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安事变史话/李义彬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

（中国史话）

ISBN 978-7-5097-1948-0

Ⅰ.①西… Ⅱ.①李… Ⅲ.①西安事变-史料 Ⅳ.①K264.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5976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

西安事变史话

著者/李义彬

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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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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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5.75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 字数/106千字

印次/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1948-0

定价/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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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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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2011年4月

作者小传

李义彬

李义彬，1931年5月生于河北省饶阳县。195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后在民国史研究室和现代史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曾任现代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伟大的开端》（合著）、《从内战到抗战》（主编）、《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从淞沪抗战到卢沟桥事变》（合著）、《图说近代中国》（主编之一）。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目录

- 一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 1 岌岌可危的华北河山

- 2 汹涌澎湃的抗日潮流

- 3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

- 4 南京政府对日政策趋向强硬

- 二 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

- 1 张、杨在西北“剿共”接连失利

- 2 中共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

- 3 中共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

- 4 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

- 三 西安事变的爆发

- 1 张、杨与蒋矛盾的激化

- 2 蒋介石逼张、杨继续“剿共”

- 3 事变前夜

- 4 临潼捉蒋

- 5 捉蒋后西安的军政措施

- 四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 1 南京讨伐派掀起的“讨逆”恶浪

- 2 张、杨的和平诚意

- 3 南京主和派的营救活动

- 4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 5 民众团体和知识界的反应

- 6 国际上对西安事变的反应

- 7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 8 西安谈判与释蒋

- 9 “审张”、“赦张”、“管束张”

- 1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 参考书目

一 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 岌岌可危的华北河山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继“九一八”侵占东三省后，1933年初日军又占领了山海关和热河。此后它的侵略魔爪进一步伸向华北。

日本帝国主义一向把东北看成是它的“生命线”，把华北视为其侵吞全中国、称霸世界的“圣战基地”。控制华北，对实现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华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控制华北，不仅可以解除东北的侧翼威胁，巩固其卵翼下的伪满洲国，还可以掌握深入中国内地的咽喉要道和北侵苏、蒙的桥头堡。

华北丰富的自然资源更使日本侵略者垂涎欲滴，把华北作为它“以战养战”的重要基地。日本资源贫乏，国内有限的资源难以满足其日益扩大的战争需要，它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依靠掠夺殖民地的资源，来支撑侵略战争。华北的煤、铁储量丰富，渤海湾的盐是日本军需化学工业必需的优质原料。农业方面，华北耕地占全国1/4，棉花产量占全国产量的近半数，粮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1/3强。这些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日本在鲸吞东北并拼凑起傀儡政权后，迫不及待地要占领华北；由于它武装侵略中国的行为已遭到英美等国的谴责，它又刚刚宣布退出国联，为免遭进一步孤立，暂不敢贸然发动第二个“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华北；而决定从经济和政治方面染指和控制华北，把国民党政府的势力从华北驱逐出去，使华北当局绝对服从日本，在政治、外交、财政上脱离南京，进而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

日本侵略者实施这一策略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在1935年5月发动的华北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以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和遵化县长帮助孙永勤部为借口，5月29日向国民党华北当局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包括撤免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及日本指定的其他官吏；取消河北省各地的国民党党部；调走驻在河北省的中央军部队和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等。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交涉后，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接受了日方条件。上述河北事件还未结束，日本侵略者又发动了张北事件。日本4名特务潜入察哈尔境内绘制地图，6月5日被当地驻军扣留。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闻讯后，立即下令释放。但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却以此为借口，向宋哲元提出无理要求，并以武力相威胁。南京当局再次妥协，同意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官员；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第二十九军撤离该地；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通过华北事变，日本窃取了冀察两省的部分主权，国民党中央势力在华北大受削弱。但是，贪婪的日本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又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妄图使冀、察、绥、鲁、晋5省从中国版图中分割出来。密谋策划并卖力推行这一侵略活动的，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关于主持“自治”的人选，日本先后物色了吴佩孚、孙传芳、张敬尧等失意军阀和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但都没有成功。土肥原无奈，便把目标集中到宋哲元身上。11月11日，他向宋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案”，限宋11月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本将用武力进攻河北、山东。宋哲元态度暧昧。他虽想借助日本的势力保持华北的半独立状态，但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出卖国土的千古罪人。土肥原又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挂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招牌，宣布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冀东傀儡政权的出笼，是“华北自治”的先声。在此形势下，南京当局再次妥协，批准成立了有很大自主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

就在日本军人策动“华北自治”的同时，日本外交当局炮制并竭力向中国兜售“广田三原则”。由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并经日本内阁于1935年10月4日通过的“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中、日亲善，中国不得藉欧美势力牵制日本；中、日、“满”亲善，中国最好是承认，或至少要默认伪满洲国；中日共同防共。这实际上是让中国一切都听从日本摆布，并成为它的附属国。

1936年初日本发生“二二六”政变后，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大量增兵华北。此前，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在从北平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驻有军队1700人。1936年4月18日，日本军部根据内阁决定，将华北驻屯军增加2倍以上，增至5700人。与此同时，日本浪人在中国各地不断挑衅滋事，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为此，中日两国从9月到12月进行了“调整国交”谈判。

总之，华北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华北河山行将变色，亡国惨祸迫在眉睫。身处华北前线、富有政治敏感的北平学生深深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旨在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西安事变，就是在这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发生的。

2 汹涌澎湃的抗日潮流

华北事变之后，亡国灭种的危险摆在全国人民面前。1935年12月初，何应钦到北平后，为适应日本要求而组建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出笼，“华北自治”的叫嚷甚嚣尘上。受民族危亡直接威胁的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影响下，冲破国民党的压制，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以此为起点，全国规模的抗日救亡高潮蓬勃兴起。

北平学生为挽救民族危亡，决定12月9日齐集新华门前向何应钦请愿，表示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自治”，要求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当天由于军警封闭城门，位于西郊的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被阻于西直门外，只好就地开展爱国宣传；城内各校学生冲破军警多方阻挠，齐集新华门。何应钦避居西郊，拒不接见请愿学生，仅派代表敷衍。愤怒的学生遂将请愿改为示威，他们在游行过程中不断高呼：“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华北伪组织！”等口号。在王府井南口，军警用水龙、木棍、大刀袭击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致使学生多人受伤和被捕，酿成惨剧。

当晚，北平各校学生代表集会，宣告成立北平中等以上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并决定从翌日起全市罢课。在广大学生“再来一次”的强烈要求下，北平学联决定再组织一次全市性的示威游行，并选定在12月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日子。这一天，按照学联的统一部署，各校学生分四路向天桥进发。学生在冲出校门和行进途中，遭到军警的严密堵截和袭击。各路队伍到达天桥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除学生外，还有不少市民。市学联代表、北大学生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会后，学生列队游行，预定经前门大街、天安门广场、东单，到外交部街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示威抗议。队伍到前门时，正阳门紧闭。经交涉，允许部分学生从前门进城，其他学生从宣武门进城，之后返回学校。当学生队伍到达宣武门时，仍被拒之门外。接着就发生了武装军警袭击学生的流血事件。

“一二·九运动”的星星之火，点燃了布满全国的干柴，抗日救亡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每个角落。“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迅速超出了学生界和知识界的范围，形成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

3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号召武装民众，抗日救国。这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当时统治全党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却执行“打倒一切”、“排斥一切”的错误政策，只提“下层统一战线”，拒绝一切“上层统一战线”。这些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政策，给群众的反日斗争带来不利影响。

中国共产党克服自身的“左”倾机会主义，调整政策，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经历了一个过程。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提出：“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个宣言的发表，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有所变化，统一战线思想有所前进。宣言在社会上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爱国将领冯玉祥联合中国共产党积极筹建抗日武装，同年5月在张家口举起“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但此时中共斗争策略的改变极为有限，“左”倾路线领导者把在三个条件下团结抗日的宣言只是“当作宣传工具，当作反对各派的武器”，并断言国民党各派绝不会接受这个条件。

“左”倾路线领导者的关门主义政策，还反映在同年11月对待福建人民政府的态度上。

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入闽“剿共”失利，决定改“剿共反蒋抗日”为“联共反蒋抗日”。1933年9月，蔡廷锴等派陈公培到闽西红军驻地会见彭德怀。彭向陈解释了共产党1月17日发表的在三个条件下团结抗日的宣言，肯定了十九路军的反蒋抗日行动，同时也批评了他们“剿共”的错误。陈表明了十九路军联共反蒋抗日的愿望。10月，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由陈公培陪同前往江西瑞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接见了徐、陈。经过谈判，双方签订了“抗日作战协定”。协定签订第四天，中共中央给福州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写信，要求他们利用有利时机，发展统一战线，扩大革命力量；并批评了把十九路军及酝酿中的福建人民政府，与南京反动政府相提并论的错误。可是，当共产国际提出要揭露蒋光鼐、蔡廷锴的反动本质，揭穿其他反蒋派别的真实作用，号召十九路军士兵哗变到红军方面来后，中共中央又回到关门主义的道路上来。他们下达文件，发表社论，攻击福建事变及其发动者，把福建人民政府看成同南京政府一样，都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闽变是“反革命”，“比蒋介石还坏”，是“一切在野的反革命改良主义派别的总和”。这使中共失去了一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自身影响的有利时机。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并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1700多著名人士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虽仍有“左”倾色彩，但在统一战线思想上有新的发展和突破。它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提出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是“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联合国内外一切反日力量；纲领号召“立刻停止一切内战”，全国“一切陆海空军立刻开赴前线，对日作战”；主张全国工农兵学商大联合，成立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

红军长征前夕，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围剿”，周恩来和朱德派代表与陈济棠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上层统一战线”活动。陈当时是国民党广州绥靖主任、第八路总指挥、进攻中央苏区的南路总指挥。他与蒋介石历来矛盾很深，担心蒋“围剿”红军得手后会危及他的广东地盘。所以他对红军实行“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方针。他先派代表到瑞金谈判共同反蒋问题，周恩来、朱德又派潘汉年、何长工到陈军驻地继续会谈。经过三昼夜谈判，双方达成就地停火、互通情报、互相通商、支援红军军火、必要时互相借道的协议。这次“上层统一战线”的成功，对后来中央红军比较顺利地突破长征中的第一、二道封锁线起了积极作用。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后来确定党的政治路线、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定，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七大 ”在莫斯科举行。鉴于当时德、日等国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大会制定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会议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政策，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并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八一宣言》完全抛弃了只要“下层统一战线”的主张，提出建立包括上、下层都在内的统一战线；它抛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响亮地提出了“抗日救国”口号；它还提出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及国防政府的十大纲领，等等。《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开始了新的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已基本形成。

同年10月的《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比《八一宣言》又前进了一大步。这个文件对华北事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的变化、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党的策略方针以及统一战线的具体对象、工作方法和领导权等，都做了正确的分析和论述。《指示信》为两个月后形成的瓦窑堡会议决议提出了基本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形成中的一个里程碑。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在这里的红十五军团会合，中国革命进入新时期。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奉命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内容。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侵入华北，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惟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决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议对统一战线的参加者、组织形式、领导权等问题作了阐述。决议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同时告诫全党要警惕右倾机会主义复活。会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特别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及其历史表现，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裂的客观必然性，作了深刻分析，有力地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瓦窑堡会议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但这个决议仍把蒋介石排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此时中共的口号是“反蒋抗日”；直到1936年8、9月间，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即“联蒋抗日”，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获得进一步完善。

中国共产党抛弃“左”倾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这对推动张学良、杨虎城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发动西安事变，特别是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南京政府对日政策趋向强硬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南京政府实行依赖国联、不抵抗政策；1933年初又实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方针；但结果都是屈辱妥协。直到1935年夏华北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才开始发生变化，由软弱趋向强硬，由妥协变为抵制。

南京政府此时开始改变对日态度，与下述情况有关。日本侵入华北，国民党当局因失土有责，继“九一八”后，再次受到国人的严厉谴责和猛烈抨击；日本在华北大肆掠夺经济资源，猖獗进行走私活动，使中国的关税、财源大量流失，导致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这些都使南京政府的统治受到威胁；日本侵入华北，再次损害了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它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对主要由亲英美派掌权的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不能不发生影响。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得手，中央红军被迫退出南方各根据地并在长征中大量减员。蒋介石认为，转移到陕甘的红军余部已构不成他的“心腹大患”，“腹背受敌”的局面已结束，他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

对土肥原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南京政府开始采取一定的抵制态度。当土肥原逼迫宋哲元限期宣布“自治”的紧要关头，蒋介石11月20日在南京接见日本大使有吉，拒绝了日方关于“华北自治”的无理要求。有吉威胁说：华北与日、“满”关系密切，南京如不允许华北“自治”，既要遭到华北当局的反对，日本关东军也不会袖手旁观。蒋介石当即驳斥说：“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多是日方策动，中国方面并无此事。”两天后，南京外交部奉命向有吉声明：中国“绝不能承认华北独立之自治运动”，要求日本迅速将土肥原调离华北。25日，南京外交部就一名日军参谋催逼河北省当局参加“自治”和日人在天津参与并指挥所谓自治请愿团活动照会日本大使有吉，严正指出：“此种不法行为，足以破坏中国统一，危及中国领土主权，中国政府及人民决难容忍”，要求日本当局“对于此等日本军人之非法行为，立予严切制止，并饬令土肥原即日离境，以遏乱源”。殷汝耕在通县刚刚挂出“自治”招牌，南京政府即发出对殷的“免职惩办令”。土肥原在平津猖獗活动，而宋哲元态度暧昧、华北河山岌岌可危时，蒋介石一面派亲信赶往华北，阻止他宣布“自治”，同时向苏皖豫一带增派军队，摆出宋如宣布“自治”南京将派武力北上镇压的架势。后来，蒋介石派何应钦北上，为委曲求全，成立了一个日本有很大影响力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但土肥原之流卖力策划的“华北自治”图谋终未得逞。

南京政府对日态度的改变，还反映在拒绝日本的“广田三原则”。蒋介石认为，这三条原则从形式上看似乎问题不大，但从内容上看事关重大，意义深重，实际上它是变相要求中国“脱离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所以“不得不郑重考虑”。在后来一年多的中日交涉、谈判中，南京政府顶住日本压力，一直没有承认它。

在1936年下半年的中日“调整国交”谈判中，南京政府拒绝了日方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些反要求。针对日方要求“取缔排日”问题，外交部长张群说：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激起的，要“除去这种恶感，日本方面要避免以武力干涉或高压手段来对待中国”，“须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及行政之统一”。张群强调，只有如此，才能恢复友好关系，除去对日恶感。关于“华北问题”，张群明确指出：中国自身根本没有问题，只因近年来日方造成种种特殊状态，才引起问题。日方不是本着平等互惠的精神进行经济合作，而是要从政治与经济方面造成华北的独立与半独立政权，显然这是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对此，绝无商讨余地。在9月23日和12月3日的会谈中，张群根据蒋介石指示，向日方提出反要求：取消“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取缔察绥伪匪军；停止华北走私活动。他并表示，这是中方“最低限度之要求，均应同时解决”。

在中日“调整国交”谈判期间，蒋介石10月8日在南京接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对他说：根本调整两国国交，实有必要，“我方所要求者，重在领土之不受侵害，及主权与行政完整之尊重”。中日两国间的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之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空气中从容协商”。蒋还向川樾茂郑重声明：“华北行政必须及早恢复完整。”

12月3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谈时，因日本侵略者唆使并指挥伪军侵犯绥东而引发的绥远抗战正在进行；青岛事件又已发生。青岛的日本纱厂因发生罢工事件，日方突然于12月2日将该地所有日本纱厂关闭，并派海军陆战队700余人登陆，包围国民党青岛市党部、铁路党部、胶济路警务处，抄走重要文件，捕去多名公务员。会谈一开始，张群就揭露和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为。关于绥远问题，张群揭露说：我们已获得确凿证据，侵犯绥东的伪军中确有日本军人、日本飞机及日本的各种新式武器。关于青岛事件，张群谴责说：“日本此种不法行为，不独足以激动风潮，实属侵害我国主权。”他要求川樾茂“迅速转电青岛日本海军当局，立将派驻各处陆战队撤退，恢复纱厂原状，即日分别释放送还不法逮捕之人员及擅取之文件，并保留将来我方合法之要求”。

也是在这次会谈中，川樾茂宣读了事先杜撰的《川樾致张群备忘录》。张群当即表示，川樾所读文件，其内容与历次会谈实际情形不符，内中有中方从未谈及的问题，而对中方提到的一些重要问题却遗漏甚多，也有川樾从未提到的事项。张群认为，日方此举是“非友谊的态度”，表示“本部长万万不能接受”。可是川樾将此文放在桌上，即匆匆离去。南京政府外交部当即派人把此文送回日本驻华使馆。第二天，日方又把此文送到南京政府外交部。正在西安的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指示张群立即用正式公函将“备忘录”退还日方；并迅速发表声明，公布与川樾交涉经过，以正视听。12月4日，南京外交部将“备忘录”退还日方，在公函中表示：“此件既非过去双方谈话之正确记载，不能作为参证之根据。”12月7日，南京政府正式公布张群同有田、川樾交涉经过，并表示：中日两国间的一切问题应在“中国不感受威胁的空气中，可由正当途径，进行合理之解决”。

综观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华北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确实有所变化，由软弱趋向强硬，由一味妥协开始有些抵制。但同时也应指出，这些变化仅仅是开始，而且还极为有限。此时，南京当局还在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集中兵力“围剿”红军，打内战；并压制人民的反日活动，逮捕救国会的爱国领袖。在这个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张学良与蒋介石发生了分歧：蒋主张“先安内后攘外”，张则主张“先攘外后安内”。正是由于这个分歧的发展和激化，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二 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

1 张、杨在西北“剿共”接连失利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杨虎城，都是被蒋介石派往西北前线指挥“剿共”的国民党将领。作为蒋的部下，他们之所以对蒋发动“兵谏”，是因为深重的国难和“剿共”的失利促使他们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他们毅然抛弃“随蒋剿共”道路，决心走“联共抗日”道路。

张学良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子。1928年张作霖由北京退往沈阳途中，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子承父业，成为30万奉军的统帅。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东北军不仅人数多，而且武器精良，是当时国民党新军阀中实力最强的非嫡系部队。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与汪精卫联合反蒋，蒋的统治岌岌可危。在此关键时刻，张学良站到蒋介石一边，率东北军入关“调停”，帮助蒋介石击败反蒋派，南京政权转危为安。由于张学良助蒋有功，受到蒋的器重，被任命为陆海军副总司令，其势力由东北扩展到华北。

“九一八”时，张学良遵循南京以往的对日政策，实行了不抵抗政策，幻想依靠“国联”干涉，逼日本退兵。几十万东北军几乎没放一枪一炮就撤退到关内，使日本侵略者一夜之间占领沈阳，不到3个月侵吞东三省。因失土有责，张学良受到国人谴责，被讥为“不抵抗将军”。1932年8月，张学良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负责华北防务。1933年初，日军侵犯热河。受张节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城逃跑，日军兵不血刃地进占承德，并长驱直入进抵长城线上。热河失守，全国大哗，张学良成为众矢之的，再次受到国人抨击。蒋介石则推卸罪责，乘机逼张学良下野。3月9日他在保定召见张时说：现在我们好像坐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只小船上，我们二人坐着就要沉下去，应该有一人先跳下去。张说他先跳下去。于是，张辞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务，4月10日乘船赴欧洲考察。

张学良游历欧洲8个月，1934年1月回到国内，2月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一年后改为武昌行营主任），代理总司令蒋介石驻节武汉，指挥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张学良在鄂豫皖所统辖的部队，除南下的东北军外，还有部分杂牌军和中央军，共约20万人。由于在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已转移川陕，此时他“围剿”的主要对象是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应该说，这时的张学良对“剿共”积极卖力，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

蒋介石为集中兵力“围剿”经过长征刚刚到达陕甘的红军，1935年秋派张学良率东北军前往西北“剿共”。9月中旬，张学良指挥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攻陕北红军，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在保安、安塞地区，彻底摧毁陕甘根据地。其部署是：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为中路，由洛川一带向北进攻肤施（延安）；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为右路，由韩城、澄城向北进攻；位于陇东庆阳、西峰镇一带的东北军董英斌、何柱国部为左路，由西向东进击。9月15日，王以哲率军部及两个师进驻延安，红军一部包围甘泉，主力则隐蔽集结在甘泉以下的劳山地区。10月1日，东北军第一一〇师由延安南援甘泉，在劳山地区遭红军伏击，经6小时激战，被歼灭两个团（缺5个连）及师部，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洲等被击毙。

劳山战役结束后，张学良奉命结束武昌行营主任职务，10月2日被正式任命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第二天，张在西安就职。西北“剿总”统辖的军队，有张学良的东北军约16万人，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约3万人，宁夏马鸿逵部约2万人，青海马步芳部约1万余人。驻甘肃的中央军胡宗南部归蒋介石直接指挥。东北军是西北“剿总”所辖部队的主力，也是张学良能够真正指挥的部队。此时，东北军除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和1个骑兵师仍驻保定，炮六、八旅分驻洛阳、海州和武昌外，其他均已调到陕甘。

张学良率部进驻陕甘初期，无视红军力量。他认为陕北红军为数不过几千人，又经过万里跋涉已是疲惫之师，用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剿灭”干净。他指挥东北军会同陕、甘、宁、晋、绥5省地方军阀武装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10月25日，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在鄜县榆林桥与红十军团作战，经5小时战斗，东北军死伤300余人，被俘1800余名，团长高福源也成了红军的俘虏。

如果说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在劳山遭伏击被歼灭是个偶然事件，没引起张学良足够注意的话，那么，第一〇七师在榆林桥的惨败则深深触动了他。这时，他要去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行前，他特意飞到庆阳当面嘱咐董英斌：因形势有变，部队何时行动，要听他的命令。

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师。西北“剿总”利用红军立足未稳之机，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采取从陕北和陇东东西对进的办法夹击红军，妄图将红军“围歼”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红军决定集中兵力，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由葫芦河东进之敌一两个师。11月20日，东北军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进到直罗镇。红军当晚将其包围，次日拂晓发起猛攻，歼其大部。红军一部围困第一〇九师残部，主力则迎击由黑水寺前来之援敌，在张家港地区歼其一个团。第一〇九师残部待援无望，23日晚向西突围，被红军全歼。此役，东北军被歼一个师又一个团，3000人当了红军的俘虏。

东北军到西北“剿共”接连失利，在短短两三个月时间，被消灭近三个师。特别是被全歼的第一〇九师和第一一〇师，是张学良的精锐部队。如此惨重的损兵折将，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空前的。还应指出，东北军成团成师建制部队损失后，非但得不到及时补充，反而被南京取消番号，扣发军饷。这些严酷的事实使张学良感到，再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十几万东北军有被彻底吃掉的危险。对张学良来说，东北军不啻是他的命根子。失掉东北军，他将失掉一切。为其自身和东北军前途着想，他不得不考虑改弦更张，另谋出路。

张学良是一位爱国将军。他与日本侵略者既有杀父之仇，又有毁乡之恨，集国难家仇于一身。广大官兵背井离乡，流落关内，根本不愿打内战，一心想打回老家去。这种强烈的爱国思乡情绪，不能不感染张学良。

上述一切，就是张学良放弃“随蒋剿共”道路的主观原因。

杨虎城摆脱“随蒋剿共”道路也有其历史原因。

杨虎城1893年出生在陕西蒲城一个农民家庭，依靠务农的父亲维持全家生活。杨15岁时，其父亲被清政府杀害，他愤而当了刀客，在本村组织一个带有劫富济贫性质的组织中秋会。辛亥革命时，杨率部参加陕西起义军，1913年退伍还乡，继续参加并主持中秋会活动。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杨在陕西革命党人策动下，在陕东朝邑、华县、华阴一带袭击袁军。1916年，杨部被编为陕西陆军第七混成团第一营，杨任营长，驻大荔县。1917年，杨率部加入于右任发起的靖国军，参加护法战争。靖国军1922年失败，杨率部退往陕北，依附于井岳秀。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组织国民军。杨虎城率部响应，以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名义挥师南下，在渭北地区与北洋势力作战，接连获胜。杨部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任师长。1926年，杨率5000人坚守西安，在弹尽粮绝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与10倍以上的敌军苦战8个月，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率部南下，始解其围。1927年初，杨虎城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5月，杨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作战。在陇海路东段归德、徐州间与直鲁联军作战，因力量悬殊，部队伤亡过半，遂退往皖北休整。

1928年4月，杨虎城为避开蒋冯矛盾，以考察为名离开部队，东渡日本。此后，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杨成为蒋冯争夺的对象。1928年11月，杨虎城回国，不久叛冯附蒋，他的部队被蒋改编为新编第十四师，南京每月拨军费约10万元。杨部由胶东移驻河南南阳，杨兼任南阳守备司令。

1929年12月，国民党新军阀唐生智联合阎锡山、冯玉祥起兵反蒋。杨虎城率部进攻唐军驻地驻马店，唐军溃败。为此，杨受到蒋的嘉奖，他的第十四师被改编为第十七师。不久，杨升任第七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1930年5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杨虎城站在蒋一边，率部挺进豫西，追击冯军，同年11月攻占西安。由于杨在两次新军阀混战中助蒋有功，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为控制西北陕、甘、宁、青等省军务，1931年春设立潼关行营，先以顾祝同为主任，同年秋顾被调往河北平定石友三叛乱，蒋把潼关行营主任职务交杨虎城代理，并允将行营迁往西安。1932年2月，潼关行营改为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任主任。杨成了西北地区地方实力派的首领，又乘机收编了甘、青等省内一些杂牌军队，其势力进一步扩大。

本来，杨虎城由豫入陕并在西北扩张势力，是蒋介石批准的；可是，作为非蒋嫡系杨虎城势力的扩张，又是蒋所不愿见到的。蒋便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杨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杨、蒋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杨入陕时，所部有三个正规师和一些直属部队。不久，蒋撤销其第五十八师（师长马青苑）番号，将该师改为地方部队——陕西警备师，驻防甘肃天水。1932年9月，蒋派人策动马青苑叛杨，马遂投入蒋的怀抱。1934年9月，蒋又把杨部第十七师的第四十九旅改编为新编第五师，移防河南，脱离杨的系统，划归刘峙节制。1931年11月，盘踞甘肃、青海的雷中田拥戴失意军阀吴佩孚举行叛变，策动川晋地方势力进攻陕西。经蒋介石批准，杨虎城派孙蔚如率师入甘，打败雷中田，1931年12月占领兰州。杨囊括了陕甘两省地盘。杨几次请求南京任命孙蔚如为甘肃省主席，均未获准，蒋仅委任孙为甘肃宣慰使。1932年4月，蒋派邵力子出任甘肃省主席。不久，迫使孙蔚如率兵退出甘肃，前往陕南。1933年蒋又免去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由邵力子接任。蒋还派其嫡系胡宗南率中央军进驻陇东天水一带，从侧翼监视杨的活动。

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地区长征到达陕南后，杨虎城在蒋介石命令下，曾两次对红二十五军进行“围剿”，都遭到失败。在这两次“围剿”中，杨多年苦心经营的直属部队，几乎全被红军消灭，这对杨不能不是一个沉重打击，迫使他思考今后的出路。

2 中共争取张学良联合抗日

张学良背弃“随蒋剿共”政策、走上“联共抗日”道路，除其自身条件外，还与中共对他的争取帮助分不开。

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瓦窑堡会议前，把张学良与蒋介石相提并论，把他们都看成是卖国贼头子而加以反对，《八一宣言》就是如此；瓦窑堡会议改变了这种看法，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会议决议在讲到“卖国贼头子”时只列了蒋介石的名字。在会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共中央事实上把争取东北军摆在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首要位置。

中国共产党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从争取高福源取得突破。在榆林桥战斗中被俘的高福源，是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六一九团团长。他曾在北京的大学读书，毕业于东北讲武堂，一度去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归国后当过张学良的卫队长，有强烈的抗日要求，深得张学良的信任。他由于受蒋介石谎言欺骗，被俘后不相信红军会优待俘虏。经过学习和实际考察，他改变了看法，相信红军不但不杀害、虐待俘虏，而且是一支真心要抗日的军队。

1935年12月，红一军团围攻甘泉，久攻不下。守军是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彭德怀把被扣押在瓦窑堡的高福源接到前线司令部，多次找他谈话，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对高提出的疑问，给以圆满解答。经过帮助，高福源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对红军心悦诚服，表示愿去甘泉说服东北军守军总指挥、第一〇七师参谋长刘翰东改变敌视红军的态度。彭德怀慨然允诺。到甘泉后，高福源向刘翰东介绍了自己在红军中的见闻，说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向刘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强调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出路。高此行了解到甘泉城内东北军缺吃少烧，生活很苦。彭德怀得知这些情况后，派人携带猪牛羊肉和柴米送给驻守甘泉的东北军，并进一步向刘翰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解答了刘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使红军与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的关系前进了一步。

1936年1月，高向彭德怀表示愿为红军与东北军谈判联合抗日而奔走。他说，东北军不仅下层官兵，就是张学良、王以哲也有抗日、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如果张、王能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可以和红军合作抗日的。彭德怀答复说：“我们相信你！”高接着问：“你们真的相信我，敢放我回去吗？”彭肯定地回答：“军中无戏言，一言为定。”高坚定地表示：“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一定不虚此行。”彭则表示：“我们希望你能完成任务。”

高福源与彭德怀谈话后的第二天清晨就启程赴洛川。彭德怀派骑兵护送他到东北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防线边，并赠送路费200元。

高在洛川先见到王以哲，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和自己在苏区的见闻。王以哲此时正奉张学良命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于是急电张学良。张学良原以为高福源被俘后早已被杀，收到王以哲电报后立即赶到洛川。为了考验高的胆识，看他是否靠得住，见面时张给他一个下马威，声严色厉地对高说：“你好大胆，你当了俘虏还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高说你处死我很容易，可是你别忘了日本强占了东三省，炸死了先大元帅。高接着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将自己在红军中的感受和盘托出，恳求张放弃反共，与红军联合抗日。思想已开始发生变化、正在多方寻找共产党关系的张学良，听完高的肺腑之言，向高明确表示：你谈得很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和他们正式进行商谈。

1月16日，高福源从洛川乘坐运送给养的飞机到甘泉，骑马回到红一军团政治部，政治部主任周桓热情接待了他。高对周说：“我这次是奉命而来，张学良要面见你们的代表，共商抗日大计。他在洛川等候。”

彭德怀接到周桓电话，立刻将高报告的情况电告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请示可否派人去洛川与张学良会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刚刚闭幕不久，正准备红军东征，不论从团结抗日的大局还是从主力红军东征后陕甘根据地的安全考虑，中共中央都极愿同东北军谈判，实现停战，结成统一战线。收到彭德怀电报后，毛泽东当即电复，同意派代表去与东北军会谈，并提出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的条件：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目前各守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协商停战办法；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征求张、王意见；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的抗日讨蒋的最低限度步骤；立即交换密码等。关于去洛川同张、王谈判的代表人选，彭德怀与毛泽东往来电报酝酿，周桓建议彭德怀派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为代表去洛川。此建议获得中央批准。

李克农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即刻启程赶赴洛川，17日晚与王以哲初次会谈。18日，李克农将这次会谈情况电告毛泽东、彭德怀：“昨晚和王谈颇洽，内容不多但意较诚，张副司令已电复明后日亲到洛川晤谈。”

毛泽东1月20日18时急电彭德怀转李克农，再次指示与张学良谈判方针：（甲）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红军愿与东北军联合的诚意，务使进行的交涉克抵于成；（乙）向彼方提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是很危险的；（丙）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领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丁）克农继续担任中共代表，常驻洛川，并征求彼方同意，准备三天内回甘泉一行，再返洛川；（戊）要求彼方代表来瓦窑堡。

就在这天晚间，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举行了历时3个小时的会谈。张学良说，国民党方面同情国防政府的不乏其人，如红军真有诚意，他本人回西安后去甘肃、南京，会晤于学忠、蒋介石，劝蒋放弃一党专政。如有成绩，两周后在延安或洛川与彭德怀见面。他还表示，由于东北军所处环境，为秘密起见，目前采取消极态度。东北军与红军双方就原境划作疆界，在可能范围内恢复经济通商。

中共中央在得知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后，1月25日发表《红军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针对张学良反日不反蒋的态度，着力揭露了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对东北军歧视压迫等罪行，明确指出：打红军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绝路；抗日反蒋，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毛泽东等还郑重表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先锋。”并建议东北军派代表到苏区考察，商谈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

经过第一次洛川会谈，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都有意进一步接触。2月中旬，高福源致电彭德怀，说张学良希望李克农再来洛川面商大计。2月1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表示同意派李克农再去洛川谈判。

2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与张学良举行第二次洛川会谈向李克农发出“训令”，指示李克农在会谈中实行下述策略：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反对蒋介石召集任何违反民意、欺骗民众、丧权辱国的会议；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反对抗日不讨卖国贼。“训令”同时指出：在此次谈判中，不应因这些原则问题与张造成尖锐对立，致妨碍初步协定的订立。“训令”还提出在谈判中应向张提出停止内战、不阻拦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的要求。总之，在谈判中要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第二次洛川之行，除李克农外，还有钱之光、戴镜元等。他们在高福源陪同下，2月21日由瓦窑堡出发，途经甘泉等地，25日到达洛川，受到王以哲和第六十七军参谋长赵镇藩的热情欢迎与款待。王以哲对李克农等采取严密保护措施，并用密电告知在西安的张学良。张由于26日要去南京，电嘱王以哲要妥为招待，并可先商谈些具体问题，重要问题留待他回来后再说。在张滞留南京期间，从2月26日至28日，李克农同王以哲、赵镇藩就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之间合作抗日的有关问题进行磋商，达成四条口头协议：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为共同抗日，实行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原则；红军同意恢复第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通商；驻延安、甘泉的第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草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可通知当地苏区政府发动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恢复红、白通商，红军采购货物经过洛川、鄜县等地，第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第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为暂时掩人耳目计，红军去白区办货者可着便衣。

2月28日上午8时，李克农将他与王以哲等会谈情况及达成的口头协议电报中共中央，当晚收到中央来电，表示同意会谈结果与协定。双方商定，协定从3月5日起生效。协定生效后，中共中央又同意王以哲派兵去甘泉县城换防，通知红军各部队“不得对王部攻击”。王以哲也派人掩护红军采购人员两次去西安办货，并搜集北平、上海、天津、南京、西安等大城市出版报刊送给红军，还向红军赠送了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省军用地图。

洛川会谈期间，红军渡河东征。3月3日，毛泽东、彭德怀在晋西前线将红军入晋后取得的胜利电告在洛川的李克农，嘱其转告张学良和王以哲。东征的节节胜利，使红军声名大振，这有助于李克农与张学良的会谈。

张学良3月3日从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便亲自驾机到洛川。王以哲、赵镇藩向他汇报前几天同李克农会谈的情况和达成的口头协定，张表示完全同意，并风趣地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李克农握住张的手说：“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气氛融洽，风趣盎然。正式会谈从下午3时开始，围绕张学良提出的几个问题展开。

第一，对待蒋介石的态度问题。双方对这个问题争论激烈。李克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中央2月20日“训令”，强调指出：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专打内战，不抗日。“九一八”以来，他不仅把东三省拱手送给日本，华北也危在旦夕。蒋还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包括他。张学良不同意中共的看法。他认为，要抗日，不争取蒋介石参加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蒋掌握着国家政权、军权、财权，实力雄厚。蒋本人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只是主张先“安内”而后再“攘外”。李与张就这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谁也没有说服谁。李后来向张表示：你的意见，我可以向党中央反映。

第二，对抗日战争的看法问题。李克农着重说明，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战胜的。抗日战争将是长期的、持久的，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抗敌，最后胜利肯定属于我们。张学良同意李的这些看法。

第三，关于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张学良提出，红军东征为抗日就不应走山西，而应该走宁夏、绥远。他认为，宁夏靠近绥远前线，又接近苏联，阻力小，进展会比较容易；去山西，一定会遇到阎锡山、蒋介石的阻遏，恐难顺利进行。李克农说红军东征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出山西去河北政治上影响大，有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对张学良提出的红军去宁夏问题，李没作更多表示。

此外，双方还商谈了派代表去苏联的问题。

李克农与张学良这次洛川会谈，达成三项口头协议：为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张学良请中共方面派一名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与他会谈，地点定在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确定；中共派一名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以灰色保护，以利开展工作；红军派代表去苏联，可经过新疆，由张学良负责与盛世才联系。

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有了一些了解，促使他在联共抗日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通过会谈，中共和张学良彼此增进了了解，为不久举行的周恩来、张学良延安会谈铺平了道路。

张学良由洛川返回西安后，收到李杜从上海来的电报。原来张1935年11月去上海时曾委托他寻找共产党的关系。李杜来电说“寻找的朋友找到了”。张学良便派专人去上海，接来的客人是刘鼎。刘鼎，原名阙尊民，四川南溪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留学德国期间经孙炳文、朱德介绍转为共产党员。回国后曾在赣浙皖苏区任政治部组织部长。1935年5月被俘，10月从九江俘虏营逃往上海，住在英籍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家中养病，曾到宋庆龄家里躲避过3天。被宋庆龄派往陕北苏区送信的董健吾，回到上海向宋复命，宋对董说，张学良想与共产党联系，艾黎家中就住着一位共产党员。董找到刘，其实他俩早就认识，曾一起在中共中央军委保卫局工作过。董向刘介绍了张学良想放弃内战、联共抗日的情况，希望刘去西安做张学良的工作，并说到西安后可以去陕北，不久前他去陕北就是张学良派人护送的。急欲寻找党组织的刘鼎，经认真考虑后决定去西安。

刘鼎到西安第二天，在张公馆见到张学良。他感谢张派人接他来西安，并表示他将去陕北，张有什么意见他将如实向中共中央报告。张板着面孔，严肃地对刘鼎说：“刘先生，你是共产党的代表，我有几件事想请教。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乡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刘鼎经过准备，第二天与张再次见面，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刘说：“第一，张将军身为东北边防军司令，率领几十万东北军坐镇东北，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猝起，张将军执行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间，沈阳失陷，不到四个月，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这当然遭到全国人民唾骂。中国共产党同全国人民态度一样，不能不表示态度。第二，东北当局受蒋、日调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管协定，侵入苏联领土，苏联被迫还击，这是正当的自卫。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扩张势力，而对有条约的中东路的管理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是亲日反苏，苏联对张将军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第三，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已是蒋介石的‘剿共’大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了很大损失。在陕北，红军为了自卫，实行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苏区及红军的损失相比，算得了厉害？！”他接着说：“红军是有人民支持的不可战胜的新式军队，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计，同时，借此消灭东北军。共产党、红军和蒋介石打了十来年交道，深知他剪除异己的一套阴谋手段。究竟是红军对东北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对东北军‘厉害’，值得考虑。”刘鼎又说：“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形势，将军当有深切的体会。当今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你和东北军最大最适合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也可以一洗‘不抵抗’的罪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史册，并占首页。”

刘鼎讲完后，以为张会发脾气。结果，他的一席话，折服了张学良。张沉思片刻后安详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这里，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说。”刘说：“既然张将军赞同我的看法，可否日内送我去陕北？”张微笑着说：过两天一道去，先在洛川住几天。当天，张偕刘一起飞往洛川。

张学良这次到洛川，名为督师“剿共”，实际是等待与周恩来会谈，同时与刘鼎深谈。他和刘在洛川住了十来天，每天从早谈到晚。张学良把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并邀请周恩来到延安会见的事告诉了刘鼎，并说准备同刘一起去见周恩来。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会谈4月9日在延安举行。3月初，李克农与张学良第二次洛川会谈后，径赴晋西前线向中共中央汇报会谈情况及张学良邀请毛、周举行延安会谈等问题。中共中央决定接受张的邀请，派周恩来与其会面。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告知中共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到达延安的时间，请其保证安全，并对双方会谈内容提出如下建议：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军侵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联合苏联及派代表去莫斯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

周、张会谈4月9日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内进行，从晚9时开始至翌日晨4时结束。参加者共五人：张学良、王以哲、刘鼎、周恩来、李克农。

这次会谈内容，根据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和刘鼎事后的回忆，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问题。张表示，他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中共《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研究后愿提出意见。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他认为要抗日只有此路”。张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但是他说，他在未公开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的命令，进驻苏区。对中共提出的“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他完全同意”。但他认为，阎锡山的防卫力量很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足”。他的意见是红军“最好出绥远，解决德王”，再东向察哈尔，那里背靠外蒙，便于接受苏联援助。这个问题，他在洛川向李克农讲过，后来也向刘鼎谈过，这次又向周恩来提出，并详细阐述了理由：绥宁一带人口多，粮食多，可作为红军后方；接近外蒙，便于接受外援；红军让出陕北一些县城，他好向蒋介石交账；红军和日军接火，他即可公开打出抗日旗帜，否则只能悄悄地与红军联合。

周恩来认真听取张的意见，郑重向他表示：你讲的有道理，但是要和毛主席商量，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中。

当时红军东征进展顺利，所以周恩来对张说：“红军在山西站得住脚，要兵出华北，不仅我们抗日，还要带动群众一起抗日，才有力量。”他还说：“红军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就会推动全国友军和群众。华北大规模的抗日战争一起，红军愿担任左路。”张接着说：“如果红军坚决出山西向东，我可以通知驻河北的万福麟部的四个师和红军联络。”他还说阎锡山太保守，不要逼之太甚。两三星期后，他拟去太原和阎联络。

周恩来说红二、四方面军要北上抗日。张学良说：欢迎在川西一带红军北上入陕，来多少都欢迎。红四方面军北上，驻陕甘的东北军可以让路；红二方面军要经过中央军防地，他可以去斡旋。

第二，抗日救国的道路问题。张学良认为国民党已完了，目下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另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对此，周恩来回答说：“法西斯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把资产阶级的一点形式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抗日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民主。中国的法西斯道路只能是投降日本，处理中国问题理应抗日联共。”

张向周表示，他担心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会封锁中国的海岸线，使中国无法接受外援；也担心日本会在沿海地区建立许多伪政权；他还问，中日战争爆发后，是否会引起日本内部的变化？

针对张的这些疑虑，周恩来说：不抗日则伪政权会愈来愈多。中国地域辽阔，从日本的兵力和国际关系看，日本不可能将中国完全封锁起来；而且中国需要的军事物资，不仅可取之于英美，也可得之于苏联。只要抗日战争能持久，日本国内革命危机就会增长，可能发生哗变。

第三，联蒋抗日问题。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的力量越大越好；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蒋以中央政府名义反对，不好办。张说，在国民党要人中，他只佩服蒋介石，蒋有民族情绪，在国民党中领导力最强。据他回国后两年来与蒋的接触与观察，蒋可能抗日。张也承认，蒋的周围有不少亲日派，如汪精卫、政学系、安福系等，因此蒋下不了抗日决心。他还向周恩来介绍了南京方面一些人的政治态度。张认为蒋介石现在是站在歧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个错误政策扭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说，共产党从外面逼，他从里边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张学良表示，蒋介石如投降日本，他将辞职另干，否则他不能反蒋。

对张学良提出的联蒋问题，周恩来说，中共主张反蒋抗日，是因为蒋介石是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头子，视人民为敌，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镇压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现在我们愿听你的意见。当张讲完上述意见后，周恩来表示：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回去报告中央，待认真考虑后再作答复。

第四，联苏问题。张希望在抗日战争中得到苏联帮助，他判断苏联也会援助中国。他问周恩来：“苏联是否真心援助中国？”周恩来回答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国是真心诚意。它这么做，既利己又利中国。帝国主义只求利己。”双方商定，共同派代表去莫斯科，谋求援助。

第五，停战、通商、合作等问题。张学良表示“不愿打红军”，但蒋介石“有电斥责他”，说他对红军东征是“隔岸观火”，命令东北军“由延安打通清涧、绥德，杨虎城由宜川出延长”，建筑碉垒线。周、张商量后决定：红军在关中积极活动，在韩城、澄县牵制杨部，并派人赴陕南（由杨设法送去），令陈先瑞率红军在蓝田、鄠县一带活动，威胁西安，以便东北军借口不北进。“如此推延一月后，看情势变化，再定以后行动”。

关于经济通商，双方商定：红军购买普通货物，可在东北军防地设店自购；红军所需无线电通讯器材、医疗器械、药品，由东北军代购；东北军向红军赠送一些弹药。至于交通，双方互派得力便衣侦察人员，在任何情况下保持交通畅通。

张学良要求红军派出“有政治头脑及色彩不浓之人”作为代表，常驻西安，以便联络。

张学良对会谈结果很满意。会谈结束时，他向周恩来赠送了一本《申报》60周年纪念印制的“中国大地图”，说：“共同保卫中国！”另赠私款2万银元，后又送法币20万元，作为红军的抗日经费。

刘鼎在延安会谈后随周恩来到瓦窑堡，向中共中央汇报东北军及他与张学良谈话情况，后被中央任命为中共正式代表，常驻西安，继续与张谈判，并帮助张做抗日准备。

中共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除由中共中央直接出面做张学良、王以哲的“上层”工作外，还大力从事“下层”工作，争取广大的东北军官兵。

为加强对东北军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兼任书记，委员有叶剑英、边章伍、朱理治（兼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曾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委员会的工作。6月20日，发表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鉴于“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军队”，文件规定，中共对东北军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为此确定：“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纲领，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既然“是在争取整个东北军”，那么“在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并“互相配合”，这样“一定能使东北军在政治上坚强起来，加速争取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过程”。

在中共中央上述方针指引下，对东北军的下层统一战线工作获得进一步开展。与东北军接近的前沿苏区各县都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争取附近的东北军部队。刚刚结束东征返回陕北不久的叶剑英，7月从中央军委总部调到安塞，负责领导东线（陕北）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他到任不久，就主持召集安塞、延安两县有关负责人会议，研究如何落实中共中央文件精神，帮助这两个县设立机构，明确任务。在西线的陇东曲子镇，有张浩、张策等负责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在豫旺堡、固原，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等人，主持对东北军开展工作。

叶剑英、朱理治对东北军第一〇七师师长刘翰东做了大量争取工作。第一〇七师由于丢失枪支无法交代和补充，8月19日刘翰东由青化砭到延安，找当时在该师做统战工作的红军代表吕继才，请求第二天叶剑英与他见面。20日，叶剑英、边章伍与刘会面，给他带去4支步枪。刘十分感激。22日，刘派副官给红军送去15000发子弹，叶剑英带人到离延安20里的何家坪接收，并回赠几挺轻机枪。刘翰东很感激红军，允许红军代表刘仲明常驻该师六一二团做统战工作。

为争取东北军官兵抗日，红军人民剧社到安塞与东北军六八四团阵地接近的防地演出20多天，吸引了许多东北军官兵前来观看。该团团副亦来观看演出。人民剧社除演出文艺节目外，还向东北军官兵散发《打回老家去》等宣传品，在东北军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1936年夏秋之际，在西线的固原、豫旺堡的清水河一线，红一方面军与东北军第一〇五师、骑兵第六师对峙。红军在阵地上发起政治攻势，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是东北军的朋友”、“红军与东北军联合起来，打回老家去”等口号，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的心。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曾与骑六师参谋长兼十七团团长汪瑢会谈，就停战事宜协商后，双方友好相处。

在争取、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的工作中，东北军中的地下党组织——以刘澜波为书记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刘澜波，1932年就被派到东北军工作。1935年末到1936年初，苗勃然、宋黎、孙达生等一批共产党员陆续从北平、天津、上海等地来到东北军。他们又先后发展了解方、贾陶、王再天、栗又文等人入党。1936年4月，经中共北方局批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刘澜波任书记，苗勃然任组织部长，宋黎任宣传部长。东工委建立初期，由中共北方局领导；到1936年7、8月间，东工委改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中共中央特派员朱理治来到西安，直接领导东工委工作。

东工委建立后，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收到显著效果。除黄显声、刘多荃等人外，他们还和爱国将领王以哲、董英斌、赵国屏，团长吕正操、万毅、陈大章、康博缨、高福源以及爱国民主人士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杜斌丞、杨明轩、韩卓如、卢廼庚（广绩）等建立密切关系，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主张，在东北军内部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少东北军军官在东工委的教育和帮助下提高了联共抗日的觉悟，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6年夏，师长黄显声，团长陈大章、吕正操、万毅等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建议和帮助，从北平招收了一批经过“一二·九运动”锻炼的进步学生，充实他们的部队，一些共产党员此时进入东北军，先后建立了地下党组织，这对争取、团结东北军共同抗日起了重要作用。

7月初，张学良一度思想波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东北军内一些人对联共抗日顾虑重重，使张对联蒋抗日方针产生动摇，他想脱离南京，把队伍拉出去，和红军一起干。张学良在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前向刘鼎讲了上述想法和考虑，请刘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并将中共方面的意见及时告诉他。刘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在安塞见面。中共中央收到刘鼎电报，以为张学良有什么大的举动，于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和李克农等到安塞等候。刘鼎到后，向中央汇报了张学良的上述想法和东北军的近况。会议进行了一夜，最后毛泽东讲话。他勉励刘鼎放手大胆地工作，争取张学良。毛泽东认为，东北军由于所处的特殊地位和中共的大力争取，完全有可能从“剿共”的工具变成抗日的军队。他说，党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是帮助、团结、改造他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把队伍拉出来和红军一起干。因为拉出一部分，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力量。毛泽东嘱咐刘鼎对张学良多做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要扎实工作，多团结一些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刘鼎返回西安后，向张学良介绍了安塞会议情况，说：“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到了，研究了一夜，高度评价你抗日的决心和热情，但是目前你的想法时机还不成熟，要你团结全体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张学良表示接受中共的建议，并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张还说：“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么办，纵使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

8月以后，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去西安与张学良会谈多次，商谈双方准备共同抗日的有关事宜。10月初，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被派往西安，与张学良会谈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抗日事宜，并代表中共中央与各方面秘密接触，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3 中共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

中共争取杨虎城联合抗日，是由白区地下党组织发起的。曾在杨部工作过的南汉宸当时在中共北方局工作，与杨有秘密联系。南得知《八一宣言》内容后，把在北平的申伯纯（曾任杨的陕西省政府民政厅秘书主任，在党的外围工作）约到天津，向他传达党的新方针，并研究根据这个方针如何开展十七路军的工作，嘱申速去南京，向正在那里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杨虎城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建议杨与陕北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11月初，申伯纯到南京见杨，对杨说：前几天南汉宸把我找到天津，密谈了两天。南告诉我，中国共产党今年8月1日发表了一篇重要宣言，揭露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各省的步步进逼和企图灭亡全中国的野心；批评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提出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抗日和群众运动的高涨；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当前的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愿在抗日原则下，同一切军队（不管过去有什么仇怨）联合抗日。申伯纯接着说：汉宸十分关心你和十七路军的困难处境，托我来向你说明中央和红军的主张，他愿意沟通红军和十七路军的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将来双方可以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杨表示，南讲的问题很重要，他也正想找中共的关系。他说，江西的红军来到陕北后，西北的形势将是严重的，必须有一个彻底的办法。杨让申在南京多住些天，有机会再谈南汉宸提出的问题。

申伯纯在南京停留20多天后，一天杨虎城突然找他单独谈话，说张学良当天早晨告诉他，东北军在直罗镇又被红军消灭一个师，师长牛元峰阵亡。杨告诉申，他近日将返回西安，约申一同走，在车上再详谈。12月初，申随杨的专车离开南京，待火车上了长江轮渡，杨才开始对申说：据你前次所说，共产党能够以抗日作前提，联合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共同抗日，这就对了，这就合乎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了。杨从东北军的处境，断定张学良迟早也会另打主意。他接着说：上次你转述南汉宸的那些话，只是一些原则，究竟具体怎么办？申答不出。杨让申在徐州下车转天津，向南汉宸问清具体办法，再去西安找他。

申伯纯到天津向南汉宸详细报告了南京之行的经过，并转达了杨虎城让南详示联共抗日具体办法。南向党组织报告上述情况后，确定以南个人名义向杨提出六条办法：在联合抗日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在现有防区内，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进退，或放空枪、打假仗；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甲方在可能条件下掩护乙方人员的交通进出；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他物资；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往来交通。南汉宸为保密起见，在六条之前没写上款，只写下款“南汉宸手上”。南还嘱咐申说：假如杨同意这几条，或有什么修改补充，天津方面将另派专人前往西安商谈。南还建议秘密交通站最好设在蒲城或韩城，由申去当县长，同时负责交通站的工作。申伯纯12月16日由北平去西安，见到杨后将南的亲笔信念给他听，并转达了南的上述意见。杨表示基本上都同意，但还要考虑考虑，再作决定。

就在这时，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也开始派人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派汪锋前往西安会见杨虎城。汪锋当时是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委员兼军委成员，长期负责十七路军中地下党的工作，对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情况比较熟悉。汪动身前，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分析全国的政治形势，阐述共产党的政策，特别是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情况作了精辟分析。毛泽东说，这两支非蒋嫡系部队，受蒋排斥。蒋把他们驱上反共战场，是想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他们与蒋的矛盾不可调和。东北军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南京。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有反蒋抗日思想。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抗日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毛泽东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提出“西北大联合”口号，争取同张、杨搞好关系，然后才有全国的大联合。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汪锋到西安后如何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做了不少具体指示。毛泽东还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写了亲笔信，托汪带去。

扮成商人模样的汪锋走到离长武县城25华里的地方，受到两名便衣特务的盘查，缝在皮衣里的毛泽东给杨虎城等的信被搜查出来。这两名“土特务”见信是写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有些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汪锋见状便装成一副国民党大官的架势，大声问他俩是谁派出来的，并恐吓说：你们这样搞，杨主任知道了，对你们和你们的上司是不利的。这两名便衣特务更加恐慌，忙说他们是长武县政府派出来的。汪锋知道长武县县长党伯弧是忠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老人，于是便假称自己是十七路军高级特情人员，被杨先生派到边界工作，现在要回西安报告工作，同党县长是老朋友。两个特务信以为真，对汪倍加优待，把搜查出来的信件也还给了他。

汪锋随两名特务走到长武县城外，约党伯弧到城外来单独谈话。汪如实向他讲明自己的身份和来意，扼要地给他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中共对十七路军的政策，汪向党伯弧指出，他的西安之行，关系国家大局和十七路军的前途，望他予以协助。党听后有些犹豫。汪接着说：党先生如考虑国家和十七路军利益，请即设法送我去西安见杨先生，否则可把我另作处理，请选择。听汪这么一说，党当即表示他并非势利小人，只是对如何把他送到西安，颇感困难，因为两名便衣特务已经知道，不好保密。长武到西安300里路，万一途中出了问题，不好办。后来党采纳了汪的建议，用扣解的办法把汪送到西安绥靖公署。

杨虎城见到毛泽东给他的信，让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张依中负责接待汪锋。张当年参加过革命，在渭华起义时就与汪锋认识。这次重逢，张很热情，安排汪住在看守所。汪名义上是“犯人”，实际上比较自由，生活上照顾得也较好。大约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杨虎城在新城西客厅秘密会见汪锋。汪首先代表毛泽东向杨问好，讲明来意，谈了国内形势和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杨没等汪把话讲完，就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孙蔚如部驻防汉中时，曾与红四方面军有来往。可是红四方面军无故攻击汉中地区，十七路军不少人有不满情绪。第二，十七路军警备旅长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陕南九间房战斗中被红二十五军杀害。这使他们很不满。第三，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力量。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对杨虎城提出的问题，汪锋作了详细回答。关于孙蔚如与红四方面军的关系，汪说：贵部派张含辉到川陕苏区，红四方面军保证安全，取得谅解，在此后两年间两军没发生大的摩擦，孙部得以安全驻防汉中，兵员有了很大发展，说明红四方面军是信守协议的。后来中央军胡宗南部依靠天水地区向南扩展，深入到嘉陵江西岸一带，阻碍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为实现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明攻汉中，威胁天水（胡的后方），果然胡部将进入川西的部队撤回天水，给红四方面军西进，安全渡过嘉陵江，与中央红军会合提供了机会。这种军事行动，说清楚了，先生是会谅解的。先生清楚，汉中是个盆地，红四方面军如果决心消灭孙部，可以依靠川北苏区，东、西、中三路出击，合围南郑，汉中腹背受敌，不是更容易得手吗？何以单从西路一线进攻呢！这充分说明红军攻击汉中，只是调动胡军的手段，不是以消灭孙军为目的。关于红二十五军在九间房战斗中伤害张汉民一事，汪说：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突围后长途跋涉，得不到补充和休整。该部到达陕豫边区准备休整，贵军天天尾追，逼得红二十五军不得不自卫，山阳一战击溃贵部柳彦旅后，警备旅张汉民部又接踵而至，且张部尾追红军比柳旅更紧，红二十五军在柞水九间房战斗中俘张汉民，由于红二十五军和上级失掉联系，不了解张汉民的情况，误杀了他，这首先是共产党人的沉痛损失。张汉民是共产党员，现在我党中央已追认他为革命烈士。至于红军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态度，汪说：我党在《八一宣言》中已有明确说明，毛主席给杨先生也写了信，想必杨先生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相互攻击，就会互不伤亡，这对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我们认为，西北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求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的发展。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我们只有帮助成长，防止损失。这就是中共的明确态度。

在谈话中杨多次暗示十七路军上下团结，听他的话。对谈判中的具体内容，他没表示明确态度。从语气和神情看，他对联合抗日、互不进攻是同意的。杨最后对汪说：他今后不能多与汪交谈，请汪与王菊人（杨的机要秘书）、张依中接谈；还说，事情完了后，有一位老朋友请汪带往苏区。后来汪与王菊人、张依中又见了面，但均未谈具体问题。汪还拜访了杜斌丞，杜很热情，询问了陕北许多熟人的情况，向汪介绍和分析了杨虎城的态度，并表示对张汉民被杀事很关心。汪向他如实讲述了张汉民遇害经过。杜认为中共对此事处理适当，表示今后他将努力促成十七路军与红军合作。

汪锋在西安滞留约一个月。一天，张依中通知他次日返回苏区，决定派军法处军官庞志杰（中共地下党员）送他到淳化，并说，请他带往苏区的人明晨在北关外等候。第二天早7时汪到北关，杨让他带往苏区去的人原来是天津地下党的王世英。

杨虎城本有意与红军建立互不进攻、共同抗日的关系，但因他与汪锋是首次见面，汪在途中又被便衣搜查过，故没敢贸然与汪商谈这个重大而又机密的问题。在汪滞留西安期间，杨派人去天津寻找中共地下党组织，请他们派人来西安谈判联合抗日问题。中共北方局决定派曾在十七路军工作过的王世英前往，一是与杨谈判，二是顺便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

1936年初，王世英到达西安。他与杨秘密会晤，表示经常关心十七路军情况，概述了当时民族的危机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提出他与南汉宸都希望十七路军与红军秘密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保存实力，充实自己，联系其他反蒋派，发动抗日反蒋战争。杨谈了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介绍了十七路军内部的一些情况，并表示他的政策是：联络东北军中上层将领，要求南京抗日；先做合法运动，再变为不合法运动；对中共和红军，维持原防互不侵犯，交通运输在可能范围内予以帮助；要求中共不哗变他的部队，绝对保守秘密，以后不要再给他写信或派人来，可建立电台联系。杨还建议红军与井岳秀也建立合作关系。王世英表示同意杨的上述意见，立即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王世英还证明，汪锋是自己的同志，于是杨答应将汪锋交给王世英，设法送他们回陕北，并赠二人路费500元。

王世英、汪锋等坐马车离开西安，经三原到淳化，通过十七路军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是中共党员）的防地进入苏区。到瓦窑堡时，毛泽东、周恩来等正在晋西前线参加政治局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王世英从陕北赶往晋西前线，在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报告了几年来坚持北方白区工作的情况和开辟十七路军统战工作的经过。中央决定：关于与十七路军建立统战关系问题，同意王世英与杨虎城初步商定的四项原则：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双方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由于白区工作的需要，中央指示王世英迅速返回华北，途经西安时，将中央同意的上述四条原则告知杨虎城，请杨尽快建立交通站，注意同东北军搞好关系。王世英从晋西到瓦窑堡后，随同去延安同张学良会谈的周恩来、李克农等一道到延安城外，经介绍，通过东北军的交通关系到达西安。这时已是4月底，杨虎城不在西安，驻节韩城。王世英在王菊人陪同下到韩城与杨再次密谈。王向杨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杨完全同意，并允立即设法建立交通站。6、7月间，驻鄜县的十七路军部队开办一个军用合作社，实际就是十七路军与红军的交通站和运输站。不久，又在西安设立了两个交通站。

就在王世英从陕北返回西安的前后，王炳南衔命从国外归来，做杨虎城的统战工作。

王炳南，1908年生于陕西乾县。17岁在三原县加入共青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十七路军做过一段地下党的工作。其父王宝山是陕西著名革命党人，杨虎城的好友，曾在杨部任高参。1929年杨资助王炳南出国留学，先在日本，后转至德国。1936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回国，向杨提出反蒋抗日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争取他联共抗日。王炳南从满洲里入境，于1936年4月到西安，向杨坦率地讲了自己回国的使命，给杨分析了欧洲和整个国际形势。杨向王表示他愿同红军联合抗日，并请王协助他做十七路军官兵的抗日教育工作。王将会见杨虎城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通过巴黎《救国时报》交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8月，中共中央任命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张文彬为红军代表前往西安，专门做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8月26日张到达西安，8月30日晚首先会见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以及崔孟博，商谈双方互不侵犯、合作抗日、互相通商等有关问题。9月6日晚，张文彬与杨虎城会见，密谈两小时，张文彬提出了红军与十七路军抗日合作口头协定的具体内容；杨虎城对张所讲各项内容均表示同意。第二天，张文彬与王菊人、崔孟博再次见面，将杨虎城与张文彬达成的原则协议具体化为四个问题：十七路军主力驻鄜县以南，鄜县、延安以北至潘龙驻少量部队；十七路军负责对民团集中训练，统一指挥，抑制其活动。不在原苏区及有革命组织的地方建立保甲组织；交通站设在延安到甘泉的侧翼，由双方各派两人主持；立即设立电台。

杨虎城、王菊人在与张文彬会谈时还提到下述几个问题：第一，杨提出因力量与环境关系，十七路军还不能脱离南京政府。张说，与南京应付是需要的，但要着手抗日的实际准备。第二，杨表示他的部队不能立即与红军走一条路，他愿走“人”字路，将来再会合。实际杨是怕红军哗变他的部队。张表示红军根本没有这个企图，只是愿意他们成为抗日的友军。第三，杨希望红军有一定的根据地，不继续游击战，并且具体提出根据地最好在甘、宁、陕。王菊人还建议红军一部由陕南向东，一部由陕北入晋抗日。张表示将此建议报告毛泽东、周恩来。第四，杨十分关心国际援助问题，担心“怕目前不可能，又害怕只给红军”。张则说：国际援助“目前已不成问题，一切抗日友军、一切联俄联共武装都可援助”。第五，当时拟议中的西北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由张学良主持。杨认为东北军中有法西斯分子和汉奸分子，张本人是继承父业没经过艰苦磨炼，恐不可靠。张答复说，他虽对张本人及其部队不大了解，但考虑东北军处于亡国亡省的特殊条件，其中的一些问题是可以改变的，张希望杨发扬自己的革命精神，对共处西北、利害相关的东北军加倍推动。第六，杨提议召开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会议，联合组建抗日政治核心组织。张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当向陕北报告，并望各方推动促此成功。

张文彬与杨虎城会谈后，留西安常驻，代表红军继续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

4 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

“三位一体”当时是指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面联合抗日的政治局面。

1936年上半年，红军分别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结束了敌对状态，开始成为共同抗日的友军。这种状况，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张学良率部进驻陕甘初期，与杨虎城关系并不融洽，相互间有些误解和隔阂。张来西北前，杨作为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是西北地方实力派的首领，而且他还有染指整个西北当“西北王”的思想。张来西安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杨在军事上要受张节制，已不可能再扩大地盘，当“西北王”的思想遂成泡影。张到西北，本是奉命“剿共”，可有人担心他是乘机抢夺地盘，当时西安有东北军“失之东北，收之西北”的传言，长期控制陕西的杨虎城对此不能不存有戒心。在西安的蒋系特务有意在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制造矛盾，不断散布谣言，今天说东北军要解决十七路军，明天又说十七路军要驱逐东北军。事实上当时东北军的人数是十七路军的几倍，武器也精良，十七路军中有人确实担心东北军将对十七路军采取不利行动，并常向杨虎城报告这类情况。两军间也存在一些问题。东北军入陕，大批家属随来，为争住房与十七路军时起冲突；两军少数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为看戏占座位而在街上争路，经常打架，甚至互相开枪。至于张、杨各自暗中联络共产党，与红军秘密签订停战协议，更是守口如瓶，害怕泄密。

在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已分别达成默契的情况下，消除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误会和隔阂，增进这两支部队间的了解和团结，已成为形成西北地区“三位一体”、联合抗日局面的关键。

由于张、杨都有抗日要求，且已分别与红军达成停战协议，因此都希望改善两军关系，并都为此做出了积极努力。杨虎城于1936年2月在西安绥靖公署内设立交际处，任命申伯纯为处长，规定其主要任务是联络东北军中上级军官。张学良为缓解两军矛盾，先后派黎天才等向杨虎城说明：东北军西调是奉命“剿共”，绝无争权夺利之意。但两军关系的根本改善，张、杨之间关系的融洽，是高崇民到西安之后促成的。

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高崇民，1935年夏在上海探望因“新生事件”被关押的杜重远，杜重远和胡愈之（中共党员）都极力促他去西安做张、杨的工作，推动张、杨联共抗日，因高与张学良关系很深。同年11月，高崇民到西安，适值张学良去南京开会，高乃通过杜斌丞转交了杜重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高和杨由此相识。待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后，高向他陈述了红军不可“剿”亦绝对“剿”不了的道理，并指出蒋介石令东北军“剿共”，是企图使东北军与红军在内战中两败俱伤，蒋好坐收渔人之利。张坦率地把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告诉了高，望他从中调解，以使两军精诚团结，共图大业。高代表张再次见杨，说明张绝无失掉东北而来西北苟安的意图。高披肝沥胆，言谈爽直，使杨大为感动。当天，杨留高午餐，请夫人谢葆贞作陪，边吃边谈，尽欢而散。此后，高崇民留在西安，做促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工作。

经高崇民等人的工作，张学良更注意增进两军团结。他批评主张以陕甘为东北军抗日根据地的人说：咱们东北人流亡也要有骨气，不抢人家饭碗，不占人家地盘，我们要抗日，随时可走，拍拍屁股尘土不沾，怎么能以陕甘为根据地呢？张让在他身边工作的应德田、栗又文、孙达生、孙铭九等多与十七路军人员来往，增进团结。杨虎城也指定其亲信申伯纯、金闽生（十七路军宪兵营长）、王菊人、蒲子政（杨的秘书）负责联络东北军。

经过张学良、杨虎城以及双方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两军间的一些误解逐步消除，团结日益增进。到1936年秋，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的“三位一体”局面开始形成，这就为张、杨共同发动西安事变提供了可能。

在“三位一体”局面形成过程中和形成后，张、杨在中共支持和协助下，着手做抗日准备工作，进一步巩固了“三位一体”的局面。

张、杨为培养干部，以适应联共抗日需要，在西安南郊王曲镇，联合创办军官训练团，训练连长以上、团长以下干部。张学良任训练团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王以哲任教育长（后由黄显声接任）。王曲军官训练团1936年6月15日正式开学，同年10月底被蒋介石勒令停办，中间办了4期，每期一个月。张学良接受刘鼎建议，训练团实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训练方针。政治方面，学习什么是帝国主义，外国和中国的革命经验，其中包括辛亥革命、黄埔军校和红军各方面的经验；军事方面，着重学习部队管理，官兵平等，严格纪律以及游击战术。

张学良很重视这个训练团。开学不久，他就搬到离王曲镇不远的太师洞住，和学员们一起生活，有时一起讨论问题，听取汇报。6月22日，他给第一期学员作了题为《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日》的讲演，深刻剖析了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不指名地批判了蒋介石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和委曲求全的方针；明确表示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面前，“除了抗日之外，实在没有其他路子可走”。讲到这里，他检讨说：“九一八”前后，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希求事态不扩大。现在明白了，对日没有委曲求全之道。张学良坚定地表示：“今后我们对日惟有抗战，决不再蹈前此覆辙！”“我们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张语重心长地对学员说：“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因为“东北是日本从我们手里用武力夺去的”，现在“要用我们的力量夺取回来！”他号召“东北军要站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誓死收复失地。他满怀深情地对其部属们说：“你们认为我走的路对，请你们坚决地随我来！你们发觉我的决心动摇，请你们把我打死！假如我中途被敌人致死，请你们还要坚决地继续我的遗志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给这个训练团以积极支持。除对办团方针提供意见外，东工委还派刘澜波、贾陶、栗又文、解方等参加训练团，通过讲课、交朋友和座谈讨论等方式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解释联共抗日的道理。

王曲军官训练团达到了预期目的。学员通过学习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加深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了解了张、杨的抗日立场和决心，从而思想更加活跃，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要求更加强烈。

1936年9月初，张学良在东北军建立了抗日同志会。其宗旨是团结抗日力量，建立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作。这个组织于7月筹建时，人员很少，除张学良本人外，还有他联共抗日的得力助手、东北军少壮派著名人物应德田、孙铭九。9月参与创建者有15人，除上述三人外，还有刘澜波、刘鼎、苗渤然、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陶等。从创建到西安事变爆发，共有70多人参加。

抗日同志会在筹建时决定由张学良任主席，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任行动部长。9月正式成立时，增选苗剑秋为理论宣传部长。抗日同志会在酝酿筹建时，应德田、孙铭九曾找刘澜波、苗渤然商量。东工委和中共中央特派员朱理治经过研究，决定支持这个组织，规定共产党员加入这个组织要经过东工委批准，先后有11名共产党员成为抗日同志会会员。

1936年9月，张学良接受宋黎、刘澜波建议，创建东北军学兵队，以培养适应联共抗日需要的干部。宋黎建议从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中挑选学员；张学良说最好选家乡子弟，学兵队最好都是东北人。张决定以他的卫队二营名义，在西安东城门楼上筹建学兵队，责成宋黎、应德田、孙铭九负责筹办。

中共北方局对此给予大力支持，派孔祥桢、魏文伯、徐仲航等前来担任教官。苗渤然从西安二中调来共产党员李梦令、张寒辉任学兵队政治教官。北平地方党组织秘密介绍三批抗日积极分子、民先队员和少数共产党员来西安学兵队。其中有共产党员20多名，如赵天野、高翔（郭峰）、任志远、侯晓岚、李震（谢克东）、刘景希（谷牧）、王克奎（乔晓光）、吴山、张勉等。刚成立时，学兵队长康鸿泰、队副于维哲，都是共产党员。

学兵队训练时间是3个月。学习内容以政治教育为主，军事训练为辅。政治教育，除讲授时事形势外，还请人讲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军事训练，在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基础上，学习游击战术和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学兵队一面学习，一面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爆发后，它改名为“东北军政治大队”，学员们被分配到部队中做宣传工作。

三 西安事变的爆发

1 张、杨与蒋矛盾的激化

张、杨趋向联共抗日，与蒋介石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形成尖锐对立，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由此引发一系列事件。

《活路》事件 1936年初，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的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如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刘澜波、栗又文、孙达生、申伯纯等时常在一起讨论形势。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议论抗日以及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联合问题，而不谈联共问题；只有在少数可靠朋友间，才谈论只有联共才能有效地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争取苏联实力援助。为向广大东北军官兵进行抗日宣传，他们决定将座谈的一些内容写成文章，并作了如下分工：高崇民写《抗日问答》，约五六千字，回答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栗又文写如何解决抗日经费的文章；孙达生写两篇提纲，一篇讲西北地区的有利形势，另篇谈东北军整顿问题。文稿写成后，他们决定编印成刊物，取名为《活路》，意思是说只有抗日，才是东北军的活路。高崇民曾请张学良看过文稿。张问明了撰稿人，说这些文章不能署名公开发表，可秘密印发，并说印发后他将公开查禁，以应付南京。

在联系印刷时，申伯纯说西安绥靖公署印刷厂，可尽义务，并安全保密。高请申代印2000份。十几天后，申派人送来两大麻袋64开小册子《活路》，大部分发给东北军各部队的熟人，有些则利用张学良的飞机带给前线部队。《活路》散发不久，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张学良在公开会议上大发脾气，严令查禁追究。国民党特务开始认为是西安绥靖公署的郭增恺所写，将郭逮捕送南京审讯了半年，后查清不是郭写的，又释放了他。后发觉撰稿人是高崇民，南京对高发出通缉令，张学良则通知高秘密逃往天津法租界。

“艳晚”事件 1936年8月29日晚，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派特务绑架宋黎，由此引起张学良派兵查抄省党部，这是张、杨与蒋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事件。

宋黎是东北大学学生，北平“一二·九运动”积极分子，中共地下党员。“一二·九运动”后他应召来西安向张学良报告东大“一二·九运动”情况，之后被留在西安，以东大学生代表身份从事公开的或秘密的抗日活动。他以全国学联代表身份推动西安各校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张学良掩护下，推动东北军走联共抗日道路；在十七路军中也活动频繁。

当时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很多。宋黎、刘澜波等人的活动早已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和监视，怀疑他们是替张学良从事联共抗日活动的共产党人。特务向南京写报告，建议将宋、刘等人逮捕并解往南京审讯。

7、8月间，宋黎发现他已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中。他和另一名东大学生代表马绍周所住的西北饭店，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窗前房后转来转去，有时甚至偷翻他们房间的东西。他们的处境十分危险。张学良有意把宋等送兰州躲避，或通过李杜送他们去东北抗日，宋都婉言谢绝。宋想回北平，说那里有学联组织，同学间可互相保护，比较安全。张学良最后说：“你们哪儿也不用去，就住在西北饭店，反正我还带兵，可以保证你们安全。”为防止意外，宋立即处理掉机密文件，并通知与其有联系的抗日人员暂停来往。

8月29日，申伯纯打电话给宋黎，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要对他们采取行动，请加倍小心谨慎。宋听完电话，马上派马绍周去“西北总部”政训处找熟人弄清情况，以便采取对策。马绍周走出西北饭店即被特务逮捕，解往陕西省国民党党部关押。

正当宋黎和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在屋内谈话时，两名特务闯进屋内，喊：“宋黎！”宋黎机智回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务恶狠狠地盯着宋黎说：“你就是！”说完猛扑过去，把宋黎和东北中学学生代表一起逮捕，架起胳膊拽出房外。特务头目对其部下宣布：“抓到了共产党要犯！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走漏风声，来一个捕一个！”

宋黎意识到事态严重，为使别人知道他已被捕，避免再进他的房间陷入罗网，便一边挣脱一边高喊：“你们这是干什么？”

此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进入西北饭店院内。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捕他！”抓宋黎的三个特务抽出一人去抓车向忱，剩下的两名特务拖不动宋黎，宋极力反抗，三个特务又一齐抓宋，车向忱趁机脱身。特务将宋拖出西北饭店后门，直奔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一路上，只要遇到树木或电线杆，宋黎便抱着不放。当天是星期六，晚间路上行人较多，宋黎不断高喊：“土匪绑架！”快到省党部时，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宋黎接连大喊“土匪绑架！”五六名巡逻队员下马缴了特务的枪，然后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特务抢先回答：“我们是省党部的，他是刚捉到的共产党要犯！”宋黎赶紧分辩说：“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有些巡逻队员认识宋黎，便机智地向特务要逮捕证，特务说没有逮捕证。巡逻队员质问特务没有逮捕证为什么抓人？特务趾高气扬地说他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要犯”，执意要把宋黎送交省党部。宋黎则强调他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就送交张副司令或杨主任。最后，巡逻队长接受一名巡逻队员建议，把宋黎和特务都带走，送交十七路军宪兵营。在路经西北饭店时，宋黎要进去给张学良打个电话，巡逻队同意，特务不放心，紧跟在宋身边监视。当时张学良正在开会，接电话的是张的秘书。宋黎对他说：“我被省党部逮捕，现已被十七路军宪兵巡逻队截夺下来，正送往营部途中。”宋请他转告张学良，迅速派人到西北饭店维持秩序，以避免学生驻地发生惊慌。

到宪兵营后，宪兵营一位排长指着宋黎对特务说：“我证明这个人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住在西北饭店，是张副司令请来的。”特务坚持说这个人是共产党要犯，并要动手搜查宋的衣袋。宋黎喊道：“你们是土匪，无权搜查我。你把手伸进我兜里，说是搜查，趁机塞东西栽赃怎么办？”在旁的宪兵营长对特务厉声说：“这是我们宪兵营的地方，你们不能随便搜查！要搜查也得我们搜。”宪兵营的人把宋黎从上到下搜了一遍，翻出来的东西主要是名片，其中有张学良、杨虎城的，也有一些军长、师长的。然后，把宋黎和特务分别关在两个房间，等候处理。

宪兵营营副谢晋生以特务捕人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又不与宪兵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要求允许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再回来提人。为拖延时间设法营救，谢晋生同意特务回去取公文。待特务刚出门，谢就到宋黎房间，对宋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营救。刚才搜出来的东西全放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他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下，留个口供。”不一会儿，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李木庵（中共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他与宋黎很熟，两人一起研究了口供，主要讲宋黎是张学良请来的，一贯奉公守法，不是共产党，宋主张抗日，但抗日无罪……李木庵嘱咐宋黎要记住口供，让宋按了手印，便匆匆走了。过了一会儿，申伯纯给宋黎打来电话说：“你的事张副司令、杨主任都知道了。你在宪兵营很安全，不要急，稍稍委屈一下。”

宋黎被带到宪兵营后，谢晋生为营救宋及时打电话向杨虎城报告，当时杨已入睡，侍从副官不敢惊动；谢便向申伯纯请示，申立刻报告给杨的机要秘书王菊人，王立即向杨虎城报告。杨当即给张学良打电话，通报宋黎被特务绑架和被十七路军宪兵巡逻队截夺的情况，请张派人接回宋黎。

张学良得知宋黎被捕，气愤地说：“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方面派随从参谋孙铭九驱车前往十七路军宪兵营部，接回宋黎；同时派参谋秘书室的关时润去西北饭店宋黎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资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一到西北饭店即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送到省党部，与马绍周关押在一起。张学良得知这些情况后，果断采取军事行动。他命令驻守王曲的东北军一个团急行军入城；宣布全城戒严；令晏道刚（蒋介石的亲信、“西北总部”参谋长）到张公馆，防止他采取行动。

张宣布戒严不久，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匆匆来到张公馆。邵刚一迈进客厅，张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地质问邵：“省党部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我是‘剿匪总部’的副司令代行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即使是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藐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邵力子从未见张学良发这么大的脾气，对他如此不恭，连声道歉似地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后马上报告，事情由我负责。”张说：“那就请你查明，把抓去的人尽快送回来！”

邵力子刚离开张公馆，张学良即命令副官兼第一〇五师副师长谭海率卫队营前去查抄省党部。谭海率队冲入省党部，救出了正在受刑讯的马绍周、关时润，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密码和档案，其中有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300多人名单。

查抄完省党部，邵力子再次来到张公馆向张学良复命。他对张说：“我已向省党部几位常委查明，捕人确有其事，是南京统调室派来的人直接指挥捕的，省党部常委也不清楚。他们捕人是奉总裁的电令，点名逮捕的还有刘澜波、孙万发（孙达生）、栗又文。省党部事先没有请示副司令是他们的严重错误，现在托我向副司令请示如何处理。”张学良让邵力子赶快把原电送来。当他看过邵送来的电报后，和颜悦色地对邵说：“深夜惊动，很对不起，请回休息吧！”

本来，蒋介石批准逮捕宋黎、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并准备把他们解往南京审讯，飞机已停在西安机场。由于宋黎拒捕和张学良派兵查抄省党部，使蒋的计划破产。

这是发生在1936年8月29日晚间的事件，按韵目计算，29日是“艳”字，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艳晚事件”。

蒋介石下令逮捕宋黎等人，其矛头是指向张学良的。对此，张学良是明白的，所以他来了个“先斩后奏”。“艳晚事件”第二天，张学良给蒋介石发去急电，大意是：省党部逮捕马绍周等系“西北总部”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奋，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并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蒋介石的心腹、“西北总部”政训处处长曾扩情30日清晨急忙从西安飞往广州，向蒋报告张派兵查抄省党部事件。蒋介石看了张学良的报告，又听了曾扩情的口头报告，仍觉得心中无数，便从广州给邵力子发报，询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邵力子回电说：“事情已经结束，张学良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命令。”蒋介石虽然对张学良的这一“不轨行为”恨得咬牙切齿，对张联共抗日活动也早有所闻，但此时他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无暇顾及西北，只得暂时缓和矛盾，把张稳住。他给张回电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对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处理。

张学良既已看到蒋介石签发的逮捕令，又收到蒋的上述电报，为应付南京，避免新的麻烦，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将宋黎秘密安置在张公馆东楼，对外宣布宋黎“失踪”；二是主动按蒋介石签发的逮捕令，先后逮捕了刘澜波和孙达生。

刘澜波、孙达生的被逮和获释颇带戏剧性。他俩同住西安新城坊15号。当宋黎在西北饭店被捕及被十七路军巡逻宪兵截夺事件发生后，十七路军方面的金闽生及时告诉了孙达生，并说他们的住处也已引起特务注意，请多加小心。当晚9时，张学良派孙铭九到刘、孙住地，请他们把不方便的东西收拾一下，在住处等候被捕和打官司。他俩在清理和烧毁秘密文件后，商量的结果是：由刘澜波一人去吃官司，因他是正式军人，到最后还有本家兄弟刘多荃、老上司黄显声出面担保；而孙达生没军籍，且刚从上海来，审讯起来嫌疑颇多，对整个案件不利。于是孙连夜到东北军第一〇五师留守处躲避起来。孙走后不久，警察、宪兵、特务及卫队营一起来到新城坊15号，对刘澜波说：副司令让你去受审，并问孙万发（达生）哪里去了？刘澜波说孙整天未归，不知去处。警察没再追问，也没搜查，把刘澜波带到军警宪联合督察处关押起来。

天亮后，孙达生与申伯纯通电话，申告诉他刘澜波昨晚已被捕。不一会，申又给孙打来电话，说杨虎城找孙有事，派车将孙接到新城。杨对孙说：副司令昨晚和他们摊牌了，局势如何发展很难预料；又说孙的处境很危险，希望他搬到新城来，至少半个月内不要露面。孙达生在电话里将自己的新住址告诉了孙铭九。很快，孙铭九带着两部小汽车来到新城，对杨虎城说，副司令请孙达生去。杨征求孙的意见，孙当然得去。车一到金家巷张公馆，孙铭九便把孙达生交给谭海看管起来。

当天下午3时，张学良在卧室会见孙达生，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不是共产党昨晚为什么躲起来？孙答他不是共产党，因为没有军籍，怕审讯起来不好解释，所以才躲避。张说：“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办，没有军籍我给你一个军籍就有了嘛，咱们东北人抗日打回老家去，是天经地义、正大光明的事，不要躲，越躲越有鬼。”张接着问孙：“你敢出去和他们对质吗？”孙答：“我敢！”张让孙达生在法庭慷慨陈词，痛骂他们也可以。孙说：“校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放心吧！”张学良让谭海把孙达生送到军警宪联合督察处去。

孙达生被送进军警宪联合督察处候审室，刘澜波生气地说：“让你躲起来，躲到这里来了。又白搭了一个。”孙把张、杨的话告诉了刘澜波。十天多后开庭审判，主审官江雄风是复兴社特务处派来的，在西安任“西北总部”办公厅情报科长兼西安公安局督察，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先后出庭受审。按张学良嘱咐，刘澜波和孙达生在法庭上大骂国民党不抗日，弄得“中国人抗日救国就是犯罪”。张学良看过他们的供词，称赞他们讲得很得体。江雄风拿不出任何“罪证”，只得将他们交给由东北军掌握的军法处看管所。不久，由黄显声、卢广绩、车向忱等联名具保，刘澜波、孙达生和马绍周先后获释。“艳晚事件”这场政治风波遂告结束。

通过“艳晚事件”，张、杨的关系更加亲密。张对杨的宪兵队主动从国民党特务手中截夺下来他的部属，并通知他派人领回，十分感激，当天亲自登门向杨致谢。与此同时，张、杨同蒋介石的矛盾则进一步加深。张学良对国民党特务藐视他，并悍然逮捕他的部属十分恼火，无比愤慨；蒋介石对张学良查抄省党部，特别是对张、杨“剿共”不力非常不满，耿耿于怀，只是他一时无力顾及西北，蒋同张、杨之间的矛盾尚未发展成公开冲突。

王曲训话 10月27日，是王曲军官训练团第三期开学的日子。几天前刚刚来到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在张、杨陪同下，驱车来到王曲。这天上午10点以前，军官训练团学员、“西北总部”和驻军团长以上军官共五六百人聚集在王曲一个大庙里，准备听蒋介石训话。

蒋介石上午11时到达王曲后，操着浓重的宁波口音，喋喋不休地训起话来。他说：“我们革命军人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他还说：“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是不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是一个革命者。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显然，这是讲给张、杨听的，是对东北军、十七路军中所有主张联共抗日的积极分子进行恫吓。蒋的讲话，使到会者感到反感和愤慨。第二天，军官训练团教育长黄显声鼓动苗剑秋（东北军少壮派骨干分子之一）来训练团讲话。苗对学员们说：“昨天有人说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要我们不去打日本而要打共产党，这简直是放屁！我们东北让日本侵占了，我们东北军人变成了亡省亡家的人。这时候居然有人说这样混账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

潜伏在军官训练团中的国民党特务将苗剑秋的激烈言论报告给他们上级，晏道刚要求张学良严惩苗剑秋。张让苗秘密离开西安前往北平，后又去日本住了三个月。张对晏道刚说苗已畏罪潜逃，此事即不了了之。

2 蒋介石逼张、杨继续“剿共”

“两广事变”期间，蒋介石集中力量对付两广，无力顾及西北。他用金钱收买、分化利诱和军事威胁等手段，于7月解决了广东、9月解决了广西事变后，立刻把注意力转向西北。在蒋看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的红军，实力锐减，已成为强弩之末，只要他调集几十万军队，用不了几个月时间即可将其剿灭，或将其驱赶过黄河到蒙古沙漠里去。他决不允许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继续存在和发展，使他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毁于一旦。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步步进逼，华北已危在旦夕，日伪军正进犯绥远，日本的华北驻屯军正大量增兵，日本浪人接连在丰台、成都、北海等地寻衅滋事，借机向中国提出无理要求。种种迹象表明，一场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和准备中。在这华北河山行将变色的紧急时刻，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决定增派军队去陕甘，完成他的所谓“剿共”大业。他本人亦于10月22日来到西安。

蒋刚到西安，表面装得若无其事、悠闲自得的样子。他让张、杨和邵力子陪他遨游终南，攀登华岳。两天后，便在他下榻的临潼华清池召见张、杨，宣布继续“剿共”的计划，并征求张、杨的意见。张学良性格豪爽，同蒋关系又深，敢于明确表示反对继续“剿共”，向蒋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并说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东北军全军的主张。杨虎城性格深沉，又因地位关系，不敢明确表示反对继续“剿共”，只是委婉地说他个人服从命令没问题，只是部队抗日情绪高涨，“剿匪”情绪低落，值得忧虑。蒋听完张、杨意见，再次强调他继续“剿共”的计划不变。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蒋10月27日在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完反共讲演后，便于29日离开西安，到洛阳住了一个多月，名为避寿，实则准备和部署“剿共”内战。在此期间，他调兵遣将，把几个月前调到湖南、湖北对付两广事变的约30个师的嫡系部队北调，暂时集结在平汉路汉口至郑州间和陇海路郑州至灵宝间，准备随时开往陕甘。不久，他命令集结在陇海路的中央军向西推进，蒋鼎文部进驻潼关，樊崧甫的第四十六军进抵华阴，万耀煌的第二十五军进入咸阳，胡宗南的第一师由甘肃向东布防。蒋同时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机场，以容纳更多的军用飞机来西北执行对红军作战任务。如张学良不接受他的新“剿共”计划，蒋介石就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等分别为一个方面的总指挥。

蒋在洛阳期间，张学良两次前去“苦谏”。第一次是与阎锡山一同去的。当时阎锡山也不同意“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且已于10月邀请薄一波等5名共产党人到太原协助他做抗日准备工作。10月末阎去洛阳向蒋祝寿，先飞到西安会晤张学良，商议共同向蒋诤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后，二人一同乘专车去洛阳。祝寿活动结束后，张、阎向蒋反复申述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听后极为愤怒，质问说：“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张、阎碰了钉子，神情沮丧。

张学良第二次去洛阳向蒋诤谏是要求释放“七君子”。蒋在洛阳期间，继续镇压群众的反日爱国运动。11月23日，全国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等7人在上海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张学良得知此事非常气愤，只身前往洛阳，要求蒋释放“七君子”，但为蒋所拒绝。

张两次诤谏失败，感到非常失望和难过。他后来描述自己当时的情绪时说：蒋在洛阳“阅兵后训话”，除咒骂共产党为大汉奸外，还痛斥“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听后“如凉水浇头”，“沮丧万分，回到寝室，自伤饮泣”。

11月爆发的绥远抗战，给张、杨以巨大鼓舞和触动。伪军李守信部在日本关东军的全力支持和嗾使下，向绥远发起大规模进攻。面对咄咄逼人的日伪军的进犯，爱国将领傅作义率部奋起抵抗，击退敌军对红格尔图的多次进攻，并乘胜追击，收复百灵庙。多年来，敌军每次进犯，中国总是失地丧权，屈辱妥协。绥远抗战的捷报，震惊全国，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傅作义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一场援绥抗战的热潮在全国蓬勃兴起。满怀爱国激情的张学良认为抗日时机已到，给蒋介石写“请缨杀敌书”，要求率部援绥抗战。一心想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拒绝了张学良的援绥要求。

蒋介石在洛阳经过一个多月的调兵遣将和密谋策划后，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仍下榻临潼华清池。此时，他的高级将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先后来到西安；蒋的嫡系部队有的已进入潼关，有的在洛阳至潼关间集结待命；最新式的战斗轰炸机一队一队地降落西安机场。此时的古都西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笼罩着异常紧张的气氛。

蒋再到西安后，着手实施他的“剿共”计划。他把东北军、十七路军旅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召到华清池，边请吃饭边训话，要求他们率部积极“剿共”。蒋向东北军军官们许诺，他一定带领大家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但必须首先服从他的“剿共”命令。由于事先张学良对这些被召见的军官打过招呼，蒋从这些人口中未得到满意答复。于是，蒋最后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办法供张、杨选择：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往前线“剿共”，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是张、杨如不愿“剿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这两种办法，张、杨都不能接受。继续“剿共”，不但有违张、杨心愿，两军广大官兵也不会接受。事实上两军已与红军停战；两军调离西北并互相分开，这就拆散了西北地区的“三位一体”，为蒋介石各个吃掉东北军、十七路军提供方便。

鉴于蒋介石的上述顽固态度，杨虎城向张学良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张学良主张要慎重从事，还应进行最后诤谏。12月7日，张与杨再次商讨停止内战的办法，张主张“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对得起他”。杨内心不同意张的这个意见，他认为蒋是个死不回头的人，再劝也没用；更怕说翻了让蒋看出马脚，很快走了。张说：“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他以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认为我们既去劝说他，便不会有其他的举动。”杨不好过于阻挡，便答应试一下再说。

当晚，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哭谏”，大意是：日本侵略者节节进逼、永无止境的野心，如再不加以制止和反击，整个中国将沦于敌人之手，那时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中共一再表示愿团结抗日，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接纳。况且，中共不但主张抗日，还表示要拥戴你为最高领袖，你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内战的结果，不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消耗，无疑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的敌人；我个人和东北军始终站在你这一边。过去，无论风风雨雨，我们都支持你，甚至代你受过。今天，我们的态度依然如此。

张学良还说，抗战已成为人心所向，不仅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要求抗日，黄埔系将领中也有主张抗日不打内战的。他希望蒋认清形势，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的痛哭陈词，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反而责备张年轻无知，受了中共的欺骗和麻痹。蒋气急败坏地对张说：即使你用手枪打死我，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张8日上午对杨说，他的“哭谏”失败了，希望杨再去一次，做最后诤谏。当日上午11时，杨到华清池对蒋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向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蒋在回答杨时虽语气和平，但措词严厉，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为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全部解决。”蒋还命令杨虎城将十七路军中“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撤换掉。杨见蒋的态度无法改变便告辞退出。

杨虎城回到西安城内，立即会见张学良。他俩鉴于多次“苦谏”均告失败，决定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张、杨表示，为了抗日救国，牺牲这两个团体（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张当时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指扣蒋）。这次商谈，决定扣蒋，但行动日期尚未确定。

至此，张、杨与蒋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即将演成公开冲突。

3 事变前夜

张、杨决定采取扣蒋行动的第二天——12月9日，西安发生了蒋介石下令开枪镇压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活动的事件，酿成了流血事件。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大力领导和张、杨的保护支持下，西安地区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2月9日，西安近万名大、中、小学生举行游行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剿共”，一致抗日，援绥救国。张学良、杨虎城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要求，蒋介石却令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参加游行的东北竞存小学一名学生被打死。广大同学怒不可遏，决意徒步去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学生冲出城门，冒着凛冽的寒风，向临潼方向挺进。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惊慌失措，急忙打电话给张学良，令其设法制止，并残忍地叫道：“如学生不听，可用武力制止。”张学良深知学生如到临潼，定会发生更严重的流血惨剧。他立刻驱车追赶，在灞桥追上了学生队伍。张尽力劝说，学生不听。同学们表示不到临潼不罢休，并高呼：“拥护东北军抗日！”、“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情愿为救国而死！”目睹学生的爱国激情，张学良深受感动，他满怀深情地对同学们说：“我张学良是国家军人，决不辜负你们的救国心愿，决不欺骗大家，一星期之内我以事实做答复。”

当晚，张到华清池向蒋反映学生要求，蒋责怪张不用武力镇压学生，批评张不该代表学生反映要求，并承认当天是他命令军警向学生队伍开的枪。这件事对张学良触动极大，成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一条重要导火线。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向其部属解释“兵谏”原因时说：“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事先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出各种方法来制止……学生们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蒋委员长却怪我没用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明是他叫警察开枪，假如学生再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绝不能轻易改变了”，于是“便断然决定”对蒋实行“兵谏”，用武力迫使他改弦更张。

12月9日，张、杨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做了一些必要准备。

首先，张、杨对“兵谏”行动做了分工：东北军负责在临潼扣蒋；十七路军负责解除西安城内蒋系人员武装。

蒋来西安前，对张、杨同中共的接触早有所闻。不过，蒋自信他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张不会出问题；对杨虎城，则不无戒心。他到西安后，不下榻由十七路军负责防卫的城内；而下榻在东北军防区内的华清池。蒋当时只带了18名卫士，连侍卫官在内持有武器者不超过25人。这些人住在华清池内院。住在外院禹王庙的是中央宪兵一个排。蒋住在内院五间厅，同他住在一起的有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侍从室组长蒋孝先以及十多名秘书和参谋人员。临潼一带的驻军是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张学良的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也被调到这里，加强对华清池的警卫。

张学良挑选最忠实于他的人去执行捉蒋任务。被指派为捉蒋负责人的是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他的部队就驻在临潼县城及其附近；直接指挥捉蒋行动的是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及其所辖团长刘桂五，此二人绿林出身，机智勇敢，经验丰富，对张忠诚。具体执行捉蒋任务的是负责守护张公馆的卫队二营，该营营长孙铭九是张学良的亲信。王玉瓒率卫队一营，奉命协同卫队二营参加捉蒋行动。上述人选确定后，张学良曾带白凤翔、刘桂五去华清池，名义上是他俩将去热河打游击行前聆听蒋的指示，实际上是让他俩熟悉华清池的地形和蒋所住五间厅的位置。

西安城防司令、陕西警备二旅旅长孔从洲根据杨虎城命令，事前详细调查了西安城内外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兵力及其部署。当时国民党在西安的武装人员共约7000人。孔从洲指挥的十七路军部队有8000余人，驻在南、西、北城和西关。东城由东北军驻防。杨虎城还指示孔从洲在晚间11时后进行一次军事演习，目标是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他并指出在演习中对东北军不得误会；严禁走火；部队行动中，如遇中央军宪兵询问，就说进行夜间演习。

张、杨的准备工作是在极端秘密情况下进行的，只向他们信赖的极个别高级将领透露了“兵谏”计划，表面上仍不动声色，一切如常。12月9日，张、杨在城内易俗社举行戏曲晚会，招待在西安的南京文武大员。

4 临潼捉蒋

12月11日，张、杨确定发动“兵谏”日期——12月12日。为了不显出异常，11日这天，张学良仍到华清池去与蒋周旋，并定于当晚张、杨在新城大楼宴请在西安的南京军政要员。因为蒋介石这一天要最后确定“剿共”军事计划，留张学良、陈诚、卫立煌、陈继承等吃晚饭。饭毕时间已很晚，他们又赶到新城大楼畅饮谈笑，一直到晚10时宴会才结束。

从新城大楼回到金家巷公馆，张学良才向他的高级将领们正式宣布“兵谏”计划。这天晚间，除何柱国外，其他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王以哲、刘多荃、缪澂流、董英斌等均到会。张学良以沉痛的心情对大家说：“我今天把大家找来，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全国人民所谅解。究竟是谁不抗日呢？到现在，罪名却由咱们背上了。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支援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什么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说我也不要父母；骂共产党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我死了你再去抗日。’逼得我连话也不能说。现在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现在已与杨主任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说到这里，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当场无人发言，只有于学忠说：“第二步怎么办？”张答：“先扣了再说，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张当着众将领的面对刚被召唤进屋的孙铭九下达捉蒋命令，说：“孙营长，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并郑重叮嘱孙铭九“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张问孙铭九：“你的卫队营，准有把握吗？”孙肯定地答复：“有把握！”

张学良还向身边的几位亲信幕僚说明了“兵谏”决定。这几个人是应德田、黎天才、卢广绩、洪钫。之后，他就带领这些文武要员前往新城，“兵谏”指挥部设在那里。

杨虎城11日晚招待完南京军政要员后，与孔从洲、赵寿山、孙蔚如、李兴中、宋文梅进一步研究落实城内军事行动计划，并对“兵谏”后面临的迫切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一些初步主张：改组南京政府，成立包括共产党及其他政党在内的抗日联合政府；为打破蒋介石一手把持的局面，各省行政拟采用分权制，各省成立救国会议，行使相当议会的职权；西北地区成立军事联合指挥机构，暂负党政军的统一领导；陕北行政人员，在红军区域内，先撤销邵力子委派的亲蒋的县长以上人员，更换为亲共至少是不反共的人员，职权暂时不变。俟人心安定后，红军区域内由共产党派人接任县长，但仍受陕西省政府节制，对共产党和红军要以友党友军看待。

午夜过后，张学良率领十几名文武官员来到新城杨虎城寓所，一场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伟大历史事件就要在古城西安爆发了。

张、杨在指挥军事行动的同时，还指定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等起草通电稿，准备扣蒋后向全国发出，以阐明这次行动的宗旨和主张。经过研究，他们认为把这次行动称做“兵谏”比较合适；并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在共同讨论的基础上，通电稿由黎天才拟出，再经大家讨论，略作修改。

孙铭九接受扣蒋任务后，即着手做准备。12月9日学生游行时，经张学良同意，他令卫队二营王协一连长派20名士兵由排长王振东率领随学生队伍前进，当学生中途被张学良劝阻回城后，这20名士兵没有回城，住在西安城东二十里铺。10日上午，孙铭九再次去华清池查看形势，令王协一连长带领30名战士到二十里铺与王振东排长会合，并前进到灞桥，缩短了与华清池的距离。11日，孙铭九又向灞桥增派约一连人，由卫队二营副营长商亚东带队前往，并派两辆载重汽车到灞桥待用。

12日凌晨2时，白凤翔、刘桂五和孙铭九同乘车驶向临潼。车行约半小时到达灞桥。孙铭九向商亚东、王协一等简要说明有关情况后，向卫队二营官兵作了动员。他着重说明，我们去临潼扣蒋，是逼他抗日。他要求大家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同时提醒大家绝对不准把蒋打死！

作完动员，根据白凤翔师长指示，孙铭九率领一百多名卫队营官兵向华清池方面冲去。当时的部署是：王协一连长带30名官兵乘第一辆汽车，任务是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岗哨缴械，然后再来协助孙铭九；孙铭九带领部分官兵乘第二辆汽车，直奔蒋的住处五间厅，进入房内请他出来，说明是有叛兵闹事，副司令为他安全着想，请他避开这里进城里去。如不顺利，则用武力将其挟持出华清池，架到车上；商亚东带人包围外院禹王庙的中央宪兵，并警戒华清池周围。

王协一和孙铭九分别乘坐的汽车清晨四五点钟到达华清池前，东北军卫队一营撤去大门警戒，并收缴了驻禹王庙内蒋系宪兵的枪。两个卫队营攻入院内，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武力阻拦。顿时枪声大作，华清池内外展开激战。王协一指挥队伍解决蒋的卫兵，孙铭九率部分人冲入二门内直奔小桥，想从那儿过去，由于受到斜对面房中射出的密集枪弹堵击，不得不改换方向，沿着假山小道直上。蒋的卫兵从侧房中射出的子弹很密，他们只得匍匐前进。他们进入五间厅，发现蒋介石已不在了。用手摸床上蒋用的被褥还是热的，桌上杯子里还放着蒋的假牙，这表明蒋跑走的时间不长。在院内各处搜寻，未见蒋的踪影。讯问已经抓到的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侍从室秘书汪日章，他们都说不知蒋的下落。当白凤翔将这些情况用电话报告张学良后，张、杨十分着急，但判断蒋没走远。张命令抓紧搜山，并指示加强对临潼周围的警戒。

原来当华清池门口的枪声响后，蒋介石被侍从官唤醒。他来不及穿衣服，由侍从人员搀扶着向后墙奔跑。此时枪声越来越紧，还夹杂着机枪声，蒋在侍从人员帮助下越过围墙，跌入墙外沟里，腰部受伤，带伤向后面的骊山逃跑。他身边仅有一名侍卫，左臂受了伤，两人爬到山坡下，隐蔽在一个洼坑里。

孙铭九根据白凤翔命令，带领部分士兵开始搜山。在半山腰见到被截获的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孙铭九问他：“蒋委员长在哪里？”他吞吞吐吐地说不知道。孙端起枪威胁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了你！”他听了这话赶紧回头朝山上看了一眼。孙铭九按着他目指的方向，指挥队伍往山上搜查。此时天色渐明，地形地物可以隐约看清。跑在前面的卫队营班长陈孝思等看见一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走动。他们走到大石旁，发现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开枪啦！”里边连声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陈孝思便向走在后面的孙铭九报告说：“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孙赶紧跑上前去，见蒋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赤着双脚，脸色苍白，冻得浑身发抖。孙铭九走到蒋面前还未来得及说话，蒋就赶紧说：“你打死我吧！”孙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蒋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孙回答说：“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说到这里，蒋若有所悟地说：“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孙答：“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蒋说：“有人报告我的。”他看出孙不伤害他，便接着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打死我好了！你打死我吧！”孙铭九赶忙解释说：“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们打死委员长。”他催促蒋赶快下山进城，并说张副司令在城里等着他呢！蒋坐在地上耍赖，发怒地叫：“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孙见蒋坐着不动，再次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仍不动，要马骑。孙示意士兵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来到华清池，蒋仍不愿进城。孙铭九和士兵把他连推带拉地弄上汽车。在车里，孙铭九和张学良派来协助捉蒋的东北军第一〇五师旅长唐君尧坐在蒋的两侧，谭海也坐在车里。汽车由临潼直接开到新城绥靖公署，下车后孙铭九等把蒋送入早已准备好的房间里。

白凤翔、孙铭九等带领卫队营在从灞桥去华清池的路上，捉获了由西安城去华清池的原国民党中央宪兵三团团长、现侍从室组长蒋孝先。到华清池后，经刘多荃师长批准，卫队营将这个双手沾满平津革命青年鲜血的刽子手枪毙了。

东北军卫队营在临潼扣蒋的同时，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开始了军事行动。按照事前分工，宋文梅率特务营直奔西京招待所，扣押住在那里的南京军政要员。当他们将招待所包围时，天将破晓。宋文梅命令连长李锦峰在外面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入。他带领几十名经过精心挑选的士兵冲入招待所内，迅速解除了国民党军政大员的武装，除准女眷继续留在原房间外，其余人都集中到大餐厅。经过查对，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陈继承、蒋百里、萨镇冰、张冲，没有找到住在此处的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宋文梅命令士兵在所内严密搜索，结果在大餐厅后面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在万耀煌妻子所住房间的橱柜中找到了万耀煌；至于邵元冲，本住在招待所楼下房间，夜间听到枪声，因不明事变真相，企图越墙逃跑，又不听士兵制止，当逃至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击倒。当宋文梅赶到，邵已不省人事，送至医院抢救，不久便死亡了。

解除城内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宪兵连的武装及占领西郊飞机场的任务，孔从洲命令他的陕西警二旅五团来完成。该团团长郑培元受命后，除抽部分兵力警戒南、西、北城外，令第一营解除北大街警察局和派出所及西安火车站护路大队武装；令第二营解除警察分局及派出所和宪兵二营营部及钟楼附近警察第三大队武装；令第三营解除西大街警察分局及派出所和宪兵第五连武装。12月12日拂晓开始行动，对方毫无准备，十七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击战冲入对方营房，对方措手不及，大约只用了一个小时，就胜利完成了缴械任务。只有第一营在解除西安火车站护路大队武装、第二营在解除宪兵第五连钟楼附近警察第三大队武装时，发生了较为激烈的战斗，双方都有伤亡。十七路军控制了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害部门；接管了飞机场，扣留了所有飞机和飞行人员；查封了国民党各大银行在西安的分行；还扣留了邵力子、晏道刚、曾扩情，枪毙了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

张、杨在发动西安事变的同时，还发动了兰州事变。甘肃省会兰州，当时驻有中央军胡宗南部和于学忠任军长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于兼任甘肃省主席和川陕甘边区总司令。担任甘肃省绥靖公署主任的是蒋的嫡系将领朱绍良。西安事变爆发时，朱绍良、于学忠及其所部三个师长均在西安。12日凌晨，张学良给在兰州的解方（第五十一军中校参谋，抗日同志会成员）发去“亲译”特急密电。电文大意是：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已将蒋介石及中央军的诸将领扣押，发表了八项救国主张，要求解方转告第五十一军：立即在兰州响应西安的行动，发表声明拥护八项主张，并立刻切断朱绍良的绥靖公署同南京的联系，把中央嫡系在兰州的军队、党部、公安部队一律缴械，将其主要人员看管起来，等等。同一天，在西安的于学忠也给兰州的第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发了内容相同的电报。第五十一军的三个师于12日晚7时分头开始行动，缴了胡宗南部两个团的武器，查抄了绥靖公署、省党部、公安局和在兰州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并把他们的头目集中起来看管，还控制了飞机场；同时，发表声明拥护张、杨在西安的行动和八项救国主张。

5 捉蒋后西安的军政措施

蒋介石被扣押后，张、杨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解释发动事变的原委，提出救国主张。通电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突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之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爱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开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国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张、杨提出救国主张的核心与宗旨“是集合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以民众的总动员，去抗日救国！”这就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根本目的。

张、杨扣蒋后，为贯彻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在军事、政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主要的有：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杨分任正副主任；组建参谋团，承张、杨旨意研讨一切军事问题，成员包括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何柱国为召集人；成立设计委员会，为事变的政治设计机构，召集人是高崇民；组织抗日援绥军团，表示要“克日誓师北上，剪灭仇雠，收复失土”。军团长为孙蔚如，副军团长是王以哲；集中军队，准备迎击何应钦发动的军事进攻；改组陕西省政府，原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民政厅厅长彭绍贤被免职，任命王一山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财政厅、警察局、教育厅也进行了改组。杜斌丞担任省政府秘书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陕西省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王炳南任主任；释放政治犯；清除内部坏分子；封存西安各大银行储备的银元1500余万元，暂不准挪用；派代表去广西、山西、绥远、山东、北平、四川等地，争取各地方实力派支持。

四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 南京讨伐派掀起的“讨逆”恶浪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留，犹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国内的方方面面。

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在西安被扣，南京群龙无首，顿时乱成一团。南京最早知道蒋在西安被扣留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12日上午，何收到洛阳军分校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的电报：“西安发生事变，真相不明。”他立即电告在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并派飞机到西安、临潼上空侦察。中午过后，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通电传到南京，蒋被扣消息得到证实。虽然张、杨在通电中声明要保蒋安全，但一时有关蒋介石生死的谣传仍五花八门，不胫而走。

蒋被张、杨扣押后，南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对策，当时在国民党要员中出现分歧，主张不一。当晚10时，一些国民党要人在何应钦家中议论此事，冯玉祥、李烈钧等主张采取对策首先要考虑保证蒋的安全；而何应钦、戴季陶等则主张采取军事行动，攻打西安。当日午夜到次日凌晨3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这两种意见的分歧更为明显，争论更为激烈。以何应钦为代表的讨伐派攻击张、杨“背叛党国”，“劫持统帅”，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主张“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示张杨以力”，发动“讨逆”进攻。会议在讨伐派压力下，决定褫夺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其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军事委员会是南京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委员长是蒋介石，副委员长是冯玉祥。蒋在西安被扣，理应由冯代蒋执行职务；可是由于冯不是蒋的嫡系，且长期与蒋有矛盾，甚至爆发过公开战争，所以联席会议明确规定：“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作为国民党中枢核心人物之一的陈立夫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承认，“蒋先生被关在西安，应该指定冯玉祥接任。但是，怕他利用这一位置制造麻烦”，因此“何应钦被委任全权负责，计划军事行动”。

在南京，支持何应钦掌握军权，主张武力讨伐西安的，还有以力行社、复兴社为核心的黄埔系。这些毕业于黄埔军校、以蒋介石为靠山的少壮军人，听到西安事变消息后，如丧考妣。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12日下午得知蒋被扣西安，十分担心蒋被张、杨用飞机送往新疆或苏联。他心急如焚，主张立即动员军队，不仅派陆军包围西安，同时要派空军去监视封锁。未经军事领导机关同意，邓文仪擅自发急电给驻汉中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望他率部即刻开往咸阳，与万耀煌配合，攻打西安；同时致电驻洛阳与潼关之间的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要他的部队迅速进占潼关，应付变乱，准备进攻西安。

12日晚8时，邓文仪在南京主持召开力行社、复兴社全体干部紧急会议。到会30余人。会上，戴笠、郑介民报告“事变的经过及前因后果”；桂永清、潘佑强提出“军事应变部署”意见；邓文仪强调“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为即刻协调陆空军包围西安，用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会议决定：“建议政府请军政部长何应钦统一指挥应变军事行动”。

事变爆发后，以何应钦为代表的讨伐派立即采取军事行动，妄图从东西两翼夹击西安。驻扎在洛阳的第四十六军军长樊崧甫，奉命率部西进，当夜抢占潼关，后又进至华阴、华县。南京当局调动大量军队集结于陇海路、平汉路沿线，准备入陕作战。桂永清率中央军校教导总队12000余人13日从南京驰赴陕西“救蒋”，17日到达华县，18日进占渭南，企图沿陇海路正面进攻西安。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带领部队从河南信阳西开，同李铁军师和刘戡师一起集结于潼关、卢氏及其以南地区待命。在大批蒋军西调，从东翼给张、杨施加压力的同时，原驻甘宁地区“剿共”的蒋军部队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部，奉命星夜南下，到咸阳、宝鸡之间集结，靠近刚刚到达咸阳的万耀煌部第十三师（万本人此时在西安被扣），从西翼加紧威胁西安。国民党的飞机不断飞临西安上空侦察，撒传单。16日，几十架飞机对三原、渭南等地狂轰滥炸，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在讨伐派掀起的“讨逆”恶浪滚滚而动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12月16日正式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着其“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同一天，南京政府发布“讨伐张学良令”，重弹张、杨“背叛党国，劫持统帅”老调，攻击西安方面“将所部军队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他们“为整饬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何应钦17日在南京宣布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职，并任命刘峙（开封行营主任）为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重庆行营主任）为讨逆军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分别指挥西安以东和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西安。

西安上空内战阴云笼罩，一场大厮杀一触即发。

2 张、杨的和平诚意

尽管讨伐派气势汹汹，内战阴云翻滚，西安事变最终还是获得和平解决。促成事变和平解决的首要原因，是事变的发动者具有和平诚意并为此做了不懈努力。张、杨对蒋发动“兵谏”的唯一目的，是促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前，他们曾用口头诤谏方式请求蒋改弦更张，结果均遭拒绝，甚至受到斥责和辱骂。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张、杨才采取“兵谏”形式。张学良事后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12日清晨，张从电话中得知孙铭九等冲入五间厅后没发现蒋的踪影非常着急，对在场的文武官员说：“若找不到他，我便把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再引起内战，那我张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事变当天，张、杨一方面公开向全国表示要“保蒋安全，促其反省”，同时致电宋美龄，解释发动“兵谏”的苦衷，说明此举只是“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表示“学良平生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他请宋美龄放心，并欢迎她来陕。张学良同一天也致电孔祥熙，邀请他前来西安。当宋美龄来电说孔祥熙因故不能前来，要求改为宋子文和顾祝同时，张、杨立刻复电同意。16日，张致电南京，再次表示欢迎宋子文、顾祝同来陕。

事变初期，蒋介石拒绝听取张学良的意见，端纳14日到西安后，张请端纳劝说蒋介石接受他们提出的抗日主张。张向端纳表示，只要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立刻会获得释放，他还将亲自送蒋回南京。12月16日杨虎城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说：“这次的事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生的。”12月19日，张学良在给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的电报中表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是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领导全国抗日。张在此电中说：“我们不得已突然扣留了他，但没有威胁他的生命，没有损伤他的地位，他在我们的心目中依然是委员长。”

张、杨的和平诚意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前提；假如没有这个前提，事变的和平解决根本不可能，其后果可想而知。正因为张、杨扣蒋是逼他抗日，当蒋答应抗日等条件后，释放蒋介石便是自然的事了。

3 南京主和派的营救活动

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与何应钦等的态度不同，主张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这固然因为他们是蒋介石的妻子和亲属，把保证蒋的安全作为采取对策的出发点；还因为讨伐派的主张必导致中国内战的扩大，为日本侵略者鲸吞中国提供良机，显然这不符合他们这些亲英美派的利益。

蒋在西安被扣时，孔祥熙和宋美龄都在上海。孔除收到何应钦从南京来的电报、电话外，南京有关方面还向他转达了张学良于事变当天给他个人的“震电”。张的“震电”除阐述发动事变的苦衷外，还郑重表示“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公害私，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孔认为张给他此电，表明事变“尚有转圜余地”。他考虑到蒋的安危掌握在张、杨手里，因此万万“不能遽闭谈判之门”。孔立刻复电张学良，说张的“震电”他“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孔对张、杨扣蒋未加严厉谴责，但委婉地予以批评，说“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孔愿充当调人：“遵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

宋美龄在上海得知西安爆发事变的消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当时西安电讯中断，蒋介石生死不明，宋美龄如坐针毡，打算亲自去西安弄清蒋介石死活真相。她在上海找到一位十分合适的随行者——端纳。端纳原是澳大利亚记者，辛亥革命前来到中国，后任张学良秘书，1933年陪张游历欧洲返回中国后，又受聘担任蒋介石的秘书。西安事变爆发时，他在上海。12日下午，端纳从宋美龄口中得知蒋在西安被张、杨扣留后，决定亲赴西安，探明事实真相。当日夜间，他随孔祥熙、宋美龄乘火车前往南京。奉命同行者还有与蒋、宋关系密切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宋美龄请他陪同端纳去西安，并担任翻译。

13日清晨，孔祥熙、宋美龄一行到达南京，得知刚刚结束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联席紧急会议决定褫夺张学良的本兼各职，武力讨伐西安，并已派兵抢占潼关等地。宋美龄当即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非健全之行动”，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施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宋美龄立下决心，愿竭尽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在南京“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的宋美龄，为营救蒋介石，反复恳求何应钦等“约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论军事之前，先尽力救委员长之出险”。她强调指出，不如此，战争开始后，蒋介石“不为其亲自统率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也将被张、杨杀害。为尽快弄清蒋介石死活真相，她不顾何应钦的反对和阻挠，在尚未接到张学良复电同意的情况下，毅然于13日中午派端纳乘机离京赴陕。临动身前，孔祥熙对随行的黄仁霖交代说：“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到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他之后，马上回来向夫人和我报告你所亲眼看到的确实情形。就是这一点，不多亦不少。”孔祥熙接着表示：“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着的。”

12月14日上午，在宋美龄要求下，作为行政院代理院长的孔祥熙主持召开高级会议。出席者有南京政府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的陈果夫、陈立夫和叶楚伧以及何应钦、黄绍竑、张群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在讨伐之前，如何采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据黄绍竑回忆，参加这次会议的大多数人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对。在这次会上主和派占了上风。

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一时集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于一身。他反对用武力讨伐西安，主张采用“智取之法”营救蒋介石。具体说来，就是从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对张、杨施加压力，以“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争取“兵不血刃”地解决西安事变。

为孤立张、杨，南京极力拉拢各地方实力派。当时的中国，形式上统一，实际上许多省份（特别是边远地区）仍由地方实力派控制，处于半独立状态。西安事变前后，南京和西安都极力争夺地方实力派，以壮大自己，削弱对方。13日晨孔祥熙回到南京，深感“蒋公情况不明，各省疆吏多感彷徨，尤以鲁、冀、桂三省态度，更可注意”。为稳住各地方实力派，孤立张、杨，他当即通电各省市，针对张、杨通电中揭露和批评蒋介石对外屈辱妥协的政策，竭力为蒋辩解说：“中央同人，对于抗敌御侮，素具决心”，蒋“赤忱报国，主政中枢，秉此主张，艰苦奋斗，努力迈进，成效显然”。对与蒋矛盾较大，同张、杨关系密切的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青岛的沈鸿烈等，孔都一一单发电报，有的还派专人前往笼络。

分化张、杨内部，收买冯钦哉。冯是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第四十二师师长，驻防陕西大荔、朝邑一带，是杨部主力之一。他反对张、杨的联共抗日主张，拥护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张、杨在西安扣蒋后，杨令冯派兵控制潼关，阻击中央军西进。冯接电后表示“拒受乱命”，“固守原防”。14日，冯与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樊崧甫、董钊、桂永清等联名发表通电，恶毒攻击张学良是“中华民族千古罪人”，呼吁南京政府“明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大统六军，明令挞伐”。冯钦哉叛杨投蒋后，南京立刻任命他为“渭北剿匪司令”，派人送去巨款，并答应冯部军饷以后由南京解决。

敦促阎锡山斡旋，争取张、杨把蒋送到太原。事变爆发后，孔祥熙认为阎“老成重望，与张为世交”，便把调解斡旋的希望寄托在阎身上。14日，他给阎的电报中说：“请公致电汉卿，促其反省，即日陪同介公南来，一切弟当保其安全，倘渠因南来或恐不为各方所谅，则请公电劝其暂移晋省。”15日，孔祥熙再次致电阎锡山，敦促他劝说张学良，把蒋送到太原。为敦促阎从中斡旋，南京特派黄绍竑赶赴太原。黄带去了有居正（司法院院长）、孙科（立法院院长）、孔祥熙（代行政院院长）、叶楚伧（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冯玉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烈钧（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朱培德（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戴季陶（考试院院长）、张继、王宠惠、何应钦（军政部部长）、程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唐生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联合署名给阎锡山的信，信中说：“环顾国中，能深识此事之症结，熟权公私之两宜者，莫如先生”，敦促阎“即向汉卿恺切劝导，即日送介公到太原”。从这封信署名者的人数之多，地位之显赫，足见南京对阎锡山斡旋救蒋寄予多么大的希望。

对苏日两国进行外交交涉。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即刻向中国驻外使馆通报了蒋被张、杨扣留的消息，要求他们注意探询各国政府及舆论界对此事的反应。与此同时，着重对苏联、日本进行交涉。南京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都怀疑西安事变是张、杨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发动的，甚至怀疑事变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有关。当时有的日本报刊也散布这种论调。孔祥熙13日下午召见苏联驻华代办，恫吓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产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反苏。”孔祥熙深知，苏联最担心南京接受日本兜售的“广田三原则”，联合日本共同反苏，故以此相威胁，迫使莫斯科对西安施加影响，释放蒋介石。为此，南京政府还授权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与苏联外交当局多次进行交涉。孔祥熙还加紧同日本进行交涉，要求日本当局约束在华浪人的滋扰行为，勿乘机寻衅滋事，以免激起中国人民更大的反日情绪。

4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不完全一致。坚决支持和反对的是少数，大多数持中立态度，既不主张扣蒋，要求张、杨早日释放蒋介石，也不支持讨伐西安，主张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表示支持张、杨义举的，有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及与桂系有关系的李济深。桂系长期与蒋介石有矛盾，与张学良有联系。1936年初，李宗仁在香港得知张学良已率部前往陕甘“剿共”，实为他担心，用细绢给张写密信揭露“蒋不抗日，蒋亦不允许他人抗日”，恳切告张“除抗日外，实无他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为至要”。“两广事变”爆发后，李、白派刘仲容为代表前往西安，请求策应。杨虎城派人与华北一些地方实力派接洽，准备响应。但未及行动，“两广事变”即被蒋平息。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时，刘仲容还在西安。他在事变当天致电李、白，说张、杨盼望与李、白共商救国大计。李、白对张、杨扣蒋虽“不表苟同”，但一再声明广西的立场是“对外不对内，对事不对人”，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并健全中央政府的组织，集中抗日的力量及联合世界上同情我抗日的国家”。显然这是反对武力讨伐西安，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并实行联合抗日政策，这与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是一致的。蛰居家乡广西苍梧的李济深，15日致电南京林森、冯玉祥、于右任等，表示反对内战，主张动员全国一切力量，武装抗日。南京当局发布“讨伐张学良”令的当天晚间，李、白和李济深等通电全国，再次表示反对内战，主张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对外，进攻西安的中央军移往绥远抗日。18日，李济深再次发表通电，公开支持张、杨的救国主张，并为西安事变进行辩护。他说，张、杨的通电“多为国人所同情”，事变的爆发是蒋介石逼出来的，因张、杨“屡陈不纳”，才“迫以兵谏”，因此对事变“绝不宜以叛逆目之”。

刘湘是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地方实力派。他统治的四川不仅物产富饶，又毗邻陕西，战略地位重要。刘掌握的几十万川军，以肯于吃苦、善于作战而著称。1935年初，蒋介石把手伸入四川，打破了刘湘独霸四川的局面。蒋、刘矛盾由此激化。张、杨扣蒋后，刘湘认为他驱逐蒋系势力、恢复独霸四川的机会已到。当蒋的亲信、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飞离重庆前往南京的当天下午，刘就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名为研究防务，实则商讨对西安事变的对策。他从自身利益考虑，决定表面敷衍南京，实际同情和支持西安。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极力拉拢刘，孔祥熙亲自来电，还派时在京沪的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刘航琛返川，劝说刘湘站在南京一边，并请刘敦促张、杨释蒋。刘湘为应付南京，19日致电何应钦、孔祥熙和顾祝同，说他曾给张学良去电，提出要避免军事接触，恢复蒋的自由，速求政治解决。相比之下，刘湘对西安方面的态度显得颇为不同。当张、杨的代表到达成都后，刘湘极为兴奋，他对西安来人表示：“川陕唇齿相依，愿作后盾。”可是当25日刘湘设宴款待张、杨代表时，成都各报突然发行号外，报道张、杨已释蒋。刘湘见到报纸极为震怒，当着西安方面代表的面，大骂张学良。可见刘湘不高兴张、杨释蒋，因为蒋获释后他驱逐蒋系势力出川的愿望便成为泡影。

控制河北和平津地区的宋哲元与统治山东的韩复榘，是华北地区的两个实力较强的地方实力派。宋与张学良有较深的历史关系，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宋曾接受张学良改编，张荐任宋为察哈尔省主席，并受张节制。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估计会得到宋、韩的支持。事变当天，张致电宋希望他亲来西安或派全权代表来陕，共商国是。南京方面极力拉拢宋、韩，除由孔祥熙、何应钦出面给他们发电报外，还派与他们有旧的戈定远、李世军、李毓万等当面游说。冯玉祥也在事变当天派高级幕僚邓长耀北上，叮嘱其原部属宋、韩要“小心说话为主”，对事变持谨慎态度。宋哲元13日召集高级将领和幕僚研究对策。宋说：张、杨发动“兵谏”一定有背景，情况复杂。我们要想一想，看一看，头脑冷静，别轻易表态，也暂不派人去陕。宋给张学良复电，大意是盼以国事为重，保护蒋介石安全，一切均可从长计议。

事变发生后，韩复榘与宋哲元联系密切，可他们的态度并不相同，宋有些倾向南京，韩则两面讨好。韩一方面派代表去西安，表示同情和支持张、杨；同时又派人去开封，与刘峙、商震商讨救蒋办法。韩21日给张学良发出“马电”，称赞张扣蒋是英明的壮举，但又说他的部队将奉南京命令西进，望两军接触时勿生误会。22日，韩复榘与宋哲元秘密会晤，23日联名发表“漾电”，针对南京下达“讨伐令”后的严峻形势，提出“如何维系国家命脉？”“如何避免人民涂炭？”“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主张“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南京认为，蒋尚被扣押在西安，召开这样的会议，无疑会使当时的局面“旷日持久，众说纷纭”，便立即派人劝说宋、韩收回“漾电”。孔祥熙24日在给宋、韩的电报中指出：召集这样的会议“更将群龙无首，力量分散”，希望他们劝促张、杨“早将介公护送回京”。

在各地方实力派中，张学良寄予希望、后来也最令他失望的是统治山西的阎锡山。1936年10月末阎与张学良在洛阳共同建议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根据阎那时的表现和口头承诺判断他会支持对蒋发动“兵谏”。张、杨扣蒋后，几次给阎发报，通报八项救国主张和“兵谏”要求，期望得到他的支持。可是老奸巨猾的阎锡山从自身利益出发，对西安事变非但不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还加以指责。12月14日，他复电张、杨，提出“兄等将何以善其后？”“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长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张、杨接连去电，反复申明：“兵谏”行动“只为贯彻抗日救国主张，既非内争，亦不赤化，与各将士目标一致，甚足加强抗战力量”。对阎提出的质问，义正词严地逐条加以批驳。17日张、杨派与阎有旧、时任“西北总部”秘书兼第六科科长的李金洲前往太原，向阎通报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当面征询他的意见。阎得知蒋在西安安全无恙，令其秘书电告南京，并命太原报纸发行号外，报道西安代表已到太原，蒋在西安平安无事。阎对李金洲表示，他对这次事变的原则是“爱护国家，爱护领袖，爱护副司令，爱护东北军”。他决定派赵戴文、徐世昌次日随李金洲飞往西安，与张、杨会谈，解决危机。但他要求赵、徐到陕后能单独与蒋谈话。可是阎为等候南京代表黄绍竑到来，一再拖延赵、徐的启程日期。在此情况下，李金洲19日飞返西安，向张、杨报告太原之行的情况。张、杨对阎的态度很不满意，19日下午给阎去电，说把蒋扣留西安，“除抗日外，绝无他图；为抗日而受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并表示他们“决不造成内战”。阎虽不支持张、杨的义举，但他也反对南京用武力进攻西安，主张通过协商方法解决西安事变。

5 民众团体和知识界的反应

各民众团体和知识界因其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不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也不一致。

左翼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大都赞扬张、杨的爱国壮举，支持他们的救国主张。12月14日，在西安的全国救国联合会代表团等18团体联合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五年来“昧于国势民意，空谈武器准备”，致使爱国军民此起彼伏的抗敌斗争“终至局部抗战，无裨全局，一时胜利，未竟全功”。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绥远时，蒋一面企图结束绥远战局，一面仍增兵陕甘，加紧“剿共”。通电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同一天，设在北平的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代表东北三千万同胞提出反对内战，要求南京接受张、杨的救国主张，速开救国大会，实行抗日。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14日致电张、杨，称赞他们的爱国壮举，呼吁“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项主张，克日誓师北上，收复已失山河”。北方人民救亡大同盟17日散发题为《对于西安政变的基本认识》的传单，客观地分析了酿成西安事变的远因和近因，批驳了南京方面对张、杨的种种攻击和诬蔑，提出从速停止内战，召开救国会议讨论西安提出的救国主张，开放民众运动，将从事内战的军队调去对日作战，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

有的爱国团体和知识分子，平时与张、杨关系密切，但当听到西安事变消息后感到震惊和愕然。他们对张、杨的八项主张表示同情和支持，但对扣蒋行动持有异议。总部设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爱国团体。张学良1936年夏在上海曾秘密会见该会领袖，表示赞赏全救会宗旨，并愿从经济上给予支持。“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张极为愤慨，专程赴洛阳要求蒋释放沈钧儒等。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其中第三项就是要求“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可是，全救会12月15日发表“紧急宣言”，认为在当时条件下，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不幸”。它对张、杨的救国主张给予肯定，但认为扣蒋是“不合常规的办法”，不表赞同。它要求南京尊重全国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呼吁张、杨立刻释蒋。南京颁发“讨伐令”当天，该会致电南京当局，要求南京“对陕事郑重处理，务期避免内战”，使“各方实力，得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是张学良走“西北大联合”道路的指路人，他也不赞成扣留蒋介石。杜担心蒋如“发生不测，则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他呼吁“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挽危舟”。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他主张恢复蒋介石自由。

社会上右翼的团体、知识分子和舆论工具，西安事变后群起鼓噪，掀起一股拥蒋，攻击张、杨的浪潮。胡适20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张学良的叛国》可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大洋彼岸回国刚刚12天的胡适，听到蒋介石被张、杨扣留的消息感到震惊，精神上受到巨大打击，特别是见到“今日还有一部分青年人表示同情于张学良”而深感奇怪。胡在文章中指责张、杨的行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灭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碍国家民族的进步”。他竭诚拥护南京当局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支持对西安进行武力讨伐，鼓动讨伐派“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介石）陈（诚）诸先生的目的”。胡适攻击中共提出的“抗日作战”口号是“无耻的欺骗”，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竭力为蒋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辩解，说蒋“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以青年导师自居的胡适，呼吁青年们对蒋介石“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应该可以清除了”。

6 国际上对西安事变的反应

西安事变不仅使国内各方面感到震惊，也使世界各国为之一震。当时，对西安事变最关注的国家是苏联、英国、美国和日本。但它们的反应并不相同。

苏联的反应 西安事变刚爆发，国内不少人认为苏联会支持西安事变；可是事实却出乎人们的预料，苏联反对西安事变，谴责事变的发动者。事变爆发后，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12月14日发表题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社论，竭力支持蒋介石，说：“南京政府当务之急是努力谋求中国统一，使处于分裂的各个地区联合起来，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社论根本无视西安事变的正义性质，肆意攻击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社论甚至说：“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臭名昭著的日本走狗汪精卫的名字同陕西省发生的张学良部兵变紧密相连。”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当天也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评论。苏联官方舆论的立场十分鲜明，站在南京一边，矛头指向张、杨。当时担任中国驻苏大使的蒋廷黻，后来在评论苏联报刊这些社论时说：“他们对中国很友善，说明中国面对国际上的危机，一定要团结统一，而且只有（蒋）委员长能领导中国。”12月14日，蒋廷黻将苏联报纸社论内容电告南京，电文中说：其中“除汪院长（指汪精卫）一段可笑外，余皆吾人乐闻者”。

蒋廷黻根据南京指示，12月15日会见苏联政府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双方通报了有关情况，交换了对苏联报纸社论的看法后，蒋廷黻委婉地提出，希望苏联当局对西安方面施加影响，使蒋介石早日安全获释。李维诺夫当即表示：对此，苏联无能为力，因为自从张学良离开东北后，苏联与他无任何联系。

由于南京怀疑苏联与西安事变有关，并拒绝在中国报纸上刊登苏联报纸的社论，引起苏方的强烈不满。12月16日，苏联外交当局指示其驻华临时代办斯皮利瓦涅克立即去会见孔祥熙或张群，代表苏联政府声明：

“1.苏联政府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明确表态，斥责张学良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敌人。

2.苏联政府授权您以全权十分明确和坚决地声明，我政府不言而喻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绝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

3.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

4.中国居然有个别人和报刊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为此极感惊讶与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诽谤谣言的传播。”

这是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所持态度的正式官方文件。两天前发表的报纸社论与此精神完全一致。苏联反对西安事变，是从其本国利益考虑的。当时，它受到东西（日本、德国）两方面的威胁。为了集中力量应付德国法西斯的威胁，它希望蒋介石能统一中国各方力量抗击日本，以减轻其东线的压力。

12月19日苏联代办在南京会见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张群，向他转达苏联政府上述声明内容，对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张群就苏方抗议内容作了说明解释后，郑重表示：南京政府“深为珍视同苏联的友谊”，珍视苏联政府对南京所持的“支持与同情态度”，“他过去不相信现在也不相信张学良或第三者散布的心怀叵测的谣言”，对“一向友好并同情中央政府的苏联政府的态度而表示感激”。张群表示，南京政府保证“尽一切努力制止第三者在中国散布诬蔑性的含沙射影的说法”。张群对苏联的友好表示，平息了苏联当局的愤懑情绪，双方的误会也随之消除。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为南京向张、杨施加压力增添了筹码。孔祥熙12月17日在劝张学良“悬崖勒马”的电报中就说：“日前苏俄，亦称陕变以反日运动为投机，实际为敌作伥。可见无论中外，对兄举，皆持反对。”正因如此，蒋介石十分感激苏联政府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1937年4月，他请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转达他对苏联政府的谢忱和对斯大林的谢意与问候。蒋向这位苏联大使保证：“他本人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改善苏中关系。”

苏联的态度，对要走联苏抗日道路的张学良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张原以为，为抗日对蒋发动“兵谏”，一定会赢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持。事变爆发后，他从苏联广播中得知《真理报》社论内容后，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懑。他曾问中共代表刘鼎：“苏联广播为什么骂我受日本人指使？”他的表情是不满的。周恩来刚到西安，张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周1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张学良“极愿听我们意见，尤愿知（共产）国际意见”。周向毛提出，如“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张学良，向他说明，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作过几次报告，目前尚无回报，苏联政府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支持他们。

总之，苏联政府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谴责，使张学良大失所望，也使他承受了巨大压力。张不久匆忙释放蒋介石，不能说与苏联的态度毫无关系。

苏联反对张、杨扣押蒋介石，也反对南京用武力讨伐西安，不希望中国内战扩大。《真理报》在西安事变期间接连发表文章，指出日本正企图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以便乘中国内乱肢解中国。这对人们认清扩大内战的危害，动员人们起来制止内战是有利的。

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反应 英美等西方国家从维持其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考虑，也十分关注西安事变。他们希望保持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不希望中国再发生内战，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13日两次向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报告西安事变情况。他除报告蒋在西安被捕、南京采取的对策外，还分析了事变爆发的原因。他认为，张、杨扣蒋的直接原因“是蒋介石命令把受怀疑的张学良部队调往福建”。他估计，两广地方实力派和阎锡山、韩复榘等不会支持张、杨。对日本报纸散布的“张学良也许同苏联达成协议”的说法，他认为“这是极不可能的”，因为“蒋介石及中央政府一直努力保持同苏联的良好关系。基于对日本的共同厌恶，他们走到一起了”，他“不相信苏联会傻到去支持张学良的冒险”。至于日本，许阁森估计“他们将等待和观察中央政府是怎样处置事变的，但不会介入”。基于上述分析，许阁森向艾登报告说：“我倾向于认为蒋介石本人并无危险。”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及当时在北平的美国使馆参赞罗克哈特13日分别致电美国国务院，报告西安事变有关情况。14日下午，美国代理国务卿穆尔电令詹森，立刻会晤张群或孔祥熙，“口头表述美国政府对于行政院长蒋介石人身安全的关注”。上述电报刚刚发出，穆尔又致电詹森，通报美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美国认为，西安事变不仅干扰和破坏了南京政府的日常职能，而且还将对在华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事业带来新的威胁，并将给远东国际纷争带来危险。穆尔在电报中说，美国目前还不准备采取什么行动或向南京提什么建议，但要“认真观察那里的发展，并研究有益行动的可能性问题”，要求詹森向国务院随时报告“经过仔细观察、研究及与您的同行们商议的情况，及时和不断地告知您的任何看法和建议”。

詹森15日拜会张群，转达美国“政府对蒋将军的安全的关注”。张群向詹森介绍了事变后南京采取的对策及国内各方面的反应。同一天，詹森在会见南京外交部次长徐谟时，得知宋美龄已接到端纳从洛阳来的电话，讨逆军已接近西安。詹森16日给国务院的电报，谈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他认为，张扣蒋的目的是迫使南京满足其军费要求、停止进攻中国共产党、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并对苏联采取友好政策。詹森的估计不完全准确，说张、杨“兵谏”是为了满足军费要求，这是毫无根据的猜测与误解；说是为逼蒋联共抗日，倒与张、杨的八项主张精神相吻合。

随着事变进展，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提出由英国出面斡旋，保证张学良安全离开中国，使蒋介石获释的建议。12月17日艾登将此建议电告许阁森，征求他的意见，并请他转告端纳，看看这个建议是否有助于事件的解决。艾登说，此建议如可行，他将与美、日、意、法等国政府商议，争取他们参与这一行动，共同向南京提出。许阁森接到艾登电报后，立即会见孔祥熙，孔欢迎英方建议。第二天，许阁森复电艾登说：“端纳现在西安。我见到了孔，他欢迎您的建议，如果您能推进这一安排，他将十分感谢。”

英国通过其驻华盛顿使馆就此建议征询美国政府意见。美国立刻表示同意，并于18日下午7日电示詹森，请他与英国驻华大使共同研究实施此建议的细节。英美两国驻华大使认为，唯一可行的安排，是“由中国政府负责”，使张学良、杨虎城离开西安，安全地到达天津，住在外国军舰上，由外国从那里把他们带离中国。英美两国大使将实施办法电告本国政府。美国政府经总统罗斯福、助理国务卿同意后，立即通知詹森，请他与英国大使共同实施这一建议。英国政府又同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磋商，迟至12月23日才复电许阁森，批准这一方案。12月24日，英美大使正式向孔祥熙提出上述建议。第二天蒋介石即获释离开西安。英美建议由于提出时间过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并未起到直接作用。

日本的反映 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与苏联和英美都不同。当时日本正加紧侵略中国，企图吞并华北以至全中国。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为清除抗日道路上的障碍，发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日本当然感到不自在，对和平解决事变采取了反对态度。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押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外务省在有田外相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由于事变突如其来，一时还弄不清它的原委和性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已损害了欧美在华利益，日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定为欧美各国所关注；贸然采取行动，必然进一步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基于上述考虑，日本外务省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静观态度，避免积极行动，“不给任何刺激”。外务省的这个决定，得到陆军省、海军省的谅解和首相广田的同意，并获得三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和内阁会议的批准。

日本陆军省12月14日制订《对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声称坚持对华既定方针和政策，坚持防共态度，张、杨的通电“会造成对日空气的恶化”，日本的侨民和在华利益如受到损害，应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警惕南京更接近欧美而疏远日本，如发生这种状况，“应发出必要的警告”。

日本时时关注西安事变的进展，当端纳离开南京前往西安时，立刻引起日本当局的注意。12月18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要求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手令飞回南京，更引起日本政府的怀疑和注意。19日，日本外相有田在东京约见中国大使许世英，询问“蒋鼎文携带张学良所提条件到京，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并威胁说：“中国政府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反对。”日本首相广田也向南京发出同样威胁说：“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排击。”

当宋美龄、宋子文在西安与张、杨谈判，和平解决事变的端倪出现时，日本就更加拼命地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急忙从日本赶回中国，于12月22日、23日接连会见孔祥熙，转达日本政府的态度，妄图阻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

日本在实行静观方针的同时，也做了武装干涉的准备。事变爆发后，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加强戒备，向上海、汉口增派舰队；日本国内的部分军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由于事变的和平解决，日本的图谋未能得逞。

7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张、杨策划“兵谏”行动是在极端秘密条件下进行的。直到12月12日凌晨2时许，才告知在西安的中共代表刘鼎，嘱刘转告中共中央。当日清晨捉蒋后，张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共中央，通报他为中华民族利益和抗日前途计，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组织联合政府。刘鼎也于当天早6时电告毛泽东：张、杨已将蒋扣留。

中共中央对这一突发事件事先毫无所知，接到西安来电，开始还不大敢相信。当晚，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发去“万万火急”电，请他证实“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情况如属实，建议张把蒋扣押在自己卫队营里，严防其收买部属，尤不可把他交给其他部队看管。

在国难深重、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应该怎样对待南京政府和蒋介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是包括蒋介石在内？这个问题本来在几个月前已获解决，1936年8、9月间中共已放弃“反蒋抗日”口号，确定了“逼蒋抗日”方针。可是，在蒋介石被张、杨扣留后，中共中央一些决策人在这个问题上又一度出现反复和动摇。

事变当天，中共中央给在平津工作的刘少奇发去电报，提出：中共“拥护张、杨之革命行动”；具体任务是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争取南京及各地政权中的抗日派，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及元老派，对蒋介石则要揭发其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的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向南京提出明令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

12月12日午夜，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提出应变设想，主要内容是：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组成委员会主持大计，半个月内在西安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南京方面由林森、孔祥熙、冯玉祥等主持，等待国防政府成立，并防御亲日派勾结日军进攻京沪一带；争取蒋军全部抗日；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和晋绥军为主组成抗日联军，并争取在晋绥地区的中央军参加，防御日军进攻华北。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凯丰、张国焘等。毛泽东首先作报告，热情称赞张、杨的义举，说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其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行动，不是反对和中立，而应是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与会者在讨论时，对上述两点都表示同意，但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和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看法不尽一致。

关于如何处置蒋介石，有人在会上公开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还说“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在讨论中，多数人对此没提异议，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至于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即要不要在西安建立一个与南京对立的政府，则意见分歧，争论较多。毛泽东主张在西安建立一个名义上不是全国政府而实质上是政府的机构，可叫抗日援绥委员会。周恩来提出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在西安可建立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群众团体，称为抗日救国会，但可发挥领导作用。张国焘则认为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主张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

当时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头脑冷静，遇变不慌。张在发言中没用一个“审蒋”“除蒋”字眼，而且明确表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主张改组南京政府，“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他还主张中共此时应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从张的发言看，他不同意“审蒋”“除蒋”口号，也不同意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

当时的事实是蒋被扣留在西安，但他的军队没受到任何损失，南京政府中的主战派在“救蒋”口号下派兵进入潼关，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事关革命前途和民族安危的关头，张闻天告诫大家“不要急躁”，不要“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他提醒全党在“新的困难，新的矛盾”面前，要头脑冷静，“慎重考虑”，强调只有“党的策略正确”，才能把革命引向“顺利的方向”。他的结论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会议总结时，部分吸收了与会者的正确意见，强调要尽量团结更多的人，把抗日援绥旗帜举得更高，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方针；但对张闻天等人提出的一些正确意见并未采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处于矛盾状态，提出一些调和主张，如对蒋的处置，提出要反蒋又不正面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对政权问题，提出要建立政府，又不要政府名义，实际是政权性质；但“审蒋”“除蒋”的基调没有变。

中共中央一些决策人在对蒋策略上的动摇和反复是短暂的，只有7天时间，到12月19日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事变后没有出现有人预料的那种局面。事变刚爆发，中共中央一些决策人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以为张、杨在西安义旗一举，全国便会群起响应，不仅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张、杨的爱国壮举，各地方实力派特别是阎锡山、刘湘和李宗仁等也会加入抗日阵线，晋阎与川刘将成为西安的两翼，对南京直接控制的东南七省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南京内部会出现分化，国民党内的元老派、欧美派及其他一些派系会赞助西安事变。可是事变爆发后，南京内部，不仅蒋的嫡系，就是那些非蒋派别也没倒向西安；地方实力派中除少数对西安表示同情外，绝大多数持中立观望态度，张、杨寄予厚望的阎锡山、冯玉祥不但没支持西安，反而催张早日释蒋，阎甚至对张提出许多责难；在国内最有影响的救亡团体全救会发表宣言，不赞成扣蒋，希望西安方面早日释放蒋介石；国内舆论对西安也不利，全国二百余家报社和通讯社15日发表宣言，要求张、杨即刻释放蒋介石，安全护送其出境。总之，“拥蒋潮流”一时弥漫全国。上述情况表明，如何处置蒋介石，是全国各阶层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保蒋安全，和平解决事变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可以赢得群众，有利于结束内战，实现抗战；反之，则脱离群众，使内战扩大和延长，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第二，周恩来的西安之行，有助于中共中央做出正确决策。周恩来一行17日到达西安，了解到许多在陕北不知道的重要情况：张学良发动“兵谏”的目的不是要伤害蒋，只是逼蒋抗日，蒋只要答应抗日，张仍拥护他做领袖；蒋被扣初期态度恶劣，拒绝与张谈任何问题，现在态度有变化，可以谈抗日问题了；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给何应钦的手令（对西安停止军事行动三天）已于17日上午离开西安，飞往南京；以宋氏兄妹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极力主张用和平办法营救蒋介石，已派端纳来陕见蒋，现又决定派宋子文来西安谈判；南京政府16日颁布对张、杨的“讨伐令”，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已有5个师进入潼关，威逼西安。种种事实说明，蒋虽在西安成了“阶下囚”，但他仍能支配南京政府，指挥国民党军队。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了“和”与“战”的关键。周恩来通过与张学良面谈，进一步明确了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他与张晤谈后，当晚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除报告所了解到的情况外，还提出“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攻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他的这一建议实际上被中共中央认可，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以第三者调解人的立场，呼吁南京迅速顺应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把进攻张、杨的部队调往绥远抗日，承认红军，共同抗战，等等。电报最后指出：南京如能实现上述条件，“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个人的安全自由亦当不成问题”。实际上，中共中央在对蒋策略上已由要求“审蒋”“除蒋”，改为有条件释蒋了。第三，担心亲日派完全控制南京政府。蒋被扣后，被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掌握了南京的军事大权，派兵威逼西安。他的举动自然引起中共中央的警觉和注意；而更令人注意的是，事变当天南京即致电当时在欧洲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催他立刻回国。汪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得意忘形，与其在国内的同伙电报频传，密谋策划。他当即由德国赶往意大利，12月22日在热那亚登上了回国的轮船。一旦南京政府完全被亲日派控制，其后果不堪设想，中国的命运将更令人担忧。周恩来12月18日从西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就提到，“南京亲日派的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汪将回国”。中共中央对亲日派的动向极为关注，认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战，奴化中国”，决定党的策略是“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并具体指出“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第四，苏联的态度及其报刊言论的影响。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扣蒋电报后，接连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事变的有关情况和中共的应变计划，以期获得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强有力支持。在西安事变问题上，共产国际与苏联的立场一致。12月16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向中共中央发出由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认为西安事变“在客观上只能对中国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建议中共中央“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这些条件是：改组南京政府；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联合红军共同抗日；与同情中国人民抗日的国家合作。此电发到陕北保安，因电码错乱，未能译出。中共中央18日请求共产国际重新发报，当20日电报重新发到保安时，中共中央已于19日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19日的决策虽没直接受到共产国际电报的影响，但苏联报刊的言论起了作用。《真理报》14日社论发表后，莫斯科接连用英语向全世界广播。位于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从广播中得知苏联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并猛烈谴责张学良。中共中央没有接受《真理报》的观点，独立自主地评价西安事变，充分肯定它的革命性质，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但考虑到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不得不考虑协调自己的对蒋策略。应当说，这也是中共中央迅速改变对蒋策略的一个原因。

中共中央放弃“审蒋”“除蒋”主张，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是12月19日举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的决策。这次会议是在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决策人经过一个星期对形势的观察，认识获得统一的基础上召开的。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发言。他说，事变后形势的发展有光明的方面，也有黑暗的方面，中共坚定地站在抗日立场，使光明的方面发扬光大，对黑暗的方面予以打击；事变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对我们不利，只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方针是消弭内战，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是胜利的前途，二是失败的前途。为争取胜利前途，就要使光明的形势发扬光大，抗日的力量更加壮大，努力争取东北军，帮助反讨伐战争取得胜利。他说，我们不要远离张、杨，而要与之接近，同情并帮助他们。

博古分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变动及其政治态度的变化。他说，“一二·九运动”的爆发，表示小资产阶级转到抗日方面来，两广事变，特别是西安事变，标志资产阶级已转到抗日方面来。他指出，在当前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各个阶级都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西安事变把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公开举起作为自己的旗帜，在此情势下，只要党的策略得以正确运用，就可以使它成为发动全国抗日的起点。

张闻天对事变的发展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进行和平调解的方针等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关于事变的前途，他也认为有两个：一是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动，二是内战的扩大。他接着指出，全国舆论不希望内战扩大。然而日本、德国则企图使中国内战扩大，因为这是两个阵营。他强调中共的方针是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针对几天来对蒋策略的动摇和反复，他明确而又郑重地说：我们不站在反蒋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使蒋的部下与我们对立，是不好的。他公开批评13日会议上提出的“审蒋”主张，说我们应把抗日作为中心，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张闻天头脑清醒，指出西安事变胜利和失败的可能性都有，提醒全党要做好准备。他指出，要争取胜利，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正确方针，即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积极援助张、杨，主要是使他们的部队巩固，并大力发动群众；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靠近张、杨，对东北军尽量与之配合。

毛泽东在作总结时，集思广益，对与事变有关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更加深刻和明确的阐述。在统一认识基础上，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和《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通电”当天向全国公开发表，它向南京和西安双方提出四项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由南京立即召集全国和平会议；会前各界先提抗日救亡草案，讨论对蒋的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会议地点暂定在南京。从上述条件看，自然是承认南京的正统地位，主张有条件地释蒋。“指示”是发给中共各级党组织的，不公开发表，所以它除了阐述事变前的形势、事变的意义、事变的两种前途及其拥护者和中共为结束内战、实现和平应持的基本方针等问题外，还坦率地指出，西安事变多少带有军事阴谋的方法，说张、杨用这种方式扣蒋，把南京置于西安的对立地位，造成了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因此，这一行动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大团结。“指示”提出中共应坚持的方针是：坚持和平方针，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走向抗日，揭露亲日派打着拥蒋旗号发动内战的阴谋；同情西安事变，给张、杨以实际援助；切实准备，用防御战给“讨逆军”以沉重打击。这样做，不是扩大内战，而是促成全国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周恩来到西安后，立即开展调解工作。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他高瞻远瞩，忘我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杰出贡献。事隔几十年后，张学良仍念念不忘周恩来的历史功绩，称赞周当时实际上是西安的“谋主”。张说，捉蒋，是他作出的决策；而放蒋，和平解决事变，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17日傍晚到西安，即刻会见张学良。二人促膝交谈，直到深夜。张介绍蒋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向以及各方面的反应。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认为，现在争取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最大，主张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

周恩来在17日晚和后来的交谈中，充分肯定张、杨的爱国热忱，赞同他的上述看法，并向他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阐述了中共对西安事变性质、前途的看法以及处理方针。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但它跟革命战争和群众暴动不同，采取的是武装要求形式。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尼古拉是被群众暴动推翻的；拿破仑是经过战争全军覆没后被流放的。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蒋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从各方面考虑，对蒋的处置极需慎重。周指出，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会使中国免于被日本侵略者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引起大规模内战；不仅不能抗日，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这样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放他回去。张对中国共产党不计历史恩怨，一切从民族利益出发的伟大胸怀和周恩来精辟、透彻的分析甚为钦佩，受到鼓舞，更增强了他逼蒋抗日的信心。

17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还研究了统一部下思想和对付南京讨伐派军事进攻问题。鉴于宋子文即将来陕，他们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条件：立即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下令全国援绥抗敌；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成立抗日联军，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18日下午，周恩来会见杨虎城。周代表中共中央向杨问候，对最近一年来红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关系表示满意。杨也讲了些过去同中共的关系和他对中共一贯保持友好态度，并问中共中央各同志好。周恩来向杨通报了17日晚与张学良谈话的主要内容，并阐述了中共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及和平解决的方针。杨听后感到惊异，因为他原来估计共产党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现在蒋既被捉，中共一定会借机报复。周恩来现在讲的这番话，特别是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内心产生惊疑和顾虑。他向周说，他追随张发动西安事变，完全以张的意旨为意旨，现在更愿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只要张和中共方面意见一致，他是无不乐从的。杨向周表示，他担心蒋对发动西安事变的人进行报复。周对杨的这种顾虑表示理解和同情，向他解释说：现在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蒋抗日，英美和苏联也在争取他抗日，蒋除了走抗日这条大路外，其他的路都走不通。如今，蒋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他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至于蒋将来是否报复，这并不完全决定于他，只要我们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和实力派，就有强大的力量，蒋想报复也报复不成。再则，这次如果没有把握，也不会轻易放他走。杨表示同意周的上述看法。

周和杨还交谈了对付南京讨伐派军事进攻、调南汉宸来西安帮助工作的问题，并取得共识。在会见中，周恩来还对杨的警三旅长、共产党员张汉民被红军俘虏后遭误杀以及孙蔚如部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草签协议后遭袭击事，代表中共中央作自我批评。这样做，消除了杨内心存在的一个疙瘩。

周恩来还注意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他勉励持不同意见的人在民族危亡关头，应以民族利益为重。

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员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19日在西京招待所找中共东北军工委代理书记宋黎、中共西北特别支部谢华、徐彬如等谈话，向他们分析形势，解释党的方针。周恩来还勉励当时担任西北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的王炳南，要他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周还亲自做杜斌丞、杨明轩等知名人士的工作。

周恩来与张、杨协商了三方面军事上共同行动问题，决定集中三方面军队主力，在西安以东地区与刘峙指挥的中央军决战，并以部分兵力钳制西线之敌胡宗南部。为支援西安方面的反讨逆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两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突击部队，在彭德怀、任弼时统率下，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10月25日、26日到达庆阳附近。蒋介石25日获释离陕，进入潼关的中央军也开始东辙，红军主力部队便在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地区休整待命。

周恩来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促成西安与南京谈判并最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8 西安谈判与释蒋

蒋介石被捕伊始，态度依然顽固。他不吃、不喝、不开口，拒绝与张、杨对话。其态度出现松动是在端纳到达西安之后。作为宋美龄的使者，端纳到西安后，亲眼目睹了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听取了张、杨关于西安事变真相的介绍。他不赞成张、杨的“兵谏”行动，但支持张、杨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他劝蒋改变态度，接受张、杨的救国主张，并说只有这样才能离开西安。蒋从端纳的口中了解到张、杨“兵谏”的善良动机，知道了他们并无伤害自己的意思，于是其态度开始变化。14日，他搬到更加舒适安全的高桂滋公馆居住。17日派蒋鼎文携带他的手令飞回南京，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轰炸三天；并开始与张讨论他们的八项救国主张。后来当他得知南京16日对西安发出了讨伐令，何应钦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讨逆军”逼近潼关时，迷信“军事解决为唯一之途”的蒋介石于20日晨“改变主意，谓其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

蒋介石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并开始与西安方面会谈，是宋氏兄妹来西安之后。宋子文到西安前，对事变真相不甚了解；救蒋应该采取哪种方式，“在政治解决与军事解决间摇摆”。12月20日宋子文到西安后，经过实地调查和对时局的分析，认识到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结成“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精诚团结、坚强有力，企图对它进行分化瓦解或军事进攻都是徒劳的。到达西安后第二天，他在《日记》里写道：

“一、此次运动不仅系由张、杨二人所发动，而且亦得到全体官兵上下一致之支持。张杨至为团结，南京方面许多人计划并希望二人分裂，此不仅不可能，且充满严重危险。

二、张、杨与中共两方面军队联合一起，将成一令人生畏之集团，加之有利之地形，在目标一致之条件下，他们完全可以固守战场数月。

三、中共已毫无保留地将命运与张、杨维系在一起。”

宋子文认为，南京讨伐派的军事行动，不但不能救蒋脱险；相反，使“委员长（蒋介石）性命正处于危险之状态”。南京军队的进攻即或能得逞，西安联军“他们……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蒋）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张学良曾“直言不讳”地告诉宋子文，事变后成立的领导机构“已经决定，若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宋子文很快抛弃了军事解决的念头，开始“坚信，拯救中国”也是营救蒋介石的“唯一之途，只能藉政治解决”。

经过宋子文对蒋介石的劝说，蒋的态度有了明显变化。张学良对宋子文说，你见蒋后，蒋的态度“渐次通情达理”。

宋子文12月21日返回南京向宋美龄、孔祥熙报告西安的情况。宋美龄受到鼓舞，她把“救蒋”比作造屋，说端纳已“奠其基”，宋子文“树柱壁”，至于“上梁盖顶”最后完成，她责无旁贷。22日宋氏兄妹又匆匆飞来西安。几天来，蒋介石觉察到要结束事变，他安全获释，“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23日清晨，趁张、杨派的监视者不在，蒋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宋美龄。当天，蒋任命宋氏兄妹作为他的代表去会见此前他一直拒见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并举行会谈。蒋提出的谈判条件是中共“（1）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2）取消红军名义。（3）放弃阶级斗争。（4）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蒋让宋氏兄妹告诉周恩来，他“一刻亦没忘记改组国民党之必要”；保证“三个月召集国民大会”；“如有必要，他可让蒋夫人签具一份保证：改组国民党后，如中共服从他，他对中共作出如下保证：（1）国共联合。（2）抗日容共联俄。（3）他将给汉卿发表手令，收编红军，收编人数将视其拥有武器之精良度来决定。”

根据蒋的安排，12月23日宋子文与张学良一起会见周恩来，主要听取周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周批评国民党“在陕、甘地区”“屯兵50万围剿中共”，而派往抗日前线绥远的军队仅两个师还未参战。周恩来郑重表示：中共在其《致国民党书》中已同意放弃（赤色）宣传，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若委员长同意抗战，中共可不要求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中共将为共同的事业而战。”至于红军改编后的人数，“不应仅限定在3000至5000人之间”，此前“陈立夫已经代表委员长同意，红军可拥有3万人”。中共要求“保留军事系统，此亦应不困难，因不管怎样，在委员长自己的系统外，已有如此其他军事系统”。周恩来还说，中共支持蒋介石抗日，并不是单纯地支持他个人，“而系出于民族之大义”。“他说，上述这些条件合情合理，与数月前向国民党方面所提条件完全一样，他们并未因西安事变而增加一些筹码。”周恩来在发言中还揭露了南京当局内亲日派的阴谋活动，他说：“就在中共与张、杨诸人一起竭尽全力，以图结束西安事变事件时……南京有些要员正摆酒设宴，拉帮结派，准备夺权，企盼委员长永不返回。”

12月23日下午，张、杨和周恩来与宋子文会面，着重讨论了改组南京政府、驱逐亲日分子问题。张、杨、周极力劝说宋子文出来组阁或亲自掌握财政部；并酝酿讨论了外交部、军政部和海军部部长的人选问题。宋子文和宋美龄向蒋介石报告了会谈的结果，蒋答应：

“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

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

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

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

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

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

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

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表手令。”

蒋的上述表态，表明他已基本上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张、杨、周对蒋的上述态度表示满意。当晚，周恩来会见宋美龄，并与蒋介石寒暄了几句。蒋在当天日记里写道：“夜间十时许，妻带周来见。此时余实已睡觉。余与之握手。一别多年，未免生情……余仅曰：‘你如有事，可与汉卿详谈，余已属〔嘱〕其与你接洽也。’彼知余意，乃即道别而出。”

双方条件大体谈妥后，释蒋问题提上了议程。宋氏兄妹强烈要求12月25日（圣诞节）前使蒋回到南京。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西安内部出现了分歧。张学良主张，蒋既已表示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就应立即无条件地放他走。杨虎城一直主张有条件地释蒋，他担心没相当保证，蒋回南京后难免不对事变发动者进行报复。张、杨的部下大都主张有条件释蒋。中共亦主张有条件释蒋。当时西安的城防主要由十七路军的部队掌控，杨的态度对蒋当时能否安全离陕至关重要。宋氏兄妹极力给张学良施加压力，督促他做杨虎城的工作。张学良在想方设法说服杨虎城的同时，又暗中谋划躲过杨，秘密将蒋宋夫妇二人送出西安脱险的方案。蒋、宋认为，此方案有损他们的威严与脸面，断然拒绝。宋氏兄妹认为“中共手中掌握着开启时局之钥匙。若其与我方达成一致，则我们就可以劝那些激烈及畏葸之徒”。宋子文竭力恳请周恩来帮助说服杨虎城，周“答应尽其所能”。宋在《西安事变日记》中说：“正是他最终说服了杨。”正因此，宋美龄在西安当面向周恩来道谢，说这次多亏周恩来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的很。蒋介石也亲自邀请周恩来待他回京后直接去南京谈判。周恩来劝说杨同意释蒋，但坚持有条件释蒋，不同意无条件放蒋走。25日蒋走后三小时，周恩来、博古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释蒋情况时说：“宋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指蒋、宋答应的条件——笔者注），要蒋、宋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自送蒋走。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须有一个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与周恩来一起在西安做调解工作的博古，1937年2月11日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西安事变经过与结束时说：中共为和平解决事变“主张放蒋，但张又走到一个极端，要送蒋到南京亲去请罪，我们说这是不可以，但他没得到我们同意就去了”。

张学良12月25日下午送蒋前，对杨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送蒋走。我想我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的，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即完全归你指挥。”杨虽对这样放蒋有意见，但他一向尊重张，同时也怕出大乱子，便慨然同意了张的意见，并与张一起去送蒋。

下午3时半，张、杨陪同蒋介石乘车去机场。他们怕部下知道后出乱子，行动非常秘密，连周恩来也没通知。汽车到西郊机场时，那里正聚着两千多人欢迎傅作义来陕。蒋误以为群众是来对付和为难他的，便有些紧张，忙对张、杨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接着，蒋把答应的条件内容重述了一遍，并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

张学良登机前把事先写好的手谕交给杨虎城，内容是请杨自25日起代理他的职务，万一有事，东北军要听从杨和于学忠的指挥。

下午4时，蒋介石、宋美龄等登机起飞。接着，张学良登上自己的飞机随之飞往洛阳。

孙铭九从卫士报告中得知张已送蒋走，赶紧去问周恩来知道不知道？周非常惊愕，说：“我不知道！他们走了多少时候了？”孙说有十多分钟。周同孙一起乘车赶赴机场，想再劝张不必去南京送蒋。当他们赶到机场时，蒋、张乘坐的飞机已飞上蓝天。

9 “审张”、“赦张”、“管束张”

12月25日傍晚，蒋和宋氏兄妹在张学良陪同下到达洛阳，蒋令张给杨虎城去电，将还扣押在西安的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陈调元等释放。杨25日夜收到张学良电报，翌日晨经与王以哲、周恩来商量，决定将所有被扣人员一律释放。接着，又应南京方面要求，将扣留在西安的50架飞机也全部放走。

蒋介石26日下午回到南京，便命陈布雷替他写了一篇《对张杨的训词》，登在报纸上，把他的被释放说成是由于他“伟大的人格”的“感召”，掩饰他对张、杨做出的承诺；同时对张学良进行报复，导演了一出“审张”、“赦张”、“管束张”的闹剧。张在南京一下飞机，就受到特务、宪兵的严密监视。他被软禁在宋子文公馆，蒋通过宋示意张应有到京待罪表示，于是张当天给蒋写了一封信，后被称为“请罪书”。在蒋的安排下，南京决定将张交军事法庭处理。

张学良到南京后，就被软禁在宋子文公馆里，他万万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如此快地背信弃义、自食其言。到南京第二天，张就当面要求蒋兑现在西安的承诺，改组南京政府。遭到蒋的严词拒绝。蒋在12月27日的日记里写道：“晚见汉卿。彼犹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蒋明确地告诉张，他将被“军法会审后，请求特赦”。要求张“戴罪图功”。12月28日，蒋召集南京各部长开谈话会，讨论对张学良的处罚问题。“多主张不能令汉卿再回西北，惟子文则不肯失信其友人，必想任其回去”。蒋认为宋子文“只知私人感情，而不顾国家”。蒋执意扣押张学良，也激怒了宋美龄，她在军法会审前以“治病”为名，抛下腰伤未愈的蒋介石，只身于30日离开南京去了上海。

蒋介石回南京后，执意扣押张学良，“决心不准其再回西北而保全其生命”，并“缓撤西北”的南京军队以背叛军抗命”。他在12月29日的“日记”里简要地解释了“理由”。他说：“若复放其回任，不惟后患无穷，而政府之地位立即动摇，以彼回西北，不仅为所为想为，且可藉口前所要求者如有一件不行，彼即可叛变也。彼所要求者为中央在西北部队一律撤退。”“如果放弃西北”，就是“任其赤化”。总之，蒋扣张就是要拆散西北的“三位一体”，将西北直接掌控在南京手里。

12月31日上午，军法会审开庭。审判长李烈钧问张：“你知道犯什么罪吗？”

张回答：“我不知道。”

李翻开“陆军刑法”给张看，并说：“陆军刑法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胆敢出此？”

张态度从容，答话直率，对法庭提问的问题逐一做了回答。关于发动“兵谏”的目的，张说：“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报告过委员长。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人。我们痛切地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的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要求领袖容纳我们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与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起见。我们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如果我们有别的方法达到我们的希望，也就不做此事了。”关于他送蒋回京的感想及他到京后给蒋写的那封被称为“请罪书”的信，张回答说：“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应当得应得之罪，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领受。我写给委员长的那封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张学良接着说：“现在的要求是极端的抗日，贯彻始终。至于我个人的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我对于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意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李问张：“你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呢？”

张回答：“我自己的主意”，“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说到这里，张向李说：“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李答：“当然可以！”

张说：“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李答：“是的。”

张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帝制与专制，对吗？”

李答：“是的。”

张理直气壮地接着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不容张把话说完，李便斥责说：“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

审判不过两小时，就宣布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民权15年。这天匆匆对张进行“军法会审”，并解除其警卫的武装，也是担心他逃跑。蒋在这天日记里说：“闻其卫队陆续到宋寓，已十有一人，如不审判，卸其武装，则彼逃也。”1月4日，南京政府发布命令：“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一纸命令，使张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失去自由。

西安方面对蒋回京后违背诺言、迫害张学良的行径极为愤慨，针锋相对地做出反应。当蒋杜撰的《对张杨的训词》12月27日发表后，杨12月29日致函陕西各县长，披露事变经过、八项主张和蒋答应的六项条件。1937年元旦，西安举行阅兵式，杨在演说中谴责南京扣张及纵兵西进的行为。1月4日南京宣布对张特赦并“严加管束”命令，西安知张已不能返陕，气愤至极。第二天，由杨虎城领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共同署名向全国发出通电，严重抗议南京扣张和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

中共中央在释蒋后就指出：蒋接受抗日条件，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新阶段的开始；要彻底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声明，谴责蒋的《对张杨的训词》，指出蒋是在接受了张、杨的抗日条件后获释的，并披露了蒋答应的六项条件内容；要求蒋要言必信、行必果，不折不扣地实践自己的诺言。元旦过后，南京的五路大军威逼西安，中共中央认为蒋仍在动摇中，党的方针是争取他，使他与亲日派分离，主要火力应对准亲日派。西北三方面应加强团结，使中央军不敢猛进，非不得已不开火。

蒋回到南京，对西安方面实行的策略是：拆散西北的“三位一体”，迫使张、杨离开自己的部队，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不容许西北存在半独立状态，将其完全置于南京控制之下。解决西北问题，蒋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但在具体行动上，则采取军事压迫手段来迫使西安方面就范。蒋作出上述决策后，立刻部署5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态势。其具体部署是：西安以东，有顾祝同的第一集团军、陈诚的第四集团军和卫立煌的第五集团军，共22个师的兵力；西安以西，有蒋鼎文的第二集团军和朱绍良的第三集团军，共15个师的兵力。顾祝同作为西安行营主任，奉命代蒋指挥上述部队。蒋本人在奉化溪口遥控对陕甘善后问题的处理。他一再电示顾祝同等：“战事应充分准备，但不轻易发动”，“望以军事威胁为手段，而达到政治解决的目的”，“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以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并明文规定：总攻击令，必须由蒋本人下达。

在几十万中央军部署于豫陕和甘宁地区，对西安形成包围的态势下，蒋介石一再强调采取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解决陕甘善后事宜，这和下述情况有关：第一，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不容大规模内战再次发生。何况蒋在离陕返京前对张、杨做的“今后再有内战，我负责”的承诺言犹在耳。第二，广大人民群众和地方实力派强烈反对南京用武力进攻西安。1月7日，陕西各界代表20余人到潼关面见樊崧甫，要求南京“对陕事以政治解决，俾得培养国力，一致对外”。同一天，广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通电，指出：“旬日以来，中央对于西安抗战之主张，未能见诸实行，竟复派大兵入陕，重相煎迫，万一激成变乱，人将谓中央勇于对内，怯于对外。”要求南京迅速制止入陕部队，采取政治解决办法。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纷纷发表通电，呼吁南京急令入陕部队停止前进，采取政治解决办法。第三，南京担心红军渡河攻晋，抄中央军后路。当时积极奔走和平的甘肃省财政厅厅长陈端，1月13日向孔祥熙尖锐指出：“关于陕省问题，如中央决以军事解决，势必全部赤化。”他解释说，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总数近20万，“一经接触，势必向晋豫流窜。星火燎原，深为国家前途隐忧”。他建议南京在军事上取缓和态度，求得和平解决。同一天，蒋介石给何应钦、顾祝同、刘峙的电报也指出：“此时我军如向西安进攻，赤匪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危险。”蒋在电报中明确提出，在“河东防务未固以前，我军暂勿向西安进攻”。

为政治解决陕甘问题，蒋介石1月5日抛出一个处理陕甘善后方案，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人事任免，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王树常为驻甘绥靖主任。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免去邵力子的陕西省主席职务，由孙蔚如接任陕西省主席。二是军队驻地划分，由潼关至宝鸡的陇海路，再沿渭河至天水之线，归中央军驻防；东北军一律恢复到12月1日前的位置；十七路军在陕北地区。第二天，蒋又决定东北军全部调往甘肃，归王树常节制；十七路军留一部分在西安。

面对南京的军事威胁，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三方面负责人商量决定，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团结一致，组成抗日联军，做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南京的军事压迫，但应力争和平，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

南京和西安都摆出打的架势，但谁也没有真正动武的决心，都不过是拿军事威胁作手段，来达到自己的要求和目的。因此，在军事对峙中，双方又开展了和平谈判活动。

1月9日，蒋派与南京有关系的东北人士王化一、吴瀚东去西安，劝说西安方面服从南京命令，以免引起战端。王、吴1月11日飞返南京后，蒋13日又派米春霖携带甲、乙两案飞往西安，供西安方面择一而行。蒋提出的两案是：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十七路军仍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12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西安方面认为，目下最主要的问题是争取张学良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无从谈起。为要求释张，杨虎城和东北军方面先后两次派李志刚、鲍文樾去南京、奉化交涉，均无结果。1月22日，蒋介石致电杨虎城，说他已把陕事交给顾祝同在前方全权处理。于是，西安与南京双方代表从1月24日起开始在潼关谈判。西安方面代表提出接受甲案的一些条件，如东北军移动时南京要发表张学良的名义，东北军留部分兵力驻西兰公路咸阳至邠州一带，十七路军驻一个旅在西安以及东北军、红军在移动时南京须提供经费等。双方围绕这些问题讨价还价。到1月底双方就西安方面接受甲案达成协议，共12条。东北军根据这个协议已开始从前线撤兵。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东北军内部在和战问题上的分歧达到白热化，以至演成内部互相残杀的流血事件。

东北军内以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等为首的老派和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为首的少壮派，西安事变后，在如何营救张学良问题上出现分歧，而且愈演愈烈。张在南京被扣后，少壮派情绪激昂，表示蒋不放张返陕就与南京决一死战；王以哲等则主张通过谈判营救张学良，反对打仗。十七路军内部也有类似情况，只是程度上没有那么严重。

在外有重兵压境、内有和战之争的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周恩来坚毅沉着，坚持党的和平方针。他积极支持和协助杨虎城，坚定杨和平解决事变的信心。对东北军两派分别谈心，希望他们认清形势和前途，在抗日救国的基础上团结合作。

可是少壮派一意孤行，主战声浪日益高涨。1月20日前后，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发起请战签名运动，鼓吹为营救张不惜与中央军决战；并扬言谁不签名，谁就是不拥护、不想营救张副司令，只顾个人升官发财。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本来主和的军官也跟着签了名。

恰在此时，红军将领彭德怀、徐海东来到西安。他们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中主战、主和两派座谈，给他们分析当时的形势、中日关系、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以及打内战不利于问题的解决等问题，企图帮助解决东北军两派的分歧与矛盾。当彭德怀讲完话征询大家意见时，竟无一人发言。

1月27日晚，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与中共代表团会谈。应德田说，要保持东北军的团结和维护“三位一体”的团结，实现联合抗日，必须争取张学良回来。周恩来向他们说：我们知道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张学良在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张营救回来；但现在双方都坚持，容易引起战争。一旦引起内战，不仅不符合张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而且容易引起更加混乱的局面，这对国家对东北军都不利，也更不利于营救张学良。周说，现在撤兵，我们“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保持强大力量，继续要求，迟早会把张学良争取回来的。周恩来这些苦口婆心的话，少壮派根本听不进去。苗剑秋大哭大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一面哭泣，一面跪在周恩来面前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下半夜。最后，周恩来对他们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1月30日，周恩来、叶剑英去三原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同在那里的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研究西安的和战形势。大家认为，从全局看，应该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我们这个主张不为东北军、十七路军接受。现在我们有两种选择：如友军打，我们不参加，将与友军处于对立地位；或者同友军一道打，打的过程仍同南京继续谈判和平，打得好和平仍有望，打败了使友军从实际经验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更不利的条件下实现和平。但不论打与不打，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不变。会议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朋友完全团结一致，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原来的和平主张而支持他们的主张，跟他们一起同中央军打仗。周恩来、张闻天等30日22时将上述决定电告延安请示，两小时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叶剑英返回西安后，将中共中央的决定告知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以及少壮派，叶剑英还同两军的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

1月29日，东北军召开渭南会议。何柱国在会上主张东北军只有听命撤兵，才对营救张学良有利，对东北军前途有利。应德田在会上作长篇发言，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主张张学良不回来，决不撤兵，如中央军再进逼，不惜拼命打一仗。在他的煽动下，群情激奋，一致赞同应德田的主张，反对何柱国的意见。到会的40余名军官在会议的上述决定上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等不愿执行渭南会议决定，可他们又说服不了少壮派，便于31日用飞机把于学忠从兰州请来，因为于是张学良临走时指定的指挥东北军的代理人。

于学忠一到西安，东北军两派都要求他支持自己的主张。当晚，在王以哲住宅召开“三位一体”最高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与会者有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于学忠首先发言，他说现在坚持张副司令回来，可能引起战争，这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方面都不好。应该按照王、何的意见，先撤兵，以后再慢慢营救副司令回来。王以哲、何柱国同意于的意见。杨虎城表示十七路军在捉蒋、放蒋、送蒋以至放走南京军政人员和飞机问题上，都和东北军采取一致行动，现在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周恩来说，我们原来认为先撤兵而后再来营救张副司令的办法是对的。不过你们两方面有不少人主张不撤兵，要张副司令回来。为了三方面的团结，只要你们一致主张，一致坚持，我们也可改变原来的意见。现在你们双方既然一致主张先撤兵，以后再设法营救副司令，我们当然同意。

“三位一体”最高会议作出决定后，大多数原来主战的军官服从了这个决定；应德田、孙铭九等少数人仍坚持主战立场，他们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不忠于副司令，出卖副司令，决定杀掉王、何二人，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会议决定。2月2日上午，他们派卫队团连长于文俊带兵到王宅，将患病卧床的王以哲击毙。他们还派人去杀何柱国，何因不在家，住在新城大楼杨虎城处，才幸免于难。

“二二事件”立刻引起东北军分裂和内讧。驻守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刘多荃、缪澂流部，2月3日晨自动退出渭南前线，移师渭河以北的高陵。刘多荃的一部兵力枪口倒转，开到临潼，声言要为王以哲报仇。此时，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周恩来严厉批评少壮派的错误行为，同时为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派人将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三人送往三原红军总部，杨虎城用武力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出西安。这样，才使东北军内一场大规模互相残杀得以避免。

应德田等出走后，刘多荃将奉命带兵杀害王以哲的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刚刚被提升为旅长、对东北军联共抗日作出重大贡献的高福源（根本未参与“二二事件”），也被刘多荃下令杀害。

此时古城西安被恐怖气氛所笼罩。周恩来沉着应付这种险恶局面。他听到王以哲遇难消息后，同叶剑英一起立刻赶到王宅吊唁，当时灵堂尚未设好，使王的家属和东北军老一辈将领深受感动。2月4日，毛泽东、朱德电唁王以哲家属，对王的遇难表示悼惜。

少壮派的错误行动，分裂了东北军，削弱了西安方面同南京谈判和营救张学良的力量，使形势急速逆转。由于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使西安门户洞开，中央军顺利进入渭南。刘多荃、缪澂流在高陵召开东北军军事会议，决定放弃甲案，接受乙案，全军东开。周恩来力劝东北军接受甲案，仍留在西北，与红军、十七路军靠拢，以便日后共同东出抗日，东北军高级将领没有接受。

这时，各路中央军向西安进逼。2月8日，中央军开始进入西安。此前，十七路军驻西安部队已撤往三原，杨虎城也回到三原东里堡别墅。顾祝同2月19日进入西安后，派人去三原请杨虎城，杨于2月14日回西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2月中旬写信给东北军将领，勉励他们为国家努力杀敌，为东北雪耻复土，一切以国家为重，勿以他个人为念。何柱国去奉化看望他时，他请何转告东北军将领保持与红军的关系，他说：“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

1937年3月，东北军各部队东开，分驻豫南、皖北、苏北地区，不仅驻地分散，而且互不统属。不久，蒋介石派陈诚改编东北军为四个军，分别由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吴克仁担任军长，番号大为缩减，由原来的20个师减为10个师。

十七路军也被蒋改编，除投蒋的冯钦哉部和另两个团外，其余部队改编为第三十八军，孙蔚如任军长。杨虎城被迫于1937年4月辞职，6月出国“考察”，抗战爆发后返国被捕，长期被关押。1949年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夕，将杨杀死于重庆。

1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持续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内战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不久便正式爆发。西安事变成了中国由内战转向抗战的枢纽。

还在蒋介石离开西安返回南京的12月25日上午，经宋氏兄妹力促，周恩来与蒋介石在西安会晤。这次会晤的内容，蒋在当天日记里有简略记载，他对周表示：“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答曰：‘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周恩来、博古当天19时向陕北中央报告周、蒋会晤情况时说：“（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西安事变后的对内对外政策。

为推动国民党转变政策，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希望他们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报同时提出，国民党如实行上述五项要求，中共则做到如下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中共中央来电没做公开处理，而在2月21日通过“根绝赤祸案”。该案对中国共产党虽多有攻击诬蔑之词，但没有拒绝中共提出的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要求。它提出的办法，同中共中央的提议相当接近，因此说国民党三中全会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

就在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后，国共两党代表开始在西安谈判。国民党代表是顾祝同、张冲和贺衷寒；共产党代表是周恩来、叶剑英。谈判围绕着两党合作、共同抗日这个中心议题展开，争论的焦点是红军改编后的人数和编制。谈判实际是一场控制和反控制、削弱和反削弱的斗争。

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到3月初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3月8日，双方决定将前段谈判作一总结，委托周恩来写成条文，送交蒋介石决定。周写的总结共3项15条，前两项是：

“〔甲〕政治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共产党，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期内公开。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之。

（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请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

（四）政治方面，请求参加国民大会。

（五）军事方面，请求参加国防会议。

〔乙〕政编问题：

（一）改编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步兵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

（二）在3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等。

（三）红军现有之骑兵3个团及1个骑兵连，共约一千四五百人马，拟编骑兵1个团。

（四）改编后的经费、给养补充，统照国军同等待遇。”

周恩来写的总结，立刻被国民党代表作了重大修改，将“承认改为服从”，“要求改为请求”；“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各省；将红军定员由每师1.5万人裁减为每师1万人；将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红军西路军。

中共中央认为这是顾祝同在玩弄把戏，企图让中共服从蒋的一切命令，把陕甘宁划成三个苏区，缩小武装。这个修改案对红军实际是“收编”，中共绝对不能接受，因为接受等于是投降。3月14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向张冲表示完全不承认修改案，要求谈判重新作起。15日，张冲答复周恩来：修改案作废，仍以3月8日方案作为谈判基础。

本来周在西安见蒋时，蒋就邀周在他返京后去南京会谈。蒋返京不久，又通过潘汉年邀请周。当时中共中央鉴于蒋不顾信义，扣留了张学良，担心周去后成为“张学良第二”，决定“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而让潘汉年在京沪全权与南京接洽。如今西安谈判已不能顺利进行，中共中央书记处3月13日电示周恩来：“两星期后，周去宁与蒋谈。”

周恩来3月下旬从西安飞到上海，先会见宋美龄，将中共中央拟就的谈判条件交给她，请她转交蒋介石。当时蒋在杭州，周在潘汉年陪同下去杭州见蒋。周见蒋时，托宋美龄转交的中共中央谈判条件蒋已看过，周便根据与顾祝同的争执，向蒋强调以下6点：“（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四万余人。（三）三个师上必须设总部。（四）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红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向周谈了以下意见：

第一，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他要求中共“检讨过去决定，并坚守新的政策，必能达到成功”。

第二，“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但分家之责，他归过于鲍罗廷。他指出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其最大失败，在没有造出干部，他现在已有转变。

第三，要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改变其政策，但一个政策必须行之10年20年方能有效”。他希望中共“这次改变，要与他永远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

第四，要中共“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周恩来当即说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一个最好办法。蒋让周赶快回苏区商量同他的关系及纲领问题。周再三问他有什么具体办法，他均说没有，要中共商量提出。

第五，“关于具体问题，他认为是小节，容易解决，他说国民大会国防会议在几个月后”举行，中共“可以参加。行政区要整个的”，须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我们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愿设法，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他也决不再打”。

杭州会谈结束后，周恩来经上海、西安，于4月初回到延安。中共中央认为，杭州谈判结果尚好，决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提议在这个纲领基础上成立包括国共两党和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政治团体的民族联盟，共同推举蒋介石为领袖。

4月26日，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起草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飞往西安，一面继续同顾祝同、张冲会谈，一面做再次南下晤蒋的准备。

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从8日到15日，同蒋介石会谈多次。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蒋介石，比两个月前杭州会谈时后退了一大步。他把中共根据其要求草拟的“民族统一纲领”抛在一边，另外提出建立什么“国民革命同盟会”，其要点是：这个组织，由蒋指定的国民党干部若干人和共产党推出的同等数量干部共同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这个组织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讨论；同盟会进行顺利后，视情况许可，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的党；同盟会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的关系，由此确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间的联合。显然，蒋是企图用同盟会把共产党融合到国民党中去，从而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

蒋在杭州会谈时答应的一些问题，现在也被取消。他虽表示中共发表宣言后，红军可改编3个师，4.5万人；但在3个师上设总指挥部的承诺被推倒，改为在3个师上设政治训练处，并提出请毛泽东、朱德离开苏区出来做事。蒋又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由南京派正的长官（中共推择中央方面的人），边区自己选择副的，可由林伯渠担任；各根据地游击队，由中共派人联络，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国民大会，共产党员可参加，但不以共产党名义出席。

周对蒋表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事关重大，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有关红军“指挥与人事问题”，都不同意。围绕这些问题，周与蒋争论很久，仍不能解决。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也未获结果。在此情况下，周只得离庐山于6月18日回到延安。

中共中央为顾全大局，决定对蒋作重大让步，制定出谈判新方案。原则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先确定共同纲领，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由两党推出数量相等的干部组织最高会议，蒋为主席，承认他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权。关于同盟会发展趋势及与第三国际关系，中共不反对，但目前应着重保持共产党的独立组织及政治宣传和讨论的自由。新方案还确定，中共7月中旬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八一”自行宣布改编，编3个正规师，共4.5万人；陕甘宁边区政府民主选举7月内自动举行，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择一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以下各级行政部门人选，由地方推选，请行政院任命。各地游击队，原则上一律停止没收土地及建立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改称抗日义勇队。着手调查在押共产党人和一般政治犯名单，待宣言发表后交蒋释放。关于“朱、毛出外”问题，力争朱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原则上毛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托故不去。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再去见蒋时，加上博古、林伯渠、董必武，以便讨论有关问题。

6月26日南京来电，邀请周恩来再上庐山与蒋谈判。周恩来、博古、林伯渠7月4日到达西安，7日飞抵上海。当天晚间，北平郊区卢沟桥驻军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奋起抵抗日军侵略，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吹响。

周恩来等在上海暂停期间，会见潘汉年和地下党负责人刘晓，要他们注意七七事变后局势的发展变化，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群众性抗日运动。

中共中央为争取这次庐山谈判成功，7月14日向南京当局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这次庐山谈判，在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之间进行。蒋对中共中央准备发表的“国共合作宣言”反应冷淡。谈判中争论的焦点仍是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问题。上次庐山谈判，蒋同意在3个师上设政治机关行使指挥权，现在又改口，说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周向蒋指出，他的上述意见与6月庐山所谈“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18日，周恩来提出12条要解决的具体问题，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但蒋仍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直属行营管理；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指定周恩来为政治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的上述意见，中共决不接受。

周恩来等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离开庐山，飞往上海，暂观时局的发展变化。7月27日，新任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转告周恩来：蒋介石催红军十日内改编后，出动抗日，并发表3个师番号及其师旅团与政治主任、副主任（康泽）名单。28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赶回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红军主力集中三原，迅速改编为3个师，4.5万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设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不要康泽）。另编地方保安队1万人，高岗为司令员，肖劲光为副令员。

8月1日，张冲急电延安，说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8月5日，周恩来、朱德到西安。9日，偕同在西安的叶剑英一道飞抵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8月12日，周恩来、朱德与张冲、邵力子、康泽在南京会谈。康泽对中共7月交给蒋介石的“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周恩来、朱德当即严词批驳。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爆发。战火烧到南京政府的心脏地区。形势的发展使蒋认识到中日间的全面战争已不可避免，迫切需要红军开赴前线抗日。于是，两党谈判长期拖延不决的局面迅速改观，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问题获得解决。8月18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并于22日正式发表。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公布中共中央的“国共合作宣言”，蒋同天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个年头，但它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及其伟大意义，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看得更加清楚，认识得更加深刻了。

西安事变最直接最重要的意义是迫使蒋介石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入侵采取妥协退让方针，集中兵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西安事变爆发前，日本侵略者在鲸吞东北后，又在染指华北，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成为其进犯中国内地的桥头堡。在这严重的历史关头，蒋介石置国家安危、民族存亡于不顾，抽调30多万军队开往西北，扬言在短期内把在陕甘的红军消灭掉或驱赶到蒙古沙漠中去。是西安事变教训了蒋介石，活生生的现实告诉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不仅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有这种迫切要求，国民党内的爱国官兵（包括部分高级将领）也有如此愿望，蒋的“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已陷于彻底孤立。而且，蒋当时已成为“阶下囚”，他只有答应张、杨的抗日要求才能重新获得自由。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他才不得不放弃坚持了五年之久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停止了延续十年的“剿共”内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此前，国共两党代表曾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近一年的秘密谈判，因南京方面缺乏诚意，坚持无理要求，使谈判陷入僵局。蒋介石被张、杨扣留后，中国共产党不计历史恩怨，从民族大义出发，制定并坚持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进行调解，经过各方努力，终使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获释返京后，国共两党高级代表开始直接会谈，围绕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和领导等问题，双方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全民抗战的发动和获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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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7.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8.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

9.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

10.吴长翼：《千古功臣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

11.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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