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史有关风与月／张明扬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6

ISBN 978-7-203-09054-0

Ⅰ．①此…　Ⅱ．①张…　Ⅲ．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2685号

此史有关风与月

著　　者：张明扬

责任编辑：柳承旭

装帧设计：宋　涛

选题策划：北京汉唐阳光

出 版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　　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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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址：www.sxskcb.com

经 销 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9.25

字　　数：198千字

印　　数：1—10000册

版　　次：2015年6月　第1版

印　　次：2015年6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203-09054-0

定　　价：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致谢

赶在下印厂的前一天，觉得还想写几句话。

很想借着这本小书的出版谢谢他们，但一直拖着，总觉得像这样一本并不成熟的小集子，是否值得像奥斯卡的得主们一般，捧着奖杯昭告天下地感谢群贤。

不过还是想通了，没什么好矫情的，不是一个天才的诞生才需要感谢师长，一个普通孩子的成人背后还是有那些一直热切关切的目光。

感谢我的大学同学贾葭兄，没有他的鼓励与鞭策，不会有这些文章，很多被他谬赞过，也有一些被他羞辱过；当然，更要感谢他曾任主编的腾讯大家频道，感谢这个慷慨开放的互联网平台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给了我宽容与空间。

感谢周濂老师、刘瑜老师、尚红科老师。没有他们的推动，这本书仍然如游魂野鬼，散落徘徊在互联网上。当我羞于将书稿成书时，是他们给了我信心和执行力。

张明扬

2015年5月26日

荐序／历史在风月间

收到明扬《此史有关风与月》的书稿，着实吃了一惊。

我知道，明扬供职于《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和澎湃新闻网，平日工作挺忙，经常加班，没想到还读了这么多书，也写了这么好的书。毕竟是80后年轻人，睿智而勤奋。而且，我知道明扬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没想到出的第一本书竟然是历史的，看来明扬也是史学票友，与我同道。

了解历史当然要读书，明扬这本书正是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写成的。我读书有点五柳先生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明扬则是好读书，求甚解，多思考。他读的一些书，我也读过，不过看来我读得没有他细，也没有思考那么多问题。如美国学者埃里克·多林的《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我也读过，留下的印象就是在中美交往历史的早期阶段，美国能够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出口西洋参、皮毛之类，不似英国运来的是中国并不需要的棉布甚至刀叉之类，甚至是鸦片这样的毒品。但在明扬的笔下，从更深层次挖掘了中国与美国交往的特点，以及对美国国内及美英关系的影响，最后上升到美国人为什么“反对”鸦片战争这个问题上。

武侠小说也是我所爱，《鹿鼎记》当然看过，但我读这类书只追求曲折的情节，明扬则从历史上的“革命路线之争”来解读；新垣平的《剑桥倚天屠龙史》我也看过，只觉荒诞不经，明扬则读出了用武侠历史观解释中国历史的戏谑之处；至于武侠及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兵器，我则根本没有关注，甚至连名称也记不住，明扬则不仅分析了各种兵器的源流，从中还写出了中国古代写战争史不重视兵器的弊病。读书固然不能每本都这么细，但有一些书总要如此细读，不然就成为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读万卷书却枉游书海。

非专业学者谈历史，总不能像专家那样详加考证与论述。票友谈历史总是给同道票友或一般读者讲的，就要让普通人读得懂并有所收益。这就要小谈大历史，或大谈小历史。小谈大历史就是用简单而通俗有趣的语言重述历史大事件；大谈小历史就是要详细而具体地谈容易被忽略的历史小节，还原历史细节的微妙之处。明扬这本书体现了高级票友的这一特点。

先说小谈大历史。中朝之间的关系是历史上的大事，可以写几卷本的大书。明扬在“天下”这部分中用五六篇文章就把从高句丽、隋炀帝到近代大韩帝国的衰亡讲清楚了。尽管并不详细，但抓住了关键，讲清了重要的事件，有兴趣的读者完全可以顺着这个线索再去深入研究阅读。

再说大谈小历史。太上皇是中国历史上并不显著的存在，即使在许多专业历史著作中也是只是提一下，注意的人并不多，可谓历史上小而又小的细节。但明扬则在“庙堂”这一部分用三篇文章详述了中国历史上太上皇的“退休史”，或被软禁，或闷闷忍让，或依然控制权力，甚至策动反击。这些看似小节，但实际上反映了帝制专制制度的特点——有权就有了一切，没权即使是皇帝的老子也没用。权力使人异化，这才有种种皇家秘史，亲人反目为仇。

无论大历史，还是小历史，笔调可以轻松，但史事一定要真实。在谈论大历史时，为了证明自己论述的“大趋势”，有意无意地掩盖历史细节就没必要了。在《他用宪政打倒宪政》这篇文章中，有着许多对希特勒上台前后的细节描述，则使我们对历史的复杂性有了更多元的理解。历史越细越真实，有了细节支撑，写出的法西斯上台大历史才更有味道。本书很多文章虽然意在叙述历史大趋势，但具体落笔写的还是小事、细节，这正是它的可读之处。

票友读历史不必那么严肃。本书名为“此史有关风与月”，照我的理解，写的并不是历史的风月韵事，而是以吟风弄月的形式以及心绪，在看似闲聊中完成就一些严肃话题与同好者的交流。我的序言定名为“历史在风月间”，就是想解释这层含义。当然，这是我的理解，不知是否是明扬的题中之义。

这本书每篇文章不算很长，如果序言写长了，反会喧宾夺主。书中的诸多好处还得大家亲自开卷，才能有所体会。

2015年5月25日，梁小民于北京

目录

致谢

荐序／历史在风月间

第一章　天下

历史上异域的中国梦

隋炀帝为何要三打高句丽——隋唐时代的“朝鲜攻略”（上）

唐高宗的“世界大战”——隋唐时代的“朝鲜攻略”（下）

朝鲜的“反清复明”梦

甲午前夜：中朝关系的破裂

大韩帝国的衰亡

第二章　庙堂

乱世的太上皇乱事——太上皇的退休生活（上）

太上皇不高兴——太上皇的退休生活（中）

太上皇的反击时代——太上皇的退休生活（下）

失败者的中国史

少数民族王朝的日本代言人

“哲人王”乾隆

乾隆的辩护律师

被禁止的转世

第三章　江湖

《玉蒲团》的大历史——历史兴亡中的因果报应

关于肚子的光荣革命——从朱棣是“宋朝皇帝”说起

让高考回归“科举共识”

体制外文人如何站着挣钱——从“地产商”顾炎武说起

《鹿鼎记》中的路线之争

“武侠是创造中国历史的根本动力”

疯狂的兵器

第四章　苍黄

美国人为什么反对鸦片战争

美国“一战”后为何背弃中国？

用尧舜禹“想象”华盛顿

晚清恐俄症

我们为什么谈论边疆——《禹贡》杂志八十周年记

穿越1944：崇祯与李自成——重读《甲申三百年祭》

顾颉刚的朋友圈

第五章　劫灰

英美靠什么主导世界两百年？

“西亚病夫”往事

当堂吉诃德遇到机关枪

德皇的战争

他用宪政打倒了宪政——希特勒登台始末

如果希特勒死于“二战”前

两个法西斯的爱恨情仇

铊的杀人史——不仅仅是朱令

第一章　天下

历史上异域的中国梦

1842年春天，当中英鸦片战争正步入尾声之际，一个“夷人”使团来到了北京。这个使团自然不是英国人，中英条约是几个月后才在南京签的，他们甚至和这场战争拉不上任何关系。不过，这次出使差点引起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外交战争。

令这个越南（安南）使团忍无可忍的是，他们竟然受到了和英国人一样的外交待遇——“夷人”。该使团一到北京的下榻宾馆，就发现一面写着“越夷会馆”的大牌匾，顿时感受到了莫大的羞辱，用越南史书《国史遗编》的话来说就是“声色俱厉”，坚决不肯入馆住宿，做出一副要打道回府的样子，最后让人打碎了这个“夷”字后，才气鼓鼓地住了进去。

我们可怜的大清朝此时可能因为还在和“英夷”血战到底中，所以在被名义上的藩属国“越夷”莫名其妙的一顿“以下犯上”之后，忍着没有摆出天朝气派，也就息事宁人了。

问题是，越南人怎么就让一个“夷”字搞得如此血脉贲张，爱国热情直追霍元甲陈真脚踢“东亚病夫”时的场景。

那个越南使团也算是师出有名，倒是给出了标准答案。使团某位重臣专门写了一篇《辨夷论》的雄文回击大清朝，大意就是，我们越南人本来就是神农的后代，“华也，非夷也”，学问遵循的是“孔孟程周”，法度遵循的是“周汉唐宋”，从来就没有像孔子说的那样沦为夷人的“被发左衽”。这也倒罢了，这篇雄文的最后几句简直就是杜鹃啼血了，认为舜和周文王都和越南人一样未生于中原，天下人从来不敢“以夷视之”，你们大清怎么就“敢以夷视我乎！”（详情请见朱云影先生著作《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

好一个“华也，非夷也”。在这个“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时代里，“中国”（华）与其说是一个地域或人种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认同，越南人和你大清朝一样都是“中国人”，尊崇的是同一个普世价值，这个“中国”的概念大约就是世界（至少是亚洲吧）的文明中心。当你用“夷”来称呼越南人时，这么说吧，就好比你现在污蔑某个欧洲国家不接受普世价值，是不文明的专制国家，你看人家跟不跟你急脸。

当然，如上所说，此时越南人的中国梦是因为文化认同而自视为“中国”，这并不表示越南就甘心被中原王朝所统治，他们对做一个政治和地域概念上的“中国人”并无兴趣。事实上，越南从汉至唐曾有渊源流长的中国郡县史，最后苦心孤诣的才搞成了独立大业（容我以后再详细道来）。不过，用现代观念来看，这种“精神分裂”也不难理解，好比你某个亚洲国家心悦诚服地服膺于西方文明，这并不代表你就一定要被西方统治吧？好比日本人说“脱亚入欧”，并不是说要并入某个欧洲列强。

在赞完越南人宁死也要做“中国人”的骨气之后，也得好好批判几句。越南版中国梦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对于正牌的中国——“天朝”太不当回事了，古代朝鲜也自视“中国”，不过用官方表述却是“小中华”，意即不敢和天朝分庭抗礼，甘愿“以小事大”，如果是一开始那个场景，朝鲜人被“夷”字羞辱之后，多半是默默忍受，背后写文章抒发委屈，一定不敢像越南人那样直接翻脸。

在越南人的开国传说中，尝百草的神农有个三世孙“帝明”，先在北方生了个儿子，日后成为了中国君主，之后又在巡游南方时和南方的仙女生了个儿子，这就是越南的开国之主。在这个传说中，神农的“中国”等于是被两个儿子共同继承了，一南一北而已。而不无巧合的是，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越南在背地里一直将中原王朝称为“北朝”，自称“南朝”。

元朝时代，越南就更牛了，坚决遵循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理念，在正史中第一次提出了越南为“中国”，元朝为“夷”的表述，这样看来，一开始越南使团去大清的表现算是不错了，至少还承认大清也算“中国”。

这还没完，明朝立国之后，曾试图收复越南“故土”，在越南人的历史表述中则成了“贼在中国（越南）”，“贼夺我国家”，大明这个再正宗不过的汉人王朝也悲催地被剥夺了“中国”的称号。

到了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大约是清朝中后期，越南的“中国认同”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据朱云影先生的摘录，当时的越南士大夫已经连汉唐盛世都不太瞧得上了，将阮朝直接升华到了中国文化最为景仰的三代，“与商周比隆者，盖未有如阮朝之盛美也”。

对中原王朝如此，越南在对待周边小国时更是盛气凌人，自居“中国”，视他们为“夷”。某位越南国王在亲征占城时下诏说“自古夷狄为患中国”，还有一次的诏书更是说“我国家混一区宇，统御华夷”。在中南半岛这块土地上，越南非常熟练地山寨着中原王朝“怀柔远人”的那套功夫，又是“改土归流”，又是“以夏变夷”，又是强迫小国国王改用汉姓，在实践中证明了自己的“华也，非夷也”。

日本的“中国梦”与越南是同一型的——桀骜不驯型。早在中国的隋唐时代，特别是大化革新之后，日本基本上已“全盘唐化”，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的“华夷观”。当然日本是不甘于在外交上被“矮化”，更别说被视为“夷狄”了，因此也就有了国书中的著名历史段子“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后来还有“东天皇问西皇帝”的好笑说法。

在自称“中国”的同时，日本竟然还不满足，还想废掉唐朝的“中国”资格。在日本的正史《大日本史》中，大唐被看做和高丽、新罗、百济一样的“诸藩”（也就是“夷”），还说什么大唐主动到“中国”（日本）进贡，“或怀归化之心”，将遣唐使的历史完全颠倒重组。

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的“中国认同”已然迈上了一个新高峰，事实上，当时日本实际统治者幕府将军的全称就是“征夷大将军”，谁有资格“征夷”，那当然只有“中国”了。当时的日本思想家藤田东湖认为日本是“神州之尊，冠绝万国”，日本和中原王朝是“东土”和“西土”的关系，他警告日本人不要过于沉溺于“西土”文化，不然那就是“以华变于夷”，也就是说，日本才是正宗的“中国文化”。

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中也说，日本中世纪源于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江户时代已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因为明清易代的缘故，日本此时已生出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意识形态。

江户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山鹿素行更是狂得没边，他在《中朝实录》一书中翻来覆去地说明了一个观点：天下万国，只有日本与外朝（中国）可称“中国”，更为关键的是，日本这个“中国”在各方面又全面超越了外朝那个“中国”，“海外之诸蕃，皆为中国（日本）之属”。对于“中国”之争，山鹿桑的最大心理优势来自于天皇的“万世一系”，而你外朝则是不停地换皇帝，“本朝知、仁、勇三德远优于异朝”，“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

“日本方可称为真正之中国”，日本的这套中国观可不是说说而已，在19世纪被逼打开国门的过程中，日本也经历了和清朝一样“华夷之辨”的痛苦心路历程。比如1862年一次日本“爱国志士”袭击英领馆的事件中，这些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人事后理由就是“不忍袖手旁观，为夷狄所辱，故基于尊攘大义，下此决心”。即使是明治天皇，也曾在诏书中说“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纲常”，而这个华，自然也是日本。

既然本文是以一桩中越外交争端起头，不妨也以一桩中日外交争端收尾。据雪珥兄在《绝版甲午》中所述，1871年，中日在就《中日修好条规》谈判时，日本代表团突然提出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认为“中国系对己邦边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写“大清国”。清朝代表团则反驳称，“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即与各国立约，亦仅只约首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

这次“中国”之争的结果是，李鸿章亲自出面妥协，“汉文约内则书中国日本，和文约内则书大日本、大清”。

1871年，日本还在心心念念地为“中国”而争，到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乃至后来的抗战，日本对“谁是中国”这个命题已完全丧失了兴趣，此时的“中国”，也彻底失去了文明的感召力，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当年自称“中国”的争夺者们，早已是避之不及了。

最终，是我们赢了这场“中国”之争，场上，已没有其他选手。

隋炀帝为何要三打高句丽
——隋唐时代的“朝鲜攻略”（上）

如果说东亚有个“火药桶”的话，那肯定就是朝鲜半岛了。

在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三个王朝的灭亡和朝鲜有直接联系。如果不是隋炀帝杨广的三征高句丽，隋朝的统治很可能还能延续几十上百年；如果不是万历皇帝拼到财政破产去“抗日援朝”，明朝或许也不会那么容易就会让努尔哈赤家族摘了桃子；如果大清国没有在甲午战争中败北，光鲜亮丽的洋务运动或许还能糊弄世界几十年。

然而，此中最让人想不通的，还是隋炀帝为什么要矢志不渝地去打高句丽，甚至打到国破家亡了也不改初衷。对于后世来说，隋炀帝此举往往被解读为非理性的疯狂行为，再或者无非就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反正就是连“保家卫国”此等水平的解释都不给一个。

就中国历史来看，将如此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发动归因于某个昏君的“疯狂”，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其实，要戳破这种观点非常容易，即便隋炀帝是昏君，那隋文帝杨坚和唐太宗李世民总不是了吧，但是，这两个“圣君”级的皇帝也都打过高句丽，并且，也都没有打赢。

那么，事情就很明显了，一个横跨两朝，四代帝王（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都不惜以战争解决的“高句丽问题”，就一定不能简单粗暴地用“疯狂”来解释了。

但是，说实话，我虽然很早就知道上述说法不对，但一直也没想到其他有说服力的解释，直到看到了韩昇先生的《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一书。初看起来，韩昇先生的解释也跟隋炀帝一样疯狂，他将三征高句丽视为大隋王朝重建“世界体系”的关键一步，通俗地说就是，高句丽不服从以隋朝为主导的国际秩序，试图和隋朝争夺东北亚的主导权，在当时搞定突厥的情况下，大隋在东亚的唯一对手就是亦敌亦臣的高句丽。如果隋炀帝不打服高句丽，那么大隋就无法成为东亚世界的合法领袖，而这，正是中国任何一个统一王朝所无法卸责的“天下秩序”。

换句话说，要理解隋炀帝的三征高句丽，必须从“国际视野”和“国际战略”的角度来审视。我非常之明白，我们很不习惯用“国际视野”来看待中国的王朝时代，但是，如果仅就“中国看中国”，隋炀帝的行为可能真的就是不可理喻了。

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在美国建立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过程中，那些不服从这种国际秩序的国家如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就被视为“流氓国家”，而美国去搞定这些“流氓国家”的过程也正是一种维持“国际秩序”，强化霸主地位的努力。如果您能理解美国出兵伊拉克和利比亚，就没有任何理由去骂三征高句丽的隋炀帝是疯子。

其实，韩昇先生的这种观点也算不上特别标新立异，高明士先生在《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中也有类似的看法，在方俞先生的《争霸东北亚》中，单单书名就已经透露了其实他们都是一伙的。

但是，为了让以上充满现代感的解释显得不那么无厘头，还是必须尽量简单地介绍一下高句丽与隋炀帝身处的“国际形势”。

“高句丽问题”可能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奇特的一个争议，直到高句丽已灭亡近1400年的今天，中国和朝韩双方的学界还在进行着“高句丽属于谁”的争论。中方的标准立场是，高句丽是存在于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之后相隔了几百年才产生的“高丽”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高句丽的历史应当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主要证据是——高句丽的统治中心和主要领土均在中国东北；而朝韩学界的标准观点是，高句丽是大韩民族的先民，高句丽的历史是朝韩历史的一部分，主要证据是——高丽王朝就是高句丽的继承者。

这场“自古以来”的政治口水仗已远远超越了历史范畴。我们只需要知道两点：第一，无论高句丽“属于谁”，它从公元前37年（王昭君那个时代）建国开始，的确在名义上长期臣属于中原王朝，但另一方面，却又桀骜不驯，对中原王朝若即若离，或者说，完全没有一个做臣子的样子；第二，高句丽的确曾经占据了东北的一大片领土，大有和中原王朝争夺东北亚霸主的雄心，即使你将它定义为一个地方政权，那也是一个至少试图和中原王朝平起平坐的地方政权。

事实上，在汉武帝时代，朝鲜北部确曾是大汉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汉政府在此还建立了四个郡，“南朝鲜”才是“朝鲜人”的传统地盘。高句丽崛起之初，还曾受到汉朝鲜四郡之一的“玄菟郡”的直接管理，鉴于曾有一个“高句丽县”的建制，你完全可以将起初高句丽的王看成汉朝的一个县长。但随着中原王朝在数百年之间的几次大乱，高句丽逐渐趁着中原王朝的无暇东顾渐而崛起，不断蚕食“朝鲜四郡”，到了西晋灭亡前夕的313年，更是彻底吞并了“朝鲜四郡”的所有领土。对此，《争霸东北亚》一书中做出了相当震撼的结论，“标志着中原汉族势力正式撤出朝鲜半岛，汉人对（朝鲜）半岛长达数个世纪主导地位的结束”。

可以说，从东晋到南北朝时代，辽东乃至东北亚的主人已不是中原王朝，而是高句丽。

这就是大隋王朝建立时所不得不面对的国际形势。最让隋政权无法容忍的是，高句丽还深谙“远交近攻”之策，实现南北两面外交，长期向南朝称臣，利用南朝牵制北朝（隋），甚至还曾和南朝结成战略攻守同盟，一度还参与了南北朝的“内战”。用当代政治语言来说就是，“周边势力”妄图妨碍中原王朝的祖国统一大业。无论在哪个朝代，这显然都是大忌。

高句丽大外交最辉煌的一页是，它竟然还领衔穿针引线，华丽地组成了“高句丽、陈、突厥”的三方大同盟，完全是一副国际国内“反隋大合唱”的派头。高句丽很清楚，它赖以崛起以及称霸东北亚的基础条件就是中原王朝的分裂，一旦中原王朝统一，就是到收拾它的时候了。

果然，当隋文帝北平突厥，南灭陈朝之后，兵锋开始直指隋在东亚大陆上的最大敌人——高句丽。此时的东北亚“国际形势”仍是错综复杂：在东北，契丹和靺鞨（女真人的前身）已经臣服于隋朝，高句丽的结盟政策已基本破产；而在朝鲜半岛南部其实还有两个高句丽一直想吞并的国家——百济和新罗，为了与高句丽抗衡，也在小范围内搞起了“远交近攻”，成为了隋朝的盟友。

公元598年（隋文帝开皇十八年），隋文帝调集了三十万大军进攻高句丽。隋文帝多少是看不起高句丽的，他之前在给高句丽国王的诏书中曾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当然，如果高句丽如此不堪一击的话，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故事了，在此次大战中，隋朝的三十万大军几近全军覆没。可以说，自隋王朝立国以来，几乎是战无不胜的，此次战败是隋朝的第一次战略挫折。

唯一可以自慰的是，高句丽也是元气大伤，国王高元在战后上表自称“辽东粪土臣元”，也算是给了隋王朝一个台阶下，不至于天朝体面尽失。

隋文帝未完成的历史使命接下来就交给了隋炀帝。放在一长段的历史视野来看，隋炀帝面对的是如何终结高句丽自西晋灭亡之后，连续数百年称霸东北亚的历史性任务，只有打服高句丽，将其纳入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才能正式宣布，隋王朝终于成功重建了汉帝国时代的国际秩序。正如韩昇先生所说，“令高句丽臣服以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成为要建构世界帝国的隋朝不可回避的选择”，因此，征伐高句丽绝不能视为隋炀帝的好大喜功。

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是，无论是隋文帝还是隋炀帝在出兵高句丽的诏书中都基本不提及领土问题，而是聚焦于高句丽的“不臣”，正如诏书中所说“高丽高元，亏损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高明士先生在《天下秩序与文化圈的探索》中也认为，高句丽的无礼与不臣，在隋朝的国力达到足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是无法容忍的，所以诏书中也说“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当然，这并不代表隋炀帝有政治洁癖，对于领土的历史问题漠不关心。高句丽立国数百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蚕食中原王朝东北领土的历史，收回领土也是宣誓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从隋炀帝的表态至少可以看出，如果高句丽愿意在称臣等国际秩序的问题上配合隋朝，在领土的问题上和隋是可以有商量的。更重要的是，隋炀帝丝毫没有消灭高句丽的意思。事实上，这也正是今后中原王朝处理与周边藩国关系上的重要原则，只要乖乖称臣，无论在领土问题上，还是经济贸易问题上，都可以做出让步。

略显夸张的是，韩昇先生认为，隋炀帝在处理高句丽问题上“表现出成熟与高超的外交手腕”。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出征高句丽之前，隋炀帝在“国际”上已基本孤立了高句丽，在“天子伐诸侯”的出兵形式上，不仅符合儒家的“威服四夷”历史观，且占据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

既然出兵本身有充分的历史正当性，那么，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惨败的问题究竟出在哪？这里试着总结了几条。第一，隋炀帝在大业八年正月（612年）第一次出兵时，竟然动用了前无古人的113万大军，这样规模的出兵除了加重后勤负担之外，在军事上可谓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纵观中国历史，举凡如此大规模的出兵，往往是惨败而归，最著名的殷鉴就是苻坚征东晋时号称投鞭断流的97万大军。

第二，隋炀帝进攻高句丽打的更像是一场“政治仗”，这在第一次出征时尤其明显。隋炀帝在各大军队中都设立了受降使者，一旦高句丽请降，隋军就得停止进攻，而这恰恰被高句丽军队所利用，在情势不利的时候多次以诈降获得喘息时机。

不过，对于这两点军事常识，曾经担任过平陈主帅的隋炀帝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唯一的解释是，无论是出兵规模，还是“受降使者”，都说明了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意在不战而胜，试图通过炫耀武力以及展示兵势压服高句丽，这一诉求甚至压倒了在军事上击败高句丽。而对此，也恰恰再次确认了以上隋炀帝意在重建国际秩序，而不是获得领土的出兵动机。

第三，对于高句丽这样一个立国数百年的大国，试图速战速决在战略上就是非常困难的。以后来唐朝消灭高句丽的历史后见之明来看，通过持久战逐步削弱高句丽国力，最后抓住高句丽内乱的时机一举大规模出兵才是明智的。

第四，隋炀帝的出兵时机更有问题。即使隋炀帝是在做一件无比正确的事，他也是在“错误的时机做了一件正确的事”，道理很简单，隋炀帝之前动用国力过猛，又是修大运河，又是修粮仓，又是四处巡游，在出征高句丽之前理应与民休息数年。同理，在首次出征受挫之后，隋炀帝次年便再度出兵，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隋炀帝第三次出兵高句丽之前，国内已是烽烟四起，用《说唐》的夸张形容说就是，“十八处反王，六十四路烟尘”，在此情况下，隋炀帝居然还强行出兵，直接导致了大隋王朝的短命而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平定高句丽在隋炀帝的帝王自我认知中几乎排到了压倒一切的首要位置。

很可惜，隋炀帝输掉了这场必打之仗，更大的不幸在于，他还毁掉了一个致力于重整国际秩序的大帝国。然而，高句丽在这几场大战中也元气大伤，对此，《争霸东北亚》一书也给了隋炀帝一个相当悲情也不失尊重的历史评价：中国是用一个朝代灭亡的代价，让高句丽失去了成为东北亚霸主的最好机会。

就这样，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重整国际秩序的历史使命只能留给下一个王朝来解决。

唐高宗的“世界大战”
——隋唐时代的“朝鲜攻略”（下）

前几年，韩国拍过一部据说投资创纪录的历史正剧大制作——《渊盖苏文》，满怀民族义愤地刻画了这位高句丽时代的“抗唐英雄”。这部历史剧开篇便是金戈铁马惊心动魄，唐太宗在第一集就被渊盖苏文射瞎了左眼。

当然，这不是真的，我猜，韩国编剧应该是看多了三国的夏侯惇故事。当然，对于此类历史神话朝韩两国人民一向是宁可信其有的，在前年一部韩国电影大制作《最终兵器：弓》中，以骑射横扫天下的八旗军的箭法被朝鲜神箭手完爆，大清朝太子最后都莫名地被烧死了，唐太宗心也该平了，自己好歹还被韩国人留了一只眼睛和一条命。

不过，《渊盖苏文》所聚焦的历史背景倒是真实的，在隋炀帝三征高句丽（614年）的31年之后，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也启动了亲征高句丽之役。据说当时举国振奋，流传着“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的说法。

从大的方面而言，唐太宗此次征伐高句丽的理由和隋炀帝当年并无二致，同样是为了重建以自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此之前，唐太宗已于630年彻底灭掉了东突厥，大唐正无限接近成为整个东亚乃至中亚大陆的主导者，如隋炀帝当年面对的国际情势一般，“天可汗”唐太宗在东亚的唯一对手就是亦敌亦臣的高句丽，而后者是不甘于放弃自己用了数百年才争夺到手的东北亚霸主地位的。

按照唐太宗出征前的说法，“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雪君父之耻耳”。隋炀帝如果听到这段话想必会非常感动，自己当年未完成的历史使命，终于有人来接着完成了。

除了李靖之外，唐太宗堪称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事统帅，带着十几万大军的御驾亲征伊始也如预期一般顺利，一连攻下高句丽在辽东的几座重镇，还涌现了一位在后世说书评话中无比闪亮的名将薛仁贵（《薛仁贵征东》）。但没想到的是，在一座叫“安市”的坚城之下，唐军连攻数月也未拿下，最后束手无策的唐太宗也只得宣布收兵。

事实上，正是唐太宗在安市城的久攻不克，才有了本文一开始《渊盖苏文》中的炫丽想象。从战术上来说，唐太宗此次亲征可谓是一次胜利，收复了大半数百年来被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失地；但从战略上来说，这可能更接近于一次失败，唐太宗显然没有完成他出兵前的战略构想，即彻底击败高句丽，再将称臣后的高句丽纳入大唐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之中。

看到这里，你不能不对高句丽的坚韧表示出一定的敬意。从隋文帝到隋炀帝，现在又是唐太宗，两朝三代帝王使出浑身解数，竟然都无法最终解决高句丽问题，让中原王朝的这个心腹大患不断地“留给下一代解决”。

在如何对待挫折的态度上，唐太宗拉开了隋炀帝好几个身位。亲征受挫后，唐太宗并未失去理智地连续对高句丽发动新的全面进攻，但他也并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连续数年向高句丽发动了中低烈度的“游击战”，在局部骚扰中让高句丽疲于奔命，一点点地耗尽着国力。

但无论如何，唐太宗在驾崩之前还是未看到彻底击败高句丽的那一天，历史的重负还是传到了649年登基的唐高宗李治手中。令人唏嘘的是，唐太宗当年亲征高句丽的其中一大理由就是不想把历史包袱留给后人（“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但时至今日，这一切还是留给了李治——这个在历史上素以懦弱窝囊著称的皇帝手中。

更大的问题在于，唐高宗所面对的东亚形势要比英明神武的父皇当年要凶险得多。正如韩昇先生在《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中分析的那样，在唐太宗时代，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还都臣属于大唐，在亲征高句丽时虽未和唐军南北夹攻，但至少也算发挥了牵制高句丽的功能。但在唐太宗征服高句丽未果之后，百济对大唐的军事实力产生了怀疑，开始逐步倒向高句丽一方，最后更是和高句丽结了盟。

也就是说，对于唐高宗而言，此时东北亚的形势已从“三打一”转换为唐和新罗一方，对峙高句丽和百济的双打模式。

从公元655年开始，百济和高句丽联军开始向新罗用兵，战略意图也非常明白，趁着唐鞭长莫及，先解决掉唐在半岛南部的盟友。对此，唐高宗显然无法坐视不理，新罗一旦完蛋，不仅安插在半岛的一个钉子没了，而且高句丽今后将再无后顾之忧地与唐争夺辽东，争夺东北亚霸权。

在彻底解决掉西突厥之后，660年，唐高宗开始大举援助正岌岌可危的新罗。让高句丽、百济一方没有想到的是，唐军这次放弃了从辽东正面战场进攻高句丽的传统打法，而是派出了13万水军渡海出征，首次开辟出了南方战线。值得一说的是，唐军这次的远征军主帅是刚从西突厥战场上载誉归来的苏定方（也是评书红人）。

百济一开始还以为唐军是想搞“仁川登陆战”（没错，和麦克阿瑟想到了一个地方），而后从背后直扑高句丽，不会先打自己，因此也没太放在心上。但谁知道唐军在与新罗水军会师之后，却首先开始对百济都城进行了闪电战，只用了几个月，便灭掉了百济，这个建国近七百年的古国还没想明白就亡了国。

灭掉百济的次年，唐高宗便开始从南北两线对高句丽用兵。此时唐朝的战略形势，已从几年前的恶劣状况转换为前所未有之好。但没有想到的是，唐军在北方遭到了高句丽的激烈抵抗，先胜后败；南线更是出了些状况，唐军被百济的复国游击队牵制得疲于奔命，夹攻高句丽的战略任务几是一句空话。反而是新罗，成为了最大的赢家，一边摘桃子占百济的地盘，一边出工不出力地履行着唐朝盟友的责任。

让唐高宗政府更为焦虑的是，此时，一个全新的危险敌人——日本也介入了进来，“大化革新”之后的日本和一千三百年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一样跃跃欲试尚武好斗，同样试图在朝鲜打出局面。663年，日本出兵朝鲜，旨在援助百济复国。所幸，在那场历史性的“白江口海战”中，“唐新联军”大败日本与百济复国军，彻底粉碎了日本试图进入朝鲜半岛的第一次努力，而日本“大化革新”的强国迷梦在此一战之后便烟消云散。同时，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规模对外海战，也是中日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

日军惨败之后，百济的余部也迅速溃散，朝鲜半岛的南线终于稳定了下来。

彻底解决高句丽问题的时机终于来到了。公元666年，大唐的“老朋友”渊盖苏文去世了，之后高句丽便发生了内乱。唐高宗自然没有放弃这次中原王朝等了几十年的良机，用《争霸东北亚》一书中的说法就是，启动了“一场北线主攻，南线策应，动用近50万兵力的多国联合的大会战”。为保万全，此战的主帅是大唐宿将李绩，年轻一代则有薛仁贵。

不过，高句丽的确是百战之邦，这场压倒性的战争竟然还是打了一年多。公元668年，唐军最终攻破了高句丽首都平壤，立国700多年（公元前37年始）的高句丽就此亡国。值得强调的是，唐高宗打赢的远不仅仅是一场朝鲜半岛的区域战争，也是一场“东北亚战争”，更是一场那个时代牵涉面最为广泛的“世界大战”。

为绝后患，唐高宗还启动了那个时代规模最为浩大的民族千里大迁徙。在武装押运下，唐军将高句丽所有的王公大臣和上层阶级，以及数万户、大约20多万高句丽居民，全部迁往江淮一带。当然，现在早已没有了“高句丽族”，但现在所谓的江南美女江南才子们没准就混了不少高句丽的血。

从公元598年隋文帝时代的第一次出征，一直到668年，隋唐两朝、四代帝王整整花了七十年的时间，终于彻底解决了这个让中原王朝“魂牵梦萦”的高句丽问题。

此后，经过新罗与唐朝的几番激烈博弈，基本形成了新罗占领百济故地，统一了大半个朝鲜半岛，大唐占领高句丽故地的战后“瓜分格局”。正如《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所说，唐朝默认新罗统一朝鲜的根本原因是国际战略，新罗臣服于唐朝，不像高句丽那样挑战唐朝的领导地位，“双方在国际战略层次上达成了一致”。

在这个大唐国际秩序最终形成的历史性时刻，务请注意，是唐高宗李治，而不是隋文帝、唐太宗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事实上，在整个大唐时代，最大的疆域就形成于唐高宗手中（可参看中国历史地图中著名的“总章二年疆域图”），更准确地说，就是唐高宗灭掉高句丽之后那年。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到之前的一个问题，唐高宗真的是我们认为的素以懦弱窝囊著称的皇帝么？从武功看，唐高宗时代绝不会亚于唐太宗时代：平灭西突厥，彻底解决突厥问题；征服高句丽；击败日本，如此赫赫武功，又是中国历史上其他哪个号称懦弱窝囊的皇帝可以完成的？

对此，孟宪实先生在《唐高宗的真相》一书中已为李治作了相当详实的翻案。李治的“被懦弱化”更多是后世儒臣和史家的刻意为之，他们无法容忍一个“放纵”老婆成为女皇的男人成为一代名君，或者说，在传统价值观之下，哪怕皇帝历史性地平定高句丽，重整了东亚世界，都还是弥补不了“放纵后宫干政”这个名教污点。

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

朝鲜的“反清复明”梦

公元1704年，距离大明王朝灭亡（1644）已整整一甲子。此时正忙于九子夺嫡家事的康熙爷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的藩属国朝鲜此时正在秘密地进行着一场“甲申六十年祭”的纪念明朝大型仪式。这多少有点时光错乱的感觉，要知道，随着台湾在1683年的归于一统，大明朝最后一面王旗在中华已销声匿迹了21年之久。

这一年，朝鲜肃宗国王在自己的王宫后苑中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大报坛”，以至高无上的祭天之礼祭祀明朝神宗皇帝，自此也成为了朝鲜王朝今后两百年间最为隆重的祭礼。

这一幕只是明亡之后，朝鲜思念明朝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有清一代，朝鲜在从军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时，朝野之中始终弥漫着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而与之虚与委蛇的主流意识形态，臣服清朝是“含痛忍悲，迫不得已”。更夸张的是，包括几任国王在内，朝鲜也不乏以“驱逐鞑虏，反清复明”为己任的极端复国主义者，朝鲜的孝宗国王甚至有“养精兵十万，出其不意，直抵关外”的具体军事构想。而最可笑的是，在当时那个信息封闭的年代，迷醉于天下观之中的大清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

自唐朝以降，秉持着儒家中华正统观的朝鲜一直都是以“藩国”自居，尊中原王朝为宗主国，但在历代王朝中，朝鲜最为心悦诚服的却是明朝，朝鲜国内甚至有学者将明朝看成“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任何瑕疵的完美王朝”，以至大明山河破碎之际都无改初衷。

中国的明清时代对应的朝鲜王朝为李朝（1392—1910年），事实上，李朝的创建就是朝鲜忠诚于大明的一个最好例证。朝鲜高丽王朝在与朱元璋发生领土争端之后谋划进攻辽东，不愿伐明的高丽大将李成桂先是苦谏国王遭拒，之后便发动政变推翻了高丽王朝，这才建立了李朝。李成桂称王之后，迅速确立了“事大主义”的国策，并且上书朱元璋要求天子赐予“国号”，此举在朝鲜历史上也就仅此一次，朝鲜自此也在朱元璋的赐名后堂堂正正地成为了“朝鲜”。

以上所说的朝鲜“大报坛”共祭祀了三位明朝皇帝：明太祖、明神宗万历、崇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观中，正是这三位皇帝的“皇恩”奠定了朝鲜对大明万世不易的忠诚。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声名狼藉，但却是朝鲜历史上最为尊崇的中国皇帝。朱元璋的“赐名”被朝鲜王朝认为是“大造之恩”，而万历的“抗日援朝”则被朝鲜认为是“再造之恩”，事实上，这也正是“大报坛”的修建初衷。在朝鲜君臣的心目中，万历皇帝的出兵援朝更是带上了“舍己救人”的悲剧色彩，“皇朝之速亡，未必不由于东征”，朝鲜的肃宗国王甚至“内疚”地认为，如果不是出兵朝鲜而损耗国力，明朝就算亡国，至少也可以像南宋那样偏安江南百年，而不是如南明那样旋踵亡国。

如果说朝鲜对于明朝有着超出寻常的“忠诚”，那么朝鲜对于清朝的仇恨与蔑视也同样深入骨髓。从大的方面说，朝鲜深受程朱理学儒家正统观的影响，满脑子的“华夷之辨”“尊王攘夷”“春秋大义”。在朝鲜主流意识形态中，只有作为东夷的朝鲜才实现了“由夷变华”，成为“小中华”，其他任何少数民族都不可能继承中华正统，清即使入主中华，始终还是“夷狄”。

但朝鲜可能另有始终无法抚平的隐痛。这样说吧，满族曾被朝鲜视为“家奴”，可是家奴不但跑了，最后反倒成了自己的主人，这让朝鲜如何能忍。明朝中前期，满族的前身建州女真曾寄人篱下栖身朝鲜北部，朝鲜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对待女真诸部，双方完全处于尊卑不平等的关系。最丢人的是，就连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也就是列于清王朝谱系之首的“肇祖原皇帝”，也曾受封称臣于朝鲜。

明清战争爆发后，朝鲜国王光海君曾想采取“中立国”态度，在关键的萨尔浒大战中（1619年）还密令参战的朝鲜将领出工不出力，最后竟临阵降清（那时还叫后金）。但光海君这一政治态度显然不见容于亲明的朝鲜王室和士大夫阶层，以“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的罪名在宫廷政变（1623年）中废掉了。这对于之后的朝鲜国王无异于一次血的教训：如果谁放弃了“尊明攘清”的国策，王位是基本保不住的。

在光海君之后即位的仁祖国王显然接受了这一教训，在明清战争中立场坚定地站在了明朝那一边。但问题是，正如清朝在鸦片战争后遭受的教训一样，在“蛮夷”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礼义做不了干橹，忠信更不是甲胄。1627年，皇太极终于被朝鲜桀骜不驯的态度惹怒了，命阿敏率军进攻朝鲜，兵锋所至，朝鲜军队溃不成军，开战十几天就丢掉了平壤，只得求和，这也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丁卯胡乱”。战场上虽然一塌糊涂，但朝鲜在停战谈判中却自认“春秋大义”在手，表现得无比强硬，对于后金提出和明朝断绝关系的要求坚决抵制，仿佛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是自己，后来缺乏理论自信的阿敏竟然也服软了，还称赞对明朝忠贞的朝鲜是“节义之国”。

在谈判桌上“大获全胜”的朝鲜之后，对后金仍然是爱理不理，对明朝则仍然是热络有加。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时，朝鲜非但不朝贺，连清朝使臣都不接待，这让皇太极勃然大怒，随即亲征朝鲜，这就是朝鲜史上的“丙子胡乱”。对于这场战争，2011年的韩国电影票房冠军《最终兵器：弓》将朝鲜军民描绘得可歌可泣，箭术天下第一，还击毙了清朝的太子，但实际上呢，这次朝鲜败得比上次还惨，十二天就丢掉了都城，曾有四万守军被三百清军骑兵大败的经典战例。

最后，连仁祖国王都被困南汉山城。在这次的城下之盟中，朝鲜也曾一度放出“所争者义也，成败存亡不论”的狠话，但皇太极这次显然吸取了上次的谈判教训，咬死了逼朝鲜与明朝断交这一条，要求朝鲜转而向清朝称臣。最后，朝鲜君臣只得屈服，还被迫将朝鲜的世子送到沈阳当人质。可就是这样的无奈之举，仁祖晚年还是遭遇了叛乱（后被镇压），而理由还是老样子，谁让你臣服清朝来着。

据《明史·朝鲜列传》记载，当内外交困的崇祯听说仁祖国王被困南汉山城时，当即命令总兵陈洪范调集“各镇舟师赴援”，后来半途听说朝鲜已降才作罢，而崇祯不仅没怪朝鲜投降，反而责备陈洪范救援不力。崇祯的这一“义举”，在多年后也被朝鲜英祖国王赞为“清兵满辽阳，流贼遍布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也正因如此，崇祯后来也和明太祖和明神宗一起入祭“大报坛”。

皇太极可能不知道，他竟然一手“栽培”了朝鲜历史上最痛恨清朝的国王。1649年，也就是明朝灭亡后的第五年，曾在沈阳度过了八年人质生活的孝宗国王即位，屈辱的人质生涯让孝宗对清朝恨之入骨，还在沈阳时就写下了“我愿长驱百万兵，秋风雄镇九连城”的反诗，即位后便正式启动了他不切实际的反清复明政治蓝图。

孝宗反清复明的精神导师是朝鲜大儒宋时烈，在他的谋划下，孝宗一边大肆起用所谓的忠良之后义理之人，一边花重金扩军备战，“故欲养精炮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据说，孝宗本计划在1661年起十万大军北伐，但1559年便已撒手人寰，大志未酬。

在后人看来，孝宗的北伐计划显然是荒谬不经的，先不说朝鲜的十万大军是否凑得齐，即使有了十万大军，凭朝鲜那“四万守军被三百清军大败”的历史前科，也无非是乌合之众罢了。更何况，孝宗所谓的“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可能也是高估了中原人民的觉悟。就连主战派宋时烈也曾质疑说：“诸葛亮（北伐）尚不能有成……事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可孝宗却“大义凛然”地回答：“大义既明，则覆亡何愧。”好像为了反清复明的理想，赔上朝鲜也无所谓。

可以说，朝鲜北伐计划的唯一机会在于清朝的内乱，而后趁乱起事。1673年，机会还真的来了，三藩之乱爆发，可此时朝鲜却又迟疑了。当时朝鲜有大臣上书给显宗国王，认为吴三桂起兵“乃千载一时，应结集出兵，以完成孝宗遗愿”，朝鲜的儒生们也是群情激奋，国内一片北伐之声。可就在这“千载一时”，才34岁的显宗突然驾崩了，刚刚十三岁的肃宗接位，北伐这事又黄了。朝鲜正史《李朝肃宗实录》辩解道，朝鲜此次痛失良机完全是因为显宗突然驾崩所致，“乘此之机，我若提兵渡辽，直捣巢穴，王师攻其南，我兵击其西……则可以扫清腥秽”。书中甚至大胆推测，如果三藩之乱发生在孝宗时代，孝宗“必仗忠烈，奋神威”北伐中原。

1681年，三藩之乱平定，无论朝鲜事后如何痛心疾首，这一北伐时机终究一去不复返了。之后的朝鲜，如同文章一开头所说的，对于“反清复明”的梦想，只能在“大报坛”的祭祀中，只能在精神层面一遍遍地重复，实质上的“反清复明”还未及开始已然结束。

不仅是官方的“大报坛”，朝鲜民间对于明朝的种种尊崇也一直未断绝。宋时烈晚年隐居的华阳洞后来成为了朝鲜儒林中的“崇明中心”，后世儒生流行在洞中和附近的万东庙摹刻明朝皇帝御笔，举行各种思明仪式，最著名的胜迹是，华阳洞中有孝宗国王的御笔“大明天地，崇祯日月”，意思是明朝虽亡，唯独朝鲜保有“大明天地”，用当时朝鲜一位大儒的话来说就是，“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

尽管此时朝鲜官方文书的纪年在明亡后早已采用清朝的年号，但在私下里，无论是私人文书，还是皇室的祭祀中，一概都是延用明朝纪年，用清朝年号反而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当时朝鲜的主流是采用崇祯的年号，以至于出现了“崇祯两百多年”的奇事，19世纪下半叶还有朝鲜儒生自豪地说“唤我作大明人”。

这可谓是世界历史上最独一无二的现象：某位皇帝在本国早已成为前朝旧人，但在邻国的纪年中却还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存在着。对此，朝鲜儒家大师朴趾源在“燕行录”名著《热河日记》中一语点明：“尊崇祯以存中国。”既然军事上无法完成反清复明的梦想，就让大明在精神上永存，永远活在“崇祯”的年号中吧。

平心而论，从顺治开始，清朝皇帝对于朝鲜可谓是恩宠有加，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礼仪上，对于朝鲜的态度甚至都要超过明朝，又是减免岁贡，又是优待朝鲜使臣，甚至还亲自写诗赐予朝鲜国王。

到了乾隆时代，朝鲜对于清朝的态度终于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对于清朝皇帝不再背后称为“胡皇”，改称“皇帝”；对清朝皇帝的评价也公允起来，不再动辄“荒淫”“虐民”，也不再天真地认为“胡人无百年之运”，清朝随时可能灭亡。

然而，此后朝鲜对于清朝态度的改变也无非就是放弃了敌意，不再意淫着颠覆清朝而已，更准确地说，是从浪漫主义的“反清复明”回到了现实主义的立场而已，但这远远不等于说朝鲜就真心认同清朝，更不等于说朝鲜放弃了对明朝的尊崇与忠诚。事实上，一直到20世纪初，在延续了两百年之后朝鲜国王对于“大报坛”的祭祀才最终停止，这在实质上已成为了朝鲜王室的“家法”。

“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朝鲜始终践行着这一承诺，一直到1909年，也就是“崇祯265年”，朝鲜才在历书上最终结束了崇祯纪年。此后一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亡国。朝鲜与大明，也算是“与国同休”了。

甲午前夜：中朝关系的破裂

1894年7月23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天，朝鲜王国的宫廷爆发了一场“反华”军事政变。当天凌晨，日军突袭朝鲜王宫景福宫，挟持了朝鲜最高统治者高宗李熙和王妃闵妃（韩国人所说的“明成皇后”），随即将当时朝鲜政府中的所谓亲华派势力清除一空，建立了亲日派政府。朝鲜亲日派上台后，就宣布断绝与清政府的一切关系，并正式“授权”日军驱逐驻朝清军。

也就是说，在中日甲午正式开战之时，中国面对的其实已经是“日朝同盟”，政变后的朝鲜政府已经完全站在了日本一边，在名义上，日军与“二战”中的盟军解放法国一样站在道义制高点上，受邀来朝鲜驱逐中国“侵略军”。

更大的历史意义或许在于，这也标志着朝鲜李朝自1392年建国以来，与中国中央王朝（明清两代）绵延了502年的宗藩关系（朝贡体系）的正式终结。

自然，朝鲜此时的对华决裂是被日本“胁迫”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当时朝鲜国内的亲日派势力与亲日思潮已非常强大，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越了亲华势力，相应的是，“反华”思潮此时已然是朝鲜的主流舆情之一。事实上，如果不是袁世凯和驻朝清军的强力介入，朝鲜早在十年前（1884年）可能就已经对华决裂。

1884年年底，朝鲜亲日派也发动了一次反华军事政变，也就是朝韩史中著名的“甲申政变”。中法战争爆发后，驻朝清军主力回国驻防，朝鲜亲日派在日本的挑动之下，决定发动政变，政变的纲领第一条就是针对中国的“朝贡虚礼，议行废止”。亲日派原本拟借汉城邮局落成仪式为时机将亲华势力乃至袁世凯以下的驻朝中国官员一锅端掉，但最终“功败垂成”。仅仅三天后，袁世凯就率驻朝清军力挽狂澜，镇压了此次政变，重创了朝鲜亲日派和日本在朝势力。由此，清朝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

可以说，上述1894的这次军事政变，是日本和朝鲜亲日派对十年前“未竟事业”的一次成功反击。这一次，再也没有了孤胆英雄袁世凯。

回首甲午前的中朝关系，有一个巨大的尴尬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五百年来甚至可以说自唐朝以降上千年来都十分牢固，依附于中国中央王朝天下秩序下的中朝宗藩关系为何在晚清发生了无法弥合的破裂？毕竟，这是一种在亲密程度上远远超过朝鲜战争后中朝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的传统秩序。

我试着说几点。第一，从历史上来说，朝鲜对清朝始终“心有芥蒂”。中朝关系的高峰实际上是在明朝，有明一代，秉持着儒家中华正统观的朝鲜对大明王朝始终不离不弃，是典型的“死忠派”，甚至在明亡后也不改初衷。而对于清朝，朝鲜对其始终有“夷狄入主中华”的负面印象，对清的依附与其说是出于如对明朝那样的“文化忠诚”，更不若说是慑于清军的赫赫武功。朝鲜在从军事上、政治上臣服大清朝的同时，朝野之中始终弥漫着以明朝为中华正统，把清朝视为夷狄而与之虚与委蛇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到乾隆时代方才有所改观。

第二，鸦片战争以后，一直热衷于密切打听清朝各种消息的朝鲜人开始发现，“后盛世”的大清朝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强大。更具实质意义的是，朝鲜朝野开始认真思考，清朝是否有在军事上保护朝鲜的能力。如果没有，是否要考虑依靠日本、俄国乃至美国以求自保？事实上，正是清军在中法战争中的军事失利让朝鲜亲日派乃至朝鲜宫廷都开始怀疑清朝，以致直接导致了一次反华军事政变。

第三，在朝鲜当时的政治光谱中，亲华派（所谓的“事大党”）也同时身兼着保守派的角色，反对在朝鲜进行近代化改革，试图维持传统的政治架构，这听起来多少让当下的中国人觉得很尴尬却也似曾相识；而亲日派（所谓的“开化党”）却同时也肩负着改革派的角色，将中国视为保守老大帝国的象征，要求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国家道路。尽管中国在此期间曾主动劝诫朝鲜按照洋务运动的模式进行改革开放，但奈何保守势力总后台的形象已被定型。

第四，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朝宗藩关系在晚清发生了一些让朝鲜无法忍受的深刻变化。所谓中朝宗藩关系，虽然在名义上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但在具体政治安排上，除非朝鲜发生外敌入侵的情况，作为天下秩序的一个传统，明清中央王朝几乎从来不干涉朝鲜的任何内政，更别提驻军朝鲜，中国需要的通常仅仅是朝鲜在礼节上的恭顺。但在晚清时代，西方式的国际关系理念逐渐传入中国，为了与世界“接轨”，更好地向西方证明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中国开始依照西方式的外交逻辑处理对朝关系，将天下秩序中名义上的“属国”关系往西方式的如印度之于英国这样的实质性“属国”关系转变，从而也大大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而不是朝鲜或者是日本这样的第三者率先打破了中朝宗藩关系中的这种微妙平衡。

冈本隆司先生在《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一书中揭示了中朝双方此刻的“同床异梦”。很显然，朝鲜王朝对这样的转变无法接受，既然名义上的属国地位无法延续，又无法接受实质上的属国地位，那么只有逐步摆脱中国，追求无论从名义还是实质上的独立自主一途了。而为了独立自主必须寻求其他大国势力的奥援，朝鲜亲日派的崛起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逻辑。但历史的吊诡在于，中朝双方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朝鲜越想挣脱作为宗主国清朝的控制，清政府越是感受到传统宗藩体制对属国朝鲜控制的不力，越是担心日本等其他大国势力钻空子进入朝鲜，反而进一步试图加深在实质上对朝鲜的政治控制。

正是在这一政治方针的背景下，1882年，清政府出兵平定朝鲜“壬午兵变”之后，史无前例地深度介入了朝鲜内政，将朝鲜当时的实际掌权者大院君（高宗生父）抓回中国囚禁，之后与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第一次依照西方的逻辑在法律上明确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甚至还明确规定了朝鲜国王的“级别”——仅仅与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平级；1884年，袁世凯在平定“甲申政变”之后，清政府又一次加强了对朝鲜的控制，袁世凯实际上成为了中国驻朝鲜的“监国”，甚至可以说是超越朝鲜国王的“太上皇”。

由此，在甲午前，中国“利用”朝鲜频发的各种军事政变不断加强着自身的宗主国地位，但从负面的角度来看，中国不仅与朝鲜的改革派（“开化党”）彻底闹翻，更因为“中央集权”也得罪了本应是保守势力的朝鲜王室，甚至本应是天下秩序天然拥护者的朝鲜儒生士大夫阶层也因为清政府打破名义上的宗藩关系而逐渐与中国离心。

略显武断地说，甲午前，除了东学党这样持极端反日反西方思维的农民起义军，在朝鲜传统的政治势力中，广义上的反华势力（亲日派、亲俄派等等）已是朝鲜的政治主流，所谓的亲华派，不仅很多主要人物摇身一变成为了亲日派，而且对中国的“亲”更多是出于对日本侵略朝鲜的恐惧或是对中国在朝军政实力的畏惧，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认同”恐怕已消失殆尽。

因此，当朝鲜面对日本胁迫下的对华决裂之时，“半推半就”应当更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对于此时的朝鲜人来说，甲午战争不过是一场家门口的“日俄战争”罢了，哪里还有什么刺刀下的被逼无奈，谁胜谁负又有何干？明末朝鲜对中央王朝那种孤臣孽子式的忠诚，在新时代的大变局面前已成旧时代的剪影。

1895年1月，当中日陆军在辽东半岛酣战之际，朝鲜公布了取法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方案《洪范十四条》，高宗李熙公告天下的第一条就是“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大清朝的天下秩序至此彻底分崩离析。

是谁弄丢了朝鲜？我想，日本不应该是唯一的答案。

大韩帝国的衰亡

甲午战败之后，清帝国在战场与法理上都丢掉了朝鲜，将唐朝以降延续了上千年的中朝宗藩关系划上了句号。

在国人流行的历史记忆中，甲午战争后的朝鲜自然是迅速落入了日本之手，直到日本二战战败后方才独立。

但事实上，朝鲜最终被日本吞并要迟至1910年。在甲午之后的15年间，朝鲜的局势并非如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平淡”，立国五百年的朝鲜李朝王室仍然在做着最后的“救亡”努力，而日本也曾陷入势力被逐出朝鲜的危机之中。

尽管朝鲜是最后的失败者，但一个积贫积弱的小国却在亡国前爆发出了让外部世界为之震惊的能量。

闵妃之死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出兵占领汉城，随即将当时朝鲜政府中的所谓亲华派势力清除一空，建立了亲日派政府，实质上已全面控制了朝鲜局势。

随着在甲午战场上的压倒性胜利，日本对朝鲜的控盘程度自然也随之大幅加强。此时，朝鲜落入日本势力范围本已是一件没有悬念的事情。

然而，出乎日本预料的是，全盘控制朝鲜的难度竟然比在战场上击败大清朝要大得多。

朝鲜王妃闵妃（韩国人所说的“明成皇后”）在背后漂亮地捅了日本一刀。

虽说“以夷制夷”的专利权属于大清，但不得不说，朝鲜对这一套外交战术的掌握程度不比中国人差。甲午前，朝鲜人游走于大清与日本之间；而在甲午后，闵妃对付日本仍然是这一套，只是俄罗斯成为了新的救命稻草。

从本质上来说，如朝鲜这样的小国弱国在大国政治的棋局中，非依附一个大国而无以求存，没有任何所谓独立自主的可能性。

“三国还辽”前后，闵妃发现俄国在国力上要强于日本，随之决定转向亲俄，“引俄拒日”。闵妃最大的优点在于其执行力，她很快就与俄国公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在汉城成立了“贞洞俱乐部”，成为了当时朝鲜对俄秘密外交的根据地。

而对于一贯野心无限的俄国来说，又怎么甘心让朝鲜由日本独霸，朝鲜的主动投靠自然是求之不得，“亲俄派”在短期内便成了气候。

如果说自恃“枪在手”的日本此时还对控制朝鲜充满信心的话，一场针对日本的政变则彻底将其从骄狂中惊醒。1895年7月，也就是《马关条约》签订三个月后，朝鲜亲日派内阁突然因为谋反的传言在宫廷政变中倒台，亲日派领袖朴泳孝被迫逃亡日本。由此，朝鲜政局又回到了闵妃及亲俄派手中。

这场胜利注定是脆弱的。闵妃及朝鲜的致命弱点在于，即使将亲日派一举铲除，即使在政治上获得自主的话语权，也无法改变一个现实：朝鲜事实上处于日本的军事占领之下。

果然，三个月后，也就是1895年10月8月凌晨，在日驻朝公使的策划下，数百名日军及日本浪人声称“消灭这个国家二十余年来的祸根在此一举”，突然向朝鲜王宫发动突然袭击，迅速击溃了仅有百人左右的的朝鲜宫廷卫队，将闵妃杀于宫中。有一种说法是，当时日本浪人竟然还公然奸尸，之后还用汽油焚烧了闵妃的尸体。

这场被称为“乙未事变”的凶杀事件在公布后迅速震惊了欧美舆论。此后日本虽然又重新建立了朝鲜亲日内阁，却在外交上陷入了极大的被动之中，遭遇了李鸿章在日遇刺后的相似窘境。而朝鲜亲俄派，也由此获得了道义上的优势。

可以这么说，闵妃通过她的死，给了日本在朝鲜苦心经营才获得的优势地位一拳重击。

国王之逃

除了外交上的被动之外，闵妃之死对日本造成的影响还远没有结束。

当时的朝鲜国王，也就是高宗李熙本就是以性情懦弱著称，政治倾向也长期游移不定，属于又听枕边风还听风就是雨那种。因此，也很难用亲华、亲日或亲俄这样的标签来定义李熙。

但是，闵妃之死让李熙走向反日前台的同时，也最终让李熙的政治观点“定型”，从此造就了一个坚定的反日派。当然，李熙的复仇欲念也无可能依托于自身的实力来实现，现状是他基本处于被日本软禁于宫中的状态，想有所作为首先就得摆脱日本的控制。

在亲俄派势力的鼓动之下，1896年2月11日凌晨，也就是闵妃遇害四个月后，李熙和世子借着夜色，乘坐两顶宫中女眷的轿子出逃，幸运地从几百名守卫的眼皮底下胜利大逃亡。

晨7时，高宗抵达俄国公使馆寻求庇护，这也就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俄馆播迁”事件。

日本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闻讯后哀叹：“天子为敌所夺，万事休矣！”事实上，日本此前对朝鲜的控制，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挟天子以令天下”来实现的。

果然，李熙一到俄国公使馆就“大发龙威”，将自己长期以来对日本的怨气通过一道道诏书发泄出来。对日本而言杀伤力最大的就是，下诏解散亲日内阁，以亲俄内阁代之，大规模逮捕亲日派大臣。

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日本此前看似坚固无比的在朝势力由此被连根拔起，而此时距离甲午战争结束还不到一年。日本通过一场战争获得的利益几乎被李熙的一次逃亡全盘毁掉。

从此，朝鲜看似就是俄国人的天下了。

乐观的帝国

没有人料到，心有余悸的李熙竟然在俄国使馆待了整整一年。在此前后，日俄之间就朝鲜问题进行了三次谈判，双方也终于划分了在朝鲜的势力范围，俄国虽然奠定了在朝的军事政治优势，但日本也算在谈判中稳住阵脚，挽回了一些在朝的利益。

1897年2月，在李熙回宫之后，在排日运动中取得彻底胜利的朝鲜朝野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称帝运动”。

按照传统中华天下秩序的礼制，朝鲜奉中原王朝为正统，自身规格只能是“王国”，国王只能是国王，唯一的皇帝在中原。

在此时的朝鲜看来，称帝不仅可以振奋全国人心，更能巩固国势，确保独立之实，正如朝鲜《独立新闻》所说，“数百年来，朝鲜人只视清国皇帝为唯一皇帝予以尊奉，然而此时朝鲜的忠臣们开始认为朝鲜大君主陛下实乃与清国皇帝地位同等，这的确是朝鲜已经得到自主独立的表征”。

当时最好笑的一个理由是，清朝与朝鲜共同承接中华正统，就如同奥地利和德意志共同承接罗马正统，所以朝鲜也应称帝。

1897年10月，李熙像历史上很多中国皇帝那样“勉强”接受了臣民们的“劝进”要求，登基称帝，宣布改朝鲜国号为“大韩帝国”。

吊诡之处在于，李熙是在朝鲜五百年历史上国势最为孱弱的时代，做了一件超越所有列祖列宗的事。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打个比方的话，李熙称帝，就如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前夕的称帝，就如吴三桂穷途末路之时在湖南衡州称帝一般“不吉”。

日本人对此当然非常不爽。日本国师福泽谕吉当时就评论说：“朝鲜国王今后将以皇帝陛下称之。这实在是令人惊讶不已的事。称号为国王或皇帝，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但如果说到其皇帝陛下支配的‘帝国’之状况如何，从外面看该‘帝国’简直不成体统。这位国王直到近日还寄居于他国公使馆，连国王自身之居所都难以安定而遽然称帝，对国内外还能施加怎样的威严呢？”

必须说的是，朝鲜朝野在称帝前后是前所未有的乐观，对内启动了改革，对外在俄国的撑腰下，此前不可抗拒的日本威胁已然被赶出了朝鲜，“中兴”的时代来临了！

从当时的朝鲜报章中透露的情绪来看，甚至可以说“狂得没边了”。《独立新闻》当时称此前的宗主国“世界上最贱之清国”，“人民懦弱、卑贱、愚昧、肮脏、毫无爱国之心，受人贱待而尚不自知，受人蔑视而不知愤恨”。

最让人震惊的是，这个新生的“帝国”竟然还做起了瓜分中国的美梦，“但愿朝鲜也能打败清国，占领辽东和满洲，获得八亿元赔偿，朝鲜人应下大决心，争取数十年后占领辽东和满洲”。

短命的帝国

无论名字升级得如何光鲜，大韩帝国仍然继承了朝鲜时代的最致命的弱点。韩国在短期内仍然无法改变身为一个弱国的现状，生存的唯一依靠就是日俄矛盾。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这个刚过了7年好日子的“帝国”也随着四个条约逐步走向末路。

还在日俄战争之初，日本便完全无视韩国的中立宣言，像甲午战争时那样迅速开进汉城，强迫韩国政府协助日本作战，此后日本公使林权助又强迫韩国签署《第一次日韩协约》，规定韩国雇用日本财政和外交顾问、与外国缔结条约前要与日本协商等等。

更屈辱的条约还等着李熙大帝。

俄国战败后，日本的报复来得更加无拘无束。战争结束刚两个月（1905年11月），日本又强迫韩国签订了《第二次日韩协约》，完全剥夺了帝国的财政权和外交权，堂堂大韩帝国此时竟已沦为了日本的保护国。

值得敬佩的是，此时的李熙大帝仍然不甘束手就擒，进行了一次堪称漂亮的反击，但方式仍然是：找外国人。

此时的俄国已无力且无意为韩国火中取栗，李熙的目标这次对准了一个貌似更强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前，李熙就曾派日后的大韩民国首任总统，中国人民熟悉的李承晚先生赴美求援。

1907年6月，李熙派三位特使秘密抵达万国和平会议的举办地——荷兰海牙，向与会各大国递交了控诉日本吞并朝鲜的文书，以及李熙的亲笔信，就连自顾不暇的大清朝也收到了求援信。

不得不说，韩国版的“申包胥哭秦庭”虽然让日本在国际上大失脸面，但各大国在日本的运作下纷纷表达了爱莫能助，最后日本甚至逼迫朝鲜政府承认三位密使的任务是“伪造”的。

对于李熙而言，日本的报复无疑是一记KO。“海牙密使事件”不到一个月后，日本便逼迫这位开国皇帝退位，由太子李坧接位。

李熙一开始还拒不退位，但等到日军正对着皇宫架好6门大炮之后，他知道大势已去，于7月20日宣布退位。随即，日本又命令韩国亲日派政府与其签订了加强控制的《第三次日韩条约》。

至此，可以说，大韩帝国除了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之外，一切权力都掌控在了日本人手中。

1910年8月，大韩帝国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日本连名义上的独立都不愿意继续给予，用《日韩合并条约》结束了大韩帝国的十三年国运。

内阁总理李完用一手为帝国包办了死亡证书，由此也在后世获得了“首席韩奸”的称号。据说当时李完用在签订最后条约前还去见了太上皇李熙，太上皇平静地表示：“我是个不能参与政治的人，对合邦不便发表意见，一切皆由皇帝和大臣们商量吧”。

李完用走后，李熙则是仰天长叹，痛哭失声。

李熙用他后半生的抵抗向世人证明，大帝是条汉子，小国也有血性。

大韩帝国的十三年，说短也不短，至少时间比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还多了一年（1933-1945）。但是，这可能是历史上罕有的“空心帝国”，尽管国内一度信心爆棚，但实际上从未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

从头至尾，大韩帝国就是一个命运全然依托于外力的帝国。指望用“帝国”来提升国运，却是李熙大帝的一场帝国泡沫。

第二章　庙堂

乱世的太上皇乱事
——太上皇的退休生活（上）

嘉庆五年（1800年），积赵翼十年之功的《廿二史札记》最终成书。在这部清代最伟大的史论著作中，有一则在我看来挺特别的笔记——《太上皇帝》。这是一篇非常有时评范儿的“影射史学”笔记，就在《廿二史札记》成书的前一年（嘉庆四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也是最后一位太上皇乾隆爷驾崩，而赵翼在文中盘点了历史上的十四位太上皇之后，也非常识时务讲政治地将乾隆捧为历史上“最伟大、最圆满”的太上皇，“真开辟以来所未见，岂不盛哉”。

乾隆究竟当得起当不起如此盛赞，容之后再说。但对我来说，赵翼此文最不过瘾的是，对于太上皇们退位之后的“退休生活”几无涉及，将权力转换时代的残酷与悲凉深深地隐藏在了孝与不孝的寥寥几笔之中。

如果要给太上皇分个类的话，从成因来说，无非可以分成两大门派：以乾隆和宋高宗赵构为代表的“自愿派”，原因大多是出于倦政而“内禅”，这算不上什么多数派，可见禅让还真不是宋鲁郑先生以为的那么可爱，当太上皇更不是一份有前途的职业；以唐高祖李渊为代表的“被迫派”，玄武门的血可不是白流的，这其中还有一个支派，比如唐玄宗李隆基和明英宗朱祁镇，虽然还真没有人逼他们当太上皇，但一个是在往四川逃亡的路上因为儿子称帝而自动成为了太上皇，另一个是打败仗做了俘虏后因为弟弟当了皇帝而莫名地成了太上皇，反正都不是自愿的就是了。

还有一种分类是以退休后的状态来分，大约也可分为三派。“退而不休派”，还想发挥余热送接班人一程的，代表退了等于不退的非乾隆爷莫属，想参加这一派难度比较大，你首先得是自愿让位，还得皇帝实在缺乏实力挑战你的垂帘听政才行；还有一派是“裸退”派，让位之后除了养老喝酒无法有任何追求的，代表是李渊和他的玄孙李隆基，这派比较晚景凄凉，但故事也最“精彩”；还有一派是“重新上岗派”，下了台之后又复辟成功的，这派人丁稀少，正牌的只有明英宗朱祁镇。

可以相当武断地说一句，在这么多太上皇的退休故事中，还真没有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圆满”结局：要么是太上皇自己的不幸，带着对失去皇权的悔恨与念想郁郁而终；要么是继任皇帝的不幸，在父亲的巨大阴影之下，唯有交给隐忍和时间。

下面具体说点啥吧，你会知道，即使是伟大的赵翼，他口中的“伟大和圆满”也是属于神话范畴。权力之下，几无人伦。

“刘大爷”的太上皇生活

谁是中国第一个“太上皇”？这是一个挺纠结的问题。有一种不太流行的说法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秦始皇发明了皇帝这个职位之后，可能是孝心大爆发，特别为自己只做过“秦王”的父亲不值，便追封父亲为太上皇。嗯，第一个太上皇是去世后才当上的。

赵翼的说法则比较深入人心，第一个太上皇是刘邦的爸爸刘太公，“太上皇本汉高祖有天下后奉其父太公之称，非太公有天下传于子而有是称也”。作为历史上唯一没有做过皇帝的太上皇，刘太公的历史地位相当“可疑”，史书中甚至没有他的真名，那“太公”呢，你见过有人的名字叫“刘大爷”么？刘太公，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名字的太上皇。

《史记》中记载的关于刘太公当上太上皇的过程挺有戏剧性，刘邦即位六年后，还保持着每五天朝拜父亲一次的习惯，后来太公身边的人急了，劝太公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怎么能让皇帝拜你这个臣子呢？太公听了很惶恐，等到下次刘邦回家时就抱着扫帚面对门口倒退着走，表现得非常谦卑。刘邦也急了，想去搀扶太公却还被太公义正词严地的拒绝：“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

怎么又不坏皇帝为尊的“天下法”，又能尽孝呢，刘邦的解决方案就是尊太公为太上皇，《汉书》中刘邦诏书的权威说法是“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

像太公这种不大正宗的太上皇，是皇帝最喜欢的，对皇权一点威胁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太公的退休生活还真就回归了“父慈子孝”的人伦逻辑。最感人的一个段子是晋代野史《西京杂记》中的，说是刘邦看见太公当上太上皇之后还是整日怏怏不乐，了解情况之后才知道是因为太公想念家乡丰县“酤酒卖余，斗鸡蹴踘”的市井生活，过不惯长安的大城市生活。刘邦听说后祭出大手笔，在长安附近仿造丰县造了一座“新丰城”，把太公从前在家乡的老相识老邻居们找来住进这座新城，“太上皇乃悦”。这座新丰城现在叫“新丰镇”，还在。这个故事的感人程度简直让我想起了《射雕英雄传》中完颜洪烈为了包惜弱在王府中修的那座牛家村旧宅。

还有一则挺温馨的故事记载于《史记·高祖本纪》。有次刘邦帮太公祝寿，刘邦想起太公以前偏心二哥就突然“发难”说，太公以前常说自己无赖，不好好干活，不如二哥，现在回过头来看，您肯定没有想到我的发迹吧，“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但你要说刘邦有多孝顺太公，还真不一定，太公幸福的晚年太上皇生活是建立在没有权力的考验之下的。有一则往事或许能印证这一点，在楚汉战争中，太公和刘邦之妻吕雉曾一同被楚军所擒，项羽在战场上当面威胁刘邦若不投降就煮了太公，刘邦“镇静”地回答说，我们是兄弟，我父亲就是你父亲，如果你要煮了太公，也分我一碗汤吧（“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

公元前197年，太上皇刘太公驾崩。我可以保证，像刘邦和太公这样良性的皇帝与太上皇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饿死的“太上王”

必须得谈一谈另一位不正宗的太上皇，但我仍然认为他比有名无实的刘太公还是来得正宗一点。赵国最伟大的君王赵武灵王在当了二十七年的赵王之后，将王位传于儿子赵惠文王，他除了尊号叫“主父”以外，在事实上和后世的太上皇基本没有区别，姑且就当做“太上王”吧。

曾有着“胡服骑射”光荣历史的赵武灵王绝对属于之前说的“退而不休派”，不过儿子赵惠文王也没有那么惨，和赵武灵王的王权区分基本上是各管一块。主父“主外”，继续穿着他的胡服主抓军事和战争；赵惠文王“主内”，主抓国内事务和政经建设。赵武灵王退休后最辉煌的事迹是一次外交事件，退休后第一年，他冒充使节出使秦国，会见了很多秦国大臣，最后竟然还冒险见了秦王和秦国太后，据说当时这位“太上王”的王者之气溢于言表，当时就遭到了秦王与太后的怀疑，后来秦王接见完醒悟过来后还派骑兵追杀，可惜警觉的赵武灵王已然金蝉脱壳。

在“主父”任上，赵武灵王仍旧是东征西讨，竟然一口气灭了中山国，还打残了楼烦王。但是这时候赵武灵王犯了一个后世的太上皇们都罕有的错误——主动挑起了宫廷王位争端。简单地说，就是他后悔将王位传给赵惠文王了，倒不是他自己想“复辟”再当赵王，而是他想让另外一个儿子公子章也称王，将赵国一分为二。当然，你也可以说，赵武灵王当了四年主父之后，不甘寂寞了，毕竟，他此时只有四十六岁，在权力的诱惑之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也犯了浑。

这次王位之争的结果就是著名的“沙丘之变”。公子章仗着有父亲支持起兵作乱，战败后跑到了赵武灵王的沙丘宫寻求庇护。谁料赵惠文王的军队不仅攻入沙丘宫杀死了公子章，还包围了赵武灵王的内宫并遣散了所有的宫人。赵武灵王一世英雄，最后竟然落到了掏鸟蛋充饥的地步，被困三个月后，最终饿死于宫中。

最戏剧性的结尾是，赵王在获悉父亲饿死之后，痛哭一场，举国哀痛。而这正是日后皇帝与太上皇之争的最经典桥段——奸人“矫诏”作乱，蒙蔽圣听，离间骨肉。

可是，这一“矫诏”终究是加了引号的。

乱世的太上皇乱事

乱世之中，太上皇一事，也多是当不了真的闹剧。比如，在西晋的“八王之乱”中，赵王司马伦篡夺了晋惠帝（“何不食肉糜”那位）的帝位，囚禁惠帝于金墉城，这也就罢了，他还尊惠帝为太上皇。更狗血的是，后来司马伦又兵败身死，晋惠帝竟然又“复辟”做回了皇帝，由诸王辗转挟持，形同傀儡。不过，这对总以一颗童心面向世界的晋惠帝应该不是个大问题。

北朝的太上皇就更乱了，竟然整出了五个，奇人辈出，用赵翼的话说就是“北朝诸君固无足道”。先是后凉的开国君主吕光，在位十年，重病之中传位太子吕绍，自号“太上皇”，新闻点在于，他只当了几个小时太上皇，就于当天病死了（赵翼竟然不提）。更神奇的是，吕绍的皇位在当天就被弟弟吕纂夺走了，还顺带丢了命；而就在几小时前，哥俩还在太上皇的病榻前发誓要“兄弟辑睦”。

再是后魏的献文帝拓跋弘，这位太上皇也是奇人，在位七年，“常有遗世之心”，十七岁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堪称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可新皇帝即位时才五岁，献文帝也被迫继续打理朝政，期间还有御驾亲征的经历。最后当了六年的太上皇驾崩，一天“世”也没“遗”过。

下一个是北齐武成帝高湛。这位太上皇的亮点在于，他喜欢的太子高纬不被皇后喜欢，皇后疼爱的是小儿子，为了造成既成事实，他找了个天象有变的理由（这也是经典的交班理由），突然宣布传位给十岁的太子，给了还想换太子的皇后一记闷棍。但在传位之后，二十八岁的高湛也走的是“退而不休”的路线，“军国大事咸以奏闻”，而皇帝负责的领域是君主立宪式的礼仪项目。当了四年太上皇，高湛也驾崩了。

高纬后来也当了太上皇，也有亮点，传位原因是被北周军队打得即将亡国，或许是出于不想做败家子的理由传位给八岁的儿子高恒，具体或许可对照后世宋徽宗传位给宋钦宗的例子。高恒没当几天皇帝竟然也禅位给丞相了，不过自己没当成太上皇罢了，可见这亡国皇帝真成了烫手山芋了。但高纬这次的尊号又升级为了“无上皇”（后世别无分号），可当了也没几天，父子二人就被北周军队俘虏了。

北朝最后一位太上皇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刚当了一年皇帝就急不可耐地传位七岁的太子。这人精神大概也有点问题，父亲武帝驾崩的时候他竟然拍着棺材板大喊“死得太晚了”，可就这样一个人，竟然也玩“退而不休”的把戏，过了一年的瘾，也驾崩了。

隋炀帝的太上皇经历也挺奇特，同时当了四个月的皇帝和太上皇。大业十三年（617年）十一月，在晋阳起兵的李渊攻破长安，立杨广的儿子代王杨侑为有名无实的隋恭帝，同时也遥尊此时身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但问题是，隋炀帝此时也还是皇帝，不过，他身兼两职的生活很快在四个月后结束了，大业十四年三月，隋炀帝死于宇文化及策划的“江都之变”。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渊随即在同年五月便逼杨侑退位，自行称帝。

太上皇不高兴
——太上皇的退休生活（中）

唐朝堪称太上皇的“黄金时代”，一共出了四位太上皇。如果说之前北朝的太上皇均为乱世年代的怪诞产物，那么，唐朝的几位太上皇多为盛世之君，涵盖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大盛世，以及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时代，但围绕着皇权消长的权力斗争之残酷却丝毫不让于动辄刀兵的乱世。只不过，盛世时代的争权模式更隐晦更微妙更具博弈性罢了，皇权只可曲中求，不可直中取。

在四位太上皇中，除唐顺宗李诵是因病让位儿子宪宗李纯之外，无论是唐高祖李渊，还是父子档唐睿宗李旦和唐玄宗李隆基，退位时多少充满着被迫让位的因素。更为巧合的是，唐代的四位太上皇几乎都是“裸退”型的，最后尽数消失在了唐代的政治生活当中。

太上皇，不高兴。

李渊vs李世民

一手将隋炀帝逼成太上皇的李渊应该没想到，九年后（626年），他也被迫成为了太上皇。以最正规的定义来看，李渊可能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的太上皇，前面的要么是战乱年代的割据政权君主，要么是连皇帝都没做过，都做不了数的。

大唐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玄武门事变爆发，李渊在此时已大权旁落于李世民手中，在诏书中也只能说“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皆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仅仅两个月后，这一新的权力结构就在法统上得到了确认——李世民登基，李渊做了太上皇。对于交班过程，《旧唐书》和《新唐书》压根就没有记载，只有《资治通鉴》语焉不详并且挺假地说了一句“制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弄得好像真的似的。不过，我们基本上可以从政治逻辑上确认，李世民应该是通过暗示或近臣带话，甚至某种暗含威胁的政治交换完成这项太上皇计划的，在保持了父皇的体面和自己的孝道同时，也得偿所愿。

但是，很难说李渊在这其中就是毫无作用的，这位实力尚存的大唐开国皇帝好歹有大唐重臣裴寂和萧瑀等人的支持，还有李氏宗室和关陇贵族的老班底们，这其中很难说“宁无一个是男儿”，李渊的退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顺应时势和洞察时务的——既然没有胜算，何必逆流而动；再说，李渊在玄武门之变中已经没有了建成和元吉两个儿子，又何必冒着失去第三个儿子或者自己的危险去进行一场前途晦暗的宫斗乃至天下大乱呢？

唐太宗即位没多久，便开始对李渊在位时的大政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李渊颇重李氏宗室，在位时曾大肆封王，甚至一直封到高祖父那一代的远亲，以至于出现了“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的局面，李世民上台仅三个月，除了几个有战功的以外，将已经封郡王的宗室统统降为“县公”，其间有的是杀伐决断，就是看不到半点皇帝对于太上皇的尊重与顾忌。

对于李渊而言，皇位和皇权既已悉数撒手，自己在位时的大政方针又陆续被推倒重来，在此种处境之下，很难再去苛求这位开国皇帝一定要“放下”，一定要云淡风轻。然而，李渊还是守住了不恋栈的边界，几乎彻底地消失在大唐的政治生活当中。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时势如此，不得已也，但吾国历史上昧于大势者难道还少么？

不夸张地说，李渊一开始的太上皇生活甚至还远远不如没当过一天皇帝的刘太公，同样是无权无势，但太公至少还保有了刘邦的亲情。即使不考虑彻底剥离父皇政治参与机会的因素——这本也无可厚非——李世民对于李渊也很难说得上有多么孝顺，这从贞观三年的一次搬家可以看出部分端倪。李渊在退位之后，前几年还是一直住在自己的皇宫——太极宫里，而李世民则一直住在李建成当年的东宫里处理朝政；但在贞观三年，李渊突然将太极宫让了出来，自己搬到了李世民当年做亲王时的宫殿。

对此，《新唐书》的记载非常简要，“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此次搬家的真相却在《资治通鉴》之中穿帮了。贞观六年，御史马周突然上疏唐太宗，说大安宫比起皇宫来说“尚为卑小”，必须大作修整，才能“以称中外之望”，基本已是直接用国内外观瞻来施压唐太宗重视太上皇显然很有问题的居住状况了。马周甚至对此时正在外避暑的太宗直接开炮说：“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催促太宗早日回宫，“以解众惑”，天下哪里有儿子乘凉父亲捱热的道理，就算你是皇帝也不成。

在佩服唐太宗纳谏胸怀的同时，也可以很明白地看出，除了政治生活的彻底淡出不谈，李渊竟然连最基本的“居家养老”都过得不太如意，大唐的士大夫阶层显然因此对李世民颇有怨言。同样是在移宫的贞观三年，一件可能更让李渊郁闷的事情发生了。李渊在退位之后的一大精神寄托来自于与当年旧臣勋戚的把酒言欢，而其中与他最亲近的就属裴寂了。尽管裴寂在李渊退位后基本上就成为了政治花瓶，但到了贞观三年，唐太宗突然找了一个与妖僧交往的莫名理由将他罢黜遣返回老家。据《资治通鉴》记载，太宗在驳回裴寂留在长安的请求时，竟然还顺带批评了太上皇。话说得相当不厚道：凭你裴寂这样的水平，竟然能做到今日的官位，太上皇当政之时的种种政治乱象，都是你裴寂的责任（“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我不处理你，让你回家就算很不错了。

太过分了。看到这里，哥们正待拍案而起，才发现胡三省（《资治通鉴》的注释者）几百年前早已义愤填膺过了，“上皇闻帝此言，其心为如何？”稍微有点阴谋论的话，李世民借裴寂批太上皇的这几句话，不也就是说，太上皇当年把大唐搞得一塌糊涂，我也就不和你计较了，让你搬家移宫，有份养老，就算很不错了！

太上皇此时“其心为如何”，史书中没有提供任何线索。或许就算李渊想了，裴三不在了，老皇宫也不住了，他又能找谁诉说？

贞观四年，一桩突发的历史大事件似乎让李渊从去年的郁结心情中走了出来，太上皇和皇上的冰冻关系也随之迎来了转机。这一年，大唐在与多年死敌突厥的战争中大获全胜，强大的突厥在唐军的兵势之下土崩瓦解，最后竟然连颉利可汗都被俘送至长安。获悉此事的李渊显然回想起了当年晋阳起兵之初被迫称臣突厥的屈辱往事，心悦诚服地慨叹说：当年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始终未能雪耻；今日我儿子灭了突厥，为我当年的耻辱报了大仇。《资治通鉴》记录了李渊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在家国天下的大格局面前，李渊终于放下了父子心结，当年被逼退位之恨再也不必提起了，儿子，帮他报了国仇。

接下来的场面与之前父子离心的叙述大相径庭，《资治通鉴》记载：“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父子都喝HIGH了，太上皇弹起了琵琶，皇帝跳起了舞，父慈子孝，一切心结似乎都已烟消云散。

皇帝与太上皇的关系自此迅速升温，史书中突然也多出了皇帝频频在打猎后“献猎”太上皇的记载。到了贞观六年十月，父子关系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资治通鉴》记载说，出巡归来的唐太宗和长孙皇后到李渊的寝宫送上了很多礼物，其后更是大摆家宴，“夜久乃罢”，最后唐太宗竟然要求亲自为李渊的车驾拉车，李渊觉得不合适，就换成了太子代劳。

伴随着大唐国运的昌隆，皇家大团圆也逐步达到了高潮，与儿子关系渐入佳境的李渊开始部分回归了政治生活。按照《旧唐书》的记载，贞观八年三月，李渊宴请西突厥使者时突然大发感慨，“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唐太宗听见后哭着给父皇敬酒，将功劳都追溯到了李渊身上，极大地满足了李渊的自尊心。《册府元龟》对这一场面的记录更为“肉麻”，说长孙皇后当时亲自为公公理鬓梳头戴帽，看到李渊的白发后感叹“至尊年高，发白都尽”，然后唐太宗就又和她一起哭得稀里糊涂，温馨场面一如民间的几代同堂，参加宴会的大臣们“莫不内怀感悦”。

还是在贞观八年，李渊又回到了他熟悉的阅兵场上，重温当年金戈铁马的岁月，“高祖亲自临视，劳将士而还”。李渊在阅兵后兴致大发，在宫中举行了一场所有三品以上官员都要参加的盛大宴会。席间，“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场面盛大之极，李渊此时又发了一句著名的感慨：“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对于太上皇爱面子的路数越来越熟悉的唐太宗马上就接过了话，说自己从小就接受太上皇的教育，才有今天，平定天下的功劳“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这场酒宴，又喝到了半夜。

从李渊和李世民的和解过程来看，大唐盛世成为了和解的最大成因，以上四次父子盛会竟然有三次与“四夷宾服”有关。从李渊的角度来看，儿子帮他报了称臣突厥的奇耻大辱，大唐盛世让他这位开国皇帝也与有荣焉，臣子们与唐太宗将功劳让与他更是成为了李渊一碰就乐的敏感部位；从李世民那边来看，大唐盛世极大增强了他的执政自信，碰见父亲再也不用为当年玄武门之事而尴尬，更关键的是皇位也随之牢不可破，再也不必担心父亲复辟。这也让他越来越乐于给予父亲更为宽松的政治生活空间，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推进了父子关系。在盛世面前，很多政治矛盾都会被消解，至少是深深地埋藏了起来。

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唐太宗在位期间边患四起，内政不安，和太上皇的关系又会发生何种微妙变化，朝中政治势力又会发生何种消长？太上皇旧臣会不会图谋复辟？太上皇会不会因此对皇帝夺位更为愤懑？皇帝会不会先下手为强，以除后患？

我真的很想以一个极其光明的结尾结束这对父子的故事，但是，最后还有一则故事可能破坏了我善良的计划。贞观九年五月，李渊以七十高龄驾崩，结束了他“低开高走”的九年太上皇生活。一开始，唐太宗表示要以刘邦长陵的高标准为父亲营建“献陵”，但由于工期紧张，在房玄龄的建议下，降低为按照汉光武帝原陵的标准，也就是把九丈的封土改为六丈。这本也引申不出什么，但魏征却揭开了这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帝王家事。据《资治通鉴》，李渊驾崩的次年（贞观十年），长孙皇后也去世了，葬于规模比献陵更大的昭陵，悲伤的唐太宗专门在宫中修了座高台以远观。一次唐太宗邀魏征一起登高远观昭陵，结果魏征故意说看不到，唐太宗就指着昭陵的方向告诉魏征，这时魏征相当大胆地刺了一句，“臣以为陛下望献陵”。儿媳妇（皇后）的陵墓修得比公公（太上皇）的更大，魏征又说真话了。

李旦vs李隆基

唐睿宗李旦是个挺特别的太上皇，堪称太上皇界的“多面手”，横跨多个领域。李旦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之子，在武则天时代就有一次傀儡皇帝经历（684年至690年），后来先是被迫“传位”给母亲，母亲死后又轮到了哥哥中宗李显即位（705年）。李旦在这段时间的表现基本上就是一个“让”字，让母亲，让哥哥，凭着这个“让”字也成功避开了多次政治漩涡，正如《资治通鉴》所说，“相王宽厚恭谨，安恬好让，故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

中宗驾崩之后，李旦在儿子李隆基的支持之下率兵诛灭韦后之乱，又于710年六月第二次当上了皇帝。作为一种政治回报，李隆基也如愿随即成为了大唐的皇太子。更大的政治问题接踵而至，李旦之妹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很快爆发了激烈的权力之争，李旦甚至在妹妹的挑拨之下一度动了废太子的念头。

公元712年七月，“彗星出西方”，太平公主派术士向李旦献谗言称：天象有变，预示除旧布新，太子可能要做皇帝。太平公主本意是挑拨哥哥防范或者废掉太子，谁知弄巧成拙，李旦竟然做出了“传德避灾，吾志已决”的退位决定。李隆基听说后急忙入宫觐见，大表忠心拒绝即位，李旦对儿子说：天下都是你帮我打下来的，现在天意如此，你就别再怀疑什么了。最有水平的话是这一句：“汝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后即位邪！”

太平公主此时也知道大局已定，就劝哥哥如果一定要退位，也应当“自总当政”，反正就是不想让李隆基当家就是了。按照李旦的初衷，他此次退位应是“全退”，但在妹妹的劝说之下，他临时向李隆基宣布：“朕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按照《旧唐书》的说法，李旦抛出的权力分配方案是：三品以下官员的任命管理李隆基说了算；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管理得他亲自抓，另外，每五天他还要在太极殿接受群臣的朝贺。《新唐书》对此的报道虽简单但却更直白：皇帝“听小事”，太上皇“听大事”。

正如一开始所说，李旦是位很难做简单定义的太上皇。你说他权欲心重，他一生把皇位一让母亲，二让哥哥，三让儿子；你要说他懦弱，他在妹妹和儿子斗得不可开交之际，颇有决断力地以退位快刀斩乱麻；但你要说他如何深谙“退让保身”的政治权谋，他又在已决定做太上皇之后不清不楚地落入了恋栈的俗套，为日后的宫变埋下了隐患。

李旦退位之后，太平公主仍很不消停，与李隆基的政治斗争反而变本加厉，这可能也多少迎合了太上皇政治平衡的需要，因此李旦也多是听之任之。在当时朝廷的七位宰相中，属于公主派系的竟有五人（任命宰相可是太上皇的权限）。713年，也就是李隆基登基之后的第二年，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终于迎来了政治总摊牌。这年七月，李隆基据说已掌握了姑姑将起兵作乱的情报，在前一天先发制人率军将对手势力一网打尽，最后连太平公主也落得了个自尽的下场。

对太上皇来说，这无异是一场军事政变。尽管几部正史对此事均是遮遮掩掩，但后世史家基本可以确认的是，当时李旦一定是受到了某种政治甚至军事压力，李旦当时的处境与曾祖李渊在玄武门之变后的处境颇有相似之处，最后都是以主动退让，接受既成事实而终局。一个很有说服力的间接证据是，宫变第二天，李旦就宣布放弃一切政治实权，“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并于当天就搬离了皇宫太极宫。从这一天开始，李旦真正成为他了他原本想成为的那个裸退太上皇。

从此，李旦就彻底消失于大唐的政治生活。事实上，《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睿宗本纪》也写到这就几乎结束了。太上皇的全退生活唯一可称道的是，日子过得似乎算得上“岁月静好”，皇帝也算孝顺，还曾带太上皇到大明宫避了一次暑。开元四年（716年）六月，李旦在又过了三年太上皇生活后驾崩。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将李旦评为唐朝四任太上皇中的一号人物，“唯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为史册所表”，这一点也得到了赵翼的认可。但李旦在退位之际那一念之差的恋栈却成为了他太上皇生涯的一大败笔，诚如赵翼所说，“然至太平公主被诛之明日，始尽行归政，则犹有不得已也”。

不过，作为盛世君主之父，历史对于李渊和李旦本来就难言公平，太上皇们的“前盛世”政绩或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往往由于儿子们的政治光环过于耀眼，他们注定是被掩盖被低估的盛世背影。更无奈的是，被逼交权本应该赋予他们的道德优势，在盛世的喧嚣中显得那么无力可笑。

李隆基vs李亨

像李隆基这样的一代雄主，无论作为他的父亲，还是继承人，都很难说是什么幸事。对于肃宗李亨而言，太子时代的经历比噩梦也好不了多少，战战兢兢地过着随时可能大祸临头的日子。事实上，李亨之前的太子李瑛就在一场宫廷政变中被陷害，与两个弟弟同时被杀。一日杀三子，这就是李隆基，他不会对任何一个皇权挑战者手下留情，这似乎也是千古一帝们的共同禀赋，汉武帝唐太宗清太祖清圣祖概莫如外。

像李亨这样在恐惧与阴郁中成长起来的太子，很难指望他还会讲什么父子人伦，这本就是太上皇自己造下的孽。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渔阳鼙鼓动地来”，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李隆基逃出长安途经马嵬驿时，发生了著名的“马嵬之变”，玄宗绝境之中只得赐死杨玉环。李亨在马嵬之变中的作用非常可疑，尽管在史书中查无实据，但我们很有理由将他视为幕后操纵者之一。仅隔一个月（756年七月），此前已与父皇分道扬镳的李亨便在灵武自行宣布登基，尊李隆基为太上皇。当天，就派使者赴四川向“新任”太上皇通报。

无从得知李隆基在获悉“被太上皇”之后的反应，正史中的记载似乎被阉了几道，唯一可见的记录是李隆基很识时务地转任太上皇，在诏书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待克服两京，朕当怡神姑射，偃息大庭。”可以反过来理解，皇帝若不能从安禄山手中收复京城，就不能说他很够格，太上皇就未必要安于养老了。

有一个很唏嘘的小插曲。四十四年前，中书舍人贾曾为睿宗作传位册文；四十四年后，为玄宗作传位册文的则是同为中书舍人的贾曾之子贾至。玄宗此时不胜感叹地对贾至说：“二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实为难事。”贾至俯伏殿前，泣不成声。

不过，李亨运气着实不错，登基次年（757年），就将之前看似亡国在即的战局完全扭转了过来，这年九月，郭子仪便已收复了长安和洛阳。李亨随即派人到四川迎太上皇回长安，此时的李亨多半是踌躇满志，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当年那个令他高山仰止的父皇，您丢掉的京城，儿子帮您拿回来了。

这年十二月，父子在咸阳劫后重逢。《资治通鉴》对重逢描写得格外煽情：李隆基看见儿子后就抱着他痛哭，李亨则是抱着父皇的腿，哭得不能自已（“上皇降楼，抚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呜咽不自胜”）。李隆基此时也兑现了当年的诺言，拿着一件黄袍，亲自要为儿子穿上，李亨当时的反应是边磕头边拒绝，表示自己要做回太子，还政父皇。搞了一辈子政治且也和自己父亲玩过这一套的唐玄宗当然不会当真，对李亨说：“天数、人心皆归于汝”，朕只要能安享晚年，就算你孝顺了。太上皇此时显然话中有话，李亨自然也就表决心接受了。

快到长安，父子情更是奔泻得一发不可收拾：李隆基进膳，李亨先尝；李隆基坐车，李亨亲自驾车。此情此景之下，太上皇发出感叹：我做了五十年皇帝，没觉得怎么风光；今天做了天子的父亲，才觉得风光无限啊。李隆基这话，听一半就够了，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李隆基应是心灰意冷，对皇权再无奢望，只求风光安逸地度过晚年；但在另一方面，他这些略显夸张的表态显然都是说给皇帝听的，极力显示自己对太上皇之位的喜爱与享受，让儿子安心，免生猜忌之心。

李隆基回长安后很知趣地将皇宫让了出来，住回当年做太子时住的兴庆宫。平心而论，李隆基的太上皇生活正如他当初设想的那样，不问朝政但却怡然自得。因为兴庆宫毗邻街市，太上皇还经常可以与民同乐，每当他在临街的场庆楼上出现之时，总会有长安父老顶礼膜拜高呼万岁，李隆基因此还经常吩咐宫人在楼下当街设宴款待父老。不仅如此，太上皇还经常邀请当年的旧臣近臣到宫中设宴款待，把酒言欢，重温开元遗事。

最让李隆基晚年大慰的有两件事。一是有很多最信赖亲近的人随侍左右：最亲的太监高力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女儿玉真公主、宫女如仙媛，还有那些奉他为祖师爷的梨园弟子；二是天伦之乐，尽管与儿子关系微妙，但用赵翼的话来说是“一堂有五天子”，儿子肃宗，孙子代宗，曾孙德宗，重孙顺宗，五世同堂，无论在民间还是皇家，这都是人间至乐。

如果故事在此收尾，李隆基的太上皇生活将堪称完美。然而，过了两年多的好日子之后，大太监李辅国的出现让这一切戛然而止。

李辅国是肃宗最器重的大太监，权倾朝野，但偏偏老资格的高力士和陈玄礼完全不鸟他。怀恨在心的李辅国于是就跑到肃宗那告黑状：太上皇住在兴庆宫，整日与外面大臣交往甚欢，尤其是高力士和陈玄礼这两人，他们很可能在密谋推翻陛下。现在我们当年那些跟随陛下灵武起兵的将士们，都觉得很不安。

据《资治通鉴》的说法，肃宗听后大哭，表示绝不相信太上皇有异心。李辅国此时使出了历史上的又一经典桥段，对肃宗说：太上皇固然不会，但他身边那些小人就很难说了，“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这就和港片里的那句名言一样好笑：“我虽然不想杀你，但我不能保证我的枪不走火。”

接下去，李辅国看肃宗没有明确反对，就直接兵谏了，760年七月，李辅国矫诏以肃宗的名义邀请太上皇到西内游玩，然后带领着五百刀斧手在路上包围玄宗一行，说皇帝认为兴庆宫太潮湿，派他来帮太上皇搬家，太上皇当时吓得差点从马上摔下。

尽管暗战不断，但如这样赤裸裸的兵谏，在中国太上皇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资治通鉴》在这一段还是给李隆基留了不少面子，说什么五百刀斧手之后被皇威震慑住，收起兵器没敢胡来，李辅国也气焰大减。但我只想强调一下结果，李隆基最终还是搬了家，临走前甩下一句漂亮话：我早就想搬了，只不过皇帝一直不愿意，现在正好遂了我的愿。

《资治通鉴》给李亨留的面子更大，一是说李亨对这次兵谏不知情，李辅国是“矫诏”——永恒的理由，坏事都是别人干的；二是说肃宗后来迫于所谓灵武起兵的众将压力，勉强同意了太上皇搬家。你信么？反正我是不信。对此，李隆基对高力士说的最有说服力：“吾儿为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看清楚了吧，是“惑”，不“矫”。

对李隆基打击最大的是，被迫迁居后，他晚年最亲近的那几个人——高力士、陈玄礼和玉真公主等也都被扫荡一空，高力士还惨遭流放，这一次，可就连“矫诏”的理由都没有了。之后，李亨又重新选了一百多个宫人放在太上皇身边监视，太上皇已成孤家寡人。

在太上皇最后两年的生活中，可能是李亨心中有愧，“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然而，李隆基已是万念俱灰，先是断了荤腥，只进素食，后来干脆宣布“辟谷”，身体每况愈下。

据《明皇杂录》的说法，李隆基的最后岁月，常轻吟据说是李白所作的《傀儡吟》一诗：“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

还是用一个深入人心的说法作结尾吧，这配得上玄宗的一生。根据《长恨歌》的叙述，带着对杨玉环深深的怀念，762年四月，太上皇在孤寂中死去，享年七十八。

又十三天，唐肃宗李亨驾崩。

太上皇的反击时代
——太上皇的退休生活（下）

在经历了唐朝那不堪回首的“裸退时代”之后，太上皇的命运自宋朝开始发生了深刻而戏剧性的转折。

宋明清三朝共出了6位太上皇，与唐朝流行的“逼宫”相比，这些太上皇的退位以自愿居多，完全缺乏如“玄武门之变”和“马嵬之变”这样的宫斗大场面；除国破家亡的宋徽宗和精神崩溃的宋光宗之外，这一时代太上皇的退休生活也来得惬意得多，不仅不用看皇帝脸色（更别说要过软禁生活），而且权力多凌驾于皇帝之上，在政治生活上往往是典型的“退而不休”。按说明英宗的太上皇生活并不如意，也曾形同软禁，但他却在任上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逆袭”，重新上岗，为这一时代的太上皇光辉岁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连出四个太上皇

中国历史上太上皇最为密集的年代就发生于宋朝。从宋高宗赵构开始，到宋孝宗赵眘，再到宋光宗赵惇，连续三任皇帝都做了太上皇，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朝内禅”。如果考虑到宋徽宗赵佶是宋高宗的父亲，说宋朝连续出了四个太上皇也算靠谱。

虽说顶着个艺术家的称号，但宋徽宗的退位绝不是什么淡泊权位，而是典型的临阵脱逃。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金兵在灭辽后大举南下，宋徽宗眼见不妙，便决定南逃避祸，他的本意是让太子赵桓监国替他留守开封，但朝中士大夫们却不干了，你皇帝逃可以，留太子做替死鬼也可以，但必须传位太子才能走。一心南逃的宋徽宗见状也很痛快，便于当月月底发过罪己诏之后，传位钦宗赵桓。当时才四十三岁的宋徽宗还承诺“裸退”，绝不做一个干涉朝政的太上皇。

但谁知道，当太上皇安全跑到东南之后，保命已不是第一要务，便又产生对权位的贪恋之心。在徽宗身边，聚集了当年身边的众多重臣，他便也在东南开始又发起了“圣旨”，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连物资也搞起了“禁运”。很难说，徽宗当时是不是产生了“划江而治”，在东南另立小朝廷的想法。

一开始，宋钦宗还没有精力去对付太上皇，忙于应付金兵围城的燃眉之急。但在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金军撤离开封以后，宋钦宗便迫不及待地对太上皇出手了。此时的复杂情况，用当时著名的太学生陈东的话来说就是“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显然，对于宋钦宗而言，攘外是必先安内的。

宋钦宗的对策是，尽快将太上皇从东南迁回开封，免得有另立中央的风险。在儿子的压力下，特别是此前饱受“花石纲”之苦的东南对这位太上皇也民愤极大，宋徽宗还是被迫回到开封。

太上皇没想到的是，他这次一回，立即就陷入了软禁状态。钦宗听从了大臣耿南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的建议，将徽宗身边的宦官清洗一空，都换上了钦宗的人，若干年后，甚至连宋高宗都愤愤断言：耿南仲“离间两宫，其罪甚大”。对此，《宋史·钦宗本纪》倒是玩起了春秋笔法，隐晦地说了一句“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

软禁之初，太上皇和皇帝尚有书信往来，写信时往往语带讽刺地“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但在这年十月的太上皇44岁生日宴会上，双方的矛盾彻底爆发。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太上皇“满饮，乃复斟一杯以劝上。而大臣有蹑上之足者。”说白了就是，大臣担心太上皇给皇帝喝的是毒酒，劝告皇帝别喝，于是，钦宗“坚辞，不敢饮而退”，徽宗“号哭入宫”。

正当宋钦宗将“攘外必先安内”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金兵此时兵临城下，这对父子的“靖康内讧”以双双成为亡国被俘之君而告终。据载，父子相见于金营，先是“号泣久之”，徽宗之后便斥责钦宗：“汝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最没品的是，徽宗竟然上书金军统帅“撇清”自己的责任，声称自己早就不干预朝政，之后金国与宋朝的不愉快和自己没有关系。

令人唏嘘的是，在悲惨的战俘生涯中，在失去了皇权的诱惑之后，这对父子终于重归于好，像普通父子那样相依为命。一次不堪凌辱的徽宗准备悬梁自尽，为钦宗所救，父子抱头痛哭；数年后当徽宗死后，金人将徽宗尸首架到石坑上焚烧，烧到半焦烂时，用水灭火，将尸体扔到坑中，据说，如此可使坑里的水做灯油。钦宗悲伤至极，也要跳入坑中陪葬，但被人拉住，而理由竟是——活人跳入坑中后，水就不能做灯油用了。

我猜，当太上皇去世的那一刹那，他心中最恨的儿子早已不是当年和他斗得你死我活的钦宗，而是那个始终不肯“迎二帝”带他回家的儿子赵构。

赵构，后来也做了太上皇。赵构这个太上皇最为特殊的是，他传位的人竟然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原因也挺龌龊，某次赵构在扬州行床笫之欢的时候，突然听到了金兵奔袭的消息，从此惊吓得丧失了作为一个男人的资格。

虽说不是传位儿子，但赵构退位却堪称毫不恋栈，让后世的史家捧上了天，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将这次退位视为千古所未有的和谐。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高宗禅位于孝宗，难得的是，高宗禅位仪式上不仅没放话说以后仍要“抓大事”，还自我批评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完全一副卸了担子如释重负的模样。

赵构退位后，和寒窗十年的中学生上大学后的“放羊”没什么区别，完全是享乐主义当头。他玩得一点都不比父亲徽宗的“花石纲”小，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将西湖水引入退居的德寿宫内，主打人造西湖；每月光零花钱就四万贯，过生日时还让孝宗奉上重金作为厚礼；最不像话的是，太上皇还做起了“寻租”和偷税的生意，他从孝宗那里要来了“免税权”，然后高价向外卖出，最后闹到连拉粪船也都插上德寿宫的旗帜，荣登当时最流行的政治笑话。

从这个角度来说，宋孝宗和太上皇的关系简直是一种“岁币”关系，就像宋朝和辽国金国的关系差不多，你给我钱花，我还你一个平安。

虽说宋高宗退休后忙于享受不太干预朝政，《宋史》也特别称赞孝宗“能尽宫廷之孝”，但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却指出这一切只不过是表象，实际紧张与冲突在日常屡见不鲜，甚至将两人的关系定义为乾隆与嘉庆的关系。先不说余先生是否对宋高宗要求过于苛刻，毕竟高宗与孝宗的关系大体上还是维持得不错，但余先生有一点肯定没说错，与金的和战大计仍决于太上皇。《四朝闻见录》中就说，孝宗常向高宗力陈他出兵北伐的建议，一次太上皇终于忍无可忍，明确告诉皇帝：等我百年之后，你再讨论这事吧（“大哥，俟老者百岁后，尔却议之”）。自此，孝宗再也不敢提起北伐这个话题。

高宗与孝宗关于北伐的分歧与其说是“权力之争”，更不如说是“政见之争”，毕竟，高宗退休后明确要保留的权力也只有“和战”的决策权。对于高宗而言，与金的议和政策或许是长时间的习惯，更可能是他一生功过的关键所在，他不容许继任者有所质疑甚至改道行之。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在做了创中国历史之最的二十六年太上皇之后，宋高宗驾崩，享年八十一岁。对于孝宗来说，这之后本是他独立执掌整个帝国的难得机遇，但没想到，仅过了一年多（淳熙十六年二月），孝宗便又禅位给儿子光宗赵惇，也做上了太上皇。

高宗驾崩后，尚是太子的光宗便已蠢蠢欲动，还曾公然发出过“臣发已白”的抱怨，希望父亲效法高宗，早日将皇位传给自己。心愿得偿之后，宋光宗却失望地发现，太上皇完全没有彻底交权颐养天年的想法。孝宗退位之初，先是为儿子指定了自己的近臣周必大任左相，又是要求儿子“一月四朝”，以求借此间接控制朝中大政。

如果说光宗自己出面和太上皇暗暗争夺皇权也就罢了，皇后李凤娘也极力撺掇皇帝和太上皇作对，一次在立太子的问题上，这位李皇后竟然干脆和太上皇当面吵了起来，惹得孝宗勃然大怒。

在这场宫斗即将进入高潮之际，刚即位两年多的宋光宗突然患上了精神病。据余英时先生考证，“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地指出，光宗的精神失常主要是孝宗的压力逼出来的”，而在这其中，李皇后与太上皇的交恶直接让光宗陷入了“双面胶”的窘境，对于光宗患病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得病之后，宋光宗又做了两年多皇帝，期间基本上就断绝了和太上皇的来往，任凭大臣用孝道相逼，他就是不去，甚至在太上皇于绍熙五年（1194年）年初患重病后依然如是。这年六月，当传来太上皇驾崩的消息之后，宋光宗竟然拒绝服丧，酒照喝，舞照跳。这下可惹了众怒，要知道，这已是理学的时代，不孝特别是皇家的不孝简直是大逆不道的，当时甚至已有了兵变的征兆，朝野都以为“覆亡祸变，倏忽目前”。

太上皇出殡的前一天，眼见光宗已不可能亲自主持这一意义重大的仪式，朝中大臣们只得上奏太皇太后吴氏（高宗之妻），紧急推出了光宗的皇子嘉王赵扩，宣布由他继承皇位，从而主持宋孝宗的大丧。宋宁宗赵扩，也由此成为了历史上唯一一个因为没有人主持皇家葬礼，而即位的皇帝。

据说当这位资质平庸的嘉王听说了即位的消息之后，吓得绕着殿柱逃避不止，连说：“做不得，做不得”，后来在太皇太后的“逼迫”之下，才勉强同意。太皇太后之后也主持了一场太上皇（光宗）缺席、新皇帝勉强的内禅仪式。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光宗就这样成为了太上皇，在他不犯精神病的清醒时刻，他始终拒绝接受退位的现实，时而失声痛哭。在痛悔与疯癫的间或之中，太上皇竟然还衣食无忧地活了六年之久。

正是由宋宁宗开始，南宋迈开了走向衰败的第一步。

国家囚徒的逆袭

如果说宋徽宗是因为担心被俘而南逃成为了太上皇的话，明英宗则是因为被俘而被动（非被迫）成为了太上皇。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三十万明军在土木堡之变中土崩瓦解，明英宗朱祁镇也成为了瓦剌的俘虏。被俘之初，瓦剌感觉奇货可居，带着明英宗在边境招摇撞骗，试图以皇帝的名义诱骗边城投降。

明朝那边自然也不甘受制于人，当年九月，孙太后与于谦等朝廷重臣立郕王朱祁钰（英宗的弟弟）为帝，年号景泰，尊英宗为太上皇。朱祁钰上台后的表现也相当不错，即位次月便在于谦的辅助下打赢了北京保卫战，大明王朝也由此转危为安。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朱祁钰对于迎太上皇南归非常不积极，英宗这个人质很久便完全失去了政治意义，再加上，在战俘营中成为太上皇的朱祁镇据说很有些交际能力，竟然和包括也先在内的瓦剌权贵有了相当好的私交，被俘次年（1450年），明英宗竟被也先放回了北京，据说分别时，两人还作泪洒惜别状。

一回北京，在瓦剌明为战俘实为贵客的英宗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囚徒，连个盛大的欢迎仪式都没有便被软禁于东华门外的南宫。封锁一切政治生活倒也罢了，英宗连基本的日常生活都未得到保证，由于门窗紧闭，门锁灌铅，吃饭都只能开一个小窗传递，据说由于餐饮标准不高，英宗皇后还不得不做些针线活来贴补家用。景泰帝后来竟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为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派人将南宫树木全部伐光。据《明史》记载，在太上皇的生日以及过年之时，百官们都曾联名要求朝拜太上皇，“皆不许”。

朱祁钰登基之时，曾承诺将来传位于英宗之子而不是自己的儿子。但即位四年之后（1453年），朱祁钰便打破了金口玉言，废了英宗长子朱见深的太子位，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但谁料没几年这个儿子还死了。

做了七年国家囚徒之后，明英宗突然迎来了命运的转机。虽说朱祁钰为了防范太上皇可谓是机关算尽，但谁料景泰八年正月（1457年），朱祁钰突发重病，大将石亨、大臣徐有贞联合太监曹吉祥随即发动政变，半夜将英宗从南宫带出入皇宫正殿，次日上朝时英宗突然出现宣布复位，群臣在惊骇之中也只得奉旨，史称“夺门之变”。

英宗复辟之后，迅速将病中的景泰帝改回当年的封号郕王，赶到“西内”囚禁了起来。病怒交加的朱祁钰在不久后就一命呜呼，时年仅三十岁。英宗的回应是，将弟弟之前给自己造的“寿陵”直接毁掉，按亲王礼葬在北京西山。一直到成化十一年，当年被朱祁钰废掉的那个太子朱见深即位之后不念旧恶，为叔叔“平反”，才重新恢复了朱祁钰的皇帝之号。

朱见深当时的理由是，父皇明英宗生前受奸臣挑拨，之后悔恨不已，没来得及为叔叔平反就驾崩了，现在他只是为了酬父皇未完成之愿而已。

嘉庆：毕竟不是光绪

对于乾隆这位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太上皇，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给出了一个相当简明的阐释：太上皇与皇帝嘉庆的关系，就好比慈禧与光绪的关系。

余先生的比喻可能过于夸张，但以皇权而言，乾隆无疑是历代太上皇中权力最大的，从执政到训政，退位和不退位没有什么差别，嘉庆行使的不过是礼仪上的权力。不过和光绪相比，嘉庆是要幸运得多，一是他从未有过通过宫廷政变而亲政的想法，不然结果一定是被废；二是他活得毕竟比乾隆要久，太上皇驾崩后他终究当了22年的实权帝王，不像光绪和慈禧前脚后脚死，一天都未乾纲独断过。

乾隆是个爱面子的帝王，他在即位之初曾发下誓言，最多在位60年，绝不超过皇爷爷康熙的61年。1796年的正月初一，将六十年之期用得非常充分的乾隆宣布传位十五子嘉庆，当天的传位仪式上，据说乾隆当时就是不肯将皇帝玉玺交出来，最后实在是因为不合礼制，才悻悻地交了出来。

玉玺可以交，权力不会交。乾隆退位时就宣布，自己身体康健，精力充沛，仍要送新皇帝一程。一开始乾隆还声称要发扬风格，将养心殿让与儿子，因此还专门修了座宁寿宫给自己，谁知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一直到死都没从养心殿搬出来。最扯的是，紫禁城内继续使用“乾隆”的年号，“嘉庆”的年号只对外不对内。

关于乾隆的太上皇生活，我们实在是太过熟悉无甚可说了，平日里流传最广的就是和珅利用太上皇口齿不清实际上把持了朝政，让嘉庆怀恨于心，等乾隆驾崩后，就有了“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孟森先生在《清史讲义》中记录了一则有趣的段子，说和珅为了讨好嘉庆，也常将太上皇的旨意拿去汇报给嘉庆，谁知嘉庆根本不接招，自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于是和珅愈加跋扈。

虽说乾隆这种退而不休的状态貌似尽人皆知，但正如孟森所说，其实正史中“然无正大之记载”。这方面最权威的史料来自当时朝鲜使臣的见闻，据孟森引的《李朝实录》，乾隆在接见朝鲜使臣时曾不能更明白地表示：“朕虽然归政，大事还归我办。”还说嘉庆陪太上皇时，太上皇笑他就跟着笑，太上皇高兴他就跟着高兴，简直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在当了三年太上皇之后驾崩。父皇驾崩次日，嘉庆便对和珅下手，到了正月初八，更是直接将和珅送入天牢。

压抑了那么多年，嘉庆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时代，尽管这又是一个由盛转衰的转折时代。

失败者的中国史

灭元者，清也

谁来决定一个王朝的终结与否？

对于元朝的灭亡，正统的说法是亡于1368年，徐达领兵攻陷元大都，元顺帝在破城前星夜逃遁，用明朝官方编纂的《元史》来说就是，“大明兵入京城，国亡”。

这自然是一个挺正确的说法，至少对于明朝人而言。可是对于“被灭亡的”蒙元来说，这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荒唐说法（史观）了——朝廷在，皇帝在，也没宣布投降退位，凭啥说我大元亡了。

元人何尝又不是如此，其实不就离开北京迁个都么，再说还有漠北草原在。先不说别的，就连“元顺帝”这个谥号元朝人就不会同意，这本就是朱元璋“赞赏”前朝皇帝“顺天命退避而去”而强加于人的说法，“元顺帝”在蒙古人那边的正经叫法是“元惠宗”。阴暗地说，“元顺帝”是多损的一个称呼啊，朱元璋分明就是在说，算你小子识相，跑得好，也懒得脏了我的手。用现在的语言表述，这和叫人“范跑跑”也就是一回事。

当然，这样的语言政治学在元朝开国之初也有先例，据说和哥哥忽必烈争位失败的“阿里不哥”，名字中的“不哥”也是忽必烈和手下刻意“翻译”出来的，“不把哥哥当哥哥”的弟弟不是一个好弟弟。

站在元人的角度，的确很委屈，1368年不就丢了一个都城么，就在史书中“被”灭亡了，那为啥宋朝丢了开封，宋高宗赵构在杭州成立的朝廷就还能是宋朝，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民族歧视嘛。或许元人还可以自辩说，宋朝连皇帝太上皇（徽宗、钦宗）都被金人俘虏了，大元皇帝至少还“全身而退”了。更别说，在1368年丢掉北京时，大元朝不仅据有蒙古高原本土，东北、甘肃和云南事实上也还在其手中，领土面积甚至比当时的明朝还大，等最后丢掉云南这些地方一直要拖到元顺帝死后的1381年了。

对于“偏安”漠北后的元朝政权，后世的官方说法叫“北元”。在这里得稍微多说几句，历史上所谓“后汉”、“北周”、“南唐”、“南宋”、“后金”什么的都是我们后世“约定俗成”地给这些政权加的“前缀”，其目的只是为了与前代同名政权区别而已，其实这些政权从来就没有在自己的国名前加上这些莫名其妙的“前后”“东南西北”的前缀，“南宋”是宋，“南明”还是明，“蜀汉”也就是汉，“北元”更是元。但被加了这些前缀后，多少会搞得这些朝廷有点不正宗不正统的感觉。

不过，元朝在成为“北元”后，日子确实也过得颠沛流离，从朱元璋到朱棣时代一直被跟在屁股后面打得一败涂地，在草原里也越逃越深，朱棣为了斩草除根还屡次率大军亲征。但逃归逃，败归败，北元朝廷却从来没被一锅端掉。

对于北元的灭亡时间，史学界内部也是争议很大，有种流行的说法是北元的皇帝后来被打怕了，或者说是绝了“反攻中原”的念想，再或者说北元内部如台湾一样“蒙独”思想逐渐抬头，反正就是不自称“大元”了，偏安蒙古“一隅”独立建国了。

对于这一说法，反对的意见也相当多，我在这里也就不展开了。我想强调的是，在北元数百年的历史上，除了很短暂的年代，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子孙，也就是所谓的“黄金家族”一直至少是名义上的北元之主。北元最荣耀的时刻，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土木堡之变，传统的说法都是说明英宗被“瓦剌”太师也先所俘，但不可忽视的是，作为蒙古支系的“瓦剌”当时仍然奉大元大汗脱脱不花为主。或者说，其实，明英宗就是被他们并没有消灭掉的“大元天子”或“元朝余孽”打败并俘虏了，当然，这是为明朝官方所讳言的。

对于蒙古人来说，他们对于成吉思汗的崇拜已深入骨髓，他们无法容忍“黄金家族”以外的人成为大元之主。唯一的例外就是刚刚提到的也先，当然，他仅仅过了一年瘾，就在众叛亲离中被杀。大元的天下，总归是成吉思汗子孙的。

北元持续的时间之长可能会超出大多数人的预期。自“元顺帝”起，北元的世系一直传了二十八代，而至崇祯为止的明朝皇帝不过才传了十六代而已。那么，是谁最后灭掉了“元”？

北元明确的灭亡时间是1635年。1634年，北元的最后一位大汗林丹汗在战败后“驾崩”，而击败他的不是别人，是皇太极，可以说，林丹汗与皇太极的战争事实上是决定中国北方命运的一战，如果林丹汗赢了，可能也就没有皇太极称帝更没有大清朝了，更夸张的是，可能最后灭掉明朝是复辟成功的“大元”了。林丹汗败亡的次年（1635年），八旗军最后消灭了林丹汗的余部，作为北元灭亡的标志性事件是，在传说中神秘了几千年的“传国玉玺”最后落到了皇太极手中。

说到这里，我终于可以很有勇气地告诉你，消灭元朝的可不是明朝，“灭元者，清也”。当然，在皇太极灭元的1635年，还没有大清，那时还叫“金”（后世叫“后金”），这就更具有历史魔幻感了。几百年前，是蒙古人灭了以前完颜家那个“金”，现在爱新觉罗家这个“金”又给祖先报了仇，回过头来灭了元。事实上，就在皇太极灭“元”的第二年，他就即了皇帝位，大清朝自此立国。

以1635年为终点，北元延续了整整267年。而我们所说亡于1368年，仅仅有97年短寿的元朝，在这个新的历史版本中，成为国祚长达364年的“元朝”。可笑的是，这个元朝灭亡后仅仅9年（1644年），大明朝也在崇祯上吊后亡于李自成手中。也就是说，大明和大元其实一直是“一个中国”旗帜下始终共存的两个政权。

大明王朝在台湾

稍等，游戏还没有结束，在这个新的历史逻辑中，明朝远不是亡于1644年。

对于明朝的灭亡时间，史学界也素有争议，毕竟，崇祯这个明亡国之后，还有“南明”，虽然，在清朝的历史观中，南明也就是“前明余孽”，只是游击队罢了，当不了真。

不过，借用以上的逻辑，既然北元可以算作元，南宋可以算作宋，为什么南明不是明？借用朝鲜学者成海应在《正统论》中的口径：“皇明虽残破，然弘光皇帝在南都，则正统在南都；隆武皇帝在福州，则正统在福州；永历皇帝在桂林、在缅甸，则正统在桂林、在缅甸者，天下之正义也。永历皇帝崩，正统于是乎绝矣……”

好吧，按照正统的历史说法，1661年，吴三桂在云南最后灭掉了南明政权。当然，你也可以说，吴三桂在次年（1662年）才在缅甸最后抓住了永历帝——大明朝亡于缅甸。

请原谅我的索求无度，对于明亡于1661而不是1644这个结果，我仍然不太满足。千万别忘了，1661年南明亡国之时，奉大明为正统的郑成功还在。既然大明的臣子郑成功还在，如果站在大明“脑残粉”的立场上，你们凭啥说大明就亡了，按照中国历史的惯例，至少要给个“东明”的说法吧。

根据连横的《台湾通史》，郑家退守台湾之后，朱元璋的直系子孙——“宁靖王”朱术桂也跟着来到了台湾，成为了“大明正统在台湾”的一个“铁证”。尽管郑经或出于一些自立为王的想法，并没有让朱术桂坐上大明皇帝宝座，但在明面上总是奉这个“宁靖王”为大明代言人的。一直到1683年，也就是康熙派施琅攻台那一年，朱术桂在知道了郑克塽的归降打算后，才和五个妃子先后一起自杀身亡，死前朱术桂身穿玉带龙袍，并留下绝命诗“艰辛避海外，总为几茎发。于今事毕矣，不复采薇蕨”。

令人扼腕的是，朱术桂的自杀完全采取了向先帝崇祯“致敬”的方式——自缢。直至在今日的台湾，朱术桂仍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台南市区有“五妃庙”，高雄湖内乡有“明宁靖王墓”，高雄市区有“宁靖王庙”。当然，这些“景点”是大陆游客不太有兴趣的。

1683年，在明朝的最后身影凋零于台湾之后，我终于可以承认，明朝是彻彻底底地亡了。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的朱一贵起义中，这位冒牌朱明宗室还给了朱术桂一个名分——“明懿宗”。

三国里从来没有“蜀国”

如“北元”和台湾朱术桂这样的前朝往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只是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罢了。归根到底，这是一个有关“历史解释权”的问题。比如说南宋的灭亡时间，有一种说法是亡于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5岁的宋恭宗被俘。比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就采纳此说。这种说法遵循的基本历史逻辑与元亡于明军进京，明亡于闯军进京基本一致。

但一个显然更有感染力的版本是，临安城破后，张世杰与陆秀夫带着先后被立为帝的南宋二王（益王赵昰、卫王赵昺）出逃，在南方坚持抗元，其中也不乏如文天祥这样的忠臣义士，一直到1279年的最后一战“崖山海战”中，宋军大败，陆秀夫背负8岁的幼帝赵昺蹈海身亡，张世杰杨太后获悉后也跳海殉国。至此，宋朝正式灭亡，故也有“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断语。

对此，即使是元人编纂的《宋史》竟也不得不承认，“张世杰死遂宋亡”。但《宋史》中却也颇纠结地不承认赵昰和赵昺的帝位，将陆秀夫和张世杰的1276年后的“坚持抗战”贬为“宋之遗臣，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可谓不知天命也已”。

我们可以合理想象一下，如果张世杰与陆秀夫一直带着小皇帝在沿海漂啊漂，游而不击很多年，是不是宋朝就不算亡了呢？那么，这就又回到了“北元”在蒙古和明朝在台湾的历史逻辑中，为什么大元朝廷好端端地跑到了蒙古高原，朱家子孙仍然在台湾的郑家政权下称王，就一定要被看做“亡国”了呢？

再比如说“辽朝”，正统的说法是说辽亡于1125年，天祚帝被金军所俘。但辽国宗室耶律大石很快率军西征，在西北中亚一带重建了规模宏大的大辽帝国，史称“西辽”，将辽朝的国祚又延续了上百年之多，期间还曾谋划东征金朝以图光复故土。在西辽的辽人心目中，大辽显然没有亡于金国。

最后，必须要说一个被我看做中国历史一大骗局的说法。无论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里面都爱强调“蜀国”，即所谓的“魏蜀吴”三国。而事实上，置于当时的历史中，哪里有什么“蜀国”，这个“蜀”其实就是“汉”。

公元220年，曹丕篡汉称帝，改国号为“魏”。次年，刘备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在成都称帝，意在延续汉朝大统，国号自然仍是“汉”。正如钱穆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中所说，刘备是“汉昭烈帝”而不是“蜀昭烈帝”，诸葛亮在《出师表》说“汉贼不两立”，而不是“蜀贼不两立”。按照钱穆的折衷说法，当时历史上没有蜀国，我们不得已而称之，但至少应称“蜀汉”，以示别于前汉、后汉，而不能单称之“蜀”。

直白点说，将地名“蜀”说成国号，就像说四川是国号那么可笑，或者你不把“南宋”称为“宋”或“南宋”，而说人家是“南”。

对此，正经的司马光老夫子在《资治通鉴》中颇为踌躇，书中有“汉丞相亮率诸军入寇”的句子，但既然称诸葛亮是“汉相”而不是“蜀相”，那么，又何来“入寇”一说呢？汉相率军进攻“篡汉”的曹魏，怎么看都应该是“讨贼”吧。

而为啥陈寿在《三国志》中要改“汉”为“蜀”呢？只能说，迫于陈寿在晋朝为官的政治现实，或者他本身就是一个“大魏沙文主义者”，他不能不由“尊晋”而“尊魏”（晋朝的天下就是从魏禅让而来），他在《三国志》中只有为魏帝作传才称帝王级别的“本纪”，蜀吴诸帝都是臣子级别的“传”。所幸，陈寿这套“化汉为蜀”说并未一统历史，比如说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就把“蜀汉”作为正统，据朱熹说，他就是因为看到《资治通鉴》中有“诸葛亮入寇”一说，感到不称意，才存心来改写。

一个历史细节是，陈寿虽为晋臣，但生于刘禅时代的“蜀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史书中“消灭”蜀汉和汉的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为蜀汉人，死为蜀汉‘贼’”了。一个有争议的说法是，陈寿之父曾为马谡的参军，马谡失街亭被斩之后，陈寿之父也被牵连受罚，因此陈寿可以说与诸葛亮和“蜀汉”有私怨和家仇。不能排除，陈寿在《三国志》中的“尊魏贬汉”是夹带私货。

但钱穆也为陈寿辩护说：“我们也要为陈寿着想，他不能称三国为‘魏汉吴’，因‘汉’是王朝名，所以当时魏人决不会称‘蜀’为‘汉’，汉则已让位给魏了，在魏人定称它是‘蜀’。”

设想如果陈寿将“蜀”还原为“汉”，那么《三国志》也得跟着颠覆，自称得位于汉献帝禅位的曹丕就彻底成了乱臣贼子，魏更不是一个正统的政权，因为，汉朝还没有亡，汉朝的正统就在刘备那里。而对于陈寿入仕的晋朝来说，如果魏不是正统，那么自魏禅让而来的晋就更不是正统了，晋又岂容陈寿“化蜀为汉”。

从蜀汉到北元，这仍然是一个“历史解释权”的问题。如果坚持“汉”而不是蜀，那么，汉朝就不是亡于220年，汉朝的末代皇帝也不是汉献帝；汉朝应该亡于邓艾攻入成都、刘禅投降的263年，汉朝的末代皇帝应该是“汉仁宗”刘禅——匈奴人刘渊给追封的。

谁来决定一个王朝的终结与否？在胜者的历史叙述中，这一最终历史解释权自然是胜者的法定权利。平心而论，胜者的视角是一个很重要或说最为重要的参照，汉朝亡于献帝禅位，元朝亡于明军进京，明朝亡于崇祯自缢，这自然也没错；但既然要给一个国家宣判死刑，是否也应从败者的角度，书写他们的“历史年表”——汉也可以亡于刘禅请降，元也可以亡于明清之际，明也可以亡于施琅攻台——败者的历史叙述何尝不是一种“平行世界”，“败而不亡”更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巨大历史存在，远不是一句“前朝余孽”可以轻松带过。

偏安也好，流亡也好，小朝廷也好，你说他亡了，可他分明还在那里。

汉朝在“蜀”的故事，北元在漠北的故事，明朝在南京、福州、桂林的故事，这也就是曾发生在台湾的故事。

败者的故事远未终结，有一个人“汉贼不两立”的声音还在历史中回响。

少数民族王朝的日本代言人

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书写中，中原王朝史观在大多数时候似乎是唯一的政治正确，少数民族王朝不仅相对边缘，而且戴上了很多顶诸如野蛮、暴力和残酷这样的大帽子。如果不是蒙古人“一意孤行”地为少数民族兄弟鸣不平的话，二十四史里恐怕只剩下二十二史，只有《宋史》，没有《辽史》和《金史》。

即使到了这个时代，异族王朝仍然带有原罪的基因，我们习惯于流传这样的段子：契丹人如何无耻地割占了燕云十六州，女真人如何残暴地勾结秦桧杀害了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不过他们都不如蒙古人，蒙古人如何人神共愤地灭掉了中华文明的顶峰宋朝，又如何推行反人类的民族压迫政策。

还好，少数民族王朝们还是迎来了他们的知音和代言人：杉山正明先生。杉山正明在《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一书中，几乎在每个章节都不忘抨击一下“大汉族主义历史观”，像一个勤恳的环卫工人一样为“草原征服者”们洗刷着“不白之冤”。更重要的是，如姚大力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说，将少数民族政权作为“积极正面的主角”，“由他们来贯穿从唐到元的中国史进程”。

翻案先从辽（契丹）开始。“与南边共存的北宋相比，契丹国一直被以一种非常逊色的印象谈及”，杉山正明对此的翻案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第一，我们惯常认为虽然北宋的军事力量逊于契丹，但在文化上却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在杉山正明看来，从近年来考古的发现来看，契丹的绘画水平未必不如宋，甚至是代表了中国历史最高制造水准的北宋陶瓷业，随着近年来契丹官窑的发现，也很难说宋朝就一定占据了优势。

看到这里，我们只能默默地咕哝，杉山正明的这一判断让米芾、张择端和郭熙这些北宋大画家情何以堪啊，又将中国文化中已被神化的北宋四大官窑置于何地呢？

第二，关于澶渊之盟。这在我们的“大汉族主义历史观”中显然是一个著名的“不平等条约”，但在杉山正明看来，“北宋文化发展的最大原因，首先要归功于这个条约”，“假如没有澶渊之盟所确立的和平共处的体系，这个军事力量极弱的王朝恐怕早就不存在了”。

按照杉山的说法，“澶渊模式”确立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方式，和平时间长达一百多年，“为世界史上所罕见”。在一方面佩服日本学者的国际视野的同时，也可以稍稍比对一下，无论是拿破仑倒台之后的“维也纳体系”（满打满算100年），还是“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20年），还是“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所维持的和平时间的确都不如这个被我们所鄙视的“澶渊模式”。在此，杉山也顺便攻击了一下宋朝，说宋真宗是一个“卑贱又可笑”的人，而澶渊之盟也是被“势利”的北宋单方面撕毁的。至少后一点他没有说错，北宋在金灭辽时突然对辽宣战的确非常不厚道，完全有违于一个所谓的文明高度发达国家之所为。

对于“皇汉”们（当年的大汉族主义者）来说，南宋在岳飞死后与金签订的“绍兴和议”，在屈辱程度上还要远高于澶渊之盟，但是，杉山仍然对此赞不绝口，称绍兴和议是“澶渊模式”的再现，“依照国际条约达成的和平共处方式，是亚洲的东方创造出的历史智慧”。

对此，国内蒙元史的扛鼎人物姚大力先生在《疾驰的草原征服者》序言中说，习惯于在“中国的”与“汉族的”之间画等号的读者对这样的看法很可能会极不愉悦，“一种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后形成的有等差的外交关系框架内实行‘和平共处’，比起兵连祸结的长期恶斗，难道不是双方都更愿意接受的结果吗？”更何况，这种方式也不是辽金的创造，“它只沿用了汉室王朝早就发明的‘朝贡’体系，不过又把它倒转过来，让一向习惯于接受别人前来朝贡的一方变成了向别人朝贡的一方而已！”

作为日本最重量级的蒙古史专家，杉山正明最强大的翻案火力自然也留给了元朝。事实上，除了这本书，他这两年在华出版的另外两本书——《游牧民的世界史》和《忽必烈的挑战》均将重点放在了为蒙元辩诬的立场上。

撇开如“蒙古时代真正把中华引向了通往‘多民族之巨大中国’”这样的宏大叙事式的赞美不谈，杉山在三本书中谈到了三点一定会让将“中国的”与“汉族的”画等号的读者极其不愉悦的历史细节。

请此类读者做好愤而撕书的心理准备。第一，杉山认为，与形象被塑造为残酷野蛮杀人如麻的蒙元相比，“文明国家”宋朝在某些方面才是真正的残酷野蛮。杉山在《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举“凌迟”为例称，这一极刑在唐代并不存在，到了宋代特别是宋真宗之后反倒盛行一时，而蒙元呢，不仅“凌迟”不存在，连死罪也判得“很少”。总之在杉山的笔下，蒙元简直是一个几乎消灭了酷刑，每一个毛孔都洋溢着法治文明的国家，他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中也有专门一节命名为“蒙古残酷论的错误”。

第二，中华文明在蒙元时代被“发扬光大”。杉山在《忽必烈的挑战》一书中专门用了“蒙古是中国文明的破坏者么”一个小章节来说明这个问题。他以南宋的都城杭州为例指出，与中国历史上惯常的《芜城赋》这样的逻辑完全不同的是，蒙元时代的杭州实现了“持续繁荣”，甚至说，由于蒙元“世界帝国”的背景，“世界各国而来的人群、事物、文化聚集”所带来的繁荣程度“远胜过南宋”。杉山不无讥讽地写到，当蒙古人离开北京退回草原后，北京在明军的破坏之下“转瞬间就变得冷清寂寥”。

第三，元代的种族压迫问题。让我异常惊讶的是，杉山在《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竟然否认了我们从初中历史教科书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种“高谈阔论”：蒙元严格执行着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等级身份制度。无疑，这正是正统历史叙述中指认元代种族压迫的一个铁证。杉山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说法，因为它契合了蒙元的“野蛮印象”，而事实上，这种现象“仅限于后来所恢复的科举应试的极小范围”。

《忽必烈的挑战》中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论述。杉山在这本书中强调，“元代社会四阶级”其实是一种“极端误解”，“蒙古几乎未对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的相异有过什么拘泥”。他指出，所谓被排挤到最下层的“南人”并未有遭受到被特别残酷虐待的证据，而最上层的蒙古人，在元代穷困潦倒卖妻求生的事情也并不罕见。

杉山认为，将蒙元视作野蛮与非文明的妖魔化在元代就开始出现，但问题是，蒙元政府对此并未采取明确的应对措施，既无镇压，也没有进行言论控制。多么感人的时代啊，要知道，在美国还有斯诺登事件呢。

在杉山看来，对蒙元的最终恶评是在清代确立的——一个在言论控制上与元代截然相反的时代。而原因竟然是，清代知识分子碍于文字狱，不敢直接批评清政府，只好借批评同为少数民族政权的蒙元来借以“影射”。对此，我们自然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好比，时人去批评清朝文字狱，批评秦始皇焚书坑儒，批评汉武帝独尊儒术。但对于被作为“影射标的”的蒙元来说，我觉得，这才是窦娥冤吧。

对于大汉族主义立场下的妖魔化，杉山的评价简直有点毛骨悚然，“汉文文献的可怕性，无可比拟。欲加以美化、圣化，则极力粉饰；欲加以贬毁、污蔑，则竭力丑化”。

以我的立场，杉山正明对于大汉族主义史观的批判，为中国历史上长期被贬抑的少数民族政权“代言”站台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总体来看，还是有点用力过猛，一些如“元不存在四等级制”、“元代文明程度不逊于宋朝”这样的说法或暗示有点过于耸动，至少在以上三本书中缺乏深入论证，反而削弱了翻案的效果。

最后，还是忍不住说一点未必合适或有民族主义之嫌的“诛心之言”。自上世纪初以来，日本史学界特别是著名的“京都学派”，对于中国历史的关注点就高度集中于边疆民族史地的研究之上，鸟居龙藏、白鸟库吉和矢野仁一这些日本顶级历史学者，他们在抗战前提出的一些理论（如“满蒙非中国论”）尽管在学术上很有建树，也很难说全然是配合日本肢解中国边疆而打出的政治牌，但在客观上，的确曾被日本军方利用过。

作为京都学派的继承人，杉山正明自然也继承了前辈重视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传统，但或许可以说他比前辈们幸运的是，他在这个时代批判“大汉族中心主义”，从而建立某种少数民族政权史观，在政治上要正确得多，也不会再与“侵华”拉上关系。

但是，狡黠地想，对于杉山正明这一代史学家来说，他们用力过猛、近乎偏执地为中国少数民族政权代言，难道就没有一点“立场先行”的因素么？进而可以问，他们的立场为何总是偏向于异族政权？

在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代言时，日本学者会不会“入戏太深”，就如同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代妇言”一样，将历史上的日本也附会想象成“异族”的一个倒影，在潜意识中对“中国中心主义”有着天然的反感（他们在东亚的历史叙述中也曾被边缘化），对少数民族政权有着天然的好感？

这样说不知道可以不，在潜意识中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立场先行，自诩客观的历史学家也概莫如外。或许，“程序客观”就可以了吧。

不要去问杉山正明，你为什么这么爱中国的少数民族王朝。想多了，就没意思了。

“哲人王”乾隆

儒家曾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从前，有一个叫“道统”的玄妙东西，这大概比传国玉玺丐帮打狗棒什么还要贵不可言，它从尧舜禹开始一路传下来，传到了商汤，再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在这个神话一般的历史阶段，“道统”的持有者都是古代圣王，用后世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他们将“政统”与“道统”合二为一，既是政治上的伟大领袖，也是意识形态上的革命导师，内圣外王，政教合一，好生了得。

这是一个让历代士大夫最为景仰的伟大时代。但很可惜，按这个经典谱系，在周公以后，“道统”和“政统”永永远远地失散了，皇帝是皇帝，圣人是圣人。比如说周公的继承人孔子，就有个“素王”的称号，大意就是孔子“有德无位”，虽然掌握了道统，但却不是政治上的帝王，就只好做个无冕之王。

在这个由韩愈首创的传说谱系中，孔子之后道统就传到了孟子手中，正是所谓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在程颐、朱熹他们看来，孟子之后道统就是失传了，到了宋朝才由程氏兄弟和朱熹一路接上，然后传啊传，总归这个不明觉厉的道统总是在儒家的读书人手中。

即使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的盛世之君也和“道统”挨不着边，他们再牛，也只是政治之王，别想跨界当圣人。

可以说，后世帝王们大多安于在很有前途的政治道路上走专业路线，用西方人的话来说就是，让凯撒的归凯撒，让上帝的归上帝。但到了乾隆时代，历史逻辑却要被迫改写了。

乾隆的心气非常高，他大约是看不上唐太宗、宋太祖这样的“专业政治领袖”的，他的理想是“复三代”，直接向尧舜禹他们学习，既做皇帝，也要做“道统”的持有人。但问题是，道统在士大夫手中，你得想辙去抢啊。

杨念群先生在《何处是“江南”》一书中记录了一些乾隆与士大夫争夺道统的历史片段。乾隆选择了先拿“经筵”开刀，所谓“经筵”，就是士大夫给皇帝上课，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政治局集体学习。事实上，这也是一种儒家士大夫向帝王宣示“道统主权”的行为，你帝王怎么样，在儒家经典的诠释上，你还得听我们士人的。

在宋明时代，特别是在宋朝，士大夫曾牢牢掌握了“经筵”的主动权，在这方面，“道统”继承人程颐可谓表率。程颐任经筵讲官时，曾为站着上课还是坐着上课据理力争，公然向皇家要求“坐讲权”，认为只有老师坐着讲才能让皇帝养成尊重道统的习惯（“窃见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乞今后特令坐讲，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当然，程颐成功了。他在《论经筵第三箚子》中曾放言：“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直截了当地要求皇帝将天下一切大权交给宰相；皇帝只需要成为德的代表，而德的表现则由向皇帝公开授课的经筵负责。不仅把持了道统，而且凭借道统在向皇帝争夺进一步的政治权力。

从宋朝经筵来看，我们平日所说的宋朝“君相共治”，赵匡胤所说的“本朝与士大夫共天下”，在很大程度上实际就是士大夫用手中的“道统”在制衡皇权手中的“政统”，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道统与政统的分化，虽然有悖儒家神话，但就钳制政统的专制而言，实是国之利器。或者说，当西方用贵族的封建权力和议会在制衡王权时，道统实际上也在起着脆弱但却无畏的相似作用。

对此，自视甚高的乾隆甚为反感，认为程颐等宋朝士大夫“居然以天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在乾隆看来，尽管程颐和宋朝士大夫具有传承“道统”的身份，但企图以道统压制皇权，实属僭越之举。因此，乾隆得出的结论是，为了防止大清朝的士大夫效法宋代，利用经筵等场合挑战皇权，他只有做到道统政统二统合一的古代圣王境界，才能彻底杜绝。

在杨念群先生的笔下，乾隆的经筵“新风尚”颇值得玩味。传统的经筵是老师讲课，皇帝乖乖听课，但在乾隆的改革之下，经筵开始转变为老师先行释解经典之后，乾隆会发表一段时间更长的讲话，与其说是学生的“学习体会”，更不如说是一位更大牌学者的“评点”。这还没完，乾隆讲完之后，总会有一位大学士出来总结性发言，其基调就是赞扬乾隆圣学如何精深，对于经典的理解水平如何超越刚才的老师甚而大清朝所有的士大夫，是大清第一学者。在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的一场经筵末尾，著名的三朝老臣张廷玉站出来歌颂乾隆“圣训精微，诚足昭示万世。臣等不胜钦服”；名臣鄂尔泰在另一次经筵末尾也表态说：“皇上阐扬经书义蕴，广大精微，皆先儒所未及，真帝王传心之要也”。

在鄂尔泰的口中，乾隆不仅超越了当朝的所有士大夫，甚至超越了古往今来的“先儒”，程颐、朱熹这样的自然也不在话下。

这样的新式经筵多开几次，乾隆在儒家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大，一来二去，无论是乾隆自己还是朝中大臣，都逐渐习惯了教化角色的颠倒状态。用杨念群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不仅将讲官的帝师之位完全动摇，而且一般士人也失去了其掌握儒家‘道统’的能力”。

如果说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样的“治道合一”“内圣外王”的榜样很可能只是子虚乌有的神话，那么，乾隆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掌握了“道统”的全能帝王。“内圣外王”的儒家政治理想，终于历史性地实现了。

似乎每一种伟大文明都有类似“内圣外王”这样的政治想象。就西方来说，早在柏拉图时代，就有了“哲人王”的乌托邦。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是要由哲学家来治国的，这据说是人类无与伦比的政治体制。但几千年下来，西方古代历史上似乎也只有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勉强算得上“哲人王”。但让柏拉图式的政治幻想完全落空的是，这位哲学家皇帝虽然创作了温家宝的枕边书《沉思录》，治国也说得上勤勤恳恳，但政绩却乏善可陈，并承担了罗马帝国由盛转衰阶段的“历史功绩”，中国民众第一次知道他，可能还是看了美国大片《角斗士》。

不过，作为东西方一种源远流长的政治理想，“哲人王”的历史没有那么容易终结。在乾隆之后，大清朝的皇帝虽然也是个个用功读书，但奈何资质一般，虽然貌似仍然占着儒家道统，实际上已远做不到乾隆那样的“治道合一”，毕竟，文字狱也不是谁都搞得了的，这也是一个“哲人王”才能胜任的大型事业。

一直等到孙中山先生的横空出世，新一代“哲人王”才应运而生。孙先生是继乾隆之后，第一个将政统与道统合二为一的中国人，他既是新道统“三民主义”的创立者，又是同盟会国民党的政治领袖。再后来是苦读阳明心学，以承继儒家旧道统和三民主义新道统为己任的蒋中正。再后来，是集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于一身的毛主席。对于哲学家的身份，毛泽东同志可能比“主席”更为珍视，一生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还在尼克松访华时，亲切地对他说，我们只谈哲学问题，政治的事你去找周（恩来）。

在同时代的西方，相似的“哲人王”故事也正在上演。借用儒家的古老历史逻辑，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德无位”的“素王”，那么列宁同志和斯大林同志则真正成为了治道合一的哲人王，斯大林同志还亲自创作了经典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尧舜禹的神话，柏拉图的狂想，就这样，历史还在慢悠悠地一唱三叹。

神话仅供参考，后世若有雷同，神话概不负责。

乾隆的辩护律师

谁敢为乾隆辩护？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叙述中，作为盛世之君的乾隆帝已很难说是一个正面形象。说到乾隆，最常出现的无非是三个关键词：文字狱、闭关自守、盛世。前两个词自然是贬义词，几乎是作为乾隆最大的历史污点共同存在。在当下最流行的叙述中，乾隆无疑是一个文化专制主义者，同时又在晚年拒绝了对外开放的历史机遇，这两点共同构成了中国被近现代世界抛弃以致沦落于亡国灭种边缘的主因。

而盛世呢，拜托，你真的确定这在我们当下的语境中还是一个褒义词么？更何况，乾隆的盛世被视为大清朝“由盛转衰”的节点，乾隆的公众形象与其说是一个盛世之君，更不若说是一个终结盛世的败家子。再直白点说，即使盛世是一个褒义词，但和乾隆拉上边的盛世却绝对是一个贬义词，前面还要加上若干的定语：万马齐喑的盛世、文化专制的盛世、饥饿的盛世、最后的盛世。

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和公共舆论中，“敢于”站出来公开为乾隆辩护，将乾隆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叙述的，绝对是异类中的异类。如果刻薄点的话，清宫剧可能是乾隆的最后舆论阵地了，而这当然是知识界不屑一顾的。可以这么说，批判乾隆寄托了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界对于当下公共生活的一些不满和影射，这作为一种最大的政治正确，除了个别同样有着影射情怀的体制内学者之外，是无人会去予以挑战的。我视野中仅见的一次挑战是高王凌先生那本号称重写乾隆史的《乾隆十三年》，尽管高先生在剖析乾隆是否是一个专制帝王上颇有新见，但笔触仍然是谨慎和克制的。

美国人欧立德先生自然是不必理会中国人的“政治正确”的，在最近出版的中译本《乾隆帝》一书中，欧立德正是作为这样的一位挑战者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乾隆的一位辩护人。作为历史的当事人，乾隆应该享有的这样的权利。

对于乾隆，欧立德先生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以算作欧先生对以上所谓乾隆时代“对外封闭”的一个回击。事实上，本书的第八章就是为了这个问题而生：“清代的中国与世界”，在欧立德看来，在历史书写中，将乾隆时代的中国“置于与世界隔绝的孤立状态”，是陈旧而又盲目的，甚至是荒诞的，“乾隆治下的清代中国事实上通过诸多方式在经济、文化、政治层面以及某些学术领域内都很好地参与了全球历史的发展”。而在英文版序言中，欧立德一开始就提及了所谓的全球“共时性”现象，即“中国的18世纪和欧洲的18世纪颇为相似”。

为“对外封闭”申辩

1793年英国马戛尓尼使团的铩羽而归，是乾隆时代“对外封闭”的一个最大论据。毕竟，乾隆断然拒绝了英国使团的自由贸易要求，放弃了与工业文明接轨的机会，正如张宏杰先生在《饥饿的盛世》中所说，“他（乾隆）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对于这一指控，欧立德并没有回避。

无疑，乾隆对马戛尓尼使团自由贸易诉求的态度是傲慢的，他在给英国国王的正式回复中表示了对英国货的“不屑”，“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然从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但在欧立德看来，这很可能是乾隆被引用最多，也是被误解最多的一句话。欧立德认为，乾隆很清楚地知道中英贸易的重要性，如此的措辞“或许是要刻意淡化清朝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对清朝的实际重要性”。而目的呢，很可能是为了不要让马戛尓尼挟洋自重，从而进一步施加自由贸易的外交压力。

在乾隆时代，中国大约七分之一的茶叶都出口到了英国，每年的丝绸出口额也达到了100万两白银左右。在乾隆后期，中英贸易仅仅直接贡献给乾隆私人银库的收益“每年至少都有85万两白银”，欧立德认为，乾隆没有蠢到会采取某些行动来影响他的可观收入。事实上，乾隆统治中期曾实行过禁止丝绸出口的禁令，但在发现禁令对蚕农和纺纱工人生计的负面影响之后，乾隆迅速改弦易张，还给出了高度具备现代经济意识的解释，直指禁运是“双输行为”，“徒立出洋之禁……是无益于外洋，而更有损于民计。又何如照旧弛禁，以天下之物供天下之用，尤为通商便民乎”。

就乾隆个人而言，英国货对他来说绝不是他说给英国人的大话“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制办物件”，相反，如欧立德所说，乾隆还是一个西方玻璃和钟表的爱好者。事实上，乾隆早在即位前就曾写诗称赞当时还是稀罕物的玻璃窗，“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即位后就首次为紫禁城的窗户装上了玻璃。

对于乾隆“对外封闭”的另一指控是他对于外部世界的无知，而证据看上去也很铁证如山，他在接见马戛尓尼时曾问出了非常著名的幼稚问题，诸如“英国距离俄罗斯有多远，他们关系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离英国不远，是否向英国朝贡”，很显然，一个“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问出如此常识级的世界地理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都是可笑的。

对此，欧立德的辩护不但是耳目一新，并且可能是很有力的。他表示，乾隆对于西方地理是非常熟悉的，他不可能不知那些常识级的地理问题，他甚至还曾经专门让传教士蒋友仁在圆明园的一座大殿墙上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更让我震惊的是：欧立德称，乾隆对国际时势也并非一无所知，远不是什么沉溺于天朝大国迷梦中的昏昧君主，他甚至知道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事实上，马戛尓尼访华的1793年，正是路易十六被处决的那一年。

那么，乾隆为什么在接见马戛尓尼时问出那么些可笑问题呢？欧立德认为，乾隆一再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很可能是“故意为之”，或者这么说，是乾隆的一种故意贬低对手的政治策略，希望给马戛尔尼留下一个“伟大的大清帝国不可能对遥远的小岛国家英国有任何兴趣”的印象。欧立德的这一说法在现实生活中显然是符合常识的，高官或者巨富通常用这一策略来羞辱对手，以看似幼稚的设问来提醒双方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地位差距。

按照欧立德的逻辑，或许可以这样推论下去，乾隆对英国自由贸易诉求的拒绝，与其说出于无知，出于对西方世界和贸易重要性的无知，更不若说是决策失误。乾隆知道英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贸易有多么重要，甚至很清楚英国海军的海上优势和制海权（“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驶，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但他仍然错误地拒绝了英国使团。这就好比，他虽然清楚英国海军优势，但应对方法不是进取性地发展海军，而是放弃海权，紧守自以为是的陆权。也就是说，在乾隆身上或许存在眼光局限或者自负等问题，但他绝不是一个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者。

好吧，就承认乾隆不是一个无知者，仅是一个决策失误者吧，但欧立德先生却还想把他的辩护再进一步。在欧立德看来，马戛尓尼来华的时机简直是一出悲剧，不仅赶上了乾隆的年岁已高（83岁），无力对新事物作出变革式的反应；而且乾隆朝正陷入党派之争当中，政治氛围不适合进行激进的的观念转变。欧立德甚至推断说，如果马戛尓尼早来二十年，或者晚来十年，清朝的政治情势没有如此极端，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也很同意欧立德的一个看法，当一个国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且拥有空前的财富”时，自信的君王是很难有变革动力的。与欧洲的君主相比，乾隆朝没有经历过文化危机，也没有经历过经济或政治灾难，而这些往往是政治或经济模式自觉转变的推动力。很显然，欧立德认为乾隆的自信是有强大支撑的，当时大清朝的国力从各方面来说都是首屈一指，而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比较理解“乾隆为何无法预见未来了”。

“文化巨人”乾隆

在《乾隆帝》一书中，请注意，欧立德先生说到了乾隆朝“没有经历过文化危机”，这很容易引起国内知识界的反诘：他忘了“文字狱”么？欧立德当然也谈到了“文字狱”，不过，这只是本书第七章里的一个小节而已，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一章的章节名是“文化巨人”。可以这么理解，乾隆首先是一个文化巨人，以此为前提，而后才是一个言论控制者。

事实上，欧立德先生是承认乾隆朝“文字狱”的严重状况的，他在书中不仅写到了乾隆编《四库全书》导致许多图书遭受了“灭顶之灾”，也写到了“文字狱”一度有近于失控的状态，许多无辜之人被牵扯进来。在这样一个同样几乎是铁证如山的指控面前，欧立德是如何辩护的呢？

首先，欧立德并不认为乾隆编《四库全书》是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是文化独裁的“幌子”，“认为乾隆从一开始就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来对学术和文学的发展加以审查，这是有失公允的”。他坚持认为，乾隆此举的初衷是“搜集和保存古今之图书”，这也就是本章标题中的那个“文化巨人”的正面形象。

其次，撇开初衷不谈，尽管欧立德也承认乾隆朝文字狱的种种乱象，但却不认为这是乾隆一个人的责任。当然，这会引起国人非常自然的攻击，难道乾隆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专制君主么，当然要他本人负起文字狱的全部政治责任。对此，欧立德辩称，许多文字狱的判罚虽然打着朝廷的旗号进行，但这并不能说明大规模的审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尽管这和乾隆的“报复心”有关，但“底层官员的热情和野心，以及地方上发生的那些与地主士绅相关的琐碎纷争，至少也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

那么，为什么乾隆不出面阻止呢？欧立德的辩护可能会陷入一个更大的争议当中，乾隆（清朝皇帝）的皇权并不是无限的。所谓的“有限皇权”尽管有悖于“清代君主专制达到登封造极”的传统说法，但这当然也不是一个新说法。孔飞力先生在经典著作《叫魂》之中，就以“叫魂案”为例，指出清代皇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独裁，皇权与官僚制度存在不稳定的依存关系，皇权必须随时提防来自官僚制度的惰性威胁。而以上提到的高王凌先生在《乾隆十三年》中也提出了相似的概念“反行为”，认为清代官僚对于皇权只是表面服从，在暗地里却干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猫腻行为，从而将皇帝的意志“反过来”。

很显然，如果孔飞力和高王凌的论点成立的话，欧立德先生所持的乾隆无力阻止官僚扩大化文字狱的说法至少是可以商榷的。

最后，正如之前所说，欧立德对于乾隆的基本定调是“文化巨人”，他在这一章节几乎是一开始就明确表态，乾隆在文化政策上是成功的，但“他的努力因自负、褊狭和过激打了折扣”。很显然，这说的正是文字狱，而这一指控对于乾隆文化政策上的巨大成就的影响只是一个“折扣”。

现代中国之父

除了为对乾隆的种种“指控”申辩之外，欧立德也正面褒扬了乾隆的多项历史功绩。但在我看来，欧立德对乾隆的最大褒扬应当是扩大疆域这一项，而欧立德在书中也对此专门辟出了“帝国的扩大”一章。在乾隆的统治之下，大清疆域扩大了三分之一，在从18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五十年中，“清军的行动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西南的烟瘴之地”，“这片疆域仅次于13世纪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

对于开疆辟土这一功绩，乾隆本人也颇为自豪，他最喜欢提及的就是“十全武功”和“十全老人”。而欧立德对乾隆武功的赞誉甚至还超越了这位自吹自擂者，他将乾隆与西方公认的战神拿破仑相提并论，将他在西域的三次远征与拿破仑征俄相比，“乾隆皇帝能够巩固他的成功，因为他知道适可而止，而拿破仑则要逊色得多”。说实话，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有将一个近现代的统帅人物放在某种超越拿破仑的位置上的说法，哪怕这个人是“十全老人”。

正是在乾隆手中，清帝国的疆域在1759年达到顶峰，彻底打垮了从康熙以来就是清朝心腹大患的准噶尔帝国，通过三次战役将南北疆纳入版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乾隆可以视作“现代中国之父”，因为正是他为现代中国的疆域奠定了基础。同时，鉴于乾隆朝中国人口的高速增长（从不到两亿增长到三亿），也可以说，在奠定今日中国的人口大国基础这个意义上，乾隆同样是“现代中国之父”。

相比起版图和人口，乾隆作为“现代中国之父”一层或许更为深远的意义是，他奠定了现代中国作为多民族大国的国家形态。而这一点，也正是欧立德所代表的美国“新清史”学派的发力之处。在新清史的历史论述中，“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换言之，“中国”只是“清帝国”的一部分，“中国皇帝”只是乾隆的多重身份之一，他还是满族的族长、蒙古的大汗、西藏的宗教保护者甚至菩萨。

由此，在欧立德他们这些新清史学者看来，清帝国与乾隆的成功并非我们传统认为的“汉化”，而正是“多民族帝国”意义上的成功，关键在于清朝统治者能够利用他们与其他亚洲内陆少数民族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治理了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

在这一点上，新清史的另一代表人物柯娇燕对于乾隆的“褒扬”更具备了现代意义——“普世性皇帝”。她认为，乾隆将自己塑造为包容满人、蒙古人、藏人、维吾尔和汉人之五族统治者。清朝普世性统治的核心政策是建立在不同族群之人对清朝统治的服从基础之上，而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性可以保留，五个民族的语言被清政府正式承认为清帝国的语言。

站在多民族“普世性统治”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国父”乾隆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政治遗产。不过，乾隆在新疆也留下了延续至今也并未完美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正如欧立德所说，相比与其他民族边疆的亲密关系，“乾隆并未能构建起一个坚实稳定的框架来处理他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欧立德对于这一遗憾给出的解释是：任何统治者如果试图以伊斯兰教庇护者的身份获取政治利益，他都必须皈依伊斯兰教，而这显然是乾隆无法做到的。

每一辈人有每一辈的历史任务，我们无法苛求乾隆留给我们一个完美的“多民族帝国”，我们当下在理论上具备了相较乾隆时代更优越的政治框架与解决方案，就不应当作为一个历史遗产的消费者而存在。

被禁止的转世

1780年8月，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带着一支人数高达两三千人的“祝寿团”来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算起来，这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位进内地“朝觐”皇帝的班禅，也是自1653年五世达赖进京与顺治帝会面后的又一次盛事。

六世班禅此行系主动请缨为乾隆庆祝七十大寿而来，算是给足了乾隆的面子，而乾隆君臣上下显然也将班禅此行作为对藏“统战工作”的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乾隆不仅为班禅备下了足以显示天朝国力冠于天下的丰厚赏赐，还以班禅在日喀则的驻锡地扎什伦布寺为模版，专门在承德为班禅修了一座黄教寺庙。

足以证明乾隆统战工作做得到位的是，乾隆据说还特意学了藏语以应对此次会面。与班禅一见面，乾隆就用一口藏语打招呼说：“喇嘛身体好吗？一路上辛苦了吧？”一下子就震住了班禅。

总之，这本是一次宾主尽欢的大型统战活动，于乾隆，他借此进一步强化了大清王朝在西藏那种超然的政治影响力，乃至个人作为宗教保护者的地位；于六世班禅，他也借此扩大了黄教在内地以及蒙古的影响，同时也开始确立了历代班禅与中央统治者那种密切却也暧昧的私人政治联系，这在此后两百多年的历史走向中将逐步显现出来。

正当双方都在尽情地进行着此种政治畅想之时，当年11月，水土不服的班禅突然在北京出痘发烧，乾隆亲自探视次日，即不幸圆寂。不胜哀伤的乾隆为表体恤之意，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赏赐。

乾隆当然明白，班禅的突然圆寂，为西藏与大清朝廷刚刚明朗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但乾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在班禅生前身后进行的“金钱攻势”本是为了对藏示好，却竟然直接导致了日后西藏形势的一次非常致命的逆转。

六世班禅去世后，也留下了乾隆赏赐和满蒙王公大臣馈赠的一大笔钱。这笔庞大遗产当时交由班禅同母异父的哥哥，时任扎什伦布寺司库（相当于管家）的仲巴活佛主持处理，据说这位活佛把钱都留给了扎什伦布寺。活佛无罪，怀璧其罪，国内有些出版物指称班禅大哥在处理遗产的工作中有“自肥”之举，对此，我的态度是“莫须有”。

问题是，班禅还有一位弟弟，还是同父同母的弟弟对这笔钱的分配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更大的问题是，班禅的这位亲弟弟也是一位活佛，而且这个活佛的头衔比仲巴活佛的背景要显赫得多。这位活佛弟弟是噶玛噶举派的“红帽系活佛”沙玛尔巴，对于不了解藏传佛教活佛谱系的人来说，这个活佛头衔可能非常拗口，不过，只要了解三点就可以了。第一，这个噶玛噶举派是不同于达赖班禅那个格鲁派（黄教）的一个藏传佛教教派，虽然在藏区的势力不如格鲁派，但也是根基深厚，是藏传佛教中最早引入“活佛转世”的教派；第二，这个“红帽系”的由来是因为元朝皇帝赐给的一顶红帽子，这个噶玛噶举派里还有一个“黑帽系”，由来也是因为蒙古皇室赐给的一顶黑帽子，这一系活佛的名字是鼎鼎大名的大宝法王，据说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仅次于班禅和达赖；第三，对于我等局外人来说，看到六世班禅的哥哥弟弟一家都是活佛可能会比较疑惑，我只能说，此种情况似乎一直是藏传佛教转世中的一大特点，但我等不信教的外人对此中是非利弊还是要秉承文化相对主义，不要多嘴吧。

总之，这位戴红帽子的活佛弟弟的不满是，为什么班禅哥哥的钱不能分我一点？毕竟，论活佛“品级”，他要比管分配的那位哥哥活佛高得多；论亲戚关系，他和班禅是同父同母，也要比那位不是一个爸爸的哥哥亲得多。为此，活佛弟弟向管分配遗产的活佛哥哥提出了强烈抗议。

活佛哥哥显然一毛钱都不想给活佛弟弟，并且，他的理由非常正大光明：虽然大家是一家人，但活佛弟弟的“红帽系”与班禅和自己的格鲁派不是一个教派的，大清皇帝这笔钱是赐给格鲁派的，“红帽系”显然不能参与分配。

活佛弟弟对这样官味十足的回复多半是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即使这个不同教派的理由成立，别的不说，为什么活佛哥哥自己也从这笔遗产中拿了不少钱？自己作为班禅的弟弟，难道以个人身份分点钱也不可以么？

这么一来二去地一闹，不仅同为活佛的哥俩算是闹翻了，活佛弟弟可能在这场遗产官司中还得罪了更多的人，竟然闹得在西藏都混不下去了。一气之下，戴红帽的活佛弟弟在1784年，也就是六世班禅圆寂后第四年，跑到了邻国廓尔喀（基本等同于现在的尼泊尔），说是政治避难也可以。

可能也是正中廓尔喀下怀，这个尚武精神浓厚的小国本就对西藏一直有扩张野心，1788年，廓尔喀就以西藏出口的食盐中“掺土”的无厘头理由出兵侵藏，而提供“带路党”服务的竟然是避难状态中的活佛弟弟。对于这一重大历史问题，也说法不一，主流说法是“带路”是活佛弟弟主动为之，为了报几年前遗产争夺失败之仇，反正说得跟带吴军灭楚国报仇的伍子胥一样；还有一种说法是将活佛弟弟塑造为一个苦命人，被种种情势所裹挟，总之是种种无奈。

藏军肯定是万万打不赢廓尔喀的，明白人应该知道，至今廓尔喀雇佣兵还是国际市场的最著名的外籍兵团，“二战”中据说还曾让日军闻风丧胆。眼见藏军一触即溃，西藏方面和驻藏大臣赶快向北京求援。就在乾隆四处调兵遣将的时候，刚刚带完路的活佛弟弟此时大出风头，作为中间人“调解”起了西藏和廓尔喀的谈判。最后，竟然还“皆大欢喜”，已经烧杀抢掠了一路的廓尔喀又讹了一笔赔款，西藏方面见对方愿意退兵也就签约大吉，而入藏的清朝大臣也乐得“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乾隆呢，则收到了一份“贼降”的捷报，从而龙颜大悦。

如果故事在这里结束，活佛弟弟可能还会以“再造和平”之类的伟大形象彰显于西藏史书之上。可惜，活佛弟弟这次又栽在了钱之上。

廓尔喀退兵之后，一直催要赔款，但西藏方面或是真的没钱，或是存心赖账，反正就是交了首期之后就两手一摊。廓尔喀也不和西藏多啰嗦，于1791年（乾隆五十六年）再次出兵侵藏。

战争没有悬念再次是一边倒，当廓尔喀大军即将兵临扎什伦布寺之前，那个当年主持分配遗产的活佛哥哥已携带金银细软弃寺逃跑，当年在分产大战中所得不菲的扎什伦布寺则被廓尔喀人大肆洗劫，据说连佛塔上的珠宝也被抠了去。

闻讯震怒的乾隆此次吸取了上次被大臣诳骗的教训，决意用战争解决问题，钦命当时号称大清第一名将的福康安带领大军入藏。1792年春夏之间，大战在喜马拉雅山丛中打响。此时的清军虽不复开国之初的所向无敌，但也算余威尚存，战争之初还曾有“七战七捷”之说。

眼见战局不利，廓尔喀王决定向清军求和，将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了活佛弟弟的诱惑和唆使之上。廓尔喀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活佛弟弟在逼迫下服毒自杀。

一开始，福康安还想乘胜追击，不想谈判，一度打到了廓尔喀境内，离首都加德满都只有一步之遥。但回到境内的廓尔喀军的抵抗也逐渐强烈起来，陷入苦战的福康安最后决定接受和谈，并得到了乾隆的批准。

当年8月，廓尔喀正式上表“投降”，当然，这种投降更多是名义上的，除了一堆“永遵天朝王法”此种乾隆最爱听的场面话之外，廓尔喀最有诚意的“贡品”是：活佛弟弟的遗骨。

今生客死他乡也就罢了，乾隆甚至彻底封杀了活佛弟弟的“来世”。按照乾隆的旨意，红帽系所属寺院、土地、牧场、农牧奴全部查抄归公，红帽系僧人一律勒令改宗黄教。最严厉的是，禁止红帽系活佛转世，传承了十世，共计四百多年的噶玛噶举红帽系从此断绝。而这也是藏传佛教历史上首个被禁止转世的活佛世系。

从六世班禅的遗产风波到红帽系的“禁止转世”，对于乾隆来说，除了被迫陷入了一场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战争之外，他也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他由此终于凑满了“十全武功”（“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当然，很会算账的乾隆将廓尔喀算成了前后两次；第二，乾隆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治藏政策最重要的一位设计师。

1793年，也就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那一年，乾隆出台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制定“金瓶掣签”制度来认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将“转世”的最终批准权掌握到了中央政权手中。

第三章　江湖

《玉蒲团》的大历史
——历史兴亡中的因果报应

年少苦闷之时，常与同学在大学宿舍正襟危坐观摩爱情动作片。印象颇深的一次是看《玉蒲团》，玉体横陈酣畅淋漓之际，突然一声当头棒喝的画外音传来——“淫人妻女者，妻女必被人淫”，吓得哥几个差点落下宋高宗的隐疾。痛定思痛之余，辗转寻来电影原著《肉蒲团》，才发现这是一本“止淫风借淫事说法”宣传因果报应的深刻小说，虽然我等仍是淫者见淫，但书中布袋和尚对未央生说的一句话我还是给勉强记住了：“淫人妻女而不报者，古今并没有一个”。

布袋和尚甩下一句大话就云游天下去了，留下我青灯古佛寻章摘句为大师“背书”，若有宣传封建迷信之嫌，还请及时报警，我束手伏法就是了。

当南唐后主李煜与皇后大周后的妹妹偷情时，他自然无法想到，这竟然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淫与被淫”的因果报应连锁——从南唐到金亡，延续了两百多年。

李煜在和妻妹偷情之后，还词兴大发地作了一首很著名《菩萨蛮》：“花明月黯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词中的偷情场景自然是无比香艳刺激，但切不可忘了，据说此时大周后已是重病缠身。不过，李煜虽然偷情的时机选的不是很厚道，但在大周后死后，好歹还是将妻妹娶进了宫，也就是更著名的“小周后”。

没多少年，报应就来了。南唐灭亡后，赵匡胤对李煜一家还算不错，但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早就觊觎小周后美色，想尽办法最终占有了小周后。根据宋人在野史中的记录，尝到甜头的宋太宗隔三差五地就召小周后进宫，“每入辄数日而出”，小周后每次出宫后羞愤难当，“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元人对此也曾作诗嘲弄：“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

最龌龊的是，宫廷画师还将“行幸”小周后的场面“写生”了下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春宫图《熙陵幸小周后图》。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果报·胜国之女致祸》有明确记载：“偶于友人处，见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头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器具甚伟；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作蹙额不能胜之状。”

“面黔色而体肥，器具甚伟”，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段描写的色情尺度已与《肉蒲团》在一个级别上。明眼人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赵光义对小周后的所谓“行幸”基本就是强奸。

一百多年后，宋太宗“淫人妻女”的报应就来了。1127年，靖康之变后，金国人带着徽钦二帝及三千宗室嫔妃公主北去。这一路，完全就是一场金军将领对宋室“妻女”强奸的“一路向北”，金枝玉叶们的境遇甚至还比不上后世日军的“慰安妇”。据南宋人的笔记《靖康稗史》所载，女俘刚到金军大营不久，三位宋徽宗的正牌公主已被强奸至死，剩下的近二十位公主也纷纷落入金军手中宣淫。据说一开始金军还将妃嫔公主们按人头分到各个高级将领名下，但很快将领们就互相交换“战利品”，为了满足淫欲，金军统帅甚至下达了“有孕者，听医官下胎”的命令。

对于当时的南宋朝廷来说，最为奇耻大辱的是，宋高宗的母亲韦太后和发妻邢妃也落入了金军手中，在听说宋高宗即位后，金太宗为了羞辱赵构，还让韦太后和邢妃一同为他侍寝。据说邢妃在北迁的路上就怀上了金人的孩子，还被强制堕胎，最后不堪折磨死于金国，给宋高宗留下了女真“儿子”。至于韦太后，最后倒是被送回了南宋，但在此之前也竟然和女真人为赵构生了两个同母异父的便宜弟弟。对于这一段屈辱的生活，赵构和韦太后显然讳莫如深，据说宋徽宗的一位公主逃回南宋后，赵构为了掩盖韦太后的这一段历史，竟然还灭口了亲生妹妹。

又过了一百年，金人“淫人妻女”的报应也来了。不过，大宋爱国军民选择洗雪“靖康耻”的方式竟然是创作了一幅著名的春宫图。1234年，南宋联合蒙古灭金于蔡州，灭金后也对金人进行了报复性的“蔡州大强奸”，据说宋军统帅孟珙还亲自强奸了金朝皇后，完成了岳飞直捣黄龙的遗愿，为韦太后和邢妃雪了耻。宋人据此还把强奸金后的情景画成一幅春宫——《尝后图》。不过这幅彰显我大宋民族士气的春宫图已经失传了，只听说这幅图的尺度绝对是到了“轮奸”的高度。

不过，我得非常悲痛地通知诸位，强奸金后和《尝后图》基本上是南宋人的历史意淫，纯属精神胜利法。据《金史·哀宗本纪》，金哀宗在离开汴京逃亡的时候，身边压根就没带女人，“庚子，上发南京，与太后、皇后、诸妃别，太恸”。

事实上，金国皇后和妃嫔们最后还是未逃脱掉“亦为人淫”的历史报应，只不过，报仇的人不是宋人，而是蒙古人代劳了，并且报应的方式和当年金国灭宋时有惊人的相似，甚至可以说是金朝版的“靖康耻”。1233年，还在金朝灭亡前的一年，金哀宗留在汴京的皇族宗室女子就已被蒙古人一锅端了，金朝叛臣崔立用了三十七辆大车将500多人献俘蒙古，其中不仅有被宋人意淫的金朝皇后，还有包括皇太后、妃嫔和公主在内的所有皇族“妻女”。据《金史·崔立传》说，这一路“在道艰楚万状，尤甚于徽钦之时”，金朝大诗人元好问在诗中哀叹“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最巧合的是，虽然时隔一百多年，宋金两朝皇室“妻女被淫”惨祸的发生地点竟然在同一个地方——汴京南边的“青城”。正是在青城，蒙古人将“三十七辆大车”中的女真完颜皇族男子全部挑出，在路边集体屠杀；而后剩下的全是女人就方便了，等待她们的是光天化日之下延续了一整天的集体强奸，这才是真正的《尝后图》。

对于这一历史轮回，钱谦益说：“宋之亡也以青城，金之亡也亦以青城，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终，可不鉴哉！”更为经典的总结是元人郝经的《青城行》：“天兴初年靖康末，国破家亡酷相似。君取他人既如此，今朝亦是寻常事。”

从李煜到靖康耻再到金哀宗，从《熙陵幸小周后图》到《尝后图》，这一段延续两百多年的“淫人妻女，妻女亦为人淫”的历史连锁因果报应，尽在这两幅春宫图中。

另一段荒淫却深具历史黑色幽默的因果故事发生在西晋。晋武帝司马炎可能是历史上后宫最为庞大的好色皇帝之一，用《晋书》的说法是“平吴之后，复纳孙晧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更过分的是，到后来司马炎自己也挑不过来，就驾着辆羊车在宫苑里随意行走，羊停在哪里他就在哪里宠幸嫔妃。于是有妃子便把竹枝插在门上，还有妃子把盐水洒在地上以吸引羊车，这就是著名的“羊车望幸”典故。

玩女人最在行的司马炎竟然生了一个“不解风情”的傻儿子——闻名天下的晋惠帝司马衷。据说司马炎为了给儿子性启蒙，竟然荒唐地把自己玩过的女人谢才人派去教儿子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究竟是父亲淫了儿子的妻，还是儿子淫了父亲的妻。

反正报应最后是来了，司马衷的第二个皇后叫羊献容，西晋灭亡后被匈奴王刘曜俘去又做了新朝的“皇后”。《晋书》中曾记录了两人一段我认为非常经典的色情对白，刘曜问羊献容：“我在床上厉害还是你的前夫厉害？”（“吾何如司马家儿”）。羊献容十分从容地回答：“陛下是开国圣主，前夫是亡国皇帝，你们俩怎可相提并论”（“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何可并言”）。这也就罢了，羊献容下面的回答足以振奋天下所有男人的自信：“我和前夫在一起时，他的性能力之差弄得我都不想活了，自从嫁给陛下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纯爷们”（“妾于尔时，实不欲生……自奉巾栉已来，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

总结司马氏父子这一段淫与被淫的历史轮回，有一个关键字“羊”，如果借鉴钱谦益的话来说就是：“君以羊（羊车）始，亦必以羊（羊献容）终，可不鉴哉！”

布袋和尚说：“淫人妻女而不报者，古今并没有一个。”我想，这话或许也可以补充上“中外”二字。“二战”时，当德国侵苏时，虽然正规军士兵表现尚好，但党卫军士兵强奸苏联女人的恶行屡见不鲜。当“二战”末期苏军大反攻打到德国本土后，在斯大林的默许下，苏军对德国妇女进行了规模更为浩大的“性报复”。据《冷战》（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社科文献出版社）中的数据，1945—1947年间，大约200万德国妇女被强奸，单是柏林，就有13万。按加迪斯的说法，德国人之所以喜欢去西德而不喜欢东德，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还不如说是苏联军队大强奸惹下的祸。

四十多年后，事情又扭转了过来，正是在两德统一等历史因素的合力之下，1991年苏联解体。解体之后，当年战胜国的女子因为生活所迫，大量涌往德国等西欧国家卖淫。

“二战”时的日本更是如此，战时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淫我妻女无数，前年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更是描写了南京风尘女子为拯救全城女子而“以身许国”的故事。而在日本投降后，类似的“十三钗”报应也落到了日本人头上，当然，报仇者仍然不是我们自己。据《拥抱战败》（约翰·道尔著，三联书店）一书所说，战败后日本操心美国占领军的性需求，担心美国人也会和自己当年一样大肆强奸日本女性，因此，召集了几千名“爱国女性”主动向美军投怀送抱，当时东京的妓院老板们还专门发表爱国联合声明“保卫一亿日本人血统之纯洁”。当时每名日本爱国妓女的工作量是每天“15—60人”，据说她们都很担心在“爱国时”被黑人士兵“撕成两半”。正是在这几千名日本“妻女”的努力之下，日本心满意足地保住了大多数“妻女”。

如果将“淫人妻女，妻女亦为人淫”的因果报应放大至其他领域的作恶，中国历史上的案例更是数不胜数。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专门有一篇“金元二朝待宋后厚薄不同”的史论，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金朝宗室后来遭到“青城”亡族之祸，而元朝在丢掉中原之后却全身而退，“北元”还延续了数百年，主要原因就是当年金对待宋朝宗室过于残酷，而蒙古人在灭掉南宋之后却基本没杀宋室子孙，所以善有善报。

赵翼这文章最玄的说法是，赵匡胤平定天下，对待李煜等亡国之君很宽厚，而弟弟赵光义却颇为厚黑，又是奸淫小周后，又是毒杀李煜等人，还毁了将天下传给侄子的约定，把大宋天下变成了他的家天下。这其中产生的因果报应就是，北宋被灭时，赵光义的子孙基本上被金人屠戮殆尽，后来宋高宗因为隐疾无后，把天下还给了赵匡胤的直系子孙（宋孝宗），等到南宋灭亡时，赵匡胤的子孙又被基本保全了下来。

在写完这么多因果报应故事之后，我们伟大的实证主义史学家赵翼在文章最后心服口服地宣传起了封建迷信，“君子观于此，不能不信天道之有征也”。当然，这个天道准是准，也有强烈的时代局限，为什么前代男人作恶，“还债”的都是后代的女人？

对于宋朝这个因果报应的重灾区，我还想再踩一脚。赵匡胤陈桥兵变时，后周皇帝是柴荣7岁的儿子柴宗训，而柴荣于他又有知遇之恩，赵匡胤夺的是孤儿寡妇的天下；等到蒙古人拿下南宋的首都临安时，南宋的执政者还是孤儿寡妇——谢太后和5岁的宋恭宗。对此元人有诗云：“记得陈桥兵变时，欺他孤儿与寡妇。谁知两百多年后，寡妇孤儿被人欺”。不过如上所说，正因为赵匡胤没有杀柴家的孤儿寡妇（所以才有了《水浒》的柴进），所以元人也没有杀赵家的孤儿寡妇。

孤儿寡妇的因果轮回也应验到了清朝身上。清朝入关取天下时，是孝庄皇太后这个寡妇带着6岁的小皇帝福临。而清朝宣布退位时，则是隆裕皇太后这个寡妇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我年少苦闷时很崇拜的大师南怀瑾曾仿元人诗说：“寡妇孤儿自入关，便宜占尽此江山。果然两百余年后，母子君臣出塞难。”

君子观于此，不能不信天道之有征也。

关于肚子的光荣革命
——从朱棣是“宋朝皇帝”说起

“段延庆大喜，哈哈大笑，知道儿子终于是认了自己为父，不由得心花怒放，双杖点地，飘然而去”，这是《天龙八部》中最为诡异的一段“孽缘”。背景无非就是，大理国的旧太子段延庆历经千辛万苦矢志夺回皇位，和慕容复一起囚禁了段正淳段誉刀白凤一家，正当痛下杀手时，突然知道了原来段誉竟然是自己和刀白凤一夜情之后的亲生儿子。于是，就“心花怒放”地放弃了为之奋斗十多年的皇帝理想。

从宫廷政治的角度来说，段延庆的“心花怒放”还不仅仅是多了一个儿子——这自然是个老泪纵横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段延庆清楚地知道，段誉将来是大理国皇位的继承人，“篡位”的段正明段正淳一系风光了那么多年，最后皇位不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儿子手中，还有什么比这种逆袭更能抚平他十几年来丧家犬生活带来的创伤呢？

女性的“肚子”，在这个杜撰的故事里成为了复国大业的唯一主角。换言之，对于一个亡国政权来说，如果仅凭一个肚子和一个遗腹子就可以“轻松”完成的拯救历史，又何必动辄数十万大军的大动干戈呢？肚子，就是传说中的“斩首行动”。

这么优越的“和平夺权”自然不会只便宜段延庆一个人。陈学霖先生在《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中记录了一则流传于蒙古大草原的美丽传说。坦白说，几年前第一次看到这则充满猛料的传说时，世界观是被小小震撼了一把，对于历史上各种言之凿凿的“父子关系”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这则名为《元太子·真太子》的传说脉络并不复杂。朱元璋在1368年攻陷北京时，在后宫里发现了元顺帝没来得及带走的“小皇后”，朱元璋被其美色所惑，就决定娶她为妻。但朱元璋并不知道的是，“小皇后”此时刚刚怀了元顺帝的孩子，这个遗腹子生下后还是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朱棣。很多年后，“元太子”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击败了“真太子”建文帝，成为了后世大名鼎鼎的明成祖永乐帝。作为这个传说的一个真实历史佐证是，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得到了蒙古人民的大力支持，军中一大主力就是蒙古“朵颜三卫”。

这则传说的靠谱程度要大大超越《天龙八部》，蒙古人的各种“严肃”历史著作如《蒙古黄金史纲》、《蒙古黄金史》和《蒙古源流》等都将其以各种版本记录在案。更耸动的是，这竟然和明朝的某些史料有暗合之处。比如说，《明史》等明朝官修史书都说朱棣的生母是马皇后，但当时很多私人著史者都说这是朱棣为了当皇帝自抬身价，他的母亲另有其人，而其中一个版本就说是朱元璋的蒙古妃子。就这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时，傅斯年还和吴晗等人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而“蒙古妃子”一说似乎也已成了当下学界的主流。您可千万别当这是冷门话题，当年明月同学在通俗得不能再通俗的《明朝那些事儿》中竟然也对此做了一些引人入胜的报道。

好吧，再这么“自我催眠”下去我还真相信这则传说是信史了。陈学霖先生在列举了一系列朱棣可能是元顺帝“遗腹子”的证据之后，非常直接地切断了“谣言”：朱棣生于1360年，而朱元璋占领北京是1368年，因此，什么都不用说了，这肯定是假的。

但对于那个时代沉浸于失去大都伤痛中的蒙古牧民来说，他们宁愿相信这则传说是真的。与被逐出中原的耻辱相比，还有什么比明朝皇帝其实是成吉思汗后代更能抚平伤痛的呢？你朱元璋再牛再能打，儿子和皇位都是我们蒙古人的，你们汉人的明朝其实就是我们蒙古人的大元朝，蒙古人才是最终的胜利者！事实上，这则传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永乐皇帝的子孙一一嗣位，曾为十三世代统治的伟大皇帝”。

不过，蒙古人也别高兴得太早，汉民族还有一个更为离奇的传说可以全方位地完爆《元太子·真太子》。这则传说最早见于元末隐士权衡的《庚申外史》，男主角是6岁在临安投降蒙古人的宋恭帝赵顯，故事梗概和前面那个也没大区别，就是说宋恭帝自愿到白塔寺出家为僧，还娶了一个回回女子为妻，谁料元明宗后来路过白塔寺也看上了这个回回女子，就娶回了宫。再后来这个回回女子很快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元顺帝，但爸爸却是宋恭帝而不是元明宗。

这则传说的核心其实只有一句：元顺帝不是蒙古人，姓赵且是赵匡胤的后代。清代大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此还原原本本地考证了一番。总的来说，这个传说在很多方面是有史可依的，比如说宋恭帝在历史上的确是出家为僧了，元顺帝的身世在很多史料中也颇为扑朔迷离，母亲据说也的确是回回，更重要的是，时间也基本对得上，宋恭帝死于1323年，元顺帝出生的1320年他也不过才50岁，如果身体倍棒的话做个爸爸大约也还算行。

这么说吧，如果元顺帝是宋恭帝的儿子，那么，即使蒙古人的《元太子·真太子》一说真有其事，朱棣的确是元顺帝的儿子，那对于汉人也不吃亏，最多也就是宣布朱棣是宋恭帝的孙子，朱棣弄到最后还是汉人，明朝到最后还是汉人王朝，只不过姓赵不姓朱而已。两个民族惨烈的“传说战”打到最后，汉人还是赢家。

两则传说综合之后的推论就更有趣了，比如，宋元明三朝其实是“一家亲”，搞到最后，崇祯皇帝叫赵由检而不是朱由检；朱元璋开国才一代就被女人的肚子窃了国；大宋朝通过元顺帝妈妈的肚子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反元复宋”的和平复国大业。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光荣革命”，没有什么比靠肚子完成的政权更替更加和谐的了。

通过传说，咱们汉人彻底消灭了蒙古传说“明朝皇帝是蒙古人”的风险，将大明子民从异族皇帝的血腥统治中“拯救”了出来。但问题是，明朝最后还是亡了，另外一个异族——满人入主了中原，当老的传说于事无补时，这可怎么办？对此，我们大可以豪迈地说上一句，历史中出现的一切问题，当历史本身无法解决时，都可以且必须通过新的传说来解决。

金庸在《鹿鼎记》中已经向我们证明了，真实历史世界中的“反清复明”是有多么的不靠谱。因此，必须依靠《书剑恩仇录》中的传说世界来完成复国大业。按照《书剑恩仇录》的说法，海宁陈家的小孩被抱进雍亲王府，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也就是说，乾隆根本不是什么满人皇帝，所谓的“反清复明”在孩子掉包的一刹那已然一举功成。

这个传说自然也不是金庸首创，据说因为汉人“苦满久矣”，民间早就开始流传这个美丽的传说。到了民国初年，各路稗官野史对此更是大加演绎，一本名叫《清宫十三朝演义》的小说还“考证”出了，乾隆六下江南就是为了探望亲生父母。最后，当时的清史大家孟森先生忍无可忍，还专门写了一本专著《海宁陈家》（据说还是遗著）来反驳“乾隆汉人说”。

这一系列传说无非是有关肚子的“精神胜利法”，吾国这一传统源远流长，最早应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的传说。不过，我们切不可大国沙文主义地认为这是吾国特产。事实上，在中日韩构成的东亚世界中，此种“精神胜利法”早已成为了共同历史遗产。比如，就古朝鲜的起源，朝鲜民族一直存在着两种路线的斗争——“箕子朝鲜”和“檀君朝鲜”，前者是中国商代人，后者是古朝鲜传说中的“神话人物”。“箕子朝鲜”在近代以前曾是主流意识形态，但到了朝鲜民族意识高度膨胀的20世纪，把中国人当作祖先显然已不合时宜，“檀君朝鲜”也就从不可考的神话变成了现实政治中的共识。

日本人也在传说中宣泄了对于清朝的蔑视。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中记录了一则流传于日本江户时代的传说：努尔哈赤是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在传说中完成了自己才是东亚之主的历史想象的建构；在中国人的传说中，秦始皇的方士徐福就是日本第一个天皇神武天皇；而在韩国人的传说中，神武天皇其实是韩国人，而据说日本皇族对此讳莫如深但并未否认。总之，在中韩对于日本天皇家族的共同想象中，两国在近代曾被日本凌驾之上的“自卑”被部分消解了。

甚至这也不是东亚人民独有的精神遗产。在电影《勇敢的心》当中，苏菲·玛索演的英格兰太子妃偷偷怀上了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的遗腹子，虽然华莱士被处死了，但其实他已经代表苏格兰人民在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肚子战场上完成了对英格兰的全面胜利——这意味着下一位英格兰国王也是苏格兰人。

从元顺帝是汉人，到朱棣是蒙古人，再到乾隆是汉人，宋元明三个亡国王朝通过女人肚子的传说完成了“和平复国大业”。对于亡国的失败者来说，在战场上和真实历史中拿不回来的，可能只有通过肚子和谣言传说聊以自慰了，这应该是一种无害的精神胜利法吧。

让高考回归“科举共识”

20世纪的中国，有很多事情在群情汹汹之下结束得过于匆忙，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暇反思。

在今天的南京夫子庙，有着那么一座号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举考场”——江南贡院，考生号舍多达20646间，可以同时容纳两万多人同时考试，唐伯虎、郑板桥、方苞、翁同龢、张謇等人，曾在此高中举人；吴承恩、吴敬梓、陈独秀等人，也曾在此不幸落第。用阎步克先生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中的说法，“这是一个世界史上空前绝后的宏伟考场，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留下的一个奇迹”。

奇迹已成遗迹。1905年9月2日，清廷下诏“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废止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在那个时代，这自然也被视为大清国与世界接轨的重大改革举措，在改革者眼中，似乎科举一废，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也跟着拔除了。

我想，我是可以理解晚清改革者的那种焦虑与急迫感的。在那个亡国灭种似乎迫在眉睫的大争之世，由科举制度培养出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显然是不合时宜，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无法契合时代需求”，“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的大词终究敌不过西方人的洋枪洋炮，熟读《墨子》也造不出蒸汽机，“以夷治夷”的传统智慧在西方现代外交理论的对照下显得幼稚可笑。

可以说，晚清改革者之所以要废止科举，着眼点正是“选拔人才”本身，这正如清廷在废科举诏书所言“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

对此，我想说两点。第一，我们是不是在潜意识中已经将“八股”等同于“科举”本身了，以上描述的科举弊病更多是考试科目也就是“八股”的弊病，这种批评源远流长，晚清也是炒冷饭而已。这正如孙文在《五权宪法》中所说：“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最古最好的制度……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早年曾一度激烈倡废科举的梁启超后来也猛然转变称，“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

第二，科举所提供的选拔人才功能，在某些历史的转折年代，其实也有“失灵”的先例，这不仅仅是晚清。如朱熹在宋金对峙的特殊年代也曾放言称，“朝廷若要恢复中原，须罢科举三十年”。问题是，能否因为科举在某些年代的“失灵”，而推而广之地认为科举是一个制度的溃败。打个类似的比方，市场经济在经济危机的年头也常常“失灵”，难道我们就要因此在整体上否定“市场”么？在特殊的年代，我们或许不妨引入一些凯恩斯主义的权宜之计，但自由市场终究是主流。再换句话说，我们能否因为在生病的时候吃饭不管用，而否定吃饭？

不过，以上两点终究还是细枝末节，晚清废止科举的核心问题还远不止此。

回过头来看，科举作为一种考试制度，无非有两大功能。其一，就是上面所说的“选拔人才”，也就是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对此，晚清改革者废止科举的考量纵有以上所说的两点失误，但尚有可商讨之处。

其二，“社会流动”，为中国社会提供一个阶层流动的顺畅渠道，避免阶层固化。就科举的这一功能来说，无论是在晚清的改革年代，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新审视科举时，这都往往最容易被忽视的关键之处。事实上，正是因为晚清改革者忽视了这一点，才部分导致了废科举六年之后，大清朝就随之而去的历史悲剧。

对于科举的“社会流动”功能，有一句古诗概括得最为到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历史上流传着无数关于“科举（知识）改变命运”的传说，比如唐代穷小子王播寄居寺庙吃白食应考，最后成为了宰相。当然，也有的是显贵家族因为子孙科考不利，最后走向没落的故事，“富贵无常”的背后就是社会流动的力量。用林语堂在《中国与中国人》一书中的话就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阶级，科举取士使任何人都有上进的机会”。梁启超在说到科举破除阶层固化的功绩时，更是说“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

在贵族社会中生活了上千年之久的西方人对科举的崇拜，很难不让人想起这个时代国人对于“美国梦”的推崇。传教士马菲则早在1588年就称赞说，中国科举制下没有世袭贵族，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奠基者，让你的称号、官职都无法合法地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英国人麦高温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中说：“在中国，财富与荣誉的获得并不限于一个特定的阶级，任何身份、地位的人都可以成为一名书生。”

在人类寻求平等的历程上，古代中国人也做出了自己的探索与贡献，科举制即在其列。在这个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中国梦”中，科举作为一种无与伦比的考试制度，给予了大多数中国男性这样一个机会：自由投考，通过规范化的程序公平竞争，以知识改变命运。底层读书人被编织进了一种无比公平的梦幻场景中：昨日凿壁偷光，明日老爷升堂。

“科举制所促成的社会流动规模，已能与现代社会略相比了；在教育决定社会地位上，中国的科举时代也与现代社会的特征相近”，根据阎步克先生在《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中提供的数据，《宋史》中的北宋官员，46％的官员来自平民家庭，南宋非官员家族的进士，更是长期保持在近60％的高比例。顾炎武论明末科举取士时更是慨叹：“科举所得，十人之中八九皆白徒”。这样一种社会流动的规模与速率，证明科举已非任何特权阶层所能垄断。而即使是官贵子弟，也必须走过五关斩六将的“科举独木桥”，考试中也不用动其他歪心思，清朝三大弊案哪次不是大开杀戒？作为朝廷大员的主考官被杀也不在少数，鲁迅幼时的家道中落不也是因为祖父卷入科举弊案所致么？

一切止于1905年的那一纸诏书，我还是善良地相信，那个时代的改革者或许还不能理解“社会流动”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所在。对此，许纪霖先生曾有“没有1905，何来1911”的说法，废科举等于绝了底层知识分子向上生长的道路，已没有什么改良可言，大清朝也没过多久就尽丧人心，不夸张地说，当时的革命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那些原先安守科举当官老路的读书人，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

罗志田先生在《山雨欲来：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一书中说，废科举之后，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罗先生的话其实很好理解，科举时代，教育终究是一种“低成本”的模式，“教科书”也就那么几本，考试大纲几百年不变，乡村与城市之间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对于一个乡村贫困家庭而言，爷爷读过的书孙子可以继续读，用不着再花钱买什么新课本，说不定爷爷的老课本上还有啥“应试心得”。

贵公子的你在北京城的深宅大院，穷小子的我在横断山的穷乡僻壤，但天涯共此书，有什么打紧，最多也就是你有个把饱学之士辅导，有那么些优势，但我早读晚读死读，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韦编三绝。再说，我们乡下那种不得意的落第秀才多的去了，未必就不能教出一个状元。

但废除科举大兴新学之后，农村的穷小子拿什么去和城里的公子哥比？那个时代的新学是一种高成本的教育，且先不说穷人上得起上不起的问题，您能指望穷乡僻壤也有个留洋回来的先生？爷爷留下的《古文观止》作废了，全村最有学问的老秀才也不知道啥是“格致”，谁是“拿破仑”？

科举时代虽然结束了，但作为我们这个时代考试制度的高考却未必不能继承“科举共识”。平心而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考时代中，高考中所附带的“科举共识”还颇有一些，比如：教育的“低成本”，考试大纲的相对稳定，没有所谓的“加分”项目，考试结果对于努力和天赋的高度依赖而不是教育资源和所谓“素质”，精英教育导向而带来的毕业后就业前景的清晰……

当下这个时代又如何呢？号称要改革应试教育，推行素质教育，教改了这么多年后，温家宝前几年说了一句大实话：“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你现在跑到北大清华，要找到个农村“寒门子弟”还真是小概率事件。

以我个人的褊狭之见，现在的“教育改革”，所谓的“素质教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场以改革“应试教育”为目的，而实质上破坏“科举共识”的矫枉过正。前面说过，考试制度无非就是两大功能：选拔人才、社会流动。我们的教育改革，在实质上会存在和晚清废止科举一样的问题，都是在强调“选拔人才”的重要性。所谓素质教育，不就是说过去的“应试教育”已经不合时宜，选拔出来的人才据说无法适应“跨世纪人才”的时代需要，因此，需要改革，而选拔出更加“有素质”的考生——会跳舞的，会航模的，会演讲的，会奥数的，据说，这才叫人才，他们才能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但问题是，我们的教育改革是不是和晚清一样忽视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社会流动呢？如果说晚清废止科举还有其选拔人才避免亡国灭种的内在合理诉求，那么，我们这个国家，GDP已经是世界第二，军事上别说不仅没有人敢想着瓜分我们，且已经强大到周边国家操心“中国威胁论”的地步了，我们还要怎么强大？我们还需要选拔怎样的人才来“挽救”这个时代？如果说经济发展上我们已经不“唯GDP”了，而讲求社会公正公平；那么，在教育和考试政策上，我们为什么还在那么焦虑地执行着发展主义的“人才导向”，忽视社会公平公正的枢纽：社会流动？

且先不论所谓的素质教育和教育改革能否选拔出“有素质的人才”，这关系到如何定义人才的大话题，我想强调的是，用“选拔人才”为名义来进行高考改革，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社会流动”才是高考乃至任何考试制度的主要功能。

不是说“选拔人才”不重要，只是，在任何一个正常时代中，“社会流动”的重要性总是要压倒于“选拔人才”的，两者之间理应是个主次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必须汲取晚清的历史教训，更要汲取五四时期“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教训，救亡与“废止科举”终究只是特殊时代的权宜之计，“启蒙”和“社会流动”才是和平时代的首要诉求。至于“选拔人才”，我们为什么不能让高考少承担一些，让大学生毕业之后的就业市场多承担一些？在选拔人才这个问题上，你更相信全知全能的教育部，还是市场？

在发展主义和“选拔人才”的教育改革导向之下，考试加试英语口语，山区学校英语老师的口语水平恐怕还不如大城市的一个优秀生；航模奥数什么什么加分，那为什么会种田会养猪“分五谷”不加分？为什么考试重视的“素质”都是农村和穷孩子难以具备的；“小升初”不考试，据说按区域分是公平的，但在这个城市拆迁愈演愈烈的时代，好学区的学区房又岂是平民家庭住得起的；高考大纲和科目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课本越来越不重要，教辅越来越重要，补课越来越重要，“超级学校”的老师越来越重要，你让个农村穷孩子凭啥去“知识改变命运”？单枪匹马的他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城市学子。

这是个航模加分的时代，这是个钢琴加分的时代……早晨六点起来上早自习的农村穷孩子们都不知道这些，就如同他们一百多年前寒窗苦读时不知道什么是“格致”一样。更可怕的是，某一天有人突然告诉他们，“应试”教育是天底下最可恶的事情，要成才必须要比拼很多他们闻所未闻的“素质”。

至于“社会流动”，别介啊，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如何培训富二代，解决“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反正，我们这个社会从来不缺乏如马云们这样白手起家的神话，当然，没有告诉你的是，他们都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式的应试教育。

为何“寒门再难出贵子”？我想，你已经有了答案。其实，一千多年前也已经有了答案。

体制外文人如何站着挣钱
——从“地产商”顾炎武说起

每个时代都有不见容于时世之人，特别在王朝鼎革之际，总会有那么一些知识精英或前朝遗民，坚决不与现政权合作。

最早的不合作者可能要追溯到商朝末年的伯夷、叔齐。不过，伯夷、叔齐没有为后世的异见同志们提供可操作性的谋生方案，这两位前辈“耻食周粟”，在首阳山上采薇（野菜）为生，但当他们意识到普天之下，莫非“王草”的时候，就毅然绝食而死了。伯夷、叔齐自然是壮怀激烈，但即使是他后世的崇拜者们也觉得，在投靠现政权和饿死之间，总应该有个站着把钱挣的第三条道路吧，或者说，如何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伯夷、叔齐？

对此，魏晋之际的嵇康给出了无人可以复制的答案：铁匠。作为曹操的曾孙女婿，嵇康对于路人皆知的司马家来说自然是一个挺危险的存在，而嵇康自然也不会去当司马家的官。《晋书·嵇康传》写道：“康居贫，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赡给。”嵇康的打铁生活于中国的不合作史来说，也是一曲后世文人无法复制的“广陵散”。

同为政权的反对者，梁山好汉和农民起义军的经济生活远比遗民精彩，打家劫舍有时就是一门大生意。而遗民就是坚决不与现政权合作的前朝知识分子，所谓的“反对”至多就是“非暴力不合作”罢了，知识分子不食周粟不与现政权合作，也就丧失了“货与帝王家”的机会，必须重新寻找体制外的谋生方式。

对于明清之际的晚明遗民们来说，他们的经济生活堪称一部惊心动魄的谋生史，为历史提供了最大可能的丰富性。以明遗民为例，也可以稍稍总结一下古代体制外的几种谋生方式。

在明遗民之中，最具商业天才的无疑是顾炎武。让人很难想象的是，这位终身以反清复明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竟然是那个时代最卓越的“地产商”。顾炎武的下半辈子基本在旅行中度过，四处勘察地形潜心调研山河险要之处，为反清复明做“地理”上的准备，同时也写下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但最厉害的是，在反清复明“之余”，顾炎武竟然顺带着做起了大生意，每到一地，他便运用自己丰富的地理（地产）知识，寻找当地有投资价值的土地开垦，开垦好之后便交由学生或者朋友经营，他继续前往下一处寻找新的土地投资机会。高峰时期，从江苏淮安，到山东章邱、陕西华阴，再到山西雁门关以北、五台山之东，到处都是顾炎武的地产，和他一起经营地产事业的人也有数十人之多。凭借着自己在土地上的收益，顾炎武的反清复明事业从未遭受过缺钱的困扰。

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更是将顾炎武从“地产精英”进一步捧上了“金融大佬”的地位。在梁启超的这则“商业谣言”中，清代盛极一时的山西票号也是由顾炎武最早创办的，“一切组织规则，皆由手定，后人率循之，遂成为两百余年金融中心”。

吕留良也是一位“遗民界”中的商业奇才，他的生意是做出版，更准确地说，是做教辅生意。在杨念群先生的《何处是“江南”》一书中，这位传说中的吕四娘她爹被刻画为一位非常纠结的出版商，他一方面在价值观上非常鄙视八股文，一方面又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成功的编选八股文的出版商之一。换句话说就是，吕留良干的就是出版那个时代的“高考高分作文选”，顺带还做些权威作文评点。在任何一个时代，这恐怕都是一个非常赚钱的生意，吕留良的“天盖楼”教育品牌不仅在南京发扬光大，而且出版网络一直发展到了福建。

不过，作为当时遗民界的领袖之一，吕留良的八股文出版生意曾引起了同志们很大的不满，认为这一行是最陋俗的谋生手段，用杨念群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行径似乎显得首鼠两端”，但考虑到后来吕留良被雍正毁棺戮尸而成就了高大全，这一段出版往事的得失也就被忽略了。

很遗憾的是，在晚明遗民那个堪称庞大的群体中，除了顾炎武和吕留良这两位之外，其他人的谋生故事几乎都纠结于悲惨与尴尬之间。正如赵园先生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所说，当时“治生”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了保全“节操”的前提条件，很多晚明遗民就是因为经济上的困顿而“廉耻道尽”，不得已而投靠清廷，所谓的没有恒产，则无恒心。

即使不失节，对于大多数遗民而言，在明亡之前非贵公子即衣食无忧的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除了读书之外不屑于谋生，更不具备任何现实生活的谋生能力，在王朝更迭的大变之前，措手无策进而穷困潦倒简直是一定的了。

张岱就是这样一位贵公子。史景迁在《前朝梦忆》一书中不无尖刻地写到，“张岱提到他饥肠辘辘，无米可炊，甚至没有柴薪举火，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中国自古以来流传忠心耿耿的隐士，宁可饿死在山中，也不愿侍奉二主的故事，与事实差距甚远”。可以说，张岱名著《陶庵梦忆》就是他在经济困顿之时，对于昔日“繁华靡丽”生活的一种追忆。当然，张岱没有真的饿死，原因之一是，他找到了一位“体制内”的朋友：浙江提督学政谷应泰。谷应泰给了张岱一个共同修史的工作，也就是那部著名的《明史纪事本末》。

说到这里，很难不产生一个疑问，作为一名“体制外遗民”，可以有体制内的朋友么？更直白点就是，可以接受体制内官员的经济援助么？必须说，这是一个非常敏感却又微妙的问题，一着不慎，遗民很可能就会失节落水，被体制所裹挟，从交体制内的朋友直接发展为和体制交朋友。

不过，从晚清遗民的主流意识形态来看，与体制为敌不代表和体制内中人为敌，这点微妙的界限晚明遗民们还是把握得相当清楚的。比如说，顾炎武也有一位做清朝刑部尚书的侄子徐乾学。虽然他拒绝了侄子为他养老送终的孝心，但也曾时常接受侄子的吃请，也并未对其表示出一名反对者对体制内亲人的不屑与痛心疾首。不过，将这个逻辑推向极端甚而有突破底线危险的，是成为体制内官员的幕僚，虽说理论上幕僚服务的是官员个人而不是体制，但越界与否也只有冷暖自知了。

大书法家傅山（《七剑下天山》中的傅青主）也有一位体制内朋友——魏一鳌。据白谦慎先生《傅山的世界》一书中的说法，傅山第一次给魏一鳌写信就要求对方给予经济上的接济，其后无论是儿子娶媳妇，还是家乡田地赋税的减免，魏一鳌屡次伸出援手。而傅山的回报则是，给魏家的家人和朋友看病，写字画画。

如果说遗民们接受体制内官员的私人经济援助尚属不得已而为之的话，那么大清官员此举就更值得玩味了。一方面，体制内官员面临着出仕异族政权的道德拷问，需要通过帮助在野遗民来获得一些合理性和内心的崇高感，缓释心中的内疚；另一方面，帝制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相对不那么紧张，公为大清皇帝之臣，私为大明遗民之友，也未必有这个时代看起来那么紧张刺激，反而折射出那个时代体制的柔软身段与历史的幽暗暧昧之处。更为诛心的猜想是，体制内官员或许也在打着两边下注、分散政治风险的主意。

按照晚明遗民的正统价值观，谋生手段中最为政治正确的是种田，所谓的“耕读传家”。但问题是，对于这些文人出身的遗民来说，种田恰恰是他们最为不擅长的“技艺”，能靠此养活一家的寥寥无几；私塾教书也是一种异议较少的谋生方式，正如靠此维持生计的张履祥所抱怨的那样，学生家长太计较学费高低，经常为此而纠缠不休，老师根本就没有了师道尊严；至于行医卖文卖画这些我们现在看起来很专业人士范儿的谋生方式，晚明遗民们更是认为商业味太浓，有斯文扫地的风险。从某种角度上来说，遗民之所以为遗民，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自身人格尊严近乎偏执的看重，而此种价值观自然也会延伸至谋生方式的选择之上。

令人唏嘘的是，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不合作方式，出国流亡也曾成为明末遗民的一种政治选择，正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朱舜水在明亡之后，东渡日本，在长崎、江户授徒讲学，成为了日本德川时代奠基儒学兴盛的一代宗师。

从土地投资到出版教辅，从种田到教书，从行医到卖画，从隐居乡间到流亡海外，晚明遗民们为“不食周粟”提供了那个时代最为丰富的历史可能。

《鹿鼎记》中的路线之争

第一次看《鹿鼎记》时，就深深地记住了“沐王府”和“天地会”这两个行为模式怪诞的政治社团。

在《鹿鼎记》中，沐王府和天地会堪称大清朝体制外最活跃的两个反政府组织。从理论上来说，双方应当是天然的反清盟友。第一，他们的终极政治目标一致，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行走江湖，致力于推翻清政权的统治；第二，他们系出同源，都是明朝的“余孽”；第三，他们都是民间地下组织，同样遭到清政权的全力打压；第四，相对体制内的力量来说双方其实非常弱小，再不同心同德几乎是死路一条。

但让初读者大惑不解的是，沐王府和天地会的关系却更像对手而不是盟友。比如，双方在《鹿鼎记》中的第一次交集非但不是携手“反清复明”，而是你死我活的革命路线斗争。

天地会的会员徐天川在一次反政府活动（殴打官员）中结识了沐王府的白氏兄弟，初见似乎也非常投契，还搓了一顿酒局。不过，明显喝高的双方在纵论“中国向何处去”时发生了严重分歧，简单来说就是天地会一方认为反清复明成功后应当由“唐王”的子孙当皇帝，沐王府一方却认为应当由“桂王”的子孙当皇帝。总之，从小里说，这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成功后如何分配战利品的低俗问题；从大里说，也可以说是一个有关革命路线走向的高尚问题。当然，这更是一个创业还未启动，中国合伙人就已经因梦生恨的荒诞故事。

问题是，双方的争论没有停留在传说中不伤和气的理论探讨阶段，甚至也没有止于互相揭发人品而后爆粗进而绝交的阶段，而是径直发展到了大打出手直至出了人命——白氏兄弟的老大被打死了，徐天川也身负重伤。这样的公共政治讨论，戾气才叫重。

按照这样的节奏发展下去，沐王府和天地会本已濒临决裂了，这当然是让革命阵营的同志们感到“亲者痛，仇者快”的惨剧。幸好，天地会的香主韦小宝此时横空出世，利用自己在清朝体制内的高官身份，从狱中营救出了数位沐王府方面被捕的重要政治犯，从而暂时挽救了革命阵营的此次大分裂。

可笑的是，在之后天地会和沐王府的和解大会上，双方竟然再一次为了“拥唐”还是“拥桂”的路线问题发生了大规模争吵，双方辩手更是升级到了天地会的第一号人物陈近南，和内定为革命成功后新政权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沐王府那边的柳大洪。

之后陈近南说了一段很有水平的话：“咱们眼前大事，乃是联络江湖豪杰，共反满清，至于将来到底是朱三太子还是朱五太子做皇帝，说来还早得很，不用先伤了自己人的和气……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将鞑子杀光了，什么事不能慢慢商量？”

不过，沐王府的头号人物沐剑声却阴恻恻地回了一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大有搞革命非常不急，先通过大鸣大放把路线问题商量好的意思。

最后，双方达成政治妥协，相约先除掉革命阵营的大叛徒吴三桂，哪方杀了吴三桂就算哪方掌握了路线真理。

既然说到这里了，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个观察革命阵营的负面结论。在《鹿鼎记》中，无论是沐王府和天地会，他们反清的主要抓手和成绩似乎不是在“反皇帝”的终极追求上，而是在“反老虎”上。

比如，平西王吴三桂。说他是大老虎，绝非牵强附会。韦小宝在吴三桂书房中与吴见面时就借他最喜欢的白虎皮“影射”说：“依小将看哪，这高高在上的是只小黄莺儿，只会叽叽喳喳地叫，没什么用，下面却是一只大老虎，威风凛凛，厉害得很。这只大老虎，自然是王爷了。”（接下去是：吴三桂心中一乐，随即心道：“他说这只小黄莺站在高处，只会叽叽喳喳，不管什么用，说的岂不就是小皇帝？）

沐王府在《鹿鼎记》中的第一次出场就是斩首行动——派人进宫刺杀康熙，而最终目的，竟然不是“为杀康熙而杀康熙”，而是为了嫁祸给吴三桂。初读时很容易被搞糊涂，除掉康熙不就革命成功了么，何必还要舍近求远地去嫁祸吴三桂，嫁祸吴三桂搞七搞八最后的目的不就是反清复明嘛。这哪里是借刀杀人，分明是借人杀刀呀。除非，沐王府革命的最终追求其实“仅仅”是干掉吴三桂而已。

再比如，《鹿鼎记》中有所谓“杀龟大会”的盛大桥段，天下英雄高调地聚集在一块商讨如何除掉吴三桂。倒不是说杀吴三桂不对，但您在《鹿鼎记》中发现过什么群雄聚集商讨联合起义反清，或者是难度低点的刺杀康熙么？

刻薄地说，《鹿鼎记》中正儿八经地刺杀过康熙的也就两拨人，一个是前朝长平公主（九难尼姑），一个就是无政府人士归辛树一家。更何况，归辛树那次刺杀康熙还是受吴三桂所“托”——用一句恶俗的流行语就是，体制内的权力斗争罢了。

天地会中尽管有陈近南这个大英雄，但并不比沐王府高明到哪里去。天地会在《鹿鼎记》中第一次正式亮相也是派人刺杀在狱中的鳌拜，这一革命目标甚至比对付吴三桂更为不堪，吴好歹还在台上当平西王，而天地会杀的鳌拜已经被康熙关到了“笼子里”，事后补刀又岂是什么英雄所为？

换个角度说，无论是鳌拜还是吴三桂，尽管可以说是反清复明革命阵营的敌人，前者手上有革命者的血债，后者是革命的叛徒，但从“敌我分析”的立场来看，如果革命阵营劫狱放了鳌拜，令其东山再起和康熙内斗；或者说暗地里和吴三桂结成“抗清统一战线”，共同对付清朝中央政权，是不是对反清复明革命事业的最终成功帮助更大？或者说，革命同志们对付鳌拜和吴三桂是不是在实质上反倒是帮助康熙清理门户？再或者说，沐王府和天地会最在乎的革命目标其实是鳌拜特别是吴三桂，而对付康熙和反清复明只是“口炮”而已？

当然，话虽这么说，我还是非常尊重沐王府和天地会的以上选择的，如果他们选择与魔鬼结盟，这个革命成功的意义又何在呢？我只是想说明，他们更在乎的是谁。

沐王府和天地会的纠葛已经够乱了，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台湾郑家的势力（郑克塽和打手冯锡范）。按理说台湾郑家是天地会的幕后大老板，但因为郑家内部的权力斗争（陈近南是郑克塽大哥的人），郑家在大陆的代理人郑克塽反而处处和陈近南以及天地会为敌。最后竟然还出现了郑克塽暗杀陈近南的结局。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反清复明的革命阵营可以说分成了三大主要派系：天地会、台湾势力和沐王府，他们之间的内耗力度甚至要高于他们对付清朝中央政权的力度。另外，《鹿鼎记》中另有几派反清势力，比如，李西华所代表的李自成余部，洪安通的神龙教反清宗教势力，不过这些只“反清”不“复明”的势力当然就更没办法参与“反清复明”的革命统一战线了。

不仅没有统一战线，《鹿鼎记》还是一部无间道。韦小宝可以说是体制内外的双面间谍，神龙教宗教集团在韦小宝身边也曾卧底有方怡和小郡主，当然，最大的间谍赢家是康熙，他在天地会中潜伏的风际中最终戳破了韦小宝的双面间谍集团。

套用以上的“革命史观”，韦小宝的形象可以定义为一个革命的投机分子。他一方面有着在体制内的清朝高官身份，一方面在体制外的革命阵营又身居高位。韦小宝还游走在革命阵营的各大派系之间，可以说是“反清统一战线”的唯一代表人：他是唯一一个在天地会和沐王府两大势力中都吃得开的人物；他通过杀鳌拜得到了民间冤案平反势力的青睐——被《明史》案害得家破人亡的庄家；他的老婆苏荃曾是神龙教教主夫人，他可以由此收伏神龙教余部；他的老婆阿珂是李自成的女儿，可以由此交好闯王余部；他的师父九难是前朝长平公主，由此又沾上了朱明皇族的色彩。

韦小宝也可以定义为一个革命赞助人的“送饭党”角色，天地会青木堂的革命经费几乎由他一力承担，他一当上香主就在内部做送财童子；同时经常利用职权营救各个派系的反清复明同志。

韦小宝也可以定位为一个“友情大于意识形态”的人物，这一点几乎让韦小宝成为了书中最有人格魅力的革命领袖（陈近南太愚忠）。在政治与友情（义气）之间，韦小宝几乎每次都选择了友情，既不听从革命派的召唤与康熙决裂，也以自我放逐的姿态拒绝了康熙要求他剿灭天地会的旨意。

再扯开一点，《鹿鼎记》中的路线之争问题在《倚天屠龙记》中也有触及。在反元这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明教和所谓的名门正派是有共同价值取向的，按理说，他们也应该是反元的政治盟友。但在政治实践上，明教和名门正派反而互相成为了最凶恶的敌人，双方死斗了数十年，蒙古人反而坐山观虎斗。要不是张无忌，名门正派们差点替元朝政权灭掉了明教这个心腹大患。

天地会应不应该和沐王府结成“统一战线”？反清复明的革命阵营要不要先搁置路线争论，不扯什么正本清源？我得承认，这篇文章一个问题都没有说清楚。

“武侠是创造中国历史的根本动力”

如果看过新垣平的怪书《剑桥倚天屠龙史》，很难不期待这本《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就说我吧，即使是拿到书后第一时间就惊恐地发现郭敬明是本书的“出品人”之后，还是默念着“不可因人废言”的六字真言，啃起了这本厚达四百多页的“历史书”。

新垣平同学的创意非常天才，但也并不复杂：他也就是将金庸“定义”为一名主攻中国历史，特别是武侠史的严肃历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将金庸小说几可乱真地“解读”为历史著作而不是武侠小说。而新垣平在这本《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中所做的，无非就是将金庸的十五本“断代史”杰作，整合为一本据说比《上下五千年》还深刻广袤的中国武侠通史；而笔法呢，则取法《剑桥中国史》里神神叨叨的翻译腔，这可能也没错，因为金庸2010年在英国拿的历史学博士就是来自剑桥。

顺带着，金庸先生也实现了他在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任上未实现的宏愿：请不要叫我金庸，我是研究历史的教授查良镛。在这个易中天先生计划着出36卷本“易中天中华史”的文化大繁荣时代，金庸先生当年那点小理想也该到了怨念顿消的时候了。

如《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书名所示，新垣平眼中的金庸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但专业方向却不那么主流——中国武侠史，与研究中国流氓史、中国青楼史也没啥大区别。不过，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金庸的中国武侠史也是一部中国政治史，再拔高点，就是说中国通史也不为过。在金庸的笔下，“武侠，只有武侠才是创造中国历史的动力”。

先说《越女剑》，没有越女教越国的剑法，勾践还在继续尝夫差的屎呢；《天龙八部》，乔峰以死阻止了大辽伐宋，段誉后来干脆就成了大理国王；《射雕英雄传》，郭靖不仅救过成吉思汗的命，还一手帮助蒙古灭掉了大金朝，又一手主导了宋蒙战争中最关键的战役——死守襄阳；《神雕侠侣》中的杨过更不得了，一箭击杀蒙古大汗蒙哥，导致占了半个地球的蒙古帝国骤然分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曾经做过朱元璋的老大，还是灭元的第一功臣；《碧血剑》，袁承志是大明抗清第一名将袁崇焕的儿子，差点杀了皇太极；《鹿鼎记》就最牛了，没有韦小宝，康熙就被鳌拜杀了，雅克萨就一直被俄国人占着，吴三桂可能也打到北京了，台湾早就和郑家一起独立了；《书剑恩仇录》吧，陈家洛是乾隆的弟弟，差点说动乾隆走上反清复明的坦途……看，哪一本不是描写中国历史转折时刻和关键历史主角的重要史学著作？

从1955年2月开始连载《书剑恩仇录》开始，一直到1972年9月封笔之作《鹿鼎记》的连载结束，金庸的武侠共写了17年。可就在这17年里，套用新垣平的逻辑，金庸先生完成的“中国通史写作”竟然跨越了两千两百六十五年。由于新垣平的语焉不详，我这个文科生只好自己做算术题了。金庸小说中最为久远的自然是春秋末期的《越女剑》，书中提到越女授剑“三年之后，勾践兴兵伐吴……”，鉴于史书中明确说勾践攻吴在“公元前482年”，那么三年前的《越女剑》自然就发生在“公元前485年”了。

至于金庸涉及年代最晚的历史写作，准确地说当属发生在乾隆年间的《雪山飞狐》了，书中第一章就不能再清楚地说明了“这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这可能也是金庸唯一一次在书中准确到年月日的标明故事开始时间，而熟悉金庸小说的同学们应该知道，《雪山飞狐》的全部主线情节也就发生在这么一天而已，留下了个胡斐和苗人凤决斗不知生死的悬疑结局。请记住这划时代的一天，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三月十五，金庸的历史世界就结束在这一天，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保持了整整一个甲子的守望距离。回归主题，最晚的《雪山飞狐》发生和结束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最早的《越女剑》发生在“公元前485年”，做个很有技术含量的减法，金庸版“中国通史”一共跨越了两千两百六十五年。

正如新垣平所说，金庸的写作可分两种：一种是有具体历史时代的，这是金庸武侠的主流，如以上的《越女剑》和《雪山飞狐》；还有一种是虽有种种模糊暗示，但历史背景基本上是虚化的，这一类共有《笑傲江湖》《侠客行》《连城诀》《白马啸西风》和《鸳鸯刀》五本。经过金庸爱好者数十年来的艰苦索隐与考证，现在基本可以确定《笑傲江湖》和《侠客行》归属于金庸的明史研究著作，《连城诀》《白马啸西风》和《鸳鸯刀》当是清史研究。

既然时代是模糊的，问题就来了。在新垣平的笔下，金庸的历史世界虽然开始于《越女剑》的春秋年代，结束却一直拖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在《雪山飞狐》之后，还有据说是发生在嘉庆年间的《连城诀》，发生于20世纪初斯坦因西域探险前后的《白马啸西风》。不过，对此新垣平自己也承认其中颇多自由想象的成分，因此，作为一个武侠史学的严肃历史爱好者，我心目中“金庸中国通史”还是结束在1780年，新垣平的推测应作野狐禅观。

更何况，我所理解的武侠世界，是和洋枪洋炮脱钩的，真正的武侠应当生活在牧歌田园般的冷兵器时代，金庸又怎么忍心去让郭靖、乔峰、令狐冲们在恩菲尔德步枪和后装线膛炮中上蹿下跳，让护体神功沦为义和团一样的耍猴把戏。想到大刀王五飞檐走壁最后死在八国联军枪下，陈真精武门飞身一跃死在日本人的枪下，我就一阵阵肝痛。我想，金庸和我的底线一样，他是坚决不研究洋枪洋炮当道后的历史的，像《鹿鼎记》那样，有个没炸着天地会的红衣大炮就足够，很足够了。

但忍不住还要提个自相矛盾的建议，既然新垣平考证的金庸版中国通史都发展到辛亥革命了，还不如干脆延展到建国后。《笑傲江湖》本来就是一部年代模糊的作品，金庸开写的1967年正是“文革”愈演愈烈之时，很多经典桥段都被外界认为在影射“文革”中的乱象。再说，就金庸的1972年封笔时间而言，也正是“文革”期间，用网络金庸研究第一人刘国重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始于万隆会议开幕的序曲（1955年），终于文化大革命的尾声”。

我对新垣平最强烈的“不满”是，他在书中严重违背了一个金庸史学原教旨主义者的荣誉感，为了“凑满”他贯穿古今的武侠通史，不惜“硬凑”了很多金庸未曾研究过的朝代。在金庸的历史世界中，第一本是春秋时的《越女剑》，下一本就到了北宋中叶的《倚天屠龙记》，也就是说，像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金庸根本就没有写过相关历史研究著作。但修正主义者新垣平呢，竟“自作主张”地在书中补写了这一长段历史，在这本金庸中国通史中掺了大量来自司马迁、宋濂和费正清等其他历史的“沙子”，有违金庸史学玄门正宗的独一心法。

好在这一段史料也算丰富，有的是战国时代的四大刺客专诸要离聂政荆轲，汉武帝年代的豪侠郭解剧孟，南北朝的达摩，隋末救李世民的少林棍僧，唐朝的红拂红线女聂隐娘，最后也算看得过去。在这岔开几句，中国的武侠小说中貌似基本没有立足秦汉时代的，唐朝也不多，也就梁羽生比较爱写，比如《大唐游侠传》和《女帝奇英传》。

就金庸的历史世界来说，宋朝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起始，研究北宋的有《天龙八部》，南宋的有《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再后来是些元朝的《倚天屠龙记》；写明朝的直接就到了明末清初的《碧血剑》；清朝又是一个研究高发地带，从康熙年间的《鹿鼎记》到乾隆年间的《书剑恩仇录》《飞狐外传》和《雪山飞狐》。所以我们可以说，宋史和清史才是金庸的主要专业方向。再岔开一句，或许是为了弥补年轻时历史写作没有涉及唐朝的缺憾，2006年金庸在剑桥写的历史硕士论文是《初唐皇位继承制度》，2010年的博士论文是《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反正都是唐史。

最后，还得特别夸一下新垣平用“剑桥翻译腔”为金庸十五部小说转换的“历史著作”名，这基本上就是一场盛大的分难度猜谜游戏啊。简单的就不报答案了，《书本与剑的档案：乾隆帝与中国秘密社会》，《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绿色血液之剑：袁承志与明朝政治》；搞笑的也不报了，《神圣的雕之罗曼史》，《飞翔狐狸：一位18世纪游侠的个案研究》；略难的还是自己想吧，《天之剑与龙之刀：元代武术世界与地下宗教》，《天神与龙的战争史：北宋后期的武术世界》，《哭泣的白马，随风而去》。

高难度的就太吓人了，靠百度也没用。《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明代中期武术门派与教派的斗争》，这个是《笑傲江湖》；《游侠之歌：一个武术乌托邦的覆灭》，这个是《侠客行》；最难的是《满大人鸭子刀的传说与历史》，告诉你答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鸳鸯刀》，得先研究鸳鸯的英译；还有一个是次难的《秘密如同城市》，不公布答案，靠排除法吧。

疯狂的兵器

说起中国古代的冷兵器，大约有两种挺极端的看法。

如果看中国史书，兵器大约也属于奇技淫巧的范畴，战争场面记录得波澜壮阔，计谋阵法层出不穷，就是不大提抄啥家伙，仿佛历朝历代的江山都是“大刀长矛”打下的，像“小米加步枪”的描述那样轻而易举，简单粗暴。

但是如果看三国水浒说岳说唐这些古典小说，你就会一脑子的“十八般兵器”，什么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方天画戟、凤翅镏金镋等等，把古代战争升华成了一场江湖卖艺秀；如果万一不幸读多了武侠小说，看多了冰魄银针、唐门暗器、碧血剑、屠龙刀、打狗棒和铁扇啥的，那就真走火入魔了，对古代战争的了解基本就要直线坠落到“抗日神剧”的水准，感觉那些神兵利器基本可以秒杀三八大盖和勃朗宁的。

所以，为了防止你过分“左倾”或“右倾”，读读杨泓先生的《中国古兵二十讲》和《古代兵器通论》是挺有必要的，看看考古学家是如何“有图有真相”地探讨古代兵器的。

史书中的兵器

如杨泓先生所说，中国古代正史中对于兵器基本上是漠视的。《二十四史》里很少有关于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记载，正史中的战争无非是虚头巴脑的“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仿佛是计谋一出，即“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没有兵器啥事。

这点连太史公都未能免俗，比如《史记》在描写刘邦灭项羽的垓下之战时说：“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以为汉尽得楚地，项羽乃败而走，是以兵大败。”这段战争描写不可谓不精彩，时间、地点、双方兵力、战斗过程乃至四面楚歌之计均介绍得清清楚楚，唯独汉军是用什么武器击败楚军的只字未提。

简单来说，中国正史是坚决反对“唯武器论”的，对于兵器的基本看法就是“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保持了高度一致。

在我们的正史中，似乎从来没有一场战争的胜败是由兵器优劣所决定的，只有在说到匈奴、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等游牧民族对于汉族王朝的军事优势时，提到了对方的骑兵优势，但这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兵器范畴了。西方在研究草原民族的骑兵优势时，都惯于强调马镫（提高稳定性平衡型，骑兵在马上可以做更多的特别是射箭这样的复杂动作）和马蹄铁（提高持久性，使得骑兵远征和长时间作战成为可能）发明的重要性。而这，更不会为我们的正史关注到了。

而在西方军事史中，兵器一直是关注的重点。比如在说到罗马军团的超强战斗力时，西方的历史记载通常会强调装备着重标枪、宽刃短剑和巨型方盾的罗马军阵的作用；再比如，在说到英法百年战争时，通常会强调英格兰长弓兵中的决定性作用，正是长弓兵让英军在战争初期保持了对法国重骑兵的压倒性优势。更近一点，当说到拿破仑的用兵时，历史中更为强调的是拿破仑对于炮兵神奇的使用。

说回中国的兵器，不仅不见容于正史，即使是专业兵书中也鲜见相关内容。《孙子兵法》十三卷，谈用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就是没有一卷是专门讲兵器的。正如戚继光所说，“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

和《孙子兵法》一样，中国兵书的主流是军事哲学，兵器的地位相对来说就等而下之了，像宋代《武经总要》这样对兵器有详细记录的另类兵书在“学术地位”和社会认知度上又怎能和《孙子兵法》这一类的相比？当然，你可以说，兵器是不断演变的，而军事哲学亘古不变的，那我也只好灰溜溜地闭嘴了。

罕有的兵器大师

戚继光批评孙子时自然是很有底气的。中国人喜欢以“用兵如神”来形容名将，这个“兵”基本说的都是“兵法”，但在我看来，当用于戚继光时，这个“兵”却更多指向的是“兵器”。为了对付倭寇锋利的日本刀，戚继光不仅发明了“鸳鸯阵”，还为此阵配备了诸多专属兵器。比如戚家军的独创兵器狼筅，一种在竹子上安装枪头的长矛，还留有竹子上的繁茂枝叶——据说可以作为防御工具；他还发明了融合了日本刀与中国传统大刀优点的“戚氏军刀”；阵中长短兵器结合，长枪、藤牌、标枪、腰刀五花八门；最牛的是，戚家军据说光装备的“佛朗机”（火器）就有六种型号，口径大小齐备，专业程度直追当代炮兵。

戚继光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一位以兵器闻名的名将了（传说中善制云梯的公输盘不是名将），更为关键的是，他还写了两本书：《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在汗牛充栋的古代名将著作中，这两本可能是记录实战兵器最为详细的兵书了。除此之外，你只能在《墨子》、唐代的《太白阴经》、北宋的《武经总要》等少数著作中寻章摘要，寻找兵器的踪迹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戚继光这位兵器大师的涌现也是挺偶然的，用现代的话语体系来说，就是受到了“军备竞赛”的压力。在倭寇那个时代，日本刀可谓是当时最精良的兵器，据说戚继光就曾有过实战心得，“长刀，自倭犯中国始有之，彼以此跳跃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倭喜跃，一迸足则丈余，刀长五尺，则丈五尺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遭之身多两断”；《武备志》说得更为夸张“长刀，倭奴所制，甚利于步，古所未备”。在这些描述中，你简直可以感受到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对于日军机械化装备的那种恐惧。对于此种由倭刀带来的军事优势，高远的《孙子兵法》自然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只有戚继光这种以兵器起家的非典型名将才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

但兵器大师终究是中国军事史中的异类，我们的历史最终是属于“羽扇纶巾”们，属于镇定自若下棋的谢安们的。

更准确的说法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实践中或许并不轻视兵器的运用，也有着诸如神臂弓、明光铠和狼筅这样引时代风气之先的神兵，但在历史叙述中，兵器的地位被当作奇技淫巧一般而严重遮蔽了。

古典小说中的兵器

与中国正史的倾向完全相反的是，中国古典小说和武侠小说对于兵器的态度基本就算“唯武器论”了。

尽管杨泓先生在《中国古兵二十讲》的前言中坦承，他最初对于中国古代兵器的印象，也基本来自年画中的三国故事和评书人物，但他对于古典小说中兵器的态度是“与古代战争没有任何关系”。在我看来，这个观点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

古典小说中的兵器，在重量（比如说八十三斤的青龙偃月刀）和威力等方面尽管有很多杜撰和夸张，但在现实生活中基本是有对应的。中国古代有“十八般武器（艺）”的说法，如《五杂俎》中所说：“一弓、二驽、三枪、四刀、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锏、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把头、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古典小说的兵器描写基本是来源于“十八般武器”基础上的，的确是真实存在的。

但核心问题是，古代存在的兵器不代表就是实战中用的兵器，十八般武器所针对的可能更是民间兵器而非实战兵器。和我们现在理解的不太一样的是，梁山泊好汉可能一人一种奇门兵器，各展所长，但在古代真实战场上，却有个“制式装备”的说法。“制式装备”自然是个现代军事术语，但在古代战争也同样适用，军队使用的必须是相对统一的武器装备，且能适应随时更新，不然在现实战争中，无法训练也无法打仗，光后勤补给就无法支持。比如说在甲午战争中，清朝陆军使用的装备就可谓是“万国武器展”，看起来自然是花团锦簇，但打起仗来却几乎百无一用，后方供应上来的子弹常常不合用，武器坏了连配件都找不到。

可以这么说，古典小说中的兵器谱大约就相当于美国现在的枪支商店，你可能有几十上百种的型号，但美军可能只装备那一两种。毕竟，打仗不是开武器铺子。

比如，《水浒》中解珍解宝兄弟打虎时用的是钢叉，孙立孙新兄弟用的是鞭，李逵用的是板斧，秦明使的是狼牙棒，徐宁用的是钩镰枪；《说唐》中秦叔宝用的是铁锏，程咬金是宣花大斧，宇文成都那是凤翅镏金镋，裴元庆和李元霸用的都是双锤，真要这么一股脑地上了战场，那可不就成了庙会杂耍了。最好笑的是，像罗成用的那杆银枪，本是古代战场上最常用的制式装备之一，但在古典小说中的英雄里，反倒成了没有创意的“小众装备”了。

武侠小说中的兵器

如果说古典小说的兵器还算“来自生活，高于生活”的话，那么武侠小说中的兵器基本上就算科幻范畴了。比如说在古龙的名著《七种武器》中，除了长生剑、碧玉刀和霸王枪还基本算靠谱，像孔雀翎、多情环和离别钩这样的就是天外飞仙了，离别多情和兵器能拉上什么关系。这还不算离谱，梁羽生《鸣镝风云录》中有种兵器叫“玄铁宝伞”，《神雕侠侣》中李莫愁用的是“冰魄银针”，《倚天屠龙记》中布袋和尚用的是“乾坤一气袋”，更别说《楚留香》中号称武林第一暗器的“暴雨梨花钉”了，这些“上古神兵”在真实战场中可能连义和拳的兄弟们都会不会拿出来耍弄吧。

一个最有趣的现象是，和中国古典小说不一样的是，在武侠小说中，最顶级的大侠（或者说男主角）要么是赤手空拳，要用兵器的话基本上都是剑，最厉害的武学除了内功之外基本上也是剑法。令狐冲学的是“独孤九剑”，杨过用的是“玄铁剑”，袁承志用的是“金蛇剑”，张无忌学的是张三丰的“太极剑法”，梁羽生最喜欢的天山派就是以剑法立派的，小说名中有“剑”的更是极多：《广陵剑》《冰河洗剑录》《冰魄寒光剑》《联剑风云录》等等；古龙也是如此，《流星蝴蝶剑》《剑玄录》《浣花洗剑录》《名剑风流》和《三少爷的剑》等都是叫“剑”的小说。

剑自然是一个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兵器，但在古代战争中，却基本属于“装饰性”而不是实战兵器，实战普及程度远不如刀，充其量就是将官们拿来撑场面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们面对的主要是武林，假想敌都是不穿铠甲的对手（你见过哪位大侠身穿甲胄么？好吧，黄蓉身上的那叫软猬甲，穿金丝背心的韦小宝连小侠都不是）。对于无丝毫防御装备的对手，锋利轻快的剑可发挥最大的威力，“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但在战场上，士兵都身穿铠甲，这就大大减弱了剑的实战威力。

剑在实战中担任主角，印象中仅有的一次要追溯到勾践夫差吴越争霸的时代。据说，在吴越战争中，剑的优劣曾是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就有了干将莫邪的传说。

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水网纵横、山峦起伏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吴越一带的作战方式主要表现为步兵的近身格斗，而以短见长的剑自然成了战争首选兵器。金庸《越女剑》就是以吴越之争作为其故事背景，开篇就是“吴越剑士的比剑”。

再说说棍，这也是古典小说和武侠小说中的明星兵器，武松的哨棒，少林寺的棍僧。但神奇的是，棍这种更像表演器具的兵器却也曾应用于实战之中。我知道您以为这里说的是“少林棍僧救唐王”，但这毕竟只是传说，多半是不可考。但在真实历史中，棍在战场上确曾大放异彩，而且是在抗倭战场上。明朝抗倭名将俞大猷曾著有《剑经》一书，虽名为“剑”，但实际上说的是“棍”法。俞大猷曾经造访少林寺，走时还带了僧兵到军中效力，让时人没想到的是，少林棍法在从木棍升级为铁棍之后，竟然在与日本刀的实战对抗中尽显优势，成了当时俞军的一大王牌。而据少林寺自己的记载，六百僧兵三次击败数量占明显优势的倭寇，以几十人的微小代价歼敌千余。

常常这样想，是不是因为中国历史记载中对于兵器的极度漠视，才产生了古典和武侠小说中神兵利器的灿烂文明。这就好比，在宋明理学当道的年代，正是中国古典色情小说《金瓶梅》们最流行的年代。

第四章　苍黄

美国人为什么反对鸦片战争

美国因为对华贸易几乎砍光了夏威夷和斐济的檀香树；美国因为对华贸易几乎杀光了太平洋上所有的海豹和海獭；美国因为对华贸易无意中率先发现了南极，大清国从此用上了南极产的海豹皮；美国因为对华贸易在中国海域和英国海军大打出手；美国因为对华贸易加速开发西部；纽约因为对华贸易成为美国最大城市；美国利用大清的廉价劳动力山寨法国奢侈品，然后卖回本土；……我明白，我明白，各种荒诞不经，各种历史恍惚，大家一定以为我在写穿越小说。

必须非常严肃地告诉大家，这些毁三观的说法都是《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一书中的白纸黑字。并且，这不是一本奇幻小说，是本挺严肃的历史著作。在作者埃里克·多林的笔下，几乎所有美国近代史上的大事件，都和中国有关系甚至有决定性关系。

在我们传统的印象中，美国与中国应当是一直到鸦片战争后，更准确地说，是1844年《望厦条约》之后才开始产生交集的，而在此之前，两国至多是那种“久仰”的关系吧。如果你这样想，那必须得看看《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稍稍改造一下历史观，重新审视鸦片战争前中国与美国的“蜜月”。

在中美两国“最初相遇”之前，还有段被“中介”英国盘剥的日子。在美国独立前，东印度公司在理论上控制着一切大英帝国的远东贸易，美国（北美殖民地）要和中国做生意（主要是买瓷器特别是买茶叶），必须通过东印度公司，自然，这中间是要被摆无数刀的。

对于大清国来说，此时不要说是和北美做生意，就算是和英国做生意，也是可有可无的。但对于北美来说，对华贸易的意义就远不止如此了。我们都知道，美国独立的导火索是“波士顿倾茶事件”，进而引发了我们“无代表，不纳税”的现实思考，但不妨搞大点换个维度去想，为什么是“倾茶”？在某种意义上，北美殖民地也是出于和中国直接做生意，直接购买一手茶叶的需要，才与英国翻脸的，他们不想纳的那个税就是“茶叶税”。再说白点就是，北美人买中国茶叶，凭什么要被东印度公司在中间盘剥，还要征税？

因此，你完全可以非常偏颇但也理直气壮地说，美国是因为英国垄断对华（茶叶）贸易而爆发了独立战争。对此，《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的说法是，“美国在经过了一场革命（独立战争）之后，才真正打开与中国直接贸易的通道”，“对华贸易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催化剂的作用”。

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刚5个月而已，美国人就已急不可耐地开始了对华交往的历史性首航。1784年2月22日，“国父”华盛顿生日当天，“中国皇后”号从纽约起航开往中国，据说此行还包含着美国正式进入世界大舞台的伟大意义，而中国，此时对新生的美国而言几乎就意味着“世界”。

如果说作为中英的首次“相遇”，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的访华让乾隆盛世显得更像一个黑色幽默的话，中美的“最初相遇”则浪漫得犹如“人生若只如初见”。起航6个月之后，1784年8月，“中国皇后”号抵达了广州——此时大清朝唯一的对外贸易城市，此时，大清朝才第一次知道了美国这个国家。抵达当日，许多西方“先行者”还鸣了礼炮，格外显得美国作为新列强的姗姗来迟。最妙的是，美国人和前不久的敌人英国人在中国相见时，还作他乡遇故知状，英国诚恳地希望美国捐弃前嫌，相约“携手”在中国发展。

但让前宗主国英国没有想到的是，之后美国人却迅速崛起，成为了英国对华贸易的最大竞争对手。“中国皇后”号回国之后，立即在美国的朝野间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当时的驻法大使，后来的美国总统杰斐逊还专门向法国外交部寄送了一份“中国皇后”号首航的报告。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全美各地，无论多小的村庄，哪怕只有一条能通行五人帆船的小溪，都在开始计划前往远东的贸易”。当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美国利用欧洲的战乱乘虚而入，甚至做起了中国商品卖往欧洲的中间商。事实上，正是因为对华贸易的繁盛，才帮助纽约超过费城成为了美国最大城市。

关于英美竞争最劲爆的一个桥段是，在1812年的英美战争期间，双方的海战一直打到了中国海域，简单来说就是，英国海军封锁美国的对华贸易，看到商船就击沉或俘虏，而美国商船则奋起反击，冒着敌人的炮火和中国做生意，也俘虏过英国的商船……夸张的是，谁打赢了就赢家通吃，把所有的战利品拿到广州去卖。而当时的大清政府也显然比日俄战争时代更为强硬，义正辞严地告诉英美两国：要么就停止所有贸易，要么就到跑到别处去打。这可能也是《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一书中最为罕见的历史记录。

在那个时代，所有西方商人都面临着一个困扰他们数个世纪的终极问题：把什么卖给中国？乍看起来，自给自足的大清朝什么都不需要，天朝之大，无所不有嘛，但几乎所有西方人都需要大清的瓷器和茶叶。对此，一根筋且可恶的英国人一开始给出的答卷是：纺织品纺织品纺织品……疯狂地幻想着每个中国人都能穿着一件曼彻斯特的纺织品；当发现中国人对纺织品兴趣不大之后，英国人的答案随之变成：鸦片鸦片鸦片……当发现清政府开始大举打击鸦片贸易之后，英国人的答案继而变成：炮舰炮舰炮舰……

总之，在英国人看来，英国货在中国不畅销悉数是中国的责任，唯一的解决方式是通过战争逼迫中国开放市场，至于什么调研中国市场的需求，对于英国人是天方夜谭，这也就是鸦片战争的英国逻辑。但在那个时代的美国人看来，除了纺织品、鸦片和战争这些选项之外，显然还有其他更为妥帖的商业解决方案。对此，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语焉不详地说道，“我们横跨太平洋的扩张过程，是以广州贸易、捕鲸业和西北海岸的毛皮业开始的”。

可以这么说，与严重受限于殖民思维的英国人相比，美国人才是真正秉承自由贸易精神的天才商人。在周密的市场调研和不断“试错”之后，他们为中国准备了一份即使在这个时代看起来也无比绚烂的出口货单，商品原产地北到阿拉斯加，南至南极。

美国人开出的第一项货单是西洋参。事实上，“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时带去的主力商品也是“242桶，约30吨”西洋参。据方舟子老师说，美国人自己是决计不吃西洋参的，这完全是一个为大清国民“私人定制”的保健产品。幸运的是，这个主打商品美国一直卖到了今天。

美国人出口中国的第二大主打产品，就是费正清说到的“毛皮”，这可能也是中美贸易早期美国的头号王牌商品。在那个时代的广州街头，随处可见兜售美国毛皮的小贩，传说连北京的紫禁城的小主和娘娘们也都成为了美国毛皮的客户。从1792—1812年间，美国商船运往广州的海豹皮数量就高达250万张，据说每张的利润可以达到10倍。为了获得海豹皮，北到阿拉斯加，南到马岛，美国人几乎杀遍了“太平洋、南大西洋和印度洋”，几乎是以一种种族灭绝的气魄来做这个毛皮生意，而结果也确实是如此。

当时的中国人最精贵的毛皮是海獭皮，美国人“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商机，又从美国西北海岸一直杀到了加利福尼亚，据《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所说，这也竟然是美国人第一次来到加州，各种相遇各种巧合。美国每年卖往广州的海獭皮一度高达18000张，但仅仅过了10年，被疯狂猎杀的海獭在美国人视野所及的区域中几乎绝迹。到了鸦片战争前，无论是海獭还是海豹，运往广州的数量都已几乎忽略不计。

这里也有一个激动人心的黑色幽默桥段。正如本文一开始所提到的，在杀光了“周边”的海豹之后，美国人为了寻找海豹，竟然一直从北美找到了南极洲，无意中成为了第一个发现南极的国家。当然，那时的美国船员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巨大的历史发现荣耀，而是迅速投入到猎杀海豹这个热火朝天的工作中去。仅仅两年，美国人就在南极周围的群岛上杀死了32万只海豹，然后再不远万里跨越地球从南极运到了中国。

当然，清朝那个时代的毛皮消费者一点都没意识到这些毛皮制品上所附着的全球化伟大意义，因为他们可能100年后都还不知道南极，但重要的是，200多年闭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可能就享用过“南极造”——这反倒是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所无缘问津的。

与海獭和海豹命运相似的还有檀香树，这也正是美国出口中国的另一项主打产品。中国人将夏威夷的首府火奴鲁鲁叫作“檀香山”，得名正因为夏威夷曾一度盛产檀香树，可到了19世纪20年代末的时候，夏威夷的檀香树已被悉数砍光，几近绝种；更夸张的是盛产檀香的太平洋岛国汤加，美国人上岛砍树仅仅三年后，汤加的檀香树遗迹再找也只能去广州了。

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出口商品都遭到灭绝的命运，美国人还有一个主打商品竟然是海参。美国人不仅基本不吃，还恶心地形容人家是“水下的鼻涕虫”。在檀香树和毛皮基本被“开采”殆尽之后，美国人对海参的兴趣大增，在太平洋上雇土著居民大举搜寻海参，动辄便是上千人作业。夸张的是，美国人竟然还为此和土著人发生过大规模流血冲突，套用鸦片战争的逻辑，这该叫“海参战争”？出口海参的利润也非常惊人，据说一位美国船长曾以相当于3500美元的价格购入80吨海参，到广州后转手就以27000美元卖出。

从以上至少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都经历过出卖自然资源的阶段，现代的中东如是，中国如是，强大如美国在近代也难逃这一残酷的历史阶段，美国人几乎灭绝了本国和周边的所有海豹、海獭和檀香树，这从本质上和非洲的象牙贸易并无太大区别；第二，即使考虑到第一点的残酷，也必须承认，美国人的确是在以真正的商业逻辑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在充分了解中国市场的需求之后，不惜打通“全球贸易链”投中国市场之所好，与美国相比，自称热爱自由贸易的大英帝国至多就是本着殖民思维的商人。

这一点，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也坦承，美国人早期是作为“商业冒险家”去中国的，“他们把年轻美国特有的人生哲学也带到远东去：他们着眼于谋利、创新和发明”。在政治方面，美国人本着自己的独立战争传统，发自内心设身处地地反对英国的殖民主义，怀疑英国人在对华贸易中施展阴谋，“总觉得我们在早期避免从事帝国政治甚至强权政治这一点上比他们纯洁些”。

更重要的是，即使站在西方文明的立场上，我们是否可以对于英国当年发动鸦片战争的所谓“合理性”（打开中国市场，建立文明世界的自由贸易秩序）产生新的质疑？美国人在鸦片战争前恰恰证明了，只要本着纯粹的商业逻辑，出口充分契合中国市场需求的商品，哪怕在清朝当时那个显然不合理的贸易秩序之下，也可以有所作为，哪怕美国对华依旧保持贸易逆差，美国商人仍在做着“顾客总是对的”如此的商业努力，所谓大清国民不消费西方商品看起来更接近一个历史谎言。鸦片战争前夕，美国每年对华贸易额已达700万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的比重达4％左右（甚至要超过20世纪30年代时的同期比重），常年来往中美航线的美国商船也达到了60艘左右。按照邹谠先生在《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中的说法，从1784年到19世纪中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大大繁荣起来，它成为吸引美国领土向西部发展和人口向西部流动的因素。

大胆做一个历史逻辑推理，若英国不发动鸦片战争，美国人的纯粹商业逻辑是否可以渐进式地和平改变中国根深蒂固的贸易秩序和朝贡体制呢？或者说，鸦片战争结束了中美两大文明磨合的独特商业道路，一切有待次第张开的可能性在战争中被英国人一并埋葬。毕竟，从来没有一个清朝皇帝会去拒绝海参和西洋参，即使没有了毛皮和檀香，美国人也完全有可能发现下一个市场机会。

事实上，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前，美国对华也有鸦片贸易，尽管规模较英国小得多，但即使如此，正如《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一书所说的，大多数美国人反对英国的战争举动。准确地说，美国政府也并不支持美国商人的对华鸦片生意。1839年，据说当时除了一份报纸之外，美国几乎所有的报纸都站在中国一边，甚至还有美国大人物提出“联华制英”的方案。一位叫顾盛的美国议员说：“在广州的美国人，已经证明了对于中华帝国法律和公共权力的尊重，和英国人粗暴、不驯形成鲜明对比……上帝不会容忍我试想与英国政府合作，支持贪婪和暴力……”除了政治伦理原因之外，顾盛所代表的美国人心中，滚动着的是商业精神，坚信着自由贸易可以潜移默化地和平改变中华帝国。

5年之后，顾盛作为美国使团的领袖来到了中国，这也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向中国派出使团。正如费正清所说的“一面抨击英帝国的坏处，一面要求分享它的好处”，在1844年那份谋求与英国对等权利的《望厦条约》中，美国人在英国人保持缄默的鸦片问题上，向中国明文承诺禁止贩卖鸦片，违反这个规定的美国人将按中国法律判处，美国政府不予保护。而等到英国正式决定禁止对华贩卖鸦片，已经到1914年以后了。

美国“一战”后为何背弃中国？

对于“一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原因，除了流行甚广却似是而非的“亲日派卖国”说之外，最中正的说法无非是“美国背叛说”。

对于前者，台湾学者唐启华先生在《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一书中算是为亲日派做了全盘颠覆，直指章宗祥、陆宗舆和曹汝霖这三位在五四运动中出了大名的“卖国贼”遭受到了不公正的污名化，应该给予“同情之理解”。单是为了这次痛快淋漓的翻案，唐先生这本书就很值得一读。

而对于“美国背叛说”，唐先生倒是在书中发表了很多过苛的反美言论，对美国反而没有了对日本的那种同情之理解。因此，当我看完邓野先生《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一书后，颇有醍醐灌顶之感，算是看到了迄今为止对“美国为何背弃中国”这一命题的最佳答案。毕竟，美国在从巴黎和会之初的全力“挺华反日”，支持中国收回青岛，到和会后期的转而支持日本占据青岛，态度转变之大历来是一个令有亲美情愫的一些国人难以自拔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此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往往充斥了祥林嫂式的“我真傻，真的”，重复着美国是负心男的道德批判，却忽视了对背后原因的关注。而在邓野先生这里，终于摆脱了受气的怨妇形象，有的只是离婚律师般的专业解析。

在解释美国为什么要背弃中国之前，我们首先得明白，“终弃”还有个“始乱”的前传，不弄清楚美国为什么要在“一战”后“示好”中国，就去贸然进入分手故事，是厘不清这场离婚官司的。

“一战”后，美国为什么要主动示好中国，为什么要冒着得罪强国日本的危险，支持中国收回青岛？邓野先生对此倒是没有给出标准答案，我就斗胆总结了三点，且会遵循一个从正能量到负能量的逻辑顺序。

第一，美国总统威尔逊本就有超级理想主义者的一面。从他在“一战”结束前提出那著名的“十四点原则”就可以看出，这位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是有多么天真烂漫，要不是他掌控的国家实在过于强大，英法等其他战争国可能早就把威尔逊当傻子一样无视了。不过，就是因为威尔逊“民族自决”的理想主义，他才会在一开始对于可能没有什么太多利用价值的中国表示出了过高的善意，也将一个半殖民地弱国埋藏内心多年的上进欲望充分唤起，全心全意地相信起了“公理战胜强权”这个伟大政治理想。

第二，美国近代以来素来就有某种亲华的传统。这颇有些“爱不需要解释”的意思，相比其他列强，美国一向是在中国的模范列强，又是率先退还庚子赔款，又是对中国的领土主权显出一副柳下惠的坐怀不乱。美国的威望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尤其高，不过，这也相应地让“一战”后的中国知识界无比信任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支持，落空后反而造成了后来更深的失落乃至幻灭。梁启超在巴黎和会前后的态度转变最能说明问题，从“互助之精神，将为世界之新精神，世界文化将由此开辟一新纪元”的威尔逊第二，转而成为“所谓正义人道不过强权者之一种口头禅”的幻想破灭者。也千万别说梁启超幼稚，即使是老江湖孙中山，在巴黎和会前也做出了“强权灭，公理昌”的判断。

第三，交好中国以牵制日本。这一点虽然属于地缘政治和均势外交的范畴，但和前两点高大威猛的美国形象相比总是显得有些厚黑猥琐。唐启华先生在书中尤其强调这一点，认为美国为防止日本独霸东亚，将中国作为牵制日本的棋子，从而挑唆中国在巴黎和会与日本作对。一句话，中国被利用了。这一说法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美国当然也不是痴恋中国的小天使，但总是有些过于“反理想主义”，阴谋味十足，或者说有点影射史学的嫌疑。

对此，邓野先生倒是没有如唐先生一样“诛心”，未对美国利用中国一说进行阐发。不过，他也指出了一点无伤大雅的美国的“私心”：就门户开放机会均等这点“通常的利益”，美国自然是不主张日本独占青岛的。

说完“美国为何示好中国”，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是否成功，是否可以遵循外交程序顺利收回青岛，不取决于“五大国”中的英国法国，更别说意大利，甚至不完全取决于另一当事人——同样身居五大国之一的日本意愿有多么强烈，对此最有发言权和决定权的就是美国，或者说就是威尔逊本人。如果美国闷头坚持到底拒绝向日本妥协，那么，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四大国也无可奈何。原因也很简单，美国在“一战”后虽没有“二战”后那么风光，但已是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强国，对国际事务有最大的发言权。

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探讨“美国为何背弃中国”绝非打了民族主义鸡血的无理取闹，这的确就是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关键所在。

不过，无论从唐启华先生还是邓野先生的书中都可以看出，所谓美国背弃中国，绝非见利忘义或者移情日本，美国也是为时势所逼，几经挣扎之后才作出的无奈违心之举。

下面，就该进入“为什么背弃”的问题了。我试着总结一下邓野先生的答案，有两点。

第一，意大利首相退会。我知道，这看起来非常莫名奇妙，这不是中国美国再加上日本三家的事么？问题是，当日本获悉意大利退会之后，相当敏捷地借机生事，放风说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意的结局，日本可能也要追随意大利退出和会。

对于威尔逊来说，他在和会上的最高目标就是确保巴黎和会取得成功，在此基础上组建国际联盟。意大利和日本都是世界强国，意大利一家退出也就算了，如果日本也跟着退出，那么巴黎和会肯定破产，国联也就组建不了。也就是说，当作为美国（威尔逊）次要目标的“支持中国”妨碍到“和会成功”这个首要目标时，也是懂得权衡轻重乃至丢卒保车的。

这一点甚至连中国人也发现了。巴黎和会上的中方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向北京发电就再明白不过地指出：“美总统终不能为中国问题，再使日本步意之后。”

狗血的是，意大利退出巴黎和会是缘于在争夺一块位于今天克罗地亚叫作“阜姆”的土地中未果。克罗地亚和山东，这个恐怕在百度中都无法发生什么联系的奇怪组合，就这么成为了决定中国未来数十年命运的“蝴蝶效应”。

第二，种族平等问题。这看起来只会更莫名奇妙。在巴黎和会中，日本针对英美对黄种人的歧视提出了“种族平等”的诉求，但最后却被当时特别在意这一点的英美所拒绝。从我们现在的立场来看，日本在国际上提出“种族平等”的理念自然是再正确不过，这是多么重要的人权问题啊，更何况，这也可以惠泽同为黄种人的中国。但实际上，当时中国代表团对此的态度非常暧昧，而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中方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日本的这一“大张”东亚人民士气的诉求竟然也成为了中国败走巴黎和会的主因之一。

种族平等如何与山东问题发生关系？按照邓野的解释，对于欧洲、尤其是美国而言，在种族平等被否决之后，似乎欠下日本一个情，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在山东问题上继续否决日本的要求，那么，对于日本可能有失公允，有失平衡。为此，美国在山东问题上应当选择对日本有所让步，以作为对日本的补偿。毕竟，赢家通吃并不是大国政治的惯常逻辑。

无论是第一点还是第二点，中国和山东问题实际上都成为了列强利益交换的一个筹码。更冷血地说是，撇除威尔逊先生的理想主义因素，中国和美国之间同样存在利益交换，无非是中国以牵制日本或是门户开放“交换”美国在和会上的支持；问题是，美国与日本之间，同样存在利益交换，尤其当对日利益明显超出对华利益时，美国将别无选择。说白了，就是中国手上可以拿来和美国进行利益交换的筹码太差。

“威尔逊比昨日对日本更友善了”，在日本放风退出和会的当天，日本代表团就报告东京称。即使弃子在所难免，威尔逊过于立竿见影的转向始终让人心寒。

据说，当威尔逊下了丢卒保车的最终决定之后，无论是美国代表团内部还是国内舆论都支持寥寥。代表团团长蓝辛大怒，认为将青岛给日本以保全国联，是出卖了民族自决原则，“放弃中国和牺牲我们在远东的尊严”。美国驻华大使芮恩施更是直接向威尔逊提出辞呈，称“美国将要不可避免地丧失在中国一百四十年来工作的成果……代之而起的将是一种以东京为中心的、反动军阀政权用无耻的办法控制的罪恶局面，那是趋向专制主义、嘲笑自由政府和人类进步原则的一种局面”。

我想，最尴尬的一定是威尔逊，他的同僚们用来反对他的东西，竟然是他昔日的招牌：理想主义。

在美国国会，威尔逊背弃中国的政策也引起了强烈不满，最后甚至引发了国会对《凡尔赛和约》的拒绝批准。

不会再有一次背弃能让我们仍然心存感激了。毕竟，无论在现实中多么别无选择，美国外交在无法回避的“现实利益”之外，也始终有那么几根“理想主义”的硬骨头高喊“永不妥协”。

即使是选择背弃理想主义的威尔逊，也承受不了更多的苛责了。为了与国会对抗，维护他成立国联、成功签订和约的“最高利益”，威尔逊回国后就开始了大范围的旅行演讲，短短22天内竟演讲37次，旅行8000英里，结果中途病倒，后又引发了严重的中风（这也成为了他几年后去世的主因）。为了这个不为国内舆论所认同的“最高利益”，威尔逊背弃了中国，背弃了理想主义，最后竟以身殉，也算“求仁得仁”了。

在此也要多说几句。百年来国人似乎总是困惑于美国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的“两面”。在人类社会进入神话时代的“大同社会”之前，但凡民族国家，总是有“利己”的一面，以“五月花号”式理想主义建国的美国也无法特殊于这一普世规律之外。但是，若以此将美国的理想主义全盘否定，一定是错得更为离谱。正如，威尔逊在国家利益和“立功立名”的个人利益诱惑之下，背弃了他理想主义的底色，但是，美国国内舆论却紧守理想主义的亲华态度，客观上形成了“主义的制衡”；再如，即使威尔逊最终坚守了亲华路线，不惜冒着得罪日本和巴黎和会失败的风险支持中国，就能说其中完全没有“国家利益”的考量么，就能说没有“牵制日本”的因素么？或者这么说，美国在日本侵华前期的“漠视”，以及中后期的“积极投入”，背后难道不是理想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对于一个政治有竞争乃至思想有竞争的国家，理想主义和国家利益又岂是可以割裂地评说？这其中的奥妙，可能连美国人自己都分不清吧。

而中国呢？沉浸于被背叛的民族情绪中无法自拔，从此也背弃了一度无比相信的理想主义和国际公理，高呼着“强权战胜公理”和“我不相信”呼啸地走进五四，甚至是五四之后。

无论是多么恒久远的情伤，也该放下了。

用尧舜禹“想象”华盛顿

“兀兴腾，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

陈胜吴广略输武勇，曹操刘备稍逊风骚……熟读上下五千年的各位，可知这位唤作“兀兴腾”的“异人”是谁？与这怪名字最类似的应当是《三国演义》中藤甲兵的首领“兀突骨”或大金国四太子“金兀术”，但这两位勇则勇矣，但又和“天下为公”有啥关系？

“兀兴腾”就是华盛顿，以上那段话出自晚清名臣徐继畬的《瀛环考略》，不知道当时的道光皇帝看了有何感想，自己的重臣竟然将“夷人”华盛顿捧成了直追尧舜禹的古今第一圣君。

撇开“兀兴腾”这个怪译名不提，更大的问题在于，大清国是如何翻译“总统”的？对于晚清的知识界而言，当诸如“总统”“民主”“外交”“民权”“议会”“革命”等西方政治名词纷纷登陆之际，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千古未有之大变局”。

就如何翻译成中文，晚清知识界无非有两大门派，其一是如“兀兴腾”这种不管三七二十一的音译，莫名其妙那是跑不掉的，但也不会犯啥大笑话；其二是“反求诸己”，像“儒宪派”一样本着“古已有之”的精神，从中国古典政治资源中寻找对应“意译”答案，运气好找对的时候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实在找不到，进而似是而非地蒙一个却往往要闹出笑话，好在无伤大雅罢了。

以“总统”（President）为例，音译就有很多个版本。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译成“勃列西领”，怎么听都觉得和英文原音相距甚远，不过考虑到魏源将美国国会（Congress）译成“衮额里士衙门”，参议员（Senator）译成“西那多”，众议员（Representative）译成“特底甫”，你就会觉得心平了不少，“勃列西领”听起来还不错。

“President”音译最有名的版本应当是“伯理玺天德”。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已有“亚美理驾洲大合众国大伯理玺天德特派钦差全权大臣”云云，之后郭嵩焘和薛福成出使欧洲时均沿用此译称呼“西方民主国家”总统，比如1890年薛福成在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中，便称“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法民主国大伯理玺天德好”。“伯理玺天德”这个译名最妙的在于，也有几分“意译”的味道，即“掌理玉玺、享有天德的人”，因此后来成为最流行的音译也就不奇怪了。

对于“总统”的翻译，最热闹的还是以上说的第二种——“古已有之”，你完全可以想象一位位皓首穷经的老夫子遍翻典籍，生拉硬套这个词的感人场景。根据熊月之先生的整理，这一类的翻译大约有几十种，比如“尚书”“监督”“正堂”“掌院”“首事”“首领”“邦长”“国主”“天卿”“地卿”等等，各种稀奇的“古词”都有，反正一开始，是肯定没有人译成“总统”的（最后确认要到19世纪末了）。在这其中，最贴近现代精神的恐怕要算1819年就发明的“总理”，但很显然，按照现在的政治话语，这算是将“总统”降了半级。

“兀兴腾”的崇拜者徐继畬则算是最接近答案的人，他在《瀛环考略》中说：“（兀兴腾）分其地为二十六部。每部正统领一，副统领一……二十六部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居于京城，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部皆听命。”“总统领”虽然怎么听起来都和《水浒传》中的“步军统领”“水军统领”脱不了干系，貌似就是同为“众人推选出来的”宋江，但好歹和“总统”一词一字之差，蒙也算徐继畬蒙对了，但不得不说，他将美国的“州”译为多指称游牧名族的“部”颇有点歧视性的味道。

还有几种翻译可能就是公然歧视了。比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将President译为“大酋”，“在美利坚，全国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更夸张的是，在1817年两广总督蒋攸铦在向朝廷报告有关美国船只走私鸦片问题时发明了“头人”的译名，“该夷並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回过头来看，“头人”“大酋”这些称呼简直是反美意识形态的最高峰，可不，如果天朝将美国视作“夷”“番”，他们的首领可不就是“头人”“大酋”嘛。

作为另一个极端，还有一种翻译则是走“捧杀”路线的，直接将President翻译成“皇帝”。据熊月之先生的说法，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上海，为表尊崇之意，华人主持笔政的《万国公报》发表文章的题目便是《纪两次在位美皇来沪盛典》，且所用词汇尽是“践祚”“禅位”等中国皇家专属名词。不过，美国人对“皇帝”这个在中国人心目中最为崇高的称呼显然非常反感，《万国公报》的美国主编直接发表“编者按”，阐明皇帝之称在美国人心中不是什么美称，有悖民主之义，“民将有不快于心者”。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总统”还可以翻译成“民主”。在1874年一则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中，《万国公报》使用了“美国民主易人”的说法；1890年11月，《万国公报》刊载华盛顿像，标题便是“大美开国民主华盛顿像”，这两处的“民主”，都说的是“总统”。在这里，“民主”的意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为主”，而是古典意义上的“民之主”——民众的领袖，在《左传》《尚书》等典籍中，都有“民主”一词，但意思都是“民之主”。

在“Democracy”刚刚进入中国时，无论是欧美传教士还是中国士大夫对此都颇为不屑，一度被翻译成饱含贬义的“多人乱管”“百姓弄权”等版本，用现在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翻译时过多地关注了“多数暴政”，反而忽视了“民主是个好东西”。

与此类似的是，当“Liberty”（自由）甫进入中国时，也一度被翻译为“任意擅专”，受歧视程度直追后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文的古典意义中，“自由”一词基本上是“去政治化”的，比如形容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由”，《孔雀东南飞》有“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之句，基本上是指向一种生活方式，与政治基本没有关系。当晚清时逐渐将“Liberty”与“自由”挂上钩时，“自由”也从一个中性名词演变为一个褒义日深的政治名词，如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大力鼓吹“自由”，认为中国与西方比起来，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自由与不自由。

境遇更尴尬的要算是“Party”（政党）。“Party”刚进入中国时，倒是没经过什么翻译上的折腾，很快就攀附上了“党”。但问题是，“党”，特别是“朋党”在中国历史上远非什么好词，往往被视为亡国的一大征兆，如东汉有“党锢之祸”，唐有牛李朋党之争，宋有新党旧党之争，明有东林和阉党的党争，儒家更有“君子群而不党”之说。正如郭双林先生《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一书所说，尽管西方近代政党与中国古代朋党之争有本质上的不同，但晚清士人仍然谈“党”色变，不仅不敢结党，且在著述中对西方政党政治进行了大量偏见性的攻击：

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批美国两党政治为“二党如此争衡，后患恐不免焉”；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警告西式政党政治“譬之汉唐宋明之党祸，不啻十百千倍”；薛福成在《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中则对法国的多党政治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这是造成法国政治风潮频繁的主因。

再说“外交”（Diplomacy）一词，基本上是经历了一个从“夷务”到“洋务”再到“外交”的演变过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年代，“夷务”一词的流行也正反映了当时大清朝野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精神状态，即使战败了仍然不改初衷；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夷”字在正式外交场合中的“弃用”，“夷务”也逐渐被“洋务”所取代。据说清政府一开始在1860年成立的是“抚夷局”，次年才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了1901年，清政府明令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在此前后“外交”逐渐取代了在甲午战争中名声扫地的“洋务”。与“民主”“自由”这些古已有之“借尸还魂”的名词不同的是，“外交”一词基本属于新词，最早使用权要追溯到1879年薛福成的《筹洋刍议》。

晚清恐俄症

1845年，林则徐结束了他在新疆伊犁三年多的流放生涯。作为大清朝当时最有名望的抗英英雄和英国问题专家，当有人问起林则徐如何对付英国侵略时，林则徐却出人意料地说，不用太操心英国人，他们的志向无非是用鸦片和其他商品从中国挣点钱走罢了，而“俄夷则西北包我边境，南可由滇入，陆路相通，防不胜防”。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上，林公最有名且最具前瞻性的一句话是：“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林则徐说得没错，直到他1850年逝世前，大清朝野不过是刚刚通过鸦片战争知道了英国这个强敌，对于俄国的了解和定位基本还停留在康熙时代雅克萨之战的“败军之将”，而俄国此时在华的扩张也尚未启动。尽管林公在鸦片战争前一系列对英军政外交问题的处理上大有可商榷之处，但这位“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在对俄国的认识上的确超越了他那个时代。我最佩服林公的一点是，他明明是因为英国才被流放至伊犁，但在新疆的所见所闻让他迅速修正了反英观点，突破了个人际遇和时代局限，成为了在中国提出“俄国威胁论”的第一人。

林则徐在那个时代断言俄终为中华大患注定是寂寞的，当时大清朝野对此的反应竟然是“闻者惑焉”，即便是《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在当时也认为“俄罗斯亦震我兵威，故两百载无边患”。

“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林则徐逝世8年后（1858年），他的这一“恐俄”预言终于应验了。就在这一年，俄国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在东北出兵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割让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的《瑷珲条约》。

即使到此时，大清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敌人仍然是英国和法国，圆明园的一场大火甚至让俄国那么大规模的领土扩张显得“低调”起来。不过，明白人总还是有的，林则徐首创的“俄国威胁论”最终在大清朝野中渐而蔓延开来。

第二次鸦片战争似乎让晚清士大夫一夜之间成熟了起来，让人惊讶的是，此时对于国际形势了然于胸的士大夫已不在少数。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中一连写了数篇“反俄”雄文（《俄人志在并兼》《中外合力防俄》《合六国以制俄》），他极具国际视野地指出，俄国在欧洲方向的领土扩张被英、法、德等大国所压制，它的战略扩张重点很可能会逐步转到亚洲特别是中国上来，“此中国之强敌，不可忽也”。

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也专门辟出“边防”一节，强调俄之边境“包中国东西北三面，横亘二万里”。薛福成的判断基本与王韬一致，认为俄国的扩张重心将转移至中国，“俄非无事之国，不得于西，将务于东，此必至之势也”。

袁世凯的叔父袁保恒在呈给朝廷的密折中也断言，在大清朝的诸多外敌中，“惟俄夷为最强，亦惟俄夷为最狡”，认为俄人侵略中国时的策略往往是不动声色，暗暗布局十数年，然后再趁机“肆毒于十数年以后”。郑观应在那本著名的《盛世危言》中也做出相似的判断，“防俄宜先”。

尽管晚清如王韬、薛福成这样的士大夫精英对国际形势已颇为了解，但受限于传统知识背景和思想资源，他们非常喜欢借用春秋战国时代的局面来比附晚清时的国际政治格局。正如薛福成所说，“今地球大势，颇似春秋以后、战国之初”。

在这个19世纪的“国际版”春秋战国中，几乎所有参与“想象”的晚清士大夫都惯于将俄国比作秦国，如与俄国打过很多交道的曾纪泽就说，“俄罗斯为西洋著名杂霸之国，正与战国时嬴秦无异”。用现在的眼光看来，将俄国比作秦国的说法虽然有几分滑稽，但也算基本靠谱，两国最大的共性是，同为尚武侵略成性之国，与西方（中原）主流文化始终格格不入。

在薛福成的版本中，除了俄国是秦国之外，英国是实力足以与秦国一决高低的楚国，法国是享乐主义的齐国，德国是尚武的赵国，美国是偏远的燕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这两个二流列强则是韩国和魏国，最搞笑的是，日本被视作战国时代最为好战的小国——中山国。至于中国，薛福成虽然很有自知之明地没有将祖国列入“战国七雄”之中，却给比附成了东周，“中国尚文德而不竞武力，颇有宗周气象”，暗含的意思是，中国虽然是个弱国，但和东周一样，还是天下正统所在，是天子所在的中央之国。

既然是俄国是秦国，那么顺理成章的是，必须借用“合纵”的历史经验才能对付它。比如王韬的防俄策略就是“合六国以制俄”，认为中国必须与英国日本结盟，“然后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盛兵备，厚边防，乃足以有恃而无恐”。总体来说，晚清士大夫精英们虽然高唱“俄国威胁论”，但同时基本也都是“恐俄症”患者，几乎没有人认为大清朝可以独力抵挡俄国的扩张，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国际上找盟友。

将“合纵思维”推至登峰造极乃至走火入魔的是张之洞。尽管张之洞在呈给朝廷的《论驭俄疏》中也表示要自力更生，对付俄国要练出四支精兵：首先是蒙古骑兵，其次是包括喇嘛兵在内的西北军和东北的八旗骑兵，最后是李鸿章的北洋军。可能张之洞也知道练兵不太靠谱，但随之却提出了更不靠谱的国际大战略。

说实话，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从未看过如此充满想象力的结盟大战略。张之洞是这样说的，如果俄军打过来，我们可以将西藏阿里送给英国，换取英国出兵里海；割让台湾岛的一部分给日本，让日本出兵库页岛切断俄国的东海口；派使节到土耳其挑唆其出兵收复失地；再以重金收买德国，让德国出兵攻俄。

在张之洞的纸上谈兵中，联合英、日、德、土四国共同进攻俄国简直是手到擒来，一副谈笑中樯橹灰飞烟灭的架势，大言不惭地断言俄国的下场是连首都圣彼得堡最后都保不住，我猜他一定是看多了《东周列国志》特别是《三国演义》中纵横捭阖的桥段。不过，在嘲笑张之洞的天真烂漫之余，我竟然也发现他在此也做出了一个无比精确的历史预言，认为俄国的亡国一定是内外夹攻所致，“俄之精锐渴于外，俄之乱党起于内”。没错，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俄罗斯帝国完完全全照搬了张之洞几十年前写出的亡国剧本：外有德国，内有列宁。

你可以说张之洞、王韬、薛福成，甚至林则徐是可笑的，他们受制于陈旧的知识结构和匮乏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的时代中说过做过这样那样的时代笑柄，比如林则徐就曾说英国人离开中国茶叶就会大便不通而死，又比如王韬自大狂地说过“地球之全局则在我中国”，大外交家薛福成还做过重振八旗铁骑以对付俄军洋枪洋炮的旧梦。但是，作为那个时代中国最为精英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在这场“千古未有之大变”中还是时有灵光一现，林则徐的“俄罗斯大患说”以至张之洞的“内外夹攻说”均是类似的天才预言。即使是看之可笑的联日抗俄，也并非如表面那么荒诞不经，毕竟，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如果没有日本主观上的野心，也就没有击败俄国客观上为中国保住了东北。

到了1875年，“俄罗斯威胁论”终于第一次进入了大清政界的主流思想。在这一年，清廷内部爆发了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

你可以说，这是一场大清战略重心在东海还是在西北边疆之争，但从实质上来看，这其实就是中华第一大敌是日本还是俄国的战略之争。一个残酷但却无奈的事实是，当时的中国还严重缺乏同时保卫新疆和海疆的资源和实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海防派首领李鸿章和塞防派首领左宗棠在观点上很难说有高下之分。事实上，当左宗棠最后赢得了这场战略之争，从而在1877年集中全国之力收复新疆的18年之后，海防派首领李鸿章就在东海输掉了甲午战争，输掉了台湾。而如果当时李鸿章赢得了“海防之争”，新疆恐怕就有危机了。

好吧，我只能用一种非常犬儒的“历史后见之明”来看这个问题。“二战”后，日本吐出了甲午时的战利品，中华民国光复了台湾；但鉴于俄罗斯对华的历史记录，被其吞并的中国领土除了前几年那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半个熊瞎子岛之外，均是有去无回。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关于日本和俄国谁才是中华的第一大敌，左宗棠应该说是笑到了最后。

也可以说，林则徐笑到了最后。据说，林则徐曾与当时尚是布衣的左宗棠有过一次命定般的相见，在一次彻夜长谈之后就认定“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将自己在新疆收集的资料和最后几年的未竟事业全部托付给左宗棠，而左宗棠最后的确也是不负所托。

在一个个条约中，在一声声炮响中，林则徐“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时代断语居然穿越了时空。

我们为什么谈论边疆
——《禹贡》杂志八十周年记

2014年，当我们用充满焦虑的口吻谈论边疆问题时，是否知道，在整整八十年前，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也在用着同样，或许是更大的焦虑在谈论着边疆与民族。

1934年3月，一份几乎是聚合了当年国人所有此种民族主义焦虑的边疆杂志创刊了，是为《禹贡》半月刊。那篇由创办者顾颉刚先生与弟子谭其骧先生共同拟定的发刊词如此写道：“这数十年来，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应当归我们的。”

“到底有哪些地方应当归我们的？”在《禹贡》创刊的1934年，这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问题。1934年，外蒙，虽然国民政府不承认外蒙独立，但在苏联的庇护之下，这早已是既成事实；东北，已在三年前的九一八事变中丢给了日本人，传说中的“满洲国”已粉墨登场；内蒙古，德王在日本人的唆使之下，主持的“内蒙自治运动”正“渐入佳境”，内蒙古未来究竟是谁人之天下，还很难说；新疆，盛世才刚刚在1933年年底取代了金树仁，虽名义上仍归属国民政府，但实质上却依附于苏联的羽翼之下；西藏，自清亡之后，中央政府的势力在西藏就一直处于空白状态。

1934年，从东北到内外蒙，从新疆到西藏，中国的边疆危机四伏。边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是一个“学术概念”罢了。在现实国土与理论国土之间，国人真的不知道，到底哪些边疆地区应该归我们？中国的边疆分裂趋势，正不知伊于胡底？

顾颉刚本是一个以上古史研究著称的大学者，最著名的研究就是在“古史辨”中质疑“尧、舜、禹”存在的真实性，这后来被演绎为神奇的“大禹是条虫”。坦白说，顾颉刚先生的研究多少是带有一些“民族虚无主义”色彩的。但是，在1934年时，顾颉刚先生却几乎放弃了“大禹是条虫”，彻底转向至边疆与民族研究，相应地也成为了一个无比爱国的“民族主义者”，而这显然是“民族虚无主义”的绝对反面。

如何看待这一无论从学术方向还是思想倾向而言都堪称巨大的转变？顾颉刚先生夫子自道，他正是受到了“九一八”和“内蒙自治”的强烈刺激，才走上了边疆研究之路。据《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禹贡》本来只想做一些古代地理学研究的准备工作，但在“强邻肆虐，国之无日”的情况下，“遂不期而同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又以敌人蚕食我土地，四境首当其冲，则又相率而趋于边疆史地研究”。没错，《禹贡》就是一份民族主义导向的“保边疆”刊物。

可以说，边疆研究，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之下，已远远不是纯学术那么简单，这是一个“学术抗日”的战场，而且是最前线，与顾颉刚先生一起奔赴这个战场的中国学人还大有人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傅斯年先生等北平著名学者就在北平图书馆聚会，商讨“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会后，傅斯年即联合蒋廷黻、萧一山、徐中舒、方壮猷等四位史学界的一时之选共同撰写《东北史纲》一书，据说这也是中国史学界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地研究东北史。此套《东北史纲》原定出版五卷，但最终只有傅斯年负责的第一卷和整套书的英文节略本如期出版（蒋廷黻先生负责的最后一卷后来以《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为名出版）。《东北史纲》英文节略本在当时的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仅作为“历史铁证”送交国联调查九一八的李顿调查团，而且还印刷了两千册分送各国朝野宣扬中国立场。

傅斯年先生在《东北史纲》第一卷中强调，“就此两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东北在历史上永远找不出与日本关系也”。

既然是“学术抗战”，就一定以后作为对手的“侵略者”。战场的对面，是以白鸟库吉和矢野仁一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日本学者介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历史甚至要早于中国学者，早在1908年，受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委托，成立了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为中心的“满鲜历史地理调研室”。显然，日本边疆学研究由此昂首阔步地走上了“政治化”道路。

1922年初，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在梁启超的“刺激”之下，提出了他著名的“满蒙藏非支那本来之领土论”，认为中国本来的领土指的是满洲、蒙古、西藏、青海、新疆等以外的“本部十八省”，中华民国无权继承清朝留下的边疆领土。九一八前，这一观点又经号称日本第一战略家的石原莞尔进一步阐发，“满蒙非汉民族之领土，其关系与日本更为密切”，在实质上成为了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理论基础所在。

事实上，无论是顾颉刚的《禹贡》，还是傅斯年的《东北史纲》，一开始的“假想敌”都是矢野仁一和他的“满蒙非中国说”。《禹贡》发刊词中说：“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而傅斯年在《东北史纲》卷首就开宗名义：“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辨，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辨。”

而在《东北史纲》出版之后，矢野仁一也迅速反击，又推出了《满洲国历史》一书反驳傅斯年，为“伪满”立国的正当性辩护，强调满蒙自古以来就不是汉民族的居住地。

当然，就鸟居龙藏、白鸟库吉和矢野仁一这一批日本顶尖学者来说，你很难说他们的学说缺乏具体的材料支撑，或者说完全属于政治化的“主题先行”，全然是配合日本侵华而打出的政治牌。但是，即使不追究他们的本心和用意，即使假定他们是“为学术而学术”，有一点仍是逃不掉的，如“满蒙非中国说”这样的理论在日本军方看来是如获至宝，在客观上被利用为日本谋夺中国边疆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理由”。这就好比，“公投”和“民族自决”再或者“克里米亚自古不属于乌克兰”在学术范畴上本来均有商讨空间，但放在俄国“统一”克里米亚公投的具体语境之下强调这些概念，就很难以“理中客”的高贵冷艳范示人了。

即使如此，且容我冷血且冷静地说一句，当时研究东北史甚或中国边疆民族史的重心，其实并不在中国，而在日本（这一传统竟也一直延续到今日，诸位可详细参阅最近出版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顾颉刚和傅斯年这批中国学者的“学术抗战”和真实战场上是同样的悲壮，从研究水准和学术积累等方面来看，中日这场学术对决绝对是“明知不敌，偏要亮剑”。

这一点，甚至连沉浸于爱国情绪中的中国学界也看到了。

《禹贡》发刊词的态度就很老实，“研究地理沿革在前清曾经盛行一时。可是最近十数年来此风衰落已到了极点”，“倘使不把地理沿革史痛下一番功夫，真将开口便错”。

傅斯年《东北史纲》出版后，即遭到了国内学者的很多质疑，毕竟，傅斯年不是边疆史地的专家，写作时间也过于仓促。邵循正先生说得很刻薄，对“学术抗日”的价值根本就持怀疑态度：欲证明东北之为中国领土，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武力收复”，学术研究逞口舌之快，又有什么用呢。最激烈的批评来自“学衡派”的缪凤林，认为《东北史纲》的学术水平比白鸟库吉等日本学者水平差很远，硬伤远比日本人的多，堪称“史学界之不幸”。

对于缪凤林的质疑与攻击，有人可能认为这是“罔顾大义”，是“亲者痛，仇者快”之举，但我恰恰认为，无论民族主义的旗帜如何伟光正，日寇如何穷凶极恶，一个民族在危机时刻还能保持自省与自我批判精神堪称弥足珍贵。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对傅斯年先生出版《东北史纲》的认同与尊重。

顾颉刚先生的“学术抗战”也遭遇了同样的尴尬。顾颉刚边疆研究最有名的一篇文章可能要算《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篇名文最具争议性的观点是：“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析出什么民族”，“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只有民族的伟大胸怀而没有种族的狭隘观念！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除了不承认“多民族”之外，顾颉刚对当下最流行的，被视为终极标准的“民族自决”一说颇为怀疑，“第一次欧战以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喊出‘民族自决’的口号，原要使弱小民族脱离帝国主义者的羁绊而得着她们的独立自由。那知这个口号传到中国，反而成为引进帝国主义者的方便法门”。

以这个时代的眼光来看，顾先生的说法自然是有诸多问题的，甚至可以说在理论基础上就大错特错了。但置于中国正面临分崩离析风险的彼时，顾颉刚的忧虑不能说是杞人忧天，乱世之中，很多道理大概都成不了道理，日本与苏联也的确在利用中国边疆的“多民族”和“民族自决”从中操纵。

不过，费孝通先生没有“顾全大局”，还是站了出来和顾颉刚先生商榷。费孝通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中阐释了他日后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各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只要“我们的国家真能做到‘五族共和’，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会受到各分子的爱护。不但不易受任何空洞名词的分化，而且即使有国外强力的侵略，自然会一同起来抗战的”。

我估摸着，这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傅斯年和顾颉刚身上展现出来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多半是不以为然。这么想自然也没错，在当下，民族主义在知识界早已是作为一个贬义词和靶子供人批判。不过，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更类似一剂重症下的“虎狼之药”，在傅、顾两位先生身处的那个时代，亡国灭种迫在眉睫，民族主义是一个普通人乃至知识分子在愤激之下最自然的选择，顾颉刚选择了放弃上古史而就边疆研究，傅斯年匆匆写就一本备受诟病的《东北史纲》，均是此种刺激下的民族主义式的回应。

从这个视角来看，民族主义实际上起到了“以毒攻毒”的作用，在特定的被侵略的“重症”状况下，民族主义往往是不得不服下的一服猛药，你说他毒也好，你说他不毒也好，若想聚集民力国力对应亡国灭种的危机，闭着眼睛也得吞下去，毕竟，高远的“世界主义”只有在看不见屠刀时才能从容谈论。因此，我们应当尊重至少同情顾颉刚和傅斯年们当年的民族主义选择。

但是，民族主义终究是权宜之计，药终究当不得饭吃。或这样说，当一个国家没有染上“外患入侵”这种重病时，民族主义就是一服慢性毒药。再说得白一点，民众总是倾向于民族主义的，但知识分子在大多数时候应当超越民族国家，以一个世界公民自居。

2014年，毕竟不是1934年，没有明显切实的外患风险。当我们在这个时代谈论边疆乃至一切相关问题时，民族主义本身就是我们必须警醒的东西。千万别一说起别人的民族主义就不屑地甩出如“想象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这样的大词，一说起自己，便自我特殊化。

谈论边疆不必有什么敏感词，自由的言说才能拥抱最广阔的边疆。费孝通先生说得好，“若是空洞的名词就能分化的团体，这团体本身一定有不健全的地方。一个不健全的团体，现有敌人在分化时，消极的固然可以防止敌人分化的手段发生效力，而重要的还是积极的健全自己的组织”。

费孝通还有一句很棒的话，“惟有从事实上认识边疆，我们才能保有我们的边疆”。事实是什么？就是以《禹贡》的精神踏踏实实地去深入认识我们的边疆和赖以生存的民族，去了解边疆的文化，去了解他们的需求，去了解我们不敢不想了解的东西。

事实就是远离一切想象和虚妄，警醒一切唯我独尊和似是而非的自古以来。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必须继续谈论边疆的理由。

穿越1944：崇祯与李自成
——重读《甲申三百年祭》

三百七十年前（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在景山的大槐树下自缢身亡，史称“甲申之变”。

三百年后（1944年），郭沫若先生发表了可能是整个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一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开篇就是“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甲申三百年祭》在今天成为一篇仍被不断重温的名文，理由自然是与所谓李自成先胜后败的“历史启示”有关，即毛泽东曾说的，“我们不能学李自成”，“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对于《甲申三百年祭》的此种“历史启示”功能，似乎是这个时代我们谈到郭沫若这篇名文时唯一会去说的老生常谈，今日暂且搁下。我想强调的是，如果回到《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前后的历史情境，你会发现，这就是国共政争背景下的一场“影射史学”大战。

没错，《甲申三百年祭》就是一篇影射史学的史论，如果它不是，可能当下任何文字都无颜自称影射史学了。

在《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射世界”中，大明王朝就是国民政府，而关外的满洲铁骑就是同为侵略者的日本；对应到人的话，“三百年前”自缢的崇祯恐怕就是蒋介石，而吴三桂就是汪精卫了。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影射最直接的文字可能就是，“（崇祯）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注意，崇祯当了17年皇帝，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从1927年到文章发表的1944年，也恰好是17年。影射得如此明显，明明这就是指着鼻子骂么。

不过，公允地说，这场“影射史学”大战的发动者并不是郭沫若，而是蒋介石自己。或者说，是国民党一方“率先”将明末清初“影射”成抗战年代的。

在《甲申三百年祭》的前一年（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著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一开始就将清朝入主中原的原因归结为“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自然，蒋介石扯历史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他的“影射”也非常明显，现在的国民政府也面临着流寇（共产党）与清兵（日军）的“内外交侵”。

蒋介石这么影射自然也是有底气的，钱穆、傅斯年和李光涛等历史学家都有过“前科”。比如钱穆早在1940年就在《国史大纲》中再清楚不过地说道：“其时对流寇常以议抚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不得言和，遂至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寇，尚可救。”在当时，钱穆的这个说法一再被指为向蒋介石“献策”，惋惜国民党未能将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贯彻到底。

对于此种影射式的进攻，热爱历史的毛泽东显然不会善罢甘休。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部署，1944年1月，翦伯赞、乔冠华等人在郭沫若的重庆寓所聚会，决定借甲申三百年这个再合适不过的时机，向蒋介石反击。而最后商定下来的开炮人，就是郭沫若。

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于《新华日报》，连载三天。发表当日，还有署名宗顾的《三百年前》一文作配合，总之基调也是褒李自成，贬崇祯。

国民党的反击也随之而至。3月24日，蒋介石的文胆陶希圣（《中国之命运》的执笔者）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文章的火力异常凶猛，直指“郭沫若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郭沫若今天把流寇夸扬为革命，把策应敌寇，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这不但是民族主义的羞辱，并且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玷污”；“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可以颠覆明朝，却不能动摇三民主义的革命党和政府”。

4月13日，《中央日报》又发表了《论责任心》的社论，责难郭沫若是“对国家和政治没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渲染着亡国的怨望和牢骚”。

我个人认为最火爆的一篇文章是号称国民党反共理论权威叶青的长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直接指出郭沫若此文是“特利用明亡底历史事件来作材料，而妄想以明朝隐射国民政府”；“这篇文章与共产党的宣传十分相合。共产党要反对政府，这篇文章就尽量指责明朝，企图唤起人民底联想作用”。

群起而攻之之下，4月15日，中共中央在重庆的机关刊物《群众》第9卷第7期上也刊载了一组纪念明王朝灭亡的文章作为回击，其中最有名的几篇是柳亚子的《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

可以这么说，当时国共之间的这场影射史学大战在立论基础和逻辑上是同出一辙的，也就是都将明末清初作为影射现实的对象。而双方的一大交锋所在是“谁应该为清朝（日本）入主中原承担历史责任”。国民党的观点显然是“李自成”为罪魁祸首；而共产党则是“崇祯”，因此郭沫若在文中就称崇祯为“种族罪人”。

明亡之后几百年间，学术界对于崇祯的评价在大多数时候基本上是延续着崇祯自杀前的“朕非亡国之君”的基调。比如《明史》就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说法；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而在万历之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樊树志先生在《崇祯传》中的主题也是“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褒崇祯”则相应地就要“贬李闯”。上面所说的叶青一文中就断言，“郭沫若说崇祯是民族罪人，其实错误。崇祯亡于李自成，李自成亡于满清。所以说李自成才是民族底罪人”，“李自成变成了为满清开辟来路的另一吴三桂，客观上的吴三桂”。由此，叶青将攻击对象扩展至所有的“内乱”，“外患严重时期底农民运动是引起内乱，消耗国家力量，陷民族于危险境地的，在客观上有汉奸作用，而于它自己亦无补益处”。

有一点是明确的，当国共双方为了这段历史，为了崇祯与李自成的谁是谁非大打笔仗时，他们关注的自然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争夺着道德制高点。

回过头来看，如果将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比作明朝、闯军和清朝三大势力的话，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共是携手抗日的，而明朝和李自成却从未“一致对外”过。事实上，崇祯当年并未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反而一度想对闯军采取“抚”的政策，用樊树志先生的说法就是，崇祯的“内心深处仍是攘外重于安内”。而李自成显然全无所谓的“民族大义”，反倒多次利用明军被清军牵制的机会一次次地东山再起。可以很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关外的清军，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有坐大更别说攻占北京的机会。而在清军方面，也很有策略地盯着明朝政府打，在实质上也在利用着闯军牵制明军，用陶希圣在回忆录《潮流与点滴》中的说法，“清军入关，只打明朝的国军，不打李闯的寇军”。

从这个角度来说，李自成显然没有中共高明，不知“统一战线”为何物，不知顺势而为；而日本人显然也没有大清高明，不知拉谁打谁。

回到《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历史的吊诡在于，在陷入了1944年的巨大争议和论战之后，《甲申三百年祭》和郭沫若一起在建国前后成为了“历史启示”和“国师”，但在20世纪80年代，《甲申三百年祭》又经历了一次规模同样浩大的论争。1981年年初，著名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先生发表了《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了这篇名文。

当然，姚雪垠不敢或许也不会攻击《甲申三百年祭》的“思想倾向”，而是在学术上将该书批为“在匆忙中赶写成的，不是严肃的历史科学著作”，“代表一种不严肃的学风”，“史学著作是科学著作，不能同政治宣传品混为一谈”，总之是指出了郭沫若在文中的一系列史学硬伤，批评这篇文章的意识形态之作。说实话，我们见多了历史学家批历史小说家“不严肃”，但当一个小说家如此批评一位历史学家时，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姚雪垠先生在文中提到了自己“文革”期间在“难友”面前批评了几句《甲申三百年祭》，谁知却遭到了对方声色俱厉地批评：“郭老是党中央委员，《甲申三百年祭》是毛主席肯定的，你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党！反党！”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郭沫若，对于崇祯，对于李自成，我们都可以有不同意见。

顾颉刚的朋友圈

在没有翻阅过《顾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之前，实在难以想象，顾颉刚先生在书信中搭建的社交网络竟然如此强大，绝对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在那个没有短信、互联网、电邮、微博、微信的时代，书信可以说是民国学人最为倚重的“社交媒体”，从书信往来中，基本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朋友圈”构成和交友范围。以书信“朋友圈”的广度深度而论，胡适先生自然是最厉害的，与“我的朋友胡适之”通信的大人物实在是太多了，横跨政学两界，基本上可以编成一本民国名人录了，不信可以参阅《胡适书信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胡适的朋友多也就罢了，他本就是以圈子野著称的，而顾颉刚先生有那么多通信的大V“笔友”，的确把我小小震撼了一把，这可是一个搞上古史起家的纯学者啊。如果本着外行看热闹的阅读方式，你会在《顾颉刚书信集》中发现无数大大小小的名人交友八卦。

《顾颉刚书信集》中的第一个通信对象是叶圣陶，收入的第一封信写于1911年，那年，顾先生刚刚十九岁。问题是，叶圣陶远远不是顾先生青年时代的朋友，事实上，他们从私塾时代开始，进而是小学，再后来是中学，一直是同学，翻一翻《顾颉刚年谱》就会知道，顾先生九岁时就认识叶先生了。这两人绝对绝对是“发小”呀。

这还不止，在《顾颉刚书信集》中，还有两位顾先生的中学同学。一位是大画家吴湖帆，他爷爷就是晚清重臣吴大澄，顾先生曾写信向吴湖帆请教秦代金石器物的问题。还有一位中学同学是文史大家王伯祥，《顾颉刚书信集》中收入了顾先生给他的21封信，顾颉刚、王伯祥、叶圣陶这三个人属于中学时代的死党，后来都成了大学者。

中学同学都这么厉害了，大学同学那还得了。顾颉刚上的是北京大学，和他交好的同学就至少有傅斯年、罗家伦和俞平伯三位，通信数量最少的也有18封。

在大学时代，和顾颉刚关系最好的同学应该是傅斯年，用顾在1920年6月给傅的信中所说就是：“我的师友中，最敬爱的是你”。最可怕的是，顾颉刚和傅斯年竟然还是大学室友。

顾颉刚写给傅斯年的24封信大约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封信写于1918年年底，两人一开始的关系当然是无比亲密，还和罗家伦三人一起发起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后来傅斯年还力邀顾颉刚到中山大学共事；但在1931年6月的一封信中，已经可以发现顾傅二人的关系已经处于破裂边缘，顾颉刚在信中说：“弟生平从未受过此等气，眼前为之发黑。兄对我既如此，论理正当绝交……此事兄或忘之，弟则深记”；到了1935年，两人的通信才重新密切了起来，但当年的室友情谊貌似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顾颉刚的通信“朋友圈”中，师长的阵容更是豪华。其中有李大钊，顾颉刚虽未听过李大钊的课，但毕业后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李大钊正是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还有北大校长蔡元培，书中收录了顾颉刚从1917年到1934年的8封信，双方关系应该挺不错，顾颉刚甚至还去信请求蔡元培帮助营救据称和他关系暧昧的学生谭慕愚。除上述两人之外，还有陈独秀、章士钊、陈垣、沈兼士、钱玄同等一长串的学术大佬，特别是钱玄同，这位号为“疑古”的大师显然和顾颉刚在“疑古”方面有着深深的共同爱好，书中收入顾颉刚写给钱玄同的信也有39封。

毕业走入学术圈之后，顾颉刚在通信网络中大大扩充了他的朋友圈，其中大多为当时或者未来的学界大佬。在这份名单中，有容庚（72封）、冯友兰（3封）、丁文江（2封）、王国维（3封）、冯沅君（2封）、徐志摩（1封）、郑振铎（4封）、郭绍虞（2封）、钱穆（2封）、陈望道（2封）、杨树达（1封）、闻一多（1封）、刘海粟（1封）、周予同（1封）……基本上是亮瞎双眼的节奏。在这其中，还有一位特殊人物——顾廷龙，这位古典文献大家虽说比顾颉刚小11岁，却是他的族叔，顾颉刚还曾拜托傅斯年帮这位族叔到燕京大学读书。看到这里，你不能不对顾颉刚的“朋友圈”心服口服，小学同学牛、中学同学牛、大学同学牛、大学老师牛，连族叔也牛，更别说，逐步地，顾颉刚的通信圈中还多了像弟子谭其骧这样的明日之星。

在所有学术界的通信人当中，顾颉刚写给胡适的最多，书中就收入了156封之多。在两人通信的高峰期，光是1921年4月，就写了11封。胡适算是顾颉刚的正牌老师，顾曾是他“中国哲学史”的选课学生之一。但两人关系的密切应该是在顾颉刚毕业之后，正是胡适为顾谋得北大图书馆的职位。事实上，顾颉刚1920年8月给胡适的第一封信就写于他进北大图书馆之时，由于收入低微，信中还商讨了他每月向胡适借三十元一事。粗粗翻阅两人的通信，两人基本上是言必称学术，比较缺乏八卦线索。不过，顾颉刚在信中也偶尔同胡适谈谈政治，比如在1927年4月的一封信中说：“我希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发展，政治方向就此截断了罢”。

顾颉刚显然也继承了胡适乐于提携后进的优点，在通信中向胡适推荐了如杨向奎和周一良等人，“能提拔这人（周一良）一定是值得的”，就这一点来说，顾颉刚的“朋友圈”所以如此广阔也是继承了胡适的基因。足可见顾颉刚与胡适知心的是，他还曾在信中倾诉自己和傅斯年友谊破裂的缘由经过，希望得到共同的老师胡适的理解。

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还提到了鲁迅，直指“周氏兄弟假公济私……万不可使他们再有造谣的机会，害了先生的一生”。《顾颉刚书信集》中可以看到不少处顾颉刚与鲁迅交恶的内容，如与罗家伦、傅斯年和沈兼士的通信中均有谈及。最过瘾的是，顾颉刚还曾在1927年7月给鲁迅去信两封，在信中单刀直入地质问鲁迅说：“颉刚不知以何事开罪于先生，使先生对于颉刚竟作如此强烈之攻击，未即明教，良用耿耿”。显然，鲁迅之于顾颉刚的“朋友圈”而言，是一开始就进入了黑名单的，并且，顾颉刚一直试图在圈子中反击比他声名要大不少的鲁迅，挽回自己被鲁迅破坏的形象。

如前所说，与胡适“朋友圈”最大的不同在于，顾颉刚的交友高度集中于学术圈，有过通信往来的政治人物不太多，较为熟络的戴季陶和朱家骅也是因为这两人曾任中山大学正副校长，和顾颉刚有同校之谊的缘故。顾颉刚在1948年还给蒋介石写过信，为得是申请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贷款，信中还顺便抱怨了物价飞涨；1977年还给华国锋邓小平写过信，声称在华主席的领导下，又感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一般的温暖，当然，信的最后部分还顺便请求了一下，可以换一个更“宽敞和温暖”的房子不？

最重要的是，当年“朋友圈”中的那些通信人，此时早已是“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了。

第五章　劫灰

英美靠什么主导世界两百年？

以1814—1815年拿破仑帝国的覆灭为标志，由英美（先英后美）主导的世界秩序已经整整延续了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这一世界秩序先后经受住了五大霸权强有力的挑战，曾经不可一世的挑战者们最后悉数落败成为了历史的陈迹。从“守擂者”盎格鲁-撒克逊的角度来看，这应当是一个值得庆功的两百周年庆。

1814年，一代天骄拿破仑认输了。在接连输掉1812年的侵俄战役和1813年莱比锡战役之后，以英国、奥地利、俄罗斯、普鲁士四大强国为首的“反法同盟”占领了巴黎，拿破仑此时已是穷途末路，被迫宣布退位。尽管1815年拿破仑还有个“百日复辟”，我们也更习惯将1815年的滑铁卢之役作为拿破仑一生军事生涯的终点，但准确地说，1814年拿破仑帝国已经崩溃，之后的复辟最多也只是回光返照。

在拿破仑帝国的覆灭中，尽管俄国“居功至伟”，但英国事实上才堪称真正的领袖，不仅独力在特拉法加消灭掉了法国海军，同时也是反法战争全程的最大金主（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更重要的是，在拿破仑帝国覆亡之前，法国尽管在经济上落后于英国，但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显然在英国之上，拿破仑当时才是欧洲大陆甚至世界秩序的唯一霸主；但在法兰西帝国沦亡之后，英国决定性地消灭了争夺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最大对手，整个世界从此进入了“英国时刻”。

在这个叫“维也纳体系”的新世界秩序中，除了“主人”英国之外，俄罗斯帝国在战后也国力大增，成为了英国世界秩序的最新挑战者。事实上，此时的俄国在陆军实力上已经堪称世界第一强国，自居为欧洲大陆新的主人。最关键的是，俄罗斯帝国此时已不满足于大陆霸权，企图吞并奥斯曼帝国，得到进入地中海的通道，这在实质上已经突破了英国的底线——欧洲大陆可以不要，海洋霸权不容挑战。

果然，在1853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开战之后，英国和法国联手对俄宣战，这也就是最近在乌克兰危机中被炒得很热的“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的最核心战场是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这也是俄黑海舰队的最主要基地，在历时近一年的围攻之后，英法联军最终于1855年攻克了这个要塞，获得了决定性胜利。

1856年，俄国宣布战败，双方签订《巴黎条约》，这也标志着俄国丢掉了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在英国确立了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之后，俄罗斯帝国是第一个势均力敌的挑战者，这一轮，英国守擂成功。

俄国坠落之后，拿破仑三世的法国成为了欧洲大陆新的霸主。但问题是，在法国还未有机会和实力再次对英国的世界秩序发起挑战之前，就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惨败。

普法战争之后，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以德意志帝国的新形象接棒法国成为了最新的挑战者。到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不仅是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在工业产量上也超越了英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最关键是，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此时的目标就是夺取英国的世界霸权。

不过，在1914—1918年的“一战”中，由英、法、美和意大利（俄国十月革命后先行退出）等组成的协约国最终还是击败了德意志帝国参加的同盟国。

尽管在“一战”中面对德国的挑战仍然守擂成功，但英国也是元气大伤，在战后实质上已经让出了世界秩序主导者的地位，将主角和平“禅让”给了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不过英国仍然保住了这一世界秩序中的第二把交椅。可以说，这是世界秩序的“美国时刻”的开始，也可以说，这是“英美时刻”。

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奇迹般地在短短几年中迅速崛起，向美英同盟主导的世界秩序发动了更为激烈的挑战，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这次的结果仍然是挑战者再次落败。“二战”之后，美国进一步奠定了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战胜国英国却在战后进一步衰落，在实质上也退出了和美国一起对世界秩序的共同主导权。

“二战”后，苏联成为了世界第二强国，几乎与拿破仑战争后的俄国完全类似的是，此时苏联的军事实力特别是陆军实力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了欧亚大陆无可置疑的霸主。所谓的美苏争霸，完全可以理解为苏联对美国世界秩序主导权的争夺，但和之前几次不一样的是，苏联的挑战没有通过战争来展现，而是“冷战”。以1991年底的苏联解体为标志，这一次，失败者仍然是挑战者一方。

两百年来谁著史。1814年的法兰西帝国，1856的俄罗斯帝国，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然后又是1945年的纳粹德国，最后是1991年的苏联帝国，在这两百年中，五大强权先后倒在了作为世界秩序领袖的英美面前，除了俄国之外，其他四大帝国挑战失败的后果无不是樯橹灰飞烟灭。这应该是第一条教训。

教训总是经验主义的，第二条教训我还想增加点形而上。做点基础的统计工作可以发现，以上五大强权几乎都是当时的第一军事强国，都或多或少地创造过赫赫武功。但问题是，尽管英（美）在军事实力上不如挑战者，但在这横跨两百年的五个时代中，又几乎都是当时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一战”前的英国似乎是唯一的例外，在GDP上略落后于德国，但即便如此，其总体经济实力仍然是强于德国的，更别说，英国的盟友美国当时是第一经济强权。而作为挑战者一方的几大强权，经济实力最强也不过是当时的第二（德国）罢了。

这应该可以得出一个相对靠谱的结论，“军事第一＋经济第二”往往不敌“军事第二＋经济第一”。也就是说，即使是GDP达到了世界第二，军事实力也“超前发展”到了世界第一，最后的竞争结果仍然是落败。值得强调的是，GDP作为单一数据并不能囊括经济实力的内涵，先发经济强国即使GDP略微落后，但只要在金融资产、海外投资、国际贸易以及科研实力上仍保持领先，经济实力在一段时间内仍然强于明面上的GDP第一的新兴大国。

现代战争，最后比拼的终究是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的权重更大），纵然穷兵黩武可以称雄于一时，笑到最后的仍然是经济实力最强者。对于这一点教训而言，纳粹德国和美苏军备竞赛的落败者苏联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第三点教训，一个纯军事问题，海权总是压倒陆权的。以上的五大挑战者在海军实力上几乎都落后甚至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英（美），仅仅是一个陆权竞争者。无论是拿破仑时代的特拉法加海战，还是俄罗斯帝国的黑海舰队，还是“一战”“二战”中的德国海军，在面对当时的世界第一海权力量英（美）时，几乎都是被压着打，完全丧失了制海权。丧失制海权的后果是，海权者英（美）可以通过海上贸易调动全世界的资源为己所用，而挑战者们则几乎被迫放弃了海洋贸易。就这一点教训，拿破仑和“一战”中饥馑的德国应该是有很多血泪史可以控诉的。但反过来说，当陆权国家开始试图发展海军挑战海权霸主时，这往往是战争的前奏，比如“一战”前的英德海军竞赛。

第四点教训，作为既有的世界秩序主导者，英（美）在历次战争中几乎都是盟友最多的一方，而挑战者则往往是形影相吊，每次都是被群殴的境遇。比如拿破仑面对的“反法同盟”，整个欧洲除了自己几乎都是敌人；“一战”时德国一方才四个国家，而协约国一方理论上则有三十个左右；“二战”时德意日联盟面对的也是海量级的“反法西斯同盟”。至于内中原因，是个大题目，就暂不展开了。

最后一点，咱们不说教训，说点正能量的“经验”。通过战争挑战国际秩序的五大强权都失败了，但在这之中，美国却悄然完成了“权力转换”，得到了那么多挑战者不惜以战争都得不到的世界秩序主导权。经验也不算复杂，通过结盟而不是战争，通过搭车而不是抢车。美国在“一战”以及“二战”中都是作为英国的盟友出现的，通过战争中的援助和后发制人逐步与英国交换老盟主手中的好牌，最后在倒逼中完成“禅让”。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日本在“二战”后尽管“沦为”美日同盟的次要角色，但借助美国驻军的“和平红利”，借助美国缔造的战后国际贸易体系，创造了经济奇迹，差点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完成对美国的超越，也就是当时曾盛行一时的“日本第一”说。

“西亚病夫”往事

“西亚病夫”的最初缘起，还要追溯到1683年，曾经所向披靡的奥斯曼帝国军队在维也纳城下的惨败。在1683年之前，帝国几乎是战无不胜；在1683年之后，帝国几乎是战无不败。

也是在1683年，日后的“东亚病夫”大清帝国正值鼎盛，康熙帝还沉浸在收复台湾的踌躇满志当中；法国最伟大的国王路易十四正在开创他的波旁盛世；俄罗斯最伟大的沙皇彼得大帝刚刚即位一年；英国五年后就将发生“光荣革命”。

而对于1683年的奥斯曼土耳其来说，他们早已告别了那些历史上最伟大的苏丹们。事实上，1683年的奥斯曼苏丹也并没有如先王那样御驾亲征，而是派了自己的“大维齐尔”（宰相）去维也纳，直到今天，这位宰相的头颅还一直躺在维也纳的艺术博物馆里。

对于帝国中后期苏丹个人素质的严重下滑，奥斯曼的历史学家们曾提出过“女祸论”——昔日苏丹们英勇善战的血液，已被后宫那些外来女奴们“一滴一滴”地稀释了。1911年有位历史学家甚至相当严密地计算了一番，宣布今天的苏丹仅拥有不足“一百万分之一”的土耳其血统。

从后宫干政的角度来说，“女祸论”多少是有点道理的。奥斯曼帝国的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为后宫的娘娘们所把持，“垂帘听政”期间曾创下12年换18位宰相的记录。不仅是女人，整个帝国的后宫对苏丹们来说就是一个大牢笼，产生了很多位精神分裂的苏丹。比如说，奥斯曼帝国也有太监，按照斯坦福·肖在《奥斯曼帝国》中的说法，太监的首领“大内总管”权倾朝野，在帝国中的地位仅低于大维齐尔和大教长（宗教领袖），基本等同于明朝宦官的政治地位，搞得整个帝国和苏丹家族鸡飞狗跳。不过我很欣赏他们一个巧妙的制度安排，奥斯曼的太监们基本由黑人担任，这样从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帝国王室血脉的纯洁性——万一有“去势”不干净的太监和后宫的娘娘们有染，孩子一生出便真相大白。

但正是在那些伟大苏丹们的带领下，自14世纪初开国以后，奥斯曼帝国一路从亚洲腹地的蕞尔小邦打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军事帝国。1453年，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带领下，奥斯曼的突厥武士们标志性地攻下了君士坦丁堡，亲手了结了日薄西山的东罗马帝国。到了16世纪军威赫赫的苏莱曼大帝时代，奥斯曼已建立起东临伊朗，西抵阿尔及利亚，南达埃及，北临奥地利的庞大帝国，从多瑙河到尼罗河，阿拉伯世界和巴尔干半岛尽为苏丹所有，地中海几乎成为帝国的内湖。

苏莱曼大帝之后，奥斯曼帝国的鼎盛期事实上已然结束，但帝国的扩张惯性依然保持了上百年，到1683年，奥斯曼的疆域已达800万平方公里的峰值。

奥斯曼帝国令人瞠目的发家史延续了三百多年，而之后的两百多年，就是同样波澜壮阔的“病夫”败家史。让数据说话，当代土耳其面积仅为78万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在病夫年代竟然丢掉了90％的领土，这可能也创造了吉尼斯败家之最。要知道，即使是曾同为病夫的大清朝，从乾隆时期的近140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最高峰，折腾到清末，好歹还有1000多万。

但这并不是说，守家有道的“东亚病夫”就比“西亚病夫”要来得高明。从地缘政治来说，晚清比奥斯曼帝国要幸运得多，清王朝在地理上毕竟离欧洲列强距离尚远，与英国和法国几次战争的实际规模其实都相当有限，对方千里迢迢地也就派出个一两万人，清军的惨败完全是因为自身的战斗力实在不济，而不是对方有多强，而沙俄虽然和清朝接壤，但战略重心毕竟在欧洲，能拿来侵略你的是偏师中的偏师了；但反观奥斯曼帝国，俄国和奥地利乃至全体欧洲列强就在家门口虎视眈眈，时刻惦记着奥斯曼的庞大家产，一出兵可都是几十万大军级别的，奥斯曼所承受的军事压力岂是清朝所能比的。

奥地利也就罢了，奥斯曼帝国运气最差的是碰上崛起中的俄罗斯，更恐怖的是，18世纪俄罗斯的两位“大帝级”沙皇——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都特别喜欢从奥斯曼土耳其身上找政绩，几场俄土战争打下来，彻底打醒了奥斯曼的天朝迷梦，在俄军的火器面前，突厥铁骑基本上也领略了后来满蒙骑兵遭遇英法联军时那种屈辱的震撼。

面对西方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与晚清的洋务派一样，奥斯曼帝国内部也出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呼声，一些“先进的奥斯曼人”第一次认识到，如果把欧洲人先进的武器装备军事制度与奥斯曼貌似很优越的政治宗教体制结合起来，就有可能通过改革战胜西方。但与晚清“顽固派”构成（道学先生加满洲贵族）完全不同的是，阻碍奥斯曼帝国变革的最大阻力竟然还不是我们现在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却是来自一群几乎完全由“外族人”构成的禁卫军。奥斯曼的禁卫军基本都是征召于巴尔干半岛的男孩，从小训练而成，理论上都是苏丹个人的“家奴”，在奥斯曼帝国早期也曾是令欧洲人谈之色变的最精锐军团，但到了帝国的中晚期则基本退化为“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或者说，搞宫廷政变特别在行。

发展到后来，基本上是哪个苏丹想搞改革，或者说想触动哪怕是半点禁卫军的部门利益，结局一定是在宫廷军事政变中下台。奥斯曼禁卫军干政的猖獗程度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群中国皇帝的“家奴”——中晚唐时动辄废立大唐天子的宦官。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史源远流长，早在1718年，穆罕默德三世就掀起了“向法国学习”的改革热，改革还远未进入深水区，禁卫军便以反对“法国生活方式”为借口按捺不住地发动了军事政变，据说，此时改革的唯一成果还仅仅是成立了一家印刷厂，但就为这，穆罕默德三世便被废黜了。

还有更冤的，某位苏丹因为不堪忍受禁卫军的“鸠占鹊巢”，计划从伊斯坦布尔逃跑到外省。禁卫军知道后，立即就把苏丹软禁了起来，最后用“捏碎睾丸”的方式处死了苏丹，据杰森·古德温在《奥斯曼帝国闲史》中的说法，这还是普通人享受不到的待遇，是一种“专门用来处死苏丹的方式”。

我个人无比钦佩的是，就是在这样的“睾丸恐怖”之下，奥斯曼帝国的一代代苏丹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改革事业，虽百死而不悔，改革决心又岂是光绪和康有为们所可比拟的。1789年，也就是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年，塞利姆三世上台，这位年轻气盛的苏丹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上台没两年就刺刀见红地提出了军事改革的大政方针，立志要训练一支新军，取代只会搞政变的禁卫军。禁卫军连台印刷机都忍受不了，更别提这种把自己连根拔起的改革了；于是，禁卫军在1807年又发动兵变，以“制定的法令违反教义原则”为理由废掉了塞利姆三世。

奥斯曼家族仍然没有放弃，祖先的那点血勇之气还在。被禁卫军推上台的马哈茂德二世上台后，足足隐忍了18年，在1826年一举打出“法先王”的旗号，完成了堂兄重建新军的遗志。禁卫军还是老样子，很快便发动兵变，却被准备充分的马哈茂德二世用新军特别是重炮部队彻底击败，据说击毙的4000多名禁卫军士兵被扔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泄愤。随即，马哈茂德二世便废除了禁卫军这个延续了数百年的改革最为凶恶之敌。

禁卫军没了，按说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大业再也没了阻碍，便可一飞冲天了。或许马哈茂德二世自己也想通过战争检验新军的战力与改革的成色，在废除禁卫军次年便再次卷入了与俄罗斯的战争，但战争的结果与改革前完全一样——以大败而告终。

败给欧洲列强也就败了，对土耳其人打击最大的是，他们竟然连名义上的藩属国——埃及都打不过了。这想必是一种中国人很能理解的复杂感情，败给英法等欧洲列强都没有关系，但是败给如日本、埃及这样的昔日小邦，却从根本上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大清国如此，奥斯曼土耳其也是如此。

在羞辱性的失败面前，土耳其人以越挫越勇的精神启动了更大规模的改革。1839年，马哈茂德二世驾崩后，16岁的儿子迈吉德一世一继位就颁布了著名的《花厅御诏》，从而开始了奥斯曼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坦志麦特”（Tanzimat）改革。这一改革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要建设西方式的国家，不仅要从军事上学习，而且要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更为根本的方面全面效法西方。

此时，奥斯曼帝国改革的最大阻力已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战争不断的国际环境，毕竟，改革需要安定与和平，而奥斯曼帝国从未获得过如此长时段的时间。除了俄国和奥匈帝国之外，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那些臣属们也变得格外不安分，战火终年不断，而背后的黑手显然还是俄国和奥匈帝国。

在变法图强的旗帜下，奥斯曼帝国的国势仍然不可避免地一路走低。到了这个时候，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已不再掌控在自己手中，刻薄点说，它能撑到1922年才结束，靠的不是改革红利与新军多能打，而是列强不想让你亡，或者说，是列强不想看到它被竞争对手瓜分。在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又一次被俄国打得大败，英国和法国唯恐俄国消灭奥斯曼而坐大，组成联军经过苦战击败俄军，顺带让奥斯曼帝国也一起成了战胜国。从本质上来说，奥斯曼当时的状况与甲午后“三国还辽”时的清朝差不多，列强无法忍受日本（俄国）独占辽东半岛（巴尔干半岛）的利益。

在帝国主义的保驾护航之下，奥斯曼帝国就这样不死不活地又撑到了20世纪，用一个英国爵士的话来说就是：“就像一具老朽之躯，青春和力量都已经消耗殆尽，只剩各种各样的毛病，却仍旧苟延残喘。”在这期间，帝国一群寻找“救国真理”的年轻人捣鼓起了“青年土耳其运动”，一边高喊民主，在1908年发动政变要求恢复宪法；一边又高喊民族主义，认为帝国衰败的症结就是因为各民族各行其是，只有在土耳其民族的主导下用铁血才能恢复帝国荣耀。

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再一次遭受了羞辱，四个巴尔干“属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联合向帝国宣战，并将帝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奥斯曼帝国自此也算彻底和巴尔干半岛再见，基本丧失了全部欧洲领土。

如果继续与世无争逆来顺受的话，奥斯曼帝国没准还能多活几十年。可是尚武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却不甘心，在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竟然不识时务地卷入了这场列强的战争，宣布和德国结盟，对协约国实行“圣战”。

必须予以严重表扬的是，奥斯曼帝国在大战中竟然有着回光返照的神勇表现，在家门口的加里波利战役中竟然挫败了50万协约国军队，给了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一记响亮的耳光。同时，这场胜利塑造出了一名土耳其人的民族英雄——指挥官凯末尔。

但无论如何，奥斯曼帝国在大战中押错了宝，最后和德国、奥匈帝国一起成为了战败国。在这场战争中，正如经典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所叙述的那样，帝国又失去了中东的全部领土。在1920年苏丹被迫签署的《色佛尔条约》中，奥斯曼帝国被彻底打回了14世纪初开国时的原形，只留下了安纳托利亚的一小块黄土高原，更别提什么伊斯坦布尔了。

如果没有上面提到的凯末尔，奥斯曼帝国可能就这样了，成为了一个彻底的亚洲国家。而正是在凯末尔的带领下，土耳其人鼓起了最后一点祖先留下的血气，打败了前来“履行条约”的希腊人，保住了78万平方公里的江山，特别是伊斯坦布尔。

但你真的能说奥斯曼帝国有多惨么，我看倒也不见得。奥斯曼最凶恶的敌人俄罗斯帝国在1917年就皇冠落地了，宿敌奥匈帝国1918年也分崩离析了，曾在奥斯曼面前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帝国1814年就已是历史陈迹了，奥斯曼帝国算是亲眼“目送”了这些帝国的覆灭；一个更为鲜明的比较是，清朝从鸦片战争的“病夫元年”到1912年垮台，也就坚持了72年；而奥斯曼帝国则到1922年才最后崩盘，从1683年算起，硬是在“病中”挺了239年。

最重要的是，奥斯曼帝国在凯末尔的主导下完成了“世俗化”改革，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成功确立了“政教分离”和民主宪政等福泽至今的立国原则，成为了伊斯兰世界走向“世俗化”的唯一典范。没错，土耳其现在的“世俗化”路线出了点状况，伊斯兰势力在政治生活中有回潮的迹象，但你得相信奥斯曼的子孙，因为，没有几个国家可以在承受了如此沉重的历史遗产之后，还能够如此自信地回到文明世界中来。

当堂吉诃德遇到机关枪

在美剧《达·芬奇的恶魔》中，无所不能的达·芬奇被杜撰为机关枪原始版的发明者，而机枪也成为阻止野心家罗马教皇占领自由佛罗伦萨的利器。仿佛没有机关枪，美第奇家族就将亡族灭种，达·芬奇就将发配到罗马教廷为奴为婢，文艺复兴初现曙光就将重新沦落至肮脏的中世纪。

机关枪或许真的曾经改变人类历史，但肯定不是在达·芬奇时代。1884年，美国发明家西拉姆·马克沁兴冲冲地带着世界上第一挺全自动机关枪来到了欧洲“路演”，满以为会引起全球军事界的轰动，而后订单自然滚滚而来。然而，马克沁周游列国的遭遇和孔子一样落魄，除了得到前来猎奇的欧洲权贵们“有趣，精彩”等看马戏一样的高度评价之后，马克沁机枪几乎未引起傲慢的欧洲军界任何兴趣。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戏谑地告诉马克沁：“收起你的枪吧，我们不想要。如果发明一个新的老虎钳，我们会张开双臂欢迎。”

总的来看，马克沁此行的郁闷和1793年访华的马戛尔尼可谓感同身受，当马戛尔尼热情地邀请福康安观摩英军的枪炮操练时，遭到了福康安傲慢的回应，“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当然，和福大帅一样，彼时的欧洲军界完全无法想到，数十年后，这些他们当年看不上的新式武器将会给旧世界带来尸山血河的震撼教育。

在那个军事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西方军人却远远不是“唯武器论”的信徒。刻薄地说，主要由贵族构成的欧洲军官们虽然装备着洋枪洋炮，但他们对于战争的理解基本还停留在一个世纪以前的样子：排着整齐的队伍，敲着雄壮的军鼓，迎着枪炮向敌阵走去。这些贵族军官们和几百年前的蒙古人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最迷信的仍然是光荣的骑兵冲锋和最终的刺刀相向，对于像机关枪这样的技术因素他们基本上是嗤之以鼻的，精神和士气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就这点来说，当时的欧洲军官们和“二战”中的日本武士道可谓隔代知己，当然，毛主席也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武器”。

在此等恶劣的舆论环境之下，机枪一出生便不是风华正茂，原本以为会发大财的马克沁先生也被机枪拖累得公司连年亏损。最囧的是，机枪后来的确是逐步打开了一些销路，但原因却肯定不是机枪被平反昭雪了，而是sales（推销员）们的肆无忌惮的商业贿赂帮马克沁先生多卖了三五支枪。而在美国本土，原本有志于决战疆场的机枪竟然堕落为资本家对付工人罢工的“威慑性武器”，在劳资纠纷中出的风头压倒了高压水龙头。据约翰·埃利斯的《机关枪的社会史》一书所说，早在1863年，《纽约时报》就购买了三挺加特林机枪——马克沁机枪的“手动档”前身，以防范对自己报道不满的公众攻击。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机枪在欧美遭到的冷遇与白眼，很快在非洲得到了补偿。非洲的欧洲殖民者们和机枪几乎是一见钟情，将机枪看做雪中送炭的神赐礼物。在机枪进入非洲之前，带着步枪打天下的殖民者们虽然相对于装备着梭镖弓箭的黑人土著有着显著的军事优势，但完全未对土著造成“白人不可战胜”的心理压力，事实上，黑人凭借着人数的绝对领先和悍不畏死的战斗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殖民者的步枪优势，而这也让欧洲人对非洲大陆的殖民速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于停滞。

但马克沁机枪显然彻底改变了整个非洲殖民史，正如《机关枪的社会史》所说，“少数几个白人，掠夺者和梦想家，平民和士兵，仅凭军械库里的机枪，就能肆意嘲弄非洲人的反抗，并将他们制定的规则强加于整个非洲大陆”。

1891年，一群德国殖民者在非洲遭到当地部族袭击，一个幸存的德国军医在几名非洲仆人的帮助下，带着机枪逃到了一个土屋里，结果是他以一人之力扭转了战局，一个人就杀死了1000名进攻者；1893年，一支50余人的英国殖民军队于非洲罗得西亚用4挺机枪击败了5000名非洲祖鲁勇士，当场击毙了3000多人；1898年，在苏丹马赫迪起义的最后一战恩图曼战役中，6挺马克沁摧毁了穆斯林狂热者的一切狂热，据马克沁在自传中的夸耀，英军阵亡了28人，而苏丹人竟然阵亡了11000人，这让作为杀戮者的英国人也目瞪口呆，讪讪地留下了“这不是战争，这是行刑”的断语。

关于机枪，悍勇却无助的祖鲁人留下了一则感人的记录：白人又带着枪来了，那些枪吐出的子弹就像老天下冰雹一样，赤手空拳的祖鲁人，谁能抵挡这些枪支？殖民者的记录却充满着踌躇满志，一个英国诗人说：“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已经拥有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如果没有机枪，欧洲殖民者可能早就淹没于非洲土著可怕的人海战术之中了，也就更没什么瓜分非洲的殖民狂潮了。

正是在机枪往非洲传播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西方殖民者在历时几百年之后终于完成了对非洲的最后征服。

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机枪也是如鱼得水，似乎只要不是在欧洲，西方人对于机枪的使用都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和理论冲突。《机关枪的社会史》将八国联军侵华也写成了一部以机关枪为主角的历史，据说东交民巷的几百外国士兵仅凭三挺机关枪就粉碎了上万义和团和清军的围攻，后来的八国联军又是凭10挺机关枪就打进了北京城；1904年，在英军入侵西藏的决定战役中，两挺马克沁击毙了“600—700”名藏军，而英军只阵亡了几人，一名操纵机枪的英军在战役结束后写信给妈妈说：“对于这场杀戮，我如此恶心，以致停止开火，但是将军的命令是尽可能多地屠杀藏民”。

1905年，还是在中国，机枪又一次抢镜于日俄战争，在血腥的旅顺203高地争夺战中，装备着机枪俄军在短短一周的时间内就带给了日军近三万人的伤亡。但日军硬是靠着“肉弹战术”，不惜以数万日军的伤亡拿下了旅顺。

或许正是这样的惨胜，给了日本人一个错觉：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是武士道，而不是什么先进武器。一直到“二战”中，仍然迷信冲锋的日本人才终于在美国人炽热的火力之下，自我澄清了当年的那个错误。

机枪在非洲和亚洲的杀戮战绩未引起欧洲军界的任何操心，他们似乎认为，机枪是一种仅仅会在非洲和亚洲发生作用的“土特产”，尊贵的白人不可能被屠杀土著人的武器伤害。当“一战”前的整个欧洲都在为着大炮巨舰展开你死我活的军备竞赛时，已经发明了快三十年的机枪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

总体来说，德国人算是机枪的先知先觉者，虽然他们1914年战争爆发时的步兵手册还在说着“士兵应该带着刺刀冲锋，欢呼着攻入阵地”的蠢话。但在“一战”前夕，德军的机枪拥有量绝对是欧洲第一，每个连都配备了6挺机枪；而同期的英国每个营只有两挺机枪，最夸张的是，据说因为平时从来不训练，每个营只有一两个人会用机枪；迷信刺刀见红骑兵冲锋的法国更是到1910年才装备机枪，“一战”前整个法军也只有2500挺机枪。

不过，最好也不要特别高看德国人。德国人积极购买机枪的原因也十分难以启齿——上了军火公司的当。1908年，德国国会收到一条据说来自《费加罗报》的情报：法军决定开始大规模装备机枪。德国国会随即毫无争议地通过了大规模增加购买机枪资金投入的投票。但问题是，这个情报根本就是军火公司伪造的，德国人充其量也就是如袁世凯一样上了《顺天时报》的当，只是，这次被骗在日后的战争中被证实吃亏是福，价值连城。

没机会上当的英国人自然对机枪仍然是无感，虽然他们在非洲用得最起劲。“一战”前夕的英国陆军仍然痴迷于骑士传统和早已过时的战术思想，英国的将军们在战争中千方百计地想让骑兵大显身手，步兵在很多时候的主要功能是帮装备着利剑长矛的骑兵创造战机，只是骑兵却一次次地在德军机枪面前浪费了战机。

英国将军们的骑兵制胜理论在一次次地人仰马翻中不断落空，甚至到了战争第三年的1917年，英军高级将领还会充满悔恨地百折不挠：“骑兵差点在昨天抓到一个机会，但还是没有把握住，铁丝网和机枪阻止了他们，他们损失惨重。”每当想起英国骑兵带着长矛迎着德军机枪冲锋的场面，我就不可遏制联想到了全副武装的堂吉诃德向风车冲锋的场景。

英国媒体此时的水平也非常可疑，战地报道中动不动就宣扬天使显灵的神话，在“圣乔治”的神威面前，敌人的机枪似乎就是可有可无的，英国人似乎就刀枪不入了。这很难不重新唤醒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英国“一战”时的觉悟和义和团时期的中国人也就在同一水平线上，只不过我们主攻关公显灵，他们偏爱天使显灵罢了。

一定得重点批评法国人，他们在“一战”前期的表现实在过于脑残。法国的伟大统帅霞飞在1913年牛逼哄哄地甩下大词：“法国军队除了进攻不再知道任何法则……所有攻击将被推到极致……带着刺刀向前冲锋。”在法国陆军当时颁发的《野战条例》中，没有一处谈到火力，更别提什么机枪了。

巴巴拉·塔奇曼在巨著《八月炮火》中揶揄说，法国人在“一战”前最为纠结的是他们艳丽的军装，当时他们的军装和1830年没有区别。仍然是蓝色军装，红色军裤。法国当时的陆军部长希望让法军穿得稍微黯淡点，免得那么显眼当机枪的活靶子，谁知《巴黎回声报》竟然发表文章称，“取消掉一切鲜明的色彩，一切使士兵仪容生气勃勃的条件，是违背法国人爱美观念和军队职能的”。一位法国议员更是义正辞严地表示：“红裤子便是法兰西！”

红裤子可能差点让法兰西变成寡妇之国。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说，“一战”爆发时，虽然在战略上明明是德国人在进攻，法国人在防守，但在战术细节上，法国人只要一看到德国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穿着他们的红裤子，高喊着“法兰西万岁”和“拼刺刀”类似的口号，伴随着雄壮的《马赛曲》向德国人发动自杀性冲锋，结果在德国人机枪的迎击之下，漫山遍野都躺满了穿着红裤子蓝上衣的尸体，仅在边界的战斗中，法军就损失了三十多万人。

对于机枪的纯熟运用让德国在“一战”西线的大多时间内保持了对英法一比二的绝佳战绩。在1916年爆发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国人最终尝到了机枪杀人史上的最高潮，一天之内就损失了6万人，整个战役伤亡高达45万人。据说，以身先士卒为荣誉的英国贵族精华在此役中几乎损失殆尽，直接导致了“一战”后英国贵族势力大为消减。

在血的教训之下，“一战”中后期，机枪在欧洲军队中迅速得到了大规模的普及，法国人信奉的进攻哲学在堑壕、铁丝网和机枪的联合绞杀下成为了战争中最大笑料。不过，正是在索姆河战役前后，机枪日后的克星——坦克第一次投入了战场。当时英国人的思维很简单，发明坦克就是为了必须在机枪的弹雨和人体中间隔上一层铁板。坦克的问世完全是针对于机枪的，这一结论的得出并不困难，事实上，坦克发明之初的别称就叫“机枪破坏器”。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坦克还相当不成熟，“一战”时能够堪称以一己之力改变战争进程的明星武器仍然只有一个——机枪。

法国人似乎总是踩错时代的节拍。“一战”结束后，法国人得到的最大的战争教训就是：机枪天下无敌，进攻是最傻的行径，躲在战壕里开机枪防守才是王道。因此，“一战”前后无比崇尚进攻的法国人就这样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在法德边境上修建起连绵的工事，全副武装的法军拿着机枪在工事中等着德国人于下一次战争时前来送死。这个工事就是马奇诺防线。

顺便多说一句，当我们在这个时代嘲笑龟缩于马奇诺防线的法军时，可不可以稍微有点历史观，人家祖上也阔过勇过，也曾经是骑马拿着长矛迎着机枪冲锋的堂吉诃德。

马奇诺防线和法军在“二战”时的悲惨遭遇就不必多说了，因为，这个时候，德国人已经有了坦克和闪击战，机枪此时已是泯然众人，独领风骚改变历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过，你永远不要低估机枪这个过时战争之神的杀伤力。在一则流传甚广的“二战”神话中，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那一天，一名20岁的德军士兵独自躲藏在奥马哈海滩上的一个碉堡中，一连开了9个小时机枪，用光了一万多发子弹，一个人给盟军创造了超过两千人的伤亡。后来，据说美国人送他一个大名鼎鼎的绰号——“奥马哈之兽”，至今他仍是军迷界中若隐若现的大神。

和神话一起挑逗众生，再也没有比这辉煌的谢幕方式了。

德皇的战争

1901年1月22日，大英帝国的缔造者——82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怀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作为女王最为宠爱的外孙，威廉二世此时的心中无疑是悲痛的，威廉二世千里迢迢地从柏林赶来守候于病榻之前，因为舅舅爱德华七世忙着准备登基，甚至外祖母的葬礼都是他这个外孙操办的；但作为正与英国争夺全球霸权的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此时很难不浮想联翩：英国最辉煌的维多利亚时代已然逝去，他的时代已经来临。或许，他真的有机会，像送别外祖母一样，亲手给大英帝国的霸权送终。

当威廉二世用双臂紧紧抱住刚断气的外祖母之时，他可能在那一刻真的忘记了他一生耿耿于怀的那只残疾左臂。自威廉记事以来，他就知道外祖母是全欧洲唯一一个从不介意他是个残疾孩子的人。而当外祖母逝世之后，他决心将用那只强壮的右臂与全世界为敌，证明一个内心充满不被认同感的残疾天才可以“只手遮天”。

悲剧，从一次失败的分娩开始。

残疾的王子

1859年1月27日，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维多利亚公主在分娩时因为“臀位生产”险些难产，在羊水破了10个小时之后，勉强保得一命的小威廉才生了出来。小命是保住了，但威廉左臂却在分娩时严重受伤，肌肉神经几乎全部坏死，上体和脖子受到严重影响，这使得小威廉在童年时几乎不能正常走路，头也不能长时间直立，他一辈子都不能自己穿衣服，或自己用刀叉切割食物。

威廉的父亲是普鲁士皇储腓特烈王子，爷爷更是德意志帝国的开国君主——威廉一世。小威廉的左臂残疾在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室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从腓特烈大帝开始，霍亨索伦王族就一直有着冲锋陷阵的尚武传统，他们又如何能容得下一个注定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未来君主，如威廉的一位叔叔所说，“只有一只胳膊的人不应该是普鲁士国王”。

于是，威廉的童年便在近乎虐待的“训练”中度过。他每天需要接受电击刺激肌肉生长；他每天需要被皮带和铁罩绑在柱子上使头部直立一小时；他甚至需要接受“黑魔法”的折磨，他那残疾的左臂时常要与一只刚被杀死的野兔绑在一起，以便能吸收野兔的“生命活力”，威廉一开始还会反抗，但他的老师却硬拉着他的手塞入那还温热的内脏中……生命原来不过如此。

小威廉不能骑马，而这对于霍亨索伦王朝的继承人而言是难以想象的缺陷。所以，他被迫用他那一只手去骑马，摔下来，再骑，再摔，即使哭泣也无人理会。经历了几周的严苛与羞辱后，威廉成为了一名骑术高超的骑手。威廉渴望受到赞扬，这对于一个残疾孩子尤为迫切，但他一直没有得到他想要的认可，他在渴望中养成了一种极度自卑的习惯，当外界不认可他时，他会用歇斯底里的极度自大来回应。多少年后，当威廉自诩的世界之王地位不被认可时，他也如同童年一样爆发了。

为了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威廉的父族霍亨索伦王室显然是这一切“虐待”背后的主导者，祖父的爱更多地表现在为帝国培养一个健全继承人的渴望。但不可思议的是，威廉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竟然也对此听之任之，在威廉最需要关爱的时候，母亲选择了冷漠与旁观，甚至是一个虐待的合谋者。

威廉应该会与《郑伯克段于鄢》中的郑庄公心有戚戚。与庄公因为难产被母亲姜氏厌弃的命运一样，威廉出生时维多利亚公主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产下一个残疾孩子给她带来的是无法名状的恐惧，她只能远离她的恐惧——威廉。

很多年后，当威廉二世无法逆转的精神疾病逐渐显现之后，威廉伟大的德意志同胞弗洛伊德用他最擅长的“精神分析法”解析称，维多利亚公主那种来自分娩的伤害感正是威廉后来患“心理混乱”根源之一。为弗洛伊德有意或无意忽略的是，根据宫廷的出生记录，威廉在分娩中大脑很可能因为缺氧而受到严重伤害，当然，这也只是“可能”而已。

1932年，弗洛伊德写道：“那些生下病婴或残婴的母亲，自然会尽力给予这个孩子过多的母爱，以弥补其不公正的生理缺陷。我们现在碰到的例子是，这位高傲的母亲离经叛道，因孩子残疾而收回了她的母爱。”

当这个孩子长大成人，手握大权之时，他就永远不会饶恕他的母亲。

少年制服控

当威廉挣扎于电击、铁罩和带黑魔法的野兔之时，普鲁士王国正在“铁与血”的淬炼之中利剑出鞘。1866年，普鲁士在萨多瓦战役中大败奥地利，成为了德意志诸侯的共主；1871年，普鲁士在色当俘虏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小威廉的祖父威廉一世在巴黎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据威廉二世后来的回忆，每当他与弟弟听到祖父在前线的大捷消息后，他们就会将各个报纸的捷报“号外”亲手制造成灯笼，晚间在家中点燃灯笼“游行”庆祝。

1871年7月16日，在柏林举行的浩大凯旋阅兵式上，十二岁的小威廉出了人生第一次风头。小威廉那日穿着一身华丽的军装，跟随着踌躇满志的祖父，纵马穿过勃兰登堡门。威廉在当天的日记中得意地写道：“欢迎的人群中有人高呼‘威廉王子万岁’，我笑而不答，策马前行。”这一军威赫赫万民俯首的“帝国场景”令小威廉终身难忘，由此激发了他日后对战争与帝国扩张的极度迷恋。不无滑稽的是，这次出风头的经历也让威廉从此成为了一个近乎病态的“制服控”，他收藏了三百多套军服。他曾有一天更衣十几次的记录，曾有为王室卫队更换制服三十多次的记录，也曾有在每个周日上午带着近卫军穿上军服在大街上巡游的古怪爱好，唯一的目的就是吸引居民来观看，在极度虚荣之中一次次重温童年时高呼“万岁”的荣耀记忆。有一则当年在柏林流行的笑话：威廉二世不挂海军上将徽章就不逛养鱼池，不打扮成英国陆军元帅的样子就不吃葡萄干布丁。

威廉对帝国与战争的迷恋令母亲维多利亚公主甚感不安。维多利亚公主与威廉的父亲一样，都是那个时代最为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她嫁到德国之后毫不掩饰她对“专制”德国的蔑视，希望将自己的儿子塑造成一个拥有德国血统的英国绅士——如同公主的父亲艾伯特亲王那样，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改革家。与当时富裕民主的大英帝国相比，刚刚从战争中崛起的容克德国就像是一个畸形发展的青少年：年轻喜欢冲动，有强烈的自我扩张欲，先天不足，常常暴露出难以掩盖的不安全感，这个国家的特点像极了未来的威廉二世，他将是这个国家无法逃脱的宿命。

对于母亲所爱的一切，威廉都不爱。实际上，怀着童年缺乏母爱的隐痛，威廉走向了一条完全与母亲背道而驰的道路。

母亲希望他拥抱自由主义，威廉却朝着专制保守热衷扩张的普鲁士传统价值观走去，朝着他远在英国的外祖母说的“可怕的普鲁士傲慢和野心”走去；母亲希望他做个绅士，威廉却粗鲁虚荣狂躁冲动；母亲思想新潮富有主见，威廉却娶了一个完全不像母亲的德国女孩为妻，这位妻子沉闷，从来不发问，很快为他生了六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母亲一生思念热爱英国，与德国格格不入，威廉却对英国爱恨交加——对于成功统治英国的外祖母、舅舅、表兄，威廉崇拜他们、喜欢他们，恳求他们能够给予令他满意的对待与尊重，但是当他没有如愿之后，他就嫉妒他们，怨恨他们，希望英国因为德国的强大而反过来恳求他的友谊……

“我不会让一个英国公主在我们的盾牌上抹灰，把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一个连母亲尚且仇恨的儿子，在日后与全世界为敌也是不足为奇的。无情最是帝王家，皇家血亲之间的仇恨往往远甚于贩夫走卒。

隔代指定

当威廉与母亲渐行渐远之时，他的祖父威廉一世却越来越喜欢他这个“普鲁士化”，抵制了自由主义腐败思想的长孙，多么神奇，这个残疾王孙仿佛在一夜之间从家族的耻辱变成了挽救帝国的未来之星。26岁时，威廉被祖父任命为帝国近卫军的团长，沉浸于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幻梦中而不可自拔。威廉从此刻开始意识到，当他全副武装纵横捭阖于军营（当然，他更可以想象为战场）时，所有人都会为他的赫赫武功所倾倒，没有人再会去注意他包裹于军服中的左臂，他将他那自卑的灵魂深深地包裹于华丽的军服中。

1888年，威廉七十八岁的祖父驾崩，他的父亲腓特烈三世继位。腓特烈三世与儿子从本质上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深受妻子维多利亚公主影响，是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按照他的计划，他即位后将把专制保守的德国改造为英国式的虚君民主制国家。在这一点上，腓特烈三世与自己的父亲格格不入，觉察到这一点的威廉一世在晚年实际上已与儿子有所疏远，将帝国未来的希望寄予自己的孙子威廉身上，将大量本应属于儿子的重大外交任务转交孙子负责，由此，又造成了儿子与孙子之间的政治裂痕。

1886年，在得知儿子威廉被授权接触外交事务时，当时尚是储君的腓特烈三世情绪激动地写信给帝国首相俾斯麦说：“鉴于我的长子不够成熟，缺乏经验，加上他爱好虚荣，自视甚高，所以我认为现在就让他接触外交问题简直是危险的。”当一个父亲将儿子视为政治上的最大对手加以打击时，难以想象这会在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心里激起多大的仇恨与背叛感。

老普鲁士的妖灵在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露出了死神般的狰狞，腓特烈二世即位仅九十九天便追随父皇而去，也带走了他的自由主义梦想。事实上，威廉二世一登基，便以一封铁血味道浓厚的的登基圣谕《致我的军队》与父亲的自由主义分道扬镳，当母亲维多利亚公主对此表示出异议的时候，威廉甚至将母亲短暂软禁。

威廉二世的时代开始了，这一年，他还只有28岁。

但在他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人之前，他还必须逾越一座更高的山峰。

皇帝与宰相

“这个国家只能有一个主人，那就是我自己”，威廉二世一登基就发出了他的政治宣言。但此时整个欧洲都知道，德国的主人是俾斯麦。事实上，自1862年俾斯麦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之后，俾斯麦便已权倾朝野，极力推行“铁血政策”，相继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法国的战争；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崛兴之后，俾斯麦俨然已成为了整个欧洲大陆的主人。

与那个时代的英国相比，德国（普鲁士）无疑是带有浓厚保守和专制色彩的，但这不等于说，德国是一个独裁国家，实际上，如果一定要说德国有一位独裁者的话，那也不会是皇帝，而是俾斯麦。威廉一世在位的二十多年间对俾斯麦基本上是言听计从，放手让俾斯麦去实现统一德意志的梦想。最难得的是，威廉一世本人绝非什么庸主，此人雄才大略，在国内特别是军队中威望极高，事实上，只要威廉一世想，他随时可以让俾斯麦走人，并且不会伤及自身。但问题是，威廉一世最大的政治智慧就在于他“君相共治”的理念，他知道只有依靠俾斯麦才能统一德意志。

但是，威廉一世万万想不到的是，他那寄予厚望的孙子却容不下他最信赖的重臣。这对于威廉二世自己或许也是难以想象的，在还是一个王子的时候，威廉二世也是俾斯麦的疯狂崇拜者，俾斯麦实际上是他反对父亲母亲的那套自由主义时的最大精神依靠。

即位仅一年多，几经试探之后，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再也按捺不住他那成为德国唯一主人的疯狂念想，向俾斯麦做了最后摊牌。威廉二世并不需要直接以君主的权威罢黜俾斯麦，铁血丞相的巨大政治威望是他所无法企及的。威廉二世深知俾斯麦这样的老派普鲁士政治家对于尊严与名誉超出生命的那种珍视，他只须不断地否决俾斯麦的建议，在各种场合羞辱帝国首相，便可得偿所愿。

1890年3月，心灰意冷的俾斯麦向威廉二世递上了辞呈，结束了他28年的首相生涯。他在内阁会议上警告称：“对走在危急道路上的君王不提出警告，将宪法规定的关系变成仅仅供皇帝咨询的内阁，是通向叛国之路。”威廉二世收到辞呈后便迫不及待地答应了，但还是不无假惺惺地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对健康的关注不会接受辞呈”。当俾斯麦回到首相官邸时，新任首相已经在忙着搬家了……

辞职之后，深感怨屈的俾斯麦隐居于乡间别墅，开始撰写他犹如政治遗言的回忆录。依照俾斯麦的遗嘱，这套名为《思考与回忆》的回忆录第三卷只能在威廉二世死后才能发表，当中充斥了对于皇帝的尖锐批评。

1898年，俾斯麦在逝世前来到了德国最大的港口汉堡，他看着出发远航的远洋航轮说：“是啊，这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新的世界……”

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属于威廉二世纵情疯狂的世界。

德国病人

威廉二世的杰出子民——马克斯·韦伯对皇帝的印象遭透了，“我觉得我们处在一群疯子的统治之下。”为首的疯子就是皇帝本人。

或许是先天不足脑部损伤，或许是噩梦般的童年所带来的后遗症，再或者说是皇帝由于左臂残疾而产生出的心理失衡，威廉二世的精神有问题几乎是那个时代的最真实的谎言。

威廉二世刚即位没多久，英国驻柏林大使馆就向伦敦汇报称：“柏林四处流传着有关皇帝得精神病的奇怪谣言。”俾斯麦当时也告诉他的追随者，他知道威廉的“精神病状况”，希望自己能够把民族从大灾难中挽救出来，当然，他并没有做到。

从本质上来说，威廉二世从未走出他灾难深重的童年阴影，他的一位近臣曾说他在三十年的帝王生涯中一直是“带有孩子气的小皇帝”。于是，威廉合乎逻辑地将“己所不欲”的童年受虐“广施于人”。最有名的一次恶作剧是，威廉在宴请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德的宴会上突然失态，没有征兆地当众猛拍其背，费迪南德因此大感屈辱，立刻怀恨离开柏林，引发了一次外交灾难。不过，很多年后这位国王还是“以德抱怨”，“一战”中加入了德国一方，最后还落得个黯然退位。

威廉的虐人事件不胜其数。他曾经用元帅节杖打过一个俄国大公爵的背；他曾经在图书馆当众暴打维多利亚女王的另一个外孙，还曾骑在这位王孙的肚皮上作威作福；威廉在北海的一次巡游中召集高级将领们做“集体健身操”，边做还边用棍棒敲打他们的肋骨，这些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名将们还得陪着笑脸装作特别享受皇帝的“游戏”；最离谱的一次是，他在健身房用铅笔刀将手下一位将军的裤腰带给偷偷割断了，让这位将军当众出丑……

在感情世界中，威廉的表现也和疯子没有什么两样。结婚后仅一年，威廉竟然亲自写信给维也纳一个出名的老鸨请她帮忙“拉皮条”，在父亲奄奄一息之际，威廉跑到奥地利去和这个情人鬼混。可最后威廉还是被当作“凯子”摆了一刀，姑娘带着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儿”跑来敲诈他，惊慌失措的威廉只得赔了一大笔钱做封口费。威廉“SM”的倾向也很浓，一次发生在夜总会调情中，他竟然叫一位美国贵妇用大脚趾打来复枪取乐。

另外查无实据却疑云密布的是，威廉据称很可能有严重的“双性恋”倾向，他与密友赫特费尔德在早年基本上是形影不离，两人关系被形容为“心心相连的”，“体贴入微，难以形容的友谊”。

尽管威廉自己也曾承认自己在“一战”末期有点“精神失常”，但平心而论，威廉二世在大多时候还是正常的。问题是，对于一个帝王来说，特别对于德意志帝国这样的欧洲第一军事强国的帝王来说，威廉二世的精神问题无疑是致命的。对此，再也没有比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的评价更为精当的了，他说威廉二世让他联想到“一艘蒸汽机已发动、螺旋浆已转动的战舰，但是没有掌舵人”，并告诫说总有一天这个皇帝要闯下滔天大祸。

这一天很快就要来到。

反德大合唱

威廉二世是个天才。当一个疯子纵情挥洒他的才华时，他注定会让整个文明世界颤抖，像一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那样。

在威廉二世的古怪统治下，也少了那个“统一的总设计师”俾斯麦，谁能想到德意志帝国竟迎来了资本主义发展最迅猛的黄金时代，到了“一战”前，经济实力已全面超越英国，成为了欧洲第一强国。难怪说，威廉二世会得到一系列诸如“出色的怪物”，“历史上最英明的失败者”等令人哭笑不得的绰号。若套用邓小平的“猫论”，威廉二世显然是那只很会抓老鼠的好猫。

俾斯麦为威廉二世留下的外交遗产是丰厚的，但当威廉发现自己拿了一手远比俾斯麦时代更好的牌时，他豪不犹豫地抛弃了俾斯麦留给他的一切规则，咬牙切齿去向世界要求“日光下的地盘”。按照俾斯麦的战略设想，普法战争之后法国已与德国结下无法化解的仇怨，复仇是迟早的事，因此德国的主要任务是孤立法国，不让法国找到可以联合对德的战略盟友。因此，俾斯麦一手打造了德国、俄国、奥匈帝国的“三皇同盟”，同时力求不与英国产生正面战略冲突，在这一体系之下，单枪匹马的法国实际上已丧失了翻身的可能性。

然而，自诩外交天才的威廉二世却犹如法国人的救世主一样，没几年就拆散了俾斯麦苦心经营的“法国包围圈”。在破坏邻里关系的能力上，威廉二世堪称天才，要知道，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他的表弟，而英国连续三任君主分别是他的外祖母、娘舅、表弟。有这么多裙带关系在，威廉二世竟然还能把事情搞砸了。

一切要从英德交恶说起。其实也不复杂，当威廉可以在德国为所欲为之时，一些本来非常简单的家长里短个人好恶便可以轻易地升华为全球霸权那点事。

英德混血儿威廉二世对英国的感情是极其复杂的，他将对母亲爱恨交加的感情完全投射到英国身上。他可以在前一秒还抱着死去的外婆痛哭流涕，也可以在下一秒就盘算着如何打倒英国，让舅舅、表弟再也不敢看不起他。在维多利亚女王活着的时候，威廉二世还算安分守己，至多在背地里向密友抱怨“这老太婆早就该死了”，等到1901年外婆一死，他就立刻将自己对英国的仇恨大白于天下了。

“欧洲那些君主们，总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要不了多久，有我的海军做后盾，我的话就有人会洗耳恭听了。”在威廉的心目中，长久以来之所以母亲一直看不起德国人，舅舅、表弟一家人一直看不起他，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英国有全球最强大的海军，如果德国有了海军，他将彻底抛弃埋藏于他心中的“恐英症”。1900年，在外祖母逝世前夕，威廉就急不可耐地通过了大规模扩充海军的计划，正式启动了同英国的海军竞赛。

而对于刚刚即位的爱德华七世来说，外甥的这一挑衅简直是不可容忍的。海军是英国人的底限，在英国人的观念中，德国人在欧洲大陆称王称霸他们尚可冷眼旁观，但若德国人胆敢挑战他们已延续数百年的海上霸权，英国人必须行动起来。

于是，爱德华七世开始了他的神奇外交之旅。1903年，爱德华不顾大臣的劝阻，突然访问巴黎。由于争夺海外殖民地的缘故，此时的英法关系基本上也是剑拔弩张，没有人相信这两个仇敌可以和解。爱德华刚到巴黎时备受冷遇，围观的法国人甚至还高喊反英口号，可是他却迎难而上，又是用法语和法国女演员大献殷勤，又是四处表达对巴黎的仰慕与喜爱，只用了四天，他就彻底征服了全体法国人的心。等到爱德华离开巴黎时，巴黎人已经在高喊“吾王万岁”了。之后不出一年，两国就“出于对德国的共同反感”迅速签订了英法协约。

舅舅的神奇巴黎之行让威廉怒不可遏。要知道，威廉从来未去过钟情已久的巴黎，他曾向法国人暗示了多次，但法国人就是不接茬，至死他都没有去过。而舅舅竟然受到了巴黎人的爱戴。

爱德华七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1908年，他的外交旋风又刮到了俄国。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俄关系一直在冰点附近活动，在英国人看来，野蛮的俄罗斯人一直都对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印度虎视眈眈，而俄国人也将英国人看做阻止他们饮马君士坦丁堡的恶棍。但爱德华七世再一次依靠他的个人魅力创造了奇迹，最让俄国宫廷吃惊的是，爱德华在与俄国皇后的翩翩起舞中，竟然让他们的“冰山美人”嫣然一笑，在这个郁郁寡欢的女人戴上罗曼诺夫王朝的王冠以来，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可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美人一笑，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后的褒姒一笑。不无荒诞的是，这一笑让对老婆言听计从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对爱德华七世印象大为改观，双方似乎在一笑过后就彻底遗忘了印度和君士坦丁堡的小小不愉快，英俄同盟至此也牢不可破。

英俄结盟让威廉二世这次彻底慌了，其实他与表弟尼古拉二世的私交相当不错，双方平日在通信中一直以亲昵的“维利”和“尼基”互称，因此威廉还幻想依靠私交扭转乾坤。威廉二世毫无悬念地失败了，原因非常简单，尼古拉二世倒是不想和表哥撕破脸，但尼古拉二世带有德国血统的皇后却毫无来由地非常憎恨威廉二世，而他一向都是听老婆的。

就这样，在爱德华七世的完美指挥之下，“反德大合唱”形成了。战争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维利”和“尼基”

一直坚持走战争狂人路线的威廉二世其实不太想打仗，他只是成功地说服了世界他是个危险的魔鬼而已。

丘吉尔曾生动地描绘道：“皇帝只知昂首阔步、装腔作势，将手中的剑舞得嘎嘎响。只想有拿破仑的威风不想像拿破仑那样上战场……在种种矫揉造作、虚张声势之后，却是个极其平庸、虚有其表但大体而言没有恶意，又想成为腓特烈大帝第二的人。”

在1914年之前，威廉二世实际上只参加过一场对德国而言规模很小的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当然，这对中国而言是亡国灭种的大事。驻华公使克林德之死让威廉恶从胆边生，他在军队出征前做了一次臭名昭著的“匈奴人”演讲，“不留战俘，格杀勿论，碰上一个杀一个！要像匈奴人一样……让中国人即使在一千年以后，也不敢对德国人心怀愤恨！”

威廉二世自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若不是他的好战言论与糟糕的外交手腕，英法俄未必会抱成一团，欧洲几个表兄弟也大可以只谈风月不谈国事。但当真正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前，威廉二世害怕了，并且差点还成功阻止了战争的爆发。他终究只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而已。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得知好友的死讯后，威廉感到大为震惊，全力支持奥匈帝国施压塞尔维亚抓捕凶手。在塞尔维亚基本接受了维也纳的最后通牒之后，如释重负的威廉劝告奥地利人“已经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再也没有开战的理由了”。可这次奥地利人却欺骗了威廉，他们在没有得到威廉的首肯之前就向塞尔维亚正式宣战。

直到此时，威廉二世还天真地以为，即使开战，也就是奥匈帝国轻松单挑塞尔维亚的一场地域性战争。谁料想，俄国随即也下达了总动员令。

在一切似乎已无法挽回之时，“维利”和“尼基”还幻想以私人关系扭转乾坤。7月29日凌晨一点，尼古拉给威廉发去一份电报写道：“为了咱们的老交情，你能不能阻止你的盟友，让他不要走得太远”；威廉几乎在同时也向尼古拉发去一份署名“你最诚挚并深爱你的朋友加表兄维利”的电报，“我正在利用我的影响力促使奥地利人直接与你达成令人满意的谅解”。

在战争爆发前夕的惊慌讹诈与欺骗之中，“维利”和“尼基”有如亲兄弟一般的通信成为了欧洲宫廷旧时代的最后一曲挽歌，温情脉脉的兄弟私谊很快消失在战争的叫嚣声中，哪怕他们是皇帝也无济于事。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紧接着，法国、英国也相继向德国宣战。隐现的每一缕希望的和平微光都熄灭了。

英国的宣战让威廉二世也不胜悲伤，在讨厌的舅舅爱德华七世1910年去世之后，继任的表弟乔治五世和他关系挺不错，英德关系本处于缓慢改善之中。这个时候，威廉又想起了维多利亚女王，“想不到乔治和尼基竟会背叛我！祖母如果健在是绝不允许的！”的确，这位儿孙遍布于各国王室的“欧洲祖母”不会想到，自己死去才10多年而已，自己的孙子外孙竟然以命相搏。

和德国一样，威廉此时已没有了朋友没有了兄弟。“有谁是对德国友好的呢？”一个德国军官凄然问道。“暹罗是友好的，据说。”他的同僚回答说。

战争与革命

如果说在战争爆发前，威廉二世是德国甚至整个欧洲当仁不让的男主角的话，那么战争一爆发，威廉就将第一次沦为配角。

威廉根本没有做好去领导德国巨大战争机器的准备，指挥战争的权力实际上也因此转移到了参谋本部的容克军官团以及前线。这可真够荒诞的，一个一直对战争心心念念的皇帝却在战争爆发之后主动或被动地走开了。从1916年开始，威廉基本上已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战争大权全数归于东线战争英雄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以这样一种奇怪的方式，威廉第一次成为了母亲一直想让他成为的那种“立宪君主”。

1918年8月，德国在西线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溃败。在此之前，俄国退出战争还曾让威廉有过一阵似乎无限接近胜利的欢喜，但美国的参战惊醒了这场春梦。眼看败局已定的鲁登道夫此时决定卸下军事独裁者的担子，找到威廉二世要求立即停战，之后干脆化装跑到了瑞典避难。

最致命的是，德国国内此时也爆发了革命。身在比利时前线的威廉此时还坚信军队是效忠他的，计划带军队回国平叛，但他的三十九个将军里面只有一个人给出了肯定的答复。11月10日，在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之后——他的首相马克斯亲王宣布罢黜威廉的皇帝尊号，威廉决定流亡荷兰。从此，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祖国。

幸运的是，和威廉有亲戚关系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接受了他的政治避难，并且还坚决顶住了协约国要求引渡战犯的压力。就这一点而言，威廉比尼古拉二世幸运太多，他在众叛亲离之时感受到了即使得意时也少有的亲情。他可怜的表弟“尼基”一家1917年退位后曾有机会赴英国避难，但却遭到了另一个表弟乔治五世的拒绝，最后“尼基”一家在西伯利亚全部死于布尔什维克的枪口之下。

皇帝与元首

“我将返回，只有当德国人民乞求我来拯救他们的时候——召唤我，正如他们曾经的拒绝我！”威廉在荷兰带着强烈的背叛感注视着“一战”后混乱不堪的祖国，他将魏玛共和国蔑称为“香蕉共和国”，坚持认为只有传统的普鲁士价值观才能挽救德国。他警告说，复辟之后“要让军官和官员们，特别是贵族们，以及所有背弃我的人流很多很多血，直至血流成河”。

即使国内有如兴登堡这样的铁杆保皇派，但威廉始终没有等到回銮的那一天。在流亡的痛苦煎熬之中，威廉走向了反犹主义，“犹太人是人类必须千方百计将之消灭的东西，我相信最好是用瓦斯”。

嗯，瓦斯，奥斯威辛用的就是这东西。在共同的反犹价值观之下，威廉一度和上台前的希特勒走得很近。但威廉身上毕竟留存着早已渺茫不见的旧欧洲传统价值观，他对于希特勒的寒微出身和粗鲁风格始终不能接受，坚信“新帝国不会从一个啤酒馆中产生”。

当希特勒的屠刀在1938年的“水晶之夜”终于砍向犹太人时，血一般的事实惊醒了威廉。“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对作为德国人感到耻辱”，威廉向自己的随从宣布，所有“正派的德国人”都应该大声抗议纳粹的迫害。

从始至终，威廉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冒牌魔鬼而已。他好战，口头上仿佛要毁灭世界，但当战争真正来临时，他又迟疑地呼唤和平；他反犹，口头上已灭绝了犹太人无数次，但当真正的反犹恶魔出现时，他还是选择做“一个正派的德国人”。

如此，威廉与希特勒彻底决裂了。当然，希特勒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在德国复辟君主制。

在被逼退位，去国二十二年之后，威廉终于又有机会跟自己的军队在一起了——1940年，德军攻入荷兰后，威廉含着热泪与军官们进行了聚餐，激动地将他们取得的辉煌胜利与1870年的普法战争相提并论，在位时的那些帝国荣光仿佛旧梦重温一样都回来了。显然真正让皇帝激动的是普鲁士的尚武传统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在威廉心目中，纳粹是纳粹，德国还是德国，他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些人的老普鲁士精神就像在1870—1871年那样，再度展现风采。指挥这场战争的主要将领，都是从我的那所学校毕业的，他们曾作为中尉、舰长和年轻少校，在我指挥下参加世界大战。”

从战争伊始，希特勒就一直期待着皇帝的祝贺，但一直无法如愿，直到法国战败后，威廉二世才并不情愿地发出那封著名的电文，称颂德国取得了“上帝恩赐的胜利”。但他仍然拒绝称颂希特勒本身的功绩，而是重复了腓特烈大帝在洛伊滕大捷之后演唱的赞美诗：“现在让我们所有人感谢我们的上帝”。

当真正的大奸大恶大行于世之时，不再属于这个时代的威廉二世也到了退场之时。1941年6月3日，82岁的威廉在荷兰多恩逝世。希特勒希望将遗体运回霍亨索伦王朝的龙兴之地波茨坦，他期待通过举行一次国家典礼向王朝传统彻底告别，而他本人将作为这一传统的合法继承者出场送终。

威廉此时做了或许是他一生最正确的事情，他预先拒绝了葬礼与纳粹发生联系的一切可能性，他在遗嘱中不无伤感地宣布，直到德国再次成为一个君主制国家，自己的遗体将永远不再离开荷兰。在荷兰多恩城堡公园墓地的墓碑上至今镌刻着皇帝的遗训，流露着他最后的梦想与失望：“不要称赞我，因为我不需要称赞；不要颂扬我，因为我不需要颂扬；不要审判我，因为上帝自会做此事”。

直到今日，每逢威廉的逝世周年，都有一批支持君主制的德国人齐聚于威廉的荷兰故居，为故国招魂。

他用宪政打倒了宪政
——希特勒登台始末

不是每一个“全民偶像”都有如此不堪的过去。1928年5月，当希特勒的纳粹党第一次参加国会选举仅获得2.5％的选票时，那个时代的任何人恐怕都不会想到，仅仅两年后，希特勒就成为了德国选民的宠儿，而到了5年后的1933年，这个维也纳的流浪汉竟然成为了魏玛共和国的总理。

这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无疑，希特勒可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选举神话，一人一票的普选不是“操纵”二字可以概而言之的，而希特勒上台前的纳粹党也的确成为了国会第一大党；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用希特勒的上台来攻击民主体制的“认贼作父”和无效低能也是谬以千里，这么说吧，希特勒上台前从未获得德国“绝对多数”民意的支持，纳粹所谓的第一大党也就是30％多“相对多数”的水平，当时多数德国民众对希特勒是疑虑恐惧有加的。希特勒最后的“成功”固然是有民意的基础，但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阴谋和党派恶性斗争结出的苦果，比如，在政治理念上似乎和纳粹水火不容的德国共产党在客观上也为希特勒的上台贡献良多。这应该不能简单说成是民主的失败吧。

如果说1928年的希特勒还是一枚政界的纯屌丝，1929年的全球大萧条给了他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在这场危机中，本已先天不足的魏玛共和国方寸大乱，脆弱的民主体制已经落到了被全国人民鄙夷的境地，把危机直接归罪为“正在失败的民主”。最可笑的是，共和国总统兴登堡元帅——“一战”中的战争英雄，是个众人皆知的保皇派，这位“反体制”的体制大佬没有迎回德皇复辟的唯一原因可能是——卧薪尝胆，等待时机。

1930年9月，选战高手希特勒第一次掀开了他选举神话的大幕。在这次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64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8％之多，与两年前的2.5％相比简直是场史诗般的胜利。更重要的是，纳粹党一跃成为国会第二大党，在国会中占据了107个席位，与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已差距不大，身后则是在“资本主义危机”中也得益不少的德国共产党。此时，纳粹党的政治定位非常清晰，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既得利益群体的抗争者。

这次选举之后，加入纳粹党顿时成为最大的政治时尚，特别是在德国前皇太子宣誓入党之后。当时纳粹党中很多激进派要求借机发动暴力革命，夺得全国政权，但清醒的希特勒在此时竟然做出了“走合法议会斗争”的关键表态，坚持在宪法框架内通过选举夺得政权。

希特勒的确也是这么做的，而纳粹党在之后一年多的地方选举中的确也是所向披靡。1932年1月，希特勒面临着一个重大人生抉择，是否要参与同现任总统兴登堡一起的总统竞选。问题是，连一世骄狂的希特勒自己都知道，面对兴登堡这个神话式的英雄和政治偶像，自己几乎是必败无疑。如果参选失败，岂不是对自己刚刚营造起的选举神话的一大重击？但如果不参选，岂不是要落得个不战而逃的懦弱形象？希特勒最后的决定是：发扬“亮剑”精神，明知不敌，也要上。

在1932年3月的总统大选中，希特勒启动了“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宣传运动”，用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说法，“他们在大小城市的墙上贴了100万张彩色的大字招贴画，散发了800万本小册子和1200万份党报特刊，一天之内举行了3000个大会，在德国选举中第一次利用了电影和唱片，在卡车上巡回放送”。据说，希特勒一共进行了空前绝后的209场演讲，而冲锋队方阵则呐喊高歌地行进在德国的街道上，将整个国家淹没在海报、标语和旗帜的海洋中。

与这位演讲狂人相比，年逾八十的兴登堡老先生就进行了一次演讲，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希特勒，“我为责任所驱，必须防止这种人当选”。但这一次显然也足够了，在3月的大选计票中，兴登堡获得49.6％的选票，大大领先于希特勒的30.1％，票数多了700多万，而共产党候选人台尔曼则是13.2％。但希特勒还算是成功了，由于没有人得票超过半数，他成功地将兴登堡拖入了第二轮选举。

第二轮选举前，希特勒展开了著名的“飞越德国”旅行，在一周内访问了二十一个城市，劳碌程度大大超过现在美国选战中的候选人。但是，选举结果还是毫无悬念，兴登堡最终获得了近2000万选票（53％）——而希特勒则是1300多万张（37％）——成功蝉联任期七年的总统，当然，没有人认为兴登堡可以活到任期结束。

对于落选的希特勒来说，事实上这又是一次空前的选举胜利，选票从两年前的18％上升到了37％，几乎翻了一倍，或者这么说，现在已经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成为了希特勒的拥趸。

仅仅三个月后，纳粹党又在1932年7月的新一轮国会大选中获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纳粹党共获得了137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获得了230个席位，一举取代社民党（133个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德国共产党则以89个席位巩固了自己作为第三大党的地位。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纳粹党此时还远不是国会的绝对多数，国会的席位有608席，纳粹第一大党的地位，更多是因为选票在其他党派中四分五裂，实际上大多数德国人（63％）仍然是反对纳粹的。

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作为国会中三个“反体制”的政党，纳粹、共产党和民族党的席位加起来已大大超过了国会的半数。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可笑的悖论，在政治理念上，德共和纳粹固然是天敌，在街头上，双方也是打得不可开交，流血冲突层出不穷；但在议会政治上，双方却是某种意义上的盟友，都矢志最终推翻魏玛的议会民主制，希特勒在暗地里和德共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其他党派特别是社民党，双方甚至还联合组织过罢工。

而回过头来看，德共也是希特勒上台的祸首之一。德国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即使到了希特勒夺权的最后关头，仍然坚持这种愚蠢的主张：第三国际的天敌是第二国际，先要摧毁德国社民党，摧毁社民党的工会。用威廉·夏伊勒的话来说，德共的理论是：虽然这样做会导致建立纳粹政权，但这个政权是暂时的，最后会促成资本主义的崩溃。法西斯主义是垂死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之后，就是共产党的世界了！

不过，对于希特勒来说，他无往不利的选举神话要定格于此了。37％，如果说希特勒夺权之路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植于民意基础之上的话，之后则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使然了。

1932年的德国政治已是一片混乱，要不是兴登堡的存在，德国的民主体制可能在此时已然崩溃了。兴登堡本人非常讨厌希特勒，其中也不无容克贵族对这种街头政治暴发户的天然敌视，因此对希特勒的组阁也是百般阻扰，先后任命了两名非常缺乏政治竞争性的总理。在混乱的政治局势下，德国的国会竟然又遭到了解散，选举，又来了。

此时不仅是德国民众，就连以选举起家的纳粹党此时也是疲态尽显。在1932年11月进行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的选举神话出现了第一次退潮，与7月那次选举相比，纳粹失去了200万张选票和34个国会议席，民意支持率从37％下降到33％。

尽管此时纳粹仍然是德国第一大党，但从理论上来说，希特勒已经失去了通过竞选夺得全国政权的最好机会，神话一旦破灭，便应是溃败的开始。

但结果是，仅仅两个月之后（1933年1月），希特勒突然实现了上台的理想，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这就更证明了，民意和民选在希特勒此时的上台中已不是唯一因素，甚至已不是主导的因素。但是，必须阐明的是，希特勒被任命总理的过程是“合法的”，事实上，要不是兴登堡个人的厌恶，希特勒在宪法框架内早就可以成为总理。

1933年1月30日，这被德国历史学家认为是德国的历史转折点，希特勒如若不是在这一天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那么，德国和今天的世界一定是另一番景象。关于这一历史事件是否可以避免的讨论在德国国内已是不计其数，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兴登堡和德国的保守势力担心德共上台所导致的共产革命，因此被迫选择了希特勒。

准确来说，成为总理并不能视为希特勒独裁者生涯的开始。此时，德国不仅有议会民主体制，更有一个希特勒此生从未战胜的“敌人”——兴登堡。事实上，当时很多人认为，希特勒只是一个选战高手，他的总理生涯将和前两任一样极其短暂。

不过，希特勒对此的回应是：“一旦我进入政府，我就不打算离开，除非我们成为尸体被甩出办公室”（1945年4月，希特勒在柏林的地下室中履行了诺言）。上台仅仅一个月后（1933年2月），德国就爆发了著名的“国会纵火案”，希特勒借此机会颁布了旨在打击德共的“保护人民和国家”法案，德共终于品尝到了与希特勒“长期合作”的苦果。更重要的是，德国人由此在无孔不入的“宣传”中深信不疑：如果他们不在选举中将票投给纳粹，德国共产党就可能上台颠覆国家，没收所有人的财产。

现在，我可以说，在这之后的民主选举，全部要打上引号，绝对属于被操纵的选举了。1933年3月5日，在希特勒一生中最后一次“民主选举”的那天，希特勒和纳粹党又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选举胜利，获得了1700多万张选票，比上次选举增加了500多万张，但是，仍然只占44％。可以这么说，在一次国家权力介入的，有操纵嫌疑的选举中，仍然有一大多半德国人民没有将票投给希特勒。

至此，便是希特勒选举生涯的终结。终其一生，这位选举大师事实上从未获得半数民意以上的支持。

加上纳粹党的盟友民族党，希特勒政府在国会中仍然获得了微弱多数，但这对于“独裁”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按照德国宪法，在民主体制下确立“独裁”地位，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国会多数。

为此，希特勒必须“搞定”兴登堡。希特勒选择3月21日作为国会的首届开幕式日期，这一天正好是1871年俾斯麦主持德意志帝国首届国会开幕的日子。在“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这个老帝国时代圣地举行的开幕式中，据说“保皇党人”兴登堡感动得老泪纵横，他在身穿旧式军服的帝国遗老们的见证下，在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魂灵的注视下，第一次对希特勒付出了全部的信任。

从这一天开始，兴登堡所代表的保守派势力以及军方就从反对者成为了希特勒的支持者。

下面的故事就很简单了，在3月23日进行的国会表决中，希特勒获得了国会超过三分之二的授权：将立法权、预算权、缔结条约权等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利悉数“移交”给希特勒内阁，为期四年。

从此时起，你才可以说希特勒具备了一个独裁者的权力和基本特征。但必须承认的是，尽管有诸多违宪之处，但希特勒仍然是在宪法框架内，通过议会表决，而不是武力，“合法”地获得了国会赋予的独裁者权力。你可以说希特勒的上台并非出于民意，但希特勒的夺权过程直到此时基本是在宪政框架内完成的，充其量，是用宪政结束宪政罢了。威廉·夏伊勒对此的总结相当精彩，“议会把宪法权力交给了希特勒，从而实行了自杀”。当然，这个德国议会此后仍然存在着，充当着希特勒咆哮的传声筒，与第三帝国“与国同休”。

希特勒从来不会浪费任何时间，在获得独裁者权力之后的两周之内，他就完成了从俾斯麦到威廉二世从来不敢尝试的事情，废除了德国各个邦的单独权力和议会，“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德国”。

接下去，当年造就希特勒选举神话的那四分五裂的政党们甚至也丧失了存在的权力。1933年6月，继德国共产党之后，魏玛共和国的缔造者——德国社会民主党解散，德共最后终于和天敌“同归于尽”了；1933年7月，两个中产阶级政党——天主教人民党和中央党在两天之中接连宣布解散；另外一些小党在7月左右也都解散了。

还有希特勒的盟友——民族党，没有民族党，希特勒是决不能掌握政权的。然而，民族党的解散甚至还要早于那两个中产阶级政党，早在6月底就已宣布解散，冲锋队已占领了它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

解散政党，这算是在宪法框架内的么？此时讨论这一问题已没有太大意义，独裁者的时代完全“不适合”用宪法讨论问题，我们所知道的是，国会对此毫无反抗。

1933年7月14日，在造成了“一党制”的既成事实之后，希特勒颁布的一项法律宣布：纳粹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凡是组党者，则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6个月到3年的拘禁。

在这段暴风骤雨的政治清洗中，德国最后能制住希特勒的人——兴登堡的心情，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在那次激动人心的国会开幕式后，他已经决定用人不疑了。1934年8月2日，享年87岁兴登堡逝世。仅仅三个小时后，德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总统的职位已经取消，总理和总统合二为一。

从那时起，希特勒就成为我们最熟悉的那个“元首”了。用哈夫讷（Sebastian Haffner）在《解读希特勒》中的说法，那时，大概有90％以上的德国人都支持他了吧。

如果希特勒死于“二战”前

从1933年就任总理到1945年饮弹地下室，希特勒一共统治了十二年。与吾国现代史近似的是，希特勒这短短十二年也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六年（1933—1938）和后六年（1939—1945）。用德国历史学家哈夫讷在《解读希特勒》一书中的说法，前六年是希特勒统治的黄金时代，“取得了一系列让其敌人与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几乎没有人相信他会取得的成就”，而后六年呢，就是由“错误”、“失策”和“罪行”等贬义词组成。

看起来，希特勒的前六年是一个“伟人”，后六年则沦为了一个我们所熟知的“恶魔”。对此，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费斯特（Joachim Fest）曾在被誉为史上最佳的《希特勒传》中做过一个非常不讲政治的大胆猜想，如果希特勒1938年年底死于一次刺杀的话，那么只有少数德国人不愿把他称为最伟大的国家巨匠，或是德国历史的完成者，“那些气势汹汹的演讲与《我的奋斗》、反犹主义以及统一世界的方案可能作为其早期的幻想之作被遗忘”。但是，费斯特很“惋惜”地表示，“后六年”让希特勒与“伟大”失之交臂。

对于这一段充满克制的学术语言，翻译成“人话”就是，希特勒曾在“前六年”创造过一个“盛世”，如果希特勒死于1938年年底，他的历史地位将超越俾斯麦和腓特烈大帝，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和政治家。

我猜，您看到这里应该会挺震惊，因为我也曾经这么想过。一个历史上最著名的独裁者和反人类恶魔，怎么就成为了伟大领袖，看起来，希特勒这一生的唯一悲剧在于“死得太晚”，如果早死几年，“Heil，Hitler”就将和恺撒那句著名的“VENI VIDI VICI”一样名垂青史了。

事实上，希特勒自己对“前六年”也是踌躇满志。他在1939年4月28日所做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大谈：“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建了秩序，大大提高了我们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的生产……我成功地将那些让我们揪心的七百万失业者一个不剩地推入有益的生产中去……我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而且在军事上武装了德意志民族，我还试图将那个在其448个条款中包含着对民族与人们最恶意的强奸的条约一页一页地撕毁。”

顺带着，希特勒还阐发了自己从底层起家的“德国梦”：“我作为在21年前我们民族中的一位无名工人与士兵，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做到了这些。”

我们先得看看，希特勒的前六年究竟“做到了哪些”？

首先，希特勒是在民意基础上（虽然只有三分之一），在宪政框架内完成建国大业的，“用宪政终结了宪政”，对此，你可以在技术上指出他的很多违规之处，但“无损于大节”，没有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也没有宫廷政变。希特勒上台之初，曾杀气腾腾地让冲锋队逮捕了不少异见分子，德国民众甚至已经做好了大屠杀的思想准备，但事实上后来什么也没有发生，绝大多数被关进集中营的异见分子甚至相继被释放，让当时许多预言“这仅仅是一个开端”的希特勒反对者颜面尽失。

其次，希特勒在处理经济危机，解决失业问题上创造了“经济奇迹”。希特勒在上述演讲中自称解决的“七百万失业者”属于夸大其词，但他在1933年上台时，的确面对着六百万失业大军，而他仅仅用了三年，就基本实现了充分就业。希特勒上台五年后，德国GDP增长102％，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一跃成为资本主义第二经济强国。更奇妙的是，从大萧条到经济繁荣的过程中完全没有发生任何通货膨胀，这一点，无论是德国“二战”后的经济奇迹，还是日本战后的复兴，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都得无地自容。更别说，希特勒修建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从1933—1938年就修成了三千公里，至今还像隋炀帝的大运河一样泽被后世；希特勒于1936年举办了在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用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说法就是：“以前任何运动会都没有过那么出色的组织工作，也没有过那么不惜工本的款待，戈林、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为外国客人举行了豪华无比的宴会。”说到这里，需要澄清的是，虽然我们这个时代对于1936年奥运会鄙夷有加，但这也就是后见之明罢了，放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柏林奥运会绝对是纳粹德国绝佳的一次世界公关。

与经济奇迹息息相关是，希特勒用独裁铁腕基本消灭了“劳资冲突”，工人固然被剥夺了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权利，但资本家也被迫接受了一定程度上的“计划经济”，利润率和解雇工人都受到了严格控制。对此，威廉·夏伊勒曾打过一个恰如其分的比方：“到1936年夏天，人们可以听到被剥夺了工会权利的工人们对着装着丰盛午餐的饭盒，一边吃着一边开玩笑说，至少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已不再有挨饿的自由。”工人们显然是“爱戴”希特勒的，他创造了全球最早的“全民带薪旅游”，专门设立了一个叫作“通过快乐获取力量”的大众旅游计划，向工人们提供有补贴的假日旅游、展览和音乐会。据说，当时一次为期两周的德国全境游也不过才65马克——甚至还不到工人的一个月工资；一次持续一周的提供所有装备的阿尔卑斯山滑雪才20多马克，一周多的工资就可以搞定；出国到意大利两周的全境游也不过才100多马克。当全世界都是德国旅游者时，经济奇迹就不言而喻了。

第三，希特勒打破了“凡尔赛体系”，收复了大量在“一战”后失去的领土，当然，作为前提的“不流血”甚至更为重要，用希特勒在之前演讲中的话来说就是：“我将1919年那些被夺走的省份重新回归帝国，我把几百万从我们怀抱中夺走的、十分痛苦的德意志人重新召回了家乡，我重新统一了有着千年历史的德意志生存空间，我在做到所有这些的时候，尽量不流血，不给我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带来战争的灾难。”1935年，希特勒通过全民公决收复萨尔区；1936年，希特勒收复实际上在法国控制之下的莱茵兰；1938年3月，吞并“祖国”奥地利，千万别让《音乐之声》中奥地利上校一家的反德情绪所误导，大多数奥地利人在当时实际上是抱着回归“日耳曼祖国”的激动情绪来着；1938年9月，在慕尼黑会议后，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这些，基本都是在和平谈判框架之下“合法”得到的领土，在“前六年”那个时代，的确可以视为“和平统一”的丰功伟绩。

对于希特勒辉煌的“前六年”，“做了哪些”固然重要，但我想，与“后六年”相比，希特勒“没做哪些”才是关键所在。对于希特勒的指控，最重要的有两点——发动“二战”和屠杀犹太人，而正如之前刚刚提到的，“前六年”希特勒并未发动任何战争，充其量是个靠威胁与阴谋为生的外交谈判高手；而对于屠杀犹太人这个决定希特勒是人是魔的反人类罪行，“前六年”基本上还停留于希特勒的理论和口头之上，尚未来得及付诸实践。正如克劳斯·费舍尔在《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中指出的，在1939年之前，希特勒的反犹主要是两大手段：“合法歧视”和强迫移民。在1938年年底爆发“水晶之夜”，特别是1939年9月“二战”爆发之后，大规模屠杀才渐而启动；1941年侵苏之后，“种族灭绝”政策才首次作为国策而执行。

暂且不管费斯特“早死六年，希特勒就成了伟人”的说法是否有道理，我们只需要对他那本史上最佳《希特勒传》给予充分的敬意就是了。我想说的是，将费斯特这套理论推而广之，你会发现，其实这并不新鲜。

比费斯特早了一千多年之前，白居易就曾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放言五首》）正如白乐天所说，王莽在篡汉之前，礼贤下士，朝野归心，曾视为能挽危局的不二人选，被看做是“周公再世”。如果王莽在公元8年就“及时”死去，他的一生评价将仍然是“周公再世”，“一生真伪复谁知？”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秦桧早年也是勇闯金营，当年怒斥金军统帅的勇士，如果那时就被金军所杀；汪精卫早年曾刺杀摄政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抗战前也曾一度是主战派首领，如果死于30年代初……

不过，白居易在诗中还说了一种相反的情况，所谓的“周公恐惧流言日”。有些人的历史评价，还真不能“死得太早”。如果周公在篡位流言满天之际死掉，历史评价一定是个“野心家”，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如果楚庄王在花天酒地，“三年不飞，三年不鸣”的即位初期就死去，他就不可能是后来的“春秋五霸”，成语字典里更是少了“一鸣惊人”。

更合适的例子是蒋经国先生。如果蒋经国先生在1987年启动“民主化”，开放党禁报禁之前就逝世，他的历史评价会怎样？我想，充其量是一个创造了经济奇迹的“独裁者”罢了，远远不会在逝世20多年后，还为当下台湾民众所怀念。

最后还是回到希特勒。对于费斯特的“希特勒伟人说”，哈夫讷显然有不同意见。在哈夫讷看来，当德国人1938年秋得到希特勒死讯的时候，绝大多数德国人一定会有失去他们最伟大的国家领袖的感受。但这种感受只会持续几周，因为，他们很快会惊恐地发现，希特勒已经摧毁了整个制度，“雄才大略”的元首在时，一切还显现不出，他一死去，民众就会发现，整个国家既没有接班人制度，也没有宪法，如戈林、希姆莱这样的许多阴谋家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武装夺权，等待德国民众的将是天下大乱……到那时，还会有人怀念希特勒，还会有人将他视为最伟大的领袖么？

至少，希特勒倘若早死几年，虽然成为不了伟大的政治家，也基本上会和恶魔脱敏了。

不过，我们以上的头脑风暴应当纯属多余，因为，在希特勒自己的心目中，“后六年”应该才是他一生心血所系，“前六年”充其量只是大时代的“前戏”罢了，他在《我的奋斗》中已规划好了一切，没有“后六年”，希特勒就无法在自己的世界中将自己定义为“伟大领袖”。前六年是“术”，后六年是“道”；前六年是手段，后六年是目标；前六年是“卧薪尝胆”，后六年是“图穷匕见”。但后者分量显然更重。

两个法西斯的爱恨情仇

希特勒肯定不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人。在爱情上他几乎是一个不婚主义者，自杀前才慷慨地许给了情妇爱娃一场婚礼；在友情上他最习惯的就是背信弃义，一起打天下的好兄弟罗姆、最器重的下属隆美尔最后都被他干掉。然而，作为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外，同时也是希特勒身上罕有的“人性之美”，希特勒终其一生对墨索里尼却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忠诚与友谊，无论顺境逆境都不离不弃，唱出了一曲忠诚的赞歌。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甚至认为，希特勒对“滑稽可笑的意大利伙伴”的忠诚，是“二战”当中不可解的谜之一。

当我们谈及“二战”时的巨头大佬时，墨索里尼可能是大国领袖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希特勒、东条英机相比完全不在一个层级，就是在轴心国内部，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恐怕也最多是希特勒的一个二流配角。

但如果回到这段友谊故事的最初，你会发现，当墨索里尼达到个人政治生涯巅峰之际，希特勒充其量是一个崇拜者罢了。可以这么说，比希特勒年长六岁的墨索里尼才是“法西斯主义”的缔造者，希特勒只是那个将“法西斯主义德国化”的模仿者，用港片中的流行桥段打个比方，墨索里尼就好比一位德高望重的黑帮老大，随着时势的发展，风头和声势逐渐被当年的小弟希特勒后来居上，尽管权势的消长阶段摩擦不断，但小弟一辈子都还是对大哥尊崇有加，还经常帮不中用的大哥排危解难。说到这里，我不禁恶俗地想起了黄金荣和杜月笙。

墨索里尼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权威，而且是第一个将其付诸政治实践的。1922年，墨索里尼率领法西斯黑衫党进行了著名的“向罗马进军”，一场“散步”下来就夺得了意大利的政权。这一神话般的夺权经历显然大大触动了此时尚是政治屌丝的希特勒。1923年，希特勒就“致敬性”地在慕尼黑发动了啤酒馆政变，企图复制偶像的成功模式，但结果却是一场荒腔走板的闹剧，直接将自己送到了法庭之上。

等到希特勒最终像墨索里尼一样走上政治舞台之巅时，已经是10年之后的1933年了，当然，希特勒的夺权模式完全是“修正主义”，墨索里尼靠的是街头革命，他靠的却是民主宪政。

就算在希特勒成为了我们熟悉的那个“元首”之后，墨索里尼至少一开始对这位昔日崇拜者的态度仍十分冷漠。如果说此时存在一个由德意组成的“法西斯国际”的话，墨索里尼显然仍处在那个教主与导师的崇高地位，而希特勒则是作为一个暴发户刚刚挤进法西斯界，固然在发展会员方面有功于“法西斯国际”，但却威胁到了教主的地位；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希特勒刚上台时的德国还未从战败国与经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在国力特别是国际影响力方面与看上去很美的意大利尚有差距。

已经执政十年的墨索里尼甚至在给希特勒的书信中用老师的口气倚老卖老，“任何人都不会比我懂得更多，因为我已有40多年的执政经验”。当然，墨索里尼是将童年也计算到了这40多年中。

1934年，偶像与粉丝，导师与弟子终于初次相遇。很难想象的是，这段“伟大的友谊”竟然是在一个充满火药味的情境中开始的。当年的6月14日，希特勒主动上门到威尼斯首次“拜见”了墨索里尼，目的是来表明德国对意大利的“小弟”奥地利没有非分之想。据丘吉尔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的渲染，希特勒当时“穿着一件褐色的胶布雨衣，头戴汉堡式帽子”，墨索里尼看了希特勒的第一眼后便对副官说，“我不习惯他那个样子”。

墨索里尼对这个法西斯弟子的第一印象是如此的不堪，对希特勒的“话痨”感到尤为莫名其妙，将最后印象归结为这几个字：“喋喋不休的和尚”，这就是传说中的“人生若只如初见”。

仅仅一个月后，墨索里尼用行动表明了他对希特勒的这一恶劣印象——在德国对于奥地利表现出“异动”之后，直接拿出了四个师作出兵状，武力恫吓希特勒不要轻举妄动。

面对导师如此的武力羞辱，以脾气火爆著称的希特勒这次的表现绝对是忍气吞声，不仅迅速收敛了对“祖国”奥地利的野心，并且在此之后端正态度百般讨好墨索里尼，隔三差五地派使者到罗马去交好，大有藩邦出使“上国”的意思。

希特勒对友谊的执着未必感动了墨索里尼，但最终感动了命运之神。1935年10月，意大利发动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遭到了英法等西方世界的各种敌视，英国甚至还宣称要“制裁”意大利。此时，只有希特勒展示了对墨索里尼的各种理解和大力支持，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让墨索里尼第一次感受到了法西斯友谊的温暖。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希特勒又迎来了一次夯实与墨索里尼友谊的绝佳机会。在墨索里尼决定出兵支持佛朗哥后，希特勒也迅速作出了追随出兵“与子同仇”的决定，预演了日后“二战”他们携手参战的感人景象。

这两次“公关”显然是彻底打动了傲慢的墨索里尼。1936年10月，意大利和德国在柏林第一次签订了有同盟意义的条约，墨索里尼在其中又发挥了他法西斯理论权威的长才，首次提出了“轴心”这个日后让全世界人民闻风丧胆的著名词语。撇开国与国的关系不谈，此次签约也可视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柏林结义”或是拜把子，拉开了两人友谊的正式开端。

此时，希特勒这位新入伙的小兄弟也开始让墨索里尼刮目相看，德国的国力和军力正在飞速膨胀中。为了表示自己也同样重视这份友谊，墨索里尼作出了一个让希特勒感动终生的决定。

1938年3月，希特勒决定出兵兼并奥地利，此时他最大的心结是——墨索里尼是否会反对，毕竟，仅仅4年前，墨索里尼差点还为此与希特勒大打出手。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描述到，在决定出兵当天，“希特勒在整个疯狂的下午和晚上都在疯狂地等待着”，“等待着墨索里尼的表示”。当晚，单相思的希特勒终于得到了这份友谊的回报，墨索里尼表示“奥地利对他是无关紧要的”。

希特勒此时的狂喜简直是语无伦次的，不断地重复着“永远不会忘记他”。他最感人的一段话是，“我愿意跟他一起共患难，同命运……如果他万一需要什么帮助或者处于什么危险中的话，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他，我也将坚决和他在一起”。

我也很确信，这是我听过最动人的友情表白，大有“我爱你，就算与世界为敌”的意思。最重要的是，在未来7年中，希特勒不断地忠诚履行着这句美丽的诺言，直到自杀身亡。

值此感天动地之时，可是，我不得不煞风景地说一句，墨索里尼从未对这份友谊给予如希特勒这般的重视与付出。准确地说，在墨索里尼的心目中，他那趾高气扬但却外强中干的“自尊”是最为重要的；其次是他奇特却又强烈的爱国主义，既希望利用战争为意大利开疆拓土，临战时却又待价而沽；而与希特勒的友谊，最高最高也只能排在第三位了。

1939年8月底，“二战”爆发前几天，就在希特勒热切盼望墨索里尼履行盟约参战之时，以好战著称的墨索里尼突然耍赖了。他给希特勒开出了一份狮子大开口的“出兵清单”，从石油钢铁木材到高射炮，几乎要了个遍，用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也是墨索里尼的女婿）的话来说就是“清单足能气得死一头牛，如果牛认得字的话”。

墨索里尼的临阵退缩让希特勒大失所望，差点也准备放弃发动战争。最终，希特勒决定单干，在9月1日出兵波兰，“二战”由此正式爆发。不过，希特勒甚至没有对于背信的墨索里尼表示出一点的不快，仅仅要求前偶像用战争以外的方式对其进行精神支持：报纸广播上的积极宣传；虚张声势牵制英法兵力；劳务输出到德国。

足以显示所谓这段友谊内涵“丰富性”的是，墨索里尼甚至在暗地里希望希特勒战败，还主动派人向英法一方泄露情报。据女婿齐亚诺在1939年11月日记中的爆料：“墨索里尼一想到希特勒在进行战争，尤其他当他想到希特勒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感到简直无法忍受。”

1940年1月，新年刚过，墨索里尼甚至直接写信给希特勒，声称即使有了意大利的帮助，德国也不可能战胜英法，最“忠言逆耳”的是，信中质问希特勒“是否有必要孤注一掷地去冒险，连本国的政权也不顾，并且把德国几代人的精华都牺牲掉”。

“反战英雄”墨索里尼的预言日后被证明是无比准确，但很可惜，不仅希特勒没有听进去，就算是他自己，当看到希特勒数月之后令人炫目的军事胜利之后，也丧失了理论自信，迅速摇身一变为主战派。

1940年3月，墨索里尼声称决定参战，但条件竟然是“当英法遭到德国进攻，已经无法支持，只要再打一拳让他们投降时，他决不拖延”，“如果德国的进展迟缓，他就要等一等再说了”。

面对如此露骨且厚颜无耻的参战条件，希特勒竟然还是没有生气。据说，此时除了希特勒一个人尚属热情之外，德国军队没有任何人对于意大利的参战与否有兴趣。

平心而论，墨索里尼这次是说话算数的。6月11日，当他发现法国已基本战败，参战条件已完全具备之时，意大利果然急不可耐地参战了。不过，热闹地打了一周之后，意大利的32个师竟然没有让法军的6个师在阿尔卑斯山防线上后退一步，然后，法国就向德国投降了，希特勒也厚道地顺带捎上了墨索里尼。

希特勒的军事神话让墨索里尼第一次感觉到了被边缘化的危险，作为法西斯江湖的老大，墨索里尼自然是不愿拱手相让。几乎在出兵法国的同时，做着罗马帝国梦的墨索里尼也开始在非洲入侵英国人的埃及，尽管账面上是意军的50万对英军的5万，意大利竟然无法理解地遭到了彻底的惨败，连自己的老本东非殖民地也差点丢掉；1940年10月，墨索里尼又不顾希特勒的反对执意出兵希腊，结果又遭到惨败，意军首次攻击便被击退，被人数少一倍的希腊军队压着打，甚至还出现了意军27个师被希军16个师包围数月的“军事奇迹”。

面对墨索里尼留下的这两个烂摊子，又是希特勒默默地跟着后面擦屁股，原本不想打的希腊最后也打了下来，原本想集中全力进攻苏联也还是派了隆美尔到非洲处理残局，没想到还让隆美尔打成了战神。

不过，作为代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此时的关系已然逆转，在这份经过实力重组的友谊构成中，墨索里尼从昔日的导师和偶像成为了希特勒的跟班与小伙伴。当然，与发迹后的杜月笙一样，希特勒在明面上仍然对墨索里尼给够面子，不过，对于墨索里尼背后的意大利，希特勒可能只有鄙夷二字了。显而易见的是，希特勒此时对墨索里尼的友谊已经无法从人脉等功利的角度来解释，意大利与其说是德国的好帮手，还不如说是损友，德国军官团甚至认为，意大利不参战德国的胜面反而更大。

1943年7月，在盟军登陆西西里之后两周，众叛亲离的墨索里尼在军事政变中下台，随即被软禁。可悲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徒“宁无一个是男儿”，没有一人放一枪来拯救这位党的创始人，甚至没有一人站出来替他辩护，用威廉·夏伊勒的话说就是“似乎没有一个人把他屈辱的下台放在心上”。

除了希特勒，他说过，“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整个世界联合起来对付他，我也将坚决和他在一起”。

在接下去的几周中，希特勒每天都在军事会议中花费大量时间讨论如何“营救”墨索里尼，绝大多数高级将领，甚至包括戈培尔都对墨索里尼是否值得营救深表怀疑，除了希特勒。

仅仅一个多月后，希特勒派手下最得力的特种兵指挥官斯科尔兹内奇袭软禁墨索里尼的高山别墅，只用了四分钟，甚至连一枪都没放，就救出了墨索里尼。据说获救后的墨索里尼紧抱着斯科尔兹内说：“我知道我的老朋友希特勒不会抛弃我。”

在此之后，墨索里尼彻底沦为了历史的末角，在意大利北部意气颓唐地经营着新成立的傀儡政权，这还多亏了希特勒念旧的分上。戈培尔在日记中对此时软弱的墨索里尼大为不满，“他不像元首和斯大林那样是一个革命家。他总是以意大利本国人民为念，这就缺乏做一个世界革命家和起义者的宽广胸襟”。在法西斯革命家和爱国者两种评价之间，我想，此时的墨索里尼的选择应该是后者。

对于墨索里尼这最后一段的政治生活，看一部帕索里尼的禁片就足够了，《索多玛的120天》。

1945年4月28日，墨索里尼在逃亡途中被游击队捕获处决，留下了一张和情妇一起被倒挂尸体的著名历史照片。仅仅两天之后，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室自杀身亡，兑现了他对墨索里尼“共患难，同命运”的承诺。

墨索里尼的死讯，是希特勒在自杀前听到的最后一批外界消息。

铊(1)的杀人史
——不仅仅是朱令

1995年，也就是朱令铊中毒的那一年，《一个年轻投毒者的手册》（The Young Poisoner's Handbook）在美国上映了。这是一部不太有名气的电影，但我想我们也许都应该看看。电影源于真人真事，“年轻的投毒者”是名叫格雷厄姆·杨的伦敦小男孩，他在14岁那年第一次用铊杀死了他的继母，然后是他的父亲、姐姐、朋友……一共毒死了十三人。

格雷厄姆当然是一个化学天才，他从小的玩具就是化学实验仪器，少儿读物是犯罪故事，最爱玩的游戏是在学校的实验室中偷窃毒药。铊作为一种谋杀的工具，最大的“好处”是它的非即时性，一般要在受害者摄入一两天之后才能显现，而且症状很容易与其他疾病相混淆。在格雷厄姆的下毒案中，据说一次曾有43位医生对受害者作过检查，只有一位医生正确地作出了铊中毒的判断。

您看，铊是多么适合成为一种除掉“异见分子”的理想武器啊。民间侦探总爱说，朱令中毒案背后有着那么多的政治黑幕，我想说的是，铊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黑幕。

萨达姆、曼德拉和铊

1995年，铊中毒在中国还是个稀奇的玩意，当同学们还在为朱令绝望地向海外发出求援邮件时，铊在萨达姆·侯赛因手里早已是一件铲除反对者的利器了，这么说吧，在用铊杀人这个领域，萨达姆基本上就等同于古龙笔下的四川唐门。

早在1978年，萨达姆的同父异母兄弟巴尔赞，便在授意之下在巴格达大学医学院成立了一个医学毒药部，主攻怎么用铊干掉萨达姆的政敌。仅仅一年之后，这个部门便向一位宗教学者采取了第一次铊下毒行动，谁料这人竟神奇地活了下来；1980年，该部门终于有所斩获，成功地毒死萨达姆在宗教界的一位重要政敌。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萨达姆毒死的一般都是在伊拉克境内的不同政见者，但在80年代后期，经过一段时间的技术积累，萨达姆的铊开始投向居住在海外的政敌，一名叫阿卜杜拉·阿里的商人在喝完一杯伏特加之后，仅仅过了15天，便一命呜呼。

总的来说，铊这种东西非常适合融入可乐、茶、咖啡、酒之类的液体中，它所具有的那可怜的一点点味道很容易被掩盖。1992年，一位伊拉克抵抗运动领导人在喝完一瓶可乐之后也离奇病倒，而幕后黑手同样也是萨达姆的铊。

据说，萨达姆统治期间用铊干掉的“异见分子”可能有数十人之多。萨达姆对化学的这一爱好也延伸到了两伊战争，让近十万伊朗人尝到了化学武器的威力，一直到海湾战争，美国人对此还战战兢兢。

如果说萨达姆是最著名的“铊杀手”的话，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则是最有名的潜在受害者了。在狱中度过了27年后，曼德拉在1990年初即将出狱，当时的南非政府预谋在曼德拉出狱的前一天，在其服用的药品中掺入铊化合物。幸运的是，由于1990年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已成定局，毒杀曼德拉的计划最终搁浅。据说，南非政府当时成立了代号为“海岸项目”的特别行动小组，专门负责用铊和其他毒药毒杀黑人领袖。

希特勒和铊

我得承认，这个小标是有点标题党了。从奥斯威辛的毒气室到服毒自杀的隆美尔，铊和这些都没有一点关系，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在柏林总理府的地下室服毒自杀时，吞的也是纳粹高层最爱服用的氰化钾。

1924年，大约是铊第一次作为毒药出现的年头。在那一年，一个名叫玛莎的维也纳年轻女子非常悲伤，他的情人默里兹去世了，尽管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几个月后，玛莎又和一名叫埃米尔的男子结婚了，8年后，她又成了寡妇，之后的一个月，她的女儿也去世了；再后来，玛莎投奔了她一位老年亲戚并悉心照顾她，没多久，这位深受感动的亲戚在将玛莎指定为遗产继承人之后也去世了；再后来，玛莎的一位房客也死了。

这五个人，包括她的女儿，都是玛莎用铊毒死的。一直到那位房客死的时候，玛莎的毒王行径才最终暴露，那是1938年，房客的儿子坚持要求开棺验尸，在尸体中发现了铊。警察们由此才恍然大悟，顺藤摸瓜检验了前几位遇害者的尸体，无一例外的也发现了铊。

虽然毒死了那么多人，但玛莎其实还是用不着死，当时的奥地利法律已经废除了死刑。但是，玛莎却不幸地遇见了希特勒。1938年，也是希特勒占领奥地利的年头，在那一年，希青天恢复了死刑，所以，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玛莎被斩首了。

都说了，和希特勒是有关系的。

希特勒并不总是主持正义的。1944年，荷兰也发生了一件铊中毒案，下毒者用铊杀死了一个工厂里的经理和三个工头。这一次，凶手没有找到，而原因也很简单，根本没有人报案，当时的荷兰正处于德国军队的占领下，没有人愿意惹来盖世太保，盖世太保一来，基本上会以破坏战争的罪名杀一个遍。在希特勒和铊之间，荷兰人宁愿选择铊。

阿加莎·克里斯蒂和铊

在朱令案发生之初，身边如果有人读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白马酒店》（The pale horse）该有多好。早在1952年，阿加莎便以铊中毒为主题写下了这部小说。在小说中，阿加莎相当详尽地描写了铊中毒的症状，什么乏力、刺痛、手脚麻木、昏厥、言语不清、失眠和丧失活动能力等等。

无论在那个时代还是这个时代，都会有卫道士英勇地站出来说，这样的小说不是宣传下毒么，为潜在的投毒者介绍新的下毒方法。

就这一点，我还真不知道后来者们有没有从阿加莎的书中学到什么，朱令案的行凶者，你看过没？

不过我相当可以肯定的是，阿加莎这本书救过一位小女孩。1977年，一个19个月大的女婴突然得了重病，当地医生无法诊断出患病原因，女婴的父亲将她带到了伦敦治疗后医生仍然束手无策。这时候，一位正在阅读《白马酒店》的女护士神奇地站了出来，一口咬定女婴是铊中毒，半信半疑的医生检查以后还真是如此，女婴由此得救。

最搞的是，经过调查，还真没有任何人企图毒害这位女婴，她是在家中厨房的排水管附近不小心吃到了一种含铊的老鼠药……

最后再普及一下，铊在成为毒药之前的确曾是有名的杀虫剂和老鼠药，不过，在老鼠药生涯中，铊在杀虫无数的同时，也曾经多次引发群体性中毒事件，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南美，含铊的老鼠药曾经引发了一次数百人中毒、44人死亡的特大中毒事件。

可是，在朱令中毒事件之时，这一切我们怎么就不知道，不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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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铊的英文名称“thallium”，源自希腊语“thallos（嫩芽）”，铊盐在火焰中会发出像嫩芽一样的绿色光芒，故铊的发现者威廉·克鲁克斯就以此为其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