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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自传：我的早年生活／（英）丘吉尔著；张小米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075-4262-2

Ⅰ．①丘…　Ⅱ．①丘…②张…　Ⅲ．①丘吉尔，W.L.S（1874～1965）－自传　Ⅳ．①K835.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9357号

丘吉尔自传：我的早年生活

著　　者：
（英）丘吉尔

译　　者：
张小米

责任编辑：
杨艳丽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s.com.cn

电　　话：

总 编 室　010-58336239

发 行 部　010-58336212　58336238

责任编辑　010-5833625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262-2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前言

童年

哈罗公学

考试

桑赫斯特军校

第四轻骑兵团

古巴

豪恩斯洛

印度一日

在班加罗尔刻苦学习

马拉坎德野战军

马蒙德山谷

远征蒂拉赫

与基钦纳之间的过节

恩图曼战役前夜

感受冲锋的魅力

退役

奥尔德姆

和布勒一起去开普

装甲列车

监狱生活

越狱（一）

越狱（二）

重回军营

斯皮扬山战役

解救莱迪史密斯

在奥兰治自由邦

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

卡叽大选

进下院

前言

关于我早年生活和经历的故事太多了，30年前我就曾发表过一些文章，来描述我亲身经历的几次大的战役。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地把对一些具体事件的回忆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现在，我觉得应该把这些曾经的文字整合起来，谱写成新的篇章。我根据手中的记录认真核对了事实真相，而并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记忆。本书横跨1/4个世纪，分别介绍了我从婴儿、学童，成长为一名军校学员、少尉军官、战地记者，最终成为了一名年轻的政治家的历程。在书中，我尽力把我的各个年龄阶段相应的看法和观点展示给读者。这其中的某些观点仅仅代表了我早年生活中的某一特定阶段的看法，所以很有可能与现在大众所接受的观点相冲突。由此说来，请读者们千万不要认为我现在依然持有这些观点。当然，如果有明确的上下文，则另当别论。

统观全书，我极力展示的是一个已经逝去的年代。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即使国内并没有发生暴力革命，也依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如社会性质、战争、政治基础、年轻人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等全都改变了。然而，我并不认为这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在维多利亚时期，我还是个孩子。当时，英国的社会结构非常稳定，几乎垄断了海上的贸易，英国国民对大英帝国有着强烈的自豪感，而且，他们非常愿意为保卫帝国付出一切。当时，大不列颠的中坚力量那么相信自己的势力和信念，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向全世界传授治国的经验和使国家富强的方法。他们坚信，英国很安全，因为英国的海上势力非常强大，没有国家能够与之抗衡。因此，他们很放心。如今的情况已经大不同于以往，整个社会都充满疑虑和焦虑。各位，请允许我慢慢地讲述这个变化过程。

我想，年轻的一代总是对年轻人的奋斗故事表现出浓郁的兴趣。在本书中，我将尽量简明坦诚地写下我的个人经历。

——温斯顿·S·丘吉尔

童年

人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记忆的呢？儿童什么时候才会形成最初的意识呢？在爱尔兰度过的时光，是我能记起的最早事情。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爱尔兰当时的景色和发生的各种事件，甚至还能依稀记起那里的人。1874年11月30日，我降临人世。1876年，在迪斯累里首相
(1)

的任命下，我的祖父马尔伯勒公爵成为爱尔兰总督，我的父亲则作为总督秘书与祖父同行。直到1879年年初，我从爱尔兰离开。

我们住的房子就在总督府旁边，被我们称为“小屋”。在我短暂的童年时光里，有3年的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迄今为止，当时的一些事依然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1878年，我的祖父为高弗勋爵雕像揭幕：骑马的红衣骑兵，周围拥挤的人群，很多线拴着盖在雕像上的褐色绒布。我那让无数人敬仰的祖父，一位老公爵，声若洪钟地对着人群讲话。他当时说：“在他（指高弗勋爵）的指挥下，步兵对敌人发动了一次毁灭性的步枪齐射，最终击溃了敌人的防线。”至今，我依然一字不差地记得这句话。我知道他是在谈论战争，也知道他所说的“步枪齐射”和黑衣战士（步枪兵）在凤凰公园里的剧烈枪声是一样的。那时，我早晨经常去凤凰公园散步，所以对这些枪声很熟悉。我想，这就是我人生之中第一个相对清晰的记忆。

在此之后的其他事情，我记得更加清晰。有一次，我们准备去看期待已久的儿童话剧，每个人都很兴奋。那天下午，我们乘车从总督府出发，赶往都柏林城堡。我想，那里一定汇聚了很多孩子。城堡里有一块宽阔的空地，空地上铺着一些相同的长方形石头。那里经常下雨，那天也不例外，即便是现在，也是这样。拥挤的人潮从城堡的门里涌出来，显得乱糟糟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剧院被烧毁了，我们看童话剧的希望落空了。剧院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唯一能证实剧院曾经存在的就是一串在剧院经理口袋里找到的钥匙。为了安慰失望沮丧的我们，我们被应允在第二天去看剧院的废墟。我很想亲眼看看那串钥匙，但是显然大人们不会满足我的这个要求。

在这几年之中，我们曾经去过艾姆公园，拜访在那里居住的博塔林顿勋爵。家人告诉我，我可以叫他伯伯。尽管我最后一次去那里还是四岁半之前的事情，但是，我能非常清楚地描述那里。那里有一个高高的白石塔，我始终记得这一点。我们走了很久，才到达伯伯的家。从别人口中，我知道奥利弗·克伦威尔
(2)

曾经把这个塔炸毁了。克伦威尔很伟大，因为他炸毁过很多不同的东西。

不知为什么，我的保姆艾弗雷斯特太太非常害怕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称为“芬尼亚组织”
(3)

。所以，我猜想他们肯定是坏人。只要他们乐意，他们就会永远作恶多端。有一次，我骑驴出去游玩，看到黑压压的一排人迎面向我们走来。当时，我们都以为那些人是属于芬尼亚组织的。现在回想起来，我断定那群人是正在例行拉练的步兵。不过，我们当时简直吓坏了，特别是我骑着的那头驴，紧张得胡乱扑腾，最终把我掀翻下来，我还被摔成了脑震荡。记忆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爱尔兰政治。

凤凰公园的中间有一栋房子，房子周围种着一圈大树。这幢房子里住着一位非常重要的人，我不确定他是首席大臣还是其他的什么次官。这幢房子里还住着一位叫伯克先生的人，他曾经送了一只小鼓给我。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只小鼓，不过那人长得什么模样，我记不清了。两年之后，当我们回到英格兰时，听别人说他被芬尼亚组织成员杀死在凤凰公园里了。我们以前每天都去这个公园散步。对于伯克先生的去世，我周围的每个人都显得心烦意乱。只有我，为自己从驴背上摔下来时没有被芬尼亚组织成员抓住而暗自庆幸。

正是在“小屋”里，我开始接受教育的磨炼。家人正式通知我，女家庭教师，一个在我心里感觉无比可恶的人物，即将到来。艾弗雷斯特太太拿出一本名叫《愉快阅读》的书让我阅读，准备迎接她的到来。在我眼中，这本书和她的到来根本没有关系。家人告诉我，在女家庭教师到来之前，我必须能够独立阅读而不能流眼泪。每天，我们都在为女家庭教师的到来而辛苦地准备着。保姆逐个字母地教我，我感到非常无聊。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女家庭教师却即将到来。在这种煎熬之下，和大多数无奈的人一样，我选择了逃避。“小屋”周围生长着茂密的灌木丛——它们看上去就像森林一样，我躲在了那里。整整几个小时，家人才费尽周折地找到我，亲手把我交给那位“女家庭教师”。我们每天都在刻苦地学习，既要认字母，又要认单词。最糟糕的是，我同时还得学数字。字母当然是必须认识的，当字母按照次序组合起来时，我就能认出它们，也能知道它的读音，甚至能在必要的时候把它们读出来。然而，数字对于我来说却是太难了，它们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让我摸不清头绪。当它们排队出现在你面前时，你必须说出它们的结果是多少，显而易见，我的老师非常重视答案的准确性。即使答案“差不多对”，也是错的，是不正确的。我觉得，做加减法和借债有着相同的道理：你得先拿一个或者借一个，然后再把你借的还到原来的地方。因为这些错综复杂的难题，我原本快乐的童年生活被阴影笼罩着，我甚至无法尽情享受充满乐趣的托儿所和幼儿园生活。它们使我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少，使我根本无暇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些课程几乎成了我沉重的包袱，尤其是“算术”，一提起它，我就似乎坠入了无底的深渊。算术好像永远没有止境，做完一道算术题之后，就又有另一道在那里等着你。即使我想尽办法解决了某种类型的题目，也还会有更复杂类型的题目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的母亲没有直接参与这种填鸭式的教育，不过，她总是站在老师的一边。我知道，她是赞成这种做法的。在我的印象里，在爱尔兰生活时，母亲很喜欢穿着紧身衣去骑马，她的衣服上常常沾满了泥污。她和父亲经常一起骑着大马去打猎。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延迟了数个小时还没有回家，家里就会陷入恐慌。

在我眼中，母亲好像一位美丽动人的公主，她光彩照人，身上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在爱尔兰时，达贝隆勋爵曾经对我母亲有过惊人的描述，为此，我至今仍然非常感激达贝隆。他这些写道：

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到她时的情景。当时，在都柏林的总督官邸，总督站在房间一端的高台上，被一群精干的幕僚拥簇着，她则站在门的左侧。然而，那些幕僚既没有注视总督，也没有注视总督夫人，而是把目光聚焦在她的身上。她穿着黑衣服的身段显得那么窈窕和光彩照人，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她的头上戴着钻石星，那是她的最爱。但是和她那明亮的双眸比起来，闪闪发光的钻石星也显得暗淡了。她非常机智且富有涵养，还很有勇气，就像一只敏捷的猎豹，真不愧是伟大公爵的母亲。她善良，聪慧，为人达观，不管在哪里都很受欢迎。她热爱并善于享受生活，也真诚地希望别人和她一样对生活充满信心，她希望每个人都幸福快乐。诸多的优点使她拥有很多知己。

丘吉尔的母亲：伦道夫·丘吉尔，原名詹妮·杰罗姆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母亲是光彩照人的。在我看来，她就像夜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虽然我和她却并不十分亲热，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她的爱。我最知心的好朋友是我的保姆——精心照料我的艾弗雷斯特太太。从上学开始直到现在，只有她知道我的烦恼。在来到我们家之前，她用了12年的时间，一直在坎伯兰郡照料一位牧师的女儿——一位叫埃拉的小女孩。尽管我从未见过“小埃拉”，但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她是一个重要的伙伴。我从艾弗雷斯特太太口中了解到她的一切，知道她喜欢吃什么，怎么做祈祷，了解她如何调皮或者听话，我甚至能在脑海中勾勒出她家的样子。

我非常喜欢肯特郡
(4)

，因为艾弗雷斯特太太称赞肯特郡是“英格兰的花园”。她在查塔姆出生，却总是为肯特郡感到自豪。在她心里，正如没有任何国家能比得上英格兰，同样没有任何郡能与肯特郡媲美。她认为，爱尔兰根本不能与之相比较。艾弗雷斯特太太根本看不起法国，她曾经用婴儿车推我去法国的一个叫“ShamsElizzie”的小地方玩耍。她觉得肯特郡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梅德斯通市是肯特郡的首府，那里到处长满了樱桃、草莓、树莓和李子，简直是叫人垂涎欲滴！所以，我总想去肯特郡居住。

1990年冬，我在都柏林做和“布尔战争”有关的报告，有机会重访“小屋”。在我的记忆中，它是一幢乳白色的矮楼，走廊和百叶窗都是绿色的，旁边有一块和特拉法尔加广场
(5)

一样大的草坪，草坪被茂密的大森林紧紧环绕着。我一直以为总督府与森林之间至少要有一英里的距离，直到重游旧地时，我才惊讶地发现这块草坪只有60码宽，而那片森林则和灌木丛差相差无几。通过目测，我确定骑马只需要1分钟就能从总督府到达那片森林。

除了“小屋”，我还记得文特诺，而且也很喜欢文特诺。艾弗雷斯特太太的妹妹就住在那里，她妹妹的丈夫在那里当牢头，而且一当就是近30年。那时，他经常带我去山坡或丘陵草原上散步。从他那里，我听说了很多狱中暴动的故事。据他说，他几次被犯人袭击，并且受了伤。我第一次去文特诺，当时英国人正在与祖鲁族人交战。报纸上登了很多祖鲁人的照片，他们赤裸着黝黑的身体，手持尖锐的长矛。他们扔长矛的动作非常敏捷，我们的很多士兵死于他们之手。不过，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死伤比我们更加严重。我很憎恶祖鲁人，总是因为听到他们被打死的消息而欣喜若狂。在这一点上，老牢头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很快，我们几乎把祖鲁人消灭了。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们的照片再也没有出现在报纸上，人们也没有那么怕他们了。

一天，我们在距离文特诺不远的一个山崖上散步，看到离岸只有一两英里的地方有一艘大船正在扬帆航行。有人说：“那是一艘载战士回国的军船。”我也记不清了，也许它刚刚从印度回来。
(6)

忽然之间，天上乌云密布，狂风肆虐，风暴来了。我们跌跌撞撞地往家跑，总算没有被浇透。等我再到山崖上时，这艘扬帆的大船已经不见了。水面上，依稀能看到3根黑船桅，光秃秃地直愣在水面。在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中，“欧律狄斯”（Eyrydice）号船不幸翻船，船上的300名士兵全都葬身海底。打捞人员潜入海底打捞尸体，听别人说，当看到海鱼撕咬那些溺水士兵的尸体时，有些打捞人员被吓得晕过去了。因为这件事，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疤。这些士兵不顾生命危险与野蛮人战斗，战争结束后启程回家，却因为一场暴风雨被淹死在大海里。天气晴朗后，很多民众站在山崖上向海里观望，向死者脱帽致哀。我似乎看到很多小船把一部分尸体拖走了。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泰桥灾难”。在大暴风雨中，一列火车在桥上急速行驶。突然，毫无征兆地，大桥坍塌了，车上的所有乘客都溺水身亡。起初，我以为那些乘客之所以被淹死，是因为无法打开窗户逃命。然而，使我感到无限愤慨的是，政府竟然让这么重要的大桥倒塌了。我觉得，他们玩忽职守，懒惰懈怠，简直没有一点儿责任心，才会发生这件令人震惊的事情。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奇怪人们会投票反对政府。

5岁时的温斯顿·丘吉尔

1880年，自由党人格莱斯顿上台执政，把我们全家都罢免了。格莱斯顿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他四处煽风点火，激起民愤，让人们投票反对保守党，使祖父从爱尔兰总督的职位上被赶了下来。之前，祖父曾经在比肯斯菲尔德
(7)

前政府里担任枢密院大臣，比较之下，祖父其实并不喜欢爱尔兰总督的职位。在担任爱尔兰总督期间，他必须倾尽所有地款待都柏林的爱尔兰人；为了筹集“饥荒基金”，我的祖母还专门组织过一次大型的捐赠活动。但是，对于祖父的盛情款待和祖母筹集的基金，爱尔兰人连句“谢谢”都不曾说过。由此可见，他们全都是不知感恩的人。祖父更愿意留在英格兰定期参加内阁会议，惬意地居住在位于布莱尼姆的家中。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是格莱斯顿的大敌，被人们称为“使人眩晕的人”。但是，这一次，格莱斯顿彻底打败了他。正是因为这样，我们一家被迫下野，整个国家都走向了衰败和没落。人们都说它“正在衰亡”。这时，年迈的比肯斯菲尔德勋爵病入膏肓，很快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大家都认为如果他走了，对于英国而言将是巨大的损失，因为再无人能够阻止格莱斯顿对我们实施那些令人厌恶的政策了。所以，当得知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即将去世的消息时，我每天都非常关注他的病情。那一天无可避免地来了，所有的人都陷入悲痛之中。人们说，在忘恩负义的激进派的刺激下，一位在俄国人面前从不畏惧的伟大的爱国政治家在悲伤中与世长辞了。

我在前文曾经说过，在我心里，家庭教师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可怕的幽灵角色。如今，我即将开始学校生活，这更加可怕。当时，我刚好7岁，处于大人们一致认为的“讨人嫌”的年龄。我即将进入学校生活，必须接连几个星期在老师的教导下学功课。学校早就已经开学了，我得在学校待整整七个星期才能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圣诞。

我听说过很多关于学校的传闻，这使我对学校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后来，我所经历的学校生活也的确验证了这一点。对于我的生活而言，这是一个大转折，让我不安，也让我激动。在我看来，尽管功课枯燥乏味，但是能够和很多男孩子一起生活还是非常有趣的。我的朋友越来越多，我常常与他们一起玩耍。的确如有些人所说的，“人生最好的时光就在学生时代”。不止一个大人对我说，他们的学校生活特别艰苦，总是有人恃强凌弱，欺负弱小同学。不仅每天早晨都得“砸水壶里的冰”才有水喝，还常常饿肚子。当然，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如今一切都变了，就连男孩也开始喜欢现在愉快的学校生活了。大人还告诉我，即使放假了，那几个稍微年长我一些的堂兄也都不想回家。我找他们求证是否真的有这种事，他们笑而不答。总而言之，大人们让我去上学，我只能无奈地接受，因为我根本没得选择。在把我带到人世之前，他们从未征求过我的意见；如今，他们让我离开家去上学，同样也不会争取我的意见。

当然，购买上学用品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购物清单上明确地写着，至少要买14双短袜。艾弗雷斯特太太说，如果穿得仔细一些，10双袜子就足够了。她始终觉得买这么多袜子太奢侈了。但是，为了避免穿湿袜子的窘境，我不反对多买几双袜子作为备用。

命中注定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母亲带我乘坐一辆双轮双座的马车赶往火车站。她给了我3个半克朗的英国银币，我不小心把这3个银币丢在马车上了，而我们却趴在车厢地上的乱草中四处寻找。幸好，我们没有耽误上火车，地球依然在转动。假如耽误了火车，那就是“世界末日”了。

我所去的学校是英国最高级且最昂贵的学校之一，它是父母为我精心挑选的。它的办学目标就是培养学生，使学生们能够顺利进入伊顿公学，所以，它的办学宗旨与伊顿公学很像。学校每个班级只有10名男生；还配备了当时很少见的电灯、游泳池，两个很大的足球场和板球场；每学期都组织两三次被大家称为“远征”的远足活动；所有教师都是硕士出身，他们每个人穿着罩袍，头戴硕士方顶帽；学校有一个附属教堂，学生所需要的一切都由校方提供，不许带任何东西进入校园。

11月的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我在母亲的带领下抵校报到。我们和校长一起喝茶，母亲轻松自如地与校长交谈的过程中，我一直担心会不慎打翻茶杯，进校的第一天就对学校产生了很坏的印象。只要想到我即将留在这陌生而又恐怖的地方，与一帮不认识的人生活在一起，我就无比悲伤。要知道，我只有7岁，在此之前，我一直开心地在家里玩玩具。我的玩具很多：一辆真正的蒸汽机，一台幻灯，还有差不多1000个我精心收集的玩具士兵。现在，我已经与玩具绝缘了，每天除了上课还是上课。除了休假的半天之外，我每天要上七八个小时的课，这还不包括板球课或足球课。

把我安顿好后，母亲乘车离开了学校。校长让我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他保管，在本子上进行登记之后，他接管了我交出的3个银币。他对我说，学校里有一个“商店”，出售各种各样的物品，我可以用这7先令6便士去“商店”里购买我喜欢的东西。接着，我们一起离开校长舒适的接待室，进入学生上课和生活的地方——一个毫无生气的公寓。年级老师把我带进一间教室，安排我坐在一张桌子旁。教室里只有我和他，其他的男生全都出去了。他拿出一本褐绿色的薄书给我，书里印刷着不同字体的字。

他问我：“你从未学过拉丁语，对吗？”

“是的，先生。”

他打开书，翻开一页，指着一份表格里的字，对我说：“这是拉丁语语法，你必须掌握。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到时候我会看看你掌握了哪些。”说完，他就走了。

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晚上，我独自坐在桌前看着拉丁语的第一个词序变位，心里难受极了。你们应该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情形。

Mensa a table Mensa

mensem a table Mensae of a table

Mensae to or for a table Mensa by，with or from a table

在我看来，这表格里写的全都是胡言乱语，和藏头诗很像。但是，我能做到一点，那就是把它们背下来。虽然我极其不乐意，但还是开始背诵这些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拉丁语第一词序变位规则。

半个小时刚到，老师回来了。他问我：“学完了吗？”

“先生，我想我应该会了。”我含糊不清地回答。看起来，他很满意我的回答。

因此，我大胆地问：“先生，这些都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这个意思。Mensa指的是一张桌子，是名词的第一变位，它总共有5个变位。此刻，你正在学的是第一变位的单数形式。”

“但是，”我追问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Mensa和英语里的‘a table’是相同的意思。”他回答道。

“Mensa为什么指a table？a table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解地问。“Mensa，a table，是呼格。”他耐心地回答。

“为什么要说a table呢？”我穷追不舍地问。

“a table，——你可以用它来称呼一张桌子。”他看我依然一头雾水，继续解释说，“当你对一张桌子说话时，这个词就派上用场了。”

“但是，我从没对桌子说过任何话呀。”我惊讶万分，不由得脱口而出。

“假如你这么无礼地对待老师，一定会受到体罚的。你仔细听着，在这里体罚是极其严厉的。”他对我发出了最后通牒。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古典语言。后来，我才知道，从这种语言中，很多绝顶聪明的人都得到过莫大的安慰，并受益匪浅。

对体罚的看法，年级老师持有和圣·詹姆斯校方一样的观点。这里的课程设置的最大特色，就是从伊顿公学学来的用树枝鞭笞学生的教育方法。我相信，当时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的校长绝不会惩罚托付给他们管教的小男孩，这里残酷的处罚男生的方式太残酷了。即使和内务部所设的一切少年感化院中的惩罚相比，这种体罚也是相当残酷的。直到晚年，我才从读到的材料里认识到校长当时的性格。那时，全校每个月都会把学生召集到图书馆两三次，违规的学生被两个班长拖到隔壁的房间里，打得遍体鳞伤。其他学生则胆战心惊地坐在那儿，听着隔壁传来的尖叫声，浑身止不住地打哆嗦。学生经常去学校的附属教堂做礼拜，听高教会
(8)

教导，这种布道式的教育方式更加强化了教育学生的程度。

艾弗雷斯特太太属于低教会派
(9)

的信徒，她极度反对教皇，憎恨宗教仪式和礼拜用品，因为她认为教皇是支持芬尼亚组织的。我受到她的影响很深，也对那些要人以及所有跟此有关的宗教活动表示强烈反感。正因为如此，我从当时所受的精神教育中体验到的是世俗的力量，而没有得到丝毫的慰藉。

在学校生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的内心始终处于焦虑之中，这使我对这所学校充满了憎恨。我的功课毫无进步，体育方面也没有任何起色。我每天都在盼着放假，整天数着日子，数着小时过日子，以便能够尽早摆脱这段可恨的劳役般的生活，然后回到家中，回到我的小房间里玩我的玩具士兵，玩打仗游戏。在这段时间里，读书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九岁半时，父亲送了一本《金银岛》给我。迄今为止，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当时如饥似渴地读这本书时的兴奋和喜悦。曾经有一次，我的老师发现我作为班级里的差生，居然读一些与年龄不相称的书，非常生气。为了纠正我的“坏习惯”，他们想出了很多对策，但我始终没有屈服。我不会去学自己觉得没有理由学，也没有兴趣学的东西。在12年的学校生涯里，我只认识了一些希腊字母，从未学会写一句拉丁诗句。尽管父母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为我提供学习的机会，老师也尽心尽力地督促我，我却愚蠢地浪费了这些难得的机会。为此，我无法原谅自己。我想，如果老师没有让我枯燥地学习拉丁文的语法和句法，而是引导我通过这些古典语言的历史，以及这些民族古老的风俗习惯来学习的话，我也许会学得稍微好一些。

在圣·詹姆斯公学学习期间，我的身体状况一直很糟糕。后来，我患了一场重病，不得已，父母只好把我接回家。当时，我们的家庭医生——著名的罗布森·罗斯医生正在布赖顿实习。他觉得我的体质非常虚弱，必须由他精心照顾。因此，在1883年，我转到布赖顿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由两位女士创办，学校费用也不高，但是比圣·詹姆斯公学小一些，对待学生没有那么严厉。虽然学校不如之前那所学校豪华，条件相对简陋了些，但是，这里有圣·詹姆斯公学所没有的同情心和友爱。我在这所学校里待了3年，尽管我差点因为双叶肺炎死去，但因为当地怡人的环境和清新的空气，我的身体渐渐变得强壮起来。和早先的学校生活比起来，在这所学校的学习生活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这里，我可以自由地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法语、历史、令人热血沸腾的诗歌、骑马课和游泳课。

在艾弗雷斯特太太的影响下，我非常偏爱低教会派的信条。有一次，我因此而处于了非常尴尬的地步。我们常常去布赖顿的一座王宫附属教堂做礼拜，教堂里的人把我们学校的学生安排坐在南北向的教堂长椅上。诵经时，大家必须把脸转向东面。我想，艾弗雷斯特太太一定会觉得这么做太循规蹈矩了，因此，我依然直视前方，以这种方式表示对此事的反对态度。我知道，我已经引起了“轰动”。回到学校后，校方却未提及我的行为，这让我很失望，因为我已经为此做好了献身的准备。我期盼下一次做礼拜时，我能更加明确地表示我的信念。遗憾的是，再次去教堂做礼拜时，教堂里的人把我们安排坐在朝东的长椅上。如此一来，背诵“使徒信经”时，我们根本不用动了。我很清楚，假如我把脸从东方转开，那就显得太无理取闹了。就这样，我无奈地成了一个安分守己的学生。

估计这两位女士在经过周密的思考之后，巧妙地处理了我的那些胡思乱想。她们的心血得到了回报，因为没有受到抵制，也没有受到虐待，我心甘情愿地皈依了正统的观念，变得非常大度和宽容。从此之后，每次做礼拜，我就安分守己，不再捣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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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迪斯累里（1804—1881）：英国保守党领袖，实际承袭皮尔的自由托利主义方针。1868年，1874—1880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他对内推行灵活政策，倡导改革，对外极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1880年德兰士瓦布尔人的反英起义，导致迪斯累里内阁倒台。

(2)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吉利共和国护国公，曾逼迫英国君主退位，解散国会，建立英吉利共和国，出任护国公，成为英国事实上的国家元首。

(3)
芬尼亚组织：1858年前后，在纽约成立的反英秘密组织，目的是为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

(4)
肯特郡：位于伦敦东南，梅德斯通是其郡府。肯特与东萨塞克斯、萨里和伦敦相邻，与萨塞克斯它隔泰晤士河口。

(5)
特拉法尔加广场：坐落在伦敦市中心，广场中央耸立着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的像，为纪念著名的特拉法尔加港海战而修建。

(6)
事实上，这是一艘训练船。——作者原注

(7)
比肯斯菲尔德：英格兰白金汉郡的一个市镇。

(8)
高教会：基督教新教圣公会派别之一，主张在礼仪、规章和教义上保持天主教的诸多传统，并且维持教会相对较高的权威地位。

(9)
教会：与“高教会派”对立，其观点倾向于清教徒，反对天主教，主张简化仪式，反对过分强化教会的权威地位。

哈罗公学
(1)

步
入12岁那年，我的生活无处可逃地被“考试”的阴霾笼罩了。因为这些考试将决定我接下来的7年学生生活，不能不说是对我的一次重要考验。为什么我不喜欢的那些科目偏偏是主考官们最心爱的呢！主考官们偏爱数学和拉丁文，我却只喜爱诗歌、历史和写作。主考官们的意愿总是更加权威。非但如此，在面试的过程中，他们总是问我不知道的东西，我知道的，他们什么也不问。看起来，他们似乎在想方设法地揭露我的无知，我多么想展示自己的博学多才啊。正是因为这样的局面，导致最终只可能出现一种结果：我的每一场考试都以失败告终。

为了进入哈罗公学，我参加了极其严格的入学考试。校长威尔登博士慧眼识珠，更多地考察了我的综合能力，而并没有纠结于我的拉丁文作文。要知道，我在拉丁文考试中交了空白卷，因为试卷上的问题我一个都不会。首先，我在试卷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接着，我在试卷上写下了试题的编号“1”；最后，经过反复斟酌，我在“1”的外面加了一个括号，所以就成了（1）。除此以外，我什么也做不了。我瞪大眼睛，苦苦地煎熬了两个小时，直到当好心的监考老师把我的考卷收走。威尔登博士之所以断定我有资格进哈罗公学上学，正是因为他用心地考察了那些能够证明我学识水平的成绩。对于他的赏识，我只能以他有通过现象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来解释。我很崇敬他，因为他不像大多数教育工作者那样以卷面的分数来评判学生。

最终的结果是，我进了低年级最差的一个班。其实，这全都是因为我在全校名列倒数第三。不过，排在我后面的那两位同学只上了几天学，就因为疾病或者别的什么原因相继退学了。

和伊顿公学相比，哈罗公学点名的方式完全不同。在伊顿公学，男生们成群地站在一起，点到名时，必须把帽子举一下；在哈罗公学，男生们排成一行站在操场上，点到名时，学生顺次从老师面前走过。我有点厌恶地感觉到自己的位置非常卑贱，因为这种排列不断地提醒我这一事实。1887年，我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依然活跃在政界的最上层，尽管他刚刚从院领袖和财政大臣的职务上辞职。很多人聚集在学校的台阶上，当我走过时，他们总是无礼地说：“怎么？他居然是最后一名！”

我在学校的处境很尴尬，即便如此，我还是继续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长期在差班里待着，和那些聪明的学生比起来，我反而获得了更多的优势。在老师眼里，我是一个只会学英语的笨学生，因此，我只需要牢牢记住一般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就行了。几年过去，和那些曾经因创作辛辣的希腊讽刺诗和优美的拉丁文诗歌而获奖、现在必须依靠普通的英语开拓事业或者工作的同学比起来，我获得了极大的优势。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很支持孩子们学习英语。首先，我会让所有的孩子都学习英语；然后，再让那些学有余力的孩子们学习拉丁语，为自己增添荣耀。当然，他们也可以学习希腊语，假如他们以此为享受。我的原则是，他们必须懂得英语。

我进入哈罗公学时正是炎热的夏季。我从未看过有游泳池比哈罗的游泳池更大，它看上去更像河湾，上面甚至还架着两座桥。我们常常聚集在游泳池里玩耍，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一起游泳，游累了就坐在池边被晒得滚烫的沥青地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吃白面包。当然，我们总是嬉戏打闹，有时会偷偷地走到光溜溜的朋友旁边或者对头的背后，猛地把他推到泳池里。这一切简直太好玩了，我常常与比我小或者与我年纪相仿的男生开这种玩笑。在刚进入哈罗公学头一个月的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裹着浴巾呆呆地坐在泳池边，便决定和他开个玩笑。我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后，趁他不备，一把把他推入泳池里。当然，我没有忘记抓住他的浴巾，以免它被浸湿。我惊讶地看见，一张愤怒的脸从泳池里冒出来。他迅速游到岸边，像风一样向我跑过来。显而易见，他力气比我大得多。我拔腿就逃，但是，很快就被气急败坏的他给抓住了。他猛地把我推进深水区。我游到泳池的另一边爬上来，这时，一群比我小的男生围着我生气地说：“你完蛋了，你知道你刚才做了些什么吗？他是六年级的室长，叫埃默里，不仅得过足球徽章，还得过体操冠军。”他们把他的众多荣誉头衔一一列举出来，纷纷指责我自讨苦吃。我觉得自己犯了弥天大错，不禁吓得浑身抽搐。他个子那么矮小，还裹着浴巾，我哪里能认出来他是谁呢！我心惊胆战地向这位大人物走去，哆哆嗦嗦地说：“很抱歉，你这么矮，我还以为你是四年级的。”他对我的话无动于衷，我这才回过神来，赶紧补充了一句：“我父亲也很矮，但是和你一样是个大人物。”听到这句话，他不由得哈哈大笑，警告我以后要小心，又轻描淡写地说我脸皮厚。就这样，这件事情了结了。

接下来，我很幸运地多次看到他。不过，再见面时的3岁之差的表现已经不像在学校里那么明显了。后来，我们全都在内阁工作，共事多年。

在学习方面，我始终滞留在最低年级的水平，然而我却能在校长的监视下把麦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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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200行的史诗《古罗马之歌》流利地背诵下来。为此，我还获得了全校的优胜奖。这不是很奇怪吗？我总是徘徊在学校的最低年级里，却又非常顺利地通过了军队的征兵考试。很多名次远远领先于我的人都没有通过，所以，我这次的考试结果显得那么出人意料，或者说是不可思议。其实，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在考试中，有一道题目要求考生凭借记忆绘制一张某个国家的地图。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把地球仪上所有国家的名字都写在纸条上，然后放在帽子里开始抽签决定记忆哪个国家，最终从其中抽出了“新西兰”。于是，我不再关心其他任何国家，而是竭尽全力地把新西兰的地理状况熟记在心。简直难以想象，第二天打开考卷，我看到的第一道题目就是：“绘制新西兰地图。”

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军旅生涯。谁能想到，这个选择完全是因为我曾经狂热地收集玩具士兵。我有很多玩具士兵，大概有1500个吧。我把它们组织得像一个英国步兵师，而且还下辖一个骑兵旅，我的弟弟杰克则成为了“敌军”的统领。不过，我们制定了非常重要的条约，限定他绝对不许发展炮兵。而我则拥有18门野战炮和几个交通咽喉，除了缺少一些运输工具，后勤保障得力。父亲的一个朋友亨利·德拉蒙德·沃尔福爵士非常欣赏我的排兵布阵，他也注意到了我没有运输工具，于是出钱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一天，我们的父亲检阅了我们的“部队”。为了迎接这次检阅，所有“部队”都整装待发。父亲的目光非常敏锐，有着震慑人心的威力。在整整20分钟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在研究“部队”的阵容。最终，他问我想不想成为一名军人。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其实，当时我只是无限向往统领一支部队的威风。如今，我梦想成真了。

多年来，我想是因为父亲凭借他非凡的阅历和敏锐的观察力认为我是军事天才，才那样问的。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当时只是断定我不够聪慧，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无论如何，我都不可否认，是玩具士兵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从那一刻开始，考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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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成了我未曾改变的远大志向。在此之后，我一直致力于学习和掌握军事领域的各项技能。至于其他的事情，我只能靠自己去不断地学习和探索。

在哈罗公学学习的将近4年半里，我有3年的时间都在军事班学习。如果没有那次初考，我是进不了这个班的。这个班的男生有大有小，都来自学校的中高年级。他们都想考进伍尔奇军校或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我们班几乎都是五年级的学生，因为我们班的学生无须按照学校的规定一年升一级。不过，我一直是班里的倒数几名，所以一直没有升级。实际上，我一直没有走出低年级。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像我一样可供大家指使的低年级学生，时间长了，大家都称呼我“三年老生”，他们再也不用自己动手了。很快，我得到了生平第一个职务——供高年级同学使唤的低年级学生的领头者。我之所以得此殊荣，完全是因为我比同级的其他男生大。我负责保管那些听凭调遣的学生的花名册，帮他们排出值班表，安排值班的内容，然后抄送各个宿舍，给各班的班长、板球及足球冠军等精英分子过目。在供职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基本本着听天由命的原则工作。

在此期间，我发现了翻译拉丁语的捷径。和其他男生比起来，我查字典一直都很吃力。我不太会用字典，虽然很容易就能找到相应的开头字，却总是像查电话号码簿一样翻来翻去，上下查音。往往，我会发现所在的页面与要找的单词差三四页。为此，我和六年级的一个聪明的男生结成了同盟，他读起拉丁文来就和读英语一样毫不费力。对他而言，恺撒、贺拉斯、奥维德、维吉尔，甚至连马提雅尔的警句都很容易。通常，我要花费1—1.5个小时才能完成翻译10—15行警句的拉丁文作业，且常常是错的，而我的朋友却能在短短的5分钟时间里一句一句地解释给我听，因为有了这些解释，我便牢牢地记住了那些词语和句子。对于我的朋友而言，最头疼的事是写英语作文。他惧怕此事的程度和我惧怕拉丁语警句翻译不相上下。最终，我们达成协议，我为他写英语文章，他讲解拉丁语翻译给我听。这一安排简直太妙了。此后，每个星期，我都要为这位六年级的朋友写一篇英语文章。这样做的好处是，每天早晨，我都有了更多的时间自由支配，因为拉丁文老师好像对我的作业非常满意。正如此刻我让秘书听写整理这本书一样，我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把脑海中构思好的作文念给他听。我的朋友坐在角落里，把我的话一字不漏地写下来。我们天衣无缝地合作了几个月，但是，我们有一次差点被揭穿。我帮他写的一篇英语作文得到了老师的一致好评，被“举荐”给校长。校长把他叫过去，当面表扬他，并且兴致勃勃地与他讨论起这篇文章。威尔登博士说：“我对你的论点非常感兴趣，想与你做更深一步的探讨。那么，你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吗？”博士滔滔不绝地说着，我的朋友心惊胆战的，一句话都不敢说。显然，博士不想把这一次表扬变成挑剔与苛责，于是说：“看起来，你的口头表达不如笔头表达啊。”说完之后，博士让他走了。回来之后，他看起来就像刚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一样。发生这件事之后，我为他写作文小心翼翼，只写不起眼的文章。

威尔登博士非常关心我。得知我的古典语言学得很差之后，他决心亲自辅导我。他的日常工作非常忙，但是，他每个星期都于晚祷前对我进行三次单独辅导，每次一刻钟。通常，校长只辅导班长和学校里的秀才们，为此，我受宠若惊，无比自豪。然而，辅导的过程对我而言却是一种磨难。学过拉丁语的读者都知道，刚刚入门就要开始学独立离格及其毫不起眼的替代形式，我总喜欢用Quum作为Quum过去完成式虚拟语气。这样写能够避免很多易犯的错误，但是有点长，无法达到拉丁语简洁和精练的要求。独立离格的词尾用得是否正确至关重要，然而，我常常弄不明白独立离格最后是e、i、is还是ibus结尾。一旦看到有人用错一个字母，威尔登博士的脸上就会露出非常痛苦的表情。若干年后，在内阁讨论会上，当我偶尔引用我仅有的几句拉丁语时，阿斯奎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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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脸上也会露出同样的表情，仿佛我的拉丁文绝不仅仅令人烦恼，而且使人心痛。但是，首相们的权力远远没有校长的权力大，所以，每当威尔登博士好心地单独辅导我时，那一刻钟简直就是一种煎熬，使我无限紧张。将近一个学期，博士都在耐心地辅导我。最终，他因为不见成效而放弃了对我的辅导，这令我感到非常轻松。

在这里，我来谈谈对拉丁语的一些看法。当然，这些看法也同样适合于希腊语。在诸如英语这样的实用语言里，很多重要词汇都是由一些小单词联系起来的，但是，思维僵硬的古罗马人对这种连接方式不满意，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方法松散而且又蹩脚。他们觉得只有根据不同的条件以某种烦琐的规则才能使一个词与相邻的词产生互动。无疑，和英语比较起来，这种方法看起来与众不同，听上去不同凡响。如此一来，拉丁文句子组织起来之后就像一台装配完美的机器，每一个短语都内涵丰富。就算你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这种方法，也难免觉得造句不仅烦琐，而且使人劳累。不可否认的是，罗马人和希腊人确实轻松地凭借这种造句方法享受到了死后的美名：他们是文学领域和思想领域中的先锋，当他们从生活、战争、爱情、命运或行为方式中发现某些显而易见的结论时，就用他们的语言把这些思想编成警句和口号；他们始终拥有这些警句的专利权，从而使自己流芳百世，因为他们的语言与这种目的完全契合。这些都是我晚年领悟到的，上学时根本无从得知。

早在上学时，我就曾经质疑是否应该把古典语言当做我们教育体制中的主体。他们告诉我说格莱斯顿完全是为了消遣而阅读《荷马史诗》的，我觉得他是在折磨自己；他们还说读荷马著作将使我的后半生更加幸福快乐，等等。当他们察觉到我的态度充满怀疑时，又说古典语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英语阅读的水平，因为英语里有很多词都是从希腊语和拉丁语演变来的。假如知道这些单词来自哪里，用起来当然更加得心应手。我现在根本不相信这些说辞，然而，我当时勉强承认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实用价值。如今，外国人和苏格兰人统一起来，把这些拉丁词读得和英语相差甚远，他们把audience读成owdience，把civil读成keyweel假如按照他们的发音，我所喜欢的一些格言简直滑稽透顶，我觉得，那些散布这些丑陋发音的人理应受到惩罚。在后面和印度有关的几章里，另外一种黑白颠倒、卖弄学问的现象依然会呈现在我们眼前。

在我很小的时候，人人都说Punjaub，pundit，Umbala，而且也这样写。但是，后来有个学者说：“你们必须正确地拼写，不能胡乱写！”如今，英国人都写Panjab（旁遮普），pandit（梵学家）soandso，troublesat Ambala（安巴拉的麻烦）or Amritsar（阿姆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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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种稀奇古怪的说法时，印度人不由得瞠目结舌。假如说那是一种渊博的学问，那么这就是印度人对它的唯一反应。我总是一丝不苟地、认真地拼写。至于对《祈祷书》中祷词的变更、《圣经》的修订，特别是对《婚礼书》祷词的变动，我简直忍无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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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本章被编入人教版语文课本七年级上册第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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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利（1800—1859）：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著有《古罗马之歌》《英国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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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英国培养初级军官的一所重点院校，也是世界训练陆军军官的老牌和名牌院校之一，与美国西点军校、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以及法国的圣西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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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奎斯：（1852—1928），英国政治家，自由党领袖。曾任内政大臣及财政大臣，1908年至1916年出任英国首相。

(5)
旁遮普、安巴拉、阿姆利则：都是印度的城市。

考试

我
接连考了3次，才得以进入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学校。除了必考科目数学、拉丁语和英语之外，我选了法语和化学作为选考科目。这样算来，考试的课程共有5门。显然，必须有3张王牌才能高中，但是，我却只有英语和化学两张王牌。如此一来，我必须再找1张王牌。我骨子里就对拉丁文有偏见，所以不可能学会拉丁语。拉丁语卷面总分高达2000分，我最多能得400分。在英国，学法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法语虽然有趣，但是太复杂了。因此，我只能选数学。第一次考试结束后，我像指挥家分析战役一样分析了考试形势，结论是，只有在以数学作为援兵的情况下，我才有可能打赢这一仗。我开始认真地钻研数学。在我的一生之中，我常常被迫在短时间内钻研自己不喜欢的科目。在所有类似的经历中，我觉得自己在6个月内掌握了数学无疑是最成功的一次。第一次考试，总分高达2500分的数学，我只考了500分；而第二次，我考了将近2000分。这个成绩一方面取决于我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则离不开C.H.P.梅奥先生对我的悉心帮助。他是哈罗公学的一位人敬人爱的老师，他耐心地引导我，使我喜欢数学。他还帮我树立信心，让我相信自己并非对数学一窍不通。他告诉我，在数学王国里，那些令人费解的滑稽的符号不仅有内涵，而且富有韵律，绝不仅仅是一堆毫无用处的烂东西。

当然，我所学的数学只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内容，却是文职考试中必考的。和那些具有数学天赋的数学优等生比起来，他们钻研的领域是大西洋，我学到的东西则只是小池塘，不值得一提。但是，一旦我心甘情愿地钻研数学，很快就摸到了门道。迄今，我依然能从那段苦学岁月中回忆起当时所学的主要内容。当时，我们先是进入了一个颠来倒去的数学王国，而不仅仅是分数和十进制。“二次方程”站在这个王国的入口处，哭丧着脸向我们推荐里面的“指数方程”；紧接着，我们被“指数方程”带到更威猛的“二项式定理”面前；继续走下去，里面是一间暗室，住着一条名叫“微积分”的恶龙。幸运的是，文职人员考试不涉猎这个怪物，因此，我们在数学王国中的高峰脚下来了个急转弯，转到一个特别奇怪的走廊中，里面到处都是正弦、余弦和正切等函数，简直像一首首让人摸不着头绪的谜语或藏头诗。显而易见，它们至关重要，特别是当这些函数在一起相乘时，则更具有可怕的威力。它们唯一的优点，就是只要记住它们的结果，就好办了。在第三次考试中，就有一道题目是关于余弦、正切的平方根的。这道题目很难，幸运的是我在考试前几天刚刚看过它丑陋而又可恶的嘴脸，所以，我第一眼看见它时就认出来了。这是最后一次考试，可以说，这道题决定了我未来的人生。

从那之后，我几乎再次与这些东西绝缘了。成功通过最后一次考试之后，数学就像发烧时梦中的幻觉一样从我的学习生涯里消失了。我毫不怀疑，在工程学、天文学等科学学科中，数学非常重要。在开凿运河和建造桥梁时，数学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只有借助数学，才能精确地计算出各种压力和落差。在天文学中，不管是预测彗星等星体的出现，预测日食和月食，还是计算天空中有多少星星、多少宇宙，都离不开数学；世界上的很多人在数学方面有天赋，而且一心一意地潜心研究数学，和那些伟大的棋手能蒙住眼睛同时下16盘棋一样，他们都逃不过命运的摆弄，最终因为癫痫而早夭，这是为数学辛劳的义务！但是，我希望数学家都能有好报。我保证，我永远不会和他们抢饭碗。

我曾经自以为看到了数学的全部，眼中囊括了无穷无尽的数学现象。某个数值由负到正在无限地演变，恰似伦敦市长在就职典礼上游行时乘坐的彩车，也像金星的轨迹。我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变化的，也知道变化为何必须出现，还明确了一个步骤是怎样关联到其他步骤的。实际上，这一切都和政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当时的我好像刚刚吃完晚饭，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究。

假如那位主考官大人所出的那道余弦、正切的平方根题目，没有与我在考试前几天复习到的题目不谋而合，那么，我就不用接着写这本书的后几章了，这一点是最现实的问题。我很有可能去伦敦市闯荡，也许还能成为一个富人；我也有可能走进教堂布道，英勇无畏地鼓吹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正统说教；我还有可能去殖民地满足或至少安抚土著，那样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和林赛·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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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塞西斯·洛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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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人物；甚至，我还有可能成为一名律师，用我义正词严的辩护，使那些自命不凡、盘算进行秘密罪恶的人被处以绞刑。一言以蔽之，假如真的这样，我的一生将完全不同，也许还会影响到别人的命运轨迹。

现在，言归正传，让我们回到对数学的讨论上来吧。1894年之后，我再也没有与数学打过交道。总而言之，我的一生被那位主考大人出的这道题彻底改变了。后来，我曾经亲自接见过考试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我还任命过他们的主任。我很尊敬他们，钦佩他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尊敬他们。然而，他们绝对意识不到自己在历史变迁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这一点，我相信从本质上来说自由意志和命运是一致的，请各位读者也要留心这一点。

我始终很喜欢蝴蝶。我曾经在乌干达看见过一种奇异的蝴蝶。假如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观察，你会发现它翅膀的颜色始终在不断变化，从浓重的深褐色到耀眼夺目的蓝色。巴西也有这种蝴蝶，它们颜色更艳，体形更大，颜色对比也更加鲜明、强烈。你简直无法想象颜色的对比居然可以这么强烈，但它的确是同一只蝴蝶。蝴蝶光彩照人，真实可触，有时消失在树林的浓荫中，有时在阳光下自由飞翔。事实上，蝴蝶的翅膀上至少同时具有两种颜色。你观察蝴蝶翅膀的角度，决定了你是相信自由意志还是相信命运。我不能因为放弃数学而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还是让我们言归正题吧！

在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第二次入学考试中失利后，我离开了哈罗公学，在父母的安排下，我进入一所补习学校学习。他们始终希望我能榜上有名。这所学校在克伦威尔路，是一位叫詹姆斯的上尉和几个有才干的人一起创办的。据他们对外宣传，除了天生的傻子之外，每个人都能考上军校。这所补习学校专门科学地研究了考官的心理，因而知道某个考官对于某个具体的科目会出怎样的考题。听上去，这一切几乎百发百中。他们善于猜题，并且能够对这些题目进行正确的解答。他们端着猎枪扫射那群黑压压一片的鹧鸪，不管它们飞得或高或低，都逃不出一枪毙命的结局。实际上，詹姆斯上尉率先在战争中运用大炮齐射战术，他知道敌军的大部队在哪个具体方位，然后精心找准位置射击目标。他无须看见敌军，只需要教他的枪手学会射击，让他们按小时在每亩地上发射一定数量的子弹，就能击中敌人。所以，他的补习学校在2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独占鳌头，凡是进入这所学校的补习生，大多都能考上军校。中尉就像赌神稳坐赌城，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稳操胜券。即使面对最棘手的问题，他也能做到从容自如。他十有八九能赢，尽管他从未做出绝对的保证。

正当我准备接受这种著名的填鸭式补习时，灾祸突然降临了。

寒冷的冬天来了，我们借住在我的姑妈温伯恩夫人在伯恩茅斯的舒适庄园里。从山坡直到英吉利海峡旁的悬崖上，四五十英亩的松林延绵起伏。这一片松林尽管规模不大，但却险象环生。松林里有一个又深又窄“峡谷”一样的深沟，一座近五十码的简易石桥上横架“峡谷”之上。当时，我刚刚18岁，我的堂兄14岁，我的弟弟12岁。我们每天都在一起玩耍，我跑，他们俩追。被他们追了整整20分钟之后，我气喘吁吁，再也跑不动了，因此决定过桥。然而，直到跑到桥中间，我才惊恐地发现弟弟和表弟两面夹击，一个人站在桥头，一个人站在桥尾，而我则如瓮中之鳖。我脑子一转，计上心来。桥边的峡谷上生长着很多杉树，细长的树梢从路面向峡谷伸出来，我问自己：“你能跳到一棵杉树上，顺着树干把一层层树枝都压断，然后滑到地面上吗？”我一边观察，一边暗暗估算，同时做出了决定，爬过了桥栏杆。两个小家伙目瞪口呆地站在桥两头，看着我。我很犹豫，跳，还是不跳？最终，我纵身一跃，张开双臂去抱树梢。虽然我的想法是好的，但是缺乏证据的论据证明。直到3天之后，我才渐渐苏醒。3个多月过去了，我才能下床。这一跳，我从足足29英尺高的地方重重地摔在了结实的地面上。我能活着，无疑得感谢那些树枝。两个小家伙高声跑着、喊着：“他从桥上跳下去了，我们讲话他一声不吭。”我的母亲狂奔而来帮忙，还给我灌了几口白兰地。我的父母始终坚信，无论花多少钱，重病必须得到最好的医治。我的床前站着很多名医，他们都是来给我看病的。醒来之后，听到几近天文数字的医疗费，震惊之余，我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事情发生之后，正在都柏林的菲茨吉本勋爵家过圣诞的父亲立即乘特快车赶回家，与他同行的，还有伦敦最好的医生。除了那些常见的伤痛之外，我的一个肾被摔坏了。诸位读者之所以能读到这本书，完全归功于我强烈的求生欲望和那位外科医生精湛的医术。在整整1年的时间里，我的行动都受到伤病的限制。当年，卡尔顿俱乐部有人借这件事情调侃我的父亲，“听说，伦道夫的儿子出事了。”“哦？因为玩追领袖的游戏吗？”——“我想，伦道夫是不可能为此感到难过的！”

在1892年夏天的选举中，因为40个议席之差，保守党溃败。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鼎力相助下，自由党格莱斯顿上了台。在改选政府之后，新议会根据惯例休会6个月。为此，对爱尔兰地方自治问题的重新辩论和1893年的议会大会只得在焦急中等待。父亲曾经说过“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保守统一党政府都在对我进行抵制和诽谤”，因此，我们全家丝毫没有因为上一届政府的失败而伤心。我们家族有很多支脉，他们势力强大，我们的整个家族和父亲的朋友都热切期盼着新局面的到来。有人认为一旦处在反对党的地位，我的父亲在议会及其党派中的地位会很快得到提升。因为我父亲6年前的辞职，该党被击败了。

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急切地盼望着父亲在政界东山再起。从小，因为跟祖母和姑姑们在一起生活，所以我很少听到和政治有关的话题。但是，我不管怎么说也是父亲的儿子，当然知道父亲曾经在政治上栽过跟头。在陌生人、孩子和仆人面前，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父亲从不提起这个话题。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只有一次蜻蜓点水般地在我面前抱怨过自己命运不济。那是1892年秋天，我们还住在纽马克特。我记得那天，我在父亲的书房外用双筒猎枪打兔子，父亲被枪声惊动了，他很生气地责备了我。当他知道我非常伤心之后，他又找机会尽力安慰我，亲切地与我交谈了很久。在我的一生之中，父亲只有为数不多的三四次与我进行促膝长谈过。然而，每一次谈话都使我感到无比自豪。他说，老年人常常全神贯注地思考自己的事情，还会因为一时生气而粗暴地对待子女，所以才会对年轻人的处境缺乏考虑。他告诉我，他很高兴我热爱射击，为此，他安排我于9月1日在自家的领地内打山鹑。接着，他语气和蔼地与我谈起我的学校、我参军的事和我的未来生活。他向来内敛，如今却突然变得健谈起来。我很惊讶，他居然这么关心我的事情。最后，他叮嘱我：“记住，对我而言，事情并非一帆风顺。有些人误解我的行为，歪曲我的话语……所以，你千万别把这些放在心上。”

我当然支持我的父亲，而且是满腔的热情；艾弗雷斯特太太也以自己特有的温和方式支持我的父亲。为了节省家庭开支，我们住到了祖母位于格罗夫那广场50号的家中，艾弗雷斯特太太负责给祖母家管家。在我家兢兢业业地干了20年之后，她领到了一份丰厚的退休金，结束了一生的工作。她把一生的积蓄都托付给我的父亲保管，为了更好地运转这笔资金，父亲专门乘车去伦敦与罗斯柴尔德勋爵共进午餐。我很清楚，保守党那帮“老家伙”之所以能够长期执政，完全是因为父亲个人始终为了恢复托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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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不懈努力。在我父亲第一次失势时，这帮老家伙根本没有表示任何感激之情和宽宏大量。我们大家当然热切地盼望父亲重掌大权。我们看到工人一看见他的大胡子就笑，过路人一看见他就脱帽致敬。这么多年来，我读过报纸上对他的每一条评论和他说过的每句话。尽管他只是一位孤立的无公职议员，但是所有的报纸都一字不漏地报道了他即使是在小市场上所讲的每一句话，与此同时，大家对他所讲的每句话都进行了认真的推敲。如今，他的机会来了。

我和家人一起到了伦敦。尽管我只能躺在病床上，但是对1893年政治事态的发展了如指掌，因为母亲看到我密切关注这些事，就把她听到的所有消息都告诉了我。格莱斯顿先生的首席组织秘书爱德华·马奇班克斯，即后来的特韦德慕斯勋爵，与父亲的妹妹潘妮结婚了。因为至少能了解到一些自由党的希望和忧虑，所以，我们全都以超然的态度分享着自由党结束长期下野后重新执政的喜悦。在我看来，政治富有生气，无比重要，因为只有具有非凡才智和独特个性的政治家才能掌握政治。不管是出于习惯，还是为了尽义务，处于各种地位的上层社会都能参与政治事务；无论有没有选举权，工人阶级都跟在政治后面起哄。和现代人看板球赛或足球赛一样，工人阶级非常关注国家大事的发展。然而，报纸只知道迎合当时受过教育者的一贯观点。

因为卧病在床，我有很多时间关心政治。我始终心无旁骛地关注着格莱斯顿举行的最后一次议会大战。在我心里，这场议会大战甚至比我8月要参加的最后一次可怕的考试更加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觉得父亲的演讲尽管保留着很多成功之处，但说服力却不如从前了。总体而言，他好像很难把握住自己的成功。我期盼自己快快长大，以便能够为他呐喊助威。我知道，即使他不说，也会对此感到欣慰。我想到了帮助老格莱斯顿，成天跟在老头子后面的赫伯特·格莱斯顿，还有为其父助战的奥斯汀·张伯伦；我梦想托利党的民主有朝一日既能赶走那帮老人，又能打败激进分子。

这一年，在父亲家里，我不仅见到了很多议会冲突双方的重要人物，还常常与他们一起吃饭。吃饭时，就当时的热门话题，父亲的同事和对手友好地展开讨论，交换意见。也正是在那时，我初次遇见到贝尔福、张伯伦、爱德华·卡森，还有阿斯奎斯、罗斯伯里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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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莫里及其他诸多内阁人物。这些人生活在一个由崇高的法律和规则统治的伟大世界里，他们谈论的每一件公众事务都特别重要。实际上，这个世界像充满杀气的决斗场，甚至会有点残酷的味道，但是，决斗的双方都有所克制，彼此还互相尊重。当然，我要想看到这种社交场面确实机会不多，因为只有等到父亲宴请他的那些亲密朋友和政界要人来家里作客的时候。曾经，我从别人口中听到了对父亲没有任何偏见的评价：他脾气非常暴躁，常常口出恶言，有时还会说出最野蛮的话，所以，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总是刻意防备他。

身体恢复健康后，我开始去下院听辩论。在格莱斯顿第二次宣读《地方自治法案》即将结束时，我甚至想方设法地挤到了名人旁听席上。至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和一些小插曲。当时，格莱斯顿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大白鹰，他在台上庄严而口若悬河地进行演说，滔滔不绝，手舞足蹈；台下听众中也有人不安分，有的伺机起哄，有的趁机吆喝。他得意洋洋，本来想说自由党每次都能成功地实现其拥护的政策，却不小心发生了口误。他说：“从来没有任何事件使自由党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地方自治法案》）居然使自由党变得这么卑贱。”听到这话，托利党人感觉欢欣鼓舞。格莱斯顿张开五指，挥了挥手，尽量平静现场的骚动，然后继续说道：“但是，我们又爬起来了……”

格莱斯顿还就奥斯汀（张伯伦之子）的首次演说对张伯伦说了一些极具讨好性的话。他说：“我不想对这篇演说做过多的赞美，但我想用只言片语说出我真实的想法，这篇演说一定会让一位父亲内心感到无比的宽慰，精神焕发。”当时，我正蹲在旁听席的地板上从栏杆的缝隙里看着他们，我马上发现，张伯伦听到这番话之后反应很大。他好像毫无防备地被一颗子弹击中了，那张苍白泛黄的脸突然涨红了。他略微站起来欠了欠身，向大家微微鞠了一躬，然后低着头弯着腰坐在那里。这些话无论多么精心挑选，写下来看似没有多少意义，而一旦说出来，两人马上尽释前嫌。

还有一次，我坐在旁听席上，亲耳听到父亲和威廉·哈考特爵士之间唇枪舌剑的辩论。在辩论时，威廉爵士看上去很生气，简直有些蛮不讲理。然而，几分钟之后，他的表现让我感到吃惊：他的发言结束了，他走到我坐的地方，面带微笑地向我介绍自己，还问我如何看待这次辩论。

*　　*　　*　　*　　*

我原本以为詹姆斯先生不会让我通过第三次考试了，因为我受伤后身体很虚弱，而且还痴迷于政治，根本无暇顾及学习。不过，我终究还是通过了考试，成为桑赫斯特军校骑兵班的一名学生。和骑兵学员高昂的生活费用比起来，步兵的生活费用明显低一些，因此大家更愿意选择步兵，这样一来，被军校录取的最后几名考生就很容易被编入骑兵班。我很高兴自己通过了考试，更高兴自己能成为骑兵学员。通过比较骑马和步行的相对优势，我坚信骑马更加有趣。而且，骑兵的军服比步兵的军服更加漂亮。因此，我兴致高昂地写信给父亲报喜。出乎我的意料，父亲对此事的看法与我截然相反，他觉得我没考上步兵是一件让他颜面尽失的事情。他原准备让我进入名声赫赫的第六十步兵团，这个团有4个营，虽然穿的是黑军装，但是领口和袖口那一抹红色能凸显它的身价。他曾经告诉过我，如果你能进入第六十步兵团，就有机会到地中海中的某个要塞服役三两年，等你锻炼成熟后，就可以去印度工作。为此，他好像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第六十步兵团的团长卡布里奇公爵，卡布里奇公爵很欢迎我去他的团服役。如今，父亲的这些计划都泡汤了，还要花费一大笔钱，面对由此引起的诸多麻烦。地中海中没有任何要塞需要骑兵，公爵也没有机会欢迎我了。父亲曾说：“当骑兵不仅要养活一个人，还要养活一匹马；而当步兵只需要养活一个人。”这话一点不假，且毫不夸张。他压根不曾想到，我需要供养两匹公务用的战马和一两匹狩猎用的马，另加几匹打马球用的马。他对我的教育很失望，很快就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我，其中没有任何一句话表达对我考试成功的祝贺。他说我的考试只是侥幸通过，并且再三警告我不要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分子”。我在对此感到惊讶之余，更多的是伤心，我立刻回信向父亲保证将来一定会做出更好的成绩。虽然这样，我依然为自己能进入桑赫斯特军校而欣喜若狂。在接受不到18个月的正规训练和学习之后，我就是真正的骑兵军官了。我不停地忙碌着，为自己准备了一大套士官生需要的行头。

*　　*　　*　　*　　*

当年夏天，父母安排我和弟弟跟随一位老师去瑞士进行徒步旅行。我努力重申：如果有足够的钱，我们就能坐火车去旅行。结果没有奏效。我和老师一起爬山，我们爬过蒙特罗萨山和韦特霍恩山。我们攀登上伯恩尼斯·奥伯兰德山顶峰，在那里观看日出时光芒四射的壮观景色。在我的一生之见识中，那都算得上是个奇迹。我很想去爬马特霍恩山，然而，老师以危险为由不让我去，而且，爬这座山花费高昂。幸好老师不知道我在洛桑湖里差点出事，不然他一定会更加谨慎小心的。我之所以记下这件事，也是为了警示别人。那天，我和一位比我小的男孩子去洛桑湖划船，当把船划到距离岸边一英里多时，我们突然想下湖游泳。我们把衣服脱掉，纵身跳进湖里，高高兴兴地开始游泳。船尾座位上有顶像船帆一样的红色小遮阳篷，微风吹过，船往前漂移。我们越是想接近船，船就漂得更远。如此反复了几次后，我们已经游过的距离几乎是湖面距离的一半了。风越来越大了，我们也越来越累。直到此刻，我还没有感到危险的临近。在明媚的阳光下，碧蓝的湖水波光粼粼，景色优美的大山、山谷、旅馆、别墅互相掩映着，它们似乎都在微笑。我突然意识到死神似乎来了，就在我们身边游弋着。他好像和风串通一气，鼓动着风吹得更大一些，用和我们游泳相同的速度把船吹走。假如没有帮助，我们不可能游到湖岸，可是周围根本没人来救我们。我很擅长游泳，不仅游得很快，而且毫不费力。在哈罗公学时，我曾经作为班级的代表与其他的游泳代表队比赛，全部凯旋。如今，我为求得一线生机而拼命游水。有两次，我已经游到了离船不到1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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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然而眼看我触手可及了，风就又把它吹走了。我拼尽全身力气，不顾一切地努力向船游去，终于赶在船上的“红帆”再次被一阵强风涨满之前抓住了船边，奋力爬到船上，然后划着船去救我的同伴。当时，我的同伴显然没有意识到死神就在他身边，但是，他已经筋疲力尽了。虽然我从没有忘记这件事，却一直没有把这次危险的经历告诉老师。如今写出来，为的是让一些读者引以为戒。

我一生之中的过渡期当属在桑赫斯特军校的锻炼，伴随着它的开始，我12年的学校生活结束了。在这36个学期里，我觉得学到的都是一些无趣而且无用的东西，没有玩过有意思的游戏，更未取得一丝一毫的成功。如今回想起来，玩具伴我度过了快乐在的幼儿时代，成年时代也是幸福不离左右。而这12年却成为我一生中最默默无闻且无比痛苦的阶段。在我的人生中，12年的学校生活无异于一段苦闷、暗淡的旅程，我惶惶然度日如年，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品尝过快乐和自由的滋味，更没有取得过任何值得肯定的成绩。

在这种消极情绪的影响下，我确实过分夸大学生时期不那么愉快的一面。毫无疑问，学生时代是快乐的，更是潮气蓬勃的时代。哈罗公学的确是一所好学校，老师们都非常敬业。哈罗的教室和运动场都是一级的棒，这使哈罗的大多数男生都特别高兴。因为我自身的缺点，我成为了他们之中的例外。即使让我做一个听人使唤的小卒或者泥瓦匠学徒，抑或帮助父亲打扫杂货店的橱窗，都会使我觉得自然和踏实。而且，我一定能够干得更好，也能从中受益匪浅。当然，我也很乐意从接触中了解我的父亲。

尽管这样的教育方式违背人类的本性，但是社会的进步却要求必须延长受教育的时间。对一个自由成长的男孩来说，只想有一些闲暇时间供自己自由支配，只想跟随在父亲的身后学习找吃的，以劳动养活自己，并挣钱分担父亲养家的负担，还想竭尽所能地做些有益的事。终究有一天，那些有天赋的人会产生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如此一来，知识和思想便会打开心灵之门迎接他，因此为什么非要强迫那些不愿学习的人接受知识呢？

总体而言，除了在击剑比赛中荣获学校冠军之外，我没有取得过任何突出的成绩，因此，我对自己的学校生活丝毫不感兴趣。所有与我年龄相仿的人，即使是那些年龄比我小的男孩子，似乎都能比我更好地适应这样一个学校世界。在这种环境中，有一种滋味是很难受的，那就是在比赛刚刚开始时就远远地落后于人。和威尔登博士告别时，他很坚定地对我说我将来肯定能一帆风顺，我找不到他所言的依据，因此感到非常惊讶。不过，我依然很感激他能这样说。

尽管我不想继续读书了，但是我完全赞成公学这种办学方式。

比我大两岁的杰克·米耳班克是我在哈罗最好的朋友。他比我年长两岁，他的父亲是一位老男爵，世世代代都住在切奇斯特。他的长相属于成熟型，说话也非常老练，给人留下与众不同的印象。他做事总是不慌不忙，且非常注重自己的穿着，是一位十足的绅士。在体育和学习方面，他只是比一般的同龄人好那么一点。据我观察，在哈罗公学，只有他是这样的。父亲来校看我时，常常带着我和他一起去国王大饭店吃午饭。他们俩看上去都是神情自若，这样可以使他们彼此之间平等地进行谈话。我总是兴奋地坐在一旁听着，时而笨拙地插话。尽管我是个顽劣的学生，我也很希望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平等融洽。

我和米耳班克计划一起进行一次冒险。根据学校的老规矩，在考试周，不愿意踢球的学生可以不踢球。但是最近几年，这一规矩没有被执行下去。我们援引学校以往惯例，宣称拒绝踢球，因为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最终，班长狠狠地毒打了我们一顿。当然，我们控告了他，针对此事，学校进行了严肃的辩论。三四天的时间里，我们为未来的命运担忧，寝食难安。偏见使人们觉得我们无所事事，并没有因为学业过重而感到疲惫不堪。但是，经过讨论，学校允许我们在这一周里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在我们勇敢的捍卫下，这一规定又延续了好几届。

米耳班克命中注定要参军的，而且他下定决心要加入第十轻骑兵团服役。为了避免考试，他的父亲主张他先参加民兵组织，尽管走这条路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我离开哈罗公学的前一年，他就离开学校了，并且于不久后当上了民兵副官。我们定期互通书信，还经常约定在假期里见面。在本书的后面部分，我还会提到他。他的一生注定要得到最高的军事荣誉。在南非战争中，为了营救手下的一名骑兵，伤势严重的他冒着生命危险跳进火海。为此，他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在残酷的苏维拉湾战役中，他一个人奋战到底，在加利波利半岛英勇献身。

我非常喜欢哈罗公学的校歌，和它比起来，其他的校园歌曲望尘莫及。以前，我们经常聚集在教室或者演说厅里一起演唱这些著名的校歌。我相信，哈罗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就是这些校歌。伊顿公学只有一首听起来还凑合的关于划船的校歌，不过，这首歌的歌词很蹩脚，节奏也完全不适合划船。那里从来没有我们这样的校歌。在哈罗公学时，我们经常有机会听到名人演说，题目都是关于历史或者科学的。迄今为止，我依然对这些讲座印象深刻。听权威人士讲故事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尤其是当他还有幻灯的时候，更无须多言。对我而言，这是最好的学习途径。只要我全神贯注地听他们的讲座，自己也就能做出水平相当的讲座。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其中的5场讲座。鲍恩老师是第一个开讲座的老师。他是哈罗公学中最著名的老师，为我们创作了很多优美的校园歌曲。在他通俗易懂的讲述下，我们知道了振奋人心的滑铁卢战役。后来，他又为我们做了一场讲座，是关于色当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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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非常欣赏这次讲座，直到几年之后，我才发现那次讲座是他原封不动地从胡珀的《色当》中搬抄下来的，而这本书是我的一位上校最喜欢的书籍之一。此后，英国探险家温博先生来到学校为我们做了一场有关攀登阿尔卑斯山的讲座。那次，他带来了很多登山的照片，照片上的导游和游客，他们紧贴绝壁，身后是悬崖深谷，使看照片的我们不由得心惊胆战。我还听过一场和蝴蝶怎样变幻体色保护自己有关的讲座：味道鲜美的蝴蝶把自己伪装成树叶或者树枝，以此保护自己；不够美味的蝴蝶有着鲜艳绚丽的体色，以便警告鸟类切勿吃它。但是，蝴蝶的演变经历了几百万年的漫长过程。动物们吃掉了那些进化极其缓慢的蝴蝶，使它们绝迹。现存的蝴蝶之所以能够活着，是因为它们有着绚丽的颜色或者独特的生存之道。后来，帕金先生做了和“帝国联盟”有关的讲座。通过他的讲述，我们了解了英国著名海军统帅纳尔逊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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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出了“英国期望每个英国人今天各尽其职”的指令，这一指令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终究有一天，纳尔逊将军的话将在一群国家中产生作用，而不仅仅限于一支舰队。在有生之年，我们的确等到了这一天。在一次为庆祝大战胜利举行的大型庆功宴上，我遇到了老帕金先生，特意向他提起这次讲座。一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我很纳闷，学校为什么不经常举办这类讲座呢。其实，他们完全可按照每两周一次的频率举办这样的讲座，让男生根据自己能记住的内容写下自己的浅见。由此一来，老师很容易就能辨识哪些学生属于真正的差生，哪些学生学得又快又好。然后，可以让学得好的学生继续学习新的知识，从而使学生优劣分明。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哈罗公学就不会愚蠢地把我始终归类为差生，我自然能够生活得更加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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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赛·戈登：生于英国军人家庭，因任性被其父送至澳大利亚，尤长于风景抒情诗和骑马诗。

(2)
塞西斯·洛兹：南非政治家和金融家。

(3)
英国保守党的前身是1679年成立的托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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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伯里（1847—1929）：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任内政部次官、外交大臣、首相。

(5)
1码等于0.9144米。

(6)
发生于1870年9月1日的普法战争时期，以普军俘虏了法皇拿破仑三世及其麾下的军队而结束，此次战争也成为决定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及其盟军胜利的一战。

(7)
1850年，纳尔逊在著名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指挥得力，带领舰队战胜了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而他却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献身。

桑赫斯特军校

在
桑赫斯特军校，我揭开了自己人生的新篇章。所有人都站在同一个起点上学习全新的内容，我再也不会因为以前没有学好法语、拉丁语和数学而感到自卑。我们要学习战术、地形学、军政、军法、设防等课程，还要进行体操练习、操练马术。除非自己愿意，我们无须参加任何体育活动。军校的纪律非常严明，每天都要进行长时间的学习和操练。当一天学习生活结束后，我们几乎累瘫了。我对学习的内容兴趣浓郁，尤其喜欢战术和防御。我定购了一系列与美国内战、俄土战争、普法战争有关的史书，这些战争是当时最好也是最近的战争范例，还定购了卡拉夫特的《关于步兵、骑兵、炮兵的来函》、哈姆利的《战争运作》、梅因的《步兵战术》。这些都是学习的需要的书籍，父亲吩咐他的书店老板一本不差地给我寄来了。很快，我就拥有了一个微缩的军事图书馆，它帮助我更好地了解和学习正规课程。因为不喜欢操练，使得我待在“蹩脚班”长达几个月之久。这个班是为了那些需要特别调教的学生而设立的。野战实习中，每个人都要参与挖战壕、筑掩体、垒沙袋等活动，还要亲手设置铁蒺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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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设定向雷，整个过程中大家都非常亢奋。我们学会了炸石桥、做浮舟，还掌握了用火药切断铁路交通的技术；我们根据坎伯利地区所有小山的实际情况绘制等高线地图，并根据各个方位的侦察结果，来布置警戒线，并制订了专门服务前锋和后卫部队的模拟计划；我们甚至还制订了简单的战术方案。早在18世纪，炸弹和手榴弹就被淘汰了，所以我们在学校里从未学过与此有关的知识。

毋庸置疑，我们所学的内容都是最基础的知识，都是下级军官学习的。有时，我会应邀去距离我们学校不足一英里的参谋学院吃饭，这个学院的目标是培训全军最优秀的军官和培养高级指挥人才。他们学习的内容涉及军事基地、通讯联络、军需供给以及铁路运兵战略等。这一切都让人兴奋，遗憾的是，都是模拟的。

假如我们出生于100年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多么辉煌啊！试想一下，假如我们在1793年时已经19岁了，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反抗拿破仑！但是，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时。自从1853年爆发克里米亚战争到1856年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军队再也没有与白人军队交战过。现在，全世界人民越来越明智，越来越热爱和平，越来越崇尚民主了，因此，战争年代再也不会重现了。早晚有一天，印度有可能发生兵变，那些心血来潮的人还会玩点什么花样。当时，印度人故弄玄虚地把东西胡乱涂抹在芒果树上。

曾经有一份周刊发表一篇文章声称，我们很有可能在几个月后再度出征印度。我们迫切地想弄明白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也许，我们会和年轻的克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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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当上高级指挥官！和参加一场真正的欧洲战争比起来，与可怜的印度人打仗简直无异于玩“犬兔越野追逐赛”。不过，要知道，这种追逐赛根本不能与越野障碍赛每年在英国利物浦举行的赛马相提并论。所以，我们仅仅是借这些想法安慰自己。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把握时代赋予我们的大好机会。

一名桑特斯军校的年轻军官

我非常喜欢马术训练。假期的时候，我额外多了一次训练马术的机会，因为父亲专门安排我进入奈次布里奇骑兵营，和皇家骑兵卫士一起训练马术。在兵营的跑马场上训练时，我多次坠马。去骑兵团报到后，我又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训练。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训练后，我想我已经能够驾驭一匹马了。

在桑赫斯特军校，令我感到最快乐的事情就是骑马。为了租到当地最好的马，我和同班学员倾囊而租，这种行为无疑对我们以后更好地完成使命大有裨益。在一位大人物的狩猎园里，我们举行了一次越野障碍赛马，还多次举行了定点越野赛马，在乡野上无所顾忌地策马奔腾。在这里，我要向为人父母者，特别是那些家境富裕的父母多说一句：“假如有可能，给儿子几匹马，而不是给他很多钱。”只要骑在马背上，我们就不会感到悲伤；即使悲伤，也是无比光荣的。很多年轻人因为赌马或者养马毁掉自己，但从没有年轻人因为骑马而毁掉自己，因为马背上的时光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收获。当然，不排除他们有可能在策马奔驰中摔断脖子，但是，即使这样离开世界也是光荣的。

成为一名士官生之后，我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有了改变。假期里，只要条件允许，父亲外出的时候就会带着我。他喜欢看魔术、杂技和动物表演，作为他的小跟班，我生平第一次走进帝国剧院。即使他去位于特林的罗思柴尔德勋爵府上参加重要的政治会议，也会带着我，在那里，我常常能看到许多保守党内的领袖人物及其新秀。从那时开始，他去会见他的赛马伙伴也带着我。就这样，我们有了共同的一群朋友和全新的话题。在我眼中，父亲好像值得拥有一切。但是，只要我表现出丝毫与他平等的意思，他马上就会勃然大怒。有一次，我主动提出代替他的私人秘书为他写几封信，他听若未闻。如今，我意识到这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假如他能再活四五年，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要依赖我的帮助。但是，他没有再活四五年！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友好，即将发展为彼此理解。我相信，经过一番努力，我们至少能达成某种君子协定，甚至很有可能结成联盟。然而，他却在此时骤然离世。

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这一年他36岁。

1894年春天，我的父亲病得很重，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情况。但是，他依然坚持进行政治活动，保持着每周一次的频率在某重要场合发表言说。大家都能看出来，他的演说越来越显得有些失败。那些曾经一字不差地报道他的演说的栏目渐渐缩短篇幅，先是从三栏减少到两栏，之后又从两栏减少到一栏半。有一次，《泰晤士报》报道说，演讲厅里有很多空座位。我的奶奶一直反对父亲带病工作，这时，奶奶和母亲联合起来要求父亲休息，但是父亲坚持说自己很好。我知道，奶奶和母亲一定是万不得已，否则最亲近、最关心父亲的她们绝不会向他施加压力。

和为父亲写传记时相比，我对父亲的看法有了改变。如今，我的年龄已经超过父亲离世时的年龄。我心知肚明，辞职给父亲的政治生涯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他喜欢走极端，当时正处于叱咤风云的时期。但是，1886年，保守统一党获胜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政治上急需安定。对英国来说，索尔兹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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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民的需要完全契合，他一直安稳地掌握大权，当然不愿意大权旁落，尤其不愿意与一位控制了下院和国家财政的野心勃勃的对手平分权力。一个人一旦丢了权力，很难东山再起。他也许能在五六十岁时重新谋求一个职位，但是绝对不可能回到他三十多岁时丢掉的职位上。要想牢固地掌握一个国家的领导权或者一个党派，领导者的素质和思想除了要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相契合之外，还要做到投其所好。

伦道夫·丘吉尔勋爵自从当了财政大臣后，承担着重要的责任。从那一刻开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已不再是托利党人。除了在《爱尔兰自治法案》这个问题上外，他日益热衷于采取格莱斯顿式的观点。在所有的社会问题和劳工问题上，当时的辉格党人或中产阶级的自由党人根本不能容忍他的观点。在爱尔兰问题上，保守党人也不欣赏他相当独立的观点。我想，假如他活着的时候身体健康，他很可能会反对南非战争。他之所以遭人忌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观点中有某种倾向工人阶级的成分。制止张伯伦的贸易保护运动是他东山再起的唯一王牌。据我所知，他极有可能成为该运动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在宗派斗争中，他会抓住所有机会赢得胜利，而绝不会被党派决议控制。当肩负重任时，他又会不遗余力、一心一意地操劳国家大事。他为人坦荡，从来不搞计谋。

格莱斯顿的善辩名不虚传，他的名声完全依靠他演说时在听众中产生的效果，而不是依靠他的演讲稿；与格莱斯顿不同，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在政治史上的地位取决于他的言行，而不是取决于他的人格给他的同时代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似乎一生下来就具有这种力量与魅力。假如形势始终保持有利，这种深刻的印象可能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写信很流行，父亲也曾经写过很多信给我。现在，我又一次重温他不辞辛苦写出来的亲笔信，觉得自己当时根本没有领会他对我的关心。我很后悔与父亲住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没有相互了解。我经常去看望晚年的罗斯伯里勋爵，一方面是因为我非常敬重这位优秀的人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常常讲我父亲的事给我听。与这位与我父亲私交甚厚的名人交谈，我觉得自己与父亲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了。最后一次见罗斯伯里勋爵时，我说很遗憾自己未曾平等地与父亲交谈，要是时光倒流就好了。这位白发苍苍的政治家说：“哦，他一定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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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6月的一天，我正在绘制一张邱巴姆科孟的公路图。一位邮差送来了学院人事参谋发来的命令，让我马上出发去伦敦。当时，我父亲准备于次日启程周游世界，尽管家人请求校方批我的假，让我去见父亲，但是校方拒绝了。因此，父亲致电陆军大臣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明天，我就要离开英国了。”……就这样我马上赶赴伦敦。

次日清晨，我与母亲、弟弟一起驾车赶往车站。4年前的非洲之行中蓄满的胡须掩饰不了父亲脸上的倦容，我能想象出他是多么操心劳神。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膝盖，动作简单，然而意味深长。从那之后，他踏上了周游世界的漫长旅程。这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他慢慢消失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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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赫斯特军校，我学会了做人，也懂得了军衔不同的军官应该在军中怎样共处。我们来自威尔士团的连长鲍尔少校是一位脾气暴躁、严于律己的军人。他总是不苟言笑、一本正经，待人接物有礼有节，堪称一个完美的、令人敬畏的人。尽管他从未上过战场，但我们仍一致认为他是个宁死不屈的军人。

军校规定，学员在外出之前外必须先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连队请假簿上，这样才能假定已得到批假。有一天，我借了一辆双驾马车，去阿尔德肖特看望一位正在那里的民兵营训练的朋友。当我驾车行驶在马尔伯勒路上时，刚巧遇到鲍尔少校驾着马车回桑赫斯特。我向他脱帽致敬，猛然想起自己一时疏忽，居然忘记在请假簿上登记了。我想：“晚饭前我还有机会，因为他是不会看请假簿的，我可以回来后把姓名写上。”当我急急忙忙地拜访了民兵营的朋友，赶紧驾车返回学校时，已是6点钟。可以说我是准时到校的，当我从走廊溜到放请假簿的桌边准备签名时，却一眼发现上校已经在请假簿的下面签了名。我还是回来晚了。他不仅知道我在阿尔德肖特，还发现我没有把名字登记在请假簿上。我又看了一遍，惊讶地发现少校已经帮我登记了，这就意味着他批了我的假。通过这件事，我对古老的英国军队生活有了一定的了解：虽然军纪严明，但是军官们彼此间以礼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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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读者允许我暂时跑题，我想说说在桑赫斯特最后一学期发生的那件令我非常愤慨的事。1894年夏，伦敦市政会委员欧米斯顿·钱特夫人利用帝国剧场的幕间休息区，发起了一场净化剧场的运动。每到星期五，位于第一层楼厅的前排座位后面的大空间里就挤满了人。年轻男女很喜欢在演出间和幕间休息时一边喝酒，一边兴致勃勃地交谈。欧米斯顿·钱特夫人和她的朋友们企图关闭幕间休息区，特别是与其相邻的酒吧，因为他们觉得这些寻欢作乐者不仅饮酒无度，而且有伤风化。对于这场运动，很多英国公众持有不同的观点。当时，最受欢迎的《每日邮报》也支持他们的看法。《每日邮报》刊登了很多读者来信，来信者一般使用诸如“五子的母亲”“自己活也该让别人活”“绅士与基督徒”“约翰·布尔”之类的笔名。公众对这场争论表现出浓郁的兴趣，其中，最为激烈的辩论发生在我们桑赫斯特校友间。在每月两次从星期六中午到星期天午夜的短假中，我们已经习惯了光顾幕间休息区。钱特夫人的指责和含沙射影激怒了我们；我们从未发现男女双方中任何一方的举止值得谴责。其实，不管是谁，即使是因为无心稍有越轨，那么穿着制服的守门人也会粗暴地把他们带出门外。我们认为欧米斯顿·钱特夫人发起的运动不仅与英国自由的传统不相融合，而且毫无道理。

我急于想反击这个行动。有一天，我在《每日邮报》发现，一位绅士创立一个反击钱特夫人公民团体，指责她的运动过于严苛。人们称这个团体为“娱乐保护协会”，该协会提议组成委员会并且任命一位主管，以履行公务、募集捐款、吸纳成员、举行公众会议的名义发行会刊。我按照联系地址，写了一封信给这位恪尽职守的创始人，对他的想法表示大力支持，同时也表示将在不违背法律的情况下与他通力合作。最终，我收到了一封回信，对我提供帮助表示热烈欢迎，并且邀请我参加即将召开的首次董事会议，时间是下个星期三6点钟，地点是伦敦的一家旅馆。

星期三是学院的半休日，学员只要表现好，就能请假去伦敦。提前三天，我就开始利用空余时间准备演讲稿。我想我可能需要在会上向一大群严肃的董事会成员发言，那么我将高举汉普登和西德尼用鲜血换来的英国的自由大旗。这次发言任务对我来说很艰巨，因为我在此之前从未在公开场合发言。我把演讲稿写得几近完美无缺，之后又反复修改了三四次，最后牢记于心。这篇演讲稿指出，国家干涉守法公民的社会习惯是一种危险的行为，坚决维护英国国民天赋的权利，分析了遭到健康的公众舆论反对的压制会造成很多必然的恶果；这篇演讲稿尽量以通俗易懂的逻辑思维和温和幽默的口吻说服听众，既没有回避事实，也没有夸大事实。在结束的时候，我甚至请求听众要宽容耐心地对待那些误入歧途的对手。不可否认，在人类行为中，终究是过失多，而恶意少。准备好演讲稿之后，我紧张地期待着。

星期三上午的学习刚刚结束，我囫囵地吃了午饭，换上便服，就火急火燎地赶到火车站，搭乘了一辆去伦敦的慢车。在此，我必须告诉大家，我当时的经济捉襟见肘，买完回程火车票之后，我几乎身无分文了。而必须等到两个多星期之后，我才能领到下个月的10英镑的津贴。一路上，我不停地默诵着演讲稿中的重要段落和演说重点。在滑铁卢一下火车，我就乘了一辆双轮马车赶到莱斯顿广场。董事会议的举行地点就在距离广场不远的一家旅馆里。当进入那肮脏偏僻的街道时，我除了惊讶，更多的是感到窘迫。马车终于停在了旅馆门前，我更加不由得惶然无措。但是，我告诉自己，他们的确应该避开豪华场所。这次运动必须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承接各个阶层共有的本性，而绝对不能和时髦阶层与纨绔子弟扯上关系，这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我对守门人说：“我是专程赶来参加今天在此召开的娱乐保护协会的。”

守门人疑惑地说：“我想，那位坐在吸烟室的绅士应该负责这事。”服务人员把我引进吸烟室，其实那是一间小客房，光线昏暗，我看见新协会的创始人正孤独地坐在那里。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失望极了，只得尽量控制自己的沮丧。我问他：“我们几点开会？”他尴尬地说：“我给好几个人写了邀请信，但是除了我们俩，他们一个人都没来。假如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可以起草章程了。”我对他说：“你给我写信用的是印有协会抬头的信笺。”他回答道：“只需要花5先令就能买到那种信纸。对于创办协会来说，用印有抬头的信笺写信能够鼓励人们竞相参加。你不就来了吗？”看到我沉默不语，他停顿片刻，沮丧地说：“在现在的英国，大家已经习惯逆来顺受了，很难号召人们做点事。我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人们似乎都被磨得失去了棱角。”

办这种事情显然不会有任何结果，生这位创始人的气更是自讨苦吃，所以，我用既委婉又坚决的方式拒绝了他。我揣着在胸中激荡的演讲词来到大街上，此时此刻，我的口袋里只剩下半个克朗了。人行道上人流如织，他们毫不关心人类的其他事情，而只知道盯着自己的小事。我同情而又鄙视地注视着他们。显而易见，把公众的观点引向正途比我想象的难多了。假如这些民主制度下的懦夫不珍惜现有的自由，又如何能守住几百年来靠专制得来的辽阔疆土呢？此刻，我对大英帝国彻底绝望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还没吃饭，但是我只有半克朗了！不，这样绝对不行！

在这个美丽的半休日里，我怀里揣着可能影响国家命运的演讲稿，心情激动，满脑子充满希望，来到了伦敦，然而我却没有机会把它说出来。难道我就这样回到桑赫斯特，然后喝杯茶或吃块儿白面包吗？我自言自语道：“绝对不行！”因此，我做了一件前所未有、以后也不会做的选择：我走到斯特兰德大街，发现著名的奥顿巴勒典当行前悬挂着三个金球。上次过生日时，父亲送了一块非常精致的金表给我。此刻，金表就在我的口袋里。我安慰自己，在艰难时期，帝国王冠上的宝石也曾被典当过。店员小心地掂了掂表，问我：“你想当多少钱？”我说：“只需要5英镑。”店员拿出一个本子，把一些详情记在上面，给了我一张五英镑的票子和一张只有在歌剧里才能见到的票据。我径直走到伦敦市中心，平安地回到了学院。

因为我事先把演讲稿中几点能够击中要害的论点透露给了桑赫斯特的朋友们，所以，第二天，他们都急切地向我询问会议进行的情况，以及听众对此的反应。朋友们更是充满了羡慕，因为他们认为我勇气可嘉，居然敢独自面对由政治家、市政要员等重要人物和很多成年人组成的董事会发表演讲，并代表他们阐明观点。尽管他们想知道详情，但是我却没有勇气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只能大致略过：很难在一个生活舒适、总体而言易于满足的国家里鼓动公众的情绪。我还指出了应该循序渐进，在实施下一个步骤之前先做好前一步。第一步是成立执行委员会，这一点已经实现了；第二步是起草协会的章程，分配相关人员的职责和权力，这一点正在进行中；第三步是呼吁广大公众，获得他们的支持，这是成功的关键。他们显然不相信这些说法。假如我拥有一份报纸的出版权，我一定会把我的演讲稿原封不动地登上头版，还要在相应的位置注明：这里曾获得委员会的喝彩。标题不但醒目，还要连续发表掷地有声的后续文章来支持我的演讲稿。如果真的如我所说，娱乐保护协会很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9世纪90年代初，很多事情都还在讨论阶段。原本，该协会可以在讲英语的所有国家里发动强大的公众舆论，给世人以警醒。这样就可以使得强大的美国此后就无须颁布禁酒令了。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命运避开绿草如茵的芳草地，却走上了干燥崎岖的大路。

因为命运的安排，不得已我再一次在这场运动中出手。由于钱特夫人发起的这场变革运动势头很足，因此民众的反对没有将其击败，这也使得我们认为与他们较量，完全没有必要采取保守的英国式处理方法。较量的最终结果是，用屏风把幕间休息区与滋事者的座位隔开。如此，从技术的角度来说，滋事者没有在幕间休息区之内；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们与幕间休息区之间就像隔着一个县那么遥远。屏风进出口的宽度按照法律来规定，但为了更好地达到通风效果，屏风的高度可以低一些。这就和维纳斯神庙和巴克斯神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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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距离近在咫尺，却被隔开是一样的道理。这样处理的结果是，假如维纳斯和巴克斯想攻击人性的弱点，绝不可能一起出击，而只能一个个地来，或者各个击破。那些所谓的“假正经”对此赞不绝口；而剧院的主人在发了一阵牢骚之后，也只得自认倒霉。在罪恶得以认同的过程中无人征求我们的意见，桑赫斯特人士成了最大的输家。我非常厌恶这类虚伪的一套。我丝毫没有意识到，当时的英国骗子当道，生活在自由民主国度内的人，他们的社会生活是由伪君子们主宰的。我希望能够明确定义国家的职责和个人的权利，而且这些职责和权利还可以根据公众的风俗和需要适时而变。

在帝国剧场安置屏风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我们桑赫斯特的很多学员都去了那里，巧得很，还有很多与我们年纪相仿的男大学生也去了。我认为，他们只是一群书呆子，既没有责任心，也没有组织纪律性。在认真看了剧院的新结构之后，大家牢骚满腹，抱怨连声。有位年轻的绅士还拿着手杖捅破了屏风，其他人也开始学着他的样子做，我当然不能落后，也学着他们那样做。突然之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二三百人的人群愤怒地冲向薄薄的屏风，把屏风撕成了碎片。对此，剧院方面毫无办法。人们毁了栅栏，撕了屏风，很快就拆除了障碍物。滋事者的座位区又与他们经常光顾的幕间休息区畅通无阻了。

在这混乱之中，我进行了平生的第一次演讲。我站在碎片中，向愤怒而又激动的人群发表演说。虽然我的演说辞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在场的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此后，我还听到别人不止一次地议论过。我摒弃了与制定章程有关的论点，直接煽动人们的激情，最后号召大家：“今夜，你们亲眼目睹我们捣毁了这个屏风。而在即将进行的大选中，你们一定要推翻此事的负责人。”话音刚落，人群就用热烈的掌声回应了我。我们挥舞着战利品——碎木片和碎布片，一起涌向广场。我对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再熟悉不过了。这使我想起攻破巴士底监狱的情景，还想起尤利乌斯·恺撒死时的情景——杀死暴君的人群挥舞着带血的短剑涌向大街。

看来，和发起革命相比，推动革命的发展更加艰难。为了避免犯玩忽职守罪，我们必须赶乘当晚最后一班开往桑赫斯特的火车。午夜后，这列火车从滑铁卢站出发，运送当天的死人去伦敦公墓。直到现在，一直没有间断。它将于凌晨3点到达终点站弗雷穆里，那儿离阿尔德肖特很近，而距离皇家军事学院还有10英里远。在弗雷穆里站下车后，我们发现已经没有车了。无奈之下，我们找到一家旅店看能不能借到车。我们敲门声很大，可是等了很久也不见有人来开门。正当我们不耐烦时候，门的上半部分突然打开了，一支大口径霰（xiàn）弹枪的枪口从里面伸出来，枪口后面是一张苍白的充满杀气的脸。我们一动也不敢动地站在那儿，拼命向他解释，告诉他我们需要帮助，而且愿意付钱。店主这才渐渐恢复了平静，并为我们牵出一辆配了一匹老马的非常古老的马车。驾着这辆马车，我们七八个人终于顺利地回到坎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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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想门卫知道，我们从小道回到宿舍，这才没有耽误凌晨的集合。

在当时，这件事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很多报纸甚至专门撰文评论此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心惊胆战的，担心因为参与此事而被关注。我父亲的名字依然备受瞩目，如果真的如我所说，就会引起大危险。每个生活在自由国度里的人都应该参加抵制暴政的行动，这是公民应尽的职责，我为自己感到自豪。然而，我知道肯定会有人持相反的观点，甚至占据上风。长者和当权者的开明程度不够，对年轻人的理解也不能相信太多，他们总是认为年轻人行事鲁莽、轻率。有时，他们会出“枪打出头鸟”的馊主意。尽管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准备为此而献身，但还是希望那一天晚些到来。幸运的是，当有人再在这个事件中提起我的名字的时候，公众已经快淡忘此事了。学院和战争办公室也不再提起此事，这种好运总是使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当你遭遇难以避免的背运时，你会更加想念这种好运。伦敦市政会的选举不得力，那些自称是革新主义的人占据了上风，他们再次用砖和泥砌起屏障，我们的努力枉费了。不过，我们已经尽力了。

*　　*　　*　　*　　*

很快，我在桑赫斯特的学业就结束了。在我们这批毕业的150名学员中，我的成绩不再像以前那样排在倒数几名了，而是一跃进到了第八名。我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为了证明我的学习能力。尽管前后只有3个学期，这却是我一生中既艰苦又开心的经历。每学期期末，学生从初级自然地升到中级，再从中级自然地升到高级。前后间隔的时间非常短，仅仅一年时间就升到了高级班。我们觉得自己差不多每个星期都在成长。

1894年12月，我毕业回家，等待着女王的调遣。和我的学生时代一样，我在军校结识了很多朋友。到写书时，除了有三四位依然健在，其他朋友全都离世了。南非战争不仅使我失去了很多朋友，也使我失去了所在连队的大部分战友。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我几乎失去了其他所有的朋友。侥幸活下来的几个人或是脸上、或是胸部、或是屁股上，全都留下了被敌人子弹打中过的痕迹。在此，我向他们致敬。

从桑赫斯特毕业后，我发现我眼前的社会就像《一千零一夜》中阿拉丁获得神灯并进入神秘洞一样。从1895年年初到我写书这段时间，我没有时间追忆往事。对我而言，没有几天是在无所事事中度过的。我就好像一名出演《永不停息》电影的演员那样，每天忙忙碌碌。总体而言，我的这段人生旅程充满乐趣。我人生最丰富多彩的阶段应该就是1895—1900年这5年时间了，我在这期间的经历是本书的主体。当然，我所说的不包括大战开始的前几个月。

回忆往昔，我真诚地感谢上帝，谢谢他赋予了我活着的权利。我所经历的每一天都非常美好，而且一天更比一天美好。尽管我的生活始终伴随着坎坷和危险，但是也让人觉得总是充满了变幻，因为我的心中一直充满了希望。

来吧，世界上的年轻人！如今，你们肩负着填补被战争夺去一切的一代人空缺的使命！你们要珍惜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你们一定要在生命的旅途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20—25岁是你们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期！千万不要安于现状、浑浑噩噩！“世界是你们的，机会也是你们的！”继承前辈的遗产，肩负起你们的责任！再次举起光荣的旗帜，向新的敌人进军！人类前进的道路上始终会有敌人存在，只要进攻，你就能战胜他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绝不能向失败低头！更不能被个人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你们难免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只要你们胸怀广阔、以诚待人，且精力充沛，你们就不会伤害到这个世界，更不会让她陷入痛苦之中！年轻人应该有追求，并且去征服这个世界！只有不断征服世界，世界才能长久不衰，才能永葆繁荣昌盛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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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蒺藜：古代一种军用的铁质尖刺的撒布障碍物，用以迟滞敌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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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武（1725—1774）：英国首任孟加拉行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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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兹伯里（1830—1903）：英国保守党领袖，曾三次任英国首相（1885—1886，1886—1892，1895—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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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女神，爱与美的象征；巴克斯：罗马神话中的酒神和植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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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萨里郡的一个镇，距离伦敦市中心西南31英里（50千米），靠近汉普郡和伯克郡边境。

第四轻骑兵团

接
下来，我要向读者介绍一位在我当时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他就是指挥第四轻骑兵团的布勒巴宗上校。他性格独特，气宇轩昂。去年，第四轻骑兵团从爱尔兰开拔，驻扎在位于阿尔德肖特的东部骑兵营房。布勒巴宗上校与我家是故交，早在上学期间，我就见过他几次。在桑赫斯特军校学习时，我曾应邀与他在第四骑兵团的食堂共进晚餐。对此，我感到感荣之极。在当时的我眼中，那次宴会场面盛大，骑兵团食堂是相当壮观的。桌子上摆着该团在二百多年来的战争和比赛中获得的奖杯和奖品，桌子旁围坐着二三十名身穿蓝色镶金骑兵服的军官，简直可以与国宴媲美。在该团弦乐队的乐曲声中，在富丽、绚烂、庄重而肃穆的气氛中，我们开始享用丰盛的晚餐。面对他们的热烈欢迎，我谦逊的同时接受了。此后，我又应邀去过那里几次。几个月后，我母亲对我说，布勒巴宗上校希望我能加入第四轻骑兵团，但是我的父亲拒绝了，他似乎依然认为能够通过自己的权力把我送进步兵团。对我未能进入第六十步兵团，卡布里奇公爵深表不快，还说将来一定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父亲这样写道：“即使我确信布勒巴宗是军中最优秀的军人之一，他也依然无权将我的孩子送入第四轻骑兵团。”

温斯顿·丘吉尔成了第四骑兵团的一员。

最终，我还是进入了第四轻骑兵团。父亲最后一次从国外回来，忙得很，几乎没有时间过问我的事。母亲向他解释事情是如何自然而然地发展到现在这样的局面的，他听后很满意，似乎对于我成为一位骑兵军官很满意。弥留之际，他对我说了几句话，其中还有“你有马了吗？”

1月24日凌晨，父亲去世了。当时，我正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睡觉。得到消息后，我立即冒着黑暗穿过积雪很深的格罗夫那广场，赶回家里。他是昏迷很久之后去世的，所以很平静。我曾经梦想能与他平等地相处，能进议会支持他，但是如今这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只能努力实现父亲的遗志。

在很大程度上，我现在已经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了。我已经21岁了，虽然母亲总是伴随在我的左右，给予我建议和帮助，但她从来不用家长式方式来控制我。遇到问题，她总是迅速转变角色，对我表示支持。她维护我的利益，利用她旺盛的精力和一切影响来促进我的计划。她虽年届不惑，但显得还是那么年轻、漂亮和迷人。我们平等相处，不像母子，倒更像一对姐弟。至少，我认为如此。我们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

1895年3月，我正式成为第四轻骑兵团的一员。这个时间比预期提前了整整6个星期。报到之后，兵团马上对我与其他几位下级军官进行了新军官的严格训练。每天，我们都要进行长达数小时的训练，或者在马厩，或者在马术学校，或者在兵营中的广场上。尽管第四轻骑兵团的训练比我以前所参加过的任何一次军事训练都更加严格，我依然能很好地适应马术训练，因为我之前曾经参加过两次马术课程。

当时规定，训练的前6个月，新军官必须与骑兵一起进行相同的骑马和徒步操练。在马术学校，新军官必须排在队列的最前面；在广场上，他们需要给班里的战士树立榜样，因此则站在其所在班的右边。想要每次都出色地完成这种任务，不是很容易。我们常常会发生不测，因为我们需要骑着未配脚镫甚至没有马鞍的马跳过很高的障碍物，骑着光背马疾驰或者在马慢跑时完成上下马的动作，有时还需要双膝夹着光溜溜的马背策马快跑或者背着双手骑马越过障碍物。我无数次摔倒在跑马场上，无数次忍着浑身酸痛爬起来。即便如此，我依然得把金边军帽扶正，装出一副有尊严的模样，继续下去。每当这时，那20名新兵总是窃笑，因为他们看到军官也得和他们一样遭受这些罪。受训刚刚开始，我的肌肉就被拉伤了，无法夹紧马背。其中之苦只有自己知道。如果因为肌肉拉伤就请假，哪怕是一天，也会被认为是孬种，再加上当时也没有电疗设备，所以我只能硬撑着。

该团的马术教练是位可怕的暴君，绰号“猩猩”。训练的那几个星期，他的脾气异常暴躁。在《阿尔德肖特时代报》上，有位中尉对其进行了如下新闻：“某少校，骑术教授，驻东部骑兵营房。18课时就能教会障碍马术，12课时就能授完狩猎课。”这则新闻使他大受嘲讽，也许会使他把骑术班里学员脸上的微笑当成是耻笑。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接受严峻的考验对年轻人是有好处的；除此之外，我的生活非常快乐。因为年轻军官在从骑术学校毕业以前，就可以带骑兵连外进行长途行军，或者骑马训练。有时，年轻军官甚至可以让骑兵连排成纵队进行正式的军事演习。骑兵演习不但刺激，而且极富吸引力。更使人兴奋的是骑马飞奔演习，最美妙的则是骑兵演习。每到骑兵演习时，马群骚动不安，马具叮当作响，动作刺激张扬，帽子上羽毛飞舞，清一色的制服神圣庄严。

在此，我必须清楚地告知读者，骑兵行进时的队形是纵队，打仗时则是并列队形，而使部队迅速地从一种队形换成另外一种队形，才是骑兵操练的主要目的。所以，按照梯形队形进行转换，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在哪个方向上，始终有一队骑兵作前锋，这种方法对所有大型骑兵作战场面都适用。转瞬间，骑兵团、骑兵旅、甚至骑兵师都能快速组成前锋队列，做好准备进行冲锋。

如今的战争不再需要这些了，转而向戴眼镜的化学家、机关枪和握操纵杆的飞行员求助。战争的发展走上了卑鄙、贪婪的机会主义道路，这是可耻的！但是，在1895年的阿尔德肖特，这类事情还没有出现过。骑兵，特别是轻骑兵，在战争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过去的战争虽然残酷，但却辉煌，现在的战争不仅残酷，而且卑鄙。因为民主和科学的介入，现在的战争彻底变味了，战争的形式完全定型。以前，只有一小部分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用错综复杂的战略战术和古老的武器守卫国家。现在，无论男女老幼，大家一哄而上，相互残杀，相互搏斗，只留下一些眼神呆滞的职员负责统计死亡人数。自从民主影响抑或说是强行控制了战场，战争就成了小人们施展阴谋诡计的游戏。让战争去见鬼吧！让国际联盟去见鬼吧！

19世纪90年代，假如有人能够荣幸地看到三四十个骑兵队被集合起来组成骑兵师，他一定会很兴奋。壮观而又庞大的骑兵队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一声令下，就开始按15°角变换前阵。在马蹄踩踏出来的厚厚尘云中，外围的骑兵旅必须疾驰2英里。浮沉很重，甚至连阳光都被挡住了，骑兵们只能看到5码之内。经过一个上午，发生了6起事故，20个骑兵坠马。最终调遣成功，上级下达命令让骑兵团、骑兵旅准备进攻。这时，我们兴奋得大喊大叫，浑身充满了力量。

回到营房后，我想到德国人，他们能一次调遣20支与我们的师一样强大的骑兵师，假如他们六七个人架着一支机关枪守着洞口，结果又将如何呢？如此这般，我演习中的热情突然低落下来。

维多利亚女王的阅兵仪式极为壮观，她坐在皇家马车里检阅部队：阿尔德肖特要塞的所有守军倾巢出动，25000名身着蓝金相间和红灰相间军服的骑兵、炮兵、步兵、工程兵和辎重兵团雄赳赳地从她面前经过。要想让诸如德国、法国、奥地利、俄罗斯等所有的欧洲强国，在各自国家的20个不同地点于同一天进行相同的阅兵式，几乎不可能实现。我想，我们的政治家可以组织一种和奥运会一样的国际大会，与会国派出各自由军事精英组成的队伍代表国家参加比赛，与旗鼓相当的对手通过比赛决定世界的统治权花落谁家。但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臣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因为他们不善于组织，让战争从这些精英和军人手中的偷偷溜走了，最终使战争成为与厌恶的人、机器和金钱相联系的问题。

我们确信战争模式最终是沦落了，那些对这种趋势心知肚明的人总结说：“英国军队再也不会卷入欧洲冲突。”目前，我们是无法在战争中胜利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骑兵师、一个陆军兵团、民兵和志愿者。1895年，阿尔德肖特指挥部内，没有任何的参谋或者好战的下级军官相信女王会再次派我们这支小军队开拔欧洲战场。早晚有一天，和我们一起训练的骑兵上尉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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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识到自己手中的兵力很弱。在此后的一次重大战役中，他只能调集由第一美国兵团和40个英国师组成的60万人马，而且支援部队只有400个炮兵旅。

我常想，其他任何一代人都很难有机会亲眼见识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彻头彻尾的事实和价值变革。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相信一些事情是重要的、永恒的。如今，这些事情往往很难持久，我所受的教育使我确信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经成为了事实。

布勒巴宗上校是一位贫穷的爱尔兰地主，更是英雄的化身。他在英国军队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从19世纪60年代初进了近卫军团之后，他始终是时尚的先驱，他是威尔士亲王一生的亲密朋友，是伦敦社交界里一颗最耀眼的军事明星。不管是在狩猎场还是在赛马场，不管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宫廷，大家一致认为他非常出色。对我而言，他不仅是一位治军严厉的军官，也是一位独具魅力的人。

我有幸在布勒巴宗的骑兵团服役。此后，一直到他去世的20年之中，我与他始终是真挚的朋友。上校是一位死硬派托利党人，不仅非常教条，而且十分顽固。他的三个基本信条是：强制征兵，保护贸易，恢复《传染病防治法案》。他常常以政府和政治家是否或能否与他的信条一致来对他们进行判断，然而，我们之间的友谊丝毫没有受到政治问题的影响。

1895年夏，我们得知主张地方自治的激进政府在下议院遭遇惨败，索尔兹伯里勋爵将再次上台组阁，不由得高兴万分。罗斯伯里勋爵很爱国，大家都非常喜欢他。但是，他因为受到同僚的牵连下了台。因为罗斯伯里违心地向那帮人做出让步，大家都说他太软弱。此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非常支持他执政。对此，大家都心知肚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一心一意要搞垮大英帝国。在讨论中，我站在约翰·莫里一边说了几句话，他们则说莫里属于最坏的那种人，与形形色色的卖国贼和芬尼亚组织成员是同路人。政府未能保证充足的火药供应是导致政府下台的原因之一。打仗怎么能没有火药呢？一旦战争爆发，后果不堪设想。有人说火药其实非常充足，然而，要想把这帮混蛋打下台又是谈何容易。在当时的阿尔德肖特，自由党遭人厌恶。大选之中，索尔兹伯里勋爵因为拥有150个多数席位而重新执政，这就证明全国人民的感受和我们是一样的。从此之后，保守党执政10年。在此期间，我参加过很多次战争。本书将用很大的篇幅叙述这些战争。贸易保护问题出台之后，保守党才被迫下台。后来，自由党上台执政，曾经打过一次大仗。如今，战争已经结束了。

举行内阁庆功宴之后，我应邀参加了举行地点位于德文郡大厦的晚会。我发现所有的新内阁大臣看上去都精明干练，他们穿着镶有金边的蓝色制服，虽然不如我们的制服漂亮，但是款式独特，使我印象深刻。我与刚刚当选的外交事务次官乔治·寇松交谈，他看起来精神抖擞。我祝贺他在官场上平步青云，他谦恭有礼地接受了。他解释道，他的职位在下院代表外交办公室，尽管地位不高，但是他依然希望能参与制定外交政策，而不仅仅是解释和捍卫外交政策。也有一些落选的年轻人在场，但是他们不得不装作开心的样子，满脸赔笑。这些可怜的年轻人在大厦里踱来踱去，祝贺那些那些如愿以偿得到职位的人。我无须控制我的嫉妒心，因为根本没有人考虑安排什么职位给我。

正在这时，艾弗雷斯特太太离开了人世。听说她病重了，我马上赶到伦敦城北她妹妹家里探望她。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心里仍然牵挂着我。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的夹克都被淋湿了。当她摸到我潮湿的夹克时，很担心我会因此而感冒。直到我脱下夹克，把它烘干，她才算是放心了。她唯一的愿望是与我的弟弟杰克见上一面，遗憾的是我无法满足她的愿望。我专门从伦敦市区请来一位优秀的专家给她看病，医生确诊她患了腹膜炎。我搭乘午夜的火车赶回阿尔德肖特，参加第二天凌晨的集合。集合刚刚结束，我立即赶回她的床前。起初，她还能认出我是谁，但渐渐陷入了昏迷，不久就去世了。她一生清清白白，为别人献出了所有的慈爱。她思想单纯，对死亡毫不在乎，更不畏惧。在我28年的人生里，始终把她视为最亲近的朋友。我拍了一份电报给曾经被她照顾了将近25年的牧师，如今，这位牧师已经成为副主教，住在坎伯利。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艾弗雷斯特太太对他的精心照料。在艾弗雷斯特太太的墓前，我见到了他，不过，他没有把小埃拉带来。

我想起了老妇人凄惨的命运，想到有很多老妇临终前孤苦无依的窘迫生活。我曾经参与制定养老金和保险政策，其他任何国家在这方面都无法与英国相提并论。毫无疑问，这些政策对老妇人帮助很大。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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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1861—1928）：英国陆军元帅，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

古巴

大
英帝国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最后10年之中几乎始终是太平盛世，所以，英国军人很少有机会获得勋章了。与此同时，勋章所代表的冒险经历也越来越少见。那些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并且平息过印度暴动的老兵如今都退役了。那些于19世纪80年代初参加过阿富汗战争和埃及战争，并且浴血奋战的勇士都已经得到了提升。从此之后，愤怒的枪声销声匿迹了。自从我1895年1月加入第四轻骑兵团那时起，女王陛下的军队里所有的上尉和此级别以下的军官都未曾亲眼目睹过战争。在此之前，军事当局从未如此重视战争。战争对于各个兵种来说，都是提升晋级的最佳捷径，也是军人们获得荣誉的最佳途径，因此，各级军官都在寻找一切机会参战。在年长的绅士和年轻的女士眼中，有机会参战的那些人是幸运的，同时也是更具魅力的。我们这些年轻军官无比羡慕在阿布克里那些高级少校的辉煌战绩，更加眼馋上校荣获的一长串勋章。他们不厌其烦地把自己以前激动人心的经历讲给我们听，我们总是百听不厌。如果世界上有类似的记忆盒就好了，一旦需要，就可以一遍一遍地向那些具有同情心的听众播放。用餐之后，在愉快的气氛中，我们常一起讨论，自己能否也拥有参与战争的好运，去参加所有的战争。不可否认，在狩猎场上、马球比赛中和军事演习中的勇敢表现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对一个年轻军人而言，假如上过战场，经受过枪林弹雨的洗礼，那么他的部下、他的将军和与他约会的姑娘全都会对他高看一眼，都会不约而同地、发自内心地对他肃然起敬，并对他钦佩有加。

当时，所有的军人都渴望有机会在战争中大显身手。这种愿望注定会实现。很快，我们的所有要求就得以实现。原本，我们这些下级军官觉得战争不可能发生在当今的自由民主政府执政时期，然而，这种看法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和平年代结束了，战争频频爆发，军人能够在战争中打个痛快了。唉，战争太多了，根本打不完。皇家军队中毫无忧虑的年轻军官和一期又一期有抱负、有志向的桑赫斯特军校学员都没有逃脱命运为他们安排的接连不断的、可怕的战争。很快，印度边境和苏丹就为英国军人提供了上战场的机会，全军上下都在为这得来不易的参战机会激烈竞争。很快，规模更大的南非战争爆发了，充分满足了我们这支人数不多的军队对上战场的强烈渴望。从那以后，战争像洪水般涌入了我们的生活。

军队中的一年是由7个月的夏季集训和5个月的冬季休假组成的，每位军官都可以在固定的时间连续休假两个半月。我把自己的积蓄全都用于打马球上了，根本没有钱狩猎，因此，只好看看世界上的哪个地方能找到刺激和冒险。然而，除了一小块地方不安宁之外，整个世界一片太平。据说，古巴反抗者和西班牙人之间持久的游击战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因为征服摩尔人并对西班牙人发表过文告而闻名于世的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担任西班牙人的司令，企图平息古巴的反叛。他已奉命赶往这座反叛之岛，同时，西班牙政府调集的8万援军也正在迅速过海。古巴战争正在打响。我从小就爱思考战争和士兵的问题，经常在梦中体会第一次参战的感觉。那时，我坚信，听着子弹的呼啸声、每时每刻都冒着死亡和负伤的危险肯定非常刺激，而且显得很伟大。如今，既然我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并且已经承担了军人的职责，那么最好私下进行一次预演，看看自己能否经得住如此严峻的考验，所以，我把视线投向了古巴。

我把想法告诉了雷金纳德·巴恩斯少尉——我的好友——我发现他有着和我同样的想法。后来，他长期在法国指挥骑兵师。就像大家都认为一次重要的狩猎活动是非常美好的，上校乃至全团上下都支持我们亲身体验战争的滋味；假如没有参加过狩猎，上尉及其以下级别的军官就无法得到别人的尊敬。想到这一点，我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英国驻马德里大使亨利·沃尔福爵士，他也是我父亲的好友，在英国驻西班牙外交使团中，是一位资格最老且令人敬爱的老绅士，在西班牙王室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我问他能不能帮助我们取得西班牙军事当局的许可。为了帮助我达成心愿，他费尽了心机。很快，我们就收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有私人和官方的介绍信。大使向我们保证，一旦我们到了哈瓦那（古巴的首都），司令官一定会热情欢迎我们的，并且我们肯定能够亲眼目睹一切。就这样，1895年11月初，我们先乘船到纽约，然后转往哈瓦那。

这一代人备受战争的摧残和蹂躏，早已厌倦了战争，所以，他们很难理解我此刻的感受。作为一位生长在和平年代的年轻英国军官，我急迫地想要接近真正的战场。凌晨，天刚蒙蒙亮，我看见古巴的海岸从深蓝色的地平线上慢慢地升起。此刻，我突然产生了一种与希尔福船长一起航海、初次看见金银岛的感觉。在这里，一切重大事件皆有可能发生，而且的确已经发生了。我很可能在这里牺牲。吃早饭时，这些念头全都消失了。在匆匆上岸时，我已经把它们抛到了脑后。

西班牙人把古巴这个美丽的岛屿称为“安德烈斯群岛的一颗明珠”。这里气候宜人，降水丰沛，土地肥沃，植被繁茂，景色迷人。看到这里，我不由得在心里暗暗责怪我们的祖先太没眼光，居然把这块肥肉白白地拱手让人。35年前，哈瓦那城和哈瓦那港虽然没有如今这么灿烂辉煌，但在各方面都已经非常壮丽了。我们住在一家条件不错的旅馆里，在抽了许多雪茄，吃了很多橘子之后，我们把相关证件呈交给当局，一切都很顺利。这些信函立刻使我们摇身一变，成为强大盟国在危急时刻派来的、非官方却特别重要的代表。对于来访的性质，我们很想低调处理，然而，他们却对我们来访的潜在意义大肆赞扬。虽然他们的元帅正在视察各个地方的要塞和营地，但是对于我们的到来他提前已经做了妥善的安排。我们被安排在圣克拉拉与元帅见面。我们需要乘坐火车前往。火车车厢两侧有坚硬的钢板保护，首尾两节特殊车厢里还有卫队防守。如果遭遇炮火攻击，只要趴在车厢地板上就能保证安全。因此，最好的方式是乘车前往那里。第二天，我们启程了。

看到我们，马丁内斯·坎波斯元帅非常友好，还安排他的一位参谋负责招待我们。这位年轻的参谋叫胡安·奥唐奈，是得士安公爵的儿子，在军中的职位是中尉。他的英语讲得特别好。奥唐奈告诉我们，假如我们想亲自观战，应该参加机动纵队。当天上午，巴尔德斯将军已经带领这支纵队从圣克拉拉出发，赶往圣斯皮里图斯镇。那里据此40英里，而且已经被叛军占领了。鉴于这支纵队刚刚走了1天，我们提出要求追赶他们。年轻的西班牙中尉连连摇头，说：“你们连5英里都走不出去。”我们问：“为什么，敌人在哪儿？”他说：“他们神出鬼没，虽然两个人哪里都去不了，但50个骑兵却能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他补充说，如果我们乘火车到西恩富戈斯，再坐船去图纳，还是很有可能赶上巴尔德斯将军。有坚固的碉堡防卫着从图纳到圣斯皮里图斯的铁路线，所以军车可以畅通无阻地行驶。这样一来，用不了3天，我们就能行驶150英里，赶在巴尔德斯将军的部队抵达前一天到达圣斯皮里图斯。这样，我们可以在那里加入他们的纵队，参加之后的战斗。将军肯定会欢迎我们去当参谋的，并且会安排人为我们备好马和勤务兵。

我们一路有惊无险，最终平安到达圣斯皮里图斯。这个镇非常小，卫生条件特别差，天花和黄热病肆意蔓延。晚上，我们住在一家吵闹、肮脏、拥挤的小旅店里。第二天晚上，巴尔德斯将军率领部队开进了小镇。这支部队有4个营的3000名步兵、2个骑兵中队和1个炮兵连，阵容和力量都很强大。看起来，士兵们在经历紧急行军之后依然很强壮，而且精神抖擞，没有一个因为行军而倒下的。他们穿着白色的棉军服，因为沾上了灰尘泥土，白色已经变成了土黄色。他们头上戴着巴拿马草帽，腰间挂着两排子弹带，背上还背着沉重的背包。对于他们的到来，镇内友军和当地居民都表示热烈欢迎。

很快，我们去司令部与将军见面。他早就接到了推荐我们的电报，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苏亚雷斯·巴尔德斯位列师级，他之所以率领部队在叛乱地区进行为期两个星期的行军，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检查西班牙人驻防的要塞和小镇；二是灵活机动地打击敢于露面的叛乱者。通过翻译，他向我们表示，他非常珍视大不列颠帝国所给予的道义上的支持，也很荣幸接待两位强大的友好国家的优秀代表。我们向他表示感谢，并且说我们相信能够愉快地度过在这里的时光。翻译很好地把这句话译给将军听，将军满意极了。之后，他宣布黎明出发。除非迫不得已，他1分钟也不愿意待在这个到处都是传染病的小镇上。他邀请我们共进晚餐，告诉我们天亮之前会有人为我们准备好马匹。

第二天凌晨，我兴奋极了！尽管还属于夜里，但是天空已经泛白。我们穿着军服，腰间挎着子弹已经上膛的左轮手枪，骑在马背上整装待发，仿佛置身于一位富有智慧的作家所说的“昏暗神秘的黎明之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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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在隐隐的光线中，军人全副武装，长长的队伍向敌占区挺进。我们根本不知道敌人埋伏在附近，还是埋伏在1英里之外的某个地方，也不了解敌友双方的素质。我们置身于他们之间的战争之外，不能真正参加他们的战斗。当然，自卫的情况除外。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认为这是我们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其实，这的确是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最精彩的一个时刻。我们盼望着能发生什么事情，也相信肯定会有事情发生，同时暗暗祈祷自己不要受伤或牺牲。我们究竟想得到什么呢？我们想得到最诱惑年轻人的东西——冒险吗，纯粹为冒险而冒险。虽然没有什么工资，我们却愿意来到万里之外，而且是凌晨4点起床，这些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想与一群陌生人一起投入战斗吗？你当然会觉得这种不够理智的做法太愚蠢了，但是，我们很清楚，很多英国军队里的下级军官为了换取我们的机会，宁愿付出一个月的薪水。

一夜平安无事。天渐渐亮起来，在跌宕起伏的大地上和一望无际的森林里，西班牙军队像一条长蛇一样蜿蜒前进。太阳光照在潮湿的大地上，绚丽多彩，忽明忽暗。快9点时，我们来到了8英里外的一片空地上。上面传令：停止前进，准备吃早餐，并且休整。步兵们马上生火煮饭，准备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早餐；给战马卸下马鞍，好让它们安心地在旁边吃草；勤务兵把咖啡和杂烩端上桌，供全体参谋人员享用。颇有点野餐的味道。将军的副官拿出一个装着饮料的长金属瓶，他说里面装的是“兰科特酒”。虽然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知道这个词的确意思，但是我一直清楚地记得这个说法。实际上，这种饮料是用兰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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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成的鸡尾酒。无论它的名字是什么，它的味道都非常好。此时，树间已经挂好了吊床，我们奉命上吊床休息。在采取必要的防备措施后，士兵和团里的军官随地而躺。在树荫下，大家睡了大概4个小时。

下午2点，休整结束，安静的露营地上开始忙乱嘈杂起来。3点，我们准时出发，继续以每小时至少2.75英里的速度行进了4小时。天黑了，我们到达夜营地。当天，这支纵队行军18.19英里，然而步兵却丝毫没有感到疲乏。他们是大地之子，他们的父亲是勤劳坚韧的西班牙农民，他们有着惊人的毅力，能背负着沉重的装备在羊肠小道上长时间奔跑。对他们而言，长时间的休整完全可以弥补一夜的休息。

我确信，和我们的作息时间比起来，罗马人的作息时间安排得恰当多了。一年四季，他们坚持在黎明前起床。而我们呢？只有在战争时期如此。有时，我们能看到代表着悲伤的日落，却看不到意味着希望的黎明。比起夜间休息，午休和午睡更能使人振奋精神和恢复体力。我们不应该目光短浅地每天都把弦绷得紧紧的，因为没有人天生就能从早上8点玩到深夜或者工作到深夜。不管是消遣还是做正事，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我们都应该把时间和进度分成两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海军部工作时，发现如果想每天多干两个小时的工作，最好的方法是在午餐后睡1个小时。和我们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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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方式相比，拉丁人的生活方式更合理，更符合自然规律。当然，他们的气候条件也是非常优越的。

按照这种作息时间，我们在风景宜人的乡村走了好几天，但没有任何战争的消息和迹象表现出来。与此同时，我们用不太流畅的法语和这些西班牙主人交流着。尽管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但是我们却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们的想法。例如，有一次，参谋长本索中校说：“我们之所以发起这场战争，是为了维持国家的尊严。”对于他的说法，我感触很深。因为所受教育的局限性，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我们英国人所受的教育要求我们具备这样的意识，却从来没察觉其他国家的人也有这样的意识。如此看来，他们对古巴的想法和我们对爱尔兰的想法是相同的，我对此印象深刻。对其国家和殖民地，这些外国人用和我们如出一辙的语言表达着和我们相同的观点。我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将其牢记于心。在此之前，我还偷偷地在心里同情那些反叛者；后来，我开始想象，假如西班牙人失去“安德烈斯群岛的明珠”，他们一定会非常伤心。

我们看不出有什么迹象来证明他们能赢得这场战争。试想，在辽阔无边的潮湿丛林中，每个近4000人的纵队像无头苍蝇一样瞎撞，每小时花费巨大。在古巴，大概有12支相同规模的西班牙纵队，还有很多小规模的纵队，都在这样行军。除此之外，还有近20万西班牙军队驻扎在各个营地、要塞和铁路线两侧的碉堡里。当时的西班牙经济拮据，对西班牙政府来说，为5000英里以外，且位于大洋彼岸的25万大军提供给养，肯定要付出极大的牺牲和代价。这和伸长胳膊举一只非常沉重的哑铃是同样的道理。那么，敌人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听见任何枪响，也看不见他们的踪迹，然而，他们确实存在。因为灾难常常发生，所以西班牙军队才会不断增强兵力，并且采取周密的防备措施。在深山老林之中，衣不蔽体的成群结队的当地人随处可见，他们不仅有充足的枪支弹药，而且几乎每个人都随身携带可怕的“大砍刀”。对他们而言，战争的代价只不过是他们习以为常的贫穷、危险和痛苦而已。如今进行的是一场游击战，这回轮到西班牙人处处吃败仗了。他们和当年的拿破仑卫队一样，日复一日、成群结队地行走在半岛上，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遇未知的敌人和最可怕攻击。

11月29日晚上，我们驻扎在防卫森严的阿罗约布科村。我们派出1个骑兵中队和2个步兵营跟随去几个要塞送给养的护送队，剩下的大概1700人则负责寻找敌人的踪迹，以便伺机进攻。第二天，即11月30日，就是我的21岁生日。在生日那天，我平生第一次听见了怒吼的枪声，听到子弹在空中飞过，并射进人体的嗖嗖声。

凌晨，我们顶着薄雾出发了。突然，队伍后面传来了枪声。当时，交战中的双方都使用大口径的来复枪，而且距离很近，所以能看得见硝烟和子弹出膛时的火光。听上去，枪声好像不足一英里。枪声震耳欲聋，非常刺耳。我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因为子弹没有飞到我的身边。薄雾中，视线很差，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不久之后，薄雾渐渐散去，我发现我们正行走在森林中空地上的军用路上。这条路大概100码宽，灌木丛生。我们沿着它走了好几个小时。一路上，军官们抽出砍刀，砍掉肆意生长的树枝；或者嬉笑打闹着劈开树上的果实。凉凉的果汁流下来，滴在那些没有留心的人身上。

这一天，停止行军吃早餐时，大家都拿出口袋里的食物坐在靠近自己的马的旁边吃了起来。他们分了半只瘦鸡给我。正当我啃鸡腿时，一梭子弹突然从森林边缘飞驰射过来，我身后的一匹马立即跳了起来。人群马上骚动起来，等到一队士兵冲到枪响的地方时，那里只剩下几个空子弹盒了。这时，我一直在想那匹受伤的栗色马，它的肋骨被子弹射中了，伤口周围有一圈大概一英尺宽的深红色血迹，血汩汩而出，滴在地上。马快死了，它耷拉着脑袋站在那里，士兵们卸下了马鞍和缰绳。看着这一切，我想到刚才的情形：从距离我的脑袋不足一英尺的地方，一颗子弹飞驰而过，射中了这匹栗色马。可以说，我已经经历了“枪林弹雨”。这很有意思，但是通过这个小插曲，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我们的冒险。

第二天，整整一天，我们都在追踪寻敌。我们之前走过的树林和英国丛林很像，如今，我们来到了一片棕榈林。这种棕榈树大小不一，下粗上细，姿态各异。在这片棕榈林中行进了三四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带。面前有一条河，涉水过河后，我们驻扎在一间简陋的茅屋旁边，准备过夜。我们的营地被这条河从三面环绕着，河水非常清澈，河边的景色也很优美。天特别热，两位比较年轻的参谋被我和同伴说服了，跟着我们一起来到河里洗澡。正当我们上岸穿衣服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传来两声，最后，枪声居然响成了一片。敌人正在发起进攻，子弹“嗖嗖”地从我们头顶飞过。我们赶紧穿好衣服，尽量压住惊慌的神经沿着河往营地赶，终于回到了将军的指挥部。原来，这次战斗发生在半英里之外，因此子弹才会打到了营地。西班牙部队用冲锋枪，反叛者用雷明顿步枪；冲锋枪发出响脆的“嗒嗒”声，与雷明顿步枪的闷响声形成鲜明而又奇异的对比。大概半小时之后，反叛者抬着死伤的同伴撤退了。我真心希望有人照应那些死伤者。

我们在走廊上安安稳稳地吃了一顿饭，之后就去小茅屋里的吊床上休息了。很快，我又被时而稀疏、时而密实的枪声惊醒了。夜里，枪声在空气中不停地回荡。一颗子弹打中了一名守在门外的勤务兵，另一颗子弹把茅屋顶给掀起来了。我很想从吊床上跳下来，匍匐在地上，然而，我最终还是选择原地不动，因为其他人都毫无动静。一名大块头西班牙军官睡在我和敌人的子弹之间的那张吊床上，他很胖，我不停地鼓励自己：我从来不曾因为胖子饭量大而不喜欢他，更没有对他抱有偏见。这样想着，我睡着了。

古巴地图

经历一夜的不安之后，次日凌晨，我们纵队再次出发了。四周弥漫着薄雾的掩护下，我们刚刚过河，反叛者的狙击手就向我们开火了。我们不断挺近，敌人不断后撤，但是他们会借助于各种有利地形向我们射击。子弹在游蛇一般的纵队间穿梭，尽管很少有人被击中，行军者仍然胆战心惊。8点，西班牙部队的队首从高低起伏的地域走了出来，来到开阔的草地上。草地上有一条宽路，路的一侧种着一排矮树，另一侧围着铁丝。这条路从大平原的一侧开始，径直穿过平原，深入敌人的防线，路的两旁全都是一片片齐腰深的荒草。半途中，大约在我们前方一英里的地方，路的右侧有一片小树林，大概有一百棵棕榈树。大路尽头的右侧是低矮的小山，山上随处可见栅栏，山后是茂密的森林。将军根据经验判断，这里肯定是敌人的阵地，于是决定马上发起进攻。

将军布置了进攻战术，战术并不复杂：等西班牙部队的先遣营从高低起伏的地域走出来之后，派两个连从两侧包抄，骑兵队在右侧，炮兵居中，第二个步兵营以连为单位排成纵队，跟在大炮后面。将军、参谋人员和两个英国客人以50码的距离跟在战线的后面。就这样朝前走了300码，没有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发生枪战。突然，我们发现远处的山顶上冒出一阵阵浓烟，随后是一阵枪声。敌人开始发起攻击，火力连续不断。西班牙这边也不示弱，步兵开始一边攻击一边前进，火力十足。各种各样的声音传到我们耳边，像叹息声，也像是口哨声，还有点像大黄蜂的嗡嗡声。将军和参谋人员在距离浓烟中的栅栏只有四五百码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骑在马上，没有任何掩护。子弹不停地在空中飞蹿，棕榈树被子弹击中，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看到西班牙人越战越勇，我们也只得挺起胸膛，打起精神。最后，西班牙军队的毛瑟枪占了上风，反叛者的枪响越来越弱，最终停战了。很快，我看见反叛者急急忙忙地躲进树林里，四周恢复了寂静。

因为只剩下一天的口粮了，我们不得不从平原上撤回。我们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西班牙人则保住了自己的荣誉。后来，我们返回英国，西班牙纵队回到海岸，但是西班牙人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结束古巴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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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麦凯的《印度的21天》里的原话。——作者原注

(2)
兰姆酒：以甘蔗糖蜜为原料生产的一种蒸馏酒，也称蓝姆酒或朗姆酒，口感甜润、芬芳馥郁。

(3)
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人：通常指公元5世纪初到1066年，生活在大不列颠岛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文化习俗上相近的一些民族。

豪恩斯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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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年春，为秋天乘船赶往印度做准备，第四轻骑兵团向豪恩斯洛和汉普顿宫开拔。在豪恩斯洛，我们的骑兵训练结束了，因为我们把马让给了刚从前线归来的部队。此后，轻骑兵团将会开拔去东方，并且在那里一待就是12到14年。在告别战马以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阅兵式。这时，布勒巴宗上校的任期也届满了。在阅兵式上，他有感而发，做了一次非常出色的、军人式的简短发言。然后，大小军官全部放假，这期间可以自行处理自己的事情。

我惬意地度过了6个月的假期。屈指算来，我一生中似乎只有这几个月处于闲暇之中。我陪着母亲一起住在家里，每个星期都会乘地铁去豪恩斯洛军营两三次。当时罗汉普顿马球场还没有建好，我们只能在雷纳和赫尔林姆马球场打马球。我有5匹很有潜力、值得培养的小马，每天我无忧无虑地享受着伦敦惬意的生活。当时的英国社会还遗留着古时的风格，整体看起来极其强大、极其辉煌，在属于自己的一套行为规范准则下有规律地运行着。如今，人们早已遗忘了这一切。在伦敦，大家彼此之间非常了解。这么多年来，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几百个大家族亲眼目睹了英国逐步登上了辉煌的顶峰。这些大家族之间因为彼此联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不管在哪里都能遇到亲戚和朋友。大多数英国社会的头面人物在议会里是重要的政治家，来到赛马场上就是风云人物。索尔兹伯里勋爵有一个原则，即从不在纽马克特有赛马时召集内阁开会；下院也一贯是逢德比有赛马必然休会。当年，兰斯顿大厦、德文郡大厦、斯坦福大厦经常举行盛大的晚会，参加晚会的大多数都是地位显赫、兴致高昂的社交界人物，他们与议会和军政要员来往密切。如今，斯坦福大厦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丑陋的博物馆，而德文郡大厦和兰斯顿大厦都已经变成了旅店、公寓或者餐馆。

然而，伦敦一直到1896年都保持着原貌，也丝毫没有显示出有什么要变化的迹象。每个人都非常期望来年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周年的钻石大庆。我在热闹的社交场所中流连忘返，在这些豪华大厦里和富丽堂皇的地方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个周末。这些地方的主人都和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有着紧密而无法割舍的关系。虽然只有短暂的几个月，我也为自己曾经见过这已逝去的世界而深感荣幸。迄今为止，我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一个叫德文郡的公爵的夫人于1897年举办的一次化装舞会。这次舞会的场景足以与一个小说里以浓墨渲染过的舞会场面相媲美：在清凉的夏夜，格林公园里，客人川流不息，或者正在听舞曲，或者正在沉思当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天壤之别。

1920年，一位长期出使英国的外交官保罗·康本屈驾光临我家，在与我们共进午餐时，我们开始了愉快的谈话，我们的话题包括从本世纪初直至当时全世界所走过的历程，以及我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这位人到暮年的外交官说：“在英国度过的20年里，我亲眼目睹了英国发生的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比，它更深刻、更彻底，因为这里的统治阶级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力；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也基本上被剥夺完了。在不知不觉中，在没有任何人丧生的情况下，这场革命完成了。”我认为他的话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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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的叔叔马尔伯勒公爵八世去世了，他的遗孀名字叫丽莲。丽莲的父亲是一位美国海军准将。她继承了父亲的富有，不过结婚很早。近来，她嫁给了奥特弗德勋爵三兄弟中最年轻的威廉·贝雷斯福德勋爵。这已经是她的第三次婚姻了。奥特弗德勋爵三兄弟都赫赫有名，老大查利是著名的海军上将；老二马库斯在赛马场上和上流社会很有名望；老三“比尔”是一位勇士，曾经参与祖鲁兰南战争，获得过对军人的最高奖赏——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在他们生前，我始终与他们保持着联系。

威廉勋爵和公爵夫人的丽莲虽然年老了才结为夫妻，但是他们婚后一直过着富足的生活，非常美满、幸福。他们住在迪普顿，那里离多金不远，非常美丽，我经常受他们之邀去做客。

……

在迪普顿，我有过一次令人尴尬的经历。作为少尉，我很荣幸地被邀请参加专门为威尔士亲王举办的周末晚会。和我一样，布勒巴宗上校也在受邀之列。我很明确，我应该在这次宴会中表现出自己所有良好的素质，诸如守时、谦恭、矜持等。按照晚宴开始的时间，我本该乘坐6:00的火车去往多金，但是我却乘了7:15的那班火车。一路上都很顺利，但是到了半途中，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肯定会迟到，这样将无法准时参加晚宴。火车应该于8:18到站，下车后我还要坐10分钟的马车。为了节省时间，我只得在火车上更衣。那位和我坐在同一节车厢的绅士对此似乎特别在意。火车走得慢极了，每个小站都要耽搁几分钟。挨到8:40，我终于达到多金。我急急忙忙地跑出车厢，看到一名仆人正站在月台上烦躁地等待着。我飞速坐上四轮马车，马车夫策马狂奔。我想：我肯定将在宴会上面临一次极大的尴尬。但是，我转念又想：我要悄悄地溜到餐桌边坐下，然后再向大家道歉。

到达迪普顿后，我发现除了我之外的其他13个人正聚集在客厅而没有去用餐。因为那时的英国王室对13个人一起吃饭是很忌讳的。所以威尔士亲王毫不掩饰地拒绝进餐，也不允许重新安排分两张桌子就餐。他向来守时，8:30就准时到达了。但是，现在指针已经指向8:48，那些贵宾们沮丧地站在大客厅里。初出茅庐的我只是承蒙他们的厚爱才得以参加这次宴会，而我却迟到了。当然，我原本想好了一个极佳的借口，后来数次用过，都很奏效。但是，我当时太紧张，竟然忘记了这个借口，因此并没有立刻做任何解释！我走到威尔士亲王面前，向他鞠了一个躬，支支吾吾地说着道歉的话。他用非常严肃的语气问我：“温斯顿，难道他们没有在团里教你们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准时吗？”说完，他对着紧皱眉头的布勒巴宗上校狠狠地瞪了一眼。这一刻实在令人担心！我们一起走进餐厅，围坐在桌旁，这时已经是14个人了。威尔士亲王比较慈善，一刻钟之后，他亲切地跟我开了一句玩笑，使我不再忧虑了。

我的一生中，我始终在与迟到的恶习做斗争，想尽一切办法与其决裂。几年之后，威尔登博士写信给我说：“我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一个人不管什么原因都不应该在一天内，迟到几次，而且每次都迟到10分钟。”我完全赞成他的话。假如不想让别人说你不守时，那我最好是回掉一两个约会，这是最直截了当的办法。这样就能节省时间准时赶赴其他的约会，但是，大多数人都不能下决心这么做。即使拒绝一个重要人物的邀请，也不能让9个人在沉闷的客厅里焦急地等你一个人。

*　　*　　*　　*　　*

1895年12月，南非发生了一件对我的人生绝非有利的事情，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灾难。那年夏天，索尔兹伯里勋爵重新上台执政，因为保守党获得了150个多数席位。他期望能有7年任期，并下定决心洗掉格莱斯顿政府败于非洲之耻辱。首先是戈登将军在苏丹被谋杀，使格莱斯顿政府颜面尽失。其次是英军在马久巴山被南非打败而屈尊投降了。索尔兹伯里首相采取了比较稳妥和温和的方式，他小心翼翼地处理着这两件事。他非常谨慎，希望推进欧洲和平共处，并维持国内的稳定。当时，俄国在向远东疯狂扩张，这就威胁到了日本的生存和英国的利益。谁知，他居然采取撤退的策略，任由俄国“命令”英国驻扎在中国的舰队从亚瑟港撤出。反对党因为不满他的优柔寡断，不停地对他冷嘲热讽，这些他都隐忍了。当美国就委内瑞拉发出奥尔尼照会时，他竟然也能平心静气地报之以温和的回答方式。因为他明白，为了大英帝国，他必须全心全意地解决德兰士瓦和苏丹的殖民地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张伯伦也非常活跃。1886至1892年，张伯伦曾支持索尔兹伯里勋爵上台执政。张伯伦处处突显自己。1895年，他把刚刚上台执政的自由党人赶下了台。之后，他决定参加索尔兹伯里首相的新内阁。在维多利亚中期，殖民事务部的地位并不高。但是，到了张伯伦手里之后，这个部摇身一变，成为控制国家政策的主要工具。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与哈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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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谈判，以及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与克留格尔总统的谈判中，索尔兹伯里首相发现，这位来自伯明翰、带着激进的帝国主义主张的张伯伦，在南非问题上是那么支持他。

在南非问题中，抛开这些个人因素，南非问题的局势越来越逼近危机阶段。几年之中，随着南非河边高地深层采金业的发展，无论是英国还是全世界的金融和经济事务，约翰内斯堡都引人瞩目。原本，南非的荷兰移民——布尔农民始终满足地在其祖先所移居的偏僻地区过着安稳的田园生活，如今，他们却惊喜地发现自己拥有能使他们财源广进的金矿，就这样，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多民族现代化城市的主人，并全力推动其迅速发展，使其更加繁荣兴盛。一个强硬的、有能力的、充满野心的政府在比勒陀利亚诞生了。在南非地区，它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荷兰移民。它不但向金矿征税来供养自己，居然为了寻求欧洲人的支持，还与德国和荷兰建立了联盟。不可忽视的是，它拥有一支战斗力强大的持枪骑兵队伍，由五六万人组成。他们全都是心胸狭窄、固执偏见、凶猛残忍，却无比虔诚的布尔农民。自蒙古人之后，再没有什么骑兵队伍的战斗力能与他们媲美了。

约翰内斯堡的新居民主要是英国人，因此被称为外族人。这些外族人很不满意布尔政府腐败的管理，更不满意政府征收的沉重赋税，因此他们不断抗议，声称“我们没有代表在政府内任职，所以不应该向政府缴税”。但是这些人人数众多，一旦拥有了选举权，就会把布尔政府赶下台，自己来掌握德兰士瓦的统治权。1881年，布尔人历经艰难才从英国人手里把这项权力夺回来，因此，他们绝不会承认约翰内斯堡中新居民的正当权利。

张伯伦首先提出来要捍卫约翰内斯堡中外族人的权力，索尔兹伯里首相不甘落后地表示支持。无论是出于民主的目的还是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外族人都是有理的。但是无论你多么能言善辩，巧舌如簧，你也不可能说服一个人放弃其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德兰士瓦的老居民不会放弃任何一点点自治权，这一点从不因新居民的人数多少、势力强弱而改变。为了使外族人屈服，他们决心通过征税的方式获得必要的手段和工具。即使他们之间因为争执导致战争的爆发，克留格尔总统和他的同僚们也不会明白，为何他们无法成为全南非的主人，也不明白欧洲为何不站在他们这一边。其实，他们也是占理的。长期以来，英国人都在布尔政府与其当地臣民和仆人之间设置了不少障碍。他们为了摆脱英国人的统治，迫不得已已经迁到了寸草不生的地方。当初，为了反对英国国会通过的征收高额茶税的《茶叶条例》，波士顿茶党蛮不讲理。假如英国人和他们一样，那么布尔人也可以揭竿而起，就像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奴隶主一样。布尔人声称，为了抢夺金子，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一步步地侵犯布尔人，最后居然把手伸向了他们最后的避难所。对此，张伯伦竭力反驳，布尔政府为了能够继续虐待卡菲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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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给他们民权，而实际上布尔90％的财富都是由掌握现代化生产工具的外族人创造的。

南非金融家兼政治家塞西尔·罗德斯是渣打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因为荷兰人的大力支持，他后来当上了开普殖民地的总理。而另外一个人——詹姆森大夫，是一个性格刚烈、易冲动的人，作为该公司的一名管理人员，他在马弗京组织了一支队伍，大约有六七百人之多。假如外族人为了夺取政治自由和人权而发动叛乱，在罗德斯同意且英国政府赞成的情况下，他可以立即带领这支军队从马弗京急行150英里，直接进入约翰内斯堡，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很巧，约翰内斯堡此时真的有密谋，为了争夺公民权，外族人准备动用武力。因为主要的金矿矿主也参与了密谋，所以他们无须担心经费的问题。总体而言，大多数矿工和住在约翰内斯堡的非荷兰人都很支持他们。不过，这种支持的热情度没有那么高，但人数远远比住在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多。4月的一天早晨，一个临时政府在约翰内斯堡成立了。得到消息后，詹姆森大夫带领2门炮和700名人马穿过草原，直奔约翰内斯堡而去。

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被这件事震撼了。德国皇帝发了一封电报给克留格尔总统，并命令正驻守在附近的德国海军从迪拉果河湾马上登陆。世界各国都在强烈谴责英国政府的行为。布尔人的部队早有准备，他们轻而易举地包围了詹姆森大夫的队伍。经过激烈的战斗，詹姆森大夫的人马被打败了，不得不投降。此时，约翰内斯堡的叛乱已经被德兰士瓦大部队镇压住了，所有参与叛乱的富翁和领导人都被逮捕了。英国虽然及时得到詹姆森发动袭击的消息，但并不承认他的行为。塞西尔·罗德斯在开普敦南非西南部港市说：“我的计划都被他打乱了。”索尔兹伯里首相镇定从容地用他强有力的外交手段使得公愤得以平息。经过获准，那些已被判死刑的约翰内斯堡叛乱头目可以用大笔的金钱为自己赎身。布尔人把詹姆森手下的总指挥和军官们引渡到英国接受审判，全部被判处两年的监禁。

为了查明张伯伦、罗德斯与这件事是否有牵连，人们在自由党的监督下进行了一次严格的调查。这次调查历时长久，最终也没有查出个什么结果，只得就此罢了。但是，这件事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荷兰人罢免了塞西尔·罗德斯在开普殖民地的统治，英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也严重受损。德国皇帝开始关注建立德国舰队，因为和英国强大的海上势力相比，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能力与之抗衡。英国人把德国皇帝的电报理解为表达敌对情绪的方式，始终把这件事牢牢记着。南非政治风云四起。荷兰人聚集在两个布尔共和国的旗帜下，英国殖民者则指望从大英帝国那里得到的援助。经过这番挫折后，德兰士瓦人向外族人增加更重的赋税，他们还购买大量的武器，用以武装自己。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更加团结了。冲突之火愈演愈烈，要想解决这场争端，必须依赖更加有力的裁决措施。

在那个诸事起争端的夏天，母亲经常邀请文艺界的著名人物、两党中的政治家和诸多俊彦来家里做客。有一次，她过于大度了，也邀请了曾经参与过詹姆森大夫事件的约翰·威洛比爵士。他是我们家的老朋友，我会用玩具骑兵排兵布阵就是他教的。不过，当时正在保外候审期间。有一天，我从豪恩斯洛回家，发现母亲没在家，但是他早就到我们家里了。突然，仆人进来，通报说约翰·莫里来了。我马上意识到有大麻烦了，情急之下也无计可施，只能强装笑颜地把他们介绍给对方。约翰·莫里站在那里僵硬地向威洛比鞠了一躬，不过并不想和他握手；威洛比轻蔑地看着他。我的心里七上八下，只得努力营造谈话的氛围，左右逢源地跟他们讲一些场面上的话。还好母亲很快回来了，我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她能应付这种尴尬的场面。在母亲的周旋下，对于不知情的外人，根本不会发现饭桌上的4个人中有两个人互不搭理。最后，我觉得他们之所以僵持下去，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其实，他们并不介意彼此谈话。我怀疑母亲是故意这样安排的，她肯定想缓解众人瞩目的那些处于困境中的问题；她把问题想得有点简单了，想把詹姆森事件当成普通的政治问题冷处理，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流血事件，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当时，正在第二十一轻骑兵团服役的我坚定地站在詹姆森的一边，我很清楚双方为什么会发生争执。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雪耻”。我很震惊，在这样的危急时刻，我们的保守党政府居然这么懦弱。同时，我也感到羞愧难当，因为这些不但屈从于“不务正业”的反对党的意见，甚至还要惩罚勇敢无畏的袭击者。对于大多数袭击者的情况，我都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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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恩斯洛：英格兰大伦敦外伦敦的自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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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对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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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菲尔人：居住于南非东开普省的蓬多人和科萨人。

印度一日

终
于该乘船去东方了。我们从索斯安普敦出发，乘着载有1200人的运兵船，在经过23天的长期航行之后，终于抵达孟买。我们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

我们在船上闷了近一个月，这时突然看见一大片棕榈林和孟买的宫殿，每个人都非常高兴。我们透过舷墙，目光浏览着碧波荡漾的海水，不远处的美景尽收眼底。对于未知的印度，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想上岸，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对普通旅客而言，下船手续已经非常烦琐和令人讨厌了；对于我们这些花皇家经费乘船的官兵而言，上岸手续更加复杂，必须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办理完。下午3点时，上级下达指令让我们在8点钟登陆，因为那时比较凉爽。在此期间，有些军官可以独自上岸。我们的大船旁停靠着很多小船，它们随着水波的荡漾不停地上下晃动着。我们迫不及待地叫了几条船，我很高兴地和两个朋友一起登上小船，觉得小船特别颠簸，不由得紧张起来。15分钟后，到达萨松码头。我们的船在一片大石墙边下停下来，石墙下的台阶很潮湿，上面有专门供人抓握的铁环。船在落差达四五英尺的大浪中不停地晃动，我赶紧牢牢地抓住铁环。没等我站到台阶上，小船却摇晃着离开了岸。我慌慌张张地上了岸，不过我的右肩被扭伤了，很疼。我叹了一口气，揉了揉肩膀，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在这里，我必须提醒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肩膀脱臼是小事。对于很多事情，防止第一步的发生是至关重要的。肩膀在承受很大外力的情况下才会脱臼；如果肩膀脱臼了，后果将非常严重。尽管那时我的肩膀并没有彻底脱位，但是我一辈子都因为我的肩伤受罪，打马球时很难发力，打网球则完全不可能。我常常因为肩伤有力无法使，尤其是在遇到危险和需要用力时。从那之后，我的肩部时常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刻脱臼，例如，当我从图书馆书架上拿书时，把胳膊放在枕头下面睡觉时，游泳或者从楼梯上滑倒时，肩膀常常出乎我意料地脱位。有一次，在下院，我不小心过大幅度地挥动胳膊，肩膀差点儿又脱臼了。当时我真担心，假如演讲者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毫无征兆地摔倒在地，艰难地调整脱位的胳膊，其他人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

这件事情看起来很倒霉，但是，我从某种意义上说却因祸得福了。在恩图曼战役的冲锋中，我原本应该用刀，但是却因为肩伤而使用现代武器毛瑟枪。假如我当时真的用刀和敌人肉搏，也许你就看不到这个故事了。我们必须记住一个道理，假如你犯了大错，和你经过深思熟虑所做的决定比起来，这个错误也许更使你受益；有时的不幸很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幸运，使你免于遭受更大的不幸。运气和生活一样是一个整体，它们的每一部分都与整体紧密相连。

我们再继续说说印度吧。在告别辞中，布勒巴宗上校把印度称为“不列颠王国榜上有名的领地”。深夜的时候，我们被送到了位于浦那的一个营地。在这个辽阔的平原上，我们支起了几个很大的双翼帐篷，在那里我们度过了来印度后的第二个晚上。天刚刚亮，很多包着头巾的当地人来到营地求职，他们看上去文质彬彬的，他们想当男仆、马夫和管家等。当时，很多下级骑兵军官家里都要依靠这些佣人打理。因此，以前驻扎在此的部队为这些求职者写了证明，他们几乎人手一份。寒暄之后，我们把财产交给他们，让他们负责为我们料理日常家务。假如你想从烦琐的家务事中摆脱出来，想让别人伺候你，最好的去处就是30年前的印度。你只需要把马交给马夫，把衣物交给男仆，把钱交给管家，就万事无忧了。分配完毕，你就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内阁”，经验丰富的“内阁大臣”各自完成分内之事，他们不但做事认真，而且还对你忠心耿耿。只要你公平地对待他们，客气地和他们说话，即使只给他们微薄的工资，他们也愿意帮你干一切事情。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围着你和与你有关的一些小事情，包括你衣柜里的家常衣服打理。在他们的悉心照料下，我们的日子似乎过得很快，既不用吃苦，也不会感到有危险，简直比贵族的生活更加惬意。

来帐篷求职的那些人里，有两三个马夫带着前主人的介绍信，还牵着专供打马球用的小马。之后，一位穿着镶有金边的红色礼服的男子拿着盖着红印的信封来了。他看上去和别人不太一样。原来，他是桑赫斯特总督的信使，特意邀请我去总督官邸参加晚宴，我的同伴巴林·雨果也在被邀请之列。晚上，我们前往总督官邸享受了丰盛的晚宴，我们举起冰镇香槟，为女王的健康干杯。晚宴结束后，总督大人亲切地与我交流，因为他很热情，所以我应该回答他的提问。我记得他问了几个关于英印事务的，具体是什么问题，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自己非常全面地回答了他。有几次，他似乎很想说出自己的观点，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说为好，因此就没让他继续说。他考虑很周全，特地派副官把我们送回了营地。经过48小时的细心观察，我对印度总体的印象是不错的。一位前辈曾经说过：“对事物的研究应该笼统，因为这样更容易看到真相。假如过于细腻，则会使人产生错觉，甚至误导观察者的判断。”当躺下睡觉时，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英国政府肩负的责任，对于这些温顺的、不够文明的民族，他们必须承担起统治者的角色。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我们英国，也对印度人有很大的好处。我们还感受到，截至目前，英国在印度已经完成了伟大的任务。很快，起床号吹响了。我们必须乘坐5:10的火车，历时36个小时，抵达班加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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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加罗尔的留影

印度高原是三角形的，由迈索尔的马哈拉加地区和尼扎姆地区组成，开阔而高远。这两个地区的面积加起来和法国的面积差不多，驻扎在锡康德拉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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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班加罗尔的两支英国卫戍部队负责维持这个地区的秩序。这两支部队各有两三千名英国士兵和五六千印度兵组成。根据惯例，英军营房驻扎的地方距离其防守的人口密集的城市有五六英里远，在它们中间，还驻扎着印度兵。英国军队住的营房既宽敞又凉爽，还有廊柱，他们有充足的空间和时间在这里布局和思索。这里的公路非常宽敞，还有树荫遮蔽，诸如医院、办公室和其他公共设施等一应俱全。这里不仅有充足的净水水源、骑术学校，还有宽阔的阅兵场。这里是集体生活的首脑位置，所有白人士兵都以此为中心。

班加罗尔海拔3000多英尺，气候优良，尽管白天炎热难熬，但是若非在那最热的几个月里，晚上全都清凉宜人。欧洲玫瑰长在大花盆里，姿态各异，香气浓郁扑鼻；野蔷薇和其他不知名的鲜花争先绽放；蛇和鹞纷纷在沼泽地里安家。阳光下，五颜六色的蝴蝶舞姿优美；月光下，身材窈窕的舞女妩媚多姿。

军官每个月都有住房津贴，平日不住在营地里。每个月发军饷时，每个军官都能拿到一个大袋子，里面装着工资、杂费和住房津贴，全都是沉甸甸的银卢比。骑兵营房外围有一排大平房，都是孟加拉式的；每家每户都有花园，都是圈在院子里的私人花园。月底发了军饷以后，军官们骑着马悠然自得地回到家，把钱袋扔给面带微笑的管家，然后就再也不用操心了。但是，除了女王陛下发给我们的津贴之外，家里每个月还会给我们一大笔支援，足足有津贴的三四倍之多。我们每天都有14先令的军饷。每个月，我们还能额外领到3镑，这是用于供养两匹战马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按季度领到每年500镑的饷薪。以上这些，就是我维持生计的所有费用。如果有额外的开销，我就必须依靠当地银行家发放的高利贷了。有人提醒我们，说这些银行家没安好心，但是，我觉得他们长得像个肉球，看起来一点儿也不虚伪，还彬彬有礼。当然，贪婪也是必需的。要想弄到一匹打马球用的小马，你只需要在几张小纸片上签名即可。金融家满脸谄媚地站起来，用两只手捂住脸，换好拖鞋，一溜小跑，高高兴兴地不见了踪影。直到三个月后的这一天，他们才会再次出现在你的面前。尽管他们的月息只有2％，但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按时还钱，所以他们的生活过得也很滋润。

我和其他两个朋友把所有的钱集合起来，买了一座孟加拉式平房。这座房子气势宏伟，很像宫殿。房子的屋顶是层层的砖瓦，墙是嫩粉色的，门廊很深，由几根白色柱子支撑着。房子周围是由紫色的开花植物构成的天然篱笆，院子大概占地两英亩。院子里有150株名贵玫瑰，是以前的住户留给我们的。我们砌了一个能容纳30匹马的马厩，泥墙瓦顶，又高又大。我们三个人的管家们和睦相处，组成了三人管家小组。我们三人只需要把等额的钱放进钱罐里，就再也不用为生活的琐事烦忧了。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全心全意地攻克生活中更重要的目标。马球，就是我们生活中更重要的目标。

忙完公务之后，我们唯一感兴趣的事就是马球。不过，打马球得先有小马。在从英国来印度的航程中，我们团已经成立了一个马球俱乐部。不管是否打马球，所有的军官都要定期向俱乐部捐会费。为了争取大力鼎助的加盟，俱乐部必须提供条件，以便于马球运动员获得某种荣誉。因为得花两三年的时间才能备齐像样的打马球的小马，所以，在印度马球竞技场上，刚从英国来的兵团不可能在两三年之内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经过长久的激烈讨论后，我们马球俱乐部的领导和高级军官决定勇敢出击，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阿拉伯的大小马匹都经过孟买的拜库拉马场进口到印度，由此可见其重要地位。浦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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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骑兵团是一支印度部队，不过，其大多数军官都是英国人。该团驻地距离马市特别近，占据了地利优势，很容易就能买到阿拉伯马。途经浦那时，我们亲自试过他们的小马，并且与他们进行了重要的谈判。最终，我们团的马球俱乐部决定买下浦那轻骑兵团所拥有的25匹好马，使其成为我们团在团际马球锦标赛上取胜的中坚力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全体军官都紧张地投入到了这项伟大而又艰巨的任务中。从来没有任何来自南印度的骑兵团在印度马球赛中赢得团际锦标赛奖杯。我们知道，必须牺牲两三年的时间刻苦训练，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假如不受其他的干扰，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我们全都安心地投入训练，只为了圆满完成这项任务。

当时，我们有很多军事任务需要完成。每天早晨天不亮，一个黑影就会用一只潮乎乎冷冰冰的手托起你的下巴，你这时才会发现自己被涂满肥皂泡、一点儿防备也没有的喉咙被闪亮的剃刀抵住了。这种情况下，你一下子就被吓醒了。团里的出操时间是6:00，我们骑马准时来到一片开阔地带，进行一个半小时的演习，然后回去洗澡，再去食堂吃早餐。9:00，我们或去马厩喂马，或去值班室值班，直到10:30才能赶在太阳变得最炙热之前回家。在宽阔的营地上，来来回回的距离很长，我们根本不可能步行，必须骑着马在两个地点之间穿插。中午时分，是一天内太阳最热的时候，我们白人必须在1:00前回到宿舍。下午1:30，我们顶着炎炎烈日，冲到食堂吃完午餐，然后回家睡觉。直到下午5:00，驻地又开始热闹起来。此时，轮到进行我们一整天都在期待的项目——打马球了。当时，我从不放过任何参加练习和比赛的机会。驻地组织的马球比赛的细则早就明确规定了，一名精明能干的印度记录者记下所有军官的名字，以及他们想参加几局，然后再调剂一下，以确保“球技最高的人得到最多的比赛机会”。我打马球常常打10到12局，很少少于8局。

傍晚时分，当整个马球场被斜长的树影覆盖住时，汗流浃背的我们已经累得不行了，这才骑着马晃晃悠悠地回家。我们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洗热水澡，然后休息。等到晚上8:30，我们去食堂吃晚饭，在军乐队演奏的悠扬悦耳的乐曲声中，晃动着装满酒的酒杯，似乎能听到酒中冰块融化的声音。晚餐后，有些人喜欢玩当时流行的一种牌。假如他们运气好，打牌时就不会被长官发现；否则就惨了。在月光下，他们坐着抽烟，时钟指向10:30或11:00，这时“就寝”的军号声响起。这就是我所满足的“印度漫长一日”，我惬意地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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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加罗尔：印度的南部城市，也是印度的第三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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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康德拉巴德与海得拉巴称为姐妹城市，由候赛因湖与其连接在一起，两座城市皆有400多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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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那：印度的西部城市，在孟买东南140千米处。

在班加罗尔刻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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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6年冬天，我22岁了。这时，我突然觉得自己在很多科学领域中的知识都很缺乏，因此强烈地想学习。我掌握了大量的词汇量，并喜欢上了语言，文章也写得很好。后来，我发现虽然自己能使用大量的词语，却没有理解其精确的释义，有时反而不敢大胆地使用，尽管我很喜欢这些词汇。在离开英国之前，我的一位朋友曾对我说：“伦理的最高准则在基督福音里。”这句话听上去很在理，可是伦理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不管是在哈罗公学上学，还是在桑赫斯特军校训练，我从未听别人提起过这个词。单纯从字面上理解，我想它应该指的是准则，诸如“公平的比赛”“团结的精神”“公学的精神”“行为要端正”或者“爱国”等。后来，有人对我说，伦理所讲的不只是你应该做什么事，而且还要知道为什么做那些事。他还对我说，有很多书都是专门阐述伦理的。我真想请个学者给我做1到1.5小时的伦理讲座，即使花2镑也在所不惜。我想让他告诉我伦理的范畴、伦理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和伦理学的主要分支都有哪些，我还想知道谁是伦理学界的泰斗、伦理学方面的诸多权威著述和这门学问中的哪些问题是最具争议性的。然而，在班加罗尔，即使我愿意出很高的价钱，也没人能给我讲这些。我很精通军事战术，在政治方面也独具见解，唯独从未学过伦理学的概要，在班加罗尔也根本学不到。

当时，我的脑海里不停地蹦出这样的想法。我很清楚，大学里19岁到20岁的学生们整天都在和这些术语打交道，他们知道很多让人发懵的难题，也知道那些让人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的问题的答案。我们向来瞧不起那些自恃清高的大学生，我们领兵打仗，为保卫帝国而战，他们却只知道死读书。尽管我以前非常不满他们的才高八斗却没有实践，而我现在多么希望找到一位博学多才的老师教我，哪怕每天只有一小时左右的时间给我补课也行。

后来，我无意中从别人口中听到了“苏格拉底方法”这个词。苏格拉底方法指的是什么呢？这种方法大概指的是用几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向朋友发起询问，最终问得他哑口无言。那么，谁是苏格拉底呢？他是一位希腊人，很善辩。他的老婆爱唠叨，也爱埋怨。有些人不喜欢苏格拉底，说他危害社会至深，最后他被迫自杀了。但是，从他在有识之士的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来看，他显然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我想知道苏格拉底为什么能垂馨千祀，他都有些什么故事，难道仅仅因为他的言论，当时的政府就判他死罪吗？这位能言巧辩的教授用他的言论肯定给自己的命运和雅典行政官的命运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显而易见，一件小事是不会引起这种敌意的，估计苏格拉底很久以前就发表了具有冲击性的言论。道德炸弹！知识炸药！但是，我不可能从士兵手册里知道这些故事。

这里不得不提我们的历史书。上学时，我就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我们学到的只是诸如《学生版休谟》之类简略本，其中语言简单、知识堆砌、内容毫无生气。有一次，老师布置我们在假期读100页的《学生版休谟》。想不到，父亲在我开学之前就要检查我的读书情况。我看的是查理一世时期的那段历史。父亲问了一个和《大抗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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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问题。我回答，国会最终战胜了国王，砍了他的脑袋，这好像就是最大的抗议。然而，这样的回答在父亲那里不过关。父亲指着书，严厉地说：“你读的那部分所讲述的是一个国会问题，特别重要，甚至影响了我国宪法史的构架。对于这段历史的重要性，你根本没有认识到。”我很不理解他为什么说得这么严重，因为我当时根本无法看出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如今，我多么想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呀。从此，我下决心阅读哲学、历史、经济等书籍。

我写信让母亲把那些我曾听说过的书籍给我寄来，她欣然答应了。从此，我每个月都能收到一大包我自认为必读的书籍。在历史方面，我决定先读爱德华·吉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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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有人对我说，我父亲很喜欢读吉本的书，能够流利地背下这些书来，甚至他的演讲风格和写作风格都深受吉本的影响。我开始手不释卷地阅读八卷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不久就被该书的写作风格和其中的故事吸引住了。印度的白天阳光炙热，我们早晨从马厩里出来，直到太阳落山时才开始打马球。在此期间，我一直在读吉本的书，并在书中乐此不疲地遨游着，从一章驰骋到另一章，还把自己的观点写在书页的空白处。渐渐地，我成为了作者的狂热支持者，极其反对编辑对他的肆意贬低。尽管编辑在书中做了一些注脚，我丝毫没有因此而不相信吉本。恰恰相反，因为对吉本的贬低和否定，我对编辑更加恼怒了。读完《罗马帝国衰亡史》，我开始读吉本的自传。幸运的是，《罗马帝国衰亡史》那本书的后面也载有他的自传。在自传中，他写到了他的保姆，他说：“假如有人因为我健康地活着而感到无比欣慰——我想肯定有这样的人——那么他们应该感谢这位可爱又可敬的女人。”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艾弗雷斯特太太，她的墓碑上可以刻上这句话。

读完吉本之后，我开始读麦考利。我很喜欢他的《古罗马之歌》，能够背下来。我知道他写过历史，却从未读过。如今，我开始在他的带领下畅游无边无际的历史海洋。我想起了那位老牢头——艾弗雷斯特太太的妹夫。他那么尊敬麦考利写的历史，就像对神明一样毕恭毕敬。他花钱购买报纸副刊上的连载，然后将其装订起来，小心珍藏。在我的印象中，麦考利写的所有东西都应该是福音，所以当我读到他对伟大的马尔伯勒公爵毫不掩饰的评价时，我伤心极了。当时，我身边没有人告诉我，这位历史学家尽管才华横溢，却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是个地道的大文痞；他只喜欢故事，不喜欢事实，总是根据写文章的需要随意捏造、编造故事。他辜负了老牢头纯朴真挚的虔诚，亵渎了我对他的信任，我始终无法原谅他。

但是，我必须承认自己从他身上受益颇多。我特别喜爱他写的历史，也非常迷恋他的散文。从他的散文中，我知道了腓特烈大帝、查塔姆、纽金特勋爵对汉普顿的纪念、克莱武、沃伦·里斯廷斯、巴雷尔、骚塞的社会观，等等。我还读过他所写的罗伯特·蒙哥马利的诗歌，那是充满暴戾之气的文学绝唱。

从11月到第二年5月，我每天都用四五个小时的时间读哲学和历史。我拜读了叔本华的《悲剧的诞生》、威尔登博士编校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拜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他看上去和苏格拉底一样崇尚实用。与此同时，我还偶尔看一些名气不大的书。这种学习方式很奇特。首先，我读书如饥似渴的，什么书都读，接受能力又强；其次，没有人给我任何指导，诸如“你应该读读某某人是如何解答这个问题的，只有两者结合，你才能发现问题的要点”“这本书不可信”或者“对这个学科，有一本书更加权威，对问题的讲解也更透彻”等。当时，我平生第一次羡慕大学里那些接受满腹经纶之士指导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初出茅庐，但是那些教授们却毕生都在研究某个领域，而且迫切地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积累的宝贵财富传授给学生。如今，我看到很多大学生白白浪费光阴，没有抓住宝贵而又转瞬即逝的机会，我很可怜他们。归根结底，人生要在思考和行动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没有工作，就无所谓享乐。

我幻想着自己就是苏格拉底，在我构筑属于自己的乌托邦时，我想对教育进行重大改革，尤其是对那些富家子弟的教育。当他们长到十六七岁时，应该去学一门手艺，从事健康的手工活，利用闲暇时间进行体育锻炼，阅读大量的诗歌，还可以唱歌、跳舞。总之，要引导他们把精力用于做有益的事情。等到他们真正做到了求知若渴、渴望研究事物的本质时，我再让他们去大学学习。只有那些具有卓越的素质和执着的求知热情的人，以及那些在田野、工厂里能体现其真正价值的人，才能得到上大学的奖励和荣誉。但是，这种设想不但会使一切陷入混乱，最终还有可能给我带来无穷的祸患。

*　　*　　*　　*　　*

在此之后的两年中，我阅读了大量的图书，并开始思考宗教问题。此前，我恭敬虔诚地接受一切灌输给我的宗教教育，即使到了假期，我每个星期都会去一趟教堂。在哈罗公学读书期间，除了每天早晚祷告，我每个星期日都去教堂做3次礼拜。那几年，我学了很多受益无穷的礼仪，这是参加这些宗教仪式的最大好处。我还学习了很多和宗教仪式有关的知识，都是从婚礼、洗礼和葬礼上用心领悟的。不过，我从未省察自己到底积累了多少宗教知识，一旦省察，我也许会发现自己做得还不够好。然而，在无忧无虑的青年时代，即使不是星期天，我也经常去教堂做礼拜。

在军队里，每到一定时间，我们就列队去教堂，有时我带领信新教的士兵去教堂，有时我带领信天主教的士兵去教堂。在英国军队中，即使宗教信仰不同，官兵也能够彼此包容，因为大家几乎从不在意宗教信仰的差别，军纪也为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便利条件，所以根本没有人因为所信的宗教而受到任何歧视或束缚。在印度，皇家神庙里恭恭敬敬地供奉着印度人崇拜的上百个神灵。在团里，我们常常辩论，“我们真的有前世吗？”“我们真的有来世吗？”“死去之后，我们还能认识彼此，相互见面吗？还是像佛教徒似的开始另一个轮回呢？”大家全都觉得，不关信什么教甚至什么教也不信，都没有关系，只要你为人坦荡，做人光明磊落，真诚地对待所有人，帮助贫弱，你就一定会得到好的回报。我想，这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健康心理宗教”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基督教对妇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她们安守本分；对下层社会也影响深远，使社会底层的人民相信，他们即使现在过不上好日子，死后也会过上好日子。对此，一些高级军官经常展开讨论。对于整肃军纪方面，基督教似乎也有好处，特别是英国圣公会，它使军人保持整洁严谨的军容，以便能够得到别人的尊敬，从而避免了负面事件的发生。从这个角度看来，宗教只是为了迎合不同的性格和种族而译成不同语言的同一种戒律罢了，它具体以哪种仪式体现出来并不重要。但是，无论哪种宗教，都不应该讲得太多。特别是在当地人中，宗教狂热常常导致谋杀、叛乱和兵变，是极其危险的。在我的理解中，这就是当时的宗教氛围。

之后，我开始阅读更多的书籍，这些书和我在哈罗公学所学到的宗教知识完全不同，绝对是一种挑战。第一本书是《人类的殉难》，是温伍得·里德写的。布勒巴宗曾经多次阅读这本书，因为他最喜欢这本书，视其为一种圣经。这本书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准确到位地叙述了整个人类历史，但观点鲜明地剖析了不同宗教中各种各样的神秘观念。这本书最终作出结论，和蜡烛一样，人类也会被燃尽。我看到这个结论无比震惊，心里也难受极了。后来，我发现吉本也持有和他相同的观点。当年冬天，我又读了莱基的《欧洲道德史》和《理性主义的崛起和影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只要一想起从前那些神父和校长向少不更事的我灌输那么多的谬误（我当时的想法），我就非常气愤。假如我上过大学，那么大学里的神学家们和著名教授就会让我看一些具有很强说服力的、持相反观点的书，甚至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些疑难问题。为此，我曾经非常反感宗教。假如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很可能变成一个让世俗抛弃的人。后来的几年之中，我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对宗教的态度渐渐变得理智了。我发现，不管我怎么想，怎么辩，一旦上了战场，我总是不假思索地乞求上帝的保佑。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上帝，只要他保佑我从战场上平安回家。很多时候，我甚至祈求上帝在小事上保佑我。在这几年里，甚至在我的一生之中，我总是顺心如意。和反对这种做法的理论一样，这种做法很自然，也很有说服力，也非常实际。反对这种做法的理论往往没什么作用，但是祈求上帝保佑却能安慰人的心灵。所以，我并不非常介意思考与行动的冲突，而喜欢跟着感觉走。

让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读名言录是一件有益的事情。我曾经用心地拜读过巴特莱特的《常见语录》，这是一本好书。只要你把这些语录牢牢记住，这些名言就会经常让你产生灵感，并让你产生强烈的渴望，想去阅读该作者写的其他书。在一本与此类似的书里，我曾看到过一句极其自相矛盾的法语格言：“情感自有其道理，但是情感却无法明白道理。”我认为，情感和理智是可以兼得的，放弃情感而一味地追求理智是很荒唐的。我并不担心思想和信仰背道而驰，让大脑尽力探究思想和进行逻辑分析是有好处的，请相信这与心灵祈求上帝的保佑并不矛盾。假如某事真的应验了，我们理应心存感激。我想，伟大的造物主在赋予我们思想和灵魂之后，当看到两者不协调时，他是不会气愤的。归根结底，他在造物之初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所以他完全能理解这种情况的发生。

我很惊讶，因为我们的一些神父和主教们居然想方设法地想把《圣经》中的故事与历史知识和现代的科学统一起来。为什么非要使二者协调呢？当你读完一封信之后，如果信的内容使你灵魂充实、心情愉悦，并且得知你将在这个充满同情和机会的世界里，见到你的至爱，那么你有必要因为在途中被弄脏的信封，或者其颜色和形状改变而忧虑不已吗？担心信上是否贴了邮票、邮戳上的日期正确与否有意义吗？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奇怪，但并不重要，信的内容和你从信中得的所需才是最重要的。假如你认真地思考一下，就会确信奇迹是不可能出现的：“人也许会说错话，但自然规律却是不可违背的。”同时，当读到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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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在湖上行走、怎样把水变成酒、怎样死而复生时，你一定会倍感欢喜。人脑不可能探清无限，但数学的发现却使人们渐渐了解了无限。很多人愚蠢地认为，除了我们能理解的东西之外，一切都是错误的。还有一种说法更加荒谬，他们认为人脑无法调和的思想会相互毁灭。如今，流传着一种我们的感情和思想难以接受的说法，即世界上有亿万个宇宙永远在随意地运动。所以，我早早地养成了一种习惯：相信我想相信的东西，并且让理智自由自在地探索。

我有几个堂兄都是大学生，他们常常告诉我，除了思想之外，整个世界一无所有，只是一个虚幻的梦，那些现实的存在也是虚幻的。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想象力中，想象力是否丰富决定了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否精彩。如果有一天人类停止了梦想，那么世界也将随之消失。这些思想游戏也很有趣，尽管没有害处，但也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年轻的读者们，千万不要把这种游戏当真。

我总是依赖自己多年以前就得出的观点。炙热的太阳挂在天空中，光芒万丈，好像和我们的感官一样是真实的。我们抬头仰望太阳，眼睛不由得被照花了，我们的感官牢牢地记住了这个现象。幸运的是，除了我们的感觉器官之外，数学的方法也能证明太阳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天文学家仅仅依靠一系列数学分析就能计算出日食将在什么时候出现，他们根本无须依赖感觉器官。仅仅依靠理论上的推断，他们就能预言太阳黑洞会在某一天出现。等到那天到来，你会用自己的眼睛验证他们的计算是毫无偏差的。如此一来，你的视觉所得到的数据被庞大的数学运算过程证明了，两者之间互不侵扰。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我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太阳是真实存在的。很多形而上学的朋友认为，天文学家正是通过感官才得到了计算所需要的数据，我不赞同这种说法。要想得到这些数据，从理论上来说，完全无须人类的感官，而只需要依赖放在阳光下的自动计算器就能得到。假如这些朋友仍然坚持说，我们是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些计算结果的，那么我会回答，数学推理过程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真实性，在得出结论之后，就将成为一个新的独立因素。基于这一点，我要再次强调我的观点：太阳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和地心一样是炎热的。假如玄学家怀疑这一点，完全可以去太阳那里亲身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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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在印度的马球场上露面，非常具有戏剧性。我们刚刚到印度6个月，戈尔孔达马球锦标赛就在海德拉巴地区举行了。包括我们刚刚从班加罗尔接替的第十九轻骑兵团在内，在尼扎姆领地和旁边的英国军营里共有六七支马球队。第十九轻骑兵团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并且含蓄地通知我们，抽签结果是我们很倒霉，第一场比赛就遇上了实力强大的、本次锦标赛的准冠军队伍——戈尔康达队。

那天清晨，我们观看了驻军场面壮观的“阅兵式”。按要求，在“阅兵式”的行进过程中，大象要抬起它们的象牙作为敬礼。后来，因为一些粗俗的人总是窃笑，损伤大象和管象人的尊严，所以就取消了大象的敬礼仪式。再后来，人们把大象拖炮的仪式也取消了，改为由一大群拖拉机拖着杀伤力更强、更加庞大的大炮。下午，马球赛正式开始了。马球锦标赛在海得拉巴举行，场面非常壮观。印度各个阶层的观众密密麻麻地坐在球场外的场地上，目不转睛地观看比赛。德干高原上的印度上流人物和英国观众坐在帐篷里和有凉棚的看台上，座无虚席。大家一致认为，在这场比赛中，我们队很快就会输掉。我们的对手速度飞快，动作敏捷，比赛刚刚开始的几分钟内，我们一球未进，他们却连进3球。当时，我们几乎也认为大家想的是对的。但是，很快，我们就在观众激动的欢呼声中连进9球。最终，我们以9比3战胜了戈尔康达队。最后的几天里，我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其他对手，创造了刚刚来到印度50天就获得一流锦标赛冠军的纪录。

读者完全可以想象，为了完成这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我们付出了很多心血。人们都以为我们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花长达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仅仅用了50天就圆满完成了。

1897年最热的季节到来了，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说部分军官可以休假3个月，回到英国。因为大家都初来乍到，所以几乎没有人想回去。我请求回国休假，因为我觉得浪费这个机会很可惜。在5月底的炎炎酷暑中，我从孟买乘船返回英国。一路上，我都被晕船折磨着。当我再次坐起来时，我们的船已经航越了2/3的印度洋。在船上，认识了一个人，他提醒我，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的现实。其实，这两国之间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那人是个浪漫主义者，站在希腊人那边，希望能以某种身份参与他们的战斗。自幼，我就是个保守派，所以我站在土耳其人那边。我想，我能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与他们的战斗。我觉得他们人多势众，肯定能够打败希腊人。平均算起来，一个希腊人至少要对付5个土耳其人，同时还要对付土耳其先进的装备。我向那人声明自己不会真正参加战斗，只是借着报道新闻的机会去看热闹。当我们到达塞得港（埃及的港口）时，得知土耳其人已经胜利了。希腊人非常明智地逃脱了这场不公平的较量。为了使希腊人不至于被毁灭，几个强国正想办法通过外交手段保护他们。所以，我改变决定，没有去巴尔干地区的战场，而是在意大利逗留了2个星期，参观了庞贝城，爬了维苏威火山，还游览了罗马城。在这里，尽管我的学问远远不如吉本渊博，但是我依然怀着崇敬的心情寻觅他晚年初次游历罗马的足迹，并且再次重温了他书写当时心情的语句。

在回到伦敦享受假期前，我充实而又愉悦地度过了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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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614年，英国内战前前夕，国会向查理一世提出了一份抗议书，历述其苛政，并要求议会有内阁大臣的任免权和改革宗教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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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华·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

(3)
迦拿：位于巴勒斯坦的北部古城，相传耶稣首次献现神迹之处。

马拉坎德野战军

帕
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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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叛乱，我正在古德伍德的草坪上一边挣钱，一边享受秀美的天气。从报纸上，我了解到宾登·布拉德爵士率领的一支由3个旅组成的野战军正在那里。我马上拍了一封电报给他，提醒他信守承诺。之后，我乘火车赶到布林迪西，以便乘坐印度邮船。我把威廉·贝雷斯福德勋爵搬出来为自己压阵，请他帮我在将军面前说些好话。趁着我还没有离开维多利亚，他在马尔伯勒俱乐部热情地款待了我。贝雷斯福德家族的人全都风度翩翩，他们让人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告诉比我年长很多的俱乐部朋友，说我今晚要去东方，上战场了。至今，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当时的神情。对于我的去向，大部分人都会说“他要去印度”，他却说“去东方”，因此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在那一代人的心目中，东方代表着冒险之路，也代表着臣服英国的地方。他们问我是不是要去前线？我只能说但愿能去。他们的热情和友好，让我感觉很舒服。

我正巧赶上了这列火车，兴致昂扬。

乘船去印度一次就够了，再去就会厌烦了。此时正值一年中最热的季节，红海更是热浪滚滚，几乎让人无法喘息。当时只有人工拉摇的布风扇，还没有电扇。拥挤的餐厅里，布风扇不停地吹着，饭菜味夹杂在热乎乎的空气中，更加使人心里焦急相比，这些反而抵消了一部分身体上的不适。我放弃了两个星期的休假。到达布林迪西时，我没有接到宾登·布拉德爵士发来的电报。我想，等到我抵达也门的亚丁市时，布拉德将军的电报肯定就来了。到了亚丁以后，我焦急地等着船上的乘务员分发电报，我绝望地发现依然没有我的电报。不过，在抵达孟买之后，我终于接到了将军发来的电报。电报里说：“极难，没有空缺位置，先当战地记者，我尽力安排你进来。”

首先，我必须去班加罗尔的团部，换言之，我必须搭乘两天的火车与我想去地方背道而驰。看到我提前归队，团部惊讶极了，不过，他们还是很欢迎多一个少尉值班的。这时，《先锋报》聘我为战地记者。与此同时，母亲在英国也与《每日邮报》达成协议，《每日邮报》同步发表我的稿件，按照每一栏目5英镑的价格向我支付稿酬。我带着报社证明，惴惴不安地把宾登·布拉德爵士的电报呈交给团长。尽管电报无法和正式的公函相比，但是上校批准我去试试。我感觉，上校对我还是很不错的，命运也算慷慨地优待了我。当天晚上，我背上行李，带着一个侍仆，赶往班加罗尔火车站，买了一张火车票，打算先去瑙谢拉
(2)

。我把一小袋卢比交给印度售票员，他把一张普通火车票从小窗口递给我。我惊讶地问他瑙谢拉距离这里有多远，这位印度售票员很客气，他看了一眼火车时刻表，不以为然地告诉我说2028英里。印度真大啊！这就意味着，在炎炎酷暑中，我必须在火车上度过5天的时间。我的旅途比较孤单，幸好有很多书与我为伴，因此时间过得很快。印度的火车车厢四周用皮草包着，厚厚的百叶窗为我遮挡了骄阳，圆形的湿草扇增加了这种凉爽。我在这个阴暗的车厢里度过了5天的读书生活，晚上靠油灯照明，白天靠透进来的太阳光。

宾登·布拉德爵士

当路过拉瓦尔品第的时候，我下车了。我想回见一下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拉瓦尔品第第四龙骑兵近卫团的少尉。尽管这里离前线还有几百英里，但是气氛也很紧张。当地的驻军被停止了一切休假，随时待命。我在那里待了一天一夜。晚饭后，我们仍聚集在饭堂，看一场气氛热烈的即兴演唱会。气味最能将人带回过去，其次就是旋律了。只要是我经历过的，哪怕是战争的旋律，我也会记忆犹新。我决定，在我下一次回家时，我将把这些旋律用留声机刻录下来，以便我能坐在椅子上，一边抽着雪茄，一边回味那些过去的人和事，以及与他们一起共事的画面。这些画面也许在回忆中会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但都是真实的，可以为我会放过去的美好时光。我还记得士兵们的歌声，他们唱的是一首叫作《新式照相》的歌。歌词描写的是当时刚刚上市的一项新照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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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技术可以透过不透明的物体拍出像来，包括屏幕。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隐约觉得不久的将来，人和人之间将没有隐私可言。我还记得其中几句歌词：

你眼中的所有东西背后都有令人害怕和令人恐惧的东西，这就是新式照相。

马球比赛厂

当时我们觉得有点可笑，后来的报纸证实了。据报道，将来人体内的每一根骨头都能被看到。我还记得一首合唱歌：“英国问：危险即将到来，印度人选择反抗还是等死？”对唱的人绝佳地回唱道：“远在大洋彼岸的伟大的白人妈妈，愿她永远主宰帝国。我们祝她健康长寿、江山永固。”

我受这种情绪的感染，也激情万丈，这次宴会后，我更加振奋了。不过，我时刻提醒自己不可轻狂，因为当时的团与团之间并不是十分和谐。第四龙骑兵近卫团的以为军官曾经发电报给我所在的团，“从你们团调入第四龙骑兵近卫团的最低要求是什么？”，我团上尉的回复是，“一万英镑、一个贵族头衔，一套行李。”第四龙骑兵近卫团极为恼火，觉得受到了歧视。后来，1898年和1899年的两场马球锦标赛，更增加了比赛的激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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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正题，我不能让读者跑得太远，因为我还在火速赶往前线的路上。

离开班加罗尔后的第6天早上，我终于到达了瑙谢拉火车站，这里是马拉坎德野战军的卸货地点。我乘坐一辆双轮马车，在酷热难耐的大平原上，驰骋了40英里，中途还停下来换了几次马匹。后来，沿着崎岖不平的马拉坎德山隘陡峭的山坡艰难地爬行。

早在3年前，宾登·布拉德爵士就已经把这个山口攻下来了。如今，这个山的山顶上驻扎着一个由各个兵种组成的旅和它的总司令部。我满身黄土地出现在参谋部，可是那里的将军带领快速突击部队出去打奔纳的瓦尔人了。这个部落很难对付，他们已经在一个山谷中生活了几个世纪，击退了所有的外来者。1863年，帝国政府派了一支远征队去奔纳，结果爆发了英印历史上的翁比拉战役。奔纳瓦尔人誓死不降，在臭名远扬的皮克特悬崖上与远征军打响了持久战，印度兵和英国兵死了足足几百人。没有任何人知道宾登·布拉德爵士要用多久才能对付这些闻名于世的悍匪。这时，他们安排我自己找一个帐篷安置铺盖，并且让我和参谋们一起用餐。我谨言慎行，服从他们的安排，因为我不想刚刚到新的环境中就出现差错，使自己声名扫地。关键是，我是费尽千辛万苦才爬上来的。

将军恩威并施，仅仅花了5天就征服了奔纳瓦尔人。不过，在我看了，时间过得真慢。在这几天时间里，我掌握了一个新本领。在此之前，我非常讨厌威士忌酒的味道，因而从来不喝。我想不通，这么多军官为什么频繁地要威士忌加苏打。我喜欢红白葡萄酒，特别喜欢香槟酒；如果因为特殊场合的需要，我也能喝一小杯白兰地。但是，我从来不碰这种有烟味的威士忌。这里热得要命，虽然我还能忍受，但是真是难受极了。5天以来，除了茶之外，要么只有温水、温水加威士忌或者温水加酸橙汁，其他的一无所有。我决定尽力试试这几种选择，既然下定决心了，我就要克服肉体上的弱点，竭尽所能地适应战地情况。两天过去了，我再也不厌恶威士忌的味道了。而且，从此之后，直至一生之中，我不但不再讨厌威士忌，反而渐渐习惯并且喜欢上了曾经令我反感的味道。时至今日，尽管我饮酒很有节制，但只要是在合适的场合，我从未在威士忌酒面前退缩。要知道，威士忌酒可是生活在东方的白人军官所喝的基本饮料。

当然，在当时的英国，喝威士忌酒是一个新生事物。我父亲从不喝威士忌，除非到了非常阴冷的地方，或者在荒郊野外打猎时。他生活的年代流行“白兰地加苏打”，那时，喝白兰地加苏打水是绅士的行为。但是实践证明，倘若不偏颇地说，在日常生活中，和白兰地加苏打比起来，经过稀释的威士忌酒的确更加实用。

在马拉坎德山顶上，既然我卷入了这个话题。我就必须说明，和当时的大学生所受的教育不同，我和其他年轻军官所受的教育是另类教育。牛津和剑桥的大学生喝起酒来肆无忌惮，他们甚至举办正式宴会或者成立俱乐部，直到每个人都喝得烂醉如泥为止。而在桑赫斯特军校和军队，情况完全不同，醉酒是非常丢脸的行为，不仅会受到体罚，还会被社会指责，而且喝醉酒的军官会面临被革职的处罚。除了在一些周年庆祝会上或者在非常特别的场合，我蔑视醉鬼，这一切都源于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和训练。我真想根据大学里的那些嗜酒的学生们的酗酒程度，用鞭子抽打他们，让他们受到应得的惩罚。我认为酒是众神赐予人类的厚礼，不能糟蹋。尽管我如今能够宽容酒鬼、禁酒论者和其他贪婪的人，但是，我当时非常憎恶他们。当时，下级军官都非常走极端，认为应该使劲地脚踹那些不许别人喝酒的人和喝醉酒的人。当然，在大战的熏陶下，我们如今变得理智多了。

在这5天之中，我从各个方面为即将到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我必须把行军包里的东西备齐，还要买两匹好马，雇一名马夫。按照英印军队在战争时期的习惯，在为前一周阵亡的军官举行完葬礼之后（当然前提是有葬礼的情况下），就要拍卖他们的遗物，包括他们的衣物。对阵亡的军官而言，这真是太不幸了，但对我而言，这倒是很划得来的。正是在拍卖会上，我备齐了所有的行头。但是，看着他们随随便便地把阵亡战友的遗物拍卖给陌生人，包括大衣、靴子、衬衫、手枪、水壶、毯子和锅等物品，我未免觉得不太人道。但是，这样做符合节约的最高准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拍卖市场运营很正规，不需要支付任何运输费用。其实，死者的遗物是以垄断形式拍卖的，和那些寡妇或母亲比起来，营地上的拍卖师显然更加了解某某上尉或某某副官的遗物值多少钱。他们不仅这样处理阵亡军官的遗物，也这样处理阵亡士兵的遗物。但是，我必须承认，几个星期后，当我第一次把一位前一天刚刚阵亡战友的绶带披在肩上时，我觉得非常难过和悲痛，因为就在前天我还亲眼看到他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下面，我应该向读者介绍这次战役的结局了。三年来，英军始终驻守在马拉坎德山隘的顶峰，扼住了山下公路的咽喉。这条路以斯瓦特山谷为起点，途中绕经其他山谷，穿过斯瓦特河，延伸至奇特拉尔。当时，奇特拉尔是军事要冲，虽然从那以后看似平安无事，但在当时是特别重要的。斯瓦特山谷里的土著人把山谷视为自己的领土，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在那里出生、生活、死去。对于英军出现在这里，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实际上，他们的反应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政府却认为这是因为宗教原因导致的。当地的土著开始攻击查克达拉山上的小堡垒和马拉坎德山隘的守军。查克达拉堡垒矗立在一块像一个小直布罗陀山的大岩石上，保卫着斯瓦特河上的长吊桥。土著人误入歧途，打死了很多当地爱好和平的妇女和儿童。在土著的突然袭击下，英军在防守马拉坎德山隘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危机，最终平安度过了。在黎明的阳光中，第十一孟加拉长矛轻骑兵团和向导骑兵团把这些残暴至极、顽固不化的土著从斯瓦特山谷的一边赶到另一边，声称有很多土著人死在他们的枪下。查克达拉堡垒保住了，从围困中脱身而出。铁索桥没有受到任何损伤。此外，他们还降服了英赫曼德人。英赫曼德人是白沙瓦地区的另一族土著，特别难对付。由4000牲畜和12000人组成的讨伐大军将通过这座铁索桥，穿过山里的迪尔和巴米尔山谷，途经马蒙德地区，最后回到位于印度大平原的文明世界里。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宾登·布拉德爵士兵不血刃地征服了奔纳瓦尔人，回到了营地。他了解这些野蛮的土著，知道与他们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帕坦人也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人，他们有着骇人听闻的报复方式和形形色色的恐怖风俗。他们尤其善于讨价还价，假如强大的对手能平等地与他们进行谈判，他们也会平静下来。如此一来，很容易就能与他们达成协议。除了发生过一次很快结束的小战役之外，宾登·布拉德爵士非常顺利地解决了与奔纳瓦尔人的冲突。在这次战役中，宾登的副官芬卡斯尔勋爵和另一位军官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因为他们在危急中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一名伤员。在迪普顿时，我与总司令布拉德将军就已经熟识了。如今，他在参谋和卫队的簇拥下回来了，身后还跟着年轻的勇士。

在尚未完全开化的山区里，在野蛮的手持步枪的土著人眼中，宾登·布拉德爵士非常受关注。现在，他比在安全舒适的英国更加威武。他穿着制服，骑在马背上，旗手跟随在他的身旁，骑兵前呼后拥。不管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他都非常了解英印军队的状况，所以，他的想法向来很实际。但是他一直为自己是名声不好的布拉德上校的直系后代而感到自豪。史书记载，查理二世在位时，布拉德上校曾经想强行盗取伦敦塔里的御宝。就在上校拿着御宝准备离开塔门时，卫兵们拘捕了他。史书里记载这件事。尽管他因为叛国罪和好几桩重罪受到审判，但是最终却被宣布无罪释放，而且马上就被任命为御林军队长。对于这种奇怪的结果，人们纷纷胡乱揣测，说他是在国王的默许下才从伦敦塔盗宝的。在欧洲各地都曾发生过这种事情，再加上当时正值艰难时期，国王的确手头拮据。虽然这样，宾登·布拉德爵士却认为在整个家族中，他的祖先企图盗宝这件事是最光荣的。所以，他非常同情印度边境的帕坦人，因为这些土著人能够理解此事，而且很可能毫不吝啬地把掌声献给他。假如将军能召集所有的帕坦人，向他们讲述自己祖先的故事，那么我们三个旅就无须带着长长的骆驼队和骡队，来到这些山区和荒无人烟的高原吃苦受累了。但是，我此后几周的确是在这里生活的。

当时，将军已然是一位老兵，如今依然健在。在这次战役中，他经历过一次生死考验。一位土著人代表团中的狂热分子猛地拔出一把刀，从大概八码远的地方向将军猛刺过来。当时，骑在马上的宾登·布拉德爵士抽出左轮手枪，从两码之外的地方击毙了那人。我出版的一本书就是专门讲述这段历史的，但是很遗憾，那本书已经绝版了。在这里，我不想再叙述这场战役了，只想用几句话简单介绍一些这场战役的有关情况。马拉坎德野战军的三个旅对上面提到过的所有山谷都进行了扫荡，割下土著人的庄稼给牲口做饲料，赶走他们的牲口当口粮。为此，这些土著人的生活陷入了困顿。那些领子上镶有白领章的政治官员总是和野战军一起出征，并且和当地的宗教人士、头人和社会名流进行谈判。军官们很不喜欢这些政客，因为军官们认为他们行事草率，迟疑不决，做事常常是捣乱，对大英帝国的名声是严重损害，还总是掖着藏着。在野战军中，有一位名叫迪恩的少校就是这样一位政客，大家都很讨厌他，因为他总是干涉军事行动。每当我们兴致勃勃地准备大战一场时，他却下令让我们停止战斗。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为什么能当少校呢？充其量，他只是个平庸的政客。他与当地的头人是老朋友，像家人一样亲密，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他们的友谊。在战斗的间隙，他与他们像朋友一样亲切地交谈，而这些人和我们的将军谈话时就像强盗对强盗。尽管我们不知道芝加哥警察与匪帮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但我们可以肯定，迪恩与当地头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大同小异。他们肯定有着共同的感受；他们都厌恶形形色色的世俗之人，还排斥商品化、民主、赚钱、诚实、商务等。

我们太想开枪射击了。骄阳似火，用双手就能托起热量，它沉甸甸的，像一场噩梦似地笼罩着你头顶上方，像只背包一样压着你的双肩。冒着酷暑，我们从遥远的地方赶来这里，不是为了听你们这些政治官员与凶残野蛮的土著人无休无止地谈那些龌龊的事情。当然，敌方也有“血气方刚”“宁死不屈”的人。我们想向他们开火，他们同样也想向我们开火。但我们都不敢主动出击。我们不敢主动出击是忌惮政治官员们身上的白领章；他们不敢主动出击是忌惮他们的长辈。但是，土著人不怕我们的政府官员，又不听“老人帮”的话，所以，最终还是野蛮人先出击了。很多人战死了，我们这边，受伤者只能靠一条腿度过这一生，死了的人还能为遗孀争取到政府发放的抚恤金。当时的场面使人激动不已，在那些没被打伤也没被打死的人眼中，场面堪称热闹。

这几句话有些不够恭敬，我之所以说这几句话，只是为了说明印度政府很有耐心。印度政府非常清楚，假如事情发展到无法收场的地步，它可以向任何人开枪，所以，它才有耐心。如何避免这种可恶的结局，这才是印度政府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个政府处处受制于法律、形形色色的和谈，以及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没有一丝生气。它不但受到下院的牵制，还受制于各种各样的英国和印度特色的束缚。这些束缚使官僚主义现象更加严重，各个部门之间互相推诿，宽容的传统观念受到影响。因此，在和平年代，社会各个阶层就应该完成各自的建设任务，既要以统治阶层的势力为主流，又要从各个方面牵制统治阶层的势力。当然，有些事情不但注定要发生，而且注定要出错。总是会有“令人遗憾的事”发生，我在下一章将讲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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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帕坦人：分布于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民族。

(2)
瑙谢拉：巴基斯坦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中部的一个县。

(3)
这里指的可能就是X光照相技术。

马蒙德山谷

印
度边境的景致和人都是无与伦比的，驻营在印度边境真是美差一件。在峭壁耸立的山谷下面，高山上融化的雪水流淌着，溅起的水滴像玉珠。大峡谷像迷宫般向前延伸，部队顶着古铜色的苍穹不断向前穿行。也许是因为融入这粗犷的美景中了吧，当地人的性格和环境同样豪放。除了在收获的季节里为了生存而暂时休战之外，当地的帕坦人总是战事不断。在这里，每个人都既懂政治也懂宗教，而且还骁勇善战。每一个土坯垒就的大屋都是一个堡垒，屋上的防护设施一应俱全，有防护墙、射击孔、角楼、吊桥、护卫塔等。每一个村庄都有防御工事；家族之间、家与家之间、户与户之间，似乎都有仇。形形色色的部落联合体和数不清的部落之间有无数的新仇旧怨需要清算，每一笔账都要算得一清二楚。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他们不仅在收获季节里有一套规矩，还有一套人人都能严格遵守的特别复杂的礼仪规范。懂得这套规矩并能恪守礼仪的人即使手无寸铁，也能够在边境上自由行走。但是，假如有任何一点逾越规矩的行为，就会有性命之忧。所以，帕坦人的生活从不寂寞。这里地广人稀，自然条件优越，充裕的阳光和水源哺育着群山中肥沃的土地，因此，为数不多的当地人很轻松地就能收获足够的粮食。

19世纪为这块隔绝于人世的美好地方带来了两样东西：一是大英政府，二是后膛装弹式步枪。前者是不折不扣的累赘，后者是不折不扣的好东西，拥有它是一种奢侈。和步枪相比，冲锋枪用起来更加便捷。在印度高原上，人人都想得到这些东西。每一个家庭都因为弄到在1500码开外仍有准确杀伤力的武器而狂喜不已。有了这种武器的人可以躲在山上，从很远的地方射击山下的骑手，还可以待在自己家里朝一英里外的邻居开火；甚至村庄与村庄之间即使足不出户，也能交火。因此，当地人宁愿出天价，也要买到这种伟大的科学技术产品。在枪支走私犯和流窜于印度各地的盗枪贼的共同努力下，边境上这种人人想要的武器越来越多，甚至极大地强化了帕坦人对基督教文明的崇拜之情。

大英政府的行动非但无法令人满意，甚至让人非常扫兴。假如帕坦人冲出群山来平原上抢粮，大英政府会把他们赶回山里，而且之后还会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有时还会派出讨伐大军大张旗鼓地进山讨伐土著人，让他们赔偿自己造成的损失。假如这些讨伐队进山之后打了就走，那么没人会在意；原本，印度政府奉行“杀完就走”政策，所以讨伐队常常打了就撤了。19世纪末，这些入侵者开始开山修路，最有名的就是那条去往奇特拉尔的大路。为了保护公路的安全，这希尔修筑堡垒，对当地人软硬兼施，或者向当地人发放补贴，或者威胁当地人；没人反对前一种方法，但是，帕坦人非常厌恶这种不停修路的做法。大路两旁的人必须保持安静，既不能向路上的行人开枪，也不能在大路旁交火。对帕坦人而言，这样的要求太苛刻了，由此发生了一系列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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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向莫赫曼德进军，必须经过马蒙德山谷。这个山谷大概有十英里宽，是个箕形盆地。马蒙德人臭名远扬，所以我们尽量避开他们，也从未与他们有过过节。但是，我们的营地里随处可见漂亮的帐篷、成群的骡、马、驴和骆驼。马蒙德人根本无法抵制这种诱惑。夜幕降临之后，我们在四边形的营地中燃起篝火，这使坐在篝火旁的我们成了他们的活靶子。单人狙击是不可避免的，天刚刚黑，我们的先锋旅就成了靶子。还好只有几个人受伤了，损失不算大。吃晚饭时，我们有一段时间不得不熄烛火，宾登·布拉德爵士从容地享用了晚餐。次日清晨，我们毫不理会马蒙德人的挑战，继续挺近纳瓦盖。但是，土著人情绪激动，不肯善罢甘休。两天后，我们的第二个旅刚刚抵达那里，好几百个手持形形色色武器的当地人向我们的队伍开了整整三个小时的火。幸好营地周围有防御战壕，而且绝大多数官兵也已经掘出了浅浅的壕坑。但是，晚上清点的时候，发现我们损失是惨重的，很多马和驮运物资的牲口被打死了，还有近40名官兵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接到报告后，宾登·布拉德爵士下令立即还击。杰弗里斯将军是第二个旅的指挥官。他奉命于第二天挺进马蒙德山谷，严惩野蛮凶残的敌人。他们将彻底扫荡整个山谷，炸掉水库，毁掉所有庄稼，尽量摧毁山谷里的堡垒。不管是谁，只要敢阻挡他们前进，杀无赦。宾登爵士对我说：“假如你想看打仗，你可以返回加入杰弗里斯的部队。”因此，我和一个返回第二个旅的孟加拉骑兵一起小心地穿过两个营地间的10英里地，在傍晚时分抵达杰弗里斯的指挥部。

一整夜，营地上空子弹都没停息过，还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地壕可以隐蔽。此外，我们还采取了妥善的措施保护马和骡子。9月16日清晨，由一支孟加拉骑兵中队作为先锋，全旅人马呈战斗队形向马蒙德山谷挺进，很快就均匀分布在宽大的山谷中。全旅分成三支独立分队，呈扇形散开，每支分队都肩负着自己的讨伐任务。很快，我们又分散成稀稀拉拉的小股部队，因为整个旅只有不到1200人。中间那支分队得到的命令是冲到山谷的尽头，我被分配跟在这支分队的骑兵队里。

我们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山谷尽头，村庄里和平原上连个鬼影都没有。我们从望远镜里看见，一个圆锥形的小山上聚集了很多人。我们于是下马准备战斗。我们在700码外，15支卡宾枪同时朝山上开火，子弹在我们藏身的小树林里飞蹿着，山上硝烟弥漫。这场冲突持续了大概一个小时。这时，步兵越过平原，越来越靠近我们了。他们到达之后，决定由第三十五锡克兵团的先锋连攻占山头，剩下的两个连沿着这座山左侧的一个山坡边攻击边向一个村庄挺进。遥看山上的大石头和山下的玉米地，这个村庄的屋顶若隐若现。骑兵则负责在平原上布防，并与旅长手下由东肯特团的人马组成的预备队保持联系。

我决定跟随第二组一起攻打村庄。我把马丢掉，和步兵一起爬山坡。骄阳似火，酷热难耐，我们步履沉重，艰难地往山坡上爬，翻过大石块，穿过玉米田，有时走在寸草不生的山坡上，有时走在高低不平的石道上。除了山上偶尔打来的几声冷枪，没有其他的事情发生。我们越爬越高，眼前出现了椭圆形的东西，看起来很像马蒙德山谷。我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一边打量山下，一边擦拭眉毛上的汗水。当时大概11点钟了。我最先注意到的是部队消失了；几个下了马的骑兵零星地分布在半英里外的山脚下，远处被摧毁的堡垒正在燃烧，还冒出一缕缕细烟。大部队呢？几小时前，我们出发时有1200多人，如今全都被大山谷淹没了。我拿起望远镜，开始搜索山下的平地：泥巴垒墙的村庄和堡垒随处可见，深深的河道和水库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偶尔还能见到一些零星分布的树林和耕地，唯独不见英印旅的影子。

我这才猛然发觉我们这组人数很少，包括我在内，只有5名英国军官，大概85名锡克兵。现在，我们这几个人就在令人生畏的马蒙德山谷的顶端，准备讨伐山里最偏僻遥远的村庄。我刚从桑赫斯特军校毕业没多久，还能记得课程中和“兵力分散”有关的警告。我们现在的形势和早晨大军出营时的谨慎小心形成了剧烈的反差。但是，我和大部分莽撞的年轻人一样想找点麻烦和刺激，果不其然。

我们来到了这个小村庄，和其他村庄一样是空的，除了几间土屋。这个村庄坐落在一个山坡上，和后面的群山连成一片。我与八名锡克兵和一名军官躺在小村朝山的那一面休息，其他人坐在土屋后休息，也有人走进土屋里开始搜索。一刻钟过去了，平安无事。这时，连长来了。他对少尉说：“我们准备撤退，你负责掩护。在我们撤到下面的那个山丘上之前，你不要撤退。”说完，他补充道，“预备队好像没有及时跟上来，团长觉得我们在这里孤军奋战太危险了。”

我觉得这种担心很有必要，我们又等了十分钟。我仍然看不见我们连的主力，我想，他们肯定在朝村子下面的那个山丘上撤退呢。突然之间，山边沸腾了。鲜艳的旗帜到处飘扬，利刃从岩石后闪现出来，周围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我们前方冒出了几缕硝烟。在我们的上方，那些身穿蓝色或白色衣服的人影分别从1000英尺、2000英尺、3000英尺的高山上现身了。他们行动敏捷，像猴子爬树似地爬下山上的岩脊，四周想起了呐喊声。砰！砰！砰！哝！哝！哝！山上硝烟四起，那些身影渐渐逼近我们。8个锡克兵各自为战，接连射击。那些满怀敌意的人影接连不断地从山上下来，在我们前方100码处聚集起来，至少几十个人。这些靶子太诱人了！身边的锡克兵手里把步枪借给我，并高兴地递子弹给我。我认真瞄准，不停地射击聚在石头后面的人；我们趴在地上，尽管四周子弹呼啸，我们却安然无恙。我们终于找到了冒险的机会，就这样一刻不停地打了整整五分钟。战争很激烈。

这时，一个英国人的声音从我们身后传来。原来，营副来了。“快撤！我们在山丘后面掩护你们，时间不多了。”

借给我步枪的那个锡克兵往地上丢了八九颗子弹。军纪规定，不能把任何枪支弹药留给土著人。也许这个锡克兵太激动了吧。幸好我想到了这一点，把子弹捡起来，递给他放回子弹袋里。我们组的其他人已经开始撤退了。突然，石头后面，子弹不停地猛扫过来，到处都是喊叫声。我估计，正是在这一瞬间，我们有五六个人全都躺下了。我没有猜错，三人负伤，两人阵亡。其中一个仰面躺在地上，痛苦地蹬着腿；还有一个人胸部中弹，鲜血汩汩地流着；我身后的那位英国军官不停地打转，他脸上鲜血淋漓，一片模糊，他的右眼被打出来了。这的确是一次冒险。

在印度边境上，帕坦人会把俘虏剁成碎片，所以，必须带走所有的伤员。此时，营副带着一个锡克人准尉、一个英国少尉和两三名士兵折返回来了。我们一起扶起伤员，跌跌撞撞地往山下撤。我们十一二个人搀扶着四名伤员，在那几间屋子中间穿过，来到一块光溜溜的空地上，看见连长和五六个兵正等着我们。我们的掩护部队应该在下面150码开外的那个山丘上，但是目前却看不见他们，估计在下一个山丘吧。机关伤员抗议停下来，但是我们必须继续拖着他们往前赶。我们全都架着伤员，没有谁能空出来当后卫。我猜测，我们不久就会遇到麻烦。正当我们在这块空地中间行走时，山上的屋后突然窜出二三十个人，他们手里挥舞着大刀，还用枪乱扫射。

我只能片段地记起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一名帮助伤兵的锡克兵被打中了腿，痛得哇哇乱叫，包头巾也散开了，长发飞舞，看起来就像一个悲惨的玩偶，脸都变形了。从后面赶来两个人扶住伤员，我和新来的少尉则拖着悲惨的玩偶快速朝前走。幸运的是，我们当时在走下坡路。估计他被路上的尖石头扎痛了，要我们放开他，想自己走。他不是爬就是蹦，踉踉跄跄地，但走得很快，命保住了。我往左边看去，发现营副也中弹了，4个兵正架着他往前走呢。他太沉了。这时，五六个手持大刀的帕坦人从房子后面冲了出来。见此情形，那几个兵撒手就跑，可怜的营副被丢在了地上。一个领头的帕坦人冲上前来，挥舞大刀向营副砍了三四刀。当时，我只想杀死这个家伙。我在校期间曾得过击剑奖牌，再加上我当时身上带着锋利的军刀，因此，我决心与这个家伙进行殊死搏斗。看见我向他走去，这个野蛮的家伙在相距20码左右时用左手拾起一块大石头扔向我，然后不停地挥着手中的刀。我看见还有人在他身后不远处等着我，因此决定不用刀。我拔出手枪，第一枪没打中，第二枪依然没打中，第三枪到底打没打中，我也不确定。总之，他转身跑了两三码，藏到一块大石头后面了。周围都是枪声，我环顾左右，才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我撒开双腿，不顾一切地跑，子弹在我身边穿梭。我跑到第一个山丘前，上帝保佑，锡克兵正在下面那个山丘后面守卫着。他们使劲地冲着我打手势，很快，我就回到了他们中间。

要想回到平原，我们还得继续沿着山脊走四分之三英里。敌人顺着我们两侧的几条山顶飞奔而来，还不断从两侧射击我们，他们想切断我们的退路。我们一直在缓慢地向下撤退，我记不清我们究竟走了多长时间才到谷底。我们大概有20人，6名受伤的锡克兵和2名受伤的军官。我们丢下那十几个或死或伤的士兵和1名阵亡的军官，帕坦人肯定把他们剁成碎片了。

撤退期间，我把一个死亡士兵扔在地上的步枪和弹药捡起来，朝左侧距离我们80码或120码开外的山顶打了三四十枪。我确信，我所打的每一枪都是经过认真瞄准的，我绝对不会不瞄准就瞎放枪。在这种边跑边撤退的情况下，人跑得气喘吁吁，或是因为太紧张，或是因为太累，以至于两手不停地发抖，这给射击造成了最大的困难。

到达谷底时，我们带着伤员胡乱地围成一堆。谷底，有我们连留下的一名中校营长、几名勤务兵和预备队，在等着我们。我们把伤员安置好，所有幸存者都比肩而立，排成两排。二三百名土著人呈度半圆形散开，围着我们。白人军官想方设法地把锡克兵聚拢在一处，尽管这种队形就像一个巨大的靶子，但目前只能这么做。不管怎么说，这种队形比兵力分散强一些。与此同时，异常兴奋的帕坦人也聚集在一起。

中校对我说：“东肯特团距离这里不到半英里，想办法通知他们来支援我们，不然的话，我们全都完了。”

我正准备转身出发，突然有了一个顾虑：也许我走了之后，这个连可能被全部消灭了，而只有我气喘吁吁、不顾一切地跑回去报告这个坏消息，并请求援助，我是解释不清楚的。

“长官，我需要书面命令。”我说。

中校惊讶地东翻西找，终于摸出笔记本写了起来。此时，嘈杂声中突然响起连长的命令声，他命令士兵不要随便开枪。突然，一声令下：“齐射，准备，打。”只听“轰”地一声，至少十几个土著人倒在了地上。第二次齐射，土著人动摇了。第三次齐射，土著人退到了山脚下。冲锋号吹响了，大家呐喊着，终于度过了危机。这时，东肯特团的先头小分队也赶了过来。感谢上帝！我们转败为胜了。我们这才用了午餐，但是每个人都不轻松，因为在天黑之前，我们还会有很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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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肯特团到达后，为了运回营副的遗体并挽回面子，我们决定打回山坡上。这一仗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钟。

在这段时间里，另一个隶属于第三十五锡克团的连正从我们的右侧往山上进攻，他们的遭遇更加悲惨。回到谷底的平原上时，他们只带回了十几名伤员，把15名士兵和几名军官都丢在山上喂狼了。夜幕降临山谷，顶着暴雨，早晨仓促派出的各支分遣队踏着月色回到营地，野蛮的敌人也跟在他们身后追踪而来。我跟着伤亡惨重的第三十五锡克团和东肯特团一起回到营地。我们走进营地附近的战壕时，天彻底黑了。其他各路人马也都陆续归队。尽管损失不大，但大家都觉得不能让人满意。但是，将军和他的参谋们去哪里了？还有那支骡拉炮队呢，怎么也不见踪影了呢？

营地周围有重兵把守，不时有枪声传来，我们抓紧时间吃了点东西。两个小时之后，将军依然不见踪影。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他不仅带着炮队，还带着十个白人军官和半个连的士兵。突然，炮声从大概三英里之外的山谷中传过来。没过多久，又响了二十几炮。之后，一切都陷入了沉寂。发生什么事了？在一片漆黑的夜里，将军的炮队在向谁开炮呢？根据炮声判断，他们距离开炮的目标不太远，他们肯定与敌人处于胶着状态了。但是，他们是否在用这几声炮响寻求救援呢？我们应不应该派出援兵呢？肯定会有主动请缨的人。因此，高级军官们紧急就这件事展开商讨。一旦有意外发生，人们总是无暇顾及规矩，因此，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讨论。最终决定，在夜里，不派任何部队出营。大山谷里到处都是障碍和陷阱，在月黑风高的夜里派出一支人马乱打乱撞，只能使情况更糟糕。况且，营地本身也可能受到攻击，派出人马无疑会削弱营地的战斗力。无论将军和炮队此时此刻在哪里，他们只能坚持到天亮。山谷里再次传来炮声，这意味他们还未被消灭。在初次面对战争的焦虑和紧张后，我清醒地意识到战争并不是快乐的冒险。我们现在身处险境，任何可能都会成为现实。当天夜里，他们作出决定，明天天亮，就让步兵掩护孟加拉轻骑兵中队出营援救将军。这会儿，午夜已经过去，我也顾不上脱掉马靴，抓紧时间休息了几个小时。

对我们而言，开阔的谷地在光天化日之后并不那么可怕。最终，我们在一个土屋小村里找到了将军和他的炮队。看样子，他吃了很多苦，头部还受了伤，好在并不致命。夜幕降临时，他带着人马钻进几间作为临时堡垒的屋子里。此时，马蒙德人也进村了。整个晚上，战斗都在一间间屋子、一条条小巷里辗转。村子对于将军而言，就像迷宫一般，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坚守；但是对于袭击者而言，对地形了然于心，犹如在自己家里打仗。他们翻墙入户，刀光剑影，子弹穿梭。这是一场近似于肉搏战的仗，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彼此对射；钢炮被当成手枪使用，用来对付两三码以外的敌人。死伤的士兵有1/3多，十个英国军官中有4个受伤了，所有骡子非死即伤，空气中弥漫着血腥的味道。死里逃生的军官们个个面如死灰，好在，如今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把受伤的骡子打死，并抽时间吃了点早餐。

回到营地后，将军爬上远处的一个山头上，借助于日光反射作用，联系上了远在纳瓦盖的宾登·布拉德爵士。在前一夜，宾登爵士和我们的先行旅也遭到了猛烈的攻击，损失了二三十个士兵和几百头牲口。宾登爵士让我们继续留在马蒙德山谷，用刀与火把山谷削平。我们谨慎地执行他的命令，有条不紊地逐个村庄进行，填平水井、烧光房屋，炸平塔楼、焚完庄稼、砍秃大树、炸毁水库，以此惩罚敌人。我们很容易就毁了那些坐落在谷底平原上的村子，土著们只能坐在山上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但是，当我们开始向山脚下的村庄进攻时，土著人开始奋起抵抗。我们每毁灭一个村子，就要损失二三名英国军官和15名到20名士兵。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值得。半个月后，整片山谷变成了一片废墟。总之，我们的颜面算是保全了。

马蒙德山谷

远征蒂拉赫
(1)

9
月16日我们失利后，军队进行了调整，上级临时把我调入第三十一旁遮普
(2)

步兵团。除了团长，该团仅有3名白人军官。我的服役顺序是，最早在第四轻骑兵团服役，之后是第三十一旁遮普步兵团，然后是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第二近卫军团、皇家苏格兰燧发枪团，最后进入牛津炮兵团。这些团情况迥异，分别驻守在非洲、欧洲和亚洲等不同地区。其中，旁遮普步兵团是一个最与众不同的团。尽管我是个骑兵军官，但我在桑赫斯特军校的时候也曾接受过步兵训练。我很自信，确定不管是大战斗还是小战斗，自己都能指挥。在这个团里，存在着语言障碍。因为缺少军官，我收了这些士兵，但是我却无法和他们交流，几乎只能依靠做动作和打手势进行沟通。除了“Maro”（kill杀）、“Chalo”（geton冲）和“Tallyho（一种扑克牌）”等，其他的，我一句也不会说。“Tallyho”这个词意思明确，无须解释。像这种情况，连长和士兵之间根本无法按照操练手册的要求结成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硬挺过来了，在三四次战斗中从未出现任何意外。这几次战斗并不伟大，但参战者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振奋了精神。我确定，这都归功于我处处以身作则的好习惯。

虽然我无法走进他们的内心感情世界，但是时间长了，我从旁遮普士兵的身上发现了很多闪光点。无疑，他们很喜欢跟着白人军官战斗，并善于认真观察和模仿者他们的所有举动。每当我们笑的时候，他们也会跟着笑。因此，我笑得很频繁。在此期间，我一直通过信件和电报向《每日邮报》和《先锋报》发稿。

如今，我成为马拉坎德野战军中固定一员的希望更大了，可能会在崇山峻岭间穿梭更很长的时间。但是，战斗的风向变了。9月16日我们失去有利战机的消息在土著人中很快流传开来。马蒙德人也很可能对外宣称打了大胜仗，他们自称是按照严密的计划作战的，并且故意夸大我们的伤亡人数。当然，这些情况，我们自己也很清楚，还在报纸上发表过，补货，他们从来不读我们的报纸。整个边境地区都处于兴奋状态。9月底，反叛者的队伍中又填了新成员——更加强大的阿夫里迪人。阿夫里迪人生活蒂拉赫山区，那里位于白沙瓦北部、开伯尔山口以东。和马拉坎德地区相比，蒂拉赫地区的山更高更陡峭。蒂拉赫的山谷又深又陡，谷底起伏不平，这种地形对于正规军来说糟糕透了，但对于土著人却非常有利。蒂拉赫山区的中心有一块比马蒙德山谷面积更大的平原，叫马伊丹平原。要想进入那里，必须经过山间峡谷。这块平原就像迷宫，和泰晤士河畔的汉普顿宫宫殿很像，唯一的区别是，它们围的方式不同，前者是绵延的大山，后者是人制的栅栏。

伊恩·汉密尔顿上校

印度政府突然决定派兵远征蒂拉赫，把阿夫里迪人的牲畜、房屋和粮草统统摧毁。还在天寒地冻的时节，趁机把他们不分男女老幼全都赶进了深山，更增加了这些人的生活难度。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他们必须动用两个师，每个师由三个旅的35000人组成。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想方设法有足够的人工来保障大本营的安全和交通运输的通畅。根据作战计划，这支部队迅速调集完毕，在科哈特和白沙瓦结集，做好了进攻蒂拉赫的一切准备。白人的部队从来没有到过马伊丹，这次行动被他们看成与阿富汗战争一样严重的边境战事，因此由最优秀、经验最丰富的威廉·洛克哈特爵士全权指挥。与此同时，为了拖住当地的土著人，宾登·布拉德爵士继续留守马拉坎德。我们停止目前的一切军事活动，并吸纳了旁遮普省的白人预备役军官。我开始打蒂拉赫远征军的主意，想尽办法希望加入这支队伍。但是，我不认识这支部队的上层人物。原本，在这支部队中指挥一个旅的伊恩·汉密尔顿上校可以帮我的忙，但是，他在向科哈特山口进军的途中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来，把腿跌断了。他不得不把旅长的职位拱手让人，自然也没有机会再去参战，为此他伤心极了。我离开了一支部队，却还没有找到怎样加入另一支部队的方法。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我那正在印度南部的团长仍在催我尽早归队。宾登·布拉德爵士愿意收留我，我还是不得不回到了班加罗尔。我的希望落空了。

回营之后，虽然团里的军官彬彬有礼地对待我，不过，他们全都认为我是休假去了，而且已经休了很长时间，现在应该沉静下来处理日常事务了。团里的秋季练兵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很快就要举行军事演习了。虽然我的耳畔还回响着马蒙德山谷的枪声，可是我却不得不于两个星期之后在2000英里之外的地方开始了演习和学着放空枪。和战场上一样，虽然也能听到枪声，但是周围的人都是裸露在外，而且一个个还故意向外伸长脖子，好像担心大家看不见他们的脑袋似的，一切看起来都古怪极了。除此以外，生活毫无变化，每天我们都在骄阳下口干舌燥地行军、露营。我们所在的迈索尔地区景色优美，水泊星罗棋布，大树枝繁叶茂。我们的演习场地在努迪德鲁格山附近，这座山里的树叶已经红遍，而且还隐藏着金矿。

这样的生活无可挑剔。我每天都在密切关注着和蒂拉赫战役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两个师的人马打进山里，在多次艰苦的战斗后，终于到达位于达蒂拉赫中部的平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部队不能恋战，接下来必须赶在寒冬到来之前撤出蒂拉赫，虽然他们也撤出了，但是动作稍嫌缓慢。愤怒的阿夫里迪人终于可以耀武扬威了。他们在高高的山上急行军，追击正在山脚下的河道里艰难跋涉的大军。在他们的疯狂扫射下，撤退途中的部队每天都要损失几千头牲畜和几百名士兵。他们还死死咬着沿着巴拉山谷撤退的第二师不放。部队每天都要涉过10条到12条河，河水刺骨的冷。听人私下议论，说这次撤退更像是一次大溃败，而不像对外宣称的那样凯旋。谁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谁惩罚了谁？这是个再明白不过的事实。最近几个月，2万人的大军防守着交通线，这支3万5千人的大军在峡谷中围剿阿夫里迪人，当然，阿夫里迪人也在围剿着这支大军。假如用印度的卢比计算这笔开销，总数是惊人的。加尔各答的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愁容满面，英国国内的反对党更是抱怨连天。

我没有为远征蒂拉赫的失利感到难过，他们自私地不允许我加入这支远征军，但我估计他们第二年春天还会远征。因此，我不遗余力地努力着，只为了加入这支大军。为了我，我母亲竭尽全力地四处奔忙。在我的点拨下，她下了很大的工夫，但是一直没有成功攻克罗伯兹勋爵和沃尔斯利勋爵这两座顽固不化的“堡垒”。罗伯兹在给我母亲的信中写道：

若能帮助您的儿子，我当然无比荣幸。但是，乔治·怀特爵士独掌大权，温斯顿曾经在马拉坎德野战军中布拉德将军那里服役，如今既然乔治·怀特爵士不允许他加入布拉德的部队，我与洛克哈特将军联系也毫无作用。我敢肯定，乔治·怀特爵士不会允许他加入蒂拉赫野战军。假如我这时给乔治·怀特爵士发电报，肯定会招致他的责怪。

在这段时间里，我被困在班加罗尔，始终不能离开。但是，我很容易在圣诞节期间请下来十天假，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足够我往返边境一趟了。当然，在没有准备就绪之前，我是不会唐突地去基地司令部的。军界和怪猫很像，只要你躲开它锋利的爪子，这只猫非常好玩；但是，假如你把这只猫惹恼了，就很难使它恢复平静，也很难对付它。因此，我改变主意，不打算去边境，转而去印度政府所在地加尔各答，我想从这里为自己找到去前线的职位。当时，从班加罗尔乘火车需要经过三天半的奔波才能到达加尔各答。如此一来，除去往返的时间，我只有大概60个小时为这件大事斡旋。当年，埃尔金勋爵是印度总督，后来，我曾在他的手下担任过殖民事务次官的职务。他一向热情地款待那些别人介绍来的年轻军官，我也不例外。我参加了加尔各答卫戍部队每两周举办一次的定点越野赛马，出乎意料地赢了。我很高兴赢了赛马，但是我的正事毫无进展。我在来加尔各答之前听取了军中最高层人士的意见，并且动用了各种关系。他们全都建议我直接去找人事参谋主任，但这个人很不友好，幸亏我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当时，假如能够取得他的同意，我就可以如愿以偿地上前线；假如他持反对意见，谁都无计可施。因此，我来到他办公室的候见室希望能见他一面，他却直接回绝了我。我知道我的愿望无法实现了。那些军中上层人物都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也预见了我将受到的待遇。从总司令乔治·怀特到普通军官，他们都非常友好地对待我，我知道这是再暗示我不要谈论某些话题。60个小时之后，我不得不再次爬上火车，沮丧地赶回班加罗尔。

肖像画画家为丘吉尔的母亲画的肖像

当年冬天，我生平的第一本书问世了。我从国内得到消息，知道我投给《每日邮报》和《先锋报》的稿件反响很好，因此我决定以这些稿件为基础进行文学创作。朋友们告诉我，芬卡斯尔勋爵正在写的一本书也是关于这次远征的。为了争取抢先出书，我们开始比赛。很快，我就体会到了写作的乐趣。原本，我每天中午的时间都用于打牌和午休，现在我把中午的三四个小时全部用于写作，而且兴致盎然。圣诞节之后不久，我就完成了手稿，并且将其寄回国内，由母亲负责把出版事宜。在她的安排下，这本书由朗曼公司负责出版。

习惯写作之后，我开始涉足小说，还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我认为，和精确地叙述史实比起来，写小说应该更快些。小说只要起好头，就可以任由故事自由发展。我以反叛为主题，以某位自由派领袖的命运为主线，把地点安排在南美洲某个虚构的理想国或者巴尔干地区。在故事里，主人公虽然推翻了专制政府，却很快就被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淹没了。我的战友们非常关注故事的进展，他们热心地为我提出形形色色的建议，有人让我加点爱情的佐料，但被我拒绝了。在书中，我所写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与战争和政治有关的，同时，还加入了我当时所能写出的评论。故事的结尾处，叛军首都被一支强大的钢铁舰队镇占领了。我只用了两个月就完成了这部小说，小说的名字叫《萨伏罗拉》，后来先是发表在《麦克米伦杂志》上，接着又出了几次单行本。在那几年之中，虽然我始终奉劝我的朋友们不要读这本书，但是这本书还是为我赚了大概700英镑。

这时，我那真正关心的那本与边境战事的书也要正式出版了。

我需要审读校样，但是校样寄到印度，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为了节省时间，我让我的一个在写作方面很有天赋的叔叔承担校对的任务。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仅没有修改我的标点，还把上百个不应该存在的印刷错误都漏掉了。虽然这样，《马拉坎德野战军》一书还是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好评，使我一夜之间尽人皆知。评论家尽管对印刷错误等冷嘲热讽，却依然大力颂扬这本书。不久之后，我收到了样书和一大堆书评。读着那些恭维话，我既高兴又自豪，同时也因为书中的错误而难过。在此之前，我从未得到过表扬，这一点诸位肯定还记得。读书时，老师总是在我的作业上写“一般”“凌乱”“粗心”“差”“太差了”等评语。现在，学识渊博的评论家和主要文学报纸把通栏的赞美之词慷慨地给了我，啊！这个世界太了不起了！一想起他们赞誉我的“风格”，我至今依然感到脸红。其中一段评语是，“满篇都是内皮尔式的文风，却被出版商的疯癫校对人加上了乱七八糟的标点。”其他报纸则更多的是恭维话。《先锋报》说“其机智和悟性远远超越了他的年龄”。这种话太好听了！让我喜出望外。我意识到，一旦这本书得到广泛的认可，我将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我觉得自己发现了一种新的谋生手段，而且前途远大。几个月的时间里，这本小书为我赚得了很多钱，不比我当两年少尉的军饷少。当时，世界上好几个地方都饱受战火的侵扰，我决定等到我们结束战争、赢得马球赛之后，马上弃军从文，摆脱军纪的约束，在英国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样，再也不会有人对我比比画画，我的梦想也不会被号声惊扰了。

在我收到的所有信件中，有一封使我异常兴奋。这封信让我知道，威尔士亲王
(3)

一直以来非常关心年轻人。所以，我把这封信抄录如下：

亲爱的温斯顿：

我情不自禁地想写几句话来祝贺你的作品大获成功！我兴趣浓郁地拜读了你的作品，我认为，总体而言，描写和语言都非常棒。所有人都在读这本书，并且对它赞不绝口。你亲身体验过战争，你一定会希望更深入地体验军旅生活。我相信，和芬凯瑟一样，你迟早有一天也会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对于他弃军从政的打算，我深觉遗憾。我真心希望你不要效仿他。你的前途无量，在成为议员之前，你应该继续体验部队生活。祝你大展宏图！

爱德华

1898年5月22日于马尔伯勒公爵府

5月中旬之前，我再也请不到假了，因为我们团的马球队要去北部参加每年举办一次的骑兵马球锦标赛。幸运的是，我也是马球队的一员，很快就来到办锦标赛的举办城市密拉特。我认为，除了达勒姆轻步兵队之外，我们是参赛球队中的第二强队。达勒姆轻步兵队所向无敌，打败了包括当地最佳球队在内的所有球队，是唯一一支曾在骑兵马球锦标赛中夺冠的步兵球队。这些步兵战士把拉杰普塔纳和戈尔康达地区的球队打得一败涂地，使当地王公颜面尽失。在印度的马球年赛里，他们的成绩遥遥领先，没有任何球队的纪录可与其相提并论。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优异的成就，离不开德莱尔少校的毅力和智慧。之后，他参加了加利波利战役，一举成名，还曾经出任西部战线上的军长。当时，这支他亲自组织训练的球队连续四年夺冠，打败了整个印度的球队。在他最后一年执教印度马球时，他那高超的球艺把我们也打败了。

密拉特位于班加罗尔以北1400英里处，距离前线600多英里。锦标赛结束后第三天，我们的假期也将宣告结束。我们从那里乘坐火车回班加罗尔恰恰需要三天的时间，然而，从密拉特到达白沙瓦只需要一天半，我决定不顾一切地试一试。伊恩·汉密尔顿伤势痊愈，再次担任从蒂拉赫撤回的那个旅的旅长。他与威廉·洛克哈特爵士关系很好，还与乔治，怀特爵士是老朋友，而且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我很久没有与伊恩·汉密尔联系了，他曾帮了我很多。他反馈给我的消息并不乐观，远征军中虽然有很多空缺，但是人事安排是由加尔各答方面负责的，主要由人事参谋主任一锤定音。但是，威廉·洛克哈特爵士可以自行任命私人参谋，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不管是我，还是我的父母，都不曾与威廉·洛克哈特爵士交往过。我怎样才能疏通他这道关系呢？当然，我不可能说服他任命我为他的参谋。要知道，每个人都垂涎他私人班子中仅有的两三个下级参谋的位置。我怎么可能得到这个机会呢？而且，他的参谋班子已经满员了。然而，伊恩·汉密尔顿上校鼓励我冒险试一试。他写道：“我将竭尽所能地帮助你。我与总司令的副官——霍尔丹在戈登的苏格兰团一起工作过。其实，全军一致认为他的影响力很强。假如你能博得他的好感，一切都将水到渠成。我正在为你做铺垫。尽管你与他没有交情，但也没有出现过什么不愉快。假如你能努力，你很有可能凭借自己的口才说服他。”

在我们半决赛失利后的次日上午，我收到了这封信，信的内容如上所述。我坐在火车里，向车窗外东张西望。显而易见，我不可能花一天半时间乘火车抵达白沙瓦，在白沙瓦逗留几个小时后，用四天半的时间赶回班加罗尔。总之，假如我乘车去北部，却又徒劳而返，那么我最起码要在假期结束后48小时才能归队。这种行为是违反军纪的，应当受到处罚，我对此心知肚明。一般情况下，我只需打个电报就能申请延长假期，但是如果团里知道我去前线的目的，那么他们一定会马上让我回去，更不可给我延长假期。但是，我还是决定为自己的命运背水一战，马上出发前往白沙瓦。

早晨的空气清新但寒冷刺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司令部找威廉·洛克哈特爵士。我向副官通报了姓名，很快，霍尔丹先生走出来。他虽然对我有点儿感觉，却犹豫不决，因而看起来有些冷漠。我已经忘记自己当时说了些什么，但敢肯定都说到了重点。霍尔丹少校在砾石小路上走来走去，足足过了半个小时，他对我说：“好吧，我去向总司令请示一下，看看他什么意思。”他离开之后，我一个人在小路上焦虑不安地徘徊。很快，他出来了。他告诉我：“威廉爵士决定任命你为他的个人勤务参谋。你马上到任。现在，我们正在联系你所在的团和印度政府。”

一瞬间，我的命运改变了，刚才还是一切都悬而未决，现在机会来了。他们让我在衣领上佩戴上红领章；人事参谋主任把对我的委任刊登在《政府公报》上；从遥远的班加罗尔，团里派专人为我送来了佣人和马匹；我摇身一变，成为了总司令的参谋。这个大人物富有无穷的魅力，从未错过边境上40年来的任何一场战争。我不但有幸每天都能聆听他的谈话，还有机会亲入他的部队认真察看。

前两周，作为年轻人和下属，别人对我很礼貌，我也同样表现得很守规矩。每次就餐，除了偶尔机敏地问一个问题以外，我始终沉默不语。不过，有一件事使我在威廉·洛克哈特爵士的幕僚中获得了新的地位。霍尔丹少校经常与我一起散步，很快，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他告诉我很多有关洛克哈特将军及其参谋们的事情。他还告诉我内部人员对这支部队和各种行动的观点。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很多我和公众所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有一天，他对我说，有一位被遣送回英国的报纸记者，在《半月评论》上写了一篇严厉批评远征蒂拉赫行动的文章。他认为，这种批评不公正。为此，洛克哈特将军和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也受到了指责。当时，洛克哈特司令的参谋长就是日后担任英军总司令的尼科尔森将军，这时，他已经拥有了绰号“老尼克”。为了反驳那篇批评远征蒂拉赫行动的文章，他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与上一批邮件一起发往英国了。

对于那些善待我、及时给我好建议的人，我应该抓住机会报答他们。机会来了。我说了一系列观点：高级军官在报纸上与一名被开除的随军记者争执战事中的是非对错，会使别人觉得有失体统；政府一定会惊诧不已，战争办公室也会怒不可遏；军队参谋应该把为自己辩护的任务交给政治家或者上级；无论有多么充分的理由，一旦摆出来，就会被别人视为心虚。听了我的话，霍尔丹少校更加忐忑不安起来。我们马上转身返回司令部，总司令和参谋们连夜商讨此事。次日，他们问我怎样才能拦截已经寄出的文章，是否应该通知战争办公室向《半月评论》的编辑施压，禁止他们刊登这篇文章。他们还问，编辑能否答应这种要求。我说，作为一位绅士，编辑应该按照作者的电报要求不让文章见报，无论他本人多么遗憾，都必须尊重作者的意见。一封电报即刻发回英国，很快就传来了让人欣慰的回复。这件事后，我便成了总司令亲信参谋中的一员，其他人也开始把我当成人对待。我觉得，我将会在春季战役中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此，我准备插手更重要的问题。总司令好像对我很满意，我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倒霉的是，我的好运却姗姗来迟了，使我错过了好机会。原本，我们日思夜盼能展开一次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但是希望却越来越渺茫。在和土著人进行长期谈判之后，我们与其和解了。作为初出茅庐的政治家，我只能赞成此举的明智，却完全不符合我来白沙瓦的本意。

这与河狸筑坝很像。河狸好不容易筑好了堤坝，正准备捕鱼时，一场大水把坝冲毁了，把鱼也冲走了，同时带走了它的好运。一切又得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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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境内中西部山区，主要居民为普什图族（Pashtun）的阿夫里迪（Afridi）与奥拉克柴（Orakzay）部族。1897—1898年，在这里发生的著名蒂拉赫战役，阿夫里迪部族发动圣战以反抗英国人，夺取了开伯尔山口的哨所，并攻击白夏瓦附近的堡垒。

(2)
巴基斯坦的主体民族，属于南亚民族，主要居住在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印度的哈里亚那邦和旁遮普邦等地区。旁遮普人一般高大魁梧、肤色稍白，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印度语族。

(3)
即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作者原注

与基钦纳
(1)

之间的过节

印
度边境的战斗还未结束，苏丹那边又要开始一场新的战役了。索尔兹伯里政府公开表示要向苏丹的首都喀土穆挺进，彻底摧毁德尔维希政权
(2)

。德尔维希暴政即将土崩瓦解，他们要解放被残酷统治的地区。尽管蒂拉赫远征军仍在遣散，然而新战役的帷幕却已经拉开了。在阿特巴拉河和尼罗河的交汇处，在赫伯特·基钦纳爵士的带领下，大概两万人马英埃联军一举战胜了马哈茂德中尉所带领的军队，他是哈里发派来抵挡基钦纳手下的。如今，已经到了苏丹战役的最后时刻，即继续向南挺进200英里，直接攻打德尔维希首都，和德尔维希帝国一决生死。

我非常渴望为这次战役贡献自己的力量。

然而，我再次遇到了一位大人物的抵制，他很难对付。我刚刚参军时特别想去前线，几乎每个人都鼓舞我、激励我……好像整个世界都非常友好（有了这么美好的第一印象，年轻人便不会再霸道横行了）

过后，我越来越发现很多爱听一面之词的人对我持有偏见。他们对我不但不友好了，还有些敌视我，他们说：“这家伙到底是什么人？是如何混进那么多战役中的？他为什么能以军官的身份为报纸撰稿呢？一个下级军官为什么敢评论上司呢？将军们为什么这么偏爱他呢？他是如何向他所在的团请下来这么多假的？很多军人每天都在辛勤地工作，从未离开自己的日常岗位。我们已经受够了，再也无法忍受了。他这么年轻，也许以后能够这么做，但是，丘吉尔少尉现在必须受到约束，而且还是长期的。”有些人简直是在诽谤我，什么“自夸自大者”“奖章杀手”之类的话时常从军队的某些上层人物和下层人物的口中冒出来，我想，读者们肯定会因为他们所说的话感到惊讶和痛苦。被迫记下人性中这些不良的一面是件令人难过的事情。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我每走一步甚至每准备走一步，总是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早在刚刚准备参加苏丹战役时我就意识到，埃及军队的英国司令赫伯特·基钦纳爵士直截了当地对我表示不满和敌意。尽管战争办公室批准我参加苏丹战役，但是我的申请最终还是没有通过。那几位和我的情况相同的军官却获得了资格。我多方打听，得知是最高指挥官驳回了我的申请，我根本无法从班加罗尔的军营搬走这个绊脚石。蒂拉赫远征军遣散之后，我有一段清闲的休假期，因此，我决定赶往大英帝国的中心伦敦，弄清楚这件事情的原委。

刚刚到达伦敦，我就动用了一切力量。为了帮助我实现愿望，我母亲不遗余力，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邀请当时的达官显贵赴宴。在餐桌上，他们紧张地就我的问题展开谈判。然而，阻止我去埃及的力量不仅遥远，而且强大，并非母亲的能力所能及的。母亲很熟悉基钦纳爵士，于是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将军。将军的回信非常委婉，他说他手下已经有了足够的军官参加这场战役，而且还有很多资历远胜于我的军官也向他递交了申请。但是，他还是在信中表示，假如以后有机会，他会很乐意提携我，以及其他很多诸如此类的客套话。

当时已经是6月底了军队的总行动必须8月初开始。时间只能用天而不能用周来计算了。此时，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一个偶然的机会，索尔兹伯里首相读到了我写的《马拉坎德野战军》。以前，他和我父亲在政治上的关系不太融洽，但他对这本书的兴趣很浓郁，甚至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他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要见一见这本书的作者。7月的一个清晨，我收到一封信，是他的私人秘书寄给我的。在信中，他说首相对我的书很感兴趣，很想与我共同探讨书里的某些章节。他问我，能不能抽空去外事办公室拜访他，并问我下周四4点是否其他的安排，因为这个时间对他而言最合适。读者当然能猜出我是怎样回信的。

这位大人物目前正处于政治生涯的最高峰，不仅是第三次出任英国首相，还兼任外交大臣。他不仅是大英帝国的首脑，也是保守党的领袖。在约定时间，他接见了我。我生平第一次走进那间宽敞的房间，从那里能够俯瞰皇家骑兵卫队的阅兵式。此后，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在这里多年，亲眼目睹了很多重大问题在此得以解决。

这位睿智的老政治家身上有一种威严、高大的气质。在某种程度上，正因为索尔兹伯里勋爵坚决抵制现代思想，所以他才能在艰难时期为团结大英帝国持续壮大的力量起到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其他任何历史伟人都不能与他相比。几乎没有人能够预见这种力量，也没有人能够预测这种力量到底有多么强大。我清楚地记得，他在门口站着，用传统的礼节非常礼貌地接见了我。他打了一个非常优雅的欢迎手势，把我领进大房子，让我坐在房子中间的小沙发上。他说：

“我对你的书特别有兴趣，如果我可以随便说，我想说我已经陶醉在其中了。我不仅看了书中的内容，还很欣赏书的风格。关于印度边境政策，两院进行了非常激烈的争辩，他们不太了解前因后果，因此总是不清不楚。通过你的描述，我能够更详细地了解这些在边境山谷中打响的战斗的实际情况，这是我的文件所不能传达的。”

我原本以为他最多能抽出20分钟的时间接见我，我也不想超过这个时间。看到时间差不多了，我做好起身告辞的准备。谁知，他却与我交谈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才领我穿过地毯走到门口。临别之际，他说：“希望你能允许我说下面的话，你使我想起你的父亲。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与他一起度过了很多重要的时光。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有事情需要我帮忙，一定要告诉我。”

回家后，我把这句话琢磨了很长时间。我不想因为我的事情让老勋爵为难，但是也只有他能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赫伯特·基钦纳爵士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就是首相，假如首相发话，基钦纳肯定会接纳我的。后来，我本人也处理过很多诸如此类的事情。当年轻人主动要求上前线却被官僚阻止时，我常常对其反对意见视若无睹，总是批示道：“让他们去吧，他们仅仅是想尝尝子弹的味道罢了！”

在经过几天的慎重思考之后，我决定求助于邵莫格·麦克唐纳爵士。幼年时，我就曾在社交圈子里与他见过面。那时已经是7月的第三个星期了，看上去，我好像没有办法在进攻喀土穆之前加入英军在阿特巴拉地区的军队了。一天晚上，我找到了正在准备去赴宴的邵莫格。我问他能否请首相发一份电报给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因为我所在的团已经批了我的假，战争办公室也已经推荐了我，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也同意接受我，基本没有任何其他的障碍。我接着问：我的这种要求过分吗？能不能帮我试探一下索尔兹伯里勋爵对这件事的态度？

邵莫格回答道：“他对你非常满意，我确信他肯定会尽力的。不过，他只能用一种让人意会的方式去办理，而不能越过某种界限。假如将军依然不同意，你不能苛求首相给他施加压力。”我说，我对此已经很感激了。

这位很有骑士风度的秘书说：“我马上着手办。”在索尔兹伯里勋爵执政的漫长过程中，他一直是勋爵坚定的支持者和难得的知己。此后，人到暮年的他坚决要求参加大战，到了前线之后，他不幸被炮弹碎片击中而阵亡。

他没去赴宴，转而去找他的上司。天还没黑，远在埃及的英国总司令就收到了一份电报。电报中说，尽管索尔兹伯里勋爵并不想对英国总司令在任命部下问题上的想法和决定横加干涉，但是如果不妨碍公务，首相个人将会因为我如愿以偿地参加这次军事行动而感到非常高兴。没过多久，首相就收到回电，内容如下：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已有了足以满足其需要的军官，假如将来真有空缺，也有其他军官将排在这位年轻军官之前。

我终于知道了这个让人失望的通知，此时此刻，假如我真的就此打退堂鼓，就根本不可能经历恩图曼战役中那令人激动不已的场面了。这时，我得到了一则给我带来最后一线希望的消息。

弗朗西斯·约恩爵士和我家是故交，他是一位特别优秀的法官。他的夫人，也就是后来的圣赫利尔夫人，在军界特别有影响力，经常有机会遇到人事行政参谋主任伊夫林·伍德爵士，而且她的善辩对男人和重大事务的影响力很大。她对我说，她在一次宴会上亲耳听到伊夫林·伍德爵士抱怨赫伯特·基钦纳爵士，说他对战争办公室推荐的军官人选过于挑剔。在他看来，他根本不愿意任由他藐视战争办公室，因为他只不过是相当于英军一小支部队的指挥官。无疑，埃及部队应该由英国驻埃及的总司令调配，而作为远征军的一部分，英军分遣队的内部组织理应完全由战争办公室支配。之后，我问她：“你告诉他，首相曾亲自为我发过电报吗？”她说没有。我请求她：“请你把这件事告诉他，让我们看看他会不会为了捍卫自己的特权挺身而出。”

我于两天后收到了一个简单的通知，是战争办公室发来的，内容如下：

现任命你为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的编外少尉。这支骑兵队要参加苏丹战役，你也必须马上前往开罗，去阿贝西亚营地的团指挥部报到。所有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假如你未来因某些原因或在军事行动中受伤或阵亡，与英军无关。

奥利弗·博斯威克是我的好朋友，与我同龄，他的父亲是《晨邮报》的业主。在该报经营方面，奥利弗·博斯威克很有影响力。拿破仑曾说：“必须以战养战。”如今，我感觉到这句名言的威力了。当天晚上，我和奥利弗达成协议，我会抓住一切机会给《晨邮报》写稿，他则支付给我每栏15英镑的稿酬。用餐之后，他却让我答应他，假如真的发生不幸的事情，一定要与他联系。次日早晨，母亲把我送到月台上，我赶11点去马赛的火车。6天之后，我顺利抵达开罗。

*　　*　　*　　*　　*

阿贝西亚军营处于有序的忙碌之中。

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的两个中队已经沿着尼罗河逆流而上了，剩下的两个中队也将于第二天出发。他们从其他骑兵团调了七名军官过来，以加强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的战斗力。这些军官分别被派到各个中队，负责指挥一个连。先遣中队原本为我预留了一个连，但因我迟迟未到，也不确定我是否会来，所以就让罗伯特·格伦费尔少尉带领了这个团。在大本营中，我们原本以为出发太晚，无法赶上战斗了。格伦费尔写信告诉家人：“我很幸运，我能负责指挥原本预留给温斯顿的一个连。更幸运的是，我们是第一批出发的。”我们的生命始终伴随着机遇，但是，我们根本看不清它是怎样运作的。在9月2日的战斗中，骑兵团发起冲锋，被敌人大败。年轻勇敢的连长阵亡了。在格伦费尔家族中，他是第一位为大英帝国英勇献身的勇士。在后来的大战中，他的一个弟弟获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后来也阵亡了。他的另一个弟弟也在大战中阵亡了。格伦费尔兄弟的勇气值得佩服。

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急行军1400英里，按时插入非洲的心脏。这非常符合基钦纳用兵的一贯风格。我们先乘坐火车到达阿西尤特，再乘坐汽船抵达阿苏安。在菲莱，我们牵着马从大瀑布旁边绕过去；在谢尔拉尔，我们继续乘船航行了四天，才抵达瓦迪哈勒法。在那里，我们乘坐火车，沿着军用铁路从400英里的沙漠中穿行而过。这条军用铁路的建成意味着德尔维希政府即将灭亡。在从开罗出发整整14天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部队的大本营。恰是在这里，阿特巴拉河汇入了浩浩荡荡的尼罗河。

这次行军安排周到，使人感到非常愉快。我们觉得不仅方便，而且很惬意。一路上，我们兴高采烈，无忧无虑，欣赏着沿途奇特而美丽的风景。对于即将到来的战斗，大家都无比激动，满怀期待。作为这次战斗中唯一的一支英国骑兵团，我觉得很荣幸。这一切使我们觉得这次经历特别愉快。但是，我在路途中始终很担忧。在开罗，就战争办公室对我的任命，我没有听到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发表任何看法。我无从得知基钦纳在接到战争办公室推翻其拒绝接受我的电报之后作何感想。我想，基钦纳很有可能已经发电报向战争办公室表示抗议了。我可能是因为心情焦虑才这么想的吧，也许有些夸张。在我的想象中，大权独揽的总司令顽固地发出抗议，肯定会把白厅里的人事行政参谋主任搞得无以应对。每时每刻，我都做着接到命令随时返回的准备。“把他遣送回基地，等到战斗结束，让他带着新配备的马一起过来。”归根结底，我现在必须服从这位总司令的指挥，而他想发出这样的命令几乎易如反掌。每当我乘坐的轮船要靠岸时或者我乘坐的火车要进站时，我总是恐慌地瞪着眼睛在人群中来回搜寻。只要看见佩带参谋徽章的人，我就猜测自己要走了。我想，我的心情和那些逃犯到达落脚点时的心情是一样的。上帝保佑，幸好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报，要不然我的每一刻都会在惴惴不安之中了。当然，就算在那个时候，我们也无法摆脱普通电报的纠缠，不管你走多远，电报线都会缠住你。但是，至少在三四天的时间里，外面的世界根本联系不到我们。所以，在此期间，我安心地沿着大河逆流而上。

在行军中，我平安地经过了一站又一站，因此，我越来越对前途充满信心。即将抵达达瓦迪哈勒法时，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我想，对他而言，下面这场战斗关乎性命，他必须亲自处理每一件大小事务，不仅要集合部队，还要指挥部队前进；他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分心，也许他早就忘记和一个走霉运的少尉过不去了。也许他没有耐心继续给战争办公室发密码电报，他也不想为这件事情扯皮了。也许他根本毫不知情，也许忘记了，终之都是最好的。8月14日晚上，我们从阿特巴拉军营出发，渡过尼罗河，到达尼罗河的左岸，计划行军200英里，直接插入德尔维希的首都。当时，我认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死亡的痛苦已经结束了。”

我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后来，我了解到，在得知战争办公室对我的任命时，基钦纳爵士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就去忙活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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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钦纳（1850—196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英国陆军大臣，后随军舰溺水而亡。此人曾残酷地镇压布尔人。

(2)
德尔维希是波斯语，有乞讨者、托钵僧的意思。他们仿照佛教出家隐居、云游四方。他们对突厥人有相当大影响。他们也组织自己的教团，是当时苏丹圣战的主力。

恩图曼战役前夜

没
有任何战役的场面能比得上恩图曼战役。在发生多次碰撞之后，那场战役终于爆发了，而且给人留下了与众不同的魅力。这场战役没有任何掩饰，毫无遮掩地裸露着。在漫无边际、满是沙尘的原野上，尼罗河弯弯曲曲，奔腾不息，部队也不停地行进着。骑兵与步兵交替出现在一眼望不到边际的沙漠上。只要接到命令，步兵就会立即停止前进，集结队伍，对抗敌人，骑兵则策马狂奔，无所畏惧地奔向敌人。假如有人站在尼罗河岸边的石头山丘上观看，不管在河岸的哪一侧，都能对这场战役一览无遗。在虚幻的水波光影中，这精心设计和布置的一切都变形了，消散了。在无边无际的大沙漠中，一条条河流发出刺眼的光芒，从半半人高的半空中穿过，士兵的腰部和膝盖都浸在其中。在虚无缥缈之中，骑兵的队伍和炮兵的大炮时而隐没，时而出现。然而，他们的身影最终都无法摆脱灰褐色的硬邦邦的荒漠。他们有时在暗红色的山石上安营，有的时候在暗紫色的山坳里扎寨。日光非常毒辣，几乎要把天空划破了。它们肆无忌惮地照射在士兵们身上，从褐色、绿色，渐渐转化为深蓝色，使人倍感沉重。

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终于于8月15日晚上抵达尼罗河左侧的岸边集结。之后的9天时间，他们依然长途跋涉，最后来到先遣部队的营地。营地位于沙布卢卡瀑布的北侧。尼罗河长达4000英里，但是只有这里有浑然天成的厚重石墙。尼罗河并没有从西侧绕过这堵墙，而是直接冲向这块巨石，把它从中间劈开，生生地开辟出一条路来，也许是它不想多走10英里的路吧。沙布卢卡的地形非常险峻，防守容易，进攻困难。除非移走这里的群山，否则轮船绝对不可能逆着尼罗河而来。对德尔维希部队来说，这种地形简直再好不过。假如他们派兵在沙布卢卡山后面打伏击，很容易就能攻击敌人的侧翼。轻骑巡逻兵、侦察兵和间谍处带来情报——这里没有敌军驻扎，赫伯特·基钦纳勋爵顿感轻松了许多。

即使有这样的形势，在行军的时候，我们还是小心翼翼地绕过了山脚，尽量避开危险之处。骑兵全体出动，展开了一次涉及面很广的包围行动。清晨，我们的部队从位于沙布卢卡北侧的尼罗河岸边开拔，沿里侧行进，直到晚上才到达恩图曼市附近，行军大概25英里。在灌木丛里侦察敌情时，骑兵巡逻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提高警惕，竖起耳朵，丝毫不敢懈怠。我们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准备应对敌人的攻击。时时刻刻，我们都在侧耳凝听第一声枪响。然而，我们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只遇见了几个骑在马上狂奔之人。傍晚时分，辽阔的原野被晚霞映得红彤彤的，我们投在沙漠上的身影显得又瘦又长。虽然嘴巴干得要冒火，我们依然不急不躁地向甘甜的尼罗河走去。与此同时，数辆载满军需品的船扬帆航行，好几艘汽船和底部平坦的炮艇在前面拖着它们，使其顺利地从瀑布驶过。8月27日，我们在沙漠中艰难跋涉之后，终于赶到沙布卢卡山的南边，与尼罗河上的部队成功集结，准备一起走出平原。只需要5天，我们就能抵达目的地了。

8月28日，部队最后一次全速前进。此后，我们全线备战，战斗随时可能打响，为了保存实力，我们每天都保持着8到10英里的进程。我们丢掉了行囊，只带着必需品，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和马减轻负担。每当夜幕降临，我们从尼罗河里获取淡水，和我们同步进行的舰队则供给我们食物。每年到这个季节，非洲的这个地区都特别炎热。太阳无情地炙烤着我们，丝毫不吝啬我们戴着帽檐很宽的头盔，背着弹夹，穿着厚实的军装。我们的身体几乎要被灼热的阳光刺穿了，帆布水袋挂在马鞍旁边，里面的水不停地蒸发，摸起来很清凉。然而，不到傍晚，所有的水就都被喝光了。夕阳西下，我们成群结队地来到奔腾的尼罗河边，敞开肚皮喝了个饱！夜幕降临之后，骑兵保护部队回到大部队，把营地和步兵安扎在一起。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英国骑兵认为会发生战争。他们怀疑德尔维希人的存在，怀疑这是一场骗局，怀疑一切消息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虚假的，难道是英埃联军总司令及其手下的人捏造出来的吗？据小道消息报道，的确有很多德尔维希人汇聚在恩图曼，不过，他们已经向科尔多凡撤退到了距离恩图曼几百英里的地方，因为他们很厌恶战争。“难道我们要一直走下去，直到到达赤道吗？”我们全都不在乎这个问题，现在的状况很好，我们体魄健壮，生活得无忧无虑，还常常进行让人亢奋不已的拉练。天刚蒙蒙亮，或者是傍晚时分，我们还有喝不完的淡水和吃不完的食物。我们的行军过程始终伴随着惊喜，因为有无数的新大陆等着我们去发现。很可能某一天，我们会发现其他新的东西。然而，31日夜晚，当我和来自苏丹营中的英国军官一起享用晚餐时，发现10年间始终在与敌人打仗的他们有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说：“敌人的数量庞大！”为了国家，德尔维希人定然会“浴血奋战”，而绝对不会仓皇而逃。我们再走18英里就要到恩图曼市了，在那里我们会看到他们在恩曼图市外筑起的防线。

9月1日，我们和往常一样行军。9点之前，一切都平静如常。然而，快到九点时，巡逻兵发现了异常。他们把从前方侦察到的情况传回来，在虚无缥缈的幻境中行进的部队很快就都得到了消息。那个时候，我在的骑兵连负责支援侦察敌情的巡逻部队。我们压抑着激动的心情缓慢行进。大概十点半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一块高地上。我们发现，在我们前方大概一英里的地方，负责侦察的巡逻队正停在原地观察他们的正前方。很快，我们接到上级命令，原地待命。这时，巡逻队中一位非常和善的中尉走过来，高兴地告诉我们：“敌人露头了。”这则消息至关重要，我们问：

“他们在哪里？”

“就在那里，看，就是那条又细又长的黑线。这次，我们肯定会把他们统统消灭。”说完，中尉步履匆匆地走了。

我们原本以为天边的那条黑线是灌木丛，根本没意识到那就是敌人。处在我们这个位置，即使用最顶尖的双筒望远镜，也发现不了异常。此时，又有一位准尉从前哨回来。

“敌人大概有多少？”

“很多，”他说，“特别多。”说完，也匆匆忙忙地走了。

很快，增援部队接到命令，要求派一位精明强干的少尉骑着骏马去找前哨的上校。

只听我们的中队长喊道：“丘吉尔。”我立即翻身上马，疾驰而去。

我在沙丘周围凹进去的地方发现了马丁上校。

他说：“上午好。敌人现在正在急速前进，你马上去侦察敌情，然后火速汇报给总司令，总司令在步兵那里。小心，你必须让马保持体力。”

我马上就要面见基钦纳了！他看见我会生气吗？会不会大吃一惊？也许，他会说：“我不是不允许你来这里吗？你为什么在这里出现？”当然，他很可能根本不在乎是谁给他送情报，或者即使留意到了，也不以为然。无论如何，我希望见到这位大人物，与他接触。为这位大人物送去敌人正在全速前进的情报，这是目前我接近他最好的机会了。我为近在眼前的战斗亢奋，也为见到基钦纳激动不安。

我把敌情摸得一清二楚，掌握了前线所有需要向基钦纳汇报的情况之后，从前方的骑兵先锋队出发，在沙漠平原上策马狂奔，赶回距离我6英里的大部队。毒辣的太阳悬挂在正空，我很小心地照顾我的战马，因为我们很可能在马背上与敌人战斗整整一个下午。跑了40分钟之后，我离大部队越来越近了。我停下来，站在一个黑漆漆的山丘上观察，战马也得以稍作休息。山头很高，一切尽收眼底。英军和埃及军队已经调整成战斗队形，正在前进，场面非常壮观。五支大军各自都有三四个步兵营，他们梯形一样分散开来，沿尼罗河前进。炮队拉得很长，跟在大军后面，一眼望不到头的骆驼队拖着补给走在最后。由几十艘汽船牵引着浩浩荡荡的船队在尼罗河上与大军保持同速前进，船上装得满满的。我看见，有七八艘一切准备就绪的白色炮艇在舰队中若隐若现。沙漠上，12支埃及骑兵中队在临近敌军的那边行进，彼此照应着，随时准备增援前线部队。除此之外，还有几支骆驼大队在沙漠上的很远处行进，看着就像灰色的方块。

我可不想喘着粗气去见总司令。休息后，我上马扬鞭，继续赶往部队的中间位置。很快，我看见了自己曾经在连环画里看到过的情形。只见一面红旗在部队正前方迎风招展，一支规模很大的马队跟在后面。靠近之后，我看到英国国旗和埃及军旗并排迎面飘扬。基钦纳一个人骑着马走在最前边，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在不远处跟着，再往后是两名旗手，还有一些英埃联军的重要参谋人员。

我兜了大半个圈子，从旁边绕到比基钦纳稍微后一点的地方，行军礼向他致敬。他转过头，表情庄重地看着我，这是我初次看到总司令。他的胡须非常浓密，眼睛也发出与众不同的神采。他的面颊是黑红色的，下颌也很特别，整个面孔使人过目难忘，即使岁月变迁，这张面孔也将依然浮现在世人的脑海中。

“报告长官，我是第二十一长矛轻骑兵团的少尉，特来向您汇报情况。”他轻轻地点头，让我接着说。根据先前侦察的敌情，我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当前的形势：敌人数目庞大，离我军越来越近；敌军主力正从恩图曼向我们挺进，距离我们大概7英里；11点钟，他们按兵不动，从11:05分开始快速推进，直到我40分钟前离开时，他们的速度丝毫未减。

他一言未发地听我报告完，我们的战马原地踏步，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沉默良久之后，他问我：“既然德尔维希的队伍正在快速推进，那么，你认为我还有多少时间来完成部署？”我不假思索地说：“报告司令，假如敌军不减慢速，您还有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我惊讶地看到，他听完我的话之后猛地扬起头，这使我不确定他如何看待我的预估。接着，他略微把身体向前倾了一些，暗示我可以走了。我再次向他行礼致敬，并拉紧战马的缰绳，让他的随从先从我面前经过。

我在暗暗地计算速度与距离，想证实自己刚才脱口而出的结论是否正确。我知道不会有太大误差，我有这个自信。敌人距离我方只有七英里的路程，德尔维希部队每小时的推进不会超过四英里，至少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突然，情报处长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的副官友好地对我说：“一起吃午饭吧！”我的思绪被打断了。他还向他的长官介绍了我，他的长官也很热情。当然，我的心情很好。我美美地饱餐了一顿，还多了一位朋友，从更多的渠道获悉了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这时，我看到步兵集结，成正对尼罗河的圆弧形状布阵。士兵们快速清理先头队伍前长满刺的灌木丛，将其捆扎起来，作为路障使用。不久，一堵用饼干盒搭建的矮墙出现在部队正前方，上面铺着白白的油布，油布上摆满了装满牛肉与各种蔬菜的大碟子和瓶子。这一切就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辽阔的原野上，即使战争近在眼前，我也依然满怀激情。和我们平日里餐前祈祷的心情相比，这种感觉完全不同。

大家翻身下马，把马交给勤务兵照料。到了吃饭时间，基钦纳不见了。他好像始终没有与参谋人员在一起。我不确定也不关心他是根本没有吃饭，还是独自一人在其他地方吃饭。我大口大口地喝着饮料，吃着牛肉。大家全都高高兴兴，精神亢奋，似乎和在德比马赛前吃午饭没有什么不同。当时，德国参谋部的代表巴伦冯·狄德曼坐在我的身旁，他说：“今天是9月1日，在德国是不能忘却的日子。如今，这个日子对于你们英国人而言同样重要：色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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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苏丹。”显而易见，他为自己的这句话洋洋得意，居然接二连三地复述了好几遍。他的话中充满嘲讽的意味，很多军官都和我一样听出来了。我问温盖特将军：“真的能打起来吗？”“是的，很有可能。”我又问：“那将是什么时候？是明天吗？”“不，”他回答我，“一两个小时之内，这里就会变成战场。”对我而言，这段时间真使人高兴。在这些部队里的高官面前，我作为小小的少尉刚开始时非常拘谨，很快就变得和他们一样快乐，也开始肆无忌惮拿着刀叉手舞足蹈起来。

步兵纵队正在迅速集合。在他们面前，荆棘护栅渐渐地往远处蔓延。在朝着尼罗河的方向，我们前方原本一马平川的沙漠渐渐凸起，最终形成了一个弯弯的沙丘。我们的先遣部队已经到达沙丘的那一侧了，在那里，他们很可能遭遇越来越近的敌军。不到一小时，德尔维希的队伍就会冲锋到这里，掩藏在荆棘路障后面的步兵一定会集中火力，不仅用大炮猛攻，还用机枪扫射，使敌人横尸遍野。毫无疑问，我们会打败敌军，彻底消灭他们。但是，虽然我们的武器非常先进，而在阿比克利和塔买附近，德尔维希部队却数次攻破埃及部队负责驻守的前沿阵地，并且好几次夺取英军的阵地。我不停地想象着，脑海中浮现出一马平川的沙漠上即将发生的战斗将会出现的几种局面。突然，“轰、轰、轰”的炮弹爆炸声传来，原来是恩图曼的马赫迪墓地被几枚从某个岛上射来的炮弹击中了。战斗打响了。

然而，9月1日没有如大家所预期的那样发生战斗。我刚刚返回骑兵队伍，德尔维希部队就偃旗息鼓了。一阵密集的枪声之后，他们好像又准备休息了。从下午到夜晚，我们都在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与此同时，他们的骑兵巡逻队也密切观察着我们。直到夜幕降临之后，我们才返回尼罗河边的营地。这时，下级下达命令，要求所有人马回到尼罗河岸边的防御工事内原地待命。

这个地方虽然隐蔽，却不是最安全的。我们得到准确情报：敌人将于夜里突袭我们。上级还下令，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即使为了保命，任何人也不许从防御工事里朝外射击。否则，严惩不贷。假如德尔维希的队伍冲进营地，因为我们不能骑马，只能用军刀或者长矛与他们对抗。但是，我们一点也不担心，因为步兵旅的一个营和近卫步兵第一团的第一营就驻扎于正前方100码处的防御工事旁。我们准备吃晚饭了，并放心地把性命托付给我们的精英战友。

在这里，我经历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尼罗河里的炮艇距离岸边只有二三十英尺，因此，当我和战友在河畔散步时，炮艇的指挥官贝蒂上尉大声地冲我们喊叫。贝蒂上尉多年来一直在尼罗河上的舰队里服役，注定要在水上作出伟大的成就。他喊我们，是因为船上穿着白色军装的军官们很想了解我们作为骑兵的感受和见闻。我们很高兴能和他们交流。傍晚时分，我们隔着尼罗河水互相交流。当听说我们不允许在防御工事里射击时，他们兴奋地和我们开玩笑，说我们即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还说，一旦发生最坏的情况，他们很欢迎我们去船上避难。当即，我们自信地拒绝了他们，表明我们准备在暗夜里用长矛和军刀与德尔维希的队伍在沙丘里奋战。开完玩笑，我们突然交上了好运。

“你们喝酒吧，我们请你们喝。给！”话音刚落，他们从炮艇上扔了一大瓶香槟酒过来，酒“噗通”一声落在尼罗河里。上帝保佑，这片河床非常柔软，河水也不深。我赶紧下到水里捞酒，发现河水只能没到我的膝盖位置。我们带着这分不可多得的礼物回到营地。

每个人都为即将打响的战斗亢奋不已。它和大战不一样，尽管各个旅或者团总会牺牲一些士兵，或者几个，或者几十个，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够平安活过这场战争。岁月一去不返，就像参加游戏需要偶尔冒险一样，那些参加投入小规模战争的英军士兵也需要刺激。后来，我们之中的绝大部分成员都亲身经历了大战。后来的战争太残酷了，身受重伤的人为自己庆幸，因为大多数人都牺牲了。在机枪的扫射和大炮的轰击之下，整个旅也许会遭受灭顶之灾。假如有人侥幸逃脱一次鱼雷的进攻，他们自己也清楚下次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一切都取决于事件的大小。当天晚上，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每时每刻都在提防敌人的进攻，因为我们休息的营地距离60000名德尔维希部队只有三英里之遥，他们不仅有高端先进的武器，还处于疯狂状态。在天边泛出鱼肚白之前，战斗一定会打响，我们对这一点确信无疑。我们的想法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那时的我们自认为被战争胁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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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指发生于1870年9月1日普法战争，20万德军包围色当，拿破仑三世率10万法军投降，第二帝国垮台。

感受冲锋的魅力

夜
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凌晨5点前后，第二十一轻骑兵团在防御工事外装备整齐，蓄势待发。前几天，具有澳洲血统的中队长芬恩少校许诺在条件准许的情况下会给我机会表现。几天来，我一直害怕他所说的表现机会就是我那天去向基钦纳勋爵汇报。然而，我的担忧完全没有必要。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上级下达了命令后，我们中队的巡逻队和埃及骑兵巡逻队策马狂奔，很快就不见踪影了。我也遵照上级的命令，负责带领一支巡逻队赶往从尼罗河去往瑟汉姆山，山峰需要经过的山脉，侦察敌情。很快，我就带着1名下级军官和6名士兵迅速穿过平原，爬上了从未来过的山坡。天亮之前，一切都被蒙上了奇妙的色彩。在开战之前，解开事物层层面纱前的那短暂的时间是最让人激动不安的。敌军驻守在山顶吗？在黑暗之中，我们是否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敌人的埋伏？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严密防范，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有可能失去生命。我们的身后就是主力部队。我们往山坡上爬时，天已经露出了朦胧的亮光，现在，天越来越亮了。在山顶，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我们既万分紧张，又激动不安。

快爬上山岭时，我让一名士兵在我们身后100码的地方远远跟着。这样，万一有突发情况，他能很快抽身而回，向指挥官汇报。除了我们的马蹄声，周围一片寂静。终于到达山岭了，我们拉紧缰绳，环顾四周。我们看得越来越远，只要是200码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到。如今，我们的目力已经能达到1/4英里之外了。山上万籁俱寂，除了自己的呼吸声，我们什么也听不见。我既没有发现有敌军把守，也没有发现敌军设下任何埋伏！我们俯视着绵延不断的平原，没有任何遮挡。此时此刻，我们的目力已经能达到半英里之外了。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敌军已经向科尔多凡逃去了。这场仗根本不可能打起来！等等！光线越来越强，大地上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清晰。在平原的最远处，什么在闪闪发亮？是的，亮光渐渐黯淡了。但是，亮光下面为什么会有黑乎乎的影子呢？是敌人！真的是他们！数不清的敌人组成了密密麻麻的黑影，他们的武器反射出亮光。天彻底亮了。我翻身下马，把“在瑟汉姆山西以南一英里半处发现德尔维希的队伍”这句话匆忙写在战地记事本上。我把这则消息标上军事用语，意思是“急如星火”，然后让下级军官把它直接送到总司令的手中。

我们身后，红彤彤的太阳从地平线上露出头来，越爬越高。然而，我们忙着观察敌情，根本无心欣赏日出的美景。此刻天彻底亮了，望远镜能派上用场了。远处的平原上，那一大片黑影渐渐变淡，变得比褐色的平原更淡一些。它先是变成浅浅的褐色，后来居然变得接近于白色了。我们看见，远处地平线处有一支规模很大的队伍，远远看去黑乎乎的一片，绵延了足足四五英里，甚至插入了瑟汉姆山的背阴里。能有这样的经历，我也算没有虚度此生了。我们骑到马背上，突然发现了新情况。这些敌军并非像之前那样原地不动，而是正在全速前进。远远望去，他们就像潮水一样蜂拥而前。我听到一阵阵嘶喊声，什么意思？他们以为自己肯定能获胜，所以在为上帝，为穆罕默德及其继承人哈里发欢呼。很快，胜负就会成为定局了。我们拉紧缰绳，让战马停留在山坡上，几分钟之后才策马狂奔，直奔山脚而去。

沐浴着早晨的阳光，大地一片绚烂。此刻，敌军分成数支纵队，扛着迎风招展的军旗，拿着闪闪发光的武器。我们看到的情形和东征的十字军看到的情形一样。我亢奋不已，快马加鞭地来到沙丘前面。就在昨天，第二十一轻骑兵团经过这里。此刻，敌军就在距离我们400码远的地方。我们勒住马，我命令两名士兵负责看守战马，四名骑兵负责射击敌军。敌人一涌而来，就像潮水。子弹落在我们左侧的沙丘上，浮尘四起。基督徒没有地方藏身。幸好，我们人马平安，当即飞奔而去。当我们回到山岭上时，我的下级军官也带着参谋长的亲手指示从司令部赶回来了。参谋长指示我们：“尽量留守原地侦察敌军的新动向，随时汇报。”太有趣了！太好了！我们继续留在敌人的火力范围内，骑在马上近距离观察敌军的动向，直接向总指挥部汇报。

在此之后的大概半个小时，我们一直留在原地观看千载难逢的场面。我们的视线被右侧的瑟汉姆山挡住了，无法看到山后敌军的情况。我们看见，一个大概有6000名士兵的师正奔向山岭。他们爬到半山腰了。我们站在那里，大山西侧的情况一览无余。我们的部队聚集在尼罗河畔的那一侧，炮艇停泊在河面上，大炮已经蓄势待发了。敌军这边，穿着彩色衣服的敌兵把队列调整成狭长的长方形，正在往山坡上爬。我们被夹在炮兵和活靶子之间，离活靶子只有200多码，离炮兵却有2500码。德尔维希的队伍举着黄白相间的军旗，所以，我称呼他们为“白旗军”。此时此刻，我军的火力已经可以覆盖德尔维希的大部队，英埃联军的大炮接二连三地轰击。我聚精会神地盯着近在咫尺的敌军。山峰上，“白旗军”停止行进，重新调整队形，沿着山峰散开。我军的全部炮艇和两三个炮兵连集中火力，超过30门大炮对准他们接连射击，把白旗军全都炸飞了。我们骑在马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其实，我们当时也很危险，因为我们离敌军近得不能再近了。转眼之间，“白旗军”就被笼罩在死神的阴影里。数百个敌军被炸得人仰马翻，几十面军旗也倒在了地上。随着爆炸声，敌人的队伍被炸得四分五裂，死尸横陈。在大炮的猛攻之下，硝烟弥漫，然而德尔维希士兵勇往直前，前仆后继地向我们的防御工事进攻。

恩图曼战役中的第二十一轻骑兵团（美国著名画家理查德·卡顿·伍德维尔绘于1898年9月24日）

直到此刻，我们还没有暴露。此时，我看到我们左侧的巴加拉骑手正三五成群地越过平川，朝着山岭赶来，其中的一支巡逻队已经闯进了我们的火力范围。他们有三名成员，全都穿着黑色的衣服，用斗篷蒙着头，看上去好像是修行者扮作的骑手。他们每个人都拿着长矛，显得阴森恐怖。骑在马背上的我开始射击他们，不过没有射中。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边攻击他们，一边从山岭上下去，朝尼罗河畔撤退。如此一来，我们既能够侦察战况，又能够保护自己。此时，芬恩少校派人给我们下达了命令：“步兵准备射击，马上返回防御工事内。”我不再联系参谋长，奉命返回防御工事内。其实，留在山顶比回到防御工事内更安全。我们一回到步兵的防御工事里，双方就开战了。

*　　*　　*　　*　　*

恩图曼战役早就已经人尽皆知，每一个感兴趣的人都已经熟知了战斗过程中的所有细节。因此，我不想在这本书里赘述战役的概况，而仅仅想介绍这场战役的过程，说说自己参与这场战役的切身体验和感受。

哈里发率领队伍从营地出发了，他们有六万多人，排着整齐的战斗队列。他们先是爬上到达我军阵地之前的高地，又从平缓的山坡上冲下来。为了迎击敌人，基钦纳率领的两万大军已经在尼罗河沿岸排好了兵，布好了阵。这场冲突是处于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之间发生的，不管结果如何，都无须大惊小怪。一方是中世纪的战术、武器和狂热，一方是19世纪的军事队伍和现代化发明。作为撒拉逊人的后代，德尔维希士兵从平缓的山坡山冲下来，向尼罗河畔的英军猛扑过去，遭到了至少两个精锐步兵师的顽强反击。敌人被提前布好天罗地网的英军打得措手不及，再加上尼罗河畔和炮艇上的至少70门大炮的攻击，很快就彻底溃败了。在六七千名士兵非死即伤之后，敌军只得停在距离英埃联军防线至少700码的地方。然而，德尔维希的队伍有很多步枪，且新旧不等，款式不同。由于长矛队被阻击寸步难行，因此步枪手就地卧倒，不断地向荆棘修建的防御工事内扫射。片刻之间，英埃联军大概有200名官兵死伤。这是他们第一次占据上风。

基钦纳发现自己的队伍击退了敌军，并且比德尔维希的队伍离恩图曼市更近，因此马上命令他的五个旅调整成梯形队形。为了逼近恩图曼，使德尔维希队伍中仅存的兵力与恩图曼各自孤立，在得不到粮食和淡水的情况下，被迫进入漫无边际的沙漠，基钦纳命令左翼部队往南进发。然而，德尔维希的队伍气势未减，他们的左翼部队还没有在战斗中表现实力，哈里发队伍里的15000名后备军也处于整装待命的状态。这些队伍无所畏惧地扑向英埃联军。英埃联军这时已经呈现分散队形，在沙漠上自由自在地行进。和第一次交锋比起来，第二次交锋更加惨烈。不一会儿，德尔维希的先锋队就到达距离我军只有一二百码的地方了。如果不是赫克托·麦克唐纳将军镇定自若，灵活应对，英军后卫苏丹旅一定会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彻底毁灭。归根结底，我军严肃的军纪和精良的武器还是战胜了敌军一往直前的勇敢。经过浴血奋战，两万多具敌军的尸体在战场上堆成了小山，就像被大风旋在一处的雪球。德尔维希的队伍被打得四处溃逃，最终在沙漠的幻境中彻底不见了。

战斗过程中，防御工事的左侧由第二十一轻骑兵团守卫，防御工事的右侧则始终由骆驼队和埃及骑兵负责守卫。击退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后，上级命令我们冲出工事，侦查敌军布置了多少兵力在恩图曼和我军大部队之间。如果有可能，我们就要想办法击退这些敌军，为部队继续前进清除障碍。作为团级军官，不可能全盘了解战局。敌我双方第一次交战时，我们隐藏在陡峭的尼罗河岸静静地等待，子弹不停地擦着我们的头皮飞过去。战斗的局势刚刚平稳一些，就传来消息说我军已经击退了敌人的攻击。一位将军和参谋一起骑马飞奔而来，下令让我们立即展开攻势。两分钟过去了，来自四个中队的骑兵就策马奔腾，从防御工事里冲往南边。我们登上之前来过的瑟汉姆山，从山顶上俯瞰恩图曼平原的全貌。虽然这里距离恩图曼城六七英里，视觉上有点远，不过我们还是能大致看清城里的概况，而且能看见有着圆形屋顶的清真寺。大部队排着纵队挺进，我们时而前进，时而停下来侦察敌情。每个中队由四个小分队组成，每个团由四个中队组成。行进过程中，分队与分队首尾衔接。我率领着由20或者是25名骑兵组成的分队，这个分队为例倒数第二。

我们和从开罗出发时一样，怀着激动的心情渴盼冲锋陷阵时刻的到来。自始至终，这都是我们唯一的想法。当然，我们肯定会冲锋的。那些年，尤其是爆发布尔战争时，在战场上怎样冲锋几乎是英国骑兵学习的唯一内容。终于轮到我们展示了。可是，我们根本不了解敌人，也不了解我们正在浴血奋战的战场，甚至不知道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更不知道应该从哪个方向发起进攻。我们按捺住高昂的情绪，窥视着在幻景中早已失真的平原，继续在硬邦邦的沙地上挺进。我突然发现在与我们前进相平行的方向，侧前方大概300码远的地方，差不多有150个藏蓝色的东西。它们排成一行，彼此之间相距两三码。我确定那是匍匐在地面上的敌人。此刻，军号声响起来了，命令大家“快速前进”。骑兵队的全体军官策马扬鞭，冲向这些人。这时，战火刚刚平息，周围寂静无声。转瞬之间，大量烟雾从那些藏蓝西的东西旁边冒出来，死一般的寂静被噼里啪啦的枪声刺破了。敌人的每一颗子弹都准确地射中了目标，因为我们不但离他们很近，而且目标很大，容易瞄准。骑兵队伍中频频有战马被射中，很多骑兵都被掀翻在地上。

毋庸置疑，我们的团长想从这些德尔维希步兵附近绕过去，再占据有利的地点，从侧面攻击他们。此刻，敌人的主力部队位于步兵后面，躲藏在我们看不见的某个低洼之处。战斗的序幕拉开之后，我军的损失迅速增大。团长通过军号命令全团士官“成战斗队形向右转”，因为他意识到分散队伍通过平原是愚蠢的做法。转眼之间，16支骑兵分队同时调转马头，向穿着藏蓝色衣服的敌人冲过去。在战场上，第二十一轻骑兵团终于发起了首次冲锋！

在这里，我要真实地记录我当时的见闻。迄今为止，尽管这场战役已经过去25年了，但是我依然常常陷入对它的回忆之中，脑海中时常清晰地浮现出当时的情景。骑兵形成战斗队形之后，我骑着一匹棕色的阿拉伯马，指挥着我的分队，它处于右侧第二的位置。冲锋之前，军官们就已经把刀拔出来，握在手里了。我的肩膀上有旧疾，于是决定假如遇上肉搏战，我还是要使用手枪的。之前，我在伦敦购置了一把当时顶级的全自动毛瑟手枪。在沿着尼罗河畔行军时，我曾经多次练习使用这把枪。我在奔跑的马背上把军刀放回刀鞘里，接下来，把手枪从木头制成的枪匣中拔出来，并推上子弹。完成这两个动作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我根本无暇侦查周围的情况，只是扫视了左边几眼，大致了解了敌人的火力。

我发现有一排穿着藏蓝色军装的敌人正卧倒在我们前面大概半个马球场的领域内，他们不顾一切地射击，附近满是硝烟。我的后面跟着排成长队的骑兵，他们一个个都手握长矛，随时准备出击，我的左右两侧是排着整齐队列的队伍。我们急速前进，只听见马蹄声和步枪声。我再次望向敌军，发现情况有变。穿着藏蓝色军装的士兵还在射击，但是他们身后的地面突然凹进去了，就像一条道路突然陷入地下一样，低洼处满是士兵。就像变魔术一样，天空中突然有一面鲜艳的军旗迎风招展，他们的队伍中突然出现了不知从何而来的骑兵。这支队伍突然壮大了，大概有10排到12排，摩肩接踵地站在没有水的河床上。在阳光的照耀下，他们的兵器亮得刺眼。这时，我发现我带领的分队正好从另一侧攻击敌军，我军右翼正好从左侧攻击敌军，如此一来，我右边的骑兵就与敌军擦肩而过了。第七轻骑兵团的沃曼尔德中尉负责指挥我右侧的分队。我们一起快速向前挺进，从外围攻击内侧的敌人。那个时候，我们一心一意只想击败敌人，根本没有时间害怕，也无暇左思右想。

冲突近在眼前。两名相距几码远、穿藏蓝色军装的敌人卧在我眼前不到十码的地方，我从他们中间狂奔而去。他们冲我开枪，我穿过硝烟之后，发现自己安然无恙。但是，跟在我后面的骑兵不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山坡上往下冲时，我拉紧缰绳，身手灵敏的战马纵身一跃，跳到比地面低四五英尺的河道上。我发现河道里有几十个分散的敌人，但他们没有与我纠缠。格伦费尔担任我左面第二支分队的指挥官，他们与敌军遭遇了，伤亡很大。就像骑警使人群分散，我们的冲锋也是这样的。转瞬间，战马已经驮着我穿过河道来到对岸。我环顾四周，侦察敌情。

我再次在荒漠上策马狂奔。我感觉到敌军正在慌不择路地逃跑。有个敌兵摔倒在我的前面。我是一名骑兵，诸位当然不会忘记。在接受训练时，我们就已经相信只要骑兵冲进步兵的队伍中，那么步兵就只能任由骑兵宰割。因此，我直觉眼前的这个敌人肯定吓得魂飞魄散了。事实证明我的直觉是错的，他非但不害怕，反而正准备拔出刀砍我的腿。幸好，我还算机灵，让马跳得远远的，这才躲过了他的刀锋。马挡在我的右侧，我在与他相距大概三码的地方开枪射击他。我刚刚挺直身体，发现前面有影子，原来后面有人举着刀砍向我，我毫不犹豫地举枪射击。我和他离得很近，枪口差不多碰到他的身体了。随着枪响，他在我后面消失了。一位带着头盔、骑着战马的阿拉伯骑兵出现在我左前方10码远的地方。他穿着紧身衣，颜色非常艳丽，他的战马还披着链甲。我举枪射击，他闪过去了。我让马减速前进，再次环顾四周。

从某种意义上说，骑兵冲锋和日常训练没什么不同。只要你全副武装，稳稳当当地坐在马鞍上，把缰绳死死抓在手里，就会吓到敌人；相反，假如你手无寸铁，脚镫也丢了，缰绳只剩下半截，或者战马一瘸一拐的，那么敌人就会从各个方向攻击你。我朝左看去，发现很多战友都被敌人围攻了。各个方向的敌人都攻击他们，用长矛刺，用军刀砍。最终，他们被歇斯底里的敌人从战马上撕扯下来，被剁得血肉模糊。不过，我很自信，觉得我们依然控制着战场，只需要彻底消灭敌人就行了。这全都是因为我那时没有亲眼目睹这幕惨绝人寰的场面。我让马停止脚步，环顾四周。很多敌人聚集在我左边四五十码远的地方，彼此照应着。他们不顾一切地跳来跳去，手里拿着的长矛忽上忽下。看上去，现场混乱极了。敌军和我们的骑兵混杂在一起。看到这幕景象，我脑海中猛地一惊，却不知如何用语言来描述。有几个分散的敌人在我附近徘徊，他们好像不想与我为敌。我环顾四周，发现我形只影单，附近不仅没有我们分队的战友，也没有别的部队。在方圆100码以里的地方，我也没有发现任何战友。我扭头盯着敌兵，发现自己被不远处的几个步枪手瞄上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孤身一人的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害怕。我觉得自己肯定会被射中，然后被那些如狼似虎的敌人撕碎。我太蠢了，居然形单影只地落在敌人之中！我趴在马背上，快马扬鞭，从敌人的包围里冲了出去。直到二三百码开外的地方，我发现我的分队已经调转方向，集合完毕了。

在我们旁边，还有另外三支分队正在集合。一眨眼的工夫，我们的队伍里蹦出了一个敌人。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他之前肯定置身于某个深坑里或者是灌木丛中。全体士兵都拿起长矛刺向他，但他不停地躲来躲去，使现场陷入混乱之中。他浑身是伤，依然努力地举起长矛刺向我。我和他之间只隔着不到一码的距离，我拿起枪冲他射击，他应声倒地。杀人太简单了！不过，我问心无愧。我的手枪里没有子弹了，我不假思索地拿出十颗子弹，装进枪膛。

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我军损失不大，敌军损失惨重。敌军刺伤了我手下的六名士兵和八九匹战马，还使我的三四名士兵不见了踪迹。我们都盼望着在最短的时间内再次对敌人展开攻势。整装待发的士兵们一脸严肃，他们之中有几个还请求丢弃长矛，使用军刀。我问一名中士感觉如何，他告诉我：“嗯，还不算痛快，长官，我想我的感觉会越来越好的。”其他士兵全都哄然大笑。

正在这时，几个骑兵狼狈地从敌人的地盘上逃了回来，任何人看了他们的模样都会不寒而栗：战马只剩下三条腿，勉强挪动着脚步，并且鲜血淋漓；士兵们浑身是伤，踉踉跄跄；敌兵用带倒钩的长矛刺中了他们，他们的脸和胳膊上全都是血，肚子上有伤口，肠子都冒出来了。他们发出让人战栗的嚎叫，倒地而死。把这些伤员从敌人手中救出来，这是当务之急。指挥官们恢复了冷静，卡宾枪第一次出现在他们脑海中。周围依然乱糟糟的，不过冲锋号吹响了，指挥员命令全体士官投入战斗，我们向敌人猛冲过去。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从各个方面扫射河道的地方。两个中队的骑兵从马背上下来，不遗余力地扫射敌兵。短短的几分钟里，我们的火力就使300码之外的敌兵撤退了。我们依然操控着战场。此刻，距离我们第一次冲锋只过去了20分钟。我们停在原地，想在河道上吃早饭。直到此刻，我们才发现向来高傲自负的英国骑兵是多么不堪一击。德尔维希的队伍已经把他们的伤兵运走了，剩下的三四十具尸体横陈河道，其中有二十多具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都是英国骑兵。虽然只有两三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骑兵团的损失接近四分之一，全团310名官兵，5名军官、65名士兵和120匹战马非死即伤。

恩图曼

这就是我亲身经历的这次著名战役的过程。在双方都保存实力时，骑兵和步兵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发生混战。通常情况下，不是骑兵砍倒慌乱的步兵，就是镇定的步兵击落马背上的骑兵。然而，第二十一轻骑兵团与两三千敌军在恩图曼的河床上激战时，敌军毫不畏惧，很好地保存了战斗实力。尽管我军的冲锋冲破了他们的火力封锁，但是他们在与阿比西尼亚的数次战斗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来应对骑兵。他们很了解骑兵的冲锋，并且很熟悉这种作战套路。不能不说的是，英军和敌人一样，在这次交战时也使用了军刀和长矛作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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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援我们，一艘白色的炮艇在我们首次冲锋后沿着尼罗河逆流急速前进。炮艇上的一个叫贝蒂的同仁把整个作战过程尽收眼底，看得他胆战心惊。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相逢时，我才知道他全程观看了我们对敌人展开的进攻。当时，他作为最年轻有为的上将为皇家海军服务，我作为第一大臣在英国海军部任职。我问他：“那次冲锋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你会怎样形容它？”贝蒂上将说：“看上去，它和葡萄干布丁很像：在一块硕大的板油上，散落着数不清的葡萄干。”尽管这个比喻平淡无奇，却很适合用于这个冒险故事的结束语。

退役

彻
底打败德尔维希的队伍之后，为了节省开支，基钦纳命令开销巨大的骑兵返回英国。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天，第二十一轻骑兵团就一路向北，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在得到同意之后，我随同近卫步兵第一团搭乘体型庞大的帆船，顺着尼罗河往下游驶去。我在开罗与迪尼·莫里纽克斯相遇了，他此前是英国皇家警卫骑兵队陆军少尉，在战争中和我一样是第二十一轻骑兵团的成员。敌人射中了他的战马，砍伤了他的右腕与小臂之间的部分，导致肌肉组织严重受损，无法握住手枪，幸好一名骑兵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他。如今，一名护士随船照顾他，送他回英国。我决定和他做伴。我们正在小声谈论着，医生过来为他清理伤口。伤口的情况不容乐观，医生必须立刻为他进行移植新皮的手术。医生和护士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然后护士把袖子卷起来，把胳膊裸露着，和医生一起走到墙角。起初，医生想从护士的胳膊上取新皮，为莫里纽克斯的伤口移植。护士吓得面无血色，瑟瑟发抖，后来医生把目光投向了我。医生是纯正的爱尔兰人。他对我说：“看来，我得从你身上取块新皮。”我没有回绝的理由，只得把袖子卷起来。他友善地说：“接下来，你可以感受一下被活剥的滋味了。”他慢慢地从我的小臂里侧切取了一块带肉的皮肤，大概一先令大小，我深切感受到被活剥的痛楚了。但是，我咬紧牙关不吭声。最终，他顺利地把一块带着薄肉的皮肤切下来了。当即，医生就把这块完好无损的皮肤移植到我朋友的伤口上了。时至今日，它依然尽职尽责地为我的朋友服务，而我则得到了一个永久性的瘢痕作为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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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的父母都是伦敦社交界的活跃分子。他们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然而，他们几乎没有积蓄，经济也很拮据。与此相反，因为忙于社交，再加上维持日常生活的开销，他们负债累累。1891年，我的父亲从南非一个颇具实力的金矿中弄到了一些股份，还从兰特金矿搞到了5000股原始股。在他去世前的一年中，这些股票一直在上涨。他离开人世时，股票已经翻了20倍之多，并且很快翻到了五六十倍。假如他能晚一年离开人世，就会变成一个富人。实际上，他去世时的资产只能勉强清抵债务。那个时候，25万英镑是一笔巨款，因为那时货币的购买力很强，相当于现在的两倍，而且税赋也很少。我们卖掉了这些股票。把所有事情安排好之后，按照婚约的规定，我母亲只留下了属于她的财产。不过，这笔财产足以使她后半生衣食无忧了。

我一直都不想成为母亲的累赘。在马球锦标赛及形形色色的活动中，我始终在想怎样平衡军营生涯里的收支。我在骑兵团和马球中的花费远远超过了每年500英镑的收入。尽管金额不多，却是亏空，而我只能无计可施地看着这个窟窿一年比一年大。我清楚，我根本不可能依靠军旅的生活费做到收支平衡，更别说如愿以偿地在不动用薪水的情况下生活了。我把很长一段珍贵的时光都用于接受教育，不仅要买价格高昂的军装，还要养活两匹战马，而我每天的薪水只有14先令。情况确实不容乐观。显而易见，假如未来几年继续服役，那么我不但会更加窘迫，还会使亲朋好友受到牵连。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创作了两本书所得之稿酬，加上我为《晨邮报》供稿的报酬，与我冒着危险、不辞劳碌地服役三年，换来的女王给我的薪水相比，足足有它的五倍之多。女王连保障士兵基本生活的费用都没有能力支付，这一切都归咎于国会的限制。尽管我非常失落和惋惜，但还是决定早一些结束军旅生涯。尽管我在恩图曼战役中为《晨邮报》提供的相关系列报道没有签署自己的名字，却得到了300多英镑的稿酬。而且，和母亲一起生活，我的花费也就没有那么大了。此外，我还写了另一本新书，我将其称作《尼罗河上的战争》，是和苏丹战争有关的。我希望从这本书上挣到足够的稿费，以便支付我两年的花费。除此之外，我准备和《先锋报》签约，每个星期都从伦敦发稿件给他们，每写一篇，他们就支付三英镑给我。但是，和当一名少尉得到的薪水相比，这份稿酬并不多。当然，一段时间之后，我的稿酬越来越高了。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为自己制订了1899年的计划：回到印度，在马球锦标赛中夺冠；退役；自力更生，不再依靠母亲的支援；出一本新书，与《先锋报》签约供稿；找机会进入国会。总体而言，这些计划都成为了现实。其实，从这一年起，我实现了真正的自立。1919年，我从去世很久的曾外祖母弗朗西斯·安妮那里继承了一笔大额的遗产，这件事是我从未预料到的。从那以后，我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负责养活全家人，为家里提供一切生活所需。为此，我感到很自豪。我常常以身示范，教育我的儿子和其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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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到11月末就启程回印度，做好迎接将于第二年2月举行的马球锦标赛的准备。在这段时间里，我发觉自己在国内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很多人都在密切注视我在《晨邮报》上刊发的稿件。他们不仅想了解恩图曼战役的相关情况，还对骑兵团的冲锋有着浓厚的兴趣。所以，我有很多机会在俱乐部里、晚间宴会上和纽马克特光荣亮相。总是有很多人，包括比我年长的人和很多年轻的女士，都饶有兴致地围在我的身边，或者打听消息，或者闲聊几句，或者关心我的私生活。总而言之，我舒适惬意地度过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我结识了一批刚刚上台的保守党议员，他们在我此后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天，我接受了伊恩·马尔科姆的邀请，和他一起吃午餐。当天，他还邀请了贝尔卡勒斯勋爵（如今的克劳福德勋爵）和休·塞西尔勋爵、帕西勋爵（他的哥哥是已经去世的诺森伯兰郡公爵）。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最近风头正旺的保守党政治家，这是议会多年来首次拥有这么多声名显赫、势力强大的议员。了解我的经历之后，再加上我父亲在世时也大名鼎鼎，所以他们对我兴趣浓郁，我当然也要竭尽所能地表现。我很羡慕这些在剑桥或者牛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贵族，他们只比我大两三岁，却已经拥有了诸多忠贞不贰的托利党拥护者。置身于这些名流之中，我觉得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乡巴佬。

休·塞西尔勋爵是个青年才俊。20多年来，他一直在首相府居住，自幼就受到国家大事的熏染。塞西尔家族的男人和女人不管是谈话还是争辩都特别坦诚，真实随性。这个家族的长辈与晚辈之间、兄弟姊妹之间非常平等，经常巧言相辩，因为这个家族的原则就是鼓励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见解。

休勋爵滔滔不绝地解释了国教政府，条理清晰地分析了高教会派信徒和埃拉斯都支持者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他曾经使下院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片寂静。他才思敏捷，喜欢辩论，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每个人都很喜欢听他说话，而且始终兴趣浓郁。

帕西勋爵信奉伊尔文派，时常处于沉思之中。他器宇轩昂且浪漫，在学术上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两年之前，他在牛津荣获当年纽迪吉特最佳诗歌奖。他游历甚广，足迹遍布高加索地区和小亚细亚高原。他为人随和，既能和奉神教的狂人一同斋戒，还能与那些高高在上的野蛮人一醉方休。他沉迷于东方的神秘世界，和迪斯累利不相上下。帕西几乎是迪斯累利笔下《科宁斯比》和《坦克雷德》中的主角。

我们开始谈论其他民族是只应该受到一个好政府的管制，还是也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政府，实现自治？人类具有哪些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以何为基础得以建立？接着，我们开始谈论奴隶制度的体制问题。我瞠目结舌，因为他们对待此类问题的看法与舆论导向背道而驰。我更惊讶且懊恼的是，我明明知道他们是在巧言诡辩，我却无法用自己正确的见解辩倒他们。和我比起来，他们显然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更深入，对于我所说的平等、自由和博爱，他们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驳。我极力辩解，提出了“英国拒绝奴隶制”的高调观点，然而，他们却说奴隶制度的存在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毫无疑问，“英国拒绝奴隶制”是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然而，从道义的角度来说，这与奴隶制度的存在没有任何关联。我无法拿出有力的论据证明自己的论点，因为我眼前这些人都觉得太阳并非真实的存在，而是臆想的产物。刚开始争辩时，我貌似占据了优势。然而，我很快就想走出去，到皮卡迪利街或者圣·詹姆士街上去，修筑屏障，集合人们，用武力捍卫自由、公正与民主的权利。交谈即将结束，休勋爵劝我不要对刚刚展开的辩论耿耿于怀。尽管人们应该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但他们只是在逗我，让我在到处都是埋伏的道路上狂奔，尽显尴尬，而并非真的如我想象般赞成奴隶制。

通过这次比试，我醒悟到，回印度参加完马球锦标赛后，我必须去牛津继续学习。我从各种渠道咨询怎样才能进入牛津。即便以我的资历和年纪，也依然需要经过考试及各种烦琐的考核。不过，我可以作为自费生进入牛津大学，与教授们谈论时事，与同学们同堂听讲座、学习，利用闲暇时间阅读教授们极力推荐的好书。但是，这是行不通的，只是我的臆想。我已经熟悉了英语的规则动词，不可能潜心把希腊文中的不规则动词了解透彻。然而，我必须同时通过拉丁文和希腊语的考试，才能进入牛津。经过仔细斟酌，我只得怀着深切的惋惜终止了这个计划。

11月上旬，我准备在国会中谋得一个职位，于是我特意去了圣·斯蒂芬大厦，访问了保守党总部。长期以来，我的一位远房亲戚菲兹洛伊·斯图尔德都在总部当义工。在他的推荐下，我首先与被人们称为“领队”的总管米特尔顿先生相识了。1895年，保守党在大选中一举得胜，人们都特别尊重米特尔顿先生。在政党的内部组织中，假如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正确领导而导致政策出现重大错误，或者即使因为不可逆转的形势而导致选举失利，总管都会无一例外地被革职。因此，选举成功之后，像“领队”这样的人物理应享有至高的荣誉。米特尔顿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表示保守党十分乐意接纳我，并且祝福我得偿所愿地在国会里任职。随后，他委婉地提到了经济问题，问我是否能提供资金，保证花费？每年能拿出多少钱支援选区？我当即表示自己很想参加竞选，但我却只能支付自己的花费，其他的均无能为力。米特尔顿先生听了我的回答之后流露出失望的神情，意会我只有议员大力捐助，才能得到选区最有力的支持。他告诉我，得到选区的支持之后，议员每年至少要拿出1000英镑回报选区，通常以在慈善和募捐活动中捐资的形式进行。当然，没什么希望的职位是特别廉价的，对于一些需要承担风险的职位来说，则更加低廉。他说他将不遗余力地帮助我，并且说会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特殊优待我。他接着说，工人托利分子将欢迎我的到来，因为我亲历了战争。

离开之前，我又见了菲兹洛伊·斯图尔德，和他进行了交谈。我的目光被他桌子上摆着的那本厚厚的书吸引住了。那本书的封面贴着白色的标签，上面印着“招聘演讲人才”的字样。难道演讲人才也需要招聘？书旁还放着一大本申请者登记册。我满头雾水地盯着那本书。我一直希望得到当众演讲的机会，却从未得到这么做的许可，也从未有人邀请我。在桑赫斯特和第四轻骑兵团，没有任何场合需要这样的演讲。我问菲兹洛伊·斯图尔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很多场合都要有人当众演讲吗？”“的确，”他回答说，“领队说，你要想走，必须有所付出。可以邀请你演讲一次吗？”我听了激动不已，又紧张，又害怕，又期盼。不过，想到每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都会遇到阻碍，也都得接二连三地排除阻碍，我渐渐平静下来，不以为然地说：“假如时机成熟，假如有听众，那么我没有理由拒绝。”菲兹洛伊打开登记册，写下了我的名字。

日常生活中，很多场合都要求有人上台演讲，诸如室内外的会议、慈善、义卖、集会等。我思来想去，就像顽皮的孩子趴在食品柜的玻璃窗上四处张望似的，最终为自己选定贝思作为有生以来初次发表正式演讲的选题。再过十天，我将发表第一次演说。地点是H.D.斯克林先生家公园里，樱草会将在那里举办一次聚会。站在那里，整个古城都将尽收眼底。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走出总部。

随后几天，我始终惴惴不安，生怕听到聚会取消的消息。或许斯克林先生或其他大人物很可能找到了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或者反对我出席。然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很快就接到了主办方发来的邀请函，他们还把这次聚会的通知刊登在《晨邮报》上了。奥利弗·博斯韦克写信告诉我，《晨邮报》将特派记者去贝思参加集会，把我的演讲内容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并将其发表在报纸的重要版面上。我更加忐忑不安，也更加迫不及待。为了准备演讲稿，我花费了很多时间，并且将其熟记于心，即使睡着了也能倒着背下来。我决定借此机会为大英帝国发言，我的演讲稿义正词严，声势浩大。我在演讲稿里写道：“如果说保守党的民主主义是日纳百川的海洋，那么自由党的激进主义就是即将枯竭的小阴沟，英国人民将因为保守党的民主大获裨益。”我尤其得意这句话，并且为与此相似的话语暗自窃喜。一旦我写出了这些慷慨激昂的词句，便马上有了灵感。不久之后，我就准备了好几份稿件，即使再做几次演讲，也不用另行准备了。当得知演讲的时间大概一刻钟之后，我精简了演讲的内容，使其不超过25分钟。我对着马表练习了很多次，保证即使我的演讲被听众打断，也能确保把时间控制在20分钟之内。保持镇静是首要的，一定要坚持原则，不能因为听众的弱点退让。专门为了听演讲而来的观众聚集在台下，除了听我讲，他们还能怎样呢？

终于到了演讲的日子。我从帕丁顿出发，上火车之后遇到了《晨邮报》的记者。他看起来很友善，穿着烟灰色的长款风衣。我们相邻而坐，当车厢里除了我们再无旁人时，我佯装不经意地说了几句演讲词。下车之后，我们搭乘同一辆马车上山。我们到达时，室外招待会已经开始了。在明媚的阳光中，兴致勃勃的人们积极参加赛马、投靶等有趣的简单项目。斯克林先生全家人都很热情，我们得到了款待。由于上次经历留下的阴影，我迫不及待地打听会议的相关事宜。所有事情都很顺利，帐篷入口那里已经搭好了演讲台，只等5点钟响铃，客人就会聚集在那里。只有我一个演讲者，在我发表演讲之前，这个地区的保守党主席将向来宾介绍我的情况。

铃声刚刚响起，我们就登上了紧挨着帐篷的演讲台。其实，演讲台就是把四块木板平放在很多小木桶上，上面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我觉得客人们似乎很勉强地中止了正在进行的游戏，聚集到演讲台前。等到大概有100人时，主席站起来三言两语地向大家介绍了我。在桑赫斯特和军营中，人们彼此之间很少说奉承话，一名少尉也不值得让人交口称赞。即使你获得了军队里重量级拳击冠军，或者在越野障碍赛马中夺冠，抑或是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朋友们也只会好心地告诫你，提醒你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政界与军界大相迥异，阿谀奉承的水平简直出神入化。我父亲去世之前总是被诬陷，如今主席却赞誉他是保守党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领导者之一。被夸大其词的还有我在古巴、印度前线和尼罗河畔的履历，我暗暗祈祷我所在的团切勿听到主席今天充满溢美之词的介绍。当听到他夸赞我文采斐然，在军队里英勇无畏时，我很担心台下的听众会哄然大笑，更担心他们会说出诸如“噢，一派胡言！”之类的话。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专注地听着主席的介绍，满怀虔诚。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轮到我发表演讲了。我给自己鼓劲，竭力使自己定心凝神，这才开始演讲。我条理清晰地演说着，自我感觉良好。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台下听我演讲，看上去，他们饶有兴致。我瞅准时机停止片刻，给他们留出时间为我叫好。在我没有预料到能博得掌声的地方，他们也热烈地鼓掌。我演讲完了，他们给予了我热烈的、雷鸣般的掌声。我居然会演讲！它好像没有那么难。演讲过程中，那位记者一直站在我的前面，一字不落地记录着我的演说。后来，他和我一起回到伦敦，在途中他还真诚地祝贺了我。次日的《晨邮报》拿出一整个栏目刊登了关于我演讲的报道，并且还写了一篇评论刊登在报道后面，说政界新人辈出。一切都这么完美，不管是我自己，还是全世界。我怀着愉悦的心情乘船赶往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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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谈论更重要的事情。骑兵团全体军官一致认为，再也没有其他马球队比我们这支马球队更适合参加密拉特举行的马球锦标赛了。这趟旅程足足有1400英里，在一名准尉的带领下，30匹马驹搭乘一辆与众不同的火车开始了漫长的旅程。除了30匹马驹之外，准尉还带领着马夫、兽医，还有几名信得过的军士。火车以每天200英里的速度行驶着，每到夜晚，他们都要把马驹从车厢里牵出来，活动活动筋骨。如此一来，马驹到达目的地时将和出发前一样健壮。我们分了好几拨出发，却要在同一时间到达了地点。还没出发去密拉特时，我们先去了焦特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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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进行了为期两个星期的集训。焦特布尔的摄政王珀泰布·辛格把我们待若贵宾，他是当地还未成年的土城邦主的叔叔。在凉爽高大的石屋里，他热情周到地招待了我们。每当夜幕降临，他带着族人和当地的其他贵族陪我们进行预热赛。他的族人有一个叫赫季·辛格的，还有一个叫多库尔·辛格的，他们都是印度屈指可数的马球高手。在珀泰布心目中，只有战争比马球更重要。比赛过程中，他时常为我们指出错误，并对我们提出合理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于提高我们的球技、增强队员之间的配合是很有好处的。他大声喊道：“快，再快，要像离弦的箭一样。”比赛的时候，灰尘迎风飘扬，不但会阻碍视线，还有可能引发危险。焦特布尔的马球场上灰尘很大，我们只能看见那些身影顶着头巾在狂奔。有时候，滚滚红尘中会突然有球扑出来。我们必须避开扬尘才能打球，因此，我们很少有机顺利地进行一场有头有尾的比赛。拉杰普特早就已经对这种场面习以为常了，我们也渐渐习惯了。

第二天就要离开焦特布尔去密拉特了，我却在当晚遭遇了一场灾难。我下楼吃晚饭时不小心在石阶上摔倒了，肩膀的关节脱臼了。尽管很容易就能使它回到原位，但是肩膀周围的肌肉却拉伤了。次日上午，我的右臂一动也不能动。根据以前的经验，我知道自己三个星期之内是不可能复原了。即使超过三个星期，我也只能小心翼翼地活动肩膀。我绝望极了，心情跌入谷底，再有四天，锦标赛就正式开始了。球队对我一直以来在1号位的表现非常满意。现在虽然我的胳膊有些好转，但是在球场上犹如废人，于是不得不把1号位拱手让给预备队员。当队友把我从地上搀扶起来时，我沮丧地说我没办法参加比赛了。次日，他们整整一天都在郑重地思考这件事，最终，队长决定让我上场。他们觉得，我的经验非常丰富，又比较熟悉球队，我只需要轻轻地握住球棍，即使不能发力击球，也能尽力创造条件帮助球队获胜。在我确定他们是从球队的利益出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而并非可怜我之后，我决定尽力一试。那时，比赛有明确的规则限定越位。在整场比赛中，1号球员必须一直牵制对方的后卫，而对方也总是想尽办法逼迫你越位。假如1号球员能把对方后卫的位置占为己有，将其赶出场外，并使他不得自由活动，那么即使不发力击球，也能为球队里的其他球员创造便利条件。我们很清楚，我们最强劲的对手就是第四龙骑兵团。他们的队长哈德雷斯·劳埃德非常优秀，实力很强，担任球队的后卫。后来，他成为国际级球员，代表英国参加与美国队对抗的比赛。

我处理好胳膊肘，忍受着疼痛，勉强握着球棒参加了前两场比赛。在这两场比赛中，我们队接连获胜，队友们对我做出的少量动作很满意。在我们的球队里，2号球员艾伯特·萨沃里最擅长击球。比赛的时候，我的任务是为他清除阻碍。在诸多以球为本的运动项目中，马球首屈一指。它兼具击球与骑马的乐趣，要求参赛者必须同时掌握球术与马术。除此之外，马球队员还要有合作精神。马球比赛是更注重默契配合的比赛，相比之下，队员的个人发挥屈居第二。诸如马球、足球、垒球等集体运动，也同样注重配合。

我们终于迎来了比赛。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冠军将会在我们球队和第四龙骑兵团之间产生。比赛刚刚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在坚实而又开阔的马球场上，双方队员不遗余力，准确地把球传给队友。每个队员都明白应该把球打向哪里。对垒双方不停地争夺着，你追我赶，比分时而悬殊，时而持平。

我在这里不得不说明，为了避免不分胜负的局面出现，那个时候的马球比赛连辅助球也计算得分。人们把小旗插在球门两侧，分别距离球门半个球门远。所谓辅助球，就是球从球门与旗中间滚了进去。通常，不管进多少辅助球都没有用。不过，万一比分不分胜负，辅助球就派上用场了。现在，我们的辅助求没有对方多。要想赢得比赛，我们必须再得1分。我简直好运连连，我轻轻击打马蹄间的球，它再次乖乖地滚进了对方的球门。就这样，我们赢得了第七局比赛。

在最后一场比赛中，对手得了3分，进了4个辅助球，我队得了4分，进了3个辅助球。假如他们再赢得1分，就获胜了。双方队员之间剑拔弩张，似乎面对的是关乎生死的抉择，而不仅仅是一场比赛。即使面临比球赛更危急的事情，大家也不会这么紧张。最后一局比赛，我们不停地在赛场上狂奔，不顾一切地进攻和反攻。我在心里暗暗祈祷：“万能的上帝啊，保佑我们吧！”终于，铃声响了，比赛结束了，马背上的我们筋疲力尽，汗流浃背。然而，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在1899年团际马球锦标赛中，我们获得了冠军。”我们被胜利的喜悦包围着。当天晚上，我们被特许喝酒，还大摆筵席庆祝胜利。但是，请不要因为这些来自各个骑兵队的球员们此刻的狂喜和骄傲而心生嫉妒，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久之后都牺牲了。从那以后，这支球队与比赛绝缘了。一年过去，巴纳斯在南非的纳塔尔身负重伤，艾伯特·萨沃里在南非的德兰士瓦献出了生命。我开始从政，肩伤始终没有复原，使我痛苦不堪。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聚在一起打马球了。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来自印度南部的骑兵团队获得马球比赛的冠军。

在我退役回到英国之前，团里对我非常好。在我与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吃饭时，他们一起举杯，祝我身体健康。他们很少用这种方法称赞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给我留好了美好的回忆！军队也是一所学校，它规模庞大，不仅教会我们遵守纪律，还帮助我们与同伴之间建立战友之情。和大学里所学到的知识相比，这些同样弥足珍贵。不过，假如我能同时掌握这两种知识，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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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我接着完成《尼罗河上的战争》。原本，我只准备讲述恩图曼战役的相关事情，后来，我在这本书里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了苏丹的兴旺和衰败。正因为如此，这本书的规模持续扩大着。我阅读了与此相关的全部资料，又浏览了很多参考书，准备将其写成几卷颇具分量的书。麦考利擅长用对照手法，吉本喜欢用所有格结尾的长句，在这本书里，我刻意模仿了他们。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在写作中保留自己的风格。我渐渐意识到，在写作的时候，处理好句子和处理好段落同样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叙事作品中。麦考利很擅长分段。一个句子应该把意思表达完整才能结尾，同样的道理，一个段落也必须把事件讲述完整才能结束。句与句应该自然地衔接起来，当然，段与段之间也必须紧密衔接，就像自动搭钩把火车车厢紧密相连一样。我还面临着分章问题，每章的分量要大致相等，长度也不能悬殊太大，而且还要有各自的重心。有些章节处理起来很容易，但是，假如需要串联起那些不可省略的诸多事件，问题就接踵而至了。最后，我还要从整体上把握作品，使其条理清晰，重点突出，有详有略。我发现，要想写好叙事作品，首先要把时间捋顺。我还发现，“一部好作品离不开良好的鉴赏力”。我反复提醒自己不要流于庸俗，要杜绝像大多数作者一样以“洪水灭世之前4000年”那样的话语开篇。除此之外，我再三重复“令人反感的艺术就是毫无疏漏”——因为这是我最欣赏的一句法文。我觉得在此再重复一遍完全不嫌累赘。

写书的过程充满着乐趣。你可以把写作视为自己的终身伴侣，也可以将其看做是自己的人生。它就像水晶一样包围着你，而你，则像一条在鱼缸里自由游弋的金鱼。当然，你不是被人放进鱼缸的，而是亲手为自己打造了鱼缸。我的生活始终伴随着写作活动，即使在旅途中，我也从未停歇。为此，我觉得很充实。不是要调整结构，就是要把玻璃磨光，抑或是要使缸体变得更加牢固。我发现生活中即使很多事物存在不同，彼此之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写书和作画不一样，和战争、建造房屋也不一样。不同的材料需要不同的技巧，但是，它们的原理是相同的。只有在打好基础、整合数据、前提与结论相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装饰。这样的作品只能表现出某一特定的主题。战争也是这样，无论别人怎样扰乱你的心性，挑衅你，杰出的指挥官总是能够摆脱作战计划的束缚，想方设法地达到预先设定的目的。

我搭乘轮船回英国，途中认识了G·W·斯蒂文斯先生，并且与他成为朋友。他是哈姆斯沃斯先生新近创办的《每日邮报》的重要作家。在他的鼎力相助下，《每日邮报》有了质的飞越。这份报纸刚刚创办时，斯蒂文斯的文章是它的重头戏。这份报纸在创办之初，座右铭是“壮大读者群”。哈姆斯沃斯很高看我，因此让斯蒂文斯给我写信，斯蒂文斯一丝不苟地做了。他们将我列为炙手可热的作者，我无比期待。时至今日，斯蒂文斯先生依然是我认识的记者中最才华横溢的。

有一天，我正在轮船的沙龙里伏案疾书。我写道：我军沿着尼罗河畔不分黑天白夜地快速行进，终于来到了阿布哈姆德，准备对敌人发起袭击。故事在这里进入高潮，为了渲染气氛，我不惜笔墨：“天刚刚亮，河面上薄雾蒸腾。太阳缓缓地爬上天空，雾气渐渐消失。依稀可见德尔维希的城市，城市后面弧形的山丘也模模糊糊。在这里，一场大战一触即发。”突然一声“哈哈！”斯蒂文斯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身后。“结尾交给你吧！”说着，我站起身来走到甲板上。我希望他的续写能为我锦上添花，也想知道他如何接着写下去。但是，当我从甲板上回来时，发现他只写了“砰——砰——砰！砰——砰——砰！”几个小字，还缀了一个大大的“轰！！！”坦白说，我很厌恶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除了为《每日邮报》提供幽默风趣、含有嘲讽意味的文章外，斯蒂文斯的写作风格始终多变。之前，有一篇叫《新吉本》的文章描述了大不列颠未来的发展，简直就是抄袭吉本的书。当斯蒂文斯告诉我那篇文章是他写的时，我惊讶极了。

斯蒂文斯通读我的初稿之后，诚恳地为我提出了很多的建议，这些建议弥足珍贵。“我觉得，我读到的这部分文稿具有很高的价值，完美地完善了G.W.斯蒂文斯的作品。而且思维缜密，文字水平极高，组织结构无懈可击，对道理的讲述入木三分，描写也栩栩如生。不过，你个人的观点太多太泛滥了，尽管你清晰而又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却未免使人觉得画蛇添足，这是唯一有待商榷的地方。假如我是你，我不会写自己对1898年1月的评价，只在结尾处一笔带过。不然，读者一定会觉得拖沓冗长。有些人虽然很喜欢大篇幅的说理文章，但是，他们最讨厌别人向他们灌输道理。”因为有他陪伴，我的旅途很愉快。他积极乐观，桀骜不驯，潇洒不羁，还总是口若悬河。1899年夏天，我们成了好朋友，然而，我们的友谊在那个最后的夏天戛然而止。因为，第二年2月，身处莱迪史密斯的他因为伤寒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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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国的旅途中，为了找到更多的资料，也为了向几位亲历苏丹战争中的大人物求助，我在开罗逗留了两个星期。如此一来，我有幸与加拿大皇家工程师吉鲁尔德结识了。他年轻有为，曾经在沙漠中主持修筑铁路。我还与澳大利亚军官斯莱廷·帕夏结识了。他身材矮小，曾经在哈里发的监狱被囚禁了十年。以此为题材，他创作了小说《苏丹战火》成为是不可超越的典范。我认识了埃及水利署署长加斯丁，还与担任情报局局长的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重逢了。在此之前，我都欠了他一顿饭了。除此之外，我还与埃及很多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名流相识了。在战争中，这些人都贡献了自己或大或小的力量。埃及得益于这些人的治理，还不到20年，就从一个原本民怨沸腾的无政府国家渐渐变得富强起来。我还认识了这些人的上级——克罗默勋爵。应他之邀，我去了英国驻埃及的使馆做客。他告诉我，他很想看看我已经写完的内容，那都是些和解放苏丹及戈登死亡事件有关的章节。因此，我把稿子打印出来，送给他。刚刚过去几天，他就把文稿寄给了我。我惊讶地发现他在书稿上用蓝笔进行了批注，这太好了。看着他批注过的文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在哈罗公学读书时的拉丁文作业。克罗默勋爵密密麻麻地在我的文稿上进行批注，其中有些建议措辞严厉，从中不难看出他的确煞费苦心。所以，我毕恭毕敬地采纳了他的建议和批评。举例来说，有段时间，彭勋爵的贴身秘书是戈登将军。在这一节里，我写道：“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身边居然有一轮璀璨耀眼的太阳作为卫星。”对于这样的描述，克罗默勋爵批注如下：“用‘微不足道的人物’形容总督里彭勋爵未免刻薄，用‘璀璨耀眼的太阳’赞美戈登言过其实。很可能，里彭不会因为这样的评价懊恼，但是他的朋友们会非常生气，甚至无情地嘲讽你。”我在回信中表示将虚心采纳他的诸多建议，并马上把这句自以为很好的比喻删除。我的反应使克罗默勋爵彻底放心了，他依然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我的文稿。他写道：“我很清楚，我对你的批评是严苛的，但请相信，我完全是一片好心，你当然能看出我说的是理智的。我对待你的态度和我要求别人对待我的态度一样，在做重要的事情或者写会产生影响的文章之前，我总是请朋友给我忠告，劝谏我。在开始做之前，通过提醒明确认识自己的缺欠，比事情发生后被诟病更好。否则，想改变就太迟了。我希望也相信你的作品能一炮打响。我的生活只有很少的乐趣，我最想看到的就是年轻一代全都能开拓自己的事业。”

我在开罗逗留的两个星期里经常与克罗默勋爵面谈。他博才多学，思维敏捷清晰，对我影响很大。他冷静从容，作为英国的高级行政长官，且被派到东方国家驻守，这种素质是必不可少的。我的脑海中再次浮现法国的一句名言：“只有镇定才能主宰心灵。”这句话我很喜欢。克罗默勋爵总是之镇定自若，从不火急火燎，也不急功近利。他喜欢静观事态的变化，直到自己有十足的把握解决问题时才出手。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气定神闲地长久等待着。其实，他总是经过四五年的漫长等待才能找到机会。在统治埃及期间，克罗默勋爵始终是一名英国领事，拒绝一切空头衔。尽管他说的话就相当于法律，尽管他从现实角度来说是埃及的主宰，但是他并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没有明确的头衔。他的身边有一群思维敏捷、低调内敛的年轻人，他们是他的助手，和他一样深沉内敛。克罗默通过这批年轻人，间接操控着埃及所有的政策和所有的部门。他亲眼看到英国与埃及政府的轮番上台，见证了苏丹的失去复又得到。他对埃及的政务非常熟悉，处理起来也游刃有余。他还牢牢掌控者埃及的财权。他以四两拨千斤的力道把埃及的最高权力牢牢攥在手心里，我为自己在他的事业如火如荼的时候遇到他而庆幸。我受宠若惊，因为他非常关注且操心我的事。如今，我们急需像他这样的人，却遍寻不见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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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两个城市，前者位于北部，后者位于西部。

奥尔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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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9年春天，我得知美国也有一位正在写小说的丘吉尔，他的著作非常畅销。很多人来信称赞我写小说的技巧很高超。刚开始时，我以为是《萨伏罗拉》为我赢得了这些赞誉。后来，我才发现在大洋的那一边还有一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我写了一封信寄给遥远的另一个“我”，他很快就回信了。或许，这两封信还算值得大家鉴赏。

温斯顿·丘吉尔向温斯顿·丘吉尔敬礼，请求他对那件和两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都密切相关的问题多多关注。从报纸上，他得知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小说《理查德·卡弗尔》即将出版，确凿无疑地相信这部小说肯定会在英美两国引起巨大反响。眼下，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正为《麦克米伦》杂志供稿。那是一部连载小说，他热切盼望这本小说同样能在英美两国引起反响。10月1日，他还准备出版另一部小说，是和苏丹战争有关的军事纪实。毋庸置疑，即使此前无知无觉，此刻，正在读这封信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会预测到自己将被误认为是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作品的作者。他相信，和他一样，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同样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误会，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决定把自己已经出版的全部作品的署名均由之前的“温斯顿·丘吉尔”改为现在的“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他认为，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会认可这种办法的。为了避免公众被这种巧合弄得不知所以，现在唐突地建议：两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最好分别在自己的作品中发表简明扼要的声明，以便让读者明确这位温斯顿·丘吉尔著有哪些作品，那位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著有哪些作品。假如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对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提出的建议没有异议，那么可以等到以后再详细商议添加怎样的声明。在此，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向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的作品及其独特的魅力表示钦佩。不管是单行出版，还是在杂志上刊登，温斯顿·丘吉尔先生都会密切关注这些著作。当然，他相信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同样正在关注他的著作。

1899年6月7日写于伦敦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提出这个问题也是温斯顿·吉尔先生非常担心的，在此，他向温斯顿·吉尔先生表示感谢，尤其感谢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所有作品中特意署名“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迫不及待地表示，如果自己还有别的名字可用，也一定会不假思索地添上。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一直在密切关注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出版的著作。他发现他的小说创作和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的作品从未针锋相对。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非常愿意接受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的建议，同意各自在自己的作品前加上简要声明，以帮助广大读者区别温斯顿·丘吉尔和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的著作。两位丘吉尔先生可以经过协商确定声明的内容和措辞。假如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愿意全权代劳温斯顿·丘吉尔先生草拟声明，那么，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将无条件地全盘接受，决不进行更改。

除此之外，在征求朋友和出版商的意见，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将恳请出版商在此后出版的书的第一页的姓名后面加上“美国”二字。

在此，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特奉上两本小说给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先生，他很欣赏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的著作，无比期待即将问世的《萨伏罗拉》。

1899年6月21日写于佛蒙特

所有问题都和平解决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读者知道了这两位同名同姓的人是同一时期的不同作家，其中一位活跃在政界，另一位则活跃在文学界。从此，他们再也不会把这两个人的作品弄混了。一年过去了，我去波士顿时首先得到了温斯顿·丘吉尔先生热情的接待，他为我举办了一场宴会，宴会的客人全都是年轻人，非常热闹。在宴会上，我们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溢美之情。但是，时不时地依然会有小误会，我收到了他的账单，他收到了我的信件。无须赘言，我们及时地消除了这些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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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罗伯特·阿斯克罗夫特先生以奥尔德姆地区保守党议员的身份邀请我去下院。我跟随他走进一间吸烟室，在那里，他向我提起了一项至关重要的计划。当时，作为选区之一，奥尔德姆的两个议员席位都归保守党所有。罗伯特不仅是一名老资格的议员，也是一名律师，所以，不仅保守党选民大力支持他，奥尔德姆棉业工会也非常信任他。毫无疑问，他的地位非常稳固。但是，他的一位同事身体不好，总是病恹恹的，因此，罗伯特始终在找寻合适的人选接替他的同事，与他齐心协力，为竞选奋战。显而易见，他选中了我。他说：“一般情况下，年轻人不会像老年人那样富裕。”这话很符合情理，尽管我为此痛苦，却不知如何为自己辩解。但是，他又好像在暗示我一切困难都是可以战胜的。最终，我答应在他的鼎力相助下抓紧时间去奥尔德姆进行一次演讲。

大会的时间定好了。几个星期过去了，我惊讶地从报纸上知道罗伯特已经离开人世了。太可惜了，他体格强健，精力充沛，居然突然去世了，而他为之忧心忡忡的那位同事却好好地活着。奥尔德姆的工人都非常尊重罗伯特·阿斯克罗夫特，他们主动募集了2000多英镑，为他立了一座命名为“工人朋友”的雕像。也许是兰开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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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格使然，他们明确规定这些捐款只能用于修建纪念碑，不能用于其他诸如修建图书馆、为医院添加病床、建造喷泉等。

罗伯特的议席不能空着，他们让我填补。有人说，这位猝然离世的议员早就看上我了，而且还在演讲的名单上写了我的名字。那里的人都还记得我的父亲，所以这事在没有任何委员考察我、对我没有任何要求的情况下定好了。他们很快就下发了一份正面邀请给我，请我参加竞选，填补罗伯特的空缺。“领队”虽然人在保守党总部，却对选区的决定大力支持。不过，索尔兹伯里勋爵根本不介意损失两个席位，极力建议借着这次补缺候选的机会重新选举那两个席位，即便他不觉得保守党眼下有赢得这次补缺选举的必胜把握。有人由于害怕奥尔德姆地区的议员席位在几个月之后会再次出现空缺，而忧心忡忡。有人认为，就算这里的两个席位都在这项补缺选举中易主，也可以等到下次大选时失而复得。我发现，这种态度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对我而言，尤其是基于当时的情况，和没有争斗相比，我更愿意接受一切形势下的一切政治争斗。所以，我高举旗帜，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战斗。

我义无反顾地扎进竞争激烈的补缺选举中。在我的一生中，参加的竞选累计达到14次，每次竞选都要持续将近一个月。人生如白驹过隙，我很悲哀居然把生命中宝贵的14个月耗费在这种无聊的竞选演讲上。和普选相比，补缺选举更难，而我参加补缺选举的次数高达五次。惶惶然的候选人成了社会各界人士、不同组织注意的焦点。假如他支持政府，那么公众就会提出人类社会全部的瑕疵、世界上所有的灾难，并且激烈地要求他阐述将采取什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从那时开始，保守党渐渐不那么受欢迎了。对于选民而言，民主最吸引人的不是一成不变，事实是局面需要改变，而自由党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执政了。除非在危急关头，英国人享有改变国策的权利，也享有废弃王室大臣的权利；不管国策是怎么样的，也不管国策是好还是坏，更不管大臣是谁，他们都有这么做的权利。如今，我逆流而上，情况不容乐观。那个时候，保守党在下院通过的一项法案改善了英国圣公会中教士的生存状况，这项法案是针对教会交纳“什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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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对此，包括卫斯理教派的信徒在内的所有不信奉英国国教的新教教徒都不屑一顾。在兰开夏郡，他们势力很大。恬不知耻的激进派分子对这项慈善措施极尽嘲讽，说它是“教士布施税”。鉴于我之前接受的教育，再加上军旅生涯的影响，我向来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漠不关心。在没去奥尔德姆的时候，我根本没把这场纷争放在心上。要想了解真实的情况，我只能询问其他人。我的大多数支持者都持有和激进派相同的观点，不假思索地反对教士救济税。他们刚刚告诉我，我就想出了应对的策略。要想让教士行使他们的职责，就必须首先保障他们的生活。但是，能不能像部队那样把生活补助平均分配并下发给他们呢？我们首先要统计不同教派一共有多少教士，然后再平均分配这笔钱。这个方法不偏不倚，无懈可击。这个办法之前为什么没有人提出来呢？我很困惑。当我把这个计划告诉委员会中的部分委员时，他们居然无人赞成。其实，他们打心眼里觉得这不是办法。既然每个人都不赞同，那么他们理所当然是正确的。为了让这个地区有更多的选民支持我，我不得不放弃这个办法，另觅他法。

这段时间，一位名叫詹姆士·莫德斯雷先生的新同事开始与我齐心协力地奋斗。人们一致认为总部是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之后才让他加入的。他信仰社会主义，当时担任纺织工会秘书的职务，很受人们尊重。在我所知道的人中，他是最地道忠诚的托利党工人候选人。他毫不隐讳地赞赏托利民主和托利社会主义。他指责自由党和保守党矫揉造势，两者相比，自由党更严重。对他而言，他很自豪能够与我这位英国贵族的后代肩并肩地站在演讲台上奋斗。工人阶级那么信任他，理解他，他必须维护他们的利益。人们都在密切关注形势，在几天的时间里，我们好像从未遇到困扰。“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和贵族的后代”的搭配很神奇，好像预示着政界最新动向。然而，让人愤恨的是，别有用心的激进党分子居然想玷污我们的组合，还有很多支持工会的人也站在他们一边，添油加醋、七嘴八舌地指责莫德斯雷先生站到了本阶级的对立面。与此同时，他们还对保守党说长道短，甚至公然指责索尔兹伯里勋爵，怒斥他顽固守旧，排斥现代民主。我们当然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辩驳，洗清自己。最终，除了那些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支持者还留在我们身边，所有极端的工会分子和自由党全都离开我们，把票投给了他们的党。但是，因为我与一位信仰社会主义的人一起出现在演讲台上，所以，我们的支持者也开始怨声载道。

在此期间，两名自由党对手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巨大能量。候选人之一朗西曼先生年纪轻轻，风流倜傥，家里很有钱，自己的能力也很不容低估。候选人之二艾莫特先生人到中年，父母都是土生土长的纺纱工人。但他经济富裕，经验丰富，在当地深得人心。他能力超群，后来官运亨通，是自由党的重要领导人。他是一位很强劲的对手。我与工会盟友都很贫穷，甚至无法拿出500英镑，即便如此，人们依然怒斥我们是社会贵族阶层，享有特权。和我们相比，我们的对手尽管声称自己代表着劳苦大众，却富得流油。世界简直黑白不分！

我们的斗争注定历时长久，充满艰辛。我为国家的完整和圣公会大唱赞歌，不遗余力地为当下的社会体系和政府的丰功伟绩进行宣传，声称“英国自有史以来从未这么人丁兴旺，人民也从未拥有这样衣食无忧的生活”。我谈到了英国的繁荣昌盛、苏丹的解放，还提出对于国外那些由犯人生产的货物，我们应该坚决抵制。莫德斯雷先生一直在附和我的观点。我们的对手极力抨击贫富差距，为广大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哀叹，为肮脏不堪的贫民窟喊冤叫屈，对教士救济税的偏差表示强烈的反对。我们很幸运，因为兰开夏郡的人民大众很擅长均分选票，这样一来，我们的得票数和竞争对手的得票数就旗鼓相当了。为了使这场竞争中显而易见的不公正被掩盖起来，他们采取了形形色色的措施进行补救。每天，我从早晨起床就开始口若悬河地演讲，直到夜幕降临。莫德斯雷先生也和我一样，再三指出自由党更虚假伪善，远远不如托利党。

奥尔德姆选区的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阶级。那个时候，那里还非常繁华。奥尔德姆人制造棉纺织品和生产棉纺织品的机器出口中国、印度和日本。尽管那里既没有华贵富丽的别墅，也没有安逸舒适的旅馆，却有数不清的工人家庭，他们全都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最近五六十年，这里发展得比原来越好，居民越来越有钱，姑娘们脚踏木屐，头上顶着羊毛头巾。我见证了他们曾经因为经济衰退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即使这样，他们也觉得自己过上了比期望更好的生活。当时，有一句话尽人皆知，即“富不过四代”：第一代人创业，第二代人守业，第三代人挥霍，第四代人回到原点。我以前并不知道奥尔德姆人热衷于穿丝袜，此后国家开始对丝袜征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却依然要依靠越来越不景气的棉纺业。很多人都和兰开夏郡的工人打过交道，并祝福他们。

竞选过程中，所有坚定不移地支持我的人都请求我别再针对教士救济税展开争论。我不知道为什么必须实行教士救济税，也没有切身的体会，所以我动摇了，最终选择了放弃。我在支持者沸腾般的呼声中表示，假如我当选议员，绝对不会支持这项税收。我犯了弥天大错。其实，你必须真正爱它，才能以有效的影响力为政府或者政党进行辩护。我刚刚发表完声明，针对这一法案的辩论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保守党政府成了大家挖苦讽刺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对兰开夏选民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为此，奥尔德姆的自由党人肆无忌惮地攻击这个法案。活着就必须学习！理智地说，那个时候的我是个很好的候选人。不管怎样，我们始终热情高涨，为英国的历史感到自豪，为英国的强盛感到骄傲，这给了我极大的慰藉。最终，我和莫德斯雷先生都落选了。选票总计23000张，对手比我多1300张，我则比莫德斯雷先生多30张。

落选后，人们纷纷指责我。我发现他们也许都觉得我有很强的承受能力，所以才会不约而同地把矛头对准我。卡尔顿俱乐部和托利党中的领导人称“他活该落选！谁让他没有原则地与信仰社会主义的人结成统一战线呢！”得知我反对教士“什一税”法案后，当时正站在议会走廊上的下院领袖贝尔福毫不掩饰地说：“原本，我觉得他前途无量，现在看来，他的前途充满未知。”因为此事，党报发表了重要文章，明确指出不应该把这么重要的工人阶级选区交给黄口孺子。每个人都急不可耐地想与这件事撇清关系。就像一瓶喝了一半且整夜敞着瓶口的苏打水或者香槟，我灰心丧气地回到伦敦。

我回到家中，除了母亲，大家似乎已经把我遗忘了。这时，宽容大度的贝尔福先生亲自写了一封信寄给我。我特意把这封信从落满尘埃的旧文件堆里翻出来，呈现给读者：

听说你在奥尔德姆选举中落选了，我深感惋惜。我盼望着你能尽快在国会中谋得一个席位，来到我和你父亲曾经一起奋斗的地方工作。希望你再接再厉，不要放弃。因为很多复杂的原因，对于我们而言，这次补缺选举的情况不容乐观。无疑，反对党在选举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无须呈现方案，这样就不会惹祸上身。假如执政党方案中再提及让人沮丧绝望的事情，诸如地方自治法案等，那么反对党的胜算就更大了。除此之外，人们最喜欢听到否决的意见。公众厌恶教士，医生厌恶免疫法案，雇主厌恶补偿法案，同样的道理，人们厌恶什一税。因为你不再支持这项税法，教士们全都对你怀恨在心。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你支持利物浦议案，也依然难以平息公众的愤怒。那些自认为因为我们的政策蒙受损失的人对我们满腔怒火，而那些因为我们政策得到好处的人也从不感激我们。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很难在兰开夏为自己赢得席位。没关系，凡事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个小挫折很快就会过去，对于你一生的政治前途来说，这只是过眼烟云。

1899年10月7日

我在7月末与张伯伦先生有一次面谈，历时很久。之前，我几次在父亲的家里遇到他，他在偶遇我的时候也会问候我，然而这却是我初次按照社交礼仪和他交往。那天，我们应詹妮夫人的邀请，去她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家中做客。詹妮夫人的家非常舒适。当天下午，我们一起乘汽艇游览泰晤士河。和在私人时间绝口不提工作的阿斯奎斯先生恰巧相反，张伯伦先生的每一个话题都和政治有关。他人品正直，性格率真，说话从不拐弯抹角，听他说话，就像上政治课。他熟知政治游戏的所有细节，也对两大政党蕴含的力量了然于胸。我们抓住午餐和晚餐的时机，一直在围绕南非问题展开交谈。那个时候，国内外都在关注英国与克留格尔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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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宗族主权展开的谈判。读者们都知道，我一向不主张谈判。张伯伦说：“假如没有人响应，那么即使吹响了冲锋号，也毫无意义。”之后，我们从一位老人身边走过，这位老人正直挺挺、一动不动地坐在位于岸边草坪里的椅子上。詹妮夫人说：“看，拉布谢尔先生坐在那里。”“老家伙！”张伯伦先生一边说，一边用鄙夷的神情转过头。虽然这种表情转瞬即逝，但是我至今没有忘记。此时此刻，我才发现这位友善和气的大人物与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先生之间有着难以消除的仇恨。

在此之后，我全心全意地投入《尼罗河上的战争》的创作之中。我已经完成了最劳累的工作，如今正在专心校对。现在，我可以自由地评论基钦纳勋爵了，因为军队严明的纪律再也约束不了我了。这个机会很难的，我必须牢牢抓住。我惊诧不已，他居然对马赫迪的坟墓不恭；我气愤不已，他居然粗俗地命令士兵砍下马赫迪的头，并将其作为战利品保存在煤油罐中。整个下院都在关注这件事，议员们就此展开了辩论。我支持《曼彻斯特卫报》的编辑斯考特先生和约翰·莫里声讨基钦纳将军。诸如砍掉马赫迪脑袋之类的事件时有发生，让人气愤。托利党人把诸如此类的事当成趣谈，在自由党人的心里，基钦纳将军的这种行径简直和匈奴人与汪达尔人
(5)

的行为一样粗鄙强悍。毫无疑问，我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和托利党完全不同。

我们准备10月中旬发行《尼罗河上的战争》。我足足用了一年的时间才完成《萨伏罗拉》和《尼罗河山的战争》，此刻的心情满怀期待而又迫不及待。

然而，10月中旬又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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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尔德姆：英格兰北部曼切斯特市郡的一个自治市。

(2)
兰开夏：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郡，34个非都市郡之一，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3)
什一税：源于旧约时代，由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主要用于神职人员薪俸和教堂日常经费，以及赈济的宗教捐税，信徒要捐纳本人收入的1/10供宗教事业之用。

(4)
克留格尔（1825—1904）：南非政治家，布尔人。1881年，他领导布尔人摆脱英国的统治，建立德兰士瓦，并就任总统。因为不同意英国移民与布尔人平等，导致第二次布尔战争。

(5)
匈奴人是古代生活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在蒙古中心建立国家；汪达尔人为古代日耳曼人部落的一支，曾在罗马帝国的末期入侵过罗马，并以迦太基为中心，在北非建立一系列的领地。

和布勒一起去开普

看
上去，似乎是因为一些小事引起了矛盾和争执，但寻根究底，却不同寻常。不管是英国国内还是国际社会，都在密切关注南非战争的序幕。自从爆发马久巴山战役之后，英国人和布尔人的关系昭然若揭，人们也早就了解了两国之间历史遗留的误解。1899年的多次谈判都在举世瞩目；反对党在下院辩论时因此而故意诘责。冬季刚刚到来，英国政界就变成了两个队伍，一个队伍主张与布尔共和国爆发战争，另一个队伍则想方设法地维护和平，阻止战争的爆发。

1899年夏天，国内的气氛和天气一样燥热，到处都弥漫着火药味，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自从詹姆森于三年前主动出击之后，布尔人派出重兵驻扎在德兰士瓦，警察也全副武装，密切注视着外族人的一举一动。德国人想把炮兵调到市区，所以计划在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外的某个高地修筑碉堡。荷兰和德国供给他们的武器弹药，装备两个布尔共和国都绰绰有余，因此完全完全有可能武装起在开普殖民地生活的大部分荷兰人。为了应对战争和叛乱，英国政府不停地增派守卫部队去开普地区和纳塔尔省。在此期间，形势越来越紧张，唐宁街与比勒陀利亚来往密切，接连向对方发起官方谈判，官方急件也接踵而至。

刚刚进入10月，德兰士瓦地区的领导人就开始唐突地挑衅起来。10月8日，比勒陀利亚最后一次对英军下达通知，让英军停止增兵，并且只给英军3天的时间撤退。从那时开始，战争势不可挡地到来了。

通知刚下达不足一个小时，奥利弗·波思维克就专程来到我家，聘请我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为《晨邮报》供稿，并许诺每月支付我250英镑，还承担我所有的花费。在至少四个月的聘用期内，我的言论和行动都将不受约束。和所有的战地记者相比，他们给我的待遇是最高的。我当时24岁，作为一个没有负担、只为自己考虑的年轻人，当然会为这些优越的条件怦然心动。我将搭乘11日出发的轮船迪努塔·卡索尔号赶赴战场，再也不能比这更早了。

时间很紧张，我满怀期待和渴盼，在家里做好动身的准备。爱国激情弥漫在伦敦，党派之间针锋相对的辩论充斥着伦敦。消息接踵而至，布尔人的军队已经向着纳塔尔地区和开普殖民地挺进；英国的后备军倾巢出动，在总司令雷德沃斯·布勒爵士的带领下赶赴战地，仅有的军团接到命令，当即赶往桌湾。

出发之前，我认为自己应该再次拜访张伯伦先生。虽然作为大臣的他忙于政务，但他依然决定在办公室接见我。我因为一些事情不能准时履约，他让我次日清晨直接去他家。我在约定的时间内拜访了这位与众不同的伟人，他的政治生涯此时正值紧要关头。和平日一样，他正在抽雪茄，还递给我一支。就眼下的形式，我们谈了大概10分钟，我还说了说自己的计划。他说：“你跟我一起去殖民事务办公室吧，我要去那里上班。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边走边谈。”

从他位于王子花园的家出发，达位于白厅伦敦某条街道上的英国政府机关，最快需要走15分钟。张伯伦先生对战争的看法很达观。

他说：“布勒将军应该明智地早些出发，他启程的时间或许有些晚了。假如布尔人即刻进攻纳塔尔，16000名士兵在乔治·怀特爵士的指挥下能够轻松地打败他们。”

“那么，马弗京地区将会如何呢？”

“噢，也许遭到敌人的围攻。但是，假如我们的队伍不能熬过这短短的几个星期，那么也就没什么希望了！”

随后，他审慎地继续说：“参考战争办公室的意见，他们全都满怀信心。我必须以他们的意见为准。”

那一年，下院的两代议员都非常小气，英国的战争办公室也在他们的影响下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想法。澳大利亚想让战争办公室批准，派一支部队增援，但是得到的答复是：“尽量不要派骑兵，只派步兵。”战争办公室的情报部门准备了厚厚的大卷和布尔共和国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翔实细致，之后被上交给国会了。对于这个部门的负责人约翰·阿德爵士要求派出20万名士兵的请求，战争事务大臣兰斯多恩勋爵不以为然。他把厚厚的两卷资料送给布勒将军，但是布勒将军一个小时之内就让资料打道回府了。他自称“对南非的情况了然于胸”。一次，在和相关人员一起进餐时，我发现好像只有政务次官乔治·温德姆先生意识到了形式的严峻。他说布尔人有着明确的目标，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他们不仅准备了充足的武器弹药，还准备了一种最新款的重型机枪。他认为英军在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很难占据上风。敌人会分散出现，抓住一切机会攻击或者围攻英军，阻挡英军前进，他们还会动用重型机枪，把英军打得四处溃逃。我那时血气方刚，当知道战争不会流于形式，更不会轻而易举地获胜时，心里不由得暗自窃喜。我觉得布尔人勇气可嘉，居然敢挑战大不列颠。最让我兴奋的是，他们居然抢先挑事，并且具有一定的实力与大英帝国抗衡。

我们都应该从战争中获得教训。战争不会顺遂人意，参与战争的人未必都能在巨浪和狂潮之中游刃有余。那些对战争盲目狂热的政治家必须醒悟，只要战争打响了，他将会被扑朔迷离的局势所奴役，而绝对不会再稳坐操控者的位置。只要开战，各个方面就都想干涉，包括自以为是、软弱无用的指挥官，不达时宜的战争办公室，充满戒备和敌意的中立国，无法信任的盟军，居心叵测的命运之神，错误的预估，倒霉的意外，等等。即使你有着必胜的信念和把握，也要牢记对方同样有着必胜的信念和把握。如若不然，战争从何而来呢？

*　　*　　*　　*　　*

布勒爵士曾经许诺比利·杰勒德，只要获得部队的指挥权，就带着他做参谋。杰勒德勋爵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他年纪很大，家境富裕，声名显赫，是赛马场的大股东之一。得知他马上就要奔赴战场，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特意在卡尔顿饭店为他举行了送别晚宴。晚宴邀请了威尔士亲王和40位其他领导，我也在被邀请之列。不过，我显然没有威尔士亲王等人尊贵。布勒将军的生活将由杰勒德全权负责，因此，很多人把珍藏在地窖里的香槟和陈年白兰地拿出来，作为礼物送给杰勒德。他们告诉杰勒德爵士，说他可以把这些佳酿和我一起分享。每个人都心情愉悦，满怀信心。战争刚刚打响时，人们总是这样充满激情。

需要澄清的是，在混乱的战争年代，所有的白兰地和香槟都离奇地失踪了，我的当然也不例外。杰勒德特意把“蓖麻油”的标志贴在酒瓶上，因为只有这样，这些酒才有可能顺利运到司令部。然而，两个月过去了，还没有等到酒，所以就拍了一封火急火燎的电报给德班的军事基地，索要“蓖麻油”。基地回电告诉他，他们错误地把他的药品包裹发给战地医院了。幸好，基地准备了充足的“蓖麻油”，他们将立即发货！

在此后的南非战场上，我们数次经历了相同的遭遇。

10月11日，也就是布尔人最后通知的撤离期限。布勒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总是不苟言笑，一语不发，即使说话，也常常令人捉摸不透。他很木讷，在与人讨论时，他时常以点头、摇头表达自己的意思，抑或是小声嘀咕。他从不在日常谈话中提工作上的事情。他曾经是一位年轻的军官，在部队里表现突出，对各种各样的战术都了然于胸。最近20年来，他是白厅的行政人员，负责处理重要的行政事务。他在政治上更崇尚自由主义。大家都很信任他，他有着很高的声誉，大家也公认他是一名思想深刻的军人。1899年11月9日，索尔兹伯里勋爵在伦敦市政厅公开发言：“我像信任布勒爵士那样信任英国的全体将士。”显而易见，他是个至关重要的大人物。一直以来，国家对他的尊重从未改变，部队对他的信任从未消减，因为他总是兢兢业业、一马当先地解决接二连三出现的问题，消除接踵而至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这位富有主见、精通世故的伟大人物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和此后法国约瑟夫元帅在法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有很多相同之处。

战争迟迟没有打响，在还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战争还是和平之前，我们已经出发了。总司令、司令部全体参谋人员和《晨邮报》战地记者彻底与外界隔绝了，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无线电。我们盼望着第四天准时到达马德拉岛，这样就能得到一些音讯。然而，除了知道双方已经停止谈判、出动部队之外，一切依然毫无音讯。战争还是和平依然悬而未决，我们继续驶向目的地。

我们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彻底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任何关于战争局势的消息。那段时间，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然而轮船却缓缓前行，丝毫不肯提速。这也许是因为英国人已经忘记了战争中时间高于一切的概念了。因为在大约50年的时间里，英国从未和白人发生过战争。这艘轮船一片祥和，包括普通百姓和军人在内，所有乘客都在玩乘船旅行的传统游戏。每天，面无表情的布勒都在甲板上散步，没有人能猜透他在想什么。参谋人员一致认为，不等轮船抵达目的地，战争就会宣告结束。很多同船的军官根本无法想象，散兵游勇的布尔人如何能够与精锐的英军抗衡。假如布尔人向纳塔尔发起进攻，他们必将受到打击，因为佩恩·西蒙斯将军已经在纳塔尔北部的顿提地区提前安排了2个炮兵连、1个骑兵团和1个步兵旅的兵力。布尔人会因此吓得魂飞魄散。每个人都因为这种可能出现的结局灰心丧气，难怪布勒爵士总是郁郁寡欢。

我们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两个星期。我在心里不停地猜测着各种可能出现的局面，克鲁格有可能占领开普敦，佩恩·西蒙斯将军或乔治·怀特爵士有可能把布尔军赶出了比勒陀利亚。然而，我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些假设。两天之后，我们就将获悉这让人恍如隔世的两个星期里发生了什么。中场休息即将结束，战争的帷幕将再次被拉开。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将是什么呢？布勒将军心神不宁，肯定也很紧张。他肯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政府如果聪明，就会提前五天派一艘鱼雷快艇向他汇报情况，顺便接他奔赴战场。只有这样，他才能尽快调整好自己，镇定从容地思考如何进行第一步。

猛然间，甲板上发生了骚乱。原来，大家看到了一艘从陆地驶来的轮船，大家都认为：“这艘船上肯定有我们不知道的消息！我们应该让它靠过来！船上肯定能找到开普的报纸！拦住它，千万不能错过它！”

上级军官听到了年轻人的窃窃私语。经过再三斟酌，他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在海上随意拦截船只。在我方没有必要就拉响警报的情况下，对方完全有理由向英国政府索要赔偿，或者采取其他方式对我们进行类似的惩罚。最终，他们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发信号询问对方。收到信号后，这艘船马上调整航向，驶向我们。这是一艘灵活机动的货船，船上聚集着差不多20人。他们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看，我们也聚集在一起，盯着他们看。他们把一块写着字的黑板竖在甲板上，内容如下：

布尔人战败

三次战斗

佩恩·西蒙斯牺牲

很快，这艘船就渐行渐远了，而我们则反复寻味这条委婉的消息。

参谋人员惊愕不已。显而易见，英军和布尔军真的开战了，居然还有一名英国将军在战场上牺牲了！战斗肯定异常惨烈，布尔军队也许即将倾覆。三次战败之后，他们还会依然前仆后继地投身于这场注定失败的战斗吗？我们面色阴沉，只有布勒将军在从望远镜里读完这条消息后依然面不改色。几分钟过去了，一位参谋按捺不住地对他说：“长官，战争也许已经结束了。”

听到参谋的话，布勒将军说：“我确定，我们将在比勒陀利亚附近与敌军展开数次激战。”

在战争方面，他的直觉向来准确无误，因此他的话很有鼓动性。很快，整艘船就都知道了布勒将军的预见。每个人都心情愉悦，眼睛熠熠闪光，副官们欣喜若狂，参谋人员彼此道贺。我大声提出建议：“实际上，我们只要让那艘船停十分钟，就能把情况打探清楚。”大家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没有人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他们对我说：“年轻人总是缺乏耐心。不久之后，我们将会把战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虽然布勒总司令一到开普敦就必须处理此事，但是他却镇定从容，从不探问。他认为，只有我们到了比勒陀利亚，战争才会取得进展。比勒陀利亚和开普敦之间足足相距700英里，我们完全有时间解决由于布尔人抵抗而出现的问题，还可以进行周密的规划。此外，对战地记者而言，尤其是对象你这样刚刚退役的人，质疑上级的决策很容易让人扼腕叹息。”

然而，我依然顽固不化，心怀疑虑。

装甲列车

直
到夜幕降临，我们才抵达桌湾。岸边一片灯火辉煌的景象，不久，部队军官和高级官员就带着战况报告乘坐汽艇赶来了。没过多会儿，轮船周围就聚集了数辆汽艇。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彻夜不眠，认真阅读这些战况报告，我则开始研究四处搜罗来的报纸。纳塔尔已经被布尔军控制了，我军的先锋队在邓迪遭到了他们的伏击。在塔拉纳高地的战斗中，我们虽然胜利了，但是佩恩·西蒙斯将军却阵亡了。他率领的三四千名军官也险些被布尔军围困在撤往莱迪史密斯地区的途中。在一个骑兵旅的掩护下，再加上四五十门大炮的火力阻击，乔治·怀特爵士率领一万零两三千名士兵守在莱迪史密斯，想狙击布尔军。那个时候，我没有意识到英国政府其实是想让怀特将军撤往南方，横渡图盖拉河，尽量缠住敌人，直至英国和印度赶来的援军与他们会师。关键之处在于，他不能陷入敌人的围困，停滞不前。原本，英军计划先放弃纳塔尔北部的三角区域，因为那里很难防守，而让布勒将军率领主力部队从开普殖民地开拔，取道奥兰治自由邦，赶到比勒陀利亚。但是，这些计划很快就彻底搅乱了。

多年过去，我在晚宴上和贝尔福先生交谈时，说起乔治·怀特将军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好像了变了个人似的，脸上平易近人的笑容被严肃的神情取代了。他说：“是他导致我们在莱迪史密斯的战役迟迟没有结束。”

我们是10月31日抵达桌湾的，莱迪史密斯在同一天发生了灾难。灾难的起因是在埃兰德斯拉格特大获全胜的怀特将军企图袭击附近来无影、去无踪的布尔军。在尼科尔森山岭，布尔军俘虏了大概1200名英国步兵，其他兵力无奈之下只得撤回莱迪史密斯，仓促地调整战略，改主动出击为严防死守。在布尔军的密不透风的包围中，莱迪史密斯变成了军营。布尔军还毁掉了铁路，怀特将军除了率领部下等待救援之外，无计可施。控制英军之后，三分之二的布尔军留下来继续包围莱迪史密斯，三分之一的布尔军则想横渡图盖拉河，把兵力遍布纳塔尔南部。在此期间，马弗京和金伯利也被布尔军从西面围困住了，布尔军严防死守，毫不松懈，企图把英军活活饿死。除此之外，荷兰人在开普的住宅区也即将发生叛乱，一切都风雨飘摇。整个南非次大陆陷入手足相残的混乱之中，英国政府只能依靠舰艇上的大炮解决问题，此外别无他法。

我既不知道敌军的情况，也不明白英军的战略部署，更无从得知纳塔尔失利的现状。然而，刚刚上岸，我们就意识到当前形式的严峻。在纳塔尔地区，第一次激战一触即发。必须等到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之后，布勒将军的队伍才能在伊丽莎白港和开普敦地区会师。所以，我的时间很充裕，我可以先去纳塔尔查看作战情况，再折返开普殖民地跟随主力部队行进。几天过去，布勒爵士沮丧地得出了和我相同的结论。要想去纳塔尔，需要四天的时间。由于敌人已经切断了取道奥兰治自由邦的交通线路，我必须乘坐火车经过德阿尔和斯通姆博格，在行驶700英里之后，才能到达伊丽莎白港。接下来，我还需要乘坐拖船或者体型小巧的邮轮才能到达班德。敌人随后有可能切断从德阿尔到斯通姆博格的铁路线，因为它与战线齐头并进，且没有任何兵力把守。但是，上级觉得还是可以想办法穿过这段铁路的。因此，《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J·B·阿特金斯和我结伴踏上了旅程。阿特金斯年纪轻轻，仪表堂堂，此后在《旁观者》担任编辑。当我们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到达斯通姆博格的车站时，那里的工作人员已经收拾行囊准备撤退了。

我们搭乘一艘只有150吨重的汽船，从东伦敦出发，冒着从南极刮来的大风航行。那时，我们都觉得滔天巨浪会把小船甩到礁石上，或者掀个底朝天。借着港口的灯光，我们看见那些礁石在一英里之外的地方挤眉弄眼，面目可憎。但是，时强时弱的眩晕感很快就使我们把担忧扔到脑后了。我们很庆幸自己还活着，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听天由命了。船尾有一间狭小的、秘不透风的船舱，是六七名船员睡觉和吃饭的地方。我虚弱地躺在床上，依稀能够感觉到风浪时而把船打得不停摇晃，时而把船打得剧烈颠簸；我们时而在浪峰，时而跌入谷底。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晚上比下午更加难熬，黎明好像永远不会到来。我坚信上帝会保佑我们平安无事的。当时，这是我心里仅有的救命稻草。

凡事都有结束的时候，尽管人们总是很快就会忘记肉体的苦楚，但是我却始终牢记德班之旅。就像歌谣里唱的那样：

尽管昨天已经消失，

回忆却镌刻我心上，

陪伴我走进人生的坟墓。

到达德班之后，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歇，连夜向纳塔尔的首府——彼得马里茨堡赶去。医院里，伤员人满为患，我居然在那里遇到了雷奇·巴内斯。他曾在伊恩·汉密尔顿将军的率领下参加了埃兰德斯拉格特战役，伊恩·汉密尔顿将军也是我的朋友。在战斗中，他的大腿被近处的敌人射中了。他把受伤的大腿给我看，并且耐心地向我讲述了战斗的过程。在他口中，布尔人很擅长骑马，枪法也很好。虽然他的腿骨完好无损，但是他的腿紫得发黑，我很害怕他的腿部肌肉已经失去了活性，但是医生告诉我那只是淤血导致的。我连夜骑马向铁路末端、只有几百人口的埃斯特科特小镇赶去。

我想去莱迪史密斯，因为伊恩·汉密尔顿将军在那里，他一定会好好招待我，还会让我大开眼界。然而，我发现城门紧闭，看来我到得太晚了。位于图盖拉河上的铁路桥和柯兰索车站已经被布尔军攻占了。英军骑兵主力将在开普殖民地会师。所以，在敌人的火力强攻下，弗伦奇将军带着包括黑格与赫伯特·劳伦斯在内的所有参谋乘坐莱迪史密斯的最后一班火车奔赴那里了，我只好留在埃斯特科特。为了抵抗布尔军的入侵，并坚守纳塔尔南部，少量兵力在这里仓促集结。大部分英军兵力都被围困在莱迪史密斯，这里只有一个营的都柏林燧发枪团、两个德班轻步兵连、几个纳塔尔兵连队、一列装甲列车和几门大炮的守卫力量。英国各地都在调遣部队火速增援这里。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冒着随时有可能被布尔军包围的危险留在埃斯特科特。我们只能为自己打气，不停地修筑防御工事，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

我在埃斯特科特遇到了利奥·埃默里，他是我的故交，10年前在哈罗公学时曾被我狼狈地推进游泳池里的班长。如今，他以《时代》周刊战地记者的身份来到战场。此后，我与他又在国会和政府部门一起工作了很多年。这是我们初次以老朋友的身份见面。我和他及《曼彻斯特卫报》的战地记者结伴在一个位于火车站三角区域的帐篷里度过了一夜，那里正好是铁轨拐弯的地方。当天晚上，在小镇唯一的大道上，我居然与霍尔丹少校重逢了。我之所以能在征战蒂拉赫时成为威廉·洛克哈特爵士的参谋，离不开他的大力相助。在埃兰德斯拉格特，他不幸负伤。他之所以来到莱迪史密斯，就是为了回到部队。他也被困在这里，上级命他临时负责都柏林燧发枪团的一个连队。每个人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间似乎凝滞了。我们的驻地任何时候都会被一万多名布尔骑兵围剿，我们身处险境，无路可退。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埃斯特科特。每天天一亮，上级就会派骑兵侦察队去10英里到15英里之外的地方打探情况，从而及时掌握敌军的最新动向。悲催的是，此时，总指挥居然想派看似无比坚固、实则不堪一击的装甲列车沿着还没被破坏的铁路行驶，以作为骑兵侦察队的增援。要知道，那段路程足足有16英里。

虽然装甲列车看起来非常庞大，但实际上，要想使其陷入孤掌难鸣的困境，敌人只要炸毁一个涵洞或者一座桥就能达到目的。总指挥好像根本没想到装甲车有这个弊端，在兵力本来就不足的情况下，他还是决定抽调一部分士兵，乘坐装甲车的六节车厢，沿着铁路向柯兰索行进，侦察敌情。最终，他分别从德班轻骑兵团和都柏林燧发枪团调集了两个连，又从来自“恐怖号”军舰的水手中调了一部分兵力，再加上为数不多的残兵和一门能发六磅重炮弹的舰炮，组成了装甲车侦察队。他任命霍尔丹少校担任这次侦察行动的指挥官。11月14日，就在装甲车上路前的晚上，霍尔丹坦诚地告诉我，说他非常担忧部队的这次行动。无疑，他和战争刚刚打响时的大多数官兵一样，急切地希望找到机会冒险，与敌人一决胜负。他问我想不想随行，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因为我既不能拒绝战友的好意，又天生不怕惹祸上身。最重要的是，我还要为《晨邮报》提供独家稿件。

在崎岖不平的纳塔尔地区，装甲列车向着敌人的方向行驶着，顺利来到了奇夫里站，期间大概行进了14英里，始终平风浪静，没有遭遇任何敌人。我们在这里稍作停留，并把我们的具体位置发电报汇报给总指挥。电报刚刚发出去，我们就看见有人影在顶峰急速移动。他们所处的顶峰在我们身后，大概在距离铁路线600码的地方，营地则在他们身后。无疑，他们都是布尔兵，此前一直在跟踪我们。他们会切断铁路吗？我们必须火速赶回营地。随着距离的缩短，我踩着车厢尾部的盒子观察顶峰的情况，看到有很多布尔兵正站在那里。有三个带轮子的东西仿佛从天而降，在他们中间不停地闪烁了十几次火光。地面上升起一团浓重的烟雾，先是球形的，到了空中之后渐渐变成圆锥形，距离头顶很近，大概几英尺。这是榴霰弹！自从来到战场，这次是我第一次见识榴霰弹的威力，也险些成为最后一次。子弹把铁皮车厢打得砰砰作响，突然，列车头的位置发出“轰隆”的响声，随后又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列车顺着崎岖的山边歪歪扭扭地行驶着，由于是下坡路，再加上敌军的炮弹接踵而至，列车骤然升速。我们只需要忍受敌人最后一波炮火的袭击，就能从山边绕过去，到达敌人的视线无法看到的地方。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敌人肯定在前面的路段设下了埋伏。正当我要提醒霍尔丹派人警示司机减速慢行时，车厢里的人全都因为突如其来的猛烈撞击摔倒在地。装甲列车撞上了断裂的轨道，也可能是障碍物，在高达40英里的时速下从铁轨上甩了出去。

和我坐在同一节车厢的士兵只受到轻微的擦伤。我只用了几秒，就从车厢顶部爬了出来，四处张望。此刻，火车停在山边，距离敌人占领的顶峰大概1200码。几十个敌人飞速从山顶冲到草丛里卧倒，马上开始疯狂地向我们射击。我们的头顶子弹纷飞，就像冰雹一样密集，把铁皮车厢砸得砰砰直响。我爬下车顶，和霍尔丹商议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最终，我们一致认为应该由他带领都柏林燧发枪团士兵，在车厢尾部用那门小舰炮竭力压制敌人的射击。我负责去前面查看火车和铁轨的具体状况，看看是否能把铁轨复原，或者想办法把坏车厢从铁轨上拖走。

装甲列车的出发和结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偷偷地从车厢里爬出去，沿着铁轨跑到车头位置。机车没有脱离轨道，第一节普通车厢翻了一百八十度，彻底脱离了铁轨，里面的几位铺路工人受了重伤，还有几个人当场死亡。后面那两节车厢里坐着德班轻步兵连，也都脱离了轨道，一节车厢歪倒了，另外一节直直地竖立着。这两节车厢挡在铁轨上，后面的车厢根本没法往前走了。德班轻步兵暂时躲在那节歪倒的车厢后面，避开敌人的子弹。他们被撞得浑身是伤，有些人奄奄一息。敌人的攻势毫未减弱，很快，他们密集的步枪声中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显然，敌军是有预谋地想置我们于死地。

我从机车旁经过时，一颗炮弹在我头顶炸开了花，弹片呼啸着落在我的周围。满脸鲜血的司机马上跳出车头，躲到翻了的车厢底下。他怒吼道：我只是普通人。他肯定被那个炮弹炸迷糊了。我想，他们居然想让我死在这里，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让他们痴心妄想去吧！但是，这里只有他会开车，他一走，我们就不可能离开这里了。因此，我告诉他身负重伤依然尽忠职守的人肯定能够得到褒奖，而且，上帝不会残忍地让一个勇士在一天之内再次受伤。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到的。听了我的话，他勉强打起精神，把脸上的血擦干净，服从我的命令，回到车头里，坐到驾驶位置上。

直到十多年过去，我才履行了自己对他的承诺。因为当时，部队并没有奖励这位司机。1911年，我刚刚出任内政大臣，就建议国王颁发阿尔贝特奖章给这位勇敢的司机。我联系了纳塔尔省首府的长官和那里的铁路局，调出了尘封的档案。司机和司炉都得到了阿尔贝特奖章，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为了让所有士兵都离开这里，我们只能用机车撞击那节倒在地上的车厢和那节立起来的车厢，只有这样，它们才有可能脱离铁轨。铁路线完好无损，铁轨也没有移动位置。我来到霍尔丹坐的那节车厢，通过一个小小的洞口把眼下的局势告诉了他，还提出了我的建议。他当即采纳了我的建议，并且说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压制敌人的射击。我的运气很好，尽管我在此之后的一个小时里不断地爬上火车又爬下来，还在没有遮蔽的地方向司机发号施令，却毫发无伤。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动机车，把那节依然挂在铁轨上的车厢朝后拖，使其与另一节车厢脱开，再使其彻底脱离轨道。这节铁皮车厢特别沉重，为了把它从铁轨上清走，机车轮子好几次原地打转。最终，它移动了。我让机车头从后面朝前顶它，又号召士兵不遗余力地朝外推它。显而易见，士兵们在侧面推车的时候，会毫无遮挡地暴露在纷飞的子弹中。因此，尽管有20名士兵响应了我的号召，但是最终，算上四五名都柏林燧发枪团士兵和一名德班轻步兵少校在内，只有9个人愿意去推车。幸运的是，在机车适度的撞击和这9个人的全力推动下，车厢终于从铁轨上翻了出去。扫清了铁轨上的障碍物，我们能从危险的处境里逃脱了。就在成功近在眼前时，又一件让人万分沮丧的事发生了。

前面的煤水车恰巧被刚刚推翻的车厢的一个角卡住了。不能用力顶撞，否则机车很有可能脱轨。我们使机车脱离后面的车厢，退后大概二码，然后再使劲撞击被推翻的车厢。然而，被推翻的车厢和之前歪倒的那节车厢呈现90°角，纠缠在了一起，机车每撞击一次，清除障碍物的难度就增大一次。

此时，我意识到，如果把一节车厢拉到后面，那么两节由于碰撞而死死卡住的车厢就会松动。但是，机车与那节车厢相距五六英尺，无法用车钩把它们连接起来。我们四处寻找车钩，终于找到了一个。机车拖着那节车厢往后退了大概一码，车厢终于彻底脱轨了。道路通行了，然而，车厢的一个角与机车的踏板卡在一起了，我们不得不再次停了下来。我全身心地投入了清理轨道的工作，当时的感觉就像顶着敌人不断向我射来的子弹而争分夺秒地工作。在纷飞的弹火中，我们时而撞击车厢，时而拖动车厢，足足干了70分钟。我们是否能够成功撤退居然取决于只有五六寸长的铁板。

我们必须小心地让机车待在铁轨上，这时，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烈，因为他们在旁边加了一门大炮。我决定破釜沉舟，将机车退到最远处，开足马力撞击障碍物。撞击发出的响声震耳欲聋，几乎要把人的耳膜刺破。轨道上的机车颤抖着，把车厢撞得站了起来。我们终于开辟了一条道路。然而，那节废弃的车厢在机车冲过去之后又落回了原处，因此，它后面的三节车厢落在障碍物那边50码外的地方。这可如何是好？我们不可能用人力把后面的车厢拖到机车旁边，也不可能使机车退回原来的地方。那三节车厢比机车窄一些，恰巧可以通过。

我找到霍尔丹，把计划告诉他。他当即表示同意，并且命令士兵去车厢外推车厢。尽管这个计划听上去是行得通的，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允许我们这么做。必须全体士兵齐心协力，才能推动沉重的车厢。在敌军的狂轰滥炸之下，士兵都不愿意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所以他们都聚集在相对安全的一侧。假如我军依然无招架之力，出现在对面山峰的敌军就会仗着人多，继续肆无忌惮地冲我们扫射和轰炸。最终，我们决定让机车带着伤员以相当于步行的速度慢慢朝前开，都柏林及德班士兵则躲在机车相对安全的那一侧，徒步撤退。40名满身是血的伤员挤上机车，煤水车里也挤得满满的，其他士兵在机车的掩护下缓缓地朝前走。机车里人挨着人，连根针也插不下，别说走动了。我留在里面指挥司机。炮弹不停地落在机车附近的地上，轰隆隆地炸开了，车厢被飞溅的石子蹦得砰砰响。有几次，机车被炮弹打中。车速越来越快，很快就把机车外徒步撤离的士兵落下了足足有300码。我赶紧让司机把车开到前方不远处的蓝科兰茨河大桥，然后停在那里等着。我挤出机车，沿着铁轨折回去，想找到霍尔丹。

但是，情况随时随地都在变化。我朝后走了不足200码，没有看见霍尔丹和士兵们的身影，却发现铁轨上有两个人。他们穿着普通的衣服，我喃喃自语：“铺路工。”然而，我立即醒悟过来，确定他们是布尔兵。他们身材强健，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帽檐拉得很低。他们站在距离我不足100码的地方，端着步枪朝我射击。我在呼啸的子弹中跑向机车。我恰巧在一段6英尺深的旱沟里，除了紧紧地贴着沟边，没有其他办法保护自己。我看见其中一个布尔兵单膝跪地，正在用步枪瞄准我。我必须跑！我继续朝前狂奔，又有两颗子弹从我身边飞了过去。我必须马上从这该死的旱沟里逃出去！我飞快地向左上方爬，子弹把我身旁的尘土打得四处飞溅。我平安地钻出铁丝网，看到旱沟外有个地方比地面低。我蹲在低洼处，气喘吁吁。

有个铺路临时搭建的屋子在距离我50码的地方，我可以去那里躲藏。我又发现蓝柯兰茨河峡谷在距离我大概20码的地方，那里肯定更容易躲藏。我决定奔向河边。我站起来，突然看见有一个又高又大、握着步枪的人骑在马背上，正站在铁路的对面隔着两道铁丝网呵斥我。他在距离我40码远的地方，摇动右手握着的步枪。虽然我是记者，不过随身带着毛瑟手枪。回想起刚才的经历，我迫不及待地想杀死他。我摸了摸腰带，发现手枪丢了。指挥清理工作时，我一直上蹿下跳，它肯定被丢在机车里了。此时此刻，我没有任何武器！那名布尔兵端坐在马背上，举起步枪瞄准我。我、布尔兵和他胯下的马全都纹丝不动地站着。我望了望蓝柯兰茨河和铺路工落脚的小屋。看上去，我是不可能逃跑了，否则一定会被他开枪打死。想到这里，我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随后的几分钟无比痛苦，我的耳边不停地响起伟人拿破仑说的话，“孤身一人，没有武器时，投降是可以得到谅解的。”但是，蓝柯兰茨河谷就在不远处，那个布尔人未必能够击中我，而且我和他之间还隔着两道铁丝网。这时，那名布尔兵不再用枪瞄准我了。他暗示我穿过铁丝网，越过铁轨，来到他身边，我顺从地照做了。一切都来不及了。他从马背上跳下来，不停地射击大桥上正在撤离的英兵和机车，直到他再也看不见他们为止。他再次骑到马背上，我跟在他身边，步履沉重地走向我刚刚与霍尔丹失散的地方。难道他们都被抓住了，我怎么没有看到任何人？冒着倾盆大雨，我们在茂盛的草丛里艰难跋涉。我猛地想起一件事，我身上带着两个分别装着10发子弹的弹夹，就在我卡叽布上衣的两个口袋中。这些子弹叫“软弹”，专门用于毛瑟手枪。我之前把这件事忘记了，此刻才想起身上带着它们是会招致性命之忧的。我偷偷地从上衣左侧的口袋拿出弹夹，将其丢在地上。正当我把左手伸进口袋，想丢掉另一个弹夹时，那名布尔兵满怀敌意地看着我，用英语声色俱厉地问：“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我摊开双手，装作不懂的样子问：“看，我在地上捡的。你见过这玩意儿吗？”

他从我手里拿起子弹，看了一眼就丢掉了。我们接着朝前走，很快就看见了一群战俘。雨不停地下着，很多排着纵队的布尔骑兵在附近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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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装甲列车在1899年11月15日发生的故事，以及我是如何成为布尔兵战俘的全部经过。

三年过去了，几名布尔人将领拜访英国，代表他们饱经战乱的国家向英国求助。在一次民间机构举办的午宴上，我有幸认识了他们的总理博塔将军
(1)

。谈起几年前的战争，我把被布尔军俘虏的经过简明扼要地告诉了他。博塔一言不发地听我说完，突然兴奋地问我：“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就是我！当时就是我俘虏你的！”他穿着礼服，内衬白色的衬衫，除了黝黑的皮肤和高大的身材之外，完全找不到他当年在战争中肮脏邋遢的痕迹。真的是他。他是以自由民的身份在纳塔尔参军的，他一向反对战争，在战争刚刚打响时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他第一次参战，就抓获了我这个俘虏。作为一名从军的自由民，他非常勇敢，总是无所畏惧地冲锋陷阵。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得以以那种奇特的方式相遇。

我对路易斯·博塔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不同寻常的情形下，最终居然成了朋友。对于我们的友谊，我无比珍视。我从这个坚强、魁梧的身影中看见了一位卓绝群伦的伟人，一位无比英明的政治家，一位功不可没的开国元勋，一位聪明机智的猎手，一位来自农民家庭的英雄。

1906年，他以德兰士瓦第一任总理的身份来到伦敦出席帝国会议。为了接待英联邦诸国的总理，英国政府特意在威斯敏斯特会议厅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宴会。那个时候，我是殖民事务次官。宴会上，我的母亲站在我的身边。作为刚刚与英国化敌为友的布尔人首领，他经过大厅出席时特意在我身边站住，告诉我的母亲：“我和你儿子共同经历了生死。”这话毫不夸张。

由于本书篇幅有限，我不能把我和这位风云人物共同经历的大事件一一列举出来。他把晶莹清澈的库利南钻石赠送给英国的国王——爱德华七世，这块钻石比除此之外最大的钻石还要大20倍。那时，我肩负着解释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的自治政策的工作，还担负着通过下院执行宪法议案的职责。此后，我在海军部和商务部工作，因为工作原因，常常接触博塔将军和他的同事。从1906年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15年的时间里，他们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好。

博塔总认为我被他身上某种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住了，不管什么时候来欧洲访问，他总是借参加会议或者出席晚宴的机会与我见面。有时，我们也会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见面。他的直觉非常准确，他能感觉到大战一触即发。1913年，他去德国休养，回来之后，一本正经地告诫我，说德国弥漫着浓重的火药味。他说：“你们要做足准备，小心提防居心叵测的德国人，他们是非常危险的。很多你们无法听到的话，我都听到了，气氛剑拔弩张，你们要安排海军未雨绸缪，提前准备。而且，”他继续说，“我也做好了准备，一旦真的开战，我会在德军攻击你们时入侵德国的西南非洲殖民地，彻底消灭他们。到时候，我会恪尽职守。但是，你，还有英国海军们，千万不要手足无措。”

我们的命运因为机遇和事情不可预测的走向联系在一起。1914年7月28日，也可能是29日，就是大战爆发的前一个星期，也是质问时间
(2)

之后，我从下院走出来，在王宫苑与南非大臣德拉夫先生相遇了。我早就认识他，他是一位有杰出能力的人。他问：“这代表什么？你觉得会有什么事发生？”我回答他：“我觉得包括英国在内，很多国家都将卷入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博塔知道事态这么严峻吗？”德拉夫表情凝重地走了。我当时没有细想，不过，这件事后来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当天晚上，德拉夫给博塔去了一封电报，告诉他“丘吉尔认定战争一触即发，且英国也会参战”，他也有可能不是这么说的，但是意思大致就是这样。那时，博塔去了德兰士瓦北部地区，他的职务由留在首都的史末资将军临时代理。史末资看了看眼前的电报，将其放到一边，接着埋头处理文件。做完所有事情之后，他再次拿起电文，暗暗想道：“德拉夫发电报，肯定事态紧急。”想到这里，他把一份相同的电报发给了在德兰士瓦北部地区的总理。博塔将军过了几个小时才看到电报，幸好还不晚。当天晚上，他原本计划先乘火车去德拉瓜湾，再从那里乘德国轮船回到开普敦。事后，他对我说，假如不是这份电报及时赶到，大战打响时，他很有可能正乘坐德国人的轮船。如果真是这样，在南非联邦的大多数地区濒临叛乱时，这位高高在上的南非领导人却落在敌人的手里。假如真的发生了这件事，则无异于一场灾难，后果难以想象。接到电报之后，他马上取消一切计划，在大战爆发之前，乘坐专列火速回到了比勒陀利亚。

历史能够证实，他在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历史记载了他不同凡响的勇气和卓越的冒险精神、他那杰出的领导才能和踏平西南非德军的英勇无畏的气度，还记载了他1917年在帝国战争内阁会议上的发言。他的那次发言一语中的，慷慨激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历史也记载了大战结束后，他于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时所表现出来的领袖风采。

他最后从英国离开时，我正担任战争事务大臣。他特意来我的办公室作别。我和他促膝长谈，谈到各自的人生际遇和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重要事件。在大战后享受胜利喜悦的那段时间，有很多国家的上层领导人专程来办公室拜见我，而我唯独亲自把他送下过楼梯，亲眼看着他坐进轿车。回国不久，他就离开了人世，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不管世界的格局如何，也不管战争最终胜负如何，对于他的国家而言，博塔将军永远都是功不可没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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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让我们回到之前所说的正题上吧，请读者原谅我在上文说了太多叙述繁杂的题外话。我浑身湿淋淋的，和那些战俘一起就地而坐，他们之中有很多人身受重伤。我懊悔自己一时兴起导致的恶果，也抱怨自己时运不济。原本，我可以和机车一起安全撤离，也不至于现在颜面尽失。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天随机车返回营地的战友们受到了优待和赞赏。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对于这场毫无作用的灾难，我根本没必要想方设法地使自己卷入其中。我折返战场除了导致自己与战争冒险失之交臂，没有给其他人带来帮助。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舍己为人”的优秀品质对我有什么好处。假如我能料事如神，那时就应该意识到这次灾难其实为我未来的人生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并没有被战争抛弃，也没有因为被布尔军抓获而意志消沉。后来，我因为成功地逃出监狱而被家喻户晓。正因为这一点，很多选区才认定我有资本成为候选人。我还因为这次经历有了可写的内容，所以赚到了更多的稿费，真正做到了自力更生，也为自己赢得了进入下院的资格。那时，假如我随机车一起回到营地，虽然会得到褒奖，让上级对我另眼相看，但很有可能和雷德沃斯·布勒将军的那些参谋具有相同的命运，于一个月后在柯兰索河上游的战斗中英勇献身。

但是，没有人能够预知这些事情。俘虏们排着队站在布尔军司令部的帐篷外面，郁郁寡欢的我也是其中一员。使我更加郁闷的是，他们居然把我从战俘中单独挑出来站着。我对军法很熟悉，知道假如非军事人员穿着军装参与战斗，且在战斗中很勇敢，就算他从未开过枪，也有可能被判枪决，而且是立即执行。大战期间，这种事情屡见不鲜，没有任何国家的军队愿意为此浪费哪怕是10分钟的时间。我独自站在瓢泼大雨中，惴惴不安。我不停地琢磨着怎样回答他们的问题，幻想着假如他们要就地处决我，我该怎么办。大概15分钟之后，布尔军官在帐篷里商定好之后，只说了寥寥数语，就让我和战俘站在一起了。我悬着的心落地了。几分钟过去，帐篷里走出一位布尔人地方治安官，他告诉我：“我们并非每天那么幸运地抓到贵族子弟，所以，即使你是记者，我们也要扣押你。”听了这话，我知道自己平安无事了，不由得暗自庆幸。对于白人而言，布尔人是最讲究人性的，不过，卡菲尔人则完全不同。历数我在四大洲遇到过的所有敌人，布尔人是最仁慈和善的，即使在战场上杀死一个白人，他们都会觉得惊恐而又伤心。

最后，布尔军押解着所有战俘前往布尔军铁路卸载点——60英里外的埃兰德斯拉格特——他们准备把我们从那里运到比勒陀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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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易斯·博塔（1862—1919）：第二次布尔战争时，任德兰士瓦军总司令，南非成立联邦政府后，他出任总理。

(2)
英国议会中，大臣答复议员所有提问的时间。

监狱生活

在
囚犯中，战俘虽然可能是最走运的，然而，被监禁的日子依然很难熬。只要被敌人抓住，就必须仰仗他们的慈悲之心艰难度日，就必须听凭他们的安排，就必须靠他们的同情与怜悯勉强维生，对他们言听计从，毕恭毕敬，耐心地等着他们心情不那么糟糕的时候。战争没有偃旗息鼓，大规模的战斗时有发生，我们与千载难逢的冒险机会失之交臂。时间像蜗牛爬行一样的慢，每天都很难熬。既没有可看的书报，也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更不可能具备写作的条件。枯燥、无聊的生活日复一日。

除此之外，包括最秩序井然、管理最人性化的牢房在内，整个监狱的环境都让人无法忍受。因为环境实在太糟糕了，战俘们根本无法从同伴那里获得哪怕是一丝一毫的乐趣，相反，他们总是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停地争吵。假如你从未被监禁过，向来自由自在，那么当你被封闭在铁丝网的世界里，被关在局促的空间中，还被持枪的哨兵虎视眈眈地盯着，被很多严苛的规矩约束着，你一定会觉得深受侮辱。我祈祷着自己彻底忘记这次被俘的经历。幸好，我不到一个月就从纳塔尔地区的监狱里逃走了。只要重获自由，即使受到敌人的追捕也无所谓。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我就会深深地同情囚犯和俘虏。我很难想象，特别是接受过教育的人，如何忍受长年的监禁。时光飞逝，那些枯燥乏味的日子逝去了，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无止的监禁生活。正因为这样，即使多年之后，我在担任内政大臣、负责管理监狱时，总是在不违背政策的原则下，竭尽所能地让囚犯的生活多姿多彩些，让全部囚犯都时不时地参加娱乐活动，让接受过教育的囚犯有书报可以阅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希望，将来才有值得追忆的经历。假如囚犯因为犯了罪不得不坐牢，我能做的就是使他们的牢狱生活不那么痛苦和空虚。我反对殴打或者虐待囚犯，即使是不得已的时候，我也会想：和无期徒刑比起来，死刑简直太人道了。

犯人常常陷入沮丧的情绪之中。毋庸置疑，假如只有他一个人被关在阴暗的监牢里，即使他形只影单，忍饥挨饿，也只有他一个人沮丧绝望。但是，假如囚犯年纪轻轻，身体健康，有着无穷的精力，再加上看守松散，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找机会和其他犯人共商越狱大计，直至切实展开行动。

我们时而步行，时而乘坐火车，历时三天才从战场来到比勒陀利亚的监狱。在混乱的炮声中，我们绕过布尔军围困莱迪史密斯的防线，赶到埃兰德斯拉格特车站。负责押解我们的布尔兵把我、霍尔丹少校和来自都柏林燧发枪团的弗兰克中尉，以及50名士兵送进车厢。我们不疾不徐地行驶了几百英里，来到了敌国的核心位置。火车刚刚驶出没多久，战俘队伍就有了新成员——一位名叫布鲁基的年轻骑兵，住在南非殖民地，在帝国轻骑兵团服役。他被俘的时候正在巡逻。他欺骗了布尔人，自称是军官。我们没有揭露他的真实身份，因为他非常熟悉这一带，而且他的荷兰语和卡菲尔语说得很地道。我们需要他。11月18日，我们来到了比勒陀利亚，布尔兵把我和其他三名军官囚禁在国立示范学校，把士兵们押送到跑马场看管起来。路上，我们商定只要找到机会就越狱，所以一直在窃窃私语地策划各种各样的逃跑方案。在我们四个人里，除了一人之外，不管环境如何，其他三人全都或早或晚地逃出了国立示范学校。在全部战俘中，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成功越狱。

我们来到示范学校后，和战争之初被俘的英军军官见面了。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是在尼科尔森山岭战斗中被布尔军抓获的。布尔军把我们这批战俘关在一起，我们非常认真地观察了牢房。在对自由的强烈渴望中，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想方设法地寻找机会逃跑。不久，我们就发现了看守的很多疏忽。我们在监狱里很自由，一天之中只有很少的时间有人监视我们。所以，我们有很多时间设计越狱方案。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初步制订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越狱方案。

经过反复磋商，我们策划了一个破釜沉舟的越狱方案。我们根据现实的情况周密地制定了每一个细节。国立示范学校里有40名南非共和国警察，负责看守10名勤务兵和60名英军军官。在这40名警察中，有20名待在帐篷里，其中一部分一边抽烟一边打牌，另一部分人把武器拆开擦拭，有10名离开岗位去镇上玩乐、办事，只有10名一直在学校的周围负责警戒。当做监狱使用的国立师范学院的院子是方形的，警察的帐篷就搭在其中的一个角落里。每到晚上，除了值班的10名警察，其他警察全都在帐篷里呼呼大睡。

假如我们能卸掉警察的武器，那么我们就成功了一半。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警察晚上是怎样休息的，确定他们把武器放在哪里，还要了解睡觉的警察里有多少人荷枪实弹。我们夜以继日地观察他们，最终确定所有不值班的警察躺成四排，分别睡在帐篷两侧。假如警察们晚上不用换岗，那么他们睡觉时就会把军靴和军服脱下来，只穿着贴身的内衣。有些警察即使一两小时之后就要换岗，也会先把子弹带解掉，把上衣和军靴统统脱掉。他们常常把步枪和子弹集中挂在帐篷杆上。夜幕降临之后，除非哨兵换岗，身强体壮、同仇敌忾的战俘与30名只有帐篷保护的警察之间仅仅相距五六十码，他们的处境比他们自以为是的危险多得多。

10月18日到达比勒陀利亚

哨兵负责守卫帐篷入口。我们要想控制帐篷，只能亲自试验。哨兵常常与帐篷里的警察闲扯那些闻所未闻的事情，抑或谈论谁突患怪病等。总之，都是诸如此类的话题。必须派两三名无所畏惧的战俘抓住这个机会从帐篷背面的缝隙里爬进帐篷，用从帐篷架子上拿到的武器降服那些睡眼惺忪的警察，并且趁着全副武装的哨兵被惊呆的时候活捉他们。但是，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或者不用武器就控制帐篷，简直难于登天。然而，不管是在犯罪史上，还是在战争史上，诸如此类的惊人之举时有发生。即使成功完成了这一步，也仅仅是迈开了越狱的第一步。

降服10名武装哨兵是随后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越狱的第二步。这10名武装哨兵中的三名守在院外，另外七名负责把守院内。显而易见，这一步的情况比第一步复杂得多。虽然白天守在院子外围且紧挨着带刺栅栏的三名士兵常常靠着栅栏闲谈，但是他们晚上却全神贯注。我们无法靠近这三名看守。我们必须慎重对待这10名看守。

即使一两名警察侥幸逃走且拉响警笛，我们的计划依然有可能实现。只要我们降服他们，每个人都拿到枪，那么我们就能组成一支在数量、纪律、谋略上都远胜于半小时后赶来救援的布尔军的队伍。半小时，我们能够完成很多事情。显而易见，最好的时机在中班岗，即凌晨2点。我们完全有可能成为国立示范学校的主宰，前提是每个英国军官都各司其职，无懈可击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如若这样，即便出现小的差错也没关系。

电灯高高地挂在旗杆上，把整个院子照得亮如白昼。经过观察，我们在牢房里发现了电灯的电线。有位战友自告奋勇地负责切断电线，使整个院子变得伸手不见五指。其实，我们已经在某天晚上进行了演习。只要发出攻占帐篷的讯号，即使只断电1分钟，我们也能够很容易地抓住手足无措的岗哨。我们可以用学校体操房里的那些哑铃武装自己，在一片漆黑中，一名荷枪实弹的哨兵未必比得上三名用哑铃当武器的犯人。我们有着明确的目标，有着势在必得的决心，因此，即使只有哑铃，我们也很有希望降服那些手握钢枪而不敢开枪的哨兵。只要我们抓住机会攻下帐篷，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缴获绝大多数哨兵的武器，那么敌军首府比勒陀利亚马上就会出现60名拥有30支步枪和30支短枪的英军军官。如此一来，我们越狱计划的重头戏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周围被带刺电网围起来的比勒陀利亚跑马场距离这所学校大概一英里半，那里关押着由军士和普通士兵组成的2000名英国战俘。我们可以联系他们，一起商量越狱方案。有十几名勤务兵也和军官战俘一起被关押在国立示范学校，他们之中常常有人因为某些原因被送回跑马场，为了填补空缺，看守人员会从那边的战俘中选几名带回来。这样一来，我们很容易就能和他们取得联系，从而得以了解这2000名士兵的生存现状和心理活动。这些士兵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忍饥挨饿，空虚乏味，抱怨连天。有一次，他们居然向负责守卫门口的看守冲了过去。尽管这次事件没有导致流血牺牲，但布尔人绞尽脑汁也没有想出好办法看守这么多的囚犯。我们得知有120名警察负责看守跑马场，重武器是两挺机关枪。毋庸置疑，这支部队只要做足准备，一定能够镇压所有的暴动。但是，假如60名英军军官全副武装，在士兵们造反的时候从外面袭击这些看守，结果又将怎样呢？如果2000士兵有预谋地从正面袭击他们，60名英国军官拿着机关枪从背后扫射他们，结果又将怎样呢？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在看守们惊慌失措的情况下，在人数上占据优势、计划周密详尽的我们很有可能获胜。假如一切都如我们所料，我们就实现了越狱方案的第三步。接下来，我们该做什么呢？

比勒陀利亚地区只有一支不到五百人的卫队，他们虽然人手一支步枪，却和纸老虎没什么两样。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一些不能应征入伍的人、免征兵役的贵族自由民，以及普通职员和政府官员等。其实，这支卫队从未真正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假如我们实现了越狱的第一步，第二步就简单多了，第三步则轻而易举。我们幻想自己成了这座城市的主宰。大多数人都上了战场，只有很少的人留下来守卫城外的碉堡。一旦后方火烧连营，碉堡上炮口朝外的大炮无法起到任何作用。只要我们占领了这座城市，就能轻而易举地控制这些碉堡。距勒陀利亚300英里外的地方就是英军的部队，如果进展顺利，作为一只不缺粮草和弹药的队伍，我们完全有实力占领这座城市。即使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也可以坚持防守。

等到太阳西落，我们就会开始行动，并将于第二天天亮之前完成越狱计划。敌人会在多长时间之后开始反攻？大概需要几天的时间吧。因此，我们需要抓紧时间控制南非共和国的铁路线。我们可以派出火车沿着各个方向的铁路向前行驶四五十英里，等到把敌情打探清楚后，再返回车站。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炸毁经过的每一座桥和每一个涵洞。如此一来，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修建防御工事。假如我们真的做到这一步，假如布尔军突然意识到不应该把这么多战俘集中在一起关押，而又没有安排足够的兵力看守，并且致使战俘占领首都，那么他们将会派出多少兵力围剿我们呢？在布尔战争中，布尔军从未成功抢占那些严防死守的地方，因为他们只擅长在宽敞的地方作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弗京、金伯利、莱迪史密斯等地的防御情况上得到证实。虽然他们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势如破竹，但是一遇到我军的战壕或者易守难攻的阵地，他们就只能无奈地退缩。因此，只要拿下比勒陀利亚，我们完全有可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战功多么激动人心啊！我们甚至能够俘虏克留格尔总统及其政府。他常常把“可怕的人性”挂在嘴边，这次他肯定会被吓到的。

只要有这些人质，我们就能从容地谈判，让战争以友好的调解方式结束。如此一来，军队还有什么必要长途奔波、流血牺牲呢？连日来，我们不停地想象着这个伟大的梦想实现的情形。其中有几位战友是急脾气，居然把英国国旗都准备好了，以备“胜利到来时”挂到空中。但是，一切都只是梦想。知道这个方案后，战俘中的两三名高级军官强烈反对。当然，他们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把喜剧的场面拷贝到这种情节里是再合适不过的，剧中的小丑一本正经地告诉人们：“1200名整装待发的土匪正准备把小镇洗劫一空。”“那他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呢？”“警察不让他们这么做。”确实，这是一个难点。对我们的方案来说，制服10名荷枪实弹、思维清晰的人至关重要，尽管他们对于一项伟大的计划而言可能只是不值一提的小小障碍。因此，我们不得不放弃集体行动的方案，开始研究单人越狱计划。

越狱（一）

在
被关押的前三个星期里，我一直在与布尔当局交涉，要求他们释放作为记者出现在战场上的我，同时也一直在和狱友们策划如何越狱或者发起暴动。他们拒绝释放我，理由是我参加了装甲列车上的战斗，所以不属于非战斗人员。我为自己争辩，说自己不仅被俘时身上没有武器，而且在战斗中也没有进行任何射击。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纳塔尔的报纸用大幅版面报道了我的行动，说机车与伤员之所以能够成功撤离，都是我的功劳。布尔人看到了报纸，朱伯特将军
(1)

说我虽然没参与战斗，却帮助机车顺利逃脱，使布尔军与胜利失之交臂。所以，他们必须把我当成战犯对待。我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即决定把我的越狱计划付诸行动。

下面，我一字不落地把当时所写的文字展示给大家。

越狱路线图

国立示范学校在一个宽敞的四方形院子里。这个四方形院落的其中两面院墙是波纹马口铁栅栏，大概十英尺高，另外两边院墙则是铁丝网。对于年轻人而言，这些栅栏不足为惧。然而，院子里每隔50码就有哨兵负责监视，他们不仅腰间配备着手枪，手里还端着步枪。这样一来，这些栅栏就成了一道活墙，看上去比任何障碍都难以逾越。

一些想越狱的战俘都在持续观察这些巡逻的哨兵，最终发现东边的哨兵在巡逻时会走进死角，视野受到局限，无法看见圆形厕所旁的墙头。那段墙头足有几码长。即使高高悬挂的电灯把整个院子都照得亮如白昼，也无法照到这段墙头。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抓住厕所旁边的两名哨兵一起转身的机会，避开他们的视线。翻过墙之后，我们就会进入一幢别墅的花园。关于越狱计划，我们只能进行到这一步，以后的事情都不可预测，只能相机行事。越狱之后，我们还要面对很多问题，诸如翻墙之后怎样逃出花园，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马路，怎样从城里巡逻兵的眼皮底下逃出去，以及怎样到达远在280英里外的葡萄牙殖民地的边境等。

12月11日，布鲁基中尉、霍尔丹少校和我尝试了一次，但是失败了。我们很容易就能躲进厕所，却必须冒着极大的危险才能翻墙而过。在我们翻墙时，假如站在15码外的哨兵看向我们，我们就会暴露无遗。我们不确定哨兵是开枪射击还是发出报警，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届时的第一反应。即使这样，我心意已决，依然决定第二天再次尝试。12日，一整天的时间里，我都焦虑不安，觉得时间很难熬。到了傍晚，我甚至感到很绝望。天黑之后，霍尔丹少校和布鲁基中尉再次努力，却没有发现任何能够利用的机会。我瞅准机会，穿过四方形的院落，躲到圆形厕所里，从厕所门上金属框的孔眼里偷窥院子里的哨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始终站在那里，让我无法展开行动。我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个哨兵走过去和另一个哨兵开始聊天。此时此刻，他们全都背对着我。

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踩着墙角下的一块凸起的地方，双臂伸直，紧紧抓住墙顶，使劲翻上墙头。我一直犹豫不决，不停地上去下来了两次。直到第三次，我才下定决心翻过墙头。不想，墙头上用来装饰的金属钩住了我的背心，我不得不长久地骑在墙头上，想办法去掉那金属钩。我紧张地瞥了瞥哨兵，看到他们毫无觉察，依然在15码外的地方保持着之前的姿势聊天。迄今为止，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一名哨兵正拿着火点烟，他手里的光亮不停地闪烁。我轻轻地从墙头上跳下，跑到隔壁花园的灌木丛里藏起来。我重获自由了！我已经迈出了越狱的第一步，没有回头路可走。我蹲着藏在那里，等着我的战友和我一样翻墙而过。月光照射在花园里的灌木丛上，我就藏在灌木丛的阴影里。这里很适合藏身。我心急如焚地待在那里，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我的战友依然不见踪影。总是有人在花园里走来走去，其中一个人站的地方离我非常近，只有几码远。他还向我藏身的地方望了望。我的战友们呢？他们怎么还没出来呢？

“不可能了！”院子里突然传来说话声。我悄无声息地回到墙边，听见院子里传来两名军官战俘一边走路一边交谈的声音。他们说的是拉丁语，听起来谈得很开心。我紧张地咳嗽了一声，因为我在他们的交谈中听到了我的名字。这时，一名军官似乎在对我说：“哨兵很警惕，他们没机会了。计划取消，你能想办法回来吗？”我似乎忘记了害怕，决定一个人实施越狱计划。一则墙外没有支脚点让我爬墙，二则我翻墙时很可能被哨兵发现。我告诉自己：“就算会被他们发现并在此被抓住，我也必须尽力试一试。”想到这里，我小声告诉那两名军官：“我自己行动。”

此时此刻，我很平静，不管即将发生什么。我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注定要失败，而且我还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哨兵距离大门只有几码远，只要走出大门，就是马路。我鼓励自己：“一定要勇敢。”之后，我戴上帽子，大步流星地走进花园。我旁若无人地经过别墅的窗前，径直走出大门，拐到左边。我经过的地方距离哨兵不到5码，我头也不回地走着，我不确定哨兵是否发现我了。我很想跑，却必须竭力控制自己。我走了大概100码，身后依然没有任何动静。我知道，我已经越过了第二道障碍。在比勒陀利亚市，我成了不折不扣的逃犯。

我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慢悠悠地在马路中央走着。街上到处都是自由的民众，我是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的。很快，我来到郊外，坐在一座小桥上思考自己的去向。此时此刻，我孤身一人，身处远在离德拉瓜湾300英里之外的国家。这个国家对我充满敌意，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等到天亮，他们一定会发现我已经越狱了，马上就会下发针对我的追捕令。之后，他们会在城市拉起警戒，封锁所有的出口，派巡逻队在乡间巡逻，派哨兵严守铁路线，还会不停地搜查火车。我的褐色法兰绒便装的口袋中只装着4块巧克力和75英镑，那些维持体力的肉块、鸦片，以及给我指引方向的指南针、地图等都在我的战友们那里，而他们却在国立示范学校的监狱里呢！最让我担忧的是，我连一句卡菲尔语或荷兰语也不会说，如何辨识东南西北、找到食物充饥呢？

既然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也就不再担忧什么了。我最终决定找到通往德拉瓜湾的铁路。因为没有指南针和地图，尽管铁路上有哨兵严守，我也必须且只能顺着铁路而行了。我抬头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找到了能帮我识别方向的猎户座星座。我一年前在沙漠中迷路时曾经依靠它的指引找到了尼罗河岸，解决了水源问题。如今，我还想依靠它奔向和水同样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自由。

我一路向南，走了大概半英里之后，找到了铁路。这条铁路是往北的，也许是因为在山间绕行吧，我不确定它是通向彼得斯堡的还是通向德拉瓜湾的。我决定沿着这条铁路朝前走。夜色清凉，晚风吹在我的脸上，我暗自高兴。无论如何，我重获自由了，尽管只有一个小时也是伟大的。我激情荡漾。但是我知道，也许只有天上的星辰降临凡间帮助我，我才能逃脱吧！既然这样，我也就无须担心了。我沿着铁路线步履轻盈地朝前走着。我躲过了警戒哨闪烁的灯光和严防死守的一座座桥。我之所以能成功越狱，也许正是因为我除了绕过危险的地方之外，而没有采取任何其他预防措施吧。

我一边琢磨着自己的计划，一边继续朝前走。到边境有300英里的距离，我不可能一直步行。我应该爬到火车上，藏在连接车厢的挂钩处，或者车厢里的座位下面，或者车厢的上面。我不停地想象着自己从车厢里的座位下面钻出来，哀求那些坐在头等车厢的乘客救我。这喜人身体肥硕，一看就养尊处优。因为不知道应该上哪列火车，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一列。大概过了两个钟头，我终于看到前方闪烁着车站的信号灯。我绕过铁路，藏在铁轨旁的深沟里，那里距离月台大约200码。我推测火车进站之后会停留片刻，它经过我这里时应该已经减速了。我等了1小时，越来越烦躁。此时，我的耳边传来了汽笛和轰隆声。很快，一辆机车向车站驶来。这辆机车装着硕大的黄色前灯。它在这站停了5分钟之后，拉响汽笛出发了。我紧张地匍匐在铁轨旁，不停地想象自己怎样爬上火车。为了不被人发现，我必须等到机车驶离时再冲过去，敏捷地爬上车厢。

火车缓缓启动，迅速提高了速度越来越快，我没想到过程如此之快。灯光离我越来越近，车轮发出轰隆声。我的上方有一团黑影迅速地闪过，借着机车里的炉火，我依稀看到了司机的脸。车头不停地喷出蒸汽，它很快就要疾驶而去了。我猛地扑上去，伸手去抓，却什么也没抓到；我不假思索地又抓了一下，依然两手空空；第三次，我终于抓住了把手。我的身体悬在空中，双脚的脚趾不停地在铁轨上摩擦着。我猛地一使劲，爬上了第五节车厢与第六节车厢相连的挂钩。这是一列货车，车厢里装满了麻袋，上面都沾着煤炭的碎末。麻袋里全都是之前装煤用的空袋子，准备运回煤矿。我爬上车厢，只用了5分钟时间。我就用这些麻袋把自己不留痕迹地埋了起来。麻袋很软，我靠在上面感觉惬意极了。司机也许并没发现我。假如他发现我了，就会在下个车站拉响警报。

可是火车是在德拉瓜湾铁路线上吗？火车开往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卸下这些麻袋？会有人搜查火车吗？等到天亮了，我该怎么办？不想那么多了，我整个晚上都非常幸运，到时候看看具体情况再作打算吧。车轮的嘎达声比任何催眠曲都更加悦耳，我决定好好睡上一觉。就这样，我搭乘这列20英里时速的火车驶离了敌国的首都。我成了实打实的一名逃犯了！

我昏昏沉沉地睡了很久，突然一激灵，惊醒了。我心情沉重，之前的兴奋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能再冒险了，更不能等着和麻袋一起被卸下车。我必须趁着夜色跳下火车，这样可以找个藏身的地方，再找个池塘喝点水。等到第二天晚上，我可以伺机再搭乘另一列火车。想到这里，我极不情愿地爬出软和的麻袋堆，再次站在连接车厢的挂钩处。尽管火车正在疾驰，但是我必须跳车了。我伸出左手，抓住车厢后面的铁把手，纵身跳了下去。我的脚撞在地上，我不由自主地朝前猛冲了两大步，随后翻倒在火车道旁的旱沟里。尽管我浑身都被快震散架了，还好毫发无伤。火车继续呼啸着朝前疾驰。

此刻依然是深夜。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山谷中，这里很荒凉，被低矮的山丘团团围住，周围长满了杂草。夜深露重，杂草上挂着晶莹的露滴。我走到不远处的溪谷中，想找些水喝。不久，我就发现了一个清澈的池塘。我渴极了，贪婪地喝着，直至肚子里装满了一天所需的水。

天渐渐亮了，太阳划破一片片黑云，天边挂起了美丽的朝霞。我看见铁路伸向东方，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看来，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喝饱水之后，我走向山里，希望能把自己安全地藏起来。天完全亮了，我在一个靠近深谷的小树林里躲起来，静静地等待黄昏的到来。包括我自己在内，没有人知道我此刻在哪里，这是唯一使我感到欣慰的。我很想趁自己没有精疲力竭的时候抓紧时间赶路，可是这会儿才凌晨4点，还有14个小时天才会黑。太阳发威之前，天气很冷，不过到了10点钟时，阳光变得火辣辣的。一只巨大的秃鹫对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不时冲我发出让人不寒而栗的叫声，它使我不觉得寂寞。我站在高处俯瞰山谷，周围有一些农庄，稀疏地分布着，每个农庄四周都种着树，使高原看起来没有那么单调。在山谷的西面方向大概3英里的地方，还有一个小镇，小镇里遍布马口铁屋顶的房屋。有一处卡菲尔人村庄坐落在山脚下，有些村民正在田地间忙碌，有些村民正在遍布牛羊的牧场里操劳……整整一天，我只吃了一块巧克力来维持体力。这时的阳光毒辣辣的，让我更加觉得口渴难耐。山谷里时常有白人经过，他们或者步行，或者骑马。一个布尔人发现了我附近的一只小鸟，还冲着它开了两枪。所以，我不敢轻易离开小树林去半英里之外的池塘喝水。值得欣慰的是，我没被任何人发现。

我这时觉得心惊胆战，不再像前一天晚上那样激动不已。我越狱前没吃晚饭，尽管巧克力能帮助我抵挡饥饿，但却无法填饱我的肚子。此时此刻，我饿得心慌，根本不能入睡。再加上担心自己的命运，我的心不由得狂跳起来。我想尽了各种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当想到自己很有可能被再次抓住，并且回到比勒陀利亚的监狱中，就更加恐惧不已，这种感觉无法言喻。此时此刻，对于我而言，那些富有哲理意味的话起不到任何安慰作用，因为那都是人们在顺境中说的。看来，这些朋友都没有与我相同的体验。我意识到，除非上帝帮助我，否则我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摆脱敌人。我虔诚地祈祷着，上帝不久就回应了我。

这段冒险经历一直让我印象深刻，多年前，我写下了上面的这段文字。当时，为了保护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确保他们的生命安全和人身自由，我没有继续写下去。如今，这些原因已经消失了，所以我可以继续讲述自己的那段经历，告诉大家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　　*　　*　　*　　*

白天，我始终严密地观察着铁路那边的情况，我看到分别有两三列火车经过东西两个方向，因而推测晚上也应该是这样的。我决定爬上其中的一列火车，就像前一天夜里那样。我通过观察还发现，这些火车爬陡坡时的速度简直和步行一样慢，其中尤以长货车更甚。要想安全地爬上火车，我首先应该选择一段既是上坡又恰逢拐弯的路段，这样一来，我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机车与押车卫兵的车厢都已经拐弯的情况下，爬上正在拐弯的那节突出的车厢。看上去，这个计划很容易实施。我似乎已经看见自己在傍晚时分爬上了一列火车，仅仅一夜，就距离我的目的地近了六七十英里了。那时，我只要再走150英里就能到达边境了。这样一来，我将会在三个晚上之后进入葡萄牙的境内。如此，我就无需冒着被抓的危险寻找食物了，因为我随身带着的一口袋饼干末和几块巧克力足够维持我度过这三天。我怀着焦灼的心情，等着夜幕的降临。

黄昏终于到来了，天边的晚霞就像火一样，山谷里一片荫凉。一架布尔人的马车沿着山间小道缓缓地走向小路，一行人跟在马车后面。这时，卡菲尔人也结束一天的劳作，赶着牲口朝村庄里走去。天色越来越暗了，我该出发了。我在碎石和荒草间爬行，偶尔休息片刻，喝一些清甜可口的泉水，就急急忙忙地向铁路赶去。我先是找到了一段坡度较大的铁路，随后又找到了铁轨转弯的地方。这段铁路和我设想的一模一样。我满怀希望地坐在一处小灌木丛后等待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整整3个小时，没有任何火车经过这里。我足足等了6个小时，始终坚信会有一列火车经过这里。但是，又1个小时过去了，我还是没有看见火车的影子！我的计划泡汤了，我的心陷入了绝望。难道火车只在白天才经过这段铁路吗？事实恰恰如此。我很有可能一直等到天亮也等不来一列火车。我等到半夜时，决定改变计划。我沿着铁路朝前走，决定不管情况怎样都要先走10英里到15英里。但是，我并没有走那么远。每隔几英里就有临时搭建的棚子，士兵们持枪把守着每一座桥，有的车站还在村庄的包围之中。皎洁的月光笼罩着辽阔的草原。我必须绕兜圈子甚至匍匐在地上，才能躲避这些危险的地方。刚刚离开铁路线，我就走到了沼泽地。我必须淌过铁路桥下的小溪，还得从露水湿重的草丛中穿行，很快，我的下半身就变得水淋淋的。我在监狱生活的一个月里从未进行锻炼，不久，我就又饥又渴，浑身无力了。这时，我离一个车站越来越近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草原中转台，附近几处临时搭建的棚子和零星的房屋。月光下，3列货车安静地停在铁路侧线上，不难看出这条铁路上的交通毫无规律可言。与此同时，我也证实了自己的担忧：晚上，根本没有火车在这条铁路上运行。我下午的计划彻底泡汤了。

我脑中灵光一闪，决定此刻就躲到其中一列火车堆放货物的车厢里，这样，我就可以在第二天白天搭乘火车继续前行了。假如一切顺利，我可以在明天夜里再搭乘另外一列火车，朝前走一段路。但是，这些火车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它们将停靠在哪里？在什么地方卸下货物？钻进火车之后，我就无法再改变自己的命运了。这里距离边界还有200英里，也许某个车站，我很可能被和货物一起卸下来，再次被敌人抓获。我必须在行动前确定火车的去向。我要先潜入火车站，在车厢或者货物上找到标签，看看能否查找到火车的目的地。我轻手轻脚地爬上平台，走到两列火车中间，在车厢上寻找标识。这时，卡菲尔人又笑又叫的喧闹声突然传到我的耳边，我不由吓得魂飞魄散。依稀之间，我听到卡菲尔人的笑闹声中夹杂着一个欧洲人的声音，他好像正在争辩或者是在下达命令。无论如何，我必须火速从两列火车中间撤退。撤退时，我的眼睛始终注视着站台的方向，好不容易退到侧线的末端，我就慌不迭地跑进平原上的草地里。

我无计可施，只能毫无目标地一步步朝前走。我的内心无比凄楚，绝望地望着周围屋子里投射出来的灯光，幻想着屋子里温馨和谐的场面。我知道，这些屋子只会给我带来危险。远处，七八盏明晃晃的灯在月光下发出刺眼的光亮。我向左前方望去，那里也有两三盏灯一闪一闪的。我不确定它们离我有多远，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什么，只知道那肯定不是老百姓家里的灯火。此时，我的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也许灯光是从卡菲尔人的村庄里发出来的，我应该趁着还有力气，尽早投奔卡菲尔人。据说，他们对英国人非常友善，而对布尔人充满敌意。不管怎样，他们也许不会抓我，还有可能给我一些食物，甚至有可能提供一个温暖的墙角供我休息片刻。就算他们听不懂我说话，也应该知道英镑很值钱。这样一来，他们很有可能为我提供马匹，甚至还会有人主动为我领路。当然，对我而言，此刻最重要的是休息和食物。我的脑海里不停地闪现这些想法，双脚不由自主地走向这些火光。

我走了大概一英里，突然全盘否定了自己这种可笑的想法，于是调头往回走。走到半路时，我心灰意冷地坐在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忽然间，那些忧虑全都消失了，我再次决定投靠卡菲尔人。我很久以前曾经占卜过，此刻的情形和占卜很像，我完全是在意识的支配下展开行动的。我再次大步走向火光。原本，我以为从铁路线出发，只需要走几英里就能到达那里。然而，我很快就发现那里其实很远。我走了大概一个半小时，依然距离这些火光很远。我坚持着走到凌晨两三点钟，才能借助灯光观察那些建筑物的轮廓。我发现那里不是村庄，而是几处房子矗立在煤矿前。我清楚地看见矿井口的辘轳，这才意识到是提升辘轳的蒸汽锅炉的火光把我引到了这里。一幢两层小楼矗立在矿井旁，是石头建成的，看起来很坚固，还有一两座低矮的小房屋立在它的旁边。

我站在荒野里，一边四下打量，一边不停地琢磨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现在回头还不算晚，但是，假如我继续朝前走，等待着我的将是毫无意义的游荡。在饱受饥渴和疾病的折磨之后，我最终仍然难以免除被发现并抓获的厄运。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可能。我越狱前曾听说有一些英国人为了使矿区正常运转，留在了威特班克和米德尔堡矿区。此刻，难道我正站在一户英国人的门前？到底是布尔人还是英国人住在这幢一片漆黑的小楼里？他们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朋友？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如果被人认出来，尽管我的口袋里只有75英镑，我却可以承诺给对方1000英镑。当然，我也有可能遇到一个中立者，也许他很善良，也许他垂涎钞票，他应该会帮我吧。趁着我还有力气为自己辩解，也趁着我有力气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逃脱，我迟疑地从昏暗的草原走出来，进入炉火照射的范围内。我走到那栋寂静的小楼前，敲了敲门。

没人应答。我再次敲了敲门，有人打开了楼上的灯，还开了一扇窗户问我。

“什么人？”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陷入了恐惧与失望之中。“您好，您能帮帮我吗？”

楼上的那个人一边嘀咕着，一边走下楼梯，抽去门栓，转动门锁，打开大门。我看见一位男人披着衣服站在过道里，他面无血色，蓄着黑黑的胡须。

他用英语问：“你怎么了？”

我编造了很多理由，我只想和他友好地交涉，不想惊动其他任何人。

“我是位自由民，乘坐火车准备参加在科马蒂普特的突击队。但是，我和其他人嬉笑打闹时不小心翻下了火车，在荒野里浑浑噩噩地躺了几个小时。醒来后，我发现肩膀脱臼了。”我不假思索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连我自己也很惊讶。实际上，我是无意识地说出这番话的，根本不知道如何继续往下说。

那个男人上下打量着我，犹豫片刻，说道：“你进来吧。”他退后一些，打开一扇门，指了指左侧那间黑洞洞的房间。我很担心会被囚禁在这个房间里，但是我还是侧身从他身旁走了进去。他跟在我身后走进来，用火柴点燃了油灯，将它放在桌子上的另一侧。这个房间很小，只有这张大桌、几把椅子和一张能够活动的办公桌，还有一台制苏打水的冷饮机。这台冷饮机有一张铁丝网，铁丝网里有两个上下叠放的玻璃球形状的容器。显而易见，这间屋子既是办公室，也是餐厅。一把手枪摆在桌子的那一头，在我敲门时，主人肯定一直在紧张地握着它。

过了很久，他终于开口说道：“我想，你最好详细说说你的这起事故。”

“我认为我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你。”我回答。

“我和你想的一样。”他缓缓地说。

因此，我把实情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我是《晨邮报》的战地记者，叫温斯顿·丘吉尔。昨天晚上，我从比勒陀利亚的监狱里逃了出来，准备去边境。你能帮帮我吗？我会给你很多钱的。”

很久之后，他缓缓地站起身，关上门。我的心突然坠入了绝望的深渊，我不确定他究竟出于何种目的这么做。然而，他突然走到我的身边，把手伸向我。

“上帝保佑，你安全了。在方圆20英里内，只有我不会把你交给布尔人。放心吧，这里是英国人的居住地，我们一定会帮助你的。”

时至今日，我依然能回想起当时那种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我刚刚还以为自己走投无路，突然之间就拥有了朋友、吃的和帮助。我就像一个即将淹死的人，侥幸被人救上岸，还意外地得知自己赌赢了。

他向我介绍了自己。他是德兰士瓦煤矿的经理，来自英国，叫约翰·霍华德。前几年，他加入了南非国籍，成了一名自由民。这次布尔政府没有征他入伍，一则是因为他在加入南非国籍之前曾是英国人，二则是因为他贿赂了当地的官员。为了维持矿井在战后恢复生产，政府允许他带着另外几名英国人继续留在矿上。除了他和他的秘书之外，还有2名苏格兰矿工和1名兰开夏郡的司炉也在矿上。他们全都是英国人。在这段时间里，当局要求他们必须坚持中立的立场。约翰·霍华德先生如今是德兰士瓦共和国的自由民，他收留我的行为如果被发现，就会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

不过，他却说：“没关系，我们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随后，他继续说道，“今天下午，地方治安人员还来这里查问了你的踪迹。他们接到通缉令之后，立即在这个地区严加防范，还通知了铁路沿线。”

我请他给我一把手枪、一名向导和一些食物，最好再给我一匹马。我准备趁着夜晚绕开人多眼杂的居民区和铁路，赶往海边，因为我不想连累他。

但是，他坚持要为我打算。他很谨慎，思虑周到。因为敌人遍布我们的周围，矿上有很多卡菲尔人，还有两个荷兰女仆也睡在楼里。

“你肯定饿了吧。”他指着那台制苏打水的冷饮机和一瓶威士忌，让我自便。说完，他急急忙忙地去了厨房。很快，他就拿着一大堆吃的回来了，里面还有一块上好的羊腿肉。之后，他留下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风卷残云，自己从后门离开了。

刚过一个小时，霍华德先生回来了。吃饱喝足之后，我的体力恢复了，我很有信心能够成功逃脱追捕。

“都安排好了，”他说，“我得到了那几位同胞的大力支持。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把你藏进矿井里。在我们想出办法帮你出境之前，你必须一直待在那里。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是食物问题。每天，荷兰女仆都亲自伺候我吃饭。看到羊腿少了一大块，厨师肯定会打听的，所以我必须连夜想一个理由搪塞他们。现在，我们就送你下井。放心吧，我们会让你舒适地度过这段等待的时间。”

天快亮时，霍华德先生带着我穿过小小的院子，来到围墙里的升降机旁边。迪尤斯纳普先生紧紧握住我的手，他来自英国西部的奥尔德姆市。他小声对我说：“奥尔德姆选民下次肯定会把票投给你的。”门开了，我们乘坐升降车来到井底。两名苏格兰矿工正在那里等我们呢，他们打着灯笼，还提着一捆东西。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提的是毛毯和棉被。我们就像走迷宫一样不停地拐来拐去，很久之后才来到一个凉爽的洞里。这里的空气很新鲜。霍华德先生拿出几根蜡烛、一盒雪茄烟和一瓶威士忌酒递给我，矿工把那捆东西放在洞里平坦的地方。

“这些东西由我自己保管，不会引起麻烦。”他说，“接下来，我们得商量商量你明天的食物怎么解决。”

离别时，他们再三叮嘱我：“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要待在这里。天亮之后，会有很多卡菲尔人来到矿上。但是，我们会多多注意，不让他们靠近这里。迄今为止，这些人毫不知情。”

四位朋友提着灯笼依次走出矿洞，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矿井里的黑暗之中，我感受到生命的可贵与神圣。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重获自由，因为我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还数次感受到绝望。我不再因为自己有可能再次被捕而担心，也不再因为自己有可能受到侮辱而担心，更不再因为自己的下半生有可能在监狱里度过而担心。我想象着自己回到部队，享受着自由自在的生活，随心所欲地追求刺激和冒险，并且因为这次越狱的伟大举动得到人们的敬仰。我美滋滋地想着，过度劳累之后的身心放松使我很快就沉入了甜蜜的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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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伯特：南非政治家。1877年，英国侵占德兰士瓦，朱伯特于1880年，率领布尔人进行抵抗。

越狱（二）

虽
然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长时间，但我确定自己直到次日傍晚才醒来。我没有摸到蜡烛，又不清楚这些矿井里是否分布着陷阱，因此只好乖乖地躺在那里等待着。几个小时之后，矿洞的入口处射进来一束微弱的灯光。我知道来人了。霍华德先生带给我一些美食和一只鸡，为了怕我无聊，还给我带了几本书。他问我为什么摸黑待着，我说没找到蜡烛。

“哦，你是不是把它放在褥子下面了？”他问道。

“我没有。”

“肯定是老鼠干的。”

他告诉我他前几年引进了一种对矿井内的毒气非常敏感的白鼠。但是，这种白鼠繁殖能力很强，导致矿井里的老鼠成群结队。霍华德先生拿来的鸡是从20英里外一名英国医生的家里弄到的。两位荷兰女仆一直在问他羊腿的去向，使他很紧张。这一切，当然都应该由我负责。幸好他弄到了这只鸡，否则他吃饭时必须要两份饭菜，然后背着女仆把其中一份倒在袋子里，留给我吃。他说比勒陀利亚政府非常重视我越狱这件事。因为有一些英国侨民聚集在米德巴格矿区，所以布尔人猜到我有可能藏在这里。他们对这里的每个英国人都心存怀疑，而且把这里当成追查的重点区域。

我又一次提出离开，并请霍华德先生为我准备一名拉斐尔向导和一匹马。但是，霍华德先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他让我安心地待在井下，因为他们必须制订周密的计划，才能送我离开这里。他说：“你在这里非常安全。苏格兰矿工麦克对这里了然于胸，他不仅熟悉所有废弃的矿道，也知道那些别人不曾去过的地方。地下水几乎把其中的一段矿道完全淹没了，水与矿道的顶部只有一二英尺。假如布尔人搜查矿井，麦克会带你从这段水域潜到矿井的那头。我们一直密切关注卡菲尔人的动向，他们已经被我们所讲的鬼故事吓得不敢靠近这里了。”

霍华德先生一直待在这里看着我吃饭，等到我吃完饭，他才把半打蜡烛和其他东西留下来，告辞了。我采纳了他的建议，把蜡烛塞在被褥和枕头下面。

我正睡着，突然被一阵响动惊醒。我感觉有东西在拖我的枕头，伸手一摸，那些东西被吓得四处逃窜。原来，贪心的老鼠又来偷蜡烛了。我收好蜡烛，取出一支点亮。我毫不惊慌，一则我并不讨厌老鼠，二则老鼠也被我吓得瑟瑟发抖了。虽然这样，在我的记忆中，在井下度过的三天并不是最美好的。小老鼠不停地窜来窜去。有一次，我正在打盹，它们居然爬到我身上。我点燃蜡烛，这些小家伙又藏起来了。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12月14日，我已经从国立示范学校越狱三天了。两位苏格兰矿工来井底看我，我们轻松地谈了很久。当从他们口中得知井底距离地面只有200英尺时，我惊讶极了。

麦克建议我在废坑道附近转一转，还告诉我可以从几处废弃的矿井口看到阳光。我们此后一直在这些矿道里散步，时而爬上去，时而拐下来。我们在麦克所说的矿井口下待了十几分钟，感受微弱的阳光。这次散步历时一两个小时，我遇到了很多可爱的小老鼠。它们雪白雪白的，有着黑亮的眼睛。不过，它们的眼睛在阳光下是粉红色的，这一点我确信无疑。我在一次讲座中说到这种小白鼠的眼睛是粉色的，一位在那里任职的英国军官对此表示质疑，当即指出我是在信口胡说。三年后，他特意去矿井里亲自观察了这种白鼠，并写信为他三年前的指责向我道歉。

12月15日，霍华德先生说布尔兵放松了对我的追击。由于他们没有在矿区发现我的踪迹，又不相信我能逃出这座城市，所以开始怀疑我根本没有离开比勒陀利亚，而是藏在某个对英国人友好的人家里。霍华德先生建议我晚上出井，去草原上走一走。假如第二天上午依然没有风吹草动，那我就可以放心地搬到办公室后面的房间里住了。霍华德先生很激动，好像对此信心十足。那天晚上，我沐浴着月亮的清辉，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草原上散步。我提前搬进了隐藏在办公室壁橱后面的房间里。每天晚上，有时是霍华德先生，有时是他的助手，陪着我一起去辽阔的草原上散步。就这样，我继续等了三天。

我越狱后的第五天，也就是12月16日，霍华德先生告诉我，他已经制订好了送我出境的计划。铁路线上，有一条与干线相连的支线就在矿区上。一位荷兰人和霍华德先生是邻居，他将于19日把羊毛运送到德拉瓜湾。这位先生很喜欢英国人。霍华德先生把关于我的秘密告诉了他，他很乐意帮助我。荷兰人需要两三节车厢装打好包的羊毛，车厢就在离矿区不远的侧线上停着。到时候，他们在堆砌这成包的羊毛时，会在车厢中间预留出一块空地，那里将是我的藏身之处。一切都安排好之后，他们还会用油布覆盖这些货物。假如这些固定油布的绳索在到达边境时依然很牢固，布尔兵就不太可能揭开油布检查货物。他问：你愿意这么做吗？

当一个人意外地获得并且习惯了某种安逸的生活，就很难承受失去这种生活的风险。而此前，我从未因为历险中的任何计划担心过。我以为自己肯定能够重获自由，如今想到自己即将再次置身于危险的处境、孤立无援、束手无策，还要把自己脱身的希望寄托在边境哨兵身上，马上就陷入了焦灼和忧虑之中。我宁愿带着向导一起骑马离开草原，以此来躲避敌人的围追堵截。但是，我思虑再三，决定接受霍华德先生的建议。

假如我当时有机会看到外面的消息，我一定会更加担忧。那些消息张贴在铁路沿线及其他各个地方，甚至连英国报纸上都刊载了：

比勒陀利亚12月13日电——尽管丘吉尔成功越狱，但他不可能逃出边境。

比勒陀利亚12月14日电——据报道，我军已经在边境科马蒂普特火车捕获丘吉尔。

洛伦索马贵斯12月16日电——据报道，布尔军已在渥特维尔伯文抓捕丘吉尔。

伦敦12月16日电——温斯顿·丘吉尔从比勒陀利亚越狱后，一旦被布尔军再次抓获，极有可能被枪决。

我真是很庆幸，自己当时对此毫不知情。

12月18日下午，时间太难熬了。我把大半个下午都用于看史蒂文森的小说《绑架》。当看到艾伦·布雷克与戴维·巴尔夫在峡谷中亡命出逃时，我感触颇深。对于受通缉的逃犯而言，精神原本就是极度紧张的。受警察追捕与在战场上面对危险、子弹、炮弹的感受完全不同。受追捕的逃犯总是万分沮丧，因为他不仅要想方设法地掩藏自己，还要不漏任何蛛丝马迹。他们无法回答别人随时都会问的问题，诸如“你是什么人？”“你来自哪里？”“你要去哪里？”等。如此一来，他们渐渐失去了自信。为了成功逃离，我必须面对自己即将在科马蒂普特车站面对的威胁。

布告的大意如下：

悬赏告示

第五师悬赏25英镑抓获越狱战俘丘吉尔。不管是死是活，均付赏金。

第五师分委会

周围突然响起了几声枪声，我惊慌失措地站起来，脑海里浮现出恐怖的一幕：

布尔人来搜查了，霍华德和其他英国侨民公然与他们为敌。我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因为此前霍华德曾再三嘱咐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去。

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亲切的交谈声，还伴随着笑声，可见，一切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可怕。我坐下来继续看书。外面终于恢复了平静。没多久，脸色苍白、神情严肃的霍华德先生打开门走了进来。他关好门，脸上挂着微笑，高兴地走向我。

“刚才，地方治安人员来了，”他说，“他们说昨天已经在渥特维尔伯文抓到你了。所以，他们不是冲你来的。我和他比赛射击酒瓶，这样他就不会到处转悠了。他很高兴，因为他赢了两镑。现在，他已经离开了。”

“今晚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他接着说。

“我能做些什么？”

“你只管待着就行。到时候，我会来通知你的。”

12月19日凌晨两点，我准备出发了。霍华德打开门，暗示我跟着他走。我们始终一言不发。我跟在他身后穿过矿区，径直来到3节重型车厢停留的铁轨旁。皎洁的月光下，一群卡菲尔人正忙着往最后的车厢装羊毛大包，迪尤斯纳普和两位矿工分别站立在不同的方向负责警戒工作。霍华德慢悠悠地走到第一节车厢前，从铁轨上跨过去，走到铁轨的尽头。他一边走，一边不易觉察地用左手指着车厢示意我。我纵身跳上栏杆，在车厢后和包裹间找到了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小洞。洞口从包裹间的一个窄道径直延伸到车厢中间预留的那块空地上。那里很宽敞，我坐着或者躺着都可以。这就是我未来一段时间的安身之所。

三四个小时过去了，天终于亮了，从车厢的各种缝隙里照进来丝丝缕缕的阳光。火车头开过来，停在车厢前方，一阵响声之后，车头和车厢连接好了。没过多久，火车轰鸣着向着全新的地方奔驰而去。

我安顿好之后，开始整理提前准备好的武器和食物。我知道，即使有一把手枪并不意味着我能解决未来有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但是我还是感到欣慰，毕竟有了一把手枪。我还有几大块肉、两只烤鸡、三大瓶水、一根长条面包和一个瓜。它们足够我在16个小时的行程里食用，但是，谁也不知道战争时期原本预定的行程会延迟多久。

此时，太阳光从这节车厢四周和底板上的诸多裂缝里投射进来，这使得我的藏身之处非常明亮。我在窄道里发现了一条缝隙，足有1/8英寸宽。我可以从那里看到外面的世界。我提前记住了沿途经过的所有车站的名称，这样能够帮助我了解火车的行程。时至今日，我依然能记得很多站名，诸如威特班克、贝尔法斯特、米德尔堡、马沙杜杜、伯津德尔、达尔曼纽萨、渥特维尔昂德、渥特维尔伯文、伊兰茨等，直到科马蒂普特。现在，火车在行驶了四五站之后驶上了干线。经过长达两三个小时的延误，在火车调轨之后，我们被搭勾连在一列正规火车上，很快就飞驰而去了。

我们一整天都在向东行驶，那是去往德兰士瓦的路线。天刚刚黑，火车驶进一个车站停了下来。我想，这应该是渥特维尔伯文车站。到这里，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行程。但是，我们将在这里停留多长时间呢？可能第二天就出发，也可能要等几天之后才会出发。我躺在车厢里度过了难熬的一天，脑海中不停地想象着重获自由时的场面，想象着成功越狱后的激动心情和回到部队时的欢欣鼓舞。然而，我越来越焦虑，因为我很快就要跟随火车抵达边境，还要面对布尔兵的搜查。此外，我还面对着一个急须解决的问题：我不可能始终保持清醒，一旦我睡着了，就会毫不知觉地打呼噜。假如火车停在安静的轨道上，人们很容易听到呼噜声，那么，接下来……为了保全自己，我决定保持清醒。但是，我很快就沉入了梦乡，直到次日清晨听到火车与机车连接时发出的碰撞声，才猛然惊醒。

从渥特维尔伯文站到渥特维尔昂德站，要经过一段坡度很大的下坡路。火车必须减慢速度，小心地滑行，才能安全地通过这段铁路。所以，当火车以三四英里的时速慢慢腾腾地往前行进时，我确定我们很快就要到达渥特维尔昂德站了。整整一天，我们都在敌国的境内行驶。黄昏时，终于到了让我心惊胆战的科马蒂普特站。我从缝隙向外张望，看到这个车站特别大，有很多列火车分别停在几排铁轨上。乘客们川流不息，熙熙攘攘，非常嘈杂。我了解了车站大概情况后，火车也停稳了。我退到车厢中间的空地上平躺着，因为不知道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心紧张得扑通扑通的。

我等了三四个小时，不确定哨兵是否已经搜查了列车。那些讲着荷兰话的人几次经过车厢旁，然而，始终没有人揭开油布，他们好像不准备检查车厢了。天渐渐黑了，我又开始提心吊胆。好不容易才来到几百英里外的边境，我却只能被困在这样的危险之中，无计可施！只要再朝前走几百码，就到边境了。我昏昏欲睡，再次为打呼噜的问题担忧起来，但是我还是睡着了，还好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当我醒来时，火车依然停在那里。布尔人也许已经彻底搜查了火车，所以才会停留这么长时间。或者他们忘记了我们这列停在侧线上的火车，那就得停上十几天了。我很想看看外面的情况，但还是强迫自己躺在那里。火车终于在11点钟时挂上机车向前驶去。假如我们刚才停在科马蒂普特站，那么我此刻已经进入葡萄牙的国境了。但是，我很担心自己记错了车站，那么我在离开边境前依然面临被搜查的危险。火车终于到达下一站了，我从缝隙中看到了月台的站牌上写着雷萨那伽西，还看到葡萄牙军官穿着制服走来走去。一切疑虑都烟消云散了，我终于放下心来。我暗自狂喜，等到火车又开始行驶时，我终于情不自禁地把头伸出油布，肆无忌惮地唱着、叫着。在狂喜之中，我居然荒唐地向空中打了两三枪，以表达我喜悦的心情。幸好，这些鲁莽的行为没有给我带来任何麻烦。

天快黑了，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洛伦索马贵斯。火车缓缓地驶进货场，一群卡菲尔人爬上车厢，开始搬卸火车厢里的货物。在这堆货物中间，我胆战心惊地度过了三天三夜。如今，我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我把食物渣滓清扫干净，把地上的痕迹全都隐蔽起来，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到车厢尾部，离开车厢，融入车站上的人流中。他们其中有一部分是负责卸货的卡菲尔人，还有一部分是闲散人员。人群川流不息，根本没有人注意到神情疲惫、狼狈不堪的我。我低着头走到门口，出现在洛伦索马贵斯的街道上。

门外，那个荷兰人伯格纳正等着我呢。我们互相看了对方一眼。他转过身，走向城里。我在他身后大概20码的地方远远地跟着。他急匆匆地从几条街上穿过，然后又接连拐了几个弯，终于在一幢房子对面的街边停住了脚步。我抬眼看去，英国国旗在空中迎风招展！多么让人激动的时刻啊，我终于来到英国领事馆了。

显而易见，领事馆秘书对我的到来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他说：“请你先回去吧。今天，领事不能见你。假如你有事情必须见他，可以等到明天早晨9点过来。”听到这话，我怒火中烧，大吵大闹，声称自己必要马上面见领事。领事听到动静，把头从窗户伸出来往外看，最终下楼见我。得知我的名字之后，他马上帮我实现了我全部的梦想：我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吃了美味的晚餐，还发了一封电报。总而言之，领事热情地接待了我。

在我爬墙逃出监狱之后，重大事件层出不穷。我如饥似渴地把我面前所有的报纸都读完了。那几天，英军艰难地熬过了“悲惨的一周”。不管是斯通姆博格的加塔克将军、马格斯方坦的梅休因勋爵，还是柯兰索的布勒总司令，全都遭遇惨败，死伤无数。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国的兵力从未如此急速锐减。得知这些事情，我恨不得马上回到部队。因为城里有很多布尔人和布尔人的支持者，所以领事也急不可待地想把我送出洛伦索马贵斯。我很幸运，我下了火车之后当晚就有一班开往德班的轮船。因此，我当即决定搭乘这班轮船离开。

很快，全城的人都知道了我已经来到这里的消息。我和领事一起吃饭时，一群全副武装的英国人赶到领事馆，坚持要面见领事。原来，他们担心我被再次抓走，所以特意赶来保护我。因为这些爱国人士的保护，我平安地走过几条大街，赶在10点钟之前来到码头，顺利登上了开往德班的“印度纳”号轮船。

德班的人们就像迎接一个打了大胜仗的英雄一样，全都聚集在码头上欢迎我。他们摩肩接踵地站在码头上，每个人都举着鲜艳的彩旗，军乐队奏着鼓舞人心的乐曲。我还没下船，德班的市长、海军上将和陆军将领都迫不及待地走到船上，争相和我握手。人们太热情了，差点儿把我撕碎了。他们用手臂托举着我，一路把我抬进市政厅。到了市政厅，他们不约而同地让我进行即兴演讲。盛情难却，我只得答应了。我终于重返部队，人们从各个地方发来贺电，庆祝我的胜利。

在部队，战友们同样热烈地欢迎我。我住进了距离我一个多月前被俘的地方只有不到100码的小屋，那原本是铺路工的小屋。尽管纳塔尔战役的形势依然严峻，还需要进行无数次激战，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设宴庆祝我的幸运。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圣诞夜。

丘吉尔在德班受到了热烈欢迎。

重回军营

在
英国，每家每户在我被俘的几个星期之中已经对我的名字耳熟能详了。这都是因为那次在装甲列车突围行动中安全撤退的伤兵和铁路工人夸大了我的事迹。那些在埃斯特科特驻守的战地记者活灵活现地用文字再现了这件事，并且分别将其发回国内的各家报社。因为我在越狱后的9天时间里杳无音信，所以有人猜测我又被抓了。这个消息使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高大，对我更加崇敬了。我之所以名动一时，是因为新闻界需要新鲜的、能够刺激公众的事件，年轻人也总是爱追求冒险，我恰恰兼具这两方面的特点。当时，英军在战斗中接连受挫，英国举国上下全都大受打击，而我的事件正好能使人们恢复斗志。人们都很关注我战胜布尔人的事情，对我大加赞誉。不过，也有些人很鄙视我。

11月23日，《真理报》报道：

“……火车上陷入混乱，据说，丘吉尔先生一边组织队伍，一边大声呼喊：‘我们是男子汉！我们是男子汉！’这时，这支分队的指挥官在哪里？为何任由一名记者‘指挥’他的士兵们？难道士兵们真的都是懦夫吗？”

11月23日，《凤凰报》（如今已经停刊）报道：

我们当然可以相信温斯顿·丘吉尔的确从装甲列车上救了一名伤员，也愿意相信他很可能拿起步枪，向一名布尔士兵射击。但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装甲车里呢？他根本不应该出现在那里。虽然他曾经是第四轻骑兵团的一名军官，但他并不是以军人身份参与这次行动的。况且，他现在也已经不是《邮晨报》的记者了。所以，事实是，或者丘吉尔未经允许就偷偷上了装甲车，或者是这辆装甲车的军官违规让丘吉尔上了车。无疑，丘吉尔的这种行为令指挥官沉甸甸的责任更重了。

……那时，尽管我是英国人，而且在敌人的战俘营里不知死活，但是《凤凰报》依然冷酷无情地报道：“我们很希望丘吉尔还活着。但是，布尔人完全有理由枪毙丘吉尔。枪毙无权携带武器却携带武器的非军事人员，这一点无可指责。在普法战争中，参战国在俘虏携带武器的非军事人员之后，马上下令枪毙。法国人和德国人具有很高的文明都这么做，更何况是布尔人呢？……”

12月16日，《每日国民日报》（如今已经停刊）报道说：

在军界，丘吉尔的越狱行为并不值得褒扬。他当然应该和其他军官战俘一样得到优待，因为他是以参战者的身份被俘的。不过，他丝毫不理会这样的待遇，反而越狱了。因为他的行为，比勒陀利亚方面无疑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对此严防死守，这完全可以理解……

12月26日，《威斯敏斯特公报》报道：“温斯顿·丘吉尔终于重获自由了。他聪明机智，从比勒陀利亚监狱成功出逃，如今，布尔政府正为了查明他为什么能顺利越狱焦头烂额。我们暂且认为他这么做是正确的。我们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一边向朱伯特将军表明自己的记者身份，宣称自己‘并未参战’，并以此要求军方释放自己，同时又毅然越狱，尽管他这么做是情有可原的。虽然报纸上报道了丘吉尔先生在装甲列车上的英雄行为，但是我们依然感到难以置信。朱伯特将军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他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扣押丘吉尔先生，是因为他勇敢地组织装甲列车成功突围，这一点，纳塔尔的各家报纸都有报道。但是，既然报道不属实，所以，将军也就相信丘吉尔先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名非战斗人员。所以，将军下令释放了丘吉尔。不过，直到丘吉尔先生逃跑之后又过了半天，这个命令才下达到监狱。我们无从得知丘吉尔先生是否参与了战斗，但我们可以确定：他介于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他写信给朱伯特将军这件事证实了他根本不配得到维多利亚勋章，尽管很多记者都很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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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不够客观公正的措辞，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既不能控制伤员和铁路员工如何讲述我的事迹，也不能控制这些事情是怎样被夸大其词地传到了英国，更没有能力让国人不要关注这些报道。那个时候，我的身份依然是战俘，除了沉默之外，什么也不能做。我已经在前文告诉读者，我为什么和霍尔丹少校一起执行那次侦察任务，也告诉了读者我在那次突围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所以诸位当然知道我有多么充分的理由声明自己是非战斗人员。直到我越狱之后，朱伯特将军才对外宣称要释放我，所以我根本无从知道朱伯特将军是否真的不再视我为战俘。在这些说法中，有一种说法是毫无根据、滑稽可笑的，即有人说布尔人宽容地允许我自由活动，我却置他们的好意于不顾，仓皇越狱。事实是，手持钢枪的卫兵每时每刻都在监视我们，我们毫无自由可言。但是，政界对手当然不会放过利用这次谣言的机会。此后，在不同的场合，我先后四次追究那些诬陷我的人的责任，并且要求他们公开道歉，挽回我的名誉。那个时候，我对支持亲布尔政府的人恨之入骨。

在德班时，我曾经发了一篇文章给《晨邮报》。对此，英国的社会各界和军方都表示了质疑和指责。我在文章里写道：

统观战局，我们居然愚蠢地以为自己面对的敌军弱不禁风，实际上他们是强大的，而且很难战胜。布尔人自由的身份使得他们的整体素质很高，所以他们打仗的效率也很高。尽管南非政府很腐败，却是不遗余力投入了战争。

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只能直面，无可回避。假如布尔骑兵占据了有利地势，那么他们完全可以以一当三，或者当五。他们手握威力无穷的现代化步枪，总是能够打败我军的正面进攻。他们随机应变的能力，使得他们的两翼毫无受损。眼下，只有派出不管是能力还是素质都与其不相上下的英军，才能缓解困境。假如士兵的素质很低，那么就得让大部队出马，从而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派出15000人的纵队进攻布尔人肯定无法获胜，然而，假如派出8万大军，再加上150门大炮的掩护，布尔人想要取胜就很难了。派出人数少得可怜的援军，这无异于让他们去送死。

由于兵力消耗，布尔共和国肯定会像美国的南部邦联一样被拖垮。我们应该组织一支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队伍，而万万不能过于仓促。显然，派出一支实力强大的队伍比派出零星的兵力好得多。为了南非，我们很有必要派出25万大军。这个地区可以让非正规军大显身手，也值得我们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面对如此危机，完全可以让那些终日沉迷于玩乐的英国绅士们临时组建一支轻骑兵队伍。除了坚持到底，我们别无选择，这不仅是为了忠心耿耿的殖民者，为了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自古以来，忠言逆耳。“假如布尔骑兵占据了有利地势，那么他们完全可以以一当三，或者当五。”我的这句话被人们理解为是长敌人的士气，而灭英军的威风。我预估的派出25万大军，也被指责为言不符实。《向导晨报》说：“我们得到一条谣传的消息：‘早在罗伯茨伯爵还未抵达时，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已经得到兰斯多恩侯爵的授权，开始担任南非英军总司令，雷德沃斯·布勒将军则成了他的参谋长。”那些军官俱乐部里的老将军们怒火中烧，其中有些人当即发了一份电报给我：“我们希望你能爱惜自己的颜面。”但是，事实很快就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为了支援先头来到南非的正规军，英国派出了10000名来自各个兵种的志愿军和皇家义勇骑兵。最终，25万英军赶在胜利之前聚集在南非，人数是布尔军的五倍。我只能用《圣经》中的话聊以自慰，“与其做愚蠢透顶的老国王，不如做充满智慧的穷孩子……”

这时，英国被“悲惨的一周”中发生的几次灾难惊醒了，英国政府开始应急。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贝尔福先生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很多批评家指责他能力不足，且不够当机立断。12月15日，雷德沃斯·布勒将军在柯兰索打了一场败仗，损失了1100多个将士。这个损失非常大。他万分沮丧，手足无措地给战争办公室发了一份电报。而且，他还迟疑不决地命令乔治·怀特将军死守莱迪史密斯，直到山穷水尽，然后再尽量与敌军协议投降。12月15日，他在发给战争办公室的电文中写道：“我觉得现在解救怀特将军的时机还未成熟。”周末，作为唯一人在伦敦的大臣，贝尔福先生接到电报之后当机立断：“假如你不能救出莱迪史密斯，那么就让弗朗西斯·克拉里爵士接替你的位置，你可以卸任回国。”我们很久以后才知道当时的情况。很早之前，德国国王很早就曾派一名驻柏林使馆的英国武将给维多利亚女王带信：“我不敢长久安稳地坐在这里，我的人民要求我行动，你们必须获胜。关于南非问题，我建议您派基钦纳勋爵和罗伯茨出马。”不知他的建议最终是否为女王所采纳。12月16日，总司令罗伯茨勋爵带着总参谋长基钦纳勋爵率领大部队奔赴南非。除了驻印度的英军之外，他们带走了自愿军和所有大英帝国的军队。听说大部队即将抵达，布勒将军开始担任纳塔尔地区的指挥官。他接到命令，决计不惜一切代价为莱迪史密斯解围。主力部队从开普出发，浩浩荡荡地向北挺进，为金伯利解围，武力占领布隆方丹奥兰治自由邦的邦邑。

布勒并不满意上级对自己的安排。他很清楚图盖拉河彼岸高地上的敌人具有怎样的战斗力。自从在柯兰索战败之后，他对布尔人的能力夸大其词。在数次攻击图盖拉都没有成功之后，他发自肺腑地对我说：“我真倒霉，被安排在纳塔尔作战。我始终认为纳塔尔对我军不利，我军应该避开它。但是如今，我却要沿着这条路线前进。”

如今，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来关注他不看好的纳塔尔战争。无疑，他已经老了，失去了当机立断的魄力，也失去了随机应变的灵活性，甚至不再拥有充沛的精力，他的军事才能也不再与他的职责相匹配。但是，他依然是英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像以前一样负责指挥千军万马。

我很怀疑，即使一名年轻的军官因为骁勇善战而荣获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那么也并不意味着他老了之后依然能指挥千军万马浴血奋战。我发现，很多灾难都是因为这种想当然的定式推断导致的。国内已经没有多少适合大战的将领了，因为曾经优秀的他们如今渐渐老了，身体发福，再加上在官场上平步青云和生活过得比较安逸舒适，他们已经不适应残酷的战场了。尽管处于和平时期，国家也应该提前为此作出准备，培养那些具有中级军衔、年纪不足40岁的陆军和海军军官，让他们指挥队伍，加强对他们的训练，尤其要考验他们，使他们保持头脑的敏锐。等他们渐渐老了，还应该再有一批新生军官取代他们。除了罗伯茨勋爵，很少有人能像丹多洛一样壮士暮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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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德沃斯·布勒勋爵问我德兰士瓦眼下的局势，我把自己所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包括我透过车厢夹缝看到的和听到的。他问我：“你做得很好。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

我马上主动申请成为临时组建的非正规部队的一员。自从上次在船上分别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布勒将军。不过，我在4年的军旅生涯中常常接触到他。此时此刻，他沉默良久，终于为难地说：“那么，你怎么和老博斯韦克交代？”他说的这个人就是艾尔加农·博斯韦克——《晨邮报》的业主。后来，艾尔加农·博斯韦克成了格莱内斯克勋爵。我说：“我已经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和报社签约了，必须坚守岗位。”如此，我必须解决一个麻烦。在几年前爆发的一些小规模战争中，很多军官利用假期做战地记者，也有一些现役军官兼职当战地记者，这种现象很常见，但却被人们指责为损公肥私。我受到过很多这样的批评，因为我在印度边境和尼罗河畔的战争中就既是军官，也是战地记者。尼罗河战役结束后，战争办公室禁止军人担任战地记者的职务，也不允许记者从军。可以说，这项规定是在我的推动下诞生的。假如现在为我破例，那么这个规定无疑就又变成了摆设。多年来，布勒爵士始终担任战争办公室人事行政参谋主任，他虽然精通事故，但却不愿意违背军纪。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显然觉得这事很难办。最后，他面色怪异地看着我，说：“好吧。你可以去朱利安·宾上校的兵团，不过，你不能领军饷，还必须两头兼顾。”

在南非时的丘吉尔

我赶紧答应了这个违背常规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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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以中尉的身份加入了南非轻骑兵。这个团有一个机枪连，还有700多名骑兵，分成六个营。这个团是由朱利安·宾上校
(1)

在开普殖民地亲自组建的，成员都是他自己招募的。宾上校能力很强，有魄力，能成大事。在此之前，他曾经在第四轻骑兵团担任上尉。他让我当他的副官，并且特批我在战争的闲暇时间自由行动。这对我很合适。我插了一根长羽毛在军帽上，还把肩章缝在了卡叽布外套上。我的生活就像在天堂里一样舒适惬意。

南非轻骑团隶属邓德纳德勋爵指挥下的骑兵旅，在之后的欧洲大战中，几名负责指挥这支部队的军官全都声名显赫。包括索里·弗莱德、巴内斯和汤姆·布里奇在内的几名军官在师部担任指挥官，休伯特·高弗和宾、伯德伍德也曾在军部担任指挥官。我们在纳塔尔战役中朝夕相处，一起在车上休息，挤在篝火旁烤火，结下了同生共死的战友之情。尽管出身不同，但是每个士兵都特别优秀。这支队伍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来自南非，其中有很多人是追求刺激的冒险家，还有一个是南方骑兵，曾经参加过美国内战。巴内斯率领的皇家骑兵中队的成员都是外族人，来自南非兰德金矿。桑尼科洛夫特营和纳塔尔营的士兵都来自纳塔尔省，其中有些人是殖民者，有些人是农场主。两个英国骑兵连也特别优秀。殖民者——尤其是纳塔尔人和外族人——全都无比憎恶敌人。职业军人虽然也同仇敌忾，但都很鄙视这种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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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利安·宾：维米的宾子爵。——作者原注。此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著名的指挥官，曾任陆军元帅。

斯皮扬山战役

在
这里，我将简单叙述解救莱迪史密斯的战役。布勒将军原计划在柯兰索强行渡过图盖拉河，之后沿着铁路进军，后来，他放弃了这个计划。他一直等到部队规模扩大，拥有3000名骑兵、19000名步兵，以及60门大炮后，才避开布尔军的右翼，在图盖拉河上游渡河。那里距离柯兰索大概25英里。1月11日，邓德纳德的骑兵旅出兵神速，从敌人手中把波希特和特里查德渡口的高地夺了下来。次日，在骑兵的掩护下，步兵丢弃帐篷，在黑夜的掩护下急行军到达渡口。17日曙光初现时，骑兵顺利渡过特里查德渡口，几乎没有遇到火力阻击。随后，他们继续向左挺进，与大概200名布尔士兵交火，获得小胜。傍晚，他们终于到达距离阿克顿霍姆斯不远的地方。渡河时，虽然先头步兵旅行进不太顺利，但最终还是成功过河了。他们驻扎在斯皮扬山山脚下，开始快速搭建浮桥。第二天上午，浮桥建好了。夜晚，在查尔斯·沃伦勋爵的指挥下，第二师带着我军的绝大多数炮兵和一支加强旅成功过桥。18日上午，又有将近16000名士兵借助浮桥成功过河。骑兵就在阿克顿霍姆斯另一侧的开阔地带附近，要想到达莱迪史密斯那里，还要再经过两天的行军。包括经验丰富的殖民地居民在内，所有参战部队一致认为，要想为莱迪史密斯解围，左侧骑兵必须持续挺进，这样才能把战线推进到斯皮扬山西侧，从而持续推进。

但是，布勒和他的参谋人员为交通运输线忧心忡忡。他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为了绕到敌人的右前方行军，他们的行军路线拉长了。一个由里特尔顿担任指挥官的旅在波希特对面安营扎寨，另一个步兵旅负责守卫柯兰索渡口。主力部队的左翼是骑兵，他们分散着安营扎寨，右翼则在斯皮扬山的山脚下安营扎寨。但是，前线尽管被拉到30英里长，却断断续续的。由于两支英军守护旅中间间隔着一段无人看守的地带，因此两三千名布尔士兵随时能渡过图盖拉河。假如他们接着往南挺进，英军补充给养的通道就将面临被他们切断的危险。布勒司令担心敌军切断部队的退路，像包围莱迪史密斯的怀特将军一样包围他们，那么他们就无法退回铁路线了。要知道，他的部队既没有足够的弹药和食物给养，也没有坚不可攻的阵地能固守，根本不能抵挡敌人的围攻。很快，这些担忧就成为现实，因为布勒军队的行进始终慢慢吞吞的，所以没有把握战机。布勒认为应该以斯皮扬山为中心，把战线缩短，而我们骑兵却想快速推进。为了占领斯皮扬山，我军23日和24日晚上，我们派出一个步兵旅进行强攻，又派出桑尼科洛夫特骑兵团增援。很快，山顶上寥寥无几的布尔士兵就弃山而逃了。第二天上午，伍德盖特将军的步兵开拔山顶，安营扎寨，剩下的部队都把营地安扎在斯皮扬山西侧的低矮山丘上。

英军在6天的时间里始终缓慢行进，就像散步，布尔军队一直密切关注着他们。和英军相比，沃伦的部队则像蜗牛爬行一般。这样一来，敌人完全有时间再次部署，建造掩体。他们对围困莱迪史密斯的兵力进行了调整，调遣了7000名骑兵过来，还运来了十几门机关炮和大炮。但是，他们不久就调遣了数目众多的突击队员向北挺近，原来，他们发现阿克顿霍姆斯受到了我军骑兵的威胁。布尔人很惊讶英军居然攻占了斯皮扬山，可是他们没有慌张。趁着早晨的浓雾还没有散开，沙尔克·伯格将军提前一个小时集合了1500名布尔士兵，他们基本都是由比勒陀利亚地区和埃尔默洛的突击队员组成的。他想不顾一切地夺回斯皮扬山，与此同时，他还指挥寥寥无几的大炮从各个方向对准山上接连放炮。

斯皮扬山高1400英尺，山顶非常开阔，与特拉法尔加广场差不多大。2000名英国士兵聚集在这块小小的地方。山顶没有任何可作为掩体使用的地方，因此，英军只能抢在敌人袭击前挖掘浅沟，作为战壕使用。不久，在双方激战中占据优势的布尔军把榴弹扔到山顶，把英国士兵炸倒了一大片。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英军不应该死守，而应该主动出击。这样，在我军主力的配合下，他们更容易获胜。然而，山顶上的英军死死防守了整整一天，没有发起冲锋。伍德盖特将军在战斗刚开始时就阵亡了，越来越多的士兵非死即伤，战斗力锐减。山顶实在太小了，敌人的火力至少覆盖了一千多名英军将士。在黄昏到来之前，英军尽管死伤惨重，却依然死死地守着山顶。黄昏时分，里特尔顿决定背水一战，解除困境。他命令驻守在波希特渡口的喀麦隆营和第六十步枪营渡过图盖拉河，从另一侧爬上山顶。这两支精锐部队果然名不虚传，很快就占据了名叫“孪生兄弟”的一对山头。假如布勒能够当机立断，这两块高地肯定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剩下的部队按兵不动，静待命令。天黑了，英军尽管损失惨重，但是没有丢掉任何重要的阵地。

在向图盖拉河进发的一周里，身在骑兵队的我每天都忧心忡忡，生怕敌人会攻击我们兵力不足的前沿阵地。我们于17日上午在特里查德横渡图盖拉河，晚上到达阿克顿霍姆斯，并且在那里参加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每个人都非常亢奋。布尔军在侧翼设下了埋伏，想包抄我们。他们不知道，此刻，我们的两个骑兵中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顺着河边的低洼处前进，从侧翼包抄了他们。毫不知情的布尔军三五成群地走进一块形状很像勺子的洼地里，我们马上从三个方向猛烈射击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就以损失四五个人的代价，活捉了30名布尔兵，还消灭了一半的布尔兵。骑兵旅本来应该在第二天继续前进，和敌人战斗，引诱他们离开步兵阵地。然而，上级严令所有骑兵撤回，和左翼步兵密切联系。20日，也就是3天之后，我们开始攻击文特斯溪以外的高地。在猛烈的炮火中，我们在洼地掩藏好战马，徒步穿越小溪，爬上坡度极大的山坡，成功地驱赶了敌军的前哨部队。我们战术高明，只损失了不到20人，就成功地攻占了山上突出的山峰，并且占领了附近的小山，登上制高点。这些山丘的顶部都很平坦。布尔人并不熟知战争的理论知识，但是他们的直觉很准确，在距离山顶边缘300码的地方，他们修筑了一个狭长的掩体，还挖掘了一道深沟。每当看到英军靠近，他们马上不顾一切地扫射。我们被困在了山顶，这块无遮无挡的草地成了我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夜幕降临之后，步兵才赶来救援我们。

次日平安无事，我们可以休息了。24日清晨，我们刚刚醒来，就开始观察斯皮扬山山顶的情况。昨天夜里，我们的队伍已经占领了这座山，此时，从山顶猛烈的炮声中我们得知，敌人正在发起反攻。吃完午饭，为了观战，我和战友一起骑马来到三树岭。敌人的大炮非常分散，从四面八方轰炸斯皮扬山。对于这种规模的战斗，尽快我军的一个榴弹炮连和6个野战炮兵连已经足够强大了，但是，他们却无法确定敌人的位置，也不知道应该把炮弹射向何方。我们决定登到山顶。我们离开赖特农场，到达山脚之后下马，然后翻越巨石，爬向山顶，很快就到达了山顶的另一侧。战斗如火如荼，陆续有伤员从山顶撤下来，有些伤员伤得很重，由四五个人抬了下来。很快，山脚下就建起了战地医院，说是战地医院，其实就是临时搭建的两排帐篷，还有大篷车。在山顶上，有一名准将正无聊地观战，还有一个预备营正在原地待命。我们得到消息，桑尼科洛夫特上校接替了阵亡的伍德盖特将军的职位，正在指挥山顶上的部队死守。上级命令，桑尼科洛夫特上校全权指挥，准将不得干预。有一次，山顶挂起了白旗，布尔军已经做好了接受降兵的准备。桑尼科洛夫特赶到山顶，怒不可遏地砍到白旗。在很近的距离内，双方再次激烈交战。我们发现，有很多身影出现在我们右侧的“孪生兄弟”山峰。刚开始，我们非常担心，以为那些都是敌人。如果真的这样，抢占有利地势的布尔兵就会切断我军的退路。其实，那是喀麦隆人正在从别处赶来支援我们。我们寻找捷径，爬到山顶。然而，子弹是不长眼的，我们决定结束观战，回指挥部汇报前线的情况。

直到傍晚时分，我们才赶到第二师指挥部。当时，查尔斯·沃伦勋爵只有59岁，但他看起来非常衰老。他在16年前亲自指挥了贝专纳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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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曾经在伦敦警察局担任局长。如今，他再次回到军队指挥战斗。他焦虑万分，因为他已经和山上失去联系好几个小时了。听完我们的汇报，他渐渐恢复平静。他的参谋告诉我们：“整整一天，我们都心急如焚。但是，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派队伍上山，连夜修筑防御工事。这样一来，我们明天很容易就能坚守山顶。现在，你们把这里的情况汇报给桑尼科洛夫特上校吧！”在我的请求下，他把这些话写在了纸上。

天已经很黑了，我再次爬上山。我从原地待命的预备营经过，抵达山顶。这时，只有零星的枪声响起，敌我双方已经停战。地上躺着数不清的士兵，非死即伤。我转来转去，很久之后才发现桑尼科洛夫特上校。我首先敬礼祝贺他荣升准将，接着把纸条递给他。他说：“如果运气好，以后再当准将吧。我已经于一小时前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说着，他看了看纸条，烦躁地说：“纸条里言之无物！这里已经有很多人了，增援毫无意义！有全局部署的计划吗？”我说：“沃伦将军希望你守住山头，所以在你正式撤退前，我是不是应该向沃伦将军汇报呢？”他说：“我已经决定撤退了，所以，你不必告知他。而且，将士们已经开始撤退了。敌人随时有可能切断我们的退路，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阵地。”说着，他强调道：“假如6个营今晚不能顺利下山，明天清晨等着他们的必将是又一场惨烈的战斗。”他没有副官和参谋的协助，孤身一人，似乎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所以，我始终伴随他的左右。趁着夜色，部队用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成功撤退。

周围寂静无声，我和桑尼科洛夫特上校一直等到最后才开始撤退。从几棵矮树旁经过时，几个黑影出现在我们眼前。桑尼科洛夫特小声说：“布尔兵！我就知道他们会等在这里的。”我们不约而同地拔出手枪，却发现他们都是英军。

我们往山下大概走了100码，经过了那个原地待命的预备营。桑尼科洛夫特若有所思地盯着这些士兵，好像正在盘算什么。不过，我猜测山顶如今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最终，桑尼科洛夫特绝望地摇摇头，接着撤退。我们走了大概半个小时，快到山脚时才遇到一队手拿铁锹和锄头的士兵。走在最前面、手提灯笼的军官说：“我奉命把一封信转交桑尼科洛夫特上校。”桑尼科洛夫特命令我：“读。”我打开信封，发现信上只有寥寥数语：“为了明天早晨的激战，现特增派一个步兵营和400名扫雷兵给你调度。”桑尼科洛夫特听完之后，毫不迟疑地挥舞手杖，让增援部队马上掉头，和我们一起往山下撤退。夜真黑，伸手不见五指，大概一个小时后，我终于到达司令部，面见沃伦将军。他正在沉睡，我拍着他的肩膀，把他从睡梦中叫醒。我告诉他：“长官，桑尼科洛夫特上校要见您。”对于撤退的事实，沃伦将军很平静地接受了。他是个值得崇敬的老人。我真为他的感到难过，也为部队感到难过。

桑尼科洛夫特上校公然违抗上级指令，擅自带领部队撤离了战士们付出生命坚守的阵地，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错误。不过，他在撤退之前勇敢地阻止了士兵们投降，所以，上级并没有以军法处置他。事实上，他也不应该为此事负担全部责任，毕竟，很长时间没有人联系他，也没有人下达任何明确的指令给他。要想避免这样的结局，我们必须有一位精力充沛、神思敏捷的年轻师长，他能制订周密的营救计划，并且能趁着夜色亲自上山，来实施计划。

布尔军在这场战斗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因为迟迟没有占领山头，他们全都陷入沮丧和绝望之中。博塔从莱迪史密斯出发，赶到这里时却发现他们即将撤退。两个月前，博塔只是一名二等兵，现在的他已经成了一名指挥官。他率领布尔士兵再次上山，占领山顶。山上遍地都是士兵的尸体，让人不忍目睹。大概100名军官牺牲了，作为掩体的浅沟里都是或死或伤的官兵。再次占据山头之后，博塔把休战旗挂了出来，以便让我军派人上山埋葬死者，照顾伤员。25日，一整天都非常平静。英军的大货车分别于25日和26日陆续从大桥上回来了。所有战斗部队于26日晚间过桥，来到了图盖拉河的对岸。因为我们过河时未受到敌军的阻击，布勒将军对外宣称他指挥的队伍“没有损失粮草和人员”，并圆满完成了撤退。我始终想不通，布尔军为什么不炸毁大桥。这就是英军部队在16天时间里的战况，大概有1800人伤亡。

随后，布勒率领部队沿着斯皮扬山东侧的山岭行进，抵达多恩峡谷。部队兵力得到增强，包括几门海军远程大炮在内，我们的大炮增至100门。这几门远程大炮威力强大，能发射50镑重炮弹。在这里，我将简要叙述周密的作战计划。按照计划，一个步兵旅将借助于炮火的掩护进攻布尔军的心脏，因此，我们提前在波希特搭建了一座桥。等到把敌人所有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之后，其他三个旅去距离这里2英里的下游再搭建一座桥。两个旅对多恩峡谷展开攻击，另一个旅对左侧的瓦尔格兰茨山岭展开攻击。到那个时候，一个骑兵炮兵连，再加上我所在的骑兵旅和正规军骑兵旅，将会从这些外围队伍打通的通道冲向克利普山口。直到行动的前一晚，我们才得知这些严格保密的行动计划，未免忧心忡忡。在斯皮扬山顶，我们从望远镜中发现这附近遍布细小的支流和低矮的山丘，还有很多庞大的石块和浓密的灌木丛。我们预估，敌人一定会誓死抵抗冲锋的骑兵。

我军在兹瓦特山上的队伍开始进行猛烈的轰击，由此打响了冲锋。骑兵顺次从斯皮扬山上策马而下，奔向图盖拉河。当时的场面非常宏大，震撼人心。在我军的狂轰滥炸下，敌军在瓦尔格兰茨山岭上的阵地变成了灼灼燃烧的火焰山。我为19岁的弟弟在南非骑兵团谋到了一个职位，此时此刻，两天前刚刚到达的他和我一起往山下冲去。里特尔顿的步兵旅从第二座桥上一路奔袭而来，向左朝着瓦尔格兰茨的东头发起攻击。遇到障碍之后，他们就地匍匐。接下来，第二个步兵旅该上场了。但是，他们好像很排斥过桥参与激战。不久，一个营就加入了如火如荼的战争，然而，步兵旅却按兵不动了。下午4点前后，我们接到上级命令，让我们在山脚下就地休息，次日再展开行动。周围一片宁静，只能听到敌军发出的零星炮弹声。我们没带任何行李，因为我们原本准备从打开的通道进攻，而且运输队当时就在距离我们5英里的地方。当晚寒冷彻骨，我和宾上校盖着同一条毛毯。作为上校，他很不满意这样的安排。因为每当他翻身时，我就冻得浑身冰冷；每当我翻身时，他就冻得瑟瑟发抖。天亮了，我如释重负。

里特尔顿将军率领步兵在山岭上修筑防御工事，他们把自己很好地隐蔽起来了。白天，他们猜想敌人会集中火力轰击他们，事实正如他们所料。幸好，他们隐蔽得非常好，不但熬过了整整一天的炮击，还以伤亡不足200人的代价成功地把敌军步兵的几次进攻都击退了。身在营地的我们始终密切关注他们的战况，并且期待着我们冲锋陷阵的时刻。然而，这一刻迟迟没有到来。那晚，在里特尔顿步兵旅顺利从河上撤退之后，浮桥被收起来了。整个部队倦怠地回到营地，损失了大概500人。迄今为止，从弗里尔和奇福莱营地解救莱迪史密斯的行动没有任何进展，尽管我们一个月前就已经着手准备了。保卫莱迪史密斯的队伍极度缺乏食物，以吃骡子和战马勉强为生。乔治·怀特将军无力自保，更不可能配合我们的战斗，只能继续与敌人僵持六周，前景不容乐观。

斯皮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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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曾经在1885年侵占了这里。1966年，这里宣布独立，成立博茨瓦纳共和国，不过仍属于英联邦成员。

解救莱迪史密斯

虽
然战争让人痛苦，而且我所在的非正规骑兵旅每五天之中就有三天以上的时间在与敌人激战，但是解救莱迪史密斯的两个月还是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的伤亡很小，当然，斯皮扬山战役是个例外。那段时间的战斗的规模都不大，每一次战斗，我们损失6人到20人。我是过了战争的隐了。我们每天清晨从营地出发，负责攻击敌人侧翼，缠住他们。有的时候，我们爬到山坡的巨石上，看骑马的人从远处策马狂奔。听着零星的枪声，瞄准目标打几枪，之后平安地回到营地，和战友们一起高兴地享用美味丰盛的晚餐。与此同时，我持续把稿件发给《晨邮报》。我获悉，包括有威望、有社会影响的人士在内，有很多读者都密切在关注我的报道。我很受欢迎，因为我不但认识那些重要人物和全部的将军，并且与他们很熟悉。在南非的荒郊野地里，我们的生活如在天堂。每天，我们有喝不完的啤酒，还有充足的鸡和其他肉制品可食用；夜晚，我们沐浴着清凉的风，神清气爽。每到中午，纳塔尔的报纸就会准时送达前线。晚上回去之后，我们可以读报消遣。我们只能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无法长远打算。我们什么也不想，既不担心未来，也不想以前的那些憾事。我们不用花钱，所有薪水都攒在家里，越来越多。我们也无须还债，更没有其他的烦心事。当我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的监狱里时，因为不能再为《晨邮报》提供有价值的报道，曾特意写信给他们要求解除合作关系。但是，他们拒绝了。幸好，我在得知他们的态度前就已经重获自由了。这样的雇主百年不遇，我始终和他们是朋友。

我最欣慰的是，如今，我可以带着弟弟杰克一起亲历战争，开阔眼界。但是，我的好心情即将戛然而止。2月12日，我们去铁路东侧的胡萨山侦察，那里长满了茂盛的树木，距离铁路线大概六七英里。我们在那里待了好几个小时。布勒将军和他的司令部参谋人员也想亲自巡视胡萨山，所以，骑兵旅全体士兵倾巢出动，把布尔军的巡逻兵和哨兵统统赶走，在那里设立了岗哨。我们帮助将军等人实现了心愿。过了中午，枪声越来越密集。骑兵旅回营途中被布尔军追击，略有伤亡。

我们从胡萨山逃脱后，快速行进，把与敌人之间的距离拉长至1英里。此时，骑兵旅来到了一个坡度平缓的山上。这段山坡长满了绿草，且延长了很长一段距离。我的作战经验越来越丰富，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我非常敏锐。这种感觉很细微，不易觉察。例如，我在靠近步枪射程内的陌生河道或者山丘时，总是觉得不寒而栗。此时此刻，我不安地回望胡萨山，在我们身后绵延的草地上，骑兵队伍正在缓慢地朝营地走去。我对身边的战友说：“我们离敌军近得不能再近了。”我的话刚刚说完，一声枪响便传了过来。转瞬之间，布尔军的二三百支毛瑟步枪一起向我们疯狂射击。在枪林弹雨之中，很多战马应声倒下，还有一些骑兵从马上跌落下来。骑兵队伍马上分散开来，匆匆跑向距离我们200码的高处。我们飞身下马，以最快的速度将战马掩藏好，然后就地卧倒，开始还击。

我军损失不大，因为我们与敌军相距2000码，且全都就地俯卧，敌人很难瞄准我们。假如布尔军的行动更加敏捷，在距离更近的地方袭击我军，我军必将伤亡惨重。杰克紧紧地挨着我卧倒在地，突然，他猛地一跃，在阵地后一两码的地方歪倒了。初次参加战斗，他的腿肚就被贴面而过的子弹击中了。我架着他离开战场，将他送进战地医院的救护车。很快，战斗结束了。为了确保杰克得到治疗，我特意去战地医院看望了他。当时，战地医生把自己的军衔看得很重，因此，我称呼外科医生为“上校”，并且向他敬礼。我简单跟他介绍了一下这次战斗，然后询问了杰克的伤情。这位医生很高兴，当即答应为杰克手术时使用麻药，以减轻他的痛苦，并且许诺会精心照顾他。他确实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巧的是，母亲在我奔波于南非战场时，正在国内为战争募捐。因为得到了一位美国百万富翁的慷慨捐助，母亲购买了一艘轮船，并且将其装备成医疗船，还专门聘请了护士。经过漫长的旅程，母亲带领医疗船队来到德班，准备收治伤员。她的小儿子跟随第一批伤员来到这艘“缅因号”医疗船，我也专门请假赶到德班看望她。我们都住在这艘船上，我觉得这艘船和游艇很像。我们一家在半年里各奔东西，各忙各的，现在终于在船上团聚了。帕西·斯科特上校担任“恐怖”号装甲巡洋舰的舰长，是德班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他热情地招待了我们，还带着我们去他的战舰上参观。还以我母亲的名字命名了一门4.7英寸的大炮，这门大炮已经装上列车运往了前线。后来，他还专程安排我母亲去前线参观，以便她能够亲身感受这门大炮射击时的威力。总而言之，和15年后的欧洲大战相比，南非战争在残酷之余还有很愉快和很尊贵的一面。

为了解救莱迪史密斯，布勒将军第四次展开行动。不管是对被困者来说，还是对解围者而言，此时都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因为莱迪史密斯守军几乎面临绝境。图盖拉河沿岸陡峭的山崖和高处的平地上分布着敌人的重要据点，图盖拉河从柯兰索断开的铁路桥下流过，向莱迪史密斯延伸。在河流拐弯的地方，左侧是赫朗韦恩山，右是侧两座郁郁葱葱的大山，分别是辛戈洛山和蒙特克里斯托。格林希尔高地则位于中间位置。12月15日，南非奇兵曾经攻打过赫朗韦恩山。布尔人的左翼和中间部队行进得较快，已经超越了图盖拉河，其右翼部队行进缓慢，还在图盖拉河的后方。为了占领敌人左翼部队的制高点，我军决定马上采取行动。一旦获得成功，我军大炮将会集中轰炸，以掩护我军的两个师强占中间位置的高地，之后一鼓作气地向右追击，占领赫朗韦恩山。这样一来，布尔军就将失去柯兰索周围的据点，我军就能够打开通道，抵达图盖拉河。显而易见，战争之初就应该采取这个合理的计划。遗憾的是，在此之前，布勒将军没有想到这一点。早在柯兰索时，就有人告诉布勒，说图盖拉河在英军和赫朗维恩山都在图盖拉河的同一侧。然而，布勒根本不相信，后来才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

2月15日，我军部队顺着铁路继续向胡萨山挺进，准备进攻。但是，我们是否能成功占领辛戈洛和蒙特克里斯托，对这次战斗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宾上校与南非轻骑兵将合力完成这项任务，一支步兵旅负责为他们殿后。最终，一切都轻而易举。夜晚，我们在人迹罕至的小路上行军。18日，天刚刚亮，我们就来到了辛戈洛南坡。只有很少的布尔兵负责看守这些重要地段，趁着他们毫无戒备，我们顺利地攻下了这里。18日和19日，我们与步兵通力合作，把所有敌人都从辛戈洛山上赶走了。接着，我们翻越辛戈洛山的山峰，彻底占领了蒙特克里斯托山。这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居高临下，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图盖拉河对岸的敌军阵地，堪称一览无余。在我们脚下6英里的地方，敌人正在围困莱迪史密斯。敌军此前用沙袋在格林希尔高地上修筑的战壕和防御工事，此刻也被我军的步兵和炮兵主力攻破了。因为背对大河，再加上英军咄咄紧逼，敌军腹背受敌，无心应战。20日晚，布尔军在图盖拉河以南、包括赫朗韦恩山在内的全部阵地都失守了。他们不得不从柯兰索撤退，回到图盖拉河对岸的阵地集结。直到此刻，各个方面都进展顺利。

其实，蒙特克里斯托已经控制了布尔人位于巴顿山上的阵地，这个阵地正好在图盖拉河的对岸，我们要想获胜，只需要坚持向右进军即可。假如能够占领巴顿山，我们就能掌握附近高地的情况。然而，在此紧要关头，战斗经验丰富的布勒将军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使部队损失惨重。据说，这个错误其实是沃伦将军导致的。他下令让部队在靠近柯兰索的地方搭建浮桥，让右翼部队从制高点撤回，且命令左翼部队沿着铁路线挺进。在随后的两天时间里，除柯兰索以外的低矮山丘见挤满了官兵。面临如此紧迫的局势，布勒下达了荒谬的命令，让部队强行攻占布尔军在波希特的牢不可摧的阵地，而没有让部队避其锋芒。22日的晚上，我和大名鼎鼎的里平顿上校交谈，他是司令部的高级参谋。他毫不掩饰地说：“我讨厌这样的局面。制高点上的全部兵力和大炮都撤下来了，我军将像置身于罗马大斗兽场一样，被围困在图盖拉山谷里。多么可怕，每排座位上的敌人都能射击我们。”一切正如他所说的。此前，因为无法抵御我军的迂回攻势，布尔军已经开始撤向北部。如今，他们发现英军再次自寻死路，所以马上不遗余力地杀了回来。

2月22日晚上和23日晚上，我军与布尔军在图盖拉河周围的低矮山丘间展开浴血奋战，死伤惨重。我们必须等到24日晚上才能对波希特展开进攻。骑兵没有参加战斗，所以我有机会穿过河流，爬到一座高高耸立的山峰上观战。我在这里遇到了里特尔顿将军。当时，他正独自蹲在一块石头后面观察战场上的情况。看到我来了，他好像很兴奋。哈特将军率领的英格兰先头步兵旅顺着铁路线拉开战线，因为行进在没有任何遮挡的地段，所以伤亡惨重。不过，他们最终意识到问题的所在，转而向左展开攻势。波希特高地由三个顶部浑圆的山头组成，从左往右发动攻击必败无疑，从右至左发动攻击却很容易取胜。因为都柏林燧发枪团和尼斯基林团傍晚时分才发起进攻，所以步兵旅下午4点才费尽周折地爬上现在被称为因尼斯基林山的陡坡。战斗场面无比悲怆、惨烈。我们从望远镜中看见，毫无遮挡的山坡上不时闪现刺刀和爱尔兰士兵棕色的身影，而戴着宽沿帽子的布尔兵则在越来越暗的天色里，趁着战火的硝烟灵活穿梭。密密麻麻的枪声传到我们的耳边。英军停止爬山，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少，最终在一片漆黑的山坡上彻底消失了。敌人彻底击败了1200名将士的进攻，我军损失惨重，两名上校、3名少校、20名军官和500多名士兵非死即伤。

直到此刻，布勒才接受他人的建议，指挥部队继续向右挺进，再次集中兵力展开进攻。为了甩掉布尔人，部队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原本，这样的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几百名受伤的士兵饱受折磨，他们整整两天都躺在因尼斯基林山的阵地上，既没有水，也没有医疗救治。他们无法说话，只能悲惨地挥动着手中的布条，等待救援。26日，布尔兵拒绝了布勒的休战请求。不过，他们答应让医生和担架队去阵地上运走伤员和埋葬死者。傍晚时分，医生和担架队刚刚撤回，敌我双方再次打响了战斗。

2月27日，纳塔尔地区的英军集中兵力，在这一天发起了大规模进攻。他们把所有的大炮都运回高地。各个旅穿过完好无损的大桥，来到图盖拉河的对岸，向右对布尔军阵地发起攻击。我们依次攻占了巴顿山、铁路山和让人望而生怯的因尼斯基林山。其实，我军早就占领了这座山的一部分，如今又依靠近身战占领了整座山。就这样，我们彻底清除了阻挡我军营救莱迪史密斯的拦路虎。我们急不可耐地骑上战马，向河边冲去，想趁着这个机会把敌人一网打尽。过桥时，总司令看到我们，当即命令我们撤退。在那个伟大的历史时刻，他说：“该死的，随他们去吧！”这句话的含义很丰富，类似于“该死的，我们牺牲这么多，已经够了！该死的，他们欠了我们这么久，索性不要了吧！该死的，顾好眼下吧，别想以后了，也别在乎奖罚了！”

第二天上午，我们步履轻盈地过河，从千仓百孔的高地上走过，来到开阔的平原。只要继续行进6英里，我们就能到达莱迪史密斯。布尔军正在大规模撤退，他们的车辆一路向北，车轮驶过之处尘土飞扬，布瓦纳山上再也不见他们的大炮了。总司令说过，“让布尔人离开”，所以，我们依然要遵守他“不准追击”的命令。整整一天，我们怒不可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直到夜幕降临，总司令才批准两个营冲过四处溃逃的敌军后卫部队，直插莱迪史密斯。很幸运，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翻身上马，从长满灌木丛的平原上疾驰而过。途中，只有几名布尔兵朝我们开枪。几个落魄潦倒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灌木丛里，向我们投降。我们一路向前，看见街道千仓百孔，到处都是破败的景象。我们遇到了乔治·怀特勋爵，他骑着马，穿着军装。我们激动不已，一起进入濒临绝境的莱迪史密斯，这里被围困太久了。

当晚，我和洛里森、伊恩·汉密尔顿、赫德沃恩·拉姆顿等司令部的参谋人员一起吃晚饭。他们拿出珍藏已久的香槟，盛情招待我。我很好奇马肉是什么味道，可是他们为了庆祝劫后余生，却把最后一头牛杀了。莱迪史密斯的官兵们虽然脸色苍白、疲惫不堪，但是大家都激动不已。我欣喜若狂，因为我终于在长途跋涉之后来到了这里。

解救莱迪史密斯

在奥兰治自由邦

我
父亲生前和罗伯茨伯爵是好朋友。1885年，担任印度事务大臣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坚持委任罗伯茨为英军驻印度部队的总司令。在我父亲去世前十年，罗伯茨伯爵和他的关系始终非常亲密。还在年少时，我就常常见到罗伯茨将军。让我骄傲的是，我还与他交谈过几次呢！对于那些心高气傲、自以为是的年轻后辈，他非常慈祥，也很宽容。他有一种特别的魅力，能够使别人对他忠心耿耿。无论如何，作为一名年轻军官，我都很庆幸自己有一位在部队上层工作的朋友，更何况他那么值得人尊重和信赖！

整个纳塔尔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与此同时，罗伯茨将军带领部队从开普殖民地出发，一路向北，进入奥兰治自由邦，成功地为金伯利解围，并且围困住了以克龙涅为首的布尔军。经过帕尔德伯格的激烈交战，布尔人最终乖乖投降。英军从1899年11月处于“悲惨的一周”到1900年2月大获全胜，整个战局的突然扭转使人惊奇，也使人更加信赖和尊重罗伯茨将军。据传，这位身材矮小的将军犹如神将，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阳光马上就会驱散乌云，使南非次大陆的英军将士们全都沐浴在温暖之中。

因为战败，布尔军飞速经由德拉肯斯堡撤离，回到他们的国家，不再侵扰纳塔尔。在短短的两周时间里，他们带着全部家当，拖着大炮消失得杳无踪迹，主动退出了纳塔尔地区。在布勒的指挥下，原本就行动缓慢的英军变得更加迟缓。显而易见，英军要想从莱迪史密斯出发，行进150英里到达德兰士瓦边境，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他们必须先修筑铁路，使军队的给养运输得到保障，之后才能展开行动。

如今，我迫切地想去主战区。自从我成功地逃出比勒陀利亚的战俘营，纳塔尔地区的部队将领很少再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要休长假去布隆方丹采访罗伯茨将军率领的部队，不过，我依然可以继续保留在南非轻骑兵中的职位。我背着行囊沿纳塔尔铁路出发，到达德班之后乘船抵达伊丽莎白港，然后再沿着铁路线从开普殖民地穿过，按照约定时间到达开普敦，入住设施齐全、舒适奢华的蒙特纳尔逊饭店。我申请《晨邮报》委派我去罗伯茨将军的部队，当时《晨邮报》视我为记者团队的中坚力量。在等待手续办完的几天时间里，恰巧有一些荷兰和南非的政府要员在南非，所以我就采访了他们。这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迄今为止，大家依然说我是战争狂热分子，喜欢血腥的战争，所以，不仅保守党讨厌我，支持布尔分子的人也恶意诬陷我。因为布尔军的撤离，纳塔尔地区那些曾经对布尔军表示友好或支持的人都受到了打击报复。开普殖民地的人们怨声载道。英国政府处理这件事的原则是：英国已然获胜，不会再追究以前的事情。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国务次官沃尔弗顿勋爵特意发表演说。我很拥护政府这么宽容大度的举动。3月24日，我从莱迪史密斯发了一封电报回国：

无论那些为英国浴血沙场的人怎么看怎么想，我始终建议并且热切渴盼宽大政策的正式出台。假如军事镇压始终存在且非常残酷，那么“教训”投降者就是毫无意义的。彻底消灭那些无法教化的顽固分子，宽容地接纳投降的人，这无疑是最明智的做法。因为血缘关系，那些荷兰籍农民选择加入他们民族的队伍——布尔军，虽然这种做法不值得提倡，却是可以谅解的。只有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他们的行为才是叛国罪。有很多南非英裔自由民积极加入布尔军，对抗自己的同胞，和这些人相比，他们的行为更符合道义，因而我们不应该强烈地谴责他们。

假如英国法律没有保护这些英裔自由民的公民权，那么他们的行为也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谅解。尽管荷兰籍农民的行为与对抗同胞的英裔自由民相比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正是我们早年在南非所犯下的错误才导致了荷兰籍农民做出如此的举动。关键在于要明确区分在战争中被俘的人和主动投降的人。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使他们主动归降。作为来自大英帝国的英军，理应勇敢无畏，摧枯拉朽，同时，英国政府也应该宽大为怀，绝不能伤害敌人的家人。在南非共和军士兵眼中，只有这样的政策才能被称为“无可挑剔的”，才能更快地求得“和平与光荣”。

这份电报引起了轩然大波。自然而然地，英国举国上下议论纷纷，尽管对现实毫无作用。保守党攻击我，英国政府与民众形成了统一战线，也没有人把国务次官的言论放在眼里。尽管《晨邮报》把我的文章刊登出来了，却不认同我的观点。纳塔尔地区的报纸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我，不遗余力地谴责我。我对此的回应是：舒适包厢里的看客侮辱获胜的斗士是很常见的。

对于我的观点，米尔纳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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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了莫大的理解，并对我非常友善。他爱好打猎，他的副官威斯敏斯特公爵特意准备了一群猎狗，以供他娱乐。在桌山脚下，我们整日打猎，还在低矮的灌木丛里享用午餐。

作为高级行政长官，米尔纳爵士说：“纳塔尔人民当然不会支持你的报道，归根结底，他们必须与这些英裔自由民和荷兰籍农民一起生活，彼此容忍，重建家园。眼下，他们的情绪很激动，在恢复平静之前，他们无法听进去公正的、符合道义的说辞。要知道，他们的家园被毁了，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至亲的人。我很理解你，不过，你现在不应该发表这样的言论。”我很感动，他居然能如此平静地说出这样宽容大度的言辞，要知道，他向来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且还主张高压政策。最终，英国政府尽管慷慨激昂，还是选择宽容地对待造反者和叛国者。

无法否认，我在一生之中，所持的某些观点总是会得罪英国两大政党中的某一个党派。我每次都不遗余力地主张战争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斗争，等到胜利之后，又会友善地对待被我们征服的那一方。所以，我在战争中始终反对支持和平的人，又在战争结束后反对支持战争的人。对于我的这种行为，伯肯黑德伯爵在布尔战争结束多年之后曾经引用了一句希腊语，形象地描述了战争，“宽容地对待战败者，苛刻地对待战胜者。”在无人传授的情况下，我领悟并且将自己提升到了这种高尚的思想境界。用这句话形容南非战场简直太贴切了。我们必须遵从它才能获得胜利，一旦违背它，必将遭受厄运。我无法否认，罗马人最先说出了这句话，他们也总是抢先说出我的好想法。

包括南非问题在内，我觉得所有问题都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先使爱尔兰降服，再把地方自治权归还给他们；先使德国人饥肠辘辘，然后再给他们粮食；先使总罢工的阴谋不能得逞，再用心聆听煤炭工人的抱怨和诉求。然而，我总是陷入困境之中，因为和我想法相同的人太少了。在法国，我曾经应邀为纪念碑题词。我题道：“战时果决，败时坚持，胜时仁慈，和时友善。”不过，对方没有使用我的题词。我们不是左撇子就是右撇子，这是因为人脑是由左右两叶组成的。人们思考时，只会开动一半的脑子。这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我们要想根据实际情况随心所欲地使用左右手，我们首先必须使大脑的结构更加合理。但是，现实情况是，善于谈判的人从不打仗，有必胜把握的人从不谈判。没有人相信我能做到两者兼顾。

我愉快地在开普敦过了几天之后，开始为去布隆方丹的通行证迟迟没发下来而焦虑起来。司令部在一周之后依然没有回应我的书面申请，我虽然不知道是谁从中作梗，却能肯定有人横加阻挠。为了使英国的读者充满信心，我总是在发回国内的报道中尽量积极地描述纳塔尔战争中那些“使人扼腕叹息”的事件。那个时候，战争的规模都不大，所以战地记者在战场上备受关注。我所在的报社影响力最大，再加上我本身也出类拔萃，思来想去，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行程被什么阻碍了。

幸运的是，我有两位位高权重的好朋友在罗伯茨勋爵的司令部就职。一位是伊恩·汉密尔顿，他曾担任罗伯茨勋爵的副官。为莱迪史密斯解围后，罗伯茨勋爵就召回了他。另一位是尼科尔森将军。在远征蒂拉赫饿时候，他曾经担任洛克哈特司令的参谋，现在也在总司令部任职，且职务很高。不管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和平年代，他们一直深受罗伯茨勋爵的喜爱，因此才能始终伴其左右。为此，福煦元帅曾经说他们是总司令的“军旅之家”。我与他们是忘年之交，而且友谊从未因为级别的高低受到丝毫影响。所以，我只能向他们寻求帮助。他们很快发回电报，告诉我罗伯茨就是我的阻碍。考虑到参谋长基钦纳的感受，罗伯茨勋爵反对让我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与大部队同行。这件事追本溯源，是因为我曾经在《尼罗河上的战争》一书中对基钦纳将军不恭。他们说，我还在一则从纳塔尔发给《晨邮报》的报道中，公然指责英格兰长老会（基督教更正教的一支）的一位随军牧师在战役打响之前仍然不负责任地给官兵们布道，并且对其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这也引起了罗伯茨总司令的不满，他觉得这个报道并没有公正地评价那些兢兢业业的随军牧师。他们告诉我，罗伯茨勋爵“固执己见，心意已决”。但是，他们让我耐心等待，因为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劝说，也许几天之后就能使罗伯茨勋爵改变心意。对此我无计可施。

至今，我对那次随军牧师布道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当然，我也清晰地记得自己对这件事的报道。那是一个礼拜日，当时，斯皮扬山战役已经结束，瓦尔格兰茨战役还没有爆发，步兵旅的所有官兵都聚集在敌人火力不及的一个小山谷里做礼拜。那里，距离图盖拉河很近。他们整装待发，随时准备投入有可能在未来一两天里爆发的战斗。在这样的情境下，所有士兵都急迫地渴望得到来自上帝的心灵鸡汤。每个人都希望牧师的布道大获成功，他们将会永远记住这次布道。但是，这次荒诞不经的布道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惊讶万分。牧师布道的时候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怎样施展计谋，最终使耶利哥城城墙轰然坍塌的。虽然我的评论尖酸刻薄，但是对这件事的描述没有半字虚言：“听着这些荒谬的言论，我想起布林德尔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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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恩图曼战役中，他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对于这次机会，坎特伯雷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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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罗马人是否能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这些犀利的言辞在教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立即展开了行动。虽然这件事的起因无法宽恕，但是，最终有几位精通布道的牧师主动要求放弃国内安逸的生活，勇敢地赶赴南非，投身前线。他们壮大了随军牧师团，效果显著。罗伯茨勋爵一生浴血沙场，是一位忠心耿耿的教徒。在他看来，我不应该如此诬陷和诋毁随军牧师，而国内的增援恰恰使我的诬陷成为不争的事实。分析完这些情况，我觉得自己即使等几天也未必能随心所愿。我忧愁焦虑，垂头丧气，蒙特纳尔逊饭店的快乐气氛丝毫不能感染我。

在我的两位好朋友尽心竭力的游说下，罗伯茨勋爵最终同意给我下发签证，使我能够完成布隆方丹之行。但是，总司令要求我在出发之前必须去接受他的军事秘书的教诲，并且严令禁止我再说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很乐意去接受教诲，因为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我当晚就踏上了漫长的旅程。我的两位好朋友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的部下颇有异议，只是碍于他们的权威而不敢明目张胆地议论。在恭敬地接受军事秘书的教诲之后，我完全自由了，想去哪里都可以。当时的审查制度非常宽松，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不过，罗伯茨勋爵对我的态度依然很冷漠，虽然他很清楚我知道他们经常在餐桌上谈论我的举动，也明白我每天都和他最得力的干将见面，但他从未表现出接纳我的意思，也从未要求我去面见他。一天清晨，我和一群军官一起去布隆方丹集市，突然惊讶地发现他就在距离我几码远的地方。我向他行礼致敬，他却对我视若无睹。

我根本没有时间顾及这位司令大人的不满，因为我的生活充满了惊喜和乐趣。借助于《晨邮报》为我贴心准备的交通工具，我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我骑着骏马，独自在充满危险的荒郊野外驰骋，在各个纵队之间不停地穿梭，追赶我军与敌军首尾相接的纵队后卫部队。假如纵队指挥对我友好而又热情，我会逗留几天，接着继续在危机四伏的荒野上来回奔波，把最新的报道及时发回报社。

自从我军解了布尔军对莱迪史密斯的围困，再加上布尔军在奥兰治自由邦战败，很多布尔士兵都解甲归田了。在英国挽回信誉之后，布尔共和国想通过谈判的方式结束战争。不过，英国可不想这么做。英国政府坚持在比勒陀利亚把解决南非问题的所有条件都确定下来，因为英军为布尔人的入侵付出了惨重代价。这时，几千名来自自由邦的布尔人已经宣誓中立，准备回归家园。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罗伯茨勋爵乘胜追击，完全有可能彻底消灭在瓦尔河以南负隅顽抗的布尔人。不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部队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得筹措物资。虽然我军已经简单修复了铁路线上的那些被炸毁的桥梁，可惜这些桥梁的承重能力太弱了。因此每日到达的补给只够部队维持四天。交通负荷太重了。显而易见，必须积攒几周的补给之后，部队才能继续前进。在此期间，几位誓死与英国抗争到底的布尔军领袖死灰复燃。虽然他们只有很少的资源，但和第一次比起来，这次胶着战斗的时间更长，也导致我们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游击战打响了。布尔人首先要整合兵力，为了争取那些以个人名义与英国人讲和，并且已经宣誓中立的突击队员和自由民，他们不惜动用武力。迫于无奈，那些人不得不再次拿起武器作战。对于这种不信守诺言的行为，英国方面深恶痛绝，因而更加憎恨布尔人。不过，英军并没有将那些违反誓言的人判处死刑。

我知道，布勒巴宗将军迄今为止依然很不顺。他是一支正规骑兵旅的指挥官，和年轻的、有主见的弗伦奇将军在科莱斯堡战役中决裂了。老布勒巴宗很不适应新的战争，他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经常想起1878年的阿富汗战争，还常常把1884年的萨瓦金战役挂在嘴边。在那两场战役中，弗伦奇官职很低，在陆军担任中尉。但是，如今，他在1878年和1884年积累的战争经验已经不适应新的战争形势了。最让他愤愤不平的是，弗伦奇现在成为了他的上司。不管是对弗伦奇制订的作战计划，还是对弗伦奇年轻人特有的冲动好胜，布勒巴宗总是口无遮拦地冷嘲热讽。很快，司令部的弗伦奇就听到了流言，开始报复他。弗伦奇让布勒巴宗负责指挥一万名即将抵达南非的非正规骑兵，表面看起来，他貌似升职了，实际上，布勒巴宗不再是正规骑兵旅的指挥官，被降职了。最终，布勒巴宗只负责指挥一个旅，因为那一万名不值一提的义勇骑兵必须派遣到各个战区。如今，他在布隆方丹东南地区率领着这个小小的旅。我决定，不管他在哪里，我都要去找他。

我搭乘火车驶向南方的爱登伯格，并且把我的马和马车也放在火车厢托运里了。4月17日上午，在倾盆大雨中，火车从一处危险地带缓缓驶过。19日晚上，我终于追上一支纵队，这支纵队距离杜韦茨多普只有11英里。这支纵队是正规军的最后一个师——第八师，来自英国的各个要塞。它的指挥官是莱斯利·朗德尔勋爵。后来，大家毫不留情地称呼莱斯利·朗德尔勋爵为读音相近的“悠闲的脚轮先生”。我在尼罗河战役中就和他相识了，他对我非常友好。布勒巴宗的部队就在这支总队的前面侦察。次日清晨，我骑马追上了布勒巴宗的部队。见到我，他欣喜若狂，不仅向我介绍了战斗的情况，也向我大诉苦水，还说了很多和弗伦奇有关的闲言碎语。此后的一些日子，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随着行军，我们离杜韦茨多普附近的低矮山丘越来越近了。连日来的沉寂被远处传来的枪声划破了，巡逻兵急急忙忙地回来汇报情况。随后，我大开眼界，看到了此前闻所未闻的荒谬的军事行动。不久，布勒巴宗的非正规骑兵就占据了周围的山丘，并和布尔军发生了激烈的枪战。隐蔽在灌木丛生的山峰上的布尔军开始用两门大炮轰击我们，显而易见，他们还是有一定战斗力的。得到消息后，朗德尔带领两个步兵旅连夜赶来支援。得到获准之后，我也参加了作战会议。布勒巴宗已经为第二天的进攻做足了准备工作，因此，他力主开战。然而，次日清晨，先锋步兵旅旅长赫伯特·彻姆赛德再三提醒布勒巴宗局势不容乐观。他的话必须重视，因为他曾经于1878年，也就是22年前，参加过俄土战争。他再三强调，眼下的布尔军占据了易守难攻的阵地，和当年的普列文一样坚固。要想发起进攻，必须聚集所有兵力，而且定然会损失几千士兵。没有准备的进攻将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所以，作战会议决定，等到巴坎贝尔将军率领的第三步兵旅赶来汇合之后，再决定是否进攻。这个旅由两个营的近卫军组成，现在已经搭乘火车，当晚就会抵达。我们这一天过得很快乐，因为有布尔人陪着我们消遣。夜幕降临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支步兵纵队。现在，我们已经做足了准备，只等次日开战。我们不但有将近11000名士兵，还有18门威力十足的大炮。但是，当晚，因为太黑了，伯克郡团的40名士兵去附近取水时不小心迷路了，误打误撞地闯进了布尔军的防地。朗德尔勋爵为此很担忧，马上发了一封电报给罗伯茨勋爵请示。罗伯茨勋爵当即严肃警告所有将领不要轻率地采取行动，以免兵力损失。他让我们小心行事，排兵布阵，而且坚决要求我们避开敌人的锋芒。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指令无可指责，然而，它给实际战事带来了很多祸患。

天边刚刚露出一线曙光，我们的队伍就完成了集结，准备发起进攻。骑兵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包抄敌军的左翼。这时，一位参谋带着命令赶来，说要晚一天再进行战斗。骑在马上的布勒巴宗满脸失望地向我走来，他脸上的表情很怪异。当着所有人的面，他猛地大叫道：“乱弹琴！”我们无从得知那位参谋是否被这声吼叫惹恼了，更不确定他回去之后是否向司令进行了汇报。

为了不那么无聊，也为了安抚布勒巴宗，司令部批准骑兵对“普列文”的敌军展开侦查，以了解他们左翼的最新动向。在侦查途中，我有了一次永生难忘的、让人亢奋的历险。

为了避免我的记忆对这次冒险经历夸大其词，请允许我在这里呈现当时写下的文字。

从前沿阵地的北面，一个大概有一千多名官兵的旅分迅速往南挺进，逼近敌军左翼，准备进行大范围包抄……他们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深深凹陷的盆地，盆地中间还矗立着一座奇形怪状的山丘，恰好遮挡了他们观察杜韦茨多普的视线。小山附近大概有200名布尔兵，有步兵，也有骑兵。

我们行进的速度很快，直插敌人的核心地带。布尔兵不知道我们是要攻击他们，还是仅仅在侦察，因此惴惴不安，最终决定包围在他们外侧的英军骑兵，探明我们的意图。我军的远程步枪集中火力，刚把一拥而上的敌军压制在山丘背面，就有另外一支大概200人的布尔军从我的正前方穿过，奔向右侧的小山丘。当时，我离敌人只有2000码远。

安格斯·麦克尼尔接替了阵亡的蒙莫伦西来负责指挥这支侦察部队。这时，他跑来征求布勒巴宗将军的意见，问：“长官，我认为我们完全能做到，可以拦截敌人吗？”旁边的侦察兵全都侧耳倾听。将军略作思考，说：“可以，去吧。”

“战士们，赶紧上马！快！”麦克尼尔一边大声向士兵们下达命令，一边翻身上马。接着，他转过头邀请我：“来吧，加入我们，你不会后悔的。”

我前几天曾经许诺要和侦察兵一起执行一次任务。我发现布尔军与小山丘的距离比我们近很多，不过他们的装备也许很落后，还得爬山。我们很有可能把他们拦住，假如我们真的如愿以偿，他们在这片平原上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为了给《晨邮报》发回震撼人心的好消息，我翻身上马，加入了麦克尼尔的队伍，和大概50名侦察兵一起策马奔腾，勇往直前。

刚刚开始，敌我双方就都意识到抢占先机的重要性。和布尔兵相遇后，我发现五名装备精良的布尔兵遥遥领先于其他布尔兵，正在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想占据能够制敌的关键位置。我说：“我们晚了！”但是大家都不愿意放弃，想与敌人一较高下。随后发生的事情一目了然。

我们停在距离山顶100码的地方，更精确地说，应该是120码。我们从马背上下来，剪开铁丝网，想抢在敌人到来之前占据山顶。这时，我们的眼前出现了十几个布尔士兵。他们只露出了脑袋和肩膀。我曾经亲眼目睹布尔人破坏铁路的情形，对他们那遍布绒毛、狰狞可憎的脸再熟悉不过。我不知道有多少布尔兵即将跟随他们来到这里！

此时，不知为何，双方都在一瞬间里的都静止不动了。不过，也许谁都没有静止。我依稀记得这段时间里堪称瞬息万变。一个围着红色围巾的布尔兵和一个穿着棕色外衣的布尔兵离我们越来越近，后者还长着满脸的络腮胡。然而，两名侦察兵毫无觉察，依然专心剪铁丝网。发现敌情后，一名站在战马一侧的士兵想瞄准敌人。这时，麦克尼尔镇定自若地下达命令：“晚了，快跑！撤到另一座山上。”

紧接着，敌人的子弹在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我想踩着马镫骑到马背上，但是在枪声中，战马受惊了，不顾一切地朝前奔去。我想跃到马鞍上坐稳，却发现马鞍已经滑到马肚子下面了。这匹马挣脱缰绳的束缚，一去不返。此时，除了我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想依靠双腿逃离之外，大部分侦察兵都跑到200码远处的地方。我环顾四周，方圆一英里之内毫无遮挡，我连隐蔽都不可能。

值得庆幸的是，我带着手枪，顶多被打残，而不至于像上次那样只能投降。我再次顶着布尔兵的子弹奔跑，暗暗想道：“这次在劫难逃了。”就在此时，和死神降临似的，一个带着骷髅标志的徽章、骑着筋疲力尽的战马的高个子侦察兵突然从左侧向我奔来。对我而言，这是从天而降的生机！

当这名侦察兵跑到我面前时，我冲他大喊：“带我一起！”我没想到，他马上拉紧缰绳，让战马下来，然后毫不犹豫地说：“快上马！”我跑过去，动作迅速地跃上马背，坐在马鞍上。这些事都发生在眨眼之间。

他策马狂奔，我双手环抱着他的腰，死死地抓着马的鬃毛。我的手黏糊糊的，满是鲜血，原来这匹伟大的战马身受重伤，却依然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子弹呼啸着飞过我们的头顶，我们与敌人之间距离越来越远了。

“别担心，”救我的侦察兵说，“他们打不中你。”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道：“马真可怜，噢，简直太可怜了！它受伤了。这些魔鬼，他们很快就要彻底毁灭了！噢，我可怜的马！”

我安慰他：“别伤心，你救了我。”“噢，”他说，“但是，我此刻只担心我的马。”这就是我和救命恩人之间的全部对话。
(4)

听着耳边呼啸的子弹，我暗暗估算敌军打出的子弹数量，判断只要跑出500码，他们就无法射中我们了。布尔兵跑得直喘粗气，非常亢奋，再加上战马一直在奔跑，他们很难瞄准我们，所以我们的危险基本解除了。但是，我悬着的心直到转过另一个山角才渐渐放下来。我不由得为自己躲开死亡的魔爪而暗自庆幸。

我们回到营地后才知道，罗伯茨勋爵把另一个步兵师从布隆方丹调集过来了，因为他误以为顽固疯狂的布尔军阻止了朗德尔的行进。与此同时，位于西北面的弗伦奇带领三个骑兵旅也开始进攻杜韦茨多普。不到两天，两支部队就顺利集结了。这时，2500名布尔兵押着战俘偷偷地往北行进。尽管英军的兵力相当于他们的十倍，但是却被他们折腾了差不多十天。显而易见，英军面临着游击战引发的刚刚突显出来的问题。

后来，我随弗伦奇的骑兵师一起向北挺进。我发现弗伦奇和很多其他军官一样对我很不客气，甚至称得上态度恶劣。这主要是因为他觉得我是老布勒巴宗的好朋友，因而把我归为了他的一党，将我归入敌视的那一类。还有，我带着中尉的头衔，却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在部队里出现，被认为是有人际关系在里面，因此他们排斥我也是情有可原的。弗伦奇的副官杰克·米耳班克英勇负伤，为此荣获维多利亚勋章。他康复后回到部队，依然没有办法使这种对抗的气氛变得友好一些。我很遗憾，虽然弗伦奇的部队战斗时，我也经常跟随，但是他非但对我很不客气，还对我视若无睹。我很钦佩他在科莱斯堡前线布置的完美防御，也很钦佩他一马当先地冲破布尔人的防线，成功解救金伯利的英勇行为，更被他军人风采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时候，他的名声越来越大。尽管在南非战争期间我们从未交谈，但是我和他后来却成了好朋友，不管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时期，我们都在一起工作，面对大事时也能友好协商。

奥兰治自由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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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尔弗雷德·米尔纳（1854—1925）：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极具才敢，却又很固执。在南非任职时，因其顽固的态度引起第二次布尔战争。

(2)
布林德尔神父：当时在英国军中很有威望的一名神父，后来成为诺丁汉地区的主教。——作者原注

(3)
指坎特伯雷大主教代表的那一方。

(4)
这位骑兵叫罗伯茨，因为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突出，后来荣获了特等军功章。——作者原注

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

刚
刚进入5月，罗伯茨勋爵发现时机成熟，开始向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挺进。那个时候，战局越来越紧张，战争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总司令部在布隆方丹驻扎了两个月之久，当时，威斯敏斯特公爵、诺福克那公爵和马尔伯勒公爵都在罗伯茨的参谋部里任职。为此，激进派的报纸出言不逊，极尽嘲讽之能事。罗伯茨伯爵天生就对舆论非常敏感，他决定先解除我的堂兄——马尔伯勒公爵的职务。马尔伯勒公爵非常沮丧，因为他不能跟随大部队了。幸好，伊恩·汉密尔顿得到提拔，胜任将军，带领一支分遣队在距离主力部队右翼四五十英里的地方行进，和大部队始终保持相同的速度。这支队伍大概有16000名士兵，其中有4000多名骑兵。我决定加入这支欢迎我的队伍，在那里享受我的自由。因此，我给汉密尔顿发了封电报，劝说他让马尔伯勒公爵当参谋。他欣然应允。罗伯茨勋爵对待别人向来非常公平，对此也毫无异议。我套上我的马车，赶着四匹马疾驰，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却平安地从被布尔军控制的乡村穿过，不久就赶上了40英里外、正位于温布尔格郊区的右翼部队。后来，我就一帆风顺了。

随后就是漫长的艰难跋涉，在六周时间里，我们时而行进，时而休息，往前挺进了四五百英里。虽然如今已经过去了25年，但是我依然对在南非度过的军旅生活印象深刻。南非景色优美，气候宜人，空气如洗。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色，晚上，我们在河边的露天地里宿营。为了有肉可吃，我们赶着绵羊一起行军，还去空荡荡的农户家里抓鸡。我的马车构造很特别，有一层足有两英尺深的夹板，里面藏着我从伦敦带来的美酒和品质上乘的罐头，等等。我每天吃饱喝足后，兴致昂扬地四处巡视，想找到冒险的机会。天刚刚亮，大部队就拔营开拔，周围传来零星的枪声，为我们的军旅生活锦上添花。有的时候，大部队会逼近那些由随机应变的布尔人驻守的山丘，所以隔三差五的，总会有20多个英兵走进布尔军的埋伏圈里，或者被布尔军与大部队隔离开来。我们发现，布尔骑兵就像机智灵敏的猎狗，攻击能力很强，一旦咬住英军就不顾一切地纠缠。

情报部门说敌人会撤往德兰士瓦东部，罗伯茨勋爵对此置若罔闻，固执己见，认为敌人会撤往德兰士瓦西部。因此，大部队即将到达德兰士瓦边境时，罗伯茨勋爵把原本位于主力部队右侧的伊恩·汉密尔顿的部队调到了左侧，让其穿越铁路的主干线，赶往瓦尔河渡口。这样一来，我们恰巧和约翰内斯堡西侧撞了个正着。在大部队无须进行正面进攻的情况下，我们就能迫使敌人撤出约翰内斯堡。对于英军此次部署的用意，布尔人洞若观火。虽然他们准备从约翰内斯堡撤退出去，但他们依然派了一支作战能力很强的部队埋伏在位于约翰内斯堡到波切夫斯特鲁姆之间的佛罗里达，出人意料地奇袭汉密尔顿部队。

布隆方丹到比勒陀利亚

1900年7月1日，发生了一场激战。这场战斗发生在詹姆森大夫的部队四年前投降的地方，当时的人们都觉得它非常惨烈。因为炮兵无法轰炸躲在崎岖起伏的岩石后面的布尔兵，只得上好刺刀，开始冲锋。戈登苏格兰部队负责冲锋，大概有100名官兵或死或伤。这时，弗伦奇派骑兵进攻敌军右翼和后卫部队，想把他们击退，却失败了。在这场战斗中，我侥幸活了下来。英军攻占山岭后，为了在短时间内迅速把大炮架到山顶，一个叫史密斯·多林的旅长亲自去山上选位置，他也受伊恩·汉密尔顿的领导。他请我和他同行，我们一起爬向山顶。像往常一样，布尔兵又在放火烧山了。山上各个方向都烟雾升腾，我们的视线被挡住了，无法辨识方向，最终与苏格兰大军位于山顶的左翼部队失之交臂，直到从浓浓的烟雾里走出来，才发现和敌人迎面相遇了。我们离敌人很近，相距仅仅几十码远。他们朝我们射击，那些从近处射来的子弹在我们身边呼啸而过。当即，我们调转马头，重新回到弥漫的烟雾里。这才保证了安全，只有一匹马受了轻微的擦伤。

这场激烈的战斗结束后，伊恩·汉密尔顿的纵队被困在通往约翰内斯堡的路上，虽然与位于南面20英里处的罗伯茨勋爵的司令部不是太远，但怎么也联系不上。敌人依然控制着约翰内斯堡。假如我们沿着来时的道路继续往南行进，则必须在坎坷的崇山峻岭间行走大概80英里。为了与司令部取得联系，我们派骑兵继续沿着这条路线寻找。值此危急关头，我们必须迅速找到其他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与司令部恢复联系。那些来自城里的居民也摸不清城里的状况，他们说布尔军正在撤离，但是城里依然有很多布尔军。有一个来自法国的年轻人好像很了解情况，他信誓旦旦地对我说，敌人在撤离的时候不会拦截老百姓进行盘问的，所以我们只需要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就能安全地骑着自行车在城里穿行。这位法国人不仅主动提出当我的向导，还要把他的自行车借给我。我跃跃欲试。下午，我带着准备发给《晨邮报》的稿件和伊恩·汉密尔顿的急件，和那个法国人一起骑着自行车沿着大路向城区骑去。在从我军设立的岗哨通过之后，我突然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不久，我们就出现在约翰内斯堡的街道上。天越来越黑，在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夹杂着很多荷枪实弹的布尔骑兵。我们已经进入了布尔兵的地盘，他们眼下依然主宰着这座城市。根据军事法律，假如布尔军抓到我，以我现在的身份，事情将会变得非常棘手。我很清楚，一旦被捕，欧洲没有军事法庭会宽容地对待我。因为我依然是南非轻骑兵旅的中尉，却打扮成老百姓的样子在敌人的地盘上招摇过市。

在一条坡度很大的道路上，我们推着自行车吃力地走着。突然，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从我的身后传过来。此时，假如我突然加速，肯定会招致灭顶之灾。所以，我们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依然缓缓地朝前走。为了不引人注意，我们还偶尔用法语交谈几句。没过多久，后面骑着马的人来到了我们身边。他拉紧缰绳，让马保持和我们一样的速度缓缓地往前走。他盯着我们看，那犀利的目光刺在我们身上。我抬起头，和他四目相视。他的枪套里有一支手枪，胸前斜挂着一支步枪，身后背着3个子弹带。就这样，他不受欢迎地和我们一起走了很久，之后才扬起马鞭丢掉我们而去。我们如履薄冰，生怕再遇到布尔人的哨兵。要知道，这件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只能庄茁大模大样地骑着自行车沿着马路往前走。幸好，我们没有再遇到布尔军的哨兵。不过，我们也没有遇到英军哨兵，这使我们很沮丧。我们在距离约翰内斯堡很近的郊外与罗伯茨勋爵手下的士兵相遇了。他们手无寸铁，想进城填饱肚子。我们问部队驻扎在哪里，他们说就在不远的地方。我们奉劝他们马上回到营地，不然很可能被俘虏，甚至把命丢在城里。

有个士兵难以置信地问：“你说，会这样吗？”他似乎不太相信，因而显得有些好奇。

得知我们刚刚在距离此处一英里的地方与荷枪实弹的布尔兵照了个面，他们立即决定不再进城，而是把填饱肚子的希望寄托在不远处的几间房屋里。我与我的伙伴继续沿路前进，很快就发现了罗伯茨先头部队的指挥部。他们告诉我，往南走大概十英里，就能到达总司令部。直到夜色降临，我们才到总司令部。在门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与我相识的副官。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我们带着给总司令的急件，来自伊恩·汉密尔顿部队。”

“好啊！”他说，“我们正等得心急如焚呢。”

说着，他转身离开了。我来的时候带了很多稿子，这些都是国内最新最早的独家新闻，因此，我急不可耐地去找新闻审查官。但是，副官不久就回来了，我根本没见到审查官的面。

“罗伯茨勋爵现在就要见你。”

总司令正在吃晚餐，同桌的还有十几位参谋。我刚刚进去，他就猛地从座位上一跃而起，面带微笑地走向我，主动和我握手，对我表示欢迎。

“从那条路来的？”

“报告总司令，我们是从城里的大街上骑着自行车过来的。”

“在约翰内斯堡的街道上骑车？据说，城里还有敌军呀。”

“总司令，确实如此，”我说，“不过，他们正在陆陆续续地撤退。”

“你与他们碰面了吗？”

“总司令，我一路上遇到几个敌军。”

我至今依然记忆深刻，当时，罗伯茨勋爵那双熠熠闪光的眼睛接连眨了几下。

“对于昨天的汉密尔顿行动，你了解多少？”他继续问道。

“报告总司令，我亲眼看见了。”

“告诉我经过。”

我坐在桌边一边享用晚餐，一边耐心地向他讲述汉密尔顿部队行动的经过。他不仅是我父亲的老朋友，现在也是我的朋友了。

*　　*　　*　　*　　*

4天之后，我们用一大群牛从几百英里外拖来的两门9.5英寸的榴弹炮派不上用场了，因为勒陀利亚协议投降了，这样我们也就无须用大炮轰炸城外的防御工事了。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回到布尔首都。5日上午，我和马尔伯勒公爵一起骑着马追上了步兵纵队前锋，他们正在城郊待命。我们昂首挺胸，如入无人之境。我和很多英军军官站在铁路道口紧闭的门前，我们眼前缓缓驶过一辆火车。火车由两个机车牵引着，车厢里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尔兵和他们的步枪。我们与他们相距三码，冷漠地看着对方。此时此刻，残忍的厮杀一触即发，只需要一颗子弹作为导火索。我们遗憾万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乘坐火车从我们眼前消失。不过，当看到最后一列载满敌人的火车从我们视野中消失时。我们顿时觉得无比轻松，尤其是我和马尔伯勒公爵骑着马，缓缓地进了城。我们四处寻找被布尔人俘虏的战友，很担心布尔人把他们一起带走了。当我们得知布尔军已经把英军战俘从国立示范学校转移走了，所以四处打听新的关押点。我们祈祷着他们还在这座城市。从街角转弯之后，我们看到了一座用马口铁搭成的战俘营。那里曾经防守严密，周围密不透风地围着铁丝网。我把帽子举起来大声呼喊，战俘营里马上传出回应声。随后，我们不得不面对颇具传奇色彩的场面。我和马尔伯勒公爵势单力薄地站在那里，面对着荷枪实弹、充满戒备的布尔士兵。马尔伯勒公爵佩戴着鲜红的参谋肩章，他当即命令布尔军的指挥官缴械投降，还许诺打步枪收缴条给他作为凭据。穿着各种各样服装的战俘们从监狱里蜂拥而出，冲到院子里，又蹦又跳，喜上眉梢。他们之中，有人穿着普通的法兰绒服装，有人穿着军服，有人只穿着内衣，有人光着脑袋。52个布尔卫兵们缴械投降，当他们把武器丢在地上之后，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很快就被重获自由的英军战俘们团团包围起来了。战俘们把大门推开，不知是谁，扯下德兰士瓦旗，悬挂上一面英国国旗。现场一片沸腾。在这里，第一面英国国旗在比勒陀利亚上空冉冉升起。历史在6月5日上午8:47定格！

我在南非还有一次冒险的经历。半个月之后，为了把布尔兵赶到距离比勒陀利亚更远的地方，钻石山战斗打响了，我也参与了战斗。战斗结束之后，我当即决定返回英国。大规模的战斗即将结束，英军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无休无止的游击战。国内很快就要举行大选。得到上级批准之后，我离开部队，搭乘火车赶往开普敦。

火车即将到达科普杰斯车站，这里距离约翰内斯堡北面大概100英里。在此之前，我一帆风顺。清晨时分，我正和奉罗伯茨勋爵之命处理公务的威斯敏斯特公爵一起吃早餐，火车突然震动了一下，停在了原地。我们刚刚下车，就遭到了布尔兵一门小炮的轰击。一座位于前方100码处的简易木桥浓烟滚滚，炮弹在我们脚下炸开了花，我们几乎被路基上飞扬的尘土湮没了。我们乘坐的火车有很多节车厢，上面坐满了因为各种原因回国或者奔赴南部的士兵，他们分别来自一二十个团。车上没有军官担任指挥官，士兵们争先恐后地从车厢往外爬，现场一片混乱。在距离这里3英里处的科普杰斯车站有一处防御工事，那里有两门大炮，能发射5英寸炮弹。我脑海中马上敏感地想到撤退的线路了，因为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次装甲列车事件。为了不让去年11月15日那不堪回首的一幕再次上演，我沿着铁路狂奔，跑到机车室外想办法爬了进去，命令司机鸣笛召集士兵回到车厢里，再全速返回科普杰斯车站。司机接受了我的命令。我站在踏脚板上四处张望，确保没有漏掉一个士兵。此时，我发现了最后一批与我们势不两立的布尔人，他们就在距离此处不足100码的河道上。他们脚下的河道已经干枯了，他们头顶上是那座正在熊熊燃烧的木桥。我拿出枪柄，装在毛瑟手枪上，接连向他们射击，打出了六七颗子弹。他们没有反击，四处逃散。不久，我们安然无恙地回到了科普杰斯车站。直到此时，我们得知前面的那列火车在下一站遭到了布尔军的袭击。这支布尔军队伍实力强大，还带着大炮，以致于铁路严重损坏。毫无疑问，敌人是想狙击我军的增援部队。不过，我军南面的增援部队第二天就赶到了，他们不得不撤离。在这次交火中，我军损失了六七十人。几天之后才能修好铁路，我们一刻也没有停歇，而是骑着借来的战马，与一支澳大利亚长矛轻骑兵结伴而行，从科普杰斯车站连夜出发，平安到达目的地。时隔多年，我始终觉得，那枚落在我们身边路基上爆炸的炮弹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了，事实证实，我的想法是不太现实的。

丘吉尔的旅程

卡叽大选
(1)

英
军占领比勒陀利亚之后，尤其是解了马弗京的围困之后，英国民众欢欣鼓舞，因为他们觉得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了。尤其是在听到罗伯茨勋爵的公开发言之后，他们更是异常亢奋。但是，对于战争的局势，英国政府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们知道自己已经被战争中接连而至的胜利推到危险之中。因为英国根本不想和布尔共和国和平谈判，除了被消灭布尔共和国，没有其他选择。不管布尔士兵是出于个人意愿投降，还是在军官的领导下集体投降，英国都非常宽容地对待他们。英国会像对待其他殖民地一样把自治权交给这片被彻底征服的土地，前提是有很多英国人在这里定居，以保障这片土地的安定团结。不然，英国就会对彻底消灭他们。后来，米尔纳勋爵曾经说过，“从某个角度来看，战争将会永远存在。”战争只能循序渐进地平息。正规军负责征服游击队，全副武装的警察负责压制的丛林、山区和在边境草原出没的抢劫者。

我们为这个错误的决定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为了保护祖国辽阔的疆域，在史末资、博塔、德韦特等人的带领下，无数布尔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他们是为荣誉而战，和胜利无关。英军刚刚离开，战火就又在那些被征服的地区死灰复燃，大有燎原之势。史末资再次点燃了开普殖民地复仇的火焰，直到两年后的正式谈判，战争才真正偃旗息鼓。每个人都对这场长期的胶着战引发的灾难感到难以置信。敌人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混迹在老百姓中间，那些曾经宣誓中立的农场主冒死藏匿他们，使他们免受伤害。对于那些孤立无援的哨所，他们经常残忍地发动袭击。此外，那些毫不设防的英军也接连遭殃。英国军事当局为了应对，决定把这个地区的所有居民都迁到若干个集中营里。由于铁路被毁，供需难以及时送达，这些集中营疾病肆虐，无数的妇女和儿童因病死去。英国政府规定一旦发现背叛誓言的人，就要烧毁他们的农庄。然而，事与愿违，这个政策非但没有使布尔人俯首称臣，反而把他们逼上梁山，更加斗志昂扬。对于那些背叛誓言的人、造反的人和那些穿着英军军服伪装成英军的布尔人（很多时候，他们也没有别的衣服可穿），英国方面恨之入骨。但是，英国政府很少判处布尔人死刑。不过，即使过去很久了，不徇私情的基钦纳将军还是枪毙了几个曾杀死布尔战俘的英军。他们之中，有几个是来自殖民地的骑兵，还有一个是英国军官。从头到尾，只要有人受伤，布尔游击队就明目张胆地把伤员送到英军战地医院救治。人性和文明依然泛着微弱的光。不管是英军，还是布尔军，在战火纷飞的两年里，不管是在人力还是物力上，都损失惨重。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方在此期间始终彼此尊重。但是，这些在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

在奥尔德姆

英国人民对我的归来表示热烈欢迎。奥尔德姆市人
(2)

不管属于哪个党派，全都为我的胜利回国欢欣鼓舞。我在十辆马车的护送下进了城，激动的女工和工人拥挤地站在街道两侧。在皇家剧院公开演讲时，我把我的越狱经历告诉台下黑压压的听众。这是我第一次毫无顾忌地讲述越狱的全过程，因为此时的威特班克矿区已经变成了英军的地盘，英国政府正在保护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人。当时，奥尔德姆工程师迪尤斯纳普先生护送我去矿井下藏身，我在演讲中提起了他的名字。这时，台下的观众沸腾了，全都大声喊道：“他的老婆就在我们中间。”

但是，这种和谐愉快的气氛注定无法持久。保守党领袖决定在英国人民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们已经在位五年了，必须抓住在18个月内再次进行大选的机会。其实，他们很难推行对所有反动势力只靠武力镇压而不进行谈判的政策。当然，只有一种情况除外，即他们能再次以占据绝对优势的高额选票当选，从而主宰新一届下院。刚刚进入9月，下院就解散了。除了比较和缓之外，这次选举和大战后于1918年12月进行的选举非常相像。民众把所有自由党人都归入“布尔人支持者”的阵营，就连那些在战争中痛失爱子和支持战争的自由党人也不例外。绝大部分保守党成员都赞成张伯伦先生提出的口号，“布尔人最终将占据政府在下院失去的所有席位”。激进派分子和自由党非常拥护组织的领导，万众一心地相信战火再也不会燃起来了。整个英国，都在进行如火如荼的选举。那时，公众舆论偏向保守党，英国的大多数选民都支持他们。保守党的票数遥遥领先，比他们一切对手在下院拥有的所有得票的总和还高134张，所以，索尔兹伯里勋爵带着他的伙伴们再次入主下院。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对手还拉拢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80张选票。

我也和大家一起获得了胜利。当时的法律规定，大选的时间可以持续六个星期，这样一来，选民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无须浑浑噩噩地把选票投出去。直到次日上午，大家才能知道投票的结果。当时，国家大事完全取决于斗争的结果。两个党派的领袖人物都得参加艰苦卓绝、全民投入的论战。为了争取选区里有限的选民，候选者必须为那些心甘情愿听他发言的人发表演说。要想赢得一个选区的支持，一场成功的演讲是至关重要的。有的时候，鼓舞人心的演讲有可能争取到一个城市的支持。各家报纸会一字不落地刊登那些知名政治家的简短发言，以便供各个政治团体进行深入研究。选举议员是国家大事，只有经过这样的激烈辩论，才能最终确定议员的人选。

当时，每个人都在政治争斗中满怀期待地等待选举结果出炉。可以说，奥尔德姆市排在各个选区之首进行了投票。我站在台上演讲，告诉听众们战争不可避免，是公平正当的；自由党不应该反对战争，正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战争的进展才困难重重；我们必须勇敢无畏，一往直前，等到战争结束后，处理问题时又应该宽宏大量。眼下，伦敦商人C.B.克里斯普先生成了我的新伙伴。我之前的搭档莫德斯雷先生因为过于肥胖，在陶瓷制成的洗澡盆中洗澡时不慎压碎了洗澡盆，意外身亡。在对待战争的主张上，我的对手朗西曼先生和埃莫特先生与罗斯伯里勋爵完全一致，一面指责保守党在战争中怯懦畏缩，一面力主国家把战争进行到底。看上去，作为第二大党的自由党好像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认为只要采取和平的外交手段，自由党就能解决诸如让克留格尔总统退让等问题，从而维持和平。不过，这一切都没有得到实际的检验。我驳斥道，无论谈判进行到哪一步，都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因为英国的土地上已经出现了肆无忌惮的布尔人。无论战争多么悲惨壮烈，我们都已经打败了敌军，并且把他们从自己的首都赶跑了。英国各个地方的保守党都发表声明，说布尔战争是否合理是这次选举的关键问题，目的是在战争中取得真正的胜利。我当时也坚信，爱国人士应该摒弃对宗派、阶级和党派的偏见。

张伯伦先生亲自赶来为我加油。看到他到来，公众热情高涨，比起大战后对道格拉斯·黑格勋爵与劳合·乔治先生的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无疑，还有一股虽然敬畏张伯伦先生却实力强大的反动势力存在。我和他乘坐同一辆敞篷马车赶赴会议现场。支持我们的人坐满了剧院，反对我们的人则堵在剧院门口表示抗议，我们的马车被他们围起来，嘘声不断。他们终于有机会亲眼看到这样一位他们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都应该抗议的伟大人物了，每个人都亢奋不已。我发现，我的贵客张伯伦先生红光满面，在公众的喧闹声中反而显得很兴奋。他与我父亲一样，都常常把“我喜欢英国的民主”这句话挂在嘴边。在这里，我郑重声明，因为有一批政治家的领导，当时的英国人民真正享受着民主。尽管报纸总是发出些蛊惑人心的报道，使普通民众变得为所欲为，但是这些人从未受到任何影响。政治家、选民和报界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中各自承担着各自的责任。每个人都惊讶于张伯伦先生在会上表现出的自制力，都对他不卑不亢的言词和淡定从容的语调印象深刻。他还特意提前拟好了演讲稿，发言时间很长，足足有一小时。他把公平作为自己的原则，很受人们欢迎。每当发现自己所引用的数据有偏差或者所阐述的事实不够精准，使反对党的利益受到损伤时，他就会马上予以纠正。但是，在大英帝国的政治体制掺杂了大量水分之后，这样的情形一去不返了。

在统计30000张选票时，我们发现埃莫特先生的票数占据了优势，自由党和工党在奥尔德姆获得了较多的支持。在投第二票的时候，我居然获得了将近200张来自自由党人投的选票。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对战争持有的看法和意愿不一样吧。因此，和自由党的另一名候选人朗西曼先生的票数相比，我以230张票的优势名列选区第二，成为下院议员。我在朋友们的簇拥下穿过人声鼎沸的人群，去保守党俱乐部庆祝。作为老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肯定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着选举结果的出炉，所以他早就在俱乐部里等着祝贺我了。随后，我收到了从各个地方寄来的贺信，每一封信都充满了热情与赞誉。在这次选举中，我被人们说成是“最擅长转败为胜的人”。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邀请，必须于次日晚上赶到伦敦发表演讲。应张伯伦先生之邀，我还必须在随后的两个晚上去伯明翰地区。我正准备搭乘火车准时赴约，一位信使带着贝尔福先生的口信赶上火车来见我。贝尔福先生请求我取消伦敦的演说，而是与他在当天下午一起赶到曼彻斯特发表演讲，然后去斯托克波特完成竞选活动。我按照他的安排制定了行程。

我赶到的时候，贝尔福先生正发表当众演说。我的到来引起了会场上的所有人的欢呼。这位下院领袖非常隆重地向选民介绍了我。从此之后，我只在有分量有影响的大会上发表演讲。五六千名兴致高昂的男性选民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早就把竞选原则熟记于心了。支持者坐在讲台上，他们都是极富威望、地位显赫的政界官员和老资格的议员。我在此之后二三十年里的选举中，经历了数场与此相同的场面。我与张伯伦先生在海伯里逗留了两天，在此期间，英格兰中部的三个会议邀请我参加，我乘坐专列如约到达。我回来那天，他设宴为我接风洗尘，还笑逐颜开地拿出一瓶1834年酿造的波尔图葡萄酒款待我。整整三周，我在英国一帆风顺，屡战屡胜。对于精心挑选出来的重要席位，保守党负责人专门邀请我作为助选人员参加。我前脚离开，他们就接连获胜。那年，年仅26岁的我一想到自己实现了伟大的目标，就欣喜若狂。幸好，好运不会始终与我们如影随形，不然生活就变得平淡无奇了。

但是，我好像还有两件事情没有完成。第一，为了安心从政，我首先要积累资金，这样才能避免被繁杂事物干扰。我现在有四千多英镑了，其中有2500英镑是我为《晨邮报》供稿10个月获得的稿酬，再加上我的两本战地通讯也出版了，还有《尼罗河上的战争》的稿酬。现在，我还有一个机会挣钱。等到选举结束之后，我准备利用秋冬两季在英国和美国进行巡回演讲。选举刚刚结束，我就开始了在英国的演讲之旅。连续五周，我每天晚上都在演讲。在此之后，除了从英国乘船去美国时可以休息一周之外，我还要继续演讲两个半月。在英格兰地区，我的演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我的第一次演讲是由沃尔斯利勋爵主持的。此后的演讲，根据地点的不同，由英伦三岛上两个党派的重要人物轮流为我主持。听众们热情似火，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我用幻灯演示，把我在南非战争中诸如逃出敌人监狱等冒险的历程讲给他们听。我差不多每晚都能挣到至少100英镑，在利物浦交响乐大厅的那场演讲中，我的收入居然高达300多英镑。11月刚过，我就把4500多英镑收入囊中了。截至此时，我在英国的行程刚刚走了一半。

我很期待下院一进入12月就举行的会议，因为我无限憧憬在下院就职。不过，我已经签约去美国演讲，因此如约漂洋过海到了美国。和英国相比，美国的气氛完全相反。尽管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母语相同，看上去也和英国人很像，对客人很热情很周到，但是他们对南非战争却漠不关心，这使我很惊讶。更让我惊讶的是，美国人之中也有很多人支持布尔人，爱尔兰人也毫不掩饰地敌视我。在美国，因为地域的差异，听众的反应也截然不同。在巴尔的摩，只有寥寥几百名听众稀稀拉拉地坐在足以容纳5000人的大厅里；在波士顿，支持英国的美国人举行了一次很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者甚至把特莱蒙特会堂的入口堵得水泄不通，300名统一穿着美利坚协会红色制服的美国人坐在讲台上，气势咄咄逼人；在芝加哥，反对者高声呼喊，对我表示抗议。为了缓和他们的情绪，我不得不以玩笑的口吻嘲讽自己，并且真诚地赞美勇敢、爱国的布尔人。总体而言，我发现美国听众冷静理智、心思缜密，但高雅大方、质朴淳厚，我很容易与他们成为朋友。

在美国的行程中，很多美国的名流都曾经帮助过我。在我的演讲中，昌西·迪普先生、伯克·科克兰先生和美国政坛上极具影响力的领袖都曾轮流当过主持人。马克·吐温先生亲自为我主持了在纽约的第一场演讲，这使我感动万分。他虽然已界年迈，却仍然风度翩翩，他机智幽默，言语不俗，气质高贵。就南非战争，我与他进行了几个回合的争论，渐渐自甘下风，不得不以国家作为挡箭牌。我说：“我必须支持我的祖国，不管它是否正确。”“噢，”这位思维敏锐的老人说：“我赞成一个小国迫于生存的压力而奋不顾身地战斗，但是你们国家很强大。”辩论并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他应邀把他签名的三十卷著作送给我。他在第一卷的签名中隐晦地告诫我：“善举高尚，教人行善很容易，且更高尚。”

到达加拿大之后，我们发现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我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英国，因为这里的人们全都激情昂扬、热情高涨。遗憾的是，我只能在加拿大逗留10天。1月中旬，我回到英国，再次奔波于各个城市之间。尊敬的达弗林勋爵为我在乌尔斯特大厅的演讲作了介绍，作为主持人，他隆重地把我介绍给听众，并且对我极尽赞美之词。迄今为止，他当时说话的情形依然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有着浓重的老式口音，他说：“当与他年纪相仿的人还在学校学习时，他就已经在战场上纵横驰骋了。欧洲那些‘贵族’和他相比，战斗经验无疑相差甚远。”我从未发现自己有这个闪光点，我真是太感谢他了。

2月中旬，我结束了整个行程，感觉非常累。在这五个月时间里，我每天晚上都要进行至少一个小时的演讲，有的时候一天要进行两场演讲。当然，星期天除外。每天晚上，我都在奔波，差不多一夜一张不同的床。而在这之前的一年时间里，我人在南非的战场，每天不是跟着队伍行进，就是与敌人激战，万分紧张。那段时间，我常常露天休息，别说床了，连个遮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完成这次巡回演讲之后，我收获了将近10000英镑，终于能保证我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自由了，这冲淡了我的疲劳之感。从此之后，我可以一心一意地在政界发展了。我把10000英镑托付给欧内斯特·卡斯尔爵士打理，他和我父亲相识已久，是很好的朋友。他精心地喂养着我的“羊群”，替我把它们喂得又肥又壮。羊群活得很好，尽管没有成倍增长，但是每年都能添加几只小羊。不过，这些小羊无法负担我的所有开销。每年，我都要宰掉一两只大羊，羊的整体数量在减少。但是因为有羊群，我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又过去了几年，我差不多吃掉了所有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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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00年布尔战争后，英国执政党为摆脱国内不利局势而举行的下院议员突击大选。

(2)
奥尔德姆是英国英格兰大曼彻斯特的城市。

进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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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的时候，下院再次举行了集会。集会开始没多久，议员们就开始各抒己见地争辩了。当时，选举人非常关注下院的诸多议项，报纸也对此进行了细致详尽的报道。一般情况下，针对重要问题的辩论会持续三天。在此期间，那些起关键作用的演说家都会不遗余力地争辩。辩论过后，两党还会继续展开较量。那时，下院的会议直到午夜才散场。一般9:30，下院座无虚席。贝尔福先生作为领袖，在议员们针对每个重要问题进行辩论后，都要进行总结发言。10点到11点之间，那些反对派的重要领袖进行总结，11点到12点之间，他们就能够得到各方面兼顾的回复。等到领袖们发完言，人们就会议论纷纷，一片嘈杂，根本听不到任何人的演讲。

最近几个世纪，下院的辩论引导着大英帝国度过了一道道难关，因此参加下院辩论成了大家引以为豪的资本。尽管我几个月来始终在进行巡回演讲，却依然热切地渴望能在下院的议会中进行演讲。我把这次演讲的机会看得弥足珍贵，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次至高无上的考验。因为错过了冬季会议，所以我刚进入下院四天就要演讲了。我煞费苦心地准备演讲稿，还要不漏痕迹地把我犀利的观点表达出来。我不想在这里重叙那段经历。战争问题是这次辩论的焦点，我自认为完全有资格参加这次辩论，甚至能提出很好的建议。很多好心的提醒涌到我的耳边，有人说：“你对战争有亲身体验，要把握机会。”有人说：“还是等你过几个月熟悉下院后再演讲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有人提醒我不要冒犯下院，避免在友好的氛围中说出犀利尖锐的言辞。还有人建议我一定要新意层出，不要说那些老生常谈的话。我觉得亨利·卓别林先生的建议是最有实用意义的。他对我说：“沉住气。只要你有话想说，下院非听不可。”

我们为一位支持布尔政府的人心烦不已，他叫劳合·乔治，来自威尔士，很爱出风头。他常常从下院后座挺身而出，责难自由党的领导。我听说他将在9点前后演讲，还听说他手里有一个修正案，是关于言辞适度的。但是，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借此机会提出动议。我想，我完全可以在他发言之后发表演讲。假如我没有提前写下自己想说的话并且熟记于心，那么我演讲时就会笨嘴拙舌，只能勉强应付几句。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始终这样。那些在大学校园里生活和学习过的年轻人都有在辩论社团里即兴演讲的诸多经历，而我却从未这么做过，因此，我在演讲之前必须做足准备，提前设想辩论时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准备好形形色色的答案以应对即将遭遇的状况百出的提问。这就像为了击中目标，预先准备很多不同功能的箭一样。我很担心自己的演讲能否与劳合·乔治先生衔接上，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会说些什么内容。

我终于迎来了这神圣的时刻。大臣们坐在前排，我就坐在他们身后，紧紧地挨着他们。当年，我父亲发表辞职演讲时就坐在这里。我的顾问——议员托马斯·吉布森·鲍尔斯先生坐在我的左侧。他的经验非常丰富。快到9点时，下院座无虚席。坐在反对派后面第三排座位上的劳合·乔治先生开始发言，几个激进分子和威尔士人簇拥在他的身边。此外，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也是他的拥护者。他宣布不准备就他的修正案提出动议，而紧紧围绕关键问题发言。因为受到凯尔特外缘分子的煽动，他言辞犀利，亢奋不已。我利用他发言的时间，在心里默默地准备演讲稿，只等他的发言结束，我就立即接棒，把他的话题生发开去。然而，他把我准备说的话全都说完了，我惊恐不安，感到希望离我越来越远。我努力控制自己。此时，鲍尔斯小声提醒我：“你可以说，‘他没有就他言辞适度的修正案作出动议，而进行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说，还不如不进行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说，然后就他那言辞适度的修正案作出动议。”这句话比《圣经》里的“荒郊野外的吗哪吗哪”更显宝贵，且来得恰到好处。当听到劳合·乔治以“我将结束演讲，把时间留给新议员发表看法，我想下院应该很想听听不同的声音”故作崇高地结束发言时，我惊讶万分。他这么说完之后，就回到原来的座位了。

我迷迷糊糊地走到讲台上，首先把鲍尔斯先生刚才教我的话说了出来，听众们马上沸腾起来。我鼓足勇气，一气呵成地完成了演讲。在我小时候，别人就引导我厌恶爱尔兰人，其实，他们作为听众是再好不过的。他们没有故意刁难我，而是有所保留地反对我的发言，对我的发言反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以他们为笑料，他们却毫不厌烦，更不气恼。不过，当我在演讲中提及“浴血奋战的布尔人——假如我是布尔人，也会驰骋沙场……”时，我发现坐在国务大臣席上的议员们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张伯伦先生也和坐在他旁边的人说了几句，至于说了什么我就无从得知。此后，乔治·温德姆先生把他的原话告诉了我——“白白浪费了一个下院的席位！”但是，我看到胜利在向我招手，因此不遗余力地朝对岸游过去，虽然大汗淋漓，却有惊无险。人们都客套地赞扬我，激励我。我感到很惬意，于是以坐到恢复体力才回家。总体而言，人们肯定了我的演说，虽然很多人猜到我提前背熟了演讲稿，但是他们却宽容地原谅了在战场上饱受折磨的我。虽然下院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依然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于那些鞍前马后甘愿为它效力的人，它始终宽宏大量。

通过这次辩论，我和劳合·乔治先生认识了。经过别人的介绍，我们在下院的酒吧里彼此致敬。他说：“你的观点和领导们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我说：“你对大不列颠的态度不同凡响。”我们就此成为朋友，在之后几十年的风雨历程里，并肩前行。

在这届会议刚开始的几个月中，我作为保守党议员又成功地进行了两次演讲。一位叫科尔维尔的将军接到战争办公室的任命，在一个驻扎在直布罗陀的旅担任指挥官。办公室的任命刚刚下达，他们就开始苛责这位将军，对他一年前在南非战场上的表现吹毛求疵。其实，他们也是刚刚掌握这些情况，因此就把他的职务免除了。反对党很拥护这位将军，说保守党是没事找事。就这样，演讲结束后，他们在提问时间里一直在为这个问题争辩，互不相让。下院决定把这个问题作为下个星期的议题，组织两党展开辩论。我对这样的问题司空见惯，完全可以一针见血地发表我的观点。刚刚开始辩论，各方都不约而同地指责执政党。如果政府在辩论中失败会引起严重的后果，即使执政党的席位绝对占据优势也无法挽回他们的名誉。假如大臣们认为他们的防线被哈考特、莫里、阿斯奎斯或者格雷等人冲破了，他们就会心神不宁。我恰巧参加了这场辩论，而且侥幸前瞻了这次辩论的情形，人们都觉得我的演讲是专门为此准备的辩论演讲。我不仅使保守党称心如意，也使自由党心满意足，因为我为政府辩护时采用了反对党支持的论点。现在担保爱尔兰事务大臣的乔治·温德姆先生与我们交往密切，当时，他告诉我几乎每个政府部门的大臣都很欣赏我。我好像已经在下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我很赞同将布尔战争进行到底，因此不符合保守党的主流观点。这时，零星的战火再次燃起。我主张组织一支数目庞大、训练有素的军队，必要时还可以调遣印度军队，这样就能继续布尔战争。当然，我很想找到一种能够顾全颜面的方式，把布尔军队里那些英勇无畏的军官和士兵都团结到我们的阵营里。归根结底，布尔人永不屈服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我很气愤有些人居然不择手段地侮辱布尔人，更斥责焚毁布尔人农庄的可耻行为。对于处死布尔指挥官谢珀斯一事，我坚决表示反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为免除另一位布尔军官克仟特津格的死刑贡献了力量。我与保守党越来越格格不入了。战争事务大臣说：“我们国家完全是偶然卷入这场战争的，不过，既然已经参与了，我们就必须奋战到底。”虽然我支持战斗到底，但极力反对这个观点。为了使国家恢复和平，减少军费，加快改革，我主张恩威并用地尽早结束战争。我渐渐背离了保守党，尽管我和绝大部分保守党领导人很熟悉，了解他们对国家大事的态度，而且还得经常和张伯伦先生见面，并有幸得到贝尔福先生的悉心关怀。和保守党领导人相比，罗斯伯里、格雷和阿斯奎斯，尤其是约翰·莫里，好像更理解我。他们充满智慧，处世达观，处理公众事务时能够站在高于现实的角度上，这一切都深深地吸引着我。

各位读者肯定记得我从未在大学里学习和生活过。和那些年轻的大学生相比，我从未有机会不用负责地在辩论中不间断地支持或指责形形色色的观点。每个人都很关注我，各家报纸也常常报道我的演说，我必须谨言慎行。我反对滥用战争，对布尔人充满怜悯，竭力想让保守党接受自由党的观点。我发现两个政党都不赞成我的观点。我居然毫无心机、肆无忌惮地把自认为正确的所有观点都说了出来。在这个方面，我始终觉得坦诚高于一切。我不明白团结一致和遵守党纪比坦诚更重要，也没有意识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即为了党的事业，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见解绝口不提。

我的第三次演说至关重要。当时担任战争事务大臣的布罗德里克先生决定组建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并且把他的想法对外宣布了。他要把这支实力强大的队伍分成六个军团，主要包括正规军、志愿兵和民兵等。等到讨论筹备军队的资金时，我一定会反对他的这项计划。在整整六周的时间里，我始终在为这次演讲做准备。我把演讲稿熟记于心，即使倒着背也没问题，这样一来，我可以随意地从稿件的任何部分进行演讲。讨论会原定为期两天。议长很欣赏我，再加上好运气，我被安排在会议第一天的晚上11点到12点之间进行演讲。12点之后，下院要讨论其他议项。听众们密密麻麻地站在下院里，专心致志地听我的演讲。其实，我不但从各个方面抨击了政府的政策，也没有放过保守党的政治思想倾向。当然，我在演讲中也坚决拥护和平，主张精简军队和消减军费。对此，反对党欢呼雀跃，保守党认为难以置信。自从发表这次成功的演讲之后，我的观点彻底与我身边的那些保守党议员分道扬镳了。我提前把这份演讲稿寄给了《晨邮报》，现在已经开始刊印。在此之前，我很担心大量发行我的演讲稿，因为我不确定能否拥有这次演讲机会，也担心演讲失败导致的严重后果。演讲成功之后，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对我而言，我必须慎重对待面向整个下院的演讲。我的苦心没有白费，当然，我必须为这次演说的广泛影响付出代价。

在此期间，我们被外界称为“hooligan”的议会小团体渐渐成形了。帕西勋爵、伊恩·迈克科姆勋爵、阿休·塞西尔勋爵、瑟·斯坦利先生和我全都是这个小团体的成员。每个星期四的议会上，我们都邀请一位重要的客人一起享用晚餐。两个党派的所有领袖人物都接受过我们的邀请。有的时候，像W.J.布赖恩先生这样的贵客也会光临我们的餐桌。我们还邀请过索尔兹伯里首相，不过，他反过来请我们去阿林顿街和他一起吃晚餐。首相兴致勃勃，谈兴很浓，口若悬河，从未错过我们提出的任何话题。吃完晚餐，我和帕西在大街上并肩而行，他对我说：“即将从做了20年的首相位置上退休，他感觉怎样呢？”随着索尔兹伯里勋爵的下台和去世，一个时代也将宣告结束，很多东西都将随他一起消逝。英国正面临风云迭起的局面。

一条鸿沟从天而降，落在我们和旧时代之间，把我们与索尔兹伯里勋爵执政时的英国社会、保守党的诸多方面、英国统治阶层的立足之本，及这本书里提到的事件、时代等彻底隔离开来。历史的车轮永不停息，我们不知道它将发挥多大的威力，也无法预想19世纪的社会结构会被怎样的灾难粉碎。尽管帕西预见了未来的灾难，却没能活到时代翻天覆地的那一天。一个秋日，我和他在邓劳比市的街道上并肩前行，他告诉我伊尔文派宗教的相关事情。这个教派曾经说过，为了向人类发出预警，12名使徒降临人间，但没人理睬他们。在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的那一天，最后一名使徒也离开了人世。从此，人类社会必将陷入动乱和危机之中。帕西非常肯定地说，一个残酷得无以复加的战争时代近在眼前。他用了我此前只在《圣经》里看到的词语——“哈米吉尔顿”。当时，德国王储在邓劳比市居住，他经常和我们嬉戏打闹，还和我们玩弹子游戏，看上去非常友善。我很困惑，他会在帕西所预言的灾难里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1902年4月，下院陷入了轩然大波，起因是一个叫卡特赖特的报社编辑发表的一封信。他犯了煽动罪，被判在南非监狱里服刑一年，因为他在信里口无遮拦地说在集中营中生活的布尔儿童和妇女受到了英国人的虐待。从监狱里释放之后，南非军事当局拒绝了他回到英国的请求，为此，下院责问大臣们。战争事务次官给出的回答是：“我们不想让英国进行反英宣传的人越来越多。”为了给自己滥用职权的行为进行辩护，他们选择了这个蹩脚而又牵强的理由。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在英国进行反英宣传的危害不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大。约翰·莫里建议中止会议。那时，诸如此类的提议会马上提交讨论，反对党领导人群情激奋，怒不可遏，我和另一个属于我们小团体的成员虽然人在保守党的议席之中，却对反对党表示大力支持。这件事尽管微不足道，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当晚，张伯伦先生接受我们的邀请，与我们一起吃晚餐。他一边用含有挑衅意味的眼光看着我们，一边说：“我正在和一群可恶的家伙们一起吃晚餐。”我们辩解道：“我们之所以不支持政府的行为，是因为政府不仅高傲无礼，而且非常愚蠢。”他说：“假如政府英明无比，还需要你们的支持吗？你们必须抓住这样的机会帮助身陷困境的政府。”但是，他恢复平静之后又开始滔滔不绝，变得友善起来。他离开时在门口迟疑地站了一会儿，接着转身点拨我们：“作为年轻人，你们对我尽了地主之谊。我告诉你们一个价值不可估量的秘密作为回报，那就是：关税！很快，这就会成为政府事务的头等大事。你们一定要深入研究，直到透彻。你们会为盛情款待我感到庆幸的。”

正如张伯伦先生所说的，财政领域很快就发生了巨变。为此，直到1908年，我始终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场新的斗争。我于1908年9月结婚，从此之后过着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