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天国史话/张远鹏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5

（中国史话）

ISBN 978-7-5097-1953-4

Ⅰ.①太… Ⅱ.①张… Ⅲ.①太平天国革命-研究 Ⅳ.①K25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5987号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话·近代政治史系列

太平天国史话

著者/张远鹏

出版人/谢寿光

总编辑/邹东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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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装/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6

版次/2011年5月第1版 字数/109千字

印次/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1953-4

定价/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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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

主任 陈奎元

副主任 武寅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王巍 刘庆柱

步平 张顺洪 张海鹏

陈祖武 陈高华 林甘泉

耿云志 廖学盛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

《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

2011年4月

作者小传

张远鹏

张远鹏，1965年2月生，江苏句容人，1986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历史系，接着在该校继续深造，1989年自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毕业，此后五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94年考入南京大学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师从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茅家琦教授，此书是博士在读期间在茅先生的指导下共同完成的作品。

目录

- 一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

- 1 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 2 两广是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地区之一

- 二 拜上帝

- 1 洪秀全开始拜上帝

- 2 洪秀全、冯云山宣传拜上帝

- 3 武装起义的酝酿

- 三 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

- 1 金田起义

- 2 永安半载

- 3 入湖南，占武汉

- 4 顺江东下，建都天京

- 四 《天朝田亩制度》及前期各项内外政策

- 1 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 2 各项经济政策的变化

- 3 对外关系的特点

- 五 建都天京后的军事活动

- 1 北伐

- 2 西征

- 3 镇江、天京城郊的战斗

- 六 天京事变与石达开的出走

- 1 天京事变的缘起

- 2 杨秀清、韦昌辉的相继被杀

- 3 石达开出走

- 七 李秀成、陈玉成、林启荣等的苦战

- 1 为稳定江西、皖北战局而努力

- 2 解天京之围

- 3 攻占苏南、浙江地区

- 八 改革内政的努力

- 1 李秀成的改革主张

- 2 洪仁玕总理朝政，提出《资政新篇》

- 九 战略形势逆转

- 1 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勾结

- 2 太平天国政局紊乱

- 3 安庆失守

- 4 天京沦陷

- 十 太平军余部的战斗

- 1 赣、闽、粤战场的战斗

- 2 陈得才等转战中原

- 3 赖文光痛歼僧格林沁

- 4 东西联军两路作战

- 5 历史的教训

- 参考书目

一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

1850年4月3日，洪秀全于广西桂平的平在山秘密地穿起黄袍，当上了太平天王；同年11月4日，杨秀清于桂平金田村公开露面，执掌军权，聚集在金田、花洲、白沙、博白、陆川的各路人马同时揭帜，宣布起义；1851年1月11日，太平军各路兵马齐会金田，恭祝洪秀全的38岁生日，并以明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这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宣告了太平天国的诞生[1]。太平天国以建立人人平等，天下一家的太平世界为号召，向当时的统治者清王朝发出了挑战。

太平天国的出现，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危机下的产物。

1 社会危机日益严重

中英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矛盾，尤其是人民大众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北方以白莲教，南方以天地会为核心的人民群众斗争日益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开始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战后十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主要采取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索取“战争赔款”。根据《江宁条约》，1842～1845年间，清政府向英国侵略者支付了2100万元的战争赔款。这一巨额负担，完全转嫁到中国老百姓头上。为了支付巨额赔款，道光皇帝公开发出命令，要各省总督、巡抚限期催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

第二，继续大量地向中国输出鸦片。鸦片战争后，鸦片走私进口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更加泛滥。外国侵略者通过鸦片走私大量榨取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马克思指出：“从1843年起，鸦片贸易实际上还是完全不受法律制裁。”

1840年进口鸦片20619箱，1850年增加到52925箱。有人统计，主要由于鸦片进口，1843～1846年四年之间，中国流出的白银计3900万至4700多万银元；1847～1848年间，每年约计流出1000万银元。上海和广州成了两个最大的鸦片走私输入口岸。鸦片从广州沿西江而上，一直倾销到广西。梧州、平南、桂平、贵县一带，烟铺林立。桂平的大湟江口，一个小小的墟镇，就有鸦片烟馆十几家。吸食鸦片的主要是地主、豪绅、官僚等剥削阶级分子，他们为了购买鸦片，进一步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第三，倾销洋货。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一些手工业，主要是手工纺织业受到摧残，小生产者的处境更困难了。如苏州、松江一带，手工织布业，因“洋布盛行……是以布市销减，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商贾不行，生计路绌”。广东顺德一带，织布手工业，也因洋布“贱售，女工几停其半”。

这三种掠夺形式，说明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不是采取战争手段，而是采取经济手段掠夺中国人民。他们利用从腐朽的封建政府手中取得的特权对中国人民进行剥削；或者通过封建政府和地主阶级的手，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其结果就是封建政府和地主阶级进一步压榨广大农民群众。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沉重，土地集中急剧发展，城乡失业流亡人口大量增加。1845年前后，甚至远在西南的贵州省黎平府属各地，也由于“佃户分租无多，而田主盘剥日甚，以致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民穷财尽”，其结果就是原来已经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群众性的斗争汹涌澎湃，此伏彼起。统治阶级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抗粮抗租，拒捕伤官之案，层见迭出。”某些清朝官僚也认为，1842年1月湖北崇阳钟人杰起义，1844年7月湖南耒阳杨大鹏起义，1844年5月台湾嘉义县郭崇高起义，1845年10月浙江奉化张名渊起义，“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起义烈火在全国各地燃起。在北方，以捻军、幅军为主体的斗争遍及山东、河南和安徽等广大地区。据记载：“道光二十七、八年，沂、曹间号幅匪、捻匪者，所在蜂起，北至赵、魏，南及淮、徐、沂之兰山尤盛。”在南方，广西、广东、湖南一带的斗争最为激烈。道光三十年（1850），有人向皇帝奏报：群众斗争“自直隶、山东、河南及浙江、两湖等省……几于无处不然，而最多且甚者，莫如两粤”。

2 两广是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的地区之一

广西群众性的斗争“日甚一日”，农民哄然弃耕相从。1848年罗亚丙攻大乌，张钊克三水。1849年李沅发率众起义，打下新宁县城，杀死县令，进入广西。这些起义的性质，可以从李沅发的“自述”中看出。他说：“我向来在外游荡，并无田业。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内，本境雨水过多，谷价昂贵，富户不肯发卖，本县并不劝谕减价，又不开仓平粜。士绅只把宾兴义谷出借，为数不多。八月收获后，又勒索重利，贫民无力偿还。我乘人心不服，起意抢夺，与谢有兴、刘复倡即刘八们大家商议，兴立把子会，结拜弟兄，可以邀约多人，劫富济贫……约定十月十三日夜起事。三更时分，聚众三百多人，先在东门外放火，烧毁文昌书院，是卢万先们打开东门，我们一同拥进，先到监狱，毁门进内，把杨倡宝、李世英放出……把万知县戳死。”他又说：人民群众拥护他，在他的周围集中了两三千人。“我因人数已多，又设立十行名目，一人管带十人，添造各种旗帜。”他还说：“我实因结会劫富济贫，后因戕官，才起意谋反。”

两广地区激烈的反抗斗争具有多方面的原因。

和全国一样，两广的封建剥削十分沉重。以广西为例，浔州府属的平南县有一句流行的民谣说：“江北张其耀，江南满国球。”意思是说，全县多数土地被这两家地主霸占了。鸦片战争前，这一带的地租剥削率是“百种千租”，鸦片战争后，没有几年猛增到“百种二千租”，增加了一倍。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陷入绝境，“鬻及儿女者，往往有之”，“民饥死无数”，甚至出现“屠人鬻于市”的惨剧。

两广，有悠久的革命传统。秘密抗清组织天地会自清初以来一直活跃在粤桂各县。两广，还有良好的地理条件，特别是广西，山多林密，有利于积蓄革命力量，待机而发。这样，在外患内忧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群众性的反抗斗争发展很快。当时的记载表明：在广东，人民斗争“无时不有，无地不有，而莫盛于今日”。1847年秋间，有人到“香山之港口、隆都各乡，诱人入会，始犹数十人，于夜间结拜，后竟数百为群、公然白昼结拜。其结拜之处，凡有路口，俱用枪炮把守，以防官兵围拿……衙门兵差，皆其党羽……不特外府州县勾结拜会者不可胜数，即省城白云山近在咫尺，亦无时无匪拜会”。在广西，天地会“根蒂过深，梗顽不化……成群结党”。

广州，当时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前哨。鸦片战争后，广州地区人民的抗英斗争并没有停止。1842年12月，英国侵略者抢夺中国商贩的货物，并开枪打人，愤怒的群众包围了英国侵略者，并放火焚烧了商馆。1847年英香港总督德庇时（J.F.Davis）欲强租广州河南地区，广大群众进行了英勇斗争，侵略者被迫暂时停止了租地活动。1849年，英新任香港总督文翰（S.G.Bonhan）率领民船进入省河，妄图闯入广州。居民闻讯，群起反对，旬日之间聚集十万多人，“省河两岸义勇，呼声震天”。文翰望而生畏，见势不妙，暂时打消了入城的念头。在两广人民反侵略斗争中，由于清朝统治者向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屈膝求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浪潮，也愤怒地卷向他们。英国侵略者勾结广州知府刘浔，企图混进广州城。群众烧毁了刘浔的衙门，把他的衣箱放在大堂下面，并打开箱锁，“搜其朝珠公服而焚之，曰：‘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刘浔自后院破围墙仓皇而逃。广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有力地推动了两广地区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夏燮在《粤氛纪事》中曾经说到当时在广东流行一首民谣：“官怕洋鬼，洋鬼怕百姓。”他说，这样一来，官府没有办法统治老百姓了。

当时，整个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十分腐朽，广西官府的统治力量更为薄弱。金田起义后被清政府派到广西做巡抚的周天爵无可奈何地承认：省城里只有八九百名懦劣的士兵，藩库里只能拨下朝不继夕的军饷，全省地方上都是求参不得的官员，军队里都是贪生怕死的将官，就连公文案牍中所反映的也尽是被杀被焚的情况。做过周天爵幕僚的严正基更进一步地揭露了广西财政的极度恐慌，他说：广西规定征收的钱粮，每年只有40万两稍多，本省绿营的兵饷每年就需42万多两，已经是入不敷出，其他如关料杂税加起来不过10万余两，用来支付文武员弁的薪俸和其他开销也不够用。以前征收足额的时候，还需要外省拨款接济，这几年“盗贼”充斥，人民离散，除去减免缓征之外，每年完纳的只有十之五六，愈加感到不够用了。

人民群众活不下去了，他们普遍地进行了反抗斗争。旧的统治秩序也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一位广西籍的官员在言谈中流露出对家乡前途的忧虑，他说：广西近来的情事，就好像人满身疮毒，脓血所到，随即溃烂。不要说那些潜伏在草莽之间的“盗贼”们试图得逞，就是平常无事的地方，也有可能乘间起事。我听父老们说起这些事，不免为家乡感到担忧，真不知什么时候才是了结！

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已经是强弓满弦，一触即发。

[1] 历史学界对于洪秀全登极和金田起义日期有不同的见解，这里所采用的只是其中的一种。

二 拜上帝

——反对清朝统治的思想武器

1 洪秀全开始拜上帝

洪秀全原名火秀，族名仁坤，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出生于广东花县西北福源水地方的一个农民家庭。后来全家迁居官禄村。幼年时代他在私塾读书习字，接受传统的文化教育，五六年间，已能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后来他又自己阅读中国历史和其他书籍。秀全16岁时，因为家计困穷，不能再读书求学，他就和其他农村孩子一样，帮助家中干农活，或到山野去放牛。18岁时，他担任了本村的塾师。

洪秀全长期在农村生活，又亲身参加过农业劳动，接近贫苦农民，对他们的疾苦有较多的了解。因此，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广东是中国人民开展禁烟斗争最激烈的地方。两广又是天地会武装抗清的活跃地区。这些因素也对洪秀全的思想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洪秀全曾说过：我虽然没有加入三合会，但经常听说它的宗旨是“反清复明”。这种主张，在康熙年间三合会初创时还是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他和他的族弟洪仁玕在一起议论时势时，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他还说：每年将中国的几千万金银化为烟土，将人民的数百万脂膏变为花粉，一年如此，年年如此，至今二百年。中国人民的富有者怎么可能不贫穷？贫穷者又怎么可能守法？讲到这些地方，洪秀全感慨万千，“拍案三叹”。从他个人遭遇看，从十五六岁开始，即应考秀才，但是，在腐朽的科举制度下，他十年寒窗，最终一个秀才功名也没取得。这一切不能不激起洪秀全的反抗意识。1837年他又赴广州应试，初考时他的名字还高列榜上，但到复考时又落第。屡试不中，洪秀全受到极大打击，积愤成疾，猝然病倒，被人用轿子抬回老家后，一连40余日卧床不起。大病中，他梦见一位老人给他一柄剑，叫他铲除鬼魔。他对父亲说：“天上至尊的老人，已令全世之人归向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他病中吟诗道：

鸟向晓矣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

身照金乌灾尽消，龙虎将军都辅佐。

又两首：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过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他自己也在这个时候改名为“秀全”，此二字拆开为“禾乃人王”，借“禾”为“我”，意即“我乃人王”。显示了他强烈的帝王思想和反清意识。

但是，这时洪秀全的思想还有些动摇不定。他自幼深受功名思想熏陶，很难一下子与读书入仕的道路彻底决裂。1843年，洪秀全又到广州应试。这是他第四次到广州考秀才，也是最后一次，结果又是失败而归。他很是气愤，到家以后，愤愤地说道：“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吧！”

就在这年夏天，洪秀全仔细阅读了1833年在广州街头得到的一本《劝世良言》的小册子[1]。《劝世良言》宣扬西方基督教，称上天只有一位独一真神，那就是“上帝爷火华”（God Jehovah，今译为“上帝耶和华”）。所有富贵光荣，皆由之而来，亦是全世界众人之大父。“神爷火华曰：除我外而未有别个神也”。

洪秀全是熟读中国儒家经书的，他根据儒家经典，验证了《劝世良言》所宣传的“独一真神惟上帝”的思想。洪秀全说：“盖拜皇上帝这条大路，考中国番国鉴史……俱是同行这条大路；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中国行这条大路到秦汉以下则差入鬼路，致被阎罗妖所捉。”洪秀全这些话，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先秦时代，“皇”和“帝”只是至高无上的天神的称号，人间的君王是不能称“皇”称“帝”的。到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以后，他认为“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才决定把“皇”“帝”二字结合起来，成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所独有的称号。

洪秀全还说：“看见其书说有一位造天造地造万物大主宰之上帝，人人皆当敬畏他，崇拜他。至于世间所立一切邪魔该杀。”马克思说过：“谬误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在天国，只有皇上帝才是真神，其他都是邪魔；在人间，最高封建统治者僭用“皇”和“帝”的称号，那当然是“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当然就是妖魔，就该打倒了。洪秀全接受了《劝世良言》宣传的基督教的“独一真神惟上帝”的观念，作为向封建皇帝斗争的武器。《劝世良言》促进了洪秀全革命思想的发展。

2 洪秀全、冯云山宣传拜上帝

洪秀全按照《劝世良言》中所说的仪式自行洗礼，皈依上帝，并积极宣传拜上帝。首先信教并接受洗礼的是他的族弟洪仁玕和表弟冯云山。冯云山，广东花县禾落地人，生于一个“家道殷实”之户，自幼熟读经史、天文、历算、地理、兵法等书，成年后，家道中落，几次参加科举考试，也是“屡试不第”，后便在农村私塾教书为业。洪秀全根据拜上帝教义，把自己家中所供奉的偶像牌位去掉。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又拿掉村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这一举动引起一场风波，洪秀全也因此丢掉了村塾先生的教职。

1844年4月2日，洪秀全、冯云山离开花县家乡，到广州、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曲江、阳山、连山等地宣传拜上帝[2]，沿途贩卖笔砚以为盘缠。5月21日到达广西贵县的赐谷村。洪秀全有位表兄住在那里。洪秀全和冯云山在赐谷村一带传教，发动群众，可是效果不够理想，信教受洗的只有一百多人。

9月5日，冯云山离开赐谷村到紫荆山区，深入广大贫苦劳动人民中间宣传教义。

紫荆山区极其偏僻，群山环抱，形势十分险要。此地居住着十分贫苦的劳动人民，包括农民和烧炭工人。在冯云山来到之前，曾经发生过以农民为主，并联合其他劳苦人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剥削的斗争。也就是说山民们具有一定的反抗意识；并且由于他们缺少文化，比较迷信，易于接受宗教宣传。因此，从地理环境和群众基础看，紫荆山区是比较理想的积聚革命力量准备发动起义的基地。1844年10～11月间，为了发动群众，冯云山深入紫荆山区古林社，脱下长衫，亲身从事体力劳动。他通过做短工、捡卖牛粪等接近广大劳动群众，宣传拜上帝。1846年春，冯云山又到大冲一面教书，一面继续传教。

1844年11月18日，洪秀全离开赐谷村回到广东家乡，仍以教书为业。在1845～1846年间，洪秀全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比较系统地阐发了他自己所理解的拜上帝教义，宣示其建立天下一家的太平世界的理想。

《原道救世歌》提出了“开辟真神惟上帝，无分贵贱拜宜虔”的观点，宣扬天父上帝为古今中外共同的独一真神，人人都得敬拜上帝；并谆谆告诫“勿拜邪神，须作正人”，具体地提出了“正道”的典范和反对“不正”的若干要求，即反对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为赌博以及吸洋烟、饮酒、堪舆、相命，等等。可见，这是洪秀全对世人在宗教信仰及道德修养方面的具体要求。《原道醒世训》着重谴责了“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的社会弊端；批判了国与国之间，省、府、州、县、乡、里，乃至族姓之间“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丑恶现象；明确提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不应存“此疆彼界之私”，不应起“尔吞我并之念”；热烈歌颂了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贤上德”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号召天下凡间的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如此，则可“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显然，这是洪秀全提出的改造社会的理想方案。洪秀全用“大同”思想反对私有，显然是起着反封建的革命作用的。但是，废除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后怎么办？是废除一切私有制，还是保存农民私有制？对这个问题，洪秀全没有明确地回答，但是倾向性是很清楚的。他倾向于废除一切私有制，提出了“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的口号。

不论作者主观意图如何，《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贫苦农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3 武装起义的酝酿

1847年3月，洪秀全同洪仁玕从花县去广州，在罗孝全处学习基督教教义，仔细地阅读了《旧遗诏书》和《新遗诏书》，即《旧约》和《新约》。他大开眼界，获得了较为系统的西方基督教知识。

但是，广州是当时民族斗争的中心。洪秀全在广州向罗孝全学习基督教教义的时候，正好爆发了反抗德庇时闯入省河，企图强行进入广州城的斗争。反侵略斗争的烈火使洪秀全的革命思想更加旺盛。

洪秀全在广州待不下去了，他也不能再回到花县乡下了。他下定决心去广西寻找冯云山，积极准备发动起义。当时，他正请求洗礼，罗孝全尚未答应，他决定不再等待了。对发动一场大起义来说，洗礼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1847年7月21日，他离开广州，身佩斩妖剑，直奔紫荆山区。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洪秀全完成了他的第三篇著作——《原道觉世训》。这是一个向封建皇帝进攻的号角。其中说：“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洪秀全又说：“溺信各邪神，则变成妖徒鬼卒。”所谓阎罗妖指的就是清朝皇帝，所谓“阎罗妖之妖徒走卒”指的就是清王朝的各级贪官污吏，洪秀全号召拜上帝的人起来“共击灭之”。《原道觉世训》在另一处还公开点名痛斥清朝的皇帝。它说：“皇上帝乃是帝也。虽世间之主称王足矣。岂容一毫僭越于其间哉？……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腼称帝者乎？只见其妄自尊大，自干永远地狱之灾也。”

8月27日，洪秀全到达紫荆山区。他与冯云山见面了。这时，广西地区，特别是紫荆山一带，灾荒频仍，人民群众苦难日深，阶级斗争进入高潮时期。洪秀全、冯云山以紫荆山区作为主要基地，大力宣传拜上帝，把活动范围推向四周的贵县、平南、藤县、陆川、博白和广东信宜、化州等地区。很快形成了五大块基地。它们是：以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为首的以桂平县金田村为中心的紫荆山地区；以石达开、秦日纲为首的以贵县赐谷村为中心的龙山地区；以胡以晄为首的以平南县花洲为中心的鹏化山地区（包括藤县大黎地区）；以赖九、黄文金为首的以陆莺、旱坳为中心的陆川、博白地区；以及以凌十八为首的以广东信宜大寮为中心的信宜地区。发展信徒约3万人，培养了杨秀清、萧朝贵等一批骨干。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把散漫的农民整合成具有统一思想，有组织的强大政治力量。这些聚集起来敬拜上帝的群体被人称做“拜上帝会[3]”，并很快就远近驰名了。

随着队伍的壮大，拜上帝会在洪秀全、冯云山的带领下开展了捣毁泥菩萨偶像的斗争。1847年，洪、冯带领信徒首先捣毁象州古车村的甘王庙，并在壁上题诗道：

题诗行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

迷缠男女雷当劈，害累世人火定烧。

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龙袍。

甘王庙香火旺盛，甘王被当地人认为是很灵验的一个凶恶神道。洪、冯带头砸了甘王神像，却安然无恙，一时声威大震。拜上帝会还在蒙冲捣毁三圣宫（雷神庙），在田心水、花雷水一带捣毁社坛（土地神庙）。捣毁偶像的行动激发了拜上帝信徒的胆识和斗志，使广大信徒“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

拜上帝会连续捣毁神像的行动，引起地主士绅的惊恐。他们运用团练，勾结官府迫害拜上帝会。1847年底，紫荆山秀才、劣绅王作新抓住冯云山并准备送官府治罪。拜上帝会闻讯后，及时作出反应，抢回了冯云山。可是王作新不甘心，他连连上告，终使冯云山被投入了桂平县监狱。冯云山智斗官府。他引用儒家经典中关于敬拜上帝的文字以及清朝对基督教弛禁的谕令，说明“教人敬天，礼拜上帝”是合法行动。官府找不到冯云山反清实据。紫荆山拜上帝教众兄弟又凑了一笔钱向官府进行贿赂，官府遂以冯云山“无籍游荡”为由，令差役将其押解原籍管束。在递解回籍的途中，冯云山向两位差役宣讲拜上帝的道理。两位差役被感动，陪同冯云山秘密潜回紫荆山区。当冯云山被囚时，洪秀全返回花县，打算到广州通过罗孝全，说服两广总督以营救冯云山。冯云山急于与洪秀全见面，遂立即东行。1848年10月，洪、冯两人在花县会面，商讨起义大计，并以1837年洪秀全大病中的异梦为蓝本，编造了一个政治神话《太平天日》，宣称：洪秀全是上帝之子，上帝命他下凡做人间的真命天子，主宰一切。为发动武装起义，改朝换代做思想准备。

冯云山经过斗争虽然出狱，地主士绅纠集团练对拜上帝信徒的迫害却有增无减。平南、贵县、桂平、信宜等基地相继传来拜上帝会的首领被捕入狱的消息。凌十八、石达开、胡以晄等首领率先领导拜上帝教众武装反抗地主团练的围攻。正如李秀成所说：“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到1849年六七月间，广西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十分紧张，更多的人加入拜上帝会。“老幼男女携眷挟财产大队加入，情景不同前时，与官吏发生冲突势所难免”。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1] 洪秀全获得《劝世良言》的年代，诸说不一，本书采1833年说。

[2] 洪秀全等人所宣传的“拜上帝”，与正统的基督教教义有很大差异，本书也因此不把他们的宣传活动简单地看做基督教的“传教”活动。

[3] 所谓“拜上帝会”是外人对这些敬拜上帝之人的称呼，太平天国自身的文献中，从无“拜上帝会”的提法，本书从习惯，在提及拜上帝之人的组织时，仍称其为“拜上帝会”。

三 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

1 金田起义

当1848年1月，冯云山被抓关入桂平县大牢，洪秀全去广东时，拜上帝会面临巨大的危机。地主团练对拜上帝信徒的威胁迫害加剧，拜上帝会群龙无首，人心惶惶。紫荆山基地的杨秀清、萧朝贵乘机而出。杨秀清，广西桂平人，出身于一个“世代耕山烧炭”的人家，自幼生长深山之中，很小就失去父母，“零丁孤苦，困厄难堪”，此人“性机警，喜用权智”，自称梦中能知未来事。一天他对人说：我昨天梦见某地方有金子，听者按他说的去找，果然找到了金子，非常惊异，认为杨秀清“神”了。其实这些金子是杨秀清预藏在那里的。萧朝贵，广西武宣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僻处山隅，自耕而食，自蚕而衣”。境遇很不好。他力大无穷，一天耕牛挣脱牛绳，逃出田边，他追上去抓住牛尾，牛被他拉得倒着跟他走。当地流行“降僮”风俗，就是鬼神附体说话。杨秀清于1848年4月声称天父下凡，“号召信徒同心共志，度过暂时的艰难岁月”；萧朝贵也在是年9月声称天兄下凡。杨、萧稳定了拜上帝会的情绪，也确立了对紫荆山区信徒的控制。

洪秀全、冯云山回到紫荆山后，因为官绅迫害，不便公开活动，只能依靠杨秀清、萧朝贵主持事务。洪秀全承认了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为天父、天兄代言人的特殊身份。这样拜上帝宗教的权力结构由洪秀全的一元领导，转变为洪秀全与杨秀清、萧朝贵的交叉二元领导。某种程度上说，杨、萧的权力凌驾于洪之上。杨、萧利用天父、天兄代言人的身份，主导洪的行动，洪秀全的行止谋划也需得到他们的同意。

为了制衡杨、萧，洪秀全不断注意笼络和提拔其他基地的首领。先乘杨秀清生病之际把韦昌辉拉进了中枢，后来又加上石达开。韦昌辉，初名正，广西桂平人，出身于小地主家庭。韦家受大地主欺压，韦昌辉很是愤恨，在冯云山的开导下，献出家产加入拜上帝会。石达开，广西贵县人，出身于农村的一个小康之家。当他12岁的时候，就“凛然如成年人，自雄其才，慷慨有经略四方志，喜读兵法”。韦、石二人进入中枢，使中枢权力结构一时得以平衡。

在金田起义前后，杨秀清、萧朝贵为了共成大业，也经常以天父、天兄下凡发言，肯定洪秀全编造的君权神授的故事——上帝派洪秀全下凡，主宰世间，洪秀全是真命天子的神话，并号召信徒拥护洪秀全，“共扶真主”。

1850年初至春夏间，远近各地的拜上帝会首领及骨干分子陆续被召至平在山秘密朝觐洪秀全，并聆听天父、天兄圣旨。据记载，有时一晚就“有几多众小来朝”，或“有好多兄弟到来”，甚至还有“他方兄弟来投”。神秘而又庄严的氛围使这些开国元勋们诚惶诚恐，又振奋不已。曾随父亲蒙得恩参加过朝觐洪秀全的蒙时雍后来回忆说：“我从庚戌年二月敬拜天父上帝、天兄耶稣，没有多少日子，即随先父到平在山面觐真圣主天王圣颜，仰蒙面诏教导，指引甚属精详。侄与先父从此格外信实认真，去邪崇正。其时令甚严肃，不准轻泄机关，故此不敢轻与人言。”

经过长期的精心策划，1850年4月3日（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于平在山穿起黄袍，正式成为太平天王。之所以择定于此日“登极”，据说是因为“二、十、一”三个字可以共同组合成一个“主”字。这一日期，后来被洪秀全定为“太兄暨朕登极节”。大约与此同时，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三人开始正式拥有了“军师”的名号。

拜上帝会对于洪秀全的登极，没有采取大肆张扬的做法，而是实行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洪秀全秘密登极后的第三天，萧朝贵即假借“天兄下凡”，告诫其“要避吉（即‘避凶’），不可令外小（即外人）见，不可被人识透也”。以后又指示会众“千祈不好泄漏天机，不好讲太平事”。

1850年夏，武装起义的时机已渐趋成熟。各地拜上帝会的首领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实即拜上帝会领导核心的决策，各回所在，分头发动群众。洪秀全的家属也已派人从广东接来。太平天国史上被称为“金田起义”[1]的伟大斗争，就此揭开帷幕。为适应起义斗争的需要，拜上帝会领导核心内部进行了分工。已经就任太平天王的洪秀全，是起义的拥戴对象，又非本籍人，不便公开出面，因而接受了“天兄”对他的安排——和家眷一起密藏“避吉”。对拜上帝会有首创之功的军师冯云山，同为外省人，又曾被桂平知县判决“递籍管束”，也不宜出头露面，因而亦被安排随同密藏。出面组织起义发动工作的，是另两位军师——杨秀清与萧朝贵，他们因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资格，已把最高权威掌握在自己手里。由于杨秀清患病，一度口哑耳聋，实际事务系由萧朝贵主持，而由干练的韦昌辉襄理。

拜上帝会各基地纷纷行动。信徒们变卖家产，筹集军械粮饷，编练队伍，向金田开拔。有的基地在8月份就开始了武装集结。如贵县白沙团练挑起新的武装冲突，抢林凤祥家耕牛，挟众持械挑衅，还开炮轰击。林凤祥率众反击，连胜两场。秦日纲遣队增援，集结信徒180余人，粮谷2000石。据《贵县志》的夸张记载：8月20日，石达开聚众千人，至白沙圩，铸炮立营。9月底，进赴金田，而白沙信徒梁立泰在8月就到金田入营了。

十月初一日（1850年11月4日）是预定的公开揭帜起义的日期。虽然路远的陆川、博白以及广东信宜的大股人马，未能按时到达金田，杨秀清还是决定按计划起义。据《天情道理书》记载：“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乃天下弟妹。”杨秀清重病5个月后，“霍然而愈，重掌军事”，统一领导指挥拜上帝各路人马揭帜起义。

11月4日，金田起义这一天，总部没有发动军事行动，倒是洪秀全、冯云山发动了一场战斗。1850年秋，洪、冯秘密住在花洲山人村，这一带形势险要，比较隐蔽，由思旺墟只一路可通。杨秀清等驻扎在金田村。敌军布防平南思旺墟，妄图隔断花洲和金田的联系。11月4日洪秀全派胡以晄带兵从花洲进攻思旺。敌署平南县秦川巡检张镛到思旺助守，打了一仗。到12月25日，洪秀全命杨秀清派蒙得恩带兵从西南面攻打思旺。27日，蒙得恩大败敌浔州协副将李殿元，阵毙张镛，花洲拜上帝会众同时冲出，取得了胜利。28日接天王徙营出思旺上金田，史称“迎主之战”。

驻在浔州的周凤岐不甘心失败，又派贵州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等进攻金田。1851年1月1日，洪秀全、杨秀清在桂平蔡村江（距金田约五六里）设伏，又大败清军，击毙伊克坦布及所部300余人。周凤岐亲自率兵前往援助也被击败。清军遭此打击后，“相与谋坚壁之守”，不敢轻言进攻。敌人的初次“围剿”就这样被粉碎了。

敌人不敢进攻，聚集在金田村的各路拜上帝人马便在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恭祝天王洪秀全的38岁生日并庆贺起义的胜利[2]。凡参与此次祝寿者，后来都得到了“功勋加一等”的殊荣。洪秀全则以太平天王的身份，封立长子洪天贵为幼主，并宣布以明年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改地支“亥”为“开”）。之所以建国号为“太平天国”，系因其为太平天王所治理的国家（按：太平天国将国家的“国”写成“囯”，内中为“王”，含王居中治理天下之意）。“太平”者，治之至也，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之称，则源于基督教之《新约》。

拜上帝会的各路兵马在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的指挥下，按照《太平军目》所订军制统一编组，形成了从两司马直到军帅的一整套相当完备的军事组织系统。这就是后来使清军闻风丧胆的太平军。由于团营的群众大都是阖家前来，太平军还将男女老少分别组织，使其各尽所能，为太平天国的开创大业贡献力量。

这时，已经建立了圣库制度，规定参加团营的人，不得私藏财产，“将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而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

1851年1月初旬，洪秀全在金田向全军宣布了五条革命军纪律：

一遵条命；

二别男行女行；

三秋毫莫犯；

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

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出紫荆山区，进抵大湟江。清军迅速向浔州集中，达到一万多人，归钦差大臣李星沅统率，前线指挥为广西提督向荣。1851年2月18日，向荣进攻，被太平军打败于牛排岭。接着又战于屈甲洲，太平军佯败，先设伏兵于下游以抄清军之后，清军“前后受敌，遂败。士卒死者数百人，渊坑为满”。向荣两次败北，也不敢再言进攻，改用围困的办法。

3月10日，洪秀全率领起义军由江口突围经桂平新墟入紫荆山，并翻越紫荆山到达武宣东乡。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天王封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领导核心正式确定。

太平军主力在武宣东乡，前锋进抵武宣县城东南30里的三里墟，武宣周围六七十个村子尽为太平军所占领。清兵“顿于武宣，怯贼不敢进”，挨到4月3日新署广西巡抚周天爵才伙同向荣四路出兵向三里墟进攻。洪秀全、冯云山亲自指挥太平军设伏抵抗，毙敌30余人，伤敌70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周天爵被迫缩了回去。

5月16日，太平军自东乡进入象州境，在中坪墟建立总部，而以百丈、新寨为犄角。这时，清廷方面派大学士赛尚阿继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军务。他们跟太平军后面尾追。6月9日太平军和乌兰泰部战于独鳌山、梁山村和马鞍山。太平军7位英雄战士，冲入清威宁镇营盘，敌大惊失色，“官兵计有千人，全行奔溃”。

7月2日，洪秀全复指挥太平军自象州中坪墟折回紫荆山区茶地、大坪村、新墟、莫村、思盘一带。

自3月中旬离开荆州山区攻击武宣、象州境，7月初旬返回紫荆山区，将近4个月的军事活动，主要目的在于招集没有能够到金田参加起义的拜上帝会众，起了发动群众，扩大队伍的作用。

太平军“前以新墟为门户，后以猪仔峡、双髻山为要隘”，固守紫荆山区根据地，抓紧时间，休整了两个多月。随后，洪秀全发布战斗口号：“同见小天堂威风”，意即“打到南京去！”1851年9月11日，太平军于夜间从金田突围向永安进发。向荣率所部尾追，到官村时，遭到太平军伏击，向荣全军覆没，敌人承认：“军械全失，几不能军……向（荣）之丧师失律，未有甚于此役者。”向荣兵败后逃入平南县城。9月25日，太平军先锋队伍，在罗大纲率领下，攻入永安州（今蒙山县），击毙清知州吴江等。这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占领的第一座城市。

2 永安半载

太平军占领永安后，主要做了下列五项工作。

第一，在政权建设方面，12月17日，洪秀全发布天王诏令，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永安封王标志着太平天国政权得到加强。

第二，在队伍内部，进行肃奸工作，揭露并镇压了周锡能的叛变阴谋活动。当太平军攻克永安后，清朝收买叛徒周锡能，企图外攻内应，颠覆太平天国。杨秀清侦知周锡能的阴谋，立刻假托天父下凡，锁拿周锡能进行审讯，将他的谋叛逆迹一一指出。周锡能无法狡辩，不得不供认。杨秀清将他押出朝门，斩首。杨秀清同时教导众兵将说：自今以后，每事俱要擦亮眼睛，时加警惕，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就“该即刻禀报尔千岁，奏知尔主天王”。这个案子的破获，不仅粉碎了敌人外攻内应的阴谋，而且鼓舞了全军的斗志。

第三，颁行天历。天历是1848年南王冯云山在桂平狱中制订的，但是，颁布实行则是在攻克永安以后。在传统上，“正朔”是政权存在的重要标志之一。太平天国颁行天历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在政治上宣告与清王朝彻底决裂。清王朝对此十分恐惧，说太平天国“居然妄改正朔，殊属罪大恶极”。

天历的重要意义还在于革除了旧历的若干迷信成分。旧历标明哪一日为祸，哪一日为福，哪一日为吉，哪一日为凶，等等。天历完全废除了这一套，并指出，这些都是“妖魔诡计迷陷世人”的“邪说歪例”。它指出：“年年是吉是良，月月是吉是良，日日时时亦总是吉是良，何有好歹，何用拣择？”

第四，经济上，沉重打击地主阶级。太平军采取了多种方式。其一是发动群众，军民合作，没收恶霸地主的浮财。例如古苏冲口的富豪、富稳和富乐三屯居住的大地主在太平军进驻永安州时，逃入六贺山瑶区，拒绝给太平军捐钱献粮。太平军动员了两千多男女军民去抄他们的家，“出谷子，抬肥猪”，整整搬了五天五夜，除了一部分分给参加斗争的群众外，其余全部运回州城储存。其二是发动群众，抢割地主的田禾，一半归太平军，另一半归佃户所有，不再给田主交租。1852年，一个清朝官员透露：上年“闰八月抢割之后，（太平军）仓庾甚丰……足敷今年正、二月之食”。对地主的打击，大大鼓舞了贫苦农民的斗志。农民“加入长毛队伍的更加踊跃，简直是村村都有”。

第五，太平天国还刻印了许多书籍，加强了对革命队伍的教育。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新刻的“旨准颁行”的书籍计有八部。这些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永安期间刻印的。书的内容，有的是宣传革命道理，如《太平诏书》等；有些是规定革命队伍的组织和纪律，如《天条书》、《太平军目》等。

更重要的是，1851年，太平天国发布了三篇讨清檄文：《奉天诛妖救世安民》、《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凡属天父上主皇上帝子女者，又谕救一切中国人民，从前不知大义、误帮胡妖、自害中国者》。这三篇檄文分别号召清王朝的团勇、秘密会党、知识分子和在清政府工作的文武官吏，“各各起义”，“同心戮力，扫荡胡尘”。这三篇檄文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但是它揭露了清王朝的腐朽罪恶，控诉了人民群众的灾难困苦，它指出：“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漓，暴露如莽……又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檄文还公开点了清朝皇帝的名，说：“今满妖咸丰……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诛者也。”檄文揭示太平军的战斗目标是：“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在出广西、进两湖、沿江东下的过程中，太平军派人把这三道檄文广为散布。它成为进一步动员群众参加斗争的战鼓，在政治上有力地孤立和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人民群众纷纷加入太平军。

太平军驻扎在永安的过程中，广大群众踊跃参加革命，太平军人数增加到37000人。

金田突围，打破敌人的“围剿”，但是，敌人很快又形成了对永安新的“围剿”。赛尚阿、乌兰泰屯南路，大营扎佛子村一带；向荣搜集残兵败将屯北路古排塘一带。南北两路敌人总数在46000人左右。

太平军为了守卫永安，北路以龙眼塘、上阳村为基地，南路以水窦村为中心，建筑南北两线的防御体系。

1852年4月4日，洪秀全向全军发布了新的“突围令”，命令全军男将女将，遵守命令，“欢喜踊跃坚耐威武，放胆诛妖”；“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

4月5日夜三更，太平军以罗大纲为先锋，有准备地分队出永安城，东走古苏冲，突破敌人设在古苏冲口、玉龙关及龙寮岭口的三道防线，向昭平大峒疾进。清军乌兰泰率所部尾追。太平军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敌人尾追，给太平军造成了歼敌的好机会。太平军设伏于大峒，4月8日，大败清军，毙敌官兵达4000余人，乌兰泰全军覆没。

大峒山大胜以后，太平军由小路经中角傜山过天平坳，由山路出荔浦之马岭，经阳朔之高田墟，临桂之六塘，于4月18日直抵桂林城下。太平军屯扎在西南文昌门外象鼻山和西门外牛山，全军已增加到8万人。

自1851年9月25日攻占永安县城，到1852年4月4日永安突围，太平军在永安驻扎了六个多月。按照《天情道理书》的说法，“壬子岁时在永安，粮草殆尽，红粉亦无，妖魔十万四面重围，无路可走……三月，天父大显权能，命我们弟妹同扶真主，攻取桂林，其时移营冲围而出”。可见，在永安被围，火药、粮草耗尽的情况下，太平军才突围而出的。在占领永安前一个多月，1851年8月14日天王洪秀全在茶地发布的一个诏令说：“各军各营宜间匀连络，首尾相应，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要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众兵将各各遵。”攻克永安州城后一个月，天王诏令说：每场杀妖后，各两司马立即记录自己管下各兵的功劳，逐级上报，“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过了半个月，天王又发布诏令说：“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小天堂”指的是南京，这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因此，打到南京去，在南京建都，在进入永安州城前后，在洪秀全的领导思想上是很明确的。永安突围的目的是攻打南京。

3 入湖南，占武汉

太平军猛力攻桂林城。4月19日，在南门外将军桥重伤乌兰泰。“乌兰泰驰回阳朔，未越日而卒”。

当时，清方各路兵勇集中桂林。“夜击刁斗举烽燧”，以防太平军的攻击。太平军围攻一个月，不克，于5月19日主动撤围北上。23日克兴安县城，“纵火焚衙署而去”。6月3日攻克全州。全州的胜利，矿工挖地道用炸药攻城，立了大功。6月5日，太平军弃全州城，继续前进。10日，挺进到蓑衣渡遭到敌江忠源的伏击。蓑衣渡离全州城约10华里，山径崎岖，形势险要。太平军面对敌人的埋伏，奋勇战斗，打败了敌人，还收降了一部分清军。可惜的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领袖之一，南王冯云山在攻克全州后不幸牺牲。

太平军冲破敌人的阻截后，分两路向湖南道州进军：一路出扁担坳，一路出灌阳文村。6月12日克道州。随即分兵，于7月24日克江华；29日克永明（今江永县）；8月12日克嘉禾；13日克兰山；14日克桂阳州，17日克湘南重镇郴州。湖南群众纷纷加入太平军，李秀成后来曾回忆：“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两万之数……后移师郴州，入郴州亦招得二三万众，茶陵亦得数千。”太平军攻克郴州城就得力于当地群众的带路。在道州还有一千余掘煤工人参加队伍。

就在这个时候，在太平军内部进行了一场怎样进一步前进的大争论。由广西进入湖南，山路崎岖，行军很不方便。据记载：“由全州入楚，中有峻岭羊肠鸟道数十里。”面对着这样一个形势，农民小生产者的保守思想在太平军中滋长，不少人“惮不敢行”。他们怀念故乡，不愿远离，仍想在广西一带活动。在这个紧要关头，杨秀清反对这种保守思想，坚持继续前进。他说：此时“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天王洪秀全完全赞同杨秀清的意见，结束了这场争论。这场争论的重要性有两点：第一，把太平天国事业引向大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停留在狭小的地区内打圈子；第二，确定了进军南京的路线，解决了起义开始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克郴州后，萧朝贵建议：“闻长沙城卑防疏，若假轻兵数千，倍道袭之，垂手可得。”洪秀全接受了这个建议，遂点兵二千给萧朝贵，并有郴州地方武装数百人为向导，经小道，连克永兴、安仁、攸县、茶陵、醴陵。1852年9月11日进攻长沙。太平军“踞城外高屋发炮轰击”，“昼夜不辍者六日”。不幸，太平天国杰出的领袖之一西王萧朝贵在前线指挥攻城时中炮受伤，不治殉难。

洪秀全、杨秀清在郴州获悉萧朝贵英勇牺牲的消息后，亲率大军，于10月13日开抵长沙。31日大败向荣所部于城外水陆洲，杀死清朝官兵数千人。这一仗打的是伏击战，不是攻坚战。早在10月17日，太平军分兵过湘江，占据西岸龙回潭等要地并湘江中间的水陆洲。龙回潭是西北通往宁乡、常德，西南通向湘潭、宝庆的要冲。向荣被逼于10月31日率3000余人赴西岸防御。31日，由西岸进攻水陆洲，并在洲北登岸。太平军“尽匿洲南树林中，时出零骑诱官军”。等到向荣的军队深入后，太平军从树林旁杀出，斜抄到官军的后面，官军起初被林木遮住视线，没有发觉，等发现后，太平军“疾趋如旋风，官军惊溃……战殁士卒死者千余”。向荣以“骑善马得免”。长沙城上清朝“诸军望见，为之夺气”。这时，清军不断向长沙集中，长沙城内外，计有巡抚二，帮办军务一，提督二，总兵十，一时攻城不下。太平军遂于11月30日全军撤围北上，城上守军，并不知觉。到第二天，有人向清军守将报告，“将帅闻报，皆愕且惧，无敢言贺”。

1852年12月3日，太平军攻克益阳城。数千船户，带着船只，参加了革命。太平军复乘船出临资口，越洞庭湖，于12月13日，攻克两湖咽喉重镇岳州（今岳阳）。岳州人民纷纷迎接太平军入城。其地“大炮火药极多”，尽为太平军所获。当地船户率民船5000余艘参加了革命。太平军增设“典水匠”一职，统率水营。12月17日，太平军祭起大炮，“从岳州起程，千船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凳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直捣武汉。所过城镇，清朝官兵望风披靡。12月22日占领汉阳，29日占领汉口。随即自对岸晴川阁至武昌府汉阳门江岸建筑长江浮桥。这座浮桥系“以巨缆横缚大木，上覆板障，人马往来，如履坦途”。随后“更多系大铁锚，重三四十斤者抛江中，视前益稳固，虽大风浪不能动”。1853年1月12日黎明，太平军由地道轰城，炸毁文昌门，城墙倒塌二十七丈，大军乘势入城，攻克了武昌府城。清湖北巡抚常大淳毙命。

武昌，是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攻克的第一座省城。武昌既克，“全豫震动”，河南之敌大惊。河南东南部的地主、官僚、士绅纷纷向河南西部逃跑。广大群众兴高采烈，大批参加革命队伍，继湖南以后，形成又一次扩大部队的高潮。“大小江船千余只”，两湖煤山逃亡矿工等共有数万人加入了太平军。有人估计，当时太平军的总人数已达50多万人。

1853年2月3日，为天历癸好三年元旦，武昌城内一派节日气氛！有人描写说：“是处金鼓鞺鞳，楚垣俨然一大剧场，城内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纸厚至寸许。”

4 顺江东下，建都天京

太平军在武昌短期休整以后，于1853年2月9日撤离武汉，顺江东下。

离开武昌时，太平军井然有序，表现了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也表现了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军领导官员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高度组织能力。

2月6日，传令“各营备一月粮，锄锹四具”。

2月8日，开始登舟。

2月9日，各王及众官赴天王宫辞行，随往东王府集中，“以次出城”。天王旋即乘黄毡轿启行，随后有“肩舆百余乘”。城里各营天兵皆陆续由浮桥渡江下船，东门外留有千余人掩护，至全军撤退毕，始从浮桥渡江东退，半渡，即传令焚桥。

武昌的革命群众，纷纷随太平军东下，“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

当时有人描绘大军东下的阵容道：“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行则帆如叠雪，住则樯若丛芦。炮声遥震，沿江州邑，无兵无船，莫不望风披靡。”

1853年2月15日，冲破清两江总督陆建瀛设在湖北东部老鼠峡一带的江防防线，击毙翼长寿春镇总兵恩长。敌守军“全军大骇，反棹急奔”。陆建瀛跑得最快。他“见势难敌，弃师先奔。舟至小孤山，兵弁跪接，乃大呼曰‘贼势浩大，快走逃生’。兵皆感之”。他一直逃到南京。2月18日，太平军攻克九江府城。2月24日攻占安庆府城，击毙清安徽巡抚蒋文庆。“所有藩库饷银三十余万两，总局饷银四万余两，制钱四万余千，府仓米一万余石，太湖仓米二万余石及常平仓谷……城上大炮自二千五百斤至数百斤，共一百八十九位”，均为太平军缴获。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太平军，太平军人数增加到70余万人。

1853年3月4日，太平军进战太平府属之芜湖。

太平军出湖南，占武汉，沿江东下，连战皆捷，可以说，没有打过败仗。这固然是由于太平军英勇善战，指挥正确，但是，也还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战争的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太平军的胜利进军是和沿途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和支持分不开的。

太平军由九江东下，安徽全省各地纷传太平天国诏书；清政府告示，只用短条，不写咸丰年号；称太平军为“西兵”、“西骑”。“甚至绅士胁其令长，预造烟户册，欲俟贼至郊迎三十里，跪而投册纳印者。有门首粘一黄纸‘顺’字者，有箕敛银钱、粮米、食物馈送者。”江南会党亦纷起响应。例如皖南宁国府一带会党谋起事，四贴安民告示，衔署：“特受开国军师平满统兵大元帅杨秀清”。

从敌人的防御力量看，反动派十分腐朽。如有人亲眼看到当时长江下游清军的设防情况，说：咸丰三年正月十六日（1853年2月23日）船抵达荻港，起先听说荻港驻兵两千人，想必有营垒以资堵截防御。等到了，只见芦席棚子数十间独立风雪中，大炮数尊横卧江岸，兵士散处嬉戏而已。过一天，到了梁山，江畔停泊兵船二只，船身脆薄，而外面涂以彩色，左右覆以渔网。十八日，停泊北河口，当初陆建瀛乘小舟逃回北河口，潜入城内，停在江边的兵船都不知道。

“好景南天一片红，扬帆迅速顺流东。”

太平军由芜湖沿江及夹江两岸三路并进，3月7日占和州，旋即进抵采石，复分水陆两路向南京进攻。南京“各乡争献贡物”，贡物有驴、猪、羊、鸡、米糕等，热烈欢迎太平军。

南京城内群众也积极行动，配合太平军攻城。3月18日“晚，城北居人笼竹巡街，忽见各家门墙或画红圈，或画白圈，或一或两，或朱书天字，或大字，或刀十字。周环十、三里，家家俱遍，先一刻无此也”。

在城内群众的配合下，城外太平军采取“穴地攻城法”，于3月19日清晨，轰塌仪凤门（北门），涌入城内，一支冲向鼓楼；另一支循金川门至神策门，经成贤街冲向小营，攻满城。满城是明朝在南京建都时的内城，当时为满族官员和八旗驻防官员居住之地。太平军路经黄家塘时，路上斩杀清钦差大臣、两江总督陆建瀛。攻聚宝门（南门）的太平军亦用云梯登上城楼，随即冲至水西、旱西两门，于是南面、西面三个城门大开。20日黎明，太平军大军从三门入城，直扑满城，克之，斩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

攻克南京后，太平军分兵继续东下，一支由江北向东推进，3月22日占江浦，31日克仪征，4月1日克复扬州府城；一支沿江东下，于3月31日克复镇江府城。太平军克镇江后，原计划立即东进，攻取苏州、杭州。但是由于向荣追到南京，乃改变计划，停止东进，坚守南京。

天王洪秀全于3月29日自水西门进入南京城，并改南京为天京，正式在此建都。

[1] 所谓“金田起义”，在太平天国文献中有特定的含义，系指以金田为中心的各处拜上帝人马举兵“共扶真主”，亦即仗义起兵勤王之谓。

[2] 按：人们通常以1851年1月11日为太平天国起义纪念日。

四 《天朝田亩制度》及前期各项内外政策

1 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1853年冬，天王洪秀全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力图创建地上“太平天国”的总纲领。

《天朝田亩制度》，是洪秀全根据《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中阐述的平等思想而提出来的。它不仅是一个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而且涉及政治、思想、文化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在此以前，在中国农民革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类系统的纲领。它的诞生标志着太平天国把中国农民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在政治上，全国人民都按照军事体系组织起来。每二十五家设两司马管理，两司马之上设有卒长、旅帅、师帅、军帅、监军、总制等官职。总制管一个郡，郡相当于清朝统治时期的府。两司马领导的二十五家是社会的基层组织。这样严密组织的目的是：“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上）。”《天朝田亩制度》把“杀敌”和“耕田”结合起来，体现了洪秀全思想的高度。他始终没有忘记杀敌，也没有忘记农业生产。农民革命的斗争目标，在这个纲领里是十分明确的。

军帅以下各级官员叫做乡官，都是由下面保举的。“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保举的条件是：第一，“遵守十款天条及遵命令尽忠报国”。第二，“力农”。保举方式是由两司马向卒长推举所辖二十五家中够条件的人，“列其行迹，注其姓名，并自己保举姓名于卒长”；“卒长细核其人于本百家中，果实，则详其人并保举姓名于旅帅”；这样层层上报，逐级核实，直到天王。然后由“天王降旨，调选天下各军所举为某旗，或师帅，或旅帅，或卒长、两司马，伍长”。这种推举乡官的制度，在建都天京后就开始施行。例如1853年11月，安庆太平军守将通知繁昌县荻港镇等地人民，“务须赶紧举官造册”；又通知荻港人民限“十一月初九日举齐旅帅两司马等官，填名造册，赴安徽省呈报”。

被保举为乡官者，在前期大多数是出身贫苦的劳动人民。外国报纸报道，安徽太平军“委派乡官……有一卖果品者考中举人，而得官职……他们施政，正直不阿”。清方人士也说：太平军在安庆，选择本地人为乡官，授以官职。

地主士绅掌握基层政权是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这个基础现在被摧毁了。忠诚于太平天国事业的积极分子掌握基层政权，出现了“文武各官三百六十行”的新气象。这对太平天国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记载道：太平军行军所需各物皆悉取给于乡官。偶需锹锄千柄，或苇席千张，或划船百只，公文一下，“咄嗟立办”。可见，在政治、经济和支援军需等方面，乡官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

定都天京前，太平天国的条令大都是军律。自从建立地方政权以后，各地乡官均有审理民事诉讼之责。《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一套诉讼制度。据记载，乡官“上给贡赋，下理民事”，“催科理刑，皆专责成”，就是明证。

在经济上，《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废除土地私有制，重新平均分配土地的具体办法。它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杂以九等”是什么含义呢？《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田分九等。其田一亩，早晚两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为尚尚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为尚中田；可出一千斤者为尚下田；可出九百斤者为中尚田；可出八百斤者为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为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为下尚田，可出五百斤者为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为下下田。尚尚田一亩当尚中田一亩一分，当尚下田一亩二分，当中尚田一亩三分五厘，当中中田一亩五分，当中下田一亩七分五厘，当下尚田二亩，当下中田二亩四分。当下下田三亩……（分田时）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

《天朝田亩制度》还对受田年龄作了如下规定：“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如十六岁以尚分尚尚田一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尚尚田五分。”

在这里，《天朝田亩制度》主张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平分土地，保持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它又宣传“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它宣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这种思想在分配制度上暴露得更清楚。它规定：“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又规定：“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丧）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

实际上，《天朝田亩制度》通过在分配制度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否定了按人口平分土地和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主张消灭一切私有。

在文化教育方面，《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对教育制度进行了三项改革：一是废除私塾和书院制度，实行政教合一，由两司马兼任老师；二是教学内容废除四书、五经等孔孟经书，改为太平天国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真命诏旨书》大概就是《天命诏旨书》，它是癸好三年正月以前太平军发布的天父天兄下凡诏旨和天王诏旨的汇编，是一部政治文件；三是二十五家的童子都去读书，做到了幼童教育的普及。这里包括女童在内。男女有同样受教育的权利。

值得重视的是，太平天国注重成人教育。《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礼拜上帝那一天，“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这就是每七天对全体成年男女进行一次政治思想教育。英国公使文翰给英国政府报告中也提到在太平天国“女馆”中，妇女“均给予衣食及教育”。

对两千年来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思想，《天朝田亩制度》也有相当程度的冲击。它除规定男女平等分配土地外，还强调“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买卖婚姻，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十分鲜明的革命纲领，也是太平天国建设新世界的蓝图。

2 各项经济政策的变化

《天朝田亩制度》要求消灭一切私有，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这就超越了时代。事实上，平分一切土地的结果，还会产生贫富分化，人剥削人的现象还会出现。洪秀全、杨秀清等太平天国领导人，想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实行绝对平均的分配制度。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达到“大同”世界了，就可以“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其用心是善良的，但是，在当时的生产水平和农民群众的觉悟水平下，这是行不通的。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建立圣库、百工衙、诸匠营制度以及废除商业等问题。

圣库制度，早在1850年金田起义时就已经开始实行。1851年克复永安州城以后，天王洪秀全再一次颁布命令，要求：“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

1852年进攻长沙时，天王又下令，规定：“通军大小兵将，自今不得再私藏私带金宝，尽缴归天朝圣库，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

建都天京后，“圣库制度”进一步严格施行：“凡私藏金银、剃刀，即是变妖，定斩不留。”

在起义队伍中实行这个制度，对于加强部队的纪律，保证部队供给，促进军事上的胜利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太平军占领的地区日益扩大以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全体人民群众中推行它，也只能起破坏生产力的作用。

同样，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太平天国在天京把手工业改为公营，废除了手工业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政府集中各种工人，按生产品不同分别设立各种“营”和“衙”，从事有组织的集体生产。这就是“诸匠营”和“百工衙”制度。这种制度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就在军队中施行，到建都天京后，扩大到民间。这种制度是在战斗中形成的，有力地保证了军事的需要。当时有人说：“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役，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各储其材，各利其器，凡有所需，无不如意”。这正是“百工衙”和“诸匠营”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是，作为一种长期的政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事实上，除军中和天京推行以外，其他太平军占领区都没有彻底执行这两种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没有提到商业，那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在建都天京开始，就废除了商业。“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城内各行各业店铺所有货物一概缴收，分归总典买办、总典油盐、宰夫、浆人衙、典茶心、典天茶、总药库等收管使用，全城军民一切生活日用所需由公家按定制供应。这反映了太平天国反对封建商业剥削的愿望。

但是，在当时，废除商业是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相适应的，也是行不通的。在实践中，太平军也作了改变。在天京有限制地恢复了商业活动。“人有愿为某业者，禀佐天侯给照赴圣库领本，货利悉有限制。有杂货、玉玩、绸缎、布匹、米、油、茶点、海味各店。其店皆有贼文凭，称天朝某店，不准私卖……又有天朝鱼行、天朝腆行，腆行是肉店。……老人馆开茶肆”。

在战争环境中，为了城市的安全，太平军一般在城外设“买卖街”，为城内外私人交易的集市。在天京，南门、江东门、神策门、太平门外都有“买卖街”。有人形容买卖街的繁荣盛况时说：“城外直如五都市，外小负贩时相从。”

除天京外，其他地方的商业也是十分兴隆的。有一个外国人写了一篇通讯报道，介绍安徽、江西的情况时说：

“有一书店老板言，安徽太平军抽收税饷的税率低于清政府所抽的……又曾经遇到一位旅居安庆的江西商人，问他生意如何？他回答说：‘长毛待我们很好。’他还说：‘……太平军占领江西大部分以后，人民享受太平军之福，在新朝统治之下，安居乐业，各务本行。’”

但是，高利贷是严禁的。有人记载：“大江南北，自军兴以来，典当之存者百无一二。”

《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的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没有普遍实行。

《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以后，太平天国领导是想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清方人士记载说，咸丰三年（1853）二月，安徽贵池出现传单，说太平军“建都金陵，将均田以赈贫穷”。另一清方人士记载：“设立乡官之后，则又出示曰：‘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吉尔杭阿说：“杨（秀清）上年下九江时，到处遍张（告）示，首以‘薄赋税，均贫富’二语扇惑愚民，是以赉粮资（太平军）者，沿江皆是。兹闻又以此术行之安徽矣。”1854年6月，东王杨秀清在答复英国人的诰谕中，还坚持“田产均耕”的政策。

但是，1854年夏秋，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提出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他们说：“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

“照旧交粮纳税”，就是沿袭清朝征收田赋的制度。

在安徽和江西，太平天国基本上实行了“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根据所接触到的材料，最早关于“照旧交粮纳税”的记载，是在咸丰四年秋七月（1854年8月）太平军在潜山“征地丁银”。同年太平军发给桐城朱浣增的下忙纳米执照，还保存在安徽省博物馆。太平军大致沿袭清王朝“上忙征夏税，下忙征秋粮”的办法，但是，在细节上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如安徽桐城粮户朱浣增甲寅四年（1854）下忙既纳米，又纳银。

在征收手续方面，比清朝简便多了。封建统治者的浮收、勒榨等重重积弊一扫而光。征收的税额多少？从现存的材料，还不能得到具体的了解，只能知道一个轮廓。在安徽、江西、湖北一带是比较轻的。如粮户朱浣增，有田三亩五分，1854年纳米一斗九升二合，又下忙纳银一钱七分一厘，平均每亩纳米不过五升五合，纳银不过五分。1857年春纳和秋纳两次共纳银不到三钱三分，平均每亩不满一钱。在江西，太平军“减税至半额”，禁部下屠杀耕牛。

沿袭清朝原来的征收田赋制度，“照旧交粮纳税”，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分给农民，然后按照清朝原来的征收制度，向农民征收田赋；另一种是不触动地主的土地，按旧章向地主征收田赋。太平军采取的是第二种做法。

史料证明，在太平天国前期，在安徽、江西的广大地区，除官僚以及庵、观、寺、院的土地和民间公产被没收外，太平军并没有把一般地主的土地分给广大农民。地主阶级仍然存在。当太平天国征粮官向太平等地农民征粮时，农民就回答说：“我等均系贫民，此等事要向田主去说。”在太平军占领下的桐城，地主许奉恩一家生活得逍遥自在。他自记“老父康强……与群季结社为诗，呈老亲评定甲乙，阄均角胜，颇得天伦之乐”。江西一些地主分子，不待太平军“迫胁以从，而甘心蓄发助（太平军），希图充当军、师、旅帅”。可见，太平天国是在承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

在太平天国前期，安徽、江西地区，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基本上没有被废除，但是，由于农民革命的蓬勃发展，从总的情况来看，封建地主经济仍然受到沉重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直接没收了一部分封建地主的土地。

在天京，基本上按照《天朝田亩制度》，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太平天国“设天朝典农官，城内田地使主之”。被没收的土地中当然包括地主的土地在内。其他各地清朝官僚的土地，庵、观、寺、院的土地以及民间公产也被没收。“皖、楚、江右沿江内外”，太平军所收复的各省府县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些没收的土地并没有分配给农民，其田租皆归太平军征收，“即以桐城而论，各乡庵田每年租谷约三四千石”。

第二，在军事上、政治上打击地主阶级的同时，在经济上也采用“打先锋”和勒令“进贡”等方式打击地主阶级。

据记载：“凡官宦之家，呼为妖头，杀之必尽。”对“官幕吏胥避居家属及阀阅之家，其抄愈甚，且杀人而焚其庐，并追究收留之家，谓之藏妖，亦焚杀之”。

“打先锋”就是联合所在地的贫苦农民，武装剥夺地主的财产，如金银、衣服、牲畜、粮食等等。“进贡”就是勒令地主富户向太平军捐献。太平军曾经这样讲过：“吾以天下富室为库，以天下积谷之家为仓，随处可以取给。”早在进军永安后，太平军就向地主要粮，“违抗命令的财主是要被斗争的”。1853年，太平军围攻南昌城时，乡间计田一石，或出谷一石、二石不等，分与无田者食。

这些措施的直接结果是打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哀叹：“黄金用尽穷无颜，未学吹箫也乞食……指点累累饿莩堆，半属昔年富家子。”贫苦人民抬起头来了，政治气氛改变了，地主分子无可奈何地说：乡村农民的气焰“不可向迩，缙绅之祸烈焉”。这就为农民自发地夺取土地、减租、抗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承认农民占有地主的土地和抗租斗争的结果。

关于承认农民占有地主的土地，这方面的情况是复杂的、多样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情况是地主逃跑了，太平军让原来的佃户交纳钱粮。太平天国以前，东南地区的抗租斗争就已经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地发生。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推动下，这种斗争更进一步风起云涌地发展起来。在天京附近农村，农民就是向太平天国交钱粮，不复交田主粮，实际上夺取了地主的土地。

另一种情况是太平天国保护农民减租、抗租的斗争成果。在安徽，抗租斗争日益高涨，地主分子说：“贫民多挟贼凌富，佃风大坏。”在这种抗租斗争的形势下，地主无租可收，或者被迫减租。这些斗争都直接打击了封建剥削关系，多少满足了农民的经济要求。但是这种斗争是分散的，而且是自发的。太平天国对这些自发运动是支持的，这就有利于这些斗争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就我们所接触到的材料而论，还没有发现1859年以前，太平军公开支持地主向农民收租的材料。

3 对外关系的特点

太平天国对待外国的主导思想并不是很明确的。1854年，杨秀清在《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中提出了对外关系的准则：“我主天王，奉天行道，凡事秉至公，视天下为一家，胞与为怀，情同手足。”又说：“天下之内，兄弟也。”太平天国把平等思想扩大到外交事务上，反映了农民群众追求新的国际关系的理想。但是，他们有时，特别在前期，却用对待“夷狄”的态度对待外国。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缺乏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怎样维护国家的主权，他们是模糊的。这样，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犯国家主权的一些活动并没有给予重视。他们也没有把外国侵略者和外国人民区别开来。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认识，还处在感性认识阶段。由于同拜上帝这一类似的宗教形式，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不止一次对外国侵略者说：“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

在通商问题方面，太平天国宣布：“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但是，他们严正指出：“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害人之物为禁”，即不准贩卖鸦片。太平天国革命者维护人民利益，捍卫国家主权，主张严禁鸦片进口，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他们又说：“立埠之事，俟后方定。”又说：“准尔英尊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照常经营商业。”在当时，侵略者所要求的“立埠”就是对他们开放港口；侵略者所要求的“自由出入”，“照常经营商业”，就是“自由掠夺”。这些情况反映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们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本质缺乏认识。

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把中国作为掠夺的对象，当然不会坐视中国农民革命的胜利。金田起义以前，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就敏感地报道了中国即将爆发大革命的消息。金田起义不久，他们就意识到这场革命对他们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此，竭力想把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1850年8月24日，美国《每日新闻》驻香港通讯员从香港发出一封信惊呼：“大革命即将在广西爆发。”

1852年8月，太平军刚入湖南，美国政府就派遣马歇尔（H.Mazshall）来中国。马歇尔是美国西点军校的毕业生，1848年参加过侵略墨西哥的战争。他被“给予广泛的自由以处理在中国的变化不定的事件”。

当时，作为外国资本主义特别是英国侵略势力喉舌的上海《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连续发表社论，疯狂攻击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叫嚣干涉中国革命。

1852年10月16日的社论，污蔑太平军是“杀人的土匪”。

1853年1月15日的社论叫嚷“叛乱运动的最后成功将是敌视在中国的外国人的信号。如果外国不进行干涉，大清王朝被推翻，我们的损失将是很大的，我们的所得将是零”。

3月19日的社论公开鼓吹干涉中国革命，“希望英国政府将和皇帝一起，并帮助皇帝反对他的难以控制的臣民。最后的目的是签订一个新的通商条约”。

在《北华捷报》制造“干涉”舆论的同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Alcock）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他们策划干涉中国革命，但要压清王朝付出代价。

1853年1月3日，阿礼国给英国驻华公使、商务监督兼驻香港总督文翰的一份秘密报告，要英国政府“派出舰队占领镇江，封锁运河和长江的支流”。2月26日，阿礼国又给文翰寄去一份秘密报告，说：“最近叛军不可遏制地前进”，这个形势要求“阁下注意”，“英国用三四只兵船和士兵”就能够转变这个危险的局面。然后英国能够向清政府提出它要求的条件。这“不再是一个用武装调停或干涉以增加我们的利益的问题，而是一个如果不采取这样果断的行动，我们已经获得的商业和财源收入的利益是否可以不被无政府状态完全摧毁的问题”。3月3日，阿礼国再一次告诉文翰：“列强联合起来，或者是不列颠一国”，“当中国皇帝还处在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时”，从他那里取得如下让步，无限制地进入内地和沿海的一切港口：“在北京建立直接的关系……以及鸦片贸易合法化，这一切可以在两个月内取得。”

但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扼杀新兴的革命运动的企图并没有得逞。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太平军胜利进军，外国侵略者吓得不敢动手。

1853年3月25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官密迪乐（T.T.Meadows）向阿礼国报告说：“清朝皇帝在中国南半部之权力已完全丧失，无可恢复了。”文翰得到这个情报，大惊，在3月28日就给英国首相罗塞尔（Lord.J.Russell）一封信说：“在等候政府命令期间，我已决定：在任何形式之下，绝不左袒中国政府而加以干涉。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干涉，虽或在最初时可以得到完全不同之结果，但是，结果则是延长中国的内战而已。”1853年8月4日，文翰给英国外相克拉兰敦（Earl of Clarendon）的报告中进一步分析当时的形势说：“我看不出外国怎样能从根本上救助皇军”；“就说给皇帝援助吧，那必须是很大规模的援助，如果‘叛党’的势力广泛而辽远地扩张起来，人民大众又普遍地愿意拥戴他们为统治者，这种大规模的援助也是没有效果的。花了大量的金钱，又达不到目标，只不过面对‘叛党’，把我们自己送上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而已”。

第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与清政府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清王朝暂时还不愿付出重大代价以取得外国资本主义的支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迫使清王朝签订了南京条约。可是，由于战后人民，特别是广东人民的英勇斗争，由于清王朝力图维护自己的“大国体面”，和对外国资本主义存在许多疑虑，直到50年代，清王朝并没有完全屈服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炮舰政策”。1850年9月29日英国首相巴麦尊（H.J.T.Palmerston）疯狂叫嚣：“我清楚地看到，我们被迫再打击一下中国的时刻正在迅速到来……口头警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他们很少注意语言。在他们接受意见以前，不仅要看到手杖，而且要让手杖打到他们的肩膀上。”直到1853年8月4日，文翰给克拉兰敦的报告中仍然说：“和清朝皇帝打交道，我们会发现他和从前一样傲慢自大，反对和我们扩大中外关系。”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丹涅特说：“列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在1853年太平军第一次胜利高潮的时候，正很快临近一个危急阶段。外国人所怀的不平，简单地说：（一）商业社团，特别是英国商业社团，对于条约中的权益始终不满意……厦门、福州和宁波……已经令人失望。一般的情绪是：非将中国完全开放通商，则不会令人满意。（二）争取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失败正激怒着从事该项贸易的人们……（三）广州城依旧深仇似海，它的城门紧闭，它的居民怒容满面……（四）1850年即位的新皇帝时代，是看得出以公然排外的情绪为特征的。”丹涅特的这段话是从外国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的，但是，这些矛盾不解决，侵略者的欲望得不到满足，镇压中国革命的代价索取不到，他们是不会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的。

第三，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军抱有幻想。

当时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于太平军抱有幻想。他们幻想从太平军手中取得已经和尚未从清政府手中取得的特权。伦敦布道会的麦都思牧师（Rer.Dr.W.H.Medhurst）在1853年翻译和研究了太平天国的印书以后，高兴地叫道：“多么好的一个道德革命！”当时，有人预测太平军成功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能够得到的利益有：“这个国家将对传播圣经和福音开放”；“偶像将被用强烈的手段打倒，同时基督教徒的安息日将作为休息日被建立起来”；“中国将充分地向我们的商业、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珍奇的事物和我们的文明的一切影响开放”。文翰给克拉兰敦的报告中说：“我也认为遇有机会和叛党协商时，我们从叛党手里所可获得的政治与商务利益，也大可超过皇党。和叛党交涉，我们要对付一班新人，直到今天为止，就我们所知道而论，这些人并不像不向我们就范的样子。”1853年5月30日，马歇尔在给美国国务卿麻西（W.L.Marcy）的报告中也说：文翰“处处为英国将该青年政权置诸卵翼之下制造机会”。既然存在着这些幻想，在勾结清王朝公开出兵干涉太平天国革命问题上就不能不有所犹豫了。

把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办不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很快干了两件事：一是到太平天国统治区搜集情报，妄图扭转太平天国的斗争方向，从革命农民手中取得侵略特权；二是积极进行“修约”活动，压清王朝进一步向侵略者屈服，出卖民族的主权。在第一件事方面，侵略者陆续到天京进行活动。

外国侵略者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擅自闯入长江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破坏。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后，最早窜到天京的是英国驻清政府的“公使”、商务监督和香港总督文翰。他本来长期驻在香港。1853年3月21日，他赶到上海。4月20日，他从上海向英国外相克拉兰敦报告：由于“严重的局势”，他较长期地留在这个重要的港口是必需的。他说：在上海的外国团体已经“决定由他们自己组织一个自卫的组织，以便更好地保护他们的住宅和财产，并在司令官费士班（E.G.Fishbourne）的指挥下为保卫外国的地段做进一步的准备”。文翰还认为不到天京亲自侦察一下太平天国的情况，“对事件的可能进程作出任何清晰的估计”是不可能。

4月22日，文翰离沪，乘神使号（Hermes）兵舰沿长江驶向天京。动身前，他向克拉兰敦发出报告说：“由于对叛军对待外国人的意向究竟如何还弄不清楚……我认为应该立刻乘神使号兵舰进入扬子江。”

4月27日，文翰到达天京，他随即派出翻译密迪乐拜见北王和翼王。当密迪乐谈到英国政府对中国农民战争的态度时，太平军领袖“以充满自信心之冷静态度答曰：‘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这个态度表达了太平军的爱国立场和对战争的信心。但是当了解到侵略者也信奉基督教时，韦昌辉就把手搁在密迪乐的肩膀上说：“同我们的一样！同我们的一样！”“我等今后不特彼此相安无事，而且还可以成为亲密的朋友。”反映了他对外国侵略者的本质是缺乏认识的。

4月28日，文翰把清政府和英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中文本，赠送一份给太平军，目的在于使太平军“各首领明了英国政府与现时中国政府订有条约及该成约之详细条款”。这也就是幻想太平天国承认这些屈辱条约。文翰还进一步恫吓太平军说：“敝国与中国政府曾签订条约，有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经商之权利，如贵军或其他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也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施以抵拒；彼时曾将镇江、南京及其附近各城占据，并签定和约。”

4月29日，太平军赖检点会见了文翰，约好次日会见北王和东王。但是，30日一早，文翰却变了卦。他托言“风雨大作，天气不佳”，不肯上岸。他命令翻译密迪乐交给赖检点一封照会，照会的主要内容是打听太平军是否决定进攻上海。照会说：“敝国在上海建筑有住宅、礼拜堂、货栈等，且有许多英船常来上海口岸。贵军既已到南京，现距上海不远，我闻贵军将有进展到苏州、松江及其附近各地之企图。在此情势之下，我等急欲明了若贵军果进抵上海，则对于与英侨有关之行动，所抱之精神为何如耳。”

5月1日，太平天国以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出了复照。复照没有理会英国侵略者的恫吓，也没有回答是否进攻上海。文翰来照要求太平天国承认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复照也没有理睬它。

英国侵略者的恐吓和讹诈没有获得任何结果。

接着，密迪乐、斯勃里特、威廉等会讲中国话的英国侵略分子又到镇江搜集情况。他们搞到了关于太平军北伐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了解到当时太平军并没有进攻苏州和上海的意图。

文翰综合了他和他的随员所搜集到的情报，作出自己的结论：“如果叛军成功，至少传教士的活动可望获得完全的容忍。当他们得势时，他们看到外国人一般都和他们信奉同样的教义，可能对外国人抱友善的态度。他们无疑是会允许通商的，不过从他们的出版物以及他们的行为看，我们可以推断他们将严禁鸦片——不像现在这样的有名无实，而是真正的禁止……目前惟一可行的政策，是保持不卷入这一斗争中，力避与双方发生正式的联系，但（在中国的）外国人必须准备好足够的武力，来击败叛军可能发动的对他们的任何攻击。”1854年2月，包令（J.Bowring）代替文翰担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和香港总督。他到任以后，看到太平军势力迅速发展，清王朝危在旦夕，又决定派人到天京侦察。1854年6月15日他派遣麦华陀和卢因•包令（Lewin Bowring）乘兵舰响尾蛇（Rattler）和冥河号（Styx）从上海出发赴天京。太平天国领导人吸取了前几次斗争的经验教训，拒绝和侵略者会面。卢因•包令等以响尾蛇号舰舰长麦勒西（Mellersh）的名义给东王杨秀清写了一封信，要求买煤，也遭到拒绝。他们企图把响尾蛇号兵舰开近太平军储煤的地方，太平天国战士整装以待。麦勒西向太平天国提出31个问题，请求答复。东王杨秀清等人“闭户三日”，起草了《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

这个照会涉及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但是，它集中地阐述了太平天国的外交政策。

接着，美国、法国侵略者也闯到了天京。

1853年12月6～14日，法国驻清政府的公使布尔布隆（M.de Bowrboulon）乘兵舰贾西尼号停泊天京八天，目的也是搜集尽可能多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情报。

早在1853年4月2日，美国驻清政府公使就乘色士奎哈那号兵舰离开上海，想到天京搜集情报。他是最早企图到天京的外国侵略分子。可是，中途兵舰搁浅，被迫返回上海。

1853年5月5日文翰从天京回上海。6日，马歇尔去见他。文翰在马歇尔面前，大肆攻击太平军只有破坏活动，没有建设活动。这时，马歇尔已形成他自己的见解。他说：“我认为，我不能期待这些叛军成功以后，会有任何很有益的转变。”

7月10日，马歇尔提出美国政府干涉太平军的建议。他认为，维护清王朝的稳定，是“美国长远利益的目的”。但是，马歇尔的对华政策有他的前提，这就是清政府要允许宗教自由、通商自由和向美国开放扬子江。

麦莲（R.M.Mclane）继马歇尔为美国驻华公使，他于1854年4月到达上海。他和清朝官员第一次会面时即表示：“各国仰蒙大皇帝天恩，得在中国海口通商，俾有利益，实深感戴。现在贼匪据扰沪城，以致中华税务有碍，各国贸易有损……各国官商未能帮同剿贼，更感惭愧……刻下本公使亲自来沪，欲往镇江等处，察看贼匪情形。如果有可办之处，可以商量。并欲为整顿商务，使中华税务有盈无绌，方为安心。”

1854年5月22日，他乘色士奎哈那号从上海出发。25日到镇江，太平天国江防部队开炮制止它前进。麦莲被迫停舰，派少校杜耳、翻译裨治文等上岸拜见太平军殿左五检点吴如孝。吴如孝要美舰停泊镇江，俟禀告东王，再去天京。27日美舰擅自开往天京。31日又侵入芜湖。6月2日返上海。

麦莲的一个随员在1854年6月24日的《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说：“我们得到许多事实，足以证明太平军已统治全国之大部——其领域之广，足以保证其最后的成功。他们已占有长江，远至鄱阳湖，或至上游更远的地方。”但是，美国侵略分子又不甘心中国人民的胜利。他们叫嚣“很可能是西方国家最后被迫干涉，使这次革命有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的方向”。麦莲根据他自己调查的结果，坚决反对承认太平天国，主张推行马歇尔提出的政策。他认为：尽管太平军控制了镇江以上400多英里的土地和1/5的人口，但是，太平天国不会履行现有的清政府对英、法、美三国签订的条约。他认为太平天国比清政府更难控制，他们对外国不会有像现在的清政府做过的那种让步。

三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太平天国统治区活动一番以后，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见有三点：第一，太平天国很强大，外国资本主义无力进行武装干涉；第二，太平军不会如同清王朝那样向侵略者屈服；第三，要和清朝皇帝打交道，压清王朝出让更多的国家主权和利益，等清政府屈服以后，再来对付太平军。

因此他们不得不宣布对太平天国采取“中立”政策。

“中立”政策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第一，所谓“中立”政策，就是外国侵略者等待新的机会干涉中国革命的政策。太平天国革命取得胜利意味着侵略者从中国领土上走开，因此，侵略者决不会对革命采取“旁观者”的态度。暂时不能动手镇压革命，就等待新的干涉机会。1853年8月4日，文翰在给克拉兰敦的信中说得很露骨：“我确实以为在目前我们对于叛军的将来动向与北方的局势并无积极的认识，因此我们所可作为者，也只限于注意局势的发展。多等一些时候，如果不是惟一的政策，也是最聪明的政策。”当时在伦敦出版的一份杂志上有人写道：西方列强专心于在克里米亚的战争和在中国的修约，对于太平天国革命，采取了“等着瞧”的政策。“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当它出现任何缺口时，就夺取利益”。

名为“中立”，但倾向性是很露骨的。

从马歇尔到麦莲，美国执行的都是“亲清帝国”的政策。“中立和不干涉”不过是表面的装饰。不列颠保持“中立”，但是，它又主张“与清朝皇帝陛下联合”。

第二，所谓“中立”政策就是保持侵略者在中国已经取得的特权的政策。1853年5月20日，英国议会下院开会，外交大臣答复质询时说：文翰将去上海，英政府已颁发的命令是：“应该采取足够的防卫措施以保护英国人民（在中国）的生命财产。”这就是文翰在1853年5月7日提出的“武装中立”政策。当时文翰把神使号兵舰和一些其他兵船留在上海。他还准备从印度和驻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舰队中抽调船只来上海，以加强对付太平军的武装力量。

1853年4月7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歇尔伙同法国代表，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宣称：中国皇帝已经用条约保证两个国家公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允许任何外来武装占据租界，也不允许勒索居民的财物。违反者将受到武装反击。显然，它是针对太平军的。

与此同时，1853年4月8日在上海，在威妥玛（T.F.Wade）指挥下，一个英国人的“上海商团”（或称“上海义勇队”）组织起来了；美、英、法共同策划的“协防委员会”也建立起来了。不久，他们又挖掘互相贯通的宽阔壕沟，并在租界周围建筑栅栏。这些都是用来对付太平军向上海进军的。

第三，所谓“中立”政策，就是采取除大规模武装干涉太平军以外的各种方式瓦解中国革命的政策。当时香港英国当局公开宣布：“凡欲沽买大炮火药炮码等，每次须由刑讼司正使或两位绅士请领牌照，方准发卖。”当时谁能请到香港刑讼司正使或两位绅士代领“牌照”呢？显然只能是清统治阶级而不是革命的农民。这个条例实质上就是侵略者公开表示准许清政府购买它的大炮和火药，曾国藩的湘军一开始就是用洋炮武装起来的。1854年8月，曾国藩对咸丰皇帝说：“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庄。”1854年广东天地会起义，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英、美、法三国侵略者却不断以大炮、火药、粮食运入广州城，接济被围困的清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两广总督叶名琛是一个封建顽固派，他是讨厌洋人的。1853年到1855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也是被这三个侵略者镇压下去的。一位西方资产阶级作家说：镇压小刀会的重要性在于“为外国干涉创造了先例”。

“在中国内战中，英政府宣布中立，但未曾恪守。”当时在中国活动了12年的史卡斯作了最准确的结论。

外国侵略者在1853年宣布的“中立”政策的实质既然如此，一旦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得到解决，或者太平军的进攻矛头指向上海等沿海通商口岸，而外国侵略者又能够调用一批武装力量时，他们就会撕破假中立的面具，对太平天国进行公开的武装干涉。

再看沙俄的表现。1854年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兼该地区俄军司令官穆拉维约夫搞了一个侵略中国的“条陈”，主要内容如下：

“总督应遵照最高政府对于中国的下列意图行事：

（1）目前，中国的清王朝，求助我国才得以保持王位，保持帝国的统一，也才可能对我国有利。因此……如清王朝有可能维持下去，则应设法使它向我国求援，然后我国出兵协助。

（2）假如清王朝大势已去，总督一方面应采取措施，保障我国驻北京传教士团的安全，另一方面……并向清朝皇帝说明：他将得到俄国的保护，俄国将以武力保障他的帝位代代相传，永远不受侵犯，但我们必须在满洲……设立贸易机构，以此作为交换条件。

（3）一旦中国的政府发生变动，也不应容许中国的新政府把权力扩张到蒙古。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应受到俄国的保护。假如蒙古希望加入俄国国籍的意愿表白得明显，那就没有理由不让我国毗邻地区的居民实现这一正当要求……

（4）中国一旦建立起新政权，则应设法同它建立友好关系与贸易关系。一开始就应坚决要求……中国一切港口对我国船只开放，要求中国派遣外交代表团赴圣彼得堡详细地商定我国同新政府的关系。”

不需要注释一个字，老沙皇仇视中国革命，妄图乘机侵占中国领土主权的野心暴露无遗。它要出兵干涉中国革命；它妄想霸占中国东北、蒙古地区；它还要侵入中国一切港口。

五 建都天京后的军事活动

1 北伐

太平军攻克南京后，钦差大臣向荣很快就在东郊孝陵卫扎下了“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琦善也率兵万余在扬州城外扎下了“江北大营”。不过，当时在广大地区存在着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北方，清咸丰三年正月（1853年2月）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路过清江浦、徐州一带，也不得不承认“饥民夹道，愁苦之声，颠连之状，惨不忍言。越日渡河，行经邳州、桃源、宿迁等处，沿途饿殍，市井街巷多弃尸。询之土人，皆云前年河决丰北，去年塞而复决，死者过多，而收葬者少”。在东南各省也是一派动乱景象。太平军顺江东下，尚未到达南京，苏州城内官僚地主乱成一团，“人情惶惑……始自官署家眷先各远避，而绅富遂纷纷矣”。太平军克复南京、镇江、扬州以后，苏州、常州一带戒严，常熟“人心震动，讹言谣惑，道路纷纷”。“常、昭城内绅民士贾先将家眷移居乡村。二月二十七日寅夜，误传紧急，终夜迁徙，几成空城”。阴历六月，常熟塘桥、西阳、金村等处群众“多乘势而起。凡富户平日收租行势者，积怨乡农，因此私忿放火毁屋。或有渡江避出者，被候要路抢劫”。

在这样的形势下，太平天国领导人决定分兵北伐和西征。

北伐军主力部队于1853年5月8日，从扬州出发，它的主将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这是一支精锐的部队，并不是偏师。当时有人估计，这支主力的人数共有“二万，为二十一军”。据说北伐军在出发前接受了洪秀全、杨秀清的指示：“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糜时日。”北伐军基本上是按着这个原则来活动的。他们原定由扬州沿运河北上，经徐州丰工渡黄河。当时黄河尚未改道，由徐州向东入黄海。驻扎在清江浦（今江苏省清江市）办理黄河堤工的江苏按察使查文经捏造北方有十万清军南下的谣言，并要各地准备粮草，太平军一时分辨不清，信以为真，故绕道皖北北上。这一支太平军经仪征、六合到天京对江的浦口，会合春官副丞相吉文元、殿左三检点朱锡琨所部，于5月13日由浦口分批北上。在乌衣一带击败察哈尔都统西凌阿的马队，连克滁州、定远，5月18日占临淮关。周天爵有重兵把守宿州，北伐军遂由临淮关向西北进发。5月28日攻克凤阳府，接着，占领怀远、蒙城；6月10日，克皖北重镇亳州。这时活跃在河南的捻军主动与北伐军联系配合。6月13日，北伐军抵达河南归德（今商丘），“城上官兵因不敢敌，即下城开门”，大军入城。在归德缴获火药二万余斤，铁炮无数。北伐军想从离归德城西北四十多里的刘家口渡黄河，因船只都被清军抢走，“在此无船，难以过江”，因此，又向西走。“所过州县，绝无拦阻”，先后占宁陵、杞县、睢州，经陈留，于6月18日抵河南省城开封东18里的太平岗。当时开封“城外深沟两重，周围并无房屋，离黄河二十里，亦无船只”。北伐军没有攻打开封，南走至朱仙镇。6月20日，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朱锡琨等在朱仙镇向天京发出《北伐回禀》。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当北伐军进入淮北以后，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兵将日日加增，尽见骑马骡者甚多”。人民群众还以自己的物资，支持大军北上。

6月22日，北伐军至中牟，一路向西经郑州、荥阳，25日至汜水，当时汜水有渡船大小七八十只在河中未收，太平军遂用这些渡船从28日起在汜水口陆续渡河。跟在北伐军后面尾追的已革黑龙江都统西凌阿和新调来阻截北伐军的江宁将军托明阿、贵州提督善禄等部清军于7月4日赶到。因船少人多，太平军“未及渡河者尚有千余人”。一说“过河者约三四万人，未过河者亦约二三万人”。这一部分太平军“余氛尤足蔽日”，因敌追军赶到，渡河不得，转而南下。7月8日克密县，一路猛冲，取长葛，围许州，趋临颍，过郾城、西平、确山、罗山而入湖北之麻城。8月3日到达麻城之宋埠，8月10日克安徽英山，11日到达太湖，与西征军会师。

渡过黄河的北伐军于7月2日破温县，8日开始围攻怀庆府（今沁阳）。“怀郡殷实，且产火药兵器”，北伐军攻打怀庆，目的在于取得补给。

清怀庆知府余炳焘、知县裘宝镛闭城顽抗。7月13日，清政府派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理藩院尚书恩华及江宁将军托明阿为帮办，全力对付北伐军。7月15日，托明阿、西凌阿、善禄的追兵，渡过黄河赶到怀庆城外。不久，钦差大臣胜保、山东巡抚李德“督带北直劲旅六万”，也到达怀庆城外。

北伐军围城近60日，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敌人自供：“城内无粮，已食黄豆，再围三日，则不可问矣。”太平军为抢时间北上，于9月1日“黎明解围西去”。9月2日破济源，4日，由太行山小径入山西境，连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今临汾）、洪洞、屯留、潞城等城。复由黎城县折回河南，破涉县、武安，于9月底进入直隶境。

9月29日，北伐军由山间小路突袭河南、直隶两省的锁钥重镇——临洺关。钦差大臣讷尔经额及总兵经文岱所部万余清兵全部溃败。讷尔经额本来在河南守怀庆。怀庆解围后，他昏昏然“督凯旋之军万余人”回防直隶。在他到达临洺关的第二天，太平军乘其不备，来了一个突然袭击。清朝官兵万余人仓皇失措，全部溃散，讷尔经额率几十个人逃进广平府城，关防、令箭、军资、军书等物全部丢失。

临洺关大胜以后，北伐军连克沙河、任城、隆平、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深州等县，10月13日进至距保定60里之张登镇。

北伐军的胜利，使清廷惊恐万状，有人记载：“炮声如雷，京师震动，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商民无不鸟兽散。正阳门外大市若荒郊无人迹。”咸丰皇帝召集高级官员会议，“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有人统计，自咸丰三年（1853）春以来，京官之告假出都，富民之挈眷外徙，总计不下3万家。各街巷十室九空，户口日减，即如北城，向来烟户最繁，咸丰二年，有18000多户，这时仅剩8000多户。

北伐大军在敌人心脏地区的猛烈进攻，不仅在军事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在财政经济上也使它罗掘殆尽。清政府承认：军兴三年以来，糜饷已达2963万余两。至咸丰三年六月（1853年7月），部存正项待支银仅22.7万余两。但是，清王朝是不甘心失败的，纠集了一切可以纠集的亲信力量以对付北伐军。僧格林沁和胜保的两支军队成为北伐军面临的重要对手。

胜保率所部亲军于10月13日到达保定。太平军改道由张登镇折回深州，欲乘虚东进夺取天津，然后进攻北京。10月22日从深州出发，25日占献县，旋占交河，27日攻克重镇沧州，29日占领静海。李开芳又率领一支北伐军进至独流、杨柳青。10月30日北伐军进攻天津，离城仅10里。

当时，天津的官员士绅拼死抵抗。他们招募人员组成团练武装。他们还破坏运河堤岸，使“运河之水大至，环城数里，地洼下，皆成巨浸”。北伐军的攻势被阻。接着僧格林沁和胜保的两支军队又先后赶到，北伐军被迫分兵固守静海、杨柳青及独流三处，互为犄角，由进攻转为防御。

这时，节令已届隆冬，南方将士不习惯于万里冰封的北国气候，粮食衣着都遇到极大困难。在外无援兵，内缺粮草火药的艰苦条件下，北伐军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他们屡次出击，重创敌军。后来，为了收缩战线，主动退出杨柳青，林凤祥固守静海，李开芳固守独流。1854年2月5日，因粮食极度短缺，他们又从静海、独流突围，步步为营，逐步撤退，历经大城、束城镇、辛庄等地，于3月7日攻克献县，3月9日抵达阜城。在阜城，北伐军攻占附近村庄，密布鹿角、树栅五六层，固守待援。北伐军统帅之一的吉文元在战斗中牺牲。

在天京，洪秀全得到北伐军被阻的消息后，很快组织了北伐援军。

当时，太平军西征也受到挫折，天京又因向荣江南大营的牵制，可以抽调的兵力不多。因此，太平军不得不放弃扬州，调守扬州之兵北上。

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从扬州撤退后，于1854年初受命北上援林凤祥、李开芳等。同行的有冬官又副丞相许宗扬、陈仕保、黄生才等。

北伐援军于1854年2月18日占领正阳关，24日占颍上，3月1日占蒙城，经亳州向西北进击。3月6日克复河南永城。复由永城夏邑进入砀山县境。3月14日至16日由萧县西北之包家楼、蔡家庄等处扎筏渡黄河。3月17日攻占丰县，随即进入山东省。山东敌军闻讯，被迫分兵南下，巡抚张亮基带德州兵趋兖州，将军善禄由阜城分兵趋曹州。

北伐援军入山东后，连克金乡、巨野、郓城、阳谷、莘县、冠县，3月31日到达临清。临清“州为漕运咽喉，漳河载河南粮西南来，会通河载南数省粮东南来，至州城西南与漳合。每漕艘往来两河，帆樯络绎，货贿盈街衢。州城南稍西偏为土城，仅有城垣形迹，夹会通河至漳河西，居民市肆，栉比鳞次”。4月12日，太平军传令土营在南门外挖地道，次日丑刻，大军自西门外将城攻开。

北伐援军如果继续前进，很快就可以与北伐军会师。敌人惊慌失措，说太平军“锋焰逼人，势难制其北上”。咸丰帝也惊呼：“将毙之虎，又添双翼。”

正当北伐援军胜利前进的时候，情况发生了突变。

4月23日，临清太平军竟全部南撤，退入李官庄。北伐援军为什么南撤，使与北伐军会师的希望毁于垂成？目前还没有确切可靠的资料说明。一种说法是，清临清知州在太平军进入临清前夕，把粮食烧了，因此北伐援军缺乏粮食，难以“久据”，同时，北伐援军进入山东境后，吸收了大量捻军、幅军和“各路土匪”，造成部队组织极为不纯。其中一些人“腰缠金银”，不愿继续战斗，不听指挥了，这一小撮坏人鼓噪部队南撤，造成失败。北伐援军领导人曾立昌于1854年5月6日在丰县附近被敌人杀害。陈仕保于5月14日在安徽凤台之展沟集附近阵亡。许宗扬于1854年8月败回天京，“收入东牢”。

坚守阜城的万余北伐军英勇抵抗僧格林沁的围攻。5月2日夜半，守军填壕纵火，突围南下，想接应援军。6日夜五鼓，进入吴桥境，克东、西连镇，分守灶户、陈庄等八处。5月10日，僧格林沁追到连镇河东，5月19日，胜保南下之军也回到连镇，在东南扎营。双方相持到5月28日，李开芳率马队2000多人，分兵经宁津、吴桥、德州、陵县，克恩县，5月30日再克高唐州。大概在这个时候，李开芳知道北伐援军已经失败，遂守高唐州，不再南下。胜保、善禄等移临清之军攻高唐。僧格林沁则围攻连镇林凤祥部。

林凤祥在连镇，一直坚持到1855年3月7日。敌人攻陷连镇后，林凤祥因重伤被俘。

连镇陷落后，僧格林沁移师高唐州。胜保因久攻高唐不下，被清廷撤职，押往北京问罪。1855年3月17日，高唐守将李开芳突围进至荏平冯官屯。5月底，僧格林沁放水淹冯官屯，守军不敌失败，李开芳被俘。林凤祥与李开芳先后在北京就义。

北伐军时历2年，地经6省，行程5000多里，在外无援兵，内缺粮草弹药的艰苦条件下，活跃在敌人的心脏地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他们在北方广大原野，散布革命火种，启发各族人民的斗争觉悟。在山东，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长毛哥，长毛哥，一年来三遍也不多！”

2 西征

太平天国在北伐的同时，又分兵西征。西征主帅开始是春官正丞相胡以晄，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

西征的目的，从以后的军事实践来看，显然是为了攻打两湖，西袭巴蜀，并夺取江西、安徽两省的广大腹地。

1853年5月19日，西征军占领和州（今和县）后，连续攻克西梁山、裕溪口、芜湖、池州，6月10日再占安庆。此后陆续有部队从天京西上。安庆成为天京以西的一个重要据地。

赖汉英率领太平军由安庆继续西上，6月13日占领江西彭泽，18日占湖口。此后攻南昌未果，乃于9月29日占领九江府城。这时，赖汉英奉调回天京，九江由殿右八指挥林启容镇守。国宗石祥桢等指挥大军继续西上，10月1日占领湖北武穴。10月2日，太平军水军到达田家镇。10月5日分兵自南岸富池口登岸，8日抢占了大江南岸的半壁山要塞，居高临下控制了长江江面和北岸的田家镇。10月15日黎明，以殿左一检点曾天养为总指挥，太平军水陆并举，猛攻田家镇清军兵营。半壁山上枪炮齐鸣，清守军万余大溃。清军的“一切战船炮位”都为太平军所得。敌人哀叹：“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西征大军趁胜占领蕲州、黄州，10月20日，太平军第二次攻克汉阳、汉口。

这时，太平军正全力夺取皖北重镇庐州（今合肥）。破汉口、汉阳后，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等，“悉载其辎重，还师入皖”。国宗石祥桢等退守蕲州、黄州一带。

到1854年1月14日，太平军在皖北战场攻克庐州，皖北太平军主力再度入鄂，在国宗石祥桢、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地官副丞相黄再兴等率领下，逼攻武昌。清湖广总督吴文镕驻守距黄州府城20里的堵城，“大营十一座，排比屯扎”，企图挡住太平军的攻势。2月12日黎明，太平军绕到吴文镕大营后方猛烈进攻，趁冬季西北风放火烧敌营，敌“各勇先逃，官兵继之，全行溃散”。11座兵营，尽成灰烬。吴文镕兵败而亡，总兵德亮等亦被击毙。西征军乘胜于2月16日第三次克复汉阳、汉口，20日克复金口，清湖北按察使唐树义败死。

这时，西征军开始分兵两路。一路向湖北西部进攻，一路渡江进攻武昌并向南攻打湖南。

向西猛进的一支西征军由曾天养率领，目的在突入四川。4月15日，曾天养克随州，25日占安陆府（今钟祥），5月2日占荆门州，攻荆州，清荆州将军官文等死守。曾天养转经当阳攻宜昌府。5月18日攻克宜昌府。四川敌人大惊。

在曾天养率军西进的同时，各地人民群众和地方武装纷起响应。在人民群众支持下，太平军先后攻克罗田、麻城、黄陂、应山、京山、沔阳、仙桃、监利、华容等县。对此湘军首领曾国藩哀叹：“东南大局，真堪痛哭。”

从汉阳、汉口渡江南下的一支太平军，渡江后再兵分两路，一路由国宗石凤魁、黄再兴等率领部分太平军围困武昌。6月26日，第二次克复武昌。十八指挥陈玉成，首先登城，以功升殿右三十检点。在围攻武昌的同时，由石祥桢、林绍璋率领另一部太平军南下，2月27日占领岳州府，3月4日占领湘阴，7日占领靖港。

这时，石祥桢、林绍璋遇到了曾国藩统率的湘军。

清王朝兵饷两亏，感到仅仅依靠绿营兵镇压不了太平军。因此改弦更张，要各地地主士绅筹建团练武装以加强它的镇压力量。1853年1月8日，清朝皇帝首先命令在湘乡原籍的侍郎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

曾国藩于1853年1月29日到达长沙，开始他镇压太平天国的生涯。曾国藩办的团练武装叫做湘勇，通称湘军。湘军的出笼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垂死挣扎。湘军逐步成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主力。

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自衡州起程率湘军17000人，分水陆两路北上阻击太平军。

3月11日，石祥桢、林绍璋与湘军首战于宁乡，击毙湘军统帅储玖躬，给敌人以当头一棒。

宁乡胜利后，太平军一度主动收缩战线，向北撤退。4月初，石祥桢、林绍璋复调集主力由蒲圻南下，4月4日击败湘军陆军王珍部于湖北羊楼司。次日，王珍溃退岳州。太平军乘胜追击，7日，再克岳州，湘军“各营以次奔溃，竟不能止”。曾国藩率残部从岳州败退长沙。太平军乘胜南下。4月21、22日，连败湘军水师，克复了距离长沙仅60里的靖港。林绍璋又率尖兵一支绕越宁乡南下，4月24日攻克位于长沙西南数十里的湘潭，前锋进驻株洲之渌口，断了长沙的后路，给敌人以很大的威胁。

4月21、22日靖港战后，曾国藩不甘心失败，复于28日亲自指挥40只战船及800陆军进攻靖港。太平军给予猛烈打击，全歼湘军水师。曾国藩以“初失利于岳州，继又挫败于靖港”，悲观失望，两次投水欲自尽。败回长沙后，曾国藩“知事不可为”，写下遗嘱2000余字，密令他的弟弟曾国葆买了棺材，准备自杀。

正在这个时候，太平军在湘潭失利的消息传到。

对长沙威胁最大的是抢占了湘潭的一支太平军。湘军塔齐布、周凤山的陆军主力和褚汝航、杨载福、彭玉麟所统帅的水军联合进攻湘潭，林绍璋屡战不胜，于5月1日，退出湘潭，北走靖港。

湘潭之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敌人方面，湘军集中了水陆师的主力，且配备进口的洋炮。曾国藩自认：“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敌人在武器上占了优势。太平军方面，在指挥上也犯有错误。首先，孤军突进，与后方失去联系。攻克湘潭以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形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其次，在内部团结问题上也没有处理好，在强敌当前的情况下，分散了战斗力。曾国藩在给清朝皇帝的奏章中说：他讯问从太平军中逃出者皆云新老太平军战士“彼此猜忿，初二、初三两日（4月28、29日）败回收队后，在潭城分党哄斗，自相屠戮者，约计数百之多”。

湘潭之败，给整个战局带来很大的影响。曾天养闻讯停止西进，回军入湘支援，与林绍璋在常德会合后，一道退守岳州。

经过靖港、湘潭两次战斗，湘军的损失也很惨重。曾国藩自认，水陆两军仅存四五千人。经过两个月的补充，才重行纠集到两万之众。7月7日开始再度北犯。当时太平军受到湘军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岳州守将曾天养在给住在安庆的西线统帅石达开的一封信中说：“妖魔作怪，难以取胜，恐岳州城池难守。”7月25日，曾天养退守城陵矶。28日退守临湘。

曾天养连续几次组织反攻，为夺回岳州作了不懈的努力。8月9日，太平军与敌军再战于城陵矶。曾天养以小队诱敌深入，随后水陆齐攻，清军“兵勇陷入重围，不能进退”，水师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游击沙镇邦，湘军水师头目道员褚汝航、夏銮、李孟群等三营水师失去战船二十余艘。曾国藩见水师“损失将半，伤心陨涕”。

8月11日，西征军再次反攻，曾天养战斗中一马当先，与湘军头目塔齐布遇阵。曾天养当面怒斥塔齐布并戳伤其坐骑。但是，曾天养不幸被敌人刺中，当场牺牲。

曾天养牺牲后不久，太平军退回武昌。湘军在后尾追，8月25日陷城陵矶。9月4日湘军水师陷嘉鱼县，乘势直下金口，距武昌60里。10月14日，太平军东退，敌再陷武昌。

湘军攻陷武汉后，分三路东进，进攻田家镇。太平军“于田家镇江面横安铁锁二道，相距约十数丈。铁锁之下，排列小划数十只，以枪炮护之”。田家镇设防严密，充分发挥了太平军的智慧。然而杨秀清指导这场战役的战略思想却是消极防御。这就注定了最后的失败。

12月2日，湘军水师“以洪炉大斧，且熔且椎，须臾锁断”，敌船冲至下游武穴地方，乘东南风纵火烧太平军战船。太平军水师遭受重大损失。燕王秦日纲被迫焚田家镇营盘东退。

田家镇一战虽然失败了，但是太平军却给敌人以极其沉重的打击。湘军的一个头目回忆当时战斗的情况时说：“曾军伤亡亦不少，水师尤多。国藩谓行军以来……丧师亦无如此之惨者，言毕放声大哭。”

秦日纲部由黄梅退回宿松、太湖。杨秀清命令石达开从安庆西援，冬官正丞相罗大纲也从江西饶州星夜轻骑赴援。太平军九江守将为林启容，石达开驻湖口，罗大纲守湖口对岸的梅家洲，三地互为犄角，严阵待敌。

1854年12月8日，清水师前队彭玉麟进到九江，陆军塔齐布、罗泽南部自田家镇渡江，23日陷广济县城，复经黄梅至小池口附近渡江攻九江、湖口。1855年1月上旬开始，石达开等指挥太平军“夜夜以陆师千余、火箭火球，大呼惊营”，清军“彻夜戒严，不敢安枕”。曾国藩的湘军自湘潭战后打了几次胜仗，“将士皆骄”，急于求胜。太平军连夜惊营更增加了他们的烦躁情绪。他们急不可待。1855年1月29日，水师长龙舢板百二十余号，从湖口冲入鄱阳湖。石达开、罗大纲等立即在湖口设卡筑垒，断其出路。湘军水师被分割为两部分，战斗力分散了。留在长江中的又都是大船，笨重难行，战斗力不强。湘军破绽已出，石达开等抓住这个机会，连夜进攻留在长江中的敌水军。2月21日夜三更，太平军乘月黑雾迷，再度进攻。大军钻入敌船队之中，“火弹喷筒百枝齐放”。曾国藩的坐船被围，管驾官、临印官都被击毙，敌军辎重尽失，不复成军，曾国藩“仅以身免”，乘小船偷偷地逃到塔齐布的陆师营盘，气急败坏地“欲策马赴敌以死”。

湖口这一仗，石达开立功最大，扭转了湘潭战后连续败退的局面，湘军水师仅剩百余破船，败退到武昌修补。九江江面敌水师被肃清。太平军乘胜西进。

退守到安庆西南宿松、太湖一带的秦日纲、陈玉成听到湖口大捷的喜讯，立即组织反攻。2月16日，秦日纲率领太平军大败清湖广总督杨霈于广济，敌“万众瓦解”，太平军连克蕲州、黄州。23日，第四次占领汉阳，杨霈逃往德安。

太平军随即兵分三路，继续扩大战果。

一路向西发展。3月2日大败敌荆州军，克沔阳州属之仙桃镇。3月20日挺进至天门县附近之岳家口，阵毙副都统贵升，“逼近荆郡，民心震动”。22日，太平军克天门县城。

另一路由陈玉成率领北上。陈玉成驰骋鄂北，连续打败敌人。3月21日占领汉川，4月2日克复应城县，同时占领杨霈大营所在地德安，杨霈再退随州。4月6日，陈玉成再克云梦，5月31日又猛攻随州，击毙西安将军扎拉芬，克复州城。杨霈率残部逃往枣阳。8月14日，陈玉成从德安出击，大败固原提督孔广顺、署湖北提督讷钦等。孔、讷两部“步兵望风披靡，守兵越墙逃走”，所有营盘皆被太平军占领。

第三路于2月25日从田家镇渡江，过富池口攻占兴国，旋占通山、崇阳、咸宁，与在汉阳之秦日纲夹攻武昌。4月3日，太平军到城下，“用缒城绳引而上”。敌溃败，湖北巡抚陶恩培投水而死，太平军第三次克复武昌。

清政府以胡林翼署湖北巡抚，官文为湖广总督，妄图挽回败局，但当时江汉上下两岸，尽在太平军掌握之中。清巡抚“号令不出三十里，屯金口，倚水师自保”，残部号称6000。太平天国占领武昌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有人记载当时的情况说：“是时武昌、南京属管之地，粤人出示安民，开科取士，禁头变服，按例征粮，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俨然有王者风。”

在长江沿岸反复争夺的同时，太平军占领了安徽和江西的广大腹地。

1853年9月，石达开奉命到安庆主持西征全局。安庆被攻克后，庐州成为敌安徽省城。清庐州守将为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12月12日，胡以晄率大军攻打庐州，敌各路援军总数约有万余人，但都被太平军挡于庐州城外。江忠源万般无奈之中，竟向鬼神求援，演出了一场祭城隍的闹剧。在祭文中他说：“军饷告竭，借贷已穷，子药无多，诸物不备，援兵虽集，未能直抵城下。”“城隍老爷”也挽救不了江忠源的命运。胡以晄以地雷攻城，采取连续爆破作业，“初发时闻声不必相应，俾其用力堵之，堵而后发，则无及矣”。1854年1月14日夜，太平军将水西门轰裂数丈，敌军“人人心惊胆落，哭的哭，喊的喊，跑的跑，走投无路……城上灯一齐熄灭，各人皆翻城下去”。江忠源投水毙命。15日拂晓，太平军克复庐州。

胡以晄治理庐州达8个月，1854年9月19日，杨秀清命令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代胡以晄守庐州。

在1853年到1856年间，太平军在皖北、皖南先后克复过近40个州县，从滁州、巢县、庐州、舒城、桐城、潜山一线向南到长江南岸的建德、池州、铜陵、芜湖、当涂一线以北的广大地带，成为一大块比较巩固的太平天国统治区。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皖南……贵池、铜陵，下至芜湖、当涂，滨江各属，自咸丰三年以来，久为（太平军）出没之区……皖北安庆、无为、巢县、和、含各属，久为（太平军）盘踞之所。”

江西方面，1853年6月18日，赖汉英率领的西征军占领湖口以后，即派出一部分水师战船进入鄱阳湖。6月22日克复南康府城。

太平军进入江西境后，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响应太平军，主动逮捕反动官吏送交太平军；主动献粮献草支援前线战事。

石达开的大军在江西境内横扫敌军，到1856年，江西省13府中，有9个府城50余县城都掌握在太平军手中，形成一大块比较巩固的统治区。曾国藩也认为，江西太平军势力太大，“为军兴以来各省所未见”。他哀叹：“闻道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又说：“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

3 镇江、天京城郊的战斗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敌人的江南大营扎在了孝陵卫一带。江南大营的任务，是进攻天京和镇江。

1855年2月，上海小刀会起义被中外反动派镇压下去以后，敌人从外部对天京、镇江的进攻加紧了。清政府命令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移师镇江。连同江南大营万余清军，进攻镇江的敌军达1万多人。

太平天国为解镇江之围，从西线抽调一部分兵力，由燕王秦日纲率领，包括冬官正丞相陈玉成、春官正丞相涂镇兴、地官副丞相李秀成、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等将领在内，从天京出发东援镇江。1856年2月初，大军进至栖霞、龙潭一带。敌自东阳至下蜀连营30余里，企图抵挡。秦日纲与诸将会议，决定由冬官正丞相陈玉成乘一小船，冲过敌水师防线，直抵镇江，与镇江守将吴如孝会合。4月2日，燕王秦日纲大军与镇江城内吴如孝、陈玉成等东西夹击，大败敌军，焚毁敌营盘16座，援军东进到镇江城下，屯金山、金鸡岭、九华山脚。当日夜晚，太平军调齐船只，渡江到瓜洲，4月3日拂晓，向扬州土桥发动攻势，并摧毁敌虹桥、朴树湾、三岔河一带营盘120余座，托明阿败退秦家楼、蒋王庙。4月5日，太平军再度占领扬州，取得军粮运回镇江。5月27日，燕王秦日纲主力自瓜洲渡江进攻黄泥洲，29日克之，并猛攻高资清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自九华山带兵来援，“被天朝官兵四面围困，内外不通”，当场被击毙。同时毙命的还有京口副都统绷阔、知府刘有厚等。敌营盘七八十座被毁，残部逃回九华山。6月3日，秦日纲等率所部经下蜀、高资、东阳、石埠桥、甘家巷，扎营观音门、燕子矶一带。

这时，杨秀清决心割去江南大营这个毒瘤。他又从江西前线增调石达开东下。石达开率所部2万人经皖南芜湖、金柱关，于6月18日到达天京北郊，扎营姚坊门、仙鹤门、黄马群一带，与秦日纲大军会师。据向荣估计，当时石、秦两部太平军共有4万余人。6月19日，石达开、秦日纲分路猛攻仙鹤门、紫金山敌营。城内太平军也出通济门猛攻七瓮桥。20日午后，一支太平军从灵谷寺后翻山直捣孝陵卫敌马队营盘，“四座营盘，均被焚毁”。洪武、朝阳等门亦有太平军分路出击，连破敌20余座营盘。接着，数万太平军，集中力量，攻击向荣大营，歼敌千余，向荣、福兴、张国梁等退至淳化镇，张国梁左脚被打伤。21日，向荣等复败退丹阳。江南大营第一次被打破。

杨秀清令石达开再度西上援武昌，秦日纲率太平军东进追击向荣残部。7月30日败张国梁于丹阳五里牌，8月9日向荣毙命。

天京巩固了！

六 天京事变与石达开的出走

1 天京事变的缘起

1856年，天京城内爆发了一场太平天国主要领导人互相残杀的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天京事变是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之间矛盾激化的产物。

首先，拜上帝的宗教宣传与传统皇权的矛盾潜伏着危机。

1848年，杨秀清、萧朝贵借冯云山被捕下狱，洪秀全又不能直接出面之机，取得了代天父天兄下凡的特殊身份。1852年9月，萧朝贵在进攻长沙时战死，天兄代言人一去不复返。天父代言人与天王冲突的可能性增大了。按照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宗教体系，上帝大家庭的尊卑高下依次为天父、天兄、天王以及杨秀清、萧朝贵等。天王洪秀全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是上帝派下凡掌管世间一切的真命天子。杨秀清是上帝的第四个儿子，当然地位低于洪秀全，应该听命于洪秀全。但是，杨秀清玩弄的天父下凡这套把戏，又可以在瞬间使杨秀清凌驾于洪秀全之上。东王以天父的身份出现时，当然是绝对的权威，至高无上的。这也就是，在太平天国，天父“托东王之口，教导兄弟姐妹”，“要知今日做事，皆听命于天父”，“故凡东王打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好；枷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好；杀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好”。生杀予夺的大权，又握在了东王的手里。天王与东王的关系在世间是君臣关系，这是很明确的。问题是东王具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身份，他一会儿为人，一会儿又为神，天王虽是一国之君主，但在宗教上却又是天父之子，当杨秀清为神（天父下凡）时，洪秀全得恭恭敬敬地跪在杨秀清面前，聆听福音、圣旨。宗教上的父子关系和世俗间的君臣关系发生矛盾冲突。这种体制给杨秀清以极大的方便，使他可以借天父之名为所欲为，而洪秀全只能隐忍退让。在建都天京前，为争取对敌斗争的胜利，杨秀清尚能收敛自己，顾全大局，假借天父的名义，维护洪秀全的地位和威望，神化洪秀全，支持洪秀全。建都天京后，天父下凡这种宗教形式，给杨秀清挑战洪秀全的君主地位开了方便之门。

其次，杨秀清权位欲望的恶性膨胀激化了矛盾。

洪秀全虽为太平天国公认的领袖，是“真主下凡”，主宰世间一切的。但在实际上永安建制后他已并不亲自掌管军国大事，杨秀清掌握了军政大权。洪秀全埋首于编纂颁刻官书，设计礼制，制订天王专制的运作体制，向臣民灌输天王是天下之主的观念，宣言自己的存在。他性格刚烈，传统皇权观念极强，但仍对杨秀清隐忍退让。以至当时的地主文人都有如下的看法：

“（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洪秀全徒存其名。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杨逆入奏，洪逆从无驳者。”

“洪秀全自入城后……以伪称天王，宜享天福，凡事皆不过问，权柄诿于军师便宜行事，殊不知洪实杨之傀儡也。”

“（杨秀清）自金田与天贼倡乱，渐揽天贼权，自广西至金陵，悉听其指挥，其伪谕皆署其伪号，天贼尸位而已。”

甚至有人怀疑洪秀全的存在，“或云系刻木偶为人，实无其人”。

虽然杨秀清完全掌握军政大权，宗教上又有天父代言人的特殊身份，但他仍不满足。他还破坏洪秀全仅有的一些权威，对君臣关系作进一步的调整。

以前说：“只有臣错，无主错”，后来改成“君有未明，良臣启奏，君则当从”，“凡事尔想不到，宜与尔清弟（按指杨秀清）商酌可也”。实际上是要洪秀全听从他杨秀清。

以前说：“生杀由天子”，“臣不敬君失天偏”，后来改成“自今以后，兄每事必与胞商酌而后行”，意思是洪秀全每件事都要取得杨秀清的同意才可行。

以前规定：“内言内字不准出，敢传出外五马分；外言外字不准入，敢传入内罪同论。”但后来杨秀清经常以天父名义直接干预天王宫内事务，甚至把在天王府受到虐待的宫女调到东王府，完全不顾洪秀全的颜面。

最后，杨秀清对洪秀全的天子宝座也起了觊觎之心。他利用一切机会宣传自己。1853年杨秀清在“东试”时出题：“四海之内有东王”。杨秀清还借出版《天父下凡诏书》、《天情道理书》、《行军总要》等官方文书的机会吹嘘自己。要人们相信从金田起义以来的全部胜利，“皆东王下凡教导”的结果，吹捧自己“功烈近乎前人，恩威超乎后世”。人们应该“各知感恩，力图报答”。其部属居然把“参拜天父永为我父，护卫东王早作人王”的对联贴在护卫衙门的门上。杨秀清取洪秀全而代之的心情呼之若出，并且充满火药味。

再次，杨秀清对高级官员、诸王以至天王的欺压、侮辱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及李寿春听女官讲了“东王若升天，尔们为官的都难了”这句话，未予告发和驳斥，竟双双被处以斩首。黄仕珍、萧志胜，由于没有及时传东王宗亲带灵丹到府，以“怠慢东王罪”，黄竟被处以斩首，萧亦被锁押东牢。黄期陞“出言触怒东王”，被处以革职示儆。又如，有位参护李凤先，路遇东殿兵部尚书侯谦芳朝衣朝冠而来，李凤先没有让路，侯谦芳竟把他“带至东府，传鼓禀奏，东王闻奏，遂发义怒，令员将他杖责教导”。李凤先不服说：“打妖魔不是如此打法。”侯谦芳又将其情由复禀奏东王，“东王闻此禀奏，即令尚书将伊锁起”，以便明早让他自己亲自提审。第二天，杨秀清竟判李凤先为“死罪”。总之，一点小事，只要杨秀清看不顺眼，就要给予革职、杖责、锁押，甚至杀头的惩处。据记载，丞相以上的官员，因某种“罪行”而被杀、被关、被革职的有十多人，至于受杖责的那就更多了。

石达开每听到“天父下凡”都要“惶悚流汗”，害怕有灾祸临头。杨秀清滥施淫威，甚至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兵士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1854年5月，燕王秦日纲的牧马人某甲坐在门前，见杨秀清的“同庚叔”路过，没有起身行礼。杨秀清的这位“同庚叔”大怒，鞭某甲二百，并交送卫天侯黄玉崑，要他再打某甲若干棍。黄玉崑说“既鞭可勿杖”，转而劝慰。但这位“同庚叔”不服，居然向杨秀清控诉，杨秀清大怒，故意叫翼王石达开把其岳丈黄玉崑逮捕，羞辱石达开。黄玉崑“闻而辞职”，秦日纲、陈承镕等听到这个消息也相继辞职。杨秀清更怒：“杖日纲一百，承镕二百，玉崑三百。某甲五马分尸。”刻意打压石达开、秦日纲、陈承镕。

杨秀清甚至对天王洪秀全也肆意欺压、侮辱。每当处理案件时，杨秀清故意和洪秀全作对。据记载：天王许可的事，东王必不可；天王欲杀的人，东王必不杀，“自示权由己出”；“自恃功高，朝见立而不跪，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冷不丁地，莫名其妙地发问“秀全，尔有过错，尔知么？”“尔知有错，即杖四十”，要杖责洪秀全。乙荣五年七月十九日深夜三更，杨秀清居然声称天父突然下凡，来到天王府，因朝门紧闭数重，洪秀全迎候来迟，天父于是就大发其怒，诏曰“咁久还不开朝门，真是该打！”这时，洪秀全刚到，见此情景跪奏道：“求天父恩赦小子迟延之罪！”杨秀清深更半夜急急来到天王府，仅仅是找洪秀全的妻子赖氏吩咐挑选娘娘、王娘之事。杨秀清竭尽打击洪秀全威信之能事。

杨秀清对其他势力的打压已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一有机会，将产生报复性反弹。

2 杨秀清、韦昌辉的相继被杀

天京事变是从韦昌辉诛杀杨秀清开始的。

韦昌辉和杨秀清结怨已久。韦昌辉是太平天国的元勋之一。他率领一支水陆大军“转战大江南北，虽身罹疾病，犹令御者扶拥上马亲自督战”，“盖自起义以来，不惮劳瘁，尽心竭虑，百计图维”，进入天京后，大部分时间留在天京，辅佐杨秀清，其地位仅次于洪、杨。据清朝方面的记载：“凡军务，群下具禀昌辉、石达开，谓之禀报。昌辉揣度可行，则转禀杨贼，谓之禀奏。杨贼若准，始转奏洪贼，以取伪旨。”又“洪逆深居简出……其军旅各务，皆杨、韦、石三逆密计妥协”。但杨秀清对于三把手的韦昌辉竭力欺压和凌辱。

1853年2月韦昌辉的部下殿前右二承宣张子朋进军湖北，因争船殴打水营兵士多人，杨秀清闻报后，杖责张一千，居然也连带杖责韦昌辉数百。

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妾兄争房屋，杨秀清大怒，欲杀韦昌辉的哥哥，却故意发交韦昌辉议罪，以为难与侮辱韦昌辉。

杨秀清还经常借故指责韦昌辉“不恭”，杖责韦昌辉。

对于杨秀清的欺凌，韦昌辉采取了阿谀奉承、曲意逢迎的态度。

据《金陵癸甲纪事略》载：韦昌辉“事东贼甚谄，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如此。‘肚肠嫩’，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

如对于前述张子朋殴打水营兵士事件，韦昌辉被牵连，挨杖数百下，他的裨将替他打抱不平，说“怒遣而杖辱之，其后将何堪？”其实这话也没什么错，又是向着韦昌辉的，韦昌辉居然听罢大怒，反而说杨秀清对他“罪责无不公”，竟杀了这个裨将“以谢秀清”。

对杨秀清交议处的韦兄与杨妾兄争宅案，韦昌辉竟“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

韦昌辉如此异乎寻常的谄媚，其实内心并不真服杨秀清，而是在行韬晦之计，“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天京事变前，就有人说过：“北王阴忍而残刻，今杖之而不怒，其心叵测，萧墙之祸正恐未远。”连曾国藩的手下也嗅到了火药味，“杨贼与昌辉互相猜忌，似不久必有并吞之事”。

1856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4月太平军一举击破江北大营，6月又打破江南大营，镇江、天京解围。面对大好形势，杨秀清志满意得，觉得大清江山指日可得。自恃功高的杨秀清于8月22日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洪秀全为万岁，杨秀清被封为九千岁，他不满足九千岁封号，要再加一千岁，成为万岁，逼封万岁，其政治意义就是在政治上取得与洪秀全同等的地位，实际上就是“取而代之”，在宗教和政治上都成为最高统治者，《李秀成自述》道：“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金陵省难纪略》描述得更详细：“（杨秀清）益自尊大，有去洪贼自称天王意。一日，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金陵续记》也说“洪随回入己穴，令群贼于穴外所筑城上密布枪炮，恐杨来暗算；一面遣心腹贼至江西调北贼韦昌辉回金陵”。[1]

洪秀全把正式加封杨秀清为万岁的日期定在东王寿辰时（9月23日），争取了时间。

韦昌辉接到密诏后率兵3000人，9月1日抵达天京。秦日纲听到逼封的消息也率将士于8月31日驰回天京靖难勤王。9月2日凌晨，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联手，成功诛杀了杨秀清。杨秀清被枭首示众后，韦昌辉大肆逮捕东殿将士及其家属，并主张杀尽东殿余部，洪秀全反对，说：“尔我非东王不至此，我本无杀渠意，而今已拿戮之。此属又何辜，毋乃伤天父好生心，以宽纵为宜。”力主“不得多杀”。韦昌辉为填补去杨后的真空，为擅权扫清道路，不顾洪秀全的反对，对已被拘押的东殿将士进行了血腥屠杀。据清方报告：9月23、24日，“见有长发尸骸不可数计，由观音门内漂流出江。内有结连捆缚，乃身穿黄衣黄褂者”。两万多无辜的太平军将士死于韦昌辉的屠刀之下。韦昌辉在天京城内“诸务皆自专，所为益横于东贼”，并且有谋害洪秀全之意。洪秀全急忙派人召石达开，“又欲杀韦昌辉”。石达开不愿再见互相残杀，9月26日仅带文官二人进入天京城调解。他指出韦昌辉多杀无辜，劝韦昌辉止杀。韦昌辉不同意，反过来又要杀害石达开。石达开见事机不好，“俟暮缒城出”。韦派人追杀不及，但石达开全家老小均遇害。

韦昌辉矫诏“悬赏格”，欲捉拿石达开。石达开返回安庆后，立即召集部众，兴兵报仇。韦昌辉的滥杀引起天京军民义愤，韦空前孤立。洪秀全乘机下诏讨韦，得到秦日纲、陈承镕支持，“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

3 石达开出走

诛灭韦昌辉后，洪秀全把韦的首级送到石达开军营验视，以平其私怨。同时“收灭赏格，召之还”。11月下旬石达开回京。石达开在太平军将士中深得人心，“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石达开既执政，众心欢悦。当时外国观察家评论他说：“这一位青年领袖是英雄侠义，勇敢无畏，正直耿介的，正是全军的中坚人物，他的头衔称为电师，这真能表示他的军事行动。”1857年，在石达开执政下，太平天国扭转了由于天京事变军事上所处的逆势，取得了桐城大捷，在溧水也击败了清军的进攻。清朝安徽巡抚福济向咸丰皇帝奏称，石达开“为贼中主谋，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

可是洪秀全错误解读了天京事变的教训。从此“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他提拔石达开为通军主将，主持军务，自己总揽军政大权。同时也封他的“又无才情，又无计算”的两个兄长为王，与石达开同理军政。朝中文武不满这样的做法，大家听翼王的，而对洪氏兄弟表示不满，这更激起洪秀全的猜忌和愤恨。他加剧对石的压制，以至“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石达开受制于平庸的洪氏兄弟，才智不得施展，又深受洪秀全的疑忌，大祸有随时临头的可能。自视甚高，抱负远大的石达开，选择了避祸出走，另创局面的道路。

1857年6月2日，石达开从天京出走，19日到达安庆。他发布文告，打出“出师再表真”的旗号，号召太平军将士随他“远征”。翼殿将士纷起追随，所守城池纷纷落入敌手。洪秀全面对急转直下的军事和朝内文武的压力，力图挽回分裂局面，下诏将洪氏兄弟王位去掉，并镌刻义王金牌一道，及朝内文武求救表章，送往安庆，但是石达开“并未受物，亦不允来”。以后洪秀全“百计迎回”，“其情词惨迫，反复不休”，但是，石达开义无反顾，“竟不复回”。石达开坚持分裂，既辜负了天国军民的期待，贻害天国，又最终葬送了自己。

石达开“将合朝好文武带去”，天京城内只剩下七八千精锐，“余皆老弱”。1857年10月，石达开进援江西，试图救出被围的临江、吉安翼殿诸军。失利后，放弃江西基地，1858年春进军浙江，经略浙闽，后又转进江西，分兵经略广东、湖南。1859年5月，石达开部主力与湘军在湘西宝庆府激战两月余，“不能得手”，于是回师广西。石达开脱离中央后，一改常胜将军的形象，屡战屡败，部队给养困难，疾病流行，士气低落，而与此相反，1858年秋之后，洪秀全起用青年才俊，发愤图存，江北、江南大营相继被打破，天京政权有中兴之气。许多将领开始对石达开的分裂前景不表乐观。一些将士相继脱离。有的回朝扶主，有的流散。杨辅清等在福建时回归中央，1860年1月傅忠信、谭体元等率部回朝，3月余扶忠部下官兵也东归天朝，8月彭大顺、朱衣点、吉庆元等率部数万人东返，这是石达开部的最大一次分化，严重削弱了石达开的力量。

1861年10月，石达开出广西经两湖入川东，后辗转云贵，又入川西，1863年5月来到了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这里前有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临老鸦漩河，东南崇山峻岭，是个易于被围歼的险境。到达大渡河的当晚，“松林小河及大渡河水陡涨数丈，势难涉渡”。这时“达开妇诞一子”，石达开以为吉兆，下令庆贺三天，并休整补粮，这使敌方赢得时间，完成了包围。石达开以木船行筏抢渡，船筏或为对岸清军枪炮所毁，或为湍急的水流卷翻；又试着偷渡、抢渡松林河，未成，致书当地土司王应元许以重金，希望罢战、买路，不成，求其通商卖粮，又遭拒绝。6月9日最后一次强渡失败。土司军乘虚扑击，紫打地失守。石达开率残部奔至老鸦漩河，粮尽援绝，“进退守战俱穷”。

清军头目也看出石达开面临末路，“四面受敌，又困于雨，断桥不能渡”，于是参将杨应刚等在石达开驻营附近的洗马姑竖立起“投诚免死”的大旗，随即便“有李、刘二逆，奔附小河乞降”，又有“伪宰辅邹某先送家属为质，约为内应”。都司王松林等乘此亲赴石达开军营，直接出面诱降，借以动摇石达开及其部众之心。

这时，石达开的心情十分矛盾。开始，他立志“纵死涐江定不降”，誓与敌人决一死战；之后，又改变血战出险的初衷，企图诈降，谋求生路。但清将杨应刚自称奉四川总督骆秉章意旨招抚，并许诺，石达开放弃抵抗，即可退隐原籍，所部将士则遣散为民。石达开再次改变主意，决定自投清营，以保全将士生命。当时，军师曹伟人就预料石达开上当受骗，即自刎而死。石达开致函骆秉章，提出“舍命以全三军”的建议，他“愿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翼王表示自己决不降清，不会做“求荣而事二主”的天国叛臣。但他不惜一死，请骆秉章转奏清廷，“宥我将士，赦免杀戮，禁止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并警告骆秉章，要“志果推诚纳众，心实以信服人，不蓄诈虞，能依诸约”。但他并没有等骆秉章复函表态，就于6月13日同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恩丞相韦普成并带其5岁儿子石定忠到了洗马姑清营。石达开一行到达清营，当即被羁。总兵唐友耕乘机捞功，从杨应刚手中截获石达开，所部2000余人也被押至大树堡，由唐部都司唐大有与副将张福胜等在四面驻军防守。6月17日，石达开父子和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等被押送过河，从而与2000多部众隔离开来。至此，石达开才恍然大悟，发现清将所谓的遣散、解甲归田的许诺全是谎言。6月18日，石达开父子及部将5人被押往四川省城成都。次日，知府蔡步钟等即密派各营过河，当即以火箭为号，会合夷兵，将石达开部将200余名，士卒2000余名围杀殆尽。偶有逃出者，也被夷兵追杀。

石达开在被押送成都途中，四川布政使刘蓉曾对其进行提审。石达开毫无乞活之意，历数太平天国的光辉历史，“其枭杰坚强之气，见于词色”。6月25日，石达开等人被押到成都。骆秉章问石达开：“尔欲降乎？”石达开毫不犹豫地答道：“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骆秉章又说：“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于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达开听罢，哈哈大笑，毅然答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者为寇，今生汝杀我，安知来生我不杀汝耶？”骆秉章恼羞成怒，即令左右将石达开及其部将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以凌迟极刑处死。临刑之际，石达开神色泰然，从容就义。时年仅33岁。

天京事变中，韦昌辉的武装叛乱，石达开的分裂出走，严重地破坏和削弱了革命力量。李秀成形容那时的情形说：“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天王之兵尽行带去”，“军民之心散乱”。清政府乘机向太平天国进行反扑。韦昌辉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1856年12月19日湖北巡抚胡林翼、湖广提督杨载福、记名道李续宾等攻陷武昌，国宗洪仁政等东退广济、黄梅；同时，汉阳守将秋官副丞相钟廷生亦退出汉阳城。12月26日，敌水师杨载福部驶至九江江面。在江西战场，湘军分路援救被围困在南昌的曾国藩。中路刘长佑、萧启江围攻袁州府，北路曾国华、普承尧、刘腾鸿等围攻瑞州，南路刘拨元、胡兼善等自桂东经崇义入赣南，与总兵寿山等据守赣州府。1857年12月27日，瓜洲、镇江同时失守。曾国藩得意地宣称“镇江、瓜洲，同日克复，金陵指日可克”。

[1] 关于洪秀全密诏韦昌辉回天京救驾一事，史学界有不同说法，本书采取其中的一种意见。

七 李秀成、陈玉成、林启荣等的苦战

1 为稳定江西、皖北战局而努力

天京事变以后，敌人趁势反攻，江西、皖北危急。太平天国通过种种努力，竭力挽回颓势。

在江西方面，洪秀全以九江守将贞天侯林启荣主持全省军务，林启荣“谨守江西”做出了艰巨的努力。“吉、袁、瑞、临、抚、建等府”的太平军“深壕密签，闭城坚守”；“近省之丰城、奉新、安义、靖安、建昌、德安等县”太平军据守城池，相互支援，一处有警，援兵四集。除袁州（今宜春）守将李能通于1856年11月叛变投敌外，直到1857年上半年，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守住了阵地。

在皖北战场，主持军务者为张潮爵、陈得才、梁立泰等。为了收缩兵力，太平军先后放弃三河、庐州、无为、和州、巢县等城市，坚守桐城、潜山，与安庆互为犄角。

洪秀全为了稳定皖北战局，派陈玉成从皖南宁国，经枞阳过江，1857年1月11日，攻破无为州。接着，他和从天京来援的迓天侯陈仕章会师，克复巢县。1月31日克庐江，并攻大关，抄过桐城，断绝围攻桐城的清军粮道。桐城守将李秀成乘机冲出，内外夹攻，大败清提督秦定三。陈玉成、李秀成等乘胜追击。2月27日克舒城，3月1日毙敌总兵郝光甲，3月3日克六安州。舒城、六安一带数万群众，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军还与皖北捻军张乐行、龚得树等取得联系。1857年2月，天王洪秀全封张乐行为征北主将。3月11日，陈玉成、张乐行等联合克复正阳关，18日克复霍邱。皖北形势复振。

1857年5月初，陈玉成率所部大军由英山攻入湖北，连败敌军。8月中旬，击毙敌总兵王国才于黄梅。12月底，陈玉成指挥大军分两路再度攻鄂，南路由受天福叶芸来和倚天侯陈仕荣率领，自宿松进攻蕲州；北路由陈玉成亲自指挥并联合捻军由霍山，经缘南商城进入鄂北，在德安、襄阳一带扩充部队，1858年4月底占领麻城、黄安。

向荣死后，清政府派和春为钦差大臣，张国梁为帮办大臣，重建江南大营。1857年六七月间，溧水、句容相继失守，敌人从淳化镇向天京进逼。同时，敌以主力攻天京东侧之重要据点镇江。1857年12月，坚守了四年零八个月的镇江失陷。对岸瓜洲同时为敌江北大营德兴阿攻陷。

镇江、瓜洲既陷，敌人以全力围天京。和春把江南大营扎在小水关，并于城西、城南、城东一带宽掘长壕，坚筑高垒。和春说：“此时金陵围攻，自城北之上元门至西路之三叉河、乐兴寺江干止，共长一百三四十里，大小营盘一百三十余座，兵勇约四万有奇。”德兴阿的江北大营也移到浦口，会同和春围攻天京。

为了解天京之围，太平天国决定先解决江北大营，然后再解决江南大营。1858年8月，在洪秀全同意下，李秀成召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镇举行军事会议。那时，陈玉成也由湖北罗田、麻城赶到，参加了会议。会上“各誓一心，订约会战”，攻打敌江北大营。

会后，陈玉成自舒城、三河发兵，8月23日攻克庐州，阵斩敌总兵肖开甲，安徽布政使李孟群溃退六安。9月，陈玉成除分兵一支北进占领店埠、梁园，攻定远外，亲自率领主力由界牌南下滁州、乌衣，占领东葛、西葛，与清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总兵鞠殿华等相遇。李秀成亦率所部自全椒到乌衣与陈玉成会合。9月26日，李秀成、陈玉成等大败德兴阿、鞠殿华等于滁州、乌衣，歼敌“三四千众”。次日，太平军挺进江浦县西北20里之小店，即古永宁镇，全歼敌援兵江南大营总兵冯子材所部5000人，李秀成、陈玉成复乘胜猛攻浦口德兴阿部，又歼敌1万余人，打死团练头子温绍源。德兴阿败逃扬州，被革职，敌江北大营被迫撤销。

陈玉成乘势收复江浦、六合，李秀成亦占天长，并再度攻克扬州，江北之敌望风披靡。

这时的江西战场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敌人于1857年9月占瑞州，10月湖口也陷落，被阻隔三年的鄱阳湖内外湘军水师又合而为一。湘军矛头指向了九江府城。

太平军贞天侯林启荣坚守九江已有六年，他“以数千人，婴城种麦以为食，其守愈暇，频伤攻城军”。1858年3月湘军再度攻城，两次挖地道爆破轰城都被击退。1858年5月19日，湘军第三次从地道轰塌东南城墙一百余丈，守军在烈风雷雨中英勇巷战，贞天侯林启荣及元戎李兴隆等17000余将士壮烈牺牲。敌陷城后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彭玉麟招认：“直教殄灭无遗种，尸拥长江水不流。”

九江沦陷后不久，抚州、建昌相继失守，吉安府城亦于1858年9月21日被敌占领。1858年9月22日，湘军李续宾和江宁将军都兴阿部攻陷太湖，太平军守将受天福叶芸来退守安庆。

太湖陷后，敌分兵两路，企图攻打安庆。南路由水师提督杨载福、总兵鲍超等攻石牌、集贤关，从正面围困安庆，北路由李续宾带湘军主力袭庐州，企图切断安庆后路。11月3日，李续宾率领13营马、步兵，共5000多人，侵犯三河。三河守将吴定规坚守阵地并向天王告急。

三河镇在巢湖西岸，庐江之北，舒城西北，距庐州90里，为保护庐州之屏障。胡林翼称：“该处为水陆冲途，实扼庐州之总要，其屯聚米粮军火，即以接济庐州、金陵。”巢湖流域西部的物资，特别是稻米大部分先集中到三河，然后运往各地，因此，它是天京和庐州太平军粮食和军需物资的重要供给地。敌人叫嚷“非攻三河不可”。吴定规在三河筑城一座，砖垒九座，凭河设险。天王接到吴定规的告急报告，命令正在六合的前军主将陈玉成率师救援。陈玉成立即回兵西上，同时调驻守庐州的吴如孝、捻军张乐行率部南下接应，他还奏准天王调李秀成随后接应。

陈玉成自江浦、六合经巢县、庐江，直趋金牛岭，切断了李续宾后路。吴如孝、张乐行切断了舒城通三河的道路，李秀成进驻白石山，挡住东面去路。就这样设置了包围圈，李续宾成了瓮中之鳖。11月14日，陈玉成逼攻李续宾大营，次日李续宾试图进犯金牛镇。陈玉成率主力乘大雾弥天绕至清军之后，出敌不意，勇猛冲杀。三河守将吴定规也挥军冲出。敌人大败。李秀成在白石山听到金牛镇炮声不绝，亦带领所部向三河靠拢。陈玉成以优势兵力四面环攻，破敌军7营。是夜三更，击毙湘军统帅李续宾及曾国藩的胞弟曾国华等。据统计清军被打死6000余人，湘军精锐，损失殆尽。湘军老巢湖南湘乡几乎是无处“不招魂”。曾国藩闻讯“哀恸填膺，减食数日”，他说：“敝邑（湘乡）弁勇，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虽多方抚慰，而较之昔日之锋锐，究为减色。”胡林翼也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士，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

三河大捷以后，太平军分路挺进。陈玉成绕舒城，出大关，由孔城进攻桐城，11月24日大破湘军总兵赵克彰等，遂克桐城。太平军乘胜南进，清江宁将军都兴阿大惧，撤安庆围，由石牌败退宿松，陈玉成跟踪追击。李秀成也率领所部自三河到庐江、界河、桐城，并收复潜山、太湖。

1859年3月，陈玉成自安庆北进，占六安州，随即进攻庐州官亭署安徽巡抚李孟群大营。3月20日，活捉李孟群。3月底，陈玉成自庐州梁园攻护城，大败钦差大臣胜保，阵斩已革南阳镇总兵柏山。4月初，再败胜保，阵斩知府颜怀忠等，克护城镇。

陈玉成威镇淮北，使皖北战场出现了较好的形势。

2 解天京之围

江北大营被打垮，但是天京南路仍然受着江南大营长壕围困的威胁。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各将领讨论解围之策。洪仁玕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略。洪仁玕说过：“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

洪仁玕所说江南大营必定分兵救湖州、杭州的根据，是当时江南大营的军饷是由杭州、苏州、福建一带供应的。同时，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也“兼办浙江军务”，有防守杭州的责任。

这个战略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它不是消极的防御，而是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洪秀全采纳了这个建议，命令李秀成出师。1860年1月底，李秀成出天京至芜湖，2月10日，李秀成率领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等由芜湖出发，经南陵、宁国，24日攻克广德。太平军主力进入浙江，占领安吉、长兴。这时，李世贤率一部分太平军佯攻湖州，李秀成于3月7日，率轻骑六七千人，换上清军的旗帜号衣，由地方抗清武装为向导，经莫干山山道，由妙西、武康一路而进，10日到达杭州西北的良渚。后因部队“贪获马匹”，惊动敌军，敌人才发觉太平军，紧闭城门。太平军偷袭不成，不得不开挖地道轰城。3月19日，谭绍光、吴定彩、陆顺德等自清波门攻破杭州城，击毙浙江巡抚罗遵殿等。

太平军向杭州进军果然引起江南大营的极大惊慌。3月10日，江南大营先后拨出13000余人，由总兵张玉良等率领自天京往援杭州。天京外围敌军大减。3月24日，李秀成在杭州发现江南大营援兵已到，于是主动撤退，经余杭、临安、孝丰入安徽广德，4月8日，占领由皖南进入苏南的交通要道建平（今郎溪）。在建平，李秀成会合各路将领，商讨制定了打破江南大营的周密方案，决定集中大军10万余人的优势，分五路围攻江南大营。5月2日，大战开始。天京守城太平军见各路援军已到，也从上方、安德等门主动出击。5月5日，英王陈玉成首先攻破天京西南长壕，敌得胜门至江边一带营垒50余座全部被毁，总兵黄靖以下官兵数万人被歼灭。张国梁切断天京东南之上方桥，妄图固守东路各营。晚，江南大营完全崩溃，钦差大臣和春等率残部败退镇江。“漏夜就道，雨湿路滑，一路颠扑，狼狈不堪……营内存银十余万，军火局内所存枪炮、火药、铅子等项不计其数”，尽为太平军所得。江南大营被打垮，天京之围遂解。

3 攻占苏南、浙江地区

1860年5月11日，以天京解围，洪仁玕等登朝庆贺，并商量下一步的战略部署。

当时的形势是：在西线，从1859年开始，曾国藩和胡林翼就决定以主力进攻安庆。江南大营崩溃以后，清政府以全力支持湘军镇压太平天国。1860年6月8日，清政府任命曾国藩为署两江总督的兵部尚书衔，8月10日实授两江总督，并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长江南北两岸，水陆各军均归节制。当时，清政府的意图是叫他赶紧移师江苏，保卫苏、常，曾国藩则把安庆的得失，看做是“关系天下安危”的头等重要问题，他决心全力争取安庆，然后沿江而下攻取天京。

对太平天国来说，安庆在战略上是很重要的。保有安庆，天京就有了屏障，长江水路就可以畅通，巢湖平原的粮食也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天京，保证军需供应。安庆同时也是和皖北捻军联络的据点。当时，曾国藩已经成为太平天国的最主要的敌人，他又决心全力进攻安庆，围剿和反围剿的焦点就在安庆。因此，太平天国的战略中心应该移到西线。

英王陈玉成主张救安庆，攻打曾国藩的湘勇。洪仁玕、李秀成则认为江南大营既破，苏、常、上海一带敌防务空虚，“乘胜下取，其功易成”，然后回师安徽，“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

天王洪秀全赞同并批准洪仁玕、李秀成的意见，命令陈玉成、李秀成等率领大军东进，先锋为陈玉成部下骁将靖东主将刘玱琳。天王特别关照“限一月肃清回奏”。洪秀全的这个限期很重要，它的用意是在不要与敌纠缠，以致延误时间，速去速胜，然后回师西上。重点还是在西路。东进是为西上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

太平军由天京经句容向丹阳进击。英王陈玉成称：“十年，攻破金陵长围，将张国梁追至丹阳，落水而死。”丹阳战斗发生在5月19日，敌兵死者万人。除张国梁当场毙命外，和春、许乃钊，“以十二骑由小河奔常州”。5月26日，和春逃到浒墅关“悔恨交集”，“以烧酒吞服洋烟”而死。

丹阳大胜后，敌东路已无主力，陈玉成渡江攻扬州，东路最高指挥权交给了李秀成，但先锋仍然是刘玱琳。这时太平军势如破竹，席卷吴中，人民群众热烈响应，占领了江南广大土地。26日克常州，30日下无锡。6月1日，进抵苏州阊门。苏州城乡居民在门口张贴“同心杀尽张、和贼”的标语，热烈欢迎太平军。苏州郊区“由陈湖出塘浦至谢塘”，“乡人持械，夹岸斩杀”敌溃兵。6月2日克复苏州府城，江苏巡抚徐有壬毙命，清军投降者达五六万人。同日，克江阴。

这时，距从天京出师，还不到20天。可是，到了苏州，李秀成的军事行动停顿下来了。他没有能够乘胜快速推进。原因何在？很可能是李秀成忙于招兵买马。他说：其时“忽有两广、两湖、三江义士，在清朝为官者数百员，统带兵勇两三万前来投诚，当即留营效用”。因此，他延误了时间，直到6月15日才占领昆山。17日克太仓，22日克嘉定，30日攻青浦。青浦人民内应，“城上白旗一扬，四面火起”，顷刻攻克。7月1日克复松江，进抵上海城外。

1861年7月初，李秀成率大军回师江西、浙江。李秀成自称，在湖北招兵“大概三十万之数”，在江西又有和石达开决裂东返的太平军和广东北上的一部分天地会起义军共20余万人加入他的行列，如加上他原来统帅的部队，总数当在70万上下。

这70万大军，自西向东，横扫敌军如卷席。经衢州，过兰谿，入严州，克新城、临安、余杭，进攻杭州。12月29日克杭州城，31日破杭州满城，清巡抚王有龄，将军瑞昌均丧命。

克复杭州后，太平军分路进攻，连克各州县。1862年1月17日，曾国藩奏称：

“浙江之金华、严州、绍兴、宁波、台州、处州等府先后失守。温州被土匪窜陷，虽有收复之说，料终难保。惟湖郡和海宁州两城尚存，然皆孤悬贼中，亦无幸全之理。综计全浙惟衢州一府，可以图存。”

太平军在进军浙江全省的过程中，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金钱会在周荣、潘英等的率领下，占领了温州府；天地会协助太平军攻克处州府；攻打诸暨时，莲蓬党积极响应。

李秀成留主将邓光明、天将童海容等守杭州城，自率慕王谭绍光等将领于1862年1月7日水陆并进，发动攻打上海的战斗。

苏南、浙江广大基地的形成有力地支援了天京。

八 改革内政的努力

1 李秀成的改革主张

天京事变以后，大约在1858年春，李秀全鉴于“国事纷纭”，向天王洪秀全上奏，提出改革内政的意见，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

第一，定制恤民，宽刑以待万方。在杨秀清主政时代，军民一旦触犯法律，非死即杖，毫无回旋余地。犯轻罪者虽治以枷杖之刑，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依主管官员的喜怒好恶而重轻不一。如系所恶，虽纤介小事，亦会“杖至血肉俱枯”而死。死刑也很残酷，有五马分尸、点天灯等。各种法律手续亦不完备。清朝方面亦认为“伪律为至酷”，“虐民无人理”。李秀成建议“定制恤民，宽刑以待万方”，正是针对这种情况的。

第二，肃正朝纲，明正赏罚，择才而用。这一条是针对亲贵弄权，朝纲败坏而提出的。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虽然开科取士，还在各地出榜招贤，但实际情况却是流于形式。要兴邦建国，亲贵弄权是不行的，没有贤才辅佐，也是不行的。因此，李秀成提出肃正朝纲，择才而用，明正赏罚。

第三，轻世人粮税，依古制而惠四方。这一条是针对当时民众负担太重而提出的。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对付清王朝。这是很重要的。明末农民战争时期，李岩曾向李自成建议：“一应银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附矣。”李自成接受李岩的建议，从此势力大增。

第四，重用翼王，不用安、福王。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重用长兄安王洪仁发，次兄福王洪仁达，倚为心腹。但二王无能，朝纲紊乱。在当时，金田起义时期的功臣，仅存翼王石达开。石达开在军事上“谋略甚深”；在政治上，颇得众人敬服。要团结众人，对抗清廷，必须重用石达开。李秀成的这一条建议，也是正确的。

李秀成的这些改革建议，遭到洪秀全的拒绝，而且受到“革爵”处分。

2 洪仁玕总理朝政，提出《资政新篇》

1859年4月22日，天王族弟洪仁玕到了天京。洪仁玕是最早接受拜上帝思想的信徒之一。金田起义时，他正在广东清远县教书。当他赶到广西时，起义大军已离桂平北上。1854年，他由香港到上海，想去天京，但由于交通阻塞，又回到了香港。在香港，他在教会工作了四年。这时，他接触了西方科学文化。1859年，他再度离港北上，历经广东、江西、湖北等地，到了天京。天王洪秀全对洪仁玕的到来十分高兴，5月11日即封他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6月，天王封前军主将又正掌率陈玉成为英王，12月天王又封李秀成为忠王，“各有奋兴之志”。

洪仁玕到天京后不久，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资政新篇》、《立法制喧谕》等一系列文件，力求改革内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其中，《资政新篇》一文，经天王洪秀全批准后，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文件颁布。它的基本精神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以建立“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的“新天新地新世界”。

政治上，洪仁玕特别强调加强中央集权，反对分散主义。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迫切需要加强集中和统一。洪秀全为此做了努力。他亲自总理军政大事，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洪仁玕到天京后，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在太平天国前期，太平军“拓土开疆”，“有日辟百里之势”，为什么后来却是“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大逊于曩时？”他的回答是：这是由于前期事权集中统一，“臂指自如”，后来则人心不一，“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他严肃地不点名地批评某些将领“结盟联党”，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洪仁玕指出：这样一来，“下有自固之术，私有倚恃之端，外为假公济私之举，内藏弱本强末之弊。为兵者行此而为将之军法难行，为臣者行此而为君之权谋下夺。良民虽欲深倚于君，无奈为所隔绝，是不可以不察也”。因此，他提出要“禁朋党之弊”，务使权归于一。为达到这个目的，洪仁玕主张抓赏罚。对那些忠于天朝有功的文武官员要封赏，对于“逆命弄兵”的人要处罚。

洪仁玕的这一反分裂“救时弊”的主张，不仅得到陈玉成等广大将领的支持，而且也得到天王洪秀全的赞许。

在加强中央政权的集中和统一的同时，《资政新篇》还提出了加强地方政权建设的建议。它规定要“兴乡官，公义者司其任，以理一乡民情曲直吉凶等事，乡兵听其铺调”。要“兴乡兵，大村多设，小村少设”。这与《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地方政权建设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资政新篇》和《天朝田亩制度》不同的是：它要求建立的国家，已经不是农民的平等的理想王国，而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蓝图的新国家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分析世界形势时指出：要使太平天国富强，必须学习当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他举俄罗斯为例说明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他说：“俄罗斯邦……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邦学习邦法、火船技艺，数年回邦……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

正是基于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洪仁玕在经济上提出要“兴车马之利，以利便轻捷为妙”，“如外邦火轮车，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虽三四千里之遥，亦可朝发夕至”；要“兴舟楫之利，以坚固轻便巧捷为妙”，“火船汽船，一日夜能行二十余里者”，“若天国兴此技……利莫大焉”，要准许“有百万家财者”兴银行，行纸币，“此举大利于商贾士民”；要“兴器皿技艺，有能造精奇便利者，准其自售，他人仿造，罪而罚之”；要“兴宝藏”，开矿产，“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蚝壳、琉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探取，总领获十之二，国库获十之二，采者获十之六”。它还规定“准富者请人雇工”。总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把太平天国建设成为一个“兵强国富”的资本主义式的新国家，是《资政新篇》的另一个主要内容。

在思想文化方面，《资政新篇》在坚持太平天国反对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风俗的同时，提倡向西方学习。它规定：“禁酒及一切生熟黄烟鸦片”，对鸦片“走私者杀无赦”，“禁庙宇寺观”，“革阴阳八煞之谬”，“除九流”，“焚去一切惑民之说”；“禁私门请谒，以杜卖官鬻爵之弊”；“禁溺子女”和“卖子为奴”等封建恶例。《资政新篇》还提出要“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物价低昂”；要设立“医院、礼拜堂、学馆”；兴“跛、盲、聋、哑院”和“鳏、寡、孤、独院”。洪仁玕认为，“九流足以惑众志，释聃尚虚无，尤为诞妄之甚，儒教贵执中，罔知人力之难，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二者兼行，在于基督身上担当之也。此理足以开人之蒙敝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这些正说明他提倡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风俗，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

总之，《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政治纲领。这集中反映了洪仁玕等农民革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向西方摸索救国救民的方案。在中国刚开始进行近代民主革命的时候，洪仁玕提出经洪秀全批准的《资政新篇》的斗争方向，是合乎时代潮流的，因为“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

但是，《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的一个纲领，也是有缺陷的。一是没有提到土地问题，没有提到如何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没有明确提出土地政策，严重地脱离革命斗争的实际。二是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问题。《资政新篇》提出“国人不和外邦欺”的思想，提倡国内人民大团结。它说：“倘中邦人不自爱惜，自暴自弃，则鹬蚌相持，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悔之晚矣！曷不乘此有为之日，奋为中地倡。”但是，1856年起，英、法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英、法资本主义侵略者和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中外敌对势力公然勾结起来武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已经不可避免。在这激烈、复杂的斗争形势下，1859年提出的《资政新篇》，不明确提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应该说是严重脱离了实际。

1860年太平军克复苏州后，洪仁玕编纂了《天朝则例》一书。《天朝则例》除划定苏州为苏福省，将来作为陪京，分全国为24个省以外，还“定田赋之制，男子16岁以上，每丁耕田十亩，纳赋三石六斗六升，钱三百六十六文”。这实际上主张用“按丁授田”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虽然没有提出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但他在《天朝则例》中仍然坚持了《天朝田亩制度》中所规定的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按人口平分土地的精神。外国侵略者来到天京，向太平天国提出帮助太平军打倒清朝，平分中国的荒谬建议，遭到洪秀全的痛斥。洪仁玕被俘后的《自述》中也痛斥外国侵略者，他说：“妖买通洋鬼交为中国患”；“现在说到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可见，《资政新篇》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但是，在后期的实际斗争中，洪秀全和洪仁玕都是坚持反对外国侵略的。

九 战略形势逆转

1 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勾结

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暂时满足了侵略者的欲望。这样，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与清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发生了变化，即“由敌国进而为条约国”。侵略者与太平天国之间的矛盾突出了。一位资产阶级作家说：“1858年……订的条约，他们（按指清政府——引者）把鸦片的贸易合法化了……太平天国却不是这样……明白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各通商口岸的领事及商人都反对太平天国。”

当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反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远不止是鸦片贸易一个问题。《天津条约》与太平天国有利害冲突的还有一个长江沿岸各城市的开放问题。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但是，当时长江中下游在太平军控制之中。这一款又说：“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长江在太平军掌握之中，外国侵略者不能立即实现条约权利。因此，“一切企图和扬子江上游进行贸易的欧洲人也都激烈反对太平军的存在”。

1860年10月底，《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的对华政策进一步转变。英国首相巴麦尊公开宣布：“现在事情已经改变了，从前中英如仇敌，今则我们与清政府已有极好的关系……如果借助我们友好的援助而能使中国内部进入正轨，商业前途将会有巨大的发展，这是可以预期的……中国的新政策是要与世界各国通商的。如果不援助这个开明的中国政府以成全其努力与改进，则在我们方面说，那真是自杀了。”卖国的清政府被侵略者誉为“开明”的政府。侵略者感到：援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就是保住和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否则就等于自杀。

外国侵略者蠢蠢欲动，但是武装干涉太平天国的客观条件仍然没有成熟。为什么呢？

首先，在1860～1861年间，太平军在东线胜利地攻克苏州、常州，在西线，两支大军分别由长江南北两岸进行第二次西征，直趋武昌。太平军的军事形势处在再度高涨时期。面对这样的形势，外国侵略者不能不有所考虑。1861年2月19日，密迪乐给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的一封信中说：“数年以前，以少数英国陆军和少数英国舰队，在长江流域的一些地区作战，也许就可以帮助清政府扑灭反对它的统治的太平天国。但是，现在进行这种援助则需要一支巨大的舰队在长江及其支流约1500～2000英里的地区内作战；需要约两万军队，分成三四个小兵团，在上述太平军占领的不同地区作战……这将是英国从未从事过的麻烦最大的、花费最多的战争。”接着在英国侵略者内部进行了一场关于“是否要攻击南京”的争论。1861年6月16日，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F.W.A.Bruce）致书英国侵略军头目何伯中将说：“成功地攻击南京和肃清扬子江”，对太平军“这样的打击能不能使力量对比中的有利一方转向清政府？……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是抱着很大怀疑的。因为，成功地夺取南京这件事，在我看来似乎不太可能结束”太平天国革命。他说：太平军“如果失去南京并被迫到别处避难，那么，他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王朝的抱负，无疑要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太平军“所遭受的物质损失将不是很大的”。普鲁斯在信中的结论是：“我不认为南京的失守”，将使太平天国“瓦解”，“夺取南京仅仅会驱使”太平军“退出他们占据的长江沿岸地区，清政府军队将无力跟踪追击，并把他们驱散。他们将占领我们无法攻击的其他地点”。同年7月11日，何伯在答复普鲁斯的信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关于南京，我必须告诉你，这个城市远离江边。要没有困难地取得这个城市，就需要有一支陆军，或一支海军陆战队。这支武装大约要有2000人。虽然如此，我认为攻打南京将是我们所犯过的一个最为失策的行动。设想南京的失守将在镇压太平军方面发生重大的影响，也是缺乏最起码的根据。”同年9月7日，英国外交大臣罗曼塞尔写信告诉普鲁斯：“女王政府同意何伯的关于进攻南京是一个很大的失策的意见。”

其次，清朝统治集团对“洋兵助剿”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少疑虑。奕、桂良、文祥在1861年1月24日的会衔奏折中也表示这样的担心：如果洋兵来了，那么“经费任其开销，地方被其蹂躏”，太平军还没有打垮，城池还没有恢复，而“饷源已竭”，“要挟已深”。不顺从洋人吧，“则势又难行”，顺从洋人吧，“则祸更不测”。如果洋人打不过太平军，结果就是：“以易竭之饷需而养无用之夷兵”，反而被太平军“所笑”；如果洋人克复城池，“希图占据，派兵据守”，结果官兵势必要把太平军抛在一边，而和“夷争”。这样，太平军没有打倒，和洋人的纠纷又发生了。倘若“隐忍听之”，让洋人占据城池，不闻不问，那么“该夷以小忠小信，要结民心，则人心渐去，返正无由”。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一句话，当时还不能实行“洋兵助剿”。

公开帮助清王朝对太平军进行武装干涉仍有困难，外国侵略者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手法通过所谓“和平谈判”，要太平军作出让步。

外国侵略者要太平军作出哪些让步呢？

1861年1月3日，普鲁斯从天津发出一封给罗塞尔的信说：“由于长江及北方港口的开放，不使上海变成内战地区，在我看来是更加有理由了。上海将要成为一个货物集散地。在那里，适宜于在多沙洲的河流中航行的船只将被换成大型货轮开往新开放的港口。”这就是说，外国侵略者要求太平军放弃进攻上海，把上海奉送给他们。这是第一个无理要求。

1861年1月20日，额尔金给何伯的一封信中说：“显然，在不列颠船只能安全地航行在长江以前，必须和太平军达成某些协议……我们需要从他们那里取得足够的保证，保证不列颠船舰为了商务目的来往于长江上下游，不致受到他们的命令下的恶意干涉。”这就是说，外国侵略者要求太平军出卖国家主权，让他们的商船兵舰自由来往于中国的内河——长江。这是第二个无理要求。

围绕这两个无理要求，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主要是英国侵略者，与太平天国在外交战线上的斗争再度激烈起来。1861年4月，太平天国曾应允在这一年内不进攻上海、吴淞两地四周百里以内地区。但是，1861年12月27日，英国方面又照会太平天国，要求太平天国继续保证不进驻上海，同时不进攻九江、汉口与镇江。

太平天国领导人对侵略者的无止境的贪欲保持了警惕。1862年1月1日，幼赞王蒙时雍等代表太平天国政府复照英国方面，痛斥其无理挑衅。照内称：“正当我们将派遣军队攻取汉口、九江、镇江、银山之际，贵国忽然在维护友好关系的谎言下，企图占据这几个重要据点，暗中帮助清妖，钳制我军行动，真是咄咄怪事！……我国要严厉镇压的仅止于清妖和盗贼，我们所要求取得的是全部中国。当前，清妖尚未殄除，全部国土尚未光复，我们不能同意贵国所提出的上述要求。”

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认识水平看，这个复照是个有水准的文件。太平天国领导人痛斥了侵略者的捏造，揭露了侵略者的阴谋，拒绝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表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英雄气概。

外国侵略者除了在天京对太平天国施加外交讹诈外，在宁波前线也耍了类似的手法。

1861年12月，太平军胜利地攻克了浙江沿海重镇宁波。1862年1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Burlingame）匆匆忙忙地伙同英国驻华侵略军司令何伯来到宁波活动，共同策划对付太平军的办法。

4月26日，英国战斗号舰舰长刁乐德克（R.Dew）代表英法两国侵略军到了宁波，担任英法联军的总指挥，和太平军代表进行谈判。侵略者提出两项无理要求，一项是“立刻”将控制着侵略军阵地的一个太平军炮台上的全部大炮搬走，另一项是撤去面向租界区的城墙上的太平军的枪炮。双方开始了“长久而不愉快的公文交涉”，太平军严正地拒绝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宁波太平军向敌人表示：“租界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租界属天朝所有，所以，它应该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完全受我们的管辖。”“我们丝毫不怕你们，准备和你们做斗争，以决雌雄。”炮台是“我自卫所必需”，“断难拆毁”。你要攻击吗？来吧！我们准备对付你们，“欲攻城听之，欲轰击亦听之”。

清政府方面，恰好在这个时候，1861年11月发生了宫廷政变，政权由守旧派转入接近外国侵略者的慈禧、奕等人手中。经过较长时期的接触，清朝统治集团中的这一派人物意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暂时还不想夺取他们的“宝座”，所谓“其真心和好，固已信而有征”。

恭亲王奕上台以后，上海《北华捷报》发表社论，表示热烈的欢迎。它说：“有利于外国在华权益的恭亲王掌握权力，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不久，外国的代表将对北京政府发挥较大的影响。”

这样，外国侵略者与清王朝公开勾结镇压太平天国的内外条件都已成熟。1862年2月，由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地方当局所组织的“中外会防局”正式在上海成立。2月8日，清朝同治皇帝发出一道“上谕”，说：“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所有借师助剿，即着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他还说：只要对镇压太平军“有裨，朕必不为遥制。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

外国侵略者决心动用武力了。可是，采取什么样的干涉中国革命的方式呢？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发动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清政府的利益，而是为了实现不平等条约，奴役和宰割中国人民。清政府把主权出让给侵略者，太平天国不同意、不承认，因此，侵略者要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从而实现《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规定的特权。巴夏礼公开宣称：“我们防卫上海不是为了清帝国的利益，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对我们来说，哪个朝廷统治中国是不重要的。”普鲁斯在给戈登的信中也说：“我们也曾支持清政府，这是出于利益的动机而非出于情感。”因此，采取什么样的干涉方式，就要根据侵略者自己的利益来考虑。

1862年4月23日，普鲁斯提出了选择干涉方式的具体意见。他在给士迪佛立（C.W.Staveley）的信中说：“我想，在陆地上对太平军的任何军事行动是否确当，将视下列两个问题是否得到回答为准：第一，这个军事行动是保证上海安全所必需，即将太平军从上海四周三十英里以内他们所占领的地点赶走；第二，在他们被赶走以后，清政府是否有能力驻守被肃清的地区，并且在不需要我们动员陆上武装支持清军的情况下，他们能保证这些地区不受太平军的袭击。如果这两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我认为女王政府将同意采取行动。”同年7月7日，罗塞尔在给普鲁斯的信中讲得更露骨。他说：“如果我们从事镇压太平军叛乱，我们很快就要陷入一场广泛的战争中去，而清政府将作壁上观，把一切负担和消耗转嫁到我们身上。我们执行的合理方针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商务利益，保护条约规定开放的港口，以及鼓励清政府建立一支有效力的炮兵、步兵和骑兵部队以镇压太平军，使之就范。”可见，外国侵略者酝酿的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方式是：第一，以外国侵略军把太平军从通商口岸四周打出去，当太平军退出以后，这些地方仍然由清军驻守；第二，帮助清政府建立一支新式武装，以便镇压太平军。

帮助清政府建立一支什么样子的新式武装？侵略者表示：像美国流氓华尔所纠合的洋枪队那样的武装。1862年3月26日，普鲁斯上书罗塞尔，大肆吹捧洋枪队。他说：“从华尔所组织和领导的中国军队（指洋枪队——引者），我看到一种军事组织的雏形。这种军事组织对于处在混乱中的中国可以证明是很有用的。如果清政府采取这种改革，它将得救；如果它不采取这种改革，我们在主要商港组织这种武装，将保持这些商港在任何情况下不致遭到破坏。”

这样，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首先加强了上海的军事力量。原来侵驻上海的英国侵略军有900人，法国侵略军近千人。1862年6月13日，英国迈克尔（J.Michel）将军及其随员又带着英国政府九十九联队的一个连以及一队炮兵乘船前往上海。这一支军队本来是驻扎在天津对付清政府的，这时移过来对付太平军了。沙皇也“特降谕旨，钦派总管东洋俄国兵船水师提督颇颇福带领兵船前赴中国”。沙俄驻清政府全权大使把留捷克为此于1862年9月29日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表示：如果太平军扰乱紧要海口，地方官独立难支，该提督将同中国官兵堵御击退，并且赠送清政府包括1万杆洋枪在内的一批武器。

与此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加强了华尔的洋枪队。早在1861年冬，何伯到松江洋枪队的营盘，“向华尔保证对于他的新计划做一切必要的支持”。1862年3月16日，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

外国侵略者直接的、公开的、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使战略形势逆转，太平军面临更多的困难。

2 太平天国政局紊乱

就在这个时候，太平天国政局出现紊乱。

任人唯亲 李秀成在《自述》中批评洪秀全说：“误国不用贤才”；“误主不信外臣”；从而造成“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国破，实洪姓之自害也”。

天京事变前，太平天国基本上能任人唯贤，因而革命事业日趋兴旺；内讧之后，洪秀全专用洪姓，不信外人，任人唯亲，太平天国也就走向败亡。那么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何在呢？在于洪秀全害怕重演天京事变，用李秀成的话来说就是：“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洪秀全消极地吸取杨、韦擅权的教训，害怕大权旁落，会再演“天京变乱”的悲剧。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封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安王、福王，标志着其任人唯亲政策的开端，以后逐渐演变成洪氏家天下的局面。

据《李秀成自述》称，洪秀全第一重用的是他的外甥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的是他的长兄、次兄；第三重用的是族弟干王洪仁玕；第四重用的是女婿金王钟万信、凯王黄栋梁、捷王黄文胜。这班人都是他的至亲。1860年，当萧有和还是10岁小儿的时候，就兼任赉奏官的重职，三年后，发展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合朝诛之”的地步。

洪秀全任人唯亲对太平天国的危害十分严重。由于庸才当道，贤能之士不被重用，因而在天王周围没有一个可供咨询顾问的智囊团，致使天王的决策与指挥频频失误。由于亲贵掌权，无功受禄，致使赏罚不明，人心不服，从而涣散了太平军众将士的斗志，所谓“互争雄长，败不相救”。洪姓亲贵，身居高位后，为了敛财，他们可以卖官鬻爵，从而助长了追逐官位、揽权营私腐朽风气的恶性蔓延。他们甚至在天京城内打家劫舍，严重败坏了太平天国的声誉。天京粮食严重匮乏时，李秀成曾嘱咐天京守军多买粮充贮，但洪姓“对买粮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以致粮荒更加恶化。

滥设官爵 天京事变以后，太平天国的官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在王爵之下逐渐形成了六等爵制。六爵即义、安、福、燕、豫、侯。侯爵从1853年秦日纲被封顶天侯时就已开始。燕爵、豫爵则自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晄两人被免去王爵，被改封为顶天燕、护天豫开始。安爵、福爵则是在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免去王爵改封天安、天福之后开始。至于义爵，则是由义王演变而来，1856年翼王石达开入京辅政时，被公推为义王，但石达开仍称翼王，而“义”则演变成为六等爵中最高的爵位。其后，又在王爵之下、六爵之上逐渐增设了天将、朝将、神将、主将、佐将等官阶。原来官阶颇高的丞相、检点、指挥、将军等则已演变成卑微的官职了。

官阶的增多，造成了太平天国后期国家机器运转滞缓、行政效率低下的局面，也加重了太平天国后期的财政负担。

滥封诸王 太平天国在前期封有东、西、南、北、翼、燕、豫七王。内讧之后，仅剩翼王石达开一人，天王洪秀全却对石达开极为疑忌，封其长兄、次兄为安王、福王，以挟制石达开。石达开负气出走后，因朝中不服，改封为天安、天福。这时，天王洪秀全曾有永不封王之意。1859年4月，洪仁玕突然来到天京，天王大喜过望，不久即封洪仁玕为干王。洪仁玕被封王当政后，洪秀全看出许多战功卓著的将领心里不服而有“忿意”，自己也觉得愧对功臣，遂先后加封陈玉成为英王，蒙得恩为赞王，李秀成为忠王。1860年又封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为章王。同时封其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为信王、勇王，已故的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胡以晄的后代也被封为幼东王、幼西王、幼南王、幼豫王。总的看来，天京事变后，安庆失守前，王爵尚未滥封，统军将领只有英、忠、侍、辅四王；干、赞、章三王居朝内理政；其余诸王以亲属关系膺爵，或因无能，或因年幼，他们在政治、军事方面不居重要地位。这时的封王制度基本上能以功行赏，尚能起到褒奖、旌扬功臣的作用，有利于太平军的指挥与协调。

滥封诸王开始于安庆失守后，1861年秋冬之间，陈玉成部下赖文光、陈得才、梁成富、蓝成春、陈仕荣、林大居、秦日南分别被封为遵王、扶王、启王、祜王、导王、敬王、畏王。而与此同时，李秀成部下竟无一人被封王。天王洪秀全为什么一下子封这么多陈玉成的部将为王？原因可能有三：其一，安庆一战，陈玉成所部精锐死伤殆尽，余部士气严重低落，且“尔言我语，各又一心”。天王遂广施爵赏，以鼓舞士气，并安定众心。其二，由于安庆失守，天王洪秀全对陈玉成颇感失望，下诏严责他“前退太湖，后退安省，又失挂车河之约”。封众多将领为王，意在另选将才以取代陈玉成。其三，派赖文光等赴西北广招兵马，给予高爵，有利于招兵。

这次封王虽说出于客观需要，但失之过滥，特别是封赏战功并不卓著的林大居、秦日南为王更属失当。

1862年，李秀成拥有百万之众，天王怕其权势太重，会有“奸心”，遂采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手腕，分割李秀成的军权。先是封陈坤书为王，随即又先后封童容海、谭绍光、陈炳文、郜永宽、陆顺德、黄文金、胡鼎文、古隆贤、刘官芳等为王。对李侍贤、杨辅清所部重要将领也尽行加封王爵，盖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至1863年春，已封至90余王之多。此年以后，爵赏之滥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功偷闲之人只要贿赂有司，就能得到保举而获王爵，“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

一开始，所封诸王并无等级之分，但由于太平军作战频频失利，太平天国局势日渐困难，天王洪秀全也深感滥封诸王所带来的危害性，为减轻这一危害，遂于1863年夏将王分为五等：一等王加军师衔，总理朝政，精忠军师干王洪仁玕即是；二等王加军师衔，为方面军统帅，如真忠军师忠王李秀成，正忠军师侍王李世贤；三等王不加军师衔，只统帅一部将士，如堵王黄文金、听王陈炳文；四等王不加军师衔，亦不统兵权，如恤王洪仁政、昭王黄文英；五等王为没有王号的列王。天王将王分为五等，旨在加强统一指挥，但由于封赏过滥，很难起到实际作用。

滥封诸王，加速了太平天国的衰亡。官以贿得，败坏了太平天国的政治，腐蚀了太平军将士的操守。无功者被封为王，使在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之人不服，离心力增强，导致太平军的指挥失灵。诸王各建王府，各设机构，在经济上也造成了大量浪费，加剧了太平天国的财政困难。

诸将“画地为牢” 太平天国后期，天王洪秀全战略思想日趋保守，竟将所有疆域划成大小不等的地盘，付以方面军统帅镇守、统管，出现了“地盘”现象。

天京事变后，特别是1857年石达开率部离开天京出走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主要仰仗陈玉成和李秀成二人支撑危局。二人联合作战，转战大江南北。如果仔细观察李秀成和陈玉成的作战区域，就不难发现，他们两人实际上已有分工：陈玉成主要负责保卫安庆，而李秀成的任务主要是保卫天京与江北的通道。这种军事分工，就意味着洪秀全已将安徽省作为陈玉成的“地盘”。1860年，天王命李秀成挥兵东进，攻取了苏南，建立了苏福省，即以该省作为李秀成的“地盘”。1861～1862年春，李世贤克复浙江若干地区，随之将其作为自己的“地盘”，1862年春，洪秀全为解决李秀成和陈坤书之间的误会，封陈坤书为护王，并从原属李秀成的“地盘”的苏福省中割出常州郡作为陈坤书的“地盘”。

“地盘”现象形成以后，引起了高级将领之间的矛盾，滋长了“山头主义”思想，破坏了协同作战的原则。1860年，陈玉成同李秀成联合作战，打垮了清军江南大营，随后，陈玉成又派所部猛将刘玱琳、黄文金等协助李秀成东征苏南。黄文金先后攻克了江阴、常熟，遂暂驻常熟。当时皖北残破不堪，陈玉成部深感粮饷不足，遂让黄文金担任常熟守将，征粮收税，以接济皖北太平军。但李秀成却借故将黄文金赶走。在第二次西征中，李秀成在江西、湖北招得二三十万兵马后，竟无意进兵武昌，以解战略要地安庆之围，反而领兵东下，醉心于开辟浙江根据地。李世贤在江西乐平受挫后，理应绕道继续西征，或返赴皖北战场，参与安庆争夺战，但他却也东返，热衷于开辟浙江根据地，以便自己能获得一个“地盘”。在太平天国前期的军事活动中，虽然也分兵驻守所克城池，但太平天国领导层能掌握强大的机动兵力。太平天国后期，各方统帅派重兵驻守各地，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机动能力，中央难以集中优势兵力。呤唎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攻占苏南后，李秀成的错误“就是把军队的大部队分散作零星小队去驻防太平军所据有的无数筑有城垣的城市”。事实上，驻守苏福省各城的，并非“零星小队”，每城都有二三万人之多。苏福省各城驻军总数当在30万上下。如果李秀成能抽出半数组成机动作战兵团，投入苏州保卫战，可以预见，战局将大为改观。然而，苏福省各城守将，株守畛域，李秀成却奈何不得。“地盘”现象也束缚了高级将领们的手脚。为了保全自己的“地盘”，他们过分注重于一城一池的得失。当曾国藩对安庆实行“围城打援”时，陈玉成本可以灵活选择战略战术，或者营救安庆守军出城，主动放弃安庆；或者挺进敌人薄弱的内线，运动发展；但他为了保住安庆，竟一再冲入敌人预置阵地，死打硬拼，导致兵团主力死伤殆尽，安庆也没能保住。

太平天国的政局紊乱，说明太平天国丧失了攻击对手的力量。

3 安庆失守

1860年5月，二破江南大营后，洪秀全接受洪仁玕的意见，乘胜东征苏、常。太平军主力集中于东线，湘军乘虚加强了对天京上游门户安庆的围困。9月下旬，洪秀全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以陈玉成、李秀成为主力沿长江两岸分进合击，于次年4月会师攻克武昌，以解安庆之围。

9月底，陈玉成即率军沿长江北岸转战安徽向西进击。可是长江南路的李秀成新获苏、常地盘后，对西征持消极态度。在洪秀全严词督促下才于10月下旬出发。西进时，他一心招兵买马扩大队伍，不惜绕道、滞留。陈玉成按期于1861年3月18日到达黄州（离汉口仅50英里），而李秀成的队伍连影子也不见。安庆危急，陈玉成留下赖文光一部，自己率主力回师径援安庆。李秀成6月15日才到达黄州对岸的武昌县，见陈玉成东返，他也不战回师浙江。

李秀成的自私导致围武昌救安庆的第二次西征功亏一篑。

1861年4月底，陈玉成到达集贤关，随即派平西主将吴定彩率军入安庆助守。与此同时，天京方面也派援军进至安庆附近。5月1日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前军主将吴如孝等率军2万多人来援，次日大败于湘军，退守桐城。3日定南主将黄文金自芜湖率8000人渡江至桐城一线，会同林绍璋部及捻军2万人，准备后再战。6日、11日两战败北。清方完成打援后，对陈玉成部发动了总攻。5月上旬，陈玉成自集贤关多次攻击湘军营垒，但毫无进展。这时清方援军又至，为避免被敌围歼，19日留8000人守集贤关及菱湖两岸营垒，令靖东主将刘玱琳等4000人守关外赤岗岭四垒，要他们“死守待援”。自己带一支军队回桐城。23日陈、洪、林、黄等率军共3万分三路强攻，敌方五路反击，太平军全线崩溃，再退桐城。与此同时，湘军猛攻集贤关外赤岗岭四垒，同时切断关内太平军退路。6月7日湘军以大炮猛轰，由于孤军无援，四面被围，9日赤岗岭四垒全部失陷。著名骁将刘玱琳、李仕福被俘遇难。接着菱湖两岸的营垒也相继被破，太平军8000人全部战死。此役陈玉成损失万余精锐，并且刘、李皆为陈手下的一流战将。8月，陈、林、黄同新来援的杨辅清，为救安庆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分三路大军联合进击，24日曾再次冲入集贤关猛攻曾国荃围城军后壕，安庆城内守军也“列队西门，遥遥相应”。太平军猛攻十余次，终不能破。清军的长期围困，使安庆城内守军“米粮尽绝”。9月4日，湘军在北门引爆地道内的炸药，轰塌城墙，攻入城内。5日安庆沦陷。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等和守城战士1万多人，惨遭屠杀。

会攻武昌不成，太平军被迫与清军在安庆决战，伤亡惨重，陈玉成部损失殆尽。后来洪仁玕沉痛地说：“我军最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此城实为天京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为矣。”

安庆失守后，陈玉成退守庐州，他派马融和、邱远才、陈得才和赖文光等率队赴西北，试图广招兵马，收复皖省。叛徒苗沛霖诱执陈玉成于寿州。面对敌人的劝降，陈玉成大义凛然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1862年6月4日，陈玉成被凌迟处死于河南延津，时年26岁。英王殉国使太平天国栋梁摧折，正如他自述：“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自从天京事变以来，陈玉成无疑是天国长城。从二破江北大营到东征苏常，大江南北无处不驰骋着英王铁骑。他骁勇善战，无私无畏，屡任前锋，使敌闻风丧胆，连曾国藩也“深畏之”。如今“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

4 天京沦陷

安庆失陷后，1861年9月9日，湘军杨载福部水陆军攻陷池州城，9月16日，攻克铜陵。10月23日，湘军曾国荃部攻陷无为州，26日攻克无为州运漕镇。运漕在无为与含山之交，外濒大江，内通巢湖，自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为太平军江防锁钥，粮运中枢，向上接济安庆、庐州，向下接济天京。运漕镇陷落后，曾国荃回湖南添募湘军6000人。1862年3月24日，曾国荃率湘军再度由安庆沿江东下，4月18日攻陷巢县、含山县城，20日攻下和州，22日攻克西梁山。西梁山古称天险，为天京西侧门户。曾国荃会同彭玉麟水师于5月18日自西梁山越过芜湖，先攻金柱关，复由金柱关偷袭太平府城，并攻克之。次日，又攻陷金柱关、东梁山。

曾国荃的陆军于5月26日进至江宁镇之板桥。28日攻陷秣陵关，次日又攻陷大胜关、三汊河。彭玉麟的水师由金柱关东下，于5月30日，攻陷头关、江心洲、蒲包洲，停泊在天京洲城的护城河口。曾国荃的陆军倚仗水师，驱军直入，驻扎雨花台，距天京城不及四里之遥。

在天王再三催促下，李秀成率领10万左右大军由苏州西上，10月13日到达天京南郊，随即围攻雨花台附近的曾国荃营盘。太平军将士为了解救天京之围，勇敢地打击敌人，曾国荃的面颊被打伤，敌军死伤者达5000人之多。曾国藩自己承认：“心已用烂，胆已惊破”，“军兴以来未有如此之苦战也”。

但是，从10月13日到11月26日，大战45天，最后并没有攻破曾国荃的大营。李秀成停止了攻势，撤回到天京城内。

李秀成援解天京之围失败后，洪秀全命令他再进兵西北：“遵朕旨过北，接陈得才军，收平北岸，启奏朕闻。”这一军事行动，除了接陈得才部南下外，还有另一个用意，就是吸引围天京的敌军，北上援救皖北，以减轻天京的压力。曾国藩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太平军“由舒城、六安而上英、霍、麻城、宋埠，一出黄州，一出汉口，扰犯湖北，意欲掣我南岸之兵以援北，掣我下游以援上，无非图解金陵之围”。

当时，敌军“自和州以至武汉，除庐州、安庆有兵外，千里空虚”。形势极有利于太平军进军皖北。但是，李秀成对这项战略并不赞同。他勉强接受命令。12月1日，他派章王林绍璋、对王洪春元等自天京下关渡江至九洑洲，12月8日突出浦口，15日过江浦陆续西上。12月18日对王洪春元占含山，21日占和洲，27日取铜城闸。

1863年2月底，李秀成集中大约30万人马，包括护王陈坤书、顾王吴如孝、爱王黄崇发在内，自天京下关、中关渡江北上。

“进北攻南”这一战略，实际上曾经取得效果。曾国藩曾经对皇帝说：李秀成“大股上窜，分枝牵制庐江，无为州之兵，而以全力猛扑石润埠毛有铭、刘连捷营盘，自初三至初七日，昼夜围攻，粮路断绝，文报不通。臣不得已又飞檄鲍超改旆渡江，以解石润埠之围。曾国荃亦自金陵分拨五营救援该处”。

但是，李秀成“行兵赶到六安，正逢青黄不接，那时想去会陈得才之军，此地无粮，不能速去，不得不回军返辔，由寿春边境而回”。半途折回，功亏一篑！

1863年6月20日，李秀成所部自江浦桥林、小店经九洑洲南渡。李秀成自己由于得到英国人呤唎的帮助，乘他的小轮船渡江。这一场战斗，李秀成损兵折将，他自己说：“此举前后失去战士十数万人。”

1863年6月13日，围城湘军攻陷了天京城南要塞雨花台和聚宝门外各石垒。6月30日，湘军杨岳斌等水师攻陷江浦九洑洲，击败守将贡王梁凤超。九洑洲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天京水运的要冲。九洑洲一失，天京水路粮食来源被切断了。7月3日，曾国荃湘军又破长干桥，逼近聚宝门。同时，湘军鲍超部亦由皖北渡江扎营神策门沿江一带。到9月中旬，围城湘军已增至4万人，先后占领了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等天京外廓重镇。11月25日，城东重镇孝陵卫亦陷落，敌人合围之势到1863年底已经十分清楚。

天京军民，以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斗志，粉碎了占绝对优势的清军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打得敌人“损伤精锐，不可胜数”。曾国藩在1864年5月17日说：“金陵一军，在朝阳、神策、金川等门外开挖地道十数处。”太平军于附城一带筑月城以拒之。三月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等日攻破月城，湘军“前后伤亡近三千人”。他说：“当此之时，除却严围猛攻，力禁接济，更无他法。”

6月15日，曾国藩又对清朝皇帝说：“两月以来，百计环攻，逼城太近……我军伤亡至四千人之多。”

天京粮食来源断绝后，天京军民在城内动手耕种，增加生产。口粮不足了，他们以草充饥。天王洪秀全带头吃草。曾国藩也说：洪秀全“牢守老巢；并不恇惧，亦无粮尽确耗”。他又说：城大百余里，太平军“新种麦禾，青黄弥望，竟不知何日能了此一段”。

1864年2月28日，天京城外制高点天堡城（钟山第三峰）失陷，天京形势日益危急。

5月下旬，洪秀全因长期操劳，身患重病。6月3日（天历甲子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太平天国领袖天王洪秀全不治逝世，享年50岁。

天王洪秀全逝世以后，其子洪天贵福即位，称幼天王。当时洪仁玕远在江西。7月3日太平门外要塞地堡城失陷。19日，敌人在太平门东侧由地道轰塌城墙，天京沦陷。

这时，天京城中不过3万人，能战守者不过三四千人。但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仍然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

首批登城的400人全数被歼灭，先锋队3000人被打死一半。带领先锋队的朱洪章事后回忆这段历史时心有余悸地写道：“不易当年克此城，今朝却是倍伤神。精兵四百遭全没，壮士三千只半生！”曾国藩也说道：“肉薄相逼，损伤精锐，不可胜数！”

清军攻入天京，到处放火、抢劫，逢男人便杀，见妇女便掳。金陵城夜间，火光灼天，广大民居及天王府等建筑也被付之一炬。“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时隔30年，谭嗣同至金陵，仍然是“满地荒寒气象”。他说：“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幼天王突围后，经句容、东坝，遇由皖南广德前来迎接的干王洪仁玕，7月，干王等护送幼天王到广德。7月29日去浙江湖州，会合了堵王黄文金。8月4日幼天王复回广德。9月5日，太平军猛将堵王黄文金病死。10月9日干王在江西广昌被俘，25日，幼天王在江西石城被俘。11月，幼天王和洪仁玕先后在南昌被敌杀害。李秀成于破城当晚携幼天王逃出天京，并将自己的坐骑让与幼主，自己终因人马困乏在方山被俘，即被解送到曾国荃军营。为泄积愤，曾国荃竟“割其臂股”，但李秀成并未低头求饶。7月28日，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南京，当晚即提审李秀成，假惺惺地对李秀成表示惋惜。随后，又让李秀成写了一份供词，前后共花九天时间。李秀成供词洋洋数万言，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追述了自己的家世及参加太平军的原委，回顾出生入死的戎马生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秀成颇有追悔之意，说自己走错了路。第二，总结了“天朝十误”，为后人研究总结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留下了一份珍贵资料。第三，承认太平天国已经覆亡。为太平军余部将士性命，免遭杀戮，李秀成提出了“招降十要”，建议亲自出面解散太平军余部。这种想法是有害的，一旦付诸实施，将会瓦解太平军最后的反抗斗争。其实曾国藩之流是决不会轻易放下屠刀，赦免起义群众的，李秀成的想法不过是一相情愿的幻想。第四，提出了“防鬼反”的建议：“今天朝之事已定，不甚费力，要防鬼反为先。”李秀成幻想激起曾国藩的民族感情，抵御外侮。第五，李秀成建议曾国藩反清自代。关于这一点，在现存供词的原稿中已见不到，估计已被曾国藩撕毁，但在曾氏后人的口碑中可得到证实：1977年12月，北京大学教授俞大缜提供了书面材料，说她的母亲曾广珊（曾国藩孙女）早年说过“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第六，李秀成在供词中流露了“先秦后楚”的思想，他说：“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向敌人表示乞降，应该说晚节是有亏的。而且，供词中充满了谀词，以取悦于曾氏兄弟，这也是很不光彩的。曾国藩取得了李秀成的供状后，即删改了其中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委人誊写上报清廷，同时在8月7日擅自将李秀成处死。曾国藩不将李秀成押解入京献俘，是有他的私心的：一方面担心，如果李秀成在京供出实际军情，那么曾氏兄弟历年虚报战绩的谎言将会被戳穿；另一方面曾国荃洗劫天京，所获资财尽入私囊，李秀成入京难免不和盘托出，那么曾氏兄弟必获欺君之罪，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曾国藩迫不及待地杀人灭口。而对于清廷“将李秀成……押解来京”的谕旨则托词说：上谕因驿站误投安庆，待转到金陵，李秀成已处死。清廷无可奈何，只得追认判决。

十 太平军余部的战斗

1 赣、闽、粤战场的战斗

天京失守以后，分布在大江南北的太平军余部继续坚持斗争。

在敌人向天京、杭州进逼时，大批太平军突围到敌人的后方江西。他们之中主要有两支：一支由康王汪海洋率领，4月25日自皖南婺源突进到江西德兴；另一支由侍王李世贤、来王陆顺德等率领，4月29日自浙江开化进入江西玉山。

8月12日，李世贤、陆顺德退出江西宜黄走南丰，8月19日围宁都，26日占雩都，29日走信丰。9月17日，李世贤率军自江西南安府（今大庾）越梅岭入广东进攻南雄，30日占广东平远。10月4日，南占镇平（焦岭），13日破广东大埔。10月14日，李世贤克福建漳州府，击毙清朝漳州镇总兵禄魁、汀漳龙道徐晓峰、漳州知府扎克丹布等。与此同时，来王陆顺德，10月9日也从广东大埔占福建永定，15日占领福建龙岩州。

另一路康王汪海洋部也进入福建。8月26日，康王汪海洋、祥王黄隆芸等占领江西新城县，旋经南丰、石城、瑞金等地，于10月15日进入福建汀州境内，占据濯田。

12月2日，李世贤在漳州万松关大败清军，战斗中击毙署福建陆路提督福宁镇总兵林文察。这一场战斗，“他们派出二千五百人进入清防线，清军人数为一万一千人……大约在半夜十一时左右，不动声色地突袭清军营垒……斩杀了清军一千人，俘获了四百五十人”。1865年1月16日，李世贤克复长泰。汪海洋也于1864年12月17日大败敌帮办军务刘典于汀州、上杭、连城之间的南阳、新泉等地，克复杨家坊。这样，以漳州为中心，在闽西南及粤东形成了一个新的基地。汪海洋驻汀州之南阳，“号称十六七万人”；李世贤驻漳州，“号称二十万人”。

太平军余部在福建的胜利发展，是与福建人民的支援、拥护分不开的。当时福建人民纷纷起来响应，有的当向导带路，有的接济粮食，有的参加太平军，担任各种官职，有的帮助太平军打击恶霸豪绅。广东东部从来就是天地会活跃的地区，也为太平军余部的活动提供了条件。太平天国森王侯玉田于天京沦陷后，即由上海潜至香港上环地方开设金成泰店，假生意之名，私运军火粮食接济福建汀漳一带太平军。

清廷为镇压这一支太平军，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从杭州出发来到福建。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也出场公开支持清政府。清朝官员雇用六七艘英国汽船从上海运兵到厦门，增加福建的兵力；英国侵略者还将各种军用物资供给清军；英国军官也被准许指挥清军和太平军作战。1865年4月11日，在漳州郊外的一次战斗中，法国侵略分子、福州税务司美里登竟携带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开花炮协助清军郭松林、高连陞等进攻太平军。5月15日，李世贤退出漳州。5月26日，清军刘典等再败太平军于永定。天将潘可祥，即1855年从上海突围参加太平天国的小刀会领袖潘启亮等阵亡。李世贤的余部归康王汪海洋指挥，李世贤本人亦死。

来王陆顺德守南靖，5月16日主动撤退，6月2日占广东镇平县，8月29日克长乐（五华）。9月18日天将林振扬绑押着陆顺德向敌人投降，来王及太平军其他将领和战士百余人遇害。

康王汪海洋率所部于1865年2月22日与清军大战于连城新泉，3月1日退走上杭、永定，以后，他活跃在福建、广东边界，5月16日，阵斩敌总兵丁长胜于永定；6月13日，又击败敌副将郑绍忠于广东镇平，15日克镇平。汪海洋得人民群众帮助，10月与敌战于广东兴宁之黄坡墟、罗浮司，诱杀敌参将邹朝瑞等，大败敌提督高连陞。12月8日，康王等攻克嘉应州城（今梅州）。1866年1月28日，康王因伤重而亡。偕王谭体元代之。2月7日，因敌人攻打甚急，偕王突围出走，在黄沙嶂一带全军覆没。

2 陈得才等转战中原

早在1862年4月9日，扶王陈得才、启王梁成富、遵王赖文光、祜王蓝成春联合进攻南阳府城，不胜。11日，西向进入陕西。当时，云南回民起义军文王蓝二顺经四川入陕，与陈得才等部太平军联合，于22日攻克山阳县。5月11日，捻军张宗禹部自河南西部进入陕西，与扶王陈得才等四王会师。5月17日联军一度进逼陕西省城西安。5月22日攻占渭南，25日攻克华州。这时，他们打算东返联合捻军救援英王陈玉成。5月28日，围攻潼关不克，于30日东走河南。6月1日克阌乡。大军经陕州、渑池、新安、宜阳、嵩县、伊阳、汝州、郏县，6月28日攻叶县。这时，主将马融和、羡天义倪隆怀、偏天义范立川、俱天安邱远才等由安徽颍上一带联合捻军向西进入河南，6月20日抵达项城，拟接应扶王陈得才等东返。两军会师后，并没有迅速东返。1863年12月2日，大军又进入陕西克复汉中府。在汉中一带招兵聚粮，直到1864年2月10日才分路东下救援天京。僧格林沁率领骑兵和湖广总督官文所带的楚军对他们进行了拦截。大军进至湖北麻城一带时，天京已告沦陷。

1864年8月24日，这一部分太平军在麻城一带分成两支：一支由扶王陈得才率领，向东南进攻；一支由遵王赖文光及捻军梁王张宗禹等率领北上河南。8月31日，扶王陈得才部围攻英山。9月3日又大败楚军提督成大吉、总兵张曜于罗田滕家埠。同日，遵王赖文光、梁王张宗禹大败僧格林沁于河南南部罗山的肖家河、万家店，阵毙正黄旗汉军都统翼长舒通额等。9月16日，赖文光、张宗禹等再败僧格林沁于河南信阳柳林，击毙总兵巴扬阿等。赖文光、张宗禹随即进入湖北与陈得才部会合。两军会合后，在10月5日，又大败楚军于蕲水，阵毙总兵石清吉。

蕲水胜利后，遵王和扶王又分兵前进。遵王赖文光东走皖北太湖，10月29日，复折回，大败僧格林沁部，击毙提督萧河清，接着西向黄州。11月6日进逼汉口，接着北走孝感。扶王陈得才北走英山。11月5日在霍山黑石渡败于僧格林沁及安徽臬司英翰。这时一些动摇分子叛变投敌。7日，陈得才部天将马融和、倪隆怀等率所部7万多人向僧格林沁投降。天将范立川、陈汉太等又率众11万余降于英翰。祜王蓝成春在霍山被部将甘怀德诱捕，送到僧格林沁大营殉难。陈得才以军心已散，服毒自尽。

3 赖文光痛歼僧格林沁

陈得才死后，北方战场上只剩下赖文光率领的部分太平军和捻军。赖文光是这支联合部队的领袖。

当时，北方黄淮流域连年遭清朝兵勇骚扰，民间积怨很深，仇杀清军之举层见迭出。清方的记载说：“兵勇掳掠奸淫，村民恨忿。”又说：“马贼既起，从逆者数万人。”“直东从贼各村，妇女亦刁悍异常。每遇官兵列队而来，妇女悉持竹帚铁锨，从上风扬土，杀之不惧。”“军中文武委员往来，若仅四五人，村中即杀之，行李马匹并掘一坎，与尸同埋，无迹可寻，被害甚众。”恒龄“马队入直，有四十余骑入一村求食，村众醉以酒，掘大坑，人马全埋杀之”。

人民群众高昂的斗争精神，给联军的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赖文光，广西人，参加金田起义的老战士。1856年以后奉天王命令出师江西招兵，旋奉命协助陈玉成在皖北作战。后因功封为遵王。当时各地零散的太平军余部，包括淮王邱远才，以及陈得才和蓝成春的余部都投奔赖文光。首王范汝增也从皖南过江与赖文光会合。赖文光提出“披霜蹈雪，以期复国于指日”的口号，明确了斗争的政治目标。在军事上，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军事制度整编了捻军。当时，这支联军的主要敌人是僧格林沁的骑兵。为了对付这股凶恶的敌人，联军“易步为骑”，步兵减少，骑兵成为主力。赖文光鉴于死守硬拼之失计，遂抛弃太平军长期以来的战术，吸取并发展了捻军的流动战术。敌人方面有不少文字描述他领导的这支联军的战术作风。曾国藩说：他们的“长处，在专好避兵，不肯轻战，偶尔接战，亦复凶悍异常；好用马队四面包围，而正面则马步夹进”。左宗棠说：这支部队“惯技在飚忽驰骋，避实乘虚……其乘官兵也，每在出队、收队、行路未及成列之时。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引，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折回旋，亟肆以疲我。其欲东也，必先西趋，其欲北也，必先南下，多方以误我”。

概括起来说，这支联合部队的战术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避开敌人强大的攻势；第二，以“走”疲敌，使敌人疲于奔命，不得休息；第三，制造假象，蒙蔽敌人，寻找战机。战机成熟时，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反击，四面包围敌人，一举而歼灭之。正因为这种战术，取得了包括击毙僧格林沁在内的多次胜利。

1864年12月7日，遵王赖文光、淮王邱远才、鲁王任化邦等大败僧格林沁于襄阳，12日又败其于邓州唐陂。僧格林沁率数十骑逃入邓州。1865年1月29日，又败僧格林沁于鲁山。此后，赖文光等酝酿和准备全歼僧格林沁清军的伟大战役。

鲁山战斗胜利后，赖文光率所部急速行军，如暴风骤雨，历经襄城、新郑、尉氏，逼近开封，复南折西平、汝宁，3月12日，攻信阳州，又折向北进，经遂平、郾城、扶沟，3月29日至睢州。僧格林沁一路尾追。4月2日，联军进入山东曹县。

联军的急速行军，给僧格林沁造成假象。他以为联军“畏”他，又以为联军“粮匮”，流窜找粮食。因此，他命令士兵仅带干粮，日夜追击联军。

赖文光率领所部再次进入定陶、武城境内。4月5日，由汶上到宁阳，击败山东臬司丁宝桢、总兵范正坦。4月7日渡汶河，前锋直指济南。4月10日僧格林沁也跟着过了汶河。这时，他跟在赖文光后面尾追了3000多里，未得休息，官兵疲劳异常，大量死亡。联军复折回，过汶河南进。经邹县、峄县，入江苏境，经海州、沭阳，又向西北走，经邳县、郯城，于5月9日，由临城到达宁阳、汶上。这时敌人被拖得疲惫不堪，不仅步兵困顿已极，骑兵也是“手疲不能举缰索，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沿途累死的清军官兵无法计数。赖文光经范县、濮州，到达曹州，5月18日在曹州高楼寨（即高庄）集中精锐，布置包围圈。大军隐蔽在庄外柳林里面，以小部马步兵在庄外引诱敌军进入口袋。僧格林沁率军来战，联军诱敌部队，佯败退入柳林。敌军冒进，联军伏军尽出。步兵正前方冲锋，骑兵由两侧向前包抄。联军愈逼愈近，愈包愈紧，敌军溃败，无法突围，退守小庄。联军紧紧地包围了小庄。夜三更时，僧格林沁乘黑夜不辨东西之际，企图突围，又进入柳林。伏军四面合围，马步兵更番冲击，僧格林沁所部全被歼灭，马匹尽为联军所获。僧格林沁以及内阁学士金顺、总兵何建鳌等均被打死。僧格林沁所部是当时清王朝仅存的一支嫡系精锐骑兵，它既被用来对付太平军和捻军，又是满洲贵族用来平衡汉族地主武装湘、淮军的重要砝码。僧格林沁覆灭，清廷如丧考妣，“远近人心，为之惶骇”。清政府怕联军乘势渡黄河北上，急急忙忙地命令神机营防卫北京，直隶总督刘长佑扼守大名府，崇厚统洋枪队防守景州，又令李鸿章海运淮军10营赴天津。清王朝一片慌乱。

清政府命令曾国藩来镇压赖文光的这支联军。曾国藩鉴于联军有“数十万，马数万匹，分合不常，往来飚忽，官军追逐，或求一战而不可得”，改变了僧格林沁跟在联军后面穷追不舍的战术，采取新的战术：重点设防四个据点，“安徽以临淮为老营，河南以周家口为老营，江苏以徐州为老营，山东以济宁为老营，各驻重兵，多储粮械，一处有急，三处往援，有首尾相应之象，无疲于奔命之虞”。与此同时，在联军活动之区，依靠地主阶级修筑圩寨，坚壁清野。他们说：“墙子要高，壕沟要深，此坚壁也，人丁与牲畜米粮柴草一一搬入圩内，贼来全无可掳，此清野也。”在圩寨内部，实行连坐制度，“五家具保结于圩长，有事则五家连坐，圩长具保结于州县，有事则圩长连坐”。他们企图隔断联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断绝联军的粮食来源。

但是，联军仍然识破了曾国藩的阴谋。1865年6月中旬，张宗禹与赖文光等会师回军围攻雉河集。7月下旬，分两路由雉河集西走，一路由遵王赖文光与任化邦、牛洛红、李允、陈大喜等由太和、沈丘、陈州（今淮阳县治）西去；一路由张宗禹及淮王邱远才等，由柘城、太康西去。这两支部队时分时合，活跃在山东、安徽、河南一带。

重点设防，不起作用。曾国藩不得不修改他的军事策略，令刘铭传率部尾追。1866年5月，曾国藩又加强运河防线，筑“高墙深壕”，并在“沙地及民圩不能掘壕者酌立木栅”，企图阻止联军越过运河东进，“以保齐、苏膏腴之地”。7月，又策划从东南沿淮河西至正阳关，从正阳关再沿沙河，经槐店到周家口，从周家口，沿贾鲁河到朱仙镇，朱仙镇以北40里至河南省城开封，30里至黄河南岸，挖壕沟筑堤墙守之。这样，从洪泽湖到开封黄河南岸构成一个弧形河防防线，试图把联军挡在安徽、河南西南部多山多水田的地方。因联军骑兵多，在山地和水田地区活动比较困难，便于镇压。

但是，这一道防线，同样没有能阻止联军的活动。1866年9月18日，遵王赖文光和梁王张宗禹两支队伍，在河南中牟、尉氏会合，24日从汴梁附近，突破敌军防线，冲破堤墙，守军皆溃。联军乘势冲入山东境内，曾国藩的如意算盘被彻底打破。12月7日，清政府撤去曾国藩的钦差大臣职务，李鸿章继任钦差大臣，镇压联军。

4 东西联军两路作战

联军冲入山东境后，经巨野、梁山，复过郓城、菏泽、曹县、东明等县回到河南省，冲入杞县。10月23日，攻许州。在许州，联军分为东西两支。据赖文光说：联军分为东西两支，是为了分兵到陕西、甘肃寻找同盟军，避免孤立。当时，陕、甘一带回民起义正蓬勃发展，联络陕甘回民，壮大革命力量是正确的，但是，这样分兵，却也分散了联军的战斗力。

东路联军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首王范汝增、魏王李蕴泰率领。从河南进入山东，攻运河防线，清军集中大军阻挡。11月底，东路联军突然向西南退走，以急行军到达湖北北部，把大量清军抛在后面。12月22日克麻城，27日占云梦、应城，31日取天门。此后，淮军头目之一、福建提督郭松林尾随联军，联军分兵在京山、钟祥一带以急行军和敌人打圈子，迷惑敌人。敌人往来追逐，日行百里，人马饥疲。联军达到疲敌的目的后，立即选择有利地形，集中全军于安陆府罗家集以待敌。1867年1月11日，敌军从臼口镇前进。时届隆冬，道断行人，巢鸟无声。清军进入伏击圈后，联军伏兵尽起，分路包抄，步兵正面冲锋愈进愈紧，骑兵包抄愈裹愈厚。鏖战半日，全歼清军，活捉郭松林。26日，又全歼敌右江镇总兵张树珊所部，阵斩张树珊。2月19日，又几乎全歼淮军提督刘铭传部，阵毙总兵唐殿魁、田履安等。但是，正在大胜之际，湘军鲍超赶到东路联军背后，乘联军没有防备，发动突然袭击。联军转胜为败，遭受很大损失，退入皖鄂交界处。3月又西走，23日大败清军，阵斩记名布政使彭毓橘等，兵威大振。5月初，东路联军又北上河南、山东，“历经宛、叶、通、许、中牟而至曹、考及金乡、鱼台”。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神气凄怆”地说“大局如此，断难有瘳，吾恐仍不免北行，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祈速死为愈耳”。1867年6月13日，联军冲过敌军长期经营的运河防线，进占东平，复经宁阳、滋阳、曲阜、泰安、邹平、新城，过潍县，趋平度、莱阳，6月30日逼近烟台。

赖文光所部为什么向胶东半岛挺进？主要原因是想解决军粮和进行休整。

赖文光一入胶东，敌人赶紧改变战略，企图把他们困在胶莱以东的一块狭小的地区之内，并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相勾结，共同镇压这一支农民军。具体的布置是：第一道防线设在运河。运河防线原来是防止联军从西线攻击东路的，现在又反过来阻挡联军由东路攻向西路。第二道防线设在胶莱河。企图把联军隔在胶莱河以东。西方列强的两艘兵舰从上海开到山东沿海巡逻海面，防止东路联军从海上取得联络和给养。还有一艘兵舰开赴运河巡逻，协助清军防守运河。英、法两国官兵还同清朝官吏一齐守卫烟台。

1867年6月底，联军进攻烟台。据美国领事从烟台发出的报告说：当时清政府“官员无兵防守，很是惊恐”。同时地方性的武装斗争“到处爆发，合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是，外国侵略军出场干涉，赖文光没有能够攻下烟台。

1867年8月19日，赖文光突然回军东进，在莱州附近，集中兵力冲破胶莱防线。但是，敌军坚守黄河、运河、六塘河，把联军围困在黄河以南、运河以东、六塘河以北的一块地区内。联军突围未成。11月19日，在江苏赣榆，任化邦为叛徒枪杀。12月24日，东路联军主力在寿光覆败，首王范汝增等战死。1868年1月2日，赖文光率残部抢渡六塘河，从清江、淮安，直走扬州。5日，行至扬州瓦窑铺，被俘牺牲。

当东路联军失败之际，西路联军在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等领导下，还在继续战斗。

西路联军抱着“前进陕甘，往连回众”的主张，由河南许州西上。他们避开驻守在潼关的敌人，绕道潼关以南的商州，越过秦岭，直入华阴。这时，陕西回民起义军已经退到甘肃的东部。陕西巡抚刘蓉为应付回民军把所部湘军驻扎在陕甘交界的陇州、邠州一带。当他听到西路联军到达华阴的消息，又被迫东撤，以阻止西路联军西上。回民军乘势东下，西路联军和回民军从东西两面向渭水两岸的关中地区突然猛插。

当刘蓉到达华阴前线，西部联军避开正面交锋，于1866年12月14日进抵灞桥，逼近西安。刘蓉被迫回师西安。敌人来了，联军又从灞桥东南走蓝田。刘蓉所部湘军跟踪尾追，12月31日靠近联军扎营。联军乘黑夜东南走商雒山路，复北走渭南，西走临潼，和敌人盘旋兜圈子，把敌人搞得晕头转向。1867年1月22日，联军又逼近西安，以3万精兵埋伏在灞桥的十里坡。刘蓉急不可待，带着疲惫不堪的湘军30营在背后追赶。1月23日，敌军懵懵懂懂地进入包围圈。联军回师突袭，步兵正面肉搏，两旁伏军分左右两翼包抄，不到半天，结束战斗，歼敌30个营，毙汉中镇总兵萧德扬、记名提督杨得胜等。敌人自叹：“丧兵过万，镇帅阵亡，全陕震动。”

十里坡大胜后，陕西回民军由甘肃庆阳一带乘机东下，前锋至凤翔等地。2月底，西路联军抵达郿县之齐家寨，派遣代表过河和回民军联络，一同抗拒清军。后来双方确定联合作战。4月到8月，两支义军在渭河南北，不断地打击清军。

8月，左宗棠到陕西后提出“先捻（即西路联军）而后回”的战略。并确定以一军凭渭立营，将各处偷渡之路概与阻截，然后分兵两大支，一由临潼渡渭，一由咸阳渡渭，堵截联军北上之路，妄图把联军围困在渭水北岸和渭北山脉之间的狭长地区。西路联军和回民军“时离时合”。10月24日，张宗禹所部西路联军自蒲城走白水，复自白水北上，进入陕北洛川。10月31日，张宗禹攻甘泉，邱远才克安寨。11月17日，张宗禹自宜川北进克延川。西路联军与陕、甘回民军合作，形成“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回自西（甘肃）而东（陕西）亦千有余里”的局面。

一支来自庆阳的回军，在11月22日攻克绥德，西路联军应邀入城。西路联军入城后接到东路赖文光等处境困难的求援信，除留一支小分队坚守陕北外，邱远才、张宗禹率领大部人马乘天寒黄河冰冻的机会，于12月17日由陕北宜川龙王汕、壶口渡过黄河，攻克山西吉州。他们计划突袭清朝的老巢北京，把清军主力吸引到自己这边来以减轻东路联军的压力。他们一路疾行军，1868年2月3日到达保定境内，2月5日到达易州境内，前锋一直深入到距离北京200华里左右的房山县境内。50天内，大军横扫山西、河南、直隶三省，继太平军北伐之后，再度逼进清王朝的老巢。敌人极度惊慌。左宗棠写信给他的老婆说：“我因捻（军）渡河，忧愤欲死。”直隶总督官文、陕甘总督左宗棠“交部议处”，钦差大臣李鸿章也因此革去骑都尉世职，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北京戒严，清朝皇帝命恭亲王奕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办理巡防事宜。

敌人集中各路兵马保守京师。这时东路联军已失败。张宗禹遂改变路线，自保定向东南克祁州、饶阳，经深州、成安复入河北临漳县境。4月1日战于封丘，阵毙提督一人。4月12日，又大败清军于滑县，阵毙清提督等人。14日，张宗禹等自河南内黄渡卫河北走，经山东平原北走德州，攻直隶南皮，过仓州，围静海，逼近天津，4月27日进至天津壕墙外12里之稍直口。在天津受到清军会同外国侵略者指挥的洋枪队的抵抗，遂又沿海边南下，到达山东境内。

张宗禹是太平天国和捻军联军中的一位杰出的领袖。左宗棠自负谋略，以诸葛亮自比，自称老亮，却屡次被张宗禹打败。李鸿章对人说：“张宗禹智似刘邦，老亮绝非敌手也。”但是张宗禹最后被围困在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5月14日黄河水位陡涨数尺，运河水位亦增，这有利于清军据河防守而不利于联军骑兵的活动。7月26日在滨州商河的战斗中，张宗禹受伤。7月31日再战济阳，联军损失惨重，邱远才率800余骑投降。但是，张宗禹仍然坚持战斗，并鼓励同伴战斗到底。8月16日最后一次抢渡徒骇河的战斗中，张宗禹不幸遇难。

太平军余部的斗争到此结束。

5 历史的教训

太平天国革命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农民的革命传统，高举反封建反侵略的旗帜，把旧式农民战争推向新的高峰，从思想、政治、经济等方面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一个新的农民政权屹立在东南半壁，与腐朽的封建政权相对立，成为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中心。在太平天国占领地区内，维护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政权被摧毁了；封建生产关系受到沉重的冲击。

太平天国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这场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削弱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战后，尽管地主阶级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但是，它是十分虚弱的，这就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一定的地区，还能够为农民群众的斗争保留一定的有利条件。

第二，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埋下了一块重要的奠基石。

带有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性质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没有能够完成历史赋予它的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太平天国灭亡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对主要矛盾仍然存在，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依然存在。这就预示着中国还要爆发革命运动。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太平天国是作为中国人民为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块奠基石载入史册的。

历史证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推动历史前进总要经过反复和曲折。特别是在人类还没有达到自觉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革命的胜利、社会的进步总是要通过许多次人民群众的斗争才能取得。每一次革命即使最后失败了，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统治，同时革命人民从反面受到教育，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为革命的逐步胜利提供了精神条件。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积累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经验，锻炼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太平天国有过接触的容闳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太平天国革命使“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

太平天国灭亡后不到50年爆发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它的阶级的和时代的根本原因，但是，它和太平天国革命提供的精神条件是分不开的。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幼年最喜爱听太平天国革命故事，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孙中山曾不止一次地论述太平天国革命对他的思想影响。在孙中山最早成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中就有太平天国的老战士参加领导。太平天国革命为其后的中国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何以最终失败？原因是很复杂的。长期以来，学者、政治家们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太平天国虽然建立天京政权，但并没有夺得全国政权，它是在夺取全国政权过程中遭到失败的。用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句话：它并没有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我们认为在太平天国主观方面存在的下列几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

第一，军事战略指挥的重大失误。

一次革命，首先是一次武装斗争，敌人要对革命进行“围剿”，革命武装要一次又一次打破敌人的“围剿”，从而逐步夺取全国政权。因此，战略方针就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太平天国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重大失误。在前期，主要失误在采取了“流寇主义”。北伐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在建都天京后，在战略上太平军应该以天京为基地集中力量打破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一次又一次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人变成弱小者，最后丧失进行“围剿”的能力，逐步把敌“围剿”我反“围剿”这一基本战略形势改变成我进攻敌防御，然后逐步扩大革命统治区，进而统一全国。

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敌人很快在天京附近扎下两座大营围困天京。太平军首先应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这两座大营，敌人再来，再歼灭之，直到它丧失“围剿”的能力。

但是，太平天国军事总指挥部计不及此。身边的敌人不打，反而抽出两支主力进行北伐与西征。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雄们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取得了许多次战役上的胜利，沉重地打击着敌人，但是，从战略失误上看，是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的。

首先，放掉重要的战略需要，让敌人围困天京达三年之久。天京不得巩固，兵力又被牵制，战略上陷入被动。最后，还得被迫从西线抽调大军打垮江南、江北大营。

其次，分散了兵力。由于没有抓住战略的主要需要，既要防守天京，又举行北伐和西征，太平军分散了兵力，采取了“应付主义”，北伐军是太平军的一支最精锐的部队，从金田起义到攻克南京，这支部队一直是打头阵的。北伐大军失利请求增援，太平军抽不出兵力，结果以放弃扬州的巨大代价组织了北伐援军。西征的反复，曾天养的牺牲，也主要是兵力不集中，战斗力不足的结果。1856年江西太平军克复樟树镇，曾国藩的湘军主力只剩下一个营，南昌指日可下，这时，杨秀清为了打江南大营，解天京之围，把江西太平军主力调回天京，失去了克复南昌的机会。

历史证明，“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只能带领革命走进死胡同。

把江南、江北两大营放在一边，分兵北伐和西征，实行这样一个战略部署，如果作战方式正确，也是可以取得胜利的。那就是说，北伐军应该沿途发动群众，联合捻军建立农民自己的地方政权。北伐军向前挺进了，有比较巩固的后方在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援。但是，他们却采取了“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糜时日”的方针，继续搞流动作战。北伐大军，孤军深入，克地不守，结果在距离敌巢穴二百余里的静海、独流一带停止进攻，困守一隅，内则距后方基地三千里之遥，粮食衣着弹药等给养断绝；外则敌人就近调动大军拼死围攻，如果没有援军开到，已注定了失败被歼的命运。这是战略指挥上的一个很大的教训。

在后期，主要失误在于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九江、安庆、天京三大保卫战，都由于“消极防御”而失败。以安庆战斗为例。

太平军撤出湖北，敌人已无后顾之忧。他们集中优势兵力，围攻安庆。1861年4月，敌方围城部队已陆续增加到4万人，而水师马队及分防南岸各营，尚不在此数内。

毛泽东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在当时的形势下，针对敌人的兵力布置，敌我力量的对比，正确的战略应该是主动撤出安庆，等待战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当时太平军要组织一次有计划的撤退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太平军没有采取这个正确的战略措施，在优势的敌人面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组织兵力和敌人硬打硬拼，结果城外援军损失惨重，城内守军亦因“米粮尽绝”而全部壮烈牺牲。

天京保卫战的失误更明显了。

1863年底形势已经十分明朗，天京守不住了。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主动转移，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再图发展。敌人最怕的也是这一着。李秀成是主张从天京突围的。1863年12月12日无锡失陷，李鸿章向上报告说：根据被俘太平军供称，李秀成“随行仅两万余人，将赴金陵设法解围。倘无法解救，则挟伪天王洪秀全及其眷属由浙、皖交界上窜江西、福建以寻回粤之路”。曾国藩也奏称：“据鲍超来牍，探报侍逆（指李世贤）将亲率悍党，裹二十日粮，蓄意以长兴、广德、宁国一带上犯江西，先据产粮之区，以俟忠逆（指李秀成）续至等语。”得到李秀成要从天京突围的消息，清朝皇帝十分害怕。他在“上谕”中说：“断不可令李秀成溃围逃逸，务将此贼就地芟除，绝其根株，免致窜扰完善，办理更形费手。”12月20日，李秀成回到天京向天王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可是洪秀全拒绝了这个方案。

第二，对外政策的失误。

太平天国面对两个敌人：封建统治者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敌人是强大的，因此，它不能取得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但是，人们还必须看到以下情况：在当时，清王朝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矛盾的。1856～1860年间甚至发展到兵戎相见，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直到1862年，亦即金田起义爆发后12年，两者才结合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军。

太平天国对外策略的出发点应该是尽可能地避免和西方列强发生正面冲突，不让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结合起来共同对付自己，以便集中力量打垮清王朝。

我们不同意把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归之为太平天国领导人没有办好外交，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太平天国在外交策略上的严重失误。他们是有可能利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清王朝尚未调和的严重矛盾，争取外国资本主义列强长期“中立”的，然而，这个可能性没有变成现实。太平天国反对外来敌人的斗争是英勇的，但在斗争的策略上有严重的失误，这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后果。

第三，在最高领导层中没有出现有真知灼见的政治家、军事家。

拜上帝，是太平天国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工具。在前期，它是太平天国成为一支严整的农民武装，战胜敌人的精神支柱。

但是在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强制推行拜上帝，违背于人民群众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祖宗、神祇的敬拜。再加上过激的城市政策，使广大居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保持距离。曾国藩正是利用了太平天国反孔反儒的过激行为展开蛊惑宣传，号召儒生们起来捍卫“名教”，反对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存在的十几年中，特别是进入江南以后，在最高领导层中，我们没有发现新面孔，像刘邦、朱元璋手下的萧何、张良、韩信、宋濂、刘基、李长善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洪秀全也没有物色像诸葛亮一类的军师。容闳到过天京，他对太平天国深感失望，他觉得除了洪仁玕是个具有近代知识的人才以外，他看不到太平天国有什么才智超卓的领袖。太平天国的这个严重弱点也值得深思。

第四，领导层的权力斗争引起严重的内耗。

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内讧、分裂和大量内耗。使太平天国的元气大伤。1856年的天京事变是第一次权力斗争的大爆发。但权力斗争并没从此结束。李秀成、陈玉成兵力相当。李秀成得到苏南地区以后，陈玉成要他援救安庆，李秀成却坐视不救。洪秀全一方面依靠李秀成，但又重用洪仁发、洪仁达，对李秀成不放心。李秀成自己就说过：“天王见我兵多将众，忌我私心，内有佞臣之弄，封陈坤书为王，分制我势。”除最高层以外，各地区、各层次权力斗争也屡见不鲜，陈玉成与林绍璋的矛盾，谭绍光与郜永宽的矛盾，都严重地影响了安庆和苏州的战局，甚至在天京沦陷以后，在南逃的过程中，1865年8月，汪海洋还杀害了李世贤。这些现象自然严重地损害了整个革命运动的进程。

参考书目

1.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中华书局，1957。

2.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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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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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董蔡时：《太平天国在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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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茅家琦：《太平天国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0.龙盛运主编、姜涛等：《清代全史》第7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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