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7-12

第一帝国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帝国/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402-5

Ⅰ. ①第…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秦代～魏晋南北朝时代 Ⅳ. ①K2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3637号

定价 210.00元

目录

扉页

《秦并天下》

1. 扉页

2. 第一章 始皇革命

1. 兴亡只在顷刻间

2. 太阳又西升

3. 蛮族刷新历史

4. 愤而崛起

5. 一号文件

6. 反封建

7. 一统天下

3. 第二章 陈胜造反

1. 铁网帝国

2. 焚书坑儒

3. 大泽乡

4. 陈胜王

5. 活该秦要亡

6. 为什么是楚

4. 第三章 项羽争雄

1. 兵起江东

2. 刘邦来了

3. 秦二世找死

4. 巨鹿之战

5. 沛公入秦

6. 鸿门宴

7. 败亡倒计时

5. 第四章 刘邦称帝

1. 韩信拜将

2. 天下乱作一团

3. 一战成名

4. 关键的一票

5. 霸王别姬

6. 刘邦与项羽

6. 第五章 大秦没死

1.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2. 杀戒因何而开

3. 韩信之死

4. 秦主义

5. 集权是一种必然

6. 秦亡之鉴

7. 后记 我们有选择吗

8. 附录

1. 本卷大事年表

《汉武的帝国》

1. 扉页

2. 第一章 帝国之初

1. 少年天子

2. 黑锅与嫌疑

3. 喋血京师

4. 弥天大谎

5. 政变事出有因

6. 七国之乱

3. 第二章 独尊儒术

1. 可疑的独尊

2. 新儒生

3. 仕途即前途

4. 受辱，还是去死

5. 又见秦政

6. 非儒非法非主流

4. 第三章 高度集权

1. 谢幕的帝国

2. 把王侯变成羔羊

3. 要钱更要命

4. 打掉地头蛇

5. 一国两府

5. 第四章 官治天下

1. 职业官僚

2. 再反封建

3. 中央与地方

4. 牧民与牧官

5. 仕途广阔

6. 条条大路通长安

6. 第五章 是非功过

1. 外戚政治

2. 大将军卫青

3. 匈奴问题

4. 政变与政改

5. 罪功岂在悔轮台

6. 帝国是怎样炼成的

7. 后记 汉武帝下诏罪己了吗

8. 附录

1. 本卷大事年表

《两汉两罗马》

1. 扉页

2. 第一章 世界

1. 罗马人来了

2. 亚述：壮丽的错误

3. 波斯：仁慈的征服

4. 希腊：自由万岁

5. 亚历山大：世界公民

3. 第二章 历史

1. 初生牛犊

2. 保卫共和

3. 被杀的岂止是恺撒

4. 屋大维上位

5. 各奔东西

4. 第三章 制度

1. 王莽失败

2. 屋大维成功

3. 共和的精神

4. 法治天下

5. 罗马之亡

5. 第四章 信仰

1. 我们为什么没有信仰

2. 佛教：无神的宗教

3. 犹太：人类的先知

4. 原罪与救赎

5. 救世主还是掘墓人

6. 第五章 理念

1. 三纲五常

2. 天人合一

3. 政治化巫术

4. 东汉之亡

5. 道教启示录

7. 后记 为什么是罗马

8. 附录

1. 本卷大事年表

2. 人物小传

《三国纪》

1. 扉页

2. 第一章 袁绍揭幕

1. 大开杀戒

2. 揭幕人

3. 引狼入室

4. 从门阀到军阀

5. 曹操出手

3. 第二章 魏武挥鞭

1. 迎奉天子

2. 曹袁之别

3. 降张绣

4. 放刘备

5. 官渡之战

4. 第三章 孙刘联盟

1. 荆州告急

2. 诸葛亮出山

3. 鲁肃设谋

4. 孙权拍板

5. 赤壁之战

5. 第四章 三分天下

1. 称王不称帝

2. 刘备入蜀

3. 讨荆州

4. 走麦城

5. 夷陵之战

6. 第五章 武侯治蜀

1. 刘备托孤

2. 诸葛亮执政

3. 蜀汉之亡

4. 东吴之路

5. 殊途同归

7. 第六章 桃园惊梦

1. 千年一梦

2. 再说孙权

3. 再说刘备

4. 再说诸葛亮

5. 再说曹操

8. 后记 何时忘却三国

9. 附录

1. 本卷大事年表

《魏晋风度》

1. 扉页

2. 第一章 时代

1. 魏之亡

2. 晋之乱

3. 五胡入中华

4. 谁的东晋

5. 全线崩溃

3. 第二章 人物

1. 英雄与奸贼

2. 叛臣王敦

3. 政客王导

4. 枭雄桓温

5. 宰相谢安

4. 第三章 精神

1. 名士派

2. 嵇康之死

3. 阮籍之醉

4. 陶渊明之隐

5. 名士皇帝司马昱

5. 第四章 风尚

1. 唯美时代

2. 漂亮地活着

3. 人与自然

4. 魏晋世界杯

5. 无弦琴

6. 第五章 价值观

1. 真真假假

2. 病态的自由

3. 畸形的独立

4. 非病不可

5. 走向南北朝

7. 后记 那些女人

8. 附录

1. 本卷大事年表

《南朝，北朝》

1. 扉页

2. 第一章 大换血

1. 上帝之鞭

2. 匈奴继承大汉

3. 羯人石勒

4. 氐人苻坚

5. 再分裂

3. 第二章 鲜卑人

1. 中国靴子

2. 从联盟到帝国

3. 喋血萧墙

4. 转折关头

5. 全盘汉化

4. 第三章 南朝试验田

1. 短命鬼

2. 时势不再造英雄

3. 同室操戈

4. 梁武帝之死

5. 只有更糟

5. 第四章 宗教问题

1. 道教兴起

2. 佛法西来

3. 一步登天

4. 拾阶而上

5. 太武与梁武

6. 第五章 再造新文明

1. 重归一统

2. 淮河南北

3. 长城内外

4. 沼泽地

5. 整合的力量

7. 后记 一国两朝，南方北方

8. 附录

1. 本卷大事年表

Landmarks

1. Table of Contents

2. Cover

3. Title Page

4. Copyright Page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7

秦并天下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并天下/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93-6

Ⅰ. ①秦…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秦代 Ⅳ. ①K23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106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李烨 张雪健

装帧设计 Mirro

内文设计 谈天

插画 方佳翮 高文婧

易中天中华史

秦并天下

易中天 著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22 千字

印张 7

印数 1-10, 000

插页 2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93-6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始皇革命

兴亡只在顷刻间

大秦帝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沉没了，迅速异常，没有商量，就像他们当年的横空出世。

请看时间表——

前230年，秦灭韩。

前228年，秦灭赵。

前225年，秦灭魏。

前223年，秦灭楚。

前222年，秦灭燕。

前221年，秦灭齐，嬴政称帝。

前210年，秦始皇卒，秦二世立。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

前207年，秦去帝号，改称秦王。

前206年，秦亡。

这就是说，从王国变成帝国，秦只用了九年工夫；从称帝到灭亡，也不到十五年。

如此结局，恐怕是秦始皇没有想到的。

事实上，嬴政对自己的帝国信心满满。他的自信，在称帝之后的第一份诏书中表现得不容置疑。

诏书的内容，是要废除谥号制度。

所谓谥号，就是中国古代君主、贵族和名人死后，被授予的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比如平王的平，文公的文，襄子的襄。有了谥号，此人就有了一个历史的评价。最好的是文和武，叫“灵”的则不灵。春秋时期的晋灵公、郑灵公、陈灵公、楚灵王，都是死于非命。

历史总是会有价值判断的，哪怕委婉隐晦。

然而秦始皇却不以为然。因为君主的谥号并不能由自己在生前商定，只能在死后由他人议决。所以嬴政认为这是“子议父，臣议君”，很不可取。

问题是谥号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区别不同世代的君主。比如周，文王之后是武王，武王之后是成王，成王之后是康王。如果都叫周王，就不知谁是谁了。

同样，没有了谥号，秦的皇帝难道都叫秦皇？后人读史的时候，怎么弄得清呢？

秦始皇却自有办法。他说——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

好一个“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看来，他根本就没想到大秦帝国会有死掉的那一天。

然而怎么样呢？

二世而亡。

实际上，秦二世继位的第二年，陈胜吴广就反了。义军大旗一举，天下云集响应，星火顷刻燎原。两年后，秦相赵高谋杀了二世皇帝，立子婴为秦君，去帝号，称秦王。也就是说，仅仅风光了十四年，大秦就一落千丈，由帝国重新变成了王国。更可悲的是，降格为王国的秦并没能苟延残喘，子婴也很快就向刘邦投降。这位可怜兮兮的亡国之君，其实只当了四十六天秦王。

子婴投降一个月后，项羽率诸侯联军入秦。他像一头野猪一样地闯了进去，掠财宝，掳美女，焚宫室，屠咸阳，杀子婴，尽灭秦宗族。然后分封天下，自号霸王，都于彭城，史称“西楚”。原来的秦王国则分裂成三个封区，封给了秦的三个降将，号称“三秦”。[2]

一个庞然大帝国，就这样土崩瓦解。就连被秦始皇废除的谥号制度，也在汉代恢复，并延续到清末。汉武帝的武，汉献帝的献，就是谥号。

这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想当初，秦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公元前241年，楚国牵头，与赵、魏、韩、卫组成五国联军，以考烈王为总司令，春申君为参谋长，合纵攻秦。联军兵临函谷（在今河南省灵宝市），气势汹汹地准备破门而入。秦人处变不惊，坦然开关迎敌，五国联军竟魂飞魄散，不战而走。秦人不费吹灰之力，各国就成了待宰的羔羊。[3]

现如今，秦又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屠城的项羽，本不过一介武夫；首义的陈胜，本不过一名戍卒；受降的刘邦，则不过帝国一个小小的亭长。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亭长，是比乡长还低的“股级干部”，却取秦皇而代之，成为新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这里面，难道没有历史的玄机？

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1]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本章所引凡未注明者，均同此。

[2]彭城即今江苏省徐州市。古人以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为南楚，吴（今江苏省苏州市）为东楚，彭城为西楚。“三秦”的三个王国分别是雍、塞、翟。

[3]见《资治通鉴·卷六》。

太阳又西升

跟周一样，秦也是“西边升起的太阳”。

秦人大约一直是生活在西方的，来历却不甚了然。据说，他们的先祖叫大费，也就是跟随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伯益的父亲是舜的司法部长皋陶，也叫大业。皋陶的母亲是颛顼的孙女，叫女脩（读如修），因为无意中吃了一只玄鸟蛋，便怀孕生下了皋陶。[4]

这故事跟商族的传说如出一辙，不免让人怀疑是“山寨版”。但伯益被舜“赐姓嬴氏”，却值得注意。

秦族当然姓嬴，却未必是舜之所赐。嬴字从女，很显然不是父系的氏，而是母系的姓，就像炎帝的姜，黄帝的姬。姜即牧羊女，姬是美女族，那么，嬴是什么？[5]

请看金文的嬴字——

图版及出处据《古文字诂林》。

如此复杂多变的字形，实在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文字学家的解释则有两种，多数学者认为嬴就是蜾蠃（读如果裸，细腰蜂），但也有人认为是龙。不管怎么说，都证明秦族起源很早，而且是由母系氏族变成部落的。

变成部落的这个族群，也像炎帝族和黄帝族一样，有了自己的图腾。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图腾是蜾蠃，还是龙。也许，就像楚人的图腾是熊，秦人的图腾是龙。这个说法如果成立，那么，秦族竟是“龙的传人”。他们当中出了个“祖龙”（秦始皇），倒像是天意了。[6]

不过在尧舜禹的时代，秦还只是“潜龙”。在后来的战国七雄中，他们的起点甚至比楚还低。楚在西周初年可是受封了的，虽然只是个子爵，或者因为被视为蛮夷而称楚子。秦却直到周孝王的时候才受封，号称秦嬴，爵位最多是大夫，封邑则叫秦。其地，在今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也有人说是今甘肃省天水市陇西县秦亭。[7]

秦君被正式封为诸侯，是在公元前770年。这时，平王已经东迁洛阳，周人的老根据地也被西戎占领。于是周平王对护驾有功的秦襄公说：秦国如果能从那些野蛮人手里收回失地，那么岐山以西就都归你们了。

哈！秦人得到的封地，其实是沦陷区。

已经无法确知周平王当时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被西戎占领的岐山和丰水一带，自己反正是无力收回了，不如当作一张空头支票开出去。秦人有能力变现固然好，变不了现自己也没亏。至少，人情总是做了的，而且分文不花，是顺水人情。

秦的先君却非常争气，他们还真把周的失地收了回来，然后如约将岐山以东的土地献给周天子，自己则把领地扩展到岐山脚下。这时的秦，才算正式成为周天下最西边的一个邦国，不但有爵位，而且有地盘。

这是秦文公十六年（前750）的事。后来的秦，便不断向东发展。公元前714年，秦宁公迁都平阳（今陕西省宝鸡市阳平镇）。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今陕西省凤翔县南）。等到他们迁都咸阳时，秦已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孝公也被周显王封为西伯（西方霸主）了。

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了周的掘墓人。

这当然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因为就算周王室在劫难逃，也未必就一定该死在秦的手上。齐、楚、赵、魏、燕、韩，哪一个没有狼子野心，哪一个不是虎视眈眈，又哪一个实力不雄厚？既然号称“七雄”，就不会是省油的灯。

事实上，当时疆域最广的，是楚。其次，才是秦，还有赵。再次是齐、魏、燕。但即便是齐，也兼并了宋，拥有七十二座城池。地盘最小的韩，也灭了郑。楚之灭国更多，老牌的邦国陈、蔡、鲁，还有兼并了吴国的越，都被他们收入囊中。这难道是弱者？

再说兵力。据统计，七国之中，兵最多的是楚，一百万。其次齐、魏，七十万。再次是秦，六十万。然后是赵，四五十万；韩和燕，三十万。因此，即便最弱的燕和韩联手，兵力也与秦相当。如果六国合纵，总兵力可达三百四五十万众，比秦的五倍还多，怎么就抵挡不住呢？[8]

显然，这需要一个解释。

[4]见《史记·秦本纪》及注，下同。

[5]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

[6]请参看《古文字诂林》第九册第747－749页。

[7]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及注，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8]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第199页。

蛮族刷新历史

秦能够成功，也许因为他们是“野蛮人”。

的确，蛮族是有可能改写历史的，尽管并不一定都改得好。但可以肯定，一个蛮族如果善于学习，又能保持蛮野的精神，那么，他们就会战胜和超越自己的老师，并在老师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来。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后来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都如此。

同样的剧本也在中华大地上演。夏代，东边的商人是蛮族；商代，西边的周人是蛮族。结果，却是商文明优于夏文明，周文明又优于商文明。看来，文明的延续、发展和创造需要新鲜的血液，哪怕它来自所谓“夷狄”。

秦成为邦国的东周，便正处于这个当口。

请看地图——

图中虚线圈出的部分即传统上的“中国地区”，此区域诸国在早期等级较高、实力较盛，进入东周后已分为一二三等，实力最强的晋国后来也一分为三。齐、秦、楚则都不在“中国”圈内。据范文澜《中国通史》制作。

这张地图显示的，是东周和春秋的天下大势。不难看出，这时生活在所谓“中国地区”的诸夏和诸华，差不多都已日薄西山。其中境况最差的如陈、蔡、曹，早就沦为三等国。好一点的如周、郑、宋、卫、鲁，也只是二等国。一等国是谁呢？晋、楚、齐、秦、越。

这五个一等国，大都在“中国”周边，甚至不是“华夏正宗”。楚是南蛮，而且北边有卢戎，南边有百濮。越是东夷，而且北边有淮夷，南边有百越。齐也是东夷。他们的开国之君虽然是姜太公，但一到封区就把自己东夷化。吞并了胶东半岛的莱夷之后，便更是夷夏不分。

此外还有燕，虽然号称西周开国元勋召公奭（读如绍公是）之后，却其实生活在山戎地区，与“中国”之间也有北戎、白狄和赤狄隔绝，根本就是“化外之地”。整个春秋时期，几乎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然而一到战国便勃然崛起，成为七雄之一，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与燕相似的是秦。只不过燕人是北迁的诸夏，秦人则恐怕原本就是西戎。他们最早生活的地区（今甘肃省礼县东北）像“犬戎”一样被叫做“犬丘”，后来又因为善于养马而被册封在秦，无非说明秦人原本是游牧民族，他们的封区则不过周的牧区。

秦，是由牧民变农民，牧区变邦国的。

变化很可能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处于戎狄包围之中的姬周，很希望通过“和平演变”化敌为友；另一方面，西戎当中最有头脑的嬴秦，也很愿意向先进的华夏文明学习。你有情，我有意，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平王东迁前后，周秦两族度过了一个不短的蜜月期。秦的“华夏化”，应该就是在这时完成的。只不过，作为被犬戎和骊戎包围，而且与戎狄杂居的游牧民族，他们与姬周的同化不可能那么彻底。周的残余最后被秦收拾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偶然。

这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圈。处于中心地带的“传统中国”（周、郑、宋、卫、鲁）衰朽，败落，萎缩。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则是华夏化的东夷（齐、越）、南蛮（楚）、西戎（秦）、北狄（燕）。

例外的是晋。

晋是五大国中唯一的姬姓国，也一直以华夏正宗自居。然而晋国却是与白狄和赤狄接壤的，在长期的战争中也难免“戎狄化”，甚至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因地制宜，夷夏不分。晋，其实也是“混血儿”。[9]

何况即便是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的晋，到春秋末年也面临崩溃。分裂后的三晋（魏、赵、韩）则最先被秦所灭。夷狄化的华夏，还是斗不过华夏化的夷狄。

如此说来，文化越是落后，就越有希望？

也不见得。

事实上春秋五大国中，文化最落后的不是秦，而是越。所以，越的兴起非常迅速。从闪亮登场到灭亡吴国，只用了二十一年。然而勾践死后直到灭亡，越都停滞不前，乏善可陈。他们的崛起和辉煌，跟另一个华夏化的蛮夷吴一样，都只在顷刻之间，可谓昙花一现。

持续辉煌的是楚，最后胜出的是秦。秦灭了楚，楚灭了越。楚灭亡越，是在商鞅变法之后没多久。这是一个临界点，也是一个分水岭。此后，楚便开始走下坡路，秦却如奔驰的骏马、飞驶的列车，风驰电掣，一往无前，几乎没有谁能够阻挡他们的步伐。

秘密莫非就在于此？

正是。

[9]《左传·定公四年》称，晋国始祖唐叔虞的政策是“疆以戎索”，也就是按照游牧路线规划道路，或者按照戎狄习俗分配牧地，而非按照周法分配耕地。

愤而崛起

秦的崛起确实始于变法，而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这一点，秦孝公在他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清楚。他的说法，叫“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因此，如果有谁能“出奇计强秦”，孝公愿意“与之分土”。[10]

秦，真被诸侯看不起吗？

是的。比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秦既是参战国，也是战胜国。然而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与会的不但有霸主国晋，有同盟国齐、宋，还有中立国和战败国鲁、蔡、郑、卫、陈，却没有秦。[11]

没有也不奇怪。事实上，秦君虽然已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诸侯却并不把他们看作诸侯，也不愿意跟他们平起平坐。结果，是秦人没资格参加“中国”的盟会，哪怕这时的秦君是穆公。后来被追认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在当时恐怕是被看作暴发户的。老牌的、正宗的华人华族，哪里看得起这样的“半吊子”。[12]

这当然是一种歧视。

幸运的是，面对歧视，秦人没有垂头丧气，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甘堕落，他们的选择是奋发图强。

图强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视的原因。

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是文化落后。比方说，商鞅变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兄弟妯娌都住在同一间屋里。这当然多半是游牧时代住帐篷的习俗，但在“设男女之大防”的华族眼里就不文明。[13]

第二是政治混乱。从公元前425年（也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晋国大夫赵襄子去世那一年）起，秦国四十年间不得安宁。一个国君（怀公）被迫自杀，一个太子（献公）不能继位，还有一个国君（出公）和他的母后一起被杀，并沉尸深渊。结果，是魏武侯趁秦国内乱之机，夺回了被秦穆公抢走的一大块地盘。[14]

文化落后，当然因为他们原本是蛮族；政治混乱，则因为贵族专政擅权，国君大权旁落。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变法的具体内容，我们在《从春秋到战国》一书中已经说过。简单地说，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领主制，原先隶属于贵族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废封建制，卿大夫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废世袭制，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集权。

集权以后的国君，手里就有了指挥棒。这根挥洒自如的指挥棒，就叫“军功”。有军功，农民也能封侯；无军功，贵族也没面子。于是秦人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15]

杀人机器呀？

正是。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16]

六国之败，也就理所当然。

显然，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崛起。问题是郡县制度非自秦始，楚、晋、齐，都比秦早。变法的也不是只有秦一家。魏的李悝（读如亏），楚的吴起，也都比商鞅早。那么，最后胜出的，为什么是秦呢？

也许，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很奇怪的。大体上说，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烦。越，就吃亏在文化太少；楚、宋、鲁，则吃亏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国，鲁是周公之后，楚则是捡了便宜。春秋时期，周的王子朝叛乱。兵败之后，他携带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前来避难。结果，原本是“蛮夷之邦”的楚，成为华夏文明的第三个重镇。

于是，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

秦有什么呢？

一片空白。

有空白，就会有人来填补。填补秦国文化空白的，就是法家。法家是没有地域性的。谁肯出大价钱，他们就为谁出谋，为谁划策，为谁卖命。李悝为魏相，申不害为韩相，吴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为奇。

然而最适合法家的还是秦。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异类的。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道家向往太古，墨家向往禹世，儒家向往东周。法家却是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面对现实，规划未来。因此，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法家讲霸道，秦国要图强，自然一拍即合。

何况秦的民风原本彪悍质朴。直到战国，他们的艺术也不过是敲瓦罐儿再加吼唱。这说明秦人并没有被华夏文明雅化。没有雅化，也就没有软化，正好训练为生产工具和杀人武器。甚至就连秦的人才匮乏也成了优势，因为可以招聘四方，广纳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结果，则是进一步打击了贵族，加强了君权，可谓一箭双雕。

秦被称作“虎狼之国”盛行于战国时代，山东六国与秦在文化上的隔膜使得“虎狼之秦”成为固有印象。参见何晋《秦称“虎狼”考》。

兵器据《博物》2005年第2期绘制，皮甲将军俑形象据陈大威《画说中国历代甲胄》。

于是法家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其实他们的王牌，无非君权至上；手段，则无非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商鞅和孝公有此霸王条款和软硬两手，便不难把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只要国王一声令下，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

这样一种蛮不讲理的横行霸道，也是没人挡得住的。

历来就被华夏诸侯看不起的秦，最终咸鱼翻身。而且这条小小的咸鱼，还吃掉了所有的大鱼。现在他们要做的，已不是为华夏文明输血，而是换血。

秦始皇革命了。

[10]见《史记·秦本纪》。

[11]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五卷《从春秋到战国》。

[12]《史记·秦本纪》在叙述商鞅变法时称：“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

[13]请参看《史记·商君列传》、张荫麟《中国史纲》。

[14]请参看《史记·秦本纪》、张荫麟《中国史纲》。

[15]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五卷《从春秋到战国》。

[16]商鞅规定秦的爵位为二十级，其中最低的一到五级用于奖励士卒。所谓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应该在这五级之内，不可能杀二十人晋级到彻侯。

一号文件

革命是在灭齐以后。

齐，是最后被灭的王国。此前，韩、赵、魏、楚、燕，都已经变成了秦的郡县。齐国并入秦的版图后，“中国”就不再是多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这可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事，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时候颁发的命令，便堪称“一号文件”了。

一号文件的内容，是嬴政的名号。

名号确实是重要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嬴政要求更改自己的名号，也有道理。因为他的成功，确实“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则何以“称成功，传后世”？

于是朝野上下，一致同意更名。

但怎么改，却有不同意见。

群臣和博士们的建议是叫“泰皇”，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此前人主的最高称号，一是王，二是帝，三是后（本字为“后”，不是繁体字“前後”之“後”的简写）。夏代称后，商代称帝，周代称王。现在，夏商周都已是明日黄花，后也好，帝也好，王也好，岂能再用？

那么，有更高级的称号吗？

有，皇就是。三皇之后是五帝，五帝之后是三王，三王之后是五霸。五霸低于三王，三王低于五帝，五帝低于三皇。由此可见，皇最高级。三皇中，泰皇又最尊贵。以此为号，嬴政应该满意。

可惜，嬴政并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对一切旧东西都嗤之以鼻。在嬴政看来，他的事业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制定名号，岂能一点想象力和创造性都没有？

必须发明创造，还得嬴政自己来。

结果，是叫“皇帝”。

这是一个复合词。其中，皇是形容词，是定语；帝是名词，是主语。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皇帝之国叫帝国，皇帝制度叫帝制，原因就在这里。

但，帝不是商代的称号吗？怎么还可以用？

因为帝的本义是“缔造者”，这当然很对嬴政的心思和胃口。何况在商代，帝既指人主，又指天神。天神是上帝，人主是下帝。人神共用的称号，嬴政当然喜欢。

于是，他一笔圈中了“帝”字。

其实殷商的元首，是称帝也称王的。比如被周武王灭了的那位，就既叫帝辛，又叫纣王。周天子则只称王，不称帝。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周人敬天，岂敢僭越？

嬴政却不管那一套，因为他实在不能再称王。王，并非至尊之号。起先，大一点的酋长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国君也可以称王，是为诸侯王。就算曾经独自称王的周天子，也无法跟现在的嬴政相比。周王是“共主”，嬴政是“独主”，一样吗？

也只能称帝。但不能称下帝，得叫皇帝。皇的本义是灿烂辉煌，皇帝即“皇皇大帝”，当然比下帝好。

实际上皇帝一词，古已有之。炎黄二帝中的黄帝，本来就叫皇帝，即“伟大的缔造者”。后来“皇帝”多了，只好把他的名称改成“黄帝”，意思是“天下之中体现了黄土之德的伟大缔造者”，或“中央大帝”。

黄帝成了中央大帝后，其余那些伟大缔造者，便被安排到东西南北四方，分别为赤帝（火）、青帝（木）、黑帝（水）、白帝（金），与黄帝合为“五帝”。

问题是，物以稀为贵。伟大缔造者多到五个，便未免掉价。为了再设一个等级，只好把“皇”这个形容词当名词用。“三皇五帝”的说法，就这样被发明出来。[17]

没有证据表明，嬴政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也许当时的他，只不过自认为“功高五帝”，又不好意思“比于三皇”，这才发明出介于二者之间的“皇帝”来。

皇帝，即皇和帝，是皇也是帝。

不过这样一来，皇，也就永远地由形容词变成了名词，甚至皇帝的代名词。它的使用比“帝”还频繁，比如皇家、皇族、皇室、皇宫、皇朝、皇位、皇袍、皇权。

这大约是嬴政没想到的。

嬴政当然也想不到，他这个“始皇帝”只传到第二代，他的帝国就一命呜呼。同样意味深长的是，秦虽二世而亡，皇帝这个名词却延续了下来，没有一个人主张更改。

如此看来，嬴政的“一号文件”，岂非意义重大？

当然。

表面上看，嬴政由秦王改称皇帝，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他需要有一个足以“称成功，传后世”的称号，就像古罗马的胜利者需要一座凯旋门。但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则后世的开国之君，岂非也可以见样学样，把皇帝换成别的什么头衔？为什么没人改呢？

因为没有必要。

那么，嬴政的变更名号，就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事实上，当秦王嬴政将韩、赵、魏、楚、燕、齐都收入囊中时，天下和秦便都变了。此前是邦国林立，现在是独此一家。那么，秦在“之一”的时候叫王国，“唯一”的时候难道还叫王国？显然不能。

那叫什么？

帝国。

这当然是大变革。性质变了，称号也得变。伯国的元首是伯，侯国的元首是侯，公国的元首是公，王国的元首是王。帝国的元首呢？当然得叫皇帝。

因此，元首叫不叫皇帝，就看你要不要帝国。后来的汉、晋、隋、唐、宋、元、明、清，都坚持帝国制度，所以他们的元首都叫皇帝，谁都不会更改。

皇帝与帝国，俱为一体。

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始皇称帝之初甚至之后，却备受争议。

[17]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一卷《祖先》。

反封建

争议是一批守旧派挑起的。

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丞相王绾（读如晚）。王绾他们倒不反对嬴政称帝，却反对将王国变成帝国。大约在他们看来，名号事小，国体事大。嬴政要管自己叫皇帝，随他高兴好了。但要把王国变成帝国，却不能不争。

那么，什么是王国？什么是帝国？帝国和王国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有两种王国。一种是战国式的，一种是西周式的。战国式的王国（韩、赵、魏、楚、燕、齐、秦），是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的王国制度，王绾他们也不会要。他们要的，其实是西周的国家制度，即“周制”。

什么是周制？

一个王国，许多侯国。

侯国跟王国是什么关系？

王国是侯国的宗主国，侯国是王国的分封国。也就是说，天下名义上是王国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实际上，王国又把天下分封出去，分封给各个侯国，叫“裂土田而瓜分之”。

分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划出一片领地，然后在边境线上挖沟。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然后在土堆上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封，也叫封疆、封土、封邦。

那么，为什么不叫封国？

因为邦和国不一样。国是国都，即城市，邦则还要加上周边农村。有邦有国，所以叫邦国，也叫邦。后来为了避汉高祖的名讳，改邦为国，才有了“国家”一词。

邦国也有两种。如果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就是“城市国家”。如果是中心城市加其他城市再加周边农村，就是“领土国家”。人类最早的国家都是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就说明他们已经发展壮大，今非昔比。

实际上在西周初年，除周王国外，其他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到春秋时期，许多小国也还是。但像晋、齐、楚这样的大国，则都是领土国家。他们的疆域，也不是周天子当年之所封，当然这是后话。

封邦之后，是建国。

建国倒不是建立国都，而是指定国君。国君都是世袭的，始封之君则多半是周王的兄弟（如武王之弟为卫君）和子侄（如周公之子为鲁君），然后是姻亲（如齐国的姜太公）和功臣（如燕国的召公奭），以及同盟国、战败国和附庸国的首领（如楚、宋、陈、杞）。

邦国的国君分为公侯伯子男。但这种爵位制度恐怕是后来才建立的，而且统称皆为侯（蛮夷之君叫子），所以叫诸侯（诸多的侯）。他们的邦国，则叫侯国。

王国与侯国，是君臣关系。但这种君臣关系，是名义上的。周天子只要诸侯承认自己是“天下共主”，并象征性地承担一定的义务（比如楚国的义务是进贡过滤用的茅草），对侯国的事务基本不闻不问。各国诸侯都是“独立法人”，他们的邦国也“自负盈亏”。

显然，这其实是国家联盟，或邦联。但，邦联各成员国是平等的，邦国各成员国则不平等。周君和周国至高无上，只有他们能称天子，能叫王国。

这就是周制，也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

这是一个动词。王国与帝国，或邦国制度与帝国制度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要有这样一个动作。

王绾他们认为要。

一号文件的问题解决后，王绾等人就向皇帝上书，请求封邦建国，立诸皇子为王。秦始皇将此提案交由群臣讨论，上上下下竟是一片赞同。

赞同也不奇怪。正如王绾他们所说，天下初定，人心不服。六国的残余势力人还在，心不死，中央政府又“天高皇帝远”，谁能保证不会动乱？靠得住的办法，是仿效西周封建亲戚，为新政权镇住地头蛇，筑起防火墙。

这是有道理的。故此议一出，“群臣皆以为便”。

不过这样一来，秦就到了十字街头。因为一旦采纳王绾等人的建议，就意味着回到西周，回到邦国制度。然而从商鞅变法开始，秦的所有努力，都是在改革甚至反叛那个制度。唯其如此，他们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如果重演西周故事，岂非“一夜回到旧社会”？

那么，是延续周人建立的旧制度，还是坚持自己的新制度，甚至创建一个更新的制度？这对于刚刚称帝的秦始皇来说，真可谓“生死抉择”。

好在有人反对。

反对的人叫李斯。反对的理由及其得失，则成为后世争论不休的大问题，我们将在后面讨论。重要的是，李斯的反对成功，因为秦始皇投了他赞成票。

这是关键的一票。

从此，封建的命被革掉了。以后的历代王朝，虽然也封王封侯，却是“封而不建”，王侯变成了荣誉称号。新的王侯们对自己的封邑和封国没有治权，更没有主权，甚至连产权都没有。中国社会，再也回不到封建时代。

回不到封建社会和封建时代，究竟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也许要到本中华史的第三十六卷才能回答。现在的问题是，不要封建，要什么？

郡县。

在否决了王绾等人封建诸侯的建议后，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为郡守，县的长官为县令，都有副职和属员。这，就是郡县制。

郡县和封建，又有什么不同？

秦的郡县制和周的封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三级。周，是天下、国、家；秦，是天下、郡、县。实际上秦的郡和县，就是由周的国和家演变而来的，甚至是灭国为郡，灭家为县。然而郡县与国家，却有天壤之别。

周的国和家，是封建的结果。天子封建诸侯，是为国；诸侯封建大夫，是为家。家是大夫的，国是诸侯的。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主人。他们不但有产权，而且有治权，因此是君主——诸侯是国君，大夫是家君。

郡守和县令，则不是主，而是仆。春秋战国，他们是国君之仆；秦汉以后，他们是皇帝之仆。郡和县，都不是他们家的，而是国君或皇帝的。他们之于郡县，当然没有产权，甚至没有治权，只有代理权。换句话说，他们是由国君或皇帝任命和派遣，代表元首管理郡县的。

因此，郡守和县令没有爵位，只有职位。他们的职位也不像诸侯和大夫的爵位那样可以世袭，反倒可以罢免和调动。也就是说，诸侯和大夫是国和家的当家人，郡守和县令则只是君权的代理人。

这，就叫“官员代理”。

官员代理，是因为“中央集权”。官在四方，权在中央。集权，就不能再封建，因为封建是分权制。因此，一旦全国为郡县，邦国就必然变成帝国。至于那元首是叫国王还是皇帝，其实并不要紧。只不过碰巧的是，嬴政的称皇帝和定郡县，竟刚好是同时进行的。

秦，理所当然地成为帝国。

变成了帝国的秦，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踌躇满志的秦始皇，便开始了他的统一大业。

一统天下

统一是在始皇称帝之后开始的。

这话奇怪。此前，他不是已经把韩、赵、魏、楚、燕、齐跟秦并在了一起？这难道不是“统一中国”？

当然不是。

什么是“统一”？统一是相对分裂而言的。比如晋变成了赵、魏、韩，就是分裂。如果重新变成晋，则是统一。东汉以后的西晋，也是。因为之前的东汉，是一个整体。变成魏、蜀、吴三国，是分裂。西晋，当然是统一。

秦做的事情则不同。因为此前的周并不是统一国家（周帝国），而是国家联盟（周天下）。邦联各国，西周时期有独立治权，春秋时期有半独立主权，战国时期有完全独立主权。他们本来就是独立的，怎么能说是分裂？

没有分裂，就不存在统一。

比如美国。最早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十三个States（现译为州，其实应译为邦），当初就是独立的。他们在1776年宣布由Colonies（殖民地）变成States时，便都有自己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民选的“主权、自由和独立”的政府，State之间也完全平等。请问，这能叫“分裂状态”吗？

所以，他们最后成为一个国家，便只能叫“联合”，不能叫“统一”。他们的国名United States，也被准确地翻译为“合众国”，即“合众邦而为国”。[18]

因此，没人会说“华盛顿统一了美国”。

同样，也不能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

那该怎么说？

兼并。

秦兼天下，秦并天下，秦灭六国，都对。

这其实也是古人的说法。中国人的古书在提到这段历史时，都或者称“并”，或者称“兼”，或者称“并兼”，没有称之为“统一”的。[19]

不过兼并之后，原先邦国林立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国家”，而且是中央集权的。这时，统一的工作就不但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是可行的了。

没错，天下一统，是帝国的需求。

邦国不需要统一吗？不需要。邦国的特点，是“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多元共存”。大家都是“之一”，没有谁是“唯一”。如果要求统一，请问谁来统？

所以，邦国只求“同一”，不求“统一”。所谓“同一”，也只是“认同”。比方说，都认同周天子是天下共主，华夏文明是先进文化，如此而已。

求同就得存异。齐东“野语”，楚人“鴃舌”（鴃读如决），吴人“断发文身”，越人“徒跣不履”，并没有人要求他们都改弦更张，改头换面，统一起来。

这是春秋。到战国，共主都没了，大家都是独立王国，更是谁都不买谁的账。于是“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文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甚至出现了所谓“鸟书”和“蝌蚪文”—— [20]

货币也五花八门。简略地说，大体上是周、赵、魏、韩通行布币，燕和齐通行刀币，楚通行铜贝和金币，秦通行圜钱。而且，即便同为刀币或布币，形制和重量也不一样，折算起来极为麻烦。[21]

这当然让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不能容忍。因为帝国不但要求“海内为郡县”，而且要求“法令由一统”。如果不把文字和货币之类都统一起来，那么，难道皇帝的诏书要写成不同文本，国库里面又是布币又是刀币？

于是秦始皇勒令全国统一，包括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亩制（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统一车轨（车宽六尺）。据说这是孔子也曾向往的，比如《礼记·中庸》就主张“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但意义最为重大的，还是统一文字。

统一的办法，是废除异体字，推行简化字。为此，他们不惜先革自己的命。秦本西周故地，通行的是籀文（籀读如宙），也叫大篆。大篆笔画繁重，始皇就让李斯简化为小篆，也叫秦篆。后来，程邈更简化为秦隶。这就连低级官吏和底层人民也可以认识了，所以叫“隶书”。

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它不但普及了文化，也延续了文明。事实上，我们民族的文明三千年不中断，文字的作用功不可没。从甲骨到金文，从周篆到秦篆，从篆书到隶书，陈陈相因，一脉相承。于是商文化延续为周文化，周文化延续为秦文化，秦文化延续为汉文化。承上启下的，正是秦始皇的“书同文”。

书同文的结果，是一个更大民族的诞生。这个民族就是汉。汉族，是华夏民族的升级版。她的形成，却其实开始于秦。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秦帝国二世而亡，两汉又长达四百多年之久，那么，汉语、汉字、汉族、汉人，是应该叫作秦语、秦字、秦族、秦人的。

这就是秦始皇的三大革命：称皇帝，反封建，大一统。革命的结果，是帝国制度取代了邦国制度，并延续了两千多年，影响极其深远。其政治意义和历史地位，只有西周封建和辛亥革命可以相比。

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任何革命都是有代价的。在古代社会进行一场深刻的革命，甚至必须有人献祭，有人以身试法做牺牲品。这是无法避免的悲剧。

历史又选择了秦。

秦始皇革命十二年后，反秦运动席卷天下，大秦帝国迅速灭亡。这当然是秦始皇万万想不到的。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首先举起义旗的，并非他处心积虑要防范的六国贵族和遗老，而是一个小人物。

这个小人物，就是陈胜。

[18]请参看拙著《费城风云：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

[19]《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说法是“秦初并天下”，《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法是“秦兼天下”，出土文物“秦始皇铜方升铭文”的说法是“二十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邱隆、丘光明等《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

[20]许慎《说文解字》。

[21]请参看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

第二章
陈胜造反

铁网帝国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城千里的大秦王朝，是被陈胜和吴广推翻的。尽管陈胜、吴广的起义军很快被章邯的政府军镇压，他们的“张楚国”也只存在了六个月，但，没有前面的陈胜、吴广，就没有后面的项羽、刘邦，也就没有大秦帝国的二世而亡。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疑的是，雄才大略的秦始皇，难道当真认为他的王朝是“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对于帝国可能面临的挑战和危机，他难道事先一点警觉都没有？

有的。

一统天下之后，秦始皇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相反，他对自己的革命成果能否巩固，可谓费尽心机。

为此，秦始皇做了好几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事，当然是废封建，设郡县。实际上当时的封建与郡县之争，双方着眼的都是国家的安全和政权的稳固。分歧仅仅在于，王绾他们认为分封诸侯才能保家卫国，秦始皇和李斯则意见相反。

不过，秦始皇的认识，又比李斯更胜一筹。

李斯的看法，是封建并不保险。李斯说，周王分封的诸侯到处都是，何其之多。保卫了天子吗？没有。他们自己反倒视如寇仇，打得不可开交，周天子连和事佬都做不成。封建诸侯，是维稳呢，还是添乱？

秦始皇的看法则更深刻。他干脆认为诸侯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安定因素”。秦始皇说，天下征战不已，就因为有诸侯。有诸侯，天下就成了江湖。大家都争当老大，还有不大打出手的？恢复封建制，岂非制造战争？[1]

结论是：实行郡县制，帝国才能长治久安。

历史证明，秦始皇是对的。

事实上，大秦帝国刚刚灭亡，封建制度就在项羽手中复辟。此公称霸天下后，一口气封了十八个诸侯王。结果怎么样呢？重开战端的忧虑不幸被秦始皇言中。而且最后灭了项羽的，正是被他封在汉中的刘邦。

接下来，刘邦又差一点重蹈覆辙。

刘邦称帝之后，同样面临着“要封建还是要郡县”的纠结。最后迫于压力，不得不折中调和，搞“一朝两制”，在天子直辖的畿辅设郡县，畿辅之外封王侯。这就是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

显然，这是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产物。其结果，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公元前201年，韩王信反。汉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焦头烂额，史称“困平城”。公元前195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史称“病流矢”。刘邦的皇帝生涯，竟是在平叛中度过的，而且按下葫芦起来瓢。

此后的惠帝刘盈，文帝刘恒，景帝刘启，连续三代不得安宁，前有诸吕封王，后有七国之乱。朝廷不得不殚精竭虑，软硬兼施，直到汉武帝元封五年才算摆平（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

封建，岂非“战争的策源地”？

相反，郡县制却很快就体现出它的优越性。柳宗元曾这样总结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有叛逆的民众，没有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有叛国而无叛郡（有叛逆的封国，没有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有叛将而无叛州（有叛逆的将领，没有叛逆的州府）。柳宗元认为，这就是郡县制的好处。

由此他得出结论：封建制不可恢复，郡县制不可废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2]

也许吧，也许。

事实上，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是一个可以展开讨论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而且，立场不同，结论也不会相同。但可以肯定，秦的灭亡绝非因为实行了郡县制。相反，这种制度是有利于秦帝国的。

那就来看看秦的郡县制。

按照郡县制，帝国不再分封诸侯，而是分为中央和地方。中央有国家元首，这就是皇帝；有政府首脑，这就是宰相。宰相包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号称“三公”。三公之下有“九卿”，相当于政府部长。

地方则分为郡和县。县隶属于郡，郡隶属于中央。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大县叫县令，小县叫县长。他们的副职，郡有郡丞、郡尉，县有县丞、县尉。

县以下，是乡。乡的负责人，是三老。乡以下，是亭。亭的负责人，是亭长。亭以下，是里。里的负责人，是里魁。里以下，则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

显然，秦的郡县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垂直系统。中央政府管郡，郡管县，县管乡，乡管亭，亭管里，里下还有什和伍。至高无上的是皇帝，最底层的是小民。

秦帝国严密的垂直管理系统使统一国家进入前所未有的严密管控时代，在多级管理重压之下的是处于帝国最底层的广大小民。

这是一张铁网，既不疏，更不漏。

它也是一架机器，一架像电脑一样设定了程序，可以自动运转的统治机器。这架机器是由皇帝操控的。皇帝只要掌握了总开关，帝国就会像巨轮一样驶向前方。

秦，就是这样一艘“泰坦尼克号”。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这架机器的安装和运行情况。但可以肯定，它的设计复杂而缜密。整个系统以县为关键，为节点。县及县以上三级：中央、郡、县，设官；县以下也是三级：乡、亭、里，设吏。官是“流官”，由中央派遣和任命；吏则“乡绅”，由本地有产业或有德行的人充任。郡县长官是外地人，而且可以调任，就不怕他们变成一方诸侯；乡亭小吏是本地人，则足以摆平江湖，搞掂子民。

这可真是煞费了苦心。

在这样严密的控制下，被称为“黔首”的民众，包括代理皇权的官员，又哪有反叛的可能呢？

几乎没有。

那么，秦始皇放心了吗？

也没有。

[1]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2]请参看柳宗元《封建论》。

焚书坑儒

确立了郡县制以后，秦始皇又连出数招。

第一招是“修驰道”，也就是修建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高速公路网”。第二是“去险阻”，也就是拆毁六国在险要之处修建的长城巨堑和城郭要塞。第三是“决川防”，也就是决通六国所筑阻塞水道的堤防，疏浚鸿沟，开凿灵渠。第四是“销兵器”，也就是没收全国各地民间的武器，集中运到咸阳，铸成大钟和铜人。第五是“大移民”，也就是将天下豪富迁徙到咸阳，据说多达十二万户。

秦帝国的驰道相当于当时的“高速公路”，在“车同轨”的改革背景下，全国各地间的交通往来方便程度较以往获得飞速提升，帝国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借此得到保障。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驰道仍只遍布于中原及周边的传统发达地区，边境蛮荒疆土尚待开发。

这些举措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实际上，帝国的危险无非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草民造反，二是六国复辟，三是蛮族入侵。但无论造反还是复辟，都要钱，要武器，要据点。现在，要塞毁掉了，武器没收了，富豪变成了穷光蛋，他们还造什么反，复什么辟？何况就算变生不测，有了驰道，通了水路，皇帝随时都能调兵遣将，不怕他们翻了天。

蛮夷戎狄也不难对付，因为秦始皇有的是铁骑，有的是劲旅。他北筑长城，南征百越，并将征战所得之地设为郡县。北方设九原郡，南方设南海、桂林、象郡。于是“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正所谓“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3]

即便如此，秦始皇仍不敢掉以轻心。

他勤政。每天不看完一百二十斤的章奏（竹简），绝不休息。他谨慎。他的殿上，绝不允许有人携带武器，卫士不得命令则不能上殿，以至于荆轲来谋杀他时，所有人都只能干瞪眼。他狐疑。他的住处每天都不一样，谁要是暴露了他的行踪，谁就是死罪。他残忍。有一次，他对李斯的批评被传出宫外。由于查不出泄密的人，便将当时在身边的宫女、宦官和卫士全部杀掉。

设防如此，秦始皇该坐稳江山了吧？

抱歉，还没有。因为天下偏有不怕死的人，也偏有直言不讳、喜欢唱对台戏的人。

比如淳于越。

淳于越是齐国人，职位是博士。博士就是负责议论政事和掌管礼仪的官员，始皇时期有七十个，领班则叫“仆射”（射读如夜）。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国宴，七十位博士集体上前敬酒。仆射周青臣作为领班，便歌功颂德，大唱赞歌。

周青臣说，陛下“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威德呀！

秦始皇龙颜大悦。

淳于越却忍不住了。淳于越说，周青臣这是乱拍马屁！殷、周两代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就因为他们都分封了子弟和功臣。如今陛下自己当了皇帝，凤子龙孙们却变成了平民。将来一旦国家有事，又有谁会来救难呢？

这当然大煞风景。

何况这时的大秦，成为帝国已经四年。淳于越居然还重提封建，反对郡县，是可忍孰不可忍！

不过这一回，秦始皇倒没杀人。他的处置，是让已经担任丞相的李斯提出意见。作为丞相，李斯当然要受理此案。这不仅因为君主所命和职责所在，也因为他自己就是郡县制的拥护者，反封建的急先锋。

只不过，李斯的意见也不是杀人，而是烧书。

李斯上书秦始皇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很是不好，某些人以古非今，妖言惑众。他们上朝时在心里诽谤，下朝后在街头乱讲，靠非议皇上出名，以持不同政见为誉，带头制造流言蜚语，正所谓“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长此以往，势必君王威望尽失，民间结党营私，帝国危在旦夕。

问题是，何以如此呢？

李斯认为，政令不行，议论纷纷，全因为思想不统一，学术太自由，民间思想的影响大于官方号令。因此，唯有禁绝私学，才能正本清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秦始皇认同李斯的意见。[4]

于是，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华史上一大要案，秦始皇和李斯也因此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秦始皇坑杀的也不是什么儒，更不是意见领袖，反倒无妨说是一群江湖骗子。但，不问青红皂白，就一次活埋四百六十余人，称之为暴戾总是不过分的。

关键是焚书。

焚书是事实。不过焚书的直接动机，却未必意在毁灭文化，更主要的还是钳制言论。当时的惩罚条例是：焚书令下达三十天还没烧书的，黥（读如擎）为城旦（额头或脸上刺字，白天守城，晚上筑城，刑期四年）；聚谈诗书的斩首；以古非今的灭族。

惩罚最重的，是以古非今。其次，是街谈巷议。

由此可见，焚书的目的，是要一次性根除一切议论国是的可能。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文化专制主义。但在秦始皇和李斯那里，则多半自认为理直气壮。因为废封建，行郡县，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关系到大秦帝国的生死存亡，必须进行到底，当然要“镇压反革命”。

那么，如果没有淳于越，会不会焚书呢？

这恐怕要跟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联系在一起，才可能看得清楚（详见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总之，秦始皇和李斯一声令下，除官方藏书、秦国国史，以及医药、卜筮、农作之书外，私人所藏文艺哲学诸子百家之书都被付之一炬。这真是一场文化浩劫。

让人痛心的是，七年后，项羽又放了第二把火。由于他的屠咸阳，焚秦宫，就连秦帝国官方收藏，保存在博士们那里的古代典籍也化为灰烬。如果不是之前萧何抢出了一批文件，其后果真不堪设想。

秦始皇焚书行动并未毁绝全部文献，这是出土于睡虎地秦墓的竹简文书，因开篇“为吏之道”而得名，全篇叙述官员行政、处世的守则与诀窍，反映了秦帝国独特的时代风貌。图版及释文均据《睡虎地秦墓竹简》。

中华文明的许多宝贵遗产，从此再也找不回来了。中华民族的许多宝贵思想，也被遗忘和中断。当然，被中断的还有战国时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的传统。损失已无法挽回，秦始皇、李斯和项羽罪不可赦。如果另一个世界也有法庭，他们是应该送去受审的。

现在，青铜的、物质的武器被没收了，文字的、思想的武器也被没收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都捏在了秦始皇和李斯他们手里。那么，他们的帝国安全了吗？

不，灭亡得更快。

事实上，残暴野蛮的政治从来不可能持久，历史的车轮更非由独裁者的手指来拨动。早在知识分子拿起“批判的武器”之前，暴政之下忍无可忍的人民便已实施了他们“武器的批判”。陈胜，一个农民的儿子，卑微的士兵，在走投无路之时揭竿而起，大秦帝国便万劫不复，正所谓“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那熊熊燃烧的大火，据说竟“三月不灭”。[5]

呵呵，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陈胜也一样。

[3]贾谊《过秦论》。

[4]以上事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参见《史记·李斯列传》。其中“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一句，《秦始皇本纪》作“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

[5]分别见杜牧《阿房宫赋》､《史记·项羽本纪》。

大泽乡

陈胜是一名戍卒。[6]

戍卒是士兵的一种。秦国的兵制，是男丁每一百人中五十人务农，五十人当兵，服役年龄为二十三岁。新兵先在郡县服役一个月，叫“更卒”；然后赴京都宿卫一年，叫“正卒”；最后到国境戍边一年，叫“戍卒”。[7]

戍卒，即边防军。

陈胜和吴广，就是被朝廷征调入伍，准备派到北方去戍边的。他们入伍前都是平民，入伍后则担任屯长。屯长相当于班长或小队长，并非军官，只能算“兵头将尾”。在帝国庞大的军事系统中，可谓微不足道。

这样两个人，怎么会撼动了天下？

他们自己，多半也想不到。

于是一个故事被编造了出来，并载入史册。这故事说，陈胜当兵之前曾在地主家帮工。有一天工间休息时，他突然对伙伴们说，将来要是富贵了，谁也不要忘记谁。

众人皆笑。

伙伴们说，你一个打工的，哪来的富贵？

陈胜则仰天长叹：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这当然是编故事。包括陈胜字涉，吴广字叔，也是编造的。像他们那样的平民，哪来的字？就算有，也是称王之后的事。之前，没准连名都没有。要知道，就连当过亭长的刘邦也无名无字，只能按照排行叫刘季。

只有项羽的名和字靠谱，因为他们家是贵族。项羽见到南巡的秦始皇，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也同样靠谱。因为他有这样的资格，也有这样的性格。

陈胜的话却靠不住。他凭什么说自己是鸿鹄，伙伴们是燕雀？所谓“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也不可靠。走到田间的高处休息一下是可能的，因失望而叹恨不已则不可能。怎么会失望呢？他原本就无望。

何况“怅恨久之”云云，是典型的“文青范儿”。文艺男青年和文艺女青年有此情绪，倒不奇怪。先为雇农后为戍卒的陈胜，怎么会如此多愁善感？

因此，这故事是编出来的。

编造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写史的人所编，甚至干脆就是司马迁编的。司马迁并非不编故事，《史记》一书中编造的痕迹时有可见。何况司马迁是敬重陈胜的。他把陈胜的传记称为世家，就是证明。

另一种可能，则是当时的人编的，甚至就是陈胜的打工伙伴所编。当然，是在他称王之后。由于是当事人的“回忆录”，因此颇具公信力，也就被史家采信。

两种可能，都存在。

但，编造又是必需的。编造故事，是因为历史需要解释。如果一件事情几乎不可思议，就更需要解释。

陈胜创造的奇迹就是。

是啊，一个苦孩子，一个打工仔，一个像牛马一样被驱赶到边疆去当炮灰的戍卒，既没有孔子那样的学问，又没有范蠡那样的财富，凭什么一举成功，以至于“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8]

也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从小就非同寻常。

这当然很能服众，也很能励志，还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编的人乐意编，传的人也乐意传。真实不真实，管他呢！

所以，名人们的儿时故事，尤其是那些带有励志色彩的故事，多半只能姑妄听之，不可信以为真。

实际上，陈胜的起义完全事出偶然。

这是秦二世元年（前209）的七月。陈胜和吴广一行九百人，因奉命戍边渔阳，临时集结在大泽乡。我们不知道这九百人都是从哪里征调来的，只知道陈胜是阳城人，吴广是阳夏人，且都是住在闾里左侧的平民。

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对自己的命运和前程则都很茫然。是啊，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阳夏在今河南省太康县，大泽乡在今安徽省宿州市，渔阳则在今北京市密云县。有关系吗？没有。

但，山高路远，是肯定的。

身不由己和前途莫测，也是肯定的。因为谁都不知道，作为戍卒，到了渔阳以后还能不能生还。

更糟糕的是，他们遇到了雨。

瓢泼大雨没有预告地从天而降，四野之内一片泥泞。通往渔阳的道路已被毁坏，大雨却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在无奈地等待多日之后，如期赶到渔阳已完全没有可能。不能按时到达，等待他们的便是军法。

九百人的无助和无望，不难想象。

幸运的是，他们当中有陈胜、吴广。陈胜和吴广是怎么成为朋友的，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他俩是九百戍卒中最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也是最有头脑的人。

陈胜和吴广算了一笔账。他们说——

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亡，不是死亡，是逃亡；等，不是等待，是同等。这句话的意思是：逃跑也是死，造反也是死。反正难逃一死，那就不如死得其所！

起义，已是唯一的出路。

尽管如此，陈胜和吴广仍不敢造次。他俩先是到算命先生那里去占卜凶吉，没想到卜者不但宣称大事必成，还暗示他们装神弄鬼，制造舆论，争取人心。

这就有了鱼肚子里的红字条和半夜三更的狐狸叫。字条写的是“陈胜王”，狐狸叫的是“大楚兴”，同时也叫“陈胜王”。假装狐狸叫的是吴广，在鱼肚子里塞红字条的说不定也是他。结果，陈胜立马成了人心所向。

接下来就是吴广的苦肉计。

苦肉计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激起戍卒们的同仇敌忾之心。此计由吴广实施，则因为他在军中人缘很好。因此，吴广故意趁着领兵官酒醉之时去惹事，反复扬言自己要逃跑。那领兵官也果然痛打吴广，还拔出剑来。

于是陈胜、吴广一齐杀了领兵官，宣布起义。

实际上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陈胜算的那笔账：诸位耽误了行程，依照秦律已是死罪。就算当局法外施恩网开一面，战死或累死在疆场的可能也十有六七。相反，如果造反起义，则不但可能活下来，说不定还能富贵。一个男子汉，绝不能死得窝窝囊囊。即便死，也得扬名立万。

紧接着，陈胜掷地有声地说——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话音刚落，一片欢呼。

其实，这句话说不说都无所谓了，因为九百戍卒早已别无选择。走投无路的他们，袒右为志（露出右臂以为标志），筑坛为盟（筑起土堆歃血为盟），斩木为兵（砍下树枝作为武器），揭竿为旗（举起竹竿作为军旗）。打出的旗号是大楚，实际的领袖是陈胜。

陈胜的旗帜高高飘扬。

在大泽乡，在全天下，更在中华史。

[6]关于陈胜事迹均见《史记·陈涉世家》。

[7]请参看傅乐成《中国通史》，台湾弘扬图书公司。

[8]贾谊《过秦论》。

陈胜王

没人知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大泽乡是否仍在雨中。但可以肯定，九百戍卒的心里已是雨过天晴。因为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希望，也有了奔头。

这一切，都出乎意料。

的确，陈胜和吴广的起义有不少偶然。比方说，碰巧他们驻扎在大泽乡，碰巧他们遇到了大雨，碰巧陈胜和吴广一拍即合，碰巧那卜者是赞成起义的，碰巧领兵官喝醉了酒，碰巧吴广人缘又好，等等。

那么，如果没有这么多碰巧，陈胜还会成功，大秦还会灭亡，历史还会改写吗？

会的。

起义充满了偶然性，成功却是必然。

后来的失败，也一样。

且看史实。

杀掉了帝国的领兵官以后，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并立马攻下驻地大泽乡。然后攻打管辖大泽乡的蕲县县城（蕲读如奇，蕲县在今安徽省宿州市），又拿下。再挥师西进，连攻五县，五县皆降。

初战告捷，所向披靡的义军便一路凯歌前进，沿途一路收兵。等到他们兵临陈县城下时，已有车兵六七百乘（读如剩），骑兵一千多骑（读如季），步兵数万人。

陈县在今河南省淮阳县。起义军到达陈县时，陈郡的郡守和陈县的县令都不在，只有一位副职与义军作战，结果战败身亡，陈胜轻轻松松就进了城。[9]

改写历史的时刻到了。

陈胜进城后，号令乡官和贤达前来议事。乡官和贤达一致说，将军身先士卒，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兴灭国，继绝世，功高盖世，理应为王。[10]

于是陈胜称王，史称“陈王”。

吴广则被称为“假王”，意思是位同王爵，可以代理王权便宜行事。这时距离他们在大泽乡起义，恐怕连一个月都不到，岂非恰好证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1]

当然。

问题是，陈胜有可能说这话吗？

有可能，因为这是时代特征。事实上，如果说春秋是贵族的时代，那么战国以后就是平民的时代。一介平民由布衣而卿相，平步青云，一夜暴富，可谓屡见不鲜。苏秦、张仪、冯驩、毛遂，都是。当朝宰相李斯，也是。

这些人发迹的故事，想必早就在民间流传。陈胜从军之后，在军中也很可能听说。只不过，大多数人都当作茶余饭后的渔樵闲话，陈胜却“下载存盘”。因此，当他的记忆被造反的念头激活时，那句话就脱口而出了。

这并没有错。

他的错误，是不该操之过急。

实际上，陈胜的称王是有人反对的。反对的人，一个叫张耳，一个叫陈馀。他们都是魏都大梁（在今河南省开封市）人。魏国灭亡后，两人隐姓埋名避难在陈。这样两个人，对于陈胜的反秦，当然大力支持。

但陈胜称王，他们却不以为然。

张耳和陈馀认为，当务之急不是自己称王，而是复兴灭国。恢复已亡六国的好处，是“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就是把秦的敌人弄得多多的，自己则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那个时候，就不是称王，而是称帝了。

可惜陈胜听不进去。

历史证明，张耳和陈馀是对的。因为成大业者，一定要沉得住气，并广结善缘。抢先称王，则不能为自己树党，反倒为自己树敌。所以，元末群雄并起，朱升为朱元璋的设计，便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结果怎么样呢？

朱元璋成功了，等待陈胜的却是失败。

张耳和陈馀，也只好另立山头。

劝说陈胜无效后，陈馀便建议出兵占领赵国旧地。这个建议倒是被陈胜采纳，于是令陈人武臣为将军，张耳和陈馀为左右校尉，率兵北上。

这时，又一个风云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叫蒯通。

蒯通是范阳人，也是纵横家。纵横家的本事，是“三寸之舌可敌百万之师”。后来蒯通去游说韩信，就差一点把楚汉相争变成三国演义。不过，他之后虽然在韩信那里碰了钉子，这一回小试牛刀，却大获成功。

当时的形势，是武臣的军队从陈县出发，由白马（在今河南省滑县）渡过黄河，依靠各处豪绅贤达的策应，攻城略地，一口气插到了范阳（在今河北省定兴县）。

沿途抵抗义军的十几个县令，当然统统都被杀了。

蒯通闻讯，便去面见范阳县令徐公。

徐公问：先生有何见教？

蒯通说：一来吊唁，二来贺喜。

徐公说：为什么吊唁？

蒯通说：因为大人快要死了。

徐公说：那为什么又来贺喜？

蒯通说：因为大人遇到了蒯通。

徐公明白了蒯通的意思，便派他去向武臣请降；武臣则被蒯通说服，封徐公为侯。徐公能有此待遇，当然因为他是第一个投降的（先天下降），算是“首降”。首降和首义，都是第一，第一总是会占便宜的。

但义军“缴枪不杀”的政策，也从此为天下知晓，于是三十多座县城不战而降。柳宗元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看来并不完全是。

至少，降吏是有的。

这时的武臣，已是人多地广，马壮兵强。他已经有了四五十座城池，就连当年的赵都邯郸也落入手中。在张耳和陈馀的怂恿下，武臣自立为赵王。

对此，气得七窍生烟的陈胜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能面对现实，派人向武臣道喜，同时命令他西进攻秦。已是赵王的武臣哪里还肯听陈胜的指挥？不但不攻秦，反倒北上攻燕，继续扩大自己的地盘。

之后的历史同样具有戏剧性。

被武臣派去攻燕的是韩广。韩广得到了燕地以后，也模仿武臣的做法，自立为燕王。韩广这样学习武臣，武臣也是无可奈何的。而且，战国以来，道德早已滑坡，人人唯利是图。韩广的所作所为，并不会受到谴责。[12]

有所不同的是周巿。

周巿是魏国人，因此被陈胜派去攻魏。但周巿攻下魏地后，也不交给陈胜，而是另立魏王。只不过他不是立自己，而是立原来魏国的宁陵君公子咎。当时公子咎在陈胜那里，周巿的使者往返五次，才得以迎回魏国。

于是这时的天下，除了秦二世皇帝，还至少有了五个王：楚王陈胜，赵王武臣，燕王韩广，魏王魏咎，齐王田儋（读如丹）。田儋与陈胜无关。他是在陈胜起义以后，自己在齐称王的。此外，还有两个没称王的也已经起义，他们就是项羽和刘邦。[13]

这两个，才是秦真正的掘墓人。

那么，大秦帝国的朝廷，对此又作何感想呢？

[9]秦代是否有陈郡，学术界有争议。本书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史为乐《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

[10]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同时参考《陈涉世家》，下同。

[11]据《资治通鉴》卷七，大泽乡起义是在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的下属武臣自称赵王是在八月，故可推算。

[12]以上均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13]田儋事见《史记》之《陈涉世家》与《田儋列传》。

活该秦要亡

就在陈胜和吴广攻城略地，各处英雄豪杰也纷纷响应之时，秦二世的咸阳宫里却是一片歌舞升平。

秦二世叫胡亥。

胡亥是秦始皇的小儿子，照理说是不该当皇帝的。秦始皇自己选中的接班人，也不是胡亥，而是公子扶苏。可惜这份已经加盖了印玺的诏书，被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掉包，胡亥成了二世皇帝，扶苏则被矫诏赐死。

这结果，秦始皇想到了吗？

想不到，也管不了。这个独裁者此刻正躺在鲍鱼堆里被运往咸阳。他是在酷热的七月份死去的，丞相李斯又秘不发丧。为了掩盖尸臭，只好在车上堆满鲍鱼。

秦始皇，岂会料到与鲍鱼为伍？

但如此下场，却是活该！

是的，活该！如果他不是那么专横，那么跋扈，那么暴戾，那么刚愎，事情也不至于坏到这个份上。至少，他可以早一点昭告天下，明确宣布立扶苏为太子；或者在病重之时召开御前会议，预为安排。

然而他不肯，别人也不敢提醒。结果，英雄一世，遗臭万年，还断送了自己的江山。

断送是肯定的，因为胡亥是个混蛋。这混蛋的最大功劳是为中国文化贡献了一个成语，叫“指鹿为马”。一个皇帝被臣下如此玩弄，还毫无警觉，不是混蛋是什么？

他后来被赵高逼杀，也是活该。

事实上，秦就该二世而亡。因为陈胜吴广刚刚起义的时候，情报是送到了朝廷的。这说明秦始皇设计制造的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效率也不低。然而谁送这样的情报胡亥就杀谁，逼得情报部门只好自欺欺人地说：地方上出了些小盗贼，都已被郡守和县令一网打尽，不足为虑。

胡亥这才喜笑颜开。

甚至直到秦快亡国时，胡亥都不肯悔改。当时丞相李斯等人提出，国难当头，请停止阿房宫的修建，以筹集军费，平息民怨。胡亥的处置竟是将诸臣下狱。理由是：你们身为朝廷大臣，治不了贼，倒有本事治朕！

结果，被责的大臣中有两位不堪受辱而自尽。[14]

大秦帝国自救的机会，就这样一次次丧失。如此混蛋的皇帝若不垮台，真是天理不容。

但，如果秦的皇帝不是胡亥，会亡吗？

恐怕也会。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陈胜和吴广之前，并没有发生过起义。相反，这样的起义说不定曾多次发生，只不过由于规模太小不成气候，没能载入史册而已。

这样说，有依据吗？

没有史料依据，但有逻辑依据。

依据就在陈胜的那句话——

天下苦秦久矣！[15]

我们知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此，既然“天下苦秦久矣”，就不会只有陈胜起义。

问题是，陈胜的话， 可靠吗？

可靠，因为并非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说。武臣北伐时游说各县豪绅贤达，就说“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而且这种痛苦已经几十年了。这当然不是胡亥一个人的事。[16]

那么，苦在哪里？

首先是负担重，其次是执法严。

众所周知，秦始皇是有过许多“丰功伟绩”的：修驰道，去险阻，决川防，销兵器，征百越，筑长城。这些都是他的“统一大业”，却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人工和财物天不生，地不长，皇帝自己也没有，从哪里来？

从民众的牙缝里挤出来。

勒紧裤带交交苛捐杂税也就罢了，问题是还要搭上身家性命。那些远征的、戍边的、修长城的、建陵墓的，请问有几个能够生还？那些留在原地的老弱病残，又有几个能安居乐业？不是妻离子散，就是家破人亡。

秦始皇的“统一大业”，就这样由黔首们的白骨堆就，由草民们的血泪写成。据统计，仅蒙恬北伐和屠睢（读如虽）南征，就至少摧残了二百万家。[17]

请问这是什么大业，谁的大业？

这样的大业，又有谁心甘情愿？

没有。

因此，唯一的手段就是高压。秦律之苛之严之酷，是骇人听闻的。比如律当族灭者，要先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叫黥（读如擎）；然后割掉鼻子，叫劓（读如义）；斩去脚趾，叫刖（读如月）；活活打死，再砍下脑袋，最后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简直就是惨无人道。[18]

这，难道不是暴政？

至少，也是苛政。

这样的苛政，不要说人民无法忍受，就连扶苏都看不下去。也许，扶苏上台会好一些。也许吧！可惜历史不能假设，人民也无法等待。是啊，横征暴敛，严刑峻法，滥杀无辜，难道还不够吗？

够了！

苛政统治之下生不如死的人民，实实在在是受够了！因此只要有人带头造反，便一呼百应。就连为陈胜和吴广出主意的那位卜者，也是“天下苦秦久矣”的证人。要不然，他何必多管闲事，又何必暗中使劲？

怒火一旦点燃，就会熊熊燃烧；祭坛一旦筑成，就得有人献祭。皇帝的脑袋砍不了，便只能杀官员。大泽乡的祭坛上，摆放的就是领兵官的首级。[19]

其他郡县，也如此。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商鞅变法后，秦的各级官员便都用法家的思想武装了起来，自觉成为专制的工具。帝国需要虎狼，他们就是“驯兽师”；帝国需要绵羊，他们就是“牧羊犬”。因此，这些人越是对君主忠诚，就越是对人民残酷。秦的忠臣，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酷吏。因为不是酷吏，便执行不了那些严刑峻法。

人民对他们咬牙切齿，也就理所当然。

难怪蒯通会这样对徐公说：大人做范阳令十年了，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县里的慈父孝子们之所以没把刀捅进足下肚子里，无非畏惧秦法。现在天下大乱，秦法不施，你岂不是死定了？

当然死定了。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民众便纷纷杀掉帝国政府派来的那些官员，以此作为响应。用武臣的话说，便是“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而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仇”。[20]

这，就是秦始皇他们种下的恶果。

秦的灭亡，不是偶然的。

陈胜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

那么，他的失败呢？

[14]以上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15]见《史记·陈涉世家》。

[16]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17]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18]见《汉书·刑法志》。

[19]见《史记·陈涉世家》。

[20]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为什么是楚

陈胜的造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这个“萧何”，就是楚。

楚，是陈胜曾经借用的名义。起义之初，他的旗号叫“大楚”。称王之后，他的国号叫“张楚”。所以，陈胜也是楚王。只不过，为了区别项梁所立之楚怀王，以及西楚霸王项羽，史家多称陈胜为陈王。

称为陈王并不错。陈胜姓陈，国都也在陈。

其实陈王就是楚王，因为陈一度是楚的国都。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国郢都，顷襄王不能抵抗，只好迁都到陈。之后，楚都又继续东迁。前253年，迁都钜阳；前241年，迁都寿春。

显然，陈之于楚，意义非凡。

意义在哪里？

看看地图就知道。郢，在今湖北省荆州市；陈，在今河南省淮阳县；钜阳，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寿春，在今安徽省寿县。这说明什么呢？

很清楚，从郢到陈，是往东北走；从陈到钜阳，再到寿春，则是一步步走向东南。

这是一个曲线图。

曲线图标志的，正好是楚的国运。

事实上，楚国迁都钜阳后，势头就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然而都陈之时，却一度挽回颓势。顷襄王收复了失地十五城，考烈王也灭了鲁。如此说来，陈岂非“复兴之都”，可以建成“反秦复楚”的基地？

陈的豪绅贤达、父老乡亲，大约就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们主张陈胜在陈称王，他们的“劝进表”则高度评价陈胜“复立楚国之社稷”。陈胜也从民所欲，号为“张楚”，即张大楚国的意思。

可惜，这并非陈胜的真心。

实际上，陈胜号称“大楚”或“张楚”，不过“借壳上市”再加“收买人心”。因此，他并没有恢复楚国社稷。相反，谁要是当真立个楚王，他就把谁杀了。[21]

这当然让人失望。

陈胜的失败，也被认为是活该。

说这话的人叫范增。

范增也是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原本是一个隐士，同时也是策士，出山的时候已经七十岁。正是由于他的建议，项羽的叔叔项梁，才到田间地头找回了楚怀王一个名字叫心的孙子，立为楚王，也叫楚怀王。

结果，项梁威望大增。

相反，后来项羽杀了怀王，则人心尽失。

这，又是为什么呢？

范增的解释是：秦灭六国，楚最无罪。楚怀王是被骗到秦国，软禁客死在那里的。因此楚人耿耿于怀，扬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因此，谁兴楚，谁就能成功。陈胜不立楚王后代而自立为王，当然“其势不长”。[22]

这话有问题。

什么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难道其他五国是有罪的？都没有。如果有，那也是狼在上游喝水时，羊儿不该喝了下游的水。是啊，春秋尚且无义战，战国的战争还讲什么道德？罪与非罪，不是原因。

那么，为什么“亡秦必楚”的说法会广为流传，起兵反秦者也多在楚境？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当然有。但，在秦不在楚。

换句话说，真正的原因，是人们对秦恨之入骨。他们痛恨秦始皇，痛恨秦二世，痛恨秦的军官和地方官，更痛恨秦的制度和政治，恨不得秦制和秦政早早灭亡。

秦政和秦制，为什么就这样可恨呢？

因为秦制是专制，秦政是苛政。这种制度和政治能够在秦国实行，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特殊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富国强兵乃秦人共识；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强国就得集权，强兵就得专制，富国就顾不上富民。集权、专制再加聚敛，执法势必苛严，国民也只能克制自己作出牺牲。是的，熊掌与鱼，不可得兼。国为熊掌，民就是鱼。鱼，也可以对政治说三道四吗？

何况牺牲是有补偿的。物质的补偿，是加官晋爵，分享侵略战争的战利品；心理的补偿，则是可以在他国面前以“大国民”自居。所以秦王国的苛暴，秦国民可以忍受。这一点，想想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就不难理解。

但是天下一统后，物质和心理的补偿都没有了。没有了兼并战争，就没有了战利品；没有了国际社会，就无所谓大国民。这时再过苦日子，谁干呀？

原来六国的国民就更不干，他们以前过的可不是这种生活。六国虽然也变法，但多半“寓封建于郡县”，没那么集权，更没那么专制。尤其是楚，山重水复，地广人稀，人民是比较自由散漫的，哪里受得了秦那一套？

显然，秦制和秦政即便适用于秦（即便而已），也不适用于天下。因此，汉的高、惠、文、景四朝，便都放弃法家主张，推崇道家思想，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武帝更把秦制改为汉制。所有这些，都可谓事出有因。

不过这是后话。

当时，则只有六国人民对秦制和秦政的满腔仇恨。

对新制度不满，就会怀念旧制度，并选择性地遗忘其种种不是。对新君主不满，就会怀念旧君主，并同样选择性地遗忘其种种不是。比如楚怀王，哪有范增他们说的那么好？他其实也是一个混蛋。[23]

很清楚，怀念楚，是因为痛恨秦；抬出楚怀王，是为了对抗秦始皇。这并不奇怪。正如马克思所说，每到革命的关键时刻，人们总会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穿着他们的衣服，喊着他们的口号，演出历史的新场面。[24]

陈胜就是这样，他甚至借用过楚将项燕的旗号。只不过，此人刚刚成功就过河拆桥，把这件衣服扔了，自己给自己加冕。最后，却被别人摘下了王冠。

不，脑袋。

大泽乡起义六个月后，失去楚人支持的陈胜被章邯统领的政府军击败，陈县失守。陈胜本人则先是逃到汝阴（今安徽省阜阳市），然后逃到下城父（今安徽省涡阳县），最后被自己的驾驶员谋杀在那里。

这时，他还能想起那件“借来的衣服”吗？

想不想得起都无所谓了。因为项燕的后代已经登场，而且将演出更大的场面来。

这个人，就是项羽。

[21]见《史记·陈涉世家》。

[22]见《史记·项羽本纪》。

[23]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五卷《从春秋到战国》。

[24]请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第三章
项羽争雄

兵起江东

项羽是跟着他叔叔项梁一起造反的。

这是秦二世元年的九月，也就是大泽乡起义的两个月后。当时，蕲县周边得到消息的民众，纷纷杀了秦帝国派来的郡守和县令，以响应陈胜，史称“江西皆反”。[1]

这时，项梁和项羽却在江东。

江东和江西，是古代的两个概念。我们知道，万里长江经过鄱阳湖以后，有一段（主要在今安徽省境内）是斜行向北的。于是，从九江到镇江，就形成了一条偏南北方向的水路。以此为界，两岸分别称为江东和江西。江东即今苏南和皖南（后来苏南叫江南），江西即今苏北和皖北（后来苏北叫江北）。古代的江西跟现在的江西毫不相干，正如古代的江南其实是现在的湖南。

项梁和项羽所在的吴县，当然是江东。

吴县就是现在的苏州，春秋时期是吴国的国都，秦代则是会稽郡的郡治（相当于现在的省会）。听到江西皆反的消息后，郡守便请项梁来议事。

为什么要请项梁呢？

因为项梁是地方豪杰，社会名流。

项梁一族原本是很显贵的。他们家世代都是楚将，因功勋卓著而被封在项，故以项为氏。项，即今河南省项城市。两千多年后的风云人物袁世凯，便是项城人。

项梁的父亲项燕，更是楚国名将。公元前224年，秦将王翦破楚，俘虏了楚王。项燕便另立昌平君为王，组织流亡政府在淮南一带进行反秦斗争。第二年，流亡政府兵败，昌平君被杀，项燕也以身殉职。

所以，项燕在楚人心目中威望很高。陈胜起义要打他的旗号，原因就在这里。

项燕兵败殉职后，项氏家人也流落民间。项梁则因为杀了人，带着项羽避仇到了吴县，并很快成为当地最有声望的人。现在天下大乱，郡守当然要找他来商量。

这郡守的打算，是要造反。

会稽郡的郡守为什么要造反，不清楚。也许，他很清楚人民对帝国和帝国的官员有多么痛恨，不愿意落得其他郡守、县令那样的下场。也许，他清醒地意识到大秦王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势在必行，想趁机捞一把。也许，这两种想法他都有。总之，这郡守决定起兵，而且希望项梁和另一个人做自己的左右手。

看来，柳宗元说秦末天下大乱，有叛人而无叛吏，确实靠不住。至少，会稽郡这位就是。而且，如果他是最早背叛帝国的，那就还是“首叛”，尽管未遂。

未遂，是因为项梁不打算让他得逞。

项梁为什么不肯支持郡守？也不清楚。也许在项梁看来，与其你造反，不如我造反。你反叫叛国，我反叫起义。恰好郡守要找的另一个人，很可能是帝国的通缉犯，此刻正躲藏在深山老林或江湖沼泽之中。

于是项梁说，你说的那人在哪，只有我侄儿知道。

郡守便请项羽进来。

结果是，项羽进来后，项梁只看了项羽一眼，项羽就拔出剑来，一剑砍下了郡守的脑袋。

众人大惊失色，乱作一团。

项梁却笑了，因为他太知道自己的侄儿是什么人。

与陈胜不同，项羽原本是有条件接受良好教育的，项梁对项羽的培养也很用心。可惜项羽对任何学习都毫无兴趣。他先是学字，没几天就不干了。转为学剑，没几天也不干了。项羽说，学会了写字，不过可以记下别人的名字，有什么用？学会了剑术，也不过战胜一人而已，不值得学。要学，就学可以战胜千万人的。

项梁想想也有道理，就教他兵法。项羽这才大喜，但同样浅尝辄止。于是就连兵法，项羽也没学完。[2]

然而项羽的天赋却极好。据说，他身长八尺余（一米八四以上），才气过人，力能扛鼎（单手就能把鼎举起来）。吴县的世家子弟和小混混，都不得不让他三分。

项羽力气大，胆子也大。公元前310年，秦始皇南巡到会稽山（在今浙江省绍兴市），项羽和项梁一起混在人群中围观。当时二十三岁的项羽看得兴起，竟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吓得项梁马上捂住他的嘴巴。

这样的愣头青，杀个郡守真是小菜一碟。

项梁则一把拎起郡守的人头，同时将郡守的印绶挂在身上。印，就是官印；绶，就是绶带。秦和汉的制度，是一官一印。不像后来，新官旧官都用同一颗印。但是项梁并非朝廷命官，没人给他铸印，只好先用旧郡守的。

有了这颗官印，项梁便自任会稽郡守，任命项羽为裨将（裨读如皮，裨将即副将）。这时，旧郡守的部下和侍从百十人，已被项羽一口气杀个精光；反抗暴秦，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于是吴县上下，都拥护项梁。

项梁起义成功。

起义成功的项梁后来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那就是接受范增的建议，立楚怀王的孙子为楚王。这是他们起兵九个月后，即秦二世二年六月的事。这时，陈胜的死讯已经得到证实，陈胜部下另立的一个楚王也兵败身亡。项梁立楚怀王，就等于填补了空白，也接过了旗帜。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反秦的事业，从此更加波澜壮阔，声势浩大。

实际上在此之前，项梁的队伍就不断在壮大。原来分散在各地的起义部队和将领，也纷纷加入项梁的行列。其中有一些，便成了叱咤风云改写历史的人。

比如英布。

英布是六县人（六读如陆，在今安徽省六安市），本是平民。后来因为犯法受了黥刑，所以又叫黥布。英布率领的是一支土匪部队，但英勇善战。英布本人，则先被项羽封为九江王，后被刘邦封为淮南王，最后被刘邦所杀。

英布的加盟，十分重要。

但最重要的，还是刘邦。[3]

[1]请参看《史记·项羽本纪》。下引凡同此者，不另注。

[2]关于这段史实的记载，中华书局版《史记》和王伯祥先生《史记选》均断句标点为“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不妥。似应断句标点为“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

[3]英布加盟在前，刘邦在后，然后立楚怀王。

刘邦来了

刘邦也是秦二世元年九月起义的。

如果说项羽是贵族也是混混，那么，刘邦是平民也是流氓。他的父母，据说分别叫太公和刘媪（读如袄），其实就是刘大叔、刘大妈，可见是无名之辈。

刘邦自己，则据说“小字季，即位易名邦”。也就是说，他当了皇帝之后，才正式有了名，叫“邦”。季，也不是字，是排行最小的意思。所以，刘季就是刘小。[4]

刘小的出生，十分可疑。

正史的说法，是有一次刘大妈睡在湖边，梦中与神相遇做爱。当时电闪雷鸣，天昏地暗。刘大叔跑过去，只见一条蛟龙正在他太太身上。

结果，刘大妈有了身孕，生下刘小。[5]

显然，这是装神弄鬼。

装神弄鬼是开国帝王们伪造历史的惯用手段，目的无非是要证明自己命系于天，君权天授，理当奉天承运。可惜话说过了头，就会露出马脚。也许，刘大叔当年确实看到了什么。但可以肯定，他看到的不是龙。

这就是刘邦，或刘小，或刘季。

事实上起义之前的刘邦，确实是叫刘季的。之后，则随着身份的变更，依次叫沛公、汉王、皇帝、高祖。但为了读者方便，本书一律称为刘邦。

少年时代的刘邦，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花钱倒很大方（喜施，意豁如也），以至于酒店的老板常常敲他竹杠，加倍收他的酒钱。

不过刘邦的命运，显然比陈胜好。成年后，他居然当上了泗水（在今江苏省沛县东）的亭长。秦制，十里为亭，十亭为乡。亭长，是比乡长还低的基层干部，而且不占国家编制，不是官，是吏，还是小吏。

问题是当小吏也不容易。前面说过，秦的制度，是县以上设流官，县以下用土著。但土著为吏，必须或者有产业，或者有德行。韩信就因为“家贫无行”，而“不得推择为吏”。刘邦又凭什么当亭长呢？ [6]

这是一个谜。

其实亭长也不是什么美差。管着巴掌大一块地方，受理家长里短的民事诉讼，权不大，事不小，好处不多，麻烦不少，一般体面人家的子弟不屑于做，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家又做不了，最合适刘邦这样的痞儿和混混。[7]

刘邦自己，似乎也当得不亦乐乎。他甚至发明了一种竹皮冠，装模作样地戴在头上。除此之外，刘邦倒是没有什么官架子，依然嬉皮笑脸，吃喝嫖赌，打情骂俏，在酒馆里打白条赊酒吃。就连本朝太史为他作传，也不得不承认此人的最大优点是“好酒及色”。

刘邦身上，实在编不出什么励志的故事来。

然而刘邦的天赋却很高，尤其是悟性极好。张良讲兵法，出主意，其他人都不得要领，只有刘邦一听就懂。于是张良认定刘邦是天才，一辈子为他出谋划策。[8]

何况刘邦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却也敢作敢当。他当亭长时，曾押送服劳役的犯人到骊山去，一路上开小差的人不少。于是刘邦干脆把这些人的绳子统统解开，说你们都走吧，我也一走了之，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岂非英雄气概？

当然是，至少也是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豁得出去。就算天塌下来，也敢拿命去赌。这样“二”的人，如果遇到乱世，那才真叫“生逢其时”。

二世元年的九月，便正是这样一个时候。

陈胜吴广起义的消息传到沛县后，沛县的县令就慌了手脚。因为其他郡县响应号召的民众，都把自己的郡守和县令杀了。于是沛县县令决定投靠陈胜。

这又是一个“叛吏”。而且，由于沛县起义比吴县可能还早几天，因此他才是“首叛”。看来，柳宗元所谓“有叛人而无叛吏”，也只能解释为“没有存心反叛的”。

可惜沛县的这个县令，也没做成叛徒。

没做成的原因，在萧何和曹参。萧何和曹参，都是大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当时则是沛县的吏员。他俩对县令说，大人本是秦的官员，现在起兵反秦，恐怕难以服众。因此就算要反，也得多找些人来帮忙。

于是县令说，那就把刘季找来吧！

奉命去找刘邦的人叫樊哙。此人也是大汉功臣，当时却是狗屠。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放跑了囚犯的失职亭长刘邦藏在哪里，当然只有樊哙这样的人知道。

刘邦欣然前往，县令却出尔反尔。反悔的原因，当然是害怕刘邦进城以后，自己控制不了局面。因此他紧闭城门，坚守城池，还打算杀了萧何、曹参。

然而这时的沛县，已不是这个狐假虎威的县令可以做主的了。萧何和曹参逃出沛城与刘邦会合，刘邦则将一封帛书用箭射入城中，遍告父老乡亲。而且他号召沛人的口号，也是陈胜的那句话——

天下苦秦久矣！

于是沛人杀了县令，开门迎接刘邦。

沛县起义了。

剩下的问题，是谁当领袖，谁来牵头。刘邦谦让，其他人则不敢。萧何也好，曹参也罢，都是读书人。读书人，是没几个敢造反的。樊哙倒可能敢，可惜威望不够。推来推去，刘邦成了“众望所归”。

从此，刘邦被称为沛公。

这就跟项梁的情况极为相似。项梁起义后，便率兵从江东到了江西，与陈婴的部队联盟。陈婴原本是东阳县（今江苏省盱眙县）的书吏。东阳人民起义后，陈婴像后来辛亥时的黎元洪一样，被强迫革命，当了义军领袖。

陈婴与项梁联盟后，东阳人又要陈婴称王。当时，陈婴有兵两万人，项梁只有八千，当然该陈婴做老大。但是陈婴打死也不肯干。他母亲对他说，暴得大名，不是好事。不如跟在后面，事成可以封侯，兵败也不难逃亡。

于是以项梁为领袖。

也就在这时，英布加入了项梁的队伍。

之后，刘邦因势单力薄，也来加盟。此前，项梁已经收编了陈胜的旧部，占据了陈胜的故地，拥有了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胡陵（今山东省鱼台县）、薛（今山东省滕州市）、襄城（今河南省襄城县）。刘邦的到来，正是如虎添翼。

有了英布又有刘邦，再加上有楚怀王为旗帜，项梁的事业风生水起，项梁的部队所向披靡。他取亢父（读如刚斧，今山东省济宁市），救东阿（今山东省阳谷县），屠城阳（今山东省菏泽市），侵濮阳（今河南省濮阳县），略雍丘（今河南省杞县），攻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数破秦军而斩李由（丞相李斯之子）。中原半部，尽入囊中。

大秦帝国的形势，却相当不好。到二世二年六月，原来的六国都已恢复。而且，除燕王韩广外，齐王田巿，赵王赵歇，魏王魏豹，韩王韩成，楚王芈心（芈读如米），都是王室旧族。秦始皇的革命成果，全部打了水漂，地盘也丧失殆尽。帝国岂非命悬一线，危在旦夕？

更可悲的，是他们自己也在加速灭亡。

[4]即位易名事请参看《史记·高祖本纪》（唐）司马贞索隐。古人的排行，曰伯仲叔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老四，或老小。刘邦的长兄名伯，次兄名仲，并无三兄名叔，故刘季即刘小。也因此，古人避讳，易邦为国，但不避讳季。

[5]请参看《史记·高祖本纪》。下引凡同此者，不另注。

[6]请参看《史记·淮阴侯列传》。

[7]《史记·高祖本纪》（唐）张守节正义称：亭长的职责是“民有讼争，吏留平辨，得成其政”。

[8]请参看《史记·留侯世家》。

秦二世找死

加速帝国死亡的是三个人：胡亥、赵高、李斯。

首先是李斯。

前面说过，胡亥那里，是只能报喜不能报忧的。但事情真闹大了，恐怕想瞒也都瞒不住，各地纷纷起义的消息终于传进了咸阳宫。但胡亥是照例不负责任的。他的办法是拉下脸来痛斥丞相无能，并让他拿出方案来。[9]

这时，李斯开始犯浑。

李斯给出的对策，是加强君主的专制，加重人民的负担，加大责罚的力度，加剧刑法的苛严。他说，如果官员和民众都自顾不暇，哪有心思和能力造反？

这真是混账逻辑，一派胡言！

胡亥却龙颜大悦。

李斯为什么这样出主意？也许是要讨好皇帝，也许是他真没办法。但不管怎样，后果都很严重：抽税重的，被视为能员；杀人多的，被视为忠臣。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受过刑的；咸阳的街市，有一半躺着死尸。天下原本就苦秦久矣，现在岂不更加咬牙切齿？李斯之所为，岂非助纣为虐，与天下人为敌？

助纣为虐的结果，是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立芈心为楚王。是年冬，胡亥下令将李斯入狱法办。公开的罪名是“剿匪不力”，内定的罪名是“通匪谋反”，办案人则是赵高。

赵高早就想陷害李斯了。

李斯和赵高原本不是一路人。仅仅因为当年秦始皇病死在沙丘（在今河北省广宗县），他们要废扶苏而立胡亥，这才勾结在一起，因此只是共犯，不是同党。

实际上李斯和赵高，连狼狈为奸都谈不上。就在反秦浪潮此起彼伏之时，他们也在窝里斗。只不过，赵高更加心狠手辣，胡亥也更加宠信赵高。

赵高很清楚胡亥的软肋在哪里。他对胡亥说，当年的沙丘之谋，丞相也是参与者。现在陛下当了皇帝，丞相却并没有封王封侯，他会没有想法吗？

胡亥心里一动。

赵高又说，丞相李斯是哪里人？楚人。反贼陈胜是哪里人？也是楚人。丞相的长子李由在三川当郡守，从来就不肯积极剿匪，这难道不说明什么问题吗？

胡亥心里又一动。

如此再三的结果，是李斯终于下狱。但李斯问心无愧，自认为真相可以大白。于是他给胡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名为认罪，实为辩诬，倒是很值得一读。

然而这些都没有用。赵高把李斯的“认罪书”往地上一扔，不屑一顾地说：一个囚犯，上什么书！

于是李斯只好去死。

李斯是以五刑论罪，腰斩于咸阳的。五刑，就是除了刺字涂墨、割掉鼻子、斩去脚趾之外，再加割掉舌头，因为李斯犯了“诽谤罪”。当然，腰斩之前还要痛打，腰斩之后也仍然要在刑场上当众剁成肉泥。

据说，李斯受刑前曾对他的二儿子说：如果我想跟你一起牵着黄狗，到东门之外追逐狡兔，还能够吗？

当然不能。

一代名相李斯，就这样被诬陷而死。他为大秦所做的所有贡献，也被帝国忘得一干二净。作为被害人，他当然死不瞑目。但他应该知道，按照他们法家思想缔造的帝国，是没有人性的，也是不讲道理的。那根本就是一架绞肉机。在这架绞肉机里，谁都没有安全感。想当年，那位天才的思想家韩非，不也被诬陷而死吗？诬陷韩非的人，不正是李斯吗？诬陷的手段，不是跟赵高一模一样吗？那么，李斯临死前，还会想起他那位老同学吗？

李斯死了，下一步就轮到胡亥。

胡亥是被赵高发动宫廷政变逼死的。这时，赵高已接替李斯做了丞相，刘邦的部队也已经攻下了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南县），胡亥则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于是赵高的同伙冲进宫中，历数胡亥的种种罪状，逼他自尽。

胡亥说：还能见丞相一面吗？

政变者说：不能。

胡亥又说：给我一个郡，做王，可以吗？

政变者说：不行。

胡亥又说：做万户侯，可以吗？

政变者说：不行。

胡亥又说：做老百姓，可以吗？

政变者说：算了吧！我等是奉丞相之命，为天下来杀足下的。足下说得再多，又有什么用？

胡亥也只好自杀。

据说，胡亥临死之前，身边只剩下一个宦官。

胡亥问：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知道吗？

宦官说：知道。

胡亥说：怎么不早告诉我？

宦官回答：臣不敢。要是早说，还能活到今天吗？

胡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是啊，一个人，如果半句真话都听不到，岂能不失败？一个政权，如果弄得人人都不敢说话，岂能不垮台？

其实胡亥原本也没那么混蛋。当年赵高怂恿他矫诏篡位，他再三不肯。胡亥说：废兄立弟，是不义；不遵父命，是不孝；弄虚作假，是无能。就算得到了皇位，天下也不服，自身也难保，国家也危险啊！

这些都是明白话，怎么后来就鬼迷心窍了呢？

同样，“后李斯时代”的大秦，也原本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没有李斯，还有章邯。

不幸的是，章邯也不被赵高所容。

更不幸的是，章邯遇到了一个比他更加英勇善战的人。这个人就是项羽。而他们俩一决雌雄的地方，则是巨鹿（今河北省平乡县）。

[9]本节述李斯、胡亥、赵高事，请交互参看《史记》之《李斯列传》和《秦始皇本纪》，下引相同者不另注。

巨鹿之战

巨鹿是章邯的滑铁卢。

章邯是在帝国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之前，他的官职是少府，掌管着山林湖泊的赋税。当时，陈胜的一支部队突破函谷关，进军到戏（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眼看就要攻进咸阳。情急之中，秦二世只好启用章邯为将，让他带兵前往平叛。

这一回，胡亥总算聪明。

章邯确实是军事天才，刚一上阵就连连得手，杀陈胜于下城父，灭魏咎于临济，破项梁于定陶。当时在临济（今河南省封丘县），齐王田儋和楚将项它（读如驼）都应魏王魏咎之请来救援，共战章邯。结果怎么样呢？

田儋战死，魏咎自杀。[10]

章邯，岂非也是一代名将？

然而要战胜项梁，却不容易。临济之战后，项梁率领楚军继续作战，先后破章邯军于东阿、濮阳、定陶。项羽则与刘邦并肩作战，破秦军于雍丘，还杀了李斯的儿子李由。这个时候，是没有理由认为章邯会胜的。[11]

项梁自己，也这么认为。

事实上，在节节胜利之后，项梁已不把章邯放在眼里。每次提起章邯，都是一脸的不屑。他没想到，章邯并没有气馁。他更没有想到，秦二世会大批调兵增援。结果章邯反败为胜，大破楚军于定陶，项梁也战死在沙场。

章邯战胜楚军后，便乘胜前进渡过黄河，一鼓作气攻入赵境。这时，原来的赵王武臣已死，新赵王是赵歇。张耳和陈馀，则一为相，一为将。赵军被章邯击败后，赵歇、张耳、陈馀都逃进了巨鹿城，并向楚王频频求救。

唇亡齿寒，楚怀王不能坐视。

问题是，项梁已死，谁来将兵？

怀王选择了宋义。

宋义这个人，以前是做过楚国令尹（丞相）的。他早就劝告项梁不可轻敌，也料定项梁必定失败。他甚至在出使齐国的途中，对迎面相遇的齐使说：大人慢慢走。到得晚还能幸免，早早赶到定陶只怕就没命了。

这当然是先见之明，也可谓知兵。

于是，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率兵救赵。其他各部也都归宋义统领，号称“卿子冠军”，也就是“公子上将”的意思。

项羽却看不上这公子哥儿。

宋义也似乎让人看不起。他率领部队走到安阳（今山东省曹县，并非今河南省安阳市），便按兵不动，一停就是四十六天。他的想法，是要静观其变，让赵军和秦军先打了再说。秦军败了，就趁机打落水狗。如果赵军败了，秦军也会疲惫不堪，楚军仍可乘虚而入，捞他一把。

于是，宋义不理军事，天天设宴饮酒。

项羽忍无可忍。

在项羽看来，宋义的想法无异于痴人说梦。以秦军之强大，赵军根本就不是对手，哪有什么胜利成果可以分享？秦军灭了赵国以后，也只会变得更加强大，又哪来的可乘之机？什么“我承其敝”，简直放屁！

何况赵国盼救援，望眼欲穿；怀王忧社稷，坐不安席。现在天寒地冻，大雨倾盆，战士们饥寒交迫，只能吃豆子和野菜。你宋义却觥筹交错，酒绿灯红，有心肝吗？

更糟糕的是，宋义还下了一道命令：但凡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不听指挥的，杀无赦。

这当然绝非项羽所能接受。

他的回应也很简单：一剑砍下了宋义的脑袋。

对此，无人表示异议。

楚怀王也只能硬着头皮，任命项羽为上将军。

担任了上将军的项羽，立即命令英布等人率兵两万火速救援巨鹿，然后亲率全军渡过黄河。过河的时候，项羽下令凿沉所有的渡船，砸碎煮饭的鼎锅，烧掉居住的房屋，只带三天的口粮，以示拼死一战的决心。

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破釜沉舟。

破釜沉舟的楚军兼程北上，一到战场就与敌交手，破其防线，毁其壁垒，断其粮道，乱其阵脚。结果，秦将苏角被杀，王离被俘，涉闲自焚，巨鹿解围。

项羽一战成名。

是的。项羽真正成为历史人物，起点就在此战。当时，前来救援的各路诸侯，在巨鹿城外建起的壁垒不下十余座。秦楚两军作战时，他们都“从壁上观”。楚军在战场上杀声震天，锐不可当，诸侯军在壁垒上看得心惊肉跳，气都透不过来。等到战后他们来拜见项羽时，无不战战兢兢匍匐在地，只敢用膝盖着地跪行进入辕门。

于是，项羽当之无愧地成为诸侯联军的总司令。

这一年，他二十五岁。

现在轮到章邯纠结了。

章邯兵败的消息传到咸阳，胡亥龙颜大怒，谴责之令频频下达。章邯派人到咸阳解释，赵高却拒不接见。章邯的部下司马欣说：赵高是不会放过我们的。胜了，他嫉妒；败了，他治罪。何去何从，请将军三思。

陈馀也给章邯写信。陈馀说，秦最冷酷无情。想想看吧，白起和蒙恬，曾经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最后怎么样呢？死路一条。为什么？功劳太大，封无可封，只好强加罪名。现在，将军您可是“有功亦诛，无功亦诛”，为什么不弃暗投明？难道还看不出天要亡秦吗？

于是章邯投降。

军粮已尽的项羽，也决定与章邯握手言和。两人相约见面，互诉衷肠。说到赵高，章邯竟泣不成声。

项羽安抚了这位过去的对手。他立章邯为雍王，并让他留在军中效力。雍，在今陕西省凤翔县，春秋时期曾经做过秦国的国都。所以，雍王其实就是秦王。

章邯当然想不到，这很可能会是一张空头支票。因为项羽许给他的地盘，马上就要归刘邦了。

[10]见《史记》之《秦始皇本纪》、《魏豹彭越列传》。

[11]以下无注者，均请参看《史记·项羽本纪》。

沛公入秦

刘邦是秦二世三年十月进入咸阳的。[12]

这事说来话长。项梁兵败被杀后，楚怀王迁都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召开联席会议，决定西进攻秦。同时与诸将约定，谁能够最先平定关中，谁就是那里的王。[13]

怀王这话，口气太大。此刻，诸侯还很弱小，暴秦还很强大，章邯的气焰也还很嚣张，哪里谈得上“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就算能，也是期货或风投。

因此，响应号召的只有项羽和刘邦。而且，态度最积极的是项羽。他说，我去，我和沛公一起去！

怀王手下的老将却另有看法。

老将们说，项羽这人太彪悍也太残忍。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掠抢，杀人如麻。上次屠襄城，竟然一个活口都留不下。后来又屠城阳。秦的人民，已经被欺压得够苦的了，岂能再雪上加霜？不如派一位忠厚长者，扶义而西，以仁抗暴，说不定能仁定天下。

他们的看法并不错。后来项羽“屠烧咸阳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便是证明。

那么刘邦呢？

刘邦当然也不是什么忠厚长者。项羽屠城阳，他就是帮凶。但他的作风，确实跟项羽不同。刘邦入秦后，不但秋毫无犯，就连当地民众送来劳军的酒肉，也都统统璧还。刘邦说，敝军粮草充足，不敢破费大家。

这实在让人惊喜。更让秦人喜出望外的是，刘邦宣布废除秦帝国的所有严刑峻法。刘邦说，各位父老乡亲过去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现在与诸位约法三章：杀人偿命，伤害罪和盗窃罪判刑，仅此而已。请大家放心，我刘季是来安良除暴的，不是来恃强凌弱的。

不难想象，当时的民众，肯定是一片欢呼。

对于秦的官员，刘邦也没有进行报复。秦王子婴被妥善安顿，各衙门的吏员也照样办公，人民群众更是安居乐业，于是秦人“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那么，刘邦的成功，当真是“仁者无敌”吗？

也是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

事实上，刘邦进入咸阳宫时，原本是不想走的。那么多的奇珍异宝，那么多的美食佳肴，那么多的漂亮姑娘，哪一个不是他刘邦朝思暮想，垂涎欲滴的？想当年，他到咸阳服役看见秦始皇，就曾说过“大丈夫当如此也”。现在可以“如此”了，岂有不尽情享受之理？

据《秦都咸阳考古报告》。

因此，樊哙劝他出宫，他根本听不进去。

最后还是张良说服了他。张良说，秦亡，就因为贪暴无道。秦王骄奢淫逸，您才得以入秦。因此，我军胜利之后，必须反其道而行。秦暴则我仁，秦贪则我俭，万万不可死于安乐，请沛公听从樊哙的建议。[14]

刘邦也想明白了。这会儿天下未定，政权不稳，还不是享受的时候。于是退出秦宫，还军霸上（即今西安市长安区白鹿原，因地处霸水西部高原而得名）。而且，他干脆大方潇洒到底，连劳军的酒肉也不要了。

这其实正是刘邦的优点。

是啊，刘邦这人，既没有高尚品德，又没有一技之长，凭什么最后成功，富有天下？因为他识好歹。而且，一旦他接受意见，甚至会做得比你想要的还到位。

正是靠着这一点，他步步走向胜利。

也正是靠着这一点，他网罗了众多人才。

比如郦食其（读如丽异基）。

跟蒯通一样，郦食其也是纵横家。纵横家都是要靠三寸不烂之舌，为枭雄们出谋划策，翻云覆雨的。但郦食其看不上项羽，却喜欢刘邦。所以刘邦路过他家乡高阳（今河南省杞县高阳乡），他就去求见。

刘邦问看门的：来的是个什么人？

看门的说：看起来像是读书人。

刘邦说：不见！老子忙着打江山，见什么读书人！

看门的如实回报。

郦食其两眼圆瞪，一手按剑说：滚回去重新禀报！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什么读书人！

看门的吓得名片都掉在地上，连滚带爬回去禀告。

刘邦便请郦食其进来。

郦食其进去时，刘邦正大大咧咧坐在那里，让两个女孩子给他洗脚。郦食其也不下拜，而是拱拱手说：足下千里迢迢，是专程来助大秦一臂之力的吧？

刘邦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说：放屁！天下同心，苦秦久矣，这才有诸侯联盟，谁他妈的帮助暴秦！

郦食其说，要灭秦，就不该以这种态度见老先生。

刘邦是实用主义者，变脸比变天还快。他马上起身穿好衣服，请郦食其上坐，再三道歉，然后问策。

郦食其的主意，是拿下陈留。

陈留，即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县，春秋时期原本是郑国的留邑，因为被陈国兼并，所以叫陈留。陈留是交通要道，又是天下粮仓。刘邦在郦食其的帮助下占领陈留之后，果然获得大量粮草和武器，变得兵强马壮起来。[15]

在陈留招兵买马养精蓄锐后，刘邦西进到洛阳。这时张良陪同韩王韩成也来到刘邦军中。韩成留守阳翟（今河南省禹县），张良则跟随刘邦一起南下，攻克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然后向西北挺进，攻破武关（在今陕西省丹凤县），兵临峣关（在今陕西省蓝田县）。

这就到了关键时刻。

刘邦的打算，是用两万人进攻峣关，张良却反对。张良说，现在秦军仍很强大，不可轻敌。峣关的守将是屠夫的儿子，而市侩总是要算计的。因此，不如多设疑兵虚张声势，然后让郦食其带着贵重礼物去讲价钱。

郦食其也果然买通了峣关的守将，那守将甚至还愿意与刘邦合兵攻秦。张良却不敢大意。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乘其不备一举大破秦军，攻下峣关。

峣关是秦都最后的门户。峣关失守，刘邦就顺利北上，从蓝田直逼咸阳，同时下令沿途不得掠抢。这时，秦军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子婴除了投降，别无选择。

这就是团队的功劳。

刘邦的团队好，运气也好。他的入秦，可以说是捡了大便宜。因为巨鹿之战时，秦朝廷“悉起兵益章邯”。帝国的主力部队都在巨鹿，反秦战争的主战场也在巨鹿。没有项羽在巨鹿的奋战，大秦实际上是不可能灭亡的。现在，胜利果实怎么就成了刘邦的？

这口气，项羽无论如何也咽不下。他甚至还因此跟怀王结下梁子。后来他谋杀楚怀王，也因为有此积怨。是啊，如果当初怀王派自己攻秦，哪有刘邦什么戏？

但，此刻他首先要对付的，还是刘邦。

正好刘邦也犯了错误。他听从一个小人的主张，派兵把住函谷关，以为这样一来关中就是自己的了。他根本没想到，英布轻而易举就破了关。项军蜂拥而入，驻军鸿门，与刘邦的驻地霸上不过四十里。当时，刘邦军号称二十万，其实只有十万；项羽军四十万，号称百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局势，傻子都能明白。

刘邦只好去赴鸿门宴。

[12]从这个月起，《史记》等书均改称“汉元年”。

[13]以下无注者，均请参看《史记》之《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

[14]此处请参看《史记·留侯世家》。

[15]此处请参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鸿门宴

现在看来，鸿门宴的故事更像一个传奇。[16]

鸿门在今天陕西省临潼县的境内，北临渭河，南依骊山，原本是一个小村落。如果不是因为两千多年前的那个饭局，这村子恐怕鲜为人知。

其实，项羽原本也没打算请客吃饭。他已经下达命令，要在第二天一早就把刘邦灭了。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只不过不该让某个人得到消息。

这个人就是项伯。

项伯是项羽的叔叔，也是张良的朋友。当年，项伯犯了杀人罪，是张良救了他。于是，项伯连夜跑到刘邦军营通风报信，以免第二天张良与刘邦同归于尽。

是的，他没打算救刘邦，只想救张良。

张良却不肯独善其身。

这一点，项伯倒也能理解。张良如果不仗义，当年就不会救项伯。项伯既然赞许和感激张良的义气，也就不能不同意张良去打声招呼。不辞而别，总不够意思吧？

结果，是张良把情况全部告诉了刘邦。

刘邦大惊失色。

张良问：沛公当真打算背叛项羽吗？[17]

这句话问得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张良的态度，也决定着刘邦的生死。麻烦在于，刘邦如果认账，就等于坐实了罪名；撒谎，则无法取得张良的信任。

刘邦，该怎么回答？

考验刘邦的时候到了。

幸好刘邦的情商和智商都极高。他很明白，这时最重要的是实话实说。自己诚心诚意，人家才一心一意；自己和盘托出，人家才全力以赴。但，又不能没有退路。

于是刘邦如实回答：确实有个小王八蛋给我出了馊主意，说只要把诸侯挡在关外，我就能在秦称王。

张良松了一口气。

因为误听谗言，顶多算是糊涂虫，总比自作主张处心积虑要谋反的好。这就还有回旋余地。

最重要的，这是实情。

于是张良又问：老实说，沛公打得过项羽吗？

刘邦沉默了大半天，然后说：固不能也！

这里的“默然良久”，意味深长。刘邦无力对抗项羽，是明摆着的，为什么要沉默很久呢？盘算？评估？要面子？表示认真？但，默然良久，是真实的。

接着刘邦问：为之奈何？

张良说：也只能请项伯帮忙了。

这时，刘邦再次表现出他的情商和智商之高。他问张良：君与项伯，谁的年纪大？

张良说：项伯年长。

刘邦立即表态：那我就把项伯看作兄长。

显然，这话是说给张良听的，因为刘邦并没有比较自己和项伯的年纪。意思也很清楚，我刘邦和你张良，铁定是兄弟。你张良的哥，就是我刘邦的哥。至于我和项伯谁的年纪大，根本就不重要。

当然，以刘邦的沛公身份，尊项伯为兄，也给足了项伯面子。刘邦不愧危机公关的高手。

项伯也很快被刘邦搞掂。

刘邦说，臣入关中，秋毫不犯。查清吏民户籍，封藏库府财物，就是等待项将军来接收呀！至于派兵把守函谷关，那是防贼，哪里敢背叛项将军呢？

这些话，刘邦说得大言不惭。

没错，一文不取，退出咸阳，还军霸上，都是事实。但真实的原因，只有他和张良心知肚明，而张良是不会点破的。此刻的刘邦，确实应该感谢张良和樊哙。

项伯也全盘接受了刘邦这一套花言巧语。他只是告诫刘邦：明天一定要早早来向项羽谢罪。

刘邦起身致敬说：诺！

第二天刘邦与项羽的见面，气氛非常融洽。刘邦的态度自然是诚恳而谦恭，同时又一副老朋友口气。项羽则已被项伯解除了思想武装，十分宽宏大量。他甚至还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刘邦军中，有人告密。

刘邦记住了这个名字，决定回去跟那家伙算账。

项羽却很释然，也很放松。

实际上，项羽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就因为有人密报刘邦意欲在秦称王，这才惹得项羽怒火中烧。也就是说，项羽的决定是“激情杀人”，不是“预谋杀人”。现在，项羽既然没了脾气，哪里还有杀意？

于是，项羽请刘邦吃饭。

至此，事情原本已毫无悬念。刘邦和项羽，也大可觥筹交错，谈笑风生。谁都没想到，这餐饭并不好吃。

不好吃的原因，在范增。

出土于山东沂南北寨村汉墓，原高118厘米，宽76厘米。上图为项庄舞剑，项伯亦拔剑起舞。下图为范增一手举剑，一手执壶，击破玉斗。对面恭立者为张良。图注据张道一《画像石鉴赏》。

范增是极力主张杀刘邦的。范增早就对项羽说，刘邦其人，原本流氓地痞。他在老家的时候，酒色财气，无所不贪。这次进入咸阳，居然秋毫无犯，这可是想要更大的东西呀！这样能够克制自己的人，岂能不防？

可惜，这是范增的看法，不是项羽的。

因此，范增在席间频频使眼色，项羽视而不见。范增又频频举玉玦（读如决），项羽也视而不见。玦，暗示决断。三举玉玦而不应，那就是没有决断了。

范增只好自己动手。他出门找来项羽的弟弟项庄，要他进去舞剑，伺机谋杀刘邦。可惜范增的用心却被项伯看破，便也拔剑起舞掩护刘邦，项庄无法得手。

张良却坐不住了，他出门去找樊哙。

樊哙问：事情怎么样了？

张良说：不好。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樊哙说：这可是生死关头，臣愿与沛公同生共死。

于是樊哙强行闯关，进入帐内，与项羽怒目相向，头发向上直立，眼眶几乎爆裂。

项羽按剑而起问：来者何人？

张良说：是沛公的驾驶员和警卫员。

项羽说：壮士！赐酒。

樊哙拜谢，接过酒一饮而尽。

项羽又说：给他一条猪腿。

手下人就给了樊哙一条生猪腿。樊哙一屁股坐在地上，拔出剑来在盾牌上切猪腿，边切边吃。在场的人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只有项羽大为欣赏。

项羽说：真他妈的壮士！还能喝一杯吗？

樊哙说：臣死都不怕，酒算什么！

接下来，樊哙长篇大论，慷慨陈词，痛斥项羽。樊哙说，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唯恐不多，刑律唯恐不酷，这才众叛亲离。现在，沛公奉命入秦，封关以待将军。劳苦功高如此，未有寸土之封，反有性命之忧，天理何在？将军听信谗言而欲诛有功之人，又岂非亡秦之续？

项羽无言以对。

接下来的故事很简单。刘邦借口上厕所溜之大吉，留下张良继续公关。临走时，刘邦还为是否告辞而犹豫。樊哙却说：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现在人家是菜刀和案板，我们是鱼肉，告什么辞！

刘邦很以为然，一路小跑回到军营。

鸿门宴就此落幕。

[16]本节史实请交互参看《史记》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留侯世家》、《樊郦滕灌列传》。

[17]此处《项羽本纪》和《留侯世家》的记载不同，取《留侯世家》。

败亡倒计时

鸿门宴的故事留下了许多谜团。其中最让人不解的，恐怕还是项羽为什么不杀刘邦。

是啊，为什么呢？

原因很多。

但樊哙的闯入，应该算一个。事实上，此前对于杀不杀刘邦，项羽还在两可之间。范增频频示意，他装没看见。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并不阻止。项伯舞剑，掩护沛公，他也不叫停。刘邦的命，他交给了天。

然而樊哙却让他大起喜爱之心。因此，对于樊哙的痛斥，项羽不但没有发怒，反倒决定不杀刘邦。显然，项羽此时已忘了天下之争，也忘了自己的面子，他心中只是充满了对一条硬汉的崇敬和赞赏。

这是英雄对英雄的惺惺相惜。

的确，是英雄，就该敬惜，哪有谋杀的道理？就算要杀，也得在战场上堂堂正正地拼杀，又哪有在自己军营里酒席上，鬼鬼祟祟杀人的道理？那也太掉价了。

显然，这也是一种孩子气。

项羽确实孩子气。包括他的杀人，也是。他一辈子杀人如麻，但往往是一时兴起，很少出于政治需要有计划有预谋地杀，跟范增的老谋深算完全两样。结果，是该杀的没杀，不该杀的乱杀，比如屠城。

实际上孩子的天真，就是不懂事。因此，孩子往往残忍。他们会满不在乎地弄死一只蝴蝶，因为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你明确告诉他这是犯罪，再要他去做，他就下不了手。所以，项羽能屠城，不能杀刘邦。

甚至就连当年分配任务时，项羽提出“愿与沛公入关”，也是孩子气。他的目的，是要为项梁报仇，并非怕刘邦抢了先。所以，诸侯联席会议不同意，他也就不再坚持。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刘邦那笨蛋也能打败秦军。

但是，当他听说刘邦先入关中，“珍宝尽有之”时，便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恨不得马上杀了刘邦。这跟一个孩子被抢走了玩具要号啕大哭，没什么两样。所以，刘邦把玩具还给他，他就笑了，还要请刘邦吃饭。

孩子，就这么好哄。[18]

难怪范增要说“竖子不足与谋”了。

范增说的臭小子是谁？项羽？项庄？可能都是，也可能明指项庄暗指项羽。不过就算明指项羽，他也不会在乎。因为他的心，已经飞回了彭城。

在屠杀了咸阳人民，烧毁了咸阳宫室以后，项羽决定带着抢劫来的财宝和女人回彭城去。有人劝他说，关中沃野千里，易守难攻，是周、秦两代的发祥之地。建都于此，可以称霸天下，何必还要回到彭城去？

项羽却说，富贵了而不回故乡，那就好比穿着漂亮衣服在黑夜里走，谁看得见？

这就不仅是孩子气，简直堪称“孺子不可教也”！于是有人评论曰：大家都说楚人是大马猴戴高帽子，果然！项羽听说后也不含糊，直接把那人扔进了油锅。

谢谢项羽！他现在已经为我们留下了四个成语：破釜沉舟，作壁上观，衣锦还乡，沐猴而冠。

不过项羽回家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这件事，就是分封诸侯。这事非做不可，因为此刻的情况跟秦初不同。秦是灭六国而得天下，当然可以不再分封。现在却是六国灭秦，岂能由谁独吞？

但，怎么封，谁来封，是个问题。

楚怀王的意见，是照以前的约定办。

项羽当然不能同意。如约，就意味着刘邦成为天下之王，这哪是项羽想要的结果？

于是他决定分三步走。

第一步，宣布立怀王为皇帝。这时已是帝国时代，立皇帝并无问题。但，秦始皇叫“秦帝”，楚怀王就该叫“楚帝”，然而项羽却叫他“义帝”。义，有假借的意思，比如义父、义子、义齿、义肢。

所以，义帝就是“假皇帝”。

既然是假皇帝，就管不了真问题。项羽便对将领们说：怀王是我家项梁立的，一点战功都没有。立他为义帝，已经很够意思。灭秦定天下，都是诸位和兄弟我的功劳。所以，应该我们自己分封。

将领们都说：很好！

项羽便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这是他的第二步。第三步，是自称“西楚霸王”，都彭城。这样一来，似乎就回到了春秋时代，天子、霸主、诸侯，共享太平。

可惜项羽的这个政治模式，实在不伦不类，分配的结果也不公平。项羽倒不自私。他自己的地盘并不大，楚军集团的将领也只有四人封王。然而他分封的方式和原则却没有章法，既有孩子气，又有防范心。

比如刘邦，是第一个入秦的。即便不能如约让他王天下，至少也该让他王关中。然而怎么样呢？刘邦被封为汉王，拥有巴（约今重庆市）、蜀（约今四川省）、汉中（今陕西省秦岭以南即湖北省西北部）三郡，都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因春秋时期郑国人南逃到此而得名）。

其实就连汉中这地方，也是刘邦通过张良向项伯行贿，走后门才得到的。项羽封给他的，原本只有巴和蜀。当时，巴郡和蜀郡北阻山险，东扼三峡，穷乡僻壤，历来被当作流放罪人之地，岂能用来酬劳大功臣呢？[19]

这也未免太霸道了吧！

不过刘邦很清楚，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项羽也不是讲道理的人。他只能忍气吞声，先去汉中再说。[20]

汉元年四月，也就是秦帝国灭亡半年后，各路诸侯怀着不同的心情走向自己的封国，项羽也动身回彭城。这时的项羽，心中一定充满衣锦还乡的得意和喜悦，完全不会想到自己的败亡，其实已经进入倒计时。

[18]关于项羽为什么不杀刘邦，我在《品人录》一书中另有心理分析，这些分析也成立，请参看。

[19]此处请参看《史记·留侯世家》。

[20]刘邦原本是打算跟项羽一决雌雄的，但被萧何、樊哙、灌婴、周勃等人劝阻，见《汉书·萧何传》。

第四章
刘邦称帝

韩信拜将

项羽分封诸侯一个月后，天下就乱了。

乱，并不奇怪，不乱才怪。因为项羽在进行权力和利益再分配时，只凭一己之好恶，卖弄权威。他把原来的燕王韩广贬到辽东，把原来的赵王赵歇打发到代国，赵国的国号也被取消，国土则一分为二，岂非胡闹？

更不像话的，是对待韩成。

韩成原本就是韩王。但因跟过刘邦，项羽便不让他到封地去，而是裹挟到彭城降为侯爵，然后谋杀，另立郑昌为韩王，终于把张良逼入汉营，跟他作对到底。[1]

还有齐国。

齐国也原本是有王的。项羽却把齐国一分为三，其中两块封给帮过自己的人，原来的齐王则贬为胶东王。至于齐相田荣，寸土不封。因为当年项梁跟章邯作战时，田荣不肯出兵，项羽要报复他。

结果田荣大怒。

汉元年四月，各路诸侯离开咸阳奔赴封地，五月田荣就反了。六月，田荣自立为齐王。七月，田荣把项羽分裂的三齐重新统一。此前，他还收编了彭越的土匪队伍，让他们去攻击项羽，把楚军打得一败涂地。[2]

与此同时，陈馀也反了。

陈馀当然要反。因为他与张耳“一体有功”，然而张耳封王，张耳的部下也封了王，陈馀却只封侯，赵歇也被贬为代王，这口气怎么咽得下？于是陈馀向田荣借兵，把项羽册封的张耳赶跑，把赵歇迎回来重做赵王。[3]

东边的齐，归了田荣；北边的赵，归了陈馀；西边的秦，则归了刘邦。八月，也就是田荣称王两个月后，刘邦兵出故道，拿下陈仓（故道和陈仓均在今陕西省宝鸡市境内），全面出击。结果，雍王章邯战败，另外两个王投降。三秦大地“城头变幻大王旗”，都归了汉。

哈，项羽不是不肯把关中封给刘邦吗？

那好，他自己拿。

这是项羽没想到的。没想到，是因为张良放了烟雾弹。当时张良跟随韩成去彭城，与刘邦话别。张良便建议刘邦去汉中时，烧掉沿途的栈道，表示自己安心于汉并无反意。项羽哪里想得到，那只是做姿态呢？[4]

他更想不到，帮刘邦夺取天下的，会是韩信。[5]

韩信是项羽的老部下，项梁时代就参加了楚军，却只是一个站岗放哨的侍卫，正所谓“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他也曾多次建言献策，但项羽根本就不予理睬。

因此，当刘邦去汉中时，他就投奔了刘邦。

然而韩信在刘邦那里也不得志，只做了连敖，相当于现在的公关经理。如果不是因为触犯军法，依律当斩，他也许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

韩信犯了什么罪？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当时同案犯十三人，全部已被处决。轮到韩信时，他抬起头来，正好一眼看见了刘邦的亲信滕公夏侯婴。

于是韩信便大声喊道：王上不是要成就天下大业吗，为什么要杀壮士？

结果，滕公“奇其言，壮其貌”，不但释而不斩，还把他介绍给刘邦。刘邦仍然没把韩信当回事，但韩信总算官升一级，成为管粮饷的治粟都尉。好嘛，先是接待员，后是军需官，韩信依然郁郁寡欢。

幸运的是，他从此有机会认识了萧何。

萧何才是韩信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韩信与萧何，似乎有一种奇缘（他俩姓名拼音的第一个字母，韩信是HX，萧何是XH）。后来把韩信骗进长乐宫杀害的是萧何，此刻把韩信推荐给刘邦的也是萧何，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现在，是成。

事实上，当时韩信是准备离开刘邦的，因为他的志向绝不是一个小小的军需官。韩信打算上哪？不清楚。总之，他不辞而别。萧何闻讯，大吃一惊。他甚至来不及跟刘邦打声招呼，心急火燎地拔腿就追。

刘邦却以为萧何逃跑了。

实际上自从刘邦一行离开咸阳前往南郑，军心就不稳定。刘邦的部下多半是南方人。项羽都知道衣锦还乡，他们难道不想？因此，开小差的接连不断。现在，连丞相萧何也跑了，刘邦岂能不气急败坏，手脚冰凉？

所以萧何回来后，刘邦又喜又怒，破口大骂。

刘邦说：萧何，你他妈的为什么逃跑？

萧何说：臣不敢逃，臣去追人。

刘邦问：追谁？

萧何答：韩信。

刘邦又骂：扯淡！那么多将领逃亡，没见你追，追什么韩信？你骗谁？

萧何说：韩信跟他们不一样。

刘邦问：有什么不一样？

萧何说：众将寻常人等，韩信国士无双。王上如果只想在汉中了此一生，那就没韩信什么事。如果还想有所作为，那就非重用韩信不可。就看王上怎么想了。

刘邦说：寡人何尝不想东进，谁肯一辈子待在这里。

萧何说：既然如此，那就必须重用韩信。能重用，韩信就留。不能，他迟早还会走。

刘邦挥挥手说：看你面子，就让他当将军好了。

萧何说：当将军他也会走。

刘邦又说：那就当大将军好了，你叫他进来吧！

萧何说：你这个人，向来就简慢无礼。如今要拜大将军，怎么就像使唤小孩子？怪不得韩信要走了。

刘邦这才择吉斋戒，设坛具礼，正式拜将。

拜将以后的韩信，与刘邦有过一次长谈，全面评论了刘邦与项羽的长短，更加坚定了刘邦的信心。韩信还说，现在是争权天下的最好时机。因为将士们思乡心切，恨不能插翅高飞。这种心理完全可以利用。等到天下一统，人心思定，就没法用兵了。[6]

刘邦听了欣喜若狂，连连表示相见恨晚。他采纳了韩信的建议，出故道，下陈仓，首先打击民愤最大的雍王章邯，一举平定三秦，势力扩展到咸阳。

刘邦成功地走出了困境。

这就是韩信的功劳，更是萧何的功劳。

所以，后来刘邦论功行赏，萧何便排名第一。众人不服，说我等披坚执锐，出生入死，攻城略地，才打下江山。萧何并无汗马之功，凭什么第一？

刘邦笑呵呵地问：诸位知道打猎吗？

众人都说：知道。

刘邦又问：知道猎狗吗？

众人又说：知道。

刘邦说，抓住野兔，当然是猎狗的功劳。但猎狗去抓野兔，却是猎人的指挥。所以，你们这些人，只能算是“功狗”。萧何，那才是“功人”。[7]

不过此刻的萧何倒更像“猎头公司”，他为刘邦找到了最好的CEO。但，这是需要业绩来证明的。没有战功，刘邦不信，众人不服。韩信必须漂漂亮亮地打一仗。

韩信当然做得到，而且机会很快就来了。

[1]见《史记·项羽本纪》。

[2]见《资治通鉴》卷九。

[3]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4]见《史记·留侯世家》。后人并据此编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

[5]本书所述韩信故事均据《史记·淮阴侯列传》。

[6]本段请参看《史记·高祖本纪》。

[7]见《史记·萧相国世家》。

天下乱作一团

得到韩信后，刘邦一路凯歌。

请看时间表——

汉元年八月，雍王章邯败，塞王司马欣降，翟王董翳（读如义）降。

二年十月，河南王申阳降，韩王郑昌降。

三月，魏王魏豹降，殷王司马卬被俘。

我们知道，秦始皇的一项所谓改革，就是把十月份作为每年的岁首。传统史学家的纪年，则是把秦亡以后算作汉的元年。因此，汉元年，是从十月到第二年九月。

也就是说，子婴投降，项羽分封，诸侯就国，刘邦出汉中，都在汉元年。但按照公历，则跨了年份，分别在公元前的207年和206年。

这很重要吗？

重要，因为它能说明形势变化之快。

实际上，从子婴投降到项羽分封，是三个月；从项羽分封到诸侯就国，也是三个月；从诸侯就国到刘邦出汉中，四个月。之后的半年，项羽所封之王就有一个战败，六个或者投降，或者被俘，可谓神速。

项羽这边，则麻烦多多。他封的常山王张耳被陈馀驱逐，辽东王韩广被燕王杀害，齐王田都、胶东王田市、济北王田安则统统被田荣干掉，田荣还让彭越在梁国（今河南省开封市）一带进行骚扰，天下乱作一团。[8]

作为霸王，项羽不能不出来收拾局面。

但，是先对付刘邦，还是田荣？

项羽很犹豫。

这时，张良又发挥作用了。他故意误导项羽说，汉王只不过想按当年的约定，当关中王。侥幸得了关中，哪里还敢再东进？齐国和赵国，却要联合灭楚。

于是项羽一心伐齐。[9]

项羽的伐齐照例暴戾凶残。他烧城郭，坑降卒，伤人民，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这当然不得人心。所以，田荣虽然兵败被杀，他弟弟田横却另立田荣之子田广为王，继续进行斗争。项羽陷在齐国战场，几乎动弹不得。

与此同时，项羽又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项羽对义帝（即原来的楚怀王芈心），是怀有深深憎恶的。因此，项羽把他撵出彭城，迁到郴县（今湖南省郴州市），仍不解恨，竟秘密下令让英布等人将其谋杀。

这事做得既野蛮又愚蠢。没错，楚怀王是没有什么功劳，却也没有什么过错。一个毫无能力的孤儿，已经被弄得可怜兮兮的了，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呢？

何况义帝毕竟曾经是反秦斗争的旗帜，项羽本人也曾高高举起。现在，难道因为这面旗帜不再有用，就弃如敝屣吗？如此卸磨杀驴，天下人不寒心吗？我们都见过没脑子没心肝的，但没见过这么没脑子没心肝的。

刘邦的机会来了。

汉二年三月，刘邦兵至洛阳，公开为义帝发丧。他发表宣言说，义帝乃天下共立，杀义帝即与天下为敌。因此凡我同志，均应精诚团结，共诛楚之杀义帝者！

是的，杀义帝者，这就是项羽的新头衔。

项羽被刘邦死死地摁在了被告席，大旗则被刘邦高高地举在了头顶上。在此大旗之下，刘邦竟集结了各路诸侯军五十六万众，一口气打进了项羽的老窝彭城。胜利了的联军将领弹冠相庆，天天搂着美女开酒会。

西楚霸王，眼看就要兵败如山倒。

然而项羽毕竟是项羽。他得到消息后，留下大部队继续作战，自己则亲率三万精兵迅速赶回了彭城。

结果怎么样呢？

刘邦兵败如山倒。

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汉军将士尸横遍野，把河水都堵塞得无法流动。如果不是后来突然刮起大风，飞沙走石扑向楚军，刘邦可能连命都没了。

事实上当时刘邦非常狼狈。他逃出战场的时候，身边只有数十骑。可见所谓五十六万众，早已溃不成军。他想路过沛县接走家人，也不能如愿，只在途中遇到一儿一女，这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

但就连这两个孩子，也差一点没能保住性命。由于当时楚军追得急，刘邦怕跑不掉，竟几次三番把孩子推下车去，又被他的驾驶员夏侯婴救上车来。夏侯婴说，就算事情再紧急，又怎么能丢下孩子呢？

刘邦这才住手。

这就是那位为义帝之死拍案而起，一身正气讨贼伐逆的刘邦。他那伸张正义的宣言，是何等的掷地有声，催人泪下！那时的凛然大义，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也许，原本就没有。

刘邦没有的，其他人也不会有。八个月前投降了刘邦的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这会儿又立马向项羽投降。被硬拉进联军的魏王魏豹见刘邦战败，也开小差溜回魏国叛汉降楚。可见刘邦的诸侯联军原本乌合之众，否则以五十六万人之多，怎么就敌不过项羽的三万精兵？

为义帝报仇雪恨，当然也是靠不住的。

死里逃生的刘邦退守荥阳（在今郑州市古荥镇），靠着萧何的增援才站稳脚跟。但他的父亲太公和正妻吕后，却被项羽俘虏扣为人质，两年多以后才放回。[10]

这是汉二年四月的事。

此后，刘邦和项羽便胶着在中原地区，相持不下。刘邦的幸运在于他有了两个帮手，这就是彭越和英布。英布原本是项羽封的九江王，却被刘邦策反。彭越则是刘邦任命的魏相国。魏王魏豹反汉，彭越却不叛变，反倒在项羽的地盘打游击战，并为刘邦供应粮草。后来刘邦灭项，功劳最大的除了韩信，就是彭越和英布。

不过，刘邦有帮手，也有后顾之忧。

如果说项羽的麻烦在东方的齐国，那么，刘邦的麻烦就在北方的魏国和赵国。赵国出麻烦，不仅因为刘邦兵败，还因为赵相陈馀恨刘邦不杀张耳。陈馀和张耳原本是亲密战友，但反目为仇以后，却比敌人还敌人。刘邦既然收留了张耳，陈馀就决心与刘邦作对。[11]

这两个麻烦，必须解决。

更何况，刘邦在荥阳前线，也需要补充兵员。这就要从赵、魏征兵。于是，刘邦在八月任命韩信为左丞相，率兵攻魏，俘虏了魏王魏豹。九月，韩信又与张耳联手，攻下了代国。下一步，就该解决赵国问题了。

井陉之战，由此而起。

[8]以上时间表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九。

[9]请参看《史记》之《项羽本纪》、《留侯世家》。

[10]以上见《史记》之《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

[11]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一战成名

井陉是韩信的巨鹿。

陉（读如形），就是山脉中断的地方。井陉即井陉口，也叫井陉关，为太行八陉之一，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正是在井陉，韩信大败赵相陈馀，打出了威风，打出了智慧，打出了神勇，让所有的将领都口服心服。

但，这一仗并不好打。

不好打不在陈馀，在李左车。

跟韩信一样，李左车也是天才的军事家。他很清楚韩信和张耳来者不善，便提醒统帅陈馀不可轻敌。

李左车说，汉将韩信渡西河，掳魏王，擒代相，喋血千里，转而攻赵，这叫乘胜前进深入敌后，其势锐不可当。因此，只可智取，不可强争。

那么，智取有可能吗？

有，因为韩信有软肋。

韩信的软肋在粮草。井陉，在今河北省井陉县，当时属恒山郡，离现在的石家庄市不远。汉都栎阳（栎读如月），在今西安市。主战场荥阳，在今郑州市。看看地图就知道，从栎阳运粮到井陉有多难，何况还要先满足荥阳。

这就是远离大本营作战的问题了。李左车说，千里运粮，士有饥色；就地取材，师不宿饱。吃不饱饭的军队能打仗吗？不能。粮草是韩信的大问题。

韩信当然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他肯定准备了粮草。问题是就算有粮，也得能运进来。井陉口的地形，却是“车不得方轨（不能并排），骑不得成列”。先头部队只要走上几百里，粮草就一定落在后面。

因此李左车建议：由他自己率三万人马，出奇兵劫韩信粮草，断其后路。陈馀在井陉坚壁清野，坚守岗位。这样一来，韩信和张耳进不能战，退不能回，漫山遍野找不到东西吃。不出十天，他俩就只能献出人头。

然而陈馀却不听。

陈馀说，义兵不用诈谋！何况韩信兵号称数万，其实不过数千。千里来袭，早就疲惫不堪。遇到这样的敌人都不敢正面作战，岂不被人小看？以后还怎么办？

李左车无可奈何。

其实李左车的计谋，正是韩信担心的。听探子报陈馀不用李左车，韩信喜出望外。他立即下令：大家伙儿先简单吃些点心垫垫，今儿个击破赵军再大会餐！

这话当然鬼都不信。

于是众将领都应付说：诺！

韩信又下令，一万人渡过河水，背水列阵。

这就更像胡闹了。历史上，没人这么打仗的。因此就连赵军将士远远看见，也笑成一团。

韩信却竖起将旗，擂鼓进军。这时的赵军，哪把韩信放在眼里？也打开营门接战。韩信和张耳且战且走，边打边退，一直退到河边，军旗和军鼓也丢了一路。

在赵军看来，这时谁胜谁负已成定局，于是倾巢出动争抢汉军的旗鼓。他们哪里想得到，韩信头天晚上埋伏在旁边的两千轻骑兵，趁机进入空无一人的赵营，把赵军的军旗全部换成了汉军的红旗。

与此同时，退到河边的汉军已无路可退，一个个拼了命殊死搏斗。赵军前不能胜，后无可退，军心大乱，斗志全无，如鸟兽散。汉军的斗志却更加昂扬。他们从河边和赵营两面夹击，赵军阵脚大乱，非死即降。

韩信大获全胜，斩陈馀，擒赵歇。

事后，众将领向韩信求教，问他这是什么战术。

韩信说，兵法里面其实有，只是诸位不留意。《孙子兵法》怎么说？置于死地而后生，置于亡地而后存。我们这支部队，并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等于是驱赶着一群乌合之众去打仗。不把他们逼到死路，哪能战胜？

这就是井陉之战。跟项羽的“破釜沉舟”一样，韩信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背水一战。

井陉，确实是韩信的巨鹿。

韩信却并没有得意忘形，他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胜利。因此，当李左车作为俘虏被押来时，他亲自解开绳索，请李左车坐在西席，自己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求教。

李左车却不敢当。

李左车说：败军之将不敢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左车是将军的战俘，岂敢胡言乱语？

韩信说：不然。做战俘的，差一点是韩信。

李左车这才说：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将军如此错爱，左车愿效愚忠。在左车看来，百战百胜，将军之长；兵疲师老，将军之短。因此无论强齐还是弱燕，都不是将军现在可以进攻的。

韩信问：那该怎么办？

李左车说：解甲休兵。

这是对的。正如李左车所说，韩信的上上之策，莫过于原地休息，养精蓄锐，扩军备战。兵强马壮后，再展开外交攻势。届时，便可不战而屈燕、齐之兵。

韩信采纳了这个建议。他虚心向战败者请教，更值得肯定。事实上，成大事者，必须无一日敢懈怠，无一事敢马虎。韩信做到了这一点，他没理由不成功。

可惜刘邦不同意。

刘邦有刘邦的道理。当时，楚汉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刘邦的大军也被项羽围在荥阳，急需兵力增援，打破僵局，哪有时间耐心等待韩信厉兵秣马？

于是八个月后的某天早上，韩信和张耳一觉醒来，便发现自己的将印和兵符都不见了，刘邦却在军中调兵遣将。原来，刘邦只带滕公夏侯婴一人，自称汉使驰入军营，趁韩信和张耳睡得迷迷糊糊，夺取了兵权。

韩信只好去打齐国。

齐国却投降了。

劝降齐王田广的，就是当年帮助刘邦灭秦的高阳酒徒郦食其。郦食其说，知道将来天下会归谁吗？汉。知道为什么会归汉吗？因为项羽吃独食，刘邦与人分享天下。所以，先降汉的占便宜，后臣服的先灭亡。

田广觉得有道理，便降了汉。[12]

这时，韩信就师出无名了，他准备退兵。

然而蒯通却反对。

蒯通也是纵横家。在陈胜的时代，帮武臣劝降范阳县令徐公的，就是他。纵横家总是要搅局的。蒯通说，郦食其三寸之舌，便下齐七十余城；将军率兵数万，才下赵五十余城。难道将军的数年奋战，竟不如郦某一席话？

韩信说：可是齐国已经投降了呀！

蒯通说：那么汉王下令收兵了吗？

韩信恍然大悟。

汉四年十月，也就是井陉之战一年后，韩信入齐。齐王田广认为自己上当受骗，便把郦食其扔进了油锅。然而毫无戒备的齐，哪是韩信的对手？项羽派来的援兵，也被打得狼奔豕突。齐国七十余城，全部归了韩信。

韩信成为了齐王。

[12]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关键的一票

韩信的王衔，其实来得不太正当。

平定齐国后，韩信给刘邦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齐人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得有人镇住，因此申请代理齐王。

刘邦勃然大怒。在他看来，这无异于敲诈勒索。当时，刘邦被项羽围在荥阳，日夜盼望韩信带兵来救，韩信却在这时要当什么代理齐王，不是敲竹杠是什么？

于是刘邦破口大骂。

这时，张良和陈平都在刘邦身边。

张良和陈平，分别是在汉二年的十月和三月投奔刘邦的。他们当然都知道此刻不能得罪韩信，也挡不住韩信称王，不如做个顺水人情，结成统一战线。

两人便暗中踹了刘邦一脚。

刘邦马上醒悟。

但，先前骂都骂了，也只好继续骂：韩信臭小子太没出息！男子汉大丈夫，建功立业，耀祖光宗，要当就当个真齐王，当什么代理的？

结果，是张良持印赴齐，封韩信为王。

韩信封王，是在汉四年的二月，也就是入齐之后四个月。这时，实力最雄厚的人变成了三个：楚王项羽，汉王刘邦，齐王韩信。韩信的地位骤然上升。

谋士和说客，也都来了。

说客叫武涉，是项羽派来的；谋士即蒯通，是韩信身边的。两人来历不同，判断则一致，都认为韩信已成为刘、项之外的第三种力量，可以权衡天下。韩信的脚投向刘邦，则汉胜；投向项羽，则楚胜；中立，则谁都不胜。[13]

这可真是“举足轻重”。

不过两人的建议却不同。武涉希望韩信助楚，蒯通则不然。所以武涉的提案，很快就被否决。

韩信对武涉说，当年臣服侍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从，这才背楚归汉。汉王授臣上将军印，数十万兵，言听计从，臣才有了今天。臣为什么要背汉归楚呢？请先生替臣向项王谢罪吧！

然而对蒯通的建议，韩信却很犹豫。

蒯通的方案是什么？

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这方案，有理，有利，有节，还具有可操作性。

蒯通说，义兵初起之时，英雄豪杰振臂一呼，有识之士纷纷响应，如同云合雾集，如同鱼鳞密凑，如同烟至风起。这个时候，人们想到的只是要灭亡暴秦而已。

现在呢？无辜之人肝胆涂地，父子兄弟暴尸荒野，全因为楚汉相争，以至于民不聊生，生灵涂炭。

意思也很清楚：这样的战争，应该结束。

谁来结束？

韩信。

怎样结束？

先按兵不动，谁也不帮。然后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一旦时机成熟，便据强齐，携燕赵，出兵西进，为民请命。那时，势必“天下风走而响应矣”。

问题是，这方案可行吗？

可行。蒯通说，刘邦和项羽，相持不下已经三年。双方都损兵折将，智殚勇磨，正所谓“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怨声却载于道路。他们能够动用的力量全都用完了。齐王不动作，谁都不敢先动。

这简直就是天时。

所以，蒯通劝韩信拿定主意。因为天与不受，反受其咎；天与不行，反受其殃；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是这样吗？

是。因为韩信已经谢绝了项羽。不守中立，就只能帮助刘邦。而刘邦这人，是靠不住的。武涉就说，刘邦野心极大而品行极差。项王多次可怜他，他却刚刚脱离危险便反咬项王一口。韩信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全因为项王还在。项王今日亡，明天就轮到韩信！

蒯通则进一步指出，在政治斗争中，交情友谊、亲密战友什么的，都是靠不住的。张耳和陈馀，不就反目为仇吗？文种和范蠡，不就兔死狗烹吗？为什么？“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嘛！

韩信就正是这样。他的威望，已名高天下；他的成功，已经举世无双。蒯通说，具有这样的“震主之威”，又拥有那样的“不赏之功”，归楚则楚人不信，归汉则汉人震恐，只能守中立。不守中立，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历史证明，他们说得没错。

然而韩信犹豫再三之后，还是投了刘邦一票。

韩信为什么既不听武涉的，也不听蒯通的，读者自可见智见仁。也许，他不忍背汉。也许，他心存侥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知恩图报。

事实上，他也是这么跟武涉和蒯通说的。

韩信说，汉王对我恩重如山。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分出自己的饭菜给我吃，让出自己的车子给我坐。我听说，坐了人家的车子，就要承担人家的祸患；穿了人家的衣服，就要分担人家的忧虑；吃了人家的饭菜，就得拼出命来。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

但，韩信没有背汉，也没有出兵。

刘邦无奈，只能请教张良。张良的办法也很简单，就是让刘邦许下诺言：胜利之后，陈县以东归韩信，睢阳以北归彭越。刘邦当场同意。两个月后，韩信的齐军，彭越的魏军，相继到位。汉、齐、魏三军齐发，会师垓下（垓读如该，垓下在今安徽省灵璧县），拜访项羽。[14]

项羽的死期到了。

[13]武涉的话，是“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蒯通的话，是“当今二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为楚则楚胜”。意思完全相同。

[14]见《史记·项羽本纪》，同时可参看《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霸王别姬

项羽原本是可以不死，甚至不败的。[15]

事实上，楚汉战争打到汉四年八月，双方都不想再打下去了。尤其是项羽，兵疲粮绝。于是达成协议：项羽归还刘邦的父亲和妻子，楚汉中分天下。

中分天下的分界线，叫鸿沟。鸿沟原本是一条古运河，是战国时期魏惠王十年（前360）开凿的。故道从今河南省荥阳市引黄河水，至淮阳县流入颍水。以此为界，西为汉，东为楚，这就是所谓“楚河汉界”。

协议达成，楚军山呼万岁。

张良和陈平却对刘邦说，汉已有天下大半，粮草也很充足，项羽则其实撑不下去。这是上天亡楚之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绝不能放虎归山。

刘邦认为有道理，决定打过鸿沟去。

汉五年十月，即和平协议达成后两个月，刘邦单方面毁约，率兵尾追楚军到固陵（今河南省淮阳县）。又两个月后，韩信和彭越的部队赶到，三军合围项羽于垓下。

西楚霸王只能别姬了。

此时，夜色已经深沉，四面都是楚歌，王的帐内点起了巨大的蜡烛，帐外燃起了通明的火把。已知回天无力的项羽在这生死存亡的最后一刻，惦记的是那位名叫虞的姑娘，还有那匹名叫骓（读如追）的骏马。

项羽饮尽杯中之酒，起身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首歌是项羽自己创作的。他反复唱了好几遍，虞姬也应和着一同歌唱，悲壮而苍凉。闻者被深深打动，无不潸然泪下，没有一个人能抬头看他们的王。

项羽泪流满面。

啊，虞兮虞兮奈若何！

没人知道虞最后怎么样了，只知道骓回到了江东。项羽和他的弟兄们，则永远留在了江西。[16]

当晚，项羽率领八百骑兵冲出重围。他们渡过淮河到达了阴岭（今安徽省定远县西北），却又在阴岭迷失道路。于是项羽毅然引兵东向，杀回东城（今安徽省定远县东南）。这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二十八骑了。

他的斗志，却也昂扬到了极点。

项羽对随扈将士说，我自起兵以来，已经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战必胜，攻必克，从没败过。这一回，大概是天要亡我了！那好，我就为诸位痛痛快快再打一次，看看是我不会打仗，还是天要灭我。

说完，大呼驰下，汉军望风披靡，人头纷纷落地。

项羽笑了。

他回过头来得意地看着将士们说：怎么样？扈从将士一起拜倒在地，异口同声地说：如大王言。

这真是孩子气得可以！

很难猜出项羽此时的心理。也许，打了七十多仗，他已经累了。也许，有这七十多仗的战无不胜，他觉得已经够本了。也许，他原本就没把那天下和王位太当回事。他只想能够英武豪雄地痛快一生，也只想在退出战场和退出人生的时候，有一个精彩的谢幕。

唯其如此，他才会放弃“决战”，选择“快战”。[17]

同样，他也才不肯过江东。

实际上项羽来到乌江时，有一条船正在那里等他。而且驾船的乌江亭长告诉项羽，整个乌江之上只有这一条小船，汉军是无论如何也追不过江的。

然而项羽却谢绝了亭长的好意。他只是请亭长把他心爱的战马骓带过江去，自己却不肯上船。项羽说，天要亡我，我过江干什么！想当年，我项籍率领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如今并无一人生还，我有什么脸面去见江东父老？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我难道就无愧于心吗？

项羽决定战死。

视死如归的人是不可抵挡的，身负重伤的项羽仍让他的敌人闻风丧胆。他们把项羽团团围定，却谁也不敢动手。项羽又笑了。他对汉将王翳说：听说贵国出大价钱，赏千金，封万户，买我的人头，我就送个人情给你吧！

说完，项羽一剑砍下了自己的头颅。

就在王翳抢得项羽人头的同时，其他汉军将士也一拥而上，争相纵马践踏，拼死争夺。最后，五个人瓜分了项羽的尸体，分摊了刘邦封赏的那块土地。

一个英雄，就这样不得善终。

这是项羽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

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力战而亡，以其举世无双的英雄气魄结束了史诗般的一生。“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他最冲动，却也最自然的选择。

事实上，自从越王勾践杀死了大夫文种，苏秦和张仪靠诈骗和权谋出将入相，一个时代便已终结。那个被终结的时代充满英雄气质和贵族精神，就像虎和豹；后来的时代却像狼和羊，崇尚利欲和权欲，越来越粗鄙而平庸。

于是我们看到的便是这样一个画面：一头代表着英雄气质和贵族精神的虎或豹，在草原上孤独地死去，而一群粗鄙的狼和平庸的羊则一拥而上，恣意践踏。他们每个人都扯下一块豹皮或一根虎骨叼在嘴里，准备回去邀功请赏。而在不久前，他们根本就不敢看那只虎或豹的眼睛。

这群狼和羊的首领，就是刘邦。

[15]本节述项羽事均见《史记·项羽本纪》。

[16]所谓虞姬歌罢自刎，以及《楚汉春秋》所载虞姬和歌歌词，均系小说家言，不可靠。

[17]此处之“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也有版本作“决战”。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快战与决战的区别，请参看王伯祥《史记选》。

刘邦与项羽

刘邦跟项羽，是两种人。

这一点，韩信和陈平最清楚，因为他们都是从楚营转向汉营的。他们的说法，也大体相同。[18]

先看韩信。

韩信拜将后，曾与刘邦有一次长谈。刘邦问韩信，萧丞相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寡人推荐将军，请问将军有什么计策教导寡人呢？

然而韩信并不直接回答这问题，却是起身一拜反问刘邦：如今与大王争权天下的，岂非就是项王？

刘邦说：是。

韩信又问：大王自己掂量掂量，如果论个人的勇猛和兵势的精强，比得上项王吗？

刘邦默然良久，然后实话实说：我不如他。

韩信又起身再拜说：这就对了。便是韩信，也认为大王不如他。但项王有两条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因此，项王必败无疑。

什么叫匹夫之勇？说白了就是个人英雄主义。在项羽眼里，天下英雄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自己。因此项羽身为主帅，却喜欢冲锋陷阵。每次战斗都身先士卒，自然也都所向披靡。但结果是什么呢？

别人不是饭桶，便是草包，都没了用武之地。

这其实是自己孤立自己。

逞匹夫之勇者，必行妇人之仁。将士们生病受伤，项羽送饭送药，问寒问暖。将士们有了功劳应该封赏，他却把官印紧紧捏在手里摸来摸去，印角都磨圆了也舍不得给人，简直就是小家子气。

小家子气的，多半都小心眼儿。郦食其就说，项羽的特点是“于人之功无所记，于人之罪无所忘，战胜而不得其赏，拔城而不得其封”，谁愿意跟着他干呢？[19]

刘邦则不同。他那里，张良是贵族，陈平是寒士，萧何是县吏，韩信是游民，樊哙是狗屠，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彭越是强盗，周勃是吹鼓手。刘邦却一视同仁，各尽所长，毫不在乎别人说他是杂牌军、草头王。

没错，刘邦是流氓，却是流氓中的英雄，甚至天生就是领袖。他能决策，会用人，知人善任，用人不疑。而且一旦任用，就给足政策和奖赏。

对此，陈平深有体会。

陈平是从楚营叛逃到汉营的。来后不久，就因为遭人嫉妒而被举报，罪名是“盗嫂受金，反复无常”。刘邦接到举报，便叫来介绍人魏无知，责问他是怎么推荐人的。

魏无知却满不在乎。他说，陈平有没有情人，收没收红包，臣不知道，只知道他有才能。王上要的是人才，那又何必去管人家的私生活？

于是刘邦找陈平谈话。

刘邦问陈平：先生起先事魏，后来事楚，现在又跟了寡人，难道忠实诚信的人会如此三心二意吗？

陈平回答说：不错，臣是先后事奉过魏王和项王。但是，魏王不能用人，臣只好投奔项王。项王又不能信任人，臣只好又投奔大王。臣是光着身子一文不名逃出来的，不接受别人的资助，就没法生活。臣的计谋，大王如果觉得可取，请予采用。如果一无可取，就请让臣下岗。别人送给臣的钱全都没动，臣分文不少如数交公就是。

刘邦一听，马上起身向陈平道歉，厚赠礼物，还委任陈平为监统军队的护军中尉（宪兵总司令）。

后来，陈平又建议刘邦用反间计对付项羽，刘邦立即拨款铜四万斤，任由陈平使用，不用审计也不用报销。结果陈平略施小计，就让范增等人失去了信任。

所以陈平跟韩信他们一样，都认为项羽会失败，刘邦会成功，但陈平说得更透彻。陈平曾当着刘邦的面这样点评：项王恭敬爱人，大王粗俗无礼。然而项王吝啬小气，王上出手大方，因此大家都到汉营来。

这就说到点子上了。

没错，论个人能力和魅力，刘邦是比不上项羽。但天下大事，却不是一个人可以搞掂的。那么请问，一个能够纵横天下的团队，又靠什么集结起来？

刘邦靠的是利。

这一点，刘邦集团的人都不讳言。刘邦称帝后，曾经问过群臣一个问题：朕与项王，为什么一成一败？

将军高起和王陵说，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打下来就赐给他，这就是与天下同利。项羽呢？打了胜仗不论人家的功劳，占了城池不给人家好处，当然要丢天下了。

刘邦表示同意，但补充了一条：会用人。[20]

其实他的会用人，就包括多给好处（饶人以爵邑）。所以项羽身边，不乏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刘邦身边，则多是贪财好色的鸡鸣狗盗之徒。

只不过，这些人都很能干。

这就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用人，以什么为标准？

魏无知替刘邦回答了。

面对不该推荐陈平的指责，魏无知说：臣看中的是才能，王上问的是品行。那么请问，现在有一个大孝子，却什么事情都不会做，王上用他吗？

刘邦一言不发。

是啊，一个“盗嫂受金，无德无行”的人都当了宪兵总司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21]

但这绝不意味着刘项之别在德与才，事实上项羽干的缺德事也不少。刘邦曾当面数落项羽十大罪状，比如弑主、杀降、背约、贪财等等，大体都是事实。他的个人魅力，是审美魅力，不是道德魅力。[22]

项羽确实是好看的。包括他的征战，别姬，酷，孩子气，都好看。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刘邦，则一点都不好看。因此，后世之人多半同情项羽，不喜欢刘邦。他们在表达同情和欣赏时，也忘掉了项羽坑杀降卒二十万，多次屠城，纵容军队烧杀掠抢和强奸妇女的罪行。[23]

很显然，讲审美，选项羽；讲实惠，选刘邦。贵族的时代讲审美，平民的时代讲实惠。历史选择了刘邦，只能说明时代变了，而且非变不可。

直径17.5厘米，出土于陕西西安汉长安城遗址。

汉五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于定陶。七年半以后，已定都长安的他回到故乡沛县，尽召故人父老子弟畅饮。酒酣之际，刘邦亲手击筑，自为歌诗——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此歌一出，和声四起。刘邦离座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他拉着乡亲们的手说，游子悲故乡！我虽然不得不定都关中，但百年之后，魂魄还是要回沛中来的。[24]

看来，刘邦虽然无情，却并不冷酷；虽然现实，却也有诗意。但他代表的，却毕竟是一个冷酷无情、摧残人性的制度，是一个必然要以权欲和利欲代替英雄气质和贵族精神的制度。而且，这个制度将延续两千多年。

新时代开始了。

这个时代，是从秦开始的。

[18]韩信的说法，均见《史记·淮阴侯列传》；陈平的说法，均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19]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0]见《史记·高祖本纪》。

[21]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22]见《史记·项羽本纪》。

[23]关于刘邦和项羽的比较，亦请参看拙著《品人录》。

[24]见《史记·高祖本纪》。

第五章
大秦没死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刘邦称帝以后，秦就正式变成了汉。以前是秦朝、秦代、秦帝国，现在是汉朝、汉代、汉帝国。二者之间的四年半（五十四个月），无名称。

名称是项羽弄丢的。

不弄丢也不可能。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山东豪杰并起亡秦”，天下并不是哪一家的。只不过项羽仗着自己实力雄厚，霸王硬上弓，主持了他们的坐地分赃。

可惜，楚霸王并非周天子，楚怀王就更不是。所以这时的天下，便不能叫“楚”。别人不同意，项羽自己也不愿意。他不管怀王叫“楚帝”，就是证明。

大家都心怀鬼胎，也只好不伦不类。于是，一个假皇帝加一群山大王，便构成了秦亡以后的局面。

结果，天下乱作一团。

这个覆辙，岂能重蹈？

何况刘邦原本就跟项羽不同。他当然是汉帝，他的天下也当然是汉天下。但，刘邦又不同于嬴政。嬴政的天下确实是秦的，没谁能跟他分摊，他当然可以废封建，行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

刘邦也可以吗？

不能。因为天下不是他一家的，也不是他们这一个方面军单独打下来的。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齐王韩信，韩王韩信（战国时期韩襄王孙，以下称韩王信，以区别于此刻的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衡山王吴芮，都早已称王或封王，没封的彭越正等着封，也不能爽约。

但问题是，郡县制或帝国制是大势所趋。谁要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就叫反动。反动是没有好下场的，事实上刘邦也更喜欢郡县制。想当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殷王司马卬和魏王魏豹的地盘，便都被他改为郡县，现在难道要改回去？

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刘邦面临着抉择。

周制，还是秦制？

邦国，还是帝国？

封建，还是郡县？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然而判断的标准却也简单，那就是首先考虑如何安定天下，稳定人心，最好还能通过制度的安排，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这是每个新政权都要面对的大问题。周公姬旦想过，秦王嬴政也想过，现在轮到刘邦。

刘邦的选择余地却不大。该封的王国必须封，该设的郡县还得设，也只能先封建后郡县，半封建半郡县。

于是刘邦宣布：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原封不动”；只有王衔没有地盘的韩王信仍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封魏相国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1]

这七个，全是异姓王，没有一个是刘邦的子弟。他的部下也不封王，只封侯。侯与王差别很大。王是诸侯，对王国享有治权；侯是列侯，对封区只有财权，也就是户数定额的赋税徭役。一般千户，最多上万，叫万户侯。

侯的封土也无法与王相比。王的领地至少一郡，多至数郡。侯，一般最多一县，叫县侯；其次一乡，叫乡侯；再次一亭，叫亭侯。县、乡、亭，都是郡县制的行政单位，也都由当地政府管理，侯们是不能管的。

也就是说，王国之外，一律郡县。

这就是刘邦创造的“半封建制”，也叫“郡国制”。它跟西周“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封建大夫”的“全封建制”一样，也是政治斗争妥协的结果。

那么，天下安定了吗？

没有。

刘邦称帝几个月后，燕王臧荼就反了。以后，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五王也都反叛，或被说成反叛。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里面真正存心造反的只有臧荼，其他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甚至“奉旨造反”。[2]

比如张敖。

张敖是赵王张耳的儿子，汉帝刘邦的女婿，鲁元公主的丈夫。他对自己的皇帝和岳父，极尽臣子之忠。刘邦对他却十分无礼，甚至开口就骂。这就引起了赵相贯高等人的不满。他们去见张敖，鼓动他造反。

赵王张敖死活不干，急得手指头都咬出血来。

贯高等人决定自己动手，并承担一切后果。汉八年冬，刘邦平叛路过赵国，贯高他们便准备在柏人（今河北省隆尧县）实施谋杀。但因为刘邦突然改变行程，未遂。

这起未遂谋杀案的结果，是张敖和贯高都被逮捕。贯高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咬定赵王与此案无关。刘邦查明真相后，不但释放了张敖，而且赦免了贯高。

负责调查的人遵命把这消息送到狱中。

贯高问：我的王真被释放了吗？

来人说：是。皇上敬重足下是条汉子，也赦免足下。

贯高却说：臣之所以体无完肤仍然苟活，就因为害怕说不清赵王的冤情。赵王出狱，臣的责任已尽。身为人臣而负篡逆之名，哪有脸面侍奉皇上？

于是贯高自杀。[3]

张敖总算死里逃生。但同时，他也失去了王位和王国。刘邦把他贬为侯爵，赵王则换成了刘邦宠姬戚夫人的儿子如意。这当然很冤，却还不是最冤的。

最冤的是彭越。

彭越根本就没想造反，只不过在刘邦御驾亲征平息叛乱时，称病不肯从军。彭越怎么想的，不清楚。也许，他确实是累了。也许，他不过想保存实力。但这顶多也只能算消极怠工，却被以谋反的罪名逮捕。而且，刘邦不但诛灭彭越三族，还将他剁成肉酱赐给诸侯。[4]

这，岂非丧心病狂？

好像不是。

[1]见《史记·高祖本纪》，下同。

[2]据《史记·高祖本纪》，刘邦称帝是在汉五年正月，臧荼造反是在十月；据《资治通鉴》卷十一，刘邦称帝是在汉五年二月，臧荼造反是在七月。臧荼本是燕将，后来被项羽封为燕王，原来的燕王韩广则被贬为辽东王。韩广不肯去辽东，臧荼就把他杀了，连同辽东也一起吞并。见《史记·项羽本纪》。此人在楚汉战争中大约是守中立的。

[3]张敖、贯高事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4]彭越事见《史记·魏豹彭越列传》，被剁成肉酱见《黥布列传》。

杀戒因何而开

事实证明，刘邦并非精神病，也不是杀人狂，因为有许多可杀之人他都没杀。

比如贯高，比如栾布。

栾布是梁国的大夫。梁王彭越被捕时，他正出使齐国。等他使齐归来，彭越的人头已经挂在了洛阳城楼。同时刘邦还下令：有胆敢收尸或探望的，杀无赦！

然而栾布置若罔闻。他来到彭越的人头之下，从容汇报出使过程，然后扑倒在地，拜祭彭越，痛哭一场。

这在栾布，是理所应当。于公，彭越是他的国王，他当然要面对彭越奏事，履行程序。于私，彭越是他的恩人，他当然要沉痛哀悼，上一瓣心香。有什么不对吗？

但在刘邦，这就是公然抗命。

因此，当负责现场的官吏将栾布逮捕，送到刘邦跟前时，刘邦勃然大怒，下令将栾布扔进油锅。

栾布从容地问：可以说一句话再死吗？

刘邦说：你讲！

栾布说：当年，皇上困于彭城，败于荥阳，危于城皋，项羽之所以不能西进穷追，就因为彭王据守在大梁，与汉联盟。那时，彭王只要稍微把头一歪，还有今天吗？

刘邦没有话说。

栾布又说：如今天下已定，彭王难道就不该安享太平吗？想不到只因卧病在床，一次征兵不到，皇上就疑心他谋反。证据拿不到，就找些小岔子来治他的死罪，还屠灭三族，就不怕天下功臣人人自危吗？

刘邦也无话可说。

栾布再说：现在，彭王已被皇上杀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请让我自己跳进锅里去吧！

刘邦立即下令释放栾布，并拜他为都尉。[5]

还有蒯通。

前面说过，刘邦和项羽相持不下时，蒯通曾经力劝韩信严守中立，鼎足而居。韩信临死前，也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刘邦得知这一故事，便将蒯通捉拿归案。

刘邦问：当年，是你教韩信谋反吗？

蒯通说：一点不错！可惜那小子不听臣的。如果他肯听臣之计，今天哪有陛下什么事？

刘邦说：烹之（杀了他）！

蒯通说：冤枉！

刘邦说：你教韩信谋反，有什么冤？

蒯通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个时候，当然是谁个子高跑得快，谁就得手啦！所以那时节，臣只知道有韩信，不知道有陛下。再说了，当年磨快了刀子想干陛下这营生的，多了去，又岂能尽烹？

刘邦说：置之（放了他）！

蒯通策反韩信，贯高暗杀刘邦，事实俱在，本人也供认不讳。刘邦却不杀他们，也不因为栾布和蒯通的顶撞而恼羞成怒，这难道是丧心病狂？

因此他的杀人，就只有一个原因：政治需要。

这一点，可以从彭越案看得很清楚。

彭越被捕后，刘邦其实也知道他是冤枉的，因此并没有杀他，而是贬到蜀郡为庶民。彭越西行路遇吕后，向吕后哭诉自己的冤屈。吕后听了却对刘邦说，彭越这人能量很大，如不斩草除根，只怕后患无穷。

于是重新审理此案，将彭越置于死地。

再看韩王信。

韩王信反，是因为打不过匈奴，只能降胡反汉。但韩王信的封地原本在颍川，跟匈奴十万八千里，怎么会屡遭侵略，以至于降了匈奴呢？

因为刘邦把他的封地从颍川郡迁到了太原郡。

那么，刘邦又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颍川郡北近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县）、洛阳，南迫宛城（今河南省南阳市）、叶县（叶读如射，今河南省叶县），东有淮阳（今河南省淮阳县），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皆天下劲兵处），刘邦不能不捏在自己手里。[6]

这就是刘邦大开杀戒的真实原因。

很显然，迫于无奈，刘邦在胜利之后册封或承认了七个异姓王。但，除长沙王吴芮国小力弱外，他对其他六个王都是不放心的。这才徙封韩王韩信，夺国赵王张敖，诬陷梁王彭越。徙韩夺赵是要地，杀害彭越是防人。

刘邦的贪婪、防范和猜忌，已是毫不掩饰。

结果，淮南王英布反。

英布是倒数第二个被消灭的异姓诸侯王。此前，依次是燕王臧荼、韩王韩信、赵王张敖、楚王韩信、梁王彭越；之后，则还有燕王卢绾。卢绾是臧荼被灭以后封的，又在汉十二年被灭，新封的燕王则为刘邦的儿子刘建。

那么，英布如果不反，刘邦会灭了他吗？

难讲。因为英布的王国，拥有长江下游的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相当于今天的安徽和江西两省。这么大一块地方，刘邦是迟早要吞并的。

英布则不反也不行。夏侯婴曾经问一位长者，皇上待他不薄，英布为什么还要造反？长者说，英布感到了危险嘛！当今天下功高震主的，就是韩信、彭越和英布。那么想想看，去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今年不就轮到英布了吗？那还不如自己造反算了。

然而英布毕竟是英布。他可是在陈胜的时代就已经起义，项梁的时代就已经从军的老革命。所以，他与刘邦战于庸城（今安徽省宿州市）阵前相见时，竟毫无愧色。

刘邦问：你何苦要造反？

英布答：老子想当皇帝！[7]

这话说得漂亮，可惜皇帝只能有一个。汉十二年十月，英布战败而死，淮南国则封给了刘邦的儿子刘长。

英布失败了。

但受过黥刑的土匪英布，却比韩信潇洒得多！

[5]见《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6]韩王信之事见《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7]见《史记·黥布列传》。

韩信之死

韩信没想到自己会死。

事实上刘邦原本也没打算杀韩信，韩信最后是被吕后谋杀的。建国之初，刘邦只是把他从齐王徙封为楚王。这当然是耍了心眼。齐国何等重要，岂能放心地交给韩信？再说这王位是韩信勒索来的，刘邦也不爽。

不过刘邦的理由却很正当：义帝没有后代，韩信又是楚人。楚人治楚，衣锦还乡，都说得过去吧？[8]

韩信自己，似乎也很满意这安排。他回到家乡，找到当年帮助和羞辱过自己的人，重谢前者，宽恕后者，堪称与民同乐，并没有辜负刘邦的一番好意。[9]

可惜好景不长。韩信大约只做了半年楚王，就有人上书朝廷举报他谋反。谁写的举报信，出于什么动机，都已无法确知，但朝中将领们的反应却相当一致。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请皇上立即发兵，活埋了那小子！

韩信的人缘，看来并不好。

刘邦却没有立即表态，而是去问陈平。

陈平推辞再三。

刘邦执意要问。

陈平问：举报韩信谋反，有其他人知道吗？

刘邦说：没有。

陈平问：韩信自己知道吗？

刘邦说：不知道。

陈平问：陛下的兵比韩信更精吗？

刘邦说：不能比。

陈平又问：陛下的将比韩信更强吗？

刘邦说：比不上。

陈平说：兵不如人家的精，将不如人家的强，却发兵去讨伐，不是逼着撵着人家造反吗？

刘邦说：为之奈何？

陈平说：如果只是对付韩信，用不着百万雄兵，一名战士就够了。请皇上伪称巡狩云梦泽。天子巡视，诸侯必须郊迎。到时候，秘密逮捕就是。

刘邦然其计，立即昭告天下，随即南巡。[10]

诏书传达到楚，韩信慌了。

韩信并未做贼，为什么心虚？因为楚国名将钟离眜（读如末；亦写作眛，读如妹）藏在他那里。这是刘邦下令全国通缉的要犯，却被韩信保护起来。但为了自保，韩信只好昧着良心杀了钟离眜，带着他的人头去见刘邦。

刘邦根本就不吃这一套，韩信也被立即捆绑起来扔进车里。韩信仰天长叹：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在天下已定，我是该死了！刘邦却回过头说：少废话！你以为反迹还不彰明吗？

不过韩信并没有被杀，仅被贬为淮阴侯。看来，刘邦只是想要他的权、他的地，并不想要他的命。

韩信自己，却起了谋反的心思。

汉十年九月，汉将陈豨在边地反叛，自立为代王。刘邦御驾亲征，韩信称病不从，却派人送信给陈豨，准备在京城做内应。结果事不缜密，被手下人举报。

吕后接到密告，便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豨已死，列侯和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结果刚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并被吕后处死在长乐宫钟室。

韩信之死，是史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更被文学艺术作品一再演绎。不少人甚至认为，韩信的谋反根本就是冤假错案。想想看吧，他最有实力也最有条件的时候不反，现在等于软禁在家，反什么呢？只不过，这错案已被刘邦和吕后铸成铁案，司马迁也翻不过来。

关于这个问题，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大约可以肯定，此事确系吕后所为，或吕后与萧何合谋。当年月下追韩信的萧何为什么要与吕后联手，也不清楚。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刘邦对这一结果既感到惊喜，又略有遗憾。

对，且喜且怜之。

那么，刘邦临行前是否对吕后有过授权、交代或者暗示？同样不清楚。但吕后可以事先不请示，事后也不通气，自然有原因。总之，吕后比刘邦要狠毒得多。她没有片刻犹豫和怜惜，干净利索地就把韩信干掉了。韩信这才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以至于竟被妇人所戮。

是啊，他只知道讥笑项羽的妇人之仁，却不知道这毛病自己也有，更没想到妇人也未必都仁的。

但，他应该知道自己不是刘邦的对手。

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刘邦经常找他聊天。他们共同回忆过去的岁月，议论诸将的才能。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

韩信说：超不过十万。

刘邦又问：你呢？

韩信说：越多越好。

刘邦笑：好一个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

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驾驭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好嘛，那你还要谋反？

韩信被杀，是在汉十一年正月。与此同时，韩王信也被杀。一个月后，即同年三月，彭越被灭三族。又过四个月，即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三个月后，即汉十二年十月，刘邦与英布会战。英布兵败被杀，刘邦则因为被流矢所中，在半年后不治身亡。

一个个英雄或枭雄就这样谢幕退场，不是身败，便是名裂，真不知是为了什么。

也许，这得去问秦始皇。

[8]见《史记·高祖本纪》。

[9]本节述韩信事，如无另注者均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10]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秦主义

秦始皇的尸体运到咸阳时，早已腐臭。

当然要臭的。他崩于沙丘是在七月，葬于骊山是在九月。这么长的时间这么长的路，又是热天，不臭才怪。因此也有人认为，这尸体根本就没运回去，也不可能运。坐在车里和埋在皇帝陵的，其实都是替身。[11]

也许吧，也许。

但可以肯定，无论秦始皇本人埋在了哪里，他的事业都没有被埋葬。祖龙虽死秦犹在。刘邦和他的后继者接手了秦始皇的所有遗产，包括他开拓的疆域，他开创的制度，他开辟的道路，以及背后的理想。

秦始皇也有理想吗？

左图为秦始皇陵铜车马，1:1复原实物，技艺精湛。右图为御者俑，表现操作铜车马的兵吏。规模宏大的兵马俑是大秦帝国的一大遗产，也是秦始皇理想的一种表征。

当然。[12]

没有证据证明，夺取了天下的秦始皇，像当年的周武王一样举行了开国大典。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懵懂的。相反，秦始皇清楚地认识到了三点：第一，他做的事情前所未有；第二，他建立的制度将延续下去；第三，他的事业如果成功，将永远消灭战争，实现世界和平。[13]

如此理想，岂非远大？

没人知道秦始皇为什么会这样想。也许，作为战火中成长的一代，他对战争有着别样的看法。在他看来，战争是可恶的；而战争的总根源，就是诸侯林立的封建制。

秦始皇说对了吗？

有一定道理。据统计，春秋时期八十多年间，仅郑国参加的战争就多达七十二次以上，宋国的参战也不少于四十六次。他们进行这些战争，有时是要服从霸主的命令，有时是为了自卫，有时则是侵略别人。[14]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事实上，春秋无义战。春秋的战争几乎都是侵略战争，战国就更是。抵抗外族入侵的反侵略战争也有，但更多的是华夏民族窝里斗。开始不过争当老大，后来就变成兼并别国。也就在前面说的八十多年间，仅楚国一家，就灭了江、六（读如陆）、蓼（读如瞭，第三声）、庸、萧五国，以及群舒（分布在今安徽省北部的少数民族）。

其他邦国也不含糊。齐灭莱，秦灭滑，鲁灭邾（读如朱），莒（读如举）灭鄫（读如增）。莒，后来是被楚灭了的。但在这会儿，也不放过兼并别国的机会。[15]

那么，这是中国国情，或君主制的罪恶吗？

也未必，并非君主制的古希腊同样战火纷飞。那些独立、自由、平等的城邦，就像我们的东周列国一样大打出手。民主制的雅典与贵族制的斯巴达为了称霸全希腊，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间长达二十七年之久，跟我们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有得一拼。

更不像话的是，为了在这自相残杀中胜出，他们竟不惜勾结希腊的宿敌波斯。这跟制度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原本就是例外。[16]

相反，从分散弱小的部落国家，到相对强大的独立王国，再通过战争变成统一大帝国，几乎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道路。埃及、印度、巴比伦，都如此。就连罗马，虽然坚持共和政体五百年，最后还是扛不住。希腊人自己无法完成这一转变，便只好由马其顿人代劳。[17]

历史潮流，大抵如此。

秦始皇当然没读过世界史，也不会去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他的想法可能很简单：既然君主必不可少，那么，与其一堆人当国王，不如一个人当皇帝。

这就是秦始皇的主义，秦主义。

秦主义的核心关键词是皇帝。因此，他们为皇帝规定了一系列特权和专用名词。皇帝下达指示叫制，颁布命令叫诏，自称则为朕（周王称不穀，诸侯称寡人）。朕，原本就是“自身”的意思。以前谁都可以这么说，现在不行了。皇帝要唯我独尊，臣民便只好身不由己。

问题是，有了皇帝，天下就太平了吗？

也没有，反而打得更凶，因为当皇帝成了最大的诱惑。当年张敖被诬谋反，连吕后都来说情，认为看在鲁元公主的份上，张敖应该不至于。刘邦却说，为什么不会？他要是得了天下，有的是鲁元公主。[18]

显然，仅仅确定天下只有一个皇帝还不行，还得保证这皇位是不可争夺的。这样看，刘邦倒是在完成秦始皇未竟之事业，完善秦主义；韩信、彭越、英布的不幸，则在于不该生活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

汉初的大屠杀，只能这样理解。

然而刘邦却犯了另一个错误。他只知道防外人，不知道防家贼。在逐一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以后，刘邦把他们的地盘封给了兄弟和子侄。他万万没想到，由于都是凤子龙孙，这些家伙造起反来，比不姓刘的更加理直气壮。

刘邦没想到的，秦始皇更想不到。

不过我们总算有皇帝了。他被规定为皇天上帝的嫡长子，拥有普天之下最高和唯一的统治权，包括决策权、审批权、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和裁判权，简直就是集天下权力于一身，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

秦始皇的理想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刘邦以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半封建的郡国制被废除，汉帝国全面实行郡县制。从此，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再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内战，又实现了二百年的国内和平。

至于帝国制度，则延续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占据中华文明史大约十分之六的时间。

如此看来，大秦岂非没死？

是的。一种尚有争议的说法甚至认为，China其实就是秦，是“秦”这个字的读音。这虽然无法得到确证，却比解释为丝绸和瓷器更具象征意义。事实上在20世纪前，China确实就是秦，是不叫大秦帝国的大秦帝国，就连少数民族建立的那些或长或短的王朝也不例外。

这，又是为什么呢？

[11]请参看马兆锋《英雄时代》。

[12]台湾学者杜维运先生即称，秦始皇君臣在公元前221年的建树“背后实具有一种纯粹远大的理想”。见杜维运《中国通史》，台湾三民书局版。

[13]第一点，可由李斯等人的话证明：“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第二点，可由秦始皇的话证明：“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第三点，也可由秦始皇的话证明：“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14]这八十年间，是从城濮之战到湛阪之战。详请参看张荫麟《中国史纲》。

[15]江，在今河南省正阳县；六，在今安徽省六安市；蓼，在今河南省固始县；庸，在今湖北省竹山县；萧，在今安徽省萧县；莱，在今山东省黄县；滑，在今河南省偃师县；邾即邹，在今山东省邹城市；莒，在今山东省莒县；鄫，在今山东省枣庄市。

[16]请参看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17]请参看顾准《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一文，已收入《顾准文集》。

[18]见《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集权是一种必然

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换凭借依仗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

历史是漫长的，探索也是多样的。

最早的方式是凭借武力。谁的拳头硬，刀子快，谁就拥有土地、牲畜、女人和荣誉。反之，则成为他人的奴隶。武力的强弱，是唯一的标准和选项。

由此建立的，是“武力社会”。

武力社会是野蛮的，也不能持续发展。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只能靠发展生产力。依靠掠夺来积累财富，则不但成本高，风险大，也不利于全人类。

放下屠刀是迟早的事，问题只在拿起什么。

也有不同的选择。

一部分人拿起了算盘，他们是商业民族。商业民族主张自由贸易，资金的多少便成为支配的力量。由此建立起来的是“财力社会”，资本主义是其典型。

另一部分人选择了权杖，主张根据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由此建立起来的是“权力社会”，中华帝国是其典型。

武力社会，财力社会，权力社会，三大类型。

这三种社会类型，历史上都曾经存在。部落国家，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希腊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华夏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

所以，它们都得变。

希腊城邦的方向，是发展为“准帝国”。但，雅典帝国也好，斯巴达帝国也罢，其实不过国家联盟。斯巴达和雅典都只是盟主国，不是宗主国。其地位，与周王国和周天子无法相比，仅相当于齐桓、晋文一类的霸业。[19]

事实上，希腊城邦永远都不可能变成帝国。因为自由贸易与专制集权，在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因此，他们只能先被马其顿帝国吞并，后被罗马人征服。他们的社会理想则只能到资本主义时代，在其他商业国家实现。

华夏邦国则不同。

邦国是一定会发展为帝国的，因为邦国原本就是政治妥协和政治交易的结果。当时的周天子，并没有能力像埃及法老纳尔迈、亚述国王萨尔贡、波斯国王居鲁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便只好分封诸侯，分出自己的权力，赎买诸侯们的武力。

很好！以权力换武力，以土地换和平。

问题是，这笔交易为什么能够达成？因为各路诸侯都已经不再是流寇。流寇一旦变成坐寇，就会进一步要求变成王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有，都是坐寇变的。只不过，转型成功就叫王侯，失败则叫匪寇。成王败寇。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武力转化为权力，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是历史的趋势，尽管那权力是靠武力获得的。

因此，人类早期的战争会有两个结果：一方面，资源和财富会集中在某个特别有武力的集团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同时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这跟黑社会成功以后要做合法生意，是同一个道理。

于是，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社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发生质变。武力社会必然过渡到权力社会，邦国也必然会转变为帝国。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

它的特点，就是集权。

集权是必然的，因为帝国的缔造者原本就是军事集团。军事集团最喜欢权力集中和领袖独裁，因为非如此不能克敌制胜。所以，权力社会的统治者无不集权，也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

更何况，集权并不难，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根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20]

事实上，农业民族更喜欢的也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带来不幸，但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别无选择，农业民族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21]

帝国制度，呼之欲出。

那么，之前八百年的邦国时代，又作何解释？

邦国是帝国的预备阶段。它跟希腊城邦制度一样，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和探索。但，邦国也好，城邦也罢，都只适用于城市国家。小国寡民，才有可能或者直接民主（希腊），或者直接君主（华夏）。一旦变成领土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就只能实行“议员代表民意”的代议制，或“官员代理王权”的代理制。

所以，大国行民主，只能是联邦；大国行君主，则势必要集权。唯其如此，邦国制度才会瓦解，天下也得重新洗牌。先是侯国变成了公国，后是公国变成了王国。王国都是领土国家，也都实行郡县制。分权制的邦国让位于集权制的帝国，已是势不可挡，势在必行。

但这绝不意味着之前的邦国时代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这八百年的预备阶段，中华帝国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帝国，却是最典型也最成熟的帝国。

不过这一点，要到汉武帝之后才能看出。

现在让我们回到秦。很显然，秦能够兼并天下创立帝国，一定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和文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换句话说，秦人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是他们的荣幸，也是他们的荣耀。[22]

既然如此，秦又为什么会二世而亡？

[19]请参看顾准《希腊城邦制度》。

[20]请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21]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只有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会揭竿而起。但在这时，他们是把起义领袖视为“真命天子”的，而且希望这些领袖一旦打下了江山，就立即放下屠刀，拿起权杖。

[22]亦请参看拙著《帝国的终结》。

秦亡之鉴

一般地说，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果迅速灭亡，多半只有三种原因：要么是制度有问题，要么是政治有问题，要么是制度和政治都有问题。

秦，是哪一种？

柳宗元认为是第二种：政治有问题。柳宗元说，秦亡和周亡是不同的。周亡在制度，政治没问题。秦亡在政治，制度没问题。秦失于政，周失于制，都很清楚。[23]

这当然可以讨论。

实际上，周和秦，并不能相提并论。周是八百年而亡，秦是二世而亡，岂可同日而语？因此，也许周的制度和政治都没问题，只是老了。周，怕是衰竭而死吧？

秦，就不该这样。

没错，秦是少年壮志，新做人家，应该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开创出一片新气象来。

这也是大家的愿望。

事实上，大秦帝国建立之初，不但统治者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被统治者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不管怎么说，一个盼望已久的最高权威总算出现了，人们当然不吝以最大的善意，希望他能把幸福洒满人间。[24]

结果却是失望。秦始皇并没有带来阳光和雨露。他施加于人民的，是暴力，是血腥，是苛政。

秦政即苛政，正如秦制即帝制，这是已被反复证明过的。秦制与秦政，也都是秦主义的现实化。但，帝制和苛政并不画等号，正如专制未必都独裁。有开明专制，有集体专制。西汉初年就是开明专制，唐宋两代就是集体专制。既专制又独裁，要到朱元璋以后。

那么，秦为什么是帝制加苛政呢？

也许，天然如此。

前面说过，秦，是华夏化的戎狄。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靠着强弓劲弩和铁马金戈，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因此他们崇尚武力，信仰强权，相信重赏之下出勇夫，高压之下出良民，战马兵车出政权。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都这样。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集团，一个以武力获取权力的军事集团，当他们小鱼吃大鱼，骤然吞并天下，需要巩固政权保卫成果时，能想到的办法又会是什么呢？

也只有军事管制加严刑峻法。

这就是苛政的来历。

没错，作为帝国制度的创造者，秦人对于如何治理和统治新国家，其实一无所知，只能照搬王国时代的成功经验。他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是死路一条。

秦人的错误不难理解。因为就连刘邦，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刘邦称帝以后，有一位名叫陆贾的人常常在他耳边讲诗书。刘邦竟大爆粗口骂道：你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得来的，讲他娘的什么诗书？

陆贾却反问：在马上得来的，也能在马上治理吗？[25]

这话后来成了名言。

问题是，为什么天下能在马上得，不能在马上治？

因为得天下靠武力，治天下靠权力。

的确，权力和武力是不一样的。武力是暴力，权力则不是，所以权力社会一定会取代武力社会。也因此，即便帝国的权力是靠武力获得和维持的，也只能表现为“非典型暴力”。然而秦始皇他们，却把非典型暴力（权力）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之亡，确实在政治。

换句话说，他们还没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他们的灭亡，跟亚述帝国如出一辙。[26]

但，秦制就没问题吗？

也有。

前面说过，秦帝国的大厦是由两根支柱来支撑的：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这两根支柱互为因果。要集权于中央，就必须消灭世袭的领主和封建的邦国。留下的空白，则由官员和郡县来填补。官员既然只是皇权的代理人，至高权力当然仍在皇帝那里。两根支柱，其实是一根。

独木难支，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从“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到“楚人一炬，可怜焦土”，阿房宫的兴废折射着秦帝国的兴衰。“秦并天下”最终让位于“汉并天下”，另一个帝国即将雄起。图据今人想象绘制。

显然，秦之亡既在政治，也在制度。政治上的补救办法，是把苛政变成仁政，至少看起来像仁政。制度上的补救办法，则是在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之外，再立一根支柱。只有这样，帝国才真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秦政必须转变为汉政，秦制也必须转变为汉制。这当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需要探索和实践。但毕其功于一役的，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汉武的帝国》

[23]请参看柳宗元《封建论》。

[24]据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都真心拥护新的政权（天下之士斐然向风），人民群众也抱有极大希望（莫不虚心而仰上）。请参看贾谊《过秦论》。

[25]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6]关于亚述帝国因使用暴力而灭亡，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第六章。

后记
我们有选择吗

从这一卷开始，本中华史进入第二部。

第二部叫“第一帝国”。[1]

帝国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的分量很重。它历时长达两千一百三十二年，是三千七百年的大约十分之六。之前的战国，是邦国向帝国的转变阶段。战国之前，西周、东周、春秋，是邦国时代。西周之前，是早期国家时代，其中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夏是部落国家。再往前追溯，所谓“三皇五帝”是在史前史，不在文明史。

因此，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可以统称为“前帝国时代”。夏以前，则是“前国家时代”。

前帝国时代和前国家时代的故事，构成了本中华史的第一部“中华根”。这是一段艰难而迷人的旅行。《祖先》是破冰之旅，《国家》是巡航之旅，《奠基者》是寻根之旅，《青春志》是心灵之旅，《从春秋到战国》是高手过招，《百家争鸣》是头脑风暴。百家争鸣之后，秦并天下。

进入帝国时代，海面便变得开阔。

是的。本中华史第二部六卷将要展现的，是八百年的历史。这里面，有两个短命的王朝（秦和晋），一个或两个长命的王朝（西汉和东汉），还有天下三分（三国）和南北对峙（南北朝），内容足够丰富，视野足够开阔。

但，开阔未必是好事，因为容易迷失方向。

把握方向的唯一办法是看清目标。目标是什么呢？三千七百年以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因此，当我们走到秦并天下的历史关头时，不禁要问：有选择吗？

好像没有。

没错，我们确实选择过，也探索过，实践过，西周创立的封建制度或邦国制度就是。是啊，三级所有，层层分权，各自为政，包产到户，处处都与帝国制度相反。这种制度如果试验成功，岂非可以走上另一条路？

可惜，并无可能。

为什么没有可能，本卷已经作了解释：通过战争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不同的是，我们民族在帝国之前还有过邦国。

邦国制度是中国人的独创，正如城邦制度是希腊人的发明。邦国与城邦的明显区别，也包括东周列国与印度列国的区别，以及与西亚的区别，就在于各邦国之上，还有一个“天下共主”，这就是周王国和周天子。

这样一个“莫非王土”的天下，以及“奉天承运”的天子，是世界其他民族在“前帝国时代”所没有的，更是城邦制度的希腊没有的，堪称独一无二。

结果是什么呢？

与亚述帝国、波斯帝国、孔雀帝国等等相比，中华帝国更具有法理上和心理上的正当性。是的，天子原本就有，也必须有。战国无天子，天下就争战不休，乱作一团。帝国的诞生，无非是把天子从周天子变成了秦始皇，或者汉高祖，有什么不可以呢？

于是，看起来处处相反的邦国制度，反倒成了帝国的奠基石和铺路石。中华帝国，也因此而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帝国都要成熟，都要更像帝国。

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这是命运，还是选择？

也许，只有驶进开阔的海面，回过头才能看清楚。此前，却不妨回忆一下刘邦与英布的阵前对话。

刘邦问：你何苦要造反？

英布答：老子想当皇帝！

呵呵！

[1]西方学者把从秦到清，称为中华帝国时期。黄仁宇先生则把中华帝国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秦汉是第一帝国，唐宋是第二帝国，明清是第三帝国。请参看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前770年，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许以岐山西面之地，秦建国。

前750年，秦文公攻西戎，收复周之失地，岐山以东归周，以西归秦。

前714年，秦宁公迁都平阳。

前677年，秦德公迁都雍。

前359年，商鞅变法。

前350年，秦孝公迁都咸阳。

前343年，周显王封秦孝公为西伯。

前325年，秦惠王称王。

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楚都郢，楚迁都陈。

前276年，楚顷襄王收复失地十五城。

前256年，楚考烈王灭鲁。

前253年，楚迁都钜阳。

前247年，秦庄襄王卒，嬴政继位，年十三，国事皆决于文信侯吕不韦。

前246年，嬴政元年，凿郑国渠，秦益富。

前243年，秦蝗灾，令民纳粟千石拜爵一级，中国历史上买卖官爵从此开始。

前241年，楚、赵、魏、韩、卫五国联军合纵攻秦，秦人开函谷关迎敌，联军不战而走。楚迁都寿春。

前240年，《吕氏春秋》问世。

前237年，吕不韦罢相，秦下逐客令，李斯上书后收回成命。

前235年，吕不韦自杀。

前233年，韩非入秦，被杀。

前230年，秦灭韩。

前228年，秦灭赵。

前225年，秦灭魏。

前223年，秦灭楚。

前222年，秦灭燕。

前221年，秦灭齐。秦始皇称帝，大秦帝国建立，帝国时代开始。

前219年，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长生不死之药。

前218年，张良刺秦未遂。

前214年，任李斯为丞相。

前213年，焚书。

前212年，坑儒。

前210年，秦始皇卒，秦二世继位，杀扶苏、蒙恬。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群雄纷纷响应。刘邦起兵于沛县，项梁起兵于吴县。

前208年，秦二世诬杀李斯，任赵高为相。陈胜被杀。项梁立楚怀王心。秦将章邯攻楚，杀项梁。楚怀王心令刘邦攻秦关中。

前207年，巨鹿之战，项羽大破秦军，章邯降楚。赵高杀秦二世，立子婴，去帝号，称秦王。

前206年，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亡。项羽坑秦降卒二十万人，屠咸阳，自称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刘邦拜韩信为将，叛西楚。

前203年，刘项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

前202年，刘邦越界与项羽战于垓下，项羽兵败自杀，刘邦称帝，大汉帝国建立。

前201年，韩信被贬为淮阴侯。韩王信反。

前200年，叔孙通制朝仪。

前199年，汉朝廷令商人不得衣锦骑马。

前196年，刘邦杀陈豨。吕后杀韩信。刘邦杀彭越。淮南王英布反。

前195年，刘邦杀英布。刘邦卒，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

前193年，相国萧何卒。

前189年，留侯张良卒。

前188年，吕后临朝。

前187年，诸吕封王。

前180年，吕后卒。太尉周勃灭诸吕，立刘恒，是为汉文帝。

前157年，汉文帝卒，汉景帝立。

前154年，七国之乱。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8

汉武的帝国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武的帝国/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98-1

Ⅰ. ①汉…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汉代 Ⅳ. ①K23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098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 畏 朱思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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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 方佳翮 何姝 杨婕 徐婧儒

易中天中华史

汉武的帝国

易中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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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27 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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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98-1

定价 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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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帝国之初

少年天子

汉武帝刘彻继位那年，十六岁。[1]

十六岁的男子即便在古代，也是未成年人。当时的法定婚龄是女十五，男二十。因此贵族男孩的成年礼，就在满二十那年举行，要束发，加冠，佩剑，取字，许婚，叫“冠礼”，也叫“婚冠礼”。

刘彻的冠礼却被提前。也许，这是因为他的父亲汉景帝已将不久于人世。事实上，刘彻加冠没过几天，景帝就驾鹤西去，刘彻成为西汉第五任皇帝。[2]

这是一位少年天子。

但，未及弱冠便登大位，汉武并非第一人。最早的小天子是周成王姬诵，最早的小皇帝是汉惠帝刘盈。[3]

刘盈身世可疑。[4]

作为西汉第二任皇帝，刘盈并没留下多少事迹。从现有的资料看，他似乎是战乱中成长的苦孩子，从小就颠沛流离。甚至在兵败彭城的逃难途中，还几次三番被刘邦推下车去。靠着夏侯婴的营救，才捡回一条命来。

这一年，刘盈六岁。

不难想象，这事在一个六岁孩子的心中，会留下怎样的阴影。好在兵败彭城两个月后，刘盈被立为太子。这当然因为他虽非长子（长子是庶出的齐王刘肥），却是嫡出，是刘邦正妻吕后的独生子。

可惜，刘邦似乎并不看好这唯一的嫡子，几次三番要废了刘盈，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据说，刘邦的态度越来越坚定，连张良和叔孙通也不能力挽狂澜。

然而事情的变化，却极具戏剧性。

变化发生在刘邦去世那年。某次宴会上，太子刘盈前来侍奉父皇，身后却站着四位老人。他们个个八十岁以上，须发雪白，衣冠甚伟，让刘邦看得目瞪口呆。

于是四人上前，自报家门。

第一位，东园公。

第二位，甪里先生。

第三位，绮里季。

第四位，夏黄公。

东汉朝鲜故地乐浪郡出土，彩箧漆画之局部。

这就是所谓的“商山四皓”了。他们是秦末以来就隐居深山、名满天下的世外高人，也是刘邦仰慕已久的。

刘邦问：朕求诸君多年不得，怎么跟了我儿？

商山四皓行礼说：陛下傲慢无礼，太子仁孝恭敬，所以天下士人无不愿为太子赴汤蹈火。

礼毕，四位老人飘然而去。

刘邦目送商山四皓离席，然后叫来戚夫人说：你都看见了吧？太子地位不可动摇，吕后才是你的真主子。

戚夫人哭。

刘邦却表示无能为力。他说：你为我楚舞，我为你楚歌吧！于是刘邦慷慨悲歌，一而再，再而三。歌毕，也离席而去，留下戚夫人泣不成声，哭倒在地。

从此，刘邦不再提出换太子。[5]

这可真是新派武侠小说里面才有的场面。那四位老人的名字，也很像小说中的武林高手。据说，他们是张良为吕后出谋划策，特地请来为太子刘盈撑腰的。因此，这事就像张良当年的奇遇黄石公，非常不靠谱。[6]

但更不靠谱的，还在后面。

按照《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的说法，刘盈继位是在汉高祖十二年五月，时年十七岁。七个月后，也就是汉惠帝元年的十二月，吕后就谋杀了赵王如意。

谋杀是处心积虑的，因为据说刘盈已经感觉弟弟不太安全。所以，如意从赵国来到长安时，刘盈便亲自到霸上迎接，接回宫后又同吃同住，像当年鸿门宴上项伯护着刘邦一样护卫着如意，吕后竟不能下手。

可惜百密难免一疏。某天早上，刘盈外出打猎，如意留在宫中。吕后闻讯，立即将如意毒杀。

故事讲到这里，破绽也就露了出来。

请问：如意为什么没跟刘盈一起去打猎？

解释是：赵王年少，不能早起。

很好！一个年纪小到“不能蚤（早）起”的孩子，刘邦凭什么说他“类我”（像自己）？所谓刘盈“不类”而“如意类我”因此就要换人，岂非胡扯？

没错，刘盈确实不像父母，既不像父亲心狠手辣，也不像母亲刚毅果断。他心慈手软，胆小怕事，很可能还有些多愁善感和自暴自弃。把江山社稷交给这样的人，当然不能放心。但，交给那位不能早起的，就可靠吗？

都靠不住。

刘邦的立储，已不能着眼于接班人自身。

那看什么？

看母亲。刘盈也好，如意也罢，继位之后恐怕都得靠太后撑腰，甚至靠太后临朝。

那么，戚夫人和吕后，哪个可靠？

吕后。

事实上，吕后不但是刘邦的结发妻子，更是他的亲密战友。刘邦的江山，其实是他和吕后一起打下来的。这是当时舆论的共识。甚至还有人说，吕后和她的家族是像推车子一样，把刘邦推上帝位的。[7]

显然，吕后对刘邦的江山，会比戚夫人更加爱惜。

更何况，她也能干得多。

因此，作为男人，或者在床上，刘邦也许更喜欢戚夫人。但作为政治家，在朝廷，他绝对更相信吕后。

更重要的是，功臣们也都投了吕后一票。

刘邦的功臣，武将方面，韩信、彭越、英布已死，樊哙则是吕后的妹夫。文臣方面，萧何在灭韩信时即已站在吕后一边，张良和叔孙通都支持刘盈，陈平后来也挺吕后。有人支持戚夫人母子吗？没有。[8]

局势如此明朗，戚夫人有什么可争的呢？

的确，刘邦和吕后，更多的是政治关系，未必有多少爱情。刘邦南征北战时，吕后常常留守后方忙于政务，戚夫人则常年陪伴在刘邦身边。日久生情，爱屋及乌，刘邦许诺废嫡立爱，并非没有可能。只不过，这种许诺可能是一时兴起，也可能是哄美人开心，靠不住的。

政治家，都不会爱情至上。

所以，什么商山四皓，什么楚歌楚舞，都不过是编出来的故事，或者是当时的一场表演，串通好了演给戚夫人看的。而且那总导演，弄不好就是刘邦本人。

这并非没有可能。想当年，刘邦还没发迹时，吕后就制造舆论，说常常看见刘邦头顶上有云气，结果小混混们都跟了刘邦。这其实就是两口子串通一气演的双簧。

当然，这回也可能是张良总导演，吕后制片人。

高2厘米，边长2.8厘米，重33克，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玉玺的主人吕雉，在汉初政治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权柄在握，叱咤朝野。

不管怎么说，张良站在吕后一边，是可以肯定的。赵王如意和戚夫人为吕后所杀，大体上也能肯定。至少，没有证据证明非她所杀。吕后，可是连韩信都敢杀的。杀那手无寸铁的孤儿寡母，又算什么！

但，心狠手辣的吕后，也未必不会蒙冤。

[1]本卷所言汉武帝事，除另有注释者外，均见《史记·孝武本纪》、《汉书·武帝纪》。

[2]西汉前几任皇帝依次是：高帝刘邦，惠帝刘盈，前少帝刘恭，后少帝刘弘，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武帝刘彻。但一般不将前后少帝计算在内。

[3]秦二世胡亥继位时二十岁，卒年二十四岁。

[4]刘盈事见《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惠帝纪》。

[5]见《史记·留侯世家》。

[6]《史记》等书述汉惠帝、吕太后故事多不可靠，早已由吕思勉先生指出，请参看吕思勉《秦汉史》。

[7]田生即云“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见《史记·荆燕世家》。

[8]司马光曾说，刘邦最终不立如意，是因为“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见《资治通鉴》卷十二。

黑锅与嫌疑

刘邦选择刘盈，其实是选择了吕后。

这一点，吕后和刘盈都清楚。因此，刘盈继位后，就把权力和政务都交给了自己的母亲。但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这样做显然并不合适，皇族也很没面子。因此史家必须给个说法，还必须由吕后来背黑锅。

于是，又一个故事被编了出来。

这故事说，吕后毒死赵王如意后，便把他的母亲戚夫人砍去手脚，挖掉眼睛，熏聋耳朵，弄哑喉咙，扔在猪圈里，号称“人彘”（人猪），然后让汉惠帝刘盈来看。

结果，惠帝放声大哭，一病不起。他说：这不是人干的事情！我作为太后的儿子，是没法治天下了。

据说，这就是惠帝不理朝政的原因。

但可惜，这实在离谱。

首先我们要问：吕后有必要这么做吗？没有。前面已经说过，戚夫人和赵王如意，根本就不可能构成威胁。过去不能，后来就更不能。对于毫无反抗能力的假想敌，就算要消灭，又犯得着下如此毒手吗？

泄愤也说不通。要知道，任何人受此酷刑，都不会再有感觉。戚夫人不痛，吕后何快之有？

更何况就算要泄愤，又何必要让惠帝来看呢？惠帝又不是戚夫人的同伙和同谋！难道吕后要威胁自己的独生子？难道她觉得惠帝受的刺激还不够？

汉惠帝因此而醉生梦死，就更是胡说。恰恰相反，他曾经是很想有所作为的。一天到晚吃喝玩乐，完全不理朝政的人也有，但不是汉惠帝，而是曹参。

曹参接替去世的萧何担任大汉相国，是在汉惠帝二年的七月。这时，距离所谓“人彘”事件已经一年半，照理说汉惠帝早就该泡在酒坛子里了。然而他对曹参的消极怠工却是十分不满，也非常着急。

不过惠帝毕竟是惠帝。他并不敢也不忍当面指责先帝的功臣，而是私下里对曹参的儿子说：令尊大人是不是看不起朕呀？整天灯红酒绿，怎么能心忧天下呢？

于是曹参向惠帝请罪。

曹参说：请问陛下与高皇帝，谁更圣明英武？

惠帝说：朕岂敢望先帝之项背。

曹参又说：陛下认为臣与萧何，谁更贤明有才？

惠帝又说：先生似乎不如萧相国。

曹参说：这就对了！高皇帝和萧相国，早就平定了天下，确立了法规，没什么可忧虑的呀！现在，陛下只需垂衣拱手，臣等也只需谨守职责，不就天下太平了吗？

惠帝这才恍然大悟。

没错，自己比不上高皇帝，曹参也比不上萧相国，瞎忙活什么呢？还是不折腾为好。

从此，汉帝国按部就班，萧规曹随。[9]

很清楚，惠帝的不理朝政，其实是无为而治。这既是受曹参启发，也是当时帝国的政治需要和大势所趋，跟戚夫人或者吕后，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这不等于吕后没有别的嫌疑。

可疑之处在惠帝刘盈的成年礼。刘盈是十七岁那年继位的，但拖到继位后第四年才加冠。这时，少年天子已经二十一岁，是不是也太晚了一点？

当然是。

那么，惠帝的冠礼，为什么会这么晚？

为了等张皇后成年。

张皇后是在汉惠帝举行成年礼的五个月前，嫁给惠帝并立为皇后的。先婚后冠，可见这婚姻的重要。看来，汉惠帝的皇后，只能是这位张姑娘。张姑娘不成年，汉惠帝就不能正式成婚，也不能举行冠礼。

那么，张皇后又是何许人也？

鲁元公主和张敖的女儿。

难怪汉惠帝只能耐心等待，因为鲁元公主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姐姐，嫁给张敖是在汉五年。可见汉惠帝的这位张皇后，封后时顶多十岁。算作成年，已很勉强。

这当然是吕太后的一手包办。实际上，她是把自己未成年的亲外孙女，嫁给了自己刚成年的亲儿子。尽管谁都知道，政治人物的婚姻几乎无不具有政治性，但汉惠帝的这桩婚姻，也实在太离谱了一点。

然而吕太后宁肯死扛硬拖着，也要等到自己的外孙女勉强可以封后，才给惠帝加冠，尽管那少年天子早就有了性能力，也早就跟宫女们生了一堆儿子。

问题是，吕后为什么要这样谋划呢？

因为恐惧。

恐惧是可以想象的。据说，吕后曾向心腹大臣审食其坦言其忧：你看那些功臣元勋，向先帝北面称臣已是别扭委屈，有可能心甘情愿侍奉少主吗？[10]

这话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刘邦成为天子，跟周武称王、始皇称帝大不相同。周王和秦皇，原本就是贵族，就是君主，跟僚佐的关系也早就是君臣。其地位，当然无人觊觎。

刘邦则不同。他和功臣元勋，当年都是编入户籍的平民（诸将与帝为编户民），大家平起平坐。现在，凭什么你就能高高在上，我就该俯首称臣？再说了，既然一介平民也能当皇帝，为什么你当得，我当不得？

有这资质和能力的，不止刘邦一个吧？

资质和能力超过刘盈的，就更不止一个吧？

难怪吕后的精神会高度紧张。是啊，赤手空拳，孤儿寡母，怎么对付得了如狼似虎的权臣们？

孤立无援就得拉帮结派，靠得住的是自家人。

因此，汉惠帝驾崩后，更加势单力薄的吕太后便封王封侯。受封的既有刘家人，也有吕家人。刘氏四王：淮阳王刘彊（强），常山王刘不疑，济川王刘太，琅琊王刘泽。吕氏三王：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梁王原本是吕王，吕王最早是吕台，后为吕嘉，再后为吕产）。

表面上看，吕后是公平的。她先封刘，后封吕；刘家王多，吕家的少。然而刘氏四王，都是小国。而且，淮阳王刘彊去世，就改封刘武；常山王刘不疑去世，就改封刘山（更名为刘义），后来又改封刘朝。这四国前后七王，都是惠帝与宫女所生，也都是小孩子。成年人只有琅琊王刘泽（吕后侄女婿），却是吕后党羽。

吕氏三王却都是大国，三大国的国王也原本都是刘邦的儿子，但都被吕后害死。最先被害的是赵王如意。如意死后，赵王换成刘邦的六子淮南王刘友，结果被吕后软禁饿死。刘友死后，赵王又换成刘邦的五子梁王刘恢，结果被吕后活活气死。所以后来讨吕的檄文，便说吕氏“比（接连）杀三赵王”。至于燕王，原本是刘邦的八子刘建。刘建倒是自己死的，但他的儿子却被吕后杀掉。于是，赵、梁、燕三国都落入吕家手中。

大国夺过来给自家人，小国封给儿童们装样子。吕后之心，已是昭然若揭。

那么，她安全了吗？

没有。恰恰相反，一起惊天血案很快在京城掀起，吕氏家族也因此身败名裂。

[9]见《史记·曹相国世家》。

[10]见《史记·高祖本纪》。

喋血京师

吕后刚刚去世，血案就发生了。

对此，吕后早有预感。临终前，她叫来梁王吕产和赵王吕禄，告诫他们控制军队，守卫皇宫，以防兵变。

这是先见之明，也可行。

的确，吕产和吕禄应该是靠得住的。吕产之父，是吕后的大哥吕泽；吕禄之父，是吕后的二哥吕释之。何况二吕虽然封王，却不在王国，而在京师，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更重要的是，他俩手中有兵权。

兵权是张良的儿子帮他们要来的。

张良的儿子叫张辟彊。惠帝去世时，他特地去见左丞相陈平，问了一个问题：皇上是太后的独生子。皇上驾崩，太后却哭不出来，大人知道为什么吗？

陈平问：为什么？

张辟彊说：当然是不放心各位了。

于是陈平接受张辟彊的建议，让吕家统率南北军。南北军是京师的近卫军，其中南军守宫城，北军守京城。吕后驾崩时，吕禄掌北军，吕产掌南军。

有政权，有兵权，有防备，应该万无一失。

可惜事与愿违。

而且谁都想不到，第一个跳出来的竟是刘章。

刘章是吕禄的女婿，在吕后首批封侯时，被封为朱虚侯。他的弟弟刘兴居，也在吕产封王时被封为东牟侯。在吕后看来，这哥俩应该算作自己人。

那么，刘章为什么要坏吕后的事？

因为刘章还是前任齐王刘肥的儿子，现任齐王刘襄的弟弟。刘肥是差一点被吕后杀掉的，靠献出城阳郡才保住性命。刘襄任上，吕后又先后割走了济南郡和琅琊郡，分别封给侄儿吕台和侄女婿刘泽。

齐国被抢走了三个郡，齐王当然不爽。

父兄不爽，刘章也不爽。何况他也不看好吕家。在他看来，刘吕两族难免一战，而吕氏必败无疑。跟着吕家人混，那是要掉脑袋的。

更重要的是，刘章想拥立刘襄为帝。[11]

政变发生在当时的京城长安。西汉初设置在长安城内的禁卫军，由卫尉统领的军队驻扎在未央宫、长乐宫之内，负责守卫两宫，因在南部，故称南军；由中尉统领的军队负责守卫宫城之外的京师，因主要在北部，故称北军。南北军是护卫和维持京城秩序的重要力量。

这并非没有可能。

事实上，刘肥是刘邦长子，刘襄是刘邦长孙。刘肥没能当上皇帝，是因为庶出。但，嫡出的刘盈已死。现任少帝刘弘（原名刘义）名为刘盈之子，其实来历不明，或可以说成来历不明。刘襄为帝，名正言顺。

于是刘章派人联络刘襄，鼓动他出兵讨吕，自己和弟弟刘兴居在京师为内应。齐王刘襄也毫不含糊，立即树起义旗传檄天下，亮出的口号是“入诛不当为王者”。

相国吕产闻讯，派出灌婴将兵反击。

灌婴也是沛公时代就从军的“老革命”，刘邦称帝之后封为颍阴侯。然而灌婴军至荥阳，却与齐王达成密谋：各自按兵不动，静观京师之变。一旦诸吕谋乱，共诛之。

外有刘襄，内有刘章，吕后所立小皇帝刘弘，所封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济川王刘太，都未成年。吕产和吕禄方寸大乱，竟不知何去何从。

太尉周勃和丞相陈平却决定动手。

陈平和周勃的第一步棋，是派出了一位说客。说客名叫郦寄，是郦食其的侄子，吕禄的好朋友。郦寄对吕禄说：高皇帝和吕太后共定天下，刘氏九王，吕氏三王，大家都认可。但如果不去封国，拥兵京师，就会遭人猜疑。为什么不交出兵权，高枕无忧做国王呢？

西汉初年，刘邦分封的同姓诸侯几乎占据大半国土，诸侯王有很大的权力，拥有能够自己控制的军事力量。山东临淄齐王墓出土兵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是汉初齐国强大军事实力的生动写照。

虎符是中国古代帝王授兵权和调动军队的信物。它分左右两半，右符留中央，左符在将领之手，只有两半合并，持符者才能调动军队。刘邦灭诸异姓王后，规定同姓诸侯需有朝廷虎符才能发兵，但这一规定对诸侯王兵权限制甚小。诸侯王自行养兵、练兵，无视虎符威严，依照自己的意志发兵。

西汉初年，刘邦分封的同姓诸侯几乎占据大半国土，诸侯王有很大的权力，拥有能够自己控制的军事力量。山东临淄齐王墓出土兵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是汉初齐国强大军事实力的生动写照。

吕禄认为有道理，便跟郦寄一起去打猎。

周勃立即行动。他先是假传圣旨骗开营门，然后又从吕禄那里取来将印，轻而易举就夺得北军兵权。

接下来，要解决南军。

南军的兵权掌握在吕产手中。这时，吕产已经得知灌婴与刘襄的密谋，跑进了未央宫。陈平闻讯，立即派朱虚侯刘章协助周勃。结果，吕产被拦在殿门外，最后被刘章杀死在厕所里。长乐宫卫尉吕更始，也被刘章杀死。

吕产一死，周勃便放手大清洗。他下令全城搜捕吕氏家人，不分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于是，继梁王吕产、赘其侯吕更始之后，赵王吕禄、燕王吕通、临光侯吕媭（读如须，吕后妹，樊哙妻），也先后被捕被杀。

这可真是惊天血案。

但，此案可疑。

按照后世的说法，此案的起因是诸吕擅权，图谋不轨，危害刘氏。然而这种说法却只有罪名，没有罪证。反倒是诸吕一死，刘家就有人跟着倒霉。大臣会议宣布：小皇帝刘弘不是惠帝的儿子，应该废掉，另立天子。

这并不奇怪。刘弘，是吕后所立嘛！

只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被另立者并非踌躇满志的齐王刘襄，而是鲜为人知、一贯低调的代王刘恒。

说来这也是刘襄自作自受。

刘襄发难后，第一步就是夺琅琊王刘泽之兵。他派人去见刘泽，谎称自己年轻不懂事，愿以齐军相归属。刘泽上当受骗，跑到临淄接兵，却被刘襄扣押。

于是刘泽对刘襄说：大王是高帝长孙，臣泽在刘家年纪最大。现在大臣们犹豫，不知立谁为好，最后恐怕还得听泽的，为什么不让泽去游说群臣呢？

刘襄觉得有理，立即派车送刘泽回京。

然而刘泽说这话，不过是为了脱身，哪里会帮刘襄谋求帝位？相反，在讨论另立天子的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投反对票的就是刘泽。刘泽说，齐王的丈母娘家就像戴帽子的老虎。立齐王，不等于再立吕产和吕禄吗？

群臣均以为是。[12]

现在，轮到刘襄有苦难言了。齐国虽兵强马壮，但真要西进长安，仍力不能及，也只好偃旗息鼓。此公以欺诈手段兼并他人实力，又因急于上位而被出卖，恐怕只能自己咽下苦果。连带刘章，也成了为人作嫁。

刘章和他弟弟刘兴居，后来倒是得到了酬劳。第二年，新皇帝刘恒封刘章为城阳王，兴居为济北王。城阳郡原本就是齐王刘肥割让给鲁元公主的，济北郡更是齐地，刘襄一点便宜没占着，刘恒也一点没亏损。[13]

刘章被封，功在打前站；兴居受赏，功在断后路。大臣会议做出立刘恒为帝的决定后，刘兴居说：灭诸吕我没功劳，请让我去皇宫打扫卫生。于是与汝阳侯夏侯婴一起将小皇帝刘弘驱逐，然后迎刘恒进宫。

当晚，小皇帝刘弘和淮阳王刘武、常山王刘朝、济川王刘太都被杀死。刘弘死在少府，三王死在王府。实施谋杀的，据说是帝国的有关部门（有司）。

吕家人死光了。皇宫和京城里的刘盈一族，现在也死光了。请问这是安刘吗？请问这是平叛吗？

不，是政变。

政变是需要理由的，否则就没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对于陈平和周勃，就更是如此。

[11]关于刘章的想法，《史记·吕太后本纪》称“恐见诛”（害怕受到株连），《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则称“因立齐王为帝”。

[12]见《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13]本段论述亦请参看吕思勉《秦汉史》。

弥天大谎

陈平和周勃，都曾挺吕。

汉惠帝去世后第二年，吕后就动议要封诸吕为王。这并不奇怪，也未必不妥。当时的中央政府十分脆弱，诸侯们的王国占据了汉帝国的大半壁江山，而直属中央的郡县却十分有限。

所以，汉初的形势，跟当年的秦与六国无异。这才逼得刘邦不讲信义也不要脸面，痛下毒手灭掉或废掉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王张敖、楚王韩信、梁王彭越和淮南王英布，只留下无伤大雅的长沙王吴芮父子装门面。

废掉的异姓诸侯六国，封给或分给了刘家人。他们是：刘邦长子齐王刘肥，三子赵王如意，四子代王刘恒，五子梁王刘恢，六子淮阳王刘友，七子淮南王刘长，八子燕王刘建，堂兄荆王刘贾，四弟楚王刘交，侄儿吴王刘濞（读如譬）。至此，天下才基本上姓了刘。

但，异姓王靠不住，同姓就靠得住吗？

也靠不住。

这一点，刘邦其实心里有数。汉高祖十一年，刘邦封刘濞为吴王时，就曾摸着他的背半开玩笑说：阿濞呀阿濞，你他妈的以后可别造反啊！

刘濞顿首：臣不敢！

不敢？后来七国之乱，领头的就是刘濞。[14]

实际上，汉初同姓诸侯王不反，是因为有刘邦、吕后和惠帝。惠帝虽然懦弱，却毕竟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又是嫡子，还有吕后撑腰、群臣护卫，当然坐得稳江山。

惠帝之后的小皇帝，就不好说了。小皇帝有两个，第一个叫刘恭，第二个叫刘弘。刘恭后来被吕后杀死，史称前少帝。之后是刘弘，为后少帝。两人都号称惠帝与宫女所生，其实可能是吕后胡乱立的，哪里镇得住？

吕后别无选择，只能临朝称制。

这时，萧何、曹参、张良、樊哙一班功臣元老，都已相继去世。朝中重臣，是右丞相王陵、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吕后要封诸吕为王，必须跟他们三人商量。

结果，王陵反对，陈平和周勃赞成。

◎ 高帝末年同姓王国封域一览

国名

王名

王都

封域

始封年月

楚

刘交

彭城

彭城、东海、薛郡

汉高帝六年正月

齐

刘肥

临淄

临淄、胶东、胶西、 济北、博阳、城阳、琅邪

六年正月

赵

刘如意

邯郸

邯郸、常山、中山、 巨鹿、河间、清河

九年正月

代

刘恒

晋阳

太原、雁门、定襄、 代郡

十一年正月

梁

刘恢

定陶

砀郡、东郡

十一年三月

淮阳

刘友

陈县

陈郡、汝南、颍川

十一年三月

淮南

刘长

寿春

九江、衡山、庐江、豫章

十一年七月

吴

刘濞

广陵

东阳、吴郡、鄣郡

六年正月荆国

十二年十月更封

燕

刘建

蓟县

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

十二年二月

据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

赞成并不奇怪，也无不妥。因为当时的中央，不是少帝而是吕后。吕后安全，中央才安全。中央安全，帝国才安全。吕后效法刘邦封同姓为王，其实是要维稳。

因此，陈平和周勃是对的，王陵反倒是不对的。

麻烦在于，后来政变了。主导和牵头的，则正是陈平和周勃。这跟他们当年赞成诸吕封王一样，都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却又互相矛盾，该怎么自圆其说呢？

这就要讲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刘邦曾杀白马与群臣盟约：从今往后，封王称王者若非刘氏，天下共击之。[15]

这就叫“白马之盟”。

显然，此盟如果属实，吕后就是背约。齐王刘襄起兵，周勃和陈平起事，也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事。

然而如此大事，历史上却没有明确的记载。白马之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的都有谁？有没有盟书？如果有，存放在哪里？一概不知。

更奇怪的是，《史记》的《高祖本纪》对白马之盟只字不提，后来齐王刘襄的“讨吕檄文”也只字不提，只有《吕太后本纪》提到此事，还首先出自王陵之口。

王陵是当时的右丞相。他提到白马之盟，当然是为了阻止吕后封诸吕为王。后来，吕后临终前也旧话重提。她对吕产和吕禄说，高皇帝与群臣有白马之盟。如今我们吕氏封王，大臣不平，你们要小心！

这么说，白马之盟，吕后是知情的。

同样，陈平和周勃，也应该是知情的。

所以退朝之后，王陵就指责两人：高皇帝与群臣歃血为盟，二位当时难道不在场吗？如今二位为了逢迎女主放弃原则，将来有什么脸面见先帝于九泉？

陈平和周勃却回答：今日当廷力争，我等确实不如大人。将来保全社稷，安定刘氏，大人恐不如我等。[16]

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我们是“曲线救国”。

这就为后来的政变埋下了伏笔。陈平和周勃也不但没有历史污点，反倒比王陵更像政治家。问题是，他俩为什么会如此默契？心有灵犀吗？

不，是因为陆贾。

陆贾是与郦食其齐名的纵横家。天下在马上得，不能在马上治，就是他的名言。据说，为了最终能够顺利解决诸吕擅权乱政的问题，他曾经主动去见陈平。

陈平却不怎么搭理他。

陆贾说：什么事让丞相如此忧心？

陈平说：你猜。

陆贾说：诸吕吧？

陈平说：是。为之奈何？

陆贾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谐心往一处想，则无往而不胜。

陈平这才与周勃同心协力。[17]

故事很精彩，可惜穿帮了。陆贾为陈平出主意，可是在诸吕封王以后。吕后征求意见和王陵指责他们时，他俩的说法为什么会高度一致呢？

所以，还得再编故事。

这故事说，刘邦临终前，吕后曾经请示他：陛下百年之后，如果萧相国也不在了，请问谁可以接替？

刘邦说：曹参。

吕后又问：曹参之后呢？

刘邦说：王陵。不过，王陵年轻，为人憨直，所以得让陈平协助。陈平多智，却难以独任，这就要靠周勃。周勃稳重忠厚朴实无华，安定刘氏的一定是他。

吕后又问：他们之后呢？

刘邦说：这就不是你能知道的了。[18]

请注意，这里的原文不是“此后亦非我所知也”，而是“此后亦非而（你）所知也”。呵呵，当然不能是吕后所能知的，因为王陵、陈平、周勃之后，吕家会完蛋。

好一个神机妙算的“临终嘱咐”！

看来，刘邦早就料定自己死后吕氏一定会作乱，平叛的一定是周勃，助一臂之力的一定是陈平。至于作证白马之盟确有其事的，则一定是王陵。

吕后也很听话。她居然在汉惠帝六年，同时任命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太尉，亲手为家族的覆灭和自己的败亡，安排了掘墓人。

精彩吗？精彩。

靠谱吗？不靠谱。

事实上，这故事如果属实，就等于说，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为了让美国在世界上当老大。不可笑吗？

很清楚，什么临终嘱咐，什么曲线救国，什么陆贾之谋，都不过是西汉官方事后编出来的弥天大谎。而且那著作权，很可能属于陈平。

当然，也可能是集体创作。

众口一词，司马迁也没有办法，只能照录。

不过，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把所有的破绽和漏洞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等待后人去发现，去破译。看不出这一点，只能怪自己笨。同样，如果因此而认为陈平和周勃失却道义，也大错特错。

[14]见《史记·吴王濞列传》。

[15]此盟除见于《史记》之《吕太后本纪》外，亦见于《绛侯周勃世家》。绛侯世家其文曰：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16]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17]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18]见《史记·高祖本纪》。

政变事出有因

现在看，吕氏一族是很可怜的。

血染京师以后，吕后和她的家人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遍查史书，却不知他们罪在哪里。所谓“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云云，恐怕是不实之词。至少，没见过像他们那样不成体统毫无准备的乱党。

其实想想就知道，吕禄如果真有野心，为什么郦寄三言两语就让他晕头转向，不假思索就放弃了兵权？吕产如果图谋不轨，为什么进宫时不带一兵一卒，南军将士也不见踪影？很简单，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谋反。

没有政治野心，就不会有思想准备、组织系统、心腹爪牙。所以事到临头，吕家竟全无主张；齐王起兵，也只能派出灌婴。结果怎么样呢？前徒倒戈。[19]

吕产和吕禄，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陈平和周勃发动的政变，却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曹参的儿子、御史大夫平阳侯曹窋（读如烛）为他们通风报信，襄平侯纪通持节矫旨为周勃骗开营门，郦寄的部下刘揭从吕禄那里取来将印，未央宫的卫尉守住殿门不让吕产入内。周勃进入北军，命令效忠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胸或右臂），效忠刘氏的左袒，结果全军皆左。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里面未尝没有原因。

原因在营垒的变化。

刘邦去世前的政治势力，可以说有三股力量：刘邦吕后一股，异姓诸侯一股，功臣列侯一股。刘邦系和诸侯系，构成两大阵营，功臣系则站在刘系一边。所以，萧何会不顾他跟韩信的老交情，与吕后联手灭了韩信。

这时，刘邦和吕后俱为一体。支持吕后，就是支持刘邦。张良和叔孙通等人力挺刘盈，功臣系无一人支持戚夫人和赵王如意，道理就在这里。

但惠帝以后，情况就变了。

惠帝之前，诸侯系已不复存在；惠帝之后，刘邦系也不复存在。依然存在的，只有功臣和吕后。吕后以前姓刘，现在姓吕；以前是刘邦系的发言人，现在是新势力的总代表。这股新势力，就叫外戚。

新势力茁壮成长并不奇怪，高祖和惠帝留下了权力真空，吕家也资本雄厚。刘邦起兵沛县，吕氏举家跟随；兵败彭城，又多亏吕泽接应。吕后妹夫樊哙，更是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吕氏家族，功勋卓著。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吕后。吕后不是花瓶，而是实力派。除被俘期间外，每次刘邦出征，都是吕后帮他看守大本营。刘邦去世后，大汉帝国更靠吕后一手经营。她的威望是自然形成的，也有当家做主的资格。

这时能与之抗衡的，只有宗室。

宗室主要是刘姓诸侯，比如齐王刘襄，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但宗室虽然姓刘，却代表地方；吕后虽然姓吕，却代表中央。功臣系该选谁？

陈平和周勃选择了吕后。

中央集权是大方向，陈平和周勃也无可厚非。但，吕后去世，诸吕还能再代表中央吗？

不能。

这，才是政变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吕后驾崩，平衡就被打破。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重新洗牌，进行权力的再分配。刘章和刘襄起兵于外，陈平和周勃政变于内，虽非共谋，亦非偶然。

宗室和功臣的矛头，一致指向了外戚。

而且心照不宣，不约而同。

与此同时，积怨也爆发了。这当然该由吕后负责。吕后对功臣是不放心的，甚至不惜兔死狗烹。史家说汉初“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应该说基本属实。她先杀赵王如意，再杀淮阳王刘友，三杀梁王刘恢，更是事实。[20]

功臣也得罪了，宗室也得罪了，岂非自绝于天下？

诸吕的寡助不在失道，而在失人。

同样，齐王刘襄算盘落空，也不完全因为琅琊王刘泽的反对，更因为陈平和周勃他们，绝不再想要一个强势的皇帝。当然，太弱也不好。最好是能与群臣和谐相处，实现此刻的平稳过渡，将来的君臣共治。

何况高祖所封十王，已死者六，失国者五，楚王刘交和吴王刘濞不是高祖子孙，淮南王刘长又年纪太小。[21]

父死子继，国赖长君，刘恒成为不二人选。

代王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薄姬在刘邦那里不受待见，靠着闺蜜帮忙才被临幸一次，而且那次临幸还出于刘邦的怜悯。不过刘恒母子却因祸得福。他们被吕后放过，在大清洗中幸免于难。[22]

哈，吕后只知道防小三，没想到还要防小四。

大臣们也没想到，不起眼的小四并不简单。刘恒稳稳当当地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死后谥为文，号太宗。[23]

太宗是仅次于太祖或高祖的庙号，超过文的谥号也不多。事实上秦汉两代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四大天王”：始皇帝嬴政，高皇帝刘邦，文皇帝刘恒，武皇帝刘彻。

汉文帝，为什么会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

原因很多。但最为后世称赞的，是仁。比方说，生活俭朴，让利于民，宽以待人，等等。他在元年十二月，就废除了株连九族的连坐法。二年五月，废诽谤妖言罪。十三年五月，又废除刺青、削鼻、断足三种肉刑。

所以，司马迁和班固都说他仁。[24]

其实，汉文帝的仁被夸大了。比如功臣周勃，就被他制造冤假错案关进监狱，只不过后来又放了出来。但比起刘邦和吕后之对待彭越，确实要算仁。[25]

对待宗室也如此。

被吕后割走的城阳、济南、琅琊三郡，刘恒都还给了齐王刘襄。失去地盘的琅琊王刘泽，则改封燕王。刘友被吕后害死，便封他的儿子为赵王。

这可真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三月，文帝就将城阳郡封给了刘章，济北郡封给了刘兴居。刘襄的儿子刘则去世后，更将齐国分成齐、济北、济南、菑川、胶西、胶东、城阳七个王国，统统封给了老齐王刘肥的儿子。

赵国也被一分为二，大的一块给刘友长子为赵王，小的一块给刘友的少子为河间王。淮南国则在刘长死后一分为三，变成淮南、衡山和庐江三个王国。

就这样，汉文帝不动声色地摆平了宗室和功臣两大派系。此后随着陈平、周勃等人的相继去世，功臣系也不复存在。吕后时代的三股力量（外戚、功臣和宗室）先后退潮，汉帝国迎来了长治久安的新局面。

文帝，岂能不谓之文？

汉文帝的温柔一刀，据说是受到贾谊的启发。贾谊认为，当时帝国的主要危险，是外有匈奴，内有诸侯。这些诸侯虽然都是同姓，却不等于不会谋反。最好的办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说，将大王国分裂成中王国，中王国分裂成小王国。国小力弱，就成不了气候。[26]

不难想象，这种做法只要持之以恒，宗室的危险就会最终消除。后来的汉武帝，就是这样做的。

可惜这一方针，最后却被破坏。

于是，灾祸再起萧墙。

[19]请参看吕思勉《秦汉史》。

[20]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21]高祖所封十王，荆王刘贾战死，故地改封吴王刘濞。赵王如意被毒死，其地改属吕禄。梁王刘恢被气死，其地改属吕产。淮阳王刘友被饿死，其地改属刘彊。燕王刘建病死，其地改属吕通。齐王刘肥病死，子襄继位。所余者，高祖四子代王刘恒，七子淮南王刘长，四弟楚王刘交，侄儿吴王刘濞。

[22]见《史记·外戚世家》。

[23]西汉十一帝，有庙号者五人：高帝刘邦，庙号高祖；文帝刘恒，庙号太宗；武帝刘彻，庙号世宗；宣帝刘询，庙号中宗；元帝刘奭，庙号高宗。

[24]见《史记·孝文本纪》、《汉书·文帝纪》。

[25]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26]见《汉书·贾谊传》。

七国之乱

破坏文帝方针的，叫晁错。[27]

晁错原本是汉文帝太子刘启的老师。文帝驾崩，刘启继位，是为景帝。景帝视晁错为智囊，言听计从。晁错也蠢蠢欲动，极力主张尽快解决宗室问题。

他出的主意，是削藩。

藩就是藩王，也就是诸侯。削藩，就是削弱诸侯们的力量。这并没有错，汉文帝就是这样做的。但文帝分齐为七，分赵为二，分淮南为三，得到封国的仍是诸侯王的子弟。晁错却不同，是要把王国的郡县夺归中央。

软刀子割肉不疼。何况按照文帝的做法，割下来的肉仍然烂在锅里，诸侯没有意见，有意见也没有话说。晁错的做法却是虎口夺食，诸侯岂肯拱手？

逼急了，没准会造反。

晁错却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说，削藩是迟早的事，造反也是迟早的事。削，他们会反；不削，他们也反。早削早反，后患小；晚削晚反，后患大。等到各路诸侯羽翼丰满尾大不掉，想削都削不了啦！

景帝觉得有道理，于是下令削去楚国东海郡、赵国常山郡、胶西国六县、吴国会稽郡和豫章郡。

令下，七国反。

造反的诸侯，有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菑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读如昂）、胶东王刘雄渠、济南王刘辟光，所以叫七国之乱，也叫吴楚之乱。

打出的旗号是：入诛汉之贼臣晁错。

领头的吴王刘濞气焰嚣张。他照会各国声称：敝国虽小，也有三千里；我军虽弱，也有五十万；寡人虽贫，也节衣缩食三十年。吴国在天下各处都有存款，各位大王要犒赏三军，尽管用钱，跟寡人打声招呼就行。

刘濞又在国内总动员。他说，寡人今年六十二，亲自将兵；寡人的小儿子十四岁，也身先士卒。所以，从十四到六十的男丁，都要出征。

结果，刘濞兵力猛增。

如此架势，汉景帝始料未及，方寸大乱。

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

晁错也慌了手脚。实际上，此人是个书呆子，情急之下竟连出昏招，居然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这就等于把安全留给自己，危险留给皇上，何况麻烦还是他自己惹出来的。难怪群情激奋，皆曰可杀。[28]

汉景帝心里，恐怕也咯噔一下。

晁错却毫无知觉，又想公报私仇，利用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职权，要杀总跟自己作对的政敌袁盎，理由是袁盎曾说吴王不会造反，肯定是接受了贿赂。只不过，这一提议被监察官员们集体否决。

袁盎却得到了消息，紧急求见景帝。

景帝问袁盎：爱卿曾经担任吴国丞相，了解他们君臣的为人。你看吴楚之乱会怎么样？

袁盎说：不足为虑。

景帝大吃一惊：吴王头发白了还造反，没有万无一失的把握他会干吗？爱卿难道有什么妙计？

袁盎说：吴王和楚王作乱，是被晁错逼的。如今只要杀了晁错，派使节赦免吴楚七国，恢复他们被削之地，则兵不血刃而天下重归太平。

景帝沉默良久，然后说：朕不会因为爱护一个人，就不顾天下万民的。

十多天后，晁错被杀。

那么，刘濞他们退兵了吗？

也没有。

吴王刘濞甚至根本就不见前来宣诏的汉使袁盎。

和谈不成，就只能武力解决。

历时三个月的一场内战，最后以七国兵败、诸王皆死而告终。他们或者被杀，或者自杀，一个个身首异处。这是景帝没有想到的。想得到，他就不会杀晁错。这也是吴王没有想到的。想得到，他就不会那么猖狂。

然而两位功臣的结局，也不美妙。

功臣就是梁王刘武和太尉周亚夫。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汉文帝时为将。文帝到他的细柳营劳军，先是进不了营门，进去以后又被告知营中不能跑马。最后亚夫出来拜见皇帝，居然手持兵器一身戎装，拱手行军礼。

汉文帝感叹说，这才是真将军呢！临终前又告诉汉景帝：将来国家有难，亚夫堪当重任。

周亚夫也不负厚望，在这次战争中大破吴军，平定了七国之乱。但他的胜利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梁王刘武坚守在睢阳，拖住七国大军三个月之久。等到叛军筋疲力尽、弹尽粮绝，转而与亚夫作战时，已是不堪一击。

梁王也乘势痛击，战功跟周亚夫一样多。

显然，没有梁王，汉帝国不可能胜利。

梁王刘武支持中央并不奇怪，因为他是汉景帝的亲弟弟，他俩的母亲窦太后甚至更喜欢这个小儿子。有太后宠爱又是功臣，梁王变得跋扈。他居然指使他人谋杀了袁盎等十多位大臣，原因是他们反对景帝立他为接班人。

这事直接导致了景帝与梁王的不和，梁王刘武最后也郁郁寡欢而死。他死后，梁国被分裂，变成梁、济川、济东、山阳、济阴五个小王国。[29]

梁王刘武死后一年半，周亚夫被诬下狱。

司法官问：君侯为什么要谋反？

周亚夫答：有什么证据说我谋反？

司法官说：就算现在没反，也打算死后在地下反。

周亚夫百口莫辩，只好去死。

一代名将周亚夫是绝食五天吐血而死的。汉景帝下此毒手，则是为汉武帝登基做准备。景帝曾看着周亚夫的背影说：这样的人，哪里是少主可以驾驭的！[30]

周亚夫死后一年多，景帝驾崩，武帝继位。这时，列祖列宗已经做好了种种铺垫，单等他大显身手。

[27]本节所据，如无另注，均分见《史记》之《袁盎晁错列传》和《吴王濞列传》。

[28]见《汉书·爰盎晁错传》。

[29]见《史记·梁孝王世家》。

[30]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第二章
独尊儒术

可疑的独尊

汉武帝做了一个重要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是一件影响到千秋万代的大事。从此，中华帝国有了国家意识形态，也有了恒定的核心价值。帝国作为一种制度，也才稳定地延续了两千多年。

当然，秦制和秦政，也因此变成汉制和汉政。

这并不容易，因为武帝的祖先都不喜欢儒家。比如刘邦，是只要一看见儒生，就忍不住要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的。武帝尊儒，不怕得罪祖爷爷的在天之灵？[1]

更麻烦的是窦太后。窦太后是景帝的母亲，武帝的祖母。老太太喜欢的，据说是黄帝和老子，以至于景帝和窦家人都“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2]

结果，闹出风波来了。

有一天，窦太后招来一个名叫辕固的儒生，要他给自己讲解《老子》。辕固却撇撇嘴说：那是家奴的书。

窦太后勃然大怒，下令让辕固到猪圈里去与猪搏斗。景帝无奈，只好偷偷塞给辕固一把好刀，这位儒生才幸免于难。[3]

太皇太后意见如此，尊儒岂不可疑？

当然。

事实上，汉武帝从来就不是真儒家，更非纯儒。他迷信巫术，重用酷吏，都不是儒家赞成的事。他大张旗鼓招聘儒生时，大臣汲黯（读如急暗）就当面直言：陛下内心世界充满欲望，又何必装模作样讲什么仁义呢？[4]

同样，窦太后也不是真道家或纯道家。她和吕后以来的帝国统治者，是既贵黄老，又重刑名。刑就是刑律，名就是名教。刑律是法家要的，名教则是儒家的主张。所谓“黄老刑名”，首先是按照儒家荀子学派的主张确立君臣名分，然后按照法家的主张依法治国，最后像老子主张的那样清静无为，像黄帝那样垂拱而治。

可见，汉初统治阶级的思想杂糅了诸家。窦太后他们要的，也绝非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更非庄子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否则，封建制倒是对的，郡县制反倒不对了。

这当然绝无可能。

可能的是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休息是必需的。七年楚汉战争之后，举国上下满目疮痍。城池毁灭，良田荒芜，人口锐减，民不聊生，户口所存仅十之二三。当时，就连皇帝乘坐的专车，也配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将相们甚至只能坐牛车。

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

《史记》记载：“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五损其二。”

于是，高、惠、文、景四朝，都厉行节俭，力求清静。因此到武帝继位，国库里已是堆满了粮食堆满了钱。田野里牛马成群，老百姓也人给家足，上流社会更是如果只有母马可骑，都觉得丢人现眼了。[5]

出土时内盛鲜黄稻穗四束，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象征。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

西汉农具，福建省崇安县汉城遗址出土。

使用时由一人推动，适合半山区和农村田间运输。

西汉农具，据山东枣庄出土汉画像石。

此时期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文、景二帝对农业的重视密不可分。

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改弦更张呢？

因为帝国中央的清静无为，固然造福于底层民众，却也便宜了中层豪强，尤其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诸侯王。那些获得了言论自由的谋臣策士，获得了人身自由的亡命之徒，更流窜于各王国，摇唇鼓舌，兴风作浪。

对此，帝国岂能容忍！

事实上武帝及其臣僚首先打击的，是“治申（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者。前三个是法家，后两个是纵横家。[6]

显然，罢黜百家，并非罢黜道家。其实就连法家，也仍然是帝国的执政党。只不过，法家的思想武器只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不能让民间用来对付中央。

看来，罢黜百家的说法是可以商量的。实际上武帝他们也没有把诸子百家都赶尽杀绝，更没有派人派兵烧毁民间的藏书。真正要消灭的，是危害政权的纵横家。

这当然是窦太后也同意的。何况她喜欢清静，岂会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

那么，独尊儒术，是真的吗？

是。不过，是独尊，不是独存。也就是说，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

问题是，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而且，始皇的焚书，武帝的尊儒，动机和说法都一样：天下大乱，皆因思想自由，言论不一。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又岂能再众说纷纭？

一统天下，就不能百家争鸣。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只不过，秦始皇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汉武帝却对了路。

儒学，为什么就适合做统治思想？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这倒是跟法家一样。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法家称之为势、术、法）。所以，法家之道为霸道，法家之政为苛政，法家之制为专制，法家之治为刑治。结果怎么样呢？秦帝国二世而亡。

儒家则不同，道为王道，政为仁政，制为礼制，治为德治。也就是说，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也有人情味。这样的统治，人民能够接受。人民能接受，政权就稳固。君主和人民都满意，就双赢。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这就是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从这个角度看，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而且，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

这就是三纲五常。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也许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问题在于，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可是主张封建制的，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那么，汉帝国之所独尊，还可能是儒学吗？

[1]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2]见《汉书·外戚传上》。

[3]见《史记·儒林列传》。

[4]见《史记·汲郑列传》。

[5]请参看《史记·平准书》。

[6]见《汉书·武帝纪》。

新儒生

登上两汉历史舞台的，是新儒学。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7]

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下令策问古今治乱之道，才进入皇帝视野的。正是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明确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此产生的功过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账上。

然而在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他被看作诸儒的一员，在《史记》中与他人合为一传。到班固的时代，董仲舒才脱颖而出，被推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载入史册，成为历史转变的里程碑。[8]

《春秋公羊传》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典籍，董仲舒借以发挥，改造成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

明堂辟雍是中国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是帝王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以此神化和巩固皇权，影响了后世的历朝历代。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独尊儒术并非汉武帝一时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实上，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深远影响，也要到后世才显现。武帝时代改写历史的，不是新儒学，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孙通和公孙弘。

叔孙通原本是秦帝国的博士，在二世的时代供职于宫中。这说明秦始皇其实只焚书，不坑儒（所坑为术士）。焚书的目的之于文化，也不是毁灭，而是垄断。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被秦二世叫来问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书呆子。他们的对策，是出兵镇压。

二世闻言，脸都绿了。

叔孙通赶紧上前说：天下一统，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么人造反？小偷小摸罢了。

秦二世龙颜大悦。

退朝后，其他儒生指责叔孙通欺君罔上，阿谀奉承。叔孙通却回答：不说假话，还有命吗？

于是，叔孙通投奔项梁，后来又跟了刘邦。

改换门庭的叔孙通也改头换面。他毫不犹豫地脱下儒生的服装，换成楚人的短衣。向刘邦推荐的人才，也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为非作歹之徒。总之，叔孙通在汉王刘邦军中的表现，完全不像一个儒家。

如此这般地熬到刘邦称帝，叔孙通终于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汉高祖七年十月，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在帝都长乐宫试行。原先不懂规矩的功臣元勋们，第一次在天子面前表现得诚惶诚恐，刘邦也才真正尝到了当皇帝是什么滋味（故事详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刘邦重赏叔孙通。

叔孙通却说：臣的学生一百多人追随左右，都参与了朝仪的制定，愿陛下让他们也有用武之地。

刘邦又任命这些人为郎官。[9]

前面说过，刘邦是讨厌儒生也讨厌儒家的，然而叔孙通却让他改变了看法。汉高祖十二年的十一月，刘邦甚至以最高规格（太牢）祭祀了孔子。[10]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在此刻已经打下基础。

那么，叔孙通为什么会成功？

因为他是新儒生。他很清楚，时代变了，儒学也得与时俱进。过去为邦国服务，现在为帝国服务。邦国的君主都是贵族，此刻的元首却是平民。贵族是熟悉礼仪的。让平民皇帝刘邦及其部下接受儒学，却并不容易。

所以，他必须等待。

等待要有信心和耐心，这两条叔孙通都有。他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用来打天下完全不行，用来治天下却长袖善舞。他也清楚，中央集权后，君臣父子之类的观念和制度不会没有用，反倒更有用。

只不过，必须投其所好，灵活变通。

所以，当刘邦南征北战时，叔孙通绝不温文尔雅。同样，刘邦问他朝仪难不难，他马上回答陛下希望如何就如何。后来排练，刘邦也认为不难。其实哪里不难，不过删繁就简，做了调整而已。

结果是皆大欢喜。原来那些质疑叔孙通的，也都改变态度，称他为“知当世之要务”的真圣人。

圣不圣，不好说。不迂不腐，是真的。

公孙弘也一样。

与董仲舒同时被武帝看中的公孙弘，当过狱吏也做过猪倌，成为朝臣时已年过六十，堪称老奸巨猾。他很清楚汉武帝是假儒家。因此，每次金殿对策，他提出的主张都很务实，却引经据典用儒学做装饰，汉武帝很受用。

公孙弘还有一招：遇到难办的事，总让直肠子汲黯先开口，自己跟进。如果汲黯在武帝那里碰了钉子，公孙弘就马上改口。次数多了，汲黯忍无可忍，在汉武帝面前当廷揭发公孙弘的背信弃义，斥责他不忠。

公孙弘却答：了解臣的认为忠，不了解的认为不忠。

汉武帝笑。

另一次，汲黯又揭发说：公孙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却用土布做被子，这是狡诈。

汉武帝又问公孙弘如何解释。

公孙弘答：汲黯所言属实。臣官居御史大夫（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却用土布做被子，确实未免有沽名钓誉之嫌。陛下明察，满朝文武与臣关系最好的，莫过于汲黯。今日汲黯当廷责臣，正中臣的要害。臣认账。更何况，如果没有汲黯，陛下哪里知道这些？

结果，汉武帝更加看重公孙弘。

元朔五年十一月，汉武帝封公孙弘为平津侯，这时他已经官居丞相。西汉的惯例，从来就是列侯才能为相，叫封侯拜相。公孙弘却开了一个新例，即拜相封侯。更重要的是，先封侯后拜相的都是功臣。从公孙弘开始，先拜相后封侯的，却有可能是儒家之徒了。[11]

这也正是董仲舒希望的。

[7]关于董仲舒，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8]见《汉书·董仲舒传》。

[9]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下同。

[10]见《汉书·高帝纪》。

[11]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

仕途即前途

的确，董仲舒和公孙弘，是西汉新儒家的两个代表人物。董仲舒是理论家，他回答了“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公孙弘是行动派，他解决了“怎样才能儒术独尊”。

怎样才能呢？

垄断仕途。

这当然是抓住了根本。我们知道，帝国与邦国有一个重要区别：邦国是贵族政治，帝国是官僚政治。帝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组织，都由官员代理皇权。如果这些官员都是儒生，儒学的独尊地位就不可动摇。

然而垄断仕途并不容易，因为高祖的权力机关原本是军政府。所谓“非封侯不得拜相”，就是要维护军人的政权。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岂能拱手相让于儒生？

问题是，军人政治即贵族政治。如果帝国的官员永远都是勋贵们的子弟，中央集权就不可能实现。因此，文官政府的建立是迟早的事，只不过得慢慢来。

公孙弘的办法，是先抓教育。

元朔五年六月，已被封为平津侯的丞相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设弟子。博士是秦汉帝国的学术官僚和技术官僚，任务是为皇帝充当顾问。他们虽无决策权和行政权，却常常列席御前会议，很有发言权和影响力。

此时，研究诸子百家的博士都已被罢黜，皇帝的顾问团只剩下五经博士。五经就是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其实就是动用国家力量和经费，为儒家培养接班人。

公孙弘老谋深算。

五经博士是皇帝的顾问，也是太学的教官。博士弟子就是太学生。他们入学后，每年考试一次，成绩优秀的可以做官，成绩一般的可以为吏，不及格的退学。

这样一来，董仲舒建议设立的太学，就不但成为当时唯一的最高学府，也成为帝国官员的培养基地。大批接受了儒家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进入权力机关，走上领导岗位，干部队伍的结构为之一变，气质也变得文质彬彬。[12]

军人政府，开始转变为士人政府。

变化让最高统治者感到满意，博士弟子的名额也开始逐渐增加：武帝时五十，昭帝时一百，宣帝末二百，元帝时千人，成帝时竟多达三千。

不难想象，每年上千儒生进入各级政府，那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至少，独尊儒术已不再是空谈。

与此同时，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也达成交易。

知识阶层就是士。士在春秋以前是最低一级贵族，在秦汉以后是最高一级平民，在战国和楚汉之际则是不安定因素。因为士的特点，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艺，无产业。他们就像毛，必须依附在皮上。没有皮，就动乱。

西汉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天下一统后，大批依附于各路诸侯的士人下岗待业，流落民间，不知所从。如不妥善安置，岂非又要冒出范增、陈平和蒯通来？

这当然很糟糕。

实际上，武帝登基后，首先要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士，就因为此类人物在当时为数不少，尽管他们的目的不是乱国政，只是找工作。

但是现在好了。汉武帝和公孙弘告诉士人：帝国就是最好的皮，仕途则是最好的前途。只要尊孔读经，就能拜相封侯，荣华富贵，耀祖光宗。

显然，这是一种收买。

不过，帝国只收买儒生，却堪称高明。因为儒家是主张忠君爱国的。事实上，此后即便在王朝末年，士人都很少参加造反。将起义者们凝聚在一起的，也从来不是儒家思想。赤眉、黄巾、白莲教、太平天国，都如此。

因此，尽管两千多年以来，王朝更替在所难免，帝国制度却稳如泰山。同样，儒家虽不能绝对垄断仕途，却成功地将其他学派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就连后来兴起的玄学和佛学，也很难挑战其老大地位。

这是一笔双方都很合算的买卖。

是啊，儒家奉献知识忠诚，帝国开放官位俸禄；儒家谋取了生存空间，帝国得到了国家栋梁；儒家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帝国则把它变成自己的统治工具。

一个独尊，一个至尊，一个垄断，一个把玩，他们当然会拍板成交。

但，这又是一笔不平等的交易。

的确，尽管帝国承诺要按照儒家思想来治国，然而在事实上，行王道还是行霸道，却完全由不得儒生。王道好用够用时，自然不妨温文尔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够趁手，就会大打出手，甚至杀人如麻。

总之，帝国可以随心所欲，翻脸不认人，知识阶层却必须履行魔鬼协议，从此交出灵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而且，由于这一次的集体出卖，中国知识界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还要遭受无数次磨难和摧残。

因此，这是另一种“焚坑事业”。

是的。独尊儒术与焚书坑儒，只有手段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其目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只不过，秦始皇威胁，汉武帝利诱；秦始皇不准人民读书，汉武帝要人民只读一种书。结果，始皇失败，武帝成功。[13]

然而汉武帝的成功，却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法家其实很清楚，统一思想靠杀人是不行的，得靠诛心，正所谓“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由此推论，杀其人就是最次的了。[14]

相反，收买人心则是成本最低而效果最好的办法。不要忘记，法家是主张“两面三刀”的。三刀，就是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两面，则是赏和罚。始皇用罚故焚书，武帝用赏故尊儒。但，给儒家吃冷猪肉，绝不等于对其他人就不会挥舞狼牙棒。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汉武帝的法家嘴脸。

[12]见《汉书·武帝纪》、《史记·儒林列传》、《资治通鉴》卷十九。

[13]请参看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

[14]见《韩非子·说疑》。

受辱，还是去死

先看一份死亡名单：

时期

职位

人物

结果

建元二年

御史大夫

赵绾

下狱自杀

元光四年

魏其侯

窦婴

被杀

元朔二年

齐相

主父偃

被杀

元狩四年

前将军

李广

自杀

元狩五年

丞相

李蔡

下狱自杀

元狩六年

大司农

颜异

被杀

元鼎二年

御史大夫

张汤

自杀

元鼎二年

丞相

庄青翟

下狱自杀

元鼎五年

丞相

赵周

下狱自杀

天汉三年

御史大夫

王卿

自杀

征和二年

丞相

公孙贺

下狱死

征和三年

丞相

刘屈氂

下狱腰斩

后元元年

御史大夫

商丘成

自杀

以上十三人，都在汉武时期非正常死亡，其中丞相五人，御史大夫四人。不在名单中的，还有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以及新太子（汉昭帝）的母亲钩弋夫人。他们有的死于汉武帝的淫威，有的死于他的峻法。

比如李广。[15]

长年在边疆保家卫国的李广，是被匈奴称为“汉之飞将军”的。他曾经生擒匈奴的射雕英雄，也让匈奴长期不敢来犯。汉文帝甚至感叹他生不逢时。文帝说，李广如果生在高帝时代，封万户侯又算什么！

然而李广却被逼自杀。

李广实际上是被汉武帝害死的，尽管汉武帝并不负直接责任。元狩四年，武帝发动漠北之战，由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攻击匈奴，李广被任命为前将军。这时他已六十多岁，很愿意争取最后的辉煌。

可是作为前将军，李广接到的命令，却是走东路与大军会合。这道奇怪的命令背后，其实另有原因。原来，汉武帝曾私下里告诫卫青：李广命数不好，是单数。孤星照命，让李广打头阵，恐怕不吉利。

汉武帝一句话，就断送了李广的前途。

正好卫青也有私心。他要把头功留给自己人，便把李广变成了当年的陈胜。由于东路难走，又没有向导，迷失了方向的李广部队不能及时赶到指定地点，依律必须接受军事法庭的调查，甚至审判。

心中有愧的卫青倒是愿意为李广说情，李广却不肯配合。他说：我老了，无法再对簿公堂。于是拔刀自尽。消息传出，全军皆哭。老百姓听说，也都哭。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冯唐易老, 李广难封。”感叹李广将军的功高不爵，命途多舛。

那么，李广为什么宁肯自杀，也不申诉？

因为帝国的法庭和监狱都太恐怖。想当年，绛侯周勃从看守所放出来的时候，就曾心有余悸地说：我将兵百万，位极人臣，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16]

帝国的律法也极其苛严。比如云中太守魏尚，出生入死战功赫赫，却仅仅因为上报的杀敌数字与上交的敌人首级差了六个，便被下狱罚为苦力。武夫们多半没有文化，这样的差错谁不会有？帝国却不依不饶。[17]

我们知道，魏尚时的皇帝是汉文帝，文帝可是以宽厚仁慈著称的。这时被调查的官员和将领，尚且只要一句话对不上号，便会被绳之以法，何况武帝时代？帝国的法官几乎都是酷吏，李广又哪里是对手？

所以，受审即受辱。

士可杀不可辱，李广选择了死。

选择受辱的是司马迁。

司马迁遇难，是因为李陵。李陵是李广的长孙。李广自杀十九年后，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祁连山，奉命率步兵五千人吸引匈奴兵力，结果被八万人团团围住。李陵血战八天而救兵不到，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显然，李陵之败，是因为李广利指挥失当，救援不力。但李广利是汉武帝的大舅子，当然不会被追究责任。相反，司马迁为李陵说公道话，却被视为别有用心。

于是，汉武帝将司马迁下狱法办。

司马迁被判处的是死刑。依照当时的律条，死刑可以用钱赎买，也可以用腐刑顶替。但是他没有那么多钱，周围的人也不肯伸出援手。如果像李广那样去死，则《史记》无法完成。司马迁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腐刑。

腐刑又叫宫刑。受此刑者，男的割掉阴茎，女的破坏阴道。这当然极其残忍，也为任何男人和女人所无法忍受，因此在汉文帝时一度被废。不过，此刑很快又被帝国恢复，直到隋文帝开皇初年才被彻底废除。

腐刑是中国古代最残酷的刑罚之一。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受到摧残，内心也遭受极大痛苦，从此如腐木枯朽。

可惜，司马迁遇到的不是隋文帝，而是汉武帝。他只能去承受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屈辱。受刑之后，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坐立不安，汗流浃背，神情恍惚，一度仿佛变成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18]

这种痛苦，汉武帝知道吗？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重要的是，他不需要知道，因为他的立法精神就是要让你痛苦。更险恶的是，他的制度居然这样设计：要么去死，要么受辱。尊严和性命，只能二选一，除非你有足够多的钱。

请问，这是什么狗屁法制？

有此酷刑，实在是一个民族的奇耻大辱。看来，法治也未必靠得住。如果那法是王法，治国的是帝王，法治也可能是专制，只不过“依法专制”而已。任何人权都不会有保障，所有的人都不会有尊严。

德治和儒术，就更靠不住。

的确，司马迁是景仰孔子的。他称孔子为至圣，由衷地赞美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可惜，这位伟大的圣人即便再世，恐怕也奈何不了帝国的统治者，哪怕是在独尊儒术的时代。[19]

更何况，汉武帝又何尝当真尊儒？在他那里真正吃得开的，甚至不是新儒生，而是刀笔吏。

[15]李广事见《史记·李将军列传》。

[16]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17]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18]见司马迁《报任安书》。

[19]见《史记·孔子世家》。

又见秦政

刀笔吏的代表人物是张汤。[20]

张汤似乎天生就是法官。小时候，老鼠偷了他们家的肉。被父亲责打的张汤，挖地三尺将老鼠捉拿归案，而且鼠赃俱获。于是，小张汤升堂问案，读诉状，出证据，录口供，最后将老鼠验明正身就地正法。

这事让张汤的父亲对他刮目相看。担任长安县丞（副县长）的张汤之父，便把儿子送去学习法律。学成之后，张汤成为专业法官，从基层法院的办事员做起，一直做到帝国的最高监察官员御史大夫。

与此同时，他也成为西汉著名的酷吏。

酷吏就是执法苛严的官吏，作风相反的则叫循吏。酷吏是老早就有的。吕后时有侯封，文景时有郅都，武帝时更可以开出长长的名单：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可谓于斯为盛。

这当然自有原因。

原因是复杂的，酷吏与酷吏也各不相同。比如王温舒死后家财万贯，尹齐的家产却不满五十金，张汤的则只够买五匹马。可见张汤和尹齐，虽然枉法，却不贪赃。他们是酷吏，同时也是清官。

事实上也有两个张汤：好官张汤和酷吏张汤（尽管两个张汤是同一个人）。好官张汤的故事和意义，我们到第四章再讲，这里只说酷吏张汤。

酷吏张汤的代表作，是颜异案。

颜异被害时的官职是大司农。大司农是九卿之一，即汉帝国中央政府的部长，主管国家的财政经济，物价、国库、土地、交通运输和盐铁专卖也都归他管。颜异得罪汉武帝，便是因为金融货币问题。

元狩六年，汉武帝和张汤发明了一种新货币，叫白鹿皮币。具体地说，就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四边绣上水草，价值四十万。同时规定，王侯宗室朝见皇帝，必须用白鹿皮币垫着玉璧，才能行礼。

大司农颜异表示反对。因为一块苍玉才几千块钱，垫子倒要四十万，岂非本末倒置？

汉武帝很不高兴。

于是张汤将颜异下狱，判处死刑，罪名是腹诽。腹诽就是嘴上不说，心里诽谤。这种罪名，本身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况就连这也不能成立。因为颜异不赞成白鹿皮币是公开的，并没有欺上瞒下，又何尝腹诽？

但，君臣意见不一原本正常。颜异作为财政大臣，对经济政策发表看法，不但合法，而且合情合理。要治他死罪，只能节外生枝，故意找茬。

然而证据居然被张汤找到。有一次，某人在颜异那里做客，谈话时对朝廷政策表示了不满。颜异当时什么都没说，只微微动了一下嘴唇。于是张汤起诉说：这就是腹诽。欺君罔上，心怀不轨，大逆不道，罪该万死。[21]

汉武帝很满意。

显然，这不是法治，而是专制。或者说，以法制行专制。在这里，法制跟儒术一样，不过是装饰品。但，装饰既然是必需的，那就得有懂法律的人来做帮凶。

所谓“刀笔吏”便应运而生。

刀笔吏，就是帝国的司法官员。纸张发明前，法官和书吏录口供，做判决，都用笔写在竹简上。写错了或者要修改，就用刀削去重写。这些人掌握了刀和笔，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怎么削就怎么削，所以叫刀笔吏。

中国古代在未发明纸以前，用竹简来写字，所以需要一种修改简牍的小刀，汉代称“书刀”。

那么，刀笔吏有可能舞文弄法吗？

有。汉的律令，在刘邦时代不过约法三章，但到武帝时代却增至359章。其中，死罪律409条，1882款，案例13472个。这样繁多的法令，专业人员也看不完，更不用说不懂法律的其他官员和普通民众了。

结果是什么呢？是帝国的司法被玩弄于刀笔小吏的股掌之间。他们想让你活，可以有一千条理由来开脱；想让你死，也有一万个案例可参照。[22]

刀笔吏成了阎王爷，法治也就变成了人治。

这时，执法官员的道德品质和价值取向，就变得十分关键。比如董仲舒，恐怕是真有恻隐之心的。他曾经按照“亲亲相隐”等儒家伦理，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直到东晋时期，还有人援引董仲舒的判例为自己申冤。[23]

但更重要的，还是最高统治者的倾向。

主张司法公正的，是汉武帝的曾孙汉宣帝。宣帝曾下诏说，过去书吏执法，挖空心思给人妄加罪名，这是朕的不德。判决不公的结果，势必是恶人心存侥幸，好人无辜被戮，这绝不是朕愿意看到的。[24]

汉宣帝这么说，当然事出有因。事实上汉武帝跟秦始皇一样，喜欢严刑峻法。他要实行的，则是铁血政策。于是在汉武帝的治下，又见秦政和秦吏。

比如杜周。

杜周比张汤还要恐怖。他担任帝国最高司法行政长官（廷尉）时，一年受理案件一千多件，每件大的牵涉到几百人，小的也有数十人，涉案总人数十六七万，下狱的二千石（省部级）官员不少于一百人。

这么多的案子，怎么办理呢？

很简单，汉武帝想打击排挤的，就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汉武帝打算放一马的，就慢慢帮他开脱。

胡亥和赵高，也不过如此吧？

这种作风，就连杜周的门客也看不下去。当时，帝国的法律都写在三尺长的竹简上，叫三尺之法。因此门客说：大人的职责在主持正义，却不以三尺为准绳，专以上意为取舍，法官难道是这样做的吗？

杜周却嗤之以鼻。杜周说：什么法不法的！请问三尺之法从哪里来？告诉你，先帝肯定的就叫做律，今上认可的就叫做令。依法？你说说什么是法？

皇帝就是法。

那么，世上还有公道吗？

[20]张汤及其他酷吏故事无另注者均见《史记·酷吏列传》。

[21]见《史记·平准书》。

[22]见《汉书·刑法志》。

[23]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等。

[24]见《汉书·刑法志》。

非儒非法非主流

主张天下要有公道的，是汲黯。[25]

汲黯在武帝朝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主爵都尉。主爵都尉是负责列侯封爵事宜的中央政府官员，位列九卿，相当于国务会议列席成员，享受正部级待遇。

这就比公孙弘和张汤差得远。公孙弘和张汤在汲黯位列九卿时，都不过蕞尔小吏。但是后来，公孙弘担任了丞相（国务总理），张汤任御史大夫（副总理级）。一个拜相封侯，一个位在三公，只有汲黯原地踏步。

对此，汲黯很不以为然。他对汉武帝说：陛下用人怎么就像堆柴火，越是后来的就越是放在上面（成语“后来居上”的来历就在这里）！

汉武帝默然。

其实这两人后来居上，并不因为武帝要堆柴火，只因为他们摸准了皇上的心思。武帝要用儒术装点门面，公孙弘就子曰诗云；武帝要用刑法杀一儆百，张汤就深文周纳。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当然好戏连台。

实际上汉武帝也不得不如此。秦政苛，结果是天下溃而叛之。这就要独尊儒术，标榜仁政。汉政宽，结果是网漏吞舟之鱼。这就要重用酷吏，建立权威。

这在汉武帝，就叫齐头并进，两手都硬。

汲黯却左右开弓，反儒也反法。

在汲黯看来，儒法两家都不可取。新儒生大多口是心非，阿谀奉承，巧言令色，耍小聪明，公孙弘是代表。刀笔吏则舞文弄法，争强好胜，滥杀无辜，陷害忠良，张汤是代表。所以他既反对公孙弘，也反对张汤。

汲黯揭发公孙弘，前面已经说过。他对张汤，同样毫不留情。有一次，汲黯甚至当着武帝的面，痛骂职务还是廷尉的张汤：身为正卿，上不能富国，下不能安民，却擅改高皇帝约法，就不怕断子绝孙吗？

张汤的对策，是跟汲黯咬文嚼字，找茬。

结果汲黯忍无可忍。他说：难怪大家都讲不能让刀笔吏做高官。果然！果然！如果按张汤那一套办，只怕普天之下都不敢抬腿走路、正眼看人了！

公道什么的，当然也不会有。因为“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的张汤，名为整顿吏治，实为固宠弄权。

汲黯哪里知道，汉武帝并不怕这个。他要的也不是公道，而是霸道，只不过得装扮成王道。因此，他的用人观念跟汲黯不同，阶级观念也不同。

的确，汲黯的出身是很高贵的。他原本是卫国人，祖上世代都是卿大夫。这样的贵族，哪里看得起放猪出身的公孙弘、小吏出身的张汤？在他眼里，这都是小人。

然而汲黯没有想到，汉武帝必须用小人，因为帝国不是邦国。邦国是贵族的时代，也是君子的时代。帝国则是平民的时代，也是小人的时代。这个历史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刘邦不就是小人吗？韩信和陈平不也是吗？

何况汉武帝还有一个打算，那就是从功臣勋贵们的手中夺权。这就不能靠贵族，得靠平民；不能靠君子，得靠小人。公孙弘和张汤确实出身卑贱，不讲原则，一味媚上，十足的小人。但，帝国要的就是这个。

保留贵族精神和君子之风的，便只有汲黯。

汲黯是表里如一的。他那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名言，就是当着汉武帝的面在朝堂所说。尽管当时满朝失色，汲黯却无怨无悔。他说，天子设立百官，难道是用来拍马屁的吗？就算有危险，又岂能让朝廷蒙辱？

难得的是，汉武帝对汲黯一让再让，礼遇有加。大将军卫青来，他坐在马桶上就见了。丞相公孙弘来，他帽子不戴就见了。汲黯进宫，汉武帝却一定正襟危坐。如果匆忙之间来不及整理衣冠，则会躲进帐中，以免不恭。

这是对汲黯人格的敬重。

为着这份敬重，我们也要对汉武帝表示敬意。

汲黯也值得敬重。元狩二年，为了接待前来投降的匈奴浑邪王，朝廷向民间借马，结果没凑够数。汉武帝认为长安县令办事不力，要开刀问斩。汲黯却挺身而出：长安令无罪！只要杀黯一人，就有马了。

汉武帝又默然。

汲黯说这话，是因为他当时担任右内史，是长安县令的长官。下属被问责，长官当然要承担领导责任。这在汲黯，就是一个高贵者应有的担当。

贵族精神，是要用生命来支持的。

其实汲黯担任右内史，是丞相公孙弘的阴谋诡计。因为右内史相当于首都市长，辖区内尽是高官权贵，很难治理。以汲黯之耿直，岂有不得罪人出点事的？

然而公孙弘的说法却冠冕堂皇：如此重任，非指派老成谋国、声望极高的大臣不可。

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岂非一目了然？

汉武帝当然也清楚。因此，尽管公孙弘和张汤恨死了汲黯，他自己也咬牙切齿，却终究没有对汲黯下毒手。看来，武帝起用小人，也是迫不得已，或者权宜之计。内心深处，恐怕还是敬重君子的。

有一次，中大夫庄助替汲黯请病假。

汉武帝问：你看汲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庄助说：谁都不能动摇。

汉武帝说：是。他差不多可以算社稷之臣了。

社稷之臣，就是跟国家休戚与共的大臣。这可是连平定了所谓“诸吕之乱”的周勃也未曾得到的评价，却被汉武帝给了汲黯，而且是在汲黯当面顶撞了他之后。[26]

汉武帝不愧为雄主。

汲黯的存在，也许是一个异数，更非主流。但汉武的政治，却可以肯定是混合型的。在他那里，有儒家主张的德治，法家主张的刑治，也有墨家主张的人治。尽管汲黯不被承认是墨家，又尽管他被认为是道家。

是的，大汉王朝并没有唯儒术而独尊。当时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武帝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中央集权。

[25]汲黯事迹无另注者均见《史记·汲郑列传》。

[26]见《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第三章
高度集权

谢幕的帝国

建立中央集权的大帝国，曾经是世界性趋势。[1]

事实上，当我们民族诞生了自己的第一帝国时，世界舞台上已经有好几个帝国先后谢幕。亚述、波斯、马其顿都在秦汉之前，之后则还有罗马和阿拉伯。

这些都是大帝国。亚述地跨西亚和北非，波斯、马其顿、罗马和阿拉伯，则横跨亚、非、欧。其中，亚述堪称全世界的“第一帝国”。因为正是亚述，在历史上第一次将那么多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巴比伦、埃及和埃兰，统统拢在了一起。

波斯帝国也了不得。仅首都就有四个，版图则包括伊朗高原、中亚大部、印度西北、整个西亚、北非的埃及和欧洲的色雷斯，以及爱琴海的一些岛屿。

但，亚述帝国的寿命却只有半个世纪。

寿命更短的是马其顿帝国，跟国王亚历山大在位时间一样长，只有十三年。寿命长的，波斯帝国二百年，阿拉伯帝国约五百年。从屋大维称帝到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帝国也近五百年。以后，东罗马帝国还有一千年。

显然，即便是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也比不上中华帝国：两千一百三十二年。

这很有意思。

罗马和阿拉伯帝国的成败得失，我们以后再说，这里只说亚述、波斯和马其顿。

马其顿帝国其实是个暴发户。他们在波斯帝国达到鼎盛时期，甚至在我们民族进入战国时，都还没有像模像样的国家。但从阿刻劳斯到腓力二世，短短八十年，马其顿就成为强大的王国，并征服了希腊。

亚历山大把王国变成帝国，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这固然因为他能力超强，更要拜命运所赐：希腊衰落，波斯内乱，印度河流域诸国林立一盘散沙。亚历山大的东征西讨势如破竹，简直就是摧枯拉朽。

马其顿，命中注定要横空出世。

亚述的情况也差不多。

第一帝国亚述也是后起之秀，发祥地则是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这两河之间。两河流域中下游是一大片冲积平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叫亚述，南部叫巴比伦尼亚。后者又分南北，北部阿卡德，南部苏美尔。[2]

两河流域文明的兴起，是从南到北的。最早出现的是苏美尔城邦，时间在我们的神话时代；然后是阿卡德王国，时间在我们的尧舜时代；然后是巴比伦王国，时间在我们的夏。亚述崛起时，我们已是东周。

亚述、巴比伦、阿卡德、苏美尔，一个比一个兴盛强大，这可真是后来者居上。

然而亚述征服世界，却完全依靠武力。他们的统治也一样，其残暴程度与秦相比有过之无不及（见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第六章）。结果是他们的帝国连同他们的文明一并毁灭，而且不再复活。

这可真是印证了陆贾对刘邦说过的话：天下可以在马上获得，不可在马上治理。

有所不同的，是波斯帝国。

波斯帝国也是勃然崛起的。他们先是在中国进入春秋中期的时候，直接由部落联盟变成了王国，又在第一任国王居鲁士手上迅速变成了帝国。我们民族花了一千八百年才走完的路，他们一步就跨过去了。

幸运的是，波斯人并没有单纯依靠武力。

帝国第四任皇帝大流士是一个改革家，他跟秦始皇一样修建了国道和高速公路。从苏撒到小亚爱非斯的御道全程两千四百公里，另一条重要干道则西起巴比伦城，横贯伊朗高原，东至巴克特利亚和印度边境。这是他的车同轨。

同样，大流士也清楚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因此确立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为国教，但只作为精神寄托和号召，不强迫臣民信仰。这是他的独尊儒术。

大流士，是秦始皇加汉武帝。

此外，大流士还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统一的货币制度，规定中央政府铸造金币，行省铸造银币，自治城市铸造铜币。相比较而言，马其顿帝国混合使用波斯的金币和希腊的银币，虽有利于商业，却不利于集权。

三种货币同时流通又分级铸造，大流士张弛有度。

这一事实也证明，波斯帝国是实行郡县制的。只不过他们的郡叫萨特拉皮亚，汉译为省，有二三十个，大多是被他们灭掉的国家，比如巴比伦省、埃及省、印度省，跟我们春秋战国时期改灭国为郡县一样。

波斯帝国的行省，每省一个总督（省长），一个省军区司令。省军区的上级是大军区，一共五个。大军区统辖省军区，最高统帅则是波斯皇帝。

行省的总督和司令却互不隶属，直接对皇帝负责。总督身边还有皇室秘书，是皇帝的特派员和耳目。此外，皇帝还不定期派巡视员到各地明察暗访，通报社情民意。

有垂直管理的军政两个系统，有军政并立的地方行政制度，还有钦定的信仰、四通八达的道路以及沿途密集的驿站和兵站，波斯堪称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那么，大流士们的江山永固了吗？

没有。

公元前334年，马其顿军队入侵波斯。四年后，大流士三世兵败身亡，波斯帝国便万劫不复。

这又是为什么？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与希腊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帝国后期行省总督往往兼任军区司令，也跟中国晚唐的藩镇割据极其相似。西部各省总督甚至联兵反叛，中央集权名存实亡。

但，问题更在帝国本身。

实际上，波斯帝国过于庞大，结构则极其复杂。埃及、巴比伦、埃兰、腓尼基、以色列、希腊、印度，哪一个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明，岂能只靠强权统合在一个圈子里？就算可以车同轨，恐怕也难书同文。

波斯帝国的统治基础，其实是脆弱的。

马其顿的基础就更脆弱，庞大的帝国几乎完全系于一人之身。因此亚历山大一死，他的帝国就分裂为马其顿-希腊、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等独立王国，再也没有一种力量把他们重新整合起来。

有此力量的，是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有此力量，是因为帝国之前有邦国，郡县之前有封建。邦国制或封建制的紧要之处，则在于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臣属于天子。有这样一个天下共主，就不难实现文化认同。有同一文明做基础，发展为统一大帝国就顺理成章。至少，嬴政或刘邦称帝，远比空降一个波斯皇帝或马其顿皇帝要容易得多，也稳当得多。

何况此前的春秋战国，还在为帝国的诞生做准备。

天下共主，文化认同，五百年的预备期，这些都是亚述、波斯、马其顿没有的。所以，尽管中华帝国的初期并非没有纠结，要封建还是要郡县也曾经引起争论，但项羽的分封天下终于失败，韩信和英布也都没能变成亚历山大死后的托勒密或塞琉古。中央集权大局已定，留给汉武帝的问题，是如何对付同姓诸侯王。

[1]本节所据史实请参看翟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

[2]美索不达米亚原指两河流域北部，后来泛指整个冲积平原。

把王侯变成羔羊

同姓诸侯王是封建制度的后遗症。

不能说刘邦当年的决策是错误的。毕竟，从西周封建到秦汉建国，有八百年的历史。封建和邦国，也未尝没有制度的优越性。何况功臣要酬劳，不能不封异姓王；空白要填补，也不能不封同姓王。

更何况，分封只是分权，不是分裂。有一个“王国与郡县并存”的过渡期，比波斯帝国和大秦直接实行郡县制要相对稳妥，更比马其顿帝国的分崩离析好得多。

然而分权就不能集权，集权就不能分权。帝国与邦国不能兼容，王国与郡县也不能并立。任由王国发展，势必尾大不掉。因此，分封同姓诸侯只能是权宜之计，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则势在必行。

是的。封建制或邦国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必须死在沙滩上。

只不过，最好是安乐死。

于是，汉武帝给了温柔一刀。

这一刀，叫推恩。

推恩，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实行的政策，设计者叫主父偃。主父偃是纵横家，他的设计也堪称权谋的代表作。具体做法，是让诸侯王分出国土，封给自己的子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浩荡皇恩推广到下一代，所以叫推恩。

这当然行得通，因为诸侯王的子弟都拥护。这也讲得过去，因为符合儒家父慈子孝的精神。这又是对帝国非常有利的，因为不费一兵一卒，诸侯的实力已被削弱。

所以，汉武帝立即采纳。

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出这主意的主父偃，跟当年力主削藩的晁错一样，也无辜被杀。而且，极力主张杀掉主父偃的，正是新儒家公孙弘。

公孙弘为什么要杀主父偃？

因为主父偃把事情闹大了。

前面说过，公孙弘是新儒家，主父偃是纵横家。纵横家都喜欢惹是生非，主父偃也不安生。他先是揭发燕王刘定国，后来又整治齐王刘次昌，罪名都是淫乱。

结果，燕王和齐王畏罪自杀，王国归了中央。

说起来这两个家伙胡作非为也不奇怪。七国之乱以后的诸侯王，既无权力治理王国，也不能任命高级官员，实际上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他们在帝国中央派去的国相监视之下，饱食终日无所作为，不淫乱又能干什么？

何况国王有罪，正好夺其王国，汉武帝求之不得。

所以，他并不打算杀主父偃。

公孙弘却慷慨陈词。他说，害得齐王身死国除的，就是主父偃。不杀了他，没法向天下人交代。

汉武帝当然不能说齐王自杀正合朕意。而且，从韩信之死到晁错之死，大汉皇帝从来就不在意兔死狗烹。于是主父偃被灭族，时间也在元朔二年。后来，司马迁把公孙弘和主父偃合为一传，则更是意味深长。[3]

不过，主父偃虽死，推恩法却大力推行。

推恩法的紧要之处，是诸侯王的子弟只能封侯，不能封王。侯的封号由汉武帝确定，封国则改属中央，不再属于原来的王国。很清楚，推恩法的最大受益者，其实是汉帝国，只不过侯国在名义上仍属于诸侯王子弟。

所以，汉武帝还要巧取豪夺。

夺国的最好办法，当然是找茬治罪。正好，汉文帝曾经规定，每年八月大祀宗庙时，诸侯和列侯都要献金助祭，叫酎金（酎读如宙）。汉武帝的办法则是：酎金分量不够或成色不好，取消侯爵封号，收回侯国。

那么，分量够不够，成色好不好，谁说了算？

汉武帝。

这实在太方便了。结果，仅元鼎五年，因为酎金问题而被夺爵的列侯，一次就多达106人，丞相赵周也因此搭上了性命。然而终武帝一朝，由于推恩而被封侯的王子，总共也才175人。诸侯王身上的肉，就这样零割下来，又吞进汉武帝的肚子里，只不过走了推恩的程序。[4]

黑社会洗钱，也不过如此吧？

然而就连被一削再削的诸侯王，汉武帝也不放过。武帝一朝，因有罪而被废的王国有九个，名单如下：

诸候

人物

结果

罪名

淮南王

刘安

自杀国除

谋反

衡山王

刘赐

自杀国除

谋反

济川王

刘明

废为庶人，国除

杀人

燕王

刘定国

自杀国除

淫乱

齐王

刘次昌

自杀国除

淫乱

江都王

刘建

自杀国除

谋反

济东王

刘彭离

废为庶人，国除

杀人越货

常山王

刘勃

徙房陵，国除

不守礼法

济北王

刘宽

自杀国除

乱伦、诅咒

此外，还有四个王国由于没有后代，也被撤销。

半数左右的王国没有了，大多数侯国也没有了。那些苟延残喘的王国和侯国，则早与郡县无异。封建制的后遗症已不足为患，要帝国还是要邦国更无须争论。

实际上到这时，无后的也好，有罪的也罢，都已经不成气候。世袭的王侯不过纨绔子弟，从小长在深宫，娇生惯养，并无阅历，更无能力，名为凤子龙孙，实为酒囊饭袋。除了被汉武帝当作羔羊宰割，其实别无选择。[5]

就连淮南王刘安，也如此。

吴王刘濞之外，最有谋反资本的就数刘安。他是刘邦小儿子刘长之子，不折不扣的“刘皇叔”。刘安自己学问既好，手下人才也多，《淮南子》就是他主编的。所以，从汉武帝继位起，就不断有人说他能当皇帝。

刘安自己，也这么认为。

但是怎么样呢？谋反策划了近二十年，败亡却在顷刻之间。汉武帝甚至没费一兵一卒，只是派官员到淮南国去办案问罪。结果使节未到，刘安就自杀了。[6]

这时回首七国之乱，便觉恍如隔世。

想当年，刘濞的气焰何等嚣张，帝国的形势又何等严峻。惊慌失措之下，汉景帝甚至杀了晁错，撤销了削藩令，刘濞却照样称帝，照样发兵。

那么，刘濞为什么这样猖狂？

因为既掌握了地方财政，又勾结了民间资本。吴国境内是有铜山和大海的。刘濞便开山采铜，煮海为盐，结果富甲天下。于是他的王国全民免税，服兵役则有补贴。在别处作案的逃犯，也都被他包养起来。他甚至以招降纳叛和藏污纳垢闻名天下，就像《水浒传》中的柴进。

刘濞招揽的人才，无疑包括当时的民营企业家，即所谓“铸钱奸人”（其实还应该包括盐商）。此外，则是“无赖子弟”和亡命徒。也就是说，刘濞是把割据势力、民间资本和非政府武装力量都拢在一起的。[7]

这当然都因为他有钱。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有钱能使鬼推磨。事实上，一个政权，不能没有印把子，也不能没有枪杆子和笔杆子。有笔杆子才有文治，有枪杆子才有武功。但没有钱袋子，一切都是空谈。

钱袋子捏在别人手上，也是空谈。

汉武帝，还必须在经济战线展开斗争。

[3]主父偃故事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4]酎金夺爵人数见《汉书·武帝纪》；推恩封侯人数见《文献通考》卷二六七。

[5]本节所述亦请参看田昌武、安作璋主编《秦汉史》。

[6]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7]见《史记·吴王濞列传》。

要钱更要命

汉武帝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淮南王刘安自杀三年后全面展开，负责这项工作的是东郭咸阳、孔仅和桑弘羊。东郭咸阳是盐商，孔仅是铁商，桑弘羊则是商人的儿子。用他们三人搞经济改革，堪称“以商治商”。[8]

事实上，西汉的商业是繁荣的，产业也全面。司马迁开出的富豪榜中，涉及的行业就有冶金、盐业、物流、粮食、畜牧、高利贷、博彩、零售、化妆品、饮料、小五金、肉制品等等，不一而足。[9]

利润最高的，是铸钱、炼铁、煮盐。

因此，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将这三个产业国营化。其中，铸钱和炼铁完全由政府垄断。民间有胆敢私自铸钱的，死罪；有胆敢私自炼铁的，重刑。

◎ 汉初致富者的营生

姓名

行业与活动

卓氏

冶铁，对外贸易

程郑

冶铁，对外贸易

孔氏

冶铁，规陂池

邴氏

冶铁，经商，放贷

刁闲

贩卖鱼、盐

师史

贩卖遍及全国

任氏

粮食的储存、交易，力田、放牧

桥姚

牧马、牛、羊

无盐

放贷

诸田

经商

栗氏

经商

杜氏

经商

尽管汉高祖制定了各种抑商的法令，但在汉初仍有许多容易致富的行业。
据许倬云《汉代农业：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及特性》。

真正的国有企业，从此开始。[10]

盐业则开放一半。煮盐由民间，卖盐由官方。生产成本由民众负担，生产工具由官府提供，产品也由官府收购专卖，算是公私合营加统购统销。

二十一年后，酒类也归官方专酿专卖。

这当然是与民争利，因此引起极大不满。直到很久以后，桑弘羊等人都遭到痛骂。苏东坡由于痛恨桑弘羊，甚至连司马迁也骂了。[11]

其实这项改革的意义并不完全在经济，更在政治。采铜、炼铁、煮盐，都需要大量人工，工地又或在深山或在滨海，政府根本就鞭长莫及，岂非失控？

何况盐可以换成钱，铁可以打造兵器，工人可以变成战士，货车可以改装成战车。如果铜钱还可以私铸，那些私营矿主谋起反来，岂非很方便？

金融垄断，盐铁专卖，并不只是简单地要钱。

汉武帝元狩五年，中央铸造五铢钱作为统一货币。五铢钱外圆内方，象征天地乾坤。铢是古代一种重量单位，一铢为一两的二十四分之一。

为弥补连年征战的巨大开支，巩固中央财政，汉武帝实行货币专铸政策，铸币权收归中央。此铜范为政府垄断铸钱以前地方铸钱的实证。

牢盆是煮盐用的大铁锅。老百姓自筹资金煮盐，产品由官府统一收购，也由官府组织统一销售。

真为了要钱的是算缗（读如民）。

缗，就是一千钱；算，就是二百文。算缗，就是征收资产税。具体地说，就是工商业者都要申报财产，政府则二缗抽一算，也就是征收百分之十的所得税。如果是小手工业者，则税率为百分之五。

此令一出，天下哗然，只有一个人响应。

这个人叫卜式。

卜式是个畜牧业主，老早就向帝国捐款，曾经申请捐出家产的一半。汉武帝奇怪，便派使者去问他。

使者问：你是想做官吗？

卜式说：不想。我是个放羊的，不会做官。

使者又问：你是有冤情要申诉吗？

卜式又说：没有。我人缘很好，没人冤枉我。

使者再问：那你到底为什么？

卜式又说：爱国呀！

使者回去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又告诉公孙弘。

公孙弘却说，这不符合人之常情，请皇上不要理他。

汉武帝便不理睬卜式。

但是算缗法颁布后，富豪们纷纷隐瞒财产，卜式却一下子又拿出二十万。喜出望外的汉武帝，便把这位爱国商人树为道德楷模，要大家向他学习。

可惜榜样的力量未必无穷，还是没人申报财产。[12]

汉武帝无奈，只好在颁布缗钱令的两年后，又颁布告缗令。告缗，就是举报隐瞒财产。告缗令，则是对举报者的奖励条例，金额是被举报者财产或资产税的一半。

这一政策，据说是酷吏张汤的设计。[13]

大司农颜异之死，也在这一年。

告缗令颁布后，一场举报他人财产的人民战争就打响了，几乎所有中产以上家庭都被举报。中央政府则派出由酷吏组成的工作组奔赴各地，就地处理隐瞒财产案。

其结果，是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级集体破产，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锐减。大家有了钱就赶紧花掉，生怕变成打狗的肉包子。至于国库，当然盆满罐满。

汉武帝和桑弘羊，却意犹未尽。

元封元年，汉帝国又出台了由桑弘羊设计的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就是政府平价收购各地土特产，然后运往他地高价卖出，赚取差价。平准，则是由政府掌握和控制全国物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利归朝廷。

显然，桑弘羊的手从制造业伸向了流通领域。或者说，他已经不满足于金融和盐铁的垄断，还要建立天底下最大的商业网络，而且由帝国政府独家经营。

汉武帝不但收税，还要经营权。

这下子，民间资本的所有出路，以及工商业者发家致富的所有门路，便都被堵死了。帝国政府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银行家、企业家和批发商。

如此垄断和霸道，就连爱国商人卜式也看不下去。也就在这年，由于发生旱情，汉武帝让巫官求雨。卜式却说：用不着求。只要把桑弘羊扔进油锅，天就下雨了。[14]

天有没有下雨，不知道。卜式失宠，是事实。

桑弘羊的生前身后，则是骂声一片。骂得最凶的，是儒家。这非常怪异，因为桑弘羊打击的是商人。商人痛恨他不难理解，历来藐视商人的儒生骂什么呢？

何况经济问题从来就是儒家的短板，他们也只会扣道德帽子。而且骂来骂去，无非为富不仁，与民争利。

桑弘羊不屑一顾。

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矿山、海洋、森林、原野等等，原本就是天子的。开放给民间，是让利于民。收归国有，则天经地义。何况皇上并没有把经营权捏在自家手里，而是交给国家，怎么能说是自私？

均输和平准也一样。物流和销售由民营改为国营，政府就可以进行宏观调控。不法奸商再也不能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怎么是为富不仁？更何况，通过国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就不用加赋加税，怎么是与民争利？

桑弘羊底气很足。

其实，这里面未尝没有道德问题。比方说，只准国家赚钱，不准商家牟利，有道理吗？挑动群众互相举报，人人以邻为壑，很正义吗？政府说收税就收税，收不上来就动粗撒野，跟强盗有区别吗？

可惜，儒家根本就认识不到这些。

桑弘羊也理直气壮，因为他并没有以权谋私。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你要说他不道德，先得否定这三项。

然而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国家利益，一定高于个人利益吗？中央集权，一定必须维护吗？富国强兵，就一定要让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破产吗？

但是桑弘羊不会回答这些问题，汉武帝也不会。在他们看来，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那些巨商大贾。他们富可敌国，贵拟王侯，号曰素封（没有爵位的王侯），已经构成对政权的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岂能掌握在他们手里？增加中央财政，只是改革的目的之一。防止民间出现财阀和财团，才是根本所在。[15]

汉武帝要钱，更要命。

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变成一种与绝对权力抗衡的力量。如果这些财团还涉嫌黑社会，那就不但要遏制，还必须斩尽杀绝了。

郭解之死，即因为此。

[8]本节论述亦请参看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9]见《史记·货殖列传》。

[10]以前也有官办的手工作坊，但多为满足宫廷需求，产品并不出售，所以不算企业。

[11]见苏轼《司马迁二大罪》。

[12]见《史记·平准书》。

[13]见《史记·酷吏列传》。

[14]见《史记·平准书》。

[15]见《盐铁论·复古》。

打掉地头蛇

郭解被杀，是在推恩令颁布那年。[16]

这年其实还有两件大事，一是设置朔方郡（约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及巴彦淖尔盟后套地区），二是移民三百万人于茂陵。这两件事跟推恩令一样，都出自主父偃的建议。干完这三票，主父偃被杀。[17]

至于郭解，则接到命令，要迁往茂陵。

茂陵在今陕西省兴平市，是汉武帝的陵墓，当时正在建设，同时还要建茂陵县。建县就要移民。只不过，这回迁过去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大户人家。

主父偃的说法，叫“天下豪杰”。

豪杰就是豪强，也就是土豪劣绅地头蛇，包括强宗巨族和暴发户。据说，这些人招降纳叛，姑息养奸，与黑恶势力结为死党，成为横行乡里的恶霸集团，甚至左右地方政治，危害性不亚于割据一方的诸侯王。[18]

至少在帝国统治者的眼里，是这样。

这就要打击。对付诸侯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分拆他们的封国。对付豪强的办法则是连根拔起，让他们到茂陵去。豪强们离开本土来到皇帝眼皮底下，根本成不了气候。诸侯失去豪强的支持，更只能是没毛的鸡。

很好！一举两得，左右开弓。

三百万人就这样背井离乡。按说，他们本应是并兼之家（大财阀），或乱众之民（黑社会），实际操作的标准却是家产三百万。也就是说，只要你富甲一方，不管是勤劳致富还是贪污盗窃，统统都是打击对象。

对！良莠不分，一刀切！

问题是即便按照这个标准，也没郭解什么事。他并不是富商，也不是豪强，司马迁则称他为游侠。侠，是因为扶危济困；游，则证明并无职业。只不过，郭解虽无一官半职，却有很多人甘愿为他奔走，还争先恐后。

郭解的工作，似乎就是行侠仗义，或者开了一家没注册的公关公司。他甚至曾经从轵县（轵读如只，在今河南省济源市）到洛阳去调解是非。他的能量也大，只要打声招呼，就可以让县里免去某人的差役。

这样的人，大约只能叫江湖老大。

那时朝野的界限并不分明，战国遗风也还在。不少名臣权贵，比如张良、季布、窦婴、袁盎、周亚夫，都或者自己侠义，或者结交侠士。总之，游侠不会因为身在草莽就不为人知，郭解的迁徙则连车骑将军卫青都被惊动了。

卫青说：郭解没那么多钱，不该在名单中。

汉武帝却一声冷笑：一介平民的权威之大，居然能让将军来替他说情。这样看，他们家不穷！

这就不但该走，而且该死了。

没错，汉武帝固然不喜欢他的臣民太有钱，却更不喜欢他们有影响力。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号召力的只能是皇上和帝国政府，岂能是平民或者游侠？

事实上轵县官吏把郭解列入迁徙名单，就因为他名气太大，不敢不上报朝廷。看来，县里的办事员虽不过蕞尔小吏，对圣意倒是心领神会。

郭解也只好走人。

然而他的好名声和好人缘，却再次帮了倒忙。郭解动身时，前来送行的不计其数，赠送的路费竟多达千万。关中的贤达豪杰，也都在他入关后抢着前来结交。

这个风头实在出得太大，足以让高层震怒。郭解的小兄弟们，也为他惹是生非。他们先是查出将郭解列入迁徙名单的县吏，把他杀了。然后，又杀了他爹。这家人进京告御状，郭解的人又把上访者杀死在宫廷门前。

如此肆无忌惮，岂非挑战帝国的权威？何况一连三起谋杀，政府也不能置若罔闻。于是武帝下令通缉，郭解也被捉拿归案，准备老账新账一起算。

郭解有老账吗？

有。他铸过钱，盗过墓，杀过人。可惜查来查去，都在大赦之前，只能一笔勾销。

可是郭解的马仔，却又惹事了。

没有证据显示，郭解组织了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但仰慕他的人，却不少是流氓地痞小混混。他们往往自作主张为郭解办事或报仇，这回也一样。有个儒生，因为背后对郭解出言不逊，竟然被人杀死，还被割了舌头。

这事当然不是郭解干的，案发后凶手也不知去向，因此法官判郭解无罪。然而新儒家公孙弘却发表意见说：郭解不知情，比亲自去杀人罪还大。

这话看起来是混账逻辑，其实未尝没有道理。因为此案意味着郭解的声望和权势已经大得吓人，什么事情都不必他亲自出马，甚至不必让他知道了。

那么，普天之下谁能有如此权威？

皇帝。

请问皇帝能有两个吗？

不能。

结果，郭解被满门抄斩，罪名是大逆无道。

其实郭解何曾大逆不道！他反对过皇帝吗？没有。反对过政府吗？也没有。发动过武装叛乱吗？更没有。他千错万错，是不该成为地头蛇。金蛇狂舞，奈真龙何？

郭解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郭解应该想得到这一天，他的父亲就是作为游侠而被杀的，时间是在汉文帝朝。汉景帝也不手软，只要听说某个地方出了豪侠，便会派人将其剿灭。比如济南的瞯氏家族（瞯读如闲），就亡于酷吏郅都之手。

很难说这些人是不是黑恶势力。也许吧，也许。但这根本就无所谓。帝国在意的不是他们恶不恶，而是强不强。任何力量只要形成规模，不管是白是黑，是善是恶，都不能允许存在。功高尚且不能盖主，况草民乎？

这就是帝国的逻辑。

其实豪强和游侠的存在，早就让帝国感到不安。想当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最担心的就是游侠剧孟。将剧孟收归帐下后，则高兴得有如收降了一个敌国。[19]

一个游侠就等于一个国家，这还了得！

不是乱党，也是乱党。

实际上，法家早就提醒统治者要防范两种人，一是文士，二是武侠。在汉武帝的黑名单上，则还有巨商和豪强。巨商和豪强会动摇基础，文士和武侠则会扰乱人心。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是不安定因素。

对付的办法则不一样。对巨商，是断其财路，或只准小本经营；对豪强，是断其根基，让他们自生自灭；对文士，是另给出路，让他们追逐功名；对武侠，则是血腥镇压，绝不手软。至于他们是不是黑社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坐稳江山。

这就是汉武帝拳打脚踢频频出手的原因。

现在，诸侯王被削弱了，民间资本被遏制了，地方豪强和游侠乱党被打击了，汉武帝可以休息了吗？

不，他还要向政府夺权。

[16]郭解故事见《史记·游侠列传》。

[17]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8]请参看《后汉书·酷吏列传·序》。

[19]见《史记·游侠列传》。

一国两府

汉帝国的政府首脑，是三公。[20]

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御史大夫是最高监察官和执法官。邦国时代，天子之宰为公，诸侯之宰为相，秦汉帝国则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宰相。

宰相即三公，所以又叫相公。

三公之下是九卿，也就是政府部长。张汤担任过的廷尉，颜异担任过的大司农，都是。九卿未必只有九个，也可能九卿为正卿，之外还有列卿。[21]

九卿和三公都有自己的施政机构。三公的叫府，也叫公府或相府。九卿的叫寺，也叫卿寺。皇帝的则叫宫，也叫皇宫。皇宫、相府、卿寺，各行其政。

事实上，皇帝、三公、九卿，有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九卿则是中央各机关部门长官。九卿的权力和地位与三公无法相比。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行之。三公是决策者，九卿是执行人。[22]

其实就连皇帝，也没法跟宰相比。汉初，帝国的政务都由宰相负责。他们平时独立办公，如有大事则三公会议（一起讨论），再拿出方案交皇帝批准。皇帝五日一朝，只能说可说否，无异于橡皮图章。

可见，皇帝不是政府，宰相才是。皇帝的功能，跟西方的国会和现在的人大差不多。

职权不同，机关单位、工作班子和经费来源，也不相同。皇帝的是宫廷，政府的是朝廷；皇宫的职能部门叫尚，政府的叫曹；宫廷的经费来自工商税收，朝廷的来自田赋收入。田赋是大头，用作政府公款。工商税收是小宗，算是皇帝私房。宫中府中，泾渭分明。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分庭抗礼了。而且，也意味着帝国有两个政治中心（宫廷和朝廷），两个权力中心（皇宫和相府），两种最高权力（皇权和相权）。这时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皇帝世袭，宰相民选。退而求其次，则皇帝象征主权和统一，宰相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即主权在君，治权在相。

前一种选择是不可能的。后一种虽有可能，却未能形成制度。无论刘邦还是萧何，吕后还是曹参，都没能把这种关系规定下来。汉初无为，君臣倒是相安无事。武帝雄才大略，好大喜功，就必须向政府夺权。

夺权的主要对象，是丞相。

丞相在三公当中地位最高，不但金印紫绶，而且例为列侯，所以丞相又称君侯。丞相的权力也大，可以驳回皇帝的决定。比如西汉末年的丞相王嘉，就曾封还哀帝加封董贤的诏书，拒不执行，哀帝也无可奈何。

武帝本人，更是领教过丞相的跋扈。比如田蚡（读如焚）任丞相时，几乎大权独揽。帝国的大小官员，统统由他提拔任命，以至于汉武帝忍无可忍地说：你老人家封官封够了没有？朕也想任命几个！[23]

这种状况，当然得改变。

汉武帝的第一步，是用御史大夫来抗衡。

御史大夫银印青绶，同时也是副丞相，但不是丞相的副手和僚属，而是备位丞相。也就是说，丞相职位如果空缺，就例由御史大夫递补，故又称亚相。

这就有点意思了。何况太尉一职早在武帝继位后第二年就被废除。宰相三府只剩下二府，不妨相互制衡。

汉武帝起用的打手，是公孙弘和张汤。

这一招很灵。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时，丞相是薛泽。张汤任御史大夫时，公孙弘已经去世，丞相先后是李蔡和庄青翟。结果，薛泽、李蔡、庄青翟都成了摆设。大政方针，全由张汤和汉武帝一手拍板，没别人什么事。[24]

公孙弘和张汤能够架空丞相，固然因为他们两人一个阴险一个蛮横，但与担任的职务也不无关系。御史大夫的主要职权是掌管文书和监察百官，实为朝廷的秘书长和监察长。如果存心想做事，那是很有事情可做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副手。

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虽不过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汉制，官衔前面有“中”字的，都在皇宫里办公，御史中丞也一样。

实际上，御史中丞就是御史府驻宫办事处主任。这样的副手，丞相是没有的。皇帝有什么想法，也是先告诉御史中丞，由御史中丞转告御史大夫，再由御史大夫转告丞相。御史大夫揣摩圣意，要比丞相容易得多。

公孙弘和张汤得逞，这是原因之一。

不过御史大夫毕竟是政府的人。汉武帝要夺权，还得用宫廷的人。宫廷的人就是宫廷官，也叫中朝官。其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尚书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如果让尚书来处理政务，皇帝就有了自己的班子。

然而尚书的地位实在太低，必须派个大领导。

这个大领导，就是大司马。

大司马是在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那年（元狩四年）设置的，其实就是被废除的太尉，但不再作为宰相，也非正式官职，而是加在将军官衔之上的名誉称号，比如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大司马左将军。

大司马的任务，是“领尚书事”（西汉），或“录尚书事”（东汉），也就是领导、统率、管辖、主持尚书的工作。表面上看，不过秘书长，还是兼职。但，大司马的政治待遇是位比三公的。这样的秘书处，简单吗？

当然不简单。

事实上大司马统领的尚书事，也逐步由秘书机构变成了决策机构。但凡事关军国的大政方针，都先由尚书参谋议论提出意见，形成决议才由宫廷送往朝廷。

显然，这是另一个政府，只不过这政府是设在皇宫里的。因为首任大司马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外戚，是后妃的娘家人。他们要策划军事也只能在宫中与皇帝密谈。久而久之，大司马官署宫中就成了惯例。

这样一来，帝国就有了两个政府。一个叫中朝（也叫内朝），在宫中；另一个叫外朝，在府中。外朝之首为丞相，中朝之魁为大司马。两套班子，共理朝政。

没错，一国两府。

其实就连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大司马位高权重，亲近皇帝，尚书们在宫中轮班值宿，随时听候召见，面呈奏章，亲聆圣旨，信息远较宫外朝臣灵通。丞相为首的外朝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只有诺诺承命办事而已。

从此，丞相更成了摆设。后来，就连这职衔也被取消，改成了别的。是不是真宰相，则全看是否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到东汉，更建立尚书台（又叫台阁或台省）。一国两府公开化，变成公府（三公府）和台阁（尚书台）。

这都是汉武帝开的坏头。

汉武帝却十分满意。他终于完成了集权大业：始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大权在握，他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大展宏图。至于留下的无穷后患，则只能以后再说。

[20]本节所述西汉官制，请参看《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杨鸿年和欧阳鑫《中国政制史》、韦庆远和柏桦《中国官制史》、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21]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法，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中尉。他们的官俸，都是“中二千石”（月谷一百八十斛）。

[22]请参看《周礼·考工记》、《晋书·李胤传》。

[23]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24]见《史记·酷吏列传》。

第四章
官治天下

职业官僚

酷吏张汤是自杀的。[1]

元鼎二年，也就是张汤担任御史大夫的第六年，办案甚多的他自己也被别人举报，罪名是官商勾结，以权谋私，泄露国家机密，破坏经济改革。因此，丞相庄青翟抓捕了张汤的亲信，供词也被送达御前。

汉武帝问：朕每次打算有所动作，商人们都会事先得到消息，囤积货物。难道有人通风报信吗？

张汤答：应该是。

汉武帝认为他不老实，便派赵禹去审问。

赵禹是张汤的老同事。武帝朝那些苛严的律条，就是他和张汤一起制定的。武帝让赵禹审理此案，应该说既想查明真相，也有保全之心。

张汤却仍不认罪。

赵禹便说：老兄怎么不守本分？扪心自问，被你弄得家破人亡的何止万千？现在人家告你，言之凿凿，只不过皇上不忍法办而已，你又何必硬要辩解？

于是张汤自杀。

张汤死后，家产少得可怜，都是俸禄所得和皇帝所赐，并无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他的兄弟和儿子想厚葬，他的母亲却反对。张汤母亲说：我儿身为天子之臣，竟被小人诬陷而死，何必厚葬，又岂能厚葬？

最后，一辆牛车一口薄棺，埋葬了张汤。

武帝得知，感慨万千。他说：不是这样的母亲，生不出那样的儿子。于是下令严查此案。结果，举报张汤的人被判死刑，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

张汤一案的背后，无疑是官场的残酷斗争，且案情复杂，扑朔迷离。不过，张汤并未以权谋私，应是事实。他在任职期间并无渎职行为，更是事实。

克己奉公，忠于职守，张汤是清官。

但，张汤也是酷吏，他的刀笔之下冤案不少。大司农颜异，就是被他妄加罪名害死的。汲黯也指出，张汤办案唯上不唯法，皇上讨厌的就设法诋毁，皇上喜欢的就曲意回护。请问，这能算是好法官吗？[2]

恐怕不能。

问题是张汤还有另一面：豪强的案子自己受理，从重从严从快。平民百姓犯案，则向皇帝口头汇报，那些人也往往被赦免。可见张汤在审理案件和汇报案情时，是不畏强暴的，也是向弱势群体倾斜的。

同情弱者，是好人；除暴安良，是好官；恶人自己做，施恩的事留给皇上，是忠臣。然而这个好人、清官、忠臣，同时也是冤案的制造者和恶法的炮制者。

张汤，该怎么评价？

职业官僚。

秦汉帝国的职业官僚，叫文吏。吏是办事员，官才是管理者，就像僚是僚属，官是长官。不过，正如官与僚常常连用或通用，官与吏也往往不分。比如吏禄和吏治，便既包括吏，也包括官。封疆大吏，就更是大官。[3]

但，文吏却不等于文官。

严格意义上的文官，不但应该是读书人，而且要有政治理想或政治抱负，至少要有政治主张。他们从政的目的，是“致君尧舜上”；执政的任务，是“再使风俗淳”。也就是说，他们是政治家，或政治工作者。[4]

文吏却是技术官僚。他们看重的是专业技术能力，包括财会、法律、公文写作。比如汉武帝重用的桑弘羊，就是经济专家；张汤、赵禹、杜周，则是法律专家。他们也多半受过专门训练，甚至有着基层工作的经验。

武帝时代的文吏，就是这样一些人。宁成、赵禹、张汤、尹齐、杨仆、减宣、杜周，都做过小吏或刀笔吏，王温舒还做过亭长。他们平步青云，则因为能干。或者地方官“以为能”，或者汉武帝“以为能”。

这就跟文官的选拔不一样。成为文官的标准，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博古通今，文采斐然。这当然只有儒生才能充任。因此，文官的产生始于独尊儒术；而真正成为主流，则要到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后。

选拔标准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

文官的价值观是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态度是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追求是子夏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优，不是优秀，是优裕。也就是说，做官长袖善舞就治学，治学绰绰有余就做官。[5]

因此，他们也可以不做官。

相反，文吏却必须踏入官场走上仕途。做官为吏，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饭碗。换句话说，他们相当于律师和职业经理人，是靠为帝国打工谋生的。

那么，律师或经理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为当事人服务。

文吏的当事人又是谁？

皇帝。

这就清楚了。据此，像张汤那样根据上意来决定判决的从宽从严，就不是缺德，反倒是恪守职业道德。

事实上，正是职业的要求，使文吏们也具有儒家主张的某些道德，比如忠。他们甚至就像训练有素的鹰犬，只要主子一声令下，就会迅速扑上前去，并不管那猎物是同朝官吏、功臣勋贵，还是皇亲国戚、公子王孙。

当然，皇帝要制造冤案，他们也干。

但这与文吏们的个人品质无关。汉代酷吏，贪赃枉法的有，克己奉公的更多。比如赵禹，家里没有食客，外面没有朋友，公卿宰相前来拜访也不搭理，就是要拒绝一切人情面子，全心全意为他的当事人服务。

景帝时的郅都，也如此。

郅都是号称“苍鹰”的。他没有任何人情来往，从不收受馈赠和贿赂，执法也以“不避贵戚”而著称。当时朝廷主张无为而治，只有郅都厉行严刑峻法。于是列侯宗室都对他侧目而视，窦太后更是找了个茬要杀他。

汉景帝说：郅都是忠臣。

窦太后说：难道被他害死的就不是忠臣？

汉景帝只好杀了郅都。

如此下场，应该在郅都的意料之中。他曾经说过：既然告别双亲出来做官，那就只能尽忠尽责，死于职守，哪里还顾得上老婆孩子？

请问，不道德吗？

然而这样的职业官僚，却是儒家痛恨的。

儒家痛恨文吏，并不奇怪。文吏的法家倾向、技术特征和职业习惯，都是儒家不喜欢的。儒家认为，忠于君主不等于唯命是从，王道应该大于王侯。所以，儒家出身的文官往往在朝堂据理力争，并不怕皇上的雷霆之怒。

这是儒家的可贵之处。

不过此类人物往往有一个毛病，那就是高谈阔论，不切实际。相反，文吏却是操作能力极强的。所以，文吏是行善还是作恶，全看遇到什么样的皇帝。遇到好皇帝，他们是帮手；遇到坏皇帝，他们是帮凶。

儒生务忠良，文吏趋理事。一个有理想，一个有能力；一个讲原则，一个办实事；帝国该选谁？[6]

汉武帝的首选，是文吏。

[1]本节所述张汤及其他酷吏事，如无另注，均见《史记·酷吏列传》。

[2]见《史记·汲郑列传》。

[3]本章所述秦汉官制及官僚政治，亦请参看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

[4]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5]“君子谋道不谋食”，见《论语·卫灵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见《孟子·尽心下》；“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见《论语·子张》。

[6]王充《论衡·程材》。

再反封建

号称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更喜欢法家倾向的文吏，看似奇怪，却是事实。他重用的人，卫青、张汤、桑弘羊等等，都不是儒生。大儒董仲舒，则其实被边缘化。

例外的是公孙弘。

公孙弘非同一般。我们知道，武帝朝丞相十三个，罢官免职四人，获罪自杀二人，下狱处死三人。其余，则石庆胆小怕事，田蚡精神失常，车千秋唯唯诺诺。既平安无事又能有所作为的，几乎唯有公孙弘。

然而公孙弘这位儒生却恰恰是狱吏出身，所以他跟张汤情投意合，配合默契。张汤援引儒家经典解释判决，公孙弘则对张汤赞不绝口。其中奥秘，值得深思。

事情恐怕还得从头说起。

先说秦。

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这当然与他们靠法家思想立国有关。在法家看来，一个国家只需要两种人：农民和战士。农民为君主种田，战士为君主打仗，如此便足以富国强兵。其他人，都是多余。

那么，谁来管理农民和战士呢？

文吏。从朝廷大吏，到郡县长吏，再到乡里小吏，都如此。事实上，一个只有农民和战士的国家，是不需要思想文化的。那些种田的“工蜂”，打仗的“兵蚁”，也不需要懂得太多，守纪律听命令就行。

故，秦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刘邦创立的新政权则是另一番景象。高、惠、文、景四朝，一般事务仍沿秦例交由文吏处理。占据要津的则不是功臣勋贵，便是他们的后代，比如曹参之子曹窋，周勃之子周亚夫。周亚夫还既当过太尉，也做过丞相。

也就是说，政由勋贵，事归文吏。

这并不奇怪。毕竟，勋贵们是刘邦的战友。刘邦及其继承人既需要他们的政治经验、崇高威望、影响力和号召力，也需要用封侯拜相的方式酬谢他们的功劳。这跟当年的分封诸侯建立王国，如出一辙。

同样，这两件事也都是封建残余。[7]

因此，秦始皇未竟之事业，还得由汉武帝来继承。当然，彻底铲除封建残余，要到隋唐以后。但，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却势在必行。

贵族政治，怎么就要不得？

因为贵族政治与封建制度是共生并存的。在封建制度下，国是诸侯的，家是大夫的。如果国破家亡，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诸侯和大夫。所以在封建前期，诸侯无不治国，大夫无不齐家，这就叫“首长负责制”。

何况封建前期的家和国，都不大。一国则一城，一家则一邑。诸侯和大夫，国君和家君，完全可以直接面对国民和家人，这就叫“直接君主制”。

当然，即便是直接君主，也要有人协助。这些助理、帮办或官员，天子的是公卿，诸侯的是大夫，大夫的是家臣。后者在理论上都是前者的兄弟子侄，实际上是族人们一起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叫“家族共治制”。

首长负责，直接君主，家族共治，这样的政治当然是贵族的，也只能是贵族的。

很难说这种政治好还是不好，但肯定不适用于帝国时代。帝国不是小国寡民的城市国家，而是幅员辽阔的领土国家。直接君主并不可能，首长负责更不可能。帝国的统治，只能是皇帝授权，政府负责。

◎ 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的对比

逐级封建，逐级效忠，家臣帮大夫齐家，大夫帮诸侯治国，诸侯帮天子平天下。

直接任命，直接效忠，皇帝面前，都是臣子，官员只是代理皇权，不像封建贵族有独立治权。

那么，由贵族组成政府，不行吗？

不行。因为凡贵族，都有特权。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事权。封建时代，天子不能任命国卿，诸侯不能任命家臣。这些职位甚至是世袭的，叫世卿、世职。结果，天子管不了诸侯的国，诸侯管不了大夫的家。

这当然为帝国所不能接受。

更重要的是，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是逐级效忠的。家臣只效忠大夫，不效忠诸侯；大夫只效忠诸侯，不效忠天子。大夫一齐造反，则举国皆反；诸侯一齐造反，则天下皆乱。中央集权的帝国，岂能认可这套逻辑？

家族共治也不行。共治，就不能独裁，而帝国是一定要走向独裁的，只不过需要时间。

事实上，正如汉初的制度是封国与郡县并存的半封建制，两汉政治也是半贵族政治──先是功臣集团，后是外戚集团，与皇帝共掌朝政，共治天下。这种状态，也要到隋唐以后才发生根本改变。

这样看，公孙弘和张汤的意义，就很不寻常。

公孙弘和张汤都是平民出身，也都是文吏出身。是平民就“非贵族”，是文吏就“专业化”。专业化和平民化的倾向，都是反封建。不难设想，如果满朝都是张汤、公孙弘，贵族政治就必定会转变为官僚政治。

毫无疑问，这是大势所趋。但这个转变由汉帝国来完成，却未尝没有机缘巧合。作为平民建立的王朝，西汉开创了一个“布衣将相之局”，不但“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而且其后也往往出身卑贱。景帝王皇后是再嫁女，武帝卫皇后卫子夫、成帝赵皇后赵飞燕则是歌伎，照样母仪天下，也没人说三道四。[8]

文吏为官更不足为奇。大秦传统仍在，萧何、曹参也都是文吏出身。何况文吏受过专业训练。事归文吏，便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可谓“专家治国”。

这，就是公孙弘和张汤平步青云的背景。

然而公孙弘和张汤又是不同的。他们代表着两种思想：儒家和法家；两种官僚：文官和文吏；两种仕途：文学和吏道；甚至两种政治：官治和吏治。

只不过，要弄清楚这些，并回答前面的问题，还必须先讲清楚官僚制度。

[7]本节论述亦请参看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绪论》。

[8]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

中央与地方

官僚制度的第一要素，是机构。

机构分为中央和地方。

中央的是政府机构，地方的是政权机构。

具有政治意义的“中央”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原文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这说明战国末年集权制已成定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提到了议事日程。[9]

但，中央的真正建立却要到秦汉。

秦汉帝国的中央，结构和层次非常清楚。机构，是皇宫、相府、卿寺；首长，则是皇帝、三公、九卿。皇帝在汉代也被叫做县官，宋代则叫官家。这就是说，皇帝不但是天子，是君主，也是最大的官僚。

帝国的政治，岂非官治天下？

中央首长的分工也很明确。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九卿是政府部长。宰相三公，丞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管监察，三权分列。至于九卿和九寺，则官职与官署同名，其职责是：

太常，负责宗庙礼仪和皇家祭祀；

光禄勋，负责宫殿大门和宫中宿卫；

卫尉，负责宫城屯兵；

太仆，负责皇宫车马和皇帝出行；

廷尉，负责刑律；

大鸿胪，负责蛮邦事务；

宗正，负责皇亲国戚；

大司农，负责国家经济；

少府，负责工商税务（用作皇帝私房钱），以及皇帝的饮食起居、医疗保健、文化娱乐；

中尉，负责京城保卫。

显然，这里面只有大司农（财政部部长）、大鸿胪（外交部部长）、廷尉（公安部部长）和中尉（首都卫戍司令），可以算是中央政府官员。其余，则都是皇帝的家臣：光禄勋是门房和侍卫队长，卫尉是近卫军司令，太仆是马车夫，太常、宗正和少府则是皇帝的大管家。

这实在不太像政府。

然而皇帝的家臣，却又同时管国务。比如担任顾问的博士，便隶属于太常；负责议论的大夫，便隶属于郎中令；作为秘书的尚书，则隶属于少府。

家国一体，公私不分，皇家事务和国家政务混为一谈，这些都是典型的封建特色──家天下。

其实就连宰相，也一样。邦国时代，天子、诸侯、大夫的家臣，在内打理家务叫宰，出门担任副官叫相。宰相这个词，也是封建残余。[10]

封建残余的彻底铲除，要到隋唐。那时，三省六部制取代了三公九卿制，帝国中央才像模像样地有了政府。秦汉两代的组织变革，则主要不在中央，而在地方。

秦和西汉的地方政权都是两级：郡和县。县属郡，郡属中央。中央是最高权力机关，郡县是下属机构，其长官则由中央任命，所以叫“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郡县制的根基在县。

汉代县的长官不叫县官（县官是皇帝），叫县令或县长（大县叫令，小县叫长）。县令或县长的佐属，是县丞和县尉。县丞管文书、谷仓和监狱，相当于副县长（丞即副职）。县尉管治安，捕盗贼，相当于公安局局长。

但，县令和县长是官，县丞和县尉是吏，他们的品秩（读如志，俸禄）也不一样：县令六百石到千石（读如但），县长三百石到五百石。县丞和县尉二百石到四百石，叫长吏（长读如掌）。级别更低的叫少吏（少读如绍），秩百石。

县的上级则是郡。

秦和汉初，郡的主官有三个：郡守（汉景帝时改名为太守）、郡尉（汉景帝时改名为都尉）、郡监（汉武帝时被取消）。郡守管行政，郡尉管军事，郡监管监察，正好对应着中央政府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 西汉中央主要职官职掌秩禄简表

部门

沿秦

汉改置

职掌

秩禄

备注

三太

太师

辅佐皇帝

金印紫绶

位在三公之上，不常置。

太傅

同上

同上

同上

太保

同上

同上

同上

三公

丞相（相国）

大司徒

总理庶政，辅

佐皇帝

金印紫绶

万石

汉高祖时置一丞相，高祖十一年更名为“相国”，哀帝时改称“大司徒”。

太尉

大司马

掌全国军政

金印紫绶

万石

武帝建元二年，省去太尉，后又置大司马，冠以将军之号。

御史大夫

大司空

掌论议及纠察

诸事

银印青绶

万石

（上卿）

成帝时改称“大司空”，哀帝时又复置，后又改称“大司空”。

九卿

奉常

太常

掌祭祀礼仪

银印青绶

中二千石

秦之“奉常”，景帝时改称“太常”。

郎中令

光禄勋

掌宫殿掖门

同上

秦之“郎中令”，武帝时改称“光禄勋”。

卫尉

中大夫令

掌宫门卫屯兵

同上

景帝时改称“中大夫令”，后复之。

太仆

太仆

掌舆马

同上

廷尉

大理

掌刑狱

同上

景帝时改称“大理”。

典客

大行令

大鸿胪

掌宾客朝觐及边地各民族之事务

同上

景帝时改称“大行令”，

武帝时改称“大鸿胪”。

宗正

宗伯

掌亲属诸事务

同上

平帝时改称“宗伯”。

治栗内史

大农令

大司农

掌谷货

同上

景帝时改称“大农令”，

武帝时改称“大司农”。

少府

掌山泽租税

同上

成帝时置尚书五人，东汉发展为尚书台。

列卿

中尉

执金吾

掌徼循京师

银印青绶

中二千石

武帝时改称“执金吾”。

典属国

掌蛮夷降者

二千石

成帝时并入大鸿胪。

将作少匠

将作大匠

掌治宫室

二千石

景帝时更名“将作大匠”。

宫官

詹事

掌皇后太子家事

二千石

成帝鸿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属大长秋。

长信詹事

长信少府

长乐少府

掌皇帝后宫诸事

二千石

长信詹事，景帝中六年更名“长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长乐少府”。

将行

大长秋

皇后卿

二千石

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太子太傅

太子少傅

掌教太子

二千石

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先马、舍人。

军官

大将军

武帝初为卫青而设。有时位在公之上。

骠骑将军

掌兵及征伐之事

不常设

车骑将军

同上

同上

卫将军

同上

同上

前后左右军

同上

同上

列将军

同上

同上

本表据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

官名如此，官署亦然。汉代郡的官署称府（郡府），也称朝（郡朝）。县的官署则称廷（县廷），也称寺（县寺）。郡曰朝，县曰廷，合起来就是朝廷。郡曰府，县曰寺，岂非对应着中央的相府和卿寺？

也许，这正好说明郡县是中央的分支，也说明秦汉两代重视地方。汉宣帝就说，要保证地方上“政平讼理”，只能靠好的郡守。实际上郡官的地位不低。比如品秩，九卿“中二千石”（月谷一百八十斛），郡守“二千石”（月谷一百二十斛），郡尉“比二千石”（月谷一百斛），而且郡守和郡尉都是银印青绶，跟九卿和御史大夫一样。[11]

因此，郡尉升为郡守，郡守转为九卿，都不困难。直接升为御史大夫的也有，比如上党郡守任敖，淮阳郡守申屠嘉（申屠嘉后来还做了丞相）。同样，九卿转任郡守也不算降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不隔膜。

更重要的是，中央、郡、县，只有三级。层级少，管理就方便。下情不难上达，政令亦很通畅，可谓效率高而成本低。如果将郡数控制在八十以内，每郡下辖十到二十个县，对于中央集权的大国应该说是最合理的安排。

然而东汉以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再简捷，层级也越来越多。东汉，郡之上有州；唐宋，州（府）之上有道或路；元代，路之上有行省；明清，省之上有督、抚。

当然，明清的总督和巡抚，从理论上讲都是中央派驻地方之专员，也都兼有中央政府的官职和官衔，严格地说不算地方官。布政使和按察使，才是省长。唐的道，宋的路，元代的行省，刚开始也不是行政区。但，县的上级机关和上级领导越来越多，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就与汉武帝有关。因为最早成为郡县之上行政区域的州，便正是汉武帝的发明。

那就从州说起。

[9]见《韩非子·扬权》。

[10]请参看《汉书·百官公卿表》、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1]见《汉书·循吏传》。

牧民与牧官

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州官，汉代叫州牧。

牧，是很早就有的官名。尧舜时代有十二牧，其实是大部落的酋长，兼任部落联盟的职务。十二牧之上，还有四岳，其实是小联盟的盟主。后来，牧，慢慢成为治民之官的称谓，叫牧夫、牧令、牧守、牧伯。

管理人民，就像放牧一样吗？

是。被汉武帝树为道德楷模的爱国商人卜式，就是这么认为的。当时卜式捐款甚多，却不肯做官。于是汉武帝便说，你到朕的上林苑去放羊吧！

结果，上林苑的羊被卜式养得肥肥大大。

汉武帝大为赞赏。

卜式却说，管理老百姓，也跟放羊一样啦！

汉武帝听他这么说，便让他做了县令。没想到，卜式先后担任县令的两个县，一派祥和太平。[12]

县令也好，郡守也罢，岂非牧？

实际上，地方官就是帝国的牧羊人，他们的辖区也就是牧区。好一点的牧羊人如卜式，基本上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凶一点如宁成，便被批评为“如狼牧羊”。[13]

这样看，州官叫州牧，并不奇怪。

不过，汉武帝设州之时，派出的官员不叫州牧，叫刺史。刺史的任务也不是牧民，而是牧官。他们要管的，是郡守和郡尉，县令和县长。

汉武帝，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帝国实在太大。据统计，秦郡三十六，汉郡一百多，县则有一千三百个左右，“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如此庞大的队伍，皇帝一人根本就管不过来，只好让一部分官员去管另一部分官员。[14]

于是，有牧民之官，也有牧官之官。

牧官之官也有两种。一种是上级官员，一种是监察官员。其实上级管下级，原本就有监察的职责。问题是上级官员包括丞相，也需要被监察。结果，相对独立、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监察官员，便应运而生。

这样的官员，就叫御史。

御史也是很早就有的，但到汉代才成为监察官员。此后，中华帝国的监察官员，在中央的都叫御史。其长官和次官，明清以前叫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明清以后叫都御史和副都御史。派往地方的，秦和汉初叫监御史，武帝以后叫刺史，唐代叫观察使，宋代叫监司。

监察官员的地位很崇高，他们的法冠叫獬豸。獬豸（读如谢志）是一种神兽，见了不法分子就会用角去顶。因此但凡重大弹劾案，御史都要头戴獬豸冠，身穿内白外红的法袍，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读起诉书。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站出来等待处分，无一例外。

御史的身份和职权也很特殊。

首先权限大。上至宰辅，下至郡县，包括其他监察官员和自己的顶头上司，都可以弹劾。御史大夫张汤，便差点栽在副手御史中丞李文的手上。

其次责任轻。只要听到风吹草动，甚至流言蜚语，就可以举报，不必负核实的责任，也不受反坐的处分，叫“风闻奏事”，也叫“风闻弹事”。

第三独立性强。御史弹劾官员，不必通知照会有关部门，也不必经长官批准。因为监察机关是直属天子的独立部门，监察官员也只对皇帝负责。因此，不但不受其他官员和部门制约，反倒有权监督一切部门和官员。

这三条，从秦汉到明清，一贯到底。帝国中央的监察部门也一直存在，只不过西汉叫御史府，东汉到元叫御史台，明清叫都察院。

但，仅有中央监察部门，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还必须往地方派遣巡视员，这就是刺史。只不过，汉武帝在派遣刺史的同时，还设置了监察区。

监察区共十三个，十二个在地方，即冀州、并州、幽州、兖州、徐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京师所在的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内郡、河东郡、河南郡），则与弘农郡合为司隶部。一部加十二州，合起来叫十三州部。

这是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的事。

司隶部的监察官员叫司隶校尉，秩比二千石，犀印青绶。他不但负责监察本部地方官员，也负责监察朝廷，因此地位崇高。东汉时期，司隶校尉出席中央会议时，与御史中丞、尚书令一起专席而坐，号称“三独坐”。

派往十二州的刺史秩六百石，监察对象是二千石到六百石的官吏。监察事项则有六种，叫“六条问事”，超过范围就不能过问，也不能问小吏。

也就是说，刺史治官不治民，查大不查小，问事不干政，巡视不长驻。他们在州里也没有治所，每年八月出京，岁末回朝。刺史的主要佐属则叫别驾，意思是另外驾一辆车，跟着刺史到处巡视。

由此可见，刺史不是地方官，而是中央特派监察巡视员。州也不是行政区，而是监察区。可惜后来刺史的权力越来越大，管事越来越多，也有了固定的治所。牧官之官同时也牧民，州作为监察区便慢慢向行政区过渡。

西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刺史改为州牧，职掌与刺史相同，官阶却高得多，秩二千石，位次九卿。以后反反复复，一会儿叫州牧，一会儿叫刺史。到东汉末年，汉灵帝再改刺史为州牧，并赋予军政大权。汉帝国的地方建制，就由郡、县两级，变成了州、郡、县三级。

以后的唐、宋、元、明、清，也如此。一方面，帝国中央不断派出监察官员和监察机关（比如元代的行御史台）；另一方面，监察区和特派员，也不断变成行政区和地方官。比如清代的总督和巡抚，就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监察部部长）和右副都御史（监察部副部长）。这时，与汉武帝的设置州部和派遣刺史，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12]见《史记·平准书》。

[13]见《史记·酷吏列传》。

[14]见《汉书·百官公卿表》。

仕途广阔

跟牧官同样重要的，是选官。[15]

汉代官吏的选拔和任命，途径有三：察举、征辟（读如避）、杂途。察举是选举的一种，选举即选择和举荐。这也是历朝历代最主要的仕途，号称正途。

中华帝国的选举制度也有三种：汉代察举，魏晋荐举，隋唐以后科举。三举之不同，在于科举通过考试，荐举通过考量，察举通过考察。考察而后选举，叫察举。

察举是帝国中央极其重视的一件事。元朔元年（前128）十一月，汉武帝下诏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因此，郡守、九卿、礼官、博士，如果不向中央政府举荐人才，就算有罪。

有关部门则定出罪名：大不敬和不称职。[16]

从此，各地人才源源不断涌向中央。

察举也是有科目的，比如孝廉、贤良、秀才。孝廉就是孝子和廉吏，贤良有贤良方正和贤良文学，秀才则叫秀才异等，后来避光武帝刘秀的讳改称茂才。

顾名思义，孝廉重德，秀才重才，贤良则方正重德、文学重才。但总体上说，汉武帝的方针是德才兼备。

举孝廉和举秀才，有规定的时间、名额和制度，属于常科。举贤良则是根据皇帝的诏书，是特科。但不论常科特科，都由官员举荐，被举荐者甚至还要参加考试。这是一般吏民走上仕途的常规方式。

非常规的，是征辟。

征辟就是征和辟。征即皇帝征召，辟即官员辟用。三公、九卿、太守、刺史，都有权辟用吏员（属于官员副职的则必须由朝廷任命）。所以，辟的范围，远大于征。

不过，物以稀为贵，位以帝为尊。被皇帝征召，面子当然比被官员辟用大。面子最大的，朝廷还要派专车恭迎进京，沿途地方也要提供食宿。皇帝为了表示诚意，有时还要一请再请。后来刘备的三顾茅庐，就是遗风。

这就是选举和征辟的不同。选举是乡选里举，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征辟则是高层看中，自上而下，一步到位。所以后来那些自视甚高的名士，都热衷于征辟。

征辟靠名气，选举靠德才，这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如果名气和德才都不够，就只能靠杂途。

杂途的名目也很多，比如荫袭。荫就是荫子，袭就是袭爵。袭爵仅限于王侯，其他爵位不能世袭。荫子则是级别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只要任满三年，就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所以又叫任子。

显然，荫袭制度的受惠者是官二代。

惠及富二代的是赀补。赀读如资，意思也是资。汉制，身家不足十万不得为吏，不足五百万不得为官。这项规定的本意，是认为富人做官便不会贪污。但久而久之，却变成了有钱就可以做官，因此这个制度很是遭人诟病。

但更不像话的，是卖官鬻爵（鬻读如玉）。

鬻爵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时间在公元前243年，价钱是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卖官的创始人则是汉武帝，时间在公元前114年，规矩是交够一定数量的粮食或牲畜，平民补吏，吏员补官，官位可到秩六百石。

据说，这个主意是桑弘羊出的。[17]

选举、征辟、荫袭、赀补、卖官、鬻爵，帝国的仕途真是广阔，帝国的官员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么多的官员该如何任用，便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里面同样大有文章。

实际上帝国的官员队伍弄得如此庞杂，有一多半是因为不得已。功臣要酬劳，故有袭爵；高官要笼络，故有荫子；遭遇天灾或开支太大，便只好赀补、卖官、鬻爵。

好在秦皇汉武都不是糊涂虫。他们很清楚，官吏的任用不是小事，马虎不得。同为官吏，不能同样安排。有的给面子，有的给实权。结果，便弄出繁多的名目来。

拜，正式任命，往往用于高官，以示尊荣。

除，除去旧官，任命新职。

真，正式任命（相对于守而言）。

守，试用，兼任，代理。

假，正式任命前代行职权。

平，参与某事。

领，兼管某事。

录，统管某事。

兼，兼任某官。兼与平、领、录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兼官（有官职官衔），后三者是兼事（无官职官衔）。

待诏，等待诏书下达再上任。

加官，在正式官衔之上再加头衔，比如大将军加官大司马。凡加官，都是中朝官，可以出入皇宫。

计，官员年终汇报工作，又叫上计。

课，考核官吏，据此决定奖惩，也叫考。

迁，升官。逐级提升叫稍迁，越级提升叫超迁。

左迁，降职，也叫左转、贬。

免，罢官，是行政处分中最重的，再重就得判刑。

沐，例假，五天一次，每次一天，又叫休沐。

告，请假（事假或病假），又叫告归。如果是予告，则为奖励休假；如果是赐告，则为皇帝批准延长病假期。

宁，丧假，也叫告宁，一般三年。

致仕，退休，又叫告老、归老。

不难看出，从选拔任命到使用管理，汉的官僚制度已相当精细，很可能是世界上前后出现的大小帝国中最复杂也最完备的。后代文官制度和干部制度的诸多要素，在这里几乎一应俱全，堪称百代官制之祖。

更难得的是，汉代还建立了储备官制度。正是这一制度，打通了官、吏两道，贯通了儒、法两家，保证了帝国的人才辈出和吏治之隆。

那就来看储备官。

[15]本章所述亦请参看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杨鸿年和欧阳鑫《中国政制史》、韦庆远和柏桦《中国官制史》、陈茂同《中国历代职官沿革史》、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孔令纪主编《中国历代官制》（齐鲁书社版）、徐连达编著《中国官制大辞典》。

[16]见《汉书·武帝纪》。

[17]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汉书·食货志》及《文献通考》。

条条大路通长安

汉代的储备官，是郎。

郎就是廊，郎官就是廊官，即侍卫。秦制，殿上不准携带兵器，侍卫都只能站在廊檐之下，所以叫廊中，也叫郎中。后来郎中成为郎官的一种，统称为郎。

郎官们的长官叫郎中令，汉武帝改名为光禄勋，银印青绶，中二千石。下属三署，司官为左中郎将、右中郎将和五官中郎将（曹丕担任过此职），比二千石。

三署所辖郎官叫三署郎，有议郎（比六百石）、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他们的任务，是宿卫宫殿，侍从左右，备皇帝顾问或差遣，说白了就是皇帝身边打杂的。所以，也无定员。

换句话说，郎官其实不是官。

但，郎官也不是吏。相反，吏要成为官，往往得先成为郎。汉制，郡县和王国的吏员年终考核优秀，便由地方调入京城，补为郎官，叫“计吏补郎”，也叫“上计吏补郎”。这是地方基层小吏咸鱼翻身的重要途径。

当然，吏员还有另外两条出路：察举和赀补。但察举和赀补者也往往先要为郎，司马相如就曾“以赀为郎”，也就是花钱买了一个郎官。任子也一样。所谓级别二千石以上官员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其实就是为郎。

这是有道理的。郎官虽不在政府任职，却比正式官员更接近皇帝。朝夕相处，天长日久，皇帝对他们多少会有了解，他们自己也能学到不少知识。结果，郎官有了进身之阶，帝国有了培训机构，岂非双赢？

郎署，是帝国的干训班。

事实上郎官的出路相当好。外放可为县令、县长、县丞、县尉，最低也是副县级；内任则可为尚书郎，成为皇帝的政治秘书，然后步步高升，出将入相。

于是，为官先为郎，便成为踏入仕途的捷径，也成为帝国的制度安排：入选为郎叫郎选，由郎补官叫郎补。汉代有不少名流和政要，都是郎选和郎补出身，比如权倾一时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

郎，岂非储备官？

储备是必需的，何况还有见习的意义。因此，除皇帝征召和举为贤良者外，其余以各种方式（察举、任子、赀补、上计）成为预备官员的，都要先进郎署。

条条大路通长安，郎署就是中转站。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特殊的，也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干部选拔制度，因此很快就跟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结合起来：太学生毕业考试成绩优异（甲等）的入宫为郎，叫补郎；成绩合格（乙等）的外放为吏，叫补吏。

补郎的当然前途光明，下一步就是郎补。补吏的也不必灰心丧气，因为还可以通过察举、上计等方式由吏补官，只不过先得在郎署干一段时间。至于由郡守县令选举的孝廉，更是一定要先做郎中的。

也就是说，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由太学生而郎而官，二是由太学生而吏而郎而官。后一条路虽然曲折，却意义重大。

意义在统筹官与吏、儒与法。

前面说过，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在他们那里，官就是吏，吏就是官。或者说，都是事务官或技术官。在秦人看来，有这些财会和法律人才便足以治国。汉人却认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要想长治久安，光靠技术不行，还得讲政治。因此，要有事务官，更要有政务官。

政务官就是文官，事务官则是文吏。

文吏和文官，缺一不可。

事实上，汉帝国的选官从来就有两个途径，一个叫文学，一个叫吏道。吏道就是由吏而官，文学却不是诗词歌赋，而是经典文献。武帝之后，则专指儒家经典。也就是说，饱读诗书是文学；从基层做起，由于廉洁奉公又精明强干而得到提拔，是吏道。[18]

张汤走的是吏道，公孙弘靠的是文学。

这两条路线，在两汉是并行不悖的。武帝至东汉，都号称“三公辟召，四科取士”。四科是：

德行，看道德品质；

明经，看学术水平；

明法，看法律知识；

治剧，看执政能力。

第四条最有意思。当时帝国中央根据治理的难易，曾把郡县分为剧、平两种。平就是容易治理的，剧则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所以，治剧科，看的就是吏能。[19]

实际上无论哪一科，都要测试能力。确实胜任，才正式任命。否则，即便选举上来，中央也会退货。毕竟，治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能只靠口若悬河。[20]

汉武帝首选文吏，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最理想的还是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既懂政治又懂业务，这就是公孙弘吃得开的原因。

同样，太学生补吏，上计吏补郎，用心也在于此。基层吏员能被选举，能力不成问题，但需要学习政治，掌握全局，因此补郎。太学生学问不成问题，但实际操作能力有限，需要锻炼，因此补吏。

补吏的太学生无一例外都要回到原籍。因为汉代有条不成文的规矩：郡守县令一定是外地人，郡县吏员则一定是本地人。各地青年由郡县而太学，又由太学而郡县，再由郡县而郎署，无形中便把中央与地方联系起来。

文吏与文官的界限也在慢慢模糊。尽管直到东汉末年，法家酷吏与儒家之徒仍然是两个群体，官治天下也非一蹴而就，但汉制已明显地不同于秦制，天平也从吏治向官治倾斜。至少，帝国政府不再是刀笔吏的一统天下。武帝在重用文吏的同时，也打开窗户迎接八面来风。

这扇窗户，就是郎署。

想当年郎署之中一定十分热闹。任子的官二代，赀补的富二代，乡里的穷秀才，郡县的刀笔吏，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济济一堂。没错，汉武帝用人是不拘一格的，进入郎署的也不乏各种奇人怪才。

比如东方朔。

东方朔走的路子既非吏道也非文学，他是靠上书得官的。据说，他的奏章用了三千枚木简，有关部门派了两个壮汉才勉强抬动，汉武帝则用了两个月才看完。

于是，这位自称“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的奇才，被任命为郎。

有一次，汉武帝跟他闲聊。

汉武帝问：先生看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东方朔说：前无古人呀！陛下的功德，超过五帝，盖过三王。看看陛下的朝廷吧！丞相是周公，御史大夫是孔子，将军是姜太公，廷尉是皋陶，大司农是后稷，少府是伊尹，大鸿胪是子贡，博士官是颜回，郎中令是子路，郡守是子产，开路先锋是后羿，人才济济呀！

汉武帝哈哈大笑。[21]

东方朔这话当然是半开玩笑。但，汉武帝的是非功过却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

[18]文学与吏道的说法，见《文献通考·选举考八》。

[19]请参看阎步克《帝国开端时期的官僚政治制度──秦汉》。

[20]卫宏《汉旧仪》便称：汉帝国取士“皆试以能，信，然后官之”；“不宜者还故官”。

[21]以上见《史记·滑稽列传》、《汉书·东方朔传》。

第五章
是非功过

外戚政治

后元二年（前87）二月，汉武帝刘彻驾崩。临终前，他为继位的汉昭帝刘弗陵指定了四位辅政大臣，他们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车骑将军金日磾（读如低）、御史大夫桑弘羊。[1]

这个班子，几乎是汉武帝一生的总结：霍光和上官桀代表政治，桑弘羊代表经济，金日磾代表外交。汉武帝的是非功过，不妨从他们说起。

先说霍光、上官桀。

霍光和上官桀都是外戚。只不过，上官桀的外戚身份是自己谋来的。当时，汉昭帝年方八岁，由他姐姐盖长公主抚养。长姐如母，公主开始为弟弟寻找皇后。上官桀觉得机不可失，便削尖脑袋活动起来。

他找到的说客，是丁外人。

丁外人是谁？长公主的情夫。汉代，公主包养情人并不少见。汉武帝的姑姑兼丈母娘馆陶公主，就养了个比自己小了三十多岁的情人董偃。汉武帝不但不责怪，还到他们家做客，把董偃叫做“主人翁”。[2]

汉昭帝和霍光也一样，公开承认长公主和丁外人的情人关系。上官桀也运作成功，他那六岁的孙女被册封为皇后，尽管一开始霍光并不赞成。

其实霍光跟上官桀是儿女亲家，上官桀的孙女同时也是霍光的外孙女。外孙女成为皇后，原本勉强能算外戚的霍光，更名正言顺地成为皇亲国戚。他起先不赞成这桩婚事，仅仅因为两个孩子年龄太小。[3]

那么，上官桀为什么心急火燎？

看看后来霍光如何废立皇帝就知道。

元平元年（前74）二月，年仅二十二岁的汉昭帝驾崩。这时，金日磾早已病逝，上官桀和桑弘羊也在宫廷斗争中败亡。大权独揽的霍光便不顾群臣意见，立汉昭帝的侄儿昌邑王刘贺为天子。

然而昌邑王进京才二十七天，霍光就看他不顺眼，要废了他。而且，霍光只是事先征得大司农田延年和车骑将军张安世两人的同意，就把这事办了。

实际上昭帝继位之初，霍光就已领尚书事，位在丞相之下，权在丞相之上，因此很便当地就把丞相、九卿、将军、列侯、御史、博士叫到未央宫开会。霍光说：昌邑王行为昏乱，恐怕会危害社稷，诸位看怎么办？

众人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支支吾吾。

田延年却离席上前手按剑柄说：诸位，这事没什么好商量的。先帝托孤于大将军，就因为大将军忠诚贤德，能安定天下。如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大将军虽死，又有何脸面见先帝于九泉？请速速决定。有迟疑者，看剑！

群臣闻言，无不惶恐，便拜伏在地异口同声地说：万民之命系于大将军一身，我等唯大将军之命是从！

于是霍光请出皇太后（也就是他的外孙女），盛装坐于未央宫中。侍卫持刀，武士持戟，陈于殿下。文武百官依次上殿，然后叫来昌邑王，由尚书令宣读弹劾奏章。

这样的架势，当然同样没有商量。太后甚至没等尚书令读完奏章，便已震怒。由丞相杨敞领衔的弹劾请求也得到批准，霍光便命令昌邑王谢恩受诏。

昌邑王却还稀里糊涂。他引用《孝经》上的话为自己辩护说：天子有争臣七人，虽然无道也不失天下。

看来，这位昌邑王确实够呛，他的引经据典也不伦不类。《孝经》那句话的意思是：一个天子，如果有三公四辅鼎力辅佐，直言匡正，就无论如何也不会丢失天下。那么请问，他的身边有这样的争臣吗？

恐怕没有，多半只有小人。

霍光却懒得跟这废物啰唆。他说：被太后废了的怎么还是天子？说完，上前抓住昌邑王的手，解下皇帝的印玺绶带交给太后。霍光还说：大王自绝于天，臣等却不敢辜负社稷。请大王好自为之，臣等恕不奉陪了。

短命皇帝刘贺就这样失去了帝位，他的随从二百多人则统统被就地正法。临刑前，这些人哭着喊着说，悔不该没早早杀了霍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呀！

昌邑王被废之后，故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被立为天子，是为汉宣帝。宣帝继位时已十八岁，却不敢亲政，大事小事都取决于霍光，尽管霍光是表示要归政于天子的。

刘家的天下，其实姓了霍。

实际上直到霍光病卒，宣帝才收回权力，这是六年以后的事。此后又用了两年时间，才消灭了霍家的势力。即便如此，宣帝仍心有余悸。他说，此前每次出门只要与霍光同车，就如芒刺在背，坐张安世的车才放松。[4]

顺便说一句，张安世是张汤的儿子。

堂堂大汉皇帝，居然伴臣如伴虎，可见外戚是何等威风。上官桀急于成为外戚，一点都不奇怪。

当然，上官桀是失败的外戚，他是在与霍光反目为仇后一败涂地的，正如武帝初年窦婴与田蚡的两败俱伤。同样，霍氏家族遭到清算和清洗，也与当年的吕氏无异。

但，外戚却一直是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西汉，霍光之后有王莽。东汉，窦宪之后有邓骘（读如至），邓骘之后有阎显，阎显之后有梁冀，梁冀之后有窦武，窦武之后有何进。两汉政治，有相当多的时间是外戚在执掌。

这，大约是汉高祖和汉武帝都没想到的。

是的，他们只想到要防范功臣（异姓诸侯）和宗室（同姓诸侯），却不曾料到外戚也会危及皇权，更没想到后来把汉代断为两截，变成前汉后汉的，正是外戚。

不必责怪刘邦他们没有深谋远虑。其实即便两汉，各自的年头也并不短。西汉从刘邦称帝到王莽称帝二百一十年，东汉从刘秀称帝到董卓入京也有一百六十四年。

何况汉代皇帝借重外戚也事出有因。一方面，吕后开创了太后临朝的先例，而且她有资格；另一方面，功臣和宗室都要防范，靠得住的自己人就只有外戚。

这当然说明帝国还不成熟，统治阶级也缺乏经验，才会把人事看得比制度重。然而汉武帝却并非没有责任，因为将汉代断为两截的那把刀，就是他打造的。

这把刀，叫大将军。

大将军是秦汉都有的。秦将白起，汉将韩信，都当过大将军。但，他们担任的大将军是军衔，不是官衔，这样的大将军也不理朝政。实行一国两府，由大将军领录尚书事，成为内朝魁首和真宰相，是汉武帝开的头。

以后就每况愈下了。

事实上，两汉执政的外戚除阎显是车骑将军外，霍光、王莽、窦宪、邓骘、梁冀、窦武、何进，都是大将军。王莽和霍光，还都是大司马大将军。

这无疑是有问题的。要知道，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都是军职。军人政治与官僚政治相矛盾，外戚政治与皇权政治相冲突。以外戚为首辅，引军人入政权，岂非与帝国的初衷背道而驰？

当然如此。

很清楚，汉武帝为了从政府夺权，发明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可谓逞一时之快，贻后患于无穷，堪称饮鸩止渴。只不过，这种危害在当时并未看出来，因为第一个担任此职的恰好是卫青。

[1]见《汉书》之《昭帝纪》、《霍光金日磾传》。

[2]见《汉书·东方朔传》。

[3]见《汉书·外戚传》。

[4]以上均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大将军卫青

卫青并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大将军。[5]

当然，他也想不到后来会娶了平阳公主。实际上，卫青原本是平阳公主府上的骑奴，母亲卫姑娘则是平阳公主的婢女。卫姑娘生了三男三女，二女儿就是霍去病的母亲卫少儿，三女儿是卫子夫，卫青则是她们的弟弟。

不过卫青原本姓郑，父亲叫郑季。郑季在平阳公主府上当差时，与卫子夫的妈妈偷情，生下了卫青。

这样来历不明的孩子，当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郑季正妻的儿子们也不把卫青当兄弟。只有一个服劳役的囚徒说：你的面相贵不可言，将来会封侯。

卫青笑了。他说，我一个婢女生的儿子，能不挨打挨骂就不错了，哪里还能封侯？

类似的还有霍去病。

霍去病也是私生子，父亲叫霍仲孺。霍仲孺与卫少儿偷情生了霍去病，后来又娶妻生了霍光。所以，霍光和霍去病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霍光后来当然也表现出能力，但起步却无疑是沾了霍去病的光。[6]

事实上，把霍光带到长安，让他做了郎官，从此踏入仕途的，正是霍去病。霍去病能够进入汉武帝的视野，则又因为他的母亲卫少儿是皇后卫子夫的姐姐。

卫青作为人才被汉武帝发现，也如此。

显然，没有卫子夫，也就没有后来的故事。然而卫子夫又何尝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她不过是平阳公主府上的歌女，跟她那个做骑奴的弟弟一样都是奴仆。

但，命运之神偏偏就垂顾了她。

其实汉武帝原本是有皇后的。皇后叫陈阿娇，父亲是项羽部将陈婴的曾孙，母亲则是那位后来包养小情人的馆陶公主。据说，刘彻小时候坐在公主怀里，曾表示如果能得到陈阿娇，一定盖栋金屋子藏着她。[7]

由此留下了一个成语：金屋藏娇。

这当然是小说家言，完全靠不住，刘彻和阿娇的结合则多半是政治婚姻。两人婚后感情破裂，史家说因为阿娇恃宠而骄，也不妨姑妄听之。但没有儿子，是事实。

于是，平阳公主开始张罗。

平阳公主是武帝同父同母的亲姐姐，也是大姐。姐姐总是疼弟弟的。她搜集了十几个绝色美女，精心调教盛装打扮，在武帝到她家做客时，一齐展示出来。

汉武帝却一个都看不上。

但等到卫子夫出来唱歌时，汉武帝的眼睛亮了。他借口更衣进入帷帐，卫子夫也捧着衣服走了进来，汉武帝没有片刻犹豫就把她变成了自己的女人。

平阳公主意外成功。没错，这是她的感情需要，也是她的政治投资。所以，卫子夫进宫前，平阳公主摸着她的背说：将来尊贵了，请不要忘记我！[8]

卫子夫没有忘记，馆陶公主则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情急之下，她秘密逮捕了卫青，准备谋杀。武帝闻讯，便任命卫青为建章宫监，加官侍中。侍中是当时权贵子弟争相一得的宠位，汉武帝却给了卫青，后来又给了霍去病。

从此，卫家的命运彻底改变。

卫子夫被封为皇后，是在元朔元年（前128）三月，因为她生下了太子刘据。卫青也在同一年封侯，但不是沾皇后的光，而是因为有功。

战功是在讨伐匈奴时立下的。担任车骑将军期间，卫青曾三次率兵出击，一战而至龙城（匈奴祭天祭祖处），封关内侯；二战收复河南（内蒙古河套地区），封长平侯；三战擒右贤王（匈奴三把手），拜大将军。[9]

卫青一路凯歌，一路青云。

这不能归结为他运气好，而应该承认他能力强。实际上，汉武帝并非唯外戚是用，没有能力的外戚就只给待遇，不给权力。而且，当霍去病的能力越来越彰显时，汉武帝对他的宠信就超过了卫青。

对此，卫青似乎很淡然。也许在他看来，他的一切都是皇上给的，皇上也就是他的一切。没有皇上，就没有他卫青。所以，就连汉武帝要他娶平阳公主，他也照办。

不清楚卫青娶平阳公主是在什么时候，只知道当时公主的丈夫得了重病，回到封国。公主便让左右帮她在列侯当中找个男人，结果众人异口同声都说大将军最好。

平阳公主笑了。她说，这可是我们家的人呀，以前常常骑匹马跟在我后面，这话怎么说？

众人又都说：如今还有比他更尊贵的吗？

公主点点头，让人把意思带给了卫子夫，卫子夫又禀告了汉武帝，武帝便把卫青作为礼物送给了姐姐。

也许，这就是卫子夫对平阳公主的回报。

卫青的回报则给了汉武帝。终其一生，他都在自觉维护汉武帝的绝对权威。元朔六年（前123），卫青率六将军讨伐匈奴，右将军苏建全军覆没，只身逃回。这样的败军之将该如何处理，军法官们意见不一。

大将军卫青却把裁量权交给了皇帝。他说，我当然有军法从事之权。但以我卫青之尊宠，尚且不敢擅自行刑于境外，不正可以告诫人臣不得擅专吗？

军法官们都说：大将军所言极是！

苏建后来是被汉武帝赦免的。他的儿子苏武，则成了历史上最有气节的外交官。据说，苏建曾经劝卫青效法古代名将招贤纳士，以高声望。卫青却说：礼贤下士广纳人才，是人主的权力。为人臣的，只要奉公守法，尽职尽责就行了，为什么要弄一堆名流在自己门下呢？

霍去病的作风，也如此。

这样的外戚和大将军，汉武帝能不放心吗？

当然放心。

他不放心的，是匈奴。

[5]卫青事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6]霍光和霍去病的父亲，《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作“霍仲孺”，《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作“霍中孺”，但注音读如仲。

[7]见冒名班固的《汉武故事》。

[8]见《汉书·外戚传》。

[9]这三次战役的时间分别是元光六年（《史记》称在元光五年，此据《汉书》）、元朔元年和元朔六年。

匈奴问题

匈奴是汉帝国的头号外患。

这是一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于他们的来龙去脉，我们其实知之甚少，只知道其最高首领叫单于（单读如缠），以下为左贤王和右贤王，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王，统治着东至朝鲜半岛，西至西域各国的辽阔疆域。

匈奴的崛起是在中国楚汉战争期间。当时的单于叫冒顿（读如莫毒），据说意思是“开始”。因此，也有史学家认为“冒顿单于”的称号，是抄袭了秦始皇。[10]

不过冒顿单于的态度，却一点不像抄袭者。汉惠帝时期，他居然写信给吕后说：陛下守寡，孤王丧偶，你我都很孤独，何不两好合一好，互通有无？

这哪里是求婚，分明是羞辱。

匈奴是聚居中国北方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以骑兵强悍、凶猛善战著称。在西汉前期发展兴盛，屡次进犯边境，对西汉政权构成强大威胁。匈奴实行民兵制，成年男子均为甲骑，平时游牧狩猎为业，战时从事攻伐。至如疾风，去如闪电，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

吕后大怒，召集陈平、樊哙、季布商量对策。

樊哙说：臣愿请兵十万，横行匈奴中。

吕后问季布的意见。

季布说：樊哙的脑袋可以砍下来！当年高皇帝将兵三十二万，被匈奴困在平城。樊哙身为上将军，其实并不能解围，至今遭人耻笑。现在又来夸海口，拍马屁罢了！

吕后无奈，只好咽下这口气。[11]

这口气一忍就是六十年。何况匈奴既无诚信意识，又无契约精神。尽管从刘邦开始，汉皇帝曾多次将公主嫁给单于，和亲却并未换来和平。游牧骑射的匈奴人只崇尚武力征服，毫不在乎对方是不是老丈人。

汉武帝决定开战。

从此，他送往匈奴的便不再是公主、丝绸和钱粮，而是卫青、霍去病的集团军。

西汉建筑构件，直径15.5厘米，上有阳文篆书“单于和亲”，字体规整，施以朱彩，是汉匈和亲政策的实物资料。现藏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

集团军的组建是汉帝国战略战术的大调整，其特点是一个大兵团包括好几个独立作战单位，各由一名英勇善战的将军统领。统率全军的最高司令官多由外戚担任，比如西汉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东汉的窦宪。

这就比以前的单兵作战有力得多，因为可以深入敌后打歼灭战。匈奴主力，是所谓控弦之士三十万。然而武帝用兵之初十年间，斩虏敌军就达二十万。[12]

同样，这样的军团也往往配置豪华。比如元朔六年（前123）的卫青兵团，下属就有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读如居），均为一时之选，堪称精兵强将。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兵强马壮，就能长驱直入。

元狩四年（前119），也就是汉武帝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那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以骑兵五万为先锋，步兵数十万为后盾，大规模出征。此战，卫青兵团出塞一千多里，至窴颜山（窴读如田，今蒙古国都兰哈拉山）；霍去病兵团出塞二千多里，封狼居胥（今蒙古国肯特山），把大汉的旗帜高高插在了匈奴的腹地。

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

从此，大漠以南再无匈奴的王庭。

实际上此前匈奴已受重创。元狩二年（前121），新任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塞，进五王国，过焉支山（在河西走廊），杀折兰王，斩庐侯王，擒浑邪王子，又一口气攻到祁连山，逼得浑邪王和休屠王向大汉投降。

投降也有曲折。当时汉武帝恐怕匈奴诈降，命令霍去病前往迎接。霍去病来到营前，发现果然有浑邪王部下不愿投降。于是他当机立断，驰入营中与浑邪王相见，斩杀逃亡者八千人。然后安排浑邪王先行一步，自己慢慢收编降卒进京，得众数万，号称十万。[13]

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步兵陶俑。

咸阳杨家湾汉墓出土骑兵陶俑。

西汉远射兵器改进的一个显著变化是箭镞质量的提升。新式铁镞已代替传统的青铜镞，此箭镞样式在西汉时期大量生产并被普遍使用。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

戟兼具刺、钩、啄、割四种功能，在汉代实战中普遍使用。持戟兵士的多寡是衡量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志，常用“持戟百万”来形容军事力量的强大。此戟为汉代士兵常用戟型。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金日磾，就是这时来到长安的。

后来成为托孤大臣的金日磾，这时却是战俘。他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休屠王与浑邪王合谋降汉，事到临头却又后悔，结果被浑邪王所杀。金日磾和他的母亲、弟弟都被带到长安，入宫为奴，当时他十四岁。

有一天，汉武帝来看马。

马是金日磾等人养的，又肥又大。金日磾自己则身长八尺二寸（约一米八六以上），容貌端庄，汉武帝看了满心欢喜。问明来历后，马上任命他为马监，加官侍中，跟当年对待卫青、霍去病一样。[14]

又一位奴仆脱颖而出，尽管他的出身是王子。

更重要的是，这位王子或奴仆是匈奴人。汉武帝却不但没有歧视，反倒青睐有加。没错，他是跟匈奴打了几十年仗，但那是为了国家安全，不是要消灭种族。

霍去病墓前石刻。用巍然屹立的战马颂扬霍去病的战功，同时象征西汉政权的声威。陕西兴平霍去病墓出土。

呼韩邪单于降服归汉后在塞内居住的馆驿的建筑构件，是对当时汉军击退匈奴侵犯的一种歌颂。阴山南麓出土。

汉武帝是国家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

匈奴最后是销声匿迹了，其中有一半原因是内乱。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单于王朝在曹操的时代终结，其后逐渐融入汉和其他民族。北匈奴则在东汉永元三年（91）战败后不知所终。有人认为，五世纪中叶横行欧洲的“上帝之鞭”阿提拉，便是北匈奴单于的后裔。

相反，汉帝国的版图却在扩张。原先被匈奴统治的西域臣服于汉，新增的行政区则设在了今内蒙古和甘肃境内。其中，置朔方、五原二郡是卫青的战果，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是霍去病的功劳。

汉与匈奴的关系，大局已定。

但，这是无数生命、鲜血和金钱换来的。

的确，战争的胜利让武帝和汉人扬眉吐气，同时也让人痛感劳民伤财。比如元朔六年那次战役，单是奖励将士的赏金就要二十多万斤，被俘敌军几万人也要赏赐，逼得大司农再次卖官，卖了黄金三十多万斤。

两年后，由于浑邪王来降，军需、赏钱、招待费耗资总共一百多亿。五年后，卫青和霍去病再伐匈奴，战马竟死了十多万匹，赏钱则花了五十万斤。

请问，汉帝国还有多少官可卖？[15]

可惜，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虽一度停止，武帝的开边事业却一往无前：征朝鲜，通西域，平东瓯，定两越，征服西南夷，一如亚历山大的席卷欧、亚、非。

汉武帝却雄心未已。从天汉二年（前99）到征和三年（前90），他又三次派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匈奴。结果，第一次李陵投降，第二次无功而返，第三次更是全军覆没，连李广利自己也降了。

直到这时，汉武帝才算清醒过来。李广利投降的第二年，汉武帝否定了在轮台以东屯田的建议，下诏表示要调整对外政策，转移工作重心，史称“轮台罪己”。[16]

实际上这份诏书是不能叫做“罪己诏”的（详见本书后记），所谓“深陈既往之悔”也只是史家的说法。汉武帝对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检讨和反省，更不会彻底否定和全面推翻。相反，两年后他指定的顾命大臣，则不但有霍光、上官桀和金日磾，还有桑弘羊。

桑弘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汉武帝政治路线的代表人。屯兵轮台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尽管这个建议被否决，却不等于过去的方针都被否定。只不过，汉武帝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和经济政策，都将面临挑战，桑弘羊则必须充当辩护人。

那么，桑弘羊又怎么样了？

[10]见台湾学者傅乐成《中国通史》引方壮猷说。

[11]见《汉书·匈奴传》。

[12]这十年是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共八次出击，数据见杜维运《中国通史》。

[13]见《汉书·卫青霍去病传》。

[14]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15]以上数据见《史记·平准书》。

[16]见《汉书·西域传》。

政变与政改

桑弘羊是被杀掉的。

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元凤元年（前80），上官桀、桑弘羊和盖长公主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杀霍光，废昭帝，另立燕王刘旦为天子。消息泄露，反叛集团被一网打尽，燕王、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桑弘羊伏诛。[17]

其实开始时，上官桀等人本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要干掉霍光。因此，他们伪造了燕王的奏章，告发霍光调兵遣将，在京师戒严，意欲谋反。

这当然能置霍光于死地，但奏章什么时候交出去却成了问题。依照当时的制度，大臣上书要写正副两份。尚书先看副本，然后决定是否上奏。霍光可是“领尚书事”的。如果他把奏章扣下来，那就前功尽弃。

上官桀的办法是打时间差，在霍光休例假时上奏。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汉昭帝说句话，就立即动手。这并非没有可能。毕竟，这时的昭帝只有十四岁。

然而昭帝却一言不发。

第二天，霍光上朝，走到画室就停住了。

汉昭帝问：大将军在哪里？

上官桀答：因为燕王告发他，所以不敢进来。

汉昭帝说：请大将军入。

于是霍光入内，摘下帽子顿首谢罪。

汉昭帝说：请戴上帽子。这封信是假的，将军无罪。

霍光问：陛下怎么知道？

汉昭帝说：将军前往广明（地名），不过例行公事，怎么是调兵遣将？就算调兵遣将，燕王怎么知道？何况将军真要谋反，也用不着那些校尉。

尚书们听昭帝这样分析，都大吃一惊。上官桀无法利用皇帝，只好铤而走险。[18]

此案其实可疑。十四岁孩子就能识破的花招，能算是阴谋诡计吗？以桑弘羊之多智，又岂能赞同？如果这样的计谋都能得逞，那运气也太好了。

但不管怎么说，桑弘羊总归是卷了进去。那么，他又为什么要跟上官桀结成团伙反对霍光呢？

除了利益之争，还有路线斗争。

斗争在政变前一年就白热化。当时，霍光为了实行新政，利用职权从全国各地找来了六十多个儒家之徒（贤良文学），跟御史大夫桑弘羊讨论经济政策，公开辩论盐铁酒类应该国营还是民营，史称“盐铁会议”。

记录盐铁会议的著作，是《盐铁论》。

前119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把盐铁收归国营。此陶范带有“山阳二”、“巨野二”标志，是西汉山阳郡官府经营第二号冶铸作坊的用具。山东滕县出土。

盐铁会议是就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进行的总结和辩论。会议结果，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挫。

会议的记录十分有趣。

顾名思义，盐铁会议讨论的原本是经济问题。就算要抓根本，也该辩论国进民退是否合适，垄断经营是否必需，经济命脉如何掌握，等等。可惜儒家是不懂经济的，所以双方的发言简直是鸡同鸭讲。

比如桑弘羊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讨伐匈奴和保卫边疆都要用钱。既然国库不足，就得生财有道，总不能让前方将士饥寒交迫吧？

这时的正确回答就该是：换种政策照样有钱。

然而儒生们的回答却是：人间正道，贵道德而贱用兵。匈奴野蛮，就该加紧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们，怎么能长途跋涉去讨伐呢？

意思很清楚：那仗根本就不该打。

这是什么话！仗该不该打，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吗？那是军事会议讨论的。

儒生们的回答，岂非文不对题？

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打匈奴，匈奴要打你。不出征，也不应战吗？如果仗要打，钱要花，又要取消盐铁酒类专卖专营和平准、均输，请问钱从哪里来？

儒生当然不会回答，因为他们根本就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就只能唱高调。儒生们说：会取胜的不打仗（善克者不战），会打仗的不带兵（善战者不师），会带兵的不布阵（善师者不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哪里用得着花那么多钱？[19]

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清楚桑弘羊为什么要跟这帮逻辑不通的家伙枉费口舌。也许，是因为皇帝有诏书。也许，桑弘羊原本就有话要说。也许，他是要借此机会反戈一击，为汉武帝也为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辩护。

霍光却显然是要政改。当然，他并不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只是要改变某些政策法规。这倒也是必要的，因为汉武帝执政期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包括他的经济政策，也有问题。不改变，就不会有所谓“昭宣中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政策未改，舆论先行。这就是霍光策划这次会议的用心。至于那六十多个从全国各地找来的贤良文学，则是他借来打鬼的钟馗。

贤良文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汉武帝号称尊儒，其实重法。儒家则看似风光，其实被边缘化。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发言权，就必须借此机会夺回阵地，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为儒家争得一席地位。

盐铁会议变成了儒法之争，这是原因之一。

战端却是桑弘羊开启的。在听够了儒生们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后，桑弘羊忍无可忍。他愤愤不平地表示：稳坐家中不知挑担赶路的苦，说风凉话当然比干实事容易。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调不接地气，这样的人有什么用？

桑弘羊他们还说，尊儒以来，武皇帝察贤良，举文学，遍访民间，思贤若渴。然而选举出来的大中小儒，有一个能为皇上分忧、兴利补弊的吗？一个都没有！

这时，儒生们的积怨也如火山爆发。

贤良文学们说，这难道是儒家有问题吗？不，是组织路线有问题，干部政策有问题，舆论导向有问题。武皇帝要开疆辟土，故权谲之谋进，凶残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钱，故兴利之臣起。利兴则义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这个时候，岂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于是儒生们悲愤地说：难怪皇上身边尽是些投机取巧的家伙，因为我大汉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挥棒嘛！仅仅提拔一个公孙弘，管什么用啊！[20]

呵呵，谁说儒家不讲逻辑？他们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当然也有另一套。在他看来，治国面对的是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是匈奴寇暴。御寇就得强兵，强兵就得富国，富国就得理财，理财就得务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人。

这同样无法达成共识。

但，不管公理婆理，双方的着眼点都已不再仅限于经济政策。他们更关心的，是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之争，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线之争，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线之争，在儒家和法家。

这才是盐铁会议的意义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过，如果把桑弘羊和汉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错特错了。桑弘羊是，汉武帝不是。当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实上，汉武帝是很难贴标签的。无论把他当作儒家还是法家，都是一叶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么，什么是汉武帝的真面目？

[17]见《汉书·昭帝纪》。

[18]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19]见《盐铁论·本议》。

[20]见《盐铁论·刺复》。

罪功岂在悔轮台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前81），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可谓尸骨未寒。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却已大有炸平长安、彻底清算之意，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

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

本始二年（前72），汉宣帝下诏，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此前，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庙号为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

宣帝认为，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

何况，武皇帝也当得起。

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无数，挥霍无度，以至于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如此毫无仁德，岂能有庙号？

此言一出，朝野哗然。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这是圣意，岂能反对？夏侯胜却说：圣意又怎么样？人臣之义在直言。话已出口，万死不辞！

当然，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庙号世宗。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并流传下来。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21]

这说明什么呢？

第一，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

第二，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

实际上，夏侯胜说得并不全。如果愿意，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崇妖信怪，杀伐任性，喜怒无常。司马光甚至认为，汉武之恶几近秦皇，只不过他识好歹，受忠言，知对错，会用人，这才不至于亡汉。[22]

然而即便是秦始皇，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而在评价的立场。

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但是，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

请读这首诗：

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

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23]

诗的意思很清楚：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而在罢黜百家。

这未尝没有道理。

的确，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苟如此，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也只有奴才。

问题在于，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

未必。

事实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也就是说，罢黜百家，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独尊儒术，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至于民间，则百家既未罢黜，儒术也不独尊。

其实就连政府，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张汤是儒家吗？卫青是儒家吗？桑弘羊是儒家吗？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

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汲黯不是吗？夏侯胜不是吗？司马迁不是吗？还有义纵，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义纵可是酷吏。但怎么样呢？也有骨头。

还有东方朔。

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滑稽列传》的，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当于戏子。然而，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竟然横戟拦在门前，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后门。[24]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宫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宫中闹鬼。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郎官不给，霍光去夺。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臣头可得，印玺不可得！

权倾一时的霍光，也只能诺诺连声。[25]

这并不奇怪。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诚如史家所言，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汉的气质，是雄大、闳放和深沉的。[26]

气质变得柔美、空灵而内秀，要到中唐以后。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也不早于宋元。至于百家罢尽，万马齐喑，则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

汉，却是霸道的。

同样，汉也是开放的。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深眼多须的外国人，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27]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就皈依了孔门，并关上其他的窗户。

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纯儒”（其实董仲舒也不纯），而是公孙弘那样的“杂儒”，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儒术与法术杂糅，王道与霸道并用，才是他的真面目。

那么，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

当然有。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

[21]见《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22]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23]于右任《汉武帝陵》。

[24]见《汉书·东方朔传》。

[25]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26]请参看王子今《汉武英雄时代》。

[27]见《史记·大宛列传》。

帝国是怎样炼成的

汉武帝是十六岁登基的，上天也给了他足够长的寿命和时间：享年七十，在位五十四年。这两项纪录不但超过了他的所有前辈，而且很久以后才被打破。

这可真是天之骄子。

武帝也不负天恩。在他治下，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达到鼎盛。疆域和势力范围，东邻韩国，西有新疆，南至越南，北接蒙古，堪称超级大帝国。

文化方面同样灿烂辉煌。哲学家董仲舒，文学家司马相如，音乐家李延年，探险家张骞，农学家赵过，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便都出在这个时代。

当然还有司马迁。尽管汉武帝非常对不起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也并不喜欢他的《史记》。

然而司马迁却如实地记录了元封元年（前110）的封禅大典。那是十八万骑兵，上千里旗帜，一万八千里行程的大制作，也是汉武帝功成名就的象征。[28]

这一年，刘彻四十七岁。

实际上汉武的帝业基础，十年前就已奠定。元狩四年（前119），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卫青和霍去病兵至漠北，并以大将军和骠骑将军身份出任大司马。

从此，漠南无匈奴，帝国有内朝。

这时，汉武帝登基才二十一年，实际执政十六年（前六年有太皇太后听政），年龄三十七岁。开创并成就自己的帝国大业，他其实只用了半辈子。

此后的故事并无悬念：四十六岁灭南越和西南夷，四十七岁实行平准法和均输法，四十八岁降滇王，四十九岁降朝鲜，五十一岁分天下为十三州部。

汉武的步伐，何其坚定！

步伐坚定，是因为目标明确，那就是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皇权至上。这是秦始皇未竟之事业。

因此，汉武帝登基之后就频频出手：二十一岁置五经博士，二十三岁推行察举，二十四岁始征匈奴，三十岁用推恩法削弱王国势力，三十三岁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卫青为大将军，并为博士设弟子。

这一系列动作都在他三十五岁以前完成，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尊儒，则秦政变为汉政；推恩，则分权变为集权；举贤，则贵族变为官僚；讨伐匈奴，则夷狄变为华夏。夷夏之分，王霸之术，古今之变，尽在其中。

中华大帝国巍然屹立，汉武的事业风生水起。

引自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

不能说武帝在二十多岁时，就已经有了理论和制度的自觉。但他有政治天赋和帝王直觉，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巩固政权，尤其是巩固皇权。只要能实现这一目的，他是不在意使用各种手段的。

所以，他建太学，兴儒术，开言路，荐人才，却又留心俗务，重用酷吏，奖励军功。他的组织路线和干部政策是不拘一格的，因为他并不独尊儒术，只独尊自己。

那么，汉武帝的手段又是什么？

对外开边，对内收权，一手抓官，一手抓钱。

代表着这一整套治术的，是卫青、公孙弘、张汤和桑弘羊。卫青是军人也是外戚，公孙弘是文吏也是儒生，张汤懂法，桑弘羊会理财，汉武帝得心应手。

是啊，有钱就能做事，有兵就能护家，懂法就能治国，通儒就能安定人心，粉饰太平。结果，汉的版图面积比秦大了一倍，统治反倒更加牢固。

秦亡而汉兴，原因就在这里。

据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

汉武的帝国，也就是这样炼成的。

支撑帝国大厦的则是三根支柱：中央集权、官员代理和伦理治国。前两根支柱是秦也有的，后一根却是汉武帝所立。但，正是由于这一改革，秦政和秦制才变成了汉政和汉制，帝国制度也才立于不败之地。[29]

那么，什么叫“伦理治国”？

其实就是周人主张的德治和礼治，因此也可以说是周政和周制。周政和秦政，周制和秦制，是对立的。周是邦国制（封建制），秦是帝国制（郡县制）；周政讲王道，秦政讲霸道。所以，秦也不要德治和礼治。

秦政是刑治和律治，号称法治。

汉武帝却在延续秦制的同时，也继承了周政，即制由秦帝，政借两周。因为德治和礼治的统治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军国主义和严刑峻法只能维持表面的太平，统一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要实行德治和礼治，就只能靠儒家。因此，尽管武帝本人并不尊儒，宣帝更明确主张王霸杂用，但独尊儒术却仍是汉武以后的基本国策。

这个国策也为后世王朝所采纳。即便不尊儒，儒家主张的宗法制和礼乐制也照样实行。这样看，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其实是该叫“百代皆行汉政治”的。

那么，汉政治的核心又是什么？

皇权政治加官僚政治。表面上看，这与秦政无异。然而秦是吏治天下，汉则是官治与吏治并存，而且逐渐由吏治走向官治。这当然要拜独尊儒术所赐。事实上，当官员们越来越儒化时，官僚政治就牢不可破了。

与此同时，儒学也在官化。官方思想其实是不要思想的，官化的儒学也只要教化和灌输，顶多再加对先王圣教的心得和注解。没有思考，没有质疑，没有批判，没有争鸣，那才真是“毁人不倦”。

永为神州种祸胎，当作如是解。

把儒学变成官学，也该由汉武帝来负责。尽管在当时，儒学并没有那么重的官气，反倒是一股清新气息。

靠着汉政治，周文明的血脉延续了下来。在楚文明的基础上将周秦文明融为一体，就是汉文明。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世界性文明，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而能够与之媲美的则只有罗马。

罗马，与大汉会有关系吗？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两汉两罗马》

[28]请参看《史记》之《孝武本纪》、《封禅书》，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29]请参看易中天《帝国的终结》。

后记
汉武帝下诏罪己了吗

撰写《汉武的帝国》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那就是他的“轮台罪己”。这事历来被视为史实，而且评价甚高。因为以帝王之尊，汉武之雄，居然能下诏罪己，做自我批评，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但，此案可疑。

首先要问：汉武帝下诏了吗？

下了。时间是在征和四年（前89），月份不详，起因则是桑弘羊等人建议招募青壮不怕死的农民，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屯垦戍边，被武帝否决。所以这份诏书又叫“轮台诏”。

那么，“轮台诏”罪己了吗？

没有。此诏中最严重的话，是“朕之不明”，以及“悲痛常在朕心”。至于“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那是批评桑弘羊他们这建议的，不是自我批评。

因此，学术界比较严谨的学者并不称此诏为“罪己诏”，而称之为“哀痛之诏”或“悔悟之诏”。其实就连这两个说法都是受班固的影响。《汉书·西域传》在记录这份诏书时，班固是这样表述的：“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

这就是“悔悟之诏”的来历。

此传班固的赞语则说：“（汉武帝）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这就是“哀痛之诏”的来历。

也就是说，班固也没有称之为“罪己之诏”。

那么，“罪己”的说法有依据吗？

有。因为据说汉武帝曾说过这样的话：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当然是罪己了。如果“轮台诏”里有这段话，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罪己诏”。

可惜不是。

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这段话是征和四年（前89）三月，汉武帝封禅泰山后的口谕，既非轮台，亦非诏书，怎么能称为“轮台罪己诏”呢？

何况就连这段话，也来历不明。遍查《汉书》，并无记载，仅见于《资治通鉴》。那么请问，司马光的根据在哪里？一个宋代的人，怎么知道连班固都不知道的事呢？

请博览群书者有以教我。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说明：从汉高祖元年到汉武帝元封六年，汉人沿袭大秦历法，以每年的十月为岁首，第二年九月为岁末。因此，此间如果出现同一年的正月在十二月之后，请读者不要感到奇怪。汉武帝太初元年，汉人恢复夏历，仍以正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末。

汉高祖元年（前206）十月，刘邦军进咸阳，秦王子婴投降；正月，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四月，刘邦入汉中；八月，刘邦出汉中。

汉高祖二年（前205）四月，刘邦与项羽战于彭城，刘邦兵败，太公与吕后被俘，刘盈差一点被刘邦抛弃；六月，刘盈被立为太子。

汉高祖五年（前202），刘邦称帝，大汉建国。

汉高祖七年（前200）十月，长乐宫成，叔孙通制定的朝仪开始实行。

汉高祖八年（前199），令商人不得衣锦骑马。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十月，封刘濞为吴王；十一月，以太牢祭祀孔子；四月，刘邦卒；五月，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

汉惠帝元年（前194）十二月，赵王如意被杀，徙淮南王刘友为赵王；正月，开始筑长安城，五年后完工。

汉惠帝二年（前193），相国萧何卒，曹参为相。

汉惠帝三年（前192），匈奴单于冒顿侮辱吕后。

汉惠帝四年（前191）十月，立鲁元公主之女为皇后；三月，皇帝行冠礼。

汉惠帝五年（前190），曹参卒。

汉惠帝六年（前189）十月，齐王刘肥卒，子襄立；以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夏，留侯张良卒，周勃为太尉；六月，樊哙卒。

汉惠帝七年（前188），汉惠帝卒，子刘恭继位，是为前少帝。吕后临朝听政。

高后元年（前187），诸吕封王。

高后四年（前184），吕后杀前少帝刘恭，立其弟刘弘，是为后少帝。

高后八年（前180），吕后卒。太尉周勃灭诸吕，立刘恒，是为汉文帝。

汉文帝前元年（前179）十二月，废连坐法；正月，立刘启为太子。

汉文帝前二年（前178）十月，陈平卒；五月，废诽谤谣言罪。

汉文帝前三年（前177），匈奴入侵；济北王刘兴居反，兵败自杀。

汉文帝前十三年（前167）五月，废除刺青、削鼻、断足三种肉刑。

汉文帝后七年（前157），汉文帝卒，汉景帝立。

汉景帝前三年（前154），七国之乱。

汉景帝前七年（前150），立刘彻为太子，任命酷吏郅都为司法官。

汉景帝中二年（前148），郅都逼死前太子刘荣，窦太后杀郅都。

汉景帝中六年（前144）四月，梁王刘武卒；七月，任命酷吏宁成为司法官。

汉景帝后元年（前143）八月，周亚夫被诬陷死。

汉景帝后三年（前141）十二月，汉景帝卒，汉武帝立。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郎中张骞出使西域，被匈奴俘虏。

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置五经博士。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举孝廉、贤良、文学，察举制度开始。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始伐匈奴，匈奴与汉决裂，此后年年入侵。

汉武帝元光四年（前131），魏其侯窦婴被杀。

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重用酷吏张汤。

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大司农郑当时兴水利；匈奴入侵，卫青等反击；张骞自匈奴逃至月氏。

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十一月，诏令不举贤良孝廉者有罪；三月，立卫子夫为皇后；张骞至大宛。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正月，采纳主父偃建议实行推恩之法；卫青伐匈奴，收复河南，置朔方郡、五原郡；迁郡国豪杰三百万人于茂陵；杀郭解；张骞回国途中被匈奴俘虏；主父偃亦被杀。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冬，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酷吏张汤任司法官；张骞乘匈奴内乱逃回中国。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十一月，封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破封侯拜相惯例，开拜相封侯之先；春，车骑将军卫青伐匈奴；三月，卫青拜大将军；六月，公孙弘请为五经博士设弟子。

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淮南王刘安反，自杀。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三月，丞相公孙弘卒，以御史大夫李蔡为丞相，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骠骑将军霍去病伐匈奴；秋，匈奴浑邪王降，汉得河西地。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制白鹿皮币；颁布死罪令，严禁民间铸造金钱；任命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主持经济体制改革；禁民间铸造铁器和煮盐；颁布缗钱令，树卜式为道德楷模；发动漠北之战，李广自杀；卫青、霍去病兵分两路伐匈奴，卫青至窴颜山，霍去病封狼居胥，从此沙漠以南无匈奴王廷；置大司马职位，以大将军、骠骑将军任之。

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丞相李蔡下狱自杀。

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颁布告缗令，其法大抵出自张汤；张汤诬大司农颜异腹诽，从此有腹诽罪；九月，霍去病卒。

汉武帝元鼎元年（前116），遣张骞出使乌孙。

汉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张汤畏罪自杀；丞相庄青翟下狱自杀；置酒泉、武威郡；张骞自乌孙回国。

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规定平民可以入粟补吏，吏员可以入粟补官；张骞卒。

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刘彻出巡。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灭南越，置其地为九郡，含今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以及越南；灭西南夷，置其地为五郡；分酒泉、武威地，增设张掖、敦煌。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建议实行平准和均输法；汉武帝登泰山封禅。

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降滇王，置其地为益州郡；酷吏杜周任司法官，一年内系狱十多万人。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朝鲜降，置其地为四郡。

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为十三州部，各州置刺史一人。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以正月为岁首；贰师将军李广利攻大宛，求善马；酷吏王温舒自杀。

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苏武留胡。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颁“沉命法”；李广利伐匈奴，李陵投降，司马迁受腐刑。

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筑白渠。

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太子刘据杀江充，兵败自杀，其母皇后卫子夫亦自杀。

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投降匈奴。

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刘彻下轮台诏。

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汉武帝刘彻卒，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盐铁会议。

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燕王刘旦、盖长公主、上官桀、桑弘羊谋反事泄，燕王、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桑弘羊灭族。

汉昭帝元平元年（前74），汉昭帝刘弗陵卒，侄昌邑王刘贺继位，二十七日后被废，故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立，是为汉宣帝。

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霍光卒。

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霍光妻、子等谋反被杀。

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汉宣帝刘病已卒，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

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昭君出塞；汉元帝刘奭卒，子刘骜继位，是为汉成帝。

汉成帝永始元年（前16），刘骜封王莽为侯，赵飞燕为后。

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任王莽为大司马；废刺史，改为州牧。

汉成帝绥和二年（前7），汉成帝刘骜卒，侄刘欣继位，是为汉哀帝；免王莽大司马职。

汉哀帝元寿二年（前1），汉哀帝刘欣卒，堂弟刘箕子继位，是为汉平帝；王太后临朝，王莽任大司马。

汉平帝元始五年（5），汉平帝卒。

公元8年，王莽称帝。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09

两汉两罗马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汉两罗马 /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95-0

Ⅰ. ①两…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汉代 ②罗马帝国－历史－研究 Ⅳ. ①K234.07②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103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畏 王敏 李烨

装帧设计 Mirro

内文设计 谈天

插画 方佳翮 何姝 高文婧 谈天 徐婧儒

易中天中华史

两汉两罗马

易中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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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90mm×1280mm 1/32

字数 118 千字

印张 6.75

印数 1-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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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95-0

定价 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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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世界

罗马人来了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也就是曹操十一岁那年，有一个外国使团来到洛阳。他们带来了象牙、犀牛角和龟甲，以表示对一个陌生帝国的崇高敬意。[1]

没人知道他们一行走了多久，但一定很不容易。因为这个国家远在天边，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为海西国，也叫犁靬（读如荐），载入东汉官方史册的名称是“大秦”。

大秦就是罗马。

派遣使团的“大秦王安敦”，则很有可能就是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安敦尼。

这是两个伟大文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前则是失之交臂。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7），外交官甘英受定远侯班超派遣出使罗马，走到今天的伊朗境内却被劝阻在波斯湾海岸。当地人告诉他们，通过地中海需要准备三年的粮食，而且在海上是会想家，也会死人的。

甘英等人只好作罢。[2]

好在六十九年后，罗马人自己来了。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那些罗马人为什么要来中国。就连他们是否当真为罗马皇帝所派，也只能存而不论。也许他们并非使团，而是商队。目的，则自然是丝绸。

中国的丝绸很早就传到了罗马，成为罗马元老院议员和贵妇人钟爱的服装面料。罗马人甚至因此而把中国称为Seres，这个拉丁语词汇的意思就是丝绸。[3]

运到罗马的丝绸经过了长途跋涉，先是经河西走廊到达现在的新疆，然后走南道沿昆仑山北麓前进，走北道则沿天山南麓西行。两条路最后都要过葱岭（帕米尔高原），起点都是长安，也都通往大秦。

而且，它们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缘于汉武帝的战略构想，他要联合匈奴的宿敌对付匈奴。联盟的对象，首先是被匈奴打败的月氏（读法有争议，可读如越支或肉支）。这些人被驱逐出境，早已不知去向，因此第一步便是要找到他们。

于是，一位了不起的探险家出发了。

他的名字叫张骞。

张骞通西域从来就是佳话，他的旅行却十分艰险。戈壁滩飞沙走石热浪滚滚，帕米尔冰雪皑皑寒风刺骨，匈奴的骑兵则在那片辽阔的土地上纵横驰骋，张骞一行随时随地都会一头撞上。

实际上，他们在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便毫无悬念地被俘虏，并被带到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的匈奴王庭。军臣单于理直气壮地对张骞说：月氏在我北边，汉人怎么能去？如果我要去越国，大汉会同意吗？[4]

当然不会同意，张骞也只好滞留匈奴十年。

更让张骞沮丧的是，后来他虽然逃了出来，并在大宛人和康居人的帮助下，在阿姆河流域找到了月氏，月氏却早已没有了向匈奴复仇的念头。他们非常满足地在那里安居乐业，并庆幸自己因祸得福。

张骞只能回国。

再次被俘又死里逃生的张骞虽然没能结成联盟，却带回了足够多的世界知识和异国情调。通过他向汉武帝提交的考察报告，中国人第一次睁开眼睛看世界，并领略到西域各国之外诸多民族的万种风情。

这是一些闻所未闻的人群。他们有的是游牧民族，比如乌孙、康居、奄蔡、月氏，叫“行国”。有的是农业或商业民族，比如大宛、安息、条支、大夏，叫“土著”。[5]

但，无论土著或行国，距离大汉都很遥远。安息相当于今天的伊朗，条支相当于叙利亚。其余，则乌孙在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伊什提克一带，康居在今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奄蔡在咸海和里海北部草原，大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大夏在中亚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希腊人称之为巴克特里亚。

至于月氏，则可能在阿富汗北部。

此外还有身毒和黎靬。身毒又叫天竺，其实就是印度。黎靬又叫犁轩，就是大秦，也就是罗马。不过，对这两个国家，张骞也只是有所耳闻。

然而这足以让汉武帝心驰神往。尤其是大宛的葡萄酒和汗血马，更是极具诱惑。商队跟随着军队出发了，只不过商队持续的时间更长，带来的利润也更丰厚。

丰厚的利润让丝绸之路的驼铃一路传响，坐享其成的则是沿途各国，其中就包括帕提亚。帕提亚就是安息，只不过中国人管他们叫安息，西方人叫帕提亚。

安息是在公元前247年建国的，然后在公元226年亡于伊朗萨珊王朝。甘英到达安息之日，正是帕提亚人春风得意之时。他们编出故事来吓退东汉使臣，无非是不想失去中间商的好处。显然，这些帕提亚人更愿意从中国商人那里买下货物，然后转手到地中海地区。

于是，从公元前126年张骞向汉武帝提起黎靬，到公元166年罗马使团来华，两大文明的交流在将近三个世纪之内，都只能通过其他国家和民族来缓慢地进行。尽管在帕提亚的市场上，中国商人已经跟罗马商人讨价还价，也为他们使用银币和在皮革上写字感到惊讶。

这丝毫也不妨碍中华和罗马各自独立地生长，并成为超级大帝国和世界性文明。事实上，在使团访华的前半个世纪，罗马的版图就已达到顶点：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迄不列颠岛，北越多瑙河，南至北非，堪称盛极一时。

有趣的是，派遣使团的罗马皇帝和接见他们的中国皇帝，也是两个标志性人物。马可·奥里略·安敦尼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盛极而衰，汉桓帝则意味着东汉帝国的行将就木，正如罗马共和国与西汉王朝的终结，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的开始，都几乎同时。

历史的种种巧合不能不让我们产生诸多遐想，并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广阔的世界舞台。因为只有在那里，才能真正看清这两大帝国和两大文明。

[总注]本卷所引史实和部分观点均请参看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亚历克斯·沃尔夫《世界简史》，韦尔斯《世界史纲》，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全球通史》，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菲利普·内莫《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

[1]见《后汉书·西域传》。

[2]见《资治通鉴》卷四十八。

[3]请参看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4]见《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

[5]见《史记·大宛列传》。

亚述：壮丽的错误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并滞留匈奴期间，也就是公元前130年前后，罗马已经拥有了九个本土以外的统治区：西西里、萨丁尼亚及科西嘉、山南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伊利里亚、马其顿、阿卡亚、亚细亚。在拉丁语中，它们被称为provincia，中文译为行省。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行省也不是罗马人的发明，波斯帝国就有，叫萨特拉皮亚。也许，正是这种制度，使居鲁士建立的波斯帝国比亚述更为稳定和持久。

亚述，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帝国”。

第一帝国亚述的建立经过了漫长的复兴之旅。之前是古亚述和中亚述，成为新亚述（亚述帝国）则在我们的东周和春秋时期。也就是说，当周人和周文明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亚述人却勃然崛起，并迅速成为西亚的霸主。

亚述人是闪米特人（又译塞姆人）。他们有着长长的鼻子，卷长发，穿长袍，戴高帽子。最明显的特征，是脸上成形的胡须。这种胡须在他们的神像上也有，比如萨尔贡二世王宫门前那头五条腿的公牛。

这就跟之前的苏美尔人和赫梯人大不一样。苏美尔人剃光头，穿羊毛紧身衣。赫梯人身材矮小，长鹰钩鼻，男人都梳长辫子，戴耳环。后者克敌制胜的法宝是他们的战车。赫梯人的车上有三个武士，一个驾车，一个持矛，一个持盾，跟中国春秋时期的情况十分相似。

然而亚述人更加英勇善战。跟商鞅变法后的秦国人一样，亚述人既是强壮的农民，又是勇猛的战士，割下敌人的脑袋就像收割庄稼。这些脑袋往往成为炫耀武力的最佳象征，一位亚述国王甚至用来装饰首都的大门。

亚述的宗教和神祇似乎也鼓励或默许武装侵略，占领他国被认为是神圣的使命。在阿舒尔神的指引下，亚述军队以令人胆寒的速度狂飙突进。即便没有路，他们也会像瞪羚一样登上一座又一座山峰。

靠着这种对战争的狂热，在大约一百零五年间，亚述灭掉了许多文明古国，包括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王朝、以色列的耶户王朝、犹太的埃哈兹王朝、腓尼基的西顿王朝、埃及的努比亚王朝（埃塞俄比亚王朝）、巴比伦的第四王朝、埃兰的乌曼·哈尔达什王朝，从而第一次把西亚和北非的人民兼并在同一个强大的帝国里。

集人头、狮身、牛蹄于一身，身长三到四米，高五米，头戴华美高冠，胸前垂挂长须，两侧各有一翼，五腿直立。

可惜，也跟秦一样，亚述人善于打天下，不善于治天下。他们维持帝国统治的手段除了暴力，就是高压。亚述国王每征服一个地方，往往实行三光政策。如果要带走战败国的人民做奴隶，则会先弄瞎他们的眼睛。

不得人心的暴虐引起了更强烈的反抗，复仇的火焰从成堆的尸体中向上升腾。在无法赶尽杀绝的情况下，为了分化瓦解反抗的力量，帝国实行了强制性移民的政策。比方说，将撒马利亚的以色列人迁到亚述，再把巴比伦、库萨尔、阿瓦、哈马斯和西徐亚的人民迁到撒马利亚。

移民是大规模的。比如公元前713年的豪尔萨巴德城中，便聚集了四百万不同战败国的人民。他们分到小块耕地，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室。但，一旦土地被出售或赐予，这些人也得全家归属于新的主人。

亚述的统治者显然认为这一政策是神来之笔。在他们看来，来自不同地区、民族也不同的移民背井离乡，素不相识，举目无亲，又岂能结成反抗联盟？这些无助的人只能听命于帝国，并从最高权力那里获得生存的希望。

除了将被占领区的人民混编起来居住，帝国还把其中的壮劳力和能工巧匠抽调到建筑工地。亚述的建筑无疑是壮丽而辉煌的，比如豪尔萨巴德。按照规划，这座方形要塞边长两公里，王宫则建在被干砖抬高的平台上，每个入口都用琉璃瓦装饰，并由巨大的石像来守卫。

豪尔萨巴德是萨尔贡二世新建的都城，又叫都尔沙鲁金，意思是萨尔贡之城。然而它从公元前717年开始动工，直到公元前705年也没有完全建成。这一年，萨尔贡二世在远征伊朗的途中被杀，豪尔萨巴德也被视为不祥之地。它很快就被人们抛弃，变成一片废墟，并被历史学家称为“萨尔贡的壮丽错误”。

其实亚述帝国又何尝不是壮丽的错误？公元前639年，亚述巴尼拔攻陷埃兰首都苏撒，亚述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岸，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成为世界古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帝国。

与此同时，亚述巴尼拔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馆长。根据他的命令，各地重要的图书和文献（它们被刻在泥板上）被络绎不绝地运往首都尼尼微，且被井井有条地加以管理。图书的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学（含占星术）、地理学、生物学、医学和化学，有的还经过了亚述巴尼拔的亲自修订，有的则被注明是他收集来的。

这，莫非就是他们的文治武功？

可惜，这位博学多才的“万王之王”并没想到，此时的帝国其实已危机四伏，就连统治者内部也矛盾重重。这种矛盾甚至曾经导致多次宫廷政变，连年的征战则耗尽了帝国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没有人能够长期忍受他们的暴政，哪怕国王陛下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崩溃来得迅猛异常，而且彻底。公元前612年，迦勒底和米底王国的联军攻破尼尼微，亚述国王萨拉克（辛沙里施昆）不愿成为阶下囚，一把火焚烧了王宫，自己则投身火海，跟中国的殷纣王一模一样。

据约翰·亨利·莱特《古代各国历史：寰宇历史图书馆》。

七年后，亚述帝国从历史上永远消失。只有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在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后重见天日。

亚述帝国的灭亡让西亚人民额手称庆，巴比伦则在迦勒底人的手中得到复兴。这座城市历来被认为是众神居住的圣地，却一次又一次地遭到亚述人的蹂躏。萨尔贡二世的继承人甚至放火烧毁了它，并把灰烬当作纪念品存放在自己的亚述尔神庙中，也赐给那些效忠他的居民。

如此倒行逆施当然不得人心，亚述帝国的灭亡也被认为是罪有应得。然而重建巴比伦城的迦勒底人似乎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拥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继位六十七年后，巴比伦打开城门迎来了一位新的君主。他是带着征服世界的野心来的，并将创立一个更大的帝国。

这个人，就是波斯皇帝居鲁士。

波斯：仁慈的征服

居鲁士是在公元前538年进入巴比伦的。

这一年，中国的孔子十三岁。

孔夫子当然不会知道波斯，对南征北战也没兴趣，因此绝对想不到居鲁士在巴比伦享受的待遇：铜铸的伊斯塔尔大门向他洞开，他的身上披着从华丽浮雕上反射过来的阳光，脚下则堆满了欢迎群众献出的花环。

没错，居鲁士是以解放者的身份，而非作为侵略者或征服者来到新巴比伦王国的。

没有比这更体面的胜利了。

居鲁士也当之无愧，因为他的作风和政策与亚述人截然相反。他并不对战败者赶尽杀绝，被俘的米底国王获得了一条生路，吕底亚国王则被聘为随身顾问。

这是一种“仁慈的征服”。

征服了巴比伦以后，居鲁士同样表现出他的宽容和大度，以及对被征服者信仰和习俗的尊重。他每天都要到马尔杜克神庙行祭，并让原来的官员们继续各司其职，就像在米底和吕底亚。这就不但赢得了祭司和官员的支持，也保证了国家机器一如既往地正常运行。

居鲁士是高明的。

而且，即便按照孔夫子的观点，这样一种既不滥用权力更不滥杀无辜的政治，也应该算作仁政。

仁政的受惠者之一是犹太人。半个世纪前，弱小而独立的耶路撒冷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摧毁，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随着他们被刺瞎双眼的国王，被戴上镣铐押往巴比伦为奴，史称“巴比伦之囚”。

波斯人却解放了他们。第二年，居鲁士发布命令，允许这些巴比伦的囚徒回到故乡，并把巴比伦人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还给他们，以便他们重建祭祀中心。这真是功德无量，以至于犹太人把居鲁士称为“波斯的弥赛亚”。

居鲁士的善举让他威名远扬，他的仁政则让帝国日趋稳定并发展壮大。没有证据证明居鲁士这样做，是汲取了亚述帝国灭亡的教训。但可以肯定，波斯帝国收获的不再是此起彼伏的反抗，而是地方对中央的支持。

继承了这条政治路线的，是大流士。

如果不算篡位的高墨塔，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三任皇帝。在他的治下，帝国被分成二三十个行省（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行省的拉丁语provincia原本就有委托的意思。因此，按照罗马人的理解，把一个地方委托给高级主管去治理，这个地方就是行省。

波斯的行省也大体如此，被委托治理的高级主管则是总督。行省总督原则上由波斯贵族担任，下级行政单位则交给当地人，比如爱奥尼亚由希腊人管理，耶路撒冷归犹太人自治。从居鲁士到大流士，皇帝的态度历来就是：地方行政和人民生活，能少管就少管，能不管就不管。

要管的只有两件事：法律和税收。

法律在波斯帝国的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正是靠着法律，大流士保证了政令的统一。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生活在帝国广袤大地上的，是许多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

一统天下，唯有法。

的确，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法律比武力成本更低而效率更高。而且，正如他们尽量使用本地官员，波斯皇帝也尽量维持当地法律不变。居鲁士和大流士都不喜欢朝令夕改，因为法律的不变才意味着帝国的永恒。

如此，也才能无为而治，并长治久安。

事实上大流士最为得意的事情，就是一生都在充当法律的保护人。他甚至说，只有依法治国，强者才不会欺负和毁灭弱者。这就不仅是法治，也是德治了。对此，大流士也非常努力。他一再表示要克制自己，不乱发脾气，要做正义的朋友，因为他是一个好的战士。

没错，决战并非一定要在沙场，治国也许是更大的考验。居鲁士和大流士放长线，其实是要钓大鱼。这大鱼除了属邦的效忠，还有源源不断的财富。

这就要靠税收。

税收是帝国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皇帝相当重视。每个行省都有专职的财务官，一律由波斯人担任。他们负责将税收上缴中央，比例大约是年产量的20％。

这个税率并不低，事实上数量也相当可观。除波斯省享有免税特权外，其他行省都要上缴额定的货币税，比如巴比伦省2000塔兰特，小亚细亚四省1750塔兰特。大流士每年从各省收到的税银，大约有400吨之多。而只要30吨税银，便足够帝国军队四个月差十二天的开销。[6]

有钱就能打仗，大流士继续开疆辟土。在他手里，波斯成为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版图远远超过了亚述。首都也变成了四个：苏撒、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帕赛波利斯，皇帝和宫廷则四季轮流驻跸于这些都城。

属邦的朝觐和朝贡，被规定在帝国的礼仪之都帕赛波利斯，时间则是每年的春分时节。朝见皇帝陛下的，有埃及贵族、印度王公、行省总督和部落酋长，贡品则有乌檀木、金沙、象牙、雄驹、公羊、骆驼，以及各种奇珍异宝，还有来自巴比伦的年轻宦官。

大流士盛情款待了这些朝贡者，他的御厨则开出了可供一万五千人用餐的国宴。除了美酒佳肴，饭后还有甜点和水果，以及绕梁三日的歌声、通宵达旦的舞蹈。

看着他们开怀痛饮，大流士心满意足。因为这些丰硕成果不仅来自他的武功，更源于其文治，包括他和他前辈发明创造的一整套行政管理体制，也包括他修建的高速公路和地下水渠，以及农业技术的传播和改良。

这是一些值得赞扬的事情：扎哥罗斯的果树在安纳托利亚栽培，伊朗的葡萄在达马斯库斯试种，印度的水稻移植到美索不达米亚，芝麻则被引进到埃及。这些都是在大流士的督促之下完成的，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

因此，在占领了色雷斯和黑海海峡以后，皇帝陛下胃口大开。他站在伊朗高原华丽的宫殿里极目远望，觉得完全可以为自己的国宴添一盘菜了。

这盘菜的名字，就叫希腊。

[6]这个数字诸家说法不一，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全球通史》。

浮雕上为呈送贡品的人，其中的臂环、碗以及两耳细颈酒罐皆为帕提亚人呈给波斯人的贡品。据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左右的帕赛波利斯阿帕达纳浮雕。

希腊：自由万岁

希波战争爆发时，中国的春秋已近尾声。当时，晋国的赵氏正忙于对付和收拾他们的政敌，谁也不知道遥远的爱琴海岸会有一场战争，更不知道那地方叫马拉松。

马拉松，是关键的一战。[7]

迎战波斯大军的是雅典人，战争的形势则对希腊极为不利。此前，野心勃勃的大流士已经扫荡了几乎一半的希腊语世界，吕底亚、埃及、色雷斯和马其顿也早被收入波斯囊中，雅典和斯巴达却居然毫无戒备。

交战双方力量的对比也相当悬殊。当时，波斯军队有十万之众，而且训练有素；雅典却只有一万步兵，还是临时拼凑的。那么，是应该耐心等待斯巴达的援军，还是毫不犹豫地立即战斗？这真是一个问题。

雅典人选择了战斗。

据盐野七生《罗马人的世界》。

一位名叫米尔提达斯（又译米泰雅德）的老兵指挥了这场战争。他让雅典军队列成长方形阵，又故意让中段兵力最弱。结果，杀进阵中的波斯军队遭到了两翼的迎头痛击，惊慌失措之余只能逃回海上的舰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此战雅典损失192人，波斯阵亡6400人。

雅典胜利了。

胜利了的雅典人派出了自己的信使。这位了不起的信使一口气跑了整整四十二公里，到达目的地才喊了一句“我们胜利了”就倒地身亡。但他带来的消息却让整个雅典城为之沸腾，欢呼雀跃之声响彻云霄。

从此，人类有了新的体育项目，叫马拉松。

行动迟缓的斯巴达援军是第二天赶到的。他们除了表示歉意，也仔细查看了战场。结论是：波斯人的标枪要短一些，甲胄和盾牌也不如希腊人的坚固。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比标枪、甲胄和盾牌更重要的是方阵。这种军阵由十二列步兵密集组成，每列战士都步调一致地并肩前进，他们的盾牌则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城墙。而且，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就自动补位，直到全部阵亡。

这真是一台战斗机器。

组成这样的方阵并不容易，它要求阵中的每个战士都有着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和坚韧的毅力。这是需要精神来支持的，包括对城邦无限忠诚，对战友情同手足，把荣誉看得比生命重要，将退却视为奇耻大辱。

雅典人有这些精神，因为他们是自由之子。

的确，雅典是希腊人的杰出代表，希腊则是人类文明的璀璨明珠。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社会，能像希腊那样强烈地关注个人价值，并对个人创造的未来充满信心。正是这种信心，让他们热情奔放，独立自主，视死如归。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大约在希波战争之前半个多世纪，吕底亚还没有被波斯皇帝居鲁士灭亡的时候，一位周游世界的希腊哲人来到了这个王国。在参观了王室的宝库后，国王问：先生见多识广，你认为谁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呢？

哲人答：当然是泰卢斯。

谁是泰卢斯？雅典的自由公民。他有几个儿子，个个勇敢善良；也有不少孙子，个个活泼可爱；他自己则在保家卫国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让人怀念。如此而已。

然而在希腊人看来，这个普普通通的泰卢斯，却比任何君王都要尊贵，也要幸福。因为他是自由的。他坚持的是独立，享受的是平等，堪称幸运。

独立、自由、平等，是希腊人的价值观。

这个价值观的形成，我们在《国家》一书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难看出，这与波斯人形成了鲜明对比。波斯帝国的政治虽然堪称仁政，大流士甚至立法规定了劳动者的最长工作时间和最低薪酬，并愿意与民同乐，却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希腊人才有的公民意识和自豪感。

制度的优劣，很快就会决出胜负。

公元前479年8月27日，希波战争中最后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在普拉提亚爆发。战争前，每名希腊战士都指天发誓：我将战斗到死，因为自由比生命更宝贵。

于是，为自由而战的四万希腊重装兵，毫无畏惧地迎战波斯的十五万大军，后者是由波斯皇帝薛西斯的妹夫马尔多尼乌斯率领的。结果，这位骑在白马上的波斯统帅战败身亡，失去领袖的波斯军队则溃不成军。

与此同时，希腊海军也在隔海相望的米卡尔海角大获全胜，波斯舰队不是葬身鱼腹，便是逃之夭夭。

希腊人的胜利，是价值观的胜利。

这是波斯人自帝国建立以来最惨重的失败。此后，战争仍将继续，波斯却风光不再。心灰意懒的薛西斯退进帕赛波利斯的深宫，在温柔富贵乡里醉生梦死，最后于公元前465年被一伙侍卫官和近卫军谋杀在床上。

这一年，墨子三岁，苏格拉底四岁。

波斯日薄西山，雅典蒸蒸日上。公元前478年，也就是普拉提亚和米卡尔海角之战胜利后一年，雅典人召集爱奥尼亚城邦和爱琴海诸岛组成了提洛同盟。二十多年后，这个同盟又被雅典人改造成了一个海上帝国。

雅典人开始称霸。

称霸是对自由的背叛，雅典则将付出沉重代价。希波战争结束十八年后，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这是希腊人的窝里斗，结果则是雅典和斯巴达的两败俱伤。希腊世界的夕阳西下，尽管在那纷飞的战火中，建筑、雕塑、戏剧和哲学依然大放异彩，蔚为壮观。

没错，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自己造孽则神仙也救他不活。争权夺利又大打出手的希腊城邦无可挽回地在辉煌中没落，在兴盛中沉沦。他们留下的烂摊子，也只能由自己的学生来收拾。

希腊人的这个学生，就是亚历山大。

[7]历史学家一般都把公元前492年波斯入侵希腊看作希波战争的开始，但马拉松战役却更具有历史意义。

亚历山大：世界公民

在历史的记忆中，亚历山大是一位英俊少年，而且永远富有魅力：笔挺的身材，白皙的皮肤，零乱的金发，光洁的下巴。但最迷人的，还是那双盯着世界的眼睛。在那里面，充满了好奇和天真。

谁都没想到，正是这双眼睛让世界变了模样。

只有他的父亲腓力二世看出了这一点。这位改变了马其顿国际地位的国王对儿子说：去找一个能让你大显身手的地方吧，我的孩子！马其顿对你来说实在是太小了。

腓力二世说得并不错。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希腊人愿意对这个多山王国正眼相看。这位狡诈而强悍的国王虽然成功地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但他很清楚，如果有人天生就是征服者，那么，非亚历山大莫属。

亚历山大也不负厚望。他刚刚继位就披挂上阵，战波斯，征埃及，侵印度，只用了短短七年就把马其顿从王国升格到帝国，其版图西起希腊，南括埃及，北抵中亚，东至印度河流域，跟波斯帝国一样横跨欧、亚、非。

可惜，这个帝国空前短命。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于一只带菌有毒蚊子的叮咬，他那顶多十三岁的帝国也迅速分裂，变成了马其顿-希腊（安提柯）、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叙利亚）三个独立王国，以及一大堆小国，统一的世界分崩离析。

如何评价亚历山大，也就成了一个难题。

狂热的崇拜经久不衰。至少，在罗马人的眼里他永远是英雄。恺撒大帝在埃及向他的陵墓顶礼膜拜，奥古斯都屋大维的指环上刻着他的面容。早期基督徒甚至按照他的形象来描绘耶稣基督：飘垂着金发，不留胡须。

批评之声同样不绝于耳。在批评者们看来，亚历山大暴戾、浮夸、野蛮而独裁，不懂政治也不懂经济，没有创造和建树，甚至没有继承人。他最多只是创造了一个军事奇迹，而这个奇迹则不过是一束焰火。

就连亚历山大的美貌也成了罪名。批评者说，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为了留住青春而剃掉胡子，显然是变态的，至少也是虚荣的。如此自恋的人，可以算得上伟大吗？

这让人想起了项羽。

二十岁继承王位，三十三岁便去世的亚历山大，跟项羽一样都是少年英雄，他们的一生也几乎都是在鞍马上度过的。他们甚至都有不同程度的暴行，比如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疯狂烧杀，以及把三万提尔人卖为奴隶。

但，亚历山大在战争中很少进行报复，原则上也禁止军队抢劫。这位年轻的征服者在占领别国时的作风，更像刘邦当年在咸阳，也像居鲁士：尊重当地风俗，敬仰当地神祇，保留当地法律，任用当地官员。

更重要的是，项羽屠城他建城，项羽焚书他读书。

新建城市都叫亚历山大里亚，最有名的则在埃及。这座地处尼罗河三角洲战略要地新城的城址，是亚历山大按照荷马史诗的描述选定的。城中还特地建设了一座大图书馆，欧几里得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几何原理》，阿基米德则在那里学习并遍访名师。

也许，这才是亚历山大最重要的遗产。

这并不奇怪，因为亚历山大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而亚里士多德又恰好是一个希腊化的马其顿人。师生二人都崇尚理性，也都把雅典视为世界文化的中心。于是，亚历山大南征北战时，身后便跟随着地理学家、天文学家、地质学家和气象学家，就像一支科考队。

希腊文化的潜移默化，让亚历山大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极为尊重。在科林斯，他对前来表示归顺的贵族们不屑一顾，却亲自去拜见戴奥真尼斯；而这位犬儒派的哲学家则一丝不挂地躺着享受日光浴，并不理睬皇帝陛下。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亚历山大恭敬地问。

当然可以。戴奥真尼斯回答：你可以靠边站一点，年轻人！别挡住了我的阳光。

随从们都低声笑了。

亚历山大却当真让出了地方。他严肃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将成为戴奥真尼斯。

项羽就不会这样，刘邦也不会。

事实上，只有希腊人，以及受过希腊教育的人，才会把学者看得比王侯更尊贵。这是一种政治美德，这种美德将在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文明的精神之一，并让西方世界勃然崛起，遥遥领先。

可以再说一个故事。

1788年，也就是《国富论》出版十二年后，职务还是海关关员的亚当·斯密应邀到一位公爵家做客。当他步入客厅时，所有的王公贵族和商界巨子都站立起来，向这位身份卑微的小公务员鞠躬致敬。

亚当·斯密腼腆地说：大人们请坐吧！

已经来到亚当·斯密身边的英国首相皮特却说：哪有老师还站着，学生就先坐下的呢？

一年后，美国宪法生效，法国大革命开始。

这当然是亚历山大不曾想到的，却是他的遗风余韵和无量功德。因为正是他，开启了埃及、西亚、中亚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进程，从而把文明带入一个崭新的，更具世界性的新时代。

亚历山大是一位世界公民。

没错，他生在马其顿，死在巴比伦，葬在埃及，却把希腊文明的种子撒向世界。尽管他的帝国并不比他的寿命更长，也尽管希腊化的世界在一个多世纪后会变成碎片。

但，那也是闪光的碎片。

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把这些碎片整合起来，变成一种更加灿烂的文明。这个民族在今后的几个世纪将显示出相当了不起的政治和文化天才，他们建立的帝国和文明也将与中国的大汉双雄并峙，享誉全球。

是的，现在轮到罗马人登场了。

第二章
历史

初生牛犊

亚平宁半岛像靴子一样伸入地中海，它的名字也叫意大利。意大利（Italia）可能是奥斯坎语Italos的希腊语化形式，意思是牛犊之国。

不过，半岛上真正的初生牛犊，是罗马。

罗马在意大利中部。在这里有一条台伯河，西北岸叫埃特鲁斯坎（又译伊特鲁斯坎、埃特鲁利亚、伊达拉里亚），住着埃特鲁斯坎人；东南岸叫拉丁姆，住着拉丁人。

拉丁人是罗马人的祖先。

罗马的历史是在传说中开始的。根据这个传说，公元前753年4月21日，也就是中国的周平王东迁洛阳以后十七年，一个名叫罗慕路斯的人在帕拉丁山丘上建立了一座城市，并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为罗马（Roma/Rome）。

这当然并不可靠。

更靠不住的是，罗慕路斯和他的双胞胎兄弟被说成是战神马尔斯的儿子。他们哥俩被叔外祖父抛弃后，一只母狼喂活了他们，后来又被牧羊人夫妇抚养成人。因此，这只警惕而机敏的母狼，便成了罗马城的标志。

罗马人是“狼崽子”。

尽管谁都知道狼崽子的传说只能姑妄听之，罗马人却宁愿相信这是信史。罗马作家李维甚至告诉我们，罗慕路斯在建城时曾经这样对众人说：上天赋予我们使命，总有一天我们罗马将成为世界的首都。

这话当然兑现了，不过是在很久以后。

实际上，从传说中的罗马建城，到罗马共和国的真正诞生，他们有两个半世纪默默无闻，甚至是在埃特鲁斯坎人的统治之下。就连“罗马”这个名字，也可能是埃特鲁斯坎人给他们起的，意思是“河上之城”。

不过，埃特鲁斯坎人虽然使用一种非印欧语，却把字母引进了罗马。这是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而希腊人则是腓尼基人的学生。腓尼基人是世界上第一套拼音字母的发明者，也是印度、阿拉伯、斯拉夫字母的祖师爷。

罗马人从埃特鲁斯坎人那里学到的东西还有：犁，城市排水设施，住宅的前庭结构，拖袈（长袍），以及执政官出行时的排场：十二名扈从每人肩扛一束木棒，当中插着一柄战斧，以此象征国家的权力和权威。

这个仪仗或权杖，就叫法西斯（fasces）。

现收藏于意大利卡比托利欧博物馆。

在古罗马法西斯是权力和威信的标志，该形象仍保留于今日美国十美分硬币上，作为权威与集体力量的象征。

但，尽管埃特鲁斯坎人帮他们规划了城市，包括街道布局和卵石铺路，罗马人依然保留了拉丁语，也创建了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这些结构和组织是那样地与众不同，以至于罗马人的文明也只能另辟蹊径。

那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构成早期罗马社会的是氏族，每十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叫库里亚。每十个库里亚组成一个部落，叫特里布。三个特里布（即三十个库里亚）构成罗马城市公社，全体成员则构成罗马人民。

罗马人民（拉丁文为Populus Romanus）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贯穿了罗马历史的始终。所有执政者都要以人民的名义行使权力。他们的盟国被称为“罗马人民之友”，政治对手则被宣布为“罗马人民的公敌”。

代表罗马人民的是人民大会，也叫库里亚大会，由全体成年男子参加，按照库里亚分组议事。每个库里亚有一票表决权，有权选举执政者，决定战争和判决。

不过，人民大会只是权力机关，决策机关却是元老院。元老院其实就是江湖大佬们的议事机构。选举和立法都是先由元老院拿出方案，再由人民大会表决。

这样的政治制度，我们应该不难理解。

事实上，元老院是罗马真正的权威和灵魂。罗马人在书写他们国家时，通常缩写为SPQR，意思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拉丁文为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看懂罗马的政治和历史。

最高执政者则叫勒克斯（Rex），也就是罗马王。不过，罗马王是终身制，而不是世袭制。老王去世后，新王只能由元老院和人民大会选举产生，没什么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显然，他更像一个终身制的总统而非国王。

这就是共和国诞生之前的罗马，历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为“王政时代”。如果说这也是君主制的话，那么，这种君主制跟中国的君主制是大为不同的。

君主制的中国叫天下。

君主制的罗马叫公社。

天下的治权来自上天。

公社的治权来自人民。

权力来源不同，授权方式也不同。在中华，邦国时代是上天授权天子，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帝国时代，则是上天授权天子，官员代理皇权。结果，封建制的天下分崩离析，郡县制的帝国治乱循环。

王政时代的罗马就不会这样，因为他们理顺了关系。

权力主体：罗马人民。

权力机关：人民大会。

决策机关：元老院。

执行机关：罗马王。

作为君主制，这已经很不错了。至少，权力在理论上属于人民。然而罗马人仍不满意。公元前509年，他们驱逐了最后一个勒克斯，并顺手一刀终结了王政时代。

被驱逐的这个罗马王叫塔克文。他是一个埃特鲁斯坎人，也是一个篡位者和杀人犯。在谋杀了先王塞尔维乌斯以后，他既未经人民大会选举，又未经元老院同意，就自说自话登上了王位，并统治这个国家二十五年之久。

塔克文遭到驱逐，根本原因是公然藐视罗马的政治传统和游戏规则。他从来没有向元老院征求过任何意见，也从不问人民大会是否同意他的决策。当然，没有全副武装的卫兵保护，他也绝不走出宫门一步。

于是，此人有了一个外号：傲慢者塔克文。

傲慢者塔克文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都堪称天才，在国内却积累了足够的怨恨。他的第三个儿子更是出格，居然在到亲戚家做客时，持剑强奸了年轻貌美的女主人。

受辱的女人用短刀杀死了自己。临终前，她呼吸艰难地要求在场的男人为她复仇。这些男人是闻讯以后匆匆赶来的，其中便包括她的父亲和丈夫，以及丈夫的朋友即罗马共和国的缔造者布鲁图。

烈女的遗体被放置在罗马广场，布鲁图则向围拢过来的市民发表了演说。愤怒的市民一致同意将国王和他的全家驱逐出境。因此，当在外征战的傲慢者塔克文赶回罗马时，他面对的是紧闭的城门。

成功驱逐了国王的布鲁图，在罗马广场上召集了人民大会。他提出了改变政体的建议，并要求全体市民指天发誓：从今往后，任何人都不得登上王位，不得侵犯罗马人民的自由，更不得有个人的专制和独裁。

提议得到了通过。也许，集权的王政体制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血气方刚的初生牛犊罗马人认为，他们需要的不再是一位国王，而是自由和法律。

罗马共和国诞生了。

此刻，是中国春秋的鲁定公元年。

但在罗马，却是共和元年。而且，这一制度将延续五百年，比两汉的总和还要长。

保卫共和

创建了共和国的布鲁图当选为第一任执政官。

执政官就是原来的罗马王。不同的是，他的任期只有一年（可以多次当选），而且执政官有两个。两位执政官有着相同的权力，每个人都可以否决对方的决策。因此，他们不得不精诚团结，互相协商，谁都不能专横跋扈。

当然，他们也无法滥用权力。

必须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个现代国家反复强调的政治理念，罗马人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明白。

即便如此，当一名执政官，尤其是在共和之初，仍必须像中国的周公一样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因为人民对这种新制度还不信任，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又变成国王，布鲁图和他的新制度都必须接受考验。

考验说来就来。

祸端是一群年轻人惹出的。他们不满于元老院里尽是些老家伙，便密谋推翻共和政体，迎回被逐的塔克文。为此，他们秘密集会，并歃血为盟。

消息泄露后，小伙子们被押上了审判庭。

审判是在人民大会上进行的，被告则包括布鲁图的两个儿子。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执政官，另一位执政官的脸上则流下了眼泪，因为被告当中也有他的亲戚。

看来，这些叛国者是死不了啦！按照规定，两位执政官必须意见一致，否则判决无效。

布鲁图决定实行家法。

没错，在罗马，家长对子女有生杀大权。

布鲁图问儿子：你们为什么不为自己辩护？

两个年轻人一言不发。

布鲁图连问三遍。

他的儿子还是选择沉默。

布鲁图便对卫兵说：现在交给你们了。

刑罚当场执行。两个年轻人被脱去衣服，双手反绑接受鞭打。皮开肉绽之后，又被用斧头砍下了脑袋。所有人都不敢正视这一场面，只有布鲁图镇定自若地看着自己的儿子，直到行刑完毕才离开现场。

另一位执政官坐不住了。最终，他辞去了职务，并主动亡命国外，罗马人也依法不再追究。

布鲁图大义灭亲，是因为他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共和国树欲静而风不止，塔克文人还在而心不死。得到密谋失败消息的塔克文，也果然卷土重来。最后，在保护共和国的战斗中，布鲁图壮烈牺牲。

现在，要接受考验的是瓦莱里乌斯。

瓦莱里乌斯是在前面那位执政官辞职后补选的，并在反复辟的斗争中与布鲁图并肩作战，然而罗马人却对他产生怀疑并表示不满。因为奏凯归来时，他的战车居然用了四匹白马，他们家的住宅也气势不凡。

罗马人怀疑：这家伙莫非要称王？

瓦莱里乌斯听到舆论，立即拆毁了自己的豪宅，然后在地价便宜的地方盖了一座简朴的房子。任何人都可以在那里自由出入，他们家的大门永远向罗马公民敞开。

这让我们想起了刘邦。

刘邦称帝后，萧何便在长安营建未央宫。对此，刘邦不以为然。他说，天下未定，民不聊生，怎么能大兴土木？萧何却说，正因为天下动乱，才需要建设帝都。更何况，没有壮丽的宫殿，又岂能显示天子的尊严？[1]

显然，这里面没有道德问题，有问题的是制度。

瓦莱里乌斯保卫共和，也正是从制度入手的。他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比方说，过去由国王掌管的国库，改由财务官管理；对法务官做出的判决，公民可以向人民大会提起诉讼；如果有人觊觎王位，则剥夺其生命和财产。

这些法律让罗马人一片喝彩，瓦莱里乌斯也被称为“亲民者”，意思是维护公共利益的人。

六年后，鞠躬尽瘁的瓦莱里乌斯与世长辞。由于执政官并无薪水，这位亲民者又早已家财散尽，他的家人连丧葬费都拿不出来。最后，是罗马公民自发捐款，才总算为他举行了葬礼。罗马的女人，则为他服丧一年。

享受这一待遇的，此前还有布鲁图。

布鲁图牺牲了，瓦莱里乌斯也已去世，共和政体却在罗马站住了脚跟，四百多年间无人敢动称王的念头。

罗马人，选定了自己的路。

共和的罗马异军突起。他们征服意大利，称霸地中海，吞并西班牙。公元前241年，也就是楚考烈王率领的六国联军在秦王嬴政的函谷关前不战而走时，罗马已经有了最早的海外行省西西里。两年后，又有了萨丁尼亚及科西嘉。到张骞通西域时，这样的行省有九个。希腊变成了他们的阿卡亚省，迦太基则变成了阿非利加。

地中海的历史，只能由罗马人来书写了。

据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

在这个时候，罗马人应该想起那些共和国的缔造者和保卫者。他们不是一两个人，也未必都是大人物，甚至可能只是普普通通的士兵，却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比如穆奇乌斯。

穆奇乌斯是在行刺波塞纳时被俘的。后者是埃特鲁斯坎联邦的一个国王，也是一名骁勇的战将。为了帮助塔克文夺回王位，波塞纳亲自带兵前来攻打罗马。他对穆奇乌斯的行刺怒不可遏，燃起大火准备动用酷刑。

然而穆奇乌斯却毫不畏惧。他拿起一支火把放在了自己的右手心，人肉烧焦的气味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面不改色的穆奇乌斯告诉波塞纳：决心保卫共和的罗马人并不怕死，国王陛下最好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波塞纳放弃了帮助塔克文复辟的想法，再也没人能够动摇罗马人的选择，尽管后来他们自己改变了路线，罗马共和国也最终变成了罗马帝国。然而，正如共和的建立并非一人之功，走向帝制也不但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有一大群人在推波助澜。

但恺撒，则无论如何要算一个。

[1]见《史记·高祖本纪》。

被杀的岂止是恺撒

公元前45年，盖约·朱里亚·恺撒有了一大堆官衔和头衔：任期五年的执政官，终身保民官，终身独裁官，大元帅，大教长。此外还有一个尊号：祖国之父。

这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有学者认为，共和政体在这时其实已经死去，只不过还需要一段埋葬的时间。

其实恺撒的大权独揽，并非罗马人从共和迈向帝制的第一步。第一步是苏拉迈出的，头衔是无任期独裁官。这个头衔非常重要，正如王莽篡汉必须先当大司马。

那么，什么是独裁官？

跟西汉的大司马一样，罗马的独裁官也是在原来的制度之外发明出来的。只不过，汉武帝发明大司马是要向宰相夺权，而罗马人发明独裁官却是为了授权。

事情得从执政官说起。

前面说过，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是两个人。这当然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和王政的复辟，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问题多多，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战争，必须令行禁止，独断专行，两个人权力相当可怎么指挥呢？

早期的办法，是一个执政官带兵出击，另一个留守家中；或者一个指挥骑兵，一个指挥步兵。最可笑的是按日轮流指挥，结果当然一塌糊涂。

于是，独裁官产生了。

按照规定，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元老院有权任命独裁官。除了无权改变政体，独裁官享有绝对的权力。在他行使这一特权期间，执政官和其他高级长官都必须停止活动，或者听命于独裁官，所以叫独裁。

当然，既然叫独裁官，那就只有一个人。

为此，罗马人规定，独裁官可以有二十四个肩扛法西斯的刀斧手做开路先锋。这是执政官的两倍。意思也很清楚：集两个执政官的权力于一人。

不难看出，这样的独裁官很容易就会变成国王。然而要保住一个政体，有时就得做出有违这种政体理念的事情，只不过必须小心翼翼，并加以限制。

因此，独裁官的任期只有六个月。

这样看，苏拉成为无任期独裁官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虽然三年后他就辞去职务隐居乡下，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苏拉破了例，势必后继有人。

现在轮到恺撒。

恺撒是亚历山大的崇拜者，业绩和魅力却丝毫都不逊于亚历山大。几乎所有人都同意，他是目光敏锐的政治家，战无不胜的军事家，口才一流的演说家，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孟德斯鸠曾经这样评价恺撒：无论率领哪支军队，他都是胜利者；无论生在哪个国家，他都是领导者。

当然，恺撒也有毛病。

他虚荣。为了掩盖秃顶，会长年戴一顶桂冠。他好色。他的生活放荡不羁，一生中有许多女人。他骄傲。他在公元前47年前往小亚细亚平叛时，写给元老院的捷报居然只有单数第一人称的三个拉丁文词语：veni，vidi，vici，意思是：我到了，我见了，我胜了。

然而，尽管恺撒备受争议，有两点却毋庸置疑：他不是伪君子，也不是胆小鬼。公元前49年1月1日，被政敌庞培操控的元老院下令收回他的兵权，继而又宣布他为人民公敌，恺撒却在十天后就到了卢比孔河。

这是山南高卢行省与罗马本土的界河。身为行省总督的恺撒一旦过河，依法就要被视为造反。

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

恺撒义无反顾地下令渡河。他对战士们说：骰子已经掷下去了，向诸神等待的地方前进吧！

结果，恺撒长驱直入进了罗马。反对派首领庞培则是先逃到希腊，后逃到埃及，最后在埃及被托勒密十三世杀死。庞培的头颅送到亚历山大港时，恺撒哭了。

庞培被杀，是在公元前48年9月28日。三年多以后，即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也被杀死在元老院庞培的立像下，距离他五十八岁生日只差四个月。

谋杀恺撒的，是所谓共和派。

共和派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恺撒已经成为帝王。除了前面说过的那些头衔，他还拥有众多特权。他甚至开创了一个先例：在货币上刻印自己的侧面头像。虽然仅仅出现在银币上，但已经足以让人心生警惕。

该银币铸于公元前35年，直径30毫米。

更让共和派担心的是，恺撒还要远征帕提亚（也就是拦住了班超使者甘英一行的国家）。以恺撒之英勇善战，胜利几乎是必然的。那时，恐怕谁都挡不住他称帝。元老院甚至会以推举他为王的方式，来预祝他的凯旋。

何况恺撒本人虽然拒绝王者称号和冠冕，却并不讳言对共和制度的不满。毕竟，拥有十八个行省的罗马实际上已是帝国，旧的制度岂能适应！

因此，恺撒总有一天会跨过另一条卢比孔河，即从共和走向帝制。这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

也因此，要保卫共和，就必须刺杀恺撒。

刺杀是在元老院会议开始之前进行的。十四个共和派议员一拥而上，手持短剑刺向恺撒，寡不敌众的恺撒则倒在了血泊中。为了死得有尊严，他用披风裹住了全身。

恺撒死了，共和保住了吗？

没有。

让共和派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高呼“暴君死了”、“我们自由了”等口号走上街头时，没有得到市民们的任何反应。相反，当恺撒的遗体火化时，市民们却用熊熊燃烧的火焰点燃了手中的火把，潮水般涌向刺杀者的宅邸。

保卫共和的英雄，居然成了过街老鼠。

历史的进程更具戏剧性。

公元前43年11月28日，刺杀集团的要犯名单被当局公布。他们的精神领袖西塞罗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行刺，也在12月7日被杀。这位罗马一流评论家的脑袋和手都被砍下来在广场上示众，舌头上还钉了钉子。

公元前42年1月1日，元老院通过决议，将亡故的恺撒尊为神。这是继开国之君罗慕路斯之后，第二位成为神族一员的罗马领导人。

公元前27年1月16日，恺撒的养子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称号，意思是至圣至尊。此前，他已经被称为“普林斯”，意思是元首、第一公民、首席元老。而且，他一直连选连任执政官，也是终身保民官，还是大元帅和凯旋将军，并在公元前12年担任了大祭司长。

罗马第一个皇帝诞生了，虽然名义上不叫皇帝。

共和国就这样变成了帝国。那些保卫共和的人在谋杀恺撒的同时，也杀死了这个政体。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不能肯定这就是恺撒的遗愿，但屋大维确实是恺撒生前指定的继承人。这是元老院和许多人都没想到的，不少人之前连屋大维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因此，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是屋大维？

屋大维上位

年方十八的屋大维是在恺撒被刺一个月后匆匆赶回罗马的。其实就连他自己，事先也不知道恺撒会把他收为养子，并让他继承姓氏。屋大维被这种信任深深感动了。他决心继承恺撒的遗志，完成养父未竟的事业。

这个事业，就是“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可以说，这才是屋大维一生最大的功绩，建立帝制倒是其次，甚至只是手段。只不过，要实现这一目标，先得大权在握，起码得站稳脚跟。

这并不容易。要知道，罗马人历来看重门第，也认为国家领导人应该功勋卓著，老成持重。然而屋大维却出身寒门且并无战功，年纪轻轻又体弱多病，就连身高也只有一米七，凭什么成为恺撒大帝的接班人？

小伙子，你做得到吗？

屋大维偏偏就做到了。公元前43年8月，也就是恺撒被刺一年多以后，屋大维在罗马人民大会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当选为执政官。这时，他距离担任执政官的法定年龄（二十一岁）其实还差两年。

十三年后，步入而立之年的屋大维，更是没有争议地成为罗马的独裁者。他的政敌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且身败名裂；他的事业却开始起步，且如日中天。

那么，他是怎样做到的？

有两个人帮了他的忙，尽管其动机恰恰相反。

这两个人，就是安东尼和西塞罗。

西塞罗是罗马一流的智者，也是刺杀恺撒之共和派的精神领袖。安东尼则是恺撒的副手和战友，也是与恺撒同时的另一位执政官。因此，当安东尼得知恺撒事先写好的遗嘱居然指定屋大维做继承人时，全身都凉透了。

自以为老谋深算的西塞罗却认为有机可乘。在他看来，如果让安东尼得逞，恺撒就白杀了。相反，屋大维则可以争取和利用。因为屋大维对西塞罗极尽晚辈之礼，不但大写充满敬爱之情的书信，还称西塞罗为“仲父”。

于是西塞罗决定改变阻挠屋大维的方针，力挺屋大维上位。但他哪里知道，屋大维的隐忍功夫和心狠手辣，绝不亚于中国的司马懿。他刚刚当选执政官，就正式启用“恺撒·屋大维”的称号，并宣布刺杀恺撒的都是罪人。

西塞罗也只好献出自己的头颅。

与屋大维联手消灭了西塞罗一派的安东尼，则开始犯另一个错误。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结婚，并将自己治下的领土赐给克娄巴特拉的儿子，还立下遗嘱要葬在埃及。

这些都极大地伤害了罗马人民的感情，屋大维却把安东尼的错误统统变成了自己的资本。更高明的是，他告诉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埃及女人，因此只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才能洗刷罗马的耻辱。

安东尼的名字，则始终只字不提。

个人恩怨变成了国家利益和民族荣誉，罗马城里喊杀之声不绝于耳，屋大维成功地发动了战争。

战争的结果众所周知，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双双兵败自杀，罗马则为屋大维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战争期间一直敞开的战神神殿大门关闭了，和平女神降临人间。

屋大维也信守承诺，开始缔造和平。

胜利后，屋大维赦免了所有的安东尼余党。安东尼和克娄帕特拉生下的双胞胎，则交给屋大维娅抚养。被处死的只有一个人，即恺撒和克娄巴特拉的私生子。

据埃及丹德拉神庙上的浮雕。现存的神庙遗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百多年，总面积约40000平方米。其中刻有克娄巴特拉及恺撒之子恺撒里昂的浮雕最为著名，展示了托勒密王朝埃及的艺术特色。

这都是合理的，至少讲得通：宽容是恺撒一贯提倡的精神，屋大维娅是安东尼的原配和罗马妻子，那个私生子则又为恺撒的遗嘱所不承认，尽管屋大维杀他的真实动机是绝不允许世界上有另一个恺撒的继承人。

然而屋大维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无论他要做什么，也无论他为了什么，都总能师出有名。包括他跟政敌的妻子或女儿上床，据说也是为了监视敌人。因此这种游龙戏凤并非风流韵事，更非伤风败俗，而是为国捐躯。

这种手段，是恺撒绝不可能有的。

唯其如此，从弱冠少年变成帝国元首，屋大维才做得不动声色，天衣无缝，滴水不漏。

政改也一样。

屋大维首先做了两件事：削减军备和普查人口。第一件事让人民享受到和平的幸福，第二件事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富强，但同时也把一个问题摆在了公众的面前：我们的共和国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不能再依靠武力和发动战争，那又如何保证“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呢？

也只能中央集权，变共和为帝制。

这就必须削弱元老院。于是屋大维又做了两件事：议会裁员和信息公开。第一件事经过一系列的软硬兼施算是搞掂，第二件事则居然让议员们兴高采烈。

诀窍，在方式。

实际上在恺撒时代，信息就是公开的。元老院的会议记录，第二天就会张贴在罗马广场的一面墙上。屋大维却把这个惯例取消了。议员们的发言不再会变成市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当然让他们感到满意。

然而屋大维只是把原来张贴出去的“元老院纪事”改放在了图书馆，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阅览。有关国家政策和人事变动，则通过《每日纪闻》向罗马公民公布。也就是说，屋大维其实办了一个官方网站，或一份报纸。

元老院还是没法暗箱操作。

当然，他们也无法通过掌握国家机密来强化权威。

对于这个提案，没人敢投反对票，因为屋大维的理由很正当：共和国的公民拥有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

元老院只能接受。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像亚历山大一样喜欢以青春形象示人的美少年，竟会利用民权，并以民主的方式来实现独裁。想当初，真是小看了他。

更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公元前27年1月13日，屋大维在座无虚席的元老院发表演讲：我宣布，集中在我身上的一切权力，今天都还给你们。所有的武器、权力和行省，包括政治、军事和外交的决定权，都属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屋大维要恢复共和？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片刻死一般的沉寂之后，是雷鸣般的掌声。屋大维也得到了回报，元老院一致同意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而且，从宣布恢复共和，到成为奥古斯都，只有三天。

奥古斯都，其实就是皇帝。

皇帝陛下在“共和万岁”的欢呼声中加冕登基，这可是只有屋大维才能演出的大戏。的确，他不是天才，不像苏拉那样神采飞扬大放异彩，不像恺撒那样不可一世痛快淋漓，但他让罗马退出战场，帝国走向巅峰，世界实现和平。作为凡人，他完成了就连天才也做不到的事情。

公元前2年，也就是王莽称帝六年前，屋大维被元老院授予国父称号。这是罗慕路斯和恺撒之后，第三位被称作“祖国之父”的人。他的声望达到了顶点。

十六年后，奥古斯都屋大维在临终之前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我的戏演得好吗？

那还用问？简直精彩绝伦。

各奔东西

罗马的历史似乎注定充满悖谬：共和政体被保卫共和的人杀死，帝国制度由恢复共和的人建立，神话般的人物死于非命，平凡的人却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正是这些看起来的不可思议，让他们的故事充满张力。

屋大维之后的罗马，自然也不会缺少戏剧性。

大体上说，屋大维的继承者大多结局不佳。处死了耶稣的提比略被近卫军杀死，继位者卡里古拉也一样，接下来的克劳狄则被自己的第四任妻子毒杀。继承皇位的，是这个女人与前夫所生之子尼禄。

尼禄可是暴君的代名词，他甚至把他那个飞扬跋扈的母亲也谋杀了。终于，弄得天怒人怨的尼禄被元老院宣布为人民公敌，在逃亡途中自杀身亡。

之后有四个人执掌权杖，其中有两个被杀，一个自杀，幸存的那个拼命收税，连墓地的厕所都不放过。此人的儿子则是个虐待狂，让罗马处于一片恐怖之中，最后被仆人杀死，元老院则趁机宣布他为人民公敌。

这就是奥古斯都屋大维的身后。

是的，他没有播下龙种，却收获了跳蚤。

此后的故事跌宕起伏。

就在那个虐待狂被仆人杀死之后，罗马出乎意料地柳暗花明，一百年间居然接连出了五个不错的皇帝，史称五贤君。他们把帝国的版图扩张到顶点，建立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文明圈。其中第三位皇帝哈德良甚至创造了一个奇迹：让罗马更多地是受到尊重而不是令人恐惧。

恺撒和屋大维的理想——把罗马变成世界的首都，缔造罗马统治下的和平，都得到了实现。至少有一点名不虚传也毋庸置疑，那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也是中国圣贤们的理想吧？

然而这一百年间的东汉帝国却是日薄西山。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政，豪门和女主夺利争权，很有几个皇帝不得善终。最后，汉帝国被一个名叫董卓的军阀实际上灭亡，虽然靠着曹操仍维持了王朝的名义二三十年。[2]

当然，董卓也不得好死。

董卓是被自己的部将吕布杀死的。也就在这一年（192），五贤君之后的罗马皇帝康茂德被谋害，凶手是他的情妇、侍卫和摔跤教练，起因不明。

看来，罗马的兴盛和东汉的国运都到了尽头。[3]

康茂德被谋杀后，近卫军在六个月内就拥立了两个皇帝，后一个的皇位还是拍卖的。结果，这两个皇帝又都死在了近卫军的刀下，最后夺得皇位的是塞维鲁。

塞维鲁是军人出身，而且是作为军团司令和行省总督杀回罗马的，当然知道枪杆子的重要性。临终前他这样嘱咐儿子：让士兵发财，其他人的死活可以不管。

可惜，他的儿子继位后，还是被近卫军所杀。以后的两个皇帝，也都死在士兵手上。公元238年一年内，元老院推出四个皇帝，全被士兵杀掉。之后十五年，竟换了十个皇帝。最后，军团和行省纷纷拥立自己的皇帝，乱成一团。

罗马帝国风雨飘摇。

并非没有人给帝国注射强心针，奥勒良就是。这位英勇善战的皇帝东征西讨，在短短五年内重新一统江山，以至于满怀感激的元老院授予他“世界秩序恢复者”的称号。然而不到一年，他也被心怀不满的士兵杀掉了。

3世纪的罗马，真是多灾多难。

那么，帝国还有救吗？

也许有，只不过得改革。

改革者叫戴克里先，他是在中国的西晋灭亡东吴四年后成为罗马皇帝的。从他开始，屋大维创立的元首称号（普林斯），正式改为君主（多米那斯）。也就是说，屋大维实行的是元首制，戴克里先实行的是君主制。以此为界，罗马帝国也被分为前期和后期。

戴克里先是一位奇怪的皇帝。他确立了君主制，却又把帝国分为四个部分，由四位统治者治理。其中两个是正职，称奥古斯都；另外两个是副职，称恺撒。

这种制度，叫四帝共治。

四帝共治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国家安全。四位正副皇帝分到的也不是领土，只是保家卫国的责任区。这与其说是戴克里先觉得一个人承担责任太累，不如说帝国已经脆弱到独木难支，必须有更多的人来同舟共济。

制度改革的第二个目的，是政权的稳固。一国四帝分居四个首都，总不至于在同一时间内，都像前面那些皇帝一样被近卫军杀了吧？就算杀了一个，还有三个。

第三个目的则是权力的和平交接。要知道，在罗马帝国的话语体系中，奥古斯都历来代表皇帝，恺撒则有皇储的意思。因此，按照戴克里先的设想，一个奥古斯都（正帝）去职，就会有一个恺撒（副帝）补位，秩序井然。

何况所有的恺撒（副帝）都是奥古斯都（正帝）挑选和指定的，更何况戴克里先还规定副帝必须娶正帝的女儿为妻。儿子不能挑选，女婿和副帝却可以，这就比可能出现尼禄和康茂德的父死子继要让人放心得多。

稳妥吗？稳妥。

至少在戴克里先看来，是如此。

于是，这位改革皇帝在登基二十年后宣布退位，并把另一个正帝也拖下了水。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是要被儒家称颂为“禅让”的。在罗马，也要算高风亮节。

可惜这时的罗马早已没有道德可言。官场上的唯利是图，政治上的腐化堕落，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和勾心斗角，即使苏拉和恺撒复生也无法整肃。比如西塞罗在担任总督时就大发横财，却毫无愧色地以君子自居。

当皇帝，可比当总督更有诱惑。

因此，戴克里先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就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为了争夺皇位而重开内战。最后，皇帝又变成了一个人。当然，是在消灭了所有对手之后。

这个人，就是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成为罗马皇帝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发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在罗马的合法地位；二是把帝国的首都迁到了东方的拜占庭，并改名为君士坦丁堡。

这两件事，就像中国的黄河改道一样，彻底改变了罗马今后的走向。君士坦丁迁都六十二年（392）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又三年后，罗马帝国分裂，首都在罗马的叫西罗马帝国，首都在君士坦丁堡的叫东罗马帝国。

此后二十五年，中国的东晋灭亡，南朝开始。

半个世纪后，西罗马帝国亡。

罗马的兴亡留下了一大堆问题。比方说，他们为什么能坚持共和制度五百年之久？为什么又不可逆转地走向帝制？为什么成为帝国以后就动乱不止？为什么动乱不止却不崩溃？为什么最后会分裂为东西两半？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大汉：为什么四百年的历史会一刀两断？为什么后来又死而复生？为什么复生之后又终有一亡？为什么汉亡之后是长达三百六十九年的动乱和分裂？

这些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也许，我们回答不了，或者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必须到制度和文化那里找原因。

[2]罗马帝国的这个黄金时代是公元96年到192年，正值中国东汉的和帝到献帝期间。

[3]此后一百年，罗马帝国危机爆发，农业衰落，市场萧条，政治混乱，外族入侵，史称“3世纪危机”。

第三章
制度

王莽失败

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三十四年后，王莽称帝。[1]

称帝之前的王莽低调而谦恭，尽管他们家可能是皇室之外最显贵的一族。没错，王莽的姑妈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生母。从成帝时期开始，王家共有九个人封侯，五个人做大司马，堪称炙手可热。

然而王莽却完全没有皇亲国戚的飞扬跋扈、纨绔子弟的声色犬马、豪门大族的仗势欺人。他是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甚至一个学问家。他的许多时光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学问之好则连政敌们也不否认。

与精神的充实相反，王莽的物质生活极其俭朴。他在王家子弟中鹤立鸡群地安贫乐道，他的妻子甚至因为着装过于简单，而被来访的客人误认为是女佣。

节俭的王莽对老母和寡嫂极尽孝道，对朋友和宾客慷慨大方。皇帝的赏赐都被他分给部下，兄长的遗孤则送去上学，而且在恭恭敬敬拜访这孩子老师的同时，也没忘记给每个同学一份礼物。他甚至因为某人没有儿子，而为这位朋友物色了一个据说宜男的女孩。

结果，自然是“宗族称孝，师友归仁”。

还有一件事情也让他获得广泛好评。他的二儿子王获杀了一个家奴，王莽不但没有包庇，反倒责令其自杀，为这个冤死的奴隶偿命。这在王朝时代，也不容易。

这样的王莽，堪称谦谦君子、道德楷模。

当然，所有这些好评都是在他称帝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都在他失败之前。当他和他的新王朝被反叛者一刀杀死后，前面说的这些善行便都被解释为做秀，即在公众和他人面前刻意和虚伪地树立形象。

失去了皇冠的王莽只能戴上另一顶草帽：伪君子。

王莽虚伪吗？

看起来是。

我们知道，王莽的皇位，是从一个九岁小孩的手上夺取的，这就已经让人于心不忍。然而王莽还要拉着小皇帝的手痛哭流涕地说：当年周公摄政，最终还政成王。我迫于皇天威命，竟不能如愿以偿，悲哀呀！

这在许多人看来，就是鳄鱼的眼泪，假惺惺了。

谴责并非没有道理，事情也并不复杂。只要把王莽的故事梳理一遍，就多少能够发现点什么。

王莽是在汉哀帝驾崩后真正开始执政的。此时，从王政君的哥哥王凤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名义辅政算起，王家已经积累了三十年的权势。于是，王莽和太皇太后王政君让一个九岁的孩子继承皇位，是为汉平帝。

众望所寄的王莽也重新担任大司马。此前，他被汉哀帝及其外戚排斥，曾经一度失去了这个职位。

一年后，王莽加封为安汉公。

三年后，又加“宰衡”称号。

到第五年，十四岁的汉平帝突然神秘地死去，民间传说是王莽毒杀的。这其实未必可靠。靠得住的，是他又立了一个两岁的孩子当皇帝，史称孺子婴。

王莽自己，则成为“假皇帝”，又称“摄皇帝”。

此事的直接起因，据说是在武功县的一口井里发现了一块白石头，上圆下方，象征着天圆地方。而且石头上还有一行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太皇太后王政君倒是不信这一套。不过，当王莽的党羽告诉她这只是要让王莽当假皇帝，王莽自己也信誓旦旦表示只做周公时，老太太心软了。

此后，神迹和符瑞不断出现。公元8年11月的某个黄昏，一位穿黄衣服的人出现在高皇帝刘邦的庙中。他留下了一个铜盒，里面的图文明确表示王莽该当真皇帝。

王莽决定服从天意，做真天子。

现在看来，这无论如何都是一场戏，而且比屋大维的演出差得多。但问题在于，我们又怎么知道，王莽起初就一定不是想学周公呢？又有谁能证明，他对于天命所归和神秘预兆，就一定不当真呢？

何况民意似乎也看好王莽，他当宰衡那年，上书拥戴的吏民据说竟有四十八万七千多人次，这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

然而王莽失败以后，这些人又到哪里去了？似乎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了另一副嘴脸。

成王败寇。在道德评价和舆论领域，也难免。

不过，王莽毕竟背叛了只做周公的誓言，这让他永远摆脱不了作伪的嫌疑。问题是作伪者必有所图，否则完全犯不着。那么，王莽图的又是什么？

实现政治理想。

王莽称帝之后，改革全面展开。他愤怒声讨过去几十年的不公平，下令大地主将超过法定数量的田产分给农民，禁止土地和奴婢的买卖，稳定物价并提供低息贷款，削减官员的薪水，降低王侯的规格，实行盐、铁、酒类和铸铜的国营。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减少了宫廷的开支。

这就是王莽的变法和改制。毫无疑问，他的动机应该是良善的，难怪有人称他为“最早的社会主义者”。

然而结果怎么样呢？

一败涂地。

失败是必然的，因为根本就不切实际。且不说他得罪了多少既得利益者，也不说许多理想其实不过是幻想，单是货币改革就导致了经济混乱。王莽废除了通行已久的五铢钱，改为金、银、龟、贝、泉、布等货币，币种多达二十八个。结果农商俱损，经济萧条，民怨沸腾。

据翦伯赞《秦汉史》。

老天爷也不帮他的忙，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走投无路的农民揭竿而起，不甘失败的旧族趁火打劫。两股力量加在一起，王莽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一个情商和智商看起来都很高的人，居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做如此荒唐的事情，实在令人费解。因此直到现在，人们依然说不清他到底是改革家还是野心家，革命者还是伪君子，机灵鬼还是糊涂虫。

但要说他是书呆子，则毋庸置疑。

王莽的书生气比比皆是，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改变制度的痴迷。班固就说，王莽以为只要确立制度，天下自然太平。因此一门心思制礼作乐，坐而论道，议而不决，置民生、诉讼、吏治等当务之急于不顾，岂能不败？

其实就连这种说法，都抬举了王莽。实际上他的某些改革，与其说是改制，不如说是更名。比方说，把两位财政部长的官名改成神话人物的名字，负责朝廷财政的大司农叫羲和，负责宫廷财政的少府叫共工。

这简直就是视政治如儿戏。

看来，王莽根本就没有真正读懂孔子，也不知道什么叫正名。他书生气十足地以为只要改个名字，所有事情都会发生根本变化，他的理想也就能够实现。

事实证明，王莽错了。

实际上，制度固然重要，却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决定性的，更重要的是人与制度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国情和民意，二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文化传统，三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否能够与之融为一体。合则成，不合则败。

这一点，看看屋大维就知道。

[1]王莽事迹均请参看《汉书·王莽传》。

屋大维成功

屋大维几乎天生就跟制度融为一体。

实际上，屋大维做的事情比王莽严重得多。王莽只是换了个人当皇帝，屋大维却彻底改变了政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莽只是篡位者，屋大维却是革命者。

然而屋大维的结局却比王莽好得多。他不但成功地把共和变成了帝制，新政体居然还延续了五百年。

这又是为什么？

根本原因在时势，直接原因在方式。

我们知道，王莽其实也是想革命的，只不过他要做的事情是恢复周制。但他哪里知道，秦皇汉武之后，周制的恢复已断无可能。因此王莽拿着一本《周礼》搞改革，在他自己是替天行道，在历史眼中就是倒行逆施。

罗马的情况则相反，共和制度早已不再符合国情。因为按照这种制度，人民大会才是最高权力机关；而罗马的人民大会，在理论上是必须全体公民参加的。

然而到恺撒的时代，共和国已经拥有十八行省。到公元前28年，也就是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的前一年，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已经超过四百万。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人，怎么召开人民大会呢？

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代议制，即由人民选举代表，由代表组成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权力。可惜，这种制度很久以后才被发明出来，当时也没有这个灵感。事实上，代议制在英国首先产生，要到一千九百年以后。

这个问题后来由屋大维的改革勉强得到解决，办法是异地投票。可惜，住在行省的罗马公民是否当真享受了这一权利，已无从查考。但即便十八行省都异地投票，以当时的通讯工具和交通条件，效率之低也可想而知。

仅此一项，就得改制。

何况还有战争。

战争对于罗马极其重要。因为只有战争，才能让罗马成为霸权国家和世界首都，也才能让罗马公民获得财富和荣誉，并保持罗马社会的热情洋溢、生机勃勃和团结一致。对于这一点，人民和元老院都心知肚明。

然而要战争，就得有独裁官。战争的时间如果越来越长（这几乎是必然的），独裁官的任期也就不能再是六个月。苏拉开无任期独裁官之先例，这是原因之一。

独裁官没了任期，对执政官的权力限制（包括任期和人数），也就没有了意义。顶层（执政官）和基层（老百姓）都变了，只剩下元老院死撑着，也没意义。

帝国制度，已是呼之欲出。

即便如此，屋大维仍然小心翼翼。

屋大维实在比王莽聪明得多，他很清楚有些东西是不能触动的。罗马人民已经做了五百年国家的主人，一旦突破他们的底线，死无葬身之地的就是自己。

那么，哪些是不能有丝毫冒犯的？

主权在民，共和政体。

第一条是罗马建国以来就有的观念，而且一直贯穿到帝国灭亡。也就是说，罗马人始终认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才是最高统治者。唯其如此，他们的国家才会叫做SPQR（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主权在民，是罗马人的生命线。

共和政体则是他们的骄傲。罗马人从来就不喜欢民主政体，也瞧不起希腊。在他们看来，正是民主制度让希腊走向衰亡，雅典则充其量是一个反面教员。

相反，罗马的共和政体却无比优越：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分别对应着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制度融为一体，既能集中优势，又能去其弊端，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似乎没有。

因此，屋大维必须极其尊重罗马人民的这份感情，也必须明确表示他只是一个受到委托的公务员，他的一切权力都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授予的。现在任务已经完成，请诸位收回权力，他什么都不要。

或者说，只要一个称号：奥古斯都。

奥古斯都不是国王，更不是皇帝，只是一个称号，甚至外号，意思是英明的和尊敬的，跟可爱的、幸运的、伟大的、战无不胜的等等，没什么区别。

当然，他也没有皇冠。在戴克里先之前，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没有皇冠，也没有加冕仪式。屋大维的头上则只有公民冠，这是有战功的将士都可以戴的。

元老院和罗马人民，都放心了。

屋大维的这一系列动作，书呆子王莽肯定看不懂。准备做皇帝的人，怎么能只要虚名不要实权呢？

其实这都是虚晃一枪。屋大维还给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看似实权其实虚名。是啊，人民大会早已名不副实，元老院则在裁员以后又减少了会期。真正的决策机关和权力机关，是一个拉丁文缩写为CP的机构。

这个机构的名字不好翻译，但性质很清楚。第一，它的权力与元老院相当；第二，没有休会期；第三，它是围绕元首建立的。因此，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元老院的常委会，有人认为它相当于元首的顾问团，还有人认为它相当于中国明代的内阁、清代的军机处。

屋大维的CP由二十一人组成，其中六个是屋大维的亲信，十五个来自元老院。这让元老院十分放心，因为他们的人占绝对多数。可惜他们没有想到，这十五个元老院委员是抽签产生的，哪里对付得了齐心协力的那六个？

该棺建造于公元270年左右，现藏于罗马国立博物馆。

意大利卡比托利欧广场上卡斯特与帕勒克雕像基座。

何况屋大维作为执政官，还有否决权。

元老院被架空了，他们却还为屋大维鼓掌。

屋大维却意犹未尽，他还要改革行省。按照屋大维的方案，行省被分成了四种：意大利是罗马本土，埃及是元首私属，剩下由元老院任命总督的叫元老院行省，由元首任命总督的则叫奥古斯都行省。元老院行省都是经济发达地区，奥古斯都行省则是欠发达地区。

元老院非常满意，可惜他们又上当了。

没错，屋大维拿到的都是穷山恶水，却同时也是边防前哨。其实这些行省贫穷，就因为在前线。是前线，就要调兵遣将。那么，谁来调遣？当然是屋大维，因为那是他的责任区。至于元老院行省，是不打仗的。所以，元老院也不需要兵权，全国的兵权只能集于屋大维一身。

现在，屋大维还给元老院的权力，又都被元老院还了回来。而且，由于是元老院的授权，完全合法。

屋大维革命成功。

成功并不奇怪，因为他会曲线救国，因为他会暗度陈仓。他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合法的，但每一步都导致了法律和制度的改变，加起来则会引起质的变化。

时势让屋大维必然成功，方式则让他顺利成功。

审时度势又顺势而为，这才叫高手。

只不过，这种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并非屋大维的天赋，更非他所独有。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属于罗马人民。事实上，早在屋大维出生四百多年前，罗马人就已经学会了合法斗争，并因此而创造了他们独特的制度和文明，让我们叹为观止。

那就来穿越一次吧！

共和的精神

公元前494年的某一天，准备集结部队迎战外敌的执政官突然发现，他的兵力少了许多。那些由平民组成的军团整队地撤离了罗马城，拒绝参加这场战争。

这当然让人惊诧，却也事出有因。

起因在社会的不公。当时的罗马社会由贵族和平民两大阶级组成，两个阶级之间等级森严，极不平等。贵族把持了城邦的政权，平民不能成为元老院议员，也不能与贵族通婚，跟元老院选举的执政官更是无缘。

这实在欺人太甚。要知道，平民也是公民，公民有义务也有权利。义务是保家卫国，权利是参政议政。义务和权利是对等的，哪有只尽义务不给权利的道理？

因此，要么拥有权利，要么不尽义务。

然而这个合理要求却被贵族组成的元老院拒绝。交涉无果之后，平民决定一走了之。

撤离罗马的平民来到一座山丘，宣布要在那里另建城邦，召开自己的人民大会，选举自己的执政官。是啊，既然不能享受同等国民待遇，那就各过各的好了。

贵族们目瞪口呆。他们虽有能力治理城邦，却没有能力离开平民独自保卫它，只能妥协。

妥协的结果，是平民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言人。

这个代言人，叫保民官。

保民官的设立妙不可言，他拥有的特权更让我们惊叹罗马人思维的缜密。为了防止打击报复，保民官享有执政官都没有的人身不可侵犯权。同时，为了确保平民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民官享有对政府决议的否决权。

也就是说，只要保民官说一声“我反对”，元老院和执政官就只能干瞪眼。难怪恺撒和屋大维都要担任终身保民官了，他们要的就是这两项特权。

此后，平民又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包括可以担任执政官、独裁官、监察官和大法官。退下来后，还可进入元老院。阶级壁垒被打破了，罗马成为全民的国家。

平民可任大法官，是在公元前337年。六十多年后，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再过三四十年，罗马打败了迦太基，建立起第一个海外行省西西里。蕞尔小邦罗马终于渡过了危机茁壮成长，因为他们学会了妥协，构建了和谐。

据巴洛西西尼1849年雕塑。

因此，尽管罗马跟雅典、斯巴达一样也是城邦，还起步更晚，也尽管那两个城邦都曾称霸一时，却只有罗马脱颖而出，超越城邦变成大共和国，最后成为大帝国。[2]

这足以让罗马人骄傲。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此有了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罗马文明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这种精神就叫共和。

所谓共和，就是不同族群、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和谐相处，共谋发展。这当然很难，许多文明就因为不能做到而崩溃。做到了这一点的，最早是中华，其次是罗马。唯其如此，中华和罗马才在公元前一二百年成为世界性文明。

两大文明的共同特点是开放和包容，也都有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同化能力，这才形成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文明圈。只不过，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和兼收并蓄的能力，在中华可能是一种胸怀，在罗马则是一种智慧。

的确，历史上的罗马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本事，能以最适当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合法权益。在这种斗争中，他们绝不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同时又能分毫不差地讨价还价。

平民撤离运动，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实际上抗争的平民一开始就没打算把事情弄僵，因此他们没有选择揭竿而起或是投入敌营，而是退出战场。当然，在贵族做出双方均可接受的让步后，撤离的平民也立即回到了罗马，并很快就组建了参战的军团。

这可真是有理，有利，有节。

贵族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们明智地放弃了自己的部分特权，以此作为平民同意合作的交换条件。当然，放弃是逐步的，撤离运动也有过多次，但结局总算不错。

其实越到后来，贵族与平民的界限也越模糊。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也五世而斩。有的贵族会沦为贫民，有的平民会成为新贵。更重要的是，罗马人的共同体意识很强。如果需要一致对外，他们就会和衷共济。

这就好办了，因为罗马从来不缺敌人。

于是，平民和贵族终于携起手来，共同倡导和培养全体公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爱国主义精神。而且，随着罗马国际地位的提高，这种爱和自豪感还会更强烈。

罗马人为什么能坚持共和制度五百年之久？

这是原因之一。

实际上罗马精神最精彩的一笔，就是制度设计和权力架构。要知道，构成罗马国家的人民、元老院和执政者（执政官、独裁官或奥古斯都）虽然号称三位一体，但这三位的政治利益和心理诉求却并不一体。人民要民主，元老院要尊贵，执政者则希望权力越多越好。

这就只能讲价钱，好在他们很快就理顺了关系：人民授权但不决策，元老院决策但不行政，执政者行政但只有治权。主权是元老院和人民的，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

所以，即便在帝国时代，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权威至少也得在表面上维持。新皇帝登基，先得向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然后再向市民演讲一次，还要前往神殿祈求诸神的保佑。完成这三个程序，他才是合法的皇帝。

这样的罗马，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文明国家。

精彩的还有国际关系。

跟世界上所有的帝国一样，罗马也是靠武力来征服世界的，这就有一个与战败国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对征服者的境界、胸襟和政治智慧都是考验。

亚述和迦勒底（新巴比伦）就不说了，他们的疯狂掠夺、血腥镇压和残暴统治，引起的只是更强烈的反抗。波斯帝国虽然表现出最大的仁慈和宽容，却只知道把设为行省的战败国当作提款机，忘记了把他们变成自己人。

做得最好的，是罗马和中国的周。

周人和罗马人的高明之处，是与同盟国和战败国组成共同体，同谋发展、共享太平。只不过，周人构建的是“文化共同体”，只要认同周文明，就能由夷狄变成华夏。正是由于这种文化认同，我们民族才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罗马构建的则是“政治共同体”。他们甚至主动邀请战败国的头头脑脑加入元老院，就像汉武帝让匈奴人金日磾成为他的顾命大臣。结果，被征服的蛮族成为这个国家的共同经营者，甚至战场上的主力军。

当然，一旦打了胜仗，大家也都有利可图。早期的做法是：罗马人拿走战利品的一半，剩下的按劳分配。也就是说，罗马人是大股东，归顺的战败国也是合伙人。

这可真比威尼斯商人还精明。

然而政治恰恰是一种智力游戏，文明则是尽量巧取而避免豪夺。如果还能化敌为友，那就堪称功德无量，因为和平总归好过战争。幸运的是，中国人和罗马人都有这种智慧，两大文明独步一时也绝非偶然。

因此，在充分了解了中华的方式后（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我们很想知道罗马人是怎么做的。

[2]公元前367年，平民可任执政官。公元前356年，平民可任独裁官。公元前351年，平民可任监察官。公元前337年，平民可任大法官。公元前296年，罗马征服中部意大利。公元前275年，罗马征服南部意大利。公元前241年，罗马打败迦太基，西西里设为罗马行省。到公元前130年，罗马共和国已经拥有九个海外行省。到恺撒时代，则为十八行省。

法治天下

在世界历史上，中华和罗马都堪称独树一帜。其他那些帝国，亚述、迦勒底、波斯、马其顿，都由一个或几个伟大征服者建立，中华却由邦国而帝国，罗马则由共和国而帝国。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己成长的。

成长需要土壤，也需要力量。那么，中华文明与罗马文明的土壤和力量又是什么？

中华是礼，罗马是法。

正如在中国，失礼或非礼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罗马人也把违法看作不可原谅的行为。他们宁肯吃亏、失败甚至掉脑袋，也不肯违法。恺撒被杀后，西塞罗曾提出尽快召开元老院会议，以巩固成果。而且，刺杀集团的主要成员布鲁图身为大法官，恰好有此权力。

这位布鲁图是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布鲁图的后代。

不过按照法律规定，大法官只有在两位执政官都无法召集会议时，才能行使这项权力。这时，一位执政官恺撒已死，另一位执政官安东尼却还在罗马。因此，布鲁图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拒绝了西塞罗的提议。

布鲁图说：这是违法的。

这事听起来十分怪异，因为行刺恺撒的布鲁图原本是杀人凶手。而且，恺撒作为终身保民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也就是说，布鲁图已经双重意义地犯过法了，再违一次法又有何不可呢？何况还是为了国家。

然而布鲁图就是不肯，以至于坐失良机。

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恐怕只能解释为迂腐，但在罗马则会得到尊重。因为刺杀恺撒是可以理解为战争的，即共和国与破坏共和的国家敌人之间的战争。战争当然要死人，法律也不保护公敌，布鲁图心安理得。

开会则不一样。召集元老院会议，原本因为只有元老院的决定才是合法的。如果会议本身违法，那么这决定还能合法吗？依靠非法会议重建的共和，是罗马人民想要的吗？这岂非重新回到了恺撒的人治路线？

可惜布鲁图没有想到，把恺撒视为国家的敌人，只是他们自己的看法，元老院并没有宣布恺撒是人民公敌。所以他们的刺杀仍属非法，必须被判有罪。

布鲁图也只好自杀。

法治观念如此之强，在全世界当数第一。

这当然其来有自，甚至可以追溯到西亚文明，但公元前494年的平民撤离运动也功不可没。因为正是在这场运动之后，罗马迫于平民的压力开始了成文法的制定。首部法典刻在了铜板上，因此得名《十二铜表法》。[3]

《十二铜表法》于公元前451年由古罗马十人委员会起草，至公元前449年完成，是罗马第一部真正的法典。该法典镌刻于青铜之上，公开展示。据罗马文明博物馆《十二铜表法》复制品。

以法治国，正式开始。

最早制定的是为本国公民颁行的法律，即公民法，亦即国内法。后来版图扩张，人口众多，外族和异邦也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又制定了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法律，叫万民法，亦即国际法。最后，这两大法律体系被合在一起，叫统一法。其成果，就是《民法大全》。

这时，已是东罗马帝国时期了。

罗马法在世界古代社会，堪称最为系统完善。它包括两大部分：公法和私法。公法是关于政府的，私法是关于个人的。私法与公法相比，私法更重要。

私法分为三个部分：人法、物法、诉讼法。这三个部分当中，人法又最重要。人法规定了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条件是具备人格，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就是人，不符合的就不是人。

奴隶不符合这三个条件，所以奴隶没有人权。

人权在罗马法当中就是身份权，包括自由权、家族权和公民权。有自由权，就是人；有家族权，就是男人；有公民权，就是罗马人（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

在罗马，这三种身份权是可以分开的，因此也可以部分或全部丧失，叫人格减等。丧失家族权叫小减等，从此不是男人；丧失公民权叫中减等，从此不是罗马人；丧失自由权叫大减等，从此人格尽失，不再是人。

这就是罗马的法定人权。

人权既然是法定的，那就不是天赋的，因此可以依法授予或剥夺。如果被授予公民权，就有了罗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被剥夺自由权，则从自由人变成了奴隶。

没人愿意失去人权，所以谁都不敢以身试法。

执政官和皇帝也一样，他们害怕的是元老院。元老院虽然没有行政权，只能对执政者提出建议和忠告。但是他们手上有一张王牌，叫“元老院最终劝告”。如果接到这份通牒还不改悔，元老院就可以宣布他为人民公敌。

结果怎么样呢？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

对于这项能够制衡权力的权力，元老院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而只要元老院的这个功能还在，罗马就很难从共和走向帝制。后来屋大维革命成功，是因为苏拉和恺撒改造了元老院，他自己则给足了元老们面子。

当然，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是时势使然。

但，即便从共和国变成了帝国，罗马也仍然是一个法治国家。公元100年9月，执政官小普林尼在元老院发表就职演说时，就对坐在会场中的皇帝图拉真说：皇帝不应该在法律之上。相反，他应该在法律之下。

王在法下，罗马人早就懂了。

战败国和他们的臣民，当然也如此。

前面说过，中国的周和罗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都极具政治智慧地与同盟国和战败国组成了共同体，把对立面变成了自己人。但，这绝不意味着一视同仁。相反，那些战败国和同盟国，关系有远近，权益有寡多。

也就是说，共同体内是有等级的。

周人的等级叫五服，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其中离王城最近的叫甸服，最远的叫荒服。实际上，一个诸侯国如果属于荒服，已经是“地老天荒”了。他们往往仍被视为蛮夷，对周王室应尽的义务也最少。

罗马也是五等，分别是罗马、加盟国、自治国、殖民地和同盟国。跟周人的五服一样，这也是一个权利和义务同步递减的序列。罗马人拥有的权利最多，应尽的义务也最大，同盟国则相反。

当然，这是罗马在联盟时代的事情。后来，战败国也像在波斯一样被设为行省，治理的方针却一如既往：根据关系的亲疏和表现的好坏给予不同的权益。

罗马手中的牌，是公民权。

公民权不是基本人权，因此可以授予。一旦被罗马授予公民权，就意味着这个人的私有财产和人身安全将受到法律保护。如果被侵犯，罗马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这当然令人向往，谁不想靠上罗马这棵大树呢？

罗马的方针却是分而治之，有的授予罗马公民权，有的授予拉丁公民权（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还有一些干脆没有公民权。不过，他们也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和习俗，也不用学拉丁语。

这才真是和而不同。

难怪其他帝国都灭亡了，罗马却稳固而持久。

可惜法律并不万能。西塞罗和布鲁图也不会想到，屋大维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用共和国的砖瓦梁柱建造他的帝国大厦，而且这大厦有一天还会倒掉。

后面这一点，屋大维也没有想到。

[3]罗马人法治观念的源头，也许可以追溯到西亚。有一块出土的泥板上，就用苏美尔文记载了大约在公元前1890年的法律判决。此后，则有乌尔第三王朝的《乌尔纳木法典》和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

罗马之亡

帝国的首都罗马花香四溢，祥云笼罩着高大宏伟的万神庙、富丽堂皇的凯旋门。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在广场当中的金色里程碑上时，“条条大路通罗马”就从这里启程。

罗马，确实是他们世界的中心。

然而在中国南北朝时期那个多事之秋，这座美丽的城市被彻底摧毁。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洗劫三天三夜。455年，罗马再次沦入敌手，汪达尔人整整洗劫十五天，把罗马变成了董卓铁蹄下的长安和洛阳。

公元476年，帝国最后一个皇帝被日耳曼雇佣军将领废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位年幼无知的皇帝竟有一个令人咋舌的名字：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可惜，这两位伟大先祖的在天之灵，也没能挽救罗马的衰亡。

太阳落入了地中海，再也没能升起来。

当然，这里说的是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要到1453年才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但，罗马是从城邦发展起来的。首都不在罗马，还可以叫罗马帝国吗？

所以，从君士坦丁迁都之日起，它就灭亡了。

其实罗马很早就不再像首都。公元284年戴克里先登上帝位后，居然十九年不造访罗马。直到303年，他才在罗马举行了一次凯旋仪式，罗马市民和元老院也才第一次见到皇帝陛下。而且，这也是最后一次。

首都不像首都，元老院也不像元老院。

前面说过，元老院是罗马真正的权威和灵魂。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法律的规定，更因为元老院是由精英们组成的。唯其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不做错决定，不选错执政官。这是贵族们要把持元老院的正当理由。

后来，平民也可以进入元老院，但那也是平民当中的精英。于是，贵族政治变成了寡头政治。寡头政治是有好处的，那就是不至于让国家事务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且这些大佬既然将国家视为己有，他们也不会卖国。

为此，罗马有两条法律规定：第一，一旦成为元老院议员，任期就是终身的。第二，为了保证一心为公，也为了防止以权谋私，元老院议员不得经商。

可惜权欲和物欲同为人的本能，不能亲自经商的议员便把自己的产业交给了骑士。骑士原本是罗马军团中富裕的公民，可以自备马匹参加战斗。不过现在徒有其名，只能去充当议员的代理人、承包商，甚至皮条客。

议员们是什么德行，也就可想而知。

元老院开始腐败。公元前113年，也就是张骞去世的第二年，努米底亚国王因为向罗马将领行贿，而被传唤到罗马。但他却用同样的方法，让元老院做出了免于出庭作证的决定。于是这位国王用轻蔑的口气说：在罗马，没有什么是不能用钱买的。

腐败的还有罗马市民。

市民的腐败事出有因。作为奴隶制国家，罗马主要依靠奴隶从事劳动。鼎盛时期，罗马城一百万人口中，奴隶就有四十万。这就使大量平民成为无业游民，不但变得越来越贫穷，也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当局的办法是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供应给市民的面包是免费的，节假日在一年之中有九十多天。无所事事的市民们便在圆形剧场、大竞技场、公共浴室以及披着红衫的妓女身上消磨时光，一如大清帝国的八旗子弟。

不难想象，由这种游手好闲的街头小混混来组成人民大会，行使民主权力，又会是什么样的光景。

事实上，在帝国的后期，罗马公民对政治已经完全没有了兴趣。他们漠然地看着皇帝们被拥立又被杀掉，漠然地看着自己的军队兵败如山倒，甚至在蛮族入侵时里通外国开门揖盗，兴高采烈又后悔莫及地加入敌人的行列。

这同样并不奇怪，因为罗马城里的贫富差别悬殊。只有近二十分之一的富人住在自己的豪宅里，身上穿的中国丝绸价格相当于同重量的黄金。贫民却只能蜗居在被叫作“伊苏拉”的简易房里，怎么能不怒火万丈？

倒霉的，就只能是他们的皇帝了。

其实帝国末年的皇帝也不怎么样。他们不是骗子就是傀儡，不是篡位者就是冒牌货，而且没有一个能真正掌握帝国的权力。因为他们都是军队拥立的，或者依靠军队上位。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能左右皇帝的只有军队。

此外，就是对健全男人充满仇恨的宦官。

军队同样堕落。过去，他们是为祖国和自己的荣誉而战，当兵是光荣而体面的事情。因此，罗马让没有公民权的同盟国提供兵源，也算是给了他们面子。现在却是谁给钱就替谁杀人，还能指望他们保卫帝国吗？

何况军队的成分也变了。在元首制时代，罗马军团的主力军是清一色的罗马公民。戴克里先以后，作战会议的大半席位都被蛮族出身的将领占领。他们对于帝国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能忠于职守已是很有道德。

这就是灭亡前的罗马。

首都不像首都，罗马的优越性没有了。元老院不像元老院，贵族或寡头制的优越性没有了。公民不像公民，民主制的优越性没有了。皇帝不像皇帝，君主制的优越性没有了。所有的优越性都没有了，岂不该亡？

显然，罗马的灭亡，根本原因在于腐化变质。

但，罗马不是有共和精神、法治传统吗？这种精神和这种传统，不是让罗马坚持了共和制度五百年，又让他们在成为帝国之后，虽然动乱不止却并不崩溃吗？为什么还是难逃一死，终有一亡呢？

因为他们没有“道”。

或者说，没有核心价值，没有终极追求。

希腊人是有的，这就是独立、自由、平等。这是希腊文明留下的最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他们的问题在于：有民主无共和。因此，雅典和斯巴达争霸世界，就不但不能如愿以偿，反倒因背叛核心价值而走向衰亡。

中国人也是有的，至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能够要什么。这就是小康、仁政、王道。中国人也不缺乏政治智慧，因此总能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找到平衡。可惜王道只是梦想，仁政则要碰运气。结果，是治乱循环。

伊苏拉为罗马城市下层人民的住宅，多为泥砖与木材所制。通常有六到七层，最高可至九层。楼层越高，面积越狭窄。伊苏拉的居住环境通常是拥挤脏乱的。据埃塔罗·基兹莫第《现代拉丁式住宅之起源》。

罗马人却没有治国之道。他们优越的制度和高明的手法都是技术性的，也都只是为了现实的利益。就连他们的宗教（如果也能算作宗教的话），也缺少犹太教那样的思想光辉和神圣使命。于是到后来，罗马人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要什么，只能夜夜笙歌，不能天天向上。

也许，君士坦丁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才乞灵于基督教，希望这种新的宗教能给他的臣民以精神的支柱和境界的提升，至少也能像中国的儒学那样，让大家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尽管他并不知道儒学为何物。

但，信仰真是必需的吗？

如果是，它能靠公权力来建立吗？

依靠公权力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真是救世主吗？

如果是，罗马为什么会亡？

看来，我们还得再读历史。

第四章
信仰

我们为什么没有信仰

跟中国一样，罗马人原本也没有信仰。

创造了世界性文明的罗马人，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宏图的。早期一千多年间，他们岂止没有信仰，就连神，也有不少是从希腊进口或与希腊合资，比如天神朱庇特、天后朱诺、爱神维纳斯、月亮女神狄安娜，其实就是希腊的宙斯、赫拉、阿芙洛狄忒和阿尔忒弥斯。

何况有神不等于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这里面有三个条件：第一，相信；第二，坚决相信；第三，相信的对象既不属于自然界，也不属于人类社会，这就叫超自然、超世俗。

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三条最重要。

为什么？

因为只有这样的存在，才需要信仰。事实上，这个存在如果属于自然界，就可以用科学实验来证明；如果属于人类社会，则可以用日常经验来证明。现在既不能靠科学实验，又不能靠日常经验，又该怎么办呢？

只能信仰。

这个道理，德尔图良说得最清楚。

德尔图良是罗马帝国基督教的领袖人物之一。他曾经这样说：上帝之子死了，虽然不合理，却是可信的；埋葬以后又复活了，虽然不可能，却是无疑的。

不合理而可信，不可能而无疑，岂非荒谬？

当然。

于是德尔图良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1]

这真是透彻至极。

那么，这样一种必须坚信的荒谬，又有什么必要呢？

安顿灵魂。

我们知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的眼睛不能像猪和鸡一样，只盯着面前的食槽。就算他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走投无路，也得问个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是命运吗？是环境吗？是性格吗？谁能决定我的前途？是自己吗？是社会吗？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力量吗？

答案可以有多种，终极之问却只有一个。

比如你可以说，我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我自己。那么请问，你为什么会这样？社会和环境所使然。那么，社会和环境都相同，人和人又为什么不一样？

也可以有两种解释：人各有命或自作自受。如果同意第一种，那么请问：什么是命运？命运归谁主宰？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是这样，不是那样？

也只有天知道。

当然，你可以回答：命运是自己掌握的，我的命运就是我的选择。那好，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靠什么掌握命运？你掌握命运的能力从何而来？靠学习吗？为什么有人学不会？靠天赋吗？上天如何赋予？

这就问不下去了，因为此题无解。

实际上，人之所以能够回答某些问题，是因为他有理性和知识。但，理性和知识是有边界的。就算科学可以解释宇宙的起源，也回答不了人为什么幸福或不幸福。

回答不了又希望心安，就只能信仰。

信仰，是人的终极关怀。

因此，正如信仰的对象一定超自然、超世俗，信仰本身也一定超功利、超现实。出于功利目的的任何念头和仪式都不能叫信仰，最多只能叫崇拜。

现在来看罗马和中国。

古代的中国人和罗马人跟世界各民族一样，都相信万物有灵。也就是说，不但人，动物、植物、自然物（比如山和水）都有灵魂。它们的身上和背后，也都有不可知却可控制或可利用的神秘力量。

这就产生了两个结果：占卜和多神。

占卜其实是一种巫术。中国人的占卜有两种，殷人用甲骨，周人用蓍草（蓍读如式）。罗马人也有两种，一种看动物的内脏，一种看鸟类的飞行。如果是军事行动，则看母鸡的进食情况：食欲旺盛则吉，食欲不振则凶。

因此，第一次布匿战争时，罗马舰队的指挥官便特地带了一群母鸡上船。可惜，无法适应环境的母鸡们一连几天都拒绝进食，指挥官则一怒之下把它们统统扔进了大海。指挥官说：既然你们不想吃，那就喝个够吧！

结果，据说此人大败。

显然，这不是信仰，是实用。

多神崇拜也一样。

相信万物有灵的，一般也都相信万物皆有神明。所以在罗马就像在中国，有山神、河神、海神、门神，还有灶王爷和土地公公。对国家和民族有大贡献的人，比如大禹和恺撒，也被奉为神明。鬼神几乎无处不在。

难怪罗马的神殿，叫万神殿。

神殿结构简洁明了，主体呈圆形，顶部覆盖着一个直径达43.3米的穹顶，穹顶的最高点也是43.3米。顶部有一个直径8.9米的圆形大洞，是万神殿唯一的采光点。其圆形主体的前方有一个宽34米、深15.5米的柱廊，共有16根柱子，每根都是用整块的花岗石制成，柱子高达12.5米，底部基座的直径有1.43米。万神殿是古罗马建筑艺术的结晶，对西方的建筑史发展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据安托万·德戈德斯《罗马古建筑》。

人多好种田，神多好过年。罗马人因为神明多，节日也多。这些节日有罗马人的，也有外国人的，但无不热闹欢腾。比如2月15日的牧神节，就会挑选身材健美的男青年赤身裸体一路小跑，用手中的皮鞭轻轻敲打沿途遇见的女人，据说这样就能让民族人丁兴旺。

这当然也不是信仰，是游戏。

罗马人跟希腊人一样喜欢游戏，即便后来信了基督教也如此。于是，情人节被发明了出来，据说是为了纪念被迫害致死的基督徒瓦伦丁。圣诞节也产生了，其实这天原本是异教徒波斯人太阳神的诞辰。

唯独在这个问题上，早期基督教是开明的。

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用。

中国的神佛都是有用的。观音菩萨管生子，赵公元帅管发财，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则保佑子孙后代家和万事兴。如果圣母玛利亚救苦救难，也会成为崇拜对象。只要能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罗马的神也一样，众多而且管用：战神马尔斯，谷神刻瑞斯，酒神巴克斯，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可以说有多少行业就有多少保护神，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引路人。

但，中国和罗马都没有创世神。

没有是因为不需要。实用主义的原则向来就是只管有用，不问来历。所以，中国和罗马也没有专职的神官，没有神在人间的替身和代表。罗马的神官其实是公务员，中国则只有游方道士和挂单和尚，甚至江湖骗子。[2]

罗马和中国，确实太像了。

只有一点是不同的：罗马的神有着跟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和缺点错误。爱神维纳斯和战神马尔斯偷情的故事，就被做成雕塑供人欣赏。作品性感至极，全无神性可言。

原因在于国情的不同。中国人以德治国，诸神必须道貌岸然。罗马人以法治国，便会坦然承认欲望的合理。何况他们的神并不承担道德教化和道德评判的任务。能给人间带来安康和快乐，便已功德圆满。

这实在不好意思叫信仰。

显然，有鬼神未必有宗教，有崇拜未必有信仰。神话可能是宗教的源头，崇拜也可能是信仰的起点。但从这两点出发，却完全可能走到另一条路上去。

比如印度，比如佛教。

[1]请参看卡西尔《人论》。

[2]罗马的神官和祭司都由人民大会选举产生，请参看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第一册。

佛教：无神的宗教

直到今天，印度也仍然是一个宗教大国。在那里，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长期共存、多元并立，充分体现着印度人经久不衰的宗教热情。但，产生于古代印度又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是佛教。

佛教的定位让人头疼。它是一神教吗？显然不是。它们的世界里，有着众多的佛。是多神教吗？也不是。所有的佛和菩萨、罗汉，都不是神，而是人。

那么，佛教莫非是无神的宗教？

不妨探个究竟。

佛教的诞生地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在那个喜马拉雅山麓的密林里，曾经有一个小邦叫释迦。佛教的创始人是这个小邦的王子，名叫悉达多·乔达摩。

他被称为释迦牟尼，是后来的事。

王子的降生充满了神奇。据说，他一生下来就大放智慧光明，照亮十方世界，他的脚下则涌现出一朵朵金色的莲花。王子脚踏莲花向东西南北各走了七步，然后指天画地作狮子吼：六合之内，唯我独尊。[3]

这当然非常靠不住，就连是谁作伪也不甚了然。实际上佛祖的生平并无信史可稽，关于他生卒年份的说法也有六十多种，最早的和最晚的竟相距数百年。

更何况，佛教并不信神。

世界上有两种神。一种是一神教的，即造物主。造物主不但不是人，而且没有形象。另一种则是多神教的，其中虽然也有人在，比如大禹和恺撒，却都是死人。人死为鬼，但对国家和民族有大功德者，则为神。

所以，恺撒不能称帝，却可以封神。

当然，活人脱离凡界的也有，这就是仙。仙是中国独有的，出现也很晚，比如吕洞宾。他们由于得道而肉体飞升，长生不老且有无边法术，可以腾云驾雾、点石成金，自由往来天人两界，有如古希腊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

其余则是妖魔鬼怪。其中，力量大的叫魔，力量小的叫妖，只不过女的叫妖精（比如狐狸精），男的叫妖怪（比如黄风怪）。但无一例外，都是牛鬼蛇神。

神界，也像尘世一样热闹非凡。

妖魔鬼怪是万物有灵论的产物，诸神则是社会理想和社会生活的投射。这两种观念再加丰富的想象力，就构成了千姿百态、光怪陆离的虚拟世界。

但，这不是佛教的世界。

佛教的世界是以须弥山为中心的。须弥山再加同一日月照耀的四洲，就构成一个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为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个大千世界，又称三千大千世界。

这是非神的世界。

释迦牟尼也不是耶和华、恺撒或吕洞宾。他就是一个真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并在八十岁时死去。他也不是死后封神，因为活着的时候便已成佛。

那么，什么是佛？

佛就是佛陀，意思是觉悟者。释迦牟尼，则是释迦族的圣人。这就像我们把孔丘称为孔子，孟轲称为孟子，不过表示尊敬，并无神性和神格。何况这样的觉悟者当时也不少，成为佛祖则仅仅因为他创立了佛教。

这又是一个传奇故事。

据说，二十九岁出家之前，悉达多·乔达摩虽然贵为王族，且有娇妻爱子，却并不幸福。也许，不是他自己不幸福，而是感到人类不幸福。有一天，他出王城四门，碰巧分别看见了生老病死四件事情。于是他发现，生育、衰老、疾病和死亡将贯穿人的一生，而且无不痛苦。

这可真是苦海无边，却不知如何回头是岸。

年轻的王子决定离家出走。他剃掉了自己的头发，开始了对真理的追求。在四处流浪并百思不得其解之后，他在一棵无花果属的树下立誓：不成正觉，不起此座！

这棵树，叫菩提树。

悉达多·乔达摩就这样苦思冥想。终于有一天，他豁然开朗，悟得了无上正等正觉。据说，这是一种能够觉知一切真理，了知一切事物，从而无所不知的智慧。这种智慧也叫般若（读如波惹），通过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就叫涅槃，获得般若、实现涅槃则叫波罗蜜多。

需要说明的是涅槃。涅槃又叫寂灭，因此往往被误认为死亡。其实涅槃只是欲望的寂灭，得到的则是灵魂的安静。这需要大智慧，这个大智慧就是般若。

智慧的力量是无穷的。有此大智慧，就能从此岸到达彼岸。此岸就是生死迷界，彼岸就是涅槃解脱。至于方式和途径，则有八正道以及戒定慧等等，不一而足。

一整套思想体系和修行方式就这样建立起来。

释迦牟尼立地成佛。

成佛以后的释迦牟尼开始转法轮（传教），因为他要普度众生。而且他告诉我们，成佛的关键在于觉悟。只要做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人人都可以成佛。

据公元2〜3世纪犍陀罗地区灰片岩雕，描绘了释迦牟尼成佛后于鹿野苑初转法轮的场景。该岩雕现藏于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请问，这是多神教吗？

不是。

是一神教吗？

更不是。

那么该叫什么？

也只能杜撰一个说法：无神教。

然而印度原本是有宗教的，这就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是多神教，三大主神梵天、湿婆、毗湿奴，分别为创造神、破坏神和保护神，神格极为崇高。围绕三大主神又衍生出其他的神，多至不可胜数。

印度，原本是多神的世界。

无神不成教，无论多神还是一神。因此，佛教只能在阿育王时代风光一时。之后，印度又回到了多神教，这就是经过了改革的新婆罗门教——印度教。

释迦牟尼创造的无神教则远走他乡。一路由斯里兰卡而至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一路经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再至朝鲜、日本、越南，还有一路由尼泊尔和汉地传入中国西藏，是为南传、汉传和藏传。

但，无论南传、汉传还是藏传，都已非原始佛教的本来面目。比方说，有庙宇，也有偶像，佛祖和菩萨则被当作神来崇拜。显然，佛教在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同时，也与释迦牟尼的初衷渐行渐远。

那么，什么是佛祖的初衷？

建立一种人生的哲学、智慧和境界，而且是可以通过每个人的努力来获得的。获得的方式很多，比如学习、修持或领悟，但都不是信仰，因为没有那个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更没有对这个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

佛教带给我们的，不是信仰，而是觉悟。

但，人类的终极之问总要有答案，终极关怀也总要有着落。因此，信仰必定产生。而且，由于这种关怀和追问是终极的，答案也只能是一个。

换句话说，一神教也必定产生。

只不过，需要条件。

[3]见《景德传灯录》卷一引《普曜经》。

犹太：人类的先知

最早在人类当中建立起信仰的，是犹太人。

犹太人又叫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古老民族，居住在迦南地区（今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一带）。长期以来，他们受制于一个又一个强国，最后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一度成为没有祖国的民族。

然而犹太人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却超过了当年征服过他们的所有国家和民族，因为他们发明了一神教。

发明一神教，很重要吗？

当然。因为多中心即无中心，多信仰即无信仰。什么都信，即等于什么都不信。因此所谓多神教，其实往往无信仰。要想真正建立起信仰，只能靠一神教。

但，为什么是犹太人？

那就先来看看他们的情况。

作为游牧民族的希伯来人，大约是在公元前1500年来到迦南的，领袖是亚伯拉罕。此后，他们当中的某些部落可能成了埃及法老的奴隶，又在伟大先知摩西的带领下走了出来，定居迦南，开始了他们多舛的命运。

迦南的犹太人建立了两个王国，北边是以色列，南边是犹太。这两个分分合合的王国连起来，就像一条狭长的带子，西边是地中海，东边是约旦河彼岸的大沙漠。

这并不是什么好地方。

然而希伯来人的这个小小的地盘，却又是从埃及前往赫梯、叙利亚、亚述和巴比伦尼亚的必由之路。贯穿南北的天然大通道既是商道，又是兵道，因此毫无悬念地被那些企图称霸世界的国家虎视眈眈。

当然，以色列也好，犹太也罢，如果强大，也可以从这里出发征服世界。可惜，他们是那样地弱小和单薄，便只能成为弱肉强食的典型范例。

公元前721年（中国东周平王五十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攻破撒马利亚，灭亡以色列王国。一百多年后，即公元前586年（中国春秋鲁成公五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又灭了犹太王国。首都耶路撒冷被摧毁，犹太国王和人民被掳往巴比伦。

据尼尼微辛那赫里布（萨尔贡二世之子）宫殿浮雕。此浮雕刻于12块石板之上，长24.4米，高2.4米，于1850年出土。

这可真是多灾多难，这可真是万劫不复。

其实，像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并不罕见，而且往往灭掉也就灭掉了。诸如米底和吕底亚之类的名字，又有几个人知道呢？就连盛极一时的安息和贵霜帝国，也鲜为人知。

但是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犹太和以色列，因为他们的王国灭亡了，宗教却站了起来。

学术界几乎都承认，犹太教是在“巴比伦之囚”时真正建立起来的。那些一想起耶路撒冷锡安山就忍不住要哭泣的犹太人被告知，自己之所以落得这个下场，就因为背叛了希伯来民族唯一的主——上帝雅赫维。

痛定思痛，他们决定以信仰拯救自己。

于是摩西十戒被严格遵守，摩西五书被整理出来，《旧约全书》逐渐完成，新的信仰开始建立，多神教的残渣余孽则被抛弃。决心浴火重生的犹太人刷新了自己。

结果，多难兴邦这个词，在犹太人这里就有了全新的解释：邦没能兴，兴起来的是教。

那么，犹太教有什么过人之处？

首先它是一神教，而且极为彻底。世界上不是没有过一神教倾向，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就是，但那种倾向稍纵即逝。多神教也往往有主神，却仅仅是地位尊贵而已。这些蛛丝马迹，暗示一神教的时代终将来临。

犹太人的上帝正是真正的一神。他不是独尊，而是唯一，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这位伟大的神是至高无上和独一无二的。他自生自有，全知全能，主宰宇宙，德被万物，是唯一可以创造一切却不被也无须被创造者。

显然，这是一种超自然、超世俗的最高神秘力量和精神实体，当然没有也不该有形象。因为一旦有形，即为有限。因此，上帝被绝对禁止画成画像和做成雕塑。这条禁令，后来也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完全继承。

这就跟佛教和印度教等等大相径庭。前者无神，后者多神，当然可以有偶像。偶像是用来崇拜的，崇拜不等于信仰。信仰一定是也只能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样的存在，岂能有形象？

因此，犹太教的这项规定，包括对唯一之神的坚信和确认，就成了历史的里程碑。

是的，崇拜从此变成了信仰。

这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理念，也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基础。靠着这一理念，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人类的信仰体系，把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里，犹太人功不可没。因为没有犹太教，就没有后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犹太，人类的先知。

然而犹太教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同时也是优点，这就是“上帝特选”的观念。

按照犹太教的说法，犹太人是上帝从万民之中精挑细选出来的特等选民。作为上帝的忠实信徒，犹太民族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要向全世界传播上帝的旨意。这种使命是神圣的、光荣的，也是艰难的，但上帝与他们同在。

这就叫特选之民。

为此，上帝向他们许诺，将赐给他们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而且上帝还许诺，无论以后犹太人流散到哪里，一定佑助他们返回此地。

这就叫应许之地。

但，这也是一柄双刃剑。

没错，一神和特选，让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从此，他们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首先解放犹太人，才能解放全人类。

同样，由于有此信念，犹太人流亡一千八百年，散落十万八千里，仍能凝聚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因为他们在世界任何角落，都能找到跟自己实现身份认同的人。

这就是一神教的优越性。

问题是，如果上帝仅仅属于以色列，那又与其他民族何干？如果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大家又为什么要跟他走？我们也给自己找一个上帝好了。

犹太教，终于无法成为世界性宗教。

历史的意味深长，也就在这里了。

我们知道，正如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古国都是君主制国家，希腊的民主与罗马的共和都只是特例，犹太教诞生之前世界各民族也都是多神崇拜。这样看，一神教被犹太人发明出来，岂非也是奇迹？

但，当年的特例后来却成为世界潮流，这就说明民主共和一定有必然性。同理，世界性一神教的出现也该被视为必然。可惜，由于太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具有开创之功的犹太教已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看来，上帝仅仅赋予了犹太人阶段性使命，世界性的一神教也只能出现在世界性的文明中。

这个文明就是罗马。

于是，基督降临人间。

原罪与救赎

基督，就是希腊语的弥赛亚。

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基督教的救世主是耶稣。耶稣在希伯来语中就是“耶和华的拯救”，耶和华则是唯一之神上帝，犹太教称雅赫维，基督教称耶和华。

救世主，则称基督。

不过，救世主解救人类，是因为上帝认为人类有罪。而且，这罪恶还是与生俱来的，叫原罪。

犹太教没有原罪的观念。他们只是讲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也认为这是人类落入凡尘受苦受难的原因，却没有把它变成教义，因为他们没有耶稣。

耶稣又怎么了？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而且众所周知。

这就大有问题，因为耶稣是上帝之子。神之子怎么会死呢？他怎么死得了呢？上帝怎么会见死不救呢？

所以耶稣还得复活。死而复生，才是神子。

然而这位救世主毕竟死过一回，还流了血。据说他死前曾被鞭打，背着十字架还没走到刑场就倒地身亡。

这样的故事，愚夫愚妇们是看不懂的，因为跟他们以前听说过的神都不一样，无论那些神是希腊人的，还是罗马人的。这就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毕竟，在新宗教建立之初，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不能不慎重考虑。

于是，一种解释出笼了。

这解释说：耶稣是上帝派来的，他的死当然也是上帝的安排。目的，是为了替人赎罪。神子赎罪以后，只要相信上帝和我主耶稣，人的灵魂就可以得救。

这就叫“耶和华的拯救”，也称救赎。

原来，耶稣是替罪羔羊。

既然是替罪羔羊，那就意味着有人有罪。那么，是谁有罪呢？人，一切人，所有的人。如果仅仅只是某个人或某些人有罪，上帝是不会牺牲自己儿子的。

但，人人有罪的观念，还是很难让人接受，这就必须解释为天生有罪，原本有罪，是一种原始的罪恶。

于是犹太人讲过的伊甸园故事，便有了新的解读：人人有罪，是因为始祖有罪。始祖有罪，则因为他们违背上帝的旨意，在蛇的诱惑下偷吃了树上的果子。

这就叫原罪。

至于那条蛇是从哪里来的，亚当和夏娃为什么会受它诱惑，上帝事前又为什么没有预感和预警，一概不知。

也许，那时没人较真吧！

总之，这解释彻底改造和翻新了犹太教。犹太教没有原罪，没有救赎，也没有耶稣。这三样，都是基督教的发明。唯其如此，它才成为有别于犹太教的新宗教。

犹太先知都没说的，老百姓当然也不会知道。这就需要启迪。启迪的方式，就是耶稣的受难与复活。耶稣是上帝之子，他的受难与复活就是上帝的启示。

这就叫天启。

所以，基督教是天启宗教，伊斯兰教也是。

不过，伊斯兰教的天启靠伟大先知穆罕默德，基督教的天启却不是耶稣的功劳，也不是那十二门徒的。提出了原罪和救赎教义的，是圣保罗。

圣保罗不是耶稣的门徒，甚至没有见过耶稣，却把耶稣之死这件事用到了极致。后来，当传教士们绘声绘色讲述这个故事时，台下听众几乎个个涕泪纵横。

是啊，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上帝竟然派了他的儿子用自己的血来赎我们的罪，那还不赶快皈依？

所以，基督教的创始人与其说是耶稣，不如说是圣保罗。没有圣保罗，就没有原罪和救赎的教义，基督教也就得不到最广泛的传播，甚至会销声匿迹。

但，既然认定耶稣是救世主，也就必须认定人人有罪的观念属于耶稣。

于是，就又有了一个故事。

这故事说，一天清晨，一群法利赛人押着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女人，到迦百农殿堂去见耶稣。法利赛人是墨守陈规的犹太教士。他们问：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女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怎么样呢？

显然，这不是来求教，而是来找茬。如果耶稣说可以打死，便犯了杀人罪；说不要用石头去打，便犯了违律罪。无论如何，法利赛人都可以抓住把柄去告他。

然而耶稣只是直起腰来，平静地对那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她。说完，又弯下腰去，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结果，那些法利赛人听完，竟然全都退了出去，没有一个人留下来，更没谁用石头去打那女人。[4]

这说明什么呢？

人人有罪，无一例外。

至此，新老宗教的区别一目了然。

犹太教：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

基督教：所有人都是“上帝的罪人”。

哪个更有开放性？

基督教。

是啊！既然人人有罪，那就无分你我，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也都需要救赎，不管你是罗马人、希腊人、西班牙人、日耳曼人，还是别的什么人。

所以，基督教降低了入教的门槛，取消了犹太教的许多规定，比如不吃猪肉、要行割礼等等。割礼是犹太人与上帝立约的凭证，相当于在合同上签字盖章。基督教则改为在头上洒水，显然更容易被成年男子接受。

它成为世界性宗教，也绝非偶然。

更重要的是，核心价值观诞生了。

这就是平等和博爱。

博爱来自救赎，平等来自原罪。道理很简单：人人有罪，则人人平等。人人生而有罪，则人人生而平等。平等的权利既然为造物主所赋予，那就不可让渡。

天赋人权的观念，在这里埋下了种子。

何况平等并非人的许诺，而是神的旨意。人的许诺是靠不住的，神的旨意则不可违抗。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理念一旦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就有了一个可实现和可操作的方式，尽管不是最好的。

下一步是制度的设计。

原罪的观念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所谓原罪，不过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和作恶的可能。因此，人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制度。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让人不敢犯罪和无法犯罪。对公权力的使用，尤其如此。

三权分立的制度，也在这里埋下了种子。

不过天赋人权也好，三权分立也罢，都是后来的事情。从基督教的诞生到现代文明的建立，需要漫长的过程，甚至在走向光明之前，先得堕入黑暗深渊。这是人类文明不得不支付的学费和代价。

在此刻，则必须有人以血献祭。

这个羔羊，就是罗马。

[4]见《圣经·新约》。

救世主还是掘墓人

皇帝陛下谦卑地跪在了米兰主教的面前。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头戴高冠，身穿一级大礼服和豪华披风的主教，庄严肃穆地来到一身素衣的皇帝面前，沉稳地问道：你知罪吗？

皇帝答：知罪。

主教又问：愿意忏悔吗？

皇帝又答：我忏悔。

得到虔诚的回答后，主教带领在门外等候许久的皇帝进入教堂，并在祭坛前赐给他一小片面包。

帝国的臣民们目睹了全部过程，因为此君的忏悔被要求公开进行。这当然让皇帝陛下尊严尽失，却使基督教会的权威和声望直上云霄。

这是公元390年的事，当时中国是东晋，忏悔的罗马皇帝叫狄奥多西。这位被教会赠予“大帝”称号的君王堪称划时代人物：在他死后，罗马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在他生前，基督教被定为国教。

两件事都意义重大。

基督教被定为国教，是在狄奥多西忏悔两年后，即公元392年。这时，距离相传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间是三百六十多年。这在历史上虽然不过弹指一挥，对于基督教来说却是天上人间。[5]

没错，过去是“寇”，现在是“王”。成王败寇。跳了龙门的基督教会迅速举起了大刀。第二年（393），被教会控制的罗马元老院宣判天神朱庇特有罪，同时立法全面禁止奥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它是当年希腊人献给众神之王宙斯的。

此后，帝国境内数量繁多的图书馆被陆续关闭，属于所谓“异教世界”的藏书不断流失，或被焚烧。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成果被打入冷宫，直到四五百年后才因为阿拉伯人重见天日，尽管他们信奉伊斯兰教。

因此，西方史学界把公元393年称为“希腊与罗马文明正式终结的一年”。

八十多年后，西罗马帝国也灭亡了。

其实帝国早就该亡。这一点，从迁都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那天起，就已命中注定。

表面上看，《米兰敕令》只是坚持和重申了信仰自由的原则，承认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合法地位。然而君士坦丁的倾向性却显而易见，那就是要建立基督教的独尊地位。为此，他不惜动用国库为上帝大兴土木，他的新首都也只有基督教堂，没有罗马神殿。

这是一神教的首都，不是多神教的首都。

偏袒是明显的，动机却相当可疑。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君士坦丁有什么必要把自己从罗马人的皇帝变成基督徒的皇帝呢？

也许，目的在于改变授权主体。

前面说过，罗马，无论共和国还是帝国，权力都属于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执政官和皇帝只是代理人。政权既然是他人授予的，也就可以被他人夺去。罗马皇帝走马灯似的轮番上阵，不少还死于非命，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要想一人独裁又长治久安，就只能将授权主体从人变成神，即由“君权人授”变成“君权神授”。而且，多神教的神还不行，那会弄出众多的皇帝。犹太教也不行，他们的上帝只属于犹太人，罗马却是多民族的帝国。

基督教，成为唯一选择。

毫无疑问，基督教会也十分欢迎这样一个皇帝。他们很清楚，上帝的旨意只有通过罗马皇帝，才能在人间得到实现，正如皇帝只有通过教会才能获得神的授权。[6]

皇帝和教会，一拍即合。

只不过，这笔买卖从君士坦丁谈到狄奥多西，用了八十年左右才算达成。双方的愿望和交易，则十分类似于中国汉代的独尊儒术：你许我独尊，我许你独裁。

然而结果却不相同。儒家当真效忠了帝国，帝国却未必独尊儒术，而是儒法并用。相反，狄奥多西当真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却并不许他独裁，反倒要他忏悔。

买卖，也并不总是公平的。

原因在于供求关系。要知道，罗马皇帝并不能直接跟上帝对话。按照当时的教规，神意只能通过主教来传达。皇帝以为笼络了主教就能靠拢上帝，哪晓得自己反倒从君主变成了奴仆？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儒家则不一样。首先，儒家没有组织（教会），也就没有领袖（主教），宗师则是不顶用的。其次，皇帝自己就是天之骄子，哪里用得着儒家来代为授权？第三，儒家主张君为臣纲，又岂敢让皇帝随便下跪？

奉天承运与君权神授，大不一样。

罗马分裂为东西两半，也不足为奇。

分裂是从迁都和分治开始的，后者因为狄奥多西，前者因为君士坦丁。由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谁都不能确切知道迁都的真实原因。也许，他是要打造一个新罗马，这就需要新政体，也需要新宗教，还需要新首都。

罗马不再适合做首都，这在戴克里先的眼里就已经如此了。它因循守旧，腐朽没落，一潭死水，暮气沉沉。但在君士坦丁这里，却可能还有一个原因：罗马城是传统文化的大本营，多神崇拜的势力太强也太顽固。

多神教夕阳西下，一神教旭日东升，你选哪个？

傻子也能得出结论。

但，有得就有失，有利就有弊，反过来也一样。希腊和罗马的多神崇拜也许不合时宜，却有可贵的精神。

这个精神就是宽容。

宽容并不奇怪，多神即意味着多元和多样。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相安无事。

所以，在多神崇拜的国家比如中国和罗马，虽然也有战争，却从不因为宗教而战争；虽然也有灭佛或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但都是因为政治，不是因为信仰。

就连犹太教，由于坚信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也不会把教义强加于人。只有基督教，不但唯我独尊，还要征服世界，尽管动机也许神圣或者善良。

基督教学会宽容，要到文艺复兴以后。

宽容是罗马文明的精髓，也与共和、法治相匹配。没有共和与法治，就没有罗马；没有宽容和开放，就没有罗马文明。因此，基督教只能改变罗马，不能拯救罗马。它不是罗马的救世主，而是罗马的掘墓人。

毫无疑问，基督教未必不好，不好的是动用公权力把它定为国教。这就正如儒学未必不对，不对的是定于一尊。不过，中华帝国显然比后来的罗马更宽容，道家思想从来不曾被视为异端邪说，佛教几经起伏也站稳了脚跟。

唯其如此，罗马帝国亡，中华帝国存。

这个道理，西方人后来总算明白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明确规定，联邦议会不得立法设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尽管当时的美国人多为基督徒。

信仰的自由，比信仰更重要。

如果一定要有信仰，那就信仰“自由”吧！

[5]狄奥多西忏悔的年份，据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基督教被定为国教的年份，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宗教大事年表》。

[6]以上论述请参看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

第五章
理念

三纲五常

汉章帝建初四年（79），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它是在白虎观召开的，所以史称“白虎观会议”。

这时，正如君士坦丁之迁都拜占庭，汉帝国的首都也不再是长安，而是洛阳。经历了王莽之乱的王朝，则像西周变成东周一样，由西汉变成了东汉。

白虎观就在洛阳的帝宫之中。

洛阳是个好地方。在周人眼里，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天下之中）。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再建成周洛阳。现在，帝国定都于此，应能长治久安。

问题是，这一目标怎样才能实现？

要有思想。

的确，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有此思想，才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帝国也才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维持统治。为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

然而，正如罗马基督教内部争执不休，汉代的儒家也分裂为今文和古文两派。儒生们希望由皇帝出面圣断独裁形成定论，就像罗马教会要请君士坦丁出面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讨论基督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罗马和中国，是一样的江湖。

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

白虎观会议便因此而召开，会议的结论则无关我们的痛痒。有关系的是会议纪要《白虎通》明确了一个重要概念，叫三纲。这个概念后来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成为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三纲五常。[1]

这才是一件大事。

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义，还得再看罗马。

罗马的灭亡让人不解。他们有当时最不坏的政体：共和；最不坏的制度：法治；最可贵的精神：宽容。有此三条，便足以巍然屹立，为什么会亡呢？为什么他们在感到危机的时候，要乞灵于基督教呢？

换句话说，罗马文明缺了什么？

核心价值观。

那么，宽容不是吗？

不是。价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宽容却与追求无关。你宽容，就宽容；不宽容，就不宽容。它其实是一种态度、精神、境界，但不是价值，也不靠追求。

自由呢？自由不是价值吗？

当然是。

可惜，罗马人虽然追求自由，也崇尚自由，却没有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的旗帜上是鹰，君士坦丁之后则是十字架。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

法治与共和也不是价值，而是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和手段。问题是，罗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两种方式背后的价值，他们多半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法治与共和当作纯粹技术性手段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罗马人有当时最不坏的制度，却没有支撑制度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只能成功于一时，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可选择的只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当然也不错，因为有信仰。信仰的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或者说，信仰的目的，在终极之问和终极关怀。它的现实意义，则在承载核心价值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信仰或类似信仰的原因。只不过，靠公权力树立起权威的早期基督教，并不完全符合罗马国情。

结果，罗马死了，基督教却在她身上成长起来。

那么，中华帝国呢？

中华帝国也是没有信仰的，却只有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没有长时间分裂和制度性崩溃，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虽无信仰，却有理念。

这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合起来叫纲常，也叫纲常伦理。而且，自从宋代的朱熹将三纲与五常联用，朝野贤愚便都耳熟能详并奉为圭臬，维系着王朝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其实，纲与常是两回事。

什么是纲？纲就是提网的总绳。总绳一提，网眼就张开了，这就叫“纲举目张”。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既然是三纲，那么五常就是目，也叫德目。

也就是说，三纲是抓总的，五常是管用的。

管用很重要。一种理念如不管用，那就无法推行。五常却放之四海皆可用。比如仁，在君臣就是君仁臣忠，在父子就是父慈子孝，在夫妻就是夫和妻柔，在兄弟就是兄友弟恭，在朋友就是与人为善，统统管用。

义、礼、智、信，也一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儒家称为五伦。五常既然能够普遍地适用于五伦，当然是伦常。

伦常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

什么是伦？伦就是秩序和类别。所以，人伦，就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类别；伦理，就是区分类别并规范秩序的规定；伦常，则是伦理道德可执行可操作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显然，这里面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简易而朴素的，否则不可操作；第二，必须是恒定不变的，否则无所适从；第三，必须是正确或被说成是正确的，否则没有资格充当伦理道德的规范者。

五常恰恰就符合这三个条件。

我们知道，常，有永久的意思（恒常），也有普通的意思（寻常）。永久就正确而恒定，寻常就简易而朴素，当然管用，也当然可以称之为伦常。

那么，五常又为什么具有这些品质？

儒家说，因为它们源于人性。

实际上，董仲舒的五常来自孟子的四端。端，就是道德观念的发源地。孟子认为，它就在人心之中。因为仁就是恻隐之心，义就是羞恶之心，礼就是恭敬之心，智就是是非之心。这可是“人皆有之”的，因此是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来的仁义礼智，就是共同价值。[2]

仁义礼智，是价值吗？

是，因为可以追求也值得追求。追求仁就叫成仁，追求义就叫取义。而且，由于它们是最高价值，还值得为之献出生命。比方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么三纲呢？也来自共同人性吗？

对不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可没有半点儿人性依据。然而对于帝国，三纲却比五常更重要。只有确立了三纲，帝国的统治才会坚如磐石。

这个使命落到了董仲舒的身上，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如果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则奈皇上何，奈儒家何，奈天下苍生何！

董仲舒该怎么办？

[1]三纲的思想其实始出于法家，最早见于《韩非子·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后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他的《举贤良对策一》则提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概念。东汉的《白虎通》进一步明确了三纲的内容，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表述为三纲六纪。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联用。

[2]见《孟子·告子上》。

天人合一

人性中找不到的，就只能去向天要。

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向年轻的天子呈交答案的。不过君臣二人似乎是书信来往。汉武帝下诏询问治国之道，董仲舒则上书提出对策。汉武帝三问，董仲舒三答，开篇就说天人关系，史称“天人三策”。[3]

五常，就在这里提了出来。

三纲的概念，则见于《春秋繁露》一书。这是董仲舒的代表作。据说，为了撰写这部巨著，他在书房的窗户上挂了帷幕，三年都不往园子里看上一眼。

那么，董仲舒又如何证明三纲五常？

天人合一。

这倒是耳熟能详的说法，却实在需要解释。

汉语中的天，英语或者翻译为Heaven（上苍），或者翻译为Nature（自然）。实际上在董仲舒这里，两种意思都有，因此应该是Nature加Heaven。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它有三大特征。

首先，天是终极创造者和最高主宰者。它创造了世间一切事物，也决定着人的命运。比方说，谁当天子，谁坐天下，要不要改朝换代，等等。授予治权就叫天命，更换王朝则叫革命。所有的王朝，都不过奉天承运而已。[4]

诞育万物并当家做主的，是天。

但，天又不是上帝或安拉那样无形的神。它甚至就是自然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按照一定规律和规则结构而成的。物质有金木水火土，规律则是阴阳五行，因此天不是信仰的对象，反倒可以研究和琢磨。

什么是阴阳五行？

阴阳主要是《周易》的概念。按照这种观点，世界或宇宙的构成、运动和变化，总规律就是阴阳的关系。任何事物和事件都有阴阳两面，它们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而且阴会变成阳，阳会变成阴。

显然，这是哲学，不是信仰，就像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数与数的和谐”。

五行也一样。它首先是五种物质或自然现象，同时又是两种关系，即相生相克。相生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则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岂非规律？[5]

有物质，有规律，可认识，岂非自然界？

然而这个自然界却有意志，有感情。春就是喜，夏就是乐，秋就是怒，冬就是哀。天命和革命，则体现了天的意志。天甚至还有道德，比如天道行健或厚德载物。[6]

既是自然界，又是有情人，还是主宰者，这就是天的三大特征。而且，这也是当时中国人的共识。

这样一种存在，不要说西方人，就连现代中国人恐怕也很难理解。明明就是创世主，却又不是创世神；明明就是自然界，却又有喜怒哀乐，你说是什么？

也只能叫老天爷。

是的，一个好心肠又爱发脾气的老爷子，却绝非玉皇大帝或观音菩萨那样的人格神。他可能跟上帝或安拉一样也是无形的，却又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丰富的感情。

这样的天，其实就是人。

唯其如此，董仲舒才说“天人一也”。[7]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是同构的。比方说，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三百六十六小节；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大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明暗昼夜，人有睁眼闭眼；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阴阳刚柔，人有君臣男女——岂非同构？[8]

同构则感应。所以，社会和谐，则风调雨顺；民怨沸腾，则天崩地裂。因为天与人不但同构，而且相通。生命相通，道德相通，情感也相通。

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相通，这就是正宗原装完整版的“天人合一”。

问题是，这套说辞有什么意义呢？

以天道说人道。

话，首先是说给统治者听的。董仲舒对汉武帝说，臣读《春秋》，最感到惊心动魄的，就是如果君王无道，上天便会先用灾害来谴责，再用怪异来警示。倘若冥顽不化、屡教不改，那就要发动革命来进行惩罚了。[9]

汉武帝读到这里，恐怕着实吓了一跳。

好在董仲舒又说，如果君王有道，则会出现祥瑞（凤凰或麒麟之类），证明当今圣上是尧舜之君。

汉武帝这才松了一口气。

董仲舒这样说，很可能有一种良苦用心，那就是借用皇天限制皇权。是啊，天子的治权既然来自天命，就不能弄得天怒人怨，知识分子也就有了发言的权利和理由。

这是备受后世赞扬的一点。

可惜董仲舒没有想到，他用来对付皇帝的，皇帝也可以用来对付臣民。比方说，要除掉某个并无过错又看不顺眼的大臣，便可以使用“天厌之”的名义。

中国的皇帝，可不是狄奥多西。

更何况，要让皇帝服从天意，就得承认他是天子，并以皇天上帝的名义赋予他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力。

三纲之说应运而生。

需要说明的是，把三纲理解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是白虎观会议以后的事，董仲舒说的只是三种关系。只不过这三种关系最为重要，所以是纲。

那么，为什么是三纲，不是四纲或五纲？

因为要以自然说社会。汉儒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无非天、地、人，叫三才。三才对应的当然是三纲。换句话说，君臣就是天道，父子就是地道，夫妻就是人道。

这就叫“天人合一”。

天道有三才，人道就有三纲；天道有五行，人道就有五常。五常是个人品德，三纲是社会伦理。后者高于前者，因此纲为三，常为五，就像三皇五帝，三王五霸。[10]

呵呵，中国人的说法，总是三五成群的。

剩下的工作是解释。

解释三纲的是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是主宰和支配阴的，阴离开阳则不能存在。所以，臣服从君，子服从父，妻服从夫。这就是“王道之三纲”，而且“可求于天”。[11]

五常则利用五行来解释：仁为东方之木，义为西方之金，礼为南方之火，智为北方之水，信为居中之土。只不过，这个解释是《白虎通》的，不是董仲舒的。[12]

这样一来，三纲五常就变成了一种“天启道德”。由于来自天启，也就具有了类似于天启宗教的性质。儒学有如神学，儒生有如神父，孔子有如教主。儒家思想和礼乐教化被称为“儒教”，并非全无道理。[13]

看来，汉武帝时代的两位大儒都不再纯粹。公孙弘当然是官场老油条，董仲舒则更像一个巫师和道士。而且正是他开创的今文经学派，还把儒术变成了巫术。

那可又是一台好戏。

[3]董仲舒事迹均见《汉书·董仲舒传》。

[4]董仲舒“天人三策”之三称：“天者，群物之祖也。”

[5]请参看《春秋繁露·五行之义》。

[6]见《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7]见《春秋繁露·阴阳义》。

[8]请参看《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及其他。

[9]见董仲舒“天人三策”之一。

[10]三纲是社会伦理，五常是个人品德，系采用冯友兰的说法，请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11]见《春秋繁露·基义》。

[12]见《白虎通》卷八。

[13]天启道德系采用韦政通的说法，请参看韦政通《中国思想史》。儒学有如神学，儒生有如神父，孔子有如教主，系参考田昌五、安作璋的说法，请参看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

政治化巫术

公元56年，也就是罗马的尼禄皇帝上台后两年，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做了一系列的事情：封禅泰山，修建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读如衬）于天下。

第二年，光武帝驾崩，享年六十二岁。

也就是说，这是他最后的动作。

明堂是宣明政教之处，灵台是夜观天象之台，辟雍则是天子的学宫。起明堂，筑灵台，建辟雍，自然是为了从武功转向文治，与天下臣民共享太平。

那么，图谶又是什么东西？

谶，就是谜语式的预言，且由来已久。据说秦代就有“亡秦者胡”的谶语，结果秦始皇花大力气对付匈奴，却没想到亡秦之胡不是胡人，而是胡亥。

该遗址群于1958年开始发掘，共发现八个遗址。每个遗址建筑形式相同：由方形太室与圆形围墙组合而成。厅堂柱础由汉白玉琢磨而成，墙壁为草泥面。有大量瓦当，少量五铢、货泉、铜铁器出土。我国古代大型建筑群的“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的惯例可见于此。史学家认为，这组建筑的平面布局、建筑形式、大小规模是汉武帝之后阴阳学说在建筑上的反映。据《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

这就真不知道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了。

不过民间是相信的，就像相信耶稣死了又复活。我们民族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还多灾多难。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安全没有保障，精神失去寄托，灵魂无处安顿，就只有相信谶语、八字和风水。

后来统治者也信了，带头的是王莽。

王莽为什么相信？因为他就是靠这玩意当上真皇帝的。当然，把王莽扶上帝位的，除了谶语还有符瑞（吉祥物），比如那块白石头（请参看本书第三章）。

何况这并非没有理论依据。《礼记·中庸》就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儒家经典都承认的，王莽当然可以相信。

实际上孔子虽然不谈神怪，儒家却相信世界上有天赐神物。他们说，伏羲的时代，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上有绿图，叫河图；又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上有丹书，叫洛书。这就是所谓“河出图，洛出书”。[14]

其实这事孔子也相信。在他去世前两年，有一只麒麟被猎获打死。孔子就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我可是没什么希望了，我的主张也走到头了！[15]

这就是图谶的来历。

图谶，就是河图、洛书加谶语。

此外还有纬。

纬，就是纬书。所谓纬书，是相对经书而言的。独尊儒术以后，儒家著作被奉为经典，叫经。其他各派诸子百家的，则叫子。另外，史学著作叫史，文学著作叫集，合起来就叫经史子集。

经，原本是纺织品上的纵线，横线则叫纬。所以，从理论上讲，有经就该有纬。《诗》、《书》、《礼》、《易》、《春秋》都被定为经了，纬在哪里呢？

也只能伪造一批。

于是汉儒谎称，孔子当年曾配合六经，秘密地撰写了一些纬书传给后世，现在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共享，就像出土文物。这些纬书都有稀奇古怪的名字，比如《乾凿度》、《考灵曜》、《含神雾》、《感精符》，一看就是装神弄鬼。[16]

这样的“伪书”当中，自然少不了谶语，否则也没有伪造的必要。这就叫谶纬。

王莽喜欢的，就是谶纬。

刘秀喜欢的，则是图谶。[17]

这同样毫不奇怪，因为刘秀也是靠这个当皇帝的。当年他起兵时，就有人拿来图谶，说是刘氏该复起。称帝前又有人拿来图谶，说是刘秀奉天承运。刘秀扭扭捏捏一阵子后，就“顺应天意”成为东汉光武皇帝。

显然，这是一种政治化的巫术。

因此，光武帝刘秀把图谶向天下公开，首先是为了巩固政权，强调皇位和帝统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也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但，大汉王朝不是已经有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吗？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请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化巫术图谶呢？

也许，君士坦丁的选择可供参考。此人扶植并皈依基督教，恐怕就因为发现原来的多神教已经无法保佑他和他的帝国，这才既抛弃了罗马城，也抛弃了罗马神。

同样，儒家思想也让光武帝不能满意，尽管它其实经过了董仲舒的改造，变得更对帝国的胃口。但，前面说过，董仲舒是留了一手的。他希望天意的解释权能够由儒生来掌握，从而在帝王的法统之外再开一个道统。

光武帝当然不能同意，他可不想成为另一个狄奥多西。尽管他并不知道罗马的故事，但帝王的本能告诉他，皇天上帝的授权不能假手他人，必须自己直接获取。

图谶，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这就又要拜谢董仲舒了。他开创的今文经学，原本就有巫术的意味，他自己也是推论灾异的高手，《春秋繁露》里面还有登坛祈祷、求雨止雨的方法。王莽时代的那些纬书也是今文经学派炮制的，光武帝只需顺水推舟。

为此，他不遗余力。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光武帝对图谶是真信或者仅仅只是利用。但可以肯定，他明白这玩意其实并不地道。因此他对外界的反应，就差不多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有一天，光武帝跟一位大臣讨论祭祀的事情。光武帝说，朕打算用图谶来做决策判断，你看如何？

大臣答：臣不为谶。

光武帝勃然变色：爱卿不为谶，是反对它吗？

大臣吓出一身冷汗，马上解释说：臣才疏学浅，有些东西没有学过，哪里敢反对？

光武帝这才恢复常态。[18]

然而那些正派的儒生依旧不以为然。比如尹敏，曾被光武帝派去校订图谶。尹敏却抗命说：谶书并非圣人撰写，粗俗不堪，恐怕误人子弟。光武帝不听他的。于是尹敏做校订时，便在空白处加了六个字：君无口，为汉辅。

君无口，就是尹。这是典型的谶语模式。

光武帝看了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尹敏说：臣见其他人这样胡编乱造都得了好处，也想侥幸得到富贵，万一成了呢？[19]

这其实就是撕破脸皮揭穿把戏了，但刘秀却没有治他的罪，只是不再重用而已。也许，光武帝也明白，图谶不过自欺欺人。硬要当真，他自己也未必做得到。[20]

图谶治国的方针却一如既往地被强制推行。光武帝并没想到：巫术政治化的同时，政治也会巫术化；而巫术化的政治是既不能治国也不能救命的。

事实上，正如董仲舒企图用来制约皇权的天意，反被皇帝用来对付臣民，刘秀试图借以巩固政权的图谶，也被造反起义的农民用来推翻王朝。黄巾军就是这样。他们的口号有八个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这也是典型的谶语模式。

以后，曹丕、刘备、孙权，都用图谶来做文章，证明自己称王称帝的合法性。结果，正如基督教不是罗马帝国的救世主，图谶也没能拯救大汉王朝。

那么，东汉为什么会亡？

东汉之亡，又留下了哪些教训和遗憾？

[14]见《易传·系辞上》。

[15]见《史记·孔子世家》及何休注。

[16]见《礼记正义》引郑玄说。

[17]这一观点请参看吕思勉《秦汉史》。

[18]见《后汉书·郑兴传》。

[19]见《后汉书·儒林列传》。

[20]吕思勉《秦汉史》中说：谶文妖妄，岂有以中兴之主而真信之理？

东汉之亡

东汉是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的。

伤，有内伤，有外伤。外伤就是农民起义，内伤则是统治阶级内部旷日持久、错综复杂的斗争。

那就先看内伤。

与刘邦以一介平民开创帝业不同，刘秀是豪门巨族出身，依靠的是以南阳大族为骨干的豪强集团。后来他分封功臣，提倡儒术，原因也在这里：一起打江山的豪强必须得到酬谢，主张家天下的儒学则能巩固其统治。

这就与西汉有所不同。

西汉实行的是户籍管理制度。所有臣民都要按户登记在册，叫编户；编入户籍的臣民一律平等，叫齐民。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因为可以保证皇帝的高高在上。

然而到西汉末年，齐民已经不齐，帝国之臣开始两极分化。大部分人或贫或贱，成为寒门或庶族；极少数人或富或贵，成为豪门或望族，社会结构发生大变化。

换句话说，西汉前期的臣民，就像马克思所说是装在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个头都差不多，皇帝当然也不难君临天下。现在某些马铃薯却变成了巨无霸，夹在了皇帝与小民当中，又该如之何呢？

那就只能看皇帝的能耐了。

可惜东汉的国运不佳。头三个皇帝还不错，既有执政能力，寿命也算长，光武帝享年六十二岁，汉明帝四十八岁，汉章帝三十三岁。这就已经一代不如一代，没想到后面的皇帝更惨，继位时年纪小，活的时间也不长。

和帝十岁，享年二十七岁。

殇帝百日，享年二岁。

安帝十三岁，享年三十二岁。

顺帝十一岁，享年三十岁。

冲帝二岁，享年三岁。

质帝八岁，享年九岁。

桓帝十五岁，享年三十六岁。

灵帝十二岁，享年三十四岁。

章帝以后八个皇帝，包括没算进去的少帝刘辩（十七岁）和献帝刘协（九岁），继位时没有一个是成年人。活得最长的桓帝和灵帝，又是著名的昏君。

那么，谁来治国？

外戚和宦官。

这是东汉的两大势力集团，他们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原因很简单，皇帝年幼，只能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皇帝长大要夺回权力，又只能依靠宦官。结果是外戚和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直闹到亡国。

斗争残酷而血腥。第一次火并在和帝时期，第二次在安帝死后，两次都是外戚失败，他们的兄弟和同党则不是自杀，就是伏诛。这还算是客气的。到桓帝联合宦官消灭外戚梁冀时，可就是满门抄斩，血流成河了。

停战时也好不到哪里去。朝政被他们轮流把持，仕途则被他们坐地分赃。大体上中央官是外戚党羽，地方官是宦官党徒。东汉的政治，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更严重的是还要谋杀皇帝。

被谋杀的是质帝。质帝死时虽然只有九岁，却看出梁冀的不臣之心。有一天上朝时，质帝看着梁冀说：这是个跋扈将军。于是，梁冀当天就给质帝送去了毒饼。

质帝紧急召太尉李固进宫。

李固问：陛下怎么得的病？

质帝说：吃了饼，肚子疼，喝口水还能活。

旁边的梁冀却冷冰冰地说：会吐的，不能喝。

话音刚落，质帝驾崩。

李固伏尸大哭。

于是，梁冀便把李固也杀了。[21]

这就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君为臣纲可是帝国的根本所在，岂能动摇？天下人的天下，又岂能由他们瓜分？

另一个势力集团拍案而起。

这个集团就是士人。

士人集团也就是官僚集团，因为两汉的官僚队伍主要由士人组成。士人就是读书人。他们以读书为生涯，兼事农业，世代如此，正所谓“耕读为本，诗书传家”。

读书没有经济效益，出路是做官。一个家族如果有人因为读书而做官，读书就会成为风气，做官的人则会越来越多。如果世代屡出高官，那就成为名门望族。再加上门生故吏亲朋好友，则会形成不小的势力。

当然，这也是利益集团。

不过，虽然都要讲利益，三大集团却并不一样。外戚和宦官只有利益，士人却还有理念、气节、操守、追求和情怀。这是他们读书读来的，也是光武帝倡导的。

光武帝即位后，一方面四处宣扬图谶，另一方面则大力表彰气节。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他很清楚图谶之类只能愚弄匹夫匹妇，气节操守才能撑起国家栋梁。因此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不肯出来做官的，尊重其个人选择。[22]

此举影响深远。因为对于读书人，最挡不住的诱惑就是做官。如果归隐山林能够得到皇上的肯定，那么，进入官场的士人也应该能够洁身自好。

这可真是纲举目张。

因此东汉的士风清朗一时。士人以道德相标榜，以天下为己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面对朝政的混乱，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以京都洛阳为阵地，以三万太学生为后援，口诛笔伐，评头论足，掀起了舆论的狂潮。

唇枪舌剑所指，就是宦官集团。

依靠宦官铲除异己的汉桓帝震怒。公元166年，也就是罗马使团访华那年，桓帝指名道姓以“党人”罪名逮捕二百多人，判处终身禁锢，史称“党锢之祸”。

让桓帝没有想到的是，党锢之祸给受害者带来的却是崇高的荣誉。太学生和知识界开始给他们做排行榜，名誉最高的叫三君（意见领袖），其余则有八俊（俊杰）、八顾（楷模）、八及（导师）、八厨（慈善家）。

这些人统称名士，也叫清流。

清浊不两立，冲突还会再起。

公元169年，汉灵帝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的打击面更大：被杀一百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多人。帝国的知识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

人品的高下，人心的向背，却也在这时显现出来。

李膺是八俊之首，通缉令下达时正好隐居乡下。乡人劝他逃亡，他却选择自投罗网。李膺说，遇事不避难，获罪不避刑，才是气节。结果，李膺死于狱中。

吴导是朝廷派出去逮捕范滂的，到了县里却抱着诏书号啕大哭，县令郭揖也解下印绶准备跟范滂逃亡。范滂却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慷慨赴死，时年三十三岁。[23]

什么叫精英？这就是。

知识精英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产，如果遭到如此大面积的打击，王朝离覆灭也就为期不远。可惜桓帝和灵帝都意识不到这点，只有死到临头才可能被吓醒。

果然，十五年后，汉灵帝大赦党人。

因为黄巾军打过来了。

[21]见《后汉书》之《梁冀传》和《李固传》。

[22]见《后汉书·逸民列传》。

[23]见《后汉书·党锢列传》。

道教启示录

黄巾军是在公元184年起义的。

不清楚汉灵帝的情报系统事先是否得到了消息，然而起义者却已把舆论造足。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24]

这是暗号，也是谶语。

岁在甲子约定的是起义时间，事实上这一年也刚好是甲子年。但这里面未尝没有神秘意味，因为甲子为六十年一个轮回之首。岁在甲子，有开始新纪元之意。

这当然是巧合，但足以让人兴奋。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则略嫌费解。因为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土德的黄天应该在火德的赤天之后，苍天却是木德，也不代表汉，汉是火德。

也许，这句话的意思是：木（苍天）已被火（汉王朝）烧成灰烬，现在轮到土，土是黄天。[25]

难怪他们要戴黄头巾。

光武帝用来夺取江山的手段，被黄巾军用来推翻他的王朝，这真是情何以堪。不过黄巾军倒不是存心要让光武帝的在天之灵难受，因为他们原本就是道教徒。

道教的起源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情，但不会早于汉顺帝时期。据说当时有个名叫宫崇的人，献出了一本叫《太平青领书》的神书，而这本书又是他老师于吉得到的。有关部门认为该书妖妄荒唐，便藏在宫中，并未公开。

后来不知为什么，张鲁手上也有了这部书。[26]

张鲁可就跟道教有关了。他的祖父叫张陵，也就是道教讲的张天师。张陵创造的教派叫天师道。由于入教或看病要交五斗米，所以也叫五斗米道。

另一个教派则叫太平道，创始人就是黄巾起义的领导者张角。黄巾军失败以后，太平道融入了天师道；而天师道则因为张鲁投降曹操，慢慢发展起来。[27]

天师道和太平道的故事，大约基本属实。于吉得到了神书，则只能姑妄听之。但这段记载还是道破了天机：该书主要讲阴阳五行，也有很多巫觋（读如习）杂语。

巫就是女巫，觋就是男巫。

也就是说，道教出自巫术。

这并不奇怪，印度的婆罗门教就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有关巫术的观点均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但道教在东汉后期产生，却发人深省。

是啊，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直接原因是佛教已经传入中国，时间是在汉顺帝之前的汉明帝时期，佛寺则首先在洛阳建立。尽管这时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还很肤浅，甚至也把它看作一种方术，但这种闻所未闻的精神文明还是让我们耳目一新。

中华民族是善于学习的。宗教既然是好东西，那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个，哪怕借鸡下蛋。

这时，犹太教和基督教还没有传进来，伊斯兰教则尚未诞生，我们并不知道一神教为何物。但我们从佛教那里得知，宗教需要教义和教主，需要组织和仪式，更需要理论基础、修持方式、崇拜对象和最高智慧。

那么，我们有吗？

有。阴阳五行就是理论基础，练功和服丹就是修持方式，各类神明就是崇拜对象，老子的道就是最高智慧。只要把老子奉为教主，术士称为道士，就成功了。

道教当然并非如此简单，它的诞生和发展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不是我们要说的。我们更关心的是，道教在中国必然要产生吗？如果说它的横空出世乃应运而生，那么道教的“运”又是什么？

巫术的合法化和正规化。

我们知道，巫术是一种原始文化，因此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要变身。比方说，在希腊变成科学，在印度变成宗教，在中国变成礼乐，在全世界变成艺术。

变成礼乐以后，巫术就不再是巫术。正宗的儒家是不讲巫术的，也不喜欢怪力乱神。唯其如此，图谶，包括后来的佛教，便一直遭到正统儒家的抵制。儒家讲的是王道，而王道不需要装神弄鬼，也与方术无涉。

可惜，巫术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也有适合其生长的气候和土壤，尤其在民间。因此，它只会被底层化和边缘化，不可能彻底消亡。

更何况，巫术还有它的合理性。

事实上，正如欧洲的中世纪并非一团漆黑，包括方术和谶纬在内的巫术也并非一无是处。汉代纬书中，就不乏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哲学的知识。与巫术息息相关的中医学，更不乏人体学和医药学的内容。[28]

其实两汉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张衡的候风仪和地动仪，扬雄的《太玄经》（数学），张仲景的《伤寒论》（医药学），王充《论衡》中的某些部分，都是重要的科研成果。

西汉张衡于132年造此装置，以精铜制成，周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比西方此类仪器的出现早约一千七百年。是世界上地震仪之鼻祖。该装置准确测知了138年发生在河西走廊的陇西地震。

1897年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出土。边长27.4厘米、厚3.5厘米。晷面中央有一直径1厘米的圆孔，内圆与外圆之间刻有69条辐射线。

就连被斥为妖妄荒唐的纬书，也发现了日蚀的科学原理（日光沉淹，皆月所掩），以及为什么地球在运动人却以为地不动。他们的说法是：这就像在大船上闭窗而坐，是不可能感觉船在行走的。[29]

这并不奇怪。汉，毕竟是大帝国和大文明，有一种开阔的胸襟、豪雄的气势和远大的目光，可以纵横万里，包揽天地。汉人也信心满满，自认为有资格有能力勘破宇宙的秘密，对之前的文明做出总结性的发言。

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是这种远大目标的产物。换句话说，汉人是要彻底弄清楚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并为之构建一个科学模式或数学模型。

可惜，中华文明的科学基础实在薄弱，能借助的力量只有巫术。这就不能再让巫术底层化和边缘化。但，巫术如果不能变成科学，就只能变成别的。那么，它在汉代又怎样实现自己的合法化和正规化呢？

上层将巫术政治化，下层将巫术宗教化。

政治化的巫术就是图谶，就是纬书。也就是说，巫术政治化的前提，是儒学的巫术化。儒学巫术化了，巫术才能儒学化，也才能合法化和正规化。但，两汉儒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两汉巫术也必然政治化。

结果是什么呢？

政治巫术化，比如王莽，比如刘秀。

与此同时，巫术也在宗教化，宗教化的巫术就是道教。道教的宗教外衣是从佛教那里借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是佛教的道教化。后世一般信众心目中的佛教，其实是被巫术化和道教化了的，只有禅宗是个例外。

显然，政治巫术化，佛教道教化，都因为巫术没能科学化。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然而历史没给我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董卓，一个野蛮、强悍而又狡猾的西北军阀，像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闯进了洛阳。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碎了，接下来是三百多年的分裂和混乱。一直要到隋唐以后，我们民族才能静下心来，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

但这绝不意味着三国、魏晋和南北朝是一塌糊涂和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三个半世纪的积累和准备，中华民族才发展壮大起来，中华文明也才再次成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文明。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三国纪》

[24]见《后汉书·皇甫嵩传》。

[25]这个解释请参看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

[26]见《后汉书·襄楷传》。

[27]关于道教的起源和演变过程，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28]其实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即已指出这一点，请参看。

[29]见《春秋纬·感精符》和《尚书纬·考灵曜》。

后记
为什么是罗马

公元前后的五六十年，对于中国和世界恐怕都是颇为重要的。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了元首制。公元25年，刘秀开始了新王朝。从此，大汉变成了两个：西汉，东汉。罗马也是两个：共和国，帝国。

两汉两罗马，即此之谓。

此后，而且相差不到一百年，中国和罗马都陷入分裂状态。罗马变成东西两个帝国，中国则是南朝和北朝。南北朝之后的中国重归一统，罗马却走上不归之路。

如此镜像，令人着迷。

罗马跟中国确实很像，比如多神崇拜，信仰自由，甚至没有信仰。中国的皇天上帝虽然掌握了天命和革命的终审权，平时却并不直接插手人间事务。罗马的诸神更是保护者而非裁判员。人的是非，神是不管的。

也就是说，中华和罗马都是“人本”而非“神本”。唯其如此，他们才会一个发明了礼治，一个发明了法治。法治也好，礼治也罢，都是“人的自治”，没有上帝同行。

所以，罗马人跟中国人一样，家族观念强，重视亲情伦理，相信君子协定，认为无信义即无人伦。或者说，他们其实也有类似于“五常”的观念。

这一点，在恺撒被刺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前面说过，布鲁图等人刺杀恺撒，是为了阻止帝制、保卫共和。这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正义的，但在当时却弄得人人喊打。倒不是共和制度不得人心，更不是变成帝国乃人心所向。他们成为过街老鼠，仅仅因为犯了众怒。

为什么会犯众怒呢？

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指出了两点。

第一，元老院全体议员曾集体宣誓，誓死保卫恺撒的人身安全。这种誓言在罗马属于最高等级：无须人质也无须担保，却具有公共效力。因为宣誓人都是公众人物，从来就视名誉如生命，不会也不敢背叛誓言。

第二，恺撒在罗马被尊为国父，有着父亲般的神圣光环，遗嘱中又交待要将遗产分赠罗马公民。因此，对于罗马人来说，布鲁图等宣过誓的人刺杀恺撒，就不但是背信弃义，而且是弑父弑君，是可忍孰不可忍！

难怪愤怒的民众会把共和国的保卫者称为“弑父者”，一个个恨不得亮出复仇之剑。这种情感，中国人不难理解。《后汉书》说罗马“有类中国”，看来也有道理。

中国与罗马，确实具有可比性。

不过，我决定写这本《两汉两罗马》，却并非仅仅因为有这么多看起来的相似和巧合，更因为只有汉代的中国人和古代的罗马人，才第一次创造了世界性文明。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亮点。

毫无疑问，文明从来就是相互影响的。埃及和西亚文明影响了希腊，希腊又影响了罗马，也影响了北非、西亚和中亚。然而在希腊化时代，希腊本土是衰落的。文明的中心不在雅典，而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印度也一样。最能代表印度文明特色的种姓制度和婆罗门教，影响力不出南亚次大陆。产生于恒河流域的佛教虽然传播到了全世界，但在自己的文明圈内却谦虚地退居二线，实际作用远不如在异国他乡。

两汉两罗马就大不一样。

罗马与汉，都是在自己的鼎盛时期走向世界的。两国都有强大的中央政权，治理着几乎同样大的疆域、同样多的人民，也都依靠铁马金戈开疆辟土，并推行民族同化的政策，以此建立起世界性的文明圈。

留下的遗产同样丰富。

汉的贡献是为中华帝国奠定了基础。帝国制度虽然是秦始皇创立的，却有着严重缺陷和致命弱点。正是由于汉武帝及其继承人的努力，这些问题才得到了解决，中华也才成为世界上最典型和最稳定的帝国。

两汉，是帝国制度的样板。

罗马则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原型。实际上正如本书第三章所述，罗马的政体设计确实精巧而高明：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分别对应着君主制、贵族制（或寡头制）和民主制，可谓集三种制度的优越性于一身。

当然，罗马并非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一人一票的直接民主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变成超级大国以后就再难实行。此外，元老院的精英性质和奉献精神没有制度保障，执政者从任期一年的执政官变成终身制的皇帝，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因此，只要把人民民主由直选制改为代议制，给执政者（无论他叫总统还是国家主席）一个合适的任期，再解决元老院的组成问题，几乎就是最不坏的政体。

更重要的是，罗马的共和精神和法治观念，恰恰是现代文明最需要的。事实上，只要坚持共和，坚持法治，则无论人民民主，抑或君主立宪，都是现代文明。

这就是罗马的贡献。

更何况，他们还贡献了基督教，尽管基督教其实是罗马帝国和罗马文明的掘墓人。

这样看，中华文明就有了别样的意义。

中华文明的意义在于：一个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没有宗教信仰，也不靠血腥和暴力，却能长时间维持统一，或在四分五裂和外族入侵后重建家园，维系文明数千年不中断，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同样，中华文明虽未中断，却在衰减，并逐渐失去世界性。相反，罗马文明却浴火重生，在文艺复兴之后成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源头之一。这里面难道没有奥秘？

当然有。

只不过，弄清楚这奥秘，需要全球视野。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本书的原因，也就是本书为什么要从世界、历史、制度、信仰和理念五个方面展开讨论的原因。现在期待的，是诸位的批评。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前3500年，人类最早的文明出现在埃及和西亚。

公元前3100年，纳尔迈（美尼斯）建立埃及第一王朝。

公元前3100年—前2700年，克里特文明诞生。

公元前2500年，哈拉巴（印度河）文明诞生。

公元前1700年，有证据证明的夏文明诞生。

公元前1200年，奥尔梅克文明诞生。

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

公元前969—前936年，腓尼基推罗国王希拉姆一世。

公元前960—前930年，以色列－犹太国王所罗门。

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

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

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

公元前722年，春秋开始。

公元前721年，亚述国王萨尔贡二世灭以色列王国。

公元前671年，亚述征服埃及。

公元前639年，亚述巴尼拔攻陷埃兰首都苏撒，亚述帝国的版图面积空前绝后。

公元前612年，迦勒底和米底王国的联军攻破亚述首都尼尼微。

公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继承王位，亚述帝国灭亡。

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雅典梭伦改革。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摧毁耶路撒冷，灭犹太王国，犹太教在“巴比伦之囚”中形成。

公元前569年，释迦牟尼诞生。

公元前558年，居鲁士建立波斯王国，几十年后建立起波斯帝国。

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

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征服米底，建立波斯帝国。

公元前546年，居鲁士灭吕底亚。

公元前538年，居鲁士灭新巴比伦王国，犹太复国。

公元前525年，波斯征服埃及。

公元前518年，波斯入侵印度。

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诞生。

公元前499—前449年，希腊波斯战争。

公元前494年，罗马平民第一次撤离运动。

公元前469年，苏格拉底诞生。

公元前468年，墨子诞生。

公元前450年，罗马《十二铜表法》公布。

公元前445年，魏国李悝变法。

公元前480—前404年，雅典伯里克利时代。

公元前431—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427年，柏拉图诞生。

公元前403年，战国开始。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诞生。

公元前372年，孟子诞生。

公元前369年，庄子诞生。

公元前367年，《李锡尼－塞克斯图法》获得通过，罗马平民可任执政官。

公元前356年，罗马平民可任独裁官。

公元前351年，罗马平民可任监察官。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征服希腊。

公元前337年，罗马平民可任大法官。

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

公元前332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征服埃及。

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灭亡。

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入侵印度。

公元前324年，印度建立孔雀王朝。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卒，马其顿帝国分裂。

公元前296年，罗马征服中部意大利。

公元前275年，罗马征服南部意大利。

公元前273—前236年，印度阿育王时代，以佛教为国教。

公元前247年，安息建国。

公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迦太基败于罗马，西西里设为罗马行省，为罗马在海外建立行省之始。

公元前239年，萨丁尼亚及科西嘉被设为罗马行省。

公元前225年，罗马击败高卢（今法国）。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

公元前218—前20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迦太基再败。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

公元前149—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迦太基灭亡，被罗马设为阿非利加行省。

公元前148年，马其顿成为罗马行省。

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希腊，设阿卡亚行省。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登基。

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30年前后，罗马共有九个行省：西西里、萨丁尼亚及科西嘉、山南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伊利里亚、马其顿、阿卡亚、亚细亚。

公元前126年，张骞乘匈奴内乱逃回中国。

公元前82年，苏拉被宣布为罗马的终身独裁官。

公元前48年，恺撒担任五年任期执政官、终身保民官。

公元前45年，恺撒任终身独裁官。

公元前44年，恺撒被刺。

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元首制，罗马共和国告终。

公元前1年，汉平帝继位，王太后临朝，王莽任大司马。

公元8年，王莽称帝，西汉终。

公元25年，刘秀称帝，东汉开始。

公元30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公元43年，罗马征服不列颠。

公元56年，东汉光武帝封禅泰山，建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

公元57年，光武帝卒，享年六十二岁。子刘庄继位，年三十岁，是为汉明帝。

公元65年，中国人崇佛之始。

公元68年，汉明帝于洛阳首建佛寺。

公元73年，窦固遣班超使西域。

公元75年，汉明帝卒，享年四十八岁。子刘炟继位，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

公元79年，白虎观会议。

公元88年，汉章帝卒，享年三十三岁。子刘肇继位，是为汉和帝。和帝年十岁，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专政。

公元92年，十四岁的汉和帝联合宦官消灭窦氏，中国宦官参与政治从此开始。

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条支（今伊拉克），至安息（今伊朗）西界而还。

公元105年，汉和帝卒，享年二十七岁。子刘隆继位，是为汉殇帝。殇帝年仅百日，邓太后临朝。

公元106年，汉殇帝卒，享年二岁。侄刘祜继位，是为汉安帝，年十三岁。

公元121年，邓太后卒，安帝灭邓氏，皇后弟阎显用事。

公元125年，汉安帝卒，享年三十二岁。宦官迎立济阴王刘保继位，是为汉顺帝，年十一岁。杀阎显。

公元144年，汉顺帝卒，享年三十岁。子刘炳继位，是为汉冲帝。汉冲帝年二岁，梁太后临朝，其弟梁冀用事。

公元145年，汉冲帝卒，享年三岁。梁冀迎立宗室刘缵继位，是为汉质帝，年八岁。

公元146年，汉质帝被梁冀毒死，享年九岁。梁冀迎立宗室刘志继位，是为汉桓帝，年十五岁。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灭梁氏。

公元166年，罗马使团到洛阳。第一次党锢之祸。

公元167年，汉桓帝卒，享年三十六岁。窦太后命窦武迎立宗室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年十二岁。

公元168年，汉灵帝与宦官曹节等共灭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并被斩首示众。

公元169年，第二次党锢之祸。

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

公元189年，汉灵帝卒，享年三十四岁。

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东汉亡。

公元226年，安息亡于伊朗萨珊王朝。

公元280年，吴亡，晋一统天下。

公元284—305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在位。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和李锡尼联名发布《米兰敕令》，基督教在罗马取得合法地位。

公元316年，西晋亡，次年东晋始，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从此南移。

公元320年，印度笈多王朝开始。

公元330年（东晋咸和四年），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改其名为君士坦丁堡。

公元372年，匈奴人渡过伏尔加河，迅速击败东哥特人，接着胁迫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

公元386年，北魏建立，北朝开始。

公元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

公元420年，东晋亡，南朝开始。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亡。

公元529—534年，拜占庭编修《民法大全》。

公元581年，杨坚称帝，都长安，隋始。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隋亡，唐始。

公元622年，创立了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伊斯兰文明开始。

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人灭亡。

人物小传

张骞

张骞（约前164—前114），字子文，汉中郡成固（今陕西省城固县博望镇）人，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与鸵鸟蛋等等。曾经奉命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亚述巴尼拔

亚述巴尼拔（前668—前631），亚述帝国最后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王朝——萨尔贡王朝四王之一，率军远征埃及，直捣底比斯城，大肆抢掠并毁灭了这座城市。公元前639年，攻陷埃兰首都苏撒，平定埃兰全境。至此，亚述帝国达到最大的版图。拥有西亚全境并暂时占领埃及，东临伊朗高原，西抵地中海滨，北达高加索，南接尼罗河，这是世界古代史上空前的大帝国。

亚述巴尼拔死后不久，米底人和迦勒底人联合进攻亚述，帝国急剧衰落。迦勒底人乘机建立巴比伦第六王朝，恢复独立，并联合米底人于公元前614年攻克亚述古都亚述，公元前612年夺取亚述新都尼尼微，亚述帝国就此灭亡，亚述被并入了新巴比伦王国的版图。

尼布甲尼撒

尼布甲尼撒二世（约前630—前562），是位于巴比伦的迦勒底帝国最伟大的君主, 曾征服犹太国和耶路撒冷，并在他的首都巴比伦建成著名的空中花园。用巴比伦的语言解释他的名字，意思就是“皇冠的保护和继承者尼布”或“保卫边疆者尼布”。

居鲁士

居鲁士大帝（约前600或前576—前530），是古代波斯帝国的缔造者。他所创建的国家疆域辽阔，从爱琴海到印度河，从尼罗河到高加索。人类历史上皇帝千千万，但能称大帝的却寥寥无几，而居鲁士就是其中之一。古波斯帝国百余年的辉煌都和这个名字有关。在铭文中，他骄傲地说：“我，居鲁士，世界之王，伟大的王。”

大流士

大流士一世（约前522—前486），波斯帝国君主。出身于阿契美尼德家族支系。大流士随冈比西斯二世出征埃及，被任命为万人不死军的总指挥。大流士不仅是波斯帝国的伟大君主，也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之一。

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大帝（前356—前323），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帝国皇帝，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足智多谋，在担任马其顿国王的短短十三年中，以其雄才大略，东征西讨，先是确立了在全希腊的统治地位，后又灭亡了波斯帝国。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西起希腊，南括埃及，北抵中亚，东至印度河流域，跟波斯帝国一样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创下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鲁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

鲁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是罗马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公元前509年开始执政。作为罗马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在古罗马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同罗慕路斯和屋大维相比肩的巨人。

瓦莱里乌斯

普布利乌斯·瓦莱里乌斯·波普利科拉，与布鲁图一起驱逐了暴君塔克文。在科拉提努斯放弃执政官之位后，瓦莱里乌斯成了布鲁图的同僚，并成为罗马共和国第一位的补任执政官。

后来布鲁图在与埃特鲁里亚军队作战中不幸战死，瓦莱里乌斯成为罗马唯一的统治者，他进行了一系列立法，消除了人们对他独裁的怀疑，还博得了人民对他的完全信任，人民称他为“波普利科拉”，意为“亲民者”。瓦莱里乌斯一生清贫，死后无力负担丧礼费用，结果由公共资金举行公葬，并且把他的墓地建在城内，这块墓地也成为他的家庭墓地。

盖约·朱里亚·恺撒

又译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盖乌斯·朱利叶斯·恺撒、朱利亚斯·恺撒（前100年7月13日—前44年3月15日），即恺撒大帝，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儒略家族成员。

恺撒出身贵族，历任财务官、大祭司、大法官、执政官、监察官、独裁官等职。公元前60年与庞培、克拉苏秘密结成前三头同盟，随后出任高卢总督，用了八年时间征服高卢全境（现在的法国），亦袭击了日耳曼和不列颠。公元前49年，他率军占领罗马，打败庞培，集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制定了“儒略历”。

公元前44年，恺撒遭以布鲁图所领导的元老院成员暗杀身亡。恺撒身后，其甥孙及养子屋大维击败安东尼，开创罗马帝国，并且成为第一位帝国皇帝。恺撒也是扑克牌里的方块K人物。

屋大维

奥古斯都屋大维（前63年9月23日—14年8月19日），原名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是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统治罗马长达四十三年。公元14年8月，在他去世后，罗马元老院决定将他列入神的行列，并且将8月称为“奥古斯都月”，这也是欧洲语言中8月的来源。

屋大维是恺撒大帝的甥孙和养子，亦被正式指定为恺撒的继承人。公元前43年，他与马克·安东尼、雷必达结成后三头同盟，打败了刺杀恺撒的共和派贵族(元老院)。公元前36年，他剥夺雷必达的军权，后在阿克图海战中打败安东尼，消灭了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回罗马后开始掌握一切国家大权。公元前30年，被确认为“终身保民官”。公元前29年，获得“大元帅”称号。公元前27年，获得“奥古斯都”（神圣、至尊的意思）称号，建立起专制的元首政治，开创了罗马帝国。

一般认为屋大维是最伟大的罗马皇帝之一。虽然他保持了罗马共和的表面形式，但是却作为一位独裁者，统治罗马长达四十年之久。他结束了一个世纪的内战，使罗马帝国进入了相当长一段和平、繁荣的辉煌时期。历史学家通常以他的头衔“奥古斯都”（“尊崇”的意思）来称呼他。

安东尼

马克·安东尼（约前83年1月14日—前30年8月1日）是一位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是恺撒最重要的军队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之一。恺撒被刺后，他与屋大维和雷必达一起组成了后三头同盟。公元前33年，后三头同盟分裂。公元前30年，马克·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先后自杀身亡。

西塞罗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前106年1月3日—前43年12月7日），是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政治家、律师、作家、雄辩家。他出生于一个骑士阶级的富裕家庭，青年时投身法律和政治，其后曾担任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同时，因为其演说和文学作品，他被广泛地认为是古罗马最好的演说家和最好的散文作家之一。

在罗马共和国晚期的政治危机中，他是共和国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忠诚辩护者，和安东尼是政敌。他支持古罗马的宪制，因此也被认为是三权分立学说的古代先驱。西塞罗深远地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和政治学说，并且至今仍是罗马历史的研究对象。

戴克里先

戴克里先（250—312），原名为狄奥克莱斯，罗马帝国皇帝，于公元284年11月20日至305年5月1日在位。其结束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235—284），建立四帝共治制，使其成为罗马帝国后期的主要政体。其改革使罗马帝国对各境内地区的统治得以存续，最起码在东部地区持续了数个世纪。

君士坦丁

君士坦丁一世，全名为弗拉维·瓦莱里乌斯·奥勒里乌斯·君士坦丁（272年2月27日—337年5月22日），罗马帝国皇帝，公元306年至337年在位。他是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公元313年与李锡尼共同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在帝国内部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

君士坦丁在内战中击败马克森提乌斯和李锡尼，巩固了皇位。在其统治时期，他还成功发动对法兰克人、阿拉曼人、西哥特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战役，并成功夺回在前一个世纪丧失的达基亚地区。他在拜占庭建立新皇宫，并将之命名为新罗马，但人们为尊君士坦丁之名，将此地称作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在此后一千年内成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因此君士坦丁也被认为是拜占庭帝国的创立者。

王莽

王莽（前45—23），字巨君。公元8年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宣布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统治的末期，天下大乱。新莽地皇四年，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死于乱军之中。王莽共在位十六年，卒年六十九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之一。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

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前85—前42），罗马共和国晚期的一名元老院议员，后来组织并参与了对恺撒的谋杀。传说恺撒临死前说：“还有你，布鲁图？”而布鲁图向罗马群众说明行刺的动机，留下一句名言：“我爱恺撒，但我更爱罗马。”

狄奥多西

狄奥多西一世（347年—395年1月17日）又译为狄奥西亚一世或杜多思一世，亦作狄奥多西大帝，是罗马帝国皇帝（379—395），公元392年起统治整个罗马帝国。他是最后一位统治统一的罗马帝国的君主。公元393年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反对一切异教和异端。在米兰去世，临死前把帝国分给两子，罗马帝国分裂。

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河北人。西汉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统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时的贡献。

刘秀

刘秀（前5—57），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新莽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却有前朝血统的刘秀在家乡乘势起兵。公元25年，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于河北鄗南千秋亭登基称帝，为表刘氏重兴之意，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东汉”。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0

三国纪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纪/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96-7

Ⅰ. ①三…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三国时代 Ⅳ. ①K23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101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 畏 李 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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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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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 ISBN 978-7-5339-4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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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袁绍揭幕

大开杀戒

汉灵帝死后的洛阳，满城都是杀气。

这是东汉王朝最后的岁月。用不了多久，首都洛阳就会变成一片火海和废墟，统一的大帝国也将在实际上不复存在。然而统治集团却浑然不觉。他们正忙于内讧，并用那满城的杀气来加速自己的灭亡。

仇恨和杀戮是在外戚与宦官之间展开的，这当然不是第一次。实际上，从第四任皇帝刘肇算起，一部东汉宫廷史就差不多有半部是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史。

这并不奇怪。我们知道，东汉十三个皇帝，有十个没活过四十岁，四个去世时没有儿子。继位的则有十一个不到二十岁，其中年龄最大的章帝十九岁，最小的殇帝不过百日，冲帝只有两岁，质帝只有八岁。

◎ 东汉十三帝生卒一览

东汉皇帝

生卒年

登基时年龄

寿命

光武帝刘秀

公元前5年-公元57年

三十二岁称帝

享年六十三岁

汉明帝刘庄

公元28-75年

三十岁继位

享年四十八岁

汉章帝刘炟

公元57-88年

十九岁继位

享年三十二岁

汉和帝刘肇

公元79-105年

十岁继位

享年二十七岁

汉殇帝刘隆

公元105-106年

出生百日继位

享年两岁，无子

汉安帝刘祜

公元94-125年

十三岁继位

享年三十二岁

汉顺帝刘保

公元115-144年

十一岁继位

享年三十岁

汉冲帝刘炳

公元143-145年

两岁继位

享年三岁，无子

汉质帝刘缵

公元138-146年

八岁继位

享年九岁，无子

汉桓帝刘志

公元132-167年

十五岁继位

享年三十六岁，无子

汉灵帝刘宏

公元156-189年

十二岁继位

享年三十四岁

汉少帝刘辩

公元176-190年

十四岁继位

享年十五岁

汉献帝刘协

公元181-234年

九岁继位

享年五十四岁

这就留下了两个问题。第一，先帝没有儿子，就只能到宗室藩王中找继承人。第二，天子不能亲政，就只能由太后临朝，外戚执政。这是吕后时期留下的传统。

于是，汉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窦宪执政；汉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执政；北乡侯时，阎太后临朝，阎显执政；汉桓帝时，梁太后临朝，梁冀执政；汉灵帝时，窦太后临朝，窦武执政；少帝时，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

呵呵，六次太后临朝，六次外戚执政。

外戚掌权，皇帝当然不高兴。所以，这些少年皇帝亲政以后，就要夺权。能帮忙的，则是宦官。宦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帮着甚至代替皇帝杀外戚。比如阎显，便是宦官自作主张杀掉的，没汉顺帝什么事。

汉灵帝时的外戚窦武，也为宦官矫诏所杀。[1]

梁冀倒是被汉桓帝杀掉的，但整个过程惊心动魄。众所周知，梁冀是有名的跋扈将军。他和他的父亲梁商担任大将军二十四年，经历了三任皇帝。其中有两个皇帝是梁冀的妹夫，有两个为梁冀所立，一个为梁冀所杀。[2]

不难想象，汉桓帝过的是什么日子。

事实上桓帝那位梁皇后，跟她哥哥一样跋扈。皇帝喜欢哪个女人，皇后就把她毒死。因此熬到梁皇后去世，年满二十八岁仍不能亲政的汉桓帝决定动手。

密谋却是在厕所里。

汉桓帝把宦官唐衡叫进厕所问：诸位当中，有谁是跟外面那人搞不来的？

唐衡说了单超等四个人的名字。

汉桓帝又叫来单超，要他想办法灭了梁冀。

单超说：办法不难，只怕陛下狐疑。

汉桓帝说：奸臣胁国，罪该万死，除之何疑？[3]

于是汉桓帝亲自上殿指挥，一面让尚书令守卫宫省看护符节，一面让近卫军包围梁府。结果梁冀夫妇自杀，梁氏家族全部斩首示众，门生故吏罢官三百多人，这才把政权从外戚手里夺了回来。

桓帝以霹雳手段消灭梁冀有两个原因。第一，梁冀过于跋扈；第二，桓帝是宗室入主汉廷，与太后和外戚并无骨肉之亲。那么，灵帝去世后的形势也如此吗？

不，两样。

说起来汉灵帝还是蛮灵的。他活到三十四岁，还留下了两个儿子刘辩和刘协，哪里会有问题？

何太后临朝，何进执政，也没问题。因为刘辩是何太后的亲儿子，何进的亲外甥。何况何太后与宦官的关系相当不错，刘辩也并无铲除何进之意。那么，为什么这一回动静会闹得更大，后果也更严重呢？

因为袁绍掺和进来了。

袁绍字本初，是汉灵帝近卫军的二号人物。这支部队共有八位将领，号称“西园八校尉”。其中二号袁绍，中军校尉；三号鲍鸿，下军校尉；四号曹操，典军校尉。一号人物宦官蹇硕既是上军校尉，也是元帅。

蹇硕跟何进是有矛盾的。因为汉灵帝心许的继承人不是长子刘辩，而是次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灵帝临终前，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了蹇硕，蹇硕也准备完成先帝的遗愿。没想到何进抢先一步，把刘辩扶上了皇位。

何进此举并不奇怪，因为刘辩是他妹妹的儿子。

蹇硕则只差一点就会成功。当时他的计划，是先杀掉大将军何进，再立刘协。可惜蹇硕没想到，他的一个部下是何进的老朋友。何进入宫时，这个部下迎面走来使了个眼色，何进掉头就跑，蹇硕的谋杀失败。

如此矛盾已不可调和，而蹇硕这边又再出叛徒。结果何进反戈一击成功谋杀蹇硕，并接管了西园上军。

此事如果就此打住，杀气也许就会散去，生活也将归于平淡，东汉王朝则将继续苟延残喘。然而袁绍却意犹未尽，他极力鼓动何进将宦官斩尽杀绝。袁绍说，将军如果能一举而为天下除此祸患，必将名垂后世。

何进却犹豫了。

犹豫并不奇怪。此人原本是一个杀猪的，靠着妹妹当皇后才成了大将军，又岂敢把所有的宦官都当作猪来杀？妹妹何太后也不肯杀宦官。因为她曾经谋杀了刘协的生母王美人，靠着宦官求情才幸免于难。

于是何太后说：宦官统领后宫禁省，是祖宗成法汉家制度，怎么能改？何况先帝刚刚驾崩，天下未定，我又为什么一定要立场鲜明地站在士大夫一边？

太后不允，何进更加犹豫。

犹豫的结果，是对方抢先一步。宦官张让等人趁何进入宫之机，手持武器将他围在门房痛骂：国家腐败，难道都是我们的错？大人口口声声说我等肮脏，请问官场之中朝堂之上，又有谁是忠诚的，谁是干净的？

骂完，一个宦官拔出剑来，一剑杀了何进。

政变成功的宦官立即草拟了诏书，准备昭告天下。诏书传到尚书台，值班的尚书一脸惊愕。他弱弱地问：是不是该请大将军一起来商量？一个宦官却拎起何进的脑袋扔了过去：大将军在这里，你跟他商量吧！[4]

局势瞬间逆转，袁绍也立即出手。

袁绍比何进心狠手辣得多。何进被杀后，洛阳城里一片混乱。何、袁两家各路人马一齐起兵，袁绍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带着军队在京城捕杀宦官，看见不长胡子的就一刀砍去。许多年轻人只好脱掉裤子验明正身，那些平时行善的宦官也死于非命，死者竟多达二千余人。[5]

杀戒一开，不可收拾。后果的严重，也远远超出袁绍的想象。被逼无奈的宦官张让等人，挟持小皇帝刘辩和他的弟弟陈留王刘协出走，从洛阳逃到了黄河岸边。大汉天子在黑灯瞎火中跌跌撞撞，几乎沦为难民。

当然，皇帝和小王爷最后还是被大臣们找到了，张让等人也投河自尽。据说，张让自杀前，曾痛哭流涕地对小皇帝说：我等尽灭，天下将乱，陛下保重啊！[6]

张让说得并没错，小皇帝刘辩和他代表的东汉王朝只剩下四五个月的寿命，宦官的时代也暂时终结。在相当长时间内，他们将无法作为一个势力集团而存在。[7]

同归于尽的还有外戚集团。他们与宦官集团斗争了九十多年，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只有这回鱼死网破。这是东汉政局的巨变，历史也将从此而改写。[8]

新时代开始了。

[总注]本卷所引史实均据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

[1]见《后汉书》之《孝灵帝纪》与《宦者列传》。

[2]公元135年，梁冀之父梁商任大将军；公元141年，梁冀继任大将军；公元159年，梁冀失败自杀。梁冀的两个妹夫是汉顺帝和汉桓帝，所立为汉质帝和汉桓帝，所杀为汉质帝。

[3]见《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传》。

[4]以上见《后汉书》之《皇后纪》与《何进传》。

[5]见《三国志·袁绍传》、《后汉书·袁绍传》。

[6]见《后汉书》之《何进传》与《宦者列传》。

[7]何进被杀，是在中平六年（189）八月。刘辩被杀，是在初平元年（190）正月。刘辩被废被杀后，东汉名义上还延续了三十年，却名存实亡。宦官作为势力集团影响政治，则要到中晚唐和明代。

[8]外戚与宦官的前五次斗争是：公元92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消灭窦宪，窦宪自杀；公元121年，汉安帝与李闰共灭邓骘，邓骘自杀；公元125年，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起兵拥立汉顺帝，阎显被杀；公元159年，汉桓帝与唐衡等共灭梁冀，梁冀自杀；公元168年，宦官曹节等五人共灭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并被斩首示众。

揭幕人

新时代的揭幕人是袁绍。

有两个新时代，一个叫三国，一个叫魏晋南北朝。这当然是未必严谨的说法。因为三国的前半属于东汉，后半属于魏晋。汉的建安二十五年，就是魏的黄初元年；吴的天纪四年，则是晋的咸宁六年，哪来的三国？

但，自从有了陈寿的《三国志》，三国的说法也就约定俗成。何况三国与魏晋确有不同，时代特征相异，统治阶级也有别。只不过，揭幕人都是袁绍。

袁绍在历史上评价不高。这固然因为他是失败者，也因为他确实乏善可陈。比如尽灭宦官，就既不人道，也不聪明。宦官并非都是坏人，岂能格杀勿论？政治斗争应该团结大多数，又岂能不问青红皂白，杀个一干二净？

《三国志》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作者陈寿尊魏为正统，所以在《魏书》中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文帝纪与明帝纪，而在《蜀书》与《吴书》中只记刘备、刘禅为先主传、后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列传，而没有纪。图据清乾隆四年奉敕考证的武英殿校刊本。

可惜袁绍偏偏就犯了这样的错误。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他当时的想法，也不必为他的错误辩护。但可以肯定，袁绍参与外戚和宦官的斗争是有深刻原因的，并非为了个人恩怨。如果说有利益，他代表的也是一个集团和一个阶级，甚至一个趋势。

这个集团，就是士族。

这个阶级，就是士族地主。

这个趋势，就是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

那么，袁绍是士族吗？

是。

什么是士族？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士人的家族。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在春秋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在秦汉则是最高一级的平民（士农工商）。简单地说，就是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严格地说，则是以读书为职业的知识分子。

读书没有经济效益，士人的出路是做官。独尊儒术以后的帝国中央，则欢迎他们加入到官员的队伍中来，以便将建国之初的军人政府，逐渐改造为文官政府。

结果是什么呢？是读书做官成为风尚。于是读书的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官越做越大，书越读越多，如果还人丁兴旺，再加上门生故吏遍天下，就会形成特殊的家族和势力集团，甚至垄断仕途。

这样的家族，就叫士族。

或者说，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

袁绍家就是这样，从高祖父以下，竟有四代人担任“三公”的职务，号称“四世三公”。东汉的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他们的地位高于九卿（政府部长），仅次于皇帝（国家元首），相当于宰相（政府首脑）。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士族。[9]

士族集团，其实就是职业官僚集团。

与士族相对应的是贵族和庶族。贵族就是皇族、外戚和公侯。他们地位尊崇，爵位世袭，所以显贵。但贵族未必有文化，更未必读书，也未必有声望。有声望的只能是诗书传家的士族，因此士族也叫望族。

望族必是名门，名门多有权势，因此又叫势族。袁绍的家族就“势倾天下”。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袁绍年纪轻轻便心高气傲，不是名人不见，朝廷招聘也不去，却结交了一大批社会贤达和各界名流。

这事一度引起当局的不满。宦官头子赵忠就说：袁本初不应朝廷呼召，却养了一群敢死队，不知这小子想干什么！叔叔袁隗（读如委）也骂他：你想让袁家灭门呀！袁绍这才稍有收敛，投到大将军麾下效力。[10]

看来，袁绍也没把何进这样的暴发户放在眼里。

他后来与何进联手，则其实另有原因。

总而言之，贵族有爵位也有权势，士族有权势也有声望，什么都没有的则是庶族。庶族往往贫寒，因此也叫寒门或寒族。庶族或寒门也有读书人，只不过官运不佳，或家道中落，才没能成为士族。

贵族、士族、庶族，是地主阶级的三个阶层。

问题是，这种区分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就在于代表中华帝国的三个历史阶段。

不同于罗马帝国从城邦起家，中华帝国系由邦国演变而来。邦国时代的天子、诸侯、大夫都是领主，帝国时代管理国家的却是既无领地也不世袭的官僚。所以，邦国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帝国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

这是第一点。

第二，同为地主阶级，也有不同类型。最适合帝国制度的是庶族地主。因为庶族地主既无高贵血统，又无显赫门第，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政权，反倒更能保证帝国的中央集权、伦理治国和官员代理。

最接近邦国时代的则是贵族地主，因为从贵族领主到贵族地主，原本只有一步之遥。所以，邦国变成帝国，贵族领主就会变成贵族地主；而统治阶级最终由贵族地主转变为庶族地主，则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转变需要过程，承前启后的则是士族。士族看重门第像贵族，读书做官像庶族，正好用来过渡。所以，秦汉是贵族地主时代，隋唐和隋唐以后是庶族地主时代，二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则是士族地主的时代。

袁绍代表的，就是这个趋势。

有此趋势并不奇怪。事实上到东汉后期，士族已经成为王朝的第三大势力集团，开始并部分实现了自身发展的三大目标：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

这实在非同小可。垄断仕途，就占领了上层建筑；控制舆论，就掌握了意识形态；变成豪强，就把握了经济基础。长此以往，帝国迟早是士族集团的。

士族地主阶级掌握政权，已是指日可待。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揭幕人。

袁绍就这样走上台前，但他却并非揭幕第一人。第一人是陈蕃。陈蕃是大名士，在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名士排行榜上名列榜首，是号召力和影响力极强的意见领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与陈蕃并列榜首号称“三君”的，还有外戚窦武和宗室刘淑（汉灵帝祖父）。士人集团将窦武、陈蕃、刘淑三人公推为领袖，既是统一战线，也是人心所向。

换句话说，宦官集团该下课了。

于是陈蕃决定发难。他对大将军窦武的建议，跟后来的袁绍一样，也是尽灭宦官。可惜，临朝的窦太后也跟后来的何太后一样，并不同意格杀勿论的方案；而这种全面树敌的做法，则逼得宦官们为自己的生存拼死一搏。

这是建宁元年（168）的事。当时窦武担任大将军才九个月，汉灵帝也只有十三岁，一切均在宦官集团的掌控之中。结果窦武兵败自杀，带领八十多个学生前去抗议的陈蕃也被捕下狱。一个宦官恶狠狠地对他说：老不死的，看你还能砸我们的饭碗，要我们的人头不？[11]

陈蕃死了，他的揭幕不得不以失败告终。

然而该发生的终究要发生。二十一年后，袁绍接过了陈蕃未竟之使命。而且由于他的胆大妄为和不顾一切，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同归于尽，舞台上只留下了士族。

那么，士族可以大展宏图了吗？

不能。

因为董卓来了。

[9]袁绍的高祖父袁安，是汉章帝时的司徒；叔太祖父袁敞，司空；祖父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太尉；父亲袁逢，司空；叔父袁隗，太傅，故号称“四世三公”。

[10]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

[11]见《后汉书》之《孝灵帝纪》、《窦武传》、《陈蕃传》。

引狼入室

董卓其实是被袁绍召唤进京的。

没错，下达命令的是何进，出主意的却是袁绍。袁绍出这馊主意，则原本是为了要挟何太后，也是为了给何进壮胆，说白了就是借刀杀人。可惜，这把刀并不在袁绍的手上，董卓却早就盼望有这么一纸诏书。[12]

董卓是不折不扣的西北军阀。此人膂力过人，能左右开弓，从小就跟羌族的豪帅来往，后来靠着军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在汉灵帝去世时做到了并州的州牧。

州牧就是一州的军政长官。东汉制度，县上是郡，郡上是州。州官有刺史，也有州牧。刺史从理论上讲只是监察官，州牧却集军政、行政、财政之权于一身，相当于清代的总督，比现在的大军区司令更有权威。

这是封疆大吏，也是一方诸侯。

所以，后来的袁绍、曹操、刘备、孙权，包括蜀汉丞相诸葛亮，都要担任或兼任州牧。

董卓能够担任并州牧，当然因为有实力。所以，他也不听朝廷的摆布。朝廷要他入京做官，他不去；要他交出兵权，更不肯。他的说法，竟是士兵与自己相处日久难舍难分，自己则既无老谋又无壮事，只好愧对皇上！

这当然是托词。实际情况，是董卓早就看出东汉王朝行将就木，因此拥兵自重以观时变。也因此，他刚一接到何进的命令，就知道机不可失，不但立即上路，还发表了义正词严的宣言。老谋和壮事，顷刻之间就都有了。[13]

如此反常的态度，便让杀猪出身的大将军何进也不能不狐疑。他的办法，竟是派人宣诏要董卓停止前进。可惜请神容易送神难，董卓哪里肯听何进的？只不过见来人大义凛然，才暂时驻军洛阳城西的夕阳亭。[14]

结果，当洛阳城大火熊熊燃起时，董卓立即命令部队开拔，并与逃难的小皇帝和护驾的群臣狭路相逢。

小皇帝看见董卓，哇的一声就哭了。

群臣也大喝一声：皇上有诏，董卓退兵！

董卓却嗤之以鼻：诸公身为国家栋梁，不能匡正王室安定社稷，害得皇上流离失所，有什么资格说退兵？[15]

大臣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答话。

于是董卓打马上前，向皇帝请安，询问情况。小皇帝刘辩哭哭啼啼，语无伦次，不得要领。再问旁边九岁的陈留王刘协，则一五一十对答如流。

董卓笑了。他伸出双手对刘协说：小王爷，我是董卓。来来来，让我抱抱，骑我的马回宫去。

刘协谢绝了，与董卓并马而行。[16]

据说就在这时，董卓起了更换皇帝的心思。

这当然靠不住。

没错，董卓是军阀，却不等于没脑子。他初进洛阳的时候，兵马其实只有三千。于是董卓就让这三千人每天晚上便装出城，第二天再换上军装大张旗鼓开进来，一连数日天天如此，结果人人都以为他有千军万马。[17]

董卓忽悠成功。

与此同时，他也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京城里面的那些家伙其实并不难对付。于是，董卓决定来一个更大的动作，一举建立自己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这个动作就是换皇帝。

公元189年9月28日（农历九月初一甲戌日），陈留王刘协被立为大汉天子，是为汉献帝。少帝刘辩则被废为弘农王，并在四个月后被杀。[18]

董卓又得手了。

然而此事却耐人寻味，因为皇帝换得非常仓促。可以说董卓刚刚入京，就立马把皇帝给换掉了。于是我们不禁想问：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19]

这可是只有董卓才能回答的问题。也许，他的想法很简单：你们不是都怕皇帝，都听皇帝的吗？如果我连皇帝都能换，还怕你们不听我的？

何况废掉了少帝刘辩，就可以废掉何太后；而刘协是没有什么太后可以临朝的，他的生母王美人早就被何太后毒死。有孤儿，无寡母，天下岂非就是董卓的？

可惜董卓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在正统的士大夫看来，君为臣纲，皇帝乃一国之本，岂能动摇？谁要随便换皇帝，谁就是乱臣贼子。

因此董卓的废立，就遭到了强烈抵制。董卓却不管不顾。他在大臣会议上说：当年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大司农田延年就按着剑说话（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今天也一样，有不同意的，军法从事！[20]

这可真是军阀作风。

其实平心而论，董卓并不以军阀自居。他进洛阳也不是为了当军阀，反倒是要建立新秩序的。他甚至知道要依靠士族，因此大规模地为党锢之祸的受害者平反，任命了一大批当年受宦官迫害的名士为官员。他自己从西北带来的老部下，反倒只能担任下级军官。[21]

这倒是难能可贵。

可惜事与愿违，士族并不愿意跟他合作，他也不知道怎样与士族合作。比如他想请名士蔡邕出山，蔡邕便称病不就。董卓的办法，居然是派人告诉蔡邕：我这个人喜欢灭人家族。蔡邕只好到京，最后被王允所杀。[22]

看来，董卓虽然也想依靠士族重建帝国新秩序，却并不知道新秩序应该怎样建立，自己又不按牌理出牌。结果是新秩序没能建立，旧秩序的寿命也到了头。

天下大乱已在所难免。

事实上，在经历了前面说过的那场大动乱后，外戚和宦官都已经无法重温旧梦。这时，如果董卓是士族，或者是士族能够接受的人，历史也许就会被改写。可惜，董卓却把自己变成了士族更为痛恨的对象。包括许多被他任命提拔的官员，后来也都成了他的掘墓人。

此刻，引狼入室的袁绍又该作何感想呢？

没有史料记载袁绍的想法，但他与董卓确实有过一次正面冲突，起因则正是换皇帝。董卓虽然专横跋扈，也知道如此大事需要有人支持。袁家四世三公，袁绍的叔叔袁隗又是当朝太傅，董卓便把袁绍叫来商量。

袁绍当然不能同意。

于是董卓勃然大怒，以手按剑骂道：臭小子！天下大事难道不是我说了算吗？老子要干的事，谁他妈的还敢反对？你以为董卓的刀不快，是不是？

袁绍也不含糊。他说：普天之下，难道只有董大人的刀快吗？说完，也拔出刀来，横刀长揖而去。[23]

当天，袁绍就逃出京城，直奔冀州。

我们同样无法知道袁绍当时的想法和心情。也许，这短短一个月的巨变开始让他成熟起来。至少，他应该明白了一点：在这个非常的动乱时期，门第名望等等都是没有用的，管用的只有枪杆子。谁掌握着枪杆子呢？军阀。把中央政府搞得名存实亡的又是谁呢？也是军阀。

因此，无论自救还是救国，都得把自己变成军阀。

事实上，袁绍就这么做了。

[12]见《后汉书·何进传》。

[13]见《后汉书·董卓传》。

[14]见《后汉书·种劭传》。

[15]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典略》。

[16]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献帝纪》和《英雄记》。

[17]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18]这一年有四个年号。汉灵帝去世前为中平六年，刘辩继位后改元光熹，从黄河岸边回宫后改元昭宁，被废后改元永汉。

[19]董卓入京，是在这年八月庚午，换皇帝则在九月甲戌。

[20]见《后汉书·董卓传》。

[21]据《后汉书·董卓传》，董卓为陈蕃和窦武等党人恢复名誉，并重用其子孙。

[22]见《后汉书·蔡邕传》。

[23]关于这段史实，《三国志·袁绍传》的说法是：“绍不应，横刀长揖而去。”拔刀相向事见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这一说法虽然裴松之认为不实（此语妄之甚矣），但被《后汉书》采信，行文略有不同，请参看。

从门阀到军阀

袁绍成为军阀，是在他逃出洛阳的四个月后。

四个月内发生的事情不少。刘协做了皇帝，董卓当了相国，并享有三项特权：拜见皇帝时可以不报姓名，上朝时可以不小步快走，上殿时可以不脱鞋子不解佩剑，叫“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这可是当年萧何的待遇。

可惜董卓不是萧何，做事也完全不讲礼义和章法。有人建议他重用天下名士以收众望，他照办了，还做得非常爽快。比如荀爽，从一介平民升到三公之位，便只用了九十三天，简直就是坐直升机。

士为知己者用，士族们看见了一线希望。

董卓自己，大约也很得意。

然而士族们很快就失望了，因为董卓同时又表现出野蛮暴戾的一面。他竟然放纵士兵闯入民宅，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滥杀无辜，而且只杀富，不济贫。洛阳城内所有的豪门富户，都成了他刀下的猪羊。

诸如此类的罪行不可胜数，长此以往则国将不国。看来董卓的土匪本性根本就改不掉，跟他讲道理谈礼法更是对牛弹琴，唯一的办法就是灭了他。

东郡太守桥瑁（读如冒）挺身而出。他伪造了三公的文书，谎称皇帝和百官受董卓压迫无力自救，日夜盼望各地组织义兵共赴国难，拯救天下于倒悬。[24]

结果一呼百应。

初平元年（190）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读如皱）、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起兵组成联军，号称“关东义军”，指名道姓要讨伐国贼董卓。[25]

董卓的噩梦开始了。

当然是噩梦，而且让董卓恼羞成怒。因为讨董联军中有不少将领是董卓提拔任命的，比如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勃海太守袁绍等等，都是。[26]

袁绍也是董卓任命的吗？

没错。袁绍逃出京城后，董卓原本是要追捕的，却被名士周毖和伍琼劝阻。他们说，袁绍只是不识大体，其实胸无大志。与其逼他狗急跳墙，不如让他感恩戴德。袁家可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啊！

董卓信以为真，便任命袁绍为勃海太守。[27]

韩馥、孔伷、刘岱、张邈，同样也是周毖和伍琼建议任命的。所以这些人一起兵，董卓就觉得上当受骗，一气之下便把周毖和伍琼杀了。[28]

如何对待士族，董卓已经完全没有了主张。

虎口脱险的袁绍却被联军公推为盟主，成为反董力量的一面旗帜。也就从这天起，他由门阀变成了军阀。

什么是门阀？什么是军阀？

简单地说，阀，就是江湖老大。成为阀，当然因为有权势和实力，能够把持某个领域，或在某些方面处于支配地位。军阀、财阀、学阀、党阀，都是。

不过最早的阀，是门阀。

实际上“阀”的本义，就是功劳和等级。古代仕宦人家的大门外，通常都有两根柱子，用来张贴他们家族的功绩和经历。其中，标榜功绩的叫阀，在左边；标榜经历的叫阅，在右边。两根柱子合起来，就叫阀阅。

除了阀阅，还有门望和门第。门望就是名气声望，门第就是贵贱等级。门望有高低，声望高的叫望族。门第也有高低，等级高的叫高门。门望（名气声望）、门第（贵贱等级）、阀阅（功绩经历），合起来就叫“门阀”。

当然，只有望族和高门才能这么叫。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望族和高门？读书做官，而且世代做官。换句话说，门阀，就是世代为官的显贵之家。只不过，这官必须是读书读来的，不能是买来的，也不能是打仗打来的。靠武力而成为豪强，那是军阀。

很清楚，门阀就是世代显贵的家族，军阀就是拥兵自重的集团。门阀靠门第声望，军阀靠武装力量。门第声望是斗不过武装力量的，所以门阀也斗不过军阀。门阀遇到军阀，那可是秀才遇到兵，除非他同时是军阀。

袁绍的时代，便是如此。

这并不奇怪。门阀成为阀，是因为垄断仕途。军阀要成气候，则必须中央政府垮台。中央控制不了地方，豪强就称霸；文官治理不了国家，军阀就横行。这时，差一点就成为统治阶级的士族，便只能交出统治权。

大小门阀如袁绍者流，也只能去做军阀。

这样的军阀当时很是不少。其中既有朝廷派到各地的州牧、刺史、太守，也有被称为“豪霸”和“豪帅”的土豪劣绅。他们有的在地方上称雄称霸，有的建立起自己的私人武装，有的利用官职实施割据。比如袁绍和袁术，就是门阀兼军阀；刘表和刘焉，则是宗室兼军阀。

袁术字公路，是袁绍的弟弟，司空袁逢的儿子，当然是门阀。刘表字景升，刘焉字君郎，都是鲁恭王之后，当然是宗室。他们也都招兵买马占地为王，当然是军阀。

实际上刘表和刘焉也都是州牧。刘表是荆州牧，刘焉是益州牧。朝廷把他们派到这两个地方，原本是希望保卫中央的，结果却被他们经营成了独立王国。[29]

关东联军中的各路诸侯也如此。他们的起兵，名为讨董卓，实为抢地盘。因此加盟以后，或明哲保身畏首畏尾，或醉生梦死得过且过，或心怀鬼胎混水摸鱼，或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没有一个当真救国。

所谓的“关东义军”中与董卓军正式交战过的，不过曹操、袁术、孙坚和王匡等数人，其中也只有孙坚取得过胜利。

比如冀州牧韩馥（读如腹）。

韩馥本是袁家的门生故吏，因此袁绍逃出京城就直奔冀州。然而韩馥却派了兵去监视，害得袁绍动弹不得。直到关东联军成立，袁绍才得以行动。

其实韩馥对于是否参加联军也举棋不定。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三公名义的书信传到时，韩馥居然问部下：我们是应该帮袁绍，还是应该帮董卓？谋士刘子惠说：我们兴兵为国，讲什么袁绍、董卓！弄得韩馥面红耳赤。[30]

这样的货色，怎么会去打董卓？

其他人也不会。

结果是什么呢？是那边西北军还在肆虐，这边关东军已经火并。先是兖州刺史刘岱杀了东郡太守桥瑁，后是勃海太守袁绍干掉了冀州牧韩馥，然后再是袁绍和袁术互相拆台。袁术的做法，是联络北方的公孙瓒钳制袁绍；袁绍的办法，则是联络南方的刘表对付袁术。双方都使用了远交近攻的策略，而他们居然还是兄弟。

这下子，原本就动荡不安的帝国变得更加动荡，门阀的天下也变成了军阀的天下。董卓，这个其实并不想当军阀的军阀，让很多人成了军阀。

国难当头，民不聊生，被民脂民膏养肥的那帮家伙却还在鹬蚌相争，这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于是，有一个人终于站了出来，决心以一己之力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高举义旗，讨伐董卓，匡复汉室。

我们知道，他就是曹操。

[24]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25]见《三国志·武帝纪》。联军被称作“关东义军”，是因为他们当时都在函谷关以东。

[26]见《资治通鉴》卷五十九。

[27]见《三国志·袁绍传》。

[28]见《三国志·董卓传》。

[29]见《后汉书》之《袁术传》、《刘表传》、《刘焉传》。

[30]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英雄记》。

曹操出手

曹操其实是最早起兵讨伐董卓的人，时间是在董卓废立皇帝之后三个月（中平六年十二月），地点在己吾（今河南宁陵），人马五千。当然，这是因为他散尽家财，并得到陈留孝廉卫兹的赞助。[31]

然而关东联军中，却没有他的一席地位。

这并不奇怪。曹操不是士族，反倒出身于士族最憎恶和蔑视的宦官家庭，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他也不是军阀，五千人的小部队实在不足为道。他甚至没有一官半职，奋武将军的头衔是袁绍所封，还是代理的。[32]

所以，关东联军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只有济北相鲍信另眼相看。鲍信对曹操说：当今之世，能够总揽英雄拨乱反正的，就只有足下了。足下是受天启的啊！[33]

鲍信没有看错，曹操的胸襟、眼光和谋略都远在袁绍之上。袁绍怂恿何进召董卓入京时，曹操就笑着说：宦官成为问题，责任本在人主。即便要治他们之罪，也当诛杀元凶。这是一个狱吏就能办到的，何必纷纷召外将乎？

于是曹操说：我断定袁绍会失败。[34]

结果，不幸而言中。

不过在联军组建之初，曹操仍抱有一线希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促他们出兵，甚至不惜以身作则，亲自率领小部队与董卓军作战，差一点就战死沙场。幸亏堂弟曹洪把马让给他，这才得以脱身。

然而怎么样呢？

曹操回到酸枣大营，却只见关东军十几万人日日酒会夜夜笙歌。曹操悲愤地说：我等以道义起兵，却迟疑不敢前进。如此失天下之望，我为诸君感到羞耻！[35]

可惜还是没有人听他的。

原刻于汉中石门南约半里褒河水中一巨石上，传为曹操所书。高约70厘米，长约181厘米，现藏于陕西汉中市博物馆。清人罗秀书在《褒谷古迹辑略》中评论“衮雪”二字说：“昔人比魏武为狮子，言其性之好动也。今见其书如此，如见其人矣。”

当然，也没人感到羞耻。

盟主袁绍却在与韩馥谋划另立皇帝，选中的人是幽州牧刘虞。这就跟董卓没什么两样了，因此被曹操严词拒绝。曹操说：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幼主微弱，正待救援。诸位尽管北面（幽州），我自西向（长安）！[36]

刘虞自己也严词拒绝，袁绍和韩馥这才作罢。

鲍信则对曹操说，袁绍简直无异于另一个董卓。既然力不能制，那就避其锋芒，另谋发展。[37]

曹操也终于明白，世家大族徒有虚名，门阀根本就斗不过军阀。只有自己强大，才能实现理想。因此，他决定先把自己变成军阀，然后再来收拾山河。

那么，曹操又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的？

略地，募兵，屯田，招贤。

地盘当然是打下来的。第一块是东郡，第二块是兖州。有了东郡，曹操就是太守；有了兖州，曹操就是州牧。地盘也有了，官位也有了，事情就好办了。

然而代价也很惨重，因为兖州牧的职位虽然由地方士绅推举代理，地盘其实却是从黄巾军手中夺过来的，为此还搭上了鲍信的一条性命，连尸体都没能找到。曹操只好用木头刻了鲍信的形象，痛哭一场安葬。

意外收获也有，就是原本聚集在青州，现在投降的黄巾军。曹操选其精锐编成队伍，号称“青州兵”。

与此同时，一个严峻的问题也摆在了曹操面前，那就是军粮和军饷。袁绍等人的做法，是“饥则寇略，饱则弃余”，也就是饿了就抢老百姓，饱了就把粮食乱扔。结果是什么呢？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如此难题，对曹操是一个考验。

曹操的办法是屯田。

屯田有两种。一种是军士和降卒耕种，叫军屯；另一种则是招募失地农民耕种，叫民屯。但无论哪种，都是军事化管理，土地的产权也都属于国家，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

这并不成问题。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土地早已成为无主田亩，曹操便将其收归国有。耕牛和农具则是从黄巾军那里收缴来的。黄巾军是一种奇怪的组织，队伍当中除了战士，还有随军的家属和农民，生产工具当然自带。

显然，所谓屯田，就是居住军事化，耕作集体化，农业生产国营化。这就等于建立了军民合一的新社会，耕战合一的新军队，可谓最早的“生产建设兵团”。

曹操的军政府变成了农场主。

这是一笔极其合算的买卖。土地没花一分钱，可谓无本生意；地租高达五到六成，可谓牟取暴利；这支队伍平时能干，急时能战，既是粮库，又是兵源，可谓左右逢源，战士和农民从此有饭吃，大家也都愿意。由此，又解决了令人头疼的流民和治安问题，岂非一举多得？

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民丰衣足食之时，袁绍的士兵却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士兵则在江淮吃河蚌，桑葚和河蚌都没有的就吃人，又岂能争锋争雄？[38]

这可真是高下立现。

代理兖州牧，就有了根据地；收编青州兵，就有了战斗队；实行屯田制，就有了大粮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曹操神闲气定，好整以暇。

更重要的是，他也有了人才库。

第一个来到曹操身边的重要人物是荀彧，时间在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龄二十九岁。当时袁绍已经夺了韩馥的冀州，待荀彧以上宾之礼。荀彧却从袁绍那里出走，投奔了还只是东郡太守的曹操。

原因很简单：度绍终不能成大事。

曹操则喜出望外，说这就是我的子房（张良）啊！

荀彧也不负厚望。他后来担任汉侍中，守尚书令，在皇帝与曹操之间居中持重，成为曹操的总参谋长。到建安十七年被逼自杀，荀彧为曹操鞠躬尽瘁二十一年。[39]

郭嘉、荀攸和钟繇，也都是荀彧推荐的。

思贤若渴的曹操马上给荀攸写信：现在天下大乱，正是有劳智慧之士费心之时。先生袖手旁观，不觉得太久了一点吗？荀攸便立即来到曹操身边。[40]

程昱（读如预）也很有趣。兖州刺史刘岱请他当骑都尉，他说自己有病。曹操来到兖州，他却一叫就到。他的同乡问他为什么判若两人，程昱笑而不答。[41]

郭嘉却实话实说。

天生奇才郭嘉也是从袁绍那里出走的。临行前，他对袁绍的谋士辛评和郭图说：是聪明人，就得为自己找一个好老板。袁公未知用人之机，要想跟他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可是太难了！

这一年，曹操四十二岁。[42]

从首倡义兵帅军讨董，到屯田备战广纳人才，四十二岁的曹操已由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胸有成竹的政治高手。相反，他那些当年的战友，现在的对手，却很少有什么出息和长进。天下将是谁的，已毋庸置疑。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尽管有准备未必一定有机会。但，如果既有准备又有机会，那就是天助了。

曹操就是这样的人。

而且那机会也说来就来。

[31]见《三国志·武帝纪》正文及裴松之注引《世语》。

[32]董卓曾拜曹操为骁骑校尉，被曹操拒绝，并逃出洛阳。联军成立后，袁绍任命曹操“行奋武将军”。见《三国志·武帝纪》。

[33]见《三国志·鲍勋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34]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35]本卷所述曹操事迹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武帝纪》。

[36]见《三国志·武帝纪》正文及裴松之注引《魏书》。

[37]见《三国志·鲍勋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38]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当时汉献帝已被董卓劫持到长安。

[39]见《三国志·荀彧传》。

[40]见《三国志·荀攸传》。

[41]见《三国志·程昱传》。

[42]事见《三国志·郭嘉传》。另据《三国志·荀彧传》，荀彧推荐郭嘉是在建安元年，曹操担任司空也在这年。郭嘉职位为司空祭酒，也可证郭嘉到曹操手下应在此年。

第二章
魏武挥鞭

迎奉天子

董卓死了，是吕布杀的。

吕布杀董卓，当然并非为了貂蝉。貂蝉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但吕布跟董卓的侍婢偷情，董卓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雷霆，拎起手戟扔向吕布，都大约确有其事。[1]

于是吕布向王允诉苦。

王允是士族，而且是名士，在董卓执政时成为朝廷的二号人物。董卓换了皇帝以后，又迁都长安，还一把火烧了洛阳，弄得天怒人怨，朝野一片混乱。结果，外官以袁绍为首起兵讨伐，朝官以王允为首策划暗杀。[2]

暗杀的障碍是吕布。吕布原本是首都卫戍司令丁原的亲信，后来被董卓高价收买，便谋杀了丁原，成为董卓的贴身保镖。吕布对董卓不满，王允大喜过望。

王允毅然邀请吕布参加他们的行动，担任杀手。

吕布却犹豫：我与董公的关系就像父子，奈何！

王允说：将军本自姓吕，与董卓并无骨肉之亲。如今自己的性命都无暇顾及，还说什么父子！

吕布就在董卓上朝时把他杀了。[3]

这件事当然大快人心。据说，董卓死后横尸街头，看守尸体的人在他的肚脐眼上插了根灯芯，把董卓充满肥油的肚子变成了一盏灯，而且一点就着，通宵达旦。[4]

然而胜利之后的王允也犯了跟董卓相同的错误，那就是大开杀戒，株连无辜，大学者蔡邕也被诛杀。据说，杀蔡邕时，很多人表示反对。王允却说，当年孝武皇帝没把司马迁杀了，结果留下一部诽谤之书。现在国运衰落，岂能让一个奸人拿着笔站在年幼的天子身边？[5]

结果是逼得董卓的旧部铤而走险，杀回长安。王允暴尸街头，吕布则从武关杀出，到南阳投奔了袁术。朝政落到西北军阀李傕（读如觉）和郭汜（读如四）手里，可怜的汉献帝刚刚脱离虎口又进了狼窝。

更糟糕的是，这两只狼还要窝里斗。李傕把皇帝抢到自己营里，郭汜则把百官抢到自己军中。直到他们打得筋疲力尽，两败俱伤，死者数万，兴义将军杨奉和董太后的侄子董承等人，才得以护送汉献帝还京洛阳。

这一去就是一年的颠沛流离，天子又变成了浪子。建安元年（196）七月，皇帝终于回到洛阳。面对被董卓烧毁破败不堪的京城，汉献帝欲哭无泪。

如此混乱的局面，对国家和民族当然是不幸，却给了争霸的关东诸侯一个极好的机会，同时对他们也是一次严峻考验，既考验他们对国家民族是否忠诚，也考验他们能否抓住机遇发展壮大。

事实证明，曹操集团考试合格。

实际上早在初平三年（192），代理兖州牧的曹操便与谋士毛玠（读如介）有过一番长谈。这番话，奠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曹操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的基础，堪称“毛玠版”的《隆中对》。

毛玠指出，董卓之乱以来，社会动荡，国本动摇，经济崩溃，灾难流行，可谓国既不泰，民也不安，确实需要有一个雄才大略的人来收拾局面，成就王霸之业。可惜袁绍和刘表之流貌似强大，却目光短浅，不知根本。

根本是什么？一是正义，二是实力。实力当中，又首先是经济实力。有了正义的旗帜，就师出有名，也就能克敌制胜，这就叫“兵义者胜”。有了经济的力量，就财大气粗，也就能进退自如，这就叫“守位以财”。

总之，有了这两条，就进可攻，退可守。

因此，毛玠提出三项建议，即奉天子、修耕植、畜军资。奉天子是政治战略，修耕植是经济战略，畜军资是军事战略，可谓“纲领性文件”。[6]

曹操立即采纳了毛玠的建议，并派使者前往长安联系朝廷，却被河内太守张杨拦住，不得过境。

这时，一个名叫董昭的人出来帮了大忙。[7]

董昭原本是袁绍的人，由于袁绍听信谗言对他产生怀疑，只好离开袁绍去洛阳，半路被张杨收留。董昭看出曹操才是当今天下的英雄，便说服张杨与曹操合作，又自己掏钱以曹操的名义给李傕和郭汜送礼。从此曹操跟朝廷有了来往，并被正式任命为兖州牧。

汉献帝回到洛阳后，曹操立即派堂弟曹洪前往洛阳拜见天子，却遭到董承和袁术的拦截。董昭帮助曹操的办法是去找杨奉。因为他发现皇帝身边那些如狼似虎的军阀中，杨奉实力最强而根基最浅，很希望得到外援。

于是董昭自作主张替曹操写了一封信，开出的政治交易条件是：杨奉出兵，曹操出粮；杨奉主持朝政，曹操做外援。董昭还替曹操信誓旦旦：死生契阔，相与共之。

杨奉欣然同意，举荐曹操为镇东将军，并承袭父爵费亭侯。正好这时董承跟别人闹了矛盾，也派人请曹操出兵洛阳。迎奉天子的障碍一一扫除。

八月十八日，曹操进入洛阳，拜见了汉献帝。

曹操带来了皇帝久违了的问候，也带来了皇帝许久不见的粮食和酒肉。他万万没有想到，至尊天子的饮食起居竟然形同乞丐。皇帝也没有想到，在这混乱的年头居然还当真有人惦记他，尊奉他。君臣相见，都感慨万分。

于是天子下诏，授予曹操符节和黄钺，录尚书事。授予符节，就有了军中执法权；授予黄钺，就有了内外指挥权；录尚书事，就有了最高行政权。

曹操今非昔比。

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因为这时的皇帝，其实被捏在兴义将军杨奉手上。曹操要在别人的地盘上，依靠并没有权威的皇帝行使权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董昭又帮了曹操一把。他建议曹操将皇上转移到自己的根据地许县（今河南许昌），借口则是洛阳无粮，要就食于鲁阳。鲁阳（今河南鲁山）距许县不过咫尺，离杨奉所在的梁县（今河南汝州）也不算远，暗度陈仓并不难，杨奉也不会怀疑。

曹操依计而行，果然就把皇帝弄到了许县。

这下子杨奉才发现上当受骗。他想跟曹操算账，曹操却抄了他的老窝。被历史抛弃的杨奉走投无路，只好跟他的同伙去投奔袁术，后来被刘备谋杀。[8]

据讲谈社《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

暂时住进曹操行辕的皇帝却非常满意。曹操不但大大地改善了他和朝官的生活，而且做得非常细心，很像一个管家的样子。他在为皇帝提供日用品的时候，采取的竟是“归还公物”的方式。曹操说：这些东西都是先帝赐给臣祖父和父亲的，现在陛下起居不便，理应归还。[9]

曹操的这份细心不能不让皇帝感动。感动之余，皇帝也庆幸自己有了这样一个忠臣，甚至庆幸上天赐给他这样一个救星。他不用再流离失所，不用再像一件可居的奇货在军阀们的手上被倒卖，不用担心害怕随时会被废黜，被杀害。他有了一个保护神，可以过点安生日子了。

于是天子下诏，任命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武平侯是县侯，比原来那个只是亭侯的费亭侯高了两级。更重要的是，大将军是武帝以来大汉王朝的最高实权职务，从卫青到王莽，再到后来的梁冀、何进，都是大将军。[10]

这下子，曹操完成了“奉天子”的全部程序，获得了从前没有的崇高地位，他可以号令天下了吗？

不能，因为袁绍不愿意。

[1]貂蝉是元代戏剧家编出来的。杂剧《连环计》说，貂蝉姓任，是任昂的女儿，名红昌，因为在皇宫里管貂蝉冠，所以叫貂蝉。在《三国演义》中，吕布杀董卓被说成是王允施了美人计和离间计。

[2]王允事请参看《后汉书·王允传》。

[3]见《三国志·吕布传》。

[4]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

[5]见《三国志·董卓传》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书》，但此事裴松之认为不实。

[6]见《三国志·毛玠传》。

[7]董昭事见《三国志·董昭传》。董昭在三国中可能连次要人物也够不上（请参看陈迩冬《闲话三分》）。但他戏份虽然不重，每次出场却都在节骨眼上。曹操的迎奉天子和后来成为魏公、魏王，便都与他有关。详见拙著《品三国》。

[8]见《三国志·董昭传》。

[9]见《曹操集·上杂物疏》。

[10]汉制，列侯三级，亭侯之上是乡侯，乡侯之上是县侯。

曹袁之别

袁绍怒不可遏。

曹操当了大将军以后，袁绍被任命为太尉。袁绍马上就跳了起来，因为太尉位在大将军之下。袁绍气哼哼地说，曹操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每次都是我救了他。这家伙如此忘恩负义，难道还想“挟天子以令我”吗？[11]

这大约就是所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起因，也是证据：献帝便是他挟持的天子，袁绍则是他企图号令的诸侯。可惜曹操并不承认。无论他或他的谋士，都没有说过这句话，也没有使用过“挟天子”的提法。

曹操方面的说法是什么？

奉天子。奉天子以令不臣，奉天子以令天下。[12]

挟天子与奉天子，有区别吗？

当然有，而且是本质区别。奉是尊奉和维护，挟是挟持和利用；“令不臣”是要地方服从中央，“令诸侯”是要别人服从自己。前者是纲领，后者是策略；前者要实现国家统一，后者要实现个人野心，岂可同日而语？

那么，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谁说的？

别人说曹操的。比如诸葛亮，就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集团的人，也说曹操“挟天子而征四方”。作为政治对手，他们都知道“挟天子”是不道德的，因此毫不犹豫地给曹操戴上了这顶帽子。[13]

其实此话的最早版本，来自袁绍的谋士沮授（沮读如居）和田丰。沮授的说法，是“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田丰的说法，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这是他们对袁绍的建议。[14]

两人使用的词，也都是“挟”。

看来，袁绍集团几乎从一开始就境界不高。相反，曹操这边则不但有毛玠的“奉天子以令不臣”，还有荀彧的三大纲领：奉主上以从民望，秉至公以服雄杰，扶弘义以致英俊。荀彧说，有此大顺、大略和大德，就堂堂正正，气壮山河，无往而不胜。[15]

显然，荀彧着眼于义，沮授着眼于利。荀彧始终紧扣一个主题：捍卫现任皇帝就是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大义”。沮授则反复强调一个策略：掌握现任皇帝就能拥有政治资本，这是“大利”。

格调和品位，高下立判。

谋士的格调就是东家的品位。沮授晓之以利，说明袁绍重利；荀彧晓之以义，说明曹操重义。至少在那时，曹操是重义的，或装作重义的样子。

不过，任何说法和决策都是双刃剑。毛玠和荀彧设定的政治正确和正义旗帜，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套上了紧箍咒，使他终其一生都不敢悍然称帝。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曹操在野心膨胀时对他们产生了怨恨。荀彧被逼自杀，毛玠也下了大狱，差一点死掉。

这当然是后话，现在再看沮授。

沮授是袁绍从韩馥手里骗得冀州之后，顺便接收的谋士之一。他投靠袁绍后，两人有过一次谈话。正如毛玠的谈话是“曹操版”的《隆中对》，沮授的谈话也可以算作“袁绍版”的，而且说得文采飞扬——

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

这席话说得袁绍热血沸腾，当即表示“此吾心也”。可惜袁绍大约只听进去了那些溢美之词，沮授最希望的迎奉天子和恢复社稷却并未实行。[16]

于是，在曹操迎奉天子之前不久，沮授再次提出“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的策略，然而遭到其他人反对。他们认为，东汉王朝眼看就要完蛋，大家都在问鼎中原。与其把皇帝弄到身边，不如先得手为王。[17]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袁绍犹豫，曹操就抢了先。

这一回轮到袁绍大跌眼镜了：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县以后，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更重要的是，曹操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反对派则被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无论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借用或动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对手们则很被动。他们要反对曹操，先得担反对皇帝的风险。[18]

曹操捷足先登，占了大便宜。

袁绍则吃了个大亏。曹操刚把天子迎到许县，就一本正经地以皇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备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没见他出师勤王，只见他不停地攻击别人。袁绍接诏，浑身气不打一处来，却也只好忍气吞声上书为自己辩解一番。

后悔之余，袁绍又想出一个补救办法。他以许都低湿洛阳残破为由，要求曹操把皇帝迁到离自己较近的鄄城（鄄读如倦，今山东鄄城），试图和曹操共享这张王牌。曹操肚子里好笑，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19]

当然，曹操也做出了让步。他知道这个时候不可跟袁绍翻脸，便上表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

袁绍这才不闹了。其实袁绍不在朝中，号令也出不了辖区的范围，当大将军并没有实质性意义。何况这职位是曹操让出来的，并没有面子，只能徒然让人耻笑。

更何况，曹操可以给他面子，却不会给他实权，也不会听他指挥。袁绍因为与杨彪和孔融有过节，便要求曹操胡乱找个茬子把这两人杀了。曹操却知道现在不是杀人的时候，更不能乱杀名士。何况就算要杀，那也是曹操自己的事，岂能由袁绍来指挥？

于是曹操又一本正经给袁绍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当今天下土崩瓦解，英雄豪杰相继并起，君臣将相既不同心也不同德，正所谓“上下相疑之秋”。这时，作为帝国的执政者，即便抱以最坦诚的心态，恐怕也难取信于人。如果还要杀他一个两个，岂不弄得人人自危？

接着，曹操引经据典教训袁绍：想当年，高皇帝册封跟他有过节的雍齿为侯，就安定了整个朝廷和天下，这故事大将军难道忘了吗？

袁绍得信，咬牙切齿，却也无可奈何。[20]

曹操当然清楚袁绍的心思，也清楚他跟袁绍总有一天会公开翻脸。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要以为你掌握了小皇帝，当了个大将军，天下就是你的了。没有的事！事实上，袁绍不听他的，袁术不听他的，吕布、张绣这些小军阀也不听他的，更不用说远在天边的刘表和孙策。

皇帝的旗号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军阀的天下只能靠铁马金戈打出来。

此刻还不是魏武的曹操，便又扬起了马鞭。

[11]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12]奉天子以令不臣，是毛玠的说法；奉天子以令天下，是贾诩的说法。见《三国志》之《毛玠传》和《贾诩传》。

[13]诸葛亮的说法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孙权方面的说法见《三国志·周瑜传》。

[14]田丰的说法见于《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沮授的说法见于《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沮授的说法在前，田丰的说法在后。

[15]见《三国志·荀彧传》。

[16]见《三国志·袁绍传》。

[17]见《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

[18]比如后来袁绍要打曹操，沮授和崔琰便都说“天子在许”，攻打许都“于义则违”。诸葛亮也说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

[19]见《后汉书·袁绍传》。

[20]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降张绣

在与袁绍刀兵相见一决雌雄之前，曹操取得了三个阶段性成果：擒吕布，败袁术，降张绣。

张绣是盘踞在宛城（今河南南阳）的小军阀，也是曹操第一个要捏的软柿子。事情开始时出奇地顺利。建安二年（197）正月，大军刚到宛城，张绣立即投降。实施“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策不到半年，就兵不血刃大获全胜，曹操不免飘飘然。

结果是什么呢？

张绣突然反叛，在曹操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把他打得落荒而逃。曹操最中意的接班人长子曹昂，最贴心的亲兵队长猛将典韦，还有侄子曹安民，都在战斗中身亡。曹操自己也中了箭伤，差一点就死于非命。[21]

策划这次反叛行动的，是贾诩。[22]

贾诩字文和，武威人，据说有满腹奇谋，还喜欢多管闲事。李傕和郭汜之乱，就是他造的孽。董卓被刺后，这两人准备解散队伍逃回老家。贾诩却把他们拦住，说你们弃军单行，一个小小的亭长就能把你们捉拿归案。不如杀回长安，以求一逞。成了固然好，不成再走不迟呀！

李傕和郭汜一听有理，便杀了回去，结果是国家、皇帝和人民再次遭灾。贾诩大约也觉得罪孽深重，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地遏制李傕和郭汜，制止了他们不少罪行，保护了不少大臣，算是将功补过。

献帝离开长安以后，贾诩便辞去官职，辗转来到张绣军中，张绣对他则言听计从。这次反叛曹操，用的就是贾诩的设计。后来再次投降曹操，也是贾诩主谋。

不过投降之前，贾诩也教训了曹操。

建安三年（198）三月，曹操第三次南征。此前张绣已被曹操打败，南奔穰城（穰读如瓤，今河南邓州），并在贾诩的撮合下与刘表结成联盟。结果，曹操出师不利，刘表则如约出兵，曹操只好撤退。

张绣立马派兵去追。

贾诩说，追不得，追则必败。

张绣哪里肯听，结果大败而归。

贾诩说，现在可以追了。赶快去，必胜无疑。

张绣听得目瞪口呆。他说：刚才不听先生的话，才落得如此败局。现在败都败了，还追什么追？

贾诩说，情况变了，你追就是。快去！

张绣将信将疑，收拾残兵败将追了过去，果然大胜。

这下子张绣百思不得其解了。

张绣说，刚才我们以精兵追退军，先生说必败；现在以败兵追胜军，先生又说必胜。结果每次都像先生预料的那样，张绣实在想不通。

贾诩说，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曹操撤退，必定亲自断后，所以将军必败。然而曹操攻打穰城，既无失策又未尽力，不战而退必是后方出了问题，打退追兵后也必定放心赶路。留在后面的不是将军对手，所以必胜。

事实证明，曹操匆忙撤退，确实是后院起火：袁绍的谋士田丰提出建议，趁曹操南征张绣之机突袭许都，劫持天子。这当然是天大的事，曹操不能不放弃张绣。[23]

贾诩果然料事如神。

不过，曹操和张绣都没想到贾诩还有大动作。

建安四年（199），袁绍集结十万兵力，准备攻打许都。曹操则在八月军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九月分兵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战争一触即发。

这是曹操与袁绍之间的一场死战，因此双方都要争取中间力量。袁绍先派人来招降张绣，贾诩却自作主张对使者说：麻烦足下向袁本初致歉，就说他和公路将军（袁术）兄弟尚且不能相容，还容得下天下国士吗？

张绣当场吓得面如土色。他悄悄问贾诩：先生一点面子都不讲，就把袁绍的使者打发了，我们怎么办？

贾诩说：好办得很，投靠曹操。

张绣说：袁绍强大，曹操弱小，跟我们又有前嫌，怎么还要去投靠他？

贾诩说：唯其如此，才应该投靠曹操。

接下来，贾诩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投靠曹操名正言顺，此为有理。第二，我们这点人马在袁绍那里微不足道，对于曹操却是雪中送炭，必被看重，此为有利。第三，但凡有志于王霸之业者，一定不会斤斤计较个人恩怨，反倒会拿我们做榜样，向天下人表示他的宽宏大度和以德服人，此为有安全。

因此贾诩说：将军尽管放心。

贾诩的估计一点不差。张绣一到，曹操就亲亲热热握手言欢设宴洗尘，任命他为扬武将军，封列侯，还让自己的儿子曹均娶张绣的女儿为妻，两人成了儿女亲家，跟当年刘邦在鸿门宴之前对待项伯一模一样。

过去的恩恩怨怨，当然也只字不提。从此，张绣成为曹操麾下一员勇武的战将，贾诩则成为曹操身边一个重要的谋臣。他为曹氏集团服务了两代，在文帝曹丕朝官居太尉，七十七岁去世，谥曰肃侯。[24]

吕布和袁术，就没那么好运气。

袁术是自己找死。他从孙坚手里得到了大汉王朝的传国玉玺，便自认为天命在身，竟在建安二年（197）春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称帝。[25]

这当然犯了众怒。

结果，关系最好的孙策与之绝交，吕布则把他派来的使节押送许都，曹操更是亲自带兵征讨。袁术闻讯，掉头就跑，军粮也被他的“丞相”全部分给了灾民。这位伪丞相说，反正我们死路一条，何不积点阴德呢？[26]

如此这般地苦撑了两年，走投无路的袁术终于发现他这个皇帝再也做不下去，便决定把传国玉玺让给袁绍。然而就连这个想法也不能如愿，因为曹操早已派人在下邳（今江苏睢宁）截击，单等他来送死。

袁术没有办法，只好又掉头返回淮南。逃到离寿春（今安徽寿县）八十里的江亭时，终于一病不起。其时正当六月，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袁术想喝一口蜂蜜水，也不能够，厨房回答说只有麦屑可吃。

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袁术坐在床上叹息良久，然后突然惨叫一声：我袁术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啊！喊完，倒伏床下，吐血一斗多死去。[27]

据北京故宫藏品，北宋砖雕“陆绩怀橘”。画面左侧躬身行礼者是六岁的吴郡人陆绩，端坐于右侧树下的是袁术。陆绩怀橘遗母的故事见《三国志》，属“二十四孝”之一。

袁术死后五个月，张绣投降曹操；死前半年，吕布被曹操俘虏。当时吕布已众叛亲离，却倒驴不倒架。他大大咧咧地对曹操说：捆那么紧干什么？不能松松绑吗？

曹操笑了：捆绑老虎，能不紧吗？

吕布说：明公顾忌的，不就是吕布吗？现在吕布心甘情愿投降，明公可以放心了吧？今后，明公将步兵，吕布将骑兵，还怕天下搞不掂吗？

曹操犹豫了。

是啊，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吕布也是人才。

这时，曹操旁边的一个人说话了。他冷冷地说：明公难道忘了吕布是怎样侍奉丁原和董卓的吗？

曹操恍然大悟，吕布身首异处。[28]

一言而杀吕布的这个人，我们也很熟悉。

没错，他就是刘备。

[21]据《三国志·张绣传》正文及裴松之注引《傅子》，当时曹操做了两件不该做的事。一是强纳张绣的婶婶为妾，这让张绣感到屈辱；二是拉拢张绣的贴身部将胡车儿，这使张绣感到威胁。曹操听说张绣不满，恐怕变生不测，也起了杀心，但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于是张绣突然反叛。

[22]贾诩事见《三国志·张绣传》。本次事件的设计是：张绣采纳贾诩的计策，对曹操说部队要移动一下，又说军车少，载重多，请求允许让军士们把铠甲都穿在身上，武器都拿在手中。曹操没有怀疑，照准。结果张绣的部队路过曹营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见《三国志·张绣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23]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24]张绣投降在建安四年十一月，见《三国志·武帝纪》。

[25]传国玉玺是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太监张让等人作乱时丢失的，后来被孙坚获得，又被袁术从孙坚夫人那里强行夺了过去，事见《后汉书·袁术传》。

[26]袁术事见《后汉书·袁术传》。

[27]见《三国志·袁术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28]见《三国志·吕布传》。

放刘备

最赏识和看重刘备的人，是曹操。

曹操是在擒杀吕布那年跟刘备结为盟友的。当时刘备被吕布打败，一文不名地前来投靠，曹操立即任命他为豫州牧。共同打败吕布后，又表荐刘备为左将军。[29]

这是很高的待遇。汉代的将军有两等，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叫“名号将军”，是第一等。曹操代理过的奋武将军，刘备担任过的镇东将军，叫“杂号将军”，是第二等。刘备封左将军，可见曹操的看重。

给予刘备的礼遇也很高：出则同舆，坐则同席。此外还有信任。袁术北上联合袁绍时，被曹操派到下邳截击的人就是刘备。然而刘备到了下邳却翻脸不认人。他杀了徐州刺史车胄，公开反叛曹操，而且作对到底。

当然，刘备带走的军队和军粮，都是曹操给的。就连被吕布打散的旧部，也是曹操帮助他重新集结的。曹操原本打算把刘备变成张绣，结果反倒增加了一个袁绍，还帮他恢复元气武装起来，岂非赔得太惨？

曹操的谋士们，其实早有警惕。

程昱就曾经提醒曹操：刘备这人颇有雄才大略，还甚得众心，绝不会甘居人下，不如早做打算。

曹操征求郭嘉的意见，郭嘉的看法跟程昱一样：刘备绝非池中物，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必须早做安排。

问题在于郭嘉又说，明公提宝剑而兴义兵，为的是除暴安良，靠的是推心置腹。即便如此，也还怕招不来天下英雄。现在刘备这个英雄走投无路，前来投靠明公，明公却把他杀了，那么，还有谁会愿意追随明公平定天下呢？以一人之患，绝四海之望，这可得想清楚了。

既不能杀，也不能重用和信任，那该怎么办？

也许，郭嘉的主意是软禁。[30]

不过这并不能肯定。因为此事诸家记载不一，已成为历史上一桩疑案。很可能这件事实在敏感，郭嘉不能说得太明白，曹操也没弄懂郭嘉的意思。于是曹操回答程昱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31]

曹操决定以诚相待信任刘备。甚至刘备主动请缨到下邳截击袁术，董昭闻讯赶来进行劝阻时，曹操还说：我已经答应他了，不好反悔。直到程昱和郭嘉指出，借兵就说明刘备有异心，曹操才恍然大悟，但已追悔莫及。[32]

无疑，这是曹操一生中所犯最大的错误。正是由于这个错误，中国历史上才有了一段插曲：三国。

这就奇怪了。

是啊，曹操为什么要如此善待刘备？他到底看重刘备什么？地位吗？名气吗？实力吗？好像都不是。

没错，刘备号称宗室，据说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然而从汉景帝到汉献帝，血缘关系何其疏远可疑，“皇叔”身份更是罗贯中编出来的。刘备本人则“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哪有凤子龙孙的待遇？

刘备常自称为“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金缕玉衣，其主人就是中山靖王刘胜。刘胜是西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庶兄，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被封为西汉中山国第一代王。玉衣起源于东周，延续至东汉末年，直到魏文帝曹丕下诏禁用。

刘备也没有多大的名气，袁术就曾经极为不屑地对吕布说，我袁术生年以来，就没听说过天下有刘备。北海相孔融被黄巾军包围，派太史慈向平原相刘备求援，刘备也又惊又喜地说：孔北海也知道天下有刘备？马上派出三千救兵。可见当时刘备无名，又很希望有名。[33]

没有名气的刘备也没有根据地，好不容易有了地盘又会很快失去，只能东奔西走地寄人篱下，反复无常地投靠他人，以至于五易其主，四失妻子，半生颠沛流离。[34]

然而袁绍、刘表、陶谦、孔融等人，却都认为刘备是英雄。徐州牧陶谦临死前以州相托，刘备不敢当，建议让给袁术。孔融却说，袁公路他们家的“四世三公”早就是死人（冢中枯骨），何必介意？[35]

不把刘备放在眼里的，只有一个袁术。

曹操则不但一眼看出刘备是英雄，而且认为普天之下只有自己和刘备才是。有一次，曹操请刘备吃饭，竟然不紧不慢地说了这样一句话——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这话真是如雷贯耳。何况曹操还说“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刘备当场吓得掉了餐刀和筷子。[36]

后来刘备的叛逃，则被解释为与此相关。据说，当时车骑将军董承声称亲受献帝藏在衣带里的诏书，密谋发动政变消灭曹操。刘备跟曹操吃了那顿饭以后，也积极与董承联系。因此一到下邳，便公开举起反曹大旗。

但，此说破绽百出。

首先，衣带诏就未必确有其事，董承他们也只是声称密受而已，并无实据。其次，刘备公开反曹，等于暴露了他们的秘密，则置皇帝与董承等人于何地？

因此，这仍是一桩疑案。[37]

不过刘备是英雄，却毋庸置疑。唯其如此，关羽、张飞和赵云，才会跟他一见如故，对他忠贞不渝；诸葛亮也才会放弃曹操、孙权和刘表，效忠一无所有的刘备。

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都看得出来的，曹操也不会看不出来。只不过，刘备这英雄并没有用武之地；而一个没有用武之地的英雄，是用不着过于防范的，不如等到师出有名的时候再来收拾。

也许吧，也许。

因此，建安五年（200）正月，曹操在与袁绍决战之前便调兵遣将，征讨刘备。诸将提醒说：与明公争夺天下的可是袁绍啊！曹操却说：刘备才是人杰，不能养虎遗患；袁绍志大才疏，反倒不足为虑。[38]

这一仗打得刘备狼狈不堪。他甚至一看见曹操的旗帜便吓得掉头就跑，全然不顾手下的死活。结果，老婆孩子统统做了俘虏，就连关羽也投降了。[39]

被曹操打败的刘备只好去投靠袁绍，袁绍则出城二百里相迎。他没能诱降张绣，却得到了刘备，而且刘备还是从曹操那里出走的，袁绍真是喜出望外。

只不过他没想到，刘备既然能够背叛曹操，同样也会从他那里叛逃。[40]

袁绍怎么可能真正了解刘备？

他想的也只有一件事：尽快消灭曹操。

这并不奇怪。到建安四年（199）底，杨奉已灭，吕布已亡，袁术已死，张绣已降，刘表宣布中立，孙策保守东方。局势变得十分明朗：袁绍与曹操两雄不并立。双方都把对方看作了项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于是，袁绍不顾部分谋士的反对和劝阻，公开发表讨曹檄文，悍然发动了意在剿灭曹操的战争。[41]

曹操也立即北上迎敌，并把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了官渡。同时，他派遣东郡太守刘延驻军白马（今河南滑县东），益寿亭侯于禁驻守延津（今河南延津北），与袁绍的军队隔河相向，摆开了决战的态势。

官渡之战即将打响。

[29]刘备事如无另注，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30]关于郭嘉的意见，《三国志·郭嘉传》裴松之注引用了两种说法。《魏书》的说法是，有人对曹操说：“备有英雄志，今不早图，后必为患。”曹操问计于郭嘉，郭嘉表示不能杀刘备。《傅子》的说法则是，郭嘉主动去找曹操，说：“备终不为人下，其谋未可测也。古人有言，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宜早为之所。”但当时曹操“奉天子以号令天下，方招怀英雄以明大信”，就没有听郭嘉的。等到刘备公开背叛曹操时，曹操便“恨不用嘉之言”。因此周泽雄先生认为，郭嘉的意见是软禁。

[31]见《三国志·武帝纪》。

[32]见《三国志》之《董昭传》和《程昱传》。

[33]见《三国志·吕布传》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后汉书·吕布传》、《后汉书·孔融传》、《三国志·太史慈传》。

[34]刘备的五易其主是：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

[35]见《三国志·先主传》。《三国演义》移花接木，让曹操称袁术“冢中枯骨”，是不确的。如果袁术已是“冢中枯骨”，又何必说“吾早晚必擒之”？请参看陈迩冬《闲话三分》、拙著《品三国》。

[36]见《三国志·先主传》，原文为：“先主未出时，献帝舅（岳父）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裴松之注引《华阳国志》说：“于时正当雷震，备因谓操曰：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三国演义》的“青梅煮酒论英雄”，即据此改编。

[37]陈迩冬先生《闲话三分》说，如果刘备、董承他们“立券书名”是实，而且曹操征刘备就因“衣带诏”一案而起，那么，曹操在俘虏了刘备的老婆、孩子和关羽以后，就不会那么客气了，也不会由着关羽带着嫂子和侄子一走了之了。因此陈先生认为，就连这个“衣带诏”，是不是董承或董承父女伪造，也很难说。吕思勉先生的《三国史话》则说：“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就是要除曹操，如何会讨托董承呢？这话怕靠不住罢？”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38]见《三国志·武帝纪》。

[39]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40]见《三国志·先主传》。

[41]袁绍的讨曹檄文见《后汉书·袁绍传》。

官渡之战

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争。

强大的一方是袁绍。这位当年的关东联军盟主，已经消灭了盘踞在北方的公孙瓒，拥有了冀、青、并、幽四州之地，等于占有了大半个北部中国，可谓人多势众，兵强马壮，完全可以不把曹操放在眼里。

曹操则可怜得多。他所拥有的，除了敌人就只剩下皇帝。然而这位大汉天子却地无一垄，军无一卒，钱无一文。何况袁绍要消灭曹操，又哪里需要天子批准？

因此，不但士族地主阶级把赌注押在袁绍身上，就连某些不是士族的人也都看好袁绍，不看好曹操。于是董承政变，刘备叛逃，豫州多处骚乱，徐州郡县降袁，刘表暗中策反，孙策图谋偷袭，仅因为自己被刺未能得逞。[42]

名士领袖孔融则在许都风言风语大放厥词，散布袁绍不可战胜的言论，曹操差不多就是四面楚歌。如果不是荀彧等人坚决支持，他未必顶得住。[43]

事实上战争进行得非常艰难。建安五年（200）二月，袁绍军至黎阳，兵分两路攻击白马和延津。此战虽以曹操获胜告终，但曹操深知自己的实力不如袁绍，因此放弃白马和延津，全军退回官渡，以避其锋芒。

七月，袁绍军进阳武（今河南原阳）。八月，袁军又逼近官渡，沿沙丘安营扎寨，东西绵延数十里。曹操无路可退，便也扎营相向，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这时，袁绍军号称十数万众，曹操则“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他自己也心力交瘁。九月的一天，曹操见运粮的士卒疲于奔命，竟脱口而出说：再过十五天，我一定为你们拿下袁绍，再也不让你们这样千辛万苦！[44]

实际上，曹操是不想再打，他实在坚持不住了。远在许都的荀彧却来信说，袁绍倾巢而出，孤注一掷，这是铁了心要跟明公决一死战啊！如果不能战而胜之，就一定会被消灭干净，绝不可能有第三条路。

因此荀彧说：曹公呀曹公，成败在此一举！[45]

支持曹操的还有贾诩。贾诩对曹操说，明公的智慧超过袁绍，勇敢超过袁绍，用人超过袁绍，决断超过袁绍，唯一的问题是总想万无一失。其实，只要抓住机遇，一鼓作气，片刻工夫就可以大功告成。[46]

贾诩说得没错，机遇也说来就来。

首先是刘备开溜。刘备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别人看好袁绍，他却看衰，甚至在曹袁两军相持不下时，就已经预感到袁绍必败。因此借口联合刘表，一走了之。[47]

其次是许攸叛逃。许攸是袁绍的老部下，在冀州的时候就跟着袁绍，足智多谋，还掌握了大量军事情报。因此曹操听说许攸来奔，便光着脚跑出来迎接，搓着双手放声大笑说：这下子我的事情好办了！[48]

许攸却开口便问：请问贵军还有多少粮食？

曹操答：起码还能支持一年。

许攸毫不客气地说：不对！重讲！

曹操又改口说：还可以支持半年。

许攸冷笑一声：足下莫非存心不想打败袁绍？怎么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讲实话？

曹操知道，许攸如果不是掌握了情报，便是看透了自己的心思。于是笑笑说：刚才不过开玩笑罢了！实实在在地说，顶多只够一个月，为之奈何？

许攸见曹操实话实说，便将自己对战局的分析和解决的办法和盘托出。曹操也当机立断依计而行，亲自率领轻骑兵直奔袁绍的粮库乌巢（今河南封丘西北），一把火烧光了所有的军需物资和后勤设备。[49]

这就直接导致了第三件事情：张郃反水。

张郃是袁绍的大将，有勇有谋，而且也是在冀州时就跟了袁绍的。曹操奇袭乌巢，张郃主张立即增援，袁绍却听从谋士郭图的意见，派轻兵救援乌巢，派重兵攻打官渡。结果如张郃所料，官渡没能攻下，乌巢全军覆没。

郭图紧张了。为了推卸责任，便向袁绍诬告张郃幸灾乐祸，出言不逊。张郃前方不利，后院失火，只好和部下高览烧了战车，向曹操投降。曹操喜出望外，说这是韩信归了刘邦呀！于是拜张郃为偏将军，封都亭侯。[50]

刘备开溜，袁绍失去外援；许攸叛逃，袁绍丢掉智囊；张郃反水，袁绍折了臂膀。所有这些，都说明袁绍大势已去，接下来只能是全军覆没，土崩瓦解。

形势在顷刻之间就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张郃刚一投降，曹操马上按照贾诩的建议集中兵力大举反攻。这时，众叛亲离的袁绍完全丧失了斗志，带着长子袁谭弃军而走。失去统帅的袁军纷纷变成俘虏，袁绍带到军中的图书和珍宝也都落入曹操手中。

同时被缴获的，还有战争期间朝臣和部将私通袁绍的书信，曹操把它们统统付之一炬。曹操的解释是：那个时候袁绍确实强大，我曹操尚且不能自保，何况大家！结果，冀州各郡纷纷举城降曹。[51]

官渡之战就此结束。

图据《中国历代战争地图集》。

①曹操亲自率奇兵五千夜袭乌巢，一举烧尽袁绍军的粮草。

②袁绍认为曹军倾巢出动，大本营必然空虚，遂派张郃进攻曹营。

③张郃进攻不利，怕袁绍降罪，于是向曹操投降。

④曹操斩杀乌巢守将淳于琼，割下袁军千余人的鼻子和牛马的唇舌，送到袁军大营示威。

⑤袁绍全军溃败，袁氏父子扮作平民快马向北，逃窜到黎阳。

⑥曹操大胜，收编了大量袁绍败军。

这是决定当时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实际上，袁绍和曹操都是不同凡响的军阀，他们对战后重建也都有自己的打算和看法。袁绍当然要走士族路线，恢复代表士族利益的旧秩序，这是他们那个阶级赋予他的使命。

曹操却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至少不能再走东汉的老路，政治上也必须有所更新。他在战后颁布一系列的法令，主张抑制兼并，以法治国，唯才是举，甚至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观点，就是证明。[52]

曹袁之别，即在于此。

换句话说，董卓是旧秩序的破坏者，袁绍是旧秩序的维护者，曹操是新秩序的建设者。所以，曹操和袁绍要联合起来反对破坏秩序和扰乱天下的董卓，却又会在董卓之后分道扬镳，甚至决一死战。

因此，官渡之战不仅是两个利益集团的斗争，更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在社会地位上，是士族与寒族之争；在意识形态上，是儒家与法家之争。这里面没有调和的余地。袁绍胜，天下就是士族和儒家的；曹操胜，新政权和新秩序就将由寒族和法家来建立了。[53]

事实也是如此。

于是，历史的日程表被彻底打乱。在董卓时期，士族地主阶级虽遭重创，却还可以寄希望于“士族兼军阀”的袁绍。袁绍一败，这一线希望也就化为乌有。

看来，在这个军阀的时代，士族是没戏了，哪怕他们同时把自己变成军阀。

能够叱咤风云的，只能是非士族出身的人。

比如刘备和孙权。

刘备和孙权都不是士族，也都是军阀。但与曹操不同的是，他们的政权都建立在南方。唯其如此，才能够与曹魏形成鼎足之势。所以，曹操战胜袁绍，是寒族战胜士族；孙刘对抗曹操，则是南方对抗北方。

那么，南方为什么能够对抗北方？

在这种对抗的背后，又有什么玄妙之处呢？

[42]见《三国志·武帝纪》。

[43]见《三国志·荀彧传》。

[44]见《三国志·武帝纪》、《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45]见《三国志·武帝纪》。

[46]见《三国志·贾诩传》。

[47]见《三国志·先主传》。

[48]关于许攸叛逃的原因，有三种说法。《三国志·武帝纪》称“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荀彧传》称“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习凿齿《汉晋春秋》称袁绍不听许攸抄小路前往许都劫持天子的建议，许攸怒而投奔曹操。

[49]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50]见《三国志·张郃传》。

[51]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52]曹操的一系列法令包括：建安八年八月“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的“己酉令”，“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的“庚申令”，九年九月的“抑制兼并令”，十一年十月的“求直言令”，十二年二月的“封功臣令”，十四年七月的“存恤令”，十五年春的“求贤令”，十二月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分见《三国志·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诸书。

[53]请参看田余庆《曹袁斗争和世家大族》。

第三章
孙刘联盟

荆州告急

万里长江奔流不息，把中华大地分成北方和南方。南方在东汉时期是欠发达地区，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唯其如此，朝廷和巨头们便无暇顾及，甚至不屑一顾，那些实力较弱的军阀也就能够乘虚而入，在那里割据一方。

长江一线的三个州，便是如此。

这三个州，是益州、荆州和扬州。它们的州牧，则最早是刘焉、刘表和刘繇（读如摇）。刘焉是益州牧，刘表是荆州牧，刘繇是扬州牧，他们也都是宗室。

这是汉灵帝中平五年（188）的事。当时为了对付黄巾起义，朝廷接受刘焉建议，改刺史为州牧，并加大其权力，派朝廷重臣和皇室疏宗担任。担任州牧的宗室先后有五个，另外两个是幽州牧刘虞和豫州牧刘备。

幽州牧刘虞，益州牧刘焉，荆州牧刘表，扬州牧刘繇，豫州牧刘备，这就是东汉末年的五位宗室州牧。不过刘虞并未参与逐鹿，刘备则徒有虚名（豫州不是他的）。值得注意的，便只有长江一线三个州。

三个州的情况不一样，三个州牧的处境也不一样。发达程度，扬州最好，荆州次之，益州最差。个人处境则刚好相反，刘焉最好，刘表次之，刘繇最差。刘繇甚至并未真正治理过扬州，四十二岁时就早早退出了历史舞台。

名义上属于刘繇的扬州则被一分为二。长江以西（江西）被袁术占领，长江以东（江东）被孙策觊觎。刘繇兵败病逝后，扬州六郡中的吴郡、会稽、丹阳、豫章都落入孙策手中，成为后来孙吴政权的基础。[1]

但，处于风口浪尖的是荆州。

荆州在长江一线三个州中最为关键。夺取了荆州，尤其是占领了南郡的郡治江陵（在今湖北荆州），逆流而上可以攻取益州，顺江而下可以攻取扬州，这也正是后来曹操、刘备和孙权都要拼命争夺荆州的原因。

当然，如果荆州的州牧是曹操或袁绍，事情也许另当别论，可惜刘表胸无大志。袁绍向他求援，他满口答应却按兵不动。后来曹操征乌丸，刘备劝他袭击许都，他也只当耳边风，难怪曹操说他是“自守之贼”。[2]

不过平心而论，刘表在荆州甚得人心。而且，正是由于他实行“爱民养士，从容自保”的政策和策略，荆州地区保持了十多年的安定和平，许多北方南下的难民也得到了资助和周全，这不能不说是刘表做的好事。

可惜，树欲静而风不止。

最先打破平静的是刘备。他是在官渡之战后，因为被曹操打败而投奔刘表的。当时的刘表，则像得到了皇上所赐的烫手山芋，左右为难。无可奈何之下，刘表只能一方面礼遇有加，另一方面小心防范。

刘表的安排，是让刘备先后出兵新野（今河南新野）和博望（今河南方城），最后屯兵樊城。樊城与刘表所在的襄阳隔汉水相望，这就既能防止变生不测，又能让刘备成为对付曹操的防火墙。

其实就连这点小心眼，也被郭嘉看穿。郭嘉一针见血地指出：刘表很清楚自己的才能不足以驾驭刘备。给予重任吧，恐怕不能制约；给予轻任吧，刘备不为所用。因此郭嘉极为不屑地说：刘表不过“坐谈客”罢了！[3]

看来，刘表不该生在弱肉强食的乱世，也不知道在这乱世该如何自保。刘备天下枭雄，诸葛亮人中之龙，他居然敬而远之；中原士族南下荆州的有千人之多，也只见他安顿，不见他重用。如此不智，又岂能守住家业？

因此，北方的曹操，东边的孙权，都虎视眈眈。

孙权是孙坚的儿子，孙策的弟弟。孙坚在与刘表部将黄祖的战斗中阵亡，长子孙策接班，年十八岁。后来孙策被刺客谋杀，二弟孙权接班，年十九岁。这时，他名义上是大汉的讨虏将军，实际上是盘踞江东的小军阀。[4]

说起来孙氏家族也真是少年英雄辈出。孙坚成名时只有十七岁，孙权则同样不同凡响。建安十三年（208）春，孙权一举攻破夏口城（今武汉汉口），杀了刘表的大将江夏太守黄祖，天下为之震惊。

当然要震惊。因为此战意味着孙权的势力已向西部扩展，下一步必将觊觎江陵，贪图襄阳，鲸吞荆州。

曹操立即感到时不我待。事实上，他对荆州早已觊觎多时，而袁绍的残余势力也已剿灭尽净，北部中国几乎尽收囊中。曹操本人则自任丞相，大权独揽令行禁止，完全可以夺取荆州，也必须夺取荆州。[5]

当年七月，曹操南征刘表。

与此同时，刘表也一病不起，并于八月身亡，接管荆州的是他的小儿子刘琮。刘琮岂是曹操的对手，刘表旧部蒯越、韩嵩、傅巽（读如训）等人也都劝他投降。

刘琮说：我就不能和诸位一起，守住先君基业，以观天下之变吗？再说还有刘备。

傅巽说：不能。以人臣对抗人主，是以逆抗顺；以地方对抗中央，是以弱战强；以刘备对抗曹操，是以卵击石。三个方面都不行，还要抵抗王师，那是找死。

刘琮犹豫。

傅巽便问：将军自己想想，你比得上刘备吗？

刘琮说：比不上。

傅巽说：那好！如果刘备不能战胜曹操，将军就无法自保；如果打得过曹操，他还会再做将军的部下吗？

刘琮一听就明白了。

没错！要对抗曹操，只能依靠刘备。但无论刘备是输是赢，自己都没有好下场。那还不如投降！[6]

刘琮投降，曹操的大军便如入无人之境。刘琮这才派人去告诉刘备。刘备闻讯大惊，拔出刀对来人说：今天就是宰了你也不解恨，只是不想弄脏了我的刀！[7]

不过现在说什么也都没有用了，刘备唯一的选择是走为上计。然而刘备跑得快，曹操追得也快。他亲点五千精锐骑兵，以一天一夜三百里的速度追了过去，试图将刘备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一举歼灭。

与此相反，刘备却是跑得快，走得慢。因为他路过襄阳时，许多士人、百姓和刘表旧部都跟着南撤，随行人员多达十几万，辎重数千辆，一天只能走十几里。

这就几乎是等着挨打。

危在旦夕的刘备却拒绝了先走一步的建议，坚持与民众缓慢同行。他的解释是：成就大事必须以人为本。现在人家跟我生死与共，我又怎么忍心抛弃他们！

可能，这是刘备一生中最闪光的一笔。

然而后果却十分严重。曹操很快就追上了刘备，两军在当阳的长坂（今湖北当阳东北）相遇。刘备再一次丢掉了老婆孩子，与张飞和赵云等数十人落荒而逃，随行人员和车辆辎重全部被曹操缴获。[8]

幸运的是，曹操并没有穷追猛打。他放弃了刘备，带兵直奔江陵而去。那里屯集了大量的军需物资，包括水战必需的舰船，是绝不能让他人得手的。

靠张飞保全了性命，靠赵云找回了妻儿的刘备，决定东行去夏口，跟事先安排在那里的关羽，以及跟刘琮分道扬镳的刘表长子刘琦会合。但，刘琦的一万人马，关羽的一万水军，能抵挡曹操的泰山压顶吗？

也许，这就得问诸葛亮了。

[1]见《三国志·刘繇传》。

[2]见《三国志·先主传》，《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3]见《三国志·郭嘉传》。

[4]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孙坚去世在初平三年（192），孙策去世在建安五年（200），年二十六岁，可知孙策接班时十八岁。据《三国志·吴主传》，孙权去世是在魏嘉平四年（252），年七十一岁，可知孙权接班时十九岁。

[5]官渡之战后，曹操两次打算伐刘表。一次在建安六年（201）春，被荀彧谏止；一次在建安八年（203）秋，被荀攸谏止。劝谏的原因，是袁绍的势力还没有完全消灭。

[6]见《三国志·刘表传》。

[7]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汉魏春秋》。

[8]以上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张飞字益德（《三国演义》作翼德），涿郡人，官至车骑将军，封西乡侯。图据清代拓本“汉将军飞率精卒万人大破贼首张郃于八立马勒铭”，又名“八摩崖”，据说张飞在汉中争夺战中大败魏将张郃，刻此铭于石壁。

诸葛亮出山

诸葛亮是在前一年来到刘备身边的。

这又是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三顾茅庐。这个故事由于罗贯中的演义而广为人知，可惜却是小说家言。历史的真相也许并非如此，或不完全如此。

那么，真相可能是什么？

三顾茅庐之前，诸葛亮曾经见过刘备。

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北方。洞悉形势的诸葛亮料定下一个攻击目标必是荆州，也清楚刘表不可依赖，能救荆州的只有刘备，便从隆中去见他。

刘备并不认识诸葛亮，也没太把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当回事，尽管他身高一米八四，容貌甚伟风度翩翩。但在四十七岁的刘备眼里，诸葛亮依然是小字辈。

那天可能是刘备的接待日，来座谈的士人很多。谈完众人散去，只有诸葛亮不走。刘备也不问他想说什么，顺手拿起一根牦牛尾巴就编起工艺品来。

诸葛亮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这个吗？

刘备说：这是什么话！聊以忘忧罢了。

诸葛亮说：请将军度量一下，刘镇南（刘表）与曹公（曹操）相比，怎么样？

刘备说：比不上。

诸葛亮又问：将军自己呢？

刘备说：也比不上。

诸葛亮说：那么，难道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

刘备这才发现诸葛亮非同寻常，诸葛亮也为刘备出谋划策。他的建议，是鼓励流入荆州的游民发展生产，并登记在册。刘备依计而行，实力果然大增。[9]

不过这事也就到此为止，诸葛亮又回到了隆中。他真正成为刘备的得力助手，应该是在司马徽和徐庶极力推荐之后。即便如此，刘备也仍未高度重视。

刘备对徐庶说：那就请他和足下一起来吧！

徐庶却说：诸葛孔明是卧龙，岂能随便召唤？将军还是屈尊亲自去拜访他吧！

这才有了三顾茅庐。[10]

图据明末安徽新安黄氏刻本《遗香堂绘像三国志演义》。与西晋《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不同的是，元末明初诞生的小说《三国演义》坚决地以蜀国为正统。

但，这里面有问题。

是啊，诸葛亮不是“可就见，不可屈致”的吗？他怎么会主动去见刘备？他既然已经见过了刘备，刘备又怎么还需要三顾茅庐？以上说法，可靠吗？

可靠。

事实上，诸葛亮完全有可能去见刘备，因为当时的荆州山雨欲来，危在旦夕。以诸葛亮之心系天下，绝不会坐视不管。我们甚至可以推测，正是他的这种责任感，从一开始就赢得了刘备的尊敬和信任。

有一个旁证可供参考。

也是在荆州，而且就在刘表席间，刘备就曾毫不客气地痛斥一个名叫许汜（读如四）的人：国难当头，民不聊生，天子失所，正需要有人为国分忧。足下名为国士，却不知忧国忧民，只知求田问舍，实在让人不齿！[11]

诸葛亮当然不是许汜。作为“每自比管仲、乐毅”的有志之士，他可是以天下为己任的。

因此，诸葛亮会去见刘备，刘备也会去见他。

实际上，两汉原本就有聘请名士为官的制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而且无论是皇帝的征聘，还是州郡的辟除，都是礼聘，不能令召，光武帝刘秀甚至还碰了好几个钉子。三顾茅庐，不足为奇。[12]

更何况，刘备拜访诸葛亮，也未必是招聘。

这一点，有诸葛亮自己的回忆为证。他在二十一年后曾这样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13]

很清楚，诸葛亮去见刘备，是“提出建议”；刘备去见诸葛亮，是“征求意见”。两人谈得投机，这才决定合作。也因此，诸葛亮到刘备军中，一开始是没有职务的。担任军师中郎将，是在赤壁之战以后。[14]

至于打动刘备的那一席话，则是《隆中对》。

这是一次极其严肃认真的对谈，双方也都表示了最大的诚意。为了郑重其事，刘备使用了“孤”的自称。他在建安元年被封为宜城亭侯，可以称孤。[15]

于是刘备开诚布公：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自不量力，一心想要伸张正义于天下。奈何智术浅短连遭挫折，只剩下壮心未已，先生认为计将安出？

诸葛亮的对策则极为务实。

早已看清时局的诸葛亮告诉刘备，当今天下之势，并非人人都像将军一样心系汉室，心忧主上，而是都在抢占地盘。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曹操以弱胜强消灭袁绍，便是证明。

那么，什么地方可以考虑？

北方显然不行。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东边也不行。孙权据有江东已经三代，既得地利又得人和，这就只能联合，不能图谋。

能打主意的，是荆州和益州。

荆州下辖七郡，领县上百，而且北据汉沔（汉水、沔水），利尽南海（广东、广西），东连吴会（江苏、浙江），西通巴蜀（重庆、四川），堪称“用武之国”，碰巧主人又守它不住，简直就是天赐，就看将军想不想要了。[16]

益州的情况也差不多。这个地方，对外是天险，对内是乐土，高皇帝就是在益州的汉中成就帝业的。然而成都的刘璋昏庸软弱，汉中的张鲁则不怀好意，因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只不过得自己动手去拿而已。

拿下了荆州和益州，又怎么样呢？

诸葛亮说，以将军帝室之胄的身份，信义著于四海的名望，总揽英雄思贤如渴的号召力，只要实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政策，事业就能发展，力量就能壮大，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至于将来，如果形势发生变化，则可兵分两路。一路由大将率领从荆州出发，取道宛城挺进洛阳；另一路由将军亲自率领从益州北上，取道秦川直抵长安。那时候，百姓万民还不捧着酒饭来夹道欢迎吗？

于是诸葛亮说：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如此醍醐灌顶，刘备豁然开朗。他高兴地对关羽和张飞说：我有了孔明，就像鱼儿有了水啊！[17]

可惜，诸葛亮为刘备做的只是战略规划，现实问题则是刘备一行逃到夏口后，曹操并没有放过他。十二月，在江陵养足精神备齐军需的曹操，率领大军顺江而下抵达巴丘（今湖南岳阳）。目的很明确：消灭刘备。[18]

刘备大难临头。

在这个关键时刻，并无官职的诸葛亮挺身而出。他对刘备说，情况紧急！请明公授权，让我去江东求救。[19]

这是正确的决策，因为此时能救刘备的只有孙权。问题是孙权与曹操并未翻脸，跟荆州反倒是世仇。至少，他可以坐山观虎斗。即便收不到渔翁之利，也犯不着来蹚这浑水。因此两家能否联盟，完全取决于孙权的态度。

那么，孙权的态度又如何？

[9]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和《九州春秋》。

[10]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引《襄阳记》。

[11]见《三国志·陈登传》。

[12]请参看《后汉书·逸民列传》。

[13]见诸葛亮《出师表》。

[14]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5]见《三国志·先主传》。

[16]荆州七郡为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长沙、武陵，章陵郡则废置无定。

[17]以上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8]见《三国志·武帝纪》。

[19]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鲁肃设谋

孙权在观望。

事实上，荆州事变后，孙权就到了柴桑（今江西九江）。态度则很明确：拥兵自重，观望成败。[20]

这并不奇怪。毕竟，曹操不是冲他来的，刘备跟他也非亲非故。他当然清楚刘备不是曹操的对手，因此他要算的账是：如果刘备败了，曹操会不会继续东进？如果帮助刘备抵抗曹操，自己又有什么好处？

不过，这可以慢慢想。

没错，孙权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后来曹丕和刘备先后称帝，他却一直等到曹丕死后三年，看清楚万无一失才肯戴上皇冠。结果是什么呢？三国当中他称帝最晚，国祚却最长。所以，看不见兔子，孙权绝不会撒鹰。[21]

诸葛亮使命艰难。

实际上，真正促成孙刘联盟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另外一个人，因为他比孙权还会算账。当他把所有的账都跟孙权算清楚以后，孙权就拍板了。

此人就是鲁肃。[22]

鲁肃是在周瑜的建议和推荐下投奔孙权的，而且初次见面就有了“合榻对饮”的密谈。这次密谈，跟当年毛玠劝说曹操，沮授劝说袁绍，后来诸葛亮劝说刘备，意义同样重大，堪称“鲁肃版”或“东吴版”的《隆中对》。

孙权问：如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孙某有幸继承了父兄余功，便也想建立齐桓和晋文那样的霸业。先生既然看得起孙某，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教我？

这跟刘备问诸葛亮，是一样的。

鲁肃却当场泼了一瓢冷水：将军怕是当不成齐桓和晋文了。想当年，高皇帝也想尊奉义帝成就霸业，但是项羽不同意。今天的曹操，就是当年的项羽。有曹操在，将军怎么成得了齐桓公和晋文公？

做不成齐桓、晋文，那做什么？

做皇帝。

鲁肃说：当今天下形势，是大汉已无希望，曹操实力雄厚。因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等到北方处于多事之秋时，再向西进军，将整个长江流域都据为己有，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可是高皇帝的功业啊！

这当然是一个宏伟蓝图。但在建安五年十月，曹操刚刚战胜袁绍的时候，鲁肃也好，孙权也罢，恐怕都只能说说和听听。因此孙权淡淡地回应：孙某尽力一方，只是为了辅佐汉室。先生所言，可不是孙某敢想的。

其实鲁肃的话，孙权听进去了，尤其是“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猝）除”这两句。其中奥妙，则不言而喻：汉室不可复兴，由霸业而帝业就是可能的；曹操不可卒除，先三分后一统就是必须的；孙权的路线既然是与曹操划江而治，南方对抗北方就是必然的。

但，南方弱小，北方强大。南方要想对抗北方，就非得联合不可。这正是鲁肃要极力主张与刘备联盟，孙权也最终要去蹚赤壁之战那汪浑水的根本原因。

所以，不仅诸葛亮未出隆中已知天下三分，鲁肃同样知道，而且比诸葛亮的《隆中对》早了七年。

当然，他们的最终目标也都是一统天下。

且看鲁肃的三部曲：第一步，巩固江东，与中原（曹操）、荆州（刘表）鼎足而立；第二步，在适当的时候夺取荆州，进而占据整个长江流域，与北方分庭抗礼；第三步，称帝建国，谋求天下一统。

◎ 榻上策 VS 隆中对

榻上策

隆中对

献策人

鲁肃

诸葛亮

献策时间

公元200年

公元207年

背景

官渡之战袁曹胜负未分。

赤壁之战前，刘备新败。

局势判断

短时间内消灭无法曹操。刘备与曹操敌对，可以结为盟友。如果刘备有异心就见机行事。

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可与之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可以为援而不可图。

战略要点

先剿除黄祖，进攻刘表占领战略要地荆州，从而进可攻、退可守，形成鼎足态势。

先取战略要地荆州，再攻占益州，形成鼎足态势。对外联合孙权，对内治理国家。

展望未来

当曹操后方发生内乱时，一举消灭曹操，统一天下。

一旦出现有利机会，就从荆州、益州两路出兵，消灭曹操，统一天下。

这就与诸葛亮为刘备所做的规划惊人地相似。换句话说，他们都主张“先三分后一统”，也都需要“南方对抗北方”。只不过鲁肃说的三家，是曹操、孙权、刘表；诸葛亮说的，则是曹操、孙权、刘备。

然而鼎立的三足是一样的，即中原、江东与荆州。荆州在刘表手里，就是曹操、孙权、刘表。荆州在刘备手里，就是曹操、孙权、刘备。事实上，后来鲁肃和孙权也做了调整：刘表换成了刘备，对峙也变成了联合。

联合也是鲁肃促成的。

刘表病故后，政治上极为敏感的鲁肃立即意识到此事的重要性，便以吊唁的名义出使荆州。走到江陵得知刘琮投降的消息，又立即北上与刘备相会于当阳长坂。

对于狼狈不堪的刘备来说，鲁肃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活神仙。因此，当鲁肃提出联盟建议时，刘备和诸葛亮都没有任何异议。于是鲁肃陪同刘备一行到了夏口，后来又进一步东移到樊口（今湖北鄂州樊港入江处）。

然而孙权却犹豫了。

孙权犹豫，是因为有一笔账不太好算：不帮刘备，荆州就是曹操的；帮助刘备，荆州就是刘备的。两个都不帮，荆州仍然不可能变成自己的，弄不好那战火反倒会烧到家门口来。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这实在不好决策。

那么，孙权后来为什么又决定联合刘备？

因为问题变了，不再是要不要帮助刘备，而是要不要投降曹操。孙权的情报部门得到消息，曹操拿下刘备以后还要进军江东。另一条未必可靠的史料则宣称，曹操还给孙权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23]

孙权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征求意见，结果上上下下一片降曹论调。他们说，曹操托名汉相，似虎如狼，挟天子以征四方，岂能对抗？何况他拿下荆州占领江陵以后，就连长江天险也与我共有。不如投降。[24]

只有鲁肃一言不发。

孙权无奈，起身上厕所，鲁肃也跟着追到檐下。孙权立即意识到鲁肃有极其重要的悄悄话要说，便拉着他的手问：爱卿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鲁肃说：是的。投降不是不可以，但要看是谁。比如我鲁肃，是可以的；将军您，就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鲁肃投降以后，可以一步一步升上去，当个郡守、州牧总不成问题。将军如果投降曹操，又能到哪里去呢？

这当然是悄悄话，然而说到孙权心坎上了。实际上孙权对鲁肃那个“隆中对”是很以为然的。他也很清楚，只有联刘抗曹，才可能现在保全江东，将来南面称孤，最后克成帝业，投降曹操则绝无出路。

于是孙权叹息说：他们的议论很是让人失望，只有爱卿与我想法相同，这是上天以爱卿赐我啊！

不降曹，就只有联刘，这叫别无选择。

联刘抗曹，已是箭在弦上。

但，打不赢怎么办？

鲁肃没说，孙权也没问。因为战败的结果跟投降没什么两样，却光荣得多。至少对于孙权，是如此。

那么，孙权可以拍板了吗？

不能。因为他还有话要问两个人。

这两个人，就是诸葛亮和周瑜。

[20]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21]孙吴立国五十一年，曹魏四十六年，蜀汉四十二年。

[22]本章所述鲁肃事迹如无另注均见《三国志·鲁肃传》。

[23]此事《三国志·鲁肃传》的说法是“得曹公欲东之问”，曹操的信则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关于此信的真伪，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24]见《三国志·周瑜传》及《资治通鉴》卷六十五。

孙权拍板

与鲁肃谈话之后，孙权接见了诸葛亮。[25]

奇怪！孙权不是已经拿定主意联刘抗曹了吗？为什么还要再听诸葛亮的？因为他谨慎。他必须弄清楚刘备有多少实力，又有多大的决心。因此两人见面时，孙权完全是脑子里一片空白的样子。

诸葛亮的开场白却堪称经典：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26]

这话精彩！表面上看，诸葛亮不过描述了局势，回顾了历史，但三言两语之中却暗藏玄机。比方说，无论已消灭的袁绍、袁术、吕布，仍割据的刘璋、张鲁、马超，都只字不提，似乎并起逐鹿的只有三家。

次序也有文章：先孙权，再刘备，最后曹操。其实曹操起兵时，孙权和刘备还不知在哪里。何况曹操拥有半个中国数十万大军，孙权也有江东六郡十万精兵，刘备则加上刘琦也只有两万人马，又岂能“并争天下”？

不过这种说法，孙权方面是爱听的；而“与曹操并争天下”云云，则又向孙权暗示了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敌人。陈述尚未开始，阵营已然分明。

至于刘备的败落和困境，则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那么，刘备为什么没有用武之地？因为曹操平定中原，攻破荆州，威震四海。

原来，麻烦都因为曹操，刘备则没有问题。

呵呵，高明！

接下来，诸葛亮反客为主，开始替孙权谋划：如果能与曹操抗衡，不如及早了断；如果不能抵挡，那就尽快称臣。像将军这样，表面上唯命是从，实际上心怀二志，火烧眉毛却当断不断，恐怕马上就会大祸临头。

因此诸葛亮说：愿将军量力而处之。

不能说这话没有道理。是的，刘备确实是没有了用武之地，却也因此没了麻烦。因为反正死路一条，了不起拼他个鱼死网破。这样算下来，有麻烦的反倒是观望狐疑犹豫不决，“事急而不断”的孙权。

但，明明是自己走投无路，却偏说别人有麻烦，还做出一副设身处地的样子，孙权当然不吃这一套。他反唇相讥说：既然如此，你们刘豫州怎么不投降？

诸葛亮很清楚，这时绝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必须将抵抗到底的信息传达给对方。因此他抗声作答：刘豫州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望所归，岂有投降之理？即便抵抗失败，那也是天意。投降曹操，万万不能！

这话说得大义凛然，却只能看作外交辞令。其实五易其主的刘备这回哪里是骨头硬？是吃准了曹操根本就不会放过他，投降也没用，只能死硬到底。

然而孙权要的就是刘备方面的这个态度。于是他当场表示：我想清楚了，除了刘豫州，没人可以对抗曹操。不过孙权决策之前，仍必须掂量战争的可能性，因此直截了当地问：刘豫州新败之后，还有抵抗之力吗？

显然，这只能实实在在地算账。

于是诸葛亮说：曹操万里长征千里奔袭，杀到这里已成强弩之末，哪里会有战斗力？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哪里会有战斗力？刘琮的部队投降曹操，原本迫于无奈，并非心悦诚服，又哪里会有战斗力？

事实证明，诸葛亮的这些判断完全正确。

更重要的是，他还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刘备并未全军覆没，荆州也并未全部沦陷。只要双方同心协力，战胜曹操绝无问题。曹操兵败，必定撤回北方。那时，中原、江东与荆州的鼎足之势就可以形成了。

因此诸葛亮说：成败之机，在于今日。

话说到这个份上，联盟应该已经达成。然而孙权依然按兵不动，因为他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

孙权等待的是周瑜。[27]

周瑜是鲁肃建议从前方召回的。他提出这个建议，当然有深刻的原因，也有充足的理由。

与孙策同年的周瑜，是跟孙策一起长大，后来也亲如兄弟的战友，江东基业就是他们共同打下来的。他们还分别娶了闻名遐迩的美女大乔和小乔，成为战场和情场同时得意的少年英雄，时年二十四岁，人称孙郎和周郎。

孙策去世后，又是周瑜率先支持孙权，跟张昭一起成为孙权的左膀右臂。当时孙权的正式官职只是将军，周瑜却对孙权执臣子礼。他还对鲁肃说，孙权是一定能够成就帝业的，鲁肃这才投奔了孙权。[28]

周瑜，是孙权的诸葛亮。

图据重庆忠县涂井崖墓群出土的乐舞俑、抚琴俑与听琴俑。三俑均为三国蜀汉文物，高约40厘米，高髻饰簪花。其中抚琴俑跽坐抚琴，听琴俑抚耳倾听。周瑜精通音律，据说演奏即使稍有失误，也一定瞒不过他的耳朵。江东因此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语。

实际上周瑜对战局的判断也跟诸葛亮完全一致，他甚至还指出了曹操这次出征的四大弊端：本土不安，后患未除，贸然南下，此其一；放弃鞍马，使用舰船，舍长就短，此其二；寒冬腊月，马无草料，给养不足，此其三；劳师远征，水土不服，必生疾病，此其四。

周瑜说：这四条都是兵家大忌，曹操却一条不落。如此利令智昏，简直就是自己前来送死，岂有我们反倒投降之理？我看活捉此贼，就在今日！

曹操不可战胜的神话，被诸葛亮和周瑜一起粉碎。

鲁肃算清了政治账，诸葛亮算清了联盟账，周瑜算清了军事账，孙权心里笃定，这才亮出底牌：老贼早就想废汉自立，只不过顾忌袁绍、袁术、吕布、刘表和我。如今群雄已灭，唯孤尚存。孤与老贼，势不两立！

为了宣示决心，孙权拔刀砍断案角喝道：再有胆敢主张投降曹操的，下场就跟这书案一样！[29]

也就在这天晚上，周瑜和孙权有一次单独谈话。孙权摸着周瑜的背，叫着他的字说：公瑾呀，你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啊！我已经选好了三万精兵，舰船、粮草和武器也都准备完毕。请公瑾和子敬（鲁肃）、程公（程普）先行一步，我在后方尽力支援。如果战事不利，公瑾就回来，本将军亲自与他曹孟德决一死战。

看来，孙权早就做好了参战的准备。

实际上，联刘抗曹原本就是孙权的打算。只不过，他必须得到刘备方面的保证，必须由将来实际作战的周瑜和鲁肃提出主张，还想借此机会考察一下集团成员的忠诚程度，这才装作没有主见，迟迟不肯表态。

孙权绝非等闲人物。

但不管怎么说，吴军总算出发了。他们以周瑜和程普为正副总指挥（左右督），鲁肃为参谋长（赞军校尉），驾着战船鼓起风帆，浩浩荡荡开往樊口。

天天派人守在码头的刘备终于盼来了救兵。为了表示诚意，刘备只身一人乘船去见周瑜。两人见面自有一番寒暄慰问，但刘备最关心的还是军情。

刘备说：孙将军决心对抗曹公，可谓深谋远虑，却不知贵军战卒有几何？

周瑜说：三万。

刘备说：恨少！

周瑜却意气风发信心十足地说：三万人足够！请刘豫州放宽心思看我破敌吧！

[25]《资治通鉴》将此事记在鲁肃谈话之前，是不对的，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26]以下对话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27]本章所述周瑜事迹，如无另注，均请见《三国志·周瑜传》。

[28]见《三国志·鲁肃传》。

[29]见《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下同。

赤壁之战

周瑜的话没有错，赤壁之战以曹操大败而告终。

赤壁之战是划时代的：此前则群雄逐鹿，此后则天下三分。然而战争本身的情况，包括时间、地点、规模和胜败原因，历史学家都有不同意见，堪称众说纷纭。[30]

但陈寿《三国志》所言，应该大体不差。[31]

建安十三年（208）十二月，曹军从江陵顺江而下，孙刘联军从樊口逆流而上，两军在赤壁（今湖北赤壁）相遇。不出周瑜所料，曹军在巴丘已大面积感染瘟疫。狭路相逢，曹军败北，只好退过江去，把战舰停靠在赤壁对岸的乌林（今湖北洪湖）。[32]

这时已是寒冬。北风劲吹，船舰颠簸，曹军中又病倒一片。于是曹操下令将战舰连锁在一起，陆军则在岸边安营扎寨。周瑜的部将黄盖说：敌众我寡，难以持久。但曹军既然船舰首尾相接，不妨一把火把他们烧走。

周瑜然其计，黄盖则假装投降。数十艘战舰装满柴草又浇了油，蒙上布幔，插上旗帜，浩浩荡荡驶向北岸。曹操部队的官兵都跑了出来指指点点，伸长了脖子观看黄盖来降。没想到黄盖的舰船驶过来后，竟是一齐放火。

当时东南风劲吹，火势一直蔓延到岸上。曹操的战舰和军营全部都被点燃，顷刻之间烈焰万丈。曹军有的被烧死，有的被淹死，人仰马翻，曹操只好撤退。

撤退前，他把剩下的船也烧了。[33]

猝不及防的曹操丢盔弃甲，狼狈逃窜，在周瑜和刘备的夹击下一路狂奔，幸得张辽、许褚等人的接应方才脱险。孙刘联军则水陆并进双管齐下，追击曹操直至南郡。曹操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守江陵，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自己带着残兵败将退回北方。

曹操真是一败涂地。

然而这一仗却非打不可。实际上，除了必须夺取荆州和消灭刘表，曹操也还想威胁孙权。建安七年（202），曹操要孙权送儿子做人质，被孙权拒绝，曹操很可能就已经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征荆州，灭刘表，至少可以警告孙权一下，这才有写给孙权的那封恐吓信。

可惜曹操的想法完全落空。孙权没被吓着，反倒与刘备联合，一把火把他烧得焦头烂额。刘表虽然死了，刘备却强大起来。江陵虽然到手，却又丢了，等于没有。曹操得到的，只有襄阳。但是，江陵仍然在对方手里，他的脚步却再也不能迈过长江。

这一回，曹操失大于得。

赚得盆满罐满的是刘备。赤壁之战前，他先是寄人篱下，后是如犬丧家。然而短短四五个月，就咸鱼翻身今非昔比。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纷纷投降。刘备任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并自任荆州牧，治所公安（今湖北公安）。[34]

刘备变成了战后的暴发户。

孙权则由刘备上表朝廷，推荐为徐州牧。他甚至有可能远远见过曹操一面。建安十八年（213）春，曹操与孙权在濡须（今安徽无为）相持不下，孙权便坐了一条小船到曹操的水军营中转了一圈，还让吹鼓手奏乐助兴。于是曹操喟然叹息说：生子当如孙仲谋！

后来孙权又给曹操写了一封信，上面只有八个字：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另外又附了一张纸，上面也只有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

曹操得信，立即撤军。[35]

先后出土于蒲圻赤壁古战场的箭镞达数千枚，有三棱形、四棱形和六棱形等，有铜制亦有铁制。赤壁市博物馆藏品朱雀弩机，机身有错银朱雀图案，又名凤凰弩机。弩机在三国时是先进武器，有射程表尺，可连发十枝箭镞。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

这就是赤壁之战的余波。

因此，赤壁之战实在是三国史上的一个关键。由于这场战争，鼎立之势已现，对峙之势已成。此后，南方和北方也曾有过征战，比如曹操南征孙权，关羽北战襄樊，但不是无功而返（如曹操），便是自取灭亡（如关羽），谁都不能再向前迈出一步。

有成效的是东西之战，即刘备的夺益州和孙权的夺荆州。建安十九年（214）夏，刘璋投降，刘备入成都，益州归了刘备，刘备以荆州牧的身份兼领益州牧。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关羽被杀，孙权入江陵，荆州大部归了孙权，孙权以徐州牧的身份兼领荆州牧。

至此，长江一线三州的归属完全改变。原来的三个宗室州牧刘繇、刘表和刘焉父子先后淡出江湖，南方成了孙权和刘备两大军阀的舞台。

那么，北方又如何？

[30]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31]以下所述主要依据《三国志·周瑜传》，非此传者另注。

[32]曹军染病一事，《三国志》之《周瑜传》和《先主传》均有记载，《郭嘉传》则称染病于巴丘。

[33]关于烧船问题，《三国志》之《先主传》说：“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郭嘉传》说：“太祖征荆州还，于巴丘遇疾疫，烧船。”《吴主传》说：“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则称事后曹操曾致函孙权，说是“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

[34]见《三国志·先主传》。公安原名油江口，刘备更名为公安。

[35]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

第四章
三分天下

称王不称帝

赤壁之战后，曹操的野心越来越大。

这似乎不可思议。

吃了败仗，野心膨胀，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可惜曹操并不是只讲道理的人。或者说，他有他的道理。他的道理就是：战场上没拿到的，得在官场上捞回来。当然，官场上步步高升，得靠战场上节节胜利。所以曹操又有了三次军事行动，每次都在官场上另有收获。

三次的收获是：西征马超、韩遂归来，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南征孙权归来，封为魏公，建立魏国；征张鲁归来，由魏公晋升为魏王。

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四月，曹操的政治待遇登峰造极，礼节和仪仗已跟皇帝平起平坐。

于是，代汉的呼声高涨起来。

带头劝进的是陈群和夏侯惇（读如敦）。陈群说，汉朝早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有何不可？夏侯惇则说，为民除害就是万民之主，魏王称帝何必犹豫？

曹操断然拒绝。

他说：如果天命在我，那我就做周文王。[1]

这话曹丕听进去了。曹操去世几个月后，他就逼汉献帝禅位。只不过，他给曹操上的谥号是武帝。

那么，曹操为什么只称王，不称帝？

原因可能很多，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大道理是：世受汉恩，报答之心犹存；信誓旦旦，总不能自食其言。小道理是：出身不好，形象欠佳，怕人笑话。

曹操形象不好吗？

可能。在《三国志》一书中，袁绍、刘表、周瑜、诸葛亮都是一表人才，曹操的身高和容貌却只字不提，可见不敢恭维。匈奴使节来朝，曹操让崔琰做替身，也可见自惭形秽。东汉风气以貌取人，曹操不能不有所顾忌。[2]

刘备和孙权也是障碍。曹操很清楚，只要自己公然称帝，这两个人马上就会跟着上来，“篡汉”的罪名却得由他曹某来背。何况都称帝，就没有了“中央”，刘备和孙权也就从“地方”变成了“对方”，岂非便宜了他们？

因此，当孙权在建安二十四年（219）上表称臣极力劝进时，曹操便拿着孙权的信对大家说：这小子是要放肆地把老夫搁在炉子上烤呀！[3]

但，封公，建国，称王，一个不能少。

转折点是封魏公。表面上看，从侯爵到公爵，不过是爵位高了一等。但，封侯只是赐爵，封公却是建国，可以有自己的社稷和宗庙。曹操封为魏公，就意味着他能名正言顺地在魏郡建立一个独立公国。

以后称王，也顺理成章。

后来曹丕称帝，更是水到渠成。

那么，如此重要的一步，是谁帮曹操迈出的？

董昭。此人总是在关键时刻出场。当年帮助曹操迎奉天子的是他，现在策划封魏公称魏王的也是他。为此，董昭东奔西走，上蹿下跳，造足了舆论，做足了文章，终于形成议案，并得到皇帝的批准。[4]

但，董昭也在一个人的面前碰了钉子。

这个人就是荀彧。

荀彧出身名门，祖父当过县令，父亲当过国相，叔父位至三公。他本人既是名士，又是重臣，在士林中威望甚高，好评如潮，在朝廷官居尚书令（宫廷秘书长），在曹操集团中的地位则相当于萧何兼张良。

显然，如果由荀彧领衔提出封公建国的议案，较之董昭等人，分量要重得多，身份也合适得多。

所以，董昭要以秘密征求意见的方式去见荀彧。

荀彧却泼了一瓢冷水。他对董昭说，曹公兴义兵，除暴乱，平天下，原本为的是匡扶朝廷，安定国家。他秉持的是忠诚，坚守的是谦让。君子爱人以德。你们如果真爱曹公，就该帮他保持晚节。封魏公，怕不合适。

曹操深感失望并大为光火，竟以劳军的名义把荀彧调往东征孙权的军中。荀彧走到寿春（今安徽寿县）就一病不起，不久神秘地去世，享年五十岁。[5]

荀彧的死因有两种说法：忧郁而死，被逼自杀。据说曹操派人给他送去了一个食盒。荀彧打开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于是荀彧服毒。这事当时就闹得沸沸扬扬，朝野谣言四起，至今仍是无法破解的悬案和疑案。[6]

其实，荀彧是死于理想的破灭。

荀彧、鲁肃和诸葛亮，可能是曹操、孙权、刘备三大集团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行动纲领和战略方针，也都影响了各自的君主。因此他们不能以“谋士”名之，而应该称为政治家。

但，三人的情况却不相同。

鲁肃最简单。他不是名士，孙权也不是士族，没那么多负担。所以鲁肃可以直言“汉室不可复兴”，孙权也可以一会儿反曹，一会儿降曹。因为在孙权那里，反曹与拥汉不矛盾，降曹与拥汉也不矛盾。要对付刘备，就说曹操是汉相；要联合刘备，就说曹操是汉贼。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然而以东吴之弱小、生存之艰难，恐怕也只能如此。要孙权为理想而献身，那是办不到的，何况他本来就没有理想。

诸葛亮就麻烦一些。他自己有理想，刘备没有。所以赤壁之战以后，诸葛亮便被束之高阁，真正被重用的是功利主义者庞统和法正。但诸葛亮的最大悲剧，却是他的蜀国治理得最好，灭亡得最早，这是后面要说的。

比较而言，荀彧更悲哀。

荀彧是在官渡之战的九年之前，就离开了众人看好的袁绍，追随并辅佐了曹操的。因为他看穿了袁绍“终不能成大事”，只有曹操才能实现他的愿望：兴复汉室。

这是跟诸葛亮一样的想法。

不能说荀彧看走了眼。他来到曹操身边时，三十七岁的东郡太守曹操确实是热血沸腾的爱国将领。在他主张迎奉天子时，四十二岁的兖州牧曹操也还是心系王室的一方诸侯。以后，曹操征袁术，杀吕布，降张绣，灭袁绍，平定北方，在荀彧看来也是应该和必须的。

然而十几年过去，曹操已经不再“乃心无不在王室”，也不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要自己封公建国了。这实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下一步的发展，必将背离荀彧的理想和初衷。

所以，荀彧不能不阻拦，也知道不会有效果。曹操已经上了自己的贼船，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荀彧也只能与曹操分道扬镳，并选择死亡。也许，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殉自己的理想，对曹操做最后一次劝谏。

何况荀彧也别无选择，他总不能去投奔刘备吧？更何况对于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理想的破灭更为痛苦。进退失据的他只有死路一条，尽管他死不瞑目。

曹操则最终没有代汉自立。很可能，他实在无法面对天国之中荀彧那双忧郁的眼睛。

那也是睿智和坚定的眼睛。

当然，这双眼睛刘备是看不见的。

[1]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和《魏氏春秋》。

[2]见《世说新语·容止》。

[3]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

[4]见《三国志·武帝纪》、《董昭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5]以上见《三国志·荀彧传》。

[6]见《三国志·荀彧传》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刘备入蜀

刘备的野心也在膨胀。[7]

原本一无所有的刘备，是赤壁之战的最大受益者。他占有了现在湖南境内的江南四郡，以及现在湖北境内南郡的一半。于是，刘备一方面保留豫州牧的空头支票，另一方面则一本正经地做起了荆州牧。

然而江南四郡却是荆州最穷的地方，刘备的目光便盯住了天府之国益州。建安十九年（214）夏，也就是曹操封为魏公的第二年，刘备军进成都，益州牧刘璋开门投降。结果，豫州牧和荆州牧刘备，又成了益州牧。

消息传来，曹操震惊，孙权愤怒。

孙权早就在打益州的主意了。周瑜攻下江陵后，孙权控制了西起夷陵（今湖北宜昌）东至寻阳（今湖北黄梅）的长江防线，并占有荆州的江夏郡，便开始觊觎益州。他的麻烦在于，走北路经安康进汉中，曹操不答应；走南路沿长江而西进，要过刘备的地盘。

于是孙权提出，与刘备联合取蜀。

这显然是如意算盘。孙权在东，刘备在西，两军联合作战，只能刘军先行，吴军殿后。拿得下益州，刘军已成炮灰；拿不下益州，也能把刘备挤出荆州。

刘备当然不会上当。他很清楚，益州的军队在前，东吴的军队在后，自己岂非变成夹在当中的肉馅？何况就算联合取蜀成功，刘备也不愿意，他要的是独吞。

孙权终于未能得逞。

那么，曹操呢？

战后的曹操占有了荆州的南阳郡和南郡的另一半（包括襄阳），当然也想要益州。可惜，他不但未能如愿，反倒给刘备送去了一个机会。

建安十六年（211）春，曹操为了逼反马超和韩遂，扬言要西征张鲁。张鲁在汉中，马超和韩遂在关中。攻击张鲁，必经马超和韩遂的防地。这就逼得两人揭竿而起公开反曹，曹操也就师出有名地灭了他们。

曹操本是阴谋诡计，刘璋却信以为真。刘璋是益州牧刘焉的儿子，靠着父亲的余荫割据一方。他当然清楚汉中是益州的门户，也很清楚曹操一旦拥有了张鲁的军需和军队，将更加无敌于天下，自己完全不是对手。

刘璋一筹莫展。

这时，一个名叫张松的人便为他出谋划策，建议他请刘备去打张鲁。张松说，刘豫州跟将军是一家子，跟曹操是死对头。有刘豫州在汉中，曹操来了也不怕。

张松这主意吃里扒外，刘璋却另有小算盘。实际上他既怕外敌也怕内乱，正希望有个刘家人帮他看家护院。于是采纳张松的建议，派法正将兵四千，去迎刘备。[8]

可惜刘璋机关算尽，却没想到张松和法正并不是什么忠臣，他们早就策划好了要把益州献给刘备。因此，刘璋的特使法正一到荆州，就向刘备献计夺取益州。

刘备却犹豫。

犹豫是有道理的。毕竟，人家请他去帮忙，他却趁机把人家灭了，确实讲不过去。刘备还说，我能成功，就因为事事都跟曹操相反。他急切，我就宽和；他残暴，我就仁慈；他奸诈，我就忠厚。这回又岂能失信于人？

这时，庞统又来进言。

号称“凤雏”的庞统在历史上似乎与诸葛亮齐名，其实与“卧龙”不可同日而语，他帮刘备打消顾虑的那番说辞更是强盗逻辑。据一条未必可靠的史料，庞统说，兼并弱小，攻击愚昧，天经地义。将来封刘璋一个大官，不也对得起他了吗？咱们现在不下手，迟早便宜了别人。[9]

这可真是强词夺理，好在刘备要的只是一个说法。建安十六年（211）十二月，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和张飞守荆州，赵云为后备，自己与庞统率军溯流西上向益州进发，而且入境如归，一路绿灯。

刘璋也从成都赶到涪城（涪读如扶，今四川绵阳）亲迎，还给了刘备大量的资助。此时，刘备“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足以对付张鲁。

那么，他去了吗？

没有。

刘备不是来打张鲁，而是来夺益州的。因此，他走到涪城（刘璋地盘）与阳平关（张鲁地盘）之间的葭萌（葭读如加，今四川广元）就停了下来，然后广树恩德，收买人心，等待机会。

机会说来就来。

建安十七年（212）十月，曹操南征孙权。十二月，孙权向刘备求救。刘备便装模作样给刘璋写信，说孙权与自己唇齿相依，关羽在荆州也势单力薄，张鲁则不过自守之贼，不足为虑。因此请刘璋再给一万人马和军需物质，让自己回荆州救援。

刘璋对刘备在葭萌的动作本有怀疑，听说他“欲以东行”更有疑惑，便只肯给兵四千，其余减半。张松闻讯大吃一惊，写信给法正说：咱们的事眼看就要弄成了，怎么可以功亏一篑？结果，张松被自己的哥哥、广汉太守张肃告发，刘璋便将他收监斩首。

张松的猴急和刘璋的狐疑，给了刘备伐蜀的口实。当时庞统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挑选精兵，日夜兼程，奇袭成都；下策是退回白帝，巩固荆州，从长计议。刘备则采纳了庞统的中策，杀白水关（在今四川青川）守将杨怀和高沛，然后反戈一击，攻克涪城。

建安十八年（213）五月，刘备从涪城向成都进军。第二年五月，刘备命关羽守荆州，诸葛亮、张飞和赵云率军入蜀，分兵多路，攻城略地。

这年夏天，刘备攻克雒城（雒读如洛，在今四川广汉北），与诸葛亮、张飞、赵云会师，进围成都。这时，马超也带兵前来投奔，刘璋已成瓮中之鳖。

于是刘璋仰天长叹说：我们父子在益州二十多年，对人民无恩无德，现在又害得百姓吃了三年战争之苦，于心何忍啊！便打开城门，向刘备投降。[10]

这大约是曹操没有想到的。否则，他不会在两年半的时间内都毫无警觉和动作，反倒向孙权耀武扬威。

实际上刘备的机会都是曹操给的。他扬言征张鲁，刘璋才引狼入室；他当真征孙权，刘备才趁机闹事；他跟孙权鹬蚌相争，刘备才乘虚而入渔翁得利。

据说，刘备攻下涪城后，曾大设酒宴庆功。对此，庞统表示不以为然。也许，他良心发现。也许，他想提醒刘备不要得意忘形。反正，庞统在宴会上大煞风景地说：占了人家的地盘还兴高采烈，恐怕不是仁者之兵。

这时刘备已有醉意，便勃然大怒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难道也不是仁者？你给我滚出去！

稍后，刘备觉得不妥，又把庞统召了回来。

庞统也不道歉，一屁股坐下来照吃照喝。

刘备问：刚才谁不对？

庞统说：君臣都不对。

刘备哈哈大笑，照旧饮酒作乐。[11]

没错，刘备可以笑也应该笑。此前，他五易其主，四失妻子，半生颠沛，一路坎坷，现在总算熬出头了。

孙权却笑不起来。

[7]本节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8]关于刘璋的小算盘，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9]见《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10]见《三国志·刘璋传》。

[11]见《三国志·庞统传》。

讨荆州

刘备进入成都后，孙权就来讨还荆州。

荆州是在鲁肃的建议下“借”给刘备的，可惜这个说法却大有问题。刘备本是荆州牧，怎么还要借？荆州一部分在刘备治下，一部分在曹操手中，孙权如何出借？[12]

刘备“借”的，其实只是江陵。

然而这对于周瑜，却无异于与虎谋皮。江陵是周瑜花了一年工夫才打下来的，岂能拱手让人？因此，周瑜不但不同意，还密谋干掉刘备。

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也就是赤壁之战两年后，孙权嫁妹一年后，刘备从公安到京口（在今江苏镇江）来见孙权，希望孙权让出江陵给他做荆州牧的治所，官方说法叫“求都督荆州”。[13]

于是周瑜向孙权建议：趁机将刘备软禁在吴县（在今江苏苏州）。周瑜说，刘备有枭雄之姿，关、张乃熊虎之将，岂肯长久屈身受制于人？如果得到江陵，只怕是蛟龙得到了云雨，不会再是池中之物。[14]

周瑜这一招够狠，可惜并不现实。软禁刘备不难，关羽和张飞却多半会杀上门来。即便夺不回刘备，也会结为死仇，给曹操可乘之机。所以孙权并未同意。

不过，此事还是让刘备感到后怕。

有一次，刘备与庞统聊天。刘备问：先生不是在周公瑾手下做过功曹吗？据说孤到京口时，有人要仲谋把孤扣留起来，有这事吗？没关系，在君为君，但说无妨。

庞统说：有的。

刘备长叹一声说：孤那时也是有求于人，只好铤而走险，没想到差点栽在周瑜手里了。当时孔明就一再劝孤不要去。天下智谋之士，真是所见略同啊！[15]

刘备躲过一劫，周瑜却并不死心。他亲自到京口去见孙权，提出“夺益州，并张鲁，联马超”的战略建议。这个方案，既针对曹操，也暗算刘备。如果真能如愿，长江的上游和下游，还有关中和汉中，便都是孙权的了。

孙权批准了周瑜的方案。不幸的是，周瑜走到巴丘就病逝了，时年三十六岁。临终前，他上疏孙权，一是推荐鲁肃继任，二是念念不忘曹、刘。周瑜说：曹公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万万不可粗心大意！[16]

周瑜始终是把曹操和刘备当作最大敌人的。

鲁肃的想法却不同。他接替周瑜之后，便立即调整了政策，说服孙权把江陵让给刘备。

实际上鲁肃早就有此主张。刘备来京口时，鲁肃就建议孙权，姑且把江陵借给刘备（权借之）。鲁肃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共同对抗曹操。因此听到这个消息，正在写字的曹操十分震惊，竟落笔于地。[17]

这就是“借荆州”说法的来历。

问题在于，如果认同“借”的说法，那么，有借就该有还。何况刘备已经拿下益州，岂有不还荆州之理？于是建安二十年（215）五月，吴使到达成都。而且孙权派出的代表，正是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

刘备却不吃这一套。他说：我正准备打凉州。等凉州打下来，就把荆州所有的地方都给你们。[18]

孙权闻讯，勃然大怒。

愤怒是必然的。不但因为荆州，还因为益州。

孙权也觊觎益州，而且曾派奋威将军孙瑜进驻夏口作为先遣。刘备却致函孙权，绵里藏针地声称：将军如果硬是不肯放过刘璋，刘备只好披头散发归隐山林。[19]

与此同时，刘备也做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他派关羽屯兵江陵，张飞屯兵秭归，诸葛亮屯兵南郡，自己则驻扎在孱陵（此处孱读如战，在今湖北公安）。[20]

孙权只好将孙瑜撤回。

可是孙瑜一走，刘备就开始打益州的主意。以前说过的那些漂亮话，什么与刘璋同为大汉宗室，什么齐心协力匡扶大汉王朝，什么不敢听见有人要夺取益州等等，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难怪孙权破口大骂刘备滑头。[21]

现在不还荆州，当然更是耍赖。

因此，孙权也不管刘备态度如何，便自说自话直接往长沙、桂阳、零陵三郡派遣官员。总督荆州的关羽同样毫不客气，把孙权派去的地方官统统驱逐出境。

孙权大怒，立即派吕蒙率军二万直取三郡，同时命令鲁肃率军一万进驻巴丘对抗关羽，自己则驻扎在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陆水入江处）指挥调度。

刘备闻讯，情知形势严峻，便留诸葛亮驻守成都，自己率军五万回到公安，同时命令关羽率军三万进驻益阳（今湖南益阳），准备与孙权决一死战。[22]

战前，关羽和鲁肃有过一次会谈。

会谈是鲁肃要求的。也许，鲁肃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因此他提出，会谈时两军相距百步，只请双方的将军带着佩刀在阵前相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单刀赴会”。

鲁肃首先发言。他谴责关羽说：我们主公好心好意把土地借给贵方，是因为贵军新遭战败，远道而来，不能没有一个落脚之处。现在你们已经得到了益州，就应该归还荆州。然而我们只要三个郡，居然都不肯给！[23]

这话没有道理。

事实上，刘备借荆州时，已经有了江南四郡和南郡的一半，并非“军败远来，无以为资”。孙权索要的长沙、桂阳、零陵三郡，也不是东吴的，是刘备自己打下来的。难道向你“借”了江陵，便连其他地方也都是借的？

何况刘备任荆州牧，是孙权同意的。如果荆州统统给了孙权，刘备这个荆州牧又怎么当？

因此，会谈没有结果，也不会有结果。

鲁肃和关羽，只能疆场上见了。

关羽（？-220年），河东解良（今山西运城）人，东汉末年名将，早期跟随刘备辗转各地，曾被曹操俘获，于白马坡斩杀袁绍大将颜良，与张飞一同被称为万人敌。图据清关羽铜造像，现藏于河南新乡市博物馆。

这对鲁肃来说，显然是痛苦的。作为东吴方面联盟派的领袖，他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

远在成都的诸葛亮想必也不愿意。

结果，又是曹操帮了他们的忙。这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七月进入汉中。消息传来，刘备马上明白现在不是跟孙权翻脸的时候，便派人向孙权求和。

孙权也不想与刘备兵戎相见，便派诸葛瑾去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协议：除曹操手中的南阳和襄阳外，以湘水为界瓜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归刘备。刘备失去了湘水以东地区，但避免了孙权和曹操的两面夹攻，可谓“以土地换和平”。[24]

没能收回江陵的孙权却提前接回了妹妹。他这位可能名叫孙仁的小妹，是建安十四年（209）十二月嫁给刘备的，十六年十二月刘备入蜀时被孙权接回，跟刘备的夫妻关系只有整整两年。[25]

作为孙权的妹妹，孙夫人当然威风八面。她留下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就连诸葛亮都怕她三分。但作为女人，她其实非常不幸。嫁人既非本愿，离异也身不由己。事实上孙夫人回去以后就没了下文。她和刘备当然不可能鸳梦重温，跟别人还会有新的爱情故事吗？

没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孙权不会死心，荆州也注定不会平静。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那将是另一个局面。

[12]请参看清人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借荆州之非》。

[13]见《三国志·鲁肃传》。

[14]见《三国志·周瑜传》。

[15]见《三国志·庞统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16]见《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17]见《三国志·鲁肃传》，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则认为“恐操不至于是”。

[18]见《三国志·吴主传》。

[19]见《三国志·鲁肃传》。

[20]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献帝春秋》。

[21]见《三国志·鲁肃传》。

[22]以上见《三国志·吴主传》、《资治通鉴》卷六十七。

[23]见《三国志·鲁肃传》及裴松之注引《吴书》。

[24]见《三国志·吴主传》。

[25]孙权嫁妹事散见《三国志》之《先主传》、《法正传》、《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孙权兄弟皆单名：孙策、孙权、孙翊、孙匡，孙小妹亦当单名，不可能叫孙尚香。

走麦城

刘备与孙权握手言和四年多以后，有一队商船浩浩荡荡从寻阳驶向江陵。没人知道船上装运的其实不是货物，而是士兵。十月的一个早上，当江陵守将明白过来时，他们的选择只剩下投降。

这台好戏的总导演是吕蒙。[26]

吕蒙是在鲁肃去世以后接管兵权的，这是孙权的第三位长江上游前线总指挥。与鲁肃主张“联刘”不同，吕蒙跟周瑜一样主张“吞刘”。只不过，周瑜雄心万丈意气风发，吕蒙审时度势足智多谋。他虽然早就向孙权提出要用武力夺取荆州，却知道需要等待机会。[27]

机会在五年之后出现。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刘备从曹操手里夺得汉中。七月，他自称汉中王并还师成都，任命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备受鼓舞的关羽意气风发，毅然发动了夺取襄阳和樊城的襄樊战争。

这一仗打得惊心动魄艰苦卓绝。八月，天降大雨，汉水暴涨，溢出堤外，樊城被洪水包围，曹方将领于禁所督七军全部被淹。关羽趁此自然灾害发动攻势，于禁被俘投降，庞德被俘就义。消息传回，曹操为之流涕。

于禁降，庞德死，驻军统帅曹仁痛失臂膀，樊城城墙也被洪水浸泡不断坍塌，城中守军一片恐慌。好在这时徐晃的援军赶到，关羽只好撤离战场。

实际上初战告捷的关羽也力不从心。他很清楚，要对付曹仁和徐晃，拿下襄阳和樊城，没有足够的兵力是绝对不行的。但从后方调兵，南郡就会虚弱；如不调兵，则前方又会吃紧。关羽左右为难。

吕蒙的机会来了。

就在关羽犹豫不决的时候，身体本来就不算太好的吕蒙开始装病。孙权也故意用不加密封的公文，招吕蒙回建业治疗，并任命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接替吕蒙。

陆逊一到陆口，便按照吕蒙所定策略装孙子。他写了一封文采斐然的信给关羽，说将军此战史无前例，江东方面无不欢呼雀跃拍手称快。陆逊一介书生，根本就不能胜任军职，希望将军多多指教。最后，他也没有忘记装模作样地提醒关羽：曹操狡猾，将军多加小心！

关羽果然上当，他觉得东吴真是越来越差：周瑜是短命鬼，鲁肃是和事佬，吕蒙是病秧子，陆逊是书呆子。看来孙权这边不足为虑，于是逐步将部队调往樊城。

这边一撤军，那边就开始调兵，关羽则完全被蒙在鼓里。关羽想不到，表面上甜言蜜语的盟军，正是磨刀霍霍的敌人。他当然更想不到，这个过去的盟友已经跟现在的敌人勾结在一起，正准备联合起来取他项上人头。

没错，曹操向孙权伸出了橄榄枝。

联合孙权的建议，是司马懿和蒋济提出来的。他们的判断也并不错：作为长江下游的地方割据政权，江东集团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刘备和关羽在上游越做越大。只要说服孙权偷袭关羽，樊城之围必解。[28]

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孙权也立即回应，表示征讨关羽即是报效朝廷，但希望曹操方面对此保密，以防关羽有所准备。曹操征求意见，大家都说理所当然。

老谋深算的董昭却主张泄密。

董昭认为，保密对孙权有利，泄密对曹操有利。因为关羽一贯蛮横霸道，得到消息也未必立即撤军。这时，城中守军如果还一无所知，对我方是不利的。

因此，应该口头上答应保密，实际上故意泄密。

曹操完全赞成这个建议，下令徐晃将孙权的来信抄写多份，用箭射入樊城和关羽的军营之中，把孙权即将偷袭江陵和公安的消息公布了出去。[29]

董昭的预料不错。樊城守军士气倍增，关羽则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也许在他看来，江陵和公安金城汤池，并非孙权旦夕可破；被洪水和大军包围的樊城，则是眼看到嘴的肥肉，岂能前功尽弃？[30]

关羽一犹豫，徐晃的机会就来了。正好这时曹操又给他派来了十二营军队，于是徐晃大举进攻，关羽则被打得溃不成军，不得不撤离樊城。曹操也不乘胜追击。因为他相信，早已磨刀霍霍的孙权，是不会把手缩回去的。[31]

曹操的预料完全正确。关羽犹豫，孙权不犹豫。实际上一路扮作商人的吕蒙军，这时已经进入江陵和公安。吕蒙约束部队，严明军纪，存恤百姓，封存库藏，厚待关羽的将士家属，大做安抚工作，很快就稳定了局势。

因此，当关羽匆忙赶回南郡时，南郡的人心已经归顺了吕蒙，再没有人会替关羽卖命。

陆逊也是一路凯歌。他在吕蒙得手后乘胜前进，刘备的守将则跑的跑，败的败，降的降。宜都、房陵、南乡三郡尽入其手，荆州从此不再姓刘。[32]

关羽只能走麦城。

事实上没过多久，关羽的人头就送到了曹操跟前。曹操厚葬了他这位老朋友和老对手，吕蒙则甚至没来得及参加庆功会，就病逝在孙权的内殿，享年四十二岁。[33]

图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

不过，吕蒙总算实现了夙愿，他可以瞑目。

刘备却欲哭无泪。他痛失荆州，还痛失关羽。关羽不但是他的兄弟，更是他的爱将和臂膀。刘备南征北战那么多年，如果需要兵分两路，每次都是关羽独当一面。他派关羽总督荆州，似乎不能说是用人不当。

但，关羽的性格有问题。

刘备进攻成都那年，马超前来投奔。关羽便给诸葛亮写信，问马超可以跟谁相提并论。诸葛亮答：马孟起（马超）堪称“一世之杰”，可以跟张益德（张飞）并驾齐驱。不过，美髯公（关羽）才是“绝伦逸群”呀！

关羽见信，竟不无得意地递给客人一一传看。

这就太像孩子，还是被惯坏的，既任性又天真。由于任性，所以发动了襄樊战争；由于天真，所以被吕蒙和陆逊欺骗；由于既任性又天真，所以在处理敌、我、友关系时犯了一系列错误，最后把自己送上绝路。

是的，关羽不懂政治，不知道在多边政治关系中，从来就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他也不懂公共关系。孙权提出结为亲家，不同意也就罢了，又何必辱骂来使？他还不会善待部下。江陵和公安的守将投降，原因之一就是怨恨和畏惧关羽，干脆一降了之。[34]

因此，让关羽镇守荆州，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同时对付曹操和孙权两个枭雄，其实是不合适的。

可惜一俊遮百丑。关羽的英勇善战和屡建战功，尤其是他在樊城大破曹军，威震天下，差一点就逼得曹操迁都，更使他成为战神般的人物。“战神”是不容怀疑的，也是不能批评的，只能由着他走向深渊。

不过，关羽败得如此之快，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就连曹操和孙权也不曾料到。这也是刘备他们为什么听任关羽孤军奋战，却迟迟不去救援的原因。当然，刘备也想不到孙权和曹操已经暗中勾结，吕蒙和陆逊竟然会两路出兵偷袭南郡，而且迅雷不及掩耳。[35]

然而无论如何，刘备都无法接受这一切。尽管他并没有立即为关羽报仇，也没有给关羽封号，但孙权在背后插的这一刀，他永远不会忘记。[36]

[26]吕蒙事见《三国志·吕蒙传》。

[27]吕蒙提出武力夺取荆州当在建安十六年（211），请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的考证。

[28]见《三国志·蒋济传》。

[29]见《三国志·董昭传》。

[30]请参看《资治通鉴》卷六十八胡三省注。

[31]见《三国志·赵俨传》。

[32]见《三国志》之《吴主传》、《吕蒙传》、《陆逊传》。

[33]关于关羽之死，历史上说法很多，请参看拙著《品三国》。曹操厚葬关羽，见《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引《吴历》。吕蒙之死，见《三国志·吕蒙传》。

[34]以上见《三国志·关羽传》。

[35]吕思勉先生《秦汉史》有云：“羽之一败涂地，非徒曹操所不及料，即孙权，亦未必能豫计其败若此之速也。”请参看。

[36]事实上，关羽被害后，刘备并没有痛不欲生或者拍案而起，而是忙于自己称帝，也没有给关羽封号，追谥其为壮缪侯是后主景耀三年（260）刘禅所为。

夷陵之战

刘备决定征讨孙权。

东征是在关羽败走麦城的两年半以后。这就至少说明此战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关羽报仇。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这段时间内天下大势的变化。

实际上，关羽死后一个月，重大事件就接连发生。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去世，太子曹丕继承魏王王位。十月，曹丕逼汉献帝禅让，代汉称帝，改元黄初。第二年四月，刘备称帝，建元章武。八月，孙权接受曹丕册封的吴王称号，次年建元黄武。

这样一来，当时的天下就有了三种年号（曹魏的、蜀汉的和孙吴的），两个皇帝（曹丕和刘备），一个独立王国的国王（孙权），三分天下之势初步形成。

与此同时，孙刘联盟也公开破裂。

夺取南郡后，孙权与刘备彻底翻脸，宣布只承认刘璋是益州牧，曹操则宣布孙权兼任荆州牧。也就是说，孙权承认曹操是中央，曹操承认荆州是孙权的，他们也都不承认益州是刘备的。按照这个逻辑，原本既是荆州牧，又是益州牧，还是豫州牧的刘备，现在什么都不是。

刘备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于是，刘备在称帝六个月后，发动了顺江东下讨伐孙权的战争。由于刘备驻军猇亭（猇读如消，在今湖北宜都北）和夷陵（在今湖北宜昌东南），故史称“夷陵—猇亭之战”，简称“夷陵之战”或“猇亭之战”。

夷陵之战与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堪称这段历史上的三大战役，而且都以战争发动者的失败而告终。官渡之战是袁绍发动的，袁绍失败。赤壁之战是曹操发动的，曹操失败。夷陵之战是刘备发动的，刘备失败。

这是天意，还是人谋？

人谋。

其实，杀死关羽夺取荆州以后，孙权就很清楚自己与刘备的关系已经彻底破裂，即便承认他是益州牧也无济于事。于利，刘备要夺回荆州；于义，刘备要报仇雪恨。一场大战势所难免，孙权不能不未雨绸缪。

因此刘备称帝后，孙权就把自己的前线指挥部从公安迁到了鄂城（今湖北鄂州），改名武昌（不是现在湖北武汉的武昌区），并在长江沿岸布下道道防线。可见孙权一直在提防刘备，他打的是有准备之战。

为此，孙权还在政治上积极靠拢曹魏，甚至向代汉称帝的曹丕上表称臣，等于公开承认曹丕篡汉是正当的，曹魏政权是合法的。对此，江东集团颇有不同意见。孙权却坦然地说：想当年，高皇帝不也接受了项羽的封号，当了汉王吗？随机应变，权宜之计，有什么关系呢？[37]

这也就是孙权才干得出来的事。

事实上，容貌奇伟目露精光的孙权十分沉得住气。前面说过，他其实是赞成鲁肃的设计，也是准备要当皇帝的。但是他不着急。因为他相信的政治哲学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因此他总是后发制人，也总是笑在最后。

相反，刘备却很浮躁。

公元221年5月15日（曹魏黄初二年四月丙午），刘备在成都西北武担山即皇帝位，七月便御驾亲征，并且命令张飞到江州（今重庆）会合。结果张飞还没动身，就被部下杀死，首级也被拎到孙权那里去了。

这可真是出师不利，刘备却一意孤行。忠诚而英勇的赵云由于对东征持保留意见，甚至不得随军。这时，关羽阵亡，黄忠病故，张飞被杀，剩下的马超防魏于北，赵云不受信任，东征的队伍中还有像样的将领吗？[38]

没有。这个队伍中也没有一流的谋臣和军师。庞统早已战死，法正也已去世，诸葛亮镇守成都走不开。指挥这场战争的，只能是刘备自己。

刘备却屡犯错误。

其实，刘备军中也有明白人，偏将军黄权就是。黄权对刘备说，吴军骁勇善战，不好对付；我军顺江而下，进易退难。因此黄权建议，由他自己担任先锋试探深浅，刘备则在后方坐镇指挥，以免孤军深入的风险。[39]

可惜刘备不听。他把黄权打发到江北，自己则不顾一切地向前推进，率领大军穿过长江三峡，并在公元222年的农历正月打进了东吴王国的西大门夷陵。

吴军却大踏步地撤退了。

下令撤退的是陆逊。陆逊跟孙权一样，也是一个非常沉得住气的人。他很清楚，刘备来者不善锐气正旺，又凭借高地据守险要，因此必须避其锋芒打持久战。只要把蜀军拖成疲劳之师，就能静观其变以求一逞。

陆逊的估计完全不错。来势汹汹的蜀军被死死堵在猇亭前线，只能驻扎在夷陵到猇亭数百里的崇山峻岭间。这是陆逊主动让给刘备的，却未必是什么福地。

刘备当然不会坐等。可惜，尽管他一再挑衅，陆逊却稳坐钓台拒不应战。一连几个月找不到决战机会的蜀军情绪低落，再加上运输困难，给养不足，天气渐热，他们的人心越来越涣散，实际上已成强弩之末。

这时陆逊宣布，反攻的时机到了。

就在吴军士气高涨之时，刘备的破绽也暴露无遗。他到达猇亭前线后，放弃了水陆并进的有利条件，反而命令水军上岸，立营数十屯，绵延七百里。远在洛阳的曹丕得到消息后立即断定：我看孙权的捷报就要来了。[40]

陆逊用的，则是赤壁之战中的老办法。他命令先头部队的士兵每人都带一把茅草，到了刘备的军营就放火，同时进行猛攻。一旦火势形成，诸军同时出击。

这一办法果然奏效。在陆逊的号令下，吴军主力齐集猇亭大战刘备，连拔蜀军四十余营。刘备猝不及防，焦头烂额仓皇出逃。蜀军土崩瓦解，狼奔豕突，尸骸塞满长江漂流而下，再也回不了益州。[41]

陆逊一战告捷。

这是继官渡和赤壁之后第三次划时代的战争。官渡之战后，北部中国成了曹操的天下；赤壁之战后，南部中国成了对抗的力量；夷陵之战后，曹魏固然过不了长江，孙吴和蜀汉也吞并不了对方。

图据《中国历代战争史地图集》。

三国鼎立，已成定局。

刘备的野心也画上了句号。他在闰六月兵败猇亭，八月退回巫县（今重庆巫山），之后驻跸白帝城（今重庆奉节东）。不久，刘备就染疾在身，回天无力。据说，他曾写信给陆逊，表示将要卷土重来。陆逊却坦诚地劝他不必送死，还是安心养伤为好。[42]

实际上刘备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有条不紊地安排后事。他把十七岁的长子刘禅（读如善）托付给了丞相诸葛亮，并为他选择了一位副手——尚书令李严。

公元223年6月10日（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备驾崩于永安宫，享年六十三岁。[43]

诸葛亮的时代开始了。

[37]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38]见《三国志·赵云传》裴松之注引《云别传》。

[39]见《三国志·黄权传》。

[40]见《三国志·文帝纪》。

[41]关于本次战争，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陆逊传》。

[42]见《三国志·陆逊传》裴松之注引《吴录》。

[43]见《三国志·先主传》。

第五章
武侯治蜀

刘备托孤

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其实很微妙。

没错，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的，在赤壁之战中也不负厚望。他出使东吴，折冲樽俎，促成联盟，战胜曹操，与刘备度过了一段如鱼得水的“蜜月期”。

然而战后的他却似乎退居二线。夺取益州，是庞统极力怂恿，并出谋划策；进攻汉中，是法正极力主张，并出生入死。所以庞统战死，刘备“言则流涕”；法正病故，刘备“流涕累日”。法正死后的待遇，甚至比关羽还高。[1]

庞统和法正，才是刘备的左膀右臂。

难怪赤壁战后整整十五年，我们很少看见诸葛亮的身影，听见他的声音。也难怪关羽征襄樊，刘备征东吴，诸葛亮都既不反对也不赞成，干脆一言不发。

诸葛亮保持着沉默。

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刘备兵败猇亭之后，诸葛亮曾长叹一声说：如果孝直（法正）还活着，那就一定能阻止皇上东征。就算东征，也不至于败得如此之惨啊！[2]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诸葛亮并不赞成伐吴，却无法有效地阻止，因为刘备只听法正的。他对诸葛亮，不过相敬如宾。对法正，才是言听计从。法正不在了，刘备就谁的话都不听，孔明先生也只好去做“事后诸葛亮”。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理念发生了冲突。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有理想，政客只有利益。诸葛亮是有理想的，这才放弃曹操、刘表和孙权，跟了当时一无所有甚至性命难保的刘备。

那么，刘备有没有理想呢？

原先或许是有的，但是后来忘了。忘记的时间，大约是在得到了荆州和益州之后。此时，咸鱼翻身的他，就只有利益没有理想了，这才不伐魏而伐吴。什么“汉贼不两立”云云，不过是称王称帝的招牌。[3]

刘备忘了的，诸葛亮没忘。然而尴尬的是，这种微妙的变化谁都不能说穿。刘备要装着没忘的样子，诸葛亮也不能提醒。于是只好心照不宣：诸葛亮埋头苦干做好分内的事，刘备则依靠庞统和法正攫取更多的利益。

问题是现在法正已死，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庞统、许靖、刘巴、马良也都去世。有威望有能力的，只有赵云和魏延。能够托孤的，则只有诸葛亮。

刘备能放心吗？

既放心，又不放心。

放心不难理解。对于诸葛亮的忠诚和能力，刘备从来就不怀疑。何况诸葛亮要的是理想，刘备要的是利益，两人的诉求并不冲突。更何况刘备很清楚，理想主义者是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突破道德底线，不顾君臣大义的，他并不担心诸葛亮变成曹操或曹丕。

不过，最让刘备放心的还是诸葛亮的风格，这个风格就是谨慎。刘备非常清楚：诸葛一生唯谨慎。因此，当刘备决定豪赌一把时，他得依靠庞统和法正；当他需要守住家业时，谨慎的诸葛亮就是合适人选。

实际上，诸葛亮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事后的回忆和说法就是：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4]

这是实言。

那么，刘备为什么还不放心？

因为事关重大。

事实上，刘备要托付出去的不仅是儿子，更有他一手建立的蜀汉政权。可惜这个政权却危机四伏，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外患毋庸置疑，当然是曹魏和孙吴，何况他们正彼此勾结。那么，内忧又是什么呢？

地方势力。

我们知道，刘备建立的蜀汉是一个外来政权。更麻烦的是，这个外来政权之前还有一拨外来的，这就是刘焉和刘璋父子及其部属。再加上益州本土的官僚和豪强，蜀汉王朝内部就有了三股彼此制约的政治力量。

一、益州集团，即本土士族。

二、东州集团，即刘璋旧部。

三、荆州集团，即刘备亲信。

这三股力量的关系错综复杂。刘焉入蜀时，益州集团是主，东州集团是客。刘备入蜀后，东州集团是主，荆州集团是客。主客新旧先来后到，就造成了荆州（新客）与东州（新主）、东州（旧客）与益州（旧主），以及荆州（客人）与东州（新主旧客）和益州（主人）的三重矛盾。

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这就难免让一些原本就心怀不满的人蠢蠢欲动。可以这么说：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5]

刘备深感忧虑。

毫无疑问，可以为刘备分忧的只有诸葛亮，最让刘备放心不下的也是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有理想。如果他为了复兴汉室，不惜以卵击石与曹魏决战，岂非内外交困？当然，诸葛亮是谨慎的。但，万一呢？

这不能不防。

刘备也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兵败猇亭的四个月后，犍为太守李严被任命为尚书令。六个月后，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同时指定李严为副。李严原本是刘表的人，曹操南下时投奔了刘璋，刘备入蜀时又投降了刘备。可以说，李严属于东州集团，却又与荆州集团最为亲近，这一人事安排的用心十分明显。

接下来，就是与诸葛亮的谈话了。

刘备说：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治国成就大业。因此，请先生酌情处理。如果觉得刘禅还行，请先生辅佐他。如果这孩子不成器，不妨自行其是。

没错，原文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什么意思？

一般认为，君可自取，就是授权诸葛亮取代刘禅自己当皇帝。但也有人认为，是让诸葛亮从刘备的其他儿子中另选一个，也就是赋予诸葛亮废立之权。

两种解释，都有道理。[6]

但，无论取而代之，还是有权废立，都非同小可。因此这话首先是说给李严听的。刘备的组织路线很清楚：荆州集团是政权主体，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东州集团则是团结对象。所以，他必须告诉大家：诸葛亮才是朕最信任的人。你们可以积极靠拢，绝不能公然挑衅。

后来诸葛亮废李严，也因为有此政治底气。

传达给诸葛亮的信息同样明确：蜀汉政权是我的，也是你的。我死以后，就是你的，不管名义上是谁的。既然如此，先生总不会一时冲动就把它弄丢了吧？

诸葛亮当然完全明白这意思。他匍匐在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表示：为臣一定鞠躬尽瘁辅佐皇上，忠贞不二报效国家，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7]

什么叫政治？这就是。

现在，刘备可以放心去死，因为诸葛亮一定会竭尽全力守住蜀汉政权，也不会再有什么万一。至于接过权柄的诸葛亮如何去做，那不是刘备需要操心的事情。

[1]见《三国志》之《庞统传》、《法正传》，《赵云传》更称“先主时，惟法正见谥”，即只有法正死后有谥号。

[2]见《三国志·法正传》。

[3]请参看王夫之《读通鉴论》。

[4]见诸葛亮《出师表》。

[5]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败退永安后，十一月生病，十二月汉嘉太守黄元就反了（次年三月被剿）。而据《三国志·诸葛亮传》，刘备去世后，南中地区各郡居然全都反了。另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罗开玉先生统计，从建安二十三年（218）到延熙十三年（250），益州土著豪强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竟达九次之多（《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

[6]对此话的理解学术界争议很大，详见拙著《品三国》。

[7]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诸葛亮执政

诸葛亮忧心忡忡。[8]

忧虑是必然的。实际上，此前一直在二线和后方工作的他并非广为人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蜀汉政权仅仅属于刘备。所以刘备一死，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昌一带）就反了，曹魏则给诸葛亮寄来了劝降书。[9]

可惜，他们都小看了孔明先生。

四面受敌的诸葛亮头脑异常清醒。他很清楚，这时的当务之急是减轻蜀汉政权的压力，而减压的有效措施莫过于釜底抽薪，化敌为友。因此，他不但没有兴兵为刘备报夷陵之战的一箭之仇，反倒向孙权伸出了橄榄枝。[10]

孙权更是明白人。他一面继续与曹丕眉来眼去，一面立即与诸葛亮握手言欢。这一互利双赢的做法为两国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此，吴蜀不再有战争。孙权固然可以做大做强，诸葛亮也可以从容治蜀。

刘禅更是忠实地执行了刘备的遗嘱，继位之后立即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领益州牧。封侯则位尊，开府则权重（具有独立相权），丞相兼任州牧则既能牧官也能牧民，这是只有曹操才享受过的政治待遇。

从此，政事无巨细，全由诸葛亮拍板。

那么，他的决策是什么？

以攻为守，以法治国。

前一条是对付曹魏的。孙吴成为友邦以后，曹魏就是唯一的外敌，而且不可和解。因此，蜀汉政权可以考虑的只有两个选项：主动进攻或者被动防守。

诸葛亮选择了前者。刘备去世后四年，四十七岁的诸葛亮上《出师表》，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伐。之后，这样的战争又有四次，总体上可谓略有小胜，得不偿失，劳而无功。最后一次，他本人也以身殉职，病逝于军中。

传为岳飞所书的诸葛亮撰《出师表》。

关于此帖的真伪，历来多有争议，但书法亦草亦行，刚劲潇洒，确为精品。

这并不奇怪。

首先，曹魏不是纸老虎，也不腐败或腐朽，国情并不比蜀汉差。其次，益州虽为天府之国，却很难成为夺取天下的根据地和策源地。第三，诸葛亮的能力特征，是治国第一，治军次之，用兵最差，又岂能战胜曹魏？[11]

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都决定了北伐不可能成功。因此魏军统帅司马懿信心满满地说：别看孔明来势汹汹，消灭他却指日可待。[12]

敌人都看得清的，诸葛亮不会不明白。实际上，当年他在隆中就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大举兴兵推翻曹魏的时候？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

除了政治理想，还有现实问题。这一点，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非常明白——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很清楚，北伐的原因，是益州疲弊。

所谓疲弊，其实就是弱小。然而越是弱小，就越要奋发图强。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如不主动进攻，就只有坐以待毙。所以，刘备要攻汉中，关羽要围襄樊，诸葛亮也要出祁山。这是他们的一贯方针。[13]

问题是，蜀汉虽然弱小，却非危在旦夕。曹魏方面既不曾主动进攻，东吴方面的盟好也已修复，南中各郡更在两年前基本平定，至少相安无事。那么，北伐之前的蜀汉政权，怎么会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如非外患，必因内忧。

内忧是毋庸置疑的。荆州、东州和益州三大势力的三重矛盾，是根本利益的长期冲突，绝无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哪怕诸葛亮人品再好，能力再强。

事实上，蜀汉之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益州集团兴风作浪，开门揖盗。问题在于，这个内忧目前还只是隐忧，不能明说也不敢明说，《出师表》只能话里有话。

大政方针则确定无疑，那就是不断地北伐曹魏，让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如果还要整治或镇压反对派，更是便当得多。

这是另一种以攻为守，也是一箭双雕。

没错，小国更要图强，安内必先攘外。

不过，以攻为守也好，以外防内也罢，既是妙棋也是险棋，关键在于分寸。仗打小了，不起作用；打大了，敌人倾巢而出，内鬼开门而应，岂非自取灭亡？

这对诸葛亮的智慧是一个考验。

诸葛亮却稳如泰山，他甚至拒绝了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这位刘备最赏识的将领提出，由他率领五千精兵顺子午谷直捣长安，诸葛亮则亲率大军走斜谷挺进陈仓。长安拿下，两军会合，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

这当然堪称奇谋，只可惜变数太大。远道袭人，事机难测。故千里用兵，必须慎之又慎。更重要的是，北伐曹魏只是手段，保住蜀汉才是目的。

也就是说，“兴复汉室”的旗帜必须高举，“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必须坚持，北伐也必须不断推进，却又绝不能再来一次关羽失荆州、刘备败猇亭。

因此，诸葛亮不可能采纳魏延之计。

也因此，他还要杀马谡（读如肃），废李严。

作为诸葛亮的亲信和挚友，马谡是因为丢失街亭而被判处死刑的，然而为他痛哭的人竟达十万人之多。诸葛亮则流着眼泪解释说，天下分崩离析，战争没有尽头。如果不能严明法纪，我们又靠什么去战胜敌人？[14]

显然，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为了“依法治蜀”。因此撤回汉中后，马谡、张休、李盛被杀，赵云被贬，黄袭被夺去兵权，诸葛亮自己则降为右将军，地位比前一年晋升为前将军的李严还略低一点。

无疑，这是做给所有人看的，但主要观众是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诸葛亮很清楚，这两个集团的利益诉求根本不可能完全满足，除非荆州集团让出执政地位。

这当然不可能。

既不能诱之以利，又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义，那就只能绳之以法。而且，也只有做到执法如山、令行禁止，大家才心服口服。对付反对派是如此，对付李严那样的重量级人物就更是如此。

马谡死后三年，由于诸葛亮、魏延、杨仪、邓芝、费祎（读如依）、姜维等二十余人的联署弹劾，蜀汉政权的二号人物李严被废黜为平民，流放梓潼（今四川梓潼）。此事的案情扑朔迷离，李严的罪名也难以置信，但他危害到政权的稳定，当是事实。[15]

执政地位不可动摇，这不是空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不是空谈。

这就是诸葛武侯之治蜀。十一年间，他东和孙吴，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既坚持了刘备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又推进了《隆中对》的既定方针。

那么，蜀汉政权保住了吗？

没有。

[8]诸葛亮后来曾这样描述他当时的心情：“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见《出师表》。

[9]《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称：“国家以蜀中惟有刘备”，并不知诸葛亮为何人。《诸葛亮传》称：“南中诸郡，并皆叛乱。”《诸葛亮集》称，刘备去世后，曹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都先后给诸葛亮写过劝降书。

[10]以下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11]关于曹魏和蜀汉两国的国情，可以查看他们的钱币。曹魏的铜钱质量高，分量足，蜀汉的则简直就是劣币。田余庆先生的《〈隆中对〉再认识》则称：“历史决定了刘备是一个奔窜求存的角色，历史只给了诸葛亮一个小国寡民的政治舞台。”所以，“刘备出峡，全军覆灭；诸葛北伐，积年无成”。另据《晋书·宣帝纪》，司马懿评价诸葛亮称：“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详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12]见《晋书·宣帝纪》。

[13]请参看《华阳国志·刘后主志》、王夫之《读通鉴论》。

[14]见《三国志·马良传》及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关于马谡的结局，《三国志》记载不一。《诸葛亮传》称“戮谡以谢众”，《王平传》称“丞相亮既诛马谡”，《马良传》称“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向朗传》称“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详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15]李严被废事见《三国志·李严传》及裴松之注引弹劾奏章。李严被废原因，请参看田余庆《蜀史四题》、拙著《品三国》。

蜀汉之亡

诸葛亮去世二十九年后，蜀亡。

亡国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曹魏的攻击。然而恐怕就连魏军都没有想到，他们八月出兵洛阳，十月就杀到了成都的大门口雒县。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刘禅如梦方醒，情急之下准备逃往东吴。

光禄大夫谯周（谯读如桥）却主张投降。[16]

谯周在御前会议上发表了长篇大论。如果把他的发言设想为对话，不难看出其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古往今来，有寄人篱下还可以再当天子的吗？

没有。

我们皇上到了东吴也只能称臣，是不是？

是。

同样是称臣，为什么不挑大国，要挑小的呢？

无语。

再请问：政治斗争的规律，是大国吞并小国，还是小国吞并大国？

当然是大国吞并小国。

这么说，魏国吞并吴国，是一定的了？

应该是。

吴国既然不能吞并魏国，那就只能投降。到时候，我们是不是得跟着吴国再投降一次？

恐怕是。

那么，受两次耻辱，比只受一次好吗？[17]

刘禅君臣也没话说。他们只剩下一个问题：曹魏会接受我们的投降吗？

谯周则表示敢打包票。他说，现在东吴尚未臣服，曹魏肯定受降，也必须受降，还得给我们礼遇。如果不封土赐爵给陛下，我谯周愿前往京师据理力争。

于是刘禅开门投降，曹魏方面果然客客气气。刘禅被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谯周也被封为列侯。当然，他在历史上少不了要背上“卖国”的罪名。

那么，谯周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当“卖国贼”？

因为痛恨蜀汉政权。

博古通今的谯周，其实是个安贫乐道的读书人。他身材高大又其貌不扬，心直口快又不修边幅。所以，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都会笑，就连诸葛亮都忍不住。[18]

谯周却是诸葛亮的铁杆粉丝。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而且，由于刘禅随即就下达了禁令，得以从成都前去拜祭吊唁的也只有他。

但，谯周虽然敬重诸葛亮，政治立场却是反对蜀汉政权的。持同样立场的还有广汉人彭羕（读如样）、蜀郡人张裕、梓潼涪县人杜微、巴西阆中人周舒、蜀郡成都人杜琼，再加上巴西西充人谯周，清一色都是益州人。

这是一个亲曹反刘的益州士族联盟。其中，张裕被刘备所杀，彭羕被诸葛亮所杀，杜微拒不合作，周舒、杜琼和谯周则四处散布曹魏必胜蜀汉必亡的言论。

最先散布此类言论的是周舒和杜琼，后来成为意见领袖的则是谯周。他对人们说，刘备的“备”是什么意思？足够了！刘禅的“禅”是什么意思？让出去！曹魏的“曹”又是什么意思？众多，高大。谯周说：众多而高大的天下归心；早已足够又准备禅让的，还有什么后路和前途吗？

这就叫：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

谯周这谶语是写在刘禅宫中柱子上的。他还发表了名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表示对北伐曹魏的强烈不满，声称如果继续穷兵黩武，势必自取灭亡。

这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公开叫板，谯周却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他的言论也广为流传。谶语在东汉是有市场的（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刘禅投降后，人们更是公认谯周一语成谶，测算神准。

其实哪里是算得准，是很多人都盼望曹魏胜利，蜀汉灭亡。可以说，早在曹魏大军兵临城下之前，蜀汉王朝就已经人心浮动，蜀汉政权就已经风雨飘摇。谯周的劝降和刘禅的投降，只不过履行了一道手续而已。

奇怪吗？不奇怪。

刘禅投降前几年，出使归来的薛珝（读如许）就对吴帝孙休断言蜀国必亡。后来曹魏出兵时，一个名叫张悌的吴人也作出了相同的预测。他们给出的理由也一样：当局穷兵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朝堂没有正义的声音，田野不见健康的脸色。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19]

这是有数据支持的。刘禅投降时，蜀国共有家庭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人，然而军队却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也就是说，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负担不起！[20]

三国鼎立，币制也各成体系。三国中最早开始铸钱的是蜀汉政权。刘备攻取成都后，府库空竭、物价飞涨，刘巴献策铸钱平抑物价，并令吏为官市，以解军需市用之不足。成都出土的“太平百钱”铜范母，为蜀汉铸币提供了较可靠依据。

当然，由于诸葛亮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可惜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吃饱肚子。与孔明先生一起勒紧裤带，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就更是咬牙切齿。因为诸葛亮要筹集军费，又不肯加重小民负担，还要做到公平公正，结果自然是这些人出钱出力最多，岂能不怨恨？

何况他们还只有奉献没有回报。刘备信任重用的基本上没有益州人，诸葛亮执政后虽力图处以公心，却不可能根本改变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原则，也是诸葛亮坚持的。[21]

益州集团只可能被边缘化。

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如果贡献最大而利益最小，益州人又凭什么要与蜀汉政权同生死共患难？

以法治蜀也有问题。因为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并没有立法权，许多法律反倒是专门用来对付和整治他们的。何况蜀汉的执法也未必都公平。诸葛亮尚且冤杀了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又如何保证其他人不滥用职权？[22]

总之，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曹魏的大军早一点南下来“解放”他们。

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作为士族和豪强的政权，司马昭执政的曹魏也没有亏待他们远在益州的阶级兄弟。刘禅手下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被调回中原，益州的地方官则由本籍士人出任，并由本地名流担任的中正官负责推荐。

益州土著“蜀人治蜀”的愿望实现了。

主动投降的刘禅住进了洛阳，靠着他的装疯卖傻和没心没肺，一直活到西晋的泰始七年（271）。那时就连曹魏也已灭亡，做皇帝的已是司马炎。

刘禅死得比曹魏还晚。

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在拒绝了曹魏的诱降后战死，时年三十七岁。义不受辱以身殉国的，则有刘禅的第五个儿子刘谌。他在父皇决定投降后跑到刘备的庙里痛哭一场，杀了全家然后自杀。[23]

蜀汉亡了，只有成都的武侯祠年年有人凭吊，赵藩撰写的那副对联就更是脍炙人口：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24]

所有这些，诸葛亮都想得到吗？

[16]下引谯周事迹言论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谯周传》。

[17]谯周的投降论是一气呵成的，改写成对话体是为了便于理解。

[18]见《三国志·谯周传》裴松之注引《蜀记》。

[19]见《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及《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20]见《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

[21]刘备和诸葛亮信任重用的人，除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外，其余有：庞统，荆州襄阳人；法正，扶风郿县人；许靖，汝南平舆人；李严，荆州南阳人；糜竺，东海朐（读如渠）县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荆州义阳人；杨仪，荆州襄阳人；马谡，襄阳宜城人；蒋琬，零陵湘乡人；费祎，江夏鄳（读如盟）县人；姜维，天水冀县人。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有的属于东州集团，但都不是益州人。益州土著受信任的只有：费诗，犍为南安人；黄权，巴西阆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但王平起先不受信任，黄权后来不受信任，费诗中间出问题。诸葛亮提拔信任的益州人则有：杨洪，犍为武阳人；何祗，杨洪门下；张裔，蜀郡成都人。不过，诸葛亮并不能改变刘备既定之“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组织路线。

[22]冤杀益州豪族常房诸子一案载在《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裴松之认为是“妄杀不辜”。另请参看罗开玉《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

[23]以上见《三国志·后主传》及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24]关于这副对联，请参看拙撰《武侯治蜀与“攻心联”》，已收入《帝国的惆怅》一书。

东吴之路

诸葛亮没想到的，孙权想到了。

孙权建立的东吴政权是三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蜀汉亡于公元263年，曹魏亡于公元265年，孙吴则亡于公元280年，比曹魏晚了十五年，比蜀汉晚了十七年。

吴与蜀的亡国之君，表现也迥异。

刘禅投降后到了洛阳，司马昭设宴招待他，席间特地演奏了蜀国的乐舞。凄凉故蜀伎，来舞魏宫前，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刘禅却嬉笑自若。于是司马昭对部下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

又一天，司马昭问刘禅：你很想念蜀国吧？

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

这实在太不像话，也让人难以置信。

因此过了几天，司马昭又问了一次。

这回刘禅不再说“乐不思蜀”了。他按照旧臣郤正（郤读如戏）教的那样，正襟危坐流着眼泪回答：先人的坟墓在那里，心中悲痛，没有一天不想念。

说完，便把眼睛闭了起来。

司马昭大为怀疑，说：这怎么像是郤正教的呀？

刘禅马上睁开眼睛说：猜对了，就是他！

结果所有的人都笑。[25]

当然，司马昭也不再防范刘禅。

降晋的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却倒驴不倒架。他到洛阳登殿拜见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指着他的座位对他说：朕设此座，等待足下，已经很久了。

孙皓居然反唇相讥：臣在南方也设此座以待陛下！[26]

可惜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没错，刘禅也许是庸人（其实未必），孙皓却是暴君。在他的恐怖统治下，吴国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至于他在司马炎那里的表现，则与其说是骨气，不如说是张狂，因为他张狂惯了。[27]

孙权的治国水平也比不上诸葛亮。在他生前，儿子们就为争夺皇位闹得不可开交，国家差一点分裂。结果是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赐死，还连累一大批重臣被贬被抓被杀被痛打，丞相陆逊则活活气死在病床上。[28]

至于孙权死后，更是一塌糊涂。第二任皇帝孙亮是孙权的第七个儿子，继位时只有十岁，十六岁就被权臣赶下了台，后来又被第三任皇帝逼死或者毒杀。

第三任皇帝孙休，是第二任皇帝孙亮的哥哥。此人倒是正常死亡，却只有三十岁。而且，他谋杀弟弟孙亮一事也遭了报应，自己的皇后和儿子被第四任皇帝所杀。

这个第四任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孙皓。

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孙和则是孙休的哥哥。也就是说，孙皓杀的，是自己的婶娘和堂弟。此外，他还杀了孙权的第五个儿子、自己的叔叔孙奋。至于孙皓的父亲孙和，则被孙坚的弟弟孙静的曾孙孙峻所杀。

这就是东吴政权：父亲杀儿子（孙权杀孙霸），哥哥杀弟弟（孙休杀孙亮），侄儿杀叔叔（孙皓杀孙奋），宗室杀皇族（孙峻杀孙和），不折不扣的骨肉相残。

奇怪！这样的政权，怎么会最后灭亡呢？

原因仍在孙权。

实际上，孙权接班是出人意料的。当时张昭等人都以为孙策会把权力交给老三孙翊（读如义），因为孙翊像孙策。然而孙策却选择了孙权。他对孙权说，打江山夺天下，你不如我；搞政治保江东，我不如你。[29]

孙策看中的，就是孙权不像自己。

即便如此，孙策还是放心不下，又托孤于张昭。孙策说，如果仲谋无法承担重任，请先生接过江东！[30]

没错，原文就是“君便自取之”，跟刘备托孤一样。

当然，张昭不是诸葛亮，孙权也不是刘禅。但孙策和刘备的忧虑却如出一辙，他们担心的都是地方势力。

跟刘备开创的蜀汉王朝一样，孙策建立的也是一个外来政权，还是靠武力强行建立的。事实上，孙家虽然也是吴人，却不是士族而是寒族。孙坚发迹的地方也不在江东而在江西，自己还是袁术的部下。因此，当孙策带着孙坚的旧部过江归来时，遇到的几乎到处都是敌意。[31]

江东并不承认孙策是自己人。

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大开杀戒，血腥镇压的结果则是四处皆反，孙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这位“小霸王”终于意识到，不改变政策和作风，政权就保不住。[32]

所以，他选择了孙权。

孙权则选择了与蜀汉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正如蜀汉内部有三股势力（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东吴政权也有三大派系，这就是淮泗将领、流亡北士和江东士族。其中，淮泗将领是孙坚和孙策的旧部，流亡北士则是避乱江东的北方士人。

当然，他们都是外地人。[33]

孙策建立政权，靠的就是这些外地人，尤其是张昭和周瑜。周瑜是淮泗将领的领袖，为武将之首；张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为文臣之魁。后来，也正是这一文一武夹辅孙权，不但保住了江东，还不断发展壮大。

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没。

但，如果孙权满足现状就此止步，那么，东吴就会永远是一个没有根基的飘忽政权，下场不会比蜀汉更好。因为江东士族对他们的反感、警惕、疑惧和排斥，绝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益州士族之于刘璋和刘备。

更何况，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虽然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钱袋子却在江东士族那里。

当然，人心、舆论和风向标也在他们那里。

因此，如果孙权也像刘备和诸葛亮那样，坚持“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组织路线，那么，他们只会比蜀汉灭亡得更早。要知道，赤壁之战以后，曹魏可是一直把东吴看作头号敌人，屡屡发兵征讨孙权的。

孙权完全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保自救自立自强的唯一办法，是拉江东士族入伙。这就必须调整政权内部的结构，更必须让出权力和利益。

晋陆机所书《平复帖》，纸本，手卷，纵23.7厘米，横20.6厘米，草隶书9行84字。陆机是陆逊之孙、东吴名将陆抗之子，“少有异才，文章冠世”，著有《文赋》。吴亡后陆机入晋，官至平原内史、前将军，后为司马颖所杀。

深谋远虑的孙权当真这么做了，而且有条不紊。比如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便一步步由淮泗将领周瑜、流亡北士鲁肃、南渡平民吕蒙过渡，最后交到了江东士族陆逊手里。之后，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权，任命顾雍为丞相。

陆逊和顾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既代表江东四大家族（虞、魏、顾、陆），也代表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陆逊和顾雍出将入相后，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过江之鲫，数以千计。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则被边缘化，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东吴政权。

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跟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因为他们是在保家卫国。

孙权成功地实现了政权的江东化，也基本做到了“吴人治吴”。这是东吴与蜀汉不同的紧要之处，也是他们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那么，东吴为什么还是会灭亡？

不妨来看曹魏。

[25]见《三国志·后主传》及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26]见《晋书·武帝纪》。

[27]见《三国志·孙皓传》。

[28]见《三国志》之《吴主传》、《陆逊传》。

[29]见《三国志·孙翊传》裴松之注引《典略》、《三国志·孙策传》。

[30]见《三国志·张昭传》裴松之注引《吴历》。

[31]以下论述均请参看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详请参看拙著《品三国》。

[32]《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傅子》说孙策“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孙韶传》裴松之注引《会稽典录》说孙策“平定吴会（吴郡、会稽郡），诛其英豪”，《郭嘉传》说孙策“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可见杀的都是什么人。

[33]孙坚旧部有：程普，右北平郡土垠县人；黄盖，零陵郡泉陵县人；韩当，辽西郡令支县人。孙策旧部有：周瑜，庐江郡舒县人；蒋钦，九江郡寿春县人；周泰，九江郡下蔡县人；陈武，庐江郡松滋县人。流亡北士有：张昭，彭城国人；诸葛瑾，琅琊郡阳都县人；步骘，临淮郡淮阴县人；张纮，广陵郡人；严畯，彭城国人；是仪，北海国营陵县人。

殊途同归

跟东汉一样，曹魏其实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后，政权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的了。十六年后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也只是办了一道手续而已。

政变的过程是以后要说的（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这里只说根本原因。

原因得从曹魏建国说起。

曹魏的建国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因为曹操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阶级的集体抵制，包括剿灭和暗杀。[34]

然而官渡之战把整个局势都改变了。最能代表士族阶级的袁绍被证明是纸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则成为帝国的象征。结果士族和曹操都面临两难：士族不能撇开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开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没有皇帝这张牌，他们都将失去斗争的正当性。

汉献帝能平安无恙，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边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军阀多，也不奇怪。因为在曹丕代汉之前，曹魏与大汉并无区隔。因此，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一条道走到黑。

也就是说，曹操与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时候，就看谁会下棋了。

公开叫板的是孔融，结果被曹操毫不客气地杀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结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对曹操封魏公。两人分别被视为反曹和拥曹派，结局却殊途同归，不免让人怅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甚至画线的标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选择曲线救国的是陈群。

陈群跟鲁肃一样，深知汉室不可复兴，却又坚信士族阶级前途无量。成败的关键，则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对曹操建国，甚至积极劝进。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和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和官职。因此，这个法案如能通过并且实行，则东汉虽亡，士族却胜利了。

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荀彧维护的，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陈群维护的，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所以荀彧失败，陈群成功；荀彧高尚，陈群高明。

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士族与曹家作对，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曹丕认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没过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36]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作为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一旦改变性质，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和孙吴又如何？

孙权和刘备原本没有资格建国，他们得感谢曹操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刘都只能另辟蹊径。

顺势而为的是孙权。

孙权的路径是“江东化”，即政权的“本土化”和“士族化”。这让东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在危难中得以发展。可惜，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他害怕的。

于是，晚年的孙权逐渐变得内心分裂，作风刚愎，行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于淫威独擅，用刑严酷。结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离心离德，冤狱屡兴不止，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中原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西晋。

绕道而行的是刘备。

刘备的办法是敬而远之，尽量避免与士族阶级发生正面冲突。诸葛亮执政后更是依法治国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汉也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

首先，他们不可能“本土化”。因为那样一来，蜀汉就势必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哪里还能北进中原，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

何况作为外来政权的领导人，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实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须在政治上控制，在经济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证蜀汉政权不被颠覆。

不能“本土化”，就没有必要“士族化”。

实际上跟曹操一样，刘备和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权”，只不过刘备更倾向于寒族，诸葛亮更倾向于法家。但，不走袁绍路线，是一样的。

号称宗室的刘备其实出身贫寒，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也都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关羽对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刘备和诸葛亮则表面上客气，政治上警惕。一旦发现名士的言论和行为危害政权，他们都不会手软。

所以，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动谋反，颠覆政权；廖立的罪名是诽谤先帝，诋毁群臣；来敏的罪名是乱群。张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来敏是荆楚名族，可见刘备、诸葛亮只是打击士族，与地域无关。[38]

这就跟曹操没有两样。

事实上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他们要建设的也都是高效廉洁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会。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所有这些，都跟士族地主阶级“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们怎么会拥护？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强大，尚且不得不放弃努力；以蜀汉之弱小，又怎么抗争得了？

所以，蜀汉必定先亡。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这就是“三国纪”。

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

[34]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即将其称之为“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

[35]孔融事见《后汉书·孔融传》，荀彧事见前述。

[36]范文澜先生即指出：“士族障碍着曹操代汉做皇帝，与其说是为了拥汉，毋宁说是向曹操交换做官特权。”见范文澜《中国通史》。

[37]《三国志·先主传》曾高度评价刘备入蜀以后的人事安排：董和、黄权、李严是刘璋的旧部，吴壹、费观是刘璋的姻亲，彭羕曾受刘璋的排斥，刘巴则为自己所忌恨，却“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结果是“有志之士，无不竞功”。《三国志·张裔传》则称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38]见《三国志》之《周群传》、《彭羕传》、《廖立传》、《来敏传》。

第六章
桃园惊梦

千年一梦

几乎所有被后世关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都会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历史形象是正史记载或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文学形象是小说或戏剧创造的，民间形象则是一般民众心目中的。[1]

历史的读法、理解和评判也有三种：历史意见，时代意见，个人意见。站在古人立场的是历史意见，站在今人立场的是时代意见，站在自己立场的是个人意见。[2]

三国，便是三种形象和三种意见集中的地方。

这当然要拜罗贯中所赐。正是由于他的《三国演义》，这段原本并不十分重要的历史，在大中华文化圈内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尽管一般人知晓的并非历史形象。

问题是：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不低。单是创造的成语典故之多，就堪称一绝。但更重要的，还是这部小说不但有价值取向，而且其价值观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官方和民间认同，这才口耳相传经久不衰。

那么，《三国演义》的价值观是什么？

忠义。

这是贯穿始终的。事实上，正如《三国演义》的倾向是“尊刘贬曹”，它的灵魂则是“弘扬忠义”。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而是桃园结义。也正是由于这一精心刻意的安排，历史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什么样子呢？

袁绍与曹操的路线斗争被淡化了，刘备与曹操的权力之争变成了忠与奸的道德之争；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孙权黯然失色，没那么重要的关羽则大放光彩。

关羽不太重要吗？

是的，至少并非至关重要。真正重要的人物，应该是改变了历史趋势和走向的，比如断送东汉的董卓，率先割据的袁绍，抗衡中原的孙权。这样看，关羽的重要性远不如拿下荆州的吕蒙、战胜刘备的陆逊。

然而关羽在后世受到的推崇，甚至超过了诸葛亮。他在元代即已成神，后来又成圣成佛，号称“武圣人”和“盖天古佛”。这显然并非因为他的武艺，而是因为他的忠义。千里走单骑是其忠，赤壁之战中放走曹操是其义。

关羽，是忠义的典型、旗帜和榜样。

这同样要拜罗贯中所赐。

事实上，关羽离开曹操时，曹操尊重他的选择，下令不得阻拦追击；后来兵败赤壁的逃亡路上，曹操也根本就没有遇到关羽。关羽的许多感人故事和英雄业绩，包括“温酒斩华雄”之类，都全靠罗贯中的生花妙笔。[3]

就连关羽的被俘投降，也被找到了正当理由：不能撇开结义的兄长、被俘的嫂嫂和受难的皇上，一个人自己去死节。条件当然也由罗贯中代讲：降汉不降曹。

◎ 关羽的神话

皇帝

封号

汉献帝（刘协）

汉寿亭侯

刘备

前将军，五虎上将之首

刘禅

壮缪侯

宋徽宗（赵佶）

义勇武安王

宋高宗（赵构）

壮缪义勇武安王

宋孝宗（赵眘）

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

元文宗

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

明神宗（万历）

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

明思宗（崇祯）

真元显应昭明翼汉天尊

清世祖（顺治）

忠义神武关圣大帝

清世宗（雍正）

封关羽祖辈三代

清高宗（乾隆）

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

清仁宗（嘉庆）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关圣大帝

清宣宗（道光）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

清德宗（光绪）

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关羽“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的过程。

这可真是漏洞百出。

什么叫“降汉不降曹”？难道刘备一伙原本是对抗大汉的“反政府武装力量”，现在决定投降汉帝国了？另外两件事情也同样大成问题：过五关斩六将对曹操是不义，华容道放走曹操对刘备是不忠。

罗贯中编的这些故事和说辞，还可以相信吗？

实际上，《三国演义》的破绽不胜枚举，比如“三气周瑜”就绝无可能，因为周瑜从来就没算计过诸葛亮。何况周瑜风流儒雅气度非凡，岂会被别人气死？诸葛亮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又岂能在害死盟友后还出言轻佻？

没错，周瑜是主张防范刘备，但那是在赤壁之战后，怎么会在战前一再陷害诸葛亮？同样，诸葛亮也并非奸诈小人，又怎么会幸灾乐祸地说“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的品位和格调，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难怪胡适先生要斥之为“陋儒”。[4]

世间有此陋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国人不以为非反倒推崇备至；书中有此破绽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国人并无质疑反而津津乐道。这又是为什么？

为了圆梦。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其实是一直有梦的。第一个叫“大同梦”，也就是回到部落时代。第二个叫“小康梦”，也就是回到邦国时代。这两个梦都实现不了，就开始做“治世梦”。这是帝国时代的“中国梦”。

治世梦也包括三个内容。首先是希望有一个仁慈而明智的好皇帝，这就是“圣君梦”。其次是希望各级官员清正廉洁，这就是“清官梦”。如果圣君和清官都指望不上，则希望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就是“侠客梦”。

圣君，清官，侠客，是中国人的千年梦。

这三个梦，罗贯中都帮我们圆了。圣君就是刘备，清官就是诸葛亮，侠客或侠士就是关羽和张飞。三个梦三个代表，都在刘备集团，尊刘贬曹岂能不大得人心？

至于历史的真相，则无人关注。

事实上，《三国演义》创造的文学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原本来自民间，之后又在民间广泛流传，变本加厉。两股力量的齐心协力，使这段历史与它的本来面目渐行渐远。

这并不奇怪。毕竟，治世是万众之向往，忠义乃核心之价值。作为农业民族，或者说，作为非商业民族，我们没有契约精神，没有法治观念，没有公民意识。结果，就只有君臣父子、纲常伦理和江湖义气。

忠义作为核心价值，也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这里面有着美好的愿景和良善的动机：忠用来规范自己，义用来规范别人。我忠诚，你仗义，秩序便得以维持，关系便得以维系，天下便得以太平。

这是一个“桃园梦”。

然而忠义作为核心价值，却又十分可疑。实际上，它的内部充满矛盾和悖谬。比方说，清官要尽忠，侠客要仗义，圣君呢？忠也好，义也罢，用在他身上都不合适。

如此说来，皇帝岂非就该不忠不义？

为君不易，为臣也难。比如张辽要对曹操尽忠，便只好对关羽不义，将关羽要走的意思如实汇报。关羽要对曹操行义，也只好对刘备不忠。要知道，他杀袁绍的大将颜良时，刘备可正在袁绍那里寄人篱下。

然而不杀颜良，就无法报答曹操的大恩大德，也就不能问心无愧地回到刘备身边，关羽岂非两难？

好在关羽获得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我们唯一无法弄清的是：为什么关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别曹、放曹都是忠义，如果换成吕布就是不义？

可惜无人回答，也没人问。

弘扬忠义的《三国演义》则走了麦城：代表明君梦的刘备“长厚而似伪”；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代表侠客梦的关羽既投降了敌人，又放走了敌人。[5]

罗贯中先生想过这些吗？

也许没有。因为他表达的，是他们的时代意见。

时代不同了。老调子已经唱完，瞒和骗的艺术也可以收场了。我们需要建立的，是新的社会观、道德观、历史观和核心价值观，非如此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只能通过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来完成的。《三国演义》可以谢幕，桃园结义可以梦醒。

现在，让我们回到历史。

[1]三种形象的说法是朱维铮先生提出的。

[2]三种意见的说法是钱穆先生提出的。

[3]见《三国志·关羽传》。

[4]请参看胡适《〈三国志演义〉序》。

[5]请参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再说孙权

历史有大趋势，也有小插曲。大趋势就是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终将由贵族地主（秦汉）变成士族地主（魏晋南北朝），最后变成庶族地主（隋唐以后）。小插曲则是秦汉与两晋之间，三个“非士族政权”的同时并立。

这就是三国。

三国鼎立，关键人物是孙权。如果不是因为他毅然决定联刘抗曹，那么，刘备必将被剿灭。据有荆州的曹操插进长江中游，上游的刘璋，下游的孙权，也就迟早会成为张绣和吕布，整个中国将变成曹魏的一统天下。

这就是赤壁之战的意义，也是孙权的意义。在《三国演义》中并不引人注目的孙权，其实至关重要。

夷陵之战也如此。

这是官渡和赤壁之后的第三大战役，战争的后续也有两种可能。当时许多东吴将领要求乘胜追击，刘备也来信扬言再战，陆逊等人却主张撤出战争。因为曹丕正在调兵遣将，名为助吴伐刘，实则包藏祸心，不可不防。[6]

孙权完全同意陆逊的决策，并与刘备讲和。从此，曹魏“雄霸”于北部中国，蜀汉和东吴则分别“偏霸”于长江上游和中下游，谁也吃不掉谁。

三国，就这样形成。

诸葛亮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执政后，立即接受邓芝的建议，与东吴重修盟好。诸葛亮说：使吴之事我考虑已久，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不过现在有了。

邓芝问：丞相选中的人是谁？

诸葛亮笑着说：就是你呀！

邓芝也不负厚望。他到东吴后，孙权满腹狐疑，不肯立即接见。邓芝便上表告诉孙权：使臣此番来吴，主要是为贵国着想，并非仅仅为了蜀国。

孙权问：此话怎讲？

邓芝说：贵我双方，一家有“重险之固”，一家有“三江之阻”。如果互为唇齿，那就“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相反，如果大王投靠曹魏，又还想保持独立，则势必两面受敌，江南之地就不会再是大王的了。

孙权默然良久，然后回答：你说得对。[7]

其实，孙权的狐疑并非没有道理。孙权不是袁绍，他没有世家大族的背景；孙权也不是刘备，他没有皇族宗室的光环；孙权更不是曹操，他没有“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优势。因此，他只能见风使舵，以求左右逢源。

事实上，孙权把“变脸”这一套玩得烂熟。赤壁之战时，他大义凛然地宣称：孤与老贼（曹操）势不两立。但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取荆州，他又不惜向曹操称臣，劝曹操称帝，还把关羽的脑袋送到了曹操那里。

这次也一样。曹丕大军压境时，他可怜兮兮地表示要交出土地和人民，到地老天荒之处苟全性命。然而一旦与刘备言和，与诸葛亮结盟，他又是另一副嘴脸。

所以，曹操和曹丕也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孙权。

问题是，孙权何以能够如此？

因为他不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并不在乎东汉是存是亡，也不在乎曹操是忠是奸，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政权属于士族还是庶族，只要他那一亩三分地姓孙就好。

实际上，孙权是无理想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只不过，他知道自己势单力薄，因此他并不着急。一直等到条件完全成熟，才肯戴上皇冠。

这一点，吴国君臣其实心中有数。

曹丕册封孙权为吴王后，孙权派都尉赵咨使魏。曹丕问赵咨：你们吴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赵咨说：雄略之主。

曹丕问：什么叫“雄略之主”？

赵咨答：虎视天下是雄心，屈身陛下是谋略。[8]

这可真是大实话。

实话实说的还有邓芝。他第二次使吴时，孙权对他表示：将来灭了曹魏，贵我两国分治天下，岂不很好？

邓芝却说：天无二日，士无二主。消灭曹魏以后，如果大王还不知道天命在哪里，贵我两国就只好各自都敲起战鼓来。那个时候，战争可才刚刚开始呢！

孙权哈哈大笑说：你怎么实诚到了如此地步！[9]

然而五年过去，孙权当真称帝时，就连诸葛亮也不说这样的空话了。他力排众议，毅然遣使祝贺，并与孙权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但承认东帝（吴帝）与西帝（蜀帝）并尊，还在纸面上预先瓜分了曹魏的地盘。[10]

这时，由于丢失街亭而自贬三级的诸葛亮，刚刚恢复丞相职务。面对众人的质疑，他的回答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要考虑的，是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匹夫之勇是没有意义的，教条主义也没有意义。[11]

没错，审时度势，不等于不要原则。

孙权也是这样。当他弯下腰来屈身事魏时，头却是抬着的。曹魏多次要他送儿子做人质，他就从不答应。可以说，他是卑躬不屈膝，屈膝不变心，有傲骨无傲气。

他的使臣也不卑不亢。

还是上次赵咨使魏的时候，曹丕因为自己博古通今才华横溢，曾不无嘲讽地问：吴王也懂学术吗？

赵咨答：吴王博览群书，却不咬文嚼字。他守卫的是千里江防，统率的是百万雄师，领导的是众多贤才。经天纬地才是他的志向，寻章摘句不是他要做的事情。

曹丕又问：朕可以讨伐吴国吗？

赵咨答：陛下有陛下的军队，寡君有寡君的防备。

曹丕又问：吴国害怕我大魏吗？

赵咨说：千军万马，金城汤池，何惧之有！

曹丕再问：像先生这样的人才，吴国有多少呢？

赵咨说：特别聪明的也就八九十个吧！至于像微臣这样的，那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12]

对于孙权，我们是不是该有新的认识？

看待刘备，也当如此。

[6]见《三国志·陆逊传》及裴松之注引《吴录》。

[7]见《三国志·邓芝传》。

[8]以上见《三国志·吴主传》。

[9]见《三国志·邓芝传》。

[10]见《三国志·吴主传》。

[11]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12]见《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

再说刘备

刘备与孙权有异有同。

论家庭出身，刘备比曹操和孙权都好。曹操阉宦之后，孙权出身寒门，都让士族看不起。刘备却号称西汉中山靖王的后代，又是名儒卢植的学生。这就让人不敢小看，中山国的富豪甚至拿出真金白银来资助他。[13]

刘备又特别会做人。他寡言少语，乐善好施，喜怒不形于色，却广交豪侠游士。由于出道时正值黄巾之乱，人民缺衣少食，刘备便散尽家财，与朋友同甘共苦。结果他的身边集结了不少人才，包括关羽和张飞。

刘备的为人甚至让他幸免于难。他做地方官时，有人买凶来杀他。刘备不知来人是刺客，照例盛情款待。刺客在感动和敬重之余如实相告，然后一走了之。[14]

这很像孙权。

孙权也是会做人的。鲁肃前来投奔时，孙权给他母亲送衣服，送蚊帐，送生活用品，很像侄儿对婶娘。吕蒙病重时，孙权把他接到自己的殿内住下，又怕见面行礼吕蒙太累，竟在墙壁上挖了小洞，时时观察吕蒙的病情。[15]

如此用心，可谓关怀备至。

所以，孙权和刘备的身边人才济济英雄辈出，让曹操和曹丕都叹为观止。公元224年九月曹魏伐吴，退兵的原因据说就是曹丕发现了孙权的这一优势。原本并无多少实力的刘备和孙权终成大业，确实并非偶然。[16]

但，孙、刘的道路又各异。

与孙权拥有江东六郡不同，刘备一无所有。就连他的理想、目标和蓝图，都是后来诸葛亮给的，他自己则只有不甘碌碌无为的雄心。有一次上厕所，刘备看见大腿长出了赘肉，不禁泪流满面。刘表问他为什么，他说：眼看老之将至，功业却无法建立，怎么能不悲哀！[17]

不清楚刘备的雄心壮志从何而来，但正是这股精气神让他坚忍不拔，一次次跌倒又站起。这就让人敬佩。曹操认定天下英雄只有自己和刘备，也许就因为这个？

大小军阀们看重刘备，则因为他在士族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尤其是袁绍死后，反曹拥汉的士族和名士，能够寄希望的也就是刘备了。而且，如果天佑大汉，刘备没准会成为光武帝刘秀之后的又一位存亡继绝的人物。

刘备也或多或少清楚这一点。因此，如果说在夹缝中生存的孙权打的是外交牌，那么，空手套白狼的刘备打的就是政治牌。赤壁之战前，别人扩大地盘，他扩大声望。结果许多军阀对他礼遇有加，刘备则在他们中间寻找机会。

机会是曹操和孙权给的，这就是赤壁之战。差一点命丧黄泉的刘备，反倒从此走上了帝王之路。这实在堪称天道酬勤，却也让他忘乎所以，这才犯下一系列无可挽回的战略性错误，包括痛失荆州和兵败夷陵。

其实刘备原本知错能改。他自任益州牧以后，为了节约粮食抗旱救灾，曾下令禁酒。执法的官员雷厉风行，老百姓家里藏有酿酒的器具，也要抓捕归案，同样受罚。如此矫枉过正，自然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昭德将军简雍便提出批评。

有一天，简雍陪刘备散步，正好看见路上一对男女结伴同行。简雍马上说：他们想通奸，快抓起来。

刘备奇怪：你怎么知道？

简雍说：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这跟家里藏着酿酒的器具，岂不是一样的吗？

刘备哈哈大笑，立即纠正了苛法。[18]

实际上刘备气量不小。他发动夷陵之战时，偏将军黄权是主张小心谨慎稳扎稳打的。刘备不听，把黄权打发到江北。战败后，黄权的退路被阻断，只好投降了曹丕。

曹丕说：将军弃暗投明，是想学韩信和陈平吗？

黄权答：臣受刘主厚恩，降吴不可，还蜀无路，只好归命陛下。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苟全性命已是万幸，又岂敢自作多情仰慕古人？

曹丕说：将军家人已被刘备诛杀，朕为你发丧吧！

黄权说：臣与刘备、诸葛亮推心置腹，他们也一定理解臣的苦衷，请陛下不要急于发丧。

事实证明黄权猜得并不错。蜀汉执法部门确实提出了诛杀黄权家人的意见，但被刘备否决。刘备说：这次是朕辜负黄权，黄权并不负朕。投降了曹魏的黄权则终其一生敬重刘备和诸葛亮，就连司马懿都对此感叹不已。[19]

然而刘备的小气也匪夷所思。关羽、张飞、马超和黄忠都是一等的“名号将军”，赵云却始终只是二等的“杂号将军”。后来刘禅追谥故将军，关、张、马、黄都有份，又没有赵云。刘家父子对赵云，实在忘恩负义。[20]

赵云不受待见，只因忠言逆耳；刘备屡犯错误，则因为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也许，他真认为自己是皇天上帝之所眷顾，哪里还把赵云的不同意见当回事？

就连诸葛亮，也只能保持沉默。

实际上刘备前期坎坷曲折，中期时来运转，晚年一错再错，不是命，不是运，也不是风水，而是时势。时势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只能是那个样子，刘备的建国之路也只能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可以说，他的成功原本就在计划外，他的失败则应该在意料中。[21]

刘备是时势造英雄，孙权是英雄造时势。

然而刘备仍然可圈可点。他二十四岁从军，三十四岁起步，四十八岁翻身，五十九岁称王，六十一岁称帝，六十三岁病故，可谓颠沛流离多，一帆风顺少。但他从不气馁，也不偏执，这才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枭雄。

临终前两个月，刘备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也最正确的选择和安排：托国托孤于诸葛亮。事实上，也只有忠诚、谨慎而务实的诸葛亮，才能呵护蜀汉那“多愁多病之身”，尽管这政权并没有什么“倾国倾城之貌”。

[13]以下涉及刘备事，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先主传》。

[14]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魏书》。

[15]见《三国志》之《鲁肃传》、《吕蒙传》。

[16]据说当时曹丕眺望长江说：“彼有人焉，未可图也。”见《三国志·吴主传》。

[17]见《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18]见《三国志·简雍传》。

[19]见《三国志·黄权传》。

[20]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自称汉中王，封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所谓“五虎上将”其实只有这四人。景耀三年（260），刘禅追谥关羽为壮缪侯，张飞为桓侯，马超为威侯，黄忠为刚侯，也没有赵云。后来由于姜维等人打抱不平，赵云才在第二年被追谥为顺平侯。

[21]请参看田余庆先生《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

再说诸葛亮

诸葛亮是累死的。

这并不奇怪。他要处理的事务太多，头绪也太多。偏偏他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唯恐辜负先帝厚望。可以说，他是要豁出命来完成使命，决心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2]

责任和担当已不堪重负，何况自己还有理想。

麻烦也由此而生。

真正的麻烦还不在兴复汉室，而在于兴复一个什么样的汉室。如果姓刘就行，何不辅佐刘表？如果仍然要走东汉的老路，又何不追随袁绍？要知道，官渡之战时诸葛亮已经二十岁，早就把自己看作管仲和乐毅了。

选定刘备，诸葛亮必有想法。

其实，跟曹操一样，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他在蜀汉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甚至还可能走得更远。[23]

比如“以法治国”。

这是曹操和诸葛亮都主张的，也是他们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人治和法治，在曹操那里是四六开，甚至五五开。他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就毫无法治可言，尽管他一贯赏罚分明，也曾“法办”过自己。[24]

诸葛亮则做到了三七开，甚至二八开。他也纵容过法正的行为不端，冤杀过益州大族，但那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有政治需要。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公正。[25]

结果怎么样呢？

贵贱贤愚无不叹服，也无不怨恨。叹服是因为执法公平，怨恨则因为立法严峻。事实上，公平不等于不严峻，只不过对所有人都同样苛严。所以，一方面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另一方面是“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26]

那么，诸葛亮的法，是严刑峻法吗？

当然。因为他的政府是军政府，他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也都是战时体制。这样看，就连彭羕一案，恐怕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尽管诸葛亮极其厌恶此人。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许有人在战争年代胡说八道。言论自由？休想！

就连诸葛亮自己，也谨小慎微。

谨慎也是政治需要。要知道，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权威远远超过了刘禅，北伐曹魏又连连失利、劳民伤财，误用马谡压制魏延也不算英明。高处原本不胜寒，何况处处是风口是浪尖，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

也怕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就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至少，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正是这种高风亮节，让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佩和怀念。[27]

问题是，他有必要那么累吗？

也没有。

事实上，所谓刘禅无能的说法并不成立。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不再任命丞相，而是由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

刘禅也不糊涂。司马懿征讨辽东时，蜀人都认为是北伐曹魏的大好时机，刘禅却很沉着冷静。他下令蒋琬进驻汉中，同时指示一定要等到吴军也开始行动，东西两方相互呼应，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才发动进攻。[28]

弱智吗？否！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不肯还政于君？

也许，他是要政改。

或者说，他要兴复的其实是理想中的西汉。

西汉初年国家制度中隐含的政治理想，就是区分宫廷与朝廷、皇权与相权、宫中与府中。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具体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

这种制度，就叫“虚君实相”。

虚君实相，好吗？

不算最好，但也不坏。因为按照这种制度，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并未行政的元首就能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实际负责的宰相，后者也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可以问责之政府”。

诸葛亮主政时的蜀汉就是这样。《出师表》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其实比皇帝亲政更好。

但，这里面问题很多。

首先，如何保证拥有实权的宰相不会趁机政变，变成既篡位又亲政的新皇帝？诸葛亮的办法是用自己的人格做担保，可惜道德的担保从来就是靠不住的。诸葛亮本人不是王莽，不等于别的什么人不是曹丕。

其次，在既无宪法又无国会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那拥有实权又永不政变的宰相如何产生。刘备当然运气很好，刘禅就不敢赌这一把。蒋琬去世后，他干脆“自摄国事”，结果成为亡国之君，只能到洛阳去装疯卖傻。

诸葛亮的政改终于失败，如果他确有此意的话。

如果。

政改失败的诸葛亮只能去做道德楷模，甚至吕洞宾的师兄。人们为他的“出师未捷”唏嘘不已，对他的“三顾乃见”羡慕有加，甚至让他穿上八卦衣，摇着鹅毛扇，从袖子里掏出锦囊妙计，并美其名曰“智慧的象征”。[29]

虚君实相，以法治国，无人提及。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想都别想。

也许这就是历史。历史并非总是能够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历史形象也总是不如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影响深远，而庸众们的偶像则是不容批评和讨论的。

诸葛亮的在天之灵，只能去咀嚼自己的孤独。

那么，曹操呢？

[22]“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见诸葛亮《后出师表》。此文正史不载，文集不录，学者多疑为伪作，但仍可代表诸葛亮的思想。

[23]范文澜《中国通史》说，曹操在北方，诸葛亮在蜀国，都“革去了一些东汉的恶政”。田余庆《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一文则说，曹操“去浮华、清吏治、抑豪强”，与袁绍形成鲜明的对比，只有诸葛亮“可以同他比拟”。这实在是史家之笃论。

[24]建安八年，曹操因战马踏进麦田，便割下头发以示受罚，事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25]见《三国志》之《法正传》、《彭羕传》。

[26]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评语称：“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则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27]见《三国志·诸葛亮传》及裴松之注引《袁子》。

[28]见《三国志·蒋琬传》。

[29]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称为“张道陵的徒弟，吕洞宾的师兄”，是曹聚仁先生的说法，见曹聚仁《〈三国演义〉史事的真实性》。

再说曹操

曹操不但孤独，而且冤屈。许多事情别人做得，他做不得。比如来敏和彭羕，就是蜀国的孔融和祢衡。然而诸葛亮杀了彭羕，没有任何人批评；曹操并没有杀祢衡，却要背上千古骂名。公平吗？有道理吗？

没道理，但有原因。

原因之一，是曹操在中原，在中央，士族云集举世瞩目，局面大动静也大。蜀汉则相反。所以同样一件事，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

何况士族对曹操也充满敌意。

敌意是深不可测的。众所周知，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是统治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要成为统治阶级，也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和平过渡，二是武装斗争。然而董卓入京，使前一种方式不再可能；官渡之战，又使后一种方式化为泡影。董卓和曹操，岂非他们的头号仇家？

相比之下，曹操又更可恨。

的确，董卓其实是敬重甚至畏惧士族的，他的问题是粗鲁、野蛮和没有教养。曹操却在骨子里藐视士族。他甚至在立足未稳之时，就公然杀了恃才傲物出言不逊的名士边让，结果兖州士人义愤填膺，天下士族同仇敌忾，老朋友张邈和老部下陈宫也都一齐反叛了曹操。[30]

兖州牧由曹操变成了吕布，也因为此。

其实曹操代理兖州牧，陈宫是出了大力的。然而边让被杀后，陈宫却死心塌地反曹到底。他甚至宁肯去帮助有勇无谋的吕布，而且兵败被俘后也宁死不降。[31]

曹操于心不忍，便叫着陈宫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母亲可怎么办，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呀！

陈宫却义无反顾。他长叹一声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母和妻儿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说完，昂首走向刑场。[32]

曹操流着眼泪为陈宫送行，赡养其家人的诺言也得到了兑现，既定的路线却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也许正是在那一刻，曹操更加坚定了建立“法家寒族之政权”的信念，尽管他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路线图。

然而影响却极大。

事实上，正是曹操在不断向世人证明，只有非士族出身的军阀才能夺取政权，也只有撇开袁绍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线”才能成功。这就是刘备和孙权能在“后袁绍时期”胜出的原因，起了带头和榜样作用的则是曹操。

天下变成三国，原因也在于此。

可惜曹操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于帝国制度来说，最合适的统治阶级是庶族地主，最合适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因此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儒道释三教合流。

但，这是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试错之后，才可以实现的。以两晋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士族地主阶级的敌意则不难理解，因为曹操挡住了他们的道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他们肯定要将满腔的愤怒倾泻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

曹操最大的失误，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不妨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会怎么样呢？

恐怕就变成诸葛亮了。

实际上诸葛亮与曹操不乏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开府的丞相，都封了县侯，也都兼任州牧。如果把两人的职务和头衔并列起来看，那简直就是“双胞胎”——

曹操：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

诸葛：武乡侯，丞相，领益州牧。

曹操多出来的，只有魏王的王爵。

因此，正如马克思之所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仿效其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的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同样，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身上时，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33]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

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表。这跟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曹操也只好死在沙滩上。

然而历史的长河却不管什么前浪后浪，它只会顺着自己的河床一往无前。因此，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遥想赤壁风云之时，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画面：年轻帅气的周瑜新婚燕尔小乔初嫁，一身便装统领舰队西进。羽扇指点处，谈笑风生间，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和精神风貌，只不过不是三国的，而是魏晋的。没错，苏东坡笔下的周瑜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而不是三国的将军。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就像曹操是诗人；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

但，三国是三国，魏晋是魏晋。它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风采、气度、韵味和格调也是不同的。

那么，魏晋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魏晋风度》

[30]见《三国志·吕布传》、《后汉书·边让传》、《资治通鉴》卷六十一。

[31]陈宫为曹操谋得兖州牧一事，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

[32]见《三国志·吕布传》裴松之注引《典略》。

[33]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图据彩绘陶说唱俑，1982年四川新都三河马家山23号崖墓出土，高48厘米，国宝级文物。手舞足蹈的说唱者踞坐于石墩之上，眯缝着双眼，正唱到兴起处。

后记
何时忘却三国

有朋友说：很期待你的中华史《三国纪》这一卷。

哦，是吗？

他很期望，我很惆怅。

三国，不该这样被人瞩目。

事实上，这段历史并不重要。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当然，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三国演义》讲述的，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中国如此，日本、韩国和越南也一样。

其实《三国演义》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直到清代的毛声山、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才风行天下。所以《三国演义》的成败得失，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

那么，毛氏父子给了什么“添加剂”？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曹操是哭了的；赤壁战败之后，曹操也说过“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的话，还失声痛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1]

但，也仅此而已。

毛批本《三国演义》却大肆渲染，做足了文章：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前一哭胜过了赏，后一哭胜过了打。

接下来，他们不无嘲讽地说：原来奸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又能当棍子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笑！

请问，这还是历史吗？

当然不是，但可看，好看，让人想看。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需的，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可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真，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三国演义》则照单全收。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但，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就绝不敢大胆于一时，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

这就很有些哲理。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所见。比如他们说：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又比如：英雄所自负者，义耳；奸雄所自负者，智耳。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还有价值取向。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上：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为了战胜奸邪，忠义只好以恶抗恶。这种对抗，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贯穿了《三国演义》的始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一个“妒忌阴险”，另一个“奸刁险诈”，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2]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

这可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所谓“三国热”表现出的国民心态，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不可疑吗？[3]

实际上，《三国演义》历久不衰，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心机，算计，权术，谋略。它们可以用于战场、官场、商场甚至情场，谁不想要？

打出“重读经典”的旗号，不必吧？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正能量”的忠义，也很可疑。什么是忠？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但，君要忠于臣吗？父要忠于子吗？夫要忠于妻吗？不用。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关系”？

义也大成问题。道义，正义，仁义，情义，信义，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当这些“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又该如之何？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你说我不仁，我说你不义。

忠义，变成了整人的武器。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结果，要么信口雌黄，周公恐惧流言日；要么弄虚作假，王莽谦恭未篡时。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则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

显然，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的“性之病”。[4]

也就是说，毛批本《三国演义》的问题，还不在于给历史“整容”，更在于“变性”。整容是可以的，变性是不可以的，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可惜，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

那么，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

前半段，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后半段，则是曹魏、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后来三分归一统，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指出这走向，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才是历史学的任务。

因此在本书中，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本书不是《三国演义》，而是《三国纪》。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

朋友，你会失望吗？

[1]见《三国志》之《典韦传》、《郭嘉传》，及裴松之注引《傅子》。

[2]见胡适《〈三国志演义〉序》。

[3]见鲁迅《随感录三十九》。

[4]详请参看拙撰《〈三国演义〉的“性之病”》一文，原载2010年7月22日《南方周末》。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25年（建武元年），刘秀称帝，东汉开始。

公元57年（中元二年），光武帝卒，享年六十二岁。子刘庄继位，年三十岁，是为汉明帝。

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卒，享年四十八岁。子刘炟继位，年十九岁，是为汉章帝。

公元88年（章和二年），汉章帝卒，享年三十二岁。子刘肇继位，是为汉和帝，年十岁，窦太后临朝，窦宪专政。

公元92年（永元四年），十四岁的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共灭窦宪，窦宪自杀。

公元106年（延平元年），汉殇帝卒，享年两岁。侄刘祜继位，是为汉安帝，年十三岁。

公元121年（永宁二年），十八岁的汉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灭邓骘，邓骘自杀。

公元125年（延光四年），宦官孙程等十九人起兵拥立汉顺帝，阎显被杀。

公元159年（延熹二年），二十八岁的汉桓帝与宦官唐衡等灭梁冀，梁冀自杀。

公元167年（延熹十年），汉桓帝卒，享年三十六岁。窦太后命窦武迎立宗室刘宏继位，是为汉灵帝，年十二岁。

公元168年（汉灵帝建宁元年），宦官曹节等共灭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并被斩首示众。

公元189年（中平六年）四月，灵帝卒，皇子刘辩继位，是为少帝。外戚何进执政，谋诛宦官，反被宦官所杀。袁绍入宫杀宦官。九月，董卓入京，废少帝刘辩，改立刘协，是为汉献帝。十二月，曹操起兵讨董。

公元190年（初平元年），关东州郡俱起兵讨伐董卓，公推袁绍为盟主，曹操行奋武将军。董卓杀弘农王刘辩，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

公元191年（初平二年），袁绍自任冀州牧，表曹操为东郡太守，荀彧离开袁绍投奔曹操。

公元192年（初平三年），吕布杀董卓，投奔袁绍。曹操代理兖州牧，收黄巾军三十万，号称青州兵。

公元194年（兴平元年），吕布为兖州牧，刘备领徐州牧。

公元195年（兴平二年）夏，曹操大破吕布。七月，汉献帝自长安东归。十月，汉献帝任命曹操为兖州牧。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六月，曹操表刘备为豫州牧。七月，汉献帝至洛阳。八月，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九月，曹操迎汉献帝都许。

公元197年（建安二年），袁术称帝。袁绍以大将军领豫州牧、青州牧、幽州牧、并州牧。

公元198年（建安三年）十二月，曹操擒杀吕布。

公元199年（建安四年）六月，袁术死。八月，曹操军进黎阳。九月，分兵官渡。十一月，张绣投降曹操。十二月，曹操以官渡为大本营。

公元200年（建安五年）正月，曹操征讨刘备。二月，袁绍军至黎阳。七月，袁绍军进阳武。八月，袁绍军至官渡。十月，官渡之战结束，袁绍败。同年孙策被刺身亡，孙权接班，年十九岁。

公元201年（建安六年），刘备投奔刘表。

公元202年（建安七年），袁绍病死。

公元204年（建安九年），曹操自领冀州牧，让还兖州。

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诸葛亮出山。

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六月，曹操自任丞相。七月，征刘表。八月，杀孔融。十二月，赤壁之战。

公元209年（建安十四年）十二月，周瑜攻破江陵。孙权任徐州牧，刘备任荆州牧，孙权以妹嫁之。

公元210年（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周瑜谋灭刘备，至巴丘病卒，临终前推荐鲁肃接替自己。鲁肃屯兵陆口，建议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

公元211年（建安十六年）春，曹操西征马超、韩遂。十二月，刘备大军入蜀。

公元212年（建安十七年）正月，诏令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五月，诛马腾，灭三族。十月，东征孙权，荀彧卒。

公元213年（建安十八年）正月，曹操从濡须退兵。五月，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七月，魏建社稷。

公元214年（建安十九年）夏，刘备入成都，自任益州牧。

公元215年（建安二十年）三月，曹操西征张鲁。十一月，张鲁投降。是年，孙权向刘备索还荆州。

公元216年（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为魏王。

公元217年（建安二十二年）四月，曹操仪同天子，曹丕为魏国太子。

公元219年（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十二月，孙权杀关羽，上书称臣于曹操。

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卒。曹丕继位后实行九品官人法。十月，曹丕代汉，是为魏文帝。

公元221年（魏文帝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八月，曹丕封孙权为吴王。

公元222年（黄初三年），夷陵之战。

公元223年（黄初四年）四月，刘备卒，刘禅继位。

公元226年（黄初七年）曹丕卒，子曹叡继位，是为魏明帝。

公元227年（魏明帝太和元年，蜀汉建兴五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临行前上《出师表》。

公元228年（曹魏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六年）春，蜀军兵败街亭，诸葛亮杀马谡。十二月，诸葛亮第二次北伐。

公元229年（曹魏太和三年，蜀汉建兴七年，孙吴黄龙元年）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四月，孙权称帝。

公元231年（曹魏太和五年，蜀汉建兴九年）二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八月，李严被废为庶人。

公元234年（魏明帝青龙二年，蜀汉建兴十二年）二月，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八月，病卒于军中。

公元249年（曹芳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政变，杀大将军曹爽，曹魏政权归司马氏。

公元252年（魏嘉平四年），孙权卒。

公元263年（魏元帝景元四年）八月，魏军出兵洛阳伐蜀。十月，刘禅降魏，蜀汉亡。

公元265年（西晋泰始元年）十二月，晋王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曹魏亡，西晋始。

公元280年（咸宁六年），吴亡，晋一统天下，三国终。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1

魏晋风度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风度/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97-4

Ⅰ. ①魏…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Ⅳ. ①K2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099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特约编辑 吴 畏 徐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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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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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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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时代

魏之亡

一切重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一般地说都会出现两次，这是黑格尔告诉我们的。而且，正如后来马克思之所补充：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是作为笑剧。[1]

魏晋的改朝换代就是如此。

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让位，这是第一次。不到半个世纪，司马炎又逼魏元帝禅让，这是第二次。曹丕当然想不到他的王朝如此短命，故伎重演的司马炎也没想到他的帝国不但年头不长，还荒唐可笑之极。[2]

司马懿就更想不到。

后来被追尊为宣皇帝的司马懿，是晋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和缔造者。也许，这应该归结为他特别有心计，也特别有耐心。从进入政界到夺取政权，他前后用了四十三年的时间，历经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代君主，终于把曹家的“房产”据为己有，只留下一道过户的手续。

这是一个怎样的人？

司马懿出身于高级士族，高祖是东汉的将军，曾祖和祖父都是郡的太守，父亲司马防则官居京兆尹（首都地区长官）。曹操初入仕途就能出任洛阳北部尉（首都北城区公安局长）一职，便是由于司马防的推荐。

对此，曹操一直感恩在心。后来，当了魏王的曹操设宴款待司马防，又旧话重提。曹操说：请司马公看看，孤王现在还可以再当一个县尉吗？

司马防说：老夫推荐时，大王当个县尉正合适。

曹操哈哈大笑。[3]

司马防的回答十分得体，也实事求是。四十二年前的曹操年方二十，由于被举为孝廉而任郎官（储备官）。从宫廷外放到地方，当然只能担任副县级的公安局长。

实际上，直到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六年后，司马家族仍未必看好这位政坛新秀。曹操征召司马懿到府中任职，司马防的这位次子便拒不受聘。他声称自己得了风瘫病，宁肯长期卧床也不就任。[4]

这样一拖就是七年。到赤壁之战那年，曹操给了司马懿两个选择：要么进朝廷，要么进监狱。司马懿的病装不下去，只好加入曹政府。他不但在曹操那里展示出自己的才华，在魏文帝曹丕和魏明帝曹叡的时代，更成为皇帝的得力助手，魏帝国独一无二的谋略家。

因此，当曹叡病重需要托孤时，他想到了司马懿。

当时司马懿已官居太尉（最高军事长官），刚刚消灭了自称燕王的公孙渊，将辽东收入魏帝国的版图，正准备屯兵镇守关中，曹叡的诏书却三日五至。司马懿星夜兼程赶回洛阳，与大将军曹爽共受遗命辅佐新帝曹芳。

曹魏之亡，也开始有了征兆。

事实上，曹叡的托孤有气无力。孙策托孤于张昭时说得斩钉截铁：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刘备托孤于诸葛亮时也说得不留余地：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曹叡呢？眼泪汪汪地看着八岁的曹芳，一句硬话都说不出。[5]

结果，被授权可以自行其是的忠心耿耿，被当面叮嘱托以后事的夺了政权。

另一位顾命大臣曹爽也托非其人。此公原本既无才干又无战功，是魏明帝临终前一时糊涂，才突击提拔为大将军的。然而曹爽却自命不凡，一心想要排挤司马懿，办法则是让曹芳下诏将司马懿由太尉转任太傅。[6]

这是典型的明升暗降。

没错，太傅地位崇高，却没有实权。

司马懿当然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与曹爽抗衡，干掉此人只能乘其不备。于是，在周旋了几年以后，司马懿第二次装病。

装病是有经验的。上一次装风瘫病，曹操派人去假装行刺，司马懿躺在床上纹丝不动。这一回当然是风瘫病顺理成章地复发，司马懿的演技也更上层楼。

演出是在司马懿的太傅府，观众则是曹爽派去的新任荆州刺史李胜。李胜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司马懿的双手已经接不住婢女递过来的衣服，喝粥的时候粥水全都洒在前胸，还把李胜要去的荆州听成是并州。

李胜只好纠正说：下属要去的是荆州。

司马懿却说：去并州委屈你了。并州接近胡地，千万好自为之。今后你我只怕难得一见，如何是好？

李胜又说：是荆州，不是并州。

司马懿这才若有所悟地说：是荆州吗？老夫不大听得清楚你的话。很好，很好！在荆州是可以建功立业的。我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就拜托你了。

说完，泪流满面，声音哽咽。

李胜回去报告曹爽，曹爽很放心。[7]

司马懿却在暗中加紧准备。装病两年半以后，他趁曹爽陪同皇帝外出之机突然发动兵变，一举消灭了强大的对手。曹爽先被罢官，后被灭族，兄弟和同党也被一网打尽，其中就有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之一何晏。

曹爽的无药可救也在此案中暴露无遗。兵变时，司马懿屯兵洛水，曹爽屯兵伊水；司马懿占领了洛阳，皇帝却在曹爽手中。因此有人建议，挟持天子到许县，然后命令各地军队勤王，完全可以对抗司马懿。

然而曹爽却拒绝了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放弃抵抗向司马懿投降，还把司马懿弹劾自己的奏章交给了皇帝。曹爽说，司马公不过是要夺权而已，给他就是。我做不了大将军，还可以做大富翁嘛！[8]

志大才疏的曹爽哪里想得到，司马懿的阴险狡猾和心狠手辣举世无双。在曹爽还有抵抗力量时，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处理仅止于罢官。甚至在曹爽被软禁在家时，他还假惺惺地派人送粮送肉。然而，当曹爽等人“谋反”的证据收集齐全以后，又怎么样呢？满门抄斩。[9]

曹家人，根本不是司马懿的对手。

小皇帝曹芳就更是傀儡。

然而就连这个傀儡，也在司马懿去世三年后被他的儿子司马师废掉，成为魏帝的是十四岁的曹髦。六年后，不甘心做傀儡的曹髦也被杀死，魏帝换成十五岁的曹奂。这就是魏元帝，也是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

曹芳、曹髦、曹奂，史称“三少帝”。

司马懿政变成功后，三少帝的时代就变成了司马家族的时代。司马懿，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相继把持朝政十六年。立国总共只有短短四十六年的魏，倒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并不姓曹。

剩下的事情就是办手续。

于是，司马昭先是册封晋公，然后升格为晋王。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卒，子司马炎继位。十二月，魏元帝禅让，司马炎称帝，是为晋武帝。

所有这些程序都跟曹魏代汉一模一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东汉的傀儡皇帝只有一个，曹魏则有好几个；曹家只用两代人就偷天换日，司马家族则用了三代四人。

这简直就像是报应。

历史往往是公平的，报应也接踵而来。司马炎死后仅仅一年，祸乱就迅速爆发。他的儿子被废又被立，被立又被杀，他的王朝则四分五裂万劫不复，而且篡夺皇位颠覆政权分裂国家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血亲。

[1]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2]公元265年，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曹魏亡，立国四十六年。公元316年，晋愍帝司马业向匈奴人刘聪的汉国投降，西晋亡，立朝五十一年。

[3]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瞒传》。

[4]以下司马懿事凡未另注者均见《晋书·宣帝纪》。

[5]见《三国志·张昭传》裴松之注引《吴历》，《三国志·诸葛亮传》。

[6]曹爽事凡未另注者均见《三国志·曹爽传》。

[7]见《三国志·曹爽传》裴松之注引《魏末传》。

[8]见《晋书·宣帝纪》。

[9]见《三国志·曹爽传》裴松之注引《世语》、《魏末传》。

晋之乱

祸乱的根源是司马炎自己埋下的。

这个说法，晋武帝的在天之灵恐怕很难接受，因为他的本来愿望是长治久安。他甚至把曹魏的灭亡看作前车之鉴，称帝之初就进行了制度的改革。但可惜他错了。

司马炎错在哪里？

恢复封建。

西周创立的封建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之后，秦汉两代实行的都是郡县制，只有西汉初年实行郡县与封建并存的郡国制。结果，异姓王造反，同姓王叛乱。帝国的统治者从高祖到武帝花了将近百年的工夫，才算摆平江湖消除隐患（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八卷《汉武的帝国》）。[10]

此后，帝国不再封建。

当然，封王封侯的事仍然有。不过，汉只封侯，魏才封王。而且即便封王，也是虚封，只有东汉末年曹操的魏公和魏王是实封。结果怎么样呢？代汉自立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因此，曹丕称帝之后，所封的国王都只有王爵，没有王土和王臣。或者说，诸王名义上有封国，却没有治权，也没有兵权。他们不能建立自己的政府，统率自己的军队，也不能参与朝政。

曹魏的国王，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封国。

结果又怎么样呢？司马家族篡魏的时候，曹家的那些国王们一点忙都帮不上，魏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司马炎认为，这就是魏亡的经验教训。

因此，他决定反其道而行之。

就在称帝的当年，司马炎封皇族二十七人为王，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其中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一千五百人。国王不但可以割据一方，还可以入朝执政，成为宰辅。

异姓的士族则封为公侯，也是实封。他们不但有封国和官属，郡公、郡侯和县侯还有军队。也就是说，国王也好公侯也罢，都是实力派。司马炎认为，只有让他们掌握了实力，才能够担负起保卫中央的责任。而且，既然他们都从帝国那里获得了利益，就应该担负起责任。

然而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八王之乱。[11]

这是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一年后爆发，历时十六年之久的政治动乱和骨肉相残。原本危机四伏的西晋王朝也在这动乱中变得虚弱至极，最后亡于外敌的入侵。不过，引爆这颗炸弹的却不是那些国王，而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贾南风。

贾南风是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司马集团死党贾充和郭槐的女儿。贾充阴险狡诈，郭槐嫉妒霸道，贾南风则兼而有之。碰巧她的丈夫又忠厚得近乎无能甚至弱智，因此这位贾皇后想不弄出些动静来都难。[12]

可惜贾皇后的野心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掌握朝政的是杨太后的父亲杨骏。杨骏父女出身于华阴杨氏，祖上是东汉名臣杨震，门第极高。晋武帝司马炎与这样的名门望族联姻，正是为了提高皇家的清望。在他看来，只要皇族和士族同心协力，就能形成辅佐帝室的两翼。[13]

但是抱歉，他又错了。实际情况是：皇族与士族互不买账，贾皇后则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矛盾。晋惠帝继位后第二年三月，她就召司马炎的第五个儿子楚王司马玮（读如伟）入朝，杀了太傅杨骏，废了杨太后，辅政大臣则变成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汝南王司马亮。

这当然不是贾皇后的本来愿望。于是，三个月后，她就命令杀死了杨骏的楚王司马玮，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又以矫诏的罪名杀了司马玮。司马玮杀了士族又杀皇族，自己也被杀，士族的代表和皇族的代表都变成了冤鬼，借刀杀人的贾皇后则掌握了政权。

贾南风志得意满。

然而司马家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更是层出不穷。因此九年后，这个女人也被废被杀，罪名是谋杀太子司马遹（读如遇）。司马遹是惠帝司马衷与谢淑媛的儿子，当然为贾皇后所不能容，于是被罗织罪名，诬为谋反，废为平民。但他后来被杀，则是由于赵王司马伦的密谋。

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原本是贾皇后的党羽。然而他怂恿贾皇后杀太子，却是为了自己夺权。因此太子一死，他就以复仇的名义起兵进宫废了贾皇后。之后又干脆废了晋惠帝，自己做起皇帝来。

这下子别人不干了。

首先发难的是司马炎之侄、齐王司马冏（读如窘）。同时起兵响应的，则有司马炎的第十六个儿子、成都王司马颖，司马炎的堂弟、河间王司马颙（读如庸之阳平），司马炎的第六个儿子、长沙王司马乂（读如义）。结果，司马伦兵败被杀，晋惠帝司马衷复辟。

这是持续十六年之久的政治动乱和骨肉相残。晋武帝司马炎崩后一年，皇后贾南风政治野心大起，于291年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兵杀太傅杨骏。余下七王相继发难，战争几经反复，最终晋怀帝司马炽即位。十年后，西晋灭亡。

政权，又落到齐王司马冏手里。

司马冏原本也是司马伦的党羽。司马伦废贾皇后，进宫动手的就是他。当时司马冏带兵百人长驱直入，当着皇帝的面一刀就杀了贾皇后的外甥贾谧（读如密）。

贾皇后问：你来干什么？

司马冏答：有诏抓捕皇后。

贾皇后说：诏书都是我发出的，你奉谁的诏？

司马冏不回答。

贾皇后又问：起事的是谁？

司马冏答：赵王。

贾皇后说：绳子拴在了狗尾巴上，当然是这结果。

可惜，她并没有后悔药可吃。

贾皇后的党羽废了贾皇后，司马伦的党羽杀了司马伦，可见政治斗争中不会有永远的朋友，靠阴谋和杀戮起家的西晋皇室则天性贪婪狠毒。因此，司马冏执政不久便被同伙长沙王司马乂所杀，也不奇怪。

杀了司马冏的司马乂，同样遭到了讨伐。另外两个当年的同伙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同时起兵并围困洛阳，孤立无援的司马乂则在京师被捕。束手就擒的他被送往对方军中，并被司马颖的部下杀死。

抓捕司马乂的，是东海王司马越。

图中黑体字者，即八王。

司马越是司马炎的堂弟，也是“八王之乱”中的第八个王。前面五个（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都死了，后面就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与东海王司马越的战争。

战争几经反复。最后的结果，是司马越反攻胜利，司马颖兵败被杀。战后，司马颙也被谋杀，晋惠帝司马衷则被毒死，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

五年后，司马越卒，洛阳被外敌攻陷，晋怀帝司马炽被俘。两年后，太子司马业于长安称帝，是为晋愍帝。又过了三年，晋愍帝向入侵的外敌投降，西晋亡。

从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到西晋灭亡，共五十一年。从八王之乱起，到西晋灭亡，二十五年。从八王之乱终，到西晋灭亡，十年。可见西晋其实亡于内讧，外敌入侵只不过推了一把，这就是司马炎遭到的报应。

攻陷洛阳和长安，从而宣告西晋王朝灭亡的，是一个匈奴人建立的政权。此后，北部中国就变成了少数民族的天下，晋皇室则偏安江左，是为东晋。

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开始了。

[10]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不久，燕王臧荼即反。至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仍欲谋反。

[11]八王之乱事见《资治通鉴》卷八十二至卷八十六。

[12]晋惠帝在历史上是有名的白痴皇帝，但吕思勉先生认为这一点未必属实，司马衷其实未必弱智。请参看吕思勉《中国通史》。

[13]请参看《后汉书·杨震传》、《晋书·杨骏传》、范文澜《中国通史》。

五胡入中华

五胡十六国是一团乱麻。

乱是肯定的。这个历史时期起于西晋惠帝，止于南朝刘宋，历时一百三十六年。其间建立的政权，则其实有十九到二十个。他们有的先后兴替，有的同时并存。最多的时候，竟有八个政权在中国北方并立了九到十年。

政权的建立者则多为少数民族，包括匈奴、羯（读如竭）、鲜卑、氐（读如低）、羌，合称“五胡”。其中，鲜卑人建立的政权最多，七个。其次为氐人，四个。再次为匈奴人，三个。羯人和羌人，各一个。另外还有四个小政权是汉人建立的，共二十国。不算仇池和北魏，十八国。称为“十六国”，则是没有计算冉魏和西燕。

十八国名单如下：

◎ 十八国兴亡表

国名

创建人

名族

兴亡年代（公元）

灭于何国

汉（前赵）

刘渊

匈奴

304-329

后赵

成汉

李雄

巴氐

304-347

东晋

前凉

张寔

汉

314-376

前秦

后赵

石勒

羯

319-351

冉魏

冉魏

冉闵

汉

350-352

前燕

前燕

慕容皝

鲜卑

337-370

前秦

前秦

苻洪

氐

350-394

西秦

后秦

姚苌

羌

384-417

东晋

后燕

慕容垂

鲜卑

384-407

北燕

西燕

慕容泓

鲜卑

384-394

后燕

西秦

乞伏国仁

鲜卑

385-431

夏

后凉

吕光

氐

386-403

后秦

南凉

秃发乌孤

鲜卑

397-414

西秦

南燕

慕容德

鲜卑

398-410

东晋

西凉

李暠

汉

400-421

北凉

夏

赫连勃勃

匈奴

407-431

吐谷浑

北燕

冯跋

汉

407-436

北魏

北凉

沮渠蒙逊

匈奴

401-439

北魏

◎十六国兴亡表，引自杜建民《中国历代帝王世系年表》第81页。

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记住这些国名和人名，但很清楚所谓“十六国”基本上都在北方；而从下面的地图则不难看出，这一现象为什么会被称为“五胡乱华”。

五胡十六国是一团乱麻。西晋惠帝至南朝刘宋这一百三十六年间，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政权。晋王朝丢掉了关中，疆域缩到长江沿线。引自《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没错，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然丢失，而且丢得实在“不是地方”：关中地区本为周文明的发祥地，长安和洛阳更是秦、汉、魏、晋四朝帝都所在，不折不扣的华夏正宗。现在统统变成了“胡天胡地”，岂非“乱我中华”？

这确实让许多人痛心疾首。我们知道，汉民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的根据地在中原。周成王时期青铜器何尊上的“中国”甚至指的就是洛阳，这可是“中国”二字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洛阳落入胡族之手，其严重性绝不亚于罗马帝国失去了罗马。

何况华夏民族一直有一种观念：居中国则为正宗，为正宗则治天下（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夏、商、周、秦、汉、魏、晋，都是。现在胡人“居中国”了，是不是该做天子、治天下？

胡人认为应该，汉人认为不该。

持这种观点的汉人代表当数刘琨。刘琨是中原沦陷之际坚持“敌后抗战”的西晋将领，曾试图策反敌方匈奴人的羯族部将石勒，给出的理由居然是：你们胡人反正做不了天子，不如到我们晋朝来做一个名臣。

石勒用名马和珍宝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使者。他写给刘琨的回信说：将军是汉人，理当效忠于晋朝。我石勒却本是夷狄，贵国的事恐怕爱莫能助。[14]

刘琨碰了钉子，石勒则做了皇帝。

石勒并非五胡在中国北方称帝的第一人，第一个是匈奴人刘渊，国号叫汉。他甚至宣称自己就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冒顿单于是刘邦的女婿，后世单于跟汉皇帝就是表兄弟。兄终弟及，大汉帝统当然由他承接。

可惜刘渊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他的国号后来也被侄儿兼养子改成了赵，史称前赵。羯人石勒建立的国家也叫赵，史称后赵。前赵是被后赵灭的，后赵是被冉魏灭的，冉魏是被前燕灭的，前燕是被前秦灭的。灭了前燕以后，中国北方就暂时是前秦的了。

前秦是氐人的政权，前燕则是鲜卑人的。因此五胡十六国前半段的主角就是：匈奴（前赵）、羯（后赵）、鲜卑（前燕）、氐（前秦），以及前秦衰落时异军突起的羌（后秦），汉人的冉魏则昙花一现。至于后半段，当然是鲜卑人的，他们建立的北魏甚至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

谁说“夷狄”不能为王？

当然能。独霸天下，显然只是汉人的一厢情愿和自作多情。事实上，自从匈奴刘渊打开了缺口，中国北方在长达两个半世纪内就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舞台。就连最后统一全中国的，也是北方胡汉混血的隋和唐。

这就是事实，也就是历史。

事实上，把胡人看做可欺辱的劣等民族，这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文化偏见。更何况所谓“五胡”，也并非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突如其来杀进中国的。他们早就居住在中国境内，并与汉人混杂甚至混血。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已是华人（Chinese），奈何以“异类”视之？

然而汉民族毕竟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于是事情的结果竟是这样：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对汉人的歧视和压迫忍无可忍；另方面，他们对汉文明和汉制度却心悦诚服地敬佩和向往。因此，胡人进入中原地区称王建国之后，并没有打算实施“胡化”，而是反过来将自己“汉化”。

汉化早就开始了。

率先汉化的是匈奴。因为从东汉光武帝时代起，他们就开始持续南迁，并在黄河的河套地区沿长城一线扎下了营盘，充当着汉帝国的戍边者和同盟军。这一过程到西晋已历时二百多年，匈奴哪里可能还是胡人？刘渊声称他有权得到汉王朝的祖业，并非全无道理。

建立后赵的羯，建立前秦的氐，建立后秦的羌，汉化程度深浅不一，对汉文化的热情却不亚于匈奴，前秦皇帝苻坚甚至堪称汉学家。他曾经不无自得地说：朕一月而三临太学，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这里中断。[15]

但，力度最大的还是鲜卑。

或者说，鲜卑拓跋氏的北魏。

北魏的故事已不在魏晋，而在南北朝，因此只能从长计议。可以肯定的是，北魏的汉化彻底而全面。孝文帝拓跋宏甚至下令禁止胡服和鲜卑语，把贵族们的鲜卑姓氏统统改为汉姓（比如拓跋改为元），还命令六位皇弟跟自己一样娶汉族高官之女为妻，堪称“全盘汉化”。

结果是只用了短短三十年，这个民族就融入了汉族之中；而被南方汉族逐渐淡忘的某些文化传统，则在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那里薪尽火传（以上所述均请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这就不能叫“五胡乱华”，而该叫“五胡入华”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少数民族的融入，一个以汉民族为多数人的新民族才得以诞生，中华历史上的“第二帝国”（隋唐）也才得以建立。只不过，他们谁都不知道，当时欧洲也在发生民族大迁徙，大批日耳曼蛮族涌入罗马帝国，罗马文明面临的命运和选择几乎跟中华一模一样。

当然，这是后话。

[14]见《晋书·石勒载记上》。

[15]见《晋书·苻坚载记上》。另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法）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谁的东晋

公元318年也许是划时代的。前一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被杀。这一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东晋元帝。下一年，匈奴“汉国”皇帝刘曜更改国号，是为前赵；羯族将领石勒称王建国，是为后赵。

从此，东晋据有江南，前赵据有关中，后赵据有关东，南方和北方都换了主人或主角。

北方是胡族做主，南方是士族当家。

胡族和士族，是书写这段历史的两支笔。

南方成为士族的天下并不奇怪，因为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睿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本。他能够建立流亡政府并登上帝位，完全依靠士族的拥戴和支持。更幸运的是，这些士族还有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作为主持人。

他就是王导。

王导出身名门望族，琅邪人（琅邪读如郎牙，也写作琅琊，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跟原本是琅邪王的司马睿是老朋友，东晋帝业其实出自他的深谋远虑。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国将乱，便劝司马睿谋得安东将军职位，渡江移镇建邺（晋愍帝时改名建康），为将来做准备。[16]

事实证明王导很有远见。九年后，西晋果然灭亡。北方士族没了故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流亡的难民云集建邺（建康），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

司马睿的称帝，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初来乍到的司马睿却没什么威望。北方士族对他没有信心，南方士族对他心存疑虑，就连司马睿自己也觉得寄人篱下，颇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导。

王导很清楚，中原必将沦陷，晋室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如此，或许还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华夏文明的薪尽火传。

这就需要有一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维持“华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后者，新政权才不至于是空中楼阁。

永嘉之乱后，中原世族南迁主要有两条路线——迁往长江下游与长江上游。青徐之地的上层阶级，多迁往首都建邺附近，而殖产兴利，则在会稽、临海之间的区域。次等氏族为避开江左名宗，则迁往京口、晋陵（今江苏）一带。南阳、新野地区（今河南）的次等氏族及雍秦流民，则迁居襄阳（今湖北），形成一个由中层社会阶级组成的强大的武力集团。

可惜这很难。北方士族视江东为“蛮夷之地”，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孙吴政权的残渣余孽）；南方士族则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们侵犯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关键。

为此，王导殚精竭虑。他甚至学会了说吴语，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样坚持只说洛阳话。他又发明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相当于北方豪门在江东的特区和领地。这就兼顾了双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争取到了南方士族领袖的支持。[17]

比如顾荣。

顾荣出身吴郡四大家族，祖父顾雍是孙权的丞相。由于王导的努力，顾荣率先向司马睿表示拥戴和支持，而且两人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司马睿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很是惭愧。

顾荣则跪下来回答说：王者以天下为家，请陛下不必对迁都一事过于在意。[18]

这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了。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顾荣则代表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19]

王导成功了。

显然，没有王导，就没有东晋。

对此，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请王导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只好谦恭地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将如何瞻仰？

司马睿这才作罢。[20]

不过，王导没有与东晋皇帝并尊，晋帝也无法与王家争权。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究竟是谁家的，岂非一目了然？

实际上，君臣共治是东晋一朝的特色，只不过这个王朝只有半壁江山，参与政治的权臣也不仅王导一家。准确地说，东晋政治是高级士族轮流坐庄，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则是四大家族（以执掌朝政先后为序）：

王氏：王导；

庾氏：庾亮；

桓氏：桓温；

谢氏：谢安。

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此之谓。

的确，对东晋政权贡献最大的，就是王导和谢安。王导开创了基业，谢安则保卫了它。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优势进攻东晋。执政的谢安以弟弟谢石为统帅，侄子谢玄为先锋，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举击败了苻坚的进攻。

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意义非凡。当时，北方沦入胡族之手，南方也并未彻底汉化。汉民族和汉文化以江东为壁垒，可谓命悬一线。因此，谢安、谢石和谢玄的胜利，便不但挽救了东晋王朝，也挽救了华夏文明。

君臣共治，岂非很好？

可惜，东晋政治虽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王敦和桓温就企图篡位，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则终于称帝。毕竟，魏晋两朝皆因“禅让”立国，司马家族也没法不让人模仿他们的祖宗。

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权臣士族之间（如王导和庾亮、桓温和殷浩），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结果是什么呢？

动乱频繁。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国号被改为楚。至于内战，当然更在所难免。

东晋并不安宁。

最后的结果，是政权落入庶族出身的刘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汉、晋代魏的程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终于在内乱中灭亡，共一百零四年，十一帝。

刘裕的新王朝国号宋，史称“刘宋”，以区别于后来既有北又有南的“赵宋”。刘裕自己，则为南朝宋武帝。他称帝十九年后，北魏灭亡北凉，魏晋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16]见《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

[17]王导事凡未另注者均见《晋书·王导传》。

[18]见《世说新语·言语》。

[19]请参看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

[20]见《晋书·王导传》、《世说新语·宠礼》。

全线崩溃

从曹魏代东汉，到北魏灭北凉，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共计二百一十九年。加上董卓入京后、曹丕称帝前的东汉之末，刚好二百五十年。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描述这两个半世纪，那就只有一个字—— 乱。

乱的同时，是腐败。

腐败几乎是两晋王朝的天性。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愿意把朕比作汉代的哪个皇帝？

刘毅答：桓帝、灵帝。

晋武帝大惊失色：这也太过分了吧？

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陛下还不如他们。

晋武帝只好解嘲说：他们可没有你这样的直臣。[21]

刘毅说的是实话。西晋王朝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也是腐朽的。史家曾这样描述说：当时的士族，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谋职以不走正道为才能，当官以不负责任为高尚。官场中充满奔走之士，朝廷里不见让贤之人。所有人都只有两个目标：一是名，二是利。[22]

高级士族如此，寒门庶族亦然。

比如贾充。

贾充就是导致“八王之乱”的那位贾皇后的父亲，他自己的父亲则是贾逵。贾逵是坚决捍卫曹魏政权的。当时甚至有传闻说，司马懿就是因为梦见贾逵变成了厉鬼，才吓得一命呜呼，可见贾逵立场之坚定，之鲜明。[23]

然而贾充却成为司马家族的帮凶，小皇帝曹髦就死在他的手里。当时曹髦因为不满大权旁落，率领亲兵攻打司马昭的相府，相府的兵丁并无一人胆敢上前。贾充却大喝一声说：相公养兵千日，不就是为了用在此时吗？

于是曹髦被杀。

这当然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无论儒家伦理和帝国法律都不能容忍。因此，当司马昭召集会议讨论善后时，大臣陈泰就明确表示：只有腰斩贾充，或许还能平息民愤。

司马昭问：还有第二方案吗？

陈泰说：这是最好的，没有其次。[24]

司马昭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办法，是另外找了一个替罪羊。他们父子，对贾充其实感恩戴德，否则贾南风也当不了皇后。实际上，贾充帮了司马昭的大忙：他做了司马昭想做的事，又让这家伙保住了脸上的假面具。

没错，忠孝仁义的儒家面具。

假面具是老早就戴上的。从司马懿到司马炎，这个家族一直都重礼重孝。司马昭去世后，司马炎甚至不顾大臣劝阻，坚持三年之丧。他说：朕本儒生，以礼传家，岂能因为做了天子就忘了本色？[25]

这可真是别出心裁。作为国家元首，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行过此礼。司马炎坚持这样做，无非为了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儒家、地道的士族。

然而这位“纯儒”却十分好色，他后宫的女人甚至多达上万，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跟谁上床，只好坐一辆羊车在宫里转，羊停在哪儿就进哪间房。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则用竹叶插窗，盐水洒地，希望羊能走向她的房门。

不以为然的，只有胡芳。

胡芳是征南将军胡奋的女儿，被晋武帝司马炎册封为贵嫔。这位将门虎女并不认为皇帝有什么了不起，入宫后竟号啕大哭，跟司马炎做游戏也寸步不让。

司马炎大怒：你真是个将种！

胡芳却反唇相讥：北伐公孙渊，西拒诸葛亮，这样的人不是将种又是什么？

据说，司马炎竟满脸惭愧。[26]

司马炎确实应该惭愧，但不是因为司马懿曾经担任过军职，而是因为他和他王朝的虚伪。这个靠阴谋诡计和巧取豪夺建立的帝国，可谓集贪婪、奢侈、残忍、狡诈、荒淫于一身，高高举起的却是儒家伦理的道德旗帜。

旗帜是必需的。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力量。旗帜上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则是为了与曹魏相区别。曹操是坚持“法家寒族路线”的，诸葛亮也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卷《三国纪》）。士族儒家的司马政权当然必须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

然而实际上的作为又如何呢？弑君篡位是不忠，废黜太后是不孝，骨肉相残是不悌，滥杀无辜是不仁，争权夺利是不义，丧权辱国是无能。请问，儒家伦理安在哉？但只见：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结果又是什么呢？

中华帝国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

支柱就是儒家学说。独尊儒术之后，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它已经成为汉民族的魂魄所系，也维系了两汉三百多年的稳定，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除了司马家族的口是心非，儒学本身也有问题。

问题出在儒学变成了官学（正式称谓叫经学）。官学是有权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这两条都决定了儒学必将失去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条化，变成让人讨厌的东西。

事实正是如此。

两汉经学的特点，一是繁琐迂腐，二是妖妄荒唐。或者说，咬文嚼字，装神弄鬼。比方说，五个字的经文，可以写出两三万字的注解。普普通通一句话，可以看出神秘兮兮的微言大义。请问这还是学术、还是思想吗？

当然不是。

因此，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就连统治者（比如王莽和刘秀）都感到厌烦，更不用说真正有头脑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于是进入魏晋以后，上流社会便“家弃章句（抛弃儒学），人重异术（以非儒家的异端邪说为时尚）”，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以燎原之势席卷天下。[27]

首先兴起的是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顾名思义，其特征并不难想见：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务，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28]

如此哲学，对于重伦理、重政治、重现实的儒学当然是强烈的冲击，何况还有佛学推波助澜。东汉时传入的佛学也是“夷狄”的文化，而且比“五胡”更不“中国”，却受到知识界和统治者的普遍欢迎，岂非改天换地？

佛学是外来文化，玄学则是内部反对派。儒学遭此内外夹攻，实际上已无招架之力。没有了这根精神支柱，两汉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也只能全线崩溃。

没错，这是一个无望的时代。国土四分五裂，政权频繁更迭，时局瞬息万变，战火连绵不绝，谁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有安全感，包括那些皇帝在内。

魏晋之乱，首先在人心。

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实上，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不同的是，百家争鸣备受推崇，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其中奥秘，则正是需要我们去探索的。

[21]见《晋书·刘毅传》。

[22]见《晋书·孝愍帝纪论》。

[23]见《三国志·王淩传》裴松之注引《晋纪》。

[24]见《晋书·文帝纪》。

[25]见《晋书·礼志中》。

[26]见《晋书·后妃传上》。

[27]“家弃章句，人重异术”，见《宋书·臧焘徐广博隆传论》。

[28]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第二章
人物

英雄与奸贼

沉默良久之后，许劭回答了曹操的问题。

这时的曹操还是年轻人，许劭则早已是东汉末年著名的评论家，每个月的初一都会对当时的人物发表评论，叫“月旦评”（大年初一叫元旦，每月初一叫月旦）。被许劭点评过的立即名闻天下，难怪曹操要去见他。

然而身为名士的许劭，却看不起这个出身宦官家庭的小伙子。曹操则使出浑身解数，用近乎耍无赖的办法逼许劭表态。万般无奈之下，许劭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据说，曹操竟欢天喜地而去。[1]

曹操当然要高兴的。因为这时他还寂寂无名，甚至被人鄙视，只有太尉桥玄对他另眼相看，认定他是将来安定天下的人。就连曹操去见许劭，也是桥玄的建议。[2]

其实桥玄也有点评，而且与许劭相似：

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3]

这个故事在当时肯定广为流传，而且有各种版本。但最为后世认同的，是这样十个字：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4]

从此，奸雄二字，就成了曹操的标签。

标签显然从桥玄和许劭的说法演变而来。他们都使用了两个词：奸贼，英雄，合起来就是奸雄。

然而三个版本的意思却不相同。按照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曹操活在治世就会害人，活在乱世反倒对了。第三种说法则相反，尽管这个说法据说也是许劭的。

没必要弄清楚哪一个版本是最原始和最正宗的，因为无论哪种都承认曹操不是寻常人等。实际上在汉末魏晋时期，英雄与奸雄或者枭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英雄”这个词也是有明确定义的：

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5]

很清楚：英和雄是一回事，即卓异突出，只不过植物中最优秀的叫英，动物中最杰出的叫雄。这就像群和众是一回事，只不过动物叫群，人类叫众。所以一个人，像花儿一样漂亮就叫英俊，像虎豹一样强劲就叫雄姿。

于是，人们便把原本用于动植物的“英雄”一词挪用到人物，并给出以下定义：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显然，英，就是才华出众（如英才），或天赋过人（如英气），或青春焕发（如英年）；雄，则是大无畏的（如雄霸），或强有力的（如雄风），或极威武的（如雄赳赳）。据此，曹操当然是英雄。他自己这么认为，别人也这样看。

英，形声字。本义是花。

艸（艹）表意，篆书字形像草，表示英是草本植物的花。央表声，兼表花在绿叶中央。

雄，形声字。本义是公鸡，泛指雄性动物。

隹表意，篆书字形像鸟，表示公鸟。厷表声，厷是肱的本字，有孔武有力之意。表示雄性鸟或动物比雌性勇健。

有一次，匈奴派使节来华。

这时曹操已是魏王，却因其貌不扬而自惭形秽，便让崔琰代为接见，自己扮作卫士握刀站在一旁。事后，曹操派人去问使节：你对魏王的印象怎么样？

使节说：魏王（指崔琰）仪表堂堂。但他坐榻旁边那个“捉刀人”（指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

曹操听说，便把那使节暗杀了。[6]

此事的可靠性不妨存疑，体现出的观念却无疑属于那个时代。第一，英雄是引人注目的。第二，一个人是不是英雄，无关乎外貌，也无关乎道德，只关乎气质。

曹操当然有此气质。

实际上，东汉魏晋所谓“英雄”并非道德评价，而是气质判断，或事实判断。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禀赋非凡英气逼人，哪怕只不过能把事情闹大，就是英雄。

所以，董卓也是英雄，刘备就更是。[7]

刘备是被诸葛亮和曹操都认作英雄的，曹操甚至认为天下英雄只有他们哥俩。据说，曹操说这话时，刘备正跟他一起吃饭，竟当场吓得掉了汤勺和筷子。[8]

鲁肃则称刘备为“天下枭雄”。其实在汉末和魏晋人的眼里，枭雄、奸雄都是英雄。他们在意的不是前面那个字，而是后面这个非常男性的字—— 雄。[9]

没错，英雄也可以简称为雄。

谁是英杰谁为雄？这是汉末魏晋时期人们十分关注的，因为那是一个乱世。乱世出英雄。也只有英雄，才能在乱世一显身手，大展宏图。

关注的背后，是社会的认可与尊崇。[10]

这是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我们知道，两汉推崇的是功业，汉代风云人物也都是与功业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张骞通西域，卫青平匈奴，司马迁写《史记》，公孙弘设博士。没有这些功业，他们就没有价值，也不被世俗所承认。

魏晋却不以成败论英雄。只要有英雄之志，哪怕未能如愿或功败垂成，也照样能得到人们的敬重。

比如祖逖（读如替）和刘琨。

祖逖和刘琨都是在西晋覆灭之际挺身而出的，也都以驱除胡族兴复神州为己任。祖逖甚至在北渡长江船至中流之时，豪气干云地敲着船楫朗声发誓：我祖逖如不能收复中原，那就让我有如这滚滚东去的江水，不再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击楫中流”。

同样广为流传的是“闻鸡起舞”的故事。有一次，二十四岁的祖逖半夜听到鸡叫，便叫醒同样年轻的刘琨：这是上天在激励我们呀！于是一起到屋外舞剑。[11]

闻鸡起舞和击楫中流的故事，后来成为中国人励志的常规教材，祖逖和刘琨的事业反倒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他们俩都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祖逖忧愤而死，刘琨被人冤杀，却像出师未捷的诸葛亮一样让人怀念。

人物比功业更重要，这是一个转变。

与此同时，对人物的追捧也由圣贤而英雄。圣贤都是道德楷模，英雄则未必。董卓不用说，曹操和袁绍年轻时也近乎无恶不作。他们俩甚至在参加婚礼的时候故意制造混乱，趁机去偷人家的新娘子。然而这样的故事却被人们津津乐道，并没有人因此而认为他们不是英雄。[12]

实际上魏晋时期英雄的概念与道德无关。刘琨便原本是风流才子，喜欢声色犬马，祖逖的行为则几近劫匪，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忠君爱国和建功立业。同样，他们把天下大乱看作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因半夜鸡叫而惊喜，也不奇怪，尽管这惊喜难免“幸灾乐祸”之嫌。[13]

也许，这就是“魏晋风度”了：道德评判退隐，个人价值彰显。吸引眼球颠倒众生的，不再是功业、节操、学问，而是气质、才情、风神。或者说，正因为怀疑和否定了外在权威，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14]

所以，英雄可以同时是奸贼。

比如王敦。

[1]见《后汉书·许劭传》。

[2]见《三国志·武帝纪》正文及裴松之注引《魏书》、《世语》。

[3]见《世说新语·识鉴》。

[4]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

[5]见刘邵《人物志·英雄》，下同。

[6]见《世说新语·容止》。

[7]王粲《英雄记》（又名《汉末英雄记》）中人物便有董卓、袁绍、吕布、公孙瓒等。

[8]诸葛亮游说孙权时，便称刘备“英雄无所用武”，见《三国志·诸葛亮传》。曹操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见《三国志·先主传》。

[9]鲁肃的说法见《三国志·鲁肃传》。

[10]请参看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

[11]以上均见《晋书·祖逖传》。

[12]见《世说新语·假谲》。

[13]见《晋书·祖逖传》史臣论赞、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

[14]请参看李泽厚《美的历程》。

叛臣王敦

王敦最后是身败名裂了的。

跟堂弟王导一样，王敦也是东晋王朝的实际缔造者和保卫者。想当年，司马睿初到建康毫无威望，是王导设计让他在三月三日上巳节坐轿子出行，自己和王敦等文武百官骑高头大马前呼后拥，一下子就镇住了持观望态度的江东大族，司马睿后来的称帝也才有了社会基础。[15]

此后，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行政权和军事权都掌握在王氏家族手里，晋元帝司马睿不过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时人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

这就是王导创立的君臣共治模式。

可惜对于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满意的只有王导，王敦和司马睿都不满意。王敦桀骜不驯专横跋扈，司马睿则不甘大权旁落，试图利用他人的力量来钳制王家，结果是手握重兵镇守荆州的王敦不想谋反也得谋反。

于是，司马睿称帝四年后，王敦便反于武昌（今湖北鄂州），并很快攻入建康。司马睿重用的人死的死，降的降，逃亡的逃亡，朝政完全落入王敦之手。元帝本人则几至皇位不保，并在当年忧愤而死。

据正史记载，司马睿在一败涂地之后，根本就不敢以君臣大义谴责王敦，只能一面脱下戎装，一面嘀嘀咕咕地说：想要位子，我回琅邪就是，何必让老百姓受苦？

战马披甲，自古有之。发展壮大于两晋南北朝的甲骑具装，在马身披上皮甲，以保护躯干主要位置。

东晋皇帝之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晋元帝死后，继位的是晋明帝司马绍。明帝和王敦都磨刀霍霍，必欲置对方于死地。最后，王敦之乱因其病逝而告终。他的势力被东晋王朝的政府军剿灭，本人的尸体也被挖出，脑袋还被砍下来挂在浮桥上示众。[16]

王敦岂非不得善终？

当然是。而且按照儒家伦理，他也是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然而在魏晋，王敦受到的却是由衷的敬佩。

王敦死后二十三年，征西大将军桓温攻进成都，灭亡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成汉。这位胜利者在成汉宫中大宴宾客，蜀中士绅也悉数到场。桓温为人原本豪爽，此刻更是雄姿英发语惊四座，以至于散席之后众人还回味无穷。

大家都说：桓大将军真是当代英雄！

一位王敦过去的部下却不以为然。他说：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王大将军！[17]

实际上就连桓温对王敦也钦佩有加，尽管他并不认为自己在王敦之下。但当他路过王敦墓前时，仍充满崇敬发自内心地大声呼喊：可儿！可儿！

可儿，就是称心如意之人。

很难想象这是对一个“逆贼”的评价，而且据说这评价在王敦活着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流行。[18]

那么，王敦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大丈夫。

后来执掌了东晋军事大权的王敦，出道似乎比堂弟王导要早。他很早就来到了西晋的首都洛阳，并成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在“八王之乱”中，王敦散尽家财，还把公主的婢女配给将士，从而深受爱戴。王导为司马睿经营帝业时要拉王敦入伙，并非没有道理。[19]

不过谁都想不到，出身名门望族的王敦在京城却被看作乡巴佬。因为他不会说洛阳话，也不懂豪门的规矩，更不擅长琴棋书画。他甚至闹了不少笑话，其中之一，是在公主那里上厕所时，把塞鼻子用的干枣和洗手用的澡豆都吃了，结果公主的婢女无不掩口而笑。[20]

王敦却既在意也不在意。

有一次，晋武帝与社会贤达聚会讨论音乐，王敦坐在旁边一句话也插不上，便自告奋勇要求击鼓。晋武帝见他脸色难看，也就下令将鼓和鼓槌放在他的面前。

王敦一甩袖子站了起来。

这一通鼓打得漂亮至极。那急速和谐的音节，那豪迈激越的气势，那旁若无人的神情，都让人叹为观止。乡巴佬所受的窝囊气，也在这敲击中宣泄一尽。

听众给出的评价则是两个字：雄爽。[21]

雄爽即大气。

王敦确实是大气的。正是这种雄霸之气，使他虽被看作乡巴佬，却出入豪门而无愧色。当时，洛阳最富的人是石崇，石崇家的厕所里常常站着十几个婢女，客人上厕所都要由她们伺候着换衣服，许多害羞的人只好憋着。只有王敦不但照去，换衣服时还一脸的傲慢。

于是婢女们交头接耳说：此人必能做贼！[22]

婢女们的直觉并没错。事实上，石崇的排场是让人非常不舒服的，也是有震慑力的，但这种炫耀却因为王敦的泰然处之变得一文不值。这就比在皇帝的宴会上表演鼓乐还要震撼，因为镇定自若比一显身手难得多。

炫富的暴发户，也永远比不上能做贼的英雄。

前面两个故事都发生在西晋时期，也就是王敦刚出道的时候。也许正是从那时起，他就获得了“可儿”的称号。至于王敦的自我评价，则是“高朗疏率”，也就是高尚、爽朗、疏放、率真，可谓自视甚高。[23]

然而王敦的个人魅力，似乎也正在于此。他确实是睥睨一切的，也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恋恋不舍。有人曾经对他说，过于频繁的性生活不利于健康，你现在身体就很虚弱。王敦说：是这样吗？很容易的啦！于是打开后门让那些女人统统出走，爱上哪儿就上哪儿。[24]

这其实也够狠。

对自己都能下手的，对别人也不会有同情心。有一次洛阳巨富王恺（一说石崇）宴请王敦和王导兄弟，特地安排了美女敬酒。客人如果不能一饮而尽，就杀了那敬酒的美人。因此王导虽不胜酒力，也只好勉为其难。王敦却在连杀三人之后，依然滴酒不沾，而且泰然自若。

王导实在看不下去，便责备王敦。王敦却满不在乎地回答：他杀自家人，关你什么事！[25]

这样的人，当然能做贼，而且是窃国大盗。

“敦顿首顿首，蜡节忽过，岁暮感悼，伤悲邑邑。想正如常。比苦腰痛，愦愦。得示知意，反不以悉。王敦顿首顿首。”王敦擅书法，但墨迹只有《蜡节帖》传世。王敦写草书，运笔流利，间有纵引，是“今草”的笔调；但结体平正，不如堂侄王羲之草书那样欹侧多姿。

实际上王敦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君临天下，最大的遗憾则是未能称帝，因此临终前特地交代嗣子：我死之后你先即位，设置了朝廷和百官之后再给我发丧。

可惜王敦的这位嗣子并不中用也无主见。他听从谋士的建议，把王敦的尸体席裹涂蜡埋在议事厅中，然后日夜纵酒淫乐，以为这样就能稳定军心，可以坐等前方传来的好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全军覆没。嗣子和他的生父被沉入长江，王敦则被开棺戮尸，差一点死无葬身之地。[26]

一代英雄或枭雄或奸雄，就落得这个下场。

这，大概是王敦始料未及的吧？

事实上，王敦的理想至少是做曹操。他担任东晋大将军时最喜欢的诗，就是曹操的《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据说，他在吟诵这诗时，会用玉如意去敲击玉唾壶，以至于壶口都被敲破。[27]

王敦没想到的，王导也想不到。王导大约是想做周公或者诸葛亮的，尽管他的抱负要小得多。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有谋逆之心。然而王敦却闹出了惊天大案，而王导与王敦的关系则无论如何都无法撇清。

那么，此刻的王导又在哪里？

[15]见《晋书·王导传》。

[16]见《晋书·王敦传》。

[17]见《世说新语·豪爽》。

[18]见《世说新语·赏誉》及刘孝标注引孙绰《与庾亮书》。

[19]见《晋书·王敦传》。

[20]见《世说新语·纰漏》。

[21]见《晋书·王敦传》、《世说新语·豪爽》。

[22]见《晋书·王敦传》、《世说新语·汰侈》。

[23]见《世说新语·豪爽》。

[24]见《晋书·王敦传》、《世说新语·豪爽》。

[25]见《晋书·王敦传》、《世说新语·汰侈》。

[26]见《晋书·王敦传》。

[27]见《晋书·王敦传》、《世说新语·豪爽》。

政客王导

王导带领子弟族人在宫门外待罪。

这是永昌元年（322年）的正月，王敦以讨伐奸臣的名义反于武昌，晋元帝司马睿也针锋相对地下诏要御驾亲征讨伐王敦。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里外不是人的王导除了待罪宫门也别无选择。

不少人都替他捏把汗。

司马睿却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接见了王导，并让他穿上朝服。诚惶诚恐的王导跪下来磕头谢罪说：乱臣贼子历代都有，没想到竟出在臣的家族。

元帝则以最高礼遇回答王导。他光着脚走下御座，握着王导的手叫着他的字说：茂弘，这是什么话！朕还要把千里江山都托付给你呢！[28]

王导渡过了难关。

从此，他成为东晋官场的不倒翁。元帝驾崩后，王导又辅佐了明帝和成帝，是不折不扣的三朝元老。

原因当然首先是政治上的。两晋原本是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偏安江左的东晋更必须依靠世家大族，王导代表的琅邪王氏当然不容小看。但王导的稳坐钓台，却不能不归结为他特别会做人，也特别会做官。

与王敦的跋扈相反，王导的为人要随和得多，也周全得多。有一次，他同时接待数百客人，却很快就发现一位临海来的和几个胡人由于没人搭理而落落寡欢。于是王导走到临海那人跟前说：您一出来，临海可就没人了。

那人很高兴。

王导又走到胡人跟前，用他们信仰的佛教礼仪弹着手指打招呼说：兰阇（阇读如舌，兰阇为梵语音译，意为清静无烦恼）！兰阇！胡人都笑了起来。

结果，四座皆欢。

后来甚至有人说，任何人与王导交往，哪怕只是初次见面，感觉也像老朋友。[29]

这样的公关大师，自然也是调和矛盾的高手。王敦第二次作乱时，明帝曾下令拆除朱雀门外的浮桥。然而负责此事的丹阳尹温峤（读如叫）不但没有执行，上殿以后也不谢罪，还索要酒肉。明帝龙颜大怒，殿堂之上气氛非常紧张，所有人都战战兢兢，不敢多说一句。

打圆场的又是王导。

王导是最后上殿的。他一进来就发现事情不对，也立即就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于是便光着脚下地请罪说：天威有如雷霆，竟然使得温峤没有机会谢罪了。

这个说法让温峤和明帝都有了台阶。温峤立即乘势下拜谢罪，明帝的脸上也多云转晴。局面如此得到扭转，实在是只有王导才能做到的。[30]

事实上，善于化解矛盾，也是东晋皇帝不得不倚重王导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那个半身不遂的帝国实在是矛盾重重。权臣与权臣，士族与士族，都不消停。没有王导这样一个和事佬从中斡旋，他们的皇位其实坐不稳。

王导也很清楚自己的角色，因此把政权的稳定放到了第一位。他在以丞相之职兼任扬州刺史时，曾经派人到各郡督察。这些按察官员回到建康后，便集体向王导汇报各处郡守的优劣短长，只有顾和一言不发。

顾和是顾荣的族子，他的意见王导当然很重视。

王导问：老弟听说了些什么？

顾和说：明公身为首辅，应该网漏吞舟，怎么能靠收集风言风语和小道消息而行明察之政呢？

王导恍然大悟，原来这才是江东世家大族的心里话和政治诉求。他也很明白，作为外来政权，对江东本土的事情最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他对顾和连连称善，弄得那些认真负责的官员甚感无趣。[31]

此后王导秉承的原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在晚年甚至什么都不过问，只管画诺。王导这样叹息说：大家都说我糊涂，总有一天你们会怀念这糊涂。[32]

这就不是政治家，只能叫政客了。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前者多少有些理想，后者却只有现实。那么请问：王导有理想吗？没有。

但，王导大事不糊涂。

有一次，北方名士在长江边聚会。当时风和日丽，江水滔滔，天地之间充满诗情画意。这时，座中一人却喟然叹息说：风景还是一样的好，只是黄河换成了长江。

所有人都哭了起来。

王导却沉下脸来义正词严地说：我等正当同心协力报效朝廷收复中原，岂能像囚徒一样哭哭啼啼！

此言一出，所有人又都收泪道歉。[33]

这事往往被看作王导光彩夺目的一笔，却其实同样出于现实的考虑。事实上，北方士族刚刚南下时，既没有信心也没有信念；而稳定人心鼓舞士气的唯一办法，是高举政治正确的旗帜。所以，王导必须喊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至于中原能否收复，却未必是他真正想知道的。

他只知道，东晋王朝必须保住。

因此，当司马睿要动摇国本时，他不能不管。

国本就是太子，这时的太子是司马绍。司马睿由于宠爱郑妃，便想废掉司马绍，改立郑妃的儿子司马昱（读如玉）。他甚至把诏书都写好了，却不知道如何才能万无一失地昭告天下，因为赞成这方案的只有一个人。

孤独的皇帝甚至没有勇气面对强大的反对派。他想出的办法，居然是让王导等人先到东厢配殿休息，然后偷偷摸摸把诏书交给那个赞成者，再让群臣接受既成事实。

然而王导一眼就看穿了司马睿的如意算盘。他一把拨开引导他去东厢配殿的人，径直走到皇帝御座前，恭敬而强硬地问道：不知陛下为何要召见臣等？

司马睿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一声不吭从怀里掏出更换太子的诏书，撕得粉碎后扔向王导。

皇储的人选，就这样定了下来。[34]

后来，司马绍继承了皇位，是为晋明帝。

司马绍这皇位来得并不容易，因为当年王敦也曾经想要废掉他。因此，司马绍对王家人难免有戒备、有警惕甚至有怨恨，尽管阻止了王敦的仍然是王导。

也因此，当司马绍接见王导和温峤时，便非常蹊跷地向温峤提问：我们家何以能够得天下？

温峤没想到会有此一问，当场愣在那里。

王导却一点都不温良恭俭让了。他毫不客气地说：温峤少不更事，还是让老臣来为陛下陈述。

于是王导掰起指头，从司马懿开始，将司马家族如何排除异己，威逼皇室，结党营私，篡位夺权，一五一十从容道来。一身冷汗的司马绍魂飞魄散，他把脸贴在御床上弱弱地说：诚如相公所言，国运岂能长久？[35]

呵呵，和事佬王导也有枭雄的一面。

王导的这堂历史课，自然有倚老卖老，教训晋明帝不可胡来的意味。但晋明帝悟出的问题，却恐怕是连王导也想不到的。是啊，东晋这个先天不足来历不明又偏安一隅的脆弱王朝，国运能够长久吗？[36]

抱歉，这就只有天知道了。因为东晋王朝的那些权臣和勋贵，几乎没谁是寺庙里的菩提树。

比如桓温。

[28]见《晋书·王导传》。

[29]见《世说新语·政事》及刘孝标注引《晋阳秋》。

[30]见《世说新语·捷悟》。

[31]见《世说新语·规箴》。

[32]见《世说新语·政事》。

[33]见《晋书·王导传》、《世说新语·言语》。

[34]见《世说新语·方正》。

[35]见《世说新语·尤悔》。

[36]请参看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

枭雄桓温

无论如何，桓温都是不可不说也值得一说的。这不仅因为他的权势和功业，更因为他那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就算不能流芳百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37]

这是怎样的人物！

桓温是两晋名臣桓彝的儿子，据说生下来不满周岁便被温峤一眼看出非同寻常，因此以温峤之姓命名为温。后来，又因为庾亮之弟庾翼的推荐成为晋明帝的女婿，从此扶摇直上，简直就是王敦的翻版。

然而桓温对人们把他比作王敦是不满意的，他更欣赏的是刘琨。北伐前秦时，桓温偶遇当年刘琨府上的歌女，这个老女人一见桓温就眼泪夺眶而出。桓温问她为什么，老女人答：看见将军就像看见了刘司空（刘琨）。

桓温非常高兴，便重整衣冠，让老女人再看。

这下子老女人看出差别来了。她说：脸皮像，可惜薄了点；眼睛像，可惜小了点；胡须像，可惜红了点；身材像，可惜短了点；声音像，可惜有点娘娘腔。

据说，桓温因此郁闷了好几天。[38]

此事虽然见于正史，却其实可疑。因为桓温的长相是胡须像刺猬毛，眉骨像紫石棱，属于孙权和司马懿一类的人物。这样的人，说起话来怎么会是娘娘腔？

那么，桓温的这一相貌特征可靠吗？

可靠。因为作此描述的是刘惔（读如谈）。[39]

刘惔也是晋明帝的女婿，而且跟桓温是好朋友，他的描述应该不会错。更何况刘惔虽然是清谈家，基本上不务正业，看人却是极其准确的，看问题也相当透彻。桓温西征讨伐成汉，朝中大臣都不看好，只有刘惔认定必胜。给出的理由是：此人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哪怕是游戏。[40]

桓温后来的尾大不掉，当然也在刘惔意料之中。

这是晋穆帝时期的事。此刻的东晋王朝，早已不是王导时代的样子。晋明帝司马绍去世后，五岁的晋成帝司马衍继位，朝政实际上落入庾太后哥哥庾亮之手。庾亮是要加强中央集权的，因此与地方势力冲突严重，终于酿成苏峻之乱，东晋王朝也差一点就万劫不复。

“大事之日，仆在都，谓无所复见慰劳，又计时事也，逐节郎来，已具言意，馀所慰劳，诸相具答，边将粗当尔耳，仆无所使酒席意。”

字如其人。桓温的字，汪洋恣肆，一如其野心。

更麻烦的是，苏峻之乱虽然被平定，庾亮却从中央变成了地方。他和他的弟弟庾翼先后担任荆州刺史达十一年之久，等于占有了东晋的半壁江山。因此，庾翼去世后谁来接替这个职位，就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

三岁的晋穆帝当然回答不了，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也是清谈家，何况这事本来就是难题。荆州北面是强胡，西边是劲蜀，派个忠厚老实能力差的去当刺史，抵挡不住那些蛮族；继续交给庾家人，又不放心。

最后，朝廷选择了桓温。[41]

刘惔却说：有了桓温，荆州倒是不会沦入敌手；但是有了荆州，桓温可就没人管得住了。[42]

结果，不幸而言中。

事实上，桓温的野心就是从担任荆州刺史之后开始膨胀的，只不过这野心也可以说是雄心。因为桓温的矛头并不像王敦那样指向建康，而是指向胡人。灭亡成汉后，他又征前秦、败姚襄、伐前燕，兵临长安，军进洛阳，取得了东晋有史以来的最大胜利。

对此，朝廷的态度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实际上，自从成汉被灭，朝廷就起了戒心。桓温的军事行动每每不被批准，无能之辈则一再被启用。结果这些家伙兵败如山倒，收复中原的大业就这样坐失良机。

桓温后来的北伐，其实是孤军作战。

想当时桓温心里一定充满悲愤。军进洛阳时，他站在旗舰的船楼上眺望北国，曾非常感慨地说：中原沦陷，大好河山丢失，某些人是应该负责任的！[43]

这恐怕是话里有话。

然而东晋朝廷宁可不要中原，也不愿意桓温成功，这就注定了他的事业只能功败垂成。伐前燕时，桓温的部队高歌挺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枋头（今河南浚县），结果却铩羽而归，还差一点就全军覆没。

枋头之败让桓温威名顿挫，六十之年更让他感到时不我待。宁可遗臭万年也要功成名就的桓温，决定把一肚子气都出到天子身上，并借此机会震慑天下。

没错，桓温要废立皇帝。

当时的皇帝是司马奕。此公即位十年谨言慎行，并无过错，便只能在私生活方面做文章。桓温的办法是指控司马奕性无能，所生三子都是野种。无法做亲子鉴定的皇帝百口莫辩，只能由着他以太后的名义把自己废掉。[44]

新皇帝是会稽王司马昱，是为简文帝。

简文帝就是差一点被司马睿立为太子的那个人。他也是清谈家，而且学识渊博，气度非凡，口碑极佳，就连桓温都每每感叹：朝廷中竟有这样的人物！[45]

可惜桓温废立皇帝并不是为了讨论哲学，简文帝也只好打起精神与之周旋。好在桓温虽然跋扈，却总算知书达理恪守礼节，简文帝也就多少能够维持皇帝的尊严。

其实，桓温对简文帝也是有所忌惮的。毕竟，简文帝是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儿子，又历任穆帝、哀帝和废帝三朝宰辅，何况之前两人的关系也不错。有一次，官职还是抚军将军的简文帝与桓温一起上朝，竟执意要让桓温走在前面。桓温只好说：伯也执殳（读如书），为王前驱。

简文帝则说：无小无大，从公于迈。[46]

两句话都出自《诗经》。桓温比简文帝年长一些，因此以“伯”（哥哥）自称，但表示仍不过是王的马前卒。简文帝则暗示无论官职年龄是大是小，大家都会追随桓公。

不难想象，当时两人定是会心一笑。

可惜这样的好日子再无可能，只不过内心深处的剑拔弩张仍必须表现为温文尔雅，否则就不是魏晋风度。因此平时不善言辞的桓温为了对废立一事进行解释，竟精心准备了数百字的发言稿，然后才去见简文帝。

简文帝却不听他解释，只管流泪。

桓温也居然乱了方寸，一句话都说不出。[47]

然而枭雄并不会因为别人的眼泪就停止行动。为了排除异己夺取军权，桓温仍然提出要废掉担任太宰的武陵王司马晞（读如希），后来又要杀了他们全家。简文帝批准了前一项要求，却无论如何不肯杀人。他的批文说：此言已为朕所不忍，又岂能再付诸行动？

桓温又上表坚持。

简文帝再次批复：如果桓公认为晋的国运还久，请奉前诏执行。如果认为我朝气数已尽，朕逊位让贤就是。

据说，桓温接诏，竟汗流浃背。[48]

如此这般地相持七八个月后，简文帝驾崩，时年五十三岁。晋人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庙号太宗。

一年后，桓温也驾鹤西去，享年六十二岁。他被追赠为丞相，谥号宣武。但他盼望已久的九锡，却依然没能在临终前等来。九锡是皇帝赐给权臣的九种器物，王莽、曹操和司马昭都是加了九锡的，桓温则未能如愿。

东晋王朝却转危为安，后来还出现了一派新气象。淝水之战的胜利，就是在桓温去世十年后取得的。但这并不是因为简文帝，而是因为谢安。

[37]见《晋书·桓温传》、《世说新语·尤悔》。

[38]见《晋书·桓温传》。

[39]见《晋书·桓温传》、《世说新语·容止》。

[40]见《世说新语·识鉴》。

[41]庾翼的愿望是由自己的儿子接任，但被何充否决，并提议桓温。见《晋书·何充传》。

[42]见《世说新语·识鉴》。

[43]见《晋书·桓温传》、《世说新语·轻诋》。

[44]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三。

[45]见《世说新语·雅量》。

[46]见《世说新语·言语》。

[47]见《晋书·简文帝纪》、《世说新语·尤悔》。

[48]见《晋书·简文帝纪》、《世说新语·黜免》。

宰相谢安

谢安是东晋的救星。

桓温废立皇帝以后，也像当年的王敦一样回到了自己的军事基地。这些枭雄是绝不会待在京城的。辅佐简文帝并料理后事的，便主要是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桓温如果想发动政变，就得先拿下他们两个。

于是，桓温设下了鸿门宴。

桓温是在简文帝去世后半年来建康的。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来，只知道他原本希望简文帝临终前禅让皇位，而且认为这一愿望落空是谢安和王坦之从中作梗。[49]

因此，当桓温召见他俩时，京城里便人心惶惶，王坦之更是心惊胆战不知所措。谢安却镇定自若地对他说：我们去！我朝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行！[50]

桓温与谢安终于相见。

实际上桓温一直都很欣赏谢安。谢安二次出山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就是桓温手下的司马（中下级军官）。桓温甚至曾这样评价谢安：安石（谢安字）是不可以轻贱和凌辱的，因为他的自处之道无人能及。[51]

这一次，谢安也没有让桓温失望。他一步一步走上台阶趋前就席，从容不迫地将帐下的卫士看了一遍，然后不慌不忙地问桓温：谢安听说，诸侯有道，守在四邻，不知明公为什么要在墙壁间埋伏这么些人？

桓温笑了。他说：那也是不得已。

说完，桓温下令撤走了甲兵，然后跟谢安开怀畅饮高谈阔论。这样住了几天以后，他又回到了驻地。

谢安和东晋，也都躲过一劫。[52]

其实桓温的野心不能实现，谢安是做了手脚的。后来桓温病重时，曾再三催促朝廷给他加九锡，朝廷也不得不表示同意。然而文秘起草的诏书，谢安总是不满意。结果改了又改，写了又写，拖到桓温去世也没能发出。[53]

改朝换代的事，就这样泡了汤。

那么，谢安是什么来历，他又何以能够如此？

在南下的士人中，谢家并非一流的大族，然而谢安的名气却很大。他四岁时就被桓温的父亲桓彝视为神童，后来也深受王导的赏识。只不过他对政治似乎没有兴趣，当了一个小官后，很快就称病辞职隐居东山，与王羲之等名流来来往往，游山玩水时还不忘带着妓女。[54]

对此，当时还是宰相的简文帝曾发表评论说：安石既然与民同乐，那就必须与民同忧，不怕他不出山。[55]

不出简文帝所料，谢安终于再次出仕，从此留下“东山再起”的成语。不过他的东山再起，是在社会各界呼声很高以后，因此有人不无嘲讽地问他：老兄高卧东山不肯出仕，弄得人们都说“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现在安石出山了，请问苍生又该拿安石怎么办？

谢安笑而不答。[56]

然而舆论却似乎并不肯放过谢安。当时有人送给桓温一些草药，其中一种根名远志，叶名小草。桓温就拿起来问谢安：为什么它会有两个名字呢？

谢安愣住。

座中一人却应声而答：待在地下（隐居）的时候就叫远志，出头露面（做官）了就叫小草呗！

谢安很狼狈。

桓温却看着谢安笑。他说：这个解释不错，而且很有意思！嗯，嗯，很有意思！[57]

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其中有时代精神。

实际上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不装。所以，像桓温那样公然宣称宁可遗臭万年，也不虚度一生，是真实可爱的。像谢安这样硬要“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反倒有装模作样、沽名钓誉、待价而沽之嫌。

于是就连谢安的雅量，也被怀疑为做秀。

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性优势进攻东晋，与谢安的弟弟谢石、侄子谢玄大战于淝水。谁都知道，这是决定东晋王朝命运和前途的战争。然而捷报传来时，谢安却在下棋。而且看了一眼后，继续下棋。

客人沉不住气了，问谢安出了什么事。

谢安这才淡淡地说：小儿辈大破贼。

这当然是雅量非凡，然而正史却另有记载：客人走了以后，谢安狂奔进屋，结果连鞋跟都折断了。[58]

据南京六朝博物馆所藏木屐绘制。木屐，以薄木板为底，两块木片嵌在鞋底作为屐齿。根据“男方女圆”的规制，左图为男性，右图为女性。

后面这一幕，才是真实的。

事实上雅量并非谢安的本色。小时候，他曾经去找名士王蒙辩论，王蒙对他的评价就是“咄咄逼人”。可见谢安骨子里其实跋扈，超凡脱俗和淡泊宁静是装出来的。或者说得好听一点，是后天的修养或修为。[59]

但即便如此，却仍然可贵，因为当时的天下需要这样一位人物来做政治领袖。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像当年的王导一样，让面临倾覆的王朝转危为安。

这样看，王导和谢安，又堪称政治家。

至少，也是高明的政客。

的确，谢安和王导不乏相通之处，他们也都懂得“宰相肚里能撑船”的道理。谢安执政时，正遇到士兵和奴仆因不堪压迫剥削大量逃亡，而且大多就近逃到南塘一带的船中。谢安却否决了大搜捕的提议。他说：如果连这些人都不能包容，那么京都还叫京都吗？[60]

有此一说，谢安便堪称真宰相。

这也是王导和谢安执政时，矛盾重重的东晋政界相对和睦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谢安是懂政治的，也是很会做人的。有一次，谢家人聚会，正好天上下起了大雪。谢安便兴致勃勃地问：白雪纷纷何所似？

侄儿谢朗答：撒盐空中差可拟。

侄女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

谢安哈哈大笑。[61]

谁都看得出，谢道韫的回答远胜于谢朗，然而谢安却只是开怀大笑，并不加以点评。这就既表示了对侄女道韫的由衷赞赏，又给侄儿谢朗留足了面子。

家为国之本。能齐家的，也会治国。

实际上，谢安被公认为做宰相的材料，正是从一件小事看出。隐居东山时，他和朋友们一起出海，海上却突然起了风浪。船夫见谢安神情闲适，便继续前进，结果风浪越来越大而众人喧哗不安。直到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要不然我们回去？

大家都说：回去！回去！

谢安这才让船夫掉头。

于是舆论认为，如此器量，足以镇安朝野。[62]

镇安朝野，正是公众对谢安的期许，也是时代对他的要求。谢安则不负众望，以他镇定从容甚至不失安闲的精神风貌，让东晋这只大船躲过了风浪。

显然，这里面的关键词就是器量。器量，也是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在东汉末年开始流行的新词。它甚至比纯洁更重要。一个人，如果器量不足，再纯洁也只是清澈的山泉。相反，哪怕污浊一点，也是汪洋大海。[63]

谢安也许就是这样。或者说，他希望能够这样。至少在这个时期的政治人物中，他最能代表魏晋风度，尽管真正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另有其人。

那就让我们再回到汉魏。

[49]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三。《晋书·谢安传》说桓温此行是要政变，但这是后人揣测之词，并无证据，故《资治通鉴》并不采信。

[50]见《晋书·谢安传》、《世说新语·雅量》。

[51]见《世说新语·品藻》。

[52]见《晋书·谢安传》、《世说新语·雅量》及刘孝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

[53]见《晋书·谢安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三。

[54]见《晋书·谢安传》。

[55]见《晋书·谢安传》、《世说新语·识鉴》。

[56]见《晋书·谢安传》、《世说新语·排调》。

[57]见《世说新语·排调》。

[58]见《世说新语·雅量》、《晋书·谢安传》。

[59]见《晋书·谢安传》、《世说新语·赏誉》。

[60]见《世说新语·政事》。

[61]见《世说新语·言语》。

[62]见《晋书·谢安传》、《世说新语·雅量》。

[63]请参看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

第三章
精神

名士派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那年，嵇康五岁。[1]

嵇康是魏晋名士的精神领袖，也是那个时期的重要人物。他跟诸葛亮之间，难道会有什么关系？

当然没有，只不过都很漂亮。诸葛亮身长八尺（一米八四），嵇康七尺八寸；诸葛亮“容貌甚伟”，嵇康“风姿特秀”。不难想象，那是相当引人注目的。[2]

实际上出山之前的诸葛亮，是一位飘逸不群的翩翩美少年。他耕田，未必是为了谋生；他读书，只不过观其大略。他最喜欢的，或许并不是挑灯夜读，也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在清晨和夜晚抱膝长啸于山林。[3]

这是什么样的风度？

魏晋风度。

的确，魏晋风度实际上开始于汉末，标志之一便是啸的流行。啸，就是双唇收紧努起，让气流从舌尖吹出，大约相当于吹口哨。也可以用手指夹住嘴唇，或者将手指插入口中，发出的声音会更加尖锐响亮。

原则上说，啸是要有环境和条件的，而且一般在深山幽谷之间，茂林修竹之下，登高望远之际，心旷神怡之时。这样的啸，是一种自我陶冶和自我沉醉，也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欣赏，当然高雅至极。[4]

因此，啸，便成了魏晋名士的身份标志之一。

名士中最擅长啸的是阮籍，他的啸声据说可以传出数百步远。有一次，阮籍在苏门山遇到一位名叫孙登的得道高人。无论阮籍跟他谈什么，他都抱膝闭目养神，阮籍只好长啸而去。走到半山腰，却听见啸声远远传来，有如龙吟凤鸣，群山响应。回头一望，正是孙登。[5]

这样看，诸葛亮抱膝长啸时，岂非神仙似的人物？

正是。

不过，诸葛亮终于走进了滚滚红尘，魏晋的那些名士们也未必真能超然物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很少有比魏晋时期更加身不由己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无时不有，名士们夹在当中其实左右为难。他们也大多并不敢公然对抗，能够寄托情怀的就只有啸。

比如阮籍。

阮籍跟他的朋友嵇康一样，在魏末的政治斗争中是倾向于曹家的。不过嵇康对司马氏公开持不合作态度，阮籍却不敢。司马昭加九锡的劝进表，就是由他起草的。尽管为了躲避这件事，他曾经喝得酩酊大醉。

然而阮籍依然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更不愿意被看作司马昭的普通僚属。他的办法是借酒装疯，在司马昭的宴席上傲然长啸。这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在大庭广众下面对尊者而啸，是非常傲慢无礼的行为；而宴席上的其他人，又无不正襟危坐庄严肃穆。

司马昭却默许了阮籍的猖狂。这不仅因为他对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为名士们的放肆已为社会见惯不怪。后来谢安的哥哥谢奕，虽然在桓温担任荆州刺史时做了他帐下的司马，宴席上却同样是披头散发想啸就啸。桓温哭笑不得，只好说谢奕是自己的“体制外司马”。

没想到谢奕比阮籍还过分。他不但啸，还发酒疯，而且桓温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最后桓温只好躲进老婆南康长公主屋里，公主则不无讥讽地说：稀客呀！如果没有那位狂司马，我都没机会见到夫君了！[6]

请问这叫什么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据甘肃高台魏晋墓室画像砖绘制。

① 耕田

② 盛食

③ 对弈

④ 宰羊

⑤ 帐居

⑥ 狩猎

什么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满天下的士人，这是战国时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为名士，并成为社会群体和流行概念，是在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后，社会舆论以各种名目为士人做排行榜（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后来，排行榜不做了，品评人物则成为风尚，许劭就是这方面的名家。他不愿意对曹操做点评，恐怕也因为曹操实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称曹操为英雄，却意义重大。

实际上汉末魏晋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两类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操、刘备、祖逖、刘琨、王敦、桓温为代表，后者的典型则有孔融、阮籍和嵇康。[7]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没错，名士与英雄不乏相通之处。至少，他们的内心深处都充满了骄傲，也都不同于流俗。名士们固然放浪形骸，纵情任性，蔑视凡尘，不拘礼节，英雄们又何尝把礼教和社会舆论真正放在眼里？桓温读《高士传》，看到某“道德楷模”的故事时，竟厌恶得把书都扔掉了。[8]

但，他们的角色并不一样。

英雄是有可能创造历史的，尽管历史未必都由英雄来创造，以英雄自许的却往往以此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成就大业原本前缘命定，夺取天下则不过囊中取物。因此英雄们大多豪气干云，充满自信，不惮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来，此之谓“英雄气”。

名士却多半只有派头。因为名士并不能创造历史，只能书写或点评，还未必能够由着他们来。于是名士的骄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现为个人风采和人生态度。比方说，风流倜傥，超凡脱俗，恃才傲物，卓尔不群。

也许这就是区别：英雄气，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风流。当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罢，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风流不是寻花问柳，尽管未必不寻不问。它更多的是指一种风度和标格，因此一定要表现为派头。东晋的王恭就说，做名士并不难，只要无所事事，痛饮酒，熟读《离骚》就可以了。这其实就是风流。[9]

仰天长啸，则是派头之一种。

毫无疑问，风流既然是风度，那就一定是风尚，也就一定会变化。大体上说，汉末重气节，魏时喜放荡，东晋尚超脱。魏晋之际的名士，不但要啸，要饮酒，有的还要服药。这种药叫五石散，吃了以后皮肤发热容易擦伤，所以只能穿宽松的旧衣服，身上也会长虱子。[10]

于是，一边抓着虱子，一边高谈阔论，就成为名士的一种派头，叫“扪虱而谈”。后来成为前秦皇帝苻坚之谋臣的王猛，就以此闻名于世。而这样一种满不在乎，表现出来的则正是狂傲的态度，以及不羁的人格。[11]

不过东晋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渐渐收敛了，他们更崇尚的是玄远的清谈。王导、桓温、谢安和简文帝，也都是个中高手，名士开始与统治者打成一片。

何况清谈之所重，是高深的义理、敏捷的才思、优雅的姿态、动听的谈吐，讲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绝不涉及时政，也不会触犯权贵。在这种场合，大约是听不到啸声，也不会有人发酒疯的。

东晋与汉魏，岂非颇为不同？

这当然有原因。

事实上，相对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势群体。他们没有公权力，也没有枪杆子，只有满腹经纶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骚，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枪舌剑。可惜批判的武器敌不过武器的批判，帝国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主张。坚持狂傲和不羁，付出的将是生命的代价。

嵇康就是。

[1]嵇康生于公元224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在228年。按照中国传统的计算方式，是年嵇康虚龄五岁。

[2]关于诸葛亮的容貌，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载陈寿《进〈诸葛亮集〉表》；嵇康的容貌，见《世说新语·容止》。

[3]见《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4]以上请参看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

[5]见《晋书·阮籍传》、《世说新语·栖逸》。

[6]以上见《世说新语·简傲》。

[7]请参看汤用彤《读〈人物志〉》、贺昌群《英雄与名士》、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

[8]见《世说新语·豪爽》。

[9]见《世说新语·任诞》。

[10]详请参看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1]见《晋书·王猛传》。

嵇康之死

嵇康被杀那年，四十岁。

已经无法确知这是哪一天的事情，只知道当时出了太阳。嵇康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离行刑的时间还早，便让人取来琴，演奏了一曲《广陵散》。他说，过去有人要跟我学这支曲子，我没答应他，现在成为绝响了。

说完，从容就戮。

嵇康死后，普天之下的士人无不为之痛惜，据说就连司马昭也感到后悔。[12]

那么，嵇康为什么会被杀？

嵇康以善弹此曲著称，临刑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曰：“《广陵散》于今绝矣！”

直接的原因是得罪了钟会。

钟会出身高级士族，父亲钟繇（读如姚）是曹魏的开国元勋，官居太傅，位列三公，而且是小楷的创始人，书法艺术的鼻祖之一。在这样一个家庭成长的钟会，天资机敏聪慧，更兼才艺超群，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13]

然而钟会对嵇康却似乎心存敬畏。他撰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想拿给嵇康看，却又不敢面交。在户外犹豫徘徊多时以后，钟会将论文扔入嵇康院中，掉头就跑。[14]

这里面其实有政治原因。钟会要讨论的哲学问题，就像“文革”后检验真理标准的辩论，实际上代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两条路线，就是曹魏主张的法家庶族和司马集团主张的儒家士族。钟会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是站在司马集团这一边的。他不敢见嵇康，很可能是怯战。

因此，当他自以为有底气时，就再次来见嵇康。

想来钟会为这次见面做足了准备。他甚至邀请了当时各界的社会名流，穿着名贵的衣服，驾着豪华的马车，宾从如云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地一同前往。

嵇康却在打铁。

现在看来，嵇康的打铁，就像诸葛亮耕田，刘备编织工艺品，未必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情趣或政治态度。他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树，嵇康便在树下打铁。拉风箱的，则是为《庄子》作注的著名哲学家向秀。

向秀和嵇康，都不理睬钟会。

很没意思地等了一阵子后，钟会悻悻而去。

嵇康这才开口：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15]

嵇康继续打铁。可惜他这种日子过不了太久，因为钟会已经下定决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桩冤案。嵇康朋友吕安的妻子被哥哥吕巽（读如迅）设计奸污，吕巽却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诬陷吕安不孝。嵇康为了证明吕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和吕安一起被捕入狱。[16]

钟会报复的机会来了。他趁机向司马昭大进谗言，声称像嵇康这样的“卧龙”绝不能再留在民间。最后嵇康和吕安都被杀害，罪名是散布错误言论。[17]

这当然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却并不是第一次，曹操杀孔融就是如此。据称，孔融曾说：父于子并无恩，因为父亲当时原本是满足性欲。母于子也无爱，因为十月怀胎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于是曹操以“不孝”的罪名将孔融杀掉，连他儿子都没放过。[18]

说起来此事实在颇具讽刺意义。因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曹操则是主张唯才是举，无妨不仁不孝的。看来曹操的用心除了故意羞辱孔融，还要趁机打儒家士族路线一耳光：孔子的嫡孙都不孝，儒家伦理靠谱吗？

嵇康的情况却不同。

实际上，孔融是否散布过不孝的言论，并无证据。判决书上指认的证人是祢衡，而祢衡早被黄祖杀害，可谓死无对证。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非议商汤、周武，鄙薄周公、孔子），却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证据，就是嵇康的代表作《声无哀乐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

表面上看，《声无哀乐论》只是一篇美学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嵇康提出了一个类似于19世纪奥地利美学家汉斯立克的观点：音乐只是美的形式，与情感无关。[19]

这，又怎么犯了忌讳呢？

因为与儒家思想相冲突。儒家美学认为，音乐是情感的表现。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敦风化俗。因此，音乐可以也应该为现实政治服务，统治阶级则无妨利用音乐来实施治理，是为“乐教”。

乐教和礼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礼乐文明。嵇康主张音乐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就是反对司马集团的儒家士族路线，当然为司马昭等人所不能容。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公开表示不合作。

跟年轻时的谢安一样，嵇康很不愿意做官。只不过谢安终于东山再起，嵇康却当真归隐山林。与之神交的，是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据说，他们七个人曾作“竹林之游”，世人称之为“竹林七贤”。[20]

据南京西善桥出土砖刻画绘制。

其实竹林七贤并不是组织或团体，就连所谓竹林是否确有其地都很可疑。七个人的命运、性格甚至人品也各不相同。王戎是有名的吝啬鬼，山涛则加入了司马集团，并在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推荐嵇康接替自己。

嵇康断然拒绝，并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巨源，是山涛的字。

绝交原本是朋友之间的事，并不关乎政治。然而嵇康宣布与山涛绝交，却是为了表明政治态度。事实上他们之间的友情依然存在，嵇康还在临死前把儿子嵇绍托付给了山涛。他说：有巨源伯伯在，你不会成为孤儿。[21]

所以，这封信其实是写给司马昭他们看的。

换句话说，与山涛绝交，就是与当局公开决裂。

这就已经让司马昭不快，何况嵇康的态度和语气更是堪称恶劣。他陈述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爱睡懒觉不能早起；有警卫员和秘书跟进跟出不好玩；开会办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欢看写公文；不爱参加婚礼和追悼会；讨厌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费脑子。[22]

呵呵，这简直是拿官场开涮。

更为严重的是，嵇康明确亮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旗号，而且声称不会改变观点，只能辞官不做。这当然是挑衅。据说，读完这封信，司马昭震怒。[23]

钟会得志，不过“逢彼之怒”而已。

对此，嵇康其实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信中说，自己的毛病，是刚直倔强，嫉恶如仇，直言不讳，而且遇事便会发作，完全管不住自己。

嵇康并非没有自知之明。

实际上嵇康也没打算管住自己。也许在他看来，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比生命更加宝贵的。一个人，如果活得窝窝囊囊，战战兢兢，有话不能说，有屁不能放，还要在权贵面前唯唯诺诺，那还不如死了好！

也许吧，也许。

然而嵇康之死，对士林的震撼相当之大。当年拉风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后投靠了司马昭。司马昭问：先生不是要学尧舜时期的那些隐士吗？怎么会在这里？

向秀却回答：他们哪里值得羡慕！

司马昭大为满意。[24]

这不难理解。毕竟，多数人还是怕死的，包括阮籍。

[12]见《晋书·嵇康传》、《世说新语·雅量》。

[13]见《三国志·钟会传》。

[14]见《世说新语·文学》。

[15]见《晋书·嵇康传》、《世说新语·简傲》正文及刘孝标注引《文士传》。

[16]见《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17]见《晋书·嵇康传》。

[18]见《三国志·崔琰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后汉书·孔融传》、《世说新语·言语》。

[19]汉斯立克（1825—1904），奥地利美学家，其观点见所著《论音乐的美》。

[20]见《晋书·嵇康传》、《世说新语·任诞》。

[21]见《晋书·山涛传》。

[22]见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

[23]见《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24]见《世说新语·言语》。

阮籍之醉

阮籍几乎是泡在酒坛子里度过一生的。

这并不奇怪，因为饮酒是魏晋名士的标志之一，要酒不要命的故事也层出不穷。比如有个名叫毕卓的，跟山涛一样官居尚书吏部郎，只不过是东晋的。某天晚上，他嗅到隔壁官署有酒香，竟翻墙过去偷酒，还拉着抓他的巡夜人一起喝。最后，这位老兄终因酗酒而被免官。[25]

阮籍就聪明得多。他的办法，是向司马昭申请去做步兵校尉，因为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别好。司马昭当然立马批准，阮籍也因此而被称为“阮步兵”。[26]

比阮籍更像酒鬼的则是刘伶。他常常让仆人扛着锄头跟在身后，自己带一壶酒坐在鹿车上边走边喝，并对那仆人说：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27]

魏晋名士多嗜酒。这是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遗址最全、遗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最有地方特色的古代烧酒作坊遗址。

该遗址出土了横跨元、明、清至近现代的炉灶、晾堂、酒窖、蒸馏设施、墙基、水沟、路面、灰坑和砖柱等，完整说明了中国古代烧酒生产的工艺流程。

辛弃疾词“醉后何妨死便埋”，说的就是刘伶。[28]

实在看不下去的刘太太便劝他戒酒。

刘伶说：很好！不过我管不住自己，得请神帮忙。

太太也只好备酒备肉祭神。

刘伶却跪下来祷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读如胡，十斗），五斗去病。女人的话，怎么能听？于是趁机大吃大喝，直到烂醉如泥。[29]

酒鬼总是能找到说法的，刘伶也一样。

这让人想起了刘昶（读如厂，刘昶字公荣），此公的特点是跟什么人都能在一起喝酒。他的说法是：遇到比我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我差的，不好意思不喝。如果遇到跟我差不多的，那就更得喝了。[30]

不过，阮籍和王戎却另有说法。他们说：遇到比公荣强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公荣差的，也不好意思不喝。只有遇到公荣本人，可以不跟他喝。结果，在阮籍和王戎那里，刘昶一杯酒都喝不上，但谈笑风生如旧。[31]

刘伶和刘昶这样的，大约是纯粹地爱酒，阮籍的酗酒则恐怕另有原因。一个可供参考的史实是：司马昭想跟阮籍联姻，阮籍却连续大醉两个月，此事只好作罢。[32]

于是，到司马昭加九锡，需要有人写劝进表时，阮籍便故伎重演。可惜这回大家都不放过他，阮籍被叫醒后也马上就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文词清壮的锦绣文章。众人看过以后，都说是神来之笔。[33]

◎ 九锡

一曰车马

指金车大辂和兵车戎辂；玄牡二驷，即黑马八匹

其德可行者赐之

二曰衣服

指衮冕之服加上配套的赤舄一双

能安民者赐之

三曰乐则

指定音、校音器

使民和乐者赐之

四曰朱户

指红漆大门

民众多者赐之

五曰纳陛

有两种说法：一是登殿时特凿的陛级，二是阶高较矮的木阶梯

能进善者赐之

六曰虎贲

守门之军虎贲卫士若干人，或谓三百人；也指虎贲卫士所执武器，戟、铩之类

能退恶者赐之

七曰弓矢

彤弓矢百，玄弓矢千

能征不义者赐之

八曰 钺

能诛有罪者赐之

九曰秬鬯

指供祭礼用的香酒

孝道备者赐之

据《礼纬·含文嘉》。

九锡是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是最高礼遇的表示。通常天子才能使用这些礼器，受九锡之礼，形式上的意义远大于使用价值。后世权臣图谋篡位，辄先邀九锡。

如此神笔，恐怕是早有准备的吧？也许，阮籍的打算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去，酒也就醒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真把脑袋变成酒壶。婚姻是私事，司马昭也不好意思硬来。加九锡是公务，阮籍岂敢搪塞？

这样看，他其实从来就没真醉过。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司马昭也给了阮籍最大限度的宽容甚至袒护。阮籍在居丧期间饮酒吃肉被人弹劾，司马昭却替他辩解说：你看他悲痛得都没有人形了，为什么不能跟他分忧？身体有病而饮酒，是符合礼制的嘛！[34]

然而阮籍哪里是身体有病？他的病在心里。实际上阮籍跟嵇康一样，对司马昭他们借礼教之名行谋篡之实是心怀不满的，对那些礼俗之士也极为蔑视。因此，阮籍也会像孔融那样口出狂言，甚至故作惊人之语。

有一次，阮籍说：杀父可以，杀母不行。

众人大惊。

司马昭也说：弑父乃滔天大罪，怎么可以？

阮籍却解释说：比如动物，都是只知道母亲不知道父亲的。所以，弑父是行同禽兽，杀母是禽兽不如。

众人又都叹服。[35]

阮籍这样说话，并不奇怪。事实上，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末年，礼教几乎成为虚伪的代名词。比如桓温的小儿子桓玄，最后是篡位了的，然而他在公众面前的表现却是大孝子。有一次，一位客人在席间要求温酒，桓玄竟痛哭流涕起来，因为“温”是他亡父的名字，提都提不得。

难怪阮籍要故意跟礼教唱反调。他家附近酒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阮籍和王戎便常常去店里买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女人身旁。对此，店主人曾大为起疑。但经过细心观察，却发现阮籍一点邪念都没有，也就释然。[36]

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这样的吧？[37]

一个有着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乐，也可能会很痛苦。因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谓“像孩子”不过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这样。据说他会青白眼，遇到欣赏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欢的就给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到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待遇。

然而毫不掩饰自己好恶的阮籍，却终其一生“口不臧否人物”，也就是不对任何人发表评论。这一点让司马昭极为赞赏，他甚至认为天底下最谨慎的人就是阮籍。[38]

这就是阮籍了：率真而又自律，率性而又谨慎。这样的人，心里面是会郁结成疙瘩的。因此有人认为，阮籍酩酊大醉，就是为了用酒来浇那心中块垒。[39]

他的哭，也如此。

阮籍一生，应该哭过多次。某个非亲非故素不相识的女孩子死了，他也前往痛哭一场。原因，据说仅仅因为那姑娘才貌双全，却未嫁而亡。这确实是很不幸的人生。以阮籍之诗人气质和哲人敏感，不能不为之恸哭。

但，他更可能是哭自己。想想阮籍这辈子，跟那女孩在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他的人生价值当真实现了吗？他那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诗，有多少人看得懂呢？他为司马昭写的劝进表，会是自己想说的心里话吗？

难怪阮籍要跟刘伶一样，驾一辆车携一壶酒漫无目的到处乱走。不同之处在于，刘伶吩咐“死便埋我”，阮籍却一定要走到路尽头，再恸哭而返。[40]

没人能够确切知道他们的想法。也许，刘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无论一生一世如何度过，最后终归于死。那又何妨走到哪里算哪里，死到哪儿埋哪儿？同样，人生既然并无意义，那又何妨想怎么活就怎么活？

所以刘伶之狂甚于阮籍。有一次朋友去看他，却发现他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地坐在那里。朋友们大为怪异，刘伶却很坦然。他满不在乎地说：天地就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诸位为什么要走进我的裤子里来？[41]

这实在要算是疯话。

其实刘伶并不疯癫。他的心里比谁都明白，也很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次酒后与人发生口角，对方卷起袖子就要动手，瘦瘦小小的刘伶马上让步。他的说法是：我这几根鸡肋恐怕不值得安放您那尊贵的拳头。

对方当然一笑了之。

实际上这也是刘伶的处世之道。对司马政权，他不像嵇康那样公开对抗，也不像阮籍那样委曲求全，而是在被招聘时大谈虚无，让执政者觉得自己百无一用。所以刘伶最后的的结局，竟是寿终正寝。[42]

阮籍却一直处于痛苦的挣扎之中。据说他在观看刘邦与项羽的楚汉战场时，曾说过一句名言：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可见他是认为要有英雄的，也希望能为那没有英雄的时世找到一条出路。他的途穷而哭，则因为发现上下求索的结果，是仍不知道路在哪里。[43]

我们也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不会在陶渊明的田园里。

[25]见《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晋中兴书》。

[26]见《晋书·阮籍传》、《世说新语·任诞》。

[27]见《晋书·刘伶传》、《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名士传》。

[28]辛弃疾《沁园春·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29]见《晋书·刘伶传》、《世说新语·任诞》。

[30]见《世说新语·任诞》。

[31]见《世说新语·简傲》。

[32]见《晋书·阮籍传》。

[33]见《晋书·阮籍传》、《世说新语·文学》。

[34]见《世说新语·任诞》。

[35]见《晋书·阮籍传》。

[36]以上均见《世说新语·任诞》。

[37]见《孟子·离娄下》。

[38]见《晋书·阮籍传》、《世说新语·德行》及刘孝标注引李康（李秉）《家诫》。

[39]见《世说新语·任诞》。

[40]以上见《晋书·阮籍传》。

[41]见《世说新语·任诞》。

[42]以上见《晋书·刘伶传》。

[43]见《晋书·阮籍传》。

陶渊明之隐

跟刘伶、阮籍一样，陶渊明也嗜酒如命。

陶渊明就是陶潜，渊明是他的字。因为短时间做过彭泽（今属江西九江）县令，所以又称陶彭泽。彭泽县令依法享有三顷公田，陶渊明竟然吩咐全部种上酿酒用的高粱，声称只要能常醉于酒，就心满意足。后来只是由于太太的强烈抗议，才同意拨出五十亩改种粳稻。[44]

可惜陶渊明并没能等到高粱成熟，因为上级机关派来了督邮。督邮是郡守派遣到各个县，监察县官和县吏的巡视员，官不大权不小，架子也足。刘备做安喜县尉时，就因为受不了督邮的气焰嚣张，才挂冠而去。而且，一怒之下鞭打督邮的也不是张飞，而是刘备本人。[45]

这回轮到陶渊明。

督邮来到彭泽时，县里的下属就提醒长官：大人得穿戴整齐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前去拜见。陶渊明同样受不了这窝囊气，当即解下官印和绶带离职走人。只不过，他没让督邮挨一顿鞭子，而是留下了一句名言：

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陶渊明回家了，从此再不做官。

现在看来，不再做官很可能是他早已产生的想法。据陶渊明自己说，这位只在任上待了八十多天的县令，原本是想等到一年后再走的。但他的妹妹突然去世，只好辞职奔丧，时间是在义熙元年（405）的十一月。高粱也好粳稻也罢，恐怕还没种下去呢！[46]

于是就连陶渊明为什么要突然辞职，是因为督邮还是因为妹妹，都成了无头案。三顷公田六分之五种高粱，六分之一种粳稻，也只是说说而已。

但辞官以后的陶渊明，心情似乎特别舒畅。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回归：小船一摇一摆缓缓行驶在江上，江风吹拂着身上的衣裳。遇到岸边的行人，便询问前面的路程还有多远，只觉得晨曦出现得太晚太晚。

归心似箭啊！

到家以后更是欣喜。仆人和孩子在门前迎候，自己则看见家门便一路狂奔。庭院里的小路已经荒芜，所幸松树和菊花还在，更让人高兴的是窖中有酒盈樽。那就坐在南窗下自斟自饮吧！你看那山谷中飘出的云可有心机？那纷纷回巢的鸟儿也不过是累了而已。[47]

一切都那么自然，回家的感觉真好！

决心永不做官的陶渊明开始了自己的田园生活。实际上他在担任彭泽县令之前就已经参加农业劳动，此番不过重操旧业。然而陶彭泽的技术水平似乎不敢恭维，因为“种豆南山下”的结果，竟然是“草盛豆苗稀”。[48]

好在陶渊明的躬耕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谋心。一个有着僮仆的家庭，大约也不会指望男主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所以他可以在自家院子里闲庭漫步，他笔下的田园生活则虽然艰苦，却充满诗意：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49]

清晨，鸡鸣狗吠之中，远处的人家若隐若现，自己的村落炊烟袅袅，这是农村最寻常不过的景象，在陶渊明的眼里却是那样的清新、恬静、怡然自得。

当然，他眼中的田野也十分迷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50]

畴（读如筹）就是田地。平旷的田野上吹着远来的清风，茁壮成长的禾苗欣欣向荣，这是怎样地让人陶醉！

如此诗句当然是不朽的，陶渊明也因此而获得了“田园诗人”的桂冠，甚至被视为真隐士的典型。因为他不像某些号称隐士的人，隐居的目的是抬高身价。陶渊明可是再也不曾出山的，交往的对象也只有农夫：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51]

好一个“但道桑麻长”！他关心的竟只有收成。

这就连农夫都看不下去。据说某天早上，有位农民拎着一壶酒来看望陶渊明。这位好心肠的农夫诚恳地对那田园诗人说：我们这种地方不该是先生您屈就的。现在举世都在同流合污，先生又为什么不可以随波逐流呢？

陶渊明谢绝了农夫的好意。他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还是一起喝了这杯酒吧！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后来，陶渊明把这件事写进了诗中：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

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

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52]

诗是好诗，事可存疑，也不必较真。但，一大早听见有人敲门，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去迎接，这种心情和心理是真实的。显然，陶渊明渴望与人交往。他也许躲避官场躲避政治，却并不躲避社会。

其实就连对政治，也未必毫不关心。据说，陶渊明写诗作文标注日期，绝不使用刘宋的年号。也就是说，他并不承认刘裕的宋是合法政权，他的心目中只有晋。[53]

那么，他又为什么不做晋官？

官位太小。

田园诗人真隐士，会嫌官小？

会的，因为陶家祖上极为显赫。曾祖父陶侃，官居大将军，位进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兼任两州刺史（其中一州还是荆州），被时人评价为英明神武似曹操，忠诚勤劳如孔明。这是何等豪雄的风云人物！[54]

难怪陶渊明要称督邮为“乡里小人”。

也难怪他“不堪吏职”，要辞官而去。

没错，他弯不下那高贵的腰。[55]

可惜到了渊明这一代，陶家已经败落，变成了破落贵族或破落士族。但，血性、精神和性格，却似乎是可以隔代遗传的。因此陶渊明的内心深处，有着一般人不易觉察的高傲和高贵。只不过，这种内在力量在陶侃那里表现为英雄气，在渊明这里则看起来像是平常心。

然而最不平常的，恰恰就在看似平常之中。辞去彭泽县令职务的第二年重阳节，已无酒喝的陶渊明坐在宅边菊花丛中，满手把菊，写下了这一千古名句：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56]

也许，这就是陶渊明的真实形象。在这里，“见”是不能错为“望”的。望，就刻意了，也不悠然。只有不经意间看见了南山，平淡之中才蕴含着绚烂至极。

也只有如此，才是魏晋风度。

[44]陶渊明事迹凡未另注者，均见《宋书·陶潜传》、《晋书·陶潜传》；见萧统《陶渊明传》。

[45]见《三国志·先主传》及裴松之注引《典略》。

[46]见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序》。

[47]见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48]见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另据《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他最早参加农业劳动当在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年），请参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

[49]见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

[50]见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51]见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二。

[52]见陶渊明《饮酒》其九。

[53]见《宋书·陶潜传》。

[54]见《晋书·陶侃传》。

[55]这一说法见《宋书·陶潜传》。

[56]诗见陶渊明《饮酒》其五，事见萧统《陶渊明传》。

名士皇帝司马昱

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时，简文帝已去世二十多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死后被尊为太宗的东晋皇帝，其实比陶渊明更像隐士，也更像名士。

没错，他才真是“大隐隐于朝”。

简文帝司马昱的身世，前面已经说过。他是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的小儿子，差点被司马睿立为继承人。只是由于王导等人的坚持，长子司马绍才成为第二任皇帝。

其实晋明帝司马绍并不简单。某次，有人从长安来见晋元帝司马睿，只有几岁的他正好坐在父王腿上。晋元帝便问儿子：长安和太阳，哪个远，哪个近？

司马绍回答：长安近。因为长安来人了，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那里来。

晋元帝很得意，第二天在宴会上又故意问了一遍。

司马绍却说：太阳近。

晋元帝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改口。

司马绍说：举目即见太阳，不见长安。[57]

这件事当时就传遍了天下，因为司马绍的回答和改口都很精彩。实际上晋元帝第一次问他之前，就已经把洛阳和长安沦陷的事情讲了一遍，还潸然泪下。司马绍为了安慰父亲，才故意说长安近。但是第二天面对群臣，他就必须说只见太阳不见长安。这才是领袖说的话，尽管当时他还是小孩子，他父亲也还只是琅邪王或晋王。

所以，此事如果属实，司马绍是有政治天赋的。

简文帝司马昱的政治才能却相当一般，政绩更是乏善可陈。他以会稽王的身份执掌朝政时，制衡野心家桓温的办法竟然是起用清谈家殷浩，让殷浩去北伐。只会谈玄学的殷浩哪里是北方蛮族的对手？也只能一败再败。

结果是殷浩被废为庶人，内外大权尽归桓温之手。可惜桓温并不领情，因为他收复中原的计划被耽误了。殷浩更是怨气冲天，说哪有把人送上高楼又撤走梯子的！于是成天在空中反反复复写四个字：咄咄怪事！[58]

殷浩是不是说过那些话，历史上有争议。但司马昱被桓温推上皇位后，那皇帝当得可怜兮兮，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就连火星出现在太微，他都惶惶不安。因为前任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桓温废掉时，星象就是这样。

于是司马昱把中书郎郗超（郗，旧读如痴，今读如希）拉进偏殿问：天命的长短原本就无法估计，只不过会不会又有以前那样的事情发生呢？[59]

这当然是个问题，但为什么要问郗超？

因为郗超是东晋重臣郗鉴的孙子、郗愔（读如音）的儿子，更是桓温言听计从的谋臣。让自己的老爸交出兵权退居二线，把皇帝换成司马昱，都是郗超的主意。所以谢安和王坦之对郗超，都得小心翼翼地让他三分。[60]

郗超对司马昱倒是不敢不客气。他回答说：大司马（桓温）正在对外巩固边防，对内安定社稷，一定不会发生什么非常之事，臣愿以身家性命为陛下担保！

司马昱则对郗超说：请向令尊大人致意！家国之事到了如此地步，都是由于朕的无能，真是羞愧难言！

说完，泪流满面。[61]

至尊天子地位的安稳，竟然要靠一个小小的郎官来担保，这样的皇帝也实在是窝囊透了。难怪谢安认为司马昱不过是晋惠帝之流，顶多清谈的水平要高一些。[62]

实际上司马昱更应该去做名士。成为皇帝之前，他的府邸高朋满座，常常聚集着当时的各界名流。包括桓温和殷浩，也包括其他清谈家和僧侣，都是他的座上客。他们的清谈会不但胜友如云，还往往通宵达旦。司马昱甚至自己也成为清谈家，尽管被认为只是二流的。[63]

不过，名士们倒都认可司马昱。当时一位名望很高的诗人就说：只有非常精通的人，才能跟他剖析义理，刘真长（刘惔）可算一个。也只有非常深沉的人，才能跟他安闲相处，简文帝（司马昱）就是这样。[64]

这是很高的评价。

司马昱也确实堪称名士风流。他美仪容，大器量，高智商，雅趣味，更重要的是有名士的心境。登基后，他步入皇家的华林园，竟发表了这样的点评：

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65]

濠就是濠水，在今安徽凤阳。濮则是濮水，在今河南省境内。在濮水，庄子拒绝了楚王的招聘，表示宁可做一只在泥潭里打滚的乌龟，也不愿意从政。在濠水，庄子则怡然自得地对惠子说：你看那鱼儿在水里从容不迫地游来游去，那就是鱼的快乐呀！[66]

所谓“濠、濮间想”，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皇帝，把皇家园林看作了庄子隐居并体验自由的濠水和濮水，还说这“会心处”并不需要太远（意思是皇宫之中也行），岂非“大隐隐于朝”？只要置身于幽静深邃的林木溪水间，就能油然感到大自然和小动物自发地与人亲近，岂非典型的名士心态和艺术家气质？

当然是。尽管他和陶渊明一样，都不啸。

东晋纸本，纵长100厘米，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东晋墓出土，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描绘墓主人坐于垂幔下，头戴高冠，身穿袍服，手执团扇纳凉。夫人头束环髻，脸上涂胭脂，侍立于后。

毫无疑问，“大隐”是被桓温逼出来的。但从皇族变成名士，则很可能是他的华丽转身。事实上，司马昱并没有想到后来会当皇帝；而只要不参与政治惹是生非，做一个名士并不比做皇帝差，甚至还更体面。

这应该是司马昱最好的选择。

可惜司马昱比谁都身不由己。陶渊明可以辞官，他却不能。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桓温这样的枭雄周旋，在皇宫里提心吊胆地度日如年。幸运的是，他的眼泪终于挡住了桓温的咄咄逼人，东晋王朝也没在他手里被革除天命。

野心勃勃的桓温，在汉献帝般的司马昱面前放慢了篡位的步伐，这事常常让人费解。但如果了解魏晋，便会觉得不足为奇。没错，这是一个黑暗和混乱的时代，却依然有着自己的精神。在它面前，桓温也好王敦也罢，都得有所收敛甚至却步，因为那也是他们的精神。

那么，魏晋的精神是什么？

对人格力量的敬重。

很难说简文帝司马昱有多大的人格魅力，但他的气质确实华贵，气度也确实不凡。有一次，桓温、司马昱和武陵王司马晞同车出行。桓温暗中让人进行骚扰，仪仗队顿时乱作一团，司马晞也吓得要求下车。司马昱却端庄静穆，安详闲适，不为所动，让桓温肃然起敬。[67]

后来桓温敢废了司马晞，却不敢硬逼简文帝杀人，原因之一也许就在这里。否则我们实在不明白，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司马昱，有什么可让桓温顾忌的？要知道，司马晞是有兵权的，司马昱却连稻子都不认识。[68]

然而司马昱有器量，这恰恰是魏晋人最为看重的。这样一种人格力量，嵇康有，王戎有，王导有，庾亮和谢安也有，司马昱则更兼以华美。晋废帝时，诸公上朝总觉得朝堂昏暗。只有会稽王兼丞相司马昱走进来时，人们才眼前一亮。因为他气宇之轩昂，竟有如朝霞升起。[69]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力量：美的力量。

而且，这种力量也是无敌的。

[57]见《晋书·明帝纪》、《世说新语·夙慧》。

[58]见《晋书·殷浩传》、《世说新语·黜免》及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

[59]见《晋书·简文帝纪》、《世说新语·言语》。

[60]见《晋书·郗超传》、《世说新语·捷悟》、《世说新语·雅量》。

[61]见《晋书·简文帝纪》、《世说新语·言语》。

[62]见《晋书·简文帝纪》。

[63]见《世说新语·品藻》。

[64]见《世说新语·赏誉》。

[65]见《世说新语·言语》。

[66]均见《庄子·秋水》。

[67]见《世说新语·雅量》。

[68]见《世说新语·尤悔》。

[69]见《世说新语·容止》。

第四章
风尚

唯美时代

公主震怒。

怒火满腔的殿下号称南康长公主，是明帝的女儿、成帝的姐姐。愤怒的原因则任何女人都能理解：她的丈夫居然在书房里偷偷藏了一个小妞。

小妞其实也是公主，哥哥李势是成汉国的皇帝，只不过此时已经亡国。率军灭亡了成汉的征西大将军桓温顺手牵羊，把李势年轻貌美的妹妹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家中，背着妻子南康长公主“书屋藏娇”。

公主当然不能容忍。

震怒的公主一把推开了房门，身后跟随着几十个持刀的婢女。她们进门的时候，李势的妹妹正在梳头，长长的头发拖到地上，皮肤像玉一样温润。

所有人都看呆了。

李势的妹妹却不紧不慢继续梳头。她把头发梳好盘了起来，这才起身向公主行礼，然后平静而凄婉地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若能见杀，乃是本怀。

刀子被扔在了地下。南康长公主冲了过去，抱着李势的妹妹说：好孩子，你实在是太漂亮太可爱了，就连我看见你都要动心，何况我们家那个老东西！[1]

这当然是传闻，却未必不真实。至少，它表现出来的风气和风尚是真实的。那就是一个唯美的时代，爱美之心不但人皆有之，而且可以使人生，也可以让人死。

比如孙策。

孙权的哥哥孙策，与周瑜同为汉末有名的少年英雄和青年偶像。他们俩二十四岁迎娶江东美女大乔和小乔时，被吴人亲切而欣赏地呼为孙郎和周郎。那时的孙策，在战场和情场都很得意，真能让所有的男人都羡慕不已。

可惜好景不长，孙策被仇家刺伤。伤并不致命，只不过脸被划破。孙策却说：我的脸都变成这副样子了，还能再建功立业吗？说完大吼一声，创口破裂而死。[2]

奇怪！建功立业与长相有关系吗？

有，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以貌取人。一个人如果才貌出众，就会受到追捧，比别人更容易成功。

比如潘岳。

潘岳字安仁，小名檀奴，是西晋的文学家，也是当时的头号美男子。他甚至在后世成为俊男的标准，正如西施是美女的代名词。因此，一个男人如果长得漂亮就叫“貌若潘安”，女人则会把自己的最爱称为“檀郎”。

事实上潘岳早就是“大众情人”。他年轻的时候，只要拿着弹弓坐车出去玩，洛阳城的女人便会老老少少全都跑出来，手牵着手围着他看，还要往他的车里送水果。潘岳的风头，绝不亚于今天的好莱坞明星。

这当然很让人羡慕，因此另外两位文学家左思和张载便见贤思齐，也拿一个弹弓坐车出来玩。可惜他们俩的长相实在对不起观众，于是所有的女人都冲左思吐口水，男孩子都向张载扔石头。结果，潘岳空着车子出去，一车水果回来。张载空着车子出去，一车石头回来。[3]

如此风气是否可取，当然不妨见仁见智。实际上潘岳的人品十分可疑。为了巴结讨好贾皇后的外甥贾谧，他和石崇每天都要等候在街头，远远看见贾谧车子扬起的尘土便拜倒在地，叫“望尘而拜”，也叫“拜望尘”。

就连他的母亲都对此嗤之以鼻，潘岳自己最后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据说，临刑前潘岳曾对母亲说：妈妈我对不起你！然而说什么都已经晚了。[4]

潘岳人头落地，尽管那张脸漂亮至极。

羊车，据甘肃高台魏晋墓室壁画砖绘制。

马车出行图，据甘肃高台魏晋墓室壁画砖绘制。

陶牛车及陶佣群，1970年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

陶牛车，1955年南京中华门砂石山出土。

牛车行走缓慢平稳，车厢宽敞高大。魏晋南北朝时期，乘坐牛车成为一种风尚。

相反，庾亮则死里逃生。

与王导、桓温和谢安相比，庾亮可能是东晋“四大执政”中最漂亮的。晋元帝司马睿甚至就因为庾亮光彩照人风情万种，才决定聘他妹妹为皇太子司马绍之妃。庾亮也才得以在晋明帝司马绍驾崩后，以国舅爷的身份执掌朝政，大权独揽，尽管名义上的顾命大臣是他和王导两人。[5]

然而庾亮的能力显然不如王导、桓温和谢安，他一意孤行的结果则是逼反了拥兵自重的地方官苏峻。苏峻兵临建康城下，庾亮只好狼狈逃窜，先去投奔温峤，然后又和温峤一起向陶渊明的曾祖父征西大将军陶侃求援。[6]

陶侃却要杀庾亮。

这并非没有原因。于私，陶侃认为顾命大臣的名单中没有自己，是庾亮做了手脚。于公，苏峻之乱确实是庾亮一手酿成。所以，当陶侃率领大军来到温峤的驻地时，便明确表示不杀庾亮兄弟，不足以谢天下。而且，也只有杀了庾亮兄弟，苏峻才会从建康退兵。[7]

当然，也有人说陶侃并无这种表示，只不过大家都这样议论和猜测而已。但庾亮惶恐不安，则可以肯定。实际上这时的他，已经连逃跑的可能都没有，只能接受温峤的建议，硬着头皮去见陶侃。[8]

陶侃却又意外地高抬贵手。

此事同样是疑案，也众说纷纭。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说法是：陶侃一见庾亮，就为他的风度神采所倾倒。不但马上改变了态度，还非常喜欢器重这个漂亮人物。[9]

美能救人一命，这似乎是一个例证。

这当然未必可靠。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庾亮在陶侃面前主动而坦诚地承担了酿成苏峻之乱的责任，在“引咎自责”的同时又表现出极佳的风度（风止可观），让陶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看法，并表示出欣赏。[10]

可能吗？

完全可能。

实际上此案与李势妹妹的故事如出一辙。在那个案例中，真正打动南康长公主的，与其说是那姑娘的长发拖地和皮肤如玉，不如说是她的“神色闲正，辞甚凄婉”。或者说，正因为她视死如归，才格外地楚楚动人。

庾亮应该也如此。

事实上作为魏晋名士和当朝宰相，器量和风度之于庾亮简直就是起码的修养。他在与苏峻作战兵败逃亡时，手下的士兵射箭误中了自己船上的舵手。当时众人大惊失色如鸟兽散，庾亮却从容镇定不紧不慢地说：呵呵！这样的技术水平，怎么能指望他打败贼兵！[11]

这就跟谢安在海上的表现一模一样。

甚至直到晚年，庾亮也都维持着良好的风貌。苏峻之乱后，庾亮离开中枢出任荆州刺史，驻节武昌（今湖北鄂州）。某天晚上，一群名士聚在南楼吟诗作曲。就在音调渐入高亢之时，庾亮带着十几个侍从来了。众人正要起身回避，庾亮却说：诸位请留步，老夫也兴致不浅。

于是举座皆欢。

那是一个月朗风清的秋夜，参加聚会的也都是一时之选，包括后来被司马昱用于制衡桓温的清谈家殷浩。庾亮和众名士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一任凉爽的江风把他们的高谈阔论和欢声笑语送到远方。

远在建康的丞相王导，后来是从王羲之那里听说这件事的。听完，王导忍不住问：那时，元规（庾亮字）的风度恐怕不得不略有减损吧？

王羲之却不容置疑地回答：唯丘壑独存。[12]

这是很高的评价，王导也只能默然。问题是，王羲之他们极为看重的“丘壑”是什么？为什么只要心中存有“丘壑”就能风度不减，让人不敢小看呢？

[1]见《世说新语·贤媛》及刘孝标注引《妒记》。

[2]见《三国志·孙策传》裴松之注引《吴历》。

[3]见《晋书·潘岳传》、《世说新语·容止》及刘孝标注引《语林》。

[4]见《晋书·潘岳传》。

[5]见《晋书·庾亮传》。

[6]见《晋书》之《苏峻传》、《庾亮传》。

[7]见《世说新语》之《容止》、《假谲》。

[8]陶侃欲杀庾亮，见《晋书·庾亮传》；温峤建议庾亮去见陶侃，见《世说新语》之《容止》、《假谲》。

[9]见《世说新语·容止》。

[10]见《晋书·庾亮传》。

[11]见《世说新语·雅量》。

[12]见《世说新语·容止》。

漂亮地活着

丘壑就是深山幽谷。

深山幽谷是隐居的地方。王羲之说庾亮的心中“丘壑独存”，难道是说他有隐逸之心？

应该不是。

庾亮当然不会去做什么隐士，他甚至也不会“大隐隐于朝”。所谓“唯丘壑独存”，只不过是闲静超脱的胸怀情趣依然故我而已。这倒是魏晋名士必需的情怀。就连那位名士皇帝司马昱，也要把皇家园林看成深山幽谷。

这其实是一个悖论。

我们知道，魏晋是士族的时代，东晋尤其是。而所谓“士族”，则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家族。这样的族群或阶层竟然以归隐山林为境界和情怀，岂非咄咄怪事？

当然奇怪，却不能简单地称之为“虚伪”。包括那位“望尘而拜”的潘岳，在撰写《闲居赋》的时候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也许，他确实愿意过那种钓钓鱼、种种菜的闲居生活，却又无法抵挡高官厚禄的诱惑。这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很难说哪个更真实。

实际上在魏晋名士那里，出来做官与向往隐逸并不矛盾。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最后不是官拜司徒，位列三公了吗？赞美庾亮“丘壑独存”的王羲之，不也担任了右将军的高级官职，因此被称为“王右军”吗？

不能说一点纠结都没有。嵇康的儿子嵇绍，就曾经在出（出仕）处（读如楚，隐退）之间左右为难。这当然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司马政权于他有杀父之仇。然而受嵇康之托抚养了他的山涛却说：天地之间，尚且有日月盈亏的千变万化、春夏秋冬的此消彼长，何况人事呢？[13]

意思很清楚：改朝换代不算什么。

嵇绍终于做了西晋的官，而且是著名的忠臣。八王之乱时，官居侍中的他挺身捍卫晋惠帝司马衷，结果被害于帝辇之侧。事后，宫人给晋惠帝换衣服，惠帝却说：朕这件衣服不要洗，那上面有嵇侍中的血！[14]

晋惠帝历来是被视为“白痴皇帝”的。现在看来，他的智商也许不高，情商却肯定不低。[15]

成问题的，反倒是某些“高智商”的人。

实际上从一开始，嵇绍的出仕和死节就备受争议。争论的焦点，则无非在忠与孝、出与处的关系。在许多被认为“有思想”的人看来，嵇绍根本就不该仕于晋，因为出仕则必须尽忠；而嵇绍越是忠于晋，就越是不孝于父。于是连带把嵇绍推荐给晋武帝的山涛，也备受诟病。[16]

但，这很重要吗？

未必。因为儒家伦理绝不代表魏晋风度。

那么，魏晋风度的主旋律是什么？

人要漂亮地活着。

的确，魏晋是唯美的时代；而在魏晋人看来，人物之美不仅是“长得漂亮”，更是“活得漂亮”。这当然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不但要有勇气，可能还得付出代价。

比如夏侯玄。

夏侯玄是魏晋玄学的开山宗师之一，也是曹魏与司马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他其实是被司马师杀害的，只不过表面上经过了司法程序。负责审讯的，则正是书法家钟繇的儿子、当时的廷尉（公安部长）钟毓（读如育）。

这是一场让帝国的审判官丢尽脸面的讯问。夏侯玄从走进审讯室那一刻起，就一言不发。严刑拷打之后，还是一言不发。钟毓交不了差，只好亲临现场。

跟随钟毓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害死了嵇康的钟会。也许，钟会想缓和气氛；也许，他认为可以跟夏侯玄套近乎。总之，钟会自作聪明地上前握着夏侯玄的手说：太初（夏侯玄字）何至于此！

夏侯玄断然拒绝。他毫不客气地对钟会说：鄙人虽是受刑的囚犯，也请钟君放尊重点！

钟会狼狈至极。

廷尉钟毓就更加狼狈，因为司马师规定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惶惶不安之中，万般无奈之下，钟毓只好亲自捉刀代笔，按照司马师要求的口径替夏侯玄写了供词，然后流着眼泪拿给夏侯玄看。夏侯玄却只草草地看了一眼，便冷冷地说：难道不就该如此吗？

此后直至走上刑场，夏侯玄都神色不变。[17]

对此，人们尽可做出道德的赞扬和评价：有风骨，有气节，威武不能屈，等等。但如果换个说法，就叫“活得漂亮”。没错，论态度，是有节；论风度，是漂亮。

事实上夏侯玄也是漂亮人物，当时人们对他的点评就是“朗朗如日月之入怀”。他的漂亮甚至让魏明帝曹叡十分难堪，因为曹叡让自己的小舅子毛曾跟夏侯玄并坐，竟被时事评论员们称为“芦苇靠在了玉树旁”。[18]

这就又让人想起了嵇绍。

嵇绍同样活得漂亮。他在前去捍卫晋惠帝时，有人劝他带上一匹好马。嵇绍却说，此事只有两种结果：要么逆贼伏法，要么忠臣死节，带好马干什么？

那人只能一声叹息。[19]

实际上嵇绍原本漂亮，他甚至给我们留下了“鹤立鸡群”这个成语。事情的原委是：有人对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说，嵇绍真是漂亮呀！那昂然挺拔的风度，就像野鹤独立于鸡群。王戎却说：那是因为你没见过他爹！[20]

那么，嵇康又漂亮到了什么程度？

跟夏侯玄以及夏侯玄的“同案犯”李丰一样。只不过夏侯玄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或“玉山之将崩”。当时的说法是：李丰萎靡不振，或者嵇康酩酊大醉的时候，就像一座玉山将要轰然倒塌的样子。[21]

不难想象，那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

其实漂亮得像玉树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庾亮。庾亮去世后，一位参加葬礼的名士十分痛惜地说：就这样把玉树埋在了黄土中，让人怎么受得了！[22]

什么样的人，才能获得如此评价？

外表清朗俊秀，风姿安详文雅，内心澄明透彻，处世超凡脱俗，没有一点污染。用王戎的话说，就叫“风尘外物”（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人物）。[23]

没错，瑶林琼树，原本就不该在世间。

按照这个标准，庾亮似乎段位还不够，谢安的伯父谢鲲（字幼舆）就这么认为。有一次，还是太子的晋明帝司马绍问他：众人都拿庾亮跟您相比，您觉得怎么样？

谢鲲说：居庙堂之高，为百官典范，臣不如亮。处江湖之远，一丘一壑寄情山水，亮不如臣。[24]

这大约是实话。八王之乱时，长沙王司马乂曾下令鞭打谢鲲，谢鲲坦然脱衣就刑，面不改色。后来被赦免，同样面无喜容。如此泰然处之，恐怕就因为“丘壑独存”。所以后来顾恺之画像，便干脆把谢鲲画在了岩石里。这位中国的达·芬奇说：幼舆先生就该待在深山幽谷之中。[25]

然而谢鲲却其实是在朝的。他也好，庾亮也罢，恐怕都只不过把那深山幽谷藏在了心中。问题在于，人要活得漂亮，与那山山水水又有什么关系？当这种情愫、情结或情怀成为风尚时，又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我们还得再借用一下谢鲲的眼睛。

[13]见《世说新语·政事》。

[14]见《晋书·嵇绍传》。

[15]吕思勉先生即认为就连晋惠帝智商不高，都可能是污蔑不实之词。见吕思勉《中国通史》。

[16]批评嵇绍的有郭象、司马光、朱熹、王夫之、顾炎武等。此处不展开议论。

[17]见《三国志·夏侯玄传》及裴松之注引《世语》，《世说新语·方正》刘孝标注引《世语》、袁宏《名士传》。《名士传》称握夏侯玄之手的为钟毓，但依刘孝标注应为钟会。

[18]见《世说新语·容止》。

[19]见《晋书·嵇绍传》。

[20]见《晋书·嵇绍传》、《世说新语·容止》。

[21]见《世说新语·容止》。

[22]见《世说新语·伤逝》。

[23]见《世说新语·赏誉》。

[24]见《晋书·谢鲲传》、《世说新语·品藻》。

[25]见《世说新语·巧艺》。

人与自然

谢鲲最欣赏的除了嵇绍，就是卫玠。[26]

玠读如介，是一种玉器。卫玠自己也人如其名，像玉一样漂亮。据说，少年时代的他曾经坐一辆白羊车在洛阳城里走，结果满街议论纷纷：这是谁家玉璧般的孩子？

从此卫玠号为“璧人”。

可惜璧人儿不经看。卫玠二十七岁那年到建康时，由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的人围得像一堵墙，竟不堪其扰一命呜呼，当时的说法叫做“看杀卫玠”。[27]

当然，漂亮得像玉的并非只有卫玠。夏侯玄和庾亮是玉树，李丰和嵇康是玉山，此外与王戎齐名的裴楷，夏侯玄的远房侄儿夏侯湛，还有美男子潘岳，也都被称为“玉人”，夏侯湛和潘岳还被称为“连璧”。[28]

鸡心形玉佩，东晋高崧家族墓出土。

铜承露盘和玉高足杯，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

玉剑璏，东晋高崧家族墓出土。

玉樽，西晋刘弘墓出土。

玉组佩，北周王士良墓出土。

如此看来，以玉比人，乃是当时的风尚。

那么，魏晋名士为什么如此看重玉？

或者说，玉的品质是什么？

纯洁而高贵。

实际上这就是魏晋风度的追求，因为这种风度的创造者是士族。士族这个概念常常让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学家感到为难，因为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没有相应的词语可供翻译。出于无奈，便只好使用“贵族”这个称谓。

然而士族与贵族并不能画等号。根本的区别，在于贵族有世袭的爵位，士族没有。他们甚至不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还有一个君主将剑放在右肩的册封仪式。因此，士族要实现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以及与其他阶层和族群的区别，除了靠族谱，还得靠外在风度和内在精神。

那么，什么样的精神和风度能够代表士族？

高贵和清纯。高贵是为了与卑贱者相区别，清纯则是为了与混浊者划清界限。这两条缺一不可，因为士族是一个优越感极强的阶层。他们通婚必须门当户对，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后者贵为皇亲国戚。毛曾被称为靠着玉树的芦苇，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出身寒门。

出身寒门必定寒酸，寒酸则必无气度和品位，这就是高级士族的观念。尽管这种观念未必正确合理，却为名门望族所坚持。结果，位高权重的桓温为儿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儿，便被老爷子王述拒绝；谢安家由于在西晋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讥为“新出门户”。[29]

不过士族的优越感是血缘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们更看重的不是贵贱，而是清浊。这是东汉末年就开始产生的观念，一般的理解大体是：正直为清，邪恶为浊；高雅为清，鄙俗为浊；读书人为清，暴发户为浊。

清纯而高贵，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坚持自己的操守和品位，不跟权贵和暴发户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们的声誉叫清望，品格叫清标，言论叫清议，就连扬起的尘土也叫清尘。

这就必须超凡脱俗。

因此，魏晋名士酷爱的对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纯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莹剔透的，或者是风姿绰约的，或者是楚楚动人的，而且几乎无不用于人物的鉴赏和品评。比方说：轩轩如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间屋，烂烂如岩下电，肃肃如松下风。[30]

是啊，一个人，气宇轩昂有如朝霞升起，明净清新有如春柳初绿，开阔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岩下闪电，那是怎样的风采和风度！

还有清风朗月，那几乎是魏晋风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松。

松，原本是道德的象征。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这个意思。这种象征意义魏晋也有，一位名叫和峤的大臣就被点评为“森森如千丈松”，意思是国家的栋梁。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称为“峨峨若千丈松崩”。[31]

比和峤更早得到这种好评的是李膺。李膺是东汉名士的领袖，位居名士排行榜“八俊”的榜首（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他得到的评价，是有如劲松之下强劲的清风（谡谡如劲松下风）。[32]

这是风骨的象征。

嵇康也获得了类似评价。山涛就说嵇康平时有如“孤松之独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将崩”，其他人则认为嵇康“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也就是说，李膺的风清冽强劲（谡谡），嵇康却是慢慢吹上去的。这样的松下风，显然更有一种飘逸潇洒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韵。[33]

实际上，这也是东汉与魏晋的区别，即东汉更重道德而魏晋更重审美。而且，审美的前提是“丘壑独存”。难怪一个人优秀漂亮，就叫“长松下当有清风”；也难怪人们对山涛的观感有如“登山临下”，但觉“幽然深远”。[34]

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没错，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晋名士对自然界的热爱，确实超过了前人。简文帝那一句“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道尽了他们的心曲。他们不但以清风明月、春柳劲松来品评人物，更亲自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并从中体验到难以言表的愉悦。

比如顾恺之和王献之。

顾恺之是画家，王献之是书法家，但他们最喜欢的都是会稽郡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一带的山山水水。顾恺之的描述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的说法则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两位都是艺术家，感受当然敏锐，不过这种感受能力却未必没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从建康回会稽路过吴中遇到下雪，事后对当时情景的描述便同样富有诗意：郊邑还在纷纷扬扬，山林却是一片洁白。[35]

对于这样的文字，任何解释都会显得多余。要说的仅仅是：这已经完全不同于之前《诗经》和《楚辞》对风景的描写。在那里，自然和自然现象只不过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这里，却是独立和纯粹的审美对象。

同样，魏晋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筹码。它跟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一样可以观赏和品评，只不过也许更漂亮。

王珣《伯远帖》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献之《中秋帖》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乾隆帝酷爱书法，在自己卧室旁设一小暖阁，用以珍藏三幅世之所稀的名帖，供他时时把玩。此阁名为三希阁，此三帖唤作三希帖。乾隆帝视《快雪时晴帖》为三帖之首，在帖前题写了“神乎其技”四个大字。《快雪时晴帖》共二十八字，被誉为“二十八骊珠”。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道德和政治的一变而为审美的，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则是山水画和山水诗。尽管它们要到隋唐以后才蔚为大观，但东晋却无疑在观念上开启了先河。

转变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一个唯美的时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则莫过于自然。事实上魏晋人热爱自然界，就因为它自然。自然在汉语中，原本就是“天然如此，无须人为”的意思。能做到这一点的，则非自然界莫属。所以日本人用“自然”来翻译nature，也很自然。

然而正如中国的山水画不能理解为西方的风景画，魏晋对自然的发现也与科学无关。在人们眼里，自然界仍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是有意志力和人情味的。因此，当他们不再将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后，发展起来的便是自然科学以外的两种精神文明。

这就是哲学和艺术。

[26]谢鲲对嵇绍和卫玠的欣赏，均见《世说新语·赏誉》。

[27]以上见《晋书·卫玠传》，《世说新语·容止》及刘孝标注引《玠别传》。

[28]见《世说新语·容止》。

[29]见《世说新语》之《方正》、《简傲》。

[30]分别见《世说新语》之《容止》、《赏誉》。

[31]见《世说新语》之《赏誉》、《伤逝》。

[32]见《世说新语·赏誉》。

[33]见《世说新语·容止》。

[34]见《世说新语》之《言语》、《赏誉》。

[35]见《世说新语·言语》。

魏晋世界杯

魏晋的哲学是玄学，玄学的表现是清谈。清谈和唯美是当时的两大风尚，东晋四大执政王导、庾亮、桓温、谢安，还有前面提到的漂亮人物比如夏侯玄，也都同时是清谈家。璧人儿卫玠更不但被看死，还差点被谈死。

卫玠是在西晋战乱时陪着母亲南下的。他先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汉），后到了豫章（今江西南昌），最后被看死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实际上他在被围观前就已经大病一场，原因则是遇到了谢鲲。

被顾恺之画在岩石里的谢鲲是野心家王敦的属下。当时王敦镇守豫章，卫玠前去拜访，与谢鲲一见如故。结果卫玠居然置主人王敦于不顾，跟谢鲲大谈玄学，一连几天通宵达旦，终于一病不起，无可救药。

看来，卫玠其实是“过劳死”。他在建康，恐怕是躺在病床上或车子里被人围观的。一个人，重病在身还能受到那样的追捧，实在堪称漂亮至极。

被卫玠冷落的王敦表现得也很漂亮。他对谢鲲说：当年王弼的言论可谓金声，此番卫玠的清谈要算玉振。这是很高的评价，因为王弼是魏晋玄学创始人之一。他如果参加清谈会，是几乎没有对手，只能自问自答的。

可惜王弼更短命，只活了二十四年。

好歹活到了二十七岁的卫玠，同样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天才。据说，他未成年时便开始思考各种哲学问题，还专门去请教了当时的美男子兼清谈家乐广。

卫玠问：梦是什么？

乐广答：想。

卫玠说：梦中之事根本就没经历过，怎么是想呢？

乐广又答：因缘。

小小年纪的卫玠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因缘是什么，竟然抑郁成疾。乐广听说大吃一惊，立即乘车前往卫玠家为他分析解说，卫玠这才转危为安。

此事让乐广颇为感慨。卫玠成年后，乐广便把女儿嫁给了他。由于翁婿二人都聪明漂亮玲珑剔透，因此被评价为一个冰清（乐广），一个玉润（卫玠）。[36]

美与智，竟是这样的关系。

不知道乐广当年怎样为卫玠解说，但乐广的清谈水平却毋庸置疑。某次，一位客人跟他讨论《庄子》提出的“指不至”问题。这句话的意思是：概念与事物不可能完全相称，叫“指不至”；相称是没有止境的，叫“至不绝”。因此人类的认识也永无止境，不可能达到真理的彼岸。

问题是，概念与事物如果完全不能相称，那又要它干什么？真理的彼岸如果不能到达，那又何必追求？为什么我们使用概念时，多少总能有所认识？概念与事物，认识与真理，到底是什么关系？

客人想不明白，来问乐广。

乐广却举起了麈尾。

麈尾常见于佛像手中，为清谈时常用道具。右图为六朝麈尾盒，现藏于日本正仓院。

麈读如主，是鹿群的领袖。鹿群的行动，则全看鹿王尾巴的摆动。因此，麈尾有指挥棒的意思。名士们手中的麈尾，是类似于羽扇和拂尘的东西，有手柄和麈尾毛。它是清谈时的道具，后来更成为清谈领袖和高级士族的身份标志。至于本次，乐广则把它变成了说理的工具。[37]

客人问：指，究竟是至，还是不至？

乐广用麈尾触及几案说：至不？

客人说：至。

乐广又把麈尾移开：既然到了，怎么拿得走？

客人恍然大悟。

这是典型的清谈。事实上，尽管魏晋的清谈未必每次都像这样涉及深刻的哲学问题，但清谈必须富有哲理和充满智慧，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它在魏晋是一件不可小看的事情。那些一流清谈家的聚会很久以后还广为传颂，表现突出的名士则会像国际影星一样出尽风头。

比如殷浩。

殷浩就是后来被司马昱用来制衡桓温的人。此人的政治和军事能力虽然一般，却因擅长清谈而享有盛名。所以他在早年以庾亮属下的身份来到建康时，王导竟然以丞相之尊专门为他召开清谈会，还亲手解下悬挂于帐带的麈尾与之对谈，直至半夜三更兴尽方散。

这次清谈会的内容无从知晓，但应该相当精彩。因为根据第二天早上桓温的回忆和评论，会上自始至终都没人插得上话，听得懂的则只有他自己和谢安的堂兄谢尚，另外两个名士就只能像小母狗似的乖乖待着。

不过，王导地位尊贵，殷浩则跟庾亮关系密切。因此尽管唇枪舌剑，也一定彬彬有礼，殷浩更是要收敛。等到他跟刘惔辩论时，可就火药味十足。跟另一位名叫孙盛的清谈家辩论时，更是双方都用力甩动麈尾，结果是饭菜冷了又热，热了又冷，里面落满了麈尾毛。

这样的辩论，就叫“剧谈”。

其实哪怕不是剧谈，也会让人紧张。因为清谈的知识和智慧含量极高，听不懂和跟不上都是丢人现眼的。所以谢尚向殷浩讨教时，才听了寥寥数语便已汗流浃背。殷浩则不紧不慢地说：来人呀，拿条毛巾给谢郎擦汗！[38]

但即便如此，魏晋名士仍趋之若鹜。事实上，清谈既是风流人物展示聪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活动，因此老成持重如王导，飘逸潇洒如庾亮，野心勃勃如桓温，从容镇定如谢安，也都乐此不疲，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

清谈，是名士们的世界杯。

这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士族的时代，而士族正是通过掌握知识和拥有智慧成为特权阶层的。无论是要显示自己的文化优势，还是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都必须借助清谈。哪怕贵为相王如司马昱，也如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魏晋玄学。

玄学当然也是“中国式哲学”，而且一开始还披着儒学的外衣，包括重新为《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作注。然而无论世界观还是方法论，玄学与儒学都南辕北辙。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夫子他们要的，就是玄学不要的；孔夫子他们不要的，则正是玄学想要的。

那么，玄学与儒学的区别何在？

借用康德的术语，儒学是“实践理性”的，玄学是“纯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那些现实世俗问题，比如政治和伦理，恰恰为玄学所不感兴趣。实际上玄学之“玄”，就在于研究课题的高深玄远和无关实际。比方说，世界的本体是什么，思辨的方法又是什么。

玄学形而上，儒学形而下。

很清楚，儒学最终要做，玄学却只需要说。这才有“清谈误国”的批评。对此，谢安曾嗤之以鼻。他说：秦任商鞅不尚空谈，怎么也二世而亡？[39]

事实上魏晋的清谈家中并不乏实干家，他们对玄学兴趣盎然也并非不务实，甚至也未必当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体是有是无，只不过欣赏和喜欢那高谈阔论之中体现和蕴含的智慧。是啊，当一群聪明绝顶的人聚在一起，挥舞着麈尾唇枪舌剑时，岂非极其高雅的智力游戏？

没错，这是一种活法，一种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

[36]以上综合取材于《三国志·王弼传》，《晋书》之《卫玠传》、《乐广传》，《世说新语》之《文学》、《言语》刘孝标注引《玠别传》。

[37]关于麈尾的形状，请参看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及其所引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

[38]以上均见《世说新语·文学》。

[39]见《晋书·谢安传》、《世说新语·言语》。

无弦琴

据说，陶渊明的琴没有弦。

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张无弦琴。如果是因为不懂音乐，或认为大音希声，固然可以无弦，那张琴岂非也是多余？然而陶渊明却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有酒，就要抚弄那无弦琴，演奏着谁也听不见的乐曲。[40]

也许，琴就是他的麈尾。

没有证据显示陶渊明参加过清谈，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另类。相反，作为魏晋最后一位名士，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哲学和艺术的。只不过殷浩他们要以其他清谈家为交流对象，陶渊明的对象却是田园和自己。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是啊，为什么村子里的鸡鸣狗吠，邻居家的炊烟袅袅，田野中的良苗远风，农耕时的带月荷锄，这些再普通寻常不过的情和景，会变成他心中和笔下的情之所钟？诗人其实已经做了回答：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41]

辩就是言说，不是辨别。人类需要言说，是因为有心意要表达。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认识，但都需要通过概念性的语言来传递。然而概念性语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达心意（尽意），却是一个问题。为此，魏晋玄学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可以，一派认为不能。

这就是“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之争。

也因此，此处的“辩”不能写成“辨”。

陶渊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告诉我们，当他采菊东篱下，悠悠然无意间看见了南山，看见那缓缓西下的秋阳和结伴而归的飞鸟时，就已经领悟到了什么（此中有真意），但想说的时候却忘了该怎么说。

当然，更重要的是：不必说。

所以，他的琴也不必有弦。因为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则无关紧要。有此真意，则即便“结庐在人境”，也能“而无车马喧”，何况还有那菊花，那南山，那飞鸟。

这其实是艺术化的玄学。

据顾恺之《斫琴图》（局部）。

实际上玄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探究真意，只不过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的。这就更非一般概念性语言所能把握和表达，只能诉诸“玄言”，还得“玄之又玄”。当这种玄之又玄的语言也无法尽意时，就只能诉诸艺术了。

艺术也是言说，却是“非概念性”的。艺术语言无论抽象如音乐、书法，具象如雕塑、绘画，都多少具有不确定性。然而这种特性对于无法穷尽的真意却是福音。因为确定即限定，限定则有穷，那又岂能是众妙之门？

玄学的艺术化，势在必然。

而且，也只是换了一种言说的方式。

事实上陶渊明并没有否认言说的必要，否则他连这诗也可以不写。这就正如麈尾不是清谈的目的，清谈却仍然需要麈尾助兴。哲学也好，艺术也罢，都需要载体，也需要道具。所以，琴不能没有，哪怕无弦。

同样，围棋也不能没有子，哪怕只有黑白两种。

围棋与音乐、书法、绘画并称为琴棋书画，从分类学的角度看是很怪异的。但如果清谈也能变成游戏，围棋又为什么不能变成艺术？实际上在魏晋，围棋就是“无言的清谈”，叫“手谈”；也是“坐着的隐居”，叫“坐隐”。手谈睿智，坐隐清高。这岂止是艺术，简直就是哲学。[42]

当然，也是人生态度和生活情趣。

书法和绘画亦然。

如果说围棋是从游戏变成了哲学，那么，书法就是从实用变成了艺术。二者之间的区别，就在那字写出来是为了传递信息，还是仅仅为了好看。这就正如绘画作品是不是艺术，不能看功能，只能看审美。审美是有个性的。没有个性，就只有画工和画匠，没有画家。

天下第一行书。图为唐代冯承素用双钩填墨法所摹《神龙本》，纵24.5厘米，横69.9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当然有一个漫长和渐进的过程。就连琴棋书画并称为四艺，也要到唐。但魏晋无疑是重大转折期。以顾恺之和王羲之为代表，不同于前人的观念开始产生，作为纯粹艺术的绘画和书法已是崭露头角或呼之欲出。[43]

毫无疑问，这首先得益于唯美的风尚。或者说，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唯美风尚的组成部分。但书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却很可能与玄学有关。因为只有经过哲学训练的头脑，才有可能从一撇一捺的线条组合中看出真意来。那样一种审美眼光，是要称之为“玄心妙鉴”的。

甚至就连琴棋书画在魏晋的大行其道，也许都要拜玄学所赐。至少，音乐、围棋和书法的共同特点，就是素雅和抽象。因此，它们与“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老庄思想是相通的，与玄言和清谈的风尚也是合拍的。[44]

看来，玄学艺术化的同时，艺术也在玄学化。

自然美的发现，同样如此。

跟艺术一样，晋人眼里的自然界也是玄学化的。玄学探究的是宇宙的规律，这规律被《老子》表述为“道法自然”。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道”之外还有一个什么“自然”供它效法，而是说“道”的法则就是“自然而然”。唯其如此，天地才会“有大美而不言”。[45]

那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什么样子？

林无静树，川无停流。

这是两晋之交郭璞的诗，在后世备受推崇。有人甚至这样说：风声萧瑟，水声泓峥，那意境实在不可言传。每次读到这两句，便觉得神超形越。[46]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深长意味尽在不言中。

很清楚，如果说玄学的艺术化是换了言说方式，那么自然的玄学化就是换了审视眼光。这种眼光就叫“玄对山水”，前提则是“方寸湛然”（方寸即心，湛即清澄）。[47]

也就是说，内心世界一片纯净。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理解魏晋名士的审美取向，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玉，喜欢春月柳，喜欢松下风。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秋冬之际的山阴道尤难为怀，而郊邑还在飘雪，山林却已皓然，会那么让人感动。

没错，所有这些都纯净而自然。

自然就真实，真实则率性。某个大雪纷飞的晚上，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一觉醒来打开房门，发现那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初晴的雪夜月色清朗四野皎然，于是当即决定去见画家戴逵。然而船行一夜来到戴家门前，徽之却吩咐返航。他说：乘兴而来，兴尽而去，何必见戴？[48]

也许，这就叫真性情。

有此真性情，人与人的交往也会变得纯净而自然。有一次，王徽之去建康，船停在码头上，正好精通音乐的名士桓伊在岸边路过。并不认识桓伊的王徽之，居然派人传话说：先生能为我吹笛子吗？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桓伊也二话不说，坐在胡床上吹奏三曲，然后转身上车而去。自始至终，两人没有一句客套和寒暄。[49]

什么叫性情中人？这就是。

真性情，美仪容，尚自然，爱智慧，重门第，所有这些加起来，也许便是魏晋风度。问题在于，这样一种风度有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40]见《宋书·陶潜传》。

[41]见陶渊明《饮酒》其五。诗中“欲辩已忘言”一句有两种版本，一作“辩”（辩说），一作“辨”（辨别）。应以“辩”为是。

[42]见《世说新语·巧艺》。关于“坐隐”之隐，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即隐居之隐，一种认为是隐语之隐。

[43]琴棋书画并称，始见于唐人张彦远《法书要录》。

[44]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见《老子·第四十一章》；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见《庄子·天道》。

[45]道法自然，见《老子·第二十五章》；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见《庄子·知北游》。

[46]见《世说新语·文学》。

[47]见《世说新语·容止》刘孝标注引孙绰《庾亮碑文》。

[48]见《晋书·王徽之传》、《世说新语·任诞》。

[49]见《世说新语·任诞》。

第五章
价值观

真真假假

当我们打开历史的长卷，把魏晋风度次第展开时，眼前出现的是一幅难以看懂的画面。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自相矛盾和令人费解，还很可能集于一人之身。

比如王戎。

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嵇康和阮籍的好朋友。跟阮籍一起到漂亮老板娘那里买酒喝的就有他，尽管他比阮籍小了二十岁。有一次，嵇康、阮籍、山涛和刘伶在一起喝酒，王戎后到。阮籍说：你这俗物又来败坏兴致。王戎却笑着说：你们这帮人的兴致岂能败坏得了！[1]

那么，王戎俗吗？

俗不可耐。他虽然官至司徒位列三公，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却一毛不拔。侄儿结婚送件便衣，又要了回来；女儿回娘家，也拉下脸来暗示她归还嫁妆。家里的李子拿出去卖，又怕人家得了好种，竟不厌其烦钻破果核，还跟老婆半夜三更摆开筹码算账，真可谓财迷心窍。[2]

然而俗不可耐的王戎却又风流倜傥飘逸潇洒。所谓目光炯炯如岩下闪电，说的就是他，而且还是玉人儿裴楷的评论。说“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这句话的，也是王戎。他甚至七岁时就表现出从容镇定的风度，在攀栏咆哮的老虎面前纹丝不动，让魏明帝曹叡大为惊诧。[3]

命都不在乎的，要什么钱呢？

奇怪！

因此也有人说，王戎贪财跟刘备种菜和阮籍酗酒性质一样，都是为了避免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假想敌。[4]

这当然仅供参考。但财迷王戎跟他的财迷老婆相当恩爱浪漫大约是事实，因为王太太称王戎为卿。当时的习惯和风俗，是尊称曰君，相当于“您”；昵称曰卿，相当于“你”。因此按照礼教，太太应该称他夫君。

可是王太不管不顾，偏要叫卿。王戎纠正，她却理直气壮地说：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亲你爱你，这才用你叫你，我不用你叫你，谁有资格用你叫你）？王戎也只好听之任之。[5]

从此留下一个成语：卿卿我我。

如此看来，王戎简直一身都是矛盾。他身材短小却目光如电，吝啬贪财却雅量非凡，是大名士也是大孝子，放浪形骸却又儿女情长。儿子王万去世后，山简（山涛之子）去看他，王戎正哭得死去活来。这当然很另类。因为按照礼教，父母去世才该痛不欲生，儿子死了却大可不必。

于是山简说：请节哀！再说也不至于此。

王戎却说：圣人超凡脱俗，愚民麻木不仁。他们对待情感，或者淡然若忘，或者不知所以。最看重也最专注于感情的，恰恰正是我们这类人啊！

这就叫“情之所钟，正在我辈”。[6]

王戎的话并不错，魏晋人确实最重感情。一位姓王字伯舆的名士，甚至在登上茅山（在今江苏句容）时放声大哭说：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7]

枭雄如桓温，也如此。他西征成汉路过三峡时，军中有人捉到一只小猿猴。失去了孩子的母猿一路哀号，在岸边跟随百里，最后跳上船来，当即死亡。剖其腹，肠皆寸寸断。桓温得知，立即将捕猿人撤职查办。[8]

挥舞战刀者，也有柔软的心。

桓温甚至多愁善感。北伐路过某地时，看见自己三十年前种下的柳树已经很粗，便感慨地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手扶柳枝，潸然泪下。[9]

为王徽之吹过笛子的桓伊就更是如此。他是只要一听见有人唱挽歌，就要跟着喊一声“奈何”的。这里的“奈何”不是“怎么办”的意思，只不过是挽歌的组成部分。然而逝者与桓伊并无关系，他喊什么“奈何”呢？

难怪谢安说：子野（桓伊）可谓一往有深情。[10]

情感是最真实的，唯情感不可作伪，因此重情感者必率性。真实而率性，正是魏晋风度的构成部分，魏晋名士的基本要求。简文帝司马昱就曾这样点评一个名叫王述的名士：此人才能平平，又不能淡泊名利，只因为有那么一点点真率，便足以超过其他人许许多多。[11]

简文帝说的王述，就是后来与谢安并肩作战的王坦之的父亲。他在被任命为尚书令（宫廷秘书长）时，接到命令就去上任。王坦之便说：大人似乎应该辞让。

王述问：为什么？资格不够还是能力不强？

坦之说：都没问题，但谦让是美德。

王述感慨地说：既然能够胜任，何必要去谦让？人们都说青出于蓝，我看你根本就比不上我。[12]

这真可谓全身都是率真。[13]

率真的王述也有一个率真的女婿，他就是谢安的弟弟谢万。王述担任扬州刺史时，谢万居然头戴纶巾坐着轿子冲进官署说：人们都说大人痴，大人果然痴！

王述却说：正是如此！只不过好名声来得太晚。[14]

如此翁婿，按照儒家礼教简直不成体统，在当时的士林中却传为美谈。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其实是肯定和向往真性情的。这种向往和肯定的背后，则是魏晋风度体现和追求的价值和价值观。

我们知道，它就是真实。

真实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没有哪个民族和哪种文明会主张虚伪，反对真实。因此，它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有物理的真实，也有心理的真实；有认知的真实，也有情感的真实；有科学的真实，也有艺术的真实。那么请问，魏晋追求的又是哪种真实？

心理、情感和艺术的。

顾恺之的画便体现了这一点。他画人物，有时几年目不点睛。因为在他看来，人体的其他部分无关紧要，传神写照就在瞳孔。他甚至在玉人儿裴楷的脸上无端地增加了三撇胡须，理由是更能体现此人的神采风韵。[15]

据清代丁观鹏摹本，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曹植《洛神赋》一出，于是有了吟诵梦中情人的千古流传之佳句：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

实际上就连儒家伦理，也都建立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之上。在孔子他们看来，人最真实可靠的，莫过于亲亲之爱。父母爱子女，子女爱父母，是与生俱来和不证自明的，需要的只是发扬光大。因此，从“父慈子孝”出发，便不难做到“君仁臣忠”，天下也就祥和太平。

情感的真实，岂是可有可无？

可惜在魏晋两代的政权内部，这种真实荡然无存。权臣篡位，宗室逼宫，亲人反目，骨肉相残。曹丕与曹植和曹彰兄弟固然水火难容，司马家族更是刀兵相见。他们不但不讲亲情，就连起码的事实和道理都不讲。

晋武帝的儿子楚王司马玮就死不瞑目。他原本是奉皇后贾南风之命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的，却被以矫诏的罪名绑赴刑场。临刑前，二十一岁的司马玮从怀里拿出青纸诏书对监斩官说：为了国家受诏而行，竟落得这个下场！那监斩官也只能低头流泪，不敢仰视。[16]

请问，此时此刻，真实在哪里？

谁都清楚，谁都不说。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戎，他其实是时代的缩影。实际上，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追求真实，这本身就是悖论。因此魏晋对核心价值的种种追求，就只能变态畸形，充满了纠结。王戎如此，其他人也一样。

比如何晏。

[1]见《晋书·王戎传》、《世说新语·排调》。

[2]见《世说新语·俭啬》。

[3]分别见《世说新语》之《容止》、《赏誉》、《雅量》及刘孝标注引《竹林七贤论》。

[4]见《世说新语·俭啬》刘孝标注引《晋阳秋》及戴逵之论。

[5]见《世说新语·惑溺》。

[6]见《世说新语·伤逝》。《晋书·王衍传》将此事记在王衍身上。

[7]见《世说新语·任诞》。

[8]见《世说新语·黜免》。

[9]见《晋书·桓温传》、《世说新语·言语》。

[10]见《世说新语·任诞》。

[11]见《世说新语·赏誉》。

[12]见《晋书·王述传》、《世说新语·方正》。

[13]见《世说新语·赏誉》。

[14]见《晋书·谢万传》、《世说新语·简傲》。

[15]见《晋书·顾恺之传》、《世说新语·巧艺》。

[16]见《晋书·司马玮传》。

病态的自由

何晏没想到自己会死。

或者说，没想到司马懿会杀他。

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从小在宫中长大。后来，他在司马和曹魏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成为曹爽党羽，结果败者为寇。

不过，刚开始司马懿并没有逮捕何晏，反倒让他参加了对曹爽“谋反”一案的调查，而且事先告诉他涉案的共有八族。何晏则深挖细找卖力办案，终于查出了丁谧（读如密）等七人的罪行，拿着材料向司马懿汇报。

司马懿说：还差一个。

何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难道是我？

司马懿说：正是。

于是何晏被满门抄斩。[17]

何晏就这样死了，尽管说起来他也是聪明人。当年曹操收编了何晏的母亲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为儿子。这时何晏虽然年方七岁，却很有主见。他的办法，是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自己站在里面。

曹操问：这是什么？

何晏说：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18]

可惜何晏的这点小聪明，完全对付不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宫廷和官场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无情的绞肉机。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队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过何晏虽然死于非命，却并不妨碍他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因为至少有三种风尚与他有关，甚至由他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风气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但名气最大的还是何晏。他原本就长得白白净净，却无论走到哪里都粉白不离手，以便随时随地可以补妆。走路的姿势大约也婀娜多姿，还要一步一回头观看自己的影子。[19]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办法是在大热天请何晏吃热汤面。于是何晏一边吃一边擦汗，结果那张脸越擦越白，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脸。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妆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配方。[20]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药。这种药叫五石散，东汉医圣张仲景就开过处方，作用是疗伤治病强身健体，正如伟哥的研发目的是治疗心脏病。同样，正如伟哥的“副作用”改变了人类生活，何晏也意外地体验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当然，他可能略为改动了一下药方。

五石散成了魏晋的伟哥。[21]

很难说这件事是否可以写进中国科技史。但这项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应用，或许应该享有马镫子和印刷术的历史地位。马镫子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而造就了欧洲的骑士阶层；印刷术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文化的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那么五石散呢？

改变了士大夫的风度。

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原本应该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因为按照儒家伦理，服饰是身份的标志、道德的象征。赤身裸体，衣冠不整，甚至穿着随便不合礼制，都会是很严重和不可原谅的行为。

但是嗑药的人顾不了这许多。因为药性发作以后，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

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

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为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晋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给僧人兼清谈家支道林两只鹤，支道林非常喜欢。为了留住它们，他剪掉了鹤翅的羽毛。有翅难飞的鹤低头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丧。支道林感慨地说：既有凌云之志，岂肯做人玩物？于是细心调养，让鹤长好翅膀，任其飞翔。[22]

八仆抬舆图，据顾恺之《女史箴图》。

临镜梳妆图，据顾恺之《女史箴图》。

五石散问世后，风尚为之一变，魏晋名士爱上宽宽大大的衣裳。宽衣博带成为流行时尚，男子袒胸露臂，女子俊俏潇洒。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没有艺术。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过恐惧感，或者视自由为贬义词，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为，最好的理解也不过自由自在。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23]

如此重大的课题，当然只能从长计议。这里要说的是：魏晋对真实、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

玉璧般的卫玠就是这样，他是柔弱到连质地轻软的罗衫都不堪承受的，这岂非根本就是病人？实际上从顾影自怜的何晏，到弱不禁风的卫玠，表现出的都是病态美，只不过卫玠是身体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24]

有病的表现是嗑药、酗酒和清谈，它们的危害性则很难做出排行榜。就个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药；就国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则是清谈。清谈当然自有价值，也未必一定误国，但清谈如果上瘾，那又与嗑药何异？政府官员如果只知清谈不务正业，又岂非有病？

酒也一样。饮酒当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儿阮咸那样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诸阮围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猪闻到酒香赶来，便与猪共饮。这实在很难说是自由还是放任，解放还是堕落。[25]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并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弥天大网笼罩着世界，没有谁能展翅飞翔。也许，只有在药性发作和醉生梦死之时，或者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之中，才多少能感觉到自由吧？这是在不自由时代体验的病态自由。[26]

显然，心理有病，归根结底是社会有病，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不会以病人为美人的。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病因又是什么。

[17]见《三国志·何晏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18]见《世说新语·夙慧》。

[19]见《三国志·何晏传》裴松之注引《魏略》。

[20]见《世说新语·容止》。

[21]见《世说新语·言语》及刘孝标注引《魏略》、秦承祖（刘注误为秦丞相）《寒食散论》。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引西晋皇甫谧称“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称服五石散为“求房中之乐”，可见五石散实为壮阳药。皇甫谧是西晋医学家和史学家，著有中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时代离何晏又不远，他的话应该靠得住。对此药，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有详细介绍，请参看。

[22]见《世说新语·言语》。

[23]严复即称：“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见严复《论世变之亟》。

[24]见《世说新语·容止》。

[25]见《世说新语·任诞》。

[26]阮籍《咏怀诗》之四十一云：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

畸形的独立

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汉国将领羯人石勒大破晋军于苦县（今河南鹿邑），晋军将士十万多人无一幸免，王公大臣也悉数被俘，包括他们的元帅。

元帅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肤非常之白，以至于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难区别。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说王衍跟众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块当中。[27]

何况王衍的风度也极好，王戎所谓“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说的就是他，王导则说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为名士的标杆，人们一提起他几乎都是赞不绝口。[28]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后却风骨全无。石勒问他晋军为什么会战败，他却回答自己并不管事，还劝那胡人趁机称帝。如此诿过于人又卖身投靠，让奴隶出身的石勒十分愤怒。他说：太尉名扬四海身居高位，怎么能说没有责任？我看破坏天下的罪魁祸首，正是您老人家！

结果，全身瘫软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过石勒倒也没想杀他，因为王衍实在漂亮。犹豫再三之后，心存恻隐的石勒问部下：本将纵横天下，从没见过这么有风采的，能饶他一死不？

部下说：他又不会为我们卖命，留着有什么用？

石勒说：那也不能动刀。

王衍终于没能像庾亮和李势妹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漂亮只为自己换得了一种死法：在夜里被推倒的墙砸死。临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说：我等当年如能勤劳国事，不痴迷于清谈，也不至于会有今天啊！[29]

难怪桓温认为，北方的沦陷此人要负责任。[30]

很难说西晋的灭亡就该归咎于王衍的空谈误国，实际上这个王朝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该死。至少，恢复封建制度的司马炎，酿成八王之乱的贾南风，还有他们在曹魏时期大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祖宗，也都是祸乱之源。

但王衍的两面性，同样毋庸置疑。

作为名士的标杆，王衍无疑是漂亮的。据说，山涛看见童年的他，曾惊讶地说：谁家女人，能生出这样的孩子！王衍也是潇洒的。由于痛恨老婆贪财，他发誓口中绝不提“钱”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钱把床围起来。王衍的办法则是喊了一声：来人呀！把这些东西拿走！[31]

不清高吗？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实势利。他的女儿原本嫁给了太子司马遹为妃，司马遹受贾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离婚。他担任宰辅后，也不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留后路，还自鸣得意地说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其实不足为奇。[32]

看来追求真实的魏晋，也同时弥漫着虚伪。或者准确地说，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温和，喜新又守旧，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

没错，菊花与刀。[33]

只不过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征，魏晋则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渊明的东篱下，也在简文帝的华林园，还在王敦和桓温的军营里。因为就连两晋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并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钱币背面为十六瓣八重表菊纹，为日本皇室家徽。

源自平安时期的朝廷最高等级仪式用太刀，只有皇族及参议以上的公卿可佩用。菊与刀，两者构成同一幅画，也揭示了日本国民性格的双重矛盾性。

士族才是魏晋的主人翁。

的确，中华之有士族，正如欧洲之有骑士，日本之有武士。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阶层，圈子意识很强，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比方说，以尊重女性为美德（欧洲骑士），以完成责任为天职（日本武士），以血统纯正为高贵（魏晋士族）。

然而魏晋的士族，与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和职业标志，士族却相当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脉和传统。由是之故，骑士离开军团即为剑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晋之士如果出身寒门，或家道中落，那就什么都不是。

于是士族的独立，就无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

实际上从汉末起，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在寻求独立。这固然因为要反对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最能维护文化价值的人。这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此当仁而不让于皇帝。

这就为皇权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党锢之祸。也就是说，在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许任何人结党的。但不准结党，却不能不准成家，甚至还得鼓励。于是，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当世家越来越多时，士族就独立了。

当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没人能够阻挡这一趋势，更何况司马睿的东晋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来建立。结果，是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这种独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两层含义。第一，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第二，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国的统治者动辄可以将其族灭，哪怕他是名门望族。在这个问题上，举起屠刀的人并无顾忌。因为灭了九族，还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没有安全感。而且，正因为他们与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其他人更没有安全感，尽管那个时代据说是他们的。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时代的悖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何况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反过来，近忧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远虑。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因为玄学之为玄学，就在玄远。玄远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岂能不大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玄学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这就自由。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

玄学取代儒学，原因即在于此。

但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士族成为士族，原因在独尊儒术。熟读儒家经典，才能世代为官为宦。因此，为了垄断仕途，就必须坚持儒家路线，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现在，士族占领了上层建筑，儒学却丢失了舆论阵地，岂非悖谬？如此悖谬，人心岂能不乱？

当然如此。只不过，乱有乱的意义。

[27]见《晋书·王衍传》、《世说新语·容止》。

[28]见《世说新语·赏誉》。

[29]见《晋书·王衍传》。

[30]见《世说新语·轻诋》。

[31]见《晋书·王衍传》，《世说新语》之《识鉴》、《规箴》。

[32]见《晋书·王衍传》。

[33]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被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写成了一本广为流传的著作，书名就叫《菊与刀》，国内有译本。

非病不可

中华文明早该大病一场。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样。而且严格地说，没有哪种文明能够一成不变地长久维持良好状态，正如没有谁能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会开始糜烂，从成熟走向烂熟，从鼎盛走向衰亡。这时，命运和选择就只有两种：要么一病不起，要么浴火重生。

幸运的是，我们民族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中华文明能够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大动荡实现大整合。这就像一个人病后产生了抗体，获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大动荡。

之前则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动荡的结果，是产生了第一帝国（秦汉）和汉文明。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结果，则是产生了第二帝国（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将二者相比较：魏晋相当于春秋，南北朝相当于战国。

这当然有道理。事实上，两次大动荡都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总之是老祖宗风光不再，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周的差错在制度，汉的麻烦在文化。

因此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与汉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三教合流（儒释道），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学。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说，汉文明的危机，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机。

儒学原本没有危机。当它作为民间思想存在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孟子甚至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这种表现为“浩然之气”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儒学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即便在魏晋也并未泯灭。

就说周顗（读如义）。

周顗也是魏晋名士，名士的派头和毛病一点不少，比如啸、饮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难时，曾经得到过王敦的帮助，跟王导的关系更是好到十分随便。有一次，王导枕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说：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周顗回答：空洞无物，但像你这样的能装几百个。[34]

然而王敦兵变时，周顗却坚决维护中央政府，与王敦交战阵前。战败后又奉命出使王营，与王敦当面交涉。

王敦问：你为什么辜负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车冒犯朝廷，下官很惭愧地率领六军出战，没想到王师不能振作，因此辜负了大人。

王敦又问：近来作战还有余力吗？

周顗又答：只恨力不足，哪有余？

王敦听了当然咬牙切齿，于是有人劝周顗逃亡。周顗却说：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在国家危难之际苟且偷生？结果周顗被王敦杀害。死前，周顗大骂王敦乱臣贼子。奉命前来抓捕他的人用戟砍他的嘴，鲜血一直流到脚下，周顗依然神色自若，旁观者无不泪流满面。[35]

于是，王彬站了出来。

王彬是王导和王敦的堂弟，也是周顗的朋友。虽然周顗生前并不看重王彬，王彬却仍然满怀敬意，不顾王敦的淫威到周顗灵前痛哭一场，然后去见王敦。[36]

王敦问：你的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王彬说：刚刚哭过伯仁（周顗字）。

王敦说：他自己找死，再说人家也看不上你。

王彬抗声回答：伯仁忠厚长者，又是您的亲友，无辜被害谁不悲伤！反倒是哥哥您，犯上作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恐怕要祸及满门。我们王家麻烦大了！

王彬说得声泪俱下，王敦听了暴跳如雷。他说：你小子如此狂妄悖谬，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旁边的王导赶快打圆场，劝王彬下拜谢罪。

王彬说：脚疼，跪不下来。

王敦说：下跪和砍脑袋，哪个更疼？

王彬却不理不睬，毫无惧色。[37]

这实在让人肃然起敬。

周顗和王彬的表现，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在儒家伦理就叫气节，可见魏晋风度跟儒家伦理未必冲突，甚至还有相通之处。但不管怎么说，人要有一点精神。这种精神让人敬重，也让人敬畏。实际上，周顗被害前，王敦是一见到他就要以扇遮面，或者拼命扇扇子的。[38]

儒家思想恰恰能够培养这种精神。事实上，儒学对汉文明的贡献，就是提供了核心价值和一整套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比如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是否需要和可以继承，自然不妨从长计议。不过在当时，却无疑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和人心的稳定。

这正是儒学的意义所在。至少，有这么一些观念作为全民共识，统一的帝国就有了统一的思想，也就不但能够实现书同文，还能实现行同伦。因此，汉历史虽被王莽拦腰砍断，汉文明却不但没有断裂，反倒走向了世界。

儒家伦理不是信仰，胜似信仰。

然而儒学又毕竟不是信仰。信仰可以不讲道理，因为信仰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因此要么坚信不疑，要么不予理睬，没什么可讨论的。

相反，儒学则是纯世俗的。儒家虽然也讲天命，但孔孟的天意其实是民意，董仲舒的天则不但不超自然，还与人合一。所以儒学不是宗教。它能够成为维护王朝统治的工具，不是靠信仰，而是靠权威。一旦王纲解纽，儒学就会权威顿失，汉民族的精神支柱也会轰然倒塌。

魏晋便正是如此。皇帝也好，礼教也罢，谁都不是老大，谁都没有权威。简文帝司马昱去世后，十一岁的孝武帝继位，到日暮时分仍不举丧。身边人说：皇上，依礼该哭了。孝武帝却说：想哭就哭，哪能规定时间？[39]

礼崩乐坏啊！

崩坏未必不是好事，正如儒学的独尊自有原因。事实上，正因为独尊的儒学失去了权威，我们民族才迎来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繁荣，而且是先有思想大解放（魏晋），后有文化大繁荣（隋唐）。

独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独尊，岂非可以不要？

当然。如果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就不会有；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现代国家，就不需要。由农业民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却不能没有政治和思想的权威。一旦失去，就会人心涣散，国家分裂，变成一盘散沙。

三国和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便是证明。

然而有此一劫，却该额手称庆。因为事实证明，此前帝国的文治和武功都已走到尽头，再无生命活力。否则区区一董卓，又岂能让好端端的大汉王朝土崩瓦解？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我们的文明便大约只能慢慢老去，一点一点地枯萎、衰败、腐朽，最后烂死，或者被外来的蛮族彻底摧毁，就像罗马。

这是文明的生命规律，除非你能关机重启。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机会。

但，谁又能刷新页面呢？

[34]见《晋书·周顗传》、《世说新语·排调》。

[35]见《晋书·周顗传》、《世说新语·方正》及刘孝标注引《晋阳秋》。其中“战有余力”一段《晋书·戴若思传》称为戴渊（戴若思）故事。另外，周顗之死与王导有关，“吾虽不杀伯仁（周顗字），伯仁由我而死”即典出于此。

[36]王彬、王敦、王导的祖父都是王览。

[37]见《晋书·王彬传》。

[38]见《晋书·周顗传》、《世说新语·品藻》。

[39]见《世说新语·言语》。

走向南北朝

重建核心价值和实现文化复兴的使命，照理说应该由士族来承担。因为他们是知识精英，也是两汉以后时代的主人。新文化不由他们建设，又该是谁，能是谁？

可惜，士族不堪此任。

产生于东汉延续到初唐的士族，是中华帝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其他民族和文明没有。欧洲的骑士也好，日本的武士也罢，都只是独立阶层，不是统治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只有中华的士族，时间则主要在魏晋。

可惜这个阶级很不称职，因为他们统治的方式就是不统治，既不主张也不作为。有的人甚至上任多时，都不知道自己担任何官何职，或者故意装作不知道。

比如王徽之。

王徽之的职务是参军（相当于参谋），起先在大司马桓温帐下，后来任桓温之弟车骑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但无论在哪里，都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无所作为。

有一次，桓冲来视察工作。

桓冲问：你在哪个官署任职？

徽之答：经常看见有人牵马来，好像是马曹。

桓冲又问：有几匹马？

徽之答：不问马。

桓冲再问：近来死了几匹？

徽之答：未知生，焉知死。[40]

两句话都出自《论语》，牵涉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马厩失火，孔子只问伤人了没有，不问伤没伤马。第二件事是子路问什么是死亡，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王徽之的两处引用，都是故意断章取义，卖弄小聪明。[41]

对此，桓冲无可奈何，徽之则更加放荡不羁，有一次甚至坐进桓冲的车里，还说长官岂能独占一车！桓冲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某次见到王徽之时对他说：你来的时间也不短了，好好工作，我尽快提拔你！

王徽之却不回答，只是看着高处，然后用手板支着脸蛋说：大清早到西山去，那里的空气很清新。[42]

呵呵，这就是魏晋风度。

这样的风度当然误国误民，也是自掘坟墓。试想，一个政权如果号称属于某个阶级，而这个阶级中的人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它，请问还不该亡吗？

挡都挡不住。

实际上两晋之亡在于有病，而病因就在士族。士族与贵族的区别，在于贵族靠血统世袭爵位，士族靠门第垄断仕途。保证这一特权的制度，则叫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具体地说，就是把官职分成九等，叫官品；候选人的基本条件和综合评估也分成九等，叫乡品。评定乡品的叫中正（中正官），朝廷的吏部则比照中正评定的乡品给予官品。这就是荐举制，既不同于两汉的察举，也不同于隋唐以后的科举。

荐举是曹魏时期陈群的发明，乡品的评定也要看各方面的条件和本人的表现。但是到了东晋，就只看门地。门地就是门和地，即门第和郡望（籍贯）。比如太原王氏是西晋名门，琅邪王氏是东晋望族。王徽之可以在桓冲面前傲慢无礼，就因为他属于琅邪王氏，是王导的族人。

门第和郡望决定着人的命运。名门望族的子弟，不需要任何考核就能给予较高的官品，叫“门地二品”（一品永远空缺）。寒门和庶族则相反，只能做低级官员。由此造成的局面，就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43]

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始于曹魏，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又有所变化。上承两汉察举制，下启隋唐科举制，为中国封建社会三大选官制度之一。中正官由朝官兼任，依照家世、行状，负责评定同籍的士人的品级，供吏部选官参考。

起家官品是入仕者初次被授予职位的官品。据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的研究，中正品的一品及七、八、九品虚悬不用。官品与中正品的对应只是一种大致趋势，并非法制规定。

结果又如何呢？

帝国没有了激励机制，个人没有了奋斗目标。一个世家子弟，几乎刚生下来就有做官的资格，那又何必努力何必奋斗？因此即便为官一任，也不造福一方。如果有人认真工作，还要被嘲笑，被讥讽，被视为俗气。

至于国家的兴亡，自然不必也不会关心。因为他们的荣华富贵是家族的门第和郡望决定的，不是王朝和皇上的恩典，那又何必管帝国的死活？因此高级士族中人大多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国难当头，首先想到的是保家，不是卫国，王衍的狡兔三窟和卖主求荣就是证明。

有趣的是，帝国似乎也没指望这些家伙保卫自己，朝廷授予世家子弟的大多是清要之职，地位高，待遇好，事务少，责任轻。繁杂而辛苦的工作，都交给庶族寒门。久而久之，上层社会便充斥着无能之辈。除了清谈误国和腐化堕落，其他什么都不会，只能做寄生虫。

然而待遇和特权却一点也不少。根据西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官员可以按级别占有近郊田。一品五十顷，依次递减到九品十顷。更重要的是，法令颁布之前大族多占的田亩并不需要清退，没占够数的却可以“依法”补足，真不知道帝国中央对贪腐的态度是遏制还是鼓励。[44]

至少，也是默许。

◎ 西晋占田制

在占田制的法令中，对平民、贵族和一般官员各有所规定。

平民

受田人

年龄

占田数（自有耕用）

课田数（供完税用）

共计耕作数

丁男

16-60

70亩

50亩

120亩

次丁男

13-15 / 61-65

70亩

25亩

95亩

丁女

16-60

30亩

20亩

50亩

次丁女

13-15 / 61-65

30亩

-

30亩

王公贵族

封国大小

近郊占田亩数

大国

1500亩

次国

1000亩

小国

700亩

对于贵族在京城近郊的占田数额，西晋政府作了明文规定；至于贵族在封国或食邑内的占田数额，则并无明确限制。

一般官员

官品

占田数

佃客数

每户佃客平均耕数

惠帝元康元年赠给

一品

5000亩

50户

100亩

荣田1000亩，
田騶(役隶)10人

二品

4500亩

50户

99亩

荣田800亩，
田騶(役隶)18人

三品

4000亩

10户

400亩

荣田600亩，
田騶(役隶)16人

四品

3500亩

7户

500亩

五品

3000亩

5户

600亩

六品

2500亩

3户

833亩

七品

2000亩

2户

1000亩

八品

1500亩

1户

1500亩

九品

1000亩

1户

1000亩

据《晋书·食货志》，《晋书·职官志》，金家瑞《西晋的占田制》。

社会不公的结果，是两晋比东汉更加迅速地腐朽。东晋倒数第三个皇帝孝武帝司马曜，甚至在三十五岁那年被自己的宠妃张贵人谋杀。原因则是好色的孝武帝跟三十岁的她开玩笑说：你这把年纪，就该废掉了。

结果，他自己当夜先被干掉。[45]

被谋杀的司马曜，其实是东晋最后一个皇帝，因为此后的安帝痴呆得不辨寒暑，恭帝则被刘裕废杀。孝武帝自己似乎也敏感地意识到末日将临。他被杀前不久，天上出现了彗星，这在古人眼里是不祥之兆。于是孝武帝说：敬你一杯酒吧，彗星呀彗星！自古以来哪有万岁天子！[46]

当然，也不会有万岁王朝。

这个时候，如果儒家伦理还有权威，事情也许会好办一些。因为儒家伦理尽管问题多多，却好歹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支柱。魏晋却只有门第观念，没有精神支柱。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全民共识，又岂能支撑帝国的大厦？

支柱倒塌的结果，是精神的空虚、心理的变态，比如酗酒和嗑药，再加奢侈和斗富。最离谱的，是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帮舅舅比阔，赐给他一株二尺高的珊瑚树。洛阳富豪石崇见了，却不屑一顾地将其砸碎，然后摆出自己的珊瑚树任由那位国舅爷挑选，株株更高更漂亮。[47]

如此炫富，岂非变态？

变态并不奇怪，因为靠垄断仕途起家的士族其实是文化暴发户。暴发户都是要炫富的，因此连同名士们自鸣得意的雅量、清高和洒脱，都带有炫耀和标榜的意味。他们追求的真实、自由和美，竟只能通过佯狂、醉酒和男人女性化来实现，这说明这个阶级完全没有底气。

士族注定只能是文明的过客。

这就跟春秋战国的大夫和士并不相同。后者是生机勃勃的新生力量，代表着方兴未艾的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只是上层的领主阶级。这时，华夏文明当然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自我修复和自我更新。但即便如此，也仍要借助华夏化的蛮夷，比如齐，比如楚，比如秦。

因此，新文化的创建不但不能指望士族地主阶级，甚至不能单靠汉民族来完成。种种事实都证明，政治需要新制度，文明需要新生命，民族需要新血液。动荡和分裂只不过意味着新的整合，而整合的前提是融合。

中华的历史，势必走向南北朝。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南朝，北朝》

[40]见《晋书·王徽之传》、《世说新语·简傲》。

[41]不问马，见《论语·乡党》；未知生，焉知死，见《论语·先进》。

[42]见《晋书·王徽之传》、《世说新语·简傲》。

[43]见《晋书·刘毅传》载《请罢中正除九品疏》。

[44]见《晋书·食货志》。

[45]见《晋书·孝武帝纪》。

[46]见《晋书·孝武帝纪》、《世说新语·雅量》。

[47]见《晋书·石崇传》、《世说新语·汰侈》。

后记
那些女人

永嘉元年（145年），也就是冲帝去世那年，东汉朝廷收到一封多人联名的举报信，举报当朝太尉李固目无君父。证据是：冲皇帝出殡时，道路两旁的臣民无不痛哭流涕，李固却浓妆艳抹，搔首弄姿，左顾右盼，走着猫步卖弄风情，只有自恋之意，全无悲痛之心。[1]

啊！李固是女人吗？

不，男人。

但看起来，比女人还女人。

不知道这是不是顾影自怜的第一例，但男人的女性化在东汉末年应该已经开始，后来的魏晋名士只不过登峰造极而已，尽管李固可能是冤枉的。[2]

何晏他们，则确实不男不女。

这未必是什么好兆头。因为男人的女性化只可能有两个原因，要么是文明的精致化，要么是文明的粗鄙化。精致就追求细腻，难免英雄气短；粗鄙又要假装文雅，只能儿女情长。但无论哪种原因，结果恐怕都一样。

是的，雄性激素减少，变得娘娘腔。

娘娘腔盛行于魏晋，除了文明的精致化，也与士族阶级有关。魏晋士族不同于欧洲骑士、日本武士之处，在于后者尚武，前者崇文。文则雅，雅则柔，雅化的同时往往也是阴柔化。所以，隋唐新文化，就主要得靠北方汉化的胡人来开创，这正是下一卷《南朝，北朝》要说的。

不过，魏晋的男人虽然女性化，魏晋的女人却相当出色和能干。这也许要拜礼崩乐坏所赐，或者那时的男人实在萎靡不振。总之，读《晋书·列女传》和《世说新语·贤媛》，你会发现那里面的女人一点都不比男人差。

比如许允之妻。

许允之妻是卫尉（首都卫戍司令）阮共的女儿，长得奇丑无比，因此许允在新婚之夜便不肯进入洞房。后来经朋友劝说勉强走入房内，又掉头就跑。允妻知道他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便一把拽住许允的衣襟不放。

于是许允说：妇人四德，你有几个？

四德，就是品德、言语、容仪、女功。

允妻答：只差一个。

接着她反问：士人的美德，夫君又有几个？

许允答：一个不少。

允妻说：好德不好色，也有吗？

许允这才发现此女非凡，于是夫妻情好日密。

实际上许允之妻颇有大将风度。许允担任吏部郎（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时，被人举报以权谋私，提拔任命的都是自己的老乡。魏明帝接到举报，立即下令派禁卫军将许允捉拿归案，许允也只好去见皇帝。

全家人号啕大哭。

允妻却镇定自若。她对家人说：不要哭，老爷一会儿就会回来。又交待丈夫：见了皇上只能讲理不能求情。

许允听了妻子的话。他对魏明帝说：知人善任，是用人的原则。臣之所选，都是臣了解的人。请陛下查检他们是否称职。如果有不称职的，臣甘愿领罪伏法。

查检的结果，是许允被无罪释放。

回家时，妻子已经煲好了小米粥在等他。

不过许允终究还是卷入了李丰、夏侯玄的案子，被司马师逮捕，最后死在流放的路上。消息传来时，允妻正在织布。她跟上次一样神色不变，只是淡淡地对报信的门生说：早就知道会是这样。她也谢绝了门生帮她藏匿儿子的好意。允妻说：孩子们不会有事的，用不着藏起来。

实际上她的儿子并非没有危险，司马师也果然派了钟会前来查看。司马师的指令很明确：如果许允之子的德才与父亲相近，那就必须斩草除根。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许允之妻却从容应对。她交代两个儿子：既不用担惊受怕，也不用耍小聪明，老老实实有问有答就好。哭是要哭的，但不要太悲哀，还可以多少问点朝廷的事。

儿子果然平安无事。[3]

这就是大智慧了。这种大智慧，许多女人都有。只不过在男权社会，她们没有用武之地，只能在动乱之时帮自己的家人站稳脚跟，渡过难关。

比如辛宪英。

宪英是曹魏重臣辛毗（读如皮）的女儿。司马懿发动政变时，她的弟弟辛敞是大将军曹爽的参军。当时，司马懿关闭了洛阳城门，曹爽和皇帝在城外。曹爽的部下决定闯关出城救援，要辛敞也一起去。

辛敞拿不定主意，去问姐姐。

宪英说：曹爽必死无疑。

辛敞说：那我就不该出城了吧？

宪英却说：怎么能不去？职守是人之大义，悲悯是人之常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是大将军的属下，当然要去救援，这只不过是尽职尽责随大流罢了。

于是辛敞出城，曹爽也果然被杀。事后，辛敞不无感慨地说：幸亏向姐姐请教，差点成为不义小人。

这样的女人，哪一点输给男人？

还有严宪。

严宪是杜有道的妻子，十八岁守寡，一手拉扯大一儿一女。后来，她把女儿嫁给了一个名叫傅玄的人。这事让族人大惑不解，议论纷纷。因为当时曹爽气焰正旺，司马懿则装病在家，而曹爽的党羽何晏又是傅玄的死对头。傅玄受何晏压迫，几乎没人敢跟他通婚。

族人说：何晏要灭傅玄，那是排山压卵以汤浇雪。

严宪却说：你们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何晏多行不义必自毙，司马太傅（司马懿）则不过“兽睡”而已。卵破雪融的，当然自有人在，但绝不会是傅玄。

结果不出所料，何晏被司马懿杀掉，傅玄则在六十二岁那年寿终正寝。顺便说一句，傅玄不比寻常。他是西晋哲学家和文学家，著有《傅子》等书，《晋书》有传。

严宪的见识，岂非在众人之上？

至少，远远超过曹爽之流。那帮人都认为司马懿已经行将就木，只有她看出是猛兽装睡。[4]

这简直堪称女政治家。

不过最具政治家素质和风范的，也许当数曹操的第二任正妻卞夫人。卞夫人原本出身倡门（艺人家庭），地位很是卑贱。然而她的气度和见识，却远在一般大家闺秀之上。曹操因为反董卓，只身逃出洛阳，结果在中牟县被捕。消息传来，家中乱作一团，属下也准备作鸟兽散。

卞夫人挺身而出。

当时还是小妾的卞夫人对大家说：曹君情况不明，为什么要惊慌失措？现在临阵脱逃，将来曹君回家，诸位可有脸面见他？再说大难临头，不正该同甘共苦吗？

此事让曹操大为感动，也非常敬重。因此，他跟原配丁夫人离异后，便将卞夫人立为正妻。卞夫人却依然尊丁夫人为大房，一年四季都派人给丁夫人送东西，还趁曹操出征的时候把丁夫人迎回家来，恭恭敬敬地侍奉，尽管丁夫人当年对卞夫人母子是很不怎么样的。

丁夫人也大为感动。

难怪曹操认为卞夫人可以母仪天下。卞夫人自己也非常低调朴实，宴请家人从来不用山珍海味。她甚至明确告诫卞家人：别指望我为你们谋取私利，也别指望犯了事我帮你们求情，如果想罪加一等倒有可能。

这又让曹操另眼相看。

实际上卞夫人非常懂道理，也非常会做人。曹操缴获了珠宝首饰之类的战利品，总是拿来让卞夫人先挑，卞夫人则每次都挑中等的。曹操问她为什么，她说：挑最好的是贪婪，挑最差的是虚伪，所以挑中等的。

这叫什么？这就叫得体。

卞夫人的最大优点也正是得体。她的儿子曹丕被册封为太子后，身边人都来祝贺讨赏。卞夫人却说：丕儿能够成为储君，不过因为年长而已。至于我自己，能够不被批评为教子无方便已是万幸，有什么可庆祝的？

曹操听说后又大为赞赏。他说：愤怒而神色不变，欣喜而举止有节，这可是最难做到的啊！[5]

没错。这在魏晋风度，就叫雅量。

谢安的太太刘夫人也是一个有雅量的。尽管她对谢安的好色防范甚严，却能不动声色，四两拨千斤。谢安想要纳妾，让小辈们去做刘夫人的工作。于是众人大讲《诗经》，说那就是圣人教导我们的不妒之德。

刘夫人是名士刘惔的妹妹，当然知道《诗经》是怎么回事。于是故意问：这些教导都是哪位圣人的？

众人答：周公。

刘夫人说：难怪！要不你们也去问问周婆？[6]

呵呵，魏晋那些女人！

[1]见《后汉书·李固传》。

[2]请参看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3]以上见《三国志·诸夏侯曹传》裴松之注引《魏略》、《魏氏春秋》，《世说新语·贤媛》。

[4]以上见《晋书·列女传》。

[5]见《三国志·后妃传》及裴松之注引《魏书》、《魏略》。

[6]见南朝刘宋虞通之《妒记》。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220年（黄初元年），曹丕代汉，魏始。

226年（黄初七年），曹丕卒，子魏明帝曹叡继位。

239年（景初三年），魏明帝卒，侄曹芳继位，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共辅政，次年改元正始。

249年（正始十年），司马懿政变，杀曹爽，曹魏政权归司马氏。王弼卒，年仅二十四岁。

251年（嘉平三年），司马懿卒，子司马师执政。

254年（嘉平六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

255年（正元二年），司马师卒，弟司马昭执政。

260年（甘露五年），曹髦讨伐司马昭兵败被杀，司马昭立曹奂，是为魏元帝。

263年（景元四年），蜀汉亡，阮籍卒，嵇康卒。

264年（咸熙元年）三月，司马昭由晋公为晋王。五月，追谥司马懿为宣王，司马师为景王。

265年（咸熙二年，西晋泰始元年）八月，晋王司马昭卒，子司马炎继位。十二月，魏元帝禅让，司马炎称帝，是为晋武帝。追谥宣王司马懿为宣皇帝，景王司马师为景皇帝，文王司马昭为文皇帝，按照西周封建制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曹魏亡，西晋始。

272年（泰始八年），向秀卒。

280年（咸宁六年），吴亡，晋一统天下，三国终。

285年（太康六年），汉字传入日本。

290年（永熙元年）三月，晋武帝司马炎卒，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

291年（永平元年）三月，贾皇后召楚王司马玮入朝，杀太傅杨骏，废杨太后，由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六月，贾皇后诬司马亮谋反（八王之乱一），下诏令楚王司马玮杀之，然后又以矫诏罪名杀司马玮（八王之乱之二）。

299年（元康九年），贾皇后诬太子司马遹（读如遇）谋反，废为平民，杀其母谢淑媛。

300年（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八王之乱三）怂恿贾皇后杀司马遹，然后又以“为太子复仇”为名，发动政变废贾皇后（之后被杀）。

301年（永康二年，建始元年，永宁元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而自立，齐王司马冏（八王之乱四）起兵杀司马伦，司马衷复辟。

302年（永宁二年，太安元年），长沙王司马乂（八王之乱五）起兵杀司马冏。

303年（太安二年）八月，成都王司马颖（八王之乱六）、河间王司马颙（八王之乱七）起兵讨伐司马乂，司马颙遣都督张方进围洛阳。

304年（太安三年）正月，东海王司马越（八王之乱八）执司马乂送张方，张方烧杀之。司马颖等人逼晋惠帝立司马颖为皇太弟，以司马颙为太宰。七月，司马越攻司马颙，兵败，司马衷被俘。十一月，张方挟司马衷迁都长安，废皇太弟司马颖，立司马炽。同年，氐族豪帅李雄据益州，称成都王。匈奴酋长刘渊称汉王。

305年（永兴二年），司马越等举兵讨司马颙，司马颙遣司马颖率军拒之，司马越兵败，司马颖进据洛阳。

306年（光熙元年），司马越反攻胜利，司马颖兵败被杀。司马越杀晋惠帝，立司马炽，是为晋怀帝。司马越以太傅辅政，司马颙被谋杀。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成。

308年（永嘉二年），刘渊称帝，都平阳。

310年（永嘉四年），刘渊卒，子刘聪杀继承人自立。

311年（永嘉五年），司马越卒。刘渊部将石勒大破晋军，掳太尉王衍。后攻陷洛阳，掳晋怀帝司马炽，晋武力尽失。刘渊侄子刘曜攻长安，杀南阳王司马模。

312年，西晋无皇帝，无年号。郭象卒。

313年（建兴元年），司马业于长安称帝，是为晋愍帝。

316年（建兴四年），晋愍帝司马业出降，西晋亡，立朝五十一年。

317年（建武元年）冬，晋愍帝被杀。

318年（太兴元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帝位，是为晋元帝，东晋开始。同年刘聪卒，子刘粲继位，后被杀，刘曜自立称帝。

319年（太兴二年），刘曜还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刘曜部将石勒称赵王。

322年（永昌元年），王敦兵临建康城下。晋元帝司马睿卒，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晋明帝。

324年（太宁二年），王敦卒，王敦之乱平。

325年（太宁三年），晋明帝司马绍卒，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晋成帝，年五岁，庾太后临朝，王导和庾亮辅政。

327年（咸和二年），苏峻之乱起。

328年（咸和三年），石勒擒杀刘曜，前赵亡。

329年（咸和四年），苏峻之乱平。

330年（咸和五年），石勒称帝，国号仍用赵，史称“后赵”。后赵拥有北方大部，与东晋隔淮河对峙。

333年（咸和八年），石勒卒，子石弘继位。

334年（咸和九年），李雄卒，李雄子李期杀继承人李班自立。石虎杀石弘。

337年（咸康三年），鲜卑豪帅慕容皝（读如恍）称燕王，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

338年（咸康四年），李寿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

339年（咸康五年），王导卒。

340年（咸康六年），庾亮卒。

342年（咸康八年），晋成帝司马衍卒，弟司马岳继位，是为晋康帝。

343年（建元元年），成汉国李寿卒，李势立。

344年（建元二年），晋康帝司马岳卒，子司马聃继位，是为晋穆帝，年两岁。

345年（永和元年），桓温任荆州刺史。

347年（永和三年），桓温伐蜀，李势投降，成汉亡。

349年（永和五年），石虎称帝，不久卒，内乱起。

350年（永和六年），石虎养子汉人冉闵篡位称帝，国号魏，史称“冉魏”。

351年（永和七年），后赵帝石祗被其部下所杀，后赵亡，立国三十三年。氐族豪帅苻健自称天王大单于，都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352年（永和八年），燕王慕容隽擒杀冉闵，冉魏亡。慕容隽称帝，都邺，史称“前燕”。同年苻健称帝。

354年（永和十年），桓温伐前秦，兵至灞上。

356年（永和十二年），桓温大败姚襄，入洛阳。

357年（升平元年），前秦苻健继承人被苻坚所杀。

361年（升平五年），晋穆帝司马聃卒，司马丕继位，是为晋哀帝。

364年（兴宁二年），葛洪卒。

365年（兴宁三年），晋哀帝司马丕卒，弟司马奕继位，是为晋废帝。

369年（太和四年），桓温伐前燕。

370年（太和五年），前秦大破燕军，前燕亡。

371年（太和六年）十一月，桓温废司马奕，立会稽王司马昱，是为简文帝。

372年（咸安二年）七月，简文帝司马昱卒，遗诏以桓温辅政，依诸葛亮、王导故事。太子司马曜继位，是为孝武帝。

373年（宁康元年）七月，桓温卒。

374年（宁康二年），日耳曼蛮族诸部开始大举入侵罗马帝国，欧洲民族大迁徙。

376年（太元元年），前秦伐前凉，前凉亡，立国五十七年。之后，前秦又伐鲜卑拓跋部所建之代国，代亡。至此，中国的北方完全由前秦统一。

383年（太元八年），秦晋淝水之战。

384年（太元九年），前秦苻坚部将鲜卑人慕容垂自称燕王，史称“后燕”。慕容泓称济北王，史称“西燕”。羌人姚苌称秦王，史称“后秦”。

385年（太元十年），姚苌擒杀苻坚。前秦部将鲜卑人乞伏国仁建国，史称“西秦”。

386年（太元十一年），鲜卑酋长拓跋珪（读如归）称王建国，史称“北魏”。后秦王姚苌入据长安称帝。氐族人吕光建国，史称“后凉”。

394年（太元十九年），西秦灭前秦，前秦亡，立国四十四年。后燕灭西燕，西燕亡，立国十一年。

396年（太元二十一年），晋孝武帝司马曜被其妃张贵人谋杀，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晋安帝。

397年（隆安元年），鲜卑秃发乌孤称王建国，史称“南凉”。后凉匈奴豪帅沮渠蒙逊建国，史称“北凉”。

398年（隆安二年），后燕慕容德称王建国，史称“南燕”。

399年（隆安三年），孙恩之乱。

400年（隆安四年），西秦王降后秦，西秦亡。北凉敦煌太守李暠（皓的异体字）建国，史称“西凉”。

402年（元兴元年），桓玄起兵攻东晋。

403年（元兴二年），南凉、北凉攻后凉，后凉降后秦，后凉亡。晋安帝让位与桓玄，桓玄称帝，国号楚。

404年（元兴三年），刘裕起兵讨桓玄，桓玄兵败被杀。

405年（义熙元年），晋安帝复位。谯纵叛晋称王，据成都，史称“西蜀”。

407年（义熙三年），后秦将军匈奴人赫连勃勃叛后秦称王，国号夏，史称“胡夏”。后燕天王慕容熙被杀，后燕亡，立国二十四年。高云为燕帝，史称“北燕”。

410年（义熙六年），东晋擒杀南燕帝慕容超，南燕亡，立国十三年。

413年（义熙九年），刘裕遣军攻西蜀，西蜀亡。

414年（义熙十年），西秦攻南凉，南凉亡，立国十八年。

417年（义熙十三年），东晋攻后秦，后秦亡，立国三十四年。

418年（义熙十四年），刘裕毒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其弟司马德文，是为晋恭帝。

420年（东晋元熙二年，刘宋永初元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亡，立国一百零四年。刘裕称帝，是为武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南朝开始。

421年（永初二年），北凉攻西凉，西凉亡，立国二十二年。

427年（元嘉四年），陶渊明卒。

431年（元嘉八年），胡夏攻西秦，西秦亡，立国三十九年。吐谷浑击胡夏，胡夏亡，立国二十五年。

436年（元嘉十三年），北魏攻北燕，北燕亡，立国三十年。

439年（元嘉十六年），北魏攻北凉，北凉亡，立国四十三年。五胡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

易中天中华史

The History of China ╱12

南朝，北朝

易中天_[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朝，北朝/ 易中天著. -- 杭州 :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3

（易中天中华史）

ISBN 978-7-5339-4394-3

Ⅰ. ①南… Ⅱ. ①易… Ⅲ. ①中国历史—研究—南北朝时代 Ⅳ. ①K23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81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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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北朝

易中天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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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 ISBN 978-7-5339-4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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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换血

上帝之鞭

五胡十六国终结，南北朝开始那年（439），有一群“野蛮人”在迦太基的故址上建立了他们的王国。这些原本居住在西班牙的汪达尔人（Vandals）是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来到北非的。经过十年的征战，他们夺得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的大部，并有了自己的国家。[1]

与此同时，中国的北凉被灭。

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的北凉是十六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汪达尔人却不是建立王国的第一个蛮族。此前此后，中华和罗马都有许多险象环生的故事上演。因此这一年虽然意义重大，却既不是结束，也不是开始。

事实上，十六年后（455），汪达尔人又杀回欧洲。他们挨家挨户抢劫了西西里和撒丁岛的居民，然后在6月2日到16日的两个星期内，有条不紊地将罗马城洗劫一空，就连朱庇特神殿屋顶上的镀金铜瓦都被装船运走。

这是罗马的浩劫，却不是第一次。

第一次是在公元410年，也就是东晋灭亡十年前，劫匪则是西哥特人（Visigoths）。他们在罗马城内逛街似的洗劫了三到五天，然后南下而去。超载的货车和不尽的人流挤满了阿皮亚大道，其中甚至还有罗马皇帝的妹妹。

八百年不曾陷落的世界之都和永恒之城罗马，就这样被蛮族变成了随时都可以破门而入的库房，或牧场上待宰的羔羊，一如中国西晋时胡人眼里的长安和洛阳。

文明古国，似乎总是对付不了蛮族。

的确，对于罗马帝国而言，西哥特和汪达尔就是他们的胡人，只不过不叫胡或蛮夷，叫日耳曼（Germanic）。这是恺撒时代就已经有了的称谓（最早见于恺撒的《高卢战记》），尽管没有哪一种日耳曼人会这样称呼自己，正如中国的匈奴和羯不会管自己叫胡人。

实际上“日耳曼”跟“胡”一样也是统称，包括了许多被罗马视为蛮人的族群，比如汪达尔人、西哥特人、东哥特人（Ostrogoths）、勃艮第人（Burgundians）、法兰克人（Franks）、盎格鲁人（Angles）、撒克逊人（Saxons）、朱特人（Jutes）、伦巴德人（Lombards），等等。

朱庇特神庙位于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是古罗马最伟大的宗教庙宇。

当时的罗马帝国就处在这些蛮族的包围之中。他们不但潮水般地涌了进来，还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王国：西哥特（419），汪达尔（439），勃艮第（457），法兰克（486）和东哥特（493），刚好也是五个，罗马则失去了帝国的一个又一个行省。这跟我们的五胡十六国又有什么两样？

岂止相似，可能还有关联。关联就在匈奴人（Huns）。

事实上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是被匈奴人用鞭子驱赶着的。不能确切地证明后者就是原先居住在中国的北匈奴，但似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些乌拉尔—阿尔泰系的游牧民族，长期在漫无边际的中亚大草原漂移，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征战和迁徙把自己变成了锐不可当的力量。

作为蛮族中的蛮族，匈奴让蛮横的日耳曼人都谈虎色变闻风丧胆，更不用说罗马人了。公元374年，也就是第一次罗马浩劫的三十六年前，这个马背上的民族越过伏尔加河，征服了顿河流域和黑海北岸的奄蔡人（Alans）以及东哥特人，逼得日耳曼蛮族狼奔豕突。

欧洲的民族大迁徙，从此开始。

首先逃进罗马境内的是西哥特人。他们在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的两年后，由于被追杀而渡过了多瑙河。这当然得到了罗马皇帝的批准，但付出的代价却很惨重：交出自己的武器，在罗马人的统治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只能吃腐烂的食物，并被罗马官员任意屠戮。

这是让任何民族都无法忍受的。于是，不堪压迫和羞辱的西哥特人掀起了大暴动。他们像闪电划过山顶一样对罗马人发动了进攻，极其愤怒地扫荡了色雷斯（今保加利亚一带），并让御驾亲征的罗马皇帝瓦伦斯兵败身亡。

再过三十二年，他们制造了第一次罗马浩劫。

西哥特人因祸得福。洗劫罗马城九年后，他们在高卢南部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其他日耳曼蛮族为了躲避匈奴人的兵锋，也前赴后继地占领罗马帝国的地盘：西班牙、阿非利加、科西嘉和撒丁岛、高卢、不列颠等等，可怜兮兮的西罗马皇帝则成了日耳曼雇佣军手中的傀儡。

最后，日耳曼雇佣军的将领干脆废掉了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灭亡，只剩下东罗马帝国，正如中国的西晋灭亡，只剩下东晋。

西罗马帝国灭亡是在公元476年，但此前罗马的日子就已经很不好过。除了日耳曼蛮族的践踏和蹂躏，匈奴人也没有放过他们，尤其是在公元434年以后。因为在这一年，匈奴有了让所有人都感到恐惧的领袖和统帅。[2]

这个人的名字叫阿提拉（Attila）。

他还有一个绰号：上帝之鞭。

阿提拉的事迹现在是只能看作传奇了。据说，他身材矮胖，肩膀宽厚，鼻子扁平，一双冷酷无情的黑眼睛深不可测，只有在看儿子的时候才露出温柔。他的生活则俭朴得像普通牧民：住在简陋的木屋里，用木杯饮酒木盘吃饭，可以称得上奢侈的只有一间石头砌成的洗澡房。

但是没有任何人胆敢因此而怠慢他，因为阿提拉的力量大到足以毁灭整个罗马世界。事实上早在公元443年，他就入侵巴尔干，兵进君士坦丁堡，逼得东罗马皇帝纳贡割地求和。到公元450年，他的胃口更大，竟要求西罗马皇帝拿出半壁江山作为他迎娶罗马公主的嫁妆。遭到拒绝后，阿提拉毫不客气地闯入西罗马，横扫欧洲直抵奥尔良城。

东西两罗马，都变成了匈奴人的屠场。

没有什么打击比这更具有毁灭性了。据说，上帝之鞭扫过的城市不再听得见鸡鸣狗吠。这就逼得罗马人跟西哥特人和法兰克人联合起来对付他，由此爆发了公元451年的沙隆战役。此战双方投入的总兵力各五十万，想不两败俱伤都不可能，挽救罗马就更不可能。

幸免于难的只有罗马城，据说这还是由于教皇利奥一世（Pope Leo I）的苦苦哀求和重金贿赂。已经寇略了意大利北部的阿提拉退了回去，留下一片破碎的山河以供被他驱赶的日耳曼蛮族与罗马人共享或争夺。

这就是公元439年前后东西两个半球的天下大势：中国在走向统一，先是由胡人统一北方，然后由汉胡混血的隋唐统一全中国。罗马却在走向崩溃，替代统一大帝国的将是林立的小王国。它们都是日耳曼蛮族建立的，加快这个进程的则是亚细亚蛮族，是上帝之鞭阿提拉。

不过，上帝终于还是收回了他的鞭子。在与最后一位新娘进行了剧烈运动后，阿提拉暴毙在婚床上。死因可能是血管破裂导致的大出血，时间在公元453年。[3]

这一年，中国南朝刘宋的皇帝和太子双双被杀。皇帝是被太子杀的，太子则死在一位王爷的刀下。这位王爷自己当了皇帝，继承他皇位的人则将被另一位王爷杀掉。

两年后，汪达尔人洗劫了罗马城。

没有了阿提拉的匈奴人很快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他们融解在当地居民中，慢慢从蒙古利亚人变成了雅利安人。这个民族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直接成为今天匈牙利人的祖先，尽管他们也许在那里留下了不少后裔。

◎ 欧洲民族大迁徙年表

时间（公元）

事件

374

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引起欧洲民族大迁徙

376

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

378

镇压西哥特人的罗马皇帝瓦伦斯兵败被杀

400

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入侵不列颠

410

西哥特人攻陷罗马

419

西哥特王国建立

420

法兰克人定居高卢，勃艮第人定居罗纳河流域

429

汪达尔人进入北非

439

汪达尔王国建立

443

阿提拉兵进君士坦丁堡

450

阿提拉入侵高卢，抵奥尔良城

451

匈奴与罗马和日耳曼联军激战于沙隆

453

阿提拉卒，匈奴帝国瓦解

455

汪达尔人攻陷罗马城

476

西罗马帝国灭亡

486

法兰克王国建立

493

东哥特王国建立

那么，中国的匈奴又如何？

[1]本节史实和描述请参看崔连仲主编《世界通史·古代卷》，郭圣铭《世界文明史纲要》，（英）韦尔斯《世界史纲》，美国时代生活公司《全球通史》，（日）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上海辞书出版社《世界历史辞典》。

[2]公元434年，阿提拉与其兄共同成为匈奴王。444年或445年其兄卒，阿提拉成为唯一统治者。443年，他率领匈奴人进兵君士坦丁堡。450年入侵高卢，抵达奥尔良。451年，与罗马、西哥特和法兰克联军会战于沙隆。

[3]请参看（英）约翰·曼《上帝之鞭阿提拉》。

阿提拉（406-453）死后，帝国很快分裂，但他的生平被演绎成各种传奇故事。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匈奴国王Etzel就是以阿提拉为原型的。

匈奴继承大汉

阿提拉的祖辈们越过伏尔加河的时候，中国的匈奴人已经演完了自己最后一场大戏。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同一个民族，更没有材料显示他们之间有过联系，尽管西方史学家通常都将中国的匈奴人和阿提拉的同胞称为Huns，也尽管他们跟突厥和鞑靼一样都是蒙古利亚人。[4]

然而这两种Huns却不可同日而语。

区别是明显的。至少，阿提拉并不在乎罗马文明，中国匈奴人——准确地说是迁徙到内地的南匈奴，却对汉文明充满了敬意和向往。这种区别甚至表现于他们对双方通婚的态度：阿提拉把收编罗马和日耳曼姑娘看作对方纳贡的一种形式，中国南匈奴的看法则相反。

这里面的消息意味深长。

事实上，早在阿提拉把最后那位日耳曼公主抱上婚床的四百八十三年前，中国匈奴的呼韩邪单于就迎娶了汉宫的宫女王昭君。这样的联姻当然并非首次，第一次是刘邦将宗室女作为公主嫁给冒顿单于，之后的惠、文、景、武也纷纷效仿。目的则很明确：以女人换和平。

但这毫不妨碍南匈奴把自己看作大汉皇帝的外孙，如果他们想要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曹操执政的晚期，南匈奴的酋长就已经改姓为刘。他们的说法是：既然冒顿单于是高皇帝的女婿，我等当然可以使用外祖父的姓氏。

这可是汉高祖始料未及的。

刘邦当然也不会想到，五百年后，匈奴会宣称自己才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公元304年，也就是西晋的太安三年，一位匈奴酋长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宣布自己是历史上第三位汉王。四年后（308）他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又宣布自己是新的大汉皇帝。[5]

说这话的人叫刘渊。

刘渊本是汉化的匈奴。作为曹操任命的匈奴左部帅之子，他从小生活在洛阳宫中，饱读诗书文武双全，深受司马昭的赏识和名士们的赞扬。刘渊自己也胸怀大志。称王之时，有人提出要复兴呼韩邪单于旧业，刘渊却说：要做就做汉高祖、魏武帝，呼韩邪有什么好学的！

呵呵，好大的口气！

不过刘渊等人毕竟是汉化的匈奴，深知名正言顺的重要性，而上天也给足了他们机会。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司马皇族内讧频起，骨肉相残。在刘渊集团看来，这就雄辩地证明天命不在晋，而在汉。汉人既然不能兴复汉室，那就交给他们的弟弟好了。兄终弟及，天经地义。

于是刘渊集团宣布，作为汉高祖的外孙和汉皇帝的表兄弟，匈奴有权合法地接管大汉政权，尽管这个政权即便从刘禅亡国算起，也已经中断了四十年。

剩下的事情便只是安排好演出。高皇帝刘邦、光武帝刘秀、昭烈帝刘备被尊为三祖，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宣帝刘询、明帝刘庄、章帝刘炟（读如达）被尊为五宗。被魏和晋篡灭的汉，在匈奴的蒙古包里神奇地复活。

那么，这是汉文明的复活节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刘渊的理想是匈奴人做天子。对此，他其实说得很明白：夏大禹和周文王都是夷狄，谁当帝王难道有什么一定之规？国号叫汉，只不过汉有号召力。[6]

他这是借壳上市。

可惜汉匈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并非自称高皇帝外孙就可以化解的。晋武帝时，有人建议重用刘渊，反对派的说法便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后来刘渊称王，拥立派的说法则是“晋为无道，奴隶御我”。一个怨恨对方的种族歧视，另一个则时时怀有戒心，他们并不和谐。[7]

看来，即便是改姓为刘，匈奴在汉人眼里也仍然是胡人。因此刘渊的侄儿兼养子刘曜当了皇帝以后，便干脆撕下了假面具，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他也不再祭祀刘邦等人，而是以冒顿单于配皇天，高祖刘渊配上帝。[8]

不过刘曜已是“汉—前赵”的末代皇帝，成就帝业则是在刘聪时代，尽管刘曜也功不可没。刘聪是刘渊的第四个儿子，也在西晋的首都洛阳长大，小小年纪便成为闻名京城的书法家、汉学家和汉语作家，堪称冠绝一时。

刘聪，岂非更是汉化的胡人？

然而刘聪身上流淌的却是匈奴的血。他身材高大膂力过人，能拉三百斤的弓，绝非西晋那些文弱书生可比。因此他不但在受到威胁时毫不犹豫地夺取了皇位，也把西晋最后两个皇帝和他们的王朝都送上了断头台。

两位晋帝都是被刘曜俘虏的，一个在洛阳（311），一个在长安（316）。他们被刘聪杀掉时，一个三十岁（晋怀帝），一个十九岁（晋愍帝）。死前，他们都充当了刘聪的酒吧服务生，倒酒，洗杯子，晋愍帝还被叫到厕所里为刘聪翻马桶盖，随行的晋臣无不失声痛哭。

刘聪一怒之下，便把他们都杀了。[9]

其实就算不杀，这些人也生不如死。怀帝投降后，刘聪封他为会稽郡公，还请他吃饭。刘聪说：当年你做豫章王的时候，朕跟一位朋友前去拜访，你说闻名已久，给朕看你写的歌词，送给朕许多礼物，这些事还记得吗？

晋怀帝说：臣岂敢忘，只恨当时不识龙颜。

刘聪说：你们家骨肉相残，怎么那样厉害？

晋怀帝说：天命在大汉（刘渊政权），所以臣家要为陛下打扫房间腾出地方，这是臣等的“自相驱除”。如果臣等精诚团结，弘扬武皇帝的基业，陛下如何能得天下？

好一个“自相驱除”，真可谓无耻之尤！刘聪听了却大为满意，当即赏给他一个漂亮女孩，尽管后来刘聪还是毒死了这亡国之君，并把那姑娘据为己有。[10]

这样看，怀帝已是奴颜婢膝，为什么还要杀他？

仇恨，还有恐惧和厌恶。

实际上刘聪的两次杀人，原因恐怕都在这里。有一天他外出打猎，让晋愍帝穿上军装担任开路先锋，沿途民众见了都忍不住流下眼泪。于是刘聪敏感地意识到，人心在汉在晋，不在他们这个假冒伪劣的。这几乎是无法改变的现状和现实。除了杀人，他想不出别的办法。[11]

那时刘聪的心里，一定五味杂陈。

心情复杂是必然的，因为身份认同是大问题。事实上当刘渊集团自称大汉的合法继承人时，也就同时意味着承认汉政权才是正统，汉文明才是正宗。因此他们是入汉入华，不是乱汉乱华，更不是灭汉灭华。问题是，当时又有谁能这样理解？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想得清楚。

民族大融合，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汉朝对匈奴进行长期征战，画中汉朝官兵正与胡兵格杀，双方短兵相接，战斗激烈。

其实不但汉人与胡人，就连胡人与胡人也有矛盾，有冲突，有斗争。晋愍帝被害十一年后，匈奴的“汉—前赵”也灭亡了，举起屠刀的正是另一个胡人。他杀了前赵末代皇帝刘曜，把中国北方变成了自己的舞台。

这是公元329年的事。此时，距离中亚匈奴人引起的欧洲民族大迁徙（374），还有将近半个世纪。

从刘渊称王到刘曜被杀，汉化匈奴人的这个政权只存在了短短二十五年，就像流星划过夜空。然而大一统的局面却被撕开了口子，清风带着血腥吹了进来，新民族和新文明则将在血与火的交汇中诞生。只不过这万里长征的接力赛，还得有更多的火炬手才能跑完全程。

[4]比如（英）韦尔斯《世界史纲》即将中国匈奴人称为Huns。但（英）约翰·曼《上帝之鞭阿提拉》一书译者谢焕认为中国匈奴人的英文名应是Xiongnu。

[5]汉匈第一次和亲是在公元前200年，刘渊称王则在公元304年，其间长达504年。历史上，刘邦和刘备都曾称汉王。

[6]以上见《晋书·刘元海载记》、《资治通鉴》卷八十五。另请参看（法）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新世界出版社。

[7]见《晋书·刘元海载记》。

[8]见《晋书·刘曜载记》。

[9]见《晋书》之《孝怀帝纪》、《孝愍帝纪》。

[10]见《晋书·刘聪载记》。

[11]见《晋书·孝愍帝纪》。

羯人石勒

接替前赵的是后赵。

后赵的皇帝是石勒。

石勒是羯人。

羯（读如竭），又称羯胡。他们可能是小月氏（读如月支或肉支）的后裔，可能是西域胡的一种，可能是匈奴的附庸或混血，也可能是伊朗人种。总之，分布在上党（今山西潞城一带）的羯人是来历不明和形迹可疑的。但以其深目、高鼻和多须，一望便知非我族类。[12]

实际上羯人也备受压迫和歧视。我们知道，胡的本义是兽类下巴的垂肉，这就已是蔑称。羯本义则是割去睾丸的公羊，那就更是蔑称。称为羯胡，实在是侮辱至极。

羯，是胡人中的胡人。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他们很可能是作为匈奴人的战俘或奴隶而被带到中国的。因此，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羯人的权益得不到任何保障，只能做牛做马任人奴役。西晋官员甚至把他们当作商品投放市场，辗转贩卖时头上都戴着木枷，两个人共一副。

石勒就是这样的奴隶。

奴隶石勒原本是个羯人部落的小帅，多少也算有点身份。然而他们民族的命运是那样悲惨，这个小帅便注定要受尽磨难。事实上他当过佃农，做过买卖，还打算干贩卖人口的勾当，只不过并州刺史抢先一步，把他也抓去卖了。

幸运的是，买主解除了他的农奴身份。不幸的是，获得自由的石勒又落入乱军手中。这就让他明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忍气吞声是没有出路的。羯人要想摆脱被奴役被宰割的命运，唯有自强。

石勒揭竿而起。

从乱军手中逃出后，石勒召集山野亡命之徒，拉起了一支凶悍的土匪队伍。以此为本钱，他由打家劫舍而攻城略地，由投靠他人而占山为王，终于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转换，成为匈奴汉国一员骁勇的战将。到刘渊称帝第二年，石勒攻陷了冀州，兵力也增加到十多万人。

关键时刻到了。

作为草莽中崛起的枭雄，石勒完全可以继续他的杀戮生涯。作为屡被汉人欺辱的羯胡，他也有了报仇雪恨的资本。然而公元309年的石勒，却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敬重和向往。他在军中为汉族知识分子专门设立了一个部门，叫君子营，还将汉人张宾尊为谋主，奉为上宾。[13]

汉人张宾是张良一类的人物，当然知道那乱世不乏可乘之机，因此把石勒选定为自己的刘邦。张宾说，我一生阅人无数，只有这个羯胡将军能够共成大事，于是手提宝剑到军门大呼求见。石勒则在张宾的预见和计谋屡试不爽之后，对这个算无遗策的谋士言听计从。[14]

张宾的到来让石勒如虎添翼，何况这个天赋极好的羯族酋帅早已磨炼得胆大如斗心细如发。公元314年，也就是与刘曜会师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的三年后，石勒和张宾又通力合作，一口吞掉了盘踞在幽州的王浚。

王浚出身名门望族，在西晋末年趁着战乱招降纳叛割据一方。当时北方士族为了躲避胡人，纷纷前去投靠。王浚不明白这是因为人心思汉，还以为天命在己，居然做起了皇帝梦，完全不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石勒却很谨慎。

对幽州垂涎已久的石勒采纳张宾的建议，派人带着礼物向王浚致意。在一封充满外交辞令的信中，石勒谦卑地自称“小胡”，并诚恳地表示愿意支持王浚称帝。王浚看了又惊又喜。他问来人：石将军的话可信吗？

来人说：我们将军确实英雄盖世，也并非对称帝一事不感兴趣。只不过他很明白，自古以来只有胡人名臣，没有胡人帝王，这正是石将军见识过人之处。

这话很符合汉人的观念，王浚也就坚信不疑。

王浚放松了警惕，石勒便决定突袭。三个月后，他以送礼和劝进为名，赶着数千头牛羊大摇大摆进了蓟城（蓟读如记，今北京市）。这些牛羊其实是用来堵塞街巷，以便对付王浚部队的，如果王浚在城中设有埋伏的话。

当然，事实上是没有。

猝不及防的王浚被活捉并被杀掉，石勒则一路高歌猛进并蒸蒸日上。西晋灭亡三年后（319），石勒自称赵王。这个爵位原本是匈奴皇帝刘曜封给他的，但很快两人就反目为仇。于是石勒说：赵王也好，赵帝也罢，孤自己爱当什么就当什么！名号的大小，难道归他管？[15]

成为赵王的石勒再次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敬重。他明令禁止侮辱汉族知识分子，还设立公族大夫来管理士族。他又实行汉胡分治的政策，设门臣祭酒管胡人诉讼，设门生主书管胡人出入。他当然也没忘记维护胡人尊严，因此建国后便将胡人改称国人，并严禁使用“胡”字。

可惜消弭民族隔阂并不容易，汉人还是习惯性地将少数民族称为胡人。有一次，某人酒后闯入宫门，石勒责问门官为什么不严格执法，门官竟脱口而出说：那是一个喝醉了的胡人，哪里还能跟他讲理？

石勒笑了。他说：胡人是不好说话。

又一次，一位被石勒召见的汉族官员衣衫褴褛，让石勒大为诧异。石勒问：爱卿难道贫穷到了这个地步吗？

汉官答：臣的家财都被羯贼洗劫一空。

石勒又笑了。他说：羯贼抢去的，孤王来赔偿。

汉官这才发现说错了话，赶紧磕头。

石勒却说：孤的禁令是针对小民的，不关你们这些老书生的事。说完，当真赐给此人一大笔钱。

这就实在很难得了。更难能可贵的是，石勒高度重视文化教育，甚至亲临太学和小学考试儒家的经义，尽管他自己目不识丁。但石勒有石勒的办法，他的办法是让儒生读书给他听，即便在行军的路上也如此。久而久之，奴隶和强盗出身的石勒也慢慢有了学问。

如果不是文盲，石勒没准也会成为汉学家。

然而尊师重道复兴儒学的他，已经足够被认为是合格的君主。石勒在称帝之后曾经问一位臣僚：你看朕可以比得上哪位开国帝王？该大臣的回答是：神武韬略超过汉高祖，雄迈卓绝超过魏武帝，夏商周三王都不可比，也许只是略逊于轩辕黄帝他老人家吧？

石勒笑了。他说：你这话恐怕吹捧过了头。人贵有自知之明。朕如果遇到高皇帝，就只能俯首称臣；如果遇到光武帝，则不知鹿死谁手。但，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就该光明磊落有如日月，终不能像曹家和司马家父子，靠狐媚阴柔玩弄诡计，欺负孤儿寡母得天下！

据说，当时群臣全都拜倒在地，山呼万岁。[16]

石勒这话确实说得豪气干云，他的历史地位也不可低估。如果说匈奴刘渊的作用，是在汉文明的腹地打进了一根楔子，那么羯人石勒的意义，则在于首次实现了中国北方分裂后的重新统一，尽管这次统一是短暂的。

然而南北朝的局面却已初见端倪。在灭亡了匈奴的前赵以后，羯人的后赵拥有了除辽西（前燕）和甘肃（前凉）以外的北方大部，与东晋隔淮河对峙。这就为今后将近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定了调子，尽管北方将再次分裂，直到另一个民族再来整合，再次实现短暂的统一。

那么，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又是谁呢？

[12]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13]以上见《晋书·石勒载记上》。

[14]见《晋书·张宾传》。

[15]以上见《晋书·石勒载记上》，《资治通鉴》卷八十八、八十九。

[16]以上见《晋书·石勒载记下》。

氐人苻坚

匈奴和羯人的后继者是氐（读如低）。

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很可能与羌族同源，或同时，或同种。由于住在今天的陕西省境内，因此汉化程度很高。同样，正因为世居西部，才得以在长安建国。[17]

建国前的氐人原本是前赵和后赵的附庸。后赵石勒死后，侄儿石虎篡位；石虎死后，养子冉闵篡位，建立汉族政权，国号魏，史称冉魏。冉闵对胡人进行疯狂报复，杀羯人二十多万，引起民族仇恨，被鲜卑的前燕所灭。氐族豪帅苻健便趁机建国，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不过前秦成为中国北方的主人，是在苻坚的时代。正是他，灭前燕（鲜卑）、前凉（汉）、代（鲜卑），伐西域三十多国，实现了中国北方的完全统一。

这是比后赵更大的成就。

那么，石勒没做到的，苻坚为什么能做到？

因为他对汉文化的热情更高。八岁时，苻坚就提出要请老师教书，这让他的祖父喜出望外。祖父说，我们戎狄本是异类，从来就只知道喝酒，你这小子倒要读书！于是大加赞赏欣然同意，苻坚也成为汉学家。据说他到太学视察时，提出的问题往往连五经博士都回答不了。

这可真是胡人中的汉人。

汉学家苻坚不但自己喜欢读书，还让其他人也学习汉文化。苻坚攻下代国后，便把被俘的代王送进了太学。有一天，视察太学的苻坚问了代王一个问题：中国人读书，长寿；漠北人吃肉，短命。什么原因？

代王答不上来。

苻坚又问：能给朕推荐几个可以担任将领的人吗？

代王说：我们漠北人长年逐水草而居，只知道打猎和放牧。跑得飞快不成问题，哪里能当将领？

苻坚又问：好学吗？

代王说：如果不好学，陛下何必送臣进学校？

苻坚大为满意。[18]

酷爱汉学的苻坚当然也不会没有汉族谋臣，这个人就是王猛。王猛是在考虑再三之后才跟了苻坚的。当时东晋大将军桓温西征前秦，王猛一身破衣烂衫前去见他，一面抓着虱子，一面高谈阔论（扪虱而谈便典出于此）。

桓温说：本将光复华夏，父老为何都不响应？

王猛当然知道原因所在。桓温西征原本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东晋朝廷对他又不放心。何况即便灭了前秦，朝廷也会另派大员镇守关中。也就是说，胜则只有威名并无实惠，败则威风扫地血本无归。因此他不能不犹豫，也不能不考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式，比如不战而屈人之兵。

于是王猛回答：将军不远千里深入敌后，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灞水，百姓看不清将军之心啊！

桓温被说穿心思，一言不发。

王猛却看出东晋和桓温都没有前途，因此决定到苻坚那里去做诸葛亮（事实上苻坚也是这么看待他的）。只要能成大业，胡人或汉人又有什么所谓呢？[19]

苻坚与王猛一拍即合，正如石勒和张宾。

有了王猛，苻坚加速了前秦的汉化，同时加速了统一的进程。公元370年，也就是中亚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的四年前，前秦伐前燕。王猛在阵前召开誓师大会，意气风发地说：王某受国重恩，决不贪生怕死。今与诸君同心同德共建奇功，光宗耀祖报效国家，大家说好不好？

众将士一片欢腾，破釜弃粮奋勇向前。

结果，前秦大破燕军，前燕亡。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利益驱动。比如大将邓羌，就是在王猛许诺了他想要的职位后，才一跃而起的。但王猛把氐人的政权看作了自己的国家，却同样毋庸置疑。他已经抛弃了那个自以为是的东晋，认异族为自家了。

这样的汉人，应该不止王猛一个。

事实上对于广大民众而言，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日子过得如何。而在苻坚和王猛的治理下，前秦河清海晏国泰民安，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从长安到各州都开通了国道，沿路也种上了槐树和柳树，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商旅畅通于道，行人讴歌于途。[20]

前秦能够实现更大的统一，并非没有原因。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苻坚的厉行改革肯定至关重要。作为新建政权，前秦在初期难免部落习气，勋贵和豪酋更不乏横行霸道之徒。王猛却不畏强梁，上任之初就整肃风纪严明法制，狠狠打击不法分子，结果被既得利益集团和氐人上层贵戚一状告到了御前。

苻坚决定亲自审理此案。

有趣的是，苻坚的断案标准是儒家的。他问：朕听说为政以德，治民以仁。卿上任不过几天就杀人无数，为什么要如此严酷呢？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王猛说：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天下太平，当然可以一团和气；凶猾横行，就必须重拳出手。其实，很可能还有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对待知书达理的当然可以温良恭俭让，对付没文化的野蛮人就只能用鞭子。

听完这番话，熟读汉学经典的苻坚很自然地把王猛理解为法家，理解为管仲、子产一类的人物。他首肯并支持了王猛的改革，而且在初见成效后感叹地说：今天我才知道天下之有法，也才知道天子之为尊。[21]

当然，苻坚也好，王猛也罢，都是儒法并用。在依靠严刑峻法打击豪强肃清吏治的同时，他们也鼓励农桑，兴办教育，提倡孝悌，苻坚则一月三临太学。对此，苻坚颇为自得。他曾经问一位儒学博士：朕之尊儒，可以比得上汉的两位武皇帝（汉武帝、光武帝）吗？

该博士答：哪里是二武可以比的。

苻坚笑了。在他看来，前秦就是汉帝国的再生，自己就是汉文明的代表。他甚至不无得意地说：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的手上中断。[22]

呵呵，他把自己看作了华夏文脉的延续者。

然而王猛却很清楚，不管前秦做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们做得多好，华夏正宗仍然会被认为是在东晋，因此临终前对苻坚留下遗言：臣死之后，万万不可伐晋。[23]

苻坚放声大哭，王猛的话却被当成了耳边风。

王猛去世八年后（383），苻坚悍然发动了意在吞并东晋的战争。此前，他已经灭亡了前凉和代国，鲜卑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苌（读如常）也来投靠，于是苻坚便认为一统天下非他莫属。他甚至大言不惭地说：长江天堑又如何！以我百万之众，每人扔根鞭子也能让它断流。[24]

但，结果又如何呢？

长江没有断流，断流的是淝水，而且是被前秦将士的尸体阻断的。中箭后逃出战场的苻坚和他的部下，则听见风吹和鹤叫都以为是东晋的追兵，甚至早在交战前看见八公山上的草木都觉得像人形。于是苻坚对中华文明的最后贡献竟是留下了两个成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25]

淝水成了苻坚的麦城和滑铁卢。

又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迅速陨落了，尽管此前它曾是那样地闪亮。这可真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其中奥秘，难道不该深思吗？

那就来看淝水之战。

[17]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民族卷》。

[18]以上见《晋书·苻坚载记上》。

[19]见《晋书·王猛传》。

[20]见《晋书·苻坚载记上》。

[21]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上》、《王猛传》。

[22]见《晋书·苻坚载记上》。

[23]见《晋书·王猛传》。

[24]见《晋书·苻坚载记下》。

[25]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谢玄传》。

再分裂

从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东晋和前秦乃至整个中国命运前途的淝水之战，更像是一场没有导演的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当时，两军的先头部队分别到达淝水，后续部队也正陆续赶来。前秦军由苻坚亲率，号称九十七万，前后旗鼓相望延绵千里，东晋总兵力却只有区区八万人。

然而弱小的晋军居然挑战了。

晋军的挑战书写得就像邀请函。他们派遣使者过河对秦军统帅说：贵军不远千里而来，却临水布阵，很像是居家过日子的模样，请问这又如何施展身手？不如请贵军稍稍后退几步，腾出一小块地方来让双方将士周旋，下官与诸君骑在马上缓缓而行慢慢观赏，岂不是很潇洒吗？

当然潇洒，只不过也很可疑。

可疑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无必胜的把握，或者必死的决心，谁都不会背水一战。苻坚却满不在乎地同意了晋军奇怪的请求。他说：让他们过来！过来以后，我以铁骑数十万围而剿之，且看他们如何变成落水狗！

苻坚的想法并非没有道理，也并非没有原因。实际上他不怕交战，只怕晋军退回去固守长江。那时候，没有了用武之地的百万雄师，难道当真去投鞭断流不成？

于是苻坚下令退兵。

晋军这边，则以八千人渡河。

是的，八千而已。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秦军一退便不可收拾。他们不是后退几步就停下来严阵以待，而是狼奔豕突溃不成军。苻坚之弟副帅苻融亲自出马都阻止不住，自己反倒掉下马来被乱兵杀死。就连苻坚也身中流矢，只能落荒而逃。

渡过淝水的晋军当然不会放过这天赐良机，他们趁机发起进攻并予以痛击。失去统帅的秦军失魂落魄，夜以继日一路狂奔，自相践踏而死的人蔽野塞川。刚刚拉开序幕的淝水之战，就这样突然以戏剧性的转折告终。[26]

这实在怪异。

是啊，秦军后退，原本是要腾出地方做战场，以便与晋军决一死战的。不料苻坚一声令下，竟然就由退兵变成了败兵和逃兵，而且毫无组织性纪律性可言。难道堂堂秦国军队不过乌合之众？难道他们本来就准备要打败仗？

正是如此。

事实上苻坚发动这场战争并不得人心。他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此事时，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不但官员们不同意，将领不同意，他的弟弟苻融也不同意。苻融说：贪得无厌和穷兵黩武，都是要亡国的。何况华夏正统在晋，正统不会让人。天之所佑，岂是我等戎狄可以灭亡？[27]

这其实是当时的共识，尽管未必在理。

因此，东晋虽然腐朽腐败，却仍是人心所向。比如晋将朱序，虽然在被俘后投降了苻坚，却成为晋军的卧底和线人。正是他，利用被派往晋营劝降之机，建议趁秦军立足未稳赶快动手。也正是他，在秦军刚刚后退时大喊“苻坚败了”，这才导致了不可收拾的局面。

但朱序的谎报军情只是导火索。实际上，如果秦军当真志在必得斗志昂扬，朱序就不会得逞。相反，正因为秦军早就人心浮动，这才由于一句谎言而全盘崩溃。

其实就连苻坚和苻融兄弟，也都在战前没了底气，这才会在眺望八公山时觉得草木皆兵。情绪是会传染的。统帅的忐忑传染给将士，结果就是人心惶惶。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投入战斗，就已经准备失败逃亡了。

苻坚和他的前秦军，只能风声鹤唳。

何况他们也确实是乌合之众。苻坚的百万大军中，有汉人、氐人、羯人、羌人、鲜卑。汉人不想打汉人，羌人和鲜卑则同床异梦。王猛和苻融都说，东晋不可颠覆，羌人和鲜卑才是心腹之患。苻融甚至明确指出，羌人姚苌和鲜卑慕容垂怂恿前秦伐晋，其实别有用心。[28]

可惜苻坚不听。

事实证明，王猛和苻融说得并没错。淝水之战以后，慕容垂倒是有情有义，以他硕果仅存的三万人马护送苻坚西归，尽管苻坚只剩下了一千多人。不过走到半路，两人还是分道扬镳。第二年，慕容垂称王建国，史称后燕。[29]

姚苌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战前被苻坚任命为龙骧将军的姚苌是羌人。跟世居西部的氐人一样，羌人也是古老而弱小的民族。尽管他们在殷周之际曾盛极一时，并世代与周王通婚，但到魏晋早已是明日黄花。不过由于姚苌，这个民族在五胡十六国时代也登台亮相，虽然时间并不太长，政权也不太强。

羌人的政权叫后秦。

后秦是在慕容垂称王之后建国的。这时，鲜卑人建立的政权除了慕容垂的后燕，还有慕容泓的西燕。于是姚苌决定在燕、秦两败俱伤时，再来坐收渔翁之利。

实际上，他也等到了这一天。

淝水之战两年后，鲜卑人的西燕军攻陷长安。姚苌则趁火打劫，在五将山（在今陕西岐山）俘虏了出城迎敌的苻坚，并厚颜无耻地向他索要传国玉玺。

苻坚怒发冲冠。他痛骂姚苌说：大胆小羌，竟敢威逼天子！玉玺早就送给了晋人。就算在朕手中，也不能传给尔等。我们五胡的序列中，没你们羌人的名字！

姚苌又要求苻坚禅让。

苻坚又骂道：你这叛贼，怎敢自比古人！

姚苌被苻坚骂得无可奈何，只好将他绞死在佛寺。短时间统一了北方的一代天骄，就这样死于非命。[30]

实际上早在淝水之战后，前秦就已经风光不再，北方则再次陷入分裂。第一阶段分裂为八国：前秦（氐）、后燕（鲜卑）、西燕（鲜卑）、后秦（羌）、西秦（鲜卑）、仇池（氐）、北魏（鲜卑）、后凉（氐）。分裂只用了三年，并存则在公元384年到394年的十年之间。

以后的半个世纪，便是不断有人建国，又不断有人亡国。新建的有：南凉（鲜卑）、北凉（匈奴）、南燕（鲜卑）、西凉（汉）、北燕（汉）、胡夏（匈奴）。灭亡的则有：前秦、西燕、后凉、后燕、南燕、南凉、后秦、西凉、西秦、胡夏、北燕、北凉，只留下北魏和仇池。

不过，仇池的灭亡，也只是早晚的事。

最后胜出的，是北魏。

北魏是十六国的终结者，也是南北朝的开创者。这个时代在南方上承东晋，在北方上承十六国。由于南北两方面的势力长时间对立，所以史称南北朝。

南朝包括宋、齐、梁、陈，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南朝是一个政权替代另一个政权，北朝则是先由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再由北齐和北周分别替代东魏和西魏。北周灭北齐后，北方再次实现统一。替代了北周的隋灭亡了南朝的陈以后，全中国统一。

显然，南北朝的重头戏在北魏，此前的十六国则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首先亮相的是匈奴（汉—前赵），第二个是羯（后赵），第三个是氐（前秦），第四个是羌（后秦）。其中，后赵和前秦实现了北方短时间的统一，而北魏维持统一的时间竟长达将近一个世纪。之前那么多民族创造的轰轰烈烈和分分合合，似乎都只是为了这一天。

千呼万唤始出来，鲜卑人该上场了。

[26]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谢玄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

[27]见《晋书·苻融传》。

[28]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王猛传》、《苻融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五。

[29]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慕容垂载记》，《资治通鉴》卷一百五。

[30]见《晋书》之《苻坚载记下》、《姚苌载记》，《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卷一百六。

第二章
鲜卑人

中国靴子

鲜卑正式出场时，应该有了马镫。

而且，是双镫。

很少有什么发明像马镫这样既简单又伟大了，它几乎改写了人类的历史，至少改写了战争史。我们知道，马参加战争，起先都是用于车战。后来有了骑兵，战斗力却非常有限。因为如果没有马镫，又想在狂奔时张弓射箭，交战时挥刀杀敌，对不起，那一定会掉下来。

然而马镫却让骑兵成为最可怕的敌人。有了马镫这个着力点，他们可以稳稳地骑在马上且走且射，拔出剑来左劈右砍；而当他们挥戈前进时，奔驰的战马还将大大增强长矛的冲击力。总之，马镫让马上白刃战成为可能。

当然，他们或许还要穿上长筒靴。

1965年在北票县北燕贵族墓中出土了一对南北朝时期的马镫，木芯长直柄包铜皮，是现存年代最早的马镫实物。自南北朝后，马镫历经改造，形式呈现多样，也逐渐出现银、铁鎏银、铁，甚至景泰蓝等不同材质。

但不管怎么说，人马合一的骑兵变得所向无敌。正是靠着这种极具杀伤力的快速部队，唐王朝击败东西突厥和吐谷浑，创造了农业帝国大规模战胜游牧民族的奇迹。也正是马镫，促使欧洲产生了骑士阶层和封建制度。难怪有人会这样认为：历史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造就的。[1]

也许吧，也许。

马镫传入西欧，一般认为是在公元8世纪；马镫的发明者，则一般都认为是Chinese，因此，马镫也被称为“中国靴子”。这种“靴子”在我国多有出土，而且与鲜卑也不无关系。比如最早的双镫实物，以及绘有双马镫的陶俑，便是在鲜卑人或鲜卑化汉人的墓葬中发现的。

这两个墓葬，一个属于北燕，一个属于北魏。[2]

毫无疑问，这并不意味着鲜卑就是马镫的发明人。马镫的发明显然更早，而且起先是单镫。但如果把“中国靴子”的称号送给鲜卑人，也许可谓恰如其分。因为正是这双“靴子”的筚路蓝缕，为中华民族蹚出了一条新路。

那就来看鲜卑人。

鲜卑是东胡系少数民族之一。他们原本居住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也就是现在鄂伦春人居住的地方。而且他们叫鲜卑，很可能就因为大兴安岭叫鲜卑山。至于他们使用的语言，则大约是突厥语再加早期蒙古语和通古斯语。

这是一个古老的森林民族。

后来，鲜卑人走出森林来到草原，接管了匈奴人的塞外故地，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南迁和西迁以后的鲜卑人与不同民族混血，形成了不同的部别，包括宇文部、慕容部、段部、乞伏部、秃发部、拓跋部等等。他们组成松散的政治军事联合体，占据了北方辽阔的土地。

混血的鲜卑各部是风情万种的。其中最漂亮的是皮肤白皙的慕容部，他们也因此而被称为白虏。慕容部的姑娘则不少成为东晋皇族和士族的女人，比如晋明帝司马绍的母亲就是。因此这位汉族皇帝便有着黄色的须发，甚至坚毅果敢的性格，终于使王敦的谋篡未能得逞。

慕容，是鲜卑的佼佼者。

实际上鲜卑中最先崛起的也是慕容部，他们建立的政权共有四个：前燕（337）、后燕（384）、西燕（384）和南燕（398）。此外，乞伏部和秃发部也各自建国一个，即乞伏国仁的西秦（385）和秃发乌孤的南凉（397）。

最落后的是拓跋部。

拓跋部跟宇文部一样，男人都剃光头，只留顶部一撮头发结成辫子，因此被称为索头或索虏。甚至从大兴安岭迁徙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后，这个部族也仍然保持着原始野蛮的习俗，自说自话地拒不接受汉人先进的文化。

后来北魏改革之难，不言而喻。

然而这个最落后的部族，却终于成为新时代和新文化的开创者。这里面无疑有太多的故事，但公元258年肯定是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鲜卑拓跋部在阴山南麓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举行大会，宣布他们完成了从部落到部落联盟的转换，并开始向国家时代进军。

这时还是三国时期。曹魏以及之后的西晋、东晋和热闹非凡的十六国，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弱小部族的存在，更想不到他们从这里出发，将来会雄霸北方。只有拓跋人自己牢牢记住了阴山下的那些岁月，以至于在变成北魏又变成东魏的二百八十年后，还能够这样深情地歌唱：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怎样的历史沧桑，这是怎样的家国情怀！

据说，这首歌的原文是鲜卑语，翻译成汉语后仍然雄浑大气。翻译者斛律金（斛读如胡）是使用敕勒语的斛律部人，他是应汉人高欢的要求译唱的，因此这首汉语的《敕勒川》本身就是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见证和象征。[3]

大哉敕勒川！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A板）

绘画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以山水为界，左边为盛大的车马出行队列，右边为激烈的狩猎场面。

（B板）

绘画内容以帷屋为中心，左侧排列男女侍仆和马匹车辆；右侧为庖厨取食捧钵者。男仆女婢谦恭等待的形象表现得十分逼真。

（C板）

绘画内容主要是形式不同的车舆。

定居阴山南麓的鲜卑拓跋部，缓慢进入了文明史。半个世纪后，部落联盟的大酋长被西晋封为代公，之后又升格为代王。但这只不过体现了晋人的怀柔政策，拓跋各部落的小酋长们却并不欢迎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就连把游牧改为定居，他们都有不同意见。

结果是脆弱的代国被强大的苻坚所灭，时间在公元376年，也就是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那年。代国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北方完全由前秦统一，也意味着鲜卑拓跋人走向文明的重大挫折。此后十年，他们只能痛定思痛，直到更加强有力的领袖带领他们在草莽中勃然崛起。

领袖是拓跋珪（读如归）。

他建立的王朝国号魏，史称北魏。

拓跋珪是在牛川（今呼和浩特）称王建国的，时间是公元386年。十二年后（398），他又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并自称皇帝。此后，直到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平城一直是北魏的首都。

这是完全不同于五胡十六国的政权。

十六国都是短命的，大多只有二三十年，少数能有四十多年，最短只有两三年。超过六十年的只有一个，还是无人理睬的偏远小国（前凉），根本无足称道。北魏却存在了一个半世纪，还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维持了中国北方的完全统一，这岂是十六国可以同日而语的？

更重要的是，北魏不仅是一个政权、一个国家，更是连汉族都承认其正统性的朝代。朝代跟国家是不同的。三国时期，只有曹魏还可以勉强称为朝（魏朝），孙吴就不能叫吴朝，蜀汉也不能叫做蜀朝或汉朝。只有北魏及其以后的四个政权，可以跟南方四政权并称为北朝和南朝。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十六国与南北朝，也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可以与北魏相比拟的，大约只有后来发展为查理曼帝国的法兰克王国。事实上，正如五胡中只有鲜卑拓跋真正刷新了历史，欧洲日耳曼诸蛮族中也只有法兰克人成就了千古大业。其中奥秘，难道不值得深思吗？[4]

[1]请参看顾准所译（英）林恩·怀德《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革》，原文题为《〈马镫和封建主义——技术造就历史吗？〉译文及评注》，该文收入《顾准文集》。

[2]1965年，辽宁省北票市冯素弗石椁墓中出土的双马镫，是现存世界最早的双马镫实物，比欧洲出土的早三百年以上。冯素弗是十六国时期北燕鲜卑化的汉人贵族，死于公元415年。1977年，呼和浩特市大学路北魏中期墓葬出土的陶马俑上绘有一对马镫，亦为拓跋鲜卑人使用马镫的实物见证。

[3]以上据《魏书·序纪》，《北史·魏本纪》，《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叛）·民族卷》，林惠祥《中国民族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樊树志《国史概要》，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4]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从联盟到帝国

如果说历史真有巧合，那么中华与罗马的命运就堪称神似。西晋灭亡前后，有五个少数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公元纪年，依次是匈奴的汉—前赵（304），羯人的后赵（319），鲜卑的前燕（337），氐人的前秦（351）和羌人的后秦（384）。当然，这里说的鲜卑还是慕容部。

但紧接着就是拓跋部了。

同样，西罗马灭亡前后也有五个日耳曼蛮族建国，依次是西哥特（419），汪达尔（439），勃艮第（457），法兰克（486）和东哥特（493）。这简直就像是把中华史照样演出了一遍，只不过他们那边刚好晚了一个世纪。[5]

日耳曼，就是欧洲的五胡。

法兰克，则是他们的北魏。

实际上这两个民族的道路也确实相似。他们都是先有王国后有帝国，也都在走向帝国时有过挫折。拓跋的代国被灭，法兰克则陷入分裂。但到中国的中唐时期，法兰克查理曼帝国之版图，便已经包括了今天的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

这就比北魏还让人震惊。

其他日耳曼国家也无法与之相比，包括先后兴起于西班牙的苏维汇（Suevi，409），意大利的伦巴德（Lombard，568）。事实上，只有法兰克，才是破碎的罗马世界中真正的新生力量。这种力量是历史性的而非民族性的，因此注定还要从中再诞生两大帝国：法兰西和德意志。[6]

法兰克人可以自豪。

更值得他们骄傲的是，法兰克人不像拓跋珪或者之前的刘渊、石勒、苻坚那样自己称帝，而是得到了上帝通过其代理人的授权。教皇利奥三世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为查理大帝举行了加冕礼，并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

此事引起了东罗马皇帝的强烈不满，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才是帝统的唯一继承人，何况法兰克首任国王的王衔还是罗马皇帝授予的。但到公元814年，拜占庭也不得不承认了查理的帝号，正如主张“天无二日，人无二君”的中国汉族士大夫，不得不承认北魏也是王朝。[7]

据《圣德尼法国编年史》。

查理大帝在位十四年，发动过对伦巴德人、萨拉森人、撒克森人等的五十多场战争，控制了大半个欧洲。他就是扑克牌里那位“红桃K”的原型。

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法兰克人的拓跋珪叫克洛维（Clovis），原本是撒利克法兰克人的酋长，就像拓跋珪是拓跋鲜卑人的首领。克洛维甚至也曾迁都，把都城从苏瓦松迁到巴黎，就像拓跋珪从牛川迁都平城，尽管他俩并没有彼此商量过。

但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一样的，那就是将野蛮的部落改造成文明的国家。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一样，那就是如何酬劳和安抚那些追随他们打江山的弟兄。毕竟，克洛维也好，拓跋珪也罢，都是靠武力夺取政权和地盘的。

克洛维的办法是把土地分封给亲兵、廷臣和主教，这并没有耗费他太高的成本。因为这些土地原本属于罗马皇室和罗马国库，是他没收来的，用不着自己掏腰包。

如此慷慨大方，当然让军事贵族们感到满意，甚至大得高卢地区主教们的欢心。然而这种完全私有的赐地，却终于让王国囊中羞涩。因此到二百年后，法兰克不得不诞生了自己杰出的改革者，并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

改革者叫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查理·马特的办法，是把赏赐变成了交易。封臣可以获得土地，叫采邑。但条件是必须尽义务，服兵役。采邑可以层层分封，但不能世袭。封臣去世后，封主就将其收回。封臣的子孙要想继承，必须重新注册再立新功。

这就叫采邑制。

采邑制的主要受惠者是骑士，由此，便诞生了骑士阶层。靠着骑士们奋勇杀敌，查理·马特打败了阿拉伯人，并使法兰克王国成为抵挡伊斯兰文明渗入欧洲的屏障。他本人也获得了“马特”的称号，意思是铁锤。

与采邑制同时诞生的是封建制。

封建制也是必然要诞生的。因为罗马帝国和文明崩溃以后，失去主心骨的芸芸众生已不能再指望委员会，只能层层依附于比自己强大的人。这就形成了封建关系，而层层分封的采邑制，则成了这种关系的现实支持。

法兰克终于成为封建大帝国。[8]

然而这种方案并不可能成为拓跋珪的选择。因为封建制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被周人发明，又在六百年前被秦始皇彻底废除。拓跋珪的道路，只能是一步就从部落联盟跨入帝国时代，迅速完成从野蛮到文明的转换。

可惜这并不容易。

我们知道，以游牧和掠夺为生的鲜卑拓跋部，原本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联盟中拥有实权的，是各部落的酋长（部大人）。这些家伙就像黑社会各帮老大，手下有众多马仔和小弟，并不认为国王有什么意义。即便有，那也只是土匪联席会议的主席，可以轮流坐庄的。

拓跋珪要对付的，就是这帮人。

不过首先还得酬劳和安抚。拓跋珪的办法是建立“班赐”制度，由国王按照等级和战功赏赐牲畜和奴隶，实际上是坐地分赃的合法化和制度化。因此，尽管赏赐的额度并不大，秩序却建立起来，这就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步是利用鲜卑人对政治的无知，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担任文官，迁都平城后还建立太学祭祀孔子。这就赢得了被统治民族的好感，也让拓跋珪有了底气。他甚至对鲜卑将领表示：有民就有国，在哪儿不能为王？意思也很清楚：不要以为我就离不开你们的支持。

与此同时，农业也越来越替代畜牧业成为了北魏的经济命脉。也许，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步。事实上，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如果从游牧变成了农耕，他们就必须接受或建立文明。走到哪吃到哪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作为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不能不考虑房产证和电冰箱。

拓跋珪决定迁都。

迁都是在公元398年，也就是罗马帝国分裂的三年后。此前，拓跋珪已夺取并州，攻陷中山（后燕首都），拥有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继续实行游牧时代的部落联盟制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9]

建立农业大帝国的时机到了。

拓跋珪大刀阔斧。他将被征服的后燕吏民工匠五十万人迁入平城京畿内外，按照户口分配土地。拓跋各部落也迁徙到这里，然后就地解散，分土定居。管理这些地区和臣民的将不再是部落的酋长，而是朝廷的命官。原来占山为王的各部大人，则成为北魏的编户齐民。

换句话说，酋长都变成了老百姓。

至于帮主们手下的马仔，当然也跟酋长对部民的统率权一样被收归国有。他们成为北魏君主的直属部队，被组建成一支既骁勇善战又服从中央的国军。

这就是拓跋珪的“部落解散政策”。这个政策，是之前五胡十六国中从来没有的。[10]

也就在这一年年底，拓跋珪称帝。

称帝是实至名归的。事实上当拓跋珪迁都平城时，从联盟到帝国的走向便已经不可逆转。之后的北魏，将跌跌撞撞地向前迈进。只不过，那是一条铺满荆棘的道路，途中将有一个又一个人倒下，包括汉人和胡人、改革派和保守派，也包括他们的皇帝，甚至包括拓跋珪自己。

[5]苏维汇王国建立于公元409年，比西哥特王国早，但西哥特是第一个得到罗马帝国承认的蛮族王国（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史·中世纪史》），因此这里不将苏维汇王国和公元568年才建立的伦巴德王国计算在内。

[6]请参看（英）韦尔斯《世界史纲》、（英）戴维斯《欧洲史》。

[7]请参看刘明翰主编《世界史·中世纪史》。

[8]请参看（英）韦尔斯《世界史纲》、刘明翰主编《世界史·中世纪卷》。

[9]以上请参看《魏书·太祖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范文澜《中国通史》。

[10]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喋血萧墙

拓跋珪是三十九岁那年被谋杀的。[11]

凶手是他的儿子拓跋绍，十六岁。

此案的直接原因，是拓跋绍的生母受到威胁。为了救母亲，拓跋绍只好杀了父亲。这当然未尝没有可能。事实上拓跋珪死前已经精神失常，许多人仅仅因为一言不合甚至呼吸不畅，便被疑神疑鬼的他亲手杀死在天安殿。因此即便拓跋绍不去行刺，恐怕也会有别人动手。[12]

那么，拓跋珪何以如此？

史家的说法是嗑药，也就是吃了五石散（五石散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但更大的可能是心理负担过重。他发病时数日不食，彻夜不眠，对着空中自言自语讨论建国以来的成败得失，就是证明。[13]

看来，做一个开国之君也不容易。

拓跋珪就更不容易。因为他的族群不但是戎狄，就连在鲜卑人中也是最落后的。保守势力顽固坚持陈规陋习，完全不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汉族士大夫则离心离德，以至于请他们出来做官还得动粗。比如一位名叫崔宏的高级士族，就是在逃跑后被抓回来强行戴上官帽的。[14]

这实在让他崩溃。

拓跋珪的悲剧既是民族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因此注定还要重演，以后也还有皇帝不断被杀。实际上北魏皇帝十四个，倒有九个死于非命。他们有的是儿子杀的，有的是太后杀的，有的是宦官杀的，有的是权臣杀的。其中，就包括第三任皇帝世祖拓跋焘。

不过，人们更习惯于叫他太武帝。

太武帝拓跋焘是太祖拓跋珪的长孙，太宗拓跋嗣的长子。他十六岁登基，在位三十年，享年四十五岁。后两项纪录在北魏都是最高的，既空前，也绝后。[15]

何况还有业绩。继位后九年，拓跋焘便在胡夏灭亡西秦之后又灭胡夏（431），继而一鼓作气灭北燕（436），亡北凉（439），破柔然（449），伐刘宋（450）。至此，北魏真正成为北朝，十六国结束，南北朝开始。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但，此人也一身是谜。

最大的疑团是他的死。我们只知道，拓跋焘是在北魏正平二年（452）二月初九被害的，凶手是宦官宗爱，具体细节却一概不知。更可疑的是，这个逆贼不但事后当了宰相，还在八个月后又杀了自己新立的皇帝。直到这时，新的政变集团才把他送上断头台。[16]

这就奇怪！北魏不是东汉，也不是后来的晚唐，宦官哪来这么大的权势？事实上宗爱能够得逞，就因为当时执政的朝臣没把他放在眼里。拓跋焘死后，这伙人原本是要立另一个人做皇帝的，却被宗爱骗入宫中杀掉。就连他们藏在秘室中的那位储君，也被宦官搜出来处死。[17]

由此可见，朝臣们原本大权在握，实际上决定秘不发丧另立新君的也是他们。既然如此，血案发生后他们为什么不立即抓捕凶手，反倒进宫与宗爱相见？就算鲜卑不像汉人那样视弑君为滔天大罪，也不至于对太武帝之死无动于衷，让那个杀人犯逍遥法外吧？

凡此种种，岂不可疑？

然而官史却讳莫如深。

吞吞吐吐，当然是有太多的不可告人。实际上此案的背景相当复杂，甚至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个人的死亡。这两个人，就是皇太子拓跋晃和司徒崔浩。

拓跋晃是在太武帝被害前八个月神秘去世的，死因据说是得了抑郁症。官方史书称，当时太武帝听信宦官宗爱的谗言，震怒之下诛杀了太子身边的诸多属官。拓跋晃惊恐万状，竟在惶惶不安和有苦难言之中忧愤而死。

太武帝则很快就发现拓跋晃受了委屈，追悔莫及的他开始怀念儿子。现在轮到宗爱心惊胆战了。为了保命，这个小人便铤而走险谋杀了皇帝。[18]

这就是所谓正史的说法。

可惜这并不能自圆其说。以拓跋焘之英武果敢，如果发现太子是被宗爱诬陷，岂能让这家伙活到变成凶手那天？因此南朝方面对北魏公布的说法表示存疑，民间的小道消息更是不胫而走，吵得沸沸扬扬。

怀疑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太子死前半年，拓跋焘正在南征。志在必得的他势如破竹，军进瓜步（在今江苏六合），饮马长江，还在那里建起了行宫。然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拓跋焘却突然撤军。这就让严阵以待的刘宋大惑不解，并认为拓跋焘一定是后院失火。

于是南方传言：魏太子拓跋晃谋反。

谋反的说法细节丰富言之凿凿。据说，当时拓跋焘得到情报，留守平城的太子图谋不轨。因此，他便在大宴群臣后立即撤兵，并在回国途中派人送信到平城，谎称皇帝已经驾崩。太子不知是计，匆匆赶来迎丧，结果在空空如也的灵柩前被捕，并被关进铁笼秘密处决。[19]

这个说法由于缺乏证据而不被《资治通鉴》采信，事实上它也疑点甚多。我们知道，皇太子拓跋晃到鲁口（今河北饶阳）迎驾是在二月二十日，官方宣布的死亡时间则是六月五日。当中这么长的时间都干什么去了？皇太子三四个月不露面，难道竟然无人置疑？

拓跋焘的态度也很怪异。如果太子谋反属实，他就应该庆幸，宗爱也不必紧张。就算谋反是冤案，也没有宗爱什么事，除非假情报是他发出的。但同样，他也早就该因为欺君之罪而被怒不可遏的太武帝碎尸万段。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北魏宫廷只是匆忙埋葬了那位死得不明不白的太子，后来还追认他为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则既没有追究谎报军情的责任，也没有追查可能存在的谋反集团，只是想起儿子就泪流满面。

这哪里像是发生了谋反案？

看来事实可能是：皇帝和太子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权力斗争，却存在政见分歧。这种分歧决定着帝国未来的走向，当然不能含糊。太武帝在东宫大开杀戒，就是为了剪除太子羽翼。区区宗爱，其实不足为道。

那么，他们的分歧又在哪里？

在宗教。

宗教是南北朝的大问题，牵涉到文化，也牵涉到政治，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书第四章）。至于此刻的分歧，简单地说就是皇太子崇佛，太武帝灭佛。但这与信仰无关。实际上太子拓跋晃他们信佛，很大程度上在于释迦牟尼也是“胡人”，因此对佛教天然地抱有亲切感。

太武帝拓跋焘却并不认为自己是胡人。相反，他要做的是“中华皇帝”。或者说，是道教鼓吹的救世主“太平真君”。因此，他不能接受佛教，只能尊崇道教，因为道教才是中华本土的。拓跋焘甚至用“太平真君”四个字做了自己的年号，而且正是在他统一北方之后的第二年。[20]

拓跋焘之心昭然若揭。

然而奇怪的是，崇佛的拓跋太子受到打击，反佛的汉人崔浩也不得好死。崔浩是北魏的三朝元老，辅佐过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焘三代皇帝，拓跋氏的江山差不多有半个是他帮着打下来的。可惜他的结局却是满门抄斩，还连累三个姻亲一并灭族，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11]见《魏书·太祖纪》。

[12]见《魏书》之《清河王传》、《太祖纪》。

[13]见《魏书·太祖纪》、范文澜《中国通史》。

[14]见《魏书·崔玄伯传》。

[15]次于拓跋焘的有两个：拓跋珪在位二十四年，享年三十九岁；拓跋宏在位二十八年，享年三十三岁。

[16]见《魏书》之《世祖纪下》、《南安王传》、《宗爱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17]见《魏书·宗爱传》。

[18]见《魏书·宗爱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19]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之《考异》。

[20]以上论述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

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

中书侍郎傅用骏足一元大武

柔毛之牲敢昭告于

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

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

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

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

翦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暇稽首来王始

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

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

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

延荐于

皇皇帝天

皇皇后土以

皇祖先可寒配

皇妣先可敦配

尚飨

东作师使念凿

转折关头

崔浩是由于撰写国史而死的。

此案发生在皇太子拓跋晃死前一年，但似乎与太子并无关系，尽管恃宠而骄的崔浩从来不把这个未来的皇帝放在眼里，两人的矛盾也是连南朝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不过崔浩也好，太子也罢，都无法决定对方的命运。掌握着他们命运前途的仍然是太武帝，也只能是太武帝。[21]

那么，太武帝为什么要杀崔浩？

因为愤怒，因为失望，而拓跋焘对崔浩原本是寄予厚望的。在荡平了北方诸国之后，太武帝觉得伟大的北魏已经不能再没有一部国史。于是他给崔浩下达诏书，让他领衔完成这个任务。给出的指令是：务从实录。[22]

崔浩欣然命笔。

学富五车又历仕三朝的崔浩信心满满，然而这种自信心却让他身首异处。国史完成后，头脑发热的崔浩在他人怂恿下，竟将这部得意之作刻于石碑，耗资三百万做成方圆百步的碑林，任何人都可以前往观看阅读，等于是自作主张地公开发表了未经审阅的北魏国家史。

可惜崔浩并非生活在网络时代，动用国库经费建成的碑林也不该是他的自媒体。更何况崔浩为了彰显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对某些必须“为尊者讳”的故事一概秉笔直书。这就触动了鲜卑敏感的神经。要知道，作为曾经的野蛮人，他们的祖上可是并不怎么文雅的。

投诉信雪片般地飞到了御前。

太武帝勃然大怒。他万万没有想到，崔浩竟会如此辜负圣恩。修史诏书从“我太祖道武皇帝”说起，一直说到“岂朕一人获济于此”，意思难道还不清楚吗？务从实录是不要漏掉丰功伟绩，谁让你“肆意诽谤”来着？

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人不杀又该杀谁？

崔浩血溅刑场。[23]

此案常常被看作胡汉矛盾冲突的典型，其实不然。崔浩之死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国史案不过是导火索。事实上太武帝对“诽谤”一事并未深究，参与撰写此书的汉人也并非全都被杀，比如高允就幸免于难。[24]

汉人高允是这部《国书》的主笔，也是皇太子拓跋晃的老师。因此案发之后，太子便把并不知情的老师请进东宫住下。第二天带他去见皇帝时，又特地交代高允：一会儿皇上问起来，我怎么说，老师就跟着怎么说。

高允问：什么事呀？

太子说：进去就知道了。

进殿以后，拓跋晃便极力为高允开脱。太子说：高允从来就小心谨慎，不敢自作主张。此番虽与崔浩同事，但崔浩专横跋扈，高允人微言轻，请皇上赦免其罪。

太武帝问高允：这部书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回答：除了太祖那部分，都是臣与崔浩写的。不过崔浩只是总裁，著述方面臣多于浩。

太武帝大怒：高允罪过大多了，怎么能不杀？

拓跋晃忙说：天威严重，高允刚才是吓糊涂了。

太武帝问高允：真是太子说的那样吗？

高允却回答：不是的。臣以不才，谬参其事，罪该万死。太子殿下不过因为臣陪读东宫，想为臣讨一条小命罢了。皇上不问，臣不敢说。皇上垂问，臣也不敢糊涂。

太武帝大为感动。他回过头来对拓跋晃说：如此正直和诚信，岂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于是不但赦免高允，还让他担任专案组的组长，起草国史案的处分决定。

高允却迟迟不能下笔。

犹豫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按照有关部门的意见，自崔浩以下涉案人员一百二十八人，统统都要灭五族。于是，高允面见皇帝据理力争。高允直言：有没有漏网之鱼，臣不敢说；这么多人都判死刑，臣也不敢同意。

结果，高允救下了几千条人命。[25]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功德无量的高允健康地活到九十八岁，五任皇帝都对他礼遇有加。国史案也好，太子党也罢，也都没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因为高允终其一生都坚守道德底线，甚至清贫到只有草屋数间咸菜几坛，让后来的文成皇帝拓跋濬（读如俊）感慨不已。[26]

道德，是可以超越民族界限的。

何况此时的民族关系已不同于前。崔浩的父亲崔宏是被拓跋珪抓来做官的，崔浩却为北魏殚精竭虑。实际上崔浩的问题不在于他有抵触情绪或敌对情绪，反倒在他太把北魏当成自己的国家。这就引起了那些真正主人即鲜卑贵族的反感。当反感找到突破口时，崔浩便不能不死。

没有证据显示，后来皇太子拓跋晃的去世，与崔浩之死有什么关系。但如此之多的奇案频频发生，则证明此时的北魏已经到了转折的关头。这个转变将因太武帝的被杀而减缓，直到一个神秘的女人再来启动新的程序。

这个女人就是冯太后。

跟太武帝拓跋焘一样，冯太后也一身是谜，只不过这些谜团同时伴随着绯闻。按照正史的记载，冯太后是文成皇帝拓跋濬的女人，十四岁进宫，两年后成为皇后，九年后成为太后。这时的她，只有二十五岁。[27]

二十五岁的冯太后表现出了奇特的爱情观。她先是跳进火里要为文成皇帝殉葬。被人救出当了太后，却又传出绯闻。结果是继位的献文皇帝拓跋弘忍无可忍，处死了她的两个情夫。作为报复，冯太后则毒死了这个皇帝。[28]

这里面的恩恩怨怨已经无法弄清。事实上，作为冯太后名义上的儿子，献文帝也可能是她的男人。因为按照鲜卑人“收继婚”的习俗（纳娶父亲去世后留下的不是生母的其他女人），献文帝是可以这样做的。甚至就连他的儿子孝文帝拓跋宏，也可能是他跟冯太后所生。[29]

如此说来，献文帝的杀人便可能是吃醋，冯太后的报复则难免“最毒妇人心”之嫌。

当然，不会有人追究。

但毫无疑问，冯太后是强悍的。作为皇太后和现任皇帝可能的情妇，她在献文帝继位的第二年（466）就以霹雳手段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丞相，架空皇帝，迅速掌握了北魏政权。那时，她应该还没有怀孕。[30]

不过，这并不妨碍她跟皇帝会有一个孩子，也不妨碍她后来杀了那皇帝，如果这些猜测属实的话。

呵呵，冯太后可不是崔浩。

当然不是。事实上，除了拓跋宏出生前后的那些短暂的时间，冯太后都牢牢把握着权力。作为北燕王室的后裔，她似乎有着极高的政治天赋，可以在顷刻之间做出生杀予夺的决断，让许多男人望尘莫及。最后，心灰意懒的献文帝只好去做太上皇，尽管当时只有十八岁。

孝文帝拓跋宏继位，五岁。

这是北魏承明元年（476）的事。也就在这年，日耳曼雇佣军将领废掉了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日落地中海，一个古老的文明就此谢幕。

北魏王朝却华丽转身。三十六岁的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临朝称制，开始了政治和社会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鲜卑和北魏。幸运的是，这不但是拓跋焘和崔浩的遗愿，也是冯太后和拓跋宏的共识。

[21]崔浩对拓跋晃的态度恶劣，见《魏书·高允传》；拓跋晃与崔浩关系紧张，见《南齐书·魏虏传》。

[22]见《魏书·崔浩传》。

[23]以上见《魏书》之《崔浩传》、《高允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24]陈寅恪先生即认为，崔浩之死既不是因为夷夏之辨的民族问题，也不是因为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而是因为社会阶级问题。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25]见《魏书·高允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26]见《魏书·高允传》。

[27]见《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同时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

[28]见《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

[29]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30]见《魏书·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一。按：冯太后政变是在北魏天安元年（466）二月二十五日（庚申），拓跋宏出生则在皇兴元年（467）八月十四日（戊申）。因此即便拓跋宏系冯太后之子，政变时也不会怀孕。

全盘汉化

拓跋宏更像一个汉人。

这并不奇怪。无论拓跋宏是冯太后名义上的孙子，或者实际上的儿子，都是她一手抚养成人的。作为鲜卑化的汉人，冯太后理所当然地用汉文化的乳汁哺育了这个原本混血的孩子。因此冯太后去世后，拓跋宏不但继承了她的改革事业，还干脆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

不难想象，这件事阻力重重。

没有人会喜欢无缘无故地搬家，更何况迁都会损害不少人的既得利益。拓跋宏只好曲线救国，宣布要出兵讨伐南齐。为此，他装模作样进行了占卜，结果卜得革卦。故太子拓跋晃之孙任城王拓跋澄说：革就是革命。这是改朝换代的卦，不是讨伐逆贼的，不吉利。

拓跋宏说：卦辞称“大人虎变”，怎么不吉利？

任城王说：陛下早就是龙，为什么还要做虎？

拓跋宏大怒：国家是朕的，任城王想干什么？

任城王说：江山社稷当然是皇上的，但臣等也有做臣子的责任。陛下既然征求意见，臣当然要实话实说。

拓跋宏无奈，只好在散会后留下任城王说悄悄话，并告诉他自己的真实意图是要迁都。忠心耿耿的任城王恍然大悟，原来皇帝是要一统海内，这才选择了东周和东汉的京城作为帝都。于是立即转变立场，积极支持南征。

公元493年（北魏太和十七年），也就是东哥特人建国的那年，拓跋宏率领群臣和大军来到洛阳。当时正是农历九月，天降大雨不止，所有人都畏首畏尾不肯前进。拓跋宏却一身军装骑在马上，摆出了准备一个人南征的架势。

群臣齐刷刷地跪在了马前。

拓跋宏说：不想南征，那就迁都。

相对于迁都，鲜卑贵族更怕南征，只好妥协。

第二年，拓跋宏正式迁都洛阳。[31]

这是北魏王朝的第二次迁都。上一次迁都平城，他们彻底实现了从游牧部落到农业帝国的转变。那么，这一次迁都洛阳，意义又何在呢？

全盘汉化。

应该说，这正是冯太后要做的事情。只不过，她更侧重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比如实行俸禄制（官僚制度改革）、三长制（基层政权改革）、均田制（土地制度改革）、租调制（税收制度改革）等等。这些制度创新，有的甚至来自她汉族情人李冲的建议。[32]

拓跋宏却还要进行社会改革。

实际上在与任城王谈话时，拓跋宏就说得很清楚：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文治之都。后来，他又对一位鲜卑名士说：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何必一定要住在中原？但子孙后代如果永在漠北，又怎么能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因此拓跋宏说，移风易俗，势在必行！[33]

只不过谁都没想到，他的力度会那么大。

改革是与迁都同步的。太和十八年（494）三月，北魏朝廷举行了最后一次迁都听证会。四月，祭天仪式和地点由鲜卑的西郊改为汉人的南郊。十月，太庙神主和皇帝先后启程。十二月，尚在迁都途中的拓跋宏颁布了社会改革的第一道诏令，禁止士农工商再穿鲜卑服装。[34]

鲜卑人大为不满。

不满是可想而知的，拓跋宏也明白只能循循善诱再加恩威并施。于是，次年（495）五月二十六日，已经到达洛阳的他跟群臣有了一次深入耐心而又惊心动魄的恳谈。

拓跋宏说：请问诸位的心愿，是希望朕和朕的国家能够超过商、周呢，还是比不上汉、晋？

群臣说：当然是超过前王。

拓跋宏又问：那么应该移风易俗呢，还是因循守旧？

群臣答：当然应该日新月异。

又问：只是朕一人刷新呢，还是子子孙孙？

答：当然要传之万代。

再问：这么说诸位不反对改革了？

众人异口同声：上令下行，谁敢反对！

于是拓跋宏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从今天起，朝堂之上禁止再说鲜卑话。三十岁以上的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可以从缓。三十岁以下的现任官员，如若胆敢违令，那就是明知故犯，必须撤职查办，诸位以为然否？

群臣说：谨奉圣旨！

拓跋宏又说：朕曾经跟李冲讨论过此事，李冲居然说四方之音无所谓谁是谁非。仅仅这一句他就该死！

李冲赶忙免冠磕头。

拓跋宏拿李冲开刀杀鸡儆猴，确实用心良苦。因为李冲是冯太后的情夫，又是汉人，还是改革派，而且一向为拓跋宏所敬重。如果李冲都该死，其他人呢？

当然都噤若寒蝉。

拓跋宏又责问宫官：朕已明令禁止胡服，但是宫中女人仍然夹领小袖，你们为什么阳奉阴违？

众人都磕起头来。

几天后，改革官方语言的诏令正式下达。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迁入内地的鲜卑人死后一律葬在洛阳，这就等于改变了籍贯；按照汉制使用长尺和大斗，这就改变了度量衡。然而，拓跋宏意犹未尽，他还要改变鲜卑人的姓氏，比如拓跋改成元，步六孤改成陆，等等。所改之姓，多达上百。[35]

下一步，是分定姓族。

姓族其实就是门第，或者说就是高门，只不过一等的叫姓，二等的叫族。姓族名单由官方严格审核，组织部门则按图索骥授予官职。姓族子弟天生就有做官特权，八姓更不得授予低级职位，跟东晋的“上品无寒门”一样。

显然，这是魏晋门阀制度的鲜卑化。这个制度一旦实行，鲜卑人便也就有了门第。结果是什么呢？是门当户对的胡汉两族可以通婚。事实上拓跋宏紧接着就下达了一纸诏书，命令他的六个弟弟娶汉人四大家族的女儿为妻。

皇族与汉族通婚，示范作用当然显著。当其他鲜卑人也纷纷效法时，民族融合就得到彻底实现。当然，是作为少数民族的鲜卑像盐一样溶化在汉民族的水中。

更何况，他们还都得着汉服，说汉语。

汉族服饰特征为宽袍大袖，喜高冠长袍。鲜卑族喜窄袖且上衣下裳分开，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服饰特征。

这两件武士俑所穿小袖服装是典型的鲜卑服饰，其中露右臂是鲜卑人的着装习俗，是这一时期鲜卑风尚依然存在的反映。

这可真是大混血。

混血是种族的，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实际上，姓族制度建立以后，士庶之别就取代了胡汉分野。民族界限模糊了，身份认同从族别变成了门第。鲜卑的豪门与汉人的望族共同组成统治阶级，下层则混为一谈。这正是当年崔浩的理想，拓跋宏则把它变成了现实。[36]

与此同时，洛阳也再度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拓跋宏迁都三十多年后，一位名叫陈庆之的南梁将领曾这样描述他亲赴洛阳的切身感受：我原本以为两京沦陷之后，长江以北便都变成了戎狄之乡。这次到洛阳，才知道衣冠人物尽在中原，根本不是我们江东可比的。[37]

拓跋宏成功了。他其实已是中华皇帝，虽然也只有半壁江山。但他开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由胡汉混血的北方来统一中国，从而创建新的中华文明。

这就是鲜卑人的历史功绩。

那么，原本代表华夏正宗的南朝又如何呢？

[31]以上见《魏书》之《任城王云传》、《李冲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八。

[32]见《魏书》之《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李冲传》，同时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

[33]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

[34]见《魏书·高祖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九。

[35]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

[3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并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37]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三。

第三章
南朝试验田

短命鬼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南朝，那就只有四个字：乏善可陈。短短的一百六十九年间，居然换了四个朝代。其中年头最长的是刘宋，六十年。其次是南梁，五十六年。再次是陈，三十三年。最短是南齐，二十四年。

宋、齐、梁、陈，都是短命鬼。

王朝短命，皇帝亦然。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居然只有一年。此外，在位两年、四年和八年的各三个，三年的七个，五年和六年的各一个。超过十年的只有五个，其中十二年的两个，十五年的一个。[1]

那么，在位时间长的又如何？

也不怎么样。梁武帝萧衍四十八年，宋文帝刘义隆三十年，在位时间都不短。但，梁武帝困死宫中，刘义隆则被自己的儿子谋杀。实际上南朝二十四帝，至少有十三个死于非命，凶手则从太子、宗室、权臣，到侍从、禁卫军、叛乱者、外敌和新皇帝，形形色色不一而足。[2]

这很值得琢磨。

当然，宋、齐、梁、陈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刘宋皇帝共八个，不得好死的竟有五个；南齐皇帝七个，死于非命的有四个，都超过半数。最惨的是南梁，四个皇帝全都不能寿终正寝。而且，这三个朝代被杀的皇帝，竟有六个是未成年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3]

情况最好的是陈。包括亡国之君陈叔宝，也都没有被谋杀，他甚至活到了隋炀帝迁都洛阳那年。不过，陈朝五帝中仍有一个是被废掉的，而且，被废一年半以后就神秘地去世，年龄只有十九岁，难道不可疑吗？[4]

更何况，陈实在不好意思再叫做朝。当他们接受禅让建国时，南梁的国土已经大面积沦丧，陈朝也只能龟缩在东南一隅等着隋来灭亡，尽管他们曾经也想振作一番。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好景不再来。

其实宋、齐、梁、陈的开国皇帝都是有为之君，也都开创过新气象，因此宋有元嘉之治，齐有永明之治，梁有天监之治。但无一例外，紧接着都是大乱，然后则是亡国。一部南朝史，几乎就是治乱循环史。

这就与北魏大不相同。

北魏也乱，十四个皇帝有九个非正常死亡。但北魏动乱的结果是前进，是由蛮夷之邦变成了中华帝国。南朝却早就丧失了中华帝国的意识和气度，更没有东晋那样中央政府的名分，只不过庞大的诸侯王国而已。[5]

结果是什么呢？

是就连汉化了的胡人也看他们不起。在北魏的官方史书中，东晋是被称为“僭晋”的，刘宋、南齐和南梁则被称为“岛夷”。也就是说，晋代表华夏正宗不成问题，只不过东晋政权的合法性可疑。之后的南朝则连冒充中华的资格都没有，只能算作蛮夷，还是小蛮夷。[6]

这可真是莫大的讽刺。

于是我们要问：南朝的存在也有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吗？如果有，又是什么呢？

充当中华文明的试验田。

实际上，一向被许多人忽视的南北朝恰恰是中华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北方和南方都在进行各种探索和实验，只不过北方更多地提供了成功经验，南方却在试错。然而试错同样是有意义的。事实上，正是由于有北方的经验和南方的教训，后来的隋唐才能实现大变革。

在历史问题上，不能以成败论英雄。

那么，南朝的实验又是什么？

改革东晋的政治。

我们知道，东晋的政权是士族的，政治是门阀的。然而南朝的开国之君宋武帝刘裕、齐高帝萧道成、梁武帝萧衍和陈武帝陈霸先，却都是寒门素族和行伍出身。这就跟晋武帝以儒生和名士自居大相径庭，也必然导致政权内部士族与庶族、文官政府与军人政权的矛盾。

南朝之乱，主要原因在这里。

问题是，士族的政权，为什么会落到军人手里？

因为士族越来越懒惰和无能。按照门阀制度，那些名门望族的子弟天生就有做官和免税的特权，法律和制度保证了他们可以不劳而获。因此，这些家伙从小就锦衣玉食游手好闲，只知道峨冠博带高谈阔论，或者涂脂抹粉顾影自怜，地地道道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这是一些寄生虫。

寄生虫是不会有上进心和创造力的，也不会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养尊处优的世家子弟们甚至把官职分成了清浊两种。只不过，清官的意思不是清廉，而是清闲。因此与“清官”相对应的也不是“贪官”，而是“浊官”。

浊官的职责是处理具体事务，比如税收和诉讼。这些俗务烦杂、琐碎而劳碌，寄生虫们根本就不愿意去做。久而久之，他们就变成这样：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7]

这是一群窝囊废。

窝囊废和寄生虫，能保家卫国吗？不能。能安邦定国吗？也不能。能从蛮族手里收复中原吗？更不能。

于是，寒门素族有了机会。

机会是名门望族让出来的，尤其是既辛苦又有危险的军职。这就给了底层平民一个进身之阶，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则正好抓住了机会和机遇。而且自从刘裕成功，寒门子弟便形成了一个共识：要想出人头地，就去当兵。

南朝都是军政府，并不奇怪。

不过刘裕能够成功，又与东晋的国情有关。东晋其实是没有中央军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有。琅邪王司马睿建立的政权是一个流亡政府，哪能真以中央的名义一统江山号令天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

举足轻重的，是北府和西府。

北府和西府都是军事集团，组成部分主要是躲避战乱的南下流民，性质则介于官军和民兵之间。由于驻军地点分别在东晋首都建康以北和以西，所以叫北府和西府，也叫徐州北府和豫州西府（或荆州西府）。[8]

刘裕改朝换代，依靠的就是北府。

这也并不奇怪。事实上，两府统帅虽然名义上都是朝廷命官，手下的兵丁和将领却由自己招募。因此，统帅如果对王朝忠心耿耿，他们就是东晋国军，比如淝水之战时谢玄指挥的北府兵。相反，如果统帅别有用心，他掌握的武装力量就不会被用来保卫王室，而是颠覆政权了。

桓温指挥的西府兵，就是这样。

因此，东晋王室和朝廷对两府充满纠结。他们既希望有人为自己平息内乱抵御外敌，又害怕后者一旦成功便尾大不掉。这些家伙的如意算盘是：两府不用帝国劳心费力养兵千日，却能完全服从中央指挥驰骋沙场，还不至于因为做大做强而危及王朝和政权的稳定。

可惜天底下从来就没有这么便宜的好事。机关算尽的结果，是收复中原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丧失，篡位夺权的事情则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只不过前几次功败垂成，刘裕则成功了。他不但终结了东晋，也终结了士族。

那就来看刘裕。

[1]在位时间只有一年的是南齐海陵王萧昭文，两年的是刘宋前废帝刘子业、南齐郁林王萧昭业、南齐和帝萧宝融，三年的是宋武帝刘裕、宋少帝刘义符、宋顺帝刘准、梁简文帝萧纲、梁敬帝萧方智、陈武帝陈霸先、陈废帝陈伯宗，四年的是齐高帝萧道成、齐东昏侯萧宝卷、梁元帝萧绎，五年的是齐明帝萧鸾，六年的是刘宋后废帝刘昱，八年的是宋明帝刘彧、陈文帝陈蒨、陈后主陈叔宝，十二年的是宋孝武帝刘骏、齐武帝萧赜，十五年的是陈孝宣帝陈顼，三十年的是宋文帝刘义隆，四十八年的是梁武帝萧衍。以上数据根据杜建民《中国历代帝王世系年表》。

[2]十三个死于非命的皇帝是：宋少帝刘义符，被权臣所杀；宋文帝刘义隆，被太子所杀；宋前废帝刘子业，被侍卫所杀；宋后废帝刘昱，被权臣所杀；宋顺帝刘准，被新皇帝所杀；齐郁林王萧昭业，被宗室所杀；齐海陵王萧昭文，被宗室所杀；齐东昏侯萧宝卷，被禁卫军所杀；齐和帝萧宝融，被新皇帝所杀；梁武帝萧衍，被叛兵软禁而死；梁简文帝萧纲，被叛兵所杀；梁元帝萧绎，被外敌所杀；梁敬帝萧方智，被新皇帝所杀。

[3]这六个小皇帝是：宋前废帝刘子业，十七岁；宋后废帝刘昱，十五岁；宋顺帝刘准，十三岁；齐恭王萧昭文，十五岁；齐和帝萧宝融，十五岁；梁敬帝萧方智，十六岁。

[4]见《陈书》之《后主纪》、《废帝纪》。

[5]请参看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6]见《魏书》目录。

[7]见颜之推《颜氏家训》。另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8]请参看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府兵始末》、（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时势不再造英雄

刘裕的崛起，是因为孙恩之乱。

这样的内乱在东晋并非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之前已有王敦之乱（322）、苏峻之乱（327），之后则有桓玄之乱（402）、卢循之乱（410）。乱世出英雄。北府的先驱郗鉴军团，西府的前身陶侃部队，就是在平定苏峻之乱时脱颖而出，使自己成为影响历史之力量的。

现在轮到刘裕。

公元399年，也就是北魏国王拓跋珪迁都平城并且称帝的第二年，孙恩之乱起。孙恩号称道教徒，其实是邪教组织和恐怖组织头目。在他的蛊惑和挟持下，数万民众倾家破产抛妻别子，甚至杀死被认为是累赘的婴儿，跟着他攻城略地杀人放火，一时间竟风起云涌。[9]

东晋政权的腐朽，世家子弟的无能，则在这场动乱中暴露无遗。孙恩起事时，会稽郡长官王凝之（王羲之次子）既不出兵也不防备，天天在密室里祈祷，还宣称请到了鬼兵数万把守要津。结果如何呢？城破被杀。[10]

难怪他的妻子谢道韫，死都看不起他。[11]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是北府，扭转战局的则是刘裕。尽管当时他只是北府小小的参军，却让貌似强大的孙恩一再溃败终至灭亡。这说明孙恩的邪教组织不过乌合之众，更说明东晋政权已病入膏肓。他们能躲过一劫，靠的竟是这位出身寒门的下级军官，堪称命悬一线。

然而东晋的无可救药却一再显示出来。实际上，孙恩之乱断断续续地拖延了两年多时间，并未居安的执政者却竟然毫不思危，反倒一如既往地骄奢淫逸。这些家伙除了勾心斗角，便是纸醉金迷，简直就是自取灭亡。

结果，孙恩还没死，桓玄就来了。

桓玄是桓温的小儿子，而桓温原本是要篡晋的，只是由于谢安等人的阻挠未能得逞，这一遗愿便只好由桓玄来完成（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桓玄名为西府督帅，坐镇荆州，却其实占有了晋的三分之二。他与朝廷翻脸，皇室能够指望的就只有北府。

北府却倒向了桓玄。

倒戈是有原因的。之前，北府的督帅历来都由门阀士族担任，这时却已经换成行伍出身的刘牢之。刘牢之一生戎马为国驰驱，功勋显赫却并无政治头脑。当时，刘裕等人都极力反对勾结桓玄，刘牢之却大发脾气说：消灭桓玄易如反掌，但之后朝廷那帮家伙还容得下我吗？

原来，他更害怕功高震主。

这就是糊涂了。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是桓玄来势汹汹却没有名分，晋室正当防卫又力量不足，因此双方都要借重北府军，拉拢刘牢之。刘牢之如果有政治远见，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惜他没有。[12]

看来，士族固然腐朽，武夫也未必中用。

收降了北府的桓玄却如虎添翼。他顺顺当当地接管了东晋朝廷，消灭政敌之后又要解除刘牢之的兵权。始料未及的刘牢之惊慌失措，决定前往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讨伐桓玄，问刘裕愿不愿意一起去。

刘裕断然拒绝。

已经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刘裕直言相告：将军以劲旅数万望风而降，桓玄以新得之志威震天下，人心都已离开将军到桓玄那里去了，请问将军还到得了广陵吗？刘裕无法再追随将军，只能回京口（今江苏镇江）去。[13]

京口是北府的大本营。

当然，只有一江之隔的广陵也是北府的根据地，可惜却是老根据地。当年北府从那里移镇京口，就因为京口与建康并无大江阻隔，又能与广陵隔岸呼应。也就是说，刘裕要回的京口比牢之要去的广陵离桓玄更近，他们一个是迎难而上，另一个却其实是逃之夭夭。[14]

两种选择，高下立判。

刘牢之却不死心，又召集手下将领开会，没想到将领们一哄而散。众叛亲离的刘牢之只好北上，但刚刚离开建康就吓得自缢身亡，后来还被桓玄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则连哭丧都来不及，北上投降了鲜卑人的南燕。[15]

追随刘裕的是何无忌。

何无忌是刘牢之的外甥，也是刘裕的老朋友。牢之与刘裕分道扬镳，无忌左右为难。刘裕则态度明朗地对他说：跟我一起去京口吧！桓玄如果是忠臣，你我就共同辅佐他；不然，就干掉他！[16]

结果，桓玄果然被干掉。

跟孙恩一样，桓玄的兴起和灭亡都很迅速。从进入建康到兵败被杀，他一共只折腾了二十六个月，重要原因之一则是他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称帝。元兴二年（403）十二月，桓玄逼晋安帝禅让，改国号为楚。于是，早就想消灭他的刘裕，便有了正当理由和强硬口实。[17]

三个月后，刘裕起兵。[18]

很难说刘裕的初衷是为了兴复东晋王室，还是实现个人野心，或者是为刘牢之报仇，但双方力量对比之悬殊却毋庸置疑。当时，北府将领大多被害，北府军也实际上不复存在，刘裕率领的联军其实只有一千七百人。靠这么一点兵力就去进攻桓玄，简直无异于以卵击石。[19]

然而双方的斗志也不可同日而语。手持长刀的刘裕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敌营两员大将都死在他的刀下。与之相反，桓玄却闻风丧胆不战而走。当时一个部下拉住他的马笼头，请求与刘裕一战。桓玄只是用鞭指了指天，便急不择路地狼狈逃窜，他的结局其实已无悬念。[20]

次年（404）五月，桓玄被杀。

此后的历史就由刘裕来书写了，选择的路线则与当年的桓温神似，那就是先建功立业，再篡位称帝。于是短短十几年间，他先后灭南燕（410），灭西蜀（413），灭后秦（417），将东晋的王旗重新插到了长安城头。

这时就连北方的胡人，也知道刘裕下一步要干什么会干什么。匈奴胡夏国王兴奋地说：我看刘裕一定得胜，之后一定回朝，关中就是我的了。崔浩则对北魏皇帝说：王猛是苻坚的管仲，刘裕是晋室的曹操。灭秦之后他一定会回去篡位，秦国的地盘迟早是我们大魏的。[21]

刘裕之心，一如当年的司马昭。

套路也是一样的：先是封宋公，后是封宋王。这时距离成为宋帝，已只有一步之遥，刘裕却说不出口。他只好在寿阳（今安徽寿县）王宫装模作样宴请百官，宣称自己应该功成身退，准备交还爵位，养老京师了。

众人没听出言外之意，一片歌功颂德，只有一个名叫傅亮的高级官员出门以后才恍然大悟。他立即回过身去敲门求见，刘裕的宫门也应声而开。

傅亮进门就说：臣最好先回建康。

刘裕也不多说，只问：需要多少人送你？

傅亮说：几十个足够。

回到京城的傅亮很快就做了安排，甚至起草了禅位诏书让晋恭帝照抄，恭帝竟也欣然命笔。他对身边人说：桓玄之后，我晋朝就已经亡了，只是靠着宋王才又延续了近二十年。今日之事，朕心甘情愿。

公元420年六月，刘裕即皇帝位，国号宋。[22]

南朝开始了。

[9]见《晋书·孙恩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当时，孙恩军中妇女溺杀婴儿时会说：祝贺你早登仙堂，我随后就来找你。可见孙恩军实为邪教组织和恐怖组织。

[10]见《晋书·王凝之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

[11]见《晋书·列女传》、《世说新语·贤媛》。

[12]以上事见《宋书·武帝纪》，《晋书》之《桓玄传》、《刘牢之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观点请参看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府兵始末》。

[13]见《宋书·武帝纪》、《晋书·刘牢之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

[14]关于京口的战略地位以及北府从广陵移镇京口的意义，请参看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府兵始末》。

[15]见《晋书》之《刘牢之传》、《刘敬宣传》。

[16]见《宋书·武帝纪》、《晋书·何无忌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二。

[17]据《晋书·安帝纪》，桓玄进入建康，杀执政司马元显等人，是在元兴元年（402）三月；兵败被杀，在元兴三年（404）五月。

[18]据《晋书·安帝纪》，桓玄称帝，是在元兴二年（403）十二月二十九（壬辰）；刘裕起兵，则在次年二月二十三（乙卯）。

[19]见《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

[20]以上见《宋书·武帝纪》，《晋书》之《桓玄传》、《刘牢之传》、《刘毅传》、《何无忌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

[21]见《晋书·赫连勃勃载记》、《魏书·崔浩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

[22]见《宋书·傅亮传》、《晋书·恭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

同室操戈

刘裕的成功值得深思。

谁都知道，刘裕并非篡晋第一人。之前的王敦和桓温条件都比他好，却都功败垂成抱憾终生，桓玄甚至还把自己弄成了过街老鼠。然而出身寒微的刘裕，却成功地崛起于草莽之中，称帝于动乱之后，这又是为什么呢？

时势，还有政治。

如果说三国是英雄的时代，魏晋是士族的舞台，那么到了晋末，时势就不再造英雄，士族也不再成气候。英雄谢幕，登台的就有可能是混混；士族下课，得势的就有可能是流氓。因此刘裕的宋，包括之后的齐和梁，就注定命运多舛充满血腥，谋杀案也接二连三地不断上演。

杀戮从建国之初就开始了。

第一个被杀的是晋恭帝，时间在禅让一年半以后。他是晋、宋、齐、梁四个逊位皇帝中活得最久的，但这绝非因为刘裕心慈手软，而是恭帝防范甚严。他每天都跟自己的皇后共处一室，饮食也都由她亲手烹制于床前。这位可怜兮兮的前任皇帝，其实已生不如死。

刘裕却不想再等下去。他设法让皇后的两个哥哥把皇后调开，杀手则翻墙而入送去了毒药。当恭帝声称佛教徒自杀便不能转世为人时，这些人用被子闷死了他。[23]

接下来被杀的是刘裕自己的儿子少帝刘义符。这位年轻的皇帝是在正常接班两年后，被刘裕生前指定的顾命大臣徐羡之、傅亮等人废掉并杀掉的，时年十九岁。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弟弟庐陵王刘义真，十八岁。结果是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宜都王刘义隆继承了皇位，是为宋文帝。[24]

发动政变的徐羡之和傅亮却没有好下场。拥立刘义隆为帝时，徐羡之问傅亮：宜都王可以跟谁相比？

傅亮说：超过晋文帝（司马昭）。

徐羡之说：那就应该知道我们的赤胆忠心。

傅亮却说：未必。

果然，一年多以后，刘义隆下诏，以谋杀罪判处徐羡之和傅亮死刑，于是徐羡之自杀，傅亮被捕。读完刘义隆的诏书，傅亮说了八个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25]

拥立了两代皇帝的傅亮，兔死狗烹。

让位给刘裕的晋恭帝死了，刘裕的儿子刘义符和刘义真死了，杀死刘义符和刘义真的徐羡之和傅亮也死了，现在轮到当了三十年皇帝的刘义隆。

宋文帝刘义隆当然是一代雄主，元嘉之治就是在他手里实现的。他甚至发动了北伐战争，试图从北魏手中夺回中原失地。可惜他遇到的对手是太武帝拓跋焘，结果是北魏的大军势如破竹地杀到了长江边。如果不是后来拓跋焘突然撤军，刘宋几近不保（请参看本书第二章）。

刘义隆躲过了拓跋焘的兵锋，却死在儿子的刀下。拓跋焘被宦官谋杀的第二年（453），宋太子刘劭发动了兵变。当时刘义隆正与心腹大臣密谋废黜太子，谈话通宵达旦。太子兵入宫中时，刘义隆猝不及防举起几案自卫，结果十指全被砍断，最后倒地身亡，时年四十七岁。

前一年被杀的拓跋焘，四十五岁。

想来当时宫中的气氛一定十分紧张。刘义隆与心腹大臣密谋时，谈话前总要让这个人举着蜡烛四处检查，唯恐有人窃听。然而泄密的却恰恰是他自己。不知为什么，刘义隆把废黜太子的想法告诉了潘淑妃，潘淑妃又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刘濬。刘濬原本就是刘劭同伙，当然要通风报信，走投无路的太子刘劭也只好铤而走险。[26]

谋杀了父皇的刘劭同样紧张。他匆匆忙忙宣布即皇帝位后，便躲进宫中不敢出来，就连晚上睡觉都刀不离手，床边则点着一排又一排的灯。刘劭心里很清楚，他的政变并不得人心，何况外面还有个三弟武陵王刘骏。作为江州刺史，刘骏手中可是有兵权的。[27]

刘劭决定杀了刘骏。

但让刘劭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派去宣判刘骏死刑的官员反戈一击倒向了刘骏，内战也随之全面展开，而且很快就决出胜负。刘骏成为宋室新主人，是为孝武帝。刘劭和刘濬则成为刀下之鬼，并以凶手的身份载入史册。

有些细节很值得玩味。

刘劭是躲进井里后被抓住的，刘濬则在逃亡的路上向叔叔江夏王刘义恭投降。被俘的刘劭完全没有了皇帝的尊严和架子，他甚至谦恭地问：天子在哪里？

抓他的人答：就在附近。

刘劭问：可以代为启奏，只判我流放吗？

答：皇上自有处分。

刘劭只好听天由命。

与刘劭不同，刘濬倒是没有称弟弟为天子，他使用的称谓是刘骏的官职南中郎将，自称则用小名虎头。看来，刘濬仍寄希望于骨肉亲情，幻想弟弟会网开一面。

刘濬问他叔叔：南中郎此刻在做什么？

江夏王答：君临天下。

刘濬又问：虎头是不是来晚了？

江夏王答：恐怕太晚。

刘濬又问：总不至于会死吧？

江夏王答：可以先去请罪。

刘濬再问：能给个一官半职，让我戴罪立功不？

江夏王答：那就不知道了。

事实上新皇帝根本没打算给他两个哥哥活路，就连嫂子和侄儿也被斩尽杀绝，骨灰则被扔进了长江。据说，临刑前刘劭的殷皇后曾愤愤不平地质问执法官：他们刘家人骨肉相残，为什么要祸及无辜？

执法官答：当了皇后，怎么能说无辜？

殷皇后说：早知道让别人当。[28]

可惜这并由不得她，也由不得别人，猜忌和戾气则像病毒一样在刘宋扩散。孝武帝刘骏，前废帝刘子业，明皇帝刘荀彧，后废帝刘昱，个个都是杀人狂，宗室的叛乱也此起彼伏。开国皇帝刘裕的九个儿子，四十多个孙子，六七十个曾孙，死于非命的竟达十之七八。[29]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刘宋的政权终于落到了一个不怎么被猜忌的普通将领萧道成手里。公元479年，也就是北魏冯太后开始政改和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三年后，顺帝刘准被迫禅让。萧道成称帝，改国号为齐，是为南齐。

退位的顺帝则在第二个月被杀，这是他被迫让位之时就已经料到的。小皇帝当时最多只有十三岁，却很清楚让出皇位会是什么结果。因此举行典礼那天，他躲进佛堂的宝盖之下死活不肯露面。被硬拖出来后，这个身不由己的孩子抹着眼泪说：但愿来世不要生在帝王家。[30]

当然，这也由不得他。

齐高帝萧道成倒是吸取了教训，他和儿子齐武帝都能善待宗室，南齐也有了永明之治。但从齐明帝起，噩梦又开始了。前任皇帝和宗室诸王都被他屠杀，结果南齐只存在了二十四年，就被南梁取代。

颠覆南齐的是梁武帝萧衍，让出皇位的则是齐明帝的第八个儿子和帝萧宝融。当月，这位十五岁的小皇帝拒绝了让他吞金自杀的方案，要来好酒喝得沉醉不醒，任由萧衍派来的杀手用某种方式把自己送上西天。[31]

梁武帝非常满意。他当然想不到，四十七年后自己也会死于非命，而且死得更窝囊。

[23]见《晋书·恭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

[24]据《宋书·武三王传》，刘裕七子，长子少帝刘义符，次子庐陵王刘义真，三子宋文帝刘义隆。

[25]见《宋书》之《徐羡之传》、《傅亮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

[26]见《宋书》之《文帝纪》、《徐湛之传》、《二凶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

[27]据《宋书·文九王传》，文帝刘义隆十九子，长子刘劭，次子刘濬，三子刘骏。

[28]见《宋书》之《孝武帝纪》、《二凶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

[29]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傅乐成《中国通史》。

[30]见《宋书·顺帝纪》、《南齐书·王敬则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

[31]见《南齐书·和帝纪》、《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

梁武帝之死

梁武帝是被活活气死的。

这一天是太清三年（549）五月初二。此刻的萧衍实际上已是被软禁在宫中受人慢待的病夫。夏季的建康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躺在病榻上的他很想喝一口蜂蜜水，却是求之不得。于是，在“嗬嗬”地叫了两声之后，八十六岁高龄的梁武帝孤独而凄凉地离开了人间。

皇太子闻讯泪流满面，却不敢哭出一声。[32]

没错，萧衍父子都是体面的囚徒。他们除了依然保留着皇帝和太子的名分，其实手无寸铁，身无分文。

掌握他们命运的，是侯景。

侯景原本是从北方叛逃到南朝的。此前，立国一百五十年的北魏，已经像罗马帝国一样分裂为东西两半。西魏都长安，实际掌权者为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东魏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实际掌权者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

当然，两魏名义上还是鲜卑拓跋的政权。

鲜卑化的羯人侯景则曾是高欢的部下，但在高欢去世后与继承人高澄翻脸，于是，携黄河以南十三州土地向梁武帝投诚。梁武帝以为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却没想到西魏趁火打劫占了侯景的地盘，南梁的援军则被东魏打得落花流水。出于无奈，梁武帝只好与东魏议和。

条件，当然是交出侯景。

这就等于把侯景逼入了死角。与此同时，侯景也看透了南梁的腐朽无能。反正只有死路一条的他调转枪头对建康发动突然袭击，像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洗劫罗马一样攻陷并血洗了南梁的首都，最后又攻进了台城。

台城位于今天南京市的玄武区，在东晋和南朝是皇宫与政府的所在地，也是首都建康的城中之城。由于当时的中央政府叫尚书台，所以叫台城。也就是说，当时南梁的首都外围是京城，中心是台城。建康城破，中央政府还在。台城一旦失守，皇帝和太子就只能束手就擒。

侯景与梁武帝终于见面。

不过，这场战争毕竟不是两国交兵。侯景并不认为他是叛乱，梁武帝也不认为自己是败军之将和亡国之君。因此他们的见面依然遵守君臣之礼，侯景甚至表示自己是受奸臣迫害，不得已才惊动圣躬，此刻特地前来请罪。

他的身后，则站了五百个披甲的卫士。

实际上已经成为战俘的梁武帝倒是从容镇定。他十分平淡地说：爱卿久在军中，一路辛苦了！

侯景竟汗流浃背，不敢仰视。

于是梁武帝问：你是哪里人？为什么胆敢如此？你的老婆孩子还在北方吗？

侯景又不敢应对。

旁边的人只好替他回答：臣侯景全家老小都被高澄屠杀已尽，只能只身一人归顺陛下。

梁武帝便问：初渡江时，你有多少人？

侯景答：一千。

梁武帝又问：围台城时，又有多少人？

侯景答：十万。

梁武帝再问：现在多少？

侯景答：率土之滨，都是我的人。

梁武帝低下了头。[33]

这实在是极具戏剧性，而且这种戏剧性其实是历史本身的。是啊，走投无路的侯景以区区千人渡江，不过乌合之众亡命之徒，怎么就一举颠覆了一个王朝呢？

直接的原因是有内奸。

内奸叫萧正德。他是梁武帝的侄儿，也曾经一度是他的养子。梁武帝自己有了儿子以后，萧正德也就失去了做太子的可能，因此怀恨在心。也因此，当侯景许诺拥立他当南梁皇帝时，他打开了建康的城门。[34]

但这只是原因之一。事实上从侯景起兵到台城陷落，前后有半年之久。这么长的时间，京都被围，两宫（皇帝和太子）被困，难道就没人出手救援？[35]

当然有。邵陵王萧纶（梁武帝六子）、湘东王萧绎（梁武帝七子）、司州刺史柳仲礼等人，都曾率军前来勤王。然而怎么样呢？不是止步不前，就是隔岸观火。甚至当城中饿殍遍地时，他们还在城外搂着妓女喝花酒。

这就让很多人看不下去，却没有人能动员他们。邵陵王萧纶固然不听他人劝说，柳仲礼则连父亲柳津的话也不肯听。当时，困在台城的柳津登上城楼向儿子喊话：君父在难而见死不救，子孙后代会怎么看你？

柳仲礼竟不为所动。

无可奈何的柳津回到了宫中。他悲愤满腔地对问计于自己的梁武帝说：陛下有邵陵王，老臣有柳仲礼，全都不忠不孝，反贼又哪里能够平定？[36]

也只能指望台城的守将了。

作为孙吴、东晋、刘宋、萧齐、萧梁、陈朝六代都城，建康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

守城的主将萧坚是邵陵王萧纶的世子（王储），然而这位侯爷却是典型的酒囊饭袋。当时侯景掘开了玄武湖引水灌城昼夜攻战，身负重任的他却只知酗酒，完全不理军务，也不知道奖励将士抚恤百姓。结果，忍无可忍的部下在黎明时分放下绳子，把侯景的人引入城中。

台城因此失守，萧坚也掉了脑袋。

乱兵入城，其他人也顶不住了。萧坚的弟弟萧确倒是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可惜就连奋力作战的他也败下阵来，只好跑回宫中报告台城沦陷的消息。

梁武帝躺在卧榻上淡定地问：还能一战吗？

萧确说：不能。

梁武帝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吧！你赶快出城，告诉你父亲，不要为我和太子担忧。大梁的江山由我得来，又由我自己失去，没什么可遗憾的。[37]

也许这是真心话。也许吧，也许。毕竟，之前的南齐只存在了二十四年，梁武帝却在位四十八年，执政的年头是整个南齐王朝的两倍，确实可以死而无憾。

但，果真如此吗？

[32]见《梁书·武帝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3]见《梁书·侯景传》、《南史·侯景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4]见《梁书·萧正德传》、《南史·萧正德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5]侯景起兵在太清二年八月戊戌，台城陷落在次年三月丁卯。

[36]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37]见《梁书》之《萧坚传》、《萧确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只有更糟

梁武帝肯定死不瞑目。

不能说梁武帝是无道昏君。是的，他勤政，十冬腊月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他朴素，不饮酒，不食肉，每天只吃一餐饭，还是素菜。他节俭，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他谦恭，对待宦官都彬彬有礼。他克制，五十岁以后就不过性生活，简直就是苦行僧。[38]

历史上，有这样苦哈哈的好皇帝吗？

没有。

梁武帝甚至也是仁君。普通民众犯了死罪，他总要痛哭一场才下令行刑；王公贵族横行不法，更只是叫来哭骂一顿就算了事。比如萧正德，是曾经叛逃到北魏的。但当他又逃回来时，等待他的仍然是西丰侯的爵位。

这哪里是皇帝，简直就是菩萨。

然而萧正德对梁武帝的回报，却是既要他的官位也要他的命。台城被攻破后，萧正德最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拿刀去杀了梁武帝和皇太子。如果不是侯景提前派兵守住宫门，这两个人早就没命了。[39]

问题在于，萧正德固然禽兽不如，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侯景攻入台城后，号称前来救驾的联军立即就地自动解散，总司令柳仲礼还投降了侯景。进入台城后，他甚至先拜侯景后见皇帝，气得他父亲失声痛哭说：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是我的儿子！何必劳驾来见我！[40]

这一切，梁武帝可曾想到？

当然想不到。

梁武帝其实是很希望长治久安的。而且，由于亲历了宋与齐、齐与梁两次改朝换代，他的治国格外用心。就连姑息纵容萧正德这样的败类，也是为了避免重蹈前朝祸起萧墙的覆辙。至少，他本不想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结果却是更糟。

更糟是肯定的。实际上台城被围时，各路诸侯之所以按兵不动作壁上观，就是想借刀杀人，听任侯景与梁武帝和皇太子龙争虎斗，两败俱伤后再来坐收渔翁之利。很清楚，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皇上和父亲。

所以，台城刚刚沦陷，他们就一哄而散；武帝尸骨未寒，他们就手足相残。这其实是重演宋和齐的悲剧，但等而下之的是还要引狼入室里通外国。萧正德投靠侯景，武帝的孙子萧詧（同察）投靠西魏，萧纶投靠取代了东魏的北齐，萧绎则既投靠西魏又投靠北齐。

于是，就在南梁封侯景为汉王的同时（550），北齐和西魏分别封萧纶和萧詧为梁王。第二年，北齐又封萧绎为梁相国。也就是说，为了消灭竞争对手，武帝的子孙纷纷向北方“夷狄”俯首称臣，把自己变成了卖国贼。

南梁也终于灭亡。

实际上武帝一死，南梁就亡了。后来的简文帝其实是侯景的傀儡，梁元帝其实是割据的诸侯，梁敬帝则不过建立陈朝的跳板。时机一到，陈霸先就逼他禅让了。换句话说，南梁其实只有一个皇帝，寿命只有四十八年，跟宋和齐一样并没跳出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的怪圈。

这当然值得反思。

反思从刘裕就开始了。刘裕是以寒门和军人的身份推翻士族阶级之东晋的，因此他为自己的新政权确定了三条原则：皇权必须加强，天下不可共治，士族应该下课。也因此，宋、齐两朝都大量起用寒门庶族担任中央要职，地方军事重镇和军政大权则交给封为藩王的皇族。

也就是说，寒门掌机要，军权托宗室。[41]

结果怎么样呢？

同室操戈，内乱频起，一朝倾覆。

吸取了前朝教训的梁武帝开始调整政策。一方面，他恢复了士族的社会地位，吏部甚至按照《百家谱》记载的郡望门第给高级士族授予高级官位。另一方面，具有工作能力的寒门庶族仍被任用，以便处理实际政务。宗室诸侯更是地方实权派，不像在宋、齐那样受人监视。[42]

梁武帝认为，这样就能摆平皇族、士族和庶族三方面关系，从而实现政治势力的均衡和制衡。如果更理想一点，这三股力量还能作为三根支柱支撑起帝国的大厦。

可惜他落空了。

首先，士族在东晋末年已经变成腐朽的阶级，此后又遭受了宋、齐两朝八十多年的遏制，怎么可能重振魏晋时期的雄风？他们像出土文物一样被挖出来，恐怕只能腐朽得更快。五谷不分如建康令王复，甚至连马都不认识，一口咬定那是老虎。靠他们保家卫国，岂非天方夜谭？[43]

皇族也不争气，一个个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穷奢极欲贪得无厌，为非作歹不知廉耻。梁武帝的六弟、萧正德的父亲萧宏，甚至与武帝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侄女通奸，还密谋篡夺皇位。这样的人，哪里靠得住？[44]

能依靠的，只有庶族。

但，且不说庶族本身良莠不齐，就算清一色都是君子也很难获得社会认可。毕竟，门阀制度在魏晋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这个百足之虫可是死而不僵。现在，梁武帝又老调重弹，庶族怎么可能成为中坚力量？

更重要的是，从汉末开始，华人社会就没有了核心价值，只剩下门第观念（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如果连这也被废除，请问拿什么填补空白？[45]

梁武帝想到了这一点。

他的办法是九个字：兴国学，行德治，崇佛教。

北魏孝文帝礼佛图

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南北两方政权大都尊奉佛教。北魏宣武帝为纪念父母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花费二十四年时间在龙门开凿了宾阳中洞，洞口两侧的石壁上，原来有两组大型浮雕，即《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

文昭皇后礼佛图

遗憾的是现在宾阳中洞洞口两侧只留下了两个触目惊心的大疤痕。《皇帝礼佛图》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皇后礼佛图》现藏于美国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

国学在南梁其实就是儒学，或太学，武帝的创新则是为儒家五经设立五馆。五馆是五经博士讲课的地方，也是候补官员考试的地方。任何人只要通过考试，就有可能获得官职，而无论出身如何。事实上，由于五馆生员以寒门子弟为主，因此它其实就是隋唐科举制度的前身。[46]

这大约是萧衍政治中最可圈可点的。

然而他的以德治国却是一败涂地。比如萧宏，曾经被人举报家有库房百间，疑为私藏兵器。梁武帝闻讯亲自前往查看，却发现里面全是金银财宝，仅仅钱币就藏了三十间房子，每间一千万，共计三亿。梁武帝看了大为放心，兴致勃勃地对萧宏说：阿六，你的生活不成问题呀！[47]

请问，这是什么德育和德治？

事实上，堆满萧宏库房的全是民脂民膏，这一点应该谁都清楚。侯景围台城时，就曾经向城中士民散发谋士代笔的传单。传单上说：请大家看看梁朝王公贵族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吧！这些家伙不耕不织，却锦衣玉食。如果不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他们的钱财又能从哪里来？[48]

侯景虽然混蛋，这话说得却并不错。

如此看来，梁武帝的艰苦朴素便该视为虚伪。这种虚伪虽未必是他本人的，却可以肯定是体制的。而且，正因为他的以德治国其实是体制性的虚伪，才会死到临头都没人救援，哪怕他把自己打造成了道德楷模。

国学和德治能够救梁？白日做梦。

现在，救命稻草只剩下了一根，那就是宗教。宗教是南北朝的大问题，梁武帝则是重要的代表人物。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便与他息息相关。更何况，正是宗教而非其他，最鲜明地体现出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秦汉文明与隋唐文明的分野，是中华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那就来看宗教。

[38]见《梁书·武帝纪下》。

[39]见《梁书·萧正德传》、《南史·萧正德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40]见《梁书·柳仲礼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

[41]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樊树志《国史概要》、（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42]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樊树志《国史概要》。

[43]王复故事见颜之推《颜氏家训》。

[44]见《南史·萧宏传》。

[45]这个问题亦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46]见《梁书·武帝纪下》，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47]见《南史·萧宏传》。

[48]见《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第四章
宗教问题

道教兴起

佛教在中国，一开始是被看作道教的。

这并不奇怪。中国原本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夏和夏以前大约只有巫术。商代有上帝，却是祖宗崇拜，不是宗教信仰。商的上帝也不是God，不是造物主，而是去世的帝王。与之对应的是“下帝”，即在任的商王。

下帝和上帝，都是人。

或者说，下帝是人，上帝是鬼，是死人。

之后的周人既拜祖宗也信天命。天的主要功能是授权天子管理天下，并对不合格的统治者进行革命。这样一种既是Heaven（上苍）又是Nature（自然）的存在其实是人，因此在以后的漫长时代也被形象地称为老天爷。

这同样不是宗教，不是信仰。

事实上，中国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原因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正如我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一样。也就是说，宗教之于中华，只能是外来的异族文化。因此初入中华的佛教，也只能被理解为中国已有的东西。[1]

那么，这东西是什么？

广义和初始的道教。

实际上，就像文化本是“用文明来教化”之意，宗教在汉语中也是“宗奉某种教化”的简称。于是，但凡“以道来教化”的理论和实践，便都是广义的道教。先秦的诸子百家，后来的佛教道教，都曾被这样理解。[2]

这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

初始的道教也不是。它一半是思想，即黄老道；一半是法术，即方仙道。道教，是黄老和方仙的杂糅。

先说黄老道。

黄老道又叫黄老之术，简单地说就是打着黄帝和老子旗号的思想和方法。把黄帝和老子联系起来是在战国，大行其道则在两汉。这时的黄老道内容庞杂，包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再加上周易哲学、神仙思想和阴阳五行，是这些思想观念的大杂烩。

这是一种思潮。

作为思潮，黄老之术在汉初受到推崇，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但即便如此，他们对黄老的态度也只是信奉，不是信仰。而且就连这种信奉，在独尊儒术以后也逐渐淡出。黄老道中的周易哲学和阴阳五行被儒家吸纳，剩下的就只有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是中国独有的，其他民族只有神没有仙。神与仙的区别在于：神是神，仙是人；或者神是死人，仙是活人。一个人，如果生前对国家和民族有大贡献，死后便可封神，就像罗马的恺撒。如果通过修炼或服药而长生不老肉体飞升，那就是仙，比如韩湘子或吕洞宾。

很清楚，封神是国家民族的事，个人只能成仙。

成仙是道教的核心。

实现成仙愿望的方式和技术就是方术，掌握方术的则是方士。方士起源于战国燕齐一带沿海地区，共同特点是能为一般人所不能为，比如，秦皇时徐福能求仙药，汉武时栾大能通鬼神，曹操时左慈神出鬼没，总之是或有奇方或有异术，因此能行走江湖并且结交王侯。

很难说这些人当中谁是骗子谁是奇人，但可以肯定方术并不简单地等于巫术，比如神医华佗就是方士。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巫术与医术往往密不可分，所谓方术则更有可能是被巫术化和神秘化的科学技术。

比如房中术。

房中术其实就是性科学和性技术。道教认为，性生活是必需的，但应该讲究方法。因为性交的意义既不是生育也不是纵欲，而是养生。换句话说，做爱就是合气，也就是把男人的阳气和女人的阴气进行调和，以达到“采阴补阳”和“采阳补阴”的双重目的。

这就只能通过肌肤之亲和交换体液来实现，因此性生活必不可少。只不过如果不合时宜，不知节制，不得要领，则会适得其反。因此要有禁忌，也要有技术。插入的深浅，抽动的快慢，性高潮的时机都有讲究。总之掌握了房中术，就能益寿延年返老还童，甚至成仙。

如此方术，恐怕不少人都乐意奉行。是啊，即便不能成仙，也能飘飘欲仙，或欲仙欲死，何乐不为？

方术与成仙的关系，大体如此。

这就是方仙道。

方仙道的内容当然远远不止于房中，至少还有服食和行气。行气其实是中医倡导的一种呼吸方式，目的是吐出浊气，吸取清气，即吐故纳新，简称吐纳。吐纳的同时还要配合体操，叫导引。再加上按摩，就是行气。

服食也包括两种，即服药和服丹。药就是灵芝一类的草木，所以叫药。丹则是以丹砂为主的矿石，所以叫丹。药能强身健体，丹能让人成仙，所以叫仙丹。最好的仙丹吃下去以后，成仙只需三日，叫九转金丹。

九转就是反复烧炼，炼丹的则是炉鼎。用丹砂等原材料炼出来的叫外丹，化学成分主要是铅和汞，结果不但不能成仙，反而会中毒。因此道教又主张以人体为炉鼎，用自己的精气神为药石和炉火来烧炼，这就是内丹。后来南宋的全真教南北二宗，便都排斥外丹，主张内丹。

服食、行气、房中，是秦汉方术的三大派。此外，方术还包括天文（含占星术）、历算、占卜、命相、堪舆（看风水）、黄白（炼金术）等等。这些五花八门大多被道教照单全收，而且不少被附会为黄帝的发明和老庄的主张。

方仙道与黄老道，由此合二为一。

但这并不是宗教。事实上，方仙也好，黄老也罢，重中之重都是养生和成仙。这就只与个人有关，宗教却是社会有组织的行为。黄老道和方仙道如果不能与社会大众和国家事务发生关系，那就永远不过方术而已。

于是，斋醮（读如叫）和符箓（读如录）被发明了出来。

斋醮是一种祭祷仪式，程序有设坛、摆供、焚香、化符和念咒等等，目的则是求福消灾。这就至少在理论上是利国利民的事，因为斋醮的受惠者上至九五至尊，中至各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完全一视同仁。

道教能有群众基础，斋醮的作用不可小看。

符箓则是用朱笔写在纸上的似字非字的图形，据说烧掉以后就能通神、驱鬼、求雨、治病。这就比成仙更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实际上最早的道教组织天师道和太平道（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就是靠符箓的神秘作用吸引广大信众，并发展壮大起来的。

道教中符箓种类繁杂，主要有复文、云篆、灵符、符图等几类。可以用来为人治病、救灾止害、召将请神。

更重要的是，符箓在后来还成了一种制度。天师道规定，一个人如果在一定仪式上接受了正式授予的符箓并随身佩戴，便意味着他加入了组织，成为这个教团的一员。我们知道，宗教的标志之一是教团组织，作用之一是身份认同（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因此有了符箓制度，方仙道距离宗教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这一步也可能是十万八千里。毕竟，宗教不可能在中国自发地产生，黄老道和方仙道也并不必然地要变成宗教。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和他人的示范，那么，天师道也好，太平道也罢，就算能够产生，也只能是靠巫术来维系的民间组织，弄不好还可能成为邪教。

幸好，佛教来了。

[1]关于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顾准先生有详尽而权威的论述，请参看顾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

[2]关于“文化”一词的本义，见刘向《说苑·指武篇》：“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关于广义的道教，请参看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佛法西来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日子历来有不同说法。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西汉哀帝的元寿元年（前2）。这一年，有一位博士弟子听大月氏使者口授了《浮屠经》。浮屠其实就是佛陀（Buddha），大月氏使者讲述的则是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与后来所知的传说并无出入。[3]

这是比较可靠的最早时间。

那么，最晚是在什么时候？

东汉明帝时期。尽管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寻求佛法只是传说，但他弟弟楚王刘英崇尚浮屠，在王宫中斋戒礼拜应是事实，可见当时佛教的影响已经不小。而道教第一部经典《太平经》的诞生，却至少要在半个世纪之后。[4]

天师道和太平道成为宗教组织，就更晚。

因此，道教创始人从佛教那里受到启发获得灵感，甚至见贤思齐，是完全可能的。没错，从现存资料看，道教的创立似乎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问题是，说佛教对这件事毫无影响，就有证据吗？对不起，也没有。[5]

事实上，只有佛教的影响才能解释，天师道和太平道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被凭空创造出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宗教为何物，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创教，只不过认为别人有这么个东西，我们也应该有，可以有。

也因此，道教在发展过程中还会继续向佛教学习。佛有寺，道就有观；佛有僧尼，道就有道士；佛有袈裟，道就有道袍；佛有释迦牟尼，道教便只好把老子抬出来。其实老子是否确有其人都是问题，跟宗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只有这样，道教才会看起来更像模像样一些。[6]

毫无疑问，这并不奇怪，也不丢人，因为文化原本就是需要学习甚至模仿的。吊诡的是，尽管道教对佛教亦步亦趋，后者却在东汉被看作类似于前者的东西。当然，是被看作初始的道教，即道教前的道教——前道教。

这样的佛教，叫浮屠道。

浮屠道就是外国的黄老道，这是东汉时期上流社会的普遍看法。因此楚王刘英和后来的汉桓帝，都是黄老与浮屠并尊。他们的宫中，则既有黄老祠，又有浮屠庙。[7]

不能说这样做没有道理。事实上，从未见过宗教的中国人只能按照已有的知识去理解那舶来品，比如把僧尼称为道人（道教的神职人员则叫道士）等等。更何况佛教主张的四大皆空，与道家哲学的无中生有；佛教主张的常乐我净，与道家哲学的清静无为，又何其相似乃尔！[8]

然而差别，也不能以道里计。

区别之一在目的。

道教的目的是成仙，佛教的目的是成佛。仙和佛都不是神，而是人。所以，这两个汉字也都是单人旁。这是道教与佛教的共同之处，也是他们与其他宗教不同的紧要之处。也就是说，佛教和道教都是人本的，这很符合中华文明的精神（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但，仙与佛又大不相同。

仙的特点是不死，佛的特点是觉悟。一个人，只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最高智慧），就可以立地成佛。当然，严格地说，只有做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才是佛。只能做到自觉和觉他的，是菩萨（菩提萨埵Bodhisattva）。唯独自己一个人觉悟的，是罗汉（阿罗汉Arhat）。

罗汉、菩萨、佛，都会死。释迦牟尼就是八十岁时去世的，但他生前却已经成佛。他的去世，也被称为涅槃（Nirvana）或圆寂（Parinirvana）。

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实际上，死亡是死亡，圆寂是圆寂，涅槃是涅槃。圆寂的本义是“圆满的寂灭”，涅槃则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它在梵文中的原意是风的吹散，火的熄灭，却绝不是死亡。相反，是一种超越了生死也超越了时空、苦乐以及一切经验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可言说的，只能称之为涅槃。

涅槃有四种德性，叫常乐我净。简单地说，不生不死就是常，永无痛苦就是乐，本性不变就是我，一尘不染就是净。显然，佛教的目的不是把人变成仙，而是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变了，至少也是罗汉。

罗汉与神仙，是两码事。

佛教与道教，也是两码事。

目的不同，方法和途径也不同。比如道教讲守一，佛教讲禅定，都要求精神的专一和专注，看起来很像，其实不同。简单地说，守一是为了防止精气神扩散和泄漏，从而保证长生不老；禅定却是要集中精力观想某个特定对象（比如莲花或诸佛），这样才能获得最高智慧。

显然，守一是养生，禅定是修心。

所以，佛教讲定慧双运，道教讲性命双修。性命就是性和命，神和形，心灵和身体。换句话说，性命双修就是既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是身心都健康。

这当然是很可贵的思想。

禅定则是禅和定的合称。禅（Dhyana）就是禅那，也就是静虑。定（Samadhi）就是等持，也就是专注。慧（Mati）则是明察，也是决断。这三个词连起来，就是安安静静地想（禅），专心致志地求（定），然后斩断迷惑，做出明察，获得佛教之所追求——般若（读如波惹）。

般若（Prajna）就是智慧，或通过智慧到达涅槃的彼岸，所以也叫般若波罗蜜多。佛教认为，生死是迷界，是此岸；涅槃是解脱，是彼岸。从此岸到彼岸，就叫波罗蜜多（Paramita）。而能够如此，是因为有智慧。智可以认识世间事，慧能够证悟出世法，合起来就是般若。

当然，这不是凡夫俗子能有的。

实际上，般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智慧，而是成佛所需的特殊认识。拥有最高智慧“无上正等正觉”的，甚至只有佛陀一人。但不能成佛，还可以做罗汉。关键在于有没有觉悟，能不能从无边苦海中解脱出来。[9]

这就只能从长计议了（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但佛教与道教的区别却一目了然。不妨这样说：佛教是心灵的宗教，道教是生命的宗教。道教希望人活着就能过上神仙般的日子，佛教却更关注灵魂的安顿和寄托。因此，服食和行气等等，佛教也是不讲的。

没错，智慧与方术无关。

宗教需要的，也不是装神弄鬼点石成金。

所以释迦牟尼本人是反对巫术的。他甚至规定，弟子如果实施咒术就算违反了佛戒。不过这项规定并未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严格的遵守。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罢，都以附属的方式保留了咒术。至于与婆罗门相结合的密教，更是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巫术为特征。[10]

然而宗教在本质上却不是巫术。如果它依然与巫术勾勾搭搭难解难分，那就没有必要变成宗教。因此，一种宗教越是纯粹，就越是远离巫术。中国的禅宗就是如此，尽管禅宗也不是真正和纯粹的宗教，而是哲学。

事实上禅宗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必须中国化。儒学化的禅宗是中国化的第三步，玄学化的般若学是第二步，巫术化的浮屠道则是第一步。第一步虽然看似荒唐，但没有它，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中华史的故事。

那就来看这一步。

[3]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

[4]见《后汉书·刘英传》、《魏书·释老志》。任继愈先生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时间是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可以采信。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

[5]与本书观点不同，许多学者认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创立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或者没有佛教的影响也会诞生。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6]陶弘景所编《真诰》二十卷，就有抄袭佛教《四十二章经》的内容，请参看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7]见《后汉书·刘英传》，《魏书·释老志》，《后汉书·襄楷传》。

[8]东汉人对佛教的理解是：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完全是道家哲学的口气。请参看《后汉书·襄楷传》。

[9]见《大智度论》卷八十五：“唯佛一人智慧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无上正等正觉）。”

[10]请参看黄心川《印度佛教哲学》，该文附录于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

一步登天

大和尚到！

随着典礼官一声高呼，所有的王公贵族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包括他们的皇帝。

无疑，这是为了表示对一个人的崇敬。

这个人叫佛图澄。[11]

佛图澄是后赵佛教界的领袖，“大和尚”则是后赵皇帝石勒给他上的尊号，意思是“伟大导师”。[12]

僧人地位之尊贵，于此为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佛图澄获得这一地位，靠的并不是他的佛学造诣，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佛图澄是西域龟兹（读如秋慈，即今新疆库车）人，也可能是天竺（印度）人。他九岁出家并熟读佛经，进入内地前曾在敦煌逗留。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佛图澄到洛阳传教，却赶上了西晋灭亡前的兵荒马乱，只好潜伏在石勒的一个部将家中。

有一天，石勒召见这位部将。

石勒说：据我所知，你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奇谋，也没什么异术。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每次行军打仗，你都能预测到结果。实话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部将说：是一个沙门预测的。

沙门（Sramana）就是佛教的出家人。

部将还说：这个沙门预测到将军会得天下。

于是石勒召见了佛图澄。

这时的佛图澄自称已经一百多岁，可以不吃不喝只靠呼吸空气过日子。据说，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小洞，平时用棉絮塞住。晚上要读书时，只要拔出棉絮，洞中放射出来的光芒便足以将整个房间照耀得一片明亮。

呵呵，这哪里是和尚，明明是道士，或巫师。

石勒却不在乎是佛是道，他关心的是这个沙门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因此他问：佛道有什么灵验？

佛图澄很清楚，跟这个没文化的羯人讲什么般若智慧是没有用的，他的办法是要来一盆清水并焚香念咒。结果转眼之间，水中便长出了莲花，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所有人都大为叹服。

实际上这恐怕是一种魔术，当时的许多僧人和道士也都会玩。东汉末年一个名叫左慈的方士，就曾当着曹操的面从空空如也的铜盆里变出吴淞江的鲈鱼。另一次，他一个人自斟自饮，在座上百个士大夫都觉得酒足饭饱，街市上所有饭店的酒和肉则都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

可惜曹操不信邪，他决定杀了这妖孽。

左慈看破了曹操的心思，立即穿墙而出，街市上的行人也统统都变成了左慈的模样，让曹操的兵丁无从下手。最后，被追捕的左慈竟然逃入羊群，又变成了羊。

曹操只好说：不杀你，不过试试你的法术罢了。

于是一头老公羊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

话音刚落，数百只羊都变成了老公羊，也都屈着前蹄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何必如此！

曹操终于没能杀了左慈。[13]

同样，石勒也没能杀掉佛图澄。

石勒顿起杀心并不奇怪，统治者总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底细的，而佛图澄又总是料事如神。当然，这一次也一样。石勒刚刚有了一闪念，佛图澄就逃之夭夭。更让石勒大吃一惊的是，当他感到后悔并想念这僧人时，神秘失踪的佛图澄却又笑眯眯地出现在他面前。

石勒问：你昨晚为何出走？

佛图澄答：因为将军有了恶意。

石勒又问：今天为什么又来了？

佛图澄答：因为将军改变了主意。

石勒呵呵大笑说：你这道人信口开河！

没错，这时佛图澄的称呼还是“道人”。

佛图澄获得信任，是在他帮石勒建功立业之后。这些事业无一例外地都被说得神乎其神，比如听见寺庙的铃响就能预见某某敌将必败，在手掌上涂抹麻油就能看见前赵皇帝被擒，这就让石勒不得不信。更有可能的是，聪明的石勒发现，这个僧人对自己的帝业是帮得上大忙的。

因此称帝之后，石勒尊佛图澄为“大和尚”。

现在看来，佛图澄能够参与军政运筹帷幄，并非因为他真有什么“五眼六神通”，而是见多识广老于世故，更兼弟子众多消息灵通，再加上必要和适当的故弄玄虚，这才让他的建议和判断看起来像是神机妙算。结果，石勒和后继者石虎都对他心悦诚服，言听计从。

可惜世界上没有谁总能一帆风顺，羯人的政权就更是难免命运坎坷。公元343年，东晋出兵相逼，伐前凉又出师不利。后赵连遭挫折人心惶惶，石虎也怨气冲天怒火满腔。他发脾气说：奉佛供僧却招来外敌，佛有什么用？

佛图澄却自有说法。

说法来自轮回。佛图澄说：陛下前世是大商人，曾经举办法会供养了六十个阿罗汉，所以才转世投胎来到中华做了皇帝。这就是善有善报呀，为什么要抱怨呢？

石虎听了转怒为喜，跪下来答谢佛图澄。

不过，石虎还是有问题。

有一次他问：什么是佛法？

佛图澄答：不杀。

石虎说：朕为天下之主，岂能做到不杀？

佛图澄说：该杀的当然要杀。关键是不能有杀心，更不能滥杀无辜。只要陛下心怀慈悲，就能福祚延绵。杀几个恶贯满盈罪该万死的，不是问题。

石虎很满意。[14]

其实，佛图澄的说法很成问题。请问什么叫该杀？又有哪些人该杀？如果这世界上是有些人不该杀，有些人却该杀可杀的，不杀生的主张又有什么意义？

然而佛图澄却不会去纠缠这些问题，就算想清楚了也不会告诉我们。对于他来说，要紧的是把石虎争取到佛教这边来，哪怕他徒有弟子之名，并无慈悲之心。

事实证明，这很重要。后来，石虎鉴于僧人太多良莠不齐，曾经下诏要求有关部门治理整顿。于是，某些人便趁机提出要全面禁止佛教，石虎却予以驳回。他说，赵国人民有信奉自由。任何人都可以信佛，哪怕是汉人。[15]

有了最高当局的力挺，佛图澄的事业蒸蒸日上，佛教的传播也星火燎原。后赵短短几十年间，国内建立的寺庙多达八百九十三所，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最高数。

佛图澄成功了。

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佛教的生态环境。过去，佛教的译经、建寺、传教，主要靠民间信徒的支持，再加乡绅富豪和知识分子的资助。佛图澄却让最高统治者把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利用皇权来取得教权。

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第一次。[16]

佛图澄也因此成为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历史地位，也许只有让罗马皇帝狄奥多西跪下来忏悔的那位米兰大主教才能相比（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更何况佛图澄的成功虽然空前，却并不绝后。在他之后直到清代，都不断有僧人走进宫廷，高僧的参政议政甚至成为一个传统。被视为方术的佛教，终于一步登天。

[11]以下关于佛图澄事迹，均见《晋书·佛图澄传》，并请参看《魏书·释老志》、《高僧传·佛图澄传》、《世说新语·言语四十五》及刘孝标注引《澄别传》、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佛图澄条。

[12]“和尚”是梵文“邬波驮耶”的不确切音译，也写作“和上”。上与尚都有崇高的意思，因此“和尚”也是意译。邬波驮耶在印度原为“师父”的俗称，中国佛教经典一般用于对佛教师长的尊称，后来变成对僧人的通称。

[13]见《后汉书·方术传·左慈传》。

[14]见《高僧传·佛图澄传》。

[15]见《晋书·佛图澄传》。

[16]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

拾阶而上

与此同时，道教也登堂入室。

如果说佛教是从外国到中国，那么，道教便是从下层到上层。从东汉顺帝时期（125-144）于吉著《太平清领书》，到北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440）并亲至道坛接受符箓（442），这三百年的历程也很漫长。

路漫漫其修远兮，只能拾阶而上。

事实上，正如佛教的中国化有三个步骤，道教的合法化也有三个台阶。第一个是民间道教，这就是天师道和太平道。它们虽被看作道教诞生的标志，却其实只是“类宗教”或“准宗教”，而且是底层的甚至地下的。[17]

因此，天师道和太平道不但没有合法地位，还可能遭到取缔和镇压，尤其是在太平道变成黄巾军以后。

孙恩的组织，也一样。

幸运的是，由于教长张鲁投降曹操，天师道躲过一劫并得以传播。更幸运的是，它受到了部分魏晋名士的关注和欢迎。大批高级士族加入道教，甚至出现了世代尊奉道教的天师世家，比如王羲之、葛洪、陶弘景。领袖和主力由方士变成了名士，道教也就上了第二个台阶。

没错，民间道教变成了士族道教。[18]

士族道教是民间道教的升级版，也是士族阶级的奢侈品和麻醉剂。实际上，由于门阀制度和黑暗政治，士族作为阶级固然享有法定特权，可以养尊处优不劳而获，作为个人却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更可怕的是，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祸从天降，又会落到谁的头上。

闲暇的日子需要打发，高贵的身份需要显示，这就有了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不安的心灵需要抚慰，空虚的精神需要寄托，于是道教走红。

那么，为什么是道教，不是佛教？

因为东晋以后，偏安江左的士族心之所系已不再是国家兴亡和民族盛衰，而是既得利益和个人安危。他们并不想普度众生，只希望健康长寿。因此，道家学派中杨朱主张的及时行乐，庄子主张的逍遥自在，与道教宣扬的服食行气养生成仙，便一并成为士大夫的首选和最爱。

更何况，佛教是胡人的，道教是汉人的。

所以，尽管道教的士族化与佛教的玄学化几乎同时（都完成于东晋），士族化的道教却并没有变成玄学，变成玄学的是佛教的般若学。也就是说，对于佛教，名士们更看重的是义理，是哲学意味和思辨精神。对于道教，他们的态度却是实用主义的，与秦皇汉武并无二致。

很好，清谈有佛，成仙有道。

于是东晋的风气，便是沙门谈玄，名士炼丹。飘逸不群如王羲之，则既谈玄也炼丹。至于民间道教，当然毫无疑问地被视为邪门歪道，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

古人为追求长生，不惜一切代价炼制长生不老丹。其实丹丸中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服用非但无益，反而有害。中国炼丹术始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上图三尊炼丹炉现藏于上海中医药博物馆。

从此，道教开始两极分化。转入地下的民间道教继续以通俗的形式传播，甚至从中产生出秘密组织，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和纽带。进入上层社会的士族道教则从书斋和道观走进宫廷，最后青云直上变成皇家道教。

这是第三个台阶。

皇家道教的诞生是必然的。事实上，没有皇帝这把保护伞，任何宗教都不可能获得合法性。因此，道教也要将自己置于皇权的羽翼之下，借助最高权力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只不过他们走出这一步，比佛教晚了将近百年。但异曲同工的是，道教依靠的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佛图澄。

道教的佛图澄叫寇谦之。

寇谦之是北魏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祖上也是世家大族，自己则从小就痴迷于仙道。可惜这位候补神仙虽然热情洋溢态度虔诚，却一直不得要领，经年累月服药练功全都没用，直至遇见一位高人。

高人叫成公兴。

成公兴说：先生有意学道，能隐居吗？

寇谦之说：当然能。

于是，寇谦之被带到华山的一间密室，吃了成公兴给他的一种药，从此没有了饥饿感。但是，当寇谦之来到嵩山的密室，被要求吃第二种药时，他吓得掉头就跑。

那种药，是毒虫和一些让人呕吐的东西。

成公兴叹了一口气说：看来先生与成仙是无缘了，不过却正好可以安邦定国，成为帝王之师。

没人知道寇谦之当时怎么想，只知道后来某一天，成公兴走进第三重密室死去，又在第二天复活，并被来到嵩山的两个仙童接走。原来，成公兴本是神仙，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被贬下凡尘的，刑期既满自然重返天庭。

呵呵，原来神仙也会犯错误。

寇谦之则在成公兴“仙逝”之后继续留在嵩山，直到被太上老君和他的玄孙亲自接见。两位上仙传给寇谦之道教秘笈和各种方术，授予他“天师”职称、方圆万里的教区以及统领人鬼之权，同时还赋予他两项神圣的使命，那就是治理整顿道教，并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

显然，这是只能当作武侠小说来看的故事，却被隆重地载入史册，因为故事编得像模像样言之凿凿：太上老君下凡是在北魏神瑞二年（415）十月二十二，他的玄孙降临嵩山则在泰常八年（423）十月初五。[19]

这样的造假水平不能不让人佩服。

实际上这两个日子很可能真实地存在，只不过是寇谦之完成准备工作的时间。当然，那两项使命也是他自己赋予自己的。然而这正是寇谦之的过人之处，他非常清楚自己该干什么，也十分明白道教该向何处去。这是他深刻反省天师道近三百年历史和当前现状的结果。

那么，当时的道教问题在哪里？

低俗、混乱、危害政权。比方说，以修炼房中术之名淫乱苟且，以授人符箓之名勒索钱财，以进行宗教活动之名散布流言蜚语聚众闹事等等。这就为士大夫所不齿、统治者所不容，道教也迟早会被镇压或取缔。

宗教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是全方位的。从“扫黄打非”（废除房中术，清理伪书）、制度创新（增订斋戒仪范和戒律）到整顿组织（改革教职父死子继的陈规陋习），不一而足。但最重要的，是坚决维护国家政权，严禁妖言惑众，犯上作乱。

这才是关键所在。

改革后的道教被称为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它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儒家主张的三纲五常，宗教形式和观念则大量模仿照搬佛教，包括立坛宇、修功德、诵经文、持戒律等等，也包括宣扬六道轮回。也就是说，实现改革目标其实靠的是两手：兼修儒教和引佛入道。[20]

寇谦之左右逢源。

如此识大体顾大局，当然颇得统治者的欢心、士大夫的赞同。公元424年或425年，也就是刘义隆成为宋文帝那年或次年，寇谦之在北魏首都平城建立了天师道场。十六年之后，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两年后，他又亲至道坛接受符箓，并使之成为新皇帝即位时必须举行的仪式。[21]

道教正式成为北魏国教。

寇谦之则成为北魏国师。

这时，距离佛图澄被尊为大和尚已近百年。在中国北方曾经风靡一时的佛教，现在命运又如何？

[17]太平道的创立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以于吉著《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为标志，时间在顺帝时期；另一种认为以张角传教为标志，时间在灵帝时期。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18]请参看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

[19]以上见《魏书·释老志》。

[20]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寇谦之条。

[21]见《魏书》之《世祖纪》、《释老志》，《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关于寇谦之建天师道场的时间，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称在424年，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寇谦之条称在公元425年，《资治通鉴》无记载。

太武与梁武

佛教大难临头。

公元446年，也就是太武帝拓跋焘亲至道坛接受符箓的四年后，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禁佛。太武帝的指令十分明确：所有的寺庙和佛像都必须捣毁，所有的经书都必须烧掉，所有的僧人无论老少都必须坑杀。而且，带兵离京平叛的太武帝，在长安就已经这样做了。

幸运的是，留守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不以为然。于是他一面上书父皇力陈不可，一面故意泄露消息，让各地的僧人带着经书佛像藏匿起来。不过，无法藏匿的寺庙还是被毁于一旦，太子本人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但，如果不是他的暗中维护，佛教面临的将是灭顶之灾。

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次大法难。

造成法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以后再说，直接原因则有两个：一是太武帝发现长安某寺庙居然私藏武器、财宝、酒具和女人；二是他的身边有人撺掇。[22]

撺掇太武帝的是崔浩。

崔浩是拓跋焘的亲信，也是寇谦之的盟友。当时，寇谦之带着编造的神话和经书来到平城，却没想到当局并没有那么好哄骗。太武帝只是给他安排了食宿，朝野上下也将信将疑。如果没有崔浩，寇谦之肯定一事无成。

那么，崔浩为什么要帮助寇谦之？

志同道合，或利益相关。

出身名门望族的崔浩是华夏文明的维护者，他的理想则是实现鲜卑民族和拓跋政权的全盘汉化（请见本书第二章）。因此，崔浩对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和外国宗教很是反感。他要尊崇的是儒家学说，哪怕这儒学已不纯粹。

对此，寇谦之深表理解和同情。

这同样并不奇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新天师道可以说是披着道教外衣的新儒学，寇谦之的宗教改革则是道教的儒学化。他甚至向崔浩虚心求教说：太上老君赋予我的使命，是辅佐太平真君，承继千古绝统，因此令我兼修儒教。可惜我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还请你多多指导！

于是，崔浩便帮寇谦之恶补儒学。

寇谦之则向崔浩传授养生秘方。[23]

弄清楚可以互利双赢之后，崔浩便在太武帝面前为寇谦之鼓吹。崔浩的长篇大论其实只有一个要点：像寇谦之这样的清德隐仙居然不请自到，只能说明陛下所受的天命可以相当于当年的轩辕黄帝了。

听了这话，太武帝岂有不动心之理？

寇谦之能够成功，崔浩功不可没。

然而崔浩要灭佛，寇谦之却不同意。没错，道教与佛教确有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但这只能打口水战，不能动真格的。赶尽杀绝的事，佛祖和老君都不会支持。因此寇谦之对崔浩说：你这样毁佛杀生，会祸及满门的！[24]

后来，崔浩果然被灭族。

佛教则死灰复燃。太武帝去世后，继位的文成帝便下诏复兴佛法，并把此前灭佛的责任，归咎为有关部门错误地领会了先帝意图。于是，由于前太子拓跋晃暗中保护而藏匿起来的僧人、佛像和经书，都重见天日。佛教再度在中国北方兴盛，直至遭遇第二次大法难（请见本书第五章）。

第二次是在公元574年。此间一百三十年，佛教一直受到北方统治者的尊崇。北魏一位临朝听政的太后不但建寺礼佛，斗争失败后还准备削发为尼。可惜她并没受到佛祖的保佑，依然被愤怒的政变者扔进了黄河。[25]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然而这位太后在新都洛阳修建的永宁寺，却是北魏佛教繁荣的象征。据说，当时洛阳有佛教僧院一千多处，被称为伽蓝（僧伽蓝Sangharama，伽读如茄），永宁寺无疑堪称最壮观的寺院之一。它金盘炫目光照云表，就连中国禅宗的初祖菩提达摩见了，都不能不顶礼膜拜合掌数日。

永宁寺塔为北魏洛阳城的皇家寺院永宁寺中的佛塔。始建于孝明帝熙平元年（516），由笃信佛法的胡太后主持修建，规模宏大，为洛阳千寺之冠。是专供皇帝、太后礼佛的场所。永熙三年（534），永宁寺塔被大火焚毁。

四月初八的佛诞节，就更是盛况空前。旗幡如林，宝盖如云，香烟如雾，飘散的金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梵乐和诵经之声响彻云霄。洛阳，简直就是佛国之都。[26]

实际上太武帝灭佛几年后，首都平城西郊的云冈石窟便已开凿。此后历时一百多年，凿出佛像十万多个，最大的高达七丈。迁都洛阳后，又在城南开凿龙门石窟，工程期延续四百年之久。再加上前秦开凿的敦煌石窟等等，佛陀那慈祥的面容和目光，可谓无处不在。

北朝千千窟，堪比南朝四百八十寺。[27]

不过佛教受到的最高礼遇和尊崇，是在太武帝灭佛的八十一年后。这一年（527），有一位南朝皇帝来到建康的一座寺庙，脱下皇袍，披起袈裟，以普通信众的身份在佛寺里服杂役，诵经文，讲佛学，一如在教堂里素服下跪的狄奥多西（请参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只不过，那罗马皇帝是要忏悔，这中国皇帝是要舍身。

舍身，就是舍去凡身，供奉佛祖。

自愿舍身的是梁武帝，地点则是同泰寺，它的旧址上现在是明代所建的鸡鸣寺。梁武帝的舍身共有四次，当然每次都被群臣赎回，赎金是一个亿。也就是说，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便为寺庙募得四个亿的国家捐款。[28]

这可真是佛教的最大赞助商。

梁武帝洋洋得意，他甚至以“皇帝菩萨”自居。然而菩提达摩却嗤之以鼻，认为他并无功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事实上也没有——这些功德钱并非他个人所得，一分一厘都是民脂民膏。[29]

更何况梁武帝对佛教的狂热扶植，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和国计民生。要知道，按照当时的政策，寺庙的土地是不要钱的，和尚尼姑是不纳税的。结果，正如一位官员所说，天下户口已经丢失一半。而且长此以往，势必处处建庙家家剃发，不会有一寸土地和一个人属于国家。[30]

梁武帝当然明白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废除小乘佛教允许吃肉的规定，严禁酒肉并带头吃素。可惜这种假慈悲并不能解决问题，何况梁武帝的素菜也不便宜。[31]

实际上佛教的多次被灭，包括灭佛的同时灭道教，原因之一也在这里。是的，没有哪个政权会愿意自己的劳动力和战斗力，统统变成了在统治者看来毫无用处的出家人。

控制宗教的规模，是统治者不能不考虑的。

除了经济原因，还有政治原因。事实上，宗教如果对政治介入过深，统治者就不能不有所防范和忌惮。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放心的只有儒学。因为按照儒家的教导，居家则为孝子，出门则是忠臣，这样的子民谁不喜欢？

可惜儒学不是宗教，也只适合治世，不适合乱世。乱世无秩序，无权威，无希望，靠得住的只有神。是啊，统治者要借鬼神之威，造反派要假灵异之力，草民们期盼着救世之主，于是佛法大行，道教大兴。

剩下的事情就是选择。

选择也可以有各种标准，包括统治者的个人好恶，但在魏晋南北朝却还有民族问题。石虎就说，佛是戎神，理当供奉。如此，则北方重佛南方重道，才是当然。[32]

然而怪异的是，北魏太武帝是胡人，却灭佛；南朝梁武帝是汉人，却媚佛。这岂非颠倒？太武和梁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在颠倒的背后，又有什么玄机呢？

也许，答案在南北朝谢幕的那一刻。

[22]见《魏书·释老志》、《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并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

[23]见《魏书·崔浩传》。

[24]见《魏书·释老志》。

[25]见《魏书·宣武灵皇后胡氏传》。

[26]见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并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27]南北朝时期北方佛教石窟约有二十多处，每处洞窟或数十，或上百，或上千，比较有名的还有克孜尔石窟、麦积山石窟等。

[28]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的次数，《梁书·武帝纪》记为三次，《南史·梁本纪中》和《建康实录》记为四次，分别是公元527年，529年，546年，547年。

[29]梁武帝要求群臣称自己为皇帝菩萨，见《魏书·萧衍传》。

[30]见《南史·郭祖深传》。

[31]梁武帝之前，中国佛教徒往往按照小乘佛教《十诵律》规定，允许吃“三种净肉”（即不为吃肉而故意杀生之肉）。梁武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按照大乘佛教主张禁止荤腥，此为中国佛教徒完全吃素之始。

[32]见《晋书·佛图澄传》。

第五章
再造新文明

重归一统

陈朝亡国前，有雾霾。

雾霾弥漫在建康城，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每个人的鼻子里都是又辣又酸。据正史记载，后主陈叔宝甚至在新年团拜会上昏睡过去，直到黄昏才醒了过来。[1]

这是隋开皇九年（589）的正月初一。雾霾中昏睡不醒的陈叔宝也许不知道，就在这天，隋文帝杨坚派出的大军已兵分两路渡过长江，很快就要兵临城下。[2]

二十天后，这位亡国之君成为俘虏。

俘虏做得很不体面。隋军进入台城时，城中的文武百官跑得一干二净，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了宫中。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向陈叔宝建议：着正装御正殿，像当年梁武帝见侯景那样接见隋军将领，这样至少还能保住尊严。

陈叔宝却说：刀锋之下怎么相见？我自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躲进井里。

可惜陈叔宝并没想到隋军会“落井下石”，实际上他也是听见对方扬言要扔石头，才在井底发出声音的。这回轮到敌人大跌眼镜了。他们只放下了一根绳子，却同时拉上来三个人：后主陈叔宝，贵妃张丽华，贵嫔孔某某。[3]

后面的故事便既无趣味也无悬念。红颜祸水张丽华被隋军将领杀掉，据说这很让对她有意的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感到不快。亡国之君陈叔宝则被带到长安，靠着他的没心没肺和厚颜无耻活够了岁数。[4]

历史却大为改观。之前的中华大地，有四个世纪是分裂和混乱的。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总体上是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动乱不止。但，当陈叔宝从井里被拉上来以后，这一切便都结束了。

一个时代，就这样喜剧性地落下帷幕。

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时代。我们知道，从秦并天下到董卓入京，秦汉“第一帝国”历时四百一十年。从隋文帝灭陈到朱全忠灭唐，隋唐“第二帝国”历时三百一十八年。二者之间这一段，刚好整整四百年。显然，这就不能看作过眼烟云，而应该引起深刻的反省和思考。[5]

是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和选择？

不妨来看陈和隋。

被隋文帝灭亡的陈朝是陈霸先建立的，时间则是在侯景之乱以后。这时由于萧衍子孙的争权夺利、骨肉相残和卖身投靠，南梁的国土大面积沦丧。淮南和广陵被东魏所取，益州、汉中、襄阳为西魏所得。南朝原本就只有半壁江山，现在又再丢失一半，简直就不成体统。

也就是说，陈国建立之初，便只是小王朝。

更可怕的是，南方汉族政权得以偏安，原本靠的是从巴陵（今湖南岳阳）到建康的长江防线。但是，由于江陵（今湖北荆州）实际上被西魏控制，长江天险便已不足为凭，陈霸先的国家可谓危如累卵。[6]

因此，尽管陈朝前面几任皇帝都很想振作，却其实已经回天无力。于是就连一度收复的江北诸郡，最后也要再次沦入敌手，陈人也只能再次缩回自己的小窝。[7]

到陈叔宝继位，就只能等着亡国了。

事实上隋文帝的伐陈是有备而来的，出征也是大张旗鼓的。他甚至发表了讨陈宣言，历数陈叔宝二十条罪状，抄写三十万份广而告之。当时，有人认为，兵以诈立，不宜张扬。隋文帝却说：朕替天行道，为什么要保密？如果那小子看了檄文以后就改邪归正，又有什么关系？[8]

隋文帝底气十足。

底气是有依据的。当时，隋军的兵力有五十一万八千人之多，将士们也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陈叔宝又有什么呢？按照隋文帝的说法，国土不过“手掌之地”而已，哪里能够抵挡天朝的雄师？[9]

陈叔宝却嘻嘻哈哈。

实际上，隋文帝大军压境时，间谍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陈廷。然而朝中一位大臣竟说：这都是那些边防将士想立军功，故意夸大敌情。长江自古是天堑，北虏难道能够飞渡？要是能，臣就该做太尉公了！[10]

陈叔宝哈哈一笑，继续夜夜笙歌。

没错，此人治国虽然无能，写情诗倒是十分在行，而且还有代表作，比如《玉树后庭花》。[11]

难怪隋文帝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全无心肝。[12]

看来，陈叔宝作为亡国之君很是合格，隋文帝能够灭陈则在情理之中。实际上，陈朝甚至南梁都早就该亡。他们能够苟延残喘，仅仅因为北方也不太平。

隋朝滥用武力、四处征讨，强征暴敛的财赋大多消耗于此，不过单就兵器甲胄而言，隋代兵甲的精良也无可否认。除了明光铠之外，两裆铠是隋军又一主要铠甲，而且两裆衫也继续作为文武官员的礼服使用。

问题出在北魏。

从开创了南北朝时代的那一年（439）起，北魏就是中国北方的主人。此后，他们又在那里维持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统一。这无疑要归功于三个人：建立帝国的拓跋珪，开创北朝的拓跋焘，迁都洛阳的拓跋宏。

可惜迁都洛阳五年后（499），拓跋宏就去世了。他的后继者跟不上他的理想和思路，也把握不了未来的历史走向，更无法掌控改革后的政局。结果，宫廷政变和政治阴谋延绵了三十年。终于，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第二年（528），北魏大乱。然后，是分裂。

分裂后的北魏变成了东魏（534）和西魏（535）。两魏表面上都由拓跋后裔继承，实际上东魏的掌权者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西魏则由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控制。正因为大权其实旁落，所以禅让形式的政变还会发生。最后，东魏变成了北齐（550），西魏变成了北周（557）。

也就在这一年，南梁变成了陈。

齐、周、陈，三国鼎立。

三国当中，北周地盘最大，能量最小——武装力量比北齐弱，政治地位不如陈，文化更是相对落后。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北周。公元577年，北齐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被攻陷，北周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就连陈宣帝从北齐手里夺回的江北诸郡，也被他们夺走。

天下，眼看就是北周的了。

可惜灭亡北齐才一年半，壮志未酬的周武帝就一病不起，享年三十六岁。失去了灵魂的北周立即陷入黑暗和混乱之中，直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13]

我们知道，他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是鲜卑化的汉人，鲜卑姓普六茹，鲜卑名那罗延（意为金刚不坏），爵位隋国公。不过，当这位普六茹·那罗延由隋公晋升为隋王，并改回到他的汉族名字杨坚时，又一出禅让的好戏就上演了，北周也变成了隋。完全统一中国的使命当然也由隋来承担。

于是，四百年的历史就可以这样来概括：统一的大帝国一分为三，这就是三国。短暂统一之后再次大分裂，这就是魏晋十六国。然后是四分五裂变成南北对峙，这就是南北朝。最后是西方战胜东方，北方统一南方，诞生新的中华大帝国，其路线跟当年的秦并天下几乎一样。[14]

奇怪！四百年分裂动荡之后，为什么会重归一统？

统一的进程，为什么是从北到南？

在此之前，北方为什么还要再分裂一次？

从未分裂过的南方，为什么不能完成统一大业？

最后实现统一的，为什么只能是鲜卑化的汉人？

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

[1]见《南史·陈本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

[2]这两路大军是：贺若弼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苏镇江），韩擒虎渡江攻下姑孰（今安徽当涂），分兵夹击建康。

[3]以上见《陈书·后主纪》、《南史·陈本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

[4]见《陈书·后主纪》、《南史·陈本纪下》、《隋书·高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七。

[5]秦始皇灭齐，在公元前221年；董卓入京，在公元189年；隋文帝灭陈，在公元589年；朱全忠灭唐，在公元907年。

[6]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7]公元573年，陈宣帝伐北齐，江北诸郡次第克复。579年，北周攻克寿阳，又尽收陈江北之地。

[8]见《南史·陈本纪下》。

[9]见《隋书·高祖纪下》、《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

[10]见《南史·孔范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

[11]此曲也叫《后庭花》，传为陈叔宝填词，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另《旧唐书·音乐志》称：“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杜牧《泊秦淮》亦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12]见《南史·陈本纪下》。

[13]北周武帝宇文邕攻陷邺城是在建德六年（577）正月，去世是在建德七年（578）六月。

[14]通向再统一的道路几乎重现了秦的轨迹，这是樊树志先生的观点。请参看樊树志《国史概要》。

淮河南北

北纬33度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或许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纬度上下，中西部海拔2000米的秦岭阻隔了南北的冷暖气流，其势延伸到东部即是淮河。淮河与秦岭共同构成了中国800毫米降水线的分野：以北，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下；以南，在800毫米以上。

以此为界，中华大地被分为南方和北方。

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的北方是辽阔的旱作平原，肥沃的黄土地上生长着小麦和大豆，以及落叶的阔叶林，比如苻坚在前秦的国道旁种植的槐树。每到秋冬之际，漫山遍野便是一片金黄，然后又在转眼之间变成枯黑。当河流和空气都被冻结时，天地间更是充满了肃杀之气。

这是出产血性男儿的地方。

南方却是亚热带湿润地区，即便一月份的平均气温也在摄氏零度以上。树木多为常绿的阔叶林，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油菜。并无结冰期的湖泊里还有菱角和莲藕，当然也有鱼虾和螃蟹。在那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季节，多情的女子便会为自己的男人献上轻歌曼舞和美味佳肴。

难怪北方建立的政权一旦撤到了南方，便会变得文恬武嬉起来，直把杭州作汴州。也难怪从古到今，一统天下的总是来自北方靠小米和棍棒养大的武装力量。

呵呵，劲草朔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

淮河南北，是两样的风景。

十六国与南北朝，也是不同的时代。

区别是显著的。从政治的立场看，十六国大分裂，南北朝半统一。从文明的角度讲，五胡不如东晋，北朝胜过南朝。也就是说，分裂的十六国变成统一的北魏后，历史进程就发生了逆转：胡人的北方不断进步，汉族的南方每下愈况。北进南退，统一大业便只能由北方来完成。[15]

这一切，又都与那条南北分界线有关。

事实上从东晋开始，淮河就既是地理分界线，也是军事分界线。后赵与东晋、前燕与东晋、前秦与东晋，都是隔淮而治。淮河南岸从东到西今之淮阴、蚌埠、淮南、信阳一线，也几乎一直是东晋的边防前哨和国境线。

可以说，没有淮河就没有东晋。

同样，没有隔淮而治，也就没有南方和北方。

是的，在华夏文明的思想体系中，原本没有南北两方的概念。南北和东西一样，都是“中国”的外围，而非对峙的两半。从商周到秦汉再到魏晋，华夏民族从来就认为自己住在天下的正当中，全世界也只有这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在魏晋之前就叫中国，魏晋之后则叫中原。[16]

中心首先是文化的。也就是说，文化先进的夏族和华族为中，东西南北是蛮夷和戎狄。统一大帝国诞生后，中心又有了政治意义，即帝都所在为中，东西南北是帝国的郡县。换句话说，秦汉以前只有中国和四方，秦汉两代则只有中央和地方，没有以淮河为界的南方和北方。

汉的中央就是长安和洛阳，魏晋则只有洛阳。洛阳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秦岭至淮河南北分界线的中间偏北。看来周公他们把洛阳称为“中国”（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堪称慧眼独具。何况从东汉到西晋，洛阳还做了近三百年帝都，当然是中心。[17]

然而公元311年洛阳的失守，以及五年后长安的沦陷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一方面，这两座文明古城像日耳曼蛮族刀锋下的罗马和米兰一样惨遭蹂躏；另方面，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下，试图把建康变成中国的拜占庭。

这时，我们就有了多种选择。

第一种是放弃长安和洛阳，华夏文明全面南移，以建康为中心重振旗鼓，并向更南边的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发展，实现这些地区的彻底华夏化，就像亚历山大之后北非的希腊化。中原地区则让给胡人，让他们发展壮大建立自己的文明，就像希腊北边的罗马。

可惜这并不可能。入主中原的并非只有一个民族，而是五个。他们当中也没有谁堪比罗马。偏安江左的汉族人民和士大夫也不愿意拱手相让，甚至直到陈朝时期仍然希望收复中原。事实上他们也未必没有这个能力，只是由于后面将要讲到的原因，这一愿望总也未能实现。

因此其他的选择同样没有可能。比方说，由北方胡人统一中国，实现全中国的全盘胡化。或者反过来，入华的五胡尊奉建康政府为宗主，组成以晋皇帝为天子的中华联邦，然后融入华夏文明，实现他们的全盘汉化。

显然，这都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秦岭、淮河的阻隔以及双方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势均力敌。更重要的是，无论胡汉都认同华夏文明，争执仅仅在于谁更有代表权。建康方面和汉民族当然不会自动弃权，北方胡人如前秦苻坚或拓跋北魏，则宣称只有他们才代表华夏正宗。

胡与汉，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是老大。

于是，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只不过一南一北。

结果是有了南北朝。

有了南北朝，这才有了南方和北方。

地分南北并无不妥，两个中心却有问题。因为从商周到汉魏，华夏文明从来就是先聚焦于一处，然后再向文化气息稀薄的外围扩散。更何况多中心即无中心，除非它们能像长安和洛阳那样，相互依存又各有分工：长安融合东西，洛阳沟通南北；长安代表进取，洛阳代表稳定。[18]

建康与北方的“胡都”却不是这样。

何况胡人们的首都星罗棋布，还飘移不定。[19]

这样看，拓跋宏的迁都洛阳就意义重大。事实上，正是在这里，他为后来的隋文帝和唐太宗理顺了思路，进行了试点，积累了经验，聚集了人气，也留下了希望。尽管后来的东魏和西魏都放弃了洛阳，也尽管隋文帝创立新帝国，唐太宗建设新文明，都不在洛阳而在长安。

其实长安也地位尊贵。毕竟，关中是周、秦和西汉的龙兴之地。五胡中的四大天王——匈奴的前赵，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羌人的后秦，竟有三个以长安为都（前赵刘曜，前秦苻健，后秦姚苌），恐怕并非没有原因。

只有隋炀帝和武则天，更喜欢洛阳。[20]

相比较而言，建康就差得远了。

现在叫做南京的建康，原本也是气象非凡的。诸葛亮就曾这样赞叹：钟山龙盘，石城虎踞，此帝王之宅！然而怎么样呢？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从西晋灭吴起，此间建立的政权便都是短命的小王朝。[21]

北魏将建康政府称为“僭晋”，也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即便不算孙吴，建康作为帝都也有连续二百七十年的历史，时间并不比洛阳短多少，北魏反倒在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就陷入内乱。更何况南方的潜力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曹操荡平北方群雄一如秋风扫落叶，却始终不能跨过长江一步，便是证明。

看来，建康和洛阳都不必对历史负责，需要负责的只能是人。实际上中原的混乱和南北的对峙会持续二百七八十年之久，恐怕就因为南方和北方都有问题。只不过在十六国那会，北方麻烦更多，所以五胡不如东晋；到南北朝时代，则南方问题更大，因此北朝胜过南朝。

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15]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16]比如《三国志·鲁肃传》裴松之的按语就说：“刘备与权（孙权）并力，共拒中国（曹操控制的东汉政权），皆肃（鲁肃）之本谋。”

[17]东汉光武帝定都洛阳在公元25年，刘曜攻陷洛阳在311年。

[18]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周时奋《中国历史十一讲》。

[19]比如刘渊始都平阳，刘曜又迁都长安；石勒始都襄国，石虎又迁都邺城；北魏都平城，后来又迁都洛阳。

[20]公元604年，隋炀帝弑父继位，定洛阳为东都。690年，武则天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迁都洛阳。

[21]所引分别见《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五十六、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长城内外

先看北方。

北方的边界是长城，正如南北的分野在淮河。淮河是天然的，长城却是人为的。早在南北朝之前，长城就已经成为一条分界线，把内地与外族区分开来。那个时候，长城以外的地老天荒才是北，长城以内淮河以北则是中，是文化先进文明璀璨的中国和中华，也叫中土和中夏。[22]

与夏相对应的是夷，是蛮夷戎狄，也叫胡。

毫无疑问，在这种并不礼貌的称谓背后，有着文化的优越感，也有着民族的自信心。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事情竟会变成这样：长城之外的戎狄成了内地的主人，原来的主人则被撵到东南一隅，并被称为岛夷。

长城内外，天翻地覆。

这样的变化谁都无法适应，包括那些胜利者。面对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和历史舞台，他们只能各自占山为王或者次第登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自己的血性和蛮野，并把好端端的中原大地变成破碎的山河。

五胡十六国之乱，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即便在这空前的动荡之中，文明的力量也仍在顽强地生长，从混乱走向有序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于是前有后赵石勒的小统一，后有前秦苻坚的大统一。尽管两次统一都很短暂，未来的走向却毋庸置疑。而且无论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鲜卑的北魏，都自称中华。

这就跟罗马不同。

曾经的世界领袖西罗马帝国，是在北魏冯太后开始体制改革那年（476）灭亡的。命丧黄泉的西罗马分裂为诸多的碎片，只有东边的拜占庭帝国活到了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最后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和法国打完了他们的百年战争。

不过，拜占庭虽然号称东罗马，却其实是另一个国家，也是另一种文明。至少，它的初期更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起死回生，希腊传统的借尸还魂，再加上基督教会的社会革命，而不是罗马文明的伟大复兴。真正的罗马文明，从迁都君士坦丁堡那天起就已经死了。

事实上罗马也是先分裂后灭亡，而且这种分裂跟三国和南北朝也不可同日而语。三国都是汉族政权，北朝则实行双语制，东西罗马却分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化区。于是东罗马渐行渐远，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则在西罗马破碎的土地上由日耳曼人创造出来。

中华与罗马，是不同的裂变。

也许，只有一样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那就是皇帝的称号，只不过罗马叫恺撒。德意志和奥地利的Kaiser其实就是恺撒，俄罗斯的沙皇也是。但，他们似乎并没像拓跋焘自命为中华皇帝那样，说自己是罗马皇帝。[23]

不是罗马皇帝，就没有义务复兴罗马文明，也不必重新统一帝国的天下。何况罗马文明原本就是次生的，之前早就有西亚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因此，罗马境内的日耳曼人即便已经罗马化，也不一定要对罗马文明从一而终，完全可以分家自己过日子。

中华文明却是原生的。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阻隔，西亚和印度文明对中国其实影响甚微，至少在魏晋之前是这样。而且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华也是唯一的文明。因此，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停留在部落时代，要么越过长城与中华认同。

五胡选择了后者。

而且，他们也早就越过长城了。

罗马却没有长城，只有大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与长城内外分夷夏，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和取向。前者意味着文明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新建，哪怕付出代价。后者却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心，文明只有一种形态，我们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守住自己的根基，哪怕重新整合。

否则，就只有毁灭。

四百年动荡分裂之后还得重归一统，重新统一后建设的也只能是中华文明，原因大约在此。

问题仅仅在于谁来统一。

历史选择了鲜卑拓跋部。

这似乎没有道理。因为鲜卑在五胡当中是文化最落后的，拓跋在鲜卑各部中又最落后。但，战国七雄中，秦国不是相对逊色吗？西方国家中，美国不是崛起最晚吗？看来文化落后并不要紧，关键在善于学习并勇于创新。

何况先进有先进的问题，正如大有大的难处。事实上罗马和东汉终于灭亡，就因为这两种文明都已经由成熟而至于烂熟，走到了发展的尽头。这个时候，依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革故鼎新，只能借助外力来再造辉煌。遗憾的是，日耳曼人没能给罗马输血，他们把它肢解了。[24]

之后，便有了欧洲五彩斑斓的版图。

鲜卑人却进退两难。

表面上看，他们可选的道路很多。上策是称霸中原荡平天下建立统一大帝国，中策是割据一方安营扎寨保住小政权，实在不行则退回漠北，像其他那些游牧民族一样继续充当劫匪，寇略中原，满载而归，来去匆匆。

但，进入内地定都平城变成农业民族以后，第三条道路在事实上已无可能。像鲜卑同胞慕容部的前燕等等那样昙花一现，则等于坐以待毙。置于死地而后生，已无退路的鲜卑拓跋部只能朝着成为中华帝国的目标挺进。

问题是，作为少数民族和后起之秀，北魏即便能够实现统一，也无法将中国鲜卑化。这不可能，也不应该。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先改变自己，再改变中国。

要想得天下，必须中国化。

冯太后锐意革新，拓跋宏全盘汉化，原因即在于此。

实际上，这也是必由之路。

然而这就意味着数典忘祖伤筋动骨，也意味着改变鲜卑人的文化传统，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统一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北方还得再分裂一次，变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也得各自再政变一次，变成北齐和北周。

北齐与东魏，北周与西魏，名为两朝，实为一体。因为掌握实权的，东魏和北齐都是高欢一族，西魏和北周都是宇文泰一家。宇文泰是汉化的鲜卑人，高欢则是鲜卑化的汉人。汉化的鲜卑和鲜卑化的汉，最后谁能胜出？

鲜卑化的汉人。

但，不是高欢，而是杨坚。

杨坚知道，黄河九曲十八弯，最终要流入大海。天下不定，根本问题在民族关系。高欢调和民族矛盾，结果被北周所灭；宇文泰要汉人鲜卑化，结果为隋所亡。只有做到了“汉胡互化，以汉为主”的隋，才最后成功。[25]

隋唐帝国的人民是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新民族融入了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各部，因此可以叫做新汉族。在下一阶段，他们将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创造者。

三四百年的民族大混血，至此功德圆满。

鲜卑脱胎换骨，北魏凤凰涅槃，新诞生的隋帝国其实是拓跋魏的升级版。他们和唐帝国的创始人，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身上有着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也有着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创造新历史，他们当仁不让。

这可是南人无法匹敌的，何况他们自己还有问题。

那么，南朝的问题又在哪里？

[22]当时中华与中夏意思完全相同，如傅奕称“羌胡异类，寓居中夏”；杜坦告宋文帝“臣本中华高族……播迁凉土”。

[23]关于罗马，请参看（英）韦尔斯《世界史纲》。

[24]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认为，罗马跟中国一样，前进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进了。请参看其所著《全球通史》。

[25]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要》，樊树志《国史概要》。

沼泽地

北方的问题在民族，南方的问题在阶级。

阶级斗争是南朝政治的主旋律。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一年多，就诛杀了把自己推上帝位的徐羡之和傅亮（请参见本书第三章），便正是斗争的表现：怂恿刘义隆杀掉这两个人的都是名门望族，徐羡之和傅亮却是庶族寒门。

这很不寻常。

前面说过，作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宋武帝刘裕依靠的主要是皇族和庶族。后者掌握朝政，前者则掌握军权和政区。此后，寒门掌机要，外藩托宗室，便成为南朝的基本国策。这固然因为宋、齐、梁、陈的开国之君都出身寒门庶族，也因为士族已经腐朽没落，不堪重任了。[26]

那么，刘义隆为什么要杀徐羡之和傅亮？

也许是因为恐惧。

事实上，当徐羡之和傅亮迎奉刘义隆入京为帝时，义隆的许多部将都表示担忧和疑虑，只有出身名门的一些人力主成行。他们的说法是：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这样的泥鳅根本就翻不起大浪，何足为惧？[27]

刘义隆却很清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寒门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灯。作为顾命大臣，徐羡之和傅亮既然胆敢谋杀皇上和王爷，又岂能保证他们不会再起图谋？这些靠着侥幸和投机进入上层的小人，根本就没有道德底线。因此刘义隆坐稳江山之后，那两个家伙便必须人头落地。

南朝的阶级斗争，也血淋淋地拉开了帷幕。

血案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纠结，那就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两个阶级的权力和路线之争。这种斗争表现为皇族与士族、庶族的三角恋爱，也表现为他们的三国演义，因此波诡云谲，却又并无道理。因为按照商鞅变法和秦并天下的逻辑，帝国根本就不该有阶级。

的确，作为地主阶级与领主阶级斗争的产物，帝国的意志原本是要消灭阶级的。在这种新的制度下，原来的封建贵族没有了。皇族以外的所有人无论贵贱贤愚，统统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包括后来当了皇帝的刘邦。

编户齐民，就是编入户籍，一律平等的意思。

当然，是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有此革命，天下才能真正归于一统。于是有刘邦的诛灭功臣，晁错的削藩之策，武帝的推恩之法（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七卷《秦并天下》、第八卷《汉武的帝国》）。究其所以，就是不允许在皇帝与平民之间，再有一个阶级或阶层。

士族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

首先，他们有做官特权。其次，他们有免税特权。更严重的是，根据两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和占客令，他们合法地占有一定规模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佃客。佃客则不自立户籍，也不负担国家课税，完全是豪门的依附人。[28]

佃客之外还有部曲，也就是家丁和庄客。他们平时种田、战时打仗，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从东汉末年起，部曲就作为亲兵跟随主人南征北战，往往在关键时刻起着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历届政府对部曲的数量从无限制，招募部曲就成了土豪们扩军备战的重要手段。[29]

此外还有食客和门生。他们是出身卑微的士人，依靠攀龙附凤在豪门那里分一杯羹。由于士族垄断了仕途，这些人是有利可图的，比如主人做刺史，他们做县令。因此食客和门生虽然地位比幕僚低，情谊却更亲近。[30]

佃客、部曲、食客、门生，就是依附人。

世家大族与依附人之间，是君臣关系。就连某些地方官自己招聘的僚属，虽然不是依附人，也视长官为君，终身追随不离不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跟春秋时期的家臣与大夫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31]

也就是说，汉末魏晋俨然退回到秦汉以前，国家无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实，士族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难怪日本学术界有“六朝贵族政治”一说。[32]

实际上，士族虽然没有世袭的爵位和封地，因此并非真正的贵族，派头却绝不亚于春秋的大夫。表现之一，就是与寒门庶族严格划清界限。士族如与寒门通婚，便会成为骇人听闻的事情；寒门若想与士族同坐，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愿，因为士族根本就羞与为伍。

这实在是没有道理。

无理是显然的。且不说士族与庶族同为帝国子民，就算有士农工商之别，世族与寒门也都是士人，难道也要分高低？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不但士庶有如天壤，士族内部也有贵贱之分。比如，说洛阳话的北方士族就高于说吴语的南方士族，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来后到。

于是，阶级和等级被人为地制造了出来。而且，正如北方之有五胡，南方的社会阶层也变成了五个：世家大族、寒门庶族、编户齐民、依附人、奴隶。[33]

这是一种怪异的结构。

怪异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却变成两个阶级；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编户，却变成依附人；率土之滨原本莫非王臣，豪门大族却自成体系逍遥法外。这样怪异的现象，也只有在那乱世才会成为现实。

结构的怪异只能造成心理的变态和社会的畸形，何况这种毫无道理的森严等级和阶级壁垒，已经严重威胁到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统治集团内部既不能精诚团结，士族凭借种种特权和众多依附，也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长此以往，岂非国将不国？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东晋政权却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时，所有的资源都在士族手里，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别无选择，只好让出实权和实惠，甚至尊严和体面，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连这都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士族对于皇室的态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们看来，家族的门第声望远比国家政权重要，因此，可以为了保全家门而拥护中央，却绝不会为了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为此，即便放弃中央或改换门庭甚至卖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当时无论南北胡汉，都承认门阀制度和士族特权。既然如此，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34]

这样的士族，简直就是帝国的癌细胞。

不过治疗的方案却让统治者为难。篡晋的桓玄，建宋的刘裕，都主张动手术；后来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则似乎倾向于保守疗法。事实上，正是由于刘义隆和萧衍在起用寒门的同时也善待士族，这才各自有了数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东晋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监之治也罢，都不过回光返照，之后则是更加不可救药的堕落。梁亡前，国土面积已经最小，社会风气已经最坏，世家子弟已经最不中用。侯景杀进来时，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着玉器饿着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里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并非不努力，却无论怎样都事与愿违：善待宗室却众叛亲离，调和士庶却势同水火，以德治国却道德沦丧，建立信仰却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泽，越是挣扎，灭顶之灾就来得越快。只不过这沼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民族和社会的。

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片沼泽地吗？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里？

[26]把刘裕称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是田余庆先生的观点，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27]见《南史·王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

[28]颁布占田令，是在西晋太康元年（280），见樊树志《国史概要》；颁布占客令，是在东晋大兴四年（321），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29]如《三国志·邓艾传》即称：“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卫颎传》则称：“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又请参看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30]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31]汉代地方官与僚属之关系有如君臣，见钱穆《国史大纲》。

[32]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及阎步克为该书所写推荐序。

[33]史学家一般认为，南北朝社会阶层是四个。如傅乐成《中国通史》称四个阶层为世族、平民、部曲、奴隶，邹纪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称四个阶层为士人、编户齐民、依附人、奴婢。但这样的说法均无法体现出士庶之别，因此本书持五阶层说。

[34]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

整合的力量

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那年（529），拜占庭帝国颁布了《敕法汇集》。由于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编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后，十六人的委员会又完成了《法学汇编》、《法学总论》和《法令新编》。其中，《法学汇编》被称为“罗马法的圣殿”，《法令新编》则用希腊语写成。四部法典合起来统称《民法大全》，并被公认为是西方法律之母。[35]

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称为“最伟大的立法者”。尽管他还有别的遗产，比如索菲亚大教堂；也还有别的头衔，比如“大帝”的称号，但《民法大全》肯定最为不朽。[36]

那么，这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跟刘裕等人一样，查士丁尼一家子都出身贫寒。那位收他为嗣子的前任皇帝甚至目不识丁，只能用木刻的图章来代替签名。他自己的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则是马戏场粗鲁无礼的看门人或驯兽师的女儿，婚前的形迹十分可疑，在上流社会的眼里完全不够资格母仪天下。

查士丁尼却被这来历不明的女人深深吸引，尽管她可能曾经与多个男人有染。为此，他请求父皇修改了相关法律。没错，门当户对在中国只是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罗马帝国却明文规定元老院议员不得与下层女子结婚。

狄奥多拉也没有辜负查士丁尼。在后来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不但坚定不移地站在夫君一边，而且成为查士丁尼的精神支柱。在一场类似于侯景之乱的暴动中，她只用一句话就镇住了主张弃城出逃的那些人：帝王的权力是最好的殓尸布，统治者一旦成为逃亡者那就连死都不如。

听完这话，查士丁尼重新变成了男人。

平息暴乱或镇压起义的一年后，意气风发的查士丁尼重整山河。公元533年，灭亡汪达尔王国；535年，占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536年，收复罗马城；554年，灭亡东哥特王国，同时将西哥特人占有的西班牙东南部等地收入囊中。至此，地中海重新变成了罗马的内湖。[37]

当然，是东罗马帝国的。

罗马梦实现了，查士丁尼如愿以偿。

不能不说查士丁尼是一个幸运儿。上帝不但赐给他狄奥多拉，还赐给他足够多的时间：享年八十三岁，执政三十八年。这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跟享年八十六岁执政四十八年的梁武帝相比，也只是略为逊色。[38]

甚至就连两人的时代背景和奋斗目标都极为相似。查士丁尼有罗马梦，梁武帝有中华梦。为了重建罗马或振兴中华，他们也都借助于宗教，只不过梁武帝礼拜佛祖，查士丁尼信仰上帝。他的理想，是一个国家（罗马帝国），一部法典（民法大全），一个教会（基督教会）。

查士丁尼是罗马人的梁武帝。

当然，他们也都清楚，宗教不能代替一切（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是以后的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因此，查士丁尼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编纂法典，梁武帝则在大兴佛教的同时制礼作乐。[39]

没错，一个讲法治，一个讲礼治。

礼治和法治，是传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重大区别，其中的成败得失一言难尽。要说的是，查士丁尼实现的罗马梦只是昙花一现，梁武帝则在活着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他的理想其实是在中国北方实现的，靠礼治获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读如雍）。

这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情。

前面说过，在鼎立的陈、齐、周三国中，北周原本是最弱的，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他们。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周武帝。毕竟，再次分裂的北方是因为他而重新统一，新帝国的基业也其实由他生前奠定。他的不幸是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但一统天下却是他的毕生追求。[40]

当然，北周的创始人宇文泰尊崇周礼的治国理念，以及他奉行的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儒家伦理，也被全盘继承。换句话说，礼治天下的设想在周武帝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武帝不愧宇文泰的后继者，隋文帝则不过是政治遗嘱的执行人。[41]

他们实现的，也都是梁武帝曾经的梦想。

那么，梁武帝为什么失败？周武帝为什么成功？

抓住了根本，找对了路径。

根本就是人心，人心需要凝聚。事实上，四百年的动荡既表现为国家分裂，也表现为人心涣散。胡人与汉人有民族矛盾，庶族与士族有阶级斗争，佛教与道教有门户之见。要想平定天下，必须先把他们都整合起来。

这需要力量，也需要旗帜。

力量只能来自统治者，当时的民间没有这个能力。旗帜则不能是某种宗教，因为宗教并非中华传统。实现大一统的中华梦，本土的道教无能为力，北魏太武帝已经证明；外来的佛教也无济于事，南朝梁武帝也已经证明。

唯一可行的，是整合儒、释、道。

梁武帝就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的办法，是把孔子和老子说成佛陀的弟子，即“三教同源源于佛”。周武帝也想兼容三教，只不过他排定的座次，是儒学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尽管他曾经一度以道教为最上。[42]

可惜三家谁都不服，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的矛盾则日益加深。更重要的是，富国强兵的需要逼得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再也不能温良恭俭让。[43]

周武帝决心斩断争论。

公元574年，也就是北周灭北齐的三年前，周武帝下诏同时禁止佛、道两教，不但烧毁经书偶像，还命令僧人和道士一律还俗，是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大法难。[44]

手无寸铁的僧侣当然无法抗拒。据说，周武帝在被兼并的北齐宣布灭佛令时，大殿里聆听训示的五百僧侣全都低头垂泪，只有一位僧人抗声争辩：陛下仗着皇权破灭佛门，就不怕进阿鼻地狱吗？那地方可是不分贵贱的。

周武帝却不为所动。他两眼直视那位僧人，毫不客气地回答：百姓若有人间之福，朕也不辞地狱之苦。[45]

这实在很有气魄。

毫无疑问，利用公权力来干涉宗教信仰，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我们知道，北周政权的鲜卑色彩原本很浓，许多汉族将领甚至都被迫改用鲜卑姓氏。周武帝却把这件皇帝的新衣脱了下来。他原话是：朕非五胡，为什么要信佛？[46]

这就对了。现在已经没有五胡，只有中华。后来的历史则证明，民族融合要以汉为主，汉胡互化；意识形态要以儒为主，并容佛道。这是最适合当时国情的选择。

周武帝远见卓识。

其他人也没有错。实际上，太武帝之尊奉道教，梁武帝之皈依佛门，周武帝之推崇儒学，都是在为将来的三教合流长期共存做准备。这三位武皇帝也都有着开放的心态和长远的目光，这才置自己的族别于不顾，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隋文帝杨坚改回汉姓并再度崇佛时，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的文明，便已是呼之欲出。

我们知道，那将是伟大的世界性文明。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隋唐定局》

[35]《法学汇编》又译《法理汇要》；《法学总论》又译《法学阶梯》，或称《法学家指南》；《法令新编》又译《新律》。

[36]基督教会承认的罗马帝国“大帝”只有三个：君士坦丁、狄奥多西和查士丁尼，见（日）盐野七生《罗马人的故事》。

[37]关于这段历史，西方史学家著述甚多，恕不一一列举。

[38]查士丁尼生于公元482年或483年，死于565年，527年成为皇帝。

[39]公元502年，梁武帝制定雅乐；505年，设立五馆；512年，制成五礼。梁武帝的制礼作乐，让北方士族都感到羡慕。

[40]周武帝遗诏则称：“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见《周书·武帝纪下》、《北史·周本纪下》。

[41]奉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的儒家伦理是苏绰对宇文泰的建议。他的全部主张，是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称为六条诏书，见《周书·苏绰传》。另据称，宇文泰曾这样评价宇文邕：“成吾志者，必此儿也。”见《周书·武帝纪上》、《北史·周本纪下》。

[42]梁武帝的说法见其所著《舍事道法诏》，周武帝的说法见《周书·武帝纪上》，曾经以道教为最上则见《广弘明集》卷八《叙周武帝集道俗议灭佛法事》。同时请参看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

[43]见《广弘明集》卷二十四《谏周祖沙汰僧表》，转引自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三卷。

[44]见《周书·武帝纪上》。

[45]见《大正藏》卷五十二。

[46]见《广弘明集·辩惑篇》。

后记
一国两朝，南方北方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南北朝的历史意义，我认为那就是：原来有的没了，原来没的有了。

什么没了？

五胡。

什么有了？

南北。

五胡是被消融而非消灭的。匈奴、羯、氐、羌和鲜卑都融入了新汉族，途径则是通婚混血和移风易俗。不过这种变化是双向的，汉化的同时也在胡化。比如双脚着地坐在椅子上，就是胡人的坐法。汉人的坐法是双膝前跪，席地而坐。现在谁要恢复这汉家风度，恐怕很难。

不穿裤子，改为“上衣下裳”，也很难。

诸如此类的“胡作非为”还有很多，包括“胡思乱想”和“胡言乱语”。比如以时间为世，空间为界，合称世界；以认识为智，领悟为慧，合称智慧，便是胡人的思想方法。只不过那“胡人”不在五胡之中，而在印度。

语言也一样。现在的普通话中，胡语胡音不少。有后来蒙古人和满族人的，恐怕也有当年五胡的。正宗的“中原雅言”倒是有一些保留在闽南话中，可惜，听得出来的人不多。同样，找到懂鲜卑语的，也不容易。

历史上的五胡与汉，已经融为一体。

汉胡界限模糊之后，南北分野便突显出来。士族，南方的尚清谈，北方的尚实务；佛教，南方的重玄理，北方的重践行；文艺，南方秀丽唯美，北方雄浑质朴。那些厚重的石窟比如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全在北方，骈文和诗歌等文学方面的成就则南方更高，都绝非偶然。

南方与北方，俨然两个世界。

此后，关于南北差异的说法越来越多，比如，南腔北调和南拳北腿。前者的意思是：北方方言只是声调不同，南方方言则连读音都两样。后者的意思是：南方人打架喜欢用拳，北方人动武喜欢用腿。就连男女关系暧昧，南北说法都有不同：南方叫“有一手”，北方叫“有一腿”。[1]

南人与北人的区别，自然也就成了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顾炎武就说，北方学者的问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的毛病，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鲁迅先生则说，北人的优点是厚重，缺点是愚钝；南人的优点是机灵，缺点是狡猾。总之是大为不同。[2]

南人与北人，俨然两个民族。

同一个民族中有两种不同的文化，似乎不大可能。然而按照林语堂先生的说法，南人和北人在身体、性格和习俗上的差异，甚至不亚于地中海人和日耳曼人。至于原来的胡汉之别，可是一点都看不出来了。[3]

所有这一切，追根溯源都要拜魏晋南北朝所赐。没有那三四百年的隔淮而治和风云激荡，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文化和文明。种种故事，也就无从说起。

原来有的没了，这才有了政治上的一国两朝。南朝和北朝都认自己为中华帝国，称对方为魏虏或岛夷，正所谓“一个中华，各自表述”。原来没的有了，这才有了文化上的南方北方。从此，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并驾齐驱，隋唐开创的新中华将诞生在两河之间，一直延续至今。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影响后世的根本所在。因此我的说法也许“很不专业”，却很有文化。文化远比专业重要。至少对我来说，是宁可“不专业”，也不能“没文化”的。

当然，这已是题外话。

[1]请参看拙著《大话方言》。

[2]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鲁迅《北人与南人》。

[3]见林语堂《北方与南方》。

附录

本卷大事年表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使者向博士弟子景庐口授《浮屠经》。

公元57－75年（东汉明帝时期），楚王刘英崇尚浮屠，传说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寻求佛法。

125－144年（东汉顺帝时期），张陵创天师道（五斗米道），于吉创太平道。

189年（东汉中平六年），董卓入京，天下大乱，分裂时代实际上开始。

220年（曹魏黄初元年），曹丕代汉，魏始。

258年（曹魏甘露三年），鲜卑拓跋部在阴山南麓的盛乐举行大会，开始定居于此。

265年（曹魏咸熙二年，西晋泰始元年）十二月，魏元帝禅让，司马炎称帝，曹魏亡，西晋始。

304年（西晋太安三年），氐族豪帅李雄称成都王，匈奴酋长刘渊称汉王，五胡十六国始。

306年（光熙元年），李雄在成都称帝，国号成。

308年（永嘉二年），刘渊称帝，次年迁都平阳。

310年（永嘉四年），刘渊卒，子刘聪立。拓跋酋长被晋封代公。佛图澄到洛阳传教。

311年（永嘉五年），匈奴汉国将领刘曜、石勒等人攻陷洛阳，掳晋怀帝司马炽。

314年（建兴二年），西平公汉人张轨卒，子张寔（读如实）继位，建立割据政权。

316年（建兴四年），刘曜攻陷长安，晋愍帝司马业出降，西晋亡。

318年（东晋太兴元年），司马睿即帝位，东晋始。刘聪卒，子刘粲继位，被杀，刘曜继位。

319年（太兴二年），刘曜改国号，史称“前赵”。

329年（咸和三年），石勒杀刘曜，前赵亡。

330年（咸和五年），羯人石勒称帝，史称“后赵”。石勒称帝之后，尊佛图澄为大和尚。

335年（咸康元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允许汪达尔人入居班诺尼亚（大部在今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境内）。

337年（咸康三年），鲜卑豪帅慕容皝（读如恍）称燕王，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史称“前燕”。

347年（永和三年），桓温伐蜀，李势投降，成汉亡。

350年（永和六年），后赵皇帝石虎养子汉人冉闵篡位称帝，国号魏，史称“冉魏”。

351年（永和七年），后赵亡。氐族豪帅苻健自称天王大单于，都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352年（永和八年），冉魏亡。燕王慕容隽称帝，都邺，史称“前燕”。同年苻健称帝。

370年（太和五年），前秦大破燕军，前燕亡。

374年（宁康二年），匈奴人越过伏尔加河，日耳曼蛮族诸部开始大举入侵罗马帝国，欧洲民族大迁徙。

376年（宁康四年），前秦伐前凉，前凉亡。之后，前秦又伐鲜卑拓跋部所建之代国，代亡。至此，中国的北方完全由前秦统一。同年，西哥特人渡过了多瑙河，因不堪罗马人的压迫掀起大暴动。

378年（太元三年），亚得里亚堡战役，罗马皇帝瓦伦斯兵败被杀。

383年（太元八年），秦晋淝水之战。

384年（太元九年），前秦苻坚部将鲜卑人慕容垂自称燕王，史称“后燕”。慕容泓称济北王，史称“西燕”。羌人姚苌称秦王，史称“后秦”。

385年（太元十年），姚苌擒杀苻坚。前秦部将鲜卑人乞伏国仁建国，史称“西秦”。氐帅杨定自立为公，称藩于晋，史称“仇池”。

386年（太元十一年），鲜卑酋长拓跋珪在牛川（今呼和浩特）称王建国，史称“北魏”。后秦王姚苌入据长安称帝。氐族人吕光建国，史称“后凉”。

392年（太元十七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

394年（太元十九年），西秦灭前秦，前秦亡。后燕灭西燕，西燕亡。

395年（太元二十年），罗马帝国分裂。

397年（隆安元年），鲜卑秃发乌孤称王建国，史称“南凉”。后凉匈奴豪帅沮渠蒙逊建国，史称“北凉”。

398年（隆安二年）十月，后燕慕容德称王建国，史称“南燕”。七月，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十二月，拓跋珪称帝。

399年（隆安三年），孙恩乱起。法显赴印度求佛经。

400年（隆安四年），西秦王降后秦，西秦亡。北凉敦煌太守李暠（皓的异体字）建国，史称“西凉”。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开始入侵不列颠岛。

402年（元兴元年），桓玄之乱起，孙恩兵败自杀。

403年（元兴二年），南凉、北凉攻后凉，后凉举国降后秦，后凉亡。晋安帝被逼禅让，桓玄称帝，国号楚。

404年（元兴三年），刘裕讨桓玄，桓玄兵败被杀。

405年（元兴四年，义熙元年），谯纵叛晋称王，据成都，史称“西蜀”。西凉迁都酒泉，以逼北凉。

406年（义熙二年），南凉迁都姑臧（甘肃武威）。

407年（义熙三年），后秦将军匈奴人赫连勃勃叛后秦称王，国号夏，史称“胡夏”。后燕天王慕容熙被杀，后燕亡。高云为燕帝，史称“北燕”。

410年（义熙六年），南燕亡。西哥特人攻陷罗马。

413年（义熙九年），刘裕遣军攻西蜀，西蜀亡。

414年（义熙十年），西秦攻南凉，南凉亡。

417年（义熙十三年），东晋攻后秦，后秦亡。

418年（义熙十四年），东晋封刘裕为宋公，刘裕毒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其弟司马德文，是为晋恭帝。

419年（元熙元年），西哥特王国建立。

420年（东晋元熙二年，刘宋永初元年）东晋亡。刘裕称帝，国号宋，史称“刘宋”。南朝开始。法兰克人开始定居于高卢，勃艮第人开始定居于罗讷河流域。

421年（永初二年），北凉攻西凉，西凉亡。

422年（永初三年），武帝刘裕卒，少帝刘义符继位。

423年（景平元年），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卒，子太武帝拓跋焘继位。

424年（景平二年），刘宋少帝被废杀，宣都王刘义隆继位，是为宋文帝。寇谦之在北魏平城建天师道场，称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

429年（元嘉六年），汪达尔人进入北非。

431年（元嘉八年），胡夏攻西秦，西秦亡。吐谷浑击胡夏，胡夏亡。

436年（元嘉十三年），北魏攻北燕，北燕亡。

439年（刘宋元嘉十六年，北魏太延五年），北魏攻北凉，北凉亡。五胡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汪达尔人在迦太基的故址上建国。

442年（刘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三年）正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至道坛接受符箓。

443年（刘宋元嘉二十年，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匈奴王阿提拉（上帝之鞭）兵进君士坦丁堡。

444年（刘宋元嘉二十一年，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北魏开始禁佛教，为“三武灭佛”之一，亦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大法难。

446年（刘宋元嘉二十三年，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北魏太武帝下诏烧毁所有佛像经书，坑杀老少僧人，佛教几乎遭遇灭顶之灾。

450年（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杀崔浩。刘宋伐北魏。阿提拉率军五十万越莱茵河入侵高卢，抵奥尔良城。

451年（刘宋元嘉二十八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沙隆战役，匈奴人与罗马、西哥特和法兰克联军激战，双方投入总兵力计百万之众。

452年（刘宋元嘉二十九年，北魏正平二年，承平元年，兴安元年），北魏内乱，太武帝被杀，皇太孙拓跋濬继位，是为文成帝。

453年（刘宋元嘉三十年，北魏兴安二年），刘宋皇太子刘劭弑父，宋文帝卒。武陵王刘骏称帝，是为孝武帝。孝武帝杀刘劭。阿提拉卒，匈奴帝国瓦解。

455年（刘宋孝建二年，北魏兴光二年），汪达尔人攻陷罗马城，大掠十四日。

464年（刘宋大明八年，北魏和平五年），刘宋孝武帝卒，子刘子业继位。

465年（刘宋永光元年，景和元年，泰始元年，北魏和平六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卒，献文帝拓跋弘继位。南朝宋帝刘子业暴戾被杀，湘东王刘彧继位，是为宋明帝。

466年（刘宋泰始二年，北魏天安元年），北魏冯太后发动宫廷政变，掌握政权。

471年（刘宋泰始七年，北魏皇兴五年，延兴元年），北魏献文帝拓跋弘让位，子拓跋宏继位，是为孝文帝。

472年（刘宋泰豫元年，北魏延兴二年），宋明帝刘彧卒，子刘昱继位。

476年（刘宋元徽四年，北魏承明元年），北魏献文皇帝卒，冯太后以太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开始政治改革。日耳曼雇佣军废西罗马帝国末帝，西罗马帝国亡。

477年（刘宋元徽五年，升明元年，北魏太和元年），南朝刘昱暴戾被杀，弟刘准立，是为顺帝。

479年（刘宋升明三年，南齐建元元年，北魏太和三年），刘宋封萧道成齐王，萧道成逼宋顺帝禅让，南朝刘宋亡。萧道成称帝，是为高帝。国号齐，史称“南齐”。

482年（南齐建元四年，北魏太和六年），南齐高帝萧道成卒，子萧赜继位，是为武帝。

490年（南齐永明八年，北魏太和十四年），北魏冯太后卒，孝文帝拓跋宏亲政。

493年（南齐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南齐昭明太子卒，齐武帝萧赜卒，子萧昭业继位。东哥特人攻陷罗马城，建立东哥特王国。

494年（南齐隆昌元年，延兴元年，建武元年，北魏太和十八年），南齐内乱，齐明帝萧鸾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正式迁都洛阳。

496年（南齐建武三年，北魏太和二十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下诏改姓。

498年（南齐建武五年，永泰元年，北魏太和二十二年），齐明帝萧鸾卒，子萧宝卷继位。

499年（南齐永元元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卒，子宣武帝继位。

501年（南齐永元三年，中兴元年，北魏景明二年），萧衍立萧宝融为帝，是为齐和帝。萧宝卷被杀。

502年（南齐中兴二年，南梁天监元年，北魏景明三年），南齐封萧衍为梁王。萧衍逼和帝让位，南齐亡。萧衍称帝，是为武帝，国号梁，史称“南梁”。

506年（南梁天监五年，北魏正始三年），仇池亡。

509年（南梁天监八年，北魏水平三年），北魏崇佛。

515年（南梁天监十四年，北魏延昌四年），北魏胡太后临朝称制。

527年（南梁普通八年，大通元年，北魏孝昌三年），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菩提达摩到广州。

528年（南梁大通二年，北魏孝昌四年，武泰元年，建义元年，永安元年），尔朱荣杀胡太后，北魏大乱。

529年（南梁大通三年，中大通元年，北魏永安二年），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东罗马帝国《民法大全》完成。

534年（南梁中大通六年，北魏永熙三年），北魏孝武帝自洛阳西奔长安，高欢另立皇帝，自洛阳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史称“东魏”。汪达尔王国被东罗马帝国征服，汪达尔人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

535年（南梁大同元年），北魏宇文泰立魏文帝，史称“西魏”。北魏正式分裂。

546年（南梁大同十二年，中大同元年），梁武帝第三次舍身同泰寺。

547年（南梁中大同二年，太清元年），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同泰寺。

548年（南梁太清二年），侯景之乱起。

549年（南梁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陷台城，梁武帝任其为大丞相。五月，梁武帝惨死，子萧纲继位，是为简文帝。

550年（南梁大宝元年），东魏亡。高欢子高洋称帝，国号齐，史称“北齐”。南梁封侯景为汉王。北齐和西魏分别封萧纶和萧詧为梁王。

551年（南梁大宝二年），侯景废杀梁简文帝萧纲，又废萧栋，自立为帝，国号汉。

552年（南梁承圣元年），侯景之乱止。

556年（南梁绍泰二年，太平元年），西魏亡。

557年（南梁太平二年），宇文觉称天王，国号周，史称“北周”。南梁敬帝让位于陈霸先，陈霸先称帝，国号陈。

574年（陈太建六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禁佛教，为“三武灭佛”之二，亦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大法难。

577年（陈太建九年），北周攻陷北齐首都邺城，北齐亡，北周统一北方。

578年（陈太建十年，北周建德七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卒，北周开始陷入混乱。

581年（陈太建十三年，隋开皇元年），北周静帝让位于隋王杨坚，北周亡。杨坚称帝，是为文帝，国号隋。

582年（陈太建十四年，隋开皇二年），陈宣帝卒，子陈叔宝继位，是为陈后主。

583年（陈至德元年，隋开皇三年），隋文帝迁都大兴（在今陕西西安）。

589年（陈祯明三年，隋开皇九年），陈亡，隋统一中国，南北朝时代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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