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目录

隋唐定局

禅宗兴起

女皇武则天

安史之乱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3

隋唐定局

易中天_[著]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隋炀帝

第二帝国

血案与疑团

败家子

那个昏夜

大运河

第二章 唐太宗

高祖李渊

玄武门之变

天可汗

贞观路线

新政治

第三章 官僚政治

大背景

三省六部

政事堂

权力的制衡

科举

第四章 混血王朝

异类帝国

西域情

吐蕃义

生意人回纥

半盘胡化

第五章 世界帝国

高句丽

偷渡客

国际化都市

文化航母

命运与选择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第一章

隋炀帝

第二帝国

跟之前那动乱的四百年一样，创造了世界性文明的隋唐也是由一系列阴谋和杀戮开场的。隋文帝杨坚杀了北周的皇帝和皇族，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则杀了自己的哥哥（唐太宗还杀了弟弟）。此外，隋文帝杨坚是否死在隋炀帝杨广手上虽尚无定论，但杨广被亲信和亲兵所杀则确凿无疑。

所谓青史，斑斑血迹。

然而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开出的却是绚烂无比的文明之花。几乎所有人都承认，大唐毋庸置疑地代表着中华的鼎盛与辉煌，因此有理由成为我们民族的标志性符号或者代名词。比方说，海外华人的聚集区被叫做唐人街，某种中国特色的服装则被称为唐装，尽管那样式与大唐毫不相干。

与之相对应的，是隋往往被遗忘。

就算记得住，也只有炀帝的“昏暴”。

昏暴是唐人对杨广的盖棺论定。在此之前，杨广其实是有谥号的：明皇帝。也有庙号：隋世祖。可惜这两个体面的称号系由隋帝国的洛阳留守政权所给出，因此很快就被新建立的唐王朝推翻，改谥为炀。[1]

从此，他被叫做隋炀帝。

这是差得不能再差的恶评。依照《谥法》，炀的意思有三种：好内远礼（贪恋女色不遵礼法），去礼远众（破坏礼制背弃公众），逆天虐民（违背天理虐待人民）。有前两条就是昏，有后一条则是暴。根据后世的描述、演绎和普遍看法，杨广大约是兼而有之，既昏又暴。[2]

不知道李渊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评价杨广。没错，为了证明改朝换代的合理性，新政权往往要把前朝或末世说得一团漆黑。这已经几乎是所有短命王朝或亡国之君难以逃脱的宿命。然而，其他那些末代君主，得到的谥号大多马马虎虎还过得去，跟杨广一样声名狼藉的只有夏桀和殷纣：贼人多杀曰桀，残义损善曰纣，简直就是十恶不赦。[3]

更让杨广难堪的是，炀，原本是他送给陈朝后主陈叔宝的谥号。这对于那位声色犬马的昏君倒是恰如其分。不要忘记，那家伙不但在即位之后只知道醉生梦死，便是在做俘虏时怀里也抱着两个漂亮女人。

把这个谥号送给陈叔宝的杨广，也有资格作出这样的历史评价。因为他不但是隋王朝第二任皇帝，也是当年灭陈部队的大元帅，亲眼目睹了陈叔宝的荒淫无耻和昏庸无能。只不过，杨广做梦都想不到，他的下场会更惨，送给陈叔宝的恶谥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唐人甚至说，两位炀皇帝相逢于九泉，恐怕不合适再讨论《玉树后庭花》了吧？[4]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可惜，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我们也只能管杨广叫隋炀帝。问题在于，他真有那么不堪吗？

未必。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秦始皇做过的事，隋炀帝多半也做了，却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却没有开凿运河。那么，凭什么秦始皇和唐太宗是千古一帝，隋炀帝就只能遗臭万年？[5]

这很不公平。

如果连累到隋的意义也被低估，就更不公平。

没错，隋是短暂的。短短三十八年，相对于三千七百年的中华文明史和两千一百多年的中华帝国史，可谓弹指一挥间。然而,这个短命王朝完成的工作量，却相当于其他朝代的数倍；它留下的物质遗产、文化遗产和政治遗产，比如大运河、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则直到明清两代都让人受用无穷。这样的王朝，难道可以小看？[6]

更何况，正如汉帝国不过是秦政治的遗嘱执行人，隋王朝也是唐文明的历史开创者。没有前面的秦，就不会有后面的汉；没有前面的隋，也没有后面的唐。事实上，唐太宗是跟在隋炀帝后面亦步亦趋的。他不但以隋为鉴，更是以隋为师，而且并不仅仅只是将其当作反面教员。[7]

隋，可谓时间短暂，内容丰富。它是短命的，也是不朽的。西晋才叫作昙花一现。真正有意义的是东晋，可惜却只有半壁江山，不是统一的大帝国。[8]

能够比较的，是秦。

隋与秦堪称难兄难弟——都开创了统一的局面，也都是二世而亡，还都是前有长时间的动荡和战乱（春秋战国五百年，汉末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后有强大兴盛的世界大帝国（汉四百多年，唐接近三百年），而且后面两个统一王朝都曾经断裂，汉有新莽，唐有武周，可谓惊人地相似。

这恐怕不是巧合。

当然不是。事实上，正如隋唐与秦汉颇为相似，明清与宋元也极为相同，即都是前面一个汉族王朝，后面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存活的时间则大体相当：宋三百年出头，元一百年左右，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七年。明和清的时间几乎一样，而且都只比唐略短一点。[9]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区别显著。

因此，如果以朱全忠灭唐为界，中华帝国的历史便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段一千一百二十八年，下半段一千零四年，两段的时间差不多，堪称上下两千年。

两千年表现为两种趋势。大体上说，上半段是先进行制度创新（秦和隋），然后变成世界帝国（汉和唐）；下半段则是先进行制度改革（宋和明），走向糜烂之后再由少数民族政权（元和清）来输血和救场。也就是说，上半段是上坡路，下半段是下坡路，鼎盛与辉煌是在唐宋。

唐宋是巅峰，也是分水岭。

分野是明显的：前开放后收敛，前上升后下滑，前动荡后稳定，元与明甚至实现了无缝对接。然而宋元与明清的区别也很明显：宋元延续了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和隋唐以来的分权制度，明清两代却是“有政府无宰相”，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皇帝。皇帝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结果是明专制，清独裁，最后走向崩溃。

辛亥革命，也不是偶然的。

显然，宋元与明清不能混为一谈，秦汉与隋唐就更不能。所以，上下两千年也可一分为四：第一帝国秦汉，四百四十一年；第二帝国隋唐，三百二十六年；第三帝国宋元，四百一十六年；第四帝国明清，五百四十三年。此外还有三百六十九年无法归类，只能“计划单列”。[10]

这三百六十九年，就是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两汉以外任何朝代，统一时间之短相当于秦，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质既不同于秦汉也不同于隋唐，社会形态和历史意义则接近于春秋战国。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跟春秋战国一样，是在为新制度和新时代做准备。[11]

难怪隋会跟秦一样短命了，因为他们都是探索者和排头兵。前浪是只能死在沙滩上的，隋炀帝则不过是被送上祭坛的牺牲品，尽管他远非秦二世或陈叔宝可比。

实际上，由于隋既是南北朝的终结者，又是唐文明的先驱者，担负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使命，因此难免表现出矛盾和分裂。结果，不但文帝和炀帝判若两朝，炀帝的前期和后期也判若两人。这就让史家和公众纠结：只看见后期的恨不能鞭尸三百，只看到前期的则力主翻案。[12]

不过这并不重要。杨广是该被称为炀皇帝，还是该被称为明皇帝，其实毫不关我们的痛痒。重要的是通过他对第二帝国进行反思，从而更好地审视我们的命运和选择。

但这一切，又都得从炀帝之死说起。

[1]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

[2]关于炀的解释，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炀皇帝上之上篇首胡三省注。

[3]汉与汉以后隋之前末代皇帝的谥号是：汉献帝、魏元帝、晋恭帝、宋顺帝、齐和帝、梁敬帝、北魏孝武帝、东魏孝静帝、西魏恭帝、北周静帝，北齐末代皇帝无谥号。

[4]李商隐《隋宫》云：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胡三省批注称：好内怠政曰炀。帝（隋炀帝）谥陈叔宝曰炀，岂知己不令终，亦谥曰炀乎？

[5]请参看胡戟《隋炀帝的真相》。

[6]请参看（日）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7]请参看胡戟《隋炀帝的真相》。

[8]因此，也有历史学家不把两晋列入中华帝国的序列，请参看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9]历代王朝的起止时间，学术界历来有不同计算方式，两个王朝的兴亡也会有时间的重叠，这里不争论。

[10]中华帝国史的分期也是有争议的问题，黄仁宇先生即以秦汉为第一帝国，唐宋为第二帝国，明清为第三帝国，理由是唐宋具有开放性，明清具有收敛性。然而事实上，唐代怛罗斯战役后，中华帝国的对外扩张便基本停止，宋代的版图更缩至历史最小，只不过仍然延续了唐帝国和唐文明的许多特征。因此本中华史将唐宋合称为世界性文明，但分属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至于四个帝国时间的计算方式，分别是秦并天下（前221）至曹丕称帝（220）为第一帝国秦汉，杨坚建国（581）至朱全忠灭唐（907）为第二帝国隋唐，赵匡胤称帝（960）至朱元璋建国（1368）为第三帝国宋元，朱元璋建国（1368）至辛亥革命（1911）为第四帝国明清。这里面，只有第三帝国和第四帝国之间是没有空当的。魏晋南北朝不列入中华帝国系列的原因，亦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一书。

[11]从曹丕称帝（220）到陈叔宝亡国（589），魏晋南北朝共三百六十九年；从晋武帝灭吴（280）到刘渊称帝（308），西晋统一中国二十八年。

[12]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就认为隋有两张面孔，请参看《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一书。

血案与疑团

隋炀帝是在江都被杀的。

江都即今江苏省扬州市，远在长安的千里之外，当然不是隋帝国的首都，甚至就连陪都也算不上。隋的陪都其实是洛阳。洛阳和江都，都是隋炀帝的最爱。他即位之后就立即下令营建洛阳，运河开通后又三下扬州，被杀之前竟在江都住了一年半以上，便都是证明。[13]

但，炀帝喜欢江都，不等于骁果也喜欢。

骁果就是御林军，意为骁勇果毅。作为保卫皇帝的精锐部队，他们配置精良，个个头戴金盔，臂刺血鹰，骑着汗血马，身强力壮武功非凡，却对江都没有兴趣。原因也很简单：这些汉子都是关中人。来扬州玩玩可以，老死江都，不干。

隋炀帝却不打算回到西北。

不回去也不完全是喜欢江南，实际上是回不去。大业十二年隋炀帝离开洛阳前往江都时，他的事业就已经从巅峰跌入了低谷。征高句丽民怨沸腾，巡突厥则差点被俘，炀帝却不思悔改继续一意孤行，结果是从贵族到农民全都跟他反目为仇。这位刚愎自用的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到炀帝被杀那年，天下大势对杨广已十分不利：长城内外烽烟四起，大河上下叛军遍野，就连帝国的首都长安也被唐公李渊占领，并另立隋帝，改元义宁。这个时候，炀帝就算回到西北又能如何？难道真去表哥李渊和孙子杨侑（读如又）那里做什么“太上皇”不成？

也只能赖在扬州，甚至往南京和杭州跑。

于是骁果人心浮动。

其实，思乡心切的御林军一开始并无意造反。他们的打算是开小差，约定日期集体逃亡。毕竟，隋炀帝平时待他们不薄。他甚至采纳谋臣的建议，为这支部队在江都就地解决了性生活问题。因此，如果不是由于炀帝身边出了吃里扒外的白眼狼，事情的结果也许就会两样。[14]

白眼狼是三兄弟。

三兄弟分别叫化及、智及和士及，是许国公宇文述的宝贝儿子。作为鲜卑贵族、关陇豪门和开国元勋，以及夺嫡斗争中的杨广死党，宇文述深受炀帝信任。于是这三兄弟便在老爹去世后弹冠相庆飞黄腾达，尽管他们原本是无恶不作的纨绔子弟，其中两个还犯有死罪。但，宇文述临终前的含泪哀求，让隋炀帝的心软了下来。[15]

谁知道这竟是养虎为患呢？

现在已不能确定三兄弟中是谁使坏。总之，骁果军的司令官司马德戡被告知：逃亡不是办法，造反才有出路。我们知道，宇文述生前就被认为最能代表关中人的利益，司马德戡等御林军将领也原本就是他的部下。因此，宇文兄弟与司马德戡很快达成共识，其他人更是纷纷依附。[16]

兵变迅速酿成。

经过一夜的调兵遣将，三月十一日凌晨，在门卫官裴虔通的策应下，司马德戡率兵长驱直入杀进宫中，御林军校尉令狐行达更是拔出刀来冲到了隋炀帝的跟前。

炀帝说：你要杀我吗？

令狐行达说：臣不敢，只想尊奉陛下回到关中。

说完，令狐行达放下武器，扶隋炀帝下楼。炀帝来到乱军之中，发现带兵前来抓捕他的正是自己做晋王时的藩邸老部下裴虔通，不禁惊问：怎么连你也反了？

裴虔通说：臣不敢反，但是将士们思乡心切。

隋炀帝说：朕其实正准备回关中去，只不过在等待运粮的船只。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走。

裴虔通说：恐怕还得请陛下亲口对大家说。

于是，裴虔通牵来一匹马，要隋炀帝去见群臣。炀帝嫌马鞍简陋有失身份，死活不肯上马。裴虔通只好换了一副马鞍，炀帝这才放下架子让他牵出去游街示众。

然而乱党之首宇文化及却不想见隋炀帝了。这个家伙原本就是被两个弟弟和司马德戡他们硬逼着，才成为兵变领袖的。在整个兵变过程中他都胆战心惊，此刻则如梦方醒传出命令：把那人牵来干什么？还不赶快动手！

结果，隋炀帝又被牵回寝殿。

面对持刀环立如临大敌的司马德戡等人，在问了几个问题并眼睁睁地看着十二岁的爱子被裴虔通所杀之后，隋炀帝坦然地说：天子自有死法，拿毒酒来。

毒酒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就藏在炀帝的那些漂亮女人那里。炀帝曾经对她们说，将来万一有难，你们先喝，朕接着喝。可惜这时那些女人一个都不见，司马德戡他们又不肯耽误时间，炀帝只好让令狐行达把自己绞死。

隋帝国，也同时宣告灭亡。

亡国并不奇怪。就连炀帝，恐怕也认为自己的死是在为大隋之亡履行手续。他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一天，以至于摸着脖子对萧皇后说：这么好的脑袋，谁来砍呢？[17]

但，这绝不意味着本案没有疑点。

事实上司马德戡他们密谋时，信息是泄露了的，一个宫女甚至报告了萧皇后。萧皇后却只是说：你想上奏，就上奏好了。结果炀帝把那宫女杀了，理由是国家大事不该由奴婢过问。因此，后来又有人报案，萧皇后便说：天下事已不可收拾，何必再让皇上增添烦恼。

从此，炀帝身边再也没人通风报信。[18]

没人知道萧皇后为什么会持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只知道隋炀帝在江都怠慢朝政放荡不羁纵情声色，这位皇后不但不加劝谏，反倒参加了所有的酒宴和派对。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说法，也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不满。换句话说，她对夫君的自取灭亡竟是听之任之。

呵呵，贤妻原来是这样做的。

炀帝被杀时她当然更是袖手旁观，也没有像炀帝的某位红颜知己那样从夫而死，只是跟宫女一起用床板做了一副棺材，默默地为相伴了三十五年的夫君料理后事。也许，在她看来，只有这才是她该做和能做的。[19]

作为知书达理的妇道人家，她这样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叛军对她也秋毫无犯。我们知道，皇帝被杀一般都是会株连皇后的。南朝刘劭的殷皇后就曾质问执法官为什么要祸及无辜，得到的回答是：当了皇后便是罪过。

那么，萧皇后怎么就无罪？

萧皇后不该无罪。因为她是南方人，而且是南梁皇室之后——高祖是梁武帝萧衍，曾祖是昭明太子萧统，祖父萧詧 （读如察）和父亲萧岿（读如亏）都是后梁皇帝。隋炀帝那么喜欢江南，与这位萧皇后是有关系的。

何况萧皇后在隋炀帝那里并非摆设。从嫁到晋王府那天起，她跟炀帝就如影相随，影响力也众所周知。因此，如果说隋炀帝是因为赖在江都而得罪了骁果，萧皇后就该负连带责任；如果说炀帝是因为贪恋女色而怠慢了朝政，那么，作为六宫之主，她应该负领导责任。

萧皇后岂能无罪？

然而，无论弑君的御林军，造反的窦建德，虎视眈眈的突厥人，还是以隋为鉴的唐太宗，都对萧皇后礼貌有加。毫无疑问，萧皇后聪慧、柔顺、节俭、识大体、善解人意，堪称温良恭俭让，确实让人敬重。但联想到炀帝被杀前她的知情不报和见死不救，却又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20]

这个疑案，也许永远无法破解。

隋炀帝自己，恐怕就更想不通。

[13]隋炀帝离开洛阳前往江都是在大业十二年（616）七月十日，被杀则在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14]为隋炀帝建言献策的是黄门侍郎裴矩，他也因此而在兵变中受到骁果的保护。见《隋书·裴矩传》。

[15]见《隋书·宇文述传》。

[16]煽动骁果造反的人，正史称为老二宇文智及，野史称为老三宇文士及。但这段历史被魏徵等人篡改过，因此野史很可能是信史。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17]以上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

[18]见《隋书·炀帝萧皇后传》。

[19]据一条未必可靠的史料，炀帝被害前有朱贵人挺身而出，大骂叛军忘恩负义，遂被杀。见《隋炀帝海山记》。

[20]江都兵变后，萧皇后被叛军带到了聊城。宇文化及兵败后，萧皇后被窦建德奉养，然后又被处罗可汗迎至突厥，最后被唐太宗迎回长安，在唐太宗驾崩的前一年以八十高龄谢世。有学者认为，萧皇后死里逃生是因为她与隋炀帝画清界限，从而赢得了御林军全体官兵的尊敬。此说恐怕很难成立。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败家子

据说，隋炀帝死前问了三个问题。

他先问：我有何罪，以至于此？

兵变方面当然自有说法，还说得炀帝哑口无言。不过炀帝还是想不通。他说，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但对你们这些人可是一点都不亏呀，为什么要如此相逼？

这个问题无人回答。

于是炀帝再问：今日之事，是谁挑头？

司马德戡终于忍无可忍，脱口而出说：普天之下无不怨声载道，想杀你的又何止一个两个！[21]

那么请问，此人说的是事实吗？

恐怕是。据统计，隋炀帝执政的后期，仅历史文献中可以确认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就有二百多个，其中既有勋贵出身的李密，也有农民出身的窦建德。按照唐代名臣魏徵等人所撰《隋书·食货志》的说法，当时为盗为寇造反起义的，竟多达天下人的十之八九。[22]

魏徵的这个数字当然未免夸张，但即便打个对折也很恐怖。可以说，死前的炀帝已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

既然如此，他死了以后，普天同庆了吗？

没有。相反，包括反对他的人在内，普天之下竟是同声哀悼，宇文化及那伙人则成了过街老鼠。他们先是被李密拼了老本予以痛击，然后又被窦建德一举歼灭。李密虽然为此而元气大伤，却自始至终无怨无悔。窦建德的态度更是十分明朗，他就是要为隋炀帝讨还血债。[23]

这就耐人寻味。

毫无疑问，这里面的情况相当复杂。比如李渊就很可能是猫哭耗子，李密和窦建德则有可能是为了政治正确而举起的旗帜，做出的姿态。但可以肯定，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秦末。请问，秦二世死后，刘邦项羽为他哭丧尽哀，陈胜吴广为他报仇雪恨了吗？没有，也不可能。

的确，天下苦秦久矣，却未必苦隋久矣。至少，隋文帝时代的日子比秦始皇那会儿好过。比方说，根据杨坚在建国之初的一道政令，成年男子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不服徭役，这样的免税政策秦王朝又何尝有过？[24]

隋，并不是秦。

文帝本人也不是暴君和昏君，反倒更像一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老农民，每天临朝听政不知疲倦，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衣服也是缝缝补补。他关心民间疾苦，痛恨官员腐败，甚至不惜用“钓鱼执法”的手段整顿吏治：派出亲信去贿赂官员，中计者当然必死无疑。[25]

不过，对于功臣故旧，他并不吝啬，该赏就赏。对治下子民，也不放纵，该防就防。最荒唐的是，他规定民间不得拥有三丈以上的船只，理由是会藏匿反贼。[26]

看来，他也不是什么观音菩萨。

这就是隋文帝：勤政如秦始皇，节俭如梁武帝，出手大方如汉高祖，严刑峻法如秦孝公。于是，破碎的山河迅速得到恢复，中华大地一片欣欣向荣，隋也成为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而且脱贫致富的时间之短史无前例。[27]

显然，这样的王朝本不该亡。

难怪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隋炀帝，视他为鼎盛王朝的败家子。这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这位“超级富二代”之性格和作风，跟他的创业者和守财奴父亲都大相径庭。他的追求是大作为和大功德，做派则是大手笔和大排场。何况此人天资聪明精力旺盛，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因此他的战车一旦发动引擎，就再也停不下来。

第一件事，是营建洛阳。

仁寿四年（604）十一月三日，刚刚办完父皇丧事的隋炀帝亲至洛阳勘测地形。他登上邙山遥视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面龙门山），但见两山对望一水长流，便兴奋地说：这不是龙门吗？为什么没人在这里建都？

宰相苏威说：正是留待陛下。[28]

隋炀帝很高兴。第二年（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他下令由杨素、杨达和宇文恺等人负责新都的建设。杨素是隋炀帝夺取政权时的帮手，宇文恺是隋朝最著名的建筑家和设计师，杨达则是武则天的外祖父——营建洛阳时，他把女儿嫁给了来自太原的木材供应商武士彟（读如获）。

历史，也是有缘分的。

四天以后（三月二十一日），隋炀帝又下诏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打通从洛阳到江都的河运。与此同时（三月三十日），又下令建造用于运河的帝国舰队。舰队的规模相当庞大，大小船只至少有五千之多。其中仅仅是造炀帝自己乘坐的龙舟，就相当于在今天建造航母。[29]

因此，这个工程也不小。

东都、运河、龙舟，三管齐下，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出自隋炀帝。更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五个月后，舰队完工，洛阳至江都的水路也全线贯通。一切都在炀帝的规划之中。这不能不让他满面春风志得意满，并于当年八月十五开始了第一次南巡。

紧接着，东都洛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六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同样堪称神速。于是，在江都住了半年的隋炀帝又带领舰队浩浩荡荡回到洛阳，并大陈法驾，在四月三十一日风头十足地搞了一次入城式。

帝国朝野，也是一片歌功颂德。

没错，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只不过，丰功伟绩的背后，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

祸乱之源，从此埋下。

隋炀帝却想不到这些。他只觉得，帝国的国库可真是充盈，皇帝的权力也真是好用。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只要他想，那就能。

因此，他还要北狩。

对北方的巡狩是从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开始的，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历时也近半年，路经今天的陕西省、内蒙古、山西省和河南省，声势浩大并不亚于南巡。[30]

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还专为此行设计制造了折叠式千人大帐和观风行殿。前者是巨大的帐篷，可以举行国宴；后者是行走的宫殿，能够容纳数百人。而且，行殿随时都可以拆卸也可以安装，只要装上轮子就能自由移动。

随扈的群臣则住在行城里，当然也是装上了轮子的大房子。行殿的外围是行城，行城的外围是铁骑。这就等于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了草原上，并行走在路途中。突厥牧民哪里见过这种神奇的东西？全都拜倒在地。[31]

这又让炀帝出尽风头。

隋炀帝仍不满足。大业六年正月十五，他又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举行盛大的元宵联欢晚会。洛阳的晚会现场边长五千步，参加者仅管弦乐队就多达一万八千人。街头巷尾张灯结彩，莺歌燕舞通宵达旦。为了招商引资，炀帝规定外国人来吃饭一律免费，还宣称这是中国惯例。

结果一个胡商问：我看你们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为什么要开免费餐厅，还把丝绸都缠到树上呢？

中国商贩愧不能答。[32]

隋炀帝却不管不顾，继续不停地折腾，南巡北狩之外还要征高丽。结果，一征高丽，山东农民反；二征高丽，杨素之子反；三征高丽，三巡突厥，全国皆反。等到他第三次下扬州时，可就不是南巡，而是逃命了。

剩下的问题，就只是那颗好脑袋由谁来砍。

[21]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

[22]请参看（日）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23]当时的唐王李渊得到隋炀帝被害的消息，是放声大哭了的 。但是没过几天，他便毫不客气地请隋恭帝杨侑让出皇位。炀帝之死对于这位后来的唐高祖，恐怕正是时候。李密和窦建德却是动真格的。在消灭了那伙乱臣贼子之后，窦建德拜见了萧皇后，不但俯首称臣，还着素服祭奠炀帝。这位农民起义军领袖的说法是：我是隋臣，隋是我君，杀我君父者便是我的仇人。李密则在阵前痛骂对方：尔等世受国恩，竟然弑君谋逆，天地都不容！以上事见《旧唐书》与《新唐书》之《李密传》、《窦建德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五，卷一百八十七，并请参看胡戟《隋炀帝的真相》。

[24]开皇三年（583）正月，隋政府下令将男子的纳税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但十八岁受田的规定不变。这样，农民在受田之后就其实有三年的免税期。这一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也发展了生产力。见《北史·隋本纪》、《隋书·食货志》。

[25]见《隋书·高祖纪》。

[26]见《独异志》卷下。

[27]马端临《文献通考》称：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钱穆《国史大纲》称：隋文帝初一天下，就实现了西汉初年高、惠、文、景三代四帝六十年休养生息才达到的目标，文帝的遗产则足够以后五六十年的政务开支。

[28]见《元和郡县志》卷五《河南道一》。

[29]杜宝《大业杂记》称舰队船只共5191艘，也有人统计为5245艘。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30]关于这次北巡的时间，《资治通鉴》记载有误，此处据胡戟《隋炀帝的真相》、袁刚《隋炀帝传》。

[31]见《隋书·宇文恺传》。

[32]见《隋书·裴矩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

那个昏夜

的确，隋炀帝是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

除了在江都等死的那一年半载，隋炀帝在位十五年几乎年年都在折腾，简直一刻都不消停。不能说他做的事情都不该做，比如，开运河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征高丽则是从隋文帝到唐太宗的共同心愿，而且直到唐高宗时代才算大功告成。就事论事，隋炀帝并无可指责。

可惜炀帝的每一次折腾都意味着人民的苦难。因为这位精力过人的皇帝不但好大喜功，而且急功近利，每项工程都是大干快上，每次行动都是志在必得。于是执行命令的官员便只好把鞭子打在并非快马的民工身上。当民众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崩溃的就不仅是他们的心理。

帝王苦竭生灵力，大业沙崩固不难。[33]

隋之亡，即因为此。

显然，问题并不在于隋炀帝干了些什么，而在于他干得太快又太密集，结果自然是虐用民力。比如，营建洛阳时每个月用工二百万人，十个月便是二千万人次。但如果把工期延长到十年呢？或者不要与此同时又开运河又造龙舟又建行宫呢？民众的负担就没那么重，至少可以喘口气。[34]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心急火燎？

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及时行乐，可惜这种最能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窥私心理的论调最不可取。试想，如果他开通运河只是为了到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那么请问，巡突厥和征高丽又作何解释？尝鲜吗？猎奇吗？

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跟酸腐文人一般见识，他们更倾向于认为：隋炀帝由于得位不正，因此更急于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一气呵成地完成宏图大业，功追三皇，名超五帝。[35]

但，唐太宗也得位不正，为什么并不急吼吼的？

解释是：有隋炀帝为前车之鉴，因此唐太宗深知民心比政绩更重要，也明白权力不可滥用。同样，当唐太宗坐稳江山大权在握以后，各种欲望便都开始膨胀。他差一点杀掉直言不讳的魏徵，一意孤行地征高丽，就是证明。

唐太宗和隋炀帝，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那么，他们当真得位不正吗？

唐太宗肯定是。他是发动玄武门政变，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才夺得皇位的。尽管此案的真相由于唐人篡改历史曲笔回护而变得模糊不清，但唐太宗骨肉相残，得位不正，恐怕是谁都无法翻过去的铁案（详见下一章）。

隋炀帝却未必。

跟唐太宗一样，隋炀帝在皇子中也排行老二。太宗有哥哥李建成，炀帝有哥哥杨勇。杨勇和杨广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根本就不允许隋文帝跟别的女人有孩子。按照“立嫡以长”的宗法制度，皇太子只能是杨勇。

然而最后继位的，却是杨广。

而且，登基的当天，杨广就杀了杨勇。

这就不能不让人认为，隋炀帝得位不正。他一定是用阴谋诡计诱使父皇废了杨勇，立他为太子的。甚至就连隋文帝的死，也被普遍认为应该由杨广负责，凶手则被指认为是其亲信杨素和张衡。唯一不能确定或有争议的，是谋杀系由杨广指使还是默许或纵容。[36]

可惜在这个问题上，正史和野史都靠不住。因为当隋炀帝被定性为昏暴之君以后，史料的选择便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更何况，官修正史多有顾忌，民间野史又喜欢夸大其词，案情就只能被弄得扑朔迷离。

不妨来看《隋书》的记载。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病入膏肓的隋文帝忽然接到一封送错了的信。这封信是杨素写给杨广的，内容是回答杨广的问题：万一皇帝龙驭上宾，应该如何应对。隋文帝读后已是满腔怨恨，碰巧宠妃陈夫人又来控诉杨广对她非礼。一怒之下，文帝决定召回废太子杨勇，重新确定接班人。

这是《杨素传》的说法。

后面的故事，《隋书》本身就其说不一。《杨素传》的说法是：杨广得到消息，立即与杨素商量对策。杨素便矫诏封锁宫禁，并派张衡服侍文帝。结果文帝当晚驾崩，于是宫廷内外议论纷纷，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然而《宣华夫人传》却另有说法。据说，文帝听了陈夫人的投诉，勃然大怒说：畜生！怎么能托付大事！然后对正在身边的杨勇党羽柳述和元岩说：叫我儿来！

柳述和元岩问：是太子吗？

文帝说：是杨勇。

于是柳述和元岩来到外间，起草了诏书，并且拿给正在值班的杨素看。杨素立即向杨广通风报信，杨广则马上把陈夫人和文帝身边的其他女人转移到别处，同时命令张衡进入内室服侍文帝。没过多久，文帝驾崩。

这就是所谓“最可靠”的正史说法。

然而正是这堂堂正史让人疑窦丛生。比方说，事变突发之时，是杨素通风报信，还是杨广找他商量？派张衡进入内室的，究竟是杨素还是杨广？张衡进入内室以后，是碰巧目睹了文帝的死亡，还是实施了谋杀？如果是谋杀，那么，是杨素或杨广指使、暗示，还是他自作主张？

基本事实都不清楚，怎么让人相信？

何况逻辑也不通。根据《隋书·高祖纪》的记载，隋文帝驾崩是在大宝殿，案发前杨素、柳述和元岩都在殿中内阁侍疾。而且据《杨素传》的记载，杨广当时也在大宝殿。也就是说，杨素和杨广同在一殿。那么请问，他们有必要书信来往吗？后来的商量对策，难道也是靠写信的？

再说了，如此重要的书信，岂会误送，又岂能误送？更何况杨素当时正在文帝身边，他写给杨广的信怎么会送出去又送进来，转一大圈到了文帝手里？文帝既然已经知道杨素是杨广同伙，为什么不对杨素采取行动？

那位陈夫人也很可疑。她状告杨广，为什么不早不晚恰恰就在这封信送到之时？这也未免太碰巧了一点。而且按照《隋书·宣华夫人传》的说法，她原本是杨广重金收买安排在文帝身边的卧底和线人。当天晚上文帝去世后，杨广还给她送了同心结并且上了床。这就更奇怪了。这样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诬告杨广，差点就把他送上断头台？

就连魏徵他们也觉得说不过去，因此编造或采信了这样一个细节：陈夫人接到杨广的礼品盒，以为里面是毒药，吓得不敢打开。难怪有学者认为陈夫人其实是杨勇同党，她是跟文帝的两位公主结成同盟保杨勇反杨广的。[37]

或者说，她是“双面间谍”。

同谋之一，则是柳述的妻子兰陵公主。

这样一来，本案就完全可能是另一个阴谋：所谓杨素给杨广的回信其实是柳述和元岩伪造的，陈夫人则看准时机火上浇油，目的自然是要干掉杨广，让杨勇复辟。只不过杨广和杨素抢先一步控制了局面，当晚跟陈夫人上床则不过无稽之谈。至于文帝是自然死亡还是被杀，已无关紧要。

当然，这个说法魏徵他们绝不会采信。

但可以肯定，文帝驾崩当晚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正是杨勇和杨广夺嫡斗争的延续。当然，那场斗争的真相已被魏徵和司马光们掩盖和歪曲，也被后世许多文人作了低级趣味的解读，尽管那才是第二帝国的秘密所在。

那么，侦破此案揭开谜底的关键又在哪里？

大运河。

[33]唐代胡曾《咏史诗·阿房宫》。

[34]历史学家袁刚先生即持此论，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35]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规即持此论，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6]对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含糊其词；袁刚的 《隋炀帝传》认为是杨广授意杨素，由张衡动手杀隋文帝于病榻；胡戟《隋炀帝的真相》则认为是张衡擅自或在杨素的指使下谋杀了隋文帝，而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杨广在事后默认许可。

[37]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大运河

大运河是隋炀帝的传世之作。

当我们乘坐高铁从杭州飞驰北上，六个小时即可到达北京时，是不大可能想起当年之南北大运河的。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在那交通不便的时代，作为帝国的大动脉，大运河有着怎样非凡的意义。那些扬帆远航的船上，承载的远远不止粮米和丝绸，更是一个民族自古以来的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打通南北。

众所周知，由于地形的原因，我国境内的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因此，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物质的交换和文化的交流，就只能靠车马走旱路。但，车辚辚，马萧萧，哪里比得上轻舟已过万重山？成本低效益高的水路航运，才是古代社会交通运输的最佳选择。

开通运河，也就势在必行。

于是有春秋连接长江与淮河的邗沟，战国连接淮河与黄河的鸿沟，秦代的江南运河丹徒曲阿，以及隋文帝的扬州山阳渎。山阳渎开通的次年，隋文帝便发动了灭陈战争。不过他的八路大军只有一路使用了山阳渎，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文帝此举除了运兵运粮，应有更长远的打算和设想。[38]

这个设想，只能由隋炀帝来完成。

事实上他也完成了，而且毕其功于一役。从大业元年开始开凿通济渠，到大业六年打通江南河，一条南起余杭（今杭州），北至涿郡（今北京），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五大水系，全长四千多里的运河全线贯通。以秦岭和淮河800毫米降水线为分野的南北方，从此连为一体。

大运河其实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北段，永济渠连接了黄河与海河；南段，通济渠连接黄河与淮河，邗沟连接淮河与长江，江南河连接长江与钱塘江。南段与北段的交接处，是洛阳。或者说，洛阳是南北大运河的中心。

当然，也是隋炀帝的指挥中心。

因此，读懂了洛阳与运河，就读懂了隋炀帝。

但，这跟谁当太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就在杨广的夺嫡成功是真正的“政变”——政治路线的改变。政变的背后，不仅是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也是政治派系的路线斗争。其中，杨勇代表西北帮，杨广代表南方系。他建都洛阳，开凿运河，三巡江都，皆因为此。[39]

派系的形成是在隋文帝时代，占优势的则是西北帮，正式名称叫关陇集团——盘踞在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 （六盘山）一带的政治军事势力。实际上，这也是西魏、北周、隋和唐的统治集团。西魏执政者和北周开创者宇文泰，隋王朝开创者杨坚，唐王朝开创者李渊，都属于这个团伙。

而且，也都出自武川。

武川就是武川镇，是北魏建国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在北方边境设置的六大军区（六镇）之一，宇文泰、杨坚和李渊的先祖都是武川镇职业军人。北魏末年天下大乱，宇文泰奉命改镇关中。于是，与当地土豪相结合的武川集团，也就变成了关陇集团。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不但将“班子成员”的籍贯改为关中，还赐给他们鲜卑姓氏，比如杨坚的父亲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40]

所以，这个集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

武川军阀，关陇勋贵，混血家族。

难怪杨坚改朝换代来得容易，因为这不过是同一统治集团内部换届，并不危害到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像一家公司用更能干的人替换了不称职的总经理，股东们不但不会损失既得利益，反倒能够获得更多的红利，谁会反对呢？[41]

毫无疑问，这样一个集团的政治路线，势必以关中为本位，为基地，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行关中本位政策。皇太子杨勇代表的，就是这个利益集团和这条政治路线。[42]

杨广却不一样。

作为杨坚的次子，萧妃的丈夫，二十二岁时就担任扬州总管的青年皇子，杨广至少在情感上更偏向于南方。坐镇江都十年中，他对南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南方士族表现出最大的尊重，甚至能说一口流利的吴侬软语。就连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杨广都跟杨勇唱反调：杨勇支持三阶教，杨广则力挺天台宗，并受戒成为天台宗的俗家弟子。[43]

杨广俨然成为江南地域集团的代言人。

也就在此期间，杨广与杨素结为政治联盟，牵线搭桥的则是宇文述。这是可以称为“南方系”或“老二帮”的联合阵线 ：杨广在皇子中排行老二，上面有哥哥杨勇；杨素在辅臣中排名第二，前面有宰相高颎（读如窘）；江南士族在帝国的政治地位也如此，关中本位让他们成为二等臣民。

现在，心有不甘的“老二”们联合起来了。那么，压抑已久又奋起一搏的他们，能成功吗？

关键的关键，就看隋文帝的态度。

态度在废立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来。开皇十九年（599）八月初十，也就是杨勇被废的一年前，建国以来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被罢，还差点被杀。高颎可是隋王朝的开国元勋，任职近二十年时突然遭此打击，恐怕只有一个原因。[44]

没错，他已经由栋梁变成了绊脚石。

事实上隋文帝废杨勇立杨广之前，是征求了这位老宰相之意见的。高颎的反应是大吃一惊，然后长跪不起说：长幼有序，太子岂能说废就废？[45]

文帝默然。不久，高颎被免职。[46]

与高颎一样惨遭不幸的还有三阶教，这个中国佛教的宗派在杨广被立为太子后，也被隋文帝下令禁止传播，时间都在开皇二十年（600）。但如果我们知道，高颎是三阶教最大的支持者和赞助商，就不会对此表示惊讶。[47]

种种迹象表明，这场斗争的总导演是隋文帝自己，杨广及其同党或帮凶只是顺应了潮流。炀帝跟后来的雍正一样都是合法继位，他在文帝死前是否推了一把已不重要。[48]

那么，隋文帝为什么要更换太子？

为了改变政治路线。事实上，隋文帝在建国之初，即明确表示要与北周告别。为此，他进行了政治体制的改革（详见第三章），到晚年则开始反思关中本位政策，最后毅然决定走马换将。可惜炀帝在执行这一政治遗嘱时急功近利又矫枉过正，以至于得罪了整个关陇集团，终于身败名裂。[49]

这样看，萧皇后的待遇可真是奇怪。

隋炀帝却不奇怪。实际上，营建洛阳和开通运河，都是当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过和想做的事。而且，在经历了长时期的动荡和分裂后，真正的中华皇帝都会打通南北。这也正是隋炀帝之所想。为此，他不惜东都和运河双管齐下，结果是为民族建立了千秋伟业，为自己留下了万古骂名。[50]

大运河，功德无量，劳民伤财。

是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古人有“主权在民”的民主思想，却可以批评他不该忘记“民贵君轻”的圣人教导。隋炀帝确实太不把人当人了。在他眼里，民众不过是可以任意驱赶和屠戮的牛马和犬羊。结果正如孟子所说，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司马德戡的话并非戏言。

隋炀帝，其实是被自己拥有的绝对权力所杀。

幸运的是，有人从隋炀帝的灭亡中吸取了教训。而且正如此人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政权，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反倒与民争利，与民为敌，它的灭亡就指日可待，只剩下一个时间表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唐太宗。

[38]请参看陈璧显主编《中国大运河史》。

[39]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及张国刚推荐序。

[40]请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41]赵翼《廿二史札记》即称：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

[42]关陇集团和关中本位政策的概念，系由陈寅恪先生提出；杨勇与杨广的路线斗争，则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43]三阶教和天台宗都是中国佛教宗派。三阶教又名普法宗，创始人是隋代的信行。天台宗又名法华宗，创始人是陈朝的智顗（读如以）。开皇十一年（591）十一月二十三日，智顗在江都城内扬州总管府为杨广授菩萨戒。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禁三阶教。

[44]杨勇被废是在开皇二十年（600）十月初九，距离高颎罢官刚好整整一年。罢免高颎的理由非常牵强 ：征高丽不力。实际上，高颎一开始就是反对发动这场战争的，战争失败本应由文帝负责。

[45]见《隋书·高颎传》。

[46]高颎被免还有一个原因，即隋文帝怀疑他与杨勇结党。因为隋文帝将东宫的卫戍部队调往自己身边时，也遭到高颎反对。此外，在隋文帝那里说高颎坏话的还有独孤皇后和汉王杨谅。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

[47]这是三阶教遭到的第一次打击。此后，武则天和唐玄宗都重申了禁令。唐德宗时，有复兴迹象。唐末宋初，完全湮灭。

[48]杨广继位以后，高颎被重新起用，但是终于被杀。杨素则在大业二年病死，死前拒绝服用隋炀帝所赐药物，只求一死。请参看《隋书》之《高颎传》、《杨素传》。

[49]实际上在开皇十年，隋文帝仍然坚持关中本位政策。但到开皇二十年选择杨广为太子时，便已经决定了转换政治路线的大政方针。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及张国刚推荐序。

[50]据《魏书·李冲传》，孝文帝拓跋宏曾对李冲说，意欲从北到南开凿大运河跨过黄河直达淮河，并认为这是“军国之大计”。

第二章

唐太宗

高祖李渊

隋炀帝躲在江都时，李渊打起了长安的主意。

这是大业十三年（617）的春夏之交，各地反隋的斗争如火如荼：杜伏威占据历阳，窦建德加冕称王，梁师都据郡起兵，刘武周兵进汾阳，李密更是攻下兴洛仓威逼东都，帝国手中的要地除了长安、洛阳和江都，就只剩下太原。[1]

太原非同小可。作为拱卫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北方军事重镇，它也被称为北都（隋炀帝所在的江都则似乎可以称为南都）。隋炀帝在南巡之前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将整个辖区的军政大权都交给他，未必没有经过慎重考虑。

李渊似乎值得信任。

跟宇文泰和杨坚一样，李渊一门也是武川军阀、关陇勋贵和混血家族，李渊跟杨广还是表兄弟，只不过李渊年长两岁，是表哥。当然，这不能说明什么。为了争夺皇位和最高权力，亲兄弟都能骨肉相残，表兄弟又能如何呢？

实际上炀帝这一任命，打的是如意算盘。太原北面是突厥，长城之内则四面都是反政府武装力量：东有窦建德，西有梁师都，南有李密，北有刘武周（见下页图）。因此隋炀帝认为，李渊只能替他看家护院，根本就无法兴风作浪。他哪里想得到，那位表哥会趁此机会握五郡之兵作为资本呢？

他当然也想不到，李渊会跟突厥勾结。

不过，李渊最初的表现确实让炀帝放心。当全国各地的反叛风起云涌时，李渊所在的太原却出奇地安静。这个军事重镇似乎远离了漩涡的中心，李渊本人则一如既往地沉湎酒色贪污腐败，一副胸无大志没心没肺的样子。[2]

然而突然之间，他说反就反了。

反叛似乎是被逼出来的。某个春意盎然的晚上，一个名叫裴寂的人请李渊吃饭。当时，隋炀帝在太原辖区所在地建立了行宫，叫晋阳宫。裴寂是晋阳宫的副监，李渊则以太原留守的身份兼任总监。副监宴请总监，理所当然。

官员的酒宴上照例有女人做三陪，裴寂却在李渊享用之后告诉他那是晋阳宫的宫女。动了皇帝的女人，哪怕这些女人其实闲置，也是不可饶恕的大逆不道。中了圈套的李渊如五雷轰顶，只好向裴寂讨教计将安出。

据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裴寂说：唯有造反。

而且，裴寂还告诉李渊，造反时机成熟，准备充分。二郎李世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只是因为担心得不到大人的同意，这才安排明公与这些女人有肌肤之亲。

跌入陷阱的李渊只好说：既然我儿确有此心，而且拿定了主意，那就听他的吧！[3]

呵呵，顺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李世民好主意！

可惜这根本就靠不住。

我们要问，裴寂请客吃饭是在晋阳宫内还是宫外？如果在宫内，李渊当然知道做三陪的是宫女，也当然会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在宫外，则李渊完全可以不认账，甚至倒打一耙以涉嫌陷害长官的罪名将裴寂就地正法。他怕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再次领教了官修正史的不可轻信。为了把李世民塑造成唐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官方史学家都不惜制造或采信伪证。这就像《三国演义》为了抬高诸葛亮，不惜丑化周瑜，矮化刘备、孙权、鲁肃。[4]

可惜假的就是假的，手段再高明也会穿帮。

穿帮是在时间表上。按照司马光的说法，当李世民在一段时间之后向李渊旧话重提时，被“绑架革命”的李渊却翻脸不认人，拿起纸笔要写状子将李世民送进官衙。

世民说：大人一定要举报，儿不敢怕死。

李渊说：我哪里忍心，你不要乱说就是。

世民只好反复劝进。李渊这才叹了一口气说：好吧！今后是家破人亡也由你，是化家为国也由你！[5]

按照这个说法，太原起义便完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倒可以“胁从不问”的。但是请问，裴寂请客吃饭之后，李渊把那些宫女收编了吗？如果收编，则造反的决心已下，不必再装糊涂。如果没有，则他们制造李渊“被嫖娼”一案岂非多余，既诬陷了高祖，也诬陷了太宗？[6]

如此信口雌黄，学术良心何在？

利令智昏而已。

这里说的“利”当然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按照这个利益的需求，史学必须具有鉴戒意义。这就只能做整容手术，比如妖魔化隋炀帝，神圣化唐太宗。尊重历史和尊重事实，不是帝国官方史学的职业道德。

顺便说一句，以史为鉴，正是唐太宗的主张。

可怜他爹，也只好去做窝囊废。

然而黑白不容颠倒。事实上，种种迹象表明，李渊绝不是糊涂虫，更不是窝囊废。他的糊涂和窝囊是装出来的，觊觎之心反倒早已有之。否则，他为什么要李建成和李世民兵分两路，一个去潜结英俊，一个去密招豪友？[7]

按兵不动，只是为了稳操胜券。

因此，一旦看准时机，他就会动如脱兔。大业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已经看出李渊有异动迹象的两个副留守，准备按照隋炀帝的监视命令对其采取行动，却被李渊逮捕杀掉，罪名自然是捏造的。这时，他可没有片刻犹豫和手软。

这样看来，贞观史臣和司马光们的篡改历史，真可谓弄巧成拙，反倒显得世民少不更事，李渊老谋深算。实际上李渊就像当年的孙权，比谁都沉得住气。正如王夫之所说，他是处至危之地，观天下之崩，伺机而动，以求一逞。[8]

而且一旦动起来，就比谁都狠。

没错，他盯住了长安。

长安本是帝国的首都，只是由于隋炀帝要打通南北重整山河，政治中心才东移到了洛阳。这就使得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一线，成为逐鹿中原之各路诸侯的必争之地，长安反倒被人遗忘。在那风云激荡的年头，长安也像太原一样出奇地安静，成为一个死角或者真空地带。

然而长安毕竟是关陇集团的根据地。拥有长安，以长安为新王朝的发祥地，对于李渊这样的武川军阀、周隋故旧和关陇勋贵，不但名正言顺，而且驾轻就熟。何况镇守长安的是十三岁的代王杨侑，李渊想要，岂非囊中取物？

李渊却没有轻举妄动，他必须先解除后顾之忧。

为此，他做了三件事。

据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首先是与突厥的始毕可汗达成协议：攻下长安后，土地人民归李渊，女人财宝归突厥。这当然因为突厥在北，长安在南。从太原南下取长安，如果被突厥抄了后路，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李渊也谢绝了突厥准备派遣的大军，只接受了他们的马匹。他可不想引狼入室受制于人。[9]

搞掂了突厥，李渊又去忽悠李密。他写信给自命为反隋盟主的李密，表示衷心拥戴他奉天承运，自己只要能再封于唐就心满意足。于是骄狂的李密不再留意李渊，一心一意攻打洛阳，反倒成了替李渊阻拦东路兵锋的挡箭牌。[10]

最重要的一招，是举义旗不举反旗。李渊宣布，南下的目的是复兴隋室，立杨侑为帝，尊杨广为太上皇。这就规避了人臣造反的罪名，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也因此，炀帝一死，他就立即撕下假面具，毫不客气地做起皇帝来。

隐患都已排除，现在可以动身。

七月初五，李渊率军三万誓师南下。十一月初九，攻克长安。次年三月十一日，杨广在江都被杀。五月二十日，李渊即皇帝位。一个王朝倒下了，另一个王朝站起来，只不过这新王朝还必须再接受一次血雨腥风的洗礼。

[1]据《新唐书·高祖皇帝本纪》，当时造反起义者凡四十九处，其中称帝者四人，称王者八人，遍布全国各地。

[2]新旧《唐书》皆称，李渊为了对付隋炀帝的猜忌，尽力韬晦。

[3]见《旧唐书·裴寂传》，《新唐书》之《高祖纪》与《裴寂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

[4]最早对这段历史的官方说法表示质疑的是汪篯先生，见《汪篯隋唐史论稿》。现在，唐史被贞观史臣篡改已几乎是学界共识。袁刚《隋炀帝传》即称晋阳起兵的首谋毫无疑问是李渊，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也称晋阳起兵的策划者首推李渊。

[5]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三。

[6]袁刚《隋炀帝传》认为此案是李渊主动勾结裴寂，勇敢地住进炀帝行宫，以示挑战。这个说法，似乎也矫枉过正。

[7]见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8]见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

[9]见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另，李渊勾结突厥一事在正史中极其隐晦，真相大白是由于陈寅恪先生的考证。请参看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10]见《旧唐书·李密传》。

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长安。

清晨的阳光照例洒在通往皇宫的路上，路边伫立的禁卫军有如兵马俑般面无表情。一切都跟往常一样。骑在马上并肩而行的李建成和李元吉似乎也很坦然，尽管头天晚上有人通风报信：李世民在父皇面前告了他俩的刁状。[11]

但，这又不是头一回。

是的，建国八年了，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的关系越来越势同水火。原因很简单，从太原首义到统一中华，李世民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可以说，大唐的天下至少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然而按照宗法制度，储君却只能是李建成。

这就不要说李世民不服，天下人不服，跟随李世民出生入死的弟兄们不服，就连李建成自己都忐忑不安。没错，他是嫡长子。不过除此之外，又有多少本钱呢？就算将来能够顺利接班，李世民也未必安分守己俯首称臣。

好在，有李元吉支持自己。

皇四子齐王李元吉为什么会站在李建成一边，恐怕只能是一个谜。正史的说法，是他打算先干掉李世民，然后再取李建成而代之。可惜就连所谓正史，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李世民幕僚的道听途说。是否属实，死无对证。

当然，真正重要的还是李渊。

李渊态度暧昧。在李建成看来，父皇至少也是防范李世民的，因为李世民功高震主已是不争的事实。幸亏他是皇帝的亲儿子。如果是韩信，恐怕早就兔死狗烹了。

奇怪的是，李世民并不韬光养晦，反倒十分张扬。武德四年（621）六月，打了胜仗的他甚至高调举行了入城式。李世民自己身着黄金盔甲骑马走在前面，李元吉等二十五名将领紧随其后，一万名铁甲骑兵如同黑色森林，三万名武士浩浩荡荡走进长安，队伍之长竟排出两公里以上。[12]

这真是好大的排场！

如此耀武扬威，给谁看呢？

李建成心知肚明，李渊更是眼睛雪亮。奇怪的是，他却突发奇想，提出让李世民带领自己的人马驻扎洛阳，并使用天子的旗号统治今天陕西省以东的所有地区。

高祖的说法是：东西两都，天下一家。

但，这哪里是天下一家，分明是国家分裂。这个方案如果当真实行，大唐就会像狄奥多西一世死后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不过，两罗马是可以并存的，因为两个首都相距甚远。洛阳和长安却只有咫尺之遥，岂能不刀兵相见？

那么，李渊为什么要出此昏招？

直接的原因，据说是李建成宴请李世民时，在酒里下了毒（具体下毒人不详）。李世民饮酒之后吐血数升，被参加宴会的淮安王李神通扶回了秦王府。李渊闻讯前来探视，不忍心再看见他们兄弟手足相残，才提出了这个方案。

然而此说可疑。

我们要问：李建成如果真要毒死李世民，哪里还能让他走出东宫，又怎么会请来一位身为叔王的目击证人？李渊来探视时，为什么并不追究投毒案，只是告诫建成以后不要让弟弟过量饮酒？因此，这很可能是李世民的苦肉计。[13]

李渊当然不傻，他反过来给李世民设了局中局：现在就分你一半江山，你要不要？如果要，那就是有野心。

结果，李世民的心思被李渊看破。

于是，当李元吉又来怂恿父皇杀掉李世民时，李渊的回答竟是：那个人功高盖世，杀他有什么名目？

看来，李渊也有杀心。

知道了这些背景，就不难理解六月三日发生的事情。

事情的起因，是这一天太白金星滑过了天空。有关部门立即向李渊密报：天象显示，秦王当有天下。

于是李渊召李世民进宫，向他出示报告。

此说同样可疑。有关部门的密报，为什么要拿给李世民看？要知道，当有天下，可以是现在，也可以是将来。是将来就该立他为储，是现在就得当机立断，李渊对这个密报到底作何理解？但无论哪种，都用不着给李世民看。

李渊的做法不可思议，李世民的奏对也答非所问。他的回答竟是：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

这可真是中国逻辑。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跟太白金星滑过天空又有什么关系？然而正是这逻辑不通，让李渊方寸大乱。恼羞成怒的皇帝只好放过天象，先解决后宫问题。

他宣布：明天开会，当面对质。

消息立即就传到了建成和元吉那里。但是他们不怕，因为李世民根本就无法举证。欺君之罪，必死无疑。

就连李渊，说不定也是这么想的。

可惜他们谁都没有想到，李世民根本就没打算对质。

第二天早晨，李建成和李元吉坦然进宫，一直走到玄武门外才感觉不对。他俩立即掉转马头准备逃回东宫，却发现自己走投无路，李世民的悍将已将他们团团围定。[14]

太子和齐王，中了埋伏。

情急之下，李元吉决定先发制人。他拿起弓箭，准备擒贼先擒王，却哆哆嗦嗦拉不开弓。相反，李世民的表现要沉稳得多。他不慌不忙叫住掉头就走的大哥，不知道跟李建成说了些什么，然后就一箭射穿了他的喉咙。

接着，李世民的爱将尉迟敬德也射杀了李元吉，还把元吉和建成的脑袋都砍了下来。结果，当东宫和齐王府的人赶来救援时，尉迟敬德只是把这两颗人头亮了出来，大部分救援部队便溃不成军，一哄而散。

于是，李世民派尉迟敬德去见皇帝。

皇帝陛下此刻正在游船上，身边是几位重臣。也许，他们是想在上朝之前统一思想。只不过没人想到，尉迟敬德竟会从天而降，而且手持兵器，一身戎装，满脸血污。

李渊当然大吃一惊。他的第一反应是出事了，因此开口就问：外面是谁作乱？

尉迟敬德答：太子和齐王作乱，秦王正在平定。

李渊又问：你来干什么？

尉迟敬德答：保卫陛下。

李渊松了一口气。[15]

只要不是来杀自己的，当然一切都好商量。

李渊便问宰相裴寂：事到如今，你看怎么办？

裴寂没有说话。[16]

另外两位却异口同声：秦王功盖宇宙天下归心，若能立为太子付以国务，则陛下如释重负，苍生欢欣鼓舞。[17]

李渊说：这正是我早想做的。

是吗？天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尉迟敬德戎装持械擅自闯宫，已经触犯刑律。因此同样可以肯定，禁卫军早已归属李世民。尉迟敬德哪里是来护驾，分明是逼宫。

识时务者为俊杰，李渊就一贯识时务。他马上按照尉迟敬德的要求手书敕令，将一切指挥权都交给李世民。

直到这时，李世民才应召入宫。

父子相见恍如隔世。秦王扑到皇帝怀中，亲吻着父亲的乳头泣不成声，李渊也老泪纵横抚摸着孝顺的好儿子，双方都心领神会的交易则在抱头痛哭时暗中达成：做皇帝的父亲将交出最高权力，接班的儿子则保证他安享晚年。[18]

这时，大约是下午四点。[19]

现在，杨隋变成了李唐，高祖换成了太宗，一切都那么具有戏剧性，又那么顺理成章，还那么让人疑惑。

其中教训，又在哪里？

[11]本节所述玄武门之变及相关史实无另注者，全部依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12]事见《旧唐书·太宗本纪》，并请参看《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该书对玄武门之变有很精辟的分析，本书亦有引用，不另注。

[13]据《旧唐书·淮安王神通传》，唐太宗称李神通为叔父。

[14]玄武门之变是发生在玄武门之内还是之外？本书倾向于认为是在门外，请参看《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15]此番问答，《旧唐书·尉迟敬德传》中有“高祖意乃安”五个字，却被《资治通鉴》删去，从而掩盖了李渊心中有鬼的历史真相。在细节上做手脚，是司马光的一贯伎俩。

[16]裴寂其实是太子党，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而且将李世民的得力助手刘文静诬陷致死。李世民即位后，仍以开国元勋待之。但到贞观三年，裴寂被认定有该死之罪四条，从宽处理判处流放。

[17]此段综合了新旧《唐书》之《隐太子建成传》和《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18]三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两个月后，继位为帝。作为太上皇，李渊活到贞观九年五月寿终正寝，享年七十一岁。

[19]关于这个时间的考证，请参看《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

天可汗

李渊成在长安，杨广败在江都。[20]

没错，占据长安，再加上尊奉隋室，就有了号令天下的有利地位。相反，背离了关中本位政策，则势必被关陇集团集体抛弃。隋炀帝至死都不明白的问题，答案就在这里。

但，杨广不能不营建洛阳，不能不打通南北。他唯一的错误是不该视人民为土芥。因此，当他成为人民公敌时，也只能躲到江都。令人费解的是，他居然把首都长安留给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却把太原给了李渊，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突厥（Turks）。

突厥是继匈奴和鲜卑之后，对中华史影响重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可惜，我们对这个古老的民族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的起源地在准噶尔盆地以北，以狼为部落的图腾，曾经臣服于柔然，为他们在阿尔泰山打铁，因此得名突厥，进入中华史的视野则是在西魏文帝的大统八年（542）。

不过到北周时期，突厥已经建立了强大的汗国，辖境东至辽河上游，西至中亚里海，北至贝加尔湖。突厥人的国家之所以叫汗国，是因为国王叫可汗（读如克寒）。这个称号是他们从柔然那里学来的，相当于匈奴的单于。

实际上从西魏末到隋初，突厥都是欧亚草原上最强大的国家，控制着东西方的交通和贸易。在西方，他们与拜占庭帝国眉来眼去，还相约共灭伊朗的萨珊王朝（Sassanid，又译萨桑王朝）。在东方，他们当然免不了要越过长城前来拜访，而且多半不怀好意，也不会空手而回。[21]

突厥，是匈奴之后的中华北方边患。

幸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突厥在开皇三年（583）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这就给了隋帝国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的大好机会。结果是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俯首称臣，西突厥的泥撅处罗可汗接受招抚，就连世世代代与西突厥为仇的波斯帝国也来表示友好，隋炀帝的外交大获成功。

可惜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启民可汗去世后，继位的始毕可汗就跟炀帝翻脸。他甚至在大业十一年（615）八月以数十万骑兵，将第三次北巡的隋炀帝围在雁门（今山西省代县），差点就要了他的命。

隋炀帝从此一蹶不振。[22]

始毕可汗却学会了坐收渔翁之利。隋炀帝在他和西突厥之间翻云覆雨，他则在隋帝国动荡之时浑水摸鱼。谁来依附他，他就封谁为天子。那些反政府武装力量，也乐意接受可汗的称号。炀帝用于突厥的手段，被反治其身。[23]

难怪他要把李渊安排在太原，突厥不可不防。

但，突厥固然是北方的狼，李渊也不是看门的狗。他的野心比谁都大，也更狡猾。为了夺取天下，他不惜放下身段向始毕可汗俯首称臣，而且此事的主谋就是李世民。[24]

这就在历史上留下了案底，让李唐君臣耿耿于怀。何况建国以后，始毕可汗仗着他跟李渊的特殊关系，向大唐索求无度，态度傲慢。他的继承人也如此。尤其是颉利可汗（颉读如鞋），更是三番五次前来骚扰。立足未稳的李渊，则不得不忍气吞声，委曲求全，虚与委蛇。[25]

显然，不解决突厥问题，将国无宁日。

其实就连玄武门之变，也可能与突厥有关。当时，突厥铁骑包围了乌城（在今内蒙古乌审旗或陕西定边县），李元吉被任命为统兵元帅前往救援。李世民却得到线人密报：太子将在为元吉饯行的宴会上谋杀自己，自己的爱将尉迟敬德等人则将由李元吉编入部队，在战场上秘密处决。[26]

这样一来，李世民就不得不自卫反击。

当然，这个情报未必可靠。甚至有没有这个情报，恐怕都很可疑。但，玄武门事件之后，突厥就出兵大举进犯则是事实。而且，在遭遇了尉迟敬德的抵抗和拦截后，颉利可汗仍然抵达渭水之北。朝野为之震惊，长安为之戒严。

此时，秦王李世民刚刚得到皇位。

实际上，京师戒严与太宗登基几乎同时。这就说明形势的紧迫已容不得李渊父子慢条斯理地行礼如仪，击退突厥的希望则被寄托在一贯英勇善战的李世民身上。问题是，既然猛将尉迟敬德的防线都被攻破，长安城内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兵力，唐太宗又靠什么克敌制胜？[27]

勇敢和智慧。

八月二十八日，颉利可汗派了一名亲信进入长安打探虚实耀武扬威。这名使者宣称，可汗率领的百万雄师已经全部到位。唐太宗则毫不客气地痛斥来人：我与你们可汗曾当面缔结盟约，为什么却不讲诚信？尔等虽是戎狄，也应该长着人心吧？再若自夸强大，我现在就杀了你！

说完，唐太宗将此人关押在门下省，然后带了五位大臣出玄武门，一行六人来到渭水边，与颉利可汗隔水相望。突厥的各路酋长远远看见大唐天子骑在马上，英姿飒爽，闲庭信步般走来，无不感到震撼，纷纷下马向这位虚龄二十九岁的年轻皇帝行突厥大礼，弄得他们的可汗十分尴尬。

没过多久，大唐部队也来到渭水。他们的军旗在秋风中高高飘扬，他们的盔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自己也阵容齐整步调一致，展示着中华帝国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

突厥酋长们再次感到了震撼。

太宗皇帝却轻轻挥了挥手，让部队后退，并以战斗序列留在原地。自己则打马向前，与颉利可汗单独谈判。正史没有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我们知道，两年前，颉利可汗入侵时，秦王李世民是提出过要单挑决斗的。这一回，皇帝李世民应该是义正词严地指责对方背信弃义吧？

两天后，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

长安解围了，大唐得救了，各族人民也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这是太宗皇帝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事实上，当时就有大臣拦马劝阻。李世民却说：这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突厥胆敢来犯，无非欺负我们国有内乱且朕初即位，想必无力反抗。因此，只要镇定自若，强虏一定不战而走。

那么，突厥撤退时，该不该追呢？

太宗的主张是不追。他说，我已经在突厥的退路上埋伏了军队，消灭他们易如反掌。然而，一旦开战，双方都会有伤亡。不能解决问题，反倒结下仇恨，何必呢？现在国家尚未安定，百姓尚未富裕，还是清静为好。至于突厥汗国，不过乌合之众。到他们分崩离析时，再一网打尽不迟。[28]

原来，唐太宗打的是政治战、心理战。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懂政治，才战无不胜。有内乱，则必败无疑。实际上，事态的发展也正如太宗所料，突厥汗国作为依靠武力威胁和掠夺致富而建立的松散联合体，很快就无法维持下去，大唐的反攻也在充分准备之后发动。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战争全面展开。不到半年，大唐军队即大获全胜。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广阔地带，都被收入唐帝国版图，颉利可汗则成为俘虏，东突厥从此灭亡。

消息传来，太上皇李渊非常高兴。他说：当年，汉高祖被困于匈奴。今天，我儿子灭掉了突厥。我可是选对了接班人啊！于是，他召集王公贵族设宴凌烟阁。酒过三巡，太上皇自弹琵琶，唐太宗翩然起舞，欢声笑语通宵达旦。

更让太宗满意的是，原本由突厥人统治的北方各族酋长一致推举他为“天可汗”，亦即各族人民的“总皇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他笑容满面谦虚地说：我是大唐天子，还可以再做可汗的事吗？

得到的回答是：万岁！万岁！万万岁！[29]

[20]这是陈寅恪先生的观点：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卒丧邦家；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独成帝业。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21]以上描述据《周书》之《突厥传》、《宇文测传》，《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林幹《突厥与回纥史》。据《周书·突厥传》，阿尔泰山又名金山，金山的形状类似于兜鍪（读如谋），而当地人把兜鍪叫做突厥，突厥由此得名。

[22]以上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23]请参看杜祐《通典》卷一百九十七。

[24]请参看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25]颉利可汗是启民可汗三子。启民可汗去世后，长子继位，是为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去世后，儿子尚小，弟弟继位，是为处罗可汗（并非西突厥的处罗可汗，西突厥的全称泥撅处罗可汗）。处罗可汗去世后，始毕可汗的儿子仍小，由三弟继位，是为颉利可汗。

[2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27]关于这次突厥的入侵，新旧 《唐书》 均称起兵是在七月，日期不详。但《资治通鉴》将突厥军进武功、京师戒严和太宗登基，一并记在同一天，即八月九日。

[28]以上综合《旧唐书·突厥传》、《新唐书·突厥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29]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贞观路线

打败突厥的同时，大唐也迎来了贞观之治。[30]

贞观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职太子洗马（洗读如显），官阶从五品。他的职位虽不高，却是“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曾经力劝李建成及早对李世民动手。因此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家兄弟？

这是大兴问罪之师，来势汹汹，咄咄逼人。

魏徵却不好回答。赖账是不行的，谁都知道他的立场和作为。解释也不行，越解释越不通。认账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里送。何况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伪问题。他们兄弟你死我活，哪里是因为有人挑拨，又岂是谁能离间的？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问？

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也为了将惊天血案轻描淡写。按照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玄武门之变是他的自卫反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则是被小人挑唆。

但，这个问题又为什么要问魏徵？

因为需要魏徵亮出观点。魏徵是太子党中最有头脑和影响力的人，他的回答不仅代表着李建成集团残余势力的政治态度，也将决定大唐的政局和命运——如果魏徵质疑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那就不知道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魏徵的态度又是什么？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哪有今天？[31]

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却如释重负。他马上改变态度，非常礼貌地请魏徵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东宫与秦王的斗争没有是非，也无关乎道德，只有一个谁先下手的问题。因此，此案将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进行解释。魏徵的个人态度和立场也很明确：士为知己者死。

难踢的球，被轻轻踢了回去。

毫无疑问，魏徵这样回答并非没有风险。李世民如果听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故太子虽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运交给了上天。

李世民却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应和判断：与其杀了魏徵，让他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让他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议，同意太子余党参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礼。如此豁达大度，化敌为友，不但迅速地稳定了政局，也壮大了力量，终于造就贞观之治。

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决定为这位知己者竭尽全力。在他看来，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恩怨，大唐何去何从也远比李家兄弟谁是谁非更为重要。因此，当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回报的厚礼便是帮这位新皇帝确立政治路线。

那么，贞观路线的核心是什么？

王道。

表面上看，这不过儒家伦理的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从西魏、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从来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偏离关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稳的唐太宗可以这样做吗？

他决定进行讨论。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两个月后，一场关于政治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们之间展开。唐太宗首先发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

魏徵却认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说：乱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骄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这就好比一个人又饥又渴，只要给他吃的喝的就能解决问题。

意思也很清楚：必须行王道，施仁政。

一个名叫封德彝的人却跳出来反对。他说：王道的时代已经过去，想要实现也实现不了。秦始皇严刑峻法，汉武帝杂用霸道，不是他们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书呆子，不能让他空谈误国！

魏徵当面反驳。他说：尧舜行帝道而大同，汤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人心是亘古不变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说的那样越来越坏，世间早就变成了鬼域，哪里还能讨论什么治理？

封德彝哑口无言。

然而朝中大臣，却多半站在封德彝一边。

那么，魏徵与封德彝，谁是谁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结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据说，四年后的大唐境内，人人安居乐业，户户丰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价低到斗米三钱，太宗本人则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没能看到。唐太宗感叹说。[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却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背离关中本位政策是有风险的，隋炀帝就是教训。问题在于封德彝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别忘了，隋有开皇之治，就因为文帝施仁政。炀帝的问题则不仅在于脱离关陇集团，更在于横行霸道。他是被关陇集团和人民群众一起抛弃的。

但，隋炀帝的重心转移和打通南北却没有错。如果能把洛阳建设得朴素和缓慢一些，就更没有错。因为洛阳的地理位置确实比长安更好。作为真正的“天下之中”，无论调配物资还是调遣军队、发号施令，洛阳都比长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阳，其实更有利于建设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因此，贞观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三个月后，营建洛阳的诏令下达，初衷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节约成本。遗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张玄素。

张玄素给唐太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劳民伤财。他甚至为唐太宗开出明细账单，比方说当年隋炀帝营建洛阳时，仅仅搬运一根柱子就需要数十万人工。张玄素还说，当今国力远非隋时可比，隋亡之鉴又近在眼前。如果还要重蹈覆辙，那就连隋炀帝都不如。

太宗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纣吗？

不难想象，他当时肯定一肚子气。

张玄素却说，只要营建洛阳，那就没什么区别。

不过，接下来张玄素又说：想当年，陛下平定洛阳，太上皇下令毁灭宫殿，陛下却提出要将拆下来的砖瓦木材赐给穷人。这件事，民众颂扬至今，陛下自己难道忘了吗？

唐太宗只好说：我考虑不周。[33]

营建洛阳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决定却绝非一时兴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炀帝的老路，因为他们俩实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过打倒现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关陇集团以外的力量。没错，在长期的征战中，李世民与“山东豪杰”的关系非同一般。

于是一切都变得跟隋代一样：太子党以关中为本位坚守长安，老二帮以关东为基地青睐洛阳。不同的是，由于张玄素的慷慨陈词，长安与洛阳之争变成了王道与霸道之别，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间路线，立足关中实行仁政。[34]

对此，魏徵似乎是赞成的，却未必十分在意根据地应该在关中还是关东。他更在意的还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在他看来，那才是应该毕生追求的东西。[35]

那么，新政治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30]贞观之治的实现，《新唐书·魏徵传》和《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均记在贞观四年，《资治通鉴》还明确记在颉利可汗被俘，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之后。

[31]见《旧唐书·魏徵传》、《新唐书·魏徵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32]以上见《贞观政要》卷一《政体》，《新唐书·魏徵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但《贞观政要》将这次辩论记在贞观七年是不对的，因为封德彝在贞观元年六月即已去世。王先恭《魏文贞公年谱》记在唐太宗即位后不久，是符合历史的。据查，魏徵在武德九年的七月至九月出差关东，因此辩论应在回京后的十月。请参看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33]见《旧唐书·张玄素传》、《新唐书·张玄素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34]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5]据《旧唐书·张玄素传》，魏徵评价说：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新政治

贞观八年（634），帝国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名叫皇甫德参的中牟县丞上书朝廷，历数皇帝的三大错误：修宫殿劳民伤财，收地租与民争利，宫女梳高髻带坏了社会风气。县丞只是从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参的话也未免过分，于是太宗勃然大怒：这家伙什么意思！难道要朕一个人都不用，一分钱都不收，宫女都剃光头，他才称心如意吗？

据此，皇甫德参该按讥讽和诽谤定罪。

出来说话的又是魏徵。

魏徵说，自古以来，上书都是言过其实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马上明白过来。他说，朕如果治这个人的罪，以后谁还再敢说话？

于是，赐皇甫德参绢二十匹。

魏徵却说：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够开阔。

唐太宗又明白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皇甫德参提拔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而且是专职监察官员，享有不必请示汇报就可以直接进行弹劾的独立监察权。任命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愿意听取意见。[36]

门窗一开，清新的空气便吹进朝廷。

这其实并不容易。毕竟，皇权的使用没有法律限制，舆论的监督也没有制度保障。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要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环境和风气，为君者固然需要气度和雅量，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技巧和智慧。

对此，魏徵有着清醒的认识。

贞观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报告：魏徵为人处世不拘小节，影响不好。魏徵却说：君臣应该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迹。如果都拘泥于小节，国家是兴是亡就不好说了。

唐太宗马上回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机说：愿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惊异。

他问：忠与良，有区别吗？

魏徵说：当然。忠臣是只管提意见，不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结果自己丢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恶名，并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让君主成为明君，自己成为良臣。

太宗说：很好！

接着他又问：怎样才能成为明君？

魏徵答：偏听则暗，兼听则明。[37]

太宗点头称是，于是两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则是：所有的批评和建议都出于公心。技巧和智慧则是：所有正确的决定都归功于皇帝，包括贞观年间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局面。他曾当众回答太宗的表扬说：臣等畅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导。否则，魏徵又岂敢屡犯龙鳞？[38]

这不是拍马屁，反倒实事求是。

毕竟，在皇权时代，帝王才是决定性因素。

但即便如此，魏徵也差点就掉脑袋。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宫，气呼呼地对长孙皇后说：魏徵这家伙老是当面给朕难看，总有一天朕要杀了这乡巴佬。

皇后听了一言不发，换了朝服向太宗礼拜。

太宗大吃一惊，问：皇后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回答：臣妾听说，主明则臣直。如今魏徵这样耿直，岂非因为陛下是明君，臣妾又岂敢不贺？

这件事当然未必属实。但长孙皇后在他们两人之间曾经起着调和作用，是事实。太宗耿耿于怀，魏徵担着风险，也是事实。于是我们要问：魏徵这样置生死于度外，除了报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还要干什么？[39]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魏徵的抱负又是什么？

建立理想的君主政治，它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承认人民是君主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用唐太宗的话来说，就是“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因此，可以“以一人治天下”，不能“以天下奉一人”。[40]

其次，强调君主必须有道德，尤其要尊重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同样用太宗的话说，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损害人民利益满足个人欲望，那是自杀政策。[41]

第三，主张君臣一体，共治天下。唐太宗说，没有人真能日理万机。而且就算能，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如果所有的决定都出自一人，那么，只要一天犯一个错误，十天就是十个。日积月累，不亡国又更待何时？[42]

所以，只有君臣同心，天下才可望有治。

民为邦本，君道有德，共治天下，这就叫“理想的君主政治”，是魏徵和太宗的共同追求。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的最佳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在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而又早熟的农业民族中，以及在这片广袤而又开阔的农耕土地上，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政治，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只能选择君主制，并从“三级分权”的邦国制（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的帝国制。

在此前提下，开明专制便是理想。

但这绝不能寄希望于某个开明的君主。君主的个人魅力和道德品质都是不可靠的，人治也从来就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旋律。个人政治的特点是人亡政息，根本不能保证长治久安。因此它只适用于动乱时代（如三国）和雄主时期（如汉武帝），承平之世却只能靠制度。

◎唐户部记账一览表

年代

州府数

县数

乡数

户数

口数

出处

武德年间

200余万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贞观年间

不满300 万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贞观十三年大簿

358

1,551

《初学记》卷8，《总叙州郡》

永徽元年

3,800,000

《资治通鉴》卷199，《通典》卷84

神龙元年记账

6,156,141

37,140,000

《资治通鉴》卷208，《唐会要》卷84

开元十四年记账

7,069,565

41,419,712

《资治通鉴》卷213，《唐会要》卷84

开元二十年户部计

7,861,236

45,431,265

《旧唐书》卷8，《资治通鉴》卷213

开元二十二年记账

315

8,018,710

46,285,161

《唐六典》卷3

开元二十八年记账

328

1,573

8,412,871

48,143,609

《资治通鉴》卷214，《新唐书》卷37

天宝元年记账

362

1,528

16,829

8,525,763

48,909,800

《旧唐书》卷9

天宝元年

8,348,395

45,311,272

《册府元龟》卷486，《通典》卷7

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训，在国内厉行节约，百姓休养生息，社会秩序稳定，唐的经济和人口逐步增长。

站在这个立场，我们就得重新评价贞观之治。

事实上，贞观之治是典型的人治，它的成功主要由于太宗和魏徵。如果魏徵遇到的是隋炀帝，早就人头落地；如果太宗身边都是封德彝，也难免重蹈覆辙。玄武门之变前，封德彝向李世民大表忠心，却又暗中充当李建成的鹰犬。这事直到他死后才暴露出来，让唐太宗大吃一惊。[43]

人，又怎么靠得住？

太宗自己也靠不住。贞观初年，他确实谦虚谨慎。到了中期，就开始骄傲自满。就连他表扬和推崇魏徵，也未尝没有自鸣得意的成分。贞观十二年（638）三月，唐太宗在五品以上官员的宴会上将佩刀赐给魏徵，然后又问了一句话：朕这些年的政务跟以前相比，怎么样啊？

显然，他是想听到吹捧。[44]

魏徵却说：威德所加今非昔比，人心所向今不如昔。

唐太宗目瞪口呆。

他说：怎么会呢？

魏徵回答：贞观初年，陛下唯恐听不到忠言，总是千方百计地引导，兴高采烈地听从。现在虽然也能听取意见，却总是勉勉强强，面有难色，当然比不上从前了。

唐太宗怅然若失：人真是难得自知之明啊！[45]

难怪魏徵去世后，唐太宗会这么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撒手人寰，朕失去一面镜子了。[46]

但，这样的镜子，岂非可遇不可求？

因此，靠得住的还是制度。

事实上，隋唐正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时代。这一创新始于开皇年间，成于贞观之治，是几代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丰富内容，是我们马上就要讲到的。

现在则不妨先做小结：壮丽辉煌的隋唐，是许多人共同缔造的。隋炀帝打通了南北，唐太宗融合了胡汉，魏徵等人建立了新政治，他们一起创造了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官僚政治，混血王朝，世界帝国。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3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四。

[37]见《旧唐书·魏徵传》、《新唐书·魏徵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但只有《新唐书·魏徵传》将忠良之辨和兼听则明记载在同一时间，《资治通鉴》则将兼听则明记在贞观二年。

[38]见新旧《唐书》之《魏徵传》。

[39]长孙皇后救魏徵一命的故事，见于唐人所撰《独异志》和《大唐新语》。两书都是小说，不是正史。但长孙皇后对魏徵的肯定和赞扬，《旧唐书·长孙皇后传》有记载。另据《旧唐书·魏徵传》，魏徵去世后，唐太宗就解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徵之子的婚约。据《新唐书·魏徵传》，太宗还毁掉了为魏徵所树的御碑。

[40]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41]见《贞观政要》卷一《君道》。

[42]见《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43]见新旧《唐书》之《封德彝传》。

[44]唐太宗的愿望在魏徵去世后得到了实现。贞观十八年（644）四月，即魏徵去世的第二年，唐太宗要大臣指出他的过失，长孙无忌等人都说“陛下无失”，只有两个人提出意见，其中一人当年被杀。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唐太宗总结自己功超古人的五点经验，并问大臣褚遂良：你做过史官，朕说的属实吗？褚遂良说：陛下盛德岂止五条？实在是太谦虚了。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

[45]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

[4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

第三章

官僚政治

大背景

在不少人心目中，中华史其实是从唐宋开始的。因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不是春秋战国，也不是秦汉魏晋，更不是五胡十六国，而是唐宋元明清。这五个朝代构成了一种历史的整体感，浑然一体到不假思索便能脱口而出。[1]

那么，这种整体感又从何而来？

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

科举和三省六部，都是隋唐的制度创新，也是本章的主要内容。大体上说，三省六部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科举则是帝国官员的选拔制度。其中，科举制和六部制一直延续到晚清，持续时间占据了中华帝国史的六成以上。唐宋元明清之所以一气呵成，就因为有这两条线索贯穿始终。

显然，这里面必有奥秘。

奥秘在国家的性质。

从传说中的启废禅让开始，我们民族就告别史前进入了国家时代。以二里头遗址为考古学证据，这个时代至今三千七百年。三千七百年的国家史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秦并天下之前是邦国时代，秦并天下之后、辛亥革命之前是帝国时代，之后是共和国（Republic）时代。

时代不同，政治和制度也不同。

在邦国时代，国家是封建制，政治是贵族制。名义上得到上天授权的天子将天下分封给诸侯，是为国（邦国）；诸侯再将邦国分封给大夫，是为家（采邑）。诸侯对邦国，大夫对采邑，都享有独立的治权，是为封建。[2]

天子作为天下共主，诸侯作为邦国国君，大夫作为采邑家君，爵位和权力全都在家族内部世袭，没有继承权的其他子弟则成为士。他们共同构成一个阶级，是为贵族。

贵族管理采邑叫齐家，治理邦国叫治国，维持国际秩序叫平天下。但，无论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尽义务而非被雇用，因为家和国都是他们自己的。因此，他们并无俸禄和薪酬，有可能腐化，不可能腐败，是为贵族政治。[3]

邦国，是贵族的时代。

贵族的时代也有四个阶段：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战国是士的时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贵族阶级每下愈况，邦国制度也终将解体。没有哪种制度和政治会是永恒的，新的国家制度必然诞生。

这就是帝国。

帝国制度的特点是中央集权，普天之下的产权和治权都属于一个人、一个家族，即皇帝和皇族。皇帝之下，士农工商统统编入户籍，叫“编户齐民”。功臣勋贵和皇亲国戚虽然也封王封侯，但封国不再是领地，他们也没有治权。[4]

因此，作为一个阶级的贵族，理论上已不该存在，实际上也日趋消失。或者说，在帝国时代，权贵阶层是有的，贵族阶级是没有的，贵族政治当然也难以为继。

取而代之的，又能是什么，该是什么？

照理说是皇权政治，秦皇汉武他们也是这样想的。然而中华帝国的幅员是那样地辽阔，人口也如此地众多，完全实行“皇帝一人治天下”的人治，事实上并不可能。

可能的是什么？

官治。

换句话说，官员治国，或官员代理。

这里面略有差别。官员治国，就是皇帝高高在上只做元首，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所有的政务都交给官僚集团打理。这是儒家的理想。官员代理则是皇帝直接行使治权，官员充当代理人和执行人。这是法家的主张。

毫无疑问，官员治国和官员代理是对立的统一。因为即便是由官僚集团来治理帝国，也只能在皇权政治的框架之下进行。同样，即便是皇帝一人独裁，中央政务也得由官员来处分，地方行政也得由官员去代理，皇帝无法包办一切。

因此，帝国的政治，就可以说是官僚政治。

当然，也可以说是皇权政治。

贵族政治则只能下课，矛盾和腐败也应运而生。因为贵族治国齐家，其实是自己管自己，相当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便有斗争，也是争夺承包权。包括后来诸侯发动兼并战争，大夫鲸吞国有资产，本质上都如此。

皇权政治和官僚政治却从来就是责权利不清。比如天下和国家到底是谁的？就模棱两可。一方面，大家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另一方面，又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如此矛盾，岂非产权不清？[5]

权属不清，就责任不明，左右摇摆。结果，如果皇帝强势，就是皇权政治；皇帝弱势，就是官僚政治。

同样，由于天高皇帝远，九五至尊对许多具体事务都鞭长莫及，这就给官员的权力寻租留下了广阔空间。再加上官员在帝国这家公司并无股份和分红，势必利用代理皇权的机会上下其手牟取私利，终致腐败不可遏止。

这是帝国的胎毒。

官僚制度多次变革，直接原因就在这里。

也就是说，以儒生为基本队伍的官僚集团，总是希望分得更多的权力。这不仅是利益驱动，更是理想使然。在他们看来，理想的政治应该是君臣共治天下，建立文官政府行王道施仁政。贞观之治备受推崇，原因也就在这里。

可惜历史上既有开明皇帝如唐宗宋祖，也有霸道如秦皇汉武和朱元璋。王道是从来就敌不过霸道的，皇权与官治之争也将贯穿始终，并导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体制改革。

但更重要的，还是谁成为统治阶级。

邦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领主，帝国时代的统治阶级是地主。这是最重要的历史分野。但，究竟哪一种地主阶级才最适合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却经过了漫长的实验和探索。

首先登上舞台的是贵族地主阶级，时间在秦汉。这丝毫都不奇怪。毕竟，秦汉是第一帝国，刚刚从邦国时代过渡而来，贵族地主正好充当中介。因此西汉初年，便是皇族与功臣集团共掌朝政，勋贵出身的列侯担任宰相竟成为惯例。

这当然并不符合帝国的本性，于是有刘邦和吕后的兔死狗烹，以及武帝的多次夺权。实际上，汉武帝打破先封侯后拜相的惯例，任命平民出身的公孙弘为丞相，就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贵族地主不能成为统治阶级。遗憾的是，他们防得了功臣，躲不过外戚，掌握政权的还是贵族地主。

不过，汉武帝毕竟独尊儒术了，读书做官也逐渐成为风气和共识，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群体，即士族或士族地主阶级。这样一来，与皇家平分天下的，便由功臣集团和外戚集团变成了名门望族，并终于形成门阀政治。

门阀是一种半官僚半贵族政治，真正的官僚则应该类似于今天的职业经理人。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团不能与皇权相抗衡，因此他们不能出身高贵。也因此，寒门庶族，即庶族地主阶级才是合适的，门阀制度则不过承前启后。

制度变革的背后，是历史的走向。

现在，贵族地主和士族地主都完成了历史使命，唐宋元明清将是庶族地主的时代，隋唐则是转折的紧要关头。

这就有了两个方面的制度创新。一方面是帝国官员的选拔制度，即科举制，目的是确保庶族地主能够替代士族地主成为统治阶级。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即三省六部制，目的是实现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和谐与平衡。

如此创新，当然非同小可。

那么，什么是三省六部？

这种制度，又为什么能摆平皇权与官僚？

[1]这一观点亦请参看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2]严格意义上的邦国时代是从西周开始的，之前的夏是部落国家，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则是国家联盟。这个联盟以周王国为盟主，周天子为共主。天下的产权在名义上属于周天子，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治权也一样，叫“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周天子分封诸侯以后，各国的产权和治权就永久性地属于国君。他们还可以进行权属的再分配，从而建立起大夫的家。天下、国、家，三级所有，层层转包，各自为政，自负盈亏，是为邦国制度。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3]辅佐君主的贵族虽无薪水却有酬劳。酬劳高级贵族的办法是封土封民，册封他们为大夫和诸侯。诸侯对封国，大夫对采邑，都有财权和治权。士得到的酬劳是世田，只有财权没有治权。

[4]例外的是西汉初年和西晋，结果是西汉有七国之乱，西晋有八王之乱。但直到唐代，仍然有人主张封建，请参看柳宗元《封建论》。

[5]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见托名姜太公的《六韬》。

三省六部

简单地说，三省六部就是隋唐两代的中央政府。其中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则是尚书省下属的六个职能部门：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这个制度意义重大，其影响既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现在我国中央政府的部门仍然叫部，日本的则仍然叫省。[6]

那么，什么是省？

省的本义是后宫。魏晋隋唐时期，王朝中枢建筑群的最前面（南端）是皇城，有太庙、社稷、官署、衙门。中部为宫城，是皇帝会见群臣之处。最后面（北端）为后宫，是皇帝与后妃的私密空间，非有特旨严禁入内，所以称为禁或禁中。西汉元帝时，为了避皇后之父的名讳，改禁为省，从此禁省通用，或称禁，或称省，或称禁中，或称省中。

显然，省，原本不是政府。

禁省成为政府机构，要拜汉武帝所赐。此人为了从宰相手里夺权，变官僚政治为皇权政治，发明了“一国两府”的政治体制：宫外以宰相为首组成“外朝”，宫内以大司马为魁组成“内朝”，内外共理朝政（详见《汉武的帝国》）。

毫无疑问，这是两套班子。

两套班子是早就有的。汉初，皇帝与宰相分工明确各得其所。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宰相所处为府（相府），机构为曹；皇帝所处为宫（皇宫），机构为尚，分别叫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书。很清楚，六尚基本上都是管生活的，与相府之十三曹并不矛盾。

汉武帝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一方面，他从朝中选调能员担任尚书处理政务；另一方面，任命大司马主持工作参与密谋（西汉叫“领尚书事”，东汉叫“录尚书事”）。结果自然是大司马和尚书的意见变成国策，尚书也由秘书班子变成决策班子，相府反倒由决策机构变成了执行机构。

一国两府由此诞生，尚书的地位也从此改变。

不过，由大司马领导主持“尚书事”并不正规，领录尚书事也不是官衔，以人事代制度更非长远之计。于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便干脆建立尚书台，也叫台阁。从此，尚书不再是宫廷秘书或临时事务，而是正式的国家机关。

尚书事（事务）变成尚书台（机构）以后，一国两府就成了制度。但，一个国家，两个政府，可怎么办公呢？也很简单：宰相保留官职，政务交给台阁。换句话说，三公的相府徒有其名形同虚设，尚书的台阁才是真正的枢机。

因此，到曹魏黄初三年（222），尚书台便移出宫外，正儿八经地成为了中央政府。到西晋或刘宋，它又变成了尚书省。尚书台为什么能改名为尚书省？因为台和阁都是皇家建筑，只不过台在禁省之内，阁在宫城之中，所以台阁又叫台省。改台为省，不过是换了称呼而已。

中书省的来历也差不多。

汉武帝让尚书越权去管朝政，原来由尚书所做收发保管文件的工作，只好派给别人，这就是中书。但是，领导主持“尚书事”的大司马成为实际上的宰相之后，权倾朝野，炙手可热，皇帝又受不了。因此，汉宣帝刘询便效法他曾祖父武帝的办法，用中书去取代尚书，把大司马架空。

这当然是担任大司马的外戚不能接受的。所以到成帝建始四年（前29），他们又把权力夺回尚书台。到曹魏时期，由于尚书台移到宫外，宫内不能没有秘书处，身边不能没有自己人，魏文帝曹丕便将秘书令改称为中书令，把官署设在宫中，叫“中书监”，晋以后叫“中书省”。

结果怎么样呢？

一如前例。宫禁之中的中书省，逐渐取代宫禁之外的尚书省成为决策机关，时人谓之“凤凰池”。一个官员，如果由中书令变成尚书令，是要被视为明升暗降的。

中书省成了事实上的宰相府，当然又不行，门下省便冒了出来。门下省的前身是侍中寺，曾与东寺和西寺合称“禁中三寺”，东汉末年改称侍中省，曹魏时与散骑省并为“禁中二省”。到东晋哀帝时二省合并，就是“门下省”。

门下省的本职工作，主要是负责皇帝的日常事务。但因设在内廷，近在帝侧，万机之事，无不预闻，又成为新的政府替代者。北朝的门下省长官，更是成为实际的宰相。

这就是三省的来历，重要性则没有一定之规，全凭皇帝高兴。不过，大体上是东汉重尚书，南朝重中书，北朝重门下。到隋唐则三省并重，一起成为中央政府。称谓也沿袭汉代尚书台旧例，称为台阁或台省。唐高宗时，又把尚书省叫中台，门下省叫东台，中书省叫西台。

当然，这时的门下省，早已移到宫外。

移出宫外的三省三足鼎立。中书和门下面对面，门下省在东，中书省在西，合称两省或北省。尚书省则位于承天门大街，在中书门下之南，又称南省或南宫。

三省当中，尚书省的级别最高，长官尚书令正二品，副长官左右仆射（读如夜）从二品。这当然因为尚书省出道最早又管事最多，直到隋代仍然是总揽一切的机关，高颎和杨素便是以左右仆射的身份成为隋的宰相。

尚书省的规模也最大，下辖六部二十四司。其中，吏部管官员，相当于组织部或人事部；户部管度支，相当于财政部兼民政部和商务部；礼部管祭祀和教育，相当于文化部兼教育部再加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兵部管军政，相当于国防部；刑部管刑律，相当于公安部和司法部；工部管营造，相当于建设部兼交通部、农业部、水利部。

六部的长官都叫尚书，正三品。副长官都叫侍郎，正四品（吏部侍郎正四品上）。每个部下面还有四个司，司官都叫郎中，从五品上；副司官都叫员外郎，从六品上；其下为主事，从九品上。六部二十四司，每部第一司即为本司，比如吏部第一司为吏部司，户部第一司为户部司，等等。

这六个部，在尚书省分左右两边办公，两边各有一个分管领导和秘书长。吏、户、礼为左，兵、刑、工为右，领导和秘书长则分别为左右仆射和左右丞（正四品）。左右丞只负责协调具体事务，大事则必须向左右仆射请示汇报。

除分管领导和秘书长外，尚书省还有一个总办公厅，叫都省，也叫都堂。各部的办公厅，则叫部堂。六部尚书和侍郎，每天上午都要到都堂集中开会，下午再回本部办公。如果尚书要出席国务会议，就由侍郎主持工作。[7]

显然，这是一个严密而精致的体系，因此从隋唐到明清基本保持不变。六部的部数、部名、职能、排序、结构和官衔都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有官阶和权力。简单地说，官阶是清代最高，权力则明代最大，但这已是后话。[8]

明清两代六部位高权重，不仅因为经过隋唐和宋元四朝的实践，完全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行政制度，还因为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以后，不再有中间环节。六部直属皇帝，共同组成中央政府，当然与隋唐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明清两代也只是名义上没有宰相。明的内阁和清的军机，其实是没有名分的宰相，或者说是不伦不类羞羞答答的半个宰相。这当然是皇权政治的胜利，但这种胜利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帝国制度的彻底灭亡。

隋文帝和唐太宗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作为新兴力量的代言人，他们要做的事情是改变制度创造历史。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漂亮。可以说，正是由于制度设计的合理和成功，他们才创造了世界性文明。

那么，隋唐政改的紧要之处又在哪里？

[6]六部的排列次序，隋唐至宋初有变化。至王安石变法，始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以后不再改变。另，本章所述均请参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杨鸿年、欧阳鑫《中国政制史》，韦庆远、柏桦《中国官制史》，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中国历代官制》编委会编著《中国历代官制》（齐鲁书社版），徐连达编著《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易中天《帝国官僚制度简述》。

[7]以上亦请参看《旧唐书·职官志二》。

[8]六部官员的官阶：尚书，唐正三品，宋从二品，元正三品，明正二品，清从一品。侍郎，唐正四品，宋从三品，元正四品，明正三品，清正二品。郎中，唐从五品，宋从六品，元从五品，明正五品，清正五品。员外郎，唐从六品，宋正七品，元从六品，明从五品，清从五品。主事，唐从九品，明正六品，清正六品。

政事堂

要说隋唐，先得看汉。

汉代中央政府的组织制度是三公九卿。三公，在西汉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在东汉是太尉、司徒和司空，他们都是宰相。九卿则是九个或九个以上的部门负责人，相当于政府部长。三公有府，公府相当于三省；九卿有寺，卿寺相当于六部。隋唐政改，就是要以三省六部取代三公九卿。尽管为了这一天，魏晋南北朝准备了三百六十九年。

这就有了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要改？第二，改了哪些地方？第三，怎样改的？第四，效果如何？

先看六部和九卿。

表面上看，六部与九卿没有区别。九卿是政府部长，六部尚书也是。但，九卿的工作却是政务与事务不分。主管国家财政经济的大司农就是政务官，相当于户部尚书；负责皇帝出行的太仆则是事务官，管的还是皇家事务。

如此不清不楚，不该改革吗？

当然应该。

隋唐的办法，是政务全归六部，事务全归寺监。比如太常寺管祭祀，光禄寺管宴会，卫尉寺管器械，宗正寺管宗室等等。至于皇帝的饮食起居之类，交给殿中省和内侍省。事务与政务分类，皇家与国家分离，尚书省下属的六部成为纯粹的国家机关和职能部门，改革完全成功。

六部制一直延续下来，原因也在这里。

那么，三公又有什么问题？

权力太大。

按照汉初的制度，帝国的行政、军事和监察之权都掌握在三公手里。三公各自开府，独立办公。遇到大事则由三公会议，拿出方案再由皇帝批准。皇帝五日一朝，不过听取汇报表示可否，并不参与决策，简直就是橡皮图章。

这当然为强势皇帝如汉武等人所不能接受，这才有了内朝和外朝，有了尚书事和尚书台。可惜，帮助皇帝夺取了相权的，自己又成为新的宰相，皇帝也只好另起炉灶。结果是什么呢？尚书之后有中书，中书之后有门下，没完没了。

显然，必须有一个治本的办法。

三省制就是这样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说白了，就是将一个接一个从宫内走到宫外的省，全部正式变成取代公府的宰相机构，但不承认三省是相府，也不承认三省长官毋庸置疑地就是宰相。即便是，也要分割他们的相权。

这里面当然有一个过程。在隋代，尚书省的左右仆射都是被视为宰相的。唐代尚书省的长官却是尚书令。尚书令当然是宰相，可是没人敢当，因为唐太宗即位之前担任过这一职务。于是，尚书省就只有两个副长官，即左右仆射。左右仆射是不是宰相呢？对不起，要看情况。

什么情况？

是否有资格并实际上参加政事堂会议。

什么是政事堂？就是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开会的地方。两省长官为什么要开会呢？因为分工不同。简单地说，中书省的任务是草拟法令，门下省的任务是进行审核。中书门下两省机关面对面，就是这个原因。

当然，他们也必须打交道。

事实上，法令的起草虽然归中书省，能否颁发却要看门下省。一种情况是中书省起草完毕加盖印章后，呈送皇帝签署，就形成诏书。另一种是文本形成后先送门下省，由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副长官门下侍郎及其属官复核，没有问题才由皇帝“画敕颁下”（画一个敕字下达尚书省）。

但即便是第一种情况，皇帝签署后仍然要送门下省。没有门下省的副署，诏书仍然没有法律效力。中书省送到门下省的文件，如果门下省觉得有问题，更可以将原件涂改以后送回，叫“涂归”，也叫封驳、封还、驳还。[9]

也就是说，门下省不同意，中书省就无法作为。

这里面自有深刻意义（详后）。至少，唐人已经懂得执政也好立法也罢，必须讲程序，不能由着性子胡来。可惜这个制度似乎并未当真实行。为了讲效率，也因为怕麻烦，唐代的宰相们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即行文之前先开会。两省意见一致，再行文，就不会“封驳”了。

开会的地方，就叫“政事堂”。

政事堂起先在门下省，后来改在中书省，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干脆改名为“中书门下”。中书门下的会议，两省的正副长官都参加，尚书省的负责人则或者参加或者不参加。所以在唐人的心目中，只有中书门下才是真宰相。所有的命令，也只有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算合法。

那么，政事堂就是中央政府吗？

也是也不是。因为政事堂不是机关部门，只不过是个开会的地方，就像人民大会堂。尽管后来它也被称为“政府”（意思是政事堂之府），但那是开元十一年为政事堂设立了办事机构以后的事。唐玄宗以前，没人整天在那里办公。

参加政事堂会议的人数也没有一定之规，最多的时候十几个，最少的时候两三个。最尴尬的是尚书省的副长官左右仆射。他们的官阶比中书门下的正职还高（前者从二品，后者正三品，代宗时才升为正二品），但如果不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就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也不是宰相。

相反，官阶较低的其他官员，如果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头衔，就可以参会，也是宰相。这就跟两汉不同。两汉的宰相就是三公。其中除丞相可能两人，其余都是一人，不会像唐代这样一群人当宰相，还人数不定，时多时少。

政事堂这个“中央政府”也没有总理，会议则只有一个轮值主席，叫“执政事笔”，也叫“执笔”。执笔由参加会议的人轮流担任，有时十天一轮，有时一天一换。显然，唐代只有“国务会议”和“国务委员”，没有“国务总理”，当然也没有“国务院”或“宰相府”。[10]

三省六部，大不同于三公九卿。

但，两种制度也有相同之处。

相同在于分割相权，只不过方式不同。两汉的办法是三权分列，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唐代的办法，则是相互制衡，中书管出令，门下管复核，尚书管执行。尚书有行政权无决策权；中书有决策权无审核权；门下虽有审核权，却既无行政权，更无决策权。

结果，谁都不能一家独大。

权力制衡的结果，是尚书省亏损最多。尤其是唐玄宗开元以后，左右仆射不再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从此彻底退出宰相行列。与此同时，政事堂行文则改用中书门下之印，三省体制变成了中书门下体制。

直到这时，政事堂才由国务委员们的会议厅，变成了帝国政务的运作中心，多少有了“国务院”的意思。但，终有唐一代，都没有两汉相国或大司马那样的职务。权相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大权独揽，只是特例，不是制度。

因此，即便政事堂是中央政府，也是有政府无首脑。

这就为后来的政治体制变革留下了伏笔。宋代，三省合为政事堂，与管军事的枢密院、管财政的三司并列，构成所谓“二府三司”体系。元代，又废除尚书、门下两省，让中书省、枢密院与御史台成为三大并列机构。最后，中书省也被朱元璋撤消，宰相制度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隋唐政改的意义，岂容小觑？

[9]先由门下审核再由皇帝签署的是制书，先由皇帝签署再由门下副署的是敕书。请参看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

[10]所以钱穆先生说，汉代宰相是“领袖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权力的制衡

表面上看，从两汉到明清，皇权政治与官僚政治一直在相互较量，相权也一直在被限制和削弱，其实并不尽然。真正取消相权是在明清，结果是明专制清独裁。两汉和宋元则更多地着眼于分工：汉是行政、军事和监察，宋是行政、军事和财政，元又回到行政、军事和监察。

这种方式，可谓“寓分权于分工”。

特殊的是隋唐。

隋唐更看重的是权力的制衡而非职责的分工，这一点唐太宗说得非常明确。他说，中书省起草的法令，门下省一定要认真审核，因为没有谁是绝对正确的。如果顾忌个人恩怨和脸面，做出民怨沸腾的错误决策，那就是亡国之政。[11]

无疑，这是清醒的认识。

更难得的，是还有制度的保证。

首先是逐步取消了尚书省的决策权。尚书省资格老，人员多，权力大，又是执行部门。如果参与决策，其实会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要知道，就连六部尚书，都与中书门下的长官平级（均为正三品），更不用说尚书令和仆射。他们参加政事堂会议，倘若从自己的部门利益出发，岂不麻烦？

也只有让他们靠边站。

这就把立法与执法、决策与行政分离开来。部门利益无法在决策层得到体现，中书门下可以放开手脚。但，没有执行部门的参与，中书门下的决策会不会脱离实际？起草法令的权力在中书省，谁能保证他们就不犯错误呢？

于是，又有了进一步的制度设计。

新制度的高明之处，是为中书和门下两省各自安排了至关重要的中级官员，即中书舍人和给事中（给读如几）。中书舍人隶属于中书省，定员六人。给事中隶属于门下省，定员四名。官阶都是正五品上，却秤砣虽小压千斤。

中书舍人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他是文件的起草人。而且按照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宰相姚崇的改革方案，但凡遇到国家大事，中书舍人都要畅所欲言，写出各自的提案，并杂署其名（张三的名字签在李四的提案上，李四的名字签在王五的提案上），叫“五花判事”。 [12]

这就是“匿名制”了。中书舍人既可以各抒己见，长官中书令和副长官中书侍郎，在审阅文件草案时也就能够不带成见，甚至能将不同意见一并向皇帝汇报。因此，除非故意捣乱或存心渎职，中书省起草的文件不至于太不靠谱。

何况还有门下省把关。

门下省的把关人除了长官侍中、副长官门下侍郎，还有给事中。给事中有封还权、涂改权和批驳权，哪怕皇帝的敕令也不例外。元和年间，给事中李藩就在唐宪宗的敕书上写过批语。当时有人说，你的意见怎么能写在圣旨上？李藩却回答：另外找张白纸写，那还叫批驳吗？[13]

给事中的分量，可见一斑。

毫无疑问，李藩胆敢在圣旨上写写画画，并不因为他是李藩，只因为他是给事中；给事中有分量，则又由于门下省有权力，包括审核权和副署权。审核权是针对中书省的，副署权却是针对皇帝的。没有门下省官员的副署，敕令就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副署便成为制约皇权的有力武器。

魏徵就使用过这项权力。

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唐太宗听信封德彝的建议，要征点十八岁以下的男孩子当兵。当时他签署的敕令已经送到门下省，魏徵却死活不肯签字。结果，逼得李世民认真听取魏徵的意见，终于收回成命，从而避免了错误。[14]

唐太宗开创的新政治，其实是有制度保障的。

实际上给事中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言官或谏官。言谏制度是秦汉就有的，最主要的官员是给事中和谏议大夫，合称给谏。其下则唐有补阙、拾遗，宋有司谏、司言。他们也分左右，而且两代都是左在门下省，右在中书省。

给事中们的职责，是对皇帝的言行和朝廷的政令提出意见和批评。这就是言谏。监督政府和官员的则叫监察。监察制度也是秦汉就有的。从秦汉到明清，中央的监察官员都叫御史，监察机关则西汉叫御史府，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两代叫都察院。所以，监察官员也叫台官。

台官与谏官合在一起，就叫台谏，也叫台垣，因为监察机关叫宪台，言谏机关叫谏垣。监察和言谏，有时也会联合办公。比如给事中，就有权与侍御史和中书舍人组成合议庭受理冤假错案，叫“三司受事”，也叫“三司详决”。侍御史是御史台的官员，从六品下，官阶更低。然而包括宰相，都是其监督对象；甚至连皇帝，也都可以批评。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制度设计的用心，那就是权力的制衡。在这种制度下，没有谁的权力不受限制。中书省有匿名制，门下省有封驳权，言谏官员有批评权，监察官员有监察权，皇帝和宰相都不能为所欲为。而且，为了保证监督和批评有效，还规定言者无罪，一言不发反倒是渎职。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问题很明显：监督部门的权力那么大，会不会成为新的不可控力量？不会。因为垣官（言谏）只有批评权，没有决策权 ；台官（监察）也只有弹劾权，没有处分权，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何况台垣的规模也有限。御史台固然无法与尚书台相比，谏垣更是连一个像样的办公地点都没有。

然而高明之处也正在这里，因为言谏与监察的作用就像秤砣。秤砣叫权，秤杆叫衡。秤杆必须长，秤砣则要小。唯其如此，才能够权衡，也才能够制衡。

这就叫“以小制大”。

三省同样如此。三省中，唯独尚书省有都省。它是总办公厅，也是首脑机关。中书门下却既无都省，官阶也低，其正副长官跟六部尚书和侍郎是平级的。也就是说，中书门下其实是部，尚书才是省。然而中书门下却是宰相机关，尚书省则不过是执行部门，岂非也是“以小制大”？[15]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三省都是由宫廷变成朝廷，所以叫省。三省官员也都由皇帝的秘书演变而来：尚书是政治秘书，中书是机要秘书，门下是生活秘书。然而三省从宫廷独立出来以后，却成为真正的政府部门，甚至部分地成为制衡皇权的力量，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第二，汉代的三公九卿虽然也有机构（公府和卿寺），却是因人设庙，即先有宰相或三公，后有相府和公府。如果宰相没有获得开府的授权，他就没有府。太尉一职被汉武帝取消后，太尉府也就不复存在。所以，汉代的制度只能叫三公九卿，没有“三府九寺”的说法。

隋唐却是先有三省六部，然后再任命长官和次官，机构在前首长在后。这就是隋唐与两汉的根本区别：三公九卿是个人，三省六部是机构；汉代还是人治，隋唐才是官治，尽管官僚政治要到宋代才真正成熟。

第三，作为草创阶段，隋唐尽可能地实现了官僚政治与皇权政治的平衡。一方面，由于相权分散到三省，更兼中书门下相互制约，皇权便得到了加强；另一方面，因为宰相由个人变成了群体，反倒更有力量制衡皇权。唯其如此，君臣共治的理想才得以提出和实践，并延续到两宋。

这是既不同于两汉，也不同于魏晋南北朝的新政治。新政治当然要有新官僚，新的官员选拔制度也必将诞生。

我们知道，它就是科举。

[11]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12]姚崇改革事见《唐会要》卷五十五。这个制度，《南部新书》乙篇称“凡中书有军国重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唐六典》卷九则称“凡有章表，皆商量可否，则与侍郎及令连署而进”。

[13]见《旧唐书·李藩传》。

[14]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

[15]三省主要官员的官阶是：尚书都省一把手尚书令，正二品；副长官左右仆射，从二品；秘书长左右丞，正四品。都省之下，六部尚书定员一人，正三品；侍郎定员二人，正四品。唐代宗大历二年（767）前，中书门下的长官中书令和侍中，都是定员二人，正三品；副长官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也都是定员二人，正四品。而且，六部尚书只有一人，中书门下的长官却是两人。换言之，他们还不如六部尚书。

科举

科举是中华帝国史上第三种官员选拔制度，前两种是两汉的察举和魏晋南北朝的荐举。荐举一般指大臣向皇帝推荐人才并负连带责任的制度，汉代就有，本书则用来特指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察举、荐举、科举，在中国古代都叫选举——选就是选择，举就是提拔。这样看来，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选举就该叫票举或票选，只是选举的一种。[16]

那么，科举有什么独到之处？

先得来看察举和荐举。这两种选举方式，常常被学者混为一谈，其实区别十分明显。首先，察举的执行人是帝国的各级官员，从宰相到郡守均有考察推荐人才之义务。荐举的执行人却是多由豪门担任、名为“中正官”的专职官员，这才造就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政治。

其次，察举分科不分级，荐举分级不分科。察举将人才按照特长分成类别，比如才能卓异叫秀才，品行端正叫孝廉等等。这就是科目。荐举则将人才分为品级，从上上到下下一共九等，所以又叫“九品官人法”。

但，无论察举或荐举，都不考试。

或者说，只考察，不考试。

结果是什么呢？考察成了形式。东汉末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所谓人才，不少是假冒伪劣。汉灵帝则干脆明码实价买卖官爵，帝国也就灭亡。

南朝的情况也不佳。由于可以坐享其成，名门望族的子弟变得越来越腐朽无能。他们大事做不来，小事不肯做，尸位素餐玩忽职守，最后也连同王朝一起完蛋。

看表现，生冒牌货；讲门第，出寄生虫。不改革行吗？

当然不行。但，办法呢？

考试。

科举是一定要考试的。通过由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可谓开现代公务员制度之先河。但，正因为史无前例，便需要探索。事实上，唐代科举并不完全看考卷，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的推荐也能决定录取和排名。而且，由于推荐是公开的，反倒不容易作弊。[17]

比如徐凝和张祜（读如户）。

张祜和徐凝都是才子，也都是诗人。他们要争夺州考的第一名，便在杭州刺史白居易的宴会上吟诵自己的诗句。张祜的名句是：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徐凝则诵曰：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张祜愕然不能对，于是社会舆论便一致认为徐凝应该摘取头牌。[18]

然而中晚唐以后，世风日下，向考官推荐人才完全变成了营私舞弊，甚至仗势欺人。比如一个名叫裴思谦的，便公然拿着宦官头子仇士良的推荐信，闯进贡院 （考试机关和考场）向礼部侍郎高锴要状元。仇士良是横行霸道连皇帝都害怕的人，高锴也只好说：别的名次行不行？

裴思谦答：上头说了，状元非裴秀才不可。

高锴无奈，低头说：那我总得见见他本人吧？

裴思谦又答：我就是裴思谦。[19]

这实在太不像话。因此宋以后就只认考试，明清两代更是考场如战场，从上到下严防死守。一旦发现通风报信、泄漏考题、买通关节、冒名顶替等舞弊行为，不知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也不知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毫无疑问，坚持考试和只以考试为依据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同为选拔官员，科举与其他方式的本质区别就在十六个字：设立科目，统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唯其如此，它才能排除各种干扰，直奔为帝国选拔人才的主题而去。

因此，它还有一个配套政策。

配套政策就是考生资格的认定。第一种是生徒，也就是国学、州学和县学的学生。由于上学有名额，所以生徒也叫生员，正如官僚有定员而叫官员。第二种叫乡贡，也就是并非生徒的其他读书人，只要符合一定的政治和身体条件，就可以向州县报名，由州县推荐参加尚书省的考试。

这就是海纳百川了。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帝国政府在最大限度上开放门户，门第身份变得不再重要，因此大受庶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欢迎。同时，它也意味着读书人有了自我推荐的可能性，因此也有学者将科举称为“自举”。[20]

自举，也是了不起的进步。

参加尚书省考试的生徒和乡贡，在唐代都叫举人，也叫举子。如果是常规的科举考试，他们必须在头一年的十月向尚书省报到，验明正身，次年正月参加考试（地点前期在尚书省都堂，后期在礼部贡院），放榜则大约在二月份。

当然，这只是指一般情况。

那么，科举都考些什么？

唐代是分科的。第一科叫秀才，考方略策，成绩以文理的优劣分为四等。这是非常难考的科目，而且秀才科的举子如果全部落第，州的长官就要受处分。结果是此科因渐渐无人报名而被废弃，秀才也在明清变成了生员的代名词。

容易考的是明经，比秀才容易比明经难的是进士。明经和进士都是考试科目，而且进士科是隋炀帝发明的，目的则是打破士族垄断经学的限制，向庶族地主敞开大门。因此学术界往往将隋炀帝设进士科，视为科举制度之始。[21]

事实证明，进士科设计正确。明经科考儒家经典，进士科考时务策。前者只要死记硬背，后者却要真才实学，难怪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22]

然而唐人对进士科却是趋之若鹜，因为进士科的时务策比秀才科的方略策好考（不必在通晓时事的同时还要引经据典提出对策），录取比例却只有百分之一二。因此进士及第就是既有可能又有面子的事，岂能没有吸引力？

何况进士前程远大，是高级官员的候选人。当然，按照唐代制度，通过了礼部的考试只是及第，吏部还要再考。通过吏部考试获得“春关”以后，才可以“持证上岗”正式成为官员。但那飞黄腾达，已是指日可待。

因此及第的进士万众瞩目，他们自己也志得意满。除了用泥金帖子向家人报喜，拜谢考官参谒宰相，出席名目繁多不计其数的各种宴会，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杏园探花。唐人以杏花为科举的吉祥物，因此每每指派及第进士中最少年英俊的两个人为探花郎，骑马巡街探访名花。探花在明清成为状元和榜眼之后一甲第三名的通称，来历就在这里。[23]

长安城的花街柳巷，当然也对这些新贵敞开大门（同时收费也加倍）。于是莺歌燕舞之时，传杯换盏之际，偎红倚翠之中，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和社会阶层便悄然诞生。

这一切，后来被唐代诗人孟郊概括为两行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24]

至于那些落第的举子，除看破红尘和财力不支者外，大约也只能年复一年地继续考下去。这对于他们个人自然是不幸，对于帝国却是大幸。因为这些有可能成为不安定因素的读书人，或者已经为其所用，或者只能在考场蹉跎岁月，根本成不了气候。难怪一位名叫赵嘏（读如古）的唐代诗人会这样道破天机：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25]

实际上唐太宗恐怕也正是这么想的。据说，他曾在一次放榜时悄悄来到端门，看着新科进士一个个从榜下走过，心中窃喜的他不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26]

彀读如够，圈套或牢笼的意思。

唐太宗当然可以得意。因为不仅天下英雄，就连五湖四海蛮夷戎狄，差不多也都入了他的彀中。

比如西域，比如吐蕃。

[16]本节所述据《新唐书·选举志》，亦请参看王凯旋《中国科举制度史》，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翟国璋《中国科举词典》，杨波《长安的春天》。

[17]关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与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关系和区别，详请参看任爽、石庆环《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

[18]见王定保《唐摭言》卷二。其实此事只能看作传说，白居易荐徐而抑张，很可能因为徐凝为人稳重，张祜放荡不羁。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即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请参看杨波《长安的春天》。

[19]见《唐摭言》卷九。

[20]请参看刘后滨《从三省体制到中书门下体制》，描述科举制度本质特征的十六个字也出自该文。

[21]隋炀帝设置进士科是在大业二年（606），也就是他即位之初。

[22]见《唐摭言》卷一。

[23]实际上，进士一词在唐代有两个概念，一个指考试的科目，一个指考生的身份。在唐代，但凡州县推荐到长安参加尚书省考试的生员和乡贡，都叫进士。如果放榜时榜上有名，就叫及第进士，也叫新进士。通过吏部考试后，则叫前进士（意思是以前是进士，现在过关了）。后来，秀才科被废，明经科衰落，进士科一枝独秀，进士又有了新的含义。宋代，凡参加进士科考试的都叫进士。通过殿试以后，则按成绩分为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三等。到明清，殿试合格者分为三甲。一甲三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其实榜眼原本是两个人，意思是金榜的两只眼睛。唐代杏园探花的探花使也原本是两个人，后来又有一个人要求参加，变成三个人。结果到明清，榜眼就变成第二名一人，第三名一人则俗称探花。

[24]见孟郊《登科后》。

[25]见赵嘏《残句》。

[26]见《唐摭言》卷一。

第四章

混血王朝

异类帝国

唐宣宗大中年间，有个名叫李彦升的人在长安参加考试进士及第 。这时，距离隋炀帝设置进士科已经将近两个半世纪，照理说实在要算稀松平常。之所以至今仍被提及，只因为这位李彦升进士其实是阿拉伯（大食）人。

这并不奇怪。

事实上，隋和唐都是世界帝国、混血王朝，长安城里正可谓满街都是胡人。比如在玄武门之变中力挺李世民的尉迟敬德，就是于阗国的王族之后。于阗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市，尉迟家族应当是早已汉化的胡人。

把大唐王朝闹得天翻地覆的安禄山也是。据说，此人可能有中亚伊斯兰民族的血统，是康国人，本姓康。姓安，是因为从了养父安波偃。这样算，他又是安国人。[1]

安国在哪里呢？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康国又在哪里呢？也在乌兹别克斯坦，国都在今撒马尔罕。据说两国的国王本是同族，都是粟特人（Sugda）。但到安禄山这一代，恐怕早就不是什么纯种，何况他的母亲还是突厥，因此《旧唐书》干脆称他为“杂种胡人”。[2]

其实这样的种族偏见毫无意义。因为杨隋和李唐，连同隋之前的北周也是混血，宇文周、杨隋和李唐王朝的三个皇族也都有血缘关系，而且都与一个胡人有关。

这个胡人叫独孤信。

独孤信可以算是历史上最会嫁女儿的人。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儿嫁给了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昞（读如柄），七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杨坚。三个王朝都是他们家女婿的，如此岳父大人可谓空前绝后。

然而独孤信的民族归属却是问题。有人说他是匈奴，有人说他是鲜卑，也有学者说他是突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家族与北魏同时兴起，先祖叫伏留屯，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酋长。独孤信本人，则是宇文集团的大佬。[3]

作为胡人或混血儿的独孤信英俊潇洒，军中称他为“独孤郎”，意思是“独孤小帅哥”，就像孙策和周瑜被称为孙郎和周郎。某次，独孤信狩猎归来驰马入城，无意中帽子被风吹歪，结果第二天满城都像他那样歪戴着帽子。[4]

这是北周的周瑜。

将门出虎女，独孤信的女儿也不简单。尤其是杨坚的独孤皇后，居然让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十四岁出嫁时，杨坚便向她保证不跟别的女人生孩子。有了这柄尚方宝剑，独孤皇后毫不犹豫地使自己成为一夫一妻观念身体力行的维护者，并不惜杀了与丈夫有染的女孩。

此事发生在独孤皇后将近五十岁的时候，皇帝陛下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据正史记载，满腔悲愤的隋文帝只身一人骑马冲出宫苑，不问路径闯入山谷二十多里，吓得宰相高颎和杨素一路追来，拦在马前苦苦相求才把他劝回宫中。也就在这时，杨坚说了那句名言：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5]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皇帝也一样。

实际上独孤皇后堪称隋文帝的贤内助。她本人虽然有很强的执政能力，事实上也纠正了杨坚的不少错误决策，却决不允许自己的家族掌握大权，更不为他们牟取私利或谋求法外开恩。有一次，隋文帝打算宽恕她的一个犯了死罪的母系亲属，皇后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可顾私？

这事很可能让她的亲戚们不满，另一个母系亲属竟然使用巫术来对她进行诅咒。案发之后，独孤皇后绝食三天向皇帝求情。她说，此人毒害的如果是百姓，当然罪该万死。既然诅咒的只是妾身，那就请陛下网开一面。[6]

独孤皇后岂非女中豪杰？

当然。

并且，我们还可以强调一下：这位独孤皇后正是李渊的亲姨妈。此外，唐高祖的窦皇后，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都是鲜卑人。长孙皇后祖上姓拓跋，因为担任宗室之长而改姓长孙，窦皇后的舅舅则是赫赫有名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可以说，隋唐两代的皇族早就世代混血，胡汉不分。[7]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隋唐成了异类。

我们知道，中华帝国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华夏民族建立的，比如秦、汉、宋、明。尽管宋人和明人已非纯种汉族，也尽管就连两汉的汉人也早已混血，但在文化心理上却有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即自认为是华夏，是汉人。

这一类，不妨称之为“华夏王朝”。

另外两类政权则是由其他民族建立的，其中一类叫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另一类叫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前者有五胡和北魏，后者有元和清。由渗透而转向征服，是中华史上的重要变化。[8]

隋唐却既不是作为少数民族渗透到华夏，也不是作为征服者而入主中原。他们的统治者是混血儿，却又以华夏正宗自居。大唐天子更是兼具双重身份，对内是唐皇帝，对外是天可汗，对周边民族的态度则既开放又兼容。

这就恐怕只能叫混血王朝（Dynasties of Hybrid）。[9]

混血王朝的建立对中华民族意义重大。我们知道，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历来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而混血之后，究竟谁“非我族类”便很难说清，原本就有胡人血统的李唐王朝更不会去刻意区分。再加上唐太宗志向高远气度恢宏，一种新的民族政策便在贞观年间诞生。

政策虽新，伎俩却是老的，即恩威并施。只不过，汉武帝更喜欢诉诸武力，唐太宗则尽可能施惠施恩。比方说，下嫁公主宗女，开放边境贸易，招募外族豪酋到朝廷任职，鼓励戎狄子弟到中国留学。而且，对外族人在任命、赏罚、安置和抚恤诸方面，都与大唐子民一视同仁。

但，最重要的还是羁縻（读如基迷）。

什么是羁縻？羁是马笼头，縻是牛缰绳，羁縻其实就是放风筝。具体做法，是在归属了大唐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地方行政单位，大的叫都督府，中的叫州，小的叫县，分别叫羁縻府、羁縻州、羁縻县，简称羁縻州。府的都督和州的刺史，则由当地原来的那些可汗或酋长担任。[10]

不过，接受了帝国任命的豪酋必须放弃可汗称号，羁縻州之上也还要再设由汉人任长官的都护府，代表帝国中央行使主权。这就等于把周边大大小小的汗国和部落，统统变成了大唐的郡县，山大王般的异族首领们能愿意吗？

愿意。因为这一政策，是在东突厥战败后大规模普遍实行的。而且，与普通州县不同，羁縻州的长官可以世袭。原来的部众仍然由他们统治，所收赋税也原则上自行支配，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更是一如既往，大唐反倒还要负责保证其安全。这对于战败国和附庸国，已是很开明的专制。[11]

开明总比残暴好，羁縻政策也大获成功。这是很能让唐太宗志得意满的。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他在翠微殿发表讲话，内容之一就是：贵中华贱夷狄由来已久，只有朕爱之如一，因此各族人民都视朕为父母。[12]

这倒不完全是太宗皇帝自吹自擂，心悦诚服称其为“华夷父母”者确实大有人在。毕竟，李世民的祖母、母亲和妻子都不是汉人，他的“爱之如一”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和政治谋略，尽管一团和气的背后难免刀光剑影。[13]

但，民族团结的局面毕竟形成，文化交流的通道也已经打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大唐注定将会异彩纷呈。

那就先看西北。

[1]关于李彦升、尉迟敬德、安禄山的民族问题，系据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2]康国和安国，在《魏书》和《隋书》的《西域传》都有记载，《隋书·西域传》并称安国国王姓昭氏武，与康国国王同族。但安波至是否安国的王族之后，尚不能确定。亦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3]如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称独孤信家族为汉化的匈奴氏族，樊树志《国史十六讲》则称该家族为突厥望族，但一般都主张其族别为鲜卑。其来历，《周书·独孤信传》有简单介绍。

[4]见《周书·独孤信传》。

[5]见《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八。

[6]见《隋书·文献独孤皇后传》。

[7]见《旧唐书》之《高祖太穆皇后窦氏传》、《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8]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是美国德裔历史学家魏特夫（Wittfogel）和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之《中国社会史：辽》一书导言提出的概念（该导言有中译本），在欧美和日本影响很大。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注80。

[9]混血王朝是本书提出的概念，也有历史学家称之为“二元帝国”，请参看雷海宗《国史纲要》。

[10]羁縻作为一种统治方式，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惠王灭巴国后，仍以巴氏为蛮夷君主，但成为制度是在唐。最早是贞观三年以南蛮东谢酋长为应州刺史，南谢酋长为庄州刺史，不过真正产生影响是贞观四年为战败的东突厥设置羁縻府州。

[11]据统计，唐代设置的羁縻州多达856个，远远超过只有358个的普通州，可见此项政策之重要。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12]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13]称唐太宗为“华夷父母”的是铁勒部的一个豪酋，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西域情

我国的大西北有三座山脉。南面是昆仑山，北面是阿尔泰山，横卧在两山之间的天山山脉则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然地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它们在古代都叫西域。[14]

西域原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大约自阳关（在今甘肃敦煌）和玉门关（在今甘肃玉门）以西都是，最远可到伊朗高原，最近也要到葱岭（帕米尔高原）。本书所指，主要为狭义的西域，即葱岭以东的汉唐西北疆域。[15]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的确，西域是得天独厚的，气候变化之前更是如此。天山之北有辽阔的牧场，之南有肥沃的绿洲，山上则大面积覆盖着原始森林。准噶尔兮大漠横，塔里木兮冰河冷，吐鲁番兮风景胜。这是各族人民繁衍生息的家园。

生活在西域的应该有许多民族，他们使用的语言更是五花八门，既有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也有印欧语系的伊朗语和印度语，比如西徐亚语（Scythian）、粟特语（Sogdian）和吐火罗语（Tocharian）。不难想象，戴着尖帽子操伊朗语的塞种人（Saka）从伊犁河边走过，或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于阗在南疆的绿洲建国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西域，是风情万种的国土。

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墓出土。门均呈长方形，出土时有铁锁锁扣，每扇石门正中浅雕一个胡旋舞男子。

风情万种的西域人民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更表现出面向世界的宽阔胸襟。在这里，梵文经典跟在恒河两岸一样受到尊崇，亚历山大时期的肖像画法也得到了复活，深受希腊和印度影响的雕塑和壁画洋溢着浓浓的异国情调，波斯或罗马风格的工艺品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16]

所有这些，都和胡旋舞、葡萄酒、玻璃杯一起传入了中国。当然，是伴随着丝绸之路上那延绵不绝的驼铃。[17]

没错，西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尤其是位于吐鲁番盆地，从而变成西域门户的高昌国，更是没有争议地成为大唐和西突厥的争夺对象。因为谁都清楚，控制了此地，即控制了丝绸之路。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高昌王为什么会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看作了可居的奇货。

其实，他完全可以另作选择。

高昌是在胡人之车师前国故地建国的，国王应该是胡化的汉人，同时也是佛教徒。公元629年，玄奘法师去西天取经途经高昌，受到了国王隆重的接待。而且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唐太宗成为天可汗那年，这位国王归顺了大唐。[18]

对此，西突厥当然不能坐视不管，示好的信息也向高昌王频频发出。高昌王则只是看见了西突厥的嫣然一笑，便愚蠢地以为自己不可一世，有恃无恐地跟大唐翻了脸。

毫无疑问，作为夹在两个强国之间的小邦，高昌不能不设法自保。因此他们的正确做法，是与大唐和突厥都维持睦邻友好关系。如果更聪明一点，则不妨把自己变成丝绸之路上坐收渔利的中间商，甚至调解双方纠纷的和平使者。

可惜，高昌王利令智昏。他不但一屁股坐在了西突厥的那一边，还干起了拦路打劫的勾当。前往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节被他任意扣留，归属了大唐的伊吾（在今新疆哈密）也遭到他的威胁。看来此人虽然虔诚地听玄奘法师讲了一个月的佛经，却并没有悟得无上正等正觉。

唐太宗当然不能容忍。贞观十三年（639），他力排众议派遣大军征讨高昌。消息传来，高昌王嗤之以鼻。因为从长安到高昌，不但路途遥远，而且千难万险。仅仅其中两千里流沙覆盖的地段，便足以让大唐军队望而却步。

因此在高昌王看来，他至少也能以逸待劳。

不幸的是他又打错了算盘。第二年，由汉、东突厥和铁勒部族混编的唐军长驱直入，猝不及防的高昌王惊恐万状呜呼哀哉，信誓旦旦与高昌国共存亡的西突厥协防部队则闻风丧胆星夜撤离。此时此刻，正如一首民谣所言：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高昌只能亡国。

据说，唐军兵临城下时，继位的新高昌王原本是还想周旋一番的。这个年轻人亲自来到大唐军营，声称与大唐交恶是先王之事，态度简慢地希望唐军放他一马。唐军的一个将领却拍案而起：跟这小屁孩啰唆什么，攻城要紧！

年轻的国王吓得汗如雨下匍匐在地。这个“小屁孩”被作为战俘带回长安，献在了太宗皇帝的丹墀之下。就连他的一把镶嵌着宝石的战刀，也被赐给了随军作战的东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以奖励此人在胜利之时的秋毫无犯。

此后，尽管魏徵反对，亡国的高昌还是被太宗皇帝改成了大唐的一个州，名叫西州。从西突厥手中夺得的可汗浮图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也一样，名叫庭州。管辖西域的安西都护府，则建在了车师前国的交河故城。[19]

初战告捷，大唐一发而不可收拾。

贞观十八年（644），高昌之西的焉耆被灭。焉耆在博斯腾湖西北岸，国都即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他们与高昌原本是宿敌，却在高昌被灭后倒向了西突厥。看来西突厥的外交手段非同一般，唐王朝的军事力量则让人生畏。

焉耆的反水让长安方面有了讨伐他们的充分理由，事态的变化则完全在太宗皇帝的计划之中。据说，李世民甚至算准了焉耆灭亡的具体日子。正史记载，当他对侍从宣布自己的测算时，前方的捷报居然如期而至。[20]

下一个目标，是龟兹。

龟兹读如秋慈，国都在今新疆库车县，是丝绸之路上最为迷人的绿洲。我们只要举三个例子，就能证明这个文明古国的非同凡响：风靡天下的龟兹乐舞，堪比敦煌莫高窟的佛教石窟，与玄奘齐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此外，龟兹还是古印欧语在东方分布最远点的标志性地名。

决心控制整个北亚的唐太宗，当然不会放过龟兹。

担任统帅的正是那位东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副手则有铁勒将领契苾何力（苾读如必）、安西都护郭孝恪等。他们的到来让龟兹国王大吃一惊。因为按照常理，敌人应该来自东南方向，谁想到他们竟然从西北翻过了天山呢？[21]

后面的故事并无太多悬念。英勇善战的龟兹武士被假装败退的唐军诱入沙漠一举歼灭，王城及国王退守的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也相继被攻破，龟兹王被俘。其壮观场面，据说在库车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生动的描绘。[22]

一个文明古国，就此落下帷幕。

龟兹的灭亡让整个西域大为震惊。结果，没有再耗费太宗皇帝的一兵一卒，另外两个与龟兹面积大致相当的王国于阗和疏勒（今新疆喀什）便半自动地归顺了大唐。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帝国设置了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马克）四个军区，合称“安西四镇”。

公元657年，也就是唐高宗显庆二年，大将苏定方率领远征军对西突厥发起总攻击。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西突厥很快就溃不成军。他们的可汗逃到石国（国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却被石国人活捉了献给唐军。从此，西突厥树倒猢狲散，并在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彻底灭亡。

也就在这一年，大唐达到了极盛。

玄奘法师则在焉耆被灭的第二年回国。为了履行和高昌王再见一面的承诺，他放弃了便捷的海道从原路返回，却在途中听说了高昌国的遭遇。慈悲为怀的法师只好擦干眼泪望空遥拜，然后直接从于阗回到长安。

剩下的故事，就只能留给羌笛和杨柳了。

[14]南疆、北疆和东疆不是行政区划，而是习惯称谓。大体上天山以南为南疆，以北为北疆，以东的哈密和吐鲁番地区为东疆。

[15]狭义的西域概念见《汉书·西域传序》：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16]请参看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法）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17]玻璃制品很早就传入了中国，经由路线则有海路和陆路。但可以肯定有一部分是从丝绸之路传入的，唐人所谓“葡萄美酒夜光杯”即可证明。请参看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18]高昌本为军事基地，西汉宣帝时屯田于车师前部，十六国时建郡。公元460年，柔然立阚伯周为高昌王，是为高昌建国之始，以后历经阚氏、张氏、马氏、麴氏四代政权，唐太宗时国王为麴文泰。麴文泰与玄奘法师的故事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归顺大唐事在贞观四年十二月，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

[19]以上见新旧《唐书》之《高昌传》、《侯君集传》、《阿史那社尔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

[20]见《新唐书·焉耆传》。

[21]唐军统帅名单见《新唐书·龟兹传》，行进路线则见《旧唐书·龟兹传》。现在，库车县与独山子之间有独库公路，当年唐军很可能即沿此线穿过天山。

[22]见《旧唐书·龟兹传》，并请参看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吐蕃义

高昌亡国的第二年，文成公主走进了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是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的世界屋脊，也是世人眼里遥不可及的神秘世界。在那里，喜马拉雅巍然屹立，雅鲁藏布奔腾不息，纳木错和羊卓雍错湖水清澈。当格桑花漫山遍野盛开的时候，一个民族和王朝在雅砻河谷勃然兴起。[23]

他们的名字叫吐蕃（读如播）。[24]

吐蕃王朝的建立大约与李唐同时。公元七世纪初，王朝的建立者用武力降服了古代羌人的苏毗（毗读如皮，苏毗在今西藏北部及青海省西南部）和羊同（即象雄，在今西藏北部）诸部落，并将自己的首邑迁到了逻些（今西藏拉萨）。一个神奇的王国，从此屹立在雪域高原。[25]

迁都的人叫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的身份是赞普，即吐蕃王。在吐蕃语中，赞的意思是雄强，普的意思是汉子，干布的意思是深沉，松赞则是他自己的名字。因此，松赞干布赞普这个称谓，翻译过来就是：深沉的松赞，雄强的汉子，吐蕃人民的王。[26]

这是吐蕃历史的真正缔造者。事实上在他之前，恐怕很少会有人知道这个民族的存在。是啊，彪悍的突厥，优雅的龟兹，近处的高丽，远方的波斯，个个都更加吸引中华的目光和注意力。吐蕃？对不起，闻所未闻。

不过，松赞干布很快就让世人刮目相看。

事情是由求婚引起的。我们知道，从汉高祖开始，中华帝国就有“和亲”的传统，唐太宗即位之后更是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嫁给外族豪酋的公主和宗女不知凡几，那位英勇善战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便娶了李世民的皇妹。松赞干布听说有这种事，便认为自己也应该同享这样的荣耀。

不幸的是，太宗皇帝低估了吐蕃的战斗力和侵略性。他草率地拒绝了松赞干布的请求，而且让赞普的使者认为自己受到了怠慢。深沉的松赞决定给大唐一点颜色看看，只不过他的兵锋却是指向吐谷浑（谷读如欲）的。

这件事意味深长。

吐谷浑是鲜卑慕容部的政权，位于今天的青海、甘南和川北一带，建国于西晋时期。吐谷浑建国后，中华大地虽有连年的战乱，这个王国却远离风暴中心，在各种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下来，一直存活到大唐贞观年间。

那么，松赞干布为什么要打吐谷浑？

表面上的原因是吐蕃使者的一番话。这位使者回到拉萨以后向松赞干布哭诉：大唐对臣等原本礼遇甚隆。然而吐谷浑的使团一到，待遇马上就变了，答应的婚事也告吹。

但，事情真有那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

看看时间表就知道。吐蕃出兵吐谷浑，是在贞观十一年或十二年。而在此前的贞观九年（635），大唐已经通过战争把吐谷浑变成了自己羁縻之下的傀儡。所以，吐蕃这次出兵就不仅是捏软柿子，也是打狗给主人看。

更重要的是，从柴达木盆地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正在吐谷浑境内，这可是连大唐也垂涎已久的，更何况吐谷浑的治下还有不少藏民。因此，吐蕃迟早要下手。他们最终在公元663年灭亡吐谷浑，就是证明。这一次，不过是小试牛刀。

如此一箭三雕，这位赞普确实深沉。

早已沦为大唐附庸的吐谷浑根本不是吐蕃的对手，只能狼狈逃窜到青海以北。松赞干布却打得兴起，顺手牵羊又征服了吐谷浑旁边的两个羌人部族——党项和白兰。

遗憾的是，大唐似乎仍未觉醒。

未来的女婿只好向他的准岳父宣战。贞观十二年（638）七月，松赞干布率军二十万屯兵大唐边镇松州（约在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扬言前来迎娶公主。这位求婚者甚至宣称，如果见不到公主，他只好带着厚重的聘礼继续大踏步前进，以表示自己的一番诚意。

这下子轮到唐太宗大跌眼镜了，他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把松赞干布赶出边境。不过，大唐皇帝也清醒地意识到，绝不能小看这可怕的邻居。因此，当松赞干布再次求婚时，唐太宗马上就表示同意，尽管嫁出的并不是他的亲女儿。

深沉的松赞也给足了太宗面子。他派出自己的得力助手大宰相禄东赞（噶尔·东赞）前往长安，用实实在在的巨款和厚礼表达对大唐公主的仰慕。精明能干的禄东赞也不辱使命，不卑不亢地与帝国君臣进行交涉。结果是太宗皇帝对他另眼相看，希望这位使节娶皇族的女孩为妻。[27]

禄东赞礼貌地谢绝了皇帝陛下“买一送一”的好意。他回答说：臣在国内已有发妻，父母所聘岂能抛弃？何况我们赞普还没有见到公主，陪臣又岂敢先行一步？

皇帝闻言大为嘉许，同时也更加坚定了笼络的决心。于是唐太宗不管不顾，强制性地将自己姐姐的外孙女嫁给了禄东赞。这在帝国的和亲史上，恐怕是没有先例的。

答应松赞干布的婚事，当然更没问题。

贞观十五年（641）正月，文成公主进藏。

婚礼隆重而排场。大唐方面派出担任礼部尚书的一位王爷持节护送公主，并主持婚礼；松赞干布则从拉萨来到今天的青海省境内，在被他们吞并的吐谷浑故地亲迎殿下。他甚至在拉萨为文成公主专门修建了一座宫殿，自己则脱下藏袍换上唐装，完全是一副大唐皇帝好女婿的样子。[28]

现在看来，这钱花得值。

事实上，大唐与吐蕃的联姻为两地人民赢得了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两位君主也得以各忙各的。太宗皇帝成功地遏制了西突厥的进犯，并把西域各国收入囊中；松赞干布则将其扩张征服事业做到极致，还不失时机地教训了印度人。

更重要的，是文化交流。

据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不但有释迦牟尼佛像和奇珍异宝、服装家具、烹饪食材等等作为嫁妆，更有携带着诗书礼乐、医疗器械、农具良种的学者、乐师、医生和工程技术人员，简直就是庞大的文化代表团和扶贫工作队。[29]

松赞干布也向大唐派去了留学生，他们多半是吐蕃的王室成员和豪酋子弟。不过，深沉的赞普并没有把自己吊死在大唐这一棵树上，反倒跟方方面面都保持平衡。他从尼泊尔迎娶了公主，从印度引进了文化。而且，也正是在松赞干布的时代，这个聪慧的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字。[30]

吐蕃和平崛起，尽管同时也伴随着武力。

毫无疑问，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邻居的强盛对于大唐也未必总是福音。事实上吐蕃的后继者并没有松赞干布那么好说话。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吐蕃与西突厥联手大举攻唐，先后攻陷于阗、疏勒和龟兹，安西四镇因此被废，太宗皇帝创下的家当被赔得一干二净。

吐蕃得手之后却没有就此住手。相反，安史之乱时，他们又乘势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占领长安，并将甘肃一带的陇右、河西等地区划归己有。之后，他们还占领了吐鲁番等战略要地，并把敦煌置于其治下六十年之久。

崛起的吐蕃终于成为让人头疼的地方。

结果，是有了大唐与吐蕃的两次会盟，用汉藏两种文字书写的和平纪念碑也至今仍然耸立在拉萨市。只不过，这时的唐蕃双方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到公元9世纪中，大唐的皇帝终于沦为宦官手中的傀儡，吐蕃王朝则在内乱中四分五裂彻底崩溃，往日的繁荣全都变成了美好的回忆。[31]

格桑花凋谢了，尽管它还会开放。

[23]格桑花又称格桑梅朵，具体为何种植物存在广泛的争议。在藏语中，梅朵是花，格桑是美好时光或幸福的意思。所以格桑花也叫幸福花，长期以来一直寄托着藏族人民期盼幸福吉祥的美好情感。雅砻江则是金沙江的最大支流，又名若水、打冲江、小金沙江，藏语称尼雅曲，意为多鱼之水。据说，吐蕃王朝的前身悉补野即兴起于雅砻河谷地区。

[24]吐蕃的得名有各种说法。一般都认为，蕃是藏文bod（拉丁字母转写，下同）的音译，为古代藏族的自称。其来历可能由于雅砻河谷地区当时为高原农业的中心，称为蕃域，与卓（bro，牧区）相对应。也有人认为蕃是本（bon，藏族原始宗教）的音转。吐的含义也有多种解释，比如山南、上部、大，等等。

[25]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又，羊同即藏文zhang zhung的音译，又译象雄，见罗广武《两唐书吐蕃传译注》。

[26]见《新唐书·吐蕃传》，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

[27]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阎立本《步辇图》中，端坐于舆中的是唐太宗，留着浓密胡须面对太宗皇帝的（画面左起第三人）就是禄东赞。

[28]以上事见新旧《唐书》之《吐蕃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五、一百九十六。另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美）白桂思《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29]见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吐蕃王朝世系明鉴）》。

[30]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另外，藏文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佛教学者认为是公元七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派遣藏族语言学家吞弥·桑布扎到北印度学习梵文，回国后引用梵文字母创制的。但雍仲本教学者则认为藏文完全是从象雄文演变而来。

[31]两次会盟分别在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和唐穆宗长庆元年（821）。此后，唐蕃战争宣告结束，他们也都开始日薄西山。

生意人回纥

与吐蕃在安史之乱后乘虚而入相反，有一个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动乱中成了大唐的同盟军。至德二年（757），他们帮助唐肃宗收复了西京长安；宝应元年（762），他们又帮唐代宗收复了东京洛阳。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支部队其实应该算作雇佣军，而且要价之高与趁火打劫无异。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民族曾经大显身手却毋庸置疑。[32]

是的，这里说的是回纥（Ouigours）。

回纥（读如何）原本是铁勒的一支，隋炀帝大业年间从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的统治下独立出来，正式宣布其族名为回纥。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他们又行文大唐，宣布自己改称回鹘（读如胡），意思是回旋轻捷有如鹘鸟。[33]

没错，回纥确实善于周旋。

跟之前的匈奴和突厥一样，回纥起先也是游牧民族。不同的是，他们与中原地区基本上相处甚安。而且，尽管与突厥有着千丝万缕的种种关系，他们在历次战争中却都站在大唐一边。贞观四年（630），回纥助唐攻灭了东突厥；显庆二年（657），又助唐攻灭了西突厥。[34]

这样看，他们还真是大唐的同盟军。

不过，天底下从来就没有什么免费的午餐，回纥助唐也绝非行侠仗义。说白了，他们每次都是有利可图的。灭亡西突厥之后，东西突厥的土地就归了回纥。之后回纥推翻后突厥统治，大唐也投桃报李给予帮助。在此基础上，这个民族建立起自己的汗国，并得到了大唐的承认和册封。

大唐与回纥，不过互相利用。

相互利用的规律从来就是店大欺客，客大欺店。当大唐国破家亡两京沦陷时，有资格开价的便是回纥，名为各族人民之天可汗的大唐皇帝则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宁国公主就是这样嫁给回纥可汗的。

与文成公主不过宗室之女不同，宁国公主可是唐肃宗最为疼爱的亲生小女儿。临行之前，皇帝亲自设宴饯行，父女二人依依惜别，席间笼罩着生离死别的凄凉之情。最后还是公主含泪宽慰父皇：为了国家安危，女儿何辞一死！

肃宗皇帝潸然泪下。

回纥可汗却全无当年松赞干布的恭敬和感恩。他不但不出境亲迎，反倒身穿黄袍头戴胡帽，大大咧咧地坐在牙帐里接见护送公主的汉中王李瑀（读如禹）一行。

可汗问：王爷是天可汗的什么人？

李瑀答：大唐天子堂弟。

可汗又问：站在你上首的是谁？

李瑀答：宫中宦官某某。

可汗说：宦官是奴才，怎么能居王爷之上？

那个宦官吓得马上后退。

可汗又说：你们见了本汗，为什么不拜？

李瑀答：宁国公主是大唐天子亲女儿，可汗则是大唐天子亲女婿，岂有高踞胡床受此恩典之理？

回纥可汗这才起身受诏。[35]

不过李瑀的交涉只是为王朝挽回了面子，在实惠方面回纥却寸步不让。据正史记载，依照当年的约定，大唐帝国每年付给回纥的雇佣军酬金，仅仅绢帛就多达两万匹，这还不包括他们抢劫、勒索和以各种名义追加的。[36]

贪得无厌的回纥却还要强买强卖，价钱是一匹马换绢帛数十匹。有一次，回纥自说自话地将两万匹马运往大唐，开价绢帛五十万匹。大唐实在用不了这么多马，也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绢。经过反复交涉，才以半价成交了事。

奇怪，回纥索要如此之多的绢帛干什么呢？

利用天时地利大发横财。他们从唐帝国那里巧取豪夺来的绢帛，小部分成为回纥贵族的奢侈品，大部分经由回纥商人和粟特商人之手流入了西方。这些绢帛甚至跟波斯的银币和大唐的铜钱一样，成为当时商业贸易的通货。[37]

这并不奇怪。不要忘记，那条沟通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商贸通道，可是被叫作丝绸之路的。何况绢帛既便于携带又价格高昂，西方人还趋之若鹜，迅速倒手当然红利可观。

回纥汗国财源滚滚。

与此同时，这个民族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大批回纥人从游牧走向了定居和经商，过起了可以称之为“游牧都市生活”的日子。在汗国的全盛时期，他们位于鄂尔浑河（在今蒙古国境内）上游的汗庭金碧辉煌，城中鳞次栉比地矗立着宫殿和寺庙，也走动着各国的商人和僧侣。[38]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应该是摩尼教的法师。

摩尼教（Manichaeism）是公元3世纪兴起于波斯的古老宗教，其教义简单地说就是相信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因此又称明教。这种宗教大约是在公元6世纪到7世纪从陆路传入西域，又从西域传到回纥的。回纥人也迅速地放弃了他们原先信仰的萨满教（Shamanism），奉摩尼为国教。

这又是为什么呢？

正史的解释，是进入漠北传教的摩尼法师才高八斗，口若悬河，让回纥可汗和贵族为之倾倒。但，为什么摩尼教在其他地区的影响力却远不及在回纥呢？难道那些地方的传教士们都胸无点墨，笨嘴笨舌？讲不过去吧？[39]

显然，此说可疑。

可以作为反证的是中原的态度。总体上说，大唐皇帝和儒生们是不喜欢摩尼教的，唐玄宗就曾在开元二十年（732）明令严加禁断。只是由于回纥救驾有功，唐代宗才在大历三年（768）特批摩尼教建立寺庙，并赐额大云光明寺。但回纥汗国刚刚灭亡，它又马上成了被禁的邪教。[40]

那么，摩尼教在内地为什么会受冷遇？

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之一，恐怕是在许多人眼里，摩尼法师并不清心寡欲。他们进入长安后，最喜欢的就是在市场上出没，与商人们勾搭成奸，这哪里像是出家人？[41]

中国士大夫反感的，却很可能正是回纥喜欢的。这个民族似乎天生就有商业头脑，这才把自己从小小的部落经营成庞大的汗国，把他们的汗庭建设成一座国际色彩浓郁的游牧商贸都市，甚至在长安也刮起了逐利之风。[42]

难怪他们跟摩尼教一拍即合了。因为波斯原本就是商业帝国，长期在丝绸之路上充当中间商，摩尼法师在回纥传教时更有可能投其所好，跟他们大谈生意经。

回纥的道路，将注定与众不同。

唐武宗开成五年（840），已经改名为回鹘的汗国遭到突然袭击，国破城毁宣告灭亡。亡国的回鹘人却并没有退回到游牧时代，而是兵分三路继续挺进。其中一部分人南下融入了中华农耕文明；一部分人进入甘肃成为张掖的甘州回鹘和敦煌的沙州回鹘；更多的族民则迁到了新疆，与西域同族的原住民汇合成为西州回鹘或天山回鹘。

这是一个民族的凤凰涅槃。之前，他们已经有过一次华丽转身，从游牧民族变成了商贸民族。之后，则将定居于我国西北，成为裕固族和维吾尔族的先祖，或先祖之一。[43]

西迁回鹘的宗教信仰也发生了变化。甘南的裕固族信奉喇嘛教格鲁派（黄教），新疆的回鹘则在公元10世纪中建立的喀喇汗王朝时期全面接受了伊斯兰教。其实这丝毫都不奇怪。因为早期伊斯兰正是阿拉伯半岛上贝都因人创造的游牧商贸文明，也是回旋轻捷有如鹘鸟的。

只不过，这是后话。[44]

[32]请参看林幹《突厥与回纥史》。

[33]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34]以下所述无另注者，均见《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回鹘传》，《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同时请参看林幹《突厥与回纥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5]据《旧唐书·回纥传》和《新唐书·回鹘传》，宁国公主被回纥可汗册封为可敦（皇后）。该可汗去世后，回纥人原本要以公主殉葬，被公主严词拒绝，然后回到了大唐。

[36]一匹绢宽1尺8寸，长4丈，即宽54厘米，长12米。

[37]我国历史学家沈福伟和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规都谈到了这一点。据沈福伟先生的研究，在公元8世纪中到9世纪中，由于河西走廊被吐蕃切断，回纥成为葱岭以东最大的绢丝贸易中间商。他们和粟特商人一起，每年都将成千上万的绢帛运往中亚和西亚，给大唐造成的却是巨大的财政赤字。气贺泽保规先生则特别谈到了绢帛作为高额通货和结算手段为回纥带来巨额财富，从而改变其社会性质的问题。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8]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9]见《回鹘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

[40]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宗教卷》。

[41]见《新唐书·回鹘传》。

[42]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二即称，回纥在长安造成的风气，是逐利之人甚多，邪恶之人影从（交利者风偃，挟邪者景附）。

[43]裕固族的前身包括武则天时期迁徙到今张掖、武威的回纥和公元840年以后迁来的回鹘，元、明时称撒里畏兀儿，1953年定名裕固族。维吾尔是本族的自称，一般认为有联合、协助的意思，其族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回鹘西迁后，天山一带和南疆各民族被回鹘化；另一种认为新疆自古就有维吾尔族，与回鹘同为古维吾尔人，两者汇合即为后来的维吾尔族。请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44]关于伊斯兰文明与中华史的关系，请详见本中华史下一卷。

半盘胡化

灭亡回鹘的是黠戛斯。

黠戛斯（读如侠加斯）在名义上是铁勒的一支，实际上却是白种人。他们身材高大，头发火红，皮肤白皙，眼珠则是碧绿的。人类学家认为，这是条顿民族（Teuton）的体质特征。换言之，活跃在大唐帝国的还有日耳曼蛮族。

蛮族是能够改写历史的，黠戛斯也一样。

不过，黠戛斯把回鹘打得七零八落以后，自己居然也不知去向，直到蒙古人兴起之时才重返历史舞台。至于他们的后裔，在俄罗斯叫哥萨克（Cossack），是骁勇的骑兵；在中国则叫哈萨克（Kazak），是勤劳的牧民。

黠戛斯人进入中国的时间已不可考，只知道他们在汉代被称为坚昆。坚昆的习俗是：孩子生下来如果是黑头发，便会视为不祥；如果是黑眼珠，则被看作汉将李陵的后裔。可见他们其实早已混血，但又坚持白人的身份。[45]

其实黠戛斯人不必在意，因为混血是大趋势。

趋势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就开始了，到隋唐两代更是愈演愈烈。之前还只是通婚造成的种族变异，后来就从自然发展到了文化。胡人的生活方式影响到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仿效胡人习俗则蔚然成风，甚至引领着时尚的潮流。

这就叫胡化，也叫胡风。

胡化是从长安波及全国的。这固然因为首都总是开风气之先，也因为那里聚集着大量的侨民。安史之乱后，回纥在长安的常住人口总在千人左右，冒充回纥的粟特人数又要加倍。贞观年间的突厥侨民更多达万户，至少占到当时长安总人口的三十分之一以上，数量可谓惊人。[46]

更重要的是，侨民当中不乏非富即贵的头面人物。波斯的王子，突厥的将军，吐蕃的使节，西域的高僧，粟特的大鳄，回纥的商人，是这个特殊群体的中坚和主流。他们在长安和洛阳买豪宅，建高楼，置田产，任要职，娶妻生子乐不思蜀，俨然中华帝国首都之一员。

与之交往的则是大唐的上流社会，包括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他们流连忘返于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长安西市，纸醉金迷于胡人开设的高档会所，乐此不疲地参加各种派对，因为那里不但有好听的龟兹乐，好看的胡旋舞，好喝的葡萄酒，更有如花似玉的胡姬充当陪酒女郎。

对此，诗人李白曾直言不讳：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哈！难怪他会“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了。[47]

名流带头，追星族岂会无动于衷？

何况胡人的生活方式也确实很够刺激。打马球展示着雄性的力量，着胡服则体现出女人的性感。前者是波斯人的发明，所以叫波罗球（polo）。后者的特点则是衣袖窄小剪裁贴身，尽可能地凸显女性的身材和曲线，其风采可以概括为这样两句诗：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48]

呵呵，小蛮腰。

所有这些，都让长安少年的肾上腺受到刺激，荷尔蒙分泌增多。早就被李世民立为太子的李承乾，甚至一心一意要做突厥人。他不但说突厥话，穿突厥衣，还在东宫院内搭起帐篷竖起狼头旗，一本正经地扮演起突厥可汗来。

演出极其认真。李承乾找来一批长得像突厥的人，让他们披着羊皮编着辫子扮作突厥武士，自己则假装可汗死在了牙帐里，然后命令这些群众演员按照突厥习俗割面流血号啕大哭，骑着马围绕牙帐默哀。直到这时，李承乾才忽地一下坐起来说：如果真能这样，岂不快哉！[49]

太子殿下如此，风气可想而知。

大唐的女人也不甘落伍，她们的服饰则始终如一地“崇洋媚外”——戴耳环是跟波斯人学的，叫步摇；搭披肩是跟印度人学的，叫巾帔（读如配） ；发型是跟中亚人学的，叫髻堆 ；脸妆是跟吐蕃人学的，叫面赭。当然，她们绝不会只有一种装饰风格，但长安肯定是时尚的风向标。

她们的帽子更是与时俱进。唐高宗以前，女人帽檐有布帛下垂，长可过膝；后来就只有丝网，垂到脖子；再后来改戴胡帽，露出脸蛋；最后干脆不戴帽子，露髻出行。[50]

总之，大唐的女人是衣服越穿越小，身体越露越多，参加活动越来越频繁。她们甚至会身着男装骑着马去踏青或者打球。球场上，英姿飒爽的女人纵横驰骋娇声呐喊，围观的男人们则报之以一阵又一阵的叫好声。[51]

看来，大唐的男男女女都有了“胡心”。[52]

这当然有问题。因此，唐高宗咸亨二年（671），朝廷下令治理整顿，可惜收效甚微。这个混血王朝的臣民似乎已经拿定主意，要在文化上也变成混血儿。唯一的变化是随着吐蕃和回鹘的兴起，女人的妆扮改成了回鹘发型吐蕃脸，尽管她们被告知这绝不是一个中华儿女应有的模样。[53]

请问，这该算是半盘胡化呢，还是全盘？

姑且算半盘吧！

但即便只有半盘，也足以让大唐的世界五彩斑斓。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想到，当时的长安已能吃到通行于中亚、印度和伊斯兰国家的抓饭，开元以后更是以胡食为时尚。长安城里“西餐厅”之多，恐怕不亚于今天的上海。[54]

当然，不可或缺的还有葡萄酒。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葡萄酒与唐人的关系实在太密切。尽管它在汉魏就已经传入中国，自己酿造却是在征服高昌之后。太宗皇帝甚至亲任酿酒师，在原来配方的基础上加以改造，监制出了八个新的品种。[55]

这样的皇帝，也属罕见。

据杨鸿勋《建筑考古学论文集》

事实上唐代胡风之盛，与皇帝关系很大。有唐一代长安盛行打球，就因为唐太宗开风气之先。唐玄宗李隆基更是个中高手，曾经让吐蕃的球星自愧不如。此后的宣宗、僖宗都是球员，穆宗、敬宗都是球迷，打球岂能不成风气？[56]

此外还有建筑。

盛唐时期的建筑流行西亚的材料和风格，并且采用了在酷暑天降温的技术。设计师巧妙地让水从屋檐流下，形成水帘隔断室外的热浪，同时用流水推动风扇在室内送风，当然十分凉快。唐玄宗曾经在这种凉殿接待了一位爱提意见的言谏官员，结果该官员因着凉而腹泻，狼狈不堪。[57]

那么，这种技术又是哪个国家的？

东罗马帝国。[58]

呵呵，倒是不远万里。

实际上隋唐所谓胡，并非只指中国境内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更包括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罗马人。他们在两《唐书》中跟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一样被看作西域的一部分，重要性仅次于突厥、回鹘和吐蕃。

也许，这是一种世界眼光。

世界眼光是隋唐特有的，因为他们都是混血王朝。自己是混血儿，就不会太在意别人的种族，尽管他们都以中华自居，都认为中华是世界的中心，还都雄心勃勃和自以为是地要把其他国家和民族纳入中华的体系。唐太宗甚至不无得意地说：朕提三尺龙泉一统四海，不比秦皇汉武差吧？[59]

当然。

事实上，秦汉文明虽然已经具有世界性，隋唐却更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帝国，影响力之广远超其版图。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大唐固然影响了世界，世界同样影响了大唐，影响是双向的。而且，我们能创造出世界性文明，也并非只有太宗和大唐之力，至少还有隋炀帝一份功劳。

[45]以上据《新唐书·回鹘传》附录，林惠祥《中国民族史》。

[46]这两个数据见《唐会要》卷七十三，《新唐书·回鹘传》，并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47]分别见李白《白鼻䯄》、《少年行》之二，杜甫《饮中八仙歌》。䯄读如瓜，黑嘴小黄马。

[48]花蕊夫人《宫词》。

[49]见《新唐书·常山王承乾传》。李承乾后来被废为庶人。

[50]以上两段综合参考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51]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另，辽宁省博物馆藏唐代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亦可资证明。

[52]唐陈鸿祖《东城老父传》称：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

[53]见《旧唐书·舆服志》。又白居易《时世妆》称：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可见依照吐蕃习俗面赭，是唐高宗治理整顿之后的事，也可见这种治理整顿并无效果。

[54]抓饭在当时叫饆饠（读如必罗），是波斯语pilaw的音译。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55]汉魏已知葡萄酒，见《晋书·吕光载记》；唐太宗酿造葡萄酒，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同时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56]见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打球》，同时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57]事见《唐语林》卷四。唐玄宗在凉殿接待这位言谏官员，很可能是故意的，因为这位官员反对建设凉殿。于是唐玄宗特意安排他坐在藏了冰块的座位上，又赐给他加了刨冰的冷饮，终于导致该官员的腹泻，而玄宗本人却还擦汗不止。事后，唐玄宗对该官员说，人与人是有个体差异的，爱卿以后提意见还是多加考虑为好。

[58]向达先生根据《旧唐书·拂菻传》的相关记载，认为这项技术应该来自东罗马帝国。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59]见《新唐书·西域传上·疏勒》。

第五章

世界帝国

高句丽

公元607年，有一位名叫小野妹子的日本大使率团来到中国，向中国皇帝递交了国书。国书可能是执政的圣德太子起草的，但很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外交意愿——推古女皇和日本国希望能够与中华帝国平等交往。因此，国书开篇的问候语便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中国皇帝阅后大为不快。

不快简直就是毋庸置疑的。在中国皇帝看来，世界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大中华；天下也只有一个天子，那就是他自己。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什么时候又冒出另一个，还公然自称旭日东升，视我中华为日薄西山？万幸的是，中国皇帝并不知道当时的日皇是个女人，否则真要气晕过去。

即便如此，国书仍然成为一个事件。[1]

当然，这位中国皇帝也很清楚，自己对于远在天边的那蕞尔岛夷其实鞭长莫及，已经看过的国书也不方便再退还给来使，便只好吩咐鸿胪寺（外交部）官员：以后再遇到这种不识好歹不懂礼貌的蛮夷，不要让朕知道。

这位中国皇帝就是杨广。

然而在第二年的三月十八日，皇帝陛下还是很大度地接见了小野妹子一行，只不过让他们跟东南亚的赤土等国使节站在一起。四月，隋炀帝又派出十三人的使团，取道朝鲜半岛南部出使日本，带去了中华皇帝的亲切问候。[2]

小野妹子大喜过望。

不能确定隋炀帝当时是怎么想的。也许，他并没把日本太当回事。但更有可能的是，他是要把日本和朝鲜半岛的百济、新罗等国都变成统战对象，以远交近攻的策略对付高句丽（句读如勾，高句丽也写作高勾丽）。[3]

高句丽是大隋帝国的肉中刺。早在十年前，也就是开皇十八年（598）的六月，隋文帝就曾任命皇五子汉王杨琼为统帅，率领水陆两路三十万大军出征辽东，开启了隋唐两代多次讨伐高句丽的战端。结果，劳师远征的隋军得不偿失损失惨重，活着回来的人最多十之一二。

只有杨广因祸得福。征讨高句丽的失败被归咎于随军的宰相高颎，尽管高颎原本反对这次军事行动。然而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说，高颎的下台意味着帝国的大政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皇太子也就顺理成章地由杨勇变成了杨广。

既然如此，杨广即位以后，当然要将关中本位政策调整为对外扩张征服世界的新路线，也一定会继承父皇的遗志讨伐高句丽，甚至不惜倾全国之力。结果，却是接二连三地惨遭失败，反隋的斗争则在反战的歌声中爆发。[4]

隋炀帝其实是栽在高句丽上的。

奇怪的是，即位后时时处处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在高句丽问题上却与隋炀帝高度一致：一样的御驾亲征，一样的不听劝阻，一样的接连失败。唯一的区别，是唐太宗曾经表示过后悔。他说，如果魏徵还在，一定会拦住朕的。[5]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说完这话，又继续东征了。高宗李治继位以后也是如此。直到总章元年（668）攻破平壤，彻底灭亡高句丽才算了事。也就是说，两朝四代中华皇帝都视高句丽为心腹之患，必欲灭之而后快，岂不怪哉？

这就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高句丽。

隋唐时期的高句丽，跟五代时期由王建在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前者在历史上和正史中也被称为高丽，但那多半是一种习惯性的简称。实际上，一直要到大唐灭亡之后，高丽王朝才建国，那才真是高丽。[6]

所以，我们还是管前者叫高句丽为好。

高句丽人最早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西汉末年建国时定都于今天的吉林省集安市，行政区划归属于玄菟郡，民族分类属于濊貊（读如畏陌）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自强不息的高句丽人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北魏拓跋焘和南朝刘义隆的时代迁都平壤，成为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之一。[7]

另外两国，是百济和新罗。

百济和新罗是朝鲜半岛南部韩人建立的国家。韩人最早分为三支：马韩、辰韩、弁韩，号称三韩。之后，马韩建立了百济，辰韩建立了新罗，弁韩建立了金官。这是朝鲜半岛南部最早的三国。高句丽南下之后，新罗也兼并了金官，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就变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8]

百济在西南，新罗在东南，高句丽在北。

三国当中，高句丽受中华影响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综合国力最强，处境也最微妙。东边的南朝和北朝，南边的新罗和百济，西边的日本，北边的靺鞨（读如末合）、室韦、契丹和突厥，都不是什么好相处的邻居。当然，高句丽自己并不省油，他们对东亚地区的霸权也觊觎已久。

因此，中国南北对峙之时，朝鲜半岛同样热闹非凡。大体上说，是高句丽联合新罗，百济勾结日本，在半岛长时间问鼎逐鹿征伐不已，一如春秋战国时的中华。

这就不但要打军事战，也要打外交战。

于是，高句丽、新罗、百济和日本，都争相与中华建立各种关系，甚至同时向南北两朝示好。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也都不但来者不拒，而且尽量阻止对方与他方往来。高句丽与新罗、百济、日本也一样，全都希望这种联盟关系能够具有排他性。两朝三国一倭，构成东亚波诡云谲的画面。

公平地说，这里面没有道德问题和正义与否。无论南朝北朝，还是半岛三国，都是受利益的驱动，打的也都是如意算盘，即都希望对方长期分裂，自己一统江山。

隋文帝灭陈，却把平衡打破了。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高句丽。作为好不容易才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跟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接壤，绝不会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对方还跟南边的新罗或百济联手，自己面临的就将是灭顶之灾。

利用中华帝国动荡分裂之机干他一票的时代过去了。腹背受敌的高句丽必须找到同盟军，救亡图存。

他们想到了东突厥。

大业三年（607）六月，隋炀帝巡幸塞北，高句丽的使者也到了那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向皇帝如实汇报。隋炀帝立即警觉起来：高句丽如果当真联盟东突厥，再裹胁契丹和靺鞨之众，势必成为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9]

这颗定时炸弹必须排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隋炀帝为什么突然对“不懂礼貌”的日本使团转变了态度。事实上，小野妹子递交国书正在这一年，隋炀帝遣使回访则在第二年四月。而且，也就在得知高句丽的动向后，隋炀帝杀了高颎。[10]

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的高句丽，则铁定地成为中华帝国的眼中钉。公元668年，也就是新罗依靠大唐兼并百济的八年之后，高句丽也被大唐联合新罗而灭亡。这时，唐高宗已经因病休假不问政事，执掌朝政的是皇后武则天。

武则天就更不会含糊了，她什么时候心慈手软过？

在百济和高句丽灭亡之日，不知有没有人想到过他们的历史功绩。要知道，佛教就是先由前秦传入高句丽，又从高句丽传到新罗的。百济更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通道。日本人学会使用汉字，后来又借此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就因为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了日本。[11]

毫无疑问，两国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可以说，没有百济和高句丽，就不会有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明圈。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该忘记他们。

高句丽和百济永垂不朽！

[1]其实，这时的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文明的国家，《隋书·倭国传》称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和百济都以日本为大国，执政的圣德太子年轻有为，跟隋炀帝一样很有文化素养。但 《隋书》将日本国书的措辞和炀帝的反应都郑重其事地记录在案，说明当时隋人对此十分在意。后来隋帝国大使赴日，又发生了所谓“国书被劫”事件，更能说明这一点。详见袁刚《隋炀帝传》。

[2]这段历史诸家说法有异，本书采信袁刚《隋炀帝传》的说法，同时请参看《隋书·倭国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一。

[3]实际上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知之甚少，获得的情报也相当皮毛，甚至乖谬。比如隋文帝得到的信息便是：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因此天不亮就办公，太阳一出来就下朝，声称要将政务交给太阳弟弟处理。隋文帝认为这“太无义理”，于是以世界之王的口气下达训令让日本人改正。见《隋书·倭国传》。

[4]隋炀帝三次征讨高句丽，其劳民伤财的程度超出了人民群众的忍受极限，起义在《无向辽东浪死歌》中爆发。隋炀帝不思悔改，又北巡突厥，结果被困雁门。从此帝国和炀帝都一蹶不振，直至灭亡。

[5]见《新唐书·魏徵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

[6]邱久荣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高句丽条称：“北齐废帝乾明元年（560）封其王为高丽王，自此称高丽。”实际上，此前早已有人称高句丽为高丽，如《魏书·高句丽传》载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接见高句丽使者，双方均称高句丽为高丽。但其王的封号仍为高句丽王。可知高丽实为当时高句丽的习惯性简称。另请参看《北史·高丽传》、《隋书·高丽传》。

[7]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8]见《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东夷传》，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9]事见《隋书·裴矩传》。以上各段描述参考了袁刚《隋炀帝传》。

[10]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但《资治通鉴》没有记载启民可汗向隋炀帝汇报高句丽来使一事。据隋炀帝北巡突厥行程，高颎之死应该在此之后。

[11]佛教从前秦传入高句丽是在东晋咸安二年（372），《论语》从百济传入日本是在西晋太康六年（285），根据汉字草书偏旁创造平假名的是学问僧空海，根据汉字楷书偏旁创造片假名的是留学生吉备真备。见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偷渡客

唐武宗开成四年（839）四月五日，有一艘驶往日本的船只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靠岸。谁都没有想到，船上一位本应回国的日本僧人却带着三个随从偷偷下船，因为他做了一个大胆而鲁莽的决定：返回大唐，非法居留。

这位僧人就是圆仁法师。[12]

圆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的创始人，去世后被清和天皇谥为慈觉大师。他的法号在今天可谓如雷贯耳，但当时的他却只是跟随日本使团一起入唐的请益僧。请益僧跟学问僧一样，都是到大唐学习佛法的僧人。不同的是：学问僧享受留学生待遇，可以在大唐国内长期滞留；请益僧却只能随团而来随团而去，相当于签证期有限的访问学者。

寸金难买寸光阴，请益僧必须抓紧时间。

这倒也没什么。圆仁的老师最澄当年就是请益僧，同样功德圆满。最澄回国时，从临海龙兴寺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共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因此得以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可惜，最澄未能像同船入唐的真言宗创始人空海法师那样，在长安学习正统密教，以至于成为日本天台宗的一块心病。[13]

圆仁赴唐，便希望能够弥补这个缺憾。

不幸的是，圆仁抵达扬州以后，就被当局限制在开元寺学习梵文，不得离开地界一步。他希望到老师访问过的天台宗圣地天台山参拜，也得不到支持和批准，更不用说前往长安深造了。圆仁此行的目的，一个都不能实现。

回国在即，他只好把自己变成偷渡客。

偷渡是有风险的。事实上圆仁下船以后，就被当地人识破身份，并被官府押回船上。但是圆仁没有放弃努力。六月七日，他搭乘的遣唐使船停靠赤山浦（今山东文登青宁乡赤山村），圆仁便在第二天又下了船。

幸运的是，他躲进了新罗人的寺院。

新罗很早就与中华有来往，成为朝鲜半岛的主人之后更是如此。儒家经典是新罗国学的考试科目，更有大批贵族子弟来到长安成为留学生。其中成绩卓异者如崔致远，十八岁就中了进士，其著作《桂苑笔耕集》甚至流传至今。[14]

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十分频繁。负责物流的商船往返于山东半岛、江苏沿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乘兴而来满载而归。这些商船运送货物也搭载旅客，圆仁搭乘的就是日本遣唐使雇用的新罗船，一共九艘。[15]

这确实很国际化。

与此同时，不少新罗人在中国沿海地区侨居下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定居点，叫新罗坊。圆仁第二次登陆的赤山浦就是新罗人的聚落，他藏身的赤山法华院也是新罗人修建的佛教寺院，建院的则是新罗侨领张保皋。[16]

张保皋非同一般。

通过国际贸易而发家致富的张保皋，同时具有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是深度介入国内政治，有着强硬后台、武装力量和人脉关系的风云人物。圆仁进了他的寺院，就像进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滩的租界，而且被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人保护起来，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拜过码头。[17]

可以肯定的是，八个月后，圆仁领取了地方政府颁发的通行证，由偷渡客变成了合法旅行者。为他转变身份而上下疏通的，是当地政府派出机构的一员小吏，职务是负责与新罗侨民协调关系的联络官，叫“勾当新罗押衙”。

一个日本人的心愿，就这样由新罗人和中国人成全。

这可真叫作国际合作。

获得了新身份的圆仁如愿以偿地朝拜了五台山，然后又进入长安学习了将近五年，他的这段经历则被写进了用汉语创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尽管许多人都将这部著作与玄奘法师的 《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相提并论，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还是玄奘和圆仁。

没错，唐三藏也是偷渡客。

其实，玄奘西行原本是提交了申请的，只不过没有得到批准；人走以后当局也是拦截了的，只不过没拦住。没拦住当然是有人帮忙，其中就包括帝国的官员。据说，玄奘昼伏夜行来到瓜州（今甘肃安西）时，瓜州刺史独孤达还高兴地设宴款待，只有州吏李昌对来人的身份产生怀疑。

李昌说，我这里有一份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快递来的文件，要缉拿擅自出境的玄奘，说的就是法师您吧？

玄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昌说：只要法师实言相告，弟子一定成全。

玄奘说：贫僧就是玄奘。

李昌销毁了文件。然后说：法师快走！

玄奘这才得以继续西行。尽管依然千难万险，但是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就转危为安，因为高昌王已经派人在此恭候。他们的动人故事本书第四章已经讲过，那是可以催人泪下，并证明宗教力量之超越国界的。

此后的行程一路绿灯。当时西域各国都信仰佛教，高昌王则为玄奘办理了通关文书，并随文附上了厚礼。三藏法师从此变成合法旅行者，只不过是高昌国的。[18]

玄奘与圆仁，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只不过，一个是出不去，另一个是进不来。

不能因此就得出帝国保守封闭的结论。相反，对外开放是隋唐两代的基本国策，而且在炀帝时代就已经确定。事实上正是由于受到隋炀帝的鼓励，才有了日本大使小野妹子的二次访华。这一次，他带来了留学生和学问僧各四名，用汉字书写的国书开场白则是：东天皇敬白西皇帝。

据说，这是日本国首次以天皇名义向中国致书。[19]

对此，中国史书不置一词，后来两国的交往好像也没有了下文。然而日本人的热情却有增无减。贞观四年（630）八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四五个月后，日本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并且在长安住了整整两年。[20]

此后的遣唐使便络绎不绝，终有唐一代共十九次。人数最多的是在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六百五十一人；次为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和开元四年（716），分别为五百九十四人和五百五十七人。他们多数踏上了中华大地，但也有人中途遇难或客死他乡，再也不能回到亲爱的祖国。[21]

这么多日本人不畏艰险奔赴大唐，究竟为了什么？

学习和交流。

事实上，遣唐使团人数众多，就因为随团的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有的学成回国，为日本文明作出贡献，比如创造了片假名的吉备真备；有的留在中国，为中日友好牵线搭桥，比如担任过大唐回聘日本使节的阿倍仲麻吕；更有高僧回国开宗立派，比如前面说过的空海和最澄。

在这里，宗教显示了极大的存在感。尤其是佛教，更为日本人所热衷。小野妹子就明确表示，他们此行就因为听闻中华“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才郑重其事地前来学习。[22]

其实，兴盛于唐代的外来宗教又岂止佛家，至少还有祆教（祆读如掀，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又名拜火教）、景教（Nestorian Church，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和摩尼教，甚至还有伊斯兰教。他们在唐都和一线城市都建有寺庙并招募信徒，大唐政府则不但给予保护，还授予其教长以官职，或享受同等级别官员待遇。[23]

显然，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开放。隋唐的世界性文明，也可以说是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

但，文明的中心却在长安。

[12]本节述圆仁故事均引自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13]据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最澄和空海是在唐德宗时期的公元804年同时搭乘遣唐使船入华的。

[1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15]据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这九艘商船是日本遣唐使在楚州（今江苏省淮阴市和淮安市一带）雇用的。

[16]张保皋的新罗名叫弓福，日文名叫张保高，部分事迹在《新唐书·新罗传》中有记载，杜牧也有《张保皋郑年传》。

[17]2004年，韩国国家电视台KBS耗资150亿韩元推出反映张保皋生平事迹的51集电视剧《海神》，投资额超过《大长今》，在韩国和中国都引起强烈反响。

[18]见《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9]事见《日本书记》，并请参看袁刚《隋炀帝传》。

[20]本次使团的大使是犬上三田耜，贞观四年八月出使，贞观六年八月回国。

[21]请参看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22]见《隋书·倭国传》。

[23]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国际化都市

唐代长安是世界的首都。

同样配得上这一称号的，大约只有古代的罗马城。然而长安却不像西欧许多城市那样以公共广场为中心，放射状地铺开道路。总面积七倍于罗马城的长安是方方正正的。这座由鲜卑族天才发明家宇文恺规划设计，后来经唐人不断修建扩充的城市，典型地表现着中华帝都的气派和威严。

那就让我们走进长安。

长安城北面的正中是属于皇家的宫城，其中包括皇帝的太极宫、太子的东宫、宫女的掖庭宫，以及相当于宫廷办公厅的内侍省。宫城之南是皇城，有太庙和社稷坛，以及中央政府各高级衙署，比如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

这是帝国的政治中心。

图中的太极宫是先建的，大明宫是后建的。后世皇帝多住大明宫，故又称东内，太极宫则称西内。据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

构成帝国政治中心的宫城和皇城面积差不太多，东西两侧对齐，都是规整的长方形。皇城北面没有墙，两城以一条宽三百步的横街相隔，街北是宫城的南门承天门。每逢重大节日，朝廷便会在这里举行盛典，接见外国使团和少数民族豪酋也在此处，相当于现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从宫城的南门承天门出发，中经皇城南门朱雀门，再到长安南门明德门，是一条笔直的大道，叫朱雀大街，也叫作天街。天街宽150米，两边设有人行道和排水沟，还栽种着整齐漂亮的柳树。以此为中轴线，长安城表现出东西对称的格局，东边万年县，西边长安县，都属于京兆府。

天街两边各有五条南北走向的道路，与十四条东西走向的街道纵横交错，将宫城和皇城以外的城区分隔为一百一十一个格子。除东市和西市外，其余的方格子都是居民区，东边五十四个，西边五十五个，叫作坊。

坊的独立性和封闭性很强。它们都有围墙和坊门，大坊四个，小坊两个，由坊正负责，清晨开门傍晚关闭。各坊之间的南北距离均在40米左右，坊内则有街道和小巷通往各家各户。规模如此之大的坊居然星罗棋布于长安城，是很让人惊讶的。但考虑到当时全城总面积大到84平方公里，是现存西安老城的九倍，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拥挤。[24]

这可真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25]

隋唐洛阳城将宫城布置在都城地势最高的西北，象征居于天之中央的北极星，故而隋唐洛阳城宫城又被称为“紫微宫”。据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二卷。

洛阳城的格局大同小异，也是许多方格子的集合体，只不过宫城和皇城偏于西北一角，街道和坊也不如长安多。两相比较，长安显然更像帝都。

如此规划，用心何在？

意图在长安那里看得更为明显：皇帝坐北朝南，通过中央政府君临天下。士农工商等子民，则众星捧月般围绕在领袖和最高权力的周边，有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统一的规划和布局，则意味着统一的国家要有统一的意志和管理。中央集权大帝国的政治理念，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一目了然。

这种规划甚至也体现着混血王朝的风格。那棋盘般的格局让人想起西周的井田制，一个个自成系统的坊又让人联想到胡人的部落。我们不能肯定宇文恺是不是这样想的，但如果当真，那可就是将井田和部落城市化了。[26]

无疑，这需要才华横溢，也需要气度恢宏。

才华属于宇文恺，气度则属于李世民。他在政权尚待稳固的贞观初年就让投降的突厥入住长安近万户，可不是只看城市容量就能够作出的决定。以后的皇帝财大气粗，就更不在乎。据统计，盛唐时期鸿胪寺的国宾馆里竟然住了几十个国家和民族的使节或代表，有的一住就是几十年，使命完成了也不回国，所有的开销都由鸿胪寺大包大揽。

呵呵，有钱就是任性。

但是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吃不消了。于是宰相李泌（读如必）下令停止供应，使节们则一状告到了政府。敢作敢为的李泌却不吃那一套，他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训斥说：天底下哪有你们这样的外交官？要么取道回纥或者海路回国，想留下来就得为大唐效劳，干活领俸禄。你们看着办吧！

没有一个人愿意走，李泌便把他们编入神策军。结果是皇家添了壮丁，鸿胪寺则每年省下五十万招待费。

拍手叫好的，还有东西两市的商人。[27]

东西两市是长安的商业区。大体上说，东市是国内贸易中心，西市是国际贸易中心。从奇珍异宝到针头线脑，一应商品不是买于东市，就是买于西市。久而久之，购物就变成了“买东西”。也许“东西”就是这个意思——从东西两市买来的就是东西，否则就不是东西。

但，使节和代表被收编，商贩们为什么高兴？

因为这些“外宾”常常打白条，店铺老板碍于“外交关系”又不便催要。其实使节和代表们赊账，是由于国家财政吃紧，鸿胪寺的补贴不能按时发放。大唐拖欠外宾，外宾就拖欠店铺，店铺却不能拖欠国家，岂能不叫苦连天？

不过，这只是动乱之后的乱象，盛唐时的长安可是风花雪月一片繁华。有个故事说，唐玄宗天宝九载（750），一个名叫郑六的人在逛街时邂逅一位绝色美女，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共度良宵。直到第二天早晨，他在坊门跟卖饼的胡人说起，才知道自己爱上的是狐狸精。[28]

这位美丽善良的狐狸精，是胡姬的艺术形象吧？

其实，有狐狸精的又岂止长安，其他许多城邑也是国际化的都市，比如洛阳，比如扬州，还有河西走廊的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沙州（敦煌）。在那些西北的城市中，佛法是伴随着驼铃，用印度语、波斯语、粟特语、突厥语和吐蕃语，由不同民族广为传播的。

最典型的还是广州。

广州从孙权的时代开始就是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到唐代更是胡商云集。仅鉴真法师所见，就有波斯、印度、斯里兰卡和南海、东南亚各国商船。萨珊王朝灭亡后，阿拉伯人就更多。不过，阿拉伯船只仍然被叫做波斯舶，印度洋通用的也是波斯语，正如陆路通用粟特语。[29]

各国的船只，停满了广州港。

大唐给予的则是尊重、保护和优惠政策。胡商们单独居住在蕃坊之中，通过蕃坊的负责人来接受官府管理。他们被允许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甚至被授予一定的自治权，以便裁决内部的纠纷。于是，就连建筑风格也都是阿拉伯的。南国风光再加异国情调，真是分外妖娆。

唐太宗“爱之如一”的主张得到了充分体现，客居广州的侨民则把大唐看作了自己的国家。因此，当黄巢的军队打进来时，他们很自然地就站在了广州保卫战的第一线。结果是十二万侨民被杀，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

信仰之争暂时搁置了。此刻，他们都是唐人。

扬州则是另一番景象。靠着京杭大运河富庶繁荣起来的扬州，最鲜明的标志是诗人、美女和波斯客。后者在萨珊王朝灭亡之后流寓中华，却无不腰缠万贯，以至于冒牌货被叫作“穷波斯”，意思是波斯人中没有穷的。是啊，囊中羞涩岂能“烟花三月下扬州”，商埠之夜注定纸醉金迷。[30]

于是杜牧有了他十年一觉的扬州梦，争当第一的徐凝和张祜也竞相开屏。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边，月明桥上看神仙。徐凝则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这一回，张祜似乎又落了下风。

其实多彩多姿的还有盛产蜀锦的益州（成都），作为中转站和集散地的洪州（南昌），等等等等。这些城市当然也都风采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满街都是胡人。[31]

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商人、银行家或高利贷者、外交官、书生、探险家和传教士呢？该不会只是丝绸、茶叶和善解人意的青楼女子吧？

当然不是。

[24]以上据王仲荦《隋唐五代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25]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

[26]气贺泽保规先生即认为，由于北魏、北周和隋唐都是以鲜卑为主流的政权，宇文恺又是鲜卑人，因此在棋盘格局的坊制中包含着北方游牧民族的想法并不奇怪。本书则认为，由于北周号称要恢复周制，因此产生井田制的想法也不奇怪。

[2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并请参看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28]见唐人沈既济《任氏传》。

[29]鉴真法师是东渡日本时被风暴吹到广州的，此处原文见《唐大和上（大和尚）东征传》。

[30]李商隐《杂纂·不相称》称“穷波斯，病医人”。意思是医生不该病恹恹，波斯人也不会穷兮兮的。

[31]以上综合参考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王仲荦《隋唐五代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文化航母

阿倍仲麻吕要回日本去了。

中文名字叫做晁衡的阿倍仲麻吕，是在开元四年（716）作为留学生来到大唐的。当时他十九岁，同行的则有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玄昉，均为一时之选。进入国子监学习的阿倍仲麻吕也不负厚望，以优异成绩一举考中进士。[32]

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三位外籍进士，先后是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新罗人崔致远、阿拉伯人李彦升。

这里面的信息值得深思。

前面说过，唐代科举最难考的是进士。因为其他科目比如明法和明算，选拔的都是专业技术人员。进士科的设置却是要为帝国的高级官员和政治家做人才储备，因此并不考核专业技术，对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则要求更高。

那么，进士科考什么？

贴经、杂文、时务策。贴经就是从儒家经典中选取部分段落篇章做填空题，杂文是写诗和骈文，时务策则是论述时政对策。第一项考基础知识，第二项是才艺展示，第三项相当于学位论文。如此全面考核，难怪考中不易。

对于外国人，就更难。

阿倍仲麻吕却一举成功。此后他留在了长安，成为大唐的一名官员，一住就是几十年。天宝十二载（753），思乡心切的仲麻吕被玄宗皇帝任命为大唐出使日本的使节，与久别重逢的故人、遣唐副使吉备真备一起回国。

消息传出，朝野上下依依不舍，名重一时的王维等人纷纷作诗送别。阿倍仲麻吕则写下了著名的《衔命还国作》送给中国朋友——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33]

这说明什么呢？

阿倍仲麻吕已经融入大唐。[34]

大唐境内，像仲麻吕这样的外国人不在少数，融入的原因也五花八门。比如萨珊王朝被阿拉伯帝国灭亡后，流亡的波斯王族复国不得，就只好客死长安。但更多的是来了就不想走，比如赖在鸿胪寺国宾馆的那些使节。问题是，并非所有外国人都被唐帝国包养，吸引其他人的又是什么呢？

财富，机会，制度，文化。

逐利而居的商人当然是冲着巨额财富，或者说赚钱机会而来的。这其实要感谢隋炀帝。由于大运河的开通，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基本贯通起来。商旅从广州港登陆，取道梅岭进入洪州，再向东进入钱塘江，就可以一帆风顺地从杭州而扬州，而洛阳，直至丝路的东方起点长安。[35]

作为世界首都，长安是国际贸易的大市场。在此，帝国政府设有市局和市准局，负责工商管理和标准计量，也负责平抑物价。薄利多销的政策刺激了消费，稳定低廉的物价更让远道而来的胡商有利可图。于是，以粟特、波斯和阿拉伯人为主的外来资本集团，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胡人的商团非常专业，甚至操纵和垄断着部分行当。有一次，某寺在做完道场后得到一件施主奉献的宝物，长约数寸形如朽钉。寺僧不识货，拿到西市请胡商鉴定。胡商只看了一眼，马上就说：哪里来的？开个价吧！

寺僧决定狮子大开口，要价十万。

胡商却呵呵大笑。直到寺僧将价码加到五十万，胡商这才不紧不慢地说：告诉你吧，这个值一千万。

成交之后寺僧才知道，那是佛骨。[36]

此事的真伪不得而知，胡商的长袖善舞则毋庸置疑。在他们眼里，对外开放的大唐简直就是天堂。没错，长安是聚宝盆，扬州是销金窟，他们当然乐不思蜀。

但，这样看问题，也就是商人而已。

更多人看重的是建功立业的机会。安史之乱前，作为世界帝国，大唐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氛围，充满了开拓进取的精神；作为混血王朝，他们又不分种族地对所有人才都敞开大门。于是大臣有天竺人迦叶济，名将有高句丽人高仙芝，外交官有波斯人李密翳，堪称各色人等济济一堂。

隋唐创立的制度也是一块磁石，因为它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于是，这些制度被移植到了日本。就连长安城的模样，也被几乎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奈良。

更吸引人的，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生活方式，而唐人的生活充满了趣味和诗意，并崇尚知识、智慧和才情。一个人，如果才华出众风流倜傥，那是会拥有众多粉丝的。

有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唐玄宗开元年间某一天，诗人高适、王昌龄和王之涣在酒楼小饮，邂逅皇家乐团的几位歌女。当时正值寒冬，天上微微飘着雪花。三位诗人回避到外间拥炉听歌，同时约定以歌女所唱诗歌之多寡，来认定自己在诗坛的排名。

然而唱来唱去，不是王昌龄的，便是高适的。王之涣开始沉不住气了。他指着歌女中最出色的一位说：回头她如果不唱我的诗，这辈子不跟你们争高下。

最漂亮的那位也终于发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一曲，直唱得回肠荡气响遏行云，被公认为最精彩。

诗人与歌女就此相识，愉快地度过了一天。[37]

此事的真伪同样无从稽考，体现出的氛围却很可靠。事实上，由于皇家酷爱此道，科举推波助澜，诗在唐代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一种潮流和时尚，以及上流社会的身份标志和统治阶级的共同教养。难怪杜牧能在扬州的青楼如鱼得水了。要知道，他并非富可敌国。

这就雄辩地证明了大唐的文明程度之高。因为只有在高度文明的国家，诗人才会有那么崇高的地位，也才会有那么多人写诗，还人才辈出。在繁星般的名家背后，应该是数量更为庞大的作者和读者群。

阿倍仲麻吕，就是被这种氛围所吸引吗？

也许吧，也许。

可以确知的是，每次遣唐使来华，都会大量搜集唐人的诗作带回日本，吟诗作赋也成为日本皇室和达官贵人的必修功课。与唐宪宗和唐穆宗同时的平安朝嵯峨天皇，甚至写出了丝毫都不逊色于唐人的诗句：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38]

何况还有雕塑、绘画、书法和乐舞。

这同样是无法历数的领域，或许只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是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样式，书法在日本和新罗也十分热门。日本的嵯峨天皇、空海法师和新罗的崔致远，都有名作传世。第二是流传到日本和天竺的唐代乐舞，深受西域文化的影响。事实上西域乐舞在长安早已压倒中华乐舞，胡旋舞和柘枝舞（柘读如这）更为上流社会所喜欢。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西域乐舞简直就是魅力无穷。

有魅力就有传播力，有传播力就有生命力。

大唐正好搭建了这样一个交流传播的平台，满足的需求是双向的，受益也是双向的。外域文化让唐人大开眼界内心丰富，唐制度和唐文化则启迪着其他民族的心智。于是，大唐便成为一艘巨大的文化航母，各国和各民族的使节、商人、僧侣和留学生从这里起飞，把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南亚、西欧和北非。

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就这样横空出世。

[32]阿倍仲麻吕也写作阿部仲麻吕，晁衡也写作朝衡。本节所述无另注者，均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王仲荦《隋唐五代史》，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33]阿倍仲麻吕的《衔命还国作》后来收录在宋代编辑的《文苑英华》里，也是《文苑英华》中唯一的外国人作品。诗的全文是：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騑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34]阿倍仲麻吕回国时，船被风吹到了安南。仲麻吕只得返回大唐，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卒于长安。同年，杜甫卒。

[35]此路线请参看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36]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五。

[37]见唐人薛用弱《集异记》。

[38]本诗是嵯峨天皇模仿张志和 《渔父词》所作，一共五首，题为《杂言渔歌》。它们及朝臣滋野贞主奉和的五首，均收入《经国集》。

命运与选择

似乎从一开始，大唐就面向了世界。

看看他们的都护府就知道——贞观十四年（640）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总章元年（668）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次年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调露元年（679）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今越南河内）。东西南北，都有都护府。

辖境则早已超出了中国版图。南边到了越南，东边到了朝鲜和韩国，北边到了蒙古国和俄罗斯，西边更是包括了哈萨克斯坦东部和东南部、吉尔吉斯斯坦全部、塔吉克斯坦东部、阿富汗大部、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东半部、乌兹别克斯坦大部。这些今天属于他国领土的地方，当时都被大唐不由分说地看作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疆域。

这，难道还不是世界性大帝国？

然而所有这些动作，都在武后称帝之前完成。从建立安西都护府到设置安南都护府，则只用了三十九年。这就充分说明，对外扩张是太宗到武后三代执政者的共同国策。一个农业民族的王朝，竟会有如此膨胀的野心，又能如此迅速地予以实现，恐怕非比寻常。其间奥秘，究竟何在？

简单地说，有三个原因。

首先，隋唐虽然是农业帝国，却不是或不完全是农业民族建立的。建立新王朝的是混血民族。杨隋和李唐的皇族和重臣身上，都流淌着游牧民族的鲜血。他们从祖上开始，就没有安于本分的习惯，攻击、侵略、开拓、进取反倒是他们的天性，只不过这一次的“草原”更加辽阔而已。

其次，农业帝国也未必就不扩张，亚述和两汉便极具扩张性。两汉的区别仅在于西汉主要向北，东汉主要向南。实际上，农业民族的逻辑是这样的：由于需要定居，所以建立国家；由于需要兴修水利、对付天灾和抵抗外敌，又必须由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帝国建立以后，疆域就成了问题。人口增加以后，土地又成了问题。无论保家卫国还是发展生产，都必定与周边国家产生摩擦，导致战争。因此，农业帝国又必然会发展为农业军事帝国，开疆辟土则成为维持生存的不二法门。

扩张势在必行。

这一点，农业帝国与游牧帝国并无两样。不同的是，游牧民族的战争诉求是财富，农业民族的则是土地。一个要动产，一个要不动产，道不同，术也相异。所以，游牧军事帝国只占领不治理，只屯兵不垦荒，往往是打下一片又丢掉另一片。是啊！天底下只有吃草的，哪有种草的呢？

农业军事帝国的政策却是屯垦戍边。前面的军队打到了哪里，后面的农民就会跟到哪里。在他们看来，扩张就像开荒，也应视为开荒，没有农业跟进的开荒是没有意义的。也因此，如果前方不宜人居，战车就会停下来。

所以，农业帝国的扩张是理性的和有度的，他们的边界就在安全线内，视土地需求的饱和而止。游牧帝国的扩张则是非理性和无限度的，他们的边界是自己的能力。或者说，他们总要打到打不动为止。也因此，他们的历史就像旋风或台风，迅速兴起，迅速消亡，只留下一片狼藉。

这样看，大唐产生征服世界的野心并不奇怪，没有这个野心反倒不太正常。别忘了，就连小小的高句丽，也知道把自己变成军事王国，趁中原内乱之机南下扩张，何况统一强大如汉、唐？所谓“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云云，是借口也是实情。只不过，汉和唐可以用这种口气说话，而且能说到做到，高句丽就不行，这又是为什么呢？[39]

文化的优劣。

请问，文化有优劣吗？

一般地说，就性质和品质而言，文化无优劣。文化就是文化。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文化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权利，也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我们不能说某种文化是优质的，另一种或另一些是劣质的。

但，品质无优劣，形势却有，态势也有。换句话说，世界上没有优质文化或劣质文化，却有优势文化，也有劣势文化。优势肯定优质，也肯定强势。劣势虽未必劣质，却肯定弱势。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成为世界性文明的是隋唐而非其他，根本原因就在这里。[40]

不过，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问题在于优势不是永远的，具有优越性也不等于一定具有世界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华文化怎样才能长期保持优势，处于弱势的其他文化又将何以自处？

东亚各国各民族，都面临选择。

突厥、回纥和吐蕃选择了坚守。他们虽然也懂汉语，识汉字，使用的公共语言却独立自主。尽管突厥文源自粟特，回纥文源自突厥，吐蕃文则以印度文字为母体，但是总归是他们自己的。同样重要的是佛教和道教始终未能进入突厥社会，回纥干脆选择了摩尼教，吐蕃则在同时引进印度和汉传佛教后创立了自己的宗教系统，并延续至今。

这不难理解。

的确，面对大唐的强势，缺乏深厚积累的他们不能不充满警觉并坚守阵地，以免被高度发达又极具传播力的汉文明吞没。然而有趣的是，同样弱势的日本和新罗，却选择了全盘汉化的文化战略，不惜在日文和韩文创造之前大量直接使用汉字，唯恐不能与中华文明有着共通的文化标识。他们也争相引进汉传佛教，与突厥、回纥和吐蕃正好相反。

选择决定命运。总想与隋唐保持距离的突厥和回纥在历史舞台上功成身退，与中华若即若离的吐蕃以特色鲜明的姿态融入了民族大家庭，全盘汉化的日本和新罗则最终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蓦然回首，真让人感慨万千。[41]

大唐同样面临选择。

没错，公元7世纪的大唐有着令人羡慕的文化优势。两千年前开创的古老文明，在经历了四百年的磨难后，又被五胡和鲜卑注入新鲜血液，从而兼具了农业民族的沉稳和游牧民族的血性，比当年的两汉更加优质和强势。这时，他们就算关起门来孤芳自赏，冲出国境耀武扬威，或者居高临下地目空一切，恐怕也没有太多人好意思批评。

大唐却选择了开放和包容。

开放是对外而言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想要什么就给什么。包容是对内而言的。任何外来文化都能为我所用，国民则完全可以各取所需。没有限制，没有区别，没有条条框框，没有清规戒律，只有博大胸怀。

这是自信的表现。

历史学家已经发现，一个王朝和国家，越是政权不稳统治动摇，就越是对内拼命钳制，对外顽固排斥。相反，如果相信自己的政权稳如泰山，自己的文化浩如沧海，那就会打开所有的门窗，对外来文化一视同仁地照单全收。[42]

不能不钦佩唐人。他们有优势，也有优越性，却没有优越感，反倒对外来文化表现出好奇心，对其他民族表现出平常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仗势欺人。因为他们相信，任何文化都不能颠覆我们的传统，只能成为自己的养分；他们也相信，文明不是私有财产，它属于天下人。

这才真叫大国风度。

现在可以作一个总结了：农业帝国原本就有扩张性，隋唐又是混血王朝，更兼挟中华文化之优势，以开放的姿态和兼容的心态面对现实，这就是他们创造出世界性文明的三大原因。与拜占庭、阿拉伯并为三大帝国，也就不足为奇。

那么，三大帝国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禅宗兴起》

[39]必须指出，中华的扩张并非没有止境。从中唐开始，中华帝国就在总体上变得收缩内敛，开拓进取不再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这个话题却只能留待将来。

[40]文化没有优质和劣质之分，却有优势和劣势之别，是邓晓芒先生的观点，请参看邓晓芒《西方哲学的特点——与中国对比》。

[41]关于突厥、回纥、吐蕃、日本、新罗的选择和命运，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

[42]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北周静帝让位于隋王杨坚，北周亡。杨坚称帝，是为文帝，国号隋。杨坚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封次子杨广为晋王，任并州主管，年十三岁。

582年（开皇二年），南朝陈宣帝卒，子陈叔宝继位。

583年（开皇三年），废九品中正制，东西突厥分裂。

584年（开皇四年），凿广通渠，引渭水至潼关。

588年（开皇八年），隋师伐陈，以杨广为行军元帅。

589年（开皇九年），陈亡，隋统一中国。

591年（开皇十一年），吐谷浑称臣。

592年（开皇十二年），日本推古女皇继位。

600年（开皇二十年），废太子杨勇，立杨广。

603年（仁寿三年），西突厥尽有东突厥之地。

604年（仁寿四年）七月十三日，隋文帝杨坚卒于仁寿宫，享年六十四岁，在位二十四年。二十一日，皇太子杨广继位，是为隋炀帝。是日，杀故太子杨勇。十月十六日，葬文帝。十一月三日，亲至洛阳勘测地形，定洛阳为东都。十一月二十日，陈叔宝卒，谥为炀。

605年（隋炀帝大业元年），开通济渠，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达于淮。开邗沟入江。八月，隋炀帝到江都。

607年（大业三年），日本大使小野妹子到中国。

608年（大业四年），正月，开永济渠，南建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

610年（大业六年），三月，隋炀帝再至江都。十二月，开江南河，自京口（今镇江市）至余杭（今杭州市）。

612年（大业八年），第一次征辽东。

613年（大业九年），第二次征辽东。

616年（大业十二年），隋炀帝三至江都，同时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

617年（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起兵太原。十一月，攻克长安，立杨侑为皇帝，尊杨广为太上皇。

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享年五十岁，在位十五年。五月，李渊称帝于长安，国号唐，唐王朝建立。

619年（武德二年）正月，定租庸调法。

621年（武德四年），李世民战洛阳，活捉窦建德，逼降王世充，六月在长安举行入城式。

622年（武德五年），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伊斯兰教。

626年（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事变。

629年（唐太宗贞观三年），玄奘赴印度取经。

630年（贞观四年），唐破东突厥，唐太宗被各民族酋长尊为天可汗。穆罕默德建立阿拉伯帝国，中国人称为大食。

632年（贞观六年），穆罕默德逝世。

635年（贞观九年），唐军攻陷吐谷浑国都，吐谷浑成为大唐羁縻之下的傀儡国家。景教传入中国。阿拉伯军团攻陷东罗马帝国大马士革。

637年（贞观十一年）或638年（贞观十二年），吐蕃大败吐谷浑。

639年（贞观十三年），唐太宗出兵西域征讨高昌。

640年（贞观十四年），高昌王麴文泰卒，子智盛继位，败于唐。唐建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故城。

641年（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进藏。

644年（贞观十八年），唐灭焉耆国。

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回到长安。

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灭龟兹国。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卒，享年五十一岁，在位二十四年。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阿拉伯军团灭波斯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使节至长安，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

657年（显庆二年），唐军击溃西突厥。

660年（显庆五年），唐高宗病休，武则天执政。新罗联合大唐灭百济。

668年（乾封三年，总章元年），唐灭高句丽，尽有其地，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

670年（咸亨元年），吐蕃大举攻唐，安西四镇被废。

672年（咸亨三年），吐蕃再攻吐谷浑，吐谷浑亡。

679年（调露元年），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越南河内）。

690年（武则天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国号周。

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武则天卒，大唐复国。

713年（唐玄宗开元元年），渤海王建国。

742年（天宝元年），西突厥彻底灭亡。

755年（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起。

763年 （唐代宗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占领长安，国力鼎盛。

783年（唐德宗建中四年），唐蕃在清水缔结盟约。

788年（贞元四年），回纥行文大唐，宣布改称回鹘。此后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至唐宪宗元和十六年（795－821）为回鹘汗国全盛时期。

821年和822年（唐穆宗长庆元年、二年），唐蕃在长安和拉萨缔结盟约。

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回鹘汗国灭亡。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4

禅宗兴起

易中天_[著]

目录

扉页

第一章 拜占庭

摇晃的帝国

基督让人为难

流放教皇

上帝的愤怒

给野蛮人加冕

第二章 阿拉伯

半岛

先知

伊斯兰

帝国

告别巴格达

第三章 禅

真经与净土

禅宗故事

六祖惠能

立地成佛

否定之否定

第四章 佛教中国化

法难与自救

人间佛法

时代精神

通往自由之路

改变中国

第五章 大洗牌

搅局

地中海

走向世界

王权与教权

错失良机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第一章

拜占庭

摇晃的帝国

公元610年堪称非比寻常。就在这一年，再赴江都的隋炀帝开通了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省镇江市）至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全长八百里。与此同时，伊斯兰教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Muhammad）得到了天启，而一位名叫希拉克略（Heraclius）的人则成为拜占庭（Byzantium）的皇帝。

新的历史就这样开启了。

此后的世界，便是拜占庭、阿拉伯和隋唐帝国叱咤风云的舞台。当然，三大帝国命运各异。一个半世纪后，大唐达到鼎盛然后衰退，阿拉伯扩张至极面临分裂，拜占庭则跌入低谷准备复兴。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创造了影响世界的文明，而且这文明还都与宗教有关。

不妨先看拜占庭。

拜占庭又称东罗马帝国。不过，东罗马也好，拜占庭也罢，都是后人的说法。正如东晋人从来不说自己是东晋，拜占庭人也从来就认为自己是罗马。他们的国家依然叫做罗马帝国，他们的元首也依然叫做罗马皇帝，尽管帝国的首都早就不在罗马，罗马城也衰颓得不像样子。

实际上在受过古典教育的人眼里，新帝国就像一个破落户私生的混血儿和败家子，不但丢失了祖传的罗马城，还说着拙劣的希腊语，以一种来历不明的宗教为国教。这种宗教的成熟和传播虽然是在古罗马，它的创立者耶稣基督却是犹太人，其教义更是与罗马文明的传统八竿子打不着。[1]

这样的国家，怎么也好意思叫做罗马？

然而拜占庭人却不这么看。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强大帝国的臣民，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即小亚细亚）、埃及和叙利亚以及整个多瑙河以南东欧的主人，他们跟长安城里的中国人一样认为自己是居住在文明世界的中心，只不过这中心在他们那里叫做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像章。约铸于公元324-326年，金制，直径3.6厘米。

君士坦丁堡是在公元330年5月11日成为罗马帝国之首都的，之前的它则是博斯普鲁斯海峡（Strait of Bosporus）西岸的希腊要塞，叫拜占庭。谁都没想到的是，拜占庭虽然由于成为新首都而被改了名字，它的原名却被后人用来称呼迁都之后的新帝国，看来历史确实喜欢开玩笑。

把拜占庭变成帝国新都的，当然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大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 the Great）。他迁都拜占庭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要实现“新首都，新帝国，新宗教”的政治主张和理想。这个新宗教就是信仰唯一之神的基督教，因此帝国政府必须远离众神喧嚣又破败不堪的老罗马城。

于是，皇帝陛下不辞劳苦地亲自跑马圈地。看着那些疲惫不堪的随从，君士坦丁庄严宣布：在我前面引路的是不可见的神灵——上帝。当然，为了证明信仰的虔诚，新首都的城市中央建起了圣索菲亚（St. Sophia）大教堂，奥古斯都广场上皇帝雕像的手中也既拿着地球仪，又拿着十字架——前者象征着征服世界，后者象征着追随基督。

拜占庭式建筑典范，因其巨大的圆顶而闻名。公元537年竣工，设计师是物理学家米利都的伊西多尔和数学家特拉勒斯的安提莫斯。公元1453年6月，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入君士坦丁堡后，在教堂周围建了四座高大的尖塔。

君士坦丁的这种宗教热情显然需要解释。因此，作为依靠军队拥戴和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的皇帝，他声称自己在进军的途中亲眼看见太阳里出现了十字架形的光芒。受这一神迹的启示，此公便将罗马军旗的图案改成了十字架。据他自己和历史学家们说，从此君士坦丁战无不胜。

呵呵，上帝与他同在。

可惜这种说法越是神乎其神就越是形迹可疑，君士坦丁的信仰确实值得商榷。事实上，他虽然大力扶植基督教，却又宽容地保护异教徒，尤其是大权在握之后。他甚至一再推迟履行入教的手续，直到临终之前才接受了洗礼。

显然，君士坦丁是基督徒，更是政治家。在他那里，帝国的统一和政权的稳固才是第一位的。因此，当基督教各派为教义争得面红耳赤时，君士坦丁却超然物外，甚至将教士们视为命根子的神学理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当然也不会为了基督教去打击多神教。别忘了，拜占庭的新名字是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之城），不是上帝之城或基督之城。

实际上君士坦丁推崇基督教，看重的不是教义，而是它主张一神崇拜。这种单纯的性质正是大一统帝国需要的。这就正如汉帝国独尊儒术并非多么喜欢儒学，只不过儒家学说更适合成为统一帝国的统一思想。

君士坦丁是古罗马的汉武帝。

不能说君士坦丁的选择没有道理。事实上，异教徒们很快就发现了基督教的过人之处：崇高的精神、纯净的心灵和严谨的组织，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仰。基督徒的行为举止也令人尊敬。他们扶贫济困，宽恕敌人，勇于殉道，尊重妇女并唾弃背叛。所有这些，都来自他们唯一之主的教导。

相反，古罗马的宗教则显得不堪，如果那也能够叫做宗教的话。要知道，它可是连一个合适的名字都没有，更不要说神学教义、道德规范和组织机构。那些名目繁多的神每个都来历不明，而且不乏通奸乱伦和弑父杀子诸多罪行，根本就不足以成为帝国臣民的道德楷模。

这时不管换了谁，也会选择基督教。

可惜，君士坦丁的上帝并没能保佑他的帝国。基督教被定为国教不过三年，罗马就分裂为东西两半，西边那半也在大部分臣民皈依基督之后不久便轰然倒塌。就连东边的君士坦丁堡最终也未能幸免。它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并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Istanbul），意思是伊斯兰之城。

据意大利制图者克里斯托弗·保德尔门特1420年制作的羊皮纸墨水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特征均清晰可见：护城河、双层城墙、大广场，还有皇家记功柱、圣索菲亚大教堂，堪称最早的君士坦丁堡实用地图。

这可真让人哭笑不得。

当然，东罗马帝国灭亡要到公元1453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景泰四年。但在公元610年，希拉克略接手的却无疑是一个烂摊子：国库空空如也，军队士气低落，敌人则从四面八方将帝国团团围定，包括北方的日耳曼蛮族，以及来自中亚的好战民族阿瓦尔人（the Avars）和波斯人。

波斯人是罗马帝国的老对手和死对头，尤其是在萨珊王朝（Sassanid Dynasty）取代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后。他们不但频频发动战争，在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方面也大唱对台戏。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徒时，萨珊王朝大批收容他们；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后，波斯人又支持其异端。被中国人称为景教的那个派别，就是在萨珊波斯形成的。

毫无疑问，波斯人对基督教并没有兴趣，他们信仰的是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因此，收容基督徒和支持其异端，都不妨碍他们在公元614年的5月蜂拥而入圣城耶路撒冷，将基督教的古迹夷为平地。更过分的是，这些异教徒还撬走了教堂中耶稣受难的真十字架，并把它作为战利品连同俘虏一起运往波斯首都泰西封（Ctesiphon）。

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波斯人并没有就此收手。在横扫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后，他们又让东罗马人的埃及总督举手投降。能够为帝国提供四分之一收入的宝地无可奈何地落入敌手，再也没有一粒粮食从亚历山大港运往君士坦丁堡，希拉克略也不得不中止了对市民免费的面包供应。

公元620年，咄咄逼人的波斯军队前进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对岸，与君士坦丁堡隔水相望。这条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通道是那样地狭窄，以至于拜占庭皇帝一眼就能看见敌营中闪烁的火光，甚至能想象出他们的饮酒狂欢。

兵临城下国难当头，被逼入死角的希拉克略不能不把自己变成罗马帝国的防卫者。实际上，当他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皇位时，也就把臣民的厚望放在了肩头。如果不能让摇晃的帝国重新站立，他的下场不会好过前任。

那么，上帝会保佑他吗？

[1]比如在著有《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爱德华·吉本眼里，拜占庭就像一个落魄的希腊与罗马的杂种儿，整个中世纪也是黑暗和野蛮的时代。请参看（美国）沃伦·特里高德《拜占庭简史》。本章所述除参考该书外，亦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第七册，（英国）拜尼斯《拜占庭：东罗马文明概论》，陈志强《拜占庭帝国通史》，游斌《基督教史纲》，王美秀等《基督教史》，刘新利《基督教历史十二讲》，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基督让人为难

拯救帝国，对希拉克略来说并不容易。

希拉克略原本是亚美尼亚人（Armenians），父亲则是东罗马帝国的非洲总督，也叫希拉克略。当时，非洲总督权力极大，在任皇帝则被认为很不称职。那个依靠政变上台的家伙根本无法对付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帝国需要强者，人民需要领袖。因此，当希拉克略的舰队在秋高气爽之日来到君士坦丁堡准备夺权时，城内城外竟是一片欢腾。

躲进教堂的老皇帝则被两个元老院议员捆绑起来。他毫无悬念地被罢黜，并处以极刑，还被株连九族。临刑前，这个倒霉鬼用充满怨恨的目光看着新皇帝希拉克略，然后鼓起勇气不无嘲讽地对他说：你会更好！

希拉克略记住了这句话。

拜占庭索利多金币，直径20毫米，重4.45克。正面是希拉克略一世及长子希拉克略·君士坦丁、次子希拉克罗纳斯戴王冠的站像。背面有十字架及基督符。英勇的希拉克略一世35岁时即位。

事实上，接过权杖的希拉克略一直都很努力。他即位之后就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全面改革，调整政府机构，整顿财政系统，加强军事建设，甚至亲自出面与阿瓦尔人谈判，带兵跟波斯人作战，结果却是仅仅幸免于被俘。看来，脆弱的帝国已是积重难返，希拉克略必须借助更为强大的力量。

他想到了宗教。

跟君士坦丁相信十字军旗战无不胜一样，希拉克略也认为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当年，从迦太基（Carthage）起航前往君士坦丁堡时，这位年轻的将领就把一幅圣母玛利亚的画像钉在了自己的船桅上。现在，他当然也坚信上帝、基督和圣母绝不会让异教徒长期占领圣城和大主教的驻节地，无论这些异族是波斯人、阿瓦尔人还是斯拉夫人。

因此，在完善制度和积蓄力量的同时，希拉克略也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循循善诱地告诉臣民们，帝国将要进行的是一场信仰的保卫战。神圣的上帝之剑将刺向邪恶的魔鬼心脏，沦陷区的基督教兄弟则将得到解放。

希拉克略的这一说法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打开库门慷慨解囊，甚至允许帝国政府借用教堂的金银盘子来铸造硬币。这位大主教还请人在城门上画了基督和圣母的像，以至于在后来的危难关头，不少虔诚的信徒亲眼看见圣母本人出现在城墙上，而且就在自己身旁。

于是，公元622年，希拉克略率领他的军队在大主教的祝福下开始了远征。此后漫长而艰难的战斗毋庸赘述，那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情。总之最后的结果，是拜占庭的大军在公元627年的年底兵临泰西封城下，并于次年4月3日与波斯人签订了条约，战争以希拉克略的全胜宣告结束。

这是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前一年的事。

两年后，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公元630年（贞观四年），波斯人掠去的真十字架被送回耶路撒冷。这件圣物是由希拉克略赤着脚扛进圣城的，由此证明了上帝是如何宠爱他赤诚的仆民。至于留给波斯人的，则是此起彼伏的内乱和无政府状态，以及最终被阿拉伯人灭亡的命运。

十字架本是用来处死战俘、罪犯的刑具。基督教传说中耶稣遭陷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从此，十字架成为基督教徒信仰的标志。不同的基督教派系，使用的十字架也不尽相同，据说有三百种之多。

异教徒们安静了，基督教的世界却喧嚣不已。

事实上就在希拉克略为帝国的存亡殚精竭虑时，基督教各派别也一刻都没有停止他们的口水战。争论的焦点在于耶稣基督的性质，争论的原因也很简单：基督是上帝之子，又是圣母玛利亚生的。那么，基督到底是人还是神？或者既是人也是神？他的本性又是什么？神性？人性？是只有神性或只有人性，还是既有完整的人性，又有完整的神性？

基督真是让人为难。

这并不奇怪。因为无形的上帝使凡人受孕，生下可以复活的耶稣，本身就很荒谬。然而正因为荒谬，才需要信仰也只能信仰。这是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us）的基本观点。他的话，道破了信仰的秘密和宗教的天机。

没错，如果想得清楚，那又何必信仰？

实际上，如果说宗教也是一种思考，那么，它思考的也只是宇宙的终极问题，而终极问题是不可思考的，或者说是想不出答案的。答案只在信仰之中。作为答案的上帝，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信仰的直白。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也只作为信仰而存在，无须证明也不能证明。

难怪有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也因此，聪明的做法是放弃争论，虔诚信仰。

但是这很难。事实上，理性地意识到荒谬需要信仰或信仰必定荒谬，是只有德尔图良这样的人才能达到的境界，也是了不起的境界。对于一般信众而言，如果不想迷迷糊糊地相信（迷信），就必须把上述问题都搞清楚。教会也有责任给广大信众一个交代，否则就是失职。

教会给出了解释，而且这解释正是德尔图良在公元3世纪提出的，叫“三位一体”（Trinity）。这种学说认为，作为无须证明的宇宙本体，上帝只有一个，却又包含着三个同等的位格（Person），即智慧生命的存在显现。第一个位格是造物主，即圣父；第二个是道成肉身的救世主，即圣子；第三个是永远存在于基督徒心灵中的指导思想，即圣灵。

“三位一体”论主张：圣父、圣子、圣灵为同一本体、三个不同的位格。通俗地说：仅有独一的天主；圣天父完全是天主，圣子完全是天主，圣灵完全是天主；圣天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天父。

圣父、圣子、圣灵，虽然是三个位格，本体却只有上帝一个。一个本体，三个位格，就叫“三位一体”。不过，这样的教义不能靠思考去理解，只能靠信仰来接受。德尔图良甚至说，让柏拉图和辩证法什么的见鬼去吧！我们要做和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除此之外，别无所信！

这当然是真正的信仰，可惜偏偏有人叫板。利比亚的主教阿里乌（Arius，又译阿利乌）就跳出来说，不管上帝有几个位格，反正基督是人不是神。因为既然上帝唯一，如果又说基督是神，那就成了多神教。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这样一来，基督的性质便又一下子成了问题。如果基督是人，那么他也有神性吗？如果没有，请问凭什么成为救世主？如果有，他的人性和神性又是什么关系？

正统教义的说法是：一个位格，两个全性。

也就是说，基督只有圣子这一个位格，却有人和神两个完全的本性，也有完全的人格和完全的神格。他的神格与圣父同体，人格则与世人相同，但没有原罪。因此，基督作为圣父的独生子，是二性的，也是一位的。

一性派（Monophysitism）却不同意。他们认为，既然是本性，那就只能有一种。基督虽然是人，但他的人性已经完全地融入了神性。因此从本质上说，基督只有一个本性，这就是神性。只有人性或兼有二性的说法是不通的。

这可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一个基督，各自表述”。反正大家都是基督徒，也都是罗马人。爱国不分先后，信教不分派别，岂不天下太平？

可惜都不干。

不干也有道理。作为主教和神学家，当然希望自己的主张能够占上风。作为帝国，既然为了统一臣民的思想而选择了基督教，又岂能容忍他们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罗马皇帝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他们也管了。只不过，君士坦丁的做法比较粗鲁和野蛮。他在主教会议上强迫阿里乌派接受正统观念，否则就逮捕法办。希拉克略则想两面讨好。他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基督虽然有人和神两种本性，却只有一个意志，这就叫“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ism）。

那么，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争论的双方都对这种说法不满，以至于希拉克略派到亚历山大城的新主教也不得不动粗。血腥的镇压当然不可能换来衷心的拥护。到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Ⅱ）执政的时代，更加无法遏制的冲突和悲剧终于酿成。

流放教皇

君士坦斯比希拉克略更难。

新皇帝是在文成公主进藏那年（公元641年，大唐贞观十五年）开始执政的。这时，帝国的领土早在阿拉伯人的铁蹄下一片片沦丧。从波斯人那里收复失地仅仅六年，忠于安拉的穆斯林军队就杀声震天地冲了过来。耶路撒冷和叙利亚相继沦陷，被俘的帝国长官甚至还被缝进了死骆驼中。

阿拉伯人的迅速崛起是下一章要讲的事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没有让人左右为难的基督。作为严格的一神教，伊斯兰明确宣称先知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唯一的神是安拉，穆罕默德只是安拉的使者。因此，穆斯林并不会去争论先知究竟有两种本性还是只有一种。也因此，他们可以一心一意秉承安拉的意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希拉克略却只能徒呼奈何地听任教士们唇枪舌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国土次第沦入敌手。他去世后九个月，亚历山大城也向穆斯林军队举起了降旗。那可是拜占庭最富庶的商业中心，希腊文化的重镇和基督教世界的首府啊！

帝国到了这步田地，教士们却还在那里不识大体地喋喋不休，这实在让皇帝陛下寒心和恼怒。公元648年，已经即位七年的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禁止再讨论基督的本性和意志问题，违者将受到体罚、监禁甚至流放。

君士坦斯的这一决定多半是想釜底抽薪，没想到实际效果却是火上浇油。诏令发布第二年，罗马教省和西部地区就反了，而且带头人就是教皇马丁一世（Martin Ⅰ）。

这当然很严重。

我们知道，基督教是有着严密组织机构的。他们的教务行政区叫教区，大的教区叫教省。教区的主管叫主教，教省的叫大主教，首都或大都会的叫都主教，最高级别的叫宗主教（Patriarch，东正教称为牧首）。所谓教皇，其实就是罗马城主教、罗马教省都主教和西部地区宗主教。

罗马主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主教，却因为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Valentinianus Ⅲ）的一纸文书而得以自封为教会最高首脑，以后又被西方教会逐渐接受为普世最高主教，因此称为Papa（父亲），汉译教皇。[2]

不过，当时的罗马教皇虽然由选举产生，依照惯例却仍然需要罗马皇帝认可，哪怕这罗马其实是拜占庭。然而在公元649年，也就是君士坦斯发布诏令的第二年，罗马城的神职人员公然罔顾东罗马皇帝的权威，自说自话地就让马丁接手了去世教皇的职务，并开始行使职权。

马丁也当仁不让，三个月后便召开了主教会议。105名来自意大利、西西里和非洲的主教齐聚一堂，共同声讨并谴责一性派和一志论。马丁让人把会议情形画成了壁画，还给君士坦斯写了一封公开信。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将决议呈送皇帝陛下御览，并同时将其副本传遍全国。

拜占庭索利多金币，直径20毫米，厚1毫米，重4.37克。正面为君士坦斯二世像。这位流放了教皇的拜占庭皇帝，数年后又下令处死同胞兄弟狄奥多西，就此众叛亲离。君士坦斯被暗杀后，他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即位。

显然，这无异于挑衅，甚至摊牌。

这时的君士坦斯还不到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因此尽管马丁在信中表达了对帝国元首的忠诚，年轻的陛下仍然怒不可遏。在经历了一系列噩梦般的折腾后，躺在病床上的教皇还是被蛮不讲理的武夫们押解到君士坦丁堡，并在单独监禁三个月后被送上了帝国法庭的被告席。

罪名却是叛国。

教皇坦然地面对审判。他甚至建议证人们在出庭时不必宣誓说真话，这样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信口开河。他也赞扬了操办此事的人。他们是那样地敬业和专业，以至于每个程序都中规中矩，显然经过了认真和有效的排练。

走完法定程序之后，教皇被带到宫中的庭院，剥去法衣接受鞭挞。年轻的皇帝在阳台上观看了全过程，然后将死刑判决改为流放。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那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的9月，前教皇死在了黑海以北的克里米亚（Crimea），那地方对于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来说真可谓地老天荒。

马丁在流放地只存活了两年，他当然没有看到君士坦斯最后的下场。此君在高句丽灭亡那年（668）被臣属谋杀在浴室里，距离他流放马丁是十五年。

但，作为背上叛国罪名的殉道者，马丁却看到了世态的炎凉。他的职位很快就被拜占庭皇帝可以接受的人继承，原先跟他并肩作战的主教们也不再关心他的痛痒，仿佛他早已在地球上消失。据马丁自己在临终前说，那些人把他遗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根本就不想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孤独的马丁只好孤独地死去。

很难谴责主教们的冷漠无情。毕竟，马丁可以赴死，教会却要存活。这就不能跟君士坦丁堡弄得太僵，同时又必须保持罗马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样的平衡木并不好走。

因此，当君士坦斯决意置马丁于死地，甚至不惜诬陷他勾结阿拉伯人时，罗马教会便不得不做出让步。这不仅因为他们在名义上还是拜占庭帝国的臣民，也因为基督教世界已经四分五裂，东方教会并不跟他们同心同德。

事实上，当时的宗主教有五个，排名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Antioch）和耶路撒冷，后面四个宗主教的辖区都在东方——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尽管东方四大教区之间也有意见分歧，但在文化传统等方面与西方更有隔阂，这不能不让罗马感到压力。[3]

与君士坦丁堡，矛盾就更多。

其实，自从迁都以后，罗马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就一直非常微妙，而且这种微妙跟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不同。洛阳只是陪都，罗马却是废都。这个曾经的世界中心已经由百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沦落为只有几万人的小城，而且饱受摧残和蹂躏。它那往日的辉煌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中，只剩下无数的冤魂在暗夜呻吟，在天空徘徊。

幸亏还有教会。

的确，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城的威望、秩序甚至市民的生存，都只能靠教会来维持。教皇实际上承担了罗马皇帝的责任，远在天边的皇帝则既派不出一兵一卒，又掏不出一分一厘。那么请问，他又凭什么对罗马指手画脚？

显然，曾经的文明中心罗马虽然自知再也无法成为帝国的政治首都，却不能不力保宗教首都的地位。而且在罗马主教看来，他们作为耶稣大弟子圣彼得的继承人，原本就应该享有这样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4]

相反，东部教会则始终处于拜占庭皇帝的控制之下。这些君主原本是俗人，却居然主持召开宗教会议，任命主教和惩罚教士。如此将教俗两界的权力集于一身，本身就让人无法容忍。如果他还要自命为上帝的代言人，让君士坦丁堡取代罗马的地位，那就更不能接受。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也是罗马的底线。[5]

罗马必须说不，也有资格说不。

也许，这就是马丁要惹是生非的原因。换句话说，罗马教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地感到，绝不能把对教义的解释权让渡给拜占庭皇帝，更必须用三位一体的正统观念来统一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和信仰，非如此不能捍卫教会的、同时也是上帝的权威和尊严。

因此，尽管这一次罗马教会在人事上做了让步，但教权与皇权之争不会停止，西部和东部则终有一别。也因此，当拜占庭皇帝再一次粗暴干预宗教事务，试图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人时，新的风暴就会掀起。

[2]公元445年，罗马主教利奥一世（LeoⅠ）由于在“上帝之鞭”阿提拉手中拯救了罗马城，因此让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发布了授予罗马主教特权的诏令，历史上一般以此作为教皇之始。

[3]以上排名根据《第四次拉特兰会议决议》，请参看刘新利《基督教历史十二讲》。但也有人认为阿提拉排名第二，亚历山大里亚排名第三，请参看王美秀等《基督教史》。

[4]罗马教皇居五大宗主教之首，一个重要的理由就在于他们是圣彼得的传人，而圣彼得则在十二使徒中排名第一。

[5]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上帝的愤怒

公元726年，也就是唐玄宗的开元十四年，一座火山在爱琴海底爆发。灼热的岩浆喷涌而出，海面上掀起了滔天的巨浪，火山灰遮蔽着整个天空，仿佛末日已经来临。

几乎所有人都惊呆了。

正如传统社会的中国人会把这种现象视为天谴，本次火山爆发也被拜占庭人看作了上帝的愤怒，皇帝陛下对此更是坚信不疑。因此，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了。

此时的皇帝是利奥三世（Leo Ⅲ）。这个叙利亚出生的退伍军人在公元717年的3月登上皇位，接手之时帝国的山河正如百年之前一样破碎。而且在他即位后不久，阿拉伯的海军和陆军就对君士坦丁堡发起了进攻。两路军队从东部穿越了小亚细亚，爱琴海上的一支舰队也来势汹汹。

利奥三世沉着应战。他聪明地与保加利亚人结成了联合阵线，那些来到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也显然更愿意与拜占庭人结盟，而非与阿拉伯人为邻。皇帝还向上天求助。他用十字架拍打着海面，请求上帝保佑它忠诚的仆民。

终于，在718年的夏天，无心恋战的阿拉伯人沮丧地撤出了战场，利奥三世却没有感到欣喜。因为当他一片片收复失地时，看到的竟是满目疮痍。过去那些繁华的都市现在遍布贫民窟，美轮美奂的建筑物则统统变成了残垣断壁，阿拉伯人已经成功地让拜占庭帝国遍体鳞伤。

皇帝陛下悲愤满腔。

现在看来，利奥三世应该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喜欢思考问题的人。他很可能反思了帝国这数百年的历史，探讨了民族多灾多难的原因。答案也很简单：一定是拜占庭人做了什么错事，从而引起了上帝的愤怒。

问题在于错在哪里。

火山爆发给了他启示。事实上，在他进行君士坦丁堡保卫战的718年，爱琴海也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灾难，结果是双方军队都损失惨重，阿拉伯人的舰船也大部分被烧光。但是现在阿拉伯人已经撤退了，上帝却还要表示愤怒，而且只惩罚拜占庭人，那就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就要弄清楚阿拉伯人与拜占庭人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在信仰的坚定性和纯粹性。

众所周知，阿拉伯人跟拜占庭人以及犹太人一样，信仰的都是一神教。一神教的特点是只崇拜唯一的神，而且无论这神是被叫做上帝（God）、安拉（Allāh）或雅赫维（Yahveh），都是没有形象的。唯其无形，才无限，也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能够“无中生有”地创造一切。

因此，犹太、基督和伊斯兰这三大一神教，都反对偶像崇拜。伊斯兰教甚至认为多神崇拜和偶像崇拜是最恶劣和最不可饶恕的罪恶，违者是一定要罚入火狱的。穆斯林也严格地遵守了这一规定。他们在占领了拜占庭的行省后，便立即重新铸造硬币，以便抹去上面的雕像。

拜占庭人就差多了。

与早期基督徒遵循着犹太人的足迹，严格遵守禁止偶像崇拜的摩西律法不同，拜占庭人在公元6世纪开始对圣像崇拜习以为常。许多虔诚的教徒在基督、圣母和圣徒的形象面前祈祷，教堂中也布满了偶像。这些教徒中当然也包括拜占庭皇帝，帝国的防卫者希拉克略就是其中之一。

既然圣徒都受到崇拜，天使当然更不例外，罗马教会甚至为战胜了撒旦的大天使长米迦勒（Michael）修建了一座教堂。大天使长加百利（Gabriel）也备受欢迎，因为他曾经向圣母玛利亚报告了由圣灵怀胎的福音。

在如此之多的形象面前顶礼膜拜，实在难免偶像崇拜甚至多神崇拜的嫌疑，也饱受穆斯林和犹太人的诟病。在后者的眼里，这种行为已经跟异教徒没有两样，拜占庭的一落千丈和国势日颓也可以说是自作自受。

利奥三世认为，问题显然就出在这里。也就是说，正是对偶像的崇拜引起了上帝的愤怒，而要想彻底拯救帝国就必须痛改前非。这是爱国爱教者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一场运动也就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

这就是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

运动是雷厉风行的。基督、圣母、圣徒和天使的画像和塑像从教堂和公共场所拆除，而代之以十字架、花朵、鸟类等官方认可的图案。这种替换是如此迅速而彻底，以至于有人尖刻地说：我们的教堂现在成了水果店和鸟笼子。

皇帝陛下非常满意，却没想到此举不但未能平息上帝的愤怒，反倒燃起了臣民的怒火。他们指出，圣像的存在有利于凝聚信徒的宗教情感，光秃秃的墙面则实在无法让人打起精神。何况拜占庭人普遍认为，请已故的圣徒“代祷”比自己祈祷更为有效，圣像破坏运动却使这不再成为可能。

据创作于6世纪的耶稣与圣麦纳斯画像。原作为木版蛋彩画像，长宽均为57厘米，现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

利奥三世已经犯了众怒。

愤怒席卷了希腊半岛和意大利，尤其是在利奥三世试图加倍征收财产税以后。某些地方的军队甚至发生兵变，只是由于教皇格列高利二世（Gregorius Ⅱ）的劝阻，他们才停止了另立皇帝和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动作。

然而罗马教会的态度却很鲜明。格列高利二世正本清源地说：向圣像行礼不是崇拜而是致敬，皇帝的说法完全是混淆是非。而且，为了捍卫罗马对宗教事务的领导权，这位教皇毫不客气地宣布圣像破坏运动是异端（heresy）。

判定为异端是基督教内部斗争的杀手锏。在这种斗争中，对付持不同意见者最便当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宣布对方是异端。前面说过的阿里乌派、一性论和一志论就享受过这种待遇，现在轮到利奥三世主导的运动。

呵呵，罗马教会也当仁不让。

利奥三世的答复，则是在公元733年派了一支舰队前往意大利，很可能是要像君士坦斯对待马丁那样对付教皇。这时的教皇已经是格列高利三世（Gregorius Ⅲ）。此君比他的前任更加强硬，竟在两年前召开会议，宣布将赞成圣像破坏运动的人开除教籍，并停止向拜占庭国库缴纳贡金。

皇帝陛下当然不能容忍。尽管他派出的舰队在亚得里亚海的风暴中沉没了，他的固执却变本加厉。作为报复，他宣布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划出罗马教区，将这些地区的教廷司法权移交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他还没收了教皇在西西里的地产，看来皇帝的愤怒也不可等闲视之。

公元741年，利奥三世死于水肿病。在反对派看来，恐怕这才体现了上帝的愤怒。何况此前在君士坦丁堡还发生了地震，尽管同年拜占庭也击退了阿拉伯人的进攻。

这笔账，也许永远都算不清。

圣像破坏运动却仍在继续。公元754年，利奥三世的继承人君士坦丁五世（Constantine Ⅴ）召开会议，宣布圣像崇拜就是偶像崇拜，皇帝有权干预教会。会后，许多修道院被迫关闭或者变成兵营，大批教士被迫还俗，大量教产也被收归国有。愤怒的罗马教皇则针锋相对地宣布，给予拜占庭皇帝及其追随者以“绝罚”处分。依照教规，受到绝罚处分的教徒将被教众孤立，而且死后不能进入天堂。

皇帝当然不会被吓倒，案子却翻了过来。两个支持圣像的女人——女皇艾琳（Irene）和皇太后狄奥多拉（Theodora）让利奥三世的所有努力都打了水漂。后者甚至在843年让东部教会做出决定，将反对圣像崇拜的人开除教籍。[6]

但这已是利奥三世去世以后太多年份的事，彻底失望的教皇也早就开始谋求他人的支持。为此，他不惜把王冠戴在了蛮族的头上，从而翻开了欧洲历史新的一页。

[6]公元787年，宗教会议下令恢复圣像，宣布教徒敬拜的只是圣像代表的神。815年，宗教会议又对圣像和偶像做了明确区分，并要求将圣像挂在信众无法够得着的地方。

给野蛮人加冕

教皇联合的蛮族是法兰克人（Frank）。

法兰克是日耳曼人（Germans）的一支，而日耳曼人就是古罗马帝国的“五胡”，只不过他们建立的国家年头都超过了我们的十六国，西哥特王国的时间甚至比北魏还长。但日耳曼王国中最为兴旺发达的，还是法兰克。[7]

这个王国的故事，我们在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中已经说过。他们的成功得益于三件事，这就是建立采邑制，皈依基督教，实现罗马化。结果，法兰克变成了超级封建大王国，并成为抵挡伊斯兰渗入欧洲的屏障。

罗马教皇却显得弱势。

事实上，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可怜的罗马就几乎成了一座孤城。由于君士坦丁堡鞭长莫及又自顾不暇，教皇不得不自筹资金，用以养兵和贿赂伦巴德人（Lombard）。那些曾经的蛮族近在咫尺，而且无时无刻不是虎视眈眈。

公元754年，也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伦巴德人终于向罗马发起进攻。教皇史蒂芬二世（Stephen Ⅱ）向伦巴德国王行贿无效，向拜占庭皇帝求援无果，只好佩戴着基督的圣像，赤脚率领教士和信徒游行，向神祈祷。最后，就连这一招也不管用时，教皇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是的，他决定向法兰克王国求助。

这时法兰克王国的执政者是丕平（Pepin）。矮子丕平是铁锤查理（Charles Martel）的儿子，职位是宫相。宫相就是宫廷的总管，但在查理·马特的时代已经成为实际上的执政者。事实上查理·马特也是法兰克的曹操，建立封建制就是他的杰作，并且由于击败阿拉伯人的进攻而获得了马特（铁锤）的称号。因此，丕平也很愿意把自己变成曹丕。

公元751年，通过贵族会议的程序，法兰克的傀儡国王将王位禅让给了丕平，当时的教皇则对此表示了祝福。他派出使者为新国王举行了涂油礼。当神圣的液体倒在丕平头上之日，谁都没想到一个新时代其实已经来临。

首先诞生的是教皇国（Papal States）。

教皇国其实是丕平的酬谢。这不仅因为前任教皇派人施了涂油礼，更因为新任教皇史蒂芬冒着寒风和大雪，翻过阿尔卑斯山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可是罗马教廷设立以来，教皇第一次踏上法兰克的国土，对于曾经的野蛮人当然是意外的惊喜和非同寻常的鼓舞，丕平不能不激动万分。

毫无疑问，教皇大人其实是来求援的，而丕平正好也要求助。他的民族备受歧视，他的王位也来路不明，这些都需要正名，更需要上帝的祝福。因此在篡位之前，丕平曾派遣使者访问罗马，请教皇指示究竟谁该当国王。

教皇立即意识到这是树立权威的绝佳时机，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拥有了废立君主的特权。史蒂芬二世当然更明白个中利害，于是亲自为丕平重新举行加冕礼，宣布上帝将法兰克赐予新国王，还赠给他的两个儿子以罗马贵族的头衔。这样一来，两位新贵也就同时有了保卫圣城的义务。

感恩戴德的丕平决定投桃报李。754年和756年，他率领部队两次南下，打得伦巴德人满地找牙彻底臣服。丕平将伦巴德人吐出来的肥肉慷慨地赠予教皇，意大利半岛的大片土地归属了罗马教会，政教合一的教皇国由此建立。

这当然是拜占庭不愿意看到的。在他们看来，这些土地是帝国的而非教会的。然而教皇却不失时机地拿出了显然是伪造的文件，声称这不过是兑现君士坦丁当年的承诺。对于这一谎言，君士坦丁堡只能沉默。因为他们很清楚，无论激怒教皇还是激怒丕平，都不是明智的选择。

接下来，是查理曼帝国登场。

查理曼帝国是丕平的儿子查理建立的。此君在位四十六年，征战五十三次，灭亡伦巴德，击退阿拉伯，征服萨克森（Saxony，撒克逊人的一支），打败阿瓦尔，把疆域扩大了几乎一倍，让占领地的人民都皈依了基督教，因此被称为查理曼（Charlemagne），意思是伟大的查理，或查理大帝。

伟大的查理不再满足于只做国王，何况其王国的版图已经包括今天的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这难道还不是帝国？

加冕是迟早的事，需要的只是时机。

时机说来就来。公元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因不得人心而被罗马贵族废黜，只身逃往法兰克，投奔查理曼。查理曼很清楚利奥三世被废的原因之一，是跟自己走得太近。因此在第二年，他便亲自带兵将教皇护送回国，并把他重新扶上圣座，自己则陪伴教皇在罗马度过了漫长的冬天。

教皇决定报恩。

公元800年的圣诞节晚上，罗马城内的圣彼得大教堂灯火通明，庄严肃穆的赞美诗在穹顶回响。当查理曼跪下来祈祷时，教皇轻轻地走到他身边，然后将一顶华美的皇冠戴在了他的头上。紧接着，教士和信徒们齐声欢呼：查理·奥古斯都，上帝加冕的伟大而温柔的皇帝万寿无疆！

最初由君士坦丁于公元326-333年修建，后毁于战乱。16世纪重建，工期长达120年，意大利最优秀的建筑师米开朗基罗、德拉·波尔塔、布拉曼特和卡洛·马泰尔陆续主持设计和施工，直到1626年11月18日才完工。

又一位罗马皇帝就此诞生。

查理曼被这突如其来的戏剧性场面惊呆了，甚至试图制止罗马人的欢呼。显然，没人向他事先通知教皇的计划，因此尽管这皇冠确实是他想要的，却还是有点不知所措。

不管怎么说，法兰克王国现在变成了查理曼帝国。只不过这个名字正如拜占庭帝国，也是后人的称呼，当时的正式说法却是罗马帝国。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天底下又有了两个罗马帝国，两个罗马皇帝，就像东罗马和西罗马。

但，为什么是罗马，不是法兰克？

有三个原因。

首先，正如中国的五胡都认同华夏，建立政权后都自称中华皇帝，那时的希腊人和日耳曼人也都认同罗马，只要他们曾经生活在罗马文明圈，或者皈依了基督教。不认同的都是圈外的，比如波斯人或阿拉伯人。这样看，罗马不愧为影响世界的伟大文明，有着自己的道统和文脉。

其次，在罗马文明圈中，只有获得了奥古斯都的称号才是皇帝（恺撒则是副帝），他们的国家也才是帝国。否则就只能叫国王，他们的国家也只能叫王国，就像胡人的首领只能叫可汗，国家只能叫汗国。元首不叫奥古斯都的帕提亚和阿拉伯也被称为帝国，是后世历史学家的说法，罗马人是不承认的，正如隋炀帝不会认为日本天皇是皇帝。

第三，奥古斯都这个称号类似于中国的天子。称天子的都是中华皇帝，称奥古斯都的当然也都是罗马皇帝。就连副帝的称号恺撒也被沿用，俄国的沙皇就是恺撒的意思。这个时候，奥古斯都或者恺撒是说拉丁语还是斯拉夫语已经不再重要。想想看，拜占庭人不就说希腊语吗？

因此，教皇为查理曼加冕，并称他为奥古斯都，就意义非凡。这不仅意味着承认法兰克人属于罗马文明圈，可以成为罗马世界的领袖，也表明了一个清晰的意向——如果教会必须依附于某个皇帝，那么，罗马的效忠对象就将由拜占庭变成法兰克，尽管两个帝国的皇帝其实都不是罗马人。

这时的拜占庭人真是沮丧至极又痛苦万分，却也只能面对现实。因此，尽管许多人坚持认为，野蛮人和外国人不适合皇帝的职位，但经过反复权衡，君士坦丁堡最终还是承认了查理曼的帝号，承认他也是“罗马人的皇帝”。[8]

此后，两个“罗马帝国”都有各自的路要走。查理曼帝国将孕育三个新的国家：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拜占庭帝国则将走出低谷实现复兴。现在，我们的目光却必须转向阿拉伯，转向那勃然崛起的新帝国、新宗教和新文明。因为只有看清了他们的来龙去脉，才能更好地理解大唐。

[7]日耳曼王国存在的时间是：东哥特六十二年（493-555），亡于拜占庭帝国；勃艮第七十七年（457-534），亡于法兰克王国；汪达尔九十五年（439-534），亡于拜占庭帝国；西哥特二百九十五年（419-714），亡于阿拉伯帝国。

[8]承认查理曼帝号的拜占庭皇帝是迈克尔一世，时间是在公元811年或814年，历史上有不同说法。

第二章

阿拉伯

半岛

与海风吹拂的拜占庭不同，阿拉伯帝国的诞生之地贫瘠而荒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半岛，被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和阿曼湾环绕的这个地方，三百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居然没有一条永久性的河流，大部分地区是碎石平原、熔岩区、沙漠或旷野。干燥而灼热的草原上长着可供骆驼食用的灌木丛，适宜农耕的绿洲则寥若晨星。[1]

于是，阿拉伯半岛虽然夹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之间，却仿佛被造物主遗忘。直到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陨落多年以后，这里依然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动静，响起来的只有驼铃。也许，除了真主，谁都想不到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竟会兴起一种伟大的、影响世界的文明。

这是一个奇迹。

新文明的创造者是阿拉伯人（Arabs）的一支，叫贝都因人（Bedouins，又译贝杜因人或贝督因人），意思是“荒原游牧民”。他们属于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主要靠饲养骆驼和马、羊为生，每年都要周期性地沿固定路线迁徙，游牧的距离常常在一千公里以上。只有少数有幸住在绿洲的居民种植大麦、小麦、甜瓜和椰枣，或者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于是椰枣和骆驼便成了这个半岛最具特色的风光和象征。

知道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伊斯兰文化为什么那样喜欢和亲近绿色，并把天堂称为天园，地狱称为火狱。是啊，半岛最炎热的地方夏季气温超过50摄氏度，沙漠的地表温度更高达70摄氏度以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又有谁不向往绿色之园呢？贝都因人的生存条件确实太艰苦了。

幸亏还有商道。

商道叫希贾兹（Hejaz），又译汉志。它北起约旦，南至也门，中经沙特阿拉伯王国三省，背靠希贾兹山脉而与红海平行，并且跟红海一样狭长，历来就是连接欧亚两洲的商贸之路。那些装在帆船上的东方商品——主要是奢侈品，包括产自印度和中国的宝石、香料和丝绸，经由阿拉伯海运到也门以后，为了避开拜占庭和波斯人的战乱，往往选择走陆路运往叙利亚和地中海岸，再运往欧洲卖出大价钱。

无数来自东方远洋的商品，先用帆船运至也门，然后用骆驼沿希贾兹商道运往叙利亚和地中海岸，再运往欧洲。随着大型商队和沿线城市的出现，希贾兹商道也达到鼎盛，成为当时连接欧亚的交通要道。

这样一条路，实在堪称“生财之道”。

何况半岛的南部还是乳香和没药的产地，尽管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作为香料和药膏，这两种橄榄科植物的树脂对于许多文明古国都至关重要。希伯来人用它们来祭祀神灵和养颜治病，罗马人用来掩盖火葬时产生的恶臭，埃及人则用来制作最好的木乃伊，结果其身价竟至于几近黄金。[2]

有了乳香和没药，又有了希贾兹商道，养骆驼的贝都因人很便当地就把自己从牧民变成了半游牧半商贸民族。实力雄厚的部落组织起商队，那些穿灯笼裤、腰间插着弯刀的散兵游勇则成为向导和保镖。这对于骑惯了骆驼走惯了远路的他们来说，显然并不存在转换身份的困难。

商队是规模庞大的，最多时据说人员可达三百，骆驼可达二千五百头，上千骆驼则很可能是标准配置。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行走在漫漫征途，就不但需要安全，也需要沿途的补给。前者使商队变成了武装集团，后者则催生了城市经济。而且，这些城市也有着独特的称号——它们被学术界恰如其分地称为“队商城市”。[3]

队商城市是由商站发展而来的，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曾经是犹太人的农垦区。事实上，绿洲上的村落原本就是游牧民获取农产品的园圃，现在变成商队的中转站和补给站同样顺理成章。当它们由于需求的增长变成旅店、商铺、作坊和农贸市场的庞大集合体时，站点也就变成了城市。

这样的城市当然规模有限，但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却意义重大。因为正如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所指出，史前与文明的分界在国家，国家的标志在城市。也就是说，一个民族一旦建立了城市，他们的国家和文明就迟早要诞生。

何况商道上的城市不是一个两个。作为商队必须停下来歇脚打尖，购买便鞋、马鞍和盛水皮囊的站点，它们从南到北接二连三，就像古埃及的城邦——诺姆。只不过，把诺姆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的是尼罗河，把队商城市连缀起来的则是希贾兹。由商道而非河流创造历史，正是伊斯兰文明的独特之处。种种奥秘，可谓尽在其中。

不妨来看麦加（Mecca）。

作为穆罕默德的出生地和伊斯兰教的兴起地，当年的麦加并无今日之景象。那时，这座其貌不扬的小镇坐落在干燥而多沙“没有庄稼的山谷”之中，令人绝望地被两重荒凉无树的群山环绕。用石头或干砖——晒干而非烧制的砖块砌成的平顶屋构成了它拥挤的居民区，只有城市中心开阔广场上的一眼圣泉和一座神庙，才暗示着它必将非同凡响。[4]

这就是渗渗泉和克尔白。

克尔白是Ka‘ba（阿拉伯语，以下无另注者皆同）的音译，意思是“立方体的房屋”。这座四方盒子般的建筑物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其中藏有一块黑色的陨石。它被认为是天上掉下来的圣物，而且据说是人类的始祖所安放。克尔白旁边的渗渗泉（Bir’Zam-zam）同样不凡，它是阿拉伯人的先祖在造物主的指引下挖出甚至一脚踩出来的。[5]

神奇而神圣的黑陨石和渗渗泉，让麦加在成为伊斯兰教第一圣地之前就成为阿拉伯人的朝觐中心，也为这座城市赢得了和平。隋文帝开皇六年，也就是穆罕默德十六岁的公元586年以后，麦加被各部落约定为不得斗殴的禁地，管理事务和维持秩序的监护权则被交给了古来氏人。[6]

古来氏（Quraysh）一词的本义是钱币或鲨鱼，但无论哪种解释用于这个部落都很合适。事实上他们就是贝都因人当中的大鳄，不但全民经商，而且多财善贾，尽管他们原本以游牧和掠夺为生。但当希贾兹成为“生财之道”后，精明的古来氏人立即就放下了屠刀，转而依靠出租骆驼和护送商队发家致富，并发展为定居麦加的专业化商贸部落。[7]

成为商贸民族的古来氏人无疑很懂生意经。他们不但成功地把麦加变成了希贾兹商道上的队商城市，也很好地维护着这座城市朝觐中心的地位，并利用禁地和禁月的惯例大做文章。在约定禁止斗殴的月份，他们为前来朝觐并进行交易的中西部阿拉伯人提供种种方便，甚至还组织一年一次的乌卡兹（Ukaz）集市，就像现在的贸洽会和商品展。

麦加日趋繁荣。

繁荣的麦加吸引着八方来客，无论他们是要在那朴素的圣殿进行虔诚的祈祷，还是要在那多彩的市场进行公平的交易。总之，在先知宣示天启之前，麦加已经同时成为半岛的商业中心和宗教中心。尽管严格地说，此时的麦加还只能称作朝觐中心，但成为宗教中心却只是早晚的事。

这就既不同于主要是政治中心的中国都邑，也不同于主要是商业中心的希腊城邦。由此诞生出来的，当然就既不可能是中国式的大陆农耕文明，也不可能是希腊式的海洋工商文明，而只能是二者之外的第三种——游牧商贸文明。

事实上伊斯兰文明的生命种子，就孕育在贝都因人从游牧到商贸的华丽转身，麦加两个中心的双重性格，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通过商道的传播之中。这就让阿拉伯半岛凝聚了极具创造性的力量，也使伊斯兰作为世界宗教而兴起成为可能。尽管这历史使命的完成还需要另一座城市给力，但不管怎么说，新文明已是呼之欲出。

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位先知，一位领路人。

我们知道，他就是穆罕默德。

[1]本章所述史实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宗教卷》，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伊斯兰的脚步》，（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美国）罗宾·多克《伊斯兰世界帝国》，（美国）威廉·穆尔《阿拉伯帝国》，（美国）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日本）羽田正《“伊斯兰世界”概念的形成》，（埃及）穆罕默德·胡泽里《穆罕默德传》，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文化150问》，哈全安、周术情《哈里发国家的浮沉》。

[2]在基督教的传说中，东方三博士送给婴儿耶稣的礼物便是黄金、乳香和没药，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

[3]关于队商城市的概念，详请参看金宜久《伊斯兰教》。

[4]称麦加为“没有庄稼的山谷”是《古兰经》的说法，见《古兰经》14：37。本书所引《古兰经》，均使用马坚的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标注方式则依照学术惯例，冒号前为章数，后为节数，以下不再说明。

[5]关于渗渗泉的说法很多，这里不讨论。

[6]古来氏有多种汉译，本书采用马坚所译《古兰经》的译法。关于麦加成为禁地的史实，见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

[7]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称：古来氏一词的本义是鲨鱼，大约起源于古老的图腾崇拜，后来则有“聚敛财富”和“从事贸易获取利润”之意。本书认为，也可以解释为“像鲨鱼一样聚敛财富”。另一说认为古来氏是钱币，这里不讨论。

先知

一个威严的声音在天空回响：宣读！

我不会。听到声音的人说。

这是实话，不识字的他确实不知道该宣读什么。

宣读！

威严的声音继续发出命令。与此同时，受命的人感到自己被无形的手紧紧抱住，几乎透不过气来。但，当他精疲力尽并感觉被放开时，仍弱弱地说：我不会。

于是命令和动作再次重复，如是者三。最后，威严的声音明确告诉他：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8]

听到这话，那人浑身战栗。

这是公元610年2月的某个晚上，按照阿拉伯传统历法和后来的伊斯兰教历则是9月。地点是在麦加城北的希拉（Hirā’）山洞，说话的是天使哲布勒伊莱（Jibrā’īl，又译吉卜利勒、吉布利里等等，即基督教的大天使长加百利），面对天使的那人当然就是穆罕默德。

跟中国的圣人孔夫子一样，伊斯兰教的伟大先知穆罕默德也出身于一个破落贵族的家庭。他的祖父曾经是麦加渗渗泉的掌管者，父亲却在经商途中客死他乡，只给妻子留下五峰骆驼和一群羊，以及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女奴。

作为遗腹子，降生在麦加的穆罕默德被送往沙漠中一户贝都因人收养，五岁时才接回母亲身边。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和祖父很快就相继去世，孤苦伶仃的他只好小小年纪便跟随伯父外出经商。幸运的是，艰苦的生活和艰难的旅程给了他健康的体格，勤劳好学的他更是因此而见多识广。

这可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

成年后的穆罕默德也表现卓异。他的外表是俊美的，有着长长睫毛的眼睛目光深邃，迈出的步伐坚定而沉稳。他的品德也是高尚的，工作勤勉，待人诚恳，信守诺言。他虽然未能受过正规教育，却是那样地受人尊敬，以至于获得了艾敏（al-Amin）的称号，意思是“忠诚可靠的人”。

更幸运的是，他娶了赫蒂彻为妻。

赫蒂彻（Khadīja）是古来氏贵族的遗孀，四十岁时与穆罕默德结婚。这时的穆罕默德二十五岁，原本是赫蒂彻的雇员。婚后，赫蒂彻把“公司”交给丈夫打理，这就将穆罕默德提升到富有和负责任的地位，为他今后成为阿拉伯人的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奠定了基础。

从贫困和琐事中摆脱出来的穆罕默德开始思考。在他看来，麦加和古来氏人都已经变得堕落。他们在聚敛财富的同时背弃了道德，整个社会人欲横流。贪恋取代勇敢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忠诚反倒成了高贵者的墓志铭。神圣的克尔白殿堂里居然拥挤着三百六十尊偶像，小商小贩们恬不知耻地叫卖各种护身符和小玩意，简直就是对神的亵渎和嘲讽。

这是一种背叛，穆罕默德认为。

于是，四十岁以前，未来的先知常常会在禁月，也就是被称为莱麦丹（Ramadān，又译来埋丹、赖麦德等等）的阿历九月，独自一人在希拉山洞沉思和祈祷，直到天使哲布勒伊莱降临。这是他首次接受天启，此夜也被伊斯兰史学家称为“高贵的夜晚”，又称“受权之夜”。

也就是说，从此他成为先知。

然而先知对此似乎并无思想准备。不知所措的他一路小跑回到了家中，浑身发抖地对为他生了四个女儿和两个儿子的贤妻说：快，快拿条毯子把我盖起来！

赫蒂彻却神闲气定。

听完丈夫的奇遇，这位后来被称为“信士之母”的聪慧女人决定向自己的堂兄请教，因为老先生不但早就皈依了基督教，而且精通希伯来文。结果，这位长者宣布：穆罕默德得到了上天的启示。唯一之神曾将这启示赐予先知摩西和基督耶稣，现在赐给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必须顺从。

那就顺从吧！

顺从的穆罕默德接受了使命。当然，天使哲布勒伊莱也多次降临给他启示。正是这些启示，奠定了伊斯兰教最核心的内容：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接受这信条并崇拜真主敬仰先知的，就是穆斯林（Muslim）。

最早的穆斯林是赫蒂彻，以及先知的一些亲朋好友。宣教和传教则先是秘密的，后是公开的。穆罕默德这样做，当然是因为得到了真主的命令，却遭到麦加古来氏贵族的抵制甚至迫害。这些家伙是旧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而穆罕默德的许多主张和做法则显然动了他们的奶酪。

先知决定迁往雅特里布。

雅特里布（Yathrib，又译耶斯里卜）也是希贾兹商道上的队商城市，在麦加以北大约400公里，是一处椰枣树环绕的绿洲。当穆斯林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劣时，迁往伸出双手欢迎他们的雅特里布，未尝不是明智的选择。

是的，雅特里布人向先知发出了邀请，尽管他们只是把穆罕默德看作一位可以调停他们内部纠纷的智者，而不是宗教领袖。但有此绿洲，总比困在麦加好。

真主似乎也表示了赞许。据说，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天使哲布勒伊莱引领穆罕默德乘坐一匹长着翅膀的白马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登上云霄，看见了历代先知，也目睹了天园和火狱，然后在黎明时分回到麦加。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伊斯兰教的“登霄节”，耶路撒冷也因此成为伊斯兰的圣城，尽管它先前既是犹太教的，也是基督教的。[9]

此事似乎说明，转折即将发生。

公元622年9月24日，先知抵达雅特里布。这对于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是历史性的一步，同时也充满风险。因为按照传统，这就意味着与原来的部落断绝血缘关系，也自动放弃了由此产生的权利和义务。一旦在那陌生的城市和人群中无法立足，请问他们将何以自处，何以为生？

穆罕默德却睿智地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是啊，既然血缘已无意义，那就依靠信仰吧！于是，一种名叫乌玛（Umma）的穆斯林共同体被发明和建立起来。乌玛有章程、纪律、机构和分工：迁士（随迁穆斯林）担任军事要职，辅士（本地穆斯林）负责户籍税收，导师、领袖和统帅当然是先知。不难看出，这样政教合一的组织离国家已只有一步之遥。[10]

先知大获成功。雅特里布也被改名为麦地那，全称麦地那·纳比（Madinah al-Nabī），意思是“先知之城”。这次迁徙则被称为希吉拉（Hijrah，英语Hegira，汉译徙志），迁徙之年也在后来被定为伊斯兰教教历的元年。

成功的先知并没有忘记麦加。公元630年，穆罕默德率军万人进入自己的故乡。他接受了麦加贵族的皈依，拆除了克尔白殿堂中的偶像，将古庙和陨石定为圣物。从此，麦加成为伊斯兰的宗教中心，麦地那则成为政治中心。

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兴起不久就传入中国，以唐、宋、元为主要时期。传播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是陆路，沿丝绸之路从阿拉伯经伊朗、阿富汗到新疆天山南北，再经青海、甘肃穿河西走廊到达长安；二是海路，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印度洋、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到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中国沿海城市。

这一年，唐太宗也成为了天可汗。

公元632年初，也就是先知与世长辞的半年前，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穆罕默德从麦地那来到麦加，主持了规模空前的朝觐仪式，史称辞朝。参加这次朝觐的十万之众清一色全部都是穆斯林，先知则登上阿拉法特山宣布了真主最后的启示：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11]

这是新宗教的成年礼。

按照天启，它被命名为伊斯兰（Islām）。

[8]本段史实据（埃及）穆罕默德·胡泽里《穆罕默德传》，并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伊斯兰的脚步》，引文则见《古兰经》96：1-5。

[9]此事在《古兰经》中有暗示，见《古兰经》17：1。此后，麦加的克尔白被称为禁寺，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被称为远寺，距阿克萨清真寺300米处的萨赫莱清真寺则被认为是先知的登霄之处。请参看哈全安、周术情《哈里发国家的浮沉》。

[10]乌玛又译乌姆玛，本义是民族，后来转意为社团、公社，现在泛指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聚居区和共同体。关于麦地那时期乌玛的性质，学术界说法不一。有学者称其为穆斯林社团，请参看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也有学者称其为公社，请参看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还有历史学家称其为麦地那国家，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11]见《古兰经》5：3。

伊斯兰

伊斯兰的意思是顺从。

穆斯林则是顺从的人。

顺从是有特指的，这就是顺从真主的旨意。真主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安拉（Allāh），原本是多神崇拜时期麦加居民的创造神，而且很可能是主神。伊斯兰教兴起以后，安拉成为唯一的神。伊斯兰教认为，只有绝对地敬畏安拉，顺从安拉的旨意，才有可能获得幸福和安宁，获得和平。[12]

没错，伊斯兰还有和平的意思。

这当然是典型的一神教，而且非常坚定和彻底。穆斯林们被告知，全人类拥有同一个宗教，这就是伊斯兰；也只应该崇拜唯一的神，这就是安拉。犹太教的雅赫维，基督教的耶和华，只不过是唯一之神的不同表述。[13]

因此，三大一神教一脉相承，承继了安拉旨意的则是使者（Rasūl，音译来苏里）和先知（Nabī，音译纳比）。先知是能够以各种方式领受安拉启示，并做出预言的人。使者则不但能够如此，还要肩负安拉赋予的特殊宗教使命。所以，先知未必是使者，使者则一定是先知。[14]

先知和使者都是安拉从人类当中特别挑选出来，在不同时期派往不同民族的。穆罕默德之前，最有名的使者和先知是阿丹、努海、易卜拉欣、穆萨、尔撒，实际上也就是《圣经》中的亚当、诺亚、亚伯拉罕、摩西和耶稣。[15]

穆罕默德则是最后的使者，封印的先知。就是说，此后安拉就不再选派使者和先知了。因此，穆罕默德也是最伟大的圣人，汉语表述为至圣，阿丹（亚当）和尔撒（耶稣）等五人则是大圣，此外还有钦圣和列圣不一而足。

这的确耐人寻味。

那么，安拉为什么要派遣至圣穆罕默德（他也因此被简称为穆圣）来作最后的启示呢？

恐怕是以前的教义不能让安拉满意。

最不能接受的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真主，无论是叫做安拉还是上帝，都是独一无二的，怎么可能是三个位格中的一位，唯一的神又怎么可能会有三个位格？如果那三个位格都同样受到崇拜，请问与多神教又有何区别？[16]

把耶稣说成是基督（救世主）也很可疑，说成神的儿子更是不通。安拉没有儿子，耶稣是人不是神。他只是安拉的使者，而且只是使者之一，还不是最伟大的。最伟大的使者是穆罕默德，但同样是人不是神。穆斯林只顺从真主，他们对先知的态度是敬仰而非崇拜。至于神的儿子为了替人赎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在他们看来更是无稽之谈。[17]

因此，没有什么“道成肉身”，只有“道成经典”。

经典包括安拉降示的所有天启，就连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也得到承认。犹太人和基督徒则被称为“有经人”，比没有经典和信仰的人高贵。但，正如最伟大的使者是穆圣，最神圣和最完美的经典是《古兰经》。作为安拉最后的启示，《古兰经》是用世界上最优秀也最优美的阿拉伯语宣布的，因此最接近安拉的语言，也是安拉旨意最准确的版本。[18]

《古兰经》共有30卷114章6236节，古兰经每一章以一个阿拉伯语词作为名称。2015年7月22日，英国伯明翰大学表示，该校图书馆发现了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手抄残页，手稿的年代不会晚于穆罕默德归真20年之后。这些残页至少已有1370年历史，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手稿。

所以，穆斯林极其重视《古兰经》的诵读，并有一系列的相关规定。早期某些学者甚至反对将《古兰经》译为其他语言，因为那会导致安拉旨意的失真，至少无法准确地传达经文在韵脚、节奏和修辞方面的激情和感染力。

这并不奇怪。

实际上古兰（Qur’ān）的本义就是诵读，而诵读能够增强信念和凝聚力。要知道，除第九章外，《古兰经》每一章的章首都有“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这句话，而每次礼拜时都必须诵读的首章则是这样的：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佑助，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你所佑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19]

显然，这里表达的，是伊斯兰教最核心的信仰，最核心的诉求，最核心的价值观。不难想象，当穆斯林齐声诵读这段经文时，内心深处升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诵读，岂非不可或缺？

信安拉，信使者，信经典，再加上信天使、信末日和信前定，就构成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简单地说，就是一切都由安拉事先安排，包括现存世界将会毁灭。一切也都由安拉创造，包括用光创造的天使。天使各有职司，比如哲布勒伊莱负责向穆罕默德传达天启，伊斯拉非来（Israfil）则要在将来吹响审判的号角，宣告世界末日来临。[20]

末日是惊心动魄的。那时，所有的死者都要复活，然后逐一接受安拉的审判。生前行善者将进入天园，作恶者将坠入火狱；功过相抵者则悬在半空，既能望见天园之乐，又能看见火狱之苦，不能不祈求安拉的赦宥。[21]

这就与基督教颇为相近，但伊斯兰教不承认原罪。他们认为人是生而纯洁的，有罪只因不顺从安拉。因此，作为穆斯林，最重要的就是对安拉和先知坚信不疑。也因此，伊斯兰教的五项功课之首就是念功，也就是念诵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

清真言是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纲领性表达，因此是每个穆斯林一生中讲得最多的话。在某些隆重的场合，比如入教时和临终前，则不但要念诵清真言，还要念诵作证言——我作证：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真主的独一无可怀疑；我又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奴仆和使者。

显然，清真言和作证言的主要内容完全一致。那么，有了清真言，为什么还要念诵作证言呢？

为了坚定信仰。

实际上，清真言和作证言虽然内容基本一样，口气却不相同。虔诚地念诵“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使者”已是信仰的表白，再加上“我作证”就更加显得坚定不移。所以，这两句话必须念出来，以示公开表白。

君无戏言，穆斯林也一样。

除了念诵清真言和作证言，穆斯林每天都要礼拜，并在先知第一次得到天启的莱麦丹月斋戒。如有条件，一生中至少到麦加朝觐一次，不具备条件的则可请人代为履行。

此外还有纳课，也就是按照一定比例上交正常开支以外盈余财产的部分，用于扶贫济困和宗教事务。由于这是“奉主命”而定的宗教义务，是能够让安拉喜悦的事情，所以叫天课（Zakāt，音译扎卡特）。念诵、礼拜、斋戒、纳课和朝觐简称念、礼、斋、课、朝，是穆斯林的五项功课。

有了六大信仰和五项功课，伊斯兰作为宗教已是相当地完备。问题在于，这种宗教为什么能使阿拉伯人在短短不到百年的时间内，迅速由沙漠部落结成的松散联盟，发展为强大的世界帝国；又在阿拉伯帝国灭亡以后，继续保持向世界各地传播和渗透的态势，终至成为不受王朝兴衰影响，能够依靠自身机制和力量屹立不倒的世界性宗教？

其中奥秘，究竟何在？

[12]安拉又称胡达，是通用波斯语的穆斯林对安拉的称谓。

[13]关于这一点，《古兰经》有明确表示：他是我们的主，也是你们的主。我们所崇拜的和你们所崇拜的是同一个神明，我们是归顺他的。见《古兰经》2：139，29：46。

[14]据称伊斯兰教一共有十二万四千名先知，三百一十五位使者。《古兰经》中提到的二十八位先知都是使者。见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

[15]《古兰经》传达安拉的旨意说：我在每个民族中，确已派遣一个使者。见《古兰经》16：36。

[16]《古兰经》明确表示：妄言真主确是三位中之一的人，确已不信道了。除独一的主宰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如果他们不停止妄言，那么，他们中不信道的人，必遭痛苦的刑罚。见《古兰经》5：73。

[17]《古兰经》明确指出，尔撒（耶稣）“只是真主的使者”，安拉“绝无子嗣”。穆罕默德也“只是一个警告者”。除独一至尊的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见《古兰经》4：171，38：65。因此，穆斯林对有人把他们的宗教称为“穆罕默德教”十分反感。因为基督徒崇拜基督，当然可以叫基督教。穆斯林却只顺从真主，他们的宗教是顺从真主旨意的宗教，只能叫伊斯兰教。

[18]伊斯兰教的经典除了《古兰经》还有圣训，即穆罕默德的言行，这里不讨论。

[19]见《古兰经》1：1-7。

[20]关于六大信仰的问题，学术界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21]见《古兰经》7：46-47。

帝国

公元632年6月8日，伟大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与世长辞回归安拉，这让许多人六神无主。的确，伊斯兰教由传创而确立，一半因为穆斯林相信安拉的启示，一半也因为穆罕默德的个人魅力。现在，先知已经归真，安拉也不再派遣使者，没有了主心骨的芸芸众生将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还是谁来接盘。前面说过，自从穆罕默德率众迁往雅特里布，乌玛就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氏族和部落。先知归真时，这种政教合一的新社会组织究竟应该定位为穆斯林社团、伊斯兰公社还是麦地那国家，就连后世的历史学家都莫衷一是，更不用说当局者迷。但是谁都清楚，乌玛就像海上的帆船和路上的商队，需要舵手和领路人。

新的制度必须被发明出来，这就是哈里发。

哈里发（Khalīfa，又译海里凡）的本义，是继承者和代理人。乌玛哈里发的全称为Khalīfat Rasūl Allah，意思是“安拉使者的继承人和代理人”。这可以说是相当准确和严谨的表述，因为他的任务是加强团结和巩固政权，继续先知的神圣使命，但不再有接受天启的权力和可能。

最早的四任哈里发是选举产生或被拥立的，史称“四大正统哈里发”。他们被选中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事实证明选择并不错。在短短不到三十年间，四大哈里发不但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还征服了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亚美尼亚和利比亚，将拜占庭帝国的大片土地都置于伊斯兰的旗帜之下，甚至干脆灭亡了波斯萨珊王朝。[22]

这可真是非同凡响。

光荣归于真主，哈里发也功不可没，尤其是征战最多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Umar）。实际上从统一了半岛的首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Abū Bakr）开始，乌玛就不再是社团或公社，而应该称之为“哈里发国家”。不过，这个国家虽然已经具有对外征服的帝国特征，却没有世袭的皇帝。他们的版图之大有如秦汉，权力的交接却类似于尧舜。这当然难以为继，哈里发国家也迟早要变成阿拉伯帝国。

革命几乎注定要发生。

麻烦则由来已久。事实上，前三任哈里发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只有与先知血缘关系最近的才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他就是阿里（‘Ali），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先知之女法蒂玛（Fātima）的丈夫。

拥护阿里的人被称为什叶（Shi‘ah）派，意思是追随者或阿里党。对立面则叫逊尼（Sunni）派，意思是遵守逊奈（Sunnah，先知的传统和榜样）的人。逊尼派直到现在也仍是多数派，人数多达世界穆斯林的十之八九。两派当然也有教义的分歧，但最早的分歧起于谁当哈里发。

阿里也终于等到了机会。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那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Uthmān）被来自埃及的叛乱者谋杀，穆斯林的第一次内战随之爆发，许多人都参加了进来。内战中取胜的阿里成为第四任哈里发，并把首都从麦地那迁到了伊拉克南部的库法（Kufah）。可惜，他的地位并不稳固，也必须面对更强有力的挑战。

挑战来自穆阿维叶（Mu‘āwiyah）。

穆阿维叶是麦加古来氏部落的伍麦叶（Umayyah，旧译倭马亚）贵族，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的堂弟，也是哈里发国家最赫赫有名的战将之一，阿拉伯人的第一支海军就是他建立的。他的舰队曾经让塞浦路斯不战而降，让拜占庭人狼狈逃窜，最终彻底瓦解了东罗马帝国的海上霸权。[23]

实际上，尽管阿拉伯人很早就发明了三角帆船，掌握了航海技术，却只是用于商业，不曾用于战争。沙漠中的贝都因人甚至被告知，人在船上就像风暴中树叶上的昆虫。因此当穆阿维叶提出要远征塞浦路斯时，奥斯曼提出的条件是只能招募志愿者并带上妻子。这显然是怕他胆大妄为。

事实却证明阿拉伯人的帆船远比罗马人的优越。前者可以在任何风中行驶，后者在逆风时就只能依靠人工。结果是有了史称“船桅之战”的胜利，穆阿维叶也威名远扬。因此当穆阿维叶提出阿里应该为奥斯曼之死负责，并把奥斯曼的血衣作为旗帜时，阿里其实已经对付不了他。[24]

更重要的是，身为叙利亚总督并经营已久的穆阿维叶不但拥有重兵，而且老谋深算。公元657年，御驾亲征的阿里与穆阿维叶在幼发拉底河畔罗马人的旧地两军相遇，发现自己处于劣势的穆阿维叶立即使用了谋略。他命令士兵把《古兰经》绑在长矛的顶端，然后高喊：让安拉来裁决！

没有哪个虔诚的穆斯林会向真主的书进攻，申请仲裁的要求按照阿拉伯人的传统也必须接受。这就直接导致了阿里阵营的分裂。主战的阿瓦利吉（Khawārij）派失望地离开了阿里另立山头，最后还用一把匕首结果了他的生命。

穆阿维叶立即与阿里的长子哈桑（Hasan）谈判，受到追随者拥护的哈桑则同意放弃哈里发的职位。靠着丰厚的年金和特别费，他在麦地那度过了不太长的一生，并成为继阿里之后的第二任伊玛目，受到什叶派穆斯林的尊敬。

成为哈里发的穆阿维叶做了三件事：定都大马士革，建立世袭制，将政教合一的体制与拜占庭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融为一体。这三件事，尤其是确定由伍麦叶家族世袭哈里发，使穆阿维叶成功地完成了从哈里发时代向王朝时代的过渡，他的政权当然也就叫伍麦叶王朝。

伍麦叶王朝继续着哈里发国家的扩张事业，接二连三地征服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西班牙，中亚细亚各国、阿富汗和印度北部也落入其手。公元732年，也就是唐玄宗的开元二十年，阿拉伯军团的刀锋所向距离巴黎甚至已不到160公里。如果不是遇到号称铁锤的法兰克王国统治者查理·马特，他们还不会停下几乎无法阻挡的脚步。

至此，伍麦叶王朝已经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世界性大帝国，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尽管这“内湖”原本是罗马人的。但是现在，东罗马人却只能在君士坦丁堡望洋兴叹，勉为其难地守住那半壁江山。

穆斯林的军团却继续挥师东进征服了塔什干，并在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大败唐帝国名将高仙芝。结果是一方不再西进，另一方也不再东征，拜占庭、阿拉伯和大唐三大世界帝国遂成鼎足之势。[25]

据刘明翰《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不过，这时已是阿巴斯（‘Abbāsids）王朝了。[26]

阿巴斯人是举着黑旗推翻伍麦叶王朝的，这让他们得到了“黑衣大食”的称号。赠送这个称号的是中国人，因为中国古史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使用这种颜色的原因也有三种说法：受波斯文化影响，表示反叛和哀悼，与伍麦叶王朝画清界限。没错，尚白的伍麦叶是“白衣大食”。[27]

至于后来出现的法蒂玛王朝，则称“绿衣大食”。

但无论原因何在，结果都一样：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从此改写，帝国的中心也从接近拜占庭的叙利亚东移到原来波斯的伊拉克，起初定都库法，后来迁都巴格达。尽管无论是伍麦叶的首都大马士革，还是阿巴斯的新都巴格达，都已经远离了穆罕默德的麦地那，两个王朝还是有很大区别，以至于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一场超越了改朝换代的革命。[28]

革命的结果是阿拉伯帝国的盛极而衰，以及伊斯兰教更大范围的传播。这两件事的同时并存未免让人费解，其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却不能不深究。

那就让我们走进巴格达。

[22]首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Abū Bakr，阿拉伯语，下同）是穆罕默德后妻阿以莎之父，穆罕默德临终前受托主持礼拜，在位期间（632-634）汇集整理了《古兰经》，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Umar）是古来氏阿迪家族贵族，皈依伊斯兰教后影响很大，在位期间（634-644）定希吉拉为伊斯兰教元年，征服了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波斯和埃及，后被信仰基督教的奴隶刺杀。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Uthmān）是古来氏伍麦叶家族贵族，穆罕默德的女婿，在位期间（644-656）确定《古兰经》的标准版本，征服亚美尼亚和北非，后在内乱中被杀。第四任哈里发阿里（‘Ali）是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法蒂玛的丈夫），公元661年被刺身亡，被什叶派穆斯林尊为第一代伊玛目（与哈里发分庭抗礼的政教合一领袖）。

[23]伍麦叶，过去的历史著作一般都称倭马亚。但倭马亚系由英语转译，伍麦叶则更接近于阿拉伯语。而且对于汉语来说，伍麦叶显然更容易辨识，因此本书采用伍麦叶的译法。

[24]公元655年，穆阿维叶率领的舰队与埃及的阿拉伯舰队联合，大败拜占庭海军，史称“船桅之战”。

[25]请参看《新唐书·高仙芝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

[26]怛罗斯战役是在公元751年，即阿巴斯王朝建立的第二年。

[27]（美国）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就称其为“象征着反叛和哀悼的黑旗”，被哀悼的则是第四任哈里发阿里。

[28]请参看（美国）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

告别巴格达

巴格达与泰西封只有一步之遥。

泰西封是波斯萨珊王朝的故都，巴格达则原本是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一个村落，距离泰西封只有32公里。阿巴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把它定为新都，而且像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隋炀帝营建洛阳一样，亲自选址并亲自监工，当然不会是心血来潮。

事实上“巴格达”这个名字很可能来自波斯语，意思是“真主的恩赐”。建成之后的正式名称则是麦地那·萨拉姆（Madinah al-Salaam），意思是和平之城。显然，这就意味着帝国将来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放弃地中海，转而依靠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支持。难怪阿巴斯人要把自己的政权称为道莱（Dawla）了，他们开创的确实是一个新纪元。[29]

新，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王朝在曼苏尔和他以后都“一国两府”。哈里发是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行政事务和大权则交给名曰维齐尔（Wazīr）的宰相或首席大臣。他们通常由波斯人担任，权力大到不但理所当然地主持国务会议，而且可以任命和罢免行省总督。基督徒和犹太人也被委以大臣和顾问的要职，阿巴斯王朝变成了联合政府领导的多民族帝国。[30]

这就与定都大马士革的伍麦叶风格迥异。伍麦叶王室是不相信非阿拉伯人的，他们也不会把国家事务假手他人，对其他民族的文明更不感兴趣。这个从麦地那乌玛到哈里发国家一路上升的家族，更像隋唐初年的关陇集团。他们的“关中本位”政策就是依靠阿拉伯人，尤其是阿拉伯武士。

阿巴斯王朝却显得开放和宽容，各色人等都能在这个帝国如鱼得水。这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作为旧政权的颠覆者和过去的少数派，他们既不能依靠伍麦叶的人，自己又没有执政能力，只好就地取材使用波斯官员和波斯官制。何况阿巴斯人造反起义时得到了什叶派、基督徒、犹太人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支持，胜利之后总要以德报德。

结果，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变化也有两方面。一方面，统治集团由过去的阿拉伯贵族和阿拉伯武士，变成了职业文官、商人地主和教法学家组成的群体。另方面，帝国也变成了波斯化的王朝。实际上这些久居伊拉克的阿拉伯征服者，早就与那些被征服的萨珊贵族眉来眼去，现在更是心安理得地接过波斯传统，模仿波斯习俗，迷恋波斯女人。当波斯音乐从底格里斯河畔的豪华别墅飘出来时，他们与沙漠中的游牧生涯已如隔世。

这又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过去的武夫变得文雅，帝国的政策也变得宽容。这种宽容是当时西方世界所没有的。犹太人、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被允许坚持自己的信仰，更被允许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没有焚书坑儒，也没有异端裁判所，尽管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仍然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31]

宽容和雅致催生了文明之花，阿巴斯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片欣欣向荣。富饶的两河流域提供着各类丰富的农产品，从大唐战俘那里学到的造纸术传遍全国，纺织业和银行业茁壮成长，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巴格达开出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兑现。总之，当中国的大唐陷入安史之乱的泥潭不能自拔时，阿巴斯人却迎来了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

当然，也是和平时代——萨拉姆。

于是就有了功德无量的“百年翻译运动”。从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正是这一壮举，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灯，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有了能够站立起来高瞻远瞩的巨人肩膀。

星盘是古希腊人发明的，阿拉伯学者们加上了角度的刻度，从而可以进行精确测量。其用途非常广泛，包括定位和预测太阳、月亮、金星、火星等天体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确定所在地的经纬度和时间等等。借助星盘，穆斯林们可以随时掌握麦加的准确方位进行朝拜。

但与此同时，帝国也走向衰朽。

衰朽是从统治者开始的。长时间的和平繁荣，使他们日趋骄奢淫逸，也更加没有执政能力。哈里发们自称“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却其实是波斯人文官政府的影子，后来还变成突厥禁卫军随意废立的傀儡。到公元9世纪中，也就是大唐皇帝接连被宦官谋杀，查理曼帝国也一分为三时，阿巴斯王朝的政府已经由波斯人的变成了突厥人的。

这就离亡国不远。公元1055年，也就是中国的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巴格达被塞尔柱（Seljuk）突厥人占领。突厥首领自封苏丹（Sultan）成为实际统治者，哈里发则变成徒有虚名的宗教领袖。公元1258年，即南宋理宗宝祐六年，成吉思汗的孙子率领蒙古军团血洗了巴格达。既政教分离，又只剩下可怜兮兮两河流域的阿拉伯帝国正式灭亡。[32]

算到这年，阿巴斯王朝维持了近五个世纪的统治，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灿烂辉煌，三分之一起伏跌宕，三分之一名存实亡。这个王朝甚至一开始就是分裂的。西班牙有“后伍麦叶王朝”，中国史称西大食；突尼斯和埃及有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史称南大食；阿巴斯王朝则只是东大食。

两个另立山头的王朝也曾有过自己的美好时光。后伍麦叶王朝的首都科尔多瓦（英语Cordoba）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齐名，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法蒂玛王朝则不但占领了埃及，还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希贾兹，位于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更是名扬四海的高等学府。

阿拉伯世界三国鼎立。

然而在巴格达沦陷前，后伍麦叶和法蒂玛王朝都已先期谢世，只有阿巴斯苟延残喘。种种迹象表明，阿拉伯人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只能留待后人在晚霞中凭吊和吟唱。[33]

既然如此，那就让别人来接手吧！

事实上之后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就靠波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影响最大的是奥斯曼、沙法维（英语Safavid）和莫卧儿（英语Mughal）三大帝国。奥斯曼是突厥人的，在今天的土耳其；沙法维是波斯人的，在今天的伊朗；莫卧儿是蒙古人的，在当时的印度。他们都不在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人反倒成了“少数民族”，在今天的穆斯林中只占八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公元10世纪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已主要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实现的。受传教师、移民和商人影响而伊斯兰化的地区，包括了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南端和非洲一部分，就连作为征服者的蒙古人也自动皈依。这不能不说是神奇，而且必有原因。

不过，我们还是把这问题留待将来吧！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麦地那乌玛，哈里发国家，伍麦叶帝国，阿巴斯王朝，阿拉伯人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完了自己的路。但这道路不是罗马的，也不是中华的。实际上，由于西周奠定的人本、现实和艺术三大精神，中华大地并不具备宗教土壤，因此只可能产生具有世界性的文明，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更不可能产生世界宗教。这里面没有是非对错的问题，只不过事实如此而已。

然而中国的隋唐之际，却是世界宗教的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灿烂辉煌，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以及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我们在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那里已经领略过了。中华帝国并非与世隔绝，对此应当不会无动于衷，何况另一种世界宗教早已传入中国。那么，当佛教作为外来文化遭遇中华传统时，原本不乏矛盾冲突的双方又该怎样相处和自处，新的思想文化会因此而诞生吗？

[29]阿拉伯语道莱（Dawla）的本义就是新纪元。请参看（美国）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

[30]请参看（美国）塔比特·A.J.阿卜杜拉《伊拉克史》。

[31]毫无疑问，阿巴斯人并非一味宽容。他们在建国之初就对伍麦叶人赶尽杀绝，对支持过他们的什叶派穆斯林也恩将仇报，还曾利用公权力控制思想。但总体上说，阿巴斯王朝相对宽容。

[32]塞尔柱是突厥的一支，约983年定居于布哈拉附近，皈依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苏丹又译素丹，原意是力量或权柄，伽色尼王朝马哈穆德（998-1030在位）开始使用，一般指穆斯林国家无宗教权的统治者，类似于可汗。苏丹统治的国家，称为苏丹国。

[33]后伍麦叶王朝是伍麦叶王朝被推翻后，由一位死里逃生的王子在西班牙建立的，公元756年独立，定都科尔多瓦，929年宣布为哈里发国家，中国史称西大食和白衣大食，1031年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封建领地。法蒂玛王朝由自称法蒂玛后裔的人于公元909年在突尼斯建立，征服埃及之后迁都开罗，中国史称南大食和绿衣大食，1171年被总督萨拉丁推翻。

第三章

禅

真经与净土

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的第二年，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历尽千辛万苦抵达印度，入住摩揭陀王国（Magadha）的那烂陀寺（Nālandā，梵语，以下无另注者皆同）。这座恒河以南的寺庙是佛教的最高学府，高僧云集，学科齐全，师生人数常达万众。年轻的玄奘以此为据点访师参学，誉满印度僧俗两界以后，才带着一腔热血和满腹经纶回到祖国。

开明的太宗皇帝隆重地接待了他，尽管玄奘出国违反了他的禁令。帝国政府还为法师的译经活动提供了种种方便和大力支持。作为在印度被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得道高僧，玄奘译出的当然都是真经。他和弟子窥基共同创立的法相宗唯识论，在他看来当然也是真理。

然而怎么样呢？

没过多久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被遗忘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那一套理论实在太专业也太难懂。仅仅阿赖耶识（Alayavijnāna）这样一个根本无法意译的名词，便足以吓退许多人。就连“外境非有，内识非无”这样最浅显的道理，对芸芸众生也是丈二和尚，更不用说高等数学般的论证过程。何况就算弄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道理又能如何？能立地成佛么？不能。

那就不学也罢。

中国人从来就是讲实用的，包括太宗皇帝。他首先想到的是劝玄奘还俗为官，然后才考虑到支持翻译佛经也许有利于树立帝国的正面形象。不过他更赞成法师将自己西行的所见所闻口述记录下来。那样一部《大唐西域记》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说不定会起到军事地图的作用。[1]

民众则是另一种心态。他们万人空巷地欢迎玄奘法师回到长安，无非是要亲眼目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就像争先恐后去听爱因斯坦演讲的贵妇人，关心的只是能否收集到讲课时扔下的粉笔头。相对论也好，唯识论也罢，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兴趣，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听得懂。

没奈何，不被理解的玄奘只好主要靠《西游记》，次要地靠《大唐西域记》活在历史上和人们心中。他视为生命的唯识论被旧话重提，要到辛亥革命之后。[2]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8月，玄奘从长安出发。
公元631年秋，玄奘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摩揭陀国那烂陀寺，那已是他离开长安的第五年。

兴旺起来的，是净土宗和禅。

净土宗和禅宗都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也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宗派。不同的是，知识界对禅情有独钟，一般民众则多修净土。净土宗的最受欢迎之处，是道理通俗易懂，方法简单易行。即便目不识丁，也能借此脱离苦海。

那么，净土宗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求来世，求往生。

净土宗告诉信众，我们的人生是很苦的。那幼小的生命刚刚形成时，被安置在一个名叫子宫的空间里，浸泡在名叫羊水的液体中，真可谓水深火热，暗无天日。有苦难言的我们只能备受煎熬，直至忍无可忍破门而出。然而出生的道路是那样狭窄，落到产褥上时又那样疼痛，结果所有的婴儿无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诸位说，是也不是？

所有信众都点头。

当然是。想想看，有谁落地笑呵呵？

接下来的道路也不平坦，忧虑和恐惧则伴随终身。皇帝怕篡位，官员怕免职，商人怕赔本，盗贼怕杀头，谁家没有难念的经？爱人生离死别，冤家狭路相逢，好事求不来，坏事躲不掉，简直苦不堪言。诸位说，是也不是？[3]

信众又都点头。

确实，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

因此佛教四圣谛（Catursatya）第一条，就是苦谛。而且佛祖当年身为王子却毅然出家，就因为在王城的四个门看见了生老病死四种痛苦，由此得出“人生是苦”的结论。这个结论在佛教看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叫“谛”。

问题是为什么。

这就要查找原因。如果原因找对了，就叫集谛。净土宗认为，原因在于我们生错了地方，生在了东方秽土。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争取下辈子往生西方净土。净土是佛住的地方。佛有无数，净土也无数。只要从东方秽土转移到西方净土，就会在佛光普照之下幸福无比。

人生是苦，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生错地方，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往生净土，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而且这些道理简单明了一听就懂，那又何必去学什么唯识论？

剩下的是如何操作。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南无（Namas）读如拿摩，意为致敬。阿弥陀佛（Amitābha）则是极乐世界（Sukhāvatī）的教主，也是接引佛。只要信仰阿弥陀佛并向他致敬，他就能把你接到西方净土去。[4]

如此当然甚好，可惜得等到来世。来日方长，我们可是眼前这道坎就过不去，请问又能如之何？

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中国的圣母，不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还有千手千眼和万千化身。因此，只要念诵菩萨圣号，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菩萨心肠的观音是有求必应的。

这就有点像伊斯兰教的念功。不过，念诵清真言是为了坚定信仰，念诵佛号则是为了解决问题。观音菩萨解决现实问题，阿弥陀佛解决归宿问题，今生来世都有保障。而且修行的方式简单到只要念诵，再没文化的愚夫愚妇也都学得会做得到，可谓无障碍通道，当然大行其时。

可惜，净土宗仍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解决佛教与中华传统，尤其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不要忘记，在他们宣扬鼓吹的西方净土和极乐世界中，并没有给皇帝安排特殊的地位。那个地方可是人人平等的，这让至尊天子情何以堪？因此，帝国的统治者便难免怀疑这很可能是一个阴谋，目的是要用谁都无法证明的所谓来世，颠覆君君臣臣的现存秩序，甚至政权。

净土宗则偏偏为这种怀疑提供了证据。从佛教传入中国那一天起，僧侣就坚持不向皇帝行跪拜之礼，只是双手合十表示敬意。理由是他们已经出家，是佛弟子而非臣民。这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观念当然是严重的挑战，净土宗的始祖、东晋高僧慧远却还要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据理力争。这不能不让佛教与皇权结下梁子。

他们的另一做派也让儒家不满，那就是单身和姓释。要知道，过不过性生活，是你自己的事；生不生孩子，却是全社会的事。如果所有人都不生孩子，请问我们的民族将何以延续，劳动力又从哪里来？长此以往，岂非亡国亡种？

何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毕竟，中华文明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人心的凝聚靠的是祖宗崇拜。既不生孩子，又不随父姓，西周奠定的文明基础岂不会被彻底颠覆？那可比改穿夷狄的服装，甚至比让胡人当皇帝，都严重多了。

不敬王者是无君，不随父姓是无父。无君无父那就是禽兽，更不用说还要断子绝孙。因此，尽管慧远一再申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皇权政治，在家修行的居士也仍然应该尽忠尽孝，但疑虑依然无法打消。[5]

事实上，如果佛教的教义也是忠孝，则他们多余；如果反对忠孝，则他们危险。显然，仅仅只有净土宗，是无法让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必须有一种与儒家伦理全无冲突又能自成体系的宗派，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禅宗应运而生。

[1]请参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2]请参看邓晓芒《思辨的张力》导言。

[3]佛教将人生之苦总结为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总称五盛阴，合为八苦。见《大涅槃经》。

[4]阿弥陀佛有十三个名号，比如“无量寿佛”等等，密教称为甘露王，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

[5]慧远的观点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

禅宗故事

佛祖在灵山说法那天，不知道有没有花。[6]

照理说是有的，而且应该从天上掉下来。南梁高僧云光为梁武帝说法时，就曾感动得花儿在空中缤纷而降，叫“天花乱坠”；东晋高僧道生在虎丘山讲经时，山上的石头都连连称是，叫“顽石点头”。释迦牟尼，当不亚于此吧？[7]

不管怎么说，佛祖“拈花示众”了。

他拿起一朵花给大家看。

没有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有弟子摩诃迦叶（叶读如社）破颜微笑。于是佛祖说，从今天起，我另外开辟一条传法的途径，什么话都不说，只靠相互之间的心心相印。这个新的法门和宗派，现在交给摩诃迦叶。[8]

禅宗，就这样在会心一笑中诞生。

它的宗旨，则是“不立文字，见性成佛”。

但这故事靠不住。因为释迦牟尼创教，跟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一样，从来就靠言说。佛经也像《古兰经》，是弟子们记录整理出来的，所以往往开头就说“如是我闻”，意为“我是这样听佛祖说的”。摩诃迦叶也不是什么“道体心传”的开创者，反倒是将佛经编纂成书的发起人。[9]

实际上，禅宗是中国佛教的宗派，印度佛教并没有类似的主张。禅（Dhyana）的本义是静虑，与定（Samadhi，专注）合为禅定，跟鲜花和微笑八竿子打不着，也没有什么“教外别传”的意思。因此，不但摩诃迦叶的故事是编出来的，就连将菩提达摩尊为中国禅宗初祖也颇有可疑。

外来和尚菩提达摩（Bodhidharma，又译菩提达磨）倒是确有其人，而且见过中华皇帝，时间是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公元527年（南梁普通八年）。当时这位最大的佛教赞助商正志得意满，因此开口便问自己有何功德。

菩提达摩说：并无功德。

据西安碑林碑刻（局部）绘。菩提达摩的弟子除了慧可，还有道育、僧副、昙林等。

没人想到会有这样的回答，菩提达摩却理直气壮。因为学佛原本为求解脱，梁武帝却要求福报，岂非南辕北辙？如果捐了钱就要得好处，跟做生意又有什么两样？

梁武帝却死不开窍。他问：如何是真功德？

菩提达摩说：这个世上求不来。

梁武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菩提达摩说：空寂孤独没有圣。

梁武帝再问：回答朕的是什么人？

菩提达摩说：我不认识。[10]

这就无异于鸡同鸭讲，两个人只好分道扬镳。梁武帝继续去种他的福田，菩提达摩则去嵩山少林寺面壁。据说，他是站在一根芦苇上渡过长江的，叫“一苇渡江”；在那个山洞里一动不动坐了很久，叫“面壁九年”，直到一位僧人为了拜他为师在大雪中站了一夜，还砍断了自己的左臂。

据北宋黄庭坚书《达摩颂》碑拓片。

那个僧人就是慧可。

达摩问：你如此这般，要求什么？

慧可说：我心不安。

达摩说：把心给我，我帮你安。

慧可说：我的心拿不出来。

达摩说：我已经给你安好了。

于是慧可豁然开朗。

得到真传的慧可成为菩提达摩的衣钵传人——达摩在临终前把一件袈裟和一个钵盂传给了他。袈裟是木绵的，所以叫木绵袈裟。木绵不是木棉（英雄树），而是棉花。那时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中国只有丝绵。于是，印度才有的棉花便被称为“木绵”，意思是从植物那里得到的“丝绵”。

慧可得到的衣钵非同小可，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祖交给摩诃迦叶，又经过二十八代传到菩提达摩手里的。这当然是故事传说，却并非没有意义。因为禅宗是宗派不是学派。学派只需要思想观点一致，宗派却还要有组织关系。它需要一代又一代名正言顺地传下去，也需要类似于传国玉玺那样的东西。衣钵，就起到这样的作用。[11]

何况禅宗不立文字，代代相传靠的是心心相印，这就难免会有问题。是啊，难道历代掌门交班，都靠拈花一笑？口说尚且无凭，微笑岂能算数？因此，主张“心传”的禅宗反倒更需要物证，达摩传授衣钵时也说了这样十六个字：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12]

衣钵传人，即典出于此。

据河南嵩山少林寺碑林石刻线画。慧可禅师活了一百零七岁，圆寂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谥大祖禅师。

不过谁都没想到，那衣钵会惹出大麻烦。

菩提达摩将衣钵传给慧可，慧可就成为他的法嗣（禅宗佛法继承人），中土禅宗的二祖。此后，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是为禅宗五祖。

弘忍是被道信一眼看中的。当时，弘忍还只是一个随母乞讨的私生子，人称“无姓儿”。道信却看出他有慧根（领悟佛教般若智慧的天赋），应该收为徒弟。

于是道信问：小朋友，你贵姓啊？

弘忍说：姓倒是有，但不一般。

道信问：那是什么？

弘忍答：佛性。

佛性的性，当然不是姓氏的姓，不过谐音而已。然而小小年纪便能如此对答，道信不能不另眼相看。

于是又问：难道你自己就没有姓吗？

弘忍说：性空，故无。

这就是“未入佛门，已然成佛”了。因此，当弘忍为自己选择法嗣时，门槛便不可能低，甚至还只会更高。何况到此时，禅宗的江湖地位早就今非昔比，衣钵也成了暗中争夺的对象。选非其人或处理不当，后果都很严重。

弘忍的办法是竞争上岗。

按照当时的规矩，传法要作偈（Gāthā，读如记）。禅师以此指点迷津，学徒以此汇报心得，叫“示法偈”。于是弘忍对弟子们宣布：你们都各自依照本性作一偈来。谁的偈最有觉悟，我就把衣钵和佛法传给谁。

结果，很快就有人交了作业──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弘忍深感失望。[13]

没错，又是菩提树，又是明镜台，还要时时防止“精神污染”，请问这是“四大皆空”，还是“到处都有”？说得难听一点，此偈几乎要算尚未入门。

作偈的是神秀，神秀非同一般。从小饱读诗书的他，入寺以后从砍柴挑水做起，这时已位居上座（Sthavira，得道高僧），担任可以为受戒者传授礼仪的教授师。弘忍圆寂后，他继承遗志大开禅风，成为禅宗北宗的开山祖师，九十多岁时还被武则天请到洛阳，史称“两京法主，三帝门师”（两京即长安、洛阳，三帝即中宗、睿宗和武则天）。

弘忍却没有把衣钵传给神秀。除了失望以外，他也在等另外一个人，看看这个人能否交出更漂亮的作业来。因为弘忍对他已有感觉，甚至这次考试就是为他而设。尽管那人此刻还是没有剃度的行者，正在厨房里服役打杂；也尽管弘忍很清楚，他的决定可能会使佛教的江湖不再平静。[14]

那么，弘忍看中并且等待着的人是谁呢？

惠能。[15]

[6]灵山即灵鹫山，是佛祖生前说法的地方。

[7]天花乱坠的故事，见（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顽石点头的故事，见释慧皎《高僧传》。《词源》称：佛祖说法，感动天神，诸天雨各色香花，于虚空中缤纷乱坠。但未注明出处。

[8]事见《五灯会元》卷一。原文为：世尊（佛祖）在灵山会上拈华（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伽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

[9]据说，释迦牟尼涅槃当年，摩诃伽叶即召集阿难陀等五百人，诵出经、律二藏，史称第一次结集。

[10]见《五灯会元》卷一，《景德传灯录》卷三，亦请参看《六祖坛经·决疑品》。

[11]袈裟的来历见《景德传灯录》卷一，钵盂的来历见《旧唐书·神秀传》。

[12]这十六个字的意思是：内传正法以印证如来佛心，外传衣钵以表示师承不妄。

[13]以上故事见《五灯会元》卷一，《景德传灯录》卷三。

[14]关于这次考试的初衷，以及弘忍在心里是否已经内定惠能，历史上并无明确说法。但据《六祖坛经·行由品》，考试前弘忍曾到厨房对惠能说：我认为你的见解可用，但恐怕有恶人害你，所以不跟你说话，你知道吗？然后就有了考试。如果弘忍没有发现惠能的非凡之处，以神秀的学问和地位，法嗣本该是他，他也没有竞争对手，完全犯不着提出作偈的要求，更犯不着让全寺僧人都来参与。因此，弘忍很有可能一眼就看中了惠能，却不敢造次，也没有完全的把握，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不过，《六祖坛经》只是惠能派系的一面之词，历史真相未必如此，请读者无妨姑妄听之。

[15]惠能或作慧能，范阳（今河北涿州）人，俗姓卢，因父亲被贬流放而至新州（今广东新兴），丧父后又随母亲迁到南海（今广东南海），二十四岁时受好心居士赞助到蕲州黄梅双峰山从五祖弘忍学佛。以下所述惠能故事见《六祖坛经·行由品》，《五灯会元》卷一，《景德传灯录》卷三。另据丁福保《六祖坛经笺注》载惠能门人法海为《六祖坛经》所作之序，惠能之名系儿时高僧所取，意思是“惠施众生，能作佛事”。据此，则惠能本名卢惠能，正如悟空本名孙悟空。惠能并非弘忍所赐法号，也不能写成慧能。

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目不识丁。

的确，惠能与穆罕默德有太多相似——出身不错，但家道中落；幼年失怙，又自强不息。先知是遗腹子，惠能的父亲则在罢官流放到岭南（今广东省）不久就撒手人寰。三岁丧父的惠能与母亲相依为命，靠上山砍柴艰难度日。如果不是一位居士赞助，他根本就不可能到弘忍那里学佛。

不过，先知创教靠天启，惠能成功靠天赋。这位后来的六祖确实是有慧根的。因此，当他在双峰山东禅寺（今湖北省黄梅县境内）初见弘忍时，就让弘忍刮目相看。

弘忍照例问：你从哪里来？

惠能答：岭南。

弘忍又问：想干什么？

惠能答：作佛。

弘忍说：岭南人野蛮，怎么能学佛？

惠能反问：人有南北，佛性也有吗？

弘忍心里一惊：肉身菩萨来了。同时他也明白，这件事不能张扬。于是不动声色地命令惠能到厨房劈柴踏碓，也不为他剃度，八个月后才宣布以示法偈定接班人。

惠能果然不负厚望，在神秀之后写出偈来。不过因为声称不识字，只能口述，再请人帮忙抄在墙上。

偈云：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回头再看神秀的：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不用多说，高下立判。

弘忍既欣慰又为难。没错，论资排辈，当选神秀；择优录取，该选惠能。然而仅凭一则偈子，就将一个勤杂工指定为宗门祖师，不要说神秀不服，恐怕也难服众。何况惠能透彻了悟，神秀众望所归，很难说谁是熊掌谁是鱼。

老和尚决定再试一把。

第二天，也可能是当晚，弘忍悄悄来到厨房，看到惠能腰里绑块石头正在舂米，便问：你这个米好了没？

惠能说：早舂好了，只欠一筛。

这是双关语——筛字下面是师。

弘忍懂了，拿起禅杖在石碓上敲了三下。

惠能也明白，三更时分进入了方丈室。

这事可疑。可疑不在太像《西游记》——准确地说，恐怕《西游记》才是抄它的。问题在于，惠能怎么知道筛字的下面是师字，他不是自称一字不识吗？

看来，惠能目不识丁是假的。声称不识字，有可能不过是自谦，更有可能是坚持“不立文字”的宗旨。据说，未剃度时，他曾为一位老太太解说《涅槃经》经义。老太太拿起经书问字，惠能却说：诸佛妙理，非关文字。因此，他很可能是识字不写字，或者不会写，或者不想写。[16]

惠能进了方丈室，弘忍便为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惠能突然大彻大悟说：众生的本性原来清净，众生的本性不生不灭，众生的本性具足佛性，众生的本性不可动摇，众生的本性包罗万象。

弘忍也立即明白：禅宗六祖，非他莫属。

于是当即传他钵盂和袈裟。弘忍还说，初祖西来，无人相信，这才以此为信物。现在立足已稳，不可再传。衣钵本是争端，传衣命若悬丝。此处不可久留，快走快走！

师徒二人连夜来到江边。

上船以后，惠能说：和尚请坐，弟子摇橹。

弘忍不肯。他说：本该我来度你。

这又是一语双关。佛家讲慈航普度，度人是为师的职责所在。度与渡谐音。渡惠能过江，就是度他到彼岸。

惠能却说：迷时师度，悟了自度。

意思也很清楚：我不明白的时候，感谢老师度我。现在已经开悟，当然自己度自己。

这话很对。觉悟，毕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弘忍连连点头，一声长叹：是这样，正是这样啊！三年以后我会圆寂，佛法就靠你弘扬了！

没有史料记载惠能如何回答，只知道辞别恩师后，惠能一路南行，然后隐姓埋名，潜伏下来，直到他认为时机成熟之日才公开亮明身份。那时，阿拉伯人早就告别了四大哈里发时代，伍麦叶王朝也已经建立十五年。

惠能现身是在广州法性寺。

那天，寺庙里面的幡（旗帜）翩然起舞。

据明万历年间刊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坛经》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记载六祖惠能得法、传宗、言教等等事迹，含行由、般若、决疑、定慧、妙行、忏悔、机缘、顿渐、护法、付嘱十品。

刚刚听完住持印宗法师讲《涅槃经》的一众僧人，便七嘴八舌地讨论这个问题。

问：幡是无情物（没有意识），怎么会动？

答：风吹幡动。

又问：风也是无情物，怎么会动？

有人说：因缘合和。

也有人说：幡不动，风自动。

这时，惠能从人群中站了出来，对众僧一声断喝：什么风动，什么幡动，都不过是你们心动！

正在一旁休息的印宗法师大吃一惊。他客客气气地把惠能请进方丈，继续探讨风幡问题。惠能从容不迫，将原理慢慢道来。印宗越听越入迷，竟不知不觉站起来说：早就风闻五祖的法嗣到了岭南，莫非就是行者您？

惠能说：不敢。

印宗说：请出示衣钵，以告众人。

惠能这才把衣钵拿了出来，印宗则为惠能剃度，然后拜惠能为师。此后，惠能便在岭南升坛、说法、收徒，创立了禅宗的南宗，以神秀为代表的一派则称为北宗。

这时，距离玄奘法师回到长安三十一年，距离惠能到黄梅双峰山拜见弘忍十五年。想当初，惠能曾对弘忍说，人有南北，佛性没有，何曾料到禅宗却会分南北呢？[17]

此后的禅宗也只有法嗣，不传衣钵。是啊，南宗和北宗都自称正宗，如果一定要以衣钵为证，岂不会祸起萧墙大打出手？相反，不传衣钵，接班的人数就不受限制，必将有利佛法的弘扬。更何况，本来无一物，要什么衣钵呢？

事实上，六祖之后，法嗣就不再一脉单传，甚至还各自开宗立派。也不称祖，称世，包括四祖和五祖旁出的（见上页表，后面提到的人物关系亦见此表）。可以说，从菩提达摩到六祖惠能，便相当于阿拉伯人的四大哈里发，北宗和南宗则相当于伍麦叶和阿巴斯王朝。只不过，禅宗的伍麦叶和阿巴斯是同时并存，至少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然而最终风行于中华大地的却是南宗，后来人们说到禅宗指的也是它。南宗与禅宗合而为一，提到北宗时才需要特别加以说明。这样看，惠能其实是中土禅宗的初祖，因此也只有记录惠能言论的著作才叫做经，即《六祖坛经》。

这可是佛祖才能享受的待遇。

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16]星云法师《六祖坛经讲话》即认为是自谦。另，此事发生在什么时候，说法不一。《五灯会元》记为惠能出家前，《六祖坛经》记为在弘忍处受衣钵后，到法性寺亮明身份前。

[17]关于惠能的生平，历来说法不一。据《五灯会元》卷一，他到黄梅双峰山拜弘忍为师是在唐高宗咸亨二年（671），现身广州法性寺是在仪凤元年（676），之间只有五年，与王维、柳宗元所作《碑铭》称其隐居南海十六载的说法明显不符。本书采信徐文明《六祖惠能的生平和思想》一文研究成果：惠能到黄梅是在唐高宗龙朔元年（661），现身广州法性寺是在仪凤元年（676）正月八日，实际时间十五年，跨年计算十六年。

立地成佛

南宗的优越性，在主张顿悟。

顿悟和渐悟，是南北宗根本分歧所在。简单地说，即神秀主张“渐入佳境”，惠能主张“立地成佛”。由于主张慢慢修成正果，所以要“时时勤拂拭”。相反，既然认为可以一步到位，当然要说“本来无一物”了。

显然，这里没有是非对错。惠能也说，本来正教并无顿悟和渐悟之分，只不过人与人有个体差异。有的敏捷，有的迟钝。迟钝的人修渐教，循序渐进；敏捷的人修顿教，立竿见影。但只要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18]

这是很实在的说法。可惜没人承认自己迟钝，大家也都希望速成，南宗作为顿教当然大受欢迎。

问题是，顿悟成佛有可能吗？

小乘佛教说No，大乘佛教说行。

乘（Yāna）音译衍那，梵文的本义为道路，汉语的本义为车辆，在佛教中指抵达彼岸的方法和途径。不过，小乘和大乘的主要区别不在运载工具，而在奋斗目标。前者追求个人解脱，后者宣传普度众生。因此，后者认为自己的道路和事业都大，便自称大乘（Mahāyāna，音译摩诃衍那），而把前者称为小乘（Hīnayāna，音译希那衍那）。

当然，前者并不认账，他们自称上座部。

看来，大乘主张兼济天下，小乘主张独善其身。这当然无可无不可。但不管怎么说，普度众生毕竟功德无量。小乘即便不肯做，也不至于反对，为什么不能同意呢？

关键在佛性。

佛性（Buddhatā）原指佛陀本性，也叫如来性，是人与佛的本质区别——佛的本性是佛性，人的本性是人性。佛性既然是佛的，就不可能是人的。否则佛与人有何区别，我们又为什么要拜佛？因此小乘佛教认为，人不可能成佛，也不可能度别人，最多只能修罗汉果，把自己解脱出来。

据明代董其昌楷书《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清拓本。《金刚经》是大乘佛教般若部经典之一，在五祖弘忍、六祖惠能后的禅宗有极高地位。成书于公元前494年间，从古印度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有六种译本，流传最广的是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及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大乘佛教却认为，这种境界实在不高。学佛，就得修持佛果。即便一下子达不到佛的果位，也可以争取做佛的“候补委员”——菩萨。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如果奋斗目标定得那么低，弄不好阿罗汉果也修不成。

何况罗汉也不是众生。这就是说，人性可以改造，佛与人也并非截然对立。相反，通过修行和努力，人能够逐渐向佛靠拢，先修成阿罗汉，再修成菩萨，最后成佛。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就连小乘佛教也不能成立。

问题在于，人又为什么能够向佛靠拢？

也只能承认：人性中原本就有佛性，只不过没有被发现和开发出来。但作为可能性，它是存在的。当它因佛教的修行而被引发时，就能够成为罗汉，甚至菩萨。如果还能够全部引发，圆满显现，那就是佛了。[19]

因此，必须修订对佛性的定义：佛性是佛陀本性，也是成佛的可能性。它存在于一切生命体中，犹如尚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种子。唯其如此，创立佛教才有意义，普度众生才不是骗局，建立佛国净土才不会永无期日。

于是大乘佛教宣布：一切众生，悉有佛性。[20]

然而这样一来，就同时有了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众生皆有佛性，请问坏人有没有？第二，既然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他们未能成佛？第三，佛与众生，究竟区别何在？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坏人也是众生。何况如果众生都是好人，则慈航普度没有意义。度得了恶人才是真普度，容得了小人才是真宽容。慈悲为怀不看对象，普度众生不设门槛，认定佛性当然也不论善恶。

实际上，佛教关心的不是善恶，也不是美丑，而是觉悟与不觉悟，也就是悟与迷。因为佛的本义就是觉悟，佛陀则是觉悟了的人。相反，不觉悟，未能觉悟，不肯觉悟，那就是众生。迷即佛众生，悟即众生佛。佛与众生，不但可以相互转化，而且只有一念之差──迷，还是悟。[21]

既然只有一念之差，顿悟便完全可能。事实上，禅宗的四祖道信，就是在刹那之间觉悟的。当时他十四岁，拜在三祖僧璨门下学佛。僧璨问他：你来学佛想要怎样呢？

道信说：求解脱。

僧璨问：谁捆住你了啊？

道信答：没有人捆住我。

僧璨说：没人捆你，要什么解脱？

道信大悟，于是入门。[22]

这叫什么呢？

一念悟时，众生是佛。[23]

如此说来，再苦再难也不要紧？

不要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作恶多端也没关系？

没关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难怪那么多人喜欢禅宗，也难怪禅宗会被骂作“精神鸦片”了。是啊，按照“苦海无边”的逻辑，社会不公你不要抱怨，被人欺负也不要反抗，那只怪你自己不觉悟。如果你肯回头望望，就能看见那彼岸世界的灯火闪亮。

江湖骗子、不法奸商、贪官污吏，甚至窃国大盗，则不妨依然故我。反正只要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屠刀，佛界仍有你一席地位，此前则尽管纸醉金迷，杀人放火，男盗女娼。禅宗已经为你留下后路，并且准备了心灵鸡汤。

如此说教，难道不是精致的骗局？[24]

然而这是误读和误解。禅宗从来就没有说过要解决现实问题。他们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愿望。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只在宗教的范围内，而且只是阐明一个基本原理：众生与佛的区别就在迷与悟，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所谓“回头是岸”云云，不过为了打消顾虑的极而言之。

因此，如果你要面对现实，完全可以不理睬禅宗。

何况觉悟二字真是谈何容易。它就像孔子的仁，一方面想要就有（我欲仁，斯仁至矣），另方面又难以企及（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正可谓近在眼前，远在天边。[25]

想想也是。真那么简单，岂非满街是佛？

那么，不能成佛，问题在哪？

在执。

什么是执？就是一根筋，死心眼，不开窍，非在一棵树上吊死不可。执则迷，迷则不悟，叫“执迷不悟”。这是一切众生的通病，就连某些号称禅师的人也未能免俗。比如唐末禅师祖印明，便曾这样向惠能叫板：

六祖当年不丈夫，请人书壁自糊涂。

明明有偈言无物，却受他家一钵盂。

意思也很清楚：你既然已知菩提无树，明镜非台，四大皆空，万法皆无，为什么还要夺人衣钵？如此知行不一，骂作糊涂已是口下留情，且看他如何对答。

回答很容易，反问一句就够了：你既然透彻了悟，又何必多管闲事？衣钵固然空无，是非何尝不是？更何况，知道色相是色相，色相就不是色相；明白空无是空无，空无就不再空无。如此，则衣钵的受与不受，有何区别？

呵呵，既明万事皆无物，何必管他受钵盂！

然而我们却只能说祖印明悟性不够，却不能指责他批评了六祖惠能。他是可以骂的，而且应该骂，必须骂。

因为禅宗的特色就是“呵佛骂祖”。

[18]见《六祖坛经·定慧品》。

[19]请参看世亲《佛性论》卷二。

[20]见《大涅槃经》。

[21]见敦煌本《六祖坛经·见真佛解脱颂》。

[22]见《景德传灯录》卷三，并参看《五灯会元》卷一。

[23]见《六祖坛经·般若品》。

[24]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

[25]孔子这两句话均见《论语·述而》。

否定之否定

丹霞天然骑在了僧徒的脖子上。

这个胡作非为的人是惠能的四世法孙。由于当时流行在法号前面加山名、地名、寺名，所以叫丹霞天然——丹霞是山名，天然是法号。实际上他原本是儒家，只因为在赴京赶考途中遇到一位学佛的禅者，才彻底改变了人生。

禅者问：施主到哪里去？

丹霞天然说：考公务员。

禅者说：当公务员哪里比得上做活菩萨？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丹霞天然立即改道江西去见惠能的三世法孙马祖道一，却被马祖一球踢到石头希迁那里。因为丹霞天然见了老师也不说话，只是用手托着额头，意思是要剃度。马祖知道来者不善，便将这烫手山芋扔了出去。

来到南岳衡山的丹霞天然故技重演，石头希迁却不吃他那一套，让他进了厨房。有一天，希迁让学生们到佛殿前铲除杂草，丹霞天然却洗了头在他面前跪下。石头希迁只好铲除这家伙头上的“杂草”（为他剃度），丹霞天然则在剃完头发后捂住耳朵掉头就跑，又跑回马祖道一那里。

这次他直接进入僧房，将那坐禅的僧人当驴骑。

马祖道一只好来看他，然后说：我子天然。

意思大概是：你倒天真可爱。

丹霞天然却翻身跪下来说：谢恩师赐法号。

石头希迁和马祖道一，是当时最受尊崇的禅师。石头希迁剃度，马祖道一赐号，立即让丹霞天然名满天下。然而此人却依然无法无天。有一年在洛阳慧林寺，竟然将木头佛像烧了取暖。院主责问，他却拨着灰烬说是要取舍利。

院主说：木头佛像，哪来的舍利？

丹霞天然说：没舍利吗？那就再烧两尊。[26]

啊！对待佛祖，也可以这样？

当然。禅宗五大流派之一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义玄，就主张“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惠能的六世法孙德山宣鉴则声称：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这就从佛祖、菩萨再到禅宗的祖师爷，一个不少地全骂完了。[27]

德山宣鉴的另一大壮举是烧经书，而他原本是熟读佛经反对禅宗的。他说，我们出家人千辛万苦，皓首穷经，尚且不能修成正果，岭南那野蛮人（指六祖惠能）却说什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便挑了一担经书去找禅师辩论，扬言要直捣龙潭剿灭禅宗。

没错，德山宣鉴去见的，正是龙潭崇信。

然而走到半路，他就挨了当头一棒。

当时，德山宣鉴向一个卖烧饼的老太太买点心。

烧饼婆婆问：法师挑的是什么书？

德山宣鉴说：《金刚经》。

烧饼婆婆说：好！我有一问。答得上来点心白送，答不上来别处去买。《金刚经》上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法师要点哪个心？

德山宣鉴瞠目结舌。

是啊，一个烧饼婆婆的问题都回答不了，读那么多经书又有什么用？因此，到了龙潭寺，经崇信稍加点拨，德山宣鉴便豁然开朗，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经书。[28]

临济义玄也不含糊。他到菩提达摩塔前，塔主问他先拜祖（菩提达摩）还是先拜佛（释迦牟尼），他的回答居然是祖佛都不拜，气得塔主火冒三丈：长老跟祖佛有仇啊？

有趣的是临济义玄的解释。

曾经有人问他：你这一堂僧人还看经吗？

临济义玄说：不看经。

那人又问：习禅吗？

临济义玄说：不习禅。

那人不懂：既不看经，又不习禅，你们都做什么？

临济义玄说：成佛呀！[29]

奇怪！成佛就要烧佛像，烧经书吗？

是的，因为破执极难。

破执有三关：我执、法执、空执。我执，就是执著于我，不知“我由法生”。法执，就是执著于法，不知“万法皆空”。空执，就是执著于空，不知“空亦是空”。能破我执，就是罗汉。能破法执，就是菩萨。能破空执，就是佛。

但这很难。什么叫“空亦是空”？大乘佛教中观派的表述是：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是有，不是没有，不是又有又没有，也不是既没有有，也没有无。所以，空亦是空，亦是不空。[30]

请问，有几个人听得懂？

也只好棒喝。

棒就是打，喝就是吼，代表人物则是临济义玄和德山宣鉴，号称“临济喝，德山棒”。后者甚至扬言：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问他道理何在，也是三十棒。[31]

总之，跟他们学佛，不是挨打就是挨骂。

此外还有胡说八道或文不对题，比如惠能的五世法孙赵州从谂（读如审）。有人问他什么是古佛心，他答“三个婆子排班拜”；问他什么是永恒真理，他答“一个野雀儿从东飞过西”；问他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他答“庭前柏树子”。

据齐白石画作。赵州从谂（778-897）留下了不少意味深长的禅林公案，以“庭前柏树子”最为著名，完整的偈子是：出入云闲满太虚，元来真相一尘无。 重重请问西来意，唯指庭前一柏树。

于是便有人问：柏树子也有佛性吗？

赵州说：有。

那人又问：什么时候成佛？

答：虚空落地时。

那人再问：虚空什么时候落地？

答：柏树子成佛时。[32]

请问，这是回答了呢，还是没回答？

当然是回答。

其实，棒喝，胡说，呵佛骂祖，都是为了直截了当地破执。因为众生执迷，无非由于总认为有某种东西不能不“死认”。死认就执著，就不觉悟。为了破执，只好壮士断腕以身试法，拿佛、祖、经开刀。擒贼先擒王，树倒猢狲散。最神圣的都可以不当回事，还有什么可执著的？就连“我”也可以否定，比如马祖道一的法嗣兴善惟宽。

有人问兴善惟宽：狗也有佛性吗？

兴善惟宽说：有。

那人又问：和尚你有吗？

兴善惟宽说：我没有。

那人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你没有？

兴善惟宽说：我不是一切众生。

那人便问：既然不是众生，莫非是佛？

兴善惟宽说：我不是佛。

那人又问：既不是佛，也不是众生，那是什么东西？

兴善惟宽说：也不是东西。[33]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无话可说。什么都已否定，也就什么都不必否定。吃饭睡觉可以有，娶妻生子可以有，建功立业可以有，升官发财可以有，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修齐治平等等当然更可以有。与世俗生活不矛盾，与皇权政治不矛盾，与儒家伦理也不矛盾。一切问题，通通解决。

是为“否定之否定”。

自我否定之后的佛教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它也完成了自己的中国化，不再是外来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而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影响世界的大唐文明，也没有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方式。这里面的种种原因和奥秘，正是我们要继续探讨的。

[26]丹霞天然事见《五灯会元》卷五。

[27]临济义玄语见《临济录》，德山宣鉴语见《五灯会元》卷七。

[28]见《五灯会元》卷七。

[29]见《五灯会元》卷十一。

[30]见《中论·观涅槃品》卷二十五，转引自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

[31]见《五灯会元》卷七。

[32]见《五灯会元》卷四。

[33]见《五灯会元》卷三。

第四章

佛教中国化

法难与自救

大唐当局原本并不喜欢佛教。

不喜欢是可以理解的。被他们取代的隋，不但皇帝姓杨而且尊佛。即便为了画清界限，李唐也要改弦更张，何况被道教尊为教主的老子据说还姓李。因此，尽管老子究竟是谁并无定论，更非号称“道德天尊”的真神，跟李世民他们家也风马牛不相及，唐太宗仍然在贞观十一年（637）颁布尊道抑佛的命令，宣布道教的地位在佛教之上。

这一年，武则天进宫，成为唐太宗的女人。

年方十四的武则天当然管不了这事，出面据理力争的是高僧法琳。他甚至对唐太宗说，陛下的李氏出自鲜卑，与陇西李氏毫无关系。意思也很清楚：大唐是胡人的王朝，应该尊奉胡人的宗教，何况拓跋的血统比老子高贵多了。

法琳自以为得计，却没想到犯了大忌，李氏父子最痛恨的就是把他们视为胡人。想当年，纯正鲜卑血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时，就明确而坦然地宣布自己不是胡人，也不怕下阿鼻地狱。法琳哪壶不开提哪壶，岂非找死？

勃然大怒的太宗皇帝将法琳打入死牢，并且下令说：法琳不是在著作中声称口诵观音的人刀枪不入吗？那就让他在狱中好好念诵菩萨的圣号，七天之后再来试刀。

期满之日，执法官问：念观音有效吗？

法琳答：贫僧不念观音，只念陛下。

执法官说：你怎么念起陛下来？

法琳答：因为陛下就是观音。

太宗皇帝轻蔑地撇了撇嘴，将法琳流放到益州。[1]

法琳躲过一劫，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南朝，北朝》中所说，自从胡僧佛图澄被后赵皇帝羯人石勒尊为“大和尚”，佛教在中国就跟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要依靠皇权与道教争夺江湖地位，国家则要借助宗教维持统治。只不过，主动权在后者手里。皇帝可以选择佛教，也可以选择道教，还可以在二者之间搞平衡。

原因，则多种多样。

隋文帝是公私兼顾。这个武川军阀诞生在佛寺，由一位比丘尼抚养成人，对佛教有着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兴佛不但可以报答养育之恩，证明自己得天独厚，还能与灭佛的前朝撇清关系，争取到佛教信徒的众多人心。[2]

后来武则天的崇佛，原因也在这里。

于是，前面的皇帝灭佛，后面的篡位者就兴佛，比如杨隋；前面的王朝崇佛，后面的取代者就抑佛，比如李唐。他们必须这样选择，非如此不能显示自己正确。佛道两教的此消彼长，也不是什么风水轮流转，而是强权在操纵。

这实在与信仰无关。

中国的皇帝，也没谁真有信仰。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固、统治的长久，佛教却总让他们放心不下。五胡十六国以后，佛教兴盛发达，僧尼不入编户，不纳赋税，不敬王者，许多寺院甚至有着自己的法律法规（僧律）和武装力量（僧兵），俨然王土之上的国中之国。幸亏它们规模有限也未联成一体，否则那些方丈岂非割据的诸侯？[3]

问题是他们还要自称“佛子释种”，等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即便那些带发修行的居士，虽然也娶妻生子，但谁能保证孩子们不会被教育成“中国面孔天竺心”？

更严重的是，靠着佛教，外来文化和异端邪说有了“思想租界”。那些崇洋媚外和离经叛道的异己分子，完全可以躲进那里“政治避难”，以佛祖的名义蛊惑人心，不断挑战儒家伦理的底线。其种种表现，已如前章所述。

这很危险。寺院超过规模，会亡国；信徒超过数量，会亡种；文明根基动摇，会亡天下。因此，在统治阶级和正统儒家眼里，佛教岂止精神鸦片，简直就是定时炸弹。唐太宗只是贬低佛教，仍然让佛教与道教并行，已是开明。

相比较而言，道教让人放心得多。

道教能够成立，自然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优点，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具有中国特色。比方说，食人间烟火，修现世功德，讲修身养性，求长生不老。这些都非常符合华夏文明的现实精神，何况道教的养生之道也不乏技术含量。

更何况，它好歹也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

可惜道教不争气，总也斗不过佛教。说起来这也怪不得他们。中国原本没有宗教土壤，不可能自发产生宗教，只能照猫画虎。这样硬生生弄出来的东西，便只能一半是佛教的山寨版，一半是巫术的升级版，哪里比得上体大思精内涵丰富的佛教？人心所向，皇权也奈何不得。

竞争不过，只好动粗。

于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后，又有了唐武宗的会昌毁佛和后周世宗的整顿佛门，史称“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难。尽管此前由于武则天和其他皇帝的扶植，佛教在唐代曾达到鼎盛。但在武宗的打击下，已是元气大伤。

这虽然理无可恕，却也情有可原。

原因不仅在于武宗崇道，更因为佛教的过速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政权稳定和国计民生。以当时的生活水平，十户人家才能供养一个僧人，而会昌五年（845）还俗的僧尼就多达二十六万，大唐子民的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这时就算换了武则天，恐怕也得调整政策，何况武则天只有一个。[4]

但，三武一宗以后，却再也没有灭佛的事情发生。佛教不但与朝廷，与道教和儒家也相安无事。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中，佛僧和道士还往往联手。明代嘉靖皇帝崇道，清代雍正皇帝信佛，都没有引起政局的动荡。自称破尘居士或圆明居士，在宫中举行法会说法受徒的雍正皇帝，甚至照样毫不留情地刮起廉政风暴，将帝国的财政扭亏为盈。[5]

这当然不会是皇权政治变成了神权政治，只可能是佛教发生了变化，当权者、儒家和道教也做出了相应调整。他们学会了和平共处和中庸之道，也懂得了“斗则两败，和则俱存”的道理，终于携起手来致力于中华文明的共建。

首先是佛教在帝国的结构中摆正了位置。他们通过种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对寺院规模和僧尼数量的自我控制，一再向统治者表明心曲：自己将永不谋求执政地位，也不打算将中华帝国变成中华佛国。但，这只能保证他们不再遭受迫害和法难。要想长期生存，必须自我革命，自我拯救。

也就是说，彻底中国化。

中国化早就开始了。第一步是巫术化的浮屠道，时间在东汉到五胡十六国；第二步是玄学化的般若学，时间在西晋到东晋。靠着这两步，佛教从鲜为人知的外来文化变成了风靡天下的中华时尚。这就让他们意识到，与华夏传统相结合才是自强自立的不二法门，而代表着这传统的是儒家，因此还必须迈出关键的第三步——实现自身的儒学化。

儒学化的佛教就是禅宗。[6]

禅宗虽然创始于唐，大行其道却是在宋，佛教不再有性命之忧也是在宋。这说明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佛教的中国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从惠能开始的，他提出的“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正是佛教的儒学化纲领。[7]

这就同时给我们提出了四个问题：禅宗怎样实现了佛教的儒学化？实现这一革命目标的为什么不是别的宗派，而是禅宗？变革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时发生？禅宗在改变了佛教的同时又改变了别的什么？

那就让我们探个究竟。

[1]法琳最后死在流放途中。他的事迹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均无记载，只见于《续高僧传》卷二十四、《开元释教录》卷八、《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等，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有条目。

[2]见《隋书·高祖纪》，并请参看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隋两帝重佛宗法俱受归戒事》。

[3]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

[4]会昌五年全国人口统计为四百九十五万余户。按十户人家供养一个僧人计算，二十六万僧尼的供养者达二百六十万户，已经超过全国人口的半数。辛替上书劝谏唐中宗时甚至说，天下之财，佛有十之七八。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

[5]请参看拙著《品人录》。

[6]此处及以后所称禅宗均指惠能开创的南宗。特此说明，不再另注。

[7]见《六祖坛经·决疑品》。

人间佛法

从谂禅师驻锡赵州观音院以后，学佛的人便一天天地多了起来，有一次竟然来了好些僧徒。于是，院主（监寺）就请这位后来被称为赵州从谂或赵州和尚的得道高僧，去看看那些慕名而来的新人，给他们上开学第一课。

八十高龄的赵州和尚慈眉善眼。他走上前去，和蔼可亲地依次询问：同学，你以前到过我们寺院吗？

第一位新生双手合十答道：弟子来过。

赵州说：好好好，吃茶去。

又问另一个。

回答是：弟子没有来过。

赵州又说：好好好，吃茶去。

如此这般询问一遍，开学典礼就宣布结束。

院主不懂。他问：大和尚，前面那个是来过的，你让他吃茶去。后面这个没来过，怎么也让他吃茶去？

赵州大声说：院主！

院主说：在！

赵州说：吃茶去！[8]

啊！莫非学佛参禅就是吃茶？

正是。因为六祖惠能说得非常明确：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禅，当然就是喝茶，也就是吃饭、洗碗、打扫卫生、挑水砍柴，等等。[9]

准确地说，就是生活。

这是一种人间佛法。

人间佛法是符合中华传统的，因为先秦诸子的思想就是人间哲学。就连最抽象的周易哲学和老子哲学，也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而是中国式的“伦理学之后”，是可以付诸行动的实践理性和实用哲学。[10]

孔孟之道，儒家伦理，更是如此。

不同之处，也就是儒家讲修身，禅宗讲修行。但修身和修行，都在生活中。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孝子？晚上铺好席被服侍父母就寝，早上去探视请安，叫“昏定晨省（省读如醒）”。同样，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佛？也很简单，那就是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做好，甚至自己养活自己。

提倡这种修行方式，并建立起相应清规戒律的，是惠能的四世法孙、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百丈怀海在禅宗发展史上的地位，应该视为仅次于菏泽神会。神会的重大贡献和历史功绩，是确立了南宗的正统身份。南顿北渐，北方神秀一系是渐教，南方惠能一系是顿宗，这个说法就是从他开始的。禅宗的正宗是南宗，也是从他开始的。为此，神会只身一人与神秀派公开辩论，差一点就惹来杀身之祸。

这就有点像基督教的圣保罗。事实上，如果不是圣保罗提出了原罪和救赎两大教义，基督教未必成功。同样，没有神会不畏强暴力挽狂澜，惠能的学说也很可能就烟消云散无疾而终。要知道，当时北宗的后台老板可是皇家。[11]

神会，是禅宗的圣保罗。

不过神会获得成功，却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两京沦陷神州陆沉，九十高龄的神会挺身而出，设坛度僧收“香水钱”以供军需。战后，唐肃宗为了报恩，建造菏泽寺作为神会的驻锡之地，所以史称菏泽大师、菏泽宗。[12]

禅宗起死回生既然如此，后续发展当然也不能脱离人世自命清高。然而与朝廷共赴国难的机会毕竟百年不遇，筹款效忠的事也不可再三。更重要的是，佛教要想彻底打消统治者的顾虑，必须让对方相信：寺院僧尼不但不会谋反，也不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因为他们将自食其力。

怀海的“百丈清规”由此产生。

百丈清规的正式名称是“禅门规式”，它明确而详细地规定了禅宗寺院僧团的组织体制、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这些规定经过完善，尤其是在元世祖时奉旨修订后，便成为禅院僧尼必须遵守的丛林清规。丛林是阿兰若（Aranyaka）的梵文汉译，意思是僧侣的修行处，当然也包括禅院。

这是佛教儒学化的重要一步。

实际上百丈怀海创立的禅院制度和禅林清规，从组织上和思想上都渗入了中华的精神和主张。比如：丛林以无事为兴盛，长幼以慈和为进德，待客以至诚为供养，处众以谦恭为有礼。这岂非温良恭俭让，再加道家的清静无为？

百丈怀海还规定，禅院僧尼在学佛修道的同时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他本人更是亲自开荒种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样一种“农禅”生活，与儒家主张的耕读生涯，又是何其相似乃尔！[13]

百丈怀海所制定的“禅门规式”，又称“古清规”，其原貌已无从得见。现在流传的《敕修百丈清规》是怀海禅师入灭五百多年后，由元朝顺帝敕命重新编撰的。

但对于佛教，却是革命。

佛教的诞生地印度是一个坚持种姓制度的地方，属于婆罗门阶层的僧侣充满了优越感和高贵感，根本就不屑于自己动手，甚至视掘地、除草、种树为“不净业”。因此，他们只能靠布施和供养。也因此，他们并不只吃素。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目的是节约开支，尽管他的素菜并不便宜。

怀海却清醒地意识到，佛教招人厌恶与吃不吃肉没有多少关系，有关系的是那寄生虫式的乞食制度，哪怕吃的只是咸菜和稀粥。作为农业民族，华人在心理上是排斥不劳而获巧取豪夺的。因此，禅门僧侣的自力更生，就能为佛教重新赢得尊重，也使禅僧与其他僧尼判然有别，使禅院从一般寺院分离出来，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独立的宗派。

如此怀海，岂非宗教改革家？

当然。事实上这样一种丛林清规，不但对于佛教，就连对于禅的理解都是革命性的。前面说过，禅（Dhyana）在梵文中的本义是静虑，因此英文通常翻译为Meditation，意思是沉思或冥想。怀海和惠能却把这个定义完全颠覆。成佛的途径不但是瞬间顿悟，而且是身体力行。这离那个既条分缕析又超然物外的印度佛教，实在是十万八千里。

难怪他们要自称“教外别传”了。

与儒学却越靠越拢。成佛与成圣，修行与修身，慈悲与仁爱，几乎可以置换，只不过禅宗并不治国平天下。但他们主张的普度众生，岂非也可理解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理想？如果还赞成忠孝，与儒家伦理更是全无冲突。

披着袈裟的，已俨然是儒者。

然而这种变革却只有禅宗才能实现。这不仅因为惠能主张人间佛法，也因为他坚持众生皆有佛性。佛性问题与丛林清规是有关系的。因为鄙视劳作的人，也不会当真认为众生平等。小乘佛教坚持人性是人性，佛性是佛性，其实就是主张一部分人天生种姓高贵，也只有这部分人才能成佛。

佛与众生，在他们那里其实有天壤之别。

惠能抹平了这一界限。虽然“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大乘佛教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变成现实的却是惠能。他以樵夫和行者的身份成为禅宗六祖，便雄辩地证明了任何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像孟子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佛性作为般若智慧的种子是人人都有的，只看你会不会耕耘。

这是一种时代精神。

的确，生机勃勃的大唐是一个耕耘的时代，也是一个撒下种子就能开花结果的时代。之前四百年的动乱，等于把中华大地深深地犁了一遍又一遍。底层的沃土翻了上来，外面的肥水流了进来，开放宽容的政策更是让阳光雨露得以充分降临，生命活力得以尽情挥洒。毫无疑问，这样的时代是需要发出自己声音的，无论是在哪个领域。

于是，禅宗便被挑选为宗教方面的发言人。

[8]见《五灯会元》卷四。

[9]见《六祖坛经·般若品》。

[10]这里说的周易哲学，准确地说是《易传》的哲学思想，与《易经》无关。

[11]请参看顾准《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本中华史《两汉两罗马》。

[12]神会事迹，见《宋高僧传》卷八，《景德传灯录》卷四，并请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宗教卷》，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

[13]百丈怀海事迹见《宋高僧传》卷十，《景德传灯录》卷六，修订后的清规戒律全名《敕修百丈清规》。请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宗教卷》，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

时代精神

选择是在门阀制度衰朽之后开始的。

事实上，中国虽然没有种姓制度，却有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表现于历史，就是西周到春秋的贵族政治和魏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贵族政治时代，佛教尚未传入中国，华夏民族也没有产生自己的宗教，凝聚人心的是祖宗崇拜。而且直到明清两代，祖宗崇拜也仍是主流。

因此，当贵族政治在秦汉逐渐让位于官僚政治时，门阀制度便诞生了。门阀时代的统治阶级不是贵族领主，而是士族地主。他们虽然并不世袭领地，却垄断仕途；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靠的正是祖宗。门阀制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就因为只有祖宗崇拜的中国才有这样的土壤。

当然，也因为官僚体制最早在中国成熟。

不过这样一来，矛盾就产生了。因为官僚政治绝不允许仕途被垄断，帝国制度也绝不允许国土被瓜分。要维护天下一统，就必须消灭贵族领主；要保证皇权至上，就必须消灭士族地主。汉唐两代，肩负的就是这种使命。

动摇了血统观念和贵族政治的是汉，挑战着门第观念和门阀政治的是唐。汉是平民王朝，唐是混血王朝。两个王朝的不同性质，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气质。包括汉、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也有着自己的风度和风采。

这是黄河九曲十八弯一样的历史长卷。

总体上说，汉是雄浑大气的。唯其雄浑，所以厚重；唯其大气，所以朴拙。那些碑刻、陶俑、画像石，以及霍去病墓前的雕塑，都表现出第一个农业大帝国初生牛犊般稚嫩而笨拙的生猛，以及新兴贵族地主小乔初嫁式的天真烂漫和满心欢喜。即便迂腐繁琐如经学，妖妄荒唐如谶纬，铺陈排比味同嚼蜡如汉赋，也未尝没有汉文明的自豪与自信。

自信的背后，是历史的逻辑。

实际上，作为秦始皇政治遗嘱的执行人，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中华第一帝国”，两汉奠定了帝制时代的基本原则和主旋律：重农抑商，中央集权，独尊儒术，孝治天下。如果真如黑格尔所说，历史与逻辑是一致的，那么，两汉就是历史逻辑“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魏晋南北朝。

作为逻辑意义上的否定，魏晋南北朝与两汉，历时大约等长，风貌截然相反：华夷不辨，胡汉混杂，战乱频繁。天下一统变成了群雄割据，对外征服变成了民族混血，统治阶级变成了士族地主，意识形态变成了魏晋玄学，就连佛教也由巫术化的浮屠道变成了玄学化的般若学。

当然，风骨也变成了风度。

汉文化是有风骨的。它甚至延续到建安时期，因此而被称为“汉魏风骨”。这其实是一股心劲，一种可以“激扬文字”的精气神。建安诗人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是这个时代的终结篇，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强音。[14]

之后就变成潇洒飘逸了。应该说，此前没有哪个时代像魏晋这样，把才情和气质看作审美对象，将游山玩水、饮酒服药、论道谈玄作为生活方式，让最放荡不羁和最严肃认真的统一起来，然后整体性地打包成一种风度——魏晋名士基本上是同一个调调，不像先秦诸子那样各说各的。

所以，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心态，而心态关乎思想。人们津津乐道的既然是道家的无、佛门的空，睿智的谈吐当然成为追求目标。就连钟爱漂亮的风貌也不奇怪。这不仅由于那风貌原本表现为脱俗的言行，体现着高超的睿智，也因为玄学本体和般若智慧，最终都要变成美。

实现这一转化是在唐。

否定之否定的大唐灿烂辉煌。玄学时代像玉山一样崩溃之后，留下了一片广阔天地和诸多文化遗产；混血的杨隋和李唐则不拘一格地兼收并蓄，气度恢宏地对外开放。新文明海纳百川厚积薄发，理所当然地多元多样，多彩多姿，其五光十色和绚丽斑斓已于《隋唐定局》尽述。那缤纷的色彩就像唐三彩上的铅釉，浓郁得化都化不开。

朴实无华的，似乎只有禅宗。

禅宗确实是最朴素的。没有吓人的高头讲章，没有华丽的铺陈排比，只有最普通的日常用语。一位高僧甚至在插秧时悟到了菩提智慧，写下了这样一则示法偈：

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15]

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插秧是基本农作之一。为了将集中培育的水稻秧苗分株定植在稻田中，农民必须低头弯腰一根根插秧。如果往前走，就会踩踏已经插好的秧苗，他们只能一步步往后退。然而这位僧人却在年复一年的简单重复劳动中看出了大道理，不但字字平实，而且句句双关，这显然是只有亲自参加生产的禅僧才能做到的。

据清宫廷画家焦秉贞所作《御制耕织图》1696年版本。该图册含耕种图23幅、纺织图23幅，每幅图配康熙诗一首。

没错，成稻就是成道，佛也正是水中之天。

如此朴实无华，虽然显得一枝独秀，却恰恰也是“否定之否定”，即心态如魏晋般玄远，形式像两汉般朴拙，这才从容不迫，心平气和，比玄言更上层楼。问题在于，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境界的禅宗，成为了大唐的宗教发言人呢？

因为科举。

事实上，禅宗的兴起与科举的发展几乎同步——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而惠能成为六祖，南宗成为正统，怀海进行宗教改革，也正好在这三个时期。何况与百丈怀海同时期同辈分的，还有南泉普愿、兴善惟宽、药山惟俨、丹霞天然、天皇道悟等等，均为一时之选；而科举完全成熟，禅宗大行其道，则又都是在唐以后的宋代。请问这是巧合呢，还是天意？[16]

都不是，是理所当然。

前面说过，消灭士族地主是隋唐的历史使命，庶族地主也迟早要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当门阀政治穷途末路日薄西山时，科举制度就被发明出来。它不但为帝国的文官集团建立了人才库，实现了官僚的儒生化和儒生的官僚化，也相对公平地为天下读书人提供了进身之阶。贫寒之士不用考虑门第族姓，凭借自身努力就能一步登天，由布衣而卿相，岂非另一种意义上的立地成佛和普度众生？

的确，寒门也可以做官，文盲也可以成佛，这就是新时代，也就是大唐梦，而且是可实现的。难怪庶族与禅僧要惺惺相惜了，因为他们共同挑战着血统观念和门第观念；也难怪禅宗会成为时代发言人了，因为正如玄学化的般若学是门阀地主的意识形态，禅宗则属于勤劳耕耘的寒门庶族。战胜了关陇勋贵和山东豪门后，他们将成为时代主人。

何况禅宗还告诉大家，入世与出世，求官与求佛，并不矛盾，因为成佛只在一念之间。金榜题名固然好，科场失意或削职为民则无妨退而参禅。这就为那些苦读于寒窗，颠沛于仕途，沉浮于宦海，纠结于穷达的人，提供了得意时的憩息地，失意时的避难所。当然，是心理上的。

与此同时，士大夫和知识界的心境开始变得平和，思想和文化也开始倾向于内省。因为安身已由科举解决，立命则可以交给禅宗。科举保证了国家的稳定，禅宗保证了心态的平衡。从此，中国人的目光便不再停留在外部世界，而更多地投向了内在心灵。这是中唐到两宋的基本调性。

时势造英雄，也造观念。

当然，这同样有一个过程，而且也同样有趣。

[14]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15]此偈传为五代后梁高僧布袋和尚所作，但不见于《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仅见于元末临济宗昙噩《明州定应大师布袋和尚传》，因此也可能是伪作，但能代表禅宗。

[16]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是陈寅恪先生的观点，见《元白诗笺论稿》。百丈清规创立的准确时间，部分学者主张以唐穆宗元和九年（814）四月立约，十三年（818）立碑为标志。但此时怀海已经迁化（圆寂），因此也有学者认为百丈并未创立清规。其实，怀海的宗教改革有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别立禅居（不再寄居律寺），二是参加劳动，这应该是更早的事情。另外，怀海享年九十五岁，六十岁至八十六岁时处于德宗朝，肯定是他的重要活动时期。以德宗朝或其前后为禅宗的改革期，应该可以成立。

通往自由之路

马祖道一刚开始学佛时，也是坐禅的。

于是，南岳怀让便去禅房看他。

怀让问：年轻人，你在这里坐禅，究竟图什么？

道一说：成佛。

南岳怀让便找了块砖头，在墙上磨。

道一问：和尚磨砖干什么？

怀让说：做镜子。

道一说：磨砖岂能成镜？

怀让说：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

道一问：那要怎么样？

怀让说：牛车不动，该打车，还是打牛？

道一答不上来。

怀让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到底是要学坐禅，还是要学做佛？如果学禅，禅非坐卧；如果学佛，佛无定相。像你这样整天坐禅，这不是学佛，是杀佛。

马祖道一如醍醐灌顶，顿悟。[17]

现在看，怀让不愧为惠能的亲炙弟子，确实已得六祖的真传。实际上禅宗的宗旨，就是心性本净，佛性本有，无念为宗，见性成佛。这一点，惠能说得很清楚：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何处求真佛？[18]

这就是怀让不主张坐禅的原因。禅是车，心是牛。牛不肯走，你打车干什么？佛就在你心中，怎么不去找？

当然，牛若肯走，车也可坐，否则仍是执迷。

因此禅宗的修行主张是：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19]

这当然是革命，也是颠覆。因为佛教之教法和证法的核心就是佛、法、僧，号称三宝（梵文Triratna），皈依佛门就是皈依三宝。禅宗作为革命派，当然要颠覆。问题在于，心是看不见的，悟道却需要契机，传法也需要载体，牛和车都不可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向何处求？

生活，实践，大自然。

的确，禅宗跟庄子和魏晋名士一样极其热爱自然。因为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有“自然而然”的意思，与禅宗主张的“觉悟不假外求”高度一致。因此在禅宗这里，自然界最有佛性，也最接近无上正等正觉，正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20]

于是，修禅就变成了休闲：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21]

也是泛舟，是垂钓，是一无所获：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22]

般若智慧，就这样变成了美。

显然，如果说“道”在基督教那里变成了肉身，在伊斯兰教那里变成了经典，那么，在禅宗这里就变成了生活。宋代高僧克勤禅师还因此写下了“茶禅一味”的名言。但，如果以为茶味就是禅意，却大错特错。[23]

可惜，许多人连这一步都达不到，比如某律师。

律师是熟悉经书戒律的僧人。按照佛家分类法，参禅的是禅师，讲律的是律师。道不同，原本不相为谋。然而那位菜鸟律师，却偏要来刁难马祖道一的法嗣，百丈怀海、南泉普愿和兴善惟宽的同门师兄弟大珠慧海。

律师问：你们禅师，也用功吗？

慧海说：当然。

那律师又问：怎样用功？

慧海说：饿了就吃，困了就睡。

律师说：这跟闲杂人等有什么不同？

慧海说：他们吃饭时百种思索，睡觉时千般计较。[24]

对于那不开窍的律师而言，慧海这是启蒙，告诉他众生之迷在于吃饭时不好好吃，睡觉时不好好睡。那么，认准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喝茶就是喝茶，对吗？

也不对。

有一次，一位大宋提刑官在离职前，到双峰山向法演禅师请教修行悟道的法门。法演笑眯眯地看着他说：提刑大人年纪轻轻，多少总读过点情诗吧？有两句诗非常贴切：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

官员听罢，唯唯诺诺而去。

后来写出“茶禅一味”名言的克勤，那时还只是法演的学生和侍者。于是他问老师：这位大人明白了吗？

法演说：他只认得声音。

表面上看，这并不错。因为这首诗的本来意思就是：帅哥哥（檀郎）到家里来做客，小姐不便出面相见，就频繁地呼叫丫鬟（小玉）。其实她什么事都没有，只不过是想让情郎记住自己的声音。因此克勤问：老师不是说“只要檀郎认得声”吗？既然他认得声音，怎么就不对？

法演猛喝：祖师西来意就是庭前柏树子吗？说！

克勤恍然大悟。

于是答道：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法演说：恭喜！[25]

这是一则破执的典型案例，看起来费解，其实简单。它告诉我们的道理是：通过什么途径觉悟，是吃饭、睡觉还是喝茶或者恋爱，都无所谓，因为“频呼小玉原无事”。甚至就连“檀郎认得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认得心”。

认得心就是认得佛，也就是觉悟。但，这是你和佛之间的事。只有你和佛知道，也只需要你和佛知道。正如少年时代的风流韵事，只有也只需要我和她知道。

那么请问，还能说茶味就是禅意吗？

是，又不是，既不是“是”，也不是“不是”。

明白了这一点，才真正懂得“茶禅一味”，也才能真正懂得大珠慧海。实际上，所谓“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并不完全是顺其自然，更重要的是发现自我，因为佛性就在每个人的心中。通往心灵之路，就是通往自由之路。

据1865年《煎茶图式》，酒井忠恒编，松谷山人吉村画。中国茶道在唐宋时期逐渐形成，其标志就是陆羽《茶经》的问世。而圆悟克勤的墨宝，也与日本茶道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

可惜这很难。

有一次，一位僧人向兴善惟宽请教。

那人说：请问大和尚，道在哪里？

惟宽说：就在眼前。

那人说：既然就在眼前，我怎么看不见？

惟宽说：因为你有“我”，所以看不见。

那人说：那大和尚你，看得见吗？

惟宽说：又有你，又有我，更看不见。

那人说：没有我也没有你，就看得见了吧？

惟宽说：没有你也没有我，谁看啊？[26]

这才真是精彩之极。

[17]见《五灯会元》卷三。

[18]见《六祖坛经·付嘱品》。

[19]见《五灯会元》卷四“黄檗希运”条。

[20]见《大珠禅师语录》卷下。

[21]见《无门关》。作者慧开，南宋禅师。

[22]见《五灯会元》卷五，作者为惠能五世法孙船子德诚。

[23]真迹被弟子带到日本，现藏奈良大德寺，为镇寺之宝。

[24]见《五灯会元》卷三。

[25]见《五灯会元》卷十九，前诗原文作“频呼小玉元无事”，元就是原。为方便读者，改作原。

[26]见《五灯会元》卷三。

改变中国

兴善惟宽的问题很难回答。

我们知道，禅宗一贯主张：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叫“即心即佛”。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成佛，就得观照自己的内心，发现自我，找回自我。[27]

然而前提，却是破除自我。因为要觉悟就得破执，首先要破的恰恰是“我执”。我，是一个人最容易执著也最难以破除的。正是“我”蒙蔽了佛性，破我执才能见真佛。兴善惟宽说你有“我”所以看不见道，原因就在这里。

问题是，既然“我心即佛，佛在我心”，那又怎么能不承认“我”？任何人类心灵，都是以自我意识为前提的。无我则无心，无心则无佛。何况“我”都没了，成佛做甚？

大约也只能“忘我存佛”。

其实这并不容易，没准就会弄巧成拙，比如法号玄机的唐代某比丘尼。她去挑战雪峰禅师时，雪峰曾问：你这个“玄机”一天织多少布？她的回答竟是“寸丝不挂”。然而走出山门才三五步，自以为雷翻雪峰的玄机就被突然叫住。

雪峰说：玄机师太，袈裟拖在地上了。

玄机马上回头看。

于是雪峰说，呵呵呵，好一个“寸丝不挂”！[28]

破执，忘我，岂非很难？

正因为难，这才有了公案。

公案本指官府的案牍，或待审的案件。由于禅宗认为启迪智慧和辩论教理，就像衙门断案、老百姓打官司，所以把前辈禅师判断是非迷悟的案例也称为公案。雪峰禅师和玄机师太的故事就是，法演与克勤的故事也是。

不过，官府的公案直截了当，简单明白，因为必须明断是非。禅宗则相反，不但不明断，甚至干脆没有是非。事实上说到底，一定要讲谁是谁非，本身就是执。同样，一定要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也是执。

比如有人问马祖道一：和尚为什么要说即心即佛？

回答是：为了不让小孩子哭。

又问：小孩不哭了又什么样？

回答是：非心非佛。[29]

这就是自我否定了。否定，正是为了破执，即破除僧众和信徒对“即心即佛”的执著，其实两种说法并没有本质区别。然而这很难懂。是即是，非即非，黑即黑，白即白，“非心非佛”怎么可能就是“即心即佛”呢？

也只能当头一棒。不雷劈，不开窍。

于是便有了机锋。

机锋也是禅宗特有的。机，是机缘，也是机警，还是机要，锋当然就是锋利。也就是说，利用机缘巧合，借助含有机要秘诀的语言，或一言不发的动作，或超常规的手段比如棒喝，一举刺破宿执，点燃心灯，所以也叫“禅机”。

禅机的内涵一如佛性本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全靠当事人心领神会。这就要有悟性，要有慧根，比如德山宣鉴的开悟就是。当时夜深人静，星月全无，龙潭崇信让侍立在旁的宣鉴回房间去。宣鉴走出门外，回过头说：天太黑。

龙潭崇信为他点燃烛火，又在递过去后一口吹灭。

德山宣鉴顿悟。[30]

当然，如果对方不能领悟，恐怕也无可奈何。比如有人问石头希迁一个老问题：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希迁的回答就是：你去问露柱（炫耀门第的柱子顶端龙形部分）。

那人说：学生不会。

希迁说：我也不会。[31]

此事没有下文，但作为公案流传了下来。实际上，后世许多人就是通过阅读公案修禅的，记录公案的著作也成为禅者的必读之书，哪怕那些公案看起来平淡无奇。

比如有人问慧轮：宝剑未出匣时怎么样？

慧轮说：不在外面。

又问：出匣以后怎么样？

慧轮说：不在里面。[32]

这话看似寻常，其实含有深意。因为第一个答案不是“在里面”，第二个也不是“在外面”，而是“不在外面”和“不在里面”，强调的正是否定。否定才能破执，包括“执著于破执”。唯其如此，石头希迁才要说“我也不会”。

这是从未有过的思想观念，也是从未有过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可谓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包括《红楼梦》中人物，也不乏参禅的高手。贾宝玉作偈云：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林黛玉却认为境界不够，又加两句：无立足境，是方干净。[33]

故事当然是虚构的，氛围却很真实。事实上，参禅在唐宋以后，就成为知识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风气时尚。禅悦、禅风、禅语、禅意、禅诗、禅画，还有语录体和山林气，可谓不胜枚举。唐宋元明清的一气呵成之感，不仅因为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也因为禅宗。[34]

实际上先秦诸子之后，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就是玄学和禅宗。在玄学和禅宗影响下，我们民族不但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变了，就连生活方式也焕然一新，比如全民性地喝起茶来，而此前的茶是药用或者加葱姜的。

更有趣的是，饮茶甚至跟科举和禅宗一样，也是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坐禅的僧人带头喝茶，禅宗流行后成为风气，最后在德宗时代有了陆羽《茶经》。茶与禅的关系，岂非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35]

难怪赵州和尚的名言是“吃茶去”。

◎ 科举、茶与禅

唐高宗时期

唐玄宗时期

唐德宗时期

科举制度

承袭隋制并完善

科举成为定制

科举全面盛行

茶道

茶正式成为饮料

饮茶成为风气

陆羽《茶经》问世

茶道流传日本

禅

惠能成为六祖

南宗成为正统

怀海进行宗教改革

禅宗大行其道

显然，禅宗的中国化相当成功。他们岂止中国化，也是化中国。事实上，越到后来，禅宗就越是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部分。唐诗、宋词、元曲、山水画、明清小说，处处可见禅宗的影子。就连慷慨纵横不可一世如辛弃疾，那“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不也禅意盎然吗？[36]

然而禅宗只可能向儒学靠拢，不可能变性。毕竟，儒家要修齐治平，禅宗却只要心境湛然。他们甚至与道家也不可能融为一体，却一定会跟儒道两家争夺人心。这就最终要逼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来，只不过这是后话。

其实，这里面有得有失。

禅宗最大的正面意义，是丰富了中华智慧的宝库。他们强调的顿悟成佛，以及留下的机锋公案，都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视角，即不要执著，不要拘泥。这就在老子的反向思维和庄子的诗性思维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后世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以禅为喻、借禅说理，并不足为奇。

其次，禅宗让我们明白了智慧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因此，他们只要求学佛的有慧根，开悟的有机智，却从不提供标准答案。相反，那些公案和禅偈是不妨反复琢磨的。比如宝剑出匣那段话，便可以有多种解读。中国人原本就善于领悟，长于鉴赏，现在更是升级，就像学会了品茶。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民族从此建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模式：以我为主，洋为中用。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都必须中国化，否则就没有容身之地。这可是屡试不爽的。从佛法西来到西学东渐，都如此。

然而正是禅宗创造的这一模式让我们错失良机，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巨额亏欠，直至今天都无法还清债务，补足功课，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然而要讨论这样一个重大话题，却必须有全球视野。因为只有在那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才能看清文明的走向。

[27]关于“即心即佛”，见《达摩血脉论》：即心是佛，亦复如是。除此心外终无别佛可得；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又《祖堂集·马祖传》 称道一每谓众曰：汝今各信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道一禅师塔鸣并序》称道一常说：佛不远人，即心而证。

[28]见《五灯会元》卷二。

[29]见《五灯会元》卷三。

[30]见《五灯会元》卷七。

[31]见《五灯会元》卷五。

[32]见《五灯会元》卷八。

[33]见《红楼梦》第二十二回。

[34]关于禅宗的影响，请参看张中行《禅外说禅》。

[35]据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中国人饮茶大约开始于汉，却是作为药用。魏晋时开始变成饮料，因为有助于清谈，但直到唐初在北方仍不普及。唐玄宗开元以后，由于僧人坐禅的需要，饮茶蔚然成风。至唐德宗时，终于出现世界上第一部饮茶专著，即陆羽的《茶经》。关于茶与禅的关系，研究成果甚多，仅论文就有一千三百多篇，但似乎无人提及与科举和禅宗的同时同步。

[36]见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辛弃疾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

第五章

大洗牌

搅局

丹霞天然和他的同学们跑江湖——在江西和湖南之间跑来跑去时，世界的江湖也在重新洗牌。其中至少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曾经的蛮族法兰克人此刻成了罗马教皇的保护伞，国王查理曼后来还被加冕为罗马皇帝；再就是以前属于罗马、今天由天主照看的西班牙，不但变成了阿拉伯穆斯林的国土，还与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分庭抗礼。[1]

这确实意味深长。

改换门庭并不奇怪。西班牙，或者说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法国之南摩洛哥之北的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早就数易其主。它曾经属于一些古老民族，公元前19年成为奥古斯都治下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公元419年又变成了西哥特人的王国，两段时间分别为四百多年和三百年。

然后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应该是渡海而来的，因为此前穆阿维叶建立的舰队早就让塞浦路斯不战而降。公元714年，阿拉伯人开始了西班牙的伊斯兰时代，将东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带到了那里。756年，死里逃生的穆阿维叶后代又将科尔多瓦（Córdoba）定为“后伍麦叶王朝”的首都，并把它建设成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让所有人都叹为观止。

事实上那时的科尔多瓦也气象非凡，就连其他地方的穆斯林都相信它是帝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图书馆里的藏书多达四十万册，七百座清真寺美轮美奂，三百所公共澡堂星罗棋布，难怪它会与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并称为世界四大都会，拜占庭皇帝和欧洲各国国王都要派来使节了。

中国人教给他们的造纸术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利用，希腊和其他民族的经典也像在巴格达那样被大量翻译。翻译家中有不少是犹太人，那些典籍则先由希腊文译为阿拉伯文，再用西班牙语译为拉丁文字，连同伊斯兰的其他文明成果一起传入欧洲。再加上西西里（Sicilia）也被穿绿衣服的法蒂玛阿拉伯人控制，便让基督教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于数百年后，在意大利那不勒斯（Naples）的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了阿拉伯文的希腊经典。[2]

看来，洗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公元8世纪，拉赫曼一世征服西班牙，在昔日罗马神庙和哥特式教堂的遗址上，建造了这座大清真寺。当西班牙人重新夺回科尔多瓦后，要在原址重建教堂，但大清真寺的建筑实在太美，美到连信奉天主教的国王都不忍毁坏它。最终，在卡洛斯五世的直接干预下，保住了残留的大清真寺，为世界留下了这座罕见的混搭伊斯兰风格的伟大建筑。

得到好处的还有日耳曼蛮族。他们原先可是目不识丁和粗俗不堪的，根本不知文明为何物。按照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Tacitus）的描述，这些欧洲“胡人”几乎是为了战争而来到人世，劝他们精耕细作比砍他一刀还要困难。对和平毫无兴趣的日耳曼武士认为，明明可以通过流血来获取却偏要去流汗，是懦弱无能、没有骨气和让人鄙视的；驰骋沙场和冲锋陷阵则不但无上光荣，而且非常好玩。[3]

世界是他们的游乐场，战争是他们的嘉年华。

然而皈依基督以后，过去的蛮族便变得衣冠楚楚和彬彬有礼起来。非但如此，法兰克王国还成为抵挡伊斯兰狂飙的铜墙铁壁，日耳曼武士也逐渐变成基督教骑士。他们把剑放在教堂的圣坛上，然后由国王亲手佩戴，这样就可以为教会承认的正当理由进行圣战。威武的查理曼甚至在征战三十二年后给了战败的萨克森人两条出路：要么成为基督徒，要么沦为奴隶，然后运往帝国本土做牛做马。[4]

萨克森人选择了前者，而且得到了公平待遇。

平等相待是基督教的主张，也是罗马帝国的政策。因此法兰克人的基督化其实就是罗马化，而罗马化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文化就是变化，也就是文明化。所以，历史上屡屡出现征服者反过来被同化的案例：征服了汉民族的胡人被汉化，征服了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被伊斯兰化。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文化也一样。

毫无疑问，被征服者也会向征服者学习，从他们那里获得新鲜血液。也许，这就印证了《周易》的哲学观念：世界永远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只不过在欧洲人眼里，不变的还有西班牙女郎，她们总是那么漂亮。

当然，阿拉伯人最终还是没能保住美丽的西班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归属天主教。雪上加霜的是，科尔多瓦沦入敌手二十年后，巴格达也被蒙古军团攻陷。由于此前南大食早已灭亡，阿拉伯帝国便随着阿巴斯王朝一起终结。

不过，除了西班牙和西西里，原属于穆斯林的那些地区仍然回荡着悦耳的“邦克”声。成吉思汗所向无敌的孙辈们灭亡阿巴斯王朝仅仅三十七年，就由新可汗带头，集体地皈依了伊斯兰教。更何况，穆斯林只是失去了西班牙，罗马人却丢掉了大本营——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忠诚于安拉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皇帝战死，罗马帝国彻底灭亡。[5]

胜利了的土耳其人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将君士坦丁堡改名为伊斯兰之城，即伊斯坦布尔（Istanbul）；再就是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后来又在穹顶竖起高达三十米的铜制新月，结果是整体建筑更加宏伟、庄严和肃穆。由于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帝国境内的清真寺也都见贤思齐纷纷效仿，便让许多人误以为新月是伊斯兰的标志。[6]

◎ 两大帝国的终结

750年

唐天宝九载

阿巴斯王朝建立

756年

唐天宝十五载

后伍麦叶王朝定都科尔多瓦

800年

唐贞元十六年

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

843年

唐会昌三年

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

864年

唐咸通五年

基督教传入保加利亚

909年

后梁开平三年

法蒂玛王朝建立

950年

后汉乾祐三年

基督教传入波希米亚

967年

北宋乾德五年

基督教传入波兰

988年

北宋端拱元年

基辅罗斯皈依基督教

1008年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

基督教在瑞典确立

1054年

北宋皇祐六年

东西方基督教会分裂

1096年

北宋绍圣三年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

1171年

南宋乾道七年

开罗法蒂玛王朝灭亡

1236年

南宋端平三年

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结束

1258年

南宋宝祐六年

阿拉伯帝国终结

1291年

元至元二十八年

十字军东征告终

1299年

元大德三年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

1453年

明景泰四年

君士坦丁堡被攻陷，拜占庭帝国亡

新月升起，十字架依然闪亮。

的确，伊斯兰教向外传播时，基督徒也没闲着。阿巴斯王朝建立一百年后，保加利亚、波希米亚、波兰和瑞典先后接受了传教士们的布道，斯拉夫人的基辅罗斯公国也皈依了基督。科尔多瓦被收回前，基督教已传入东欧和北欧。到君士坦丁堡改名时，就连十字军东征也成了遥远的回忆。

其实，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之日起，西方所谓“中世纪”就走到了尽头。这个时代的得名缘于它处在古希腊罗马与文艺复兴之间，所以叫The Middle Age，意思是“中间的世纪”。但如果以为中世纪是一潭死水或一团漆黑，那就大错特错。恰恰相反，光明的种子和生命的活力就蕴含在这数百年中，只不过人们往往看不见，也不知动力所在。[7]

动力在罗马化了的日耳曼蛮族那里。查理曼大帝去世后不久，他的帝国便一分为三，这三个地方后来都成为欧洲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意大利有文艺复兴，德意志有宗教改革，法兰西有启蒙运动。这恐怕并非偶然。就连法西斯主义产生在意大利和德意志也不稀罕，更不用说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又会变成美国了。

蛮族，让欧洲脱胎换骨。

事实上，正是这些形形色色并不同族的日耳曼人，使欧罗巴（Europe）真正成为世界的一个洲；而在之前的希腊罗马时代，它是只能看作亚洲之半岛和岬角的。蛮族却将文明的范围从地中海扩展到整个欧罗巴，使欧洲各民族有了统一的身份认同，也有了再度联合的观念和机制。[8]

欧洲文明，其实是日耳曼文明。[9]

或者说，是罗马化了的日耳曼。

此前的希腊和罗马，则与其说是欧罗巴的，不如说是地中海的。实际上罗马帝国即便在其全盛时期，也只有部分领土属于欧洲，其余大部分是在小亚细亚、中东和北非。唯其如此，人们才说地中海是罗马的内湖。这样看，历史上所谓“古希腊罗马世界”（Graeco-Roman World），称作“地中海文明圈”（Mediterranean Ｃivilization）才更为准确。

同样，或者照理说，基督教就该以地中海为圆心向欧亚非三大洲扩散，把地中海文明圈变成基督教文明圈。然而阿拉伯人的崛起却把这一进程打乱了，日耳曼人、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搅局更是迫使“环地中海地区”重新洗牌。于是一种新的格局终于诞生，并将一直影响到当今世界。[10]

那么，这种格局是什么呢？

[1]唐玄宗天宝年间到唐德宗贞元年间，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名重一时，号称“并世二大士”。马祖道一在江西，石头希迁在湖南。包括丹霞天然在内的学佛参禅者，就在江西和湖南之间跑来跑去，以没见过两位大师为无知（《宋高僧传》），故曰跑江湖。请参看星云法师《六祖坛经讲话·前言》。另按：马祖道一驻锡江西的时间是公元742年到788年，石头希迁驻锡湖南的时间是742年到790年，罗马教皇史蒂芬向法兰克国王丕平求援是在751年，后伍麦叶王朝在西班牙宣布独立是在756年，均刚好同时。

[2]以上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通史·中世纪卷》，（美国）罗宾·多克《伊斯兰世界帝国》，（澳大利亚）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后者是一部极其难得的精彩历史读物。

[3]转引自（澳大利亚）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

[4]查理曼征服萨克森始于公元772年，终于804年。

[5]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率蒙古军团攻陷巴格达，是在公元1258年（南宋理宗宝祐六年）。拥有今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土库曼斯坦的伊儿汗国可汗率领将士皈依伊斯兰教，并改名穆罕默德，自称苏丹，是在公元1295年（元成宗元贞元年）。东罗马帝国灭亡，是在公元1453年。西阿拉伯帝国残余势力被完全消灭，是在公元1492年。

[6]这种误解甚至是世界性的，比如（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就称公元7世纪到8世纪，穆斯林征服者将广大地区“统一到伊斯兰教的星月旗下”。其实星月旗是土耳其人的标志，不是伊斯兰的。本中华史总序也曾采信这一误解，特此声明更正。

[7]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是在公元1299年（元成宗大德三年）。文艺复兴没有准确的开始时间，但肯定始于公元14世纪，而且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威逼拜占庭帝国有关。

[8]（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在讲到欧洲时，一开始就说欧洲是亚洲的一个半岛和小岬角。关于中世纪对于欧洲和基督教的意义，请参看游斌《基督教史纲》。

[9]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源头，现代意义上的欧洲文明主要由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在西欧创造。当代希腊人与欧盟别别扭扭，也未尝没有历史原因。

[10]请参看（澳大利亚）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

地中海

新格局就是“划海而治”。

海，主要是地中海，然后是黑海和里海。其实看看地图就知道，两大宗教几乎一开始便以地中海为界：之南是伊斯兰的地盘，之北是基督教的天下。以后的走向也一样：基督教向北，然后向西传播到南北美洲；伊斯兰向南，然后向东传播到印度半岛西部、马来半岛南端和印度尼西亚。

因此，伊比利亚（西班牙）和小亚细亚（土耳其）的互换归属，恐怕就只能说是命该如此。于是，黑海也成为南北分界线，双方都不再越雷池一步。分隔欧亚大陆的里海则成为东西界碑，东边广袤辽阔的大片土地属于穆斯林，西边的欧洲则由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三分天下。

看来，洗牌并没有白费工夫。

效益也确实是显著的。因为洗牌的结果，是并非两大宗教创造者的其他民族——日耳曼人和突厥人、波斯人、蒙古人等等，接过了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手中的火炬。接手本身就意义非凡，何况这些曾经的蛮族还是要走向世界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想不成为世界宗教，恐怕都难。

这简直无异于“五胡入中华”。

实际上，那段时期就是地中海的南北朝，只不过之后并无隋唐。两大世界宗教没有也不可能统一起来，尽管他们有着共同的源头，甚至源头就在同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希伯来王国的故都，也是三大天启宗教共同的圣地，耶稣基督在这里受难，穆罕默德在这里登霄。尽管这些事真伪难辨，基督徒和穆斯林却毫不怀疑。因此，耶路撒冷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也就毋庸置疑。

实际上耶路撒冷的地理位置极为特殊：西是埃及，东是美索不达米亚，北是地中海，南是阿拉伯人的半岛。而且幸运的是，埃及和巴比伦这两个文明古国，都曾经是犹太人的居留地；不幸的是，他们在那里是奴隶和囚徒。这种罕见的经历让史学家们找到了解释希伯来文明的说法：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即便不能多难兴邦，也该“多难兴教”的。

犹太教的兴起，往往被归结为此。

以色列王国时代，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摩利亚山建造了第一座圣殿，又称所罗门圣殿。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摧毁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波斯帝国推翻新巴比伦王国后，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第二圣殿于公元前515年竣工。公元70年，罗马帝国将军提多围攻耶路撒冷，圣殿再次被毁，只剩下一道围墙，即哭墙。

遗憾的是，苦难似乎并不足以让唯一的神对这个民族青睐有加。要知道，比犹太人命更苦的数不胜数，只不过由于销声匿迹而鲜为人知。那么请问，为什么众多的民族都不知所终，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却成为一神教的创立者呢？

这实在让人费解。

一神论也是奇迹。多神和泛神的观念并不奇怪，它甚至可以在儿童那里找到心理依据。小孩子都是天生的万物有灵（animism）论者。他们会跟花花草草说话，命令挡在前面的石头乖乖让路，等等。这不过是最朴素的将心比心。原始民族几乎无不多神崇拜，原因之一就在这里。

相信宇宙间只有唯一的神，却是相当高级的文明。因为唯一就得万能，万能就得无限，无限就不可言说。让一两个人相信这种不可言说的存在，或许能够做到；让一个民族长时间整体性地坚信不疑，其实很难。因此，犹太人的一神教就像希腊人的民主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特例和个案。

也许真是天启了。也许吧，也许。

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使民主制成为世界潮流的不是希腊人，将一神论变成世界宗教的也不可能是犹太人。这不仅因为犹太人坚持他们的“特选”观念，坚持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从而将其他民族排斥在外；也因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背后需要强有力的哲学支持。

提供这种支持的是希腊人。

希腊人也是奇特的民族，他们似乎天生就有艺术气质和科学精神。而且正如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所说，这看似对立的两面在希腊人那里却高度统一。因此，当犹太人独尊一神时，与耶路撒冷隔海相望的雅典可是另一番景象：希腊人在与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眉来眼去打得火热时，探寻宇宙间之“唯一”的工作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只不过，这种探索被称为科学。

科学，至少希腊人的科学有两条原则：第一，真理肯定只有一个；第二，答案一定非常简单。它甚至简单到可以用数学（比如几个数字或一个方程式）来表达，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为唯有简单明了，才可能接近正确。

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比如宇宙的真理和美，就被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表述为“数的和谐”。因此天体一共是十个，包括银河系、太阳、地球、月亮和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只有九个？对不起，为了凑足数字，毕达哥拉斯他们又发明了一个尚待寻找的天体，名叫“对地”。 [11]

这样的科学，已经非常接近哲学，甚至宗教了。实际上希腊人的科学和哲学就是他们的宗教，那多神的所谓宗教则其实是艺术。当然，他们也早就为未来的一神教做好了思想准备，那就是世界的精神实体和宇宙的终极真理。

毕达哥拉斯根据勾股定理绘出的可以无限重复的图形，因为形似树，被称为毕达哥拉斯树。图中两个相邻小正方形面积的和等于相邻大正方形的面积；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毕达哥拉斯学派喜欢把数描绘成各种几何图形，正所谓“凡物皆数”。

精神实体在柏拉图（Platon，拉丁文，下同）那里叫“绝对理念”。他的观点是：世界先有理念，然后才有实体，实体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比如木匠模仿桌子的理念，就造出了桌子。我们的世界则是“巨匠”（dēmiourgos）所制。巨匠模仿的是什么呢？最高理念，或者绝对理念。

这样的真理，也非常接近真神。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方法是找原因。原因无非四个：质料、形式、动力、目的。比如要盖房子（目的），就得通过劳作（动力）将泥土（质料）变成砖头（形式）。砖头高于泥土，因此形式高于质料。房子又高于砖头，所以低级形式是高级存在的质料。层层类推，都一样。

如此这般地推演下去，按照逻辑，一定有一个不能再高的形式，一个没有任何质料的纯粹形式。它是一切形式的形式，一切目的的目的，一切动力的动力。作为目的，它是“终极目的”；作为动力，它是“第一推动力”。那么请问，这样的纯粹形式该是什么，又能是什么呢？

当然是神，只能是神，而且是唯一的神。

难怪亚里士多德哲学被认为是“神学目的论”了。事实上绝对形式也好，最高理念也罢，都跟基督教的上帝和伊斯兰教的安拉一样，无形无象，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而且既超自然，又超世俗，只不过一为哲学，一为宗教。

合流却指日可待。

把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明装进了同一个篮子的是罗马人，那个名叫“地中海文明圈”的篮子则硕大无比，还极其包容。这种包容性是海洋文明特有的，因此与同样包容的中华文明不尽相同。至少，罗马帝国不但文化多元，还实行双语制，这正是我们民族所不具备的土壤。

于是，第一种具有世界性的一神教便在罗马的偏远省份兴起，新增部分则用通俗易懂的希腊“白话文”写成。因此可以说，正是地中海孕育了基督教。但即便如此，它成为国教也要到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之后。其中奥秘，除了在《两汉两罗马》一卷中讲过的政治因素外，说希腊语的小亚细亚更适合基督教发展，恐怕也是不能忽略的原因之一。[12]

不过这样一来，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就分家了。这就为后面的洗牌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力离阿拉伯半岛也更近了。因此，当强劲的海风沿着希贾兹商道吹进沙漠，另一颗沉睡的种子便会被温柔地唤醒。地中海文明圈也将被新锐的力量撕破，由一个篮子变成两个。

这股力量就是伊斯兰。

[11]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发明的“对地”，黑格尔曾经不无讽刺地说：我们不能确定他们究竟是打算把它想象成地球的反面，还是另一个地球。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12]游斌《基督教史纲》甚至认为，希腊语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正体现着哲学精神转向宗教精神；而《新约》的大部分内容由希腊白话文写成，则体现了面向普通民众的特点。请参看。

走向世界

穆斯林是高喊着“安拉乎艾克白勒”（Allahu Akbar）奋勇前进的。在半岛，在地中海，在世界各地，都如此。

这是阿拉伯语。意思是：真主最伟大！

真主确实伟大，伊斯兰教的发展也突飞猛进。犹太教至今仍然还是民族宗教，基督教在耶稣去世后多年都没有什么起色，穆罕默德却在有生之年便成就大业，归真之后的事业更是日新月异蓬蓬勃勃。从麦地那乌玛到哈里发国家只用了短短十年，成为当时史上最大的帝国则不到百年。如此惊人的速度，大秦帝国和罗马帝国也望尘莫及吧？

何况全盛时期伊斯兰帝国的疆域之广，势力之强，文化之先进，影响之深远，几乎无人可及。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只是把地中海变成了内湖，穆斯林却还要加上印度洋，尽管控制了印度洋的已经不再是阿拉伯人。但不管怎么说，西起阿曼、也门、索马里，东至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包括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都在伊斯兰的旗帜之下。

结果是什么呢？是逼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实际上那些航海家的初衷就是想绕过穆斯林的海上控制区，另辟通往印度的蹊径。由此可见，当时的伊斯兰何等强势。这种光焰万丈的强势甚至让许多人都黯然失色，以至于印度和罗马的两项发明竟被分别称为“阿拉伯数字”和“土耳其浴”。[13]

没错，两件事都张冠李戴了。[14]

这在穆斯林看来，当然证明了真主的伟大，而且这种伟大又来自安拉的至仁至慈，阿拉伯语叫拉赫曼（Rahmān）和拉希姆（Rahīm）。这也是安拉九十九个美名中处于首位的两个。正是这仁慈，让皈依伊斯兰的人越来越多。

那么请问，是这样吗？

恐怕是的。与许多人的想当然相反，伊斯兰教并不是或主要不是通过战争来传播的。战争确实存在，主动挑起争端的战事也为数不少。但，除了立足未稳的传创之初，战争的标的几乎从来就不是宗教信仰的改变，而是政治统辖和经济需求。只要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阿拉伯人并不在乎被征服者信什么教。像查理曼那样，要求被征服者在皈依与为奴或死亡之间做出选择，即便有过，也极为罕见。[15]

于是宽容的政策便泽被臣民：首先是“有经”的犹太人和基督徒，然后扩大到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波斯人。他们被允许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并免服兵役。附带条件则只是不挑衅帝国的权威，安分守己并缴纳人头税和财产税。

这就让阿拉伯征服者大得人心。

其实，哈里发和他的统治集团并不欢迎其他民族皈依伊斯兰教。在他们看来，先知得到的天启原本只属于高贵的阿拉伯人。这是统治者的宗教，因此信仰真主应该是阿拉伯贵族和武士的特权。先知说得很清楚：所有的穆斯林彼此都是兄弟。那么，怎么可以有不是阿拉伯人的兄弟呢？[16]

何况成为穆斯林是有好处的。除了免税，还能光明正大地参加圣战。在阿拉伯帝国，当兵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战功赫赫的能成果丰硕，光荣牺牲的则能升入天园。如果听任其他人混入，蛋糕岂非不够分配，天园岂非拥挤不堪？

呵呵，宽容的背后也有种种考虑。

可惜青山遮不住，新皈依的原住民还是越来越多。他们叫做麦瓦里（mawali，阿拉伯语，下同），与阿拉伯穆斯林同工不同酬，纳税多而收入少。这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并导致帝国的改朝换代，新王朝则很快就调整了政策：皈依不再受限制，所有人不论民族都得缴纳相同的土地税。毕竟，任何国家都一样：可以没有宗教信仰，不能没有财政收入。[17]

但，宽容作为一种精神却建立起来。

宽容来自先知的开明、罗马的传统和基督教的教训。当年穆罕默德率军进入麦加时，就只流了一点点血，也没有进行报复。麦加的贵族和居民轻轻松松就成群结队地皈依了新宗教，先知则大度地接纳了他们，尽管之前穆斯林的军队曾横扫半岛，穆圣的成功也首先是战场上的。

图为来自摩洛哥的犹太教诗文板，其作用是提醒信徒们神的存在，通常被挂在犹太会堂东墙。在伊斯兰帝国，尽管会受到一些限制，犹太人和基督徒仍然可以继续信奉自己的一神教，并被称为“有经人”。

只不过，那要称为“吉哈德”（Jihād）。

吉哈德往往被理解为圣战，其实不然。它的阿拉伯语本义是奋斗，用于伊斯兰教则是“为主道而奋斗”，包括但并不特指战争。何况为真主而战只是“小吉哈德”，让安拉喜悦才是“大吉哈德”，比如萨拉姆（Salaam，和平）就是。这就要在适当的时候放下屠刀，尽管谁都不可能完全避免战争。

因此，阿拉伯人堪称温和的征服者。他们扩张，但没有破坏；占领，但没有迫害。他们的统治比拜占庭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苛政更容易让人忍受，结果是许多地区的基督徒在穆斯林军团到来时放弃抵抗。因为他们早就得知，伊斯兰旗下叙利亚的同教派兄弟比自己过得更好。[18]

这就是教训。

教训让人成熟。伊斯兰教之所以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基督教在前面蹚路。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源头都在犹太教，而犹太教是既苛严又高贵的。唯其高贵，所以苛严；唯其苛严，所以高贵。这才会对教徒的生活作出那么多的明确规定，而且那些名目繁多的清规戒律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持民族和信仰的纯洁性。[19]

这种高贵感和纯洁性，使犹太人在地中海文明圈里成为特立独行的异类。要知道，把宗教当作艺术的希腊人决不道貌岸然。只要好玩和开心，他们并不在乎伤风败俗。打个比方说，犹太人就像佛教的律师，希腊人则有点像禅师。

对希腊文明亦步亦趋的罗马人也一样。

因此，当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独立出来，尤其是大量外邦人皈依时，就面临一个难题：还要不要一丝不苟地坚持和延续犹太教的仪轨？比如，要不要割去新教徒阴茎的包皮？犹太人是要的，因为那是与上帝立约的证据。何况犹太人的想法跟我们并不相同。物以稀为贵。未能成为世界宗教在我们看来是个遗憾，他们却没准引以为豪。[20]

决心革故鼎新的基督教却不能这样想问题。相反，新宗教必须在信仰体系、教徒来源和生活方式三个方面都与老大哥画清界限。最后，占上风的意见认为，基督的牺牲和爱已经把我们从戒律中解放出来。新宗教不再是犹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与上帝签约的技术性问题也不难解决，那就是用谁都可以接受的洗礼替代让成年男子难堪的割礼。[21]

宽容才能壮大，改革才有前途，这就是结论。

基督教迈出了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却又陷入了异端与正统的长期纷争。如前所述，正是诸如基督究竟只有一性还是二性之类的争端，把帝国和教会都拖入了泥潭。结果是基督教文明圈自毁长城，阿拉伯穆斯林乘虚而入，异端教派阵前倒戈，西部东部分道扬镳，想想真是何苦！

伊斯兰教就要简单得多。首先，他们明确宣布穆罕默德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神之子，这就没什么可争。其次，他们也没有特选观念，而是代之以安拉的普慈和特慈，即拉赫曼和拉希姆。拉希姆（特慈）就是在后世对穆斯林中的信仰坚定者和生前行善者独赐恩惠，拉赫曼（普慈）则是在今世对所有人都普施仁慈。普施仁慈就大公无私，独赐恩惠就赏罚分明。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而且简单明了。[22]

简单是最接近真理的，简单也是最容易实行的。希腊的科学，中国的禅宗，都得益于简单。但，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世界宗教，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又没有那么简单。至少，与政治的关系就是问题。

[13]对此，（美国）罗宾·多克《伊斯兰世界帝国》的表述是：公元632年到1258年之间，伊斯兰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着最先进的文化。在建立后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它就从一个沙漠部落结成的松散联盟，成长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其在全球的势力范围之广，无任何一个古代的帝国可比。（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亦称，在初期扩张和晚期扩张阶段，穆斯林先后将地中海和印度洋变成了自己的内湖。

[14]（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即称：土耳其浴（hammams）事实上是古罗马浴的残存，阿拉伯征服者把这种洗浴方式带到了波斯和其他地方。

[15]见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文化150问》。

[16]请参看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伊斯兰的脚步》。

[17]请参看（美国）罗宾·多克《伊斯兰世界帝国》，（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澳大利亚）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

[18]请参看金宜久主编《伊斯兰教文化150问》，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伊斯兰的脚步》。

[19]犹太教有两大特点，一是封闭性极强，二是道德感极浓。他们最为看重的摩西十诫其实是道德法规的总纲，生活中的实施细则更是名目繁多，从饮食起居到接人待物都有不厌其烦的明确要求和清规戒律，比如吃饼时不能用刀切，只能用手掰，等等。可以说，犹太人是最守规矩的。非如此，不能成为上帝的选民。

[20]据《圣经·创世记》，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

[21]见《使徒行传》15：19-20。

[22]所以中国穆斯林的经堂语把安拉的美名拉赫曼译为“普慈今世的主”，把拉希姆译为“独慈后世的主”。

王权与教权

与政治关系最深的是基督教。

犹太教就没有这个问题。首先，犹太人很早就失去了自己的祖国。国家都没有，哪来王权与教权之争？其次，犹太人也没有教会，无法形成与政权对抗的力量。因此，尽管他们在罗马人的眼里是精灵古怪和团结一致的，却又同时是易于识别和安分守己的，帝国对他们大可放心。

基督教则不一样。他们一开始就打破了民族界限，以信仰实现身份认同。结果，任何人都有可能是基督徒，任何地方也都有可能出现基督徒。重要的是，他们居然还有自己的的组织，而且教会的号召力还不亚于政府。那些基督徒甚至宁可被扔进角斗场喂狮子，也不肯为帝国服兵役。[23]

罗马不能不镇压，尽管他们总体上是宽容的。

当然，帝国和教会最后还是“咸与维新”了。前者发现一神教其实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后者则表示愿意支持“正义的战争”。可惜基督教并非救命稻草，教会这只大猫更不是可以饲养的宠物。因此，虽然握手言欢对双方权力的增长都不乏推动之功，但在度过一个不长不短的蜜月期后，有着自己财政收入、法律法规、行政体系和众多民众的教会便开始与帝国分庭抗礼，并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教廷”。[24]

之后，借用中国的名词，便是教廷与朝廷的明争暗斗甚至公开翻脸，那些心怀鬼胎的封建领主和独立自主的大小城镇则扮演了墙头草的角色，哪边有利就倒向哪边。斗争也从来就没有过压倒性的胜利，教廷和朝廷都小心翼翼地恪守着底线：教皇不会说自己是皇帝，帝王也不以教皇自居。

当然，这种争风吃醋只发生在欧洲，君士坦丁堡的规矩却是最高主教（牧首）由皇帝指派并管辖。拜占庭后来变成伊斯兰的地盘并不再回归基督教，这可能是原因之一。[25]

宗教改革之前的历史，大体如此。

然而正是罗马帝国的“失误”使西方受益无穷。王权与教权的鹬蚌相争，让王室与教廷之外的其他各种集团和势力渔翁得利。包括宗教改革能够在德意志顺利进行，也都因为钻了这个空子。这才有了城市经济，有了市民阶级，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西方现代文明，尽管这是后话。

阿拉伯帝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首先，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人没有国家。也就是说，他们是先立教后建国的。而且，先知穆罕默德既是宗教领袖，又是政治领袖；既是宗教的传创者，也是帝国的缔造者。以后的阿拉伯帝国也都政教合一，阿巴斯王朝的维齐尔（宰相）则只是行政权力的代理人。等到苏丹成为实际统治者并架空哈里发时，帝国也变成突厥人的了。

其次，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以后的哈里发都只能继承遗志，再也不能接受天启。这就从理论上永久性地排除了任何人充当“人神中介”而被神化的可能。所有的穆斯林都只听命于安拉，只顺从安拉的旨意。如果说有什么人能够指导他们的思想的行为，那也是已经归真的最后先知。

这就导致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又一重要区别：没有教士阶层，没有教义机构，没有教会组织。当然，伊斯兰教也有乌里玛（阿拉伯语‘Ulamā），即教法学家和神学家。但他们只是正统观念和社会准则的监护人，没有直接干涉穆民生活的权力和手段，何况他们的机构还是国家控制的。[26]

因此阿拉伯帝国不存在颠覆上层建筑的基层力量，这在其创始之初就已经确定下来。伊斯兰教则在麦地那乌玛建立后就自上而下地传播，并非基督教那样先在基层发酵，然后才自下而上地夺权，又岂会出现二元结构？

这可与中华有得一比。

跟阿拉伯帝国一样，中华帝国从来就没有过教权和王权的同时并存，平分秋色。不同的是，后者从东汉末年起就有以宗教为名义和号召的反政府武装斗争。只不过，从黄巾起义到太平天国，争取的都不是教权，而是政权。

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不知教权为何物，也不知教会为何物。即便有组织，也是帮派，不是教派；有领袖，也是帮主，不是教主；有规矩，也是帮规，不是教规，尽管打着宗教的旗号。同样，中华皇帝也会皈依某教，但如果某个和尚或道士胆敢自称教皇，他的脑袋就会立即搬家。

更何况，中华皇帝即便自称弟子，那也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弟子，甚至被认定为佛陀转世或天尊下凡。得道高僧和成仙道士也只有礼拜赞颂的份，哪里还能平起平坐？何况更多的时候皇帝还是孔夫子的好学生，佛教和道教能够敲敲边鼓分一杯羹，就已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了。

难怪儒释道三家混战多年，合流或并存以后仍然要以儒家为首，以儒家为主。说白了，就因为儒学不是宗教，儒生不是教士阶层，儒家也没有教义机构和教会组织，而且永远都不会有。当然，他们更不会变成敌对势力，或者让统治者感到头皮发麻，就像打着净土宗旗号的白莲教。

这倒是有点像伊斯兰。

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不乏相似之处：都可能是国家意识形态，都是族民或臣民从小就要接受的教育，都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情操，也都从头到脚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举止，还都主张与人为善和孝敬父母。先知甚至这样传达他得到的天启：我（安拉）曾命人孝敬父母——他母亲弱上加弱地怀着他……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27]

孝敬父母，已是仅次于信仰真主。

先知也非常务实。他没有提出玄奥莫测的教义、难以完成的目标，所有的训示教诲都通俗易懂，所有的宗教义务也都简单易行。这就不但像儒家，也像禅宗。换言之，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都是实践理性的，是世俗和人间的。

唯其如此，伊斯兰教才不仅是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也是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也因此，它的维持和发展仅靠自身机制就能实现，可以完全不受王朝兴替的影响。[28]

这才真叫“长治久安”。

那么，如果伊斯兰教抢先一步传入中国，会不会也像佛教那样中国化，改变中华文明的走向？不会的，因为跟儒学太像。太像就没有互补性，也就没有必要重复。何况伊斯兰教是信仰极为坚定的宗教，他们在全盛时期的宽容也只是允许其他民族自行其是，并不等于放弃自己的原则迁就和融入其他文明。这也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特点。[29]

能够中国化的，只有佛教。

佛教却是奇葩。作为三大世界宗教中最早的一种，佛教诞生在原本不该它诞生的地方——印度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种姓观念，而佛教主张众生平等。因此，当世俗的权力（比如孔雀王朝）支持它时，也能兴旺发达盛极一时。一旦社会政治发生巨变，新宗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强势兴起，佛教在本土就没有了容身之地，只能墙内开花墙外香。[30]

离家出走的佛教选择了与犹太教不同的道路，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犹太教不仅是民族宗教，而且是犹太民族唯一的宗教。教在，则族存，保教就是保族。因此，尽管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却必须顽强地保持犹太教的纯洁性，才能保证犹太人的独立性，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佛教却没有保族的使命，因此完全不必考虑与印度文明保持一致。何况印度也不存在统一的民族，它的文明是多元多样多种族的。所以，佛教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同时，也会设法适应当地的土壤。这其实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尽管结出的果子会发生基因变异，却也毕竟是丰硕成果。

比如禅宗。

[23]（澳大利亚）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就说：在罗马人眼里，犹太人是古怪、反复无常但面目容易辨识的古老民族，因此帝国对犹太人并不像对基督徒那样防范。以上描述均请参看该书。

[24]据说，精通武器制造的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切利尼（Cellini）曾经在战争中杀死了一位没有做好死亡准备的敌人。当他跪在教皇面前请求赦免时，教皇却满心喜悦地说：噢，我原谅你，原谅你为服务教会而犯下的杀人罪过。见（澳大利亚）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

[25]以上请参看（澳大利亚）约翰·赫斯特《极简欧洲史》。

[26]见金宜九主编《伊斯兰教文化150问》。

[27]见《古兰经》31：14。

[28]请参看金宜九主编《伊斯兰教文化150问》。

[29]回族是一个特例，这里无法展开讨论。

[30]种姓制度产生于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以后的吠陀时代（前1500-前700），佛教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兴盛于孔雀王朝时期（前324-前187）。公元8-9世纪以后，印度教兴盛，佛教日趋衰败；又因伊斯兰教的大规模传播，终于在13世纪初一蹶不振趋于消亡。佛教在亚洲的传播一般认为有两条路线或三路：一路由斯里兰卡传入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是为南传；另一路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然后传入韩国、日本、越南，是为北传；还有一路在中国西藏自成体系，是为藏传。

错失良机

禅宗诞生在中国，原本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无论人们怎样强调禅宗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却无法否认它是佛教的一个宗派。既然还是佛教，那就跟印度文明脱不了干系；而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又实在是相去甚远。

不妨看看印度。

历史上所谓印度文明，是在公元前1400年以后由雅利安人（Aryans）创造的。这些移民来自突厥斯坦（Turkestan，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州），文明成果被称为吠陀（Vedic），意思是“神圣的知识”。既然如此，他们实行种姓制度，掌握神圣知识的祭司婆罗门位居第一等级，提出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就都不奇怪了。[31]

然而印度也没有教皇。

这里面的原因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首先，印度的婆罗门就像中国东晋的士族，社会地位虽然高，却没有组织，不是集团，当然也没有领袖。其次，宗教在印度是轮流坐庄的，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都曾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耆那教和锡克教也势力不小。第三，古代印度屡遭外敌入侵，侵略者有的掠夺而去，有的入乡随俗，有的还带来了自己的宗教。如果要教皇，请问选谁？

实际上印度半岛是一块动荡的土地。英国人实行殖民统治之前，它几乎没有被真正统一过，分裂和断裂倒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可谓铁打的印度，流水的王朝。事实上，它的面积过于广袤，人口过于密集，文化过于多元，力量又过于分散，实在无法形成中华或罗马那样的大帝国。[32]

没有统一的帝国，就不需要统一的思想，也不需要统一的宗教，当然更不需要教皇。于是，从未有过安宁的印度便只好变成“宗教博物馆”，还是没有馆长的。

这倒不难理解。奇怪的是，虽然印度盛产宗教，印度人也充满宗教情感，却只有佛教走向了世界，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都不迈出国门一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只能说佛教是异类。

佛教很早就走出了国门，而且还是公派出国。在中国的韩非子竭力宣扬法家学说时，梵文名叫无忧（Asoka）的阿育王派出高僧到各地弘扬佛法，足迹所至东到缅甸，南到斯里兰卡，西边甚至到了叙利亚、埃及和希腊。[33]

不能确切地知道阿育王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在佛光普照之下得到解脱，则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也体现了菩萨心肠。

后来兴起的印度教却显然没有这个兴趣。他们跟犹太教一样，更愿意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甚至阶级性。这个新的综合体虽然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部分教义，本质上却仍属婆罗门。三位伟大的神——梵天（Brahmā，梵文，下同）、毗湿奴（Visnu）和湿婆（Siva）分别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和破坏者共存于顶级，然后繁衍出众多的神。

这是符合印度国情的。等级森严符合种姓制度，多神崇拜符合多元文化，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风。无法回到祖国的佛教只好继续远行，到异国他乡去寻找出路。

幸运的是，他们来到了中国。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还是宗教的真空地带。何况佛教来得正是时候。没过多久，中国就像印度一样陷入长时间的动乱和分裂，此为天时；传播路线主要经由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域，此为地利；北方胡人视其为同类，南方士族视其为知音，此为人和。

这就不但能落地生根，还能做转口贸易。

当然，这里面其实存在问题：中华和印度两大文明毕竟异质，就像希腊和希伯来。好在文明史上并不乏此类奇怪的组合，比如罗马教皇与法兰克人的联盟。可见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政治如此，文化亦然。

何况佛教与中华文明并非没有相通之处。实际上从宗教的角度看，文明无非四种：一神、多神、泛神、无神。多神教很难有世界性，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教。一神教虽然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前提条件是：新皈依者表面上多神崇拜，实质上是泛神论者，原本并没有坚定的信仰，比如埃及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当然，如果他们之前已有一神倾向，也不妨顺水推舟地改宗更为纯粹的一神教，比如波斯人。

佛教和华人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你可以说他们无神，因为佛陀和祖宗都是人，不是神。同样，也不妨称其为多神和泛神，因为这些崇拜对象具有神性，能够赐福于子孙后代和芸芸众生。正是这种不确定，使双方都有了各自表述的空间和余地，难怪能够共建文明。

文明的混血势必产生巨大的能量，大唐也因此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实上，从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佛教，是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跟儒家学说等等一起漂洋过海的，这里面当然也有禅宗一份功劳。

但，禅宗也让我们错失良机。

作为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玄奘留学印度十七年，糅合十家学说编译而成一部《成唯识论》（简称《唯识论》）。图示书影为明万历海宁陈瓛重刊本。

机会是佛教带来的，玄奘法师取回的真经其实包含着中华文明稀缺的资源，这就是作为印度哲学“五明”之一的因明（Hetuvidyā）。明（Vidyā）就是知识、智慧、学问，比如声明就是音韵学和语言学。因（Hetu）则是推理依据，所以因明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认识论又叫量论，研究对象则是现量和比量，也就是直觉知识和推理知识。[34]

可惜最后被欣然接受的却主要是声明。它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由此产生了格律诗。因明却很少有人知道，因为禅宗的主张是顿悟成佛，那又何必要什么逻辑推理？[35]

于是连同因明背后的科学精神也被拒之门外。事实上遍检禅宗的公案和机锋，你会发现那更多的是抖机灵，而非爱智慧。要知道，智慧和爱智慧可是两回事。没有希腊人那样对智慧的爱，最后就只会剩下文字游戏和耍嘴皮子。

包容精神属于地中海，科学精神属于雅利安，因明在本质上是西方的。所以这一次的擦肩而过，就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因为技术进步可以依靠劳动人民，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却只能依靠知识阶层。如果知识阶层集体地对逻辑推理不感兴趣，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就实在堪忧。甚至就连阿Q精神也多少要由禅宗负责。试想，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等等，不也颇有禅意吗？

看来，反思是必须的，却又只能留待将来。

现在可以做总结了。似乎可以这么说：自从隋炀帝打通南北大运河，穆罕默德在麦加得到天启，世界就进入了洗牌的时代。洗牌风起云涌地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从阿拉伯人建立世界大帝国，日耳曼蛮族成为欧洲新主人，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旋风横扫欧亚大陆，奥斯曼土耳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宰，拜占庭作为千年帝国落下帷幕。

这就是文明的走向。

在这浪潮激荡的岁月，中华文明一方面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另方面则按照自身的趋势走向巅峰。灿烂辉煌的唐宋，是世界文明圈的时代。之后，是盛极而衰，是起伏跌宕、日薄西山和浴火重生。中华帝国由扩张而收缩的转折点，则正是看似与禅宗无关的怛罗斯战役和安史之乱。

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西方人眼中黑暗的中世纪，却反倒是伊斯兰和中华文明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这两大文明，后来会有不同的道路？为什么禅宗的兴起，也会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其中奥秘，究竟何在？

要回答这些问题，又必须先看武则天。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女皇武则天》

[31]关于吠陀的本义，请参看（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关于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请参看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

[32]请参看（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

[33]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宗教卷》，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

[34]佛教五明是：声明、工巧明（历算和工程技术学）、医方明（医药学）、因明、内明（佛学）。

[35]实际上佛教的逻辑学和认识论仍然对中国学术产生了影响，比如王夫之就曾使用现量和比量等概念，这里不讨论。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330年（东晋咸和五年），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并更名为君士坦丁堡。

376年（东晋太元元年），日耳曼民族大迁徙。

386年（太元十一年），拓跋珪称王，北魏建国。

392年（太元十七年），基督教被定为罗马帝国国教。

395年（太元二十年），罗马帝国分裂。

398年（东晋隆安二年），北魏迁都平城，拓跋珪称帝。

410年（东晋义熙六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城。

420年（东晋元熙二年），东晋亡，刘宋建国。

427年（刘宋元嘉四年），高句丽迁都平壤。

439年（元嘉十六年，北魏太延五年），北凉亡，五胡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

444年（元嘉二十一年，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北魏禁佛。

445年（元嘉二十二年），罗马主教利奥一世自称教皇。

476年（刘宋元徽四年，北魏承明元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北魏冯太后开始政治改革。

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拓跋宏迁都洛阳。

496年（南齐建武三年，北魏太和二十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皈依基督教。

526年（南梁普通七年），菩提达摩在广州登陆。

527年（普通八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即位。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菩提达摩见梁武帝。

534年（南梁中大通六年），拜占庭灭亡北非汪达尔。《民法大全》完成。

552年（南梁承圣元年），养蚕制丝技术传入拜占庭。

555年（承圣四年），拜占庭灭亡东哥特。

581年（隋开皇元年），杨坚称帝，大隋建国。

589年（开皇九年），陈亡，隋统一中国。

592年（开皇十二年），日本推古女皇继位。

597年（开皇十七年），基督教传入英国。

604年（隋仁寿四年），隋文帝卒，隋炀帝继位。

610年（隋大业六年），隋炀帝再赴江都，开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里。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得到天启。亚美尼亚人希拉克略成为拜占庭皇帝。

612年（大业八年），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公开传教。

618年（唐武德元年），李渊称帝，大唐建国。

622年（武德五年）9月24日，穆罕默德抵达雅思里布，雅思里布从此改名麦地那，意为先知之城，此年也在以后被定为伊斯兰教教历的元年。

628年（唐贞观二年），拜占庭与波斯人签订停战协议。

629年（贞观三年），玄奘赴印度取经。

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日本开始派出遣唐使。穆罕默德率军攻陷麦加，麦加居民全部皈依伊斯兰教，麦加成为伊斯兰教的第一圣地。

631年（贞观五年），玄奘法师抵达印度，入住恒河以南摩揭陀王国的那烂陀寺。

632年（贞观六年），穆罕默德逝世。阿布·伯克尔成为首任哈里发，在位期间统一了阿拉伯半岛。

634年（贞观八年），欧麦尔成为第二任哈里发。

635年（贞观九年），唐军攻陷吐谷浑国都。景教传入中国。阿拉伯军团攻陷拜占庭帝国重镇大马士革。

638年（贞观十二年），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

640年（贞观十四年），唐建安西都护府于交河故城。

641年（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进藏。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卒，君士坦斯二世开始执政。

642年（贞观十六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

644年（贞观十八年），奥斯曼成为第三任哈里发。

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法师回到长安。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卒，唐高宗李治继位。阿拉伯人征服塞浦路斯。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阿拉伯军团灭亡波斯萨珊王朝，阿拉伯帝国使节至长安，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

656年（唐显庆元年），阿里成为第四任哈里发，迁都库法，伊斯兰内战开始。

657年（显庆二年），大唐灭亡西突厥。

660年（显庆五年），新罗联合大唐灭百济。

661年（显庆六年），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建立，从麦地那迁都大马士革，定哈里发为世袭，西方史学界称其为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称白衣大食。

668年（唐乾封三年，总章元年），唐灭高句丽，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

671年（唐咸亨二年），惠能到黄梅双峰山拜弘忍为师。

676年（唐仪凤元年），惠能现身广州法性寺。

679年（唐调露元年），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越南河内）。

690年（武则天天授元年），武则天称帝，国号周。

698年（圣历元年），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征服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705年（唐中宗神龙元年），武则天卒，大唐复国。

714年（唐玄宗开元二年），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

726年（开元十四年），拜占庭帝国圣像破坏运动。

732年（开元二十年），阿拉伯军团被法兰克王国统治者查理·马特击败。

742年（唐天宝元年），西突厥彻底灭亡。

750年（天宝九载），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建立，中国史称东大食，又称黑衣大食。

751年（天宝十载），阿巴斯王朝征服塔什干。唐将高仙芝攻阿拉伯军队于怛罗斯（今江布尔）城，大败而归，被俘唐军中有造纸工匠，造纸术遂传入阿拉伯。法兰克王国宫相矮子丕平篡位，建立加洛林王朝。

755年（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起。

756年（天宝十五载），教皇国建立。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王子在西班牙建立后伍麦叶王朝，定都科尔多瓦，中国史称西大食，也称白衣大食。阿拉伯帝国分裂。

762年（唐肃宗宝应元年），阿巴斯王朝迁都巴格达。

788年（唐德宗贞元四年），回纥行文大唐，改称回鹘。

800年（贞元十六年），查理曼加冕为罗马皇帝。

804年（贞元二十年），查理曼征服萨克森。

840年（唐文宗开成五年），回鹘汗国灭亡。

843年（唐武宗会昌三年），查理曼帝国一分为三，奠定了意大利、德意志、法兰西三国雏形。

864年（唐懿宗咸通五年），基督教传入保加利亚。

909年（后梁开平三年），法蒂玛王朝建立，占有西西里和北非，中国史称南大食，又称绿衣大食。

929年（后唐天成四年），后伍麦叶王朝（西大食）阿卜杜·拉赫曼三世宣布自己为哈里发。

950年（后汉乾祐三年），基督教传入波希米亚。

962年（北宋太祖建隆三年），神圣罗马帝国诞生。

967年（乾德五年），基督教传入波兰。

988年（太宗端拱元年），基辅罗斯皈依基督教。

1008年（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基督教在瑞典确立。

1031年（仁宗天圣九年），西大食灭亡，西班牙分裂为二十多个小王国。

1054年（皇祐六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罗马公教和东正教诞生。

1055年（至和二年），巴格达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阿巴斯王朝名存实亡。

1096年（哲宗绍圣三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

1147年（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71年（孝宗乾道七年），土耳其帝国攻陷开罗，南大食灭亡。

1189年（孝宗淳熙十六年），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202年（宁宗嘉泰二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1206年（宁宗开禧二年），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尊奉伊斯兰教的印度德里苏丹国建立。

1215年（嘉定八年），英国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

1217年（嘉定十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

1219年（嘉定十二年），蒙古军团开始西征。

1228年（理宗绍定元年），第六次十字军东征。

1236年（端平三年），卡斯提人攻陷科尔多瓦，结束了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

1248年（淳祐八年），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1256年（宝祐四年），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率蒙古军团占领伊朗全境，实际上建立伊儿汗国。

1258年（宝祐六年），旭烈兀率蒙古军团攻陷巴格达，阿巴斯王朝（东大食）灭亡，阿拉伯帝国终结。

1265年（度宗咸淳元年），英国首次召开国会。

1270年（咸淳六年），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1291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十字军丧失了在东方的最后据点，十字军东征告终。

1295年（成宗元贞元年）6月19日，取代了阿巴斯王朝的伊儿汗国合赞汗率领将士集体皈依伊斯兰教，11月3日即汗位，改名穆罕默德，自称苏丹。

1299年（成宗大德三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

1453年（明代宗景泰四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帝国亡。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随即迁都君士坦丁堡，并将其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意为伊斯兰之城。

1492年（明孝宗弘治五年），西大食残余势力被消灭。

1517年（明武宗正德十二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开罗，征服埃及，帝国的苏丹兼任哈里发（教主），成为伊斯兰世界最高精神领袖，至1924年被土耳其共和国宣布废除。马丁·路德在德意志揭开宗教改革序幕。葡萄牙商人远至中国广州，欧洲商人直接与中国贸易从此开始。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5

女皇武则天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皇武则天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448-3

Ⅰ. ①女… Ⅱ. ①易… Ⅲ. ①武则天（624〜705）－ 人物研究 Ⅳ. ①K827=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9688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张雪健

装帧设计 Mirro

内文设计 谈天

插画 方佳翮 徐婧儒

易中天中华史

女皇武则天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27千字

印张 7.25

印数 1-5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448-3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1. 扉页

2. 第一章 夺宫

1. 麻烦岂止是情人

2. 夺嫡之争

3. 愚蠢的皇后

4. 糊涂的谏官

5. 寒心的功臣

3. 第二章 弄权

1. 大尾巴羊

2. 小人也有用

3. 谋杀与谋反

4. 大清洗

5. 谁是皇帝

4. 第三章 血洗

1. 李弘之死

2. 再废太子

3. 更换皇帝

4. 扬州兵变

5. 裴炎被杀

5. 第四章 变脸

1. 杀戒

2. 色戒

3. 魔戒

4. 革命前后

5. 正义与天良

6. 第五章 无字碑

1. 谁来接班

2. 狄仁杰脱险

3. 重来未必要卷土

4. 女皇谢幕

5. 又见女人

7. 附录

1. 本卷大事年表

Landmarks

1. Table of Contents

2. Cover

3. Copyright Page

4. Title Page

第一章

夺宫

麻烦岂止是情人

据说，女皇陛下又要选美了。

当然，据说而已。

然而响应号召的却很是不少。有位官员郑重推荐了自己的儿子，理由是那男孩长得白白净净眉清目秀。还有一位官员毛遂自荐，公然声称性器官雄壮伟岸，十分给力。这事闹得朝野上下沸沸扬扬，街谈巷议大多不堪入耳。于是一位名叫朱敬则的谏官，便认为不能不说点什么。[1]

谏官也叫言官，职责是给皇帝提意见，正如台官的职责是监督官员。这种制度是秦汉就有的，但最为完备并起到作用是在唐宋。魏徵能够不断纠正唐太宗的错误，原因之一便在于他长期担任谏官。所以，谏官哪怕品级再低，发言权和影响力都不小，尽管他们只能提出批评。[2]

朱敬则就是中书省的谏官，职务是右补阙，级别是从七品上，相当于副县级。不过，问题并不在于地位高低，而在话不好说。不好说也不因为事关私生活。我们知道，在“家国一体”的制度框架下，皇家即国家。因此，作为天下之主和帝国元首，皇帝理论上是没有私生活的。如果他娶非其人或纵欲过度，从宰相到谏官都有权表示反对。

可惜当今圣上却是女人。

女人成为国家元首，其他民族史不绝书。埃及有，罗马帝国有，后来的英国和俄国有，当时的日本和韩国也有。中华帝国却从来就没有为女人当皇帝，做过任何思想准备和制度设计，因此女皇陛下的性生活便成为难题。[3]

这个问题是男性皇帝没有的，因为有制度保障。唐代制度规定在皇后以外，还有四妃、九嫔（读如频）、九婕妤（读如捷于）、九美人、九才人等等。一般地说，这已够用，何况他还可以挑选，可以换人，甚至扩招，就像晋武帝。

贵妇人也问题不大。丧偶可以再嫁，甚至可以公然索要性伙伴。南朝刘宋的山阴公主就曾对弟弟说：我和陛下都是先帝骨肉，陛下后宫万人，姐姐我却只有驸马一个，这也未免太不公平。结果，当皇帝的弟弟便为她挑选了三十个年轻貌美身强力壮的男人充当床上用品，号称面首。[4]

◎ 世界历史上的女皇

持统天皇（645-703），日本第41代天皇，在位时间公元686年至697年。年轻时嫁给天武天皇为妃，生皇子，并获封皇后。天武天皇死后临朝称制，扶持皇子继位，可惜皇子早死，持统本人随即登位。在位十余年后让位于文武天皇。

伊莎贝拉一世（1451-1504），西班牙统一前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女王，与阿拉贡王储斐迪南二世联姻，共同完成了西班牙历史上著名的“收复失地运动”，为日后的西班牙统一奠定了基础。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英国汉诺威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在位时间公元1837年-1901年，长达六十余年，开启了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君主之一。

可惜，这并不适用于女皇。

女皇是不能再嫁的。再嫁以后，谁当皇帝？她也无法册封皇后和嫔妃，除非有同性恋倾向。至于男性后妃，则史无前例闻所未闻。问题是，女皇又不能没有性生活。如果连这都没有，怎么称得上九五至尊？再说也不人道。

没奈何，只好偷情。

偷情是半公开的，第一个情夫是薛怀义。这家伙本是洛阳街头卖狗皮膏药的混混，原名冯小宝。由于身材魁梧肌肉发达，被高祖皇帝的女儿千金公主一眼看中，试用之后又推荐给女皇。推荐语是：小宝有非常材用，可以近侍。

这时的女皇虽然名义上还是太后，实际上已是临朝称制的一国之君，她那个傀儡儿皇帝当然管不了这事。陛下本人则虽然年逾花甲，却依然性欲旺盛。孀居两年之后得到这样一个男人，真是久旱逢甘霖，根本顾不上什么身份。不过为了掩人耳目，她还是让冯小宝改名薛怀义，并剃度为僧，因为僧侣和道士能以宗教活动为借口自由出入后宫。[5]

献身于女皇当然会有丰厚的回报，假和尚薛怀义也立即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可惜这个没文化的市井无赖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中华传统文化是讲名分的。他薛怀义虽然在床上深得女皇欢心，却不是正式册封的男妃。因此，当他公然对宰相苏良嗣傲慢无礼时，便被政府大堂的法警按倒在地，狠狠地打了几十耳光。

薛怀义逃进宫里向情人哭诉，未来的女皇此刻的太后却并无雷霆之怒。她只是笑了笑说：呵呵，法师呀，以后你走后门吧！前门是宰相们的地盘，不可冒犯。

公是公，私是私，老太太心如明镜。

苏良嗣当然也一点事儿都没有，反倒是一位名叫王求礼的监察官员上书朝廷，奏请割掉薛怀义的生殖器，以保证“宫女们的贞节”。毫无疑问，太后对此也是一笑了之。[6]

假和尚与女皇帝的性关系大约维持了十年，最后以薛怀义的死于非命而告终。这家伙多半是女皇杀的，原因可能是他既对提供性服务感到厌倦，又要争风吃醋。这当然为已经有了新欢的陛下所不能容忍。总之，此人在坏事干尽之后变成了死狗一条，朝野上下没有人表示同情。[7]

女皇的态度也一样。

实际上，两年之后她又有了两坨小鲜肉，这就是张易之和张昌宗兄弟。兄弟俩都只有二十多岁，女皇则已是七十三岁高龄。不过陛下的兴致丝毫不减当年。也许，由于她的前夫高宗皇帝长期多病，性生活的质量很可怀疑，大好光阴实际上被虚掷不少。现在，帝国既然已是她的天下，自己的性能力又被薛怀义开发出来，当然要安享晚年。

张氏兄弟是通过太平公主得以入宫的，事先是否经过试用则不得而知。情况大体上是：女皇陛下那位乖乖女很贴心地将张昌宗推荐给母亲大人，张昌宗又推荐了自己的哥哥张易之，理由是哥哥的器官更伟岸，还精通房中术。[8]

女皇欣然接受。

这是风格完全不同的情夫。假和尚薛怀义是粗俗不堪的肌肉男，张氏兄弟则是眉清目秀的小白脸，而且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所以人称五郎和六郎。当时有个被舆论讥为“两脚野狐”的马屁精便曾这样吹捧他俩：大家都说六郎漂亮得就像莲花，依我看应该是莲花漂亮得就像六郎。[9]

看来，女皇要换口味，而且胃口不小。

朱敬则也因此有了批评的理由，指导思想则是儒家主张的中庸之道。他说，男欢女爱乃人之常情，关键在于要张弛有度。陛下已经有了薛怀义、张易之和张昌宗，应该可以心满意足。像现在这样众人以性能力自荐，恕臣愚钝，实在是不可理解。愚臣职在言谏，也不敢不奏。

女皇却淡然一笑：是吗？若非你直言，朕还不知道。[10]

于是重赏朱敬则，后来还让他当了宰相。

呵呵，女皇并不糊涂，因为她是武则天。

武则天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甚至就连她的这个称呼也都独一无二。没错，她是姓武，名字却不叫则天。后者是她的尊号——退位后叫“则天大圣皇帝”，去世后叫“则天大圣皇后”。姓氏加尊号，就成了“武则天”。

这就等于称唐太宗为李太宗，唐明皇为李明皇，其实不伦不类。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不能称她为“周则天”。她建立的那个周朝，不但别人不承认，就连她自己，最后都只好宣布放弃。同样，我们也不能称她“唐则天”，因为“则天大圣皇帝”是武周的，不属于李唐。[11]

至于她自己起的名字武曌，则几乎从没用过。因为当她有资格发明这样一个怪字时，已经没人胆敢直呼其名。她本人当然也用不着。那时，她的自称是“朕”。

也只好叫“武则天”。[12]

然而就连这也大成问题。武则天，是则天皇帝，还是则天皇后、则天太后？都是，又不全是，不只是。其实对于正统历史学家，她就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制造的麻烦也远不止情人或名称，而是把整个系统和程序都打乱了。[13]

这当然因为她以女人之身而为皇帝。事实上，中华帝国并不乏女性执政者，只不过之前的吕后，之后的慈禧，都是女主而非女皇。女皇只有武则天，也只有她那个时代才会产生女皇。因此问题便很清楚：她为什么会当皇帝？

[1]见《旧唐书·张行成传》。

[2]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三卷《隋唐定局》，易中天《帝国的惆怅·帝国官僚制度简述》。

[3]比如在中国的隋唐时代，日本有推古女皇和持统女皇，新罗有善德女王和真德女王。

[4]见《宋书·前废帝纪》。

[5]以上见《旧唐书·武承嗣传》所附薛怀义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垂拱元年十一月条。

[6]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垂拱二年六月条。

[7]薛怀义之死见《旧唐书·武承嗣传》所附薛怀义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天册万岁元年二月条。武则天此时是否有新情人并不能确定，一般猜测其新欢是御医沈男璆，请参看林语堂《武则天正传》，雷家骥《武则天传》。

[8]见《旧唐书·张行成传》。

[9]拍马屁的人叫杨再思，两《唐书》有传，其言其事《资治通鉴》系于武则天长安四年七月条。

[10]见《旧唐书·张行成传》。

[11]这里面一系列事件的时间表是：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兵变；二十三日，女皇武则天下令太子监国；二十四日，下诏传位太子李显；二十五日，李显即大周皇帝位；二十六日，武则天被软禁于上阳宫；二十七日，李显为武则天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二月四日，李显宣布恢复大唐国号。

[12]则天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为她即皇帝位时，是在洛阳宫的南面正门“则天门”；另说是典出《论语》：“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不过就连这个称呼，也被后来的皇帝改了几回，比如“天后”“大圣天后”“圣帝天后”等。开元九年（721），著作郎吴兢编撰《则天实录》，开始使用则天二字概括性地称呼这位既是皇后又是皇帝的女人。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用“武则天”称谓后，武则天便成了她最通用的称呼。

[13]比如《新唐书》便不但要有《则天武皇后纪》，还得有《则天武皇后传》。

释文（自右往左）：

天地日月星 载初授证圣 国臣正年月 万君照人生

武则天造字不止于“曌”字，亦不止用于其名，考古所见武周时期墓志铭中有新造字近二十个，略编于上。据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

夺嫡之争

没人想过武则天会当皇帝，包括她自己。这不仅因为她既非皇族又是女人，更因为她接手的大唐江山其实本是李世民的。太宗皇帝是那样励精图治和深得人心，如果不是出了差错，他的政权怎么会被颠覆，又有谁能够颠覆？

差错出在接班人。

接班人原本不是问题，因为李世民有十四个儿子，而且长子李承乾、四子李泰、九子李治都是长孙皇后嫡出。皇后为人贤德，威望极高，太宗皇帝对她也十分敬重。因此于情于理于法，储君都非嫡长子李承乾莫属。时年八岁的承乾在李世民即位后两个月就被立为太子，便是证明。

◎李世民的儿子们

皇后长孙氏

皇长子李承乾

封恒山王。八岁封皇太子，成年后谋反被废。

皇四子李泰

封宜都王，后改封越王、魏王等。谋反，死于33岁。

皇九子李治

封晋王。后继承皇位，即为唐高宗 。

杨妃（炀帝女）

皇三子李恪

封蜀王，后改吴王。有声望。冤死于房遗爱谋反案。

皇六子李愔

封梁王，后改蜀王。田猎无度，因房遗爱案被贬流放。

燕妃

皇八子李贞

封汉王，后改越王。有才干。起兵反武失败自尽。

皇十一子李嚣

封江王，早薨，谥曰殇。

阴妃

皇五子李祐

封宜阳王，后改楚王等。游冶无度，叛乱被贬。

韦妃

皇十子李慎

封申王，后改纪王。懦弱无能。死于流放途中。

杨妃

皇十三子李福

封赵王。平庸无奇。得善终。

杨氏

皇十四子李明

封曹王。谋反被贬，被逼自杀 。

王氏

皇七子李恽

封郯王，后改蒋王。被告谋反，惶惧自杀。

无名宫女

皇次子李宽

出继给叔父楚哀王李智云，早薨，无后。

皇十二子李简

封代王，早薨，无后。

唐太宗共生有皇子十四名，其中仅两人（李福、李治）得以善终，令读史者唏嘘不已。《旧唐书》感叹：“子弟作藩，磐石维城。骄侈取败，身无令名！”

可惜这位太子实在不争气。太宗皇帝为他先后聘请了数位名师进行教导都无济于事，以至于彻底失望。他自己则在汉王李元昌和宰相侯君集的煽动下谋反，事败被废，流放黔州（今四川省彭水县），两年后孤独地死去。[14]

依照宗法，储君之位便轮到皇四子魏王李泰。

李泰比承乾只小一岁，而且相貌英俊，聪明好学，端肃多才，是父皇一直比较喜欢和看好的。事实上废太子李承乾铤而走险，与李世民偏心眼，以及李泰气焰嚣张和步步紧逼不无关系。兵变失败后，承乾曾对太宗作结案陈述：儿臣贵为太子，还能有什么图谋？只不过为泰所逼而已。如果父皇立泰为储君，那就正好中了他的圈套。[15]

唐太宗心里不免咯噔一下。

朝中重臣也反对李泰，尤其是已故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和谏议大夫褚遂良。他们主张立皇九子晋王李治。李治时年十六岁，虽不失为仁爱孝悌的良善青年，却是出了名的糯米团子，一点魄力都没有。唐太宗就曾对长孙无忌忧心忡忡地说：你们都劝我立治儿，可是治儿懦弱，奈何？[16]

然而长孙无忌等人看中的，恰恰正是李治的温厚文弱和一无所长。也许，他们伺候李世民已经很累，不想再来一位“雄主”。更重要的是，元老派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李泰身边却集结了一大批以功臣子弟为主的少壮派。这个班底就是他的“小舰队”和小朝廷，随时准备抢班夺权，改天换地。这可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17]

相比较而言，李治就要好控制得多。他没有党羽，没有能力，也没有经验，只能躲在元老派的大树下，实现唐太宗和魏徵一贯主张的君臣共治。至于性格的柔弱或懦弱，则是可以非常善意地正面理解为“仁孝”的。

这个算盘打得并不错，只是没把武则天算进去。长孙无忌也好，褚遂良也罢，都不可能想到李治身边会出现蛇一样的女人。他们当然也想不到，李治虽然好控制，却不是控制在他们手里，而是控制在武则天手里。结果，他们把李治扶上了台，李治却在老婆的指使下把他们整了下去。

当然，这是后话。

李泰这边也屡犯错误。他为了讨得父皇欢心，夺取储君之位，竟信誓旦旦地对唐太宗说：臣只有一个儿子。将来儿臣寿尽之日，一定为陛下把他杀了，传位给晋王。

这话实在太假，精明过人的唐太宗却信以为真，满心欢喜地告诉了褚遂良。他说：父子之爱，本是天性。泰儿为了遂朕心愿，居然提出作此牺牲，实在让朕感动。

褚遂良立即警觉。没错，正因为父子之情是天性，所以李泰必是作伪。于是上前一步对李世民说：陛下失言。请问天底下，哪有杀了爱子传位给弟弟的？何况承乾谋反，不就因为太子之外另有夺嫡之人吗？如果陛下要立魏王，那就非处置晋王不可，否则魏王和社稷都没有安全。

如此一来，事情就严重了。其实动动脑筋就能明白：魏王现在是只有一个儿子。将来呢？不再生了？如果像父皇李世民一样，也生出十个八个来，难道统统杀了？就算李泰自己说话算数，他的儿子难道就坐以待毙？如果十几个儿子都只有死路一条，难道不会联合起来对付晋王李治？

李治这边也有问题。李泰已经许愿死后让位，李治难道就不紧不慢地等着哥哥去死？他难道就不会对哥哥之死做点什么促进工作？如果李泰死前来不及杀掉那些侄子，他又将如之何？难道亲自动手或者刀兵相见？都不可预料。

可以预料的是，按照李泰提出的方案，太宗皇帝百年之后必有一场骨肉相残的血光之灾。而且，由于预设了先后两位储君，朝中大臣必定会分为两派。到时候，两派都会参加到宫廷斗争中来，就连国家都有分裂的可能。因此，如果要立魏王李泰为储，那就只有现在就杀了晋王李治。

唐太宗也明白了。他泪流满面地说：我不能。[18]

李泰却继续上蹿下跳，甚至对李治进行恐吓：你平时跟汉王李元昌关系最好，现在他参与太子谋反被砍了头，你就不害怕吗？李治本来就胆小怕事，闻言果然愁眉苦脸，在父皇面前也战战兢兢。只不过李泰没有想到，他的自作聪明反倒提醒了李世民：如果立李泰，承乾和李治都有危险。只有立李治，才能保证三个儿子一生平安。[19]

于是，太宗皇帝毅然决定将太子和魏王同时废黜，后者也被打发到了均州（今湖北省均县）。事实证明，保全三个儿子的想法得到了实现：李治对两个哥哥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甚至由于担心他们衣服不够，饮食不好，还特地请求父皇下令沿途有关部门给予特别关照。[20]

李治确实孝悌。

承乾和李泰的夺嫡之争终于偃旗息鼓，太宗皇帝却感到筋疲力尽甚至心灰意冷。他私下对几个心腹大臣说，你们看朕这三个儿子一个弟弟（汉王李元昌）都干了些什么！想想活着真没意思。说完拔出佩刀，竟然要自尽。

大臣们立即上前拦腰抱住。

褚遂良则一把夺过佩刀，交给了李治。

长孙无忌马上就看懂了褚遂良的这个动作，他自己也不愿意错过机会，于是当即问李世民：陛下究竟要立谁？

太宗皇帝脱口而出：我想还是立晋王。

长孙无忌立即表态：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

太宗皇帝只好对李治说：拜谢你舅舅吧！

李治就地向长孙无忌单膝跪下。

太宗皇帝又说：不知舆论会怎么样？

长孙无忌说：晋王仁孝，天下归心已久。恳请陛下向文武百官征求意见。如果有不同意的，臣万死不辞。

太宗皇帝批准了这个提议，并在太极殿召见六品以上的官员。李世民说：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打算在皇子当中另选一人为储君，诸位说谁最合适？

殿中一片异口同声：晋王仁孝，当立为储。

懦弱的李治，就这样成为太子。[21]

其实，这个戏剧性的场面十分可疑，因为太宗皇帝很快就反悔了，打算改立吴王李恪，结果又理所当然地被长孙无忌阻止。可以说，此刻的太子，后来的高宗，其实是被元老派推上台的。他们能够这样，一方面固然因为唐太宗强调君臣一体共治天下，另方面也因为贞观后期权力转移：褚遂良掌握了动议权，长孙无忌则掌握了决策权。[22]

太宗皇帝的心软和退让，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也许，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到了晚年也英雄气短。他只想实现政权的平稳过渡，长孙无忌等人则只想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都没想到会犯下无可挽回的错误——大唐王朝差一点就丢了江山，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则丢了性命。

天上掉下的馅饼却既是李治的，也是武则天的。因为女人虽然不能当皇帝，却可以当皇后。

[14]见两《唐书》之李承乾传。

[15]担任过李承乾老师的先后有李纲、于志宁、李百药、杜正伦、孔颖达、张玄素等，均为一时之选。以上李承乾事见两《唐书》之李承乾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

[16]见《新唐书·濮王泰传》。

[17]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18]见两《唐书》之褚遂良传。

[19]见《新唐书·濮王泰传》。

[20]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五月条。

[21]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四月条，同时请参看两《唐书》之长孙无忌传。

[22]见《新唐书·郁林王恪传》，并请参看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愚蠢的皇后

武则天原本并不能当皇后。她不是李治的女人，而是李世民的，进宫时只有十四岁。据说，当时她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就像生离死别。小姑娘却满不在乎地说：去见天子焉知非福，何必哭哭啼啼地儿女情长？

母亲杨氏马上就不哭了。

之后的经历便鲜有信史可言。官修史书遮遮掩掩，民间传说五花八门，大体上可以确定的是：武姑娘被唐太宗册封为正五品的才人，赐号武媚，人称武媚娘。她在宫中波澜不惊无所事事地度过了十一年光阴，又在太宗皇帝去世后按照惯例进入感业寺削发为尼，时年二十五岁。[23]

做尼姑当然不是武媚娘的心愿，她的奋斗目标至少也是正二品的嫔，或正一品的妃，还得是受宠的。但显然，太宗皇帝并没有给她机会。相反，随着老皇帝的驾崩，她的远大理想也灰飞烟灭，多半只能在青灯古佛前了此一生。

在一般的女人看来，这就是命了。

◎唐后宫等级一览表

一后

皇后

四妃

贵妃 贤妃 德妃 淑妃

正一品

九嫔

昭仪 昭容 昭媛

修仪 修容 修媛

充仪 充容 充媛

正二品

二十七世妇

婕妤九人

正三品

美人九人

正四品

才人九人

正五品

八十一御妻

宝林二十七人

正六品

御女二十七人

正七品

采女二十七人

正八品

以上为史籍所载的唐后宫制度，后期有所调整，省去嫔妇之类，改为三妃、六仪、美人、才人四等。参看《唐六典》之《尚书吏部》、《内官》诸篇。

非比寻常的武媚娘却是决不肯认命的，她的蜘蛛网也早就悄悄地搭在了一个年轻男人的身上。这个人当然就是后来的高宗李治，时间则应该是在太宗皇帝病重期间。当时李治以太子的身份在御前亲侍汤药，武媚则因才人的职务而负责饮食起居。两人频繁相遇，或日久生情，或一见钟情，或眉目传情，甚至以身相许，都是完全可能的。[24]

至于种种细节，官修史书照例语焉不详，尽管文人墨客们更愿意想象成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Cleopatra）那样的香艳故事。高宗皇帝倒是必须对天下臣民有一个交代，他的说法是：当年朕作为太子侍奉先帝时，与父皇的嫔妃从来就不曾目光相遇。先帝非常赞赏，遂以武氏赐朕。[25]

这当然是弥天大谎，而且那谎撒得并不高明。稍微动动脑筋就知道，既然先帝已经将武媚娘赐给皇太子，那又何必让她去一趟感业寺？声称“未尝迕目”更是此地无银。如果你们俩从未有过意思，那么，就算先帝有所赏赐，为什么不是别人，偏偏就是武媚呢？不打自招！

不过，高宗皇帝总算公开承认，他跟武媚娘是在先帝时代就认识的。后来的发展则极具戏剧性：第二年，新皇帝在太宗的忌日到感业寺为父皇上香，两人再次相遇。说了什么没人知道，只知道武媚泣不成声，李治潸然泪下。[26]

显然，他俩在太宗皇帝榻前从未相互看过一眼，不折不扣是假话。相反，这对干柴烈火即便未能几番云雨，至少也已心心相印，否则就不会有感业寺这一幕。

父皇榻下曾相识，感业寺中再度逢，这就是事实。

很难考证出这次重逢是偶然相遇，还是刻意安排。可以肯定的是，当年武媚在李治身上一定下过功夫。十四岁时就已经有了主见的她，当然清楚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要比行将就木的老皇帝有用得多。因此，即便她未必乐意用身体作交换，也不妨碍她用感情作诱饵。而李治，这个多愁善感又初尝禁果的大男孩，很自然地便成了她的俘虏。

武媚娘应该感到欣慰，因为李治并没有始乱终弃，反倒旧情难忘，她的命运也必将转变。问题在于，皇帝也得遵守礼法。毕竟，那可人儿既是先帝之妾，又是出家之人。没有正当理由和坚强后盾，重入后宫就是一厢情愿。

◎ 唐代女性时尚

武媚娘征服李治，除了心机，必然还与其魅力有关。一个“媚”字既是她个人的总结，也是唐代女性风流的展示。

女子化妆顺序：敷铅粉、抹胭脂、画黛眉、贴花钿、点面厣、描斜红、涂唇脂。图片及注释据西安大明宫遗址博物馆。

唐代女子发型百变，这里选取的是其中三种。据美籍华裔插画师Nancy Duong作品重绘，参考纳春英《唐代服饰时尚》和杨志谦《唐代服饰资料选》。

这时，一个蠢女人帮了他们的忙。

这个女人就是王皇后。

王皇后出身名门，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挑选，无疑正派贤淑端庄大方，足以母仪天下。然而唯其如此，她在丈夫眼里便未免缺少魅力，床上功夫更是无从谈起。李治虽然没有经天纬地之才，却并不等于没有性的需求，更不等于他就只能凑合。不！他还有萧淑妃。这个女人既跟他颠鸾倒凤，也为他生儿育女，正宫娘娘的肚子却始终鼓不起来。

皇后认为，这都是萧淑妃害了自己。

于是，跟所有利令智昏的蠢女人一样，皇后想出了一个自以为得计的馊主意：把那偷情的小尼姑接进宫来，让她去跟小贱人萧淑妃撕咬，以毒攻毒，自己坐山观虎斗。

有了皇后的支持，武媚娘很快就如愿以偿。她拿着那张旧船票，重新登上了后宫这艘豪华游轮，并迅速升级为九嫔之首的昭仪。李治也高兴。朝思暮想的女人终于到手，成熟女性也比黄毛丫头更懂得床笫之欢。结果，他就像苍蝇掉进了蛛网，虽然那网很柔软，很温馨，还有点香味。[27]

王皇后却得自己吞下苦果。她的主意也许不错，只可惜找错了对象。没错，小尼姑刚进宫时，在皇后面前乖巧得就像一只猫，也成功地让皇帝疏远了萧淑妃，甚至并不像萧淑妃那样独占皇帝。但是她的温顺、她的隐忍、她的一颦一笑都有一个远大目标，那就是取王皇后而代之。

愚蠢的皇后终于发现自己是引狼入室，曾经相互仇视的两个女人也决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更加危险的情敌，却可惜为时太晚。武昭仪已经为当今圣上连生三胎，李治这头大尾巴羊也决心投入狼的怀抱，十头牛都拉不回来。[28]

更何况，奇案也早就在宫中发生。

案情说起来很简单。永徽五年（654）初，或者头一年的年底，武昭仪生下了一位公主。某天，高宗皇帝兴致勃勃来看女儿，却发现小公主死在襁褓中。李治大惊失色问：刚才谁来过？一众宫女异口同声回答：皇后陛下。[29]

这就是“杀婴案”。

但，此案可疑。

事实上，婴儿暴死，可能有多种原因。王皇后看望并摆弄过孩子，并不能证明她就是凶手。如果她当真狠毒到不惜杀人，那么被杀的就该是武昭仪的儿子，而非女儿。何况王皇后再笨，也不至于蠢到将情敌的住处作为犯罪现场。更何况从宫廷斗争中的表现看，她根本就下不了这毒手。

指控武昭仪为凶手也于理不通。尽管“虎毒不食子”并不一定适用于这个女人，却不能低估她的智商。她可不是什么傻乎乎只知蛮干的母老虎，而是一条可以在草丛里隐忍潜伏很久，一旦开口就要见血封喉的毒蛇。那么请问，掐死自己的孩子，以此陷害刚离开的皇后，这个赃栽得了吗？

栽不了。因为王皇后孤身一人看望摆弄孩子，实在太怪异了。以皇后之尊，临嫔妃之室，身边岂能无人伺候？身为母亲和下属的武昭仪岂能不一旁作陪？皇后又岂能吩咐她们统统退下？漏洞破绽如此之多，这个赃可怎么栽？[30]

因此公主之死，只是一起意外事故。

事实上此案并未引起轩然大波，小公主也要到十年后才被追封。武昭仪很清楚，这时顶多能多给皇帝施加一点心理影响。毕竟，王皇后的谨严方正朝野闻名。要想扳倒这个最大的情敌，需要等待，也需要更大的阴谋。[31]

这个阴谋就是“厌胜案”。

厌胜是一种诅咒他人致病致死的巫术，具体做法则是将仇人的形象绘成图画或刻成木偶，然后扎针念咒。此案同样扑朔迷离。能够推测出来的，大约也就是扎满尖针的木头小人在王皇后的寝宫被当场搜出。木偶的形象是武昭仪还是高宗皇帝？是谁告发了厌胜之事？此事究竟是王皇后之母柳氏的馊主意，还是武昭仪对王皇后的设计陷害？官修史书一概语焉不详，甚至其说不一，只能留给后人任意猜测。[32]

古代的厌胜术由来已久。托名古代巧匠鲁班的《鲁班经》中记录了一些住宅建造时可用的厌胜术（如上图第一排所示），认为以厌胜之法放置锁头、桃符、双刀等可影响房屋的风水，甚至影响居住者的健康和命运。更为流行和普遍的厌胜术体现在“厌胜钱”上（如上图第二排所绘），取求福消灾之义，和“压岁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刻，是永徽六年（655）的六月。

旧案未了，新案又起，王皇后岌岌可危。那么，这个虽然愚蠢却尚属良善的女人，能够保住地位和性命吗？决心置对方于死地的武昭仪，又能够如愿得逞吗？

[23]以上见《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

[24]请参看《唐会要·皇后》。

[25]见《全唐文》卷十一《立武昭仪为皇后诏》。

[26]对此，《唐会要·皇后》的记载是：时，上（李治）在东宫，因入侍，悦之。太宗崩，（武媚娘）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潸然。至于两人见面的时间，史无明载，应该是永徽元年的五月二十六日。因为武媚娘再次入宫为昭仪是在永徽二年的八月到十月间。这一年多的时间差，可以解释为她需要长头发。

[27]关于武媚娘的再度入宫，究竟是新皇帝召入、王皇后召入，还是王皇后建议新皇帝召入，《唐会要》、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有不同说法，这里不讨论。

[28]连生三胎是：孝敬皇帝李弘，安定公主，章怀太子李贤，时间是在永徽三年（652）七月到五年（654）十二月。王皇后被废，在永徽六年（655）十月。王皇后警惕武昭仪，见《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与萧淑妃联合，见《唐会要·皇后》。

[29]此案被《资治通鉴》系于永徽五年（654）的“是岁”条，应为追记之词。按，武昭仪永徽三年（652）七月生李弘，五年（654）十二月生李贤，因此小公主的出生应在永徽五年的年初，或者永徽四年的年底。

[30]正因为此案可疑，所以《旧唐书》只字不提。《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和《资治通鉴》指控武则天为凶手，实属宋人的偏见。《唐会要》称“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则是谨慎之词。

[31]麟德元年（664）三月，这个已故长女被追封为安定公主。

[32]关于厌胜案，《旧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指认是王皇后和她母亲的阴谋；《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据《则天实录》称系武昭仪诬陷王皇后；《新唐书·王皇后传》则称武昭仪“诬后与母挟媚道蛊上”，情节更为严重。

糊涂的谏官

武昭仪稳操胜券。

事实上从进宫那天起，她就一刻都没闲着，而且很快就看清了形势。首先，王皇后无懈可击，却也毫无魅力，并不被皇帝宠爱，完全可以取而代之。其次，今后她的战场就是后宫，而后宫不过方寸之地。第三，像她这样的女人是既遭鄙薄又招忌恨的。只有改善环境，才能站稳脚跟；也只有步步为营，才能克敌制胜。而且，这一点都不难。

的确，武媚娘天赋极好。早在太宗时代，她就明白能在后宫这是非之地制造是非的，不是皇后更不是皇帝，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奴仆，尤其是宫女。正因为她们地位卑贱，所以无人防范；也正因为她们人微言轻，所以无人怀疑。但当需要压死骆驼的稻草时，随便抽出一根都能管用。

稻草需要培育，武昭仪当然会。

因此，她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王皇后不同的做派。王皇后和她的家属，仗着出身名门地位高贵，从来就不把下人放在眼里。武昭仪却非常懂得如何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尤其是拉拢那些憎恶王皇后和萧淑妃的人。结果怎么样呢？后宫布满了她的亲信，布满了她的线人。而且奇案发生时，她们又都成为证人，尽管那些奇案根本就经不起推敲。[33]

然而这样更好。似是而非，才能疑神疑鬼。何况武昭仪十分清楚，她需要的只是说法，或者暗示。

王皇后却百口莫辩，只能寄希望于朝廷大臣。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倒是站在王皇后一边，可惜刚一交手就败下阵来。这些元老重臣很可能把事情想简单了，也把对手看简单了。他们显然没有想到，李治竟会那么受武昭仪的操控和影响，而且这娃娃犟起来会像一头驴。因此，当高宗皇帝在退朝之后召集秘密会议时，这些人都掉以轻心。

其实高宗皇帝也稀里糊涂。他的目的，当然是要废了王皇后，另立武昭仪。然而给出的理由，却不是杀婴案或者厌胜案，而是皇后无子。此事本来就责任在他——长期睡在其他女人身边，皇后哪来的儿子？这就难免底气不足。再加上平时就忌惮那些元老派大臣，结果李治的一番话便说得软弱无力结结巴巴，连他自己也觉得是强词夺理。[34]

元老派立即举牌反对。

挺身而出的是褚遂良，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王皇后出身名门，先帝所选，并无过错。三句话都讲得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尤其是王皇后曾经为先帝披麻戴孝三年，符合大唐律法不得休妻的规定。李治无可反驳，只好不欢而散。

武昭仪却马上就看明白了。

事情很清楚。首先，杀婴案也好，厌胜案也罢，根本无法拿上台面，对王皇后也没有杀伤力。李治在秘密会议上只字不提两案，说明连他也将信将疑。由此也可推测，小公主绝非其母所杀，否则岂非机关算尽反误性命？要知道，昭仪的父亲武士彟（彟音获），可是吕不韦一类的投机家。这个木材供应商的女儿——聪明绝顶的武媚娘，决不会做赔本买卖。[35]

其次，李治这个男人是靠不住的。他优柔寡断，没有主心骨，心肠和耳朵都很软，在女人的怀里像个孩子，在元老派面前也一样。这就只能循循善诱又步步紧逼，床上软磨堂前硬抗。更重要的是，必须把枪顶在他腰上。因此，第二天再议此事时，武昭仪就隔着帘子坐在皇帝身后了。

褚遂良大约不知此情，继续慷慨陈词，而且越说越激动也越不得体。他说，就算陛下要另立皇后，也得妙选名门望族之女。昭仪乃先帝旧人，众所皆知。如果立她为后，请问天下耳目如何遮掩，子孙万代又会怎样议论？

高宗皇帝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褚遂良却只管说自己的。他说，先帝临终时，曾经拉着陛下的手对臣说：朕的好儿子好儿媳，今天就交给你了。先帝德音乃陛下亲聆，想必不会忘记吧？微臣既辜负了先帝的厚望，又忤逆了陛下的圣意，羞愧莫名，无以自处，只能将陛下所赐之象笏奉还，请陛下准臣告老还乡！

说完，将朝臣专用的象笏放在地上，叩首出血。[36]

皇帝勃然大怒。

愤怒是必然的，因为褚遂良把炮弹全砸在了他身上。这时不要说大唐天子，便是换了别人也会火冒三丈。更为可恶的是，褚遂良开口先帝，闭口先帝，简直就是不拿现任天子当皇帝。没错，我李治是不如父皇，却不等于换个皇后的权力都没有。如果连这都做不到，岂非更不如先帝？

李治的这些心理，褚遂良可曾想到？

显然没有。相反，他恐怕多多少少是倚老卖老，把皇帝当小孩子，自己摆老资格。当然，褚遂良这种态度未必是故意的，多半是习惯使然或有意无意。但这更可怕。如果所有的元老重臣都是这副德行，请问李治那皇帝可怎么当？

褚遂良真是糊涂透顶。

不错，李治是比较柔顺，也比较懦弱，但并不等于他就没有脾气。事实上，柔弱的人往往倔强，正如刚毅的人往往豁达。何况只要当了皇帝，再差的人也会威风八面。更何况正因为他一贯被视为绵软，也就特别需要发发脾气。

这一次，褚遂良便撞到了枪口上。

然而他还要火上浇油。谁都知道，李治的偷情乱伦既是公开的秘密，又是最不能公开的秘密。私生活，公开说，要到则天皇帝坐稳江山之后。此时则讳莫如深犹嫌不足，岂能哪壶不开提哪壶，当众揭短？再说了，武媚娘能够由尼姑变成昭仪，不就是王皇后一手操持的吗？请问又作何解释？

交出象笏更为不智。这就不但是跟皇帝吵架，而且是跟皇帝翻脸了。好嘛！你不把朕当皇帝，朕当然也可以不把你当大臣。于是李治瞠目怒喝：来人啦，把他拉出去！

一声娇斥也从帘后传出：还不杀了这野狗！[37]

谁都听得出，这是一个三十岁女人的声音。

由于褚遂良的意气用事和不讲策略，一局好棋完全被他搅乱，元老派也顿时乱了阵脚。现在，问题已经由王皇后该不该废，武昭仪该不该立，变成了褚遂良该不该杀。长孙无忌只好赶紧来救老朋友的命，哪里还能顾得上别的？

说起来褚遂良也算政治老手了，此番表现却简直愚不可及。他自以为有先帝这个大后台、门第这根杀手锏，高宗和昭仪就会乖乖就范，服输认栽，却不知李治最讨厌拿先帝来压自己，而大唐皇族最恨的就是门第。[38]

如此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当然必败无疑。可惜此人至死都不觉悟。两年后，被贬到爱州（今越南清化）的褚遂良上表自陈，字里行间充满哀怨，也充满哀求。他说，当年承乾和魏王争当太子，是臣和无忌力挺陛下，扭转乾坤。先帝大行之后，又是臣和无忌扶陛下即位于灵前。臣老了，自悔有忤圣意，恳请陛下看在往事的分上，多加哀怜。[39]

看来，褚遂良是想打情感牌，因此还特别提到太宗皇帝去世时，李治趴在自己肩上痛哭的事。可惜他又错了。在皇权体制下，政治人物之间，尤其是君臣之间，是没有交情和友谊可言的。如果对方是英雄，或许还能惺惺相惜，用理性唤醒，靠真情感动。然而李治不是。像李治这样被先帝光环笼罩的，重提往事等于揭他老底，只能让他恼羞成怒。因此这封信送到长安之后，便如泥牛入海，全无消息。

据说，李治甚至连看都没看。

显庆三年（658），褚遂良在流放之地忧郁而死，享年六十三岁。这时，武昭仪成为皇后已经三年。因为并非所有的元老重臣都是褚遂良，官僚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

[33]见《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

[34]对此，《旧唐书·褚遂良传》的描述是：高宗难于发言，再三顾谓无忌曰：“莫大之罪，绝嗣为甚。皇后无胤息，昭仪有子，今欲立为皇后，公等以为何如？”

[35]木材供应商一说，请参看陈寅恪《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

[36]本节所述褚遂良与唐高宗争辩事，均据两《唐书》之褚遂良传，《唐会要·忠谏》，《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九月条。四书所载不尽相同，本书所述也略有调整。如“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一段，便系第一次秘密会议时褚遂良所说。但移到第二次会议时，更能复原当时场景，相信并不影响历史真实。

[37]见《新唐书·褚遂良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九月条。

[38]贞观年间，高士廉等人作《氏族志》，仍以山东崔干为第一等，李世民看了就很不高兴。后来，李治和武则天又颁布《姓氏录》，进一步打击门阀观念。

[39]见《新唐书·褚遂良传》。

寒心的功臣

夺宫之战打响时，阵线似乎很分明。

天平明显地倾斜。武昭仪这边，只有一帮新提拔的小人如李义府、许敬宗之流（详见下章），再加上后宫微不足道的奴仆。高宗皇帝虽然支持她，却软弱无力摇摆不定。王皇后那边则阵容强大，立场坚定的至少有太尉长孙无忌，尚书省副长官右仆射褚遂良，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来济，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读如院），已占到国务委员的半数以上。

只有一个人态度暧昧，他就是李绩。[40]

实际上，李治在退朝后秘密讨论废王立武一事，召见的宰相是四人。除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还有司空李绩、尚书省副长官左仆射于志宁。然而李绩却请病假。早不病，晚不病，偏偏在这个时候病了，这病生得蹊跷。[41]

李绩确实有心病。

官阶正一品的司空李绩是大唐的开国元勋，之前则是瓦岗军李密的部将，本姓徐，叫徐世勣（绩的异体字）。瓦岗军兵败之后，大片土地和许多人马仍掌握在李绩手中。李绩却没有趁机自立，也没有视为资本，而是交还给李密，让李密献给大唐。高祖皇帝大为感动，于是将他封为国公，赐予李姓，委以重任，看作贴心贴肺的家里人。

太宗皇帝跟李绩也情同手足。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李绩则得了一种怪病。太宗听说胡须灰可以治疗，竟然自己剪了胡须送给李绩。李绩感恩戴德进宫拜谢，太宗却说：我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朕要把儿子托付给你。你不曾辜负李密，也不会辜负我。

李绩当场感动得把手指都咬出了血。[42]

但，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十五日，也就是太宗皇帝去世的十一天前，李绩却突然接到命令，以正二品的特进官阶和“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职务，调任叠州（今甘肃省迭部县）都督。那个地方，距离长安一千三百多里，因高山重叠而得名叠州，正可谓千里之外，万山丛中。[43]

调令来得蹊跷，李绩却没有片刻的观望犹豫，连家都没有回就立即赴任。一个多月后，他又突然奉调回京，拜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而且继续担任国务委员。

◎唐代散官官阶（贞观十一年）

品位

文官

武官

从一品

开府仪同三司

骠骑大将军

正二品

特进

辅国大将军

从二品

光禄大夫

镇军大将军

正三品

金紫光禄大夫

冠军大将军

从三品

银青光禄大夫

云麾将军

正四品上、下

正议大夫、通议大夫

忠武将军、壮武将军

从四品上、下

太中大夫、中大夫

宣威将军、明威将军

正五品上、下

中散大夫、朝议大夫

定远将军、宁远将军

从五品上、下

朝请大夫、朝散大夫

游骑将军、游击将军

正六品上、下

朝议郎、承议郎

昭武校尉、副尉

从六品上、下

奉议郎、通直郎

振威校尉、副尉

正七品上、下

朝请郎、宣德郎

致果校尉、副尉

从七品上、下

朝散郎、宣义郎

翊麾校尉、副尉

正八品上、下

给事郎、征事郎

宣节校尉、副尉

从八品上、下

承奉郎、承务郎

御侮校尉、副尉

正九品上、下

儒林郎、奉仕郎

仁勇校尉、副尉

从九品上、下

文林郎、将仕郎

陪戎校尉、副尉

“特进”、“开府仪同三司”都是散官官阶。散官与实际官职不同，用于勋位的判定和奖赏，形成“品位”体系，与“职位”相对，萌生于秦汉魏晋，由来已久。参见阎步克《品位与职位》和《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这一天，是贞观二十三年的六月二十日。此前，他就已经改任洛州刺史兼洛阳宫留守，时间在六月一日以后。也就是说，李绩根本就没有可能到达叠州。他只不过离开长安旅游了一趟，就官复原职，还升了半级。这就实在怪异。因此我们不能不问：这一个多月时间内都发生了什么？[44]

太宗驾崩，高宗即位。

事实上李绩的七上八下，就是太宗皇帝一手安排。他深知此人的特点是重感情讲义气，因此在四月份病重期间对太子李治说：李绩才智有余，你的恩德不足，我死之后他未必对你效忠。所以，朕现在就把他贬到天荒地老去。如果立即上路，你就提拔重用；如果观望犹豫，那就只能杀了！[45]

忠心耿耿的李绩，差一点就人头落地。

李世民的这一安排，不过雄猜之主的惯用伎俩。然而由此造成的深远影响，却是这位千古一帝没有想到的。

首先，朝廷的格局变了。

变化是微妙的。此前，李绩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同属元老集团，在夺嫡斗争中也同属晋王派。但，拜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之后，就成了仅次于首相的次辅。到永徽四年（653）二月拜为司空，便更能与长孙无忌分庭抗礼，因为司空和太尉的官阶都是正一品。因此，李绩如果与长孙无忌他们不再同心同德，武昭仪便大有空子可钻。[46]

实际上李绩的心态已经改变。自从看透了皇上的心思而迅速离京，他的心就寒到了零度以下。是啊，你不仁，休怪我不义。江山社稷与我无关，远离是非才是全身之道。他李绩已经犯不着为李唐王朝出生入死，也犯不着跟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这帮飞扬跋扈的家伙搅在一起。因此，当他察觉到秘密会议是要讨论废立皇后时，就非常及时地生了病。

结果，武昭仪的命运也变了。

武昭仪其实差一点就当不上皇后。因为李治的御前会议不欢而散后，未能与会的另外两位宰相——中书令来济和侍中韩瑗，也通过面见皇帝或上书朝廷主动表明了态度。态度当然是反对废王立武，而且立场坚定，言辞激烈，从殷纣王一直说到汉成帝，简直就是在给李治上历史课。[47]

这事非同小可。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唐代实行三省六部制。除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曾由李世民担任，因此长期无人填补空白外，门下省长官侍中、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都是当然的宰相，即可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国务委员。尚书省副长官左右仆射如果“同中书门下三品”，也一样。

所以，中书令来济、侍中韩瑗站在太尉长孙无忌和尚书省右仆射褚遂良一边，就几乎等于宰相群体同仇敌忾，三省一致反对另立皇后。面对如此强大的反对派，高宗皇帝不能不倒抽一口冷气，甚至打算放弃努力。

是的，如果没有李绩的话。

没有证据表明是武昭仪让皇帝去见李绩的。但以武媚娘嗅觉之敏锐，不会看不出李绩病得蹊跷；而以英国公地位之崇高，李绩的态度将是关键的一票。总之，皇帝不耻下问地向李绩道出了自己的烦恼：朕想立武昭仪为皇后，可是顾命大臣都不同意，是不是该就此止步？[48]

李绩说：这是陛下家事，何必再问外人？[49]

平平淡淡一句话，却立马点醒梦中当局。是呀，朕的家务事，何劳国务委员和三省六部过问？同时，李绩这个不是态度的态度也等于变相地告诉李治：并非所有的元老重臣都一边倒地反对废王立武，皇帝陛下不妨独断专行。

一言兴昭仪，武媚娘咸鱼翻身。

不过，媚娘毕竟是媚娘。就在李治下诏立她为皇后的第三天，即永徽六年（655）的十月二十一日，新皇后上表请求褒奖韩瑗和来济。她的说法是：对抗圣意，风险很大，极为不易。若非公忠体国，岂能做到，又岂能不赏？[50]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韩瑗和来济却一身冷汗。因为按照这个逻辑，最该奖赏的就是褚遂良，怎么没有他的份？因此很清楚，新皇后这是黄鼠狼在给鸡拜年，只不过反对派已经无计可施。何况韩瑗还心存幻想，希望自己的让步能够换来褚遂良待遇的改善，尽管其实并不可能。[51]

来济和韩瑗估计得不错：武皇后不会放过仇人，无论他们是情敌还是政敌。实际上没过多久，王皇后和萧淑妃就死于非命。两年后，韩瑗和来济被贬。四年后，长孙无忌也被谋杀，办法是刘邦和曹操都用过的：诬以谋反。

韩瑗也被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只不过其时韩瑗已死，曾经的昭仪没能砍成他的头。来济的下场要好一些。他在与突厥作战时为国捐躯，没给武后留下诬以谋反的机会。[52]

当然，新皇后此刻还顾不上这些，她正忙着加冕呢！

十一月一日，帝国举行了隆重的册封仪式。礼使英国公李绩将皇后玺绶恭敬地递给武昭仪，然后盛装的新皇后来到肃仪门，接受文武百官和四夷君主的祝贺。这种朝拜皇后的仪式是由她别出心裁首开先例的。武媚娘，这个木材商平凡的女儿，老皇帝卑贱的侍妾，感业寺寂寞的尼姑，唐高宗宠爱的情人，终于一步登天，成为大唐王朝的国母。[53]

这一年，她三十一岁。

现在，作为女人，武则天已经到了顶峰。精力旺盛才智过人又不甘寂寞的她，便只好去做男人的事情。

那么，她的男人会同意吗？

[40]据《旧唐书·李勣传》，李绩原名徐世勣。武德二年，被唐高祖李渊赐姓李。唐高宗永徽年间，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改名李勣。勣是绩的异体字。为了方便读者，本书依照人民出版社版雷家骥著《武则天传》先例，写作李绩。

[41]此事两《唐书》记载说法不一，本书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九月条。

[42]此事两《唐书》之李勣传均有记载，说法略有不同，此处采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所云。

[43]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条并胡三省注。

[44]这一系列事件的具体时间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45]此事两《唐书》之李勣传均有略述，但以《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贞观二十三年五月条记载最详，故从《资治通鉴》。

[46]李绩拜为司空事，见两《唐书》之高宗纪并李勣传。

[47]事见两《唐书》之韩瑗传、来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九月条。但《旧唐书》只记来济反对封武昭仪为妃，不载反对立其为后。今从《新唐书》和《资治通鉴》。

[48]此事诸家说法不一。《旧唐书·褚遂良传》未言谁去见谁，《新唐书·李勣传》称高宗密访，《资治通鉴》称李绩入见，《唐会要》称李绩密奏。《新唐书》更为合理，今从《新唐书》。

[49]见《旧唐书·褚遂良传》，《新唐书·李绩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六年九月条。

[50]见两《唐书》之来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永徽六年十月条。

[51]武则天成为皇后的次年，韩瑗曾上书为褚遂良鸣冤， 被高宗驳回。见两《唐书》之韩瑗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将此事系于显庆元年“是岁”条，也证明本书判断无误。

[52]见两《唐书》之韩瑗传与来济传。

[53]见《旧唐书·高宗纪上》，《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永徽六年十一月条。《新唐书》该传并称“朝皇后自此始”。

第二章

弄权

大尾巴羊

使武则天成为男人的，正是她的男人李治。

总体上说，李治是个厚道人。他性格内向，仁爱有余而阳刚不足，因此让父皇一直不能放心。贞观十八年（644）的四月，也就是李治被立为储君一年后，太宗皇帝便在两仪殿当着儿子的面问群臣：太子的品行，民众都知道吗？

长孙无忌答：殿下虽不出门，天下无不仰其圣德。

知子莫如父。皇帝一声长叹说：是吗？民谚有云，生子如狼，还怕是羊，朕的治儿可是从小就宽厚啊！

长孙无忌又说：陛下神武，是创业之君；太子仁恕，有守成之德。陛下与太子性格相异，却又各得其所，这正是皇天上帝佑我大唐，天下苍生难得之福啊！

太宗皇帝默然。[1]

表面上看，长孙无忌的话并不错。的确，铁马金戈可以得天下，却不可以治天下。开国之君必须是虎，守成之君则不妨是羊，甚至兔子。只是他没想到，羊并不只吃草。如果当了皇帝，也吃人。皇权，是能让食草动物食肉的。

但，这不是李世民之所担心。

太宗皇帝的希望，是李治成为有道圣君。因此他把太子带在身边，一有机会就进行教育。吃饭，则言种田之苦；骑马，则云劳逸结合；乘船，则论载舟覆舟；就连在树下休息也要谆谆告诫：木有墨绳即直，君听意见则明。[2]

如此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几乎让史家一片叫好。可惜他们都错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太宗皇帝恨铁不成钢，给年轻的太子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让他觉得自己无能，总也长不大。男人长不大，就会依赖女人，尤其是年龄略大的成熟女性。唯其如此，武媚娘才有了可乘之机。

太宗皇帝其实教子无方。

实际上，李治即位以后，皇帝也曾当得像模像样。他的一个叔叔，也就是建造了滕王阁的滕王李元婴，还有弟弟蒋王李恽（读如运）搜刮民财，屡教不改，臭名远扬。因此在赏赐诸王时，李治便说：滕叔和蒋弟我看就算了。赞助他们两车麻绳，自己拿去穿铜板吧！[3]

显然，李治并不昏庸，也不愚蠢。

但，他的心思却很重。

其实李治刚一上台，就面临三大难题：如何走出先帝的阴影，如何摆脱权臣的控制，如何克服性格的弱点。这三个问题他一定想了很久，只可惜百思不得其解。

在一般人看来，李治从李世民手上接过这个摊子，是很幸运的。贞观之治，成就斐然，君仁臣忠，民富国强。唐太宗这位盖世英主，几乎把什么都设计好了，考虑好了，安排好了，新皇帝简直就只需要坐享其成。

然而创业虽难，守成更难。李治的苦恼，只有李治自己知道：干好了，是先帝的福泽；干不好，是自己无能。父皇太成功了，后来人无论怎样都躲不过那光环。

权臣同样是麻烦。李治即便再笨，也看得出这些老家伙不好伺候。他们追随先帝多年，功勋盖世，谋略过人。说是来辅佐自己的，谁知道心里怎么想？即便没有反意，总把朕当小孩也很可气，何况还以权谋私，公然腐败。

有一件事让李治印象深刻。

那是永徽二年（651）的闰九月，即位一年多的高宗皇帝在御前会议上问宰相群体：朕听说有关部门在处理各类案件时多讲情面。不知这样的事，有，还是没有？

长孙无忌答：讲人情，看面子，哪个朝代没有？因此不敢断定其绝无。不过，本朝皇恩浩荡风清月朗，僚属们已经是最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了。徇情或有，枉法不会。至于收取一点点人情，恐怕陛下也未能免俗，何况臣等！[4]

皇帝愕然。首相都这么说，还反什么腐败？

其实，二十四岁的皇帝心里很清楚，国舅爷长孙无忌就是带头腐败的大老虎。因此两三年后，为了能将武昭仪顺利地推上后座，夫妻两人居然也向长孙无忌行贿。

行贿的手笔很大。先是皇帝和昭仪临幸相府，在长孙无忌的家宴上一口气封了三个其宠姬所生之子，然后又送了十车金银财宝和绫罗绸缎。这哪里是只收取一点点人情？更气人的是，长孙无忌只收钱，不办事，甚至怂恿或默许褚遂良从中作梗。天底下，有这么黑，有这么霸道的吗？[5]

实际上李治早就发现本人已被架空。就在向长孙无忌行贿的那年七月，他曾在朝堂上质问群臣：先帝在世时，朕亲眼看见五品以上官员积极参政议政，或者反映民意，或者封驳公文，整天络绎不绝。难道时至今日，就没有国家大事要讨论了吗？诸位为什么都一言不发呢？[6]

结果，还是没人说话。

很清楚，朝廷已经变成了长孙无忌他们的。长孙无忌不愿意出现声音，那就不会有。就算有，也是元老派和权臣们想要的，比如反对废王立武，或者杀掉这个那个。

李治成了摆设，尽管冠冕堂皇。

这样的皇帝，当得还有意思吗？

没有。

看来，元老和权臣已经尾大不掉，高宗皇帝则实际上大权旁落，一场厮杀也在所难免。羊群中总要有羊被杀，谁的尾巴大就杀谁，只不过李治下不了手。因为他才是尾巴最大的羊，长孙无忌则是大尾巴狼。只要见到那些狼眼，李治就心里发怵，舌头打结。除了一忍再忍，还能干什么呢？

这就是李治的苦恼。这些苦恼很需要向人诉说，更需要有人帮他走出困境，因为他无法克服性格的弱点。但，又能跟谁商量，请谁出力呢？后妃们只知道争风吃醋，朝臣们又各自心怀鬼胎。年轻的皇帝感到了孤独。

幸亏，上天把武媚娘派来了。

已经很难追溯两人当年偷情的缘由。也许，武媚未尝没有投机心理，李治则多半出于性的冲动。事实上，担任昭仪的那四年，媚娘正处于性欲既旺技巧也高的年龄。她甚至根本不需要动什么脑筋，就能让李治欲罢不能。[7]

后来她统治帝国，也一样。

李治则很快就发现，这个女人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和魅力，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她沉着冷静，深谋远虑，机敏果断，精力旺盛。不像自己，多愁善感，软弱任性，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相比之下，武昭仪反倒更像爷们。

皇帝很为自己的发现而欣喜。这不就是互补吗？其实像李治这样羞怯内向的大男孩，原本就有恋母情结。正如那些男性气质特别明显的，喜欢的女人往往一半像妹妹，一半像女儿。更何况年长三岁的昭仪既有长孙皇后的母爱，又有太宗皇帝的威严，简直就是父皇和母后再生。

总之，武媚娘的港湾是温暖的，也是安全的，很适合李治这样的小船停泊。于是，高宗皇帝决心和这个女人一起来解决自己面临的三大难题。这才是他不顾一切也要把武昭仪推上后座的原因，也是长孙无忌等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想象力有限，跳不出好色或惧内的窠臼，更想不到年轻的皇帝心中竟会有那么多的苦恼，那么多的纠结。

至于武昭仪，大约也很庆幸，庆幸另一种意义上的棋逢对手。没错，如果李治的要求也像先帝，只要娇媚可人，不必精明强干，自己就当不了女一号，也没戏可唱。她在太宗身边整整十一年而不得升迁，便是证明。

皇帝的心思重，皇后的心机深。

一场好戏也将开锣。

[1]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八年四月条。

[2]见《贞观政要》卷四，《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七年闰六月条。

[3]见《新唐书·滕王元婴传》。

[4]见《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二年闰九月条。

[5]按《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不载高宗与昭仪临幸长孙无忌府邸事，《新唐书·长孙无忌传》将此事系于送礼之后，本书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五年“是岁”条。

[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五年七月条。

[7]林语堂《武则天正传》称：虽在龙床之上，也许武氏用脑时多，用情时少。其实像武媚娘那样的女人，连脑都不需要用的，本能就够了。

小人也有用

李治寄希望于武媚娘的，也正是她自己想做的。

已经无法弄清这个女人的政治兴趣从何而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对政治有着天生的敏锐和潜能。再加上女人特有的直觉，玩起来便得心应手，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比如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

表面上看，这事怪异。因为褚遂良是在御前会议上被高宗皇帝问起，才发表意见的。韩瑗和来济则明明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却偏要主动表示反对，岂非更加可恶？

然而熟悉朝廷事务的武昭仪很清楚，按照隋唐两代实行的三省六部制，所有诏令依照程序都要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并有权驳回皇帝的任命。韩瑗和来济便正好是两省的长官。他们唱反调，封后一事就无法昭告天下。

创设于唐初，经过几朝发展，三省六部制已经成为国家运转的核心机构。图据本中华史第十三卷《隋唐定局》。

更何况，按照制度，他们也是当然的宰相。

显然，这两个人至少暂时不能得罪。相反，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一方面可以显示自己宽宏大量，另一方面也可以分化瓦解反对派集团，还能保证两省在后面的法定程序中予以积极配合，堪称通盘考虑，左右逢源，一箭三雕。

武皇后实在是太懂政治了。

什么是政治？在帝制时代就是人事，就是帮派，就是权力的授受，以及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因此，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只是缓兵之计，建立自己的队伍才是根本之策。何况武家班的人选也很现成，比如李义府和许敬宗。

李义府跟来济一样，都是高宗做储君时的太子党，以文采斐然而闻名于世，当时并称来、李。但，来济耿直，义府谄媚，也阴险，人称笑里藏刀，外号则叫李猫。[8]

猫都是要偷腥的，李义府也一样。废王立武一事悬而未决时，长孙无忌不知抓住了这家伙什么把柄，打算把他贬到外地去。李义府惊慌失措，便问计于同僚王德俭。

王德俭说：现在能救你的，只有一个人。

李义府问：谁？

王德俭答：武昭仪。

李义府摇头：皇上想立昭仪为后，至今没有结果。武昭仪自己的事都办不好，还管得了别人？

王德俭笑了：武昭仪不能如愿，是因为孤立无援。如果你能雪中送炭，肯定转危为安。别忘了，昭仪的事，就是皇上的事。你帮了皇上这个大忙，还怕长孙无忌吗？

李义府如梦方醒，于是代替王德俭到宫中值班，当晚就向皇帝叩请废黜王皇后，改立武昭仪。这对于陷入困境的李治和武媚无异于拨云见日，李义府则鲤鱼跳了龙门。他被任命为中书省副长官中书侍郎，并以“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成为可以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国务委员。[9]

万事开头难，李义府的投石问路也意义非凡。首先，皇帝和昭仪发现，朝臣并非一边倒，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有了松动的可能，也就有了对李绩的咨询。其次，某些人看出其中奥秘，开始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比如尚书省副长官兼国务委员于志宁。第三，由于李义府的表率作用，一批见风使舵投机取巧的中高级官员公开站到了武昭仪一边，逐渐形成一股不大不小的势力，并影响局势。[10]

这个团伙的代表人物，就是许敬宗。

许敬宗是看准了风头才出手的。李绩那个不是态度的态度告诉他，朝廷必将分裂，皇帝、昭仪和司空的那一派才是旭日东升。因此，他一面到处散布李绩的说法，一面推波助澜大造舆论。他的说法是：宰相们乱管闲事。一个农民多收了三五斗，尚且要换老婆，何况贵为天子？[11]

这话说得粗俗不堪，不过话糙理不糙，皇帝和昭仪也听得很入耳。何况许敬宗是有影响力的。他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又官居礼部尚书。依照唐代制度，六部尚书与尚书省左右仆射地位相当，号称八座，岂能等闲视之？

如此给力，不能不赏；如此贴心，当然要用。武昭仪封后的第二年三月，李义府被任命为中书省长官；八月，许敬宗出任门下省长官。与此同时，来济被贬到今天浙江省的台州市，韩瑗则被贬到了今天的三亚。[12]

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武皇后的主意，但肯定是她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李治的心愿。在刚刚过去的那场斗争中，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让他感到寒心和后怕，李义府和许敬宗则让他感到欣慰，就像孤军奋战的斗士遇到了拔刀相助的侠客，四顾茫然的独行者看见了远方的一缕炊烟。

人最珍惜的，就是他孤立时得到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微不足道，哪怕它来自卑贱的人。这时，感恩者一般都不会去考虑支持者的动机。同样，李治也不会去琢磨，这些家伙究竟是忠君爱国，还是投机取巧；是自己的队伍，还是皇后的人马。对于当时的他来说，这些都不是问题。

遗憾的是，李义府和许敬宗都是小人。

小人得志便猖狂。当上了国务委员的李义府听说洛阳某女犯长得国色天香，竟命令审判官枉法释放，然后据为己有金屋藏娇。东窗事发后，又逼那法官在狱中自杀。如此无视王法，当然要被弹劾，却被高宗皇帝包庇纵容。[13]

李义府春风得意。他居然对弹劾自己的侍御史（官阶从六品）说：御史大人放了空炮，不觉得惭愧吗？那位监察官员却昂然答道：孔子任大法官七天，就杀了少正卯；下官任侍御史六日，却不能为民除害，确实惭愧！[14]

看来，公道自在人心，多行不义则必自毙。七年后，作恶多端的李义府终于被判处流放。案情其实简单：朝廷已经内定授予长孙无忌的孙子某职，“专业卖官为事”的李义府却将这个消息泄露给当事人，然后索要七十万。因此，朝廷给这家伙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而非索贿受贿。[15]

三年后，李义府死在了今天的四川省西昌市。据说消息传来时，朝野上下无不额手称庆，拍手称快。[16]

许敬宗倒是寿终正寝，活到了八十一岁，死后还被高宗皇帝追赠为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的确，此人不像李义府那么放肆和嚣张，恶劣程度却不相上下。他在主持国史馆工作时，就曾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向他行贿便不吝粉饰，跟他有仇则盛加其罪。如此篡改历史，难道还不是小人？[17]

武皇后却顾不上这么多。对于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队伍，集结人马，而无论这些人的品质如何。何况所谓的君子都不跟她合作，不起用小人又能怎样？

也只能靠政治态度来画线。

实际上，小人有小人的用处。他们最擅长察言观色和揣摩上意，也擅长造谣告密和拍马吹牛。因此，制造事端要靠他们兴风作浪，遮人耳目要靠他们粉饰太平，在宫廷斗争中更不妨将种种卑鄙龌龊之事，放心地交给他们。

放心是肯定的。小人没有道德底线，方便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容易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难控制，而且一旦失去利用价值即可弃如敝屣，岂非物美价廉？

所以，历代帝王都是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前者用来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后者用来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缺一不可。女皇武则天在她执政的后期大量起用狄仁杰那样的正人君子，就是证明。

但现在不行。武昭仪虽然霸王硬上弓当了皇后，其实根基未稳，危机四伏。长孙集团人还在，心不死，王皇后和萧淑妃也未尝没有复辟梦想。看来，靠阴谋夺取的地位，也只能靠阴谋来维持，甚至借助小人杀出一条血路。

是的，她要杀人。

[8]见两《唐书》之李义府传。

[9]见《新唐书·李义府传》。

[10]这些人是：礼部尚书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书舍人王德俭，大理正侯善业，大理丞袁公瑜等，都相当于省部级。名单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11]见《新唐书·许敬宗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将此言论系于李绩表态以后，故云。

[12]见《旧唐书·高宗纪》，参看《新唐书·高宗纪》。

[13]此事应该发生在武昭仪封后之后，李义府任中书令之前，故《旧唐书·李义府传》系于显庆元年，《新唐书·李义府传》系于永徽六年。具体细节，两《唐书》也记载不一。比如该法官之死，《旧唐书》称本人畏罪自杀，《新唐书》称李义府杀人灭口。

[14]见《旧唐书·李义府传》。李义府逃脱弹劾的原因，《新唐书》称系高宗皇帝包庇，《旧唐书》则称该侍御史措辞不当。

[15]见《旧唐书·李义府传》，同时参看《新唐书·李义府传》。

[16]见两《唐书》之李义府传。

[17]见两《唐书》之许敬宗传。

谋杀与谋反

最早被杀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

两个女人当然是被情敌所害。她们被废没多久，武昭仪就下令将两人各打一百大板，然后砍去手脚塞进酒坛，惨死之后又碎尸万段。对此，官修史书几乎异口同声，记载也相当一致，个别细节的不同则微不足道。[18]

但，此案可疑。

问题不在案发的年头，尽管准确的日子略有出入，也尽管在我们看来武昭仪未免下手太早。没错，如果这时还没有举行册封大典，当务之急就该是行礼如仪。相反，如果典礼大功告成，则新皇后地位已定，完全可以从容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甚至慢慢折磨两个情敌，着什么急呢？[19]

显然，出情况了。

情况出在高宗皇帝李治。

前面说过，李治这人是优柔寡断又多愁善感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在某天突发奇想，竟然漫步来到冷宫，想看看曾经的皇后和爱妃过得怎样。这时的后宫，早已是武昭仪的天下。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囚禁在暗室，门外站着如狼似虎的打手和走狗，仅能糊口的残羹剩饭则从小洞送入。

皇帝顿时柔肠寸断。他万万没想到，两人的待遇竟猪狗不如。于是带着哭腔喊道：朕的皇后和淑妃在哪里？

不敢当！王皇后代表自己和萧淑妃回答。臣妾已被废为奴婢，岂敢再用往日尊称？陛下如果顾念旧情，请将此地改名回心院。臣妾若能重见天日，便是吾皇再造之恩。

皇帝当即说：你们等着，朕自有处置。

王皇后和萧淑妃默念阿弥陀佛。

可惜李治根本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他的话音刚落，武昭仪就得到了消息。要知道，她在后宫可是布满线人的。这时她该如何动作，就看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了。

据正史记载和学者考证，有关事件的时间表是：这年十月十二日，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废为庶人；十八日，百官上表请立中宫，皇帝下诏立昭仪为后；二十日，新皇后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十一月一日，举行册封皇后大典。[20]

◎武则天入宫至封后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日

事件

651

永徽二年

八月至十月间

武媚娘入宫封为昭仪

652

永徽三年

七月

李弘出生

653

永徽四年

二月

李绩拜为司空

654

永徽五年

年初

小公主暴毙

时间不详

高宗与昭仪向长孙无忌行贿

十二月

李贤出生

655

永徽六年

六月

王皇后厌胜案发

七月

王皇后舅舅被贬

武昭仪谋立为宸妃未遂

九月

许敬宗任礼部尚书

高宗正式提出废王立武

褚遂良反对废王立武

韩瑗、来济反对废王立武

李绩表态

许敬宗大造舆论

十月十二日

王皇后、萧淑妃被废

十月十八日

武昭仪立为皇后

十月二十日

新皇后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

十

十一月一日

册封皇后大典

很清楚，这里面有时间差。

时间差有两个。一是十月十二日到十八日，二是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后一个时间段相对安全，因为册立新皇后的诏书已下。君无戏言，李治哪能说反悔就反悔？

何况这时大家也忙不过来。封后大典的各项准备工作正进行得紧锣密鼓，各种别出心裁的花样翻新都需要武皇后的策划和创意。高宗皇帝虽然无所事事，总不能趁机溜出去看望那两个废人。再说他也没这心思。

前一个时间段就不好说了。这时，旧皇后已废，新皇后未立，属于真空期，也是危险期。这时，李治至少可以做到将后位暂时空缺，并立即改善两人待遇。因此《旧唐书》称此事发生在她们“初囚”之日，应该是准确的。

事出偶然，又关系重大，就容不得瞻前顾后了。武昭仪只能先下手为强，当机立断斩草除根。

但虐杀，则不大可能。

不可能并不因为下不了手。把王皇后和萧淑妃弄残疾再塞进酒坛，咬牙切齿地吩咐“让她们醉到骨头”，很符合情敌间你死我活的心理，也符合媚娘心狠手辣的性格，却不符合她的处境。虐杀如果发生在十月十八日前，则此时她还只是昭仪，就不怕吓着皇帝？如果在此之后，则与奏请褒奖韩瑗和来济同时，就不怕两件事反差太大，露了马脚？

以武则天之沉着冷静，不会干这种蠢事。

再说也没必要。比起如花似锦的前程，歇斯底里地泄愤实在意思不大；而对于木材供应商的女儿来说，做没必要的事就是赔本生意，至少性价比不好。因此《旧唐书》称王皇后和萧淑妃是被武昭仪派人勒死，更为可靠。[21]

没错，那时只能赶紧杀人，而且动静越小越好。

剩下的故事就只能姑妄听之了。临死之前，王皇后表现出真正的大家风范，甚至祝福了皇帝和昭仪。萧淑妃则毫不留情地诅咒说：但愿来世我为猫，阿武为鼠。到时候，非咬断她喉咙不可！据说，从此宫中不再养猫。[22]

但这是假的，因为武则天当了皇帝之后都养猫，还训练出猫与鹦鹉和平共处，并且拿到朝堂上去炫耀。结果好戏没演多久，猫就把鹦鹉吃了，弄得女皇陛下很难为情。[23]

正史，也不一定靠得住。

可以肯定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都死于非命，就连用刑据说都得到了皇帝的批准。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那个充满恻隐之心，信誓旦旦要拯救弱者的男人，此刻在想些什么和做些什么？他是否想得到，正是自己的软弱任性和不负责任断送了两条性命？如果还若无其事，岂非心肝全无？[24]

这些疑团，还是留给历史吧！

不过，此案中倒是未见李义府的身影，只有许敬宗在王皇后被废之后落井下石，提出取消她父亲的政治待遇。武昭仪受到启发，干脆将王皇后改姓蟒，萧淑妃改姓枭。高宗皇帝的见死不救和默许谋杀，不知是否与此有关？[25]

但，废太子李忠之死，许敬宗脱不了干系。

李忠不是王皇后的儿子，他的生母卑贱而无名。只是由于王皇后自己没有生育，李忠又是高宗的长子，才被皇后的舅舅联合褚遂良和韩瑗说服长孙无忌和于志宁，稀里糊涂地拥立为太子，从此开始了他坎坷的命运。[26]

那一年，李忠十岁，李治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的皇帝匆匆忙忙立十岁的庶子为储君，这件事实在太怪异了。但如果知道就在同年同月，武昭仪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儿子李弘，便会恍然大悟。没错，此举从消极的意义讲，是为了巩固王皇后的地位；从积极的意义讲，则是为了对付日益得宠的武昭仪——谁知道她还会生几个！

褚遂良和韩瑗确实深谋远虑，媚娘也真会生儿子。做昭仪时生了李弘和李贤，当皇后时又生了李显和李旦。前面两个都是太子，后面两个都是皇帝。结果除了高祖，大唐皇帝两个是她丈夫，两个是她儿子，其余的都是她孙子。

武昭仪当然不会不知道褚遂良他们想什么，许敬宗更知道后台老板的心思。因此，封后大典的两天后，他就以礼部尚书的身份提出更换储君。因为依照宗法制度，太子就该是嫡长子。现在武昭仪已是皇后，嫡长子就是李弘。

这让所有人都没有话说。

高宗则回答：忠儿已经多次提出让位了。

很好！许敬宗说。这是古风，应该促成。[27]

于是李忠变成了梁王，李弘成为太子。

此事可疑。十四岁的孩子，知道让位避祸吗？是有人出谋划策，还是许敬宗篡改了国史？不知。我们只知道，李忠的祸并没能避了。当年稍后，他就被迁到了今天湖北省神农架一带，成为名副其实的落难太子。四年后，一个名叫阿刘的女仆莫名其妙地进京告状，李忠又被废为庶人。[28]

庶人李忠被囚禁在废太子大伯父李承乾旧宅，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又在四年后被赐自尽，时年二十二岁。如果不是友爱的新太子李弘出面说情，他甚至无人收葬。

这次的打手又是许敬宗，罪名也是谋反。

看来，诬以谋反真是帝制时代政治斗争的好武器，几乎百发百中。因此，它还会被用来对付另一个人，以便拔去武皇后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尽管那人也曾这样陷害无辜。

这个人就是长孙无忌。

[18]见《旧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新唐书·王皇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永徽六年十一月条，以下无另注者皆同。

[19]谋杀案发生的时间，《旧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记为永徽六年十月，《资治通鉴》记为十一月，《新唐书·高宗纪》记为当年冬天。

[20]据雷家骥《武则天传》。

[21]《旧唐书·高宗废后王氏传》一方面称“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另方面又补述用刑及置于酒坛等情节，已是自相矛盾。

[22]萧淑妃的骂语，《旧唐书》记为初囚之时，《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记为临死之前。

[2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长寿元年八月条。

[24]《新唐书·王皇后传》便称“武后知之，促诏杖二人百”云云，似乎就连虐杀都得到了高宗批准。此殊为难解，故存疑。

[25]见《新唐书·王皇后传》。

[26]见两《唐书》之李忠传。

[27]见两《唐书》之李忠传，《资治通鉴》卷二百永徽六年十一月条。

[28]见两《唐书》之李忠传，《唐大诏令集·黜梁王忠庶人诏》。

大清洗

长孙无忌少年得志。

小人得志便猖狂，李义府就是。少年得志便张狂，长孙无忌就是。作为长孙皇后的哥哥，他与太宗皇帝年龄相近情同手足。太宗二十多岁当皇帝，无忌二十多岁做宰相，甚至一度统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事务，其地位之崇高，权力之巨大，家族之显赫，直逼隋朝权臣越国公杨素。

长孙无忌志得意满。一次宴会上，他居然问客人：诸位看无忌的富贵，是比得上越公呢，还是比不上？

客人七嘴八舌。

长孙无忌却自问自答：要说比不上，也只有一条。越公富贵时已经老了，无忌富贵时还很年轻。[29]

这，难道还不是张狂？

张狂是会惹祸的，长孙无忌也一样。

前面说过，太宗皇帝对于立晋王李治为储，一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他更看好的是吴王李恪。李恪的生母是隋炀帝的女儿，本人也跟父皇一样英武果断。这一提案当然动了长孙无忌的奶酪，因此不但极力反对，而且怀恨在心，总想伺机消灭这个在臣民心目中威望甚高的异己分子。

机会也说来就来。

永徽三年（652）十一月，京城里发生了一件怪事：太宗皇帝的女儿高阳公主，状告丈夫房遗爱的哥哥、开国元勋房玄龄的长子房遗直对自己非礼。事情牵涉到皇家，高宗皇帝便派了既是首相又是舅舅的长孙无忌前去审理。[30]

然而审来审去，民事案却变成了政治案：房遗直指控房遗爱和高阳公主伙同他人谋反，阴谋拥立高宗的叔叔荆王李元景为帝。这原本是房遗直的一面之词，提供的证据也捕风捉影。但因涉案的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三位驸马都是当年魏王李泰党羽，长孙无忌便抓住不放锻炼成狱。

结果自然是一个个皇亲国戚人头落地。

此案的真相已无法弄清，冤情则大约在所难免。薛万彻就不服判决，无奈因房遗爱提供证词，只好走上刑场。临刑前他悲愤交加地大声喊道：我薛万彻堂堂男子汉，不能驰骋疆场为国捐躯，却因为房遗爱这混蛋而死，太冤了！

刽子手被他吓住，竟然一刀砍偏。

薛万彻又大吼一声：为什么不用力？

刽子手哆哆嗦嗦，连砍三刀才把薛万彻杀死。[31]

房遗爱却是另一副德行。作为第一当事人，他不但对谋反一事供认不讳，为坐实薛万彻罪行出庭作证，而且还诬陷吴王李恪也参与其事，希望以此讨好长孙无忌，争取在量刑时能因为“有重大立功表现”而宽大处理。

长孙无忌并没有给房遗爱一条活路，当然也没有放过让天下人对李恪死心的机会。与此案毫无关系的李恪无法自证清白，终于被赐自尽。死前，李恪大骂：长孙无忌！你玩弄权术，陷害忠良。如果祖宗有灵，不久你就要灭族。

无忌却毫无顾忌。本来，此案已经弄死了两个王、两个公主、三个驸马，他又在结案后趁机株连，软禁一王，流放一王、一宰相、一驸马。结果，皇室中稍有能力的都被剪除殆尽，以至于武则天改朝换代时易如反掌。这当然为长孙无忌始料之所未及，但他的大兴冤狱也天理不容。因此史家有评论说：此人后来冤死，可谓天网恢恢。[32]

报应同样说来就来。

显庆四年（659）四月，一个名叫李奉节的洛阳人状告朝中两位官员朋比为奸，图谋不轨。此案蹊跷怪异，高宗皇帝便派了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前去审理。[33]

长孙无忌的末日到了。

事实上此时的长孙无忌，早已没有当年的权威。政事堂会议成员七人，六个不是他的党羽。更何况此案的主审官员之一，正是他的死对头现任中书令许敬宗。

许敬宗到底是历史学家，熟悉本朝故事，也深知当年长孙无忌怎样制造冤假错案。办法无非是先小题大做，将普通案件转变成谋反大案；然后由此及彼，顺藤摸瓜扯出想要牵连的人；最后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据以结案。因此，他决定如法炮制，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把柄也很快就被抓住。被告之一由于受不了酷刑，自杀未遂。许敬宗立即定性为畏罪自杀，罪行也被确定为“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

这段话说得含糊其词，却是故意的。欲与，伺隙，有证据吗？没有，也不需要。皇帝愿意相信，就是真的。如果不相信，也没主审官什么责任。

高宗皇帝却万万没有想到案子会审成这样，不禁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他对许敬宗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舅舅被小人挑拨离间，疑神疑鬼或者可能，哪里至于谋反？

许敬宗答：同案犯供认不讳。臣等反复推理，确认无忌谋反之心暴露无遗。陛下不肯相信，社稷危在旦夕。

皇帝当然相信。

或者说，暗示自己相信。

事实上，高宗已经受够了权臣的跋扈，也清楚地记得七年前碰的钉子。当时自己流着眼泪为元景和李恪求情：荆王是朕的叔父，吴王是朕的兄长，能饶他们不死吗？

结果居然是不能。[34]

因此，如果能扳倒长孙无忌，他倒是乐观其成。

不过，李治还是哭了。他伤心地说：我们家不幸，亲戚中总有人居心不良。以前是高阳公主和房遗爱，现在舅舅又这样，真叫朕羞于见人。如果情况属实，该怎么办呀！

许敬宗说：遗爱乳臭未干，公主女流之辈，他们能成什么气候？长孙无忌先帝旧臣，居相位三十余年，天下无不服其智谋，畏其权势。如今东窗事发，难免狗急跳墙。只要登高一呼，势必同恶云集。陛下不会想做隋炀帝吧？

李治被吓住了，他当然知道那是什么结果。是啊，隋炀帝就因为太信任宇文述一家子，才落得身败名裂，国也破家也亡。于是泪流满面说：就算真是这样，朕也不忍心。杀了舅舅，叫天下人怎么看朕，后代人怎么看朕啊！

许敬宗再次发挥历史学家的作用。他说，汉文帝杀舅舅薄昭，至今人称圣明。薄昭不过一怒之下杀了人，无忌却要伺机谋反，哪个罪过更大？陛下有何不忍，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姑息养奸，势必变生肘腋，只怕后悔莫及。

高宗皇帝完全被这位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说服。他甚至没有派人把长孙无忌召来核实一下，便下令将他贬到废太子李承乾的流放地黔州。三个月后，许敬宗又趁李治下令重审此案之机，派人前往黔州逼长孙无忌自缢。

百年老树就这样倒下了，随着倒下的是一片林子。曾经的宰相褚遂良、韩瑗、来济，以及王皇后的舅舅柳奭（读如是）都被牵连进来，他们的亲属当然也成为城门失火时被殃及的池鱼，或被贬，或被杀，或流放，或除名，就连严守中立的现任宰相于志宁都未能幸免，堪称大清洗。

没有确凿而直接的证据表明，那位武皇后在此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只知道从此政归中宫。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给过许敬宗什么明示或暗示，一切都是那家伙投其所好、察言观色和自作聪明，皇后陛下则只需要坐享其成。

也许吧，也许。

看着政敌们人仰马翻，许敬宗笑了，武则天笑了，李治大概也笑了。只不过，李治很快就笑不起来。因为他发现除掉长孙无忌集团之后，权力好像也并不属于自己。

[29]见刘餗《隋唐嘉话》卷上。

[30]本案错综复杂。为方便读者，以下表述无另注者，均据《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三年十一月至永徽四年二月条。

[31]见《旧唐书·薛万彻传》。

[32]见《旧唐书·宗室列传》之史臣曰。

[33]此案同样扑朔迷离，以下本节所述无另注者均依《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四年四月至七月条。

[34]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永徽四年二月条。

谁是皇帝

李治这皇帝当得很不开心。

有一天，他找李义府谈话，因为这家伙的公然鬻官卖爵和家人的横行不法已经闹得民怨沸腾。于是皇帝陛下语气温和地告诫说：你的儿子和女婿都不太谨慎。朕倒是可以帮着掩饰掩饰，不过爱卿也该教训一下才是。

李义府勃然变色。他满脸通红，青筋暴起，压低了声音一字一句地反问李治：这是谁对陛下说的？

高宗皇帝差点噎住。

混账！这难道是臣子在跟君父说话吗？

然而他无可奈何。谁都知道，打狗还得看主人，而这条狗的主人是轻而易举就能让皇帝陛下偃旗息鼓的。于是高宗强压怒火说：只要情况属实，何必问朕从哪里听来？

李义府却居然满不在乎地扬长而去。[35]

这事让李治很是恼火，他既恨李义府也恨自己。为什么要跟这狗仗人势的王八蛋对话呢？又为什么身为天子却落了下风呢？无非因为那畜生的后台老板是皇后。

一想到皇后，李治便不免有些泄气。

没错，他对那位皇后是越来越看不懂了，对自己这个皇帝该怎么当也越来越不明白。过去，面对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他感到有压力。现在换了李义府和许敬宗，又觉得受愚弄。过去，他觉得天下不是他的，是长孙无忌的。现在又觉得这江山仍然不是他的，是武皇后的。

李治觉得很窝囊。

窝囊的李治进行了三次努力。

麟德元年（664）十二月，也就是长孙无忌被诬谋反的五年后，李治突然密召宰相上官仪，要他起草废后诏书。可惜诏书墨迹未干，皇后就得到了消息；而皇后刚刚站到皇帝的面前，皇帝就没了脾气。他甚至立马就出卖臣下，摇着尾巴对皇后说：我没这意思，都是上官仪教唆。

见过怕老婆的，没见过这么怕的。

皇后却笑了，因为上官仪曾是李忠下属。于是，又一桩谋反案被许敬宗驾轻就熟地铸成。废太子李忠赐死，上官仪则不但身首异处，而且被判全家入宫为奴。

至于李治，当然更加服服帖帖。

实际上从这时起，武则天就从后台走到了前台。她开始垂帘听政，与李治并称“二圣”。然而，坐在帘子前面的皇帝不过摆设，坐在后面的皇后才是木偶的提线人。[36]

如此这般又过了十多年。

皇帝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他打算彻底交权，由武则天独掌国政，或者干脆把位置让出来 ，结果遭到宰相郝处俊的坚决反对。在此之前，他也曾想禅位于太子李弘，自己去做太上皇，太子李弘却突然死去，死因十分可疑。[37]

位于武则天出生地四川广元的皇泽寺建有二圣殿，中有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双人塑像。这也是留存至今仅有的以“二圣”为主题的古迹。绘图据建筑照片。

李治发现自己的任何努力都徒劳无益。他就像一只肥囊囊的大尾巴羊，当了皇帝跟陷入狼群没有两样。之所以没被吃掉，是因为所有的狼都盯着这唯一的羊。狼们也需要留着他这颗羊头，以便贩卖自己的狗肉。李治完全没有办法从狼群突围，只能听天由命，当一天皇帝坐一天朝。

何况他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三十三岁时，李治得了风眩病，目不能视，部分政务只好交给皇后处理。三十五岁又患风痹，四十六岁患疟疾。总之李治的后半生，大体上是在病痛中度过的。他实在已经管不了许多。[38]

武则天却越活越年轻，越干越红火。废后阴谋破产的两年后，她与李治同往泰山，首开皇后参与封禅的先例。八年后又宣布今上改称天皇，自己改称天后，并发布厉行改革的十二条施政纲领。也就是说，她实际上已是大唐的核心人物和政治领袖。因此，当李治在五十六岁那年病逝时，武皇后几乎没费多少气力就轻而易举地接管了政权。

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整整当了二十八年皇后。这二十八年间，武皇后可没有闲着，也没有虚度，一直活跃在大唐政治舞台，而且一直在洗牌。洗一回，赢一把。

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头十年为“皇后时期”，主政的基本上是李治，武后临朝不过偶一为之。中间十年为“二圣时期”，两人同时临朝，武后公开参政。到“天后时期”那会儿，高宗基本上不能临朝，皇权其实由武后行使。[39]

◎十二条施政纲领（建言十二事）

一

劝农桑 ， 薄赋徭 。

二

给复三辅地 。

三

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

南北中尚禁浮巧。

五

省功费力役。

六

广言路 。

七

杜谗口。

八

王公以降皆习《老子》 。

九

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 。

十

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 。

十一

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

十二

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

据《新唐书》。

前前后后，正好掉了个儿。

武后能够走到这一步，完全因为她的深谋远虑，也因为大家都小看了这女人。人们以为，她要求参加封禅，不过是爱出风头；上书谈论改革，不过是心血来潮。没想到前者是在造舆论，后者是在讲政治，都有良苦用心。

女人往往被小看，这让武后心中窃喜。

因此，当她提出要召集文学之士编撰书籍时，也没引起特别的注意。李治甚至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放手让她去抓这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尽管皇后特地提到了“以史为镜”的名言，还是没人想到与当前政治有什么关系，更想不到一个女人会有那么大的政治兴趣和野心。

直到有一天，北门学士出现在朝堂。

北门是皇宫的后门，依法只有皇帝、后妃、太子和王公才可以出入。武后却奏请高宗批准，特许这些撰稿人从北门进宫。看看地图就知道，皇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绕过宰相和百官办公的南衙。因此，这些人的任务绝不仅仅只是编写《列女传》之类的玩意，他们还有参决政事权。

只不过，是秘密的。

秘密总要公开，北门学士当中也终于有人不再只是悄悄待命于玄武门，而是堂皇地走进政事堂，成为参加国务会议的宰相。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皇后不但要研究历史，还要改写历史；不但要组织写作班子，还要组织顾问班子和行政班子。天后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40]

这是不流血的“玄武门之变”。

变革早就在慢慢进行。显庆四年（659）六月，以《姓氏录》替代《氏族志》的诏令从宫中发出。贞观时代的《氏族志》是一部家世门第的排行榜，明确标出了各家各户的社会地位。因此这一目录的修订，便有着类似修宪的意义。

许敬宗和李义府是此事的始作俑者。后者甚至将已经流行的《氏族志》统统收缴上来予以销毁，因为书中没有他们家的地位。许敬宗却是要拍武则天的马屁，而且他提出的改版理由，就是前书将武后的家族视为寒门小姓。[41]

结果，新编《姓氏录》便取代了《氏族志》。武氏家族跟李唐皇室并列为一等，许敬宗和李义府由于是宰相也列为二等，五品以上官员的家族全部榜上有名，没有一官半职的旧士族则被淘汰出局。如此以官本位批判血统论，对于传统观念当然是颠覆。因此《姓氏录》一出，舆论哗然。

武则天却不管什么舆论不舆论，此后她还要用科举制度进一步摧毁门第观念。实际上《姓氏录》的出笼时间十分值得注意：两个月前，长孙无忌被诬谋反；三个月后，无忌被逼自尽。关陇勋贵倒下，寒门庶族起来，绝非偶然。

此时，距离她封后才三年多。

由此可见，武则天从一开始就在做准备。她的准备工作做得很足，积累的政治资本也不少——就在她垂帘听政三年多以后，李绩攻陷平壤，高句丽灭亡。隋唐两代三位皇帝没能做到的事情，她做到了。这时恐怕就连其政敌，也不得不承认她是大唐实际上的皇帝，而且称职。

那么，她能得到皇帝的名分吗？

能。只不过要流血。

[35]见两《唐书》之李义府传。但两《唐书》对高宗之后的反应记载不同，《旧唐书》称“上亦优容之”，《新唐书》称“帝由是不悦”，本书认为《新唐书》是。

[36]以上均见《新唐书·上官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所记略同。

[37]这段历史真相不明。《旧唐书·郝处俊传》称“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但系年于上元三年。《新唐书·郝处俊传》称“帝多疾，欲逊位武后”，未系年。本书所述两事均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上元二年及《考异》。

[38]李治患病的时间先后是显庆五年（660），龙朔二年（662），咸亨四年（673）。

[39]见《旧唐书·高宗纪》上元二年三月。

[40]请参看两《唐书》刘祎之传。

[41]见《新唐书·李义府传》，《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四年六月条。

第三章

血洗

李弘之死

上元二年（675）春夏之交的大内，气氛相当压抑、紧张和诡异。因为就在一个月内，接连有两位皇室成员死得不明不白。而且四月二十五日去世的，竟是武皇后的亲儿子和唐高宗的嫡长子，二十四岁的太子李弘。

当时就有人说，李弘是母后毒死的。[1]

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以前就有人“吃错东西”。那起谋杀案的时间在九年前，场合是武皇后的家宴，在场的也都是皇后的亲戚：堂兄武惟良和武怀运，以及外甥女魏国夫人贺兰氏。也许，还有皇后的母亲荣国夫人。

食物中毒的是魏国夫人贺兰氏。

贺兰氏的母亲是武皇后的姐姐，诰封韩国夫人。由于妹妹是皇后，这个风韵犹存的寡妇便常常带着年轻貌美的女儿出入后宫，终于都上了高宗的龙床。韩国夫人死后，皇帝又打算正式收编魏国夫人，只不过一直没敢开口。

这当然突破了武后的底线，正好她母亲也对武惟良和武怀运颇为不满。于是事情就变成这样：魏国夫人不幸吃了两个舅舅献上的食品而当场暴毙，惟良和怀运则因故意杀人而被判死刑。一切看起来都严丝合缝，皇后的大义灭亲也体现了帝国的司法公正，尽管此案根本经不起推敲。[2]

高宗皇帝就不相信。

魏国夫人死后，她的兄弟贺兰敏之入宫吊唁。高宗皇帝哭着说：朕上朝前人还好好的，怎么转眼就没救了？

敏之只是哭，什么都不说。

武则天立即明白：这小子怀疑我。四年半以后，贺兰敏之被判流放，接着被杀或自杀。罪名则骇人听闻：与外祖母荣国夫人通奸，逼奸太子李弘的未婚妻，强奸武后之女太平公主的随行人员等等。此事同样真伪难辨。如果是真，敏之未免过于胆大；是假，武后又似乎不必如此作伪。[3]

说起来这也是武皇后的自作自受。由于痛恨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两个堂兄，她排斥武家人，让贺兰敏之继承了父亲武士彟的爵位。因此，后来要扳倒这位国公，便不得不大费周章，甚至赔上母亲和未来儿媳妇的名誉。

真相究竟如何，大约只能存疑。

但，另一个儿媳之死，武后难逃罪责。

这个无辜的女人姓赵，是武后之子李显的王妃，同时也是高祖之女常乐公主的女儿。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常乐公主身份特殊。论血缘，她是太宗皇帝的姐妹；论辈分，是高宗皇帝的姑姑。所以李治与她，关系十分密切。

武后却不能容忍。实际上，她不允许任何女人与皇帝过从甚密，无论他们是否有性的关系。于是，常乐公主和她的丈夫被打发到千里之外，他们的女儿则被软禁，尽管这女人同时是天后的儿媳，李显的正妻。

跟被废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一样，赵妃的日子过得可怜兮兮暗无天日。她甚至必须自己给自己做饭吃。因此，当卫士注意到赵妃的住处好几天都没有炊烟升起时，这才想起打开门锁进去看看，也才发现她的尸体已经腐烂。

此案照例不了了之。他杀？自杀？意外死亡？既没有结论也无人过问。我们只知道，发现赵妃尸体的那天是上元二年（675）的四月七日，十八天之后李弘死亡。[4]

没有证据表明两案有什么关联。但，命案的发生也未免太密集了一点，宫里宫外难免飞短流长。当然，赵妃应该不是“吃错东西”。准确地说，她是死于武后的冷暴力。李弘的事就不好说了。太子与皇后不和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就在李弘监国之时，母子两人还发生了严重冲突。

冲突与另外两位公主有关。

两位公主是萧淑妃的女儿。萧妃被害之后，她们倒是保全了性命，却既无母爱也无父爱。没人关心的公主直到三四十岁仍然待字闺中，成为不折不扣的剩女。李弘听说后大为吃惊，悲从中来的他决定为姐姐讨回公道。

统领六宫的武后无法拒绝这样的正当要求，处理办法则是将两位公主嫁给了当天值班的卫士。尽管如此，她对太子仍然充满怨恨。因为李弘的人道主义关怀，至少反衬出她的残忍和冷漠。更可恨的是，李弘不是向中宫请旨，而是直接上奏父皇，这让她如何母仪天下？

是可忍孰不可忍！

天后绝不允许挑战她的权威，哪怕是自己的亲儿子。要知道，就连皇帝在她面前也得服服帖帖，何况其他？于是朝野上下纷纷传言，太子殿下也“吃错了东西”。[5]

显然，要侦破此案，必须回答两个问题：李弘有没有可能为两个姐姐主张权利？武后有没有必要毒死儿子？

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为冤死的废太子李忠收尸就是证明。李忠出京时，李弘实际年龄才三岁半，兄弟俩并没有感情。他替同父异母的哥哥说话，完全是出于儒家主张的孝悌和发自内心的同情，这倒与母后正好相反。

的确，李弘天性善良。

善良在他少年时期便已经表现出来。有一次，老师为他讲《春秋左传》，讲到楚成王被太子商臣逼宫谋杀时，李弘立即叫停。他说：圣人的书，怎么会有这种内容？如此有悖人伦天理的事，话都说不出口，怎么听得入耳？

老师只好改讲《礼记》。

事实上，李弘的仁爱非常纯朴自然。咸亨二年（671）关中大旱，皇帝率领百官就食于洛阳，留二十岁的李弘在长安监国。太子殿下亲自到军中视察，发现士兵们吃的竟是树皮草根，便下令打开自己的库房，给军队补足口粮。这事当时就广为流传，并在大唐臣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太子李弘，可以说口碑极好。

可惜他的身体却很不好。早在被封为太子那年，他就曾大病一场，以至于御医无策。监国时，也因多病而由其他人处理政务。皇帝陛下甚至不得不减少他的工作量，并把他接到东都洛阳，回天无力地看着他死在了那里。

也就是说，去世前的李弘已经病入膏肓。[6]

既然如此，武则天大可不必故伎重演，再次充当投毒案的主角。更何况，这时她与高宗同时临朝已经十年，封过了泰山，灭亡了高句丽，还改称为天后。她的根基，岂是李弘所能动摇？何况那太子还跟父皇一样病病恹恹。[7]

惯于冤枉好人的，也可能被冤枉。

那么，我们该作何判断？

李弘是主张疑罪从无的。征高句丽时，朝廷曾规定士兵但凡不能按时报到，一律视为逃亡，全家罚没为奴。李弘却上书表示反对。在一篇洋洋洒洒的奏折中，他指出了士兵不能到位的多种可能，比如路途生病，海上遇难，遭遇敌人而不慎受伤等等。既然无法甄别，不如一概不问。

没错，宁可放过一千，不可错怪一人。[8]

这就是李弘的观点。何况他为姐姐主张权利，是在去世四年多以前，武后岂能因此而起杀心？为了尊重事实，也为了尊重李弘的价值观，我们最好算他病故。[9]

总之，孝悌仁爱的弘死了。这是大唐的不幸，却未必是武则天的。上天召回了不听话的初生牛犊，反倒省去她考虑食品安全的麻烦。何况她还有三个儿子，作为赌注和资本已绰绰有余。是的，没了李弘，还有李贤；没了李贤，还有李显和李旦。这些都是她手中的棋子，怕什么呢？

难怪她会毫不留情地废掉章怀太子李贤了。

[1]关于本案，《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但云“寻薨，年二十四”；《新唐书·孝敬皇帝弘传》称“遇酖薨”，《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称“后怒，酖杀弘”，《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上元二年四月条称“时人以为天后酖之也”。酖是鸩的异体字。

[2]见《旧唐书·武承嗣传》，《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乾封元年八月条。三书记载有出入，本书所述据《资治通鉴》。

[3]高宗与敏之的起疑，见《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罪名及死，见《旧唐书·武承嗣传》；全部情况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咸亨二年四月条。

[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上元二年四月条。

[5]关于此事，《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的说法是：萧妃女义阳、宣城公主幽掖庭，几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酖杀弘。同书《孝敬皇帝弘传》称：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庭，四十不嫁。弘闻眙恻，建请下降。武后怒，即以当上卫士配之，由是失爱。《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上元二年四月条与《新唐书》说法相近，但两公主年龄为年过三十。

[6]因此有学者认为李弘是病死的，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7]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即称：请降二公主，何至一怒而欲杀？武后是时欲图临朝，岂复弘所能沮？则谓后杀弘殆不足信也。

[8]以上所述李弘故事均见两《唐书》之李弘传。

[9]据《旧唐书·孝敬皇帝弘传》，李弘为两位姐姐主张权利，是在咸亨二年（671）正月或稍后。李弘去世，则在上元二年（675）四月。《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同书《孝敬皇帝弘传》和《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上元二年四月条，故意将相隔四年多的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未免有诬陷之嫌。这一史实经胡戟《武则天本传》指出后，应该不再存疑。但这也只能证明《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不可采信，仍不能百分之百证明李弘非武则天所杀，故本书持谨慎态度。

再废太子

李贤是当了五年太子之后被废的。[10]

这是高宗朝第二次废黜太子。不过，上次被废的李忠是庶子，本次被废的李贤却是嫡子。而且，李贤是在嫡长子李弘去世后顺序接班，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因此，一种无风不起浪的说法便在宫廷内外广为流传：李贤不是武皇后的儿子，而是姐姐韩国夫人和高宗皇帝李治的私生。[11]

当然，也只是交头接耳和窃窃私语。

没人知道这些流言蜚语从何而来。就算我们想保护其著作权，结果也只能是查无此人。传播者当然照例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宫女。考虑到此类人物在昭仪时代的作用，未免让人怀疑源头就在武后，却又想不出这对她有什么好处。

武皇后，总不会为了废黜李贤而造此舆论吧？

应该不会。

李贤就更不可能是传言的制造者和散布者。相反，他被这风声弄得惴惴不安。然而即便贵为太子也无可奈何，只能疑神疑鬼东张西望。母后却似乎存心跟他过不去，各种训斥和指责接二连三劈头盖脸，直到这位太子被废。

缘由，却是一起谋杀案。

被杀的叫明崇俨。这是一个妖孽，或邪教人物，据说精通种种妖术，因此深受天皇和天后信任，得以出入宫廷干预朝政，还被授予官职。由于我们不知道的原因，这个装神弄鬼的家伙兴风作浪，声称太子李贤不堪承继，李显和李旦才有帝王之资。这当然是严重的挑拨离间和煽风点火。因此他被谋杀，太子几乎在第一时间就成为怀疑对象。[12]

不过，李贤有动机，武后无证据。

没有证据就只能按兵不动。事实上，明崇俨被杀是在仪风四年（679）五月，李贤被废则在次年八月，其间有一年三个月的时间差。而且就在明崇俨被杀五天之后，太子李贤便受命监国，此案的审理应该也在这个时候。[13]

主管部门和侦查过程已无从知晓，只知道最后以“为盗所杀”结案。至于真相是盗贼谋财害命，还是那家伙与黑道中人结了梁子，一概不知。但这不等于武后不再怀疑。种种迹象表明，她已经决定废掉太子，只不过要等待时机。

机会是李贤自己创造，又由太子党提供的。

李贤原本优秀。甚至可以说，武则天四个儿子，最优秀的是前两个：哥哥李弘孝悌仁爱，弟弟李贤聪明好学。由他组织名儒所作的《后汉书》注，至今仍是史学名著。再加上监国用心，施政宽厚，其实很得父皇欣赏，臣民拥戴。[14]

然而李贤跟那些纨绔子弟一样，也喜欢声色犬马，甚至可能与家奴有同性恋关系，其他方面的行为也不检点。太子手下一位正六品的谏官看不下去，便上书劝谏。这位谏官和他的父亲都是进士出身，品学兼优。而且他父亲任正八品的监察御史时，还弹劾过正三品的中书令褚遂良。[15]

父子俩既然都是正派人，批评就肯定属实。如获至宝的武皇后立即让皇帝下令，由中书侍郎薛元超、门下侍郎裴炎和御史大夫高智周联合办公，三堂会审，彻查。[16]

结果，正如当年长孙无忌把民事案变成了政治案，这次也由情色案审出了谋杀案和谋反案。李贤的那个同性恋家奴供认，明崇俨是自己受太子指使暗杀的，有关部门又在马房里搜出了数百件盔甲。李贤百口莫辩，只能等死。

高宗皇帝当然不敢相信。公主谋反，舅舅谋反，废太子谋反，现任太子也谋反，李唐皇室谋反的也太多了吧？可惜他不会辩诬只会求情，结果当然被天后驳回。她说：为人子而谋弑逆，天理不容。大义灭亲，哪有宽赦余地！

于是，李贤被废为庶人。

这一天，是调露二年（680）八月二十日。三天后，改名为李哲的李显被立为太子，同时改元永隆。从李贤那里搜出的盔甲则在洛阳城外的天津桥南焚烧，以昭告天下。一起骇人听闻的惊天大案就这样迅速落下帷幕。[17]

天津桥位于洛阳城内的核心地带，跨越洛水，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人流如织，繁华热闹。武周时期天津桥南成为重要的社会公共场所，也是诸多政治事件的发生地。如后来张氏兄弟案发，正是枭首于此处。将盔甲焚毁于天津桥南，具有重要的昭告作用和象征意义。

但，此案疑云重重。

首先，明崇俨真是太子指使家奴暗杀的吗？不知，因为只有口供没有证据。何况这口供也来得蹊跷。审判官要问的原本是他和太子的性关系，为什么供词却是杀人？如此答非所问，是主动交代还是有人暗示？如果是主动，则不伦变成杀人，岂非罪加一等？如果是诱供，请问是谁诱使？

其次，马房里藏着兵器武备，是谁提供的线索？难道又是那同性恋家奴？那他可真是找死。要知道，杀人比不伦罪过大，谋反罪更大；而谋杀一个明崇俨，是用不着私藏几百件盔甲的。但，如果没有线索，有关部门怎么会去搜，又怎么敢搜？现任太子的官邸，难道是可以随便出入的？

第三，也最可疑的，是此案为什么要三堂会审？由中书和门下两省副长官，会同监察部门长官组成合议庭，而且三位主审官都兼任或曾任国务委员，这种阵仗要审的可是大案要案。对付生活糜烂，犯得着如此大动干戈吗？[18]

也只有一种解释：武后存心要小题大做。

但，为什么呢？

恐怕不是为了明崇俨，至少不仅仅是。如果是，早就该动手。这一回，也是项庄舞剑。事实上，即便明崇俨确为那家奴所杀，盔甲也确系李贤所藏，那也只是犯了教唆杀人罪和私藏兵器罪，而非造反谋逆罪。何况数百件盔甲，能谋什么反？身为太子，又何必要谋反？除非即将被废。

那么，天皇和天后表示出要废他吗？

没有。

既然如此，李贤又谋的哪家子反？

然而天后认定他谋反，他也只好“被谋反”。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保住性命也许仅因“未遂”。不过可怜兮兮的废太子最后还是死于非命。被废三年半以后，他的母后突然派了一位将军去加强软禁的戒备，那将军却把李贤关押起来逼他自尽。李贤只好告别人世，享年三十一岁。[19]

武则天当然不会承认这是她的指使，于是将那个“自作主张”的将军贬到外地，又追封李贤为雍王。

这是不折不扣的假惺惺。因为那个被贬的将军很快就官复原职，李贤的家人却继续受到迫害。他的一个后来封为邠王（邠读如宾）的儿子甚至“学会了”天气预报：说下雨就下雨，哪怕晴空万里；说天晴就天晴，哪怕乌云满天。只不过邠王表现出这本事，是在二三十年后的玄宗时代。

四川广元皇泽寺的唐代石窟中可见一个别具特色的供养人形象，着官服，戴官帽，合掌跪于大佛脚边，形象微小、神情虔诚。有观点认为这一形象代表了李贤，他曾主理石窟开凿，以供养人形象出现，以求神佛护佑。

于是玄宗皇帝问：邠哥难道有什么奇术吗？

臣没有，邠王答。由于先父的原因，臣在宫中被关押了十几年，每年都要被痛打好几顿。因此每到下雨前，背上就会疼痛，快放晴时就轻松，屡试不爽。臣遍体伤痕，以此而知晴雨，非有奇术也。说完，泪流满面。

玄宗闻言，也潸然泪下。[20]

显然，这里面有太多的让人想不通。

照理说，李贤与天后的关系，应该比李弘好。因为李弘顶撞和批评过她，李贤却没有。何况李贤既然被废，无论武后动机为何，目的都已达到，为什么还要在软禁多年之后实施肉体消灭，而且对李贤的儿子（其实也是她的孙子）如此残忍？难道贤儿真是韩国夫人私生？[21]

不过当真如此，下手就该是明崇俨被杀之日。反正证据真伪并不重要，何不趁热打铁？李贤之死又为什么要拖到三年半以后？只能有一种解释：武则天首先是政治动物，然后才是女人和母亲。私情之于她，从来就不是最重要的。因此这一系列谜团，也只有放到政治背景下才能破译。

[10]李贤，上元二年（675）四月立，永隆元年（680）八月废。

[11]以下所述无另注者，均见两《唐书》之章怀太子李贤传。

[12]明崇俨事亦见《旧唐书·明崇俨传》。

[13]据《旧唐书·高宗纪》，明崇俨被杀是在仪凤四年五月壬午。五天之后太子李贤监国。六月辛亥改元调露。

[14]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15]见《旧唐书·韦思谦传》及所附韦承庆传。

[16]当时裴炎的职位是黄门侍郎，其实就是门下侍郎。

[17]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永隆元年八月条。

[18]据《旧唐书·高宗纪下》，三人兼任宰相（同中书门下三品）的时间是：薛元超，仪凤元年（676）三月；高智周，同年六月；裴炎，调露二年（680）四月。但高智周在调露元年（679）罢相。

[19]关于李贤的死期和享年，有不同说法，此据雷家骥《武则天传》。

[20]见两《唐书》章怀太子李贤传所附邠王守礼传。

[21]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即称：武后虽残，亦未闻自杀其子，然则谓贤为韩国所生，其事或不诬也。

更换皇帝

事情还得从李弘之死说起。

有证据表明，皇太子李弘去世前，高宗皇帝是曾经打算让位于他的。这当然多半因为天皇的状况越来越差。李弘去世前一个月，他甚至由于病重而不能临朝，萌生禅让的念头应该就在此时。没想到，儿子却比他先走一步。高宗只好追谥李弘为孝敬皇帝，算是兑现了自己的诺言。[22]

则天皇后却五味杂陈。

没错，十五年来，政治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比跟体弱多病的皇帝相处更能让她兴奋。因此，她并不喜欢什么禅让。皇帝变成太上皇，她就只能是太上皇后。太上皇后也可以坐在嗣皇帝后面垂帘听政吗？对不起，没这一说。[23]

是啊，皇帝都退休了，皇后还赖在朝廷？

那还不如做皇太后，甚至太皇太后。

不过这样一来，被杀的就该是李治。谋杀李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弘死了还有贤。贤儿已经二十一岁，还耳聪目明年富力强，谁知道高宗会不会让位给他？因此，最理想的状态是皇帝和太子病而不死，所有的政务都交由天后。

这才是武皇后的如意算盘。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弘还是死了，贤则顺序接班。这就给了历史一个缓冲期，也给了天后一个机会。李贤继位太子不到一年，病情加重的高宗鉴于贤儿经验不足，竟然异想天开地提出要让武后正式摄政，甚至让她做皇帝。

此刻，大约是上元三年（676）四月。[24]

宰相团震惊。见过出格皇帝，没见过这么荒唐的。中书令郝处俊和中书侍郎李义琰（读如演）明确表示反对，理由则有两个：一，男主外，女主内，不能颠倒。二，天下是列祖列宗的，不是李治自己的，岂能私相授受？[25]

中书令是当然的宰相，李义琰也是新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国务委员。他们以中书省正副长官兼现任宰相的身份一齐亮出红牌，而且反应强烈，高宗不能不三思。[26]

逊位之事，也只好不了了之。

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武则天持什么态度。但以她政治嗅觉之敏锐，不可能毫无想法。这件事至少告诉她，原来掌权并不一定要靠垂帘听政，还可以自己当皇帝。只不过，不要说称帝，即便代理皇权，宰相团和太子党都不会同意。[27]

很清楚，公开摄政有人反对，自己称帝更加不行。既然无论如何都会引起反弹，也既然反正要跟那些反对派和死硬派决一死战，那么武则天该作何选择？

当然是自己当皇帝。

因此，她看李贤的目光，便大不同于看李弘。李弘只是不够听话，李贤却是敌人的棋子。实际上两位出身名门的宰相已对高宗表明：陛下应该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言外之意也很清楚：就算需要有人摄政，那也该是太子李贤。

李贤已经成为绊脚石。

也就在这时，明崇俨开始兴风作浪。这个自称会算命的家伙说不定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由于不足月，也由于出生在数九寒冬，而且是在去昭陵的路上，真李贤很可能在生下来那天就死了，高宗与韩国夫人的私生子则被抱过来冒名顶替。至于武则天是否被蒙在鼓里，不得而知。[28]

我们知道，明崇俨这类人物，是最擅长打听隐情或制造传言的。不难想象，武则天听他说出李贤为什么不堪承继时是什么感觉，何况李贤还挡了她的路。总之，无论如何李贤都必须被废，问题仅仅在于被废和被杀的时间。

这就要排出详细的时间表。

◎公元671年至684年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日

事件

671

咸亨二年

正月

皇太子李弘在长安监国

同月或稍后

李弘为两个姐姐主张权利

674

上元元年

八月十五

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

675

上元二年

三月

高宗病重不能临朝

四月七日

赵妃被发现已经死亡

四月二十五日

皇太子李弘卒

六月三日

李贤继位为太子

676

上元三年

四月

高宗提出逊位于武后

677

仪凤二年

不详

明崇俨入宫供职

679

调露元年

五月

明崇俨被杀

680

调露二年

八月二十日

李贤被废为庶人

八月二十一日

李显（李哲）被立为太子

683

弘道元年

十二月四日

唐高宗卒

十二月十一日

李哲继位

684

嗣圣元年

二月六日

李哲被废

文明元年

二月七日

李旦为嗣皇帝，改元文明

二月十五日

武太后临朝称制

二月二十七日

李贤被杀

光宅元年

九月六日

改元光宅，全面改制

很清楚，从高宗提出逊位于武后，到明崇俨被杀，正好三年。这家伙入宫供职，则不早不晚正在第二年。此后李贤的身世之谜就成了皇后和太子的心结，太子买凶杀人也未尝没有可能。之所以没有立即处分，也许是为了避嫌，尽管后来还是扯出了这起谋杀案，结案罪名却是谋反。

至此，母子二人大约都已心照不宣。无论李贤是武后的亲儿子还是养子，他都没有继续担任太子的可能，但应该还能保住性命。之所以仍然被杀，是因为出大事了。

大事就是高宗驾崩和新帝被废。

高宗当然是病故。弘道元年（683）十月，他的病情已经严重到头痛欲裂双目失明，御医针刺之后才稍有好转，但挨到十二月四日还是撒手人寰，享年五十六岁。他留下的遗嘱共三条：太子继位，丧事从简，大事不决者问天后。[29]

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头七之后，此前已经改名为李哲的太子李显在灵柩前即位，时年二十八岁，是为中宗。大行皇帝李治的未亡人武则天，也由天后变成了太后。

中宗李哲是被明崇俨吹捧为最像太宗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当皇帝的料。他的第一项人事决定，竟然是要任命老丈人韦玄贞担任门下省长官。这项提议遭到首相兼顾命大臣裴炎的反对，新皇帝却发飙说：国家是朕的。就算朕把天下都让给他，也没什么了不起，何况只是让他当个侍中？

武太后勃然大怒，废立行动也迅速展开。

嗣圣元年（684）二月六日，中书令裴炎、中书侍郎刘祎之和羽林将军程务挺等人带兵进宫，宣读皇太后令，废新皇帝李哲为庐陵王。李哲却好像还没有从梦中醒过来，被扶下殿时居然懵懵懂懂地问：我有什么罪？

太后一声冷笑：把天下让给姓韦的，难道不是罪？

李哲哑口无言。[30]

这时，李哲登上皇帝宝座还不到两个月，此后就失去了自由。他被迁出京城，软禁在今天湖北省丹江口市的一座旧宅里面，过着担惊受怕和以泪洗面的日子。那座宅子当年是伯父李泰居住的。李泰夺嫡失败，李治才当了皇帝。李哲却没有跟谁争夺过帝位，为什么也关在了这里？

那就得问他的母后了。

母后的心思很清楚，那就是要把皇权据为己有。这个最高权力握在她手里二十多年了，怎么舍得交出去？哪怕是交给自己的儿子。想当年，四个儿子是她捍卫皇后宝座的重要资本，现在却统统成了累赘，当然要弃如敝屣。

小儿子李旦倒是简单。他在哥哥被废的第二天就确定为嗣皇帝，时年二十三岁。五天之后，新皇帝率领文武百官给母亲重上皇太后尊号，他母亲则在三天之后以皇太后的身份正式册封李旦为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睿宗。[31]

这一系列的程序看起来繁琐诡异，却是必不可少的精心设计。中华帝国是礼仪之邦，权力的交接必须合礼；而皇帝由太后正式册封，则意味着他执政的合法性来自太后。因此太后让他靠边站，自己临朝称制，就变得合理合法。

程序走完，武太后堂而皇之地公开摄政，新皇帝则被安排在其他宫殿里长期带薪休假。当年唐高宗想让武皇后做而没能做成的事，现在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

剩下的问题，是李贤。

李贤却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无论他自己怎么想，都不可避免会被别人拿来当枪使。毕竟，国赖长君。三十一岁的李贤比二十三岁的李旦更能当好皇帝，何况他的被废原本就有人喊冤。所以，废中宗，就必须杀李贤，以绝后患。

武则天的防范并没错，至少对她来说是这样。李贤死后半年，就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公开造反。叛军气势汹汹，似乎转眼之间就会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刚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故的帝国皇太后，能度过这新的政治危机吗？

[22]据《旧唐书·高宗纪下》，上元二年（675）三月，高宗风疹不能听政，政事皆决于天后。但该书称是时高宗欲下诏令天后摄国政，有误（详后）。四月，李弘即去世。高宗欲让位于李弘事，见《皇太子谥孝敬皇帝制》和《孝敬皇帝睿德记》。

[23]显庆五年（660）六月，唐高宗中风，武后开始参决朝政。麟德元年（664）三月，帝后同时临朝，时称“二圣”。 上元二年（675）四月，皇太子李弘卒。

[24]关于此事的发生时间，诸正史记载不一，《旧唐书》之高宗纪与郝处俊传甚至自相矛盾，《唐会要·识量上》则系于仪凤元年即上元三年四月。胡戟《武则天本传》认为事在上元三年正月到四月间，并认为《资治通鉴》系年于上元二年三月，是有意误导读者，暗示李弘因此被武则天毒杀。本书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但考虑到李义琰“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在上元三年四月，因此采信雷家骥《武则天传》的说法，考定为该年四月。

[25]见两《唐书》之郝处俊传。

[26]关于李义琰的身份，由于正史记载模糊，其实不能确定。雷家骥《武则天传》认为他此时已经同中书门下三品，胡戟《武则天本传》则是认为是事后担任相职，本书姑从雷说。

[27]郝处俊兼太子宾客，李义琰兼太子右庶子，因此也是太子党。

[28]这种可能性是胡戟先生提出的，见胡戟《武则天本传》。考虑到李贤生于永徽五年（654）十二月十七日，因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可以参考。至于这一秘密由明崇俨发现并告诉武则天，纯系本书猜测，没有证据，读者不妨姑妄听之。但据《旧唐书·明崇俨传》，明崇俨官拜正谏大夫入宫供职，正是在仪凤二年（677），他又“私奏”李贤不堪承继，不能不让人怀疑有关李贤身世的传言就是他悄悄散布甚至故意制造的。

[29]见两《唐书》之高宗纪，《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唐大诏令集》卷十一。

[30]以上见两《唐书》之裴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正月及二月条。

[31]见《新唐书·则天皇后纪》。具体日子是：二月七日，立李旦为帝；十二日，上皇太后尊号；十五日，皇太后册封李旦为新皇帝。

扬州兵变

太后稳坐朝堂听取汇报。

情况很快就弄清了。叛军人马十万，起兵扬州，时间在九月二十九日，挑头闹事的叫徐敬业，是当年主持过皇后册封仪式之开国元勋李绩的孙子，所以也叫李敬业。[32]

这事好办，还让他姓徐就是。

徐敬业扬言李贤没死，就在扬州城中。

假的。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也不足为道。

他们还传檄（读如席）天下。

这就要研究了。檄是一种官方文书，或用于征召，或用于晓谕，或用于声讨。徐敬业这份檄文，当然是用来声讨武则天，并表示自己如何正当正义的。中国古代战争非常讲究师出有名，通过檄文很能看出对方的想法。

于是太后吩咐：读来听听！

不听也知道会骂人。果然，开篇就是“伪临朝武氏者”。

太后暗笑：伪临朝？你说了算吗？

接下来自然是人身攻击，所有旧账都被翻了出来，就连高宗皇帝也被指责为乱伦，当然是被诱惑，而罪魁祸首正是武某：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读如闭，宠幸）。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

笑话！后宫之内，谁不争宠，谁肯让人？

第二段自吹自擂，声称徐敬业“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势力之强大，已是“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军队之威武，堪称“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这样的力量当然所向无敌不可战胜，正所谓“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太后又笑了。十万乌合之众，也敢这样吹嘘？

最后是号召，包括煽情：一抔（póu，捧）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也包括许愿：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还包括打气：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不过，刚读到煽情那句太后便突然叫停，目光炯炯地问：谁的句子？

答：骆宾王。

宰相失职！太后说。这样的人才，怎么没发现？[33]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

的确，骆宾王是“初唐四杰”之一，他这篇檄文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作，确实写得铿锵有力。但，鉴赏能力不低的武则天，仅仅是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欣赏吗？

不。她从中看出了许多奥秘。

最明显的问题是夸大其词。没错，高宗皇帝驾崩于东都洛阳是在去年的十二月四日，灵柩西行回长安却在第二年五月十五，入土为安更拖到八月十一日，距离徐敬业造反只有一个半月，堪称“一抔之土未干”。但，中宗二十八岁，睿宗二十二岁，怎么能叫“六尺之孤”？浮夸！

浮夸是文人的通病，也是兵家的大忌。拿这样一篇夸夸其谈的东西作为纲领性文件，只能说明徐敬业一伙既不懂军事也不懂政治。比方说，檄文号称“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那么请问，要勤哪个王，旧君又是谁？如果是睿宗李旦，则此王安然无恙；如果是中宗李哲，则置睿宗于何地？还有假李贤，又算哪一出？简直着三不着两。

清除妖孽也一样。谁是妖孽？妖孽是谁？除“伪临朝武氏者”外，还包不包括追随太后的满朝文武？同样，所谓“凡诸爵赏，同指山河”也很可笑。这大唐的江山，难道是你们徐家的？且不说谁胜谁负还很难讲，就算平定了天下，论功行赏也是皇帝的事，你徐敬业封什么官，许什么愿？[34]

包藏祸心、窥窃神器的，是你们自己吧？

事实上，徐敬业集团就是一伙破落贵族、失意官僚再加落魄文人，由于被贬而聚集在扬州。因此，气壮山河的背后是色厉内荏，义薄云天的背后是公报私仇。难怪太后要责备宰相失职。因为骆宾王如果官场得意，他那支妙笔写出的就不是声色俱厉的檄文，而会是天花乱坠的颂歌。

也许，这就是武则天读出的信息。

此贼不足虑也！太后非常笃定。没错，这伙人的家底很容易就能查清，这样的狐群狗党也不难对付。因此，太后只是迅速调集了三十万大军，便将前方战事交给指挥官李孝逸和监军魏元忠，自己继续忙活朝中事务去了。

结果不出所料，徐敬业的豪赌和骆宾王的鼓噪并没有得到多少人响应，叛军方面却屡犯错误。最后，那两人的首级被他们的部将砍下送到了洛阳，扬州兵变从头到尾仅仅持续四五十天。平叛过程也基本上有惊无险，相当于帝国进行了一场真刀真枪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如果不是因为骆宾王那篇传世之作，人们甚至不会记得曾经有过这场战争。

但，反思却仍然必要。

胜败之因倒是简单，徐敬业首先是被自己打败的。他的动机如果当真是要匡复唐室救驾勤王，那就应该采纳军师魏思温的建议，挥师西进直取洛阳。苟如此，则可争取到天下人心，即便战败也虽死犹荣。可惜徐敬业的真实想法，却是分裂割据占山为王，因此南下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直奔那“金陵王气”而去，结果既失地利又失人和。[35]

武则天却优势明显。首先，她代表的是中央政府，占领着道德高地。其次，天下承平日久，帝国深得人心，臣民并不希望动乱。第三，监军魏元忠鞠躬尽瘁足智多谋，在关键时刻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后，她还应该感谢隋炀帝，正是炀帝开通的大运河保证了军队的调遣和粮草的供应。[36]

谁胜谁负，一目了然。

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了新的问题：力量的对比既然如此明显，徐敬业为什么还敢造反？所谓“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难道仅仅只是宣传？造反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是九月二十九日？在此之前，莫非发生了什么事情？

正是。

第一件事当然是中宗被废、睿宗继位和太后临朝，不过这在当时还不足以引起公愤。毕竟李旦也是高宗嫡子，太后执政则可能仅仅只是过渡（详见下节）。所以，这年二月份发生的事，不会是引起扬州兵变的直接原因。

那么，关键时刻在哪天？

安葬高宗以后不到一个月的九月六日甲寅。是日，武太后颁布一系列诏令，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朝政。

变革几乎是全面的，包括：

改元光宅，大赦天下。

旗帜改用金色。

东都洛阳改称神都。

中央政府改名：中书省改称凤阁，长官改称内史；门下省改称鸾台，长官改称纳言；尚书省改称文昌台，左右仆射改称左右相，六部尚书改称六官；御史台改称肃政台，并且分左右。其余各省、寺、监，以此类推。

谁都看得出，这是要变天了。

武太后也没打算遮掩。又是鸾台，又是凤阁，明摆着就是要做女皇帝。这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势必引起强烈反弹和坚决反对，一场恶斗在所难免。

但，武则天决定要做的事，那就一定会去做。而且一旦站稳脚跟，就会迅速推进。因为她已经六十岁了，可谓时不我待，容不得她慢条斯理，四平八稳。因此，这个女爷不会退缩也不会让步，只会傲然地去迎接那血雨腥风。

是的，她还要杀人。

只不过这次被杀的，竟是宰相裴炎。

[32]徐敬业兵变日期据《新唐书·则天皇后纪》。

[33]本段故事及引文均见《旧唐书·李绩传》所附徐敬业传。该传但称“则天读之微哂”，然以当时情景及上下文，由侍臣颂读更能还原真实。骆宾王所撰檄文有不同版本，如《旧唐书》所引之“同裂山河”或作“同指山河”。用词不同，语气不同，意思也不同，本书以后者为是。“试看今日之域中”句，也有不同理解，这里不讨论。

[34]关于勤王和妖孽问题的分析，系由雷家骥《武则天传》提出。

[35]见两《唐书》李绩传所附徐敬业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九月条。

[36]请参看胡戟《武则天本传》。

洛阳本为唐之东都，更名神都后，成为帝国的实际中心，并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建设了天堂、明堂等一系列建筑，宣告新时代的诞生。洛阳平面图据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史》，局部图据杨鸿勋《自我作古 用适于事——武则天标新立异的洛阳明堂》，原载《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

裴炎被杀

裴炎死得奇怪。

中书令裴炎是十月十八日被杀的。这时，距离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不到二十天，他那姓李的资格和特权也要在第二天才被取消，此刻还叫李敬业。大敌当前杀宰相，而且这宰相在八个月前还跟太后联手废了中宗李哲，更早的时候还帮她定了李贤谋反的罪名。如此帮凶，怎么也杀了呢？[37]

当然是有罪，罪名也照例是谋反。

同样，照例也没有证据。准确地说，可以作为怀疑依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讨伐徐敬业态度消极。按说，国家出了这样的大事，作为首相应该马上召集政事堂会议，讨论如何平叛安民。裴炎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但，这种“不作为”也只能定为渎职罪，怎么就是谋反呢？[38]

当然是有人这样认为。

事情出在御前会议上。当时，太后问计于裴炎，希望他拿出平叛方案来。裴炎却回答：皇帝成年而不能亲政，这才给了反贼借口。只要太后还政，叛军不攻自破。[39]

于是，一位监察御史便指控裴炎有通敌谋反嫌疑。他的理由是：国难当头，身为宰相而不积极主动讨贼，反倒趁机要求太后归政。如果不是别有所图，请问作何解释？

结果，裴炎被捕下狱。

这就是蛮不讲理了。没错，裴炎在这个时候提出还政的要求，确实未免有逼宫嫌疑，也让人觉得别有所图，却肯定不是谋反。太后退休，皇帝亲政，怎么是谋反呢？就算裴炎想做拥立新君的功臣，那也是大唐的呀！何况裴炎的忠诚朝野皆知，因此消息传出便舆论哗然。以鸾台（即门下省）长官为首，众多朝中大臣向太后拍着胸脯担保裴炎不反。

太后说：确有征兆，只是你们不知。[40]

不可能！辩护人说。如果他谋反，臣辈也反了。

太后却只是笑着摇头：朕知裴炎反，卿等不反。

这些话真是丈二和尚，嫌犯的态度更是费解。当时有人劝他认罪求情，或许可免一死，裴炎也只是笑着摇头：宰相下了大狱，哪里还能出来？然后安安静静等死。

裴炎，似乎与太后心照不宣。

悲剧啊！想当初，裴炎与太后的配合何等默契。他们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波澜不惊地完成了一次宫廷政变。现在却一个在宫中，一个在狱中，他们都会想些什么呢？

没人知道。

有一点却可以肯定，那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前，裴炎是太后的得力助手，甚至帮凶；现在则不但成为对立面，更是成为抗衡太后之政治力量的领袖人物和领军人物。他的逼宫，其实是摊牌。

摊牌会有风险，也要付出代价，机会却只有一个。唯其如此，裴炎才会在扬州兵变消息传来时那么淡定。这并非如某些人所说，是为了表现处变不惊的宰相风度，当然更不是与徐敬业勾结合谋。实际上，他就是要借此机会将太后逼回后宫，让睿宗走上前台。因此，裴炎必须让徐敬业把火烧得更旺些，以便把武太后变成热锅上的蚂蚁。[41]

可惜在那个年代，没有谁是武则天的对手。她甚至不用多看一眼，就读出了裴炎的内心独白，然后顺手便把他放在了热锅上。太后很清楚，裴炎已不是从前的他，自己也不是从前的我。只不过这一转变，裴炎知道，太后知道，其他人不知道。所以她才会说：炎反有端，顾卿不知耳！

当然，什么时候变的，也不知道。

因此，要想侦破此案，必须排出详细时间表。

◎光宅元年（684）有关事件一览表

月

日

事件

正月

一日

改元嗣圣

二月

六日

李哲被废

七日

立李旦为嗣皇帝，改元文明

八日

李哲之子李重照由皇太孙废为庶人

命刘仁轨专知西京事

九日

派人前往巴州加紧看管李贤

十二日

李旦为母后上皇太后尊号

十五日

武太后临朝称制，册封李旦为皇帝

二十七日

李贤被杀

四月

二十二日

迁李哲于房州

二十六日

再迁李哲于均州李泰旧宅

五月

十五日

高宗灵柩西还

八月

十一日

葬高宗于乾陵

九月

六日

改元光宅，全面改制

二十九日

徐敬业扬州兵变

十月

十八日

宰相裴炎被杀

十九日

取消徐敬业姓李资格

十一月

十八日

徐敬业兵败被杀

十二月

二十六日

程务挺被杀

很清楚，三次改元的684年真可谓不平凡的一年，事件最密集的则是二月。仅仅顺着时间表读下来，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紧张的气氛。尤其是八日、九日两天，太后先是将李哲的嫡长子废为庶人，接着就派人去谋杀废太子李贤。两件事的目的完全一样，都是要杜绝后患。毕竟，中宗被废以后，自己称制之前，局势是瞬息万变，极不稳定的。

这时，她授权刘仁轨镇守长安，就非同寻常。

刘仁轨在高祖时就加入了唐政权，此刻年逾八十，堪称四朝元老，而且与高宗和武后夫妇有通家之好，武则天甚至可以跟刘夫人说家常话。这样的君臣关系十分罕见，这样的元老重臣更是硕果仅存，太后可以重托的也只有他。[42]

她的说法是：刘公就是朕的萧何。[43]

然而这位萧何却以老病为由谢绝委任，并在回信中特地提到汉初吕后的故事。身在洛阳的太后大吃一惊，马上派专人到长安，以最隆重的玺书形式慰劳挽留，态度谦卑、诚恳并充满敬意。她表示，临朝称制只因为皇帝年轻。政权迟早会交给李旦，重蹈吕后覆辙的事是绝不会做的。[44]

刘仁轨德高望重，武太后言辞恳切，大家信了。

武则天却言而无信。人们等了大半年，不见她有半点还政的迹象，反倒又是凤阁，又是鸾台，又是光宅，还把洛阳改称神都。什么意思？要“再造东周”呀！

太后欺骗了天下臣民。

这时不要说徐敬业，便是裴炎也要反了。

当然，裴炎是反武不反唐。

这一点，双方心里都很清楚。所以，武则天会对群臣这样说：朕知裴炎反，卿等不反。潜台词是：如果还政，裴炎必不反；如果称帝，则裴炎必反无疑。

只不过，这话谁都不能说出口。

武则天的称帝却已是箭在弦上，因此裴炎在思想上便已是反贼。这个账裴炎当然要认，所以也不为自己辩护。于是在天下臣民一片目瞪口呆中，两人最后一次达成默契：一个心安理得地杀人，另一个问心无愧地去死。

裴炎被杀前，照例要抄家。人们发现，官居首相的裴炎竟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武则天却不在乎一个人是清官还是贪官，甚至不在乎是否阻挠过自己。刘仁轨就在一年后寿终正寝，享年八十四岁，追赠从一品的开府仪同三司，与裴炎的待遇判若云泥。而且，女皇在临终前，对几乎所有的情敌和政敌都表示了歉意，只有裴炎和徐敬业是例外。[45]

那么，她在乎什么？

思想，还有动机。在她看来，刘仁轨的劝谏，可谓公忠体国，深明大义，裴炎则居心不良。尤其是在国难当头之时逼她还政，简直就是趁火打劫，绑匪行径！

结果是大批人受到牵连，就连在前方与突厥作战的程务挺也未能幸免，竟被太后派人直接杀害于军中。这一文一武都曾是太后的左膀右臂，为什么会落得这个下场？他们跟武则天的合作与分手，又该如何理解，作何解释？

关键在怎样看待各自的角色和关系。

裴炎是按照“家天下”的传统观念来定位的。任何一个家庭或家族，家长当然是男人，当家的却不妨是女人，比如大太太和老太太。同样，管家也可以是外人，比如孔子的学生冉有。武后就是李唐的大当家，裴炎则是大管家。管家的和当家的，当然能够合作，也应该合作。

就连当家的要换太子或皇帝，也没问题，因为这不过是公司变更法人代表。但，代表可以变，权属不能改。大唐的家业是高祖武皇帝和太宗文皇帝的。管家不能把那产权证改成姓裴，当家的也不能将其改成姓武。如果当家的要把婆家的变成娘家的或自家的，裴炎作为管家便不能不管。

但，这番心思，谁懂呢？[46]

帝国的产权过户，却是没人拦得住了。

[37]裴炎被杀时，中书令已改名为内史。但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记忆，仍用旧名。以下提到其他官职，也依此例处理。

[38]裴炎这一态度，两《唐书》之裴炎传均无记载，这里根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九月条，原文为“不汲汲议诛讨”。汲汲，心情迫切之貌。

[39]见两《唐书》之裴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九月条。以下无另注者均据此。

[40]这句话《旧唐书》无记载，仅见于《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据野史，骆宾王为了策反裴炎，曾编造民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并解释说：“绯衣”即裴，“一片火，两片火”即炎，“小儿”即子隆（裴炎的字），“当殿坐”自然是当皇帝了，因此激起了裴炎的反心。又据说裴炎给徐敬业的信中只有“青鹅”两个字，被武则天猜出谜底，是“十二月（青），我自与（鹅）”，也就是裴炎将于十二月在朝廷发动政变，以应扬州军事。又据《新唐书》，裴炎的计划，原本是打算趁武则天游龙门时以兵执之，逼她交出政权。只是因为天不作美，大雨不止，这个计划一直无法实施。这两种说法都被司马光驳回，请参看《考异》。

[41]裴炎要表现宰相风度的说法来自司马光，原文为“炎欲示闲暇，不汲汲议诛讨”。

[42]刘仁轨与武则天的关系，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4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二月条。

[44]所派专人即时任礼部尚书的武承嗣，玺书内容《新唐书·刘仁轨传》不载，见《旧唐书·刘仁轨传》及《资治通鉴》。

[45]见两《唐书》之裴炎传、刘仁轨传。另，《资治通鉴》卷二百八神龙元年三月条称：中宗下令恢复文明元年以来破家子孙的资荫，但明确指出“唯徐敬业、裴炎不在免限”。为裴炎恢复名誉要到睿宗时代。

[46]似乎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裴炎，郭沫若更是认定裴炎自己想篡夺皇位，甚至指控裴炎不但与徐敬业勾结合谋，而且李贤之死也是他的主使。这种说法不但毫无根据，而且逻辑不通。历史如果也可以这样研究，那就没有学术可言。请参看胡戟《武则天本传》及所引郭沫若文。

第四章

变脸

杀戒

程务挺被杀不久，太后与群臣对话。

她说：朕没什么对不起天下的，你们知道吗？

群臣唯唯诺诺：是。

太后冷笑：当真知道？公卿之富贵，是朕赐予。天下之安乐，是朕养育。为什么谋反的都是王公大臣？

没人敢回答。

太后说：自己想想吧！你们当中，有受命于先帝，倔强难制如裴炎的吗？有将门之贵种，能纠合亡命之徒如徐敬业的吗？有重兵在握，战无不胜如程务挺的吗？这三个，堪称众望所归。不利于朕，朕照杀不误。如果谁更有能耐，倒是不妨试试。否则就得洗心事朕，不要弄得身败名裂。

群臣一齐顿首：唯太后之命是从。[1]

此事真伪难辨。轻狂浅薄如此，武后也许不至于。[2]

但，她干得出来。事实上，如果她需要翻脸，一定比翻书还快。不妨回忆一下，当年带兵进宫，帮她废掉皇帝李哲的都是哪些人？中书令裴炎，中书侍郎刘祎之，羽林将军程务挺。现在，裴炎和程务挺都死了，刘祎之如何？

也只比程务挺多活了两年半。

不过，这一次的罪名不是谋反，是受贿和通奸。根据帝国的反腐要求和监察制度，刘祎之必须接受调查，哪怕罪名原本是诬陷。然而当办案人员出示太后手令时，刘祎之却拒绝配合。因为按照唐代制度，公文必须由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核。现在中书、门下两省虽然改名，规矩却没变。因此刘祎之说：未经凤阁鸾台，怎么能算正式文件？

于是，他被定为“拒捍制使”罪。

这就比妨碍公务或藐视法庭更为严重，因为宣布制令的使者（制使）代表着最高权力，岂能抗拒？难怪睿宗闻讯之后赶紧上书求情。刘祎之却一声长叹：我死定了！太后独断专行，岂容他人置喙？皇帝这是加快我的灭亡啊！

刘祎之说得不错，赐他自尽的命令果然很快下达。临刑之时，这位前宰相神色自若地沐浴更衣，然后让儿子起草表章谢主隆恩。儿子泣不成声无法握笔，刘祎之拿过纸来洋洋洒洒一挥而就，据说读过的人无不动容。

结果，有两个赞不绝口的被贬了官。[3]

本案的意义其实并不亚于裴炎被杀。因为裴炎只是武则天的同路人，刘祎之却是她的自己人。作为“北门学士”的代表人物，他可是武后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刘祎之也不负厚望，甚至曾经因为一件小事而让太后感动。

案子确实不大。裴炎被杀五个月后，一个小官因为降职而到凤阁（中书省）投诉。当时的凤阁长官，正是由于审判裴炎有功而成为宰相的骞味道。为了打发这个上访的，骞味道不假思索就对那小官说：这是太后的决定。

副长官刘祎之却立即反对。他说，官员的升迁从来就是有关部门先提方案再上奏，怎么能说是太后所定？

显然，一个是推诿，一个是揽责，高下立判。

太后也大加赞赏。她说，君为元首，臣为股肱，哪有手脚出问题而归之于心脏的？刘祎之引咎于己，是忠臣！至于那个推卸责任的骞味道，当然也被贬到外地去了。[4]

呵呵，武太后并不糊涂。

刘祎之的心情却越来越沉重。他已经看出，太后恐怕是要自己当皇帝了；而这个太后的亲信却跟裴炎一样，是不能同意变更大唐帝国权属的。因此他悄悄对下属说：太后反正能废立皇帝，何必还要临朝称制，让天下人不得安心？

下属立即密报太后，刘祎之也只有死路一条。

剩下的事，不过设圈套和找借口。[5]

其实，武则天并不嗜杀，也不想杀人。毕竟，裴炎是她的智囊，祎之是文胆更是心腹。所以，杀裴炎，她心疼；杀祎之，她心寒。但是不杀又能如何？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已经演不下去，她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还政李旦，让他去卖羊肉；要么亮出招牌，兜售狗肉包子，但会血流成河。

那就杀吧！杀一个是杀，杀一万也是。

已经无法准确统计死亡人数，但可以肯定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死得最多的大约是李唐皇室成员，因为他们是改朝换代的直接障碍。其实从李贤被害开始，宗室就已经人人自危。要知道，即便李贤是私生子，那也是高宗皇帝的亲骨肉啊！如果李贤都可以杀，还有谁是安全的？

事实上屠刀已经举起。最早被害的是平定扬州兵变的指挥官、高祖堂弟李神通的儿子李孝逸。时间在刘祎之被杀的半年后，罪名居然是名中有逸，逸中有兔，兔在月宫；而李孝逸以此为据，自称能当天子。这就罪该万死。但因平叛有功而减罪，流放海南岛，最后冤死在那里。[6]

如此牵强附会地进行政治迫害，终于导致了一次不成功的兵变。结果是更多的李唐宗室被杀，甚至被灭门。到武则天称帝建国前一个月，能杀的基本上已经杀完。[7]

与此同时，裴炎一案也在继续发酵。

武则天称帝一年前，宰相魏玄同被赐在家自尽，享年七十三岁。此案的直接原因是有人诬陷他出言不逊，散布“太后老了，不如还政嗣君”的言论。这当然为则天不容。再加上玄同与裴炎关系极好，时称“耐久朋”（铁哥们），太后便很自然地将他看作了裴炎的死党和余孽。

然而就连被派来监刑的官员也看出这是冤案，于是善意地劝他：老人家，随便举报一个人吧！太后的规矩，是但凡有人举报，一定亲自接见，那时就可以辩诬了。

魏玄同却说：皇太后杀，阎王爷叫，不都是死吗？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连累一个无辜的人呢？

于是从容就死。

此案又照例牵连一大批人。他们或被杀，或被贬，或者被流放。最让人不解的是，就连当年指控裴炎有谋反嫌疑的那个家伙居然也被秘密处决，死因不详。[8]

这可真是大开杀戒。

但，世界上有敢杀的，就有不怕死的。裴炎死后，他的侄子裴伷先（伷读如宙）请求面陈。太后接见了这个年方十七的小官，劈头就问：你伯父谋反，还有什么话说？

臣不敢诉冤，不过替太后着想。裴伷先说。陛下其实是李家之妇，岂能独揽朝政，排斥宗室，滥杀忠臣？如能及早还政，尚可安享晚年；不然天下一变，只怕万劫不复！

胡白（胡说）！太后大怒。你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然后下令：给我拉出去！

裴伷先却不管不顾，边走边回头：现在还来得及。

太后更怒，当廷打了他一百大板，然后永久性地发配到穷乡僻壤——今天广西省的十万大山去了。[9]

然而豁得出去的真多。前有裴伷先，后有郝象贤。郝象贤是宰相郝处俊的孙子，罪名也是谋反，被害时间在刘祎之和李孝逸之后。当时，郝家人到朝堂击鼓鸣冤，监察御史经过审理也认为证据不足。太后却对当年郝处俊反对自己摄政一直怀恨在心，郝象贤终于被绑赴刑场。

谁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郝象贤挣脱了绳索，又从路人甲手中抢过一根杠子，为自己清理出一个舞台，然后在刑场上发表演说。演说全文现在已无从知晓，但不难想象应该是通俗版的骆宾王檄文，而且一定滔滔不绝。

行刑官兵看得目瞪口呆，围观群众听得津津有味。等到大家想起这是一个死刑犯时，该说的都已经说完，包括老太后的心狠手辣、背信弃义、两面三刀和荒淫无耻。

当然，也会提到假和尚薛怀义。[10]

[1]见《新唐书·则天皇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十二月条《考异》所引《唐统纪》。

[2]司马光即持这种观点，《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十二月条《考异》。但也有学者认为可能，这里不讨论。

[3]见两《唐书》之刘祎之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三年五月条。

[4]见《新唐书·刘祎之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垂拱元年三月条。

[5]见两《唐书》之刘祎之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三年五月条。

[6]李孝逸事诸说不一，本书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三年十月条。

[7]这一过程复杂繁琐，不细说。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四年八月至天授元年八月。

[8]见两《唐书》之魏玄同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永昌元年九月条。

[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九月条。

[10]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四年四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郝处俊传所附郝象贤传。

色戒

薛怀义来得正是时候。

原本在洛阳街头卖狗皮膏药的小混混薛怀义，是在垂拱元年（685）成为太后床上用品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只有弄清楚了这一年前后发生的政治事件，才不至于把武则天的这一私生活，庸俗地看成绯闻故事或色情小说。[11]

那么，垂拱元年有什么特点？

相对闲暇。

前一年是非常紧张的：正月改元（嗣圣）；二月废帝（中宗），再次改元（文明），临朝称制，册封新帝（睿宗），杀废太子李贤；五月西还；八月葬夫；九月改元（光宅）并全面改制；十月杀裴炎；十一月平叛；年底杀程务挺。

改元就有三次，真要忙出一身汗来。

下一年也不轻松。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在新年伊始之际摆出还政于君的姿态。李旦是个明白人，何况还有三个哥哥作为前车之鉴，因此只是叩头，死也不肯答应。太后当然不再坚持，顺水推舟地继续大权独揽，并推进改革。

之后便是朝着既定目标挺进，开始新一轮的繁忙：建立告密制度，屠杀李唐宗室，捏造上天授权的证据，为改朝换代做组织上、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不亦乐乎。

只有垂拱元年，相对风平浪静。

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薛怀义进宫之后陛下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哪里。但，这绝不意味着太后被迷得神魂颠倒。实际上垂拱元年的平安无事也许是有意为之，目的是要让天下臣民放松警惕，误以为她会就此止步。太后当然也乐得趁此机会享受生活，因此薛怀义的出现便可谓天道酬勤。

很难定义两人的关系，称为情人未必合适，看作性伙伴也失之简单。感情大约是有的。日子久了，当然会生情，却未必是爱情。爱的前提和要义不在纯洁，更非神圣，而在关系平等。平等才能相互欣赏，真心相爱。

但这太难。因为即便在高宗面前，武后也很强势。像她这样的女人，恐怕只有被更强势的男人征服和吞噬，才反而会心满意足，也才真正会与对方融为一体。能让她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李世民吧？可惜太宗皇帝没有兴趣。

作为女人，武则天其实很可怜。

因此，她只能把李治当作可以操控的夫君，把薛怀义看作爱不释手的工具。何况武后从来就没有什么“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浪漫情怀。她永远不会因为自己是女人，就不再是政治动物。再说就算平等相爱又能如何？带着薛怀义到夏威夷海滩去晒太阳吗？没这可能，也没这情趣。

那就用好这工具吧！

于是，薛怀义不但由小混混变成了大和尚，而且成为帝国最大的开发商。他在垂拱元年重修了洛阳白马寺，并亲自担任该寺住持，三四年后又主持建造了明堂。

明堂是儒家传说中的圣殿，古代圣君秉承天意颁布圣教的地方，因此隋文帝、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有建造之意，天才建筑师宇文恺甚至连模型都做出来了。可惜那些饱读诗书的儒生对明堂的样式意见不一各持己见，结果议而不决，只好不了了之。武则天却敢作敢为。她干脆撇开那些腐儒，自己与北门学士一起拟出方案，然后让薛怀义监工。[12]

派一个出家人去修建儒家的明堂，这在一般人看来简直就是疯狂、荒诞和不负责任。然而真儒生吵了一百年没能干成的事，假和尚不到一年工夫就大功告成。垂拱四年（688）十二月二十七日，只在儒家经典中被反复强调却从未有人见过的圣殿，美轮美奂地巍然耸立在洛阳城。[13]

左半部为正视图，右半部为内部结构图。据杨鸿勋《自我作古 用适于事——武则天标新立异的洛阳明堂》，原载《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

洛阳明堂共三层，下面是方的，上面是圆的，象征着天圆地方。四方形的第一层四面四色，象征着东西南北，也象征着春夏秋冬。中间层十二边形，象征着十二个月和黄道十二宫。第三层圆形，象征天；九根龙柱支撑圆顶，象征九五至尊。而且，正如伊斯坦布尔那座一度被改为清真寺，现在是博物馆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圆形穹顶上也有象征物，只不过既不是十字架，也不是新月形，而是凤凰。

没错，三米多高的镀金铁凤凰。

薛怀义却意犹未尽，又在明堂后面建造天堂。天堂高达五层，用以供奉佛像。仅仅小指头上便能站好几个人的佛像巨大无比，就像这一男一女膨胀的野心，也完全符合他们在方方面面的一贯追求。成本则不在考虑之列。大唐的国帑和民工的血汗，原本就该用来把太后打造成老佛爷。

实用主义再一次战胜了理想主义，象征女权的凤凰终于高踞于象征男权的龙之上。在儒生们一片瞠目结舌中，他们向往已久的明堂被命名为万象神宫。小混混兼假和尚薛怀义也因为十分给力，被任命为大将军，封梁国公。[14]

一将功成万骨枯，却没有多少人在意那些尸骨。

太后也开心极了。实际上现在她已经不是太后，而是圣母神皇。这个尊号是在五月份新加的，因为有人在洛河捡到一块石头，上面刻着八个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

这当然是伪造。

造假人的名字，以后就会知道。[15]

可惜没有任何人出来拆穿这套把戏。相反，呈报祥瑞的绿纸书，言说天命的劝进表，雪片般地飞往宫中。其中最离谱的，是各地纷纷扬言有母鸡变性。看来，帝国今后养殖业的繁荣和臣民鸡蛋的供应，恐怕是只能靠公鸡了。[16]

敏锐的太后却立即看出风向有利，马上就扬起了“圣母神皇”的风帆。这是一个富有创意的称号：说是皇帝，她又是圣母；说是太后，她又是神皇——堪称左右逢源。

武则天不怕翻船。

然而方向也更加明确。事实上，自从离开了那该死的感业寺，武媚娘就拾级而上：昭仪、皇后、天后、太后，直至神皇。看来，没什么杀戒不可开，没什么色戒不可破，也没什么事情不可为。她的步伐绝不会停下，她的目的则一定要达到。为此，她不惜翻天覆地，她不惜劳民伤财。

结果，也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站出来泼冷水的是王求礼。这个小官素以刚直不阿而闻名朝野，奏请阉割薛怀义的就是他，这次也毫不客气。他上书说：古代的明堂，茅草参差不齐，梁柱粗细不一。如今陛下之奢华，恐怕连夏桀和殷纣都要自愧不如。[17]

神皇不予理睬。

王求礼则依然故我，神皇变成女皇以后也如此。某年三月天降大雪，宰相率群臣入宫祝贺。王求礼却说：如果三月下的是瑞雪，那么腊月里响的是不是瑞雷？告诉你们，这是天灾，这是天谴！看看现在吧，君主荒唐，臣下谄媚，戎狄乱华，民不聊生，正官少，伪官多，百姓不送贿赂就打不成官司。如果苍天有眼，请问征兆会因什么感受而来？

七十七岁的女皇立即罢朝，以示对天有不测的惊恐。[18]

这是大足元年（701）的事。从奏请阉割薛怀义算起，十五年来王求礼居然毫发无损，可真是一个奇迹。但这不等于武则天就不杀别人，更不等于她接受批评。事实上万象神宫落成后一年半，薛怀义就伙同僧法明等人制作了《大云经》注疏，宣称圣母神皇是弥勒佛出世。而且就在太后变神皇的三个月后，大批李唐宗室被杀，多数被灭门。[19]

偷情、造神、杀人同时进行，这就是圣母神皇或现世弥勒的“无量功德”。既开了杀戒又破了色戒的女爷兼佛爷春风得意，毫不在乎有多少无辜家破人亡，哭干了眼泪。

尸骨前满脸狞笑的，则是那些毫无人性的酷吏。

[11]薛怀义事，《资治通鉴》系于垂拱元年十一月条，事因却是以薛怀义为修缮后的白马寺住持，可知其进宫应该更早。

[12]见《旧唐书·礼仪志二》。

[13]关于洛阳明堂的建设时间，《旧唐书·礼仪志二》称垂拱三年春拆迁，四年正月五日落成。《新唐书·则天皇后纪》称垂拱四年正月拆迁，十二月落成。《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和《资治通鉴》卷二百四称垂拱四年二月拆迁，十二月落成。今从后者。

[14]见《旧唐书·礼仪志二》，《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四年十二月条。

[15]见《旧唐书·则天皇后纪》。

[16]此事《新唐书·则天皇后纪》和野史《朝野佥载》均有记载，时间不一。

[17]见《旧唐书·王求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垂拱四年十二月条。

[18]见《旧唐书·王求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元年三月条。

[19]王求礼奏请阉割薛怀义时官职是补阙，官阶从七品。大足元年官职是殿中侍御史，官阶仍然是从七品。可见他虽然没有被杀，也没有升官。至于薛怀义所献为伪造的《大云经》还是注疏，请参看胡戟《武则天本传》的研究成果。

《大云经疏》见于敦煌文书者两处，这里选取的是其中一部分，叙述经卷的缘起。放大部分释文：“大云者，广覆十方，周遍一切，布慈荫于有识，洒慧泽于无边。既布大云，必澍甘雨。窃维云者，即是武姓。”为武则天造势的意图不言而喻。图据《敦煌宝藏》绘制，编号S6502。

魔戒

酷吏其实是培养出来的。

起因却在告密。中宗皇帝被废那天，有十几个禁卫军将士聚在一起喝酒。其中一个说，早知道没有奖赏，还不如仍然尊奉庐陵王（李哲）。结果酒席未散，宪兵就到了。说这句话的人被砍头，其他人被绞死。原因很简单：他们当中某个人在席间悄悄离开酒店，从玄武门进宫密报了太后。

告密之风，由此开端。[20]

不过，告密作为制度而被建立，要到两年以后。这两年当中，武后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尤其是扬州的兵变和裴炎的逼宫，让她想起来就后怕。徐敬业那反贼，甚至将不肯同流的叔叔李思文（即徐思文）羁押起来，宣布他姓武。并非皇族的徐敬业尚且如此，货真价实的宗室又会如何？

裴炎和刘祎之也让她心惊肉跳。他俩一个是智囊，一个是文胆，却不约而同地都反对她临朝称制，更不可能赞成她改朝换代。幸亏在垂拱二年（686）建立了告密制度，否则怎么能发现刘祎之这亲信竟然是潜在的敌人呢？

那个本名冯小宝的薛怀义也是问题，太后不用多想就知道朝野上下都在说些什么。显然，形势已经容不得她温良恭俭让，甚至不能等着有人撞到枪口上来。既然通往帝位的道路只能由尸骨铺就，头顶的皇冠也只能用鲜血染成，那就干脆让所有人都服服帖帖噤若寒蝉，而无论手段如何。

未来的女皇选择了两面三刀。

两面就是一面造神一面杀人，三刀则是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和冤假错案。她的运气也不错，一个名叫鱼保家的人献上了自己的科技发明。鱼保家是裴炎谋反案主审官鱼承晔的儿子，该项发明则叫铜匦（读如轨，即信箱），特点是信件投进去后只有指定收件人才能取出，非常适用于告密。

铜匦很快就造了出来，也很快就收到密信，其中一封就是举报鱼保家的，罪名是为徐敬业打造兵器。结果，这个发明家不但没能保住家，反倒血祭了这该死的制度。

这可真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告密却继续受到鼓励。武则天规定，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告密者，即便他们是樵夫和农民。所有告密者都将按照五品官的待遇送到洛阳，得到太后的亲自接见和赏赐，即便揭发不实也不反坐，所言称旨者更是立即升官发财。

于是，四方密告蜂拥而至，朝中大臣人人自危。[21]

酷吏也应运而生。

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告密制度的建立初衷固然在掌握敌情，更在制造冤案，而且越大越好。只有不断制造出惊天大案，才能趁机消灭公开和潜在的政敌，实现杀一儆百震慑朝野的目的。这是那些尊重法律严守程序的正派法官不可能做到的，只能在体制外另找杀手，而且人选现成。

比如索元礼。

索元礼是胡人，也是薛怀义的干爹，因为告密而蒙太后召见，很快就被赋予承办御案的权力。他的办案特点是只要抓住一个，就一定要扯出数十上百人，再小的事情也能做成大案，因此很得太后欢心，成为她的第一批政治打手。[22]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索元礼得宠后，其他一些见利忘义的家伙便纷纷效仿，共同组成了一个酷吏集团。这是一帮毫无人性的衣冠禽兽和无耻之徒，在他们那里完全没有道德底线可言。只要有利可图，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23]

比如侯思止和王弘义。

王弘义本是地痞流氓，无恶不作。他向邻居索要瓜吃而不得，便向官府报告瓜田有白兔。官府派兵搜寻，邻居的瓜都被踩烂。他又诬告进行正常民间活动的乡民谋反，结果二百多人被杀，自己则因举报有功加入了酷吏行列。

侯思止原本是卖饼的，因诬告他人而被召见。这家伙见机会难得，竟恬不知耻地要求做监察官员。这事连太后也觉得离谱，便忍住笑说：你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做法官？

那小人说：獬豸也不识字。

獬豸（读如谢至）是传说中的神羊，能辨曲直。无论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它都会用角去顶理亏的。因此古代法官的帽子就做成獬豸形，叫獬豸冠。武则天不知道这些话是事先有人教侯思止的，竟然也让他当了侍御史。

其实，太后并不在乎这些人都是什么出身，是否知书达理和懂得法律。这些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看脸色，听从使唤，并足够卑鄙和残忍，以便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对她的反抗已徒劳无益。按照这个要求，酷吏们都已达标。比如某地方官被诬谋反，被告不服，王弘义的办法便是不由分说先一刀砍下他的脑袋，然后再替他写供词。[24]

如此办案，何求不得？

没有统计数据表明，当时的告密之风和恐怖统治到了什么程度，比如太后每年收到举报信多少封，接见举报者多少人次，其中诬陷和属实又各占什么比例。帝国不会提供这种资料，但从下面的表格中不难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建立告密制度至武则天称帝前重要案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案件

案发原因

687

垂拱三年

宰相刘祎之被赐死

下属告密

草民杨初成谋反案

事败

宗室李孝逸谋反案

被人诬陷

都督冯元常案

酷吏诬陷

688

垂拱四年

郝象贤谋反案

诬告加酷吏陷害

宗室起兵案

事败

宰相骞味道案

诬告加酷吏陷害

689

永昌元年

宗室十二人谋反案

事败

纪王李慎案

被株连

宰相魏玄同案

酷吏诬陷

将军黑齿常之案

酷吏诬陷

690

载初元年

宰相韦方质案

酷吏诬陷

舒王李元名案

酷吏诬陷

某地民众谋反案

地痞流氓诬告

都督王安仁谋反案

酷吏谋杀

李上金、李素节案

酷吏诬陷

宰相裴居道案

酷吏诬陷

宗室李颍等十二人案

不详

殿中监裴承先案

酷吏谋杀

很清楚，这十九个案子，除刘祎之一案事出有因，李颖等宗室十二人被杀情况不明外，只有三起谋反案属实，其余十四个都是冤假错案。其中，被株连的一起，被他人诬陷的两起，诬告加酷吏陷害的两起，酷吏谋杀的两起，酷吏自己诬陷的七起。冤案与告密和酷吏的关系，不言自明。

那么，这些家伙为什么能频频得手？

刑讯逼供加威胁利诱。他们发明了一系列酷刑，甚至编纂了名叫《罗织经》的实用手册，人手一本。其基本原则有两条：只要动刑，一定让人犯生不如死；如果认罪，就确保对方不吃皮肉之苦，举报他人还可以争取免死。结果，不少人一进审讯室就编造供词，案子也雪球般越滚越大。

比如徐敬真案。

此案发生在圣母神皇自名武曌的三个月前，由于案情复杂而未列入前表。简单地说，就是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真在逃亡途中被捕。为了活命，他诬陷了一大批朝廷大臣，包括平定扬州兵变的功臣魏元忠。这就明摆着是冤案，因此行刑之时神皇便派出使者赦免其死罪。使者害怕来不及救人，又派骑兵飞驰刑场先行传递信息，刑场上一片欢呼。

魏元忠却安坐不动。他说：虚实未知。

使者气喘吁吁赶来，对魏元忠说：大人请起！

魏元忠又说：还没宣读敕令。

使者赶紧宣读，魏元忠这才慢慢起身谢主隆恩。据正史记载，原本阴云密布的天空，这时突然艳阳高照。

事后，神皇问元忠：为什么总是有人告你的状？

魏元忠答：因为猎人总在等着鹿肉下锅。[25]

其实他只说对了小半，如果不把太后算进去的话。实际上酷吏不过猎犬，真正的猎人是武则天。她的猎物也不是魏元忠，而是帝位，那才真是逐鹿问鼎。然而她不可能像汉高祖或唐太宗那样驰骋疆场，因此没有战士只有打手，酷吏集团及其代表的特务政治也就存在和延续了十一年。[26]

然而十一年来，打破的是魔戒，放出的是心魔，这就是人性中潜在的恶。这种恶原本被天地良心和伦理道德关进了牢笼，却被武则天放了出来。那么请问，这是什么圣母神皇？这是什么弥勒出世？分明是老巫婆和女魔头！

释放了心魔的神皇却决定变成女皇，因为随着魔戒的解除，所有的障碍都被扫荡。剩下的事情，就是撕下那若隐若现半遮脸面的薄纱，以便正式换上皇帝的新衣。[27]

只不过，这要用别人的手。

[20]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二月己未条。参加聚会的飞骑是天子禁卫军，驻防玄武门。

[21]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垂拱二年三月条。

[22]见两《唐书》之酷吏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垂拱二年三月条。

[23]司马光在表述这一事实时，所举酷吏之名是周兴和来俊臣，系年则在垂拱二年三月。但据两《唐书》之酷吏传，来俊臣上书得召见在“天授中”，故此处暂不提来俊臣名字。

[24]以上见两《唐书》之酷吏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元年七月条。

[25]见两《唐书》之魏元忠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永昌元年八月条。

[26]一般认为，酷吏集团和恐怖政治的结束，以万岁通天二年（697）六月来俊臣被杀为标志。请参看胡戟《武则天本传》。

[27]载初元年（690）七月，唐高宗和萧淑妃的两个儿子被酷吏周兴诬陷而死；八月，可能造成威胁的李唐宗室十二人被杀。

革命前后

遮羞布是由一系列“请愿活动”扯下来的。

载初元年（690）九月三日，也就是薛怀义和东魏国寺僧侣宣称神皇是弥勒出世的两个月后，有九百个所谓“关中父老”到宫门请愿，奏请将国号改为大周，赐带薪休假的睿宗皇帝姓武。领头的是一个七品芝麻官，叫傅游艺。

这事可笑也可疑。帝国政府，什么时候说过民众可以聚众游行到宫门上访的？傅游艺一个河南汲县人，还是朝廷的监察官员，怎么会大老远地领来九百个陕西农民？这些人又怎么胆敢提出改换国号的要求，难道不怕掉脑袋？

当然，没有人追究。神皇也表现出空前的大度。她和蔼可亲地谢绝了民众的请愿，只是让傅游艺连升十阶，由官阶从七品上的侍御史晋升为正五品上的给事中。[28]

请愿也随之升级，人数由九百变成了六万，参加者也由无业游民变成了王公大臣、四夷酋长、和尚道士，就连睿宗皇帝也上表自请赐姓武氏。更重要的是，第三天，群臣一致声称亲眼看见凤凰从明堂飞进宫里，站在梧桐树上；紧接着又有数万只象征大周火德的朱雀飞来，聚集在朝堂。

这可真是百鸟朝凤。

天意民心如此，神皇“不好意思”再推脱，于是在七日那天宣布同意臣民请愿，并将正式接受天命的时间，定在两天之后的九月九日。此年，她正好六十六岁。

六六大顺，九九重阳，好日子！

这一天，圣母神皇来到了洛阳紫微宫的正南门。这座门是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修建的，当时就叫则天门。炀帝当然不会想到，八十多年后会有一个女人在这里登基，而且最后就叫武则天。则天，就是以天为法则。因此，新皇帝便将这一年改元天授，意思是得到了上天的授权。至于她此时的尊号，则由圣母神皇转变而来，叫圣神皇帝。[29]

女皇帝诞生了，在祥云下，在颂歌中。

是的，没有异象，也没有杂音。就连再三上书批评酷吏和苛政的陈子昂，都写出了充满革命激情的赞美诗；就连远在湖南常德（朗州）的母鸡，也都变成了公鸡。[30]

呵呵，无量寿佛！

现在，中华史上第一位，同时也是唯一的女皇，深信她是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没错，革命在中国古代，原本就是变革天命的意思，比如殷革夏命，周革殷命。不过，商汤和周武都只是摧枯拉朽，武周却是在旧王朝兴旺之时，硬碰硬地由女性颠覆男权，难道不更该视为革命？

当然是，而且旷古未有，开天辟地，只有武则天这样的女人才敢想象，才能完成。实际上早在称帝十个月前，她就为自己取名武曌。曌，就是日月当空，更是日月星辰都为之一空。这意思也再明白不过：如果上帝不准她革命，她就革上帝的命；如果老天不给她氛围，她就自己来创造；如果居然有人跳出来表示反对，她就让所有人都不敢开口说话。

然而现在革命已经成功，王朝便需要新气象。酷吏也再一次被派上了用场，只不过这回是要借他们的脑袋来抚平伤痕，告慰亡灵，安定人心。女皇决心让人们认识到，黑暗和恐怖仅仅属于那该死的李唐，武曌却是光明的天空。光明的天空日月高悬，岂能再容魑魅魍魉横行？

酷吏必须被杀掉。或者说，杀一些，留一些。

于是女皇登基四个月后，就有一个酷吏被杀。这家伙叫丘神勣（绩的异体字），一贯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废太子李贤就是死在他手上。平定李冲兵变时，更是不问青红皂白几乎杀光了当地所有人。这种东西，当然死有余辜。[31]

接着就轮到周兴。

周兴血债累累。前面提到的酷吏诬陷案，就有半数左右是他的手笔，比如郝象贤案、魏元忠案、魏玄同案。他之所以被女皇抛弃，是因为有人告发他跟丘神勣同谋。[32]

审理此案的则是来俊臣。[33]

来俊臣的狠毒举世闻名，诸如“求即死”之类的酷刑就是他的发明创造，据说《罗织经》也由他主编。此番奉旨审查周兴，更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当时两人正在吃饭，来俊臣很诚恳地请教：人犯不肯招供，不知有什么办法？

周兴说：这太容易了！找一只大瓦罐来，用木炭在四周烧烤，再把人犯放进去，还有什么不招的。

来俊臣如法炮制，然后对周兴说：请吧！

如遭五雷轰顶的周兴魂飞魄散。最后，他被女皇法外开恩减罪流放岭南，并在途中被仇人杀死。这家伙虽然没给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却留下了“请君入瓮”的成语。[34]

索元礼之死也异曲同工。此人刑讯逼供的办法是给人犯戴上铁帽子，再把楔子打进去，直至脑浆流出。因此，当他成为被告时，审案的人便问：要不要把铁帽子拿来？结果当然是不用。最后，此贼孤零零地死于狱中。[35]

半年后在狱中自杀的是傅游艺。他的不幸在于不小心做了一个想入非非的美梦，又不小心把这个梦得意扬扬地告诉了最亲近的人。结果被人告密，以涉嫌谋反而被关押。此时距离他带领关中父老到宫门请愿，刚好整整两年。

来俊臣则继续耀武扬威，直到周兴和索元礼死后六年半才以谋反罪而被正法。出庭作证的，有太平公主和武氏家族诸王。原因也很简单：这个酷吏竟异想天开地打算把李唐和武周两个皇室的成员都送进自己的冤狱，逼得他们联合起来把这不吐骨头的杀人恶魔送上了刑场。

这一回是公开处决。也许，他的嘴里会塞着木球。这是郝象贤被杀后就定下的规矩。来俊臣知道的秘密更多，当然更不能让他开口说话。没有挖下他的眼睛，已是开恩。

行刑之日，洛阳城万人空巷，争看这恶人的下场。那家伙的人头刚一落地，臣民们便欢呼雷动，蜂拥向前，争相抢夺撕咬他的尸体，排山倒海，势如疯狂，不可遏止。

顷刻之间，来俊臣被踏成一摊烂泥。

陛下再一次“顺应了”民情。她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宣布来俊臣罪大恶极，尽管此人曾是她最得力的走狗。她也宽恕了那些帮来俊臣买官卖官的人。官员们说：乱国家之法死的只是臣一人，得罪来俊臣可是立即会灭族啊！[36]

女皇默然，因为这原本就是她造的孽。没有她的姑息纵容和暗中指使，区区来俊臣岂敢如此妄为？要知道，就连一只苍蝇在榻前飞过，她都能看出是不是双眼皮。

事实上，只要看看后面这张时间表，就知道酷吏不过是武则天手中的工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冤假错案也没有在革命之后就完全消失，总是在该发生时就会发生。女皇陛下虽然不会弹钢琴，但节奏感确实很好。

◎酷吏兴衰及有关主要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份

事件

686

垂拱二年

三月

建立告密制度

索元礼等酷吏兴起

688

垂拱四年

五月

太后称圣母神皇

八月

李冲兵变，大批宗室被杀

十二月

明堂落成，号万象神宫

689

永昌元年

十一月

始用周正，改元载初，神皇自名武曌

690

载初元年

四月

酷吏群起

七月

薛怀义称神皇是弥勒佛出世

八月

大杀宰相、重臣和宗室

天授元年

九月

武周革命，改元天授

691

天授二年

一月

杀酷吏丘神勣

二月

酷吏周兴死于流放途中

酷吏索元礼死于狱中

692

天授三年

一月

来俊臣制造狄仁杰谋反案

693

长寿二年

一月

来俊臣诬陷皇嗣李旦未遂

694

延载元年

九月

酷吏王弘义被杀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来俊臣与武毅宗等人制造大冤案

不过她还是要装糊涂。来俊臣被杀三个月后，武则天问后来成为开元名相的姚崇：当年朕也曾怀疑，周兴、来俊臣他们报上来那么多谋反案，难道就没有诬陷不实的？然而派亲近大臣前去审核，又都证据确凿，供认不讳。朕的近臣亲至狱中都不能查明真相，这又为什么呢？

姚崇答：他们自身尚且难保，哪里还敢说真话？

这就是了！女皇非常满意。她说：以前的宰相总是顺着周兴他们，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甚合朕心。[37]

这是有意无意地曲解姚崇。她不想想，就连亲近大臣都慑于酷吏的淫威，究竟是谁之过？但她不会这么想，更不会这么说，因为她是一贯正确的。现在，她高踞于皇帝的宝座之上，慈眉善眼，宽宏大量，俨然一副菩萨心肠，似乎并没发现那笑逐颜开青春永驻的脸上沾满了血迹。

[28]唐代官制，官阶九品并分正、从、上、下。侍御史从七品上，给事中正五品上。正七品下，正七品上；从六品下，从六品上；正六品下，正六品上；从五品下，从五品上；正五品下，正五品上，十阶。见《旧唐书·职官志一》。

[29]以上所述均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元年七月至九月条，同时请参看两《唐书》之则天皇后纪。

[30]见陈子昂《大周受命颂》，《新唐书·则天皇后纪》。

[31]丘神勣，两《唐书》有传。其死期《旧唐书》称在天授二年十月，《资治通鉴》卷二百四系在该年一月。今从《资治通鉴》。

[32]周兴制造的冤案还有冯元常案、黑齿常之案、韦方质案、泽王李上金和许王李素节案等等。

[33]来俊臣的发迹时间，两《唐书》之酷吏传都含糊其词称为“天授中”，《唐会要·酷吏》记在载初元年九月，《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元年七月条则已有“逢来俊臣、侯思止必死”的说法。按该年九月改元，故天授元年七月即载初元年七月。来俊臣应是革命前夕成为酷吏的。

[34]见《新唐书·来俊臣传》所附周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二年一月条、二月条。

[35]见《新唐书·索元礼传》。

[36]见两《唐书》之来俊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神功元年六月条。

[37]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神功元年九月条。

正义与天良

武则天不承认，不等于历史不知道。

实际上，如果有兴趣将前面的时间表都再看一遍，就不难发现其中规律。首先，所有案件如果有设计，那都是针对上层的，被害人不是高官便是宗室，没有基层官员，更没有一般民众。其次，酷吏的重用和冤案的制造是阶段性和间歇式的，其中垂拱二年（686）三月到载初元年（690）八月案件频发，血流成河，可谓密集区和高峰期。

那么，此前此后，有什么情况？

垂拱二年正月假装还政，载初元年九月武周革命。

很清楚，这一轮大清洗，目的就是肃反，即肃清所有反对武周革命的人。不管他们是公开的，暗藏的，疑似的或者被诬的，一律从重从快，杀了再说，甚至先斩后奏。

没错，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

这就非重用酷吏不可。同样，兔死之后，便不妨将那些走狗烹了，煲成抚慰臣民的心灵鸡汤。于是，历史进入屠宰替罪羊阶段，一年之内九个月中，连杀丘神勣、周兴、索元礼和傅游艺，感觉就像要将四年的债务一次还清。

其实不然。女皇并未杀光酷吏，来俊臣就留下了。而且他的猖獗较之前期，可谓有过之无不及，竟把魔爪伸向李唐和武周两个皇族。即便如此，女皇也迟迟不肯下手。她对这个民愤极大的家伙，似乎有着不舍之情。

那天女皇在园中骑马休闲，为她牵缰的宰相吉顼（读如需）也是被视为酷吏的打手。陛下看似漫不经心地问：最近宫廷外面都有些什么事情，什么议论？

吉顼答：只奇怪来俊臣的判决书怎么还没批下来。

女皇说：俊臣毕竟有功于国。

吉顼说：国贼一个，杀之何惜！[38]

女皇无言。她很清楚，重用酷吏无异于饮鸩止渴，可惜权力斗争却方兴未艾。所以她不能没有这些鹰犬，甚至还要培养长江后浪，比如吉顼，还有堂侄武懿宗。毕竟，她年事已高时日不多，接班人早就是敏感的政治问题。以武则天之聪明过人和经验丰富，当然知道酷吏不能完全没有。

但，捉弄一下龌龊的告密者，是不碍事的。

事情发生在武周革命一年多以后。以弥勒自居的女皇为了表示虔心礼佛，下令禁止屠杀牲畜和捕捞鱼虾。一个名叫张德的小官却因为喜得贵子，违禁杀羊宴请同僚。当时来俊臣之流还很猖獗，告密信便被赴宴的人送达御前。而且为了表示证据确凿，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块羊肉。

张德当然想不到饭局会改变命运，第二天照例上朝。

女皇满面慈祥：朕闻爱卿生了儿子，恭喜呀！

张德出列拜谢。

女皇突然变色：羊肉从哪里来的？

张德魂飞魄散，伏地磕头如捣蒜。

女皇语气又变：朕禁杀生，但红白喜事可以例外。只不过爱卿以后请客，最好先看清楚了人。说完，将密信交给群臣传阅，所有人都恨不得朝那告密者脸上吐口水。[39]

这一耳光打得大快人心，也充分表现了女皇陛下的政治智慧。没错，她需要改善自己的形象，也需要多少改变一下社会风气。告密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更不值得提倡。王朝的长治久安是绝不能靠这种下流勾当来维持的。

但，正如战争只能靠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这就是武则天要抛出告密者的原因。更何况，只要从政治斗争中超脱出来，她的好恶跟我们一样正常。

那些正派的大臣，就更是如此。

女皇扶持佛教，一时朝野释法鼎盛。武则天下令在神都洛阳修建了与明堂相邻的礼佛塔，命名为“天堂”，并以供养人的身份资助龙门石窟的开凿。有说法称龙门最著名的卢舍那大佛即是以武则天面相为原型而制。

比如刘仁轨。

就在临朝太后武则天举起屠刀披荆斩棘时，四朝元老刘仁轨也在帮忙清场，只不过清理的是另外一种人。裴炎被捕之后，某官员从洛阳出使长安。镇守京城的刘仁轨向他问起案情，此人竟落井下石说：下官早就看出裴炎异常。

刘仁轨却不动声色。他追问道：真的看出来了？

那人说：当然。

于是刘仁轨说：仁轨有奏折，烦请即便带交太后。

这家伙兴高采烈就接受了任务。太后打开奏折，里面却只有一句话：捎信之人明知裴炎谋反而不举报。太后看完二话不说，立即下令将这小人拉出去杀了。[40]

另一个名叫王庆之的也成为牺牲品。武则天称帝的一年之后，这家伙受人指使纠集数百号人到宫门集体上书，奏请废掉已由皇帝变成皇嗣的李旦，另立他人，以为也能像率众请愿的傅游艺一样升官发财。可惜这蠢货不长脑子，忘记傅游艺不久前刚刚死在狱中。结果女皇被他弄得心烦，下令凤阁侍郎（中书省副长官）李昭德教训教训。[41]

李昭德的父亲可是弹劾过褚遂良的，他本人的强悍也不输老爹。女皇登基两年后，有人献上号称祥瑞的白石，理由是白石外现红纹，可见其忠。李昭德却一声怒斥：你这石头倒是一颗红心，难道其他石头都是反贼不成？

众人哄堂大笑，马屁精面红耳赤。

王庆之这厮落到李昭德手里，下场可想而知。他被拖到宫外示众，李昭德又是一声怒吼：此贼妄想废我皇嗣。然后下令痛打，直至口鼻流血，毙于杖下。[42]

这大约要算曲线救国吧，虽然那些小人也很可怜。

不过，李昭德最后还是死于来俊臣的诬陷，来俊臣则以同样的罪名被杀在同一刑场同一天。这让帝国的臣民百思不解悲喜交集：直臣与酷吏，怎么会是同样的命运？[43]

宰相杜景俭却因营救李昭德而被贬官。当时，杜景俭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并为四大法官，作风和理念却完全不同。杜和徐都坚持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所以流行的说法是：遇来、侯者死，逢徐、杜者生。[44]

这当然与恐怖政治并不相容，武则天却令人意外地信任重用杜景俭、徐有功。徐有功只好说：麋鹿跑出山林，就离厨房不远。陛下以法官用臣，是要让臣死在任上呀！[45]

女皇却不准他辞职，徐有功居然也得以寿终正寝。事实上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只不过满不在乎，依然故我地坚持公平正义原则。这实在让女皇陛下又爱又恨，有一次竟蛮不讲理地问：徐卿办案，错放的为什么那么多？

徐有功答：错放乃人臣小过，好生是圣人大德。

女皇默然。[46]

然而乾坤却不是徐有功一己之力可以扭转的。就在他这次幸免于难两个月后，皇嗣李旦被诬图谋不轨。李旦的身边人哪能扛住来俊臣的严刑逼供，眼看就要屈打成招，太常寺乐工安金藏却突然高喊：大人不信皇嗣不反，金藏掏出心来给你看。说完，拿起佩刀剖腹，五脏皆出，血流满地。

这真是何其惨烈，又何其悲壮！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工人安金藏的这一壮举震撼了狱吏，惊动了女皇。陛下命令用御辇将他抬进宫中，请御医进行抢救，直到第二天安金藏才醒了过来。这时，站在病床前的女皇感叹说：朕有儿子，却不能自明清白，害得你吃这么大的苦头！说完，铁石心肠的武曌老泪纵横。[47]

正义和天良，其实永存。

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李旦躲过一劫，像螃蟹一样走路的来俊臣却继续横行。这无非告诉我们，本台大戏还远远没有演完。事实上，安金藏也许可以感动女皇，却无法撼动帝制。围绕皇权的争夺，也还有新的角色需要出场。

接下来的故事，将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38]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六神功元年六月条。

[39]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长寿元年五月条，这项禁令在八年后因凤阁舍人崔融的劝谏而被废止。违禁的张德官职右拾遗，从八品上。举报人名叫杜肃，官职补阙，从七品上，未明左右。但照理说应该是右补阙，两人同为中书省官员。

[40]见《新唐书·刘仁轨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九月条。

[41]两《唐书》之则天皇后纪均称李昭德任凤阁侍郎在此事之后，今从《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二年十月条。

[42]王庆之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二年十月条，石头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长寿元年八月条，并见两《唐书》之李昭德传。

[43]事见《资治通鉴》卷卷二百六神功元年六月条。李昭德被杀，原因之一是权力太大又刚愎自用，为武则天所忌。

[44]杜景俭，《新唐书》作杜景佺。营救李昭德一事，仅见《新唐书·杜景佺传》。四大法官的说法，见两《唐书》之杜景俭传。

[45]见《新唐书·徐有功传》。

[46]见两《唐书》之徐有功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长寿二年正月条。

[47]见《新唐书·安金藏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长寿二年一月条。

第五章

无字碑

谁来接班

杖杀王庆之以后，李昭德与武则天有过谈话。

内容当然是接班人问题。这是国家的大事，也是女皇的心事，不能不谈，只不过王庆之没有资格。实际上这个小人之罪，并不在要废谁立谁，而在妄议。储君乃国本，立储乃大计，也是你一介草民可以品头论足、说三道四的？

更何况女皇当时正在纠结。

纠结在情理之中。想当年，秦始皇没能事先立储，结果二世而亡。晋武帝严守宗法制度，结果也二世而亡。汉武帝立了太子又杀太子，结果后继无人。唐太宗则不但一手制造了玄武门之变，还一手铸成大错——当初如果不听长孙无忌他们的，坚持选择李恪而非李治，李唐岂会变成武周？

谁来接班关系重大，前车之覆也殷鉴不远。

但，武周更麻烦。

麻烦倒不在政权来自篡夺，而在武周情况特殊。因为照理说，如果皇帝有儿子，皇位就应该传给他，或者皇子中的一个。然而武则天的皇位，却恰恰从儿子那里夺来。这费尽心机历尽艰险才弄到手的东西，有还回去的道理吗？

不要说武则天，换了别人也想不通。

不能传给儿子，就只能传给兄弟、侄子、女儿。可惜尽管“兄终弟及”也符合继承法，则天皇帝却不是兄，也没有幼弟。传给女儿也不行。女儿当皇帝，女婿算什么？皇夫或男皇后吗？再说女儿死了以后又传给谁？外孙女吗？

儿子、女儿、兄弟都不行，便只能传给侄子。侄子也有两种。一种是李治的，但那还不如中宗李显或睿宗李旦，好歹也是女皇陛下自己的亲骨肉。这样算来算去，可以考虑的就只有武家的侄儿，而且人选现成。

这个人就是武承嗣。[1]

武承嗣是武则天同父异母哥哥武元爽的儿子。武元爽和哥哥武元庆与他们的后母，也就是武则天的生母荣国夫人关系恶劣。因此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便将这两个哥哥贬到地老天荒，表面上谦逊退让，实际上公报私仇。武元爽甚至还被牵连到武氏投毒案中，家属也被流放到岭南。这种一箭双雕借刀杀人的伎俩，武后一直玩得十分顺手。

至于父亲武士彟的爵位，则由外甥贺兰敏之继承。

可惜贺兰敏之同样必须去死，武则天这才重新想起本家的人，也才将武承嗣从岭南接回继承周国公的爵位。咸鱼翻身的侄儿倒是乖巧，并不记恨姑姑的杀父之仇，反倒心甘情愿充当鹰犬和走狗，因此武周革命之后便被封为魏王。

说起来武承嗣也确实卖力。那块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的石头就是他伪造的，萧淑妃两个儿子的谋反案也是他指使周兴炮制。已经很难统计，此人究竟伙同其他酷吏为姑姑搬掉了多少绊脚石，又陷害了多少人。但是可以肯定，王庆之出面组织的请愿活动，他是总导演。

只不过这一回，是为了自己。

不能说女皇没有动过立武承嗣为储的念头，事实上王庆之起先也颇受优待。陛下甚至给了他特别通行证，以便随时可以出入宫廷面陈己见。这就足以让他得意忘形。

但，为什么又被一脚踢了出去？

因为李昭德给武则天打了预防针：承嗣既已封王，那就不宜再拜相。以皇亲国戚之尊，而居中央政府之要，是不合适的，也是有风险的。魏王的权力不能太大。

女皇解释：承嗣是朕侄儿，故委以腹心。

李昭德说：儿子尚且有篡位弑父的，何况侄子？

女皇猛省：我没想到！ [2]

想法变了，心情和感觉也会变。此刻的王庆之在女皇陛下眼里，已经由采花的蜜蜂变成了逐臭的苍蝇。然而这家伙却不识大体，还要纠缠不休，便只能一掌拍死。武则天没把他交给武承嗣，而是交给李昭德，意思十分明显。

李昭德却意识到，这是一言兴邦的难逢机会，于是趁热打铁向武则天进言：请陛下想想，自古以来有侄儿为姑姑立庙的吗？天皇是陛下之夫，皇嗣是陛下之子，没有谁比他们跟陛下更亲，陛下当真忍心天皇得不到祭祀吗？ [3]

女皇无言以对。

第一次储位风波就这样过去了，但绝不意味着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实际上李昭德不过延缓了火山的爆发，他的说词也并非完全在理。没错，历史上是没有侄儿为姑姑立庙的事情，但是请问有女人当皇帝的吗？既然如此，怎么就不能像祭祀娲皇（女娲）那样祭祀女皇呢？讲不通吧？

其实真正打动武则天的，是“弑君篡位”四个字。这让她顿时明白，此刻无论立谁为储都有风险，上上之策是既不断绝武承嗣的非分之想，同时保留李旦的皇嗣身份。皇嗣跟太子是不同的。前者只是认可血缘，后者才确定权力继承的政治关系。因此谁来接班，仍然是巨大的悬念。

悬念即伏笔，伏笔即炸药，炸药即隐患。此后，两派斗争的激烈程度如下表所示，不亚于革命之前。

◎武周革命前后与储位之争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份

事件

684

光宅元年

二月

中宗李显被废，睿宗李旦继位

690

天授元年

九月

武则天称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
武承嗣封魏王，武三思封梁王，诸武皆封王，诸亲信赐姓武

691

天授二年

一月

始杀酷吏，丘神勣等人死

九月

王庆之率众情愿废皇嗣李旦，立武承嗣为储；
武承嗣和来俊臣诬反对派大臣谋反，数十人被杀

十月

杀王庆之，李昭德阻立武承嗣

692

天授三年

一月

来俊臣制造狄仁杰谋反案

693

长寿二年

一月

来俊臣诬陷皇嗣李旦谋反未遂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来俊臣与武懿宗等人制造大冤案

六月

来俊臣与李昭德同时被杀

698

圣历元年

三月

李显被秘密接回神都

八月

武承嗣卒

九月

李旦逊位，李显立为太子

699

圣历二年

七月

李武两家子弟盟誓[4]

700

久视元年

正月

吉顼被贬出京

705

神龙元年

正月

女皇逊位，李显复辟

不难看出，这一阶段的斗争有两条线，一是主张仁政的官员与酷吏斗，二是拥戴李家的大臣与诸武斗，而诸武与酷吏是联手的。其中大案有两个，一是靠安金藏以死相争才平息下来的皇嗣李旦被诬案，二是神功元年的谋反案。第二个倒不是冤案，却因为主犯血口喷人，酷吏趁机株连，被灭族的海内名门多达三十六家，判处流放的达一千多人。[5]

武周时代，照样还有血雨腥风。

实际上在王庆之上书之后，被打死之前，就已经有数十个高级官员被杀。罪名又照例是谋反，制造冤案的照例是武承嗣和来俊臣，真实原因也当然是这些人都反对废皇嗣而立魏王。这个时候李昭德还敢说话，是因为他摸透了武则天的心思：唱反调的不能容忍，为她着想则另当别论。因此武承嗣又想故伎重演时，女皇回答：你比不上李昭德。[6]

不过，李昭德最后还是与来俊臣同时被杀。只用一句话就把来俊臣送上刑场的吉顼，则在两年半以后被贬。原因是这位进士出身的宰相，不但变成了李家的太子党，而且公开表现出对诸武的不屑。龙颜不容触犯的武则天决定教训一下这家伙，也让大家知道现在是谁的天下。

于是在一次朝会上，当吉顼又要引经据典时，武则天却拦腰截断。她说：每次上朝你都喋喋不休，朝臣和朕早就不胜其烦，不如来讲个故事。当年，太宗皇帝有匹烈马，谁都驯服不了。朕却说，这件事一点儿都不难，只要有三样东西就行。先用鞭子抽。不服，用铁锤打。再不服，就用匕首割断它喉咙。朕的这股豪气，太宗皇帝可是大为欣赏。

然后女皇问：你莫非要弄脏朕的匕首吗？

魂飞魄散的吉顼只能伏地求饶。

吉顼一案意义非凡，因为他原本投靠了武承嗣。神功元年的谋反案，就是他向来俊臣举报，由武懿宗审理的。现在连他都反对诸武，很能说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因此，当贬往外地的吉顼向武则天辞行时，女皇接见了他。

陛下吩咐赐坐，问他有什么要说。

吉顼问：和水土为泥，有纠纷吗？

女皇说：没有。

吉顼又问：分一半为佛，一半为天尊，如何？

女皇说：那就有纷争了。

吉顼顿首说：臣也认为是这样。宗室和外戚各安其分就天下太平，势均力敌就纷争不已，请陛下三思。

女皇说：朕何尝不知。但事已至此，又能怎样？[7]

也许，这得去问狄仁杰。

[1]以下所述武承嗣事，无另注者均见两《唐书》之武承嗣传。

[2]这一段对话，《资治通鉴》系于长寿元年（692）六月，在李昭德杖杀王庆之的天授二年（691）十月之后，但两《唐书》之李昭德传均系于杖杀王庆之之前，且上下文紧相连接。本书认为两《唐书》是，故从两《唐书》。

[3]见两《唐书》之李昭德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二年十月条。

[4]武则天在称帝前一年即已改用周正，以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原来的正月改称一月。因此久视元年正月实为十一月，与圣历二年七月同在公元699年。李武子弟盟誓的时间，《新唐书·则天皇后纪》无记载，《资治通鉴》不详，今从《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为圣历二年七月。

[5]本案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六神功元年正月条。

[6]这一冤案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二年十月条。武则天对武承嗣说的话见《旧唐书·李昭德传》。

[7]以上见两《唐书》之吉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久视元年正月条。

狄仁杰脱险

狄仁杰是武则天的克星，也是她的救星。

以“中华神探”的头衔闻名中外的狄仁杰，其实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可以说，太宗之后，玄宗之前，称得上政治家的只有他和武则天。还可以说，没有狄仁杰，武则天充其量不过治国有方的女皇帝，再加玩弄权术的女政客。能不能避免身败名裂都很难说，哪里还能成为政治家？

狄仁杰却让武则天修成正果，甚至立地成佛。这是女皇陛下自己都很清楚的，因此在晚期竟以“国老”相称，上朝时也不让他下拜。她的说法是：每见国老下拜，朕的身上就会疼。狄仁杰去世，武则天更是痛哭失声。她说：朝堂从此空无一人。皇天夺我国老，为什么这样早，这样早啊！[8]

然而这位国老，却差点死在来俊臣手里。[9]

天授三年（692）一月，狄仁杰与另外几位宰相和大臣被诬谋反，进了来俊臣的“例竟门”。这个特务机关之所以得此戏称或恶名，是因为进去的案犯照例没有活着出来的。不过酷吏们也有一个政策，那就是立即认罪的可以免死。[10]

于是，狄仁杰回答来俊臣：反是实。

来俊臣喜出望外。他原以为狄仁杰不好对付，没想到竟不费吹灰之力。而且其他案犯除了魏元忠，也都纷纷效法，自认有罪。看来所有的预案都用不着了，对这样积极配合的也该宽大为怀，以便为今后办案节约成本树立榜样。因此，来俊臣只是将案犯们收监了事，看管却不那么戒备森严。

狄仁杰则靠着不打自招的策略，为自己争取到缓冲时间和空间。他悄悄写好一封信，藏在丝绵袍子里，然后请看守将绵袍交给家人。他的说法是：开春了，要换季。

看守没有起疑，丝绵袍子也送进了狄府。

将门出虎子，狄少爷马上意识到这里面有问题。一月的洛阳还很寒冷，父亲为什么急于拿掉袍中的丝绵？结果密信很快就被找到，并由狄公子设法送达御前。

女皇惊诧。

她问来俊臣：狄仁杰当真承认谋反吗？

来俊臣说：供认不讳。

女皇问：家属为什么又来喊冤？

来俊臣说：这是臣等疏忽了。狄犯入狱之后，立即认罪服法。所以，臣等待之以礼，丰其衣，足其食，高其枕，宽其居，以为谋反若非是实，岂有承认之理。现在看来，此等死囚如不动用刑法，怎么会招？招了也会翻供。[11]

女皇说：是吗？朕倒要派人看看。

来俊臣紧张了。他当然不能对狄仁杰怎么样，而且再也不能用刑。万一陛下亲自来看呢？当然，也不能让狄仁杰与使者见面，那可就满盘皆输。来俊臣的办法，是找了一个手下人做替身，穿上狄仁杰的衣服让使者看。

当时正是夕阳西下。假狄仁杰站在西边，女皇的使者站在东边，阳光刺目，根本就看不清。何况这使者进了“例竟门”就心惊肉跳，哪敢细看？东张西望唯唯诺诺而已。

来俊臣却说：天使稍候，有文书烦请带交陛下。

带去的文书是狄仁杰的“谢死表”，也就是表示自己罪有应得，因此甘愿就死，并谢主隆恩的奏折。有了这样一份文件，又有使者的亲眼所见，狄仁杰已是翻案无门。[12]

这时，一个九岁的男孩救了他。

男孩也是宰相之子，父亲被来俊臣诬陷谋杀，本人则进宫做了奴隶。他以举报为由求见女皇，其实要告人的正是来俊臣。男孩说：臣父已死，臣家已破，多说无益。只是痛惜王法被来俊臣之流玩弄得不像样子，实在有负圣恩。

女皇呵呵一笑：是吗？

是。男孩说。如果不信此言，罪奴斗胆恳请陛下挑选几名廉洁奉公忠诚可靠的大臣，诬以谋反，让来俊臣他们去查去审，看看有没有不招供、不承认的。

女皇心中一动：哪里还用找？狄仁杰就现成。

被来俊臣打入死牢的狄仁杰，是从洛州司马的任上调回神都成为宰相的。如此越级破格提拔，是因为他担任豫州刺史时，曾经写密信为判死刑的人求情，人数多达两千。狄仁杰说：没有这么多人谋反，他们其实是冤枉的。但如果公开奏明，有为贼人开脱之嫌；知而不言，又恐违背了陛下好生之德。因此奏折写了又毁，毁了又写，竟不知所云。[13]

当时还是太后的武则天批准了狄仁杰的请求。两千条性命从刽子手的屠刀下被救了下来，他们的救命恩人却因为得罪权贵而被贬官。他们当然都没想到，武则天牢牢记住了狄仁杰的名字，并在称帝一年后就把他调到了自己身边。

见面那天，女皇对狄仁杰说：朕清楚你在地方上很做了些好事，但也有人说你的坏话，想知道名字吗？

不想知道。狄仁杰回答。如果陛下认为臣有过错，臣应该改正；如果陛下知臣无过，臣倍感荣幸，何必还要知道那些人的名字？不知道，反倒还能正常相处。[14]

这样的人，会谋反吗？

何况此案疑点甚多，最可疑的就是谢死表。如果真有这样一份文书，来俊臣在被质疑时就应该拿出来。反过来的推理就是：如果女皇不派人去，还会不会有谢死表？

狄仁杰的供词也有问题。他的原话是：大周革命，万物唯新；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15]

显然，这里没有任何事实，只有一个空洞的罪名，以及一个似是而非的认罪理由：武周取代李唐是一场革命。革命就是新陈代谢，就要吐故纳新，原来属于大唐的旧人也就该被淘汰，甚至心甘情愿去死。所以，反是实。

岂有此理！按照这个逻辑，所有的唐朝旧臣便都可以视为反贼了。这叫什么自认有罪？分明是话里有话。

再看狱中表现。狄仁杰认罪后，另一个酷吏王德寿找他谈话。王德寿说：大人免死无疑，下官却功劳不够。能不能请狄公再把某某某也牵连进来，也好让鄙人升一两级？

狄仁杰问：为什么是某某某呢？

王德寿说：因为他曾经是大人的下属呀！

狄仁杰断然拒绝。他悲愤满腔地用头去撞柱子，血流满面说：皇天后土啊！为什么要仁杰做这种缺德事！[16]

没有证据显示，武则天是否了解这些情况，又是否进行了以上推理。但可以肯定，她已经起了疑心，不再相信来俊臣他们那一套，并决定亲自过问此案。

案犯齐刷刷地跪在了女皇面前。

女皇问：狄仁杰，如果你没谋反，为什么要认账？

狄仁杰答：臣不认账，早就死在皮鞭下了。

女皇又问：那为什么还要写谢死表？

狄仁杰答：没有写过。

女皇下令核对笔迹，马上查出谢死表是伪造的。

至此，本案已真相大白。但，帝国是不能认错的，也从来就没有过错误。因此，所有案犯仍然要受处分，狄仁杰也被贬为彭泽县令。武承嗣和来俊臣还想杀狄仁杰，被武则天坚定地予以拒绝。来俊臣退而求其次，又要求杀掉涉案人员中的一个，结果也被正派法官徐有功据理驳回。

武承嗣和来俊臣的阴谋终于没能得逞。

死里逃生的狄仁杰再次成为地方官，这无非更加丰富了他的阅历。更何况，由于到地狱走了一遭，狄仁杰已经炼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因此，当他重返朝堂，并得到陛下的信任和重用后，释放的能量和表现的智慧已是无人能及。

女皇的帝国，将是另一番天地。

[8]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久视元年九月条。

[9]狄仁杰被诬谋反一案，两《唐书》之狄仁杰传和来俊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长寿元年一月条均有记载，但诸书所述有出入，本书取其合理者采信之。

[10]这个专门用来制造冤假错案的特务机关设在丽景门，酷吏王弘义谐其音称为“例竟门”。事见两《唐书》之酷吏传。

[11]来俊臣的回答，《资治通鉴》与两《唐书》诸传说法正好相反，本书兼采之。

[12]以上情节以《旧唐书·来俊臣传》所述最为详实，今从之。

[13]事见两《唐书》之狄仁杰传，但两传所记牵连人数不一，今取新传。又，唐代官制，州司马上州从五品下，中州正六品上，下州从六品下。

[14]见两《唐书》之狄仁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二年九月条。

[15]这一供词，《旧唐书·狄仁杰传》与《资治通鉴》大体相同，《新唐书·狄仁杰传》不同，今从《旧唐书》。

[16]此事两《唐书》之狄仁杰传和《资治通鉴》均有记载，而《旧唐书》所述最详，今从《旧唐书》。

重来未必要卷土

回到神都的狄仁杰，发现朝廷已今非昔比。

狄仁杰清楚地记得，上一次他担任国务委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是在天授二年（691）的九月三十日。那时的洛阳城真可谓山雨已来。就在前一天，傅游艺在狱中自尽；十二天之后，又有一大批反对武承嗣的高级官员被杀，紧接着是拥立武承嗣的王庆之被李昭德打死。难怪四个月后，自己就被诬陷下狱。来得不是时候，风口浪尖啊！[17]

这次重新拜相，却正是时候。四年十个月前，皇嗣李旦被诬谋反案平息；两年半以前，假和尚薛怀义被杀；十个月以前，来俊臣和武懿宗制造了最后的冤案；五个月前，来俊臣和李昭德这两个死对头同时被杀。一片空白呀！

狄仁杰可以有所作为。

◎狄仁杰与有关事件年表

年份

年号

月份

事件

690

天授元年

九月

武则天称帝

691

天授二年

一月

始杀酷吏，丘神勣等人死

九月

傅游艺被杀

狄仁杰拜相

十月

大批反武派大臣被杀

李昭德杀王庆之，阻立武承嗣

692

天授三年

一月

狄仁杰被诬谋反

693

长寿二年

一月

皇嗣李旦被诬谋反

695

证圣元年

二月

杀薛怀义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来俊臣与武懿宗等人制造大冤案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成为女皇男宠

六月

李昭德与来俊臣同时被杀

闰十月

狄仁杰重新担任宰相

698

圣历元年

三月

李显被秘密接回神都

八月

武承嗣卒

九月

李旦逊位，李显立为太子

699

圣历二年

七月

李武两家子弟盟誓

久视元年

正月

吉顼被贬出京

700

久视元年

九月

狄仁杰卒，享年七十一岁

其实只要看看上面的年表，就不难发现狄仁杰真正位居中央要职，影响武周政局，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帮武则天确定了皇太子。这绝不仅仅只是谁来接班的问题。不是的。应该说，正是通过这一问题的解决，狄仁杰使自己和武则天都成为了政治家。

那么，他又是怎样做到的？

似乎也并无高明之处，只不过一有机会就说：姑侄与母子哪个更亲？天底下有侄儿给姑姑立庙的吗？等等。这些话不过重弹李昭德的老调，并无新意。问题是李昭德没有真正成功，反倒落得身首异处。狄仁杰却不但完成了李昭德未竟之事业，还被尊为国老。这又是为什么呢？

时也，势也，运也，法也。

李昭德建言时，武则天称帝刚刚一年。新官上任尚且三把火，何况新皇帝？这个时候，跟她讨论谁来接班，只能让她反感。王庆之被杀，这是原因之一。好在李昭德只是反对立武承嗣，并没提出要立谁，否则当时就性命不保。

狄仁杰重返神都时，情况就不同了。首先，女皇已经七十三岁，称帝也已经七年，应该安排后事。其次，对李旦的诬陷失败，证明李唐皇室威望犹存。相反，武承嗣的飞扬跋扈和武懿宗的滥杀无辜，都让武氏家族人心尽失。甚至就连突厥也来凑热闹，扬言只认李唐不认武周。[18]

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小看，那就是张氏兄弟。

张氏兄弟成为男宠与狄仁杰再次拜相是在同一年，月份要早一些，底气却明显不足，因此曾经向吉顼和狄仁杰讨教长久之计。两位宰相的意见一致，那就是建议他们利用亲近女皇的有利条件，积极参与建储大业。吉顼明确指出，以色事人不能久，做一件功在千秋的事才是正当。[19]

兄弟俩倒也乖巧，一点就通，温柔地吹起枕边风。

女皇当然猜得出是谁在背后出谋划策，干脆将吉顼召来询问。吉顼给出的建议，是在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当中任选一人。他说：两位皇子都是陛下亲生，先帝所托，也都是天下臣民人心所向。至于选谁，全由陛下圣裁。[20]

武则天点了点头。

因此后来有人认为，李唐复辟，吉顼是首谋。[21]

就算是吧，就算。

不过吉顼的结局，也只比李昭德稍好一点：从宰相贬为县尉。直接原因是他在朝堂上盛气凌人地欺负武懿宗，根本原因却恐怕是武则天看穿了他的政客面目。当年，为了讨好武承嗣，你不是连妹妹都送上门了吗？不是跟武懿宗和来俊臣联手制造了三十六家灭族的大冤案吗？现在拥护李唐的呼声高涨，你就这副嘴脸？告诉你，朕还没死！

吉顼只好客死他乡。[22]

狄仁杰却在重入朝堂之后不久，很快就与武则天进入了蜜月期。这恐怕首先得益于武则天政治上的开明，狄仁杰政治上的聪明。武则天深知，夺权无妨靠小人，靠酷吏。治理好国家，安排好后事，却只能靠刚正贤良之臣。同样，狄仁杰也明白，真正能推翻武周、复辟李唐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武周皇帝自己。这样的人能反对吗？不能。

何况武则天这皇帝当得也不差。尽管作为当局者，狄仁杰不可能意识到，武则天活跃于政坛的半个世纪，正是从治世（贞观）通往盛世（开元）的桥梁。但作为宰相，他至少清楚：帝国的版图在扩张，人口在增长，人才的辈出也由于女皇对科举的高度重视，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23]

这样的皇帝，又为什么要反对呢？

更为难得的是，女皇陛下虽然年事已高，而且实际执政时间很长，却没有同类实权人物的晚年病，比如暴戾狂躁或者荒淫倦政。相反，她的头脑之清醒，思维之敏捷，精力之充沛，判断之准确，都丝毫不减当年。这真是个奇迹。[24]

因此，不要说奴才和蠢才，就连一般人才恐怕也都不能入她法眼。女皇要的宰相，必须既是帮手又是对手。狄仁杰就是这样的人。他冷静耐心，机警权变，足智多谋，却又诚实友善，刚正不阿。也就是说，他们两人的智商和情商处于同一水平和层次，政治态度和处世理念又刚好相反。

武则天当然清楚这一点。实际上狄仁杰在供词中已经表明立场：唐朝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只不过，狄仁杰是反周不反武。不反武则天，这就是共识。把武周皇帝的最后岁月经营好，也是共识。有此共识，相互欣赏的两个人就可以求同存异，积极配合，共同实现各自的理想。

酒逢知己又棋逢对手，这才真是“天作之合”。

实事求是，推进共识，也才是成功之道。

聪明的狄仁杰甚至很好地利用了既是老乡又是同龄人的优势，将建储大计变得就像夕阳下两位老人拉家常。对于狄仁杰的这种絮絮叨叨，女皇居然百听不厌，只不过偶尔也会撒娇使横，打断他说：朕的家务，你不要管！[25]

狄仁杰答：王者以天下为家。四海之内，家即是国。[26]

武则天不回答。但是有一天，她表演了魔术。

她说：狄公请回头，看看谁来了。

狄仁杰回头，看见了站在身后的庐陵王李显。

武则天说：朕把储君还给你。

狄仁杰拜倒在地，半天都扶不起来。

从内心挣扎中解脱出来的女皇，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抚摸着狄仁杰的背，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说：你不是朕的臣子，你是大唐的社稷之臣。[27]

狄仁杰如释重负。

实际上，庐陵王李显是在狄仁杰拜相的五个月后，被武则天以治病为名秘密接回洛阳的。这就雄辩地证明了，真正解决储君问题的恰恰是女皇本人。她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并不容易，其中奥秘和深层原因要到以后才能揭晓。

后面的事情就变得十分简单。夺嫡无望的武承嗣很快抑郁而死，聪明识趣的李旦立即恳请逊位，藏在宫中的李显被立为太子，并由李哲复名为李显，后来又改名武显。

对此，狄仁杰并无异议。

立储问题解决后，从上到下都松了一口气，女皇陛下的统治风格也开始变得温柔。这让她越来越像政治家。其实政治家的要旨不在温柔也不在霸道，而是能够在霸道和温柔之间自由转换，该霸道时霸道，该温柔时温柔。武则天当然有这种能力。但没有狄仁杰，她开发不出来。

七十四岁的武则天和六十九岁的狄仁杰，还有两年的合作时间，他们的关系也更像相互搀扶的老伴。靠着狄仁杰润物细无声般的规劝和调教，武则天慢慢变成了从善如流的开明君主。大约也就在这时，狄仁杰被称为国老。

[1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天授二年九月及十月条。

[18]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圣历元年八月条。

[19]张氏兄弟向吉顼讨教事，见两《唐书》之吉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圣历元年二月条，记录颇为详实。向狄仁杰讨教事，见《新唐书·狄仁杰传》，但《资治通鉴》不予采信。

[20]见两《唐书》之吉顼传，其说与《资治通鉴》不同。

[21]见《旧唐书·吉顼传》所引睿宗语。雷家骥《武则天传》也持此论。

[22]以上见两《唐书》之吉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久视元年正月条。

[23]请参看胡戟《武则天本传》。

[24]从麟德元年（664）与高宗皇帝并称二圣同时临朝，到神功元年（697）再次起用狄仁杰，武则天实际执政三十三年，本人则高龄七十三岁。之前可以相提并论的只有汉武帝。

[25]两《唐书》之狄仁杰传都发现和指出了狄仁杰与李昭德等人的不同，那就是“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又，狄仁杰籍贯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武则天籍贯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两人是并州老乡。狄仁杰生于公元630年，武则天生于公元625年，是同龄人。

[2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圣历元年二月条。

[27]关于本段史实，正史和野史众说纷纭，尤以《狄梁公传》所记富有戏剧性，以至于《资治通鉴》简略到只有一句话，并在《考异》中长篇大论予以辨证。本书兼采诸传，而以逻辑与常情常理综述之。

狄仁杰不仅为武周重臣，在朝野举足轻重，后世更成为一代名相。宋范仲淹为其撰写的《唐狄梁公碑》也成为历代热门碑文，书家如黄庭坚、赵孟等都曾书此碑，这里选录的是赵孟作品。该碑文极言狄仁杰的丰功伟绩，反映了历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向往。

女皇谢幕

八月的洛阳秋高气爽，女皇和国老心情很好。

两位老人闲庭信步，武则天却看似不经意地问起了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宰相娄师德。这是一个脾气好得被李昭德骂作乡巴佬都不生气的人，狄仁杰不大看得起他。

看不起也并非没有原因。据说，娄师德的弟弟曾经向哥哥请教为官之道，得到的建议竟然是“唾面自干”。他的解释是：别人把口水吐到你脸上，你不生气，自己去擦，就算有涵养吗？不，这只会更加惹怒对方。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擦都不擦，让风吹干。风，总是会把什么都吹干的。[28]

如此没有骨头的人也值得尊敬？狄仁杰不认为。所以当女皇问他娄师德算不算贤人时，他的回答是不知道。

武则天微微一笑。

又问：那么，他有没有识别人才的鉴赏力呢？

狄仁杰答：臣也没有发现。

女皇却说：朕知道国老，正是娄师德的推荐。

狄仁杰这才知道天外有天。[29]

女皇却要求狄仁杰推荐人才。的确，之前连续不断的宫廷斗争留下了大量空白急需填补，能够担任宰相的更是凤毛麟角。于是她说：国老，朕需要一条好汉，有吗？

狄仁杰问：陛下用来做什么？

武则天答：出将入相。

狄仁杰说：那就只有张柬之。这个人虽然年纪大，却是真正的宰相之材。而且长期不被重用，一定感恩效力。

武则天点点头。过了几天，又向狄仁杰要人。

狄仁杰说：臣已经推荐了张柬之。

武则天说：朕已经让他当洛州司马了。

狄仁杰说：臣推荐的职位是宰相。[30]

结果，张柬之终于拜相，只不过是在狄仁杰去世整整四年之后。因此，狄仁杰的本意并非要埋下地雷，尽管后来发动政变逼女皇逊位的主谋，确实是年过八十的张柬之。[31]

惹出是非的却是张易之、张昌宗兄弟。看完下页的年表就会明白，在武承嗣和狄仁杰等人相继退场后，这两个陪女皇陛下寻欢作乐的小伙伴，已经变成帝国的风暴中心。

◎张氏兄弟与有关事件年表

年份

年号

月份

事件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张氏兄弟成为女皇男宠

闰十月

狄仁杰重新担任宰相

698

圣历元年

二月

吉顼劝张氏兄弟参与建储之事

三月

李显被秘密接回神都

八月

武承嗣卒

九月

李旦逊位，李显立为太子

699

圣历二年

七月

李武两家子弟盟誓

久视元年

正月

吉顼被贬出京

700

久视元年

九月

狄仁杰卒

701

大足元年

九月

李显子女因得罪张氏兄弟被杀

702

长安二年

八月

李显及弟妹请封张昌宗为王

703

长安三年

九月

张氏兄弟制造魏元忠谋反案

704

长安四年

七月

张氏兄弟腐败案发，被赦免

九月

张柬之拜相

十二月

张氏兄弟再次成为被告并被包庇

705

神龙元年

正月

张柬之等人发动兵变，杀张氏兄弟，李显即大周皇帝位

二月

李显宣布恢复大唐国号

十一月

武则天卒[32]

很难界定围绕张氏兄弟的一系列事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斗争。但可以肯定，他俩的权势之大和民愤之大，都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邵王李重润、永泰郡主李仙蕙和她的丈夫魏王武延基只不过私下议论了一下，居然就死于非命。至于是女皇下令杖杀，还是他们的家长缢杀，不详。[33]

现在只知道，此事发生在狄仁杰去世后整整一年。

这件事在当时应该震惊朝野。因为李重润和李仙蕙是太子李显的嫡长子和嫡女，女皇的嫡孙和嫡孙女，武延基则是魏王武承嗣的继承人。身为金枝玉叶，又是李唐和武周两个皇族的嫡传，却死得不明不白，怎不让人惊诧！

朝廷却没有发布官方消息，正史也讳莫如深，反倒是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在一年以后联名上书，奏请册封张昌宗为王。这就不是什么来俊臣可以比的了，“后狄仁杰时代”的女皇也变得让人恐惧和不可捉摸。老太太难道要把皇位传给那两个小白脸吗？这种想法简直让人发疯。

统一战线迅速形成。

作为坚强后盾的是李唐和武周两个皇族。女皇将李显改名为武显以后，又安排他们在明堂盟誓，把两家人变成了一家子。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当然要携起手来。只不过他们不便出面，冲在前面的是朝廷大臣，包括从周兴刀下被救出的魏元忠，也包括后来成为名相的宋璟（读如景）。

发起的攻击则有三波，结果却是失败。最后一次，宋璟甚至差一点就定了张昌宗的死罪，却被武则天救回。更为严重的是，此时女皇生病，文武百官一律不见，身边只有张氏兄弟负责一切事务，谁知道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箭在弦上，只好逼宫。

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张柬之等率左右羽林军将士五百多人从玄武门入宫，不由分说先一刀砍下张氏兄弟美如莲花的脑袋，然后提着人头去见女皇。

女皇惊起。问：叛乱者是谁？

答：张易之和张昌宗，现已奉太子之命斩杀。

女皇这才发现，这伙人身后哆哆嗦嗦地站着她那宝贝儿子李显。于是用鄙夷的口气说：你？回东宫去吧！

政变者之一却说：太子还回得去吗？

女皇转身问另一个：你是朕一手提拔，为什么来？

答：正是为了回报陛下的大恩大德。[34]

女皇不再说话。两天后，当了十四年四个月皇帝的她下诏传位给太子李显。李显即大周皇帝位，称母亲为“则天大圣皇帝”。二月四日，新皇帝宣布恢复大唐国号。

这就必须对历史有一个交代，武则天的深谋远虑也显现出来。实际上，当年她在建储问题上犹豫不决，恐怕就是纠结于一个别人想不到的问题——对武周革命的评价。评价当然只能由后人给出，因此谁是后人便成了关键。武承嗣或武三思固然不会诽谤本朝，守不守得住江山却大可怀疑。一旦失守，武周立马就会变成伪政权，这个风险可冒不起。

相反，如果将皇位交还给李显或李旦，革命虽然无异于失败，自己和武周却不会被看成王莽和他的新朝。亲儿子总不好意思把母亲骂作逆贼，更何况皇位还是从武周皇帝那里接过来的。武周是伪政权，他们岂非也是伪皇帝？

两害相权取其轻，武则天选择了退一步海阔天空。

李显没有让母亲失望，张柬之他们也没有。官方发布的正式文告把责任推到了徐敬业和程务挺身上，认定女皇称帝是临危受命，此刻逊位则是开启未来。也就是说，武周的革命和李唐的复辟都是奉天承运，也都合理合法。[35]

女皇放心了。尽管由于政治和男人都玩不成，她迅速地衰老下来，却还是活了不短的时间，并接受新皇帝十天一次的探望。直到这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逊位的则天大圣皇帝才在豪华体面的软禁中孤独地死去，享年八十一岁。[36]

武则天的陵墓前树立着一尊无字碑。碑身由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刻着螭（读如痴，一种蛟龙类神物）和龙，却没有字。也许，女皇帝的一生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也许，她有意在身后留下一片空白，任由褒贬，随人评说。当然，也许她根本就不在乎别人说些什么。

风，确实是会把很多东西吹干的，包括鲜血。

不过，临终前她还是留下了遗言，赦免王皇后和萧淑妃等情敌、褚遂良和韩瑗等政敌，自己去帝号，称皇后，葬于乾陵，回到丈夫高宗身边，仍然去做李家的媳妇。[37]

半个多世纪以前，守着青灯古佛的小尼姑武媚娘曾在感业寺给热恋中的李治写过一首情诗：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38]

以后那漫长的岁月，不知有多少人拜倒或败倒在她这石榴裙下。直到她换上帝王的衮冕，也依然魅力无穷，让人敬畏，让人臣服，让人痴迷。事实上，正是这位女皇帝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层次和色彩，让男性中心的世界不那么单调和乏味，也让后人在解读历史时多了一个选择和视角。

现在，她又要换上石榴裙了，因为她无法对抗强大的文化传统。这个一生要强的女子不得不离开男人的世界，回到女人的天地。武则天终究未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但，这并不是她的错。

[28]以上见《新唐书·娄师德传》。

[29]见两《唐书》之娄师德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圣历二年八月条。

[30]以上见《旧唐书·狄仁杰传》，《新唐书·张柬之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七久视元年九月条。

[31]张柬之拜相一事，《资治通鉴》系于长安三年九月条，推荐人是外出将兵的宰相姚崇（姚元之）。有野史认为狄仁杰当年推荐张柬之是后来政变的预谋，此说已被司马光驳回，见前引《资治通鉴》卷二百七久视元年九月条之《考异》。

[32]武则天在久视元年（700）修改历法，仍以每年一月为正月，所以神龙元年（705）正月是一月，与十一月同在一年。

[33]三人之死在大足元年（701）九月，死因不明，诸正史其说不一，详请参看雷家骥《武则天传》。

[34]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三年至神龙元年。

[35]见《大唐诏令集·中宗即位敕》。

[36]关于武则天的享年，《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和《唐会要》称八十一岁，《资治通鉴》称八十二岁，《旧唐书·则天皇后纪》称八十三岁。今从雷家骥《武则天传》之考证，定为八十一岁。本书涉及的相关年龄，均以此为据。

[37]见《旧唐书·则天皇后纪》。长孙无忌的官爵已于上元元年（674）诏复，并听陪昭陵，故不在名单中。

[38]见《全唐诗·则天皇后》。

又见女人

武则天谢幕之后，其他女人开始折腾。

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大唐的女人可不是只会绣花。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昭公主甚至有自己组建的武装力量，精兵上万，号称“娘子军”。所以她死后，送葬的是战斗队，伴奏的是军乐团，一路威风凛凛，戟举旗扬，马嘶角鸣。[39]

呵呵，这是什么阵仗！

当然是游牧民族的气派，混血王朝的排场，甚至鲜卑女子才有的英姿飒爽。因此，只有大唐这样的时代，才会演出武周那样的故事，产生武后那样的人物。别忘了，唐代上流社会的女人，可是穿回鹘衣，化吐蕃妆，说突厥语，骑西域马，打波罗球（polo），甚至女扮男装的。

她们的男人怕老婆，也不足为奇。

波罗球又称马球，是唐代流行于贵族阶层的运动，一时风行，女子打马球也不少见。这里描绘的是一组唐代波罗球比赛陶俑，马上均为女子，英姿飒爽。原俑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

实际上，正如平阳昭公主的军中，有号称“名贼”的亡命徒；太宗皇帝的手下，也有堪称“名怕”的大将军。由于此人功勋卓著，太宗皇帝赐给他两名绝色女子，此人却死活不敢接受。皇帝只好请来他的太太，倒了一杯液体，然后给她两个选择：要么不再吃醋，要么喝下毒酒。

那女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身经百战的太宗目瞪口呆：这女人也太可怕了。[40]

比较而言，武则天倒算温柔。

她的儿子李显却比父亲李治更怕老婆。高宗皇帝至少能做一半的主，真有大事也是他拍板。中宗的天下却一半是老婆的，一半是女儿的。老婆韦皇后固然干预朝政，安乐公主李裹儿也常常草拟了诏书，拿过来就让父皇签字。难怪当年武则天要废了中宗，她早就看出这人扶不起来。[41]

两个女人却野心勃勃。韦皇后想学婆婆当女皇帝，安乐公主则异想天开要做皇太女。她说法是：阿武（武则天）连天子都能当，我不过当个天子女，怎么就不行？[42]

这就已经够麻烦了，不幸的是她们还有一个帮手，那就是上官婉儿。婉儿的祖父就是当年为高宗起草诏书，差一点废了皇后武则天的宰相上官仪。上官仪被杀，还在襁褓中的婉儿也随母亲罚没为奴，在宫中长大。但，当她十四岁那年被带到武则天面前时，女皇陛下竟是眼前一亮。

从此，上官婉儿成为武则天的得力助手，中宗即位之后又被册封为昭容。这个女人却把自己和韦皇后都变成了武三思的情妇。再加本是武家媳妇的安乐公主，便形成了“韦武联盟”。只有戴绿帽子的中宗蒙在鼓里，还乐呵呵地在他们聚赌时忙出忙进帮着看筹码，不像皇帝倒像宦官。[43]

三个女人一台戏，可惜演出的是悲剧。

悲剧包括政变和谋杀。政变是被“韦武联盟”逼上绝路的太子发动的，结果是武三思先被太子杀掉，太子又被手下人所杀。当时中央政府已经还都长安，太子带兵从肃章门斩关而入，要求交出上官婉儿。婉儿一声冷笑：好主意！先抓婉儿，再抓皇后，最后轮到皇帝，是不是？

中宗被她激励，倒是变得像个爷们。他走上城楼对兵变者说：你们都是朕的心腹，为什么要谋反？缴枪不杀，反戈有赏。结果太子阵脚大乱，政变集团顷刻瓦解。[44]

太子失败，三个女人更加嚣张。其他有头有脸的七大姑八大姨也纷纷见不贤而思齐，在私人会所里买官卖官，形成了以韦皇后为核心的“贵妇特权团伙”。不过这帮人做生意倒也童叟无欺。只要肯出三十万，就能弄个一官半职。

这样的官员，当然既不可能由中书省提名，更不可能经门下省审核，就连中宗皇帝也不好意思用朱笔书敕，照常规封发，只好“斜封墨敕”，请有关部门将就着承认。[45]

如此大唐，比得上武周吗？

韦皇后本人却在上官婉儿的导演下，亦步亦趋地走“武后道路”。武则天发明了天皇和天后，她们就山寨为应天神龙皇帝和顺天翊圣皇后，中宗倒也欣然从命。[46]

“贵妇特权团伙”的出现是唐代社会普遍现象的一个极致表征，女性（尤其是贵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参与达到了令人瞩目的程度。如这张敦煌壁画描绘的“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心供养”，塑造了雍容虔诚的女性供养人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女仆群像中可见着男袍者，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流行风貌。图据敦煌莫高窟130窟壁画。

不过中宗虽然糊涂，却还有底线。太子政变失败，韦皇后的党羽要求大开杀戒，他不批；要求杀周兴都没能杀了的魏元忠，他也不肯。这样看，他又并不糊涂。[47]

结果，昏庸却不失善良的中宗突然就死了。

死因据说是谋杀，嫌犯则很可能有四个：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以及皇后的两位情夫。前两人应该是主犯，后两个是胁从。这两位官员一个擅长烹饪，一个精通医术，完全可能提供技术支持。毕竟，皇帝是吃了馅饼才龙驭上宾的。

这一回，恐怕真是“吃错了东西”。[48]

总之，李显是死了。这只昏头昏脑的大尾巴羊，一生栽在最亲密的四个女人身上：亲娘武则天，爱妻韦皇后，娇女李裹儿，再加小老婆兼助理上官昭容。

那么，大唐就没爷们了吗？

当然有，李旦的第三个儿子李隆基就是。

李隆基再现了太宗皇帝的风采。景云元年（710）六月二十日夜，繁星似雪，临淄王李隆基的政变部队神兵天降般地出现在宫中。作为首都警卫军团，他们被告知：韦皇后一伙毒死先帝，危害社稷，罪恶滔天，人神共愤，务必在今夜予以全歼。早就对韦氏集团恨之入骨的将士们一呼百应，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人也都在黎明前全部被杀。

此刻，距离中宗暴毙不到二十天。

这一年，李隆基二十六岁。

后面的事情似乎顺理成章。李旦成为新皇帝，隆基则成为皇太子，并在两年后接过了父皇让出的帝位。可惜事情并没那么简单，因为他还要面对一个更难对付的女人。

这个人就是李隆基的亲姑姑太平公主。

说起来大唐的公主也真不省油，以至于《新唐书》不得不开设专栏，为这些小姑奶奶和老姑奶奶们树碑立传。太平就更是“公主中的公主”。作为高宗和武后的小女儿，她的政治地位仅次于小哥哥相王李旦，则天时代的政治斗争中常常可见她的身影，中宗即位后又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既然封号是镇国，当然不会只在府中听着音乐安享晚年。

实际上在兵变第四天，太平公主就以她特殊的身份召开御前会议，要废黜韦皇后所立的中宗之子李重茂。太平公主开口便说：皇帝要让位给叔叔，大家看怎么样？

李隆基的一个亲信立即跪下来：天下归心。

很好！太平公主点点头，然后一把将十六岁的小皇帝从御座上拎起来。她说：好孩子，这座位不是你的了。[49]

◎太平公主与李隆基有关事件一览表

年份

年号

月日

事件

697

神功元年

年初

太平公主向女皇推荐张昌宗

699

圣历二年

七月

太平公主参与李武盟誓

702

长安二年

八月

太平公主与二兄请封张昌宗

705

神龙元年

正月二十二日

太平公主支持张柬之兵变

正月二十五日

太平公主加号镇国

710

景云元年

六月二日

中宗李显驾崩

六月七日

皇太子李重茂即位

六月二十日

李隆基兵变

六月二十四日

太平公主逼李重茂逊位

六月二十七日

册封李隆基为太子

711

景云二年

正月

太平公主公开提出废黜太子

二月二日

皇太子李隆基监国

712

景云三年

八月三日

李隆基即位，李旦为太上皇

八月七日

改元先天

713

先天二年

七月三日

李隆基粉碎太平公主集团

七月四日

太上皇全面交权

七月六日

太平公主赐死于家

十二月一日

改元开元

716

开元四年

六月十九日

太上皇李旦驾崩

呵呵，如此跋扈，还不是姑奶奶？

现在轮到睿宗皇帝成为夹心饼干。一边是不让须眉的太平公主，一边是年轻有为的太子隆基，可怜的哥哥和爸爸只好走平衡木。每次处理政务，他都要先问一遍：向太平请示了吗？跟三郎讨论过吗？这皇帝当得真累，平衡木也慢慢变成走钢丝。于是睿宗决定退居二线，让隆基去做天子。[50]

没有了缓冲地带，公主和新皇帝便只能正面交锋。更麻烦的是，他们的理念并不相同。隆基要复兴贞观路线，太平却留恋则天时代。明争暗斗的结果，是势不两立终于演变为你死我活。回旋余地没了，流血已是不可避免。

先天二年（713）七月，李隆基得到线人举报，太平公主将在四日发动政变。年轻的皇帝当机立断，抢先一步在三日那天将公主的党羽一网打尽。成为孤家寡人的公主殿下逃入山寺又回家自尽，不再纠结的睿宗也彻底交权。[51]

直到这时，大唐才真正有了新皇帝。他叫唐玄宗，也叫唐明皇。新时代开始了，它叫开元盛世。当然，潜伏已久的危机也会到来，它叫安史之乱。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安史之乱》

[39]见《新唐书·诸帝公主传》。

[40]见《朝野佥载》，《太平广记》之《任瓌》和《妒妇》。

[41]见《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新唐书·诸帝公主传》。安乐公主是唐中宗和韦皇后的小女儿，出生在中宗被废之后迁往房陵的路上。当时李显脱下衣服做她的襁褓，所以名叫裹儿。

[42]见《新唐书·诸帝公主传》。

[43]见《旧唐书·上官昭容传》，《新唐书·韦皇后传》所附上官昭容传。婉儿参与武则天政务的时间，《旧唐书》称在圣历（698）后，《新唐书》称在万岁通天（696）以后。

[44]见两《唐书》之节愍太子重俊传、上官昭容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景龙元年七月条。

[45]见两《唐书》之韦皇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九景龙二年七月条。

[46]上官婉儿劝韦皇后效法武则天事见《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加尊号事见《新唐书·中宗纪》，《资治通鉴》卷二百八景龙元年八月条。

[4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八景龙元年七月条和九月条。

[48]关于中宗李显之死，《新唐书·中宗纪》只说皇帝崩，却又在前文加了一句：皇后及安乐公主、散骑常侍马秦客反，显然是暗示韦皇后与中宗之死的关系。但同书韦皇后传则明确说“帝遇弑”。《旧唐书·中宗纪》的说法是：帝遇毒，崩于神龙殿。前文则是：时安乐公主志欲皇后临朝称制，而求为皇太女，自是与后合谋进鸩。《资治通鉴》卷二百九景云元年五月条说得更明白：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其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烹饪技术，而得以进宫，成为韦皇后的情夫，又害怕被中宗发现；安乐公主则希望母后临朝，自己做皇太女。因此四人合谋在馅饼里放毒药。

[49]见《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九景云元年六月条。

[50]睿宗兼顾太平公主和太子，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九景云元年六月条。但据《旧唐书·睿宗纪》，睿宗让位后，仍然掌握大权，自称朕，新皇帝只能自称予，也只能处分三品以下官员。所以李旦不是李渊那样的太上皇，无妨称之为皇上皇。

[51]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七月条，《唐大诏令集》卷三十《睿宗命明皇总军国刑政诏》。太平公主的下场比韦皇后等人好一些。她被赐自尽，保住了公主名号，见《新唐书·诸帝公主传》。韦皇后则被追贬为庶人，安乐公主更被追贬为悖逆庶人，见《旧唐书·中宗韦庶人传》。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617年（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武则天之父武士彟追随李渊在太原起兵。

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李渊称帝，大唐建国，武士彟名列二等功臣十四人之一。

620年（武德三年），武士彟升任工部尚书，正三品。

622年（武德五年），伊斯兰教教历元年。

625年（武德八年），武则天出生。

630年（唐太宗贞观四年），穆罕默德率军攻陷麦加。

631年（贞观五年），玄奘法师抵达印度。

632年（贞观六年），穆罕默德归真。

638年（贞观十二年），武则天被召入宫，赐号武媚，年十四岁。阿拉伯人占领耶路撒冷。

643年（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徵卒。四月，皇太子李承乾被废，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时年十六岁。

649年（贞观二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李世民卒，享年五十二岁。六月一日，唐高宗李治继位，时年二十二岁。八月前后，武媚娘入感业寺为尼，时年二十五岁。

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八月至十月间，武媚娘入宫，为昭仪，正二品。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

652年（永徽三年）七月，李忠立为太子，李弘出生。十一月，高阳公主、房遗爱等谋反一案事发，吴王李恪因长孙无忌诬陷被赐自杀。

653年（永徽四年）二月，李绩拜为司空。

654年（永徽五年）十二月，李贤出生。

655年（永徽六年）十月十二日，王皇后、萧淑妃被废。十八日，武昭仪立为皇后。十一月一日，册封皇后大典。

656年（显庆元年）正月，皇太子李忠被降为梁王。十一月五日，李显出生。

657年（显庆二年）三月，李义府任中书令；八月，许敬宗任侍中。来济和韩瑗被贬。大唐灭亡西突厥。

658年（显庆三年），褚遂良在流放地去世。

659年（显庆四年）四月，长孙无忌被诬谋反；六月，诏令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七月，无忌被逼自尽。

660年（显庆五年）六月，唐高宗中风，武后开始参决朝政。新罗联合大唐灭百济。

661年（显庆六年），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建立。

662年（龙朔二年）六月一日，李旦出生。

663年（龙朔三年）四月，李义府被判处流放。

664年（麟德元年）三月，武则天已故长女被追封为安定公主。十二月，高宗废后失败，宰相上官仪被杀，废太子李忠被诬以谋反并被赐死。从此，高宗垂拱而治，武后垂帘听政，帝后同时临朝，时称“二圣”。

666年（乾封元年）正月，封禅泰山，武后亚献。八月，武后毒杀魏国夫人，而嫁祸于武惟良和武怀运。

668年（乾封三年，总章元年）九月，李绩率军攻陷平壤，唐灭高句丽，于平壤设安东都护府以统之。

670年（咸亨元年），吐蕃攻陷大唐西域十八州。

671年（咸亨二年）六月，杀贺兰敏之。

674年（咸亨五年），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

675年（上元二年）四月，皇太子李弘卒，享年二十四岁。李贤继位为太子，时年二十三岁。

679年（调露元年），置安南都护府于宋平（越南河内）。

680年（调露二年，永隆元年）八月，太子李贤被废为庶人，李显（李哲）为太子。

683年（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唐高宗卒，享年五十六岁。十二月十一日，李显继位，时年二十八岁。

684年（光宅元年）二月六日，李显被废。李旦继位，时年二十二岁。李贤被杀。武太后临朝称制，改革朝政。徐敬业反。裴炎、程务挺被杀。徐敬业败亡。

685年（垂拱元年），武则天以薛怀义为情夫。

686年（垂拱二年）三月，设铜匦，建立告密制度。

687年（垂拱三年），杀刘祎之、李孝逸等。

688年（垂拱四年）四月，杀郝象贤。五月，武则天加尊号“圣母神皇”。八月，李冲兵变失败，大批李唐宗室被杀。十二月，明堂落成，改名“万象神宫”。

689年（永昌元年）正月，大飨万象神宫。八月，徐敬真案发。十一月，始用周正，改元载初，自名武曌。

690年（载初元年）七月，薛怀义等人作《大云经》注疏，宣称圣母神皇是弥勒佛出世。九月，武则天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加尊号为“圣神皇帝”，时年六十六岁。

691年（天授二年）一月，杀酷吏丘神勣。二月，周兴死于流放途中，索元礼死于狱中。九月，傅游艺下狱自杀，狄仁杰拜相。十月，大批反武派大臣被杀。

692年（天授三年）一月，狄仁杰被诬谋反。四月，改元如意。九月，改元长寿。

693年（长寿二年）一月，皇嗣李旦被诬谋反。

695年（证圣元年），薛怀义被杀。

697年（神功元年），武则天七十三岁，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成为其内宠。六月，李昭德与酷吏来俊臣被杀。闰十月，狄仁杰重新担任宰相。

698年（圣历元年）三月，李显被秘密接回神都。八月，武承嗣卒。九月，李旦逊位，李显被立为太子。

699年（圣历二年）七月，李武两家子弟盟誓。

700年（久视元年）九月，狄仁杰卒。

705年（神龙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兵变；二十三日，武则天令太子监国；二十四日，下诏传位太子李显；二十五日，李显即大周皇帝位；二十六日，武则天被软禁于上阳宫；二十七日，李显为武则天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二月四日，李显宣布恢复大唐国号。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则天卒，享年八十一岁。

706年（神龙二年）十月，中央机关迁回长安。

707年（神龙三年）七月，太子李重俊兵变，杀武三思，自己也被杀。九月，改元景龙。

710年（景云元年）六月二日，中宗被杀。二十日，李隆基发动兵变，推翻韦皇后集团；二十四日，睿宗李旦即位。

712年（景云三年）八月，睿宗李旦自任太上皇，传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同月改元先天。

713年（先天二年）七月，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十二月，改元开元。唐玄宗时代开始。

目录

1. 扉页

2. 第一章 开元新政

1. 大阅兵

2. 姚崇拜相

3. 宋璟当国

4. 宇文融理财

5. 张说下台

3. 第二章 潜在危机

1. 张九龄碰壁

2. 李林甫擅权

3. 杨玉环专宠

4. 安禄山进京

5. 杨国忠惹事

4. 第三章 动乱始末

1. 渔阳鼙鼓

2. 潼关保卫战

3. 马嵬坡

4. 肃宗即位

5. 平叛之路

5. 第四章 走向沉沦

1. 宦官乱政

2. 藩镇割据

3. 朝臣内讧

4. 胡人添堵

5. 大唐灭亡

6. 第五章 唐诗精神

1. 盛唐气象

2. 多样与统一

3. 怛罗斯

4. 新的诗风

5. 知向谁边

7. 附录

1. 本卷大事年表

Landmarks

1. Table of Contents

2. Cover

3. Title Page

4. Copyright Page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6

安史之乱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史之乱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339-4553-4

Ⅰ. ①安… Ⅱ. ①易… Ⅲ. ①安史之乱－通俗读物 Ⅳ.①K242.20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4644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陈富余

特约编辑 贺彦军

装帧设计 Mirro

插画 方佳翮 徐婧儒 江雪

易中天中华史

安史之乱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31千字

印张 7.5

印数 1-5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5339-4553-4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开元新政

大阅兵

唐玄宗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是阅兵。

阅兵式庄严而隆重。二十万受阅部队在骊山脚下沿着河流摆开阵势，旌旗相连长达五十多里。他们的金戈和铁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的军容威武雄壮。二十九岁的皇帝甚至身着戎装擂起战鼓，亲自指挥了军队的进退出入。[1]

三军将士山呼万岁。

随后，玄宗发布了嘉奖令。陛下不无忧虑地指出，帝国的状况不容乐观，就像快要坠落的珠串。因此他希望，全体官兵能够同心同德，令行禁止，以忠贞不渝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实力，誓死捍卫大唐的江山社稷。[2]

很难说这些话是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玄宗正式接管政权之时，大唐立国已近百年。这对于经历了四个世纪分裂动荡的中华大地堪称幸运，何况太宗执政的二十三年还号称贞观之治，他本人也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之后半个世纪的高宗和武后时代，帝国仍然兴旺发达歌舞升平。尽管武则天称帝前后也曾乌云蔽日，但那黑暗是李唐皇室和部分官员的，不是人民群众的，甚至不是庶族地主阶级的。相反，由于武则天清除了关陇勋贵的势力，也由于她大力推行科举制度，贫寒之士反倒有了出头之日。唯其如此，帝国的大厦才不会因为她的血洗和屠戮而坍塌。

实际上武则天是大唐王朝的掘墓人，更是它的守陵人甚至建设者。正如诸位在《女皇武则天》中读到的，唐太宗在维护既得利益的长孙无忌等人撺掇下，选择了能力最弱的李治为接班人。在他看来，这样就能避免因祸起萧墙而导致帝国分裂，自己的政治路线和一世英名也能得以保全。

可惜英明的太宗皇帝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没有能力掘墓的人往往也守不住陵。他当然也想不到，李治不但将帝国拱手相让，而且还是让给了一个女人。

这才真是天大的玩笑。

幸运的是，这个女人偏偏具有治国的能力。在她与高宗共同执政和独立执政的四十多年间，武则天保证了帝国长期和持久的统一，并让它充满活力。就连改朝换代，较之以前的宋、齐、梁、陈、北周和隋，也是代价最小的。

更何况，她还把帝国交还给了李唐。

可惜，由于历史不能假设，我们无法设想没有武后的高宗政权是什么样，更无法设想李弘或李贤的王朝。因为没有武则天就没有李弘和李贤，哪怕李贤是私生子。但似乎可以肯定，她至少没有把国家弄得更糟，尽管鼓励告密、制造冤案和滥杀无辜对世道人心无疑有着破坏作用。[3]

那么，玄宗皇帝的危机感从何而来？

短暂而混乱的中宗和睿宗时期。

无字碑位于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是武则天所立。有说法认为，武则天立此碑，有功过是非让后人去评说的意思。

这是一段空洞无物和令人沮丧的岁月。当一群官员成功地将女皇武则天赶下台后，才突然发现她留下的空白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填补，自己反倒在她的有生之年被夺权，后来又被彻底消灭。女皇交出的政权，则落入一伙既无德又无能的人手中，包括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唐中宗的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以及女皇政敌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

如此奇怪的联盟，当然只会胡作非为。这就给了唐玄宗李隆基创造历史的机会，而他原本是与皇位无缘的。因为他的父亲李旦是武则天的第四个儿子，中宗李显的弟弟，他自己则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实在与九五之尊远隔重洋。这位王子后来能够成为大唐第六任皇帝，还是在位时间最长的，仅仅因为历史选择了他，他选择了政变。

当然，也要拜韦皇后的愚蠢所赐。

韦皇后的愚蠢在于太想当女皇帝，她的女儿安乐公主也太想当皇太女。她们甚至等不到中宗寿终正寝，就提前把他送进了鬼门关。此案虽然扑朔迷离，韦皇后一伙不得人心则大约是实，因此毫无悬念地便被李隆基就地正法。

当时，李隆基才二十六岁，还很不起眼。

政变得到了太平公主的帮助，甚至干脆被认为就是武则天的这个小女儿所策划。因为事情进行得易如反掌，背后肯定需要权力和金钱的支持。这两样东西李隆基都不多，太平公主却应有尽有。她在女皇的时代就很活跃，中宗即位之时又加封了“镇国”的头衔。唯其如此，事成之后她才会走到台前，蛮横傲慢地完成了把李旦变成皇帝的杰作。[4]

总之，太平公主认为现在轮到她大显身手。尽管当时她只能将李旦推上皇位，甚至无法阻止李旦将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但她并不认为帝国就是那父子俩的。她的身上既然流着李唐和武周两个皇帝的血，小哥哥睿宗李旦又是那样地与世无争，那么，平治天下，她当仁不让。

一心向往曾祖父“贞观之治”的太子和皇帝李隆基，也只好跟他那坚持则天路线的姑姑斗法。结果则一如我们在《女皇武则天》中所述，失败的太平公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一个时代。从此以后，直到晚清，再也没有哪个女人能够如此严重地影响到中华帝国的政局。

获胜的唐玄宗却感到了危机。他清楚地记得，成败只有一天之差。如果不是由于得到线人通报，抢先一步在七月三日动手，那么，死无葬身之地的恐怕就是自己，大唐也弄不好会再出现一位女皇帝，尽管她姓李。

教训啊！

结论却很简单，那就是必须集权，尤其是要把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事实上，太平公主之所以比韦皇后一伙更难对付，原因之一就在后者只知道买官卖官，手下尽是无能之辈；前者却不但控制了文官，而且收买了军队。

当时的形势确实严峻。政事堂会议成员七名，四个是太平公主的人；宫廷警卫部队四军，也有两军效忠公主。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免权，则掌握在退居二线的太上皇手里。太平公主正是靠着这位和事佬哥哥，一手遮住半边天的。[5]

显然，这其实是三个人的博弈，睿宗李旦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软弱或糊涂。他一生三让天下：第一次让给母亲武则天，第二次让给哥哥李显，第三次让给儿子李隆基，每次都不是高风亮节，而是精打细算。当然，是为自己。

这一回事情的起因是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按照当时的传统观念，应该视为上天神秘的警示。太平公主便让人放出风来，声称还发现象征皇帝和太子的星辰也都有异变。言外之意很明显：只有废黜太子，皇帝才是安全的。

可惜公主机关算尽，却没有哥哥聪明。睿宗干脆宣布辞去皇位，那可就一了百了，彻底安全。他甚至对闻讯赶来匍匐在地的皇太子李隆基把话挑明：让位是为了避灾。你如果真是孝子，何必一定要等朕死以后再即位？[6]

所有人都无话可说。

就连他保留帝国的最高仲裁权，也表面上是太平公主的阴谋诡计，实际上是睿宗皇帝的如意算盘。大事拍板，小事不管，这个太上皇当得游刃有余。可怜的儿皇帝却连自称朕的资格都没有，不过是李旦的打工仔和挡箭牌。

看来，李隆基其实应该感谢太平公主的步步紧逼，否则他真是无法将自己变成帝国真正的当家人。尽管之前太上皇和他的关系很像董事长和总经理，大唐却不是公司。对于中华帝国来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稳定就要集权，而且必须集中在皇帝手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三家分红。

难怪唐玄宗在接管政权之后三个月就要阅兵了。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昭告天下：新时代已经开始。

因此他也要杀人，或假装要杀。

[1]见《唐会要》卷二十六，《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

[2]见《唐大诏令集·骊山讲武赏慰将士诏》。

[3]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武则天把国家从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来。但同时又说，这一点可以争论。

[4]关于这种看法，见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六月条。但该条称“宰相七人，五出其门”，不确，应为“四出其门”。

[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先天元年七月条。

姚崇拜相

差一点被杀的是郭元振。

郭元振是大功臣。先天二年（713）七月三日，唐玄宗发兵捕杀太平公主党羽，太上皇李旦闻变登上城楼，正是郭元振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身份率兵前往护驾。他对李旦说：皇帝奉命诛灭乱党。没有别的，请陛下放心！[7]

这就不但稳住了李旦，也为事变定了调子。之后，以太上皇名义发布的诏书便声称公主的党羽妄图弑君谋篡，被皇帝奉太上皇之命讨除。李隆基的行动因此有了合法性，郭元振的作用则几乎相当于玄武门之变中的尉迟敬德。[8]

然而十月十三日的阅兵式上，玄宗却突然翻脸，以“军容不整”的罪名要将郭元振军法从事。只是由于另外两位新任宰相跪在马前苦苦哀求，才饶他不死改判流放。[9]

这很奇怪。军容不整当然牵强，兔死狗烹也未必。郭元振不是韩信，并不对皇权构成威胁，至少可烹可不烹。事实上为他求情的那两人，便正是因为有功而拜相。更何况玄宗当真要杀郭元振，又岂是他们能够劝阻的？

显然，这是假装要杀。

假装要杀也未必是为了立威，至少并不完全如此。威当然要立，却不一定要靠杀人，实际上也没有杀。因此结论只有一个：玄宗不想要郭元振的脑袋，却想要他的职位：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个职位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或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这样说，有证据吗？

有。因为就在第二天，即十月十四日，唐玄宗便立即任命他人接替了郭元振的职务。此人时任同州刺史，受命之前不过是阅兵式的观礼人员，也不曾参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的行动，可见玄宗的任免其实深思熟虑蓄谋已久。因此，谁来接替那倒霉的郭元振，便成为解开谜团的关键所在。

继任的叫姚崇。

姚崇是武则天的人。八年多以前，则天皇帝逊位，中宗君臣弹冠相庆，只有姚崇泣不成声。旁边人提醒他这样做不合时宜，姚崇却表示悲从中来情不自禁，而且惜别旧君正是人臣之义。结果，他当天就由宰相贬为刺史。[10]

玄宗皇帝看中的，却正是这份忠诚。

忠诚历来就是君主对臣僚的要求，只不过忠诚或忠臣也有两种。一种是谋臣之忠。他们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殚精竭虑替君主谋划，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敢冒风险也甘冒风险。至于所谋之事是否正当，则不在考虑之列。

另一种是贤臣之忠。他们当然会恪守君臣大义，为君主的事业鞠躬尽瘁。但这与其说是忠于君主本人，不如说是忠于自己认可的道德准则和社会理想。这就要求对方是英明的领袖，起码也是合格的君主。如此，贤臣才能借助君权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11]

幸运的是，李隆基正好是一个想做圣君的人，姚崇的任命也被描述得极具戏剧性。据说，阅兵式的第二天，唐玄宗在渭水之滨打猎，姚崇被召见在马前。当时玄宗皇帝的心情和兴致都很好，便笑容满面地问他：爱卿会打猎吗？

姚崇说：臣读书不多。要说打猎，老当益壮。

很好！玄宗皇帝说。朕很久没有见你了，正好有些事情要听你的意见，跟着宰相们一起走吧！说完策马而去。

姚崇却不跟着，落在后面。

玄宗奇怪。

姚崇说：臣是小地方官，不该与宰相同列。

玄宗说：你现在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并不谢恩。

皇帝暗自惊讶，却也并不多问。到了行宫，玄宗让宰相们坐定，姚崇却跪下来说：臣有十项主张要奏明圣上。如果陛下认为事不可行，刚才的任命臣不敢奉诏。

玄宗说：尽管言无不尽，朕量力而行就是。

姚崇问：不靠严刑峻法，而以仁义治国，行吗？

玄宗说：这正是朕寄希望于爱卿的。

姚崇问：不穷兵黩武，不好大喜功，行吗？

玄宗说：完全可以。

姚崇问：宦官不得干预朝政，行吗？

玄宗说：考虑已久。

姚崇问：国戚不任宰相，冗官一律淘汰，行吗？

玄宗说：早该如此。

接下来姚崇提出的其他主张，玄宗全部接受，包括所有的臣僚都能犯颜直谏，他们的人格尊严不受欺侮；也包括将两汉和武周的历史教训记录在案，永为警示。于是姚崇山呼万岁：天下万幸！圣君千载难逢，姚崇敢不肝脑涂地。

玄宗说：赐坐。

原本坐在首位的中书令立即起身让座。

姚崇说：中书令是首相，姚崇岂敢僭越。

玄宗说：那就由你来做中书令。[12]

唐代三彩文官俑，1981年洛阳龙门安菩夫妇墓出土。

唐代彩绘文官俑，洛阳博物馆藏。

上述故事实在太像小说，所以不被正史采信。但，姚崇有这十项施政纲领是事实，担任了中书令也是事实，只不过要到两个月以后。原来的中书令，则被贬为刺史。[13]

这当然又是姚崇所为。某次上朝，姚崇一瘸一拐。玄宗关切地问：爱卿难道有足疾吗？

姚崇说：没有足疾，只有心病。

玄宗问：病在哪里？

姚崇答：中书令秘密地进了岐王府。[14]

久经沙场的玄宗皇帝立刻就听明白了。想想看，历史上哪一次政变不是因为内外勾结？尽管玄宗相信岐王作为自己的弟弟不会谋反，破坏政治规矩的人却必须严惩。

朝野轰动，因为下台的中书令是张说（读如月）。

张说早在武则天的时代便已名闻天下。长安三年（703）九月，国务委员魏元忠被张昌宗兄弟诬告谋反，女皇令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和全体宰相组成合议庭，让魏元忠与原告在御前当面对质。于是张昌宗提出，传张说出庭作证。他的理由是：魏元忠妄议陛下老迈年高，乃是此人亲耳所闻。

没想到，张说进去后却一言不发。

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朝堂外，正派的大臣担心张说作伪证，在他进去之前纷纷提出警告。御座前，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来。魏元忠沉不住气，高声叫道：张说，难道你要伙同张昌宗诬陷我吗？张昌宗则胜券在握，气焰嚣张地催着张说赶快作证。

张说这才开口。他先是斥责魏元忠：身为宰相，怎么像贩夫走卒一样没有见识！然后禀告武则天：陛下明鉴！当着陛下的面，张昌宗都可以把人逼成这个样子，不难想象在外面何等猖狂。臣不敢欺君，臣确实不曾听见魏元忠有过不当言论，反倒是张昌宗许以高官厚禄，要臣信口雌黄。[15]

位卑官微的张说从此让人刮目相看。中宗即位后，他从放逐之地被召回京城，后来又跟姚崇和郭元振一起成为李隆基的太子党。只不过在与太平公主的斗争中，郭元振保住了相位，张说被排挤到洛阳，所以都在七月三日的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姚崇却由于被贬到外地而与此无缘。

因此张说下课，以及其他“七三功臣”纷纷被贬，便被认为是姚崇的嫉妒所致。其实不然。玄宗不是睿宗，更不是中宗，岂是姚崇所能左右？说到底，他的翻脸不认人，根本原因是要开创新纪元。别忘了，新皇帝的新年号可是叫做“开元”的。走马换将，不过意味着启动新的程序而已。

那么，姚崇能让玄宗开门红吗？

[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七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8]见《册府元龟》卷八十四。

[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郭元振传。

[10]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八神龙元年二月条。

[11]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见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月条《考异》，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3]姚崇的十项施政纲领见《全唐文》卷二百零六、《新唐书·姚崇传》，《旧唐书》不载。

[1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开元元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传》。

[1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三年九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张说传。

宋璟当国

姚崇并没有辜负唐玄宗。他担任中书令仅仅一年，就理顺了所有的关系，也包揽了所有的政务，以至于他那唯唯诺诺的同僚几乎形同虚设，竟被称为“伴食宰相”。[16]

于是姚崇不免飘飘然，甚至不无得意地问下属齐澣（浣的异体字，读如换）：你看我这个宰相可以跟谁相比？

齐澣不回答。

姚崇又问：比得上管仲、晏婴吗？

齐澣实话实说：好像比不上。

姚崇说：虽然如此，总得有个说法吧？

齐澣说：也不过救时之相而已。

姚崇却喜出望外。他高兴地把笔一扔：哈哈！能够救时的宰相，又岂是随随便便找得到的？[17]

这是自得，也是自知。作为担任过军职的文臣，姚崇的行事风格是干脆利索又勇于担当，确实能够救时。开元三年（715）五月，太行山以东遭遇蝗灾，地方官和老百姓都畏惧天命不敢灭蝗。姚崇却说：怕什么！民以食为天，哪有保蝗而不救人的道理？请皇帝陛下不要颁旨，由我签署政府命令剿灭蝗虫。如果有天谴，我姚崇一人承担就是。[18]

此言颇有太宗遗风。贞观二年（628）六月，查看灾情的李世民就曾抓起一把蝗虫往嘴里送。他的说法是：五谷是老百姓的命，不能被它们吃了，要吃就来吃朕的脏腑！

侍从急忙阻止：这种东西吃了有伤圣体。

太宗皇帝却说：朕执政为民，怕什么病！[19]

这很酷，尽管未免做秀之嫌。[20]

姚崇却无法与太宗相提并论，朝野上下对他也并非没有微词。实际上作为开元新政的当头炮，他能做的也就是对过去的弊病进行改革，帮玄宗在政治上扭亏为盈。因此，当这一历史使命接近完成之时，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到头。

更麻烦的是，姚崇喜欢玩弄权术，也不够廉洁，至少没能管好子女，甚至卷入里通外国的贪腐案中。幸亏他及时接受齐澣“逊位避祸”的建议，主动辞去相职，这才平平安安软着陆，还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荣衔，距离他担任中书令刚好整整三年，真可谓“救时之相”。[21]

接替姚崇的是宋璟（读如景）。

宋璟是姚崇推荐的，两人的风格却完全不同。姚崇机动灵活，能谋善变；宋璟坚持原则，老成持重。据说，当时玄宗派了一位将军迎他进京，宋璟居然一路闭口不言。受到冷遇的将军回去以后大吐苦水，皇帝对宋璟却更加敬重，因为执行公务的时候原本就不该讲什么私房话。[22]

其实宋璟的正派耿直举世闻名。就连专横跋扈如武则天都不得不敬让他三分。长安四年（704）十二月，女皇的男宠张昌宗私召术士看相一案东窗事发，时任御史中丞（监察部副部长）的宋璟便要求将其正法。理由是：术士妄称张昌宗有天子之相，张昌宗为什么不移送司法？可见包藏祸心。

女皇说：这件事昌宗已经向朕奏明，可以算自首。

宋璟说：依法，自首免罪条款不适用于大逆不道。

女皇只好放下身段和颜悦色说软话，宋璟却声色俱厉不依不饶。站在一旁的马屁精宰相急忙宣读敕令，要宋璟立即退朝。宋璟却一声冷笑：圣主在上，哪里用得着你矫诏？

则天皇帝无可奈何，只好批准宋璟审理此案，却又在中途用特赦令将张昌宗从御史台救出。自知理亏的女皇让张昌宗私下里去向宋璟谢罪，宋璟却不给面子。他说：如果要谈公事，请公开说。如果讲私情，对不起，国法无私。[23]

这就是宋璟的刚正不阿。

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中宗皇帝和太平公主。[24]

玄宗看中的却正是宋璟的正直，而且宋璟的到来也正是时候。头三年，百废待兴，一团乱麻，需要姚崇的随机应变和大刀阔斧。现在进入制度性建设阶段，就要靠宋璟的浩然正气和稳扎稳打了。看来上天对玄宗确实垂爱，玄宗也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两位宰相上朝时，他起身迎接，退朝时又送到门口。姚崇和宋璟的礼遇，无人能及。[25]

与此同时，宰相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多次说过，汉、唐两代的宰相是不同的。汉代宰相是个人，比如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他们的办公地点和办事机构则叫相府。唐代宰相却是群体。但凡有资格参加国务会议的，不论人数多少都是宰相。宰相没有正副，只有轮值主席，叫执笔。开会地点在政事堂，所以叫政府。

相府与政府，是汉与唐的区别。

因此准确地说，唐代宰相没有总理、副总理，全部都是国务委员。区别仅仅在于，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正副长官尚书令和左右仆射是当然宰相。但由于尚书令职位长期空缺，所以总人数是六人。

其他委员为特任宰相，头衔叫“同中书门下三品”，因为中书令和侍中都是正三品官员。后来，又增加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相当于列席委员或候补委员。

显然，唐代宰相都是兼职，中书令、侍中或六部尚书才是本职。所以，他们都是上午在政事堂开会，下午回去主持各自的省务和部务工作。三省六部，才是中央政府。

宰相既然是兼职，人数就不固定。最多时十几人，最少时一两个。人数少，是因为从睿宗时代起，左右仆射不再是当然宰相，非有特任不得参加国务会议；而中书和门下两省的长官，又往往职位空缺，无人担任。

委员制，开始向领袖制转变。

姚崇和宋璟的时代，情况就更特别，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姚崇任中书令，就没有侍中；宋璟做侍中，又没有中书令。结果，姚崇和宋璟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首席宰相，一正一副搭班子也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没错，是惯例，不是规矩，更不是制度。

优点和缺点也都在这里了。优点是：中书和门下两省变成了一个协调的组织，行政效率明显提高。而且由于有了实质上的首相，它也是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否则，姚崇当年怎么敢大包大揽地说，我签署命令，出了事情我负责？

缺点则是权力失去了制衡。实际上，三省六部的制度设计初衷，就是要将决策、审批和执行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以便互相监督。现在，中书门下连为一体，尚书省出局，制衡岂非变成失衡，分权岂非变成集权？

当然。这是趋势，也是玄宗与姚崇和宋璟的共识。事实证明，集权会有成效，同时也有弊病。因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谁来掌权就成了关键。结果，君明臣贤则治，开元盛世是证明。君昏臣奸则败，安史之乱是证明。

宋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危险。他的补救办法，是权力集中与政务公开并行。实际上，政务公开在太宗时代就已经制度化。当时宰相入宫奏事，旁边一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御史弹劾官员，也一定要戴法冠着法袍，当众宣读起诉书。这样一来，一切都是公开透明的，谁也搞不了鬼。

武则天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她要行非常之事，只能搞特务政治和暗箱操作。于是宋璟主张拨乱反正，玄宗也批准了他的建议。开元五年（717）九月皇帝下诏：从今往后除非事关国家核心机密，一切政务公开，并记录在案。[26]

走到这一步，新政的框架才算是建立起来。

难怪后来有人这样评论：姚崇以其通达完成了历史的转变，宋璟以其正派守住了帝国的根本。正是由于他们两人殊途同归的接力赛，开元盛世才得以初见端倪。[27]

[16]见两《唐书》之卢怀慎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正月条。

[18]见两《唐书》之姚崇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三年五月条。

[19]见《贞观政要》卷八，《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贞观二年六月条。

[20]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即认为，唐太宗的许多公开举止都带有表演性质，吃蝗虫即其一例。

[21]见两《唐书》之姚崇传，《新唐书·齐澣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

[23]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七长安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宋璟传。

[24]详见《新唐书·宋璟传》。

[2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四年十二月条，同时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2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一开元五年九月条。

[27]请参看《新唐书》姚崇与宋璟传之史臣赞。

宇文融理财

开元八年（720）正月，宋璟突然被免去宰相职务，跟姚崇一样以“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成为国策顾问。他在相位上停留的时间也跟姚崇差不太多，实际上只有三年。[28]

以此为标志，短暂而难忘的贤臣时代宣告结束。

这是一个君臣共治的时代。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进行磨合和探索，试图在强有力的君主和他的辅臣之间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因此，这也是一个克制的时代。玄宗谨慎而明智地运用着皇权；宰相勤劳国事，同时防止国家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动，有如帝国的定海神针。[29]

难怪姚崇和宋璟虽为名相，执政期间却并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作为。因为他们的治国方略和时代特征就是这样十六个字：四夷来寇，驱之而已；百姓富饶，税之而已。[30]

宋璟却还是下台了。

导致他下台的原因在司法和财政。也许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稳固，宋璟对罪犯们没完没了的申诉极为反感和厌恶，竟将积压案件全部交给监察部门处理，并且交代政策：认罪服法的宽大处理，继续上诉的统统关起来。

结果民怨沸腾，就连艺人也看不下去。当时天旱，一个优伶在表演节目时便扮作旱魔在皇帝面前手舞足蹈。

玄宗问：你这家伙怎么跑出来了？

扮作旱魔的艺人答：奉宰相之命。

玄宗问：此话怎讲？

艺人答：三百多苦主被宰相关押，旱魔能不出来？

玄宗很以为然。[31]

不过，直接让宋璟倒台的是货币问题。我们知道，中华帝国是没有银行的，货币在理论上只能由官方发行。然而由于商业的发达，官铸的铜钱根本不够使用。而且随着货币需求量的迅速增长，它们的质量也变得低劣，还不如民间私铸的铜钱。政府也只好允许私钱流通，以免贸易呆滞。

宋璟和他的搭档却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奏请恢复私铸铜钱判处死刑的禁令，并派专使前往私铸最为盛行的地区治理整顿。结果，专使的雷厉风行导致了物价的大幅度波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舆论哗然。

两位宰相只好为他们灾难性的失败埋单。[32]

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短板却暴露出来，那就是帝国的多数官员都不善理财，而且没有兴趣。实际上，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并建立起文官制度，话语权就掌握在儒生手里。在他们的评价体系中，占第一位的是所谓道德文章，其次才是管理才能；而在管理才能中，理财又最为他们鄙视，甚至被看作小人的伎俩和行径。不被骂作卑劣，已是万幸。

可惜帝国不能只靠道德文章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要用钱，王公贵族的穷奢极欲要用钱，雄心勃勃的对外扩张更要用钱。钱，不由天降，不由地生。没人理财，皇帝靠什么过日子，官员靠什么领工资，天下靠什么致太平？

于是，汉有桑弘羊，宋有王安石，唐有宇文融。

宇文融是在宋璟退场刚好一年后浮出水面的，当时官职不过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提出的方案是查户口。这并非没有道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农民离乡背井不在原籍，有的定居外地成为逃户，有的流离失所成为流民。前者造成国家财政流失，后者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将他们重新纳入户籍管理都十分必要。

玄宗批准了宇文融的方案，并任命他作为特使专门处理此案。宇文融也不负厚望。经过不断努力和调整政策（比如允许主动申报的逃户免税六年），这项工作大获成功。三年半以后，八十多万农户和相应的田亩被登记在册，相当于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皇帝对此十分满意，宇文融则被任命为监察部的副部长，后来又兼任财政部副部长。[33]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反对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实际上，移民他乡的农户之前得以逃税，是因为依附于当地土豪。这些土豪往往是帝国的官员或他们的家族。因此，宇文融的行动就损害了暴发户的利益，何况那些地产商还有着官方背景。

政治的原因则在宇文融和他的团队享有特权。由于是皇帝的特派员，他们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之外自行其是，形成了一个不受国家机器控制的特殊群体。宇文融也毫不客气地以钦差大臣自居，每到一处都要召集男女老少宣示圣旨，给予种种优惠政策，心满意足地听他们感恩戴德痛哭流涕。

于是，当宇文融和他的团队巡视天下时，他们就变成了流动的中央政府。各级地方官员畏惧其特权，大小政务都要先报告宇文融，再报告中书省。就连判处死刑的罪犯，没有宇文融点头核准，地方官也不敢擅自行刑。[34]

这就完全打乱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也对帝国的官僚集团构成了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群起而攻之。而且从理论上讲，这也是在捍卫国家制度和人格尊严。毕竟，中央集权的帝国不该政出多门，州县长官也不该听命于特使。

反对派的领袖是张说。

张说是在宇文融担任特使之后半年重归相位的，起先担任的职务也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一年半以后成为首相，任中书令。他的卷土重来一般被认为标志着玄宗执政理念和基本国策的调整，因为张说是姚崇的死对头。

姚崇不喜欢张说是有原因的。作为武则天的重臣，他跟狄仁杰一样主张务实，讨厌舞文弄墨和夸夸其谈。何况张说还难免口是心非之嫌，旧史就认为当年如果不是宋璟等人提出警告，张说未必不会作伪证。据说，张说甚至还想私下里修改有关历史记载，只不过遭到了史官的拒绝。[35]

玄宗看中的，却恰恰是张说的文才，甚至称他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用这样一个适合担任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或者作协主席的人做首相，只能说明皇帝开始由求真务实变为好大喜功。没错，制定礼仪需要当朝师表，粉饰太平需要一代词宗，张说自有张说的作用。[36]

何况张说也并非只务虚不务实，裁军二十万和改革兵制就是他的手笔。当时，玄宗不敢相信可以减少兵员，张说却回答说：臣久在疆场，熟悉边务，很清楚将帅们的扩军不是为了备战，而是为了自肥。更何况，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陛下如不放心，臣愿以全族性命担保。

结果，边防军由六十万变成四十万，裁减三分之一。[37]

更大的动作，则是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

这可并不仅仅只是更名，而是要改制。因为更名之后用印也要变。原来用政事堂之印，现在用中书门下之印。政事堂是会议，加印之后的文件只能算会议纪要；中书门下却是机构，形成的便是政府公文。一样吗？不一样吧！

其他方面当然也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宰相们不过坐而论道，开会的地点也先在门下省，后在中书省。现在则不但有了正规的官署，还有了五个下属办事机构。借用现代政治术语，就是国务会议变成了国务院。与之相适应，原来的集体负责制也会变成个人负责制，甚至首相的独断专行。[38]

后来一位宰相能独专朝政十几年，原因之一在此。

当然，这并不该张说负责，因为集权化正是姚崇时代就已经开始的趋势和政策。但可以肯定，张说既然要提高宰相地位，加强宰相权力，便容不得别人节外生枝。何况作为科举官僚和文坛领袖，他也看不起宇文融这样靠世袭特权进入官场的北周皇室后裔，以及其他那些没有学问和文采的务实派官员。总之，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只看谁胜谁负了。

[28]宋璟于开元四年（716）闰十二月二十八日拜相，开元八年（720）正月二十八日罢相，担任宰相共三年一个月。

[29]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0]引文见柳芳《食货论》。

[31]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八年正月条。

[32]以上据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同时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八年正月条。

[3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二年八月条，同时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4]以上见两《唐书》之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二年八月条，同时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5]张说由于宋璟的告诫而在出庭作证时说实话，见两《唐书》之宋璟传；要求修改《则天实录》历史记载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九年十二月条。

[36]这一观点引自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唐玄宗对张说的评语见《全唐文》卷二十二《命张说兼中书令制》。

[37]见两《唐书》之张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年八月条。

[38]从政事堂到中书门下的变化，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一年是岁条及胡三省注。

张说下台

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初四，中书令张说的府邸突然被禁卫军包围，他本人和家属也被捕下狱。原因是包括宇文融在内的监察部正副部长三人联名弹劾张说，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和收受贿赂，并且生活奢靡。其中最为严重也最能刺激玄宗敏感神经的是：该犯竟然私聘术士夜观星象。[39]

皇帝陛下龙颜大怒。

其实，张说早就该料到会有这一天，因为监察部这三个正副部长都是他的死对头。御史台被敌对势力控制，当然是非常严重的事。而且当时就有人提醒他：宇文融理财有圣上支持，不可以太得罪。张说却不屑一顾地说：那种鼠辈干得了什么？于是依然故我地继续处处与宇文融作对。[40]

结果怎么样呢？自己变成了过街老鼠。

说起来张说也是自作自受，因为他得罪的并不单单是宇文融一个人，而是一大批。几个月前，张说排除异己，包揽了封禅大典的所有事务，以至于得到封赏的全是他的人。这就犯了众怒，宇文融也才利用时机狠狠捅了他一刀。

幸运的是，一个宦官救了张说。

救张说的就是传说为李白捧靴的高力士。当时唐玄宗派高力士到狱中看个究竟，高力士回来禀告说：张说蓬头垢面坐在草上惶恐待罪，家人都用瓦罐吃饭喝水。

玄宗不禁心软。

高力士又说：张说是忠于陛下的，而且有功。

玄宗当然清楚这一点。案件审理的结果也表明，私聘术士夜观星象确有其事，却是下属所为，张说并不知情，顶多负有领导责任。于是玄宗将张说从御史台放出，仅仅免去他担任了三年两个月的中书令职务，其他待遇照旧。[41]

宇文融的政治生命却更短。他在扳倒张说三年后的开元十七年（729）六月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在九月被贬为刺史，担任相职只有九十九天，史称“百日宰相”。

原因，当然也是犯了众怒。

宇文融离开朝廷，帝国的财政立马就成了问题。于是玄宗皇帝愤怒地问那些反对派：你们总说宇文融不好，朕依了诸位，结果没钱用了，请问卿等有什么办法？

当然没有。或者说，反对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继续攻击宇文融，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确。于是，宇文融的问题被不断揭发，先是受贿，后是贪污。这个倒霉的家伙也被一贬再贬，最后死在了流放的路上。[42]

一个异类就这样被干掉了，现在轮到另一个。

另一个异类叫王毛仲。他是高丽人，也是唐玄宗当王子时府上的家奴，由于粉碎太平公主集团有功，成了玄宗皇帝禁卫军的首领。后来又由于治军有方，竟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与姚崇和宋璟的政治待遇相同。

那时的王毛仲真可谓备受恩宠。就连他嫁女儿，皇帝陛下都要亲自过问，问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

王毛仲说：万事齐备，只欠宾客。

唐玄宗问：张说之流，岂不是一叫就到吗？

王毛仲答：也有请不到的。

唐玄宗笑：你说的是宋璟吧？朕来请他。

第二天，宋璟果然到场，尽管只喝了半杯酒。[43]

王毛仲却赚足了面子。

小人得志便猖狂，王毛仲也不例外。他目空一切，尤其看不起宦官。也许在他看来，宦官男不男女不女，根本就不能算人，又岂能与他这大将军相提并论，平起平坐？

结果，王毛仲栽在了宦官手里。

开元十八年（730）某日，王毛仲生了儿子。唐玄宗派高力士前往祝贺，并且封那婴儿五品官衔。力士回宫后，皇帝陛下兴致勃勃地问：怎么样？毛仲很高兴吧？

高力士答：王毛仲说，这样的孩子不够三品吗？

玄宗大怒。

其实，王毛仲此言是要羞辱高力士，也是发泄对宦官受宠的不满，因为高力士的官阶正是三品。所以，他要把孩子抱出来给高力士看，意思是我这身体健全的儿子才五品，你这个连命根子都没了的家伙又凭什么三品？

唐玄宗却理解为王毛仲泄愤，因为不久前王毛仲索要兵部尚书的职位被皇帝拒绝。于是高力士趁机说：北门奴才气焰太盛，又早就结成了团伙，恐怕不是长久之计。

北门就是玄武门，那可是经常发生政变的地方。唐玄宗将王毛仲等家奴安排为北门禁军的将领，就是要让他们当看门狗。但是，走狗如果对主人呲牙咧嘴，则非杀不可。于是皇帝在剥夺了王毛仲的兵权之后，又将他赐死。[44]

张说却很乖巧。他在被免去中书令职务十个月后，就以尚书省副长官（尚书右丞相）的身份退休，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成果有《大衍历》和《开元礼》等等。宋璟也远离了是非中心，退休住在洛阳。他们两人都寿终正寝。

朝廷也变得安静起来。

实际上张说罢相之后，朝堂之上就乏善可陈。这固然因为人才难得，同时也因为玄宗厌恶党争。因此他宁肯宰相的能力差一些，威望低一点，也不能让他们成了气候。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与否也无关乎能力。此后多年，宰相班子就像走马灯，却没有一个是团结的。皇帝按下葫芦起了瓢，不胜其烦。直到开元二十一年（733）三月，中书令萧嵩推荐韩休搭班子，大家才觉得可以松一口气。

然而他们又错了。

萧嵩其实并不了解韩休。他推荐韩休，只不过认为韩休为人柔和，却没想到此人外柔内刚。当时，玄宗皇帝要流放一个县尉，新任宰相韩休却说：该犯并非大奸大恶，陛下应该抓大放小。金吾大将军某某贪赃枉法，民怨沸腾，问题更为严重。臣请先处分某将军，再处分那个县尉。

玄宗不同意。

韩休说：陛下只拍苍蝇不打老虎，臣不敢奉诏。

玄宗只好同意。

这件事让所有人对韩休都刮目相看，就连退居二线的宋璟都说：没想到韩休竟能如此，这是仁者之勇啊！[45]

玄宗也对韩休肃然起敬，甚至忌惮。据说，皇帝只要稍微放纵一下自己，就会左顾右盼说：韩休知道吗？更为夸张的说法是：话音刚落，韩休的意见书就送达了御前。

不能随心所欲的皇帝只好对着镜子叹气。

身边人说：自从韩休拜相，陛下就瘦了许多，也没有过过一天舒心的日子，为什么不罢免他？

玄宗说：朕是瘦了，百姓可就胖了。萧嵩顺着朕，可是退朝之后朕睡不着。韩休虽然喜欢顶撞，可是朕睡得香。朕用韩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江山社稷啊！[46]

这时的唐玄宗，还真不糊涂。

萧嵩却忍无可忍。他实在受不了韩休这刺儿头，也受不了他在朝堂上的得理不饶人，于是向皇帝申请退休。

玄宗说：朕又没烦你，为什么要走？

萧嵩说：现在走人，还来得及。等到陛下烦了，臣恐怕连脑袋都保不住。说完，泪流满面。

玄宗皇帝明白了。他的办法跟以前一样：宰相不和就同时罢免。于是，萧嵩改任尚书省的副长官，韩休则改任工部尚书。新宰相一个是京兆尹裴耀卿，任门下省副长官；还有一个则是张说的接班人张九龄，任中书省副长官。[47]

新的一幕也即将开始，虽然需要前奏。

[39]见《新唐书·张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四月条。

[40]见两《唐书》之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二月条。

[41]见两《唐书》之张说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四年四月条。

[42]以上见两《唐书》之宇文融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七年六月至十月条。

[4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开元十三年十二月条。

[44]以上见《新唐书·王毛仲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十八年是岁条、开元十九年正月条，同时参看《旧唐书·王毛仲传》。

[45]见两《唐书》之韩休传。

[46]见《新唐书·韩休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二十一年三月条。

[47]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开元二十一年十月条。

第二章
潜在危机

张九龄碰壁

张九龄是在居丧期间接到任命的。

这是莫大的信任和恩典。因为帝国以孝治天下，除非万不得已，官员在居丧期间都必须守在灵前。然而张九龄请求服丧期满以后再来就职，却被玄宗拒绝。非但如此，皇帝还在张九龄到京五个月后，将他和裴耀卿分别提拔为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建立起两省长官同时在位的宰相班子。

张九龄感恩戴德，决心以忠诚报效陛下。

玄宗皇帝也很满意。没错，创作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名句的张九龄是有名的才子，十三岁就写得一手好文章，参加科举考试也一举进士及第，就连文坛领袖张说对他都赞不绝口。他的风度更是堪称玉树临风，以至于玄宗皇帝每次选拔人才都要问上一句：像张九龄吗？[1]

裴耀卿也不简单。长期困扰帝国的粮食问题，就是他担任转运使期间解决的，据说三年之中积粮七百万石，节省运费三十万贯。有人建议他将这一成绩上报朝廷，裴耀卿却回答说：这原本就是公家的钱，怎么能用来沽名钓誉？[2]

很好！张九龄有道德文章，裴耀卿有管理能力，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又没有个人恩怨，岂非最佳搭档？

可惜谁都没有想到，这又是一个短命的班子。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裴耀卿和张九龄被同时罢免，分别改任尚书省副长官左右丞相。这时，他们担任侍中和中书令才两年半，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算起也只有三年。

一般认为，这是因为李林甫使坏。

以“奸相”之名载入史册的李林甫，是在张九龄和裴耀卿被任命为两省长官的同时，担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论职权，他并不能与那两位当然宰相分庭抗礼。论出身，作为皇室远亲而进入官场的他，也与大多数科举官员不同。但是，李林甫乖巧，懂得在张九龄面前装弱智，唐玄宗面前抖机灵，结果君臣二人都被他蒙蔽，放松了警惕。

其实李林甫并非等闲之辈。正如当年提醒张说防范宇文融的是张九龄，跟宇文融一起联名弹劾张说的监察部副部长也正是李林甫。可以说，李林甫继承了宇文融的衣钵，就像张九龄在某种意义上是张说的传人。

只不过，李林甫更狡猾，张九龄更迂腐。

迂腐表现在张九龄刚刚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提出放弃国家对货币发行的垄断，允许民间铸造铜钱。这个书生气十足的提案立即遭到裴耀卿等人的强烈反对，结果当然是胎死腹中，反倒将张九龄的不切实际暴露无遗。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个案子。

案子倒也简单。有两个人谋杀了一位监察官员，原因是他们认为该官员应该对自己父亲的冤死负责。这样的血亲复仇有着悠久的传统，也被民间视为正当。因为杀父之仇和夺妻之恨都是非报不可的，否则就不是男子汉。何况帝国既然以孝治天下，就没有判处孝子死刑的道理。

因此，张九龄主张免于追究。

裴耀卿和李林甫则认为王法无情，玄宗皇帝也认为此例决不可开。他在敕书中说：国家制定法律，原本就是要禁止谋杀。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私下复仇，请问天底下又有谁不是孝子？如此仇怨相报，恶性循环，又何时是个尽头？于是玄宗皇帝下令将那二人杖杀，结果舆论哗然。民间人士集资安葬了那两位孝子，表示哀悼的诗文也传遍朝野。[3]

很难说此事对张九龄的仕途影响如何，但他与玄宗理念不同应该已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就在一两个月前，张九龄便因为一项任命跟皇帝陛下大起冲突。

事情也很简单。有一位将领打败了契丹，并将契丹王的头颅传送京城，让皇帝郁积多年的闷气一扫而空。因此按照李唐王朝出将入相的惯例，玄宗提出任命此人为宰相。

张九龄却说：宰相职位不是用来做奖品的。

唐玄宗说：给个名义，不管政务，行不？

张九龄说：名义也不能随便乱给。刚刚打败了契丹就要当宰相，将来消灭了突厥又赏他什么？

唐玄宗被呛得半天说不出话来。[4]

过了一年多，张九龄与唐玄宗又起冲突，原因仍然是官员的任命。这次皇帝要奖励的是河西节度使牛仙客，因为他节约开支，勤于政事，让防区之内兵强马壮气象一新。玄宗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提出给他加封尚书的头衔。

张九龄照例反对。

其实张九龄与牛仙客并无个人恩怨，反对的原因也仅仅由于在他看来，宰相和尚书应该是像他这样的士大夫，而不该是长期在地方上工作的基层干部，更不该是军人。因此他极其傲慢地说：牛仙客当了尚书，朝廷会因之蒙羞。

玄宗只好让步：封个爵位总可以吧？

张九龄说：那也不行。爵位是用来奖励功臣的。牛仙客只是做好了本职工作，哪有功劳可言？陛下如果一定要予以嘉奖，多赏些金银财宝就可以了。

皇帝终于忍无可忍，勃然变色说：天底下，难道什么事情都得由你说了才算吗？

张九龄跪倒在地说：臣愚蠢，不敢不实话实说。

玄宗皇帝一声冷笑：你口口声声讲资格，嫌牛仙客出身卑微上不了台面。那么请问，你自己又是什么门第？

张九龄说：牛仙客生于中原，是华夏正宗，确非臣这岭南边鄙野人可比。但，臣在朝廷毕竟任职多年，牛仙客却是边境小吏，胸无点墨，又岂能担当重任？

玄宗皇帝恨得牙齿发痒。[5]

实际上这次皇帝发怒是有原因的。此前，为了从洛阳还都长安，他就跟张九龄闹得很不愉快。玄宗希望尽快，张九龄却坚持等到入冬，理由是当时正值秋收。这件事最后是靠李林甫解决的。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说：长安和洛阳不过是陛下的西宫和东宫，想住就住，挑什么日子？

封赏牛仙客的事也如愿以偿。这同样因为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说：只要有才干，何必一定要会写文章？何况用人乃天子之权。天子想用谁就用谁，用谁不是用？[6]

玄宗皇帝很高兴。

老天爷也似乎要帮李林甫的忙。离开洛阳那天，长安发生地震。玄宗趁机免去两京当年的赋税，又提拔奖赏沿途地方官员，赦免罪犯，于是一路听到的都是歌功颂德。

更凑巧的是，回到长安不久，洛阳也地震了。这就让玄宗认为，他和李林甫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地震意味着宰相不合格，应予罢免。[7]

张九龄却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依然我行我素，结果由于为某个涉案官员辩护，而被认为是结党营私。更何况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他也与玄宗意见相左，终于让皇帝下定决心搬走这块挡路的石头，将他和裴耀卿一起罢免。[8]

推波助澜的，当然又是李林甫。

实际上张九龄并无意于争权夺利，他甚至写了一首名为咏燕的诗送给李林甫。在诗中，张九龄以燕子的口气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9]

可惜，鹰隼并不会因为燕子与世无争就不下手。李林甫既然要大权独揽，就不会放过张九龄和裴耀卿。于是，并未与张九龄结党的裴耀卿，也只好成为城门失火之时被殃及的池鱼。据说，宣布任免决定时，两位前宰相悲愤难言，李林甫洋洋得意，旁观者则窃窃私语说：一雕挟两兔。[10]

是的，李林甫笑了，笑得又阴又冷。

[1]见两《唐书》之张九龄传。

[2]见两《唐书》之裴耀卿传，《旧唐书·食货志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二年七月、八月条。

[3]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八，《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三年三月条。

[4]见《新唐书·张九龄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三年正月条。

[5]以上见《旧唐书·李林甫传》，《新唐书·张九龄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条。

[6]以上均见《新唐书·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条。

[7]见《新唐书·玄宗纪》。

[8]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之综述。

[9]见张九龄《归燕诗》。

[10]见《新唐书·李林甫传》，（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

李林甫擅权

李林甫笑眯眯地看着大家，比哭还难看。

这是开元二十四年（736）的年底。十一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同时被免，李林甫接替张九龄任中书令，牛仙客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耀卿留下的侍中职位空缺，宰相班子由三人变成两人，李林甫成为不折不扣的首相。

新首相的第一把火，是召来谏官训话。我们知道，朝廷设立谏官，原本职在提出不同意见。然而首相大人为他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宫廷仪仗队里的立仗马。这些高高大大的骏马养得漂亮之极，任务则只是站在殿前一言不发。于是李林甫说：大家看见那些马了吗？可都是三品待遇。但如果乱叫一声，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如今圣上英明盖世，哪里用得着你们多嘴多舌？要不要作仗马之鸣，诸位自己看着办。

据说，朝堂之上便再无反对的声音。[11]

此事真伪难辨，因为李林甫在历史上被妖魔化了。后人甚至说，他的为人是甘言如蜜，腹中铸剑，由此产生了“口蜜腹剑”的成语。可惜李林甫的同僚，包括被他扳倒的张九龄和裴耀卿都没有这样说过，因此同样可疑。[12]

毋庸置疑的是，他担任宰相的时间最长。此前，宰相任职一般三年，最长的一个九年五个月。唯独李林甫，任职十九年，独裁十六年，堪称空前绝后。[13]

这不可能没有原因，也不可能没有道理。

原因一般被认为有两个，一是李林甫狡猾，二是唐玄宗糊涂。可惜这说不通。李林甫是否狡猾另当别论，但可以肯定唐玄宗并不糊涂。安史之乱时，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成都的李隆基曾经与身边人评点历任宰相，数到李林甫时说了一句非常精准的话：此人的嫉贤妒能举世无双。

身边人问：既然如此，陛下为什么用他那么久？

李隆基默然。[14]

这一沉默往往被理解为玄宗自知理亏，或者证明他在李林甫时代已经变得昏庸，其实不然。因为这次谈话中，李隆基对宰相们的评论都很精准，甚至对宋璟评价不高。他的原话是：那个人的耿直，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罢了。

请问，头脑如此清楚，能说是昏庸吗？

结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玄宗皇帝明明知道李林甫嫉贤妒能，也要用他，而且重用，正如他十分清楚宋璟未免“卖直以取名”之嫌，也仍然要委以要职一样。

实际上玄宗不愧为明主。他知道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用得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时候。执政之初，要用善于变通的姚崇；拨乱反正，则要用依法治国的宋璟；建设国家，要用重视干部的张嘉贞；打造盛世，又要用文采斐然的张说。他这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长。[15]

那么，唐玄宗看上了李林甫的什么？

懂事，执行力也强。

李林甫确实懂事。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知道该怎么说，在什么时候说。这往往被视为奸滑。但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懂规矩。规矩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懂不懂规矩，甚至也就是有没有政治素质，而李林甫在这方面简直具有天赋，这才大得皇帝欢心。

更重要的是，在历任宰相中，李林甫最能读懂唐玄宗的想法和心思。比方说，他深刻理解陛下关注边境战事，并不仅仅只是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更是出于对整个国际环境的通盘考虑。他当然也知道强军必先富国。没有足够财政收入作为坚强后盾，是打不赢战争的。因此，他全力支持玄宗的决定并付诸行动，没有一丁点儿书生气。[16]

但，他决不胡来。

这一点，又是李林甫的难得之处——既能体察顺应皇帝的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正如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李林甫是精明能干的行政官员，也是名副其实的制度专家。他比他的前任更关心国家机器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亲任工程师和程序员。由于他的改革，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成本大为降低，帝国和民众都减轻了负担。[17]

事实上李林甫在执政期间并非只是排除异己，更多的精力恐怕还是用在了制度建设方面。他会同一批法学家，对帝国的法典进行整理和修订。由此产生的《开元新格》和《唐六典》，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法度的尊崇，对行政程序合理化的决心，以及对有条不紊工作方法的痴迷。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唐六典》一直是最方便和最权威的行政法提要。

效果也是显著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刑部（公安部）按照李林甫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结果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五十八人。由于杀气不重，囚犯减少，乌鸦竟在监狱外面筑起了鸟巢，过去人满为患的大理寺（最高法院）变得安静祥和。这当然是仁政的表现，符合儒家的理想，李林甫和牛仙客便因此而被玄宗皇帝册封为国公。[18]

两位宰相也当之无愧。因为他们搭班子的六年，确实是帝国的安定时期。朝廷没有党争，人民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日益充盈。天宝八载（749）二月，也就是李林甫担任首相十二年多以后，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参观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的库房，洋洋得意之情竟是溢于言表。[19]

北图藏唐代《开元新格·卷三·户部》。

太平盛世，也不过如此吧？

这当然并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人之功。但，大唐的极盛时期恰恰就在李林甫执政之日，难道仅仅是巧合？一个大权独揽十六年，进行了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的人，有可能只是在前人栽种的树下乘凉摘桃子的吗？

看来，唐玄宗并没有用错人。

可惜玄宗也没有替自己辩护的资本，因为李林甫必须为安史之乱的酿成负责。责任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比如玄宗皇帝晚年的骄奢淫逸、倦于朝政和不听忠言，即便不是李林甫有意怂恿，至少也是他推波助澜。但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最大错误，则是“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

这是重大变革。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大唐本是混血王朝，因此旗下不乏胡人将领，号称番将。但在太宗皇帝的时代，这些番将多半是贵族，比如突厥王子，或者铁勒酋长。他们也不是专任，只在重臣节制下任临时军职。战争结束，士兵留驻战略要地，番将则回京另谋高就。

李林甫当然不怕这个，他怕的是那些有权节制番将又军功显赫的边帅。按照大唐“出将入相”的传统和惯例，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调回京城进入中枢。如果是牛仙客那样的倒也罢了，倘若来一个文武双全的，好日子可就算过完。

于是，李林甫在他担任首相的第十二年向玄宗皇帝提出动议，由寒族胡人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常任军事长官。他的理由是：文臣贪生怕死，贵族结党营私，都不能放心。胡人英勇善战，寒族孤立无援，相对安全可靠。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既然是常任，就不会跟他争夺相位。[20]

唐玄宗没有片刻犹豫就同意了。这时，六十三岁的他已经当了三十多年皇帝，对于政治实在打不起精神。甚至早在六十岁那年，他就提出要将天下之事都交给李林甫，自己去修身养性，却被高力士劝阻。只不过，在打消了皇帝陛下这一念头之后，高力士也不敢再妄议朝政。[21]

结果是李林甫再次得逞。大家都没想到，这个决定会使帝国的边防军变成反政府武装力量——差一点就颠覆了王朝的安禄山也正是寒族胡人。当时，李林甫关心的只是如何巩固权势，唐玄宗则一门心思惦记着跟心爱的女人泡温泉。

没错，这个女人就是贵妃杨玉环。

[11]见《新唐书·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

[12]这个说法最早见于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后来被司马光采信，载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元年三月条，遂成为定论。但两《唐书》均无此说，十分可疑。

[13]此前主要宰相的任职时间是：姚崇三年三个月，卢怀慎不到三年，宋璟三年一个月，苏颋三年一个月，张嘉贞三年一个月，张九龄和裴耀卿不到三年，张说四年半，源乾曜九年五个月。

[14]见《新唐书·李林甫传》。

[15]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

[16]请参看彭丽华《安史之乱》及其所引（日本）谷川道雄《关于所谓李林甫专政》，袁英光、王界云《略论有关“安史之乱”的几个问题》。

[17]本段及以下论述均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彭丽华《安史之乱》。

[18]见《旧唐书·刑法志》，《新唐书·李林甫传》。但《新唐书》认为这一情况并不属实，是大理寺长官“妄言”，却不知证据何在。

[1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八载二月条。

[20]见两《唐书》之《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六载十二月条。

[21]见《新唐书·高力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三载初条。

杨玉环专宠

杨玉环成为唐玄宗的女人，是在骊山温泉宫。

六十六年后，诗人白居易根据民间传说和艺术想象追述了当时场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呵呵，天生丽质的小女人被精力充沛的老皇帝折腾得站都站不起来。

这是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的故事，因此赐浴之日并非乍暖还寒时节。选在君王之侧的杨玉环也非“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是玄宗之子寿王李瑁（读如冒）的王妃。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李隆基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妇。[22]

如果较真，这是乱伦。

华清宫为唐代帝王游幸的别宫，位于今陕西西安临潼区。

对于有着胡人血统的李唐皇族而言，乱伦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太宗皇帝就占有了弟媳妇，高宗皇帝则收编了父皇的女人武媚娘。不过，这两人纳娶的是寡妇，二十二岁的杨玉环却是现任王妃，这让寿王情何以堪。

然而寿王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暗自庆幸。实际上李瑁的处境一直很尴尬。他是玄宗和武惠妃的儿子，也是宁王李宪的养子。当年，由于武惠妃所生子女接二连三夭折，李瑁便被送到了宁王府中，由宁王的元妃抚养成人。

宁王和惠妃都非比寻常。前者是李隆基的大哥，玄宗的太子之位就是他让出来的，所以死后谥为“让皇帝”。后者是武则天的侄孙女，也是玄宗皇帝的宠妃。因此，李林甫等人便曾经一度极力主张立李瑁为皇太子。

可惜李林甫押错了宝，寿王的特殊身世反倒使他与储君之位无缘——不少人视武氏家族为李唐仇敌，唐玄宗也不愿意宁王系统过于得势。最后，根据高力士的建议，被立为太子的是当时的忠王、后来的肃宗李亨。

对此，原本无意于东宫的寿王似乎并不在意。他没想到的是，父皇不但夺他之位，还要夺他之妻，而且原因居然还是怀念他的母亲。据正史记载，寿王之母武惠妃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去世后，玄宗皇帝就闷闷不乐。尤其是冬天驾临骊山时，睹物伤情，更是郁郁寡欢。环顾左右，三千佳丽竟是粉色如土。直到高力士揣摩上意，将杨玉环从寿王府邸接到温泉宫，陛下的脸上才绽放出久违的笑容。[23]

怀念一个女人，就让她的儿媳来顶替，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同样，一个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什么有什么，却偏要跟儿子抢女人，也不知是何道理！

大约只能说，有权就是任性。

不过，任性的皇帝也不得不遮人耳目。他在骊山偷情的两个月后，也就是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初二，下敕昭告天下，宣称为了成全杨玉环对已故太后的孝心，批准她自愿度为女道士。而且，一本正经地，道号太真。[24]

敦煌莫高窟第445窟《弥勒经度》中剃度图局部。

放完这个烟幕弹，两人就兴高采烈泡温泉去了，时间竟是在当月。当年十月，第三次幽会骊山之后，女道士杨玉环干脆大模大样住进了兴庆宫，饮食起居仪同皇后。宫中则按照民间对家庭主妇的称谓，管她叫“娘子”。[25]

想当时两人一定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因为就在第二年正月初一，唐玄宗宣布改元天宝。与皇祖母武则天相反，玄宗并不喜欢改元。他在位四十四年，改元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712年登基，改元先天。第二次是713年亲政，改元开元。这个年号沿用了近三十年，为什么要改呢？

因为开元就是开创新纪元，而玄宗皇帝自认为这一伟业已经大功告成。太平盛世就该普天同庆，伟大的君王也该安享晚年。因此，不但要在骊山修建长生殿，也要尽情享受杨玉环的温柔性感，那可真是上天赐给他的宝贝啊！

没错。云想衣裳花想容，岂非倾国倾城？[26]

众所周知，这是李白专门为杨玉环写的诗，共三首，总题《清平调》，由著名音乐家李龟年谱曲演奏传唱，时间在杨玉环被度为女道士的三年后。而且也就在这一年，唐玄宗再次花样翻新，改年为载，是为天宝三载。此事虽然并不可能是杨玉环的主张，陛下的好心情却无疑是她带来的。

更何况，当时年景也好。

好年景和好心情让玄宗皇帝极为放松，更觉得自己跟女道士杨玉环的关系真是神仙眷侣。他们俩去骊山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即便在长安也其实是公开同居。这才有了李白那三首流传千古的诗，以及各种未必靠谱的故事传说。

事已至此，就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了。天宝四载（745）八月初六，刚刚过完六十一岁生日的唐玄宗，正式册封二十七岁的杨玉环为贵妃。当时宫中并无皇后，贵妃实际上是六宫之主。四年多的陈仓暗度，终于修成正果。

寿王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十天前，玄宗已经为他另选王妃，不用再担心与武惠妃、宁王和杨玉环的瓜葛，只需要一心一意做皇帝陛下的孝顺儿子就行了。

如此结局，似乎倒也皆大欢喜。

出人意料的是，杨玉环成为贵妃以后，反倒跟李隆基闹起别扭来，以至于两次被逐出皇宫，一次在天宝五载（746）七月，还有一次在天宝九载（750）二月。两次出宫，虽然都以戏剧性的转折收场，传递出的信息却耐人寻味。

杨玉环不是武则天，闹别扭肯定与政治无关，原因多半应该是争风吃醋。当然，也有人说是她移情别恋，对象则是宁王李宪。唐人张祜的诗就说：日映宫城雾半开，太真帘下畏人猜。黄翻绰指向西树，不信宁哥回马来。[27]

这恐怕是艺术想象。因为宁王早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十一月就已去世，岂能在四年半以后闹出风波？至于说玄宗与宁王在天宝九载（750）二月开音乐会，贵妃趁机偷吹宁王玉笛，惹得玄宗大怒，当然也更不靠谱。[28]

此图旧传为唐代画家周昉所绘，绢本设色，重彩。用笔朴实，气韵古雅，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画中描绘了几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在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情景，展示了仕女们在庭园中的闲适生活。

比较靠谱的是玄宗风流成性，在天宝五载（746）派出所谓“花鸟使”到民间搜访美女；后来又拈花惹草，在天宝九载（750）与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不清不楚。杨玉环无法接受，与唐玄宗发生冲突，而且出言不逊，于是被遣送到哥哥府中。[29]

结果是两个人都受不了。第一次，杨贵妃刚出宫，唐玄宗就茶饭不思，乱发脾气，直到善于揣摩上意的高力士将贵妃接回宫中才恢复正常。第二次则是杨玉环痛不欲生。她割下一缕青丝对使者说：臣妾的荣华都是圣上所赐，唯有身体受之父母。永别之日，愿以此酬谢陛下恩宠。

唐玄宗看见杨贵妃的头发，大惊失色，急忙派高力士将她召回。如此这般过家家似的闹过两回以后，皇帝似乎不再花心，贵妃也似乎不再任性。他们甚至在天宝十载（751）七夕节立下海誓山盟。正所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30]

结果是什么呢？

从此君王不早朝。

这里说的，当然不是元旦和冬至的大朝会，也不是每月初一十五的朔望朝，而是每天或隔日一次的御前会议，也就是常朝。这其实是件苦差事，因为天不亮就要起床，而且弄不好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皇帝和官员都很辛苦。[31]

所以，玄宗不再早朝，倒是让不少人松一口气。李林甫更是暗自庆幸，他正希望陛下泡在温柔乡里，专注于修身养性和卿卿我我，陶醉于《霓裳羽衣曲》呢！要知道，那乐曲是玄宗糅合印度和中原音乐创作，又由杨贵妃改编为舞蹈，并由陛下本人亲任鼓手，堪称帝国“第一乐舞”的。[32]

可惜，李隆基这位音乐家皇帝并不知道，当他心爱的女人梳着玉环髻，穿着尖头小皮靴翩然起舞时，金玉其外的帝国已是岌岌可危。他当然也不会想到，后来害得杨玉环死于非命的，正是贵妃娘娘的干儿子安禄山。

[22]关于李隆基与杨玉环第一次幽会的时间，请参看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的考证。

[23]见两《唐书》之《杨贵妃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三载十二月条。

[24]唐玄宗的《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见《唐大诏令集》卷四十，《全唐文》卷三十五。

[25]见《新唐书·玄宗贵妃杨氏传》，并请参看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

[26]见李白《清平调》。关于这三首诗的故事，见乐史《杨太真外传》，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太平广记》等。李白写作此诗的时间，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的考证。

[27]见《全唐诗》卷五百一十一张祜《宁哥来》。

[28]此说见乐史《杨太真外传》。

[29]此处据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的考证。

[30]关于杨贵妃的两次出宫，见两《唐书》之杨贵妃传及《资治通鉴》有关条目。海誓山盟之事与时，见白居易《长恨歌》及陈鸿《长恨歌传》。

[31]见杜佑《通典》，王溥《唐会要》。

[32]关于《霓裳羽衣曲》和《霓裳羽衣舞》，详见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的研究。

安禄山进京

第一次见到皇帝时，安禄山气都透不过来。

后来改写了大唐历史，也改变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命运的安禄山，原本是个卑微的胡人，而且是混血儿——生父康某是粟特人，母亲阿史德则是突厥巫婆。她这个儿子由于是向战神轧荦山（荦读如落）祈祷所得，所以叫禄山（轧荦山的汉译）。又由于母亲改嫁突厥将军安延偃，所以姓安。[33]

混血的安禄山长得雄伟而白皙，年轻时很可能相当帅气和漂亮。他的邻居小伙伴史思明（本名阿史那崒干，崒读如卒）虽然也是突厥混血儿，却其貌不扬。不过，两个小伙子都非常聪明，通晓多种民族语言，曾经在大唐与突厥的边境贸易活动中充当掮客。当然，如果有机会，他们也不在乎干些偷鸡摸狗和顺手牵羊的勾当，直到因盗窃而被捕。

决定他们生死的，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读如归）。

节度使是唐代的地方军政长官，相当于军区司令。受命之时，朝廷要赐以双旌双节，表示有权节制调度。安禄山和史思明落到节度使手里，几乎只有死路一条。依法，像他们这样在作案现场被捉拿的盗匪应该用乱棍打死。

张守珪却把安禄山和史思明放了。因为他发现这伙毛贼虽然为非作歹，却也身强力壮，聪慧矫健，说不定是他镇守边疆克敌制胜的可用之才。于是，三十岁的安禄山和史思明成为张守珪帐下的“捉生将”（敢死队员），靠着对地形地貌的熟悉和心狠手辣胆大妄为，为张守珪屡建战功。

安禄山，也被张守珪收为养子。

可惜那时的他还是年轻气盛，结果在一场战争中由于轻敌而导致全军覆没，张守珪也只好将其押解到京。玄宗皇帝却一看就明白了。将在外，不由帅。原本有着节制调度之权的张守珪，之所以没把这个败军之将就地正法，其实是舍不得，也是要把这个人情留给自己做。因此，尽管当时的中书令张九龄力主将其斩首示众，玄宗却决定法外施恩。

捡回一条性命的安禄山长了记性，他的人生也从此芝麻开花。后来，张守珪获罪贬官，安禄山却步步高升，并于天宝二年（743）正月第一次见到了皇帝陛下。

这时，他的官职已是平卢节度使。

在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长大的安禄山，万万没有想到帝国的首都是如此气势恢宏一片繁荣。他当然也没有想到，至尊天子是那样令人敬畏。因此，当他气喘吁吁走完殿前的台阶，并一头跪倒在地时，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

不过，安禄山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他对皇帝说：去年我们营州闹蝗灾，臣焚香祈祷禀告上天：如果臣心术不正，就让蝗虫把臣的心吃了；如果体谅臣一片忠心，就让蝗虫离开营州。结果，北方飞来一群鸟，把蝗虫吃得精光。[34]

这当然是胡编乱造，玄宗听了却很受用。这就让安禄山摸准了帝国的脉。同时他也清楚，无论自己官位多高，在大唐那些王公贵族眼里仍然是土包子，是尚未开化的戎狄和粗俗不堪的武夫。但，唯其如此，皇帝才会放心地把权力交给自己，就连嫉贤妒能的宰相李林甫也不设防。

安禄山决定将装傻卖萌进行到底。

天宝六载（747）正月，安禄山又一次觐见皇帝。这年他四十五岁，身体早已发福，据说光是肚子就重三百斤，然而跳起胡旋舞来却转动如陀螺。唐玄宗忍俊不禁，不由得半开玩笑地问：你这杂胡，肚子这么大，里面都装些什么？

安禄山一本正经地回答：全是赤胆忠心。

玄宗很高兴，让他见过太子。

安禄山却问：太子是什么官？

玄宗说：太子就是储君，朕百年之后的天下之主。

安禄山犹豫片刻，然后一脸真诚和无辜地跪下来说：我们胡人愚蠢，不懂中华礼仪。因此，长期以来，臣只知道有陛下，不知道有太子，真是该死，罪该万死！

毫无疑问，这是装疯卖傻。要知道，这时的安禄山已经兼任御史大夫，怎么可能连太子都不知道？恰恰相反，他太知道皇帝和宰相对太子李亨的态度，也很清楚玄宗最怕的是朝臣和边将与太子结党。因此，这不过是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台戏，要说的台词也只有一句：臣只知有陛下。

结果，太子很尴尬，皇帝很放心。

安禄山却得寸进尺，提出要认杨贵妃为干妈。这当然马上就得到了批准。以后每次进宫，他都是先拜贵妃，然后才拜皇帝。玄宗问：你这家伙如此这般，是何道理？

安禄山答：胡人都是先敬母亲，后敬父亲。

说这话时，也照样憨态可掬。[35]

尽管谁都看得出，安禄山这是政治投机，杨玉环却不但欣然接受，还把事情越闹越大。天宝十载（751）正月，安禄山四十九岁生日第三天，三十三岁的贵妃娘娘亲自主持了洗儿礼。宫女们把安禄山像婴儿一样扔进华清池洗刷，然后用巨大的襁褓包起来，用彩车抬着招摇过市，大肆张扬。

从此，安禄山被宫中呼为“禄儿”。[36]

◎安禄山与杨玉环年表

公元

年号

月份

事件

740

开元二十八年

不详

安禄山任平卢兵马使

十月

杨玉环与唐玄宗第一次幽会

741

开元二十九年

正月

杨玉环被度为女道士

八月

安禄山任营州都督

742

天宝元年

正月

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

743

天宝二年

正月

安禄山第一次到长安面圣

744

天宝三载

三月

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

745

天宝四载

八月

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

746

天宝五载

七月

第一次出宫事件

747

天宝六载

正月

安禄山兼御史大夫

杨玉环收安禄山为养子

748

天宝七载

六月

赐安禄山丹书铁券

750

天宝九载

二月

第二次出宫事件

五月

册封安禄山为东平郡王

751

天宝十载

正月

杨玉环为安禄山行洗儿礼

二月

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

七月

唐玄宗与杨玉环海誓山盟

755

天宝十四载

十一月

安禄山反

756

天宝十五载

六月

杨玉环死

很难猜出杨玉环当时的心情和想法，然而上一页的年表却表明，她和安禄山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命定前缘。他们几乎在同一年登上历史舞台，又几乎同步地得到玄宗的宠爱，尽管最后要分道扬镳。那么，当安禄山提出认这个比自己小了十六岁的女人为干妈时，她会不会心中一动呢？

不知。也许，这不过是游戏。

玄宗皇帝的恩宠却有着政治考量。由于继承北周宇文泰的关中本位政策，唐帝国的军事重心一直偏于西北。吐蕃的崛起和大食（阿拉伯帝国）的东进，更是使他们无暇顾及华北和东北，尽管契丹和奚人也在骚扰帝国边境。这时，最好的选择便是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代理人，帮皇帝陛下和中央政府看守好被称为“河朔”的黄河以北地区。

安禄山，就是这样一条看门狗。

表面上看，这个人选是合适的。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以来，河朔就一直是胡汉杂居之地，不但民风彪悍，而且情况复杂。朝廷派去的使臣，常常被当地人欺负或驱逐，就连张守珪这样的大将也感到头疼。安禄山却不同。他比胡人还要胡人，比土匪还要土匪，还怕摆不平那些混混？

何况安禄山又是忠诚的，至少曾经忠诚。玄宗皇帝甚至想不出他不忠诚的可能性和理由——安禄山没有强大的部落势力作为资本，自己反倒是他的再生父母和救命恩人。

安禄山也没有让皇帝失望。他总是不断送来对契丹和奚人作战的捷报，尽管这些战争其实也有一些是他为了军功而挑起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番将每次进京都会献上大量的战利品，这就等于实实在在地证明了河朔地区的安宁。

于是，安禄山的地位越来越高，权力也越来越大。也就在被杨玉环扔进华清池洗过以后一个月，他成为平卢、范阳以及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平卢节度区治所营州，在今辽宁省朝阳市；范阳节度区治所幽州，在今北京市；河东节度区治所太原府，在今山西省太原市。这真是好大的地盘。

至于三镇的兵力，加起来近二十万，占全国边防军的百分之四十，是中央军的两倍有余。

呵呵，谁还能说安禄山没有谋反的资本？

就算过去没有，现在也有了。

但，有资本谋反，并不等于一定要反。因此，也有人说是被逼出来的。而且这个逼反安禄山的人，竟然就是他名义上的干舅舅、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37]

[33]本节述安禄山事迹如无另注者，均见两《唐书》之安禄山传，同时请参看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

[3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二年正月条。

[35]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六载正月条。

[36]见（唐）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

[37]如《旧唐书·杨国忠传》即称，杨国忠屡于玄宗前言安禄山必反，“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

杨国忠惹事

杨国忠这个名字，是唐玄宗赐给他的。他是杨玉环的远房堂兄（共曾祖父），本名杨钊。父亲是个小官，母亲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的妹妹，自己则是酒鬼、赌棍和色狼，据说跟杨玉环的姐姐（后来的虢国夫人）关系暧昧。这个家伙出身既卑微，品行又不佳，临近不惑之年也没能混出名堂，只好娶了个从良的妓女，凑凑合合在成都过日子。[38]

谁都没想到，此人也会时来运转。

不过，杨国忠的咸鱼翻身和飞黄腾达，倒不完全是沾了杨家姐妹的光。他最早引起玄宗注意，其实是靠了自己的拿手好戏——赌博。当时，宫中流行一种名叫樗蒲（读如初葡）的游戏。玄宗自认为天下无敌，国忠更是精于此道，结果两人棋逢对手，让皇帝陛下龙颜大悦。

当然，杨国忠能够进宫，是靠了杨家姐妹的推荐。

玄宗皇帝却看出杨国忠是理财的好手，便任命他担任了户部（财政部）的官员。以后，此人虽然一路攀升，兼职也非常之多，为帝国理财却始终是他的主要任务。

事实证明，杨国忠比他的前任宇文融、裴耀卿等人更加能干也更有办法。他甚至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央库藏不足的问题，让好大喜功和挥霍无度的皇帝可以大手大脚。满心欢喜之余，唐玄宗应其请求赐名国忠，意思是国之忠臣。

这时，就连李林甫也奈何不得了。

李林甫与杨国忠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狼狈为奸到反目为仇的过程，变化的原因当然是杨国忠的权力和野心都越来越大，势必与李林甫一决雌雄。天宝九载（750）四月，杨国忠折其左膀，御史大夫宋浑被判流放。两年之后，杨国忠又断其右臂，户部侍郎王鉷（读如洪）被赐自尽。最后，当李林甫抓住机会绝地反击时，老天爷叫走了他。

据说，李林甫临终前，杨国忠曾前往相府探望，诚惶诚恐拜于床下。一生嫉贤妒能排斥异己的李林甫，则泪流满面地托以后事。但这些都是不管用的。这位盘踞相位十九年的老政客尸骨未寒，就被杨国忠诬以谋反。玄宗皇帝也翻脸不认人，下令打开棺材，夺走了所有的陪葬品。[39]

当然，杨国忠也如愿以偿，成为首相。

安禄山却不干了。

节度三镇爵封郡王的安禄山，一生只怕一个人，那就是李林甫。而且，他对李林甫是由衷地畏惧和敬佩，心悦诚服地自认为不是对手，以至于每次线人从长安归来，他问的第一句话都是：十郎（李林甫）怎么说我？

所以，李林甫在位时，安禄山是不敢妄自尊大，更不敢轻举妄动的。在他眼里，李林甫才是帝国的顶梁柱，唐玄宗则不过是坐在屋顶看风景的老头子。尽管那风景确实“这边独好”，但没了李林甫，就会“落叶满长安”。

实际上，由于多次进京，安禄山早已将帝国的底细打探得一清二楚。那可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皇帝懒惰，官员欺瞒，中央军久违沙场，当权派纸醉金迷。本应用于通报政务军情的特快专递，送来的竟是贵妃娘娘的荔枝。就连杨国忠这种靠裙带关系上位的小混混，也居然成为首相。如此腐朽不堪的政权，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

安禄山嗤之以鼻。[40]

杨国忠也咬牙切齿。因为那个每次见到李林甫，即便在寒冬腊月也会汗流浃背的安禄山，居然根本就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于是，杨国忠一有机会就说安禄山要谋反。他甚至对唐玄宗说，请陛下召安禄山进京，他肯定不敢来。

结果，安禄山一叫就来。

天宝十三载（754）正月初四，安禄山在华清宫最后一次见到了玄宗。他泣不成声地说：臣本胡人，不认识字，赖陛下恩宠才有今天，现在可是要死在杨国忠手上了。

玄宗的反应跟那些心肠柔软的慈祥老人没有两样。他看着安禄山好不容易才跪倒在地的肥胖身体，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可怜模样，不禁有些心酸，便赏赐了一大笔钱，还准备给他增加特任宰相的头衔，只不过又被杨国忠阻止。

陛下觉得很抱歉。

唐代陶质彩绘猎骑胡俑，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安禄山所辖三镇有近二十万兵力，其中不少是胡人骑兵。

安禄山却心中窃喜。远在范阳的他，对于“列席国务会议”之类的虚衔没有兴趣，皇帝的歉意却能换来实惠。这些实惠包括兼领闲厩、群牧和牧总监的职务，以及一大把空白委任状。靠着前者，他暗中挑选了数千匹好马藏起来；靠着后者，他收买了成百上千的边防军将士。

赚得满盆满罐的安禄山深知长安不可久留，便在三月一日向玄宗辞行。尽管临行前皇帝将御衣披在他身上，也尽管高力士奉命将他送出京城，安禄山仍然有如惊弓之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他乘坐的船只十五里一换，昼夜兼程，日行数百里，差不多是一口气就赶回了范阳。

这时，几乎谁都知道安禄山要反了。[41]

只有唐玄宗执迷不悟。他把所有的迹象都归结为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并认为这总比结党为好，却没想到这不和的两人，一个集中了行政、人事和财政的权力，另一个则是最有力量的边将，他们的对抗必将导致帝国的分裂。

杨国忠也不放弃努力。第二年二月，安禄山派他的副将进京，提出要把节度区的汉族将领换成胡人。杨国忠和他的副手一致认为这是安禄山意在谋反的铁证，皇帝却再一次满足了那家伙的要求。两位宰相只好提出，召安禄山入朝担任国务委员，同时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的节度使换为忠诚可靠的汉人，这样就既保全了安禄山，也保全了帝国。

应该说，杨国忠的这个主意并不错。唐玄宗却在同意之后又反悔，派了一个宦官去范阳送礼。安禄山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便率领部下表演了一出出大表忠心的好戏。更重要的是，他让皇帝的这个家奴不虚此行，满载而归。

吃饱喝足钱包鼓鼓的宦官就像得了糖果的灶王爷，当真上天言好事。玄宗皇帝则对两位宰相说：安禄山的一片忠心毋庸置疑，朕还要靠他抵御外敌保卫北疆。现在，朕亲自为他作保，任何人都不得再以此类的妄言来烦朕。[42]

杨国忠只好自己去收集证据。他瞒着皇帝，秘密逮捕并杀害了安禄山的线人。安禄山当然马上就知道了。因为他留在长安的长子安庆宗，既是人质也是卧底。这时，满腔愤怒又惶恐不安的他，除了加快谋反步伐也别无选择。[43]

所谓“杨国忠逼反安禄山”，这是证据之一。[44]

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判断，安禄山究竟是被逼反，还是被“催反”。但，此人与朝廷离心离德已毋庸置疑。他甚至在天宝十四载（755）七月提出一项奇怪的动议，要派二十二个番将率领六千射手入京，理由是献马三千匹。

这一次就连玄宗皇帝也感到蹊跷，他又派了一个宦官去范阳，邀请安禄山来华清池泡温泉。安禄山大大咧咧地坐在胡床上接见了来人。他说：圣上可好？马不献也罢。请你回去告诉陛下，我准定在十月份前往京师。

然后，就再也不予理睬。

使者夹着尾巴回到了长安，连装模作样谢恩的表章都没能带回一封。看来，这个宦官在范阳受尽委屈，以至于见到玄宗时竟心有余悸地说：奴才差一点就见不着大家。[45]

大家，是唐代宦官对皇帝的称呼。

安禄山也没有再去长安朝拜玄宗，而是在这年的十一月挥师南下，向当时世界上的三大帝国之一发起挑战。公开亮出的口号，则是诛杀祸国殃民的奸相杨国忠。

安史之乱终于爆发。

[38]本节所述杨国忠事迹，如无另注，均见两《唐书》之杨国忠传。

[39]见两《唐书》之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一载十月条、十二载正月条。

[40]见《新唐书·安禄山传》。

[41]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二载五月条，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三载正月条、三月条。

[42]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二月条。

[4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四月条。

[44]司马光等人认为，安禄山原本打算在唐玄宗驾崩之后谋反的，但被杨国忠的步步紧逼提前了行动。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月条。

[4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七月条。

第三章
动乱始末

渔阳鼙鼓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的华清宫，跟往年并没有太多不同。皇帝照例在十月份就来到骊山，跟他心爱的女人鸳鸯戏水。七十一岁的他对帝国的政务越来越没兴趣，反应也越来越迟钝，以至于安禄山起兵的情报传来时，他竟然只是草草看了一眼，就满不在乎地放在一边，然后笑呵呵地对杨玉环说：爱妃呀，又有人告你那个禄儿谋反了。[1]

贵妃娘娘大约也只是嫣然一笑。他们都没想到，那渔阳敲响的鼙鼓（鼙读如皮）竟会“惊破《霓裳羽衣曲》”。[2]

鼙鼓就是军中的小鼓，渔阳则是现在的天津蓟县（蓟读如纪），因县城在渔山之南而得名。玄宗一直认为，安禄山驻军此地，是为了替他看守帝国的北大门，对付那些不安分的契丹和奚族，哪想到这家伙竟会调转枪头呢？

实际上，安禄山早就利用“双料胡人”的身份，集结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核心当然是他的本族粟特。粟特跟当时的阿拉伯人一样，也是游牧商贸民族，只不过信仰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他们长期在大唐帝国各地经商，积累起来的财富则源源不断地流向柳城大本营，也流向安禄山的库房。

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安禄山的本名轧荦山在粟特语中就是光明，也是琐罗亚斯德教崇拜的光明之神。把神赐的财富献给神之子，靠商贸将散居的粟特人凝聚起来，都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甚至顺理成章。[3]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安禄山长袖善舞。

财大气粗的安禄山甚至拥有一支八千人的敢死队，由契丹和奚族的战士组成，号称“曳落河”，意为壮士。至于他的亲兵部队，则全部是英勇善战以一当十的家奴。[4]

这些情况，唐玄宗和杨国忠都一无所知。要知道，就在安禄山回到范阳一个月后，他还上奏朝廷，声称俘虏了奚王李日越。他的敢死队，怎么会是契丹和奚族人？[5]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被安禄山骗了。

没错，契丹和奚族曾经是帝国的边患，但他们早就不再与大唐为敌，只想安安生生在自己的地盘上过日子。安禄山却不肯消停。作为被唐玄宗信任、杨国忠猜忌的边将，他必须制造危机四伏的假象，也必须创造克敌制胜的战功。

结果是什么呢？是一起又一起的谋杀案。那些对安禄山充满信任的契丹和奚族部落酋长，毫无防范地被这家伙以请客吃饭为名诱杀，其部下则被安禄山收为养子。这些勇敢而单纯的人被告知，安禄山这样做，完全是奉朝廷之命不得已而为之，所有的账都应该向大唐清算。[6]

呵呵，军功就这样建立，仇恨就这样制造，对手就这样消灭，力量就这样壮大。安禄山一箭四雕。

据许道勋、赵克尧著《唐玄宗传》第472页图所绘。

因此，当这个经纪商出身的节度使，决定以此为资本做一笔大买卖时，他很轻易地就组建起以通古斯系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混编部队，号称二十万（实际十五万），以“剿灭国贼杨国忠”为名在华北地区举起叛旗。

这一天，是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九日。[7]

叛乱是精心策划的。因为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誓师的第二天，北京（今山西太原）副留守就成了叛军的俘虏。可见这伙人是在按计划展开行动，包括让朝廷误以为他们要沿着当年李渊的路线，从太原直取关中。

唐玄宗却要到七天以后才相信这一事实，杨国忠更是为自己的判断被证实而扬扬得意。他对皇帝说：叛乱的只有安禄山一个人，其他人不会响应。过不了几天，这家伙的脑袋就会被送到行宫，兵不血刃而叛乱可平。

群臣面面相觑，玄宗却很以为然。[8]

不能说杨国忠全无道理，因为武则天时代徐敬业谋反的结果就是如此。然而这一次的情况却如下表所示，帝国的政府军根本抵挡不住安禄山的凌厉攻势。从范阳起兵，到洛阳沦陷，竟然只有短短三十四天。难怪安禄山会好奇：杨国忠的脑袋为什么迟迟还没有送来？[9]

◎天宝十四载有关事件时间表

月

日

事件

十一月

九日

安禄山反于范阳

十日

北京副留守被叛军俘虏

十一日

消息传到华清宫，玄宗不信

十五日

杨国忠宣称兵不血刃即可平叛

十六日

封常清向玄宗夸下海口

十九日

叛军攻陷博陵

二十一日

玄宗回到长安，杀安禄山之子安庆宗

二十二日

任命皇六子荣王李琬（读如碗）为元帅、名将

高仙芝为副元帅，招募新兵讨贼

十二月

一日

高仙芝率军出征

二日

叛军自灵昌渡过黄河

五日

陈留失守

七日

玄宗扬言御驾亲征

八日

荥阳失守

十二日

洛阳沦陷

稍后

高仙芝、封常清退守潼关

十六日

玄宗重提御驾亲征，留太子监国，被阻

十八日

封常清、高仙芝被杀

次年正月

初一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作为替罪羊而被杀的，是高仙芝和封常清。

高丽族裔的高仙芝是帝国名将，也是大唐盛极而衰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的故事以后还要讲到。封常清则是高仙芝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人，时任安西节度使。他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跟杨国忠如出一辙，而且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声称将逆胡之首献于阙下，简直就指日可待。[10]

玄宗皇帝转忧为喜。他调兵遣将，在半个多月内设下三道防线。第一道，河南节度使张介然率军一万守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第二道，封常清作为新任范阳、平卢节度使守洛阳，就地募兵六万；第三道，高仙芝以兵马副元帅身份守陕郡（今河南省陕县），兵力五万。有此三道防线，又有两位亲密战友并肩作战，安禄山似乎不足为虑。[11]

然而高仙芝在十二月初一刚刚离开长安，初五那天陈留就失守了。奔赴洛阳的封常清也发现，那些临时招募的兵勇根本挡不住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叛军。浴血奋战的封常清五战五败，力不能支，东都洛阳终于沦陷。[12]

屡战屡败的封常清只好西奔陕郡，高仙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退守潼关。这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陕郡无险可守，潼关则并无重兵。如果叛军拿下或绕过陕郡直取潼关，帝国的东大门就会被他们打开，首都长安就会危如累卵。

唐玄宗却把高仙芝和封常清杀了。

已经很难判断皇帝当时的心理，只知道封常清兵败之后三次派人报告战况，玄宗都拒不接见；自己想亲赴长安面陈利害方略，走到渭南也被挡回。相反，一个小人的谗言玄宗倒是全听进去了，尽管那家伙无德无能也不会打仗。[13]

小人叫边令诚，是皇帝派到高仙芝身边监军的宦官。监军制度古已有之，宦官监军却是唐玄宗的发明。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出此昏招，结果却不难想象：不懂军事的边令诚颐指气使，身经百战的高仙芝则嗤之以鼻。那个以皇帝为后台的家伙向高仙芝索贿，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响应。[14]

边令诚怀恨在心，封常清的战败和高仙芝的转移则给了他打击报复的口实。洛阳沦陷六天之后，已经被免去职务的封常清又被边令诚奉玄宗之命斩于潼关军中。临刑前，封常清交出了早就写好的遗表，文中希望皇帝不要轻敌，盼望朝廷早日平叛。拳拳报国之心，可谓跃然纸上。

封常清被杀后，边令诚又奉命来杀高仙芝。高仙芝悲愤满腔地对边令诚说：遇敌而退，我死有余辜。但，以贪污军粮军饷为罪名，这是诬陷。上有天，下有地，三军将士个个都在，足下莫非真不知道我高仙芝有没有贪腐罪？

边令诚不回答。

高仙芝便对部下说：弟兄们，我把大家召来，原本是要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现在却只想讨句公道话。如果我真的贪污了诸位的粮饷，就喊有罪；没有，请喊声冤枉。

结果，三军将士齐呼冤枉，吼声震地。[15]

此案影响长远。就唐代而言，它开启了宦官干政左右朝局的祸端。就历史而言，同样的错误明代还要再犯。这就不能不做出深刻检讨，但也只能留待将来。因为宦官之祸要到明代才登峰造极，才真正令人发指。

唐玄宗却一点都没发现错了。照理说，他应该知道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何况被杀的还是既忠心耿耿又英勇善战的名将！他也应该知道，如果不是高仙芝采纳封常清的建议退守潼关，自己根本就不可能稳坐在长安。现在，大敌当前而长城自毁，他又靠谁去抵挡来势汹汹的安禄山？

皇帝想到了哥舒翰。

[1]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2]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3]据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

[4]以上见《新唐书·安禄山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六天宝十载二月条，同时请参看彭丽华《安史之乱》。

[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三载四月条。

[6]见《旧唐书·安禄山传》，同时请参看彭丽华《安史之乱》。

[7]关于安禄山起兵以及下表所列事件日期，同类著作有不同说法，本书均据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的考证，不争论。

[8]见《安禄山事迹》卷中，《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9]据《新唐书·杨国忠传》，安禄山起兵范阳后，曾说：国忠头来何迟？

[10]见两《唐书》之封常清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一月条。

[11]请参看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

[12]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封常清一败于武牢，二败于葵园，三败于上东门，四败于都亭驿，五败于宣仁门，终于不敌而西走。另，据《资治通鉴》，叛军进攻洛阳是在十二月十二日丁酉；据《旧唐书·封常清传》表章，封常清十二月七日与敌交兵，十三日败走，洛阳保卫战共六天。

[13]见《旧唐书·封常清传》表章。

[14]见《旧唐书·封常清传》，《新唐书·高仙芝传》。

[15]以上见《旧唐书·封常清传》，《新唐书·高仙芝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潼关保卫战

哥舒翰原本是杨国忠的一张牌。

跟安禄山、高仙芝一样，哥舒翰也是番将，只不过三人的族别不同：安禄山是粟特，高仙芝是高丽，哥舒翰则属于西突厥的分支突骑施，以部落名“哥舒”为氏。所以，哥舒翰讽刺安禄山是野狐狸，安禄山骂哥舒翰为突厥狗。安禄山及其族兄安思顺，跟哥舒翰是死对头。[16]

这就让杨国忠窃喜。他极力笼络哥舒翰，玄宗皇帝似乎也想在两个番将之间搞平衡。安禄山节制东北三镇，杨国忠就让哥舒翰节制西北；安禄山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就封西平郡王。那时，大唐帝国的西域美丽富饶，西平郡王的使者常常骑着白骆驼进京，日行五百里，真是好不威风。[17]

哥舒翰春风得意。

可惜，乐极生悲。洋洋得意的哥舒翰纵欲过度，结果在浴室中风，卧床不起，直到再次被皇帝召唤，接替高仙芝担任兵马副元帅。元帅荣王李琬（读如碗）去世后，又改称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统领的部队，也号称二十万。

玄宗把潼关交给他了。

任命一个偏瘫病人为潼关保卫战的总指挥，无论如何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更加匪夷所思的是，这个偏瘫病人竟然宝刀不老，旗开得胜。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十天后，也就是至德元载（756）正月十一日，哥舒翰便击退了进犯潼关的安禄山次子安庆绪，为惴惴不安的帝国打了一剂强心针。[18]

杨国忠却反目了。

这一回理亏的是哥舒翰。三月二日，一心要公报私仇的哥舒翰逼着皇帝处死了时任户部尚书的安思顺，罪名是私通安禄山。没有史料表明，安思顺是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得罪了哥舒翰，但可以肯定，包括皇帝在内，谁都知道这是哥舒翰制造的冤案，身为首相的杨国忠却不能营救。[19]

血案让一贯暗箭伤人的杨国忠感到恐惧。更让他想起来就害怕的是，拥兵二十万的哥舒翰，军衔前面还有“皇太子先锋”几个字；而太子李亨对杨氏家族的专横跋扈，则可谓痛恨已久。如果哥舒翰当真甘为太子先锋，与太子联合起来对付自己，甚至帮太子夺取天下，后果将不堪设想。[20]

杨国忠不能不防。

与此同时，军中反对杨国忠的声浪也越来越高。不少人都认为，安禄山的谋反和叛乱，就是杨国忠一手造成。只要杀了杨国忠，战争就会结束，自己也能回家过年。哥舒翰的得力干将、高丽人王思礼甚至提出，由他率领三十个骑兵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掉。哥舒翰当然不敢同意。他说：那样一来，谋反的就不是安禄山，而是我哥舒翰了。[21]

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杨国忠的耳朵里。他甚至听到更为恐怖的说法——有人建议哥舒翰留三万人守潼关，然后率领精锐部队回师长安，剿灭国贼杨国忠。[22]

此话如果当真，那就比安禄山还可怕。

其实，就算没有这些情报，杨国忠也会警惕。他的身边更是有人提醒：现在，朝廷重兵可是全在哥舒翰手里。万一他有什么想法或异动，相公岂不危险？ [23]

杨国忠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他的办法是以第二梯队和后援部队的名义，在长安和潼关之间布置了一万多人。哥舒翰也不愿意腹背受敌。他的办法是奏请皇帝将这些人马交由自己节制，并把杨国忠任命的统兵将领骗到潼关杀了。

这一天，是至德元载（756）六月一日。[24]

至此，杨国忠与哥舒翰的矛盾已不可调和。这个家伙也很清楚，自己已经无法与哥舒翰抗衡。能够消灭哥舒翰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安禄山。帮安禄山干掉哥舒翰也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他们在潼关之外决一死战。

杨国忠决定置帝国的安危于不顾。

实际上，半年以来，天下大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起兵范阳之后的一个多月，安禄山可谓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以至于没过多久就攻克东都，称帝洛阳。现在却不一样了。由另外两位大唐将领统帅的政府军在黄河以北频频告捷，沦陷区人民也进行了敌后抗战。安禄山的死党史思明被困，驻守范阳的叛军不敢南下，范阳与洛阳的通道也被切断。[25]

形势的变化对安禄山是不利的。救援河北吧，等于放弃东都；进攻长安吧，又有潼关之险；留守洛阳吧，那皇帝也当得怪怪的。不但很不是滋味，而且没有安全感。

安禄山进退两难。

战争处于胶着状态，就要看谁更沉得住气了。安禄山原本是沉不住气的。他甚至后悔发动叛乱，暴跳如雷地把下属痛骂了一遍。但经过一位谋士的劝告，这个聪明人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兴高采烈地与部下自娱自乐，夜夜笙歌。[26]

当然，狡猾的安禄山绝不会无所作为。他一方面让部队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另方面大放烟幕弹。于是，远在深宫的唐玄宗得到情报：驻守陕郡的叛军兵员不满四千，都是老弱病残，还松松垮垮吊儿郎当，根本不堪一击。[27]

哥舒翰马上看出这是骗局。他上书朝廷说：安禄山久经沙场，又是叛乱谋逆，怎么可能毫无防备？明明是设下陷阱诱我中计。实际上，叛军远来，利在速战；我军据险，利在坚守。因此，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何况反贼之所为，其实不得人心，发生内讧是迟早的事情。到那时，再集我河北之军南下，出我潼关之兵东进，多行不义之贼必定自毙。[28]

对此，河北的两位将领都很同意。

唐玄宗却听不进去，下令哥舒翰立即出关。杨国忠更是煽风点火，扬言不能坐失良机。这在唐玄宗，是昏，也可能是浮躁。在杨国忠，则是奸，是要置哥舒翰于死地。但结果是一样的：传送出兵诏令的人竟不绝于道，项背相望。[29]

君相二人都把哥舒翰往火坑里推，哥舒翰也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跳。六月四日，这位“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在大哭一场之后引兵出关，并在四天以后（六月八日）与叛军会战于灵宝（今河南省灵宝市）西原。

战争极为惨烈。哥舒翰的部队几乎从一开始，就毫无悬念地进入了叛军的伏击圈，对方则始终以猫玩耗子的态度来对待这位老将。他们甚至在交战之初，仍然装出乌合之众的模样，发起反攻之后却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哥舒翰的人马有的被石头砸死，有的被大火烧死，有的被河水淹死，有的在逃跑时被自己人踩踏而死，几乎全军覆没。

◎潼关保卫战及有关事件时间表

天宝十四载（755）

月

日

事件

十二月

十二日

洛阳沦陷

十八日

封常清、高仙芝被杀

十九日

拜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

二十三日

兵马大元帅荣王李琬去世

不详

哥舒翰改称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

至德元载（756）

月

日

事件

正月

一日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十日

哥舒翰被加封宰相头衔

十一日

哥舒翰击退安庆绪的进攻

三月

二日

安思顺在长安被杀，杨国忠不能救

六月

一日

哥舒翰杀杨国忠心腹杜乾运

四日

哥舒翰引兵出关

七日

两军相遇于灵宝

八日

灵宝会战，唐军大败，哥舒翰投降

九日

安禄山军攻克潼关

十日

杨国忠建议避难蜀中

十三日

凌晨 唐玄宗仓皇出逃

哥舒翰本人，则被部下劫持。

劫持了哥舒翰的也是一个番将。他说：元帅以二十万众而一战即溃，还有什么脸面回长安去见天子？再说了，您老人家难道全然不知高仙芝和封常清是什么下场？

于是不由分说，将哥舒翰带到洛阳。

安禄山见了哥舒翰，倒是十分高兴。他笑眯眯地问这位老朋友：过去你总是看不起我，现在感觉如何？

哥舒翰跪下来答：臣愚昧，肉眼不识圣主。

安禄山更高兴了。他做了两件事：一是任命哥舒翰为大燕的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是以“不忠不义”的罪名杀了劫持哥舒翰的那个番将。哥舒翰也投桃报李，写信给自己的旧部，要他们跟着投降。只不过，没人响应。[30]

一年多以后，哥舒翰被安庆绪所杀。

潼关则在灵宝会战的第二天就落入敌手，从潼关到长安沿途的守将和兵勇也如鸟兽散，再也没人在傍晚时分点燃烽火台上的火炬，向皇帝陛下和中央政府报告平安了。[31]

这样的结局，杨国忠可曾料到？

[16]见《旧唐书· 哥舒翰传》。

[1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二载五月条、八月条。

[18]见《新唐书·哥舒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至德元载正月条。

[19]见《新唐书·哥舒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至德元载三月条。

[20]杨国忠曾经对杨氏姐妹说：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21]见两《唐书》之王思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五月条。

[22]见两《唐书》之哥舒翰传。

[2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五月条。

[24]见两《唐书》之哥舒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五月条、六月条。

[2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五月条。

[26]见《新唐书·安禄山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五月条。

[27]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28]见两《唐书》之哥舒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29]见《新唐书·哥舒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同时请参看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

[30]以上见《新唐书·哥舒翰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31]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胡三省注。

马嵬坡

杨国忠恐怕是给自己留了后路的。

后路就是今天的四川，当时的剑南。作为曾经的成都赌棍和剑南节度使，杨国忠把蜀中看作自己的老窝。安禄山叛乱以后，他更是加紧了对此地的控制和经营。所以，他能毫不顾忌哥舒翰兵败的后果，极力怂恿玄宗下令。同样，当潼关失守长安难保之时，他给出的建议便是“幸蜀”。[32]

贵妃娘娘很是赞同，因为那也是她的老家。

可惜兄妹二人都没想到，他们根本就回不了成都。这两个人跟着唐玄宗逃出长安才一天半，就被杀死在京城一百多里外的马嵬驿（嵬读如委），也叫马嵬坡。[33]

事变看起来像是突发的，就连之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有突然性。比方说，六月一日，哥舒翰还悍然杀了杨国忠的心腹，四日就被逼出了潼关。又比如，六月十二日，唐玄宗还当众宣布要御驾亲征，第二天人就不见了。

想当时宫中肯定一片混乱。据正史记载，六月十三日那天早晨，依然有官员上朝。当他们走到宫门时，还清晰地听见报时的漏声，仪仗队也庄严肃穆地站在殿前。然而宫门打开之后，却不见皇帝，也不见宰相，只见宫女们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跑，宦官们则冲出来说不知道陛下在哪里。[34]

还能在哪里？当然是跑了。

事实上，唐玄宗是在黎明时分仓皇出逃的。当时，长安城里细雨蒙蒙，朱雀大街一片寂静。陛下带着嫔妃、太子和亲王、皇孙，在贴身宦官和禁卫军的簇拥之下，贼一样地悄悄溜了出去。他甚至来不及或者没打算通知住在宫外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和凤子龙孙，干脆就将他们弃如敝屣。[35]

怨气，可能在这时便已产生。

之后的遭遇与普通难民无异。至尊天子过了中午也吃不上一口饭，皇孙们得到一点粗粮便狼吞虎咽，一众人等又累又饿，无不以泪洗面。如此千辛万苦地走到金城（今天陕西省兴平市）已是半夜，驿站空无一人，疲惫不堪的他们只能挤在一堆和衣而卧。这可是从来就没受过的罪，因此第二天中午走到马嵬坡，禁卫军便再也不肯前进一步。[36]

首先发现情况不对的是他们的司令官陈玄礼。

陈玄礼是在王毛仲被杀之后担任禁卫军统帅的，由于清廉严谨忠于职守而深得皇帝信任。作为司令官，他当然知道将士们都憋着一口气，也知道怨气从何而来，更知道如果这怨气不能宣泄，一旦部队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办法只有一个：杀了杨国忠。

这是陈玄礼早就想做的事，可惜在长安没能得手，此刻当然不会坐失良机。因此，他召集将士们说：天下弄成这个样子，罪责全在杨国忠。如果杀了这贼，大家说如何？

禁卫军众口一词：念之久矣，虽死无憾！[37]

据许道勋、赵克尧著《唐玄宗传》第511页图所绘。

行事谨慎的陈玄礼立即将想法向太子李亨报告，太子的态度则至少是不反对。于是，陈玄礼面见唐玄宗，向皇帝慷慨陈词。他说：诛杀杨国忠，虽然是逆胡谋反的借口，但他民愤极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国步艰难，圣驾蒙尘，恳请陛下顺应民意，将杨国忠之流就地正法，以安社稷。[38]

史书没有记载唐玄宗如何回答，只知道忍无可忍的将士们已经动起手来。当时，正好有一群吐蕃使者向杨国忠索要粮食，禁卫军便趁机大喊“杨国忠里通外国”，紧接着就乱箭齐飞。顷刻之间，猝不及防的杨国忠被团团围住。将士们甚至懒得理论和控诉，直接用刀把他砍得支离破碎，然后割下他的脑袋，用枪挑着举到了驿站的门外。

杨国忠的儿子和杨玉环的姐姐，也一并被杀。[39]

此时，驿站外面全是杀红了眼睛的禁卫军官兵。御史大夫魏方进被杀，另一位宰相韦见素则被打得头破血流。好在他平时为人厚道也为官清正，这才幸免于难。[40]

玄宗皇帝听到门外喧哗，惊问出了什么事情，得到的回答是“杨国忠谋反”。陛下不禁错愕：杨国忠谋反？杨国忠怎么会谋反，又怎么可能谋反呢？[41]

好在皇帝很快就明白了：杨国忠犯了众怒，为了杀他只好“诬以谋反”。这原本是宫廷斗争的惯用手段，此番则被兵变的禁卫军所用。不过，既然他们还需要合法性，便说明自己依然受到拥戴，那就出门说几句好话安抚安抚吧！

于是，唐玄宗颤颤巍巍地站在了将士们面前。

陈玄礼却抢先一步替兵变的禁卫军陈情。他说：杨国忠欺君乱政，祸国殃民；如不诛杀，动乱难平。臣等为安天下社稷先斩后奏，请陛下治臣矫诏之罪！

唐玄宗也就坡下驴。他说：爱卿这是哪里话！此人之奸朕已知之，原本打算到了蜀中再公开处决。今日卿等受神明启示，成全朕之心愿，只有功，哪有过？[42]

然后皇帝轻轻地说：诸位收队吧！

将士们却纹丝不动。

玄宗只好尴尬地回到房间，派高力士前去打探，得到的回答是：贼本尚在。高力士还进一步解释说：杨国忠被他们杀了，贵妃娘娘还在宫中，将士们害怕打击报复。陈玄礼也传话说，逆贼已诛，他的妹妹不合适再留下吧？[43]

这可是唐玄宗万万没有想到的。挨了当头一棒的他只是说了一句“朕当自处之”，就拄着拐杖低头不语。

此时，四周安静得可怕。

韦见素的儿子韦谔忍不住了。他说：众怒难犯，安危在此一刻，请陛下速决！说完，叩首出血。

玄宗说：玉环常居深宫，哪里知道谁谋反？

高力士说：贵妃确实无罪，但继续留在陛下身边，将士们就没有安全感。将士安则陛下安，请陛下深思。

其实哪里用得着深思，结论几乎是明摆着的：玄宗根本就不敢再面对禁卫军脸上的戾气和血污。花容月貌的杨贵妃终于被绞死在佛堂，皇帝甚至让陈玄礼等人前往验尸。

结果，将士们山呼万岁。[44]

马嵬坡也被历史记住了。它既是唐玄宗的伤心地，也是唐帝国的转折点。是啊，一个皇帝，如果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又岂能保护帝国和子民？因此，当禁卫军将士一言不发看着他时，玄宗就应该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实际上，杨国忠和杨玉环两条人命，也只是换来了短暂的安宁。三天后在扶风郡（今陕西省凤翔县），禁卫军再次人心浮动，就连陈玄礼也无法控制。玄宗却很清楚，他现在已经是落毛的凤凰。既然如此，那又何妨再拔几根？

于是皇帝把将士们叫来，指着刚刚收到的蜀锦说：诸位都是国家的功臣，为了朕不得不抛妻别子。此去蜀中，山高路远，郡县狭小，要吃的苦还很多。不如就此别过，共分此锦作为盘缠。诸位回去以后，见了长安的父老乡亲，烦请替朕问个好，各人也好自为之吧！说完，泪如雨下。

将士们也哭着说：臣等愿意追随陛下，生死不渝！[45]

此后倒是再没有什么风险，唐玄宗甚至一边走一边组建自己的流亡政府，任命了三个宰相，颁布了若干制令。七月二十九日，在经历了四十六天的长途跋涉之后，玄宗及其追随者一千三百多人终于到达成都。

只不过，他并不知道自己早就变成了太上皇。

但，玄宗皇帝应该清楚，禁卫军在扶风郡为什么会动荡不安。原因很简单，杨国忠和杨玉环被杀的第二天，太子李亨也离他而去。追随这位落难的老皇帝还有没有前途，帝国今后的大局又会怎样，已经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32]见两《唐书》之杨国忠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33]马嵬驿在今陕西省兴平市境内，距离当时的金城县约二十八里，而金城距离长安八十五里。

[3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35]据《旧唐书·玄宗纪下》，唐玄宗仓皇出逃时“微雨沾湿”。

[3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37]见两《唐书》之杨国忠传、陈玄礼传。

[38]关于陈玄礼向太子报告以及太子的态度，见《旧唐书·杨贵妃传》、《旧唐书·韦见素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陈玄礼对唐玄宗说的话，见《旧唐书·玄宗纪下》。

[39]以上见《旧唐书·玄宗纪下》，两《唐书》之杨国忠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40]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41]见《新唐书·杨国忠传》。

[42]见《旧唐书·杨国忠传》。唐玄宗与陈玄礼这段对话的具体时间，《旧唐书》并无明示。但如果理解为是在杨贵妃死后，则于情于理不通。

[43]见两《唐书》之杨贵妃传，《旧唐书·玄宗纪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44]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45]见《旧唐书·玄宗纪下》，《旧唐书·韦见素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肃宗即位

李亨离开父皇，看上去也是事出偶然。

六月十五日，玄宗一行准备离开马嵬坡，但何去何从却又成了问题。经历了腥风血雨的皇帝变得谦和，甚至虚心地听取了禁卫军的意见。将士们却七嘴八舌莫衷一是，有的说去陇西，有的说去灵武，有的说去太原，还有人主张杀回长安。最后，还是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一锤定音：先去扶风避避风头看看再说。这才有了前面所说分蜀锦的一幕。[46]

然而动身之时，乡亲们却来了。

这些纯朴的民众是来挽留玄宗的。他们拦在马前言辞诚恳地说：宫殿是陛下的家居，陵寝是陛下的坟墓。陛下抛弃家居和坟墓，要到哪里去，又能到哪里去？

玄宗无奈，只好留下太子做工作。

父老乡亲们又说：至尊一定要走，就请太子殿下率领我等收复长安。我等生于圣代，世为唐民，愿同心同德，讨伐逆贼。如果至尊和殿下都不留，谁为中原百姓做主？

这时，围住太子的已有数千人。

太子只好不走。

不走也有三个原因。一是走不了，二是不想走，三是不敢走。长期以来，太子李亨先是受李林甫打压，后是被杨国忠排挤，但两任宰相都如此猖狂，不就因为他们的背后有父皇吗？如果再跟父皇去蜀中，谁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更何况，此刻是多好的机会呀！杨国忠死了，杨贵妃也死了，一向强势的父皇其实很受伤，也很清楚自己的鞭子现在有多长。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决不能错失良机。

太子这么想，太子党就更是这么想。李亨的两个儿子和宦官李辅国抓住缰绳力陈利害，看出太子心中动摇的父老乡亲更是将他团团围定，太子只好答应他们。于是，一直在远处等待的唐玄宗得到消息：太子殿下走不了啦！

皇帝一声长叹：天意！[47]

天意即民意。正如李亨之子李倓（读如谈）所说，人心向背是最重要的，而当前的人心所向就是平叛。平叛就不能去蜀中，而应该去西北，去华北。只有高举义旗，联合西北和华北的力量，才能凝聚人心，重整河山。[48]

◎玄宗逃亡、李亨北上时间表

天宝十五载或至德元载（756）

时间

事件

六月

十三日 晨

玄宗从长安仓皇出逃

十三日 夜

玄宗到达金城（今陕西省兴平市）

十四日

玄宗到达马嵬驿，发生事变

十五日

玄宗与太子李亨分手

十六日

李亨到达新平（今陕西省彬县）

十七日

玄宗到达扶风（今陕西省凤翔县）

李亨到达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

十八日

李亨到达彭原（今甘肃省宁县）

十九日

玄宗到达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

李亨到达平凉（今甘肃省平凉市）

二十日

玄宗到达散关，重组禁卫军

二十四日

玄宗到达河池（今陕西省凤县）

七月

十日

李亨到达灵武（今宁夏吴忠市北）

十三日

玄宗到达普安（今四川省剑阁县）

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

十九日

玄宗到达巴西（今四川省绵阳市）

二十九日

玄宗到达成都

据许道勋、赵克尧著《唐玄宗传》第540页图所绘。

因此，太子与皇帝，只能分道扬镳。

实际上，看看前面的图和表就知道，尽管玄宗和李亨的前进速度几乎一样，走的却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皇帝走的是逃亡路线，太子走的是救亡路线。尽管李亨的才干和魄力都远不如父皇，但这一次的选择，却高下立判。

当然，李亨的正确也许是逼出来的。一开始，他也是在逃亡，既要逃离叛军的兵锋，也要逃离父皇的控制，因此头几天几乎是一路狂奔。路途之狼狈，不亚于乃父。[49]

但是到了灵武，就完全不同了。

灵武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北，开元九年（721）帝国在这里设置了朔方节度区。看看地图就知道，由北向南的黄河以东，北边是安禄山的根据地河东、范阳、平卢，中间是双方交战区，南边是洛阳和长安两大沦陷区，河西则是朔方节度区。以灵武为指挥部，朔方为大本营，东进可以直捣安禄山的老窝，南下可以收复两京，可谓左右逢源。

朔方节度区条件也好。境内有大量的营田和牧场，杂居着突厥、铁勒、党项、吐谷浑等游牧民族，以及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因此，朔方军跟安禄山的叛军一样，也是多民族之混编部队。如果我们还知道，太子李亨曾经兼任朔方节度大使一职，便会觉得这种安排简直就是天意。

李亨也没有错过机会。

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三日，也就是跟玄宗分手差不多一个月后，李亨在朔方留守官员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当日，改元至德，因此本年也叫至德元载。[50]

这时，李亨到达灵武只有三天。

如此匆忙即位，是会引起怀疑的，这才有了煞费苦心想出的年号。至德来自《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意为最高道德就是孝。显然，肃宗需要向天下人宣示，他的称帝是为了领导平叛，以便尽快将父皇迎回长安。作为皇太子，这才是大孝，也才是至德，是没有任何道德瑕疵的正当行为。

问题在于，领导平叛与当起皇帝来，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玄宗对此也没有明确授权，李亨反倒不无参与甚至主导马嵬事变的嫌疑。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陈玄礼向唐玄宗提出诛杀杨国忠之前，是请示过太子的，只不过太子的态度不够明朗。不明朗也可以有多种理解，比如默许，甚至是希望万无一失，或者干脆是后世史家的春秋笔法。[51]

但，陈玄礼为什么要请示太子？

没有证据显示，两人此前有过交集，唐玄宗也不会允许禁卫军司令官与皇太子眉来眼去。实际上，事变之后他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陈玄礼对皇帝依然忠心耿耿，一路护驾去了蜀中。回到长安后，又被肃宗安排提前退休。[52]

陈玄礼不是太子党。

可疑的是王思礼。这个曾经主张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掉的高丽人，在马嵬坡事变前一天深夜来到金城，被玄宗任命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以后又匆匆离去。问题是此人并没有遵旨履新，而是在肃宗即位后追随了新皇帝，官至司空，成为大唐开国以来唯一不曾担任宰相而位至三公的人。[53]

这就难免让人怀疑，王思礼究竟有什么特殊贡献？莫非在那不寻常的深夜，他与皇太子、高力士或者陈玄礼有过什么密谈，直接导致了第二天事变的发生？可惜，史书上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我们也只能疑罪从无。[54]

可以肯定的是，陈玄礼清楚太子与杨家的关系。洛阳沦陷后，唐玄宗曾经打算御驾亲征，令太子监国。杨氏兄妹得到消息抱头痛哭，贵妃娘娘则嘴含土块，以请求皇帝赐死的方式，梨花带雨般地进行劝阻，太子监国终于泡汤。[55]

显然，杨国忠固然是死敌，杨玉环也是障碍。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杀了杨国忠之后还要杀杨贵妃——如果留下这个女人，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嘴里又会含块石头呢？

杨玉环非死不可。

这一点，皇太子、高力士和陈玄礼都心知肚明。至于他们是进行了密谋，还是心照不宣地听任禁卫军闹事，已经不再重要。就连唐玄宗，恐怕也看清楚了大势所趋，这才不但在马嵬坡放走了李亨，还对他的称帝表示追认。

一切都那么机缘巧合，又那么顺理成章。

当然，该上演的戏码还得照演不误。礼治的中国从来就是政治舞台，忸怩作态是必须要走的过场。因此，李亨即位之前，臣僚的劝进需要多达五到六次，太子才能装着不得已而顺从民意。总之，新历史总算拉开了帷幕，尽管拥戴肃宗的官员其实寥若晨星，正如他的政府不过草台班子。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步又走对了。肃宗即位的消息传出以后，当月就有安禄山手下五千同罗将士向朔方投诚，大唐的京兆尹（首都市长）和长安县令则在西市（外贸区）率众欢呼，杀叛军数千人，然后浩浩荡荡奔赴灵武。[56]

接着，李泌（读如必）来了，带来了平叛方略。郭子仪和李光弼也来了，带来了精兵强将。这是肃宗时期最为重要的三个人物。有了他们，在灵武城楼草草登基的肃宗皇帝才不再是孤家寡人，大唐的复兴也才有了希望，虽然这过程漫长曲折得就像黄河，必须走过九曲十八弯。

[46]见《旧唐书·韦见素传》，《新唐书·韦谔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47]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同时参看《旧唐书·肃宗纪》。

[48]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同时参看两《唐书》之李倓传。

[49]见《旧唐书·肃宗本纪》。

[50]见两《唐书》之肃宗本纪，《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七月条。

[51]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即认为“太子未决”是指没有决定何时动手。

[52]见两《唐书》之陈玄礼传。

[5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两《唐书》之王思礼传。

[54]请参看彭丽华《安史之乱》。

[55]见两《唐书》之杨贵妃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天宝十四载十二月条。

[56]见《旧唐书·肃宗本纪》。

平叛之路

郭子仪是在动乱之初担任朔方节度使的，此后就成为帝国的中兴名将。他甚至两次收复长安，第一次从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那里，另一次是从吐蕃手中。当时，安史之乱刚刚平息，吐蕃却来趁火打劫。即位一年多的唐代宗出奔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虚弱的帝国再次面临灭顶之灾。

然而极具戏剧性的是，长安城里的吐蕃兵仅仅只是听说郭子仪率军将至，便弃城而走，跑得一干二净。[57]

不过，两年后，他们又来了。

这一次是跟回纥一起来的，郭子仪决定分化瓦解。他在回纥军前布下阵营，然后一身戎装出出进进。

回纥兵喊话：刚才那位大人是谁？

唐军答：郭令公。

郭子仪担任过中书令，所以被尊称为令公。[58]

回纥大惊：郭令公还在吗？

唐军答：当然！

回纥又问：天可汗（唐皇帝）呢？

唐军答：万寿无疆。

回纥说：令公如果真在，能让我们见见吗？

郭子仪拍马而出，免胄释甲，投枪于地。

回纥惊呼：郭爸爸，郭爸爸，果然是我们的郭爸爸！

于是全部下马，向郭子仪行回纥大礼；子仪则握着回纥元帅的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方不好意思地说：早知道令公将兵在此，就不来了。要不我们一起打吐蕃？

吐蕃闻讯，连夜撤兵。[59]

由此可见，郭子仪已被视为大唐的守护神。难怪唐肃宗这样对他说：家国虽然是朕的，却全靠您的再造。[60]

但，要论战功，却是李光弼第一。[61]

现在看来，玄宗朝可谓番将如云：安禄山是粟特，高仙芝是高丽，哥舒翰是突厥，李光弼则是契丹。这个契丹酋长的后代几乎天生就是将星，不但足智多谋，英勇善战，而且执法如山。有一次，某侍御史违抗军令被捕，提拔此人的诏书却到了。李光弼说：今天原本杀侍御史。如果宣诏，那我就杀御史中丞。如果他拜相，我就杀宰相。

皇帝派来的宦官吓得半死，只好不宣诏。[62]

强将手下无弱兵，李光弼的部属也艺高人胆大。有一天早晨，史思明的猛将李日越带了五百精兵杀过来，却看见李光弼的人悠闲地躺在战壕里吹口哨。李日越从没见过这样迎接战争的，忍不住问：太尉（李光弼）在吗？

答：昨晚走了。

李日越又问：你们有多少人？

答：一千。

李日越再问：带兵的是谁？

答：牙将某某。

李日越叹了一口气说：那我投降吧！

投降在李光弼的意料之中。头天晚上他离开时，就曾交代领兵的牙将：明天，史思明手下定有一员猛将来袭。如果来了，你们不要出战。如果投降，带他来见我。

没想到，李日越还真的降了。

更没想到的是，史思明的另一员猛将也来投降。

于是大家说：请问元帅，这是怎么回事？

李光弼说：人之常情罢了。史思明听说我在城外，一定会派人来。李日越抓不到我，一定不敢回去。另外那员猛将听说他在我这里受到款待和重用，当然要跟着投降。[63]

这可真是用兵如神。

也难怪，郭子仪受命之日，就推荐了李光弼。

实际上，洛阳沦陷以后，唐玄宗之所以还能在长安苟延残喘半年，原因之一就在郭子仪和李光弼。尤其是当年五月二十九日的嘉山（在今河北省曲阳县）会战，两人携手并肩大破叛军，斩首四万，史思明披头散发光着双脚狼狈不堪夺路而逃，河北沦陷各郡纷纷起义归顺大唐。[64]

不难想象，这时，如果唐玄宗不听杨国忠的怂恿，而是接受三位大将的建议，让哥舒翰坚守潼关，派郭子仪和李光弼进攻范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遗憾呀，遗憾！

现在，皇帝变成了肃宗，不会出问题了吧？

不，继续遗憾，因为没听李泌的。

李泌也是神奇人物，据说七岁时就被玄宗赏识。当时皇帝正在下围棋，宰相张说拿起一粒棋子说：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应声而答：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呵呵，更高明！

也就在这时，还是忠王的肃宗跟李泌成了朋友。册封皇太子以后，更是尊李泌为先生。他们在东宫度过了不寻常的岁月，对于李林甫的打压都有切肤之痛。但是，当已经登基为帝的肃宗要将李林甫挫骨扬灰时，李泌却不同意。

皇帝问：过去的事，先生难道忘了？

李泌说：当然没有，但是太上皇还在成都。太上皇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如果听说陛下在翻旧账，不知道心里面会怎么想。那时，只怕陛下富有四海而不能奉养。

肃宗大惊失色。他抱着李泌的脖子哭道：朕错了，朕考虑不周。如果不是先生，差点不能成为孝子。但，朕之大孝至德，莫过于收复两京，削平四海，解万民于倒悬，迎父皇回长安。那么，依先生之见，逆贼何日可平？

李泌答：两年。

肃宗问：为什么？

李泌说：贼心如此。臣早就发现，逆贼但有斩获，总是全部运回范阳。这就是苟且之贼，岂能拥有中国？可见不足为虑。但，王者之师，讲究的是“务万全，图久安，使无后害”。这就不能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谋定而后动。

具体的设想倒也简单：由李光弼、郭子仪和皇帝自己各率一军，从河北、河东和扶风交替出击，让敌人疲劳奔命于千里，不战而溃。待来年开春，便命西北各军与李光弼联手直取范阳，覆其巢穴。逆贼退无所归，留不心安，势必人心惶惶斗志全无。届时，我军四面围歼，可以灭此朝食。

显然，这是斩草除根一劳永逸的方案，肃宗却在同意之后又反悔。原因也很简单：他太想收复长安和洛阳，根本等不到两年之后，也不认为范阳有多重要。[65]

◎安史之乱大事年表

公元

年号

月份

事件

755

天宝十四载

十一月

安禄山反于范阳

十二月

洛阳沦陷，封常清、高仙芝被杀

756

至德元载

正月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

六月

潼关失守，哥舒翰投降

唐玄宗出逃，马嵬坡事变

太子李亨与玄宗分手

安禄山军进入长安

七月

李亨在灵武即位

757

至德二载

正月

安庆绪杀安禄山，即皇帝位

九月

郭子仪与回纥联手收复长安

十月

收复洛阳

759

乾元二年

四月

史思明在范阳称帝

九月

史思明占领洛阳

761

上元二年

三月

史思明被杀，史朝义即皇帝位

762

宝应元年

四月

玄宗、肃宗崩，代宗即位

十月

唐与回纥联手收复洛阳

763

广德元年

正月

史朝义自杀

闰正月

回纥大军回国，安史之乱平

不听李泌之计的结果如前表所示，长安和洛阳虽然如愿收复，战争却又延续了五年，洛阳也再次沦陷。而且，安史之乱的最终平息，还要拜叛乱集团的内讧所赐：先是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谋杀，后是安庆绪被部下史思明斩首，然后是史思明被儿子史朝义绞死，最后是史朝义自杀。

如果他们团结一心呢？

难讲。

可怜大唐人民，却得为两任皇帝的错误决策埋单。宝应元年（762）十月，帝国第二次收复洛阳。由于借助了回纥的力量并有过协议，回纥兵进城以后便疯狂掠夺，大火竟累旬不灭，残暴程度不亚于“叛匪”。政府军也以河南地区是“贼境”为由，所到之处一路掳掠，时间长达三月之久，肆虐程度也不亚于“同盟军”。洛阳城的建筑物全被毁坏，士农工商无论贵贱贤愚都只能以纸为衣。[66]

这可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民为国本。洛阳民众的苦难，其实暗示着帝国的未来将命运多舛，只不过当局者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只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直到一个文明在溃烂中沉沦。

[57]见《新唐书·郭子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广德元年十月条。

[58]令公一词的解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广德元年十月条胡三省注。

[59]见《新唐书·郭子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永泰元年十月条。

[60]见《旧唐书·郭子仪传》。

[61]见《新唐书·李光弼传》。

[62]见《旧唐书·李光弼传》。

[63]见《旧唐书·李光弼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一乾元二年十月条。两书所记时间不同。

[64]见两《唐书》之郭子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五月条及胡三省注。

[65]见《新唐书·李泌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七月条、十二月条。按，李泌论李林甫事与提出平叛方略，《资治通鉴》分别系于至德元载七月和十二月。但《新唐书》记载肃宗“抱泌颈以泣”之后有“因从容问破贼期”一句，则应是同时。本书所述肃宗语，亦糅入了李倓论孝的观点，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至德元载六月条。

[6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宝应元年十月条。

第四章
走向沉沦

宦官乱政

沉沦从宦官监军那天起就开始了。

广义地说，宦官就是宫中的男性工作人员，由于星空中帝座之西有宦星而得名。早期的宦官，包括士人（生理正常的良家子弟）和阉人（割去阴茎的男子），东汉开始才全部使用阉人。明代以宦官充任十二监主管，结果所有宦官都被尊称为“太监”。就像侵华日军，官兵都叫“太君”。[1]

以阉人为宦官，当然是为了保证后宫嫔妃的贞节和皇家血统的纯正，防止出现让帝王丢失脸面的丑闻。因此，古代君主制国家，包括埃及、波斯、印度、罗马、阿拉伯、俄罗斯、朝鲜、越南，都有阉人充当宦官，英文名叫eunuch，希腊语的本义是“守护床的人”。

唯一的例外，据说是日本。[2]

宦官制度扎根最深、影响最大是在中国，闹得最凶是在汉、唐、明，而唐代第一个炙手可热的宦官是高力士：太子称他为兄，王公称他为翁，驸马只能管他叫爷。就连一人之下如李林甫，万人之上如安禄山，都得让他三分。

其他官员当然更是极尽逢迎之能事。据说，高力士曾经在长安修建了一座宝寿寺。寺钟铸成之日，满朝来贺，敲钟一下捐资十万，居然没有一个不敲十次以上的。[3]

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这就比太子还风光。

幸运的是，高力士是个聪明人。他得宠却不骄横，得势却不专断，顺从却不阿谀，直言却不触犯。为人处世，可谓有原则，有底线，有技巧。再加上识大体，顾大局，并不以权谋私，结果皇帝始终信任，朝臣也不反感。[4]

玄宗朝的大臣们甚至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宦官。皇帝龙颜大怒，他是灭火剂；君臣之间有摩擦，他是润滑油。有不少事，都是高力士四两拨千斤，比如太子之立。当时，李林甫兴风作浪，唐玄宗犹豫不决，高力士悄悄说了一句：立嫡以长，谁还敢争？皇帝大悟，立即拍板立李亨为储。

这可真是一言兴邦。实际上，如果皇帝是当局者，其他有利害关系的是当事人，那么，旁观者的作用就有可能是积极的，只不过这旁观者必须清，既清廉，又清醒。

高力士，就碰巧是这样的人。

没错，碰巧。

事实上，高力士虽然富可敌国，也收受人情，却没听说有过什么权钱交易。相反，一事当前，他首先考虑的是皇帝的利益。即便提意见，出主意，也是吹耳边风。作为玄宗最贴身的人，高力士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只是皇帝的家奴。

中晚唐的宦官就完全两样。

这一点，最清楚的当然是皇帝自己。开成四年（839）十一月的某一天，大唐第十四任皇帝文宗李昂，突然召来一位翰林院学士，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就爱卿读书所知，朕可以跟前代的哪位帝王相比？

学士答：臣愚，但天下人都说陛下是尧舜之君。

皇帝说：朕其实是想问，比得上汉献帝吗？

该学士大惊失色：陛下怎么能这样说？

皇帝答：献帝只是受制于强臣，朕却受制于家奴。这样看起来，朕只怕还不如他。说完，泪如雨下。[5]

文宗说的家奴，就是仇士良。

仇士良可谓宦官乱政的典型人物。他不但专横跋扈二十多年，而且视皇帝为玩偶。开成年间某天深夜，一位值班的翰林院学士被叫进秘殿，只见四周帷幕重重，仇士良则端坐堂上虎着脸说：太后要换皇帝，你起草诏书吧！

该学士吓得魂飞魄散：杀头灭族的事，我不敢！

仇士良沉默片刻，然后拉开帷幕。坐在里面的，竟是文宗皇帝本人。于是这个宦官头子阴冷地说：陛下，如果不是这位学士不肯草诏，这地方你恐怕坐不成了。

文宗居然低头不语。[6]

这实在骇人听闻，却有可能。事实上，哀帝之前，大唐九个皇帝，只有两个（宪宗和敬宗）不是宦官拥立，却又都是被宦官杀掉的。宦官的势焰熏天，可谓无以复加。

问题是：何以如此？

直接原因当然是宦官掌握了禁卫军的兵权。唐代首都的驻军，早期有南北之分。北门的叫禁军，保卫皇帝，也就是禁卫军。南边的叫卫兵，保卫政府，其实是中央军。然而安史之乱的结果，是中央军土崩瓦解，禁卫军名存实亡。悄然崛起并影响了中晚唐政治的，是神策军。

神策军本是哥舒翰为了对付吐蕃而建立的边防军，安禄山叛乱后被调往东部战线。但是，当他们遭到史思明的迎头痛击之后，却发现基地早已被吐蕃占领。也就在这时，他们遇到了在前方监军的宦官鱼朝恩，后者则不失时机地将这支无家可归的队伍变成了自己的力量。

接下来，神策军两次保卫了皇帝。第一次是吐蕃攻陷长安时，鱼朝恩成功地将逃难的代宗接到身边，并把陛下重新扶上了皇位；第二次是德宗时期发生兵变，皇帝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省乾县），神策军赶来救驾。所以，尽管鱼朝恩由于专横跋扈已被代宗诛杀，德宗还是将这支队伍扩充为左右神策军，兵权则交给了自己信任的两个宦官。

不能说皇帝的决策全无道理。毕竟，神策军在边疆早已锻炼得强悍团结，又因为被提拔为禁卫军而感恩忠诚。至于领兵的宦官，既没有地盘，也没有后代，绝不会像安禄山那样自己称帝。因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可以放心。[7]

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灾难有两方面：神策军变得腐败，宦官变得嚣张。腐败并不奇怪，因为从边防军变成禁卫军以后，神策军没有了战事却有了特权。宦官嚣张也不奇怪，因为皇帝和保卫皇帝的武装力量都在他们手里。皇帝如果听话，固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就算不听话，也可以换一个，甚至杀了他。

当然，一般地说，宦官并不喜欢杀皇帝，更不会反对皇帝制度。他们的办法，是把皇帝变成废物。仇士良告老还乡时就曾问同伙：愿意听老夫说说怎么伺候皇上吗？

众宦官异口同声：请老前辈指教！

仇士良说：关键的关键，是不能让他闲着。闲，就会博览群书，接见儒臣，听取意见，我等就没戏了。因此，上上之策莫过于让皇帝声色犬马，忙于吃喝玩乐，朝政都交给我们处理。如此一来，恩泽和权力，又能到哪里去？[8]

呵呵，仇士良可不是高力士。

显然，人是靠不住的。要知道，就连玄宗皇帝都前后判若两人，又岂能要求宦官都是高力士？恰恰相反，如果皇帝不是唐玄宗，高力士倒没准会变成仇士良。

靠得住的，只有制度。

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按照制度，最高权力和绝对权力必须归于皇帝。至于这权力是不是皇帝本人行使，包括他有没有能力行使，则无人过问。这才有女主、外戚和权臣的代行皇权，只不过代理人在中晚唐沦落到宦官而已。

更何况，宦官与皇帝制度是共生的。要消灭宦官，就得先消灭皇帝。能够遏制宦官的，也只有皇帝。但，如果皇帝是靠宦官保卫的，请问他又怎么可能遏制宦官呢？也只能像陷入沼泽地的人，越是挣扎陷得越深。[9]

这是一个谁都解不开的死结。

制度出了问题，就只能靠人。实际上，唐代宦官的乱政就是由一位野心家终结的。此人进入长安后，居然一口气杀光了所有的宦官。只不过，他顺手把大唐也杀了。

宦官可真是与大唐共存亡。

[1]《后汉书·宦者列传序》称：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

[2]见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3]以上见两《唐书》之高力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七载四月条。

[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七载四月条，同时请参看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

[5]见《新唐书·仇士良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开成四年十一月条。

[6]见《新唐书·仇士良传》。

[7]以上见《新唐书·兵志》，并请参看罗琨、张永山等《中国军事通史》，（英国）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8]见《新唐书·仇士良传》。

[9]比如“甘露之变”后的唐文宗。此处不展开，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相关史料。

藩镇割据

宦官乱政的同时，藩镇在割据。

藩镇又叫方镇。方即四方，藩即藩篱，镇即镇守，也指军镇。因此藩镇的本义，就是镇守一方，保卫中央。

最早设立的藩镇是十个军区，其中九个军区的长官是节度使，一个是经略使，统称“天宝十镇”。这十个军区有五个在西北，三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一个在华南，战略目标也很明确：保卫关中，进而保住世界帝国的地位。因此十镇的总兵力竟多达四十九万，是中央军的五倍半。[10]

这就是典型的强枝弱干了，唐玄宗却毫不在意，将节度使换成番将的李林甫更是自鸣得意。结果安史之乱起，原本应该保卫中央的藩镇，变成了反政府武装力量。

教训惨痛啊！

◎天宝十镇一览表

镇名

治所

曾任节度使

兵力

战略目标

安西

龟兹

高仙芝、封常清

两万四千

抚宁西域

北庭

庭州

封常清

两万

防制突骑施、黠戛斯

河西

凉州

王忠嗣、哥舒翰

七万三千

断隔吐蕃、突厥

陇右

鄯州

王忠嗣、哥舒翰

七万五千

备御吐蕃

朔方

灵州

王忠嗣、郭子仪

六万四千

捍御突厥

河东

太原

王忠嗣、安禄山

五万五千

捍御突厥

范阳

幽州

裴宽、安禄山

九万一千

临制契丹、奚人

平卢

营州

安禄山

三万七千

镇抚室韦、靺鞨

剑南

益州

鲜于仲通

三万九百

西抗吐蕃，南抚蛮獠

岭南

广州

裴敦复

一万五千

绥静夷獠

本表所列曾任节度使只选代表人物。

治所地：龟兹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庭州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凉州即今甘肃省武威市，鄯州即今青海省乐都县，灵州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太原即今山西省太原市，幽州在今北京市，营州即今辽宁省朝阳市，益州即今四川省成都市，广州即今广东省广州市。

帝国却没有反思。相反，为了尽快享受胜利成果，肃宗和代宗不计后果地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结果，藩镇的数量没有减少反倒增多，势力也没有减弱反倒增强。到第九任皇帝德宗时，全国共有藩镇四十多处，大的辖地十州，小的也有三四州。藩镇不再是边防军，而是相望于内地。[11]

换句话说，京畿之外，几乎都是藩镇。

新藩镇可以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中央系，也就是帝国新设节度区，任命政府军的将领担任长官。这样做，当然是为了酬劳那些平叛有功的人。但，前面有节度使造反，后面就册封更多的节度使来平息，岂非饮鸩止渴？

更糟糕的是，安禄山和史思明手下的将领，投降以后也成为大唐的节度使。这就是安史系。安史系的将领，多半是胡人或胡化的汉人。他们的势力范围，也多半是胡化程度较深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特点是民风彪悍，崇尚武力，跟吟诗作赋风花雪月的长安，俨然两种文化，两个中国。

安史系镇区的统治系统，是军政合一的。节度使是最高军事长官，也是最高行政长官。他的军队遍布全区，由私人任命的镇将来率领。镇将的部属，也是私人的。因此，镇将强悍，就能更换统帅；统帅强悍，就能对抗中央。中央系的节度区虽然没有这么蛮横，却也未必一定听话。[12]

藩镇，差不多是“半独立王国”。

这就有点像东周，却比东周混乱。东周至少讲规矩。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大夫，都是有着法定程序和制度保障的封建关系，谁都不能自说自话地当起诸侯和大夫来。此时的节度使却可能由镇将拥立或驱逐，全凭武力和实权说话。中央政府则只能在事后追认，完全是橡皮图章。

显然，中央系也好，安史系也罢，都是军阀。

是军阀就会混战。实际上，安史之乱后，受到重创的唐帝国之所以没有立即灭亡，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军阀们自己要混战，谁也不能一家独大，谁也不能一统天下。因此哪怕灭了大唐，造就的也只是分裂状态的五代十国。那可是一桌五道主菜轮流上，周围摆了十碟凉菜的宴席。

其实，这种闹剧在中唐就已经预演过。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十一月，河北四个藩镇一齐宣布独立，或称孤，或道寡。雪上加霜的是，被朝廷寄予平叛厚望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跟着反了，还被那四个人怂恿着要称帝。[13]

强悍的李希烈是安史系藩镇李忠臣的养子。而且，就像黑社会里经常会发生的故事一样，他在羽翼丰满之后驱逐了养父和主帅，自己当起节度使来。对此，朝廷一点脾气都没有就给予了追认。这次他把事情闹得更大，帝国政府也仍然忍气吞声，只是派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宣慰”。

这位大臣就是颜真卿。

◎五代十国的分裂形势

五代

国家

都城（今）

开国帝王

年代

亡于

后梁

开封

朱温

907—923

后唐

后唐

洛阳

李存勖

923—936

后晋

后晋

开封

石敬瑭

936—947

辽

后汉

开封

刘知远

947—950

后周

后周

开封

郭威

951—960

宋

十国

南楚

长沙

马殷

927—951

南唐

吴越

杭州

钱镠

907—978

宋

前蜀

成都

王建

907—925

后唐

吴

扬州

杨行密

902—937

南唐

北汉

太原

刘崇

951—979

宋

南汉

广州

刘䶮

917—971

宋

荆南

江陵

高季兴

924—963

宋

闽

福州

王审知

909—945

南唐

后蜀

成都

孟知祥

934—965

宋

南唐

南京

李昪

937—975

宋

颜真卿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不但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也是安史之乱中坚持敌后抗战的英雄，他的哥哥颜杲卿（杲读如搞）甚至在被俘之后骂贼而死。这样刚直不阿的人到了叛军营中，当然不会嘻嘻哈哈一团和气。

此碑为颜真卿四十四岁时所书，是其早期楷书代表作品。

叛军也剑拔弩张。李希烈的亲兵和养子一千多人围着颜真卿舞刀弄枪，破口大骂，一副就要吃人的样子，颜真卿却面不改色，纹丝不动。李希烈只好用身体护住这位大唐的太子太师，客客气气请进行营，拿出那四个人的信来说：四王不约而同拥戴本帅，难道不能说明一点什么问题吗？

颜真卿说：什么四王？四凶罢了！

四人的使者却对李希烈说：我等正要上表称臣，太师就来了，这不就是上天把宰相赐给都统您吗？

颜真卿说：什么宰相！你们没听说过颜杲卿吗？那正是家兄。老夫年近八十，只知守节而死，岂能受此蛊惑？反倒是尔等，倒行逆施，只怕死无葬身之地！

李希烈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名曰“坑颜”。

颜真卿说：何必如此麻烦！拿把剑来岂不痛快？[14]

李希烈无可奈何，但也不会停下叛乱的步伐，朝廷则只好调兵遣将。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奉命率领五千人马，从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县）前往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御敌，却没想到走到半路就兵变了。

兵变是由一件小事引起的。姚令言的部队风尘仆仆赶到长安，长安市长（京兆尹）却拿野菜粗粮劳军。当时，天降大雨冷风刺骨，随军家属饥寒交迫，勤王官兵怒火中烧。他们说：热饭热菜都吃不上一口，凭什么要我等卖命？长安的库房里应有尽有。他们不给，我们自己去拿！

于是，已经走到长安东边的部队突然哗变。他们一脚踢飞了装着粗茶淡饭的坛坛罐罐，扬铃打鼓地杀回京城。此时姚令言正在宫里向皇帝辞行，闻讯大惊失色，赶忙冒着纷飞的箭矢冲进军中大声说：弟兄们，不要这样！

哗变的官兵根本不听，裹胁了姚令言就往里冲。

德宗皇帝也大吃一惊，赶忙派宦官宣诏，官兵每人赐帛两匹。将士们更加愤怒，杀了宦官继续前进。陛下赶紧又派人拉了二十车帛去，城门却已攻破。潮水般涌进大街小巷的叛军高喊：百姓不要惊慌，我们只抢皇帝，不抢你家！

皇帝只好仓皇出逃。[15]

这是继玄宗和代宗之后第三位流亡天子，赶来护驾的就是前面说过的神策军。叛乱了的平叛部队在长安拥立了一个退居二线的节度使为皇帝，先称秦，后称汉，流亡在外的德宗则只好下诏赦免那五个称王的藩镇。不过，愿意领情的却只有三个，另外两人一个继续南攻，一个自称楚帝。

德宗只好再逃。

幸运的是，这些叛军都不能叫团队，只能叫团伙，叛乱的同时还要内讧。比如李希烈就是被部下所杀，继位的部下则再被部下杀掉。这两个先后谋杀了主帅的部下，也都被唐政府任命为节度使。毕竟，长安已无能力驾驭他们，帝国反倒要仰仗各路藩镇，才不至于亡于外敌和内乱。[16]

虚弱的大唐，只能姑息养奸。

因此，本次内乱平定后，藩镇的力量更强大了。德宗之孙宪宗继位时，全国藩镇共计四十八处，不向中央申报户口的十五镇，每年上缴财税的仅八镇，可谓尾大不掉。[17]

这才有了宪宗的削藩，包括调用十六镇兵力，用三年的时间平定淮西。经过如此这般不懈努力，到元和十四年（819）的春天，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都服从了中央。可惜这位能干的皇帝在后期也变得荒唐，终于被宦官所杀。

大唐帝国失去了最后一次机会。

此后的八十多年，就基本上是朝廷宦官乱政，外地藩镇割据。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天下变成这副样子，难道就没有人为国分忧？朝中那些大臣，又在干些什么？

[10]本段及下页表均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元年正月条。

[11]见《新唐书·兵志》。

[12]以上请参看傅乐成《中国通史》，杜维运《中国通史》。

[13]见两《唐书》之李希烈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七建中三年十一月条、十二月条。

[14]见两《唐书》之颜真卿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建中四年正月条。

[15]以上见《旧唐书·姚令言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八建中四年十月条。姚令言所率兵力，《旧唐书》称为五万，今从《资治通鉴考异》定为五千。

[16]顾炎武《日知录·政事·藩镇》即称：世言唐亡于藩镇，而中叶以降，其不遂并于吐蕃、回纥，灭于黄巢者，未必非藩镇之力。

[17]见《旧唐书·宪宗本纪上》。

朝臣内讧

藩镇割据的同时，朝臣们在窝里斗。

斗争是激烈的。从宪宗到宣宗的半个世纪中，除少数洁身自好或人微言轻者外，朝臣泾渭般地分为两大派系（当时的说法叫朋党），各自拉帮结伙，彼此互不相让。如果牵涉到人事安排，更不惜在御前会议上脸红脖子粗。

比如开成三年（838）正月的某日。

本次会议讨论的，是一位被贬官员的工作安排。这时的皇帝是文宗。由于反抗宦官乱政失败，他实际上已成为模范监狱中的体面囚徒，因此一开始就按照某派系与宦官达成的共识提出：某某贬到外地好几年了，给个官位吧！[18]

另一派系的宰相郑覃（读如谈）立即亮出红牌：陛下可怜他，就让他移动几百里。如果要提拔，臣申请让位！

郑覃的同伙也说：那家伙专搞派系，是小人。

对立面则说：做事要公道，不能讲个人好恶！

文宗也说：给个刺史还是可以的。

郑覃却说：顶多让他做洪州司马。

洪州在今江西省南昌市，距离长安三千里，而且那人原本就是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的司马。衡州司马调任洪州司马，只不过从中州调到了大州，保他的人当然不干。于是两派在皇帝面前吵成一锅粥，互相攻击，不可开交。

退朝后，文宗问身边人：宰相这样，像话吗？

身边人说：是不像话，但郑覃他们也是一片忠心。[19]

文宗没有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他早已领教了两派的势同水火和意气用事，以及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曾经不无感慨地说：消灭朝中派系，比消灭河北叛贼还难。[20]

朝臣们却不承认这一点。

有一次，宪宗皇帝问：派系斗争这么严重，为什么？

宰相李绛回答说：因为历朝历代的帝王，最痛恨的就是派系斗争。因此，小人要攻击君子，就说他们搞派系。派系这东西，说起来可恶，查起来没影，最方便用来整人。何况君子和君子，本来就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难道一定要让君子和小人苟且在一起，才叫没有派系吗？[21]

结论是：没有派系斗争，只有君子小人。

或者说，君子在一起叫同道，小人在一起叫朋党。[22]

这话听起来似乎在理，实际操作却很困难。至少，我们无法分辨当时的两派，究竟谁是君子，谁是小人，甚至不能通过对无辜者的同情心来进行判断。因为在唐文宗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之后不久，两派的领军人物都被打压排挤出京，而且一贬再贬，罪名则都是莫须有。[23]

同样，我们也很难指控那些实施排挤诬陷的人，因为他们以反对宦官乱政为己任，而且为此献出了生命。何况如果这几个是小人，岂非证明受打压的是君子？都是君子，又为什么要弄得势不两立，你死我活？讲不通吧？[24]

君子小人论，可以休矣！

但，朝臣分为两派却是事实。比如李绛，就跟另一位宰相李吉甫是死对头。吉甫主张什么，他就反对什么。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跟李宗闵、牛僧孺又是死对头。前面所说郑覃要打压的那个被贬官员，就是李宗闵。所以，中晚唐的派系斗争，便又叫“二李党争”或“牛李党争”。 [25]

牛僧孺和李德裕都不是小人。前者拜相，是因为唐穆宗意外发现他是拒绝贿赂的清官。后者则在得势之后，不顾唐武宗的意愿，顶着宦官仇士良的压力，竭尽全力为自己的政治对手请命，终于在刀下救回了两位前任宰相的性命。[26]

那么，两派窝里斗，又是为什么呢？

与藩镇有关，与出身也有关。李德裕和郑覃代表着北朝以来延续数百年的关东世族，牛僧孺和李宗闵一派则多半是进士出身的科举官员。在对待藩镇和外族（主要是吐蕃）的问题上，前者持强硬态度，后者主张和平解决。[27]

换句话说，世族系是鹰派，科举系是鸽派。

政见加门户，当然针锋相对。世族系甚至恨不得废了进士科的考试，只留下明经科。郑覃就对文宗说：官员有能力就行，何必还要才艺？陈后主和隋炀帝倒是文采斐然，结果国破家亡。进士也一样，轻浮浅薄，不堪重用。

文宗弱弱地说：也不能一概而论吧？轻薄的人未必都是进士出身，科举官员中也有敦厚的。再说了，进士科的设立已经二百年，总不能说废就废。

郑覃说：那也不能太抬举。[28]

呵呵！态度如此强硬，底气从何而来？

宦官。

没有证据表明，郑覃与宦官有什么勾连。但朝臣的派系与宦官的帮派，则大约确有瓜葛。主战的世族系李吉甫一派在宪宗朝得势，就不仅因为宪宗皇帝要遏制藩镇，也因为宦官头子吐突承璀（读如崔）是鹰派。相反，当宪宗皇帝和吐突承璀死于非命，皇帝和宦官头子都换了人时，用兵就变成了裁军，掌权的也变成科举系的李宗闵和牛僧孺了。[29]

此后的发展同样令人沮丧。杀了吐突承璀的宦官王守澄也被杀掉，把持内廷的是专横跋扈的仇士良。结果，李宗闵和牛僧孺都被贬到千里之外，李德裕则再次拜相，直至官居太尉，封卫国公，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顶峰。

两派势力的消长，几乎与宦官头子的更换同步。

但，要说政局完全由宦官左右，皇帝和朝臣不过傀儡和演员，则未免言过其实。要知道，势焰熏天如仇士良，后来也遭到李德裕抵制，并因为感到恐惧而申请退休。[30]

进行道德批判就更没有必要。事实上， 不管人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得承认宦官是长安政界的组成部分。一个顺理成章和毋庸置疑的结论是：官员如果不跟宦官进行广泛的接触，达成某种幕后的和解默契，就将一事无成。[31]

何况皇帝也并非无所作为。宣宗听政第二天，李德裕就被免去相职，而且一贬再贬。最后，由于制造冤案的丑闻东窗事发，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也就是在今天的海南省琼山市做管民政的小吏，级别从八品下。[32]

这可真是一跟头栽到底。

想当时李德裕在崖州恐怕悲愤满腔。据说，在他常常登临的望阙亭上留下了这样一首诗：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归去，百匝千遭绕郡城。[33]

的确，他是回不去了。

不可能再回长安的李德裕在崖州孤独地走来走去，有次走到一座禅院，看见内壁挂着十几个葫芦。于是他问：方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可以救救弟子么？

方丈一声长叹：哪里是什么药，是骨灰。这些人，都是太尉您当年为了泄私愤，贬死在这里的。

李德裕闻言，怅然若失，心痛如绞。

当晚，他与世长辞。[34]

此后没过多久，由于内廷的宦官不再发生冲突，也不再与外朝的大臣分别勾连，朝中派系也在宣宗去世之后自行解体烟消云散。只不过，那时离亡国已经不算太远。

如此看来，闹得沸沸扬扬，前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派系斗争，其实无聊透顶。原本应该成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阶级，除了充当宦官的应声虫和附属品，便只能在结党营私和钩心斗角中发挥聪明才智，结果不但扼杀人才，而且消耗国力。因此，当内讧终于结束时，能够改变国家命运的内部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虚弱衰朽的王朝甚至没有力气为自己挖一个坟墓，只能依靠外来力量合上棺盖。[35]

[18]模范监狱罪囚，是陈寅恪先生的比喻，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1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开成三年正月条。

[20]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条。

[21]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九元和八年十月条，参看《新唐书·李绛传》。

[22]宰相裴度就对宪宗说过这样的话，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元和十三年十二月条。司马光更是大发议论，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八年十一月条。

[23]受排挤的两派领军人物是李德裕和李宗闵，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四月条、六月条、七月条。

[24]排挤李德裕、李宗闵的，是在“甘露之变”中受难的李训和郑注，《新唐书》李训、郑注的合传史臣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太和九年十一月条的评论，都认为李训、郑注是小人。陈寅恪先生则认为李训实为天下奇才，比起那些甘为宦官附属品的两派士大夫来，固有不同矣。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25]党争是当时的说法，现在看来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实际上党争的“党”不是政党（parties），而是朋党，也就是利益一致或意气相投的帮派和团伙，称为派系（factions）更加准确。他们的斗争在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德裕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因此本书不采用“牛李党争”或“二李党争”的传统说法。

[26]唐穆宗长庆三年正月，某贪腐案东窗事发。皇帝亲自调阅案卷，发现该官员的私人账本上有记录：某年某月某日，送户部侍郎牛僧孺钱千万，牛僧孺不收。唐穆宗大喜过望说：我没有看错人。于是任命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事见两《唐书》之牛僧孺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长庆三年正月条、三月条。李德裕救人一事，见《新唐书·李德裕传》、《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会昌元年三月条。

[27]对此，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有简单明了的概述，请参看。

[28]见两《唐书》之郑覃传。

[29]李宗闵就是在吐突承璀掌权时得罪李吉甫和李德裕父子的。李绛处处与李吉甫作对，据说也因为他看不起李吉甫与吐突承璀内外勾结，朋比为奸（见两《唐书》之李绛传）。但旧史的这种道德立场其实靠不住。王仲荦先生即认为，当时有人吹捧李绛，往往言过其实。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也有倾向性。二李的是非曲直尚待商榷，不见得李绛一定很对，李吉甫一定是错。请参看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30]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称：外朝士大夫朋党之动态即内廷阉寺党派之反影。内廷阉寺为主动，外朝士大夫为被动。傅乐成先生《中国通史》称：这段期间的政治中心是宦官，整个外朝不论牛党李党，都是政治上的二等角色。本书不完全赞同。

[31]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32]据《新唐书·宣宗纪》。《旧唐书·地理志四》，崖州为下州。据《旧唐书·职官志三》，下州司户参军从八品下。

[33]见李德裕《登崖州城作》。此诗的另一版本是：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

[34]以上见《唐语林》卷七。

[35]本段除引用陈寅恪先生观点外，亦引用（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之观点。

胡人添堵

外来力量首先是胡人。

作为混血王朝，大唐与胡人有着不解之缘，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更是番将轮流登场：粟特人安禄山造反，高丽人高仙芝被杀，突厥人哥舒翰投降，契丹人李光弼平叛，最后在帝国的伤口上撒盐的则是铁勒人仆固怀恩。

铁勒本是突厥北邻，有回纥、同罗、仆固等部落。他们最早活动在今天的西伯利亚和蒙古国北部，太宗皇帝时代成为大唐子民。作为仆固酋长后代的怀恩，则是在安禄山叛乱之后走进历史的。他保卫肃宗，平定河朔，收复两京，迫使史朝义兵败自杀，可谓厥功甚伟。他的三个女儿远嫁他乡为国和亲，一家四十六人牺牲在战场，可谓忠烈满门。[36]

但，这个大功臣却反了。

反叛让帝国很受伤。因为在此之前，吐蕃已经再次让大唐的皇帝成为流亡天子。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大军突然兵临长安，代宗猝不及防仓皇出逃，好不容易靠着郭子仪救驾才重返京师。仆固怀恩却在皇帝惊魂未定之时，率领由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组成的多民族联军红尘滚滚地杀了过来，一路风卷残云，让苦难的王朝雪上加霜。[37]

好在天佑大唐，仆固怀恩在途中暴毙，联军也被郭子仪分化瓦解，一如我们在前章所述。然而代宗皇帝听到消息却十分惆怅。他说：怀恩并不想谋反，他没想要反啊！[38]

不想反叛，为什么起兵？

表面上的缘由是内讧。安史之乱平息后，作为辅助部队全面复员的一部分，仆固怀恩奉代宗皇帝之命护送回纥雇佣军和他们的可汗返回草原。然而往返路过太原时，河东节度使却闭门不出，更不按照常规礼仪提供犒劳，原因则据说是怀疑仆固怀恩与回纥勾结，有可能偷袭太原。

此事的真伪已死无对证，两人交恶则是事实。愤怒的怀恩决定给那家伙一点颜色看看，便一面上书朝廷，一面在太原周边布下重兵。这就给了河东节度使以控告仆固怀恩谋反的口实，并说服了代宗派来的宦官，使他相信那个骁勇的番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确有图谋不轨的嫌疑。

因此，宦官到了怀恩军中，便不免疑神疑鬼。

其实怀恩对那位宦官相当热情，他甚至按照胡人的习俗亲自为远方来客表演了歌舞，宦官则依据长安的规矩支付了演出费。这下子仆固怀恩更高兴了。他盛情邀请宦官留下与他共度端午，还吩咐部下将宦官的马藏了起来。

仆固怀恩这样做，原本出于好客的天性，那个宦官却吓坏了。他连夜逃回长安，向皇帝报告怀恩谋反。怀恩一怒之下也上表朝廷，要求杀了那宦官和河东节度使。

代宗只好又派了一位宰相去安抚。

可惜这于事无补。怀恩抱着宰相的脚号啕大哭，却拒绝到长安去见皇帝，理由是怕死。此后，他又扣留了出使回纥的御史大夫。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不反也得反了。[39]

安史之乱后帝国面临的问题，也因此而暴露出来，这就是深刻的信任危机——朝廷与重兵在握功高震主的武将互不信任，就连郭子仪和李光弼也被解除兵权或明升暗降。这并不难理解：功臣害怕兔死狗烹，朝廷则害怕他们变成第二个安禄山。如果此人还是番将，就会更多猜忌。

仆固怀恩却比安禄山更不能让人放心，因为有太深的回纥背景。当年，肃宗皇帝为了平叛向回纥借兵，谈判代表就是仆固怀恩。后来，回纥可汗为儿子求婚，嫁出去的也是他的女儿。结果，怀恩护送回纥雇佣军返回草原时，骑在马上伴随身边的就是他那个继承了汗位的女婿。

河东节度使不能不防。

实际上，帝国君臣对回纥有着复杂的感情。毕竟，在周边那些小兄弟中，回纥是最友好的，否则肃宗皇帝也不会想到向他们借兵。事实上，如果没有回纥骑兵，平叛战争的结果确实无法预测。要知道，天宝末年的唐政府军已经变得骄奢淫逸，回纥骑兵却是当时东亚最强大的军事力量。[40]

国家图书馆藏，此抄本又名《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是海内外孤本。抄本内容是玄奘弟子慧立记述老师西行、求经的经过。回鹘佛教僧人详古舍利于10世纪上半叶译成回鹘文。

不过，既游牧又经商的回纥是精明的生意人。他们愿意帮助大哥，但必须亲兄弟明算账，而且要价不低，服务态度也未必好。最让唐人感到愤怒的是，宝应元年（762）十月第二次收复洛阳时，身为天下兵马元帅的雍王李适（后来的唐德宗）竟受到回纥将军的当面羞辱。由于一言不合，殿下忠心耿耿的扈从遭到了鞭打，其中两个不治身亡。[41]

新疆柏孜克里克石窟壁画中的回鹘人形象。

对此，德宗耿耿于怀。

然而在宰相李泌的劝说下，德宗也还是同意对回纥采取友好政策，甚至和亲。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吐蕃。

吐蕃和回纥的故事，都已在《隋唐定局》中讲过。因此我们应该不会忘记，唐蕃关系并非总在蜜月期。事实上早在高宗时，吐蕃就让大唐的西域不得安宁，安史之乱后更是将河西和陇右（今甘肃、青海和新疆的部分）收入囊中，就连长安也变成了他们可以随便来逛逛的免费商城。

已经无法准确统计吐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但大唐失去了自己的牧场则毋庸置疑。于是，帝国不得不仰仗回纥的马匹和骑兵，尽管回纥既垄断经营又欺行霸市，大唐之所得远远低于之所付，欠下的债务则似乎总也还不清。[42]

但是没有办法。两害相权取其轻，朝廷只能采纳郭子仪的建议，联合回纥，对抗吐蕃。对此，回纥态度积极，改名回鹘（鹘读如胡）以后也如此。因为他们跟吐蕃一样，都对天山之南那条翻过葱岭便可来到撒马尔罕（Samarqand）和布哈拉（Bukhara），最后抵达波斯和罗马的商道感兴趣。[43]

没错，这里说的是丝绸之路。

看看地图就知道，回纥和吐蕃可谓一路相隔，一个在丝绸之路北，一个在南。但显然，南方的吐蕃更强势，也更具进攻性。他们在控制了帕米尔高原的勃律国之后，又对塔里木盆地发起进攻，迫使大唐一度放弃安西四镇。这当然是严重的问题。要知道，安西都护府和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的设立，原本是大唐用来确保丝绸之路安全的。[44]

回纥也不会高兴。他们通过与粟特商人的合作，早就在横穿欧亚的长途贩运中获利，并不希望别人插上一脚，更不希望断了财路。因此，回纥很乐意与大唐联合，不管是充当雇佣军还是同盟军。这样既能对付咄咄逼人的吐蕃，又能大量获取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硬通货使用的绢帛。[45]

生意人的想法，总是不吃亏的。

大唐却不能不忍痛割爱。为了对付安禄山，朝廷从西北撤回了常备军，只留下少量守军维持秩序。这其实无异于将帝国的西域拱手相让，听由吐蕃和回纥摆布，后者当然也十分愿意填补空白。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十二月，吐蕃大举进攻北庭（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已经改名为回鹘的回纥则出兵救援，最后以吐蕃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本次战争是划时代的。战后，原本通过回鹘与中央政府联系的北庭和安西音信全无，存亡莫知。中华帝国从此丧失了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时间竟长达千年之久。[46]

不过回鹘和吐蕃也好景不长。就在唐文宗感叹自己受制于家奴的第二年，回鹘汗国灭亡。之后不久，吐蕃王朝也轰然倒塌，大唐则陷入了内战之中，反倒是作为西突厥支系和族群之一的沙陀，在北庭战役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五代后唐的实际开国之君李克用，便正是当时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的曾孙。只不过到那时，丝绸之路已是另一番景象。

依然响起的，大约只有驼铃。

[36]铁勒仆固部落入唐，是在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此事及仆固怀恩事迹均见两《唐书》之仆固怀恩传。

[37]据两《唐书》之代宗本纪、仆固怀恩传及《资治通鉴》，仆固怀恩出兵有两次，一次在广德二年（764）十月，一次在永泰元年（765）九月，第二次兵力数十万。

[38]见两《唐书》之仆固怀恩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永泰元年九月条。

[39]以上见《旧唐书·仆固怀恩传》，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三广德元年七月条、八月条、九月条，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40]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41]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宝应元年十月条。

[42]具体情况请参看傅乐成《中国通史》。

[43]请参看傅乐成《中国通史》，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44]请参看（美国）白桂思《吐蕃在中亚：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唐朝争夺史》，（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45]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易中天中华史”之《隋唐定局》。

[46]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贞元五年十二月条，贞元六年五月、六月秋条，并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两书纪年不同，今从《资治通鉴》。

大唐灭亡

当沙陀人李克用作为最后的番将粉墨登场时，围绕混血的李唐皇族这个实际上或者名义上的主角，历史的舞台上早就已经有各色人友情出演。除了其他王朝也可能出现的谏臣如魏徵，重臣如狄仁杰，权臣如李林甫，外戚如杨国忠，酷吏如索元礼、周兴、来俊臣，诗人和艺人如李白、杜甫、李龟年等，最具大唐特色的是五种人。他们是——

女人：武则天、韦皇后、太平公主、杨贵妃；

胡人：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李光弼、仆固怀恩；

军人：封常清、郭子仪、各藩镇；

阉人：高力士、吐突承璀、王守澄、仇士良；

党人：牛僧孺、李宗闵、李德裕、郑覃。

上天对大唐，还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演出可以分为上下场，分界点则是安史之乱。杨贵妃演完言情剧和悲情剧以后，女人就没戏可唱，占据舞台中心的是割据的藩镇、乱政的宦官和内讧的朝臣。当然，胡人是贯穿始终的。别忘了，长孙无忌至少是半个胡人，何况还有鲜卑将军尉迟敬德和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

四种人的关系错综复杂，有角逐也有勾连，有斗争也有和解，各自也都有进退和消长，还有轮流坐庄。这就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这种态势下，中晚唐的皇帝一方面被他们摆布架空，另方面又变得更加不可或缺。帝国大厦没有因为安史之乱而坍塌，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然而藩镇、外朝和内廷的关系，本质上是明争暗斗和相互钳制的。包括添乱的胡人在内，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因此，在这停滞不前的时代，打破僵局就只能靠体制外对现状极为不满的人——处于社会底层，深受战乱和盘剥之苦的士兵和农民。他们是第六种人。[47]

第六种人的代表是黄巢。

黄巢的名字许多人都耳熟能详，至少知道大唐其实是被他颠覆的。事实上，从揭竿而起到兵败自杀，黄巢战斗了整整十年，远远超过从安禄山到史朝义的总和。兵锋所至则几乎扫荡了大半个中国，破坏程度也远非安史之乱可比。

说他是王朝的掘墓人，应该没有问题。

但，要描述和评价这个历史人物，却很难。也许在不少人眼里，他是行侠仗义的好汉、改天换地的英雄，至少失败之后死得像个爷们。僖宗中和四年（884）六月十五日，黄巢打完最后一仗，已是走投无路。两天后，他对自己的外甥兼部将林言说：我本想洗干净这污浊的世界，没想到一败涂地如此。把我的头砍下来领赏去吧，不要便宜了别人。

据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第153页。

林言于心不忍，黄巢竟拔刀自刎。[48]

这就让人刮目相看。实际上，就连官修史书也承认，黄巢并非不得人心。至少，他第一次进入长安城的时候，便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反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欢迎。在僖宗皇帝效法玄宗仓皇出逃奔赴成都之后，长安市民涌上街头，夹道围观了反政府军既声势浩大又不伦不类的入场式。[49]

黄巢很满意，他的副手则告诉大家：黄巢大王是来拯救世界的，不像李唐家的只知道欺负老百姓。手下的将士们也响应号召，争先恐后将随身携带的财物送给贫困家庭。[50]

如果得人心者得天下，黄巢应该成功。

然而王朝时代臣民对待改朝换代的态度，从来就像春天的气候一样可疑。四个月后，黄巢战败撤离长安，长安市民又欢天喜地迎接官兵。他们有的用砖头瓦块参加战斗，有的捡起地上的箭送给政府，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51]

黄巢的爱民和扶贫简直自作多情。

恼羞成怒的黄巢决定报复。五天后他重返长安，便纵兵抢劫杀戮。据说，当时罹难的平民多达八万之众，以至于尸骨成山血流成河，黄巢却称之为“洗城”。[52]

洗干净污浊的世界，难道要用血么？

但，我们很难判断官修史书对黄巢的记录，有没有言过其实甚至污蔑诽谤之辞。何况就算是事实，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下层民众死心塌地无怨无悔地跟着那“恶魔”。这又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当时的帝国政府比恶魔还要恶魔。[53]

事实也是如此。讨伐黄巢的政府军进入长安之后，竟然纷纷冲进各家各户，抢劫财物，奸污妇女。市面上那些小混混也扮作官兵，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这样看来，跟着政府军打黄巢的，才真是开门揖盗，才真是自作多情。[54]

也许，首善之区的长安市民并不知道，官逼民反早在黄巢之前就已发生。唐懿宗咸通十年（869）六月，陕州（今河南省陕县）大旱。老百姓向地方官报告，该官员却说：树上不是还有叶子吗，哪来的旱灾？然后把报告灾情的人痛打了一顿。民众忍无可忍，将这个地方官驱逐。这家伙狼狈逃窜到老百姓家，讨口水喝，得到的却是尿液。[55]

官民关系恶劣到这个程度，不反才怪！

帝国的政府和官员却不知反省，继续自欺欺人。唐僖宗乾符二年（875）七月，大批蝗虫遮天蔽日飞到京畿，所到之处全部变成赤野。京兆尹（首都市长）却报告说：蝗虫来到天子脚下就不吃庄稼，自己抱着荆棘而死。

这是什么狗屁父母官！

皇帝却信以为真，宰相也上表道贺。[56]

老实说，官僚机构腐朽如此，执政集团昏聩如此，再不垮台真是天理难容。事实上就在一年前，濮州（今山东省鄄城县）的王仙芝便已发起暴动。生活在今天山东省菏泽市的黄巢参加这支起义军，则正在一个月前。只不过后来王仙芝战死，黄巢接过了旗帜把事业做得更大。

这里面当然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黄巢和王仙芝都是贩卖私盐的人，官方说法叫“盐贼”。盐贼其实是盐商，只因为帝国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他们才被看作“贼”。

那么，要国家垄断经营，还是民间自由贸易？

老百姓选择了后者。因为官盐价格高、质量差，王仙芝和黄巢们的私盐则物美价廉。我们知道，盐，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吃的，是必需品而非奢侈品。国家既然不能靠优质产品和良好服务来竞争，私盐的贩卖就只可能屡禁不止。

何况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老百姓不愿意做冤大头，盐贩子也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和网络。他们甚至会像回鹘那样为了商业利益，建立起武装力量。这种涉嫌黑社会的地下组织和私人武装，由于能给民众带来实际上的好处，其实是受到暗中保护和支持的。同样，当黄巢代表苦难的底层人民为生存而战斗时，起义军就会像滚雪球似的发展壮大。[57]

可惜黄巢的起义部队斗不过沙陀的乌鸦兵团，也无法保证自己内部不出叛徒。乌鸦兵团的统帅就是李克用，叛徒则是朱全忠（又叫朱温、朱晃）。叛徒是靠不住的。朱全忠能背叛黄巢，当然也能背叛大唐，而且不会有心理障碍，只不过是在他羽翼丰满，成为最大的藩镇之后。[58]

开平元年（907）四月，朱全忠称帝，国号梁。

大唐灭亡，五代十国开始。

后梁太祖朱全忠的夜光杯里飘出了酒香，但那红酒是鲜血酿成的。之前，他已经杀掉了几乎所有的宦官，以及权臣崔胤、皇帝昭宗和李唐宗室。最后杀朝中士大夫时，他身边那个在科举考试中一再名落孙山的幕僚阴狠怨毒地说：这些人总是以清流自居，不如把他们扔进黄河变成浊流。

朱全忠笑着接受了这一建议。[59]

巨大的疑问也在浪中升起：强盛的世界帝国和璀璨的世界文明，难道就从此付诸东流了吗？在那“长河落日圆”的时刻，哗啦啦的黄河水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47]这个观点来自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先生，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以下对黄巢的描述和评价也多受该书影响，恕不一一注明。

[48]见《新唐书·黄巢传》，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中和四年六月条及考异。《旧唐书》说法不同。

[49]见《新唐书·黄巢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广明元年十二月条。

[50]见《旧唐书·黄巢传》。《新唐书·黄巢传》和《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广明元年十二月条的记载有出入，有异同。

[51]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中和元年四月条。

[52]见两《唐书》之黄巢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中和元年四月条。

[53]比如《新唐书·黄巢传》和《资治通鉴》说黄巢第一次进入长安就已经大规模杀人，便不可靠。大开杀戒应该是在第二次。

[54]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四中和元年四月条。

[55]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一咸通十年六月条。

[5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二乾符二年七月条。

[57]以上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58]据《旧五代史·唐书·武皇本纪上》和《新五代史·唐本纪四》，李克用的精锐部队号称“鸦儿军”，因为李克用外号“李鸦儿”。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解释为黑衣骑兵和乌鸦兵团，今从之。

[5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天祐二年六月条。

第五章
唐诗精神

盛唐气象

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位贵妇人身着男装骑在马上，带领一众人等前往曲池踏青。此行虽然在正史中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却被诗人和画家记录在案。看来，这件事在长安恐怕也轰动一时，甚至成为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的谈资。[1]

这位贵妇就是虢国夫人。

虢国夫人是大名鼎鼎之杨贵妃的姐姐，当时的流言蜚语似乎暗示她跟唐玄宗关系暧昧。此事当然死无对证，称她为绝代佳人则不成问题，因为她即便拜见皇帝也素面朝天。杜甫的诗就说：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涴读如卧，污染的意思。化妆品只会破坏容颜，可见其天生丽质国色天香。[2]

所谓盛唐气象，也能从中看出一二了。

《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代画家张萱所绘，此图再现了杨贵妃的三姐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的景象。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为北宋时代的摹本。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杜甫《丽人行》

的确，用枯燥的统计数字来证明安史之乱前的大唐处于极盛时期，是困难和没有意义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盛世更多的是一种国民心态，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满足感，一种物质充盈和人身安全前提下的内心宁静和骄傲自豪，以及无处不在可以触摸的繁荣昌盛、青春活力和雍容华贵。[3]

盛唐，确实是一种气象。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出土于西安一座建造于公元723年的陵墓。根据一些乐工的衣饰、胡须和面部轮廓，可断定他们来自中亚。唐朝的陵墓常用陶俑陪葬。陶俑多用中亚男人，包括乐工和照管马或骆驼的人。这些陶俑说明了唐代士族对中亚音乐和商队的喜爱。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马球运动，不仅在帝王与文武百官之间流行，还普及于民间，甚至妇女也成了马球活动的参与者。

气象无疑首先表现于城市规划和建筑。正如我们在《隋唐定局》一卷中所说，唐代长安和洛阳的气势恢宏，已经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也让后世自愧不如。明清两代最有鉴赏力的人甚至能够一眼看出，哪些城市是唐代所建，哪些是宋和宋以后的：唐的城廓一定宽广，街道一定正直，基址一定宏敞，绝不会有哪怕一丁点儿小家子气。[4]

可惜再好的复原图和沙盘，也无法真正再现当年，可以一睹芳容的只有壁画和雕塑。尤其是被称为唐三彩的那些工艺品，不但可观赏，而且可把玩。它们是那样地巧夺天工和生机勃勃，那造型，那光泽，那釉彩，本身就是气象。

何况它们还是一个辉煌时代的真实缩影。在一件西安出土的作品中，骆驼上的乐工很明显地来自中亚；另外一尊陶俑则告诉我们，热爱运动的打马球女人是多么地引人注目和受到欢迎。总之，所有这些栩栩如生的雕塑艺术，都在讲述着当时的中国人如何在亚洲创造了英雄般的史诗。[5]

唐诗就更是如此。

诗歌之于唐（其实还有宋）意义非凡。它绝不仅仅只是某种文学样式，更是生活方式，以及一个绅士或者上层人物的身份象征。因此，就连身为女人如武则天，非进士出身如李德裕，也会写诗。而且如我们所知，写得还不错。

读诗、唱诗和听诗的人就更多。同样如《隋唐定局》中所说，那是一种风气、潮流和时尚，是市井小民和青楼女子都要参与其事并乐此不疲的。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唐人的生活质量和审美品位，使他们变得风流倜傥，就连牢骚也发得对仗工整漂亮潇洒：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6]

但，最能体现大唐精气神的，却是一首《菊花》：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7]

没错，这是黄巢的诗。

据说，是落第后所写。

这很有可能。唐代科举，正月考试，二月放榜，及第的进士“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只可惜没有黄巢的份。好嘛！你不让我戴大红花，那我就披黄金甲；不让使用批判的武器，那就实施武器的批判。咱们秋后算账！

事实上，黄巢正是坐着金色马车进入长安的，他的部队也让黄金之甲满城尽带。但，如果把这首诗仅仅看作发牢骚或者图报复，却未免失之简单。相反，这里面体现出的恰恰是大唐精神和大唐梦——在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和对外开放的前提下，每个人张扬个性和追求幸福的无限可能。

唐诗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诠释。

比如李白。

李白无疑是唐诗的代表。但，不代表艺术成就，只代表时代精神。要论艺术成就，则唐诗不如宋词，初盛唐不如中晚唐。唐诗的文学史意义，在于格律诗的发明和成熟；而要论平仄、对仗、用典、吐属和意象，没人超过李商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8]

这首诗基本上是无解的。没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或者想要说什么。是啊，当时便已惘然的，又如何追忆？但如不追忆，又岂知当时惘然？可见问题不在可说不可说，而在怎么说。把不可说的说得声声入耳，正是李商隐的魅力。

李白却不是这样。

与字字珠玑的李商隐不同，也与工于格律、被后人视为典范的杜甫不同，李白基本上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完全是兴之所至，汪洋恣肆，比如：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9]

又如：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10]

显然，这里面没有什么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只有随心所欲的痛快淋漓，脱口而出的波澜壮阔。实际上李白的诗句不少口气吓人，这会儿要搥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过会儿又恨不得把一江春水都变成好酒：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新酦醅（读如坡胚）。明明是些大话、疯话、牛皮话，但他自己乐意说，别人也乐意听，还百听不厌。[11]

这才是盛唐气象。

实际上在安史之乱前，大唐是相当包容的，既容得下武则天这样的女人，也容得下安禄山那样的胡人，当然更加容得下李白一类的狂人。看看杜甫笔下的酒仙群体吧：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12]

李白当然更不含糊。在一次朋友的家宴上，他大大咧咧豪气干云地对主人说：喝喝喝！干吗告诉我酒钱不够？你不是还有五花马吗？你不是还有千金裘吗？快快快，把你儿子叫出来，拿这些东西去换酒，我们今天一醉方休！[13]

如此反客为主，已近乎无赖。然而在朝气蓬勃百无禁忌的盛唐，这种无赖由于真实、率性、毫不做作，也是讨人喜欢的。因此，李白可以公然声称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简直就是横着走路，豪迈得差点就会吼出“满城尽带黄金甲”来。[14]

就这样，李白鲜活地成为时代的形象代言人。

杜甫也是。

[1]这里说的诗人是杜甫，作品是《丽人行》；画家是张萱，作品是《虢国夫人游春图》。此图现藏辽宁省博物馆，为北宋时代的摹本。对于此图的解读学术界有争议，甚至有学者认为既非游春，图中也没有虢国夫人。本书采信日本历史学家气贺泽保规的说法，请参看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2]见杜甫《草堂逸诗》。此诗也被认为是张祜所作，题为《集灵台》（其二），全文为：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文字略有不同。

[3]这一观点引自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4]顾炎武《日知录》即云：余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

[5]见（法国）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6]见孟浩然《岁暮归南山》。

[7]本诗在《全唐诗》中题为《不第后赋菊》，《清暇录》则但云此诗是黄巢落第后所作，题为《菊花》。

[8]李商隐《锦瑟》。

[9]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10]李白《将进酒》。

[11]本段所引分别见李白《江夏赠韦南陵冰》和《襄阳歌》。

[12]杜甫《饮中八仙歌》。

[13]见李白《将进酒》。

[14]李白的话见《上韩荆州书》，文本分析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多样与统一

李白无拘无束，杜甫忧国忧民。

杜甫似乎是带着悲悯情怀降临人世的，因此对苦难的体验超过了同时代人。唐肃宗至德元载（756）冬，大唐政府军与安史叛军在长安西北的陈陶作战，几乎全军覆没。困在京城的杜甫得到消息，悲痛欲绝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15]

这是比《春望》更为沉重，也更有分量的作品。没有煽情的语言，只有如实的记录：寒冬腊月，十郡子弟，四万青年，同日而死，还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吗？没有。

难怪野旷天清，鸦雀无声。

但，此时无声胜有声。

悲声从心底发出，穿越千年时空直指人心，让我们至今读来仍不免震撼和颤栗。是啊，历史上有过太多战争，也有过太多死难。但是，又有多少人为那些陌生的亡灵，写过如此沉痛和肃穆的墓志铭呢？也就是杜甫吧！

这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怀。正是这情怀，让杜甫对底层人民的遭遇充满同情。那生离死别的新婚夫妇，那相依为命的老年伴侣，那无家可别的孤独征夫，都让他揪心。也正是这情怀，使他在唐玄宗感觉良好，杨国忠粉饰太平时，敏锐地看出了社会的不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16]

情怀是真诚的，关切也是实在的。杜甫客居夔州（夔读如魁，今四川省奉节县）时，有位寡妇常到他门前打枣，杜甫也听之任之。后来，草堂为侨居的晚辈姻亲借用，新房客就筑起了篱笆。杜甫听说，便请那年轻人网开一面：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17]

照理说，杜甫可以不管这件事。毕竟，那只是一个非亲非故的邻居。然而唯其如此，才更需要将心比心。体贴入微的诗人甚至注意到，那无助的老妇每次来打枣时，其实是惴惴不安的；而一贫如洗的她，竟仍是官府征收的对象。

是的。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人民的生活早就水深火热，连天的战火却在继续燃烧，个体命运就这样跟天下的兴亡联系起来。杜诗被称为诗史，并不为过。

难得的是，杜甫对历史的记录并非宏大叙事，而是落到了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甚至不怕家长里短。唐肃宗至德二载（757）闰八月，诗人从今天的陕西省凤翔县回到富县的羌村家中，心情既欢快又沉重：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没有一句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18]

看来，如果说李白纵情释放着心理能量，那么，杜甫便触动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那善解人意的邻居，渴望父爱的幼子，还有“夜阑更秉烛”的场景，谁不为之感动呢？唐诗通常被认为是不可翻译的，但这几句应该是例外。

这样的诗，王维就不大可能写。

自称“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王维，对自然界却充满感情。在他眼里，每一条溪流都有生命，每一朵野花也都有故事，空无一人的山林更是充满情趣。就连水中白鹭被溅落的浪花惊起，又安详地飞回原处，都让他欣喜。[19]

王维是大自然亲切的画家。

该图原为宋内府秘物，《宣和画谱》著录，南宋高宗题“王维写济南伏生”，钤“宣和中秘”印。绢本设色长卷，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的确，王维总是能够把诗和画融为一体，而且不乏大气磅礴之作：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毕竟，作为盛唐诗人，气度几乎是必需的。[20]

但，最耐读的，还是那些绘画小品般的五绝：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21]

这是一组空镜头（scenery shot）。寂静的山涧旁，辛夷花悄悄开放又凋谢着。但，没人知道是热热闹闹地开，纷纷扬扬地落；还是委委屈屈地开，凄凄惨惨地落。不过作为盛唐之音，不会是陆游笔下的梅花：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多半，是旁若无人地开，满不在乎地落。[22]

所谓禅意，也就在这里了。

王维是信佛的，曾皈依荷泽神会禅师，还为六祖惠能写过碑铭。因此他的许多作品，便既是诗也是禅：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23]

此诗可与前首并读。前一首写动，这一首写静；前一首写白天，这一首写夜晚。春夜里，空山一片寂静，桂花落地无声。早已憩息的山鸟却被悄然升起的明月惊醒，莫名其妙地叫了起来，一会儿响起一声，过会儿又响起一声，反倒更加显得万籁俱寂。这可真是此时有声胜无声。

然而禅之为禅，正在自然。所以，尽管辛夷花开得蓬蓬勃勃甚至欢天喜地，却是没有声音的，正如有着鸟鸣的画面其实静止。对立的双方就这样相互契合，一切也都在有意无意之间。这样看来，追问意义其实没有意义，追问动机就更是不必，倒不如鸟宿鸟鸣都自在，花开花落两由之。

这就是禅。

王维也因此获得了“诗佛”的称号，正如李白和杜甫被分别称为“诗仙”和“诗圣”。但，盛唐最有成就的三位诗人恰恰对应着儒释道，却未必是巧合。实际上，隋唐两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是混合型的，不但儒法并用，而且兼容释道。统治者并不拘泥于某一家的思想，反倒更乐意各取所需为我所用。

开明的态度和开放的政策，造就了文学艺术的生机勃勃和百花齐放。丝绸之路则不但让长安胡商云集，也把这座城市变成国际化大舞台。西域的胡旋舞，中亚的柘枝舞（柘读如这），印度的婆罗门曲，都在这里风靡一时，成为皇家与民同乐的保留节目。这些盛大场面记录在敦煌壁画中，显示出的打击、弹拨、吹奏、拉弦等乐器多达四十余种。[24]

莫高窟第45窟北壁。

莫高窟第445窟，盛唐时期。

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这就是盛唐气象的思想基础。各色人等无论汉胡男女都可以轮番上阵，各种声音无论清浊雅俗都可以竞相争鸣，这就是盛唐气象的社会氛围。[25]

因此，新的文明也一定是多样而又统一的。多样，是因为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统一，则因为同时代人会有相同的感受。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你能一眼看出都是谁写的吗？

前两句是李白的，后两句是杜甫的。[26]

那么，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又是谁的？

杜甫。[27]

这并不奇怪。实际上，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边境战争从来就是唐诗的主题之一，建功立业也从来就是唐人的向往。盛唐有如强汉，少有文弱书生，诗人们至少在精神上是豪雄的。所以就连王维，也不会只看风景。李白、杜甫和其他人，更会将目光部分地投向边塞，投向战场。[28]

但，边塞诗的代表，当首推岑参。

[15]杜甫《悲陈陶》。

[16]见杜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17]见杜甫《又呈吴郎》。

[18]见杜甫《羌村三首》。

[19]见王维《酬张少府》、《栾家濑》。

[20]见王维《汉江临泛》、《使至塞上》。

[21]王维《辛夷坞》。

[22]此处所引陆游词见《卜算子·咏梅》。

[23]王维《鸟鸣间》（或作《鸟鸣涧》）。

[24]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

[25]无所畏惧无所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这两句话是李泽厚先生的，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26]见李白《渡荆门送别》，杜甫《旅夜书怀》。

[27]见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

[28]本段所引诗见王维《陇西行》。

怛罗斯

岑参被称为“诗雄”当之无愧，他的诗确实充满阳刚之气：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29]

这实在是豪雄之极。

豪雄与性格有关，更与经历有关。进士及第的岑参曾两次出塞，先后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手下任职，足迹远至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吉木萨尔和库车县，最近处也到了甘肃武威。唯其如此，他才写得出这样铿锵有力扣人心弦的诗句：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30]

这是西北重镇和军旅生涯的真实写照。

同样，也只有亲历者才会道出边防军的特殊感受：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31]

的确，西域山高路远，征战前途未卜，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平安书信当然弥足珍贵。但，边防将士却并非都是强征入伍，自愿从军的也不乏其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高适回答了这个问题：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32]

这是真实的心理。如前所述，大唐是一个好舞台，为各色人等提供着自我实现的多种可能性，远赴边疆建立军功便是其中之一。那里固然火山炙热，冰河寒彻，却也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多情的外族姑娘，旦夕可至的扬名机会，一马平川的广阔疆场，确实能让热血男儿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更重要的是：天子非常赐颜色。

事实上，从太宗到玄宗，包括女皇的时代，成为世界中心就一直是帝国的梦想。有此梦想也不奇怪。因为长安和罗马一样，都曾经是世界首都，只不过一个是东方的，另一个是西方的。因此，尽管罗马再也回不到从前，却不等于长安的新主人不可以再造辉煌，尤其是在重归一统之后。

奖励边功，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结果是大唐雄辩地证明自己不输于两汉。在王朝最强盛的时期，太宗皇帝的继承者们成功地将伊犁河流域以及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巴尔喀什湖（Balkhash）、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伊塞克湖（Issyk-Kul）和托克马克（Tokmok，碎叶）都置于掌控之中。据说，李白就出生在那里。

但是到唐玄宗天宝十载（751），情况就变了。

说起来这也是帝国最沮丧的一年，三员大将几乎一齐在前方遭遇失败：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在云南败于南诏，东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败于契丹和奚人。至于另一场败仗，则应由岑参曾经的顶头上司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负责。[33]

这就是著名的怛罗斯战役（Battle of Talas）。

怛罗斯（怛读如答）的准确位置已无法确定，一般认为在今天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这虽然算不上世界大战，意义却是世界性的。交战双方是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大唐和阿拉伯帝国，卷进来的则是夹在当中的大小城邦。

显然，这里面有着错综复杂的民族和国际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吐蕃和阿拉伯帝国都对丝绸之路的某些必经之地表现出强烈的占有欲，尽管那里是大唐的势力范围，当地人民也更愿意接受大唐的保护，成为中华帝国的藩属。

吐蕃和阿拉伯却咄咄逼人。前者一度让大唐失去了安西四镇，二十二年后才被武则天收回。阿拉伯帝国则在征服波斯帝国之后，又把前沿阵地延伸到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而且进军塔什干（Tashkent），骚扰费尔干纳（Fergana）。[34]

这就只能武力解决了。

据陕西礼泉县唐代长乐公主墓墓道东壁壁画所绘。

天宝六载（747）七月，兵分三路的高仙芝部一万骑兵会师今天阿富汗境内的连云堡，然后乘胜追击，生擒小勃律王和他的吐蕃王后，让青藏高原的极西地区重归大唐。创立奇功的高仙芝，也因此被任命为安西四镇节度使。[35]

不过，高仙芝立了功，也惹了事。天宝九载（750）十二月，他以签订和约的名义诱骗塔什干（石国）国王，从而使后者成为自己的战俘。破城之日，高仙芝还屠杀了当地的老弱病残，并把大量战利品用骆驼运回了家中。

石国王子逃到其他城邦，向粟特同胞控诉高仙芝的背信弃义，所到之处一片怒火。于是，这些原本依附于大唐的印欧语系民族，决定请阿拉伯人来主持公道，这当然是后者求之不得的。刚从白衣大食（伍麦叶王朝）变成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帝国派出了他们在中亚的部队，高仙芝则率领远征军深入七百里迎战，怛罗斯战役因此打响。

两军相持五天之后，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高仙芝带来的铁勒同盟军临阵倒戈，与阿拉伯武士一起夹攻唐军。猝不及防的高仙芝一败涂地，大批将士不是阵亡就是被俘，就连随军的造纸工匠也被胜利者顺手牵羊带回了伊拉克。[36]

阿拉伯人从此掌握了造纸术。

大唐却丢失了抵抗东进势力的边防前哨，只得将中亚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四年半以后，安史之乱爆发，高仙芝和他的亲密战友封常清被杀，再也回不到那片绿洲。

怛罗斯变成了东方滑铁卢。

这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伊斯兰文明在中亚和西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唐却节节败退步步紧缩。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秋天，就连准噶尔（北庭）和塔里木（安西）也都彻底失联，成为已非长安可以羁縻的断线风筝。

历史不能假设，因此无法断定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大唐还能不能在中亚重建权威。也许，作为农业帝国，对外扩张在天宝十载已经走到头了，三场败仗就是警示。

那么，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吗？

有。在《兵车行》中，杜甫对帝国连年不断的征伐提出了质疑：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是啊，没人从事生产，国力从何而来？亲人暴尸荒野，百姓难道愿意？

当然不愿意。杜甫这样描述了普通民众像鸡狗一样被驱赶着强征入伍，以及亲人们撕心裂肺生离死别的惨状：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37]

于是诗人悲愤地说：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38]

这就几乎是指名道姓的批判了，表现出的正是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事实上，伟大作品的背后，总是横卧着人类亘古的苦难。真正的诗人，也总是时代敏感的神经。杜甫的《兵车行》有可能写于天宝十载，他的《丽人行》则应该写于十二载。等到十四载冬天，他喊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渔阳鼙鼓便终于惊破了霓裳羽衣曲。[39]

唐诗就这样成为唐史。

同样，杜甫也成为另一个时代的代言人，尽管通常都认为他属于盛唐。但，杜甫的盛唐已不同于李白。他开辟的道路则将由新的群体继续前行，并创造出新的局面来。

[29]见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30]岑参于天宝三载（744）进士及第，天宝八载（749）任高仙芝的幕府书记，天宝十三载（754）任封常清手下判官，事迹见（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本段所引诗见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31]岑参《逢入京使》。

[32]高适《燕歌行》。

[3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载四月条、八月条。

[34]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安西四镇因吐蕃而废止。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大唐在龟兹恢复安西都护府。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唐中宗景龙三年（709），阿拉伯帝国征服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唐军在费尔干纳赶走了入侵的阿拉伯人。请参看（法国）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35]见两《唐书》之高仙芝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六载十二月条后之追记、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六载十二月条。

[36]见《新唐书·高仙芝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载四月条。阿拔斯王朝建立于公元750年，定都库法，762年迁都巴格达。

[37]本诗原文作“耶娘妻子走相送”。耶即爷。为了便于阅读，径改作爷。

[38]上引均见杜甫《兵车行》。

[39]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载四月条，杨国忠派遣御史分道捕人强征入伍，连枷送往军中，送行的父母妻子哭声振野，可视为《兵车行》的时代背景。又，杨国忠于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担任右相，因此《丽人行》有可能写于十二载春。至于杜甫自京赴奉先的时间，则在十四载十月到十一月之间，安史之乱正好发生在十一月。

新的诗风

杜甫的贡献在七律。

七律是格律诗的一种，在后世更是常用的一种。但在初唐和盛唐，诗人们更喜欢的是古体，比如李白和岑参；或者五绝和五律，比如孟浩然和王维。王昌龄的名作更清一色都是七绝，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秦时明月汉时关”和“一片冰心在玉壶”。创作七律的也有，却乏善可陈。

让事情发生变化的，是杜甫。

杜甫当然是全才。他的五古如《羌村三首》，七古如《饮中八仙歌》已于前介绍，其余则五律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五绝如“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七绝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也全都脍炙人口。 [40]

但真正超越了前人的，还是他的七律。

比如《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是被称为古今七律之冠的作品，因为不但完全符合格律，而且做到了极致：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简直就是既可以学习又无法企及的范本。[41]

也许，必须稍微讲点这方面的知识。

跟所有格律诗一样，七律最重要的是平仄。平，大体上就是现代汉语四声中的阴平和阳平。仄，则是上声（上读如赏）和去声，再加古代的入声。所以，某些现在读平声的字比如发、七、出，也是仄，因为在古代是入声。

平仄的要求叫粘对。粘就是相同，对就是相反。一般地说，一句当中，第二个字与第四个字，第四个字与第六个字都要平仄相反。一首诗当中，第一句和第二句要相反，否则叫失对。第三句和第二句却要相同，否则叫失粘。以下由此类推。不过，韵脚的字，平仄是一样的。句中某些字，也可以马虎，但平脚的句子不能除韵脚外只有一个平声。[42]

符合要求，又怎么样呢？

就会错落有致。因为字与字，句与句，都是相反之后又相同，相同之后又相反，读起来特别好听。

这是音乐之美。

平仄之外是对仗，包括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形容词对形容词。比如杜甫的“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就是每个字都对上了，可称工对。[43]

这是文学之美。

词性要相同，平仄要相反，这当然很难。但，由于我们这个世界原本充满了矛盾，对仗的使用便可能因为张力而产生奇效，比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或者“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44]

至于七律，也有它的优越性：七言较之五言，八句较之四句，空间更大，余地更多，可以游刃有余地起承转合，尽管难度也因此更大。所以中唐以后，七律便佳作频出，金句迭现。比方说，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许浑的“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以及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45]

当然，更多的名句应该还是出自七绝。比方说，韦应物的“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及白居易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46]

杜牧就更是堪称七绝之王，他的许多佳作恐怕是必须整首照录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实在让人爱不释手，更不用说“停车坐爱枫林晚”和“牧童遥指杏花村”了。[47]

七言和律绝成为主流，已是趋势。

这当然有原因，有道理。五绝太短，不能尽兴，长歌又不便于记忆。包括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那样的名作，也没有多少人背得下来。真正流传千古的，恰恰是那些明白如话让人一见倾心的七绝，比如杜牧的《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48]

再就是七律了。七律其实是七绝的叠加，只不过三四两句（颔联）和五六两句（颈联）都必须对仗，四五两句又平仄相同，因此读起来回肠荡气，比如李商隐的《无题》：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在这里，看要读如堪。

无疑，正如杜甫不同于李白，被称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隐也各有千秋。商隐耐人寻味，杜牧清新可人，体现出的时代精神却相当一致，那就是沉稳、多样和内向。

沉稳是必然的。安史乱后，人心思治，天下求稳，受够了动乱的君臣都希望过安生日子。所以，尽管有藩镇时不时地叛乱，却很快就平息；尽管朝中派系针尖对麦芒，也最多只是把对手贬到地老天荒，赶尽杀绝的事不大发生。

稳定压倒一切，可谓朝野共识。

于是，尽管有藩镇割据、宦官乱政和派系斗争，中唐的统治集团仍然致力于国家管理的有序化，包括财政收入实行两税法，人才选拔完善科举制。这两种制度及其深远意义是下面一节要展开讨论的，但可以肯定，较之初盛唐生龙活虎的开拓进取，中唐更希望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程式化规范化的七律，便很符合这种心理。尽管它因为过于工整而难免呆滞，但严守格律却能保证基本品质，至少读起来抑扬顿挫。可见平仄和对仗很有意义，呆滞的缺憾则可以由晚唐五代兴起的“长短句”（词）来弥补。

何况没有谁只写七律，即便同为七律也气质不同。事实上，中晚唐文坛人才之辈出，个性之鲜明，风格之多样，均远胜于前，甚至有幽奇诡异如李贺：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49]

这可真是堪称“鬼才”。

个性鲜明是因为感情细腻。的确，如果说初盛唐更关注外部世界，那么中晚唐便更在意内心感受。因此，就连边塞诗的调性也不同于高适和岑参，比如李益：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50]

没错，反映戍边之苦，批判相关政策的不合理，历来是边塞诗的主题之一。高适就说：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但，高诗是陈述事实，表达的是谴责；李作是描写氛围，表达的是伤感。区别是微妙的，也是明显的。[51]

只不过，这也是时代之别。

[40]此处所引五绝见杜甫《绝句二首》，七绝见《江南逢李龟年》。

[41]见（明）胡应麟《诗薮》。

[42]这里所说只是大而化之的原则性要求，具体情况还要更复杂一些，详请参看王力《诗词格律》。

[43]所引见杜甫《江汉》。

[44]所引见高适《燕歌行》，李商隐《马嵬》。高适《燕歌行》并非格律诗，仍然用了对仗，可见对仗是一种很好的修辞方式。

[45]以上所引分别见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许浑《咸阳城西楼晚眺》，李商隐《无题二首》其一。

[46]以上所引分别见韦应物《滁州西涧》，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元稹《离思五首》其四，白居易《暮江吟》。

[47]以上所引分别见杜牧《秋夕》、《山行》、《清明》。

[48]此诗的首句也有人认为应该是“十里”，因为千里之外，怎么知道莺啼绿映红？其实即便十里也不能尽知，南朝四百八十寺更只在想象之中。

[49]见李贺《李凭箜篌引》。

[50]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51]这一区别也可以从用韵看出。高适诗用的是仄声韵，李益诗是平声，平声的语气要平和得多。

知向谁边

分界点仍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以后的大唐似乎换了一个样，不但皇帝不再是李世民和武则天那样的，就连服饰也焕然一新：衣服由紧身窄袖变成长袍宽袖，眉毛则由又细又长变成又短又粗。难怪白居易这样描述老宫女的过时落伍：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52]

社会上也是另一番景象。实际上德宗以后，上层风气日趋奢华，浅斟低唱和车马宴游成为新的时尚。英勇豪迈的慷慨悲歌不大有了，青春年少的直朴气质不大有了，冲破传统的反叛氛围也不大有了，士大夫们更多地是痴迷于书法、图画、围棋、占卜，以及各种脍不厌细的精美饮食。[53]

这可真是恍如隔世。

◎唐代前后期服饰对比图

盛唐时期，敦煌第151窟北耳洞龛女像。少女头梳双髻，着圆领长袍，选自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盛唐时期，陕西西安南郊出土韦顼墓石椁装饰画。图中少妇头戴胡帽，身着领袖窄小的翻领胡服，这是天宝年间流行的妇女时装样式。

晚唐时期，选自周昉《簪花仕女图》。图中女子梳高髻，上插牡丹花，身穿大袖纱衫，披锦绣罗帔，下着长裙。

晚唐时期，敦煌壁画第196窟。选自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

变化与两件事情有关，这就是科举制和两税法。后者简单地说，就是以田亩为单位确定地税，以贫富（户等）为标准确定户税，以货币替代谷米和绢帛进行缴纳，每年不晚于六月和十一月起征，其他苛捐杂税全免。由于有地税和户税两种，又是夏秋两季征收，所以叫“两税法”。[54]

平心而论，两税法的意义是积极的，因为赋税的征收由按人口计算变成了按资产计算。户税固然是大户多纳，小户少交，地税也是地多的税多，地少的税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广大贫苦人民的负担，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55]

可惜在王朝时代，立法者的善意往往是一厢情愿，中晚唐皇帝的诏令更未必能真正实行。贞元三年（787），全国大丰收，物价低到每斗米一百五十钱，粟八十。为了防止米贱伤农，帝国下令以平价收购粮食。这当然是中央政府的惠民政策，结果却是农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

德宗皇帝得知这一情况完全是意外。十二月某日，他外出打猎路过一家农舍，便信步走了进去。也许，他是想顺便做一次调研。当然，更可能是想听到歌功颂德。

农户叫赵光奇。

唐德宗问：怎么样？老百姓都很幸福吧？

赵光奇答：不幸福。

德宗奇怪：丰衣足食，为什么不幸福？

赵光奇说：因为政府不讲诚信。说是地税和户税之外不取分文，其实额外收的比两税还多。后来又说什么平价收购粮食，实际上是只拿粮食不给钱，还要我们运到老远，害得我们几乎破产。我等愁苦如此，哪有幸福？

德宗叹息，下令补偿赵光奇。

农民赵光奇确实光奇，皇帝唐德宗却其实不德。赵光奇说得非常清楚：朝廷体恤民众的所有诏令，到了地方上从来就是画饼和空文。德宗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补偿赵光奇一家，又有什么意义？难怪司马光很不以为然。[56]

但，实行两税法以后，帝国变得安定富庶，官员也变得阔绰起来，则是事实。更重要的是，由于唐代科举之盛始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极于德宗之世，所以创造了两税法的德宗朝，便成为历史的一个分界点——此后的中华帝国将是庶族地主阶级的政治舞台。[57]

没错，科举制和两税法，都是有利于他们的。

新阶级要有新文化。于是有了韩愈、柳宗元代表的古文运动，白居易的新乐府，以及唐传奇。传奇就是小说。小说原本不入流，唐传奇的作者却是大家，比如创作《枕中记》的是史官，创作《李娃传》的是诗人，元代戏曲《西厢记》前身《莺莺传》的作者更是大名鼎鼎的元稹。[58]

实际上传奇与唐诗不但并行不悖，而且相辅相成。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长恨歌传》；白行简写了《李娃传》，元稹就写《李娃行》。历来被看作高雅艺术的诗与通俗文学传奇，竟然毫无障碍地“同流合污”。

这是中晚唐的时代精神。

的确，由于越来越多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并逐渐成为官僚队伍的主流，文学艺术的平民化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指向未来，古文运动也是借复古之名，行创新之实。韩愈和柳宗元们反对四六骈文，则其实是要颠覆门阀士族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

因此，韩、柳的文章都明白如话，决不晦涩难懂。比如韩愈的《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又如他的《杂说四》：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至于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更是不押韵的白话诗：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白居易的新乐府就更是如此。据说，他的乐府诗是连普通民众都能听懂的。难怪同时代的日本人欣赏唐诗时更偏爱中唐，在中唐诗人中又最喜欢白居易。毕竟，那时他们正在向中华文明学习，而且“文化程度还不高”。[59]

但这并不妨碍白居易写出极其高雅的七律：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60]

与盛唐一样，这里面体现出的仍然是大唐精神，是个性的张扬和幸福的追求，只不过个性更加鲜明，对幸福的理解也各不相同。所以，韩愈可以因坚持己见而得罪皇帝：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杜牧也可以不管不顾地流连忘返于红灯区：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61]

同样，他们可以一面谈情说爱，一面忧国忧民；昨日指点江山，今朝礼佛参禅。因此，尽管柳州城“惊风乱飐（读如斩）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长安和洛阳的牡丹花下仍是游人如织。那是一种时尚，与贵贱穷达无关。相反，官僚政治和派系斗争时代的士大夫，早已习惯了宦海沉浮。君不见，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62]

牡丹也一样。

只不过，牡丹花会被代以黄金甲。

是的，黄巢用他的《菊花》诗，以批判的武器为唐诗精神做了总结，也靠转战南北，用武器的批判为世界帝国画了句号。唐僖宗乾符五年（878）十二月，他攻陷了大唐的东南口岸福州，又在次年兵临广州城下。担任广州节度使的要求被拒绝后，黄巢破门而入，屠杀了坚持抵抗的居民，其中便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些外国人是丝绸、瓷器、茶叶、樟脑等中国产品的出口商，黄巢却连桑树都砍掉了，让阿拉伯人很久穿不上漂亮衣服。[63]

这一切，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可曾想到？

应该想不到。但传为他所作的《忆秦娥》，却不妨看作长安和长安所代表之时代的悼词：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没错，大唐灭亡后，长安将永远不再成为帝都。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城市，也将是几乎全新的文明。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大宋革新》

[52]见白居易《上阳白发人》。

[53]见（唐）李肇《国史补》，并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本节所述多处引用了李泽厚先生此书研究成果，恕不能一一注明，谨此鸣谢。

[54]请参看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55]唐德宗时宰相陆贽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即称：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

[56]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贞元三年十二月条及“臣光曰”。

[57]唐代科举三阶段，见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58]《枕中记》的作者是曾任史馆修撰的沈既济，《李娃传》的作者是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

[59]请参看（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

[60]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61]见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杜牧《遣怀》。

[62]中唐士大夫以赏牡丹为时尚，见李肇《国史补》，本段所引诗分别见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63]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三乾符五年十二月条，乾符六年五月、六月、九月条，（阿拉伯帝国）苏莱曼、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2001），同时参看（日本）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710年（景云元年）六月二日，中宗被杀。二十日，李隆基发动兵变，推翻韦皇后集团。二十四日，睿宗李旦即位。

712年（延和元年）八月，睿宗李旦自任太上皇，传位于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同月改元先天。

713年（先天二年）七月，李隆基粉碎太平公主集团。十二月，改元开元，姚崇任中书令。

716年（开元四年）十二月，姚崇罢相，宋璟任门下侍中（黄门监）。

720年（开元八年）正月，宋璟罢相。

721年（开元九年）二月，宇文融开始理财。九月，张说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722年（开元十年）八月，张说改革兵制。

723年（开元十一年）二月，张说任中书令。是岁，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724年（开元十二年）八月，宇文融任御史中丞。

725年（开元十三年）二月，宇文融兼户部侍郎。

726年（开元十四年）四月，张说罢相。

729年（开元十七年），宇文融任宰相百日，被贬。

731年（开元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被贬赐死。

732年（开元二十年）九月，张说上《开元礼》。是年天下总计7861236户，45431265人。

733年（开元二十一年）三月，韩休为相，十月罢。

734年（开元二十二年）五月，裴耀卿为侍中，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736年（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裴耀卿、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为中书令，牛仙客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739年（开元二十七年）四月，李林甫为吏部尚书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兵部尚书兼侍中。八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

740年（开元二十八年）十月，李隆基与杨玉环幽会于骊山温泉宫，一见钟情。

741年（开元二十九年），杨玉环度为女道士，号太真。

742年（天宝元年）正月，改元天宝，大赦天下。

743年（天宝二年）正月，安禄山第一次入朝。

744年（天宝三载）正月，改年为载。三月，以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是年，杨玉环已在宫中称娘子，唐玄宗欲以天下事悉付李林甫，被高力士阻止。

745年（天宝四载）八月，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当时唐玄宗六十一岁，杨贵妃二十七岁。

747年（天宝六载）十月，改温泉宫为华清宫。十一月，用李林甫之策，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

751年（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在云南与南诏作战，大败。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与阿拉伯帝国在怛罗斯作战，大败，唐帝国失去对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的控制权。八月，东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败于契丹和奚人。

752年（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李林甫卒，杨国忠为首相大权独揽。

755年（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起兵于范阳，唐玄宗以荣王李琬为兵马元帅，高仙芝为副，封常清为范阳和平卢节度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十二月，玄宗听信谗言杀高仙芝、封常清，另拜哥舒翰为副元帅。

756年（至德元载）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唐玄宗以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四月至五月，郭子仪、李光弼大败史思明。六月，哥舒翰被杨国忠逼出潼关，兵败于灵宝，向安禄山投降。唐玄宗仓皇出逃，发生马嵬坡事变，杨国忠和杨玉环被杀，太子李亨与玄宗分道扬镳。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改元至德。李泌赴灵武见肃宗。八月，郭子仪、李光弼将兵至灵武。玄宗下制称太上皇。九月，肃宗借兵于回纥。十二月，回纥兵与郭子仪会合；永王李璘反于江陵；吐蕃乘虚而入，攻陷多处。

757年（至德二载）正月，安庆绪杀安禄山，即大燕皇帝位。李倓被诬陷而死。二月，郭子仪平定河东。肃宗至凤翔，舍弃李泌平叛方案。李璘败死。四月，颜真卿至凤翔。九月，郭子仪与回纥兵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自凤翔入长安。十二月，玄宗回长安，史思明伪降。

758年（乾元元年）二月，改元，改载为年。五月，立李俶为太子。八月，以郭子仪为中书令，李光弼为侍中。九月，以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十二月，平卢自立节度使。

759年（乾元二年）正月，史思明称王。三月，史思明杀安庆绪。四月，史思明称帝。七月，郭子仪回京，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使。

760年（上元元年）正月，以李光弼为太尉兼中书令。数月间，李光弼大败史思明。四月，改元。七月，李辅国迁玄宗至太极宫，陈玄礼、高力士失势。

761年（上元二年），受仆固怀恩之累，李光弼败。三月，史思明被杀，史朝义即位。八月，加李辅国兵部尚书。

762年（宝应元年）四月，太上皇李隆基、皇帝李亨相继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十月，唐借助回纥收复洛阳，人民被回纥兵和政府军蹂躏。

763年（宝应二年）正月，史朝义自杀。闰正月，回纥退兵回国，安史之乱平。八月，仆固怀恩反。九月，吐蕃入侵，代宗出奔，长安沦陷。十月，郭子仪收复长安。

765年（永泰元年）十月，吐蕃联合回纥入侵，郭子仪退回纥兵，吐蕃撤军。

779年（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卒，德宗继位。

782年（建中三年）十一月，河北四个藩镇宣布独立，之后李希烈亦反。

783年（建中四年）十月，泾原军兵变，德宗流亡。

789年（贞元五年）十二月，吐蕃大举进攻北庭，回鹘出兵救援。次年吐蕃大胜，北庭和安西失联，中华帝国丧失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千年之久。

805年（永贞元年）正月，德宗卒，顺宗继位。八月，顺宗让位，宪宗继位。朝中朋党争起。

820年（元和十五年）正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

824年（长庆四年）正月，穆宗卒，敬宗继位。

826年（宝历二年）十二月，宦官杀敬宗，立文宗。

835年（太和九年）十一月，甘露之变。

840年（开成五年）正月，文宗卒，宦官立武宗。

846年（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卒，宦官立宣宗。

859年（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卒，宦官立懿宗。

873年（咸通十四年）七月，懿宗卒，宦官立僖宗。

874年（乾符元年），王仙芝起义。

875年（乾符二年）六月，黄巢参加王仙芝起义军。

880年（广明元年）十二月，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仓皇出逃。黄巢称帝，改元金统，国号大齐。

882年（中和二年）九月，黄巢部将朱温叛变降唐。十月，唐赐朱温名朱全忠。十二月，李克用参加讨伐黄巢战争。

884年（中和四年）六月，黄巢兵败自杀。

888年（文德元年）三月，僖宗卒，宦官立昭宗。

903年（天复三年）正月，朱全忠大杀宦官。

904年（天祐元年）正月，杀权臣崔胤。闰四月，唐昭宗被绑架到洛阳。八月，杀唐昭宗。李柷即位，年十三岁，是为哀帝。二月，杀宗室。六月，杀朝中士大夫。

907年（开平元年）四月，朱全忠称帝，国号梁。大唐灭亡，五代十国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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