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汪伪政权史话/闻少华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

（中国史话）

ISBN 978-7-5097-2145-2

Ⅰ.①汪… Ⅱ.①闻… Ⅲ.①汪伪政府（1938）-史料 Ⅳ.①K265.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6223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

汪伪政权史话

著者/闻少华

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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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荣欣 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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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印制/郭妍 岳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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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6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 字数/108千字

印次/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2145-2

定价/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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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奎元

副主任 武寅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巍 刘庆柱

步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2011年4月

作者小传

闻少华

闻少华，湖北浠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专著有《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团结出版社2007年版）、《周佛海评传》（武汉出版社1990年初版，1996年再版）、《陈公博传》（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等。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文章30余篇。参与编辑《近代史资料》及编纂《近代稗海》（合编）。参与编纂《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获科技进步奖及图书奖。

目录

- 一 沉渣泛起

- 1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 2 群魔乱舞

- 二 叛国投敌

- 1 低调俱乐部

- 2 乞降的前奏

- 3 重光堂密约

- 4 汪精卫集团逃离重庆

- 三 河内枪声

- 1 《艳电》的出笼

- 2 高朗街的枪声

- 3 投入敌人怀抱

- 四 所谓“还都”

- 1 儿皇帝的设想

- 2 汪、王、梁会谈

- 3 高、陶事件

- 4 76号特工魔窟

- 5 汪记国民党“六全大会”

- 6 签订卖身契

- 7 伪中央政治会议与所谓“还都”

- 8 伪政权一波三折

- 五 横征暴敛

- 1 税卡林立

- 2 “中央储备银行”开张

- 六 “清乡”罪恶

- 1 卑鄙的目的，险恶的用心

- 2 “清乡”种种

- 七 汉奸理论

- 1 “和平建国”论剖析

- 2 东亚联盟，联什么盟？

- 3 “新国民”——顺民

- 八 机关算尽

- 1 伪政权要求参战

- 2 交还租界的闹剧

- 九 群奸下场

- 1 汪精卫客死东瀛

- 2 陈公博袍笏登场

- 3 周佛海困兽犹斗

- 4 群奸被押上审判台

- 参考书目

一 沉渣泛起

1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标志。这场战争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新的经济危机、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日本内外矛盾加深以及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同时也是日本传统的侵华政策的一次大暴露。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反观日本，与中国的情况大不相同，日本自1868年改元明治以后，结束了幕府的封建统治，实行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维新改革，逐步向欧美资本主义列强靠拢，并力图成为其中的一员。

日本的这种改革，就对外关系而论，一开始即具有强烈的扩张倾向，而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自然就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目标。就帝国主义侵略而言，日本虽是后来者，但的的确确是一个最露骨最凶恶的敌人。

在中英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之际，日本本身亦面临民族危机的严酷课题，于是就有人鼓吹“向外宣传国威，攘除夷狄，开疆拓土”，进而“最终席卷五洲，统归皇朝，皇朝永为五洲之宗主”。日本政府还将对外扩张提到国策的高度，1868年天皇在其《宸翰》中公然宣布说：“继承列祖列宗之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这就有力地说明，日本的对外政策，从一开始就与“开疆拓土”的野心密切联系在一起。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其《兴中会章程》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孙中山以其审视的目光，既警惕欧美老牌帝国主义的“虎视鹰瞵”，更没有忘记新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让我们循着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作一简要回顾。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古老的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政治野心家袁世凯篡夺，袁世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1915年日本利用袁氏的帝制复辟野心，妄图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通过袁世凯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

在北伐战争中，日本支持国民党右派绞杀大革命。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在加藤高明主持下，推行币原外交，它打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幌子，涂上“睦邻外交”的色彩，然而这些娓娓动听的词句，仅仅是策略上的变更，它的公开声明与军部实行干涉的隐蔽谋略配合得相当默契。当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时，币原派遣其心腹、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男前往南方，与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黄郛过从甚密。佐分以其敏感的政治嗅觉向币原报告说：目前蒋介石派与武汉共产派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当币原于1927年接获一系列外交情况之后，他断定蒋介石是“口头上的过激派，行动上的稳健派”。蒋介石到达上海不久，1927年3月底即向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表态：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希望上海商界“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蒋介石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上海大资产阶级乃至流氓帮会的支持，遂下定“清党”的决心，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大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遭屠杀者多达300多人，500多人被逮捕，5000多人下落不明。继上海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南京、杭州、福州相继发生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屠杀、镇压。同月18日，在南京宣布成立国民党蒋记“国民政府”，宁汉正式分裂。从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中不难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起了破坏中国革命、充当幕后操纵者的恶劣作用。

田中义一其人，是一个狂热的日本扩张主义分子，曾窜入中国东北进行窥探。田中在《滞满所感》一书中宣称：日本为了“南满”曾花费20亿元日币，有23万人付出鲜血。他声称：我们之所以在20年间赌国运打两次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就是因为我们认为大陆扩张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利用中国资源是日本富强的惟一方法”，“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田中表示，要为把“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而斗争”。1927年田中担任日本首相兼外长，主持召开了由陆军首脑、驻华使领、关东军司令官等参加的“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积极政策”。这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是：①日本将实行“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将“满蒙”置于日本武力的“防护”之下。②日本将对中国内部事务实行武力干涉的政策。③确定对当前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方针。关于这一方针，甚至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也感到吃惊，武藤与田中曾就此事有一段露骨的对话：

武藤：……如此重大的方针，一旦付诸实施，必须估计到将会引起世界战争。至少，美国不会沉默，英国和其他列强会跟在美国后面大吵大闹。在引起世界战争的情况下，怎么办？阁下有这样的决心和准备吗？

田中：我有这样的决心！

武藤：以后不致发生动摇吧？

田中：没问题，我已经下了决心。

武藤：政府既然有足够的决心和准备，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什么时候命令一下，我执行政策就是。

田中义一又于同年7月25日向日本天皇呈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该奏折露骨地显示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语言，把日本妄图并吞“满蒙”、征服中国的狼子野心，和盘托出。

制造九一八事变，公然侵占东三省。1931年3月，日本法西斯分子大造舆论，板垣征四郎声称：只用外交手段“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惟一的方策”是把满蒙“变为我国的领土”。另一法西斯分子大川周明在军部的资助下，到处宣称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满蒙”是日本以“10万英灵、20亿国帑”换来的“圣域”，乃“明治遗业的象征”，“全民族感情的源泉”，维护“满蒙”是日本的“自己权利”，如此等等。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谋制造柳条湖事件，进攻沈阳北大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推行“大陆政策”，变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的严重步骤。当然，这次事变与当时中国当局奉行的不抵抗政策也不无关系。

制造伪满洲国。为此罪恶目的，日本侵略者转移人们视线，于1932年初一手策划了一·二八事件，虽经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国民党当局仍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上海战争的硝烟尚未消散，1932年3月初伪满洲国即宣告成立，侵略分子板垣征四郎给一·二八事件的点火者田中隆吉写信说：“幸亏你这样一来，满洲独立成功了！”

为了确保对“满洲国”的有效统治，新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任驻伪满“大使”，并担任关东厅长官，武藤成为事实上“满洲国”的太上皇。武藤任命日本人驹井德三为总务厅长官，这一职务其实权相当于伪满的内阁总理大臣。1934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将“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即皇帝位，年号康德，标志着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定型。

占领热河，大搞华北特殊化。1933年日军轻易占领热河后，即逼迫何应钦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协定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军占领线，这样冀东至北平20余县成为不设防地区，华北门户洞开，为日本的侵略敞开了大门。1935年6月，日本胁迫中国签订《何梅协定》（何应钦、梅津美治郎）、《秦土协定》（秦德纯、土肥原贤二），通过这两个协定，日本侵略者达到从军事、党务、政治等方面削弱中国政府在河北、察哈尔两省力量的目的。日本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进一步搞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的特殊化。同年11月，土肥原策动国民党河北省蓟密区督察专员兼滦榆区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日伪控制了察哈尔省长城以北全部地区，华北政治、经济危机空前严重。但是，1936年12月作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发生，使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暂时受挫，华北局势相对平静。不过这种短暂的平静，只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1937年4月，日军在平、津近郊演习。6月，驻丰台日军在卢沟桥一带频繁进行挑衅演习。与此同时，日本东京政界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的流言。果然在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打响了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

2 群魔乱舞

日本侵略者悍然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它的“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也是它企图避免经济危机和转移国内视线的一种手段。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内阁会议作出出兵华北的决定。7月11日，又发表《派兵华北声明》，《声明》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手法，诬称中国驻军“非法射击”，因而“发生冲突”，由此立即增兵华北。在短短的几天内，日本派往华北的军队达到20万人以上。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日方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驻北平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蛮横地限令中国第三十七师从北平市内及卢沟桥等驻地撤离。宋哲元对日军的大举进犯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抱着一种“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的侥幸心理，与日方周旋。当谈判无法进行时，他就任命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平津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市长。随后，宋哲元偕原北平市市长秦德纯、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等人，秘密离开北平前往保定。这样，北平沦于日本侵略者之手。

在北平沦陷的次日，即7月30日，天津市又陷于敌手。两市的沦陷，给一些毫无民族气节的汉奸们打开了叛国投敌之门，这些败类奴颜媚骨，有奶便是娘，纷纷从阴暗的角落爬出来，争先恐后地充当日寇卵翼下的傀儡。地方维持会之类的伪组织，不断出现。一时间，京、津地区沉渣泛起，群魔乱舞。让我们对这批丑类中的代表人物略作介绍，以见一斑。

王克敏，字叔鲁，原籍浙江杭县（今杭州余杭），1873年出生于广东，1903年中举人。1906年任驻日副监督，监督留日学生的进步活动。1910年任直隶交涉使。辛亥革命后，王克敏自觉宦途黯淡，于1913年留洋去法国。不久由法国回到北京，在袁世凯政府中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1917年任王士珍内阁的财政总长，成为北洋政府的要员。1923年，王克敏因致力于曹锟贿选，再次出任财政总长。1931年，任北平财政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1935年一度担任代理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王任该会委员。该会设立经济委员会，王则被任为经济委员会主席。1937年底南京陷落，王克敏在日本支持下，在华北拼凑伪“临时政府”。

王揖唐，字慎吾，号揖堂，别号逸塘。1877年生于安徽合肥，1904年考中甲辰科进士，同年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在东京时王揖唐参加了留日学生总会，还担任安徽省分会的职员长。1909年，王随戴鸿慈赴莫斯科，任赴俄答谢使头等参赞。不久，又赴欧美进行军政、铁路、交通及运输等项考察，历时两年。

辛亥革命后，王揖唐投入袁世凯幕下，历任总统秘书、参赞、顾问等职，深得袁的欢心。1912年，王先后加入“民社”、“共和促进会”、“统一党”。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共和党”成立后，王任干事。第一届国会成立，王被选为参议员。1913年5月，“进步党”成立，王为理事兼宪法起草委员。1914年袁世凯召集所谓“约法会议”，王被选为议员。参政院成立，他又被选为参政。1916年4月，王出任段祺瑞内阁的内务总长。从此以后，他一直是皖系军阀的骨干。段祺瑞制造安福系国会，王揖唐成为该系干将，大搞选举丑剧，为人们所不齿。1919年南北议和，王又混上了北方议和总代表一职。1924年，段祺瑞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王被任为外交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委员。

1935年12月，王揖唐列名于冀察政务委员会，并和其他亲日分子把持外交、经济、交通等各特种委员会。他们放纵日本人与汉奸走私，帮助日本向平津运兵，网罗下台失意政客，协助日本开发华北军需物资。总之一句话，大搞卖国勾当。

梁鸿志，1882年出生于福建长乐，字仲毅，又改字众异。十余岁即考取秀才。1903年赴省城福州参加乡试中举人，1905年又入京师大学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梁见段祺瑞声势显赫，极力攀附。一次偶然的机会，梁与皖系要人王揖唐在火车上相遇，臭味相投，相见恨晚。当时王揖唐正在组织安福俱乐部，梁即加入该组织，并当上了参议院议员，梁还担任安福俱乐部掌管财务的会计副主任。1924年，段祺瑞再次上台，梁鸿志又当上段政府的秘书长。1926年，驻北京的国民军推翻段祺瑞政府，梁鸿志只好随段退避天津，再做寓公。1928年，梁在大连筑临时小楼一幢，起名“爱居阁”，作为韬晦隐居之所。

1937年，在日本先后制造了卢沟桥事件和八一三事件后，上述北洋余孽、无耻政客及无行文人等大肆蠢动，相继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

7月29日，当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人潜离北平去保定后，北平即为日军控制。这一天，北平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及使馆武官今井武夫等，当即指使江朝宗组织“北平市地方维持会”。江即纠合一批亲日分子，如原北平市政府秘书长周履安、北平市自治会监理处长吕均、北平市银行公会主席邹泉荪、北平市商会会长冷家骥、北平市社会局长周肇祥、保商银行行长王毓霖、朝鲜银行秘书梁亚平、东亚同盟会委员林文龙、北平市公安局长潘毓桂等人，在江朝宗住宅南湾子13号召集筹组维持会会议。次日该会议继续举行，并成立“北平市地方维持会”，以江朝宗为主席，周履安、吕均、邹泉荪、冷家骥、周肇祥、梁亚平、林文龙、王毓霖、朱而芩等为常务委员。

8月8日，日军进入北平并举行入城式。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张自忠出走，于是所有一切政务，概由常务委员齐燮元、贾德耀、李思浩、张璧、张允荣等负责处理。9日，江朝宗就任维持会主席。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则推出江朝宗为北平市市长。19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告“自动解散”。

几乎与北平陷落同时，天津市于7月30日亦被日军占领。北洋时期曾任内务总长的高凌霨（1923年一度摄行过总理职务）不甘寂寞，在日本主子授意下，出面组织维持会。“天津市地方维持会”于8月1日正式成立。高凌霨出任首任会长。

9月13日，北平、天津两市地方维持会进一步成立“平津治安维持会”，而以高凌霨为主席。10月12日，“北平市治安维持会”将北平改称“北京”。

“维持会”这一临时组织形式，显然不能满足日本侵华的政治、经济、军事需要，为了使华北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日本在这一地区筹建傀儡政权的工作很快提上了日程。

一开始，日本对建立华北的伪政权倾向于“联省政府”的模式，随着日军侵占地区的不断扩大，其侵略胃口也越来越大。正如华北日军特务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北方应当树立的新政权，不是作为华北的地方政权，而是作为取代南京政府的中央政府，使之在日本军势力范围内的全部地区普及其政令。”在日本看来，以地方政权作为招牌，名不正言不顺，缺乏号召力，一流人物不会参加；其次，地方政权消极退让，缺乏进取思想，容易为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所压倒。

同年的11月8日、12日，太原、上海相继失守，中国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华北日军特务部即策动在香港的王克敏，让他出面组织“政府”。王于12月初窜到北平，在日军特务部的导演下，与已在北平的汤尔和、王揖唐、齐燮元、董康、高凌霨等密谋进行。

这些人几乎是清一色的北洋政府的余孽，又共同具有根深蒂固的亲日媚日的思想，因此在日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的策划下，他们很快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组织大纲炮制出来。组织大纲标榜“三权分立”，实行“责任内阁”和“总统制”。设立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行政委员会总揽政务，下设行政、治安、文教、法制、灾区救济等部。全称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名称比起原来的“平津地区维持会”，当然显得有分量和排场多了。

12月14日，“临时政府”在北平中南海居仁堂宣告成立，委员有汤尔和、董康、王克敏、王揖唐、朱深、江朝宗、高凌霨、齐燮元等人。常务委员汤尔和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文教部长，常务委员董康任司法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行政部长，齐燮元任治安部长，朱深任法制部长，王揖唐任灾区救济部长。“临时政府”以五色旗为“国旗”，而以《卿云歌》为“国歌”。“临时政府”的辖区范围随着日本侵占区的扩大，逐步从北平、天津两市扩展到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四省和青岛市，并在这些地区建立起省、市级政府。

日本精心炮制成立“临时政府”，并不是为了摆摆样子，而是有其罪恶的政治、经济目的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军事占领区的扩大，从而对华北的经济肆意掠夺。首先是倾销日本商品。“临时政府”成立伊始，即改订海关税率，不再征收日本商品附加税，同时减免棉子、棉花、胡麻子、矿砂、生铁、废钢材等出口税。接着又降低所有日本商品的进口税。这样，在华北地区就充斥了日本的棉布、人造丝、海产品、砂糖、机械及零件、建筑材料等商品。

为了统制华北经济，1938年3月26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与王克敏签订成立中日经济协议会的《觉书》。该会以王克敏为会长，日人平生三郎为副会长，此人又是“临时政府”的最高经济顾问，只有他才是经济政策的最高决策者。日本还规定，对交通、港湾及通讯等项问题的处理，须由日本控制，协议会不得加以讨论。事实上，1938年4月，日本在北平成立了“华北开发公司”，由这个公司统制、开发、经营华北所有的交通、通讯、矿业、盐业、电力等重要产业。

为了达到破坏中国华北的金融，推行“以战养战”的政策之目的，1938年2月，日本批准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以伪财政部总长汪时璟任总裁，日人阪谷希一任顾问。3月该行正式营业，并在华北各地设立分行。6月该行将法币贬值10%。次年2月，更将法币贬值40%。这样做的目的是对法币从排挤直到实行全面禁止流通使用。

日本通过派遣顾问，对华北傀儡政权进行全面控制，使顾问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顾问对“临时政府”的一切决策进行指导，而且掌握了人事任免大权，从而使“临时政府”成为日本名副其实的工具。凡设有顾问的各委员会、各部、各省市的长官，所有重要事项，必须征得顾问同意后，方得办理。除派遣顾问及辅佐官外，“临时政府”各有关方面所需专家、教授、教官等，也都由日军司令官负责推荐日本人充任。

日本除在华北地区成立“临时政府”外，又在华中地区加紧扶植另一傀儡政权——“维新政府”。

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后，也在步华北方面军的后尘，日本华中派遣军网罗大小汉奸，成立地方性的伪组织。12月，上海浦东地区成立了所谓“大道市政府”，其旗帜为画有太极图的杏黄旗。

是年底，仅江苏、浙江地区，地方维持会陆续出现，其数目在20个以上。

1938年2月，日本华中派遣军为建立华中伪政权，属意于政界名流唐绍仪，唐心存犹豫，后又为国民党特务谋害，此事遂告终止。日方退而求其次，当即物色到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等人，作为组建伪政府的班底。这些人不是北洋余孽，就是反动官僚，一拍即合。

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3月28日成立于南京。辖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部分地区及上海、南京两特别市。梁鸿志、温宗尧、陈群分驻要津。梁鸿志为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为立法院院长，陈群为行政院下属的内政部部长。梁、温、陈同时又是议政委员会的成员。

同年9月，南京特别市政府成立，高冠吾任市长。10月，以傅宗耀为上海特别市市长。5月，在苏州组建了伪江苏省政府，陈则民为省长。6月，伪浙江省政府及杭州市政府成立，以老官僚汪瑞闿为省长，何瓒为市长。10月，伪安徽省政府于蚌埠成立，倪道烺任省长。

日军特务部长原田熊吉出任“维新政府”最高顾问，伪政府各部门顾问多达27人，形成严密的对“维新政府”的控制网。1938年5月，日方与“维新政府”改订税率，此后棉布、人造丝等日本商品不断进入上海等地区，而沦陷区的农产品、矿产资源不断被廉价转手运往日本。

上海在沦陷区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为了便于其经济掠夺，1937年10月在上海成立“华中振兴股份有限株式会社”。这个会社设有很多子公司，诸如交通运输、通讯、电气、瓦斯、水道、矿产、水产等等。该会社几乎操纵了一切经济部门。日本为了破坏中国的抗战金融，又极力支持“维新政府”建立银行，发行纸币，借以排挤、打击法币。1938年5月，“华兴商业银行”正式成立，并发行华兴券，强制在沦陷区使用流通。

华北的“临时政府”和华中的“维新政府”相继成立后，日本就大力推动南北两个伪组织的联合。日本为了加速摧毁中国的抗战营垒，打败国民政府，动用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力量，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它迫切需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新中央政府”，以促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或瓦解。为达到这个目的，1938年6月，以日本老牌特务土肥原贤二为头子的“对华委员会”成立，其成员有津田静枝、坂西利八郎等人，对外则称“土肥原机关”，地址在上海“六三花园”。

日本五相会议于1938年7月15日做出《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决议案，指出：首先使临时及维新两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其次使蒙疆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以后上述各个政权，逐渐吸收各种势力，或与它们合作，使之形成真正的中央政府。到了8月下旬，在日本福冈又召开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有关人员会议，中心议题就是为成立“联合委员会”制订方案。9月9日，日本五相会议讨论通过了《联合委员会树立要纲》。同时，土肥原又在大连将南北两伪组织的代表人物及“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德王及三方面的日军代表拉在一起，商讨三方“合流”问题。由于关东军、华中方面军意见不统一，因此只能就南北两伪组织组成联合委员会。9月20日，在北平举行南北两伪组织会议，就交通、电信、邮务、金融、海关、统税、盐务、文教等达成一些协议。22日宣告“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成立，以王克敏为主席委员，朱深、温宗尧为常任委员，该组织所在地为北平。

内蒙古地区的伪组织，花样也在不断翻新。1937年8月，日军侵占张家口，9月成立“察南自治政府”，辖张北等10县，设政务委员若干人主持行政，以于品卿、杜运宇为最高委员，日人竹内元平为最高顾问。

9月，日军占领山西大同。10月即于大同设立“晋北自治政府”，辖晋北13县，以夏恭（70余岁，清末举人）为该政府主席，日人前岛昇为最高顾问。

10月，日军占领绥远省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即于归绥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云王（云端旺楚克）为主席，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副主席。下设政务院，院长由德王兼任。1938年4月，云王病逝，德王继任主席，李守信（伪蒙军总司令）任副主席，日人宇山兵士为最高顾问。

日人金井章次于1937年11月22日在张家口召集上述三个伪组织的头头会议，决定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该会下设总务、交通、金融、产业各种委员会。最高顾问为金井章次，他还代理总务委员会委员长。卓特巴扎布、陶克陶、金永昌、于品卿、杜运宇、夏恭、马永魁为总务委员兼各委员会委员。

关东军为了强化“蒙疆联合委员会”，1938年8月对该会进行改组，改组后专门委员会称“部”，增设民生、保安二部。9月，委员长由德王担任，卓特巴扎布任总务部长，金永昌任产业部长，杜运宇任交通兼民生部长，陶克陶任保安部长。

11月，日本将察哈尔地区与晋北13县并为“蒙疆地区”，由日本直接进行统治及管理资源的开发经营等等。

1939年9月，日本一手策划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改“察南自治政府”为“察南政厅”，改“晋北自治政府”为“晋北政厅”，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直属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并将年号改为“成吉思汗”，还以“黄蓝白赤白蓝黄”旗为旗帜，以1939年为成吉思汗734年。

这个政府以德王为主席，副主席为于品卿、夏恭，最高顾问为金井章次。下设政务院、参议院、最高法院。政务院设7个部，依次为总务、民政、保安、财政、产业、交通、司法，设1个局——牧业总局。日本派遣大量顾问，控制一切部门，还直接出任各级官吏。这个伪政府可说是第二个伪满洲国。

以上是汪伪政权出台前南北伪组织的演变概况。

二 叛国投敌

1 低调俱乐部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凭借其武力优势，特别在日军气势汹汹地占领南京、武汉后，妄图逼迫国民政府俯首称臣或沦为地方政权；但是敌人错打了算盘，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继续巩固和扩大，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信心不断加强。尽管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在其占领区扶植、制造傀儡组织，但也丝毫无济于事。日本当局对此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临时政府也好，维新政府也好，其成立并未以中国人士的政治热情为基础，其构成分子都是同床异梦，两个政府既缺权威，又没有气魄，不仅是对国民政府没有什么威胁，反而在我国内部形成了头痛的根源。”这种情况迫使日本当局千方百计在抗日阵营中寻找亲日派、代理人，用以反对抗日，反对国共合作，而这个人果然就被它找到了，此人就是汪精卫。

提起汪精卫，此人不是无名之辈。辛亥革命时，由于谋刺清摄政王载沣，他成为名噪一时的革命志士，留下“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动人诗句。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党内的左派领袖，提出过“革命的向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的响当当口号。抗日战争初期，他身负国民党副总裁的重任，又是国民参政会议长，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

汪精卫何以从一个显赫的领袖人物堕落成头号汉奸？这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稍加分析。就客观方面说，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在汪精卫身上起了明显的作用，也可以说，汪精卫投敌是日本诱降政策的结果。从主观方面说，民族失败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在汪精卫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汪精卫投敌的决定因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事实就是如此。当然，汪精卫和蒋介石在政策路线上的分歧，也是导致他与蒋分道扬镳的因素。

对于这样一个资深望重、复杂多变的大人物，日本人是记忆犹新的，因为汪精卫在任行政院长时，亲手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等有利于日方的条约。他是一位地道的亲日派首领，日本人对他寄予厚望，认为有充分利用的价值。

汪精卫果然不负日本人的厚望，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他肆无忌惮地发表大量反战求和言论，以取媚于敌人。1937年8月3日，汪精卫发表了《大家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这种做法，无他巧妙，只是说老实话而已。”按照汪精卫的选择，“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中国的抗战哪里还有胜利的希望。

不仅如此，汪精卫还与周佛海一伙，组织起与抗战唱反调的团体——“低调俱乐部”。说到“低调俱乐部”，不能不说说周佛海其人。周青年时期参加过中国共产党，脱党后以反共为己任，积极追随蒋介石，得到蒋的青睐，成为蒋氏的贴身机要，以后飞黄腾达，擢升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并先后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员、江苏省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抗日战争开始后，周出任大本营第二部部长、宣传部代部长、侍从室副主任等要职。周佛海与汪精卫本无历史渊源，而且在大革命时期积有宿怨，骂过汪精卫，说汪“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这是抄袭汪精卫以前骂过他的话而回敬汪精卫的。他们可以说是积怨很深。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于汪、周共同具有反共媚日思想，一次偶然的机会，1937年1月汪精卫从欧洲返国，周佛海作为蒋介石派出的迎汪代表，竟然与汪精卫谈得甚为投机，相见恨晚。从此汪、周沆瀣一气，周成了日后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中坚人物。

周佛海于1932年在南京西流湾8号修建了一所漂亮的花园式洋房，同时修造了当时为数不多的地下室。日本挑起八一三事件后，南京吃紧，为了躲避空袭，周佛海的一些亲朋好友陆续搬到周家暂住。住进来的文武大员颇多，诸如梅思平、罗君强、高宗武、陶希圣、胡适、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李明扬等，高宗武甚至每日必到。上述人士凑在一起，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躲避空袭，他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主张在相当时期，结束中日事变”，就是说，要千方百计寻找一切机会，向日本求和，从而结束神圣的抗日战争。为什么要叫“低调俱乐部”这个怪里怪气的名称？高宗武解释说：“这是由于日中交战以来，对于战况，我们一次也没有兴奋过，于是，便以周佛海为核心，组成了一个名叫‘低调俱乐部’的组织。当然，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其名字是为直接讽刺那些高喊‘抗战，抗战’来哗众取宠的人而故意取的。”周佛海更毫不隐讳地说：“在当时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所以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周佛海们的主张具体内容是什么？简言之，就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求降主张。在抗战深入人心的形势下，这种投降言论是很不得人心的，是见不得人的。周佛海就伙同高宗武、陶希圣等人，鼠窃狗偷，悄悄躲到南京中山门外灵谷寺后面的一个高塔顶层进行密谈，并随时向汪精卫通风报信，分析形势。后来周供认不讳地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指主和）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如果说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的主人，那么汪精卫则是“低调俱乐部”的灵魂，这个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

1937年底，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次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杀气腾腾地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声明强调说：“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声明的潜台词是决心推翻蒋介石，另觅新奴才。“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似乎从中得到鼓舞，看到“希望”，求和之心更切。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我们几个同志，虽然力薄势微，没有方法挽回劫运，但是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

当国民政府首都西迁武汉后，“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从排除求和的政治障碍出发，迎合蒋介石的反共心理，又大肆活动起来。周佛海、陶希圣向蒋介石、汪精卫献计献策，成立一个与中共文化宣传对抗的文化团体——“艺术研究会”。该会由周佛海、陶希圣分别担任总务、研究总干事。陶希圣还兼任编审的主干，罗君强、叶溯中分任总务、出版主干。研究会的宗旨很明确：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抗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为了拉拢文化界反共人物，大造对日妥协、求降的舆论，该会以付稿费的手法，对上述人士进行金钱收买。可以说，“艺术研究会”是“低调俱乐部”在新形势下的一个变种。

周佛海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不思鼓舞民气，同仇抗日，置身抗战阵营，却只能靠耍两面派混日子。周说：“我只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于是我便想尽办法，向蒋先生辞职，拖了三个星期不去接事。结果未承蒋先生允许，只好勉强担任，一天到晚的讲鬼话，瞎吹牛了。这是我对不起人民的大罪恶。”活生生一副政治流氓无赖嘴脸。

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汪精卫夫人的陈璧君，她的低调却是用第三者的姿态说三道四。她说：“其实能够从日本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双方（指中国和日本）所提标准相差太远，结果就谈不来。越打时间越长，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在这里，陈璧君俨然一种悲天悯人的腔调。陈璧君又说：“其实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五省，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他们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陈璧君真够慷慨大方的，一句话就把中国的神圣领土——东北数省拱手让给侵略者，还承认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的合法性，真可谓“一言丧邦”。

汪精卫随着敌寇侵略的深入，声调更加低沉，他惊呼：“日本军的占领区域日益扩大，重要的海港和交通路线全部丧失，财政益形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四亿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看来汪精卫悲观绝望到极点，抗战无望，只有另辟求降途径。

2 乞降的前奏

“低调俱乐部”的暗流阻止不了中国人民神圣抗日的怒潮，汪精卫、周佛海等人转而采取暗中与日本秘密勾结的手法，以谋打通中日和平谈判的途径。1938年2月，周佛海在蒋介石、汪精卫的同意下，分别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和立法委员林柏生前住香港，成立“日本问题研究所”及“国际问题研究所”，以搜集情报为名，进行与日本勾结的罪恶勾当。

高宗武于3月赶到上海，他见到日本人松本重治（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西义显（满铁公司驻南京事务所所长）。高一见到松本，就表明来意说：“我是为了同你会面来的……‘以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个日本政府的声明是真心，还是什么问题？”松本回答说：“日本政府发出那个声明既然经过那样重要的手续（指内阁作成政府声明），又召回了川樾大使……这种态度至少非继续一年半载不可吧？”不过松本意味深长地引述了声明中的一段话：“今后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高宗武对此心领神会。3月底，高宗武等回到汉口，并将影佐祯昭送给何应钦、张群的信交给周佛海，由周转交汪精卫。再由汪通过陈布雷交给蒋介石。蒋对影佐表示“钦佩与感谢”。他命高宗武再去香港，转达他回应日方的“和平条件”，其条件是：东北与内蒙古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

4月中旬，周佛海又鼓动高宗武再到香港与西义显继续商谈。5月西义显带来近卫内阁即将改组的消息，高宗武即回汉口向汪精卫、周佛海作了汇报，梅思平亦参加了讨论。他们认为近卫内阁改组已成事实，估计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将会有所改变。于是周佛海又劝说高宗武去东京，高亦愿前往。但蒋介石此时却反对高宗武去香港，高犹豫不决，不敢贸然行动。周佛海却为高打气说：“蒋先生方面由我负责，你应该到东京去。”于是6月中旬高宗武再度赴港。高从此改换门庭，从为蒋搜集情报转而为汪寻找乞降门路。

高宗武抵香港后，松本重治怂恿他亲自赴日，对日本进行试探。高向影佐明确表示，准备推出汪精卫作为对日谈判的代表。高说：“日本现在不承认蒋政权，为了造成日中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而且不管怎样，除汪精卫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

高宗武在日本先后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当了解到日本绝不考虑以蒋介石为收拾时局的谈判对手之情报后，他担心自己会遭到蒋介石的逮捕监禁，再也不敢回到武汉，在向周佛海报告了在日本的经过后，就躲在香港养病。周佛海获悉日本政府希望汪精卫出马的信息，经与汪密商后，据实向蒋介石递交了高宗武的报告。蒋阅后火冒三丈，他叫来陈布雷呵斥道：“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由于高宗武咳血病倒在香港，周佛海即改派梅思平接替高宗武继续进行对日谈判的工作。

3 重光堂密约

从1938年8月29日至9月4日，松本重治与梅思平共进行了5次会谈。他们讨论的中心议题，一是关于撤兵的声明，一是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通过5次会谈，梅思平实际上已提出了一个关于对日“和平”的方案，松本重治将此方案由香港带回上海，并告知在上海的西义显、伊藤芳男，二人又告知今井武夫中佐。今井将此方案向陆军中央部作了汇报，日方根据大致形成的日华关系方针对梅思平方案作了若干修改。这个方针后经1938年11月30日在日本御前会议作出决定，其主要条款即后来近卫对华三原则的蓝本。

按照日、汪双方约定，汪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于11月20日在上海东体育会路土肥原公馆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第二条 中国承认满洲国。

第三条 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国内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承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日本在华租界。

第四条 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以达到密切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向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第五条 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的损失，但日本不要求战费。

第六条 本协定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日华两国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退。

经过讨论还价，日、汪双方虽然达成了协议，但这个协议是完全有利于日本侵略图谋的，就缔结防共协定这一条而言，汪方尽管要求防共驻军仅限于内蒙古，但事实上不得不承认驻兵区域扩大到北平、天津，至于驻军期限则以防共协定有效期间为规定期限，实际上，等于可以无限期延长下去。又如汪方认为“特殊利益”的字眼太露骨，日方仅同意改为“特殊方便”，反正实质都是一样。汪方连表面的遮羞布也顾不上要了。

由于密约的卖国性质太引人注目，因此梅思平的行踪非常隐蔽。梅思平于10月21日乘飞机从香港起程，22日抵重庆，11月2日又从重庆出发，7日返回香港。梅在重庆待了12天，与汪精卫、周佛海等密谋策划，终于使汪精卫下定当汉奸头子的决心，汪即命高宗武、梅思平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与日方洽商密约签订事宜。为避人耳目，梅思平于11月9日乘法国轮船，高宗武则于11日乘意大利轮船自香港出发，他们两人分别于12日夜和13日夜抵达上海。

会谈的地点选择坐落在上海新公司北侧东体育会路7号的一所空房子，日、汪利用它进行会谈之后，就作为日本大特务土肥原的公馆，命名为重光堂。此后，日、汪的会谈就称做重光堂会谈。日、汪签订的这份密约，即称做“重光堂密约”。

汪精卫等本来想将伪政权建立的地点设在云南、四川、两广地带，以便冲淡在日军刺刀庇护下的傀儡色彩；同时要求日军轰炸中国后方，并希望日军从背后切断抗日部队，但由于上述地区无人买汪精卫的账，他只好夹着尾巴投入敌人怀抱。

汪精卫一伙好不容易签订了这份密约，争取到与日方交涉的对手资格，日方才答应支持汪精卫建立反共产党反蒋介石的所谓“新政权”。11月26日，梅思平将重光堂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携回重庆，他先找到周佛海、陶希圣，然后与汪精卫、陈璧君等磋商。汪、陈在重庆上清寺汪公馆为梅思平设宴饯行，陈璧君为坚定汪精卫落水当汉奸的决心，当送梅思平出客厅门口时，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

4 汪精卫集团逃离重庆

重光堂密约签订后，日、汪双方代表将《日华协议记录》及其《谅解事项》和《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分别携回东京和重庆，双方还在香港、上海设置联络员，高宗武、周隆庠为汪方联络员，分别驻沪驻港，日方联络员则为伊藤芳男与西义显。一切准备就绪，剩下的问题是，作为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汪精卫及周佛海等人如何逃出国民政府的首都重庆。

汪精卫叛国集团的外逃计划原定于12月8日赴成都，11日抵昆明，周佛海则提前到昆明做好准备工作。12月5日，周佛海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名义，赴昆明“视察”，溜出重庆。周佛海是个政治野心家，一个政治赌棍，他离开重庆的瞬间，马上意识到此行有可能身败名裂。他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别矣重庆，国家兴亡，个人成败，在此一行，惟因早下牺牲决心，故不辞冒险一行也。岂飞机离地之刹那，即余政治生命断送之时欤。”周佛海活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孤注一掷。7日，蒋介石突然由湖南回到重庆，一下子打乱了汪精卫集团的出逃计划，他们乱成一团，周佛海尤其显得狼狈不堪，他在日记中和盘托出自己的担心：“春圃自渝来，谓布雷昨已到，蒋先生今日可达，汪先生嘱一切慎重，因将明日之行取消……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败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其返渝暂观形势欤？苦思深想，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在周佛海看来，他们的阴谋完全有可能败露，果真如此，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汉奸未当成先搭上性命，未免太不合算。

周佛海赴昆明后，汪精卫即命陈春圃于12月8日飞往昆明，陈春圃早先的任务是护送汪精卫的幼子汪文悌和幼女汪文恂至昆，让他们转飞河内然后至香港。陈春圃仍留在昆明与周佛海保持联系，还专门等候汪精卫具体飞昆日期的电报，以便通知云南省主席龙云。他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代订由昆明至越南河内的滇越铁路包厢，以便将全部外逃人员送往河内。汪精卫还特别叮嘱陈春圃要注意收转他从重庆发给周佛海的密电。果然，当汪不能如期逃出重庆时给周发出这样的电报：“兰姊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阁佳期不必等候。”

据密码译出后，陈春圃莫名其妙，只好请周佛海解释。周说“一点不错”，“‘兰姊’是汪先生的代号，‘秀妹’是对方（日本）的代号，‘出阁佳期’是指对方发表文告的日期，意思是说他不能依原定日期离开重庆，要通知对方不要因等他而误了发表文告的日期。”周并且说这些代号和隐语在重庆时就口头约定的，并由梅思平回港时通知了高宗武的。

12月18日，汪精卫终于找到出逃的机会，这一天蒋介石召集国民党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是可以不必参加的。汪还通过交通部长彭学沛（原改组派骨干）预留几张飞机票，以便乘机溜走。是日上午9时许，陈璧君、曾仲鸣（时任“国防最高会议”秘书主任）、何文杰、陈常焘等人，乘汽车先到重庆珊瑚坝飞机场，汪精卫则约定飞机起飞前几分钟赶到。

人做了亏心事，总不免疑神疑鬼。当陈璧君赶到机场时，空军司令周至柔也是这班飞机的乘客，陈璧君寻思这绝不是巧合，是否蒋介石有意安排，而使他们陷入困境。陈璧君当即示意曾仲鸣与周至柔周旋，只说汪夫人有事赶滇。陈还向曾仲鸣交代，如汪精卫没有及时赶到，则需向机场说明情况，因有汪氏搭乘这班航机，应令飞机延缓起飞。一直等到起飞前数分钟，汪精卫才偕卫士桂连轩匆匆赶到机场。周至柔循例上前谒见“汪副总裁”，陈璧君这才告诉周至柔，“汪先生是去昆明演讲”。

在飞机飞行过程中，汪精卫等还受了一场虚惊。原来周至柔为了在汪精卫面前显示一下他的飞行本领，进入操纵室亲自驾机，一段时间后，周兴犹未尽，而陈璧君对周至柔却产生很大疑虑。她想：是不是蒋介石故意让汪精卫上了飞机，再命周至柔亲自将飞机飞回重庆？她偷偷问曾仲鸣怎么办，曾仲鸣只好暗中告诉汪精卫的卫士桂连轩作好戒备。汪氏家人正在忐忑不安之际，周至柔却已过足了驾驶瘾，从操纵室出来，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当他经过汪精卫的座位时，还向他致敬，不过那天汪精卫太紧张了，竟连一句赞美周至柔的话都没有了。

以龙云为首的云南省各厅、署、局长都到机场迎接这位汪副总裁，这使汪更加惶恐不安。事后他对其亲信说：“既然托辞演讲而来，但实际上是借路溜走的，接见的人越多就越难应付，而且待到将来他们晓得我的主张后，一定骂得更凶，所以只好一律不接见。”曾仲鸣遵照汪精卫的意旨，编了一通瞎话，说什么汪先生因在飞机上颠簸太甚，脉搏又间嗀，只好改日接见等语，借以搪塞过去。

汪精卫等急于外逃，害怕迟则生变，就向龙云交底说“好了，我现在把全盘经过透底告诉了你，你如果不同意，可以马上打电报通知蒋介石，并把我扣留，那你可以立功”。汪精卫接着乞求龙云说：“如你同意，请替我订飞机，明天就飞河内。”活画出一副政治无赖丑相。12月19日，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一伙10人，乘专机由昆明直飞越南河内，陈公博则于次日亦由成都兼程前来。这样，外逃的汉奸人员基本上凑齐了。

三 河内枪声

1 《艳电》的出笼

就在汪精卫等抵达河内的第三天，1938年12月22日，日本发表《调整对华外交方针》，即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近卫伪善地说：“日本出兵之真意，绝无领土野心，并无军费赔偿之要求，日本之目的，仅要求中国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之责任，并对实际履行其任务，能作最小限度之保证。”这个宣言简言之，其内容为：①承认伪满洲国。②反共，并以反共的名义，侵华日军在内蒙古拥有驻军权。③在经济方面，实质上拥有垄断权。这是一项不折不扣的侵华宣言。

然而汪精卫、周佛海之流对此宣言如获至宝，奉若神明。他们于12月25日已将此宣言全文译出，并共同研究响应近卫声明的宣言内容，由汪精卫亲自起草后再进行讨论。26日，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的宣言（即后来的《艳电》）已起草完毕，经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参加讨论和修改。所谓修改，不过是在文字上做点粉饰工作，如增加“日本须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抗战在求民族之独立与生存，即抗战之目的已达”等词句，丝毫不涉及日本侵华的具体内容。

29日，周佛海、陈公博携汪精卫声明赴香港。在要不要抛出这项卖国声明的问题上，周佛海、林柏生与寓居香港的顾孟余（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发生了激烈争论。当顾孟余看到汪精卫给他的亲笔信及《艳电》电稿后，大吃一惊，表示坚决反对。顾说，此电稿“万万不能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他（指汪精卫）复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迟误，一切由我负责”。顾孟余在关键时刻，能以民族大义为重，不为私人感情左右，没有被汪精卫拖下水，是难能可贵的，但当时他对汪寄予幻想，希望汪能悬崖勒马，显然是书生之见。周佛海听了顾的一席话，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地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的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打开天窗说亮话，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商量的，干就干，不干就拉倒。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林柏生为了表现他争当汉奸的积极性，也气鼓鼓地说：“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指周佛海）交给我的汪先生的信，就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29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否则我要执行命令，决定如期发表见报。”陈公博则写信告诉顾孟余：“时间太迫，现在无法来得及于29日以前收到河内复电，那么电报往返磋商就谈不上，因为林柏生坚持非依汪先生命令的日子发表不可，既然他明白表示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就等于无商量余地，只好让电报如期发出，这回只好由我负责了。”

臭名昭著、与近卫声明紧密呼应的《艳电》，就在这种紧锣密鼓地喧嚣声中出笼了。我们把近卫第三次声明和汪精卫的《艳电》稍加对照，就不难发现，汪精卫等不仅为近卫声明涂脂抹粉，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而且把近卫声明中并没有的东西一厢情愿地加以附会，又不遗余力地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意攻击，其残内媚敌的丑恶面目暴露无遗。

如近卫声明中第一条，就是要求承认伪满洲国。而《艳电》却侈谈什么“善邻友好”，用和平方法保全北方各省，这就在实际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是合法的，东北大好河山就在“和平方法”的烟幕下给断送了。所谓“主权及行政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真不知从何谈起。

又如所谓共同防共，近卫声明强调要在“特定地区”有驻兵权，并明确以内蒙古为特殊防共地区。《艳电》却借机大肆反对中国共产党，无理要求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还要取消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其居心之险恶，昭然若揭。

所谓经济提携，近卫声明中强调说：“华北和内蒙地区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艳电》却说什么“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原来在汪精卫看来，日本垄断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就是中日之间的平等原则，这是不折不扣的奴才哲学。

汪精卫在《艳电》中闭口不提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而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他更是讳莫如深，反而胡说什么“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似乎被侵略的中国，也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真是岂有此理。在这里，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被侵略的界限没有了，似乎应该各打五十大板，这就是汪精卫之流的汉奸逻辑。

2 高朗街的枪声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其同伙逃往河内，对重庆国民政府来说，当然是一次政治上不小的冲击波。为了修补裂痕，避免国民党分裂的危机，拉住汪精卫，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当时正在河内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纷纷前往做挽留汪精卫的工作，劝汪改变主意，就此止步，仍回渝供职，但均遭到汪精卫的断然拒绝。汪精卫刚逃离重庆时，重庆当局尚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报纸上仅出现“个人进止决不影响大局”的调子；而当汪精卫抛出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后，说明汪精卫等与日本早有勾结，绝不能等闲视之。1939年1月1日，国民党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研究处理汪精卫一伙叛逃问题。在冯玉祥、张继等国民党元老坚决要求下，由吴稚晖起草决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的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但蒋对汪还留有转圜余地。2月15日，蒋介石派和汪精卫有历史渊源的谷正鼎（原改组派成员）赴河内，劝汪打消原意，仍回重庆任职。谷还带去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三人的出国护照和巨额款项，并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汪精卫不仅听不进去，反而感情冲动地对谷正鼎说：“以前我因蒋介石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中伤我，下流到要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去来何尝要过他什么护照？”汪还要谷正鼎转告蒋介石说：“他如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亦得，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这是几句软中带硬的话，它的潜台词是，如果蒋介石不采纳他的主张，他还要走得更远。

谷正鼎使命失败，使蒋介石认定对汪精卫仅仅施行规劝、诱导是无济于事的，为了根除后患，蒋决定采用非常手段。于是他叫来了戴笠。戴笠，浙江江山人，毕业于黄埔军校，官至中将军衔，时任军统局局长，是蒋介石一手栽培起来的，绝对服从“校长”（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命令。他掌握的蓝衣社是专门从事暗杀、绑架、审讯、关押和处决任务的特务组织。活动范围和对象大致是：对付中共、指向敌伪，同时也用以对付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蒋介石既把制裁汪精卫的任务交给戴笠，戴就指定手下大将陈恭澍具体执行。陈恭澍，北京人，黄埔五期毕业。

1939年元月的一天，陈恭澍在天津接到戴笠从香港发来的急电：“克日来港”。次日，戴笠即偕陈从香港飞往越南河内，交代完监视、侦察汪精卫行踪的任务后，戴就走了。参与执行这一任务的还有下列诸人：

王鲁翘，中央警官学校毕业，山东人。

余鉴声，杭州警校毕业。

张逢义，黄埔七期毕业生，山东人。

唐英杰，四川人，身材矮小，但练就一身“登房顶，倒卷帘”的本领。

陈邦国，安徽人，力大身粗，出身行伍。

陈步云，江苏徐州人。

这批人分别到了河内，由陈恭澍统一指挥，他们租旅馆，买汽车，设立电台，探明汪精卫的住处。

当时的河内，人口仅有15万左右，来了这批不速之客，活动近50天，竟然未引起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和汪精卫等人的注意。

汪精卫的住处在河内高朗街27号，这里是一片环境幽静的高级住宅区。27号汪寓是一幢三层的楼房，面临林荫大道，沿着巷道往后走，有一垛矮墙，墙内有一小方院落，也就是27号的后院。

3月19日，戴笠给陈恭澍发了个“亲译”字样的电报说：“着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岂敢怠慢。正好次日上午，汪精卫、陈璧君乘两辆黑色轿车外出，陈恭澍等认为机不可失，就乘自备福特小轿车尾随于后，黑色轿车过了红河大桥在一个场地稍停后又折回来。不巧，在折回大桥时，黑色轿车刚通过，红灯就亮了，这样就拉大了福特小轿车与黑色轿车之间的距离，陈恭澍等无功而返。但刺汪的行动并未因此中止。

3月21日深夜2时许，高朗街27号全宅的人均已入睡，一片沉寂。王鲁翘率领他的伙伴到汪宅执行制裁汪精卫的任务。当到达矮墙外时，唐英杰动作麻利，一抓墙头，翻身进入院内，原想从里面将后门打开，不想门已上了栓，而且加了锁，用力扭不动，他伸头向墙外示意，陈邦国毫不迟疑，踏着张逢义的肩膀翻墙入内，与此同时，王鲁翘、余鉴声也由陈步云一个一个托了上去。张逢义则留下防守于后门之外，陈步云则巡游于巷道与街道之间，互相呼应，以资联络。

唐英杰、王鲁翘、陈邦国、余鉴声四人来到院内，陈用斧头劈开了通楼梯的房门，王、唐、余三人迅速上楼，陈则留在楼下，以掩护上楼人的安全，同时也为了保住出去的通道。听到响声有人推开房门探视，陈立即对着房门开枪，人影又缩回去了。

王鲁翘大步流星地赶到二楼，正要转上三楼之时，有位年轻人空着手钻出来，王用枪口逼住对方，不许他喊叫。王又赶到三楼，靠近前面那间主房。这是他们事先侦察好的，又经唐英杰潜伏在房子上两次查勘，认定这间房就是汪精卫的卧室。

王鲁翘用力推门推不动，扭把手又扭不开，退后两步借助冲力踢门还是踢不开，就走到楼梯口，忙打手势让余鉴声赶快将斧头递上来，唐英杰见状飞快地将斧头带上了三楼，余让唐仍回二楼，代替他的警戒任务，余随后也上三楼协助王。

王鲁翘、余鉴声二人共同用力劈掉房门中的一块木板，并探手几次转动里边的门球，仍无法将门弄开，才知门已上锁。不过门板上已露出一尺见方的大洞。在灯光照射下，王鲁翘蹲下身子朝里头张望，就见床铺底下趴着一个男人，这人半个身子藏于床下，腰背双腿则全露在外面，王鲁翘根据身形推断，十有八九此人就是行刺目标汪精卫。

这时王鲁翘毫不犹豫，举枪就射，一连开了三枪，眼见枪枪都命中床下人的腰部。他们以为大功告成，相继退出汪宅。但到凌晨5时左右，先后接到两个电话：“你们搞错了！那个人（指汪精卫）好好的一点事情都没有，受伤的是曾仲鸣。”另一电话则说：“有三个人（指余鉴声、陈邦国、张逢义）被逮去了！”这次河内刺汪行动，由于误中副官，宣告破产。

为什么如此严密的计划最后还是错认了目标呢？这里面有很大的偶然性。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汪之不死，其原因亦甚偶然。寓河内时汪昼间在曾仲鸣房间看书写字（曾房内光线较佳），在外窥探者以为该房即汪卧室，殊不知昼间在该房，夜间不在也。”汪精卫就在这种偶然的情况下，暂时得以不死。另一说法则是：3月20晚上，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带着小孩从香港来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大房间让给曾仲鸣夫妇，汪则搬到另一间房内住。显然刺客不知其中情况有了变化。以上两种说法均有可能或兼而有之，如果汪精卫被刺身亡，那么伪政权将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不过这已不属于本书探讨的范畴了。

3 投入敌人怀抱

1939年3月21日，在越南河内高朗街的枪声划破漫漫夜空之后，曾仲鸣做了汪精卫的替死鬼。此前1月17日林柏生在香港遭到袭击，头部受重伤，一时河内充满恐怖气氛，汪感到危机四伏，惶惶不可终日。他在为曾仲鸣书写的行状中，一方面兔死狐悲，为自己评功摆好，同时又大肆宣扬汉奸理论，大捞政治资本。《曾仲鸣先生行状》一文中云：“呜呼！余诚不意今日乃执笔为仲鸣作行状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余在南京中央党部为凶徒所狙击，坐血泊中，君乃视余，感甚，余以语慰之，此状今犹在目前，乃今则君卧血泊中，而以语慰我也。余当日虽濒于死，而卒不死，乃今则君竟一瞑弗视也。国事至此，死者已矣，生者当以死继之，其有济于国与否，未可知也；即幸而济，茫茫后死之感，何时已乎！”

汪精卫在《行状》中历数曾仲鸣追随他在国民政府中所任要职，并对他的政治主张盲目信仰，然后笔锋一转，谈到抗战以来他们的求和主张，并乘机攻击中国共产党。《行状》说：“夫和战大计，为国家生死安危所关，不得不战而战，可和则和，此为谋国之常规，况中国自抗战以来，全国被兵，失地延及九省，将士死伤百余万，人民肝脑涂地，其数不啻倍蓰，如和平条件无害于国家生存独立，则结束战争，以图补救，尤忠于谋国者所宜出，惟共产党人心目中无祖国，其始欲借淞沪战争，牵制国军，俾得以盘踞江西，及频年被剿，由东南窜西北，穷蹙垂尽，则又借西安事变，托名抗战，转移视听。抗战既起，乘举国存亡之际，益扩张其政治组织及军队，以终遂其颠覆中华民国之谋，知和议若成，必不利于所图，悉力破坏之，辗转勾引，所以挑拨离间，煽动中伤者无不至。兆铭既痛国是之被挠动，又忧于国家大计为宵人所挟持，将不免于覆亡，数数言于国防最高会议。十二月九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至重庆，复激切言之，卒不纳；遂于十八日去重庆，十九日至河内，君偕行，二十九日以建议书（即《艳电》）公布于世。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丑时，天未明，凶徒数人，持械突入寓所，发弹数十，伤五人，君伤最重，是日申时卒；夫人君璧以奋身救君，亦中三弹，余三人伤轻重不等，凶手当场被获者三人。越日，法文各报，皆以大字标明蓝衣社所为，且叙凶手供称，谋杀目的实在兆铭（汪精卫字）云云。”

汪精卫的这番话，既为自己的叛国罪行开脱，同时又为他的反共、反蒋大造舆论。不过这次被刺，他还不大好意思和1935年被刺相提并论。想当初，在1935年被刺受伤后，汪住进陆军医院，他在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大言不惭地自我吹嘘了一番：“昔英士被刺于沪，执信被刺于虎门，余皆未及赴。仲元被刺于广九，舁归督署，余奔往抚视。仲元莞尔笑曰，观君等哀痛迫切之状，使余不能死，不其慰耶。仲恺被刺于中央党部，惟见廖夫人号啕而已。当余舁到中央医院时，身中三枪，自度必死，顾得以随诸先烈之后，亦复心安理得，而诸同志之怆惶抚视情状，宛然仲元被刺时也……夫革命党人以身牺牲，死何足惧？且国难至此，生亦何幸？既然留此余生，则一息尚存，仍当本鞠躬尽瘁之旨，黾勉从事，斯方足告慰诸同志耳。”

汪精卫对国民党内大人物被刺事件，如数家珍，暗用烘云托月的手法，把陈英士、朱执信、邓仲元、廖仲恺等先烈的被刺牺牲，和自己联系起来，先烈们的牺牲是光荣伟大的，他自己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这次他是背弃抗战大业，和敌人勾结叛逃，自然不好攀比。尽管如此，他还是编了一套瞎话，用以自欺欺人。

汪精卫是不甘寂寞的，易于冲动的性格促使他于曾仲鸣被杀一星期后，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列举“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议”情况，用以证明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下，自蒋介石以下与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主张对日言和。汪精卫还威胁说：“如果国民政府始终不下决心，任局面僵下去，我虽离国，也会回来。”汪精卫口气虽然很强硬，但也担心随时会步曾仲鸣的后尘。他说：“我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说不定在什么时候，我会继曾仲鸣先生而死。”

正当汪精卫在河内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刻，日本东京于3月22日即获悉曾仲鸣被袭杀的消息，日本五相会议当即决定派遣影佐祯昭大佐和犬养健议员及有关人士，担当起营救汪精卫的工作，并命令影佐使用排水量为5500吨的“北光丸”轮船，尽快把汪转移到安全地点。影佐全力去做这件事，他通过河内领事馆和台湾拓殖公司职员的努力，将和汪精卫的会见敲定在4月18日。这一天，影佐和汪作了一席决定汪精卫命运的重要谈话。

影佐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奉日本政府的命令，前来帮助先生转往另一安全场所的。……先生打算今后往哪里迁移？”

汪精卫当即表示谢意后说：“经过多方考虑，现在得到一个结论，以上海对今后的活动最为适宜，此外可作候补地点的有香港和广东。香港的英国官员监视甚严，目前在该地的陈公博和林柏生无法活动；广东对孙中山先生和我自己说来都是关系很深的地区，但现在已在日军占领之下，因此，有可能给中国人民以一种印象，认为我是在日本军队保护下搞和平的。和这些地方相比，上海有租界，行政权还在外国人的手中，而且是世界上数得到的暗杀横行的地方，敢于进入这一危险地区的行动，反而会体谅我的爱国运动的诚意。”

汪精卫不是不知道随着日本人躲进上海，事实上就是在日本刺刀保护下，成为名副其实的傀儡。但他别无选择，只好拿上海有租界作为一块遮羞布，来从事他们见不得人的汉奸勾当。

汪精卫是善于做戏的，他假惺惺地谢绝使用日本专门为接送他准备的“北光丸”轮船，而特地租用一艘法国小轮船“芳·福林哈芬”号，汪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北光丸出来迎接的好意非常感谢，但会发生一些不良影响，说我首次进上海港是由日本轮船照顾的，这对于整个和平运动，恐怕会受到误解。”

实际上，汪精卫本来是准备直接乘日方的“北光丸”轮船到上海的，由于没有护照，不能出国，后来得到地方当局的谅解和援助，在总督府的同意下，把“芳·福林哈芬”号租用一个月（当时此船停泊在西贡），并作出25日起航的决定。还事先作好与“北光丸”无线电联络的准备，做到与“北光丸”保持一定的航距和准备随时接应。

“芳·福林哈芬”号是艘400吨左右的小轮船，海上风平浪静时，还能正常行驶，后来风浪大了，形势险恶，船身颠簸不已，无法前进。4月29日，汪精卫无奈只好使用无线电呼救，好不容易与影佐、犬养取得联系，次日两船在碣石湾相遇，汪精卫等坐救生船爬上了“北光丸”。他已顾不上什么“不良影响”了。这一行动标志着汪精卫们已投入敌人怀抱。当然汪精卫等对此次前途未卜之行，深感惶惑。他有一首《舟夜》的诗，记述了当时复杂的心情：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四 所谓“还都”

1 儿皇帝的设想

汪精卫等叛逃出国后，曾有过这样的设想：“以前和平运动的展开，是根据这样的方案进行的，组织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和平团体，用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错误的原因，宣传和平是拯救中国、拯救东亚的惟一方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而终于使重庆转变过来。”就是说，主要做舆论工作，使重庆国民政府转变联共抗日立场，从而达到对日求和的目的。

关于汪精卫口口声声所谓的“和平”、“和平运动”，到底是什么货色？我们还是借用汪精卫自己的话加以阐释，他说：“和平运动要使全国民众由抗日一变而为亲日，这不是泛泛然便可以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白认识全国民众为国家民族求独立自由的意识，善为诱导，使之用于亲日，而不用于抗日。”可见汪精卫所谓的“和平”、“和平运动”云云，实际就是亲日、降日的代名词，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和平”，就是甘心当亡国奴的“和平”，而鼓吹这种“和平运动”，就是宣扬卖国有理、卖国有功，即兜售汉奸理论，用以混淆视听，欺骗群众。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等乘日轮“北光丸”号抵上海虬江码头。8日，离船上岸，住进日本人为他们安排的上海江湾土肥原公馆。在这几天中，汪精卫与影佐、犬养举行了会谈。会谈中汪精卫表示：他经过认真考虑，单靠言论使重庆政府转变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强调，不如建立和平政府，用事实证明，日华（汪）提携可以改善到这种程度，那么抗战还有什么意义，这样就可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

汪精卫进一步提出要求说，如果日本政府同意他建立和平政府开展和平运动，他“切望近卫声明不仅仅是日本表面的宣言，而要如实地见诸实行。如果近卫声明不能如实实行时，我就难免受人讥笑，受了日本的欺骗”。汪精卫还忧心忡忡地说：“纵然建立和平政府，也不能简单地形成全面和平，其间必然要遇到许多波澜曲折，希望日本用共命运的眼光期待和平政府的发展。”汪精卫有两个担心：一是怕受日本政府的骗，近卫声明兑现不了；二是担心日本对其傀儡政府期望过高，不合意时会一脚踢开。汪精卫还向影佐一再表白：“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达到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顾［过］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使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看来，汪精卫还想重温蒋、汪合作的旧梦。但是且慢，蒋介石此时在抗日问题上，态度明朗，他是不会和这个在日本卵翼下的寄生虫搅在一起的。

汪精卫还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充当汉奸头目。他诚惶诚恐地说：“在当前战争的形势下，抗日论一般容易听得进去。反之，和平论和卖国论很难分清，难以使一般［人］倾听……因此在展开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到非常的严厉批评，会［被］当作卖国奴、汉奸来批判。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仰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就是说，他决心一意孤行，蛮干到底。不过在这里汪精卫讲了一句实话，即中国人民看清了一个事实，“和平论”就是卖国论，推销“和平运动”，人民就要把他们当卖国贼、汉奸来批判。这是汉奸们的悲哀，同时又是中国人民的巨大觉醒。

5月25日，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其内容是：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然后由大会授权他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并负责改组国民政府。在此基础上，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国民政府。然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维新”、“临时”两政府宣布撤销。

在日本政府的允许下，同月31日，汪精卫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11人，在矢野征记、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等陪同下，乘日本海军飞机由上海飞抵东京。对于汪精卫的到来及其提出的具体方案，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联席会议于6月5日匆忙作出决定：要求汪精卫在建立中央政府时，与吴佩孚及临时、维新两政权合作。中央政府的组成及地方自治的程度，不得违反日本的既定方针，即不得侵犯日本侵略者的既得利益。其次，汪记国民党的大会不得在南京举行。至于采用国民政府名称及青天白日旗的问题，日方提出的附加条件是在该旗的上方加上一个三角形黄布片，上书“反共救国”字样。这个政府应以日、“满”、华睦邻结合为最高指导方针，并与日本正式调整邦交，等等。

次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作出《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方针》规定：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和临时、维新两政权以及改组后的重庆政府等方面组成。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与日本正式调整国交，其成员应接受上述原则，政府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关于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日、“满”和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其存在。这些规定说明，日本对即将成立的伪中央政权及其他伪组织，就是要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另一方面，这个所谓的“中央政府”，从人员组成到指导方针乃至成立日期等，都要由日本点头认可才算数，表现了这个政权的十足奴性。

从6月10日起至15日止，汪精卫分头拜见了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麿等人，并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在这些会谈中，汪精卫极尽反共媚日之能事。

6月10日，汪精卫拜见日本首相平沼麒一郎，平沼向汪宣扬了一通日本皇室“仁爱”、“和平”的滥调。平沼还夸奖汪说：“我对于阁下在这次事变时为日、华两国而奋起表示敬意，希望继续努力。”汪精卫受宠若惊地回答：“日本皇室的精神，我是很谅解的。”汪为自己也为日本主子献计说；“以国民党（汪记）为中心联合各党各派，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建立国民政府，是适当的。”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保存国民政府的形式，可以避免使中国国民抱着受日本的压迫而亡国的念头，便于从重庆方面争取许多人过来。”汪精卫替日本主子的设想，多么周到。

6月11日，汪精卫与板垣会谈。一见面汪即丑表其反共之功说：“前一阵在河内的时候，接到贵大臣给我的信，其中有反共一语，至今印象极为深刻。”但板垣还是提出苛刻的条件说：“在这次事变中，随着军事的进展，在华北、蒙疆、华中等［地］建立了新政权，在这些地方也有很多日本人居住，形成种种关系，这是事实。对此事实，必须相当尊重。”这是让汪精卫放明白点，要想建立“中央政府”，就得承认原有的“临时”、“维新”政府，就得承认日本在华北、蒙疆、华中各地的种种特权。

汪精卫与板垣于6月15日进行了第二次会谈。板垣就上述问题更进一步发挥说：“具体地说，华北可以说成日、中两国国防上和经济上的特殊结合地区，蒙疆是国防上的特别为对苏联的防共区域，长江下游地区是日华经济提携的最密切地区。根据各地区的特征，并参照日华关系紧密的程度，有必要把以前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华南沿海，必须考虑对南方国防上的需要，主要是海军问题在两国国防上的特殊关系。”说得明白一点，板垣认为，华北、内蒙古和长江下游地区为日本陆军势力范围，而华南沿海则是日本海军的禁区，汪精卫也休想染指。汪听后神情沮丧地说：“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两政府的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如果有把两个政府的实体保留的必要，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再进行中央政府的组织。”汪这番话不过是故意做出撒手不干的姿态，他本想，在汪记“国民政府”下，把“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接管过来，现在这一切都落了空，不免灰心丧气。但这是瞒不过老奸巨猾的板垣和盛气凌人的影佐的。影佐当即冲着汪精卫叫嚷：“以前协商时，您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国民党另换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汪只好忙不迭地解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指临时、维新两伪政府）有困难一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那末，除了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其实，汪精卫只是想找个立足之地，因此他又说，“华北由于它的特殊情况，不妨设置政务委员会那样的机构，给予比较大的自治权限，只是华中以何种形式处理现在的维新政府，是个大问题”。汪精卫是够现实的，他只要继承“维新政府”的一块地盘就满足了，华北他是不敢也不允许他有什么非分之想的。

6月12日、13日、14日，汪精卫分别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外务大臣有田八郎进行会谈，内容不具述。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日本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卫文麿会谈时，汪以怀旧的心情向近卫诉说：“幸而平沼首相基于道义，说明了中日关系，海军大臣阐述了日本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意见，大藏大臣说明了日本不希望垄断中国的经济，使我有了很大的希望，这也就使我明白了日本的真意，今后应致力于如何具体实现这一希望。”汪精卫这一番话，将日本侵略头目美化得近乎离奇，说什么“基于道义”、“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希望垄断中国的经济”等等。试问，如果真是这样，日本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岂非无的放矢？不过在这里汪精卫闭口不提和板垣会谈的情况，这是由于板垣所提条件太苛刻，使汪的面子太难堪。接着汪向近卫哀求，希望帮助他解脱困境。汪说：“中日两国，一方是强大的先进国家，另一方是极其脆弱的国家。而日本动辄指责中国之所不及，而中国则有感受日本压迫的危险，尤其中国国民，一般都抱有今后会不会亡于日本的疑惧。”汪精卫强调说：“我之所以主张政府的名称为国民政府，国旗为青天白日旗，决不是面子问题，这是为了扫除国民疑惧之念，使其安心地深入考虑问题的缘故。重复地说，中国在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采取与日本一致的方针，提携合作，这不成问题；但是过于限制中国的行动，中国恰像不成国家的状态……中国要以爱中国的心情提出具体方法，必须使中日两国都安心，两国政府都能对中国人民说得过去。”

原来如此，汪精卫慑于全中国不断高涨的民心士气，为了冲淡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因此他煞费苦心地要搞起“国民政府”，竖起青天白日旗，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欺骗中国人民。

6月16日，日本五相会议作出决定：关于中央政府的名称和首都，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关于国旗，同意采用青天白日旗，但在旗的上角须附以三角形黄布一块，上书“反共和平”字样。关于废除临时和维新两政府的问题，只能理解为仅仅取消其名称，而对两政府与日本签订的协定及其他有关决定，则由中央政府继承下来。对于建立中央政府，要特别考虑人的因素和基础实力。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定，中央政府应按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宣布予以废除和修改。

对于汪精卫一伙来说，要想成立伪政府，就必须满足日方的上述要求，就是说，在日方既得权益寸步不让的条件下，才可允许汪方谈继承国民党“党统”和国民政府的“法统”的问题。

2 汪、王、梁会谈

汪精卫们日本之行，虽然就组织政府问题得到日本主子的认可，但是要顺利推进这项工作，如果得不到既成的“临时”、“维新”两个伪政权的头头们的赞同，也是不可想象的。再说这两个伪政权的后面都有日军高级将领做后台，不做好他们的工作，就会枝节横生，一筹莫展。后来陶希圣和周佛海、梅思平等闲谈时，曾将他们背后的日本主子，即梁鸿志的后台原田机关、王克敏的后台喜多机关和汪精卫的后台影佐梅机关，做了个形象生动的比喻：好比四个人打麻将牌，每个人的背后有一参谋，打到两圈以后，四个参谋都伸出手来，直接打了起来，那座位上的四个打牌者反而无事可做。这个比喻生动地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都同样是日本侵略者手中的一具政治僵尸。

1939年6月24日，汪精卫一行风尘仆仆甫抵天津，即拜访日本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长喜多诚一。同月27日，汪精卫等人到北平，即首先会见华北日军司令官杉山元，接着与“临时政府”头面人物王克敏进行会谈。王表示，对汪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他虽不是国民党员，但仍然表示欢迎。至于开会地址，以在北平为宜。其意图明显是要以北平为重心。王克敏也愿意参加汪精卫召集的“中央政治会议”，他本人则不愿担任委员名义，不过“临时政府”可以有三四名委员参加。至于新成立政府的名称和国旗等问题，可留待将来由“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决定。王还表示，他已风烛残年，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的前夕，拟告老退休。如要他参加中央政府，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平工作。王克敏倚老卖老，他的态度不冷不热，不即不离，似乎稳操胜券。这就为未来的“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设置，埋下了伏笔。

6月28日，汪精卫等由天津回到上海。次日，即与“维新政府”的首领梁鸿志举行会谈。由于梁对汪的到来没有思想准备，心存疑虑，因此他们都采取旁敲侧击的态度，避免谈实质性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反映了这种微妙关系：

梁：阁下在东京会谈时，没有排除中国特殊化的问题吗？

汪：所谓中国特殊化是什么意思？

梁：没有要求取消蒙疆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吗？……

汪：蒙疆作为防共地区，情况特殊；华北也作为特殊地区，因此，适应特殊情况，必须有特殊机构。

梁：要成立特殊机构，不是影响中国主权吗？

这一段对话，双方都不直接谈处理“维新政府”的问题，汪精卫只说蒙疆、华北的特殊性，言外之意是华中不存在特殊性的问题，因而没有必要成立特殊机构。梁鸿志则否认华北和蒙疆的特殊性，他认为如果存在特殊性的话，则华中、华北应一视同仁，同样处理，从而使汪精卫陷入两难境地。

梁鸿志还向汪精卫提出：否认重庆政府和第三国签订的条约是否适当？还问到与吴佩孚的会谈为什么进行不下去等问题，汪都作了回答。汪精卫为了安抚梁鸿志，充分肯定“维新”、“临时”两政府过去所作的努力，还要求与他们合作下去。

为了釜底抽薪，汪精卫与“维新政府”内务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分别进行了谈话。

汪精卫与梁鸿志于7月5日在南京进行第二轮会谈。由于“维新政府”内部出现离心倾向，汪利用了这个矛盾。汪指使周佛海、梅思平通过岑德广，拉拢“维新政府”内两个实力派人物陈群和任援道，使他们转而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并向陈、任许诺，一俟将来“中央政府”成立，他们仍可官任原职。这样封官许愿的办法果然奏效，直接拆了梁鸿志的台。梁因此对“维新政府”的命运更为关切，他质问汪精卫是不是要取消“临时”、“维新”两个政府的名称，并直截了当地说：“新中央政府”是“合并”还是“改组”“维新政府”？“合并”则不同意，“改组”是可以的。汪精卫含糊敷衍说，打算使用“废除名称”的办法。

这次会谈中还出现了一点花絮：在聚餐厅，温宗尧附在汪精卫耳边悄悄说：“我个人毫无问题，无须考虑。”陈群则建议汪精卫在建立中央政府时，要坚决主张采用青天白日旗。上述情况说明了温、陈对梁鸿志的不满和“维新政府”的离心倾向。

在日本政府的策动下，梁鸿志、王克敏不能不在表面上对汪精卫组织所谓中央政府表示支持。7月11日，梁、王在青岛大陆饭店正式接见新闻记者团，他们分别表示对汪精卫“全力协助之重大意志”。不过，王克敏、梁鸿志等真正与汪精卫叛国集团合流，则是半年以后的事。

1940年1月15日，汪精卫电邀王克敏、梁鸿志赴青岛会谈。参加会谈的人员除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外，作为汪记伪国民党代表的有褚民谊、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代表“临时政府”的则有王揖唐、朱深、齐燮元，代表“维新政府”的有温宗尧、陈群、任援道。李守信作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德王的代表，也列席了会议。

1月24日至26日，青岛会议共进行了三次会谈。24日在第一次会谈中，汪精卫侈谈“三民主义之真谛”。他胡说什么三民主义“与东亚主义、世界主义并不相违。盖其基本精神，以中国固有道德出发，以和平为信条，不以侵略为能事，故谓之王道，而非霸道。中国必得到自己之自由平等，乃能为东亚之一员，此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义也”。汪精卫把革命的三民主义等同于法西斯的东亚主义、世界主义，这是对三民主义的肆意糟蹋。

1月26日，临时、维新两伪政府联名发表声明说：“事变以来，临时、维新两政府先后成立，应时势之要望［求］，倡导和平，作战败之善后，图秩序之恢复，努力从焦土之间，拯救民众……去年夏秋之顷，汪精卫先生贲临北京、南京，互商时局，其勇敢赴难精神，令人钦佩，不胜铭感。今经青岛会议，进而将见中央政治会议之召集。关于内外政策，汪先生谈话所发表者，悉为吾人所冀求望其实现者，全国贤达之士，亦必深谅其苦心，而冀助成此大业也。复兴在望，不胜翘盼。”汪精卫在谈到青岛会议所要达到的目标时说：“吾人拟成立一名副其实之中央政府，俾得负担足以答复近卫声明之责任。此次吾人之所以前往青岛者，非为讨论和平之条件等，而系欲使国内一致团结耳。”汪精卫所谓“国内一致团结”，就是将王克敏、梁鸿志等民族败类拼凑在一起，为即将成立的伪中央政府装饰门面。王克敏、梁鸿志等公开宣布为汪精卫捧场，青岛会议的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3 高、陶事件

当时间跨入20世纪40年代的第一天，汪精卫兴冲冲地又是发表文章，又是广播讲话，忙得不亦乐乎。在题为《共同前进》的文章中，汪精卫强调，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是中日的共同目标。因此，必须在外交上、在国防上，与日本争取同一方针；在经济上，实行有无相通，短长相补。汪精卫在为侵略者大唱赞歌，信誓旦旦地要同日本“共同欢乐，经济提携”，妄图掩盖日本的侵略本质。周佛海也于次日发表题为《和平运动的发展和途径》的广播讲话，叫嚷：“其目前一切努力，就是要集中于中央政府的产生，组织、充实、健全中央政府，是今后努力的途径。”一场沐猴升座的傀儡戏，似乎就要出台了。

1940年1月3日，对于汪精卫们来说，犹如晴天一声霹雳，高、陶事件发生了。这一天，汪精卫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宗武、陶希圣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同月22日，香港《大公报》十分醒目地刊登了高宗武、陶希圣的《致大公报信》和由高、陶提供的《中日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即日汪密约）。高、陶在信中揭露了汪、日谈判签订密约的经过，以及密约的主要条款。

高宗武、陶希圣在其致《大公报》的信中揭露说：“去年之夏，武（高宗武）承汪（汪精卫）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日本）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敌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11月5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即上海江湾六三花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陶希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现国民政府（重庆）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译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得周知，勿使真相长此淹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这封信揭露了日、汪勾结和签订密约的经过，日方的软硬兼施，以及汪精卫的俯首屈膝、听任日方摆布的丑态，等等。日、汪密约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卖国的铁证，而将其真相大白于天下，对于这个集团来说，真是致命的一击。汪精卫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搞得手忙脚乱，狼狈不堪。但汪精卫并未因此洗手不干，而是老羞成怒，破口大骂高宗武、陶希圣，说他们“自丧人格，实属卑鄙，殊堪痛恨”。作为汉奸集团参谋长的周佛海对此事件也极为恼火，在其日记中杀气腾腾地说：

接上海无线电，高、陶两败类，在港将全部条件发表，愤慨之至。影佐来，谓与大局无关，劝余并转陈、汪先生安心，其意在劝余，而其内心亦焦灼万状也……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视听，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

平心而论，高、陶事件对于日本侵略者特别是汪精卫汉奸集团，的确是一次不小的冲击，它使汪伪政权的登台戏差一点开不了场；另外，就高宗武、陶希圣而论，不论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如争当伪政府部长不成），客观形势的变化如何（如军统的威胁和杜月笙等人的策反等等），他们毕竟从日寇占领下的上海，投奔到抗战时的陪都重庆来了（高宗武则直接避居美国）。高宗武、陶希圣追随汪精卫已当了半截子汉奸，有其共同思想基础和叛国事实，这是应当受到批判的；说他们凛于民族大义，这是为他们涂脂抹粉，但高、陶确实感到汉奸这顶帽子的分量，充当千古民族罪人的滋味也是不好受的，因而“迷途知返”，“反戈一击”，重新返回抗战阵营，就这点而论，还是应予以适当肯定的。

另外，高宗武、陶希圣携回日、汪密约，公之于众，使人们从这份反面教材中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永远奴役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狼子野心，使人们擦亮眼睛，从而对汪精卫汉奸集团为虎作伥的罪恶行径产生极大的憎恶和仇恨，汉奸们再想抵赖和掩饰其卖国真面目都是无济于事的。他们的卖国形象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再也无法改变了。

4 76号特工魔窟

抗战时期，在沦陷区的上海，人们谈起76号魔窟，无不为之色变，这就是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魔窟所在地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这幢房子原为军阀陈调元的公馆，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就利用它作为特务活动场所。这是一个以破坏抗战为职志，残酷杀害民众的魔窟，是一个制造罪恶的渊薮。

汪精卫一伙逃到上海从事汉奸活动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他们知道仅依靠日本侵略军的刺刀保护，并非万全之策，他们迫切需要一支特务武装来为自己保镖，同时也为了打击抗日力量。

1937年11月，日军虽然占领上海，但在苏州河以南英、美、法帝国主义统治下的租界地区，日军还不能直接控制。一段时间内这个地区成为“孤岛”。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上述条件对日本侵略者及汉奸的卖国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用恐怖手段处置了一批投敌汉奸。日本侵略者则力图扫清侵华的障碍，决心打破这种局面，因此扶植、筹组一支汉奸武装特工队伍，作为扼杀上海抗日力量的别动队，就成为必要的了。以李士群、丁默邨为头子的特工组织，就是适应日伪的政治、军事需要而产生的。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大革命时期在革命高潮的席卷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逮捕。李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于是向季投送了门生帖子，从此与上海流氓帮会拉上了关系。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逮捕，随即自首叛变，被委派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又与国民党特务丁默邨、唐惠民等编辑《社会新闻》，该刊物由“CC”特务直接控制，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大肆造谣诬蔑、挑拨离间，是个出了名的造谣刊物。直到1937年，李士群仍然是一默默无闻的国民党小特务。

南京沦陷后，李士群又与日本特务机关搭上关系，他逃到香港后，由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介绍给在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三，为日本驻沪使馆搜集情报。李士群不甘心仅仅从事情报工作，为了扩大队伍，他采取拉人下水的办法，先后将唐惠民（“中统”上海区情报员）、章正范（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沪特派员）等人拉下水。李又通过章正范秘密会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汪、李一拍即合，互相利用。

李士群虽系国民党特工出身，但以其地位和声望，对“中统”和“军统”均不足以资号召。1938年国民党军统第三处撤销，丁默邨的处长职位也随之落空，仅在军委会挂了一个少将参议的空头衔，地位一落千丈。李士群获悉这一情况，即向日方推荐丁默邨，经日方同意后，便派丁的同乡翦建午（已投敌）窜到昆明向丁默邨说明李士群的相邀诚意，并表示李愿当丁的副手，丁欣然同意。丁默邨到上海后，李奉丁为“老大哥”，丁、李合伙，加快了特工组建的步伐，在日本军方同意下，又很快和汪精卫叛国集团勾结起来。丁与周佛海原为同乡旧友，又曾同隶“中统”系统，丁、李结合，周佛海认为这是一笔很好的政治资本，遂向汪精卫进言，要好好地利用这班人来搞“和运”。既然经过日本人的认可，汪即全盘接收丁、李的特务组织。

日本人既然对汪精卫、周佛海和丁默邨、李士群的合流那么感兴趣，就不遗余力地提供实际援助。1939年2月，丁默邨、李士群在清水董三引荐下，在上海重光堂拜会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丁、李谈了他们对特工行动的设想。第二天，丁、李向日方交上一份《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丁默邨神气活现地说：上海恐怖活动的元凶是重庆的特务工作队和蓝衣社的地下组织。日本军警可以逮捕现场的犯人，但是如果不破获蓝衣社的地下组织，那是没有用的。去年以来，日本军警抓了不少恐怖分子，可是恐怖活动仍然没有减少，就是这个原因。日方特务晴气庆胤听后，连连点头称是。

接着丁默邨、李士群又献出他们炮制的《上海特工计划》，该计划详细说明了特工组织的方针、工作要领、组织机构、工作据点的设置、行动队的组成、经费的使用、兵器的保管和修理、反谍报的方法，等等。晴气、土肥原终于接受了丁、李的计划。晴气根据土肥原的命令回东京向大本营请示，引起日本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的极大重视，其时他正策划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于是就将丁、李的特工计划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为“汪工作”的一部分。2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向晴气发出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

训令规定：

（1）大本营确定，将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

（2）晴气在上海应与丁默邨联络，援助其特务工作，协助华中派遣军推行其对付租界的诸项政策，并须处理土肥原机关所遗留的各项工作，任命塚本诚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作为晴气的部属。

（3）在援助特务工作时，应对丁默邨提出以下要求：①制止在租界进行的反日活动，但注意不要和工部局发生摩擦；②不得逮捕和日方有关系的中国人；③和汪精卫和平运动合流；④ 3月份以后，每月给予经费30万日元，并给予手枪500支、子弹5万发及500公斤炸药。

这个训令的下达，标志着汪精卫与丁默邨、李士群特工组织的正式合流，也标志着日本侵华的工具——汪伪特务组织的正式建立。

在日本的支持下，丁默邨、李士群很快就组成了一支特工队伍，其重要成员除丁、李外，还有唐惠民、茅子明、李志云、杨杰、张鲁等人。其后陆续参加的有蔡洪田、黄香谷、顾继武、王天木、马啸天、林之江、袁君牧、田为霖、谢文达等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委员，因此使国民党“军统”在上海的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

为了壮大特务组织的声势，李士群从上海的流氓群中物色对象，青帮头子季云卿向李士群介绍了一批流氓如朱顺林、许福宝、吴四宝之辈。特别是吴四宝，此人是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他率领一批流氓如张国震、顾宝林、赵嘉猷、夏殿元等，率先组成一支30余人的警卫大队，也是最早的一支武装行动队。

汪伪政权的罪恶擢发难数，76号特工总部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但汪精卫之流也只能依靠这种组织及日本帝国主义者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76号特工组织对汪伪政权确实起到了保镖的作用。依靠76号的武装保护，汪精卫一伙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5 汪记国民党“六全大会”

汪精卫等自1939年6月底从日本回上海后，7、8两月就是忙着准备汪记国民党“六全大会”的召开。因为汪精卫已是个大党阀，他搞汉奸活动也要打着国民党的旗帜，以便迷惑群众和拉人下水。除了拉拢国民党人士外，还要拼凑所谓各党各派人士。所谓各党各派，主要是老牌汉奸临时、维新两伪个伪政府的头面人物，还有就是“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的少数败类。

在日本人的指使和撮合下，临时、维新两伪政府只好表态支持汪精卫，其他的所谓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也逐渐聚集到汪精卫阵营中来。但是在没有基层组织的情况下，汪精卫要想召开伪国民党“六大”，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拼凑代表的问题。于是汪精卫密遣周化人（旧改组派）潜赴重庆想拉几个人来凑数，但只拉来了刘仰山、金家凤、胡泽吾等数人。再遣周化人北上拉人，响应者更少。于是不得不让CC系的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等从江、浙就地取材，充实人数。适逢上海CC系市党部、市区各级委员等36人发表反蒋拥汪宣言，CC系就在党务方面又占了优势。丁默邨在周佛海支持下包办了上海市、江苏省两个伪党部的人选，还想染指南京及安徽、浙江三省市，汪精卫急起抵制。陈璧君让其弟陈耀祖、陈昌祖，侄儿陈春圃、陈国琦、陈国强、陈国丰一齐与会；李圣五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同时带进；林柏生则发动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的伙计参加。结果在200多名大会代表中，与周佛海、梅思平、丁默邨有关系的人仍占多数。代表大会尚未开场，一段时间内汪、周之间就你争我夺，闹得乌烟瘴气。

1939年8月28日至30日，汪精卫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召开汪记“六全大会”。8月28日举行了开幕典礼及预备会议。为了表示汪记“六全大会”是继承了国民党的“党统”而又区别于在重庆的国民党，8月29日上午举行了第一次大会，由周佛海主持通过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有：修改党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上述条款，实际上是为汪精卫登台而制定的。

会议进行过程中，由与会代表84人提出临时动议两件：“（一）汪副总裁倡导和平，艰贞奋斗，挽救危亡，解民倒悬，大会全体应致敬意，以示尊崇。当由主席团及全体代表起立向汪副总裁鞠躬致敬。（二）依据整理党务案之决议，推选汪兆铭（即汪精卫）同志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当经全体一致通过，掌声雷动。”汪精卫总算圆了国民党主席的旧梦。

29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大会，汪精卫走马上任，担任会议主席，通过要案如下：①修订国民党政纲案；②决定以反共为国民党基本政策案；③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④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指派中央执、监委员，连同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案；⑤尽快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30日上午，举行第三次大会，选举伪中央执、监委员，并通过大会宣言。

决定以反共为基本政策，修订国民党党纲，将国民党的联共抗日政策改为媚日降日政策，修改国民党的总裁制为主席制，从而使汪精卫“合法”地登上伪国民党主席的宝座，是汪记“六全大会”的既定方针。从此，汪精卫更可以“合法”身份放手卖国了。30日下午举行闭幕典礼，汪记国民党“六大”这出丑剧，才算收场。

伪“六大”是在极端保密情况下举行的。丁默邨、李士群为保证汪精卫的安全，作了精心的安排：为了迷惑外人，特在“76号”的大门外，高高搭起一座彩牌坊，中间缀了一个用电灯组成的寿字，伪装这房子里有人在做寿。在开会的那天，“76号”的大门始终紧闭着，代表的出入分两路：有汽车的绕开纳路（即现在的武定路）进极司非尔路口；没有汽车的，则由“76号”西首华邨（是条死胡同）转入“76号”，也可不经过大门。

汪精卫住处在愚园路1136弄一座花园式洋房，它距“76号”很近，但丁默邨、李士群认为汪的目标太大，不宜招摇过市。他们要求汪早一天住进“76号”，迟一天回1136弄，汪只好听从他们的摆布。开会前一天，汪偕陈春圃住进李士群的房间，汪对李也怀有戒心，为防意外，就让陈春圃临时搭起床位，与陈睡在一起，还带去几个保镖，睡在门外，以防不测。汪精卫就这样鼠窃狗偷地演出了这幕丑剧。

会议过程中还发生一起狗咬狗的趣闻。有人在职员名单中看到了汉奸卢英（伪维新政府老牌汉奸）的名字，于是在中午休息时，推出代表蔡洪田、汪曼云等，要求面见汪精卫，于是由周佛海代为接见。有人提出：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大会中，职员名单里竟会列入汉奸卢英？周佛海声色俱厉地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

周佛海说的倒是大实话，彼此都是汉奸，何必五十步笑百步，而且论起汉奸资格，你们比卢英还差一大截呢！周还提出汪精卫的安全问题，其意是指你们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提问题的几个代表面面相觑，无话可说。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当天下午当汪精卫介绍中央委员名单时，不仅卢英当了候补中央委员，老牌汉奸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竟都列名中央委员，而且名列前茅。会场顿时引起一阵骚动。一个名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准备发言，这时李士群身挂手枪，带着荷枪实弹的张国震、顾宝林等站到胡志宁身边，丁默邨也朝胡志宁使眼色，让他识相些，弄得胡志宁张口结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汪精卫见此尴尬情景，即站起来打圆场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与我个人来谈，现在宣读大会宣言。接着汪精卫致闭幕词。在闭幕词中汪还硬充好汉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谣污蔑，说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会后，汪精卫于9月1日在《致海内外诸同志东电》中强调说：综括宣言所示，非根绝赤祸，无以维持国内和平；非与日本协力，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非与各国增进友谊，无以维持世界之和平。翻来覆去，无非是反共降日的旧调重弹。汪精卫还居心险恶地说：“惟有一比较简易可行之方法，如前方之武装同志能揭示和平反共建国之主张，则既可保其原有之兵力与未失之土地，又可外与吾人之和平运动相呼应，内以促独裁势力与共产势力之没落，为效之捷，莫逾于此。”汪精卫真是异想天开，他想搞一石二鸟之计，以为这样既打击了蒋介石政权，同时又削弱了共产党的势力，这种痴心妄想，当然不可能得逞。

汪记“六全大会”草草收场，建立伪政权的工作逐渐提上了日程。

6 签订卖身契

汪伪“六全大会”虽然开过，王克敏、梁鸿志等伪政权头目也答应为其捧场，但日方对建立伪中央政权的具体要求尚未落实，为此，日、汪双方都认为有必要进行磋商，于是双方派出代表于1939年11月1日至11月12日召开了7次会议。日方代表为影佐少将、须贺大佐、犬养健、谷荻大佐、矢野书记官、清水书记官。汪方代表则为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周隆庠，后加派林柏生。稍后，须贺与陈公博又单独就厦门及海南岛问题举行了6次会谈。

通过上述会谈，双方签订了一份《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这份《要纲》及附件一、二，强烈地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妄图独占中国，使中国永远沦为殖民地，成为日本军事、政治、经济附庸的野心，从而陷中国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用陶希圣的话说：这一《要纲》，无异于一个大蓝图之内的小蓝图……小蓝图是日本把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和海南岛划分为五种“地带”，也可说是五层。最深的一层是伪满洲国，第二层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而海南岛是和台湾一样的日本的军事基地。

实际上，这个《要纲》赋予日本以种种特权，例如所谓既成事实，蒙疆的“完全独立自治”，就是不能变更的特殊事实，“华北政务委员会”，也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又如所谓驻兵，防共的部队是永不撤退的，而撤兵的条件是“随治安之确立，两年之内撤兵”。但是判断治安的确立与否，日本人可以作随心所欲的解释，两年之内的时间限制，等于一纸空文。还有所谓治安驻兵，驻兵地域为华北及扬子江下游。此外，还有扬子江舰队、东南沿海及特定岛屿的海军驻兵，事实上都已成为永久性的驻兵。所谓“强度结合”或“紧密结合”地带，即陶希圣所称之小蓝图，日本在这些地带内，拥有驻兵权、资源开发权、通讯及成立特别行政机构等特权。所谓“特殊便利”，就是让日本不受任何约束，使伪政权的一切“政策法令”，都要依据日本的意向，完全适合日本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需要，日本不仅有优先权，而且凡是日方所需要的，汪伪就得协力完成。

难怪当日、汪密约的谈判刚一结束，周佛海等把《要纲》带给汪精卫，汪看过《要纲》后，流着泪对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汪精卫总算有点自知之明，中国不是汪精卫之流所出卖得了的，日本也永远休想征服中国，但汪精卫等卖身投靠敌人的罪行，中国人民则一定要清算。

会谈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第一次会议纪要中，当梅思平提到“如能告知有关共同防卫项中的军队驻扎地，则不胜荣幸之至”时，影佐轻蔑地回答：“事关机密，暂时保密，请耐心等待公布时间的到来。”当梅思平提出今后讨论要以近卫第三次声明、重光堂会谈签订的《日华协议记录》和1939年6月在东京日、汪会谈的规定为基础，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时，影佐轻蔑地回答四个字“多蒙指教”，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当陶希圣提到“我们感谢日本方面援助中国，帮助成立新中央政府，但是希望能给新政府有充分活动余地，就是说，虽然承认小孩的生存，但依旧让他处于病状之中，这样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影佐反唇相讥：“陶先生仅仅把结束战争招致和平作为目的，但仅仅以此为目的，岂不是要恢复事变前状态吗？”影佐在这里自己揭开了“中日亲善”的面纱，毫不掩饰地说出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陶希圣的近乎哀求口吻和影佐的倨傲骄横神态，适成鲜明对照。

在11月4日第二次会议纪要中，周佛海谈道：“对我们来说，最为难的是把驻军作广范围的解释。这是掌握民心上的一个妨碍。”影佐直截了当地回答：“在这里所记载的，一切均属极密，可以不让人民知道。”这就等于说，这种鼠窃狗偷的事，本来是见不得人的。当梅思平提出“驻军如果涉及到内政，那就被认为是干涉内政”时，影佐训斥说：“贵方以避免干涉内政为理由而要求我们马上撤军，从原则上看，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流血呢？”当梅思平提到“中国（指汪伪）能依靠自己的军队维持治安”时，影佐嘲讽说：“和平恢复后，汪先生手中能有多少军队，这是将来考虑的问题。”影佐的话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汪精卫现在根本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

顾问问题是日、汪双方争执较多的问题。周佛海直截了当地说：“顾问问题，坦率地说，一般人看见华北的喜多中将和华中的原田中将两人就感到头痛。”周佛海还谈到他讨厌顾问的原因：“在于临时、维新两政府中，顾问采取长官的态度，没有顾问签字，命令发不出去。”影佐针锋相对地教训周说：“日本方面也很重视顾问问题。这就是新中央政府用哪一国的顾问用到什么程度……而决不是贵方所担心的派遣顾问是有意胡闹。”影佐还补充说：“捉住个别坏例子，破坏一般的感情，我认为是可以避免的。”影佐最后就顾问问题强调说：“总之，是既成事实，不应把它当作无理看待。这只是说初生婴儿不能脱离奶水。”这简直是把汪伪当做“不能脱离奶水”的婴儿看待了。

当谈到把晋北十三县划归“蒙疆”问题时，周佛海向影佐诉苦说：“如果把它划给蒙古，河北门户洞开，这样，就没有任何理由向中国民众解释。只有以长城线为汉人所有为理由，聊以保持体面，以示苦衷。”一语道破天机，原来汪方与日方谈判，讨价还价，无非是为了“保持体面”，以便欺骗中国人民。看来日、汪双方的谈判，从汪方的动机和企图达到的效果来看，就是这么一回事。

日、汪双方经过7次会议，虽然还有些枝节问题尚待解决，作为汪方的首席代表周佛海即表示：“可以作为同意而签字，当然作为未定稿，仍然要经过会议后，再汇集于会谈记录中，写成主文、谅解事项等议事录，作为将来签订条约的资料，从而可以在此签字。”周佛海还以急迫的心情央求日方说：“我们是根据中央政治会议探讨今后的问题。所以，如果现在不能解决各个问题，便无法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例如，联合银行的问题，华兴商业银行及军需的问题等，都必须一下子加以解决。”看来，周佛海的着眼点放在急于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为了解决筹组伪中央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急于表态。但影佐却不紧不慢地回答：“我们尽可能致力于问题的决定。但是，对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也无可奈何。如果认为由于急于建立政府，不确定细目，就无法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建立将发生障碍，就会造成了为了使孩子活着，结果母亲死了。”影佐对汪方的曲意讨好并不完全满意，他仅表示：“凡是确定的，双方可以签字，我们保留的提案尚有十七件。”不言而喻，日、汪密约以汪方几乎全盘接受日方条件而告结束。

7 伪中央政治会议与所谓“还都”

经过日、汪密约的签订和青岛会议，汪伪中央政府即将择日开张。不过在伪政权登场前，首先碰到的是煞费苦心的人事安排问题：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是日本一手扶植起来的。汪精卫纵想排除他们，无奈他们后面“自有日人撑腰，形格势禁，于是把无足轻重的监察、司法两院位置‘维新’巨头，划清界限，等于各立门户”。伪行政院各部长中，只有陈群任内政部长，任援道则因手中握有伪军实力，汪精卫只好任他为军事参议院院长，稍后又调任为海军部长。邓祖禹由于和周佛海、李士群关系密切，被任为警政部次长，孔宪铿原为“维新政府”的宣传局长，因日本人的坚持而为宣传部次长。周佛海面对此种情况，深为困扰：“预计维新政府结束，国民政府接收之前后，人事上事务上必繁剧异常。”周佛海对陈群颇具戒心，因为此人工于心计，有手腕。周佛海谈到对“维新政府”的人事安排时甚至表示：“汪先生所交名单为最大限度。如再要求退让，即汪先生承认，余亦不干。”由此可见，这两个汉奸集团因利害冲突，势成水火。

至于以王克敏为首的“临时政府”，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王国，他们对于汪伪中央政府的席位，大多不太感兴趣，乐得唱高调以示“清高”，因为这批北洋余孽不愿离开华北老巢。但汪精卫为了华北名义上也在他的“中央政府”管辖之下，仍极力拉拢。王克敏乘机抬高身价，当汪精卫提出让王揖唐南下就任考试院长时，王克敏满口答应。而朱深、王荫泰则不愿离开华北，王克敏则想另派两人挤进汪伪政府，而且指名要充任司法、实业部长，汪精卫当然不能同意，反而给汪出了难题。王克敏完全清楚，汪精卫动摇不了他在华北的地位，他所谓“一年半载之后再行效劳”云云，是明知汪精卫派到华北的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他这个角色，而且日本侵略者也是绝不会同意换马的。

汪精卫汉奸集团同样是矛盾重重，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高宗武、陶希圣脱离汉奸阵营事件刚过，丁默邨、李士群互相火并愈演愈烈。丁、李的结合，本来是互相利用，因丁默邨是老牌CC特务，李士群把丁当老大哥以资号召，便于得到日本的支持，拉起特工队伍；丁则利用李为跳板，充当日本人的鹰犬。后来丁默邨又与汪精卫、周佛海搭上关系，李士群当了个副手，于心不甘。汪伪政权成立前夕，汪精卫本来内定丁默邨为警政部长，经李士群反对（李后面有日本人支持），丁的警政部长落了空，周佛海乘机以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兼任警政部长，丁因此闹起情绪，不愿就任没有什么实权的社会部长。

周佛海深感伪政府的人事问题非常棘手，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周来为人事问题，尝尽人生未有之痛苦，前途茫茫，更不知如何收拾！”周还说：“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可见其狼狈情状。

褚民谊在这次争权中大出洋相。因他与汪精卫、陈璧君有裙带关系，汪精卫打算安排他为海军部长，但此人“过去唱大花脸、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而有此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腾笑，陈（公博）、周（佛海）向汪（精卫）再三力争，始改任为‘外交部长’”。据说褚民谊为了要过海军部长的瘾，特地做了一套大礼服，当得知做不成海军部长时，大呼晦气不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即将成立的伪政权中特设“边疆委员会”。连汉奸也承认：“汪政权的边疆，即为南京的城门，盖讽其号令不出城外也。”在决定边疆委员长人选时，虽属特任官阶，但对此官感兴趣的人不多，初拟以蔡洪田充任，蔡不屑于干，再属意汪曼云，汪也不愿干。但罗君强却只要官大，投其所好，倒是乐意干了。罗后来见到汪曼云还自我解嘲地说：老弟，你不要的东西我拿来了。罗为什么能当上这个特任官？据说有一次，在上海愚园路1136弄汪邸开干部会议，周佛海提出以罗君强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次长”，当陈公博的副手。陈公博当场笑着说：罗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陈璧君也对罗君强的桀骜不驯久感不快，那天她站起来说：谁也不能与罗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与各部无关联，就让罗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就凭陈璧君这几句话，罗君强当上了“边疆委员会”委员长。

除了汪精卫集团为争夺伪官闹得乌烟瘴气外，还要设法安置所谓“国社党”、“青年党”及“无党无派”人士。赵正平、傅式说两人算是无党无派人士。国社党以诸青来、陆鼎揆两人为代表，青年党以张英华、赵毓崧为代表。周佛海本拟以司法行政部长一席与国社党的陆鼎揆，适逢陆病死，乃改以诸青来出任交通部长，赵毓崧则任农矿部长。

就这样，汪伪政权的组成人员，除汪记国民党外，还包括“维新”、“临时”两个地方伪政权，以及所谓“国社党”、“青年党”、“无党无派人士”。真可谓“形形色色，百戏杂陈”，各种沉渣泛起，冶诸奸于一炉。这群丑类也都乐得“笑骂由人笑骂”，伪官他自为之。汪精卫伪政权的班底，总算拼凑起来了。

汉奸班底组成后，汪伪政权在登场前得开一次预备会议，这就是伪中央政治会议。1940年2月12日，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筹备会议，参加者有“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上负重望之人士”。会议确认了青岛会议时各方所同意的所谓“国民政府政纲、法统、机构、名称、国旗、首都、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及条例”。对于伪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等项，“亦得全体一致赞同”。至此，汪精卫声称伪中央政治会议的筹备工作宣告完成。

为了给汪伪政权捧场，日本米内首相、陆军省板垣征四郎大臣先后发表谈话。米内声称：“于今中国方面体会帝国真意，揭示反共和平方针，以汪精卫为中心的中央政府行将成立；帝国政府决定从速承认，并予以全力援助。”板垣则重弹“东亚新秩序”的滥调，把侵略中国、扶植汪伪政权的行为，说成是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需要。

3月12日，汪精卫发表《和平宣言》。在宣言中，汪回顾了1938年底近卫第三次声明发表及1939年汪记伪国民党“六大”的历程后，宣布：自今以后，易抗战建国的口号为和平建国，并郑重宣布以反共为和平建国的必要工作。汪强调“中央政治会议”的重要性，他不无得意地说：“数月以来，与日本朝野披沥诚意，根据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使之为具体的实现，务期两方交受其益。复与国内各已成政权，各已成政党暨贤智之士，悉心讨论收拾时局之办法，以一致之决意，为共同之努力，由是有中央政治会议之组织……自今以后，举国人民皆在统一而有力之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对外调整邦交，对内实施宪政，扫除历年来之纠争与战祸，而实现和平与幸福之新天地矣。”

汪精卫把组织伪中央政治会议这件事，吹得神乎其神，似乎经过他们这一伙汉奸的折腾，满目疮痍的沦陷区，一下子就变成了“人间乐园”。汪还神气活现地说：“兹因中央政治会议组织询谋佥同，成立有期，爰以和平运动之真意及和平方案之要旨，昭告海内，自此以后，中央政府必以实心实力谋和平方案之实现，以底和平运动于成功，所望全国同胞，咸喻此旨，同心同德，荷此艰巨。”

1940年3月20日，伪中央政治会议正式开场，至3月22日收场，历时3天。汪精卫在开幕词中说：这次会议是“基于和平建国之目的”，“在此会议中，对于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作种种讨论、种种决议，以期完全贯彻调整中日关系，确保东亚之安宁与秩序，实系于此”。

其实，“和平建国之目的”也好，“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也罢，汪精卫一伙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贯彻调整中日关系”。也就是按照侵略者意愿，把关系“调整”到完全符合侵略者的胃口为止。当然为此目的，就要组成让日本侵略者满意的汉奸班底，这个班底是些什么人呢？一句话，是国民党、国社党、青年党中的少数败类，北洋余孽、老牌汉奸王克敏、梁鸿志等人。如果说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理想，那就是媚日降日思想；有什么共同抱负，那就是争当日寇卵翼下的汉奸。

会议第一天的报告事项为：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讨论和议决了以下事项：

“第一，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应如何决定案。

（决议）　授权汪主席负责办理。

第二，中央政府树立大纲案。

（决议）　名称 国民政府。

首都 南京。

国旗 青天白日满地红。

为宣传反共建国之意义起见，暂行另附标帜。

第三，国民政府成立日期案。

（决议）　国民政府定于三月三十日还都南京。”

从上述讨论和决议的情况来看，汪精卫等要求的政府名称、首都、国旗等问题，得到了相应的解决，汪精卫等可以以“合法”的身份欺世盗名了。

同日，公布了伪《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这个纲要事实上就是一次群奸分赃记录。汪精卫理所当然地担任伪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成员30人，其分配方案是：汪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共10人；“临时政府”代表5人；“维新政府”代表5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代表2人；在野各“合法”政党代表共4人；社会上负有“重望”人士4人。

就这个名单而论，当然有利于汪精卫，因为他的嫡系就占了1/3的名额，加上 “社会上负有重望之人士由汪精卫延请”这一有利条件，汪系几乎占有全部名额的一半，似乎伪中央政府的实权就可以由汪精卫左右了。

3月21日，伪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政纲》、《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及《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表》，并决定废止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名称，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等案。《修正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五条》，原条文为“宪法未颁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现修正为“宪法未颁布以前，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各院各自对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这样一来，汪精卫一向标榜的“党统”，就由他自己一手破坏了。因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其成员并不是清一色的汪记伪国民党党员，而只是新、老汉奸合流的杂拌。

关于临时、维新两伪政府取消后的善后办法规定：华北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临时政府”已办政务，由“中央政府”会饬华北政务委员会接收并遵照“中央”法令从速调整；“维新政府”已办政务，由“中央政府”直接接收，并从速调整。“临时政府”公务人员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尽量任用，“维新政府”公务人员由“中央政府”尽量任用。事实上，华北的王克敏仍然继续搞他的华北特殊化，而在华中则由汪精卫取代了梁鸿志，这样，“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所谓“中央政府”，到头来不过是伪维新政府的翻版而已。

在这里，需要谈谈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伪中央政府的决策机构，其组织条例规定：中央政治委员会为全国最高的指导机关，它可以议决下列事项：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及外交大计、财政及经济计划；国民政府主席及委员、各院长、副院长及各政务官的人选；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认为应交会议的事项。

中央政治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在宪政准备时期内由中国国民党（汪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命。设委员24～30人。设常务委员6～8人，由主席在委员中指定。

中央政治委员会不直接发布命令及处理政务，其决议交由国民政府执行。决议提交国民政府及各院暨军事最高机关讨论或执行时，由各该项长官负责办理。这个条例所规定的立法、施政、军事、外交等事项，如因事机紧迫，可由主席便宜处置，交由国民政府执行。

中央政治委员会设法制、内政、外交、军事、财政、经济、教育及其他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1人，委员9～13人，其人选由主席指定。设秘书厅，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1～2人，秘书及办事人员若干人，由主席任命并指挥。

上述条款，几乎都与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有密切关系，汪精卫既然是该会的主席，是不是说汪就可以大权独揽呢？其实不然。实际情况是，汉奸集团随着汪精卫转，而汪精卫又随着周佛海转。周佛海有几则日记透露了其中消息：“七时半起，忽想及推定人选时，推定主席须特别有一提案，不能与各院部长同一名单。当即赴汪先生处陈述。旋开中政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政纲。政府组织：交通分为交通、铁路二部，实业分为工商、农矿二部。均照余意通过。”“九时开第三次中政会，通过中央各院部会人选，余所预拟者，大体均照样通过。”有人说，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总参谋长或称做“和运总军师”，这是有几分道理的。当然，归根结底，汪精卫、周佛海们都得跟日本人的指挥棒转。

3月22日，伪中央政治会议的最后一天，该讨论的讨论了，该决议的决议了，过场已经走完，汪精卫宣布闭幕。他在闭幕词中说：“会议同人在此三日中，对于实现和平、实施宪政有重大之决议，其关于实现和平者，则已决议根据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基本原则，以调整中日关系，务使在国家主权上得到独立自由，在经济上得到互惠平等，庶几东亚之和平秩序得以确立。其关于实施宪政者，则已决议成立实施委员会，务于最短时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颁布施行，并已决议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俾此两大方针，得以统一进行，此诚和平建国运动之一大进步也。”

汪精卫直到此时还念念不忘近卫三原则，而近卫三原则的具体体现就是日、汪密约，这项密约则是不折不扣的卖国条约。汪精卫侈谈什么根据近卫声明的三原则，“务使在国家主权上得到独立自由，在经济上得到互惠平等”，岂非南辕北辙，纯属痴人说梦，自欺欺人。

在上述过场走完后，汪记国民政府即将粉墨登场了。汪精卫在《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一文中强调说：“从今天以后，和平运动已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因为以前和平运动是各地方做的，现在是统一起来，在国民政府领导之下做的，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阶段。从今以后我们看见国里头，所有主张和平的人，都在一块了。剩下少数反对和平的人，这种反对和平的人，我们希望他［们］将来一样加入这个和平运动。”

汪精卫的如意算盘是：他的伪国民政府一旦成立，只要他登高一呼，就会群起响应，步着他的后尘，充当日寇鹰犬，从而瓦解抗战阵营。这显然是汪精卫的自我陶醉。

就在3月30日汪伪政权成立的这一天，中国人民掀起声讨汉奸的巨大浪潮！沦陷区上海租界的中国学生罢课游行，举着“打倒汪精卫傀儡组织”的标语牌，散发讨汪传单；敌后的重庆国民政府公布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百多名汉奸名单，进行通缉。4月15日，八路军、新四军发出《讨汪救国通电》，痛斥汪精卫鼓吹的“和平”就是投降；叫嚷反共，就是灭华。通电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抗敌意志：“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逐敌伪，还我河山，虽赴汤蹈火在所不敢辞。”

汪精卫面对抗日阵营的口诛笔伐，徒劳而无力地狡辩说：“他们的反对论调，说来说去总是说我们如果在日本军队没撤去的地方来组织政府，是没有用的，是不会有力量的；这一句说话，好像是对的，实在是不对的。我们不能等到和平已经实现之后才来组织政府。因为和平能否实现，要看我们能不能努力于和平运动，能不能努力调整中日关系，能不能大家走上新的光明的大路。”透过汪精卫闪烁其词的讲话，其逻辑竟是这样！和平运动（即汉奸活动）能否实现，在于汉奸们搞不搞“和平运动”和能不能调整好中日关系；而只有组织政府，才能实现“和平”。汪精卫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汪精卫一伙及其伪政权的命运，是操在日本侵略者手里的。汪精卫很清楚其前途不妙，他哀叹说：“我们的前途，一定还有种种困难，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还有种种不能十分顺手的事情。但是这种困难，这种不能顺手，是哪一个给我们的呢？就是这些反对和平的人给我们的。如果他们能了解和平运动的意义，能接受国民政府的命令，而受其领导，则全面的和平，自然可以实现。”

汪精卫喋喋不休地说：“我们相信和平运动一定能够发展，并且一定能够普遍。没有什么人可以妨碍我们的。国民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老百姓心里头所盼望要做的，国民政府的心事，就是老百姓的心事，国民政府的使命，就是要把老百姓所盼望的事情，能够实现出来。”汪精卫的可恶可恨之处，在于他们干着出卖国家利益勾当的同时，还强奸民意，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

1940年3月30日，伪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并为此发表《还都宣言》。为什么叫“还都”？汪精卫们也是搜索枯肠，颇费了一番心思。在他们看来，国民政府首都本来就在南京，因抗战事起，武汉、重庆先后成为国民政府所在地，不过那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办公。现在“国民政府根据中央政治会议之决议，还都南京”，就是说，把国民政府办公地方又搬回到原来首都，“名正言顺”。

《还都宣言》除了重复“实现和平、实施宪政”的滥调外，还煞有介事地将伪国民政府主席一席虚位以待林森（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还要求在重庆和各地的军政人员，自此布告以后，务必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对于此等报到人员，一经确实证明，概以原级原俸任用。其有怀抱忠诚，就其所处苦心斡运，有所贡献者，尤当优予任用。凡属一般将士，自此布告以后，务必一体遵守，即日停战，以待后命。其非正规军队，散在各地担任游击者，亦务必遵命停止活动，听候点验收编。

这个布告的用心很明显，就是对公务人员诱以原级原俸；对于一般将士，则要求停战待命。不过这只是汪精卫们的一厢情愿，爱国军民是不会因他们的诱惑而上当受骗的。

汪伪国民政府登场，汉奸们都分得一官半职，朝廷虽小，百官齐备。从政府主席到边疆委员长，应有尽有。机构重叠，因人设事，伪官们皆大欢喜。

汪精卫于同日对日本发表广播词，向侵略者信誓旦旦地说：“敝国有志之士经过深切猛省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的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的政策。国民党同人服务于国民政府者，先后退出重庆，联合事变以来全国各处先后成立的政权，以及在野各党派暨贤达之士，相与协力，成立中央政治会议。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统一全国以内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在此运动进行期间，得到贵国朝野热烈之同情与援助，遂得到达于今日之新阶段，鄙人于此，敬为中国前途，向贵国朝野表示深切之谢意。”

汪精卫这一番表白，当然是媚日反共的陈词滥调，但也反映了汪精卫和日本之间的主奴关系。因为如果没有日本的支持，汪精卫想统一（哪怕是形式上的统一）既成的各伪政权，建立汪伪的中央政府，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汪卫对日本的感激是由衷的。

不过，汪精卫所说的“国民党同人服务于国民政府者，先后退出重庆”，却不是事实。实际上与汪精卫同流合污的，依然只是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等少数国民党败类而已。关于这一点，周佛海说得较汪精卫直截了当一些。周在其日记中说：“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此次政府事实上系余一手所造成，暗中颇引以自豪。”话虽然说得过分一些，把自己的反动作用估计得过头一些，但反映了汪伪的统治基础是多么脆弱。

汪伪政权的成立，并没有给汪精卫们带来多少欢乐的气氛，一个亲身经历者这样记述当天的情景：

那天的早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一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但市民们也有一些辛酸；这一条黄布飘带，是玷污了中华民国，玷污了中华民族！

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交换着点一下头，每个人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惟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风采，但显得开始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地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汪氏的演说，一向是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而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似乎并没有使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他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我只约略记得他的大意：（一）大亚洲主义是中山先生北上过日〔本〕时所提出的最后主张。（二）历史上绝无百年不和之战。（三）收拾山河，拯救苍生。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

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连充任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也只寥寥记了两行：“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及各院部会长官就职典礼，在隆重严肃空气中完成。”而且“隆重严肃”字样，还是文人笔下的辞藻。

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了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到了翌日上午，才到汪政府作形式上的周旋。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这段描述，尽管作者对汪伪政权特别是对汪精卫充满了爱怜惋惜之情，但无法否认汪精卫们黯淡凄凉、不堪入目的汉奸丑态。

汪伪政权虽然惨淡经营了一年又三个月，可是日本主子并不赏脸，除了不派大使故示冷漠外，还发生了一件使汪精卫们大为扫兴的事。据罗君强回忆说：在汪伪政权成立这一天，南京城里到处挂的这种带有小黄旗的“国旗”，实在有点刺目。伪中央党部的人员，那一天在党部的屋顶上挂了一面不带“附件”（即附有“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布片）的青天白日党旗，日本宪兵经过看见，驰入党部质问，一定要当场卸下这面党旗，党部职员打电话问我，我急派日语秘书李正兆前往中央党部和日本宪兵交涉，对他们说明，这是中国国民党的党旗，中日双方协定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才有黄色小旗，你们不要误会，你们可以回去问问上司再说。日本宪兵这才悻悻然而去，并威胁说：如果规定不是这样，我们将对这面旗子开枪射击。罗君强牢骚满腹地说：“刚刚参加过成立典礼，碰到如此倒霉的交涉，真是气闷之至。”

汪精卫就在这种不景气而又晦气的气氛中，登上傀儡政权儿皇帝的“宝座”。

8 伪政权一波三折

汪伪登台，日方迟迟不予正式承认，究其原因，一是日本不想一下子切断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系，即不愿中断对重庆方面的诱降工作。另一方面，日、汪双方的《基本关系条约》还在谈判过程中，就是说日方不满足于双方的密约形式，必须将汪方的卖身契——密约公之于世，以便于日方更能放手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掠夺和奴役。因此这两方面的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1940年4月22日，日方派出“特别大使”——前首相阿部信行及日本国民庆祝国民政府成立使节团到达南京，参加汪伪的“还都典礼”。使节团的另一些成员如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犬养健及日高信六郎、松本俊一等人，则主要是协助阿部与汪方进行正式“国交谈判”。与此同时，日方以蒋、汪合流为目标的“桐工作”也在积极进行。日方由铃木、臼井、今井武夫与重庆的“宋子良”（实即军统情报人员曾广）等人保持密切联系。4月“宋子良”由重庆回香港，亲向铃木卓尔表示，重庆政府已有决定方案，要求举行预备会议。6月上旬在澳门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议。澳门会谈决定蒋介石、汪精卫及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举行“长沙会谈”。但是，“长沙会谈”因中日双方对会谈的地点、时间、手续等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而难以定案。其时法西斯德国在欧洲战场节节得手，日本政府亦急于结束中日战争，对“长沙会谈”寄予希望。6月23日，它派铃木中佐下达训令，指示日方代表就和谈条件对中国让步，撤销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和驻兵两个苛刻条件。7月22日“宋子良”与铃木在香港再次会谈，决定8月初举行“长沙板垣—蒋介石的停战会谈”。日方亟谋停战，重庆方面则若即若离，要求日方再作让步。这种情况表明中方无意和谈。铃木中佐于7月31日宣告和谈失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海军分别于8月10日、9月10日相继确认“桐工作”失败。9月19日，经过御前会议讨论，日本政府决定暂时中止“桐工作”。10月8日，日本陆军根据指示，正式结束“桐工作”。

7月5日，日、汪双方“国交谈判”在南京进行。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作出《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的决定，在决定的附件中，日本提出以下苛刻条件：

一、中国承认满洲国。

二、中国放弃抗日政策，建立日华善邻友好关系，为适应世界的新形势，与日本共同担任保卫东亚之责。

三、在蒙疆及华北三省驻扎军队。在海南岛及华南沿海特定地点驻扎舰艇部队。

四、中国承认日本在上述地区开发和利用国防上必要的资源。

五、中国承认日本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于一定期间内进行保障性的驻兵。

大概由于上述条款过于露骨，所以改成正式文本时语气有所缓和，而性质则不变。关于反共方面，规定得尤其具体。例如：

第三条 两国政府相约，对于足以危害两国安宁及福利的一切共产主义的破坏活动，共同负防卫之责。

两国政府为完成前项目的起见，应各在其领域内，铲除共产分子及其组织，并对防共有关的情报、宣传等紧密配合。

日本国为实行两国共同防共起见，在必要期间内，根据两国另行协议决定，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

第四条 两国政府相约，派遣于中华民国的日本国军依据另项规定，在撤兵尚未完了之前，对共同的治安维持予以紧密协作。

第五条 中华民国政府承认日本国基于以往的惯例，或为确保两国的共同利益，在必要期间内，依据两国间另行协议决定，得驻泊其舰艇部队于中华民国领域内的特定地区。

第六条 两国政府基于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并根据平等互惠的原则，应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

关于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中华民国政府同意两国紧密合作，加以开发；关于其他地区内国防上必要的特定资源的开发，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国及日本国居民应提供必要的便利。

关于前项资源的利用，应考虑中华民国的需要，而中华民国政府对日本国及日本国居民应积极提供充分的便利。

两国政府应采取必要措施，为发展一般通商，以及便利而合理地供给两国间的物资。两国政府对于增进长江下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国与华北及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资方面，尤应紧密合作。

日本国政府对于中华民国的产业、金融、交通、通讯等的复兴与发展，应依据两国间的协议，对中华民国作必要的援助甚至共同协作。

第七条 随本条约所规定的日华新关系的发展，日本国政府应撤销其在中华民国所有的治外法权，并交还其租界；而中华民国政府为日本国臣民的居住和营业，应开放其本国领土。

第八条 两国政府关于为完成本条约的目的所必要的具体事项，另行订约。

第九条 本条约自签字之日起实施之。

日本政府与汪伪政权签订协定，其目的是为了配合希特勒德国的所谓世界战略，急于把中国变成它实行南进政策的大陆基地。以上条款说明，日方对汪伪除了一点不兑现的诺言如撤销治外法权和交还租界外，在“紧密协力”、“共同防卫”、“紧密配合 ”、“紧密的经济合作”、“提供必要的便利”、“提供充分的便利”、“共同协力合作”的美妙的词句下，其中无一不是对汪伪及广大沦陷区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控制，对某些地区甚至实行赤裸裸的军事占领。为实行此条约而签订防务议定书及谅解事项，其条件之苛刻，令人触目惊心。汪精卫一伙，对这样的亡国条约，竟俯首帖耳，甘心听人摆布，签订卖身卖国契约，其卖国求荣的罪行，真是令人发指。

汪精卫与日本在签订了《基本关系条约》后，同日又签订《日满华共同宣言》。这项宣言共三条，内容如下：

一、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互相尊重其主权和领土。

二、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为了实现三国间以互惠为基础的一般合作，尤其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在各方面采取必要的一切手段。

三、日本国、满洲国及中华民国，根据本宣言的宗旨，迅速签订协定。

就这样，汪伪就以所谓“合法”的形式，承认了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对东三省的殖民统治。

五 横征暴敛

1 税卡林立

汪伪政权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关税、盐税和统税三项，这三项税收均由日本控制。所谓关余，即中国对八国联军各国的“庚子赔款”历年由海关在税收内尽先支付，如有多余，称为“关余”，一直存于英国汇丰银行。自北京、上海、广州相继沦陷后，这笔关余被强迫存于日本的正金银行，数目相当可观。汪伪政权成立后，日方表示，愿将此项关余交给汪方使用，其条件是，在伪政府成立前，由汪方暂向正金银行按月照实际需要借用，作为记账，以后由伪政府与正金银行结算。

1940年2月，日本兴亚院会议作出决定，同意借款4000万元（法币），作为汪伪政府的开办费，但必须分几次提取，规定3月30日拨出1500万元，4月30日、5月30日分别提取1000万元，6月30日再提取500万元。另外还规定提款时须将法币换成军票或华兴券（伪维新政府发行的纸币）。3月29日，作为伪财政部长的周佛海与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岸浪义质签订借款协定于南京，伪中央政府才得以宣布登场。为了便于收税，伪财政部下设关务署、盐务署、税务署，还设有苏浙皖税务总局及盐务总局。汪伪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便是依靠关税、盐税和统税。

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的1940年7、8、9三个月的预算案表明，关税、盐税、统税占其收入的大部：在其全部收入的62892300元中，计关税3000万元，盐税300万元，统税1500万元，特税270万元，所得税300万元，蚕丝建设特捐150万元，行政收入192300元，借款750万元。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关税、盐税、统税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1941年底，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上海进出口贸易几濒断绝，关税锐减。而盐税方面由于盐场划归华中盐业公司（日本振兴公司的子公司）直接经营，盐税减少，伪财政部不得不于1942年停征盐税，由裕华公司承包食盐专卖。关税、盐税收入无着，伪财政部只得加重征收统税，为此从1943年起，设立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税务局和印花烟酒税局。

汪伪政权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所谓中央税、地方税之分。中央税除前述关、盐、统税外，另有所得税、通行税、箔类税、粟类税、化妆品临时特税和桐油、茶叶、猪鬃、禽毛临时特税等。至于地方税，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以苏北地区为例，除6项专税外，另有大车税、民生税、县税、团税、枪杆税、复兴税、补助税、扬子税、附属行营军事补助税等。地方税捐中还有衣服捐、人头税、娼妓捐、鸦片烟税。鸦片烟税又名特税，其中除戒烟税外，还巧立正捐、附捐、花捐等。

除上述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外，汪伪政权还经常发行多种债券，如1942年5月在苏浙皖地区发行15亿元的金融公债，强令各银行认购，30年内还清。12月又发行甲种、乙种粮食库券，达5亿元；同时又发行甲、乙米粮库券，总额达15亿元。1944年1月，还发行6亿元的所谓建设公债。

税收也好，债券也罢，仍然解决不了汪伪财政的需求，为此，它亟须成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银行，发行纸币，控制沦陷区的金融，以便于从事对沦陷区人民敲骨吸髓的搜刮和进一步开辟伪政权的财源。汪伪的“中央储备银行”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台了。

2 “中央储备银行”开张

“中央储备银行”出台前，在华北地区伪临时政府发行的“联银券”继续流通，在华中则有伪维新政府设在上海的华兴商业银行仍在发行的“华兴券”，此外还有日本侵略军在其占领区强制发行的不兑换纸币——军用手票。特别是军用手票（简称军票），随着日军占领地区的扩大，军事费用的增加，更是充斥于沦陷区。日本既同意汪伪筹备“中央储备银行”，同时又必须继续维持军票的发行与流通。为了有效地控制这个傀儡银行，1940年7月，日本政府作出具体规定：

一、新中央银行必须聘请日本人作顾问。

二、新中央银行的外汇必须存于日本方面的银行。

三、中方为军票对策的实施，应对我方（日方）提供一定数量资金的协助。

四、确认日方在军票对策上所采取的各项施策，并承认将来亦有权扩张军票对策的有关措施。

五、中方有关新币的流通地区及发行数量，应随时与日方商议。

六、中方如实行与军票对策有影响的措施时，须事先与日方协力。

此外，日本还要求汪伪正式声明“新中央银行的运营，不但不与军票对策抵触，而且须以相互协力为宗旨”。

日本还要求汪伪招聘日本人一名作为银行最高顾问，聘用顾问及辅佐若干名，这些人实际上控制着银行的各个方面，诸如银行的营业、理事会的重要决议、对政府的贷款及公债的承受、国外汇兑和外国银行的关系事项、有关法币事项、军票及日本通货事项、与“蒙疆”及华北的关系事项等等，所有这一切，必须经过咨询顾问并得到同意后，才能实施。这就表明，顾问有权决定一切。此外，日本还对有关银行保有外汇的存放、管理、运用，伪币与军票的关系、伪币与联银券的关系，乃至华兴券的处置等，均有明确规定。以上事实说明，“中央储备银行”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御用金融工具，其作用不过是更便于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进行更残酷的掠夺。

12月17日，伪行政院通过了《整理货币暂行办法》和“中央储备银行”正、副总裁及理、监事会人选。该行以周佛海为总裁，钱大櫆为副总裁；周佛海、钱大櫆同时任理事会正、副主席，罗君强任监事会主席。

“中央储备银行”于1941年正式开业，南京中山东路1号为总行所在地。1月20日、2月10日、3月3日、5月19日，上海、苏州、杭州、蚌埠等支行相继开张。接着，芜湖、南通、无锡、嘉兴、常熟、太仓、扬州、镇江等地亦陆续成立办事处。

“中央储备银行”的业务范围包括特殊、普通两类。发行本位币及辅币之兑换券，经理“国库”，承募内外公债并经理其还本付息事宜等项，属于特殊业务。经理“国营”事业款项之收付，管理全国银行准备并经理各银行汇拨清算事宜，代理地方公库及公营款项的收付，经收存款，“国民政府”发行或保证的国库券、证券，公债及息票的重贴现，国内银行承兑票据及国内商业期票、汇票的重贴现，买卖国外支付汇票，买卖国内外殷实银行的即期汇票、期票，买卖“国民政府”发行或保证的公债库券，买卖生金银与外国货币，办理国内外汇兑及发行本票，办理以生金银为抵押的放款，以“国民政府”发行或保证的公债库券为抵押的放款，政府委办的信托业务，代理收付各种款项，等等，均属于普通业务。

该行开业伊始，即发行1元、5元、10元兑换券三种，同时发行五种辅币券，即1分、5分、1角、2角、5角。

成立“中央储备银行”的目的，是日寇和汪伪企图从财政金融方面破坏抗战，日本侵略者的直接目的则在于掠夺物资，套取外汇，从而破坏法币的流通，打击法币，进而不择手段地将法币逐出沦陷区。

为了使新法币（伪币）能顺利流通，汪伪财政部一方面借助日军刺刀的威胁，另一方面动用特工力量，强迫各银行、钱庄接受伪币。还通过一些法令、公告，强迫民众不得拒绝使用。1941年2月，公布《收兑旧法币暂行办法》，说什么“中央储备银行”接受的法币只限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券，但不包括三行新版的50元及100元券。而且，凡以新法币兑换旧法币者，予以充分兑换。3月13日，汪伪通过《妨害新法币治罪条例》：①妨害新法币流通及破坏其信用者，处5年以上徒刑和罚5000元以下罚金；②拒绝使用新法币者判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和5000元以下罚金；③银行、银号、钱庄有上述情节者，除治罪罚款外，还要吊销营业执照。3月，为了打击有些银行拒收伪币，汪伪特工对租界的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等银行及其职员采用爆炸、逮捕甚至杀害的残暴手段，迫使其就范。在这种恐怖气氛下，上述银行于4月17日终于停止营业。

9月1日，伪财政部强行规定自即日起，所有关、盐、统税及其他中央税收，在伪法币流通区域，一律改用“新法币”及“新法币支票”。在已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分行、支行及办事处的地区，一切地方税收均收用“新法币”。在上述特殊措施下，伪币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流通。

日本于1941年底挑起太平洋战争，日军冲入上海租界，封闭了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银行，还接管了汇丰银行（英国）、花旗银行（美国），中储券在这种情况下得到全面推行。与此同时，全面禁止法币的工作也不遗余力地进行，其内容为：使“中央储备银行”成为华中、华南地区唯一发行货币的银行，使中储券作为华中、华南的统一货币，不断扩大中储券的流通范围，禁止流通使用法币，逐步停止军票使用，而以中储券代之。限制以法币存款。强化中储行的职能，使中储行成为日方军票及其他资金的调剂银行。强化顾问制度，加强对中储券的控制。

在汪伪政府成立一周年之际，伪财政部正式宣告中储券与法币脱离等价，规定比价为77比100，还要求自3月3日起，只准用中储券纳税和支付一切公务开支。自6月起两个月内，实行新旧法币全面兑换，即100法币兑换50中储券，然后进一步禁止使用法币。

中储行于7月、8月在广州、汉口相继成立分行，于是中储券在上述地区相继使用，并实行新旧法币全面兑换。到1943年2月，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市及广州、武汉等地区的法币，被全面禁止流通使用。

日本侵略者扶植中储券，其目的在于通过中储券维持其军票的价值，同时又为掠夺沦陷区的物资，利用中储券获取必要的军需物资。实际上，日本将其侵华的军事费用，全部转嫁到沦陷区人民的头上。中储券成为日本统治者得心应手的金融工具。

中储券漫无止境地印发，毫无保证金，只是为了解决日本战争需要和汪伪财政的需求。滥发纸币的结果，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沦陷区人民生活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941年1月中储券开始发行，当时票面值仅为1元、5元、10元；到了1945年4月日本战败前夕，其面值竟增到1000元，6月则发行5000元券，7月则增至10000元券。在4年多的时间里，中储券发行量达到24900余亿元。由此不难想见，在物价上涨万倍的情况下，沦陷区人民过着非人的生活。

六 “清乡”罪恶

1 卑鄙的目的，险恶的用心

汪伪政权成立后，积极配合日寇的“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侵略方针，推行反共“清乡”就是其中颇为重要的一项政策。

日本侵略者把“清乡”重点放在华中占领区，因为这一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日本企图通过“清乡”将此地区建成其推进“太平洋战争”的稳固后方战略基地。

另一方面，日本当时需要强化汪伪政权，而伪政权辖区即在华中占领区，不搞“清乡”，无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图谋。

日伪“清乡”的又一目的，在于直接掠夺这一地区富庶的战略物资和经济资源，满足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

1938年以来，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游击队的健儿们在江南沦陷区非常活跃，给敌伪军以有力打击，因此日伪军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上述抗日队伍。

1940年11月，日本御前会议作出《处理中国事变纲要》的决定，强调要在华中、华南和华北占领区“彻底整顿治安状况”。所谓整顿治安，其目的在于“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1941年1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制定了《昭和十六年以后长期战政治策略指导方针概要》，首次提出以长江下游地区为起点，逐次进行“清乡”的险恶方案。汪伪的军事顾问晴气庆胤，据上述方针具体策划了“清乡”计划。随后晴气与汪伪警政部长、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正式提出“清乡”建议，汪精卫与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批准了这个计划。

汪精卫、周佛海原来准备让罗君强任清乡督办，设署办公。但是某一天，汪伪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突然向汪精卫提出：“清乡是一件重大工作，必须设置一个较大的委员会，请汪阁下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两阁下兼任副委员长，各有关部、会长官兼任委员；在苏州设立办事处，由一位秘书长代行会务，我们日本军将把第一期清乡的江苏数县包围起来，清乡委员会即在此范围内工作，需要政治与军事齐头并进，特工力量尤应全部利用。所以委员兼秘书长兼苏州办事处长一席，似以由李士群阁下担任为适宜。”原来李士群与晴气早拟订好一整套方案，由影佐出面交汪认可，汪只能点头称是，陈、周更无可奈何。

日伪对“清乡”寄予厚望，其具体办法是：“军事清剿，继以政治，辅以党务，以矫正其观念，了解和运之真谛，整理之，建设之，以健全之行政机构恢复乡村程序，则地方之治安庶可确定。”

日伪的如意算盘是：以“军事清乡”开路，扼杀、消灭抗日武装力量和一切抗日活动。接着的是“政治清乡”、“思想清乡”，与此同时，建立以保甲制度为主要形式的基层组织，企图以此来控制清乡地区的人口、物资、赋税，进而确立日伪统治下的社会治安，这就是日伪搞“清乡”的险恶用心。

2 “清乡”种种

“军事清乡”是“政治清乡”、“经济清乡”的先决条件，它本身就是对抗日军民进行血腥的军事镇压。其具体做法是先划定清乡区，然后在清乡区周围设置若干据点，以河流、公路、铁道、湖面为依托，形成包围态势。“除原有碉堡之外，在交通要道及各市镇增筑堡垒，加设营棚。水陆要道口，扩张铁丝网、电网。除用堡垒及营棚驻兵困围之外，用兵车、兵船、快速部队，加紧铁路、公路和水道的巡逻”。日伪认定包围圈形成后，即调动部队进入清乡区，寻找新四军及其他抗日部队实行扫荡。敌伪军在包围圈内增设据点，不分昼夜地四出“搜剿”，挨户清查，搜捕中共党员、干部及民兵。据曾任清乡政治工作团副团长的沈千里交代：1941年7月初，他与工作团团长带领一帮人，“在伪清乡警察第二中队配合下，进入常熟支塘镇解放区时，一条长达二里的街道，看不到一个老百姓；沿街店铺房屋，多数门窗洞开，里面无人，有些房屋被烧得只剩下断垣残壁，摇摇欲坠。事后，我们和当地日寇驻军西屋部队接触以后，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有七千居民的大镇，由于日伪军的兽蹄践踏，老百姓走散了一大半，剩下的一半，都是老弱病残，行动不便的居民，也因缺吃缺喝，处于绝境”。由此可见，敌伪的“军事清乡”，给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

日伪进行军事扫荡后，就用竹篱笆、铁丝网设置封锁线，成立大小检问所，对人民实行军事法西斯统治。凡通过封锁线者，须领有各种证明书，凡运输物资，“须申请发给搬出入证”。这样一来，就使沦陷区人民的人身自由丧失殆尽。

继“军事清乡”而来的，就是所谓“政治清乡”。“政治清乡”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编组保甲，它强迫居民实行“连坐切结”，规定“每若干户为连坐连保，订立连坐切结”，“如该保内藏有要匪及匪物，先未报告，后经军队、团体或（清乡区公署）署长查出者，同结者与匪同罪。与匪暗通消息后，一经查实，即应处以极刑”。这种编保甲、贴门牌、搞身份证明、建户口制度的办法，其险恶目的就在于妄图切断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破坏一切抗日组织。

“政治清乡”的另一目的，则在于强化伪政权。为此大力组建伪警察保安系统。“清乡委员会”原设有清乡警察总队，江苏省在各地区又增设警察大队。1943年3月，该省就增加警察3000名。在清乡地区的省和专区，分别设保安司令部和保安处。此外，还招收大量土匪和地痞流氓，收编蒋介石派驻在苏南的“忠义救国军”。在苏南清乡的一年中，由招抚整编委员会收编的杂牌部队号称24支，人数达16300人。于是组成了以日本侵略军为主、汉奸仆从军为辅的军事网，对清乡地区抗日军民施加强大压力，使斗争更为艰苦。

日伪的“经济清乡”，照汪精卫的说法，是为了“改善经济”。在汪精卫看来，清乡地区人口增加和赋税增多，就是“治安确立”、“民生改善”的标志。具体地说，清乡地区扩大了，被统治被剥削的对象增多了，随之而来的赋税增加，汪伪的经济情况也就得到“改善”了。

日伪“经济清乡”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搞经济封锁。从第一期清乡开始（日伪共搞了三期清乡），“清乡委员会”就宣布对苏州、常熟、昆山、太仓清乡区实行“物资统制”及“运销管理”。即日伪认定的“绝对禁运品”，概行禁止“在境内运输或运出运入”。又规定粮食作物如大米、小麦、面粉、豆类等，以及棉花、丝、皮革、金属矿石等14类物资，运出封锁线时，要得到“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第七号出张所”的批准。同样，对物资入境也要实行封锁。此外，由上海等地运进封锁线内的13类物资，如石油、汽油、机器、棉纱、布品、棉织品、盐、糖、医药用品，也要经过第七号出张所和当地清乡公署的同意，才能运进。日伪的罪恶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封锁，从经济上使抗日军民陷入困境。

在“军事清乡”阶段，日伪是赤裸裸地采取杀人越货、武力抢劫、公开没收与霸占等手段；而在“政治清乡”、“经济清乡”时，则更多地采取征发赋税、统制物资的手段。

实际上“经济清乡”所使用的手段，仍然是野蛮残酷的，抢劫、搜刮和敲诈勒索，应有尽有。清乡部队借故搜查“坏人”，下乡骚扰，翻箱倒柜，为所欲为，把老百姓的东西不问青红皂白，拿了就走。检问所的勒索更是无所不至。老百姓通过检问所时，往往遭到检问人员的横加勒索，如不上缴钱物，就休想通过。检问人员对流通物资，随时可以“非法”名义予以没收。据汉奸张修明（镇江清乡公署副主任）供称：“汉奸头目在鬼门关（指检问所）上，得到大量赃款。在镇江地区时，每月从三个县近四十个大小检问所上，得到的赃款就有四十多万元（合大米一千三百石）；至于上了二百多个检问员、检问所主任腰包的财钱，更是无法统计了。”

汪伪把增收田赋认定为“最大之税源”，下令“督征旧欠”，限期交清。汪伪于1942年在太仓县强迫缴纳1938年至1940年的3年田赋，实行“租赋并征”，地租、田赋一般各占产量30%左右，农民这一年辛苦所得，清乡机关轻易就拿走了60%。

“改订赋章”是汪伪的另一掠夺办法。例如常熟县每亩征税战前1元稍多，而到1941年10月，赋税加并征税每亩高达9元。到1942年，江苏被清乡的各县，每亩增加到20元。就是说，是战前的10倍至20倍。在部分地区，汪伪又实行田赋征实办法，而实物折价率则不到一半，有时甚至只有1/3。据不完全统计，吴县、昆山、太仓、常熟、无锡、江阴、武进等县，1941年1月到5月，清乡前共收田赋58万余元，但在1942年同一时间内则收田赋232万元，清乡前后相较，收入增加了3倍。如就江苏全省而言，1942年田赋收入就比1941年的收入增多十几倍。汪伪“经济清乡”对人民来说，意味着敲骨吸髓的盘剥和无穷无尽的灾难。

七 汉奸理论

1 “和平建国”论剖析

汪精卫集团在降日过程中，把他们的卖国活动美化为“和平运动”，并先后提出过“和平救国”、“和平反共建国”、“复兴中国复兴东亚”、“建设东亚新秩序”等口号。这些反动谬论究其实质，一言以蔽之，曰“反共反蒋卖国”。关于这一点，汪精卫本人亦不讳言，他对作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深恶痛绝，对于作为抗日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极端仇视；他肆意攻击共产党，说什么“共产党是只知有第三国际，不知有中国的，他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的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对于共产党的阴谋，也没有一刻不想着抵制他，揭破他”。汪精卫所说的“转圜”，其实就是投降的同义语。

汪精卫由恨共产党转而迁怒于蒋介石说：“不幸蒋不出此，反而用深闭固拒的态度，对于日本的提议（指近卫声明），更用极端压迫摧残的手段，对付国内党内的一切和平提议。以此之故，蹉跎半年，大局日深败坏，不可收拾，这是真可痛惜的！”在汪精卫等看来，当时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以蒋现有的环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这样下去，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产党的牺牲。另一条就是把总理孙先生的遗志重新的阐明起来（指歪曲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一文），重新的实行起来，对于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于转敌为友。第一步恢复中日和平，第二步确立东亚和平。这两条路前一条是亡国灭种的路，后一条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路。”

这篇广播稿，被日、汪双方视为开始实际“和运”工作的宣言，它清楚地表明“和平建国”论的反动实质。汪精卫所谓的“和平”，就是要求重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停止抗战，接受日本政府的亡华条件，向日本屈膝投降；而他所鼓吹的“和平建国”，则是要求蒋介石和他一样，在日本刺刀保护下，反共卖国，建立傀儡政权，如此而已。

在伪政权登场前夕，以汪精卫名义发表的所谓《和平宣言》，把汉奸理论发挥得淋漓尽致。宣言声称：“自今以后，易抗战建国之口号为和平建国，并郑重宣布以反共为和平建国之必要工作。”汪精卫进一步为其投降活动涂脂抹粉说：“苟危亡犹有可救，则挺身任过，与日本停战言和，接受可忍受之条件，以保存尚未耗尽之国力，收拾败残，重谋兴复，实为国民政府及中国国民党同人应有之责任。”他攻击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把持权势，胁迫民意，日日以抗战到底，最后胜利自欺欺人，使国土愈蹙，国力愈耗，终至于不可救药也。”汪精卫奉行的是丧失国格、人格的偷生哲学。汪为他们的“和平运动”大唱赞歌说：“此次和平运动，不徒欲消弭目前之战争而已，必深求战争之原因，解除过去之症结，重新建立将来之正鹄，使中日两国得向于共存共荣之大道而携手前进。中日两国为东亚之柱石，两国相安，则东亚和平得所保障，而世界和平亦于此奠定基础。”尽管此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但汪精卫有其敏感的政治嗅觉，在他笔下，“东亚共荣圈”的口号，似乎已呼之欲出了。

2 东亚联盟，联什么盟？

“东亚联盟运动”的发起，既是日本侵略者扶助汉奸政权、推行“以华制华”侵略政策的需要，也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卖身投敌、兜售汉奸理论的一块遮羞布。一个名叫石原莞尔的日本侵略分子是这一运动的始作俑者，他曾强调说：“东亚联盟运动决不是书桌上的空论，乃是以满洲建国为轴心的同志运动的实迹。”很明显，这是建立、巩固及扩展伪满的政治需要。

以日本关东军为后台的“满洲协和会”于1933年发表声明，第一次打出了“东亚联盟”黑旗，它说什么“满洲协和会使基于王道主义的建国精神广泛地彻底地普及于国民，且纠合确乎信念之国民，排击反国家思想乃至反国家运动，以期完成民族协和之理想乡。同时，最后之目标，使此民族协和运动及于混沌状态之中国本土，进而使之扩展于全东亚，团结成东亚联盟，确保东洋文化之再建与东洋永久之和平。”说明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大得很，它要把整个东亚变成日本的政治、经济附庸，或者叫做由日本控制的政治、经济集团。

汪精卫集团投敌后，1940年在南京、北平、武汉、广州等地相继建立了东亚联盟协会组织。缪斌于同年5月组成了“中国东亚联盟协会”，还出版了《东亚联盟》月刊，提出“根据大亚细亚主义，主张东亚联盟之结成，共谋亚细亚民族之发展，其条件为政治独立、经济提携、军事同盟”。9月，林汝珩奉汪精卫之命在广州成立“中华东亚联盟协会”。伪湖北省长何佩瑢则在同年5月打出“中国共和党”的招牌，声称“吾国与友邦携手，以求东亚联盟之巩固”。11月，汪伪正式建立了“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在其简章草案中规定：“凡与本会目的相同之国内外团体，应实行与之联络及互助。”与此同时，由于汪伪与日方签署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及《日满华共同宣言》，“东亚联盟运动”变成了以汪精卫为头子、以汪伪国民党为中心的自身活动。汪伪国民党于同年12月举行“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统一的“东亚联盟”组织。1941年2月，“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正式成立，汪精卫自兼会长，周佛海任理事会秘书长，汪伪各部长及省主席分任理事。作为总会机关刊物的《东亚联盟月刊》于5月出笼，旋与汪伪国民党宣传部的理论刊物合并，更名为《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东亚联盟中国总会”在南京、上海、湖北、广州等地建立分会，分会下又建立支会、小组。日本侵略者通过汪精卫把这个组织变成了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

汪精卫在兜售其汉奸理论的同时，还肆意歪曲滥用孙中山在《大亚洲主义》一文中的只字片语，而阉割其反帝爱国的思想实质。孙中山在《大亚洲主义》的演说中确曾说过：“中日两国就目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国侵掠政策。”但其前提是废除外国（包括日本在内）与中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41年11月，汪精卫在《东亚联盟中国同志会成立训词》中，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硬拉在一起，并煞有介事地提出“东亚联盟运动”的四大纲领，即“政治独立”、“经济合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大亚洲主义为东亚联盟的根本原理，东亚联盟为大亚洲主义的具体实现。汪精卫所鼓吹的“政治独立”等口号，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说：“日本是东亚的先进国，东亚而有联盟的设立，则日本以其先进国的资格，对于后进国居于指导者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这就是说，日本在这个联盟内属于指导者或统治者的地位。为了欺骗中国人民，汪还得借用“政治独立”这个口号，用他的话说：“和平运动要使全国民众由抗日一变而为亲日，这不是泛泛然便可以做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明白认识全国民众为国家民族求独立自由的意识，善为诱导，使之用为亲日，而不用于抗日……我们必须使大家知道，求国家民族独立自由的精神和东亚联盟的精神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提起大家积极的精神，以一样的精神用之于求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也用之于促进东亚联盟，舍此别无他道。”这种“政治独立”，除了说明是十足的政治附庸外，还能作其他的解释吗？

1941年底，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后，一时“大东亚共荣圈”、“黄色人种革命”等口号甚嚣尘上。汪精卫集团更是不遗余力地鼓噪，他们叫嚷“大亚洲主义”是“东亚联盟理论之渊源”，是“东亚民族对抗外来侵掠主义之自卫手段”，是东方的民族主义，是王道的，讲仁义道德的，而西洋的民族主义是霸道的，讲功利强权的。他们宣扬在当前大力推行“东亚联盟运动”，就是为了实现“东亚共荣圈”的目的。他们论证说：“世界政治现势趋于集团国家之倾向……东亚联盟之结成，实为必然之趋势，在此世变日亟之际，东亚民族非团结无以自卫，非互助无以共存。”说来说去，中心只有一个，就是东亚国家必须以日本法西斯为头子，跟着它的指挥棒转，紧紧捆在日本法西斯的战车上。

汪精卫还大力鼓吹在现阶段搞“东亚联盟运动”，就是实现“黄色人种革命”。他说：“百年以来，英、美两国挟其军事侵略、经济侵略双方并进的国策，美洲的红种，澳洲的棕色人种，次第受其摧残，不但国土沦丧，连人种也几乎沦亡。亚洲的黄种，亦同时受其厄运。自从日本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及东亚共荣圈等口号，东亚诸民族认识一条光明正大的道路，向着共存共荣的将来，致其最大的势力。”

汪精卫被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战绩冲昏了头脑，说什么：“菲律宾已脱离美国的羁绊了，马来已脱离英国的羁绊了，我想荷、印（印尼）及缅甸等处的民族解放之期，也不在远。澳洲以及印度解放之期，也接踵而至。整个世界的地图，从此将洗去凄惨的颜色，显出光明灿烂的异彩。”

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就是从“和平建国”到“东亚联盟”，到“东亚解放”，直到“黄色人种革命”，他与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东亚联盟”政策亦步亦趋，配合得多么默契。然而不论是汪精卫集团的汉奸理论，还是日本侵略者的“东亚联盟”政策，都丝毫挽救不了他们失败的命运。

3 “新国民”——顺民

汪伪政权推行的“新国民运动”，是1941年至1945年在华中、华南占领区进行的一次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活动，也是与“清乡”互为表里的一次奴化中国人民的运动。汪精卫一再叫嚷“清乡必先清心”。周佛海也说：“清乡工作之根本，不仅为军事上之扫荡，抑且为思想上的斗争，不仅在治安上的确立，抑且在心理上的建设。”日伪的罪恶目的在于从精神上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意识，因此汪伪大力宣传法西斯主义和卖国主义。汪伪在“清乡委员会”下设置了宣传委员会、宣传队和政治工作团，又在各级政府中设置了相应的宣传机构，强迫居民接受清乡宣传，勒令居民参加集会，举行清乡演讲，印刷、散发清乡报刊，《清乡新报》、《清乡日报》、《清乡旬报》、《清乡前线》、《清乡画报》、《清乡实验特刊》等6种报刊，均在苏州出笼。汪伪又举办清乡展览、清乡征文，张贴清乡标语，炮制清乡口号、漫画，散发传单，放映清乡幻灯片，上演清乡戏剧电影。宣传的中心无非是反共、卖国，对日本法西斯顶礼膜拜，向沦陷区人民不断灌输“大东亚精神”、“中日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东方固有道德文化”，如此等等。

汪伪深知仅凭上述宣传，人们不会相信他们的鬼话，就强制实行“清乡特种教育”。其手法是：“训练一般成人及儿童，使能彻底了解无底抗战的谬妄及共产党的罪恶，并深切了解国策及世界大势，以期确立和平反共建国的信念，努力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工作。”这种教育的显著特点是媚日、反共、反民族，因此编选这种教材的要求是：“以国民政治常识为中心，对国家意义、国际地位及领袖（指汪精卫）言论，有基本的了解。以东方固有文化道德为中心，期使确立和平反共建国的信念，进而认识大亚洲主义。”教材以下列内容为中心进行编纂，即三民主义、领袖言论、大亚洲主义、清乡要义、地方自治、生产技能、史地大要、卫生常识、反共材料、农业副业、自卫常识、乡土教材等12项。

对沦陷区儿童，汪伪也不放过，千方百计腐蚀毒化他们纯洁的心灵，其险恶目的在于驱使无知青年甘心充当日本侵略者的炮灰。汪伪印行《儿童清乡特刊》，鼓吹现代儿童的新使命是：参加大东亚战争，建设东亚新秩序；参加清乡运动，清乡运动是实现国策的原动力，目的是确立治安，改善民生，矫正思想；参加新国民运动，新国民运动是大东亚解放运动和清乡运动的基干，强调“清乡即是清心，清心就是新国民运动”。

这个所谓的“新国民运动”，发端于1941年11月，1942年元旦，汪伪颁布了《新国民运动纲目》，同年7月，在南京成立新国民运动指导委员会，并在各行各业、各阶层建立起新国民运动促进团。汪精卫对此运动寄予厚望，他得意忘形地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理，新国民运动便是病治好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汪精卫挖空心思要造成什么样的“新国民”呢？那就是要“把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换句话说，就是要中国人民认敌为友，把日本侵略者视为亲如手足的兄弟。还有所谓“团体要组织化，行动要纪律化”，就是要求各伪组织团体除了接受汪伪的控制以外，还得听命于日本所规定的“纪律”。另外还有所谓“要以铢积寸累的精神，发达国家资本”，说到底，就是要把中国人的一切财物，全盘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汪伪，使得日本财阀的垄断资本和汪伪头目的买办官僚资本“发达”起来。所谓“个人对于国家贡献要多，享受要少”，事实上是不顾沦陷区人民的死活，将其创造的全部劳动果实无偿地交给日本强盗及汉奸走狗。所谓“节约消耗，增进生产”，其着眼点在于加紧生产军用物资，最大限度地满足日本法西斯不断扩大的侵略战争的需要。由此可见，所谓“新国民运动”，就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在日本侵略者指挥棒下搞的一整套奴化中国人民的运动，让广大沦陷区人民服服帖帖地做日伪统治下的顺民，这种险恶居心及狂妄图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八 机关算尽

1 伪政权要求参战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气势汹汹地向英、美等国宣战，对此重大决策，汪伪事前一无所知，当日本通知汪伪后，汪精卫受宠若惊，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进一步坚定决心，要求国民努力，中日两国“团结迈进”。汪精卫还根据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发表声明说：“根据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国民政府决定与友邦同甘共苦，临此难局。”伪外交部亦宣布，对与日本国发生战争关系的各国外交官、领事官，今后概不承认其职务之执行。汪伪又召集军政长官会议，会上汪精卫大放厥词，说什么：“与会人员务须与中央同心协力，加强地方治安，加强军队力量，与日本同甘共苦。”汪伪军事委员会为此下达命令说：“凡部队长官，非经呈奉核准，不得擅离防地，其军事机关各级职员，一概不准请假或擅离职守。”很有点进入战争状态的气氛。

汪伪如此卖力地自告奋勇硬要挤入向英、美宣战的行列，是有其如意算盘的，这就是如果直接向英、美宣战，就可成为大东亚战争中的一员，事实上就成为日本的“同盟国”，从而改善其附庸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参战，可提高其政治地位，这就可以增加对重庆国民政府劝降的砝码，进而实现宁、渝合流，达到汪伪梦寐以求的“全面和平”。他们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活动密切注意，周佛海有一番话，颇能说明汪伪在这场战争赌博中，总想与重庆平起平坐。周佛海向影佐祯昭诉说：“如渝方不对日宣战，余主张我政府不必对英美宣战，以免将来统一及全面和平又多一障碍，但渝方如对日宣战，我必对英美宣战。今渝已参战，我方不宜不宣战也。”但日本对汪伪的要求反应冷淡：“中国（指汪伪）参战是否必要？是否得策？须考虑各方面的影响及如何与帝国（日本）战争配合。”干脆拒绝了汪伪的参战要求。

为什么日本对汪伪采取如此态度？首先是汪伪本身毫无参战力量，在日本眼里只是听人摆布的一具傀儡僵尸。另外，日、汪之间还有利害冲突。日本担心汪伪参战后可以捞取英、美等敌国在中国的部分权益。日本的顾虑是多方面的，例如：汪伪参战后，对渝方作战将有何影响？在作战资材与战费方面所需日本支援的程度如何？既然宣战，随之而来的就有日、汪双方间的共同防卫乃至攻守同盟问题，也亟待处理。还有由于汪伪参战，反而给人一种印象，即日本力量是否已经削弱。

日本后来为什么又同意汪伪参战呢？那是在太平洋战争进行一年以后的事，因为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日本极为不利，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失败得很惨，并从此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接着又在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遭到更严重的挫败。由于连吃败仗，日本只好死马当活马医，作出同意汪伪向英、美等国宣战的决定。

1942年12月，日本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作出处理对华问题根本方针的具体策略的决定，接着由御前会议提出了《为完成大东亚战争之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其着眼点在于把汪伪的参战作为打开日中局面的一大转机。其具体设想是：日本“专门致力于加强国民政府之政治力量的同时，还要力图消灭重庆借口抗日之根据，使日本真正与新中国（即汪伪）成为一体，向完成战争迈进”。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日本在加强汪伪政治力量的同时，更要求汪伪为其侵略战争卖命效力。为此，日本认为在下列问题上必须与汪伪达成共识，即日本政府与汪伪之间签订关于战争协力、日华共同宣言问题、有关汪伪的宣战布告内容、归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的形式内容等等。

为完成既定方针，1942年12月19日，汪精卫一行奉命赴日，与汪同行的有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萧叔萱等。离上海抵东京时，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大东亚大臣青木一男通告日本的决定。原定汪伪宣战时间为1943年1月中旬以后，但日本突然于1月7日由日本驻汪伪“大使”重光葵通知汪精卫：“东京对于国府（汪伪）有关参战的各项措施，8日枢密院咨询完毕，希在9日内双方签署，须火速在现地实行。”这早已是汪精卫求之不得的事，他拿着鸡毛当令箭，答应在9日发表宣战公告。日本为什么从不同意汪伪宣战到要求汪伪提前宣战呢？据说在1月6日大本营破译了美国特密第7号电报，得知美国通过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签订中美平等新约，将于近日经参议院审议生效。与此同时，在重庆，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亦将签订《中英条约》及《附件》。中美、中英新关系条约的签订，将对日本与汪伪鼓噪签订《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的骗局以有力的揭破和沉重的打击。因此，日迫不及待地要求汪抢在中美、中英新条约签字之前正式向英、美宣战。

1月9日，汪伪在《宣战布告》中叫嚷：“英美等国勾引渝方，分别参加所谓英美战线，出兵缅印，且嫉视国民政府统治区域（指华中、华南沦陷区）之和平发展，唆使渝方分子不断侵扰，以阻挠种种建设之进行。国民政府为此宣言：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

仅仅宣战还不够，汪精卫又与重光葵签署所谓《中日共同宣言》，声称：“双方将紧密协力，以谋完遂对英美两国之共同战争，而于大东亚建设以道义为基础之新秩序……并期进而贡献于实现世界全体公正之新秩序，为此，双方兹以不动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作完全协力。”隔了10天，伪国民政府发表告将士书，说什么：“国民政府为根据中日基本［关系］条约的一贯之精神已经正式宣布参加大东亚战争，与友邦日本签订共同宣言，表明为完遂对英美共同战争，打倒共同敌人，两国政府，当以不动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作完全之协力。从今以后，中国将以独立自主完全自由之立场，与东亚诸邻邦，及世界之友邦，同心协力，步入保卫大东亚战争之联合战线。”汪精卫集团就是这样鹦鹉学舌般跟着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敌，并心甘情愿充当侵略者的帮凶和炮灰的。

2 交还租界的闹剧

交还日本在华租界，并撤废其在华治外法权，是汪伪对英美宣战时要竭力宣扬和着重渲染的一出重头戏。但这只能是一场闹剧。1943年1月9日，汪精卫、重光葵在签订《中日共同宣言》时，又签订了《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协定书》。《协定书》言明：“日本政府应将日本国在中华民国之内现今所有之专管租界行政权交还国民政府，承认国民政府尽速收回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及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行政权，日本国政府对于日本国在中华民国国内或今所有之治外法权业经决定速行撤废。”汪伪于2月9日成立“接收租界”、“撤废治外法权”两个委员会。两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伪外交部长褚民谊担任，李圣五、吴颂皋、周隆庠及罗君强、汤立煌等分别担任接受租界委员会及撤废治外法权委员会委员。3月14日，日、汪双方正式签订了《日本交还在华专管租界实施细目协定》，言明将在杭州、苏州、汉口、沙市、天津、福州、厦门及重庆的日本专管租界及租界内道路、桥梁等，于3月30日实施交还伪国民政府。同时又规定，“国民政府应该按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日本国政府及国民在专管租界地域内，所有关于不动产及其他之权利利益”。试问，日本在租界内的一切特殊权益原封不动地保留，这种“交还”还有什么意义？3月16日，陈君慧、吴颂皋、陈群、傅式说、李士群被伪行政院分别任为接收天津、汉口、厦门、杭州、苏州等处的日本专管租界委员。3月27日，吴凯声被派为接收北京使馆区委员，汪伪于30日宣布“收回”北京使馆区。

汪伪外交部又与日本签订《关于交还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的实施条款》及《了解事项》，协定中除重复“按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日本国政府及臣民在上述租界所有关于不动产及其他之权利利益”外，并强调“应对此取必要之措施”。

日本与汪伪签订上述条约的同时，又敦促其伙伴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乃至法国维希政府，发表声明宣称撤废在华治外法权，放弃在北京的公使馆区、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及上海、天津、汉口、广州、沙面等地的租界权。

汪伪渲染得最厉害的，要算是上海的“交还租界”与“撤废治外法权”了。周佛海眉飞色舞地声称：这是中日亲善史上最光荣的一页。由此使渝方之抗战名目与理论即将完全消失。但究其实质，完全是一派谎言。6月30日，日、汪双方经过谈判，褚民谊与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签订了《关于日本交还上海公共租界条款》及《了解事项》。其主要条款有：上海公共租界行政权及公共设施资产及负债，于8月1日由南京“国民政府”继承。南京“国民政府”不仅要依照现状尊重并确认日本国政府及臣民所有关于不动产及其他之权利利益，而且要保障日本国臣民之居住营业及福利利益。7月22日，褚民谊与法国维希政府驻南京“大使”馆“参赞”鲍斯签订关于法国交还上海专管租界的《实施条款》及《了解事项》。次日，褚又同戴良谊签订关于意大利交还上海公共租界《条款》及《了解事项》。

在签订了上述一系列条款后，汪伪就在上海堂而皇之地搞起所谓接收租界仪式了。7月30日，由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兼任第八区公署主任。复于8月1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接收公共租界仪式，又改称原公共租界区为第一区，仍以陈公博兼区公署主任。当时上海有人认为陈公博曾任伪立法院长，以选任之尊而兼区公署主任，实在不伦不类，并就此事撰一对联以嘲讽之曰：

陈公博兼选简特荐委，五官俱备；

汪精卫有苏浙皖鄂粤，一省不全。

可谓一语中的。按照汪伪官制，立法院长为选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长为特任，上海市长为简任，区长则在荐任、委任之间，这则故事也算是汪伪接收租界的一段插曲。

日本既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就毫不客气地没收了美、英等国在华的全部财产。根据《在华敌产的处理、运营要领》规定，凡码头、仓库设施、造船设施、有关石油业设施、交通通讯设施、开滦煤矿及英美烟草公司及其他特别需要者，均应归属于日本。此外，“尚未扣押的敌产，必须归属日本者，日本应迅速予以扣押管理”，其余则移交汪伪。但是什么是日军特别需要者，日本可以随意解释。由此可见，在“敌产”中汪伪所能分得的剩菜残羹，也就少得可怜了。日本人也公开承认：“从敌产处理来看，现地［在］是一切都拿来主义，租界虽然归还，但仓库房产等值钱的东西都想拿来，使租界内一无所有。无论是陆海军，还是外务省和大东亚省，到处都是拿来主义。”在日方杀鸡取卵、肆意掠夺的政策下，汪伪想要虎口夺食，真是谈何容易，而且他们也不敢得罪主子。大抵汪伪所喧嚷一时的归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乃至移交与接受美英等“敌国”财产的活动，其内容与实质就是这么一回事。

九 群奸下场

1 汪精卫客死东瀛

1944年正当日本法西斯摇摇欲坠之时，汉奸头子汪精卫也病入膏肓。关于汪精卫的死因，雷鸣在《汪精卫先生传》一书中说：“语云：忧能伤身，先生（指汪精卫）为救国族于泥淖，从破碎中踏上复兴之路，在过去数年中，确可谓已至心力交瘁之境。加以先生因青年时代即奔走革命，患有宿疾（糖尿病），尤其自民国廿四年（1935年）十一月一日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会场为仇者暗算，身受三枪之后，因当时未能将子弹全部取出，所以近十年以来，外创内伤，时常并发，而影响于先生健康者至巨……至民国卅二年（1943年）八月，因连续数月间往返京沪，东渡日本参加会议演讲，并视察清乡，治军勤政，其积年宿病，竟至并发。”

金雄白亦认为：“汪精卫终于受不了旧创所导致的绝症，影响到身体上的痛苦，更受不住对于国家与民族前途的悲伤（这显然在美化汪精卫），使其精神上受到更大的痛苦……汪精卫患此绝症的导因，完全是为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遇刺后，子弹留在体内的关系。当时他被送往鼓楼医院，由沈鹏飞外科医生开刀，仅将左颞部之碎骨与弹片取出，颊部与背部的子弹，因流血过多，身体虚弱，未敢再动大手术。颞部开刀以后，眼旁红肿极烈。向为汪精卫好友而兼医学顾问的德籍诺尔医生于出事时，方去西安打猎，等到得讯赶回，已在一周之后，经其施行手术，先将颞部子弹重为开刀取出外，认为伤势仍极严重，力主移沪治疗，于是注射了破伤风预防针后，即匆匆易地赴沪……汪精卫于受伤前本患有糖尿症，自赴青岛疗养后，渐次恢复，已可吃少许巧克力糖。自经这次手术，发现时有脉搏间歇现象……直至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未及彻底治疗，又为国事以跳火坑的精神兼程赶回。到1943年8月间，胸背以留存在体内子弹的影响，突然又感疼痛，于是在同年12月19日，在南京由日本陆军医院将子弹取出，一时经过良好。”

这就是说，汪精卫当上汉奸头目后，内外交困，度日维艰，长期糖尿病的折磨，是致死原因之一。最要命的是1935年遇刺后，体内犹有未取出的子弹，这是致其死命的原因之二。所谓“外创内伤，时常并发”，事实上他是死于“旧创诱致多发性骨肿症”。

关于汪精卫病情恶化并濒临死亡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4年元旦，汪精卫在南京私宅忽感身体不适，4日傍晚，其私人医生诺尔为他诊断，感到情况严重，诺尔观察汪的行动，认为有癌症现象。汪精卫的腰部以下渐感麻痹，并不时发高烧，病源不明，遂至卧床不起。同年2月，汪精卫病情渐趋恶化，适陈璧君以胃病延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黑川利雄赴南京为她治病，顺便为汪精卫诊断。诊断结果，黑川认为汪的病情已到危险阶段，非动大手术不可。经黑川与日本政府商洽，决定将汪精卫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同年3月3日，汪精卫偕陈璧君及其子女汪文惺、汪文彬、汪文悌，女婿何文杰及周隆庠等人乘专机赴日，其时名古屋为日本工业基地，经常遭到盟军空袭，日本政府只好采取紧急措施，在汪精卫到达前，命令名古屋师团司令部在预定汪的病室外南侧旷地上，建筑防空壕，并限于一夜之内完成。还动员了日本全国的外科、整形外科、内科、放射线科等第一流权威医生组成会诊团，为汪精卫作出治疗方案。当地的军警机关还为此实施全面警戒。

汪精卫的病房，位于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四楼的最后一套特别室，相当宽敞，有卧室、日式起居室、厨房、浴室、日光室、厕所等。四楼全部房间，都供汪精卫家属及其随员居住。此外三楼有三个房间供陈璧君会客及日方有关人员之用。日方将汪精卫来日治病这件事搞得非常诡秘，汪精卫的病房，冠以“梅号”相称。

日本各科专家医生经会诊，一致确认汪精卫因过去所中子弹留存体内过久，诱发而形成多发性骨髓肿症，胸骨自第四至第七节间，因肿胀而自背部向前胸发展，以致压迫脊髓神经，必须割除向前压迫的肿胀骨殖，以减轻压力。3月4日傍晚，由斋藤教授主持进行手术，用局部麻醉，由背部开刀深入前胸，切除胸骨三四片，经过一小时左右，手术完毕。汪精卫当时感觉腿部能有些微活动，其后三四日内情形良好，汪的家属以为情况好转，暗自庆幸。不过好景不长，病情又转呈恶化。

同年八九月间，汪精卫病情更加沉重，而且极度贫血，先后由他的两个儿子汪孟晋、汪文悌为其输血，终无起色。至11月9日，由于美机轰炸名古屋，日方将汪精卫移至室外防空洞，因没有暖气设备而受寒，当晚回到病房后又发高烧，引起并发的肺炎症，延至夜间呼吸渐感困难，拖到10日下午4时20分停止了呼吸。

11月12日，汪伪宣传部为此事发表公告说：“国民政府汪主席，痛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享寿六十有二，谨于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饰终典礼，由国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敬谨办理。”同日，陈璧君及其子女等乘汪精卫生前专用“海鹣”号飞机将汪精卫的尸体由名古屋护送至南京，下午5时在南京机场降落。伪代主席陈公博及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伪府各院、部、会文武长官，以及所谓外交使节等护送至伪国民政府大礼堂，伪国府还下令下半旗一月，停止娱乐宴会，明令国葬。汪精卫的汉奸生涯，至此全部结束。

在德国法西斯面临彻底覆灭的前夕，汪精卫一死，伪廷更是呈现日落西山、气息奄奄的征兆，即将树倒猢狲散了。

2 陈公博袍笏登场

汪精卫一命呜呼，陈公博以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成为汪精卫的继承人，伪府的头号汉奸。为什么陈公博能登上伪府第一把手的宝座而不是手握实权的周佛海呢？这得从日本方面和陈、周与汪精卫的历史渊源两方面进行分析：“日本方面认为：周佛海最驯服，最可靠，一向听话，不给他当主席不会有反感。况且他那些部下借着财政部的名义处处搜刮民财，早已搞得鸡犬不宁，人心已失。陈公博是汪精卫的继承人，可惜他实力不足，给他当主席恐怕起不了大作用，不给他又恐怕汪伪分子灰心。考虑结果，认为还是给陈公博比较顺当些。日本的主张一经决定，所谓汪伪政府的末台戏，正式开场了。”

再从陈公博与汪精卫的历史渊源乃至伪政府建立后汪、陈关系的亲密来看，也远非周佛海可比。抗战前陈公博是汪手下数一数二的改组派大将，而周佛海则是蒋介石智囊团人物之一，是蒋的贴身机要。抗战后尽管周佛海为汪出谋划策，一时有“和运总军师”之称，但汪对周还是不那么放心。所以汪精卫赴日治疗的方案决定之后，汪精卫自知此去恐难生还，他在飞日前的两三日，召陈公博到他病榻前作了一番叮咛，他告诉陈说：“你与我共事最久，你应该最能了解我的心境，我病况至此，恐怕已无力再为国尽瘁了。今后，我们的成败不可知，而责任不容放弃。一切，我付托在你的身上了！对这东南几省孑遗，要你挑起这副重担了。世界无不和之战，国家也不容许长期地分裂下去。今后怎样使国家再归于统一，使党再能团结，不必斤斤为我毁誉辩护，尽我们的心力吧！我出国以后，职务由你代理，重要的事，可与佛海和思平共同商量。”这恐怕是汪氏对汪政权中人的最后遗言了。陈公博流着泪向汪氏说：“我不会有负先生；也不会有负于先生的付托之重。请先生自己为国珍重！”汪、陈关系密切到这种程度，这是周佛海所望尘莫及的。

陈公博在就职时大肆叫嚷：要以汪精卫“手定之政策”为他“奉行之政策”，“无论战争如何推移，时间如何迫切”，“决不动摇”云云，表明他是个死硬的汉奸顽固派。同年12月，陈公博又亲自跑到日本活动，会见日首相小矶国昭、陆相杉山元、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等人，陈向这些侵略头目虔诚地发誓：“今日、中两国之利害安危已不可分，我们惟有本于汪主席昭示我们的同甘共苦以至同生共死之决心，勇往前进。”

汉奸们在陈公博就职时的“正名”问题上发生了一场可笑的争论：“当初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时，自称代主席，说是代理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执行职务；后来为和日本侵略者订约，遂去掉‘代’字，自封为‘主席’。汪精卫病危时，陈公博以行政院长代行‘国府主席’职务，称‘代主席’是可以的，一些旧式官僚说，按照封建的官场定例，凡代理活人的职务可以称‘代’，现在汪精卫已死，只能称主席，不能再称‘代主席’。但陈公博标榜自己继汪遗志，和汪在世一样，仍称自己是‘代主席’，引起不少人反对。这些人认为，代理死人而行职权，从来未有，仍称‘代主席’，既不符合‘国家体制’，又不合历史传统，势必贻笑中外，人家一定笑我们毕竟是一个‘小朝廷’，连名义都不定。但是陈公博固执己见，不肯取掉那个‘代’字。一场‘正名’闹剧，毫无结果。”

陈公博是在凄凉的气氛中就任“代主席”的。据目击者回忆：“典礼开始后，陈身穿所谓吉服（汪伪政府规定的一种礼服），胸前佩了一朵大红花，他走到汪精卫棺材前，两眼红肿，向大家读了一篇‘就职词’。然后，抬起头来，欲向大家讲话，但语音未起，两泪已滚而下。其他伪官们，虽然也穿着吉服，挂上红花，站得也整整齐齐，但在这口棺材前，个个面如土色，场上呈现一派阴惨惨的气氛。司仪倒还灵活，遂见机行事，高喊一声‘礼毕’，大家也就灰溜溜地各自散去。”陈公博真可谓“痛不欲生”，“如丧考妣”。

但是陈公博为什么非要坚持“代主席”这个看来是个细枝末节的名称？从陈对其亲信说的一席私房话可以得到解释。陈说：“我不称主席而称‘代主席’，是我对重庆方面所表示的姿态。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继承这个烂摊子，是办理收场，而不是继续演出的。这一项结束工作，我已考虑到一个办法，所以要你们去搞一些新的工作。”关于陈公博所谓的“办法”和“新工作”，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就是他后来不遗余力兜售的“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口号，实质上就是想继续玩弄“宁、渝合流”的把戏。

下面谈谈“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陈公博曾与其亲信巫兰溪（伪行政院副秘书长）多次密谈，其内容包括国际方面的变化，重庆方面的消息，还谈到南京方面有哪些人与重庆有联系，或可能有私人往来，以及南京方面的局面将如何发展等等。一次陈公博很认真地对巫兰溪说：“你过去在中央党部搞了很久，在党务方面应该有些经验。我现在要重整党务，决定自兼组织部部长，你去当副部长，代理全权。另一名副部长，准备以周学昌（伪南京市长，属周佛海一派）兼任。这是顾全周派的关系，但他市长本身兼职较繁，事实上是不要他来参加工作的。你可把所有的兼职统统辞掉，专心搞这一工作……你辞掉兼职后，家庭方面所需，无论多少，都由我负责（因为党部的待遇是很低的）。”巫听了陈这番莫测高深的话后顿感突然。因为巫以前只听说汪精卫组织伪政府，曾称召开什么全国代表大会（指1939年汪记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但不知道出席全国党代表大会的那些各省市代表是从哪里来的。1943年巫参加伪政府后，虽知道南京方面有一个汪记国民党，但从上海到南京城，从来没有看见过一块党部的牌子。伪党部机构早已名存实亡。巫兰溪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叫他去办党，能有什么工作可干呢？就是硬着头皮干，又能干出什么名堂呢？

陈公博看出巫兰溪犹豫不决的神态，遂向巫交底说：“我参加汪先生这个政府的经过，虽然没有对你谈过，但你来了一两年，也该知道了。老实说，我从‘组府还都’的那一天起，就缺乏信心，而且国际形势又如此急剧变化，前途很难想象，我下决心结束这个烂摊子。但汪先生当时是在全党大会中产生政府的（按：汪精卫系盗用国民党的名义），‘解铃还需系铃人’，要结束这个政府，还得要开一次全党代表大会。派你到中央组织部去，希望你从整理党员党籍起，到全党代表大会的产生、大会的开成为止，要在6个月内完成这项任务。还要做到各省市党部、各特别党部所产生的代表都忠实可靠，能听话，免得开起大会来不听指挥，别生枝节。”

陈公博最后强调说：“我们为了一新群众耳目，造成社会舆论，已决定发表一项宣言，提出两个新口号，即‘党不可分，国必统一’。这两句口号在此时此地提出，是震动人心的。这就是政治上的新目标、新路线，要督同各级党部，大力宣传。这两句口号，凡是中国人都能一目了然，而且心中有数；对重庆方面来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政治影响，也可以说是两枚有力的政治炸弹。”陈自信这是他的得意之作。此后，“党不可分，国必统一”两句口号，就在沦陷区内通过不同渠道大肆宣扬。

巫兰溪明白陈公博要召开伪党代大会的用意，首先在于要用这个口号，向重庆国民党政府暗送秋波，承认重庆方面是主流，南京则是国民党的一部分，希望渝方不要踢开他们，从而减轻他们落水当汉奸的罪责，当然最好是上演宁、渝合流的把戏，使汉奸们逃脱人民对他们的审判。再则就是要借这个大会的招牌拿掉那些与重庆唱对台戏的双料牌子，如什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央党部”之类，而代之以“特别委员会”、“东南办事处”等临时名称。这样巫兰溪就放手大干起来。其进行步骤是：第一，查明凡过去成立过汪记党部的，派专人去恢复名义和开展活动。不到两个月，八省五市以及军队、铁路、航运业，都先后挂出了党部牌子。第二，发出指示，叫他们切实整理党籍，核实人数，剔去虚假，重新登记，然后再按国民党党章，从区分部自下而上，逐级成立新党部，规定每一级都要有专人负责。第三，发布有关选举的各项章程条例，让选区遵照选举出席人数的标准，在规定日期内，慎重地选出应有名额的代表。为要使所选出的代表都符合要求（即能听从陈公博的指挥），对情况比较复杂的地区，都派忠实的爪牙去监选，巫兰溪有时还得亲自出马。

“党不可分，国必统一”一经陈公博提出，表明这是汪精卫死后的一个政治新动向，汉奸们都想看看它的苗头。后来各级伪党部都纷纷挂出旧招牌，一批党棍又很起劲地回去活动，选举所谓代表，足足折腾了一阵子。汉奸们猜想既然要开党代表大会，对于伪府的体制和组织，自然有一番变动，尽管这个口号系陈公博提出，而事前是得到周佛海同意的，然因利害攸关，陈、周之间还是矛盾重重。巫兰溪回忆说：

周佛海这一派人，都是从国民党CC团分化而来的，都是些无风还要掀起三尺浪的“摩擦专家”，现在他们看到我（巫兰溪）代表陈公博包办党务，十分不安。因此，在周佛海势力范围内，如上海、南京两市（周佛海以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任上海市长，周系分子周学昌任伪南京市市长）和江苏、浙江两省（伪江苏省长虽由陈群担任，但实权都握在任援道手里，任是与周佛海合作的。伪浙江省长，则由周佛海嫡系丁默邨担任），对于代表人选，周佛海非常注意，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人，决不会产生出来。——是年7月，各地出席代表，已选出了百分之九十，我正忙于向各方联系、同各代表谈话，希望能完成陈公博交给我的任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公博精心炮制的“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口号也随之烟消云散，他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3 周佛海困兽犹斗

1944年11月，头号汉奸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汪伪政权虽然已是覆亡前夕，但仍然来了一次权力再分配。陈公博以行政院长代理伪府主席，充当伪廷末代头子；而周佛海的权力却不断上升，他实际主持伪行政院及伪经济委员会，牢牢控制着行政、财政经济大权，同时他又取代陈公博当上了伪上海特别市市长，上海市系汪伪统治的经济命脉重地，同时又是盟军对日反攻前的战略基地之一。此前，周佛海已向重庆国民党政府输诚，为此，他密电请示重庆，重庆通过军统局局长戴笠发来电报，表示认可，周在日记中写道：“程克祥送来戴雨农（戴笠字雨农）来电，谓内地同意余任沪市长，春信然欤？殆顺乎人情耳，然能如此表示，亦难得也。”

1945年1月15日，周佛海就任伪上海市长，兼警察局保安司令。他又将其亲信罗君强（时任伪安徽省长）调任上海市秘书长兼财政局长。周、罗利用其控制下的税警团、上海市保安队和警察等伪军，在上海市及京沪一带布防。周在其自白书中“表功”说：“我就了伪上海市长并保安司令之后，罗君强任秘书长，并调黄埔军校学生数人，分任要职，遂就我所能指挥的军警三万人，拟具保卫大上海的计划，这个计划交由程克祥电呈中央备案以后，就根据这个计划配备兵力，排定战斗序列，并且补充军费，加紧训练。我想盟军如果在上海登陆，我们也必定有相当表现。”但是没有等到周佛海有所“表现”，1945年8月1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接受苏、美、中、英四国《波茨坦公告》，同月15日，日本天皇公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清算汉奸罪行被提上了日程。

汉奸们乱作一团。8月16日，周佛海匆匆由上海赴南京参加由陈公博主持召开的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陈公博为临政会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为临政会副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次会议表明汪伪政权已宣告收场。会后又发表了一通《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宣言说什么“今则世界已恢复和平，中日亦消除战祸。虽和平之方式与当日所致力者不同，而国家之独立自由，与全国人民所希望者曾无异致。同人认为，今日国家复归统一，而吾人之使命亦已告终，即日宣告解散南京政府。”宣言还杀气腾腾地说什么：所有伪军“均有守土安民之责，际此时局动荡，尤应固守原防。苟有匪徒乘机扰乱，意图破坏统一者，仍宜痛剿，以遏乱萌。静候整编，以为国用”。这个宣言的主旨，在于为汉奸的投敌卖国寻找理论依据；同时也是为了讨好国民党蒋介石，肆意诋毁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部队，把他们称为“匪徒”，而要加以“痛剿”。

周佛海从南京溜回上海后，戴笠派到他身边的军统特务程克祥兴冲冲地拿着一封从重庆发来的电报给他，周看完后乐不可支，从沙发上跳起来大喊：“重庆军事委员会来电，委任我为京沪行动总指挥！在国军开到以前，责我维持京沪一带治安。”8月1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介石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令其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与警察、第十二军所属3个师，以及浙江保安队等伪军，负责维持沪、杭一带治安。周佛海担心总指挥头衔不够分量，致电蒋介石讨价还价，要求改任他为京沪行动总队司令，蒋介石同意了他的要求。

于是周佛海又神气起来了。8月19日，他发表谈话说，他已奉命任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已成立行动总队司令部，负责维持治安。他宣布：“①本司令部所辖区域内各部队，未得委员长（蒋介石）之核准，不得擅自移动，及受任何方面之收编。②与治安有关之集会等行动，未经本司令部核准，不得举行。③对已停战之日军及日侨，不得侮辱或伤害。④人民纳税之义务，仍当履行，不得借词拒纳。⑤工厂设备及一切公家重要物资不得毁损、买卖或赠予。⑥友军及中央派遣部队，希至本司令部联络。”

周佛海好景不长，当蒋介石的接收部队和人员相继抵达京、沪一带以后，汉奸为沦陷区接收开辟道路的作用逐渐消失，形势急转直下；另一方面，全国人民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很高，蒋介石为逃避人民对他利用汉奸这一反动政策的谴责，于是派遣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上海执行“肃奸”任务。9月的某天，在上海周佛海的公馆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长得黝黑肥胖。一到周家，他就和周佛海关起门来密谈，其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经过密谈，在戴笠授意下，周佛海不得不电呈蒋介石辞去他的行动总队司令职务，并将指挥警察、军队的权力及中央储备银行储存的金条、房产等，全部奉交戴笠。在办完了这些交接工作之后，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等由戴笠陪同于9月30日乘专机由沪飞渝。很快，周佛海等汉奸被拘禁于“白公馆”。但周佛海仍有恃无恐，以为有戴老板作后盾，他不会有什么意外，不会受到惩处。但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坠机殒命，周佛海闻讯，气急败坏地哀叹：“雨农死，我也完了。”周佛海东山再起的美梦幻灭。

4 群奸被押上审判台

前面提到，陈公博、周佛海在伪政权覆灭前提出“党不可分，国必统一”的口号，妄图搞“宁、渝合流”的把戏，从而逃脱人民对这伙卖国贼的审判。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和日寇的败亡，这一阴谋只能以破产而告终。与此同时，伪政权的政要们还从组织上、军事上作了相应的部署，这些部署都是围绕为行将覆灭的汪伪政权注射强心针的，也是为他们自己寻找出路。首先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人事调动，汪精卫死后，陈公博继承汪精卫的衣钵，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并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于是由梁鸿志继任立法院长，而顾志琛则接手梁鸿志原任之监察院院长职，伪国民政府文官长由周隆庠担任。随着中央机构的人事调动，各省、市行政机构也作了相应调动。1945年1月，周佛海就任伪上海市市长，周的亲信罗君强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兼财政局长，高冠吾则接替罗君强任伪安徽省省长兼保安司令及蚌埠绥靖公署主任，不久高调任伪江西省省长，此职又由林柏生继任。随后伪政权相继任命丁默邨为伪浙江省省长、保安司令兼杭州绥靖公署主任，叶蓬则继任伪湖北省省长、保安司令兼武汉绥靖公署主任，黄自强任伪江西省省长、保安司令兼九江绥靖公署主任。1945年4月，一直任伪外交部长的褚民谊，也对外调产生了兴趣（由陈璧君推荐），改任伪广东省省长、保安司令兼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一向是独立王国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亦进行了改组，由王荫泰任委员长，苏体仁、汪时璟、文元谟、余晋和、杜锡钧、陈曾栻、唐仰社、喻熙杰等任常务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一经改组，人事亦更迭频繁，伪北平市长、天津市长分别由许修直、关迪平担任，而河北、山东两省省长则由荣臻、杨毓珣接任。

上述情况表明，伪政权在末日来临时，其政要们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朝不保夕，正因为如此，他们更是急于抢地盘抓实力，要求外调为自己留条后路。以褚民谊为例，尽管他去广东有不满陈公博的因素，但他也说过：“当时国军反攻，美军登陆的消息，早已传遍国门”，“和平政府（即汪伪）之不足有为，已为不可讳言之事实”。褚认为“南京众目睽睽，殊难有所表现，倒不如在地迥天遥之粤，或可以实现个人之主张”。他的主张是什么？说好听一点叫做“协助国军，完成救国之业”，或者干脆叫做“保全广东”，也就是保全他自己。林柏生一当上伪安徽省省长，即派人与李品仙、韦永成接洽，并向李、韦表白，如渝方“准其悔悟”，则当派专人进行“洽商”。丁默邨到浙江，更是有意识地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套近乎，他的如意算盘是配合蒋介石打回苏、浙，将“功”折罪。汉奸们的普遍心理是“南京不能久呆了，到时候鸡飞蛋破，悔之不及”。人员走马灯似的不断更调，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在伪官员频繁调动的同时，伪政权还把注意力投向军事方面，加强调整军力部署。陈公博以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兼任中央陆军军校校长、中央将校训练团团长。他多次发表讲话，风尘仆仆于杭州、苏州、蚌埠、徐州、商丘、扬州、泰州等地对伪军进行“检阅”，要求伪军官兵“不管时局如何紧迫，‘和平反共’的方针一定要执行”。鉴于伪军兵力分散，陈公博采取“北以陇海路为限，南以钱塘江为限，先作一个防共区域的准备”的措施，即以宁沪杭三角地域为重点配置守备力量。为此，吴化文部由济南调到安徽，设司令部于蚌埠；孙良诚部由开封调往江苏泰州、扬州一带，设司令部于扬州；项致庄部由苏北调至杭州，伪第一方面军（任援道部）由南京迁往苏州。又加强伪都南京的警备力量。周佛海为扩充其私人武装伪税警团的力量，要求副总团长罗君强、参谋长熊剑东“拟订充实兵员办法”，其活动范围拟以上海之奉贤、南汇为根据地而东连浙东，还要求“自行准备粮食，以备非常时期之需”。

陈公博、周佛海的这些军事部署，其罪恶矛头是指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千方百计不让新四军进入南京、上海、杭州地域，同时便于策应蒋介石返回苏浙，以反共的实际行动向重庆“输诚”，陈公博、周佛海之流可谓用心良苦，居心叵测。

然而形势的发展，使陈、周等人不可能实现其罪恶图谋，在庆祝抗日胜利和严惩汉奸的声浪中，伪廷的显要们一个个被押上了历史审判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7年底，惩治汉奸案经侦查起诉者计30828人，不起诉者计20718人，起诉之后宣告无罪者6152人，科刑者15391人，仍在通缉者有数千人。现将汪伪政权首要判罪服刑情况简述于下。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汪伪末代汉奸头子陈公博坐困南京城，他既担心新四军随时会打进金陵，此前又发生周镐事件，他担心步萧叔萱的后尘，死得不明不白。而且作为先遣军的任援道，一再暗示让陈速离南京。陈公博走投无路，只好求助于日本侵华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今井立即找到小笠原中校，小笠原又推荐小川哲雄中尉。在小川陪同下，陈公博偕周隆庠、陈君慧、林柏生、何炳贤及其妻李励庄、私人秘书莫国康等，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的MC型飞机起飞，抵达日本九州的米子机场。日本外务省为陈公博等到来已作出安排，指派冈部长二为联络此事的负责人，将此项工作定名为“东山工作”。陈公博等分别化名如下：陈公博——东山公一、李励庄——东山文子、莫国康——青木贞子、林柏生——林博、陈君慧——西村君雄、周隆庠——中山周、何炳贤——河田贤二。日本外务省有关人员前往米子，将陈公博一行转移到京都，陈公博夫妇、莫国康、周隆庠住进一所别墅，而林柏生、陈君慧、何炳贤住进京都旅馆，后又搬入对文庄。几天后几经迁徙，最后住进了京都名胜古刹——金阁寺，这时已是9月8日了。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一个备忘录送给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出陈公博一行私自逃日，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引渡回国。9月30日，日本外务省驻京都的办事人山本往见陈公博，告知中国派来的飞机已飞抵米子市，陈表示稍作收拾，即于次日前往米子乘机返国。10月1日，日本前首相近卫祭扫其母的坟墓，特从京都赶往金阁寺与陈公博密谈两小时，“两人相对欷歔之状，自可想见”。

与近卫密谈后，除李励庄暂留日本外（何应钦备忘录中无她的名字），当晚陈公博、林柏生等6人搭乘火车赴米子，因风雨所阻，在福冈又住了一晚，10月3日乘机被押送回国。计从8月25日赴日，至10月3日回国，陈公博亡命日本时间长达一个月又8天。国民党政府派往日本的是一架运输机，除驾驶人员外，另派宪兵连长1人，士兵8人，以资押送。

陈公博先被关押于南京城南的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后又转移到宁海路25号军统看守所。该所在每个囚室中放置便桶一个。每天下午放风时，允许犯人外出倒便桶，厕所洗刷台一时拥挤不堪。陈公博为此事请求卫兵司令章绵湘，说自己曾任伪国府代主席，希望准许他于每日放风时提前或错后单独干刷洗便桶之事，给自己留点面子。经批准允许他这一要求。陈又说看守所的饭菜难以下咽，希望让他吃得好一些，“到绑赴刑场枪毙时，肥肥胖胖像个样子”，却未获批准。

1946年3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一起被转解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径付司法审判。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处由首席检察长韩焘亲自承办侦讯手续，起诉书提出：被告陈公博“二十七年（1938）秋间……忽与已故之汪逆兆铭，通谋敌国，勾结日酋近卫文麿，秘密言和……复于二十九年三月间，与汪逆共同组织伪南京政府，汪任伪主席，被告任伪立法院院长，公然颜事敌，反抗中央。是年五月间，被告复以伪专使职衔，率领使节团赴日答谢，低首虏廷，歌功颂德……嗣复兼任伪上海市市长，至三十三年三月间汪逆赴日就医，被告遂以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行伪主席职权，到汪逆死后，即正式代理伪政府主席。去年八月间，日寇投降，被告虽自动取消伪政府，然犹秘密赴日，托庇敌人，一面散布自杀消息，以冀幸免，经我国民政府电命引渡回国，予以羁押，至本年二月十七日解送侦查到院”。起诉书列举陈公博十大罪状：①缔结密约，丧权辱国；②搜索物资，供给敌人；③发行伪币，扰乱金融；④认贼作父，宣言参战；⑤抽集壮丁，为敌服役；⑥公卖鸦片，毒化人民；⑦改编教材，实施奴化；⑧托辞清乡，残害志士；⑨官吏贪污，政以贿成；⑩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陈公博对起诉书各点逐一辩驳，还指责起诉书“很多是臆测之辞，许多不是我的事，或者知都不知的事，或者绝无其事，也罗织起来。起诉书中，不是割裂事实，就是摭拾谣言，而且文字间很多是徒快口舌的文章，而不是根据事实的起诉”。陈尽管百般抵赖，但对自己犯下的汉奸罪行心里是有数的，他说：“在今日众议沸腾，真相不明，尤其是政治那样困难而波折，承办本案的检察官，即使他心里很明白而又肯负责任，哪一个敢挑起千钧重担说陈公博可以功罪相抵，哪一个敢说陈公博无罪呢？”陈公博在掂量自己头号汉奸的分量后说：“汪先生在生时，我是辅佐汪先生的一个人，在汪先生死后，我名义上总是负军事政治的全责，那就够判重罪，其实不必苦苦要罗织成齐齐整整的十大罪状也。”最后，陈转而向蒋介石乞怜说：“在日本投降以后，我的心情绝不愿损害蒋先生的尊严，蒋先生要求离就离，要我回就回，要判罪就判罪，束身以为服法的范例，使蒋先生更容易统一。本案说复杂是太复杂了，说简单也太简单了。因此，请法庭随便怎么判，我决定不再申辩，不再上诉了。”

陈公博答辩后，又将其长达47页的自白书念了一遍，耗时两小时多，又由指定的义务辩护人高溶律师进行辩护，后由审判长宣告审讯终结，并定于12日开庭宣判。宣判之日，由审判长孙鸿霖宣读判决主文：“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但陈妻李励庄不服判决，她于4月20日写了《申请复判状》，请江苏高等法院呈最高法院。5月16日，最高法院特别刑事法庭驳回了李励庄的上诉，并核准了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的判决。6月1日司法行政部将核准陈公博执行死刑的公文送达江苏高等法院。6月2日，江苏高等法院将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三犯由高院看守所移送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

1946年6月3日，陈公博的末日到了。清晨8时半，第三监狱的囚房开封了。许多囚徒都在外面散步或谈话。陈正在书写一副对联：

大海有真能容之量，

明月以不常满为心。

写到还剩下三个字时，陈公博发现有几个法警站在身后，他回头问法警：“是不是来提我执行了？”得到证实后，陈接着把“满为心”三字写完，还加上了上下款。陈回到监房，把东西稍加整理，换上衣服，外罩蓝布大褂，又双手捧着一把小茶壶，直接来到陈璧君的囚室，并向她鞠了一躬说：“夫人！请恕我先去了，今后，请夫人保重！我此去，可以有面目见汪先生于地下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常用的茶壶，就留给夫人做个纪念吧！”一向桀骜不驯的陈璧君，面对此情此景，不禁失声痛哭。陈又与褚民谊道别说：“重行（褚民谊字），我先走了，保重保重！”于是由法警押送走向法庭，监刑检察官告知陈公博：“你的案子经最高法院复判维持原判后，又将全案移送司法行政部核准。今天已接到部令执行，你还有什么遗言？”陈公博要求写几封遗书，一封给家属，另一封写给蒋介石，给蒋氏的信只写了一半他就停下不写了，于是历史上留下了这封半拉子信。陈公博搁笔起身向法官说：“快要到中午了，我不再耽搁你们用膳的时间。我死后，遗书请代交家属，现在就去吧！让法官也好早些了却一桩公案。”说完竟伸手与监刑官、书记官握手道别，法官们也情不自禁地与陈相握。死囚临刑，竟与监斩官相互握别，这要算陈公博上演较精彩的最后一幕了。

刑场设在第三监狱内，四周都是荷枪实弹的法警。陈公博走到刑场之前，回过头来向执行的法警要求：“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一些。”就是说，希望一枪了事，别让他多受罪。陈刚走到刑场的一半，法警就从他身后开枪，子弹从前面穿出，陈公博被击倒地上，鲜血不断流出，经过几分钟的抽搐，才气绝身亡，经过法医检验后，移送于狱内的停尸间，由法院通知陈在苏州的亲属，次日由其表妹赴监狱将尸体领去，尸体已有些发臭，当即移往娄门苏州殡仪馆匆匆入殓。后由其家属将棺木运往上海，悄悄埋在一处公墓中，连墓碑都未敢竖立。一代巨奸，从此销声匿迹。

周佛海从1945年9月由戴笠陪同回渝后，住在嘉陵江畔的白公馆。在戴笠安排下，过着特殊犯人的生活。据其子周幼海回忆：“我们在白公馆的生活是很优裕的，也很自由。可以下棋、打牌、唱戏，可以看重庆出版的所有报纸，包括《新华日报》。每天吃的是八菜一汤，大鱼大肉。过阴历年时，还准备了整桌酒席让我们过年。”但这种特殊犯人的优裕生活，因戴笠飞机失事而发生了变化。一天，周佛海等聚在一起，就戴笠之死互相谈论着：“丁默邨这时带头开了腔：‘你们看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问题的解决，究竟是有利呢？还是不利呢？’大家都默不作声。丁默邨歇了会又说：‘我看这样一来，对我们的问题解决非常不利。因为戴笠的继任者，必然是毛人凤。毛是一个庸才，没有魄力，胆小怕事，希望他像现在这样把我们保护在白公馆，承担外界舆论的压力，我看是不可能的。’马骥良接过话头问：‘那么，我们怎么办呢？’罗君强苦笑一声说：‘只好听天由命了。’周佛海忽然站起来说：‘我们不能这样消极等待，我们已经等了七个月了，好像蒙在鼓里，不上不下，很不是滋味。我们应该主动请求军统把我们移交到法院。这样，索性下个决心去打官司，反而可以求得一个心安……’罗君强开了腔：‘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办了。’丁默邨也低声说：‘那就这样办吧！’周看他们二人都表了态，便再没有问其他的人，说：‘好，那就决定了。等他们（指毛人凤等）再来时，我就口头提出来，假定他们不来，我们就写书面报告。’”

周佛海一案几经周折，在全国要求严惩大汉奸舆论的压力下，1946年7月19日，他终于被移解到南京高等检察院，准备接受审判。同年10月21日开庭审讯。这一天南京朝天宫大殿上，挤满了旁听的群众，他们是来听大汉奸周佛海是怎样接受审判，又是如何为其叛国罪行辩解的。上午检察官宣读起诉书，下午周佛海为自己辩护。周面对起诉书中认定他犯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汉奸罪行，无理搅三分地说：“这一点的起诉与我的情节，太不相符。我参加南京政府的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抗战形势极度危险，我希望能与日本直接谈和，以挽救危亡。我参加南京政府后半段的情节，是‘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在与日本直接谈判之后，我发觉日本并无诚意，我更通谋了本国，希望做些不利于敌国之事。我与中枢数年之中，既已取得直接联系，我的一切工作，也大都奉中央之命而行，假如不是原子弹提早结束了战争，在中美联合反攻时，或许我会能有更多的表现。”

周佛海睁着眼睛说瞎话。如果说他所谓“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显然是政治投机，为自己留条后路的话，那么“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则纯粹是自欺欺人。谁都知道，周佛海卖国投敌，和汪精卫一样，其思想根源是民族失败主义、民族投降主义。关于这一点，其在《日记》中是供认不讳的，一是对中国人民抗战力量估计过低，而对日本侵略者的力量则又估计过高。在他看来，日军攻占南京、武汉后，一定会溯江而上，轻取陪都重庆，使全国失去抗战重心。但是英勇的抗战军民，粉碎了周佛海的迷梦。

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根据周佛海大量叛国事实，判处他以死刑。周不服判决，多次申请复判。他的妻子杨淑慧，又为其多方奔走，并托请国民党有关高级人士为周说项，终于使蒋介石于1947年2月1日亲自写信给司法院院长居正等人，提出“该犯似可免于一死，可否改判，即希司法院核办可也”。就凭蒋介石这一句话，周佛海竟从判处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实行特赦。他得知此讯，喜出望外，于狱中吟诗一首曰：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

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怀仍故吾。

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似乎他还要东山再起了。但周佛海出狱无望，精神濒临崩溃边缘，他终于绝望了，病倒了，他患的是心脏病，转成慢性的其他疾病的并发症，而且是致命的绝症。经过一年多的垂死挣扎，周佛海已是形销骨立，接近生命的尽头。

“在他死前的一两个月，变得既不能睡，亦不能坐。他把被褥叠高起来，就日夜俯伏在这上面，喘息着，呻吟着。最后周身痛楚，经过了二十八昼夜不停地惨呼号叫，至死前六七日，因为全身的肌肉已经销尽……以臀部只剩得一层宽弛的皮，不得不改在大腿的后肉为他勉强注射。甚至已经为他注射过了，而佛海竟茫然不觉，还连问医生打过了没有。到了此时，佛海身体上的感觉也已完全丧失，病入膏肓”。延至1948年2月14日，周佛海一命呜呼，瘐毙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周死后，他的尸体停放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其后放入由杨淑慧珍藏多年的一口贵重的棺木里，并运到南京汤山附近的永安公墓，草草埋葬在荒烟蔓草丛中。

下面我们将简要介绍褚民谊、陈璧君等人被捕伏法情况，以见一斑。

1945年10月14日，褚民谊、陈璧君等人被军统局诱捕由广州飞抵南京，囚禁于宁海路25号军统看守所。随后于次年2月18日，被移送苏州，羁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狮子口第三监狱。由该院检察处进行侦审，3月21日提起公诉，褚的主要罪状是：追随汪逆，出任伪职；参与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实行对英美宣战；在伪行政院外交部长任内，允许日本在其占领区内设立华北振兴公司，并下设分公司15处，以统制该区域内的行政、交通、粮食、矿产，以提供军用；在任伪广东省长时，与日本联络部长松井勾结，擅自增加8万万元的海关税，以此款的一半支助日本军用。起诉书认定褚民谊犯有“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无可宽恕”。

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庭于4月15日开庭审讯，宣读对褚民谊的起诉书。褚在答辩书中大肆吹捧汪精卫，同时也为自己开脱。他胡说汪精卫“响应近卫声明而发艳电，始而复党，继而组府”，不仅不是汉奸罪行，反而是什么“仁人君子”。他还把汪伪政权的建立说成是“和平抗日”，是保持了国家的“元气”，继续贩卖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褚在答辩书中妄图赖掉他的所有汉奸罪行，说他掌握的外交部，“不过一应酬机关，只可称为一交际部耳”。关于与日本签订条约及对英美宣战等众所周知的事实，褚矢口否认，说他什么都没有参加，说这一切都是汪精卫做主，与他无关。

褚民谊的狡辩是徒劳的。江苏高等法院于4月22日判处褚死刑。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故作镇静地说：“本人以今日得死刑之判处，真所谓皆大欢喜，但是大家要晓得，虽则本人自请处以死刑，但决不是自己自认有罪，不过是我求仁得仁而已。”另一方面褚又与其妻一再上诉，申请复判。江苏高等法院裁定维持原判，驳回褚的申诉。1946年8月23日，褚民谊被处决于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刑场。

陈璧君。1945年与褚民谊在广州被国民党军统诱捕。1946年2月军统局将陈公博、陈璧君、褚民谊三犯由南京押送苏州看守所。在狱中陈璧君依然盛气凌人，对汪精卫及自己的汉奸罪行毫无认识，甚至还要摆国民党元老的臭架子。一次在南京监狱，狱卒循例直呼其名，陈璧君瞋目怒叱：“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过的，你们委员长不敢这样叫我，你是国民党下面雇用的人，你配这样叫我？”狱卒从此不是称她为“汪夫人”，就是叫她“陈先生”了。

1946年3月27日，检察官对陈璧君起诉，在起诉书中列举她的罪状是：惨害地下同志；取决粤政，目的在断绝政府物资来源；与汪精卫同恶相济，返粤主政达四月之久；主持特务，用人行政，一切仰敌鼻息。江苏高等法院于4月16日对陈璧君开庭审判。陈璧君在被告席上居然“为汪氏（精卫）辩白，为汪政权辩护，为从汪诸人开脱……对当局抨击，对法官讥嘲，有时且近乎申斥，常使检察官韦维清为之狼狈不堪”。

4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其主文是：“陈璧君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陈璧君当即表示：“我对判决绝对不服，但也绝对不要上诉。因为上诉结果，必然还是与初审一样。”但其女汪文恂还是请律师向最高法院申请复判。南京最高法院于5月21日驳回汪文恂的申请，同时核准江苏高等法院所作出的判决，维持原判。

南京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春南迁广州，对在押汉奸作出决定：凡处无期徒刑者继续关押，其余一律释放。因此，陈璧君仍羁押在狱。同年5月上海解放，陈璧君从苏州监狱被移送上海提篮桥监狱拘押。

罗君强。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20日，他又追随周佛海任行动总队副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局长。9月下旬，戴笠到上海进行肃奸工作，与周佛海进行多次密谈，然后周佛海决定辞去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职务，罗君强亦辞去副职，并同周佛海、丁默邨、杨惺华等随戴笠同机飞渝，“自行投案”。他们被安置在嘉陵江畔的白公馆，过着高等囚徒生活。

1946年春，罗君强被押解回南京，囚禁于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老虎桥监狱。高等法院检察官复于同年10月对罗进行起诉。起诉书认定：罗君强“确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行为，已属信而有征。至其……秉承敌伪意旨，执行伪府政令，如征集物资，公卖鸦片，奴化青年，清乡封锁，搜捕地下抗战工作人员，摧毁陷区中央行政军事机构。此其最显著者，无一非遂敌寇东亚共荣、军事合作、经济提携、文化沟通之诡计，而达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早日灭亡我国之目的”。

1947年3月6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决主文如下：“罗君强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君强仍被羁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梅思平。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于1946年4月27日提起公诉，5月3日公开审讯，5月9日宣判处梅思平以死刑。梅一再申请复判，最高法院于7月6日判决“原判决核准”，维持原判。梅思平知死期不远，就托狱中看守员带些“白干”（白酒）进来，每晚喝得半醉，借酒消愁，然后就睡，打发未了时光。梅思平于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刑场。

林柏生。1945年9月与陈公博同时被引渡回国后，即被囚禁于南京宁海路25号军统看守所，其后转移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于1946年5月12日提起公诉，并于5月31日判林死刑，林提出申诉，妄图减刑，最高法院驳回其申请，维持原判决。1946年10月8日，林柏生被枪决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刑场。

丁默邨。1946年由重庆与周佛海等同时被押解回南京后，羁押于老虎桥监狱。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于1946年11月11日提起公诉，1947年2月8日判处丁以死刑。这个汪伪特工头子、杀人魔王，临到毙命时丑态百出。7月5日，丁被枪决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刑场。

王克敏。军统局局长戴笠于1945年10月6日奉命逮捕华北汉奸首要。这一天戴笠以“宴客”方式通知在北平特任级汉奸到东城兵马司汪时璟家中赴宴。但群奸齐聚后，见到警察林立，知道宴无好宴。戴笠当即宣布名单，并交代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的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戴笠还关照王克敏说，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呼。王克敏自知罪孽深重，说：这场祸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王克敏等华北巨奸被拘押于北平炮局监狱。1945年12月25日，王克敏畏罪服毒自杀，死于狱中。

王揖唐。1945年10月戴笠在北平肃奸时，王揖唐因病住进医院，其后在医院被逮捕归案。王获悉主审官是其原下属何承焯，因此开庭受审时，王大声呵斥说：何承焯，你不配审我。华北沦陷时期，你在我的手下任过事，你是我的部下，就是小汉奸，哪有小汉奸审大汉奸的道理？何承焯审不下去，随后被给以停职处分。但这也救不了王揖唐，河北高等法院改派关盛涵为主审王案的法官。王揖唐汉奸罪行累累，河北高等法院判处他以死刑，王两次上诉，要求减缓。南京最高法院于1948年9月复判，维持王揖唐的死刑判决。9月10日，王揖唐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被执行枪决，身中7枪毙命。

梁鸿志。1945年日本投降后即隐匿于苏州，军统局于10月将其逮捕。1946年4月3日转押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于6月5日开庭审判，6月21日判处梁死刑，梁声称对判决不服，要求上诉。梁在入狱期间，吟诗以寄哀思，囚室内无床、无灯、无笔、无砚、无茶具、无酒、无书，这些都成了他吟咏的题材。

国民党最高法院于10月作出终审判决，“原判决核准”。上海高等法院于11月13日接到判决书和密令，即派检察官戴荣锋去监狱负责行刑。由法警带梁鸿志出监狱大门，他情知不妙，到了“忠”字监狱前面，设有临时法庭，梁当庭写了遗嘱，还给蒋介石写信，然后步入刑场，嘴里还哼着“行年六十四，行步移法场”的诗句。法警开枪，弹中后脑，又从口腔中穿出，梁鸿志一枪毙命，不足两分钟气绝身亡。

汪伪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群奸相继受到审判并伏法，伸张了民族正气，荡涤了妖雾阴霾。

参考书目

1.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4.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5.余子道、刘其奎、曹振威编《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7.黄美真编《伪廷幽影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

8.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9.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10.朱子家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1～5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59～1964。

11.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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