、“半威尔德式”、“双桩式”、“后部外闭式”、“H形式”、“门厅敞开式”、“带牛棚的交叉走廊式”、“不带牛棚的交叉走廊式”等等。这些区别都无关紧要，但对于生活在那些房子里的人来说，却使他们的房子显出个性和与众不同之处。几乎可以肯定，对拥有房子——哪怕是很简陋的房子——的自豪感，早已有之。

有一件事没有逃脱中世纪人的注意力：头顶上方的空间几乎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一般说来都积满了烟。开放式的火炉有某些明显的优点，它朝各个方向散热，人们可以坐在四周，但这也好像在起居室中央生起了一堆永不熄灭的篝火。穿堂风吹向哪里，烟和火星就被带到哪里——由于有许多人来来往往，加上所有的窗户都没有玻璃，每吹来一阵风便会朝哪个人吹一脸烟——要不就升到天花板，浓浓地挂在那里，直到从屋顶的哪个窟窿里泄出去。

这时候需要一样东西，这样东西表面看来似乎并不复杂，非常简单：一个实用的烟囱。然而，这东西过了很久才出现，倒不是因为没有这个愿望，而是由于技术上的难度。大壁炉里的熊熊烈火产生大量热量，需要牢固的烟道和挡板（用建筑学的术语来说，叫做背壁）。然而，大约在1330年（这时候，“烟囱”首次在英语中有了记载）之前，好的烟道和背壁谁也不知道怎么建造。壁炉已经存在，是诺曼人引进到英格兰的，但并没有给人深刻印象。诺曼人造壁炉只是把他们城堡厚厚的城墙挖掉一部分，在外墙上捅个洞，把烟放出去。那类壁炉空气很难进去，因此火烧不太旺，也烧不太热，也因此在城堡外面不太采用。在木头房子里使用那类壁炉根本不安全，而当时许多房子就是用木头盖的。

最终使这一情况得以改变的，是造出了好的砖头。砖头在长时间耐热方面的性能几乎超过任何岩石，烟囱也使得改用煤作为燃料成为可能。这个改变正是时候，因为英国的木材供应正迅速减少。煤烟是酸性的，有毒，因此必须控制在壁炉或起初所谓的壁炉台（以区别于也称为壁炉的敞开式火炉）里，火苗和烟可以顺着烟道上去。这样，家里就比较干净，但外部世界就比较肮脏了。我们将会看到，这对住宅的外观和设计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不是每个人都对失去开放式火炉感到很高兴的。很多人怀念那飘飘悠悠的烟雾，正如有一位观察家说的，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体“在木柴烟雾的熏陶之中”更健康。直到1577年，一位名叫威廉·哈里森的人还坚持说，在使用敞开式火炉的日子里，“我们从来不头痛”。烟雾积贮在屋顶空间里使鸟雀不敢来筑巢，据说还能使木架子更牢固。人们尤其抱怨说，屋子里根本不像以前那么暖和。这话没有错。由于取暖效果不佳，壁炉就不断加大。有的壁炉竟然大到里面有凳子，人可以坐在壁炉里，那几乎是家里唯一可能感到真正暖和的地方。

不管在暖和及舒适方面有多大损失，在空间方面获得的益处证明是很有吸引力的。因此，发展壁炉成了室内变迁史上一个重大的突破。人们突然之间发现，可以把木板搁在梁上，在楼上创造一个全新的天地。

[1] 圣比德（672—735），盎格鲁—撒克逊神学家、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英格兰人教会史》。——译注

[2] 在英语中，一个星期中间三天的名称，即Tuesday（星期二）、Wednesday（星期三）和Thursday（星期四）分别源自那三个神的名字，即Tiw（蒂乌）、Woden（沃登）和Thor（托尔）。英语中Friday（星期五）的名称则源自沃登的妻子的名字Frig（弗丽嘉）。蒂乌是神话中的战争和天空之神，沃登是神话中的主神，托尔是北欧神话中的雷神。弗丽嘉是北欧神话中主宰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女神。——译注

[3] 府第和门厅的英文都是hall。这两处府第的英文名称分别是HardwickHall和ToadHall。——译注

[4] “最终税册”是指英国1085—1086年钦定土地调查清册。——译注

[5] 底层在英语里叫做groundfloor，直译的意思是“地面”。——译注

[6] 碗橱的英文名字是cupboard，即“放置杯子的木板”。——译注

[7] 备餐柜，即旧时放置已经烧好的盆菜的柜子，和衣橱在英语里都叫dresser，所以说“跟衣服没有关系”；而加工食物的“加工”在英语里叫做dress，所以说“跟加工食物”有关系。——译注

[8] 在英语里，“膳宿”叫做roomandboard，“寄膳者”叫做boarder。“放在桌面上”即abovetheboard，意思是“光明正大的”。这些说法都和最初用作餐桌的木板即board有关系。——译注

[9] “椅子”在英语里叫做chair，而“主持会议”叫做chairameeting，“主席”叫做chairman，“董事会主席”叫做chairmanoftheboard。这些说法都和chair有关系。——译注

[10] 欧洲有许多老房子，门都很低矮，不留神常常会碰头。大家通常认为，这些门之所以低矮，是因为以前的人个子较矮，要求较小的净空高度。事实上，遥远过去的人们并不都是那种矮个子。门之所以矮小，和窗户矮小的道理是一样的：装门窗要花很多的钱。——原注

二

房子向上拓展改变了一切。随着富裕的户主发现自己拥有独立的空间有着众多的乐趣，房间的数量开始不断增加。一般说来，第一步是在楼上盖一间新的大屋子，名叫“大房间”（great chamber）。主人和他的家人在这里做以前在门厅里做的所有事情——吃饭、睡觉、休息和玩耍——而周围又没有许多别人干扰，只是在举办宴席和别的特别活动时才回到楼下的大门厅里。仆人不再是家庭的组成部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仆人。

个人空间的概念现在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当时是一种新发现。空间再大，人们也觉得不够。很快，人们发现，仅仅跟下人分开生活是根本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不跟同等人在一起的时间。随着房子加出侧翼，不断扩展，内部设施越来越复杂，创造或借用了很多词语来描述各种新的房间形式：书房、卧室、专用房间、私室、（供祷告用的）小礼拜堂、客厅、起居室和（家庭概念上的而不是机构意义上的）图书室，这些都可以追溯到14世纪或更早一些。很快接着而来的还有走廊、长廊、接见厅、（供穿衣服用的）化妆室、会客室、公寓、寄宿舍和套房。“这跟古代全家日夜生活在一间大厅里的习俗有着天壤之别啊！”戈奇写道，一时间流露出少有的激动。还有一种新的形式戈奇没有提到，那就是“闺房”，字面意思是“供生闷气的房间”。从很早的时候起，它就跟私通有关联。

相对说来，隐私程度有了改善，但与今天相比，生活还是要集体和公开得多。厕所里往往有多个位子，便于聊天；画上经常显示，夫妻躺在床上或浴缸里随意嬉笑，而仆人们就在一旁侍候着他们，他们的朋友和蔼地坐在附近打牌或说话，完全在看得见和听得见的距离之内。

在很长时间里，新增加的那些房间的用途并不像现在那样有严格的分工，所有的房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起居室。从文艺复兴时期以及更早以来，意大利的建筑蓝图上根本不标明房间的类型，因为它们没有固定的用途。人们在家里走来走去，寻找阴凉或阳光，还常常带着家具。因此，即使标明的话，一般也只给房间标上“mattina”（供上午使用）或“sera”（供下午使用），这种不拘形式的格局在英格兰也是大同小异。卧室不仅用来睡觉，也可以作为私人进餐和招待特别受喜爱的客人的地方。实际上，卧室成了一个派普通用场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在卧室以外设置更加隐蔽的场所。（莎士比亚在他1590年左右完成的《仲夏夜之梦》中最早使用“卧室”一词，虽然他只是指“床里的空间”[1]。要到下一个世纪才普遍用bedroom这个词来专门指卧室。）

卧室附近的小房间派各种各样的隐蔽用场，从拉大便到幽会。因此，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类房间的用词很不一致。马克·吉罗尔德在《英国乡村小屋生活》一书中告诉我们，closet这个词“有一段很长的光荣历史，最后才落到了这个不光彩的意思：大的碗橱或女仆放洗涤槽和拖把的屋子”。原先，它更像一间“书房”，而不是“贮藏室”。cabinet起初指小型的茅舍，到16世纪最初10年的中期，它已经用来指保管贵重物品的盒子。此后不久——仅仅大约10年之后——它已经用来指房间本身。法国人也经常把原先的概念细化为多种房间类型，所以到18世纪，法国的大型城堡里可能有会客室、聚会室、收藏室和盥洗室，再加上普通的房间。

在英语中，cabinet开始指所有房间中最专用、最隐蔽的一间——最幽深处的密室，最秘密的会议就可以在里面召开。接着，它迈出了异乎寻常的跳跃性一步。词语有时候会是那个样子的。到1605年，它开始不仅指国王跟他的大臣们开会的地方，而且作为集体名词指大臣们本身[2]。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词现在既可以指政府里那个最亲密、最显要的顾问团，又可以指卫生间里那个放洗发剂等物品的带架子的壁龛。

这种密室常常在附近有个小间或凹室，通常称之为privy，但也可以叫别的名字，其中有jakes、latrine、draughts、place of easement、necessarium、garderobe、house of office或gong[3]，里面有一张带孔的凳子，很有策略地搁在一个长长的入口上方，通到护城河或深井里。常常有人推测，有时候也有人这样写道，privy成了英格兰一些政府附属物的名字，尤其是王玺和枢密院[4]。事实上，这些词语是由诺曼人带到英格兰来的，两个世纪以后才有厕所的含义。不过，没有错，皇家厕所的负责人叫做“马桶间侍从官”；随着时间的过去，厕所清洁工被提升为君主信赖的顾问。

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许多别的词语身上。Wardrobe原先指放衣服的房间。后来，它相继变成了起居室、卧室、厕所，最后成了一件家具。在此过程中，它还获得了“某人一整套衣服”的意思。

为了给各种新的房间形式提供空间，房屋就向外、向上拓展。一种名叫“奇房”（prodigy house）的崭新形式的房屋开始在整个乡村出现并急剧增加。这类房子几乎从来不低于3层高，有时候不低于4层高，而且往往特别宏大。其中最大的要算是肯特郡的诺尔府。它不断扩展，最后占地将近4英亩，包括7个天井（意思是一个星期有7天），52座楼梯（意思是一年有52个星期），365个房间（意思是一年有365天），反正长期以来人们是这么说来着。

现在望着那种房子，有时候你会吃惊地觉得，那些建筑师是怎样边干边学的。德比郡的哈德威克府是个鲜明的例子，它是1591年为什鲁斯伯里女伯爵——人们总是称她为哈德威克的贝丝——建造的。哈德威克府是那个时代的奇迹，很快以宽大的窗户闻名遐迩，有人因此作了一首经常被引用的短诗：“哈德威克宅第，墙壁少于玻璃。”在现代人眼里，窗子的大小和分布似乎都完全接近正常，但在1591年，那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奇事物，实际上连建筑师（据认为是罗伯特·史密斯森）都不知道怎样把这么多窗户安装起来。有的窗户其实是没有用的，用来遮盖烟囱；有的供不同楼层的房间共同使用。有的大房间里窗户根本不够用；有的小房间里窗户又太多。偶尔窗户和它们所要照明的空间才是真正相称的。

贝丝把家里塞得满满当当，都是各种各样精美而昂贵的银器、挂毯、画卷等等，可与英格兰的任何私人住宅媲美。然而，在现代人眼里，最突出的一点是，总体效果却是如此空阔，如此朴实无华。地板上铺着简陋的灯芯草席子，宏大的长屋有166英尺长，却只放着3张桌子、几张直靠背椅和凳子，以及两面镜子（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那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比任何画卷还要值钱）。

人们不仅盖大房子，而且盖好多大房子。哈德威克府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已经有一栋非常好的哈德威克宅第（现在就被叫做哈德威克老宅），就在庭院对面。今天它已经是个废墟，但在贝丝的时代依然在使用，又使用了150多年时间。

在传统上，伟大的房屋建造者（和房屋收藏者）是一些君主。亨利八世到死的时候拥有不少于42个王宫。但是他的女儿伊丽莎白机敏地发现，出去走访别人，让他们来承担她的旅费，这样做要省钱得多。于是，她就急忙恢复了王室每年巡行的古老习俗。实际上，那位女王不是个喜欢旅行的人，她从没有离开过英格兰，即使在英格兰也从不敢走得很远，但是她走访了很多人。她每年巡行8—12个星期，参观大约二十来户人家。

受君主拜访的人对王室的巡行几乎总是怀着很复杂的心情，又激动又害怕。一方面，君主巡行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可以升官，提高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这类事要花费很多钱。王室成员多达1500人左右，其中相当多的人——就伊丽莎白一世而言，大约是150人——每年陪伴君主出巡。主人们不仅要承担浩大的开支来为一大群娇生惯养的特权人士提供吃住和娱乐，而且许多东西会失窃，大量财物受损，还可能发生一些不大有利的意外。大约在1660年，查理二世和宫廷人员离开牛津以后，有一位留在后面的人员以惊骇的口气说，王室访客们留下的“粪便遍布每个角落：烟囱里，书房里，煤屋里，地窖里”。

由于一次成功的王室巡访可能带来很大好处，因此许多主人挖空心思，不辞劳苦，拼命要讨好来访的君主。主人们懂得，最起码要精心策划几次化装舞会和盛装游行，而许多人还建造了划船用的湖泊，拓展了房子，重新美化了环境，希望能让君主轻轻地发出一阵惊喜声。纪念品是滥给的，有一位名叫约翰·帕克林爵士的马屁精很是倒霉，他给了伊丽莎白一把饰有钻石的丝扇、几块零碎的宝石、一件漂亮无比的女裙服和一对特别精美的维金纳琴，然后在第一次晚宴上望见女王陛下对银餐具和一个盐瓶爱不释手，不声不响地把它们放进了自己的手袋里。

连她最老的大臣们也高度敏感，学会了讨好女王。当伊丽莎白抱怨伯利爵士在林肯郡的乡村住宅太远时，他就在伦敦附近的沃尔萨姆克罗斯（位于现在伦敦东北郊）又买了一栋，因为这个地方近一些，并加以扩展。为了接待女王，伊丽莎白的大法官克里斯托弗·哈顿马上盖了一栋宏伟的宅第，名叫霍顿比府。最后她根本没有去，而他死的时候却欠了1.8万英镑的债——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相当于今天的900万英镑。

有时候，盖房子的人也没有多大选择。詹姆斯一世命令忠心耿耿而又无足轻重的弗朗西斯·费恩爵士大规模重建他在北安普敦郡的阿普索普府，以便他和他的挚友白金汉公爵在去卧室的途中能漫步经过几个比较豪华的房间。

最糟糕的是被指派为国王承担耗时很久而又开支很大的义务，这就是哈德威克的贝丝的丈夫——第六代施鲁斯伯里爵士——的命运。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他被要求担任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看守人。实际上，这意味着要把一个极不忠诚的小国的王室养在自己家里。我们只能想象，当他看到一溜儿80辆马车——简直可以排成一支1/3英里长的队伍——载着那位苏格兰女王、50名仆人和秘书，以及他们的物品出现在他的车道上时，他的心情会是多么沮丧。除了要为这一大队人马提供吃住，施鲁斯伯里还不得不养一支私人军队来确保他们的安全。庞大的开支和精神压力势必使他和贝丝的婚姻不幸福，虽然这桩婚姻本来也是不可能幸福的。贝丝很需要男人，施鲁斯伯里是她的第四任丈夫。她和他的结合与其说是两颗心贴在一起，不如说是商业上的合并。最后，她甚至指责他和那位苏格兰女王私通——不管是真还是假，这种指控是很危险的，他们分居了。就是在那个时候，贝丝盖了那个时代最宏大的宅第之一。

随着生活越来越退缩到越来越大的房子里，“门厅”不再派原先的用场，仅仅成为一个建有楼梯的过道—— 一间迎接客人、走向更重要的空间的屋子。哈德威克府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虽然在它的名字里还保留着hall这个词。所有重要的房间都在楼上。从此，这个词不再被用来指任何真正重要的房间。早在1663年，这个词被用来指任何不太大的空间，尤其是入口处及相连的走廊。与此同时，它的原意却得以保留，实际上还扩大了，用来指一些重要的大空间，尤其是公共场所，其中包括卡内基大楼、皇家艾伯特纪念堂、市政厅、名人纪念堂，还有许多别的。

然而，在住宅里，它在语义学上成为——现在仍然是——家里地位最低的房间。在原教区长寓所，就像如今的大多数家里一样，它是个面积不大的门厅，一间实用的小方块，有小橱和钩子，可以在里面脱鞋子、挂外套——这显然是踏进房子本身的第一步。我们大多数人不知不觉地承认这个事实，因为我们让访客进屋时要请两次：第一次在门口，把他们带进室内；然后，在他们脱掉外套和帽子以后，再请他们踏进房子本身，并以亲切而有力的口气连喊两声：“请进！请进！”

听到那个声音，我们就可以把外套留在这里，终于踏进家里真正的第一个房间。

[1] 卧室的英语名字是bedroom，字面意思可以是“床里的空间”。——译注

[2] 在英语里，cabinet有“内阁”的意思。——译注

[3] 这些词的基本意思都是“厕所”。——译注

[4] 王玺和枢密院在英语里分别叫做PrivySeal和PrivyCouncil，都含privy一词。——译注

第四章 厨房

据认为，地球上存在3万种可以食用的植物。其中11种——玉米、稻谷、小麦、马铃薯、木薯、高粱、小米、豆子、大麦、黑麦和燕麦——就占了人类全部食物的93%，每一种都是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最先种植的。说到底，我们自己也是石器时代的人。

一

1662年夏天，当时英国海军部里有一位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塞缪尔·佩皮斯，他邀请他的上司海军专员彼得·佩特上他在伦敦塔附近的家里吃饭。佩皮斯29岁，很可能希望要给他的上司留个好印象。恰恰相反，令他惊恐和失望的是，当一盘鲟鱼端到他的面前时，他发现里面有“好多小爬虫”。

发现自己的食物里长满虫子，即使在佩皮斯的时代也不是常有的事——他确实感到失了面子——但是，对食物的新鲜和完整程度有点缺少把握，至少这是比较常有的事。食物即使不是因保管不好而在迅速腐烂，也很可能会变颜色，或者长出了某种令人讨厌的危险东西。

在食品里掺假的商人，好像对几乎所有东西都动了手脚。食糖和别的价钱昂贵的原料，常常掺入石膏、熟石膏、沙子、尘土和其他形式的“粗货”——人们把这类添加物统称为“粗货”。据报道，黄油由于加入了动物脂油和猪油而膨胀。据各种权威说，喝茶的人有可能不知不觉地把从锯木屑到碾碎的羊粪等任何东西喝进嘴里。朱迪思·弗兰德斯报道说，经过仔细检查，有一船货证明只有一半多一点儿是茶叶，其余都是沙子和泥土。硫酸加在醋里使醋的味道更浓，白垩加在牛奶里，松脂加在杜松子酒里。砷化铜使蔬菜更绿，使果冻发亮。铬酸铅使烘烤食品闪耀出一种黄灿灿的光华，使芥子酱发亮。醋酸铅作为甜味剂添加到饮料里，铅丹不知怎的能使格洛斯特奶酪看上去更可爱，如果不是吃起来更安全的话。

在零售商看来，只要动一点儿欺骗性的手脚，几乎没有哪种食品的外观是不能变得更好看的，成本是不能变得更低的。托拜厄斯·斯莫利特报道，连樱桃也能变得又新鲜又亮泽，小贩只要把它放进嘴里轻轻地转一转，再摆出来卖。他心里转念，不知道有多少对质量毫无疑心的太太享用过了一盘甘美多汁的樱桃，而实际上这些樱桃已经“在圣贾尔市场上一名小贩肮脏的——也许是患有溃疡的——嘴巴里滚动过，沾满了他的唾沫”。

面包似乎尤其是一个目标。斯莫利特在他的热门小说《汉弗莱·克林克远征记》（1771）中，把伦敦的面包描述成一种“白垩、明矾和骨灰”的有毒混合物，“吃起来淡而无味，对人体有害”。但是，实际上，这类指责在那个时候——很可能已经在很长时间里——是司空见惯的，在关于杰克和豆茎的故事中有诗为证：“我要把他的骨头碾成粉来做我的面包。”迄今发现，关于面包存在普遍掺假现象的正式说法，最早是在一本1757年出版的名叫《发现毒素：或可怕的事实真相》的书里。作者不愿透露姓名，自称是“我的朋友，一位内科医生”。他透露说，“据非常可靠的权威人士的消息”，“有些面包商一麻袋一麻袋地使用老骨头，这不是不常有的事”；“死人的藏骸所被搜了个遍，以便把肮脏的东西加到活人的食物里”。几乎同一时候，另一本非常类似的书问世：《面包的性质：老实人烤的和不老实的人烤的》，作者是医学博士约瑟夫·曼宁。他报道说，面包商把豆面、白垩、铅白、熟石灰和骨灰添加到他们烤出的每一块面包里，这是很普遍的事。

即使现在，这类说法也经常作为事实来报道，尽管在70多年以前弗雷德里克·A.菲尔比已经在他的经典著作《食品掺假》中很有说服力地指出，这类指控不大可能是真的。菲尔比走出了很有意思而又能说明问题的一步，即使用所指控的假料，按照所描述的方法和比例来烘烤面包。除了一次以外，每次烤出来的面包不是硬得像混凝土，就是根本不成形。几乎所有的面包不是很难闻，就是很难吃。有的烘烤时间比普通面包还要长，因此实际的制作成本还要高，掺假的面包没有一块是能吃的。

事实上，面包是一种很敏感的东西。要是你往里面掺入杂质，无论量大量小，肯定会很明显。不过，大多数食品都是这种情况。有人喝了一杯茶，而没有注意到里面有一半是铁锉屑，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虽然有的掺假毫无疑问真有其事，尤其是为了增强颜色或显得新鲜，但大多数所说的掺假事件有可能是个别例子，或者不是真的。传说往面包里掺入种种东西，肯定就属于这种情况（除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例子，那就是掺入明矾，我们过一会儿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在整个19世纪，面包在英国人饮食中的重要性，你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对于许多人来说，面包不仅是一顿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是饭本身。据面包史学家克里斯琴·彼得森说，花在食品上的钱，多达家庭总支出的80%，而其中80%是花在面包上的。即使对于中产阶级的人来说，花在食品上的钱也要占到他们收入的2/3（相比之下，今天只占到大约1/4）。而在食品中，面包是较大的和敏感的部分。对于比较贫困的家庭来说，几乎每种记载都告诉我们，每天的食物很可能包括几盎司茶叶和糖，一些蔬菜，一两片奶酪，偶尔才有一丁点儿肉，剩下的全部都是面包。

面包如此重要，因此法律对它的纯度进行严格的监管，惩罚是很严厉的。欺骗顾客的面包商会被罚款，每块面包罚10英镑，或在监狱里服一个月劳役，当局还一度认真考虑过把违法乱纪的面包商发配到澳大利亚。面包商对此真的很担心，因为每一块面包在烘烤过程中都会因水分蒸发而减轻分量，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由于这个原因，面包商有时候会多加一点儿——这就是著名的“一打加一”[1]。

然而，明矾是另一回事了。明矾是一种化合物——从技术上来讲，是一种硫酸复盐——用作染料的定色剂（正式的名称叫媒染剂）。它在各种工业加工过程中用作净化剂，还用来鞣皮。它对面粉有很好的增白作用，但那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首先，明矾的需要量很小。三四匙明矾就能增白一袋280磅的面粉。这么一点儿经过稀释的量对人体不会有任何伤害。实际上，即使现在，明矾依然添加在食物和药品里。它常常是发酵粉和疫苗的一种成分；由于它的净化特性，明矾有时候还加在饮用水里。实际上，它被用来生产初级面粉——那种营养绝对好但样子不大好看的面粉——群众可以接受，因此面包商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小麦。明矾还作为干燥剂加在面粉里，这完全合法。

食品里含有杂质，并不总是因为想要膨化食品，有时候杂质完全是掉进去的。1862年，议会在对面包房的一次调查中发现，许多面包房里“到处挂着一串串的蜘蛛网，上面积满了粉尘”，随时会掉进从下面拿过的罐子或盘子里。昆虫和蟑螂从墙壁和工作台上爬过。据亚当·哈特-戴维斯说，1881年对在伦敦出售的冰激凌抽样调查发现，里面有人的头发、猫的毛、昆虫、棉絮和几种别的不卫生的东西。不过，这反映出的问题很可能是不讲究卫生，而不是蓄意添加膨化剂。同一时期，伦敦有一名甜食商被罚款，“原因是他用涂小推车剩下来的涂料把糖果染成绿色”。不过，这类事情吸引报界的注意力，恰恰说明它们是个别事件，而不是惯常现象。

书信形式的长篇小说《汉弗莱·克林克远征记》极其生动地描绘了18世纪英格兰的生活情况，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加以引用，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它负有很大的责任。在一段绘声绘色的文字中，作者斯莫利特描述了牛奶装在没有盖子的桶里送过伦敦的大街小巷的过程。好多东西扑通扑通地掉进桶里，其中有“过路人的唾沫、鼻涕和口中咀嚼过的烟草块，推土车上溢出的东西，马车轮子溅起的泥浆，调皮的男孩闹着玩地扔进去的泥土和垃圾，婴儿的呕吐物……最后，还有从那位销售这种宝贵混合物的邋遢商贩的破衣服上掉进去的蟑螂……”有一点容易被人忽视，即这本书原打算讽刺而不是写实。斯莫利特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甚至不在英格兰，而在意大利，并且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在这本书出版3个月以后就去世了）。

这一切不等于说，糟糕的食物不存在，存在是绝对肯定的，污染的、腐败的肉类食品尤其是个问题。伦敦主要的肉类交易所史密斯菲尔德市场的肮脏是远近驰名的。1828年议会做了一次调查，有一位证人说，他看到“一头牛的畜体腐烂到这样的程度，肥肉不过是滴个不停的黄色黏液”。牲畜被从遥远的地方徒步赶来，到达时往往已经精疲力竭，患上毛病，而到了目的地以后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据报道，有时候，羊在活着时就被剥了皮，许多牲畜身上长满了疮癣。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卖出了那么多的坏肉，人们私下里称其为“烂货市场”。它是两个土话词语的缩写，字面意思是“不值钱的蹩脚货”。

即使生产商的想法是干净的，食品本身也并不总是很干净。把食品运到遥远的市场而且还能吃，这始终是个挑战。人们梦想能吃到来自远方的食品或非当令食品。1859年1月，一艘满载30万个多汁橙子的船扬帆从波多黎各快速驶向新英格兰，以表明这是办得到的。美国许多地方迫不及待地仿效。然而，那条船到达港口的时候，2/3的货物已经烂成散发着香气的糊糊。更远地方的生产商连这一点也休想办到。阿根廷人在一望无际、气候适宜的大草原上饲养了大批牛，但没有办法把牛肉运出去，因此大多数牛只是被煮烂了取其骨头和油脂，肉就完全浪费了。为了想办法帮助他们，德国化学家尤斯图斯·李比希[2]

发明了一种生产牛肉汁的配方，后来被叫做“牛奥”（Oxo）。但是，很明显，它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一种安全的保鲜方法，使食品的保存时间超过大自然的允许范围。18世纪末，有个名叫弗朗西斯·阿珀特（也许名叫尼古拉斯·阿珀特——资料上的说法各不相同，有点混乱）的法国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各种肉类和蔬菜贮存几年的艺术》。这代表了一个真正的突破。阿珀特的方法主要包括把食品封存在玻璃罐里，然后再慢慢加热。一般说来，这种方法比较有效，但封条不是绝对保险的，有时候空气和污染物会进去，吃了里面东西的人会肠胃不舒服。由于不可能对阿珀特的罐子抱有绝对的信心，因此就没有人对它有信心。

总之，食品在到达餐桌的过程中，有可能出很多问题。因此，当19世纪40年代初出现了一件神奇的产品，有可能使情况发生改变时，人们兴奋不已。出人意料的是，这件产品大家都很熟悉：冰。

[1] “一打加一”源自面包师傅为免遭顾客短斤缺两的指责而在出售面包时附带奉送一个的习俗。——译注

[2] 尤斯图斯·李比希（1803—1873），德国化学家，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农业和生物化学。他创立了有机化学，被称为“化学之父”。——译注

二

1844年夏天，温汉姆湖制冰公司——以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湖泊的名字命名——在伦敦的施特兰德落成，每天在橱窗里放着一大块刚刚制成的冰。英格兰人以前谁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冰块——当然更不用说是在夏天，而且是在伦敦市中心。冰块晶亮、透明，实际上你可透过它来看报：冰块后面经常放一张报纸，因此过路人可以亲眼目睹这个惊人的事实。那个橱窗成了轰动一时的场所，经常围着一群看得发了呆的人。

萨克雷在他的小说里提到过温汉姆湖出品的冰的名字。维多利亚女王和艾伯特亲王坚持要在白金汉宫使用这种冰，还授予该公司一份皇家证书。许多人以为温汉姆湖是个大湖，具有五大湖之一的规模。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那么感兴趣，在美国作巡回演讲的过程中还专门从波士顿去了一趟温汉姆湖——这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见到温汉姆湖的冰融化得很慢，简直着了迷，估计这与它的高纯度有关系。实际上，温汉姆湖的冰的融化速度与任何别的冰一模一样。除了进行过长途旅行以外，它其实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湖冰是一种神奇的产品：它自行产生，不花生产商任何成本，干净，可以再生，供应量没有穷尽。唯一的缺憾是没有生产和保存它的基础设施，没有可以销售的市场。为了创建冰工业，必须想办法大规模地切割和取出冰块，建造仓库，获得营业许可，雇用一条龙的发货商和代理商，尤其要使很少见过或从来没有见过冰的地方，以及冰肯定不是任何人打算花钱买的地方，产生对冰的需求。干这一切的，是一位出身高贵、喜欢挑战的波士顿人，名叫弗雷德里克·图德，他对做冰生意完全着了魔。

把冰块从新英格兰运到遥远的港口，这种想法被认为是简直发疯——用他一位同时代的人的话来说，“是脑子错乱的人的狂想”。第一批发往英国的冰令海关官员感到纳闷，不知道它属于哪类货物，结果全部300吨冰还没有离港就融化了。船主们很不愿意接受这类货。他们不想因为到港时装了一船没有用的水而被人耻笑，而且还担心几吨冰块会滑动，冰块融化成的水会晃动，致使船体不稳，产生实实在在的危险。毕竟，这些人的航海本能是完全建立在不让水进入船舱这种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不愿意冒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风险，何况到头来连市场都找不到一个。

图德是个很难相处的怪人——丹尼尔·J.布尔斯廷认为，他“飞扬跋扈，虚荣心强，对竞争者鄙夷不屑，对敌人毫不宽容”。他把最亲密的朋友都视作异己，辜负了同事们的信任，似乎差不多把这么做当做是自己一生的雄心大志。使冰块有可能成为一种行业的全部技术创新，实际上都是他那生性孤僻、言听计从、很有忍耐精神的合伙人纳撒尼尔·韦思的功劳。图德花了多年努力，饱受挫折，倾家荡产，才把冰的生意安排停当，开始运转。但是，这种生意渐渐地站住了脚，最终使他和许多别的人发了财。有几十年时间，冰块以重量来计算，成了美国第二大产品。要是隔热良好的话，冰块可以保存很长时间。冰块从波士顿运到孟买要行驶16000英里，历时130天，但也不会融化——至少大约2/3不会融化，足以使这种长途运输有利可图。从新英格兰到加利福尼亚州，绕过合恩角，冰块运到了南美洲最遥远的角落。以前毫无价值的锯屑，证明是一种优良的隔热材料，为缅因州的锯木厂增加了很有用处的额外收入。

实际上，温汉姆湖对美国的冰业来说完全是一件附带的事。它的年产量从来没有超过大约1万吨；相比之下，光从缅因州肯尼贝克河采的冰一年就达差不多100万吨。在英国，谈论温汉姆湖冰的人很多，使用温汉姆湖冰的人却不多。有几家企业定期进货，但几乎没有任何家庭这么做（除了王室以外）。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市场上销售的大部分冰块不仅不是产自温汉姆湖的，甚至根本不是产自美国的。挪威人—— 一个你通常不会把不择手段的赢利行为与其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把奥斯陆附近的奥珀加德湖的名字改成了温汉姆湖，那样就可以利用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到19世纪50年代，英国出售的大部分冰实际上都是挪威的冰，虽然不得不说，冰块在英国人当中向来用得不多。即使现在，冰在那里也往往是配给的，就像按照处方配药一样。结果发现，真正的市场是在美国本地。

加文·韦特曼在关于这个行业的历史《冻水贸易》一书中写道，美国人比以前的任何人都要喜欢冰。他们用它来冰镇啤酒和葡萄酒，做可口的冰镇鸡尾酒，发烧时降低热度，制作各种各样的冷冻食品。冰激凌越来越受欢迎，而且也特别有创造性。在纽约著名的戴尔莫尼可饭店，顾客可以点黑麦冰激凌和芦笋冰激凌，以及许多别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口味的冰激凌。仅纽约市一年就要消费将近100万吨冰。布鲁克林吃掉33.4万吨，波士顿38万吨，费城37.7万吨。美国人越来越对文明利用冰的好处感到自豪。“要是你任何时候听到有人辱骂美国，”有个美国人对来访的英国人萨拉·莫利说，“不要忘记冰。”

冰真正的用武之地，是在铁路的冷藏车。有了冷藏车，就可以把肉类和其他易腐败的东西运到全美各地。芝加哥之所以成为铁路工业的中心，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可制造和贮存大批量的冰。芝加哥几家冰库里贮存的冰，多达25万吨。在使用冰以前，在炎热的天气里，牛奶（当然是新鲜牛奶）在变质以前只能保存一两个小时。鸡在宰杀当天就要吃掉。鲜肉过了一天多时间以后再吃几乎是不安全的。现在，食物既可以在当地长期贮藏，也可以在远方的市场出售。芝加哥在1842年获得了第一只龙虾，那是用冷藏车从东海岸运来的。芝加哥人瞪大眼睛看着它，仿佛它来自哪个遥远的星球。食物不必再在产地附近消费，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生活在美国中西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的农民，不仅能以比任何别处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食品，而且现在还可以将食品卖到差不多任何地方。

与此同时，其他方面的开发也极大地拓展了食物可贮存的范围。1859年，有一位名叫约翰·兰迪斯·梅森的美国人，解决了半个多世纪以前法国人弗朗西斯（或尼古拉斯）·阿珀特没有掌握的那个挑战性问题。梅森获得了带有密封螺旋金属盖的大口玻璃瓶的专利权，这就提供了一种完美的密封装置，能保存各种以前会腐败的食品。梅森食品瓶在各地引起轰动，虽然梅森本人几乎没有从中得到好处。他以不多的钱把专利权卖给了别人，然后把注意力转向别的发明——折叠式救生艇、雪茄烟保鲜盒和自动排水的肥皂盒——他估计这些东西会使他发财。但是，那些发明不但没有取得成功，而且也不是很有用处。由于遭受一个又一个失败，梅森有点精神错乱，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孤苦伶仃，被人遗忘，1902年在纽约一栋经济公寓中死去。

另一种贮藏食物的方法，也是最后证明更加成功的方法，是制作罐头，这项技术是由布赖恩·唐金在1810—1820年期间完善的。唐金的发明能很好地保存食物，虽然早期的罐头是用铸铁做的，又重又很难打开。有个商标上印着说明，开罐要用锤子和凿子。士兵们通常用刺刀来向它们发起进攻，或者用子弹来击穿它们。真正的突破要等到开发出分量轻一点的材料，那种材料使批量生产成为可能。在19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一个干活卖力的人一天大约可以生产60个罐头。到1880年，机器一天可以生产出1500个罐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很长时间里，开罐头仍是个严重的障碍。有多种切割工具获得了专利，但差不多都很难使用，一失手还很危险。现代那种使用安全、人工操作的开罐器，即带两个转轮和一个弯曲的扳手的那一种，仅能追溯到1925年。

食品保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只是食品生产方面一场范围大得多的革命的组成部分，那场革命改变了各地农业的发展态势。麦克考密克牌收割机使批量生产粮食成为可能，转而美国又可以以工业规模饲养牲畜。这又转而导致大的肉类加工业中心的形成和冷冻方法的不断改进——在进入近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一切的核心依然是冰。早在1930年，美国已经有18.1万节冷藏车厢，全都是用冰来制冷的。

突然之间能远距离运送食品，并且能新鲜地抵达千里之外的市场，这改变了许多遥远的国家的农业。堪萨斯州的小麦、阿根廷的牛肉和新西兰的小羊肉，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食品，开始出现在几千英里以外的餐桌上，这对传统的农业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你无须冒险深入任何新英格兰的森林，就能发现幽灵似的房基和断垣残壁，表明这是19世纪被遗弃的一个农场。整个地区的农场主已经一批批地离开他们的农场，不是去工厂做工，就是碰碰运气，到更西部好一点的土地上去耕种。在一代人时间里，佛蒙特州几乎失去了一半人口，欧洲同样受到损失。“在19世纪的最后一代人的时间里，英国农业差不多垮了。”菲利普·费尔南德斯-阿姆斯托说。随之垮台的还有以前靠农业支撑的一切：农场工人、村庄、乡村教堂和一个拥有土地的贵族阶级——教区牧师。最后，我们的教区长寓所和成千上万栋别的这类教区长寓所都转到了私人手里。

2007年秋，在一次访问新英格兰的过程中，我从波士顿驱车来到温汉姆湖，想看看这个当年世界上最著名的湖泊。今天，温汉姆位于波士顿以北大约15英里的美丽乡村，旁边有一条静悄悄的高速公路。谁驱车从温汉姆和伊普斯威奇两个小镇中间通过，都可以瞥见景色如画的水面。温汉姆湖现在是为波士顿提供淡水的水库，因此四周筑有钢丝围栏，不对公众开放。公路旁有一块纪念碑，显示1935年庆祝温汉姆镇建镇300周年，但没有提到曾经使其名扬四海的冰贸易。

三

假如我们在1851年踏进教区长寓所的厨房，我们会马上注意到有许多不同之处。首先，不会有水槽。19世纪中叶的厨房只供做饭用（至少在中产阶级的家里是这样）；洗餐具在单独的洗涤室里完成，我们接下来将会去参观。这意味着，每个碟子和锅都得拿到走廊对面的屋子里去洗刷、晾干、放好，然后等下一次需要时再搬回厨房里。这可能要走好多趟路，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要花好多工夫来做饭，使用大量碟子。有一位玛丽亚·克拉特巴克夫人（她其实是查尔斯·狄更斯夫人）在1851年写了一本很受欢迎的书，很好地记录了当年进行的那种烹调活动。有一份推荐的菜单——供6个人的正餐使用——包括“胡萝卜汤、虾酱大菱鲆、龙虾馅饼、炖腰花、烤羔羊脊肉、白烧火鸡、火腿、土豆泥和烤土豆、炖洋葱、面包布丁、牛奶冻和奶油，以及通心粉”。有人计算，吃这么一顿饭，要洗的东西可能会有450件。厨房通向洗涤室的双开式弹簧门，肯定要来回摆动很多次。

假如你来的时候恰逢女管家沃姆小姐和她19岁的助手村里姑娘玛莎·西利在烤东西或煮东西，你很可能会发现她们在做直到最近还根本不做的事——仔细称各种原料的分量。直到几乎该世纪中叶之前，烹调书上的操作说明总是非常简单，只要求“一些面粉”或“足够的牛奶”。改变这一切的是一本富有革命性的书。书的作者是肯特郡一位非常腼腆，而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又讨人喜欢的诗人，名叫伊莱扎·阿克顿。由于她的诗销路不好，出版商很有礼貌地建议她不妨试着写一点比较商业性的东西。1845年，阿克顿小姐写出了《现代家庭烹饪法》。这是第一本提出要仔细计算分量和烹调时间的书。打那以后，几乎总是无意识地，它成为差不多所有烹饪书的范本。

这本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接着一下子被一本突然出现的作品挤到一边。这本书叫《家政管理手册》，作者是伊莎贝拉·比顿。它的影响之深远、持久、强大，令人大惑不解。无论在影响还是在内容方面，还从没有哪一本书像它那样。它顿时取得成功，而且在进入下个世纪很多年以后，依然是个成功的作品。

比顿夫人从第一行字起就明确指出，管理一个家是一件责任重大、没有乐趣的事。“一个家的主妇，就相当于一支军队的指挥员，一个企业的领导人。”她声称。就在片刻之前，她还颂扬过自己无私的英雄主义。“我必须承认，假如我事先知道写这本书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我根本不会有这个勇气来动笔。”她说，令读者觉得有点难受和内疚。

尽管名字叫做《家政管理手册》，但这本书只用了23页来匆匆讨论所声称的主题，然后就用其余全部900页的篇幅来谈论烹饪。然而，尽管如此偏爱于厨房，比顿夫人其实并不喜欢做饭。只要可能，她不走近自己的厨房。你无须深入研究里面的烹饪法，就会开始产生怀疑——比如，她推荐说，意大利面食要煮1个小时3刻钟才能端上餐桌。像她的许多国人和同代人一样，她天生对外来食品抱怀疑态度。她说“只有对松脂不抱偏见的人”才爱吃芒果。她认为龙虾“很不好消化”，而且“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么有营养”。大蒜“令人作呕”，马铃薯“吃了让人不放心，很多有麻醉作用，许多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她认为奶酪只适合坐办公室的人，她没有说明原因，而且也只能“吃很少一点儿”。尤其不能吃长了菌纹的奶酪，因为这些东西都属于真菌类。“总的说来，”她接着有点模棱两可地说，“腐败的东西完全不能吃。一定要划一条界线。”最糟糕的是西红柿：“整株番茄有一种难闻的味道；它的汁在火的作用下会散发出一种强烈的水蒸气，会使人眩晕和呕吐。”

比顿夫人似乎对冰能起防腐作用不大熟悉，但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她不会喜欢冰，因为她总的说来不喜欢冷的东西。“老人、体弱的人和孩子们应当回避冰，不喝冷的饮料，”她写道，“身上很热的人，或刚做过剧烈运动的人，也都不要吃冷的东西。有些例子已经说明，吃了会得病，最后送掉性命。”在比顿夫人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食品和活动会有致命的后果。

尽管比顿夫人摆出一副主妇般的稳重样子，但她动笔写这本书时才刚刚23岁。她是为她丈夫的出版公司写的，从1859年（也就是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同一年）起以每月一篇的连载形式出现，总共33篇，1861年汇集成一册出版。塞缪尔·比顿已经通过出版《汤姆叔叔的小屋》挣了许多钱，像在美国一样，这本书在英国也是轰动一时。他还创办了几本通俗杂志，包括《英国妇女家庭生活杂志》（1852）。这本杂志有许多创新之处——问题专页、医药专栏、服装图案等，今天的妇女杂志里仍可以找到这些栏目。

《家政管理手册》一书，几乎全都是粗制滥造，仓促拼凑起来的。烹饪法大多由读者提供，别的几乎都是抄袭来的。比顿夫人不怕难为情地从最明显的、完全能查得到的资料来源里进行剽窃。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的自传被整段整段原封不动地剽窃。别的直接从伊莱扎·阿克顿的作品里抄袭。有意思的是，比顿夫人连性别都懒得去调整。因此，有一两个故事在叙述时的口气很不协调，令人费解，只可能是男人的口气。总体来说，文章结构乱作一团。她在制作甲鱼汤方面所用的篇幅，比用在早餐、中餐和晚餐方面的总和还要多，而压根儿没有提到下午茶。前后矛盾几乎是惊人的，就在长篇大论地解释西红柿的危险缺点（已经发现，西红柿里含有一种特别的酸，一种易挥发的油，一种很香的、含大量树脂的褐色物质，一种植物性矿物质，黏稠的糖精，几种盐，很可能还有一种生物碱）的那页上，她介绍了一则炖西红柿的方法，把它称作“美味的伴菜”，并说“它是一种有益健康的水果，很容易消化。它的味道能刺激食欲，几乎人人都予以赞许”。

尽管比顿夫人的书有许多古怪的地方，但它获得了巨大而持久的成功。它有两个无可怀疑的优点：它充满信心，涉及面广。维多利亚时代是个浮躁的时代，而比顿夫人的指南有望指引家庭主妇越过生活中的每一个艰难险阻。家庭主妇只要翻阅这本书，便能学会怎么叠餐巾，怎么解雇仆人，怎么去除雀斑，怎么制作菜单，怎么使用抽血的器械，怎么做双色蛋糕，怎么抢救遭到雷击的人。比顿夫人解释怎么一步一步地做热的黄油吐司。她提供治疗口吃和鹅口疮的方法，讨论羊羔作为祭品的历史，介绍凡是渴望卫生和体面的家庭都用得着的一连串各种各样的刷子（炉刷、檐刷、栏杆刷、掸帚、地毯刷、面包屑刷……总共大约有40种），讨论匆忙结交朋友的危险，介绍探望病人的一系列注意事项。这是一本操作手册，可以严格照办，这正是人们所需要的一本书。比顿夫人在每个话题上都是斩钉截铁的，相当于家政事务方面一名领操的军士。

她生完第四胎8天以后死于产褥热，年仅28岁，但她的书依然很有生命力，仅在出版以后的最初10年里就销售了200多万册，在进入20世纪以后的好多年里仍然销路不错。

现在回过头来看，几乎不可能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及其饮食下个定论。

首先，食物的范围令人眼花缭乱。实际上，人们似乎什么都吃，只要是灌木丛里动的、水里捞得着的。雷鸟、鲟鱼、云雀、野兔、丘鹬、鲂、鲃鱼、胡瓜鱼、凤头麦鸡、沙锥、鱼、鲮鱼、鳗鱼、丁、西鲱、小火鸡以及更多的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忘却的美味佳肴，都出现在比顿夫人的烹饪法里。水果和蔬菜多得几乎不可计数。仅苹果一项，就有2000多个品种可供选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什么伍斯特红皮苹果啦，浴美人啦，科克斯橙味点心苹果啦，如此等等，富有诗意的一长串名字。19世纪初，托马斯·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种了23种不同的豆子、250种水果和蔬菜。（杰斐逊实际上是个素食者，只吃很少一点儿肉作为“调味品”，这在他那个时代是很不寻常的。）除了我们今天熟知的醋栗、草莓、梅子、无花果和别的农产品以外，杰斐逊和他的同时代人还喜欢吃暗红果、艾菊、马齿苋、白里叶莓、布拉斯李子、欧楂、海甘蓝、露兜树、大豌豆、泽芹（一种味甜的根）、刺菜蓟（一种蓟）、鸦葱（一种波罗门参）、拉维纪草、芜菁菜，还有几十种如今很少碰见或根本碰不见的品种。顺便说一句，杰斐逊在食物方面还是个伟大的冒险家。他有许多别的成就，其中，他在美国是把土豆切成长条进行油炸的第一人。他是《独立宣言》的作者，又是美国法式炸薯条的鼻祖。

为什么人们能吃得那么好，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现在认为是珍馐美味的许多食品在当时十分丰富。龙虾在英国沿海如此之多，连犯人和孤儿也吃得上，还被研碎了当肥料；仆人要跟雇主签订书面协议，一个星期里主人不得给他们吃两顿以上龙虾。美国人的龙虾数量还要多，仅纽约港就拥有世界龙虾贮量的一半，收获的鲟鱼如此之多，连酒吧的快餐都提供鱼子酱。（人们的说法是，吃了咸的食物会多喝啤酒。）提供的菜肴和调味品的量是如此之大，品种是如此之多，简直激动人心。1867年，纽约有一家宾馆的菜谱上有145种菜肴。美国1853年出版的一本通俗菜谱书《家庭烹饪术》，漫不经心地提到往一锅秋葵汤里加了100只牡蛎，以“增强味道”。仅在调料方面，比顿夫人介绍的制作方法就不少于135种。

值得注意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胃口其实还是比较克制的。暴饮暴食的黄金时代，实际上是在18世纪。那是约翰牛时代，是有史以来哪个国家也没有创造出过的面色最红、吃得过多、随时会得冠心病的形象，为的是给别的国家留下个好印象。在18世纪的最初10年里，英国历史上两位最胖的君主花了大量的精力来吃，这也许不是偶然的了。第一位是安妮女王，虽然安妮的肖像画总是巧妙地让她看上去稍微有点儿胖，就像佛兰德斯画家鲁本斯笔下的一位胖乎乎的美女，但她实际上是个大块头——用她以前最好的朋友莫尔伯勒女公爵直言不讳的话来说，“特别臃肿，特别肥胖”。最后，安妮胖到那种程度，连上下楼梯都不行。在她温莎堡的房间里，地板上不得不开个洞，装一扇活板门。侍者用滑轮和绞车，把她从这扇门里下降到底下办公的房间里，你见了这种情景一定会觉得很惊讶。她死了以后，埋葬时用的棺材“几乎是正方形的”。更加有名的大胖子是摄政王——未来的乔治四世。据说，如果他的紧身裤放松一下，他的大腹可以垂到膝盖。到了40岁，他的腰围已经超过4英尺。

哪怕是比较苗条的人，食量通常也似乎难以置信的大，如果不是吃了肚皮不舒服的话。威灵顿公爵记录过一顿早餐的内容，包括“两只鸽子和三块牛排，四分之三瓶莫泽尔葡萄酒，一杯香槟酒，两杯波尔图葡萄酒和一杯白兰地”--这还是他觉得身体有点儿不舒服的时候。悉尼·史密斯牧师虽然是一名教士，但也领会那个时代的精神，饭前饭后不愿意做祷告。“你长着一张贪吃的嘴，掺入宗教感情似乎不很恰当，”他解释说，“用流着口水的嘴喃喃地赞美上帝，意图是不明确的。”

暴饮暴食的黄金时代

到19世纪中叶，食量大已经成为一种习俗，一种常规。下面是比顿夫人介绍的一个小型晚餐会的食谱：仿甲鱼汤、奶油大菱鲆丝、鳀鱼沙司浇油炸鳎鱼、兔肉、小牛肉、炖牛臀肉、烤禽肉、煮火腿、一盘烤鸽子或烤云雀，最后是大黄馅饼、调合蛋白、纯果冻、奶油、冰布丁和蛋奶酥。这就是比顿夫人的书里为6个人用餐设计的食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越是重视食物，似乎越是对食物感到不自在。比顿夫人实际上似乎根本不喜欢吃饭，她对待吃饭的态度，就像她对待许多事情一样，把它当做一种讨厌而又不得不做的事，应当快速而果断地了结之。她尤其对能使食物增加香味的任何东西持怀疑态度，她憎恶大蒜，辣椒几乎不值一提，连黑胡椒也只是鲁莽人吃的东西。“永远不要忘记，”她警告读者说，“即使是很少的量，那种东西也会损害在发炎的肌体。”贯穿整个时代，这种担忧在书里和杂志里不断被附和。

最后，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完全不再讲究食物的味道，只是一心努力让端到餐桌上的菜饭是热的。在大一点的家庭里，做到这一点也要有雄心才行，因为厨房很可能离餐厅远得很。埃塞克斯郡的奥德利·恩德在这方面创造了一种纪录，他家的厨房和餐厅相隔200多码之远。在柴郡的塔顿府，为了快速运送食物，还修了一条室内铁路线，这样，装有脚轮的小车便可快速从厨房推到远处的上菜架，再从那里把食物快速分送到各处。纽卡斯尔附近贝尔赛府的阿瑟·米德尔顿爵士对送到他餐桌的食物的温度是如此不放心，竟然把温度计插进每一碟送来的菜肴里，凡是显示出的温度没有达到预期的标准的任何食物，他便会送回去再热一热，有时候要连续送回去几次。因此，他的晚餐经常吃得很晚，饭菜几乎已经处于碳化的状态。伦敦萨沃伊宾馆的法国大厨师奥古斯特·埃斯科菲尔之所以受到英国客人的赞扬，不仅因为他饭菜做得很可口，而且因为他在厨房里采用了专业分工制度，不同的厨师负责制作不同的菜肴—— 一名厨师负责做肉食，一名厨师负责做蔬菜，如此等等，因此什么菜都能马上盛到盘子里，热气腾腾地端到餐桌上。

当然，这一切与早先谈到的关于19世纪普通人饮食之贫乏是显然不同的。实际情况是，证据非常混乱，搞不清人们吃得好到什么程度，或不好到什么程度。

如果普通的消费情况能说明一点问题的话，那么人们吃了相当多的健康食品：1851年，人均吃梨将近8磅，而现在只吃3磅；吃葡萄和其他无核小果接近9磅，大体上是现在所吃的数量的两倍；吃干果将近18磅，而今天只吃3磅。吃蔬菜的数字更是令人瞠目。1851年，普通伦敦人吃洋葱31.8磅，而今天只吃13.2磅；吃芜菁和瑞典芜菁40磅以上，而今天只吃2.3磅；每年吃卷心菜将近70磅，而现在只吃21磅。糖的人均消费量大约是30磅，不到今天消费量的1/3。因此，总体来说，人们似乎吃得很健康。

然而，许多逸事形式的记述，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写的，都表明事情恰好相反。亨利·梅休的经典著作《伦敦的工人和伦敦的穷人》，在建造我们的教区长寓所的同一年出版。他在书中指出，一个工人的普通晚餐就是一块面包和一个洋葱头，而一本很久以后才出版（理所当然地大受赞扬）的历史书《吃喝的热情》却说，“19世纪中叶，工人阶级和许多下层中产阶级的主食包括面包或马铃薯、一点儿黄油、奶酪或腊肉，加糖的茶”。

肯定符合事实的是，无法掌握自己饮食的人往往确实吃得很差。1810年，英格兰北部有一位地方行政官写过一个报告，介绍一家工厂里的情况。报告披露，徒工在机器旁从上午5点50分一直做到晚上9点10分或9点15分，中间只是在吃中饭时有一次短暂的休息。他写道，“他们早饭和晚饭只吃稀粥”，在机器旁边吃，“中饭一般吃燕麦饼加糖浆，或者燕麦饼加清汤”。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不得不生活在工厂里、监狱里、孤儿院里或其他无能为力的情况下的人的通常伙食。

同样符合事实的是，许多比较穷的人的饮食是相当单调的。在19世纪最初几年里，苏格兰的农场工人每星期平均得到一份17.5磅燕麦的定量，再加上一点儿牛奶，别的几乎没有了，虽然他们觉得自己还算运气好，至少不需要吃马铃薯。马铃薯被引进到欧洲以后的最初150年左右时间里，普遍被人瞧不起。许多人认为马铃薯是一种不卫生的蔬菜，因为它的可吃部分长在地下，而不是高贵地伸向太阳。牧师们有时候还在做祷告时谴责马铃薯，理由是《圣经》中没有一处提到过马铃薯。

只有爱尔兰没有办法这么讲究。对他们来说，马铃薯产量很高，真是天赐之物。1英亩多石的土地就能养活一个六口之家，要是愿意吃大量土豆的话，而爱尔兰人势必愿意这么做。到1780年，那时90%的人完全或几乎完全依靠马铃薯活下去。不幸的是，马铃薯也是最脆弱的植物之一，容易受到260种以上细菌和寄生虫的侵扰。自马铃薯被引进到欧洲之时起，歉收是家常便饭。在大饥荒之前的120年里，马铃薯歉收不下24次，1739年的一次歉收就造成30万人死亡。但是，与1845年到1846年期间的死亡和苦难规模相比，那个可怕的总数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这场灾难发生得很快。直到8月份，庄稼看上去还长势不错，然后突然之间打蔫了，枯萎了。挖出来一看，块茎呈海绵状，已经在腐烂。那年，那里有一半马铃薯绝收，第二年的实际上全部死光。罪魁祸首是一种名叫致病疫霉的真菌，但是人们并不知道。相反，他们责怪能想得到的几乎任何其他东西——蒸汽火车冒出的蒸汽，电报信号的电流，刚刚开始普遍使用的新的肥料鸟粪。马铃薯歉收不仅发生在爱尔兰，整个欧洲都是一个样，只是因为爱尔兰人特别依靠马铃薯。

救援来得特别慢，饥馑开始数个月以后，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仍在提醒大家要谨慎。“爱尔兰人的报告老是有一种夸大事实和不求准确的倾向，因此慢一点采取行动总是可取的。”他写道。在饥荒最严重的那一年，伦敦的比林斯格特鱼市场售出了5亿只牡蛎、10亿条鲜鲱鱼、将近1亿条鳎鱼、4.98亿只虾、3.04亿个滨螺、3300万条欧鲽、2300万条鲐鱼以及同样大量的其他海鲜，而其中没有哪样东西有一丁点儿被送到爱尔兰去救济那里挨饿的人。

最大的悲剧是，爱尔兰本土其实有大量的食品可以拿出来帮助挨饿的人。那个国家生产了大量的鸡蛋、谷物和各种肉类食品，还从海里捕捞了大量食物，但几乎通通都出口了。因此，150万人就不必要地挨饿，这是自黑死病[1]

以来欧洲死人最多的地方。

[1] 指14世纪蔓延于欧亚两洲的鼠疫，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其中2500万人为欧洲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之一。——译注

第五章 洗碟间和食品库

在住宅的设计过程中，越来越注意把仆人挡在看不见的地方，与主人家隔开一段距离，除了绝对需要以外。厨房刚够放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连在一起的洗碟间和食品库的空间更小，因为很大程度上那里是仆人们的天地。这无疑是个很怪的世界，仆人构成了人类的一个阶级，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存在是为了确保人类的另一个阶级在想要什么时，几乎马上就能伸手拿到什么。

原教区长寓所里有许多小小的谜团。其中之一是，仆人们不干活的时候，他们待在哪里？按照原先的设计，给他们留出的地方不多。厨房刚够放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连在一起的洗碟间和食品库的空间更小[1]，我现在已经把你带到这两个地方。

几乎可以肯定，和厨房一样，走进这两间屋子马香太太是提心吊胆的，如果她会进去的话，因为很大程度上那里是仆人们的天地——虽然不是个很大的天地。按照当时的标准，一栋教区长寓所里为仆人们留出这么一点地方是非常不够的。在肯特郡，在差不多同一时候盖的巴勒姆教区长寓所，建筑师为仆人们提供的活动空间不仅有厨房、食品库和洗碟间，还有餐具室、贮藏室、储煤室、各种各样的贮藏室，尤其重要的是管家的房间，这里显然是供退避和休息的场所。

这一切之所以很难弄清楚，是因为造的房子并不总是与爱德华·塔尔的设计方案相吻合，马香先生显然建议（也许甚至坚持）作某些重大的改动。这并不完全出人意料，因为塔尔为他设计的房子有好多明显的怪异之处。塔尔把正门开在房子的侧面，毫无合乎逻辑的或可以推测的理由。他把卫生间设在主楼梯的平台上——这个位置确实很怪，并不常见——结果楼梯没了窗户，即使在白天也黑得像个地窖。他为主卧室设计了一间配套的梳妆室，但又没有门与之相连。他建了一个没有楼梯的阁楼，却装了一扇无处可通的高级门。

这些比较怪异的地方，在这栋房子建造之前或建造过程中得到了修正，没有付诸实施。最后，大门按照比较常规的做法设在正面，不是侧面。卫生间始终就没有建起来，楼梯上开了个大窗户。即使到了现在，只要出太阳，楼梯沐浴在阳光之中，从窗户里可以看到对面教堂的美丽景色。有两个房间——楼下的书房和上方的卧室或幼儿房，是加出来的。总之，建成的房子和塔尔所设计的有很大的差别。

在所有这一切修改当中，有一处特别令人感兴趣。在塔尔原来的方案里，现在餐厅所拥有的空间要小得多，包括为“男仆的食品贮藏室”——显然是个供仆人们吃饭和休息的地方——留出的空间，那个地方始终没有建成。而餐厅大约扩大了一倍，占满了整个空间。为什么那位单身汉教区长决定要剥夺雇员们一个休息的场所，让自己享有一个确实很宽敞的餐厅呢？由于时间相隔那么久远，这当然是说不清楚的。结果，仆人们在不干活时连个舒适的休息地方都没有，也许他们是几乎不休息的，仆人们往往不休息。

马香先生家里有3名仆人：管家沃姆小姐、担任仆人助理的村姑玛莎·西利和马夫兼园丁詹姆斯·贝克。和他们的主人一样，这3个人都没有结婚。由3名仆人侍候一位单身汉牧师，在我们看来似乎有点过分，但在马香的时代似乎谁也不会那样认为。大多数教区长至少有4名仆人，有的有10名，有的甚至更多。家里有仆人，犹如现代人家里有电器。连普通工人也有仆人。有时候，仆人也有仆人。

仆人不但为人提供帮助和方便，还是地位的重要标志。出席午餐会的人很可能发现，他们的座位是按照他们家仆的多少安排的，他们几乎像留住自己的小命一样留住仆人。即使在美国的边疆地区，即使在一次失败的冒险生意中几乎失去了一切，小说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的母亲弗朗西丝·特罗洛普还留下了一名穿号衣的男仆。

因此，雇用仆人是许许多多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1851年，当仆人的伦敦年轻女子，即15—25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占到该地年轻女子总数的1/3，还有1/3当妓女。对于许多妇女来说，那是她们唯一的选择。伦敦的仆人总数，包括男仆和女仆，超过除英格兰6个最大城市以外的总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女性的世界。1851年，女性当仆人的人数，以10∶1的比例超过男性。然而，对于妇女来说，这很少是个终生的职业。大部分人在35岁以前就离开了这个行业，通常是为了结婚，极少有人在一个岗位上待到一年以上。我们将会看到，这几乎是不足为怪的。一般说来，当仆人是个艰苦而没有人会说声谢谢的工作。

你可以预料到，人员多少的差别是很大的，但上限通常是个相当大的数目。一个乡村大家庭里一般有40名室内服务人员。光棍伦斯戴尔伯爵一个人过日子，却用了49个人来照顾他。德比爵士仅侍候他吃饭的人就有两打。第一代钱多斯公爵养了一支私人乐队，在吃饭时为他演奏。有的乐师他还充分利用，让他们干仆人的活，比如要求一名小提琴手每天为他的儿子刮胡子。

室外人员的数目更多，尤其如果主人经常出去骑马或射击。在萨福克郡的吉尼斯家族的埃尔夫顿庄园，家里雇用了16名猎场看守人、9名助理看守人、28名养兔场饲养员（负责剔除劣种兔子）和20多名各种帮手，总共77人，仅仅为了确保主人和他们的客人始终有大量惊慌失措的鸟儿作为射击的靶子，到埃尔夫顿的访客每年能干掉10万多只鸟。有一次，第六代沃尔辛厄姆伯爵一个人在一天中就射杀了1070只松鸡。这个杀戮纪录后来没有人打破过，我们也许有理由希望这个纪录永远不会被打破。（估计，沃尔辛厄姆有一帮子装填手，连续不断地为他提供装好弹药的猎枪，那样射出所需的大量子弹就容易了。真正的挑战在于源源不断地提供靶子。几乎可以肯定，松鸡是几只几只地从笼子里放出来的。沃尔辛厄姆倒不如直接朝笼子里开枪算了，同样可以起到娱乐作用，还能有多一点的喝茶时间。）

客人们还带来自己的仆人，因此到了周末，某个乡村宅第里一下子增加了150人，这也不是不常见的。19世纪90年代，有名的浪荡子查尔斯·贝雷斯福德爵士有一次闯入他以为是他情妇的卧室，淫荡地大叫一声“噢噢噢”，纵身钻进被窝里，结果发现里面睡的是切斯特主教和他的妻子。为了避免这样的混乱，温特伍思伍德豪斯府——约克郡一栋富丽堂皇的建筑物——给宾客们发银盒子，里面放着个性化的五彩纸屑，供他们撒在走廊里，以帮助他们找到回房间的路，或者找到两个房间之间的路。

往往一切都是大规模的。德文郡的索尔特兰府有600只铜罐和铜锅，这是相当平常的。普通的乡村府第可能有多达600条毛巾及差不多数量的被单和枕套。光把这一切做上记号，登记造册，放在正确的架子上，就已经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即使是比较中等的规模，比如在牧师寓所，10个人用餐也很可能要使用并洗刷400多件不同的碟子、玻璃杯、刀具等等。

各个阶层的仆人都要长时间努力干活。1925年，有一位退休的仆人拿起了笔，回忆当年如何不得不早早起来生火，擦亮20双靴子，擦拭并整理35盏灯，他必须在家里的其他人快要醒来之前干完这一切。小说家乔治·穆尔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了他的回忆录《一个年轻人的忏悔录》。他说，仆人的命运是一天工作17个小时，“从厨房里出出进进做苦活，拿着煤、端着早餐和提着热水壶奔上楼，要不就是在楼下跪在炉子旁……房客们有时候说一句好话，但没有哪个人会把你当做自己人，只有给予狗的那种怜悯”。

在铺设室内管道之前，水得提到每个卧室里，而用完以后还得把水提走。一般说来，每个有人睡的房间从早餐到就寝要进去整理5次。每次都需要带着各种复杂的容器和擦布。比如，盛着脏水拿下去的容器，不能再盛着干净水提上来。女仆要带3块擦布——一块擦饮酒用的玻璃杯，一块擦五斗橱，一块擦洗脸池——还要记住使用时不能搞错（要不然会挨女主人一顿臭骂）。当然，这还是一般的清洗，是个轻活儿。要是哪个客人或主人要洗澡，工作量马上急剧攀升。1加仑水的重量相当于8磅，洗一次澡一般要用45加仑水，都要在厨房里烧热，然后装在专门的罐子里送上去。一个晚上有可能要在20多个浴缸里放满水。做饭往往同样需要耗费大量力气和能量储备。一个盛满食物的烧锅可能重达60磅。

家具、炉栅、窗帘、镜子、窗户、大理石、铜器、玻璃和银器，这一切都要经常洗净、擦亮，通常使用专门的自制上光剂。为了保持钢制刀叉闪闪发亮，光洗净擦亮是不够的，还要在一块革砥上用力磨。革砥上涂有一种用刚玉粉、白垩、砖屑、擦粉或鹿角精与猪油调制而成的糊状物。在存放之前，刀具都要抹上一层羊油（为了防锈），用包装纸包好，因此下次就必须先剥掉包装纸，洗净、晾干才能再用。洗刀具是一件单调而又繁重的活儿，因此洗刀机成了最先出现的节省劳力的工具之一。那种器械主要是一个箱子，带一个柄，用来转动一把硬邦邦的刷子。有一种洗刀机在市场上被称作“仆人之友”。毫无疑问是的。

这还不仅是干活的问题，而且要按照苛刻的标准来干活，而这类标准一般都只有那些自己不用干活的人才想得出来。在诺森伯兰郡的豪华住宅曼德斯顿府里，一帮工人要一年两次，每次花整整3天时间来拆卸、擦亮，然后重新安装一座大楼梯。有些额外的活儿是既有辱人格，又没有意义的。历史学家伊丽莎白·加勒特注意到，有一户人家要求管家和他的手下在餐厅的餐桌上摆餐具以前，先把楼梯上多余的地毯铺在餐桌四周，以免踩着好地毯。伦敦有一名女仆抱怨说，雇主让她先脱掉工作服，换上体面一点的衣服，然后再被派到街上去为他们叫出租马车。

解决一家子的粮食是一桩需要操心的大事。粮食一年里只买进两三次，然后大批量地贮存起来。茶叶和面粉分别是成箱成桶购买的，食糖进货时是大的圆锥体，称之为“块”（loaf）。仆人们都成了长期贮存物品的能手，自给自足既是合意的，又是必需的。这不仅是干活的问题，而且要为干成活准备好材料。如果你需要给领子上浆，或把鞋子擦亮，你就得自己配制原料。直到19世纪90年代，商店里才卖鞋油。在此之前，你必须在家里用一种混合物烧制擦亮剂。在此过程中，不仅弄脏了靴子，还弄脏了锅子，弄脏了用来搅动的匙子，弄脏了与其接触的任何东西。浆衣服用的淀粉浆也得费大力气用大米或马铃薯制作。连被单在进货时也不是成品。你买来一卷卷的布料，然后将其做成桌布、床单、衬衣、毛巾等等。

大多数大户人家都有一间酿酒用的蒸馏室，在这里“酿造”出各种各样的物品——墨水、除草剂、肥皂、牙膏、蜡烛、地板蜡、醋和腌菜、润肤霜和化妆品、灭鼠药、灭蚤粉、洗发膏、药品，以及用来去除大理石上的污渍、消除裤子上的亮斑、浆硬衣领，甚至去除雀斑的药水（据说，一种用硼砂、柠檬汁和糖配制的溶液有那种效果）。这些宝贵的调制品可能含有不知多少成分——蜂蜡、小公牛的胆汁、明矾、醋、松脂以及甚至更令人吃惊的其他东西。19世纪中叶有一份手册的作者推荐，画卷每年可以用一种“盐和陈尿”的混合物来清洗，虽然究竟是谁的尿，陈到什么程度，要由读者来判定。

许多房子被食品室、贮藏室和其他服务区域占得满满当当，实际上房子的大部分成了仆人的天地。在1864年出版的《绅士府第》一书中，罗伯特·克尔说，豪华住宅一般有400个房间（包括所有用来贮藏物品的空间），其中差不多正好一半是家务料理室，也就是说，留给仆人在里面干活或睡觉的屋子。如果再加上马厩和别的附属建筑物，那么可以说那份财产绝对掌握在仆人手里。

内部分工有可能是极其复杂的。克尔把家务料理室分为9类：厨房、面包烘房兼蒸馏室、上等仆人室、下等仆人室、地窖和附属房屋、洗衣房、单人独用房、“补充房”和通道。别的住宅使用不同的计算方法，爱尔兰的弗洛伦斯宅第有70多个部门，而伊顿府，即威斯敏斯特公爵在柴郡的邸宅，只有16个部门——一个不太大的数字，考虑到他有300多名仆人。这完全取决于男主人、女主人、男管家和女管家的组织意向。

大的乡村邸宅很可能有猎具室、灯具室、蒸馏房、点心房、司膳总管配餐室、鱼类贮藏室、面包烘房、储煤室、野味贮藏室、酿酒房、刀具房、刷子室、鞋子室以及至少十来个派其他用途的房间。康沃尔郡的兰海特罗克府有个房间专门用于处理床上便盆。据历史学家朱丽叶·加德纳说，威尔士还有一家，有个房间留出来用于烫平报纸。最宏伟的或最古老的邸宅或许还有调料室、香料室、禽肉贮藏室、酒类及食品贮藏室（buttery）以及有着更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的其他屋子，如ewery（存放水壶的房间，该词源自 aquaria）、chandry（存放蜡烛的房间）、avenery（饲养作为打猎目标的野兽的地方）、napery（存放家用亚麻布的房间）等等。

有些工作间的名字并不完全是字面上的意思。buttery跟黄油butter毫无关系。它是指butts（大桶），如butts of ale（大桶啤酒）。（它从boutellerie变形而来，butler和bottle也源自这个词。原先，butler的活儿就是照管酒瓶。）奇怪的是，有个服务间不是以里面所存放的产品来命名的。这就是dairy（奶牛场）。这个名字源自一个古法语词dey，意思是少女。换句话说，那是可以找到挤奶姑娘的屋子。由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与找到牛奶相比，古代的法国男人更有兴趣找到挤奶姑娘。

除了在最一般的家庭以外，主人很少踏进厨房或仆人的活动领域。正如朱丽叶·加德纳所说：“有关仆人的生活情况，他们只有通过报告才知道。”户主除了知道仆人的名字之外对别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也不是不常有的，大多数户主几乎不知道怎么走过光线昏暗的仆人活动区。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等级森严的，不仅对仆人是这样，那些令人不安的差别也同样适用于客人和家人。严格的礼仪规定了一个人可以进房子里的哪些部分——他可以使用哪些走廊和楼梯，他可以开哪几扇门——取决于他是客人还是近亲，是家庭女教师还是男教师，是小孩还是大人，是贵族还是平民，是男性还是女性，是上等家仆还是下等家仆。在《绅士府第》（1864）一书中，马克·吉罗尔德注意到，礼仪严格到了这样的程度，在有一户豪宅，11个不同阶层的人在11个不同的地方喝下午茶。帕梅拉·萨姆布鲁克在她关于乡村家仆的史书里注意到，有姐妹二人在同一户人家当仆人，一个是负责客厅和卧室的女仆，一个是照管儿童的保姆，但两个人相遇时不准说话或表示认识，因为她们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领域。

很少给仆人一点时间搞个人卫生，却要经常责怪他们身上肮脏。这肯定是不公平的，因为仆人一般要从早上6点半忙到晚上10点钟，假如晚上还有社交活动，那要忙到更晚。有一本家务手册的作者怏怏不乐地提到，她很乐意让她的仆人住更好的房间，但遗憾的是，他们身上总是越来越脏。“因此，仆人的房间里家具越简单越好”，她认为。到爱德华时代，仆人每个星期可以休息半天，每个月可以休息一整天——这也许是不够的，你想一想，他们要在这么点时间里采购个人物品、理发、回家探亲、谈情说爱、休息，或者享受几个小时宝贵的自由。

最难办的也许是要完全依附和依赖那些不大瞧得起你的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日记，几乎全部写的是关于仆人以及跟他们打交道要保持耐心的事。她写到有一名仆人时说：“她处于自然状态：没有经过培训，没有受过教育……因此你看到一个人脑在赤裸裸地蠕动。” 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像“厨房里的苍蝇”那样烦人。伍尔夫的同时代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更是直言不讳。“我唯一恨的人就是仆人，”她写道，“他们其实根本不算人。”

这无疑是个很怪的世界，仆人构成了人类的一个阶级，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存在是为了确保人类的另一个阶级在想要什么时，几乎马上就能伸手拿到什么。受到这样照料的人的娇生惯养之程度，几乎是无法想象的。20世纪20年代，第十代莫尔伯勒公爵去看望他的女儿时，因女儿的房子太小而没法让仆人们和他同住。他从浴室里走出来，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因为他的牙刷上不像往常那样有泡沫。原来，他牙刷上的牙膏总是由他的贴身男仆为他挤上的，那位公爵还不知道牙刷是不会自动再次挤上牙膏的。

仆人们做了所有这一切，受到的待遇却往往是很可怕的。女主人为了测试仆人的老实程度，在肯定能看得见的地方放一些诱人的东西，比如在地板上放一枚硬币，然后，假如他们把它塞进自己的口袋，她就惩罚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仆人们多一点顾虑：他们的面前是一位无所不知的高人。仆人还被怀疑提供内部消息，故意不把门锁上，帮窃贼的忙，这种事情肯定会使双方都感到不高兴。仆人，尤其是小户人家的仆人，往往认为他们的主人是无理的、苛刻的。而主人则认为仆人是懒惰的、不可信的。

随便蒙受羞辱对仆人来说是生活中一个经常性的特色。例如，仆人有时候被要求改用新的名字，那样的话，家里再来一个男仆总是被叫做比如“约翰逊”，从而每当有一名男仆退休或倒在马车轮子底下时，那家的人就无须再没趣地去记一个新的名字。司膳总管尤其是个微妙的问题，主人指望他具有绅士的风度和举止，穿着相应的衣服，但又往往有意识地要求他在服装方面显得不大得体，比如穿一条与上衣不配套的裤子，以确保别人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下人。[2]

有一本手册还真的教你一套方法——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可以上演的剧本——教你如何当着孩子的面羞辱一名仆人，这样做对孩子和仆人都有好处。在这个范本中，孩子被叫到书房，只见母亲站在那里，受到羞辱的仆人一声不吭地流着眼泪。

“保姆玛丽要告诉你，”那位母亲开言道，“没有哪个黑人敢在黑暗里偷偷地溜进小孩的房间，趁着他们淘气把他们拐走。我要听着保姆玛丽对你说这番话，因为她今天就要走了，你很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

接着，她拿出一桩桩可笑的事情与那名保姆对质，再让保姆当面一一认错。

孩子仔细地听着，然后向那名将要离去的雇员伸出了手。“谢谢你，保姆，”他简单地说，“我本不该害怕，可是我信了你，你是知道的。”接着，他朝她母亲转过身去，“我现在不会害怕了，妈妈。”他以恰如其分的男子汉方式向妈妈保证。然后，大家又都恢复了正常生活，当然，除了那名保姆，她很可能再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了。

解雇，尤其对女性来说，是最可怕的灾难，因为这意味着失去了工作，失去了住处，失去了前程，失去了一切。比顿夫人特别煞费苦心地警告，不要出于情感、基督徒慈悲为怀的精神或任何别的感情考虑，为被解雇的人写假的或骗人的推荐信。“在写证明信的时候，几乎没有必要要求女主人严格按照正义感来办事。把自己不要的仆人推荐给别的女主人，这是不公平的。”比顿夫人写道。任何人在考虑那个问题时都需要这样。

随着维多利亚时代不断往前推移，对仆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诚实、干净、干活卖力、为人持重、尽心尽责、谨慎小心，而且要尽量成为隐身人。珍妮·乌格洛在她的园艺史中提到一处庄园，要是那户人家恰好在家，园丁们在清倒手推车上装的东西时，必须绕道1英里，免得让主人见了不开心。而在萨福克郡有一户人家，仆人们要是看到主子的家人恰好从身边走过，就必须把脸贴着墙壁。

在住宅的设计过程中，越来越注意把仆人挡在看不见的地方，与主人家隔开一段距离，除了绝对需要以外。为达到此目的，在建筑方面的最大改进是添加了后楼梯。“绅士们上楼梯时，不会再在楼梯上碰上仆人正把他们昨夜排出的粪便提下来。”马克·吉罗尔德是这样利落地描述的。“这样的隐私双方都觉得很重要。”罗伯特·克尔在他1864年出版的《绅士府第》一书中写道，但是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相比之下，克尔先生更熟悉的是使用便桶的人的感情，而不是清倒便桶的人的感情。

在最高阶层，尽可能少露面的要求，不光是对仆人，也是对客人和主人家的永久性成员提出来的。当维多利亚女王下午绕着怀特岛上奥斯本宫的庭园散步时，任何人，无论来自哪个社会阶层，都不准和她照面。据说，你可以通过观察人们在她前面慌忙逃离的情景，来确定她在宫里的位置，无论她在什么地方。有一次，财政大臣威廉·哈考特爵士发现自己恰好身处一块空地，除了一簇矮小的灌木丛以外没有任何藏身之地。哈考特身高6英尺4英寸，而且很肥胖，躲藏也不过是个象征性的举动。女王陛下假装没有看见他。不过话得说回来，她在视而不见这方面是很有造诣的。在室内，如果不可避免在走廊里照面，她习惯于带着一种傲慢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看着前方，只当没有看见沿途碰上的任何人。除了极其信任的仆人以外，任何仆人都不准正眼看着她。

“分成阶级是最危险、最应受到谴责的事，根本不符合自然法则。本王一直在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女王曾经写道。但是，有个没有实施这条高尚的原则的地方她却视而不见，那就是她自己的御前。

男管家是一户人家最高级的仆人。与之相对应的女性仆人是女管家。在他们之下，依次是厨房总管、厨师，以及各类女仆、客厅侍女、贴身男仆、一般男仆和跑腿男仆。跑腿男仆原先就是在主人坐的轿子或马车跟前跑动的人，沿途摆摆威风，提供必要的服务。到了17世纪，他们像赛马用的马那样受到珍爱；有时候，主人还出大笔奖金让他们赛跑。家里面大多数出头露面的事都由跑腿男仆来做，如客人来时开门、侍候进餐、送信，因此在选择时往往考虑身高、举止和长相。这令比顿夫人很反感。“如果时髦太太在选择跑腿男仆时只考虑身高、体形和腿肚子的大小，她会找个对家里人没有感情的佣人，这是不足为奇的。”她嗤之以鼻地说。

人们通常认为，在英国有些比较宽松的家庭里，跑腿男仆和女主人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方面。有个著名的例子，克朗梅尔的莱戈尼尔子爵发现自己的妻子在与意大利贵族维托利奥·阿梅地奥·阿尔费里伯爵勾搭。莱戈尼尔要求决斗，这是维护名誉所必须要做的。两个男人就从附近商店里借来了宝剑，在格林公园进行了某种形式的决斗，但他们的心思其实不在决斗上面，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值得为那位水性杨花的莱戈尼尔夫人流血。这种怀疑几乎马上得到了证实，因为她和她的跑腿男仆私奔了。这件事在全国传为笑柄，并激起某些人的诗意。我仅引用下列对句：

瞧瞧那位莱戈尼尔荡妇宁要马夫不要贵族丈夫

仆人的生活绝不是很糟糕的。一般说来，乡村里的大户人家，一年当中只有两三个月有人居住。因此，对有的仆人来说，在很长时间里生活是比较悠闲的，只是随着季节的变化有时候要长时间做点苦活。而对于城里的仆人来说，情况通常恰好相反。

他们穿得暖，吃得饱，衣着体面，每天晚上有个地方睡觉。这些东西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有人计算，把这些待遇都计算进去，一名高级仆人的薪水相当于今天的5万英镑。那些头脑灵活或敢作敢为的仆人，还可以捞到外快。比如，在查特斯沃思府，啤酒是通过一根管子从啤酒厂输送到家里的。它经过约瑟夫·帕克斯顿管理的大暖房。在有一次进行日常维护的过程中发现，家里有个胆子很大的家伙也经常在利用这管子。

仆人们还常常拿到很多小费。晚宴结束以后，客人离开时要经过一溜儿五六名仆人，每一名仆人都指望拿到1先令，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因此，出门吃饭对谁来说都是一件很花钱的事，除了对仆人以外。周末的客人也被指望给小费时出手很大方，仆人陪客人参观也可以挣到钱。18世纪形成了一个陪同衣着体面的客人参观的习俗。中产阶级人士参观豪宅变得非常普遍，很大程度上就像今天那样。1776年，一位参观威尔顿府的人注意到，她是那年第3025位访客，而当时还只是8月份。有的邸宅接待的观光客人如此之多，以至于不得不把安排程式化，以免事态失控。查特斯沃思府每星期指定开放两天。沃伯恩府、布伦海姆府、卡斯尔霍华德府、哈德威克府和汉普顿宫也同样设定了开放时间，试图限制参观人流。游客们把特威肯翰的草莓山府的主人霍勒斯·沃波尔弄得苦不堪言，最后不得不采取发票的方式，还气呼呼地印发了一长串规定，规定准许这个，禁止那个。比如，如果有人申请4张票，结果来了5个人，那么这5个人都不让进。别的府第比较肯通融。约克郡的罗克比邸宅还开设了一个茶室。

较小宅第里的仆人往往最累，一个仆人很可能要做别处两三个仆人做的事。不出所料，比顿夫人在这个问题上谈了好多。她说，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名仆人，这取决于他的经济地位和出身。她认为，一个贵族出身的人起码需要25名仆人。一个年薪1000英镑的人需要5名仆人—— 一名厨师、两名女仆、一名保姆和一名男仆。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家庭至少要有3名仆人——客厅侍女、女仆和厨师。即使是年薪只有150英镑的人也被认为很富，可以雇一名全能女仆（这个头衔实际上已经说明了一切）。比顿夫人自己有4名仆人。然而，实际上，大多数人所雇用的仆人似乎根本不像比顿夫人认为他们应当雇用的那么多。

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3]

和他的妻子简的家，是个典型得多的人家。他们在切尔西的大切尼街5号的家里只有一名女仆。这个没有受到充分赏识的家伙不但要做饭、打扫卫生、收拾碟子、照管炉子、运走炉灰、应付访客、经管物资等等，而且每次卡莱尔夫妇想要洗澡——他们要洗好多次澡——她就得去提取、烧热8—10加仑水，并把热水送上三段楼梯，然后还要重复那个相反的过程。

在卡莱尔夫妇家里，那名女仆没有自己的房间，而是生活在厨房里，睡在厨房里——在小户人家，一般都是这种做法，即使是在卡莱尔夫妇这样有教养的人家。大切尼街的厨房在地下室，又暖和又舒适，虽然光线有点儿暗，但连这么起码的空间也不在她的掌控之下。托马斯·卡莱尔也喜欢这里的温馨气氛，晚上常常愿意来这里看书，把女仆打发到“厨房后面”去。这个名字听上去似乎不算可怕，但实际上只是个不生火的贮藏室。她待在一袋袋的马铃薯和其他食品堆里歇息，直到听见卡莱尔移动椅子的声音，在炉栅上叩烟斗的响声，以及他离去的响声——他往往很晚才离开，她才终于能占有她那张简朴的床铺。

在大切尼街生活的32年里，卡莱尔夫妇总共雇用过34名女仆——卡莱尔夫妇还是比较容易侍候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孩子，比较有耐心，天生富有同情心。但是，几乎找不着能符合他们苛刻标准的仆人。有时候，仆人们之失职令人吃惊。比如，1843年有一天下午，卡莱尔夫人回到家里，发现女管家烂醉如泥，躺在厨房的地板上，“一张椅子翻倒在她的身边，四周是乱七八糟的脏碟子和瓶瓶罐罐的碎片”。还有一次，卡莱尔夫人十分震惊地获悉，她不在家的时候，有一名女仆在楼下的客厅里生了个私生儿。她尤其愤慨的是，那名女子把“我的全部高档餐巾”都用光了。然而，大多数女仆之所以离开，或被要求离开，是因为她们干活不愿意像卡莱尔夫妇所期望的那样卖力。

不可规避的事实是，仆人只是普通人。若要满足雇主无休止的怪要求，必须具有一定的才智、本领、忍耐力和耐心。这样的仆人只有极少数。而真正具有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仆人所必须具有的多种才能的任何人，都不大可能愿意成为一名仆人。

仆人最大的弱点是没有权利，几乎什么事都可以怪到他们的头上。从来没有这种现成的替罪羊，卡莱尔夫妇就发现了这一点。1835年3月6日晚上，发生了一件很有名的事。当时，卡莱尔夫妇刚从故乡苏格兰搬到伦敦，希望托马斯在那里能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他38岁，已经有点小名气——不得不说，只是很小的名气——出版过一本充满难懂的个人哲学的著作，名叫《裁缝里萨特斯》，但还不得不写出自己的大部头作品。他打算写一部多卷本的法国大革命史来弥补这个不足。1835年冬，他花费很多心血终于完成了第一卷，把手稿交给他的朋友兼导师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征求他的宝贵意见。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3月初那个阴冷的夜晚，脸色苍白的米尔出现在卡莱尔家门口，他的情妇哈丽亚特·泰勒坐在后面的一辆马车里等着。泰勒是一位商人的妻子，而那位商人秉性豪放，实际上与米尔共享哈丽亚特，甚至在伦敦以西的泰晤士河上的沃尔顿为他们提供了一套别墅，他们可以在那里幽会。说到这里，我就让卡莱尔本人接着讲那件事情：

听到米尔在叩门。他进门时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气喘吁吁地把我的妻子叫到楼下去跟泰勒太太说说话。他（拉着我的手，脸上挂着吃惊的神色）走上前来，一副绝望的样子。他含含糊糊说了几句意思差不多的话以后，告诉我说，我的第一卷（被他丢了，是在他看了以后或是在看的过程中，他太粗心大意了）除了四五张碎片以外，已经不可挽回地毁了！我记得，现在依然记得，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写出来的东西，现在它没了，全世界和把它作为精神支柱的我自己都无法把它弄回来了。过去的精神也已不复存在了……它没了，一去不复返了。

米尔解释说，有个仆人看到书稿放在火炉的围栏上，便用它来生炉子了。不过，这件事你用不着仔细一想，便能发现那种解释有几个问题。首先，一份手写的书稿无论以什么方式放置，都不会看上去无足轻重；任何在米尔家工作的女仆都会经常看见那份书稿，脑子里不会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和价值。无论如何，生炉子也几乎用不了整部稿子。烧掉整部书稿，必须要有耐心，一次几页地投入火中——要是你要处理掉整部稿子，你会这么做的，而如果只是为了生一次炉子，那是不会这样做的。总而言之，简直无法想象，会出现女仆意外而又让人可信地把这样一部作品整个儿烧毁的事情，无论她怎么愚蠢，怎么无能。

另一种可能性是，米尔本人因为一时嫉妒和生气把书稿烧了。米尔是法国大革命的权威，曾经对卡莱尔说他打算有朝一日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因此，嫉妒肯定有可能是一种缘由。而且，这时候米尔正经历一场个人危机：泰勒太太刚刚对他说，她不愿意离开她的丈夫，但坚持要维持他们的这种古怪的三角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他的脑子受到干扰，失去了平衡。不过，这样一种恣意的破坏行为，无论是跟米尔先前的善良性格，还是跟他为此损失而表露出的似乎真实的惊恐和痛心，都不完全能合拍。剩下的唯一可能性是，稳重的卡莱尔夫妇不大喜欢的泰勒太太，要对此负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责任。米尔曾经对卡莱尔夫妇说过，他曾在沃尔顿把很大一部分书稿念给她听。因此，人们就产生了怀疑，在发生这场灾难的时候，书稿是由她来保管的，不管怎么说她是这件事难以说清和令人不快的核心人物。

有件事卡莱尔夫妇是不会做的，那就是对这番话提出任何疑问，即使是以绝望的设问形式。礼节上规定，卡莱尔夫妇不得不把米尔的话当做事实，不允许追问这场匪夷所思的可怕灾难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一个莫名其妙的仆人粗心大意地毁了卡莱尔的全部手稿，事情就到此为止。

卡莱尔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坐下身来，竭尽全力把书稿再写一遍。这项任务变得更加富有挑战性，因为他已经没有笔记可以查阅。他有个古怪而显然又是错误的习惯：他每写完一章就要把笔记付之一炬，以庆祝大功告成。米尔坚持要赔偿卡莱尔100英镑，够他在重写书稿的过程中一年的生活费。但是，他们的友谊再也没有修复，这是不足为怪的。3个星期以后，卡莱尔在给他的弟弟的信中抱怨说，米尔连让他们在私下里难过一阵子的意思都没有，而是“继续不知趣地待到差不多半夜，我可怜的太太和我不得不坐着，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无拘无束地发牢骚”。

重写的书稿跟原先的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可以说的是，现有的那一卷是有史以来最难读懂的书之一，不大可能在那个时代受到很高的评价。全书完全用现在时，语言古怪、造作，似乎总是到达语无伦次的边缘。卡莱尔是这样描述那个快上断头台的人的——

尊敬的吉洛廷医师，我们希望再见他一次吗？如果不是在这里，这位医师就不该在这里。我们以预言家的目光看着他：巴黎众议院议员们确实都迟到了一会儿。孤单单的吉洛廷，尊敬的医师；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命运注定他要享有那份最古怪的不朽荣耀。那种荣耀使得默默无闻的凡人不去安息之地，那个被人遗忘的天国！……倒霉的医师！22年没有听说过断头台，耳朵里听到的会全都是关于断头台的事；然后死去，将成为一个郁郁寡欢的野鬼，可以这么说，在漫长的岁月中，游荡在冥河和忘川的对面；他可能要比恺撒大帝更持久地名垂青史。

读者从来没有遇到过哪本书写得如此生动、如此亲切，觉得非常震撼人心。这本作品狄更斯声称看过500遍，并把写《双城记》的灵感归功于它。奥斯卡·王尔德很崇敬卡莱尔。“他首次用我们的语言把历史变成了一首歌，”他写道，“他是我们的英语基本拍。”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卡莱尔对文学界人士来说是一位神。

他于1881年去世。他写的历史在他去世以后很少有人去读，但他的个人历史却一代代地传诵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和他的妻子留下了大量的书信，足以印成密密麻麻的30卷。假如托马斯·卡莱尔今天获悉，他写的历史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人读过，而大家对他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却都很清楚，包括他在几十年时间里对仆人的小小抱怨，他准会感到吃惊和沮丧。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因为他雇用了一个又一个不知感恩的仆人，他和他的妻子才有那个空闲时间来写那么多书信。

这种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总是这样的。跟卡莱尔夫妇一样，不过要比他们早差不多两个世纪，塞缪尔·佩皮斯[4]

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在佩皮斯写日记的8年半时间里，也是似乎不断地雇用仆人。也许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塞缪尔花了大量时间来抚弄女仆，狠打男仆——不过，实际上，他也经常打女孩子。有一次，他拿起扫帚对着一个名叫简的女仆，“把她打得哇哇大哭”。她的罪名是衣着不整洁。佩皮斯雇了一个男孩子，他的主要作用似乎一直是为佩皮斯提供一个随手可打的对象——“用手杖打，或用桦条打，或用鞭子打，或用绳头打，甚至用咸鳗打”，历史学家莉莎·皮卡德如此说。

佩皮斯还是个解雇仆人的能手。有个仆人被解雇，是因为说了“几句粗鲁话”；另一个仆人被解雇，是因为爱传布流言飞语。有个仆人刚到就发给了新衣服，但在当天夜里就跑了。那个仆人被抓回来以后，佩皮斯收回了衣服，坚持要狠狠地揍她一顿。别的仆人被解雇是由于喝酒或偷吃东西。有的肯定是被辞退的，因为她们不愿意随他色迷迷地乱摸。然而，有多得让人惊讶的女仆屈从了。在写日记的8年半时间里，佩皮斯至少跟除他的妻子以外的10个女人发生了性关系，还跟另外40个异性邂逅，其中许多是仆人。有个女仆名叫玛丽·默瑟，《国家传记词典》里谈到这个女人时不当一回事地说：“她早晨来替他穿衣服时，塞缪尔似乎总是要抚摸她的胸部。”（有意思的是，浪荡子“塞缪尔”是我们的英雄，“默瑟”倒是贱货。）她们不在替他穿衣服、挨拳头或被当做鸡窝乱摸的时候，佩皮斯就要仆人替他梳头发、洗耳朵。除此以外，仆人们还要完成每天日常生活中的做饭、打扫、做杂务等工作。佩皮斯夫妇找仆人很难，留仆人也很难，这是一点儿也不奇怪的。

佩皮斯的经历也表明，仆人会背叛。1679年，佩皮斯解雇了他的男管家，因为他和女管家睡觉（有意思的是，女管家没有被解雇）。为了报复，男管家对佩皮斯的政敌说，佩皮斯是个天主教徒。这件事发生在宗教狂热时期。佩皮斯被关进了伦敦塔。只是由于男管家良心发现，承认整个事情都是他胡编出来的，佩皮斯才被获准释放。但是，这件事极其生动地提醒大家：主人可以摆布仆人，仆人也同样可以摆布主人。

至于仆人本身，我们总的说来对他们了解甚少，他们的经历基本上没有记载。汉纳·卡尔威克是个很有意思的例外，她记了将近40年日记，而且记得异常详细。卡尔威克1833年生于什罗普郡，8岁就当厨房里的女仆，开始做全日制家务劳动。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她先后当过低级女仆、厨房女仆、厨师、厨师下手和总管。无论当什么，干的是苦活儿，干的时间很长。她于1859年在25岁那年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了快到65岁生日。由于时间跨度很大，她的日记成了那个伟大的奴役时代里一名低级仆人日常生活的最完整的记录。像大多数家仆一样，她从早上7点以前一直干到晚上9点、10点，有时候更晚。她的日记在很大程度上是所干的活儿的流水账，缺乏感情色彩。下面是一则典型的日记，记的是1860年7月14日发生的事：

打开百叶窗，生着厨房里的炉子。在灰洞里抖掉身上的煤灰，清干净里面的煤灰。打扫了房间和门厅。在炉膛里添放燃料，把早餐端到楼上。擦了两双靴子。叠好床铺，倒掉了吃剩的东西。洗刷了早餐餐具。刷净了盘子，刷净了刀具，把午餐端上了楼。打扫卫生。打扫了厨房，打开一篮子食品。把两只鸡送到布鲁尔太太家，捎回来口信。做了果馅饼，把两只鸭子拔了毛、开了膛，然后烤了。跪在地上打扫了台阶和石板。给屋子前面的刮泥板抹上石墨。打扫了街头的石板，也是跪着干的。在洗碟间里洗刷餐具。跪着打扫食品贮藏室，擦净了餐桌。擦拭了屋子四周的石板，还把窗台擦了一遍。为主人和沃里克太太准备茶水……跪在地上打扫了厕所、走廊以及洗碟间的地板。给狗洗了个澡，擦拭了水槽。准备好晚餐，让安端上楼去，因为我身上太脏，又太累，不想上楼了。在浴缸里洗了个澡，上床睡了。

这是最平常的一天，其中最不寻常的是她还洗了个澡。在大多数日子里，她的日记总是以充满倦意而又无可奈何地说：“不管身子多么肮脏就睡了。”

除了不加渲染地叙述自己所干的活儿，汉纳·卡尔威克的日记里还提到一件她自己生活中更加非同寻常的事情：从1873年到1909年去世的36年间，她秘密嫁给了一位名叫阿瑟·芒比的公务员兼小诗人。后者没有把这个关系告诉家人或朋友。要是没有旁人，他们过夫妻生活；要是来了客人，卡尔威克又成了女仆。要是客人在家里过夜，卡尔威克就不上婚床，睡在厨房里。芒比是个有点地位的人，他跻身于拉斯金、罗塞蒂和勃朗宁的行列，他们是他家里的常客，但谁也没有想到，那个叫他“先生”的女人其实是他的妻子。即使在私下里，他们的关系也至少可以说有点不正常。按照他的要求，她叫他“主人”，还弄黑了皮肤，让自己看上去像个奴隶。现在得知，她之所以写日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他看，让他知道自己身上是怎么弄脏的。

只是到了1910年，在他去世和他的遗嘱公布以后，消息才传出来，引起了小小的震动。汉纳·卡尔威克之所以有名，倒不是因为她的日记，而是由于她古怪的婚姻。

汉纳·卡尔威克在做仆人的各种活儿，穿着烟囱清扫工的服装（右下）（照片由她丈夫拍摄）

在仆人队伍里处于最底层的是洗衣女仆，她们的地位是如此低下，在屋里往往几乎完全不见她们的身影。要洗的衣物是有人拿给她们的，而不是她们自己去取的。洗衣的活儿被人瞧不起，在大一点的家庭里，有时候把仆人送去洗衣房作为一种惩罚。这是个耗费力气的活儿。在大的乡村邸宅里，洗衣工每星期很可能要处理六七百件衣物、毛巾以及床单和枕套。由于19世纪50年代以前没有洗涤剂，一堆堆要洗的衣物不得不在肥皂水或碱液里泡上几个小时，然后再用力捶打、擦洗，煮一个小时或更长时间，反复漂洗，用手拧干，或者（大约在1850年以后）放进一只滚筒，再拿出去挂在树篱上或铺在草坪上晾干。（乡村里最常见的一种犯罪行为是偷晾晒的衣物，因此常常得有人看着，直到衣物晾干。）朱迪思·弗兰德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住宅》一书中说，一项简单的洗衣活儿，比如洗床单和别的床上用品，总共可能要包括至少8道独立的工序。但是，好多要洗的东西远不是那么简单的。难洗的或容易洗坏的物品得小心翼翼地处理。不同纤维做的衣物，比如丝绒的和有网眼的衣物，往往不得不仔细拆开，单独洗净，然后再重新缝合在一起。

大多数颜色不是永不退色的，是很难侍候的，因此为了保持或恢复颜色，每次洗衣服时都必须在水里加入精确剂量的化学混合物：绿色的衣物加入明矾和醋，紫色的衣物加入小苏打，红色的衣服加入矾油。每个熟练的洗衣女工均有一系列配方，能去除各种不同的污迹。床单常常要浸泡在陈尿里，或者家禽粪便的稀溶液里，因为这种东西起漂白作用。但是，由于这些东西有一股臭味（这是不足为怪的），需要用力多漂洗几次，通常还要使用某种草汁，使味道好闻一些。

上浆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常常要留到第二天来完成。熨烫是另一件繁重的活儿，要分开来做，令人望而却步。熨斗凉得很快，因此非得快速使用，然后再换上刚刚加热过的。通常有一个在使用，两个在加热。熨斗本身很重，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压下去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熨斗用起来还必须小心翼翼，因为上面没有控制温度的装置，很容易把织物烫焦。熨斗是在炉子上加热的，还往往会沾满炉灰，因此得不断擦干净。要是衣物上还有浆，浆会粘在熨斗底部，那样还得用砂纸或刚玉板来擦拭。

到了洗衣日，往往必须有人凌晨3点钟起床把热水准备好。许多只有一名仆人的家庭，这一天就需要从外面雇一名洗衣女工，有的人家把衣物送到外面去洗。但是，在发明石炭酸和其他有效的消毒剂以前，这种做法总是让人担心，衣物送回来时会感染某种可怕的疾病，比如猩红热。而且，人们提心吊胆地不知道自己的衣物和谁的衣物混在一起洗了。伦敦有一家大型百货店——怀特利百货店，从1892年起提供洗衣服务，但生意一直不好。最后，店里有一位经理想到贴出一张大型告示，说仆人的衣服和顾客的衣服总是分开洗的。直到进入20世纪好多年以后，许多伦敦最富有的市民还是愿意每星期一次乘火车把衣服送到自己在乡下的庄园去，由他们觉得可以信赖的人来办这件事。

在美国，仆人的情况几乎在哪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书里常常写到，美国人根本不像欧洲人那样雇用很多仆人。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真的，因为美国人有奴隶。托马斯·杰斐逊养了200多个奴隶，光为他干家务活的就有25人。有一位他的传记作家说：“当杰斐逊写到，他种了橄榄树和石榴树，你应当记住，他根本不会使铁锨，完全是指挥他的奴隶干的。”

奴隶制度和种族歧视不是在早年自动形成的。有的黑人被作为契约奴对待，到期以后可以像任何其他人那样获得自由。17世纪有一名黑人名叫安东尼·约翰逊，他拥有一个250英亩大的烟草种植园，后来富得自己可以成为奴隶主。奴隶制度起初也不是美国南部特有的制度。1827年以前，奴隶制度在纽约州是合法的。在宾夕法尼亚州，威廉·佩恩蓄有奴隶。1757年本杰明·富兰克林搬到伦敦来住的时候，还带着两名奴隶，分别叫做金和彼得。

美国没有的是大量自由的仆人。即使在巅峰时刻，也只有不足一半的美国家庭雇有一名仆人，而且许多仆人也根本不把自己看成是仆人。许多仆人不愿意穿制服，许多仆人还要坐下来跟主人家一起进餐。总之，他们差不多要求平起平坐。

正如有一位历史学家说的，比之试图改造仆人，改造家政更加容易一些。因此，从很早的时候起，美国人就开始对方便和省力的器具着迷，尽管使用19世纪的器具所省的力气与所多费的力气也差不了多少。1899年，据波士顿家政学校计算，一个煤炉一天需要54分钟的悉心照料——清除炉灰、添煤、擦拭等等——劳累半天的主妇才能烧上一壶水。煤气的使用实际上使情况变得更糟。有一本名叫《清洁的代价》的书中计算，一栋装有煤气设备的普通八居室房子，每年要专门花1400小时的时间来做繁重的擦拭工作，包括每月花10个小时来洗刷窗子。

无论如何，许多由新发明来干的活儿，以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男人干的，比如劈柴，因此对妇女没有多少好处。实际上，由于住房面积越来越大，饭菜越来越复杂，洗衣服的量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对卫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生活方式的变化和技术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给妇女增加了工作量。

但是，一种有效而又无形的存在，即将改变大家生活中的这一切。关于那方面的故事，我们不需要走到另一个房间，只需要看一眼挂在墙上的一个小盒子。

[1] 洗碟间（scullery）源自古法语词escullier，意思是碟子，因此，这是个洗刷和存放碟子的地方，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又大又深的洗涤槽。食品库（larder）不像有人也许会推测的那样，与“猪油”（lard）有什么直接关系。它源自法语的lardon，意思是腊肉，是存放肉类食物的地方。这两个词都是按照原意来使用的，但仆人们很可能把食品库叫做食品贮藏室（pantry）。pantry源自拉丁文panna，即“面包房”，到19世纪中叶，这个词用来指存放普通食物的地方。——原注

[2] 顺便说一句，在我们的脑海里，仆人的标准形象是身穿黑色制服，头戴褶边帽，系着上过浆的围裙，如此等等。实际上，这种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只存在过比较短的时间。要到19世纪50年代，开始进口棉花以后，仆人们才经常穿制服。在此以前，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上层阶级所穿的衣服要比劳动阶级所穿的衣服质量好，你无须通过制服来识别仆人。——原注

[3]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等。——译注

[4] 塞缪尔·佩皮斯（1633—1703），英国文学家，以所写日记（1660—1669）闻名，日记记述了王政复辟、鼠疫和伦敦大火等重大历史事件。——译注

第六章 保险丝盒

我们忘了，在发明电以前，世界上的光线是多么暗淡。一支蜡烛——一支好的蜡烛——所提供的照度，勉强相当于一盏100瓦电灯1%的照度。打开你家的冰箱门，里面射出的光比18世纪大多数家庭享有的光的总和还多。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夜晚的世界确实是个很黑暗的地方。

1939年秋，在随着战争爆发而产生的有点神经质的混乱之中，英国采取了严格的灯火管制规定，以挫败德国空军的任何狼子野心。有3个月时间，夜里亮灯实质上都是非法的，不管灯光多么暗淡。破坏规定的人，无论是在门洞里点香烟，还是举起一根火柴看路标，都可能遭到逮捕。有个人因为没有遮住热带鱼缸里加热灯的灯光而被罚款。宾馆和办公室每天要花几个小时放上和取下挡住灯光的遮布。司机不得不在几乎完全看不清的情况下开车，连仪表板上的灯也是不允许打开的。因此，他们不仅要测算路在哪里，还要估计行进的速度是多少。

自中世纪以来，英国还从来没有那么黑暗过。后果是众说纷纭，影响深远的。为了避免撞着路缘或停在旁边的任何东西，汽车养成了顺着马路中央的白线开的习惯。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可是这是在遇上另一辆车以同样的方式从对面开过来之前。行人发现自己经常处于危险的境地，因为每一条人行道都成了由看不见的电线杆、树木和街头公共设施构成的障碍跑训练场。被大家尊称为“无声危险”的有轨电车尤其令人害怕。“在战争的最初4个月里”，朱丽叶·加德纳在《战时》一书中说，“总共有4133个人死在马路上”，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其中将近3/4的受害者是行人。正如《英国医学杂志》说的，德国空军不投一枚炸弹就可以每月杀死600个人。

幸运的是，事情很快就平息下来，允许人们的生活中有一点儿照明，足以防止大多数的伤害事故。但是，这是很有好处的，提醒大家世界已经养成了灯光明亮的习惯。

我们忘了，在发明电以前，世界上的光线是多么暗淡。一支蜡烛——一支好的蜡烛——所提供的照度，勉强相当于一盏100瓦电灯1%的照度。打开你家的冰箱门，里面射出的光比18世纪大多数家庭享有的光的总和还多。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夜晚的世界确实是个很黑暗的地方。

偶尔，我们可以了解到一点光线昏暗的程度，可以这么说，要是我们能看到一些对被认为是豪华场面的描述的话。比如，弗吉尼亚州某个种植园（诺米尼宅第）的一位客人在他的日记里惊叹，在举行宴会的时候，餐厅里是多么“明亮和漂亮”，里面总共点了7根蜡烛——餐桌上点了4根，屋子里的其他地方点了3根。对他来说，这已经是灯火辉煌了。在差不多同一时候，在大洋彼岸的英格兰，约翰·哈登 —— 一位很有才华的业余画家，留下了一组很漂亮的画卷，描绘自己家里（威斯特摩兰郡的布拉塞府）的家庭生活。引人注目的是，家人所期望或要求的照明度就那么少一点儿。在一幅典型的画上，4个人亲热地围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凭着一根蜡烛的光做针线活、看书、聊天。大家丝毫不觉得艰苦或贫困，肯定没有迹象表明，有人会因为想要得到一丁点儿光线，以便把一个页面或一件绣品照得更亮一些，而露出不顾一切的样子。有一幅伦勃朗的画，名叫《烛光下的学生》，实际上要接近现实得多。画上，一位年轻人坐在桌子旁，差不多隐没在身边墙上一根孤零零的蜡烛光无法穿透的阴影和昏暗深处。然而，他拿着一张报纸。实际情况是，人们过惯昏暗的夜晚，不知道还有别样的夜晚。[1]

很多人认为，在使用电以前，世界上的人天一黑就上床睡觉。这种看法似乎完全根据这样的推测：要是没有明亮的灯光，任何人都会觉得无可奈何，不得不歇息。实际上，许多人睡得似乎并不很早——在使用电以前的日子里，大多数人一般要在晚上9点、10点就寝；有的人，尤其是城里人，睡得甚至更晚。对于那些能够掌握自己工作时间的人来说，当时的就寝时间和起床时间至少和现在一样各不相同，好像跟光线的多少没有多大关系。塞缪尔·佩皮斯在他的日记里写到有个地方凌晨4点钟就起床，但在另一个地方凌晨4点钟才睡觉。大家都知道，塞缪尔·约翰逊睡懒觉一直睡到中午，只要可能，而一般说来是可能的。作家约瑟夫·艾迪生夏天经常凌晨3点钟起床（有时候更早），但冬天不到11点钟不会起床，而一天的生活似乎肯定没有必要匆匆忙忙地结束。18世纪到过伦敦的人注意到，店铺一直开门到晚上10点钟；假如没有顾客，商店就不会开门，这是显而易见的。要是家里来了客人，通常要到晚上10点钟才开晚饭，大家要待到午夜前后。先是交谈，后是音乐，一顿正餐可能要持续7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舞会常常要进行到凌晨两三点钟，然后才上晚餐。人们对出门过夜如此热情，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挡道。1785年，有一位名叫路易莎·斯图尔特的女人在给她妹妹的信中写道，法国大使“昨天中风瘫痪了”，但是那天晚上客人照样上门，“玩法罗牌戏什么的，仿佛他不是在隔壁房间里快要死去，我们真是个古怪的民族”。

外面那么黑，出门走动是相当困难的。在漆黑的夜晚，跌跌撞撞的走路人“脑袋撞在电线杆上”或出乎意料地碰上别的麻烦事，这也不是不常有的。人们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在有些情况下完全是在摸--1763年，伦敦的照明是如此差劲，詹姆斯·鲍斯韦尔竟然能在威斯敏斯特桥上和妓女交媾，而那里还算不上是男女幽会最隐蔽的场所。黑暗也意味着危险，窃贼到处作案，正如有一位伦敦官员在1718年所说，人们晚上往往不大愿意出门，担心“自己会被蒙住眼睛，击倒在地，砍上一刀，或捅上一刀”。为了避免撞上硬东西，或中了强盗的伏击，人们往往求助执火把人的服务--之所以叫做执火把人，是因为他们手里拿着用浸透松脂和其他一些可燃材料的粗绳子制作的火把--把自己送回家。不幸的是，执火把人本身也并不总是可信之人。有时候，他们把顾客带进偏僻的小巷里，然后和他们的同伙一起夺走顾客的钱和丝绸衣物。

在烛光下阅读

即使到了19世纪中叶广泛使用煤气路灯以后，按照现代的标准，天黑以后的世界依然是光线昏暗的。最亮的煤气路灯还不及现代一只25瓦的白炽灯，而且，路灯彼此相隔很远。两支路灯之间至少有30码距离的黑暗，但在有的马路上，比如横穿伦敦切尔西的国王路，路灯彼此相隔70码，因此与其说是照亮了路，不如说是在远处设了几个亮点，作为行进的目标。然而，煤气灯在有些地区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20世纪30年代，伦敦差不多仍有半数街道是用煤气灯来照明的。

在电气化之前的世界里，若说有什么原因促使人们不得不早早上床睡觉，那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无聊，而是因为他们感到太累，许多人一天要工作很长的时间。在伊丽莎白时代，《1563年技工条例》规定，所有技工和工人“在上午5点钟或5点钟之前都必须上班和继续上班，晚上七八点钟才能下班”——每周要工作84个小时。同时，不要忘记，伦敦一家普通的剧院，比如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可以容纳2000名观众——约1%的伦敦人口——其中很大部分是劳动群众，而且任何时候都有几家剧院在同时营业，还有别的娱乐活动，比如斗熊和斗鸡。因此，无论法令做出什么规定，在任何指定的一天，都有数千名伦敦工人不是在工作岗位上，而是在外面玩得很开心。

使长时间工作日得到强化的，毫无疑问是工业革命和工厂制度的兴起。在工厂里，工人在周日要在岗位上从上午7点钟做到下午7点钟，周六从上午7点钟做到下午2点钟。但是，在一年中最忙的时期——所谓的“旺季”，他们可能要在机器旁从上午3点钟做到晚上10点钟，一天工作19个小时。在1833年实施《工厂法》以前，7岁的小孩子也被要求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在那种情况下，人们抓住一切可能抓住的时间吃饭、睡觉，这是不足为怪的。

富人们的日子则过得比较宽松。1768年，范妮·伯尼在写到乡村生活时说：“我们总是10点钟吃早饭，想在此前什么时候起床就什么时候起床。我们下午2点钟吃中饭，大约晚上6点钟喝茶，9点钟吃晚饭。”她的生活规律在她那个阶层其他人的无数日记和信件中都有反映。大约1780年，有一位年轻记者在写给爱德华·吉本的信中说：“我只要叙述一天的情况，你就知道了每一天的情况。”她写道，她的一天从9点钟开始，10点钟吃早饭。“然后，11点钟左右，我弹琴或画画。下午1点钟搞点翻译，2点钟再次到外面去走一走。3点钟一般看点书，4点钟吃中饭，吃过中饭以后玩弹子游戏。晚上7点钟喝茶，10点钟之前工作或弹钢琴，10点钟吃点晚饭，11点钟上床睡觉。”

照明的方法有很多种，但按现代的标准都不大令人满意。最基本的形式是灯芯草蜡烛，制作方法是：先把灯芯草切成大约1英尺半长的小段，然后涂上动物脂肪，通常是羊的脂肪，然后放在金属烛台上，像点细细的小蜡烛那样点燃。一支灯芯草蜡烛通常可以持续15—20分钟。因此，过一个漫长的夜晚不但需要大量灯芯草，还需要耐心。灯芯草一年采集一次，在春天采集，因此必须费点心思计算一下，在未来的12月里需要多少灯芯草来照明。

对于小康家庭来说，通常的照明形式是蜡烛。蜡烛有两种——脂油制作的和石蜡制作的。脂油是从动物脂肪提取的，它有很大的优点，能在家里用任何宰杀的动物的脂肪熬炼出来，因此很便宜，至少在1709年以前是那样的。在烛商行会的压力之下，议会制定了一部法律，规定在家里制造蜡烛为非法。这项规定在乡村引起了很大的愤慨，很可能有好多人没有遵照执行，但要冒点风险。制作灯芯草蜡烛还是允许的，虽然有时候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理论上的自由。灯芯草蜡烛需要一定量的动物脂肪，但在困难时期农民没有可以屠宰的牲畜，因此晚上不但要饿肚子，而且要在黑暗里熬过去。

脂油是一种令人恼火的材料。它熔化得很快，蜡烛不断融流，一个小时需要整修多达40次。脂油燃烧时发出的光不均匀，还有一股臭味。而且，由于脂油实际上只是一种开始分解的有机物质，脂油蜡烛存放的时间越长，它的味道就越难闻。用蜂蜡制作的蜡烛那可是要好得多。那种蜡烛发出的光比较稳定，需要整修的次数也少，但是成本大约要高3倍，因此往往只用在最需要的场合。一个人所使用的照明度的多少，是其地位的显著标志。伊丽莎白·加斯克尔有一部小说里有个人物，名叫詹金斯小姐，她把两支蜡烛放在外面，但一次只点一支。为了保持两支蜡烛的长度完全相同，她就不断地小题大做，一会儿点这支，一会儿点那支。那样的话，要是家里来了客人，他们就找不到不一样长的蜡烛，要不然会认为她不够节俭，那多不好意思呀。

在缺少常用燃料的地方，人们就利用能利用的东西——荆豆、蕨类植物、海藻、动物的干粪等等，只要点得起来就行。据詹姆斯·鲍斯韦尔说，在设得兰群岛，海燕含有丰富的天然油料，有时候人们只要往这类鸟儿的喉咙插一根灯芯，就能点着。不过，我怀疑鲍斯韦尔有点轻信了。在苏格兰的其他地方，人们把拾来的牲畜的粪晾干用作光源和燃料。由于耕地缺少粪来上肥，因此大量土地变得很贫瘠，据说这加快了那个地区农业的衰退速度。有些人比其他人运气好一点。在多塞特郡的金梅里奇湾一带，海滩上有含油丰富的页岩，能像煤那样燃烧，不用花钱就可拾来使用，实际上具有更好的照明效果。对于那些花得起钱的人来说，煤油灯是最有效的选择，但煤油很贵，煤油灯又很脏，需要每天擦拭。在一个晚上的时间里，一盏煤油灯有可能会减少40%的照明度，因为灯罩上积了大量烟灰。要是照管不当，煤油灯有可能很脏。伊丽莎白·加雷特记录了一位姑娘在新英格兰参加派对的情况。那位姑娘事后说，那里的煤油灯把“我们的鼻子都熏黑了，衣服也都变成了灰色……完全毁坏了”。因此，许多人坚持使用蜡烛，即使后来还有别的选择。直到1869年，凯瑟琳·比彻和她的妹妹哈丽雅特·比彻·斯托在《美国妇女治家手册》里——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在美国相当于比顿夫人的《家政管理手册》——还在继续传授在家里制作蜡烛的方法。

到18世纪末，照明的质量已经有大约3000年时间没有变化。但是，在1783年，有一位名叫阿米·阿尔冈的瑞士物理学家发明了一种灯，他通过给火焰输送较多氧气的简单办法，极大地提高了照明度。阿尔冈发明的灯上还安了个旋钮，用户可以用它来调节火焰的亮度——这个新奇玩意儿令许多用户感激得几乎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托马斯·杰斐逊很早就是一位热心人，坦言自己的羡慕之情。他说，一盏阿尔冈灯的照明度及得上半打蜡烛。给他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1790年他还从巴黎带回来几盏阿尔冈灯。

阿尔冈本人根本没有获得他应得的财富。他的专利权在法国得不到尊重，所以他迁居英国，但他的专利权在那里也同样得不到尊重。实际上在哪里都得不到尊重，阿尔冈几乎没有从他潜心的发明中挣到什么钱。

最好的光源要数鲸油，而最好的鲸油又取自抹香鲸头部的鲸蜡 [2]。抹香鲸是一种神秘而又出没无踪的动物，即使现在都对它们了解甚少。它们在颅骨的深腔里生产和贮藏着大量的鲸蜡——最多可达3吨。尽管有那个英文名称，鲸蜡不是精子，没有繁殖功能。它是一种半透明的水状液体，但接触到空气就变成一种乳白色的乳膏。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为什么水手们把抹香鲸叫做精子鲸了。鲸蜡究竟是干什么用的，至今谁也说不清楚。它也许以某种方式帮助增加浮力，也许帮助代谢血里的氮。抹香鲸能以很快的速度潜到很深的地方，深达1英里，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有人认为，鲸蜡也许解释了它们不得减压病的原因，只是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另一种理论是，雄性抹香鲸在争夺交配权的时候，鲸蜡对它们起防震作用。这倒有利于解释一个臭名昭著的现象，抹香鲸被激怒时，喜欢用脑袋撞击捕鲸船，而且往往是毁灭性的。但是，实际上还不清楚抹香鲸是不是用脑袋来互相顶撞。同样神秘的是，它们还分泌出名叫龙涎香的名贵物质。（龙涎香的英文名字叫ambergris，源自法语，意思是“灰色的琥珀”，而实际上龙涎香有可能是灰色的，也有可能是黑色的。）龙涎香形成于抹香鲸的消化系统，定期从体内排出。直到最近才确定，龙涎香的原料是鱿鱼的喙状嘴，鱿鱼身上就这一部分抹香鲸没法消化。几百年以来，有人看到这种东西漂浮在海里，或者被海浪冲到海滩上，所以没有人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它被用作香水的一种无与伦比的固定剂，大大地增加了香水的价值，虽然吃得起的人还吃龙涎香。英格兰的查理二世认为龙涎香和蛋类是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据说，龙涎香的味道使人想起了香草的味道。）不管怎么说，龙涎香，加上极其名贵的鲸蜡，使得抹香鲸特别引人注目，成了捕猎对象。

和其他种类的鲸一样，抹香鲸的脂油在工业上也特别需要，可在制造肥皂和油漆时用作润滑剂，也可用作机器的润滑油。鲸还产出令人满意的数量的鲸须。那是一种骨头一般的材料，取自鲸的上颌。它提供了一种结实而又柔韧的材料，用于制作需要具有一定弹性的紧身衣撑条、马鞭等物品。

无论在生产方面，还是在消费方面，鲸油都是美国的特产。早期，是捕鲸业给新英格兰的南特基特和塞勒姆这类港口带来了大量财富。1846年，美国有650多条捕鲸船，差不多是世界其他地方捕鲸船总量的3倍。在整个欧洲，鲸油都要缴很重的税，因此那里的人通常使用菜油，即从油菜子里提炼出来的油，或者使用一种松脂制剂——莰烯。莰烯用来点灯效果甚佳，只是灯光很不稳定，容易发生爆炸，十分吓人。

谁也说不清在那个伟大的捕鲸时代有多少头鲸死于非命。不过，有人估计，到1870年为止的40年左右时间里，大约有30万头鲸遭到杀戮。那也许算不上是个特别巨大的数字，但首先鲸的数量也不多。无论如何，捕猎活动足以使许多物种到达灭绝的边缘。随着鲸的数量越来越少，捕鲸船出航的时间越来越长—— 长达4年是家常便饭，5年也不是没有听说过——捕鲸不得不行驶到最遥远的海洋，到去的人最少的角落寻找它们的踪影。这一切都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到19世纪50年代，1加仑鲸油要卖到2.5美元，相当于普通工人半个星期工资，然而那种不知自责的捕猎活动继续进行。要不是从1846年开始在新斯科舍发生了一系列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许多种类的鲸——很可能是所有种类的鲸——会永远消失。就在那里，有一位名叫亚伯拉罕·格斯纳的人发明了一种产品。在一段时间里，这种东西将成为地球上最宝贵的产品。

格斯纳是一位职业物理学家，但他对煤地质学怀有一股奇特的热情。在用煤焦油——把煤加工成煤气时留下来的一种没有用处的黏糊糊的残渣——做实验的过程中，他发明了一种通过蒸馏把煤焦油变成一种可燃液体的方法。（不知什么原因）他把这种液体称为煤油。煤油燃烧的效果很好，发出的光又强又稳定，可与鲸油相比，但具有以便宜得多的成本投入生产的潜力，问题是大量生产似乎是不可能的。格斯纳制造了足够供哈利法克斯的路灯使用的煤油，最后在纽约市开设了一家工厂，此举确保了他财源滚滚。但是，从煤里挤出来的煤油在世界各地都将不过是一种次要产品。到19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一天的总产量也不过600桶。（另一方面，人们很快发现，煤焦油本身具有广泛的用途——生产油漆、染料、杀虫剂、医药等等都用得着它，煤焦油成为现代化学工业的基础。）

在这种困境下，出人意料地站出来另一位英雄——一位聪明的年轻人，名叫乔治·比斯尔。他在公共教育方面出色地干了一阵子以后，刚从新奥尔良学监的岗位上退下来。1853年，在访问自己的故乡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过程中，比斯尔在他的母校达特茅斯学院拜访了一位教授。就在那里，他注意到那位教授的书架上有一瓶石油。教授对他说，岩石油——就是我们现在将会说的石油——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渗出了地面。要是你把一块旧布在里面浸泡一下，那块布就会燃烧。但是，除了作为制造成药的一种成分以外，还没有人发现石油有什么用途。比斯尔用石油做了一些实验，发现它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发光体，只要能以工业规模开采。

他创建了一个公司，名叫宾夕法尼亚石油公司，并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靠近铁托斯维尔的地方，在一条名叫油溪的水流缓慢的水道两侧，买下了矿产承租权。比斯尔的新想法是钻探石油，就像钻探水源那样。以前人人都通过挖掘的办法来寻找水源。作为起步，他派了一个名叫埃德温·德雷克的人——在史书上总是被称为埃德温·德雷克“上校”——到铁托斯维尔，指令他在那里钻探。德雷克没有钻探的技术，也不是上校。他是铁路上的一名列车长。他不久以前已经因健康不佳而不得不退休。对于这家企业来说，他的唯一优势是，他仍然持有铁路通行证，可以免费去宾夕法尼亚。为了提升他的形象，比斯尔和他的合伙人在给德雷克写信时，称他为“E.L.德雷克上校”。

德雷克借了一沓钱，委任一个钻探队开始寻找石油。虽然钻探工认为德雷克是个和蔼可亲的傻瓜，但他们还是很高兴地接受了这项工作，开始根据他的指示钻探。工程几乎马上就遇到了技术方面的困难。令大家感到惊奇的是，德雷克在解决机械问题方面展示了出人意料的本领，让工程继续进行下去。他们钻探了一年半多时间，但没有找到石油。到1859年夏天，德雷克和他的合伙人已经把资金耗尽。他们不大情愿地给德雷克去了一封信，让他停工。然而，在信送达之前，1859年8月27日，在刚刚挖到还不足70英尺深的时候，德雷克和他的工人们找到了石油。不是我们传统上会跟发现石油联系在一起的那种高高地喷涌而出的油柱，这次找到的石油不得不费力地用泵抽到地面。不过，黏稠的蓝绿色液体源源不断地被抽了上来。

虽然当时谁也不喜欢这种液体，哪怕是一丁点儿，但它们已经完全地、永远地改变了世界。

公司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把生产出来的石油贮存在哪里。当地没有那么多桶。因此，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他们把石油贮存在浴缸里、洗脸池里、水桶里，以及能找到的任何其他容器里。最后，他们开始制造容量为40加仑的专用油桶。直到今天，这种桶仍然是石油的标准计量单位。接下来是那个更加紧迫的问题：如何把它变作商品。在它的自然状态下，石油确实不过是可怕的脏东西。比斯尔着手把它提炼成为纯一点的东西。在此过程中他发现，石油经过提纯，不仅是一种优质的润滑剂，而且还产生大量的汽油和煤油[3]

这样的副产品。汽油没有用处，它挥发得很快，因此就倒掉了。但正如比斯尔所希望的那样，煤油灯很亮，而且成本要比格斯纳从煤里挤出来的产品要低得多。世界上终于有了一种可与鲸油相比的廉价光源。

当别人发现开采石油和把石油变成煤油那么容易，争购土地的热潮就开始了。过不多久，几百座钻塔挤满了油溪四周的大地。“3个月时间里，”约翰·麦克菲在他的《在不足信的地带》一书中说，“被亲切地命名为地坑城的人口从零增加到15000人。别的城镇也在整个地区拔地而起——石油城、汽油中心、狂热镇。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来了，损失了积蓄，然后离去要杀总统。”

在德雷克发现石油的那一年，美国生产了2000桶。10年之内，已经远远超过了400万桶；40年以后，变成了6000万桶。不幸的是，比斯尔、德雷克以及其他在他的公司（现在已重新命名为塞讷卡石油公司）投资的人，都没有发财发到他们所希望的那种程度。别的油井的产量要高得多——有一口叫做普尔井的，一天抽上来3000桶——那么多油井为市场提供那么多石油，使得石油供过于求，因此油价猛跌，从1861年1月的每桶10美元跌到了那年年底的每桶只有10分钱。这对消费者和鲸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石油商来说这个消息就不那么好了。随着繁荣变成萧条，地价一落千丈。1878年，地坑城的一块地只卖4.37美元。13年以前，该城卖地的收入达200万美元。

当别的公司都在破产，拼命想从石油生意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克利夫兰有一家通常只做猪肉和其他农产品生意的小公司——克拉克和洛克菲勒公司——却决定动手干。它开始从别人手里买进不成功的租赁地。到1877年，也就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发现石油以后不到10年时间，克拉克已经销声匿迹，约翰·D.洛克菲勒[4]

控制了美国的大约90%的石油生意。石油不仅为一种极其有利可图的照明形式提供了原料，而且解决了新的工业时代给发动机和机器上油的迫切需要。由于洛克菲勒实际上垄断了这个行业，因此他能使价格保持稳定，在此过程中变得富得冒油。到那个世纪的最后几年里，如果以今天的币值来计算，他的个人财富在以每年大约1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而且那是个没有个人所得税的时代。近代史上没有哪个人比他更加富有。

比斯尔和他的伙伴的财富就不那么单一，而且肯定是中等水平的。塞讷卡公司在很短的时间赚过钱，但到了1864年，德雷克在钻探上取得突破刚刚过去5年，公司就失去了竞争力，倒闭了。德雷克把挣来的钱挥霍殆尽，最后身无分文，因患神经痛而残疾，过不多久就死了。比斯尔的情况要好得多，他把挣来的钱投资在一家银行和其他企业，积累了一笔小小的财富，足以在达特茅斯盖一座漂亮的体育馆，它现在还耸立在那里。

煤油越来越成为千家万户选择的光源，尤其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与此同时，它在大一点的社区受到那个时代另一个奇物煤气的挑战。从大约1820年开始，对于许多大城市的小康人家来说，煤气是另一种选择。不过，煤气的主要用户是工厂和店铺，还用于路灯。快到那个世纪中叶的时候，家庭才普遍使用煤气。煤气有好多缺点。在装有煤气设备的办公室里工作过的人，或者在用煤气照明的剧院里看过戏的人，常常抱怨头痛和感到恶心。为了把这种麻烦降到最小程度，有时候把煤气灯安装在工厂的窗户外面。煤气会熏黑天花板，使织物退色，腐蚀金属，在每个平面上留下一层油腻腻的烟灰。花儿碰到煤气很快凋谢，大多数植物发黄，除非把它们隔离在玻璃容器里。只有蜘蛛抱蛋不受煤气的负面影响。这就说明，为什么差不多每张维多利亚时代的客厅照片里都有那种植物。使用煤气还得小心。白天是煤气需求最少的时候，大多数煤气公司减少管道里的流量。因此，如果想在白天点着煤气喷灯，你就不得不把阀门开大，才可能发出像样的光。但是，到了白天的晚些时候，随着压力加大，煤气灯有可能突然变得很亮。这很危险，要是忘了关小阀门，会烧焦天花板，甚至引发火灾。所以，煤气不但很脏，还很危险。

然而，煤气灯有个富有诱惑力的优点。它很亮，至少比得上出现电灯以前世界上的任何光源，有煤气灯的普通房间要比以前亮20倍。它不是一种可以近距离使用的灯，你不能像移台灯那样把它移过来看书或做针线，但是它提供极好的总体照明。它使阅读、打牌甚至交谈更加惬意。就餐者看得见饭菜的情况，他们能避开细小的鱼刺，知道瓶口里出来多少盐。你可以掉一根针，在天亮以前找到它。架子上的书的名字看上去一清二楚。人们看书看得更多，睡觉睡得更晚。19世纪中叶，报纸、杂志、书籍、乐谱的出版业突然之间显现一派兴旺的景象，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报纸和杂志的数量从该世纪初的不足150种，一下子增加到该世纪末的将近5000种。

煤气在美国和英国尤其得到广泛使用。到1850年，两国的多数大城市都能用上煤气。然而，煤气仍是中产阶级享用的东西。穷人用不起它，而富人往往瞧不起它，原因有三：其一，安装费用昂贵，安装会打乱家里的生活秩序；其二，煤气会损坏画卷和名贵的织物；其三，事情已经都由仆人来做，不必急着再花钱去添置便利的设施。结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仅在中产阶级的家庭，而且像精神病院和监狱这样的机构，灯光更明亮，实际上也更加暖和，而英格兰最豪华的住宅要做到这一点，还要过很长时间。

对多数人来说，直到19世纪末，取暖仍是个挑战。在教区长寓所里，除了厨房里有笨重的炉子以外，马香先生实际上在每个房间里都有壁炉，连梳妆室里也有。为那么多壁炉擦拭、添加燃料、烧火的工作量一定很大。尽管如此，一年中仍有几个月时间家里几乎肯定是冷得不舒服的（现在依然如此）。壁炉的效果并不佳，只能使极小的空间变得暖和。在英格兰这样的温带地区，这倒是几乎感觉不到，但在北美洲许多地区的严冬里，壁炉的威力不够，无法把热量送到某个房间去，这就有很明显的感觉了。托马斯·杰斐逊有一次抱怨说，有一天晚上他不得不停止写东西，因为墨水池里墨水已经结冰。有一位名叫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的波士顿人在1866年冬天的日记中写道，即使生了两个炉子，所有的壁炉都烧得很旺，他家里的温度仍超不过38华氏度。

果然不出所料，这个问题引起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关注，他发明了后来所谓的富兰克林（或宾夕法尼亚）壁炉。富兰克林的取暖炉无疑是个改进——虽然主要在纸上，而不是在实际应用上。它实质上是把取暖炉嵌入一个壁炉，但增加一些烟道和通风口，巧妙地改变气流的方向，把较多的热量送回房间里。但是，这种壁炉的结构也很复杂，成本很高，而且，凡是安装这类炉子的房间，其布局都会被极大地打乱，这往往是令人无法忍受的。该系统的核心是后部的另一条烟道，结果证明，要是不全部拆卸下来，里面根本无法进行清扫。那种炉子还需要在地板下面有一个凉空气的进气口，这实际上意味着，楼上的房间或者底下没有地下室的地方，是无法安装这类炉子的，因此，好多房子就完全不适合安装这类炉子。富兰克林的设计在美国得到了戴维·里滕豪斯的改进，在欧洲经过了鲁姆福德伯爵本杰明·汤普森的完善，但人们要真正感到舒适，还要等到采用了封闭式壁炉，把取暖炉完全搬进房间的时候。那种炉子叫做荷兰炉，它闻上去有股热铁的味道，还烤干了空气里的水分，但至少能让房间里的人觉得很暖和。

随着美国人往西迁移，来到大草原以及更远的地方，由于缺少用作燃料的木材，产生了很多问题。玉米棒子以及晒干的牛粪——人们委婉而又相当动听地把它叫做“地表煤块”——被广泛用作燃料。在荒原地区，美国人还烧各种动物脂肪——猪油、鹿油、熊油，甚至信鸽的脂油，还有鱼油，尽管这些东西燃烧时烟都很多，还有一股臭味。

美国人对取暖炉着了迷，到20世纪初，在美国专利局登记的有7000多个类型。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为了确保其运作，你得付出大量的劳力。据波士顿一项研究表明，在1899年，一个普通的炉子每个星期大约要烧掉300磅煤，产生27磅炉灰，需要花3小时11分钟时间来照管。要是在厨房和起居室里都有炉子，别处也许还有开放式火炉，那意味着还要花更多的力气。封闭式炉子的另一个重要缺点是，它挡掉了房间里的很大一部分光线。

在使用电灯以前的世界里，明火和可燃材料的结合，给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带来了一丝惊讶和兴奋。塞缪尔·佩皮斯在他的日记里写到，他俯身对着蜡烛在桌子旁工作，过不多久就闻到一股可怕的刺鼻味道，仿佛羊毛被烧着了。这时候他才意识到，他新买的价钱很贵的假发套着火了，这样小小的火灾是常有的事。几乎每栋房子的每个房间里都有明火，至少在有时候是这样。几乎每栋房子都是很容易着火的，因为房子里面和房子上面的差不多每一样东西，从床上的草垫到茅草屋顶，都是一种随时可以点着的燃料。为了在夜里减少危险，通常用一种半球形的盖子盖住炉火。那种盖子叫做couvre-feu（curfew这个词，即“宵禁”，就是由此而来的），然而危险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有时候，技术进步提高了光的质量，但也常常增加了火灾的风险。为了让燃料较好地输送到灯芯，阿尔冈灯的贮燃料器不得不往上抬高一些，这么做就使那种灯头重脚轻，容易给碰倒。要是泼出来或溢出来的是煤油，一旦着火就几乎无法扑灭。到19世纪70年代，仅在美国每年就有多达6000人死于煤油引发的火灾。

公共场所的火灾也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尤其是在发明一种如今已被忘记而在当时充满活力的照明形式以后。它的名字叫德拉蒙德灯，以英国皇家工程师协会一位名叫托马斯·德拉蒙德的人的名字命名。人们一般都把在19世纪20年代初发明的这种灯归功于他，但那是错误的。实际上，它是由一个名叫戈兹沃西·格内爵士的人发明的。他也是一名工程师，一名很有才华的发明家。德拉蒙德只是推广了这种灯，从来没有说过那种灯是他发明的。但是，不知怎的，功劳归到了他的头上，而且自那以来始终如此。德拉蒙德灯，也称石灰光灯，是以一种已经了解很久的现象为基础的，即要是你拿起一块石灰或者氧化镁，把它放在温度很高的火里燃烧，便会发出强烈的白光。格内用一种由富有氧气和酒精的混合物燃烧产生的火焰，把一团不比孩子玩耍的弹子大的石灰，加热到它的亮光在60英里之外都看得见的程度。这种装置被成功地用于灯塔，也被剧院采用。它的光不仅很完美、稳定，而且可以聚成一束，照在特定的演员身上——这就是“成为注意中心”这一词组的来源[5]。不足之处是，石灰光灯散发出的热量很厉害，造成了许多次火灾。10年当中，美国有400多家剧院被烧毁。据1899年威廉·保罗·格哈特——当时关于火灾的主要权威——发表的一份报告说，在整个19世纪，英国有将近1万人在剧院发生的火灾中丧生。

火灾甚至对移动的物体也很危险，实际上往往更加危险，因为逃生的方法受到限制，或者没有办法逃生。1858年，运送移民的“奥地利”号船在驶往美国的途中在海上起火。随着他们脚下的船被大火吞没，有将近500个人可怖地死于非命。火车也很危险，从大约1840年起，客车车厢里在冬天安装了烧柴或者烧煤的炉子，还配有看书用的油灯，在火车行驶过程中会摇晃，发生灾难的可能性是不难想象的。就在1921年，一列火车在费城附近由炉子引发火灾，27个人丧生。

在坚实的陆地上，最大的担心是，火灾会失去控制并蔓延，烧毁整个街坊和地区。历史上最有名的城市大火几乎肯定要算是发生在1666年的伦敦大火。它始自伦敦桥附近一家面包店的小火灾，但很快蔓延到半英里范围。连远在牛津的人都可以看到黑烟，隐约听到火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可怕声音。大火总共焚毁了13200栋房子和140座教堂。但是，1666年的火灾实际上是伦敦的第二次大火。1212年发生的一次火灾损失要大得多，它虽然范围要比1666年的那次小，但蔓延速度更快，火势更猛，从一条街窜到另一条街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赶上了许多逃命的人，没有给他们留下逃跑的路。这场大火总共夺走了12000条生命。相比之下，据我们所知，在1666年的火灾中只死了5个人。在454年的时间里，1212年的火灾一直被叫做“伦敦大火”。实际上，它现在还应该这么叫。

多数城市里不时发生破坏性极大的火灾，有的城市里还不断发生。波士顿在1653年、1676年、1679年、1771年和1761年发生了5次。接着，中间停了一下。然后，1834年冬天的一个夜里又发生一次火灾，焚毁了700栋楼房，占闹市区的大部分。火势凶猛，蔓延到停泊在港口里的船。但是，与1871年10月那次横扫芝加哥的大火相比，所有的城市火灾都会相形见绌。那次火灾发生在一个刮着大风的夜晚。一般认为，家住德科文街的帕特里克·奥利里太太的一头奶牛踢翻了挤奶棚里的煤油灯，接着，各种各样可怕的混乱场面就很快发生了。大火烧毁了18000座建筑物，造成15万人无家可归。损失高达2亿美元，导致51家保险公司破产。

凡是在房子密集的地方，比如在欧洲的城市里，谁也拿不出很多办法，虽然建筑师们确实想出过一个有用的补救措施。原先，英国联立房屋的托梁是从一侧伸到另一侧的，搁在房屋之间的隔墙上。这样，一个街区的众多托梁实际上形成了一条直线，增加了大火从一家蔓延到另一家的风险。因此，从乔治时代开始，托梁改为从屋前向屋后延伸，把隔墙变成了防火障。然而，把托梁改为从屋前向屋后伸展，意味着需要很多承重墙。这就限死了房间的大小，进而又决定了房间的用途以及房屋的居住方式。

有个自然现象有望消除前面提到的所有危险和缺点：电。电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东西，但很难想办法把它派上实际用场。18世纪意大利的物理学家、医生卢吉·伽伐尼使用青蛙腿和普通电池里的电做实验，显示电能使肌肉抽动。他的外甥乔伐尼·阿尔迪尼发现可以用这种办法来赚钱，便搞了一出舞台表演。他用电激活刚刚被处决的杀人犯的身体和从断头台弄来的死人脑袋，使其眼睛睁开，嘴巴做出各种无声的姿势。从逻辑上推测，既然电能让死人动，那么想象一下，它对活人也可能有帮助。小剂量的电（至少我们希望是小剂量的）可以用于治疗各种疾病，从治疗便秘，到阻止男青年不正当的勃起（至少阻止他们从中取乐）。查尔斯·达尔文一生饱受一种神秘的疾病的折磨，长期无精打采，他经常给自己套上通电的锌链子，把醋洒在身体上，愁眉苦脸地忍受几个小时的刺痛，希望病情能有些好转。结果是徒劳无益，根本没有任何效果。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中了凶手的子弹，虽然已经奄奄一息，但当发现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在给他挂上通电的金属丝，试图确定子弹的位置时，他还露出依稀可辨的惊愕神色。

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实用的电灯。1846年，真有点像晴空霹雳一样，有个名叫弗雷德里克·黑尔·霍姆斯的人获得了一种电弧灯的专利。霍姆斯通过产生一股强大的电流，迫使它在两个碳棒中间跳动，制造了那种灯。这项技术在40多年以前汉弗莱·戴维早已展示过，只是没有加以利用。到了霍姆斯手里，结果是亮得耀眼的光。我们对霍姆斯几乎一无所知，他是哪里人，受过什么教育，怎样学会掌握了电，都不清楚。唯一知道的是，他在布鲁塞尔的军事学校工作，跟弗罗里斯·诺莱教授一起搞出了这种发明，然后回到英格兰，把这项发明带给了伟大的迈克尔·法拉第[6]，法拉第马上发现它可以为灯塔提供完美的光源。

第一只灯安装在南福兰灯塔上，就在多佛尔的外面，于1858年12月8日通电。[7]

它使用了13年。别的地方也安装了这种灯。但是，弧光灯从来没有取得巨大成功，因为它又复杂又昂贵。它同时需要一台电磁马达和一台蒸汽发动机，重达2吨，而且需要经常维护才能平稳运转。

关于弧光灯，有一点需要说一说，那种灯特别亮。格拉斯哥的圣伊诺克火车站用了6个克朗普顿灯——以其制造商R.E.克朗普顿的名字命名——来照明，每个号称有6000烛光。在巴黎，俄罗斯出生的发明家保罗·雅布洛奇科夫发明了一种弧光灯，后来被叫做雅布洛奇科夫蜡烛。19世纪70年代，这种灯被用来照亮巴黎的许多街道和纪念碑，成为轰动一时的东西。不幸的是，那种装置价格昂贵，效果不是很好。那种灯是依次运作的，只要一个不亮，就全都不亮，就像圣诞树上的灯一样。不亮是经常发生的事。过了仅仅5年，雅布洛奇科夫公司就破产了。

弧光灯太亮，不适合家庭使用。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能够长时间发出稳定的光的、适合家用的灯丝。很久以前白炽灯的原理就已被了解，实际上已被掌握。威廉·格罗夫爵士是一名律师兼法官，又是一名杰出的业余科学家，尤其对电感兴趣。早在1840年，也就是再过7年托马斯·爱迪生才出生的时候， 格罗夫已经展示了一盏白炽灯。他的灯工作了几个小时，但谁也不想要一个花很多钱才能制造出来，只能工作几个小时的电灯泡。因此，格罗夫没有把这项发明再进一步搞下去。在纽卡斯尔，有一位年轻的药剂师、精明的发明家，名叫约瑟夫·斯旺[8]，他见过一次格罗夫灯的操作过程，自己也进行过几次试验，取得了成功，但当时的技术还制造不出具有真正良好的真空的灯泡。要是没有那种真空，任何灯丝都会被很快烧断，那样的话灯泡的成本就很高，使用寿命很短，人们用不起。而且，斯旺还对其他方面感兴趣，尤其是对摄影，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他发明了溴化银相纸，从而印出了第一批高质量的照片。他完善了用火棉胶处理的过程，还对摄影用的化学品作了几次改进。与此同时，他的医药生意，包括制造和零售，也欣欣向荣。1867年，他的妹夫兼生意上的伙伴约翰·莫森，在城外一个码头上处理硝化甘油时出了一起奇特的事故，死了。总之，对斯旺来说，这是一个心情复杂的、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时期。有30年时间，他没有再对照明发生兴趣。

接着，19世纪70年代初，在伦敦工作的德国化学家赫尔曼·施普伦格尔发明了一件装置，后来被叫做施普伦格尔水银泵。这是一项关键性的发明，真正使家庭照明成为可能。不幸的是，历史上只有一个人认为赫尔曼·施普伦格尔应该享有更高的知名度。那就是赫尔曼·施普伦格尔本人。施普伦格尔的泵，能把一个玻璃器内的空气减少到正常量的百万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灯丝可以燃烧几百个小时。现在所需要的，就是找到一种可以制作灯丝的合适材料。

最坚定的并得到充分宣传的探索，是由美国最重要的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进行的。到1877年，即在他着手研究制造能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发光体的时候，爱迪生已经越来越被人称作“门洛公园的奇才”。爱迪生不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他撒谎骗人毫无顾忌，还试图窃取专利权，或贿赂记者，让他们写出有利于他的报道。用一位同时代人的话来说，他身上有“一处真空，他的良心应该就在那里”。但是，他是个很有进取心的、工作很努力的人，他的组织能力也是无人能比的。

爱迪生派了几个人到世界遥远的角落搜寻潜在的灯丝，叫几个小组每次对多达250种材料做试验，希望发现一种材料能够具有耐久性和电阻方面的必要特性。他们什么东西都试，甚至包括从家里一位友人的颏上拔下来的几根红胡子。就在1879年感恩节前夕，工人们研制出一块碳化卡纸板。经过拧细和仔细折叠以后，它可以燃烧长达13个小时，但离实用的要求依然差得很远。在1879年的最后一天，爱迪生邀请一批有见识的观众来看他演示新的白炽灯。当他们来到位于新泽西州门洛公园的爱迪生家时，一看见两处建筑物里亮着暖融融的灯光，禁不住赞不绝口。大家没有发觉的是，这灯光主要不是由电灯发出来的。爱迪生手下的玻璃吹制工加班加点也只准备了34个灯泡，因此其实大部分灯光来自仔细地摆放在适当位置上的油灯。

直到1877年，斯旺才重新投入研究电灯的工作。但是，他是在没有别人帮忙的情况下干的，独自研究出了差不多同样的照明系统。1879年1月或者2月，斯旺在纽卡斯尔向公众展示了他新研制的白炽电灯。具体日期不大确切，因为他在1月份究竟是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演示过那种灯，还是仅仅谈到了这件事，这不敢肯定；但在2月份，完全可以肯定，他当着一群有欣赏力的观众的面点亮了他的灯。无论是哪种情况，他的演示要比爱迪生所能做出的任何成绩至少早8个月。同年，斯旺在自己的家里安装了电灯。到1881年，他已经在伟大的科学家开尔文勋爵在格拉斯哥的家里拉起了电线，这又比爱迪生所能取得的任何成就要早得多。

然而，当爱迪生的第一个实用的装置真正问世的时候，它要卓越得多，因此也更具有持久意义。爱迪生给下曼哈顿的一个地区都安装了电线，就在华尔街一带，由设在珀尔街上的两栋快要废弃的楼里的电厂供电。从1881年冬天到1882年的春天和夏天，爱迪生铺设了15英里电缆，以疯狂的速度对他的系统进行了检测再检测。不是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附近的马显得很容易受惊吓，大家后来才明白，原来是漏出的电刺痛了马蹄。再说在爱迪生的车间里，他的工人过度接触施普伦格尔的水银泵，因水银中毒而掉了牙齿。但是，到了最后，这些问题都得以解决。1882年9月4日下午，爱迪生站在金融家J.P.摩根的办公室里，扳动一个开关，点亮了支持他的计划的85家企业里的800盏电灯。

爱迪生是整个系统的一名组织者，这是他真正出类拔萃的地方。发明电灯泡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如果你没有插座，那也没有多大实用价值。爱迪生和他那些不知疲倦的工人不得不从零开始，设计和制造从电站到便宜而又可靠的电线、灯柱、开关的整个系统。在几个月时间里，爱迪生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小型发电厂已经不少于334座；在一年左右时间里，他的工厂已经在为13000盏电灯供电。他精明地把那些灯安装在肯定能产生最大影响的地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在芝加哥的帕尔默豪斯宾馆，在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在伦敦英国众议院的餐厅里。与此同时，斯旺仍在自己家里做一些制造工作。总之，他在很大程度上缺少远见。实际上，他甚至没有申请专利。爱迪生取得各个地方的专利权，包括1879年11月在英国取得的专利权，因此也确保了他的卓越地位。

按照现代标准，最初的那些电灯发出的光是相当微弱的，但在当时的人看来，电灯是个能发出夺目光华的奇迹——“一个小太阳，一盏真正的阿拉丁神灯”，《纽约先驱报》的一名记者激动地报道说。我们现在很难想象，这种新出现的灯有多么亮、多么干净、多么稳定。1882年9月，当富尔顿街上的电灯亮起的时候，目瞪口呆的《纽约先驱报》记者为读者描述了这一情景：“昏暗而又摇曳的煤气灯”一下子把天下让给了一种明亮“而又稳定的强光灯……固定不动，毫不摇曳”。这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但显然还要有个习惯过程。

当然，电还远不只是提供照明。早在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美国博览会上就展出了一个“样板电气化厨房”。这也是令人激动的，虽然还不很实用。一方面，由于电的配送范围还不大，多数用户还必须在家里建造自己的“发电厂”来提供所需的电。即使你很走运，家里已经用电线和外部世界连接，公用事业公司也不可能输送足够的电来使电器真正很好地运转。预热一个炉子就要花1个小时。即便如此，也只能产生不算高的热量，超不过600瓦。你总不能在使用炉子的同时使用炉盖。设计上也有某些不足之处，调节热量的旋钮离地面很近。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这种新的电炉样子很怪，是用木头制造的，一般是栎木，边上镶着锌条和一些别的保护性材料。白色瓷炉的样品要到20世纪20年代才问世，而到它们真正问世的时候，还被认为样子很怪。许多人觉得，这种炉子似乎应该在医院或工厂里使用，而不是用在家里。

随着电用得越来越广泛，许多人觉得，依赖一种无形的力量来获得舒适的生活是很可怕的。那种力量有可能很快变成冷面杀手。大多数电工是匆忙培训出来的，势必都缺少经验。因此，这很快成为一种亡命徒的职业，电工触电身亡是经常发生的事。要是哪名电工出了这样的事，报纸就进行详细而生动的报道。在英国，诗人希莱勒·贝洛克奉献了一段反映当时公众情绪的打油诗：

随意一摸——不守规矩的手一滑——

电路接头——一道闪光——一声“刺啦！”受惊的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味——

那名电工就此西归！

1896年，爱迪生以前的合作伙伴富兰克林·波普在自己家里安装电线的时候触电身亡。这件事令许多人很满意，证明了电是很危险的，对专家也是如此。因电路毛病而造成火灾也是常见的，灯泡有时候发生爆炸，总是吓人一跳，有时候还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911年，有个灯泡爆裂造成火灾，把科尼岛上新建的游乐园化为灰烬。接触不良迸发出来的火星引发了好几处煤气主管道爆炸。这说明，你不是非得跟电源连接才会有危险。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夫人的例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她扮作一盏电灯参加一个化装舞会，庆祝她在纽约第五大道的家通了电。但是，后来她怀疑电灯是一次小小火灾的缘由，便把整个系统拆了。其他人察觉到了更多潜在的威胁。有一位名叫S.F.墨菲的官员发现了一系列电引发的毛病——眼疲劳，头痛，浑身不舒服，甚至可能“未老先衰”。有一位建筑师敢保证，电灯使人脸上长雀斑。

在最初几年里，没有人想到插头和插座。因此，任何家用电器都必须直接接到系统上。当插座终于在世纪之交问世的时候，也只是作为吊灯器材的组成部分才有供应。这意味着，要把早期的任何电器接通电源，你都不得不立在椅子或者梯子上。过不多久，安在墙上的插座接着出现，但不总是很可靠。据报道，早期的插座往往会发出噼啪的响声，还冒出烟雾，有时候还会冒火花。据历史学家朱丽叶·加德纳说，苏格兰有个名叫曼德斯顿的豪宅，直到进入爱德华时代好多年，那里还经常朝墙上一个特别容易冒火花的插座扔垫子。

19世纪90年代是个经济萧条时期，这也阻止了消费者人数的增长。但是，从根本上说，用电来照明是个不可阻挡的潮流。它清洁，光线稳定，容易维护，可以即时安装，只要开关啪地一开就可以无限量地使用。煤气照明用了半个世纪才站稳脚跟，但是电灯的发展速度要快得多。到1900年，电灯反正在城市里已经越来越成为生活的准则——各种家用电器势不可当地相继出现：1891年的电扇，1901年的真空吸尘器，1909年的洗衣机和电熨斗，1910年的烤面包片机，以及1918年的冰箱和洗碟机。到那个时候，大约有50种家用电器已经使用得相当普遍。电动小玩意儿如此时髦，凡是能想得到的，从卷发钳到电动土豆削皮器，制造商都一一生产出来。美国每年的人均用电量，从1902年的79千瓦小时，增加到1929年的960千瓦小时，再增加到今天的远远超过13000千瓦小时。

这方面的很多功劳归于爱迪生，这是没有错的，只要我们记住，他的天才并不在于发明了电灯，而在于创造了以商业规模生产和供应电灯的方法。实际上，后者是一项大得多的、更富于挑战性的事业。但是，这也是一项有利可图得多的事业。多亏了爱迪生，电灯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奇迹。有意思的是，我们过一会儿就会看到，结果证明，爱迪生的发明中只有极少数真正起到了他所希望起到的作用，使用电来照明便是其中之一。

约瑟夫·斯旺已经完全失势，出了英格兰很少有人听说过他。他在英格兰也不是非常出众的，英国的《国家传记词典》只给了他不长的3页，还不及给交际花基蒂·费希尔或者许多毫无才华的贵族的篇幅。不过，他所占的篇幅要比弗雷德里克·黑尔·霍姆斯多得多。《国家传记词典》对后者根本只字未提。历史往往就是那样。

[1] 据罗歇·埃克奇说，法国人有个有意思的说法，我在这里不加评论地告诉大家：“在烛光之下，山羊也像一位贵妇人。”——原注

[2] 鲸蜡的英文名称叫spermaceti，意思是精子。抹香鲸叫spermwhale，即精子鲸。——译注

[3] 开头，gasoline（汽油）和kerosene（煤油）两个词有各种各样的拼写方法。在1854年的专利申请书中，格斯纳把他的产品叫做kerocene。科学家们讨厌不一致，石油地质学家总是想把结尾音节的拼法统一起来，但显然没有成功。对于hydrocarbons（碳氢化合物）的结尾读音，他们也没有取得成功，turnpentine（松脂）就是个证明。英国人把煤油叫做paraffin，解决了部分问题。——原注

[4] 约翰·D.洛克菲勒（1839—1937），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创始人，1870年创办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译注

[5] 这里指英语中inthelimelight这个词组，原意是“在石灰光灯灯光下”，引申为“成为注意中心”。——译注

[6] 法拉第（1791—1867），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发现电磁感应现象、电解定律和磁与光的关系。——译注

[7] 南福兰灯塔如今在全国信托机构的管辖之下，很值得去参观一下。1899年，古列尔莫·马可尼从那里发射了第一个国际无线电信号到法国的维姆勒，使这座灯塔再次扬名。——原注

[8] 约瑟夫·斯旺（1828—1914），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制成炭丝白炽灯，发明摄影干板以及溴化银相纸。——译注

第七章 起居室

若要领会舒适的家庭生活的精神，没有哪里比得上一个有着奇特名字的地方：起居室（drawing room）。这个词是一个古老得多的词withdrawing room的缩略形式，意思是“一处家人可以离开家里的其他人以享有更多隐私的空间”。这个词根本没有在英语里完全扎根和得到广泛使用，到14世纪中叶，除了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以外，这个词已被sitting room取而代之。

一

如果你不得不用一句话来进行归纳，你可以说，居家生活的历史就是一部慢慢地变得舒服的历史。直到18世纪，家庭生活中舒适的概念是没有听说过的，甚至还没有一个词来表达那种情况。comfortable的意思只是“能被安慰的”。安慰就是你给予伤员或不幸的人的东西。把这个词用作现代意义的第一人是作家霍勒斯·沃波尔。他在1770年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某个怀特太太把他照顾得挺好，尽最大努力让他“感到舒服”。到了19世纪初，人人都在谈论有个舒适的家，或者享受舒适的生活，但在沃波尔的时代之前没有人用过comfortable这个词来表达“舒适”的意思。

若要领会舒适的家庭生活的精神，没有哪里比得上一个有着奇特名字的地方（虽然这并不总是符合实际情况），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间屋子：起居室（drawing room）。这个词是一个古老得多的词withdrawing room的缩略形式，意思是“一处家人可以离开家里的其他人以享有更多隐私的空间”。这个词根本没有在英语里完全扎根和得到广泛使用。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一段时间里，在比较高雅的阶层里受到了法语里的词salon的挑战。有时候写成英国化的saloon，但这两个词接下来渐渐跟家庭外面的空间发生关系。saloon先是指旅馆里或船上一个供社交用的房间，接着指一个专门用于饮酒的地方，最后有点儿出人意料地指一种小轿车。与此同时，salon总是跟与艺术活动有关的场所联系在一起，后来（从1910年左右起）又被理发店和美容院占用。在很长时间里，美国人喜欢把家里的主屋叫做parlour，因为它让人感觉到一种19世纪边疆生活的气息，但是实际上它是其中最古老的一个词。这个词的最早记录是在1225年，指“一间修士们可以去说话的屋子”（源自法语中的parler，意思是“说话”），然后在14世纪的最后25年里用到了世俗的范围。

爱德华·塔尔在教区长寓所的平面图上用了drawing room这个词。因此，几乎可以肯定，有着良好教养的马香先生用了这个词，虽然即使在当时，他很可能仍处于少数。到14世纪中叶，除了在最上流的社会里以外，这个词已被sitting room取而代之。Sitting room第一次出现在英语里是在1806年。后来发起挑战的还有lounge，这个词原先指一种椅子或沙发，后来又指一种休息时穿的上衣，最后从1881年起指一间屋子。

假设马香先生是个普通类型的人，他就会争取把这间屋子搞成家里最舒适的房间，放上最柔软的、最精美的家具。然而，实际上，在一年的许多时间里，它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很舒适的地方，因为里面只有一个壁炉。那个壁炉至多只能使屋子中央的一小块地方暖和。我可以作证，即使火烧得很旺，要是你在严冬时节站在屋子对面，你很可能看得到自己呼出的气息。

虽然起居室成为舒适的家庭生活的核心，故事实际上并不是从这里讲起，也根本不是从家里讲起。故事从户外讲起，从马香先生出生以前一个世纪左右讲起。当时，人们有个简单的发现，这个发现将使像他那样有土地的家庭变得很富有，有朝一日能为自己建造一栋漂亮的教区长寓所。那个发现就是这样一回事：土地不需要经常休耕也能保持肥力。这算不上是最闪耀着智慧火花的省悟，但却改变了世界。

传统上，英国的大部分农田划分为狭长的地块，名叫弗隆[1]。每三个季节中，每个弗隆休耕一个季节，有时候两个季节中休耕一个季节，以恢复地力。这意味着，每年至少有1/3的耕地闲置着，结果就没有足够的饲料确保大量的牲畜活着度过冬天。因此，地主们不得不在每年秋天宰杀大部分牲口，然后面临一个漫长而又缺少收益的冬天，直到次年春天。

接着，英国的农民发现了一件荷兰农民已经知道很久的事：要是在闲置的地里种上芜菁、红花草或别的一两种合适的作物，土壤就会奇迹般地得到休息，同时又生产出大量过冬饲料。这是因为输入了氮的缘故，但要再过将近200年人们才会懂得这个道理。当时人们懂得而且为此觉得很高兴的是，这种办法极大地改变了农业的命运。而且，由于更多的牲畜能够活过冬天，还增加了大量肥料，牲畜产生的这些不要钱的宝贵粪便使土地变得更加肥沃。

所有这一切似乎真是个奇迹，你怎么说也不会过分。18世纪以前，英国的农业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危机，发展缓慢。有一位名叫W.G.霍斯金斯的学者（在1964年）计算过，1480年和1700年间，每4次收成中就有一次歉收，差不多每5次当中就有一次灾难性的绝收。如今，由于有了作物轮作制这个简单的对策，农业能进入一个持续的、几乎是可靠的繁荣时期。就是这个漫长的黄金时期，使许多农村地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直到今天。这也使像马香先生那样的人享有那种令人满意的新的好处：舒适。

农民们还受益于一种新的带轮子的机械，它是由伯克郡的农场主兼农业思想家杰思罗·塔尔在1700年左右发明的。那种机械名叫种子条播机，可以把种子直接种到土壤里，而不是用手来撒播。种子的价钱是很贵的，塔尔新发明的条播机把每英亩所需的3—4蒲式耳减少到1蒲式耳以下。由于播下的种子深度一样，行距整齐，成功发芽的更多，因此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从每英亩的20—40蒲式耳提高到了多达80蒲式耳。

新的活力还反映在繁殖工程方面。就牛而言，所有大的品种，娟姗牛、格恩西乳牛、赫里福德牛、阿伯丁牛、安格斯牛、艾尔夏牛[2]，几乎都是18世纪的产物。羊也是一样，经过成功的人工繁育，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种不自然地浑身长着长毛的家伙。一只中世纪的羊可产大约1磅半羊毛，18世纪重新培育的羊可产多达9磅羊毛。在那可爱的羊毛下面，羊还令人满意地长得更肥。从1700年到1800年，在伦敦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上出售的羊的平均重量翻了一番还多，从38磅增加到80磅。菜牛得到类似的增长，乳品的产量也上去了。

然而，取得所有这一切成就，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创建新的生产制度，就需要把小片土地合并成大片，让农民从土地上搬走。在这场圈地运动中，以前养活许多人的小片土地，如今变成了让少数人富起来的大得多的、加有围栏的大片土地。这场运动使得农业对于拥有大片土地的人来说变得极其有利可图——过不多久，许多地区几乎只有这一种类型的土地了。圈地已经缓慢地进行了几个世纪，但在1750年到1830年加快了速度。期间，英国大约有600万英亩耕地被圈走。圈地对于失去家园的人来说是很残酷的，但确实也使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方便地迁往城市，成为新发生的工业革命的劳苦大众。工业革命也刚刚开始，而工业革命的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那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裕的地主所享有的剩余财富。

许多地主还发现，他们的屁股底下有大煤层，而这恰好是工业突然需要煤的时候。尽管煤矿的开采对环境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但是它们确实变成了令人快意的巨额财富。在18世纪，一度可以从查特沃思府望见85座露天煤矿，反正书上是这么写的。还有的人通过把土地出租给铁路公司，或修筑运河以控制通行权的办法来赚钱。布里奇沃特公爵在西部乡村垄断了一条运河，每年获得高达40%的收益。实际上，再也没有比这更能赚钱的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没有所得税、没有资本收益税、没有红利税或利息税的时代，钱源源不断地存入银行，几乎没有任何因素会来干扰。许多人生在这样一个世界，他们实际上无须用手里的财富办任何事，只要把财富堆积起来。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里仅举一例。第三代伯林顿伯爵在爱尔兰拥有大量地产，总共大约42000英亩，却从来没有到过那里。最后，他成为爱尔兰财政大臣，仍然没有去过那里。

这个富裕的特权阶层以及他们的后代，在英国乡村到处以极度夸耀的方式表达他们这种新的富裕的乐趣。据一项统计数字，从1710年到该世纪末，在英格兰至少盖起了840栋大的乡村住宅——“像硕大的珍奇梅干，散布在乡村这块大布丁上。”霍勒斯·沃波尔是以这样生动的语言来描述的。

不同寻常的房子，需要不同寻常的人来设计和建造，也许谁也不会比约翰·范布勒爵士更不寻常，至少不会比他更出人意料。范布勒（1664—1726）出生在一个大家庭，是19个孩子当中的一个。他的家很富，原籍荷兰，虽然到范布勒本人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英格兰定居了将近半个世纪。用诗人尼古拉斯·罗的话来说，“他是一位性格温和的绅士，讨人喜欢”。谁遇到范布勒，都似乎很喜欢他（我们将会看到，马尔伯勒公爵夫人竟然是个例外）。他的一幅肖像画挂在伦敦的国家肖像馆里。这幅画大约在他40岁那年由戈弗雷·奈勒爵士所作，显示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长着一张红扑扑、胖乎乎的普通的脸，戴着漂亮的巴洛克风格的假发，这在当时是很时尚的。

在他一生的前30年里，他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方向感。他在一家家庭葡萄酒厂工作，作为东印度公司——在当时还是一家比较新的、普通的企业——的代表去过印度，最后从了军，虽然在部队里干得也不是很出色。他被派往法国，几乎一踏上岸就被当做间谍逮捕，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5年时间，尽管条件还比较舒适，过得像个绅士。

监狱生活似乎对他产生了一种振奋作用。一回到英国，他很快成为一名杰出的剧作家，以飞快的速度连续写出了两部当时最受欢迎的喜剧《故态复萌》和《恼怒的妻子》。主要角色中有方达尔威夫（爱妻）、福平顿爵士、滕贝利·克拉姆西爵士和约翰·布鲁特爵士这样的名字。在我们看来，这些名字似乎有点粗俗，但在那个矫揉造作、尽情取乐的年代是幽默的巅峰，这是相当有伤风化的东西。有一名“改造举止协会”的成员气愤地说，范布勒“败坏了舞台风气，其轻率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别的人喜欢他的剧本完全出于同样的原因，诗人塞缪尔·罗杰斯认为他“几乎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

范布勒总共为舞台创作或改编了10件作品，但与此同时，也同样突然使人大吃一惊的是，他还把自己的才华转向建筑学。这种冲动所产生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个谜，对他的同时代人来说也是个谜。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内容就是，1701年，他在35岁时开始了建造英格兰最宏伟的住宅之一的工程——约克郡的霍华德堡。他究竟是怎么说服他的朋友第三代卡莱尔伯爵查尔斯·霍华德（有一位建筑史学家称霍华德是个“难以形容，而又显然富得冒油”的人）答应这项似乎发疯的巨大工程，也是不得而知的。这不光是一栋大房子，而且确定无疑是个宫殿般的地方，用范布勒的传记作家克里·唐斯的话来说，其“建筑规模可与以前王室的特权相比”。显而易见，卡莱尔伯爵从范布勒的草图中看出点什么；应当说，范布勒确实有一位很有天赋的真正建筑师尼古拉斯·霍克斯莫尔的支持。霍克斯莫尔已经有20年经验，但是奇怪得很，他甘心当范布勒的助手。而且，范布勒似乎是免费干活的（从来没有发现过付钱的迹象——就这两个人而言，双方对这类事都是要做记录的）。反正卡莱尔解聘了原来打算使用的杰出建筑师威廉·塔尔曼，听任新手范布勒去摆布。

范布勒和卡莱尔都是一个名叫基特-卡特俱乐部的神秘社团的成员。这个社团倾向于辉格党[3]，其成立几乎完全是为了确保汉诺威王室继位，即保证未来的英国君主都是新教徒的王朝更迭，即使在短时间内他们明显不是英国人。基特-卡特俱乐部的人达到了这个目的，这绝不是一个很小的成就，因为他们的候选人不会讲英语，几乎没有一点儿可爱的地方，有人计算过他在王位继承人的顺序中还不到第58位。除了这一点政治手腕以外，俱乐部运作得如此小心谨慎，我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它的一位创始人是个点心师傅，名叫克里斯托弗·卡特，也称基特-卡特，基特-卡特也是他所制作的很有名的羊肉馅饼的名字。因此，究竟那个俱乐部是以他的名字，还是以他所制作的馅饼的名字命名的，这是300年来某些很小的范围里一直在辩论的问题。俱乐部只是从大约1696年延续到1720年，具体情况不详，成员总人数只有大约50人，其中2/3是王国的贵族。5名成员——卡莱尔爵士、哈利法克斯爵士和斯卡伯勒爵士，以及曼彻斯特公爵和马尔伯勒公爵——把活儿委托给范布勒。成员中还包括首相罗伯特·沃波尔（霍勒斯的父亲）、记者约瑟夫·艾迪森和理查德·斯蒂尔以及剧作家威廉·康格里夫。

在霍华德堡，范布勒并没有完全对古典特点置之不理。他只是在表面加上一种巴洛克风格的装饰性的野葛。范布勒的结构总是与众不同，但霍华德堡是非同寻常的非同寻常，可以这么说。它有大量正式房间，一层有13个，但卧室很少——根本不是通常会预期的那么多。许多房间形状很怪，或者光线很暗。许多外部的小装饰不同一般，如果不能完全说古怪的话。房子一侧的圆柱是简单的多利斯型的，而另一侧的是比较华丽的科林斯式的（范布勒以某种逻辑争辩说，没有人能同时看得见两侧的柱子）。最鲜明的特点是，至少在最初的25年里是这样，这栋房子盖起来时缺了西翼，虽然这实际上不是范布勒的过错。卡莱尔注意力不集中，忘了把西翼盖起来，使这栋房子看上去明显没有完工。当25年以后，由另一批人最终把西翼盖起来的时候，使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因此，今天的参观者所看到的是巴洛克风格的东翼，正如范布勒所想要的那样，和完全不配套的帕拉弟奥风格的西翼。后者使一位后来的主人感到很满意，但别的人几乎都不满意。

霍华德堡最著名的特色是门厅上方的那个王冠形穹顶（外形像一盏灯笼，源自希腊语中的一个词，意思是可使光线进来）。这是后来添加的，跟底下的建筑显然比例失调。它太高大、太单薄，看上去似乎完全是为另一个建筑物设计的。正如一位建筑学批评家婉转地说的，“近看，它似乎跟下面的建筑物不大合拍”。它至少很新颖。当时，英格兰仅有的另一处穹顶建筑是克里斯托弗·雷恩设计的新落成的圣保罗大教堂。自古以来，没有哪个地方的哪栋房子是这种式样的。

总而言之，霍华德堡是一栋很棒的住宅，棒就棒在它的式样完全是独一无二的。穹顶也许有点儿怪，但是，没有这个穹顶，霍华德堡就会无足轻重。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说这个话，因为在20年时间里，霍华德堡实际上就是没有穹顶的。1940年11月9日深夜，东翼发生了火情。在那个年代，房子里只有一部电话，而人还没有能跑到它的跟前，电话机已经像巧克力糖那样融化了。因此，必须跑到1英里外的门楼，从那里叫消防队。等消防队员从6英里外的马尔顿抵达的时候，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房子的很多部分已被烧毁。穹顶在热浪中坍塌了，倒在房子上面。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霍华德堡没了穹顶，不过看上去样子还可以，仍然很富丽，仍然很雄伟，仍然很威严，但是它的特殊地位没了。20世纪60年代初，穹顶终于得以修复。霍华德堡又顿时受到人们的喜爱，这是很怪的。

尽管经验有限，但范布勒现在被委任设计英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房子之一 ——布莱尼姆宫。这个无比辉煌的大家伙建在牛津郡的沃德斯托克。布莱尼姆宫打算作为国家的礼物赠给马尔伯勒公爵，因为他1704年在巴伐利亚的布林德海姆（不知怎的，英国人把这个词英国化了，变成布莱尼姆）战役中打败了法国人。庄园占有22000英亩良田，年收入达60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钱，但是，哎呀，完全不足以支付像布莱尼姆宫这么大的房子的开支——布莱尼姆宫太大了，这样的规模很容易入不敷出。

宫里有300个房间，占地7英亩。[4]

对于一栋豪宅来说，正面有250英尺的宽度就是很大的了，而布莱尼姆宫的正面宽度达到了856英尺。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虚荣心纪念碑。上面，每一英寸都布满了华丽的石青色饰物。它的宏伟程度超过了任何王宫，因此花钱也特别特别多，这是不足为怪的。那位公爵也是基特-卡特俱乐部的成员，似乎和范布勒关系甚好。但是，他在认定工程的基本原则以后，又打仗去了，把家里的事情交给了马尔伯勒公爵夫人——他的妻子萨拉。因此，大部分工程由她来照管。她从一开始就跟范布勒相处不好，压根儿不好。

工程于1705年夏天上马，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工程一边进行，一边不得不作出许多调整，这是很花钱的。有一农舍的主人拒绝搬迁，主要入口不得不改换位置，因此大门开设在伍德斯托克后面一个很怪的地方，参观者得沿着主街走去，拐一个弯，穿过一个在今天都觉得怪怪的、像是商人家的入口（尽管这个入口很宏伟），才走到了庭园里面。

布莱尼姆宫的工程预算是4万英镑，结果花去了大约30万英镑。这是很不幸的，因为马尔伯勒夫妇视钱如命是有名的。公爵吝啬到这样的程度，为了节省墨水，他写字时连字母“i”上面的一点都不愿意加。这项工程究竟由谁来埋单，是安妮女王、财政部，还是马尔伯勒夫妇自己，这一点始终不清楚。公爵夫人和安妮女王有着一种密切的、相当古怪的、很可能是很亲密的关系。她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互相呼唤对方古怪的昵称——“莫利太太”和“弗里曼太太”，以避免因一位是女王、一位不是而出现尴尬场面。不幸的是，修建布莱尼姆宫的时候，恰逢她俩的感情冷下来的时候，这就增加了谁来埋单的不确定性。女王在1714年去世，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国王，他对马尔伯勒夫妇没有特别的感情，也不觉得欠他们什么东西，因此，之后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由于争吵不断，许多建筑工人好几年都没有拿到工资，大多数人最终只拿到了拖欠工资的一小部分。从1712年到1716年，有4年时间工程完全停了下来。工程重新上马以后，许多没有拿到工资的工人不愿意返回工地，这是可以理解的。范布勒本人直到1725年才领到工资，差不多在工程开始整整20年以后。

即使是在工程取得进展的时候，范布勒和公爵夫人也是吵个没完。她认为那个宫殿“太大、太暗、太森严”，她指责范布勒铺张浪费，不听指挥，认定他是个坏蛋。1716年，她干脆把他解雇了，虽然同时指令工人们继续执行他的计划。1725年，范布勒带着妻子来看那栋已经完工的大楼——他在上面投入了他大约2/3的建筑生涯和他1/3的人生，但是他在大门口被告知，公爵夫人留下了长期有效的指示：他不得入内。因此，他始终没有见到他那已经完工的杰作，只能从远处看到一点微光。8个月以后，他离开了人世。

和霍华德堡一样，布莱尼姆宫用的也是巴洛克建筑风格，只是特色更加鲜明。林立的球状物、瓮状物和别的竖立的装饰物构成了屋顶的轮廓线，富有节日气氛，许多人不喜欢它的巨大规模和摆弄阔气。艾尔斯伯里伯爵轻蔑地认为它是“一块大石头，既没有情趣，也没有滋味”。亚历山大·波普在详尽无遗地罗列了它的缺点之后得出结论说：“总而言之，这是花了很多钱办的一件蠢事。”施鲁斯伯里公爵认为它不过是“一个大型露天采石场”。有一位名叫埃布尔·埃文斯的爱打趣的人为范布勒写了个模拟墓志铭：

地球啊，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吧，

他在你的身上压了很多重重的东西。

毫无疑问，布莱尼姆宫是个过分铺张的工程，不过也是个令人瞠目的工程。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初次来访的人见了几乎肯定会目瞪口呆。很难相信，有谁会想要住在这么个令人窒息的大家伙里。实际上，马尔伯勒夫妇几乎没有在里面住过，他们直到1719年才搬进去，仅仅两年以后公爵就死了。

不管人们怎么看待范布勒和他的作品，著名建筑师的时代已经开始。[5]在范布勒的时代之前，建筑师是没有多少名气的。一般说来，出名的是那些出钱造房子的人，而不是那些设计房子的人。我们在前面“门厅”一章里谈到的哈德威克府是当时的大建筑物之一，但只是推测，它的建筑师是罗伯特·史密斯森。这个推测有着各种各样的道理，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拿不出真凭实据。史密斯森实际上是被称为建筑师的第一人，或者说差不多是被称为建筑师的第一人。在一块大约建于1588年的纪念碑上，他被描述为“建筑师和测量员”。但是，跟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人们对他的早期生活知之甚少，包括他的出生地点和出生时间。他第一次露面是在1568年威尔特郡朗利特府的记录中，当时他已经30多岁，是一名砖瓦匠领班。之前他在哪里，我们完全不知道。

即使建筑被确定为一种职业以后，大部分从业人员也都来自别的行业。伊尼戈·琼斯是戏剧演出的设计员，克里斯托弗·雷恩是天文学家，罗伯特·胡克是科学家，范布勒是军人和剧作家，威廉·肯特是画家兼室内装饰设计师。建筑作为一种职业，实际上是很晚才发展起来的。1882年英国才开始规定要通过考试，1895年才有大学把建筑学作为一门全日制的学科开始招生。

然而，到18世纪中叶，住宅建筑越来越受到很多人的尊敬和关注。既受到尊敬又受到关注的人，一度只有罗伯特·亚当一人。如果范布勒是第一位著名建筑师，那么亚当是最伟大的建筑师。他1728年生于苏格兰，是一位建筑师的儿子。他是四兄弟之一，他们都成为成功的建筑师，虽然罗伯特无疑是家里的天才，是唯一被载入史册的人，1755年到1785年这段时间有时候被称作亚当时代。

伦敦的国家肖像馆里有一幅亚当的肖像画，该画作于1770年左右，他当时40岁刚出头。画上的亚当是个样子很和蔼的人，戴着撒有粉的灰色假发套，但事实上他不是个特别可敬爱的人。他很傲慢，很自私，待自己的雇员很差，给他们很低的工资，却要他们像服长期劳役那样干活儿。要是他发现他们不是在为他干活，而是在干别的活，哪怕是画一张自娱自乐的图，他就要严厉处罚他们。然而，亚当的客户敬重他的才能，有30年时间，他们有了活儿都交给他做。亚当兄弟成就了一种被称为建筑的工业，他们拥有采石场、一家木材企业、砖窑、一家生产灰泥的公司以及别的许多资产。他们一度雇用过2000名人员。他们不仅设计住宅，而且设计住宅里面的每一种物品——家具、壁炉、地毯、床、灯具和别的所有东西，直到门拉手、拉铃索手柄和墨水台。

亚当的设计太过分，有时候简直让人受不了，因此他渐渐不受欢迎。他有个不容忽视的弱点，那就是装饰过头。走进亚当设计的一个房间，很像是走进一块糖霜撒得太多的蛋糕。实际上，有一位同时代的批评家称他为“点心师傅”。到18世纪80年代末，亚当被人们指责为“甜得腻人，过于纤巧”。他已经如此不受欢迎，最后回到了他的故乡苏格兰。1792年，他在苏格兰去世。到1831年，他已经彻底被人遗忘，连那本很有影响的《英国最著名的建筑师》都根本没有提及他的名字。然而，这样的排斥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到19世纪60年代，他的名气渐渐恢复。这一态势今天仍在继续，虽然当今人们记得的不是他的建筑工艺，而是富丽的室内装饰。

在亚当的时代，建筑物都有一个共同之处：特别强调对称。必须承认，范布勒的霍华德堡没有完全实现对称，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偶然例子。而在别处，对称是作为一个不可改变的设计法则严格遵守的。每个侧翼都非得有个与之匹配的侧翼，不管需不需要。大门口一边的每扇窗户和每个山花饰，另一边必须有完全对应的窗户和山花饰，无论窗户后面是什么。结果往往是建造谁也不是真正想要的侧翼。直到19世纪，这种荒唐的做法才渐渐停止。是威尔特郡一座不同凡响的建筑物，有史以来最非同寻常的建筑物，开始了这个进程。

它叫方特希尔府，是两位性情古怪而又很有魅力的人威廉·贝克福德和建筑师詹姆斯·怀亚特的作品。贝克福德家里极其富有，牙买加到处都有他家的种植园，控制西印度群岛的糖业贸易达100年之久。母亲对贝克福德溺爱备至，要让她的儿子在成长过程中享有各种方便条件。8岁的沃尔夫冈·莫扎特被叫来给他上钢琴课，国王的建筑师威廉·钱伯斯教他画画。贝克福德的财富多得用之不竭，他21岁生日那天继承家业时，生日派对就花去了4万英镑——这是一笔令人发指的巨款。拜伦在一首诗里称他是“英格兰最富有的儿子”，很可能没有错。

1784年，贝克福德被发现参与了两起轰动一时而又极其危险的调戏事件，成了那个年代一起最引人注目、最富刺激性的丑闻的核心人物。一起是对他的嫡亲堂弟的妻子路易莎·贝克福德。同时，他还迷恋上了一个苗条清秀的男青年，名叫威廉·考特尼。考特尼是未来的第九代德文伯爵，被公认为是英格兰最漂亮的小伙子。在干柴烈火，也许是令人精疲力竭的几年里，贝克福德跟这两个人都保持着关系，常常是在同一屋檐下。但是，1784年秋天，突然之间产生了不和。贝克福德不是收到了一张字条，就是在考特尼手里发现了一张字条，他顿时妒火中烧，大发雷霆。没有记录说明字条上说了些什么，但这张字条促使贝克福德采取了过激行动。他来到考特尼的房间里，用另一位也在他家里过夜的客人有点语无伦次的话来说：“用马鞭子抽了他，发出一阵响声，门开着，发现考特尼穿着衬衣，贝克福德是某种姿势。事情真怪。”

确实很怪。

在这件事中，特别倒霉的是考特尼，他是家里的宝贝，是14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子，年纪还很小。发生这件事的时候，他只有16岁，但也许从10岁起就一直受不道德的贝克福德的支配。倒不是怕考特尼家会把事情说出去，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那位被贝克福德戴了绿帽子的堂弟心里也很不开心。贝克福德丢了面子，在毫无挽救希望的情况下逃往欧洲大陆。他游览了很多地方，用法语写了一本哥特派小说《瓦提克：一则阿拉伯故事》。这本书现在毫无可读性，但在当时却很受赞赏。

然后，1796年，丑闻还远没有平息下去的时候，贝克福德做了一件完全出人意料的事。他回到英格兰，宣布了一个计划，要把在威尔特郡建造了不过40年左右的自家宅第方特希尔斯普伦顿斯府拆掉，在原址上建造一栋新房子，不是普通房子，而是自布莱尼姆宫以来英格兰最大的房子。这真是一件怪事，因为看来没有人会跟他一起住在里面，他为这项有点疯狂的工程选定的建筑师就是詹姆斯·怀亚特。

说来很怪，怀亚特是个不受重视的人物。半个多世纪以前，才由安东尼·戴尔出版了唯一一本有关他的内容详尽的传记。要不是他设计的许多建筑物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他本来也许会更加有名。今天人们记得他，不是因为他建造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拆掉了什么。

怀亚特生于斯塔福德郡，是农场主的儿子。他年轻时就对建筑有兴趣，曾花6年时间在意大利攻读建筑制图。1770年，年仅24岁的他，就大致根据罗马的同名古代建筑物设计了万人殿——一座展览馆兼礼堂。它占领了伦敦牛津街的一处黄金地段达160年之久，霍勒斯·沃波尔认为它是“英格兰最漂亮的大厦”。不幸的是，马克斯—斯潘塞百货公司可不这么认为，在1931年把它拆了，把地方让给了一个新店。

怀亚特是一位才华横溢、声誉很高的建筑师，在乔治三世时代，他被任命为工程部测量员，实际上是国家级的官方建筑师。但是，作为一个人，他常年一副委靡不振的样子。他办事缺乏条理，健忘，长期生活放荡。他是个有名的酒鬼，有时候毫无节制地饮酒作乐。有一年，他一连50次缺席工程部每周一次的例会。办公室的工作他也管理不善，有个人竟然被发现休假了3年。然而，他清醒的时候，还是很讨人喜欢的，他的魅力、温和的性情和建筑方面的见地都受到广泛的称赞。伦敦的国家肖像馆里有他的一尊半身像，胡子刮得很干净（确实干净，这种情况对他来说有点非同寻常），长着一头密密的头发，脸上似乎露出古怪的忧伤神情，或者也许只是有点宿醉未醒的样子。

尽管缺点不少，但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吃香的建筑师，他接受的任务太多，应付不过来，很少给予哪项任务令人满意的关注，这使得他的客户气愤不已。他的一位客户曾灰心丧气地写道：“要是生着一炉旺火，身边有个酒瓶，别的他就什么都不管了。”

他的传记作者戴尔写道：“大家都一致认为，怀亚特有三个突出的毛病：完全缺乏做生意的能力；完全缺乏长时间工作或集中精力工作的能力……以及完全缺乏远见。”这是一位怀有同情心的旁观者说的话。总而言之，怀亚特是个不负责任、无可救药的人。有一位名叫威廉·温德姆的客户忍受了11年时间，他的一项工程才完工，而本来这项工程只需要花其中的一小部分时间。“当一个人没有能从你那里获得几个钟头的活儿，因此发现自己家的主要房间完全没法住人时，”温德姆有一次在写给那位没有上班的建筑师的信中焦急地说，“他还是有权感到不耐烦。”谁成为怀亚特的客户，谁就会长时间受罪。

然而，怀亚特的职业生涯非常成功，成果累累。在40年的时间里，他建造或翻造了100栋乡村住宅，大手笔地翻造了5座大教堂，为改变英国的建筑面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应当指出，并不总是向好的方向改变。大教堂他翻修得特别毛糙，特别彻底。有一位名叫约翰·卡特的批评家，对怀亚特喜欢拆毁古代的室内修饰物感到很气愤，把他称作“破坏分子”，在《绅士杂志》上写了212篇文章——基本上是他一生的心血——抨击怀亚特的风格和性格。

在德拉姆大教堂，怀亚特计划在建筑物上面安个雄伟的尖塔。这个计划始终未获通过，这也许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怀亚特过不多久就要在方特希尔府显示，没有什么地方比在怀亚特设计的塔底下更加危险。他还想把古老的加利利教堂全部拆掉，该教堂是圣彼得的长眠之地，是英国诺曼建筑的巨大成就之一，那个计划幸亏也被拒绝了。

贝克福德被怀亚特出众的才华所征服，但是怀亚特浪荡成性，为人完全不可靠，贝克福德感到气急败坏，心烦意乱。不过，他还是设法让这个任性的建筑师集中足够的注意力来制订了一个计划。快到世纪之交的时候，工程上马了。

按照设计，方特希尔府的一切都规模宏大。窗户要50英尺高。楼梯的宽度和长度一个样。前门高达30英尺，但会显得更高，因为贝克福德习惯使用矮个子门卫。中央大厅是个八角形建筑物，4个长长的侧翼向外伸展，4个穹门上挂着80英尺长的窗帘。从中央走廊向前望去，目光所及可达300多英尺。餐厅里的餐桌有50英尺长。

每天，贝克福德是唯一的就餐者。每个房间的天花板都望不到头，消失在远处悬臂托梁的阴影里。方特希尔府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耗费资源的住宅，全都是为了一个独居的人，为了一个“谁都知道没有邻居愿意去拜访的人”。为了保护隐私，贝克福德在庄园周围建起了高大的围墙，人称“大屏障”。围墙高12英尺，长12英里，上面安装了尖尖的铁钉。

按照计划，在附带建筑物中有一座125英尺长的巨大的坟墓，他的棺材将放在里面距地面25英尺的平台上，他认为这样爬虫就爬不到他身边了。

方特希尔府设计得自由奔放，故意不搞对称——用历史学家西蒙·瑟莱的话来说，是“建筑上的无政府主义”。它按照装饰华丽的哥特式风格建造，这使得它看上去像一座中世纪大教堂和德拉科拉的城堡的杂交产物。新哥特风格不是怀亚特创建的，那份荣誉应归于霍勒斯·沃波尔，是他设计了位于外伦敦的草莓山府第。这种风格有时候也被称作假哥特式，以区别于真正的中世纪风格。假哥特式原先并不指建筑风格，而是指一种调子低沉、矫揉造作的小说。那个也是沃波尔在1764年出版了《奥特朗特堡》以后创立的。然而，草莓山府第是一座比较谨慎、别具一格的建筑物，和普通的住宅差不多，只是加了一些哥特式窗花格和别的附加饰物。怀亚特的哥特式作品要沉闷得多，笨拙得多。它们有高耸的塔楼、浪漫的尖塔以及纷乱的屋顶轮廓线。这些都是有意不对称的，因此整个建筑物看上去像是在几个世纪里天然长出来的。这有点像好莱坞出现以前，过去的人想象中的好莱坞。沃波尔创造了一个词--“忧郁式”，来表达假哥特式的格调。沃波尔设计的住宅就是忧郁式建筑的精华，[6]它们处处流露出那种风格。

方特希尔府的西大走廊，通向八角形的中央大厅

贝克福德一心要把工程搞结束，因此让多达500名工人夜以继日地干活，但是经常出问题。方特希尔府的塔楼高达280英尺，是有史以来私人住宅上面所建造的最高的塔楼。这是一场噩梦。怀亚特草率地使用了一种新的灰泥，名叫帕克罗马水泥，由詹姆斯·帕克牧师发明。他是那种爱钻研的神职人员队伍中的又一名成员，本书开头部分里已经提到过他的名字。究竟什么原因帕克牧师先生进入了建筑材料的领域，是不得而知的，但他想要根据一种已经失传的方法，制造一种速干的水泥，那种水泥罗马人曾经使用过。不幸的是，他的那种水泥没有多少力道，如果不是把材料按照绝对准确的比例来搅拌，很容易散成团块——在方特希尔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贝克福德吃惊地发现，他雄伟的住宅尚在建造中就已经开始崩塌。它在建造过程中倒塌过两次，即使在完工以后，它仍嘎吱嘎吱地发出不祥的响声。

令贝克福德感到无比生气的是，他常常找不着怀亚特的人，不是因为喝醉了酒，就是由于在为别的工程工作。正当方特希尔府的事态实际上快到不可收拾的地步，500名工人不是已经出逃，就是闲得发慌，等着指令的时候，怀亚特却在忙于一项大工程，为乔治三世在邱这个地方盖一座新的宫殿，这项工程后来流产了。为什么乔治三世想要在邱盖一座新的宫殿？这个问题提得有道理，因为他在那里已经有了一座很好的宫殿。但是，怀亚特一意孤行，设计了一座令人惊叹的大厦（外号叫做“巴士底狱”，因为它的样子令人望而生畏），这是世界上第一栋用铸铁作为建筑材料盖成的建筑物。我们不知道那座新宫殿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不存在同样的建筑物。但是，它肯定是相当壮观的，因为除了门和地板以外，全部都是用铸铁建造的。住在里面，很可能就像住在一口大锅里一样。不幸的是，正当大楼从泰晤士河畔拔地而起的时候，国王渐渐失明，对自己看不见的东西开始失去兴趣。反正他也从来不大喜欢怀亚特。因此，当工程进行到一半，已经耗资10万多英镑的时候，突然停工了。有大约20年时间，那栋房子一直是个没有完工的空壳子，最后新的国王乔治四世才下令把它拆了。

贝克福德不断怒气冲冲地给怀亚特写信，他在一封颇具代表性的信中责问道：“你这该死的老家伙到底藏在哪家低级酒店，哪家臭烘烘的客栈，哪家梅毒肆虐的妓院？”他喜欢把怀亚特叫做“甘蔗渣”，即男妓。每封信都是怒气冲冲，充斥着具有创造性的辱骂，怀亚特确实是个令人恼怒的人。有一次他离开方特希尔府去伦敦，表面上是为了急事，但他只走了3英里，来到贝克福德的另一处住宅。他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位酒量很大的客人。一个星期以后，贝克福德发现他们混在一起，喝得烂醉如泥，身边堆放着许多空酒瓶。

方特希尔府最终耗资多少，没有人知道，但1801年有一位消息灵通的旁观者估计，贝克福德已经花掉了24.2万英镑，足以建造两座水晶宫，而且工程完成了还不到一半。虽然还没有完工，但贝克福德于1807年夏天搬进了那栋住宅。住在里面根本不舒服，西蒙·瑟莱在《大不列颠消失的建筑》一书中写道：“冬天和夏天必须有60个火炉连续不断地生着，以确保房子干燥，且不说暖和。”大多数卧室是没有陈设的，就像是寺院里的小屋；13个卧室里没有窗户。贝克福德自己的寝室特别简朴，里面只有一张狭窄的床。

怀亚特还是时来时不来，他经常不照面，把贝克福德气得火冒三丈。1813年9月初，刚过67岁生日的怀亚特同一位客户乘马车从格洛斯特郡返回伦敦，突然间马车翻倒，把他甩了出去，脑袋磕在墙上，受了致命伤。他很快死于非命，留下个一贫如洗的寡妇。

就在这个时候，糖价陷入一个低谷，贝克福德受到资本主义衰退的影响，最后过得很不自在。到1823年，他已经如此缺少资金，不得不变卖了方特希尔府。以30万英镑价钱买下方特希尔府的是一位性格古怪的人物，名叫约翰·法夸尔。法夸尔生于苏格兰农村，但年轻时去了印度，靠制造火药发了财。他于1814年回到英国，在伦敦波特曼广场一栋漂亮的房子里安顿下来。他也显然不大会照管自己，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在附近散步的时候，有时候会被当做可疑的流浪汉拦住去路，受到盘问。他买下方特希尔府以后，几乎没有去过那里。然而，在方特希尔府短暂的存在期间，有那么最注目的一天，就在1825年圣诞节之前，他恰好住在里面，塔楼突然间连续不断地发出轻微的嘎吱声，然后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倒塌了。气浪把一名仆人沿着走廊掀出去30英尺，但无论是他还是任何别人都奇迹般地没有受伤。大约有1/3的房子被压在塔楼的一大堆残骸下面，从此再也不能住人了。法夸尔对这场不幸的反应相当平静，只是说，这样一来就用不着再花那么大的劲来照管这个地方了。他第二年就死了，虽然富得冒油，但是没有留下遗嘱。他那些吵个没完的亲属谁也不愿意接管那栋房子，剩下的部分就拆了，过不多久就清理完毕。

与此同时，贝克福德带着那30万英镑退隐到巴斯，他在那里建了一个比较具有古典风格的154英尺高的塔楼。塔楼落成以后，被叫做兰斯顿塔。由于选材优良，工艺精细，那个塔至今还在那里。

[1] 弗隆（furlong）在赛马运动中为码，或1/8英里，但在农业上，弗隆原先没有特定的长度，这个词的意思只是“狭长的地块”。——原注

[2] 艾尔夏牛是詹姆斯·鲍斯韦尔的远房堂弟，善于发明的布鲁斯·坎贝尔培育出来的。鲍斯韦尔宁愿在伦敦过一种喝酒聊天的生活，也不愿意在苏格兰低地从事养牛工作。只是鲍斯韦尔本人不愿意承担那个责任以后，坎贝宁才接管了在苏格兰的那份家族产业。假如鲍斯韦尔比较有责任心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伟大的《约翰逊传》，也不会有世界上一种最佳的乳牛。——原注

[3] Whig（辉格党）是Whiggamore的缩略词，是17世纪苏格兰一批反叛国王者的名称。Whiggamore本身的出处无法确定，它后来又怎么贴切地成为英格兰一批强大贵族的名称，这个问题也同样无法确定。这个词最初被Tories（保守党）用来嘲笑对方，而对方却自豪地接纳了这个名称，Tory这个词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原注

[4] 一般说来，一栋大房子里的房间统计数量不一定符合实际。这取决于你在什么程度上把贮藏室、私室之类算作独立的房间（而且，毫无疑问，还取决于你计算时的仔细程度）。布莱尼姆宫公布过的房间总数从187间到320间不等，差距很大。——原注

[5] 实际上，这也是著名工艺师的时代，伟大的雕刻家格林林·吉本斯就是这么一位。他1648年出生，1723年去世。他的教名很有意思，是他母亲的娘家姓。他的父母是英国人，但他在荷兰长大，大约在1667年来到英国，是在查理二世恢复王位以后。他在伦敦东南部的德普福德安顿下来，靠为船舶雕刻艏饰像维持基本生活。但是，1671年的一天，日记作者约翰·伊夫林恰好从他的工场前面经过，立刻对吉本斯的技术、个人举止，很可能还有漂亮的外貌发生兴趣（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吉本斯漂亮到了惊人的程度）。他鼓励这位年轻人接受更富挑战性的任务，并把他介绍给有影响的人士，比如克里斯托弗·雷恩。

由于伊夫林的支持，吉本斯在事业上非常成功，但是他的大部分财富实际上是通过经营一个生产雕像和其他石制品的工场获得的。把英国英雄刻画成穿托加袍和草鞋的罗马政治家，这似乎是吉本斯想出来的点子。这使得他的石制品很受时髦人物的欢迎。虽然他被许多人认为是近代最伟大的木刻家，但他生前在这方面并不特别有名。就布莱尼姆宫而言，吉本斯生产了价值4000英镑的装饰性石制品，而只生产了价值36英镑的木刻。一定程度上由于存在数量不是很多，所以他华丽的木刻在今天非常宝贵。——原注

[6] 虽然沃波尔的作品现在很少有人再阅读，但他写的历史书和浪漫故事在他那个年代还是极其受欢迎的，他尤其是个造词能手，《牛津英语词典》把至少233个新创造的词语归功于他。有许多这类词没有站稳脚跟，比如gloomth（忧郁式）、greenth（绿式）、fluctuable（波浪式）和betweenity（中间式），但大量别的词语被接受了。他创造的或引入英语的词语有不少，其中有airsickness（晕机）、anteroom（前厅）、bask（晒太阳）、beefy（结实的）、boulevard（林荫大道）、café（咖啡馆）、causecelebre（轰动的案件）、caricature（漫画）、fairytale（童话）、falsetto（假声）、frisson（颤抖）、impresario（乐队指挥）、malaria（疟疾）、mudbath（泥浴）、nuance（细微差别）、serendipity（意外的发现）、sombre（昏暗的）、souvenir（纪念品），以及上面提到过的现代意义上的comfortable（舒适的）。--原注（几个没有被接受的词的意思是译者之推测，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译注）

二

方特希尔府标志着住宅建设领域里雄心和愚蠢的顶峰，也标志着不舒适的顶峰。一种有意思的反比关系——对房子所投入的财力的多少和实际所取得的适居程度之间的反比关系——似乎已经出现。伟大的住宅建设时代使英国人居家生活的考究和豪华程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几乎谈不上舒适、暖和和方便。

那种具有家庭氛围的特色，将由新一类的人创造出来。那类人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以前还几乎不存在——中产阶级职业人员。当然，从来就有中等层次的人；但是，一个整体和一支力量被看成是中产阶级，这是18世纪的现象。“中产阶级”这个词要到1745年才出现（偏偏是在一本关于爱尔兰羊毛贸易的书里），但从那时起，英国的大街上和咖啡屋里到处都是信心十足、口若悬河、生活富裕的人。这些人符合这样的描述：银行家、律师、艺术家、出版商、设计师、商人、住宅开发商以及一般都具有创新精神和雄心壮志的其他人。这个新生的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不但为富有的人服务，而且互相服务，这甚至更加有利可图。正是这种变化，创造了现代世界。

中产阶级的发明创造，使社会需求提高到新的水平。突然之间，大批在城里拥有住房的人都需要家具。同样突然之间，世界上到处都是可以把家里塞得满满当当的理想物品，地毯啦，镜子啦，窗帘啦，装有软垫的和上了刺绣的陈设啦，以及无数别的东西。这些东西在1750年以前家里是几乎看不到的，而现在比比皆是。

帝国的扩大，海外贸易利润的增加，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往往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以木材为例，当英国还是个与外界隔绝的岛国时，制造家具基本上只使用一种木材：栎木。栎木是一种优质材料，结实耐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跟铁一样坚硬，但实际上它只适合制作笨拙、坚硬的家具——衣箱、床、笨重的餐桌等等。但是，英国海军的发展和英国商业利益的扩大，意味着可以获得许多种类的木材，如来自弗吉尼亚的胡桃木，来自两个卡罗来纳的鹅掌楸轻木材，来自亚洲的柚木。这些改变了家里的一切，包括人们坐的方式、聊天的方式、娱乐的方式。

其中最宝贵的木材是来自加勒比海地区的红木，红木光泽好，防翘曲，适应新环境的性能极强。它可以雕凿出精美的形状，做上回纹，完全适合用于生气勃勃的洛可可风格，而又仍然坚实得不失为一件家具。以前没有哪种木材具有这些特点：突然之间，家具有了一种雕塑般的质量。椅子中部的立骨——背板——原来可以做成这种样子；对于一个只见过温莎椅，从来没有见过坐着不出响声的任何椅子的民族来说，这简直是太妙了。椅子腿有了流畅的曲线，漂亮的脚；扶手一路平滑到末端的涡卷饰和螺旋饰，连握一握也是一种享受，看一眼也是一种快乐。每一把椅子，实际上是家里每一样制品，似乎一下子都变得精美，有了风格，有了流畅的线条。

要是没有来自地球那一边的另一种神奇的新材料，红木本来会像以往一样，不过是一种受到尊崇的木材而已。但是，那种材料给了它最漂亮的罩面漆：虫胶。虫胶是印度紫胶虫的一种坚硬的树脂状分泌物，在一年当中的某些时候，紫胶虫在印度的部分地区大批出现，它们的分泌物能使清漆变得无毒无味，光泽好，高度抗摩擦，不退色。它在潮湿的情况下不沾灰尘，几分钟就干。即使在如今这个化学时代，虫胶仍有几十种用途，这是合成产品无法与之相比的。比如，你玩的保龄球，是虫胶才使得球道无比光亮。

新的木材和清漆改变了家具可能具有的形式，但还需要别的东西——一种新的生产模式——来生产大批量的优质家具，以满足源源不断的需求。像罗伯特·亚当那样的传统设计师要为每一项任务拿出一份新图纸，而现在的家具制造商认识到，用一份图纸来生产许多家具要划算得多。他们开始运用大规模的工厂体制，按照模板快速切割出部件，再由专门分工的团队来组装为成品，批量生产的时代已经到来。

为创建批量生产技术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就是由于他们的精湛工艺而现在最受我们崇敬的人，这样的看法具有某种讽刺意味。最符合这种情况的莫过于一位来自英格兰北部的名不见经传的农具制造商托马斯·奇彭代尔，他的影响很大。他是名字是被用来命名一种家具款式的第一位普通人；在此以前，那些名字毫无例外地让人想起了君主：都铎式、伊丽莎白女王式、路易十四式、安妮女王式。然而，他的情况我们了解得相当少。比如，我们不知道他外表是什么模样的。我们只知道他在约克郡谷地边缘的集镇奥特利出生长大。除此以外，对他的早年生活一无所知。他在文字记载中第一次出现是在1748年。当时，已经30岁的他来到伦敦，开始了一种新型家用陈设制造商和供应商的生涯，即所谓的家具装饰用品商。

那是个雄心勃勃的事业，因为家具装饰用品商的业务往往很复杂，很广泛。乔治·塞登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位，他雇用了400名工人，有雕刻工、镀金工、细木工、制镜工、铜匠等等。奇彭代尔的经营规模没有那么大，但也雇用了四五十个人。他的地盘位于圣马丁巷60—62号，占了两个门面，就在现在特拉法尔加广场（虽然那个广场还要过80年才会存在）的拐角处。他还提供极其全面的服务，制造和出售椅子、临时茶几、梳妆台、写字台、棋牌桌、书柜、衣柜、镜子、钟罩、大枝形吊灯、立式烛台、乐谱架、壁式烛台、洗脸台以及一种新奇的物品，他管它叫“沙发”。沙发很有挑逗性，甚至很有刺激性，因为沙发像床，因此意味着可以躺在上面搞暧昧活动。他的商号还供应墙纸和地毯，承办修理、家具搬运，甚至葬礼等业务。

托马斯·奇彭代尔制作的家具很精美，这点是没有争议的，但许多别人制作的也同样如此。在18世纪，仅圣马丁巷里就有30户家具商，还有几百家分布在伦敦各地和全英国。我们今天之所以都知道奇彭代尔的名字，是因为他在1754年干了一件相当大胆的事情。他出版了一本关于设计的书，名叫《绅士和家具制造商指南》，里面有160幅插图。在过去的将近200年里，这种事情建筑师们一直在做，但没有人想到在家具方面也办这样的一件事。那些插图出人意料地吸引人。它们不像标准的那样是平展的二维模板，而都是透视画，阴影和光泽俱全。未来的客户可以马上想象出来，这些漂亮、可心的物品放在自己家里将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把奇彭代尔这本书的出版称作是一件具有轰动效应的事，那是不恰当的，因为总共只卖出去308册，但买书的人当中有49位贵族。那样的话，影响就不相称的大了。这本书还被别的家具制造商和工艺师抢购回去，产生了另一个奇怪的问题——奇彭代尔公开请他的竞争对手利用他的图样为他们的商业利益服务。这一招有利于确保奇彭代尔的子孙后代的利益，但对他本人的财富没有起多大作用。这是因为，如今有一定技术的细木工就可以制作奇彭代尔式家具，潜在的顾客可以用较为便宜的价钱买到它们。这种做法也意味着，有200年的时间，家具史学家们将难以确定哪些家具是奇彭代尔做的“真货”，哪些是利用他那本书做的仿制品。即使是一件“真货”，也不等于说奇彭代尔什么时候摸过它，更不用说他是不是知道它的存在，也不一定意味着这件家具是他设计的。谁也不清楚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才华，或者说他书里的图样实际上是不是出于他之手。一件真正的奇彭代尔式家具只能说明，它产自他的工场。

然而，这就是奇彭代尔光环，一件家具甚至还不需要跟他有那么近的关系。1756年，在殖民地时代的波士顿，一位名叫约翰·韦尔奇的家具制造商以奇彭代尔的图样为指导，做了一张红木书桌，卖给了一个叫杜布洛伊斯的人。那张书桌在杜布洛伊斯家里放了250年。2007年，他们拿到纽约的苏富比拍卖行去拍卖。虽然托马斯·奇彭代尔跟它没有直接关系，它却以将近330万美元的价钱卖出。

别的英国家具商受到奇彭代尔之成功的启发，出版了自己的图样书籍。乔治·赫普尔怀特在1788年出版了《家具木工和家具装饰用品商指南》。托马斯·谢拉顿紧紧跟上，他的《家具木工和家具装饰用品商之图样手册》在1791年到1794年间以连载形式出现。谢拉顿的书的征订者比奇彭代尔的多出一倍多，并被译成德文。这一殊荣是奇彭代尔本人的书没有获得过的，赫普尔怀特和谢拉顿在美国尤其受到欢迎。

跟这3个人当中任何一个人有直接关系的任何家具，在今天都是价值连城。尽管如此，在他们活着的时候，那样的家具主要是讨人喜欢，而不是有名，有时候甚至根本不受人喜欢。奇彭代尔最先走下坡路。他是一位杰出的家具制造商，但是缺乏经营一个企业的能力。1766年，他的合伙人詹姆斯·兰尼一死，他的这种不足之处就凸显出来。兰尼是经营活动的智囊，没有了他，奇彭代尔在余生中坎坷不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危机。这一切都是极富讽刺意味的：奇彭代尔一方面在努力支付员工的工资，避免因负债而被关进牢房，另一方面却在为英国一些最富的人家制作最优质的物品，并在和主要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如罗伯特·亚当、詹姆斯·怀亚特、威廉·钱伯斯勋爵等紧密合作。然而，他的个人事业却是无情地每况愈下。

在那个年代做生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顾客们经常不能及时付款。演员兼剧团经理戴维·盖里克欠钱长期不还，奇彭代尔不得不用法律行动来威胁他；奇彭代尔还把诺斯特尔普赖里府——约克郡的一处豪宅——的工程停下来，因为那里拖欠他的款项已达6838英镑，这是一笔巨额债务。“我口袋里一个几尼也没有，明天拿什么给我的工人发工资？”他有一次绝望地写道。很明显，奇彭代尔在这一生的很多时间里都在发愁，几乎没有一时一刻享有安全感。到他1779年去世的时候，他的个人财产只剩下28镑2先令9便士，还不够从他自己的陈列室里买一件稍微像样的镀有金色铜的器物。他的商号在他儿子的指导下勉强维持下去，但最后在1804年不得不宣告破产。

世人几乎没有注意到奇彭代尔的去世，没有任何报纸刊登讣告。在他去世14年以后，谢拉顿在写到奇彭代尔的设计时说：“它们现在已经完全过时，不再被使用。”到19世纪最初的10年快要过去的时候，他的名声已经一落千丈，《国家传记词典》第一版只给了他一段的篇幅——比给谢拉顿和赫普尔怀特的少得多——其中许多是批判性的，还有不少错误的地方。作者对奇彭代尔的生平掌握得如此之少，竟然把他说成是伍斯特郡人，而不是约克郡人。

谢拉顿（1751—1806）和赫普尔怀特（1727？—1786）不能夸口说自己成绩辉煌。赫普尔怀特的店铺开设在一个肮脏的地区，名叫克里普尔格特。他几乎默默无闻，同时代人有的称他为凯普尔怀特，有的称他为赫普尔威特，大家对他的个人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到他那本关于图样的书出版时，他实际上已经去世两年。谢拉顿的命运更加奇特，他似乎从来没有开设过店铺，迄今发现的家具中没有一件可以归功于他。他也许根本没有制作过家具，只是担任制图员和设计师。虽然他的书销路不错，但也似乎没有使他富起来，因为他还不得不通过教授制图课和透视法来贴补收入。他一度放弃了设计家具的工作，接受一个名叫“狭义浸礼会”的新教派别的牧师培训，实质上成了一名街头传道士。1806年，他在伦敦一个“满是尘土和臭虫”的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死去，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

作为家具制造商，奇彭代尔和他的同时代人毫无疑问是大师，但他们享有一种特殊的有利条件，那种条件永远不会再有——使用有史以来存在过的最优良的家具木材，一种名叫桃花心木的红木。桃花心木只产于加勒比海中的古巴和伊斯帕尼奥拉岛（就是今天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共享的那个岛）。它的华丽程度、精致程度和实用价值都是举世无双的。对它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在被发现以后的50年里被全部用光，无可挽回地灭绝了。今天世界上存在的大约200种其他红木，大多数是很好的木材，但和已经不复存在的桃花心木相比，无论是在华丽程度还是在极好的可塑性方面，都是天上地下。世界也许有一天可能产生比奇彭代尔和他的同事们更好的椅子制造商，但永远也不可能再制作出更漂亮的椅子。

奇怪的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根本就没有人能鉴别这一切。在一个或一个多世纪时间里，现在被认为是无价之宝的许多奇彭代尔式椅子以及其他家具，被随便闲置在仆人的住处，到爱德华时代才被重新发现，放回主屋里。现在，总共大约有600件奇彭代尔式家具得到确认。其他的不是传给了后代，就是在变卖家产的过程中已经处理掉，很可能搁置在哪个乡村农舍或者郊区的半独立式住宅里，还没有人注意到，而这些椅子比它们所在的房子还要值钱。

三

假如我们能返回奇彭代尔时代的一栋住宅，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一个不同之处，即椅子和别的家具一般都挪到靠墙的位置，使每间屋子看上去像个候车室。要是椅子和桌子放在屋子中央，乔治时代的人就会觉得放得不是地方，正如要是有个衣柜放在屋子中央，我们今天也会觉得放得不合适一样。（把它们挪到边上，理由之一是，在黑暗里从屋子里走过比较方便，不会被家具绊倒。）由于靠墙而放，早期的软椅和长靠椅往往是没有靠背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五斗橱和衣柜的背后不装镶板一样。

要是哪家来了客人，习惯上是把恰当数量的椅子往前移，围成一个圈子或半个圈子，很像小学里上故事课那样。这么做的结果是，谈话几乎势必会变得很紧张和不自然。霍勒斯·沃波尔在一个圈子里痛苦地坐着，傻头傻脑地交谈了4个半小时。之后，他说：“我们谈完了风和天气又谈歌剧和戏剧，谈完了歌剧和戏剧又谈……每个话题只有在正式场合才适用。”然而，当勇敢的女主人把椅子安排成三张一堆、四张一簇，更加紧密一点，想要使谈话变得自然一些时，许多人觉得其结果简直是一片混乱，不少人想到谈话就在他们的背后进行实在是感到不习惯。

就那个时代的椅子而言，有个问题就是坐在上面不是特别舒服。很明显的解决办法就是装上衬垫，但这比想象中的要难，因为要做出一把好的有衬垫的椅子需要各种技术，而这样的工匠很少。制造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织物和木头相交处的边角弄平整——原先采用滚边和凸纹来掩饰这些不足之处——但经常无力为椅座制造出能永久保持穹形的坐垫。只有鞍工制作的东西才能确保必要的耐用性，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早期带填料的家具都是皮面的。用织物做垫衬料的商家还遇到一个问题，工业革命之前，许多织物的宽度只能达到20英寸左右，结果是在不该有接缝的地方出现了接缝。只是在1733年约翰·凯发明飞梭以后，生产3英尺左右宽的织物才成为可能。

纺织和印花工艺的提高，也改善了家具以外的装饰性行业的前景，这是个广泛使用地毯、壁纸和亮丽织物的时代。油漆也首次有各种华丽的颜色可供选择。结果，到了18世纪末，家里摆满了好东西，这些东西在一个世纪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享受。现代住宅，比如大家熟悉的那种住宅，已经开始出现。在罗马人带着他们的热水澡盆、有衬垫的沙发和中央供热系统撤离大约1400年以后，英国人终于开始重新发现新的合意的居住条件。他们还没有完全成为舒适的主人，但肯定已经发现了一个吸引人的概念。生活，以及和生活一起存在的期望，从此不再会是老样子。

然而，这一切产生了一个结果。由于舒适的家居条件的出现，尤其是软质家具的广泛使用，家具被弄污、烧穿和受到其他不小心的损坏的可能性也大得多了。为了使最宝贵的家具免除最糟糕的风险，一种新的房间已经出现。它就在近处，接下来我们就去那里看看。

第八章 餐厅

出现餐厅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家突然想要在一个专门的地方吃饭，总的说来是由于家里女主人的一个简单的愿望，她不想让漂亮的装有软垫的新家具沾上油污。我们最近发现，这类家具价钱很贵，得意的主人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在上面擦手指。餐厅的到来，标志着一种变化，不仅是摆饭地方的变化，而且是吃饭方式和吃饭时间的变化。

一

到马香先生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的时候，要是像他那样地位的人没有个可以用来款待客人的正式餐厅，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正式到什么程度，宽敞到什么程度，是设于屋子前部还是设于屋子后部，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餐厅仍是个新鲜事物，它们的大小和位置是无法想当然地确定的。最后，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马香先生决定去掉建议中的仆人用膳的地方，为自己创建一个30英尺长的餐厅，大小足以坐得下18—20位客人，这对一名乡村牧师来说是个很大的数目。即使他经常宴请，实际情况似乎就是那样，但在那些只有他一个人吃饭的晚上，它一定仍是个很冷清的地方。每当这个时候，至少对面的墓地是个赏心悦目的景致。

马香先生究竟是怎样利用这间屋子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对马香先生了解得不多，还因为我们对餐厅本身的某些方面了解得特别少。餐桌中央有可能放着一件价钱很贵而又很漂亮的物品，名叫分隔饰盘（epergne），由一些碟子组成。碟子之间放着观赏植物，每个碟子里都装有精选的水果或坚果。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哪张高雅的餐桌上都放有分隔饰盘，但为什么叫做分隔饰盘，没有人知道。法语中没有这个词，它仿佛完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在马香先生的餐桌上，饰盘四周很可能放着调味品瓶架——精美的小支架，通常是银质的，上面放着调味品。这里面也有一个谜团。传统的调味品瓶架带有两个有塞子的玻璃瓶，一个装油，一个装醋，还有3个配套的细眼调味品瓶——盖子上有小孔的瓶子，用来往食物上撒调味品。其中两个瓶子分别装盐和胡椒，但第三个究竟装什么不清楚。一般推测，里面装的是干芥末，不过那是因为没有人能想得出更有可能的东西。“没有人提出过更令人满意的选择。”这是食品史学家杰勒德·布雷特说的话。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历史上有哪个时期就餐人员想使用或如此方便地使用过芥末。很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到马香先生的时代，那第三个瓶子很快就从餐桌上消失了——实际上调味瓶架本身也是如此。现在，每顿饭使用的调味品都不一样，而且越来越是这样，因为某些调味品已经和特定的食物联系在一起，如薄荷沙司配小羊肉、芥末配火腿、辣根沙司配牛肉等等。厨房里还使用几十种别的调味品，但是，只有两种调味品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从来没有离开过餐桌，我当然指的是盐和胡椒。

世界上有几百种香料和调味品，为什么偏偏这两种受到持久的珍爱，这是本书一开头就提出的问题之一。答案是复杂的，也是富有戏剧性的。我可以马上告诉你，在你今天接触到的事物中，没有哪样与流血、苦难和悲伤的关联，比得上这两位平淡无奇的台柱子：盐和胡椒。

先说说盐，由于一个很根本的原因，盐是我们食谱中一个宝贵的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它，没有它我们就活不成。它是大约40种小粒状的杂物之一 ——在化学世界里算是零星东西——我们必须摄入我们的体内，使自己具有必要的活力和平衡能力，以维持日常生活。它们统称为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关它们的许多情况——实际上是多得令人惊讶的情况——我们还不了解，比如它们中间有多少种是我们需要的，它们有的究竟起什么作用，我们服用多大的量效果最好。

人体需要维生素和矿物质，这是一门学问，要过相当长的时间才搞明白。直到进入19世纪好多年，谁也没有想到过饮食要搭配均匀的观念。大家认为，所有的食物都含有一种不明确的而又能维持生命的物质——“万能营养物”。一磅牛肉和一磅苹果、欧洲萝卜或别的东西对人体具有同样的价值，一个人的全部需要就是摄入充足数量的东西。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某些食物里含有重要的元素，它们对一个人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营养不良的症状——精神不振、关节痛、容易感染、视力模糊——人们很少认为是由饮食不平衡引起的，这就不足为怪了。即使今天，要是你开始掉头发，或者脚踝肿得厉害，你首先想到的不大可能是最近吃了什么，你更不会想一想你没有吃什么。迷惑不解的欧洲人也是这种情况。在很长的时间里，常常有大批的人死去，而又不知道什么原因。

据认为，仅仅死于坏血病的水手，在1500年到1850年期间就多达200万。一般情况下，在任何一次远距离航行途中，总有大约一半船员死于这种病。各种应急的办法都试过。瓦斯科·达·伽马[1]

在一次往返印度的航行中，鼓励他的手下人用尿洗嘴巴。这种办法对他们的坏血病毫无疗效，对提高他们的士气也不起多大作用。有时候，死亡人数确实惊人。18世纪40时代，在一次为期3年的航行中，乔治·安森指挥的一支由2000人组成的英国海军远征军损失了1400人。其中4人被敌人杀死，其余的实际上都是死于坏血病。

人们发现，患坏血病的水手在抵达港口，摄入新鲜食物以后，常常就康复了。但是，那些食物究竟是怎么帮了他们的忙，大家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认为起作用的根本不是那些食物，只是因为换了一下空气。无论如何，在远距离航行时，不可能把食物保鲜几个星期，因此仅仅识别有疗效的蔬菜之类，这是有点不得要领的。需要的是某种提取出来的精华，就是医务人员所说的抗坏血病药剂，既能有效防止坏血病，又便于携带。18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威廉·斯塔克的苏格兰医生，显然是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鼓励之下，进行了一系列非常鲁莽的实验。他试图找到那个起作用的因素，但用的办法有点怪，他让自己的身体里缺少那种东西。有几个星期时间，他只靠最基本的食物活命，主要是面包和水，看看会有什么结果。结果，仅仅过了6个多月，他就得坏血病死了，没有得出任何有用的结论。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里，海军外科医生詹姆斯·林德进行了一次很严格的（个人风险较小的）科学实验。他找来12名已经患坏血病的水手，把他们分成6组，给每组一种不同的“药”—— 一组给醋，一组给蒜和芥末，一组给橙子和柠檬，如此等等。其中5组没有好转的迹象，但拿到橙子和柠檬的那两个人很快就完全康复了。令人吃惊的是，林德决定不理会这项实验结果的重要意义，而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坏血病是由于食物没有完全消化，在体内积聚毒素引起的。

让事情进入正确轨道的任务，落到了伟大的詹姆斯·库克船长[2]

的身上。在1768年到1771年的环球航行途中，库克船长带上了几箱各种各样的抗坏血病材料做实验，其中，为每一位船员准备了30加仑胡萝卜酱和100磅泡菜。没有一个人死于航行途中，这是个奇迹，与他发现澳大利亚或在那次漫长而又艰巨的任务中取得的任何其他成就一样，这些使他成了民族英雄。英国首屈一指的科学机构皇家学会如此钦佩，授予他皇家学会的最高荣誉——科普利勋章。哎呀，英国海军本身的动作没有那么快。面对各种证据，它又磨蹭了一代人的时间才终于开始经常为水兵提供橘子汁。[3]

饮食不适当不光是坏血病的原因，也是一系列普通疾病的原因，认识到这一点是个相当缓慢的过程。直到1897年，一位在爪哇工作的名叫克里斯蒂安·艾克曼的荷兰医生才注意到，食用糙米的人不得脚气病，而食用精米的人经常得这种病。这是一种神经性毛病，患了这种病，人就没有力气。显而易见，有的食物中含有某种东西或某些东西，而别的食物中则没有，它们起着决定一个人健康的作用。这是了解所谓“营养缺乏病”的起点。艾克曼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虽然他不知道那些起作用的因素到底是什么东西。

真正的突破发生在1912年，在伦敦利斯特研究所工作的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芬克[4]

分离出了硫胺素，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维生素B1。他认识到它是分子家族的组成部分，就把vital（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和amine（胺）这两个词组合起来构成一个新词vitamines。虽然芬克关于“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部分说得不错，但只有一些维生素是胺（也就是说，是含氮的），因此，这个名字就改成了vitamins（维生素），用安东尼·史密斯的妙语来说，使其“不要过分不准确”。

芬克还断言，缺少几种特定的胺和某些疾病，尤其是坏血病、糙皮病和佝偻病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关联。这是极有洞察力的看法，有可能挽救几百万病入膏肓的人的生命，但不幸的是，这种看法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当时的主要医学教科书仍然坚持认为，坏血病是多种因素引起的——书的作者认为值得列举的主要因素有“环境不卫生、劳累、精神委靡和接触阴冷潮湿的环境”——只是稍稍提到了营养不良。更加糟糕的是，美国的著名营养学家、威斯康星大学的E.V.麦科勒姆——还是造出维生素A和维生素B这两个词的那个人——在1917年宣称坏血病实际上根本不是缺乏营养的疾病，而是由便秘引起的。

最后，1939年，一位名叫约翰·克兰登的哈佛大学医学院外科医生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用的是老掉牙的办法，即停止从食物中摄取维生素C，直到使自己真正病倒，这花了很长时间。在最初的18个月里，他唯一的症状是极其疲劳。（了不起的是，他在这段时间里还一直在为病人做手术。）但是，到了第19个月，他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情况如此严重，要不是他在医生的严密监护之下，他几乎肯定会死去。他注射了1000毫克维生素C，几乎马上恢复了生命力。有意思的是，他从头至尾没有出现人人认为跟坏血病有关的那些症状：牙齿掉落和牙龈出血。

与此同时，芬克发现的硫胺素证明完全不是原先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连贯的群体。维生素B证明不是一种维生素，而是几种维生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维生素B1、维生素B2等等。更加混乱的是，维生素K跟字母顺序毫无关系。它之所以被叫做维生素K，是因为发现这种维生素的人、丹麦的亨利克·丹根据它在血液凝结过程中的作用，管它叫“凝血维生素”（Koagulations vitamin）。之后，这个群体中还增加了叶酸，它有时候被叫做维生素B9，但更经常被称作叶酸。另外两种维生素——泛酸和生物素——没有数字编号，或者说，实际上很低调。但是，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从来没有给我们制造过麻烦，还没有发现哪个人缺少过这两种维生素。

总而言之，维生素是个乱糟糟的群体，我们几乎不可能下个能够轻易涵盖所有维生素的定义。教科书上的标准定义是：维生素是 “不是在人体内制造的、人体为了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必须要有少量的一种有机分子”。但是，维生素K实际上就是在人体内制造的，由肠胃中的细菌制造。作为维持生命最重要的物质之一的维生素D，实际上是一种激素，主要不是通过食物进入我们体内，而是通过阳光照射皮肤的神奇作用产生的。

维生素是很有意思的东西，首先，很怪，虽然我们的健康那么依赖于维生素，但我们自身制造不出来。要是马铃薯能制造维生素C，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呢？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类和豚鼠没有能力在自己的体内合成维生素C。为什么只有我们和豚鼠？不必问，谁也不知道。关于维生素，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剂量和效果明显不成比例。简而言之，我们很需要维生素，但我们不需要很多维生素。3盎司维生素A，要是分成少而又均匀的量，便够你受用一辈子。你需要的维生素B1更少——1盎司就能维持七八十年。但是，不信你就试试，要是不摄入那些给你活力的小东西，看看要多久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垮掉。

同样的考虑完全适用于与维生素同类的小粒子——矿物质。维生素和矿物质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维生素来自生物世界，如植物、细菌等等，而矿物质不是。在饮食范畴里，“矿物质”完全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化学元素的另一个名字——钙、铁、碘、钾等等。有92种元素在地球上天然存在，虽然有的元素量很小。比如，钫非常稀少，据认为，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刻，这个星球上也许总共只有20个钫原子。至于其他的元素，大多数在这个或那个时刻经过我们体内，有时候还很经常，但它们是不是重要，往往还不得而知。你的组织里分布着大量溴，它似乎在那里起某种作用，但究竟起什么作用谁也搞不清。如果把饮食中的锌去掉，你就会患一种名叫味觉减退症的病：你的味蕾会停止起作用，食物变得没有味道，甚至令人反胃。但是，直到1977年，锌还被认为在饮食方面根本不起作用。

汞、铊、铅等几种元素似乎对我们不起好作用，要是摄入的量太多，肯定会损害我们的身体。[5]

别的元素也是人体不需要的，但要无害得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金。这就是金可以用作补牙材料的原因：它对你无害。据《医学地质学基础》一书说，在其余的元素中，大约有22种已知或据认为对生命是至关重要的。对其中的16种我们很有把握，其余6种我们只是认为很重要。营养学是一门相当不确切的科学，以镁为例子，对于有效地管理好细胞内部的蛋白质，镁是不可缺少的。大豆、谷物和绿叶蔬菜里含有丰富的镁，但是现代的食品加工使镁的成分损失了多达90%——有效地令镁消失。因此，我们大多数人每天根本没有摄入推荐的量——倒不是说有谁真的知道应当摄入多少的量。也没有谁能明确说出缺镁会有什么后果，我们有可能少活几年，有可能少了几分智商，有可能记忆不那么敏捷，有可能会发生你愿意想到的几乎任何其他不好的事情，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对砷同样没有把握，显而易见，要是你摄入体内太多的砷，你很快就会希望你没有那么做。但是，我们大家的日常饮食里都有一点儿砷。有的权威绝对肯定，这一丁点儿砷对我们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还有的就没有那么大把握了。

我们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现在又回过头来说说盐。在所有的矿物质里，在饮食方面最重要的是钠，我们消费钠的主要形式是氯化钠——食盐。[6]

这里的问题不是你摄入太少，而是可能你摄入太多。我们不需要摄入那么多—— 一天只需要200毫克，差不多就是你把餐桌上的盐瓶猛力摇七八下摇出来的量。但是，我们平均实际摄入的却是那个量的大约60倍。在平常的饮食中，你几乎不可能不摄入那么多盐，因为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的是经过加工的食物，里面有那么多盐。盐往往大量加入似乎根本不咸的食品，比如早餐中的谷类食品、配制好的汤料和冰激凌。有谁会想得到，一盎司玉米片里所含的盐要比一盎司椒盐花生米里所含的还多？又有谁会想得到，一罐头汤——几乎是任何罐头——所含的盐，远远超过建议中的一个成人的量？

考古方面有证据表明，人们在农业社区定居下来以后，开始饱受缺盐之苦。这是他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于是他们不得不花特别多的力气来找到盐，并把盐加到自己的食物里。历史上的谜团之一是，他们是怎么知道需要那么做的，因为食品里没有盐不会使人想起要吃盐。盐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最终把你置于死地。要是没有盐里的氯化物，细胞会完全停止工作，就像发动机没有汽油那样。但无论如何不会有人想：“哎呀，我真想吃点盐。”因此，他们知道去找盐，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尤其是在有些地方，找到盐还要有点智慧。比如，古代的布立吞人先把棍棒在海滩上加热，然后伸进海里，再把上面的盐刮下来。而阿兹特克人是通过让自己的尿蒸发的办法来获取盐的。说得婉转一点，这些都不是本能性的行为。然而，往食物里加盐是自然界最深奥的欲望之一，这是一种普遍的欲望。世界上的每个社会里，只要盐是随便可以获取的，盐的平均消费量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量的50倍，这个东西再多我们也不会觉得够。

如今，盐哪里都有，价格便宜，因此我们忘了过去人们是怎样强烈渴望获得盐的。在历史上的许多时间里，盐把人逼到了世界的边缘。腌制肉和别的食品需要用盐，而且需要的量还很大：1513年，亨利八世为了一次战役屠宰并腌制了25000头牛。因此，盐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在中世纪，由多达4万头骆驼组成的商队——足以排列成一支70英里长的纵队——越过撒哈拉沙漠，把盐从廷布克图运到地中海地区繁华的市场。

人们为了盐打过仗，为了盐还卖身当奴隶，因此盐在某个时期也带来了一些苦难。但是，与跟一系列小食品有关的苦难、流血和杀人不眨眼的贪婪相比，那算不了什么，而且那些小食品是我们根本不需要的，没有也完全可以过日子的。我指的是调味品世界里盐的那些补充物品：香料。[7]

没有香料死不了人，但为了香料死了好多人。

现代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历史是香料的历史。故事要从一种不起眼的藤蔓讲起。那种藤蔓名叫胡椒，过去只生长在印度东部的马尔巴拉海岸。要是有人把一根自然状态下的这种东西送给你，你几乎肯定猜不透它的重要性。但是，3种“地道的”胡椒——黑胡椒、白胡椒和绿胡椒——都以它为原料。我们倒入家用手碾胡椒磨那种又小又硬的圆形胡椒粒，实际上就是那种藤蔓的小小的果实，晒干以后含有一种浓厚的刺激味道。几种胡椒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采摘的时间不同，加工的方法不同。

在胡椒的故土，有史以来人们就知道它的价值。不过，是罗马人使它成了一种国际商品。罗马人喜爱胡椒，他们甚至把胡椒加在甜食里。他们如此喜爱胡椒，使胡椒始终价钱很贵，有了持久价值，遥远东方的香料商人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有那么好的运气。“他们带着黄金来，买了香料走。”有一位泰米尔商人惊喜地说。公元408年，当哥特人扬言要洗劫罗马时，罗马人带走了勒索来的财宝，其中包括3000磅胡椒。1468年，勃艮第的卡尔公爵为自己的婚宴预订了380磅黑胡椒，比最大的婚宴能吃掉的量还要多得多，并加以炫耀，以让人们看到他是何等富有。

顺便说一句，人们长期认为，香料只是用来掩饰腐肉的臭味。这种看法经不起推敲。唯一能用得起香料的人，正是最不可能吃腐肉的人。无论如何，香料太贵重，不可能被用来掩饰别的味道。因此，用得起香料的人，用起来很小心，很节省，不把它当做一种掩饰味道的东西。

胡椒占大宗香料贸易的70%，来自更遥远地方的别的商品——肉豆蔻和肉豆蔻衣、桂皮、姜、丁香和姜黄，以及几种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的异国香料，如菖蒲、阿魏、印度藏茴香、良姜和莪术开始来到欧洲，这些商品的价值甚至更高。在几个世纪时间里，香料不仅是世人最宝贵的食品，而且是最珍贵的商品。位于远东偏僻之地的香料岛，一直是个令人向往、享有盛誉、富有异国情调的地方。詹姆斯一世夺取了两个小岛，这一度被看成是漂亮的一举，他高兴得自封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法兰西、普洛威和普洛隆之王”。

肉豆蔻和肉豆蔻衣极其稀少[8]，因此价值最高。二者都产自一种名叫肉豆蔻的树。在婆罗洲和新几内亚之间，有个海叫班达海。海里有一大群岛屿，现属印度尼西亚，地理上叫做马鲁古群岛，但历史上称为香料群岛。肉豆蔻树只生长在其中9个峭拔出海的小小的火山岛上，在别的小岛当中，没有一个有适合肉豆蔻树生长的土壤和小气候。丁香是一种桃金娘科植物的花蕾干。这种植物也只生长在同一组群岛中几个符合生长条件的岛上。从一个合理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印度尼西亚由1.6万个海岛组成，散布在73.5万平方英里的海面上。因此，欧洲人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搞不清其中15个小岛的位置，这是不足为怪的。

所有这些香料都通过一个复杂的商人的网络抵达欧洲，每个商人都收取一份利润，这是很自然的。等到肉豆蔻和肉豆蔻衣抵达欧洲市场时，其售价已经是远东市场上售价的6万倍。那些在供应链末端的人必然会得出结论，要是去掉中间环节，在开始就拿到所有的利润，那要有利可图得多，得出这种结论只是个时间问题。

于是，那个伟大的探险时代就开始了。在早期的探险家中，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人们记得最牢的一位，但他不是第一位。1487年，在他之前5年，费尔南·迪尔莫和若昂·埃斯特雷托从葡萄牙出发，驶向未经探索的大西洋。他们发誓说，要是40天后还什么都没有发现，他们就返航，那是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结果证明，要碰上合适的风返回欧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哥伦布的真正业绩在于他成功地从两个方向横渡了大西洋，虽然他是个熟练的水手，但好多别的东西他都不大懂，尤其是地理，这似乎是一位探险家应该掌握的最重要的技术。很难说出历史上还有哪一位能力不太大的人，取得过比他更持久的声誉。在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只是绕着加勒比海里的一些岛屿和沿着南美洲的海岸转来转去，确信自己已经到达东方的核心地带，日本和中国就在每天日落处的边缘。他从来没有搞清楚古巴是个岛；他一次也没有踏上过甚至怀疑过北方那块大陆（今天美国所在的地方）的存在，而大家却认为那块大陆是他发现的。他在自己的船舱里装满了毫无价值的黄铁矿石，以为它是黄金，还装满了他信心十足地认为是肉桂和胡椒的东西。前者实际上是一种不值钱的树皮，后者并不是真的胡椒，而是辣椒——你最好对其有个大概的了解，要不然咯咯地咬上第一口就会流眼泪，令你稍稍吃一惊。

除了哥伦布以外，人人都看得出，这不是解决香料问题的办法。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代表葡萄牙出航，决定绕过非洲南端从另一条路去东方。这个建议比听起来要困难得多，盛行的风和潮流恰好方向相反，因此朝南行驶的船不可能就像按照逻辑推定的那样完全沿着海岸线走。恰恰相反，达·伽马必须驶到大西洋很远的地方——实际上是快要到达巴西，虽然他不知道—— 去借从西面吹来的风，以使自己的船队快速绕过非洲南部的海角。这么做就使得这次航行成为一次真正漫长而又艰巨的航行，欧洲人以前从来没有抵达过这么远的地方。达·伽马的船队每一次都有长达3个月的时间见不到陆地，就是在这次航行中，确确实实发现了坏血病。在比较早期的航海活动中，没有哪一次的时间长到发生坏血病。

这次航行还给沿海地区带来其他两个令人不快的传统。一是把梅毒传播到了亚洲——就在哥伦布的部下把它从美洲传播到欧洲5年之后——在使其成为一种真正的国际疾病的过程中起了帮手的作用；二是随随便便就对无辜的人们使用极端的暴力。达·伽马是个极其残暴的人，有一次，他俘获了一条载着几百名男女和孩子的穆斯林船只，把乘客和船员锁在船舱里，掠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然后毫无道理、骇人听闻地放火把船烧了。几乎无论他到哪里，达·伽马见人就虐待，就屠杀，于是就定下了一个不信任和残暴的基调。这个基调将成为整个那个探险时代的特色，损害了那个时代的声誉。

达·伽马始终没有到达香料岛，像大多数别的人一样，他认为东印度群岛就在印度以东不远的地方——当然也因此而得名——但实际证明东印度群岛离印度远得很，如此遥远，抵达印度的欧洲人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走了大半个地球，快要回到美洲。果真那样的话，那么只要向西航行，经过哥伦布新发现的陆地，就能到达东印度群岛弄到香料，不必再千里迢迢绕过非洲，横渡印度洋。

1519年，费迪南德·麦哲伦带领5条漏水的船出发，开始一次勇敢而又严重缺乏资金的行动，寻找一条往西的路线。他发现，美洲和亚洲之间有一片茫茫的水域：太平洋。地球竟然还有那么大的空间，这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在寻找发财之路的过程中，谁受的罪也比不上费迪南德·麦哲伦和他的船员。1521年，他们在横渡太平洋时越来越没有信心。给养差不多已经消耗殆尽，他们制作了一道也许是最倒人胃口的菜肴：鼠粪拌刨花。“我们吃的饼干不再是饼干，而是饼干屑，里面长满了虫子，”有一位船员写道，“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鼠尿味。我们喝的是已经发臭了好几天的黄水，我们还吃了一些包在主桅下帆横桁上的牛皮……常常吃锯屑。”他们有3个月零20天没有吃到新鲜食物，喝到干净的水，然后终于松了口气，看到了关岛的海岸线。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船舱里装满晒干的花蕾、一片片的树皮，以及别的有香味的刮屑，以便撒在食物里和制作香丸。

在这次航行中，260名船员中最后只有18名活下来，麦哲伦本人在菲律宾一次跟当地人的冲突中被杀死。然而，这18个活着的人从这次航行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他们在香料岛装上53000磅丁香到欧洲市场出售，获得了2500%的利润，而且在此过程中几乎在无意之中成了第一批绕地球一圈的人。麦哲伦航行的真正意义不在于这是第一次环球航行，而在于这是第一次认识到地球到底有多大。

虽然哥伦布几乎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最终证明他的航行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出那个重大时刻的确切时间。1492年11月5日，在古巴，他的两名船员回到船上，手里拿着一样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谁都没有见到过的东西：“一种谷物，（当地人管它）叫做玉米，味道不错，烘干了制成面粉。”在同一个星期，他们看到几个泰诺印第安人嘴巴里插着圆筒，里面装有冒着烟的野草。他们把烟吸到肚子里，声称这么做真是惬意，哥伦布把这种古怪的物品也带了一些回家。

于是，就开始了人类学家所谓的“哥伦布交换”——把新世界的食物和别的材料传播到旧世界，把旧世界的食物和材料传播到新世界。当第一批欧洲人抵达新世界的时候，那里的农民已在种植的可以食用的植物达100多种，有马铃薯、西红柿、向日葵、菜豆、茄子、鳄梨、各种各样的豆子和南瓜属瓜类、红薯、花生、腰果、菠萝、番木瓜、番石榴、山药、木薯、南瓜、香草、4种辣椒和巧克力，还有很多别的东西，真是一长串。

据估计，今天世界上所种植的全部作物当中，有60%起源于南北美洲。这些食物不仅融入了异国菜肴，实际上已经成了异国菜肴。请你想象一下，没有土豆的意大利食品会是什么样子，没有茄子的希腊食品会是什么样子，没有花生酱的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食品会是什么样子，没有辣椒的咖喱粉会是什么样子，没有法式炸薯条或番茄酱的汉堡包会是什么样子，没有木薯的非洲食品会是什么样子。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几乎没有哪张餐桌上的菜肴不是因为有了美洲食品而得到很大改善的。

然而，当时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一点。对于欧洲人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发现的食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不想要的，而他们想要的食品却没有发现。他们想要找的是香料，而香料偏偏是新世界缺少的东西。除了辣椒，而辣椒太辣，让人吓一跳，一开始不讨人喜欢，人们对来自新世界的许多很有前途的食物根本不感兴趣。聪明的秘鲁人有500种马铃薯，对每一种都爱如珍宝。500年前的印加人能分辨好多种马铃薯，就像今天葡萄酒的内行能识别葡萄一样。秘鲁的盖丘亚语里仍保留着1000个单词，用来表达不同品种或不同状况的马铃薯。比如，Hantha是指这样一种马铃薯：它存放的时间显然久了一些，但仍可以食用。然而，西班牙征服者带回家的只有几种，有人说，这些品种肯定不是最好吃的。再往北，阿兹特克人很爱吃苋属植物。那是一种谷类植物，结出一种很有营养、味道又好的小粒子，它像玉米那样在墨西哥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食物。但是，西班牙人很反感，不愿意碰它，因为阿兹特克人在祭祀时把它和血掺在一起使用，有一种拿人做供品的意味。

可以说，南、北美洲也从欧洲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欧洲人闯入他们的生活之前，中美洲人只有5种驯养的家畜——火鸡、鸭子、狗、蜜蜂和胭脂虫，没有乳产品。要是没有欧洲的肉和干酪，我们现在所知的墨西哥菜肴就不可能存在，堪萨斯的小麦、巴西的咖啡、阿根廷的牛肉以及更多的东西都是不会有的。

不大走运的是，“哥伦布交换”中也包括了疾病。由于当地人对许多欧洲的疾病没有免疫力，他们很容易得病，“一堆堆地死去”。有一种流行病，很可能是病毒性肝炎，致使马萨诸塞沿海地区大约90%的当地人死于非命。在如今的得克萨斯州和阿肯色州，有个曾经很强大的部族——喀多族，它的大约20万人口只剩下了1400人——减少了99%以上。发生在如今纽约州的一次同样的疾病暴发事件，将人口减少到5.6万人——用查尔斯·C.曼令人寒心的话来说，“还坐不满扬基体育场”。在跟欧洲人接触的第一个百年里，中美洲的当地人口由于疾病和屠杀而减少了90%左右。反过来，他们让哥伦布的部下患了梅毒。[9]

当然，“哥伦布交换”还包括大批人员迁移、建立殖民地以及语言、宗教和文化的传播，有时候是强制性的。哥伦布寻找东方香料的笨拙行动，使世界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这是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个行动能比得上的。

这一切还有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地方，到探险时代如日中天的时候，香料最兴盛的时期快要结束。1545年，就在麦哲伦史诗般的航行20年左右时间以后，英国“玛丽·罗斯”号战舰在朴茨茅斯附近的英国近海沉没。情况十分令人费解，400多个人死亡。20世纪末，这条船被打捞出水。海洋考古学家们吃惊地发现，几乎每个水兵都有一小袋子黑胡椒系在腰部，这很可能是他们最珍贵的物品之一。实际情况是，在1545年，当时连普通水兵都买得起一袋子胡椒，不管数量是多么少，也意味着胡椒高度稀有、极其值得向往的时代已经过去。它快要在食盐的身旁就位，成为一种普通的比较低档的调味品。

人们继续争夺更富异国情调的香料，有时候甚至争夺比较普通的香料，又争夺了一个世纪左右。1599年，80名英国商人对不断上涨的胡椒成本感到十分气恼，组成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为的是在香料市场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就是这个行动，使詹姆斯国王得到了普洛威和普洛隆这两个宝岛。但是，英国人在东印度群岛实际上没有取得多大成功。1667年，他们根据《布雷达条约》把在这个地区的权益全部让给了荷兰人，以交换北美洲一小块没有多大意义的土地。那块土地叫做曼哈顿。

然而，到这时候，出现了人们更加想要的新商品。他们以最出人意料的办法寻找这种商品，这将使世界发生更大的变化。

[1] 达·伽马（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译注

[2] 詹姆斯·库克（1728—1779），英国海军上校、航海家，太平洋和南极海洋探险家，在绘制海图、防止坏血病等方面成就卓著。——译注

[3] 海军部使用的是酸橙汁，不是柠檬汁，因为前者比较便宜。这就是英国水兵被称作酸橙佬（这是译者根据原文的译法，一般只简单地译作“英国兵”、“英国佬”等等，不反映原文的意思。——译注）的原因，酸橙汁的效果根本不如柠檬汁。——原注

[4] 卡西米尔·芬克（1884—1967），美籍波兰生物化学家，研究维生素的先驱。——译注

[5] 尤其是汞。据估计，1/25茶匙的汞能毒化一个60英亩大的湖泊。我们不经常中毒，这倒是比较匪夷所思的。据一项计算，“要是接触、摄取或吸入”，至少有2万种常用化学物质对人体是有毒的，大多数是20世纪的产物。——原注

[6] 氯化钠是一种很怪的物质，它由两种极其活跃的元素组成：钠和氯。钠和氯是矿物界的地狱天使。要是把一块纯钠扔到一桶水里，它会发生爆炸，其威力足以置人于死地。氯更是致命的。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毒气的活性成分。游泳的人都知道，即使是稀释的形式，氯也刺痛眼睛。然而，把这两种性格暴烈的元素放在一起，你得到的却是无毒的氯化钠——普通的食盐。——原注

[7] 芳草和香料的区别在于，芳草是植物的叶子部分，而香料是其枝干、种子、果实或其他非叶子部分。——原注

[8] 肉豆蔻是那种树的种子，肉豆蔻衣是裹在种子外面的一层肉的组成部分。二者之中，肉豆蔻衣实际上更为稀少。当时，每年大约可以收获1000吨肉豆蔻，但肉豆蔻衣只有100吨左右。——原注

[9] 中美洲人也得梅毒，但所受的痛苦不那么厉害，有点像欧洲人得了麻疹和腮腺炎以后所受的痛苦不那么厉害一样。——原注

二

跟“许多小爬虫”一起进行那次倒霉的冒险活动之前两年，塞缪尔·佩皮斯在日记里记载了他一生中一件更加平淡无奇而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1660年9月25日，他第一次试着喝了一种新的热饮料，在日记里写道：“后来，我确实要了一杯茶（一种中国饮料），这种饮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喝过的。”他喜不喜欢喝，佩皮斯没有说。这是个遗憾，因为这是英语中第一次有人提到喝了一杯茶。

一个半世纪之后，1812年，苏格兰历史学家戴维·麦克弗森在一部名叫《欧洲与印度贸易史》的纪实作品中，引用了佩皮斯日记里这段关于喝茶的话。这是个很出人意料的做法，因为佩皮斯的日记在1812年应该仍是没有人知道的。虽然日记是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因此可以查阅，但从来还没有人查阅过——反正大家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日记是用私人密码写的，还得解密呢。麦克弗森怎么能在六大卷字迹潦草、难以理解的日记中找到并破译有关的段落，这是个谜，现在要解开这个谜还有一定的难度。

牛津大学学者、玛格德琳学院院长乔治·内维尔牧师偶尔看到了麦克弗森顺便引用佩皮斯日记里的话，越来越想知道日记里还有什么别的内容。佩皮斯毕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时代——经历了恢复君主制度、最后一次大瘟疫、1666年的伦敦大火——因此里面的内容肯定是很有意思的。他把任务交给了一名聪明而又贫困的学生约翰·史密斯，让他看看能不能破译密码，把日记的内容翻译出来。这项任务花了史密斯3年时间，结果成就了英国语言中那本最卓越的日记。假如佩皮斯没有喝那杯茶，假如麦克弗森在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里没有提到这件事，假如内维尔兴趣不大，年轻的史密斯不大聪明，不大执著，那么塞缪尔·佩皮斯这个名字对海军史学家以外的任何人都会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关于17世纪下半叶人们的生活情况，有很大部分实际上会无从知晓。因此，那杯茶他喝得真是好啊！

和他那个阶层、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佩皮斯在通常情况下喝咖啡，虽然咖啡在1660年仍是个新奇的东西。英国人大概知道咖啡已经有几十年时间，但主要把它看成是在国外遇到的一种古怪的黑色饮品。有个名叫乔治·桑兹的旅行者在1610年把咖啡令人生畏地描述成“色如煤烟，味道与煤烟大同小异”。咖啡这个词的拼法也是多种多样，别出心裁——其中有coava、cahve、cauphe、coffa和cafe——直到大约1650年，才最后定形为coffee。

咖啡在英国得到普及要归功于一个名叫帕斯奎·罗西的人，他父母是西西里岛人，有希腊的背景，为在土耳其士麦那（今天的伊兹密尔）的英国商人丹尼尔·爱德华兹当过仆人。罗西随爱德华兹迁到英格兰，为爱德华兹的客人上咖啡，这项服务证明很受欢迎。于是，1652年，他鼓起勇气，在伦敦城圣迈克尔·康希尔坟场里的一间小屋开了个咖啡室——这是伦敦的第一家。罗西从有益健康的角度推广咖啡，声称咖啡能治好或预防头痛、“感冒不通气”、肠胃气胀、痛风、坏血病、流产、眼睛酸痛以及许多别的疾病。

罗西从自己的生意中获利不少，但他作为首位咖啡商的统治地位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656年之后的某个时候，他“由于某种轻罪”不得不离开英国。不幸的是，记载没有说明他犯了什么轻罪。只是知道，他离开得很突然，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别人马上接替了他的位置。到发生大火的时候，伦敦已经有80多家咖啡馆开业，它们成为城市生活的一个核心部分。

咖啡馆里上的咖啡不一定是很好的咖啡，咖啡是按加仑纳税的，所以一般都批量调制，冷藏在圆桶里，然后再每次重新加热一点儿端给客人。因此，咖啡在英国之所以有吸引力，与其说因为它是一种优质饮品，不如说由于它在社交活动中能起润滑作用。人们来到咖啡馆，会会兴趣相投的人，聊聊天，看看最新的报刊——17世纪60年代的一个崭新的词语和概念——交换对他们生活和生意有价值的情报。人们如想知道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就去咖啡馆打听。人们喜欢把咖啡馆当做办公室——最有名的要算是隆巴德街上的劳埃德咖啡馆，它后来渐渐变成了劳埃德保险市场。威廉·霍格思的父亲想出了主意：开一家里面只讲拉丁语的咖啡馆。咖啡馆巨额亏损，霍格思本人也许会用拉丁语说“彻底失败”。结果很倒霉，他因负债坐了多年牢房。

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是为了胡椒和香料，但它却注定要跟茶叶打交道。1696年，小威廉·皮特大幅度降低茶叶税，取而代之的是可怕的窗户税（按照逻辑推理可被认为：隐瞒窗户要比走私茶叶困难得多）。这一项政策对消费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从1699年到1721年，茶叶进口几乎增长了100倍，从1.3万磅增加到120万磅，然后到1750年的30年间又翻了三番。工人们咕嘟咕嘟地喝茶，女士们温文尔雅地吮茶。早餐喝茶，中餐喝茶，晚餐也喝茶。茶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不属于任何阶级的饮品，第一个在一天当中有自己固定时间的饮品：喝茶时间。在家里沏茶比煮咖啡容易，而且，茶特别适合与另一样重要的美味食品为伍：糖。糖突然之间变得很便宜，连普通的工薪阶层也买得起。英国人开始爱喝加糖和加奶的茶，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这么做的（甚至也许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是做得到的）。在大约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茶叶是东印度公司的核心商品，东印度公司是大英帝国的核心公司。

不是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懂得茶叶的用法的，诗人罗伯特·索锡讲了个故事，说乡下有一位女士收到了城里一位朋友的礼物：1磅茶叶。当时，茶叶还是个新奇东西。她不知道有了茶叶怎么办，就把它放在壶里煮开，把叶子跟黄油和盐一起铺在烤面包片上，端上去给她的朋友们吃。朋友们顽强地一点一点啃着，说这很有意思，但不大合他们的口味。然而，在别的地方，茶和糖都越来越受欢迎。

英国人向来爱吃糖，因此当他们第一次能弄到糖的时候，大约在亨利八世时代，他们几乎什么东西都放糖，如鸡蛋上、肉上、葡萄酒里。他们用勺把糖舀在马铃薯上，把糖撒在绿叶菜上，或者直接用汤匙把糖送进嘴里，要是吃得起的话。纵然糖很贵，人们还是吃得牙齿变黑。即使牙齿没有自然变黑，他们也要人为将其染黑，以显示他们多么有钱，日子过得多么滋润。但到那个时候，由于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糖越来越为大家买得起，人们发现糖特别适合加在茶里。

加糖的茶成了全英国人的一种享受，到1770年，糖的人均消费量达到20磅，而大部分似乎都加在茶里。（那个数字听起来不少，可是你要知道，今天英国人每人每年吃掉80磅糖，而美国人的食欲绝对旺盛，每人吃掉126磅糖。）和咖啡一样，茶被认为对健康有好处。在众多好处中，其中据说茶能“缓解腹痛”。荷兰医生科尼利厄斯·邦特科建议每天喝50杯茶，极端情况下要喝多达200杯，以使自己保持精力充沛。

糖还在一种不大光彩的生意——奴隶贸易——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英国人消费的糖几乎都产自使用奴隶劳动的西印度群岛种植园。我们只是倾向于把奴隶制度完全与美国南部的种植园经济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许多别的人也靠奴隶制度发了财，尤其是商人。在1807年人口贸易被禁止以前，他们把310万非洲人运到了大海彼岸。

茶叶受到喜爱和敬重，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它的海外领地。在美洲，茶叶纳税是令人憎恨的汤森关税的组成部分。1770年，除茶叶以外一切关税都取消了，这证明是致命的判断错误。对茶叶继续征税，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提醒殖民地居民，他们仍然隶属于英国君主，一定程度是为了帮助东印度公司摆脱突然陷入的严重困境。那家公司放账过多，无望解决。它囤积了1700万磅茶叶——茶叶是一种容易腐烂的产品，囤积的量太大——还故意支付超出它实际能力的红利，试图制造一种安乐的气氛。破产近在眼前，除非能减少库存。英国政府希望该公司能顺利度过危机，于是把在美洲殖民地销售茶叶的实际垄断权给了这家公司，每个美国人都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1773年12月16日，一群大约80名殖民地居民化装成莫霍克族印第安人登上了停泊在波士顿港的英国船，砸开了342箱茶叶，把茶叶倒进了大海。这听上去像一起普通的破坏行动。实际上，这是对波士顿一年的供应量，价值18000英镑，因此这是可判死刑的严重罪行，参与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顺便说一句，当时没有人把这件事叫做“波士顿倾茶事件”，这个名字到1834年才首次使用。也不像我们美国人今天愿意认为的那样，那群人的行为可以被说成是一种善意的、勇敢的表现，那种情绪是极其令人匪夷所思的，在这起事件中最倒霉的是英国海关代理人约翰·马尔科姆。马尔科姆不久之前曾被从缅因州的一栋房子里拖出来，涂满柏油并粘上羽毛。在赤裸的皮肤上涂上滚烫的柏油是一种令人极其痛苦的惩罚，柏油是用硬刷子刷上去的，这本身就很痛。不过，至少有一个例子，他们干脆抓住受害人的脚踝把他提起来，头朝下地浸到柏油桶里。那层柏油上还要涂几把羽毛，然后受害人被拉出去游街，最后往往被毒打一顿或绞死。因此，涂柏油和粘羽毛根本没有什么快乐的地方。当马尔科姆又一次被从屋里拖出去，又穿上了一件所谓的“扬基外套”时，他的绝望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柏油干了以后，要小心翼翼地剥呀刮呀花几天工夫才能把柏油和羽毛弄掉。马尔科姆把一块焦黑的真皮寄回英国，还附了一张字条，询问他能不能回家，他的愿望得到了批准。然而，与此同时，北美殖民地和英国拒绝和解，快要开战。15个月之后，第一阵枪声响起，当时一位诗人写道：

什么不满，什么痛苦，

还不都出自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抛进海里，就一点儿茶叶，弄得成千上万人流血。

在快要失去美洲殖民地的同时，英国还面临来自另一个方面的与茶叶有关的严重问题。到1800年，茶叶已经深入英国人的精神，成为一种民族饮品，每年进口达2300万磅。实际上，所有的茶叶都来自中国，这就在长时间里造成了很大的贸易不平衡。英国人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部分办法是把印度出产的鸦片卖给中国人。鸦片在19世纪是一宗很大的生意，不仅是在中国。英国人和美国人，尤其是妇女，也服用大量鸦片，主要是以药用复方樟脑酊和鸦片酒的形式。美国的鸦片进口，从1840年的2.4万磅，增加到1872年的不少于40万磅。吸鸦片的主要是妇女，虽然相当多的一部分给儿童用了，用于治疗哮吼。弗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祖父沃伦·德拉诺通过鸦片贸易赚了一笔家产，这个情况，罗斯福家族从来没有如实说起过。

令中国当局感到无限恼怒的是，英国人特别善于说服中国公民吸食鸦片，今天大学里的营销史课程其实应该从英国人贩卖鸦片的事讲起。因此，到1838年，英国每年卖给中国的鸦片已达将近500万磅。不幸的是，这仍不足以抵消从中国进口茶叶的巨额成本。一个明显的解决办法是在日益扩大的大英帝国某个气候温暖的地方种植茶树。问题是，把茶叶变成清凉的饮品有着复杂的加工过程，中国人对此总是保密，中国之外无人知道如何创立一种工业。这时候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苏格兰人，名叫罗伯特·福琼。

19世纪40年代，福琼假扮成当地人，花3年时间走遍了中国，搜集关于种茶和加工茶叶的情报。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工作：要是被抓住，他肯定要被关进大牢，很有可能被处决。虽然中国的方言福琼一种也不会讲，但他总是推说从一个遥远的省份来，那里讲的是另一种方言，就以这种办法解决了问题。在旅行途中，他不但学到了制作茶叶的秘诀，还向西方引进了许多种宝贵的植物，其中有扇叶葵、金柑树以及几种杜鹃花和菊花。

在他的指导下，又是在那古怪地不可回避的1851年，茶叶种植业引进到了印度，种下了大约2万株幼苗和插枝。半个世纪以后，从1850年的零基础开始，印度每年的茶叶产量上升到1.4亿磅。

然而，东印度公司的光荣时代突然悲惨地宣告结束。非常出人意料的是，加快这个进程的事件，竟是在茶叶种植业快要起步时，采用了一种新的来复枪，埃菲尔德式P53型步枪。这是一种老式的步枪，装弹药要从枪管里推下去。弹药外面裹着一层抹有油脂的纸，得用牙齿咬开。当地的印度兵当中有谣传说，所用的油脂是用猪和牛的脂肪熬成的。这件事令穆斯林和印度教士兵都感到极其恐惧，因为吃了这种脂肪，哪怕是无意识的，他们就会被打入地狱，永无翻身之日。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对待这件事情极其麻木不仁，他们把几名不愿意触摸新弹药的印度兵送上了军事法庭，并扬言谁不服从就要惩罚谁。许多印度兵因此确信，这都是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英国人要用基督教来替代他们自己的信仰。真是不巧，基督教传教士最近在印度的活动非常活跃，更是引起了人们的猜疑。结果，1857年，印度兵发生叛乱，当地的士兵掉转枪口对准他们的英国主子。他们人多势众，杀了大量英国人。在坎普尔，叛乱分子把200名妇女和儿童集中在一个大厅里，把他们剁成肉酱。据报道，还有一些受害者被扔到井里，任其淹死。

有关这些残忍的事件的消息传到了英国人的耳朵里，报复行动来得又快又不留情。反叛的印度人被追获和逮捕，并用有意让人觉得恐怖、感到后悔的方式加以处决。有一两个人甚至被塞在大炮里当做炮弹放出去，反正记录上常常是这么说的。无数印度人被枪决或被立即绞死，整个事件深深震动了英国。事情刚结束，就有500多本关于这次起义的书问世。大家一致认为，印度这个国家太大，这个问题太大，不能交由一家公司来照管。于是，印度的控制权转到了英国君主手里，东印度公司破产了。

三

所有这些食品，所有这些发现，所有这些无休止的战事，又反过来影响英国，最后落实在餐桌上，落实在一种新的屋子里：餐厅。直到17世纪末，餐厅才具有现代的意义，到了更晚些时候家里才普遍设有餐厅。实际上，它刚好赶上被收录进约翰逊[1]

1755年出版的词典。当托马斯·杰斐逊在蒙蒂塞洛设立餐厅时，他还真是办了一件很时髦的事。此前，饭菜都是摆在小餐桌上的，哪个房间方便，就把小餐桌放在哪个房间。

出现餐厅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家突然想要在一个专门的地方吃饭，总的说来是由于家里女主人的一个简单的愿望，她不想让漂亮的装有软垫的新家具沾上油污。我们最近发现，这类家具价钱很贵，得意的主人不愿意看到任何人在上面擦手指。

餐厅的到来，标志着一种变化，不仅是摆饭地方的变化，而且是吃饭方式和吃饭时间的变化。一方面，叉子突然之间用得越来越普遍。叉子早已存在，但经过了天荒地老的时间以后才被大家接受。“叉子”（fork）原来只指一种农具，仅此而已；直到15世纪中叶，它才跟食物发生关系。当时，叉子是指一种大的工具，用来按住一只鸟或一大块肉，以便切割。把吃饭用的叉子引进到英国，要归功于托马斯·科里埃特。他是莎士比亚时代的一位作家和旅行家，以远距离徒步旅游著称，有一次徒步来回印度。1611年，他推出一部巨著，名字叫《科里埃特的蠢举》，他在书中对最初在意大利看到的餐用叉子大加赞赏。这本书还引人注目地向英国读者介绍了瑞士民族英雄威廉·退尔 [2]

以及一种名叫雨伞的新器具。

吃饭用的叉子被认为精巧得令人发笑，不适于男子使用，而且，实际上还是很危险的。由于这类叉子只有两个锋利的齿尖，刺痛嘴唇或舌头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因为喝了酒或者欢闹而瞄准目标的能力减弱的情况下。制造商做了试验，增加了齿尖的数量——有时候多达6个——最后在19世纪末确定为4个，因为4个齿尖的叉子人们用起来似乎最自在。为什么4个齿尖会产生最佳安全感，这个问题不容易说清楚，但这似乎确实是扁平餐具心理学的一个基本事实。

19世纪还是个食物摆放的方式发生变化的时代，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一顿饭的菜肴一开头就差不多全部摆放在餐桌上。客人到时会发现食物已经摆放整齐，近处放着什么，他们就会自己动手吃什么；远处的碟子他们会请别人递过来，或者召唤仆人为他们拿过来。这种进餐方式传统上叫做“法式上菜”，但这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做法，叫做“俄式上菜”，即把菜肴一道道地送到餐桌上。好多人不喜欢新的做法，因为这意味着每个人都不得不按照同一次序、在同一时间吃每一样东西。要是哪个人动作较慢，所有别人的下一道菜就要延误，这意味着食物会凉掉。就餐者有时候拖拖拉拉地要吃几个小时，对好多人来说要保持稳重的样子是个沉重的负担，几乎每个人都憋不住要小解。

19世纪也成了过分讲究餐具的时代。一位出席正式聚餐的就餐者，光为了吃主菜，面前就可能放着多达9个玻璃酒杯——吃甜食时还要拿上来更多玻璃杯以及各种令人目眩的银餐具，用来对付放在面前的多种菜肴。

餐具有专门用来切割、夹菜、探测、取菜的，以及把食品从碟子夹到盘子、从盘子送到嘴里的，其类型多得几乎不可计数。除了各种各样比较普通的刀叉和汤匙以外，就餐者还要懂得怎样识别和使用专门的干酪勺、橄榄匙、水龟肉叉、牡蛎叉、巧克力搅拌棒、肉冻刀、番茄薄刀以及各种尺寸、各种弹性的夹钳。曾经有一位生产商就为餐桌提供了不少于146种不同的扁平餐具。有意思的是，这场餐具大战的少数幸存者之一，也是最难搞清楚的一种：鱼刀。它古怪地呈扇贝状，迄今谁也没有搞清这种形状有什么优点，也没有弄懂原先制作这样的刀是什么思路。没有哪一种鱼用它能切得比普通的刀子更好，或者剔鱼骨剔得更干净。

正式宴席的餐桌：玻璃器皿包括饮料瓶、葡萄酒壶和一个卡拉夫瓶（引自比顿夫人的《家政管理手册》）

当时有一本书是这样解释正餐的：进正餐是个“大考验”，规定“又多又细，需要仔细研究。最糟糕的是，无论你违反哪一条，马上就会被人发觉”。每一个动作都受到礼节的支配，要是你想喝一口酒，你得找个人跟你一起喝。正如有一位外国访客在一封家书中解释的：“往往要从餐桌的一端派个信使到另一端，告诉B先生，A先生希望和他一起喝酒；接着，有时候还克服了很大困难，双方目光相遇……你举起酒杯，眼睛盯着那个要和你一起喝酒的人，低头致意，然后一本正经地把酒喝掉。”

有关餐桌礼仪的规定，有的人比别的人需要更多的帮助。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是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但显然不是个最有修养的人。在有一次宴会上，他朝坐在身边的一位女士俯过身去，在她的连衣裙上擦手，令主人大吃一惊。美国有一本很畅销的手册《礼节法则：社交举止的规定和表达简介》告诉读者，他们“可以用桌布擦嘴唇，但不能用桌布擤鼻子”。另一本手册严肃地提醒读者，在高雅人士的圈子里，叉起一块肉以后闻一闻是不礼貌的。它还解释说：“在有教养的人当中，一般的规矩如下：喝汤要用汤匙。”

吃饭时间也是经常变动的，到了后来，一天当中几乎无论哪个时刻，总对有的人来说是重要的吃饭时刻。人们不得不烦琐地、往往愚蠢地作礼节性拜访或回访，在某种程度上，正餐时间是依此而定的。串门走户通常是在每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3点钟之间。要是有人来访和留下名片，而你恰好不在家，那么按照礼节，你第二天必须回访，不这么做就是严重的失礼。这实际上意味着，许多人下午都在东奔西跑，试图追上差不多在以类似无所作为的方式东奔西跑试图追上自己的人。

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个原因，正餐时间变得越来越晚，从中午变到下午3点，又改到傍晚早些时候。新的习俗绝不是人人都接受的。有一位1773年到伦敦访问的人注意到，一个星期当中，他有多次应邀赴宴，依次在下午1点、下午5点、下午3点开始以及“下午6点半开始，7点饭菜放上餐桌”。80年以后，当作家、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对他的父母说，他已经养成了晚上6点钟吃正餐的习惯，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仿佛觉得这是最放荡、最鲁莽的行为。他的母亲对他说，吃得那么晚是很危险的，对健康没有好处。

对正餐时间产生具体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剧院的开场时间，在莎士比亚年代，演出2点钟左右开始，这恰好避开了吃饭时间。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像环球剧场这样的露天剧场需要日光。演出移到室内以后，开场时间往往变得越来越晚，看戏的人觉得需要对自己的正餐时间作相应调整——虽然这么做有点不大愿意，甚至有怨言。最后，他们无法或不愿再进一步改变自己的个人习惯，时髦社会不再试图赶到剧院去看第一场，而是开始喜欢派个仆人去为他们占位子，自己吃完正餐以后再去。一般说来，他们会到场，唧唧喳喳，带着醉意，懒得集中注意力观看后面的几场。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剧团在演一部戏的上半场时，剧场里坐满了打瞌睡的仆人，他们对节目不感兴趣；到了下半场，下面才坐着一大群举止粗鲁的酒鬼，他们对剧情发展也是一无所知。

到19世纪50年代，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之下，正餐终于变成了晚餐。由于早餐和正餐之间相隔的时间延长，有必要在一天的中间设立一顿量比较小的饭。于是挪用了luncheon这个词。Luncheon原来指一块或一部分（如一块干酪）。在英语里，第一次记载那个意义是在1580年。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仍把这个词解释为一定数量的食物——“一只手能握住的那么多食物”。只是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里，它才渐渐开始指中餐，至少在时髦的圈子里是那样。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过去人们的大部分卡路里都是在早餐时间和中午摄入的，晚餐时间只是补充少量食物，然而现在，那样的摄入方法几乎完全颠倒了过来。我们的绝大部分——遗憾的是，这个词在这里用得很恰当——卡路里，大多数人是在晚间摄入的，并且带着它上床。这种做法对我们毫无好处。结果证明，拉斯金老夫妇的话是对的。

[1] 即前文已经出现过的塞缪尔·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辞书编纂者，编有《英语辞典》、《莎士比亚集》等。——译注

[2] 威廉·退尔，瑞士传说中反奥地利统治、争取瑞士独立的民族英雄，被迫用箭射落置于其子头顶的苹果，结果成功，其子安然无恙。——译注

第九章 地下室

原先，地下室主要用作存放煤的地方。今天，里面放着锅炉、不用的衣箱、不合时节的体育器材以及许多贴了封条的纸板箱。那些箱子几乎永远不会再打开，但每次搬家都要小心翼翼地从一栋房子搬到另一栋房子，认为有一天会有人想要一些已经在箱子里放了25年的婴儿衣服。它不是个很合意的场所，但也有个补过的优点：让你了解一点房子上层建筑的情况。

一

要是你在1783年，即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之际向谁暗示，纽约有朝一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你很可能会被认为是个傻瓜。纽约在1783年的前景并不光明，它比任何别的城市更要亲英，因此战争对它在新生共和国里的地位有着不祥的影响。1790年，它的人口只有1万，费城、波士顿，甚至查尔斯顿等港口都要比纽约繁华。

纽约州只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它是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通向西部的门户，该山脉的走向大致与大西洋平行。那座坡度徐缓的山脉往往不过是大一点的丘陵，很难相信它会对两边的往来构成一道巨大的屏障，而实际上，这座全长2500英里的山脉几乎没有提供可以使用的通道。它对贸易和交通起了如此大的阻碍作用，许多人认为，出于实际需要，生活在山那一边的拓荒者最终会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农场主来说，用船把农产品经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运到下游的新奥尔良，然后从海路绕过佛罗里达州，沿大西洋海岸北上运到查尔斯顿或其他东部港口——3000英里或以上的路程，要比从300英里长的陆路把货物拉过阿巴拉契亚山脉的成本低廉。

但是，1810年，时任纽约市长，即将成为纽约州州长的德·威特·克林顿想出了一个主意。许多人认为这个主意有可能是冒失，但肯定是幻想。他提议挖一条横贯纽约州，通到伊利湖的运河，把纽约市和五大湖以及那里肥沃的农田连接起来。人们把这个想法叫“克林顿的傻点子”，这是不足为怪的。运河要用镐头和铁锨来开凿到40英尺宽，穿越363英里高低不平的荒原。它需要建造83座水闸，每座90英尺长，才能解决所有的高度变化。在有几段，每英里的坡度平均不能超过1英寸。在已有移民居住的任何地区，都从来没有尝试过修筑哪怕是接近这样难度的运河，更不用说是在一片荒原上。

实际情况是：美国没有一名土生土长的工程师从事过开掘运河的工作。通常崇尚雄心壮志的托马斯·杰斐逊，这次也认为整个想法不切实际。“这是个了不起的工程，也许一个世纪以后可以实现，”他浏览了那个计划以后承认，但又马上接着说，“今天想出这个点子简直是发疯。”詹姆斯·麦迪逊总统称联邦政府不会给予支援，他这么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想把商业中心引向南方，远离那个亲英分子的老根据地。

因此，纽约只有两种选择：单干，或者不干。尽管成本高，风险大，几乎完全缺少必要的技术，它还是决定自己为工程筹集资金，并任命4个人——查尔斯·布罗德赫德、詹姆斯·格迪斯、内森·罗伯茨和本杰明·赖特——来完成这项工程。这4个人当中，有3个是法官，1个是中学老师。他们谁也没有见过运河，更不用说想要造一条运河，他们的共同点是有一点测量经验。然而，通过阅读、咨询、凭着灵感进行的试验，他们成功地设计并监督完成了新大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工程，他们成为历史上第一批通过开掘运河来学会怎么开掘运河的人。

初期，有个问题显然威胁到整个工程是否能取得成功——缺少水凝水泥。若要做到运河不透水，至少需要50万蒲式耳水凝水泥（1蒲式耳等于32美制夸特，大约相当于35升，因此50万蒲式耳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要是有哪一段漏水，那对整条运河就会是个灾难，因此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幸的是，谁也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

运河工程有一名年轻的雇员，名叫坎瓦斯·怀特，他志愿自费去一趟英国，看看能学到点什么。怀特花了将近一年时间走遍了英国，行程达2000英里，来研究运河，尽可能多地学到开掘运河和运河联网的技术，尤其注意防漏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帕克的罗马牌水泥是威廉·贝克福德的方特希尔府倒塌的主要原因，因为它用作建筑材料强度不够。但是，说也凑巧，它用作水凝水泥，只需要在里面加一点防水的胶泥，效果却是非常好，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不幸的是，发明这种水泥的人格雷夫森德的帕克牧师并没有因此富起来，因为他获得专利不到一年就把它卖了。然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移居美国，不久就死在那里。他发明的水泥一直销路不错，直到19世纪20年代被更好的品种所替代。这给了坎瓦斯·怀特希望，他心里想，他也许能使用美国的材料生产出类似的水泥。

怀特回到美国，这时候已经掌握了一些有关黏附力的科学原理的知识。他开始使用当地的各种材料来做试验，很快就配制出一种混合物，其性能甚至超过了帕克的水泥。这是美国技术史上一个伟大的时刻——怀特应该成为富豪，应该名扬四海。实际上，二者均没有实现。按照怀特的专利证书，每销售1蒲式耳水泥，他有资格拿到4美分版权费，实际上是个很小的数目，但生产商拒绝与他分享利润。他通过法院来坚持自己的权利，但对他有利的判决都未能生效。结果，在很长的时间里，他的生活越来越贫困。

与此同时，制造商通过生产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水凝水泥发了财。很大程度上多亏了怀特发明的水泥，那条运河只用了8年时间建设，于1825年提前开通。它一启用就是个胜利。有那么多艘船使用它——第一年是13000艘——据一位激动万分的目击者说，到了夜里，那移动的灯光看上去就像是水面上飞来了一群群萤火虫。有了这条运河，把1吨面粉从布法罗运到纽约市的成本从每吨120美元减少至每吨6美元，运输时间也从3个星期缩短到1个星期多一点。它对纽约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是令人惊叹的，它在全国出口量中所占的份额，从1800年的不足10%，一下子增加到该世纪中叶的60%以上；更加令人目眩的是，在同一时期，它的人口从1万增加到50万以上。

在历史上，很可能没有哪种产品——肯定没有哪种知名度较低的产品——对改变一个城市的命运作出过比坎瓦斯·怀特发明的水凝水泥更大的贡献。伊利运河不仅确保了纽约在美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地位，而且很可能确保了美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地位。假如没有伊利运河，加拿大就会成为北美洲发电厂的理想之地，圣劳伦斯河可以用作通向五大湖和更远的肥沃土地的渠道。

因此，那位无人赞颂的伟大英雄坎瓦斯·怀特不仅使纽约富起来，而且影响更加深远的是，他的贡献使美国成为后来的美国。1834年，怀特打官司打得精疲力竭，还患上了某种没有确诊的严重疾病，很可能是肺结核。他来到佛罗里达州圣奥古斯丁，希望身体康复，但抵达以后不久就死了。这时候他已经被历史遗忘，他的妻子连他的丧葬费都几乎付不起，而这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切，是因为我们已经走到下面的地下室。那是原教区长寓所里一个尚未完工的基本空间，那个时代里英国的大多数住宅都是这个样子的。原先，它主要用作存放煤的地方。今天，里面放着锅炉、不用的衣箱、不合时节的体育器材以及许多贴了封条的纸板箱。那些箱子几乎永远不会再打开，但每次搬家都要小心翼翼地从一栋房子搬到另一栋房子，认为有一天会有人想要一些已经在箱子里放了25年的婴儿衣服。它不是个很合意的场所，但也有个补过的优点：让你了解一点房子上层建筑的情况。把房子支撑起来并使其成为一个整体的东西，这是本章的主题。我之所以要在开头讲述伊利运河的故事，是为了表明这样的看法，建筑材料要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甚至我敢说，还要有意思。它们肯定协助创造了历史，而且往往以书本里没有提到的方式。

说实在的，早期美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解决建筑材料短缺的历史。美国是一个以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闻名的国家，但东海岸却证明严重缺少对于一个独立的文明社会来说必不可少的许多基本商品。正如第一批殖民地居民失望地发现的那样，其中之一是石灰岩。在英国，你可以用泥篱墙—— 基本成分是泥和枝条——建造一栋比较牢固的房子，如果再好好地裹上一层石灰的话。但是，美国没有石灰（至少在1690年以前还没有发现），因此殖民地居民只能使用干泥，这就很不结实。在殖民地时期的最初100年里，很少有房子能使用10年以上的。这是小冰河时期，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温带地区的冬季天寒地冻，狂风呼啸。1634年的一场飓风刮走了——确确实实是拔起并带走了马萨诸塞半数的房子。人们的重建工作还没有完成，第二场类似强度的风暴又突然来袭，用经历过这场风暴的一名日记作者的话来说，“把各种房屋翻了个底朝天，掀掉了各种别的房屋的屋顶”。在许多地区，连像样的建筑石材都没有。当乔治·华盛顿想要用普通的石板来铺设弗农山庄的凉廊时，他不得不派人到英国去采购。

有一样东西美国是有的，那就是大量木材。欧洲人抵达新世界时，他们抵达的是一块拥有大约9.5亿英亩林地的大陆，足以使人觉得林地简直是无边无际的。但是，实际上，新来的移民所见到的林地并不是像初看起来那样一望无际的，尤其是当你来到内陆的时候。在东海岸山脉的那一侧，大片区域已被印第安人砍伐干净；为了打猎方便，森林里的许多下层灌丛也已被焚毁。在俄亥俄，早期的移民吃惊地发现，那里的林地不像原始森林，倒像英国的公园，空间大得可以驾着马车从树林里穿过。这些“公园”是印第安人为了猎杀野牛而创建的，他们果然收获不小。

殖民地居民确实耗尽了木材，他们用它来盖房子、盖谷仓、造马车、造船、筑篱笆、做家具，制作从水桶到汤匙的各种可能制作的日用品，他们取暖和做饭也烧掉了大量木材。据记述早期美国人生活的历史学家卡尔·布里登博说，在殖民地时期，每户平均每年约需要50—70立方木柴。要是垒成一堆的话，这堆柴就有80英尺高、80英尺宽、160英尺长，这似乎是相当大的一堆柴火。木材很快就用完了，这点是确定无疑的。布里登博提到长岛有个村庄，在仅仅15年时间里，举目望去，四周的树木都已耗尽，这样的村子一定还有很多。

为了开辟耕地和牧场，又有大片林地遭到砍伐，修筑道路也砍伐了大面积的森林。殖民地时期美国的公路往往修得很宽——165英尺宽的公路是不稀罕的——目的是为了提防遭到伏击，也是为了便于把牲口赶往市场，便于途中让牲口吃草。到1810年，康涅狄格原来的林地剩下几乎不足1/4。再往西，密歇根似乎用之不尽的五针松——第一批移民到达的时候，那里有约142亿立方英尺五针松——在仅仅一个世纪里就减少了95%。美国的许多木材出口到了欧洲，尤其是以墙面板和封檐板[1]

的形式。简·雅各布斯在《城市经济》一书中写道，大量美国木材为伦敦大火提供了燃料。

有个共同的臆断是，早期的移民修建了小木屋。实际情况是，他们没有修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修建。小木屋是18世纪末由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引入的，这时候小木屋确实快速流行起来。虽然小木屋造起来比较简单——当然，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但也有一些复杂的方面。原木在角落相交的地方，建筑工人可以使用几种槽口中的任何一种——V形槽口、鞍形槽口、菱形槽口、方形槽口、全鸠尾状槽口、半鸠尾状槽口等等。结果发现，说来也怪，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喜好，迄今没有人能完全解释清楚。比如，在南方腹地以及威斯康星中部和密歇根南部的住宅，喜欢用鞍形槽口，而在别的地方则几乎不用。与此同时，纽约州居民绝大多数喜欢用一种名叫模拟角木的开槽口的方法，但到他们继续往前迁移的时候，几乎完全放弃了那种风格。搞清哪里出现了哪种开槽口的方法，可以用作一部美国移民史的情节，实际上已经有人这么做了，有的人花了整个职业生涯来试图解释各种分布方式。

要是你考虑一下，移民一到达美洲，就以如此之快的速度砍光了面前高大的森林，那么在英国这块面积小得多、人口多得多的土地上，缺少木材一直是个令人担心的问题，这就几乎不足为怪了。传说和童话可能已经留给我们一个不可磨灭的、讨人喜欢的形象：中世纪的英格兰是个长满黑压压、阴森森的森林的国家。但是，实际上，没有很多树可以作为罗宾汉和他快乐的伙伴之类的藏身之地。早在1086年《最终税册》的时代，林地只占英格兰乡村面积的15%。

在整个历史上，英国人使用并需要大量木材。一栋普通的15世纪农舍需要用掉330棵栎树的木材，造船用得更多。纳尔逊的旗舰“胜利”号很可能消耗了3000棵成熟的栎树，相当于很大的一片森林。栎木还大量用于工业加工，栎树皮和狗粪混在一起用来鞣革。栎树瘿—— 一种寄生蜂在树上咬成的皮肉之伤——用来制造墨水。但是，消耗木材的真正大户是制炭工业。到亨利八世时代，每年差不多需要200平方英里的森林为炼铁工业生产足够的木炭。到了18世纪末，这个数字增加到每年540平方英里，约为英国全部林地的1/7。

大多数林地通过保持为矮林的办法来管理，即把树木截短，再让它们长起来，因此就像牧草那样每年都在全部砍伐。实际上，制炭工业远非是个祸害，却是个维护了大片林地的功臣——虽然必须指出，保留下来的往往是没有特色的、矮小的灌木，不是高大的、只有阳光才能穿透的原始森林。即使管理得很精心，由于对木材的需求扶摇直上，到16世纪初，英国使用的木材量已经超过了所能补充的量。到1600年，建筑用的木材已经严重短缺。与这个时期有关的英国露明木架的房屋，不是反映了木材很多，而是反映了缺少木材。这类房子，只是主人为了显示自己用得起一种稀缺的资源而采用的一种方法。

只是出于实际考虑，人们才最后把注意力转向石料。英国有世界上最棒的建筑用石材，但经过了天长地久的时间才发现了它。在将近1000年时间里，从罗马帝国灭亡到乔叟时代，木材几乎是英国千篇一律的建筑材料。只有最重要的建筑物，如大教堂、宫殿、城堡、教堂，才可以用石料。诺曼人来到英国的时候，该国没有一栋房子是用石头砌造的。但是，从南部沿海的多塞特到北部约克郡的克利夫兰丘陵，有一大片耐磨的鲕粒岩似的灰岩（也就是说，这种灰岩里面含有大量圆形的鲕粒）地带，呈宽阔的弧形，横跨英国的主要国土。因此，几乎就在每个人的脚底下，都有一种卓越的建筑石料，这就是所谓的侏罗纪带。英国所有最著名的建筑石料，从波倍克石和波特兰白石，到巴斯和科茨沃尔德丘陵地带的蜜石，都可以在这个范围里找到。这些极其古老的石料，是从原始海洋里挤压出来的，它为英国大地增添了那么多柔和而又永恒的气息。实际上，就英国的建筑物而言，永恒显然是一种幻觉。

没有更多使用石料的原因是，石料很贵——贵是因为开采要用大量劳动力，贵是因为石料笨重，很难搬运。把一大车石料运送10—12英里，很可能一下子就会使成本翻一番，因此中世纪的石料走得并不远。为什么英国各地在石料使用和建筑风格方面的地区差异如此鲜明、如此独特，这就是原因。建一座大一点的建筑物，比如一座西多会修道院，也许需要4万大车石料。石砌建筑物真的是令人生畏的，不仅因为雄伟，而且因为用的石料多，石料本身就是一份权力、财富和荣耀的宣言。

住宅建筑在18世纪以前几乎不用石料，但是，18世纪以后，石料迅速流行，连农舍这样的简单建筑物也都使用。不幸的是，在灰岩带之外的广大区域当地没有石料，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极需要搞建筑的地方：伦敦。然而，伦敦周围蕴藏着大量含铁丰富的黏土，因此这个城市重新发现了一种古老的建筑材料：砖。砖已经存在至少6000年，虽然在英国只能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而罗马人的砖其实并不好。尽管他们有别的建筑技能，但一次性就能烘出大砖头的烧砖本事他们没有，因此他们就制作更像瓦片一样的薄砖。罗马人离开以后的1000年里，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不再用砖。

到了大约1300年，英国有些建筑物开始用砖，但在接下来的200年里，当地缺少技术，因此若要建造砖房，就从荷兰请来制砖工和砌砖工，这仍是常有的事。砖在都铎王朝时代成为一种国内生产的建筑材料，开始盛行。许多大的砖建筑物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比如汉普顿宫。砖有个很大的优点：经常可以在现场制作。与都铎王朝时代庄园主宅第有关的护城河和水池，都标明是从哪里挖来黏土制作砖头的。但是，砖也有不足之处。要制作一块像样的砖，制砖工每一步都必须一丝不苟。他首先得把两种或两种以上黏土仔细搅和，以确保有合适的黏稠度，防止在烧制过程中变形和缩小。然后，把准备好的黏土用模子制成砖的形状，再花两个星期晾干。最后，把砖堆放在炉子里烧制。要是其中哪一步出了毛病，比如湿度太大，或者炉子里温度不完全合适，烧出来的砖就有瑕疵。而烧出有瑕疵的砖是常有的事。因此，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砖享有很高的魅力价值。它新颖时髦，一般只有最漂亮、最重要的建筑物才使用砖。

关于制砖之难，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很可能是最能说明天真地徒劳行事的例子——也许就是发生在19世纪头10年里的那个例子。著名的才子兼牧师悉尼·史密斯要在约克郡的福斯顿勒克莱盖教区长宅第，决定亲自制砖。据说，他烧制了15万块砖，均以失败告终，最后承认自己很可能掌握不了这门技术。

在英国，砖的黄金时代是从1660年到1760年的100年时间。“在这个时代，盖了大量英国风格的建筑物，其中有些漂亮的砖建筑物是世界上别处哪里也见不到的。”布伦斯基尔和克利夫顿-泰勒在权威性的《英国的砖建筑物》一书中写道。这个时代的砖之所以漂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微妙地缺少同一性。由于不可能制作真正相同的砖块，它们拥有各种美丽的色彩——从粉红色似的红色，到很深的紫红色。黏土里的矿物质使砖块具有颜色，许多种黏土里的主要成分是铁，因此红色的砖占了较大的比例。所谓的伦敦古典常用砖之所以呈黄色，是因为黏土里含有白垩。

砖要交错放置，那样纵向的接缝才不会形成连续不断的直线（这样会使建筑物不牢固），于是就产生了一系列的风格。从根本上说，风格都是根据对牢固程度的考虑决定的，而且还想要呈现花样和美观，给人愉悦的感觉。英国的砌砖风格是，一排完全用顺砖（即砖的长的一边），下一排只用丁砖（即砖的一端）。荷兰式则是把丁砖和顺砖互相交错砌合。荷兰砌式比英国砌式要流行得多，不仅因为前者更加坚固，而且也比较省砖。这是因为，每座建筑物正面的长面要比短面多，因此需要的砖块就少一些。但是，还有许多别的砌砖式——中国式、迪恩式、英国花园墙式、交叉式、空斗墙式、修道士式、拱式等等，每种砌式都意味着把丁砖和顺砖砌成不同的图案——这种基本的图案还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强化效果，比如加一些向外稍稍突出的砖，犹如小小的台阶（这种做法叫做“出砖芽”），或者插入不同颜色的砖，构成菱形图案，名叫“尿布”（砖墙的图案与婴儿尿布的关系是这样的：婴儿的衣服原先是用亚麻线织成的，上面织有菱形图案）。

直到摄政时期，若要建造最漂亮的住宅，砖仍是很体面的材料。但是，在此以后，人们突然对砖头很冷漠、很反感，尤其是对红砖。从石料到砖，“这个过渡有点毛糙”，艾萨克·韦尔在他很有影响的《建筑学大全》（1756）中说。他接着说，红砖“像火，不顺眼……尤其不适用于乡村”，而乡村恰恰是用红砖最多的地方。

突然之间，石料变成建筑物外表唯一可以接受的材料。在乔治时代，石料是如此时髦，主人几乎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掩饰自己住宅的性质，如果它根本不是石砌的话。位于伦敦海德公园角的阿普斯利府是一栋砖砌的建筑物，在砖突然不合潮流以后，就在外面裹了一层巴斯石。

在砖倒运的过程中，美国起了令人想不到的间接作用。美国独立战争以后，英国政府丧失了美洲殖民地的税款，还要支付那场战争的费用，因此它迫切需要资金。1784年，它开始征收严厉的砖税。为了减轻税收的影响，制造商把砖造得大一点，但大砖头砌起来不方便，结果销量进一步减少。为了应付收入这般下降的局面，政府在1749年和1803年两次提高了砖税。砖迅速退出舞台，不再流行，反正人们也买不起砖了。

问题是，许多已经存在的建筑物是砖砌造的，这是明摆着的。在英国，一个简单的对策是在原来的砖头表面抹一层奶油色的拉毛粉饰——一种用石灰、水和水泥混合而成的粉饰外表用的灰泥——使房屋具有一种永久性的外表。拉毛粉饰的英语是stucco，源自古德语stukki，意思是覆盖物。在拉毛粉饰变干的过程中，可以画上整齐的线条，使其看上去像是一块块石料。摄政时代的建筑师约翰·纳什跟拉毛粉饰的关系尤其密切，有打油诗一首为证：

我们的纳什难道不是个……了不起的大师？

他为我们盖的全是砖房，我们却发现全是灰泥！

本故事中有许多人物是从默默无闻中一夜成名的，纳什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成名不容易预计得到，他在伦敦南部一户贫苦人家长大，看上去也不是个给人特别深刻印象的人。他长着——用一位同时代人极其刻薄的话来描述——“一张猴脸”，家族里没有人帮助他走向成功。但是，他还是设法在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罗伯特·泰勒的办公室里当上了令人羡慕的实习生。

实习期结束以后，他开始了一个需要更多进取心却很少成功的职业生涯，至少在最初的日子里是这样。1778年，为了开创事业，他冒着风险在布卢姆斯伯里设计和建造了两组住宅。它们跻身于伦敦首批涂有拉毛粉饰的房屋之中（如果不是首批中首批的话）。不幸的是，世人还没有到乐意接受抹有拉毛粉饰的房子的时候，这些房子销路不好（有一栋房子空置了12年）。即使在顺利的情况下，这样的挫折也是够考验人的了，何况这时候纳什的私生活也特别不和谐，原来他年轻的妻子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那种理想女子。她在伦敦各地的裁缝店和女帽店都积欠了大笔无法还清的账款，他因欠债两次被捕。更加糟糕的是，正当他在摆脱这些法律困境的时候，她却一直在劲头十足地跟别人鬼混，其中包括他的一位老朋友。他的两个婚生孩子完全有可能不是他的（或者说，实际上有可能是任何哪个男人的）。

纳什倾家荡产，也许还有点愁眉不展。他跟老婆和孩子分了手——他们后来的情况不明——搬到了威尔士，建立了一番新的而又不大雄心勃勃的事业，似乎准备修建一些地方的市政厅和别的市政建筑，做个比较成功的建筑师度过余生。

他就这样过了几年，但是，1797年，在他显然已经上了年纪——46岁的时候，他回到伦敦，娶了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女子，成为威尔士亲王——未来的国王乔治四世——的一位密友，开始了一段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建筑生涯。发生这一突然变化的原因始终是个谜。广泛流传着的谣言说，他的新夫人是摄政王的情妇，纳什只是个现成的替身。这种猜测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她确实是个美人儿，而岁月又并没有使纳什英俊一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身材粗壮，矮胖，小个子，长着圆脑袋、翘鼻子和小眼睛”。但是，作为一名建筑师，他是个奇才。他几乎马上就推出了一连串特别大胆和信心十足的建筑物。在布赖顿，有一座名叫航海展览馆的外表端庄的建筑物，纳什把它改造成为一栋像五彩缤纷的烟火似的圆顶建筑物，叫做布赖顿展览馆。但是，真正的变化是在伦敦。

在改变伦敦的面貌方面，也许除了德国空军以外，谁也比不上纳什在接下来的30年里所起的作用大。他创建了摄政王公园和摄政王大街，以及各处许许多多街道和排屋，使伦敦展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壮丽和雄伟的面貌。他修建了牛津广场和皮卡迪利广场。他把规模较小的白金汉府改建成白金汉宫。他策划了特拉法尔加广场，虽然他没有能活到动工建设的那一天。而他把他所建造的一切几乎都抹上了拉毛粉饰。

[1] 封檐板（weatherboard）在美国渐渐被叫做护墙楔形板（clapboard），原因不详。——原注

二

要不是出于一个意料之外的重要考虑，砖有可能永远被排斥在外，不会再用作住宅建筑的材料，那个考虑是污染。到维多利亚时代初期，英国烧煤的量确实大得惊人。一户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每月可能要烧掉1吨煤，而19世纪的英国突然有了大量中产阶级家庭。到1842年，英国的用煤量占西方世界总产量的2/3。结果，在一年的许多时间里，伦敦笼罩在几乎连阳光都射不进的烟雾中。在一个夏洛克·福尔摩斯探案故事里，福尔摩斯不得不在大白天划一根火柴，才能看清伦敦一处墙上写的字。人们连路都很难看得清，因此经常有人走路撞在墙上，或者掉进没有看见的坑里。在一起人人知晓的事故中，7个人连续掉进了泰晤士河，一个接着一个。1854年，约瑟夫·帕克斯顿提议建造一条11英里长的“大环线”，把伦敦所有的主要火车站连起来。他建议把这条铁路造在玻璃罩内，那样就可以把乘客和伦敦的肮脏空气隔离。显而易见，和冒着浓烟的火车一起待在玻璃罩里面，比和冒着浓烟的一切东西一起待在外面要舒心一点。[1]

实际上，煤对一切——衣服、绘画、植物、家具、书籍、建筑物和呼吸系统——都是有严重影响的。在烟雾确实厉害的几个星期里，伦敦有记录的死亡人数很可能会成千地增加，连史密斯菲尔德肉食市场里的宠物和牲畜的死亡数量也会特别多。

煤烟对石建筑物的影响尤其大，新的时候看上去很明亮的结构往往损坏得特别快。波特兰石料表面有一种令人心神不安的花斑，在风雨中每一面都呈鲜明的白色，但在窗台、过梁和阴暗角落下面都变得又脏又黑。纳什在白金汉宫用的是巴斯石料。他认为这种石料耐磨性强，但他错了，它几乎马上开始碎裂。一位新的建筑师爱德华·布罗尔被叫来对建筑物进行修缮，他用卡昂石料盖了一个新的正面，封住了纳什建造的院子，这种石料也几乎马上开始分崩离析。最令人吃惊的事发生在新落成的议会大厦，那里的石料开始变黑，出现了巨大的凹坑和深痕，仿佛是被炮火扫射过的，甚至在该大厦建筑过程中就是那样。多种应急的补救办法都使用过，试图阻止事态恶化。他们按照各种比例把胶、树脂和蜂蜡混在一起抹在表面，但这些做法要么不起任何作用，要么就产生了新的甚至更加令人吃惊的污迹。

似乎只有两种材料能抗腐蚀性酸的危害，其中之一是一种卓越的人造石材，名叫科德石，以生产这种石料的工厂老板埃莉诺·科德的名字命名。科德石料极受欢迎，从1760年到1830年，每个主要的建筑师都使用这种材料。它不易损坏，还可以制作成任何一种装饰品的形状，如壁缘、阿拉伯式花饰、柱头、飞檐托饰或任何别的在通常情况下只有通过雕刻才能做出来的饰物。最著名的科德石装饰物是议会大厦附近威斯敏斯特桥上那只大狮子。到处都可以见到科德石，如在白金汉宫、在温莎堡、在伦敦塔、在伦敦兰伯思圣玛丽教堂墓地里布莱舰长的坟上。

科德石看上去和摸上去都像是经过琢磨的石料，像最硬的石料那样不怕风雨，但它根本不是石料。出人意料的是，它是一种陶。陶是经过烘烧的黏土，根据黏土的种类和烧制的强度，可以生产出3种不同的材料：陶器、粗陶器或陶瓷。科德石是一种粗陶器，不过是其中特别硬、特别耐久的一种。科德石大多防风雨、防污染，即使经过了将近两个半世纪的风吹日晒，看上去也几乎是新的一样。

考虑到科德石的广泛使用和卓越的特点，而又对科德石的来龙去脉以及那位同名的制造商知道得如此之少，这是令人感到意外的。科德石是在何时何地发明的，埃莉诺·科德怎么会跟它发生关系，那家公司为何在19世纪30年代末某个时候突然关门了，这些问题都没有激起学者们的多大兴趣。在《国家传记词典》里，科德夫人只占了五六段的篇幅；1999年由历史学家艾莉森·凯利自行出版的一部作品，是唯一一部全面记述她和她的公司的历史的作品。

可以肯定的是，埃莉诺·科德是一位来自埃克塞特郡的破产实业家的女儿。她大约1760年来到伦敦，成功地经营一家销售亚麻织物的商行。快到那个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她遇上了一个名叫丹尼尔·平科特的人，平科特已经在制造人造石料。他们在泰晤士河南岸，就在今天滑铁卢火车站附近的地方开了一家工厂，开始生产一种不同寻常的高级材料。发明这种材料常常归功于科德夫人，但似乎更可能是平科特的方法，她出的钱。反正仅仅两年以后平科特就离开了那家公司，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埃莉诺·科德非常成功地经营这家企业长达52年，直到1821年她88岁去世，对于一位18世纪的妇女来说，这是个特别了不起的成就。她从来没有结过婚。她是个可爱的、受人爱戴的人，也许还是个脾气暴躁的泼妇，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能说，她一去世，科德公司的销售额就不断下降。最后，公司倒闭了，但倒闭得如此无声无息，今天没有人能肯定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停止生产的。

古斯塔夫·多雷绘的插图：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小街僻巷

为什么生产科德石的秘诀与埃莉诺·科德同归于尽，这永远是个谜。实际上，这个过程至少搞过两次模拟试验。现在，以商业规模生产科德石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谁也不愿意去费这个心。

往后，科德石也许只会偶尔用于装饰目的。值得庆幸的是，有一种珍贵的建筑材料也很好地抵御了污染：砖。污染是制作现代砖块的动因，虽然几种别的因素也适时起了作用。开凿了运河，远距离运输砖就很经济。发明了霍夫曼窑（以发明这种砖窑的德国人弗雷德里克·霍夫曼的名字命名），砖就可以沿着一种生产线连续不断地生产，因而成本比较低。1850年废除了砖税，这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最大的动因就是英国在19世纪的巨大发展——城市的发展，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购置住宅。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一生时间中，伦敦的人口从100万增加到将近700万，像曼彻斯特、里兹和布雷福德这样的新兴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率更高。在那个世纪里，英国的住宅数量总共增加了3倍。新的住宅绝大多数都是砖结构的，在那个极其繁忙的年代里出现的大多数制造厂、烟囱、火车站、下水道、学校、教堂、办公楼和其他新的基础设施也是如此。砖在哪里都派得上用场，而且省钱，因此其魅力是不可抵御的，它成了工业革命中不可多得的建筑材料。

据一项统计，维多利亚时代所用砖的数量，超过了以往所有时代所用砖的总量。伦敦的发展意味着郊区的扩展，那里都是几乎雷同的砖砌住宅——用迪斯累里首相缺乏热情的话来说，“枯燥乏味、千篇一律、平淡无奇的房屋”，一眼望不到头。霍夫曼砖窑要对此负很大责任，因为它生产的砖无论是大小、颜色还是外表都是一模一样的。在精湛程度和个性方面，用新式砖砌的建筑物都远不如过去年代的建筑物。但是，前者的成本要便宜得多。在处理人类事务的过程中，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时候便宜是不讨人喜欢的。

砖只有一个问题，随着那个世纪渐渐过去，建筑空间越来越受到限制，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明显。砖太重，你不可能用砖来砌造真正高大的建筑物——人们不是没有尝试过。有史以来建造过的最高的砖建筑物，是1893年建于芝加哥的16层普通办公楼莫纳德诺克大楼，它是由著名的伯纳姆和鲁特公司的建筑师约翰·鲁特临死以前不久设计的。莫纳德诺克大楼现在依然屹立在那里，看上去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大厦。由于砖的分量很重，路面的墙壁有6英尺之厚，结果，底层——通常是一栋建筑物里最受欢迎的部分——变成了一个黑咕隆咚、令人生畏的洞穴。

莫纳德诺克大楼无论建在哪里都会是很特别的，但尤其是在芝加哥，因为那里的泥土实际上是个大海绵。芝加哥建在淤泥滩上——任何重的东西放在芝加哥的土地上都会下沉，而在早先的日子里一般说来建筑物也确实是下沉的。人行道在建造的时候都带一个陡坡，从路边石往上伸展到建筑物。大家希望，随着建筑物下沉，人行道也会随之下沉，最后到达完全水平的位置。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为了缓解下沉的问题，19世纪的建筑师发明了一种技术，建一个建筑物可以立在上面的“浮筏”，很像冲浪运动员所立的冲浪板。莫纳德诺克大楼底下的浮筏基础朝建筑物各个方向伸出11英尺，但即使有了浮筏，大楼建成以后还是下沉了差不多2英尺——这种事你是不希望发生在一栋16层大楼身上的。那栋大楼今天依然屹立在那里，它说明了约翰·鲁特的技能，许多别的建筑物就没有那么走运。有一栋名叫联邦大厦的政府办公大楼，在1880年花了令人吃惊的500万美元才盖起来，但很快就开始倾斜到了危险的程度，用了不到20年就完蛋了，许多别的小一点的建筑物的寿命同样短促。

建筑师需要的是某种分量较轻、比较柔韧的建筑材料，在很长时间里，似乎只有约瑟夫·帕克斯顿以建造水晶宫使其闻名遐迩的那种材料：铁。

用作建筑材料的有两种铁：铸铁和熟铁。铸铁（顾名思义，铸铁是在模子里经过铸造的铁）的压缩能力强，即能承受自身的重量，但耐压能力不太好，受到来自水平方向的压力往往会像铅笔那样折断。因此，铸铁可以用来制作柱子，但不适合用来制作横梁。而熟铁很坚实，可以担当水平方向的用途，但成本比较昂贵，因为制造过程比较复杂，花的时间也长。你得趁它仍处于熔化状态的时候反复折叠和搅动。折叠和搅动不仅使它比较坚固，也使它具有韧性，也就是说，就像太妃糖那样可以拉成长条，弯曲成各种形状。因此，像大门那样的许多装饰性物品都是用熟铁制造的。这两种铁在全世界一起被用于大型建设工程项目。

有意思的是，除了在偶然的情况之下，铁有个从来不被接受的地方，那就是住宅。然而，在别处，铁因为坚固而不断取得成功——直到人们意识到，坚固其实并不是铁最靠得住的特质。令人不安的实际情况是，铁有时候特别让人感到失望。尤其是铸铁，要是铸造得不够完美，就会裂成碎片或者产生裂缝，而且它的毛病不可能检测出来。1860年冬，这种情况就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的一家纺织厂悲剧性地出现了。有个寒冷的上午，900名女工——大多数是爱尔兰移民——正在噼啪作声的机器旁干活，突然间一个支撑屋顶的铸铁柱子断了。不一会儿，这一排的其他柱子也接连断裂，就像衬衣上的扣子一下子打开了那样。吓坏了的工人们朝出口冲过去，但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逃出门外厂房就轰然一声倒塌下来了。听到这响声的人将永生不会忘记，被压死的工人多达200人。有意思的是，当时或后来，谁也没有费心去正式清点死者的人数，还有几百名工人受了伤。摔破的油灯引发大火，随着火势蔓延，许多被困在里面的人可怕地烧成灰烬。

在接下来的10年里，铁的地位受到进一步打击。原因是，正当一列客车驶过俄亥俄州阿什塔比拉河上一座桥梁的时候，桥梁突然垮塌，造成76人死亡。3年以后，几乎在同一天，同样的事故在苏格兰的泰伊桥重演。正当一列火车驶过该桥时，桥的一部分倒塌，把几节车厢掀入离桥面很远的水中，死亡人数几乎和阿什塔比拉事故中的死亡人数完全相同。这些是最有名的悲剧，而实际上小规模的灾难几乎是家常便饭。用铸铁制造的火车锅炉有时候发生爆炸；在受到笨重货物的碾压或多变天气的影响之下，铁轨经常松动或者弯曲，造成火车脱轨。事实上，正是铁的这些短处，使得伊利运河能在那么长时间里成功运转。就是在进入铁路时代很久以后，伊利运河依然一派繁荣景象。表面看来，这是出人意料的，因为这条运河每年有几个月封冻，无法使用。火车是一年四季都可以行驶的；而随着机车的改进，从理论上讲可以运载更多的货物。然而，实际上，铁轨并不那么坚固，承受不了真正沉重的货物。

因此，需要有坚固得多的东西，那种材料就是钢——钢只是另一种铁，但里面碳的含量不一样。钢在哪方面都是一种高级材料，但冶炼时需要高温，因此无法大量生产。制造刀剑和剃须刀这类东西，那完全没有问题，但要用来大规模制造桁梁和钢轨这类工业产品，那就不容易办到。1856年，这个问题出人意料地——简直是不大可能地——被一位英国实业家解决了。这位实业家对冶金学一窍不通，但很喜欢修修补补，搞点实验。他的名字叫亨利·贝西默。他由于发明了一种名叫铜粉的产品而在事业上已经极其成功，这种粉末用来给很多种材料抹上一层假的镀金。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喜欢镀金的表面，因此这种粉末使贝西默发了财，也使他有时间沉湎于对发明的爱好。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认为自己要造重型枪炮，但知道需要一种比铸铁或锻铁更好的材料，于是开始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他往熔化的生铁里吹气，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其实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根据常规的预测，结果应当是发生大爆炸，这是以前没有哪个有资质的人搞这种愚蠢的实验的原因。实际上，爆炸没有发生，倒是产生了一种炽烈的火焰，烧掉了杂质，生产出坚硬的钢。突然之间，大批量生产钢成为可能了。钢是工业革命一直在等待出现的材料。任何东西——从铁路、远洋轮船到桥梁——都可以建造得更快捷、更牢固、更省钱。摩天大楼成为可能，因此城市景色变了模样。火车发动机马力大了，能拉着重荷在大陆上飞奔。贝西默发了大财，名扬四海。为了向他表示敬意，美国许多城镇（据一项资料，多达13处）把自己命名为贝西默或贝西默城。

博览会结束以后不到10年，铁作为一种建筑材料就终结了。然而，在整个这个世纪里，最受人崇拜的建筑物屹立在巴黎，而它就是用已被判决死刑的铁建成的，这真是有点儿怪。我当然指的是那个时代高耸入云的奇迹，名叫埃菲尔铁塔。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建筑物像它那样同时是技术先进而材料过时，毫无实际意义的。要想知道那个精彩故事，我们必须回到地面上，走进一间新的屋子。

[1] 有个人尤其使我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的模样有了个明确的视觉形象：法国插图画家古斯塔夫·多雷（1833—1883），他的一幅记述伦敦小街陋巷的插图附在本书第九章。多雷在插图的优势方面有点出乎人们意料，因为他几乎一句英国话也不会说，而且也没有在英国待过多长时间。多雷的私生活有点古怪，他跟多名女演员制造了许多风流韵事——萨拉·伯恩哈特是他最著名的情人——但是他跟自己的母亲住在一起，一辈子睡在母亲隔壁的房间里。多雷把自己看成是一名伟大的画家，但别人并不认同，他不得不安下心来当一名成功的书刊插图画家。他在英国很受欢迎——在好多年里，伦敦梅费尔有一家多雷画廊，专门出售多雷的作品。现在最有名的是他关于伦敦生活的黑暗画作，尤其是那些描述小街陋巷里肮脏场景的画作。我们对于摄影术问世之前19世纪伦敦的视觉形象，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一位远在巴黎的画家在画室里按照记忆所作的画，而且，有好多情况他弄错了。我们想起这一点就觉得很有趣，为他的插图撰写说明文字的布兰查德·杰罗尔德，被多雷的差错弄得叫苦不迭。（要是你觉得杰罗尔德这个名字似乎有点熟悉，那么他就是《潘趣》杂志那位最先把博览会展厅称作“水晶宫”的记者的儿子。）——原注

第十章 过道

过道是寓所里最不合意、最阴暗的地方，因为它没有窗户，必须借助从邻近房间开着的门里透进来的任何自然光线。靠近过道中间的地方，有一扇可以关的门——在早先的年代，这门无疑是关着的——把住宅的服务区和对面的私人区分隔开。房子完工的时候，不可能有它。它显然是为了放置在1851年还没有的某种东西才设计的，而那个东西将会改变世界，改变的速度将超出任何人的想象。

一

他的全名叫亚历山大·古斯塔夫·伯尼克奥桑-埃菲尔。他在第戎他叔叔开的一家制醋厂里工作，注定要体面而又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这时候，工厂突然倒闭，他干起了工程师行业。不夸张地说，他在这方面非常能干。他在无法通行的峡道上空架起了桥梁，盖起了宽敞得惊人的火车站大厅，建造了其他许多宏伟而又富有挑战性的建筑物，其中包括1884年一座最难以处理的建筑物——自由女神像的内部支架，这些建筑物今天依然给我们深刻的印象和启示。人人都认为自由女神像是雕刻家弗雷德里克·巴托尔迪的作品，它当然是他设计的，但是，要是没有巧夺天工的内部工程来支撑它，自由女神像不过是个1/10英寸厚的铜箔做成的空壳子。那大约是复活节巧克力兔子的厚度——而那可是一只151英尺高的复活节兔子，要经受刮风、下雪、瓢泼大雨和海上浪花、金属热胀冷缩以及每天1000种大自然的其他无情侵袭。

这些挑战都是以前工程师所没有面对过的，而埃菲尔铁塔已经把这些问题解决得尽善尽美：创建一个由桁架和起拱点组成的骨架子，把铜箔像穿衣服那样穿上去。虽然他没有想过这种技术对一般建筑物有什么用，但它标志着发明了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技术——悬墙建筑法，这种建筑形式使建造摩天大楼成为可能。（芝加哥早期的摩天大楼建设者们也独立发明了悬墙建筑法，但埃菲尔抢先了一步。）金属箔在受到压力的情况下可以弯曲的性能，早在有人认真考虑制造飞机以前，就令人满意地预先满足了机翼设计的要求。因此，自由女神像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作品，但由于全部的聪明才智都藏在女神的衣服下面，几乎没有人意识到。

埃菲尔不是个虚荣心强的人，但在接下来的那个工程中，他确实使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他在这项建筑中的作用。他只造一个骨架子，促使这座建筑物问世的是1889年巴黎博览会。正如通常举办这类活动一样，组织者希望有一个偶像般的最吸引人的物品，于是就征集建议。人们总共提交了大约100份建议书，其中包括一份900英尺高的断头台的设计图样，以纪念法国在砍脑袋方面所作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在许多人看来，它差不多和埃菲尔获胜的设计图一样荒谬。许多巴黎人搞不懂在市中央建造一座巨大的铁塔究竟有什么用处。

埃菲尔铁塔不仅是有史以来有人提出过要修建的最大的东西，而且也是最大的完全没用的东西。它既不是宫殿，也不是墓室，也不是敬神的场所，它连个阵亡英雄纪念碑都不是。埃菲尔坚持说，他的铁塔有许多实际用途——它可以用作大型军事瞭望台，你可以在上面做有意义的天文和气象实验，但最后连他也承认，他主要是希望建造个真正巨大的东西，完全是一种有点古怪的消遣方式。

许多人讨厌它，尤其是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一群知名人士，包括小仲马、左拉、保罗·魏尔兰和莫泊桑提交了一封极其激动的长信抗议它是在“糟蹋巴黎”，认为“当外国人来看我们的博览会的时候，他们会惊呼：‘什么？法国人就是修建了这种俗不可耐的东西来让我们了解他们所吹嘘的情趣！’”他们接着说，埃菲尔铁塔是“一名唯利是图的机器制造商发明的怪物”。埃菲尔心平气和、快快活活地接受了这些辱骂，只是指出，有一位义愤填膺地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建筑师查尔斯·加尼尔，实际上还是当初批准建造铁塔的那个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埃菲尔铁塔完工以后，它似乎是那么独一无二，浑然一体，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因此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它实际上是个极其复杂的组装物，一个由18000个部件错综复杂地安装起来的回纹细工工程。这些部件之所以能组装在一起，是因为进行了大量最聪明的思维活动。只要考虑一下该建筑物最下面的那180英尺，即到第一个平台——已经有15层大楼的高度。到那个高度，4条腿很陡地向里倾斜54度。要不是有那个平台支撑，它们显然会翻倒在地。而要是没有下面那4条腿的支撑，平台也显然不可能悬在上面。这些部件被组装在一起之后，都在无懈可击地在发挥作用，而它们被组装在一起之前，什么作用也发挥不了。因此，埃菲尔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设法把4条极高而又极重的腿支撑起来，而每条腿都在用力朝里倒下去；支撑起来以后，要能适时把它们慢慢地安放到位，这样，那4条腿才能在绝对准确的方位会合，以便支撑一个又大又重的平台。在对接过程中，哪怕只有1/10度的误差，哪条腿都会偏离正确位置1英尺半——要是不把所有的部件都拆开，再从头组装一遍，那根本纠正不过来。埃菲尔把每条腿都固定在盛满沙子的大容器里，就像把脚伸到大靴子里那样，完成了这项需要十分仔细的作业。接着，在这项作业完成以后，就小心地、慢慢地放掉容器里的沙子，逐渐把那4条腿安放到位。这个办法完全奏效。

1888年建设中的巴黎埃菲尔铁塔

然而，事情才开了个头。在第一个平台上方，是又一个800英尺高的、由15000个部件组成的铁架子。这些部件大都体积庞大，很不灵便。它们都得吊装到位，而且高度越高，困难越大。在有的部位，误差小到1/10毫米。有的旁观者认为，铁塔不大可能承受自身的重量。有一位数学教授用掉了好几令纸，进行了疯狂的运算，最后宣称，铁塔建到2/3高度时，4条腿就会向外张开，整个建筑就会轰然倒塌，把下面的一切压得粉碎。实际上，埃菲尔铁塔还是相当轻的，只有9500吨——毕竟它的主要部分是空气——只需要7英尺深的地基就能支撑它的重量。

设计埃菲尔铁塔所花的时间，比修建它所花的时间还要多。工程用了不到两年，所花的资金远远低于预算。工地上只需要130名工人。在建筑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死亡事故——在那个时代，对于这么大的工程来说，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1930年纽约的克莱斯勒大楼完工以前，埃菲尔铁塔将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到1889年，虽然哪里都在用钢替代铁，但埃菲尔不愿意这么做，因为他总是跟铁打交道，对使用钢感到不自在。因此，最伟大的铁建筑物，也成了最后的铁建筑物。想到这一点，你会觉得有点讽刺意味。

埃菲尔铁塔是19世纪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富有想象力的大型建筑物，或许也是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但它不是那个世纪，甚至那一年花钱最多的建筑物。就在埃菲尔铁塔在巴黎拔地而起的时刻，在2000英里以外的北卡罗来纳州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山脚下，一座花钱更多的建筑物正在建起来。那是一栋规模相当大的私人住宅。它要比埃菲尔铁塔多花1倍多时间，多使用3倍的工人，多花费2倍的建设资金才能完工，而打算住在里面的只有一个人和他的母亲，而且一年当中只住几个月。它的名字叫比尔特摩宅第，过去是（现在还是）有史以来北美洲建造过的最大的私人住宅。最能说明19世纪末经济形势变化的，莫过于这样的事实：新世界的居民这时候在建造比旧世界最宏伟的住宅还要宏伟的住宅。

1889年的美国正处于一个讲究铺张的高度自我放纵时期，名叫镀金时代。再也不会有哪个时代可以比得上它。1850年到1900年之间，美国的财富、生产率和福利等各方面的统计数字都在直线上升。全国人口在这个时期里翻了两番，但财富增加了13%。钢的年产量从1.3万吨增加到1130万吨。各种金属产品，如枪炮、铁轨、管子、锅炉、各种机器的出口，从600万美元上升到1.2亿美元。1850年，百万富翁的数量还不到20名，到该世纪末增加到4万名。

欧洲人先以觉得有趣的目光，再以吃惊的目光，最后以恐惧的目光看着美国在工业方面的雄心壮志。在英国，掀起了一场“全国效益运动”，想要再现当年曾使英国出类拔萃的约翰牛精神，书名为《美国入侵者》和《美国商业入侵欧洲》之类的书籍十分畅销。然而，欧洲人所看到的，实际上只是开始。

到20世纪初，美国的钢产量超过了德国和英国钢产量的总和——在半个世纪之前，这种情况还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令欧洲人尤其感到吃惊的是，钢铁生产方面的技术进步几乎都是在欧洲取得的，而生产钢的却是美国。1901年，J.P.摩根兼并了一大批较小的公司，把它们合并成巨大的美国钢铁公司，这是有史以来世界上存在过的最大的企业。它的价值达14亿美元，超过了密西西比河以西美国所有土地的价值，两倍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年收入。

美国在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功，产生了一大批金融方面的显赫人物：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阿斯特家族、梅隆家族、弗里克家族、卡内基家族、古尔德家族、杜邦家族、贝尔蒙特家族、哈里曼家族、亨廷顿家族、范德比尔特家族以及许多别人，他们的财富可与一个王朝相比，实际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今天的货币来计算，约翰·D.洛克菲勒每年获利10亿美元，而又不缴所得税。没有人缴所得税，因为当时美国还没有所得税。1894年，国会想要对收入高于4000美元的人征收2%的所得税，但最高法院裁定为违宪。直到1914年，所得税才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与此期间，人们挣多少钱，存多少钱。人们再也不会这么富了。

把这么多的财富通通花掉，几乎成了许多人的一项全职工作。无论他们干什么，几乎都带有一种拼命和庸俗的味道。在纽约的一个宴会上，客人们发现餐桌上堆满了沙子，每个位子上还放着一把黄金小铲子；信号一发出，大家应邀挖沙，寻找埋在里面的钻石和别的贵重的发光物。在另一个宴会上——很可能是举办过的最荒唐的宴会——几十匹马，蹄子上套着带垫套子，被牵进了一家很有名望的大型餐饮单位——谢里饭店的舞厅，拴在餐桌周围。这样，打扮成放牛男孩和放牛女孩的客人，可以享受到骑着马在纽约一家舞厅里进餐的这种新颖而又极其无聊的乐趣。许多宴会花费了成千上万美元，1883年3月26日，威廉·K. 范德比尔特夫人打破所有先例，举办了一个费用高达25万美元的宴会，虽然正如《纽约时报》所聪明地承认的，它确实标志着“大斋节”的结束。在那个时代，《纽约时报》是很容易被冲昏头脑的，洋洋洒洒用了1万字来报道这件事的每一细节。范德比尔特夫人就是在出席这次宴会的时候，被称为一盏电灯的（她一生中很可能就这一次可以称得上是光彩照人）。

许多暴发户到欧洲旅行，开始购置名画、家具以及其他一切可以装箱运回家的东西。美孚石油公司总裁亨利·克莱·福尔杰（跟福尔杰咖啡家族有远房亲戚关系）开始收集威廉·莎士比亚作品的最早的对开本，通常是从缺钱的贵族那里，最后获得了大约1/3幸存下来的册数，它们为今天了不起的华盛顿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奠定了基础。亨利·克莱·弗里克、安德鲁·梅隆等许多人收集了大量艺术品，而有的人不加选择只顾买进，其中最典型的是报业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他随心所欲地购置财宝，结果在布鲁克林设立了两个仓库才装下。赫斯特和他的妻子显然不是精明的买家，当他对她说，他刚买下的那座威尔士城堡是诺曼式的，据报道，她回答说：“诺曼？诺曼是谁？”

新的富豪不光搜罗欧洲的艺术品和工艺品，还搜罗欧洲活人。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物色缺钱花的贵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这成为一种时尚，至少有500名美国富豪的年轻女子接受了这种安排。几乎每个例子都表明，这种事与其说是联姻，不如说是交易。家里很富，有3处宏大住宅的乔治·霍尔福德上尉，追求能继承1250万美元遗产的女子梅·戈莱特。“遗憾的是，”她在写给家里的信中说，“那位可爱的人儿没有头衔。”因此，她转而嫁给了罗克斯伯勒公爵，从而过起极不愉快的生活，但却拥有一个吓人的称号。对于有些家庭来说，娶有钱的美国女人与其说是个习性，不如说是个情结。柯曾勋爵娶了两个美国女人（当然是一前一后）。第八代马伯勒公爵娶了不是特别迷人（有一家报纸称她是“一个长着胡须、穿着很不得体的女人”）却是富得冒油的美国寡妇莉莉·哈默斯利，而第九代公爵娶了康休洛·范德比尔特。康休洛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有价值420万美元的铁路股票做陪嫁。与此同时，他的叔叔伦道夫·丘吉尔爵士娶了美国女子珍妮·杰罗姆。珍妮没有给那户人家带去很多钱，却生下了温斯顿·丘吉尔。到20世纪初，10%的英国男性贵族娶的是美国媳妇，这是个非同寻常的比例。

在国内，美国的新富们大规模地修建住宅。最大兴土木的要算是范德比尔特家族，他们仅在纽约第五大道就盖了10处宅邸。其中有一处拥有137个房间，成为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都市住宅之一。但是，他们在郊外还有更加豪华的住宅，尤其是在罗得岛的纽波特。他们把自己在纽波特的住宅称为“农舍”，这很可能是超级富豪们讲反话的唯一例子。实际上，这些房子大得连仆人都需要有仆人。里面拥有几英亩大理石、最闪亮的吊灯、网球场大小的挂毯、用大量金银制作的物品。据估计，要是今天来建造，布雷克尔宅第要花5亿美元——这对一栋避暑别墅来说是相当多的一笔钱。为了摆阔而盖起这样的豪宅引发广泛不满，参议院有个委员会曾认真考虑制定一部法律，限定一个人可以花多少钱来建造住宅。

建筑师理查德·莫里斯·亨特对此要负很大责任，亨特是一位国会议员的儿子，在佛蒙特州长大，但19岁时去了巴黎，成为在美术学院攻读建筑学的第一个美国人——实际上是第一个受过正式训练当上建筑师的美国人。他很有魅力，非常漂亮，有一位旁观者认为他是“巴黎最英俊的美国人”。但是直到1881年，在他50多岁时，他的事业才兴旺发达，受人尊敬，然而有点俗气。他的一个代表性工程是设计了自由女神像的底座，那是一项有利可图而又几乎不能扬名的任务。接着，他尝到了跟富人尤其是跟范德比尔特家族打交道的甜头。

范德比尔特家族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拥有一个由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建立起来的以铁路和航运为基础的帝国。用一位同时代人的话来说，科尼利厄斯是“一个粗俗、嚼着烟叶的弱智般的男人”。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他喜欢别人称他为“船长”，虽然他根本没有资格拥有那个头衔——既没有表现出多么精明，也不具有多少文采，但却有绝对非同寻常的挣钱的天赋。[1]

曾经，他一个人就控制了美国全部流通货币的大约10%。范德比尔特家族共同拥有2万英里左右的铁路线以及在上面滚动的大部分设备，他们从这方面挣到的钱就多得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理查德·莫里斯·亨特就以尽量讨人喜欢的方式帮他们把这钱花掉，他在纽约第五大道、缅因州的巴尔港、长岛和纽波特为他们盖起极其豪华的住宅。仅建造斯特腾岛上的家族陵墓就花掉了30万美元，所花的费用相当于建造好几栋超大型宅第。无论他们脑子里闪现出什么建筑方面的怪念头，亨特就马上满足他们的要求。阿尔瓦·范德比尔特的丈夫奥利弗·贝尔蒙特特别爱马，他让亨特为他设计一栋有52个房间的宅第贝尔蒙特堡，里面的全部地面都用作马厩，这样贝尔蒙特就可以驾着马车直接通过巨大的正门进入屋子。马厩都用柚木镶板镶嵌，上面配有纯银设备，生活区全都在楼上。

在范德比尔特的一栋宅第里，有个僻静的早餐室里挂着一幅伦勃朗的画。在布莱克斯宅第，孩子们的玩具房比大多数人的住宅还要大，陈设还要好，连拉铃索都不缺少，这样，孩子们倘若突然想吃茶点，要系鞋带，或者遇到什么别的不称心的事，就可以把仆人叫来。范德比尔特家族那么有势，那么得宠，即使真的杀了人也可以逍遥法外 。科尼利厄斯和艾丽斯·范德比尔特的儿子里吉·范德比尔特开车不顾一切是有名的（而且还傲慢无礼，游手好闲，极其愚蠢，不知悔改），在纽约分别有5次碾轧或撞倒行人。在他撞飞的行人当中，有两人死亡，一人终生残疾。不可思议的是，他根本没有受到犯罪的指控。

这个家族里有一名成员似乎没有铺张浪费或者让人作呕的欲望，他就是乔治·华盛顿·范德比尔特。他是个特别腼腆、特别文静的人，有时候人们认为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实际上，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会讲8种语言。他成年以后还在家里待了很久，把时间用来将现代文学翻译成古希腊语，把古希腊文学翻译成现代英语。他有2万多册藏书，拥有很可能是美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乔治23岁那年，他的父亲死了，留给他一笔大约2亿美元的财富。乔治继承了其中的1000万美元，这听上去似乎不是一笔很大的款项，但相当于现在的3亿美元。

1888年，他终于决定盖一个自己的住所。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僻静的地方买下了13万英亩林地，雇用理查德·莫里斯·亨特为他建造一栋比较舒适的房子。范德比尔特决定要盖一座法国卢瓦尔河上的那种城堡，但当然比那还要宏伟，管道也要好。因此，他把比尔特摩宅第盖得更大（虽然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双关语）。[2]

它完全按照著名的布洛瓦城堡建成，是用印第安纳灰岩堆砌起来的一座布局凌乱、极其铺张的大山，拥有250个房间，780英尺长的正面，一片5英亩面积的绿化带。它过去是，现在还是美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住宅。为了修建这栋房子，范德比尔特雇用了1000名工人，每人每天的平均工资是90美分。

他在比尔特摩宅第里塞满了欧洲人愿意卖给他的一切最好的东西，在19世纪80年代，这些东西确实就是最重要的东西——挂毯、陈设、经典艺术作品。这个规模使人想起了——在一些关键方面还超过了——威廉·贝克福德在方特希尔府的疯狂的过分行为。餐厅里的餐桌可以供72个人就餐，天花板距地面达75英尺，住在里面一定像是住在一个大型火车站的大厅里。

至于那些空地，范德比尔特请来了纽约中央公园的设计师——年迈的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他劝说范德比尔特把庄园的许多土地变成试验林地。农业部长J.斯特林·莫顿惊叹说，为了他的一处森林，范德比尔特雇用的人比莫顿整个农业部雇的人还多，预算比整个农业部的还大。庄园里有200英里长的道路，它包括一个镇，而实际上是一座小城市，那里学校、医院、教堂、火车站、银行和商店应有尽有，为庄园的2000名雇员及其家属提供服务。工人们过着富裕但又是半封建的生活，受到许多规定的束缚。为了维持这个庄园，范德比尔特将林木采伐下来用作木材，他的许多农场生产水果、蔬菜、乳制品、蛋类、家禽和牲畜，他还经营某些制造业和加工业。

乔治打算跟他母亲一起住在那里，每年住几个月，但她在比尔特摩宅第竣工不久就去世了，因此他就在这极其落寞的环境里一个人住，直到1898年他娶了伊迪丝·施托伊弗桑特·德雷瑟。两个人只生了一个孩子科妮莉亚。到这个时候，情况越来越明朗，这个庄园在经济上是一场灾难。每年的损失高达25万美元，乔治不得不在资金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勉强维持下去。1914年，他突然死去。他的妻子和女儿以最快的速度把庄园卖掉，从此不愿意再跟它发生任何关系。

[1] 前一章已经提到，这位“船长”还对铁的弱点相当熟悉。1838年，他乘坐一列行驶在卡姆登—安波伊线上的火车，突然一根车轴断裂，火车出轨，范德比尔特所在的车厢轰隆一声从30英尺高的路堤翻了下去。两名乘客遇难，范德比尔特受了重伤，但活了下来。乘坐同一趟火车的还有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没有受伤。——原注

[2] “盖得更大”的英语是builtmore，恰好与“比尔特摩”（Biltmore）同音，因此是双关语。——译注

二

讲到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稍停片刻，想一想我们已经讲到哪里，为什么要讲这一些。我们在讲过道时，在19世纪的大多数建筑图纸上，都是这么称呼家里的走廊的。那是原教区长寓所里最不合意、最阴暗的地方，因为它没有窗户，必须借助从邻近房间开着的门里透进来的任何自然光线。靠近过道中间的地方，有一扇可以关的门——在早先的年代，这门无疑是关着的——把住宅的服务区和对面的私人区分隔开。就在对面靠近后楼梯的地方，墙上有个壁龛。房子完工的时候，不可能有它。它显然是为了放置在1851年还没有的某种东西才设计的，而那个东西将会改变世界，改变的速度将超出任何人的想象。我们来到过道，尤其是为了那个壁龛。

要是你看了上面几页还不清楚美国人在镀金时代的大量财富跟英国住宅里楼下的一条走廊有多大关系，那么答案是：关系之大超出你的想象。从这时候开始，现代生活的方向和动力，越来越取决于美国的大事、美国的发明、美国的利益和美国的需求。对于欧洲人来说，这真有点儿让人泄气，但也有点儿令人激动的地方，因为美国人的办事方式是史无前例的。

首先，他们一心向往进步，发明东西的时候不管将来有没有用处，托马斯·爱迪生就是这一现象的绝对代表。发明那些没有明显需求或用途的东西，他的本事比谁都大（或者说，比谁都糟，取决于你愿意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总的说来，爱迪生当然是极其成功的，是一台创造财富的大机器。据估计，到1920年，由他的发明和改进所产生的工业总价值已达216亿美元。他根本搞不清他的哪种兴趣有着最佳的商业前景，他只是认为，凡是他发明的东西都可以挣钱，以前是从来没有人这么做过的。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最能说明这问题的，莫过于他那个长期的而又花钱的梦想，要在世界各地建造钢筋水泥住宅。

钢筋水泥是19世纪最令人鼓舞的产品之一，作为一种材料，它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罗马万神殿的圆顶就是用钢筋水泥建造的，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的地基也是钢筋水泥的。但是，现代在这方面的突破是在1824年取得的。里兹有一名普通的砌砖工约瑟夫·阿斯普丁发明了波特兰水泥，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它和波特兰石料一样漂亮、一样耐用。波特兰水泥要比任何现有的产品优越得多，它在水里的效果甚至超过詹姆斯·帕克牧师的罗马水泥。阿斯普丁是怎样发明这种产品的，这始终是个谜。制造这种水泥需要几个一丝不差的步骤，即把灰岩粉碎到一定细度的粉末，把它和一定湿度的黏土混合在一起，把整个混合物放在比普通石灰窑里的温度高得多的温度里烘烧。究竟阿斯普丁怎么会知道以他那种办法改变成分，然后断定加热到某种极端温度以后会成为一种凝固得更硬更光滑的产品，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反正他成功了，而且他因此发了财。

有好几年时间，爱迪生对混凝土的潜在价值着了迷。到了世纪交替的时候，他决定依照突发的念头大干一场。他组建了爱迪生波特兰水泥公司，在新泽西州斯图尔兹维尔附近盖了个大型工厂。到1907年，爱迪生已经是世界上第五大水泥制造商。他的研究人员在批量生产优质水泥的革新方面获得近50项专利。扬基体育场是用爱迪生水泥建造的，世界上第一段混凝土公路也是用爱迪生水泥铺筑的，但他持久不变的梦想是在世界各地建造混凝土住宅。

他的计划是制造一个完整住宅的模子，然后源源不断地往里面灌混凝土，不仅构成墙壁和地板，而且构成每个内部结构——浴缸、抽水马桶、洗涤槽、柜子、门框，甚至画框。除了一些像门、电灯开关之类的零星东西以外，一切都用混凝土制成。爱迪生认为，墙壁甚至可以有色彩，永远不再需要刷漆。他计算，一个4人小组每两天就能建成一栋住宅。爱迪生预计这类混凝土住宅的售价为1200美元，大约是同样大小的普通住宅费用的1/3。

这是个异想天开的，最后无法实现的梦想，技术问题是难以克服的。模子当然要和房子本身一样大小，笨拙和复杂到了荒唐的程度，但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平整地注入混凝土。混凝土是水泥、水和粒料，即沙砾和小石子的混合物；粒料的本性是要沉到下面。爱迪生的工程师们所面临的挑战是，他们配制出一种混合物，稀到能流入每个模子的每个角落，而又稠到能使那些粒料克服引力，悬浮在里面，同时凝结成光滑如一、质量达标的房子，以使人们相信，他们买的是一栋住宅，不是掩体。这证明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工程师们计算，即使别的一切进展顺利，这种房子要重达 45万磅，会不断产生各种结构作用力问题。

由于所有这些技术难题，加上这个行业里普遍存在的供大于求的问题（爱迪生的巨型工厂对加剧这个问题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爱迪生势必会为了他的雄心勃勃的事业不停地拼命挣钱。生产水泥本来就是一种难做的生意，因为它的季节性太强。但爱迪生一股脑儿地干下去，设计了各种混凝土家具，有衣柜、食橱、椅子，甚至一台钢琴，跟他的混凝土住宅配套。他保证，过不多久他就会提供一张只要花5美元就能买到的、永不磨损的双人床，整个系列将在1912年纽约举办的一次水泥工业展览会上亮相。最后，当展览会开幕的时候，爱迪生的展位上空无一物，爱迪生公司里没有哪个人对此作出过解释。这是大家最后一次听说关于混凝土家具的事，据知，爱迪生始终没有谈论过这件事。

几栋混凝土住宅建了起来，有的至今还屹立在新泽西州和俄亥俄州，但总体构想显然根本没有被接受。混凝土住宅成了爱迪生一个代价很高的失败，这确实说明一点问题，说明爱迪生善于制造世界上还没有的东西，而又不善于看清世界是不是愿意利用它们。比如，他完全看不清留声机可以用作一种娱乐手段，只是想到它可以用作记录口授和把声音存档的设备。他其实真的把它叫做“语音机器”。有好几年时间，他拒绝承认，活动电影的未来在于把形象投射在银幕上，因为他不愿意想到有人可能不买票溜进放映室来看电影。他在很长时间里坚持要把电影安全地装在手摇的、透过小孔来观看的盒子里。1908年，他信心十足地宣布飞机没有前途。

经过在水泥方面付出很大代价的失败以后，爱迪生转向别的点子，而这些点子大多数证明是不切实际的，或者显然是轻率的。他对战争产生了兴趣，预言他过不多久就能用“带电雾化器”让敌军中大批人员昏迷过去。他还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制造巨型电磁铁，把飞来的敌人的子弹接住，并从原路发送回去。他出巨资来建立一个自动化杂货店，顾客只要在投币口里塞进一枚硬币，不一会儿，一袋煤、土豆、洋葱、钉子、发夹或者别的想要的商品就会从降落伞上滑落到他们手里。这个系统根本不成功，连接近成功也没有。

说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回过头来说一说墙上的那个壁龛以及放在里面的那个改变世界的物品：电话机。1876年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电话机的时候，谁也没有充分看到它的潜在价值，包括贝尔在内。许多人根本看不到它的任何潜在价值，大家都知道，西联公司的董事们把电话机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一种电动玩具”。因此，贝尔是独自往前走的，从中得到相当多的好处，至少可以这么说。贝尔专利证书（第174 465号）成为颁发过的唯一最有价值的专利证书。其实，贝尔所做的就是把现有的技术用在了一处。制造电话机所需的部件已经存在了30年，原理也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不在于通过电线来传输一个声音——多少年来，孩子们一直在用两个马口铁罐子和一根绳子这么做，而在于把声音放大，这样在远处能听得见。

1861年，德国中学教师菲利普·赖斯制造出一台样机，连名字也是叫“电话”。因此，德国人把这项发明归功于他，这是很自然的。然而，赖斯的电话机没有做到一件事，那就是真正的通话，至少就大家所知，当时情况就是那个样。它只能发送简单的信号和一些乐音，其效果比不上卓越的电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才发现，当赖斯的电话机上的接触点沾上灰尘或污渍时，就能逼真地传输说话声音。不幸的是，具有日耳曼民族一丝不苟作风的赖斯，总是让它的设备保持金光闪亮，一尘不染，因此到死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快要能制造出一部可以使用的电话机。至少还有其他3个人，包括美国的伊莱沙·格雷，都在制造可以使用的电话机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时候，1876年，贝尔在波士顿取得了突破。格雷实际上提交了一份所谓的专利登记预告——一种保留权利的登记，这样你可以保护一项尚未完善的发明——就在同一天，贝尔也提交了自己的比较正式的专利申请书。格雷真倒霉，贝尔的提交时间比他早了几个小时。

贝尔1847年出生，与托马斯·爱迪生生于同一年。他在爱丁堡长大，但1870年随父母移民加拿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家里发生了一场悲剧，他的两个弟弟3年里相继死于肺结核。[1]

他的父母在安大略一个农场定居下来，而他在刚刚成立的波士顿大学担任发声生理学教授的职位——这项任命是相当出人意料的，因为他没有受过发声生理学的训练，也没有获得过大学学位。实际上，他只是对通信有兴趣，很久以来，他的家人也跟这方面有点关系。他的母亲是个聋子。他的父亲是语言和演说术方面的一名世界级专家，演说术在当时几乎被人们以敬畏的态度来看待。老贝尔的《标准演说家》一书光在美国最近就销售了25万册。不管怎么说，贝尔在波士顿大学的地位完全不像听起来那样了不起。他的工作只是讲5个小时课，每周薪水25美元。真是走运，这倒很适合贝尔，他可以有时间来搞他的实验工作。

贝尔想方设法用电流来放大声音，以帮助耳背的人。过不多久，他突然想到，这项成果也可以用来把声音传输到远方，成为他所谓的“语音电报”。为了协助搞这项新的创造，他雇了个名叫托马斯·A.沃森的年轻人。1875年初，两个人集中精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仅仅一年多以后，1876年3月10日，离贝尔29岁生日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电信史上最著名的时刻在波士顿埃克塞特街5号的一个小实验室里来到了。在这个时刻，贝尔不小心把一些酸泼在了自己的膝上，结结巴巴地说：“沃森先生，快过来，我要见你。”在另一个房间里的沃森大吃一惊，因为贝尔的喊话他听得清清楚楚。至少50年以后，沃森在一系列纪念电话发明50周年的广告中是这么说的。贝尔在50周年到来之前4年就去世了，他实际上从来没有跟谁提起过泼出酸的事。要是你想一想这件事，你会觉得有点怪：一个因膝部被灼痛而惊叫起来的人，竟然还会以平常的声调，平静地向实际上不在现场的人发出请求。而且，由于那个样机非常原始，沃森要把耳朵贴着振动的簧片才可能听到喊话。而贝尔因被酸灼痛而向他喊话的时候，难道他正好把耳朵贴在听筒上？这似乎是有点不可能的。不管确切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反正贝尔的笔记证实：他确实曾叫沃森过来，在另一个房间里的沃森清楚地听到了他的请求，历史上的第一个电话就这样成功地打出去了。

沃森应当受到比历史给予他的更多的重视，沃森1854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比生在苏格兰的贝尔晚了5年。他14岁那年辍学，干过各种不起眼的工作，直到跟贝尔联手。他们俩私交甚好，互相尊敬，甚至互相关爱，但尽管有着半个世纪的友谊，却从没有发展到直呼名字的地步。在发明电话机的过程中，沃森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这很难说得很具体，但他肯定远远不只是一名助手。在为贝尔工作的7年期间，他在自己的名下获得了60项专利，包括一项发明优质电话铃的专利。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那种铃声是每个电话的固定组成部分。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若要知道有没有人想要跟你通话，唯一的办法是不时拿起话筒，看看那头是不是有人等着要说话。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电话机是个搞不明白的新玩意儿，贝尔不得不确切地解释它的原理。“电话机，”他写道，“可以简单地被称为一种电器，它能在不同的地方复制说话人的声调和话语，因此，不同房间、不同街道、不同城镇里的人之间就可以进行口头交谈……同别的形式的电器相比，它的一大优点是，你无须掌握任何技术就能操作这种设备。”

那年夏天在费城百年展览会上展出的时候，电话机没有吸引多少注意力，大多数参观者对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的一支电笔的兴趣要大得多。那支笔能在一张纸上快速打孔，构成字母的轮廓，就像模板那样。这样，墨汁就可以注入到底下的纸张上面，从而很快复制多份文件。爱迪生总是判断错误，信心十足地认为这项发明“比电报还要重要”。当然不是，但别人却对这种快速打孔笔的理念发生了兴趣，对它进行改造之后用来把墨汁注入皮下，现代的文身枪就问世了。

至于电话机，贝尔坚持不懈，渐渐造出了一大批。1877年，第一个电话设施开始在波士顿运转。两家银行（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家叫做鞋子和皮革银行）和一家私人公司可以三方通话了。到那年7月，贝尔在该市安装使用的电话机已经有200部。到8月，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300部，虽然大多数只能在办公室内部用于双向通话——更像是对讲机，而不是电话机。真正的突破是在次年发明了交换台。有了总机，任何用户就可以跟区内的任何别的用户通话——过不多久就有了很多用户。到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在使用的电话机已达6万部。在接下来的20年里，这个数字将增加到600万部以上。

电话最初被认为是提供服务用的，如天气预报、股市消息、火警、音乐欣赏，甚至播放安抚婴儿的摇篮曲。没有人认为电话可以用来聊天、社交或与朋友和家人保持联系。你还要在电话上和反正会经常见面的人聊天，很多人会认为这种想法简直是荒唐的。

由于电话机是以现存的许多技术为基础的，而且它证明可以如此快速获利，因此一连串的人和公司对贝尔的专利权发起挑战，或者干脆对他的专利权不予理会。贝尔还算走运，他的老丈人加德纳·哈伯德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杰出律师。他提出的或为其辩护的诉讼达600起，每一起都赢。最大的一起是对付重量级的西联公司的。它与爱迪生和伊莱沙·格雷联合起来，试图使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来控制电话生意。西联公司这时候已经是范德比尔特帝国的核心部分，范德比尔特家族只恨没有走在前面。他们有一切有利条件——财政资源、现成的线路网络、技术人员和最有才干的工程师，而贝尔只有两样东西：专利证书和加德纳·哈伯德。哈伯德对侵犯专利权提起诉讼，不到一年就打赢了官司。

到20世纪初，贝尔的电话公司已更名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公司，股票价值高达每股1000美元。（当为了满足反垄断管理人员的要求，该公司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被拆分的时候，它的价值超过了通用电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施乐复印机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的价值的总和，拥有100万名雇员。）贝尔移居首都华盛顿，成为一名美国公民，潜心投入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其中，他发明了人工呼吸器，做了传心术方面的实验。当1881年詹姆斯·A.加菲尔德总统遭到一名心怀不满的精神病患者枪击的时候，贝尔被召去看看能不能帮忙找到那颗子弹，他发明了金属探测器。这玩意儿在实验室里效果不错，但在加菲尔德的床前却得不出明确结果。过了很久大家才恍然大悟，机器一直在测定总统床垫里的弹簧的位置。在此期间，他帮助创建了《科学》杂志和全国地理学会。他为《国家地理杂志》写文章时，使用的是H.A.拉奇拉姆（H.A. Largelamb）这个值得纪念的笔名（这个名字是A. Graham Bell，即A.格雷厄姆·贝尔，变换字母顺序构成的词）。

贝尔对他的朋友兼同事沃森非常大方，虽然他在法律上没有义务这么做，但他还是把公司10%的股份给了沃森，因此沃森在年仅27岁退休时就很有钱。沃森有了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的财力，他在余生中就是照此办理的。他周游世界，读了大量书，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一个地质学学位。接着，他开办了一家造船厂，工厂发展很快，雇有4000名人员。这样就产生了他根本不愿意承担的很大的压力和义务。于是，他把工厂卖了，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了爱德华·贝拉米的一名追随者。贝拉米是一位激进的哲学家、伪共产主义者，在19世纪80年代曾红极一时。沃森对贝拉米失去兴趣以后，便移居英国。那时他刚到中年，当起了演员，在这方面还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才能。他证明特别擅长担任莎士比亚剧本里的角色，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2]

演出过好几次。之后，他回到美国，过着宁静的退休生活。1934年，快到81岁生日的时候，心满意足、家财万贯的他在佛罗里达州帕斯格里尔岛避寒的家里去世。

关于电话机，应当顺便提一下其他两个人的名字。第一位是亨利·德赖弗斯，他是一位年轻的舞台设计师，以前的经历完全与设计舞台布景和电影院内景有关。20世纪20年代初，新组建的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委托他设计一种新的电话机，以替代立式的“蜡烛台”，德赖弗斯提出了一种特别低矮、盒子形状、线条明快的现代式样。话筒搁在一侧稍稍抬起的架子上，前面是个很大的拨号盘。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当然成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标准模式。世界上有些东西起到了那么大的作用，就像理所当然的，人们好不容易才会记得，其实这些东西也得要有人想出来。德赖弗斯设计的电话机——很像埃菲尔铁塔那样——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实际上，几乎跟它有关的一切——拨号盘内在的电阻大小、使其几乎不可能翻倒的很低的重心、把听和说的功能装在同一听筒里的英明点子——都是一个人有意识凭着灵感思索的结果。而在通常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接近工业方面的设计工作。美国电话和电报公司的工程师们选定德赖弗斯来负责这项工程的原因早已无人记得，但他们作出的选择是再正确不过的了。

拨号盘本身不是德赖弗斯设计的，那早在1917年已经由贝尔公司内部的一个名叫威廉·G.布劳维尔特的雇员设计出来。是布劳维尔特决定给大部分——但不是全部——数字配上3个字母的。在第一个孔里他没有设置字母，因为在那个年代，电话机拨号盘需要稍稍转过第一个孔，才能产生开始打电话的信号。因此，这个顺序便是2（ABC），3（DEF），4（GHI），如此等等。布劳维尔特从一开始就跳过了Q，因为这个字母后面总是跟着个U，限制了它的用途。最后，他还放弃了Z，因为这个字母在英语里不是主要角色，用处不大。每个电话局都有一个名字，通常是它所在街道或地区的名字，比如本森赫斯特电话局、好莱坞电话局、宾夕法尼亚大道电话局，虽然有的电话局也用树木或其他物品的名字，打电话的人必须请接线员接通“宾夕法尼亚局 6-5000”（就像格伦·米勒音频里那样）或“本森赫斯特局 5342”。1921年采用直拨方式以后，这些名字只需要拨前面两个字母，而把这两个字母大写成了一种常用的表示方式，如HOllywood（好莱坞局）和BEnsonhurst（本森赫斯特局）。

这个系统具有某种魅力，但是越来越不实用。许多名字，比如RHinelander或SYcamore，容易与那些不是使用基本拼写方法的名字相混淆。字母还使从国外打来的电话难以采用直拨，因为外国的电话并不总是使用字母，或者字母和数字的排列方式有所不同。因此，从1962年开始，这种老的系统在美国渐渐退出了舞台。今天，字母只用作一种助记手段，使用户能记住拨1-800-BUY-PIZZA[3]

这类号码。

至于教区长寓所，说不准家里是什么时候有了电话，但对于某位20世纪初的教区长及其家人来说，安装电话几乎肯定是一件极其令人兴奋的事情。然而，今天这个壁龛空了。家里只有楼梯脚下一部电话的时代早已过去。如今，没有人再愿意在这种公开和不舒服的地方打电话。

[1] 爱迪生的家也在加拿大，直到他出生之前不久。要是爱迪生和贝尔两个人都留在边界北面，在那里搞创造发明，那么北美洲的历史会有什么不同，想想这一点真是挺有意思的。——原注

[2] 即莎士比亚的故乡。——译注

[3] 该号码中两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买比萨饼”。——译注

三

对于许多人来说，美国极其富裕的新时代意味着，他们可以稍稍放纵一下，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著名的柯达照相器材公司的创始人乔治·伊斯曼终生未婚，跟他的母亲一起住在纽约罗切斯特的一栋大房子里，但家里有好多仆人，包括一名家庭风琴手。每天黎明时分，他用一架巨型风神牌风琴奏起曲子，唤醒伊斯曼——也许还有罗切斯特的许多其他居民。伊斯曼的另一个引人羡慕的癖好是，他家里楼上有一间私人厨房，他喜欢去那里系着围裙烤馅饼。极端得多的例子要算是密歇根州马凯特的约翰·M.朗耶尔，他一发现德卢斯—梅萨比—艾恩兰奇铁路公司获得了铺轨的权利，运输铁矿石的火车就要从他家门口经过，就马上把全部财产拆卸装箱——用一位眼红的传记作家的话来说，包括房子、灌木丛、树木、喷泉、装饰性水池、树篱和车道、守门人小木屋、停车门廊、暖房和马厩——通通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他在那里重新过起了先前的平静生活，连最后一朵花蕾都是一模一样，只是没了火车从他的窗口经过。相比之下，一位名叫弗兰克·亨廷顿·毕的人同时拥有两栋并排宅第的做法—— 一栋住人，一栋一次又一次地装修 ——就显得很有节制了。

在完全为了花钱而花钱的方面，谁也很难比得上E.T.斯托茨伯里夫人，人称伊娃女王。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她是个奇迹。她有一次花了50万美元把一帮朋友带去打猎，只是为了杀死足够数量的鳄鱼来制作一套衣箱和帽盒。还有一次，她用一个晚上时间把在佛罗里达州的家“米拉索尔宅第”的整个底楼重新装修了一下，但是忘了告诉她那长期逆来顺受的丈夫。因此，他第二天早晨醒来来到楼下时，一时之间根本搞不清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那位丈夫名叫爱德华·汤森·斯托茨伯里，在J.P.摩根的金融帝国里担任经理发了财。他虽然是一名杰出的银行家，但经常不在家，用一位编年史家的话来说，他是“大气层里一个庄严的窟窿，一只开支票的无形的手”。斯托茨伯里先生在1912年遇见斯托茨伯里夫人的时候，身家是7500万美元。她刚刚用光了她第一任丈夫奥利弗·伊顿·克伦威尔先生的善意和银行余款，她以极高的效率帮他花掉了他5000万美元的财富买了几处新住宅。她先买了费城的怀特马什宅第，这栋住宅大得谁都说不清。它拥有154个、172个或272个房间，取决于你相信谁的统计数字。大家看法一致的是，这栋房子里共有14部电梯，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宾馆。为了维护这些电梯，斯托茨伯里先生每年就要开销将近100万美元。他家里雇用了40名园丁和90名别的工作人员。斯托茨伯里夫妇在缅因州还有一处只有80个房间和28间浴室的避暑别墅，再加上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的家、更加像宫殿的米拉索尔宅第。

米拉索尔宅第的建筑师是艾迪生·米兹纳，这位建筑师现在已经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但是，在一个短暂的黄金时期里，他也许是美国最吃香的、肯定是最不同寻常的建筑师。

米兹纳生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个古老而著名的家庭里，他的兄弟就是剧作家和剧团经理威尔逊·米兹纳。他和别人共同写了歌曲《弗兰基和约翰尼》。艾迪生在成为建筑师以前，过着相当富有异国情调的生活：他在萨摩亚绘制魔术幻灯片，在上海出售棺材的把手，把亚洲的古董贩卖给有钱的美国人，在克朗代克淘金。回到美国以后，他在长岛成为一名园林建筑师，最后才开始在纽约市从事普通的建筑业。但是，他不得不突然放弃这个行业，因为当局发现他在这方面没有受过训练，没有营业执照——用一位吃惊万分的旁观者的话来说，他“连函授都没有读过”。因此，1918年，他把建筑业务转移到了佛罗里达州棕榈滩，那里的人对资质不大计较，他开始在那里为富有的人建造住宅。

他在棕榈滩结交了一位年轻朋友。他名叫帕里斯·辛格，是缝纫机大亨艾萨克·M.辛格24个孩子中的一个。帕里斯是一位艺术家、审美家、诗人、企业家和讨厌鬼，在棕榈滩社交界神经过敏的人的圈子里有很大势力。米兹纳帮他设计了埃弗格莱兹俱乐部，即刻成为梅森—狄克森线[1]

以南最排外的前哨站。该俱乐部只允许有300名成员，辛格对接纳新成员极其挑剔。有个女子笑起来他觉得很讨厌，便把她开除了。另一名成员代表她伤心的朋友恳求宽大处理，辛格让她别管闲事，要不然她自己也要被开除，她只好放弃了请求。

米兹纳最大的成功是伊瓦·斯托茨伯里委托他建造的米拉索尔宅第，这是一栋避寒的住宅，其规模之大是可以预计到的（仅车库就停得下40辆小轿车）。这几乎成了一项永久性的工程，因为每当棕榈滩有人扬言要建造更大的住宅时，斯托茨伯里夫人就下令米兹纳进行扩建。因此，米拉索尔宅第的规模始终是排在第一位的。

说一句公平话，几乎可以肯定，之后再也没有出过像艾迪生·米兹纳这样的建筑师。他不相信图纸，对工人下达的指示都是极其粗略的，使用“大概要这么高”和“差不多在这个位置”这类表达方式。他的健忘也是很有名的，有时候，他设置的门竟然朝着光秃秃的墙壁而开。有一次还真有意思，他把一个烟囱的内壁露在外面。他帮人在沃思湖上造了一座漂亮的新船棚，主人接收他的宝贝时却发现四面都是光秃秃的墙壁，根本没有入口。为客户乔治·S.拉斯马森盖房时，米兹纳忘了把楼梯考虑进去，因此事后在外墙加了一座室外楼梯。结果，拉斯马森先生和太太要是想在自己家里从一个楼层去另一楼层，就不得不穿上雨衣或别的合适衣服。当被问到这件粗枝大叶的事时，据报道，米兹纳说这不要紧，反正他也不喜欢拉斯马森这个人。

据《纽约客》杂志报道，无论他想为他的客户盖什么房子，他总是指望他们接受什么房子。他们往往给他开一张大额支票，离开一年左右时间，然后回来接收一栋已经完工的住宅，不知道那栋房子是墨西哥式的庄园住宅、威尼斯的哥特式宫殿、摩尔式的城堡，还是某种三者合一的大杂烩。米兹纳尤其对意大利建筑物那种陈旧的外表着了迷，经常用手钻在木结构上打出人工的虫眼，使自己的作品显得“年代久远”。他还使用人造污迹来损坏墙壁的外表，旨在隐约而又漂亮地显示上面长着某种文艺复兴时代的真菌。在他的工人精雕细刻地造好一个壁炉架或门道以后，他往往会拿起大锤去敲掉一个角，使其呈现出犹如用旧了的古董的样子。有一次，他对埃弗格莱兹俱乐部的几张皮椅子使用了生石灰和虫胶，使其显得古老一点。不幸的是，客人们的体温把虫胶重新加热到了黏糊糊的程度，结果有几位发现自己被牢牢地粘在椅子上。有一名俱乐部侍者几年后回忆说：“我花了一整夜才把几位女士拖离那些该死的椅子。”有几名妇女身上穿的连衣裙的后部都被撕了下来。尽管有其独特的癖性，米兹纳还是受到广泛的赞誉。他有时候同时忙于多达100个项目，据知一天不止设计一栋住宅。“有的作者，”1952年有一位编年史家写道，“把他在棕榈滩的埃弗格莱兹俱乐部和博卡拉顿的修道院列为美国两处最漂亮的建筑物。”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是他的一名粉丝。随着时间过去，艾迪生·米兹纳胆子越来越大，脾气越来越古怪。常常有人看见他穿着晨衣和睡衣在棕榈滩购物。1933年，他因心脏病发作去世。

1929年华尔街股市行情暴跌，那个年代比较引人注目的大多数过分行为因此告一段落。E.T.斯托茨伯里受到的打击尤其大。为了稳定他的银行余款，他恳求他的妻子把娱乐开支控制在每月5万美元以内，结果白费力气。难以对付的斯托茨伯里夫人认为这个限制太苛刻，办不到。斯托茨伯里先生快要无力清偿债务。也是天照应，1938年5月16日，他也突发心脏病去世。伊娃·斯托茨伯里一直活到1946年，但她不得不变卖珠宝、画作和住宅，以便生活上还能马马虎虎过得去。她死了以后，有一位地产开发商买下并拆掉了米拉索尔宅第，在同一块地上盖起更多的住宅。从那时起，米兹纳在棕榈滩建造的大约20栋别的住宅——他所建造的住宅中的较大一部分——也已被拆毁。

本章开头提到的几座范德比尔特公馆，命运也好不了多少。范德比尔特的第一处公馆于1883年盖在第五大道，1914年已经开始拆除。到1947年，一切都已不复存在。在接下来的20年里，这个家族的乡村住宅没有一处有下一代人在住。

有意思的是，建筑物里面的物品几乎没有一件保存下来。当有人问雅各布·沃尔克拆卸公司那位同名老板，第五大道威廉·K.范德比尔特公馆里有价值连城的卡拉拉大理石壁炉架、摩尔式瓦片、詹姆斯一世时期的镶板以及别的宝贝，他为什么没有把它们抢救出来，他以惶惑不安的目光朝提问的人看了一眼。“我又不做旧货生意。”他说。

[1] 美国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分界线，过去也是南方各州和北方各州的分界线。——译注

第十一章 书房

虽然“书房”这个名字使它听起来像个了不起的地方，但实际上只是个名字好听的贮藏室而已，即使在天气暖和的月份里，里面也是又暗又冷，你都不想在里面久留。如今，书房是旧家具和旧画片的最后避难所——这些东西夫妻的一方十分喜欢，另一方却乐意看到将其付之一炬。我们现在去那里的理由几乎只有一条，那就是检查一下捕鼠夹。

一

英国里兹有一位年轻的五金商，名叫詹姆斯·亨利·阿特金森。1897年，他拿起一块小木板，一点硬铅丝，没有更多别的东西，制作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夹子之一：捕鼠夹。这是19世纪末发明的几样有用的物品之一 ——还有许多别的，其中有回形针、拉链和安全别针——从一开始就近乎完美，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几乎没有改进。阿特金森以1000英镑的价钱卖掉了他的专利，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笔款子。然后，他接着又去发明别的东西，但没有发明出任何能使他挣到更多钱或更流芳百世的东西。

他的捕鼠夹后来有个专门名字“小夹子”，至今已经出售了几千万个，现在仍在世界各地以干脆利落而又毫不留情的效率捕杀老鼠。我们自己也有几个小夹子，经常听到一个致命的事件发出可怕的啪嗒响声，听到的次数比我们所希望的要多得多。冬天，每个星期我们有两三次捕捉到老鼠，几乎在同一地点，在房屋尽头那个凄凉的小屋子里。

虽然“书房”这个名字使它听起来像个了不起的地方，但实际上只是个名字好听的贮藏室而已，即使在天气暖和的月份里，里面也是又暗又冷，你都不想在里面久留。这是爱德华·塔尔原先的图纸上所没有的另一个房间，它有可能是马香先生后来加上去的，因为他需要一个可以写布道材料或接见教区居民——我敢说，尤其是其中那些不大有教养、鞋上沾满泥巴的人——的办公室。乡绅的老婆几乎肯定会被邀请到隔壁比较舒适的客厅里。如今，书房是旧家具和旧画片的最后避难所——这些东西夫妻的一方十分喜欢，另一方却乐意看到将其付之一炬。我们现在去那里的理由几乎只有一条，那就是检查一下捕鼠夹。

老鼠这种动物难以捉摸，首先，它们很容易上当受骗。你也许觉得，它们在实验室里很容易学会在迷宫和其他复杂的环境里找到路径，却不懂得木板上的一小块花生酱是个引诱，应当加以抵制，这是很怪的。在我们家里，同样神秘的是它们的喜好——我几乎可以说是它们的决心——喜好死在这间名叫书房的屋子里。它不仅是家里最冷的房间，也是离厨房最远的房间。而饼干屑、散落的米粒和别的佳肴都掉在厨房的地板上，等着它们来享用。老鼠对厨房敬而远之（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狗睡在那里），放在那里的捕鼠夹不管放上什么好吃的东西作为诱饵，只是捕捉到尘土。我们家的老鼠似乎命中注定对书房情有独钟，因此我觉得这也许倒是个合适的地方，可以考虑在这里养一些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生物。

哪里有人，哪里就有老鼠。生活的环境之多，任何别的动物都比不上我们这两种动物。论环境，家鼠——正式名称叫做Mus musculus（小家鼠）——特别容易适应。有人发现老鼠生活在贮藏肉类的冷冻格里，那里的温度一直保持在零下10摄氏度。它们可以差不多不吃东西。你几乎无法把它们拒之门外：普通大小的老鼠能从只有10毫米宽的洞里挤进来。缝隙如此狭小，你几乎肯定会下大的赌注，成年老鼠不可能挤得进来。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是不仅可能，而且可以，它们常常这么做。

1899年詹姆斯·亨利·阿特金森获得专利的老鼠夹“小夹子”的图样

一旦进屋，老鼠就大量繁殖。在最佳条件里（在大多数住宅里，很少不具有最佳条件），母鼠在出生后6—8个星期就会产下第一窝小鼠，之后每个月生产一次。在通常情况下，一窝小鼠有6—8只，因此数量增加得很快。从理论上讲，两只繁殖能力强的老鼠一年里能繁殖100万只后代。谢天谢地，这种情况在我们家里没有发生，但偶尔老鼠的数量确实会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澳大利亚在这方面似乎是个特别合适的地方。1917年，那里发生了一次很有名的鼠灾，一个非同寻常的暖冬过后，维多利亚省西部的拉斯塞勒斯镇真是鼠害猖獗。在一个短暂而又难忘的时期里，拉斯塞勒斯的老鼠密度如此之大，一眼望去，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小东西。每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上面，都爬着一层毛茸茸的家伙。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床也无法使用了。“为了避开老鼠，大家睡在餐桌上。”有一家报纸报道，“女人们老是处于惊恐不安的状态，男人们忙于防止老鼠从衣领上爬下来。”在鼠灾被战胜之前，总共消灭了1500吨以上老鼠，也许有1亿只。

即使在数量相对较少的情况下，老鼠的破坏程度依然很大，尤其在贮藏食物的区域。老鼠和别的啮齿目动物每年大约吃掉美国1/10的粮食作物，这是个令人吃惊的比例。每只老鼠每天大约排出50粒粪便，也造成很大的污染。由于贮存粮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大多数地方的卫生条例允许每品脱粮食里最多可以有两粒老鼠粪便——你下次看到一块全麦面包时，脑子里不要忘记这一点。

老鼠是值得注意的传播疾病的媒介，汉滩病毒尤其与老鼠及其粪便有关联。该病属于呼吸道和肾脏疾病，总之对人没有好处，往往还是致命的。（汉滩是韩国一条河的名字，此种疾病最初就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由西方人在那里发现的。）幸运的是，汉滩病毒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们很少有人吸入转瞬即散的鼠粪蒸汽。不过，要是你趴在受到污染的垃圾附近，比如在阁楼上爬来爬去，或者在食品橱里安放捕鼠夹，你在许多国家里就有被感染的危险。全球每年有20万人以上受到感染，其中有30%—80%的人死于非命，这取决于治疗的快慢和好坏。在美国，每年有三四十人感染汉滩病毒，死亡率大约是1/3。英国比较幸运，至今没有这种疾病的记录。老鼠还跟许多别的疾病有关，其中包括沙门氏菌病、钩端螺旋体病、土拉菌病、鼠疫、肝炎、昆士兰热和鼠型斑疹伤寒。总之，有充足的理由不让老鼠待在你的家里。

无论你可以说出小家鼠有多少坏处，几乎都同样，甚至几倍，适用于它们的同类大家鼠。出没在屋内外的大家鼠，比我们愿意想象的还要常见。连最好的住宅里有时候也有大家鼠。在温带地区，大家鼠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做Rattus rattus，别名（或者按照字面意思）叫做屋顶家鼠，另一种叫做Rattus norvegicus，或挪威家鼠。[1]

屋顶家鼠喜欢生活在高处，主要是在树上和阁楼上。因此，我很遗憾地说，深夜你听见急匆匆地爬过你的卧室天花板的，很可能不是小家鼠。幸运的是，与挪威家鼠相比，屋顶家鼠要隐蔽得多。而挪威家鼠生活在地洞里。你在电影里看到急匆匆地穿越下水道的，或者在小街陋巷的垃圾箱周围觅食的，就是挪威家鼠。

我们往往把大家鼠和贫困条件联系在一起，但大家鼠不是傻瓜。它们很懂事，喜欢富人家，不喜欢穷人家。而且，现代化家庭为大家鼠提供了一个舒适的环境。美国卫生官员詹姆斯·M.克林顿几年以前在一份公共卫生报告中写道：“比较富裕的社区以蛋白质含量高为特色，这对老鼠尤其有吸引力。”这份对家鼠行为所作的调查报告，现在依然引人注目，虽然也令人紧张不安。现代家庭不仅食物丰富，而且许多人家把食物到处乱丢，实际上对老鼠来说几乎有着不可抵御的引诱力。正如克林顿所说：“今天许多人家在处理垃圾的过程中，为家鼠提供了充足的、统一标准的、搭配均匀的食物供应。”据克林顿说，城市里有个十分古老的传说，家鼠通过卫生间的便池来到家里。实际上，真有此事。有一次发生鼠灾的时候，亚特兰大的老鼠闯进了一些富人社区的几户人家，咬伤了好几个人。“有几次，”克林顿说，“盖着的便池里就发现了活老鼠。”要说盖上便池的盖子有什么道理，这可能就是道理。

一旦进入住宅环境，大多数家鼠毫无恐惧之感，“甚至还会有意靠近和接触一动不动的人”，它们在婴儿和老人面前尤其胆子大。“有一位不能自理的妇女在睡觉时受到了老鼠的攻击，我核实了这个情况。”克林顿说。他接着说：“受害者是一位半身不遂的老人，因多次被老鼠咬伤而大量出血，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她受到攻击时，她17岁的孙女虽然睡在同一房间，但没有受到伤害。”

关于老鼠咬人的报道，几乎肯定是不充分的，因为只有后果严重的例子才会引起注意。但是，即便引用最保守的数字，美国每年也至少有14000人受到老鼠的攻击。大家鼠有很锋利的牙齿，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会变得暴躁好斗，用一位老鼠专家的话来说，会“狠咬，乱咬，就像疯狗”。一只被激怒的老鼠能跳至3英尺高，要是冲你来而又脾气不好的话，足以令你心惊胆战。

预防鼠灾通常使用投毒的办法，鼠药往往是根据这样有趣的事实配制的：大家鼠不会反胃，因此毒药吃进肚里就吐不出来，而别的动物，比如狗和猫等宠物，会很快将其吐掉。抗凝血剂也很常用，但有证据表明，大家鼠正对其产生抗药性。

大家鼠也很聪明，往往还互相合作。在以前纽约格林尼治村的甘斯沃尔特家禽市场，防疫部门不知道老鼠是怎么偷鸡蛋而又不把鸡蛋弄破的。于是，有一天夜里，有一位灭鼠员就坐在隐蔽的地方守望着。他看到的情景是：一只大家鼠用全部4条腿抱起一个鸡蛋，然后仰面翻过身来。另一只老鼠就会拉住第一只老鼠的尾巴，一直把它拉到洞穴，在那里以和平的方式分享战利品。一家牲畜屠宰加工厂的工人以类似的办法发现挂在钩子上的肋肉是如何被掀翻在地，然后在接连几个晚上被吞食干净的。一位名叫欧文·比林的灭鼠员蹲守发现，一大群老鼠在一块肋肉下面搭成一座金字塔，有一只老鼠先爬到顶端，然后一跃跳到肉上面。接着，它爬到肋肉顶部，顺着钩子把肉咬断，直到肉掉到地板上。这时候，几百只等着的老鼠扑了上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吃的时候，要是食物很丰富，大家鼠会毫不迟疑地吃个饱。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它们吃一丁点儿也能过得去。一只成年鼠一天靠不足1盎司食物和半盎司水就能活下来。为了消遣，老鼠们似乎很喜欢啃电线。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电线显然是没有营养的，啃电线一点好处也没有，到头来只会因触电而送掉性命。然而，老鼠们依然不罢手。据认为，多达1/4的火灾的原因无法解释，只能归因于老鼠咬坏了电线。

大家鼠不进食的时候，它们很可能在交配。大家鼠交配次数很多——一天多达20次。要是公鼠找不到母鼠，它会很乐意，至少很愿意在公鼠身上发泄一下。母鼠繁殖能力很强，成年挪威母鼠每年产下35.7只后代，一窝6—9只。然而，要是条件合适，一只母鼠每隔3个星期就能产下一窝幼鼠，有时多达20只。从理论上讲，一对繁殖期的大家鼠，在一年里能创建一个拥有15000只新鼠的王朝。实际上，那种事情没有发生，因为老鼠的死亡率很高。像许多动物一样，它们多少要遵循进化的规律，很容易灭绝。大家鼠每年的死亡率是95%。一场毫不留情的灭鼠运动通常会使大家鼠的数量减少75%左右，但运动一结束，老鼠数量会在6个月或不到6个月里得以恢复。总之，单个老鼠的生命没有多少前途，但它的家族实际上是不可消灭的。

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大家鼠懒得不得了。它们一天要睡20个小时，一般在日落以后不久出来觅食。只要可能，它们很少敢冒险走出去150英尺以上，这也许是活命策略的组成部分。它们什么时候不得不搬迁，什么时候的死亡率就直线上升。

如果历史书里提到大家鼠，接下来要说的总是鼠疫。这也许不大公平。一方面，鼠疫实际上并不是大家鼠传播给我们的。传播这种疾病的是藏在它们身上的跳蚤（跳蚤身上藏着细菌）。鼠疫对老鼠的杀伤力，完全和对人的杀伤力一样厉害，实际上，鼠疫还把许多别的东西置于死地。鼠疫暴发的征兆之一，就是到处可见大量狗、猫、牛和别的动物的尸体。与人血相比，跳蚤对毛茸茸的动物的血要喜欢得多。一般说来，只有在没有任何更好的东西的时候，跳蚤才会把目标转到我们身上。因此，在鼠疫依然经常发生的地方，尤其是非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当代流行病学家在鼠疫暴发时期一般避免过分强调消灭老鼠和别的啮齿动物。实际上，即使不是在鼠疫横行的时候，人们也不欢迎大家鼠出现在自己的身边。无论如何，除了大家鼠以外，还有70种别的动物，包括野兔、田鼠、旱獭、松鼠和小家鼠，和传播鼠疫有关。不仅如此，很有可能，历史上暴发的最严重的鼠疫似乎跟大家鼠毫无关系，至少在英国是这样。在14世纪臭名昭著的黑死病发生以前很久，一种更加可怕的鼠疫在公元7世纪给欧洲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有的地方，人差不多都死光了。比德在公元8世纪所写的英国史中说，当鼠疫抵达他所在的贾罗修道院时，除了修道院院长和一个男孩子以外，所有人都死了，死亡率远远超过90%。不管是什么传播的，似乎反正不是大家鼠。英国哪里也没有找到7世纪大家鼠的骨头，人们仔仔细细找过了。在南安普敦郡的一次发掘中，在一群住宅里外采集了5万块动物骨头，其中没有一块是大家鼠骨头。

据认为，某些疾病暴发被认为是鼠疫，但有可能根本不是鼠疫，而是麦角病——谷物的一种麦角菌疾病。鼠疫根本不会在许多寒冷、干燥的北方地区发生——冰岛完全没有鼠疫，挪威、瑞典和芬兰的许多地区也是——尽管那些地方有老鼠。同时，鼠疫和潮湿的天气有关系。凡是发生鼠疫的地方，那里几乎连年天气极其潮湿，这种情况容易产生麦角病。这种理论有个问题：麦角病的症状和鼠疫的症状大不相同。有可能是因为“疫病”这个词用得不大严谨或者比较含糊，因此后来的历史学们把意思完全误解了。

在一两代人时间之前，城市里的大家鼠数量可能要比现在多得多。《纽约客》在1944年报道，有个灭鼠小组用了3个晚上，在曼哈顿一家著名宾馆（但注意没有点名）的地下室和下层地下室里捕捉到236只大家鼠。大约在同一时间，大家鼠几乎接管了上面提到的甘斯沃尔特家禽市场。入侵该市场的老鼠如此之多，以至于秘书们打开抽屉时有时候看到老鼠从办公桌里跳出来。他们叫来了灭鼠员，后者在几天之内就捕捉到了4000只大家鼠，但他们还是没法不让老鼠进入这个市场。最后，这个市场只好关门大吉了。

许多人认为，在普通城市里，有一个人，就有一只老鼠，但研究表明，那太夸张了。实际数字更可能是：老鼠和人的比例是1∶36。不幸的是，即使那样，老鼠的总数仍然不少，比如在大伦敦地区，就存在大约25万只大家鼠。

[1] 挪威家鼠过去常常叫做褐家鼠，屋顶家鼠一直被称为黑家鼠，但这两个名字会让人产生误解——鼠毛的颜色不能可靠地说明任何问题——因此，啮齿动物学家现在几乎总是避免使用这种名字。——原注

二

在你的家里，真正的生活都是在一个小得多的范畴里。在微小生物的层面上，你的家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生活景象：你的家对爬行和攀缘的东西来说就是一片名副其实的热带雨林。一群群小动物在那茫茫无际的丛林般的地毯纤维里巡逻，在飘浮的尘埃里滑翔，在夜里爬过床单啃食你这座熟睡中的味道鲜美、微微起伏的鲜肉大山。这些动物究竟有多少，你可能一下子还想象不出来。光说你的床铺，如果是普通的干净程度，普通的新旧程度，普通的大小，普通的翻动次数（也就是说几乎从来不翻动），那么，它有可能是大约200万个小床螨的家园。它们太小，肉眼看不见，但肯定是在那里的。有人计算过，要是你的枕头已经用了6年（这是枕头的平均寿命），它1/10的重量是你的皮屑、活的和死的螨虫以及螨虫屎——昆虫学家称其为虫粪。

如今，床螨的队伍里会攀登的也许还有虱子，但这是在一个大得多的层面上，这种一度快要被消灭的动物似有卷土重来之势。像大家鼠一样，虱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 Pediculus capitas，或称头虱；另一类是 Pediculus corporis，或称体虱。后者出现得相对较晚，会对身体造成刺激，它们是在过去5000年里的某个时候从头虱进化而来的。在这两类虱当中，头虱要小得多（大约是一粒芝麻大小，实际上样子也差不多），因此较难发现。一个成年头虱每天要产3—6枚卵。每个虱子大约可活30天，死虱子的壳子叫做卵。虱子已经对杀虫剂产生越来越强的抗药性，但虱子数量迅速增加的最主要的原因，似乎是洗衣机里的低温洗涤周期。正如英国医疗昆虫学中心的约翰·蒙德所说：“要是你低温洗涤布满虱子的衣服，你得到的只有比较干净的虱子。”

在历史上，卧室里人们平常最害怕的是臭虫——这种小吸血鬼在科学上叫做 Cimex lectularius（温带臭虫）。臭虫决心不让一个人单独睡觉，以前，人们被臭虫咬得快要疯了，很想把它们消灭。简·卡莱尔发现她管家的床里有了臭虫以后，先把床拆成碎块拿到花园里用漂白粉清洗，然后在水里浸泡两天，把没有被杀虫剂杀死的臭虫淹死。这时候才把床重新组装起来，让管家夜里再正常睡在床里。此时，几乎可以肯定，那张床对她至少稍有毒性，对敢于爬回床里的任何昆虫也是一样。

即使床里没有发现臭虫，也常常把床至少每年拆卸一次，抹上一层杀虫剂或油漆作为预防手段。制造商常常做广告，说他们生产的床拆卸如何迅速，如何方便，以便每年进行维护。19世纪，铜床开始流行，倒不是因为人们突然觉得铜是一种漂亮的金属，适于用来制作床，而是因为臭虫在这种床里没有藏身之地。

像虱子一样，臭虫也在不受欢迎地卷土重来。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现代杀虫剂的出现，臭虫在欧美的大多数地区实际上已经灭绝，但最近几年里出现了强有力的反弹，谁也搞不清是什么原因。这也许跟越来越频繁的国际旅行有关——人们把藏在衣箱里的臭虫带回家，等等——要不就是它们对我们喷洒的药物产生越来越大的抗药性。无论如何，臭虫突然之间又受人关注了。“纽约有的上等宾馆里也有臭虫”，《纽约时报》援引一位专家在2005年一份报告中的话说。那家报纸的文章接着说，大多数人没有见过臭虫，不知道怎么提防。因此，他们很可能要等到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臭虫堆里，才会知道自己床里有了臭虫。

要是你有合适的装备和一点特别的兴趣，你就可以发现有不知其数的其他小动物跟你生活在一起—— 一批批的等足类动物、腹足类动物、内肢类动物、多足纲节肢动物、唇足纲节肢动物、渐变态动物和别的几乎看不见的斑点。这些小动物当中有的实际上是消灭不了的。有一种名叫黄珠甲的昆虫被发现生活在辣椒里和装氰化物的瓶子的软木塞里，有的螨虫，如面粉螨虫和奶酪螨虫经常和你一起进餐。

我们接着来讲一讲下一个层面的生活，讲一讲微生物世界，数量就一下子多得不可计数，光你的皮肤就是大约1万亿个细菌的家园。你的体内还有好几千万亿个细菌，其中许多担负着必要和有益的任务，比如分解肠胃里的食物。你的身体里总共大约有1026个细菌细胞。要是你把它们取出来放成一堆，大约有4磅重。微生物是无处不在的，因此我们很容易忘记，每个现代化家庭的很大一部分空间里放着笨重的金属物品，如冰箱、洗碟机、洗衣机，而这些东西的存在，完全是为了杀死或抑制细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把细菌撵出我们的生活是每天一种永不停止的追求。

几乎可以肯定，世界上最杰出的细菌专家要算是亚利桑那大学的查尔斯·P.格巴博士。他如此潜心于这个领域，甚至连他的一个孩子埃施里奇亚（Escherichia）也是以细菌Escherichia coli（埃希氏菌，即大肠杆菌）命名的。格巴博士几年以前证实，在家里，你估计细菌多的地方并不总是细菌多的地方。在一次著名的调查中，他计算了不同住宅的不同房间里的细菌量，发现在一般情况下，普通住宅里最干净的表面是马桶坐圈。这是因为，用杀虫剂擦拭马桶坐圈的次数，要比擦拭任何别的表面的次数多，而普通的办公桌面上的细菌要比普通的马桶坐圈上多5倍。

最脏的地方是厨房里的洗涤槽，紧接着是厨房里的长台面；最脏的物品是厨房里的洗碟布。厨房里的洗碟布上大都沾满了细菌，用它来擦长台面（或盘子，或擀面板，或油腻腻的下巴，或任何别的表面），只是把细菌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为它们提供了新的繁殖机会。格巴发现，第二种最有效的散布细菌的方法，是开着盖子冲刷马桶。那样就把几十亿个细菌喷射到了空气里。许多就停留在空气里，就像飘浮的肥皂泡那样，可以停留长达两个小时，等着你把它们吸进去，别的就落在比如你的牙刷上。当然，这是又一个应当盖上马桶盖的正当理由。

佛罗里达州有一位很有进取心的中学生，她把当地快餐店卫生间里水的质量，与软饮料里的冰块的质量进行了比较。她发现，在她所调查的零售店中，70%零售店里的马桶水比冰块还要干净。几乎肯定，这是最近几年里在细菌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发现。

有关所有这些数量极大的生命形式，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有时候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如此之少——我们了解的东西也是到了最近才知道的。人们到了1965年才发现了床螨，虽然每张床里都有几百万个这类动物。1947年，还有医学记者竟然在《纽约客》上撰文说：“这个国家只是偶尔发现螨虫；实际上，直到最近，纽约市才知道有螨虫存在。”接着，在20世纪40年代末，纽约市昆士区邱园公寓楼里的大批居民开始病倒，呈现出流感的症状，这种病被叫做“邱园神秘热”。只是到了后来，有一位精明的捕鼠员注意到大家鼠也得了这种病，经仔细观察发现是生活在它们软毛里的小小的螨虫，就是人们以为在美国并不大量存在的那种螨虫，在把立克次氏体痘传播给公寓楼的居民。

在很长时期里，对许多大一点的动物的了解程度也大同小异。在现代家庭里，有时候发现不少最重要而又最缺乏了解的动物，尤其是蝙蝠。很少有人喜欢蝙蝠，这确实是很不幸的，因为蝙蝠干的好事要比干的坏事多得多。它们吃掉大量昆虫，对农作物和人都有好处。棕蝙蝠是美国最常见的一种，它们每小时吃掉多达600只蚊子。小小的伏翼蝙蝠体重差不多和一枚小小的硬币一样重，在一个晚上捕食的过程中，一次飞扑就能吞食3000只昆虫。要是没有了蝙蝠，苏格兰就会有多得多的蠓，北美就会有多得多的恙螨，热带地区就有多得多的人得热病，森林里的树木就会被虫子嚼成碎片，农作物就需要喷洒更多的杀虫剂，自然界就会变成一个非常艰苦的地方。蝙蝠能传播花粉，散布种子，这对许多野生植物的生命周期也是极其重要的。一只粉红叶鼻蝠——南美洲一种体形很小的蝙蝠——每个晚上要吃掉多达6万粒小种子。一窝粉红叶鼻蝠大约400只，每年所传播的种子，能长出900万株果树新苗。要是没有蝙蝠，就不会有这些果树。而且，蝙蝠对许多生长在野地里的树木的存活是至关重要的，其中包括鳄梨、轻木、香蕉、面包果、腰果、丁香、枣、无花果、番石榴、芒果、桃和树形仙人掌。

世界上的蝙蝠数量，要比大多数人知道的多得多。实际上，全部哺乳动物种类总共大约1100种，其中大约1/4是蝙蝠。从大小方面说，小到熊蜂蝙蝠——名副其实，它们不过熊蜂那么大，因而是最小的哺乳动物，大到澳大利亚和南亚的翼展达6英尺的巨大狐蝠，应有尽有。

过去，人们时而试图利用蝙蝠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制订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计划，要为蝙蝠装备微型燃烧弹，然后在日本上空从飞机上把它们大批放出去，一次多达100万只。他们的想法是：那些蝙蝠会在屋檐和屋顶的空隙里筑窝，过不多久，定时器上的小小引爆装置就会爆炸，那些蝙蝠刹那间变成火球，从而引发成千上万处大火。

制造微型炸弹和定时器，要做大量实验，还要有聪明才智，但到了1943年春节，研究工作终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准备在加利福尼亚州穆罗克湖搞一次试验。说得婉转一点，事情的结果并不完全像是计划中的那样。这次试验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蝙蝠放出去时全都装备了会爆炸的小炸弹，结果证明这不是个好办法。蝙蝠并没有停落在任何指定的目标上，反而破坏了穆罗克湖机场的全部机库和大部分仓库，以及一位陆军将领的汽车。那位将军关于那天事件的报告读起来肯定是挺有意思的，无论如何，这项计划过不多久就取消了。

还有一项利用蝙蝠的计划，虽然不像上面那个计划那样轻率，但最后也同样没有取得成功。这项计划是由图兰大学医学院的查尔斯·A.R.坎贝尔博士想出来的。坎贝尔打算建造一些“蝙蝠塔”，蝙蝠可以在里面栖息和繁殖，然后出去吃蚊子。坎贝尔认为，这样做就会大大地降低疟疾的发生率，还可以提供具有商业价值数量的粪便。几座塔建起来了，有的至今还在，虽然已经很不坚实，但它们根本没有起作用。结果证明，蝙蝠不愿意住在你让它们住的地方。

在美国，蝙蝠多年来一直受到卫生官员们的迫害。他们担心蝙蝠传染狂犬病，尽管这种担心是夸大事实的，有时候是不够理智的。事情从1951年10月开始。得克萨斯州西部有一位姓氏不明的妇女，她是一位棉花种植场主的妻子。一天，她在自己屋外的路上发现一只蝙蝠。她以为是死的，但当她弯下身去看的时候，蝙蝠突然跳起来，朝她胳膊上咬了一口。这种情况是极其少见的。美国的蝙蝠都是食虫蝙蝠，从来没有听说过咬人。她和她的丈夫对伤口——只是个小伤口—— 进行了消毒和包扎，没有再去想这件事。3个星期以后，那位妇女住进了达拉斯的一家医院，已经处于神志失常的状态。她“狂躁不安”，不会说话，不会吞咽，眼睛里露出恐怖的神情。她已经抢救不过来了。狂犬病是可以治愈的，但要抢救及时。一旦出现症状，那已经晚了。万分痛苦地过了4天以后，那位妇女昏迷过去，最后死了。

这时候，别的地方开始传出有蝙蝠咬人的事件——宾夕法尼亚州两起，佛罗里达州、马萨诸塞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各一起，得克萨斯州两起。这些事件发生在4年时间里，因此说不上是很猖獗，但确实引起了人们的担心。最后，1956年元旦，得克萨斯州公共卫生官员乔治·C.孟席斯出现了狂犬病症状，住进了奥斯汀的一家医院。孟席斯一直在得克萨斯州中部的山洞里搞研究，寻找蝙蝠携带狂犬病毒的证据，但没有被蝙蝠咬过，据知也没有接触狂犬病。然而，他不知怎的感染了，仅仅经过两天的治疗，他就死了。就像往常一样，他死的时候样子很可怕，两只眼睛睁得溜圆，露出极其难受和恐惧的神情。

这件事得到了广泛的报道，结果出现了一种发誓要报仇雪恨的狂热。最高层的官员断言，消灭蝙蝠是一个迫切而又必需的步骤，蝙蝠成了美国最没有朋友的动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蝙蝠不断受到迫害。许多地方的蝙蝠数量减少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仅在世界上最大的蝙蝠领地——亚利桑那州的鹰沟，蝙蝠数量在几年之内从3000万只减少到3000只。

美国著名的蝙蝠专家、保护蝙蝠的慈善机构“国际蝙蝠保护组织”的创始人默林·D.塔特尔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纽约时报》进行了报道。塔特尔说，得克萨斯州的公共卫生官员告诉一位农场主，要是他不把自己土地上一个洞里的蝙蝠消灭，他和他的家人以及他们的牲畜就会有感染狂犬病的严重危险。按照他们的指示，那位农场主往洞里浇了汽油，然后点了一把火，大火约摸烧死了25万只蝙蝠。塔特尔后来采访了那位农场主，问他家拥有那块地产已经有多长时间。农场主回答说，大约一个世纪。塔特尔接着问，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他们有没有得过狂犬病。农场主回答说，没有。

“而当我向他解释蝙蝠的价值，以及他的所作所为时，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放声大哭了。”塔特尔说。实际上，正如塔特尔指出的：“在整个历史上，每年因参加教会组织的野餐而死于食物中毒的人数，超过由于接触蝙蝠而死亡的人数。”

今天，蝙蝠是最濒危的动物之一，大约有1/4的蝙蝠种类被列入灭绝监控名单——对于这么一种重要的动物来说，这个比例很高，高得令人吃惊，实在让人惊恐万分——有40多种已经濒临灭绝。由于蝙蝠栖息偏僻之地，往往难以研究，所以其数量依然不好确定。比如，在英国，谁也没有把握，现存蝙蝠种类究竟是16种还是17种。体形较大的鼠耳蝙蝠究竟是已经灭绝，还只是躲了起来，权威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得出结论。

可以肯定的是，哪里的事态都有可能变得越来越糟，而且糟得多。2006年初，在纽约州一个洞穴里潜伏不动的蝙蝠中，新发现了一种高度致命的真菌病，名叫白鼻子综合征（因为受害者得了这种病，鼻子周围的汗毛会变白）。感染这种病的蝙蝠的死亡率高达95%。现在，这种疾病已经蔓延到了6个别的州，几乎肯定还会进一步蔓延。从2009年末到现在，对于那种置其寄主于死地的真菌，它的蔓延方式、起源，以及制止这种疾病蔓延的方法，科学家们始终一无所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种真菌适应性特别强，能在寒冷的环境里存活。对于北美洲、欧洲和亚洲许多地区的蝙蝠来说，这不是个好消息。

许多动物过着低调的生活，我们往往对它们缺乏研究，因此它们的灭绝几乎不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在20世纪，英国失去了20种蛾子，然而几乎没有人站出来大声疾呼。在英国的蛾子当中，大约有75%的种类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减少。农业的精耕细作，杀虫剂的威力增大，很可能是蛾子数量减少的其中两个原因，但实际上谁也不清楚。蝴蝶种类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英国至少有8种蝴蝶的数量处于历史最低点，而原因也只能猜猜而已。连锁反应很可能是相当大的。鸟类往往依赖于大量蛾子和蝴蝶，后者少了，鸟类的生存就会岌岌可危。一窝青山雀在一个季节里就可能需要15000条毛虫。因此，昆虫数量的减少，也就意味着鸟类数量的减少。

三

必须指出，昆虫的数量并不总是递减的，相反有时候会激增，偶尔还会出现能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现象，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发生在1873年的那件事。那年，美国西部和加拿大平原上的农场主经历了一次以前谁也没有遇到过的那种破坏性极大的天灾。大群蝗虫突然从天而降，密匝匝，黑压压，遮天蔽日，从落基山脉方向过来，发出唧唧的响声，几乎吃光了沿途的一切。蝗群落在哪里，就给哪里造成令人震惊的后果。它们把农田和果园吃得光秃秃的。无论它们在什么东西上落脚，什么东西就几乎荡然无存。皮革和帆布，晾在绳子上的衣服，活羊背上的羊毛，甚至木质工具的把手，它们都吃。有一位吃惊的目击者报道说，蝗虫落地时的数量如此之多，连大火也能被扑灭。那个响声简直震耳欲聋，大多数目击者觉得似乎世界末日已经到来。蝗群估计有1800英里长，也许110英里宽，5天时间才飞过去。据认为，里面至少有100亿只蝗虫，还有的人估计多达12.5万亿只，总重量达2750万吨。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地球上见到过的最大的一群生物，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它们的行进方向。当两群蝗虫相遇时，它们就会从彼此的队伍中穿越而过，然后整齐地出现在另一边。无论你用铁锨怎么敲打，无论用杀虫剂怎么喷洒，都不会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

这个时候，正是人们大批迁往美国和加拿大西部，在大平原上创建新的小麦产区的时候。比如，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内布拉斯加的人口从2.8万人增加到了100万以上。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那段时间里，密西西比河以西总共创建了400万个新农场。在这些新农场主当中，许多人债台高筑，他们的房屋和土地都是以抵押贷款的方式购置的，以工业规模进行耕作所必需的大量农具，收割机、脱粒机、联合收割机等等，也都是用贷款买的。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在铁路、谷仓和各种企业投入了巨资，以维持西部快速增长的人口。如今，大批人真的破产了。

那年夏末，蝗虫消失了，人们松了口气，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但是，这种乐观是没有根据的。在之后的3年里，蝗虫每年夏天都卷土重来，每次的数量都比前一次还多。人们开始产生一种可怕的看法：西部也许不适合人的生活。同样可怕的看法是，蝗虫有可能向东迁移，开始吃光中西部和东部更加肥沃的农田。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期比这时候更加黑暗，更加令人绝望。

接着，一切告一段落。1877年，蝗群规模小得多了，里面的蝗虫似乎特别无精打采。第二年，蝗虫就没有再来。落基山脉的蝗虫（正式名称叫“落基山蝗”）不仅退却了，而且完全消失了，真是个奇迹。最后一次见到活的蝗虫是在1902年，在加拿大。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它们的踪影。

科学家们花了一个多世纪时间才搞清楚前因后果，事情似乎是这样的：落基山脉以东的高原平原上，有许多蜿蜒曲折的河流。每年冬天，蝗虫隐退到这里，在紧挨着这些河流的壤土性土壤里冬眠和繁殖。而这里正好是一批批新来的农场主通过犁耕和灌溉改造土地的地方，这些活动消灭了冬眠中的蝗虫以及虫蛹。他们即使花上几百万美金，把这个问题研究上几年，也不可能找到比这更加有效的方法。从来没有人把灭绝看成是一件好事情，但这件事很可能是最接近于值得肯定的一件事。

要是蝗虫继续猖獗，世界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样子。全球的农业和商业，移民们在西部的定居，最终还有我们原教区长寓所的命运，以及除此以外的几乎所有一切，无论是与其关系大的还是关系不大的，都会以难以想象的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愤怒的美国农场主们已经深受一种平民主义的影响，对银行和大企业愤恨不已。这种情绪在城市里得到了广泛的回响，尤其是在新来的移民当中。要是农业垮到使许多人生活困苦、忍饥挨饿的程度，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一下子都要流于极端主义，肯定有许多人是迫切希望出现这种结果的。

当然，事态的发展恰好相反。局势渐渐平息下来，西进运动重新踏上其漫长的道路，美国成了世界上主要的谷物产地，而英国农村则进入了一个长期衰落的时期，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这个故事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将会加以叙述。在此期间，让我们先走进花园，考虑一下为什么那里的风景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如此迷人，我们非进去看看不可。

第十二章 花园

对于许多人来说，今天所谓的园艺就是草坪，几乎不指任何别的东西。美国的草坪所占的面积为5万平方英里，超过了任何一种农作物。家庭草坪里的绿草要做的事，和自然界的野草是一样的，那就是长到大约2英尺高，开花，枯黄，死亡。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养一个漂亮的草坪，几乎是我们所干的最不绿色的事情，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

一

1730年，安斯巴赫的卡罗琳王后，即国王乔治二世的那位勤劳而又不断进取的妻子，干了一件相当大胆的事。她下令把伦敦那条小小的韦斯本河改道，变成海德公园中央的一个大池子。那个名叫蛇河的池子现在依然存在，依然深受游客们的喜爱，虽然几乎完全无人知道这一泓水具有多么深远的历史意义。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人造的而又设计得浑然天成的水池。现在很难想象，这在当时是多么激进的一种举措。以前，所有的人工湖都是严格按照几何图形来修建的——要么像盒子那样是长方形的，呈倒映池的形式；要么是圆形的，就像附近肯辛顿花园里那个修建才两年的圆池。而这里却修了个人工湖，呈曲线形而又很漂亮。它引人入胜地迂回曲折地向前流淌，要是一时间恰好粗心大意，还会以为是天然形成的呢。人们对这种假象很感兴趣，蜂拥前来加以赞美。王室非常开心，一度在蛇河里停放了两条大型游艇，虽然里面空间有限，转弯的时候总会互相碰撞。

对于卡罗琳王后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深得人心的成功，因为她在园艺方面的雄心壮志往往是很轻率的。在同一时期，她占用了海德公园里的200英亩土地，用来建造肯辛顿宫，不准老百姓再走里面的几条林荫小道，除星期六以外。即使在星期六，一年中也只有部分时间，而且只允许衣着体面的人。这件事引起了普遍不满，这是不足为怪的。王后还轻率地考虑把整个圣詹姆斯公园占为己有，问她的首相罗伯特·沃波尔这要花多少钱。“只要1克朗[1]，夫人。”他淡然一笑，回答说。

因此，蛇河一举成功。这项工程，很可能还有它的设计，要归功于一位名叫查尔斯·布里奇曼的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这位才华横溢的人到底从何而来，这始终是个谜。1709年，他似乎从天而降，带来了一整套具有专家水准的署了名的图纸，准备修建布莱尼姆宫里的某个拟议中的景观工程。在此之前，有关他的一切，他在哪里出生，他怎么长大和在什么环境里长大，他在哪里学到这么精湛的技术，都不过是猜测。布里奇曼究竟应该拼作Bridgeman还是Bridgman，历史学家甚至对他的名字的写法也意见不一。然而，在他登上这个舞台之后的30年里，哪里需要高级的园艺技术，哪里就有他。他跟所有主要的建筑师，如约翰·范布勒、威廉·肯特、詹姆斯·吉布斯、亨利·弗利特克罗夫特，都共过事，一起在英国各地承建过工程。他设计和布置了当时最著名的花园——斯托花园。他被任命为皇家园艺师，负责管理汉普顿宫和温莎堡里的花园、邱园以及国王领地上的所有皇家花园。里士满花园是他创建的，圆池和蛇河是他设计的，他还为整个英格兰南部的庄园进行勘察和设计。哪里有重要的园艺工程需要完成，哪里就少不了布里奇曼。他没有留下单独的肖像画，但非常出人意料的是，他出现在贺加斯的系列版画《堕落过程》的第二幅画上。画上有几个人，布里奇曼是其中之一，别的还包括一名裁缝、一名舞蹈教师和一名赛马骑师。他们都在对那个浪子胡搅蛮缠，让他把钱投资到他们的生意里。[2]

然而，即使在画里，布里奇曼看上去也不自在，很拘谨，仿佛他不知怎的迷了路，走进了一幅不该走进去的画卷。

威廉·贺加斯的画《堕落过程》中的查尔斯·布里奇曼（左四，手拿花园图样者）

布里奇曼出现的时候，园艺在英国已经是一种大买卖。现在南肯辛顿那些宏伟的博物馆所在的地方，原来是伦敦布隆普顿公园苗圃。它占地100英亩，生产大量灌木、外来植物和其他绿色的东西，提供给全国的豪华住宅。但是，那种花园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花园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首先，那种花园是花里胡哨的：小径常用大量彩色砾石铺设，雕像上刷着艳丽的油漆，花坛的花草是根据其色彩的饱和度来选定的。那里根本没有任其自然的或不添枝加叶的东西，树篱修剪成飞驰的骏马的形状。小径和边界修筑得笔直，边沿种了一排排修剪整齐的黄杨或紫杉。一切都拘泥于形式。豪华住宅里的庭园与其说是花园，不如说是几何练习题。

这时候，突然之间，所有那种整齐风格和人为形式被一扫而光。让事物看上去很自然开始变得时尚，这种想法的突然出现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不容易说清楚。18世纪初，特权阶层出身的年轻人实际上几乎都随大旅行团游遍了欧洲。回国以后，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对古典世界里的传统风尚充满了热情，迫切想要在英国的环境里加以重现。在建筑方面，他们不求创新，以因循守旧为荣。然而，就庭园而言，他们摒弃了拘泥的风格，开始在室外建造一个崭新的天地。对于那些认为英国人的染色体里含有园艺天赋的人来说，这个时代似乎正好能证明这一点。

这场运动涌现出许多英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老朋友约翰·范布勒。范布勒是自学成才的，因此能以崭新的视角看问题。比如，在设计住宅的时候，他对环境的考虑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建筑师。在霍华德堡，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栋住宅原地旋转了90度，从威廉·托尔曼原先设计的图样上的南北向，改为东西向。按照传统的做法，住宅前面有一条长长的通道，两旁可以瞥见开阔的田野，作为一种视觉上的前戏。范布勒的做法就办不到这一点，但有个优点作为补偿，那就是住宅所在的环境要舒适得多，住在里面的人可以欣赏到外部世界极其令人满意的景致。这是对传统定向的一个根本性逆转。在此之前，建造住宅是不考虑欣赏景色的，住宅本身就是景色。

为了让重要的景致发挥最大作用，范布勒凭着灵感采用了另一种很有特色的建筑物——观景台。设计观景台没有别的考虑，只是为了欣赏到完整的风景，为漫无目标地转动的目光提供一个愉快的落点。霍华德堡里的四季堂就是第一座这类建筑物。在此基础上，他又增添了最奇妙、最富有革新精神的新事物：哈—哈。哈—哈是一种隐篱，一种暗栅，旨在把庄园的生活区和耕作区隔开，而中间又不设妨碍视线的篱笆或树篱。这一思路出自法国的军事防御工事（范布勒也许是在坐牢的那几年里第一次见过）。那种隐篱一开始是看不见的，往往到了最后时刻才会发现，人们这时候会惊呼“哈，哈”，据说，这种篱笆也就因此得名。哈—哈篱笆不仅是一种实用手段，可以阻止牛群闯入草坪，而且完全是一种观赏世界的新办法。庭园、花园、公园、庄园，都成了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突然之间，一处地产上的美景不一定到草坪边缘就宣告结束，它一直绵延到地平线。

范布勒和卡莱尔在霍华德堡的有个做法不大令人满意，那就是，要是庄园里的村庄被认为不大漂亮，或者挡住视线，那些村子就要被拆毁，居民就得迁往别处。在霍华德堡，范布勒不仅清除了一个现存的村子，还拆除了一座教堂和原来城堡的废墟，新建的住宅就是沿用了那座城堡的名字。过不多久，全国有许多村庄都被夷为平地，让出地方来建造更加宽敞的住宅，提供一望无际的景色。情况几乎是这样的，凡是一个富人要开始修建豪宅，总是要完全打乱至少几十个下人的生活。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在一首充满柔情的长诗《荒村》中为那种做法表示遗憾，这首诗的灵感是在参观牛津郡努涅翰公园的过程中产生的。当时，第一代哈考特伯爵为了给自己的新宅营造一个更加漂亮的空间，正在铲平一座古老的村庄。不过，这一次却很有意思，当事人至少得到了报应。工程结束以后，那位伯爵沿着刚刚重新设计过的庭园散步，但想不起老村子里的那口井在什么位置，结果掉入井里淹死了。[3]

在那些事物当中，哪一件都不一定是范布勒的发明。比如，贺拉斯·沃波尔把发明隐篱的功劳归于布里奇曼。据我们所知，很可能是他为范布勒出了那个点子。但是，据我们所知，同样有可能是范布勒为他出了那个点子。我们只能说，到了18世纪的最初几年里，人们在如何改善环境方面有了好多想法，主要是要使环境多一点自然的气氛。有一件事似乎起了作用：1711年，一场名叫“大风”的风暴刮倒了全国的树木，使许多人注意到——显然是第一次——他们所种的树木在挡风方面起了多么令人满意的作用。无论如何，人们突然之间开始非同寻常地亲近自然。

散文作家约瑟夫·艾迪生成了这场运动的喉舌。他为《旁观者》杂志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名叫《想象的乐趣》，认为大自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所想要的所有美景，现在需要的只是一点管理工作。或者正如他在一行著名的诗里所说的：“人人都可以为自己营造一片美景。”“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持这种看法，”他接着说，“不过，就我自己而言，我宁可看到一棵树郁郁葱葱、枝繁叶茂的本来模样，而不愿意看到它被修剪成一个数学图形。”世人似乎一下子都同意他的观点。

各地豪宅的主人都乐于按照这些观点办事，采用弯曲的小径和蜿蜒的湖泊，但一度主要在建筑方面作了一些改进。全国各地，有钱的地主在自己的庭园里修起了洞穴、会堂、瞭望塔、人造废墟、方尖塔、城堡似的观景台、兽笼、橘园、神殿、露天竞技场、有座前廊（墙壁呈半圆形，壁龛里放有英雄人物的胸像）、怪异的古罗马式休憩场所，以及脑子里想得到的其他任何稀奇古怪的建筑物。这些都不是装饰性的小东西，而是重量级的大作品。霍华德堡里的陵墓是由尼古拉斯·霍克斯穆尔设计的（范布勒的老主顾第三代伯爵现在就长眠在这里），它的规模之大，花钱之多，比得上克里斯托弗·雷思为伦敦设计的任何一座教堂。罗伯特·亚当制订了一份计划，要在赫里福德郡一个12英亩面积、牧草丛生的山坡上，修建一座完整的、带城墙的罗马时代市镇，并完全用人工将其变成一个漂亮的废墟，目的只是为了提供一个东西，好让一位名叫哈利爵士的小贵族在吃早餐的过程中可以自得其乐地凝视一番。那个计划没有实现，但别的精美绝伦的消遣性景致建起来了。邱园里著名的宝塔高达163英尺，在很长时间里是英国最高的建筑物。直到19世纪，该塔一直饰有华丽的金色涂层，总共漆有80条龙，铜铃叮当作响。但是，为了减少债务，国王乔治四世把这些东西都卖了，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实际上只是个空壳子。邱园里曾经散布着19座奇妙的建筑物，包括一座土耳其清真寺、一座爱尔汗布拉宫、一座小型哥特式教堂和献给风神埃俄罗斯、山林仙女阿瑞托莎、女战神贝娄娜、畜牧神潘以及和平、隐士和太阳的殿堂。这样，某些王室成员在散步的过程中就可以停下脚步，有选择地欣赏这些娱乐性的建筑物。

在一段时间里，极其时尚的是修筑隐士居所，并在里面安置一位隐士。在萨里郡的佩因希尔，有个人签订了一份合约，在一处景色如画的僻静之地过7年修道士般的宁静生活，年薪100英镑。但是，刚过3个星期他就被解雇了，因为有人看到他在当地的一家小酒店里喝酒。兰开夏郡有一位庄园主答应付给任何人一辈子每年50英镑，只要他愿意在他庄园的一个地下室里过7年，不理发，不剪指甲，也不跟别人说话。有人接受了这项提议，实际上待了4年就决定不干了。遗憾的是，他毕竟还是待了4年，不知道他有没有拿到至少部分养老金。卡罗琳王后，就是在海德公园里修筑蛇河的那位女子，让建筑师威廉·肯特为她在里士满盖了一处隐士居所，并把一位名叫斯蒂芬·达克的诗人安置在里面。但这件事也没有成功，因为达克认为自己不喜欢冷清的生活，也不喜欢让陌生人来瞅着他，因此就放弃了。有点可笑的是，他接着当上了萨里郡拜弗利特一个教堂的教区长。不幸的是，他在那里似乎也并不快活，他似乎在哪里都不快活，最后投泰晤士河自尽。

修建观景台的最终体现当然是在奇西克，当时，奇西克还是伦敦西面的一个村子，第三代伯林顿伯爵（基特-卡特俱乐部的又一名成员）在那里建造了奇西克府。它根本不是一栋住宅，从来没有打算在里面住人，而是一处在里面欣赏艺术品、听听音乐的场所，一栋真正具有宫殿规模的避暑别墅。你也许还记得，第八代德文郡公爵就是从这栋房子里走出来，第一次高兴地遇见了约瑟夫·帕克斯顿。

与此同时，查尔斯·布里奇曼和他的接班人正在大规模地改变整个面貌。在他代表作的工地上，即在白金汉郡的斯托，一切都是大规模的，有一些哈—哈隐篱长达4英里。山丘变了形状，峡谷成了河流，宏伟的大理石殿堂几乎随处可见。斯托跟以前的建筑物都截然不同，比方说，它是世界上首批真正的旅游景点之一。这是英国第一个吸引观光客的花园，第一个有自己的导游手册的花园。它如此受人欢迎，以至于花园的主人科巴姆爵士不得不在1717年买下了附近的一家旅店来接待游客。

1738年，布里奇曼去世，过不多久就有一名特别年轻的人来接替他的位置。布里奇曼开始在斯托府上班时，他还没有出生呢。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叫做兰斯洛特·布朗，他正是这场美化环境运动所需要的人。

布朗的生平马上使人联想起了约瑟夫·帕克斯顿。两个人都是自耕农的子弟，两个人都特别聪明和勤奋，两个人都在小时候就从事园艺活动，两个人都受雇于富人家并很快成名。就布朗而言，故事要从诺森伯兰郡讲起，他的父亲是那里柯哈尔庄园的一名佃农。布朗14岁时就当园艺学徒，干了整整7年，之后就离开诺森伯兰郡搬到了南方，很可能是为了找一个对他的哮喘病有好处的气候环境。他在接下来那段时期里干了什么，这就不得而知，但是他一定是很有名气了，因为在查尔斯·布里奇曼去世后不久，科巴姆爵士就选定他来担任斯托府的首席园艺师，他那个时候才24岁。

布朗发现自己手下有40名工作人员，担任工资出纳员和首席园艺师，他渐渐承担起整个庄园、建筑工程和园艺工程的管理工作。通过这种办法，当然再加上业余的学习，他掌握了许多技术，成为一名完全称职的建筑师，虽然是有点儿能工巧匠的味道。1749年，科巴姆爵士去世，布朗决定自立门户。他搬到了当时伦敦西面的一个名为哈默史密斯的村子，开始从事自由职业。35岁的时候，他快要成为历史上称之为“潜力布朗”的那个人。

他极有眼力，不建造花园，而建造风景。他的习惯是，只要朝哪个庄园看一眼，就马上宣布这个庄园具有开发潜力，于是他就获得了那个著名的绰号。很久以来，人们往往只把布朗描绘成一个小手小脚的人，一个修修补补的人，不过是把树林排列得比较漂亮一点。实际上，他搬运的泥土之多，经营的规模之大，无论谁也比不上。为了建造斯托府的格雷香谷，他的工人用手推车运走了23500立方码土石，将其分散在别的地方。在萨福克郡的赫夫宁翰府，他把一个大草坪抬高了12英尺。他很乐意移栽成年大树，有时候还搬迁大型村庄。为了方便移栽大树，他发明了一种带轮子的机器，能把树木移栽到36英尺高处，而又不损伤它们，这项园艺工程在当时几乎被看成是一个奇迹。他种了成千上万棵树，在朗利特一年就种了91000棵，他所建造的湖泊占了100英亩良田（几乎可以肯定，这个情况会使他的某些客户犹豫不决）。在布莱尼姆宫，有一座漂亮的桥横架在一条潺潺的小溪上面，布朗在两侧建造了湖泊，使其看上去十分壮丽。

他在脑海里完全明白，100年以后，那些景点有可能是什么模样。早在别人想到以前，他已经几乎完全使用当地的树木。这种手法使他的景点看上去似乎是自然形成的，而实际上一直到牛粪都是人工设计的。他是一名园艺师，但更是一名工程师和风景建筑师。他在“混淆视觉”方面有着特别的天赋，比如，使两个不同高度的湖看上去像一个大得多的湖。布朗创建的景致，比原本的乡村景致在某种意义上“更具英国特色”。而且，其规模是如此宏大，你现在得花些时间才能想象出它们在当时是多么新奇，他把这称为“改天换地”。今天英格兰许多低地地带的景色看上去也许是亘古以来一向如此的，但很大程度上却是18世纪的人工创作，尤其是布朗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说这是修修补补，那可是大修大补。

布朗提供的是整套服务——设计、提供苗木、栽种以及此后的养护。他工作卖力，速度又快，因此可以同时完成好多任务。据说，他只要在哪个庄园里花一个小时快速走一圈，就可以制订出一个全面的改进计划。布朗的做法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长远来说成本低廉。要是你的庭园里拥有大量花圃和整形树木园，以及几英里长的修剪型树篱，那就需要做大量的养护工作。而布朗设计的景致主要是自己照管自己。他还特别讲究实际，别人建造殿堂、宝塔和神龛的地方，他盖起的建筑物看起来像是豪华的观景台，实际上却是奶牛场、养狗场或庄园工人的住所。他是在农村长大的，因此对耕作确实懂得不少，常常提出一些变革，提高了效率。即使称不上是一名伟大的建筑师，他肯定也是一名称职的建筑师。比如，由于他从事设计景点的工作，他对排水的了解，也许超过那个时代的任何建筑师。早在土壤工程成为一门学科之前，他已经是这方面的一位大师。他设计的那些静止的景致下面，很可能有着看不见的复杂的排水系统，把泥塘变成草地，而且可以保持250年，你也不妨把他称为“排水大师布朗”。

有人出1000英镑请布朗到爱尔兰去营造一个庄园，但他拒绝了，说他在英格兰的事还没有全部做完。他在3年的自由职业生涯中，大约承担了170项任务，因此使很大一部分英格兰乡村改变了面貌，在此过程中，他也变得越来越富有。在他自立门户的10年间，他每年能挣15000英镑，足以使他跻身于新生的中产阶级上层。

大家都很坦率地赞扬他的成就，有一次，诗人理查德·欧文·坎布里奇对布朗说：“我的确希望死在你的前面，布朗先生。”

“为什么？”布朗吃惊地问。

“因为我想见到天堂在你将它改造以前是什么模样的。”坎布里奇干巴巴地答道。

艺术家约翰·康斯特布尔不喜欢布朗的作品。“它不是美，因为它不是自然。”他说。但对布朗抨击得最厉害的是自命不凡的威廉·钱伯斯，他轻描淡写地把布朗设计的景致说成是缺乏想象力的，坚持认为它们“和普通的田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钱伯斯接着认为，改善环境是要在里面盖起华丽的建筑物。邱园里的宝塔、模拟的爱尔汗布拉宫和别的消遣性建筑物，就是他设计的。钱伯斯认为布朗不过是一个农民，他的谈吐和举止都不够优雅，但是，布朗的客户们喜爱布朗。有个名叫埃克塞特爵士的客户，把布朗的肖像挂在家里每天都看得到的地方。布朗似乎还是个很可爱的人，他有几封家书幸存下来。他在有一封中对他的妻子说，他由于工作不能和她在一起，但每天都在想象中和她交谈，“尽管没有你亲爱的陪伴，但这种交谈是很令人陶醉的，我亲爱的比迪，这将永远是你所爱的丈夫纯粹的、主要的乐趣”。一个几乎没有上过学的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那已是相当不简单了，农民肯定说不出这样的话。他1783年去世，享年66岁，许多人非常怀念他。

[1] 这是个双关语，“克朗”（crown）意思之一是英国旧币制的5先令硬币，意思之二是王冠。——译注

[2] 贺加斯的系列画描绘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年轻人堕落的过程。在方特希尔府的威廉·贝克福德衰落（和他的府邸倒塌）之前，那些画原本是属于他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倒是很恰当的。——原注

[3] 到了下一个世纪，努涅翰公园再次扬名。1862年夏天，查尔斯·勒特威奇·道奇森正和一群人游览该公园，其中包括他所在的牛津大学克赖斯特彻奇学院院长的女儿艾丽斯·利德尔，他在游览过程中开始构思他的故事。那个故事后来成为《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原注

二

正当“潜力布朗”摒弃鲜花和装饰性灌木的时候，别人却在发现大批新的品种。布朗去世前后的50年里，是植物界大发现的时期，寻找植物成了科学和商业的巨大推动力。

有理由可以说，发起这一切的是约瑟夫·班克斯。他是一位聪明的植物学家，1768年到1771年期间随库克船长去南太平洋及更远的地方航行。班克斯在库克的小船里装满了植物样本，总共30万件，其中有1400种是从未有过记录的，一下子把世界上已知的植物品种增加了大约1/4。假如他跟随库克去进行第二次航行，他几乎肯定会发现更多的品种。但是，天哪，班克斯既是个聪明的人，又是个被宠坏了的人。这次他坚持要带上17名仆人，包括两名号手，以便在晚上供他消遣。库克婉言反对。班克斯拒绝前往。他转而自己出资对冰岛进行了一次远征。途中，这一行人在奥克尼的斯凯尔湾作了短暂停留，班克斯做了一些发掘工作，但是没有注意到斯卡拉坡上那个杂草丛生的圆丘，因此完全错过了在自己众多的成就中，再增加一个那个时代伟大考古发现的机会。

与此同时，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们奔赴世界各地寻找植物，不仅去北美洲。结果，他们找到了很多不仅可爱和有趣，而且将在英国土壤里扎根开花的植物。第一批从东部深入美洲内地的欧洲人，并不是要寻找适宜定居的土地或前往西部的通道。他们寻找的是可以卖钱的植物，他们发现了几十个新奇的品种，有杜鹃花、翠菊、山茶、梓树、大戟、绣球花、杜鹃花属灌木、金光菊、五叶地锦、野樱桃，以及许多种蕨类植物、灌木、树木和藤本植物。要是能发现新的植物，并把它们安全地运回欧洲的苗圃进行繁殖，你就可以发大财。过不多久，北美洲的树林里到处都是一群群寻找植物的人，这时候你简直没法说清楚哪种植物到底是哪个人发现的。约翰·弗雷泽——弗雷泽杉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发现了44个或215个新品种，取决于你相信哪本植物史。

寻找植物有着很大的危险。约瑟夫·帕克斯顿派了两个人去北美洲，看看能找到什么东西。结果，他们的船装的东西太重，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一条水流湍急的河上倾覆，这两个人都淹死了。寻找植物的法国人安德烈·米肖的儿子被熊咬得血肉模糊。在夏威夷，道格拉斯杉的发现者戴维·道格拉斯在一个极其不利的时刻掉进了一个捕捉野兽的陷阱：里面已经有一头野牛，结果它把他踩死了。还有的人迷了路，挨了饿，或者得了疟疾、黄热病或别的疾病死了，或者被疑心重重的当地人杀害了。然而，那些成功的人往往获得了大量财富——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罗伯特·福琼，我们上一次在第八章里谈到过他。他化装成当地人，冒着风险周游了中国，摸清了茶叶的生产方法。他把茶叶种植引进到了印度，这很可能挽救了大英帝国。不过，是在把菊花和杜鹃花带到了英国的苗圃以后，他才会在富贵中死去。

还有的人纯粹是为了追求冒险生活，有时候似乎是被危险地引入歧途的。在这种类型的人当中，也许最引人注目的——表面看来似乎不大可能的——是两个年轻朋友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和亨利·沃尔特·贝茨。两个人都是没有多大财力的商人的儿子，虽然都没有出过国，但他们在1848年决定航行，去亚马孙河流域地区寻找植物标本。过不多久，华莱士的兄弟赫伯特和另一名热心的业余爱好者理查德·斯普鲁斯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斯普鲁斯是约克郡霍华德堡庄园的一位小学校长，从来没有跟比英格兰草地更富有挑战性的事打过交道，谁都似乎没有对过热带生活作好丝毫准备。可怜的赫伯特一上岸就得黄热病死了。然而，其他3个人坚持下去，不知什么原因决定分头行动，朝不同的方向进发。

华莱士一头扎进内格罗河沿岸的丛林里，在接下来的4年里顽强地采集标本，他遇到了无数的困难。昆虫折磨着他的生活，有一次他碰上了危险的马蜂窝，把几乎不可缺少的眼镜摔破了。他还在另一次混乱中丢了一只靴子，在一段时间里，他不得不穿着一只鞋在丛林里行走。为了迷惑他的印第安人向导，他把标本泡在盛甘蔗酒的罐子里，而不是像任何明智的人那样把酒倒在嘴里喝。印第安人认为他疯了，便拿走了剩下的甘蔗酒，消失在森林里。华莱士没有气馁，他是不会气馁的，依旧坚持前行。

4年以后，他步履蹒跚地走出水雾弥漫的丛林。他已经精疲力竭，衣服千疮百孔，还因热病复发而浑身发抖，神志昏乱。在巴西港口城市帕拉，他登上了一条名叫“海伦”号的三桅帆船横渡大西洋回国。然而，“海伦”号行驶到中途时着了火，华莱士不得不跳进一条救生艇，留下了他宝贵的货物。他眼看着那船被大火吞没，连同他的宝贝一起沉入大海。华莱士没有被吓倒（哎呀，也许有一点儿气馁）。他疗养了一段时间以后，便航行前往地球另一端的马来群岛。他在那里连续漫游了8年，采集了惊人的12.7万件标本，包括以前从未有过记录的1000种昆虫和200种鸟类，这一切他都设法安全地运回了英国。

与此同时，在华莱士离开以后，贝茨在南美洲又留了7年，主要乘船在亚马孙河及其支流上进行探索，最后带回国差不多1.5万件动物和昆虫标本。与华莱士的12.7万件相比，这个数字似乎不算大，但其中的大约8000件——占了一半以上，那可是个很大的比例——对科学界来说是新的。

但是，在许多方面最了不起的是理查德·斯普鲁斯。他在南美洲待了整整18年，在欧洲人从未到过的一些地区探险，采集了大量信息，包括21种当地印第安语的词汇。在其他方面，他还发现了在商业上很重要的橡胶植物、那种生产现代可卡因的古柯、那种从中提取奎宁以及带香味的奎宁水的金鸡纳树。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奎宁是治疗疟疾和其他热带病唯一有效的药物；而要生产优质的杜松子酒补剂，奎宁水是极其重要的。

当斯普鲁斯终于回到故乡约克郡的时候，他发现自己20多年来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全被他的委托人投资到了不该投资的地方。此时，他身无分文，他的健康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在接下来的27年里，他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无精打采地整理自己的成果，他再也没有力气去写回忆录。

多亏了这3位勇士以及几十位像他们这样的其他人，英国园艺师可以获得的植物数量急剧增加——从1750年的大约1000种，增加到了100年以后的远远超过2万种，新发现的奇异草木变得极其珍贵。到19世纪40年代，一棵小小的南美杉——1782年在智利发现的一种装饰性针叶树——在英国很容易以5英镑的价钱出手，差不多是雇一名保姆一年的费用。适于花坛种植的花草也成了一个大行业，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业余园艺活动的发展。

更加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也推动了铁路的发展。有了铁路，人们可以住在远郊而到城里上班。郊区为业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有了更加宽敞的地方，新郊区人就可以——实际上也需要——对园艺产生兴趣。

但是，另一个变化更具有深远的影响：妇女开始在家里从事园艺，起催化剂作用的，是一位名叫简·韦布的女子。她没有任何园艺方面的背景，她之所以令人难以置信地一举成名，是因为她写了一部3卷本的劣作《妈咪！一个22世纪的故事》。这部书是她在1827年匿名出版的，当时她才20岁，她描写了一台蒸汽割草机。园艺作家约翰·克劳迪厄斯·劳登读了她的作品以后觉得（真的）很兴奋，找她要交个朋友，以为她是个男人。当发现她是个女子时，劳登更是兴奋不已，旋即向她求婚，虽然那个时候他的年龄已经比她大了整整一倍。

简答应了，于是就开始了一段令人感动的、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约翰·克劳迪厄斯·劳登在园艺界已经是个享有很高地位的人，他于1783年，即“潜力布朗”去世的那一年，生于苏格兰农村，年轻时代就拼命要求上进，自学了6种语言，包括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从书本里学到了尽可能多的关于植物学、园艺学、自然史和其他跟园艺艺术有关的知识。1804年，在他21岁那年，他开始似乎源源不断地写出厚厚的书。这些书都有庄重而又吓人的名字——《简论最近在暖房里取得的几项革新》、《关于建造和管理有用的装饰性植物园之思考》、《培育菠萝的几种方法》——这些书的销售量，都比听上去似乎应该有的销售量要好得多。他还当编辑，主要当作者，结果单枪匹马地推出了许多种通俗园艺杂志——一次多达5种——应当指出，他做了这一切，尽管很倒霉，健康老是不佳。他似乎特别容易生病，然后又引起可怕的并发症。比如，由于风湿病严重发作，他的右臂不得不截除。过不多久，他的膝盖又变僵硬，使他终生成为瘸子。由于经常疼痛，他一度对鸦片酊有了瘾。因此，终其一生，他的日子过得很不容易。

劳登夫人比她的丈夫更加成功，因为她在1841年出版了一本名叫《女士实用园艺指南》的书，这本书证明出版得正是时候。这是第一本旨在鼓励上层阶级的妇女们弄脏一下手，甚至出一点汗的书，这简直新奇到了过分的程度。《女士实用园艺指南》勇敢地坚持认为，妇女们可以在没有男人指导的情况下独立从事园艺活动，只要理智地采取几条预防措施——要经常干，但不要干得太用劲；只用分量轻的工具；千万不要立在潮湿的地方，因为不健康的东西会从裙子里往上散发。该书似乎假设读者是很少到户外活动，更少拿园艺工具的女子。比如，劳登夫人是这样解释铲子的使用方法的：

园艺师挖土分为几步：先在脚的帮助下把铁铲笔直插进土里——铁铲起着楔子的作用——然后用长柄作为杠杆，撬起已经松动的泥土，最后把土翻个身。

整本书就是那个样，把最普通、最明显的动作描述得几乎详尽无遗，比如铲子的哪一头是插进土里的。这本书现在几乎不值得再读，很可能当时读的人也不多。《女士实用园艺指南》的价值不在于它说了些什么，而在于它表达了什么：女士应当走出家门干点事。这本书出版得很及时，正好中了英国人的意。1841年，各地的中产阶级妇女都对刻板的生活感到厌倦至极，对任何能出去散心的提议都感激不尽。在那个世纪的剩余年月里，《女士实用园艺指南》在市场上一直可以买到，获利不少。它真的鼓励女士们去弄脏一下手，整个第二章讲的就是施肥。

19世纪这场园艺运动的产生原因，除了园艺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的魅力之外，还有一种更令人想不到的推动力，约翰·克劳迪厄斯·劳登在这方面也起了核心作用。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是霍乱和别的传染病的流行，大批的人因此死于非命。这不完全是人们想要从事园艺的原因，但这确实使得人们普遍渴望呼吸新鲜空气，生活在开阔地带。尤其是因为情况越来越明显，城市里的墓地总的说来是肮脏的、拥挤的。

19世纪中叶，伦敦只有218英亩坟地，死者被以难以想象的密度安葬在里面。诗人威廉·布莱克1827年去世以后，被安葬在邦希尔墓地，在另外3名死者的上面；后来，他的上面又安葬了4名死者。就这样，伦敦的坟地里埋着一堆堆的死人。据估计，圣玛丽尔本堂区教堂把10万具尸体塞进了占地仅仅1英亩多的墓地里。现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国家美术馆所在的位置，原先是圣马丁教堂一块不大的墓地。在大约一座现代草地滚木球场大小的地方，容纳了7万具尸体，还有未经统计的几千具被安葬在教堂里面的地下室里。1859年，当圣马丁教堂宣布打算清理地下室时，自然主义者弗兰克·巴克兰决定找出伟大的外科医生和解剖学家约翰·亨特的棺木，以便把他的遗体重新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巴克兰留下了一段非常动人的文字，记述他在里面看到的情况。

“伯斯塔尔先生打开了3号地下室笨重的栎木门，”巴克兰写道，“我们用牛眼灯往里面一照，我看到了一幅永生难忘的情景。”在他面前的阴暗处，杂乱无章地堆放着成千上万具破棺材，每个角落都挤得满满当当，仿佛是由一场海啸冲积在那里的。巴克兰全力以赴地找了16天才找到他的目标，不幸的是，对任何别的棺木，没有人花上同样的工夫。它们被用大车野蛮地拉到了别的公墓，葬在没有标志的坟墓里。结果，许多名人遗骸的去向直到今天都不完全清楚，仅举几例：家具商托马斯·奇彭代尔、国王情妇内尔·格温、科学家罗伯特·博伊尔、微型图画画家尼古拉斯·希利亚德、公路响马杰克·谢泼德以及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的父亲、老祖宗温斯顿·丘吉尔。

许多教堂的大部分收入来源是靠殡葬，它们不愿意放弃这种有利可图的生意。在位于霍尔本的克莱门特巷的伊农浸礼会教堂（就是现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所在地），教堂当局在仅仅19年的时间里就把1.2万具尸体塞进了地下室。这么多腐尸所产生的臭味很难不逸出来，这是不足为怪的，几乎哪次做礼拜都会有人晕倒。最后，大多数人不再聚在一起，但教堂依然接受送来安葬的尸体，教区牧师需要那笔收入。

坟场里安葬得满满当当，几乎每挖一铲土都会挖出来腐烂的肢体或别的遗骸。尸体埋得又浅又草率，经常被以腐肉为食的动物掘出来，或自行露出地面，就像地里的岩石那样，不得不重新安放。城里的送葬人几乎从来不到坟边来目睹下葬的过程。那种经历简直太让人伤心，而且被许多人看成是很危险的。传闻很多，说有上坟的人被腐尸的臭味熏死。一位沃克医生在国会的调查会上作证，坟场工人在翻动棺木之前，先要在边上挖个洞，插一个管子，把逸出来的气体烧掉——他报道说，这个过程需要耗时20分钟。他知道，有个人因为没有采取通常的预防措施，吸入从一个新坟中逸出的气体而顿时倒地而死，“就像被子弹击中那样”。“在未经空气稀释的情况下吸入这种气体，就意味着顷刻死亡，”委员会在一份书面报告中肯定了这一点，并补充说，“即使经过充分稀释，也很容易引发疾病，最后往往导致死亡。”直到那个世纪晚些时候，医学杂志《柳叶刀》仍不时报道有上坟的人因吸入不干净的空气而病倒。

在许多人看来，解决这个可怕的臭气问题，明智的办法是把公墓完全迁出城市，使墓地变得更像公园。约瑟夫·帕克斯顿是这个主张的热心拥护者，但这场运动的主要支持人是那位不知疲倦、无处不在的约翰·克劳迪厄斯·劳登。1843年，他撰写并出版了《论公墓的布局、设置和管理，兼论改善墓地的方法》。结果证明，这是一本出人意料地合乎时宜的书，因为不到这一年过去，他自己也会需要一处公墓了。劳登指出，就伦敦的公墓而言，问题之一是它们大多数建在密度很大的黏土之上，排水不畅，因此尸体容易腐烂发臭。他建议，郊区的公墓可以建在沙土或砾石上，尸体埋在里面实际上就会变成有益的堆肥。要是栽上大量树木和灌木，不仅能营造出一种田园氛围，还能吸收从坟墓里泄漏出来的任何臭气，以新鲜空气替代肮脏的空气。劳登设计了3处这类新的样板公墓，使其看上去与公园没有什么差别。不幸的是，他没有能长眠在自己的一处作品之中，因为他因过分劳累而去世的时候，他所设计的公墓还没有建起来。不过，他被安葬在伦敦西部的肯萨尔公墓，那处公墓是按照类似的原则修建的。

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公墓变成了事实上的公园。到了星期天下午，人们来到公墓，不仅向他们逝去的亲人表示敬意，而且来散步，呼吸这里的空气，举行野餐。伦敦北面的海格特公墓有着众多的景致和宏伟的纪念碑，本身就成了个游览景点。住在附近的人购买了大门钥匙，这样就可以想什么时候进出就什么时候进出。规模最大的要算是萨里郡的布鲁克伍德公墓，它是1854年由伦敦公墓公司开设的。后来，在它2000英亩具有田园风味的土地上，渐渐安葬了差不多25万名死者。它的规模如此之大，该公司在伦敦和以西23英里处的布鲁克伍德之间经营一条自己的铁路，提供三个等级的服务，在布鲁克伍德设有两个车站：一个供圣公会信徒使用，一个供新教徒使用，铁路工人亲切地称其为“斯蒂夫快车”。这种服务一直提供到1941年，那一年遭到了德国轰炸机的轰炸，最后证明那是致命的打击。

当局渐渐明白，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像公园那样的公墓，而是真正的公园。在劳登去世那年，一种崭新的东西——都市公园——在利物浦默西河对面的伯肯赫德开张。这个建在125英亩荒地上的公园立刻取得成功，受到人们高度赞赏，认为它是个奇迹。几乎不用说，它的设计师肯定是那位永远勤奋、永远有创造力、永远可靠的约瑟夫·帕克斯顿。

这时候，公园已经存在，但不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种公园。一方面，这些公园往往是排外的。伦敦的大公园只允许时尚的人和有地位的人（有时候再加上少量脸皮厚的妓女）进去，进入19世纪很长时间以后还是那样。有一种经常所说的“默契”，即公园不是为下等人甚至中产阶级建的，不管那些等级是怎么确定的，有的公园甚至懒得建立默契。摄政王公园在1835年以前干脆收门票，以阻止普通人把小径弄得乱七八糟，降低了格调。无论如何，许多新兴的工业城市根本没有公园，因此大多数做工的人没有地方去呼吸新鲜空气和开展娱乐活动，除了在城里通向乡村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散散步。要是有哪个人傻里傻气，离开这些布满车辙的道路，踏进私家地盘——为了欣赏一处风景，撒一泡憋着的尿，或者喝一口溪水——那么他很可能被钢夹子夹住脚，痛得哇哇叫。在那个时代，经常有人因侵入他人地界而被发配到澳大利亚。任何形式的侵入他人地界，不管多么无辜，多么轻微，势必会被看成是恶意的。

因此，在城市里建设所有市民都可以免费使用的公园，不管其在现实生活中地位的高低，这几乎是个令人无比激动的想法。帕克斯顿不建造正式的街道，下令修建公园常有的林荫道，创建了更加自然、更加迷人的景色。伯肯赫德公园使人想起了私人庄园的庭园，但该公园是供大家使用的。1851年（又是那一年！），年轻的美国记者兼作家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正和两位朋友利用假期在英格兰北部作徒步旅行，他在伯肯赫德一家面包店停下来买点食品吃中餐。店主劲头十足、无比自豪地谈起那个公园，于是他们决定去看一眼，奥姆斯特德立刻被迷住了。他在那本很畅销的游记《一位美国农场主在英格兰的旅行和谈话》中回忆说，景色的设计质量“达到了我以前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完美程度”。当时，许多纽约人正积极要求为该市建个像样的公园，而奥姆斯特德认为，伯肯赫德公园正是大家所需要的那种公园。他怎么也想不到，6年以后，那个公园的设计任务会落到他自己身上。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1822年生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他是一位生意兴隆的干货商人的儿子，成年之初换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他在纺织厂干过，出海当过商船的船员，经营过一个小农场，最后才转向写作。从英格兰回美国以后，他加入了创办不久的《纽约时报》，然后去南部各州采访，为该报写出了一系列好文章。那些文章后来汇集成册，成功地出版了《棉花王国》。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个不讨人喜欢的人。当华盛顿·欧文、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和威廉·梅克皮斯·撒克里这类人士来纽约时，他跟他们进行交往。他加入了迪克斯和爱德华兹出版公司，成了一名合伙人。有一段时间，他似乎事事如意，一帆风顺，然而接着那家公司遭受一系列财务挫折。1857年，那是经济萧条、大批银行倒闭的一年，他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破了产，失了业。

就在这个时候，纽约市即将开始把840英亩杂草地和灌木地改造成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央公园。这是一块大地方，将近2英里半长，半英里宽。一定程度上出于无奈，奥姆斯特德申请担任监工并获得了这份工作。他当时35岁，对于他来说，这不算上了个台阶。对于一个像他那样取得过很大成就的人来说，成为一个都市公园的监工是一种丢面子的倒退，尤其因为对中央公园会不会取得成功根本没有把握。一方面，中央公园当时其实根本不在中央，“城外的”曼哈顿还在以南将近2英里的地方。将要修建公园的地方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地——用一位旁观者的话来说，是一大片荒凉的废采石场和“传播疾病的沼泽地”。要把它变成一个公共景点的想法似乎简直荒唐可笑，野心勃勃。

公园——早年总是被称为“那个中央公园”，加上“那个”二字，这不是偶然的——的设计图样还没有敲定。2000美元奖金在等着那位中标者，而奥姆斯特德需要那笔钱。他和一位才到美国不久的年轻英国建筑师卡尔弗特·沃克斯合作，提交了一份计划。[1]

沃克斯身材瘦小，个子只有4英尺10英寸高。他出身于医生家庭，在伦敦长大，但成才以后于1850年移居美国。奥姆斯特德具有热情和远见，但缺少制图技术，沃克斯可以弥补，这是一段极其成功的伙伴关系的起点。为了达到简图的要求，所有的提议都要包括几个要素，如阅兵场、运动场、溜冰场、至少一个花园和一座瞭望塔，以及其他许多设施，还得包括相隔一定距离的4条交叉的街道，以免公园阻碍东西向的交通。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的设计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决定把交叉的街道建在视平线以下的低洼地里，把街道和公园游人完全分隔开，游人可以安全地从上面的桥上走过。威托尔德·赖布津斯基在他的《奥姆斯特德传》里说：“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公园晚上可以关门而不至于中断交通。”只有他们的计划中才具有这一特色。

大家很容易认为，修建公园主要就是种树、铺设小径、设置座椅和挖个水池。实际上，中央公园是个巨大的工程项目。为了达到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斯的设计要求，要使用2万多桶炸药来改变地形，要运来25万多立方码新鲜的表土才能使土壤适于种植树木。在1859年建设高峰时期，中央公园拥有一支3600人的劳动大军。公园是逐步开放的，因此根本没有一个盛大的开放仪式。许多人觉得里面乱七八糟的，让人摸不清头脑。没有错，中央公园几乎没有令人瞩目的景点，正如亚当·戈普尼克所说：“林荫道并不朝着哪个地方，并不通向哪个特定的地方。湖泊和池塘都各占一方，不是哪个相通的水道的组成部分。主要地带没有整齐地划分范围，而是互相渗透的。有意没有方向，没有明确的布局，没有人们熟悉的明晰的风格，中央公园没有一个中央区域。”

但是，人们反正越来越喜欢中央公园。过不多久，奥姆斯特德就接到美国各地的任务。这有点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奥姆斯特德并不很擅长于修建人们真想要的那种公园——他修建的公园越多，这点就暴露得越明显。奥姆斯特德认为，都市生活中的疾病，都是由污浊的空气和缺少锻炼引起的，致使“大脑的活力提前衰竭”。因此，疲惫的市民需要在清静的环境里散步，进行沉思默想，才能恢复健康、活力，乃至道德基调。因此，奥姆斯特德坚决反对任何吵吵嚷嚷、耗费体力或紧张激烈的东西。他尤其不愿意要动物园和湖中划船这类娱乐设施，而游乐园的游客所迫切需要的就是这类东西。在波士顿的富兰克林公园，他让园方禁止任何人打棒球，还禁止一切他轻蔑地称为“好动的娱乐”的活动，除了16岁以下的孩子，国庆日的庆祝活动也断然禁止。

人们的反应是，对这些规定不予理会；公园当局睁一眼闭一眼，也帮游客的忙。无论在哪里，奥姆斯特德设计的公园最后都变成了比他所希望的令人快活得多的地方，虽然与欧洲的公园相比依然要严格得多，欧洲的公园里设有气氛活跃的啤酒花园和灯光明亮的游乐场。

虽然他快到中年才开始从事景观工程，但奥姆斯特德的职业生涯是极其多产的。他在北美各地，在底特律、奥尔巴尼、布法罗、芝加哥、纽瓦克、哈特福德和蒙特利尔，修建了多达100处都市公园。虽然中央公园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但许多人认为他的代表作是布鲁克林的普罗斯佩克特公园。他还为各种庄园和机构完成了200多项私家任务，包括大约50个大学校园。比尔特摩宅第是奥姆斯特德的最后一项工程，实际上也是他最后的几次理性行为之一。过不多久，他无可奈何地渐渐得了痴呆症。他生命的最后5年是在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的麦克莱恩精神病院度过的，几乎不用说，那个精神病院的庭园是他设计的。

[1] 沃克斯也有一个独立的成功生涯，他有许多业绩。其中，他和另一位英国人雅各布·雷伊·莫尔德共同设计了俯瞰中央公园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原注

三

显而易见，胡乱猜测马香牧师先生在教区长寓所里的生活方式，这是很危险的。但是，他很可能非常想要而实际上没有的，是一个暖房，因为暖房是那个时代一件重要的新玩意儿。在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的伦敦水晶宫的启示下，又恰逢取消玻璃税，暖房很快在全国各地出现，里面种满了正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各地运到英国的各种令人激动的新奇植物。不过，如此大规模地把生物从一块大陆转移到另一块大陆，不是没有后果的。1863年夏，伦敦西部哈默史密斯的一位目光敏锐的园艺师发现自己暖房里的一枝宝贵的藤蔓病了。他无法确定它得的是什么病，但看到叶子上长满了虫瘿，虫瘿上又长出一种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昆虫。他抓了几个，送到牛津大学动物学教授、国际昆虫权威约翰·奥巴代亚·韦斯特伍德那里。

哎呀，藤蔓主人的身份现在已经无处可查。这是很不幸的，因为他是一位重要人士：他是欧洲遭受根瘤蚜侵扰的第一人。根瘤蚜是一种小得几乎看不见的蚜虫，不久将重创欧洲的藤蔓业。不过，我们对韦斯特伍德教授知道得不少。他生在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完全自学成才。

他的父亲是设菲尔德的一名制模工。他不仅成为英国杰出的昆虫权威——实际上，在昆虫学知识方面，谁也比不上他——而且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作品的权威。1849年，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第一位动物学教授。

在哈默史密斯发现根瘤蚜差不多整整3年以后，法国南部阿尔勒附近的罗讷河口地区的葡萄农发现自己的葡萄藤在枯萎和死亡。过不多久，葡萄园毁灭的事情发展到整个法国，葡萄园主束手无策。由于那种昆虫寄生在根部，致命疾病的最初病征可以被认为是任何疾病的病征。葡萄农们若要把葡萄藤挖起来看看是不是存在根瘤蚜，那肯定会弄死葡萄藤，因此他们只有等待，希望出现转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希望均落了空。

在15年时间里，法国有40%的葡萄藤死于非命。80%经嫁接美国葡萄藤根得以“康复”。在普遍遭受重创的情况下，有一些小片地区显得很神秘，显然具有免疫力。整个法国东北部地区都遭灭顶之灾，除了兰斯郊外的两个小小的葡萄园。由于某种原因，它们成功地抵挡住了传染，依然以原先的根部生产出香巴尼葡萄——这是法国唯一结果的香巴尼葡萄园。

几乎可以肯定，来自新大陆的根瘤蚜以前已经抵达欧洲，但到达的时候应该是死的根瘤蚜，它们无法在经历长距离的海上航行以后还存活下来。但是，海上出现了速度很快的轮船，陆上出现了速度更快的火车，这意味着小小的蚜虫到达的时候还精神抖擞，准备好了征服新的领地。

根瘤蚜原产于美洲，已经使所有想把欧洲葡萄引进到美洲土壤的企图成为泡影。这件事，从法属新奥尔良到杰斐逊的家乡蒙蒂塞洛，到俄亥俄州和纽约州连绵起伏的高地，已经引起震惊和绝望。美国的葡萄藤对根瘤蚜具有免疫力，但结不出很好的葡萄。接着，有人意识到，要是把欧洲葡萄藤嫁接到美国葡萄藤的根部，有可能得到能成功地抵御根瘤蚜的葡萄藤，问题是所产的葡萄能不能像以前那样酿出优质的葡萄酒。

在法国，许多葡萄园主觉得，要把自己的葡萄藤跟美国葡萄藤同流合污，那是不堪想象的。在勃艮第，人们担心自己可爱的、特别宝贵的特级葡萄园会受到无法修复的伤害，因此有14年时间不愿意让美国的葡萄藤根来玷污他们古老的葡萄藤，尽管在每个山坡上，那些葡萄藤都在枯萎、死亡。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许多葡萄种植者无论如何都在偷偷地搞一点嫁接，这种办法有可能挽救他们的优质葡萄酒。

但是，多亏了美国的葡萄藤根，法国葡萄酒依然存在。今天的葡萄酒是不是要比以前的差，这是很难说清楚的。许多权威认为不差，但这种迫于无奈的补救办法，势必会使那些容易产生疑虑的人疑心重重。肯定没错的是，闹根瘤蚜灾之前留下来的葡萄酒都已加上标记。为了得到如此醇香、不可代替的东西，人们要花去好多金钱，丢弃很多常识。1985年，美国出版商马尔科姆·福布斯花156450美元买了一瓶1787年的拉菲庄园干红葡萄酒。这瓶酒太宝贵了，是不能喝的，因此就陈列在一个专门的玻璃柜里。不幸的是，在为那瓶宝贵的酒提供照明的聚光灯的照射下，古老的瓶塞缩小了，连同那156450美金一起扑通一声掉进了瓶子里。有一瓶18世纪的玛歌庄园红葡萄酒的命运更惨，据认为，那瓶酒的主人曾经是托马斯·杰斐逊，确切的价钱达519750美元。1989年，葡萄酒商人威廉·索科林在纽约的一家餐馆里炫耀自己有这么个宝贝，不小心将瓶子碰在一辆上菜的手推车的边缘上。瓶子破了，这瓶世界上最贵的葡萄酒顿时变成了世界上最贵的地毯污迹。餐馆经理将一个指头伸进酒里，声称这酒反正也不能喝了。

四

工业革命生产出神奇的机器，改变了人们（有时候是害虫）的生活方式，而园艺科学却大大滞后。即使在进入19世纪很长时间以后，连植物究竟靠什么生长这样的基本知识也没有人知道。大家都知道，土壤需要施肥，但为什么要施肥，构成有效肥料的成分是什么，大家几乎没有统一的意见。19世纪30年代对农场主的一次调查中显示，当时使用的肥料中包括锯屑、羽毛、海沙、干草、死鱼、牡蛎壳粉、破毛料、草木灰、角质刨花、煤焦油、白垩、石膏、棉籽等等。其中有的所起的作用比你预期的要大，农场主毕竟不是傻瓜，但谁也不会根据它们的效力排一排队，也不知道按照什么比例来配料效果最好。结果，从总体上来说，农业收成呈持续下降的趋势。纽约州北部地区，从1775年的每英亩30蒲式耳，半个世纪后减少到不足1/4。（1蒲式耳等于35.2升，或相当于美制32夸脱。）几位卓越的科学家，尤其是瑞士的尼古拉斯-泰奥多尔·德·索叙尔、德国的尤斯图斯·李比希和英国的汉弗莱·戴维，确立了氮和金属与土壤肥力的关系，但怎么把前者加到后者中去，仍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各地农民几乎依然在往自己的地里施用往往是没有希望的、不见效果的肥料。

然后，在19世纪30年代，突然之间出现了世人一直在等待的神奇产品：鸟粪。鸟粪，即鸟类的粪便，自印加时代以来秘鲁一直在使用。自那以后，探险家和旅行家一直在议论它的肥力，但直到这时候还没有人想到要把鸟粪装进袋子，卖给北半球处于绝望中的农民。然而，外人发现鸟粪之后，怎么也是供不应求。施用一次鸟粪，土地就恢复活力，农作物产量增加了高达300%，全世界出现了所谓的“鸟粪热”。鸟粪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氮、磷和硝酸钾——这些东西恰好也是炸药的主要成分。鸟粪中的尿酸对制作染料也有很高的价值，因此，鸟粪成了许多不同行业的宝贝。突然之间，世人最想要的几乎就是鸟粪了。

海鸟筑窝的地方，往往就是鸟粪极其丰富的地方。许多岩岛简直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鸟粪：150英尺厚的鸟粪不是没有听说过的。太平洋里的有些海岛基本上就是鸟粪形成的，鸟粪贸易使得大批人发了财。英国商业银行施罗德银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鸟粪贸易的基础上的。有30年时间，秘鲁的全部外汇收入实际上都是通过把鸟粪装入袋子卖给感激不尽的世人所获得的。智利和玻利维亚为争夺鸟粪打仗。美国国会通过了《鸟粪海岛法案》，允许私人集团宣布任何产鸟粪的海岛为美国领土，如果他们发现这些海岛还没有主人的话。美国因此而占领了50多个海岛。

当鸟粪使得农场主的日子比较好过的时候，却给城市生活带来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它使人粪市场无法维持下去。以前，在城市里掏空粪坑的人，即所谓的清洁工，把人粪卖给郊外的农民。这有利于降低成本。但是，1847年以后，人粪市场倒闭了，因此处理人的粪便成了个问题。一般的解决办法是把粪便集中倒在最近的河里。我们将会看到，由此产生的问题要花上几十年时间才能得以解决。

就鸟粪而言，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它是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积累起来的，但很快就会用完。非洲近海有个岛上估计有20万吨鸟粪，一年多时间就被刮得干干净净，每吨的价钱涨到差不多80美元。到1850年，普通农场主只有一种令人泄气的选择，要么花上自己差不多一半的收入来买鸟粪，要么望着自己的庄稼枯萎。显而易见，现在需要一种合成肥料——那种既能可靠地有利于庄稼生长，又可以省钱的肥料。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名叫约翰·贝内特·劳斯的奇特人物登上了舞台。

劳斯是赫特福德郡一位富裕地主的儿子，从小就酷爱化学实验。他把家里一间空屋子改成实验室，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里面。大约1840年，在他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开始对骨粉肥料一种令人费解的古怪表现感到好奇，即要是把骨粉撒在白垩、泥炭等某些土壤上，就会极大地提高芜菁的产量，而要是把同样的骨粉撒在黏土上，则根本不起任何作用，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劳斯开始在自己家里的农场上做实验，以多种方式把土壤、植物和肥料混合在一起，试图把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实际上，科学种地就从这里起步了。1843年，即劳登去世的那一年，他把部分农场改成罗森斯特德实验站。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农业研究站。

劳斯对化肥和粪肥完全着了迷，以前谁也没有对肥料产生过像劳斯那样浓厚的兴趣，也没有人像他那样亲自做过实验，它们在哪方面的肥力都对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用不同的饲料来喂养牲畜，然后研究它们的粪便，看看对产量所产生的影响。他将化学物质以所能想到的各种方式进行组合，然后用来浇灌农作物。在此过程中，他发现用酸处理过的磷酸盐能使骨粉在各种土壤里都起作用，虽然他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答案来自别处，而且要晚得多。原因是：动物骨粉里的有肥力的因素，即磷酸钙，在碱性土壤里是不活泼的，需要酸来激活。）然而，劳斯已经制造出第一种化肥，他称其为石灰的超级磷酸盐，世界有了迫切需要的肥料。他如此潜心于他的生意，就是在度蜜月的时候，还带着新娘到泰晤士河及其支流沿岸的工业区作长时间旅行，为建一座新工厂选址。1900年，他在富裕中去世。

所有这些发展——业余园艺的兴起，郊区的扩展，高效化肥的发明——的结果，一个重大的发展终于来到：家庭草坪的兴起。它改变了世界的模样，但几乎没有人注意到。

19世纪以前，像样的草坪几乎只有庭园很大的豪宅和机构的主人才有，因为需要很高的维护费用。对于那些希望拥有一片草坪的人来说，他们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养一群羊，纽约的中央公园就是选的这种办法。直到19世纪末，中央公园一直是在里面四处吃草的200只羊的家园，牧羊人就住在如今叫做草坪酒店的那栋建筑物里。另一种选择是专门雇几个人，每逢青草生长的季节，他们就把全部时间用来割草、堆草，用手推车把草运走。这两种选择都很花钱，都不会有很好的成果。草坪即使割得再仔细，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依然是粗糙的、难看的，羊啃的草坪更是糟糕。马香先生选了哪种办法，我们不得而知，但他雇了一名园丁，名叫詹姆斯·巴克，因此他的草坪有可能是用镰刀割的。无论如何，几乎可以肯定，那个样子是相当难看的。

有一种很小的可能性，马香先生用了一种令人激动、有点吓人的新玩意儿：割草机。割草机是一位名叫埃德温·比尔德·巴丁的人发明的，他是格洛斯特郡斯特鲁德一家织布厂的工头。1830年，他看着一台用来裁剪布料的机器，突然间产生一个想法，认为可以把刀刃部分移到边缘，把它变成一台体积较小的装置，再带上轮子和手柄，就可以用它来割草。以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要用机器来割草，因此这完全是个新概念。更了不起的是，当巴丁的机器最终获得专利时，它无论在外表上还是在操作方面都与现代的筒形割草机惊人的相似。

它只是在两个关键的方面不同。第一，它的分量很重，很难操纵。制造巴丁的机器的詹姆斯·费拉比有限公司，在说明书中说，这种新机器的主人——有意思的是，不说园丁，也不说庄园的工人，而说机器的主人自己—— 会发现，使用这种机器是“一种有趣、有益和健康的运动”。说明书中还有一些插图，显示快活的买主像推着婴儿车那样推着割草机在平地上行走的样子。实际上，使用巴丁的机器是很费力气的。操作员不仅要用力抓住，握得很紧，还得拼命靠着机器，这样它才会向前移动。到了每一行的尽头，要是没有人来帮忙，那是很难改变它的位置的。

巴丁的机器的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它割草的效果不是很好。由于分量太重，不够平衡，刀刃往往不是在草的上方空转，就是拼命往草皮里钻。只是偶尔，割过以后草坪才显得比较平整，机器的价格也很昂贵。由于这些原因，它的销售量不大。过不多久，巴丁和费拉比公司就分手了。

然而，别的制造商接受了巴丁的理念，慢慢地不断加以完善。主要的问题是分量。铸铁是很重的，为了克服这一点，许多早期的割草机按照设计是用马拉的。有一家很有魄力的制造商——莱兰蒸汽机公司，接受了最初由简·劳顿在1827年提出的想法，制造了一台蒸汽割草机，但这台机器被证明不易操作，它体积太大，重达1吨半以上，只能勉强驾驭，经常有闯进篱笆和树篱的危险。[1]

最后，采用了简单的驱动链（借鉴了那个时代另一样新奇物品自行车的做法）以及亨利·贝西默的新的轻质钢，生产出了小型的拖拉式割草机，使割草机成为一种实用的工具，这种割草机正适合郊区的小花园使用。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割草机已经自然地成为园艺活动的组成部分。哪怕是不太富裕的家庭，也想要把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原因之一是户主想通过这种办法来告诉外界，他已经有了钱，不再需要利用这块地来为自己的餐桌种植蔬菜。

除了最初想出那个点子以外，巴丁本人跟割草机没有更多的关系。但是，他接着又搞出了另一项发明：可调节的扳手，它证明对人类是长远有用的。不过，是他想出来的割草机永远改变了我们脚下的世界。

对于许多人来说，今天所谓的园艺就是草坪，几乎不指任何别的东西。美国的草坪所占的面积为5万平方英里，超过了任何一种农作物。家庭草坪里的绿草要做的事，和自然界的野草是一样的，那就是长到大约2英尺高，开花，枯黄，死亡。让草保持又短又绿，不停往上长，这意味着要相当残忍地操纵它，往它身上泼很多东西。在美国西部，大约60%的自来水都被用来浇灌草坪。更加糟糕的是，大量除草剂和杀虫剂，每年7000万吨，渗入草坪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养一个漂亮的草坪，几乎是我们所干的最不绿色的事情，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

在那种有点令人气馁的气氛中，我们回到屋里去吧，在上楼之前看看最后一个房间。

[1] 最后，莱兰公司不再做蒸汽机和割草机的生意，开始对新出现的内燃机感兴趣，它最后成为英国莱兰汽车制造公司。——原注

第十三章 紫色屋

把它叫做紫色屋没有别的理由，只因为我们搬进去住的时候，那间屋子的墙壁是漆成那种颜色的。在原先的图纸上，它本来标着“客厅”两个字，但后来在调整的过程中把那个重要房间移到了隔壁。在那次调整中，仆人们没了拟建的“配餐室”，而给了马香先生一间宽敞的餐厅。不管叫什么名字，反正这间屋子是打算用作一种客厅的，很可能是用来接待喜欢的客人。

一

把它叫做紫色屋没有别的理由，只因为我们搬进去住的时候，那间屋子的墙壁是漆成那种颜色的，我们根本不知道马香牧师把这间屋子叫做什么名字。在原先的图纸上，它本来标着“客厅”两个字，但后来在调整的过程中把那个重要房间移到了隔壁。在那次调整中，仆人们没了拟建的“配餐室”，而给了马香先生一间宽敞的餐厅。不管叫什么名字，反正这间屋子是打算用作一种客厅的，很可能是用来接待喜欢的客人。马香先生也许会把它叫做书房，因为一部分墙里有一个嵌入式的书柜，从地板直达天花板，放得下大约600本书。在那个年代，这对于他这样职业的人来说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到1851年，用来阅读的书大家都买得起，但用作摆设的书却仍然昂贵。因此，假如马香先生的书架上放的是一堆小牛皮封面的书，那可以起到足够的摆饰作用，让那间屋子获得“书房”的名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马香先生似乎对这间屋子还煞费苦心，檐板的装饰线条、木质壁炉缘饰和书架都带点古典风格，这说明造价不小，而且经过了精心的选择。19世纪的图案书籍为房主提供了几乎永无穷尽的一连串形状美观、名称难懂的基本图案——圆形线脚装饰、S形线脚、狭凹槽、卷叶形花饰、凹弧边饰、凹弧饰、齿饰、反卷螺旋形饰，甚至一种“莱斯博斯岛式拱顶花边”，以及至少200多种其他图案——以此来表现向外突起的木头和灰泥表面的个性。马香先生的选择不拘一格，门框四周采用泡状的串珠饰；窗户上用的是有凹槽的柱子；壁炉的炉胸上飘着缎带似的垂花饰；天花板的镶边是一排排庄重的连续半球形图案，这种风格叫做“卵与尖形装饰图形”。

到那个时候，这种装饰风格实际上已经过时，说明马香先生是个乡巴佬。不过，我们现在也许应该对他表示感谢，因为他选用的古典风格使我们一下子就想到了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他恰巧也是个乡巴佬—— 进而想到了有史以来建造的两栋最有意思的房子，两栋都在美国，两栋都是那里的乡巴佬的作品。因此，本章实际上写的是关于住宅建筑风格的事和几位改变了世界的乡巴佬的事。我还顺便谈一谈几本书的事。我希望，在准备介绍一间也许是，也许不是书房的屋子的一章里，这不会是不合适的吧？

为了搞清紫色屋在建筑风格方面的特色，以及除此以外在结构方面的许多其他特色，它怎么会是这副模样的，我们就需要离开诺福克和英格兰，前往意大利北部那个阳光明媚的平原，那个舒适而又古老的城市维琴察。维琴察位于威尼托地区，界于维罗纳和威尼斯之间。乍看起来，维琴察似乎很像意大利北部类似大小的任何别的城市，但几乎所有的游客都很快就会有一种很熟悉的古怪感觉。你一次又一次地拐过弯去，会发现自己站在以前似曾见过的建筑物前面，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在某种意义上，你的确是见过的，因为这些建筑物是模板，整个西方世界的其他重要建筑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卢浮宫、白宫、白金汉宫、纽约公共图书馆、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以及无数的银行、警察局、法院、教堂、博物馆、医院、学校、豪宅和普通住宅。巴巴拉诺宫和皮奥文斯别墅与纽约证券交易所、英格兰银行和柏林的国会大厦等等显然在建筑上有着相同的DNA。坐落在城市边缘一个山坡上的卡普拉别墅，使人想起了无数穹顶建筑物，从范布勒设计的霍华德堡的四季堂，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杰斐逊纪念堂。奇里卡蒂别墅的门廊有着引人注目的三角墙和4根简朴的圆柱，它不仅很像白宫，它就是白宫，只是奇怪地被改成了该市东部边缘不远处的一个依然在经营的农场。

所有这些建筑风格的创始人，是一个名叫安德烈亚·第·皮埃特罗·德拉·贡多拉的石匠。1524年，在他还不到16岁的那年，他从故乡博杜瓦来到维琴察，在那里结交了一位很有影响的贵族詹乔治·特里西诺。假如他没有如此幸运地结交这位朋友，这个年轻人很可能就一辈子满身尘土地敲敲石头，他的天才无人知晓，今天的世界也会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模样。令后代们感到庆幸的是，特里西诺发现这个孩子身上有点才气，值得培养，于是把他带回了家，让他攻读数学和几何，带他去罗马看看那些伟大的古建筑物，为他提供了一切所能提供的有利条件。最后，他终于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最有信心、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在此过程中，他还以古希腊智慧女神帕拉斯·雅典娜的名字，为他起了个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的名字：帕拉弟奥[1]。（说也奇怪，我觉得必须指出，他们的关系似乎完全是柏拉图式的。特里西诺是个有名的讨女士喜欢的人；年轻的石匠也幸福地成了家，快要成为5个孩子的爸爸。特里西诺确实很喜欢帕拉弟奥，在帕拉弟奥的一生中，大多数人似乎也很喜欢他。）

就那样，在那位老人的指导下，帕拉弟奥成为一名建筑师——对他这种背景的人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一步，因为在那个时候，建筑师开头通常是美术家，而不是工匠。帕拉弟奥不搞装饰，不搞雕刻，也不搞绘画，他只设计建筑物。但是，他受过当石匠的实际训练，因此有个宝贵的有利条件：他对建筑物了如指掌，从而，用威托尔德·赖布津斯基的话来说，不仅知道一栋建筑物的本质，而且知道它的道道儿。

帕拉弟奥在这些方面是个典型例子：他具有合适的才华，生活在合适的地点和合适的时间。25年前，瓦斯科·达·伽马完成了前往印度的史诗般的航行，打破了威尼斯作为香料贸易在欧洲一端的垄断地位，削弱了它在商业上的支配作用。这时候，该地区的财富正在向内地流动。突然之间，出现了一批新型的乡绅，他们既有财富，又有建筑方面的雄心壮志。帕拉弟奥完全知道怎样以前者来满足后者，他开始在维琴察及其周边地区盖起有史以来最完美、最惬意的住宅。他的才华尤其在于设计那种既忠实于传统理念，又比相对严谨的古代形式更有意思、更具魅力、更加舒适、更有活力的建筑物。这是古典理念的复苏，世人会渐渐喜欢上它。

帕拉弟奥设计的建筑物并不算多——几座宫殿、4座教堂、1座女修道院、1座大教堂、2座桥梁和30栋别墅，只有17栋别墅至今尚存。在不复存在的13栋当中，有4栋没有完工，7栋已经毁坏，1栋根本没有盖起来，1栋情况不明，说不清楚。那栋别墅要是盖成的话，名叫拉戈那别墅，但始终没有找到。

帕拉弟奥的方法建立在严格照章办事的基础之上，并以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规则为范本。维特鲁威不是一位特别杰出的建筑师，实际上，他更是一位军事工程师。他之所以对历史显得很重要，是因为他的著作偶然存留了下来——这是在古典建筑方面唯一一部存留下来的作品。1415年，有人在瑞士的一所修道院里发现书架上孤零零地放着一本维特鲁威关于建筑学的著作。维特鲁威对比例、类型、形状、材料和其他一切可以计量的东西都制定了特别具体的规定。在他的天地里，一切都是按照公式来办事的。比如，一排柱子的间距，绝不可以凭直觉或感觉来决定，而要受到严格的公式的支配，旨在获得必然的、可靠的和谐。这方面有可能是特别苛刻的。比如：

所有长方形房间的高度，都应当通过运算来确定，即长度和宽度之和除以2，商数就被用作高度。但是，如果是带座位的凹室，或者是方形的房间，那么高度就要增加到宽度的一倍半……过梁附近的接待厅的高度应当比其宽度增加1/8，天花板应当比这个高度再高宽度的1/3。如果中庭较小，门应当是T宽度的2/3；如果中庭较大，门应当是接待厅宽度的一半。……祖先的胸像加上饰物，应当放在相当于两侧宽度的高度上。门的宽度和高度的比例，如果是多利斯式的话，可以用多利斯型的方式计算，如果是爱奥尼亚式的话，可以用爱奥尼亚式的方式来计算，但都要遵照对称的原则，这些原则已经在第四卷关于门的部分里介绍过。

帕拉弟奥继承了维特鲁威的理念，认为所有房间都应当是7种基本形状之一 ——圆形、正方形或5种长方形。他还认为，特殊的房间始终要以特殊的比例来建造。比如，餐厅的长度必须是宽度的两倍。只有这些形状，空间才给人带来愉快的感觉，到底什么原因，他没有说。（实际上，维特鲁威也没有说。）然而，帕拉弟奥实际上只有在大约一半时间里是按自己的理念办事的。无论如何，帕拉弟奥颁布的有些规定是令人生疑的。关于柱型的分级系统的理念——科林斯式柱型始终优于爱奥尼亚式柱型，爱奥尼亚式柱型始终优于多利斯式柱型——似乎是帕拉弟奥的同时代人塞巴斯蒂亚诺·塞利奥的发明，维特鲁威根本没有提到这条规定。帕拉弟奥还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凡是他建造的别墅，他都设有一个带圆柱的门廊，不知道只有古罗马的神殿才是那样，而住宅从来不是那样的。这很可能是他仿效最多的式样，而从忠实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这也许是建筑史上最幸运的错误。

假如他只是在维琴察周围盖了一系列漂亮的住宅，帕拉弟奥的名字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形容词。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在1570年他的生命快到尽头之时出版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叫做《建筑四书》，部分内容是平面图和立面图，部分内容是宣布一些原则，部分内容是大量实用建议。书里有着大批的规定和详细的要求——“关于房间的高度”、“关于门窗的大小”，还有一些有益的提示（比如：不要把窗户开在太靠近墙角的地方，那样会影响到整个建筑物的牢固程度）。这本书完全适用于业余人员。

在英语世界里，提倡帕拉弟奥建筑风格的第一人和最伟大的人是伊尼戈·琼斯。琼斯是舞台设计师和自学成才的建筑师，在帕拉弟奥去世20年以后，他有一次在意大利访问。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帕拉弟奥的作品，简直着了迷。他把所能弄到手的帕拉弟奥的建筑图样全部买了下来，总共大约有200幅。他开始学讲意大利语，甚至模仿帕拉弟奥的签名方式。回到英格兰以后，他就利用一切机会来建造帕拉弟奥式的建筑物，第一栋就是1616年建在格林尼治的女王府。在现代人看来，这是个索然无味的正方形建筑物，令人联想起了美国中西部小城市的中央警察局，但在斯图亚特时代的英格兰，它显得特别轮廓分明，具有现代气息。突然之间，全国的其他建筑物似乎都属于另一个花里胡哨的时代。

帕拉弟奥的建筑风格尤其和乔治时代关系密切，很大程度上难以和乔治时代的建筑风格加以区别。这个在建筑上整齐划一的时代，始于1714年乔治一世登基之时，一直延续到另外三位乔治王和一位乔治王的儿子威廉四世的统治时期。威廉四世于1837年驾崩，维多利亚女王登基，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当然，实际情况并不是那样一丝不差的，建筑风格不会仅仅因为一位君主的死去而改变，也不会因为一个朝代很长而保持不变。

由于乔治时代如此漫长，出现了各种经过改进和发挥的建筑风格。它们有的渐渐消失，有的独树一帜，因此有时候很难区分新古典主义、摄政时期风格、复兴的意大利风格、复兴的古希腊风格以及其他术语的意义，这些术语都是用来指一个特定的风格、美学标准或时段的。美国独立以后，乔治时代风格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标志（实际上，在美国独立以前，这也不是个很讨人喜欢的用语），于是就用“殖民地时期风格”来描述独立以前的建筑物，用“联邦时期风格”来描述独立以后的建筑物。

所有这些风格的共同之处就是跟古典理念的附联关系，也就是说跟严格规则的附联关系，这并不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规则意味着，建筑师有时候几乎用不着动脑筋。肯特郡的豪宅梅雷沃思府是科伦·坎贝尔设计的，它实际上完全是帕拉弟奥的卡普拉别墅的翻版，只是那个圆顶稍稍改了一下。许多别的建筑物也没有多少创新。“重要的是忠实于规则”，正如阿兰·德·博顿在《巧妙的建筑学》中说的。在当时建造了一些很漂亮的帕拉弟奥式建筑物，马上从脑海里闪过的有奇西克府、伦敦西部伯林顿爵士的超大型观景台。但随着时间过去，总体效果是老一套的，有点儿索然无味。正如建筑史学家尼古拉斯·佩夫斯纳所说：“那个时期所建造的各种别墅和乡村住宅，你在脑子里是不容易区分的。”

帕拉弟奥的卡普拉别墅（上）和托马斯·杰斐逊的蒙蒂塞洛（下）

因此，想到以下这一点，你会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那个时代的两栋也许是最有意思、最有创意的帕拉弟奥式住宅，不是由训练有素的建筑师建在欧洲，而是由业余人士建在遥远的地方。不过，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业余人士呢？

[1] 帕拉弟奥（1508—1580），意大利建筑师，研究并发展了古典建筑，著有《建筑四书》等。——译注

二

1769年秋，在弗吉尼亚山区的一个山坡上，在当时文明世界的最边缘，有个年轻人开始建造他的梦幻住宅。它将耗去他这一生中的50多年时间和差不多全部资源，他将永远看不到它竣工。他的名字就叫托马斯·杰斐逊。那栋住宅就是蒙蒂塞洛。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栋住宅，几乎可以不加夸张地说，它是世界的最后一栋房子。它的面前是一块未经探索的大陆，它的背后是整个已知的世界。也许最能解释杰斐逊和他的住宅的是：这栋房子背向那个旧世界，眺望那个空荡荡的未知的新世界。

蒙蒂塞洛之真正与众不同之处是，它建在一个山坡上。18世纪的人不那么做，而且是有正当的实际理由的。杰斐逊把房子盖在那种地方，为自己制造了很多麻烦。他首先得修一条通到山顶的路，其次要清理和平整几英亩面积的岩石山顶。这两项工作都工程浩大，他还不得不经常解决供水问题。在山顶上，水始终是个问题，水的本性就是要往山下流，因此他不得不把井挖到非同寻常的深度。即使那样，那种井大约平均每5年就会干枯一年，水就得用小推车送上来。他的房子是方圆几英里范围内的最高点，因此闪电也是一件经常要担心的事。

蒙蒂塞洛就是帕拉弟奥的卡普拉别墅，不过是重新演绎的，是用不同材料盖的，而且屹立在另一块大陆上——完全原创而又忠实于原创。启蒙运动时代是最适于贯彻帕拉弟奥理念的时代，这是个极其讲究科学的时代。据认为，包括美和对美的欣赏在内的一切，都可以简化为科学原则。对业余建筑师来说，帕拉弟奥那本关于平面图的书也是一本合适的初级读本。因此，无论在实际上还是精神上，它对于像杰斐逊那样的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在杰斐逊开始建造蒙蒂塞洛之前的半个世纪左右时间里，大约有450本建筑方面的手册问世，因此他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但他专心阅读的还是帕拉弟奥的书。“帕拉弟奥的书就是圣经。”他直言不讳地写道。

在他开始建造蒙蒂塞洛的时候，他去过的最大的地方就是殖民地首府威廉斯堡，他在那里上威廉和玛丽学院。威廉斯堡只有2万人口，还几乎称不上是个城市。虽然他后来到过意大利，但他从来没有见过卡普拉别墅。要是他见了那栋别墅，他几乎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与蒙蒂塞洛相比，卡普拉别墅是个大家伙。虽然在插图里两者看上去很相似，但帕拉弟奥版本的建造规模，使得蒙蒂塞洛看上去几乎像一栋农舍。部分原因是，蒙蒂塞洛的服务区，即所谓的附属建筑物，建在山坡里面，从住宅和花园是看不见的，蒙蒂塞洛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是在地下。

今天游客们所看到的蒙蒂塞洛，是一栋杰斐逊根本没有见过而只是梦想过的房子。它在他生前没有完工，实际上甚至还没有成形。有54年时间，杰斐逊住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建起来，再拆掉，这是我最喜欢的娱乐活动之一。”他快活地说。幸好他是个停不下来的人，老是在东摸摸西摸摸。工程如此漫长，因此当蒙蒂塞洛有的部分还在建造时，有的部分已经开始破败。

在杰斐逊的设计中，许多方面很难捉摸。屋顶是建筑商的一个噩梦，因为他把屋脊接合到了斜面上，搞得不必要的复杂。“在这一方面，他肯定是业余的，不是专业的。”蒙蒂塞洛的建筑管理人员鲍勃·塞尔夫一边领着我参观，一边对我说，“设计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比需要的要复杂得多。”

作为一名建筑师，杰斐逊严谨到了奇特的程度。在他的有些图样里，尺寸具体到了7位小数。塞尔夫给我看了一份图样，尺寸古怪地精确到了1.8991666英寸。“即使现在，无论计算什么东西，谁也不可能计算到如此精确的程度，”他说，“你是在说1英寸的百万分之几。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智力游戏，实际上不可能是别的。”

这栋住宅最古怪的地方是那两座楼梯，杰斐逊认为楼梯是浪费空间，因此他要的楼梯只有2英尺宽，而且很陡。“一座小梯子似的楼梯。”有一位游客说。楼梯又狭窄又弯曲，凡是需要搬上去的东西，除了客人最小的行李以外，都得用绞车往上拉，从窗洞里拖进去。楼梯建在住宅深处，自然光照不着，因此不仅很陡，而且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即使现在走一走这两座楼梯，尤其是下楼梯，也是一次紧张不安的经历。由于存在危险，游客是不允许走上一楼和二楼的；出于令人不快的需要，蒙蒂塞洛的许多地方也是去不了的（那些空间主要用作办公室）。这意味着，游客们看不到这栋房子里那间最惬意的屋子——位于穹顶里面的杰斐逊所谓的天空室。黄色的墙壁，绿色的地板，清风徐来，视野开阔，这里可以用作一间完美的书房或画室，或任何类型的隐居之地。但是，到这间屋子来一直并不容易。在杰斐逊的年代，一年当中有1/3的时间这间屋子是不能使用的，因为没有有效的取暖方法。因此，这里变成了阁楼，用作贮藏室。

在其他方面，这栋房子是个奇迹。那个穹顶是蒙蒂塞洛的特色，它不得不以非同寻常的建筑方法，架在已经存在的承重墙上。“因此，虽然外表看上去完全是规则的，”塞尔夫说，“其实不然，整个工程是一道巨型数学题。支撑穹顶的拱肋长短不一，但都必须伸展同样长度的半径。因此，它的设计全都是数学运算，没有多少人有本事在那里搞出个那种穹顶来。”别的特色都超前几代人时间。比如，杰斐逊在这栋房子里开了13个天窗，因此里面特别亮堂，特别通风。

来到外面的平台上，塞尔夫指给我看花园里的一个很漂亮的球形日晷，这是杰斐逊自己制作的。“这不仅是一件了不起的工艺品，”他说，“而且，你得精通天文学才造得出来。真是了不起，他竟然有这个时间和本事把那么多知识装进自己的脑子里。”

蒙蒂塞洛以一些新奇的物品著称，有建在壁炉台里面的一台运送食品的升降机、几个室内厕所、一个名叫复写仪的工具。复写仪能用两支笔誊抄书写在上面的任何信件。有个特色在一个半世纪时间里令专家们着了迷，并感到迷惑不解。那是一处双门：你只要推一扇门，无论哪一扇，两扇门都会同时打开。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改建的过程中露出了内部的装置，整修工人才发现，那两扇门由地板下面一根看不见的杆子和滑轮连在一起——原来就这么个比较简单的设置，但这是令人吃惊的，因为这意味着要花费很多钱和煞费苦心地筹划，而又省不了多少力气。

杰斐逊的精力特别充沛。他自豪地说，有50年时间，他从来不等太阳升起就起床了。他的83年时间几乎一分一秒也没有浪费，他特别重视做记录。他一次要同时使用7个笔记本，每一本里面都记录着日常生活中最细微的事情。他详细记录每一天的天气、鸟类的迁移方式、花儿开放的日期。他不仅保存了自己写的18000封信的抄件，保留着别人写给他的5000封信，而且还把它们细致而又坚持不懈地全部记入一本“书信录”，光“书信录”就长达650多页。他挣的和花的每一分钱都要做记录，他记录下了用几粒豆子才能装满一个品特杯。他为自己的每个奴隶做了详细的档案，完整记录他们所受的待遇和所有的财物。

然而，说来也怪，他对蒙蒂塞洛却没有做一则日记或一篇记录。“真怪，我们对杰斐逊在巴黎的那栋房子的了解，比对这栋房子的了解还多，”高级管理员苏珊·斯坦在我参观蒙蒂塞洛的过程中对我说，“我们不知道他在许多房间的地板上铺了什么，对很多陈设也不总是很有把握。我们知道这栋房子里有两个室内厕所，但不知道是供谁使用的，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手纸。这些事情都没有记录。”因此，我们对杰斐逊的了解显得很怪：我们对他所种植的大约250种食用植物（他把它们归了类，哪些是根可以食用的，哪些是果实可以食用的，哪些是叶子可以食用的）知道得一清二楚，而对他室内生活的许多方面却知道得少得可怜。

这栋房子一直是以杰斐逊为核心的。当杰斐逊在1772年把自己的年轻新娘马莎带到蒙蒂塞洛时，工程已经进行了3年，一看就明白，这是他的房子。比如，他的私人书房差不多是餐厅和新房之和的两倍大小。屋里的重要东西都是为了满足他的需求和怪念头而设计的，比如，他可从家里任何5个位置测定风向和风速——这不是杰斐逊夫人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结婚刚刚10年，马莎就过早去世。之后，这栋房子就更加完全成了他一个人的天地。在大多数情况下，家里的任何私人活动范围，客人是不准进去的，除非有人陪伴。那些想要到图书室里去看书的人，要等杰斐逊先生亲自带他们进去。

杰斐逊所做的记录有许多令人费解的空白，其中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没有对自己的书做记录，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册书。杰斐逊很爱书，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图书越来越普及的年代。即使在不太久以前，书籍还是相当稀罕的。1757年杰斐逊的父亲去世时，留下了一个有42册藏书的图书室。那已经被认为是个相当可观的数量了。有个图书室有400册藏书——约翰·哈佛临死时留下的数量——被认为数量巨大，他们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哈佛学院。在他的一生中，哈佛以每年大约12册的速度添置图书。而杰斐逊在他的一生中，以每月大约12册的速度购买图书，平均每10年积累1000册。

要是没有这些书，托马斯·杰斐逊就不可能成为托马斯·杰斐逊。对于他这样一个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人来说，由于远离实际经验，书籍是怎样度过人生的重要向导。给他最大启示、最大满足和最有益的教诲的不是别的书，而是《建筑四书》。

三

由于经济拮据，加上他喜欢不停地折腾，蒙蒂塞洛从来没有显得很漂亮，或接近于显得很漂亮。1802年，有一位名叫安娜·玛丽亚·索顿夫人的女士前来拜访，吃惊地发现自己还得从摇摇晃晃的跳板上走进屋去。到这个时候，杰斐逊已经在这栋房子上花费了30多年心血。“虽然我有这个思想准备，不会看到一栋已经完工的房子，但仍然不禁感到……总的气氛是令人不舒畅的。”她在日记中惊叹道。杰斐逊本人对这样的不方便从来不大在意。“我们现在住在一个砖窑里。”他有一次在给朋友的信中快活地说。杰斐逊也是个不大会管理的人，弗吉尼亚的气候闷热而又潮湿，外面的木板至少每隔5年需要重新油漆一遍。根据判断，杰斐逊从来不重新油漆。建筑物的木料几乎刚架起来，白蚁就开始把它吃掉。干腐菌也很快到场了。

杰斐逊在经济上老是处于困境，但这种困境是他自己造成的，他花起钱来大手大脚。1790年，他在法国待了5年以后回国，带回来一船家具和家用物品——5个炉子，57把椅子，各种镜子、沙发和烛台，一把他自己设计的咖啡壶，钟，亚麻织物，各种陶器，145卷墙纸，一批煤气灯，4个烘饼烤模，还有许多别的东西——足足装了86大箱。此外，他还带回家一辆马车。这一切他都送到了他在费城的住宅，然后又送到了美国的首都，接着又出去采购更多的东西。

杰斐逊个人是苦行者，他的衣着还不如他自己家里的仆人显眼，但他花费巨款来购买食物和饮料。在他担任总统的第一任期间，光花在酒上的钱就多达7500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2万美元。在整个8年时间里，他购买的葡萄酒不少于20万瓶。就是到了82岁高龄，而且债务累累，他“仍然订购了每批150瓶的几批慕斯卡天然白酒”，有一位传记作家以毫不掩饰的惊讶语气写道。

蒙蒂塞洛的许多怪招，都起因于杰斐逊所雇用的工人的局限性。由于他找不到能解决复杂问题的人，他对于外部的柱子不得不坚持采用一种简单的多利斯型风格。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中，无论是开支还是挫折，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本地产的建筑材料。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在一块缺少基础设施的土地上试图建设一个文明社会，美洲殖民者要面临多大的困难啊。

按照英国的帝国哲学，美洲殖民地应当以公平的价格提供原料，然后从英国购买成品。这种体系体现在一系列的法律之中，即《航海条例》。该条例规定，凡是运往新世界的产品，必须是发自英国的或者在运输途中经过英国的，哪怕比如是西印度群岛生产的，结果就要毫无意义地两次越过大西洋。这种安排效率极低，但对英国商人和制造商极其有利可图，他们实际上控制了一块正在快速发展的大陆。到美国革命前夕，美洲殖民地实际上就是英国的出口市场。英国销往海外的80%的亚麻织物、76%的钉子、60%的铸铁和差不多一半的玻璃，都出口到了美洲。就大宗货物而言，美洲殖民地每年进口3万磅丝绸、1.1万磅盐、13万顶海狸皮帽和许多别的东西。其中，许多东西的原料来自美洲，比如海狸皮帽，其实美洲的工厂里很容易生产出来，这一点没有逃过美洲殖民地人民的眼睛。

美洲殖民地的内部市场很小，要在这么大的地方发货存在许多问题，这意味着当地人即使敢于竞争也无法竞争。18世纪初，建起了几家较大的玻璃生产企业，有的在短期内甚至生意不错。但是，到了爆发美国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已经不生产玻璃。在大多数家庭，窗玻璃破了只能让它破着。玻璃在哪里都如此稀罕，以至于竟然建议移民自带窗玻璃。铁也同样经常缺货。纸张常常如此短缺，实际上是不存在了。只有最基本的陶器是在美洲制造的，如陶罐、瓦壶等等。凡是质量较好的东西，比如瓷器，都得从英国进口（或者甚至成本更高，经过英国）。对于杰斐逊和弗吉尼亚的其他种植园主来说，还要加上缺少城镇的问题。跟伦敦打交道，要比跟别的殖民地打交道容易。

结果，实际上什么东西都得从一个远方的代理商那里订货。什么要求都得说得清清楚楚，但最终你还得依赖一个陌生人的判断力和诚实的服务，让人失望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来说一说1757年乔治·华盛顿有一次像平常一样订货的事，从中可以大致知道美洲殖民地人民有无可计数的东西自己不能生产。华盛顿要了6磅鼻烟、两打海绵牙刷、20麻袋盐、50磅葡萄干和杏仁、12把红木椅子、两张餐桌（“摆开来的话4英尺半见方，偶尔要拼在一起”）、一大块柴郡芝士、一些用来修烟囱的大理石、一些制型纸板和墙纸、1桶苹果酒、50磅蜡烛、20块糖、250块窗玻璃以及许多别的东西。

“注意：包装要小心。”他以有一点哀伤的语气接着说，但是毫无用处，因为差不多每船货物到达之时，总是有的破碎，有的损坏，有的丢失。比如，为了20块窗玻璃你等了大半年，结果发现半数已经破碎，其余的尺寸不对。在这种情况下，连最能忍耐的人也往往要大发雷霆。

从商人和代理商的角度来看，那些订单有时候写得不够清楚，看不懂。华盛顿的一份订单指示在伦敦的代理商为他购置“两尊仿意大利古利昂”。那位代理商正确地推测华盛顿指的是塑像，但又猜不出种类和尺寸。由于华盛顿从来没有出洋去过意大利，很可能他自己也完全没有把握。华盛顿给他在伦敦的代理公司罗伯特·卡里有限公司写过许多信，经常要求购买一些“时髦”的物品和“最新式样”的物品，或者“整体上漂亮和高雅”的物品，但从他的后续信件来看，他只是在很少情况下觉得买到了自己想买的东西。

即使是写得最仔细的说明，也极其容易被误解。埃德温·图尼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希望把家族饰章印在餐具上，于是在订单里附了一张图形。为了确保对方能充分理解他的指示，他加了个醒目的箭头来强调某个细节。当盘子到货的时候，那个人吃惊地发现每个盘子上都依样画葫芦地印着那个箭头。

有的衣服和陈设在英国已经过时，卖不出去，因而倾销给殖民地的人，这种事很容易发生，对许多代理商来说也是极有诱惑力的。“要是你在高档商店里看到这些东西，你真的不知道那原来是垃圾。”有一位名叫玛格丽特·霍尔的英国游客在写给国内的朋友的信中说。英国工厂里有一句由衷的行话：“这对美洲人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多收钱款是经常可能发生的事，有一次货物交付以后，华盛顿怒气冲冲地给卡里写信说，提供的许多产品“质量低劣，价钱又不对头，这个价钱要远远超过我以前付过的任何价钱”。

代理商和商人粗枝大叶的作风快把美洲人气疯了。约翰·泰洛上校在建造华盛顿著名的八角宅第时，向伦敦的科德厂订了一个壁炉，等了一年时间才收到货物。他打开箱子一看，发现厂方忘了把炉架装进去，顿时气得火冒三丈，可是又无可奈何。他没有等炉架到货，而是请一位可信的殖民地木匠用木头制作了一个新的炉架。那个壁炉依然用的是木架子，至今仍是科德工厂留在美国的几件产品之一。

供应如此困难，种植园主往往不得不自己动手制作。杰斐逊用的砖是自己烧制的，总共烧制了大约65万块。但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由于家庭砖窑的温度不均匀，任何一窑砖大约只有一半是可以派用场的。他还开始自己制造钉子。随着跟英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办事情也变得更加困难。1774年，大陆会议通过了不进口协议。杰斐逊向英国订了14对价钱很贵的框格窗，而且确实很需要这批窗子，但他不安地发现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到货。

对自由贸易这样压制，极大地激怒了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

（他的《国富论》在美国宣布独立的同一年问世，这不是偶然的），但与激怒美国人的程度，那完全不可相比。美国人自然不喜欢永远充当一个受母国控制的市场，如果认为对商业方面的愤怒情绪是美国革命的原因，那会把事情说过了头，但这肯定是个强有力的因素。

[1]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重商主义和国家干预，主要著作有《国富论》等。——译注

四

当托马斯·杰斐逊在蒙蒂塞洛不停折腾的同时，在东北方向120英里外的地方，他的同事和弗吉尼亚老乡乔治·华盛顿遇到了类似的困难和挫折，以同样天才的应变能力在重建弗农山庄。该山庄是华盛顿在种植园的家园，位于波托马克河畔，离现在的哥伦比亚特区不远（距离如此之近不是偶然的。华盛顿担负着为美国新首都选址的任务，它必须是在从他的种植园骑马很容易到达的地方）。

1754年，在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劳伦斯死后，华盛顿搬到了弗农山庄。

当时，弗农山庄还是一栋规模不大的农舍，只有8个房间。在此后的30年里，他把它重建和扩展成了一栋拥有20个房间的豪宅，每个房间都比例精确、陈设美观（还有许多体现帕拉弟奥风格的地方）。华盛顿在年轻时候去过一次巴巴多斯，而且时间不长，除此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他所谓的“未成年的丛林之国”。然而，弗农山庄复杂的结构，给一位去过那里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觉得华盛顿似乎参观过欧洲的豪宅和花园，精心挑选了每一处的最佳方面。

他对每个细节都十分挑剔，在历时8年的革命战争期间，尽管战斗生活艰苦又容易分心，他仍然每个星期给家里写信，询问事情的进展情况，对设计的某个方面下达新的或修正的指示。华盛顿雇用的领班怀疑，在这个时候花钱费力来盖这栋房子是否合适，因为敌人随时有可能把它占领并摧毁。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华盛顿一直陷在北方的战事中脱不了身，他的南方家乡经常容易受到攻击。幸运的是，英国人始终没有到达弗农山庄。假如他们到了那里，他们几乎肯定会带走华盛顿夫人，把房子和庄园付之一炬。

尽管有这些风险，华盛顿还是把工程进行下去。恰恰是在1777年战争进入最低谷的时候，弗农山庄在建筑方面两个最大胆的部分完工了：穹顶和露天前廊。后者即所谓的柱廊，富有特色的长方形柱子在房屋朝东的正面排列成行。柱廊是华盛顿自己设计的，这是他的得意之作。“直到今天，”斯图尔特·布兰德写道，“它仍是美国坐在里面感觉最舒适的场所之一。”穹顶也是华盛顿的点子。它不仅为屋顶轮廓线加了一顶漂亮的帽子，而且可以用作一台很管用的空调器，拦截吹来的微风，把它送进屋内。

“柱廊确实是个聪明的办法，既为屋子遮阳，又使屋子凉爽，正面又显得很漂亮，”在我参观过程中，弗农山庄管理所副主任丹尼斯·波格对我说，“他是一位比人们几乎老说的要棒得多的建筑师。”

由于不断地为现存的建筑物添砖加瓦，华盛顿不得不经常作出一些妥协。出于结构的原因，他不得不作出选择，要么对内部的很多地方重新装修，要么放弃房子后部的对称结构。他选择了放弃对称结构。“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件相当勇敢和不平常的事，但华盛顿总是讲究实际，”波格说，“他宁可要一个理智的内部布局，也不愿意在外部勉强保持对称结构。他希望人们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在波格的经历中，大约有一半游客的确没有注意到。应当说，没有对称结构不是特别不和谐，虽然对于注重平衡的人来说，很难不注意到穹顶和三角墙不在一条直线上，足足相差一英尺半。

由于缺少各种建筑石料，华盛顿用木板来贴饰房子的外部。仔细做好边缘的削角，使其看上去很像切割过的大块石料。漆上油漆，伪装成节疤和纹理。在油漆快干的时候，把沙子轻轻地吹在上面，形成一种沙砾状的质地。这套骗术玩得如此成功，即使现在，导游还得用指关节在上面轻轻地叩一叩，向游客说明建筑物的真正性质。

华盛顿没有多少时间来欣赏弗农山庄。即使在家，他也没有多少安宁。只要有任何外表体面的客人上门，你就得管吃管住，这是那个时代的习俗之一。华盛顿家里宾朋盈门，有一年总共接待了677位客人，其中许多住了不止一个晚上。

华盛顿于1799年去世，这离他退休才两年，弗农山庄从此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衰落过程。到19世纪中叶，它实际上已经破败。华盛顿的后代愿以一个合理的价钱把它卖给国家，但国会认为自己的作用不包括管理前总统的家园，因此不愿意提供资金。1853年，有一位名叫路易莎·多尔顿·伯德·坎宁安的女士乘坐一艘客轮行驶在波托马克河上，吃惊地看到弗农山庄的破落样子。于是，她建立了一个叫做“弗农山庄女士协会”的基金会。该协会买下了这个地方，开始了漫长而又勇敢的修复工程。如今，它依然聪明而又满怀深情地管理着它。更加了不起的是，波托马克河对面那无与伦比的景色得以保留。20世纪50年代，有计划要在对岸建大型炼油厂。俄亥俄州众议员弗朗西丝·佩恩·博尔顿成功地进行干预，设法为后代保住了马里兰州80平方英里的河滨土地。因此，今天的景色依然和华盛顿时代一样赏心悦目，一样尽如人意。

杰斐逊去世以后，蒙蒂塞洛遭受了类似的命运，虽然它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破旧的状态。1815年，有一位吃惊不小的游客写道，几乎所有的椅子已经磨出了窟窿，一些垫料露在外面。1826年7月4日，在签署《独立宣言》50周年的那一天，83岁高龄的杰斐逊去世。这时候，他欠了一笔巨债——10万多美元。蒙蒂塞洛看上去一副破落的样子。

由于出不起大笔的维修费，杰斐逊的女儿以7万美元的价钱把房子放到市场上，但是没有买主。最后，它仅以7000美元的价钱卖给了一个名叫詹姆斯·巴克利的人。巴克利想要把它改成一个养蚕场，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遭受惨败。巴克利跑到了巴勒斯坦去做传教士工作。那房子被遗弃了，地板缝里长出了野草。几扇门倒在地上，牛群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游荡，乌东[1]

那尊著名的伏尔泰胸像被发现丢在野地里。1836年，在杰斐逊去世仅仅10年之后，蒙蒂塞洛以2500美元的价钱转手。即使在当时，这也是个小得可怜的数目。买主是个想象不到的人物，名字叫尤赖亚·菲利普斯·利维。有关利维的几乎一切都使他成为弗吉尼亚州一个奇特的庄园主。无论如何，有关他的一切几乎都不同寻常。首先，他是个犹太裔海军军官，美国海军里唯一的犹太裔军官。他还不易相处，难以管束。这种特点是他的上司不喜欢在任何海军军官身上看到的，而且会加深他们往往已经怀有的任何排犹偏见。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利维上过5次军事法庭，5次被宣判无罪。令他的新邻居同样瞩目的是，他是纽约人。一个犹太裔北方佬在弗吉尼亚州没有几个朋友。美国内战爆发的时候，蒙蒂塞洛被邦联政府占领，利维逃到了最近的安全避风港华盛顿。他向林肯总统请求帮助。林肯办事很利索，对其恰当的做法表示赞赏，任命他担任联邦军事法庭委员会成员。

有90年时间，利维家族一直是蒙蒂塞洛的主人，比杰斐逊本人还要长久得多。要是没有他们，这栋房子根本不会再存在了。1923年，他们以50万美元的价钱把蒙蒂塞洛卖给了新建立的“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基金会”，该基金会开始了一个漫长的修缮计划，这项工程到1954年才完工。在杰斐逊动工将近200年以后，蒙蒂塞洛才终于成了他打算建造的那种房子。

假如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仅仅是种植园主建造了有意思的住宅，那也算是很有成就了。当然，他们实际上还共同发动了一场政治革命，指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长年背井离乡，缔造并孜孜不倦地服务于一个新的国家。尽管这样分心，加上没有受过适当的训练，也没有建筑材料，他们还是设法建造了两栋最满意的房子，这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蒙蒂塞洛的一些卓越的新发明，如它的无声升降机、联动双门等等，有时候被轻描淡写地认为是小花招，而实际上它们早在大约150年前就预期到了美国人对节省劳力的器械的热爱，一定程度上使蒙蒂塞洛不仅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建造的最新式的住宅，而且成为美国的第一栋现代化住宅。在这两栋住宅当中，较有影响的一直是弗农山庄，它成为无数别的住宅以及可驾车径直驶入并得到服务的银行、汽车旅店、餐馆和其他在路边招揽生意的设施模仿的理想对象。在美国，很可能没有别的哪栋建筑物受到如此广泛的模仿，而且，总是带有某种强烈的庸俗的味道，但这算不上是华盛顿的过错，那种做法对他的声誉肯定是不公正的。绝非偶然的是，他还把第一个哈—哈隐篱引进到美国，有理由声称是美国草坪之父。在其他方面，他认真地努力了好几年，试图建造完美的草地滚木球场。在此过程中，他成了新世界在草籽和草类方面的主要权威。

杰斐逊和华盛顿生活在一片没有基础设施的荒原上，而这时候距离主宰世界的镀金时代的美国竟然远不足一个世纪，想到这一点真有点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时期，日常生活的变化像托马斯·杰斐逊去世时的1826年到20世纪开始这段时间里那么激烈，那么广泛。说来也巧，这段时间差不多等于英格兰那位马香先生平静地度过一生的时间。

对于这一切，我要稍稍补充几句。1814年夏，英国人烧毁了美国的国会大厦（这是一起野蛮的破坏行为，杰斐逊怒不可遏，要派美国间谍去伦敦放火烧掉那里的地标建筑物），一起化为灰烬的还有国会图书馆。杰斐逊马上慷慨地提出要把自己的图书室交给国家，“按照只要国会认为合适的任何条件”。杰斐逊认为自己大约有1万册图书。但是，当联邦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团来检视他的藏书时，他们发现实际上只有6487册。更糟糕的是，他们仔细看了一眼这些书以后，根本没有把握确定这些书是他们想要的书。他们觉得，其中很多书对国会毫无用处，因为它们都是些关于建筑、酿酒、烹调、哲学和艺术等题材的书。大约有1/4是外文书。“这些书看不懂。”代表团不高兴地说。还有好多书是属于“不道德和反宗教性质的”。最后，众议院给了杰斐逊23900美元——还远远不到其一半价钱——买下了他的图书室，很不情愿地把书拿走了。也许可以估计得到，杰斐逊马上着手盖一个新的图书室，到他19世纪20年代去世时已经积累了大约1000册新书。

也许国会对这次意外收获不是特别感激涕零，但这次买卖使年轻的合众国有了世界上最高级的政府图书馆，并对这样一个图书馆的作用下了个崭新的定义。以前，政府图书馆仅仅是个放置参考书的地方，完全出于实用目的。但是，这个图书馆将拥有无所不包的、各种题材的藏书，而这是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今天，国会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拥有1.15亿多册藏书和有关的登录。不幸的是，杰斐逊的那部分没有存留很久。收购杰斐逊图书馆36年以后，在一个圣诞夜的凌晨，国会图书馆里有个烟囱着了火。由于时间尚早，又是放假期间，周围没有人注意到火情，也没有人阻止火势蔓延。等到发现并控制大火，大多数藏书已经化为灰烬，其中包括杰斐逊珍藏的那本《建筑四书》。

几乎不用说，那场大火发生在1851年。

[1] 乌东（1741—1828），法国雕塑家，作品有华盛顿、杰斐逊、伏尔泰等名人的坐像或胸像。——译注

第十四章 楼梯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栋房子里最危险的部分。实际上，无论在哪里，这都是最充满险情的环境之一：楼梯。谁也不知道楼梯到底有多危险，因为说来也怪，这方面的记录很少。据最保守的统计，在造成偶然死亡的最常见的原因当中，在楼梯上摔倒排在第二位，落在车祸后面，但遥遥领先于溺死、烧死和其他可怕的不幸事故。

一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栋房子里最危险的部分。实际上，无论在哪里，这都是最充满险情的环境之一：楼梯。谁也不知道楼梯到底有多危险，因为说来也怪，这方面的记录很少。大多数国家只记录摔倒造成的伤亡情况，但不提是什么原因摔倒的。因此，比如在美国，据知，每年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的大约是12000人，但到底是从树上摔下来，从屋顶上摔下来，还是从后阳台上摔下来，那就不得而知。2002年以前，英国比较认真地记录了在楼梯上摔倒的人数，然而，之后贸易和工业部认为，记录这些东西开支太大，该部再也负担不起。考虑到摔伤会给社会造成多大的损失，这似乎是一种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的省钱方式。最后一组数字表明，那年有多达306166名英国人在楼梯上严重摔伤，需要医治。因此，这显然不是一件小事情。

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A.坦普勒就这个题材写了一部（必须指出，几乎是唯一的一部）权威性的学术著作《楼梯：险情、摔倒及更安全的设计之研究》。他在书中指出，不管怎么说，摔伤的人数很可能是被大大地低估了。然而，据最保守的统计，在造成偶然死亡的最常见的原因当中，在楼梯上摔倒排在第二位，落在车祸后面，但遥遥领先于溺死、烧死和其他可怕的不幸事故。要是你想一想，摔倒使社会损失了多少工时，给卫生系统增加了多少压力，而却没有进行更加仔细的研究，你会觉得很怪的。政府把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用于防火、防火研究、防火法规和火灾保险，却几乎分毫不花在了解和防止摔倒方面。

人人都会在某个时候在楼梯上摔倒，有人计算过，你每使用22222次楼梯就会有一次失足，每使用63000次就会受一次轻伤，每使用734000次就会发生一次摔痛的事故，每使用3616667次就会需要上一次医院看医生。

托马斯·马尔顿的“楼梯透视图”

在家里死于在楼梯上摔倒的人，有65%是65岁或以上的人。这与其说是因为老年人上下楼梯不够小心，不如说是事后老年人不容易康复。幸亏，孩子们在楼梯上摔死的只是极少数，虽然有小孩子的家庭的受伤率是最高的，部分原因是使用楼梯的频率很高，部分原因是孩子们把吓人的物品留在梯级上。与已婚的人相比，未婚的人更可能摔倒，而以前结过婚的人摔倒的可能性要超过前面两种人。身体好的人跟身体差的人相比，前者更经常摔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走路蹦蹦跳跳，下楼不像胖的人和残疾人那样小心，靠边走的次数也不如他们多。

你以前是不是经常摔倒，这是对个人风险的最好说明。在楼梯摔伤流行病学家中间，“易出事故症”是个稍有争议的领域，但实际情况似乎就是这样。10个在楼梯上摔伤的人当中，大约有4个人以前已经在楼梯上摔伤过。

不同国家的人摔倒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更可能在办公室、百货商店或火车站的楼梯上摔伤。这倒不是因为日本人使用楼梯时比较莽撞，而完全是因为美国人不大使用公共场所里的楼梯。他们依赖舒适而又安全的升降机和自动扶梯。在美国，在楼梯上摔伤的事故绝大部分发生在家里，家几乎是许多美国人唯一经常使用楼梯的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从楼梯上摔下来：她们比男性更经常使用楼梯，尤其在家里，那是摔倒事故最经常发生的地方。

要是我们在楼梯上摔倒，我们往往会责怪自己，通常把摔倒归因于不小心，注意力不集中。实际上，要是你走路不是蹦蹦跳跳的，那么你在楼梯上会不会摔倒，会摔伤到什么程度，楼梯的设计起着很大的作用。光线暗淡，没有扶手，梯面上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案，竖板高低不一，梯面宽窄相异，平台打乱上下楼步子的节奏，这些都是设计方面的主要毛病，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

据坦普勒说，楼梯的安全问题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问题：“要避免引发事故的情况出现；要设计这样的楼梯：万一发生事故时，能把伤痛降低到最小程度。”他说，在纽约市一个火车站（他没有说哪一个），梯级边缘铺了一层防滑垫，上面的图案使人难以看清梯级的边缘。在6个星期里，有1400多人——确实是个很惊人的数字——从这楼梯上摔下来。到这个时候，问题才得以解决。

楼梯涵盖3道几何题：级高、梯段和斜度。级高就是梯级之间的高度；梯段就是梯级本身（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就是两个相邻梯级的前缘或凸沿之间的水平距离）；斜度就是楼梯的总体陡度。人对于不同斜度的忍耐力的限度较小，从超过45度的任何东西往上走都会觉得不舒服，很费力气；从低于27度的任何东西往下走都会感到乏味，嫌慢。要是梯级的斜度不够，走起路来特别困难。因此，我们觉得走起来很舒适的范围是很小的。一个与楼梯有关的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楼梯要从两个方向安全地输送人员，而运动力学却要求在不同的方向采用不同的姿势（你上楼时把身体俯向梯级，但下楼时把身体重心后移，就像使用刹车那样）。因此，上楼时安全和舒适的梯级，下楼时就不一定那么理想，反之亦然。首先，突缘从梯面向外突出的程度，可以极大地影响到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在一个完美的天地里，楼梯会根据用者是上楼还是下楼稍稍作些调整。在实际生活中，每座楼梯都采取了折中的办法。

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研究一次摔倒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下楼就是一次处于控制之下的摔倒。你在把身体向外和向下推进，要不是你完全控制着一切，这么做显然是很危险的。对于大脑来说，问题是要能辨别出下楼时突然失去控制、开始出现某种不祥的混乱的那个时刻。人的大脑对危险和混乱做出反应很快，但仍需要一丁点儿时间——说得确切一点，190毫秒——来等待开启反应能力，等待脑子吸收快要出事的信息（比如，你刚刚踩到了一只冰鞋），清除障碍准备巧妙落地。在通常情况下，身体在这刹那之间会继续往下移动7英寸—— 一般说来，这个距离太大，不大可能再平衡落地。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最下面的梯级上，你只是在落实地时不愉快地震动一下，无非冒犯了一点你的尊严，并无大碍。但是，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较高的梯级上，你的两只脚就完全不可能恢复漂亮的常态，你最好能抓住扶手，或者希望那里确有扶手。195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楼梯上摔倒的全部事故中，有3/4是因为在快要摔倒时没有扶手可抓而造成的。

上下楼梯的时候，有两个时刻需要特别小心：开始和结束。在那两个时刻里，我们似乎很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在楼梯上摔倒的所有事故中，多达1/3发生在第一级或最后一级上，2/3发生在最初的和最后的3级上。最危险的情况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只有1级楼梯。几乎同样危险的是只有4级或少于4级的楼梯，这种楼梯似乎容易让人显得过于自信。

下楼要比上楼危险得多，这是不足为怪的，90%以上的摔伤事故都发生在下楼的时候。在直通楼梯上发生“严重”摔倒事故的可能性为57%，而在双折楼梯上发生这类事故的可能性只有37%。平台的大小也要适当—— 一个梯级的宽度加上一大步的宽度被认为是比较合适的——只要不打乱使用者的步子节奏，混乱的节奏就是摔倒的前奏。

很长时间以来，已经认识到，人们重视能以某种节奏上下楼梯。这种本能可以用这种办法很方便地得以满足：短的楼梯可以采用宽的梯面，陡的楼梯可以采用较窄的梯面。然而，建筑学方面的经典作家在楼梯设计问题上的看法少得可怜。维特鲁威只是建议，楼梯的照明要好。他关心的不是降低摔倒的风险，而是防止从相反方向走来的人互相碰撞（这一点也使我们想到，在有电灯之前的世界是多么黑暗）。直到17世纪末，才有个名叫弗朗索瓦·布隆代尔的法国人制定了一个公式，从数学的角度确定了竖板和梯面之间的关系。他明确提出，高度每增加一个单位，梯面的深度就应当减少两个单位。这个公式得到广泛采用；即使到了现在，在300多年之后，它依然存在于许多建筑准则之中，尽管它实际上起不了多大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有的楼梯不是太高，就是太低。

到了现代，在设计楼梯的问题上，态度最认真的要算是弗雷德里克·劳·奥尔姆斯特德，这是出乎人们意料的。虽然他的工作根本没有要求他这么做，但有9年时间，奥姆斯特德十分挑剔地——有时候是全神贯注地——测量竖板和梯面，试图得出一个公式，确保上下楼梯都舒适而又安全。他研究的结果由数学家欧内斯特·欧文·弗里兹转换成一对等式，它们是：

R=9-V7（G-8）（G-2）和G=5+V 1/7（9-R）2+9

人家告诉我说，第一个等式用在梯段固定的情况下，第二个等式用在梯段不固定的情况下。

在我们的时代，坦普勒提出竖板应当在6.3英寸到7.2英寸之间，梯段不得小于9英寸，但更应当在11英寸左右。不过，要是你朝四下里看一眼，你会发现各个楼梯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一般说来，从每个梯面来看，美国的楼梯往往要比英国的稍稍高一点，欧洲大陆的还要高，但这个说法无法以数据来表示。

在楼梯的历史方面，能说的并不多。谁也不知道楼梯最初出现在何地或何时，哪怕是大概的情况。然而，也许你可以预计到，最早的楼梯很可能不是旨在把人往上输送到上层，倒是可能往下把人输送到矿里。2004年，在奥地利霍尔斯塔特的一个青铜器时代的盐矿里，在地下100米深处发现了迄今最古老的木楼梯，它可以追溯到大约3000年以前。矿井有可能是使用楼梯的第一个环境，因为仅仅用脚就能上下（相对而言，爬梯子还得用手）在那里是个能满足实际需要的有利条件，那样两只手就可以腾出来拿上笨重的工具。

顺便说一句，在语言方面，有个古怪的现象值得注意。upstairs（楼上）和downstairs（楼下）作为名词，是在相当近的时候才增加到语言里的。直到1842年，upstairs才有了记录（它最初出现在一个名叫塞缪尔·洛弗的人写的小说《心灵手巧的安迪》里）；而downstairs的第一次露面是在次年简·卡莱尔写的一封信里。在这两个例子里，上下文都清楚地表明，这两个词已经存在——简·卡莱尔绝不是个会造字的人——但至今没有发现比这更早的书面记录。结果，人们在多层建筑物里至少生活了300年，而又一直没有一种方便的方式来加以表达。

二

我们正在讨论的，是我们的住宅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对我们造成伤害的问题。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在楼梯的平台上稍停片刻，考虑一下另一个建筑方面的基本组成部分。在整个历史上，它证明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是致命的：墙壁，或者说得更加确切一点，那些附在墙壁上的东西，即涂料和墙纸。在很长时间里，那两样东西在许多方面对人都是极其有害的。

首先考虑一下墙纸，它在马香先生建造教区长寓所的时候刚刚开始在普通家庭里流行。在很长时间里，墙纸——有时候依然被称为“彩色纸”—— 一直是很贵的。它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课以重税，而且制作起来也极其花费劳动力。它的原料不是木浆，而是旧布。整理旧布是一件肮脏的活儿，工人们容易感染多种传染病。在1802年发明一种能生产长幅纸张的机器之前，最长的一页纸只有2英尺左右。这意味着，纸张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拼接起来，而且还要有高超的技术。萨福克伯爵夫人糊一个房间的墙纸，就花去了42英镑，而当时（18世纪50年代）伦敦一栋上等住宅的一年房租才12英镑。大约1750年以后，羊毛纤维墙纸变得特别时髦。这种墙纸是把着色的毛绒粘在墙纸表面制成的，这就使那些参与制造的人员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因为那种胶水往往有毒。

1830年终于取消了墙纸税，墙纸真的开始流行了（也许我应当说，真的继续流行了）。墙纸的销售量，从1830年的100万卷增加到1870年的3000万卷。而这真的是大批的人开始得病的时候了。从一开始，墙纸往往用含有大剂量砷、铅和锑的染料着色，而在1775年以后，经常吸附着一种名叫亚砷酸铜的毒性特别大的化合物，那种东西是由伟大而又极其不幸的瑞典化学家卡尔·舍勒[1]

发明的。那种颜色如此受人欢迎，渐渐被称为“舍勒绿”。后来，舍勒绿里又加入了醋酸铜，成为一种色彩更加富丽的颜料，名叫翡翠绿。这种颜料用来给各种物品着色，包括纸牌、蜡烛、衣料和窗帘，甚至有的食品。但是，它尤其广泛用于墙纸，这不仅对生产墙纸或糊墙纸的人，而且对此后与墙纸一起生活的人构成危险。

到19世纪末，英国人用的80%的墙纸中含有砷，往往所含的量还很大。设计师威廉·莫里斯是一位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的人，他不仅很喜欢那富丽的各种含砷的绿色，还担任德文郡一家生产以砷为基本成分的颜料公司的董事会董事，并投资于这家公司。尤其在比较潮湿的时候——在英国的住宅里，很少有时候是不潮湿的——那种墙纸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霉味，令许多人想起了大蒜味。人们注意到，使用绿色墙纸的卧室里通常没有臭虫。人们还想到，为什么换个环境往往对慢性病人有好处，这充分说明墙纸是有毒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无疑只是躲避慢性中毒。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就是这么一位受害者，我们似乎出乎意料地要经常提到这个人。1893年，正当人们终于搞清楚自己得病的原因时，奥姆斯特德显然因为卧室里使用了墙纸而砷中毒，需要在另一个房间里疗养整个夏天。

涂料也是极其危险的，在生产涂料的过程中，要把许多有毒物质混合在一起，尤其是铅、砷和朱砂（与汞同类）。画家常常得一种症状不明显而又哪里都觉得不舒服的疾病，名叫画家绞痛。它实质上是铅中毒。[2]

画家买来一块铅白，然后把它碾成粉末，通常是用一个铁球来反复碾压。这么做，大量粉尘就会沾在手指上，进入空气里，这类粉尘是极其有毒的。画家往往会患上许多病症，其中包括瘫痪、猛烈咳嗽、无精打采、忧郁、没有胃口、幻觉和失明。铅中毒的一个古怪特点是，它造成视网膜扩大，使得有的病人看到物体四周有晕——大家知道，文森特·凡·高在他的画里就使用了这种效果，他很可能自己也患了铅中毒。美术家常常得这种病。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就是其中一位。他因为接触铅白而患了重病，他在创作与真人一样大小的画像《白衣少女》时使用了大量铅白。

今天，几乎各地都禁止了含铅的涂料，除了某些特定的用途以外。然而，文物管理人员还是相当怀念那种涂料的，它所产生的颜色之深邃、外观之柔和，实际上是现代涂料无法与之相比的，含铅涂料用在木材上的效果尤其好。

用涂料还牵涉到行业界限问题，在英国，由于存在行会，谁准许干什么是很复杂的。这意味着，有的从业者可以使用涂料，有的可以使用胶画颜料，有的两者都不可以。你自然会预计到，大部分刷漆的活儿都是由油漆工做的，但抹灰工只能往灰泥墙壁上刷胶画颜料（一种稀薄的油漆），仅限于几种色度。而管子工和装玻璃工只能使用油性涂料，不能使用胶画颜料。这么做的理由不大明确，但很可能跟窗框常常是铅制的有关。对于铅这种材料，管子工和装玻璃工都很专业。

胶画颜料是用白垩和胶水混合而成的，它的装饰效果比较柔和，比较淡薄，用于灰泥表面十分理想。到18世纪中叶，墙壁和天花板通常抹着胶画颜料，而木质结构通常抹着油性涂料。油性涂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东西，它由几种成分组成：固定剂（通常是碳酸铅，或称“铅白”）；显示颜色的色素；黏结剂，比如使其产生粘力的亚麻子油；增稠剂，比如蜡或肥皂。18世纪的胶画颜料已经黏性很大，很难使用——用作家戴维·欧文的话来说，“就像是用扫帚来铺柏油”——这是有点出人意料的。后来，有人发现，要是加入松木油，涂料用起来就容易一点，刷上的涂料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都更加平滑。松木油还使涂料具有无光泽的效果，这成了18世纪末最时髦的外观。

亚麻子油是涂料里一种神奇的成分，因为它能凝结成又硬又韧的一层——从根本上使涂料成为涂料。亚麻子油是从一种叫亚麻的植物的种子里压榨出来的，亚麻就来自那种植物。亚麻子油有个引人注目的不足之处：它极其容易燃烧，只要条件合适，一罐亚麻子油会突然自行着火。因此，几乎可以肯定，这是许多房子发生灾难性火灾的原因，它在有明火的情况下使用时不得不特别小心。

最基本的表面涂料是石灰水，一般用来粉刷比较基础性的区域，比如服务区域和仆人宿舍。石灰水只要在生石灰里加水就成（有时候为了增加黏性还掺入动物脂油）；石灰水保持的时间不长，但很实用，能起消毒剂的作用。尽管名字叫石灰水，但里面也常常加入一些色素（即使是颜色很淡的色素）。

刷涂料尤其是一项技术活儿，因为涂料要油漆工自己来碾磨，自己来配制，也就是说要自己来调配颜色。为了在商业上保持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这项工作一般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在亚麻子油里加入树脂而不是色素，就制造出清漆，这项工作也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涂料不得不少量配制，一次用完，因此每天要配制出恰好是需要的量，这是一项真本事。涂料还不得不刷上几层，因为连最好的涂料透明度也很差。一般说来，墙壁至少要刷5道涂料。因此，刷涂料是一件沉重、烦人而又需要点技术的活儿。

颜料的价格千差万别，颜色暗一点的，比如米色的和石青色的，四五便士就能买到一磅。蓝色的和黄色的要贵一两倍，因此只有中产阶级及以上人家才用。大青色的（一种蓝色，用玻璃粉制成，具有闪闪发亮的效果）和石青色的（用一种假宝石制成）价钱还要贵。最贵的要算是铜绿色的，其制作方法是：把铜条挂在一大桶马粪和醋上方，然后刮下生成的氧化铜。铜质穹顶和铜像变绿也是这个过程，只是那个过程更快，更具有商业价值，用一位18世纪的人热情洋溢的话来说，它产生了“世界上最漂亮的草绿色”。一个用铜绿色油漆刷的房间，总是能使客人发出“啊”的赞叹声。

随着涂料使用得越来越广泛，人们希望生产出来的涂料尽可能鲜艳一点。我们常常和英国的乔治王朝时代或美国的殖民地时期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素淡的颜色，是退色的而不是在装饰时受到限制的结果。1979年，弗农山庄的内部开始按照原先的颜色重新刷漆。“来访的人冲着我们直嚷嚷，”管理员丹尼斯·波格咧嘴一笑对我说，“他们对我们说，我们把弗农山庄搞得过分华丽。他们没有错，我们是在这么做。不过，只是因为原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好多人很难相信，我们在做的只是忠实地恢复原貌。”

“即使到了现在，就殖民地时期风格的涂料而言，涂料图表上总是显示，那个时期的颜色是柔和的。而事实上，颜色几乎总是很浓艳的，有时候甚至是令人吃惊的。你搞的颜色越是浓艳，你越是容易受到别人赞赏。一方面，一般说来，浓艳的颜色意味着费用高，因为你需要用大量的色素来调制。而且，你还不要忘记，这些颜色是在烛光底下看的，因此若要在柔和的光线里产生某种效果，就不得不具有较强感染力。”

这种效果如今在蒙蒂塞洛得以复现，那里有几间屋子刷成了最艳丽的黄色和绿色。突然之间，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在装饰方面都具有嬉皮士的本能。然而，实际上，与后来的风格相比，他们还是极其拘谨的。

当第一批现成的涂料在19世纪下半叶出现在市场里的时候，人们就像发疯似的把涂料到处乱涂。不仅把家里涂上极其鲜艳的颜色，而且在一个房间里涂上多达七八种颜色，这些都被认为很时尚。

然而，要是我们仔细一看，就会吃惊地发现，在马香先生的时代，缺少了两种很基本的颜色：漂亮的白色和漂亮的黑色。所能看到的最亮丽的白色是一种相当晦暗的米色。虽然白色在整个19世纪不断地有所改善，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由于在涂料里添加了氧化钛，才有了真正鲜亮和耐久的白色。缺少漂亮的白色涂料，在早期的新英兰加倍引人注目，因为清教徒们不仅没有白色涂料，而且压根儿就不相信着色（他们认为着色是花里胡哨的）。因此，新英格兰城镇里那些闪闪发亮的白色教堂实际上是个较近期的现象。

画家的调色板缺少的还有深黑色，耐久的黑色颜料是从焦油和沥青中提炼出来的，19世纪末以前还不容易弄得到。因此，成为今天伦敦街头基本特色的那些黑得发亮的正门、栏杆、大门、电线杆、檐槽、落水管和其他设施实际上都是近来才有的东西。假如我们突然回到狄更斯时代的伦敦，我们一眼见到的最令人吃惊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缺少涂黑的表面。在狄更斯时代，几乎所有的铁制品都是绿色、浅蓝色或者暗灰色的。

现在，我们可以走上楼梯，来到一个房间。它也许从来没有真正毒死过什么人，但它很可能是带来痛苦和绝望的地方。它所带来的痛苦和绝望，要超过家里所有别的房间所带来的痛苦和绝望的总和。

[1] 舍勒独自发现了8种元素——氯、氟、锰、钡、钼、钨、氮和氧，但在他生前没有一样是归功于他的。他有个倒霉的习惯，他无论试验什么物质都要尝一尝，以便了解它的特性，最后，他吞下了这种做法的苦果。1786年，他被发现倒在自己的工作台上，因不小心过量服用了某种有毒的化合物而死亡。——原注

[2] 虽然很久以来人们已经知道铅很危险，但直到进入20世纪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许多产品里继续使用铅。罐装食品用焊铅来封口，水常常贮存在用铅做衬里的桶内，铅还用作杀虫剂喷洒在水果上，铅甚至用来制造牙膏管。1978年和1992年，美国和英国分别禁止在家庭用漆中添加铅。虽然大多数消费品中已经不再使用铅，但由于工业上仍在使用，大气中铅的含量在继续增加。今天，每个人体内的铅含量，大约是50年以前的625倍。——原注

第十五章 卧室

卧室是个古怪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最长，干的事情最少，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悄悄地、无意识地干的，家里没有哪个地方能与之相比。然而，生活中许多影响最大、持续最久的不幸之事恰恰发生在卧室里。要是你快要死去或身体不舒服，精疲力竭，性功能不正常，眼泪汪汪，焦虑万分，因情绪低落而不想见人，要不然就心里不大平静和不大高兴，卧室很可能就是能找到你的地方。

一

卧室是个古怪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待的时间最长，干的事情最少，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悄悄地、无意识地干的，家里没有哪个地方能与之相比。然而，生活中许多影响最大、持续最久的不幸之事恰恰发生在卧室里。要是你快要死去或身体不舒服，精疲力竭，性功能不正常，眼泪汪汪，焦虑万分，因情绪低落而不想见人，要不然就心里不大平静和不大高兴，卧室很可能就是能找到你的地方。多少世纪里，情况都是那样。但是，大约就在马香牧师建造他的住宅的时候，卧室的门背后为生活增加了一个崭新的方面：担忧。从前，生活在狭小空间里的人们从没像生活在自己卧室里的维多利亚时代人那样有那么多的担心事。

床铺本身成了一个尤其令人担心的地方，等到灯一熄灭，连最干净的人也似乎成了一团热气腾腾的毒素。“呼吸逸出的水分，”雪莉·福斯特·墨菲在《我们的家：使家变得有益健康的方法》（1883）一书中解释说，“充满了动物的不洁之物；它在建筑物的内墙上凝结成恶臭的细流，一滴一滴地流下来……渗进墙里”，造成严重而又不确定的伤害。究竟为什么它在人的体内时没有造成那样的伤害，作者没有解释，或者显然没有考虑，只要知道夜里的呼吸是一件肮脏的事就够了。

主张已婚夫妻睡两张成对的单人床，不仅是为了避免因偶然接触而发出难为情的尖叫声，而且是为了减少两个人的不洁之物混杂在一起的机会。有一位医疗界的权威严肃地解释说：“在被窝里，人体周围的空气是极其不干净的，里面充满了从皮肤的毛孔散发出来的有毒物质。”有一位医生估计，在美国，多达40%的死者，是因为睡觉时长时间置身于不卫生的空气之中而死亡的。

料理床铺也是个艰苦的活儿，翻转和松动一下床垫是一件经常要做的事，也是一件很花力气的事。一个普通的羽绒床垫里装有40磅羽毛，再加上枕头和靠垫里的差不多同样分量的羽毛。你得不时把羽毛倒出来晾一晾，否则会开始发臭。许多人养了大群大群的鹅，也许一年三次把毛拔下来更新床垫（这对仆人和鹅来说都是一件很累的活儿）。松软的羽绒床铺也许看上去是很棒的，但你一睡上去很快就发现自己沉到了两座鼓起的小山之间一个硬邦邦的、不透气的狭缝里。垫子下面是用绳子编成的格架来支撑的；要是绳子开始松弛，可以用个钥匙来拧紧（于是就有了sleep tight这个说法[1]

）。但是，无论把绳子拧得怎么紧，睡在上面都不会太舒服。1865年发明了席梦思床垫，但起初用起来不大靠得住，因为弹簧有时候会转动，使睡在上面的人面临被自己的床铺刺破身体的很确实的危险。

19世纪，美国有一本《古德霍姆百科全书》很受读者欢迎。它按照舒适程度把床垫分为10类，依次是：

羽绒

羽毛

羊毛

羊毛束毛发

棉花

刨花

海藻

锯屑

稻草

连刨花和锯屑做的床垫都可进入前10大类，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粗犷的时代。床垫不仅是臭虫、跳蚤和蛾子的（它们喜欢用旧了的羽毛，要是有那种条件的话），而且是小家鼠和大家鼠的庇护所。许多夜晚陪伴你睡觉的，是床罩底下传来的那种令人不快的窸窸窣窣的响声。

要是孩子们被要求睡在那种矮及地板的矮床上，那么他们很可能对周边胡子拉碴的老鼠尤其熟悉。1867年，美国人伊莱扎·安·萨默斯报道说：每天晚上，她和妹妹总要把几抱鞋子抱到床边，有老鼠窜过来就把鞋子朝它们扔过去。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的女儿苏珊娜·奥古斯塔·费尼莫尔·库珀说，她永远也忘不了孩提时代看见老鼠从床前窜过的经历，或者说她永远也没有完全摆脱那个阴影。

1683年，一本关于健康和安全的书的作者托马斯·特赖恩，抱怨羽毛上的“不洁的、令人作呕的排泄物”对臭虫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建议应该使用新鲜的稻草，大量的新鲜稻草。他还（多少有点道理地）认为，禽类在被拔毛的过程中处于紧张和不快的状态，容易排出粪便，羽毛往往受到这类粪便的污染。

在历史上，最基本的、最常用的填料是稻草，而稻草容易从亚麻垫套里戳出来，让人受不了，但人们往往是能弄到什么就使用什么。在亚伯拉罕·林肯童年时代的家乡，人们使用玉米穗壳。这种东西用起来既不舒服，还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要是有谁买不起羽毛，羊毛或马鬃倒是个比较便宜的选择，但往往有一股难闻的味道，羊毛还常常有蛾子出没。唯一可靠的办法是把羊毛拿出去用开水煮，那可是个讨厌的活儿。在较穷的人家，有时候把牛粪挂在床柱上，认为它能起防蛾子的作用。在炎热的天气里，夏日的昆虫从窗户里爬进来，既令人讨厌，又很危险。床的四周有时候挂起帐子，但总是让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帐子都是极其容易燃烧的东西。18世纪90年代，有一位去过纽约州北部的人报道说，就在就寝之前，他的主人出于好意，心血来潮地采用了烟熏的办法，把他的房间弄得烟雾腾腾，他只得摸索着穿过呛人的烟雾走到床边。很早就发明了使用金属丝纱窗来挡住昆虫——杰斐逊在蒙蒂塞洛就有几扇这样的窗——但由于价钱很贵而没有广泛使用。

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对于大部分屋主来说，床是最宝贵的财产。比如，在威廉·莎士比亚的时代，一张体面的带顶篷的床要花5英镑，相当于一位普通小学教师的一半年薪。由于被当做宝贝，最高档的床往往放在楼下，有时候放在起居室里，那样就能更好地向客人炫耀一番，或者让过路人从开着的窗户里看上一眼。一般说来，这样的床在理论上是留给真正重要的客人睡的，而实际上几乎不用。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莎士比亚遗嘱中那个著名的条款：他把第二好的床留给他的妻子安妮。这个条款常常被解释成是一种侮辱，而第二好的床实际上几乎可以肯定是婚床，因此也是最能令人产生温情的联想的床。为什么莎士比亚特别提到这张床，那是另一个谜，因为按照常规安妮可以继承家里所有的床，但肯定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是因为要冷落安妮。

从前，隐私的概念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到了19世纪，在旅店里与别人合睡一张床也是常有的事。作者在日记里常常抱怨说，很失望地发现某个陌生人到得很晚，爬进床里跟他一起睡觉。1776年，在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的一家旅店里，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约翰·亚当斯被要求睡一张床，他俩心里不高兴，几乎整夜没有入眠，在让窗开着还是关着的问题上争吵不休。

即使在家里，仆人睡在主人的床边也完全是平常事，无论主人究竟在床里干什么。有记录表明，国王亨利五世和瓦卢瓦的凯瑟琳过性生活的时候，他的管家和内侍都在现场。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里写得很清楚，一名仆人就睡在他和他妻子的卧室里，他把她看成是一种活的防盗警铃。在这种情况下，床幔确保了一点隐私，还能起一点挡风的作用，但越来越被看成是灰尘和昆虫的庇护所，因而是有害于身体健康的。床幔还可能有引发火灾的危险——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情，因为卧室里的一切，从地板上的草垫子到头顶的茅草屋顶，都是特别容易着火的物品。差不多每种家政杂志里都提醒不要点着蜡烛在床里看书，但许多人还是我行我素。

在17世纪的历史学家约翰·奥布里的一部作品里，他讲了个关于托马斯·莫尔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一个名叫威廉·罗珀的男人的故事。故事中说，罗珀有一天前来拜访，对莫尔说他想娶莫尔的一个女儿，哪个都行。莫尔听了这话，就把罗珀带到自己的房间里，他的几个女儿还在里面睡觉。她们睡在一张那种可以从父母亲的床底下推出来的矮床里[2]。奥布里以几乎是色情的语言描述道，莫尔弯下身去，麻利地“抓住被子的一个角，一下子把被子掀开了”，露出了完全赤身裸体的姑娘们。她们睡眼惺忪地对他的打扰表示不满，连忙翻过身去，变成俯卧姿势。威廉爵士以赞赏的神态思考片刻，说她们的前面和后面他现在都看见了，用手杖轻轻叩一叩16岁的玛格丽特的屁股。“至此，求婚全部结束。”奥布里显然以羡慕的语气写道。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还是假——值得注意的是，奥布里是在事情发生一个多世纪以后才写的——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他那个年代，莫尔的成年女儿睡在父母的床边，是谁也不会觉得奇怪的。

就床而言，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与最麻烦的活动——性生活——是不可分离的，这在维多利亚时代之前肯定就是那样。在婚姻生活中，性生活当然有时候是必不可少的。玛丽·伍德-艾伦在那本销路不错、很有影响的《年轻女子须知》一书中对她的年轻读者说，在婚姻生活中，肢体亲密接触是允许的，只要“没有一丁点儿性欲”。在受孕和整个怀孕期间，母亲的情绪和思想被认为对胎儿有着深刻的和不可弥补的影响。性伙伴们被告诫不要过性生活，除非当时是在互相“充分体谅的情况下”，以防生出坏胎。

为了不至于经常激起情欲，妇女们被告诫多呼吸新鲜空气，不要搞阅读和打牌之类有刺激性的娱乐活动，尤其是，除了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动脑子。对她们进行这样的教育，不仅是浪费时间和资源，而且对她们纤弱的身体也是很危险的，没有好处的。1865年，约翰·罗斯金在一篇散文中说，妇女们所受的教育，只要能使自身对自己的配偶有实用价值就已足够，无须更多。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美国人凯瑟琳·比彻是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但连她也强烈地认为，妇女应当享有充分和平等的教育权，只要大家承认她们需要额外的时间来梳理头发。

对于男人来说，主要的和集中的问题是不要把一滴精液洒出神圣的婚姻范围以外——如果你能掌握得好，在婚姻范围以内也不要洒得很多。一位权威解释说，要是能被好好地留在体内，精液能补气血和壮脑子，非法释放这种大自然赋予的精华会伤及一个人的身心。因此，即使在婚姻范围之内，精子也应该省着点用，频繁的性生活会产生“软弱无力的”精子，结果生出来的后代也是无精打采的，每月一次性交是被推荐的一个安全的上限。

当然，自毁在所有时代都是存在的。手淫造成的人们都熟悉的结果，涵盖医学上已知的差不多每一种讨厌的疾病，包括精神错乱和早夭。手淫的人——“活在地球上的那些瘦骨嶙峋、全身震颤、脸色苍白、两腿细长的可怜虫”，有一位史学家说——值得可怜。“每次手淫就是一场地震，一次爆炸，一次极其有害的麻痹发作。”另一位史学家说。个案研究生动地证明了这种风险，有一位名叫塞缪尔·蒂索特的医务人员描述说，他有一名病人不停地流口水，鼻子里滴血水，“大便拉在床里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几个字特别让人心碎。

最糟糕的是，手淫的习惯会自动遗传给后代，因此每一次邪恶地取乐，都不仅伤了自己的脑子，而且消耗了尚未出生的子孙后代的元气。关于对性器官造成危险的因素，分析得最透彻的要算是《从生理、社会和道德关系来看儿童、青年、成人和老人生殖器的功能和疾病》一书，且不说它的题目是如此面面俱到。这本书的初版是在1857年，作者名叫威廉·阿克顿。他认为手淫会导致失明。他还得出了那个经常被引用的结论：“我要说，大多数女人不大会被性的感觉所困扰，无论哪一种。”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信念占支配地位。“我的许多病人对我说，他们的第一次手淫发生在看某个音乐剧的时候。”威廉·鲁滨逊医生在1916年出版的一本关于性疾病的著作中冷冷地说，也许他只是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幸亏有科学来帮忙，玛丽·罗奇在《性交：古怪的性交方式与科学》一书中说，有一种治疗方法是使用19世纪50年代发明的“阴茎刺圈”。人们可在就寝时（其实是任何时候）把它轻轻地套在龟头上。圈的内侧有许多金属尖头，要是哪个龟头邪恶地膨胀到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哪怕是超出一丁点儿，金属尖头就会扎进去。别的器械利用电流来猛击那个东西，让它吓一大跳，从而清醒过来，低头认罪。

应当指出，不是人人都赞成这些保守的看法。早在1836年，有一位名叫弗朗索瓦·拉勒芒的法国医学权威就出版了一部3卷本的学术著作，显示频繁的性生活与健壮的体魄的密切关系。一位名叫乔治·德赖斯代尔的苏格兰医学专家对此如此感兴趣，提出了一种自由恋爱和不受约束的性生活的哲学——《身体、性别和自然宗教》。该书于1855年出版，销售了9万册，被译成11种文字，“包括匈牙利文”——像往常一样，《国家传记词典》可爱地强调了一些毫无意义的细节。很明显，社会上有某种对更多性自由的向往。不幸的是，还要过一个世纪左右时间，整个社会才会给予这样的自由。

在这种长时间的紧张和混乱气氛中，对于许多人来说，成功的性生活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渴望，这是不足为怪的，约翰·罗斯金本人就是个最令人瞩目的例子。1848年，这位伟大的艺术评论家娶了19岁的尤菲米娅·“埃菲”·查默斯·格雷，倒霉事就此开始，而且再也没有好转，这对夫妻根本没有同房。她后来说，罗斯金向她承认：“在他的想象中，女人与他所看到的我是完全不同的。他之所以没有使我成为他的妻子，是因为他在第一个晚上见了我的下身就觉得厌恶……”

最后，埃菲再也无法忍受下去（或者说，实际上还愿意忍受更多，不过要跟别人一起），对约翰·罗斯金提出了婚姻无效的起诉，起诉书的细节成了许多国家的通俗报刊高兴地用来激发热心读者兴趣的材料。然后，埃菲跟画家约翰·埃弗里特·米莱私奔了，跟他过着幸福的生活，生了8个孩子。她选在这个时候跟米莱私奔其实是很不幸的，因为当时米莱正在为罗斯金画像。罗斯金是个正大光明的人，他依然坐着让米莱为他画像，但这两个人再也不说话。罗斯金有好多同情者，他们对这起丑闻装作不知道。到1900年，整个事情实际上已经一笔勾销，W.G.科林伍德可以毫无窘意地写出《约翰·罗斯金传》，而又不提罗斯金曾经结过婚，更不会提到他一见女人的阴毛就连忙从房间里逃出去的事。

罗斯金始终没有克服那种过于拘谨的脾性，也没有露出想要这么做的迹象。J.M.W.特纳在1851年去世以后，罗斯金负责清理那位伟大的美术家留给国家的作品，看到了几幅会激发情爱的水彩画。罗斯金吓得面如土色，认为“只有在某种精神错乱的情况下”，特纳才可能画出这样的画。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把这几幅画几乎全部销毁了，使得后代失去了几幅价值连城的作品。

阴茎刺圈

埃菲·罗斯金摆脱了她那不幸福的婚姻，这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寻常的，因为就像与婚姻有关的其他一切一样，19世纪的离婚法绝对偏向于男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男人若想要离婚，只要证明他的妻子曾与另一个男人睡过觉。然而，女人却不得不证明，她的配偶犯有乱伦罪、兽奸罪或为数不多的其他几种邪恶的、不可宽恕的越轨行为。在1857年以前，女人只要离婚，便丧失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一般说来也失去了孩子。确实，妻子在法律上根本没有权利——没有财产权，没有言论权，没有任何类型的权利，除了她丈夫愿意给她的权利以外。据伟大的法律理论家威廉·布莱克斯通说，女人一结婚就放弃了自己的“身心或法律存在”，妻子根本没有法律人格。

有的国家比别的国家要稍稍开明一些，尤其在法国，女人以丈夫通奸为理由就可以跟他离婚，虽然这种不忠行为必须发生在已婚家庭里。然而，在英国，离婚的标准不公平到了残忍的程度。在一起著名的案件中，有一位名叫玛莎·鲁滨逊的女子多年来遭到心肠狠毒、反复无常的丈夫的毒打和虐待。最后，他把淋病传染给她，然后把治性病的药粉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放进她的饭里，差一点把她毒死。她的健康和精神都垮了，便诉请离婚。法官仔细听取了理由，然后撤销了这个案子，打发鲁滨逊太太回家，让她更加耐心一点。

即使一切顺利，做女人也是很难的。不用说，女子的成年期自然地被看成是一种病态。有一种看法，各地几乎都是一样的：女人过了发育期以后，不是有病，就是快要得病，而且得的是几乎看不好的病。用一位权威人士的话来说，乳房、子宫和其他生殖器官的发育，“抽干了一个人所具有的有限能量”。在医学文章里，月经似乎被描述成了每月一次的有意疏忽。“只要在月经期里真的有痛感，无论在哪个阶段，都说明个人的穿着、饮食等习惯或社交习惯出了问题。”有一位观察家（当然是男性）写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妇女们的确经常不舒服，这是很恼人的。原因是，出于礼节的考虑，她们得不到适当的治疗。1856年，波士顿有一位出身于体面人家的年轻家庭主妇，眼泪汪汪地向她的医生承认，她有时候不由自主地想到别的男人，而不是她的丈夫。医生嘱咐采取一系列严厉的紧急措施，包括洗冷水澡和灌肠；消除各种刺激因素，包括不吃辛辣食物和不看娱乐性小说；用硼砂把她的阴道彻底擦洗干净。人们普遍认为，看娱乐性小说会使人产生病态的胡思乱想，容易歇斯底里大发作。正如有一位作者严肃地作出的概括：“年轻女子阅读浪漫小说，会对身体的器官产生刺激，因而容易早熟，女孩子会提前几个月甚至几年在身体方面变成成年妇女。”

即使到了1892年，据朱迪思·弗兰德斯报道，有个男人带着他的妻子去检查她的眼睛，却被告知问题出在子宫脱垂。要是她不做切除手术，视力将继续受到损害。

差不多任何医生都会把病症笼统地归结到妇女的生殖器官上，这么做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医疗后果，因为没有哪个医生能够进行适当的妇科检查。在极端的情况下，他或许会在一个灯光暗淡的房间里从毯子底下轻轻地探查一番，但这是极个别的事。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是妇女说从颈部到膝部有哪个地方不舒服，她被要求红着脸在人体模型上指出不舒服的部位。

1852年，有一位美国医生对这样的情况引以为豪：“许多妇女宁可冒极大的风险和痛苦，也不愿放弃那些微妙的顾虑，因此医生无法对疾病作彻底的检查。”有的医生反对产钳分娩法，理由是，如果这么做的话，骨盆小的妇女就可以生孩子，这样会把她们的问题传给她们的女儿。

这一切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在医务人员当中，对女性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几乎处于中世纪的状态。在这个行业里，医疗史上记载的有关容易上当受骗的最佳例子，莫过于玛丽·托夫特的著名例子。玛丽是萨里郡戈德尔明的一位不识字的兔子饲养员。1726年秋，她花了几个星期时间成功地让医疗权威，包括两名替王室成员看病的医生相信，她快要生下一窝兔子，这件事轰动了全国。几名医务人员就在分娩现场，表示惊讶得目瞪口呆。直到国王的另一名医生，一位名叫西里亚克斯·阿勒斯的德国人作了更彻底的调查，宣布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托夫特才终于承认骗了人。她因犯欺诈罪而被短期监禁，然后被送回戈德尔明老家。之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然而，对女性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认识依然任重而道远。到了1878年，《英国医学杂志》竟然还能刊登一篇振振有词的长篇通讯，论述被有手淫习惯的女人摸过的火腿会不会坏掉。朱迪思·弗兰德斯说，有一位英国医生被从医生登记册上除了名，因为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受孕不久以后阴道四周的颜色会发生变化，是已经怀孕的一个有用的标记。这个结论是完全成立的，问题是只有用肉眼看才能觉察到，那位医生再也不准从医。与此同时，在美国，受人尊敬的妇科医生詹姆斯·普拉特·怀特被开除出美国医学协会，原因是他让学生去观看一名妇女生孩子，虽然是得到她的允许的。

在这种背景下，外科医生艾萨克·贝克·布朗的行动尤其显得非同寻常。在那个时代，医生通常不走近产房，即使去了也不大会知道究竟看到点什么。而布朗成了妇科外科医生当中一名先驱人物。不幸的是，他的动力几乎完全来自一些令他感到严重不安的想法。尤其是他认为，差不多每一种妇科疾病都是“刺激以阴蒂为中心的阴部周边神经”的结果。说得更加明白一点，他认为妇女在进行手淫，这是精神错乱、癫痫、僵住症、歇斯底里、失眠以及无数种其他神经性疾病的原因。解决的办法是用外科手术切除阴蒂，这样就消除了任意刺激神经的可能性。他还认为，卵巢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坏东西，最好切除。由于以前从来没有人试图切除过卵巢，这是个极其微妙和危险的手术。贝克·布朗的最初3名病人死在手术台上。他没有气馁，做了第4次试验性手术，还偏偏选了自己的妹妹。她活下来了。

当医疗界发现，他未经她们的允许，也不事先告知，这么些年来一直在切除妇女的阴蒂，他们的反应很迅速，很气愤。1867年，贝克·布朗被逐出了伦敦产科学会，实际上再也不能从事医生的职业。在积极的方面，医生们终于承认，以科学的态度来关注女性病人的隐私部位的时候已经到了。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贝克·布朗虽然是个很差劲的医生，又是个很讨厌的人，但在把妇科的研究和实践提高到现代水准方面，他作出了比谁都要大的贡献。

[1] Sleeptight中的tight就是“紧”的意思，该表达方式的字面意思是“睡得紧”，一般译作“睡得香”。——译注

[2] 带脚轮的矮床在英语中既可以是trucklebed，也可以是trundlebed，两者没有区别。Truckle源自希腊语trochlea，意思是“滑动的东西”；trundle与古英语的trindle和trendle有关，都是指“滚动的东西”。Trucklebed始自1459年；trundlebed出现在大约100年以后。——原注

二

应当说，在现代社会之前，有个很正当的理由对性生活感到担心：梅毒。从来没有过比这更可怕的疾病，至少对得了所谓的第三期梅毒的倒霉蛋来说是如此，这是个你完全不想要经历的大事情。梅毒确实使性生活成为一件令人忧虑的事。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上帝传递的明确信息：婚姻范围以外的性生活会招致天谴。

我们已经知道，梅毒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早在1495年，就是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航行把它传播到欧洲3年之后，意大利的一些士兵脸上和身体上长满了“粟粒似的”脓包，这被认为是医学史上首次提到欧洲有了梅毒。梅毒传播得如此之快，人们对其来源看法不一。英语中第一次提到梅毒是在1503年，被称为“法国痘疮”。在别的地方，它被叫做西班牙病、凯尔特皮肤病、那不勒斯痘疮，最能表露意思的名称也许是“基督病”。“梅毒”（syphilis）这个词是1530年由意大利人耶罗尼米斯·弗拉卡斯托里斯在一首诗里创造的（在他的诗里，Syphilis是一位得了这种病的牧人的名字），但直到1718年才出现在英语里。比较通俗的名称叫做花柳病（clap），来源不详，但至少是个很古老的用语。自1587年以来，它一直在英语中使用。

在很长时间里，梅毒一直是一种特别令人生畏的疾病。它共分为三期，一期比一期厉害。第一期通常是生殖器上长出下疳，难看但不痛。过了一些时候，第二期跟着到来，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从疼痛到掉发。像第一期梅毒一样，过了一个月左右时间，不管治疗还是没有治疗，梅毒到了这一期就自行消退了。对于2/3的梅毒患者来说，事情到此为止。然而，对于那倒霉的1/3的病人来说，真正可怕的事还在后面。这种传染病能潜伏长达20年，然后第三期梅毒就暴发了。到了这一期，谁也休想过关。它侵蚀肌体，不停地、毫不留情地损坏骨头和组织。鼻子常常塌陷、消失。（伦敦一度有个“无鼻人俱乐部”。）嘴巴会失去上颌。由于神经细胞的死亡，患者走起路来会摇摇晃晃。病症因人而异，但每种病症都很可怕。尽管有那么多的危险，有的人还是顶风冒险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詹姆斯·鲍斯韦尔在30年里得了19次花柳病。

治疗梅毒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早年，要从尿道往膀胱里注射一种铅溶液。接着，水银成为选用药物，一直使用到20世纪，直到发明了第一批抗生素。水银产生各种各样的中毒症状，如骨头变松，牙齿脱落，但是没有别的选择。当时有一句格言：“跟维纳斯睡一个晚上，跟墨丘利过一辈子。”[1]

然而，水银其实并不能治愈这种病，只能缓解最严重的症状，同时却带来别的病症。

我们现在和过去最大的区别，也许在于当时的治疗方法是如此不见效果，还往往令人十分痛苦。除了少数几种病以外，医生几乎对所有的疾病都束手无策，他们的治疗往往只是使事情更加糟糕。在许多方面，最幸运的是那些生了病不吭声的人和不用医生干预就康复的人。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最坏的结果是不得不动手术。在使用药物麻醉以前的几百年里，试用过多种方法来减轻疼痛。一种方法是让病人流血流到昏厥的程度，另一种方法是把一种烟草溶液注射到直肠里（这种方法至少还可能使病人想着点别的东西）。最常用的治疗方法是使用麻醉剂，主要是以鸦片酊的形式，但即使用量很大也无法掩盖实际的疼痛。

要是实施截肢手术，肢臂通常不到1分钟就可以拿下来，因此截肢时最疼痛的时刻很快就结束了，但血管还得结扎，伤口还得缝合，因此疼痛仍要持续很长时间。动作快捷就是一种窍门，1658年塞缪尔·佩皮斯做切石术，即切除肾结石的时候，那位外科医生只用了50秒钟就把钳子伸进去，找到并取出一粒网球大小的结石（那是17世纪的网球，比现代的网球要小得多，但仍然是个不小的球体）。莉莎·皮卡德指出，佩皮斯是极其走运的，他的手术是那位医生那天的第一场手术，因此器具是比较干净的。尽管手术完成得很快，但佩皮斯过了一个多月才完全康复。

比较复杂的程序简直费劲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我们现在读起来都受不了，但究竟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现在完全无法想象。1806年，小说家范妮·伯尼住在巴黎的时候，感到右侧乳房有点疼痛。接着，她觉得越来越痛，最后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她被确诊为乳房癌，要做切除手术，主刀的是有名的外科医生巴伦·拉里。他之所以有名，与其说是因为他有挽救生命的本事，不如说是因为他的速度快如闪电。后来，他成为一个名人，因为他在1812年波罗底诺战役[2]

以后在24小时内做了200场截肢手术。

伯尼极其平静地叙述了那些恐怖的时刻，正因为如此，她对这次经历的叙述几乎让人难受得读不下去。差不多与这件事本身同样可怕的，是在等待这个时刻到来的过程中所受的折磨。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那种恐惧和焦虑的心情变得简直让人受不了。在约定那天的上午，她获悉那位外科医生要晚到几个小时，心情变得更加糟糕。她在日记里写道：“我不停地走来走去，直到彻底平静下来，渐渐变得差不多已经麻木——发呆，没了情感，没了知觉——就这样一直等到时钟敲了3点。”

就在这时候，她听到短时间里接连有4辆马车到达。过了一会儿，7个身穿黑色衣服、神情严肃的人走进房间里。有人给了伯尼一杯镇静神经的饮料——她没有记录下是什么东西，但通常是掺入鸦片酊的葡萄酒。他们把一张床搬到屋子中央，铺上了旧床单，以免弄脏好的床垫或亚麻床单。

“这时候，我开始浑身发抖，抖得很厉害，”伯尼写道，“因为疼痛，更是因为对这些准备工作感到反感和害怕……于是，我没有等要求就爬上了床。杜波伊斯医生让我在床垫上躺下来，往我脸上盖了一块麻纱手帕。然而，手帕是透明的，我透过手帕看到床的四周顿时围上来7个人和我的护士。我不愿意让别人按住，但是，当亮光透进手帕的时候，我看到锃亮的钢家伙在闪光。我合上了眼睛……”当获悉他们打算切除整个乳房的时候，她“被吓得魂飞天外”。随着手术刀切入她的体内，她发出“一阵尖叫声。在整个切开的时间里，那种尖叫声不时响起来。我几乎感到惊讶，它竟然不再在我的耳边回响，那个痛真是痛得要命。口子切开以后，手术刀收了回去，疼痛似乎丝毫没有减退……但是，当我再一次觉得手术刀伸进来，划了一道弧形，却又切不动，要是我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个皮肉牢固得不让刀子切下去，累坏了医生的手。医生不得不从右边改到了左边……接着，说真的，我一定已经停止了呼吸，我不再试图睁开眼睛”。

但是，手术仍在继续进行。随着医生们挖出了有病的组织，她感觉到也听得见手术刀刮胸骨的嚓嚓声。整个过程持续了17分半钟。她过了几个月才康复。这次手术挽救了她的生命。她又活了29年，癌症再也没有复发。

有时候，病人痛得挺不住，又对医生怀有自然的警惕性，因此常常在家里尝试一些极端的治疗方法，这是不奇怪的。《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之一古韦纳尔·莫里斯把一根鲸骨塞进自己的阴茎，试图清除尿道梗阻，结果送了命。19世纪40年代，麻醉术出现，但并没有消除治疗过程中的痛苦，经常只是延缓了这种痛苦。外科医生依旧不洗手，手术器械依然不干不净，因此许多病人没有死在手术台上，却死于一种因感染而更加持久、更加剧烈的痛苦。这一般归因于“血中毒”。1881年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遭到枪击以后，送他命的不是那颗子弹，而是把没有洗过的手指伸进他的伤口的医生。由于麻醉术促使手术的程序增加，因此在麻醉术问世以后，实际上很可能是大大地增加了痛苦。

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即使没有外科医生令人生畏的干预，人也是在以多种方式死亡。就伦敦市而言，1758年的死亡名单，即英格兰所谓的《死亡周报表》，列出了17576人死亡，死因有80多种。正如可以预期到的，主要死因有天花、热病、肺痨或年老，但在列出的其他死因中还有：

吃肉噎死 1人痒死 2人冻死 2人圣安东尼热 4人昏睡病 4人咽喉痛 5人寄生虫病 6人自杀 30人法国痘疮 46人精神病 72人溺死 109人坏疽 154人牙病 644人

“牙病”到底怎么会死那么多人，这似乎肯定将永远是个谜。显而易见，无论真正的死因是什么，死亡是一件常见的事，人们都有思想准备，死神有可能从几乎每个方向来临。波士顿同一时期的死亡名单显示，有的人死于像“喝冷水”、“体液流动不畅”、“神经性热病”和“惊吓”这类想象不到的原因。许多预期中的死亡形式，反倒数量很少。1758年伦敦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为将近17600人，而其中被处决的仅仅14个人，被谋杀的仅仅5个人，被饿死的仅仅4个人。

许多人的生命如此短促，因此在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里，婚姻生活是很短暂的。在15世纪和16世纪，婚姻的平均长度只有10年，然后夫妻的一方或另一方就会死亡。人们常常认为，由于人死得早，因而会早早结婚，以便充分利用短暂的生命。实际上，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一方面，人们依然看到了正常的一生—— 一个人在理论上应得的权利——是《圣经》上说的70岁。只是活到那个年纪的人并不多。主张早婚的人几乎总是引用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里两位主角的幼小年龄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朱丽叶只有13岁，罗密欧稍大一点。且不说这些人物是虚构的，几乎不说明任何问题，而人们在这件事上总是没有注意到的是，莎士比亚的故事是以阿瑟·布鲁克的一首诗为基础的。在那首诗里，那两个人物其实是16岁。为什么莎士比亚把他们的年龄改小了，就像莎士比亚所干的大多数事情一样，那就无法知道了。无论如何，莎士比亚剧本里所说的幼小的结婚年龄，在现实世界里是找不到书面证据的。

20世纪60年代，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彼得·拉斯莱特对英国的婚姻档案作了仔细的研究，结果发现，在有记载的过去，没有哪个时候人们通常是在很小的时候就结婚的。比如，1619年到1660年期间，85%的女子在19岁或以上年龄结婚，1000人当中只有1人是在13岁或以下年龄结婚的。结婚时新娘的平均年龄是23岁7个月，新郎将近28岁，和今天的结婚年龄差别不大。威廉·莎士比亚与众不同，他18岁结婚，而他的妻子安妮也是与众不同，结婚时已经26岁。大多数真正的早婚只是履行形式，名叫“订婚”，这与其说是颁发了可以马上进洞房的结婚证，不如说只是宣布了未来成亲的打算。

没错，当时丧偶的人要比现在多得多；丧偶以后再婚的次数也更多，再婚的速度也更快。对于女人来说，这常常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对于男人来说，他们需要有人照顾。总之，这往往既是出于感情上的考虑，也是出于实际的考虑。1688年，拉斯莱特对一个村子进行了调查，那个村子共有72个已婚的男人，其中有13人结过两次婚，3个人结过3次婚，3个人结过4次婚，1个人结过5次婚，都是因为丧偶的缘故。总共大约有1/4的婚姻是丧偶以后的再婚。直到20世纪的最初几年，这个比例一直没有变化。

由于有那么多人死亡，举丧成了大多数人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举丧的高手当然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从来没有哪个民族对死亡是如此重视，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或者以如此复杂的方式来加以表达，大师级的实践者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本人。1861年12月她心爱的艾伯特亲王去世以后，他卧室里的时钟就停在他去世的那个时刻——晚上10时50分。但是，按照女王的吩咐，他的卧室照样有人提供服务，仿佛他只是暂时不在家，而不是已经长眠在庭园对面的陵墓里。一名贴身男仆每天为他摊开衣服；肥皂、毛巾和热水仍然在恰当的时候送到房间里，然后又取走。

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举丧有着严格而又极其复杂的规矩，每一种有可能不同的关系都要予以考虑和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假如死者是姻叔叔，要是他的妻子还活着，那么就该举丧两个月，而假如他没有结过婚，或者本人已经丧偶，那么只需要举丧一个月。一切都要按照不同的关系、按照不同的规矩办事，你甚至无须与死者在生前见过面。假如某人的丈夫以前结过婚并已丧过偶——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要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的哪位近亲去世了，那么第二任妻子应当“补充服丧”，即代表已故的前任配偶服丧。

丧服究竟应当穿多久，怎么穿，也同样严格地取决于与死者的亲密程度。已经裹着几磅重的令人窒息的细平布的寡妇，还要再佩上黑纱——一种打褶的绸子。黑纱沙沙作响，不大灵活，很难佩得服帖。雨点打在黑纱上，打在哪里就在哪里留下白兮兮的污渍，而黑纱上的污渍又渗透到了里面的衣服或皮肤上。这类污渍可以毁坏任何衣服，沾在皮肤上是几乎洗不掉的。佩戴黑纱的数量完全取决于时间的长短，你只要看一眼哪个妇女每个袖子上佩着多少黑纱，就能知道她已经丧偶多长时间。两年以后，寡妇进入了一个所谓的“服半丧”阶段，可以开始佩戴灰色或淡色的熏衣草花，只要不是佩戴得过于突然。

主人去世，仆人要服丧；君主死了，要下令举行一段时间的全国哀悼。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举国震惊。由于距离上一位君主去世已达60多年，谁也拿不准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为这样一位在位已久的君主究竟举行什么档次的葬礼比较合适。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仿佛要担心的事还不够多，又对死亡产生了一些很奇特的担忧。人们普遍担心早葬——埃德加·艾伦·坡利用这种担心，在1844年写出了同名小说，取得了很生动的效果。受害者要是患有一种名叫强直性昏厥的麻痹症，只是看上去已经死了，实际上完全有知觉。这种病成了那个时代可怕的疾病，报纸和通俗杂志连篇累牍地刊登关于那种病人所受的无法动弹的苦楚。有个著名的例子：1894年7月，在纽约州北部，埃莉诺·马卡姆快要下葬，她的棺材里突然传出焦急不安的声音。盖子打开了，马卡姆大声叫道：“你们要把我活埋呀！”

她对那些救她命的人说：“你们在为安葬我做准备工作的时候，我一直是有知觉的。我可怕的处境完全无法描述。正在发生的一切，连门外有人轻声说话，我都听得见。”她说，无论她怎么想要大声叫喊，却总是叫不出声来。据一份报告说，在1860年到1880年期间，纽约市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被掘出来的1200具尸体当中，有6具显示出重击过棺材和有其他葬后痛苦表现的迹象。在伦敦，当博物学家弗兰克·巴克兰去圣马丁教堂寻找解剖学家约翰·亨特的棺材时，他报告说，他遇到过3口棺材，里面的死者显然颤动过（或者说，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关于早葬的传闻是铺天盖地的，1858年，通俗杂志《笔记和调查》的一位记者写过这么一篇报道：

在奥地利的赖兴堡，大约15年以前死了一位名叫奥佩特的有钱的制造商，他的遗孀和孩子们在公墓里建造了一个墓穴来安放他的遗体。大约一个月以前，他的遗孀去世，被运往同一坟墓；但是，当因此而打开那个墓穴时，人们发现她丈夫的棺材是空的，他的骸骨在墓穴的一个角落里，呈坐着的姿势。

在至少一代人的时间里，即使在严肃的杂志里，这样的故事也是比比皆是。因此，许多人老是担心在死之前就被埋葬，这几乎成了一种病态，于是就造出了一个词：活埋恐惧症。小说家威尔基·科林斯每晚把一封信放在床头柜上，上面写着长期有效的嘱托，要是有人发现他看上去样子像一具尸体，他希望要做检查，以确保他真的已经在睡梦中死去。有的人还做出这样的指示，安葬以前要把他们的头砍掉，把心脏挖出来，以确保万无一失（如果这个词没有用错的话）。有一位作者提议建造“等待停尸所”，让死者在里面停放几天，以确保他们真的已经死透，而不只是异乎寻常地一动不动。另一位更像企业家的人设计了一个装置，在棺材里苏醒过来的人可以拉动一根绳子，从而打开一根呼吸空气的管子，同时响起警铃，地面上便会有一面旗开始摇动。1899年，英国成立了“防止早葬协会”，次年美国也建立了一个协会，两个协会都提出了一些严格的测试。要完成这些测试以后，在场的医生方能确定无疑地宣布一个人已经死亡，比如，把灼热的熨斗靠在死者的皮肤上，看看皮肤会不会起泡。实际上，其中有几样测试一度写进了医科学校的课程里。

盗墓是另一件让人很担心的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19世纪对新尸的需求量很大。仅伦敦一地就有23所医科学校或解剖学校，每所学校都需要源源不断地供应尸体。在1832年通过《解剖法》以前，只有已被执行死刑的罪犯才可以被用来做实验和搞解剖。而在英国，死刑比大家想象中的要少得多。1831年是普通的一年，在英国共有1600人被判处死刑，但真正被执行死刑的只有52人。因此，通过法律途径提供的尸体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结果，盗墓成了一种具有很大诱惑力的生意，尤其是盗尸。由于法律上一个奇怪的漏洞，盗尸只算是一种轻罪，而不是重罪。当时，报酬优厚的工人每周可以挣到1英镑，而卖掉一具新尸可以捞到8—10英镑，有时候多达20英镑，至少起初是那样，而且还没有多大风险，只要注意只搬走尸体，不拿走寿衣、棺材或纪念物，要不然就有可能被判处重罪了。

市场对解剖尸体的兴趣，并不完全是病态的。在发明麻醉术之前的时代，外科医生的确需要对人体非常熟悉。在病人痛得哇哇乱叫，大量出血的时候，你总不能还在一边思索一边在动脉和器官里乱搅。速度是关键，速度的关键是熟悉，只有通过专心致志地在尸体上做大量实践才能熟悉。当然，没有冷冻条件意味着尸体很快就会腐败，因此就需要不停地供应新尸。

为了对付盗尸者，尤其是穷人往往保留死去的亲人，直到尸体开始腐败，失去价值。埃德温·查德威克在《关于英国劳动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中，详细地记述了这种做法，其内容令人发指，毛骨悚然。他写道，在有的地区，家人将尸体在客厅里停放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等着腐败到恰当的程度，这是常见的现象。他说，蛆虫掉到地毯上，孩子们在上面玩耍，这种现象也不是不常见的。空气里弥漫着强烈的臭味，这是不足为怪的。

坟场也加强了安全措施，雇用了武装人员来守夜。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被捕和挨打的风险，于是有些通常所谓的“盗尸贼”就采用杀人这个比较可靠的办法。最臭名昭著、罪该万死的是爱丁堡的爱尔兰移民威廉·伯克和威廉·黑尔，从1827年11月起，他们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杀害了至少15个人。他们的办法是残忍而又管用的，先和几个可怜的流浪汉交朋友，然后把他们灌醉，身材魁梧的伯克坐在受害人的胸口，黑尔捂住嘴巴，把他们闷死。尸体马上被运到罗伯特·诺克斯教授那里，诺克斯以每具新尸7英镑到14英镑的价钱买下来。诺克斯肯定知道事情十分蹊跷——两个爱尔兰醉汉不断送来极其新鲜的尸体，死者似乎都是平静地死去的，但他坚持说，他没有责任提出疑问。他因参与这件事受到广泛指责，但始终没有受到指控或处罚。黑尔出庭作证，告发他的朋友和同伙，结果被免予绞刑。这证明是多余的，因为伯克已经供认不讳，很快被送上了绞架，他的尸体被送往另一所解剖学校供他们解剖。他的几块肉被腌制了挂在外面，挂了好几年，留给受到优待的参观者作为纪念品。

黑尔在监狱里只待了几个月就被释放了，但他也没有好下场，他在一个石灰窑找了个工作。他的同事认出了他，朝他脸上撒了一堆生石灰，致使他的眼睛永久失明。据认为，他在最后几年里成了一名到处游荡的乞丐。有的报道说他回了爱尔兰，还有的说他去了美国，但他活了多长时间，葬在哪里，这就没有人知道了。

这一切极大地促进了另一种处理尸体的方式的出现：火化。这种方式在19世纪饱受争议。火化运动跟宗教或信仰没有关系。它只不过是开创了一个以干净、有效和没有污染的方式处理大量尸体的实用途径。1874年，英国火葬协会的创始人亨利·汤普森爵士在沃金火化了一匹马的尸体，展示他的焚尸炉的功效。这次展示的效果极佳，但引起了那些在感情上反对焚烧马或任何其他动物的人的强烈反对。在多塞特，有一位名叫哈纳姆上尉的人建造了自己的火葬场，不顾法律有效地处理了他的妻子和母亲的遗体。有的人担心遭到逮捕，就把亲人的遗体运到火化已经合法的国家。与约瑟夫·帕克斯顿一起创办了《园丁纪事》杂志的作家兼政治家查尔斯·温特伍思·迪尔克，1874年在他的妻子分娩时去世以后，把她的遗体用船运到了德累斯顿去火化。19世纪杰出的考古学家之一奥古斯塔斯·皮特·里弗斯是另一位早期火化倡导者。他不仅希望自己火葬，而且坚持他的妻子也要火葬，尽管她始终反对。“该死的，老婆，你一定要烧掉。”每次她提到这个问题时，他总是这样对她说。皮特·里弗斯于1900年去世，实行了火葬，尽管这在当时还是不合法的。然而，他的妻子活得比他长，按照她一贯的愿望在平和的气氛中落葬了。

总的来说，在英国，反对派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很顽固。很多人认为故意毁坏尸体是不道德的，别的人列出了实际的考虑。反对派经常提出的一个论点是，如果是谋杀，那样做会毁掉证据。支持派的一名主要成员实质上是个疯子，这对这场运动也是很不利的，他的名字叫做威廉·普赖斯。他是威尔士的一名乡村医生，以脾气古怪著称，他的古怪之处是不胜枚举的。他是个诗会官员、素食主义者和激进的宪章运动者。他不愿意穿袜子，也不愿意碰硬币。他80多岁时跟自己的女管家生了个儿子，并起名为耶稣·基督。婴儿于1884年初死去以后，普赖斯决定在自己地里搭个柴堆把他火葬。村民们看到火光以后前来调查，发现原来是普赖斯，只见他穿着诗会官员的服装，正绕着火堆起舞，嘴里吟唱着古怪的诗歌。他们又生气又紧张，走上前去阻拦他。普赖斯在慌乱之中从火堆里抓起已经烧掉一半的婴儿，把尸体抱回了家。他把婴儿的尸体放在自己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几天以后他就被捕了。他受到了审判，法官认为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构成犯罪，因为婴儿的尸体实际上并没有烧掉，于是就把他放了。然而，他的确使火葬事业遭受非常严重的挫折。

火葬在别的国家已经习以为常，而在英国要等到1902年才算正式合法，我们的马香先生恰好赶上，可以实施那种办法，要是他愿意的话。可是一点也不出人意料的是，他不愿意。

[1] 维纳斯（Venus）是古罗马神话中象征爱与美的女神；墨丘利（Mercury）是古罗神话中的欺诈和盗窃之神，开头字母小写的mercury在英语里即是“水银”的意思。——译注

[2] 波罗底诺战役1812年9月7日发生在俄罗斯境内波罗底诺，是拿破仑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战役。——译注

第十六章 卫生间

自从toilet这个词问世以后，它所经历的变化之多，也许是英语里哪个词都比不上的。起初，大约在1540年，它指的是一种布，呈缩略形式toile。现在toile依然用来指一种亚麻织物。然后，它的意思变成了用于梳妆台上的一种布。接着，它的意思变成了梳妆台上的物品。接着，它的意思变成了梳妆台本身，然后变成了穿戴的动作，然后变成了一边穿戴一边接待客人的动作，然后变成了梳妆室本身，然后变成了靠近卧室的任何隐蔽房间，然后变成了用作厕所的屋子，最后变成了厕所本身。

一

有关卫生状况的说法，很难找得到比卓越的建筑评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他1961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历史上的这座城市》中的说法更加错误，至少可以说更加不全面：

几千年来，城市居民忍受着残缺不全、往往肮脏不堪的卫生设施，生活在垃圾和污物之中。这些垃圾和污物他们肯定有这个能力运走，因为与常年在这种肮脏的环境里走路和呼吸相比，动一动手几乎不可能会更加令人讨厌。为什么人们对污物和臭气如此不在乎，而那种污物和臭气连许多动物都受不了，即使是猪，它们也都竭尽全力让自己和圈里保持干净。要是有人对此作出任何充分解释，他或许也会想到，在这座城市建城之后的5000年里，技术本身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断断续续的。

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奥克尼的斯卡拉坡看到，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在处理污物、垃圾和废品，往往还取得了令人感到意外的效果。斯卡拉坡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印度河流域有个4500年前的人家，就在一个名叫马亨约—达罗的地方，设有一个巧妙的处理垃圾的管槽系统，能把垃圾从生活区送进垃圾箱。古代的巴比伦拥有下水道和一个排水系统。弥诺斯人在3500多年以前就有了自来水、浴缸和其他文明的舒适条件。总之，对许多文化来说，讲究清洁和普遍重视个人卫生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很重要的，因此很难知道从何谈起。

古希腊人极其重视洗澡，他们喜欢脱光衣服——英语中的“体操馆”（gymnasium）一词就是“裸身的场所”的意思——练出一身大汗，他们每天锻炼以后有一起洗个澡的习惯。不过，这些主要还是短时间的卫生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洗澡是一件速战速决、应当快速办完的事。真正像模像样的洗澡，懒洋洋地泡在水里，始于罗马。古罗马人洗澡之专注和严谨的态度，那是谁也比不上的。

古罗马人都爱水——庞贝有一户人家有30个水龙头——他们的管渠系统为主要城市提供充足的淡水。有人计算过，罗马的水供应量是极其丰富的，平均每人每天300加仑，比今天罗马人的平均需求量高出七八倍。

对古罗马人来说，澡堂不仅是个把身体洗干净的地方，还是每天休闲的场所，一种娱乐，一种生活方式。古罗马的澡堂里设有图书室、店铺、健身房、理发室、美容院、网球场、快餐店和妓院，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来使用。“逢人问一声是在哪里洗的澡，这是常有的事。”凯瑟琳·阿申伯格在她闪烁着才华的卫生史《清除尘垢》中写道。有的古罗马澡堂建造得真是富丽堂皇，犹如宫殿一般。卡拉卡拉皇帝的大澡堂一次可以接纳1600名前来洗澡的人，而戴克里先皇帝的大澡堂可以容纳3000人。

洗澡的人在水里翻来滚去，喘着粗气，经过一连串不同温度的池子——从温度低的一端的冷水池，到另一端的烫水池。在途中，他们会在温水池停下来，有人给他们身上抹上一层油，然后继续往前来到蒸汽室。在这里，他们锻炼出一身汗，然后有人用一种名叫刮身板的工具，把油连同不洁之物一起从他们的身上刮下来。这一切都是严格按照顺序来办的，虽然到底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历史学家们的意见不完全一致，这很可能是因为具体的规定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关于古罗马人及其洗澡习惯，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东西不知道。比如：奴隶跟自由民一起洗澡吗？人们多久洗一次澡？他们洗一次澡要花多长时间？他们对洗澡的热情高涨到什么程度？罗马人本身对水质和水里的漂浮物表现出不安，这表明他们不一定都像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对洗澡很感兴趣。

然而，在罗马帝国的很长时间里，澡堂子里似乎有着某种严格的礼节，确保了操行端正。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澡堂里的生活跟罗马总的生活一样，变得越来越活跃。男女同浴成了常有的事；有可能，但绝不敢肯定，女人和男性奴隶一起沐浴。实际上，谁也不完全知道古罗马人究竟在里面干什么，但无论他们干什么，反正早期的基督徒都无法接受。他们认为罗马时代的澡堂是放荡的、堕落的——在道德方面是不干净的，如果不是在卫生方面的话。

说来也怪，基督教总是对讲究卫生感到不安，从很早时候起就形成了一种古怪的传统，把圣洁和肮脏等同起来。1170年贝克特的圣托马斯去世以后，那些准备为他办丧事的人以赞许的目光注意到，他的内衣上“长满了虱子”。在整个中古时代，一种几乎万无一失的获取持久荣誉的办法是发誓不洗澡。许多人从英国步行到圣地，但有一位名叫戈德里克的修士一路上连一次脸都没有洗过，他几乎势必成为圣戈德里克。

接着，在中世纪，由于鼠疫的传播，人们比较认真考虑自己对待卫生的态度，考虑能采取什么办法来减少自己得病的风险。不幸的是，各地的人都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精英们都认为，洗澡开启了表皮的毛孔，促使致命的汽雾侵入体内，最好的办法是用尘土堵住毛孔。在此后的600年里，大多数人不洗澡，甚至不洗脸，要是能办到的话。结果，他们付出了代价，日子过得很不舒服。感染成为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长疖子是家常便饭，出皮疹和长红斑是常有的事，差不多每个人身上几乎老是痒。不舒服是经常性的，患了重病也只能听其自然。

破坏性极大的疾病暴发了，致使几百万人丧失了性命，然后往往又神秘地消失了。最臭名昭著的是鼠疫（实际上是两种疾病：腺鼠疫和肺鼠疫。腺鼠疫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患者脖子、腹股沟或腋窝里的淋巴会肿大；肺鼠疫更加致命，更容易传染，毁坏呼吸系统），但还有许多别的疾病。英国的汗热病分别在1485年、1508年、1517年和1528年流行，死了成千上万人，最后消失，再也没有回来（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回来）。对于这种病，我们至今几乎一无所知。接着，在16世纪50年代，另一种古怪的热病“新病”，“在全国可怕地迅猛蔓延，致使各种各样的人大批死亡，尤其是绅士和富豪”，有一位同时代人注意到。在此期间，有时候还同时暴发麦角中毒，这种病起源于黑麦粒受到了麦角菌的侵染。食用中毒的谷物的人会出现谵妄、发热和昏迷等症状，在许多情况下最后导致死亡。麦角中毒有个奇怪的方面，病人发病之初会像狗叫那样咳嗽。有的人因此认为，“像狗狂吠似的咳嗽”（barking mad）这个表达方式就是由此而来的。

最可怕的疾病是天花，它流行范围广，杀伤力大。天花主要有两种：普通天花和出血性天花。两者都是不好的病，虽然出血性天花（其症状包括体内出血和皮肤生脓包）更加疼痛，更加致命，有90%的患者死于非命，差不多是普通天花死亡率的两倍。在俄罗斯以西的欧洲，在18世纪天花疫苗问世以前，每年有40万人死于天花。天花造成的死亡总人数，超过了任何一种别的疾病。

对于存活下来的人来说，天花造成的创伤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人眼睛失明或留下可怕的疤斑，但有的人却毫发无损。天花已经存在数千年，但直到16世纪初才成为欧洲的常见病。英国第一次有记录的天花发生在1518年。出天花的最初症状是突然开始发高烧，并伴有酸痛和口渴。通常到了大约第三天，开始出现脓疱，并蔓延到全身。脓疱的数量是因人而异的，最坏的消息是获悉哪一位亲人“浑身长了脓疱”。最严重的病例是，患者基本上成了一个大脓疱。在这个阶段，病人还经常发高烧；脓疱会破裂，流出难闻的脓。要是患者过了这个关，一般说来也就能战胜天花。但是，患者的麻烦还远没有结束。此时，脓疱结疤了，开始发痒，痒得浑身难受。直到疤脱落，你才知道有没有留下疤痕，严不严重。伊丽莎白女王年轻的时候差一点死于天花，但后来完全康复，没有留下疤痕。护理她的是她的朋友玛丽·悉尼夫人，悉尼夫人可没有那么走运。“我离开她时，她是一位十足的美人……”她的丈夫写道，“我回来时，发现天花已经把她变成一个丑得不能再丑的丑女人。”一个世纪以后，里士满公爵夫人也同样破了相，而英国1便士硬币上的英帝国拟人化标志，还是以她为模型的呢。

天花还跟别的疾病的治疗有很大关系，人们看到流脓，就认为身体想要排出毒素，因此就拼命让天花患者流血、出汗，给他们刺孔、通便。过不多久，这些方法也用来治疗其他各种疾病，几乎总是把事情搞得更糟。天花之所以叫smallpox（小脓包），是为了区别于great pox（大脓包），即梅毒。

显然，并不是所有这些可怕的疾病都跟洗澡有直接关系，但人们也不一定知道这一点，甚至也不在乎。虽然人人都知道梅毒是通过性接触来传播的，这种情况当然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生，但与澡堂有着不可避免的关系。一般说来，妓女不得走到离澡堂100步的范围以内。最后，欧洲的澡堂子通通关门大吉。随着澡堂的关门，大部分人摆脱了洗澡的习惯，这个习惯反正有好多人是从来没有的。洗澡不是没有听说过，不过这是一件洗不洗由你的事。英语中有一句常用的谚语：“经常洗手，难得洗脚，永不洗头。”伊丽莎白女王坚持每月洗一次澡，“不管需不需要”，这是个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子。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在1653年写道，他作出一个试验性的决定，每年洗一次头发。科学家罗伯特·胡克经常洗脚（因为他觉得洗脚有催眠作用），但似乎很少打湿踝关节以上的部分。塞缪尔·皮佩斯写了9年半日记，只有一次在日记里提到他妻子洗了澡。在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快到1608年他的第七个生日时才洗第一个澡。

水，如果被使用的话，往往纯粹被当做药物。到16世纪70年代，巴斯和巴克斯顿是两处人们常去的矿泉疗养地，但即使在当时，人们也抱有怀疑态度。“我认为，那么多人都泡在同一水池里，这是不可能干净的。”1668年夏天，佩皮斯在考虑泡温泉时说。不过，他觉得还是挺喜欢，第一次泡温泉就在水里待了两个小时，然后他裹着被单，花钱让别人把他抬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当大批欧洲人开始到新世界旅游的时候，他们已经习惯于身上发臭，印第安人几乎总是评论说，欧洲人身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臭味。然而，令印第安人觉得最困惑的是欧洲人擤鼻子的习惯，只见他们用一块漂亮的手帕擤鼻子，然后把手帕仔细折叠好，放回自己的口袋里，仿佛那是宝贵的纪念品。

毫无疑问，有一些卫生标准被认为是应该达到的。有一位观察国王詹姆斯一世宫廷的人写道，这位国王从来不接近水，除了用一块湿的餐巾擦一擦指尖，因此他是以一种厌恶的口气写的。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说来，真正邋遢的人也以邋遢出了名，其中也许包括第十一代诺福克公爵。这位公爵强烈反对使用肥皂和水，因此他的仆人不得不等到他烂醉如泥的时候才为他擦洗干净；那位写小册子的托马斯·佩恩，身上总是有一层污垢；甚至包括高雅的詹姆斯·鲍斯韦尔，他身上的臭味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在那个时代，这肯定已经能说明一点问题。然而，同时代的阿尔让斯侯爵一件贴身内衣可以穿上好多年，这连鲍斯韦尔都吃惊得目瞪口呆。当那位侯爵终于被说服脱下那件内衣时，内衣已经和他的身体粘在一起，“几块皮跟内衣一起脱落下来”。然而，对有的人来说，邋遢成了一种引以为豪的事情。第一批了不起的女旅行家之一、贵族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是如此邋遢，有一位新认识的人跟她握手之后，惊讶得脱口说出：真脏呀！“要是你看了我的两只脚，不知你会说出什么来呢！”玛丽夫人愉快地回答说。许多人对接触大量水很不习惯，一想到水就真的觉得很害怕。著名的费城人亨利·德林克在自己的花园里安装了一个淋浴器，他的妻子过了一年多才敢去尝试一番，这已经是1789年的事。她解释说：“在过去的28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同时浇湿全身的事。”

到18世纪，若要洗个澡，最可靠的办法是发神经病。然后，人家会用水把你浇个够。1701年，约翰·弗洛耶爵士开始证明，不管你身上有多少疾病，洗冷水澡都能治愈。他的理论是，把身体浸入刺骨的冷水会产生“恐惧和惊慌”的感觉，从而激活已经麻木和迟钝的知觉。

本杰明·富兰克林尝试另外一种方法，他在伦敦的几年里，养成了洗“空气浴”的习惯，就是光着身子待在楼上开着的窗子前面。这种办法不可能把他的身体洗干净，但似乎对他也不起什么坏作用，至少使他的邻居们有了聊天的话题。同样奇怪地很流行的是“干洗澡”——就是用刷子刮擦自己的身子，让毛孔张开，还有可能赶跑虱子。许多人认为，亚麻织物有着特殊的性质，能够吸干净皮肤上的污垢。正如凯瑟琳·阿申伯格所说：“他们采用更换衬衣的办法来‘洗澡’。”然而，大多数人采用两种办法来对付污垢和臭味，要么用化妆品和香水来掩饰，要么干脆由它去。人人都发臭了，也就没有人发臭了。

但是，接着，水突然之间成为时髦的东西，虽然仍然只是在药用的意义上。1702年，安妮女王来到巴斯治疗痛风。这件事极大地提高了巴斯温泉能治病的声望和影响力，虽然安妮的毛病跟水毫无关系，都是因为吃得过饱引起的。过不多久，泡温泉的城镇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如威尔士的哈罗盖特、切尔滕纳姆、兰德林多德韦尔斯等等。但是，沿海的城镇声称，真正有疗效的水是海里的水——不过，有意思的是，仅限于他们自己那个社区附近。约克郡沿海的斯卡伯勒保证，他们这里的海水具有预防“中风、癫痫、僵住症、眩晕、黄疸、忧郁症和胃肠气胀”的作用。

最著名的水疗法的先驱是理查德·拉塞尔医生，他在1750年用拉丁文写了一本关于海水的治疗作用的书，4年后译成英文，书名叫做《论利用海水治疗腺病》。拉塞尔在书中提出，用海水来有效治疗从痛风和风湿病到脑充血的任何疾病。患者不仅要泡在海水里，还要喝大量的海水。他在苏塞克斯郡海边一个名叫布赖瑟姆斯通的渔村开业，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连那个小镇都发展得很快，最后变成了布赖顿。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时尚的海滨疗养胜地，拉塞尔至今还被称为“海水疗法的发明人”。

早年，许多洗海水浴的人赤裸身子（常常引起有些人的愤怒，他们往往长时间盯着观望，有时候还借助望远镜），而比较自律的人则披着不少衣物，有时候还危险地穿着笨重的浴衣。而当“各色”穷人开始大批出现，就在海滩上脱光衣服，然后一步一拖地走进海水里，实际上洗他们一年中唯一一次澡的时候，人们真的感到怒不可遏了。出于谨慎的考虑，发明了洗浴机。洗浴机不过是篷车，装有轮子，可以滚到水里，并设有门和踏板，客人可以安全地独个儿走进海里。在很大程度上，洗海水浴的好处倒不在于在海水里泡一泡，而在于事后用干的法兰绒布使劲做全身按摩。

1783年9月，布赖顿的前途有了永久性的保证。正值美国革命以签订《巴黎条约》宣告结束之时，威尔士亲王首次来到这个疗养胜地。他希望自己肿胀的咽喉能有所减轻。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他对这个地方喜欢得不得了，马上在那里为自己盖起了具有异国风情的疗养所。亲王建了一个私人浴室，里面注满了海水。这样，他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就无须再暴露在平民百姓的目光之下。

也是为了找个清静的环境，乔治三世来到多塞特更西面的一个缺乏生气的港口韦茅斯，但吃惊地发现有数千名好心人等在海滩上，要看他第一次下水。当他披着宽大的蓝哔叽浴衣踏进水里的时候，躲在附近洗浴机里的一支乐队奏起了《上帝保佑吾王》。不过，国王对韦茅斯之行还是满心欢喜，之后差不多每年都来这里，直到他的精神疾病越来越厉害，他的脑子再也受不了众目睽睽的场面。

小说家兼医生托拜厄斯·斯莫利特患有胸部疾病，来到地中海洗海水浴。他每天在尼斯游泳，令当地人十分吃惊。“他们觉得很奇怪，一个似乎患肺痨的人竟然踏进大海，尤其是天气那么冷；有的医生预言这个人是活不长的。”有一位同时代人写道。实际上，洗海水浴倒开始流行起来。斯莫利特的游记《遍游法兰西和意大利》（1766）对创建这个海滨避寒胜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过不多久，江湖医生就意识到，洗浴行业可以挣大钱，詹姆斯·格雷厄姆（1745—1794）就是最成功的人士之一。格雷厄姆是一名自封的内科医生，除了雄心勃勃以外别无任何资质。18世纪下半叶，他在巴斯和伦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使用磁铁、电池和其他嗡嗡作响的设备来为病人治疗各种疾病，但尤其是跟性生活不幸福有关的疾病，比如阳痿和性冷淡。他把洗药用浴提到一个更高的色情的层面上，很有引诱力。他为顾客提供牛奶浴、按摩浴和泥浴，都配上戏剧性的背景，包括音乐、古典雕塑、芬芳的空气、几乎一丝不挂的女招待——据说，其中之一就是埃玛·莱昂，她是未来的汉密尔顿夫人和纳尔逊爵士的情妇。有些人的疾病对这些具有引诱力的服务没有反应，格雷厄姆就以每晚50英镑的价钱，为这些人提供了一种通有强大电流的大型“天字号床”，床垫里塞满了玫瑰叶子和香料。

不幸的是，格雷厄姆被自己的成功冲昏了头脑，开始喜欢说大话，结果连他最忠实的追随者都觉得是没有根据的。他有一次的讲座题目是《怎样不吃任何东西也能活许多周、许多月或许多年》，他在另一次讲座中保证他的听众健康地活到150岁。随着他的言语越来越荒唐，他的生意渐渐清淡，然后直线下降。1782年，他的动产被没收以用来抵债，詹姆斯·格雷厄姆也就此完结了。

现在，格雷厄姆总是被描述成一个荒唐可笑的江湖骗子，这在很大程度上当然是没有错的。但是，也值得记住，他的许多理念——洗冷水浴，淡茶粗饭，睡硬板床，开大窗户让有益于健康的凉空气流进卧室，尤其是对手淫的持久不变的恐惧心理——成了英国人生活中的固定组成部分，持续的时间远远超过他大吹牛皮的那段短暂时间。

随着人们调整了看法，认为现在可以经常安全地洗澡，长期存在的有关个人卫生的理论也突然之间彻底改变了。现在，淡红色的皮肤和张开的毛孔不再是一件坏事，恰恰相反，这样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实际上，皮肤是个神奇的通风设备——二氧化碳和其他有毒吸入物是通过皮肤排出体外的；要是毛孔被灰尘和在长时间里形成的其他污垢所堵塞，自然产生的毒素就会被困在体内，积累到危险的程度。这就是不讲卫生的人，如撒克里笔下的那些“下层民众”，常常生病的原因，他们堵塞的毛孔在害死他们。有一位医生做了个生动的示范表演，显示一匹浑身涂满柏油的马怎样很快衰弱无力，可怜地断了气。（实际上，这匹马的问题跟呼吸没有关系，而是跟调节体温有关系，虽然从马的角度来看，这个道理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仅仅为了干净和味道好闻而洗澡，这个习惯的形成相当缓慢。当基督教循道公会的创始人约翰·韦斯利在1778年一次布道中创造“干净已经离神圣不远”的说法时，他指的是干净的衣服，而不是干净的身体。关于干净的身体，他建议只要“经常刮刮胡子和洗洗脚”。19世纪30年代，当青年时代的卡尔·马克思去上大学时，他忧心忡忡的母亲给他下达了关于卫生的严格指示，尤其叮嘱他“每星期都要用海绵和肥皂擦洗一次身子”。到举办博览会的时候，情况显然已经在发生变化。博览会本身就展示了多种肥皂和香水，这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反映了新的需求。两年以后，政府终于取消了长期存在的肥皂税，又及时地促进了卫生事业的发展。即使那样，直到1861年，有一位英国医生还在写《洗澡与洗澡的方法》这样的书。

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之所以开始认真洗澡，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认识到洗澡是很费劲的事。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有一种自我折磨的本能，而水成了他们展示那种本能的极好途径。许多日记里都有记载，为了早晨洗脸，他们敲开脸盆里的冰层。费朗西斯·基尔弗特牧师喜滋滋地写道：1870年圣诞节早晨，当他快活地洗澡的时候，浴缸边上还结着犬牙交错的冰，刺痛了他的皮肤。淋浴也提供了施展自我折磨本能的广阔天地，往往还尽量设计得冲力很大。早期有一种淋浴的冲力大得吓人，沐浴者不得不戴着帽子才敢踏进去，免得被自家管子里的水冲得昏死过去。

二

自从toilet这个词问世以后，它所经历的变化之多，也许是英语里哪个词都比不上的。起初，大约在1540年，它指的是一种布，呈缩略形式toile，现在toile依然用来指一种亚麻织物。然后，它的意思变成了用于梳妆台上的一种布。接着，它的意思变成了梳妆台上的物品（于是就有了toiletries）。接着，它的意思变成了梳妆台本身，然后变成了穿戴的动作，然后变成了一边穿戴一边接待客人的动作，然后变成了梳妆室本身，然后变成了靠近卧室的任何隐蔽房间，然后变成了用作厕所的屋子，最后变成了厕所本身。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英语中toilet water可以用来指一种你会愿意抹在脸上的东西[1]，而同时又指“厕所里的水”。

garderobe这个词现在已经废弃，它的意思也经历了类似的但又稍稍复杂的变化过程。它是一个由guard和robe组合的词，最初指贮藏室，然后指任何隐蔽的房间，然后（在短暂的时间里）指卧室，最后指厕所。然而，厕所其实是最不隐蔽的地方。古罗马人尤其喜欢一边上厕所，一边聊天。他们的公共厕所一般有20个或以上的位子，互相挨得很近。人们上厕所就像现代人乘公共汽车那样随便。（为了解决不可避免的问题，每一排位子前面的地面上都有一条水槽，使用者可以把系在杆子上的海绵伸到水里，然后拿起来擦屁股。）直到进入现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与陌生人在一起使用厕所还很自在。汉普顿宫里有一处“方便大厅”，可以同时供14个人使用。查理二世进厕所时总是带着两名侍者。乔治·华盛顿的家弗农山庄有一处精心维护的有并排两个位子的厕所。

在很长时间里，英国人上厕所尤其不在乎隐私，这是很有名的。意大利冒险家贾科莫·卡萨诺瓦有一次访问伦敦时说，他经常看见有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站在路边或靠着建筑物“开闸放水”。佩皮斯在日记中写道，他的妻子蹲在马路上“办她的公事”。

water closet这个词可以追溯到1755年，原指皇家灌肠剂管理所。从1770年起，法国人把室内厕所叫做 un lieu a l’anglaise（英国人的地方）。这似乎有可能解释了英语中loo（厕所）这个词的出处。在蒙蒂塞洛，托马斯·杰斐逊建造了3个室内厕所——这在美国很可能是首创——还设有排出臭味的通风口。按照杰斐逊的标准（实际上按照任何标准），这些厕所在技术上是不算先进的：粪便掉进并积在一个罐子里，由奴隶去倒掉。然而，在白宫，或者在当时的总统府里，杰斐逊在1801年安装了3个抽水马桶，这是世界上所能看到的第一批抽水马桶。它们所用的水，是顶楼水箱里收集的雨水。亨利·莫尔牧师是多塞特的一位教区牧师，他在19世纪发明了土厕。土厕实质上是一种抽水马桶，它带有一个贮存罐，里面盛满了干土，只要一拉把手，一定量的泥土就会落在便桶里把粪便盖住，使粪便闻不着，看不见。土厕一度受到高度的评价，尤其在农村地区，但很快被抽水马桶取而代之。它不光掩饰粪便，而且用水哗啦一声就把它冲得无影无踪，或者说，至少在不出故障的时候是那样，但早年并不总是那样，甚至常常不是那样。

多数人继续使用便盆，他们把便盆放在卧室的一个柜子里或者小橱里。便盆被称作便壶（原因完全不清楚），外国客人经常吃惊地看到英国人有把便盆放在餐厅的柜子里或餐具柜里的习惯。女人一离开，男人就拿出来使用。有的房间还在角落里配有一把“不可缺少的椅子”。有一位到费城游览的法国人莫罗·德·圣梅里看到有个男人拿掉了花瓶里的花就往里面撒尿，真是吓了一跳。另一位法国客人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报道说，他要一个卧室里用的便盆，被告知他可以像大家一样从窗子里爬出去。当他坚持要某样能“办公”的东西时，他的女主人觉得很好笑，就给了他一把水壶，但以坚定的口气提醒他，他得及时送回去，因为早晨开早饭时她还要用。

在这些关于上厕所习惯的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没错，里面总是牵涉到一个国家的人对另一个国家的人的习惯感到吃惊。法国人对别国人上厕所的习惯有很多抱怨，而别国人对法国人上厕所的习惯也有同样多的抱怨。法国有个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习惯，那里有“好多人往烟囱里撒尿”。法国人还经常被指责把尿撒在楼梯上，“这种习惯到了18世纪还能在凡尔赛宫看到”，马克·吉鲁阿尔在《法国乡间别墅里的生活》中写道。凡尔赛宫自豪地宣称它有100个澡堂和300个厕所，但说来也怪，这些设施没有充分利用。1715年，有一篇社论向居民和游客保证，从今以后，走廊里的粪便会每周清扫一次。

大多数污水流到粪坑里，而粪坑又通常不加管理，粪便常常渗进了附近的水源。塞缪尔·佩皮斯在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场面：“我走进地下室……一脚踩进一大堆粪便……我仔细一看，发现特纳家的厕所溢出来了，流到了我家的地下室。这可给我带来麻烦了。”

清扫粪坑的人叫做淘粪工。要是还有比这更不值得羡慕的谋生方法，我认为还没有人记载过。他们分成三四个人一个小组干活，有个人——我们可以猜到他是年纪最小的——下到粪坑里面，把粪便舀在桶里。第二个人站在坑边把桶提上来、放下去。第三个人和第四个人把桶提到等在那里的小车上。淘粪工作是令人难受的，而且是很危险的。工人冒着窒息甚至发生爆炸的风险，因为他们要提着灯笼在瓦斯浓度很高的环境里作业。1753年的《绅士杂志》讲了这么一件事：有个淘粪工钻进了伦敦一家客栈厕所的粪坑里，几乎马上对污浊的空气受不了。“他叫了一声救命，顿时脸朝下倒了下去。”一位目击者说，一名连忙去帮忙的同事也同样倒了下去。又有两个人来到粪坑，但由于空气污浊，他们进不去。他们只是把门打开了一点儿，把最有害的气体放了出去。等救援人员最后把那两个人拖出来的时候，一个人已经死亡，另一个也已不可救治。

由于淘粪工收费很高，比较贫困的地区的粪坑很少清空，经常满溢——考虑到市内每个粪坑平均所承受的压力，这是不足为怪的。许多伦敦市区的拥挤程度是几乎难以想象的，在伦敦最糟糕的贫民窟圣贾尔斯——画家贺加斯的《金巷》里的场景——54000人挤在为数不多的几条街道里。有人计算，有一条巷子的27栋住宅里竟然住着1100个人，那就是说，每栋房子里住着40多个人。在更加东边的斯皮特尔菲尔德，检查员发现有一栋房子里住着63个人。那栋房子里有9张床，平均每7个人睡一张床。有个新词应运而生，出处不详，描述这样的居民区：slums（贫民窟）。查尔斯·狄更斯是最先使用这个词的人之一，那是在1851年的一封信里。

这么多的人势必要产生很多很多的粪便——多得远远超过了任何粪坑系统所能承受的程度。在一份比较典型的报告里，有一位检查员说他去过圣贾尔斯地区的两户人家，积在地窖里的人粪有3英尺深。那位检查员还说，外面的院子里也积着6英寸深的粪便。里面要垫起砖头作为踏脚石，住在屋里的人才能从院子里走过去。

19世纪30年代，对利兹的贫困地区作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许多街道“污水横流”；有一条街上住着176户人家，已经有15年没有清扫过。在利物浦，多达1/6的居民住在黑咕隆咚的地下室里，粪便特别容易渗到那里去。当然，人口拥挤、快速工业化的城市里产生了堆积如山的污物，人的粪便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伦敦，人们把不该丢在泰晤士河里的东西都丢在里面：被没收的肉类、垃圾、死猫和死狗、吃剩的饭菜、工业废料、人粪以及很多别的东西。每天，人们把牲畜赶到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宰杀后变成牛排和羊排；途中，这些牲畜每年要拉下4万吨粪便。这当然还不算家里养的狗、马、鹅、鸭、鸡和发情期的猪产生的粪便。胶水制造工、制革工、染色工、蜡烛制造工、各种化学企业，都把自己的副产品添加到了每天都在产生的大批污物里。许多腐烂的物质最后都进了泰晤士河，人们希望，潮水会把这些东西带入大海。但是，潮水当然是朝两个方向流动的：潮水把污物带向大海，而潮水回流时又把大量污物带了回来。正如一位观察者说的，泰晤士河是一条终年“流淌着粪水的河”。斯莫利特在其书信体小说《亨弗利·克林克》里写道，“人的粪便是最不令人讨厌的部分”，因为河里还有“用于机械和制造业的各种化学物品、矿物质和有毒物质，再加上已在腐烂的动物和人的尸体，并混有从洗衣盆、沟渠和普通阴沟里流过来的污水”。泰晤士河河水的毒性越来越大，当一条正在罗瑟海思挖掘的坑道裂开一条缝，最先从缝里涌出来的不是河水，而是浓缩的瓦斯。坑道工人的灯点着了瓦斯，结果使自己处于令人可笑的绝望境地，既要抢在涌过来的河水前面，又要摆脱滚滚而来的燃烧着的瓦斯。

注入泰晤士河的溪流，情况往往比泰晤士河本身还要糟糕。弗利特河在1831年“差不多不再流动，里面积满了快要凝固的污物”。连海德公园里的蛇河也越来越发臭，逛公园的人只能待在上风的地方。19世纪60年代，河底挖掉了一层15英尺厚的污泥。

雪上加霜的是，有样东西证明是一个灾难：抽水马桶。这是出乎人们预料的，有一种抽水马桶已经存在一些时候。最早一个抽水马桶是由伊丽莎白女王的教子约翰·哈林顿建造的。当哈林顿在1597年向她展示他的发明时，她心里非常高兴，马上让人在里士满宫里建造了一个。但是，这是个大大超前的新玩意儿，差不多还要过200年，细木工兼锁匠约瑟夫·布拉默才在1778年获得了第一个现代抽水马桶的专利。它还算受人欢迎，其他许多人跟着照办。但是，早期的抽水马桶经常出问题，有时候还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弄得屋里的脏东西比那吓坏了的主人很希望清除的还要多。在发明U形管和存水弯，即每冲一次就回到桶底的那个小小的水库之前，每个桶身都起着散发粪坑和污物臭味的管道的作用。那种臭味简直是无法忍受的，尤其是在天气热的时候。

这个问题由拥有历史上再恰当不过的名字之一的人解决了：托马斯·克拉珀（1837—1910）。[2]

克拉珀生于约克郡的一个贫苦家庭，据认为11岁时步行去伦敦，他在切尔西当管子工的学徒。克拉珀发明了那个经典的，英国人今天依然很熟悉的抽水马桶。那种马桶带有一个水箱，只要拉动链子就开始放水。它被叫做“马尔伯勒无声水冲粪便器”，干净，无味，极其可靠。克拉珀靠生产这种马桶发了财，出了名。人们常常推测，俚语中crap（克拉普）这个词及其许多派生词都源于他的名字。实际上，crap很久以前就有“拉屎”的意思，而意为“厕所”的crapper则是美国英语，1922年才收入《牛津英语词典》，克拉珀的名字似乎是一种巧合。

就抽水马桶而言，突破性的事件是那次博览会，它成了那里引人注目的特色展品之一。有80多万人耐心地排着长队，等着领略一下坐抽水马桶的经历——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新玩意儿。他们对那个声音和那个边旋转边冲刷的水流着了迷，连忙在自己家里安装这种马桶。历史上可能没有哪个昂贵的消费品像抽水马桶流行得那样快，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伦敦已经有20万个抽水马桶在运转。

问题是伦敦的下水道在设计的时候只考虑排雨水，无法处理源源不断的固体粪便。下水道里积满了一种厚厚的糊状沉淀物，再也流不动，一种名叫冲刷工的工人被雇用来寻找堵塞的位置并加以疏通。别的清淤职业还包括清淤工和泥滩工，他们在下水道和臭水浜的淤泥里寻找别人丢失的珠宝或者奇特的银匙。总体考虑起来，清淤工的日子过得挺不错，只是很危险。下水道里的空气有可能是致命的。由于下水道系统很大，也没有记录，有许多报道说，有的清淤工在里面迷了路，再也没有出来。许多人受到老鼠的攻击，被吃了个干净，至少谣传是这么说来着。

在不讲卫生、没有抗生素的世界里，造成大批人死亡的传染病是经常发生的。在1832年发生的一场霍乱中，据估计有6万英国人死于非命。接着，1837年到1838年又发生了流行性感冒，1848年、1854年和1867年又分别暴发了霍乱。这些疾病的侵袭打破了国家的宁静，在此期间，还暴发了致命的伤寒、风湿热、猩红热、白喉和天花，以及许多别的疾病。1850年到1870年，每年死于伤寒的就有1500人或更多。1840年到1910年期间，百日咳每年将大约1万名儿童置于死地。死于麻疹的儿童更多。总而言之，在19世纪，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让人送了性命。

起初，人们并不觉得霍乱特别可怕，理由肯定是不恰当的，他们认为霍乱的主要对象是穷人。在19世纪，几乎哪里都接受这样的观点，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穷人的命。尽管有少数穷人被大度地认为是不该穷的，但大多数穷人本性“挥霍、鲁莽、酗酒，习惯性地耽于感官享受”，有一份政府报告里直言不讳地归纳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穷人的同情心要比大多数人大得多，但连他也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爱尔兰人具有容易被人左右的性格，行为粗野，比野蛮人好不了多少，鄙视由于自身粗野而无法分享到的一切高尚的乐趣，肮脏和贫困，都喜欢酗酒。”

因此，在1832年，当生活在拥挤的中心城区的人患了一种来自印度的名叫霍乱的崭新疾病而大批死亡时，一般都认为那只是不时落到穷人头上的又一件倒霉事而已，霍乱渐渐被称为“穷人的瘟疫”。在纽约市，40%以上的患者都是穷苦的爱尔兰移民，黑人得病的人数也特别多。纽约州的州卫生委员会竟然宣布，这种疾病只有生活放荡的穷人才得，“完全起因于他们的生活习惯”。

然而，霍乱接着也开始侵袭富裕的居民区，很快就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自黑死病以来，人们还没有这么惊慌失措过。霍乱之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它的传播速度快。它的病症——严重的腹泻和呕吐、痛性痉挛、撕裂般的头痛——刹那间全都出现。霍乱死亡率高达50%，有时候还要高，但是它的速度之快——从完全健康，到突然疼痛、谵妄和死亡的可怕的、迅猛的转变——是人们觉得最可怖的。看到某个亲人在早餐时还很健康，而到了晚餐时已经死亡，这是个令人心惊肉跳的经历。

实际上，别的疾病使更多的生命受到损害。一般说来，霍乱的幸存者能完全康复。猩红热患者则不同，他们病后常常耳聋或大脑受损，天花患者会可怕地毁容。然而，成为举国关注的疾病是霍乱。1845年至1856年期间，总共有700多本关于霍乱的书用英语出版。尤其令人不安的是，他们不知道霍乱的病源，也不知道怎么预防。“霍乱是什么？”《柳叶刀》杂志在1853年问道，“是一种真菌，一种昆虫，一种瘴气，一种电流干扰，一种臭氧缺失症，一种致病的肠道污物？我们一无所知。”

最普通的看法是，霍乱和其他可怕的疾病是空气不洁引起的。任何废物或污物，如污水、坟场里的尸体、腐烂的植物、人呼出的废气，都被认为会产生疾病，有可能是致命的。“每条街上都瘴气横流，只是看不见而已。”在那个世纪中叶，有一位编年史家有声有色地写道，“空气里的毒素和刺鼻的味道，污浊的气体，都在嚎叫，毫不宽容。走路的人每次吸入一口气，两个肺里就充满了从街沟的污泥和腐烂物品里逸出的臭气。”1844年，利物浦的首席卫生官对实际的损害程度做了很有把握的精确计算，向国会递交了报告：“光利物浦居民的肺部活动，每天就把多达足以在本市整个地面上铺成3英尺厚的一层空气弄得不再适宜呼吸。”

瘴气论最虔诚、最有影响的信徒是“贫民救济法委员会”的秘书和《关于英国劳动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的作者埃德温·查德威克，他那本书在1842年有点不可思议地成为畅销书。查德威克的基本信念是，你消除了气味，就消除了疾病。“所有的气味都是疾病。”他在国会的一次调查会上解释说。他希望清除贫民区及其生活习惯。倒不是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仅仅是为了消除气味。

查德威克是个认真而又阴郁的人物，对于地位斤斤计较，讨价还价。他是律师出身，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各种王家委员会任职：修订贫民救济法的委员会，工厂条件委员会，各级城市卫生委员会，预防可避免的死亡事故委员会，整顿出生、死亡和婚姻登记委员会等。几乎没有人喜欢他。他参与了1834年贫民救济法的工作，这部法律创建了一个全国济贫院体系，那种济贫院实质上是惩罚性的，因此他受到劳动阶层的广泛鄙视——他是“全联合王国最不受欢迎的人物”。据一位传记作家说，连他的家人也似乎对他毫无感情。查德威克小时候就死了母亲，他的父亲再婚以后在英格兰西部又建立了家庭。最后，这个家庭移居纽约布鲁克林，他们跟查德威克似乎再也没有来往。他的第二次婚姻有个孩子名叫亨利·查德威克。他的职业道路截然不同，他成了一名体育新闻记者和棒球运动的早期积极倡导人。实际上，他有时候被称为现代棒球运动之父。他发明了记分卡、按球员名字排列的得分记录表、击球率、投手责任得分率以及其他许多复杂的统计方法，这些都是棒球爱好者所喜爱的。棒球得分记录表之所以和板球得分记录表是那么相像，是因为前者是他根据后者模式来设计的。[3]

瘴气论只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它完全缺少根据。不幸的是，只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没能说服别人赞成他的看法，他的名字叫约翰·斯诺。

斯诺1813年生于约克，家境一般——他的父亲是个普通的劳动者——无论那方面对他进入社会后的生活有多大不利影响，却也对他具有洞察力和同情心起了很大作用。他不把穷人患的疾病归罪于穷人，而是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使其容易受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影响，这在医学权威人士当中是独一无二的，以前从未有人对流行病学的研究抱那种开明的态度。

斯诺在纽卡斯尔攻读医学，但定居在伦敦。他在那里成为那个时代一名杰出的麻醉师，而当时麻醉术仍是一个临床没有把握的领域。就医生的事业来说，很少有哪个词比“实践”更贴切。即使到了现在，麻醉术仍是一件需要小心把握的事，而在早年，药品的剂量几乎完全是根据直觉和抱有希望的推测来决定的，因此昏迷、死亡和其他可怕的结果是司空见惯的事。1853年，维多利亚女王第八次怀孕以后快要临产，斯诺被召去实施氯仿麻醉。这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因为氯仿不仅是一种新的东西——6年以前才由爱丁堡的一名医生发现——而且是绝对危险的，许多人已经在实施氯仿麻醉时死去。在大多数医务人员看来，仅仅是为了帮助女王应付分娩过程中的疼痛而使用氯仿，那是极其轻率的。《柳叶刀》杂志把这件事报道成为一个令人担心的谣言，宣称自己会深感吃惊，要是哪个该死的医生敢在女王身上冒如此大的风险，假如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下的话。然而，斯诺这一次或者后来都似乎毫不犹豫地实施氯仿麻醉，尽管有人明确地、不断地提醒他使用麻醉术的风险。比如，1857年4月，他在用戊烯这种新的麻醉药在一名病人身上试验时，由于估计错了可以承受的剂量，结果送掉了病人的性命。整整一个星期之后，他又在对女王实施氯仿麻醉。

斯诺不在帮助人们在手术之前失去知觉的时候，他花了大量时间来试图搞清疾病的来源。他尤其想知道为什么霍乱摧残有的居民区，而放过有的区民区。在南沃克，霍乱的死亡率比邻近的兰伯思高出6倍。假如霍乱是由污浊的空气引起的，那么邻近市镇的人们呼吸同样的空气，为什么感染率如此不一样？而且，假如霍乱是由气味传播的，那么那些最直接跟臭气打交道的人——清淤工、冲刷工、淘粪工以及其他靠人粪谋生的人——应该是最经常得病的人，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848年霍乱暴发以后，斯诺没有找出一个死于霍乱的冲刷工。

斯诺的不朽业绩不仅在于搞清了霍乱的起因，而且以科学的严密方式采集了证据。他极其仔细地绘制了霍乱病人居住地的确切分布图，这些地点形成了引人注目的类型。比如，著名的精神病院贝思勒姆医院没有一个霍乱病人，而在各个方向都临街的地方，死亡人数就多得惊人。不同之处在于，医院有自己的水源，用的水是从庭院里一口井里取的，而外面的人用的是从公井里取的水。同样，兰伯思人喝的水是从城外的清洁水源用管子引进来的，而邻近的南沃克人的用水直接来自已经污染的泰晤士河。

斯诺在1849年的一本小册子《关于霍乱的传播方式》里公布了他的调查结果，清楚显示了霍乱和被人粪污染的水的关系。它是统计学、公共卫生、人口统计和法医学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19世纪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不幸的是谁也听不进去，传染病继续发生。

1854年，一次特别严重的霍乱暴发袭击了伦敦索霍地区。仅布罗德街附近的一个居民区，10天中就有500多人死亡。斯诺认为，这有可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最具毁灭性的突然死亡事件，甚至超过了大瘟疫。要不是许多人逃离那个地区，死亡人数还会更多。

死亡的模式有一些令人费解的反常现象，有个人死在汉普斯特德，另一个死在伊斯林顿——两地相隔好几英里。斯诺长途跋涉，来到那两个边远的死者的居住地，采访了亲属和邻居。原来，汉普斯特德的那名死者是布罗德街的水的粉丝。她特别爱喝那里的水，还让人把水定期送到她家里。她在发病以前还刚刚喝了一口。伊斯林顿的那名死者是她的侄女，她恰好来拜访，也喝了几口这种水。

斯诺成功地说服牧区委员会拿掉了布罗德街水泵上的把手。之后，那个居民区就没有人再死于霍乱了，或者说，报道都是这么说的。实际上，到拿掉水泵把手的时候，传染病已经在消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人已经逃离了。

尽管斯诺积累了大量证据，但人们还是不相信他的结论。当斯诺出席一个国会特别委员会会议时，委员会主席本杰明·霍尔爵士觉得无法相信他的调查结果。霍尔以惊讶的口气问斯诺：“你是不是要告诉本委员会，就举煮骨工的例子，不管煮骨设备里逸出的臭气怎么难闻，而你认为这对该地区居民的健康一点儿也没有害处？”

“我就是那么看的。”斯诺回答说。但是，不幸的是，他总是一副缺少自信的样子，不像他的结论那样斩钉截铁，当局仍然不相信他的话。

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到，斯诺的观点在当时是多么激进，多么不受欢迎，许多官员因此而极其讨厌他。《柳叶刀》杂志下了结论：他是受到商业利益的控制，商界希望继续让空气里充满“有害气体、瘴气和各种讨厌的东西”，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毒化他们的邻居来发财。“经过仔细询问，”国会调查委员会最后说，“我们找不出有什么理由接受他的观点。”

最后，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1858年，伦敦经历了一个又热又干的夏天，污物堆积如山，冲不走了。气温飙升到90华氏度，降不下来，这对伦敦来说是一种反常现象。结果就是《泰晤士报》所说的“大恶臭”。泰晤士河水的毒性越来越大，几乎谁也不敢靠近这条河。“谁闻一次那种臭气，谁就终生难忘。”有一家报纸写道。新落成的国会大厦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洒了大量漂白粉溶液来缓和那种致命的味道，但结果有点像是发生了大恐慌，国会不得不休会。据斯蒂芬·哈利迪在《伦敦大恶臭》一书中所说，有的议员试图冒险走进俯瞰泰晤士河的图书馆，“但他们不得不马上退回来，人人都用手帕捂着鼻子”。

斯诺永远也没有机会看到，他在这方面的观点以及他的任何哪个观点最后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在“大恶臭”期间突发中风而去世，不知道有朝一日自己会被看成是英雄。他只活了45岁，当时，他的去世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幸亏另一位英雄式的人物就要大步登上舞台，那就是约瑟夫·巴扎尔格特。说来也巧，从斯诺工作的地方拐过弯去就是巴扎尔格特上班的办公室，虽然据知他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面。巴扎尔格特是个小个子，又矮又轻，但这个骑师般身材的人却长着特别浓密的八字胡，简直从一个耳朵伸展到另一个耳朵。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另一位伟大工程师伊桑巴德·金登·布鲁内尔一样，他的祖先也是法国人，虽然到1819年约瑟夫出生的时候，他家已经在英国定居35年。他的父亲是皇家海军的一名中校，因此巴扎尔格特是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受的是家庭教师的教育，生活中享有一切有利条件。

由于个子太矮，无缘戎马生涯，他接受训练成了一名铁路工程师。但是，1849年，在他30岁那年，他进入市政排水工程委员会，不多久就一跃成为首席工程师。卫生事业从未有过一位比他更伟大的勇士，凡是关于排水和排污的事情，都逃脱不了他的目光。那时候伦敦几乎没有公共厕所，他为此感到很不安，便制订了一个在全市各关键地点设置公共厕所的计划。他盘算着，通过收集人尿，把它作为一种工业品出售（比如，陈尿对加工明矾很重要），每个贮尿器可以产生48英镑的收入，这是一笔很可观的回报。这个计划始终没有被采纳，但是它让大家相信，凡是有关排污的事，约瑟夫·巴扎尔格特是一位帮得上忙的人。

“大恶臭”时期过去以后，明摆着的事是，伦敦的排污系统需要重建，这项工作便交给了巴扎尔格特。困难是很大的，巴扎尔格特不得不在一个极其繁忙的城市里再挖掘大约1200英里长的下水道。这些下水道要无限期地使用下去，不但要排走目前300万人产生的每一点污物，还要能处理不可知的将来增加的数量。他不得不购置土地，谈判管线穿行权，购买并分配材料，指挥一大帮工人。这项工程在哪方面的规模，想一想就是累死人的事。下水道需要31800万块砖，需要掘走并重新安放350万立方码土，这一切将按照仅仅300万英镑的预算来完成。

巴扎尔格特之能干，超出了每个人的预料。在修筑新的下水道体系过程中，他通过建造切尔西、阿尔伯特和维多利亚河堤（大量挖出来的土就堆放在这里）的办法，改造了3英里半泰晤士河河岸。这些新建的河堤不仅为建筑一条巨大的拦截下水道—— 一种高速公路般的下水道——提供了空间，还为下面一条新的地铁线、煤气管道和别的公用事业线路以及上面一条新的辅助道路留出了充足的地方。他总共开垦了52英亩土地，在上面的不少地方建起了公园和散步场所。还有一个附带的收获，那些河堤使得河道变窄，水流变急，提高了泰晤士河自我净化的能力。很难说出哪里还有一项工程，能在改善各种条件方面，在改善公共卫生、交通、市内交通管理、娱乐和河道管理方面，比得上这项工程。伦敦的污水至今还是通过这个体系来排泄的，除了该市的公园以外，这些河堤仍是伦敦最惬意的环境。

由于资金有限，巴扎尔格特只能把下水道修到伦敦的东部边缘，修到一个名叫巴尔金里奇的地方。在那里，巨大的排水管道每天把1.5亿加仑肮脏的、汹涌的、臭不可闻的污水排入泰晤士河。巴尔金距公海还有20英里，正如那20英里沿途的那些失望和倒霉的人不断指出的。但是，潮水强劲有力，能把大部分排出物安全地（如果不总是无臭味的话）带向大海，确保伦敦再也不会发生与污水有关的流行病。

东伦敦老滩附近修建污水管道

然而，新的污水排出口在泰晤士河上那起有史以来发生过的最大的悲剧中确实起了令人遗憾的作用。1878年9月，“艾丽斯公主” 号游艇满载着游客，在海边游玩一天以后正返回伦敦，突然间在巴尔金与另一艘船相撞。两根巨型排水管恰好在那个位置、那个时间开始排出汹涌的污水。“艾丽斯公主”号不到5分钟就沉入河底，有将近800人落入呛人而又冰冷的污水中淹死了。连会游泳的人都觉得无法在黏泥里移动。在此后的几天里，尸体浮出水面。《泰晤士报》报道，许多尸体在细菌的作用下胀得圆鼓鼓的，连普通的棺木都盛不下。

1876年，当时还不知名的一位德国医生罗伯特·科克确定，是炭疽芽孢杆菌引起了炭疽病。7年以后，他确定，另一种名叫霍乱弧菌的细菌导致了霍乱。现在终于有了证据，不同的微生物引发不同的疾病。我们差不多到了使用电灯和电话时才知道细菌能杀人，想到这一点真让人感慨不已。埃德温·查德威克始终不相信那个；为了让大家保持健康，他毕生不停提出消除臭味的种种办法。他最后一批也是比较特别的建议之一是，应当按照巴黎新落成的埃菲尔铁塔的样子在伦敦各地建造一系列铁塔。查德威克认为，铁塔可以起到巨型通风器的作用，从高处吸入健康的新鲜空气，把地面上的空气抽回高空去。他到1890年夏天进入坟墓时仍确信无疑，流行病的根源是污浊的空气。

与此同时，巴扎尔格特继续承担别的工程，他在哈默史密斯、巴特西和帕特尼建造了伦敦的几座最漂亮的桥梁；设计了几条穿越伦敦市中心的新街道，旨在缓解交通拥堵，其中包括查林克罗斯路和沙夫茨伯里大道。他晚年被封为爵士，但他实际上根本没有享受到应该享受的名望，排污工程师很少出名。泰晤士河畔的维多利亚河堤上，耸立着他的一尊不高的雕像，以示纪念。查德威克去世几个月以后，他也去世了。

[1] toiletwater在这里是“花露水”的意思，上面一句中的toiletries或单数toiletry的意思是“化妆品”。——译注

[2] 在英语的俚语中，“克拉珀”（Crapper）恰好有“厕所”的意思，同段里的“克拉普”（crap）有“拉屎”的意思。——译注

[3] 这方面还要稍稍补充几句，这两个人的父亲詹姆斯·查德威克在曼彻斯特当过教师，上过约翰·多尔顿的自然科学课。一般认为，是多尔顿发现了原子。查德威克当时是一名激进的记者，曾去巴黎和托马斯·佩恩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因此，虽然他本人不是个特别重要的人物，但他与托马斯·佩恩和法国大革命、发现原子、伦敦的排污系统以及职业棒球的兴起都有直接关系。——原注

三

美国的情况要比英国的复杂。去北美洲旅行的人通常有这样的印象：那里的流行病往往比较少见，有也比较温和。这种情况是很有道理的：一般说来，美国的社区比较干净。这与其说是因为美国人有着比较严谨的生活习惯，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的社区比较开阔，比较宽敞，因而污染和交叉感染的机会较少。然而，与此同时，新世界的人也有几种需要全力对付的疾病。有一些疾病是完全不知道的，其中之一是“乳毒病”。在美国，人们有时候喝了牛奶会头晕目眩，很快死亡，亚伯拉罕·林肯的母亲就是得这种病去世的。但是，受到感染的牛奶喝起来、闻上去与普通牛奶没有任何区别。谁也不知道牛奶是怎么感染的。直到进入19世纪很长时间以后，才终于有人推断，传染中介来自吃一种名叫荨麻叶泽兰的白色植物的奶牛。那种植物对牛毫无伤害，却使喝了牛奶的人中毒。

更加致命、更广为令人担心的是黄热病。它之所以叫做黄热病，是因为患者的皮肤常常会变成灰黄色。然而，真正的症状是发高烧和呕吐黑色的东西。黄热病通过从非洲运送奴隶的船只进入美洲，第一个病例于1647年发生在巴巴多斯。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有一名得了这种病的医生说，他感觉“就像有三四个钩子钩住了两个眼球，有个人站在我的背后拼命地拉，要把眼球从眼眶往后拉到脑袋里去”。谁也不知道病源在哪里，但有一种总的感觉——不是根据判断来确定，而是凭着本能来推测——祸根是污水。

18世纪90年代，有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英国移民本杰明·拉特罗布，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清理水源的运动。拉特罗布来到美国，只是因为个人遭遇不幸。他本是英国一名成功的建筑师和工程师。1793年，他的妻子在分娩中死去，他一蹶不振，决定移居到他母亲的故国美国，试图重新开始生活。他一度成了美国唯一一位受过正式培训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因此获得了许多重要任务，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银行大楼，到华盛顿的新国会大厦。

然而，他主要关注的是，污水正在不必要地把成千上万的人置于死地，反正他是这么认为的。在费城暴发一次毁灭性的黄热病以后，他说服当局填平市内的沼泽地，从市区外面引入清洁的淡水。这些变化产生了神奇的效果，费城再也没有暴发过同样威力的黄热病。他在别处也做了同样的努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1820年在新奥尔良工作时自己得黄热病死了。

凡是没有改善水源的城市，那里就遭受重罚。直到大约1800年，曼哈顿的全部淡水都取自一个肮脏的水潭——用一位同时代的人的话来说，不过是一个“公用污水池”。那个水潭位于曼哈顿南部，名叫汲水潭。但是，随着开掘伊利运河以后人口激增，情况变得严重得多。据估计，到19世纪30年代，该市的粪坑中每天要增加100吨人粪，常常对附近的水井造成污染。一般说来，纽约的水是污染的，不可饮用的，往往一眼就看得出来。1832年，纽约不但流行过一次霍乱，而且还流行过一次黄热病。两次流行病死亡的人数，是水源比较清洁的费城的4倍。这两次暴发就像伦敦的“大恶臭”那样，对纽约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1837年，克罗顿导水管工程上马，并于1842年竣工，终于开始向市区输送清洁、安全的水。

但是，美国真正领先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是配置了私人卫生间。在这方面，起驱动作用的主要是旅馆，不是拥有住房的人。世界上第一家为每个房间配置卫生间的旅馆，是位于新泽西州梅角度假村的弗农山庄宾馆。这是在1853年，是个远远超前的举措，要再过半个多世纪才有别的宾馆提供这种奢侈的条件。然而，卫生间越来越成为宾馆的标准设施——尽管是共用的并设在楼下，而不是私用的和在自己房间里的——先是在美国，接着渐渐在欧洲，那些没有注意到这个潮流的宾馆老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最令人难忘的例子是位于伦敦圣潘克罗斯火车站的米德兰宾馆，它本来会是一家富丽堂皇的大宾馆。米德兰宾馆由设计过艾伯特纪念堂的大人物乔治·吉尔伯特·斯科特设计，1873年开张时，原打算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宾馆。它花去了相当于今天的3亿英镑费用，几乎在哪一方面都是个奇迹。不幸的是——真的令人吃惊——斯科特只提供了4个卫生间，供600个房间共用。这家宾馆几乎从开张之日起就是个失败。

在私人家庭中，设置卫生间更是时而成功，时而不成功。直到19世纪相当晚的时候，住宅有了通到厨房的管道，也许还有通到楼下厕所的管道，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卫生间，因为管道里的水压不足，无法把水送上楼去。在欧洲，即使在水压允许的情况下，富人们也出人意料地不愿意让卫生间进入他们的生活。“洗澡间是给仆人用的。”有一位英国贵族嗤之以鼻地说。或者就像法国的杜多维尔公爵高傲地回答的那样，当问及他会不会在自己的新宅里铺设水管时，那位公爵回答说：“我不是在盖宾馆。”恰恰相反，美国人对于热水和抽水马桶带来的快乐要喜欢得多。当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买下威尔士的圣多纳茨堡时，他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安装32个卫生间。

起初，卫生间是不装修的，就像你不会装修锅炉房一样，因此卫生间往往完全讲究实用。在现存的住宅里，哪里合适就把浴缸放在哪里。卫生间通常占据一间卧室的地方，但有时候挤在凹室或其他古怪的角落里。在萨福克的惠特菲尔德教区长寓所里，浴缸就放在楼下正厅里的帘子后面。浴缸、马桶和洗脸池的大小往往差别很大。康沃尔的兰海德罗克府里有个浴缸，大得要用梯子才能爬进去。有的浴缸里还有嵌入式淋浴器，看上去仿佛是用来给马洗澡似的。

技术问题也是人们接受卫生间速度慢的一个原因，铸造一个整体的浴缸，不太厚也不太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在某些方面，造一座铸铁桥梁，比造一个铸铁浴缸要容易。还有一个给浴缸最后抛光的问题，那样浴缸就不易剥落、弄污、刮擦出头发丝般的缝隙或出现普通的磨损现象，热水证明是一种极有腐蚀性的东西。锌、铜和铸铁造的浴缸在新的时候看上去很漂亮，但表面的抛光剂容易脱落。直到大约在1910年发明了搪瓷，浴缸才变得耐用而又漂亮。这个过程包括在铸铁表面喷上一种混合粉末，然后反复烘烤到产生一种陶瓷似的光泽。实际上，搪瓷既不是陶瓷，也不是珐琅，而是一种玻璃涂层——实质上就是一种玻璃。假如玻璃混合物里没有加入增白剂或别的色彩[1]，搪瓷浴缸的表面本来会有很高的透明度。

最后，终于有了样子好看而且能长时间保持原样的浴缸。但是，浴缸依然价钱昂贵。1910年，仅一个浴缸就很有可能卖到200美元，这个价格远远超出了许多家庭的承受能力。但是，随着制造商改进了批量生产的过程，价钱跌了。到1940年，美国人花70美元就能买到卫生间的整套设备，包括洗脸池、浴缸和马桶，这个价钱几乎谁都出得起。

然而，在其他地方，浴缸依然是一件奢侈品。欧洲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缺少设置卫生间的空间。1954年，10户法国人家只有1户有淋浴设备或浴缸。在英国，记者凯瑟琳·怀特霍恩回忆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她和她在《女人自己的》杂志工作的同事还不准发表关于卫生间的特写文章，因为好多英国家庭还没有卫生间，那样的文章只能吊人胃口。

我们的原教区长寓所在1851年没有卫生间，这当然是不足为奇的。然而，那位永远很可爱的建筑师爱德华·塔尔倒为这栋房子设计了一个厕所，这在1851年是一件相当新鲜的事。更加新鲜的是他为厕所选定的位置：在主楼梯的平台上，一块薄薄的隔板背后。且不说厕所设在这样的地方很古怪，很不方便，那个隔板还会挡住楼梯的窗户，使楼梯永远是黑咕隆咚的。

房子外部的图样上没有任何排水管道，这说明塔尔并没有把这一切都彻底考虑过。这个问题反正也只是纸上谈兵的，因为那个厕所根本没有建起来。

[1] 作者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搪瓷在英语中叫做porcelainenamel，而porcelain是陶瓷的意思，enamel是珐琅的意思。——译注

第十七章 梳妆室

对于任何有理性的人来说，时尚往往是一件几乎无法捉摸的事。在许多历史时期——也许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时尚的全部推动力看起来似乎一直是可笑至极的。要是同时还能觉得不舒服至极，那就是更大的成功了。穿着不实用的衣服，是一种表明某人不必干体力活的方式。在整个历史上，在许多文化里，这一般都要比穿着舒服重要得多。

一

1991年9月快要过去的时候，两位来自德国纽伦堡的徒步旅行者赫尔穆特·西蒙和埃里卡·西蒙，正沿着高高的南蒂罗尔阿尔卑斯山上的一条冰川前进。那个地方叫做蒂森约克山口，位于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边境上。突然之间，他们看到冰川边缘的冰面上突出一具人的尸体。尸体坚韧，严重萎缩，但完好无损。

西蒙兄弟迂回2英里路，来到西米朗谷一个有人的山间小屋报告这一发现。他们叫了警察，但是，警察到了一看，事情很快变得一清二楚，这事他们管不了，而要交给史前史学家。跟尸体在一起的还有个人物品，有铜斧、燧石刀、箭和箭囊。这些都说明，尸体是很早的时候比较原始的时代留下来的。

后来用碳-14年代测定法测定，那个人死于5000多年以前。他很快被以最近的大峡谷厄茨河谷的名字命名为奥茨，还有的人称他为“冰人”。奥茨不仅有一整套工具，而且还有全部衣服。以前从未发现过如此完整、如此古老的东西。

这次发现，与一般的看法恰好相反。一般认为，掉进冰川里的尸体几乎永不可能完好无损地在冰川的末端出现。冰川会慢慢地而又以巨大的力量碾压、搅动，里面的任何尸体一般说来都会被碾成粉末。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尸体会被碾到奇特的长度，就像卡通里的人物被压路机压扁那个样子。要是没有接触氧气，尸体有可能发生皂化作用，皮肉就变成一种味道难闻的蜡状物质，名叫蜡尸。这种尸体样子很可怕，好像是用肥皂雕刻出来的，几乎难以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描述。

奥茨的尸体之所以保存完好，是由于有几个极其有利的条件的互相配合。首先，他死在空旷地方，死的那天没有降水，但气温在快速下降：他实际上是冻干的。接着，他被一场又一场又干又轻的雪覆盖，很可能在那种极其寒冷的状态里待了几年，然后冰川渐渐带走了他。即使在那个时刻，他仍然是处在一个边远的旋涡之中，这就使他的尸体——同样重要的是，他的物品——没有被冲散和碾碎。假如奥茨死的时候离冰川再近几步，或者在斜坡的再下面一点，或者天下着小雨或出太阳，或者是几乎任何别的情况，那么他现在就不会跟我们在一起了。无论奥茨生前过着多么普通的生活，他死后成了最稀有的尸体。

奥茨尤其令人兴奋的是，这不是墓葬，个人物品都会细心地安放在他的身边，他被发现是一个直接来自生活的人，死的时候身边还带着日常用品。以前从未发现过这样的尸体。费了极大的力气发掘了4天，但尸体几乎完全没有松动的迹象。过路人和游客都被允许朝冻住尸体的冰层轮流砍上几下。有一位好心来帮忙的人拾起一根棍子试图用它来挖冰，但是棍子断成了两截。“结果发现，”《国家地理杂志》报道说，“那根棍子原来是那位冰人背东西用的榛木和松木架子的一部分。”总之，志愿者都拿起了自己荒唐可笑的东西，试图把那尸体挖出来。

这件事情是由奥地利警方处理的。尸体挖出来以后，被迅速运到了因斯布鲁克，存放在一个冰箱里。但是，后来用全球定位系统作了一次调查，结果表明，奥茨被发现时恰好在意大利境内。经过一些法律方面的交涉，奥地利人被勒令交出那具宝贵的尸体。奥茨越过布伦纳山口，被运到了意大利。

今天，奥茨被安放在意大利北部一个说德语的城市博尔扎诺的考古博物馆冷藏室的一张停尸桌上。他的皮肤在颜色和质地上跟优质的皮革差不多，紧紧地裹着他的骨骼，他的脸上挂着很像是疲惫和无可奈何的神色。自从差不多20年以前被运出了大山以来，奥茨已经成了有史以来法医研究得最仔细的人。科学家可以极其精确地确定他一生中的许多细节。他们用电子显微镜发现，他在临死的那天吃了羊肉和鹿肉、用斯佩耳特小麦做的面包以及一些无法确定的蔬菜。他们根据从他的结肠和肺里取出的花粉粒子可以推断，他死于春天，刚刚在下面的峡谷里开始新的一天。科学家们通过研究他牙齿里的同位素，甚至可以搞清他小时候吃的是什么东西，从而知道他是在哪里长大的。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在如今属于意大利的艾萨谷长大，然后迁移到了西边的芬奇戈谷，离现代瑞士的边界不远。最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年龄：至少40岁，但很可能高达53岁，这在当时是高龄的老人了。但是，还有许多方面他们是说不清楚的，包括他是怎么死的，他死的时候在海拔将近2英里的地方做什么。他的弓上没有弦，只是个半成品，箭上大都没有羽毛，因此是没有用的，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他将其带在身上。

在通常情况下，驻足参观偏远省城里小小的考古博物馆的人不会很多，但博尔扎诺博物馆却终年游人如织，礼品店出售与奥茨有关的纪念品，生意十分兴隆。参观者排着队，从一扇小窗户里费力地看他一眼。他赤条条地仰躺在玻璃板上，褐色的皮肤透过雾气闪闪发亮，那个雾气是不停地朝他身上喷射的防腐剂。实际上，奥茨身上也没有什么固有的特别之处。他完全是个正常的人，虽然他活到了非同寻常的高龄，还有个保存完好的尸体。不一般的是他的那些物品，可以说，这些物品进行了科幻作品中所描述的时间旅行。

奥茨的物品还真不少——鞋子、衣服、两个桦树皮做的小罐子、刀鞘、斧子、弓架、箭囊和箭、各种小工具、一些浆果、一块羊肉和两个球形的桦树菇，每个都大约有大核桃那么大，仔细用筋穿在一起。有个罐子里盛着发亮的琥珀，裹在枫叶里，用来打火，这么一大批个人物品是独一无二的。有些物品真的是举世无双的，可以这么说，因为大家从来没有想象过，更不用说看见过。桦树菇尤其是个谜，因为它显然被当成了宝贝，而据知桦树菇没有任何用处。

他的这一身装备使用了多种不同的木材——真是花样繁多。他的工具中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那把斧子，斧身是用铜做的，这是一种名叫雷米德洛斧的斧子，以最初发现这种斧子的意大利一个地方的名字命名。但是，奥茨的斧子比最早的雷米德洛斧还要早几百年，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这就好比在一位中世纪武士的墓里发现了一支现代步枪。”这把斧子改变了欧洲铜器时代的时间范围，至少增加了1000年。

但是，真正说明问题的，也是令人兴奋的，是那些衣服。在发现奥茨之前，对于石器时代的人究竟穿些什么，我们一无所知，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我们只有模糊的概念，留存下来的材料都是支离破碎的。这里却有一套完整的服装，都是一些令人感到意外的东西。他的衣服是用各种动物，如马鹿、熊、羚羊、山羊和牛的毛皮做的。他身边还有一个用草编织的长方形的东西，足有3英尺长。这有可能是一种雨披，但也同样可能是一种睡垫。而且，这类东西以前从未见过，也没有想象到过。

奥茨裹着皮毛绑腿，用皮带将其吊在腰带上，因此看上去样子怪异，几乎滑稽，有点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好莱坞美女使用的尼龙长袜和吊袜带。谁也根本没有预见到会有这么一身穿戴。他系着一块山羊皮做的腰布，头戴一顶灰熊皮做的帽子，很可能是一种狩猎的收获。穿着这些东西会十分暖和，还会很时髦，看着令人眼红。他身上的其他服饰大都是用马鹿的皮毛做的，几乎没有哪样东西是用家养动物的皮做的，与大家的预期恰好相反。

那双靴子是最令人感到意外的东西，它看上去不过像是硬硬的熊皮鞋底上筑着两个鸟窝，似乎很难看又不坚固。有一位名叫瓦茨拉夫·帕特克的捷克鞋子专家对此很感兴趣，仔细复制了一双，使用完全相同的式样和材料，然后穿着上山走一走。他以吃惊的口气报告说，这双靴子比他穿过的任何现代靴子还要“舒服和好走路”。踩在滑溜溜的岩石上，它的摩擦力胜过现代的胶鞋，穿着几乎不会起泡。尤其是，它的御寒性能特别好。

尽管法医作了大量调查，但过了10年才有人注意到，奥茨的左肩里有个箭头。仔细一看，还发现他的衣服和武器上有另外4个人的血迹。原来，奥茨是在某种激烈的决战中被杀害的。为什么那几个杀手追他一直追到一个高高的山口，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哪怕是推测。更加令人费解的是，那些杀手没有拿走他的物品。奥茨的个人物品，尤其是他的斧头，可都是很宝贵的东西。他们显然已经尾随他很远的距离，进行了近距离的血腥格斗。显而易见，要经过多次冲杀，那个人身上才会流血。然而，他们就让他倒在那里，没有动他的财物。他们这么做，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个好运气，因为他的个人物品回答了各种各样本来无法回答的问题。除了一个问题，如今，那个问题势必要永远成为一个谜——山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现在来到了梳妆室——至少是爱德华·塔尔原先的图纸上所谓的梳妆室。塔尔在建筑上有许多奇特的地方，其中之一是，他在梳妆室外和隔壁的卧室之间不设置直接的通道，而是各自通到楼上的走廊。因此，为了梳妆和卸妆，马香先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卧室，沿着走廊走几步路走到梳妆室——这样办事情是挺怪的，而且不要忘记，再往前走几步就是“女仆卧室”，也就是说，是忠心耿耿的老处女沃姆小姐的卧室。几乎可以肯定，这样的安排，两个人势必会偶尔碰上。我们可以推测，那种场面往往很尴尬，但另一方面，也许不会尴尬。他们的卧室如此亲密地挨在一起，这又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考虑到在白天他俩完全各处一方，这户人家无疑是很难捉摸的。

无论如何，马香先生经过了重新考虑，因为在实际建成的房子里，梳妆室和卧室是连在一起的。那个梳妆室如今是，很可能在大半个世纪里一直是一个卫生间。然而，有些梳妆的事我们仍在里面完成，这同样是因为梳妆的历史很悠久，而且确实还相当神秘。

人们已经梳妆了多久，这是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大约4万年以前，在人类经过除了生儿育女和生存下来以外别无作为的极其漫长时期以后，突然之间从阴影里走出了大脑发达、行为现代的人，他们通常被称为克罗马努人（以最先发现这种人的地方法国多尔多涅地区一个山洞的名字命名）。在这些焕然一新的人当中，有一些聪明的家伙，他们发明了历史上最伟大而又最被低估的物品之一：线。线是一件极其初级的东西，只不过是把两根纤维并排放着，然后绞在一起。这里面取得了两项成就：有了它，就可以制作坚固的绳子；有了它，就可以把短纤维制成长绳子。请你想象一下，假如没有线，我们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的。没有了线，就没有了布和衣服、钓线、渔网、罗网、绳索、带子、拴绳、吊带、弓箭的弦以及无数其他有用的东西。纺织史学家伊丽莎白·韦兰·巴伯把线称为“人类征服地球的武器”，这么说几乎一点也不算夸张。

在历史上，最常用的两种纤维是亚麻纤维和大麻纤维。亚麻纤维来自植物亚麻，是广泛使用的纤维，因为亚麻长得高，高达4英尺，而且长得快。亚麻可以这个月播种，下个月收获。不足之处是，收拾亚麻很费劲，很烦琐。把亚麻纤维从其木质的梗部剥离并软化到能纺线的程度，大约要用20道不同的工序。这些工序都有着很古老的名字，如揉麻、沤麻、打麻和梳麻，但基本上包括敲、剥、浸，还有把柔韧的内纤维，或称韧皮纤维，从更硬的梗部剥离下来。引人注意的是，我们今天说“责问演说人”的时候，这个用语使人想起了中世纪初人们收拾亚麻的情景。[1]

经过了那么一番努力以后，得到的是一种坚固的、适应性强的纤维：亚麻纤维。虽然我们往往认为亚麻纤维是雪白的，它的天然色彩却是褐色。为了使它变白，你必须得在阳光里把它晒白。这是个缓慢的过程，有可能要花上几个月才能完成。要是材料的质量较差，那就不晒白了，只能织成帆布或麻袋布。亚麻纤维的主要缺点是，它不大好上色，因此把它染成五颜六色的余地很小。

大麻纤维和亚麻纤维大体上相似，只是比较粗糙，穿着不大舒服，因此常常用于制作绳子和帆这类东西。然而，它显然有一个亚麻所不具有的很大优点，那就是你可以抽大麻，产生快感。巴伯认为，这正是大麻在古代就广为种植并得以快速发展的原因。直话直说，整个古代世界的人都非常非常喜欢抽大麻，种植的大麻超过了制作绳子或帆所需的量。

但是，中世纪做衣服的主要材料是羊毛，羊毛衣服要比亚麻衣服暖和得多，耐穿得多，但羊毛纤维比较短，加工一定很困难，尤其是早期的羊身上长的羊毛特别少。它们身上的羊毛，实际上就是覆盖在纠结的乱毛底下的一层绒毛。为了把羊变成我们今天知道和珍爱的毛茸茸的家伙，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精心繁育。而且，羊毛原先不是剪的，而是不顾羊疼痛拔的。今天，羊一见到人就很紧张，这是不足为怪的。

即使中世纪人有了一堆羊毛，他们的工作其实才刚刚起步。把羊毛变成布料，需要清洗、精梳、梳理、起绒、上浆和漂洗，还有许多别的工序。漂洗时要把布料敲打、收缩，上浆时要使用一种釉。纤维梳平以后，就可织成一种耐穿但较硬的布：一种精纺毛料。对于比较柔软的羊毛，就用梳理工具把纤维梳得毛茸茸的。有时候，把鼬鼠、白鼬等动物的毛混在一起，以增加成品布的光泽。

第四种主要材料是蚕丝，蚕丝是一种稀罕的奢侈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与等量的黄金同值。在18世纪和19世纪，犯罪故事几乎总是详细地描述罪犯怎么被投入大牢，或者被发配到澳大利亚，原因是偷了一块手帕，或者一小包花边，或者某种别的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小玩意儿，而实际上是价值连城的物品。一双长筒丝袜有可能要花掉你5英镑；一小包花边有可能要卖到20英镑——足够几年的生活费，对任何店主来说都是个极其重大的损失。一件丝绸斗篷会卖到50英镑，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购买能力，只有最高层的贵族才买得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能用上丝绸的话，那也只能是缎带或别的饰物而已。中国人以令人生畏的方式保守生产蚕丝的秘密，谁出口哪怕一粒桑籽，就要受到被处决的惩罚。至少对于北欧来说，那里的人无须过分发愁，因为桑树对霜冻太敏感，不适宜在那里发展。英国人努力了100年，试图生产蚕丝，有时候还取得一点好成绩，但到头来总是无法克服周期性的严冬这个不利条件。

有了这几样材料，再加上羽毛和鼬毛等配料，人们就可以做出漂亮的服装。因此，到了14世纪，统治者觉得有必要制订所谓的节约法令，限制人们的穿着，节约法令极其精确地规定一个人可以穿什么材料和什么颜色的衣服。在莎士比亚的年代，年收入20英镑的人可以穿缎子背心，但不能穿缎子长袍，而年收入达100英镑的人在使用缎子方面不受限制，但在使用天鹅绒方面则只能穿天鹅绒背心，而且不能穿深红色的或蓝色的——那两种颜色要留给更高阶层的人。一件特定的衣服能用多少料，可不可以打褶裥，如此等等，这些也都是有限制的。1630年，当国王詹姆斯一世来观看莎士比亚和他的同事演出的时候，他们受到的优待之一就是获得了4码半深红色布料，并且可以穿起来——对于从事演出这种低级行业的人来说，这是个相当大的荣誉了。

制定节约法令，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让人们安分守己，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国内工业的利益，因为这些法令常常就是为了抑制进口外国材料。出于同样的原因，一度还有一部《便帽法令》，要求人们戴便帽，不戴有檐帽，旨在帮助本国的帽子商度过萧条期。清教徒讨厌这部法律，常常因为嘲弄它而被罚款，原因不详。但是，总的来说，节约法令执行得并不很好。关于穿衣服的种种限制，都写在1337年、1363年、1463年、1483年、1510年、1533年和1554年的法令里，但记录表明，那些法令根本没有很好贯彻过，1604年就干脆废除了。

对于任何有理性的人来说，时尚往往是一件几乎无法捉摸的事。在许多历史时期——也许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时尚的全部推动力看起来似乎一直是可笑至极的。要是同时还能觉得不舒服至极，那就是更大的成功了。

穿着不实用的衣服，是一种表明某人不必干体力活的方式。在整个历史上，在许多文化里，这一般都要比穿着舒服重要得多。仅举一例，在16世纪，衣服上浆开始很流行，于是就出现了华丽的轮状皱领。真正大的皱领弄得你连吃饭都几乎吃不了，于是就设计出了专门的长柄调羹，那样就餐的人就能把食物送到嘴唇边。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一定很泄气，经常眼看着菜肴掉出来，席间也肯定普遍有一种饥饿感。

即使是最简单的东西也要毫无意义地搞得很花哨，1650年左右纽扣问世以后，人们就尽可能多地把纽扣弄到手，将其大量装饰在上衣的背后、领子上和袖子上，而这些实际上都是不需要纽扣的地方。这种做法的遗风之一，就是至今尚在上衣袖子靠近袖口的下侧毫无意义地缝上一小排扣子。这一直完全是装饰性的，从来没有什么用处，然而350年来我们一直这么认真做来着，仿佛这是最必不可少的东西。

150年以来男人戴假发的习惯，也许是最无理性的行为。就像在许多方面一样，塞缪尔·佩皮斯在这方面也走在前头，1663年他有点忐忑不安地购置了一副假发，而当时戴假发的人还不多。这是一样新奇的东西，他担心做礼拜时人们会嘲笑他，结果发现他们没有，便大大地松了口气，还觉得有点自豪。他不无道理地还担心，假发套上的头发有可能是从死于瘟疫的人的头上弄来的。但是，他一方面担心假发会送他的命，一方面却继续戴着，这也许最充分地说明了时尚的强大力量。

假发几乎可能是用任何物品做成的，如人发、马鬃、棉线、山羊毛、蚕丝，有一位制造商在广告上登了一副用细铁丝做的假发样品。假发的式样很多，有袋状的、剪短的、运动式的、灰斑的、拉米利斯式的、花椰菜形的、褐领带式的、骑手短发式的等等，都在假发的长度和鬈发的弹性方面有着某种关键的区别。一副整套的假发要花上50英镑。假发如此宝贵，成了遗嘱中开列的遗产。一个人戴的假发越大，他的社会地位就越高——人真的变成了一个大假发套[2]，假发还是强盗首先要抢的东西。特大假发套之荒唐可笑，并没有逃脱喜剧作家的注意，范布勒在《故态复萌》中塑造的人物之一就是假发制造商。这位商人吹嘘说，他做的一个假发套“头发如此之长，如此之密，你可以把它当做全天候的帽子戴，当做披风穿”。

假发往往擦得人发痒，不舒服，还很热，尤其在夏天。为了使戴假发好受一些，好多人干脆把头发剃光。因此，假如我们能见到17世纪和18世纪许多名人在他们的妻子早晨起床时见到的那副样子，我们准会大吃一惊，这是一种很古怪的情形。在一个半世纪时间里，男人们把自己本来舒舒服服的头发剃掉，却把某种外来的和不舒服的东西套在自己头上。实际上，假发套里往往用的是他们自己的头发。那些买不起假发的人，试图把自己的头发弄得看上去像假发。

假发需要花很多工夫来维护，大约每星期一次，你得把假发送出去，用加热的卷发筒把波纹（buckles，源自法文 boucles，意思是鬈发）重新定形，很可能还要放在炉子里烘烤，这个过程叫做“起纹”。从1700年起，由于跟常识或实用性毫不相干的原因，为了时尚，每天必须在自己头上撒一层雪白的粉末，粉末的主要成分是普通的面粉。18世纪70年代，法国小麦歉收，各地都爆发了骚乱，因为饥饿的人们意识到，仅有的少量面粉不是拿去做面包，而是被用来撒在贵族的高贵脑袋上了。到18世纪末，撒在头发上的粉末一般都上颜色，蓝色和粉红色特别流行，还洒香水。

撒粉的工作可以把假发放在木架子上来完成，但是大家普遍认为，把假发戴在头上以后再撒粉可以取得最时尚的效果。这个过程要求假发主人戴上假发，用布把肩膀和上身遮住，把脸伸到一个漏斗状的纸罩里（防止被呛）。与此同时，一名仆人或“美发师”拿着风箱，把一团团的粉雾喷在他的头上。至于有些比较讲究的人，要求还要高。某位劳尼兹亲王雇用了4名仆从，同时喷出4团粉雾，每团都染有不同的颜色，亲王机敏地在粉雾里大步走动，以取得恰到好处的效果。埃芬厄姆爵士获悉这个消息以后，便雇用了5名法国美发师来专门料理他的头发；斯卡伯勒勋爵雇用了6名。

接着，假发突然之间不合时尚了。假发制造商在无奈之中请求乔治三世强制男人戴假发，但是国王拒绝了。到19世纪初，谁也不想再要假发，旧的假发一般被用作长柄拖把。今天，只有英国和英联邦的某些法院里还使用假发。有人告诉我，如今法官戴的假发是用马鬃制作的，售价大约600英镑。为了防止看上去是新的——许多律师担心，新的有可能意味着缺少经验——新的假发通常浸在茶叶水里，使其看上去已经有了适当的年头。

与此同时，可以不加夸张地说，妇女把戴假发提高到了另一个水平——把头发集结在一个名叫发栅或高头饰的铁丝架上。她们把涂上油脂的羊毛和马鬃与自己的头发混在一起，使发卷达到极高的高度。女性的假发有时候高达2英尺半，使得戴假发的女子的平均身高达到差不多7英尺半。她们出门去约会时，常常坐在自己马车的地板上，或者把脑袋伸出车窗外去。至少有两起死亡事故要归因于妇女的头发，她们的头发碰到吊灯，着了火。

妇女的头发搞得如此复杂，结果有了一整套新词汇，而且如此讲究，各个鬈发或者鬈发的各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名称——frivolite、des migraines、l’insurgent、monte la haut、sorti、frelange、flandon、burgoigne、choux、 crouche、berger，还有许多别的。（在一度如此之多的词汇中，大概只有chignon这一个词幸存下来，它指的是盘在后面的发髻。）由于做一次头发要花很多工夫，妇女们常常一连几个月不去碰自己的头发，除了不时加一点发膏，让一切都固定在位。许多女子睡觉时，把脖子枕在专门的木头上，以便保持架高的发式，不致弄乱。不洗头发的结果之一，就是她们的头发常常长满了昆虫，尤其是象虫。据报道，有一位妇女发现虱子在自己的上层头发里筑窝，就流产了。

妇女最时兴高大发式的时期是在18世纪90年代，当时男人已经开始不戴假发。妇女的假发一般都饰有缎带和羽毛，但有时候也使用更精美的图案。约翰·伍德福德在他的梳妆史中提到，有一位妇女做了个船的模型，帆和大炮齐全，驾着她波浪似的头饰前进，仿佛在保卫她的头发不受侵犯。

在同一时期，在身上画痣变得时尚起来。这些人为的斑点渐渐有了形状，比如像星星或新月，可以画在脸上、脖子上和肩上。据记载，有一位贵妇惹人注目地画着6匹马拉着一辆马车驶过她的脸颊的情景。在巅峰时期，人们画满了痣，看上去简直像是身上叮满了苍蝇。妇女画痣，男人也画痣。据说，痣可以反映一个人的政治倾向，画在右颊上表示倾向于辉格党，画在左颊上表示倾向于托利党。与此相类似的是，鸡心画在右颊上代表已婚，画在左颊上代表已经订婚。画痣搞得如此复杂，花样繁多，也产生了一整套词汇，画在下巴上的痣叫做silencieuse，画在鼻子上的痣叫做l’impudente或l’effrontee，画在前额中央的痣叫做majestueuse，等等，反正满头的痣都有名字。18世纪80年代，一时间还流行戴用鼠皮制作的假眉毛。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就这类荒唐可笑的事而言，人们的创造性简直是没有止境的。

极端发式：普拉特尔小姐在就万神殿形头饰一事请教道布尔·费博士

画痣至少是没有毒的。就其本身而论，这差不多是几个世纪里唯一没有毒性的美容手段。在英国，有着借美容之名毒害自己的悠久传统。为了漂亮，连瞳孔也可以用颠茄或致命的茄属植物滴液来放大。最危险的东西要算是碳酸铅白或白铅，那是用铅白制成的一种膏，通常被称为“油彩”。使用白铅的人很多。有天花疮疤的妇女把它当做胶泥用来填充小窟窿，但连许多没有疤斑的妇女为了漂亮也用它来把自己搽得像鬼一样苍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白铅一直很受欢迎，第一次提到把白铅用作一种化妆品是在1519年。据当时的记载，时髦女性用白铅“把自己的脸、脖子和乳房搽白”。1754年，《鉴赏家》杂志依然在惊叹，“你遇到的每一位女士都搽着白铅和油膏”。白铅有3个缺点：你在笑或做鬼脸时会裂开；几个小时以后，它会变成灰色；要是长期使用，它很可能会置人于死地。它起码会引起眼睛胀痛，牙齿松动和脱落。据说，至少有两位有名的美人——交际花基蒂·费希尔和社交界名人考文垂女伯爵玛丽亚·冈宁——死于白铅中毒，两个人都只有20多岁。到底有多少人因使用白铅缩短了寿命或者损害了健康，没有人敢去猜测。

有毒的饮剂也很热门，进入19世纪很长时间以后，许多妇女还在喝一种名叫“福勒溶液”的饮品。它实际上只是一种经过稀释的砷溶液，用于改善肤色。丹蒂·加布里埃尔·罗塞蒂的妻子伊丽莎白·西德尔（最有名的事是，她在约翰·埃弗里特·米莱的画中曾充当溺死的奥菲莉娅的模特儿）是服用这类东西的热心人，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她在1862年早夭的原因之一。[3]

男人也搞化妆，而且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倾向于显示惊人的女人气，有时候是在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情况下。对于路易十四的弟弟奥林斯公爵，历史学家南希·米特福德直言不讳地说，“尽管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鸡奸者”，却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不过是一名非正统的战士。他上战场时，“脸上涂脂抹粉，睫毛粘在一起，满身装饰着缎带和钻石”，她在《太阳王》一书中写道，“他始终不愿意戴帽子，担心会把他的假发压平。一旦开战，他勇猛如狮子，只怕太阳和灰尘损害他的皮肤”。与妇女一样，男人也在头发上饰有长的和短的羽毛，每绺有弹性的鬈发上都系有缎带。有的男人还喜欢穿高跟鞋——不是那种老式的松糕鞋，而是后跟尖细、高达6英寸的高跟鞋，还戴毛皮手筒来防寒。有的男人夏天还带女用阳伞，差不多哪个男人都大量使用香水。他们渐渐被称为“通心面”，这个名字来自他们在意大利旅游时才第一次见到的一种食品。[4]

因此，那些实际上是对事情起了一点约束作用的人，即“通心面”的对手服饰族，纨绔子弟，公众反倒认为他们与穿得过于讲究有关，这是很奇特的。在男子服饰方面，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了。乔治·博·布鲁梅尔就是那种不显眼的华丽的典范。他生于1778年，死于1840年。布鲁梅尔不算富有，也没有才华，也没有个天生的聪明脑袋。他只是穿得比以前任何人都要好，不是穿得更加艳丽，也不是更加奢侈，只是更加仔细。

他生在唐宁街上一个比较享有特权的环境里，父亲是首相诺思爵士信赖的顾问。布鲁梅尔上过伊顿公学，在牛津大学待过较短时间，然后在威尔士亲王的第十轻骑兵团里任职。即使他有什么指挥战斗的才能，反正也始终没有检验过；他的基本作用是穿着军装摆样子，在正式集会上担任亲王的伴侣和助手。结果，他和亲王成了亲密的朋友。

布鲁梅尔住在梅费尔，有几年时间，他的家成了伦敦历史上最奇特的仪式之一的中心场所——许多成年的知名人士每天下午来这里观看他穿衣服。经常光临的人当中有威尔士亲王、三位公爵、一位侯爵、两位伯爵以及剧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登。他们彬彬有礼地坐着，一声不吭地看着布鲁梅尔开始每天一次的洗澡和打扮的过程。人们普遍觉得很惊讶，他竟然每天都洗澡，“而且是身上的每个部位都洗”，有一位目击者以特别惊讶的口气补充说。不仅如此，他还用热水洗澡。有时候，他还加入牛奶。这件事本身树立了一个风尚，虽然不完全是个令人愉快的风尚。当消息传出说附近吝啬的干瘪老头昆斯伯里侯爵也有洗牛奶澡的习惯，该地区的牛奶销售量一落千丈，因为有谣传说他把里面满是他的老皮屑的牛奶重新拿出来卖。

纨绔子弟的服饰有意不耀眼，布鲁梅尔的服饰几乎完全限于三种普通颜色：白色、米色和深蓝色。纨绔子弟的特色不是他们衣服的漂亮，而是他们对穿衣服的讲究，他们几乎做到一丝不苟的程度。他们会花上几个小时确保所有的褶缝和卷边都是完美无缺的，无可挑剔的。有一位到过布鲁梅尔家里的客人看到地板上堆满了领带，就问布鲁梅尔那长期逆来顺受的仆人鲁滨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些都是不合格的东西。”鲁滨逊叹了口气说。纨绔子弟穿衣服总是穿了再脱，脱了再穿。一天当中，他们一般要试用至少三件衬衣和两条裤子、四五根领带、两件背心、几双袜子和一小堆手帕。

有些时尚的东西，是由威尔士亲王（别人在背后嗤笑地称他为“鲸鱼亲王”[5]

）越来越胖的程度决定的。亲王到30岁时已经如此肥胖，不得不用紧身褡把腰部强行裹起来。一位被准许看的人把那紧身褡称为“鲸骨巴士底监狱”，而他的侍者则乖觉地管它叫“腰带”。这一切努力的结果，就是把他上身的脂肪往上推过了他的领口，就像把牙膏从管子里挤出来那样。于是，那个时代时尚的特高领子，就成了一种新增加的微型紧身褡，旨在遮挡丰满的下巴和脖子下方的肉垂。

纨绔子弟穿的服饰，有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比较突出，那就是裤子。窄裤穿着往往是紧绷绷的，特别显眼，尤其是在不穿内裤的时候。简·卡莱尔在见到多尔赛伯爵以后的那个夜晚，也许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在日记里写道，那位伯爵穿的窄裤“是肉色的，简直像戴着一只手套”。窄裤是按照布鲁梅尔轻骑兵团的马裤式样做的，上衣的后面带有燕尾，但前面是剪掉的，因此恰好勾勒出腹股沟。男人的服饰有意识地设计得比女士的还要性感，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布鲁梅尔似乎想要哪位女士，几乎就能得到哪位女士，许多男人似乎也是这样。但是，他是否真是那样，这令人感到好奇，但不敢肯定。从证据来看，布鲁梅尔似乎是个无性欲的人；我们不知道他跟谁发生过性关系，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除了听说的以外。有意思的是，对于一位以长得漂亮闻名的人，我们居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模样的。一般认为，有4幅现存的画像上画的是他，但它们彼此明显不同。现在已经不可能搞清，到底哪一幅真实地反映了他的相貌，如果其中有一幅的话。

布鲁梅尔突然失宠，而且无可挽回。他和威尔士亲王吵了一架，从此不再说话。在一个社交场合，亲王明显对布鲁梅尔不加理会，而去跟他的伙伴说话。亲王离开以后，布鲁梅尔朝那位伙伴转过身来，说了一句在社交史上最不明智的话。“你的那位胖朋友是谁？”他问道。

这样的侮人之语在社交上等于自杀，过不多久，布鲁梅尔债台高筑，逃往法国。他在贫困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25年，主要在加来，渐渐变得痴呆，但还是他原来的那种拘谨、讲究的风格，看上去总是一副很吸引人的样子。

[1] 在英语中，“梳麻”中的“梳”和“责问演说人”中“责问”都是heckle。前者在中世纪英语中已经存在，而后者是在17世纪从前者演变而来的。——译注

[2] “大假发套”的英语是bigwig，它还有“要人”的意思，“要人”的意思就是由此而来的。——译注

[3] 她的丈夫在极度痛苦之中连同一札没有誊抄的诗稿一起葬了她。7年以后，他经过重新考虑放弃了这种做法，掘开坟墓把诗稿取了出来，并于次年出版。——原注

[4] 通心面，即macaronis，从18世纪起，这个词在英语中多了一层“英国的花花公子”的意思。——译注

[5] 在英语中，威尔士和鲸鱼分别是Wales和whales，两者发音相同。——译注

二

就在布鲁梅尔在伦敦内外的服饰舞台上唱主角的时候，又有一种材料开始改变世界，尤其是改变制造界。我指的是棉花，它的历史地位是几乎怎么说也不会过分的。

今天，棉花是一种很普通的材料，因此我们忘了它曾经是极其珍贵的，其价值甚至超过了丝绸。但在当时，在17世纪，东印度公司开始从印度进口东方棉布（从卡利卡特市，东方棉布的名字由此而来[1]

），突然之间，大家都开始买得起棉布了。在当时，“东方棉布”实质上是个集体名词，指印度印花布、平纹细布、密织棉布以及其他五颜六色的织物。这些材料质地轻，很好洗，又不会渗色，因此令西方消费者欣喜若狂。虽然有的棉花是埃及出产的，但印度控制了棉花贸易。我们不会忘记，英语中有无数词语就是从那个贸易来的：khaki（咔叽布）、dungarees（粗蓝布）、gingham（方格布）、muslin（平纹细布）、pyjamas（宽松裤）、shawl（披巾）、seersucker（泡泡纱）等等。

印度棉布的突然大量上市，高兴的是消费者，但不是制造商。欧洲的纺织工人无法与这种神奇的织物抗争，要求保护，几乎哪里都是这样，而几乎哪里的工人都得到了保护。在整个18世纪，欧洲许多地方都禁止进口成品棉织品。

原棉依然可以进口，因此极大地刺激了英国的棉纺工业来利用这个条件。问题是棉花既难纺，又难织，于是人们把注意力转向这两个问题，试图将其解决。他们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叫做工业革命。

要把大包大包的棉花变成床单和蓝色牛仔裤这样有用的产品，包括两个基本过程：纺纱和织布。纺纱，就是把短的棉花纤维通过每次加一点短纤维，然后扭转一下，变成长的线团——跟上面提到的编绳子的过程是一样的。织布，就是把两组棉线或纤维以合适的角度互相交错，形成网眼结构。干这种活儿的机器叫做织机。一台织机的全部工作就是紧紧抓住一组棉线，那样另一组棉线就可以在第一组棉线里穿插，从而产生织物，那组固定的棉线叫做经纱。第二组活动的棉线叫做纬纱（weft）——它就是动词“织”（weave）的古老形式。通过横向的和纵向的棉纱的互相交错，你就织成了布。今天，大多数日常家用棉织物，如床单、手帕等，仍然是用这种基本的、简单的布制成的。

纺纱和织布原是家庭小工业，养活了许多人。传统上，纺纱是妇女的工作，织布是男人的工作。然而，纺纱所花的时间要比织布多得多，这种反差在1733年以后变得更加严重。那一年，兰开郡一位名叫约翰·凯的年轻人发明了飞梭——这是纺织工业所需的第一个突破性创新。凯的活动梭子使织布的速度提高了一倍。本来就已经无法赶上的纺纱机，就更加绝望地落在后面了。因此，整个供应线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对有关各方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根据传说，织布工和纺纱工都把气出在凯的身上。他们袭击他的住宅，他不得不逃往法国，最后在贫困中死去。即使到了现在，这个故事还在大多数历史书里反复出现，用工业史学家彼得·威利斯的话来说，带有“教条主义的热诚”。但是，实际上，威利斯坚持认为，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凯确实在贫困中死去，但只是因为他不大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他提出要自己来制造这种机器，然后把机器租给纺织厂老板。但是，他确定的租金是那么高，谁也不愿意付这笔钱。而他的机器又被广泛非法仿制。他把全部资金用来打官司，要求赔偿，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他去了法国，希望在那里取得更大的成功，但他的希望落了空。他在发明飞梭以后又活了差不多50年。从来没有人袭击过他，也没有人驱赶过他。

还要过一代人的时间，才会有人找到解决纺纱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是由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人想出来的。1764年，兰开郡有一位不识字的织布工，名叫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他制造出一种精巧而又简单的设备，叫做詹妮纺纱机。这台机器把多个纺锤组合在一起，可以干10名纺纱工的活。我们对哈格里夫斯的了解不多，只知道他生长在兰开郡，年轻时就结了婚，有12个孩子。据知，没有留下他的画像，他是工业革命早期的主要人物当中最贫穷和最倒霉的人。与凯不一样，他真的经历过麻烦。一伙愤怒的当地人来到他的家里，焚烧了20台半成品詹妮纺纱机和他的大部分工具，这对一个穷人来说是个重大损失。因此，他一度比较谨慎，不再制造詹妮纺纱机，改而从事记账工作。顺便提一下，詹妮纺纱机不是像常说的那样是以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詹妮”是个北方用语，意思是“机械”。

从插图里看，哈格里夫斯发明的机器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只不过是一个架子上安着10个线轴，由一个轮子驱使线轴转动，然而，这个装置改变了英国的工业前景。令人不大愉快的是，它也加快了使用童工的步伐，因为儿童比成人动作快、个儿小，哪里线断了，在机器里哪个不好够得着的地方出了类似的故障，他们可以跑过去修理。

在哈格里夫斯发明这种机器以前，英国的家庭工人每年手工纺纱50万磅。到1785年，由于有了哈格里夫斯发明的那种机器，以及随后的改进机型，那个数字一跃增加到1600万磅。然而，哈格里夫斯并没有分享到他的机器所创造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理查德·阿克赖特耍弄的阴谋。阿克赖特是工业革命早期所有的人物中最没有意思、最没有创造能力的人，却又是最成功的人。

与凯和哈格里夫斯一样，阿克赖特也是兰开郡人。要是没有兰开郡人，哪里还会有工业革命？他1732年生于普雷斯顿，比哈格里夫斯年轻11岁，比凯年轻将近30岁。（应当记住，工业革命不是个突然发生的爆炸性事件，而是个历经几代人时间、在许多不同领域里不断创造发明的渐进过程。）阿克赖特在成为工业人士之前，当过酒吧老板、假发制作工以及理发师兼外科和牙科医生，擅长拔牙和榨取病人的钱财。他跟另一位名叫约翰·凯的人交上朋友，因而似乎对棉布生产发生了兴趣。这位凯是个钟表匠，与发明飞梭的约翰·凯没有任何关系。在凯的帮助下，阿克赖特开始把生产棉布的全部机械和部件放在同一个地方。阿克赖特是个办事不讲多少良心的人，他毫不犹豫地、毫不后悔地（更不用说给予补偿）剽窃了哈格里夫斯的詹妮纺纱机的基本原理，逃避了生意上达成的协议，抛弃了朋友和伙伴，只要他觉得这么做很保险或者有利可图。

他确实有改进机器的真本事，但他真正的天才在于把可能变成现实。他实际上是一个有进取心的人，而且是个极其有组织能力的人。他通过艰苦努力、好的运气、机会主义和毫不留情的手腕，在很短而又极其有利的时间里，确立了对英国棉布业的事实上的垄断地位。

被阿克赖特的机器替代下来的人，不仅成了麻烦，而且往往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阿克赖特显然预见到了这个结果，所以他把自己的第一家工厂盖得像个堡垒，建在偏远的德比郡的一个偏远的角落，而且配置了几门大炮，外加500根长矛，守卫得固若金汤。他用机制棉布垄断了市场，结果发了大财，虽然他并不讨人喜欢，自己也不快活。到1792年死的时候，他雇用了5000名工人，家产达50万英镑。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笔巨额财富，尤其是对一个在一生的许多时间里当过假发制作工和理发师兼牙科医生的人来说。

实际上，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真正工业化呢。真正使它工业化的关键人物，是那个时代或几乎任何别的时代最令人料想不到的人：埃德蒙·卡特赖特牧师（1743—1823）。卡特赖特出生在诺丁汉郡一个在当地很有影响的富裕人家，原本怀有当诗人的志向，最后却成了牧师，被任命为莱斯特郡一个教区的教区长。他偶然与一位棉布制造商有过一次谈话，结果于1758年设计出——完全是凭空想象出—— 一种动力织机。卡特赖特的织机改变了世界经济，使英国真正富了起来。到1851年博览会的时候，英国已经有25万台动力织机在运转。这个数字以平均每10年10万台的速度增加，到1913年达到了顶峰——80.5万台。到那个时候，全世界已经有将近300万台动力织机在运转。

假如卡特赖特获得了按照他的发明理应得到的补偿，那么他会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就会像约翰·D.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在他们各自的时代那样富有。但是，实际上，他没有从自己的发明中直接获得任何好处，为了保护和实施自己的专利实际上还背了债。1809年，国会一次性付给他1万英镑，与阿克赖特的50万英镑简直没法相比，但足以使他舒舒服服地度过晚年了。与此同时，他对发明产生了爱好，设计出了制绳机和刷毛机，两者都很成功。他还设计出了新式的印刷机、蒸汽机、铺设屋顶的砖瓦。他的最后一项发明，于1823年他临死前不久获得专利，是一种“不用马拉就能行驶的”手摇客车。他在专利申请书中信心十足地宣称，两个人不停地而又不必过分费劲地摇动曲柄，一天可以行驶27英里，即使是在很陡的路上。

有了嗡嗡作响的动力织机，棉纺工业准备腾飞了。但是，目前提供的棉花来源，远远不能满足工厂的需求。若要种植棉花，显然应该是在美国南部。那里的气候对许多作物来说太炎热、太干燥，但完全适合种棉花。不幸的是，在南部的大部分地方，能长得好的只有一个品种，那个品种不太好使用，叫做短纤维棉花。每个棉铃里满是黏糊糊的籽 ——1磅棉花纤维就有3磅籽 ——这些籽你不得不用手一粒一粒地摘出来，因此不可能会有有利可图的收获。把棉籽和纤维分开是一项劳动密集型工作，即使使用奴隶劳动也是省不了钱的。为奴隶提供吃穿的费用，远远超过能用的棉花产量所能创造的价值，哪怕使用的是手脚最勤快的奴隶。

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个在远离种植园的地方长大的人。他叫伊莱·惠特尼，马萨诸塞州韦斯特伯勒人。假如故事里的内容都是真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很可能不是），那简直是天大的运气，让他青史留名。

故事通常是这样讲的：1793年耶鲁大学毕业以后，他来到南卡罗来纳州一户人家当家庭教师，但他到达那天马上发现，原先答应的酬金要和别人对半分。他很生气，便拒绝了这个职位。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口袋里却身无分文，而且离家千里迢迢。

他乘船南下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活跃的年轻寡妇，名叫凯瑟琳·格林，是美国革命的已故英雄纳撒内尔·格林将军的妻子。格林帮助乔治·华盛顿度过了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国家为此感激不尽，在佐治亚州奖给格林一个种植园。不幸的是，格林是新英格兰人，不习惯佐治亚州的炎热气候，在那里的第一个夏天就中暑致命地倒下了。现在，惠特尼是在向格林的遗孀求助。

这时候，格林夫人已经在和另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同居，感情炽烈，关系比较公开。他名叫菲尼亚斯·米勒，是她的种植园经理。他们欢迎惠特尼来到他们家中。在那里，他们向他介绍了那个棉籽问题。他仔细观察了一个棉铃，马上觉得自己可以找到解决办法，便躲到种植园的工场里，设计出了一个简单的滚筒。滚筒一边转动，一边用上面的钉子把棉花纤维钩下来，剩下的就全是棉籽了。他的新发明非常管用，干的活顶得上50名奴隶所干的活。惠特尼获得他的“轧棉机”[2]

的专利，准备成为大富豪了。

故事通常就是那样讲的，然而，里面的很多内容其实很可能不完全是真的。现在人们认为，惠特尼早已认识米勒——否则，他们的耶鲁大学校友关系确实似乎过于凑巧了——他也知道在美国土地上种棉花的问题，他来到南方，很可能是应米勒的请求，因为米勒知道他试图发明轧棉机。而且，这项工作似乎不是在种植园里花了一两个小时就完成的，而是在故乡韦斯特伯勒的车间里花了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时间才完成的。无论这项发明的实际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轧棉机确实是个奇迹。惠特尼和米勒结成了伙伴关系，充满了发财的期望，但他们是蹩脚的商人。凡有人使用他们的机器，他们要求得到任何收成的1/3份额。无论是种植园主还是南方的立法者，都认为这个比例是非常贪婪的。惠特尼和米勒都是北方佬，在感情方面也帮不了他们的忙。他们顽固地拒绝改变要求，认为南方种棉花的人面对一项这么具有变革性的技术是会退让的。轧棉机富有诱惑力，这点他们说对了，但他们没有看到这项技术也是很容易被剽窃的，任何半路出家的普通木匠只要花上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做出一台来。过不多久，整个南部的种植园主都在用自制的轧棉机收获棉花。惠特尼和米勒在佐治亚州打了60场官司，还在别的地方打了许多场官司，但发现南部的法庭对他们毫不同情。到1800年，发明轧棉机仅仅7年以后，米勒和凯瑟琳·格林在经济上陷入极度困境，不得不变卖了那个种植园。

然而，南部却在变得很富，过不多久，棉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商品，而在全部棉花当中有2/3产自美国南部。美国的棉花出口从发明轧棉机之前的几乎为零，增加到内战以前的20亿磅这个惊人数字。在巅峰时期，其中84%是英国买进的。

在种植棉花之前，奴隶制度一直处于衰落状态，但是现在极其需要劳动力，因为要摘棉花。摘棉花与加工棉花不同，是个劳动力极其密集型的活儿。在惠特尼发明轧棉机的时候，美国只有6个州存在奴隶制度；到内战爆发前夕，奴隶制度已经在15个州里合法化。更加糟糕的是，像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这样无法成功种植棉花的北方蓄奴州，开始向它们的南方邻居出口奴隶，从而拆散了家庭，加剧了成千上万人的苦难。从1793年到内战爆发之时，有80多万奴隶被运到了南部。

同时，迅速发展的英国棉纺厂需要大批工人，而光靠人口增长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这个需要，于是，它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童工。童工容易管教，成本低廉，一般说来动作较快，能在机器之间跑来跑去，处理抽丝、断线等问题。连最开明的纺织厂老板也随心所欲地使用童工，他们难以舍弃这样便宜的事。

因此，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不但帮助大西洋两岸的许多人发了财，而且使奴隶制度恢复了生机，使童工成为必不可少的劳动力，为美国内战铺平了道路。历史上也许还从来没有哪个人，能像发明轧棉机的伊莱·惠特尼那样，以一项简单的、善意的发明产生如此普遍的繁荣、个人的失望，并在无意中给许多人带来苦难。对于一个简单的滚筒来说，它所产生的结果可谓是相当大的了。

最后，有些南部的州终于答应给惠特尼支付一点钱，他总共从轧棉机获取了大约9万美金，刚好够抵偿他的成本。回到北方以后，他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定居下来，突然想出了一个终于要发财的主意。1798年，他揽得一份合同，为联邦政府制造1万支滑膛枪。枪是以一种新的方法制造的，那种方法后来被叫做惠特尼工作法或美国工作法。它的理念是，制造一批机器，那些机器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配件，再用配件组装出成品。工人们都不需要任何特别的技术，技术都将包含在机器里。这是个极妙的理念，丹尼尔·J. 布尔斯廷把它称为使美国变成富国的创新。

那批枪是迫切需要的，因为那个时候美国似乎快要跟法国开战。合同的款项为13.4万美元，是当时美国签订的最大的政府合同。这个合同给了惠特尼，尽管他没有机器，也没有造枪的经验。但是，1801年，在一个几代历史书里都铭记的时刻，惠特尼为约翰·亚当斯总统和当选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表演，把一桌子的散乱零件组装成了一支完整的枪。实际上，在制定那个工作法的过程中，惠特尼私下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交枪的时间晚了8年多。到那个时候，促使造枪的那场危机早已平息下去。而且，20世纪对存留下来的枪做了一次分析，结果显示，那些枪实际上根本不是以惠特尼工作法制造的，而是用工厂里手工制作的零件拼装起来的。那次为两位总统的著名表演，用的是假冒的零件。在这8年中，原来惠特尼在大部分时间里根本不是在完成枪的订单，而是利用从这个合同所拿到的钱在加劲弥补轧棉机给他造成的损失。

[1] 东方棉布的英语是calico，源自印度城市卡利卡特的名字Calicut。——译注

[2] 轧棉机的英语是gin，是engine（机械）的简略形式。——原注

三

与以前使用过的任何材料相比，棉布是一种特别轻柔、特别凉爽的材料，但几乎仍不能抑制人们穿得荒唐可笑的欲望，尤其是妇女。随着19世纪渐渐过去，妇女们越来越把自己埋在衣服里。19世纪40年代，妇女在外衣里面或许穿着一件长到膝部的无袖宽内衣、一件背心式内衣、多达五六条衬裙、一件紧身胸衣，以及长内裤。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她们的理念是“要尽可能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体形”。服装方面的这一切基础设施，分量可能极重。妇女在忙碌日常事务的时候，身上很可能还穿着40磅的衣服。她们是怎么小解的，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似乎没有去探究。鲸须或钢材制作的裙撑开始被用作塑造身段的方法，而又无须穿那么多内衣。不过，虽然分量是减轻了一些，但臃肿的程度却大大地增加了。正如莉莎·皮卡德所说：“真不知道维多利亚时代穿着宽下摆的硬衬裙的女士们，是怎么——或者能不能——走过设备比较齐全的客厅，而又不把几张小桌子扫干净的。”钻进马车时必须小心和灵巧，有一位饶有兴趣的记者在一封家书中说：“克拉拉小姐像一只孔雀那样转来转去，不知道以什么方式试着上车。最后，她冒险从侧面一跃，把衬裙一挤，进了车厢，衬裙又一下子扩展成原先的大小。她的姐妹们跟着照办，但已经没有少校（实际上任何别人）坐的地方了。”

要是女士俯下身去，比如弯下身去击槌球，裙撑还会稍稍抬起，任何会聪明地说一声“您先请”的男人，都有机会朝她们带褶边的紧身弹力裤瞥上摄人魂魄的一眼。要是绷得太紧，裙撑往往会由里往外翻，快速向上翘，就像一把受到压力的雨伞那样，令女士们措手不及。有关妇女被套在不听话的裙撑里，只能步履蹒跚地走路的故事比比皆是。埃莉诺·斯坦利夫人在她的日记里写道，曼彻斯特公爵夫人在跨越门槛的时候绊了一跤——她为什么穿了裙撑要去跨越门槛，那是另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结果把她的格子呢灯笼裤暴露“在全世界人的，尤其是马拉科夫公爵的目光之下”。大风尤其是一个制造混乱的原因，楼梯肯定是个危险。然而，最大的危险来自火。“许多穿裙撑的女士因为不小心靠近火边而被烧死。”C. 威利特和菲利斯·坎宁顿在其一本极其严肃的书《内衣史》里说。有一位制造商自豪地，虽然是令人毛骨悚然地做广告说，他们生产的裙撑“不会造成意外事故，验尸的时候不会露出来”。

裙撑的黄金时期是从1857年到1866年，到那个时候，很多人已经不穿这种裙子，倒不是因为穿着它危险、笨拙，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下层人也穿了起来，打破了只有上层人才穿裙撑的局面。“现在，尊夫人的侍女也一定有了裙撑，”有一份杂志轻蔑地说，“裙撑甚至已经成为工厂年轻女工的基本服装。”穿着裙撑在工厂机器咯咯发声的齿轮和嗡嗡作响的传送带之间走来走去，其危险是不难想象的。

不穿裙撑，不等于那种毫无意义的不舒服的穿着方式的时代快要结束。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裙撑让位给了紧身胸衣，紧身胸衣成了几个世纪里最让人吃尽苦头的服饰。说来也怪，有的权威认为这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显然是因为它从某种角度来看显示了牺牲和贞操。比顿办的通俗杂志《英国妇女家政杂志》在1866年以赞许的口吻报道说，有一所女子学校的寄宿生在星期一早晨穿上紧身胸衣，一直穿到星期六，这时候才可以把胸衣松开1个小时，“为了洗澡”。那家杂志说，这么做，只要花两年时间就可以把姑娘的平均胸围从23英寸减到15英寸。

为了减小胸围而几乎完全不顾舒适的程度，这是真的。不过，人们一直认为，有的女性为了使自己的上腹部能收缩得更小，还通过外科手术拿掉了几根肋骨，幸亏这是神话。瓦莱丽·斯蒂尔在其严谨的学术著作《紧身胸衣：一部文化史》中说，她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说明哪怕有过一起做这类手术的例子。原因之一，19世纪的外科技术还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19世纪下半叶，紧身胸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医学专家关注的一个问题。由于网眼织物和鲸须的收缩作用，体内的每个功能系统似乎都会受到严重影响，不是疼痛，就是受损。紧身胸衣使心脏无法自由跳动，致使血液流动越来越不通畅。而血流不畅又会引发差不多100种有记载的病痛，仅举引人注目的几例：大小便失禁、消化不良、肝衰竭、“子宫充血性肥大”和记忆力减退。《柳叶刀》杂志经常对紧身胸衣的危险性进行调查，最后说，至少在有一个病例中，患者因心跳受阻而死亡。有的医生还认为，穿网格紧身内裤的妇女更容易得肺结核。

穿紧身胸衣势必要跟性方面联系起来，反对妇女穿紧身胸衣的宣传基调，与反对男人手淫的宣传基调特别相像。紧身胸衣妨碍血液流动，挤压生殖区域的器官，人们担心这会悲剧性地导致增加“性爱的欲望”，甚至有可能不由自主地产生“阵发性情欲”。对于紧身衣的担心，渐渐扩展到了身体上穿得太紧的每个部位。人们认为，连太紧的鞋子也可能使人产生某种危险的——即使不是那种猛烈的，震得桌子咯咯作响的——抽搐。最糟糕的情况是，妇女实际上有可能被自己的服饰搞得精神失常。奥斯本·福勒写过一篇文章进行抨击，题目令人注目地叫做《从生理学和颅相学看网格紧身衣：挤压动物的器官对身心造成危害，从而阻碍和削弱重要功能》。他在文章里提出了这样的理论：非自然地改变血液循环，会把更多的血液推向妇女的脑部，从而有可能令人不安地永远改变她的性格。

有一个方面，紧身胸衣倒真的会带来危险，那就是胎儿的发育。许多妇女在怀孕很久以后还危险地穿着紧身胸衣，甚至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掩饰自己参与了一次不得体的性生活的证据而把紧身衣收得更紧。

维多利亚时代的规矩是很刻板的，在有男人在场的情况下，女士们不得吹灭蜡烛，因为她们那样做需要嘟起双唇，有可能挑动色情的欲望。她们还不能说要去“上床”睡觉，那样也会让人产生某种想象，而只能说她们要“退下去”了。要是不使用委婉语，你实际上简直无法谈论衣服，即使是很客观地讨论。裤子变成了“包住下面的东西”或者干脆是“说不出口的东西”，内衣变成了“亚麻织物”。妇女们自己在一起可以提及衬裙，还可以轻声轻气地提及袜子，但不能提到贴身穿的几乎所有其他东西。

然而，在私下里，有时候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粗俗一点。化学染料，其中有一些的颜色相当浓艳，在该世纪中叶就已经有了，首先使用的地方之一是内衣。这件事令许多人很反感，因为这显然产生了一个问题：把内衣搞得那么花花绿绿，究竟是为了博得谁的欢心？在内衣上刺绣同样开始流行，也同样令人反感。就在表扬一所英国女子学校让年轻小姐们把紧身胸衣每次连续穿一个星期的那一年，《英国妇女家政杂志》还抨击说：“如今在内衣上绣那么多东西是可耻的；年轻小姐花一个月一针一针地绣，绣出来的衣服除了洗衣工以外几乎哪个人也不可能看得见。”

有一样东西她们是没有的：胸罩。紧身胸衣从下面往上推起，把乳房固定在原来的位置，但（有人告诉我）乳房最好用吊带托起来，那样才真正舒服。首先发现这一点的，是一位女用内衣制造商，名叫卢曼·查普曼，来自新泽西州的卡姆登。他在1863年获得了“乳房被子”—— 一种早期的系带式乳罩的专利。从1863年到1969年，美国颁发了整整1230项胸罩专利。胸罩（brassiere）一词源自法语，意思是“上臂”，由查尔斯·R. 德伯瓦公司首次使用。

有个小小的而又持久的神话，在这里可以破除一下。有时候，有人写道，胸罩是一个名叫奥托·蒂泽林的人发明的。实际上，假如真有这么个人的话，他在发明胸罩的过程中也没有起任何作用。在这种有点令人失望的气氛中，我们可以接着去幼儿房了。

第十八章 幼儿房

在现代社会之前，儿童不但不受重视，而且实际上还不大讨人喜欢。把爱投资在小孩子身上是如此危险，如此不划算——无论在哪里，爱是不能给的，都把它看成是毫无意义地浪费精力。感情压根儿谈不上。按照她令人寒心的看法，孩子只是“一种产品”而已。

一

20世纪60年代初，法国人菲利普·阿利耶斯写了一本极有影响的书，名叫《童年世纪》，引起了令人吃惊的反响。他宣称，最早在16世纪之前，根本就没有童年这回事。有小孩，这是当然的，但在生活内容方面，他们跟大人并没有有意义的区别。“童年的概念并不存在。”他很有把握地最后说，童年实际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项发明。

阿利耶斯不是该领域的专家，他的看法几乎完全是以间接证据为依据的，其中许多现在被认为是有点不可靠的，但他的看法引起了一些人的共鸣。很快就有别的历史学家宣称，在现代社会之前，儿童不但不受重视，而且实际上还不大讨人喜欢。“在传统社会里，妈妈对不足两岁大的孩子的成长和幸福是漠不关心的。”爱德华·肖特在《现代家庭的形成》（1976）一书中说。原因是婴儿的死亡率很高。“你不会去喜爱一个你知道死神很快就会将其带走的婴孩。”他解释说。芭芭拉·塔奇曼在两年以后出版的畅销书《一面遥远的镜子》中几乎完全赞同这种看法。“在中世纪和现代的全部不同之处中，”她写道，“最鲜明的，相对而言，就是不喜欢孩子。”把爱投资在小孩子身上是如此危险——她用了一句奇特的话，“如此不划算”——无论在哪里，爱是不能给的，都把它看成是毫无意义地浪费精力。感情压根儿谈不上。按照她令人寒心的看法，孩子只是“一种产品”而已。“一个孩子生出来了又死了，另一个孩子会接替他的位置。”或者就像阿利耶斯自己解释的，“总的看法是，而且在很长时期一直是这种看法：一个人生几个孩子，是为了保留少量孩子。”这种看法在研究童年的历史学家中间很普遍，要再过20年才会有人提出异议，它严重曲解了人类的本性，更不用说不符合已知的历史事实。

毫无疑问，过去孩子确实大量死亡，父母亲不得不因此调整自己的期望，现代之前的世界到处都是小棺材。通常引用的数据是，1/3的孩子在第一年就死去，半数的孩子活不到第五个生日。即使在条件最好的家庭里，死神也是一位常客。斯蒂芬·英伍德说，未来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家境富裕，在普塔尼这个健康的环境里长大，但他有6个兄弟姐妹在幼年时代就已死去。但是，这不等于说，父母在死了孩子以后不会像今天的父母那样悲痛欲绝。日记作家约翰·伊夫林和他的妻子生了8个孩子，有6个在小时候就夭折了。他们每次都显然伤心透顶。1658年，他的大孩子过完5岁生日以后3天就死了。伊夫林只写了几个字：“我的生活中不会再有欢乐。”作家威廉·布朗洛一年失去一个孩子，连续4年，一连串的不幸“让我撕心裂肺，痛不欲生”，他写道。然而，他和他的妻子实际上还要承受更多的痛苦：每年死个孩子的悲惨规律还要持续3年，直到他们身边再没有孩子交给死神。

在表达父母的丧子之痛方面（就像在表达大多数事情方面），谁也比不过威廉·莎士比亚。下面是《约翰王》里的几行诗，他写于他11岁的儿子哈姆纳特于1596年去世后不久：

孩子离我而去，房间里充满着悲伤，

他曾拉着我的手走来走去，睡过这张床，说话声不绝于耳，露出漂亮的脸膛，我想起他的各个部位都是如此优美，以自己的身体撑满空荡荡的衣裳。

这些话是那种把孩子当做产品的人说不出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任何证据，包括常识去推测，在过去的某个时期，父母亲普遍不关心自己子女的幸福和安康。从我们目前所在房间的名字里，我们发现了一条线索。[1]

根据记录，“幼儿房”（nursery）一词首次出现在英语里是在1330年，之后一直使用。把一个房间完全用于孩子们的需要和舒适，这似乎与那种看法，即孩子在家里是不重要的，几乎是相矛盾的。同样有意义的是“童年”（childhood）这个词本身。它已经在英语里存在了1000多年（首次有记录使用这个词是在公元950年的《林迪斯芳福音书》里）。因此，不管“童年”在感情上对人们意味着什么，作为一种生命状态，作为一种独立存在，它无疑古已有之。暗示孩子们在当时是不受重视的物品，或者几乎不是独立存在的生命，最起码说，这似乎有点简单化。

这不等于说，童年是漫长的，无忧无虑的，成天玩耍的，就像我们现在喜欢认为的那样。事实上绝非如此，从十月怀胎起，生命里充满了危险。对母婴双方来说，最危险的关口是分娩本身。万一事情出了差错，产婆或医生都没有办法。医生——如果能称他们为医生的话——往往采用加剧痛苦和危险的方法，让筋疲力尽的产妇把血流干（理由是，这么做能使她放松下来，然后把产妇失去知觉看成是成功的证据），给她敷上起泡的泥敷剂，要不就让她把剩下的精力和希望消磨干净。

婴儿经常卡着出不来，万一出现这种情况，生产过程有可能长达3个星期或以上时间，直到婴儿或母亲或二者疲惫至极，已经救不过来。假如婴儿死在子宫里，把它取出来的步骤简直吓人，不堪用文字来表达。这么说就够了：其中包括使用钩子，把死婴一片一片地钩出来。这些步骤不仅给产妇带来难以形容的痛苦，还会损坏她的子宫，甚至导致感染等更为严重的风险。考虑到这些情况，据说100位产妇当中只有一两位死于分娩，这真是匪夷所思的。然而，由于大多数妇女不停地生孩子（平均7—9次），在妇女的生育经历中，某个时期死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大约为8个中间有一个。

18世纪一名妇女在分娩（注意：为了保持庄重，医生把床单围到脖子跟前）

对孩子来说，出生仅仅是开始。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前几年与其说是一次冒险，不如说好像是一场灾难。每条生命除了要不断经受一场又一场的疾病，特别是传染病以外，意外死亡更是极其常见，实际上是到了令人心惊胆战的程度。13世纪和14世纪伦敦验尸官的花名册里还包括突然死于这样原因的儿童名字：“掉在水坑里淹死”、“被猪咬死”、“掉进开水盆里”、“被马车轮子撞死”、“掉进一桶热糊糊里”、“在人群里被踩死”以及更多类似令人不安的原因。埃米莉·科凯恩讲了一个男孩子的悲惨故事：男孩子躺在路中央，身上盖了稻草，想要逗乐他的朋友，一辆路过的马车把他碾为泥浆。

阿利耶斯及其信徒们把这样的死亡看成是父母不关心孩子、对孩子的安康缺少兴趣的证据，这是把现代标准强加在历史人物身上。要是抱着宽容的态度，那么就不会忘记，在一位中世纪母亲的一生中，醒着的每时每刻里都充满了分心事。她也许要护理一名生病的或快要死去的孩子，自己痛苦地发着烧，挣扎着生起火（或熄灭火），以及忙于各种各样的其他事情。今天的孩子之所以没有被猪咬，不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更好的照管，而是因为我们不在厨房里养猪。

现代相当多的结论，是根据过去的死亡率得出的，而这死亡率实际上并不那么很有把握。有点出人意料的是，第一位对这个问题进行仔细研究的人，是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当然，人们现在还记得他，主要是因为有颗彗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虽然这颗彗星并不是他发现的，他只是认出它是前三次出现时别人注意到的同一颗彗星；直到1758年，在他去世很久以后，它才开始被称为哈雷彗星）。在研究科学现象方面，哈雷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他发表了从磁力到鸦片的催眠作用等各种题材的论文。1693年，他偶然看到西里西亚的布雷斯劳（现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每年的出生和死亡数字，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因为这些数字特别完整。他意识到，他可以用这些数字绘制图表，从而有可能计算出处于生命任何时刻的任何人的预期寿命。他可以说出，对于25岁的人来说，他次年死亡的可能性是 80∶1弱，已经活到30岁的人可以期望再活27年，40岁的人再活7年的可能性为5.5∶1强，如此等等，这是首次出现的精算图表。除了可以派别的用场以外，它使得人寿保险业成为可能。

哈雷的研究结果刊登在科学杂志《皇家学会哲学学报》上，因此社会史学家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这是很不幸的，因为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哈雷的数字表明，布雷斯劳有7000名生育年龄的妇女，但每年生出的孩子只有1200个——“只有1/6多一点”，他说。显然易见，大多数妇女在任何时候都小心翼翼地采取了避孕措施。因此，生育并不是妇女所不得不忍受的负担，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自愿的行为，反正在布雷斯劳是这种情况。

哈雷的数字还表明，婴儿死亡率并不完全像现在一般引用的数字会鼓励我们去推测的那么糟糕。在布雷斯劳，有略微超过1/4的婴儿活不过第一年，有44%在7岁以前死亡。毫无疑问，这些数字很糟糕，但与通常引用的1/3和1/2的数字相比，那要好得多了。在布雷斯劳，是在不足17岁的孩子中间，死亡比例达到了50%，这实际上要比哈雷预期的糟糕。他利用自己的报告来表明个人的看法，人们不应当指望长寿，而应当坚强起来应对早死的可能性。“我们老是抱怨自己寿命短，”他写道，“认为自己不活到老有点冤枉。现在看来，有一半的孩子在17年之内死于非命……（因此）我们不要对所谓的夭折唧唧哝哝，而要以耐心和不在乎的态度来忍受那种解体，这是我们这类容易腐败的材料所必然出现的情况。”显而易见，对于死亡的预期，要比根据一次简单的数据评估就得出的结论复杂得多。

这些数据里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关于妇女避孕的正当理由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全欧洲的大批妇女正死于一种神秘的新的疾病。这种病连医生都战胜不了，也搞不明白。这种名叫产褥热（源自拉丁文“孩子”）的病，1652年在莱比锡有过第一次记载。在此后的250年里，医生对这种病束手无策。产褥热特别可怕，因为它来得很突然，往往是在产妇已经成功生下孩子、身体完全康复几天之后发生。患者会在几个小时之内发高烧，神志失常。这种状态会持续大约一个星期，最后产妇要么康复，要么一命呜呼，多半是一命呜呼。在最严重的暴发中，90%的患者死亡。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数医生还把产褥热归因于污浊空气或放荡行为，而实际上却是他们自己的手指把细菌从一个子宫传播到另一个子宫。早在1847年，维也纳有一位名叫伊格纳茨·泽梅尔魏斯的医生已经意识到，只要医院的工作人员在稍稍加氯的水里洗洗手，各种死亡便会大幅度下降，但对他的话几乎谁也不加理会。还要再过几十年，才会普遍采取消毒措施。

对于少数运气好的妇女来说，随着产钳的出现，安全至少有望得到较大程度的保障。有了产钳，婴儿可以通过机械手段复位。不幸的是，产钳的发明人彼得·钱伯伦不愿意把自己的发明与世界分享，为了自己使用而加以保密。在此后的100年里，他的继承人保持了这种令人遗憾的传统，直到别人独立发明了产钳。在此期间，成千上万妇女死于不必要的痛苦之中。应当指出，产钳本身也不是没有风险。未经消毒、显然是侵害肌体的产钳，要是操作不是绝对小心，很容易对母婴都造成伤害。因此，很多医务人员都不愿意使用产钳。最著名的例子是，英国王位的预期继承人夏洛特公主在1817年分娩第一个孩子时死亡，原因是主治医生理查德·克罗夫特爵士不愿意让他的同事使用产钳来缓解她的痛苦。结果，在经受50多个小时的子宫收缩以后，筋疲力尽，毫无效果，母婴双双死亡。夏洛特之死改变了英国历史的进程。假如她活着，就没有维多利亚女王，也就没有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举国震惊，表示决不饶恕罪人。克罗夫特对于国人的一致谴责感到目瞪口呆，灰心丧气，退入自己的卧室饮弹自尽。

直到现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在生活中始终主要考虑的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在较穷的人家——这当然是大多数家庭——每个人从尽可能早的时候起都是一个生产单位。约翰·洛克在1697年给贸易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建议，穷人家的孩子从3岁起就应当参加劳动。没有人认为那个建议是不切实际的，或者是残忍的。儿歌里的小朋友布卢——那个没有能把羊群赶出草地、把牛群赶出麦田的小孩，不可能超过4岁，大一点的孩子要被派去做更费力的活。

在最坏的情况下，孩子们有时候承担最繁重的活。那些只有6岁的孩子，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被送到矿里干活，因为他们身体小，可以挤入狭小的空间。由于矿里很热，加上想要节省衣服，孩子们干活时经常光着身子（成年男子传统上也光着身子干活，妇女们干活时通常上身赤裸）。在一年的许多时间里，那些在矿里做工的人始终见不到阳光，因此许多人由于缺少维生素D而发育不良，体质衰弱，即使是较轻的活儿也往往充满危险。在英格兰中部陶瓷之都的陶瓷厂做工的孩子，负责清理含有铅和砷的残留物的陶罐，容易慢性中毒，许多人被宣告患了终身瘫痪症、麻痹症和突发症。

最不值得羡慕的童工是烟囱清扫工，也就是所谓的“攀缘儿童”。他们比别的群体起得早，工作苦，死得早。大多数大约从5岁开始短暂的职业生涯，虽然有记录表明有个男孩子3岁半时就签约进入了这个行业。在那个年纪，连最简单的活也肯定是搞不清的，很紧张的。由于烟道狭小，常常曲曲折折，因此需要小男孩子。“有的烟道，”约翰·沃勒在《真实的雾都孤儿》一书中写道，“拐弯地方都呈直角、水平或斜角延伸，甚至弯弯曲曲，或突然往下，最后才伸向烟囱。伦敦有个烟囱改变了14次方向，真是不得了。”这是个很残忍的活儿，为了不让孩子偷懒，有一种办法是在炉床里点一堆稻草，让一股热气顺着烟囱冲向他们的屁股。许多“攀缘儿童”到十一二岁就变成驼背，丧失健康，结束了他们短暂的职业生涯。阴囊癌似乎尤其是这个行业的职业病。

在这样一个无情而又无望的世界里，艾萨克·韦尔的例子尤其显得是个令人愉快的奇迹。韦尔的名字经常出现在18世纪的建筑史里，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建筑评论家，他的意见举足轻重。（你或许还记得，我们在参观地下室时提到过他。就是他宣布红砖“像火，眼睛看着不舒服”，从而促使红砖不再时兴。）但是，韦尔并不是生来就注定这辈子要名声显赫的。实际上，他开头是个街头流浪儿和烟囱清扫工，他的优雅和成功归因于一件非同寻常的善举。大约1712年，有一位匿名的绅士——其身份始终没有正式确定，但差不多人人都认为是奇西克府的建造者、那个时代时髦风尚的首创者之一第三代伯林顿伯爵——正沿着伦敦怀特霍尔街行走，突然间看到一个清扫烟囱的孩子用一块木炭在人行道上为班奎廷大楼画素描。那幅素描展示出非同寻常的才能，伯林顿禁不住过去仔细看了一眼。但是，那个孩子以为自己闯了祸，突然哭起来，试图把画擦掉。那位绅士安慰他，跟他攀谈，并为这孩子的天资聪明所打动。伯林顿把他从他的雇主那里赎了出来，带回自己家里，开始了把他培养成为一名绅士的漫长过程。伯林顿送他去欧洲大陆观光旅行，接受生活中所有高雅教养的培训。

在这样的监护之下，韦尔成为一名熟练的——如果不是杰出的——建筑师，但他的真正才能在于当一名仲裁人和思想家。他出版了几部著作，包括深受尊崇的帕拉弟奥的《建筑四书》的译本以及《建筑大全》。无论对于专业人员还是业余人员来说，后者成了一种指导审美和鉴赏的权威著作。然而，他始终没有能脱胎换骨。他1766年去世时，据说他的皮肤上仍然有清扫烟囱时留下来的抹不掉的烟垢。

不用说，韦尔是个例外，大多数孩子完全受雇主的摆布，有时候受到最骇人听闻的待遇。有个轰动一时的例子，在威尔特郡马姆斯伯里，有个农场主忽然想出个点子，要把他的两个小徒弟阉割，卖给一家歌剧公司去当歌手。他野心的第二部分受挫，没有实现，但不幸的是，他还是用剪刀成功地实现了第一部分。

直到进入19世纪很长时间以后，孩子们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法律保护。比如，在1814年以前，没有法律禁止拐卖儿童。1802年，在米德尔塞克斯有个名叫伊丽莎白·萨蒙的妇女拐骗了一个名叫伊丽莎白·英庇的孩子，却只受到了偷她帽子和外衣的指控，因为只有这部分过失是违反法律的。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拐卖儿童没有多少风险，所以吉卜赛人继续拐卖儿童。看来这种说法有一定真实性，玛丽·戴维斯是个著名的例子。玛丽是个有着良好背景的妇女，1812年，她发现自己丢失的儿子在一家她恰好留宿的旅店里清扫烟囱。

工业革命只是使事态变得更加严重，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那样。1844年的《工厂法》缩短了童工的工作时间，而在此以前大多数工厂一天要工作14—16个小时，一周6天。有的工厂的工作时间更长，尤其在旺季，需要完成大批订单。1810年，有人发现，一家纺织厂的徒工在机器旁要从早上5点50分一直干到晚上9点以后，只有在午饭时间休息30—45分钟，有时候连午饭也要站在机器旁吃。伙食往往只能勉强维持生命，各地几乎都是一个样。有一名检查员说：“他们早饭和晚饭吃的是稀粥，中饭一般吃燕麦饼和糖浆，或者燕麦饼加清汤。”在有的工厂，工作条件常年很不舒服。有些材料，比如亚麻，在加工的时候必须保持潮湿，因此有些工人总是被从机器里溅出的水弄得浑身湿漉漉的。到了冬天，这种情况肯定是难以忍受的。实际上，工厂里的机器差不多都很危险，尤其是对于那些空着肚子和疲惫不堪而又还得围着机器干活的人来说。据报道，有的孩子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有时候嘴里还含着食物就睡着了。

至少他们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于那些靠临时打工过日子的人来说，生活永远是碰运气。据1750年的一项估计，在伦敦中心地区的居民中，有1/3的人每晚上床睡觉时“几乎身无分文”。随着时间过去，这个比例只是变得更加糟糕。没有固定工作的人早上醒来时，几乎不知道那天能不能挣到足够的钱来糊口。许多人的状况如此悲惨，亨利·梅休在他的4卷本《伦敦工人与伦敦穷人》中用了整整一卷来记述最底层的拾荒者的境遇。他们穷得走投无路，把丢在路边的几乎任何东西都当成是宝贝，他写道：

在乡下的小镇上，许多东西被身无分文的人一脚踢到路边……在伦敦却被当做宝贝赶快拾起来，它可以卖钱。比如，一顶破旧女帽，或者稍好一点，一顶旧帽子，已经没了绒毛，不成形状，没有顶也没有边，会被从街头捡起，小心翼翼地放进袋子里……

他们生活的环境有时候是如此恶劣，连心肠最硬的调查员也会大吃一惊。有一名住房调查员在19世纪30年代报告说：“我发现（有间屋子里）住着一个男人、两个女人和两个孩子，还有一个穷姑娘的尸体，她在几天前分娩时死了。”穷苦的父母一般都生很多孩子，作为一种养老的办法，希望有足够数量的后代存活下来，这样他们到了晚年就有人扶养。到19世纪下半叶，1/3的英国家庭有8个或8个以上孩子，1/3的家庭有5个到7个孩子，还有1/3的家庭（绝大部分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有4个或4个以下孩子。在比较穷苦的地区，很少有哪个家庭里人人都能吃饱肚子，因此几乎普遍存在某种程度的营养不良现象。据认为，至少有15%的儿童两腿弯曲，因患佝偻病而骨盆变形，这些不幸的孩子绝大部分都生活在最贫困的家庭里。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有一位伦敦医生公布了一张单子，列举他所见到的婴儿吃的东西——牛脚冻、沾满油的硬松饼、嚼不动的软骨肉。学步儿童有时候靠吃别人掉在地上的东西存活，要不就有可能去捡破烂。到七八岁的时候，许多孩子被打发到街头去自己谋生。19世纪60年代，据估计伦敦有10万“街头流浪儿”。这些人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技术，没有生活目标，没有前途。“他们的数量之多，令人目瞪口呆。”有一位同时代人写道。

然而，对他们进行教育的想法，几乎人人都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对穷人进行教育会使他们产生抱负，而他们既不配有这样的抱负，坦率地讲也没有这个资格。19世纪50年代负责政府教育政策的查尔斯·阿德利爵士直言不讳地说：“把过了该开始好好干活的年纪的工人阶级子女关在学校里，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么做“会是很武断的，不合适的，就像是强迫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的学生去干苦活一样”。

最能代表这种冷酷无情的看法的人物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1766—1843），他1798年匿名发表的《人口论》立即引起了反响。马尔萨斯把穷人的困苦归因于穷人本身，反对为大众实施救济的思想，认为这么做只会使他们变得更加懒惰。“即使他们有过节俭生活的机会，”他写道，“他们也很少这么做。一般说来，除了应付眼前的需要以外，所有的钱都花在了酒馆里。因此，可以说，英国的济贫法降低了普通人过节俭生活的能力和意愿，从而削弱了戒酒和勤劳的一个最大的动力，结果也削弱了追求幸福的动力。”他尤其对爱尔兰人感到不安，在1817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认为，“应该把很大的一部分爱尔兰人从英国的土地上赶出去”，他不是个以慈悲为怀的基督徒。

凡是穷人聚居的地方，由于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死亡数就陡然上升。在英格兰中部的达德利，该世纪中叶出生的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降到只有18. 5岁。自青铜器时代以来，这样的寿命在英国是从来没有过的。即使在最卫生的城市里，平均预期寿命也只有26岁到28岁，英国没有哪个城市的预期寿命是超过30岁的。

和以往一样，最受苦的是年纪最小的人，然而他们的福祉和安全很少引起重视，这很有意思。最能说明19世纪的英国对人的生命的重视程度的，莫过于这样一个事实：“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成立时间，比一个保护儿童的类似组织的成立时间早了60年。也许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1840年，前者在成立10年半多一点时间之后被改名为“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而“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直到今天都没有受到王室的祝福。

[1] 我们不敢肯定，这个房间真的用作过幼儿房。它在爱德华·塔尔原先的计划里是没有的，又是一个后来添加的房间，因此在图纸上没有能给我们启示的标记。但是，它不大不小，位于主卧隔壁，因此很可能是打算要用作幼儿房而不是另一间卧室的。这又产生了一个有意思而又无法回答的问题，一个关于马香先生的希望和打算的问题。——原注

二

正当英国的穷人一定觉得生活不可能变得更加糟糕的时候，生活就是变得更加糟糕了，这一打击的原因是1834年提议并严格实施新的济贫法。救济贫民始终是个很敏感的问题，令许多富裕的维多利亚时代人感到不安的，不是穷人的悲惨处境，而是那笔费用。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一直有济贫法，但实施的方法由每个教区自己来定。有的教区比较宽厚，而有的很卑鄙，据说把病人和产妇抬到别的教区，那样他们就成了另一个辖区的责任。非法生育是一件令官方特别头痛的事，地方当局几乎是全力以赴地确保违法乱纪的人双方都受到应有惩罚，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这里有个典型的例子，17世纪的最初10年末，兰开郡有一家法院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

赖廷顿的老处女简·索特伍思发誓，法泽克利的农夫理查德·加斯坦格是她私生女儿艾丽斯的父亲。艾丽斯应由简照管两年，如果不必行乞的话，然后由理查德负责照管到12岁。他应给简一头奶牛和6先令现金，男女双方今天在奥梅斯柯克以鞭笞责罚。

到19世纪初，济贫问题已经成为国家危机，拿破仑战争的费用严重地消耗了国库里的资金。和平的来临只是使事态变得更加糟糕，大约30万陆、海军士兵回归平民生活，开始在一个已经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中找工作。

大家几乎一致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济贫院体系，并按同一国家标准来进行统一的管理。一个以埃德温·查德威克为书记的委员会极其认真地考虑了那个问题（这是那个时代的办事风格，也是查德威克的办事风格），最终提出一个长达13卷的报告。有一点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新的济贫院应该办得越糟越好，这样才对穷人没有吸引力。有一位提供证据的委员讲了一个故事来告诫大家，这个故事表明了当时普遍的看法，因此值得全文摘抄如下：

我记得有一户姓温特尔的人家，有丈夫、妻子和5个孩子。大约两年以前，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病得很厉害，家里陷入困境，不得不变卖自己仅有的一点儿家具来维持生计。他们住在我们这个教区。我们听说他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就去提供救济。然而，他们坚决拒绝帮助。我把这件事报告了教会执事，他决定陪同我去，我们两个人一起敦促这家人需要接受救济。但他们依然拒绝，我们无法说服他们接受我们的建议。然而，我们觉得这件事挺有意思，就用小口袋装了4先令钱连同一封信送了去，说要是他们的病不见好，希望他们再提出申请。他们就照这个办法做了。从当时到现在（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年多），我认为，我们的登记簿上每隔3个星期就会出现一次他们的名字，虽然那户人家很少有人生病或根本没有人生病。就这样，我们实际上破坏了他们以前的勤劳习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尝到教区救济的甜头以后经常就是这般结果，10户人家中倒有9户是这个模样。

委员们在报告中一本正经地斥责了那些“把教区的救援看成是他们的特权，理所当然地要求这种救援”的人。委员们认为，济贫已经做得如此宽宏大量，“贫民误以为事情对自己很有利，政府已经着手废除普通的自然法则；规定父母不得虐待孩子，丈夫不得虐待妻子，或妻子不得虐待丈夫；人人都应享有舒适的生活条件，无论他怎么懒惰，怎么挥霍，或怎么邪恶”。报告以近乎患了狂想症似的热情接着认为，穷工人很可能故意要“对教区进行报复”，所以娶老婆、生孩子，“使得当地的人口严重过剩，把用来维持他和所有其他劳工的教区资金渐渐消耗殆尽”。毕竟，他采用这么一种计谋不会有任何损失，因为他可以让孩子们在家里干活，这“对父母来说是个收入来源，如果生意好的话，如果生意不好，反正孩子们由教区养着”。

为了确保懒惰的穷人始终受到惩罚，新的贫民救济院办得极其严格，没有半点欢乐。丈夫与妻子分开，子女与父母分开。在有的贫民救济院，居民要穿囚衣似的制服，伙食有意搞得糟糕透顶。（“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这里的伙食好于或等于本地区劳动阶级普通的生活标准。”委员们规定说。）在餐厅里以及在干活时禁止互相交谈，一切想要开心的希望都被无情地扑灭了。

为了得到膳宿，救济院的居民们每天要干几个小时活，通常是理麻絮。麻絮就是旧绳子，上面涂着一层厚厚的柏油，用于填充船舶裂缝。理麻絮就是把绳子解开，以便再利用。这是一件讨厌的苦活儿，硬邦邦的纤维有可能割破手，而且速度特别慢。在伦敦东区的波普勒救济院，男性居民每天要理出5磅半麻絮，这个指标比下达给监狱犯人的指标高出将近一倍。对于那些没有完成指标的人，伙食就只有面包和水，到1873年，波普勒救济院的居民靠不足量的口粮度日。在汉普郡的安多弗尔救济院，居民们干的活是把骨头碾碎了用作肥料，据说他们由于常年挨饿，不得不靠从骨头里吸取骨髓来充饥。

医疗服务各地几乎都很匮乏，不大愿意提供。为了减少开支，救济院的病人做手术时通常不施行麻醉。疾病容易传染。两种结核病——对骨头、肌肉和皮肤造成危害的肺结核（又称痨病）和淋巴结核病——特别普遍，斑疹伤寒经常令人担心。由于孩子们身体一般比较虚弱，如今的小恙在当时是毁灭性的。在19世纪，导致儿童死亡的最主要的疾病是麻疹。百日咳和哮喘也夺去了成千上万条小生命，而空气混浊、拥挤不堪的救济院是最容易传播这类疾病的场所。

有的济贫院条件如此之糟糕，本身就是疾病的滋生地。有一种不大明确的慢性病——现在被认为是个多种皮肤感染的综合征——被简单地称作“疥疮”。几乎可以肯定，这种病是缺少卫生条件引起的，糟糕的伙食也是原因之一。由于营养不良，卫生条件差，蛲虫、绦虫和其他爬虫几乎到处都有。曼彻斯特有一家专利药品制造公司生产出了一种泻剂，说保证能把肠道里的每个不受欢迎的寄生虫驱逐出境，你可以绝对信赖，也许只是发力有点太猛。有一位用户自豪地作证，他排出来了300条蛔虫，“有的粗得出奇”。然而，对于住在济贫院里的人来说，这样的重获新生只不过是个梦想。

癣菌病和别的真菌感染也很流行，虱子是个经常性的问题。有一种解决办法是把床单泡在氯化汞和漂白粉溶液里。经过这样处理的床单是有毒的，不仅对虱子来说是这样，对睡在里面的倒霉蛋也是如此，刚进济贫院的居民还常常被粗暴地消毒。在英格兰中部的一家济贫院，有个名叫亨利·卡特赖特的男孩子被认为臭不可闻，女总管下令把他推进硫化钾溶液里，试图除掉他的体臭。她除掉的却是那个可怜的男孩子，等到把他拖出来时，他已经窒息而死。当局对这样的虐待事件也不是完全不管，在埃塞克斯郡布伦特沃德，当一个名叫伊丽莎白·吉莱斯皮的护理员把一个女孩子推下楼梯死亡以后，她受到了审判，并被判处5年徒刑。即使如此，肉体虐待和性虐待比比皆是，尤其是对小孩子。

实际上，济贫院只能收容那么多人，任何一次收容的数量不超过英国贫民人数的1/5。该国的其余贫民要依靠“户外救济”——用于帮助支付房租和食品的小额钱款——来维持生存。领取这种救济金有时候几乎难以置信的困难。C. S. 皮尔讲了这么个例子：肯特有一名失业的羊倌—— 一个老实而又勤劳的人，失业也不是他自己的过失——他被要求每天走来回26英里路程，为他自己、老婆和5个孩子领取1先令6便士救济金。那名羊倌每天疲惫不堪地走呀走，走了9个星期，最后因体弱和饥饿倒下了。伦敦有个名叫安妮·卡普兰的妇女，丈夫死后留下6个孩子要她抚养。人家告诉她，她靠这点微薄的收入养不起这6个孩子，让她自己挑定两个送孤儿院，卡普兰拒绝了。“6个孩子挨饿，4个孩子照样挨饿，”她说，“一块面包4个孩子吃，6个孩子照样吃……我哪个也不送走。”当局请她重新考虑，但她不愿意，于是他们什么也不给她。她和她的孩子们后来情况怎么样，就不得而知了。

对穷人的困境深表同情的少数人之一，也是个最不大可能会这么做的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42年刚满21岁时来到英国，帮助他父亲经营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厂。那家工厂名叫“厄门和恩格斯公司”，制造缝纫用线。年轻的恩格斯是个听话的儿子，比较勤奋的商人，后来他成了一名合伙人。但是，他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挪用厂里的资金，虽数量不多，却持续不断地支持他在伦敦的朋友和合作伙伴卡尔·马克思。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耐心支持几乎是个奇迹，在1851年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马克思接受了《纽约先驱日报》的工作，担任该报的外国记者。即使那样，那个收入也不够维持日常生活所需。一面管理工厂，一面支持马克思，恩格斯真的开始对曼彻斯特贫民的困境产生了兴趣。在描述维多利亚时代贫民窟的生活时，谁也不像他那样动情。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他描写人们生活在“无穷无尽的污物和臭气里”，“垃圾、废品和令人作呕的污物堆积如山”。他讲述了一名妇女的例子：她的两个儿子冻得受不了，快要饿死，便去偷食物，结果被当场捉住。警察把这两个孩子送回家时，看到那位妈妈和另外6个孩子“就蜷缩在一间小小的后屋里。里面只有两张椅子，坐垫已经不见，上面铺着灯芯草。有一张断了两条腿的小桌子，还有一个破杯子和一个小碟子。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家具。炉子里几乎没有一点火星，有个角落里堆放着许多破布，大概可以装满妇女的一个围裙，这就是全家人睡的床”。

在其他地方，贫民的状况开始引起重视。19世纪60年代，记者中间兴起了一股风，他们化装成流浪汉混进临时济贫院，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收容所，调查和报道里面的情况，便于读者既可以不离开舒适的家庭生活，又可以安全而又毛骨悚然地从这些报道间接经历那些可怕的状况。读者们了解到，兰贝思济贫院的居民们被要求脱光衣服，踏进肮脏的浴缸里，“水的颜色像淡淡的羊肉汤”，里面都是前面洗澡的人留下的皮屑和污物。对面是阴森森的宿舍，男人和男孩子“都光着身子”一起挤在不过货板大小的床上。“小孩躺在大人的怀里，大人蜷缩在一起。没有火炉，没有灯光，也没有人管理，体弱的、力气小的人完全听凭力气大的、霸道的人摆布。空气里弥漫着有害的臭味。”

新一代的施主们被这些报道所打动，开始创建一大堆组织，什么“为劳动阶级建造浴池和浴室促进委员会”啦，“抑制少年流浪协会”啦，“威斯敏斯特地区工人阶级窗边园艺促进协会”啦，甚至还有一个“拯救未犯罪青少年协会”，差不多都是希望帮助贫民不酗酒或不再酗酒，保持或者变得像基督徒，勤劳，讲卫生，守法，做有责任心的父母，以及具有其他美德。还有的人努力为穷人改善住房条件，美国实业家乔治·皮博迪就是最豪爽的人士之一。他1837年定居英国（你也许还记得，就是他提供了那笔紧急资金，使得美国的展品能在博览会上得以陈列），花掉了自己的大量财富来为全伦敦的贫民建造公寓楼。皮博迪为将近15000人提供了干净的、比较宽敞的套房，虽然他严厉的家长作风依然是显而易见的。居住者不得使用涂料或壁纸，不得挂窗帘或把家里搞得太个性化。结果，这些房子并不比牢房更有生气。

但是，真正的变化是当地传教工作的迅猛发展，尤其反映在有一个人的努力之中。他在帮助贫苦儿童方面所做的工作（常常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帮助）超过之前的任何人，他的名字叫托马斯·巴纳多。他是个爱尔兰年轻人，19世纪60年代初来到伦敦，对身处绝境的儿童所面临的状况感到震惊，于是就创建了一个组织，正式的名称叫“全国贫困流浪儿童感化协会”，虽然人人都开始把它叫做“巴纳多医生的协会”。

巴纳多具有外来的背景。他的家人原是西班牙系犹太人，但先是移居德国，后又移居爱尔兰。到1845年托马斯出生的时候，他的家庭的宗教信仰已经转向新教中比较极端的一种。巴纳多本人深受原教旨主义的普利茅斯兄弟会的影响，因此于19世纪60年代初来到伦敦，打算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然后去中国从事传教工作。实际上，他始终没有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却开始对无家可归的男孩子（最后还对女孩子）产生了传教的兴趣。他借了钱在伦敦东区的斯特普尼开办了他的第一家感化院。

巴纳多是一位杰出的宣传家，把自己所营救的孩子们在收容前和收容后的照片进行对照，开展了一场极其成功的运动。“收容前”的照片显示肮脏不堪的（几乎不穿衣服的）流浪儿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而“收容后”的照片显示孩子们洗得干干净净，精神饱满，因基督教使自己重获新生而满脸喜悦。运动开展得极其成功，巴纳多过不多久就把兴趣朝多个方向扩展，开设医院、聋哑儿童收容所、无家可归的擦皮鞋工收容所，还有许多。斯特普尼感化院的正面挂着一条醒目的标语：“无家儿童，来者不拒。”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高尚情操，许多人因而恨巴纳多。问题是，无条件收容男孩子对1834年的《新济贫法》是一种蔑视。

雄心勃勃的巴纳多跟同为传教士的弗雷德里克·查林顿发生了冲突，查林顿是一个以伦敦东区为基地的极其富有的酿酒家族的子弟，他之所以突然从事传教工作，是因为有一天他看到一个醉汉在查林顿家开设的一家酒店外面打自己的老婆。查林顿恰好从里面出来，醉汉的老婆向他要钱给孩子们买吃的。从那时起，查林顿主张禁酒，放弃了这份遗产，开始在贫民中开展工作。他把迈尔恩德路看成是自己的地盘，因此当巴纳多打算在那里开设一家禁酒咖啡店时，查林顿感到很生气，着手想方设法地破坏他的名声。在一个名叫乔治·雷诺兹的巡回传教士（他不久以前还是个火车站搬运工）的协助之下，他到处散布谣言，说巴纳多在自己的背景问题上撒了谎，他的收容所管理不善，跟自己的房东太太睡觉，还用虚假的广告来欺骗公众。他还暗示，巴纳多的感化院成了鸡奸、酗酒、敲诈以及其他最堕落的罪恶的前哨基地。

对于巴纳多来说，遗憾的是，这里面相当大一部分的情况是符合事实的。巴纳多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骗子，现在他以不得体的谎言来回击，把事情弄得更加糟糕。有人说他在诈称自己是医生，根据1858年的《医疗法》，这是个比较严重的罪行。巴纳多掏出一张某所德国大学的文凭，但几乎马上被一眼看穿，这是一份蹩脚的假文凭。而且还发现，许多他所营救的孩子们在收容前和收容后的照片是他自己伪造的，将他们弄得看上去比实际情况要贫苦得多。从许多经过策划的照片上看出，孩子们穿的衣服破得很巧妙，露出引人注目的大量皮肉。现在，许多人认为，这种手法很卑鄙，是为了迎合淫秽的情趣。连巴纳多的最忠实的支持者也觉得他忠于职守的感情有点不自然，许多人除了担心他的人品和德行之外，还担心他的大量债务。普利茅斯兄弟会的基本信条之一是节俭为本，而巴纳多为了开设更多的机构不断随心所欲地借钱。

最后，巴纳多因伪造照片和假冒医生而被判有罪，但对于所有更加严重的指控都被证明无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纳多的感化院里的生活并不比可怕的济贫院里的生活增加多少吸引力。居民们5点半钟就被叫起床，干活要一直干到晚上6点半，中间只有短暂的休息，用来吃饭、做祷告和学一点儿文化。晚上用来搞军训、上课和再做祷告。哪个男孩子要是被发现试图逃跑，就要被关禁闭。巴纳多为了弄到孩子，不仅采用招募的办法，而且使出在街头强拉的手段，美其名曰“慈善性绑架”。每年，大约有1500名这类儿童被草率地运往加拿大，以便在感化院里腾出地方来收容更多的男孩子。

到1905年去世的时候，巴纳多总共收容了25万儿童。他给组织留下了多达25万英镑的债务，一笔巨债。

三

至此，我们只谈到贫苦的孩子，但富裕人家的孩子也有自己的苦恼。毫无疑问，这种苦恼是许多挨饿的穷人很乐意有的，但不管怎么说，苦恼还是苦恼。大多数是属于感情调整和学会在一个缺少爱的世界上生存的苦恼，几乎从呱呱落地之时开始，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中层和上层阶级子女就被指望听话、尽职、勤奋、坚定沉着、感情不外露。过了婴儿期以后，偶尔握一次手大概是你可以指望获得的最大程度的身体接触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用一位同时代人的话来说，富裕阶级的普通家庭是“冷漠、粗暴、特别缺乏人性的沉默寡言”的基地，“完全失去了每个家庭关系中都该具有的友好、体贴、同情的交流”。

富裕人家的孩子不得不忍受培养品格的痛苦，伊莎贝拉·比顿的妹夫威利·斯迈尔斯有11个孩子，但只摆出10份早餐，以便鼓励他们快速到达餐桌。剑桥大学有一位学者的女儿格温·雷夫拉特后来回忆说，她每天只能往稀粥里撒盐，不得像她的父母那样撒一大堆闪闪发亮的糖，还不得在面包上涂果酱，理由是那样有滋味的任何东西都会严重损害她的道德品质。在回忆整个童年时代自己和妹妹所吃的食物时，有一位出自类似背景的同时代人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在圣诞节有橘子吃，橘子酱可是从来没有见过。”

在摧毁味蕾的同时，说来也怪，还把担心和害怕作为培养品格的强大力量加以尊敬。有许多书让年轻的读者作好准备，自己随时有可能死亡，即使死神不降临到他们头上，几乎肯定会降临到他们的妈妈、爸爸或亲爱的兄弟姐妹头上。这类书极其畅销，它们总是强调天堂是多么美好（虽然那个地方似乎也不提供果酱，其用意显然是要帮助孩子不被死亡所吓倒，尽管效果几乎肯定是适得其反）。

有的文学作品旨在确保孩子们懂得，不听大人的话是一种愚蠢的、不可原谅的罪行。有一首通俗的诗，题目叫《波琳与火柴的可怕故事》，讲述了一个不听妈妈的话而玩火柴的小女孩的故事，诗中说：

可是，波琳不听劝告，

她划着一根火柴，真好看呀！

它噼啪出声，火焰闪耀——

真像是一幅画。

她高兴得蹦蹦跳跳，四处飞跑，

快活得忘了把火柴灭掉。

瞧呀！哦，瞧呀！多么可怕啊！

她的围裙带子着了火。

围裙烧起来，还有胳膊，还有头发。她全身是火，变成一团火。

为了确保读者不会理解错误，这首诗还附了一幅插图，显示一位小姑娘被一团烈火吞没的情景，她脸上露出惊恐万状的神色，这首诗最后说：

就这样，她被活活烧掉，连同她的衣服，她的胳膊和双手，眼睛和鼻子。

直到她身上没有可烧的东西，

除了她那双小红鞋，

这就是找到的全部东西，

从地上她的灰烬里。

《波琳与火柴的可怕故事》是德国医生海因里奇·霍夫曼写的一系列诗中的一首，他写这些诗，原先是用来鼓励自己的孩子们严格要求自己，小心谨慎地过日子。霍夫曼的书非常畅销，而且已经有多种译本（包括马克·吐温翻译的一个译本），这些书都是一个模式：先把一种难以拒绝的引诱放在孩子们面前，然后告诉他们如果屈服的话会带来什么样无法挽回的痛苦后果。在霍夫曼的笔下，几乎所有童年时代的活动都可能被无情地用作教育孩子的题材。在他的另一首诗《吮吸拇指的孩子的故事》里，小男孩康拉德被警告不要吮吸拇指，因为这么做会引起一个被称作大个子裁缝的食尸鬼似的人物的注意，他总是来到“吮吸拇指的小男孩子跟前”——

他们还没有搞清楚他来干吗，

他已经掏出一把大剪刀，

剪掉了他们的拇指——那样的话，拇指永远不会再长出来，你知道。

天哪，有个吮吸拇指的孩子不听劝告，发现在霍夫曼的世界里惩罚来得真快，而且不可挽回：

门被突然推开，他跑了进来，

那个长着两条红腿、拿着大剪刀的高个子。哦！孩子们，快瞧！裁缝来啦！

抓住了那个吮吸拇指的孩子。

咔！嚓！咔！剪刀张开。

康拉德哭起来——哦！哦！哦！

咔！嚓！咔！剪刀动得好快。

最后，他的两个拇指全被剪下来。

妈妈回家了，康拉德站在那边，一脸伤心的样子，把两只手给她看。“啊！”妈妈说，“我知道他会来，来到吮吸拇指的小调皮面前。”

在年纪大一点的孩子看来，这样的诗也许很好玩，但对于年纪小一点的孩子来说，这样的诗往往很吓人——这也是写这类诗的初衷——尤其还总是配有生动的插图，显示惊慌失措的孩子们无可挽回地被火吞没，或者身体上本来长着有用的东西的部位现在流着血。

比较富裕的家庭的孩子还常常听任仆人的摆布，仆人想怎么欺负他们就怎么欺负他们。未来的柯曾爵士是一位教区长的儿子，在德比郡长大。有好几年时间，他被一名精神有点毛病的家庭女教师吓得魂不附体。她把他绑在椅子上，或者锁在食橱里，每次几个小时，吃掉他午餐盘子里的甜食，强迫他写信承认他没有犯的罪行，还让他穿着滑稽可笑的女人衣服，脖子上挂着有“骗子”、“小偷”字样的牌子，或以某种通常是无事生非的羞辱办法，在当地村子里游街。这些经历使他的精神蒙受严重创伤，竟没有勇气将其告诉任何人，直到长大以后。未来的第六代比彻姆伯爵的经历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也同样令人绝望，他落到了一名家庭女教师的魔掌里。她是个宗教狂热分子，要求他每个星期日到教堂去做7次礼拜，在其余时间里写颂扬上帝仁慈的文章。

早期童年时代的许多磨难，只是普通的热身运动，为过公学里的紧张生活作好准备。信奉艰苦生活的热烈程度，很少比得上19世纪的英国公学。从到校之时起，学生就接受严格的训练，包括洗冷水澡，经常挨鞭子，不吃哪怕可以被称作是稍稍令人嘴馋的食物。牛津附近拉德利学院的学生，经常饿得受不了，竟然从学校的花园里挖取花草的球茎，然后在自己的宿舍里用蜡烛烤了吃。在没有球茎可挖的其他学校里，学生就干脆吃蜡烛。伊夫林的哥哥、小说家亚历克·沃上过弗恩登预备学校。那所学校似乎特别致力于虐待学生。在他到校的第一天，校方就把他的手指伸进硫酸里，为的是不让他咬指甲。过不多久，要他吃掉一碗粗面粉布丁，而他刚刚在这碗里呕吐过。此次经历使得他在这辈子的剩余时间里不会再有多少吃粗面粉布丁的热情，这是可以理解的。

私立学校里的生活条件总是很糟糕的，从19世纪描绘学校宿舍的一些插图我们可以看出，里面的空间与牢房和济贫院几乎没有区别。宿舍里往往很冷，罐子里和碗里的水放一晚上就会结冰。床铺不过是用木头搭起的平台，用来取暖和作为垫料的往往只有一两条粗糙的毯子。在威斯敏斯特学校和伊顿公学，大约50个孩子被一起锁在几个大房间里，到第二天早晨都没有人照管。因此，力气小的就只能听凭力气大的摆布。低年级学生有时候不得不半夜里就起床，开始擦靴子，打水，做完早饭之前必须做完的杂务。刘易斯·卡罗尔后来谈到自己的学校生活时说，他说什么也不会愿意重温那段经历。

许多学生每天都挨揍，有的一天挨两次，不挨揍成了个庆祝的原因。“这个星期我的算术大有长进，我一次也没有挨鞭子。”19世纪初有个学生快活地从温切斯特学校给家里写信说。挨揍通常是3—6下，用一根鞭子似的桦条连续打，但有时候打得很重。1682年，一位伊顿公学的校长打死了一名学生，不得不辞职。相当多的年轻人对挨鞭子时发出的嗖嗖声和造成的疼痛产生了爱好，结果挨鞭子取乐开始被称作“英国人的恶习”。至少有两位19世纪的英国首相——墨尔本和格拉德斯通——是喜欢挨鞭子的人。有个科利特太太在科文特加登广场开了个妓院，她在提供性服务时专门要打一顿屁股。

大人尤其期望子女们听话，到了成年很久以后还要听话。父母保留替子女选择配偶、职业、生活方式、政治派别、服装款式的权利，决定能决定的几乎任何别的事。要是子女们不听他们的指挥，父母们经常在经济上做出强烈的反应。社会改革家亨利·梅休因不听父亲让他当律师的教诲而被断绝经济来源，他的7个兄弟也相继受到同样的对待。只有老七比较精明，成了一名律师（也许只是精明到能获得那份产业的程度），他恭顺地达到了要求，因此继承了全部遗产。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由于嫁给了罗伯特·布朗宁[1]

也失去了继承遗产的权利。布朗宁这位诗人不仅身无分文，而且说来吓人，还是酒吧老板的孙子。同样，艾丽斯·罗伯茨不听劝告，嫁给了罗马天主教会的一名钢琴调音师的穷儿子，感到震惊的父母剥夺了她的继承权。罗伯茨小姐还算运气好，那个男人就是未来的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他反正也让她富起来了。

有时候，剥夺遗产继承权的原因更是微不足道。第二代汤森爵士多年来一直对他的脂粉气十足的儿子很生气，有一天看到他穿着一双系着缎带的粉色鞋子走进房间，一怒之下从遗嘱上划掉了那个倒霉蛋的名字。人们经常谈论的还有第六代萨默塞特公爵的例子，这位人称“傲慢公爵”的公爵要求他的几个女儿在他面前必须站着，据报道有一天他午休醒来时发现有个女儿坐着，就剥夺了这个不孝之女的继承权。

往往惹人注目，也确实令人丧气的是，父母不仅很快不给钱财，而且终止了父爱和母爱。伊丽莎白·巴雷特和她的父亲一直关系极其密切，但当她宣布打算嫁给罗伯特·布朗宁时，巴雷特先生马上跟她一刀两断。虽然她嫁的是一位很有才华、清白正派的男人，二人的结合有着深深相爱的基础，但他从此再也没有跟他的女儿说过话，也没有给她写过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父母当中，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他们把听话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胜于爱和幸福。在富裕家庭里，这种古怪和令人不快的信念一直保持到至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因此，从表面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似乎与其说是首创了童年，不如说是废除了童年。然而，实际上，情况要比这复杂。通过不对孩子显示爱，而又让他们努力把握自己的行为直到成年以后的很长时间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处于一种古怪的双重地位，既试图压制童年，同时又把童年延长至永远。维多利亚时代的信仰的终结，几乎与心理分析治疗法的发明同时发生，这是不足为怪的。

违抗父母的意志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大多数孩子，即使到了成年以后，也完全不愿意那么做，查尔斯·达尔文的例子就能最好地说明这一点。达尔文在年轻时代获得了随“贝格尔”号船航行的机会以后，就给父亲写了一封很动人的信，解释他到底为什么很想去，但竭力让他的父亲放心，要是他的父亲对这个想法感到有半点“不安”的话，他会马上撤销报名。达尔文先生考虑了这件事，宣布他对这个想法确实感到不安，于是查尔斯二话不说就撤销了报名。今天，在我们看来，查尔斯·达尔文不随“贝格尔”号去航行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而对达尔文来说，不可想象的是不听父亲的话。

当然，达尔文最后还是去了。在很大程度上，他父亲之所以发了慈悲，是由于很多上层阶级人士生活中的一个古怪而又关键的因素：家族内部的婚姻关系。直到进入19世纪，表兄弟、表姐妹之间的婚嫁现象特别普遍，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达尔文家族和他们的表兄弟、表姐妹的韦奇伍德家族（以制造陶器闻名）的例子。查尔斯娶了他敬爱的舅舅乔赛亚的女儿、嫡亲表妹埃玛·韦奇伍德为妻，而达尔文的妹妹卡罗琳嫁给了埃玛的哥哥、达尔文家族兄弟姐妹共同的嫡亲表哥乔赛亚·韦奇伍德第三。埃玛的另一位兄弟娶的不是达尔文家族的人，而是自己韦奇伍德家族另一支脉的一位嫡亲表妹，为这个家族极其错综复杂的遗传关系又增加了一个组成部分。最后，跟这两个家族都没有关系的查尔斯·兰顿，先是娶了乔赛亚的另一个女儿、达尔文的表妹夏洛特·韦奇伍德，然后，在夏洛特死了以后，又娶了达尔文的妹妹埃米莉，这样他似乎就成了达尔文的表妹的表妹夫，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可能性：这一结合所生的孩子将是自己的表兄弟、表姐妹。这一切意味着，就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以及下一代表兄弟、表姐妹之间的关系而言，那简直是搞不清楚的。

相当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切却产生了19世纪最美满的家族群体之一。达尔文家族和韦奇伍德家族里的所有成员似乎都真诚地互相关爱。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因为当达尔文的父亲对“贝格尔”号航行疑虑重重的时候，达尔文的舅舅乔赛亚很乐意替他去说情，跟达尔文的父亲、他的表兄罗伯特谈一谈。而且，罗伯特尊敬和喜爱乔赛亚，愿意听从劝说，因而改变了主意。

所以，多亏了他的舅舅以及家族内部保持基因不变的传统，查尔斯·达尔文在接下来的5年里才能出海，采集回来大批实际材料，有机会改变世界。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方便地，即使有点儿突然，前往住宅的顶部，我们要走过的最后一个空间。

[1] 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英国诗人，代表作是《指环和书》。——译注

第十九章 阁楼

我们的故事是从这个阁楼讲起的，现在，我们重新来到这个位于房屋顶部的地方，我们的这次足不出户探寻人类居家生活历程的美妙远足，到这里也就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有朝一日——别以为这是遥远的一天——在60亿左右不大富裕的人当中，许多人势必会要求拥有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而且要像我们容易得到那样容易得到它们。那就意味着要求这颗星球能方便地甚至大方地给予更多的资源。最具讽刺意味的可能是，如果为了过得舒适和快乐而无休止地索取，我们会制造出一个既不舒适又无快乐可言的世界。

一

在充满大事的1851年夏天，在人流涌向伦敦博览会和托马斯·马香搬进诺福克的新居的同时，查尔斯·达尔文把一部沉甸甸的手稿交给了出版商。这是他对大自然和藤壶的习性进行了历时8年的潜心调查的结果。手稿的名字叫《论大不列颠的茗荷科化石，或有梗节的蔓足亚纲》，听起来不像是一部很有趣味的作品，也确实不是，但它使他赢得了博物学家的名声，用一位传记作家的话来说，给了他“关于可变性和演变的发言权，一旦时机成熟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关于进化的发言权。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并没有写到藤壶就告一段落。3年以后，他又写出了一部长达648页的关于无梗节蔓足亚纲动物的专著和一部中等长度的关于藤壶化石的配套作品，其内容是在第一部著作里没有提到的。“我比以前的任何人都更不喜欢藤壶。”他在书稿的末尾宣称，你很难不同情他的看法。

《论大不列颠的茗荷科化石，或有梗节的蔓足亚纲》的销量不是特别大，但也不比1851年出版的另一本书销路差。那是一个关于捕鲸的寓言故事，写得杂乱无章，内容古怪，题目就叫《白鲸》。这本书出版的时机倒是挺合适，因为各地的鲸已经被捕杀到了快要灭绝的地步，但批评家和买书的公众不喜欢这本书，甚至看也看不懂它。它难懂，费解，太多的反思，太多的具体事实。一个月以后，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换了个书名：《莫比-迪克》，但销路没有好转。该书的失败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因为32岁的作者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前面两个关于海上冒险的故事《泰比》和《欧穆》取得了很大成功。然而，《莫比-迪克》在他的生前销路始终不好，他写的任何东西也是如此。他1891年死的时候已经几乎被人忘却，他的最后一本书《毕利·伯德》要到他去世30多年以后才找到出版商。

无论是对《莫比-迪克》，还是对《论大不列颠的茗荷科化石，或有梗节的蔓足亚纲》，马香先生都不可能熟悉，但这两本书都反映了近来思想界已经出人意料地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一种几乎如痴如醉的强烈愿望，要把每一丁点儿能够识别的事实敲定，并用白纸黑字加以永久确认。现在，在爱好科学的绅士当中，现场调查工作成为时尚，有的从事地质学和自然科学，有的成为古文物收藏家。最有冒险精神的人放弃了舒适的家庭生活，常常花一生中的几年时间，去遥远的天涯海角进行探索，他们成了——用一个1834年创造的新词——科学家。

他们的好奇心和敬业精神是无穷无尽的，没有哪个地方是太远或不方便的，没有哪样事物是不值得考虑的。就是在这个时代，植物寻找者罗伯特·福琼化装成当地人踏遍中国的山山水水，搜集关于种植和加工茶叶的情报；戴维·利文斯通向赞比西河挺进，深入非洲最神秘的角落；植物学冒险家拉网式地考察了南、北美洲的腹地，寻找有意思的和新奇的植物样本；刚满22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开始了成为博物学家的史诗般的航行，这次航行将改变他的生活，也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其改变的内容在当时是谁也想象不到的。

在历时5年的航行中，达尔文所遇到的东西几乎每一样都引起他的注意。他记录下了如此众多的事实，获得了如此丰富的标本，仅完成对藤壶的研究就花了10年半时间。在其他许多收获中还包括：他采集了几百个植物新品种，取得了许多种重要的化石和地质学方面的发现，提出了广受赞赏的假设来解释珊瑚礁的形成，获得了建立一种关于生命的革命性理论所必需的材料和洞察力。这对一位年轻人来说是个不错的成就，而假如按照他父亲的意志办事，那么他现在会是个乡村牧师，就像我们的马香先生那样，这个前景达尔文是很害怕的。

“贝格尔”号航行具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罗伯特·菲茨罗伊船长之所以聘请达尔文，是因为达尔文有神学方面的背景，期望他能找到证据，从《圣经》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乔赛亚·韦奇伍德在劝说罗伯特·达尔文放查尔斯走的过程中，就曾竭力强调说，“研究自然史……对神职人员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最后，达尔文阅历越广，越是坚信地球的历史和变化要远比平常想象的持久得多，复杂得多。比如，他的理论认为，形成珊瑚礁所需的时间过程，远远超过了《圣经》的时标，这个情况让虔诚而又脾气暴躁的菲茨罗伊船长感到愤怒。

最后，当然，达尔文提出了一种理论，就是我们通常所知的“适者生存”，就是他所谓的“传种接代，略有变化”——这种理论解释了生物的极其复杂性，而根本不需要神的干预。1842年，在航行结束6年之后，他以230页的篇幅，简要地叙述了该理论的要旨。接着，他干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把这个概要锁进了抽屉，在里面放置了16年。他觉得，这个问题太烫手，会引起公众的热议。

然而，早在达尔文取得这些成就之前，人们已经发现事情并不与正统的信条相符合。第一批这样的发现之一，实际上就在离豪克斯尼村原教区长寓所几英里路的地方。18世纪90年代末，当地一位有钱的地主兼古文物收藏家约翰·弗里尔，在早已灭绝的动物骨头旁边发现了一箱燧石工具，表明有两种不该同时存在的生物同时存在的现象。他给伦敦的古文物收藏家协会写了一封信，说这些工具是人制作的，他们“没有使用金属……（因此）我们觉得他们属于一个非常遥远的年代”。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实际上是过于敏锐，因此几乎完全没有被理会。协会的秘书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通报了奇特和有意思的情况”。在此后的大约40年里，这件事就不了了之。[1]

但是，接着别人也开始发现工具和古代骨头，二者挨得很近，令人费解。天主教教士兼业余挖掘者约翰·麦克内里神甫，在德文郡托基附近一个山洞里发现了几乎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人类捕猎过现在已经灭绝的猛犸和其他动物。麦克内里觉得这种看法与《圣经》大相径庭，因此没有将这个发现公开。接着，法国海关官员雅克·布歇·德·佩尔特斯在索姆河平原上发现骨头和工具在一起，写了一部长长的很有影响的作品《凯尔特人和大洪水之前的古迹》，它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在差不多同一时候，有一位英国中学校长威廉·彭杰利再次查看了麦克内里的山洞以及附近布里克萨姆的另一个山洞，宣布了麦克内里因过于胆小而不敢分享的成果。因此，到该世纪中叶，情况越来越明显，地球不仅具有很长历史，而且还具有所谓的史前史，虽然那个词要到1871年才造出来。显而易见，这些思想太激进，甚至还没有表达这种思想的用词。

接着，1858年初夏，大家都知道，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从亚洲往达尔文头上扔了一枚炸弹。他寄给他一篇论文的初稿，题目是《变种与原种永远分离的趋势》。这是达尔文自己的理论，而华莱士完全是独立总结出来的。“我从未见过如此巧合的事情，”达尔文写道，“华莱士的概括是如此的精当，好像他已经阅读了我写于1842年的手稿。”

根据礼节，达尔文应该让路，让华莱士获得该理论的全部功劳，但达尔文无法说服自己做出如此高尚的姿态，这个理论对他来说太重要了。这时候，有个复杂的因素，他的18个月大的儿子查尔斯患了猩红热，病得很厉害。尽管如此，达尔文还是抽时间匆匆地给科学界最卓越的朋友写了几封信，他们帮他想出了个办法。大家决定，约瑟夫·胡克和查尔斯·莱尔将把两篇论文的概要提交给伦敦林奈学会的一次会议，让达尔文和华莱士在这种新理论方面都享有优先权。1858年7月1日，他们就这么做了。华莱士远在亚洲，对这一策划过程一无所知。达尔文没有参加会议，开会那天，他和他的妻子在安葬他们的儿子。

达尔文立即着手将他的概要扩充成一本很厚的书，并于1859年11月出版，名字叫做《依据自然选择或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的物种起源》。它立即成为一本畅销书。达尔文的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震动了知识界，许多人到底如何绝望地希望这个理论是不正确的，我们现在已经几乎无法想象。达尔文本人对一位朋友说，写这本书觉得就像“承认自己是一名杀人犯”。

许多虔诚的人完全无法接受，地球像所有的新思想所表明的那样是古老的，生命是无处不在的。有一位名叫菲利普·亨利·戈斯的重要的博物学家，有点儿气急败坏地提出了另一种理论，名叫“日期提前论”。按照这种理论，他认为，上帝只是让地球看起来古老，为的是给好奇心强的人提供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去钻研。戈斯坚持认为，即使化石，也是上帝在创造天地的那个繁忙的一周中栽在岩石里的。

然而，受过教育的人开始接受，世界不仅要比《圣经》里假设的要古老，而且要复杂、不完美和混乱得多。这一切破坏了像马香先生这样的神职人员行事的信心和根基，这是很自然的，就他们的卓越地位而言，这是可以被称作终点的起点。

在他们热心于挖掘宝贝的过程中，许多新一代的调查人员造成了一些相当可怕的破坏。用一位感到吃惊的观察员的话来说，他们从土里挖掘艺术品“就像挖掘土豆那样”。在诺福克，新成立的“诺福克和诺里奇考古协会”——是在马香先生来我们教区里就职前不久成立的——的成员把100多个墓地发掘一空，这占了该郡整个墓地的很大一部分，而又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说明他们到底找到点什么东西，或者这些东西是怎么处置的，令后来几代学者们感到很绝望。

英国人就在发现自己过去的同时，却又在毁灭其中的很大部分，让人觉得显然有一种令人不快的讽刺意味。在这新一代的贪得无厌的收藏家当中，最有代表性的也许莫过于威廉·格林韦尔（1820—1918）。他是德拉姆大教堂的教士，我们很早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他，他发明了给格林韦尔带来荣耀的东西——钓鳟鱼用的著名的（在使用这类东西的人当中著名）虫形钓钩。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格林韦尔“通过别人送礼、购置和抢劫等办法”收藏了一大堆工艺品。他独自一人就发掘了——虽然用“鲸吞”这个词或许更合适——英国各地443个墓冢。他的方法可以描述为精明而又草率。他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或记录，因此现在往往几乎无法知道什么东西是来自哪个墓冢的。

格林韦尔有一个将功补过的地方：他引导一位有着华丽名字的人，奥古斯塔斯·亨利莱恩·福克斯·皮特·里弗斯，进入神秘的考古学领域。皮特·里弗斯有两点令人难忘：他是早期最重要的考古学家之一，他又是个最卑鄙的人。我们已经在这本书里顺便提到过。他是个可怕的人物，坚持要把自己的妻子火化。（“该死，女人，你必须烧掉”是他发自内心的名言。）他出身于一个很有意思的家庭。这个家庭里的几位成员我们在以前也已经遇到过，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他的两位姑婆，她们可以被公正地描述为火药桶。第一位是佩内洛普，嫁给了克朗梅尔的莱戈尼尔子爵。就是她，你或许还记得，跟一位意大利伯爵私通，后来又跟她的仆人私奔了。第二位就是嫁给那个彼得·贝克福德的年轻女子，但灾难性地爱上了他的表弟、方特希尔府的建造者威廉。二者都是第一代里弗斯伯爵乔治·皮特的女儿。我们要介绍的皮特·里弗斯的名字里，就有两部分来自他的名字。

奥古斯塔斯·皮特·里弗斯身材高大，样子吓人，脾气特别暴烈。他专横地掌管着一个27000英亩大的庄园，名叫拉什莫尔，离索尔兹伯里不远。他心胸狭窄是有名的，有一次，他的妻子邀请当地村民来拉什莫尔庄园参加圣诞节派对，结果伤心地发现一个人都不来。她不知道的是，她的丈夫在获悉她的计划以后，已经派仆人锁上了庄园的大门。

他能突然之间乱用暴力手段，由于某种不明的犯规行为，他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逐出了庄园，然后不准别的孩子跟他有任何联系。但有个名叫艾丽斯的女儿可怜她的哥哥，在庄园旁边跟他见面并给了他一点钱。获悉这个情况以后，皮特·里弗斯在她回家路上截住了她，用她自己的马鞭把她打倒在地。

皮特·里弗斯的专长，似乎也是他的一种爱好，就是驱逐年老的佃户。有一次，他给一个佃户和他残疾的妻子——他俩都已80多岁——发出通知。他俩恳求他重新考虑，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活着的亲属，没有地方可去，而他尖刻地回答说：“我收到你们的信以后感到极其遗憾，知道你们很不愿意离开欣顿。简而言之，我对这块地产负有责任，需要尽快占用这栋房子。”这对老夫妻马上就被撵走了。据他的传记作家马克·鲍登说，实际上，皮特·里弗斯根本没有搬进去住，几乎可以肯定他也从来没有这个打算。[2]

尽管他有那么多缺点，皮特·里弗斯仍然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考古学家——实际上是现代考古学的鼻祖之一，他给这个领域带来了方法和一丝不苟的作风。他给陶片和别的碎块仔细贴上标签，而在当时并不是经常这么做的。把考古发现有条不紊地归类的理念——一个叫做类型学的过程——是他的发明。与众不同的是，他感兴趣的不是闪闪发亮的宝贝，而是日常生活用品，如大口酒杯、梳子、装饰性珠子等等，在此以前，这些东西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他还为考古学带来了讲究精确的作风，他发明了一种叫做颅测量器的装置，可以用来非常准确地测量人的颅骨。他去世以后，他收藏的物品成了牛津宏大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的基础。

很大程度上由于皮特·里弗斯所主张的严苛方法，到19世纪下半叶，考古学越来越像一门科学，而不是寻宝，早期古文物收藏家那种比较马虎的过分挖掘行为快要成为过去。然而，在更大的范围里，破坏活动越来越严重。实际上，英国所有的古代碑牌都掌握在私人手里，没有法律强制主人加以照管。各地传说很多，叙述有人毁坏了工艺品，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东西很讨厌，就是因为他们不懂这些东西很稀有。在奥克尼，就在离斯卡拉坡不远的地方，斯滕尼斯有个农场主捣毁了一块名叫奥丁石的史前巨石，因为它妨碍他犁地。他还打算毁掉今天很著名的斯滕尼斯巨石阵，幸亏被吓坏了的岛民及时加以劝阻。连巨石阵这样举世无双的东西都很不保险，游客们经常在石头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或者敲几片下来作为纪念品，有个人被发现在用大锤子砰砰地砸一块砂岩。19世纪70年代初，伦敦和西南铁路公司宣布，计划修一条穿越巨石阵所在地的铁路。当人们表示不满的时候，一名铁路公司官员反驳说，巨石阵“完全年久失修，如今对任何人都没有丝毫用处”。

显而易见，英国的古代遗产需要一位大救星。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年代，一位最非同寻常的人物登上了舞台，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卢伯克。他今天鲜为人知，这是很奇怪的。你很难说出还有哪个人，在很多领域里干了很多有意义的事，却没有赢得多少名声。

卢伯克是肯特一位富裕的银行家的儿子，就在查尔斯·达尔文的隔壁长大。他跟达尔文的孩子们一起玩耍，经常出入达尔文家。他对自然史有一种天赋，因此很讨那位伟人的喜欢。他俩在达尔文的书房里待了很多小时，用显微镜观察标本。有一次达尔文心里不快活，卢伯克小朋友是他唯一愿意接待的客人。

成年以后，卢伯克跟随父亲进入银行业，但他的心依然留在科学方面。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实验员，虽然有点儿古怪。有一次，他花了3个月时间，试图教他的狗识字。他渐渐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因此学了丹麦文，因为当时丹麦在这方面处于世纪领先位置。他尤其对昆虫感兴趣，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养了一箱蜜蜂，以便更好地研究它们的习性。1886年，他发现了少脚亚纲—— 一种个儿很小、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螨科动物，我们在前面讨论住宅里的动物时已经提到过。我们已经知道，许多螨虫直到20世纪中叶才引起科学界的注意，所以在1886年就识别一科螨虫是一项标志性的成就，尤其是对于一位银行家来说，因为他的科研时间限于晚上和周末。同样意义深远的是，他研究了昆虫神经系统的多样性。这为达尔文和他关于“变异遗传”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证据，而且那恰好是在达尔文确实需要的时候。

卢伯克是银行家和敏锐的昆虫学家，还是杰出的考古学家、不列颠博物馆的理事会成员、国会议员、伦敦大学副校长和多本著作的作者，

约翰·卢伯克爵士

银行里的那蜜蜂好忙呀

在银行假日搞研究

奇怪的昆虫和野花

让充满阳光的时刻更潇洒

（原载《潘趣》杂志）

还有许多别的头衔。作为一位考古学家，他造出了“palaeolithic”（旧石器时代）、“mesolithic”（中石器时代）和“neolithic”（新石器时代）这类术语，还是最先使用“prehistoric”（史前的）这个方便的新词的人之一。作为一位政治家和自由党的国会议员，他成为劳动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他提议立法，把在车间里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10小时以内。1871年，他实际上是单枪匹马地使得《银行假日法》获得通过。这部法律引进了一个惊人的激进理念，工人们可以享受带薪的非宗教假日。[3]

这在当时激动人心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现在已经几乎难以想象。在卢伯克的新法律之前，大多数雇员只有在受难节、圣诞节或节礼日[4]

（一般说来，这两天中只能休一天）以及星期日可以不上班，仅此而已。可以多一天假日，而且是在夏天，简直令人兴奋不已。许多人认为卢伯克是英国最受欢迎的人，在很长时间里，“银行假日”被亲切地称为“圣卢伯克节”。在那个时代里，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名字有朝一日会被人遗忘。

但是，在这里，卢伯克对我们来说之所以很重要，在于他创立的另一个新制度：保护古代的纪念碑。1872年，他从威尔特郡一位乡村教区长那里获悉，在埃夫伯里的很大范围里有一大片石头，比巨石阵还要大许多（虽然结构不如巨石阵那么秀美），现在为了修建新的住宅准备将其清理掉。卢伯克买下了那片受到威胁的土地，另加附近两座别的古代纪念碑——西肯尼特朗古坟和西尔伯里山（一个巨大的人工土墩，是欧洲最大的）。但是，显而易见，他无力保护每一样受到威胁的有价值的东西，于是就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来保护有历史意义的珍宝。实现这么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根本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因为以本杰明·迪斯雷利为首的执政的托利党，把它看成是对财产权的一种严重侵犯。赋予政府官员跑到一位高层人士的土地上告诉人家应该怎么照管自己的地产的权力，这种想法是极其荒谬的，令人吃惊的。然而，卢伯克没有放弃努力。1882年，在以威廉·尤尔特·格拉德斯通为首的新的自由党政府执政时期，他成功地使国会通过了《古代纪念碑保护法》——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法律，如果什么时候有过这么一部法律的话。

保护纪念碑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大家认为，第一任古代纪念碑检查员应该是一位土地拥有者们都敬重的人，最好是哪一位大土地拥有者本人。卢伯克恰好知道有那么个人——那个很快就要成为他新的岳父大人的人，他不是别人，就是奥古斯塔斯·亨利·莱恩·福克斯·皮特·里弗斯。

他们的姻亲关系一定出乎他们的意料，正如出乎我们的意料一样。一方面，这两个人几乎是同龄人。19世纪80年代初，刚刚丧妻的卢伯克在霍华德堡过周末的时候恰好遇上皮特·里弗斯的女儿艾丽斯。卢伯克已经将近50岁，艾丽斯只有18岁。这两个人究竟怎么会擦出火花，找不出什么貌似可信的理由，但他们不久以后就结婚了。这不是一桩特别幸福的婚姻，她比他孩子中的有几个还要年轻，这使得相互之间的关系很尴尬。她对他的工作似乎也没有多大兴趣。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跟卢伯克一起过日子要比被用马鞭打翻在地强一些。

卢伯克是不知道皮特·里弗斯对艾丽斯很残暴，还是完全不打算予以理会，当时人们只是说，二者都有可能。而他和皮特·里弗斯有着愉快的工作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兴趣。作为一名古代纪念碑检查员，皮特·里弗斯的权力不是很大。他的任务是确认有可能遇到危险的重要纪念碑，并提请将其纳入国家保护范围，如果主人愿意的话。在交出西尔伯里山的时候，连卢伯克都感到犹豫。那部法律小心翼翼地把房屋、城堡和教会的建筑物排除在外，剩下的就是史前纪念碑。工程部几乎没有给皮特·里弗斯提供任何资金，在一处墓冢修建一道低矮的围墙就花去了他自己一年预算的一半。1890年，工程部完全停发了他的薪金，此后只是报销他的开支。即使那样，该部还请他不要再去“招徕”更多的纪念碑。

皮特·里弗斯于1900年去世，在18年时间里，他成功地列入一览表的（或者术语所说的“列为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的”）只有43处纪念碑，一年还不到两处。（今天已被列入历史文物保护单位的古代纪念碑已经超过19000处。）但是，他帮助树立了两个极其重要的先例——古代的东西是很宝贵的，应该加以保护；古代纪念碑的主人有责任将其照管好。在他那个时代，这些政策并不总是很严格地执行的，但其中所包含的原则是极其关键的，能激励别人采取进一步的保护性措施。由设计师威廉·莫里斯牵头的“古建筑保护协会”于1877年成立，接着于1895年建立了“全国信托基金会”，英国的纪念碑终于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正式保护。

然而，风险依然存在。巨石阵仍在私人手里，他的主人埃德蒙·安特罗伯斯爵士拒绝听从政府的劝告，甚至不让检查员踏上他的土地。据报道，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买家有意把这些石头运往美国，在西部某个地方重新垒起来作为一个旅游景点。要是安特罗伯斯同意这桩买卖，根据法律谁也没有办法阻拦他。实际上，在许多年里，也没有谁愿意去试一试。为了节省资金，在皮特·里弗斯去世以后的10年里，古代纪念碑检查员的位子一直空着。

[1] 100年以后，这次发现的重大意义终于得到确认，并以弗利尔取得发现的那个村子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地质年代：豪克斯年代。——原注

[2] 皮特·里弗斯的长子亚历山大似乎继承了他父亲折磨佃户的爱好，有个本来性格温和的人被年轻的亚历山大逼得走投无路，就用除草剂在拉什莫尔庄园的草坪上写了几个大字：“无赖地主”。亚历山大指控他诽谤，最后获得了1先令的赔偿，但感到沾沾自喜，因为开庭的费用已令那个佃户一贫如洗。皮特·里弗斯的其他8个子女似乎大都还比较正派，乔治，就是被逐出庄园，因而非故意地害得他妹妹挨打的那一个，成为一位成功的发明家，尤其对电灯感兴趣。他在1881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一种白炽灯，被认为可以跟爱迪生或斯旺制造的任何白炽灯媲美。——原注

[3] “银行假日”是个很怪的名字，卢伯克实际上从来没有解释过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而不叫“全国假日”或“工人假日”或别的类似的名字。有时候认为，他原先意在给银行的工作人员放假，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假日一直就是打算为所有人设立的。——原注

[4] 受难节是基督教节日，在复活节前的星期五。节礼日在圣诞节次日，如遇星期日则推迟一天。——译注

二

在发生这一切的时候，英国的乡村生活正经历急剧的变化。这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但在近代英国史上是经济方面最灾难性的事件之一：19世纪70年代的农业萧条。在这10年中，有7年农业严重减产。然而，这时候农民和地主无法通过涨价的办法得到补偿，过去也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此刻他们遇到了来自海外的有力竞争。尤其是美国，它已经成为一台巨大的农业机器。由于有了麦考密克收割机和其他隆隆作响的大型农业机械，美国的大草原已经变成大粮仓。1872年到1902年期间，美国的小麦产量增加了700%。而在同一时期，英国的小麦产量减少了40%以上。

农作物的价格也是一落千丈，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小麦、大麦、燕麦、腊肉、猪肉、羊肉和小羊肉的价格都差不多跌了一半。每包14磅的羊毛从28先令跌到了仅仅12先令，成千上万佃农家破人亡。10万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离开了土地，土地荒芜，租金未付。哪里也看不到有任何缓解的希望。乡村教区的人口大幅度减少，教堂里明显是空荡荡的，那些仍来做礼拜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穷。这不是该当乡村牧师的好时候，这样的好时候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在这场农业危机的巅峰时期，英国的自由党政府干了一件古怪的事。它发明了一种税，旨在惩罚某个阶级的人，而这个阶级现在已经在遭受严重苦难，而且对造成目前的问题也没有起什么特别的作用。这个阶级就是大土地拥有者，这个税的名字叫做遗产税。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包括我们的这位马香先生，生活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新税种的设计者是财政大臣威廉·乔治·格兰维尔·维纳布尔斯·弗农·哈考特，在他一生的任何时候，这个人似乎不大讨任何人的喜欢，包括他自己的家人。哈考特被人们友好地——即使不完全是亲昵地——称作“大块头”，因为他的身材又圆又胖。大家没有想到他会去迫害地主阶级，因为他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哈考特家族的老家在牛津郡的努尼翰公园，本书已经提到过那个地方。也许你还记得，在努尼翰，早年有一位哈考特改造了那个庄园，但想不起原来村子里的那口老井在什么位置，结果掉进去溺死了。只要有托利党，哈考特家族总是把自己算作这个党的党员。因此，威廉加入自由党这件事在家族内部被看成是最卑鄙的背叛，连自由党都对他提出的税种感到惊讶。首相罗斯伯里爵士（他本人就是大地主）心里想，在有些情况下，是不是至少应该给予一些减免，比如有两名继承人在短时间里相继死亡。罗斯伯里认为，在遗产继承人还没有机会重建家庭财源之前就再次征税，这有点太无情了。然而，哈考特对所有关于让步的请求一概拒不接受。

哈考特几乎不可能继承到他自己家族的遗产，这无疑影响到了他的原则。实际上，他一定感到意外的是，他还是继承到了，因为在1904年春，他哥哥的儿子突然死去，而且没有后代。然而，他享有这一大笔财富的时间并不长，6个月以后，他本人也呜呼哀哉了。这意味着，他的继承人跻身于第一批被两次征税的人当中，这正是罗斯伯里所担心的，也是哈考特所拒绝考虑的，生活往往并不那么称心如意。

在哈考特的时代，遗产税还算比较适中，对象是价值100万英镑或以上的房地产，比例为8%，但这证明是一种可靠的收入来源，而且深受不需要纳这类税的几百万民众的欢迎，因此该税一再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60%——这个水平使得最富有的人都眼泪汪汪。同时，所得税也不断提高，还想出了别的新税种，如未开垦土地税、增值税、附加税，这些税都不成比例地落在拥有大量土地、说话口音故作上流人士的人头上。对于上层阶级，用戴维·卡纳戴恩的话来说，20世纪成了一个“阴云笼罩”的时代。

大多数人生活在持久的危机之中，当事态变得确实糟糕的时候——屋顶需要更换，或缴不起税—— 一般可以用变卖祖传遗物的办法来避免灾难。画卷、挂毯、珠宝、书籍、瓷器、银盘、稀有的邮票等一切能卖个合理价钱的物品，都源源不断从英国的豪华住宅里搬出来，又源源不断地搬进了博物馆，或落到了外国人的手里。就是在这个时代，亨利·克莱·福尔杰把凡是能找到的每一册莎士比亚作品最早的对开本都买了下来，乔治·华盛顿·范德比尔特买进了足以装满他比尔特莫尔豪宅250个房间的财宝，而像安德鲁·梅隆、亨利·克莱·弗里克和J.P.摩根这样的人一马车一马车地购置18世纪以前欧洲大画家的画，威廉·伦道夫·赫斯特购置几乎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在英国，几乎没有哪个大家庭不在某个时刻卖掉某些物品的。霍华德堡的霍华德家族卖掉了110幅绘画大师的画和1000多本珍贵的书籍。在布莱尼姆宫，马尔伯勒公爵家族卖掉了几堆名画，包括18幅鲁本斯的作品、 10多幅凡·戴克的作品，然后发现跟有钱的美国人攀亲在经济上是很有吸引力的，不过为时已晚。富得冒油的汉密尔顿公爵卖掉了价值将近40万英镑的闪闪发亮的零碎物品，然后几年以后又卖掉了大约价值25万英镑的物品。在许多人看来，伦敦的大拍卖场具有当铺的某些特点。

当主人们把藏在墙壁里面和地板底下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变卖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把墙壁和地板也卖掉。德比郡温格沃思府有个房间，被连同所有的设施挖了出来，塞进了圣路易艺术博物馆。赫特福德郡格林林·吉本斯家的一座楼梯被从卡西奥伯里府拆卸下来，重新安装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时候，整栋房子都被拆迁，比如阿吉克罗夫特府，那是兰开郡一栋漂亮的都铎式庄园主宅第。它被拆成小块，装进无数木箱子，运到了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然后重新组装起来，现在还依然气派不凡地屹立在那里。

这么费力气的事有时候也有一些好处。埃德蒙·安特罗伯斯爵士的继承人由于无法维护他的庄园，于1915年把它放在市场上变卖。一位当地的实业家、赛马饲养人塞西尔·查布以6600英镑——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0万英镑，因此不是个小数目——的价钱买下巨石阵，然后慷慨地把它献给了国家，终于确保了巨石阵的安全。

然而，这样圆满的结果毕竟是例外，就成百上千栋乡村住宅而言，没有任何获救的希望。它们的命运是可悲的，从渐渐败落，到最后被拆毁，所有的损失几乎都是不幸的，有的简直成了丑闻。斯特里特拉姆堡一度是达勒姆郡最漂亮的住宅之一，后来交给了防卫义勇军，天哪，他们把它用作靶场。阿斯顿·克林顿府是一栋19世纪住宅，规模宏大，很有魅力，原先的主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后来被白金汉郡郡政会买下，结果为了给一个枯燥乏味的职业培训中心让路而被拆毁。不少豪宅都倒了大霉，据报道，林肯郡有一处豪宅被一家电影公司买下，仅仅是为了把它焚毁，以表现某部电影里一个有关气候的镜头。

似乎在哪里都不是绝对安全的，连奇西克府也差一点遭难，而无论从哪个标准来衡量，它都是个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它一度被用作精神病院，但到20世纪50年代，它已经无人居住，被列为拆毁单位。幸运的是，理智占了上风，它最终得救了，它现在得到了英格兰遗产委员会（一个国家机关）的妥善照管。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全国信托基金会拯救了大约200栋其他住宅。有几栋通过把自身变成旅游胜地的办法幸存了下来，而开头并不总是很顺利的。西蒙·詹金斯说，在一栋豪宅里，一位老奶奶只要电视上转播赛马就不愿意离开房间。“她被选为最佳展品。”詹金斯接着说。许多别的大型住宅获得了新生，被用作学校、诊所或别的机构。在2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威廉·哈考特爵士的努涅翰公园被用作皇家空军的一个培训中心（它现在是一处修道场所）。

然而，还有几百栋已经被粗野地夷为平地了，20世纪50年代是破坏这类建筑物的巅峰时期。到那个时候，豪宅大约以每星期两栋的速度消失。到底有多少栋大型住宅彻底被毁，这就不得而知了。1974年，伦敦的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举办了一个著名的展览会：“乡村住宅被毁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会上，该博物馆回顾了前一世纪在豪华住宅方面的巨大损失。据博物馆的两位馆长马库斯·宾尼和约翰·哈里斯的统计，总共损失了1116栋大型住宅，但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这个数字在展览会结束以前已经增加到了1600栋——如今，这个数字一般认为是大约2000栋。这个令人痛心的巨大数字让人不要忘记，其中有一些是有史以来地球上所建造过的最漂亮、最时髦、最出类拔萃、最雄心勃勃、最有影响的，显然是最值得珍爱的住宅。

三

马香先生和他所在的世纪一起走向最后几年时的情况就是那样，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没有哪个时代比它更有意思，或者发生的大事更多。私人生活在19世纪得到彻底改变，包括社会方面、知识方面、技术方面、卫生方面、服饰方面、性生活方面以及几乎所有其他方面。马香先生出生的时候（1822），这个世界基本上还处于中世纪状态，一个使用蜡烛和医蛭、徒步旅行、远方的消息要过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才能到达的地方，但他活着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出现：轮船、飞驰的火车、电报、照相术、麻醉术、室内管道、煤气照明、医药中的抗菌剂、冷冻技术、电话、电灯、录制的音乐、汽车、飞机、摩天大楼、电影、收音机以及成千上万种别的小物品，从批量生产的肥皂，到手推的割草机。

在19世纪，尤其在19世纪下半叶，人们到底每天要经受多少剧烈的变化，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连最基本的“周末”也是个崭新的概念。这个词在1879年之前并无记录，首次出现是在那年《笔记与咨询》杂志的这样一句话里：“在斯塔福德郡，如果一个人在星期六下午结束一周工作之后离开家，与远方的朋友们一起度过星期六晚上和接下来的星期天，他就可以说在某某家过了周末。”即使那样，周末显然只是指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而且只是对某些人来说。直到19世纪90年代，周末才为大家所知道，虽然还不是人人都能享受到，但是享受休息的权利无疑快要到来。

在这一切变化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世界对大多数人来说变得更加惬意，如灯光更加明亮、管子更加可靠、休闲机会更多、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娱乐活动更加丰富时，对马香先生这样的人来说，世界正在分崩离析。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农业危机几乎没有尽头，不但对乡村牧师，而且对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富裕的土地拥有者显然都是个挑战。对于那些自己家里的财富跟土地息息相关的人来说更是困难重重，马香先生的家庭就是这么个例子。

到1900年，一位牧师的收入还远不到50年以前实际收入的一半。根据1903年的《英国圣公会神职者名册》很不乐观的记载，“相当部分”的神职人员现在过着“苟延残喘”的生活。《英国圣公会神职者名册》接着说，有一位F. J. 布利兹比牧师470次申请成为助理牧师没有成功，最后威信扫地，进了济贫院，富裕的牧师已经彻底成为一去不复返的事情。

大而无当的牧师寓所曾使乡村神职人员的生活过得舒适而又惬意，而现在显得大而又漏雨，对许多牧师来说已经完全成了负担。许多20世纪的神职人员来自比较普通的背景，靠少得多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无力养护如此宽敞的房产。1933年，约克郡一位乡村教区牧师的妻子露西·伯内特太太对一个教会委员会解释她不得不维持的牧师寓所大到了什么程度：“假如有一支铜管乐队在我的厨房里演奏，我认为你在客厅里不可能听得见。”内部维修的责任落到了教区牧师的身上，但他们越来越穷，根本做不到。“许多牧师寓所过了20年、30年，甚至50年都根本得不到重新装修。”艾伦·萨维奇在1964年出版的一本牧师寓所史里说。

对于教会来说，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那些令人讨厌的牧师寓所卖掉，在附近盖一栋小一点的房子。必须指出，英国圣公会全体大会代表，即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官员，并不总是最精明的商人。安东尼·詹宁斯在《原教区长寓所》（2009）中讲到，他们在1983年以平均64000英镑的价格卖掉了300多处牧师寓所，而盖起差得多的新寓所却平均要花76000英镑。

在1900年存在的13000栋牧师寓所中，今天只有900栋仍在英国圣公会的手里。我们的那栋教区长寓所于1978年卖给了私人（我不知道卖了多少钱）。它作为教区长寓所的历史持续了127年，在此期间，它曾是8位神职人员的家。奇怪的是，后来的7位教区长在这里住的时间，都比那位建造这栋房子的模糊不清的人物要长。托马斯·马香在这里住了仅仅10年就于1861年离开，去担任萨克斯林翰教区长这个新的职位。萨克斯林翰是以北20英里的一个村子，离大海不远。这个职位几乎完全同样是模糊不清的。

他为什么为自己盖了那么大的一栋房子，这个问题现在有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了。他也许是希望打动他认识的某个可爱的年轻女子，但她拒绝了他，嫁给了另一个男人。也许她选中了他，但在结婚以前就死了。两种结果在19世纪中叶都很平常；两者都可以解释这栋房子在设计方面的一些神秘地方，比如有一个幼儿房，紫色屋还隐隐有点女子气息，虽然我们现在提出的看法都不过是一种猜测。我只能说，如果他觉得生活中有什么幸福的话，这种幸福不是来自婚姻。

我们至少可以希望，他和他那位忠心耿耿的女管家沃姆小姐的关系，能使他感到一定程度的温馨和钟爱之情，尽管其表达方式是很别扭的。沃姆小姐于1899年去世，享年76岁，她当他的管家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同年，马香家族在斯特拉顿斯特劳勒斯的家产被分成15部分变卖，很可能是因为找不到一个能全部买下来的人。这次变卖标志着马香家族在该郡450年的显赫地位宣告结束。今天，唯一能使人回想起那件事的，就是邻近赫文翰村的一个名叫“马香纹章”的小酒馆。

马香先生又活了不足6年，1905年在附近一个村子里的养老院去世，享年83岁。除了上学的时间以外，他一生都是在诺福克郡的土地上度过的，生活圈子仅仅略大于方圆20英里。

四

我们的故事是从这个阁楼讲起的——现在，这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从活板门里爬上去，寻找漏雨的原因（原来，有一块砖掉了，所以雨才打进来）。你也许还记得，我在那里发现一扇门，通到屋顶的一个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到田野的景色。几天以前，我又爬上去，这是从我动手写这本书以来的第一次。我隐隐想要知道，既然我已经对马香先生和他生活的环境有了一点了解，那么我现在再来看这个世界，有没有觉得不一样呢？

实际上没有，令我感到意外的，不是自马香先生的时代以来下面的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而是它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假如马香先生能活过来，他无疑会看到一些新奇的东西，如不远处的公路上飞驰的汽车，头顶嗡嗡地飞过的直升机，但他所看到的景色，很大程度上似乎是亘古不变的，完全熟悉的。

当然，那种永恒的气氛是一种幻象。这景色不是不在变化，而是变化太慢，因而看不出来，即使是已经过去160年左右时间。假如回到更加遥远的过去，你就会看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要是往后退500年，除了那座教堂、几道树篱、一块块田地、那条缺乏生气的道路以外，这里几乎不会有任何熟悉的东西。要是再往后退一点，你或许会看到罗马人扔掉本书开头所说到的生殖器垂饰。要是再往后退得更远一点，比如，退到40万年以前，你会看狮子、大象和别的奇异动物在贫瘠的平原上吃草。就是这些动物留下了骨头，令住在附近霍克斯尼的约翰·弗里尔这样的早期古文物收藏家着了迷。他发现骨头的那个地方太远，我们从屋顶上看不见，但他收藏的那些骨头很可能就来自曾经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吃过草的动物。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些动物来到世界这一地区的原因，是比今天只暖和了大约3摄氏度的气候。在如今活着的人当中，有的人又将生活在那么暖和的英国。它到底会是一处干枯的塞伦盖蒂平原，还是一个有着家酿葡萄美酒和四季结满水果的绿油油的天堂，这不是本书推测的范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它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一个未来的人类将不得不以比地质速度快得多的速度来适应的地方。

我们从屋顶上看不见的事情之一是，为了获得我们大家都已开始指望生活中应有的舒适和方便，我们还需要多少能源和别的投入。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在地球上所制造的全部能源当中，有一半已经在过去的20年里消耗殆尽。其中不成比例的部分是被我们富裕世界的人消耗的，而我们是一群极度享有特权的人。

今天，一个普通的坦桑尼亚公民几乎要用一年时间才能产生相当于一个欧洲人在两天半时间里轻而易举就产生的，或者一个美国人在28个小时里就产生的碳排放量。总之，我们之所以能过上现在这样的日子，是因为我们使用资源的速度要比这颗星球上的大多数其他人快几百倍。有朝一日——别以为这是遥远的一天——在60亿左右不大富裕的人当中，许多人势必会要求拥有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而且要像我们容易得到那样容易得到它们，那就意味着要求这颗星球能方便地甚至大方地给予更多的资源。

最具讽刺意味的可能是，如果为了过得舒适和快乐而无休止地索取，我们会制造出一个既不舒适又无快乐可言的世界。不过，那当然是另一本书该讨论的内容了。

关于作者

比尔·布莱森，享誉世界的作家。1951年出生于美国艾奥瓦州，后定居英国，曾任职于《泰晤士报》，也为《纽约时报》、《国家地理杂志》等刊物撰文。2005年，被任命为英国久负盛名的杜伦大学校长。2006年12月，为表彰他在文学上的杰出贡献，他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授予大英帝国官佐勋章（OBE）。

布莱森擅长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所游历的世界，在他的书里，英国式的睿智幽默与美国式的搞笑绝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作品有《哈！小不列颠》、《请问这里是美国吗？》等多种。代表作《万物简史》是一部有关人类科学发展史的科普名著，作者以幽默风趣的笔法，结合有关现代科学的发现，勾勒了自然的演化史和人们认识宇宙、探索万物的科学历程，荣获欧盟委员会笛卡儿科普奖、英国皇家学会安万特奖、美国《科学》杂志最佳科学著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