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的魅影

——世界推理小说简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谋杀的魅影：世界推理小说简史／褚盟著．—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1.6

ISBN 978-7-80733-644-0

Ⅰ．①谋…　Ⅱ．①褚…　Ⅲ．①世界文学-推理小说-小说史-研究　Ⅳ．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0913号

策　　划：

责任编辑：张　颖

见习编辑：郁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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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谋杀的魅影：世界推理小说简史

著　　者：褚　盟

出版发行：古吴轩出版社

地　　址：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215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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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12-65233679　　　　　　　传真：0512-65220750

经　　销：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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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本：710×1000　1/16

印　　张：14.5

版　　次：2011年6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33-644-0

定　　价：2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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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盟　作　品

引子

时间回溯到20世纪40年代。

当时的西方媒体上充斥着战争的消息，每个人除了与政府和领袖共同进退，似乎已经没有了别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特殊时期，一组在平时看来有些不伦不类的另类消息，出乎意料地受到了民众的高度关注，其引发的争议，甚至差点改变世界的命运。

第一条消息来自美国。罗斯福总统撰文称，名扬天下的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并不是英国公民，而是“山姆大叔”的同胞。总统列举了很多证据，总结性地说道：“每一位美国公民都欢迎歇洛克回家。”

消息传递的速度丝毫不逊色于战争情报。三天之后，一位名叫丘吉尔的英国人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观点：“罗斯福总统的言论是不负责的。福尔摩斯是英国人的事实在50年前就已经得到了证实。任何企图把大侦探‘据为己有’的行为都必将失败！”在这位爱抽雪茄的首相眼中，“分裂”福尔摩斯的行为几乎等同于希特勒对考文垂的空袭，简直不能容忍。

美英两国民众立即被领袖的言论吸引，福尔摩斯的归属问题似乎已经影响到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关系和第二战场的开辟。

表现欲极强的法国人也来凑热闹，代表人民发言的任务自然也由领袖承担。戴高乐说道：“无论伟大的福尔摩斯先生的故乡在大西洋哪一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永远都是法国人民最好的朋友！”法国人就是这样，为抢美国和英国的风头，即便做出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也在所不惜。

于是，三个国家的福尔摩斯学家和大侦探的拥趸在各种场合展开论战，他们唯一的目的是争夺一位虚构人物的“版权”。著名侦探小说作家雷蒙德·钱德勒曾写道：“万幸，德国人和苏联人正在斯大林格勒玩游戏，不然，希特勒和斯大林也一定会加入这场争论。”

在21世纪的今天，相信福尔摩斯之名已经家喻户晓了，他是谁？

一位小说中虚构的人物；

一位侦探小说中虚构的人物；

一位侦探小说中虚构的伟大人物。

侦探小说当真是魅力无穷，它可以让三位伟人变得“斤斤计较”。侦探小说的主人公更是充满了魔力，他可以令民众暂时忘却国恨家仇，转而热衷于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话题。

对读者而言，一部侦探小说佳作往往会令他们记住三个名字：作者的名字、作品的名字、侦探的名字。毫无疑问，三个名字里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前面两个仅仅是平面符号，而侦探的存在却可以令一切立体起来——作者因此名扬天下，作品因此被奉为经典。

读者一定是先认识了歇洛克·福尔摩斯，才记住了柯南·道尔；一定是先认识了小胡子波洛，才记住了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婆）；一定是先认识了御手洗洁，才记住了岛田庄司；一定是先认识了江户川柯南，才记住了青山刚昌……因此，我们不妨从最熟悉、最直观的侦探入手，阐释一下侦探小说的脉络。

“侦探”一词在英语世界最早出现于1194年，当时写作“sleuth”，最初的含义是足迹、踪迹，对象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其他动物。到了15世纪，这个词有了“狗追踪目标”的含义，例如现在的“猎犬（sleuth-hound）”便是由此引申而来。在19世纪，这个词的名词形式正式有了“侦探”的意思，动词形式则表示“搜查、调查”。而在今天，“sleuth”则指代侦探小说中所有的调查行为和解决事件的主人公（也就是侦探）。我们现在更多使用的“detective”一词要年轻得多，是19世纪中叶才出现在英国大文豪（也是侦探小说先驱人物）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中的。

现实中的侦探是伴随着西方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产生的，这和侦探小说产生的条件完全一致。第一位出现在侦探小说中的侦探是法国人奥古斯特·杜宾。他诞生于1841年，创造者则是美国人埃德加·爱伦·坡。杜宾先生集中地反映了侦探小说中主人公的特质——完全为破解真相而存在，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任何情感可言，怪异而神奇。我们至今不知道杜宾先生相貌如何，因为爱伦·坡只是创造了一架推理机器，对于机器的外形没有只言片语的描述。可以说，杜宾的出现使得侦探小说自诞生之日便被定格了：这是一种“极端主义”类型小说，这是一种最纯粹的智力游戏。

1841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若干位侦探的出现使得侦探小说的表现手法丰富起来，也改变了杜宾前辈给读者留下的“冷酷到底”的印象。威尔基·柯林斯塑造的考夫探长让故事变得更有层次；埃米尔·加博里奥笔下的侦探勒考克则给后来的侦探学员们留下了很多有效的侦破手段。不过，总的来说，侦探们在19世纪的表现远远算不上惊天动地，他们很优秀，但绝对称不上伟大。

将“伟大”和“侦探”联系起来的是在1887年登场的大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他的出现使得侦探小说被全世界的读者接受。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了侦探小说的创作中，侦探小说进入到批量化生产的时代。这个时代始于20世纪初，延续了将近50年。这是一个“奇事天天有，神探遍地走”的美好岁月。我们习惯于将这个时代称为“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前半程属于短篇作品，这时的侦探们比较习惯于“一闪而过”。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如此，杰克·福翠尔的“思考机器”如此，奥斯汀·弗里曼的桑戴克博士如此，奥西兹女男爵的角落里的老人也是如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侦探们羽翼渐丰，已经不满足仅仅在短篇小说中出场，开始渴望着更广阔的舞台。长篇侦探小说的繁荣水到渠成。西方侦探世界里耳熟能详的侦探基本上都出现在这个时代。例如，1920年登场的波洛，1929年登场的埃勒里·奎因，以及20世纪30年代登场的基甸·菲尔和梅里维尔。我们可以断言，这样的时代不会再次出现。即使在精神生活已经如此多元化的今天，翻看黄金时代留下的经典，我们依然会惊叹于作品的纯粹与精妙。那是维多利亚时代和柯立芝繁荣的印记，注定无法再现。

美好的事物总是转瞬即逝。1929年的大萧条刺破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面具，随后而来的世界大战摧毁的不仅仅是经济，几乎也打破了人类所有美好的幻想。一时之间，西方社会的公民再也没有了享受的心情，在废墟上重新建构家园和心灵才是当务之急。因此，华丽而虚幻的古典侦探小说时代无情地葬身于炮火之中。

这时，一群美国的破坏者纷至沓来。他们从战场上退下，遍体鳞伤，却根本无暇舔舐伤口。他们是战争时期的英雄，为了正义和爱出生入死。然而，这些英雄却发现，这个世界变质了，肮脏的东西充斥各个角落，人类为了私利互相算计和背叛。英雄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世界，结果却是四处碰壁，头破血流，要么万劫不复，要么同流合污，英雄们的命运就是这么残酷。

我们把这些陌路英雄的故事称为“冷硬派侦探小说”。这类作品对于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冲击被称为“黑色革命”。革命的倡导者是达希尔·汉密特、雷蒙德·钱德勒等人，而他们塑造的英雄，如菲利普·马洛，则成为了铁血硬汉的代名词。

黑色革命对于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颠覆相当彻底，以至于今天西方世界的侦探作品几乎全部脱胎于冷硬派作品，包括悬疑小说、犯罪小说、冒险小说、间谍小说等等。好莱坞兴盛一时的黑色电影以及“007系列”，也是在黑色革命的影响下逐步成熟起来的。

不过，黑色浪潮席卷的范围仅仅局限于欧美，地理上的阻隔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东方世界的读者对于冷硬派小说及其衍生品不大“感冒”，我们更钟情于古典主义侦探作品。因此，侦探文学在东方的发展历程与西方大相径庭，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日本的推理文化发展上。

这里需要先解释一组名词——侦探和推理，因为在这本书里我们会反复接触到这两个词。本来史上只有“侦探”这个词，被用来特指爱伦·坡创造的这种文体。这个词在欧美一直沿用至今，尽管外沿已经被扩大了很多。19世纪末，侦探小说流入日本，这种小说形式迅速被日本读者接受——尽管在最初的半个世纪里，其发展速度非常缓慢。到了20世纪20年代，侦探小说在日本有了质的转变，真正属于日本人自己的侦探小说应运而生。日本的创作者和研究者为了自我激励，也为了和西方的侦探小说区分，便创造出了“推理”这个词，用以特指日本人创作的侦探小说。最早提出“推理”一词的，是日本著名评论家、编辑水谷准。不过，推理小说的提法在初期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认可。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的日本作品和欧美侦探小说差别不大，没有刻意加以区分的必要。

到了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确立，日本的推理文化逐渐拥有了自己的特色，“推理小说”的提法被越来越多的读者接受。经过30年的磨砺，到了20世纪末，日本已经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世界推理文化中心，很多读者甚至把欧美的侦探小说也称为“推理小说”，大有“数典忘祖”之势。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西方作品称为“侦探”，将日本作品称为“推理”，在泛指的情况下，本着“先来后到”的原则，统称为“侦探”。在此特作说明，以释读者困惑。

如前所述，侦探小说在19世纪中后期传入日本，但在最初的半个世纪里发展极其缓慢，基本上停留在拙劣的模仿和粗糙的译介层面。在这种大环境下，自然不会有什么大侦探被读者铭记。

1923年，日本推理文学开创者江户川乱步创作了短篇小说《两分铜币》，将推理小说引入了新阶段。这一年也被研究者定位为“日本推理元年”。随后，江户川推出了日本推理史上第一侦探——明治小五郎，这是一位居家型的好男人。后来推理小说中有很多名为“XX小五郎”的侦探（包括《名侦探柯南》里的那位毛利小五郎），都是拜乱步祖师所赐。从192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推理文坛涌现出了一大批侦探。他们活动的地点大都集中在一本叫《新青年》的文艺杂志上，因此日本推理文学的第一个高峰被称为“新青年时代”。

二战之后，推理小说由短篇向长篇发展，其中的倡议者是一代宗师横沟正史。1945年，横沟正史出版了《本阵杀人事件》，一位牙齿焦黄、头发凌乱的侦探进入了全世界读者的视野。他就是金田一耕助，也就是漫画《金田一少年事件簿》主人公的爷爷！在这位前辈的指引下，高木彬光、土屋隆夫、鲇川哲也等人先后开始了创作。事实证明，日本的侦探丝毫不逊色于西方同行。这个时期阵地主要在一本叫《宝石》的杂志上，因此被叫做“宝石时代”。

战争之后的重建格外顺利，也许连最乐观的日本公民都没有想到，自己的国家很快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不过，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崛起，日本社会的重重弊端也暴露无疑。官员贪污、政商勾结、贫富分化……日本民众的怨气似乎不可遏制。在这种大背景下，读者对于那些表现出色的侦探提出了最根本的质疑——你们侦破的那些“奇案”真的存在吗？不要再欺骗下去了，我们希望看到这个腐朽社会的真实写照，不想再看那些虚无的密室杀人或不在场证明了！

于是，辉煌了近40年的本格侦探们集体下岗了。日本推理文学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

1957年，一本名叫《点与线》的推理小说让全体日本国民眼前一亮。没有侦探！这是一本没有神奇侦探的推理小说！全书从头到尾讲述了一个政商勾结的故事，日本社会最阴暗的一面被彻底暴露在了阳光下。作者如同一位看透世态炎凉的老者，用最平易近人的口吻絮絮叨叨地重复着身边的故事。这位老人就是松本清张，是日本推理小说创作者中成就最高的一个。他获得了日本纯文学领域最高奖项芥川大奖，将推理小说引入了纯文学领域。可以说，日本推理文学有今日之成就，松本清张功不可没。评论者把松本清张开创的这类反映日本社会现状的推理小说称为“社会派”，或者称为“写实主义推理”。这个流派完全由日本作家原创，“推理”的提法就是在这个时期逐渐深入人心的，日本推理也是在这个时期征服了世界。社会派推理辉煌了整整30年，森村诚一、夏树静子等人是继松本前辈之后的社会派作家的代表，《人性的证明》、《蒸发》等经典作品也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

但是，河东河西，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新一代掌握了话语权。这一代人完全没有经过战争的残酷和重建的艰辛，对于社会上的一些现象相当麻木。他们没有沉重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信奉的是极端享乐主义。不管舆论对于所谓“垮掉的一代”如何鄙视，社会派推理已经成明日黄花，这一事实无法更改。

在1980年，岛田庄司出版了《占星术杀人魔法》。这部书依靠前所未有的华丽谜团征服了“新新人类”，读者称其为“迷和梦幻的完美融合”。这部作品启发绫辻行人、有栖川有栖、我孙子武丸、麻耶雄嵩等新人（当时他们都还是大学生）开始了创作。他们高举“复兴本格”的旗帜，创作出了大量属于新时代的“古典主义推理小说”。这些作品被称为“新本格推理”，标志着日本推理进入了崭新的时代。

21世纪，新世纪，推理小说理所应当迎来新的纪元。日本的创作者们继承了社会派推理清新的文风、深刻的思想和新本格推理华丽的设定，将两者有机结合，创造出了全新的推理小说。这类小说类型化痕迹非常模糊，已经很难适用某种定义，“好看”成为了评价的唯一标准。在这些作品中，充斥着创作者匪夷所思的世界观，宇宙已经被架空，天才们完全按照自己的理念重新构建时空维度。东野圭吾、伊坂幸太郎、宫部美雪、道尾秀介等人是其中的翘楚。

以上就是本书脉络的梳理，也是东西方侦探小说的简史。也许上面提及的一些人名或书名会令您感到一头雾水，不过没有关系，后面的阅读会让您明白，这些名词都是侦探小说领域无法回避的丰碑。

这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学术作品，而是一本轻松的、普及性的读物，在侦探小说日渐繁荣的今天，如果它能让您觉得略有所得，那么毫无疑问，著者将受宠若惊。

大幕拉开，名侦探登场。

奉侦探之名，为您效劳。

CONTENTS

目录

引子

第一章　神话时代的侦探小说

1．从《圣经》时代到工业革命

2．爱伦·坡的游戏

3．一个侦探三个帮

第二章　最好的年代

1．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2．福尔摩斯们

3．黄金时代

4．诸神

5．十诫与双倍十诫

第三章　大革命

1．心灵优于物质

2．黑色革命

3．革命特别成功

第四章　菊与刀

1．西学东渐

2．宗师乱步

3．我叫金田一

4．感官世界

第五章　黑雾之中

1．有一位老人

2．人性的证明

3．清张魔咒

第六章　本格维新

1．救世主

2．十角馆的密谋

3．信徒

第七章　新世纪

1．架空的宇宙

2．千面=畅销

3．消失，最好的永生

4．我不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附录一　世界主要推理奖项简介

附录二　50部推荐书单

后记：该死的悖论

跋：为推理而生

第一章

神话时代的侦探小说

与很多文明的历史一样，侦探小说的起源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在有组织的警察机构和私家侦探出现之前是没有侦探故事的；另一种则认为早在《圣经》或古希腊神话中，便纠集着各式各样的调查与反调查，那就是早期的侦探小说。

1

从《圣经》时代到工业革命

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诅咒……

——《圣经·旧约·创世记》

与很多文明的历史一样，侦探小说的起源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在有组织的警察机构和私家侦探出现之前是没有侦探故事的；另一种则认为早在《圣经》或古希腊神话中，便纠集着各式各样的调查与反调查，那就是早期的侦探小说。

按照第一种说法，侦探小说应该始于1841年。这一年，美国作家、诗人、评论家埃德加·爱伦·坡创作了第一篇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毫无疑问，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篇小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不可否认它已经具备了当今侦探小说的三个最基本的元素——侦探、谜和逻辑。小说的人物塑造和气氛渲染也相当成功（当然，这是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得出的结论）。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赞同此种说法，那么侦探小说似乎就成了不符合进化论的“怪胎”。任何一种新生的小说类别都没有“横空出世”的道理。因此，即使爱伦·坡在1841年发表《莫格街凶杀案》可以看做侦探小说诞生的标志，但其实际的起源还是要追溯到神话时代。

《圣经·创世记》开篇便为我们讲述了两桩罪案——金苹果疑案和该隐杀弟案。第一桩罪案中，夏娃触犯了人类最早的律法——“不可以偷吃智慧之果”——这条律法是由上帝制定的。完全无辜的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终身劳作以求温饱；更严重的是，当时还未出世的亚当和夏娃的孩子——我们今天的人类受到牵连，世世代代与天地苦斗。而且，不管后世的人类多么优秀，多么崇敬上帝，也无法得到生命之果，无法拥有和神一样的永恒生命。在第二桩罪案中，残忍的该隐因为“羡慕、嫉妒、恨”，杀死了更加讨上帝喜欢的弟弟亚伯——这是人类历史中第一桩谋杀案！不管上帝对这两桩罪案的判决是否公正，至少可以确定，这类“非常事件”自人类诞生之日，就以一种“莫可奈何”的姿态陪伴着我们。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犯罪”与“救赎”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命题，这样日后出现的侦探小说便有了无限的“用武之地”。

在犹太族的经典外，我们发现作为欧洲文明起源的希腊神话中，这样的事件随处可见。两场家族阴谋使得众神的统治稳定下来——先是克洛诺斯颠覆了老爸乌拉诺斯的统治，尔后宙斯变本加厉地让父亲品尝到了祖父不久之前的失落。此后，神界、人界以及冥界便都在宙斯——这个暴戾、专横、淫虐的主神——制定的律法之下悲惨地生活着。所以，我们会无比尊敬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会为赫拉克勒斯的十二大丰功伟绩喝彩，会对第一智者奥德修斯将众神戏耍得团团转喜闻乐见。由此可见，后来侦探小说中的“惩恶扬善”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

伊甸园和金苹果

当然，文学不可能总是停留在传说和神话阶段，文学中人物的“反抗”也不应该停留在“武装反抗”上，那样就轮不到侦探们大显身手了。历史进入了启蒙时期。思想家伏尔泰在他的小说《查第格》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王后的狗和国王的马不见了，查第格说自己并没有看见它们。但他却说母狗长了一对长耳朵，左前腿瘸了，而且最近怀了小狗；马则有五尺高，马蹄很小，尾巴有三尺半长。他还说马的蹄套是用银子做的，而那用金子做的马嚼上还有装饰物。当他坚持说自己从来没有看到过狗和马时，国王和王后因为无法相信他的话而鞭打了他。但在狗和马被找到之后，查第格的解释被证实是真实的。

母狗下垂的耳朵和乳房在沙子上留下了记号，而且一只蹄子留下的脚印比另一只深；马吃光了五尺高的拱廊上的叶子，它的尾巴扫过的灰尘有三尺半长，石头上留下的记号则说明了马嚼和蹄套的情况。这个精彩的片段伏尔泰是借用了梅利骑士30年前发表的传奇故事。他的最初目的并不是想说明推理的力量，只是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讽刺。一方面，国王和王后的律法依然“蛮不讲理”；另一方面，逻辑推理的效用第一次体现了出来——尽管还是反抗法律，但显然已经比希腊神话时代更加稳妥，也更加有效。

接受惩罚的普罗米修斯

在《一千零一夜》的很多故事里都有诡计和谜团的因素，通常被作为利用机智摆脱困境的例子，像在乔叟的《修女和牧师的故事》里，一只公鸡被狐狸抓住，它说服狐狸张开嘴巴然后逃走。而类似的故事在另一本脍炙人口的小册子《伊索寓言》中更是屡见不鲜。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和英国人的骄傲莎士比亚的一些作品中对犯罪与斗智桥段的描绘则更加生动深刻。

在这个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里，恶魔披上了“宗教”与“法律”的外衣，肆无忌惮地蚕食着人类的心灵；而文学作为当时最为先进的生产力，毫无疑问正试图拼命摆脱这种阻碍与束缚。基于这一点，侦探小说在日后的出现以及繁荣，也就显得水到渠成了。

资本主义时代接踵而至，我们千万不要被什么“自由、民主、博爱”的口号蒙蔽。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初期，这个制度可以说是漏洞百出的。君主、贵族、主教等特殊阶级依然拥有特权，所谓的新制度下建立的新型刑侦机构完全是维护特权阶级、保护其私有财产的“走狗部门”。因此，由特权阶级制定、由“走狗部门”执行的所谓新型法律是何等货色就可想而知了。

乔治·爱德杰——他受到了冤枉，柯南·道尔为其伸冤

这里仅举一例，著名侦探小说作家（“福尔摩斯之父”）柯南·道尔曾受人之托调查过一桩冤案。一位牧师因为是有色人种，一贯受到歧视和非议。一天雨夜，牧师村子的一匹马被杀，警察马上逮捕了牧师。他们粗暴地把一块从马的尸体上割下来的肉和从牧师家找到的雨衣放在了一个袋子里，因此得出了牧师的衣物上有血迹的结论；他们把牧师的皮鞋强行按在现场泥地里留下的鞋印上，得出了足迹完全一致的结论……就这样，牧师被判定有罪！而且，在判决引起公众强烈不满、纷纷要求重审此案时，政府竟然委任当时力指牧师有罪的一个人作为“中立人物”负责重审！要知道，这奇事是出现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相当成熟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因此，在这一制度建立之初，法律是何等模样也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确立的过程有些令人啼笑皆非，然而聊胜于无，随着时间的推进，资本主义各项制度逐步得到完善。首先，私有制被承认，私有财产得到国际机构的认可和保护，任何试图威胁他人财产的行为都被明令禁止。这使得犯罪行为变得更加“不可饶恕”，为侦探小说的出现奠定了理论依据。

其次，伴随着一个叫瓦特的英国人改良了蒸汽机，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空前发展，民众有了更多财富——因此，他们毫无悬念地被罪犯盯上了，他们必须依靠某种力量的帮助才能安身立命。而这成为了侦探小说存在的客观条件。

第三，司法制度的完善使得侦探的工作合法化，福尔摩斯们可以告别罗宾汉、红花侠、梁山好汉那些“法外行走”的窘境，以绅士的姿态公开出现在调查中。而且，侦探们获取的证据，也可以通过合理的程序提交官方，以达到侦探介入的目的。

最后，工业革命的成果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成为侦探小说诞生的必要条件。化学实验、血型检测、指纹鉴定等许多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技术，在那个年代里成为了侦探们的杀手锏，使侦探们的逻辑推理有了实体证据，令罪犯无所遁形。可以说，没有科学技术领域的突破，侦探所有的推理就只是自说自话，不会产生任何实际功效。如果这样，侦探小说将被视为“幻想小说”。

可以说，侦探小说诞生在资本主义时代绝非偶然。这种文体符合人类天性，从未被文学领域忽略；它是资本主义初期的矛盾产物——既得益于各项制度的完善，又因为制度还存在种种漏洞而显得非常必要。当然，以上只谈到了侦探小说诞生的社会基础，还有一些更为具象的原因也不应忽略。比如生活素材和灵感来源。因此，我们不得不谈一谈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侦探，在侦探小说创造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原型级”人物——尤金·弗朗索瓦·维多克。这个法国人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物。他并不是一位作家，也不是某部作品中虚构的人物，而是一位真实存在的、对侦探小说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的传奇之辈。

维多克（1775—1857）曾经是一个罪犯。我们对他早年的犯罪经历知之不详，只知道在十多岁的时候他便偷了母亲的2000法郎。后来他参了军，六个月里参与了15次决斗。22岁时被判刑八年。“为了当上诚实的人”，他决定做警方的线人。他写信给巴黎专区的地方长官亨利，表示愿意为他效劳。他回忆说，自己曾经在监狱里待了21个月，之后让警方安排自己越狱，以此获取罪犯的信任。由于表现出色，维多克在1811年当上了保安局局长——恐怕只有分不清危险和浪漫的法国人才会成全维多克之流。同时，他还揽了一些“私活儿”——开办了一家名为“包打听”的现代侦探事务所。

一开始，维多克只拥有四名手下，最后增加到28人。他的手下几乎都蹲过监狱。不断有流言传出，说他们中一些人——可能还包括维多克本人——策划抢劫之后摇身一变又去处理案件。他们这么做也是因为某些规章制度的驱使——他们拿不到工资，而每次逮捕罪犯都会获得一些报酬和开销。这些行径完全是有可能的，只是从来没有得到证实。

因为引起的争议过于巨大，上司不得不免去了维多克的职务。之后维多克一度官复原职，但很快又因为手下无法无天的行径被再次免职。最后，由于当局不断给维多克制造麻烦（当然，他也没少让当局费心），事务所终于关门大吉。在生命最后的20年里，维多克依旧承揽了一些侦探事务，空暇之余就为自己传奇的一生著书立说。

维多克对侦探领域的贡献不容忽视。他首创了许多调查方法，如形体观察、足迹鉴定、乔装易容、逻辑推理等。他还是第一个建立犯罪索引档案的人，为后来的追随者省去了无尽的麻烦。维多克在其《回忆录》（这部书几乎被后世所有侦探小说家视为经典）中写道：“我经常光顾那些臭名昭著的房屋和街道，采用不同的乔装方式。的确，迅速改变的衣着和方式都说明了一个人渴望隐藏起来，不被警察发现，直到我每天都遇到的流浪汉和小偷坚信我和他们是一伙的。”诚然，维多克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本质上是一个罪犯和英雄的混合体。对一个人是英雄还是罪犯的怀疑，是侦探小说的基本特征之一。他的这种属性直接影响到后世侦探小说的创作和侦探人物的塑造。歇洛克·福尔摩斯在某种程度上便是维多克的化身——一个经常为维护正义而犯罪的英雄。大文豪巴尔扎克是维多克最好的朋友。他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中用维多克映射某人，《高老头》中的沃特林（又名杰克斯·柯林）便是其中之一。

维多克在最恰当的时间以最恰当的姿态出现在西方世界里。那些已经为创造侦探小说储备好了一切资源、唯独缺少灵感的创作者们，几乎原封不动地把现实中的维多克搬进了虚拟世界，令其成为这类作品的主人公。维多克就是那根导火索，他引燃了侦探小说，使其最终形成燎原之势。

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是一幕彻头彻尾、充满矛盾的闹剧。那么矛盾和闹剧最极端、最戏剧化的体现，无疑就是犯罪。因此，在《圣经》年代，对犯罪的描绘是人类天性的写照；在黑暗年代，对犯罪的描绘是人性深处的呐喊；在工业革命之后，对犯罪的描绘则成为了精神领域不可或缺的宣泄。于是，侦探小说出现在“后工业革命”时代，也就是一种必然了。这种文体可以长盛不衰，也同样合乎情理。

忽略1841年之前的历史，孤立地思考侦探小说的出现，显然是不科学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任何事物的出现总需要一个标志性事件和一位标志性人物，因为具体的工作总是要有具体的人来承担。因此，我们还是要把侦探小说的诞生定位在公元1841年。而这一荣誉的拥有者——美国人埃德加·爱伦·坡，将是下一节的主人公。

2

爱伦·坡的游戏

一个侦探小说家只能沿着这条狭窄的小路步行，而他总会看到前面有爱伦·坡的脚印。

——阿瑟·柯南·道尔

谁是爱伦·坡？

他是侦探小说的创造者；

他是19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作家、评论家；

他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

萧伯纳曾经说过，美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位大师——马克·吐温和爱伦·坡。

1809年1月19日，爱伦·坡出生在美国巴尔的摩。他曾在一封信里声称自己的家族是“巴尔的摩最古老、最体面的家庭”。坡家祖籍爱尔兰，祖父是一位纺车修理制造商。他带领全家在异国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并且在独立战争中有出色的表现。当地人习惯称呼爱伦·坡的祖父为“坡将军”，年幼的爱伦·坡一直视祖父为传奇人物，虽然祖父在他7岁那年便已经离世。从爱伦·坡后来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祖父的冒险精神毫无保留地遗传到了他的身上。

爱伦·坡的父亲大卫是家中第四个男孩，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然而，大卫的性格与父亲完全不同，他腼腆、忧郁，甚至还有几分怯懦。20岁时，大卫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加入了弗吉尼亚的一家剧团，试图实现自己的演艺之梦。在剧团里，他结识了同为演员的霍普金斯，两人的感情急速升温，在1806年结为伉俪。之后的几年里，长子亨利、次子爱伦和女儿罗莎莉相继出生。

大卫·坡向来胸怀大志，但现实情况却是他的演艺天赋远远不能匹配他的雄心。几经挫折之后，渐渐拮据的大卫失去了目标，迅速堕落为一个酒鬼。1810年，他抛下了无助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不知所终。母亲霍普金斯原本是一位颇有前途的演员，但是家庭的压力榨干了她最后的价值。1811年，积劳成疾的霍普金斯撒手人寰。可怜的爱伦·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相继失去了父爱和母爱。

父亲的志向和母亲的才华都在爱伦·坡的身上得到了体现。如果他可以在一个正常的环境中成长，必然会成为一名“温良恭俭让”型的学者。但是，现实无情地抛弃了爱伦·坡，使他变得敏感而阴郁。日后，这位“苦难的天才”屡屡展现出矛盾的两面性，这些都是宿命在他幼小的童年里深烫下的烙印。而且，父亲贪恋瓶中物的嗜好，也变本加厉地遗传给了爱伦。

埃德加·爱伦·坡

可怜的坡被爱伦夫妇收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把“爱伦”加到名字里，“埃德加·爱伦·坡”这个伟大的名字正式诞生。养母很疼爱坡，但养父却对他十分苛刻——其实这并不能完全归罪于坡的养父，坡的性格的确令人难以接受。若干年后，爱伦·坡写信给养父说：“我决定离开你……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没有人像你一样对待我了。”父子二人关系之恶劣，可见一斑。

爱伦·坡离开家庭之后的经历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离经叛道！

1826年考入弗吉尼亚大学，成绩优异；1826年底，爱伦·坡在学校酗酒成性，欠下高额赌债，被退学。

1827年，在商行当学徒；仅仅几个月，被商行认定“游手好闲”，遭到除名。

1827年5月，爱伦·坡更改年龄，化名参军；不到一年，他便要求养父为自己开具一份退伍证明，结果被养父严词拒绝。

1829年，爱伦·坡加入了鼎鼎大名的西点军校；1831年，学校的军事法庭毫不犹豫地开出一纸判书，让这位无心学业、屡犯校规的学员走人。

不难看出，爱伦·坡是一个完全无法融入世俗社会的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他在这一时期唯一的骄傲。1827年，坡自费出版了一本名为《帖木耳》的诗集，这是他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但是，除了耗尽了坡仅有的一点积蓄之外，诗集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1929年，第二部诗集出版。到了1931年，《埃德加·爱伦·坡诗集》出版，坡才从中获得了一些实际收益。他开始感受到，文学创作才是属于自己的领域。

爱伦·坡书信手稿

离开西点军校，爱伦·坡意识到诗歌的受众是非常有限的，于是开始了小说的创作。凭借几篇优秀的短篇小说，爱伦·坡声名鹊起，开始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才华。1835年，他出任里士满《南方文学信使报》的助理编辑，由于业绩突出，很快便升职为编辑——这似乎是爱伦·坡第一次被“所在单位”认可。期间，除了编辑报纸和创作小说，爱伦·坡还解决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他和14岁的小表妹弗吉尼亚秘密结婚，可谓特立独行。妻子对他非常体贴，爱伦·坡第一次感觉到了家庭的温暖和生活的富足。然而，天才的两面性注定不能令他平庸。很快，爱伦·坡的酒瘾又让他失去了理性。他经常大醉数日，报纸因此而推迟出版。老板最终忍无可忍，让这位天才卷铺盖走人。

1838年，爱伦·坡举家迁到费城，在《伯顿绅士杂志》担任编辑工作。随后，杂志几经易主，最终更名为《格雷姆杂志》。1841年，爱伦·坡被新老板看中，在新杂志继续任编辑。记住，1841年，美国费城，《格雷姆杂志》，编辑埃德加·爱伦·坡——好戏开始了。

纵观爱伦·坡的创作生涯，几乎所有的类型小说，他都一一涉猎过，包括恐怖小说、悬疑小说、心理小说、犯罪小说、科幻小说等等。在每一个领域，爱伦·坡披荆斩棘、开疆拓土，都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巨大成就。

1841年4月，《格雷姆杂志》刊登了爱伦·坡的新作——短篇小说《莫格街凶杀案》。小说讲述了在一间门窗紧锁的阁楼小屋里，一对母女被杀害，现场惨不忍睹。谁是凶手？凶手为什么对现场大量现金视而不见？凶手又是怎么从密闭里逃脱的？警察束手无策，这时，一个奇特的人物登场了……

值得指出的是，爱伦·坡从来都没有将这篇小说看做什么“侦探小说”。他将此类作品称为“游戏”（近两百年来后人绞尽脑汁，依然无法超越的“游戏”？）。我们之所以将这部作品视为侦探小说的开山之作，主要是因为这是第一篇具有三大基本侦探元素的小说。

第一，侦探第一次成为了作品的主人公。在《莫格街凶杀案》中，爱伦·坡塑造了史上第一位侦探——法国贵族奥古斯特·杜宾。杜宾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和朋友租住在阴暗的别墅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个怪异的贵族昼伏夜出，除了怪异的谜题和书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引起他的关注。杜宾头脑敏捷、学识渊博、没有任何情感，冷酷得犹如一架推理机器。即便在说出真相的那一刻，凶手的穷途末路、警方的无地自容、被害者的悲惨命运，都不能令这位侦探的内心荡起一丝波澜。他只在乎逻辑是否严谨。因为只有这样，侦破游戏才显得公平而有趣。后来的侦探都有或多或少的“冷血”基因，这完全是拜祖师爷杜宾所赐。

爱伦·坡对杜宾这个人物非常钟爱。在后面创作的《玛丽罗杰疑案》和《失窃的信》中，两次安排杜宾作为主人公登场。要知道爱伦·坡的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可是从不走穴的。而这种安排，也成为了后来侦探小说的一种固定模式，即同一位侦探在不同的故事中出现的“系列模式”。我们熟悉的福尔摩斯系列、布朗神父系列、神探伽利略系列、御手洗洁系列等经典作品都是如此。

第二，谜题第一次成为了作品的主题。正如上一节里提到的，早在《圣经》时代，便有种种稀奇古怪的谜题出现。但很明显，这些谜题充其量只是引子和道具，借以展现人物的某种性格、表述作者某种思想，或讽刺某种社会现象。而在《莫格街凶杀案》中，凶手是谁、怎么做的以及为什么这么做成了终极主题，人物活动和情节安排无不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整篇文章就是一道逻辑思考题。作为侦探小说的发轫之作，爱伦·坡这样处理无疑最大限度地突出了这种类型小说的最大特点。

第三，逻辑推演第一次成为了作品的主导。在《莫格街凶杀案》之前，西方世界较为流行的是带有哥特式风格的小说。这类小说大都有着匪夷所思的情节，而结局对于情节的解释，则更加令读者瞠目结舌——僵尸、吸血鬼、恶魔等等往往是诡异情节的始作俑者，故事的表象和结论之间完全没有逻辑可言。而在爱伦·坡的这篇小说里，前半部分的情节同样阴森而诡异，令读者感觉绝对是一桩灵异事件，但后半部分笔锋一转，借杜宾之口，将科学合理的真相条理分明地推演出来，让读者信服。这个推演过程，是建立在当时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逻辑分析被普遍接受的基础上，因此被读者毫无障碍地接受了。而这种主导小说风格和走向的逻辑推演，也成为了侦探小说的不二特征。

日本作家岛田庄司曾不只一次提到：“如果爱伦·坡把故事的解答写成‘恶魔的游戏’，那么《莫格街凶杀案》充其量只是一篇很好的哥特小说，不会取得什么突破。但是，他很科学地解释了一切，这样世界上才有了‘侦探小说’。”而岛田庄司的所有作品都是在前半部分铺设华丽的谜团，在后半部分给予科学的解答。可见，岛田庄司和后世许多推理作家的笔，都有一大截是握在爱伦·坡的手里的。

当然，如今上述三个基本元素已经没有了严格的界定，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喜欢将其模糊化。但不管怎么说，在1841年，爱伦·坡通过《莫格街凶杀案》确立的这三个元素，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侦探小说诞生的标志。此外，《莫格街凶杀案》还为侦探小说确立了很多模板式的东西。

小说里塑造了故事的讲述人——侦探助手“我”，从而解决了侦探小说叙述难的原则性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以侦探的视角讲述故事，逻辑推演的思路和真相过早暴露，结局将乏善可陈；如果以“上帝”的全视角描述，又会使得读者缺乏带入感和参与感，降低小说的可读性。而爱伦·坡天才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以侦探的朋友“我”的第一视角撰写故事，既可以最详尽地了解侦破进展，又可以很好地保持故事的悬念性。“我”就像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热心参与却能力有限；“我”代替读者查看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感受谜团的诡异；“我”试图按照自己的理解得出结论，结果却是南辕北辙，只能起到映衬神探的作用。这些不正是每个读者阅读侦探小说时必须做的事情吗？爱伦·坡创造的这种“天才侦探+糊涂助手”模式被后世无数次运用，事实证明，屡试不爽。

小说里营造了诡异恐怖、令人窒息的氛围：偏僻的小巷里，耸立着破旧的房屋；房屋的主人横死在里面，女儿被塞进烟囱，母亲几乎被撕成碎片……这种气氛几乎从一开始就使读者欲罢不能。之后的侦探小说，创作者总是千方百计地营造一种想要的气氛，试图令读者沉迷其中，这无疑也是爱伦·坡的功劳。

另外，《莫格街凶杀案》里创造了一种令全世界所有侦探迷如醉如痴的谜题模式——密室杀人！母女死于屋内，门窗从里面反锁，凶手却逃脱升天！这是一种从理论上不可能实现的犯罪，即“不可能犯罪”。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不在场证明、足迹消失等谜团都属于这个类型，而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无疑是被称为“不可能犯罪王冠上的宝石”的“密室杀人”。可以说，爱伦·坡从一开始，就让侦探小说达到了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之后的几年里，爱伦·坡陆续创作了四篇侦探小说（当然，他自己依然把这些称为“游戏”）——1842年的《玛丽罗杰疑案》；1843年的《金甲虫》；1844年的《就是你》和1845年的《失窃的信》。加上《莫格街凶杀案》，爱伦·坡一生只创作了这五篇侦探小说，却确立了这种类型文学的所有模式。

《玛丽罗杰疑案》取材于一桩真实的案件。神探杜宾足不出户，仅仅依靠报纸上刊登的消息（而且都是错误的消息），便把真相推演得分毫不差，还顺便嘲弄了一些一塌糊涂的警局和信口开河的媒体。这种完全依靠二手资料的模式被称为“安乐椅侦探”，最纯粹、最原生态的侦探小说，也最能够彰显侦探的伟大，因此不断被后人重复着。小说发表之后，原型案件有了一些实质性进展，其中不少真相竟然和爱伦·坡的推演分毫不差！

《金甲虫》则是一篇典型的密码解析。主人公无意间发现了一张藏宝图，图上满是乱七八糟的符号。主人公开动脑筋，展开合理大胆的推测，最终破解了密码，找到了旧时海盗隐藏的宝藏。坦白地说，爱伦·坡在这篇小说里运用的破译密码的方法，在今天看来是最基础、最简单的一种。但这却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谜团模式，后来小说中出现的种种匪夷所思的密码、死亡留言等等，全部是《金甲虫》的衍生品。柯南·道尔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了《金甲虫》，创作了脍炙人口的福尔摩斯故事——《跳舞的人》。值得注意的是，爱伦·坡本人对破解密码几近疯狂地痴迷。他曾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承揽密码破解业务。据说，爱伦·坡因此收入不菲。

《就是你》则是一篇典型的辨别真凶的故事。在这篇小说里，爱伦·坡对情节的结构十分精妙：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嫌疑人A，结尾时刻，B却突然成了真凶，所有人惊讶不已。在侦探小说中，情节的误导和逆转是非常重要的桥段和技巧，而真凶的意外性则直接关系到作品是否成功——关于这些，爱伦·坡的《就是你》无疑指明了方向。

《失窃的信》是和《莫格街凶杀案》齐名的经典作品。王室发生了大事件，贵妇人的私人信件落到了大臣D先生手中。如果贵妇人的丈夫看到了信里的内容，后果将不堪设想。她雇佣警方做了所有尝试，都无法从老奸巨猾的D先生手中取回书信。万般无奈，贵妇人只能委托杜宾出马……这篇作品有两个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巧妙地利用了人类的心理盲区。“人总是格外关注远在天边的大事，对于眼皮底下天天看得到的小事，却总是不屑一顾的”——杜宾的台词很恰当地解释了“心理盲区”的存在。广义地讲，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是在利用心理盲区制造谜团。真相往往近在眼前，而且非常浅显；但当局者总是被凶手制造出的种种光怪陆离的假象迷惑，放弃真相，纠结于虚无缥缈的表象——侦探小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存发展的。第二，塑造了侦探小说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面角色。D先生出现的意义不亚于杜宾的登场。试想，如果侦探小说是一种侦探独大的类型文学，还会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吗？佛魔相生相克。只有有了等量级的对手，侦探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化地体现，侦探小说中才会出现一幕幕经典的斗智斗勇。对于反面人物的着力刻画，在今天依然是文学创作的必修课。这一点，爱伦·坡同样走在了前面。

爱伦·坡墓碑

五篇，只有五篇。爱伦·坡只用了五篇游戏之作，便为侦探小说确立了这么多无法超越的模式。为什么他可以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创造出侦探小说？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爱伦·坡性格上的分裂。

一方面，爱伦·坡是个极度自信的天才。这种天分和自信使得他乐于创作这样的“小游戏”，用以验证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带有很明显的炫耀成分。只要看看杜宾对于当局的蔑视与不屑，就不难理解爱伦·坡是何等的骄傲了。另一方面，爱伦·坡因为种种悲剧经历和刺激，产生了很强的自卑心理。父母的远行、养父的轻视、社会的否认、工作的挫折……使得爱伦·坡经常觉得自己已经被世界抛弃，甚至感到自己的思维出现了“错位”。在这种情况下，他需要一种证明和宣泄的途径，一边证实自己的头脑依旧正常，一边将所有挫败感发泄出去。于是，侦探小说就成了再适合不过的途径。因此，我们会看到，坡的小说中充满了喋喋不休的论述——论述逻辑学，论述犯罪学，论述法医学……毫不夸张地说，爱伦·坡的每篇侦探小说都可以衍生出若干学术论文。读者读起来非常吃力，但创作者却乐此不疲。其实理由很简单，爱伦·坡并不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这些作品，他只是在证明自己的头脑依然非常缜密，没有出任何问题，并以此掩饰极度的自卑。有人说侦探小说是一种略带病态的小说类型，这从它的创造者爱伦·坡身上可以寻出蛛丝马迹。

尽管今天我们将爱伦·坡视为侦探小说的鼻祖，但在当时，这五篇作品并没有为坡带来什么特殊的荣耀，更没有改变坡的性格和命运。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1844年，由于最好的朋友格里斯沃尔德的构陷，爱伦·坡离开了费城。他四处辗转，换了几份工作；他继续文学创作，并四处推广自己的理念。但是，在冷酷的命运之神面前，这些挣扎都是徒劳的。1847年，坡挚爱的妻子弗吉尼亚在与病魔抗争了五年之后，终于离他而去。和母亲与哥哥亨利一样，妻子只活了24岁。作为坡在世上最后的亲人，妹妹罗莎莉却是个先天智力低下的孩子。坡非常疼爱妹妹，他的内心无比痛苦。坡去世之后，妹妹继承了他的部分遗稿，从此，变卖坡的作品成了罗莎莉唯一的收入来源。1879年，罗莎莉猝死。最后一刻，她的手里攥着一封来自出版商的回信，里面装着50美元。

终于，爱伦·坡支撑不住了。1849年10月3日，又一次喝醉的坡陷入昏迷，被送进华盛顿医院。10月7日，爱伦·坡大呼“上帝保佑我”，便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40岁。

这就是埃德加·爱伦·坡的一生。正是他诸多天才的创造，推理小说的星星之火才渐成燎原之势。而当今推理领域的最高荣誉，正是以这位天才命名的“埃德加·爱伦·坡奖”。我们必须铭记，侦探小说带给我们的所有乐趣，都是埃德加·爱伦·坡的恩赐。

3

一个侦探三个帮

那些天才们让爱伦·坡的创造变得更加实用。最好的证据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侦探小说上消磨时光。

——朱利安·西蒙斯

无可否认，侦探小说的创造者埃德加·爱伦·坡是一位天才。不过，天才往往是天使和魔鬼的结合体，而这一点在他创造的侦探小说中体现得非常彻底。这些作品固然是经典中的经典，但就实际阅读效果而言，就不那么乐观了。

上一节已经提到，侦探小说是爱伦·坡的“炫耀贴”，里面充斥着大量“令人发指”的内容。比如，《莫格街凶杀案》一开头，坡便就“逻辑”问题展开了长篇大论，一系列纯粹的理论论述枯燥无味，很难被读者理解。坡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举了一个下棋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理论——但是，这个事例比纯理论更加晦涩，只能令读者更加崩溃。

来到故事中，神探杜宾俨然是一架冷血的推理机器，没有情感，不食人间烟火。本来并不复杂的推演，杜宾先生非要将其蒙上一层高深莫测的外衣，让人读来有一种想要撕书的冲动。总之，与其说这是一篇小说，不如说这是一份学术论文，里面的侦破故事仅仅是坡引用的一个事例。

毫无疑问，爱伦·坡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但站在读者的角度，谁会花钱买一本厚厚的学术著作，耐心地把它读完，然后怀着受益匪浅的心情期待下一本学术著作的上市？结果，在爱伦·坡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侦探小说无人问津，更加谈不上什么发展。这个时候，几个大洋彼岸的侦探小说爱好者站了出来。他们八仙过海，改良了爱伦·坡的创造，避免了这种文体在诞生伊始便被唾弃的命运。这批爱好者人数众多，在此不一一列举。我们只关注其中最有名、贡献最大的三位。

第一位的名气如雷贯耳。他是一代文豪、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大师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很多读者都不知道，这位大师对于侦探小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由于创作理念的差异，狄更斯对于侦探小说有着更深刻的思考。因此，他的相关作品中，也体现出了更强烈的思想性。

在狄更斯之前的很多作品（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里，罪犯往往具有传奇色彩，而警察既愚蠢又腐败。随着社会体制的发展健全，这种模式的作品几乎消失了。侦探作为稳定的社会保护者，逐渐取代罪犯成为英雄。

狄更斯

狄更斯对侦探这个新生行业大加赞扬。他在《家常话》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将现实中的几位侦查员塑造成了英雄。狄更斯对犯罪表现出一种着迷但矛盾的感情，这种情感延伸到对罪犯心理的关注。他的几部作品，包括长篇和短篇，对于谋杀和随之而来的犯罪行为都抱着一种厌恶甚至害怕的心态加以考察、思索和审视。他认为，描述犯罪也许对心怀恶意的人有着深深的吸引力，而这种人在所有读者中占了绝大多数。狄更斯还很关心监狱的现状，几次托关系到监狱进行考察。

总而言之，狄更斯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对于犯罪现象有着深层次思考的作家。爱伦·坡仅仅把侦探小说当成一场“猫鼠游戏”，这使得侦探小说稍显肤浅和单调；狄更斯则把更多的社会意义和思想融入其中，令其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平铺直叙式地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喊出来（例如某大片里面的“天下”和“不杀”）固然不合适，但是没有思想的东西却必然不能长久。这点爱伦·坡没有（也不想）意识到，而狄更斯的考虑无疑更为周全。

创作于1853年的《荒凉山庄》是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算不上侦探小说，却对侦探小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主人公巴克特探长熟悉那些犯法者，对他们的习惯了然于胸。更重要的是，他对于罪犯者有着一种人文主义关怀，并因此得到了这一阶层的尊重。毫无疑问，他的推理能力比起杜宾先生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但他更人性化，更能被读者接受。后来很多侦探的塑造都参考了巴克特探长。

狄更斯在晚年开始创作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名为《杜德鲁疑案》。小说只在杂志上连载了六期，就由于狄更斯的长眠而终止。故事的结局成了千古悬案。

《荒凉山庄》

狄更斯的好友、英国人威尔基·柯林斯（1824—1889）同样贡献良多。比起良师益友，柯林斯对于侦探小说的帮助可能更具象、更重要一些。让柯林斯青史留名的是创作于1860年的《白衣女人》和1868年的《月亮宝石》。前者更像一部犯罪小说，而后者则是不折不扣的侦探小说。

前辈爱伦·坡告诉柯林斯侦探小说里要有严谨的推理；好友狄更斯则强调严谨的推理是为了表达某种思想。因此，柯林斯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怎样在一篇篇幅有限的作品里，既体现技术性，又体现思想性。他得到的答案是“不可能”。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侦探小说不是学术论文，思想意义也不能直截了当地吼出来。读者花钱是在购买一部小说，故事性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月亮宝石》

柯林斯的做法是：扩充小说的篇幅。事实证明，这是必需的。于是，《月亮宝石》成为公认的史上第一部优秀的长篇侦探小说。但是，案件的主干就那么一点儿，想把四万字的短篇写成四十万字的长篇，这似乎需要一些技巧。还好，柯林斯处理得不错。

《月亮宝石》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月亮宝石是一颗世代相传的印度钻石。一个英国军官从印度佛寺掠走了这颗宝石。于是，这颗价值连城的宝石便传到了英国。此后，这颗受到诅咒的宝石夺走了许多拥有者的生命……换成爱伦·坡，这个故事五万字绝对搞定。

《月亮宝石》对于情节的布局是开创性的。作品采用多视角叙述模式，身份不同、立场不同的人物从自己的角度讲述所见所闻，案情由此展开。这种模式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日本推理小说中比比皆是），但考虑到这是诞生在一百四十多年前的作品，就不得不对创作者肃然起敬了。这种处理使得故事变得更加复杂而有趣，读者需要面对更多谜团（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作品的吸引力得到了保障，逻辑的严谨化和思想的深刻化也有了操作平台。

柯林斯对于侦探小说情节架构的贡献影响深远。后来的“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每部作品的结构处理都参考了《月亮宝石》。我们试想，如果一种类型小说没有长篇作品，或这种长篇作品非常糟糕，那么这类小说的“下场”应该不难预料。因此，柯林斯的尝试就显得格外珍贵。

当然，这种模式的弊端立刻在《月亮宝石》中体现出来：即情节过于冗长拖沓，每个人物都如同祥林嫂一般，对于读者心知肚明的线索依旧唠唠叨叨，令人生厌。但是，瑕不掩瑜，谁又能要求柯林斯在那个年代必须把侦探小说的一切难题解决掉？

除了对于情节的贡献，柯林斯在《月亮宝石》中塑造的人物同样不可忽视。在这部作品里，读者结识了一位名叫卡夫的探长。实际上，卡夫仅仅是一位巡官，但考虑到中国读者没有接触过这个概念，我们依然称其为“探长”。卡夫探长出现的最大意义在于，他是第一位“现实主义”侦探。

在卡夫之前，侦探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弥漫着一股“浪漫主义”气息。说直白一点，就是种种表现都相当地“不真实”、“不靠谱”。典型的代表依然是爱伦·坡笔下的奥古斯特·杜宾。而卡夫探长“则可以视作为对浪漫主义的修正”，在他身上体现了柯林斯说的“一丝现实”。

卡夫探长身材挺拔，有着一双银灰色的眼睛，仿佛可以窥视每个人的内心世界。他喜欢顾左右而言他，喜欢漫不经心地四处走走，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洞察力。柯林斯在《月亮宝石》中这样描述自己的主人公：

我刚到门房那儿，火车站来的一辆轻便马车就驶到了门口，车里走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骨瘦如柴，好像身上哪一个地方都割不下二两肉来。全身穿着古板的黑衣服，脖子上扎着一条白领带。一张斧头般瘦削的脸，皮肤又黄又干，就像秋天枯萎的树叶。可他那铁灰色的眼睛，要是抓住了你的目光，就会让人张皇失措，好像能把你肚子里的事儿全都看透似的。他步子轻快，声音却令人伤感。他那过于瘦长的手指，弯曲起来就像鸡爪子。他本应该是位牧师或者是位殡仪馆老板，或者其他什么人，而不是像他真正的身份。

我们不难发现，卡夫探长的影子出现在后来绝大多数侦探身上，包括那位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卡夫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艾略特评价《月亮宝石》时说它是“现代英国侦探小说中第一部最长的也是最伟大的侦探小说”。是不是“第一部”，一直存在着争议，因为查尔斯·菲利克斯的《诺丁山谜案》在1862年就开始连载，不少人认定这才是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但也有人认为这不是侦探小说；但毋庸置疑，《月亮宝石》的成就和影响远远超过《诺丁山谜案》，“最伟大”的称谓当之无愧。

当然，之前已经不止一次提到，谜团的设置和解谜的过程是侦探小说最基本的特征。因此，这个环节也需要后来的追随者们不断“呵护”。在这一点上，一位法国人起到了表率作用。

这个法国人名叫埃米尔·加博里奥（1832—1873）。威尔基·柯林斯对加博里奥倍加推崇，他的《月亮宝石》很明显地受到了加博里奥作品的影响，尤其是《勒鲁菊血案》（1866年，也许这才是史上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因为从1863年起这本书就开始连载）。这部作品在报纸上连载了很久，加博里奥成为了史上第一位侦探小说领域的畅销书作家。

加博里奥对警察工作颇感兴趣，不仅对保安局的运作情况了如指掌，还对审讯法官和地方警察的职能一清二楚。因此，他的作品中有了之前侦探小说中不具备的元素——丰富的方法论。这些方法论在《勒鲁菊血案》中的侦探塔巴勒老爹身上就有所体现，而最极致的展现，无疑是创作于1868年的代表作《勒考克先生》。

勒考克是第一位有着科学的、系统的侦破方法的侦探。他擅长观察（注意：是观察，不是看），精于易容术，对于追踪术也有着独特的理解，获取指纹、脚印等蛛丝马迹更是手到擒来。不可否认，这个人追逐私利、自高自大，但他的确有这样做的理由，他高超的侦查技巧屡屡令罪犯无所遁形。

埃米尔·加博里奥

勒考克之前的侦探逻辑推演固然严谨，但却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如果拿不出切实的证据，一切推理都将无法转换成证据，侦探小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勒考克的出现是里程碑式的，他为已经逐步建立的侦探世界观寻找到了方法论，保证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可以用科学的方法体面地生活在世界上。

读过福尔摩斯的读者应该记得，我们的大侦探对两个人不屑一顾：一个是侦探鼻祖杜宾；另一个就是加博里奥笔下的勒考克。

我用24个小时可以解决的问题，勒考克却费了六个月左右的工夫。有这么长的时间，真可以给那些侦探们写出一本教科书了，教导教导他们应当避免些什么。

福尔摩斯毫不掩饰对于勒考克的蔑视，但在得出某种结论前，我们不妨看看勒考克的调查方法。一次，在查看了旅馆外雪地上的足迹后，勒考克声称：

当凶手正在和两个女人谈话时，他的同伴或是帮凶，我认为我可以称其为“他”，在这儿等凶手。他是一个中年男子，相当高，戴着软帽，穿着一件蓝色的羊毛大衣；他大概结婚了，因为在他右手的小指上戴着结婚戒指。

似曾相识吧？是不是和福尔摩斯先生的口吻惊人的一致？尽管对于勒考克的方法颇为不屑，但不可否认，福尔摩斯很多赖以成名的绝学，完全是拜这位前辈所赐。

在爱伦·坡之后，侦探小说能够“坚持”到那个黄金年代，诸多天才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查尔斯·狄更斯让它变得更具内涵和思想意义；威尔基·柯林斯奠定了情节布局的模式和技巧；埃米尔·加博里奥则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调查方法，让侦探们从空谈家成为了实干家。

天才们的探索大概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参与人群遍及大西洋两岸。在种种模式逐步确立以后，侦探小说有了发展和腾飞的基础和空间。读者在期盼，有没有这样的侦探小说：它承袭了爱伦·坡的模式，有着狄更斯作品的深刻，情节架构比柯林斯的作品更完美，逻辑推演比加博里奥的勒考克侦探更精妙……如果有这样的作品，全世界的读者一定会趋之若鹜，侦探小说也必将被引入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

会有这样的侦探小说吗？

应该有的。因为大家都记得，在1887年，有个叫“福尔摩斯”的家伙出现了……

第二章

最好的年代

福尔摩斯的影响力是不可想象的，他直接开启了一个“奇事天天有，神探遍地走”的梦幻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是侦探小说最好的时代吗？

4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侦探小说的一切，都源自歇洛克·福尔摩斯。

——S.S.范达因

19世纪末，大英帝国迎来了一位女性统治者，也迎来了建国以来最辉煌的时刻。这位统治者名叫“维多利亚”，这个辉煌的时刻因此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

随着无休止地全球化扩张，帝国的标志出现在了世界每个角落。那是由两只神兽组成的国徽——一只是现实里的狮子，另一只则是传说中的独角兽。狮子象征着绝大多数大英子民：忠诚，勤奋，脚踏实地，循规蹈矩，主张全球殖民和大工业化；独角兽则代表了不列颠岛上“一小撮”另类：灵异，超然，有预见性，神经质，具有极度的叛逆精神。

极具自尊心的英国人一直在寻找狮子和独角兽的最佳代言人，用以彰显“维多利亚时代”的荣光。最终，这个问题被一位半路出家的侦探小说创作者解决了。福尔摩斯是那只独角兽，华生医生则是那头雄狮，一切都是那么完美而契合。

◉形象

“亲爱的华生，我们应该把‘不可能的’和‘不常见的’严格区分开，不能混为一谈。”每当头戴猎鹿帽，手持大烟斗的福尔摩斯这样教导他的同伴时，我们知道，又一桩奇案被解决了。这对租住在伦敦贝克大街221B的伙伴就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和霍雷肖，就如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早已超越了类型小说的束缚，成为人们心中的经典。

佩奇特绘制的福尔摩斯画像

这位身高六英尺、异常瘦削、鹰钩鼻、下巴方正而突出、目光锐利的侦探，头戴猎鹿帽，身披宽松外套，手持烟斗，纵横驰骋在所有读者的完美意识之中。

关于福尔摩斯的形象，不得不说，是阴差阳错造成的。

《海滨杂志》（1891年6月）封面

福尔摩斯的故事主要刊登于《海滨杂志》，这个杂志非常热衷于为故事绘制插图。杂志社打算把绘制插图的任务交给一位名叫帕杰特的年轻画家。但帕杰特家族有两位成名的画家——哥哥西德尼·帕杰特和弟弟沃尔特·帕杰特。《海滨杂志》本打算把这份工作交给弟弟沃尔特，但邀请函却不知为何递到了哥哥西德尼的手中。

西德尼接到任务后，把弟弟沃尔特作为原型模特——本来的画家却变成了作画对象。今天的福尔摩斯迷们必须感到幸运——沃尔特是个仪表堂堂的帅哥——否则，我们不知道流传到今天的福尔摩斯会是个什么样子——长着满脸络腮胡子也说不定！

◉原型

关于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原型，百余年来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话题。

年轻时的约瑟夫·贝尔——福尔摩斯的原型

绝大多数人认为，大侦探的原型是柯南·道尔大学时的教授——约瑟夫·贝尔。贝尔教授经常鼓励柯南·道尔对前来就诊的病人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在诊断之前就对病人的情况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贝尔教授曾经从一个人的外裤磨损程度推断出这个人是皮匠；还从一名英国士兵患上的象皮病得出了他曾经驻扎在西印度群岛的结论。柯南·道尔做了大量有关贝尔教授的笔记，为以后福尔摩斯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但柯南·道尔的家人却一直认为，福尔摩斯的原型就是爵士本人。柯南·道尔的逻辑分析水平非常高超，不仅在虚构的小说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名闻天下的。柯南·道尔一生里破获了许多案件，为很多人洗脱了不白之冤。他的小儿子阿德里安·柯南·道尔明确指出：“福尔摩斯的原型，就是我的父亲——伟大的阿瑟勋爵。”

福尔摩斯时代的贝克街

当然，读过福尔摩斯故事的人一定不会忽视一个人——爱伦·坡笔下的杜宾。柯南·道尔曾反复仔细地阅读爱伦·坡的作品。在《莫格街凶杀案》中，杜宾运用一系列逻辑推理，分析出同伙心中的想法；在柯南·道尔创作的《住院的病人》中，爵士把这一情景复制到福尔摩斯身上，让侦探一语道破了华生医生的内心世界——由此可见杜宾这一形象对柯南·道尔的影响。

福尔摩斯曾对华生说过：“你一定以为把我和杜宾相提并论就是称赞我了。可是，在我看来，杜宾实在是个微不足道的家伙……他有些分析问题的天才，但绝不是爱伦·坡想象中的非凡人物。”——尽管充满了讽刺，但不难读出柯南·道尔对爱伦·坡的崇拜之情。也许爵士一直认为，自己笔下的福尔摩斯，才是爱伦·坡想象中的非凡人物。

◉生平

阿瑟·柯南·道尔在写作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初次亮相于1886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血字的研究》。几经周折，这个故事在1887年发表于《比顿圣诞年刊》。

《血字的研究》发表之后，《利平科特杂志》主动邀请这位大侦探二次出山。于是，第二篇故事《四签名》于1890年问世。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第一次知道了福尔摩斯是个瘾君子。

一份贝克街221号乙的房间布置图

1891年，福尔摩斯帮助焦头烂额的波希米亚国王摆脱了《波希米亚的丑闻》，并结识了生平最为敬重的对手艾琳·艾德勒女士。这个事件后来被《海滨杂志》无情披露，几乎在一夜之间，福尔摩斯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面对读者不断高涨的需求和《海滨杂志》不断上涨的报酬，福尔摩斯连续解决了二十余起事件，这些故事后来被收录于《冒险史》和《回忆录》两个合集里。

19世纪末贝克街全景

之后，福尔摩斯侦探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危险。在《最后一案》中，他与生平最大的敌人詹姆斯·莫里亚蒂教授坠入瑞士莱辛巴赫瀑布中，世界上最伟大的侦探告别了他的拥趸们。人们当然不会接受这个结局，表示出了强烈的愤怒和不满。一位侦探竟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让一向以理智著称的英国人为之疯狂。

在1902年，福尔摩斯早期解决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事件公布于众，重新唤起了读者对这位侦探的热情。在1903年，在《空屋》一案中，福尔摩斯死里逃生，最伟大的侦探复活了！以《空屋》为首的一组新故事问世，在1905年以《归来记》为题结集出版。1915年，福尔摩斯又成功地解决了《恐怖谷》案件。

由于岁月的原因，福尔摩斯退居二线，隐居在苏塞克斯郡，以养蜂为乐。让人高兴的是，他已经远离了可卡因；更让人高兴的是，他没有远离推理。1917年的《最后致意》和1927年的《新探案》，告诉了读者福尔摩斯先生在世界大战期间为国效力的经历。至此，60个有关福尔摩斯的推理故事全部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故事无一例外地成为了记载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丰功伟绩的“圣经”。

《科利尔周刊》（1905年1月28日）封面，斯蒂尔绘制

《冒险史》美国初版

◉主人

“如果你吃到一个鸡蛋，觉得好吃，你又何必去认识下蛋的母鸡呢？”

福尔摩斯雕像，不远处还有一个装扮成福尔摩斯的人为福尔摩斯博物馆打广告

这是钱锺书先生的名言，但在此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实在非常有必要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位“福尔摩斯”的创造者。

阿瑟·柯南·道尔，英国人，歇洛克·福尔摩斯故事的著作权人。

1859年5月22日，阿瑟·柯南·道尔出生在英国爱丁堡。道尔家族是一个兴旺的天主教家族。他的祖父约翰·道尔（1797—1868）是知名的政治讽刺漫画家，笔名“H．B．”。约翰有7个孩子，不过有2个孩子不到成年便夭折了。5个孩子中詹姆斯·道尔（1822—1892）、理查德·道尔（1824—1883）和亨利·道尔（1827—1892）也都是成功的艺术家。特别是理查德，当时极富艺术声望。最小的儿子查尔斯·阿尔塔蒙·道尔并没有走上艺术道路，一生不得志，境遇坎坷。但是，查尔斯的儿子柯南·道尔却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人物之一。约翰的女儿名叫安妮·玛莎·道尔（1821—1899），家人称为“安妮特”。

柯南·道尔早年在本地一所学校就读。小时候他便将大量时间用在阅读上，涉猎丰富。在自传《回忆与冒险》中，他写道：“据说，图书馆委员会曾经为我的事情开了一个特别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内部规定，要求借阅者每天换书不得超过三次。”他也喜欢街头粗野的生活，常常打架，而且总能成为胜利者。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虽然经济不宽裕，她还是决定将儿子送到一所好学校读书。父亲查尔斯要求儿子必须进入天主教会学校。最终，柯南·道尔于1868年进入斯通尼赫斯特就读。

柯南·道尔的母亲

斯通尼赫斯特是一家知名的英国耶稣会士寄宿学校，向来以管理严格著称。柯南·道尔后来并不喜欢回忆这段寄宿学校的生活。头两年，他在霍德的预备学校读书。这期间他思家心切，总是闷闷不乐。后来进入本校，那里教育更为严厉，甚至用中世纪的条款约束学生。课程也相当枯燥，包括三角、算术、语法、句法、诗歌、修辞等等。柯南·道尔当时以阅读诗歌和法国小说为乐，对这些课程则根本提不起兴趣。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柯南·道尔产生了逆反心理，尽其所能想打破这种束缚。他与男生打架，与镇上的女孩调情。结果，他多次受到惩罚。学校相信惩罚能改变学生。最常用的体罚方式就是用橡胶棒在每只手上打9下。打了之后手上往往青一块紫一块，就连开门、拿笔这样的动作都难以完成。如果情节严重，那么体罚的工具就会升级成桦树鞭。

在斯通尼赫斯特的学习过程中，他对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喜欢梅恩·里德的小说。这并不奇怪，里德的冒险故事深受当时青少年的欢迎。他也喜欢上华尔特·司各特的历史罗曼史小说。司各特是历史小说的首创者，柯南·道尔日后创作历史小说，并且意图在此领域留名青史也与崇拜司各特有关。此时他最热衷的是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的作品，包括他的诗歌。他也动笔写诗，觉得自己不仅很享受写诗，而且确实擅长此道。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柯南·道尔成为了校刊的主编。他还将自己写的诗和剧本寄给巴黎的叔公——著名的新闻记者迈克尔·柯南。叔公在读了作品后，写信给道尔的母亲：“毫无疑问，他具有这种才能，我在字里行间中看到独创的新意和富有想象力的发挥。”

柯南·道尔后来宣称自己在斯通尼赫斯特时期是一个成绩中等的学生，老师们对他都不太看重。不过从老师们给他父母的信中却可以看出，大部分老师对柯南·道尔的评价都很高。在学业完成之后的更高一级入学考试中，柯南·道尔的成绩也非常不错。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进入一所大学深造，但是父母和老师们都觉得他年纪尚小，因此学校建议他去奥地利福尔德克希教会公学就读一年。

奥地利的学习生活要比斯通尼赫斯特轻松很多。那里有温暖的宿舍和可口的饭菜。这时他接触到了埃德加·爱伦·坡的作品，包括《莫格街谋杀案》、《金甲虫》等。在奥地利，最奇怪的一桩事情要数柯南·道尔入选学校乐队。他身强力壮，被选中吹低音大号。

虽然柯南·道尔在文学上的才能被家人接受，但是面对家中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他需要做的应该是如何挣钱补贴家用。于是，家庭成员一番讨论之后，建议他去爱丁堡大学就读医学专业。因为凑不出学费，柯南·道尔决定申请一项奖学金。他成功获得了奖学金的名额，但是阴差阳错，钱已经给了别人。无奈之下，他接受了一笔数量较少的资助，进入了爱丁堡大学。

西德尼·佩奇特——福尔摩斯插画第一人

1885年，柯南·道尔获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几经周折，他开始经营私人诊所。这一年的一天，柯南·道尔的好友威廉·派克医生请他为一个年轻病人会诊。这病人名叫杰克·霍金斯。诊断结果是脑膜炎，已经回天乏力。这个年轻人住在一处出租公寓里，同住的还有他的母亲和姐姐露易丝。但是因为他的病，房东不愿意他们继续居住。一家三口无家可归，派克医生建议他们搬去柯南·道尔的诊所，这样一来也可以为柯南·道尔增加一些收入。几天之后，杰克·霍金斯去世了。

姐姐露易丝对弟弟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柯南·道尔十分钦佩。二人互生爱慕之情，一个月便订了婚。同年，两人喜结连理，还去爱尔兰度蜜月。道尔的母亲感到有些沮丧，因为她想让孩子找个富裕的人家。不过，柯南·道尔很喜欢自己的妻子，称呼她为“图意”，说她是“一个非常温柔、和蔼的女孩”，“没有人会拥有比她还温柔、和蔼的伴侣”。露易丝富有同情心，不喜欢抛头露面。

事实证明，作为医生的柯南·道尔相当“杯具”。他整天坐在诊所内无所事事，没有一个病人上门。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咳嗽着进了诊所。正当柯南·道尔打算为他诊断的时候，来人却解释说，自己是来收煤气费的。几乎整个秋天，他都坐在诊所里等待病人上门。他回忆说：“每当晚上，病人上门的希望全部破灭，我便锁上屋子的门，出去走上几英里发泄自己的精力。有时候，直到破晓才回家。”

侦探小说有今日之成就，必须要感谢当时大英帝国公民之强健体魄。柯南·道尔经营的诊所门可罗雀。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另谋出路。自幼热爱文学，视爱伦·坡为偶像的他选择了创作侦探小说。从此，医学界少了一个蹩脚的落魄博士，侦探领域多了一个划时代的不朽英才。

1895年版的《血字的研究》封面（詹姆斯格里格绘制）

结婚后，夫妇俩买了一本很大的剪贴簿，用来贴剪报、写笔记。在柯南·道尔的笔记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句子：“我读了加博里奥的侦探小说《勒考克侦探》，还有一个杀死老太太的故事，老太太的名字我忘了（他查过之后，添上《勒鲁菊血案》），都写得很好，就像威尔基·柯林斯的作品，比柯林斯的还要好。”

还有这样一些零碎的句子：“大衣的袖子、裤管的膝盖部分、拇指与食指的皮肤硬化、靴子——其中任何一项都能给予我们线索。如果所有这些加起来，不可能描绘不出真实而又完整的画面。”

看得出，柯南·道尔开始构思侦探小说了。

1886年初，柯南·道尔着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团乱麻》，两个主人公叫做歇里丹·霍普和奥蒙德·夏克。最后的稿子定名为《血字的研究》，主人公也变成我们熟悉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和约翰·华生（华生医生的名字来源于柯南·道尔的一位好友詹姆斯·华生）。

1886年4月底，小说终于完成了。柯南·道尔把它寄给了《康希尔杂志》。一个月后，杂志编辑回信说小说无法发表，对于一期杂志来说它太长了，建议送到出版社去。

于是柯南·道尔又将稿子寄到阿罗·史密斯出版社。回信虽然彬彬有礼，却断然拒绝，认为小说的水平对于他们这样的著名出版社来说是不够格的。

医生没有灰心，又把稿子寄到费雷德·沃恩出版社，同样不被赏识。

柯南·道尔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表示极其沮丧，但他仍然坚信自己的小说会开花结果。他找上了沃德·洛克出版社，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出版社的主编贝坦尼教授没空读这些“小作品”，不过他的妻子却是位文学爱好者，常常代替丈夫阅读新人的作品。她用了一个晚上就读完了《血字的研究》。

第二天，她跑到丈夫的办公室，喊道：“这是个天生的小说家！你想象不到他的小说有多棒！”

几天后，教授读完《血字的研究》，感觉也很不错，便向董事征求意见。当时还没有“侦探小说”这一名词，于是董事会把它定位为“廉价文学”，并觉得会有人愿意读它。于是，出版社写信告诉柯南·道尔，作品会在下一年出版，并为这次以及以后可能的出版支付了25英镑稿酬。

这个条件实在太苛刻，对于小说的定位也叫柯南·道尔很不高兴。但是，他别无选择，只得接受。1887年冬，《血字的研究》在《比顿圣诞年刊》上登载了。如今这份年刊成为了收藏家的至爱，已知存世量仅三十余册，一本品相良好的年刊评估价格高达十五万美元以上。

后面的故事就不用多说了，因为柯南·道尔的经历从此和福尔摩斯的经历合二为一。我们只需要了解两点：

第一，《血字的研究》稿费为25英镑；到了《冒险史》，变成了每篇50英镑；《回忆录》的报酬则是12篇1000镑；据说，《归来记》之后的稿费，曾经达到了每个单词1英镑！要知道，当时的英镑是绝对的硬通货，1镑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80英镑！

第二，1902年，阿瑟·柯南·道尔被大英女王赐封为“爵士”，理由是他为政府在南非的战争进行了辩护。但是，在这个封爵的过程中，福尔摩斯的影响力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谁也说不清。

第一任妻子露易丝

第二任妻子珍妮·莱基

妻子露易丝为柯南·道尔生下了一儿一女，可惜儿子金斯利不到30岁便去世。1906年，露易丝去世。1907年，柯南·道尔与珍妮·莱基结婚。莱基为柯南·道尔生下了小儿子阿德里安·柯南·道尔。父亲非常宠爱阿德里安，把几乎所有的财产和全部著作权都留给了小儿子。

晚年的柯南·道尔成为了“唯灵论”的坚定拥护者，他四处讲演推销自己的观点。

1930年7月7日，伟大的阿瑟·柯南·道尔爵士与世长辞，享年71岁。在爵士的墓碑上，清晰的字迹准确地概括了他的一生：“真实如钢，耿直如剑。”

◉不朽

据不完全统计，至今为止，福尔摩斯的仿作大约有一万篇（部）；各类影视作品超过3000集；而有关福尔摩斯现象的各类评论，更是难以计数。在西方，有一门学科名为“福尔摩斯学”，专门进行与福尔摩斯相关的各类研究，这在侦探小说领域是绝无仅有的。

在欧洲，在美国，在日本，在世界每个角落，都有专业的福尔摩斯迷俱乐部，经常举行各类活动。在这些福尔摩斯迷中，有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这样可以决定世界命运的超级人物。有了以上这样强力的支持，最伟大的侦探福尔摩斯当然可以把侦探小说的火种播撒到全世界。

◉何以不朽

为什么是福尔摩斯？为什么不是另外一位侦探在另外一个时间将侦探小说发扬广大？我想，除了文本和文笔这些无须多言的因素之外，时代背景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尽管在活动时间上并不完全重合，但毫无疑问，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无疑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完美的代言人。

那么，那个时代又意味着什么呢？

1837年，一位天真烂漫的18岁少女荫袭了英国王位。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全名亚历山德丽娜·维多利亚。父亲肯特公爵爱德华是乔治三世国王第四子，母亲是德国萨克森－科堡－萨尔菲德公国的维多利亚郡主。1840年，她和表弟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阿尔伯特结婚。

维多利亚时代被史学家称为黄金时代。当时，全世界大约四至五亿人（相当于当时全球人口的1/4）都是大英帝国的子民；其领土面积则有约30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0%。从英伦三岛蔓延到冈比亚、纽芬兰、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缅甸、印度、乌干达、肯尼亚、南非、尼日利亚、马耳他以及无数岛屿，地球上的24个时区均有大英帝国的领土。因此，英帝国也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此时，正值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工厂制度确立之际。工业化促进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主要经济发展指标来看，1848年英国铁产量已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总和，煤占世界总量的2/3，棉布占1/2以上。1851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为5.23亿镑，到1870年增至9.16亿镑。就人均国民收入的横向比较而言，19世纪中叶英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2.6镑，法国为21.2镑，德国为13.3镑。

维多利亚时代也是文化大繁荣的时期。人们买画，看画，读有关绘画的书籍，并为艺术而争论，其热烈的情形前所未有。这一时代中，大多数画家的生活比以前和以后画家的生活都过得好。艺术期刊大量出版，私人画廊大批出现。文艺作品，诸如诗歌、小说等也同样受到追捧，出现了很多大文豪。“血液中的这种艺术成分很容易具有最奇特的遗传形式。”福尔摩斯在《希腊译员》中如是说。他爱好拉小提琴，听音乐，祖母又是法国画家威尔奈的妹妹。华生在还没有完全了解福尔摩斯的时候轻率地下结论说他没有文学知识，但是后来证明福尔摩斯引经据典都是信手拈来。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产物，本身更是这个时代的文化缩影。

综上所述，福尔摩斯出现在这个时代，就已经注定了他会成为传奇。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位侦探，不仅仅代表着理性和严谨，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物，是繁荣、富足、安定、理想主义的象征。读者也许会忘记福尔摩斯处理过的某桩事件，但那疾驰而过的四轮马车、那彻夜长明的煤气灯、那刚刚进入民众视野的电报和火车……这些，是任何人都无法忽略的。

每个中国人都以大唐盛世为荣耀，每个中国人都有“梦回唐朝”的理想；福尔摩斯对于英国人、对于西方世界、对于侦探小说而言，就是“盛唐”，就是一种无限怀念又注定无法复制的情节。

因此，福尔摩斯必然是不朽的。

◉后果

福尔摩斯的故事，对于以后西方侦探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之后任何流派的侦探作品，都是按照柯南·道尔设定的路线前行的。

福尔摩斯的故事设定了三种模式，概括为：以“谜”为本；以“国”为本；以“人”为本。

以“谜”为本最易理解，即侦探小说的核心在于谜团的设置和解答。之后出现的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所有作品、日本本格和新本格派作品，以及今天《达芬奇密码》一类作品，都是本着这个原则进行创作的。

以“国”为本的“国”是指广义上的社会背景。我们不难发现，福尔摩斯的经历大多与时代及社会背景有关——当权者的隐私、金钱的交易、道德的背叛、伦理的谴责……在谜团背后，起决定性因素的往往是人性的善恶。而柯南·道尔也格外注重对于人性的揭露。这一点在以后西方冷硬派和日本社会派的作品得到了最好的展现，前一个流派甚至发动“黑色革命”，终结持续了三十年的黄金时代。

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在对于福尔摩斯个人英雄主义的渲染。他的智慧、勇气、思想，甚至是他的缺点，无一不对读者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对于主人公的着力刻画在以后的侦探作品中是再常见不过的，很多创作者甚至以自己的人物拥有更多的怪癖而沾沾自喜。用广义的概念来衡量，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在“007系列”和好莱坞大片里几乎被用滥了。

福尔摩斯的伟大在于，他几乎没有给后来的作家留下哪怕一丁点儿活动的空间，基本上穷尽了所有侦探小说的创作方向。可是谁又敢表示不满呢？人家可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啊！

基于这些，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拷贝”福尔摩斯成为所有创作者唯一的命题。于是乎，我们看到了一个属于“福尔摩斯们”的侦探世界。

5

福尔摩斯们

神探先生，你好。我是一位神探，是那位神探先生让我来找您的。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用60篇故事将侦探小说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每个单词1英镑稿酬”的传说，相当一部分文学爱好者很难保持淡定。于公于私，于名于利，大家似乎都没有抗拒侦探小说的必要。

于是，自19世纪末开始，大量福尔摩斯式的短篇侦探小说涌入市场，市场占有率直线上升，甚至一度达到了30%——要知道，即便在今天，在一些阅读习惯非常好的国家里，整个小说类作品的阅读比重都不到30%。

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大多为短篇作品，一位侦探和一名助手贯穿始终，形成“探案集”模式，严格遵循着“福尔摩斯法则”。评论者这一“全线飘红”的时期称为“短篇黄金时代”，这也是侦探小说历史上第一个高潮期。

既然是“后福尔摩斯时代”的产物，除了保持对于老前辈的必要尊重，这些作品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比如，侦探们的体态和性格越发“高深莫测”，侦探们的功夫更是越发“神乎其神”。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用他的福尔摩斯把无数天才拉进了侦探小说创作者的行列。而这些创作者中和爵士关系最为亲近的，无疑是欧内斯特·威廉·赫尔南（1866—1921）。

这位仁兄出生于英国约克郡，1884年前往澳洲，1886年返回英国，以澳洲生活为背景开始文学创作。1893年，在迎娶了康丝坦·道尔——爵士的妹妹之后，赫尔南成为了“福尔摩斯之父”的妹夫。但这种关系并没有使得爵士和赫尔南在推理小说的创作中产生任何“志同道合”的感觉。

威廉·欧内斯特·赫尔南

《业余神偷拉菲兹》

赫尔南一生创作了许多侦探小说，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窃贼拉菲兹系列”。拉菲兹表面上是一位衣着光鲜的体面绅士，处处彰显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繁荣和稳定。他周旋于上流社会里，和很多名流“一见如故”；但实际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名流便成了拉菲兹“工作”的目标。这位梁上君子穿梭于黑暗的世界中，从来不曾失手。

于是，侦探小说历史上一大奇事发生了。一边，大舅哥柯南·道尔指挥福尔摩斯维护正义，树立侦探的光辉形象；另一边，妹夫赫尔南指挥着拉菲兹“窃取”福尔摩斯的劳动成果，嘲讽着包括福尔摩斯在内的一切所谓“正义”的势力。

柯南·道尔对这位“不争气”的妹夫极为不满。他公开指责赫尔南：“绝对不可以把罪犯变成英雄。”而妹夫并没有被大舅哥的名望所震慑，他借小说反击：“天下没有像福尔摩斯那样的警察！”在他眼里，大舅哥创造的世界第一神探和雷斯垂德、葛莱森那些苏格兰场的笨蛋警察一样，都是虚伪而无用的。

在拉菲兹的小说里，赫尔南特意在扉页注明：“本书献给柯南·道尔，这是我最真诚的阿谀形式。”不知道看到这种“恭维”，爵士会是怎样的感受。

拉菲兹是侦探小说中第一位“黑色英雄”（他最终的结局是为国战死沙场），并且开启了侦探小说的一种全新的创作模式——怪盗系列。这个模式被后来无数创作者模仿，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英雄（比如007）的身上，都有窃贼拉菲兹的影子。

如果说妹夫的做法仅仅是一种揶揄或“炒作”，那么一个叫莫里斯·勒布朗的法国人则是发誓要把福尔摩斯踩在脚下。

莫里斯·勒布朗

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1864年11月11日生于法国里昂，自幼酷爱文学，极度崇拜福楼拜与莫泊桑。按理说这样一个文艺青年应该不屑于往侦探小说的圈子扎，但无奈当时福尔摩斯光环太盛，谁也难免流俗。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亚森·罗平即亚森·罗宾

一本通俗杂志的主编看到福尔摩斯和拉菲兹在海峡对面叱咤风云，便极力邀请勒布朗也塑造一个类似形象。一是和英国佬分庭抗礼，二是顺带捞点卢布花花。勒布朗对这个邀请毫无兴趣，几次推诿不成，只能硬着头皮写了一篇名为《亚森·罗宾被捕》的小说，应付交差。

亚森·罗宾是一位法国青年，生活经历坎坷，自幼被主流社会遗弃。在种种复杂情绪的引导下，他变成了一个窃贼，一面劫富济贫，一面“报复社会”。这位窃贼先生是典型的法国产物——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技艺”精湛，永远是胜利者，并且身边永远环绕着金银财宝和美女。

从第一篇小说的名字就不难看出，勒布朗绝对没有驾驭亚森·罗宾“一统江湖”的欲望——他希望英俊的窃贼在监狱中终了一生。但主编却认为这个故事和它的主人公必定一炮而红，于是催促勒布朗——再写十几篇同样的故事。勒布朗相当崩溃——主人公已经锒铛入狱，这怎么往下写呀？没办法，他只能竭尽所能让亚森·罗宾越狱，开始了新的冒险……

事实证明那位主编还是很有眼光的。亚森·罗宾的故事迅速成为法国最畅销的读物，这位英俊的绅士怪盗更是成为了全民偶像。于是，一向“傲娇”的法国读者给罗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让那个叫福尔摩斯的英国人独占鳌头，要击败他，要把法国人的脚踩在他的脸上！

《盲侦探卡拉多斯》

这个时候，莫里斯·勒布朗已经忘了创作初始自己对罗宾的态度，因为自己的口袋里已经装满了这位窃贼送来的卢布。再考虑到自己居然有机会和柯南·道尔比肩而立，就更没有退缩的理由了。

于是，N篇“亚森·罗宾VS福尔摩斯”的故事问世了。结局不言自明，来到法国的福尔摩斯被罗宾耍得团团转，法国人的虚荣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现在看来，莫里斯·勒布朗的小说显然不能和福尔摩斯故事相提并论；但不可否认，作为短篇黄金时代的代表作品，亚森·罗宾的故事是无法忽视的。

以上两位都跟福尔摩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创作者们一直在不断寻求突破，试图摆脱福尔摩斯的阴影，至少也要做到部分摆脱。从结果来看，有几位做得真不错。

首先是英国人欧内斯·特布拉玛（1868—1942）。布拉玛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城郊，原名欧内斯特·布拉玛·史密斯，是一位新闻记者。除此以外，他的一切都如谜一般不为人知，这也是史上唯一一位比侦探还神秘的侦探小说作家。

布拉玛笔下的侦探名叫“马科斯·卡拉多斯”。之所以能够青史留名，是因为卡拉多斯是史上第一位残障侦探——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盲人！卡拉多斯的伟大在于，我们正常人瞪着眼睛都看不明白的谜团，他闭着眼睛（反正睁着闭着对他来说都一样），却能分析得一清二楚。

卡拉多斯的出现，不断挑战着人类对于客观世界认知的极限。他可以用触觉破案——“这枚银币是赝品，因为我摸到它的表面有蜡模的痕迹”；他可以用嗅觉破案——“迎面走来的人做了伪装，我闻到了他贴假胡须的胶水味”；他可以用听觉破案——“对不起，先生。您说了谎，因为您的呼吸突然变快了很多”……当然，这些对于这位盲侦探来说是很“小儿科”的，他的逻辑推演能力更加不可思议。

角落里的老人插图

在这种极端设定之下，卡拉多斯不断给读者带来感官冲击和心理落差。因此，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也就格外深刻。这个成功的经验影响到了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创作者，置于极端环境进行侦破成了最时尚的手段。

如果说卡拉多斯还要摸一摸、闻一闻、听一听，那么，有一位坐在角落里的老人，连这些环节都可以省去。他喜欢直接把谜底告诉你！

奥希兹女男爵（1865—1947），英国女作家，出生于匈牙利，早年求学于比利时、法国，16岁进入伦敦美术学院，后与一位艺术家结婚。1900年，奥希兹女男爵开始了文学创作，写有大量优秀的通俗小说，被誉为“20世纪第一位备受欢迎的作家”，其代表作为《角落里的老人》。这部侦探小说被评价为是历史上最好看的“安乐椅侦探”模式推理小说，其地位和成就至今无人逾越。

前面曾经提到过，“安乐椅侦探”是爱伦·坡在《玛丽罗杰疑案》中创造的模式，是侦探小说中最极端的智力博弈——侦探足不出户，依靠道听途说的二手信息，就可以准确无误地推测出真相。这种模式很难驾驭，稍不留神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因此后来的创作者都对其敬而远之。

到了奥希兹女男爵这儿，“安乐椅侦探”却被使用得游刃有余，不亦乐乎。

角落里的老人无名无姓。人们只知道他终日坐在ABC咖啡馆里，喝喝牛奶，吃吃糕点，看看报纸，手里玩着一根红色的小细绳。所有优秀的或蹩脚的推理小说都是如此。但若细细思之，其实有着天差地别。老人始终站在事件之外，以“上帝”的视角俯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一天，女记者宝莉闲谈着种种谜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解。殊不知，坐在一旁的老人突然拍案而起，大声说道：“警察们都是一群白痴，某某事件的真相是再明白不过的！”吃惊的记者试着让老人说出真相，老人毫不费力地指明了真凶。

从此，宝莉总是把社会上稀奇古怪的事情告诉老人。老人从不参与调查，也不查看现场，却总是在第一时间把真相告诉宝莉。事情证明，老人的推断从来没出现过丝毫偏差。也正是由此开始，侦探们才有了不调查不行动的理由，安心理得地“纸上谈兵”。

《角落里的老人》最引人争议之处，是有关“正义”的话题。这位老人虽然胸藏锦绣，却从不干预事件的进展，更不关心什么社会问题。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评论者，将推理当做智力游戏。老人推导出真相，就像把牛奶和糕点吞进肚子一样，为的是一种近乎于本能的需要和满足。至于牛奶和糕点来自何处，则不会引起他丝毫的兴趣。

老人的这种“非正义”的态度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人们认为这有悖于推理小说的创作初衷，更有悖于人类社会的道德标准。福尔摩斯为了正义可以不计酬劳、不畏艰险——即便不是如此，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也算是侦探的本职工作，怎能像角落里的老人这样麻木不仁？

其实，《角落里的老人》一书中贯穿着一种态度，一种绝望的态度。老人常常嘲笑警方的无能，讥讽那些所谓豪门的肮脏内幕，评论媒体报道的失实。可以说，老人对一切已经彻底绝望。他曾不止一次面对“非正义”的指责暴跳如雷——前面说过，这个时期的神探都是相当个性的。在他看来，这种指责是对他的不理解，是在玷污他内心世界里的最后一方净土，是肤浅而徒劳的。

当然，并不是什么侦探都像角落里的老人这样“崇尚清谈”，也有不放过蛛丝马迹、处处强调科学的严谨主义者。

奥斯汀·弗里曼（1862—1943），生于伦敦苏活区的一个裁缝之家，18岁时进入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学习医学。1877年，他获得内科和外科医师资格。为了完成学业，他前往非洲黄金海岸的英国殖民地工作了7年，成为驻扎在黄金海岸阿克拉的一名助理军医。后来，他患上了黑尿热病，被送回国内。

在一长段的康复期后，他不再从事专职的医务工作，转而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在写了一本颇受好评的游记之后，开始与友人共同以“克里福德·阿什当”为笔名创作一系列犯罪小说。而后开始独立创作以桑戴克为主角的侦探故事。

桑戴克——史上第一位“微物侦探”，CSI的鼻祖。他手边总有一只手提箱，里面满是瓶瓶罐罐，随时随地都可以取证化验；他和助手建立了一间科技含量相当之高的实验室，专门用于案件的侦破。桑戴克会注意案件现场一切物理痕迹及化学现象，比如血迹的方向与地心引力的关系，死者牙齿里残存的食物和其饮食习惯。至于血型、指纹、脚印、头发之类的线索，就更逃不过他显微镜般的双眼。

《科学神探桑戴克》

桑戴克的特质完全取决于创作者弗里曼。这位医师对科学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执著，处处强调严谨和逻辑。他和桑戴克一样，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实验室。每次创作侦探小说之前，弗里曼都会躲进实验室，反复斟酌检验故事里的诡计。实验室里堆满了弗里曼自制的各种“凶器”，因为他需要印证出现在故事里的凶器在现实中是否具有可操纵性！那些曾经冒犯过弗里曼的人知道这些，怕是要寝食难安了。

也正是因为这种近乎病态的严谨，使得弗里曼发明了一种相当另类的创作模式——反叙述推理。在桑戴克的故事里，开篇的部分全部用于讲述案情，将所有细节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后面将近2/3的篇幅，桑戴克侦探才姗姗来迟，以自己（或助手）的视角来论证凶手使用了怎样的方法，利用更科学严谨的方法破解了谜题。

因此，弗里曼的作品很像一篇学术报告，读者也乐于享受纯粹推理带来的乐趣。

纽约市警察局高层在读了弗里曼的桑戴克系列故事后，大受启发，在20世纪初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座专门用于刑事侦破的化学实验室。这在侦探小说的历史上绝对是前无古人的。

后来的评论者将奥斯汀·弗里曼这种类型的侦探小说称为“物证推理”，即逻辑推演是建立在客观的物质证据之上，属于现实主义风格。

而在同一时期，有一种和“物证推理”完全相反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纯理论性的逻辑分析，强调对于嫌疑人的心理分析。相比于“物证推理”对于自然科学的“孜孜不倦”，这个流派更注重社会科学在侦探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哲学、心理学、神学等等。人们把这种模式的侦探小说称为“心证推理”。

在“心证”模式的作品中，英国大文豪、侦探小说至尊级作家G．K．切斯特顿创作的“布朗神父”系列是代表作，也是巅峰之作。

G．K．切斯特顿1874年生于英国伦敦，小时候厌恶上学，成绩很差。他的一位老师曾经这样说：“要是把你的脑袋劈开，看到的肯定不是脑髓，而是白花花的脂肪。”

16岁时，切斯特顿进入了一所无权授予学位的大学，开始创办杂志，出版小说集、诗集等纯文学作品。但文学上的天赋没有阻止切斯特顿堕落下去，所有人都为这个孩子的叛逆扼腕。

《布朗神父探案集》

在切斯特顿最消沉的时候，他结识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给了他决定性的帮助和鼓励，教诲他应该把才华和更多的人分享，而不是用才华嘲笑每个人。切斯特顿接受了女孩的建议，开始了真正的创作。女孩也毫无意外地成为了他的妻子，陪伴了切斯特顿一生。

切斯特顿的作品博大精深，有小说、散文、评论、诗歌、剧本等多种类型，这里我们只谈谈侦探小说。

1910年9月，切斯特顿发表了第一篇布朗神父探案故事——《蓝宝石十字架》，到1936年8月去世，他一共创作了51个布朗神父探案故事。这51个故事分编为五个短篇集：

《布朗神父的天真》（1911年）；

《布朗神父的智慧》（1914年）；

《布朗神父的怀疑》（1926年）；

《布朗神父的秘密》（1927年）；

《布朗神父的丑闻》（1935年）。

布朗神父身材矮小，长着一个土豆式脑袋，总是身穿一件黑色神衣，手持一把大雨伞，穿梭于伦敦茫茫的大雾之中。他通常沉默无语，但一旦开口，便妙语连珠，句句直指重重迷雾之后的真相。布朗神父的能力已经不能仅仅概括为思维能力，他对人性的洞悉、对人心的揣测以及独特的哲学甚至是神学头脑，完全超越了以往任何仅靠思维能力“吃饭”的神探。

值得一提的是，G．K．切斯特顿是一位信奉神学的人，他一生都在宣扬天主教义。1936年6月14日，切斯特顿逝世，罗马教皇授予他“天主教信仰卫士”称号。正是因为切斯特顿的信仰，使他顺理成章地创造出了布朗神父这一伟大的侦探形象。

布朗神父系列的代表作是《隐身人》。这个故事中，在4个人严密监控下的一幢房屋中，主人死于非命，而监控的4个人都声称绝对没有人出入过房屋。布朗神父则称，有人进入了房屋，但没有人会把这个人当做“人”。事实正如布朗神父所言，就是这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房屋行凶的，而且的确没有人会把这个人看做是“人”！

布朗神父就是靠这种建筑于哲学和神学之上的思维模式和能力，得以和爱伦·坡笔下的杜宾、爵士笔下的福尔摩斯并称为“世界三大名探”。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是侦探小说中地标式的作品。它开创了“心证”流派，对侦探小说的布局、误导、逆转等核心技巧做出了示范，起到了教科书般的作用。“密室之王”约翰·狄克森·卡尔笔下的神探基甸·菲尔博士，就是以G．K．切斯特顿为原型塑造的；“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则完全承袭了布朗神父系列的风格。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论述——“隐藏一棵大树，最好的方法是把它放回森林；如果没有森林，我们就要想办法制造出一片森林”就是布朗神父留下的。现在想想，这是多么伟大而富于哲学思想的智慧呀！

1928年，英国侦探作家俱乐部成立，这是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侦探小说创作研究和交流的协会。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切斯特顿毫无争议地当选为第一任主席，直到1936年逝世。其影响力和贡献可见一斑。可以说，G．K．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代表着“短篇黄金时代”的巅峰水准。

既然布朗神父如此伟大，那么，他是不是“后福尔摩斯”时代最好的侦探呢？综合来看也许是的，但就某一方面而言，都不会在其上者，比如在思维力上。

侦探小说是一门思维的艺术，侦探们以拥有强大的思维力而骄傲。而历史上思维能力最牛的侦探，就诞生在这个时期。他是一位美国侦探，他有一大堆头衔，他有一个名动天下的绰号——思考机器。

“思考机器”的制造者是美国作家杰克·福翠儿。福翠儿1875年出生在美国乔治亚州，18岁便离开学校，进入一家报社撰写专栏。和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作家一样，受到福尔摩斯热的影响，福翠儿开始创作侦探小说。

如果说福尔摩斯和布朗神父是典型的英国绅士，那么，福翠儿笔下的侦探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国大叔。这位老哥全名为奥古斯都·S．F．X．凡杜森，是一所大学的教授。他拥有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的大学授予的二十几个头衔，包括哲学教授、法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牙科硕士等等。

《“思考机器”探案集之寒鸦女郎》

这位教授身材矮小，目光犀利，一头乱发从不打理。这老头的智商深不可测，以至于他根本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他没有任何礼数，经常粗暴地打断别人；“你不要告诉我你自己的判断，你只要把事实讲给我听，然后按照我说的去做”——这是故事里凡杜森经常跟委托人说的话。

不过，这可以理解，因为他的逻辑思维实在太过强悍，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在他看来，万事万物都可以用逻辑解释。为了印证这个观点，凡杜森教授向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发起了挑战——之前他不会下国际象棋，只用半天时间学习了一下基本规则。挑战的结果是世界冠军在30步里被“置于死地”——准确地说，只用了15步，因为15步后教授面无表情地说：“再15步后，你将被我将死。”于是，世界冠军俯首称臣。

“你不是人！你是机器！你是一架思考的机器！”世界冠军发出了感叹，“思考机器”的称谓由此而来。

“二加二等于四，不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等于四，而是永远等于四！”——这就是“思考机器”的座右铭。在这个老头眼中，一切表象都是逻辑的必然产物。只要运用逻辑，没有什么事情是无法解释的。在侦探世界里，思维强大的侦探见得多了，但强大到能被人称为“思考机器”的，凡教授绝对是前无古人，恐怕也难有后来者。

1905年，“思考机器”系列第一篇故事《逃出13号牢房》发表，迅速成为侦探小说史上无法忽视的经典作品。随后，50多篇系列作品陆续出版，凡杜森热达到了顶点。

1912年，福翠儿夫妇来到英国，商谈作品出版事宜。谈判很顺利，夫妻两人订购船票准备返回美国。非常不幸，他们的船票上印刷着“RMS Titanic”的字样——“皇家邮轮泰坦尼克号”。

于是，杰克·福翠儿遭遇了和杰克一样的命运。他的妻子幸运逃生，他却长眠在了冰冷的海底。据说，几篇没有发表的“思考机器”手稿也一起沉入了大西洋底。

毫无疑问，这是侦探小说领域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果凡杜森教授能够在未来的“长篇黄金时代”继续发光发热，也许整个侦探小说的进程都会被这个疯狂的天才改变。

窃贼、盲人、麻木的评论家、CSI鼻祖、上帝的使者、科学怪人……够了，够了！尽管“后福尔摩斯”时代的侦探远不止这几位，但相信读者已经了解了那个时代侦探小说的风貌。而且，我可以保证，您了解的这几位先生，绝对是那个“短篇黄金时代”的最精英分子。

福尔摩斯的影响力是不可想象的，他直接开启了一个“奇事天天有，神探遍地走”的梦幻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是侦探小说最好的时代吗？

可以肯定——不是！

好戏才刚刚开始。

6

黄金时代

没有任何时代可以和黄金时代抗衡。

——朱利安·西蒙斯

短篇黄金时代对于侦探小说的引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是，随着读者的“精神需求”日益高涨，短篇侦探小说的种种弊端也渐渐暴露出来，有两点尤其突出。

其一，限于篇幅，故事很难“全方位”展开，精妙的诡计也因为缺少充分的“起承转合”而逊色不少。我们看看这个时期的作品，就会发现，所有故事都停留在“案发——官方给出错误解答——侦探给出正确解答”的模式。这并非创作者水平有限，实在是在短篇小说中，实战的空间非常有限。

其二，小说的现实性受到了质疑。上一节已经说过，短篇黄金时代是一个“神探遍地走，奇事天天有”的时代。这种模式看个新鲜还可以；长此以往，当猎奇感逐渐淡去，读者就会对小说产生反感。

“这简直是胡编乱造，没有一点现实意义！”——当读者发出这样心声后，短篇侦探小说的前景的确令人担忧。这毕竟是在创作小说，不谈什么文学性和光辉价值，至少需要保证情节丰满、语言生动吧？至少里面的人物应该有七情六欲、会哭会笑吧？至少要让读者觉得故事发生在现实中而不是异次元空间里吧？不然，侦探小说和数学应用题就没什么区别了。

当时有一位名叫E．C．本特利的记者兼作家，对于侦探小说脱离现实的状态十分不满。他是“布朗神父之父”G．K．切斯特顿的好朋友，却丝毫没有给这位首任侦探作家俱乐部的主席面子。

《特伦特最后一案》

本特利不只一次地、公开地、面对面地指责切斯特顿：“你那个什么布朗神父简直就是胡扯。现实生活中根本不会发生那样的案件，更不可能产生那样的逻辑推理。”

“我亲爱的老朋友，”切斯特顿总是不紧不慢地回应，“我只能把你的话理解为对于我的布朗神父的妒忌。”

“完全不是。我可以证明，现在的侦探小说是失败的产物。你们那些神探在现实中寸步难行。”本特利的回答斩钉截铁。

“好吧。我期待你的证明。”切斯特顿拿这个认真的好朋友无计可施。

本特利绝对是个有社会公德心的记者，他真的开始履行自己的承诺。他使用的方法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用侦探小说证明侦探小说的无用。

1913年，他创作了一本名叫《特伦特最后一案》的侦探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名叫本特利的记者（很有现实依据），善于推理，喜欢挖掘一切离奇事件。

某日，本特利参与到一桩凶杀案的报道中。他迅速赶到现场，调查取证，问讯相关的人，开始了严密的逻辑推理。几经周折，本特利终于将真相公之于众。他的推演非常缜密，又有必要的物证，一切看上去都毫无破绽，神探又一次大获全胜……

稍等……故事在转瞬间发生了逆转！侦探的“一举一动”完全没有失误，结论却距离事实十万八千里！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本特利“神探无用论”的依据——事实往往由一些随机的、意外的、无逻辑的行为决定的，因此侦探的推理在现实中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小说出版，引起轰动。读者第一次看到敢于向“短篇黄金时代”开炮的作品，而作品又恰恰写出了自己的心声，于是一时洛阳纸贵，《特伦特最后一案》成为了畅销书。

身为主席的G．K．切斯特顿哑口无言！

不过，切斯特顿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本特利取得了胜利。故事朝着本特利始料不及的方向发展下去。

本特利的本意是让读者明白侦探小说的“欺骗性”，就此远离这类作品；没想到，广大读者的理解力却“跑偏了”。大家惊讶地发现，侦探小说并没有因为短篇黄金时代的过度开采而枯竭。当篇幅由短变长之后（《特伦特最后一案》将近20万字），故事变得更加曲折，人物变得更加丰满，文字变得更加优美……故事里有了环境的描绘，有了气氛的渲染，甚至有了爱情的元素！总之，这本书改变了长久以来侦探小说留给读者“智力问答题”的印象，变得更加具有现实主义色彩，更有“人间”的烟火气息，更像一部真正意义的小说了。

读者终于喊出了心声：“我们仍然需要侦探小说，只不过，我们想要更好看的侦探小说！”

事情出现了这样的局面，这是切斯特顿和本特利都没有想到的。主席固然不会高兴，本特利也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观点，开始大量创作长篇侦探小说——于是，特伦特先生在处理完“最后一案”后，不得不处理很多之前的“遗留问题”。

两人更没有想到的是，这部近乎开玩笑的作品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特伦特最后一案》成为了一个模板，它引导了“长篇黄金时代”的到来。1913年之后的若干年里，尽管短篇侦探小说依然繁荣，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在尝试长篇作品，试图将侦探小说引入一个新的时代。

1920年，是侦探小说史上不可忽视的分水岭。真正意义的“黄金时代”正式开启了！在这一年，有两部作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部是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这部作品是女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的，定稿之后被锁在抽屉里好长一段时间。稿子重见天日之后，又被N家出版社无情拒绝。几经周折，作品终于在1920年出版。关于女王的传奇经历和这部作品评论，我们在下一节里会专门提及，这里就不多说了。

《斯泰尔斯庄园奇案》

写实主义的《桶子》

我们只需要了解，这部作品秉承了短篇黄金时代的“心证”模式，并运用极强的故事性和巧妙的布局将其发扬光大。这种注重“心理建设”和作品文学性的特色，贯穿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整个创作生涯，也影响了“黄金时代”几乎所有的作品。

和《斯泰尔斯庄园奇案》遥相呼应的是另一位英国人F．W．克劳夫兹的《桶子》。也许是因为女王克里斯蒂风头太盛，很多读者已经忽略了克劳夫兹和他的《桶子》，但就贡献和历史意义而言，《桶子》是绝对不逊色于《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的。

F．W．克劳夫兹（1879—1957）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他自幼聪颖，理科成绩优异。17岁时便在一家铁道公司当见习技师，后很快成为正式的铁道工程师。

1919年，克劳夫兹生病住进医院。在养病期间，他为打发时间，用铅笔在草稿纸上创作了首部侦探小说《桶子》。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部作品居然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

和《斯泰尔斯庄园奇案》的浪漫主义气息以及“心证”模式完全不同，《桶子》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侦探小说，是典型的“物证”推理。故事的核心内容其实非常简单——侦探如何戳穿一个纵横于英法两国的不在场证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警方奔波于英吉利海峡两岸，翻阅各种版本的列车、轮渡以及飞机时刻表，以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进行侦探，绝对没有“心证”推理那种“真理横空出世”的情景。

克劳夫兹在1929年辞去了工程师的工作，专门从事侦探小说的创作。1939年被选为英国艺术研究院院士。1949年开始对《圣经》中的《福音书》进行翻译工作。1957年逝世，享年78岁。

奈欧·马许

克劳夫兹的《桶子》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传承了短篇“黄金时代”的“物证”和“心证”模式，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迥然不同的创作风格。后来的“黄金时代”作品，无不受到这两种风格的影响。因此，这两部作品毫无争议地开启了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一词最早出自希腊神话，是用来形容神话时代世界的美好状态——物质繁盛，精神安逸。在这一时期里，侦探创作领域人才辈出，佳作不断。1926年侦探小说的出版量是1914年的五倍，到1939年则是十倍。

纵观这30年的岁月，涌现出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约翰·狄克森·卡尔、多萝西·赛耶斯、S．S．范达因、奈欧·马许、玛格丽特·艾琳汉姆、安东尼·伯克莱、罗纳德·诺克斯、约瑟芬·铁伊、雷克斯·斯托特等不计其数的天才作家。《无人生还》、《罗杰疑案》、《三口棺材》、《希腊棺材之谜》、《X的悲剧》、《Y的悲剧》、《贵族之死》、《烟中之虎》、《主教杀人事件》、《陆桥谋杀案》、《时间的女儿》、《毒巧克力命案》都成为了绝世经典。

可以这样说，“黄金时代”已经不止是一个时间范畴的概念，它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象征，是一种境界。

作为侦探小说最好的时代，黄金时代的特质集中地体现在了几个方面。

◉其一，解谜至上

“黄金时代”亦被称为“古典解谜时代”。“解谜”是这一时期作品的最高目的。无论是现实主义风格还是浪漫主义风格，这个终极目的是始终不变的。匪夷所思的犯罪手法、无懈可击的误导方式、石破惊天的逆转……凡是与谜团有关的桥段，无不在“黄金时代”大行其道。

人都有着本能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解谜”正是抓住了人的这一本性，从而大鸣大放。相比于后来欧美冷硬派和日本社会派对社会黑暗和人性丑陋的深刻揭露，以“解谜”见长的“黄金时代”优势无疑是巨大而明显的。

◉其二，文学性的进一步植入

这一点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了。很多读者往往会忽视这一点，但实际上这确实非常重要。

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首先应该是一部“小说”，其次才是“侦探”的种种元素。既然作为“小说”，就必须满足一些作为小说的基本条件，比如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布局技巧（这里的技巧不是侦探小说特有的误导或逆转技巧，而是指作为文学作品的普遍技巧）、优美的文字、真挚的情感，甚至还要有一些深层次的意义。只有这样，这种类型作品才有存在并发展下去的空间。

这里提到的“文学性”并不是要求创作者以《战争与和平》的标准打造侦探小说，那不是侦探小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一些基本的文学要素，还是必不可少的。毫无疑问，“黄金时代”的创作者们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

◉其三，登峰造极的诡计设置

既然有了“解谜至上”的终极目的，创作者们自然需要绞尽脑汁，布设各种匪夷所思的诡计，以求让读者在最后一刻跌碎眼镜。在这一时期，大量具有原创精神的诡计应运而生。纵观侦探小说发展的历史，“黄金时代”几乎穷尽了人类可以想到的所有诡计（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创作者们被迫转型），真正做到了“没有想不到”。

其中值得关注的诡计模式有不可能犯罪、暴风雪山庄、死亡留言、无面尸、叙述性诡计等等。天才的创作者们各有所长，在自己的诡计领域里都创造出了伟大的作品。例如，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一暴风雪山庄和叙述性诡计的创造者；埃勒里·奎因对于死亡留言情有独钟；约翰·狄克森·卡尔则因为在不可能犯罪领域成就斐然而赢得了“密室之王”的称号……

关于这些，后面的章节会有更详尽的论述。

◉其四，“挑战读者”的设置震烁古今

挑战读者是一种出现并只属于“黄金时代”的设置，它是这个极盛时代最典型的写照，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单独讲一下。

“挑战读者”是埃勒里·奎因的发明。在奎因的作品中，每每在谜底揭晓之前，都会有名叫“挑战读者”的一个章节出现。骄傲的奎因会自信地对读者说：“一切线索都已经摆在了您的面前。谁是真凶？又劳您费一下脑筋吧!祝君狩猎愉快！”

面对这样赤裸裸的挑战，试问有哪位读者可以毫不动心？“挑战读者”是奎因个性张扬的体现，也是奎因对自己作品严谨的逻辑结构的自信。只有将每个细节都非常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挑战读者”才有意义。可以这样说，“挑战读者”是“黄金时代”繁荣自信的象征，是绝对实力的体现。

后来也有很多作者使用过“挑战读者”的桥段，可谓屡试不爽。但只有“黄金时代”的作品，才能最好地彰显这个桥段难以言喻的魅力。

◉其五，绝对的公平

为什么会有“挑战读者”这种反创作规律的设置出现？因为“黄金时代”的作品无不奉行着一条最高准则——公平。公平，是“黄金时代”创造无限辉煌的基础。

侦探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类型小说，是一项智力博弈的游戏。如果作者可以欺骗所有读者，将真相引领到一个未知的角落，那无疑是作品的巨大成功。但是，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前提——所有的线索必须是公开的，必须让所有读者都准确无误地掌握。创作者可以用种种技巧提出误导，但绝对不可以故意歪曲或隐瞒线索。

试想，如果一部作品读到最后，读者发现一切都是作者的骗局——这种骗局不是“技术性”的，而是“原则性”或“品质性”的，那么，这位读者十有八九会一怒之下再不接近侦探小说。长此以往，侦探小说的结局就不难预料了。

因此，公平是所有创作侦探小说的人必须恪守的，它是侦探小说向前发展的保障。作家的胜利绝对不能建立在信息不对等的基础之上，那样做是卑鄙且没有技术含量的。每一个进入侦探小说创作领域的作家都要发誓——

你可以保证在任何时候，都不对读者隐瞒线索，永远遵守公平的原则吗？

是的！我发誓！

以上是关于侦探小说最美好的时代的概论。

一个伟大的时代，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和宏观上。在下一节里，我们将认识若干位侦探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比如，那被称为“黄金三巨头”的四个人！

7

诸神

诸神的战争决定了人类的命运。

——《荷马史诗》

关于侦探小说“黄金时代”与这个时代中天才作家的关系，就像讨论“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一样，不会有一个确定的结论。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些天才作家的传奇经历和他们留下的不朽杰作，是这个盛世最好的表象。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了解一下天才中的佼佼者，就像阅读古希腊神话，必须要记住宙斯、阿波罗、雅典娜、赫尔墨斯一样。

首先登场的自然是有“女王”之称的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她是“黄金时代”的开启者，也是这个时代的最高成就者之一。

阿加莎·克里斯蒂（童年）

女王陛下1890年9月15日出生于英国德文郡托基小镇，本名阿加莎·玛丽克拉丽莎·米勒。父亲是一位军官，在一次骑马时不幸坠马身亡，母亲将阿加莎和其他三个孩子抚养成人。

当时的英国盛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孩子没有必要也不被允许进入正规学校接受教育。阿加莎的一切知识都是母亲教授的。阿加莎的母亲是一位思想开放的女人，很喜爱文学，信仰英国国教。她把不能上学的阿加莎留在身边，给她讲解世界名著中的故事，帮助她汲取文学营养。阿加莎年幼时最喜欢读狄更斯和简·奥斯丁的作品，这完全是受母亲的影响。阿加莎可以说是文学素养最高的推理作家之一，这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母亲。

16岁时，阿加莎进入巴黎一所女子学校学习音乐。1914年她24岁时嫁为人妇，并在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志愿者救护伤员。白衣天使的身份使得女王有机会接触大量医药学知识，这为她以后的侦探小说创作奠定了专业基础。可以说，女王是所有侦探小说作家里最擅长使用毒药的一位。也是在这场战争的末期，阿加莎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推理小说。

这部小说就是上一节里提到的《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小说的出版过程非常不顺利，被多家出版社退稿。即使在1920年作品得到出版，也没有引发读者太多的关注。阿加莎因此备受打击，很长一段时间远离了侦探小说的创作，写出的几部作品也远远算不上经典。

阿加莎·克里斯蒂女王

转机出现在1926年。这一年，阿加莎更换了新的出版商，决定用一部前所未有的作品征服所有读者。于是，我们看到了一部名为《罗杰疑案》的侦探小说。这是一部无法描述的作品，除了亲身体会，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了解其精妙所在。故事最后，当侦探指出真凶的一刻，所有读者的眼睛一定摔得粉碎。“怎么可以这样写侦探小说！”——相信这是所有读者发自内心的呼喊。阿加莎正是运用了这样一种备受争议的模式，一举奠定了“侦探女王”的地位。

在现代社会，婚姻的坎坷往往与事业的成功是成正比的。而在阿加莎·克里斯蒂身上，这一有些八卦的定律似乎也很灵验。

《无人生还》海报

《阳光下的罪恶》

1914年，天真得有些幼稚的阿加莎嫁给了军官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自此，“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伟大的名字才正式诞生。

这次婚姻给两个人都带来了好运——阿尔奇（阿奇博尔德·克里斯蒂的昵称）不久便升任皇家空军团团长；阿加莎也开始了辉煌的创作生涯。

但好景不长。1926年，阿加莎深爱的母亲去世。接着，阿尔奇有了一个名叫蒂莎·尼尔的情人，意图与阿加莎离婚。两个最爱的人接连远离自己而去，阿加莎的心情可想而知。在1926年12月，女王离奇失踪。

“国宝”丢失，英国上下举国震惊。有500名警察出动寻找阿加莎的下落，就连柯南·道尔也亲自出面参与了调查。在12天之后，警方终于在一家酒店找到了女王。阿加莎当时竟然使用情敌“蒂莎·尼尔”的名字登记入住酒店！后来她解释，自己在那几天患上了失忆症。也许完全的忘记是阿加莎对阿尔奇唯一能做的。我们在女王的许多作品里，都能看到这样一组人物关系：天真幼稚的少女、风流多情的丈夫、阴险狡诈的第三者。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段婚姻对阿加莎的影响。

好在一切都将过去。1928年，阿加莎与阿尔奇正式离婚。1930年，她与考古学家马克思·马洛万结婚，开始了第二次婚姻。

这次婚姻给阿加莎带来了幸福和安定。她跟随马洛万来到中东考古，开阔了视野，愉悦了心灵。以这些经历为题材，阿加莎创作了《古墓之谜》、《鸽群中的猫》、《他们来自巴格达》等小说及游记《情牵叙利亚》。但值得一提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笔名一直被女王使用，从未有过改变。

也许那个英俊的空军上校，永远在阿加莎内心的最深处占据着最独特的位置。

随后，阿加莎一发不可收拾。1930年的《寓所谜案》、1934年的《东方快车谋杀案》、1936年的《ABC谋杀案》、1937年的《尼罗河上的惨案》、1939年的《无人生还》、1941年的《阳光下的罪恶》等，都成为侦探小说史上的地标式作品，无数次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

在这些经典作品中，阿加莎格外注重情节的安排、人物的刻画、心理的描写以及犯罪模式的创新。前面几点保证了女王的作品拥有足够的文学价值和阅读价值，犯罪模式的创新则使得她的作品始终引领着“黄金时代”前进方向，将侦探小说推广给更多的读者。其中，《无人生还》首创了“暴风雪山庄”模式，成为了侦探小说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品。

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创作了80部推理小说、19部剧本、1部自传以及6部以“玛丽维斯特麦考特”为笔名的小说。她的作品被翻译为百余种文字，销售量累计超过20亿册，是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世界第二高产作家。

《尼罗河上的惨案》——经典电影海报

在80部侦探小说里，阿加莎·克里斯蒂塑造了若干青史留名的大侦探形象。其中，比利时小个子赫尔克里·波洛和英国老处女简·马普尔小姐无疑是最有名的。这两位侦探是“黄金时代”侦探的缩影——安逸、和蔼、远离武力，喜欢用大脑里的“灰色细胞”破解真相。此外，女王作品里的巴特尔侦探、汤米和杜本丝夫妇、奥利弗小姐等人物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起构成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华丽家族。

1952年，她创作的剧本《捕鼠器》正式上演，空前火爆，久演不衰，至今依然在世界各地亮相，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

1971年，阿加莎被英女王正式册封为爵士。在英国玛丽皇太后80岁寿诞之时，她公开向BBC电台索要礼物：“请播一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吧！”

波洛——最经典的比利时小胡子

埃勒里·奎因（丹奈）

1975年，英格丽·褒曼凭借根据阿加莎小说《东方快车谋杀案》改编的电影一举夺得奥斯卡桂冠。而《尼罗河上的惨案》、《阳光下的罪恶》等也是电影史上不朽的经典之作，对于前者，中国的读者再熟悉不过，很多人因为这部电影才知道了“侦探小说”这个名词。

1976年，女王永远告别了热爱她的读者，享年86岁。

“黄金时代”起源于英国，发展于美国。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侦探小说的核心区域逐步由欧洲转向了北美大陆。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侦探小说终于风光体面地回家了。

而在众多美国创作者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无疑是埃勒里·奎因。

首先必须说明，埃勒里·奎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对兄弟在拼杀。1905年1月11日，曼弗德里波夫斯基出生于纽约，同年10月20日，他的表弟丹尼尔·纳森来到人间。兄弟俩自幼热爱文学，尤其痴迷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故事。

大学毕业后，兄弟俩都在曼哈顿工作，哥哥从事电影推广工作，弟弟则以撰写广告为生。因为经常创作一些东西，兄弟俩都有自己的笔名。哥哥笔名是“曼弗雷德·班宁顿·李”，弟弟的笔名是“弗雷德里克·丹奈”。

1928年，兄弟俩决定参加由某杂志主办、奖金高达七千五百美元的侦探小说大奖赛。他们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创作出了一部长篇侦探小说。兄弟俩为这次联合创作起了一个笔名——“埃勒里·奎因”，所有传奇，从这一刻开始上演。同时，小说的主人公侦探也被命名为“埃勒里·奎因”，这是第一部作者和侦探使用同一个名字的侦探小说。

埃勒里·奎因的天赋毋庸置疑。在颁奖之前，他们已经非正式地被告知获奖。兄弟俩非常高兴，在没有拿到奖金之前便大肆庆祝了一番。

但是，该杂志社在颁奖之前破产倒闭，而下一任东家希望杂志可以吸引更多的女性读者，因此把奖项授予了另外一部女性小说，奎因兄弟没有拿到一分钱。不过，这本小说还是在1929年出版，这就是埃勒里·奎因的处女作、大名鼎鼎的《罗马帽子之谜》。

出战告捷令兄弟俩信心倍增，联合创作的模式也一直被沿用下来，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李和丹奈的合作形式非常奇特：丹奈负责构思核心诡计；李则负责塑造人物和故事，将丹奈想出的诡计衍生为好看丰满的小说。

《希腊棺材之谜》

尽管他们创作出了数本20世纪最好看的侦探小说，然而这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兄弟俩都是天才，两个天才想达成一致是很困难的。1967年当他们接受专访时，李说：“基本上，我们对于侦探小说的看法并不相同。”丹奈则补充道：“其实，不止侦探小说，我们对任何人和事的看法根本都不相同。”

从1929年到1935年，兄弟俩陆续创作了《罗马帽子之谜》、《法国粉末之谜》、《荷兰鞋之谜》、《希腊棺材之谜》、《埃及十字架之谜》、《中国橘子之谜》、《暹罗连体人之谜》、《美国枪之谜》和《西班牙披肩之谜》9部以“埃勒里·奎因”为主人公的作品。因为作品的名字里都含有一个国家，这个系列因此被称为“国名系列”。

《X的悲剧》

这个系列使得埃勒里·奎因由新人蜕变为全世界最好的侦探小说作家，其中的《希腊棺材之谜》更是被评价为史上最好的侦探小说。身为纽约警局探长之子的主人公奎因在这几部作品中屡屡上演精彩的逻辑推演，将推理的魅力和年轻人热烈狂放的性格结合得淋漓尽致，一举奠定了自己在诸多神探中独一无二的地位。

1932年，当埃勒里·奎因凭借一部《希腊棺材之谜》登上了逻辑解谜的巅峰时，一个名叫巴纳比·罗斯的人跳了出来，毫无顾忌地指出奎因的作品粗浅幼稚，逻辑推理漏洞百出。同时，罗斯将自己的处女作《X的悲剧》发表，声称这才是最好的侦探小说。读者在惊异中迫不及待地读完了《X的悲剧》——这果然是一本足以超越《希腊棺材之谜》的好书。

随后，巴纳比罗斯先后出版了《Y的悲剧》、《Z的悲剧》和《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三部作品，和《X的悲剧》构成了“悲剧系列”，读者完全被罗斯的故事征服。这个系列的主人公名叫哲瑞·雷恩，是一位退休的舞台剧演员，一生从事莎士比亚戏剧的表演，是一位内涵丰富的老帅哥——唯一的缺陷是，雷恩是一位聋人。

心高气傲的埃勒里·奎因怎能居于人下！他开始了反击，指出“悲剧系列”同样漏洞百出，根本无法和自己的作品相提并论。于是，一场史上最著名的论战开始了。两位天才到处发表文章，戴着面具四处讲演，针锋相对，欲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读者就像观赏一部悬念电影，给予了双方最高的关注。

论战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36年，真相大白：奎因就是罗斯，罗斯就是奎因。表哥李是奎因的代言人，而表弟丹奈是罗斯面具背后的操纵者。天才的智慧被演绎到了极致，侦探小说史上留下了最华彩的一章。

“国名系列”和“悲剧系列”是典型的“黄金时代”作品。如果说阿加莎·克里斯蒂在努力将侦探小说化，那这个时期的埃勒里·奎因则是拼命把小说侦探化。奎因的作品深得逻辑学精髓，逻辑推演是所有侦探小说中最为严密的。他的小说通常不把“感官盲区”作为卖点，也不怎么设计过分夸张的诡计，而是“货真价实”地把所有线索和道具都摆在读者眼前，完全依靠推理征服读者。

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奎因的风格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一方面，奎因越发迎合大众市场，创作了许多带有强烈戏剧感，尤其是好莱坞风格的作品。大量作品被拍成电影和刊登在时尚杂志上就是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奎因的作品愈发深刻，变得富有思想性和责任感，从单纯的智力游戏升华成为哲学思考。1942年出版的《灾难之城》是这一转变的开端。

埃勒里·奎因没有把侦探小说仅仅置于书本里。除了前面提到的影视化之外，兄弟俩录制了广播剧、制作了漫画，还在1941年创办了《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EQMM）。广播剧和漫画获得了空前成功，杂志则成为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专业侦探期刊，时至今日仍在发行。我们耳熟能详的劳伦斯·布洛克、迈克尔·康奈利、爱德华·霍克、比尔·普罗奇尼等作家，都是藉《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登上舞台的。

《EQMM》

埃勒里·奎因并不是单纯的王者，而是一个王朝的代名词。如果没有阿加莎·克里斯蒂或其他什么知名作家，侦探史上将缺少一些经典作品；而如果没有埃勒里·奎因，侦探史本身就会面目全非，不可想象会变成什么样。从这个角度讲，埃勒里·奎因是“黄金时代”最伟大的侦探小说作家，没有“之一”。

1971年4月3日，曼弗雷德·班宁顿·李去世；1982年9月3日，弗雷德里克·丹奈在纽约长眠。但是，“奎因”未死，经典永存！

一直以来，“黄金时代”都有“三巨头”的说法。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埃勒里·奎因无疑占据两席，而和两人齐名的是美国人约翰·狄克森·卡尔。和克里斯蒂和奎因相比，卡尔是一位剑走偏锋的怪才。

前面提到过，史上第一篇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属于密室杀人，这是一种不可能犯罪模式，这种模式的侦探小说创作难度极大。而卡尔偏偏不以为意，终其一生书写着一部又一部的不可能犯罪小说。关键是，他还做得非常不错。就像谈起英国文学不能不提莎士比亚，谈起中国文学就不能不提起曹雪芹一样。谈到不可能犯罪，谁也无法忽视约翰·狄克森·卡尔。

卡尔1906年11月30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父亲是众议院议员。卡尔是个不折不扣的少年天才，11岁时便开始为报纸撰写犯罪类文章。后来卡尔曾说过：“在我11岁的时候，大脑里已经有了120个诡计手法的构思。”

1925年，卡尔进入哈维佛学院（注意，可不是大名鼎鼎的哈佛大学，也不是一所佛学院），在校期间任学校文学杂志编辑。1928年从学院毕业后，卡尔又前往法国巴黎求学。也是在那时，卡尔对巴黎这座城市产生了感情，后来他在恋爱时，还曾经说自己是一个法国人。

在求学期间，卡尔创作了第一篇侦探小说，名为《山羊的影子》，是个短篇不可能犯罪小说，主人公是法国警探亨利·贝克林。卡尔从这篇作品里获得了自信，坚定了不可能犯罪小说的创作。

1930年，卡尔第一部长篇小说《夜行》出版，主人公依然是贝克林，稿酬仅为300美元。但此书出版后大受好评，在两个月内重印七次。约翰·狄克森·卡尔开始崭露头角。

1932年，卡尔与英国姑娘克拉丽斯·克里弗斯结婚，并在英国正式定居。美满的生活令卡尔在创作上游刃有余。在《夜行》出版后的两年里，卡尔先后创作了5部长篇小说，其中的4部皆为亨利·贝克林系列。

1933年，卡尔的新作《女巫角》出版。他精心塑造的大学教授基甸·菲尔博士首次登场。菲尔博士的原型是卡尔最崇拜的作家G．K．切斯特顿（又是他）。和切斯特顿一样，菲尔博士身材肥胖结实，抽烟斗，留着怪异的胡须，走起路来犹如大象一般令人不安。

1934年，卡尔使用笔名“卡特·狄克森”创作了《瘟疫庄谋杀案》，神探亨利梅里·维尔从男爵登场亮相。梅里·维尔是没落的英国贵族，他外表古怪、性格暴躁、傲慢自大、口无遮拦——一句“滚开”是男爵最常见的口头禅。梅里·维尔很像英国首相丘吉尔，但他不像菲尔博士那样有学究气，是个举止略显粗俗的壮汉。他早年就职于英国情报机关，后来是律师兼医生。梅里维尔经常会做出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大骂政府无能，比如情绪激动下不慎造成裤裆撕裂……但谁也无法否认他的推理才能。

《三口棺材》

1935年，基甸·菲尔系列作品的《三口棺材》出版，这是密室推理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作品。在书的第17章，卡尔借助菲尔博士之口，发表了经典至极的“密室讲义”，把自侦探小说诞生以来的所有密室一一剖析，归类总结。这篇讲义是不可能犯罪小说极盛的标志，至今无人逾越。

《歪曲的枢纽》

在这之后，卡尔又陆续发表了《歪曲的枢纽》、《犹大之窗》、《女郎她死了》、《燃烧的法庭》等优秀作品。

在卡尔一生创作的80余部作品中，总共设计了50余种密室，这是后人无法想象的。著名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说过：“今日小说在诡计设计上，没人可与克里斯蒂和卡尔比肩。”卡尔的密室不局限于机械密室或心理密室，而是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复杂机械布局的背后，利用人的心理盲区，制造最不可思议的密室。

除了密室以及其他不可能犯罪之外，卡尔的作品也集中地体现出了“黄金时代”作品的风采。卡尔的作品虽然离奇诡异，却从来不失公平，不向读者隐瞒线索，在平等的斗智中令人输得心服口服。

卡尔的作品充满了哥特式风格，浪漫、风趣、诡异，甚至有些恐怖。但这些全部和小说主题很贴合地表现出来，从来不给人突兀、生硬和故弄玄虚的感觉。卡尔的作品还随处可见电影元素，时间、空间的转换，人物的切换、长镜头的使用、蒙太奇的应用……这些都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上，为小说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更令读者欲罢不能。

出版商曾经将卡尔的小说自第210页后封死，声称如果有谁可以在读完前面部分而坚持不读结局，可以将封条完好的书交回出版社，换回购书花费。结果，有这样意志力的人凤毛麟角，这种封条保存完好的书今日成了价值数千美金的收藏品——卡尔魅力，可见一斑。

卡尔还是福尔摩斯学研究者，他与柯南·道尔的小儿子阿德里安·柯南·道尔合著的《福尔摩斯的成就》和《阿瑟·柯南·道尔爵士的一生》都是福学研究的珍贵资料。

1936年，名满天下的卡尔加入英国侦探俱乐部，成为第一位加入此俱乐部的非英籍人士。1948年，卡尔不满美国工党执政，返回美国居住，在1953年工党下野后又回到英国。1951年，卡尔健康状况出现问题。到1953年，病情十分严重，直到1954年才基本康复。1963年，卡尔突然中风，左手几乎丧失了生活能力。

1965年，卡尔回到美国，在南卡罗来纳州度过了余下的12年。1977年2月27日，有“密室之王”称号的约翰·狄克森·卡尔病逝。

除了“三巨头”，“黄金时代”出类拔萃的创作者数不胜数——

多萝西·塞耶斯——仅次于阿加莎的女王；S．S．范达因——“黄金时代”戒律的制定者；罗纳德·诺克斯——创造了侦探小说的“十诫”；安东尼·伯克莱——英国侦探俱乐部的出资人，经典作品《毒巧克力命案》的作者；雷克斯·斯托特——美国最知名的侦探作家，塑造了史上最胖的侦探尼禄·沃尔夫；约瑟芬·铁伊——侦探史上最富文学气息的作家……这些作家好像居住在圣地的诸神，俯视着人间百态，不时抛出一部经典，让世人顶礼膜拜。

毫不夸张地说，“黄金时代”的历史，就是诸神的私生活史。

那么，既然为神，就免不了制定一些“清规戒律”，来约束凡人的世界观。关于这点，我们在下一节要仔细探讨一下侦探小说创作中的“费厄泼赖”精神。

8

十诫与双倍十诫

我今天吩咐你的，你要谨守。

——《圣经·旧约·利未记》

随着时间的推进，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登上了巅峰。以“黄金三巨头”为代表的众多作家，通过一部部经典作品，确立了侦探小说的无上威严。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被创作者普遍认同的理念和手法，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上升为“行规”。这些规则逐渐成为那个时代创作侦探小说必须遵守的戒律，约束着每一部作品的内涵和外延，保证了“黄金时代”的一些特质不会被创作者“随意践踏”（比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提到的公平、解谜至上等等）。

纵观侦探小说的历史，甚至是世界文学史，每个时代固然都有属于自己的特点和规则。但在“黄金时代”，特点如此专一而鲜明，规则如此明确而严格，绝对是前无古人，而且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

谈到“黄金时代”的创作规则，我们首先要提到的，无疑是罗纳德·诺克斯的“十诫”——没错，“十诫”并不只属于上帝，也属于侦探小说。

英国人罗纳德·诺克斯在侦探小说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首先，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创作了《陆桥谋杀案》、《闸边足迹》等经典的侦探小说；其次，他是第一个将“福尔摩斯”提升到了学术高度的人，进而开创了“福尔摩斯学”；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是最早尝试为侦探小说的创作制定规则的人，最终制定了“十诫”，为侦探小说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了解诺克斯的人应该不会感到意外——“十诫”由他来制定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诺克斯应该是古今中外所有侦探作家内和宗教联系最为密切的。

1888年2月17日，诺克斯出生在一个英国牧师家庭。诺克斯的祖父是英国国教教区主人，父亲则是曼彻斯特主教。

诺克斯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口才和文笔都相当突出。他在教会学校的成绩非常优秀，老师和家长毫不怀疑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国教牧师。

在学习期间，诺克斯对侦探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更是青睐有加。他很快和爵士取得了联系，爵士则对这个年轻人对于福尔摩斯的严谨态度倍加赞赏。

1912年，诺克斯成为了英国国教牧师。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很快诺克斯就“背叛”了家族世代相传、引以为傲的信仰。他对国教教会产生了极大的质疑，转而进入罗马天主教会。老诺克斯又惊又气，断然宣布和罗纳德解除一切关系，将这个不肖子赶出家门。

天主教会无疑捡到了大便宜。才华横溢的诺克斯在1919年被任命为牧师。这个时候，他已经颇有名气，出版了很多文学作品。

《闸边足迹》

1925年，诺克斯出版了侦探处女作《陆桥谋杀案》。这本书轻松幽默，极具颠覆性。诺克斯因此在侦探创作领域声名鹊起。在后来出版的作品里，诺克斯塑造了系列侦探迈尔斯·布莱顿。这个保险公司的调查员懒散而机智，总能在不经意间揭穿真相。其中，布莱顿登场的短篇《密室里的行者》被公认为全世界最出色的短篇侦探小说之一。

由于侦探小说的空前繁荣，众多创作者都在尝试着将那些不成文的写作惯例升华为共同遵守的规则，以便更好地彰显“黄金时代”精神。1928年，罗纳德·诺克斯在一篇序言里，模仿《圣经》里的“十诫”，制定了十条规则，这就是著名的“侦探十诫”。

这十大规则是：

1.凶手须在故事前半段亮相，他的思路不能暴露在读者面前；

2.故事中不可存有超自然力量；

3.不许有神秘房间或秘道；

4.故事中不应出现不存在的毒药，及太复杂、需要长篇解说的犯案工具；

5.有色人种中不可有中国人；

6.决不可透过意外事件和直觉来破案；

7.侦探不能犯罪；

8.侦探不应把焦点集中在无关案情的线索上，以免误导读者；

9.侦探身旁那位忠诚却笨拙的朋友，他的思维应该呈现在读者面前。而且，其智商最好在一般人之下；

10.除非事先声明，否则凶手不可以是双胞胎。

范达因的画像

“十诫”制定于1928年。因此，从今天的角度看，有些落伍是在所难免的。但不可否认，这些规则在当时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创作者。侦探小说是爱伦·坡创立的，但就连坡自己也不认为这种文体会有什么前途；以柯南·道尔为代表的一批作者虽然创作了许多经典的侦探小说，但也只是一种具象的展示而已。直到诺克斯的“十诫”问世，我们才从理论上认清什么样的小说是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应该怎么写。所以，我们即使不把诺克斯尊奉为“上帝”，至少，一个“教父”的称谓是毋庸置疑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十诫”的第5条可能会让这本书的读者感到诧异和不满，但这完全是误会。对于中国人，诺克斯没有丝毫的蔑视和恶意。当时受认知条件的限制，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是带有魔力的（其实在今天，有很多西方人依然认为，每个中国人都像李小龙、成龙或李连杰那样，身怀绝技），而魔力是“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中绝对禁止出现的元素。所以，诺克斯教父把中国人排除在外，也就可以理解了。

诺克斯版《圣经》

但凡事总是很难十全十美。诺克斯这种在侦探界看来是功德无量的创举，却引起了天主教会的不满——也难怪，凡人随随便便就制定了神才能制定的“十诫”，教会当然不能容忍。在诸多外界因素的干预下，诺克斯不得不放弃推理小说的创作与研究，专心教务工作。晚年的诺克斯将拉丁文的《圣经》翻译为英文，这就是著名的“诺克斯版”《圣经》。

“十诫”是个伟大的创造，但在侦探领域，却有着比“十诫”功能强大十倍的另一套“清规戒律”。

“黄金时代”开始于欧洲，发展于美国。在诺克斯制定“十诫”的同时，大洋另一端的一位美国作家也正在做着相同的工作。他就是“美国侦探教父”S．S．范达因。

S．S．范达因

范达因本名维勒·亨廷顿·莱特，1888年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毕业于哈佛大学，25岁时就担任了当时极为畅销的《巧置》杂志的总编辑，是一位知名的艺术评论家。

在一次生病住院期间，范达因读了大量侦探小说（自称读了两千多册），从而萌生了创作侦探小说的念头。出院后，范达因带着三本侦探小说的写作大纲找到出版商。出版商对此非常感兴趣，立即支付给范达因3000美元的预付版税。但范达因担心创作通俗小说会影响自己的名声，于是决定使用笔名创作。“S．S．范达因”这个笔名由此诞生——“S．S．”是“轮船（SteamShip）”的缩写；“范达因”则是一个古老贵族的姓氏。

1926年，范达因的第一部小说《班森杀人事件》出版。艺术收藏家、拥有贵族血统的业余侦探菲洛·万斯登场。小说销量轻松突破百万，美国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由此开始。

◉其一，开启了美国侦探小说的新时代

自爱伦·坡之后，侦探小说的光环便被欧洲据为己有，美国本土的侦探创作一直没有亮点。范达因是一个先哲式的人物，他的出现使得美国侦探小说正式进入了长篇时代，直接鼓舞和影响了后来埃勒里·奎因等名家的创作之路。

◉其二，遵照“六字母法则”创作小说

范达因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他一生共创作了12部推理小说，都是遵照“六字母法则”创作的（《葛蕾丝·艾伦杀人事件》也可以看做是“六字母”作品）。范达因的作品名称都叫做《××杀人事件》，英语原文写作《The××××××Murder Case》。名称中的“××××××”都是一个由六个字母组成的单词（如Benson、Bishop、Canary等），这就是所谓的“六字母法则”。

《金丝雀杀人事件》—— 注意“六字母法则”

这个有些变态的法则是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系列标题创作侦探小说，后来奎因创作的不朽之作“国名系列”和“悲剧系列”都是受到了范达因的影响。这个法则是范达因强大实力与绝对信心的体现，是大师最好的注释。

◉其三，制定“二十条”

对于一个“偏执”到如此程度的人，制定一些规则简直再简单不过了。范达因在1928年编写了“侦探小说写作二十法则”，简称“二十条”。“二十条”比“十诫”更严谨、更全面地规定了侦探小说的创作原则，更明确地强调了“公平至上”的精神，将古典侦探小说的魅力发扬到了极致。

这二十条分别是：

1．必须让读者拥有和侦探平等的机会解谜，所有线索都必须交代清楚。

2．除凶手对侦探所玩弄的必要犯罪技巧之外，不该刻意欺骗或以不正当诡计愚弄读者。

3．不可在故事中添加爱情成分，以免非理性的情绪干扰纯粹理性的推演。我们要的是将凶手送上正义的法庭，而不是将一对苦恋的情侣送上婚姻的圣坛。

4．侦探本人或警方搜查人员不可摇身变为凶手。如此等于拿一分钱铜板，说它是五元金币一样，这是不实的陈述。

5．控告凶手，必须通过逻辑推理，不可假借意外、巧合或没有合理动机的嫌犯自白。以后者的方式破案，无疑是故意驱使读者到一个不可能找答案之处搜寻，等读者失败回来之后，才告诉他们答案从头到尾在你口袋之中。这样的作者，不会比一个滑稽演员好到哪儿去。

6．侦探小说必须有侦探，侦探不侦查案情就不能称之为“侦探”。侦探的任务是搜集一切可能的线索，再根据这些线索找出那个故事一开始时犯下恶行的人。如果侦探不能经由线索的分析推演出最终结论，那就如同偷看算术课本后解答的小学生一样，不算真正解决了谜题。

7．侦探小说中通常会出现尸体，尸体所显露的疑点愈多愈妙。缺乏凶杀的犯罪太单薄，分量太不足了，为一桩如此平凡的犯罪写上三百页也未免太小题大做了。毕竟，读者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必须获得回馈。美国人本质上比较富于人性，因此，一桩凶狠的谋杀案会激起他们的报复之念和恐惧心理，他们希望杀人者受到法律制裁。所以，当一个“恶毒”的谋杀案发生时，再温厚的读者都会怀抱满腔正义热忱来追捕凶手。

8．破案只能通过合乎自然的方法。就侦探小说而言，魔术、求神问卜、读心术、降灵符咒或水晶球等等一概列为禁忌。只有作为一个科学的故事，读者才有公平的机会参与斗智，但若和神异的世界竞争，甚至跨身四次元的形上世界缉凶，读者等于在起跑点就注定输了。

9．侦探只能有一名，也就是说，负责真正推理缉凶的主角，就像古希腊战争剧中的和平之神一样，是独一无二的。为解决一个谜题而搬来三四名侦探，只会分散阅读的乐趣，打乱逻辑推理的脉络，更会不当剥夺读者和侦探公平斗智的权益。侦探人数超过一名，读者会弄不清谁才是他真正的竞争对手，这就像让一名读者单挑一支接力赛跑队伍一样。

10．凶手必须是小说中多少有点分量的角色才行。也就是说，凶手必须是读者有兴趣，而且多少有所了解的人物。如果小说进行到最后一章，才将罪名加在一个陌生人，或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身上，那等于是作者自承无能，不配和读者斗智。

11．那些做仆人的，比方说管家、脚夫、侍者、管理员、厨师等等，不可被选为凶手。因为这样的凶手太明显了，太容易被找出来，这样的处理实在无法令人满意，读者也会觉得浪费时间。凶手必须是值得花时间花心力去找的人——通常是最不被怀疑的那个。要是凶手果真是某个卑微的奴仆，那作家实在没必要把这种故事写成书，让世人铭记于心。

12．就算是连续杀人命案，凶手也只能有一名。当然，凶手可以有共犯或共谋，但务必只让一人挑起全部罪行责任，读者的所有怒火必须集中于唯一的恶人身上。

13．侦探小说中，最好不要有秘密组织、帮会或黑手党之类的犯罪团体，否则作者等于在写冒险小说或间谍小说。一件完美而悬疑的谋杀案，若被这么一大批人马搅和的话，那可就无可挽回地完蛋大吉了。当然，侦探小说中的凶手仍应该有他正当的逃命机会，但如果让整个庞大秘密组织为他撑腰（如无所不有的藏匿地点或大批人马的保护），那显然又太过头了。相信一个有自尊心的一流凶手，在与侦探对决时，不会让自己披上一身无法穿透的盔甲才上场。

14．杀人手法和破案手法必须合理且科学。也就是说，侦探小说不允许采用伪科学、纯幻想或投机的机关装置。举例来说，谋杀案的死者被才发现的新元素如超镭所杀，这就是不合理的；或者，用极其罕见，甚至是作者凭空想象的毒药害死，这也不行。一个侦探小说作家必须限制自己在毒药方面的想象力，所用的毒药不得逾越寻常药典的范畴。如果作者天马行空于想象世界，漫无禁忌翱翔于不存在的时空，那就逸出推理小说的界限了。

15．谜题真相必须明晰有条理，可让有锐利洞察之眼的读者看穿。我的意思是，在案情大白之后，读者若重读一遍小说，会清楚发现，破案的关键始终摆在他眼前，所有的线索也无一不指向同一名凶手。如果他跟侦探一样聪明的话，不必等到最后一章就可以自己破案。当然了，这样的读者的确是存在的。我对于侦探小说所持的基本理论是：如果一本侦探小说的架构写得够公平合理的话，要读者无法自己发现答案是不可能的。可以预期的是，一定有某部分的读者和作者一样机灵。若是作者有足够的运动精神，犯罪的计划和线索都在书中诚实描述出来的话，这些敏锐的读者就可以和书中的侦探一样，经由分析、推理和消去法将嫌犯指认出来，而这正是这场游戏的趣味所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不屑看通俗文学的读者，对于看侦探小说不会感到脸红的原因。

16．过长的叙述性文字、微妙的人物分析、过度的气氛营造或是对于一些旁枝末节玩弄文字，都不应该出现在侦探小说里。这些在犯罪的记录和推理的过程中完全不重要。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陈述问题，并经由分析将问题做出圆满的推论。而这类文字只会阻碍情节的发展，并将不相干的事情加进主题里面。当然，必要的叙述和人物的描写可以使小说更为逼真。当作者将故事描写得非常引人入胜时，可使读者的情绪完全投入在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刻画上。就这一点而言，他已经将纯文学的技巧和犯罪文件所需具备的真实性和相容性发挥到同等的境界了。写侦探小说是一件非常严谨的事情，读者看它并不是为了华丽的词藻和风格，也不是为了绚丽的叙述和情绪的投射，而是为了刺激脑力所作的心智活动——就像是他们去参加球赛或玩拼字游戏一样。若在一个棒球比赛中，在换场时间对球员讲述球场的自然景色是如何的美丽，这如何能激励球员们想要赢球的心呢？若在猜字游戏里的字汇掺杂着语言学的学术论文中所使用的艰涩的字眼，这样只会使猜谜者在玩游戏的时候变得焦躁不安。

17．不可让职业性罪犯负担侦探小说中的犯罪责任。至于那些闯空门的小偷恶棍所做的坏事则是警察的责任，不是作家和杰出的业余侦探的事，这类犯法的事是属于刑事组的例行工作。真正吸引人的犯罪，应该出自教堂中某个受人尊敬的大人物，或是以慈善闻名的老太太之手才是。

18．在侦探小说里，犯罪事件到最后绝不能变成意外或以自杀收场。这种虎头蛇尾的结局，等于是对读者开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大玩笑。要是有人买了这本书，发现里面的内容全是骗人而要求退钱的话，任何公正的法院都会站在他那边，而将这位欺骗了忠实读者的作家予以严惩。

19．侦探小说里的犯罪动机都是个人的。至于国际阴谋和战略的政治游戏是属于另外一种小说，举例来说，像是特务组织之类的故事。谋杀的情节，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平易近人，才可以反映读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使他们压抑已久的欲望和情绪有所宣泄。

20．以下列出几项常用的方法（顺便也把我这些规定凑个整数），这些方法都已经被用烂了。一个懂得自重的侦探小说家通常都不会再次使用，因为所有的侦探小说迷对于这几种方式都再熟悉不过了。谁要是用了它就等于是承认自己的愚昧和缺乏创意。

（A）从案发现场所留下的烟头，和嫌疑犯所抽的香烟品牌做比较，借此找出凶手。

（B）假装受害者的鬼魂显灵，吓得凶手自己招认。

（C）伪造指纹。

（D）用假人来制造不在场证明。

（E）因为狗不吠，表示闯入者是熟人。

（F）一个无辜的人被认定是凶手，结果原来他是凶手的孪生兄弟（或姊妹），或是长相极为酷似的亲戚。

（G）用针筒注射或是在饮料中放入。

（H）警察破门进入一间上锁的房间之后，谋杀才真正开始。

（I）用相关字来测试是否有罪。

（J）使用密码或密语，最后被侦探识破。

我们不难看出，随着范达因“二十条”的出台，“黄金时代”的作家及其作品已经被规范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关于“十诫”和“二十条”的积极意义和历史地位，前面已经强调过很多次了。但是，作为一种规则，伴随着事件的推进和客观环境的变迁，其弊端也会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不难想象，一种文体被约束到这个层面，其发展必然会受到一定阻碍。

当这种阻碍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对侦探小说（准确地说，是“黄金时代”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产生冲击，最终引发大变革，甚至大革命。如果恰逢在这个时间点上爆发什么客观的大事件，这种变革或革命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袭来，吞没一切。

在下一节，我们将从“十诫”和“二十条”的弊端开始，接受侦探小说史上空前的黑色洗礼。

第三章

大革命

在上一节，我们谈到了罗纳德·诺克斯的“十诫”和范达因的“二十条”。读者们不难看出，这些规则对那个时代固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事件的推移，其弊端也不可避免地束缚了侦探小说的发展。有些条目在今天看来，已经有些幼稚可笑了。

9

心灵优于物质

心理层面将超过数学层面。

——安东尼·伯克莱

在上一节，我们谈到了罗纳德·诺克斯的“十诫”和范达因的“二十条”。读者们不难看出，这些规则对那个时代固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事件的推移，其弊端也不可避免地束缚了侦探小说的发展。有些条目在今天看来，已经有些幼稚可笑了。

安东尼·伯克莱

随便举些例子。例如，“二十条”里指出凶手不能是侦探，不能是警察，不能是无足轻重的人。这样的设定使得凶手的后备人选十分有限，严重束缚了创作空间。当那仅有的、符合“二十条”的三五个人选被前面的创作者一一“正法”之后，后来的作家们就变得一筹莫展了。

再例如，“十诫”和“二十条”里规定不能使用非常规手段实施犯罪。这在当时无可厚非，但随着科技的进步，读者的视野愈发开阔，“非常规”这个概念已经变得难以界定。如果墨守成规，一些读者喜闻乐见的元素（比如科幻、武侠等等）将永远没有机会为侦探小说所用，这无疑是创作者和读者都不愿看到的。

伯克莱著《皮卡迪利谋杀案》

最后，广大读者最津津乐道的爱情也被“二十条”明令禁止，这简直不能容忍。试想，一部不掺加任何情感元素的小说，在今天会是怎样的下场？

实际上，即使在当时那个时代，“十诫”和“二十条”也屡屡被一些天才作家“无视”。甚至可以断言，“黄金时代”所有经典作品，都是冲突这些规则而诞生的产物。《东方快车谋杀案》、《罗杰疑案》、《无人生还》、《希腊棺材之谜》、《X的悲剧》、《三口棺材》等等，无不如此。日本推理作家岛田庄司曾经指出：“范达因的‘二十条’是可笑的东西。只有没有才能的作家才会遵照它创作，优秀的作者可以运用所有元素，并且保证作品依然合情合理。”

可见，“黄金时代”的一些规则，对于绝大多数创作者而言，起到了束缚效果。在这种约束下长期进行创作，写出来的作品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外部的束缚，古典主义侦探小说自身也遭遇了无法突破的瓶颈。这个问题很简单：那就是诡计的穷尽。

我们前面已经不止一次提到，“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遵循着“解谜至上”的原则。一旦谜题穷尽，这类小说的前景可想而知。从19世纪末的短篇“黄金时代”开始，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已经辉煌了半个世纪，几千位创作者绞尽脑汁构筑着各式谜团。在这样的“开垦”速度下，人类大脑所能派生出的诡计，早已经濒临枯竭。即使是对之前的谜团进行二次甚至三次再加工，也远远不能使得“黄金时代”的辉煌延续下去。著名的侦探小说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说：“‘黄金时代’穷尽了人类所能想到的一切诡计，这使得后来的作家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窘迫和危机。”

如果说“十诫”和“二十条”还只是一种“如有如无”的外界束缚，那么诡计的穷尽对于古典主义侦探小说而言，则是釜底抽薪。

没有了核心诡计，该怎么办呢？有的创作者选择了放弃，有的则选择了“以次充好”。于是，侦探小说从数量到质量，出现了雪崩式的“退步”。一些作品的诡计和背景设置，不仅脱离现实生活，甚至已经违背了科学常识——神探和骗子本来就只有一线之隔。

一时间，“异想天开”和“胡编乱造”成了当时读者和评论家对侦探小说的唯二评价。美国人雷蒙德·钱德勒曾经刻薄地评论道：“对于这类侦探小说，只有天才和白痴才能猜到故事的结局。”这话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一针见血地刺中当时侦探小说的要害。

其实，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穷途末路，早在1930年就有人预言过。而且，这位预言家既不是局外人，更不是侦探小说的反对者，而是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大家，英国侦探作家俱乐部（这个机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创建人。

这个人名叫安东尼·伯克莱，189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附近的沃特福德。伯克莱极具文学天赋，是牛津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高材生。在创作侦探小说之前，他尝试着写过诗歌和其他类型的小说。

《毒巧克力命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伯克莱报效祖国的机会。他曾经奔赴法国作战，前后多次受伤，于战争结束后返回英国。之后，他投身商界，成为了一家公司的董事。

1924年，安东尼·伯克莱出版了侦探处女作《莱登庭神秘事件》，并在故事中塑造了系列侦探罗杰·谢林汉姆。之后他创作了多部侦探小说，其中，出版于1929年的《毒巧克力命案》一举奠定了伯克莱的大师级地位。这部作品的构架匪夷所思，就一个谋杀问题，七位“侦探”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七种解答。高明之处在于，这七种都有事实依据，而且在事实之上展开的逻辑推演都堪称严谨——然而，真相必然只有一种……很多评论家把《毒巧克力命案》视为“最神奇的侦探小说”，伯克莱的功力可见一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伯克莱赖以成名的几部作品，都是彻头彻尾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洋溢着“黄金时代”的气息。

早在1928年，伯克莱便创立了英国侦探作家俱乐部；到了1939年，他又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资产——据称，直到伯克莱去世，他的固定资产依然超过了100万英镑！伯克莱马上决定停止侦探小说的创作，转而开始全心从事侦探作家俱乐部的运营和侦探小说的理论研究。他撰写了大量精辟的理论性文章，为侦探小说的发展指点了方向。

我们毫不怀疑，安东尼·伯克莱曾是一位坚定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推崇者；但是，这个天才却来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对自己奋斗终身的事业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

在1930年，安东尼·伯克莱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个人相信，简单纯粹的犯罪解谜，完全依赖情节设计，不擅长角色塑造、行文风格，甚至是幽默感的小说，已经落在了审判者的手中。侦探小说已经到达了一个阶段，未来的侦探或犯罪小说，吸引读者兴趣的，心理层面将超过数学层面。”

很明显，安东尼·伯克莱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知”。他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以及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发展到巅峰的时候，理智地发现了这类作品的局限性，并准确地预言了侦探小说未来的发展方向。单纯以“解谜”为乐的小说必将枯竭，只有在角色、行文、文笔等方面下工夫，侦探小说才能避免被淘汰的命运。

安东尼·伯克莱用“数学”和“心理”两个词，精准地概括出了“黄金时代”和“后黄金时代”侦探小说的特征与区别。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本质就是数学层面的逻辑推演运算，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斗智；而至于心理层面的侦探小说是什么样，我们在下一节会详细论述。总之，实际证明，伯克莱是伟大而睿智的。

伯克莱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努力把自己的预言变成现实。他以“弗朗西斯·埃尔斯”为笔名，先后创作了《杀意》和《事实之前》两部小说。这两部作品风格与“黄金时代”的作品大相径庭，不以解谜为最高原则，而是将重点放在人物的塑造和对犯罪心理的描绘上。毫无疑问，这是两部具有地标式意义的作品。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创作外延的僵化，创作内核的枯竭，创作思想的解放——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黄金时代”和这个时代特有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已经能够走到了尽头。

历史的趋势是必然的。冥冥之中，总会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力量为没落的事物钉上棺材的最后一根铁钉。为“黄金时代”“送葬的”，是人类历史上两场空前的浩劫——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和1939年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纵观侦探小说的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样一条屡试不爽的规律：侦探小说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国家经济的突飞猛进。验证一下：1841年美国人爱伦·坡发明了侦探小说，但在以后的50年里，这种类型文学在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发展；19世纪后半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一举跃升为“日不落帝国”。而我们反复提到的、由福尔摩斯引发的侦探小说短篇“黄金时代”，恰好是这个时期；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后来居上，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于是我们看到，长篇“黄金时代”虽然开始于英国，但后来绝大多数的辉煌，全都是山姆大叔的同胞创造的；进入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崛起，而日本推理小说崛起的速度，似乎比经济的崛起还要快……

其实仔细想想，这并不难理解。侦探小说（不管是数学层面还是心理层面）的本质，不过是一种休闲读物。在这个前提下，经济的富足必然会成为侦探小说繁荣的基础。不止是侦探小说，几乎所有类型文学都具备这个特点。

具体到“黄金时代”的作品，这条规律尤其明显。“黄金时代”，是资本主义制度从确立走向繁荣的时代。因此，这个时期的作品充满了安定、祥和、富足、充实的气氛，即便是谋杀，也会发生得非常彬彬有礼，没有丝毫的恐怖感和血腥气息。

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满足的绅士和富人们，在茶余饭后，当然会钟情于这类侦探小说。有人这样评论当时的现象：“在安逸得有些令人难以容忍的生活中，似乎没有比阿加莎·克里斯蒂出版新作品更大的事件了。各种年龄和性别的人们，都会第一时间把新书买回家，然后花一个通宵读完它。因为，第二天上午它就会成为每个人谈论的话题。”这一方面说明“女王”的作品魅力无穷，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多么的舒适。

但是，1929年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让这种生活一去不返。一夜间，失业、贫困、饥饿、绝望……几乎所有的不愉快爬上了每个人的心头。资产阶级精心营造的理想得有些虚幻的世界，原来是如此的不堪一击。不难想象，当不断有人因为加塞领取救济粮被殴打致死的时候，谁也不会再有闲情雅致坐在安乐椅上阅读侦探小说了。

经济的窘迫还没有被摆脱，更加残酷的世界大战接踵而至。本就破烂不堪的房子成了一片废墟，数以亿计的生命变成了炮灰，人们的心灵被折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如果说之前的经济危机还只是让人们怀念逝去的美好，那么，战争则使得很多人开始质疑过去的生活方式。繁荣、美好、享乐……美好的东西如此不堪一击，脆弱人类还有必要苦心经营这种美好吗？这难道不是自我麻醉和欺骗吗？

当绝望的、灰色的、自我怀疑的世界观充斥在每个角落的时候，“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退出历史的舞台，真的是一种“物竞天择”。

那么，这样一个问题被推了出来：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退出，是否预示着侦探小说这种类型文学的没落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然安东尼·伯克莱的预言就落空了。

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将被一种怎样的新派侦探小说取代？读者们应该依稀感觉到，就是之前伯克莱提到的那种“心理层面”的小说。这种小说从何而来？当然是本着“艺术源于生活”的精神，来源于大危机和大战争之后的现实生活。

危机过去了，战争结束了，有一群叱咤风云的人回家了。然而，面目全非的世界对于这群远方的归客，已经十分陌生。

他们需要重新认识世界，试图改造世界，不然，干脆毁掉整个世界！

10

黑色革命

还有什么比把一个肮脏的世界捏碎更值得高兴的事情。

——雷蒙德·钱德勒

上一节我们提到，战争结束了，一群回家的人改变了侦探小说的命运。我们不妨先举一个普及程度很高的事例，这样可能更有利于读者了解在这个时间段究竟发生了什么。

1995年，视角极其平民化的经典电影《阿甘正传》击败了同样经典的《肖申克的救赎》，一举斩获了年度奥斯卡大奖。除了阿甘，相信另外一个角色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甘在越南战场上的顶头上司，那位酷爱香烟的丹先生。

丹先生出身于行伍世家，他的祖先参加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乃至他本人正在经历的越南战争。更令他沮丧的是，每次战争结束，他家族的人无一例外地会成为“烈士”。

丹先生是个简单粗暴的家伙，但这并不妨碍他忠诚地对待国家和朋友，更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好人。相比他的祖先，丹先生的结局要好得多——至少他活了下来。在一次行动中，丹先生不幸受伤。政府像对待所有伤兵一样，截去了他的双腿，然后把他送回家。

终日与轮椅相伴，领取微薄的抚恤金，找不到工作，被所有的人嘲笑——这就是丹先生“精忠报国”的回报。他惊讶地发现，整个世界和自己离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自己在战场上的英勇和忠诚，在现实中反而成了致命的弱点；周边没有了最起码的真诚和同情，取而代之是欺骗和利用。

丹先生突然意识到，原来，战场才是最简单的“生活方式”，那里只有战友和敌人，只有胜利和失败，只有生和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而在现实里，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这里非常复杂，而且是那种十分肮脏的复杂。

失去了忠诚的丹先生，只剩下了简单粗暴。他终日吃喝嫖赌，与酒精和妓女厮混；他三天两头被小混混或警察打得鼻青脸肿，因为在前者眼里他很碍眼，在后者眼里自己就是个混混；他骂政府和上帝是狗娘养的，因为世界对他太不公平了。

丹先生出现了个人分裂：一方面，他无可救药地陪同这个世界堕落下去；另一方面，他又不断试图冲击、改变这个世界，尽管看上去非常可笑。

好了，现在我们的丹先生的案例向前推移。读者会惊讶地发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回来的英雄们，其处境和丹先生简直如出一辙。或者说，他们处境更加槽糕，毕竟，世界大战对心灵的创伤，不是越南战争可以比拟的。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引发的社会想象，人们找到一个专用名词来形容他们——“Hard-Boiled”。在中文里，我们习惯把这个词翻译为“硬汉”。

于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一种全新的侦探小说应运而生，并以风卷残云之势推翻了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统治地位。这种新小说，被人们称为“硬汉派侦探小说”。

硬汉派被诞生于美国。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戴利·金（1895—1963）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就尝试将传统侦探小说的内涵和形式颠覆，塑造一个全新的侦探小说流派——尽管戴利·金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正如上一节提到的，当时正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经济更是举步维艰。民众生活失去了最基本的经济保障，各种犯罪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由于动机皆源于贫困，所以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出现的犯罪几乎毫无“技术含量”，完全只是人性的写照和血腥的表象。戴利·金等人正是抓住这一社会现实，创作了大量的反映人性和社会现状的犯罪小说。而这一类小说也渐渐从传统的解谜式侦探小说分离出来，形成自己的特点。

到了20世纪中叶，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硬汉派侦探小说应运而生。而这一流派的创始人，毫无疑问应该是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

达希尔·哈米特（1894—1961）是个独立、坚韧的激进分子，看上去并不像典型的美国人。他13岁离开学校，从事过各种工作，包括在平克顿侦探社做私家侦探。

1929年，哈米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血腥的收获》。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没有名字、在大陆侦探社工作的私家侦探，是个极具颠覆性的角色。他没有福尔摩斯或波洛那种敏锐的直觉和严谨的逻辑，有的只是常人的外表和一颗不大寻常的心。他游走于大街小巷，不断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发生关联，经常参与殴斗和黑帮火并，完全没有“黄金时代”的神探风采和绅士气息。为了达到目的，无名侦探经常破坏侦探社的制度，甚至不惜践踏一切碍手碍脚的法律。单就他的某些行为而言，读者很难把侦探和罪犯泾渭分明地区别开。

达希尔·哈米特

除了侦探的颠覆，哈米特的行文也与以往的侦探小说大不相同。他的文风极其简约，很少在情节的构筑和叙述的技巧上“耍花招”，几乎完全倚仗故事本身的魅力和深意吸引读者。在这里，侦探小说的类型化特征被削弱，文学性和社会价值则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之后，达希尔·哈米特先后创作了《戴恩家的灾祸》、《马耳他黑鹰》、《玻璃钥匙》、《瘦子》等作品，无一不秉承了《血腥的收获》的颠覆性。其中，《马耳他黑鹰》已经彻底超越了类型文学的范畴，升华为世界经典文学小说。时至今日，以这本书命名的“马耳他黑鹰奖”依然是侦探领域最知名、最权威的奖项之一。

雷蒙德·钱德勒（1888—1959）的创作之路起步很晚。年轻的时候，他在英国为杂志撰写评论和诗歌。一战之后，他当上一家石油公司的美方主管，创作因此停滞。44岁时，他失去了工作，不得不重新开始创作，以便养家糊口。和哈米特一样，他的声望同样来自长篇小说。

《北非谍影》——经典的画面改编自《马耳他黑鹰》

1939年，雷蒙德·钱德勒出版了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长眠不醒》，这部小说为他带来了无上的荣耀。在书里，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登场——这同样是一位贪杯好色、敢于践踏一切规则、游走于正义和法律之间的中年男人。在将近一百年之后，美国侦探作家协会毫不迟疑地，将马洛评选为“最受欢迎的男侦探”。

钱德勒之后又创作了《漫长的告别》、《高窗》、《再见，吾爱》、《湖底女人》、《小妹妹》等作品，成为硬汉派侦探小说最佳代言人，并且获得了“侦探小说中的桂冠诗人”的称号。

钱德勒善于把握文字的弦外之音和内在含义，对地点、事物、人物也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对于行文和文字的驾驭堪称完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经把《漫长的告别》读了十几遍，并亲自将其翻译为日文。

《漫长的告别》

对“黄金时代”的作家来说，情节就是一切，文风往往可以由编辑代劳；而钱德勒认为“情节也许是个让人讨厌的东西，就算你擅长此道”，但是“一个不注重文风的作家对我来说，根本不算是作家”。我们阅读钱德勒的作品，首先是读他的文风，然后是加利福尼亚背景、笑话、社会观察以及马洛这个人物。另外，雷蒙德·钱德勒对卑鄙和腐败的事物有着强烈的愤慨，这对于他的创作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毫无疑问，钱德勒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评论家，还是一个敏感、智慧的人。他为自己写了墓志铭，所用的正是他那种机智诙谐的文风：“能够接受一种普通的形式，并且使之毫不沾染文艺气味，也算是一种技巧……任何一个体面的作家或许偶尔将自己当成一名艺术家，但是终究要被人遗忘，这样更好的作家才能被人记住。”很明显，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不会有被遗忘的危险。关于他的贡献，下一节我们还会提到。

好了，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些这种新派侦探小说的特征。

1．小说描绘的重点从大脑调整到了心灵，故事从单纯的智力博弈变成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人性”这个命题被推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小说格外注重对社会问题的阐释，因为这是“人性”赖以生存的温床；

3．无论是对于人性的描绘，还是对于社会的阐释，其结论十有八九是令人绝望的，即便不是黑色，至少也是灰色的。

4．“文戏”渐少，广义上的“武戏”明显增多；

5．小说的文学性得到了全面提升；

6．小说里的侦探大都有以下特征：

（a）以第一人称“我”登场；

（b）身份为私家侦探，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执照，属于非法经营；

（c）有着异常灰暗的经历，没有婚姻或离婚；

（d）嗜酒如命，好色；

（e）经常被包括警察在内的各色人士痛打；

（f）经常和妓女、毒贩、黑社会接触；

（g）接受的委托人大多比罪犯更肮脏，揭示出的真相往往比谎言更不堪。

从这些特征不难看出，硬汉派侦探小说完全依托于前面提到的“硬汉现象”而存在并发展。某种程度上，这种侦探小说是硬汉们对于世界的抗争。他们渴望得到应得的回报，他们渴望一切回到那个简单快乐的年代，他们不肯接受“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现状。

相对于“穷途末路”的尴尬，也许，硬汉们更愿意战死疆场。因为，面对着陌生且一片漆黑的世界，他们的抗争必然是徒劳的。摆在面前的只有两种结局：毁灭，或者同流合污。

这一时期，美国的硬汉派侦探小说大多发表在一些大众杂志上。这些杂志使用廉价、粗糙的木浆纸，因此，这类作品也被称为“廉价小说”。因为符合时代特色，里面又充斥着吸引眼球的感官描写，一时间，小说得到了市场认可，逐渐成为了主流。很快，硬汉派小说取得了对于传统侦探小说的全面胜利，以至于到了今天，西方世界专门从事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创作的作家凤毛麟角。

评论者将这次侦探小说的改朝换代称为“美国革命”。鉴于硬汉派侦探小说的特质，这次革命也被称为“黑色革命”。

革命的主力军，除了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之外，还有几位也贡献颇多。

詹姆斯·凯恩（1892—1977）创作了《邮差总按两次铃》（1934），这是一部关于性和金钱的小说。作品辛辣而简洁，其中关于“性”的处理现在看来比较正常，在当时则相当出位。凯恩的作品给人一种“原生态”的感觉，甚至有些粗俗（这也是不足之处），十分符合三四十年代美国电影的口味。他的两部代表作《邮差总按两次铃》和《双重赔偿》不但是经典的小说，更被拍成了脍炙人口的电影。

米基·斯皮兰（1918—2006）的情况和凯恩很相似。他的小说里充满了硬汉派小说最原始的性和暴力——这固然是深化主题的手段之一，但其负面影响是无法回避的。斯皮兰的小说在美国的销量超过了两亿册，但始终没有达到哈米特和钱德勒的高度。

乔治·西姆农（1903—1989）的成就则足以比肩哈米特和钱德勒。他一生创作了300余部小说，塑造了侦探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侦探之一——梅格雷探长。西姆农的作品兼具古典派和硬汉派的特质，通俗却不失深刻。他是一位心理学大师，却不在作品里加入任何直观的心理描写；他的作品成为了纯文学小说的典范，却一再声称侦探小说里要摒弃纯文学元素。在创作侦探小说之前，西姆农生活极度窘迫；而在其封笔的时候，已经可以坐在私人游艇上环游世界了。

除此之外，像W．R．伯奈特、康乃尔·伍尔里奇、乔纳森·拉蒂默等，都是硬汉派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家；而在今天，美国人比尔·普洛奇尼和劳伦斯·布洛克无疑是最佳的代言人，我们在下一节会谈到这两位作家。

既然被称为“革命”，必然有着不朽的意义。除了“推翻了一个旧世界”，革命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西方世界侦探小说的格局，完全拜“黑色革命”所赐。我们喜爱的好莱坞大片、007系列、《达芬奇密码》等等，全部脱胎于这场大革命。而这些，也是下一节我们需要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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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特别成功

没有那场变革，我不敢想象今天的好莱坞将是什么样子。

——希区柯克

“黑色革命”堪称侦探小说史上最成功的变革。无论是当时的成果，还是对后世的影响，这场革命都足以被载入史册。当代最著名的美国侦探小说家杰夫里·迪弗说过：“很遗憾我们无法摆脱黑色革命的‘诅咒’，我们看到的电影，读过的书——包括我自己写的，都是这次革命的产物。”

影响首先体现在电影领域——“黑色革命”直接催生了美国历史上的黑色电影时代。

“黑色电影（Film noir）”一词最早由法国评论家弗兰克提出，用以形容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美国盛行的侦探片。“黑色”一词来源于黑色幽默、黑色文学一类词汇。

当时的“黑色电影”情节非常简单：主人公总是受到官方与犯罪集团的两面夹击，虽然在与对手较量中总会获胜，但却又不得不服从社会法制规范——而这法制规范又是在纵容或包庇犯罪，因此主人公的胜利是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阻断了“黑色电影”的发展，直到“黑色革命”爆发，这类电影才重获新生。

新时期的“黑色电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人公对社会有了清醒的认识，变得愤世嫉俗，但却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危机之中；在艺术手法上则是突出惊险场景的刻画，突出莫名其妙的忧郁，总给人一种恐怖莫测的危机感。而这些新特征，很明显是受到了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影响。

上一节提到的达希尔·哈米特和詹姆斯·凯恩是新时期“黑色电影”的引导者。1941年的电影《马耳他黑鹰》与1942年的《玻璃钥匙》都是以哈米特的作品为剧本制作的（哈米特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被拍成了电影）；而同一时期的影片《双重赔偿》和《邮差总按两次铃》则是改编自凯恩的小说。这4部电影堪称“黑色电影”的“模板”，由此可见硬汉小说在这个时期的影响力。

随后，伟大的雷蒙德·钱德勒将“黑色电影”推向了巅峰。他的代表作《长眠不醒》成为了那段时间最卖座的电影，之后的《再见，吾爱》、《湖底女人》和《漫长的告别》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一时间，比利·怀尔德成了钱德勒最好的伙伴；而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希区柯克此刻仅仅是钱德勒的“学徒”。

黑色电影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北非谍影》、《七宗罪》、《无间道》等经典都可以算作这类影片；而其他类型的好莱坞大片，也或多或少地体现着“黑色电影”的精髓。而这一切，全部是拜“黑色革命”所赐。难怪希区柯克感慨道：“没有那场变革，我不敢想象今天的好莱坞将是什么样子。”

从电影回到文学创作，不难发现，黑色革命已经为西方侦探小说“设计”好了所有路线。

◉路线一：硬汉到底

纵观“黑色革命”到今天的西方侦探小说发展脉络，不难发现，硬汉派侦探小说自始至终占据着统治地位，不曾被动摇。后来的作品相比于哈米特、钱德勒时代，虽然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特色，但在核心思想上，都从来不曾动摇，反而随着推广条件的进步更加普及深化。

美国人劳伦斯·布洛克（1938—）是无可争议地“硬汉第一人”，出生于纽约市郊区的他从19岁起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半个多世纪里从未停笔。布洛克的作品主要分为四个系列：酒鬼侦探马修·斯卡德系列；小偷伯尼·罗登巴尔系列；失眠侦探伊凡·谭纳系列；杀手凯勒系列。此外，他还写有非系列作品《小城》《骗子游戏》等。

布洛克在北京

苏·格拉夫顿

马修系列是布洛克最具水准的作品，主人公马修·斯卡德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雷蒙德·钱德勒塑造的菲利普·马洛。马修早年是个警察，因为在执行任务时误杀了一个女孩，从此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辞去工作，离开了妻子和孩子，常年住在旅店里，终日与波本酒相伴。“酒店关门之后，我无家可归”——这是马修的口头禅，也是对其生活最恰如其分的概括。

为了生计，马修会接受一些委托，并为此奔波于纽约的大街小巷。可以说，马修是当代文学世界里纽约最好的代言人。通过这个酒鬼，我们不但可以体会到硬汉派作品的精髓，更能见证水牛城在近半个世纪里的变迁。

相比于其他硬汉派小说，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更加“雅致”，无论是文笔还是情节布设，都具有一种“小资”情调。因此，布洛克的作品为广大精英分子喜爱，唐诺、朱天心、朱天文、侯孝贤等人都是他最坚定的粉丝。影帝梁朝伟甚至多次表示，非常希望在布洛克的一部作品里出演一个角色，即便是个配角。著名导演王家卫的作品《蓝莓之夜》，也是出自布洛克笔下——他的风格和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女作家苏·格拉夫顿（1940—）是当代最优秀的硬汉派作家之一，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格拉夫顿属于天才型作家，不但精通侦探小说的创作，还热衷于撰写电视剧脚本。在20世纪80年代，她竟然将典型英国田园风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改编成了充满美国风情的电视剧，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

最能展现格拉夫顿创作天赋的是她的“字母系列”。很明显，侦探小说的创作是非常困难的，既要考虑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则（文笔、人物、情节、思想等），又要兼顾类型特点（诡计、误导、逆转、解答等）。而格拉夫顿偏偏不信邪，在本来就不大的创作空间里进一步“自我压缩”——通过书名进行自我迫害！

“字母系列”作品以26个字母为主题，每本书配合一个以该字母为首的单词，再根据这个单词创作故事。举例说明：系列第一作品名为《A：不在现场》，原文是“A is for Alibi”，其中的“Alibi”即“不在现场”的意思，全书紧紧围绕着不在场证明诡计展开；第二作品名为《B：窃贼》，原文是“B is for Burglar”，“Burglar”是“窃贼”的意思，顾名思义，本书的主题和一名梁上君子有关……

《A：不在现场》

无须多言，这个系列的创作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在苏格拉夫顿手里，一切显得驾轻就熟。从1982年《A：不在现场》出版，她已经完成了“字母U作”，距离奇迹只有一步之遥。其中，“A”斩获美国侦探作家协会大奖，“B”和“C”则荣获了安东尼大奖和夏姆斯奖，整套作品的销量已经超过三千万。也许，面对这样的天才，我们要做的只是静静等待，期待“Z”问世的那天。

同样在硬汉路线上坚定不移的作家还有很多，比如莎拉·派瑞斯基、东尼·席勒曼、鲁斯·兰黛尔等。这个流派作品的市场占有率要占到整个欧美侦探小说市场的60%以上，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

◉路线二：外延伸展

古典主义侦探之所以没落，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个流派对作品的内涵和外延限制得非常苛刻，试图创新的人会发现，自己寸步难行，无法越雷池一步。而硬汉派侦探小说则没有这层约束，流派本身的特点决定了这类作品的外延可以是五花八门的。

于是，我们看到，很多今天耳熟能详的类型小说，在这个时期羽翼渐丰。

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各国之间关系日益密切复杂。创作者紧跟这一变化，创作出了很多高质量的间谍小说。

007《皇家赌场》电影海报

其中的代表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1908—1964），也就是“007系列”的谛造者。二战期间曾经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过的弗莱明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这使得他笔下的007号特工詹姆斯·邦德一跃成为迄今为止最具知名度的国际间谍。1952年，第一部“007系列”小说《皇家赌场》出版，随后，弗莱明陆续出版了14部系列作品，累计销量超过3亿册。

1962年，第一部007电影《诺博士》面世，全世界的影迷第一次直观地欣赏到了“邦德模式”——永远不会失败的男人、妩媚性感的女郎、深不可测的反派、豪华奢侈的场景、匪夷所思的道具……这些被一再重复的元素，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每一次，人们都会津津乐道于这些其实已经被用滥了的桥段。007电影至今一共上映了22部，超过20亿观众走进影院为这个间谍捧场。从迈克尔·康奈利到乔治·拉赞贝，从罗杰·摩尔到提摩西·达顿，从皮尔斯·布鲁斯南到丹尼尔·克雷格，007已经经历了六代。一切似乎都在变化，但这个间谍的魅力始终没有褪色。皮尔斯·布鲁斯南这样总结“007”长盛不衰的原因：“是美艳的邦德女郎、是新奇的道具、是性、是罗曼蒂克、是幻想、是最终的英雄，赋予了这部电影长久的生命力。”

杰夫里·迪弗

《人骨拼图》

除了伊恩·弗莱明的“007”，弗雷德里克·福赛思（1938—）和约翰·勒卡雷（1931—）也是间谍小说领域的佼佼者。前者的代表作是《豺狼的日子》和《阿富汗人》，后者则以“史迈利三部曲”而闻名。此外，毛姆、格拉汉姆·格林等人的作品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有一部分作家，将古典主义侦探小说里的悬念和解谜与硬汉派侦探小说“镜头感”很好地融合起来，创作出了大量悬念小说。

著名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1899—1980）无疑是个中高手，他的小说和电影已经成为了“悬念”的代名词。西方人在表述结局难以预测时，总是会说：“只有上帝和希区柯克才知道最终的结局。”

美国作家杰夫里·迪弗（1950—）同样擅于制造悬念。他在11岁的时候就发表了第一部作品，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迪弗的代表作是“林肯·莱姆系列”。莱姆是一位美国情报人员，在一次勘察现场时不幸被钢筋砸中，颈部以上完全失去了知觉，后半生只能躺在床上。上帝是很公平的，他把一个叫阿米莉亚的助手派到了莱姆身旁——这位天使曾经是位模特，身材样貌可想而知。于是，莱姆的大脑和阿米莉亚修长的双腿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解决了很多棘手案件。

爱德华·霍克

莱姆系列包括《人骨拼图》、《棺材舞者》、《石猴子》等作品，其中《人骨拼图》被搬上了好莱坞大荧幕，莱姆由影帝丹泽尔·华盛顿出演，阿米莉亚则由安吉莉娜·朱莉扮演——迪弗作品的分量可见一斑。难怪有人评价：“看迪弗的小说，就像揣着定时炸弹在奔跑，心情永远无法平静。”

近些年最能体现悬念小说特点的，无疑是美国作家丹·布朗。关于他的作品，已经无须多言。他那部地球人都看过的《达芬奇密码》，就是这一类型小说最好的模板——层出不穷的谜团、层层递进的悬念、紧凑的情节、急速的镜头切换，该有的元素这部作品一样不缺。从这个角度上讲，《达芬奇密码》电影版的大红大紫一点都不意外，它的镜头感是与生俱来的。

与杰夫里·迪弗和丹·布朗相似的作家里，比较突出的还有迈克尔·康奈利、雷吉纳德·希尔、比尔·普洛奇尼等。

除了间谍小说和悬念小说，这个时期还有注重描写犯罪现象的犯罪小说、注重描写人物心理的心理小说，以警察和警局为主题的警察小说以及以法庭为背景的法庭程序小说等等。可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多数类型小说，都是在这个时期，受到“黑色革命”的影响而产生的。

◉路线三：坚守本格

既然有人选择了变化，就必然会有人选择不变。面对“黑色革命”的冲击，我们看到，依然有一些作家坚守着古典主义侦探小说最后的阵地，即便阵地已经很小，即便阵地上的战士已经所剩无几。

美国人爱德华·霍克（1930—2008）是坚守者中的领袖。他自幼酷爱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年轻时受到埃勒里·奎因的器重和提携，19岁就加入了美国侦探作家俱乐部。1968年霍克发表了小说《长方形的房间》，荣获埃德加·爱伦·坡最佳短篇小说奖，从此专职侦探小说的创作。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里，霍克竟然创作了一千多篇短篇侦探小说，成为了当之无愧的“短篇之王”。自1973年始，直到霍克去世，每一期《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这本杂志在前面的章节里提到过）上，都有他的作品，这只能用“奇迹”来形容。

霍克的作品包括“利奥波德探长”、“神偷尼克”、“山姆医生”、“西蒙·亚克”、“本·斯诺”等十余个系列，内容大都属于传统解谜侦探小说，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高水准不可能犯罪题材。爱德华·霍克用他的天赋和对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信念，得到了西方侦探小说领域的所有荣誉，并成为美国侦探作家俱乐部主席。

另一位坚守者是法国人保罗·霍尔特（1956—）。霍尔特是不可能犯罪大师约翰·狄克森卡尔的信徒，他的作品里洋溢着古典主义情怀和浓郁的哥特风情，是惊悚与浪漫的结合体。阅读霍尔特的作品，会情不自禁地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仿佛那个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又回来了。

《第七重解答》（插图）

霍尔特的作品分为两个系列，分别是“欧文·伯恩斯系列”和“图威斯特博士系列”。而后一个系列无论作品数量或质量，都更具代表性。这个系列的代表作包括《第七重解答》、《红胡子的诅咒》、《第四扇门》等，而《第七重解答》则是评论界一致认可的“后黄金时代的古典主义杰作”。

有人曾登门拜访保罗·霍尔特，发现这位作家的住所非常不显眼，甚至与他的身份有些不匹配。由此可见，在今天依然坚持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创作的人，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毅力。然而，令人尊敬的是，霍尔特的笔一直没有停下，我们也才能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机会阅读质量如此之高、风格如此纯粹的侦探小说。读者把保罗·霍尔特称为“最后一位古典主义大师”，是对其创作理念的最好褒奖。

在“黑色革命”之前，侦探小说被评论者定义为“Detective Story”，含义一看便知；而在大革命之后，侦探小说的外延被无限扩大，于是，我们称今天西方这类作品为“Mystery Story”。侦探小说的概念不再仅仅局限于侦探解谜，一切和“谜（mystery）”相关的文学作品，都可以被定义为广义上的侦探小说。也正因为有了这个拓展，侦探小说才没有随着“黄金时代”的远去而没落，反而开出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新局面。而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第四章

菊与刀

历史往往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似乎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主导着一切。如果没有这种力量，这部书可能到上一节就要收尾了，因为日本本来是没有机会和推理小说扯上什么关系的——请注意，就像在序言里谈到的那样，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使用“推理小说”这个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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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

大和民族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民族。一旦他们找到了一个方向，就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直到成为世界第一。

——《时代周刊》

历史往往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似乎冥冥之中有什么力量主导着一切。如果没有这种力量，这部书可能到上一节就要收尾了，因为日本本来是没有机会和推理小说扯上什么关系的——请注意，就像在序言里谈到的那样，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使用“推理小说”这个称谓。

1841年，美国人埃德加·爱伦·坡创造了推理小说。就在同一年，一个日本人的传奇经历使得这种文学体裁越过太平洋，来到了这个完全不同的国度里。

在日本土佐藩中浜村一个贫穷的渔民家里，有一个名叫中浜万次郎（1827—1898）的年轻人。在1841年，他和几个同伴出海打鱼，不幸遭遇了暴风雨。几个人逃命到了一座荒岛上，在这里坚持了143天，终于被一艘美国捕鲸船救起。这艘船的船长名叫约翰。

但是，问题出现了。当时的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捕鲸船根本没有办法靠近日本，更不可能把这几个日本人送回家。无奈之下，约翰船长只得先把他们放在夏威夷，之后再作打算。

到了夏威夷的万次郎非常惊讶。他发现这里的人居然食用牛肉或羊肉，而在日本，人们一直认为吃了地上跑的动物的肉，不是肠子烂掉就是会怀上动物的孩子；他还看到一种在日本怎么治也不见成效的疾病，很轻易地就被美国医生根除了；最震撼的是，他看到这艘上的每个人居然是平等的，船长不会欺压船员，这在等级森严的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一直以来，日本人认为这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黄毛鬼”和妖怪并无区别。现在，这种观念在万次郎的心理已经开始动摇了。

1843年，万次郎来到美国大陆，住在了约翰船长家。船长非常欣赏这个聪明上进的年轻人，为他办理了入学手续，并开始教授他航海知识。后来，船长收万次郎为义子，他正式改名“约翰万次郎”。很快，万次郎学会了英语，涉猎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还当上了副船长。他完成了一次环球旅行，进一步开阔了眼界。

在离家12年之后，带着对故土的思念和一种责任感，万次郎克服了重重困难，回到了日本。他的归来引起了轰动，日本人对这个穿着洋装的同胞投去了异样的目光。

尽管存在着不少阻力，万次郎还是将自己接触的西方文明传授给了同胞们。在日本打开国门之后，万次郎还成为了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致力于日美之间各项事务。

约翰万次郎

晚年的万次郎远离了政治，专心于翻译和教育事业。1869年，他成为了开成学校的教授，而这所学校就是后来世界闻名的东京大学。

万次郎的经历是带有传奇色彩的，是他帮助日本打开了国门，以一种正常的心态认识并接受了西方文明。迄今并没有资料显示是万次郎把推理小说引入日本的。但毫无疑问，他为推理小说来到日本铺平了道路，并且创造了这类小说赖以生存的科学、民主的土壤。

推理宗师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松本清张和岛田庄司在谈论日本推理小说的历史时，无一例外地都从万次郎讲起。可见，万次郎对于推理小说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

除了约翰万次郎的经历，另外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影响了包括推理小说在内的日本所有事物。

150年前，日本是一个贫穷落后、内战不断的弱小国家。从17世纪中叶开始，德川幕府仿效明代的中国，一直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长达两百余年。相比于地大物博、文明久远、可以自给自足的中国，岛国日本堪称举步维艰。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法国、俄国的舰船纷纷在日本列岛周围游弋，试探着打开日本国门。但当时的幕府颁布了《驱逐外国舰船令》，继续强化锁国政策。结果适得其反，这激发了外来势力意欲打破幕府政权闭关国策的决心。

定期举行的“黑船祭”

当时，美国已经开辟了从旧金山到中国上海的远洋航线。为了便于来往船只的补给，美国人早就觊觎日本列岛这个天然的中转站。1853年，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司令佩里将军率领二艘半蒸汽半风帆驱动的外轮式军舰和两艘帆船以及300名陆战队士兵，携大口径火炮，从中国上海起航，到达日本。美国人以武力威胁，在久里滨强行登陆，直接杀奔东京（当时称为“江户”）。这几艘军舰全身漆成黑色，加之大烟囱里不断冒出黑烟，日本人将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船称为“黑船”。

日本举国上下一片惊恐，因为这种军舰比当时日本最大、最先进的舰船大24倍。一切抵抗都是徒劳的，远在京都的孝明天皇不得不接受了佩里将军转来的美国总统国书，将紧闭了两百多年的国门打开了。转年，佩里再度率7艘战舰及1000多名士兵到达日本，以更强硬的态度逼迫日本幕府政权的长老们与美国签订了《美日亲善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迫使日本彻底结束了闭关锁国政策。

“黑船事件”对日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之后不久的1868年，受到“侮辱”的日本爆发了“明治维新”，幕府政权被推翻，日本走上了富国强兵的西方路线，并迅速成为世界强国。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日本已经不把“黑船事件”视为“国耻”。相反，每年日本都要举行“黑船祭”来纪念这个事件，因为日本人认为，正是这件事警醒了自己，使得日本变成现在的强大和开放。从此之后，日本开始最大限度地吸收西方文明，推理小说就是在“黑船事件”和“明治维新”之后，进入日本的。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流行的大多是些描绘旧时代的风俗小说，这些小说大都以江户时代的真人真事为蓝本；1868年之后，为了推进“全面西化”的国策，日本学者翻译了大量的实用类书籍，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

1881年，日本法务部出版了美国庭审实录《情供证据误判录》，以供司法人员参考。而在1886年，经济学家神田孝平翻译了全本的《杨芽儿奇谈》，作者是荷兰人克里斯平迈埃尔。这部书通过一桩罪案介绍了荷兰的司法以及审判制度。因为全书是以小说的形式讲述的，因此，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这部书应该是第一部被译介到日本的推理小说。

1887年12月，在这个歇洛克·福尔摩斯登场的时间，日本推理文坛同样发生了一件大事。在著名媒体《读卖新闻》上，刊登了署名“竹之社主人”翻译的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这篇推理文学史的开篇之作，终于在46年后登陆日本。其后，日本推理小说最重要的先行者黑岩泪香登上历史舞台。

黑岩泪香（1862—1920）出生于高知县安艺郡，本名“黑岩周六”。他于1882年任《同盟改进新闻》主笔，后于1886年转入《绘入新闻》。

黑岩泪香在求学期间就对推理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预言这种小说一定会在日本拥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因此，在工作以后，黑岩泪香不遗余力地将优秀的西方推理小说介绍到日本。

1888年，黑岩泪香翻写了英国作家修·康维的推理小说《法庭美人》。他按照日本人的习惯翻新了这部作品，把里面的人名和地名全部日化。小说受到读者热捧。黑岩泪香受到鼓舞，在以后的六年里陆续翻写了三十余部西方推理作品。受到黑岩泪香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投身到了推理小说的翻译和创作领域。

1888年6月，作家须藤南翠发表了首篇真正原创的日本推理小说《杀人犯》。这部作品无论情节还是谜团，都很难令人满意，甚至连水准之作都算不上。但是，它的意义是无法抹杀的。

1889年，黑岩泪香也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原创作品《无惨》。这部作品拥有了推理小说应该具备的所有元素，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杰作。这也是日本推理小说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1894年，在《日本人》杂志上，出现了一篇翻译的西方侦探小说，译名为《乞食道乐》。后来的资料显示，这是第一篇被翻译成日文的福尔摩斯故事，原文就是我们熟悉的《歪唇男人》。1900年，一篇名叫《新阴阳博士》的小说在《文艺俱乐部》杂志上与读者见面，译者署名为“原抱一庵”。这就是福尔摩斯系列第一作《血字的研究》最早的日文译本。

随后，更多优秀的“黄金时代”作品来到日本。法国人莫里斯·勒布朗的“亚森·罗宾系列”、美国人杰克·福翠儿的“思考机器系列”、英国人G．K．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系列”都是在这个时间进入日本的。结合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我们不难发现，这种速度是非常惊人的——福尔摩斯于1887年12月在英国登场，1894年就来到了日本，可见日本人对侦探小说是多么热衷。

须藤南翠和《杀人犯》影印本

明治时代之后，日本进入了大正时期（1912—1926），推理小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个时期崛起的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等大文豪的取材范围较之以往更加广泛，某些作品具有浓厚的推理意味。1915年芥川龙之介发表的《罗生门》就是最好的代表。

戏剧作家冈本绮堂（1872—1939）从1917年开始撰写模仿福尔摩斯故事，创作了“半七捕物帐系列”。这个系列一共68作，是以明治维新以前之江户为背景，推理与风土人情并重的时代推理小说。“捕物”是日本特有的元素，类似中国人所说的“捕快”；把捕物的工作情况和汇报记录下来，供相关机关浏览的本子，就是“帐”。冈本绮堂是“捕物帐”小说的始作俑者，日本很多推理大师（如横沟正史等），都创作过大量的“捕物帐”小说。

《黑岩泪香作品选》

明治维新之后，一些作家、编辑和评论家成立了日本最早的文学社团——砚友社。这个社团对推理小说的侵入十分不满。他们采用了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试图驱散推理小说的风潮。这种方法就是“以毒攻毒”。

砚友社里的作家使用笔名创作了大量廉价劣质的推理小说，将其编纂成丛书，投入市场，企图“吓退”喜欢这类作品的读者。从1895年1月到1896年2月，这套名为“探侦小说”的丛书总共出版了26本。这套低劣的丛书成为日本第一套推理小说丛书。令砚友社始料不及的是，推理风潮不但没有被击退，反而随着此套丛书的出版愈发繁荣。到了1916年，大量西方作品第一次以相对专业系统的丛书形式出版。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日本总共出版了16套丛书，累计150多个品种。

对于推理小说在日本的快速崛起，仔细想想，其实一点都不难以理解。其中除了一些客观原因之外（这些原因在最后谈到中国原创推理小说时会提到），有一个时代原因是不可忽视的。

打开国门之后，日本体会到了“全盘西化”的甜头。这个国家凭借飞速崛起的经济、科技及军事实力，先后击败了俄国（日俄战争）和中国（甲午战争），一举成为太平洋地区唯一能和美国对抗的世界强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政府鼓励民众最大程度地接触西方文化，试图让国力随着西化的不断深入而更进一步。推理小说的优势无疑是巨大的：一方面，它属于通俗文学，门槛很低，易于被大众接受；另一方面，读推理小说，可以了解西方政治体制、经济现象、司法制度以及科技领域的最新成果，堪称一举多得，何乐不为。

因此，推理小说在日本的繁荣是历史必然的选择，当然不是什么文学社团可以阻止的。

但是，不可否认，这个阶段的日本推理文化还停留在初级阶段——以翻译、改写西方侦探小说为主；原创水准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很多评论者把这个阶段（准确地说是1889年至1922年）称为日本推理文学的“黎明期”。

现在，日本需要一位天才，一位开创者，一位精神领袖和中流砥柱。这个人应该挺身而出，捅破最后一层窗纸，将日本推理文学引领至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个人，将是下一节的绝对主角。

13

宗师乱步

乱步，对日本推理文坛而言，是源头，是中流砥柱，更是精神领袖……

——推理文学资深出版人陈蕙慧

“推理本就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因为真相永远只有一个！”

这句经典的台词会唤醒很多读者美好的童年记忆。在那个时代，似乎没有什么比看上一集《名侦探柯南》更过瘾的事情了。从1996年开始，柯南的神话延续到了今天，热度始终不曾衰减。

然而，有一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柯南的粉丝——

为什么这个天才少年想也不想地就给自己起了“江户川柯南”这个假名？“柯南”当然是源自“福尔摩斯之父”柯南·道尔，那么“江户川”这个拗口的姓氏又有何出处？

为什么那个挨了几百剂麻醉针却依然生龙活虎的名侦探毛利的名字叫“小五郎”？为什么不是“毛利太郎”、“毛利次郎”或“毛利小六郎”？

为什么在故事里会屡屡出现一个人气超高的怪盗基德？有必要让这个整天在日本上空飞来飞去的小偷抢柯南的戏份吗？

为什么柯南那三个同学自称“少年侦探团”？未成年人成立这样的组织没问题吗？

以上诸多疑问，似乎不能归结为作者青山刚昌的心血来潮。如果告诉读者，这些设定全部来源于同一位推理小说作家，我想大家一定会对这位作家肃然起敬——他对日本推理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江户川乱步

这位作家，就是日本推理文学的鼻祖江户川乱步。

上一节我们谈到了日本推理文学的启蒙及其黎明期。黎明期固然孕育着无限希望，但对很多东西的认知不可避免地还处于混沌状态，推理文学亦如此。

很多日本作家已经在有意识地创作推理小说，但写出的东西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推理小说，或者说推理小说里究竟应该有什么元素，这些作家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对于推理小说的理解和鉴别能力，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在黎明阶段，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几乎所有的推理小说都被界定为“时代小说”或“风俗小说”，有的评论者干脆以“大众读物”为其定义。不可否认，这对推理小说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作为一种类型文学，这种结果恐怕不是推广者愿意看到的。

江户川乱步（青年时代）

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推理作家兼评论家水谷准最早提出了“推理小说”的概念。之前日本称这种发源于爱伦·坡的小说为“探侦小说”，“探侦”是日语，就是“侦探”的意思。实际上，日本直接传承了西方“Detective Story”的说法。水谷准提出了“推理小说”的称谓，希望以此特指日本人创作的侦探小说，以便巩固这类小说在日本的地位。

但是，“推理小说”的提法在当时并没有推广开来。原因很简单——推理小说应该是什么样都没想明白，非要主观地加上一个称谓，这明显不符合“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直到20世纪50年代，“推理小说”的提法才被大众接受——这是后话，我们在后边的章节里会谈到。

直到江户川乱步的出现，这种混沌的局面才终于结束。

江户川乱步本名平井太郎，1894年10月21日生于三重县名贺郡名张町。父亲平井繁男是名贺郡公所书记；母亲名叫平井菊。在乱步两岁时，因父亲转换工作，一家移居名古屋市。

7岁时，乱步进入初级小学，马上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阅读岩谷小波的《世界故事集》；11岁进入市立第三高等小学后，便开始阅读押川春浪的武侠小说以及黑岩泪香翻写的推理小说。13岁时，乱步进入爱知县立第五中学。他是一个典型的“思维型”学生，因为讨厌赛跑和机械体操，时常旷课。他对于现实世界的悲喜不感兴趣，喜欢一个人在幽暗的房间里，静静地构筑着虚幻的世界。

就是在这个时期，江户川乱步对推理小说产生了兴趣，立志要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推理作家。他为自己想出了“江户川乱步”这个笔名，因为这个名字的日语发音（Edogawa Ranpo）和推理小说的鼻祖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非常接近。乱步的志向在他的笔名里已经显现了出来。

1907年，乱步的父亲开设平井商店，投身商界。很遗憾，没过几年，平井商店因经营不善破产。已经中学毕业的乱步不得不放弃升学。

乱步家族

之后，乱步跟随家人移居朝鲜。没过多久，很难适应异国生活的乱步独自返回日本，在本乡汤岛天神町之云山堂当印刷排字工。后来，乱步考进了早稻田大学预科，但是受客观条件所迫，很少去上课。其间，他当过抄写员、杂志编辑、图书管理员、家庭教师等。

1913年春，外祖母在牛込喜久井町租到了一所房子，乱步搬去同住，从此再不必去打工，可专心上学。八月，乱步预科毕业，进入政治经济学部。1914年，他与同学创立了一本名为《白虹》的杂志。

这个时期的乱步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推理小说的钻研中，他越发喜爱爱伦·坡与柯南·道尔的作品。乱步坚信，真正意义上的推理小说，必须以短篇形式呈现——这种创作思想，在他以后的创作生涯里得以实施。乱步为了研究欧美小说，除了大学图书馆之外，还去上野、日比谷、大桥等地的图书馆阅读，并自己把阅读笔记装订成书，定名为“奇谭”。

1915年，乱步翻写出了短篇推理小说《火绳枪》——这应该是江户川乱步创作的第一篇推理小说。这篇作品原型是美国作家梅尔维尔·戴卫森·波斯特的小说《杜姆多夫事件》。他把作品投到杂志社，受到了编辑的鼓励，但却没能发表。

《新青年》和《两分铜币》手稿

1916年，江户川乱步大学毕业。他原本打算到美国开拓自己的推理事业，但因囊中羞涩，只好留在日本找工作。在其后的五年里，乱步辗转于日本各地，先后更换了十几种工作。有人统计过，江户川乱步应该是全世界从事过的职业最多的推理小说作家。

到现在为止，江户川乱步的经历难称辉煌。他所能把握的，只是不断累计对推理小说的认识。

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这个机会源于一本名叫《新青年》的日本杂志。

《新青年》杂志创刊于1920年1月。最初，这本杂志的定位是一本综合性文学杂志，并不只刊登推理小说。但当时正逢推理风潮席卷全日本，杂志对推理小说的关注也就显得理所应当。《新青年》杂志翻译刊登了大量优秀的西方推理小说，迅速得到广大读者和创作者认可，成为当时日本推理文学的大本营。

《新青年》意识到了推理小说不可限量的前景，决定在译介的基础上加大力度，举办推理小说征文大赛。征文要求每篇小说的篇幅不能超过4000字，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虽然稿件的质量很难令人满意，但活动本身却得到了各界一致认可。之后，《新青年》扩大了推理小说篇幅，并推出很多本以推理小说为主题的增刊。

《D坂杀人事件》

《江户川乱步全集》

1922年，江户川乱步创作了《两分铜币》和《一张车票》两篇小说。当时，《新青年》杂志已经将征文的字数限制提高到了12000字，但乱步的这两篇作品依然“超标”。不过，他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有信心，坚信其水准要远远高于日本所有推理作品。因此，乱步没有参与征文，而是将作品直接寄给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森下雨村。

森下雨村一气读完两篇作品，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出自一位新人的笔下，甚至认为两作是对某篇欧美小说的翻写。于是，他找来当时已经非常有名的推理小说作家小酒井不木来鉴定，后者读过之后也惊为天人。森下雨村不禁慨叹：“可以媲美欧美的推理小说，终于由日本人创作出来了！”

1923年4月，《两分铜币》被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在《莫格街凶杀案》发表整整82年后，日本的推理小说终于走上正轨。同年7月，《一张车票》也在《新青年》上发表，江户川乱步一举奠定了自己一代宗师的地位。1923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评论界将这一年称为日本的“推理元年”。

从1923年开始，直到1965年江户川乱步去世，日本推理文坛一直由他领导。

之后的创作之路可谓一帆风顺——

1925年发表《D坂杀人事件》，塑造了日本推理史上第一位名侦探——明智小五郎。这位天资聪颖的自由职业者是日本推理小说中第一位系列侦探，被后世所有推理作者尊为“祖师爷”。

其后的《阁楼上的散步者》、《人间椅子》、《带着画卷旅行的人》、《阴兽》、《鬼》、《帕罗拉马岛奇谈》、《黑蜥蜴》、《诈欺师与空气男》等中短篇小说，都成为了教科书式的作品。

1929年到1931年，乱步连续创作了《孤岛之鬼》、《蜘蛛男》和《魔术师》三部长篇小说，同样具有很高的水准。

1936年到1937年，乱步为了进一步普及推理文化，开始创作少年题材的推理小说。他先后发表了《怪人二十面相》和《少年侦探团》两部长篇小说，均取得了成功。书中塑造的怪盗二十面相和少年侦探团深入人心，成为国民偶像，并被搬上荧幕。著名影星金城武曾扮演过怪人二十面相。可见这个人物塑造得多么成功。

江户川乱步作品

签名

江户川乱步的作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的以解谜为核心的本格推理小说；另一类是带有幻想、猎奇性质的广义推理小说。这两种类别的作品对后来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创作者们将两种风格融合，创造出了数不胜数的带有浓郁日本风情的推理作品，拓展出了只属于这个东瀛岛国的推理文化。

1946年6月15日星期六，江户川乱步主持了一场“在京推理作家座谈会”，向到场来宾介绍了美国推理小说的发展近况。这次聚会之后，大家决定，每月第二个星期六定期举办一次聚会，称为“土曜会”（星期六在日本称为“土曜日”）。

一年后，以土曜会为班底，日本推理作家们成立了“侦探作家俱乐部”，一致推举江户川乱步为会长。1954年10月，侦探作家俱乐部与关西侦探作家俱乐部合并，改称为“日本侦探作家俱乐部”；1962年，俱乐部改组为社团法人，并更名为“日本推理作家协会”。

时至今日，这个社团依然是日本最权威的推理文化机构，每年颁出的“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被誉为“推理界的奥斯卡”。

1954年，在庆祝江户川乱步六十岁诞辰的宴会上，为了振兴日本推理小说，乱步向日本侦探作家俱乐部提供一百万日元，设立了“江户川乱步奖”——这个奖项是日本最知名的推理奖项。

最初的两届，大奖授予了两部推理文化理论研究书籍。从第三届起，大奖改为长篇推理小说征文，鼓励新人进行创作。

我们无须空谈“江户川乱步奖”的伟大意义，看看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获奖作品和作家吧——

《只有猫知道》，仁木悦子著，社会派推理发轫作之一；

《恐怖分子的阳伞》，藤原伊织著，单行本销售34万册；

《枯草根》，日本文学大师陈舜臣著；

《高层的死角》，社会派大师森村诚一著；

《放学后》，当今日本第一天王东野圭吾著；

乱步告别仪式上，治丧委员会主席松本清张鞠躬（上图）

……

我们不难想象，江户川乱步对于日本推理文化的意义。如果没有乱步大公无私的支持，今天红透了半边天的东野圭吾们会是什么样呢？

江户川乱步还积极参与推理小说理论研究，先后出版了介绍欧美推理小说的《海外侦探小说作家与作品》和纯理论典籍《幻影城》、《读幻影城》。鉴于乱步对日本推理文坛的贡献，日本政府于1961年11月，授予他“紫绶褒章”。

1965年7月28日，乱步因脑溢血逝世，享年71岁。日本政府授予他“正五位勋三等瑞宝章”，以纪念其不朽功绩。

江户川乱步是奠基人，是精神领袖和中流砥柱。没有江户川乱步，不可能有今日“百家争鸣”的局面。无论本格派与变格派，无论社会派与新本格派，皆源于乱步；无论横沟正史与松本清张，无论岛田庄司与东野圭吾皆师从乱步。

那个少年为什么姓“江户川”，那位名侦探为什么是“小五郎”，怪盗基德和少年侦探团是怎么回事，相信现在已经不需要解释了。

这一切都是在向乱步宗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4

我叫金田一

日本的侦探，名气最大的当然是金田一—无论爷爷还是孙子。

——《名侦探柯南》作者青山刚昌

在日本动漫领域，唯一可以和《名侦探柯南》一较高下的，就是那位名叫金田一一的高中生。在漫画《金田一少年事件簿》里，这位据称智商为180的少年屡破奇案。单就案件的级别来讲，金田一的推理功底绝对要在柯南之上。

诞生纪念碑

每每遇到困难，或是面对罪犯嚣张的挑衅时，这位平时非常不靠谱的高中生总会一脸严肃地说：“绝不能辱没了爷爷的威名！”

谁是他的爷爷？他的爷爷有何威名？坦白地说，金田一一的爷爷不过是一个一口黄板牙的瘦小老头。

上一节我们提到，江户川乱步为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创作以解谜为最高原则的作品；另一方面，在作品中融入带有幻想、猎奇性质的元素，追求最大程度的感官上的满足。

在这里，我们要接触到一对非常重要的概念。在1926年，著名推理作家、评论家甲贺三郎针对这两种风格迥异的作品，第一次提出了“本格”和“变格”的概念。他认为，那些坚定了以解谜为核心和主题的推理小说称为“纯正的推理小说”，其后又将这种纯正的小说进一步定义为“本格”；而那些“以变态心理、离奇谜团的意外性为主的小说”则是“变格”。

“本格”是日语，从字面上理解，即“原本的格式”，指代的是最传统的那种推理小说；顾名思义，“变格”指代的是有别于传统推理小说的作品。

从1923年的“日本推理元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变格”作品在日本市场明显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本格”推理小说创作难度较大；比如“变格”作品更容易吸引眼球；比如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严格限制推理小说的出版（出于战争期间“排外”的需要）等等。

横沟正史

直到战争结束之后，“本格”小说才渐渐抬头，最终以压倒性的优势占领了日本市场，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而这个时代的开启者，就是这一节的主角、金田一爷爷的塑造者——横沟正史。

横沟正史1902年5月25日出生在神户市东川崎。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横沟读了三津木春影翻写的推理小说《古堡的秘密》，由此喜欢上这种类型小说。

1915年，横沟正史进入了神户第二中学。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位改变了自己命运的朋友。这位朋友名叫西田德重，也是一个推理小说的狂热分子。他和横沟四处搜寻欧美侦探小说。

1920年秋天，横沟正史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挚友西田德重逝世。在好友的葬礼上，横沟认识了德重的哥哥西田政治——他就是上一节提到的《新青年》杂志第一届征文大赛的获奖者。横沟和政治谈得非常投机，受其鼓励，开始了推理小说的创作。

相比于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的经历要简单得多，也一帆风顺得多。乱步在29岁时才发表了《两分铜币》，而横沟正史在1921年，处女作《恐怖的愚人节》就获得了《新青年》杂志征文大赛一等奖。其后，他又凭借《深红的秘密》和《一把匕首》，荣获了征文大赛的二等奖和三等奖，起点之高令人咋舌。

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大阪医学专科学校读书。1924年毕业后，留在家里帮助父亲经营自家的药店。

1925年，横沟正史和西田政治拜访了江户川乱步，这应该是横沟和江户川两位大师第一次会面。1926年，受到江户川乱步的鼓励，横沟正史在博文馆找到了一份工作——博文馆就是《新青年》杂志的东家，和春阳堂并列为当时日本最大的两家出版社。

横沟正史的天赋和勤奋得到了主编森下雨村（我们在上一节提到了这位主编）的赏识，很快成为了《新青年》杂志的骨干成员。1927年，年仅25岁的横沟正史成为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前途可谓不可限量。上任之后，横沟正史大力推行革新计划，使得《新青年》杂志成为了日本最时尚的杂志之一。

1928年，横沟正史转任《文艺俱乐部》杂志主编，这也是博文馆旗下的一个品牌。1931年9月，杂志《探侦小说》创刊，横沟又转任这本杂志的主编。

在1932年，横沟正史辞去了正式工作，希望专心从事推理小说的创作。怎奈天不遂人愿，横沟突然患上了肺结核，经常咯血。他不得不停笔修养，三年之后才再度出山。

不得不承认，虽然横沟正史出道的时间和起点都优于江户川乱步，但至少在1945年之前，他的成就是不能和乱步比拟的。就像几乎所有日本推理作家一样，横沟正史陷入了乱步的光环笼罩之下，没有走出自己的风格。

在这个时期，横沟正史的作品大都是短篇，而且是具有浓郁耽美风格的“变格”作品，如《鬼火》、《蜡人》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政府约束，横沟正史创作了大量以江户时代为背景的时代小说，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人形佐七捕物帐系列”。不难看出，横沟正史还没有像乱步那样，找到属于自己的“领地”。

战争终于结束了。日本的推理小说创作者们终于摆脱了客观的约束，可以从容地思考一下推理文学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时间，横沟正史终于以一种属于自己的方式震惊了推理文坛。

由于《新青年》杂志的东家博文馆在战争期间积极支持了日本政府，因此，在这个时期，它受到了占领军相关机构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几经周折，《新青年》终于难以挽回昔日的荣光，于1950年停刊。

鉴于这种情况，日本推理作家们急需一本新的杂志作为阵地，继续自己的创作梦想，于是，在1946年，大量推理杂志创刊。其中，最知名的就是一本名叫《宝石》的月刊。时至今日，评论者依然把日本推理小说的本格时代一分为二——1923年到1945年为“新青年时期”，1946年到1956年为“宝石时期”。而为《宝石》杂志创造了无上荣耀的“一哥”，毫无疑问就是横沟正史。

1946年，横沟正史连续发表了两部长篇推理小说，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本阵杀人事件》和《蝴蝶杀人事件》。其中的《本阵杀人事件》，就连载于《宝石》杂志的创刊号上。

这两部作品一改横沟之前的“变格”气息，是纯粹得不能再纯粹的“本格”推理。更重要的是，这两部作品无论篇幅还是内容，都将日本“本格”推理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人们惊呼：“日本作家终于磨平了和欧美侦探小说长达三四十年的差距！”从此，“本格”推理一举取代“变格”，成为战后日本推理文学的绝对主流。

在《本阵杀人事件》这起密室杀人案中，大侦探金田一耕助第一次登场。这位侦探大约三十五六岁，身材瘦小枯干，身上的衣服永远显得又旧又脏。因为长期吸烟，金田一耕助的手指和牙齿格外焦黄。他不大擅长和陌生人打交道，经常脸红，总是不自觉地抓挠自己本来就乱如鸟窝的头发，说话颠三倒四——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他揭穿凶手的诡计，令其无所遁形的时候。

金田一曾在日本的私立大学学习，但不到一年就因为对日本的体制失望之极，退学到美国发展。在美国，他的生活依然十分潦倒，甚至自暴自弃地开始吸食毒品。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金田一戒毒成功，并解决了几桩大案，最后回到日本开设了侦探事务所。其后，金田一的天赋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展现。

金田一耕助是日本推理作品中最知名的侦探之一，名气大到半个多世纪之后，漫画里的主人公金田一一居然以“耕助之孙”为荣——我一直很惊讶，金田一一的奶奶到底有着怎样的眼光，居然心甘情愿地成为耕助的贤内助。

《本阵杀人事件》已经成为殿堂级的推理小说，并驾于《东方快车谋杀案》、《无人生还》、《希腊棺材之谜》等经典；横沟正史也因此成为了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齐名的推理小说大师。1948年，《本阵杀人事件》毫无争议地荣获了第一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当时名为“日本侦探俱乐部奖”），这是对这部作品最好的肯定。

《本阵杀人事件》的成功给予了横沟正史巨大的信心和动力。他以金田一耕助为主人公，陆续创作了80多部系列作品，其中有近2/3是长篇。这些作品精品层出，其中有很多部即便是不大了解推理小说的读者，也会略有耳闻——《狱门岛》、《夜行》、《八墓村》、《犬神家族》、《女王蜂》、《恶魔吹着笛子来》、《罪恶的拍球歌》、《恶灵岛》等，都是不可复制的经典。其中的一些桥段，如《狱门岛》里的“花、雪、月”，如《犬神家族》里的“斧、琴、菊”，都已经成推理读者心目中抹不去的画面。有评论者认为，就整体水准而言，“金田一耕助系列”是全世界本格推理小说中成就最高的，甚至超过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波洛系列”。

《蝴蝶杀人事件》

前面提到的《蝴蝶杀人事件》，属于横沟正史创作的另一系列——“由利麟太郎系列”。这个系列的开篇之作是1936年的《石膏美人》，而《蝴蝶杀人事件》无疑是系列的集大成之作。主人公由利麟太郎原本是东京警视厅的搜查课长，因为政治原因而辞职。在结识了新闻记者三津木之后，两人一起侦探无数疑难案件。相比于“金田一耕助系列”的绝对“本格”，“由利麟太郎系列”更加注重故事的悬疑性，更加通俗化和大众化。

除了上面提到的人性佐七、金田一耕助和由利麟太郎，横沟正史还塑造了六七位侦探，但他们的成就无疑无法同这三位相提并论。

如果说江户川乱步是日本推理文坛的精神领袖，那么横沟正史无疑是最高执政官。他以实际行动确立了“本格”推理的无上地位，他所倡导的解谜路线一直统治日本推理文坛，直到1957年才被松本清张打破。毫不夸张地说，整个宝石时期涌现出的推理作家，都是横沟正史的“门徒”，这其中包括高木彬光、土屋隆夫、鲇川哲也、岛田一男等大师级人物。由此可见，横沟正史是多么的不可逾越。

在1957年之后，伴随着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崛起，再加上年岁渐高精力有限，横沟正史已经很少再创作推理小说了。但是他的“本格”思想一直没有消失，直到他去世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新本格派作家依然高举着“复兴本格”的旗帜。

1976年，日本政府授予横沟正史荣誉勋章，以表彰其卓越贡献。1980年，日本角川书店设立了一个专门鼓励新人进行推理小说创作的奖项，定名为“横沟正史奖”。

1981年12月28日，横沟正史病逝于家中，享年79岁。

15

感官世界

我认为，只有“本格”推理，才是真正的推理小说。

——岛田庄司

在当今台湾市场上，有三个版本的推理小说因数量稀少、版本珍贵，被称为“三大绝版推理小说”。其中的2本我们比较熟悉——岛田庄司的代表作《占星术杀人魔法》第一版，那时的书名叫做《占星惹祸》，目前市价折合为人民币大约1500元；东野圭吾的出道作《放学后》第一版，目前价值2500元左右。第三本没有前两本知名，却因为其在推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稀缺的数量，拥有最高的价值——目前的市价在5000元左右，而且基本上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因为市面上已经没有“现货”流通了。这本书，就是“本格”作家高木彬光创作的《刺青杀人事件》。

而这本书的创作年代，正是我们在这一节里重点谈论的问题。

前面已经多次提到，从1923年的“推理元年”，直到1956年，这一时期被定义为“本格时期”。其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分界，1923年到1945年为“新青年时期”，领袖是江户川乱步，作品则以短篇为主，风格杂糅；1946年到1956年的十年为“宝石时期”，领袖是横沟正史，作品则以长篇为主，风格相对单一。

很明显，推理文学在这一时期之所以能实现“从边缘到主流”的蜕变，仅仅依靠江户川乱步和横沟正史是远远不够的。是众多优秀的创作者共同的努力，才将推理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甲贺三郎是战前代表作家，在日本文坛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甲贺三郎本名春田能为，1893年10月5日出生于滋贺县蒲生郡，191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1923年，甲贺三郎以《珍珠塔的秘密》获得《新趣味》杂志（这本杂志和《新青年》隶属于一个东家）征文大赛一等奖，由此进军文坛。而1924年的《琥珀烟斗》令他声名大噪。1926年，他提出了“本格”和“变格”的定义，一直被沿用至今。1927年，甲贺以大正年间曾引起社会骚动的真实案件为蓝本，发表了与山本禾太郎的《小笛事件》并列为日本战前两大犯罪实录推理的《支仓事件》。这部作品充满真实感和冲击力，是甲贺三郎为数不多的长篇小说，更是其代表作。

1934年，甲贺三郎任文艺家协会理事，1941年任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总务部长，1944年转任日本少国民文化协会事务局长。1945年2月，甲贺三郎在公务出差的途中感染急性肺炎，不幸离世，享年53岁。

《小笛事件》

小酒井不木，原名小酒井光次，1890年10月8日生于爱知县名古屋市蟹江町。1914年，小酒井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系，并以医学博士的身份在东北帝国大学任教，是当时公认的生理学领域权威。1921年，他在《东京日日新闻》的连载专栏“学者气质”中发表推理小说评论，并受到当时《新青年》杂志的主编森下雨村委托，发表了《毒杀研究》、《犯罪文学研究》等评论文章。

1925年，小酒井开始发表推理小说。受到所在专业的影响，小酒井作品的风格比较着重于犯罪过程本身，充斥着科学色彩和不近人情的冷酷感，所以曾经被批评为“不健全”。在这之前，他和森下雨村一起提携了江户川乱步（这个桥段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并为乱步的首部作品集《心理试验》撰写序文。1929年3月27日，小酒井不木突患风邪。1929年4月1日折磨了他半生的肺病再次发作，小酒井不木英年早逝，年仅38岁。

浜尾四郎，1896年生于东京。他系出名门，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曾经担任检察官及律师，同时开始创作推理小说。

法律专业的背景同样对浜尾四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作品里，随处可见法理与人性的纠葛。江户川乱步在《日本的侦探小说》（1935年）中提到，滨尾四郎、甲贺三郎以及山本禾太郎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法律型侦探小说”。尤其是滨尾四郎“甚至还会提出对于法律的质疑，或是在文中随处可见对法律的批判，而造就这些作品的产生，也多半渊源于作者本身的经历”。浜尾四郎是战前为数不多的注重文笔、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推理作家，这一点甚至影响到了松本清张及其开创的社会派推理小说。

1935年，滨尾突罹脑溢血遽逝，年仅39岁，留下了正在连载之中的推理小说《平家杀人事件》。

木木高太郎，原名林髞，1897年生于甲府。1924年应庆大学医学系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1929年成为该大学副教授。木木高太郎曾经留学苏联，在巴甫洛夫身边从事条件反射的研究。

1934年，木木高太郎发表了《眼跳症》，进入推理小说领域。1935年，他又陆续发表了《睡偶人》、《恋慕》等作品。1937年，凭借《愚人》，木木高太郎斩获了直木奖。木木高太郎在《愚人》的序言里提倡推理小说的艺术性。他认为，推理小说是具有猜谜性的文学作品，这种猜谜性越充分，作品就越有艺术性。

他的这一观点引发了一场论战。很多作家和评论家就推理小说应该注重解谜性还是艺术性，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其中和木木高太郎最为对立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小酒井不木。值得一提的是，“推理小说”这个名词最早是由作家水谷准提出的，但却是因木木高太郎被推而广之的。他提倡写“推理小说”，本来是想开拓侦探小说的新领域，但后来这个词成为“侦探小说”的同义语，最终普及开来。

在“新青年时期”，最能诠释“本格”精神的推理作家，无疑是有“奇迹作家”之称的大阪圭吉。33岁便英年早逝的大阪无疑只能是一颗流星，但他却是世界推理文坛中最耀眼的那颗流星。

大阪圭吉本名铃木福太郎，1912年出生于爱知县。大阪圭吉的中学和大学都就读于商业院校，1931年毕业后，回家帮忙打理家族经营的旅店。1932年，大阪圭吉的处女作《食人浴室》荣获了《日出》杂志举办的征文大赛佳作奖，但不知何故，却没能正式发表。

1932年，受到甲贺三郎的大力引荐，大阪圭吉的小说《百货公司的绞刑官》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正式开启了其推理创作之路。随后，大阪圭吉写出了《葬礼火车头》、《疯狂的火车头》、《银座幽灵》、《三狂人》、《坑鬼》等经典的短篇推理小说，一举奠定了自己本格大师的地位。其中的《葬礼火车头》中的桥段已经成为了经典——姐妹两人在母亲的葬礼上遇到了一位帅哥，没过多久，姐姐死去了……相信大家一定听过这个故事，而其始作俑者，就是大阪圭吉。

《银座幽灵》

本格理念贯穿于大阪圭吉的一生。他以极其高超的天赋创造出了一个个匪夷所思的谜团，令读者陶醉其中。如果单就驾驭诡计和粉丝人气这两个方面而言，大阪圭吉甚至超越了江户川乱步，在战前无人可出其右。

1943年，大阪圭吉被送上战场；1945年7月，他病逝在吕宋岛，年仅33岁。这无疑是“本格”推理的巨大损失，甚至有人断言，如果大阪圭吉可以经历战后的“宝石时期”，那么“本格”推理的浪潮必定会以大阪圭吉“马首是瞻”，而不是由横沟正史引领。

与大阪圭吉相反的，是有“妖怪作家”称号的梦野久作。前者是“本格”中坚，后者则是“变格”推理最佳代言人。

梦野久作本名杉山直树，1889年出生于九州福冈市。梦野久作年轻时的经历堪称奇特：大学肄业，当过兵，经营过生意，最后因为连年亏本，一度出家为僧。1917年，梦野久作还俗，开始文学创作。

《脑髓地狱》

梦野久作一生创作了很多短篇推理小说，其中没有一篇是“本格”小说，全部是洋溢着幻想、猎奇、耽美色彩的“变格”作品。梦野久作创作的着眼点不在于故事本身，而是借故事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理想。与其说他写的东西是小说，不如说是心灵的独白。而“梦野久作”这个笔名，在俚语中正是“白日做梦”的意思。从1926年起，梦野久作开始创作长篇推理《脑髓地狱》。这部作品共48万字，是“梦野精神”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公认的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一。

1936年3月11日，梦野久作在和客人会谈时猝死，结束了颇为传奇的一生。

和大阪圭吉、梦野久作并称为“战前三大家”的另外一位，是风格最为另类的小栗虫太郎。读过其作品的人都会断言，放眼古今中外，绝不会有第二位作家愿意或可以创作出小栗虫式的故事。

小栗虫太郎本名小栗荣次郎，1901年出生于东京都。上学的时候，小栗对西方文学和电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了英语和法语。中学毕业后他也回家经营起了生意，但结果同样非常惨淡。之后小栗虫太郎尝试着创作推理小说，但几年下来并没有什么建树。

1933年，在贺三郎的提携之下，小栗虫太郎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完全犯罪》，这是其创作生涯的转折点。从这篇小说开始，小栗虫风格正式形成。

这种风格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炫。炫学、炫耀、炫丽——这就是小栗虫太郎的推理世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历史、文学、艺术、心理学、遗传学、法学、神秘学、宗教学、犯罪史、占星术、炼金术、魔术、巫术……读者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看得懂和看不懂的“炫学”，构成了小栗虫太郎的创作观。毫不夸张地说，在小栗的小说里，每三句就会有一个典故，每五句就会有一个知识点——他的短篇小说如此，长篇小说更是这样。

1935年完成的《黑死馆杀人事件》是小栗虫太郎的代表作，这本书和梦野久作的《脑髓地狱》、中井英夫的《献给虚无的供物》、竹本健治的《匣中失乐》被并称为“日本推理四大奇书”，构成了世界推理文学史上一组奇特的画面。而《黑死馆杀人事件》，则是“四大奇书之首”，它的“另类”可想而知。有人说过，如果你身处一座孤岛，可以选择把《黑死馆杀人事件》带在身旁，因为这本书上的“炫学”可以让你研究一辈子，使你忘记孤单和恐惧。

1946年，小栗虫太郎因脑溢血去世，享年45岁。日本推理史上最奇特的一道风景，自此消失了。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作家，“新青年时期”的俊杰依然数不胜数，像兰郁二郎、海野十三、山本禾太郎、大下宇陀儿、久生十兰等等，都是这个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他们的风格各不相同，但对日本推理文学的贡献，却都是不可磨灭的。

战争结束之后，在横沟正史的带动下，活跃于“宝石时期”的推理作家也堪称人才辈出。其中最先被读者接受的，应该是有“战后五人男”之称的高木彬光、香山滋、山田风太郎、岛田一男和大坪砂男。这五位作家的风格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最能体现“本格”精神，也是成就最高者，无疑是高木彬光。

高木彬光本名高木诚一，1920年9月25日出生于青森县青森市。1943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部毕业，所学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在那个战争年代，高木的专业很是抢手，很快他就被分配到中岛飞机公司，参与战斗机的制造。后来日本战败。高木所在的公司被就地解散，他成了无业游民。接下来，可以被称为世界推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幕发生了——

一日，潦倒的高木彬光在街上闲逛，迎面走过来一位搭讪者。这人自称面相师，说愿意为高木彬光相面。面相师说，从高木彬光的面相来看，他绝对可以成为一个知名的推理小说作家。如果不尝试创作，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们不知道一位知名的推理作家应该拥有怎样的面相，我们只知道，高木彬光听从了面相师的建议，开始尝试创作推理小说。

很快，高木彬光的处女作《刺青杀人事件》完稿了——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节起始谈到的那本“有价无市”的作品。他把稿子寄给了江户川乱步，很快就得到了宗师的肯定。乱步非常欣赏高木彬光的才华，并把《刺青杀人事件》推荐给了《宝石》杂志的东家岩波书店。1948年，这部作品以“宝石选书”丛书第一辑的形式出版。

高木彬光的处女作得到了专业人士和读者的一致好评，销量一路飙红，甚至超过了横沟正史的《本阵杀人事件》。高木受到巨大的鼓舞，庆幸自己听从了面相师的建议。很快，他又创作了《能面杀人事件》，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大师级的地位。在今天，《刺青杀人事件》和《能面杀人事件》已经成为了世界推理文学史上的经典。

《鬼面谋杀案》（又称《能面杀人事件》）

在《刺青杀人事件》中，高木彬光塑造了侦探神津恭介。这是高木彬光作品中最为知名的系列神探，高木一生的绝大部分作品都属于“神津系列”，其中的代表作包括《成吉思汗的秘密》、《诅咒之家》、《人偶为何被杀》等等。神津恭介也凭借一系列出色的表现，和江户川乱步的明智小五郎、横沟正史的金田一耕助并列为“日本推理三大神探”。

在1957年社会派推理小说崛起之后，高木彬光的创作方向有了明显的变化，作品中加入了大量法庭推理的元素，写实主义成分越来越多。《破解裁判》是高木彬光转型之后的代表作，现在世界闻名的游戏《逆转裁判》就是以这部作品为蓝本改编而成的。

除了神津恭介，高木彬光还塑造了侦探大前田英策、律师百谷泉一郎、检察官雾岛三郎和近松道茂等多位侦探形象。他们有的是思考型的天才，有的是奔波型的实干家，一起构成了高木彬光的推理世界。

《人偶为何被杀》

1995年9月，高木彬光逝世，享年75岁。

出道时间比“战后五人男”稍晚的土屋隆夫也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之一。1917年1月25日，土屋隆夫出生于长野县。在中央大学法学部毕业之后，他做过职员，在中学里当过老师，业余时间创作过剧本。据资料显示，土屋隆夫创作有剧本30多部，这比他迄今为止写出的推理小说要多出一倍。

1949年，土屋隆夫参加《宝石》杂志征文大赛，以短篇小说《“罪孽深重的死”之构图》获得一等奖。在这之后的60多年里，土屋隆夫一共只创作了不超过15部作品。这些作品水准齐整，体现了土屋隆夫超凡脱俗、孤高和寡的创作观。

土屋隆夫曾经说过，推理小说是一种除法的文学，“事件÷推理=解决”，不应该存在余数，即不应该留有未解决的事件。这样的理念贯穿于土屋隆夫一生的创作，也造成了其作品量少质高的客观结果。

土屋隆夫的“千草检察官系列”是日本最富盛名的系列推理之一，以1963年出版的《影子的告发》为起点，包括《红的组曲》、《针的诱惑》、《盲目的乌鸦》、《不安的初啼》等作品。此外，非系列中的《天狗面具》、《天国太远了》、《危险的童话》等，也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现年已经94岁的土屋隆夫依然在关注着推理小说的发展。毫无疑问，在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高木彬光等大师远行之后，土屋隆夫是无可争议的日本推理泰山北斗。

鲇川哲也是“宝石时期”后期出道的作家，也被称为“最后一个本格推理小说大师”。

鲇川哲也本名中川透，1919年生于东京。由于父亲工作的原因，小学三年级后来到中国大连生活，大学时期才回到日本。二战结束之后，鲇川哲也进入占领军司令部工作，同时开始创作推理小说。

他的创作观和土屋隆夫有些相似，也是一位恪守“本格”信条的孤高者。1950年，他凭借长篇小说《佩特罗夫事件》在《宝石》杂志征文大赛中获奖。在这部作品里，鲇川哲也塑造了后来为读者津津乐道的“鬼贯警部”。小说以中国大连为背景，主打“列车时刻表”诡计。这种诡计后来成为鲇川哲也的招牌菜，评论者甚至将其誉为“东方的克劳夫兹”——关于克劳夫兹的伟大，翻翻前面的章节就会一目了然。但不知何故，《宝石》杂志没有全额支付奖金，以致鲇川哲也和杂志关系一度恶化，被封杀多年。

1955年，日本讲谈社计划出版一套由新人创作的推理丛书，一共有13卷。鲇川哲也以《黑色皮箱》应征，与藤雪夫的《狮子座》以及鹫尾三郎的《栖身酒藏的狐》展开角逐，最终一举占据了“第十三把交椅”，成为推理界的美谈。

1957年，经营状况恶化的《宝石》杂志为了重振雄风，聘请了江户川乱步担任主编。鲇川哲也遂与杂志尽释前嫌，创作之路开始通畅。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鲇川哲也一共创作了40余部推理小说，其中的《紫丁香庄园杀人事件》、《黑天鹅》、《憎恶的化石》等，都是极具水准的作品。1960年，《黑天鹅》和《憎恶的化石》两个长篇获得日本侦探作家俱乐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前身），作为本格推理作家的鲇川哲也由此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1988年，东京创元社收到之前鲇川哲也经历的启发，启动了“鲇川哲也和十三个谜”征文活动，鼓励新人出道——这次夺得“第十三把交椅”的是日后大红大紫的今邑彩。1990年，鲇川哲也奖创立，二阶堂黎人、芦边拓、有栖川有栖、樱庭一树等人陆续因此奖出道，鲇川哲也的贡献可见一斑。

2002年9月24日，鲇川哲也在神奈川县鎌仓市的病院逝世，享年83岁。

“战后五人男”高木彬光、香山滋、山田风太郎、岛田一男、大坪砂男，再加上后来的土屋隆夫、鲇川哲也以及另一位作家日影丈吉，这八位成为了“宝石时期”活跃在推理文坛的主将。其中，高木彬光、土屋隆夫和鲇川哲也因为贡献尤其突出，也被称为“战后三大本格大师”，地位仅仅略逊于横沟正史。正是这些天才的出现，使得我们可以欣赏到风格各异的推理作品，享受这个感官世界带来的美妙体验。

那么，当这些天才退出舞台的那一刻，日本推理小说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可以肯定的是，可以让这么多天才一起退出的那个人，必定是一位震铄古今的大宗师。

第五章

黑雾之中

松本清张住所一层的客厅里坐满了客人。他们低声打着招呼，生怕打扰正在二层创作的那个人。他们彼此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这些人是同行，而且每天下午都要来这里等候那个人最新的作品。出版社里已经准备就绪，只等待最新一期的稿件送过来，就可以排版印刷了。他们期盼着楼上的人可以再快一些，因为那么多的人指望他的作品养家糊口。

16

有一位老人

我是松本清张的女儿。

——国民天后宫部美雪

2004年冬天，一个特别寒冷的清晨。

松本清张纪念馆的大门刚刚打开，一个举手投足显得格外可爱的女生第一个飞奔进去。她流连于松本清张生活过的每个房间，不时掏出笔记本记着什么。纪念馆的工作人员问她在寻找什么。她说在寻找父亲的轨迹。看到对方惊讶的表情，女生掏出自己的名片，微笑着说道：“是的。我是松本清张的女儿。”

工作人员低头看了一眼名片，上面赫然写着——宫部美雪。

几个月之后，由宫部美雪主编的《松本清张短篇杰作选》出版，在日本引发轰动。2007年，台湾独步文化出版了这套杰作选的中文繁体版。在后来的读者票选中，这套书击败了东野圭吾众多杰作，成为那一年读者最喜爱的推理小说。

1967年夏天，一个酷热难耐的中午。

松本清张住所一层的客厅里坐满了客人。他们低声打着招呼，生怕打扰正在二层创作的那个人。他们彼此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这些人是同行，而且每天下午都要来这里等候那个人最新的作品。出版社里已经准备就绪，只等待最新一期的稿件送过来，就可以排版印刷了。他们期盼着楼上的人可以再快一些，因为那么多的人指望他的作品养家糊口。

不一会，一只吊篮从二层的窗口垂到一层，等在最前面的编辑眉开眼笑，赶紧拿走了吊篮里的稿子。旁边一位年轻的编辑一脸羡慕地问道：“先生每天都这么辛苦，一定很苍老吧？”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

“什么？可是您每天都要……”

“是的。已经五年了，我每天都到这里取稿子。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先生本人，他实在没有时间。”

这两个片段里，主人公都没有登场。但我们不难看出，无论生前死后，他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力，都是不可抹杀的。而这位“先生”，就是这一节我们重点谈论的主角——松本清张。

松本清张是继江户川乱步和横沟正史之后，日本推理文坛的第三大高峰。江户川乱步“创造”了日本推理，横沟正史和松本清张则告诉人们日本推理是什么模样——横沟说应该飞上天空；而松本则认为应该脚踏实地。

很明显，日本“本格”推理小说类似于欧美黄金时代盛行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属于智力博弈的范畴，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因此，“本格时期”也被称为“浪漫主义时期”。在经历了1923年到1956年的辉煌期之后，“本格”推理和古典主义侦探小说一样，又遇到了瓶颈。伴随着《本阵杀人事件》、《刺青杀人事件》等名作将诡计穷尽，“本格”推理已经明显呈现出了疲软的趋势。于是，胡编乱造、格调低俗现象的泛滥也就不可避免。读者纷纷斥责“本格”推理小说的“堕落”，进而彻底远离了这类作品。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出现了尖锐的矛盾。二战之后，日本上下一心，在废墟上从头做起，使得经济很快腾飞，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弊端的种子也被埋藏起来。

为了使经济迅速崛起，日本政府扶植了大批“财阀企业”。我们今天熟悉的三菱、三井、松下、索尼、丰田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创立或兴起的。大型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短时间内制造出巨大的利润。但在经济崛起之后，其弊端就越发难以抑制。

首先，大型企业缺少灵活性和监督机制。在拥有一些资本之后，容易在内部滋生独裁和腐败。在遇到冲击的时候，更是缺少变通的能力——直到今天，日本的这些蠢笨“巨头”也没能从低迷中挣扎脱身。

其次，由于初期无限度地占据资源，并且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因此，“官商勾结”也就在所难免。在六七十年代，几乎所有的行贿案件中都有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落马；而几乎所有受贿案件的源头，都来自那些表面光鲜的大型企业。

日本民众在经历了迅速崛起的狂喜之后突然发现，自己的付出居然养肥这些“巨头”和高官！特别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全球经济进入滞涨期，这种“怨气”弥漫在日本的每个角落。

这个时候，松本清张适时地出现了。

1909年12月21日，松本清张出生在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北区。松本的家庭处于日本社会最底层。因为贫困，他的两个姐姐全部夭折，自己成了家中唯一的孩子；同样因为贫困，他从13岁起被迫辍学，一生只有小学学历。松本清张曾经在一家电器公司工作，但在1927年，这家公司破产，他也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之后，松本清张不得不走上街头，靠贩卖年糕为生。

1928年，他到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在这期间，松本清张阅读了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等人的作品，也接触了爱伦·坡和柯南·道尔的推理小说。他尝试着进行文学创作，但起点却格外悲惨——1929年，他因为借阅了左派杂志《战旗》被警方检举，在拘留所里被关押了十余天，并且遭到了警方的痛打。这段经历影响了松本清张的一生。

28岁那年，松本清张进入《朝日新闻》福冈分社当计件工，后来又在广告部搞设计。在同一年，他和内田尚子结婚，组建了家庭。

1943年，松本清张应征入伍，被派往朝鲜当卫生兵。战后，他被遣送回国，在报社复职。在战后日本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松本清张为了养活九口之家（父母、妻子和五个孩子），不得不奔波于关西和九州之间。他在1966年出版的自传《半生记》中，描绘了这段辛酸的往事。这段近乎于屈辱的生活，为松本清张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依据——无论是客观的或是主观的。

此时的松本清张已经40岁了，还未发表过一篇作品。和二十几岁就出道的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相比，他的起步太晚了。

1950年，《朝日周刊》（《朝日新闻》的子刊物）举办了“百万人小说”征文比赛，第一名可获得30万元奖金。这对松本清张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他当时连墨水和纸都买不起，就用铅笔在一个质地很粗糙的本子上创作。这个短篇名为《西乡纸币》，最终获得了三等奖，拿到了10万元奖金。事后有人透露，松本本来应该获得一等奖，因为他是内部员工，因此被“递减了两级”。

尽管如此，小说的成功依然给予松本清张巨大的鼓舞。他从此专心写作——尽管环境十分糟糕。松本一家九口住在一间小屋内。到了夏天，蚊蝇横行。父母睡一个蚊帐，妻子与五个孩子睡一个蚊帐。松本清张白天工作，晚上伏在昏暗的灯下一边写文章，一边用蒲扇赶蚊子。还是这种艰苦的环境，磨炼了他的毅力与信心。

1952年，松本清张创作了《某〈小仓日记〉传》，寄给《三田文学》杂志，得到著名作家木木高大郎的赏识。最终，小说荣获了第28届“芥川奖”。“芥川奖”是日本文坛的文学新人奖，42岁的松本清张在此时才以“文学新人”的姿态崭露头角。

日本有两大最知名的文学大奖，分别是侧重于纯文学领域的“芥川奖”和侧重于通俗文学的“直木奖”。作为主流类型文学，推理作家获得过“直木奖”的数不胜数，但在“芥川奖”上折桂的推理作家，却只有松本清张一人。大师风范，可见一斑。

《点与线》

作为知名的推理作家，木木高太郎非常欣赏松本清张的才华。他鼓励松本进行推理小说的创作（之前的两作不能算推理小说），并建议其来东京发展。松本清张听从了木木高太郎的建议，只身来到了东京。

松本清张的文学创作，最初是以纯文学作品开始的。松本清张为了脱颖而出，经常去登门拜会文学大师。一日，他带了自己的习作，去拜访著名作家井上靖，想请井上靖把稿子推荐给出版社。不想，井上靖态度十分冷漠，对这位已经40多岁的“新人”很瞧不起。这件事，成为了松本清张终生耿耿于怀的耻辱。看到纯文学领域的冷漠和推理界大师的热情，有感于当时日本社会的呼声，松本清张毅然投入了推理文学的怀抱。

1956年，松本清张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篇推理小说《点与线》。故事以一位日本底层女人为主线，揭露了日本官商勾结、社会黑暗的现状。《点与线》，寓意在这种黑暗的背景下，个体对于整体的无奈与屈服。小说成功地运用了时刻表诡计，文笔清新而厚重。

《砂器》

这部小说从1957年2月开始在《旅途》杂志连载。同年4月，松本清张创作的另一部推理小说《眼之壁》也开始了连载——这部作品风格与《点与线》一脉相承。1958年，两部作品推出单行本，成为了日本市场上最畅销的读物——仅仅三个月，两部书就销售了将近50万册。人们惊呼：“属于松本清张的时代到来了！”

其后，松本清张一发不可收拾。他先后创作了《砂器》、《零的焦点》、《黑革记事本》、《坏家伙们》、《兽之道》等作品，每一部都成为叫好又叫座的经典。

日剧《黑革记事本》海报

那个时代，每天下班之后，日本人都会到书店或报刊亭前打听：“有没有松本清张的作品？”甚至有一段时间，如果读者对着一家报纸或杂志高喊：“什么！居然没有松本清张的连载！”那么，就意味着这家刊物离破产关张为时不远了。“一定要有松本！”这句话成为了所有报刊老板给编辑下达的死命令。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一节开头的那幅画面。

据统计，那段时间，松本清张曾经同时为15家报刊创作推理小说，每天至少要完成一万字。这种写作节奏从周一持续到周六，只有周日可以休息一下。渐渐的，松本清张养成了只有在星期天才会见客人的习惯。而且，无论多么重要的事情，每次会见只能延续30分钟，雷打不动。松本清张的推理创作生涯持续了40多年。初步统计，他一生创作的推理小说，长篇短篇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800余部。这在世界推理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其中，被影视化的，大约有30余部，远远把现在的“畅销天王”东野圭吾甩在身后。

《零的焦点》

人们把松本清张的出现定义为“清张革命”；把松本清张的时代定义为“清张时代”；把松本清张的影响定义为“清张魔咒”……松本清张在一年里，就彻底地清除了本格推理留在日本的痕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松本清张不是少年天才，更不是什么奇才鬼才。他只是一个老人，一个经历了人生起落、饱尝了世态炎凉的老人。他没有华丽的文笔，构思不出异想天开的诡计，他只是像所有年岁大了的人一样，在每个人耳边，用低沉的声音唠唠叨叨，希望给予你一些微不足道的启示。

《松本清张短篇杰作选》

同时，他还是一位战士，一位敢于挺身而出、对抗一切不公平的战士。在他的笔下，日本社会的阴暗面被曝光在众目睽睽之下。在这些阴暗面上滋生的病菌与怪胎，完全无所遁形。松本清张有一部作品名叫《日本黑雾》，而他自己，就是那位“举世皆浊我独清”、敢于驱散黑雾、还原日本真相的战士。

松本清张让推理小说回到了地面，开始脚踏实地地关注日本自身的状况。他所创造的这种不以诡计为卖点、注重揭示社会和人性阴暗面、具有强烈写实主义风格的推理小说，被人们称为“社会派推理”。从这个时期开始，日本推理文学走上了完全意义上的“原创”之路，最终成为了世界推理文化的核心。而这一切，是由松本清张开始的。

传统的推理小说往往注重三个层面问题——

是什么？（凶手是谁？）

为什么？（动机是什么？）

怎么做？（诡计是什么？）

相比于对第一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孜孜以求”，传统推理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理解往往停留在“给个理由就行”的层面。很明显，这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现实生活中，犯罪动机往往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当松本清张将注意力放在第二个问题上时，他的作品获得成功就显得水到渠成了。

松本清张告诉我们，推理小说的手法可以忽略，推理小说里可以没有天才型的神探登场，推理小说可以像纯文学作品一样，厚重而富有深度。

1963年，松本清张被推选为日本推理作家协会主席。1992年8月4日，一代宗师松本清张因肝癌逝世，享年83岁。

17

人性的证明

森村诚一创造的奇迹，是其他推理作家不能比拟的。

——《朝日新闻》

如果要问创作一本小说的成本是多少，有一位日本推理作家会告诉我们：“即便不考虑耗费的精力和时间，直接成本也可以达到两千万日元。而且，自己的生命，也很有可能因为这部小说受到威胁。”

这不是天方夜谭，而是在日本推理文坛真实发生的事件。这位直面死亡的作家就是这一节的主人公——森村诚一。

上一节里我们提到，松本清张创立的社会派推理以泰山压顶之势“清算”了“本格”推理。一时之间，偌大的推理文坛，几无“本格”作家立锥之地。即便高木彬光、土屋隆夫这样的大师，也要针对客观变化调整自己的文风，其他“本格”作家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1957年社会派推理确立以来，一直到1986年，这种类型的推理小说统治日本文坛整整30年。其中的1969年则是一个分水岭，正是这一年，森村诚一以一鸣惊人的姿态出道，将社会派推理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1957年到1962年是社会派推理经历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之后，这种类型的作品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瓶颈，甚至面临着“生死抉择”。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批作家开始创作社会派推理，但短时间内很难达到松本清张的水准。大量低劣作品充斥市场，使得这种类型小说越发风俗化。读者在失去了新鲜感之后，如此质量的作品已经很难得到认可。到了1968年，社会派推理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甚至连一代宗师松本清张都束手无策。

万幸，在1969年，一个叫森村诚一的作家出现了。

森村诚一1933年1月2日出生在琦玉县熊谷市。父亲常年经商，家境颇为殷实。从小学到大学，森村诚一的教育之路可谓一帆风顺——这和许多推理作家的成长道路大相径庭。宽松的环境使得森村诚一可以把更多心思放在阅读上。在求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小说，尤其是欧美小说。和松本清张类似，森村诚一也对纯文学作品很感兴趣。直到晚年，他依然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视为“圣经”。

《高层的死角》

1958年，森村诚一从青山学院英美文学科毕业。毕业后的求职道路不是很顺利，森村诚一被分配到新大阪饭店和新大谷饭店工作。他最初只是一名服务生，后来升任柜台主任。酒店的工作刻板无聊，却为森村诚一一生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当时正值日本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在这些豪华酒店里，形形色色的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政客、商人、骗子、妓女，甚至是黑帮人物每天在森村诚一眼前来来往往，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后来森村回忆说：“突然间，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不再无趣。相反，我是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人。因为只要待在大酒店里，就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这种经历的确太宝贵了。”

1967年，森村诚一调动工作，来到日本经营学校出任讲师。业余时间，他开始尝试创作企业小说。企业小说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兴起的一种类型小说，创作这种小说的人很少，小说本身也处于尝试阶段。森村诚一一口气写了五部企业小说，并都在青树出版社出版。小说本身有不少亮点，但作为新人创作的新型类型作品，其影响力非常有限。加之青树出版社是个小社，宣传力度有限，以至于读者和评论者们完全不知道有个名叫森村诚一的作家。

这次尝试算不上成功，但对森村诚一却产生了一定的鼓励作用。他很看重这五部作品，以至于在其功成名就之后，还逐一修改了这些作品，并将其重新出版。目前，这几部作品的第一版在日本售价不菲，读者对于青涩的森村诚一有着一种特殊的热爱。

《腐蚀的构造》

青树出版社的社长认为这几部作品和推理小说很接近——无论气氛的渲染还是情节的布设。他建议森村诚一改写推理小说，理由是社会派推理在当时已经成为主流文学。坦白地说，森村诚一最初对这个建议不大“感冒”，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处在一种“绝望和焦躁”的情绪中。

一日，森村诚一偶然看到了“江户川乱步奖”的征稿启事，下定决心要挑战一下这个奖项。当时离截稿日期只有一个月，而且举办方只接受长篇作品。森村诚一心里盘算：“一天可以写20页稿纸，这样一个月就可以写500页以上。一页稿纸是400字，这样下来一部超过20万字的小说就诞生了！”于是，森村诚一用了三天的时间取材和构思。从第四天开始，他停止其他一切工作，开始创作推理小说。1969年2月28日，森村诚一把自己写好的小说寄给了评委会。

这部作品名为《高层的死角》，是以大酒店为背景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故事里运用了密室和不在场证明诡计。“江户川乱步奖”的评委会包括横沟正史、高木彬光、松本清张、仁木悦子、角田喜久雄和中岛河太郎等大师。结果，无论是本格作家横沟正史、高木彬光，还是社会派宗师松本清张、仁木悦子，或是侧重于文学层面的评论家角田喜久雄和中岛河太郎，都对森村诚一的这部推理处女作赞不绝口。松本清张更是激动地高呼：“我的推理小说有希望了！”

就这样，森村诚一全票荣获了“江户川乱步奖”，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

《人性的证明》

进入20世纪70年代，森村诚一无可争议地成为社会派推理作家的领军人物。他先后创作了《腐蚀的构造》、《新干线杀人事件》、《东京空港杀人案》、《超高层饭店杀人案》、《太阳黑子》等经典作品，其中《腐蚀的构造》获得了第25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1975年，森村诚一创作了世人皆知的不朽作品《人性的证明》。这部作品以深刻悲凉的笔调，揭露了日本上流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丑恶，被誉为“最震撼心灵”的推理小说。这部小说在10个月里再版了30余次，6个月里销售了300万册，是除了《福尔摩斯探案集》之外，销售业绩最好的推理小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人性的证明》可能是最为熟悉的一部推理作品。因为由其改编的电影《人证》在20世纪80年代火遍了大江南北。电影里那首感人至深的《草帽之歌》是那个时代每个中国人都能随口哼起的旋律。横沟正史指出：“《人性的证明》是森村诚一最高的杰作，也是日本推理小说中的扛鼎之作。”

随后，森村诚一又创作了《青春的证明》和《野性的证明》，这两部作品与《人性的证明》组成了“证明三部曲”，是当时全日本乃至全世界最畅销的小说。这个系列标志着森村诚一成为继松本清张之后最伟大的社会派作家，也标志着社会派推理突破了瓶颈，走向了真正的巅峰。就在这个时间，森村诚一还创作了“十字架三部曲”——即《黑十字架》、《白十字架》和《火十字架》，也都颇受好评。

《野性的证明》电影海报——高仓健主演

自出道以来，森村诚一便成为日本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的常客，即便不是每本新书都能拿到第一名，也不会落在十名以外。在每一年统计的作家收入榜单中，森村诚一更是连续十年高居榜首，其实力和读者认可程度可见一斑。可以说，森村诚一达到了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和松本清张没有达到的高度。他将推理小说在日本的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20世纪80年代，森村诚一创作了小说《恶魔的饱食》。这部作品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时，以中国人为实验对象来试验细菌生化武器。作品在《赤旗报》上连载，引起轰动，首印300万册一销而空。森村诚一为了写《恶魔的饱食》一书，花了近2000万日元进行调查和取证——这在当时简直是一笔不能想象的投入。时至今日，在世界范围内，这部作品的创作成本也是非常罕见的。

《恶魔的饱食》

由于此书的出版，日本右翼团体将森村诚一视为眼中钉。他们吹毛求疵地指责《恶魔的饱食》一书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发出了死亡威胁。有人劝森村诚一不要冒险，不要过问政治——因为森村诚一此时已功成名就，随便写点什么都能名利双收。但森村诚一的答复是：“如果我就此退缩，以后还有何面目以作家自居？当一个只知道版税与稿酬的作家，我是无法容忍的。一个作家应当关注社会问题，以反省历史来揭露社会弊端，追求人生的真谛，这才是我写作的目的，是我生存的意义。”

森村诚一掷地有声的答复令右翼分子震颤；森村诚一有理有据的反驳更令对手哑口无言。后来，森村诚一自费将《恶魔的饱食》捐赠给图书馆、学校和战争纪念馆，以这种方式铭记历史，警醒后人。21世纪，森村诚一多次来到中国进行交流，交流内容也不仅限于推理小说的范畴。他曾接受了中国国家电视台的专访，其影响力不言而喻。可以说，森村诚一是和中国读者关系最紧密的推理作家之一。

森村诚一创作了500余部作品，较之松本清张，他的作品更容易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秉承了松本大师深沉厚重，富有纯文学气息的文风。在此基础上，森村诚一改变了社会派推理情节拖沓、节奏缓慢、流于世俗的缺点，他的笔触更加犀利，对于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更加一针见血。因此，阅读森村诚一的作品，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畅快感。相比于松本清张“发牢骚”式的风格，森村诚一的小说无疑更具有读者缘。作为社会派推理的主将，森村诚一的出现挽救了这种类型小说，使得“清张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直至1987年的“本格维新”。

当然，社会派的辉煌并不仅仅属于松本清张和森村诚一。作为一种统治日本文坛30年的类型小说，自然拥有大量优秀的、极具开拓精神的作者。他们一起构筑了日本推理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他们是我们在下一节里将要熟悉的主角。

18

清张魔咒

没有人能逃出松本清张设下的魔咒。

——东野圭吾

1957年。第三届江户川乱步奖颁奖典礼现场。

相比于前两届将大奖授予推理文学理论研究书籍，这一次江户川乱步奖第一次面向社会征稿。在收到的400余部作品中，一部名叫《只有猫知道》的小说得到了专家和媒体一致认可。所有人都认为，这将是改变日本推理小说方向的一部作品。作者的署名是“仁木悦子”，没有人见过这位新人的庐山真面目。因此，在颁奖典礼这天，几百位记者早早来到会场，期待第一时间见到作者。

当主持人宣布有请获奖者仁木悦子登台领奖时，所有人被眼前发生的一幕惊呆了：一位先生推着一架轮椅缓缓走出，轮椅上的女士就是他的妻子、《只有猫知道》的作者仁木悦子。仁木悦子四岁时患上了严重的小儿麻痹症，双腿失去了知觉，终日与轮椅相伴。这次的颁奖典礼，是她很多年来第一次走出家门，在公开场合亮相。

一时间，会场鸦雀无声。突然，排山倒海般的掌声响起。人们向这位了不起的创作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江户川乱步不禁惊呼：“奇迹！奇迹！日本有了自己的海伦·凯勒！日本有了自己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由此，仁木悦子有了“日本克里斯蒂”的称号。她的经历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

获奖作品《只有猫知道》出版后，半年内售出了10万余册，成为了世界推理史上的经典作品。仁木悦子用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清新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一个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推理故事。

仁木悦子本名大井三重，1928年3月7日出生在东京都。由于自幼患病，她不能接受正规的教育。所有小学和中学时期的知识，完全来自在东京大学读书的哥哥——哥哥每天都会抽出两个小时给妹妹上课。这种经历使得仁木悦子对哥哥充满了感激之情，这种感激在她的推理小说里有了最直接的体现。

仁木悦子的二姐是一位重度推理迷。受其影响，她很小的时候就读过《福尔摩斯探案集》和江户川乱步的“少年侦探团系列”，对推理小说非常感兴趣。结婚之后，她随夫姓改名为二日市三重子，并开始用“仁木悦子”为笔名创作小说。

和松本清张的《点与线》一样，仁木悦子的《只有猫知道》出版于1957年。这两本作品风格相近，都属于写实主义，都有着富于纯文学色彩的笔触。这两本书成为了社会派推理的发轫之作，一起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佐野洋作品

成名之后，仁木悦子又创作了《林中之家》、《带刺的树》、《黑色的飘带》等作品。她作品中“侦探兄妹”的组合来源于自己和哥哥非比寻常的感情，也成为日本推理小说中特点非常鲜明的侦探形象。

就像之前反复提到的那样，松本清张和仁木悦子的出现，推翻了统治日本推理文坛30余年的“本格”小说，建立了属于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王朝。从1956年到1986年，松本清张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可以说，如果作品里没有一点“清张风范”，创作者就无法在推理界立足。评论者把这种现象定义为“清张魔咒”——社会派推理的地位可见一斑。

在社会派的鼎盛年代，受“清张魔咒”影响最深、成就最为突出的是笹泽佐保、佐野洋和夏树静子。

笹泽佐保本名笹泽胜，1920年出生于横滨，他的父亲是在日本颇有名气的诗人笹泽美明。1953年，笹泽佐保以《黑暗中的传言》和《第九个牺牲者》两个短篇参加《宝石》杂志征文，一举成名。他本来以为可以大展宏图，却在这一年十月遭遇了车祸，两年之后才完全康复。1959年，笹泽佐保以长篇《不受欢迎的客人》参与江户川乱步奖角逐，虽然没有获奖，作品却也被日本讲谈社看中出版。

从1960年到1961年，笹泽佐保连续创作了8部长篇和30多部短篇，是那个时间里日本最高产的推理作家。这些作品都属于写实主义的社会派推理，但其中谜题的设置亦非常精巧，这也成为笹泽佐保和其他社会派作家最大的区别。

因为长期在医院进行创作，出院之后，笹泽佐保反而无法适应写字台。但是，习惯了卧床工作的他又担心这样会抵挡不住睡魔的诱惑，耽误交稿。因此，他成为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站着创作的作家。

笹泽佐保的字迹小巧工整，而且一页稿子往往只使用中间部分，四周整齐地留白。再加上“佐保”这个名字非常女性化，以致长期以来，编辑和读者都将其视为女性。《宝石》杂志的主编甚至多次试图暗访笹泽佐保，看看有没有将其打造为“美女作家”的可能。

笹泽佐保的创作观是“推理小说应该是解谜与浪漫的结合体”。为了这个理念，在1964年之后，他作品里的解谜元素被进一步弱化，悬疑感和浪漫气息越发明显，爱情戏也越来越多。这个改变使得笹泽佐保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受女性欢迎的推理作家之一。

佐野洋本名丸山一郎，1928年出生于东京都。佐野洋从小成绩优秀，擅长运动，涉猎的知识领域非常广博。1945年，佐野洋考入了一所海军学校，但只待了四个月，学校就因为二战结束而被解散。佐野洋重新读了大学，并进入《读卖新闻》任记者。

1958年，佐野洋凭借中篇推理《铜婚式》获得征文大赛二等奖。1959年，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一根铅管》，成为了专职推理作家。

社会派推理作家以作品题材涉猎广泛著称，而佐野洋又是其中的翘楚。他的小说涉及政治、体育、企业、心理等很多领域，甚至在科幻题材方面也不遑多让。佐野洋被媒体誉为“日本的阿西莫夫”，其科幻推理的水准丝毫不逊于《钢穴》《裸阳》这样的世界名著。《透明受胎》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佐野洋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评论家。作为社会派的中坚作家，佐野洋一直致力于推广写实主义风格。他尤其反对在作品中出现传统意义上的“名侦探”，认为这种设置属于“胡编乱造”，是对读者的不尊重。纵观佐野洋一生的作品，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系列侦探，更没有什么所谓的“名侦探”。

佐野洋的观点非常尖锐，并且引发了日本推理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论战的对象是著名推理作家都筑道夫。和佐野洋类似，都筑道夫也是个创作兼评论健将。他塑造了很多“名侦探”，坚持反对佐野洋的观点。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对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

如果说在“清张革命”之后，有哪位女作家可以在社会派领域和仁木悦子比肩，那一定只能是夏树静子。

夏树静子本名五十岚静子，1938年2月21日出生在东京都，大学的专业是英文。

夏树静子的出道相当顺利，起点也非常之高。1969年，夏树静子以《消失的天使》角逐江户川乱步奖，结果屈居第二——第一名相信大家还记得，没错，就是森村诚一的《高层的死角》。不过，这部作品依然得到了一致认可，由讲谈社在1970年出版。

在创作了若干部短篇小说之后，在1973年，夏树静子的第二部长篇作品《蒸发》完成了。这部作品是夏树静子最高杰作，毫无争议地斩获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大奖。之后，她创作了《丧失》、《目击》、《雾冰》以及向埃勒里·奎因致敬的《W的悲剧》、《M的悲剧》、《C的悲剧》。

早期的夏树静子是一位坚定的本格作家，主张以华丽奇特的谜团征服读者；到了20世纪70年代，受“清张魔咒”的影响，她的创作风格发生了重大转变，成为了社会派推理主将。后来，夏树静子得到了“主妇作家”的称号，可见其作品是多么的“亲民”。她和另一位女作家山村美纱并称社会派时期的“绝代双姝”。

“清张魔咒”的影响是深远的，就如同西方的“黑色革命”，不仅造就了社会派推理本身，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推理小说”的发展方向。

由于社会派作品崇尚写实主义，作品内容贴近生活，人物设定也比较平民化，有相当数量之前不看推理小说的读者成为了推理迷。因此，在社会派推理的繁荣时期，这种类型小说打造出了两位“国民作家”。这两位作家作品数量众多，涉及题材广泛，无论男女老幼，都是其最铁杆的粉丝——他们就是西村京太郎和赤川次郎。

西村京太郎本名矢岛喜八郎，1930年出生。1963年，他以一部《歪曲的早晨》获得了推理小说新人奖出道；1965年，又以《天使的伤痕》夺得了江户川乱步奖，一举成名。

西村京太郎的作品涉及到了日本社会所有领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全民偶像”。其中，“旅情推理”是西村京太郎最擅长的领域——他特别喜欢以电车、火车、轮船或飞机为基准点制造故事，在解谜的过程中融入各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社会背景，将推理小说的外延最大程度地扩大。很明显，时刻表诡计和不在场证明是西村京太郎“看家绝活”。

除了《天使的伤痕》，西村京太郎代表作还有《双曲线杀人事件》、《七个证人》、《宝石的杀意》等等。而他在作品中塑造的系列侦探十津川警部，则成为了最受读者欢迎的刑警。

比西村京太郎更“全民化”的，是出生于1948年的赤川次郎。从1976年处女作《幽灵列车》获奖出道以来，这位有“印刷机”之称的作家已经出版了将近150部作品。据说在最鼎盛的时期，赤川次郎每两天就能完成一部至少15万字的小说。

《追捕》DVD封面

从1983年开始，赤川次郎连续三年蝉联年度作家收入排行榜第一名。单就1985年而言，他的版税收入居然高达7亿5000万日元，实在不可思议。我们熟悉的动画形象“猫眼三姐妹”，就是出自赤川次郎的笔下。

毫无疑问，西村京太郎和赤川次郎对于推理小说的大众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客观地说，作品数量过多，涉猎题材过于宽广，也严重制约了两位作家进一步的发展。坦率地讲，就作品的“效率”而言，这两位“国民作家”并不显得特别突出。

有像西村京太郎和赤川次郎这样的“杂家”，就会有更多在一个领域不断探索的专家。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作家将西方硬汉派推理的元素植入写实主义推理，从而派生出了属于日本的“硬汉派”。这个派别的代表作家是西村寿行、逢坂刚、大泽在昌和驰星周。

出生于1930年的西村寿行的代表作是《趟过愤怒之河》——什么？你没听说过这本书？不可能！我说出由这部书改编而成的电影，你一定会恍然大悟：《追捕》。没错，那部影响了中国一代人、将高仓健和中野良子塑造成“神雕侠侣”的影片，就是由西村寿行的小说改编的。

提到《追捕》，也就无须我赘述这种类型作品的特征了——黑幕、诬陷、复仇、动作、惊险，这几个词基本可以概括日本的硬汉派小说。和“黑色革命”孕育出的西方硬汉派不同，受东方传统文化熏陶以及社会派推理的影响，日本的硬汉不会试图“毁灭世界”，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将扭曲的社会扳回正轨。

逢坂刚的“百舌系列”包括5部作品，塑造了“杀手百舌”的形象；大泽在昌“新宿鲛系列”在日本已经累计销售了600万册，主人公刑警“新宿鲛”是不折不扣的“纯爷们”；以喜剧演员周星驰为偶像的作家驰星周创作有“不夜城系列”，成为日本硬汉派推理最好的诠释。这些作家和代表作品，构成了日本硬汉小说的浮世绘。

总之，不管是直接的传承，还是外延的扩展，亦或内核的延伸，无不是建立在松本清张的基础上，社会派写实主义的原则，一直没有被动摇，反而越来越深刻地植入了各种由其衍生而成的流派。难怪天王级的东野圭吾也由衷地感慨道：“没有人能逃出松本清张设下的魔咒。”

不过，不管“清张魔咒”如何了得，总会有人以自己的方式尝试着，并试图有所突破。这种尝试很痛苦，成功的概率也非常有限。但是一旦成功，那必定又是一段颇为传奇、为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第六章

本格维新

日本推理文坛在“清张魔咒”的笼罩之下度过了30年。坦白地说，即便松本清张是一位足够伟大的导师，几百位作家在同一个基调之下写上30年，读者也肯定会产生审美疲劳。森村诚一、夏树静子等作家为社会派推理缔造了最后一个巅峰，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类型的作品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19

救世主

岛田庄司的出现挽救了本格小说。

——台湾推理评论大师傅博

日本推理文坛在“清张魔咒”的笼罩之下度过了30年。坦白地说，即便松本清张是一位足够伟大的导师，几百位作家在同一个基调之下写上30年，读者也肯定会产生审美疲劳。森村诚一、夏树静子等作家为社会派推理缔造了最后一个巅峰，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种类型的作品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没落。

除了所谓的“审美疲劳”，有一个客观因素使得这种没落成为必然——那就是主力读者群的更新换代。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一代日本公民成为了社会主力——他们大多出生在20世纪60、70年代，没有经历过艰辛的战后重建，更没有经历残酷的战争。把这一代人称为“垮掉的一代”有失偏颇，但他们的确没有什么危机意识，喜欢追求享乐和感官刺激。

对于社会派的写实主义风格，这一代人大多不怎么“感冒”；对于那些深沉厚重的谴责和批判，他们更是对其敬而远之。这一代人普遍认为，社会的确不让人满意，但随口骂上几句就好了，何必要花大把时间读一部300页以上的“谴责小说”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社会派推理明显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于是，日本推理界忽然掀起了一股“本格回归”的风潮，有两件事是颇具代表性的。

第一件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出版社开始大量出版本格时期大师的作品集。仅仅几年时间，江户川乱步全集、横沟正史全集、高木彬光全集、木木高太郎全集、梦野久作全集等纷纷上市，总共有将近300个品种。这种出版效率即便在“黄金时代”的欧美也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的读者对于弥漫着浪漫主义色彩、可以满足感官刺激的本格推理是如何的渴求。

第二件是在1975年2月，日籍华人、日本推理文学研究评论家傅博创立了《幻影城》杂志，大力介绍和推广日本推理文化。杂志得到日本各界支持，很快就成为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推理刊物之一。《幻影城》杂志定期举办征文比赛，很多本格作家由此出道，成为了新时期本格推理的旗手。其中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的是创作了“亚爱一郎系列”的泡坂妻夫和创作了《一朵桔梗花》、后来得到直木奖的连城三纪彦。

从这两个现象不难看出，本格小说的“大反攻”已经具备了客观基础，一个复兴的时代似乎就在眼前。但是，新时期的本格推理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呢？复制新青年时期和宝石时期的作品肯定是不行的，那样做只能让本格推理倒退。读者希望看到属于20世纪末，甚至是21世纪的本格推理，这种推理该是什么样呢？

就在大家迷惘的时候，一位天才横空出世，成为了本格推理的救世主。这个人就是这一节的男一号、有“推理之神”之称的岛田庄司。

《一朵桔梗花》

岛田庄司1948年10月12日出生于广岛县福山市。他的父亲在战争期间从军，长期驻扎在广岛。一次，他从广岛市郊区赶往市中心执行任务。走到半路上，岛田爸爸突然想起，自己有一件公务因为昨天醉酒，忘记了处理。如果这样赶到市里，一定会被长官痛骂。于是，他转身返回市郊。

突然，岛田爸爸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大地仿佛都被撕裂了。转头一看，一朵蘑菇云在广岛市中心升起，由橙变黑，由黑变白。后来日本人才知道，这个东西叫做原子弹，是美国人送来的“礼物”。

岛田庄司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发生意外，父亲一定不能躲过这场灾难，我也就不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这对于推理小说而言，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年幼的岛田庄司经历了日本战后最困难的日子，这使得他的作品中永远不会缺少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小学的时候他就开始创作推理小说，并且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把自己的作品大声念给同学们听。

岛田庄司是一个很有艺术天赋的人，毕业于武藏野美术大学。他做过卡车司机，为杂志画过插画，甚至一度成为了一名占星师。1976年，岛田庄司制作了一部完全由自己作词作曲的LP唱片《LONELY MEN》，这张唱片在音乐领域没有引起什么轰动，后来倒成为推理迷们趋之如的珍品。

1979年，岛田庄司创作了惊世骇俗的《占星术杀人魔法》，并把稿件投给了江户川乱步奖评委会，参与1980年“江户川乱步奖”的角逐。这部稿件给所有评委出了难题——谁也没有读过这种风格的推理小说，谁都无法评价这部小说的优劣。德高望重的评委土屋隆夫直言：“我真的没有能力评价这部作品，尽管我觉得它会改变整个推理小说的格局。”最终，《占星术杀人魔法》因为过于“异类”，输给了井泽元彦的《猿丸幻视行》，屈居第二。不过，日本讲谈社依然在1981年将这部作品出版。

推理迷“岛田军副将”所藏唱片《LONELY MEN》

《占星术杀人魔法》讲述了一个推理文学史上最华丽的故事，故事里运用了一个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诡计。40年前，画家梅泽平吉在密室中被杀。他留下了一份手记，里面记载着制造不死女神阿索德的方法——只要取下6个不同星座女孩身体的一部分，将其拼在一起，阿索德就可以得到永生。而且，这6个满足条件的女孩，就生活在梅泽身边。接着，6个女孩被一一杀死，她们的尸体出现在日本各地，每具尸体上，都缺少了那最关键的一块！可是，梅泽平吉明明已经死去……

毫不夸张地说，《占星术杀人魔法》是一部诞生过早的天才之作。它的创意和布局都属于21世纪，却被岛田庄司这个天才提前20年写了出来——这就难怪评委们面对作品显得格外茫然和无助。

《占星术杀人魔法》（内地第一版）

《占星术杀人魔法》（台湾地区第一版，弥足珍贵）

在《占星术杀人魔法》中，岛田庄司塑造了日本推理史上最为另类的侦探——占星师御手洗洁。“御手洗”在日文中是“厕所”的意思，而“洁”是“清洁”的意思。因此，这位神探的名字实际上就是“打扫厕所”。这个设定源于岛田庄司儿时的经历：“庄司”的日语中发音和“扫除”很接近，每当老师问今天轮到谁做值日的时候，全班同学总会高喊：“庄司！庄司！”岛田庄司回忆说：“自己小时候做扫除的次数，比全班同学加起来都要多。”后来，他索性把侦探的名字定为“御手洗洁”，这也算是一种无声的“吐槽”。

御手洗洁1948年11月27日上午8点28分出生于横滨，射手座，是京都大学的肄业生。他的智商在300以上；他的相貌是个永远的秘密，因为岛田庄司不允许任何人为其画像；他的职业是占星师，但没人能说清他究竟依靠什么来养活自己；他拥有非凡的贝斯技巧，却从来不屑于以此为生。

御手洗洁是个彻头彻尾的怪人。他平时颓废不堪，遇到奇案时却活力无限；他常常一言不发，却有着无法克制的演说癖；他曾经高谈阔论几十分钟，为的就是向别人解释自己为何从来不戴手表；他极端鄙视自己的同胞，肆无忌惮地咒骂同胞的劣根性；他非常崇拜福尔摩斯，却宣称福尔摩斯不过是个既爱吹牛又有毒瘾的骗子；他热衷于模仿狗叫，看着别人惊异的目光乐不可支……他认为地球是圆的，所以地球就是圆的；他认为天空是蓝的，所以天空就是蓝的；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有个性、最优秀的侦探，所以，世界上最有个性、最优秀的侦探就叫御手洗洁！

褚盟与岛田庄司的合影

之后，岛田庄司在1982年又出版了“御手洗洁系列”第二作《斜屋犯罪》。这部作品的谜团更加华丽恢弘，进一步树立了岛田庄司的创作理念和特点。

这两部作品出版后，在日本推理界引发了一场空前的争论。很多作家和评论家大肆攻击岛田庄司，认为其作品严重脱离实际，“幼稚可笑且异想天开”，是对松本清张以及众多社会派前辈的不尊重，是在企图把日本推理文学引向毁灭的不归路。甚至有人直言：“像这样的作家，应该马上把他清洗出推理界。”岛田庄司后来承认，那个时间他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另一方面，岛田庄司却获得了读者最大程度的支持。人们喜欢这种“富丽堂皇”的谜团，喜欢那位颠覆了一切的御手洗洁，喜欢《占星术杀人魔法》、《斜屋犯罪》这种“属于21世纪的推理小说”。更重要的是，很多有志于推理创作的年轻人，看到岛田庄司作品后，终于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这些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成大器，进而开创了新本格推理——关于这些年轻人的经历，我们在下一节会提到。

在这两部作品出版之后，鉴于当时大环境的考虑，岛田庄司意识到，自己的理念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推广过程，不能指望读者和作家在一夜之间完全抛弃过往的习惯。于是，在1984年，岛田庄司创作了《寝台特急1/60秒障碍》。

这是一部带有写实主义色彩的本格推理，是当时颇为流行的“旅情推理”。在这本书里，岛田庄司塑造了另一位系列侦探——刑警吉敷竹史。

吉敷竹史是与御手洗洁截然不同的人。他出生于1948年1月18日，摩羯座，是东京警视厅搜查一课刑警。与梦一样的御手洗洁相比，吉敷竹史是一位典型的写实派人物。他留着一头黑发，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厚嘴唇，宽肩膀，身高1.78米，身材健美，酷似混血模特，是女性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即使他和一位名叫通子的女人分分合合令人不快，也没有动摇其“好男人”的光辉形象。

在工作中，吉敷竹史坚韧不拔，一丝不苟。他从来不会像御手洗洁那样异想天开——虽然他的头脑并不比那位占星师差——而是从始至终紧跟线索，不辞辛苦地在日本各地奔波。吉敷竹史遇到的案件大多与时刻表有关，于是，我们便会在每一部作品中跟随他东奔西跑，有时会感到疲劳，有时会觉得琐碎。但是，每当吉敷竹史说出真相，令凶手无处遁形之时，所有读者都会发出由衷的感叹：“真是不枉此行。”

《斜屋犯罪》

“亲民”的吉敷竹史一举征服了读者和评论家，岛田庄司的理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并提倡。“吉敷竹史系列”一共有16部作品，其中的《北方夕鹤2/3杀人事件》、《奇想天动》和《泪流不止》是代表性作品。

岛田庄司的理念是“还原本格”。他认为，推理小说的本来面目，只应该是埃德加·爱伦·坡在《莫格街凶杀案》中表现的那样——故事紧扣谜团，谜团表象华丽而不可思议，解答的部分却要严格尊重科学和常识——“如果爱伦·坡把故事的解答写成‘恶魔的游戏’，那么《莫格街凶杀案》充其量只是一篇很好的哥特小说，不会取得什么突破。但是，他很科学地解释了一切，这样世界上才有了‘侦探小说’。”

在岛田庄司看来，这种理念和模式，就是他心目中理想的“本格推理”。岛田庄司并不排斥欧美的硬汉派、本格的变格推理以及社会派推理，但他认为这些都是“衍生品”，不是真正的推理小说。既然推理小说被创立时就具有这样的特征，自己要做的就是还原其本来的面目。

岛田庄司还认为，《莫格街凶杀案》之所以魅力无穷，是因为爱伦·坡运用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理论知识，再配以严谨的逻辑推演，才会出现如此天衣无缝的作品。随着时间的推进，科学技术和理论知识在不断进步，推理小说要第一时间运用到这些成果，才能保证不被读者摒弃。本格推理要想从社会派推理手中夺回“阵地”，不能让作品中的元素停留在乱步或横沟时代，而是需要时代的新意。“19世纪的成果在《莫格街凶杀案》中得到了体现，而现在的小说，毫无疑问应该反映21世纪世界的进步……”

《水晶金字塔》

因此，我们看到，无论《占星术杀人魔法》还是《斜屋犯罪》，都毫无保留地体现着岛田庄司的理念——解谜至上，谜团华丽，解答合理且具有时代感。在得到认可之后，岛田庄司没有了牵绊，可以天马行空地实现自己的追求。

1990年，他创作了长篇推理《黑暗坡食人树》，开启了“新御手洗洁系列”——这个系列包括《黑暗坡食人树》、《水晶金字塔》、《眩晕》和《异位》四作。1993年，岛田庄司定居美国洛杉矶。随后，他陆续创作了《龙卧亭杀人事件》、《俄罗斯军舰幽灵事件》、《魔神的游戏》、《螺丝人》、《龙卧亭幻想》、《摩天楼的怪人》等鸿篇巨著。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想象的极限：两千岁的吃人楠树、核战争之后满目疮痍的地球、吸血鬼杀人、俄罗斯公主的幽灵……御手洗洁和他的助手石冈穿梭于世界各地，解决这些不可思议的谜团。而支撑这些谜团的，是克隆技术、DNA密码等新时代科技成果。

岛田庄司在不断挑战着读者心理极限。每当你认为他的想象力已经无以复加的时候，他总能用更胜一筹的构思带给读者巨大的心理落差。在这个信息爆炸、光怪陆离的时代，岛田庄司的出现满足了新兴读者的需要。2010年，岛田庄司完成了新作《写乐——密闭之国的幻想》，横扫了日本年度所有推理排行榜。人们惊呼：“推理之神的脚步没有停下，反而越走越快。”

除了创作，岛田庄司非常关注推理文化的普及和推广。他主办的《岛田庄司季刊》会定期刊登最新的推理资讯和发展方向；他每年推出的《本格推理宣言》成为年度最权威的本格推理杂志书；2009年，岛田庄司在日本、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同时创立了“岛田庄司推理大奖”，鼓励新人创作本格推理——这也是日本作家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个推理奖项。

作为本格推理的救世主，岛田庄司的功绩完美地体现在了始于1987年的“新本格运动”中。他的众多信徒以他为精神领袖和创作导师，高举“复兴本格”的旗帜，推翻了“清张魔咒”，建立了日本推理的新纪元。

20

十角馆的密谋

荒唐无稽似乎更好……重要的是在推理小说的世界里，非常理性地享受乐趣。

——绫辻行人

上一节里，我们谈到了本格推理的救世主岛田庄司。岛田庄司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念主义者，但其伟大和睿智之处在于，他懂得运用现实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被社会派推理统治了30年的大背景下，实现“还原本格”的目标，必要的手段是不可或缺的。

岛田庄司采取了两个方法。一个是上一节提到的，他撰写了带有社会派风格的“吉敷竹史系列”，用“改良”的方式慢慢影响整个推理界，并不试图在短时间里“扳倒”社会派；另一个方法效果更加显著——那就是从年轻人中培育本格推理的新势力。

为了实现第二个目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岛田庄司不辞辛苦地奔波于日本各地。他的目的地是各处的大学，在大学里定期举办演讲和交流活动，播撒本格推理的火种。日本的各级学校中都存在着各类社团，这已经成为日本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岛田庄司十分看重社团的力量，大力扶植大学里推理社团的发展。事实证明，岛田庄司是非常有远见的。

京都大学的推理社团是全日本建立最早的社团之一，底蕴非常深厚。岛田庄司很看好这个社团的前景，经常来到京都大学和学生们展开交流。

某一天，岛田庄司在京都大学进行演讲。讲到意兴阑珊之时，忽然，坐在观众席第一排的一名学生站了起来。

“不好意思。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一定要当面向您问清楚。”这个学生身材瘦小，一脸稚气，却努力装出一副成熟学者的姿态。

事后岛田庄司回忆说，他当时觉得这个学生的样子实在很搞笑，也很可爱。

“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请问……”这个学生倒是毫不怯场，“在您创作的小说《异邦骑士》里，侦探御手洗洁骑的那辆摩托车是什么型号？”

岛田庄司说，这是第一次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他非常高兴。这名学生因此成为了岛田庄司的忘年交，他在演讲结束之后得到了岛田庄司的联系方式——由此，本格推理的命运被改变了。

演讲结束之后，岛田庄司每天都会接到这个大学生打给自己的电话。谈话的内容涉及推理小说的方方面面，从理念到推广，从诡计到情节，还有很多类似“摩托车型号”的问题。“如果某次和他的通话时间保持在了30分钟以内，我会感到非常意外。”

这种交流持续了很长时间。一天，这个学生突然给岛田庄司寄来了一份稿件，说是自己创作的推理小说，“要求”岛田庄司阅读并提出建议。但是岛田庄司琐事缠身，没有第一时间阅读稿件。

一段时间之后，那个学生突然把岛田庄司叫到了一家咖啡厅。他把稿件塞到岛田庄司手里，要求他站在原地，马上阅读自己的小说，否则，今天休想离开咖啡厅！岛田庄司彻底被征服了，只能“老老实实”低头看稿——后来我们知道，这名大学生就是绫辻行人，这部小说则是新本格推理的发轫之作《十角馆杀人预告》。

绫辻行人本名内田直行，1960年12月23日出生于京都。他自幼喜爱推理小说，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读了莫里斯·勒布朗的“亚森·罗宾系列”和江户川乱步的作品后，立志要成为推理小说作家。因此，他义无反顾地考入了京都大学，并且马上加入了推理社团。

京都大学的推理社团拥有一本名叫《苍鸦城》的刊物，专门刊登社团成员的习作和一些理论文章。绫辻行人有很多作品发表在这本杂志上，后来全部正式出版。受到鼓舞的绫辻行人创作了一部名叫《追悼之岛》的长篇小说，角逐江户川乱步奖，但最终没有获奖。而这部稿件，就是他逼迫岛田庄司站在咖啡厅里一口气读完的那部小说。

《十角馆杀人预告》

岛田庄司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对绫辻行人也越发器重，两人由此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绫辻行人接受了岛田庄司的建议，修改了稿件，并将其更名为《十角馆杀人预告》。书中的侦探名为“岛田洁”，即“岛田庄司”和“御手洗洁”的结合体，以此来向导师致敬。

1987年，《十角馆杀人预告》正式出版，新本格推理确立。这一年也因此被定义为“新本格元年”。

相比于主张“还原本格”、主张谜团梦幻化、解答理论科学化的岛田庄司，新本格推理的掌门绫辻行人更加“激进”。他认为与其对推理小说进行爱伦·坡式的“修正”，不如创建一种全方位超越爱伦·坡的新派本格推理。这也是岛田庄司和绫辻行人存在分歧的地方。因此，岛田庄司一直被视为新本格推理的导师，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本格作家。中国有很多读者认为“岛田庄司”即“新本格”，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在《十角馆杀人预告》里，绫辻行人借笔下人物之口明确说过：“……我不要日本盛行一时的社会派写实主义推理。……什么贪污、政界内幕，什么扭曲的现代社会引起的悲剧，请退场吧。不管如何被指责不合时宜，最适合推理小说的，还是名侦探、大宅邸、可疑的居民、血腥的惨案、不可能犯罪、破天荒的大诡计……荒唐无稽似乎更好……重要的是在推理小说的世界里，非常理性地享受乐趣。”

这段话可以被看做是新本格推理的宣言。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本格和新本格的区别：“本格推理是先造一间密室，然后把人杀死在里面；新本格则是先把人杀死，然后在尸体的四周造一间密室。”笔者认为这个比喻是恰如其分的，新本格推理从诞生之日就被指责缺少真实感和责任感，但它符合新一代读者渴望刺激、浪漫、新鲜的需求，也因此成为了当今日本推理的中坚力量。

《十角馆杀人预告》受到了岛田庄司的《斜屋犯罪》的启发，属于“建筑推理”，这是一种典型的新本格推理模式。所谓“建筑推理”，是指故事发生的舞台是一所相对与世隔绝的诡异建筑；与传统的“暴风雪山庄”不同，这所建筑不但孤立，而且本身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就是说，新本格推理中的建筑不仅仅是舞台，还是道具，更是“中心思想”。

《钟表馆幽灵》

这种“建筑推理”影响了几乎所有的新本格作家。除了绫辻行人，后面会陆续谈到的新本格派代表作家歌野晶午、我孙子武丸、法月纶太郎等，都是依靠“建筑推理”出道的。天王东野圭吾对这种设定非常不屑，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讽刺道：“如果你真有那么多钱盖一栋天下无双的房子用于杀人，为什么不用这些钱雇个顶级杀手直接把目标干掉？”

东野圭吾的“牢骚”不无道理，但这就是新本格崇尚的理念，是不会动摇的。

在《十角馆杀人预告》出版之后，绫辻行人全心投入创作，先后写了“馆系列”、“耳语系列”、“杀人鬼系列”以及《推理大师的噩梦》、《童谣的死亡预言》等优秀作品。其中，最被读者津津乐道的，是和《十角馆杀人预告》一脉相承的“馆系列”。这个系列的每部作品都发生在一座奇特的建筑里，而这座建筑通常是由已故的天才设计师中村青司设计的。到2010年，这个系列已经推出了10部，其中创作于1992年的《钟表馆幽灵》获得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尸鬼》

出名之后的绫辻行人可谓一帆风顺。事业有成自不必说，生活上也找到了美满的归宿。在岛田庄司的撮合下，绫辻行人迎娶了京都大学推理社团的同学、才女小野不由美为妻。是的，你没看错，就是那个写出了“尸鬼系列”和《十二国记》的小野不由美。纵观世界文坛，恐怕也没有几家“运营”如此高效的夫妻店。

绫辻行人是一杆“大烟枪”，每天吞云吐雾从不停息。到过他家的人会惊奇地发现，他家中香烟的储备一点也不少于藏书，而且遍布任何一个角落。据说，在绫辻家的卫生间里还码放着一排香烟——岛田庄司说过，他家的卫生间里也许找不到卫生纸，但绝对不会找不到香烟。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绫辻行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一边玩命抽烟，一边语重心长地跟别人说吸烟非常有害健康——而且，绫辻行人真的不是在开玩笑。

绫辻还是个麻将高手，夺得了1999年第30届日本麻将名人赛冠军。在他的带动下，很多推理作家都成为了麻将爱好者。在一本杂志里，绫辻行人详细讲述了自己某次麻将大赛的经历，甚至画出了每一回合自己手中的牌型。在那本杂志里，关于绫辻行人的创作介绍只有30页，关于他打麻将的描写却占了50页——想必杂志的主编一定非常抓狂。

不过话说回来，也许只有这样性格的人，才能创造出异想天开的新本格推理。

近些年，绫辻行人创作了很多带有恐怖悬疑色彩的推理小说，如《最后的记忆》、《深泥丘怪谈》、《Another》等，都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他还尝试将推理文化拓展到漫画和电子游戏领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随着新本格推理的确立和发展，在1994年，绫辻行人确立了所谓的“新本格七大守则”。前面我们提到过，在古典主义侦探小说鼎盛期，美国人范达因曾经制定了“二十条”。作为新本格推理的掌门人，绫辻行人认为有必要确立类似的规则，进一步规范新本格推理的创作。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媒体和读者认为“七大守则”是由岛田庄司提出的，其实不然。笔者曾当面求证过岛田庄司，他明确表示这些规则是由以绫辻行人为代表的新本格派作家提出的，和自己没有关系。

岛田庄司还指出，一直以来，自己都是以爱伦·坡式的推理为创作标准，一贯非常“鄙视”所谓的“规则”。岛田庄司认为范达因曲解了爱伦·坡的初衷，非常愚蠢地提出了很多约束推理小说发展的条条框框，这是错误的——只要遵循谜团和科学理论结合的原则，没有什么元素是不能使用的。同样，岛田庄司认为“新本格七大守则”阻碍了推理小说的发展，不应该提倡。作为新本格的导师，在这个问题上，岛田庄司和绫辻行人一直存在分歧。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关系和各自的创作。

《Another》

所谓“新本格七大守则”是：

1.把故事的舞台建筑在好像孤岛那样的封闭空间上。事件发生之后，已经出场的人物不可以离去，也不容许警方或其他外人进入。当然，先进的科学搜查也不能够进行。

2.把事件发生的场所设置在附有可以被锁上的房门的人工建筑物内，或在这所建筑物的四周。

3.把在事件发生场所居住或作客的人，在小说的起始全部介绍出来。

4.安排某些事件的发生，最好是杀人惨剧，而且还是发生在密室之内。

5.把扮演侦探角色的人，从最开始便安排出现在惨剧发生的场所内。

6.安排惨剧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可是凶手仍然不被查出，在这阶段，也可以包含一些侦探的错误推理。

7.最后安排侦探把凶手指出来，而对于读者来说，那个凶手必定是意料之外的人物。

不难看出，“七大守则”本身有很大戏谑的成分，不必死板教条地一一执行。但是，它表明，新本格推理作为新崛起的势力，已经不可阻挡地抢占了市场，成为了日本推理文学的主流。

当然，新本格的崛起，仅仅依靠绫辻行人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所幸，他有一群同样才华横溢的同学；更加幸运的是，这些同学同样热衷于本格推理的“维新运动”。

21

信徒

天才井喷的时代。

——《读卖新闻》

在新本格推理的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京都大学的推理社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个社团，就不会有“新本格推理”。除了主将绫辻行人和他的贤内助小野不由美，另外几位社团成员，也都成为了“新本格推理”的奠基人。

法月纶太郎，1964年10月15日出生，24岁出道。他在1988年出版了处女作《密闭教室》，这是一部不可能犯罪题材的“建筑推理”，讲述了一夜间发生在一间完全封闭的高中教室里的奇异事件。1989年，法月纶太郎创作了第二部作品《雪密室》，这是他的第一部系列作品，同名侦探法月纶太郎正式登场——这种设置明显受到了埃勒里·奎因的影响，法月也明确表示，自己的偶像就是埃勒里·奎因兄弟。

随后，法月纶太郎又创作了《去问人头吧》、《一的悲剧》、《二的悲剧》等长篇作品；同时，他的短篇小说也颇多杰作，最具代表性的是在2002年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短篇奖的《都市传说》。

我孙子武丸，1962年10月7日出生，27岁出道。1989年，他以处女作《8之杀人》一鸣惊人，这本书描写了在一栋呈“8”字形的公馆内发生的连续杀人事件。在这部书里登场的“速水三兄妹”成为了我孙子武丸的系列侦探，每个故事都呈现出近乎闹剧的风格。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孙子武丸试图将漫画式的元素融入到小说中。

《杀戮之病》

我孙子武丸签名

除了这个系列，我孙子武丸还创作了“人偶系列”和《杀戮之病》、《弥勒之掌》、《侦探映画》等非系列作品。总体来说，他的非系列水准要高于系列作品。其中，《杀戮之病》用非常极端的方式展现了人性之恶，被称为“推理小说版的《感官世界》”。

麻耶雄嵩一直被誉为“的“另类”，以“不合群”闻名。他1969年5月29日出生，22岁出道。麻耶雄嵩作品数量不多，但每一部都能引发巨大的争议：从处女作《有翅膀的黑暗》，到被列为“推理奇书”的《夏与冬的奏鸣曲》；从能给人带来前所未有崩坏感的《鸦》，到2010年新近出版的热销书《独眼少女》。

麻耶雄嵩一直被誉为“日本最有天赋的推理作家”，因为他的作品无法用简单的“好看”或“不好看”衡量。很多国外出版社想出版他的作品，但最终达到目的的却屈指可数——原因很简单：麻耶雄嵩是一位非常内向的作家，他不愿意为了稿费出面和出版社打交道。

京都推理社团还有一位主力。他的名气远远没有绫辻行人、法月纶太郎、我孙子武丸和麻耶雄嵩响亮，因为他只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这位作家名叫中西明智，1967年出生，23岁出道。1990年，他创作了处女作《消失》，描写了在同一时间发生在不同地点的三桩“蒸发”事件。这部作品构思绝妙，被誉为“新本格推理的杰作”。单就出道作而言，中西明智的起点要高于以上诸位，甚至不逊色于绫辻行人的《十角馆杀人预告》。

但可惜的是，中西明智后来只发表了一部短篇小说，就再无消息了。直到今天，很多读者和出版社仍然在等待他的新作。

这些东京大学的社团成员都在30岁前出道；他们都尊岛田庄司为创作导师；他们的出道作品大多受到了岛田庄司的《斜屋犯罪》影响，属于“建筑推理”的范畴。从这些共同点里，我们可以看到新本格推理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除了京都大学的推理社团，还有一些年轻人也有志于新派推理小说的创作，也受到了岛田庄司的指点和提携。其中的代表，无疑是歌野晶午。

歌野晶午1961年9月26日出生，26岁出道。他的处女作《长形屋杀人事件》同样是“建筑推理”，同样属于不可能犯罪题材。之后，歌野晶午创作了很多作品，其中绝大部分属于“信浓让二系列”。但客观地讲，这些作品都是水准之作，缺乏亮点。歌野晶午为此十分苦恼，一度停笔不写。

《樱的圈套》

2003年，沉寂许久的歌野晶午取得突破——他创作的《樱树抽芽时，想你》成为那一年最受读者喜爱的推理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歌野晶午很好地运用了“叙述性诡计”，把读者从头骗到尾。所谓“叙述性诡计”，是诞生于欧美的创作手法，“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是其在西方最好的代言人。新本格派的作家尤其痴迷这种手法，因为它能帮助创作者“无中生有”，制造表象华丽的谜团。

不同于通常的“诡计”概念，“叙述性诡计”不是凶手对侦探的欺骗，而是作者对读者的欺骗；不是故事里面的骗局，而是讲故事的人在讲述中布设的骗局。“叙述性诡计”往往不是按部就班的，而是利用读者先入为主的习惯，从一开始就将其引入误区。真相揭示的一刻，读者会恍然大悟——天哪，原来推理的原点就是错误的。前面提到的《十角馆杀人预告》和《杀戮之病》都属于这个类型，而歌野晶午的《樱树抽芽时，想你》更是其中的翘楚。

大量新本格作家和作品的涌现引起了出版界的关注。在1987年出版了绫辻行人的《十角馆杀人预告》之后，日本讲谈社非常看好这类作品的市场前景。没过多久，讲谈社出版了《讲谈社小说最书》，大力推广新本格推理。以上提到的所有作家，都是通过这套丛书出道的。到了1993年，“最书系”的作家已经达到了20多位，其中还包括齐藤斋、太田忠司、奥田哲也等人。讲谈社的这套书，也成为了新本格推理确立的标志之一。

除了讲谈社，东京创元社对于新本格推理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前面章节我们提到过，1988年，东京创元社受到之前鲇川哲也经历的启发，启动了“鲇川哲也和十三个谜”征文活动，鼓励新人出道。活动取得成功，伴随着新本格的浪潮，在1990年，征文活动“升级”为“鲇川哲也奖”的设立。更多的作家凭借此奖出道，形成了和“讲谈系”分庭抗礼的“创元系”。从1988年到1993年，东京创元社培养出来的青年作家不下20位。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位。

北村薰，本名宫本和男，1949年12月28日出生于琦玉县。北村薰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是该大学推理社团的骨干分子。大学毕业后，他一边在高中教书，一边开始创作小说。

北村薰签名

1989年，北村薰发表了短篇集《空中飞马》，一举入围“鲇川哲也和十三个谜”。其后，北村薰陆续创作了系列作品《夜蝉》、《秋花》、《朝雾》、《六之宫公主》和非系列作品《盘上之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北村流”。北村薰文笔细腻优美，行文颇具日本俳句风范，深受纯文学爱好者青睐。有读者一度认为，可以写出如此动人句子的作家，一定是一位心思缜密的女性。北村薰的作品大都取材于日常生活，被誉为“日常推理大师”。2009年，他的新作《鹭与雪》斩获了直木大奖，标志着其事业达到了巅峰。

折原一，1961年11月6日出生。他的出生地同样是琦玉县，就读的大学同样是早稻田大学。1987年，他辞职专门从事推理小说的创作。

褚盟与芦边拓老师

1988年，折原一发表了短篇集《五口棺材》。这是一部密室杀人小说，是受到了约翰·狄克森·卡尔《三口棺材》的启发而创作的。后来，折原一增补了两个短篇，并把书名改为《七口棺材》重新出版。

同年，折原一创作了长篇小说《倒错的死角》，随后又写了《倒错的轮舞》和《倒错的归结》，构成了经典的“倒错三部曲”。折原一在这三部作品中都成功地使用了“叙述性诡计”，因此得到了“魔力折原”的称号。

从此，“叙述性诡计”成为了折原一的标志。1995年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的《沉默的教室》，以及后来大获好评的《异人的馆》，都是这种诡计下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折原一是迄今为止“叙述性诡计”第一高手，没有“之一”。

《红楼梦杀人事件》

芦边拓，1958年5月21日出生于大阪。1990年，鲇川哲也奖刚刚设立，斩获第一届大奖的，就是芦边拓的《杀人喜剧之13人》。其笔下的系列侦探森江春策也是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登场的。

之后芦边拓又创作了《侦探宣言：森江春策事件簿》、《事件的诱拐》、《三百年的密匣》等作品。2010年完成的《绮想宫杀人事件》被媒体评价为“终结推理小说的作品”，在日本引起了争议。不过，最令中国读者印象深刻的，是创作于2004年的《红楼梦杀人事件》。

芦边拓以大观园为背景，讲述了一桩神秘的连续杀人事件。书中，贾宝玉、林黛玉等我们熟悉的人物悉数登场，用日本推理剧的方式重新诠释了经典。作者先后花了10年的时间，积累素材，揣摩人物，才完成了这部作品。单凭这点而言，芦边拓就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创作者。

芦边拓签名

二阶堂黎人是新本格派重要作家。他本名大西克己，1959年7月15日出生于东京都。二阶堂黎人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是漫画大师塚野虫治的狂热崇拜者。1990年，他以一部《吸血之家》角逐鲇川哲也奖，惜败于芦边拓的《杀人喜剧之13人》。不知何故，这部作品也迟迟未能出版。

1992年，二阶堂黎人创作了长篇小说《地狱奇术师》，才以新人的姿态正式出道。二阶堂黎人笔下的侦探名为“二阶堂兰子”，是一位才貌兼具的女大学生。这个系列除了以上两部作品，还包括《恶魔迷宫》、《恶灵公馆》、《魔术王事件》和《双面兽事件》等。从1996年开始，二阶堂黎人创作了推理文学史上最长的作品《恐怖的人狼城》。这部作品包括“德国篇”、“法国篇”、“侦探篇”和“完结篇”四部，总共400余万字。

《恶魔迷宫》

二阶堂黎人承袭了约翰·狄克森·卡尔的风格，行文中充满了浓郁的哥特色彩，是渲染气氛的高手，因此得到了“日本卡尔”的称号。

山口雅也被称为“推理鬼才”。他的作品里充斥着很多近乎于“玄机”的东西，需要阅读者仔细体会；另一方面，山口雅也又一直在求索着推理小说最本质的元素——解谜。

山口雅也1954年11月6日出生于神奈川县横须贺市。他也是早稻田大学推理社团的成员，在学习期间，他就已经在《埃勒里·奎因神秘杂志》上发表过推理小说评论。大学毕业后，山口雅也以“玩票”的心态创作了《第十三位名侦探》，这是他笔下的系列侦探“朋克刑警”首次亮相（虽然这时还不是主角）。这部作品在1993年正式修改出版。

二阶堂黎人签名

1989年，山口雅也创作了公认的“奇书”——《活尸之死》，震惊了日本文坛。后来，这本书被票选为10年里日本读者最喜爱的推理小说。随后，山口雅也创作了“朋克刑警五部曲”、“M系列三部曲”和“垂见冴子系列三部曲”，以及非系列作品《日本杀人事件》、《续日本杀人事件》和《奇偶》。其中的《日本杀人事件》获得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山口雅也的作品量少而质高，这在日本作家中是非常难得的。他曾经明确表示：“版税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关键是，出版人要理解我的作品。这是必需的。”我想，正因为山口雅也一直坚守着这个理念，他才能成为新本格推理最出色的作家之一。

2000年，一些新本格作家创立了“本格推理作家俱乐部”，作家有栖川有栖被公选为第一届主席——这位作家的地位和贡献，可见一斑。

有栖川有栖签名

有栖川有栖本名上原正英，1959年4月26日出生在大阪。有栖川自幼非常喜爱推理小说，在11岁的时候就尝试进行创作。

在1987年推出的“鲇川哲也和十三个谜”中，有栖川的处女作《月光游戏》排名第四。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名叫“江神二郎”，是大学推理社团成员。之后，有栖川继续创作这个系列的作品，包括《孤岛之谜》、《双头恶魔》和《女王国之城》三部。“江神二郎系列”被评论者誉为平均水准最高的系列作品，其中最新一部《女王国之城》获得日本本格推理小说大奖。

《乱鸦之岛》

有栖川有栖最崇拜的作家是美国大师埃勒里·奎因。除了“江神二郎系列”，他还模仿奎因的“国名系列”，创作出了一套类似作品。这套作品包括《马来铁道之谜》、《俄罗斯红茶之谜》、《瑞典馆之谜》、《巴西蝴蝶之谜》、《英国庭园之谜》、《波斯猫之谜》、《瑞士手表之谜》、《摩洛哥水晶之谜》等，主角是临床犯罪学学者火村英生。除了“国名系列”，火村英生还出现在《第46号密室》、《乱鸦之岛》等作品里。

有栖川有栖还是一位出色的推理理论研究者，著有很多理论性很强的研究典籍。

此外，“创元系”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还有贯井德郎、加纳朋子、今邑彩等等。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天才辈出的年代。新本格给了这些创作者无限宽广的舞台，让他们的才华可以天马行空般地施展。从“新本格元年”1987年一直到1993年，新本格推理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了日本乃至世界推理文坛。

时间来到了1994年——这又是日本推理文学的一个分水岭。新本格没落？恰恰相反，它以一种更加不可思议的姿态蜕变着，一直延续到了下一个新的千年。

第七章

新世纪

在众多知识里，京极夏彦尤其痴迷于日本的妖怪文化。他是日本现代最知名的妖怪绘画师水木茂的忠实拥趸，甚至一度自称是水木茂的弟子。在京极夏彦心中，那些让人不寒而栗的妖怪们是日本的“国宝”，如果不能将其推广到全世界，那实在是巨大的遗憾。

22

架空的宇宙

日本推理大无限。

——台湾独步文化宣传语

1993年。日本某书店。

一位装束怪异、颇具艺术家气质的青年人漫无目的地在闲逛。他本来打算买几本和职业相关的图书，却神差鬼使地来到了推理小说专架前。一本推理小说吸引了这个青年，因为他看到书腰上的宣传语是“不可能犯罪”。

“不可能犯罪？”青年眉头紧锁，“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不可能犯罪？既然犯罪已经发生，就必然有它的道理，怎么会有‘不可能’的说法！”

青年拿起书，看了看封面——“御手洗洁的问候岛田庄司著”。那时，无论是“御手洗洁”，还是“岛田庄司”，对于这个青年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他带着强烈的质疑买下了这本书，准备“揭穿”所谓的“不可能犯罪”。

很快，青年被征服了。他沉迷于岛田庄司天马行空的想象中，久久不能自拔。合上书，这个青年坚定了一个信念：“我要创作推理小说。”

这个青年最终梦想成真，他的出现改变了日本推理文坛的面貌。他的名字叫做京极夏彦。

1987年到1993年是新本格推理的第一阶段，以绫辻行人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涌现出来。而从1994年开始，新本格进入了第二阶段，以一种更加匪夷所思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94年京极夏彦的出道。

京极夏彦，1963年3月26日出生于北海道小樽。他从小酷爱阅读，读过大量冷僻书籍，脑袋里积累的怪奇知识可谓车载斗量。他从小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让这些别人看来毫无用处的知识在自己手里大放异彩。

在众多知识里，京极夏彦尤其痴迷于日本的妖怪文化。他是日本现代最知名的妖怪绘画师水木茂的忠实拥趸，甚至一度自称是水木茂的弟子。在京极夏彦心中，那些让人不寒而栗的妖怪们是日本的“国宝”，如果不能将其推广到全世界，那实在是巨大的遗憾。

京极夏彦就读于设计类院校，学的是平面设计。毕业之后，他和几位朋友共同创建了一间工作室。也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日本经济萎靡，还是京极夏彦学业不精，工作室的生意非常清淡。京极夏彦因此有了大量闲暇时间。百无聊赖的京极想到了自己刚刚读过的《御手洗洁的问候》——如果能把推理小说和日本的妖怪文化结合起来，应该会碰撞出耀眼的火花。

很多年前，京极夏彦试图创作一部妖怪漫画，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现在，他跳过了绘画阶段，直接创作了一部名为《姑获鸟之夏》的推理小说。小说以旧书店“京极堂”的老板中禅寺秋彦为主角，讲述了一个和传说中的妖怪“姑获鸟”相关的故事——久远寺家族的女儿怀胎20个月未能生产，而在一年半之前，她的丈夫居然在密闭的房间里神秘蒸发……姑获鸟是日本文化中的一种妖怪，据说是由难产而死的女人变化而成的。这种妖怪身披羽毛，半人半鸟，怀里总是抱着一个沾满鲜血的婴儿。

《姑获鸟之夏》

在日本人的观念里，人类的异常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都是因为恶灵附身造成的。京极夏彦巧妙地把“恶灵”具象为“姑获鸟”，从而创造了这个神奇的故事。中禅寺秋彦运用推理破解真相，将附着于人类身体和心灵上的“妖孽”驱走，一切才能恢复正常——这是本格推理和妖怪文化的完美结合，既保留了扣人心弦的神秘主义元素，又保证了推理的“科学性”。

《姑获鸟之夏》DVD

《姑获鸟之夏》完成后，京极夏彦发现，在把自己想要展现的元素都变成文字后，这本书的篇幅已经冗长得令人无法接受。他不得不开始删减，但删过几次，稿子还是很厚。京极本来想把稿子投寄给“江户川乱步奖”评委会，但最终因为篇幅的关系没有这样做。

对作品很有信心的京极夏彦决定不走寻常路，直接把稿件交给出版社。这在讲究规则和传统的日本属于非常出格的行为——要知道，即便是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松本清张或岛田庄司这样的大师，也都是通过征文大赛才出道的！

京极夏彦随手拿起了一本推理小说，按照版权页上的联系方式打电话给出版社——这家幸运的出版社就是我们多次提到的讲谈社。当时正逢公休日，出版社本来应该没有人接听电话。但命运使然，一位临时加班的编辑拿起了电话。他得知作为新人的京极夏彦的意图之后，表示希望京极把稿件邮寄到出版社。于是，一份1000多页的稿件很快出现在了这位编辑面前。

京极夏彦本来以为，即使那位编辑非常看重自己，最快也要半年之后才会有消息。结果，三天后，那位编辑打来电话，请京极夏彦无论如何要把这部稿子放在讲谈社出版。就这样，京极夏彦这部非比寻常的《姑获鸟之夏》以这样一种非比寻常的方式出版了。

小说的出版引发轰动，读者折服于京极夏彦的天才与博学，惊呼推理小说居然可以用妖怪作为载体。随后，京极夏彦将“京极堂系列”的辉煌延续了下去，截至2010年，他陆续创作了《魍魉之匣》、《狂骨之梦》、《铁鼠之槛》、《络新妇之理》、《塗佛之宴》、《阴魔罗鬼之瑕》和《邪魅之雫》7部这个系列的长篇作品。同时，京极夏彦还创作了“巷说百物语系列”和很多非系列作品，都是以日本的妖怪文化为背景。《姑获鸟之夏》中的“驱邪”模式也被延续了下来。

《魍魉之匣》海报

京极夏彦的作品被改编成漫画、影视剧、舞台剧等，在日本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妖怪热”。甚至有评论者认为，京极夏彦会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推理作家。

京极夏彦的出现，打破了新本格推理的最后一层禁忌。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妖魔鬼怪都可以走进推理小说，还有什么可以被排除在推理作家们的视线之外呢？

同时，京极夏彦的出现还影响了整个日本推理文坛的出道机制。出版社开始反思：“是不是一定要恪守陈规，继续遵循‘获奖出道’的原则呢？是不是应该给那些有才华的新人更广阔的舞台，让他们自由挥洒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然就会错过下一个京极夏彦！

于是，讲谈社创办了梅菲斯特奖。此奖不同于传统的推理大奖，不设奖金，没有字数限制，没有征稿期限，唯一的标准就是“好看”。只要获得了编辑的认同，便可由讲谈社直接出版。

《剪刀男》

与传统的奖项相比，梅菲斯特可谓是剑走偏锋，正因如此，它吸引了一大批志趣相同的优秀作品。继“第〇届梅菲斯特大奖”《姑获鸟之夏》斩露头角之后，森博嗣的《全部成为F》、雾舍巧的《二重身宫》、殊能将之的《剪刀男》等风格独特的优秀作品纷纷被发掘出来，其中《二重身宫》和《剪刀男》是同一年（1999年）的获奖作品；这之前的1998年，一年当中更是颁出六届大奖。可以想象，日本文坛新人新作的不断涌现，梅菲斯特奖功不可没。

比起挖掘出作者及作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梅菲斯特奖所代表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精神。日本作家对推理小说多种可能性的尝试得到了鼓励，日本推理显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不论是岛田庄司引领的新本格潮流，还是京极夏彦自成一体的妖怪推理，或是乙一、伊坂幸太郎、道尾秀介的惊艳出世，都在说明日本推理小说正向所有想象力所能达到的地界发起挑战，幻化出无数各具特色的作品，从而可以不断地给读者带来新鲜的阅读感受。

套用台湾独步文化的评价，在1994年之后，日本推理朝着“大无限”的方向发展下去，直到今天不曾停歇。

在这个时间段先后出道，和京极夏彦一起引领了日本推理发展方向的，还有1995年出道的西泽保彦和1996年出道的森博嗣。

西泽保彦1960年出生于高知县，曾在美国读书。1990年，他创作了一部名叫《联杀》的作品，参加鲇川哲也奖的角逐，但最终落选。

《解体诸因》

岛田庄司无意之中看到了这部作品，认为西泽保彦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作家。西泽保彦受到了鼓舞，将《联杀》做了大幅度修改，并且更名为《解体诸因》。岛田庄司把这部作品推荐给了讲谈社，在1995年正式出版。

《解体诸因》是一部短篇集，讲述了九桩匪夷所思的分尸案。我们一直认为，“分尸”是一种恐怖的变态行为，是凶手心灵扭曲的产物。但是，西泽保彦却给了读者不一样的体验——在《解体诸因》里，“分尸”是诙谐搞笑的，“分尸”是迫不得已的。以超越人类当下认知极限的角度重新解读谜团，这是西泽保彦作品最大的特色。

之后，西泽保彦创作了大量科幻推理小说。他在自己构建的科幻世界里天马行空，但最后的真相和解答完全符合“本格”标准，这使得他成为了无可争议的SF推理第一人。其中，《死了七次的男人》和《人格转移杀人》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我们都玩过电子游戏。在游戏中，每到关键时刻，我们总喜欢保存进度，为的是万一结局不如人意，我们可以读档重来。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愿望：“如果现实里可以存档读档，那生活该多美好呀！”好吧，西泽保彦在《死了七次的男人》里，就给了主人公这样的经历——

“我”具有一种特异功能，可以重复自己的经历，一共有9次机会。前8次无论发生什么，事件最后都会回到原点；但到了第9次，只要“我”在关键点加以“干涉”，结局就会和之前大相径庭。一次的家族聚会中，“我”的外祖父被人谋杀，凶手无疑就在“我”的亲人里。于是，“我”进入了“存档-读档”的模式，将嫌疑人一个个的排除，试图找出真凶，阻止谋杀的发生。

《人格转移杀人》同样选择了科幻背景。在一次地震中，6个素不相识的人逃进了一所小屋。这所小屋拥有一种特殊的设备，可以转移灵魂的宿主，即你的身体不变，但体内的灵魂会飘逸到别人体内，而寄宿在自己身上的，却是另一个灵魂。更离奇的是，这种转移具有定时性，也就是说，在某个时间后，灵魂会按照某个顺序再次发生转移！因此，小屋里的6个人陷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轮盘赌”僵局。

要想拿回自己的身体，只有杀死另外5个人。但问题在于，你只能在灵魂回到自己身上的时间段完成谋杀，而在这之外的时间里，你要保证自己的身体不被别人杀死——真是纠结！

我们不难看出，西泽保彦的科幻推理类似京极夏彦的妖怪推理，都是试图把一种非常规元素设定为所有阅读者共同遵守的“普遍真理”，在这个平台上展开科学公平的逻辑推理。事实证明，他的SF推理得到了读者的认可。除了上面提到的几部作品，西泽保彦的代表作还有《神的逻辑，人的魔法》、《完美无缺的名侦探》、《杀意集结之夜》、《苏格兰游戏》、《依存》等。其中，以匠千晓为主人公的系列作品尤其受到追捧。

森博嗣1957年12月7日出生于爱知县，就读于名古屋大学，学习环境学。毕业后，森博嗣留在大学担任助教，并开始创作推理小说。

1995年，森博嗣创作了处女作《冰冷密室和博士们》。这部作品以某大学建筑系沉默寡言的助教犀川和萌到极点的美少女学生萌绘为主角，就一系列带有科学性质的谜团展开推理。森博嗣把作品投给讲谈社，得到了编辑的一致认可。在同期，森博嗣还创作了这个系列的另一部作品《全部成为F》。大家一致认为，作为一个系列作品，《全部成为F》更适合首先推出。于是，在1996年，《全部成为F》以“第一届梅菲斯特大奖作品”的头衔出版。

和京极夏彦的“妖怪学”、西泽保彦的“科幻流”不同，森博嗣架构作品的基石是“理系知识”，即数学、物理、化学一类的“理科生专利”。在森博嗣的作品里，不仅主角侦探犀川和萌绘是建筑系的助教和学生，其他角色也多是与科学家、研究者、本科生一类的人。森博嗣的小说是建筑在现实世界中的科学之上的，一切谜团都可以用精确的“计算”加以解决。因此，森博嗣的作品是科学与文学的完美融合。随后，森博嗣又创作了多部“犀川&萌绘系列”作品，还写了“红字系列”、“骑士系列”、“四季系列”等作品，成为日本最知名的推理作家之一。

经过1994、1995和1996三年的蜕变，以京极夏彦、西泽保彦和森博嗣的出道为标志，日本的推理文学迎来了一个新的局面。这种作品多元化的呈现，可以看作是新本格推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就我个人而言，更愿意把这种现象定义为一个崭新的“多元化时代”的到来。

所谓文学创作，其本质是作者通过作品架构自己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注入属于自己的世界观。这个宇宙和现实中的宇宙不一定完全一致，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往往可以体现出创作者的水平和思想深度，也决定了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日本推理在1994年之后，已经打破了一切创作领域的“禁忌”，完全架构起了属于自己的世界观。这表明推理文学在日本已经拥有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也标志着日本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推理文学的核心。甚至有评论者认为，在1994年之后，“日本推理小说”已经脱离了“推理小说”的约束，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文体。

进入新千年之后，日本推理多元化特质越发明显，也催生出了若干位超越推理文学范畴的天王级作家。而其中的代表，毫无疑问是那个名叫“东野圭吾”的男人。

23

千面=畅销

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诡计，最纯粹的爱情。

——东野圭吾

2006年。东京某居酒屋。

一位留有稀稀胡楂的中年男人坐在吧台前自斟自饮。居酒屋的服务生已经习惯了这幅画面，因为近几年来，这个男人经常光顾这里。他很沉默，眼神里总是流露出无限的忧郁。看得出来，这应该是个怀才不遇的男人。

不过，这一天，这个男人却和以往大相径庭。他的脸上带着难以抑制的笑容，双手不停地挥舞，甚至还有些语无伦次。以往他总是点上一杯烧酒，慢慢品味；这次，他要了一大扎啤酒，一扬脖喝下了大半扎。虽然不知道这个男人遇到了什么高兴的事，但是服务生也由衷地替他高兴。

这时，居酒屋的壁挂电视插播新闻——“第134届直木奖刚刚揭晓，之前已经5次和此奖擦肩而过的作家东野圭吾，终于凭借《嫌疑人X的献身》一作，无可争议地问鼎大奖！”看到电视里东野圭吾的照片，服务生突然觉得这张面孔似曾相识。

“难道……”服务生转头看着这个神秘的男人，似乎明白了他今天为什么如此兴奋……

是的，这个气质独特的男人就是东野圭吾。

毫无疑问，东野圭吾是当今日本推理的“一哥”，也是中国读者最熟悉和青睐的推理作家（我完全不用加上“之一”）。他是畅销书的代名词，他是出版界的印钞机；他的每部作品销量都在20万册以上，福山雅治、阿部宽这些一线红星都为成为“东男”而骄傲。

在这些成就面前，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东野圭吾是上帝的宠儿。但事实并不是这样，毫不夸张地说，东野的作家之路非常坎坷，其坎坷程度甚至超过了那些一生寂寂无名的小作家——不然，那位服务生也不会看到天王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闷闷不乐。

东野圭吾，1958年2月4日生于大阪府大阪市生野区。小时候的东野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都会不遗余力地去尝试和体验。比如，他看了本有趣的漫画，就会想着自己也来画一本。“我很喜欢去试着模仿那些自己觉得很棒的事物。”

东野圭吾先后毕业于大阪市立小路小学校、大阪市立东生野中学校、大阪府立阪南高等学校以及大阪府立大学工学系电气工程专业。在读中学之前，东野圭吾并不喜欢读书，更不要说读推理小说。一次，不知什么缘故，他读到了一本以高中生为主角的推理小说。后来，东野圭吾回忆说：“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实在有趣……自己好像也可以写写看。”这本把东野圭吾引入推理殿堂的书，就是江户川乱步奖作品《阿基米德借刀杀人》。升入大学后，东野圭吾成为了学校射箭部的队长。他格外喜欢社团活动和体育运动，这一点在他初期的作品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毕业后，东野圭吾成为日本电装株式会社的一名技术人员。东野圭吾对这份工作并不满意。“在公司待了两年左右，感觉上班族的日子十分单调，所以我很想给这样千篇一律的生活，制造些不一样的……该说是刺激吧。……因为其他目标的实现可能需要花钱，或是需要购买些道具之类的，而小说则不同，只要有铅笔和纸，到哪里都能写。所以我就每天利用下班之后的时间写小说，并且将写好的作品寄去参加江户川乱步奖的评选。我希望在工作之外，能有个比较不一样的生活支柱……虽然收入稳定，但我总觉得自己的薪水太少了。所以想如果能够靠奖金或是稿费收入来赚点外快，应该也不错。”看得出，东野圭吾很坦率，并没有为自己从事推理创作找什么“华丽”的借口。

1983年，东野圭吾以一部《人偶之家》角逐第29届江户川乱步奖，但只是入围了第二轮。1984年，他又创作了《魔球》，这次通过了所有轮次的预选，但仍然没有拿到最终的大奖。和很多初出茅庐便斩获大奖的作家相比，东野圭吾的起点实在难说顺利。

好在东野并没有把创作推理小说看得非常严肃，不然经过两次打击，很难说他不会打退堂鼓。1985年，东野圭吾创作了小说《放学后》，终于一举摘得第31届江户川乱步大奖。《放学后》是一部校园题材的推理小说，描写了一个运动社团里连续发生的两桩杀人事件。这部作品是一部典型的本格推理，可见东野圭吾在出道伊始并没有太多“复杂”的想法。

此次获奖给予东野圭吾很大的鼓励。本来就不太“安分”的他，毅然辞去了工作，来到东京，踏上了职业推理作家之路。

随后，东野圭吾创作了一大批本格色彩浓郁的作品，如《白马山庄杀人事件》、《毕业——雪月花杀人事件》、《十一字杀人》等等。这些作品多以校园为背景，娱乐性较强，并没有太多的“意义”可言。坦白地说，东野圭吾并不太适合创作纯粹的本格推理。纵观其创作生涯，这个时间段的作品大都是水准之作，没有太多的亮点。处女作《放学后》的销量超过了10万册，但在此之后，东野圭吾作品的销售业绩并不突出，有的甚至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这个时期的东野圭吾，几乎被推理圈视作了“透明人”。

《恶意》

一方面是穷则思变，另一方面是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新本格推理的影响，东野圭吾尝试着在推理小说中融入更多的“异类”元素——这些元素可以是非本格的，但必须是有深度的，并且更应该是可以引发争议、能够带动销量的。

在1990年，东野圭吾创作了小说《宿命》。这是公认的东野转型之作，标志着“东野流”开始成形。小说没有把焦点放在谜团之上，而是注重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在这种性格之下的行为。这点很明显是受到了社会派推理的影响，属于写实主义。但不同的是，东野圭吾没有让自己的作品背上松本清张式的“责任感”，他的刻画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销量的“洒狗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揭露”和“批判”。事情证明，东野圭吾的选择完全正确，他的“狗血”洒到了读者的心里。虽然因为尚处于尝试阶段，《宿命》在当时并没有引发太大的轰动，但东野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不遗余力地走了下去。

1996年，东野圭吾第一次尝到了转型的甜头。这一年出版的两部作品，使得东野圭吾正式迈入了畅销作家的行列。这两部作品就是《名侦探的守则》和《恶意》。

《名侦探的守则》是东野圭吾对于本格以及新本格推理彻底的“清算”——在嬉笑怒骂之间，东野指出了这类作品已经严重脱离现实，陷入了模式化的误区里不能自拔。在《放学后》之后，《名侦探的守则》是东野圭吾第一本销量突破10万大关的作品。

如果说《名侦探的守则》是对“旧势力”的“清算”，那么《恶意》则是东野新风格的完美展现。作品在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就明确地指出了凶手是谁——凶手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却对犯罪动机含糊闪烁。他明确地告诉警方，自己别无他求，只想速死。在之后三分之二的篇幅里，“犯罪动机”成为了唯一的悬念。

《白夜行》海报

淡化谜团，淡化凶手的身份，把关注点放在犯罪动机上，这在之前的推理小说里是非常罕见的。动机是犯罪的根源，牵扯到了人性层面的问题。在东野圭吾看来，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那种“有深度，能畅销”的元素，应该将其发扬光大，应该不遗余力地把“狗血”洒上去——即便绝大多数读者对于人性的探讨不感兴趣，他们也会对其阴暗的一面暴露在阳光下津津乐道。

之后的东野圭吾可谓势不可挡。1998年，他创作了《秘密》。这部小说出现了“灵魂转移”的设定，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东野圭吾以及整个日本推理小说多元化的特征。1999年，这部作品一举夺得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也是东野圭吾第一本销量超过50万册的作品。

韩版《白夜行》海报

看到这里，所有人都会觉得东野圭吾将度过衣食无忧的下半生；但是，人类往往是会自寻烦恼的，东野圭吾也不例外——他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差点让他抱憾终身的目标。

伴随着《秘密》的热卖，这部作品入围了第120届直木奖。后来东野圭吾回忆说，其实最初自己并没有把直木奖看得非常重要，《秘密》也不是专门为角逐此奖而创作的。但是，既然方方面面反响如此之好，自己就自然而然地觉得，此书荣获直木大奖也是水到渠成的事。

谁知，上帝就是喜欢开玩笑，《秘密》最终落选了。东野圭吾的自尊受到了挑战，他发誓一定要夺回直木奖。从此，日本最受欢迎的推理作家开始了漫长的“直木之旅”。

《白夜行》

2000年，东野圭吾创作了《白夜行》。这部小说被很多读者视为东野圭吾最高杰作，销量很快就突破了100万。这部小说塑造了全日本知名的“恶女”形象西本雪穗，借她的经历描绘出了人性在极端条件下的表现，被誉为“绝望之书”。

所有人都认为这部小说会获得直木大奖，这点甚至连东野圭吾的对手都不怀疑。然而，《白夜行》依然和大奖无缘。这次落选在日本文坛引发了争议，人们质疑直木奖的含金量，也有人断言，东野圭吾将终身与直木奖无缘，因为他不可能写出比《白夜行》更好的作品。东野圭吾也深受打击，因此东京街头才有了居酒屋的服务生经常看到的那个“忧郁男人”。

接下来的“杯具”接二连三。《单恋》、《信》和《幻夜》又分别落选了直木奖，加上之前的《秘密》和《白夜行》，东野圭吾五度错失直木奖，创造了日本文坛最另类的纪录。一边，他的作品是日本最畅销的小说；另一边，这些小说却无法实现创作者的终极目标。

《信》海报

2006年，东野圭吾终身难忘的一年。

在这一年，东野圭吾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写出了那部地球人都知道的《嫌疑人X的献身》。东野自称“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诡计，最纯粹的爱情”。这部作品甫一上市，销量就超过了100万册。很多读者一口气读完了全书，然后嚎啕大哭。

在日本，有3个最权威的推理小说榜单，分别是“这本推理小说了不起”、“本格推理best10”和“周刊文春best10”。《嫌疑人X的献身》创造了历史，成为迄今唯一一部在同一年包揽三大榜单第一名的作品。同时，这部作品还获得了第6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

《嫌疑人X的献身》

面对这样一部作品，没有人可以做出第二种选择。第134届直木奖，被无可争议地授予给了《嫌疑人X的献身》。东野圭吾从此摘掉了“最被直木奖厌恶的男人”的帽子，奠定了其“日本推理第一人”的地位。在获奖后的记者见面会上，东野说出了如下带有调侃意味的获奖感言：“落选之后猛灌烧酒，和大家说着评选委员的坏话，玩着普通人玩不了的有趣游戏……今天获胜了，感觉真不错，这样的记忆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服务生才看到了那个不喝烧酒，猛灌扎啤的东野圭吾。

之后的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东野圭吾以每年2部作品的速度书写着“畅销天王”的神话。他的作品风格堪称“千面”，涉及的领域和题材可谓五花八门：脑医学、生物技术、教育体制、性别认知、虐童问题……但始终不变的，是居高不下的销量和来自影视界的“订单”。从《濒死之眼》到《流星之绊》，从《悖论13》到《新参者》，从《布谷鸟的蛋是谁的》到《麒麟之翼》，“东野牌印钞机”从来没有停止工作。2011年，东野圭吾的新作《布谷鸟的蛋是谁的》以30万人民币的价格被引进内地，创造了中国内地推理小说交易的最高价格。

《回廊亭杀人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东野圭吾有将近30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由福山雅治主演的《嫌疑人X的献身》和《神探伽利略》、崛北真希主演的《白夜行》、广末凉子主演的《秘密》、松田翔太主演的《名侦探的守则》、阿部宽主演的《新参者》等等。看看这个阵容，简直就是日本一线影星大阅兵。东野圭吾的魅力，可见一斑。

随着东野圭吾的走红，他的一举一动都成为了全世界推理迷关注的焦点。大家热衷于发掘东野的点点滴滴，已经把他当成了一位真正的大明星。随便问一位东野粉，他都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

东野有做客机乘务员的姐姐和做教师的姐姐，他将她们的职业作为《杀人现场在云端》和“花少年侦探团系列”的原型。

《濒死之眼》

东野养了只猫，取名“梦吉”，并爆料说是自己原本想将这只猫丢弃。他一度将这只猫的照片作为自己的官方网站背景，还在2006年出版的小品文《梦回都灵》中，写到了人变身为猫的故事。

《红手指》起初是作为短篇在《小说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准备收入2000年出版的短篇集《又一个谎言》，结果却发现题目和情节都不适合短篇，于是在6年之后重新创作成长篇并出版。也有人认为，东野号称为这部作品构思了6年，其实他只考虑了数月，其他时间只是刻意停笔不写。

《时生》

东野是个电影迷，一直有想成为电影导演的念头。作为原作者，他曾以客串演员的身份出现在电影《秘密》中。据说，在学生时代，东野曾拍摄过电影。

在《信》的电影首映式上，东野致辞时与该片主演泽尻绘理香相见，被后者的美丽所震慑，显得格外兴奋。

东野和日本著名美女泳星萩原智子有血缘关系，曾被邀请参加了她的婚礼。

近年来，东野经常和大泽在昌、奥田英朗等酒友去银座的文坛酒馆买醉。

……

东野圭吾已经成为了日本推理的代名词。他的经历，尤其是2000年之后的创作历程，就是日本推理新千年多元化的最好写照。在他的引领和启发之下，越来越多的创作者也跨入了“千面作家”的行列，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创作者成为了畅销小说印刷机。

24

消失，最好的永生

我只是想写自己喜欢的故事。

——伊坂幸太郎

新世纪的日本推理作品大都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即内容的多元化和高度的商业化。与此相对，推理小说传承了近200年的类型化痕迹，在这个阶段已经几乎被拭去——我们很难以传统的标准（例如有没有名侦探登场、故事是不是以解谜为核心目的等）来衡量一部作品是不是推理小说。

很多评论者和读者非常热衷于争论“某位日本作家究竟是不是推理作家”之类话题。其实，只要稍稍了解一下日本推理文学发展的脉络，就会知道这种争论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就像我们在上一节了解的那样，日本推理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概念，为什么要用固有的标准去评判呢？

提到多元化和商业化，东野圭吾无疑是当今日本推理界的“天王”。和“天王”遥相呼应的，是有“天后”美誉的宫部美雪。

宫部美雪本名矢部美雪，1960年12月23日出生于东京都。（顺带提一句，她和新本格推理旗手绫辻行人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

宫部美雪是个个性非常突出的女孩。她不喜欢集体生活，讨厌上学。每天最快乐的时刻，就是放学后回到家里，阅读自己喜欢的故事。“我不是特别出色，但至少表面上还算个比较乖的孩子”——这就是宫部美雪对自己童年的评价。

高中毕业后，和很多日本人一样，宫部美雪没有选择大学，而是到一家法律事务所做速记员。在这段时间里，她了解到了不少法律知识，也听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事件。后来宫部美雪谈道：“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很难相信日本会有那么多奇怪的罪犯干出了那么多奇怪的事情。后来我写小说时，最重视的就是对罪犯的塑造——只有真正地了解他们，才能构思出好看的故事。”

1984年4月，宫部美雪进入了讲谈社主办的“娱乐小说教室”——这是一个专门培养新锐作家的机构，正式开始了创作之路。宫部美雪并没有把成为职业作家当成毕生的目标，只是觉得写东西可以让自己很快乐。“我是很幸运的。有时我甚至在想，这一切会不会只是南柯一梦，醒来后发现自己其实什么也没写出来。”

1987年，宫部美雪以短篇小说《邻人的犯罪》获得了“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奖，正式出道。从那个时候直到今天，宫部美雪的“天后”之路可谓一帆风顺。她是日本推理作家里的“得奖专业户”，拿奖拿到手发软——

《龙眠》

1989年，《魔术的耳语》获得日本悬疑小说大奖；

1992年，《龙眠》获得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本所深川怪异传说》获得吉川英治文学新人奖；

1993年，《火车》获得山本周五郎奖；

1997年，《蒲生邸事件》获得日本科幻小说大奖；

1999年，《理由》获得直木奖和日本冒险小说协会奖

2002年，《模仿犯》获得了每日出版文化特别奖；

……

从宫部美雪的获奖经历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奖项涵盖了推理、科幻、冒险、纯文学、通俗文学等多个领域。由此可见，宫部是一位典型的多元化推理作家，其作品的外延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推理小说。

宫部美雪心理年龄远远低于生理年龄（这是她的自我评价），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卡通人物般的可爱；她热衷于电子游戏，并且以电玩为背景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她最崇拜的作家是大宗师松本清张，以“清张长女”自居。她的文风平易清新，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颇有清张大师之风采。

《火车》

宫部美雪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推理小说、时代小说和奇幻小说。但在后两种类型作品里，也穿插着大量推理小说的元素和手法，很难明确地加以区分。正因为这点，宫部美雪受到了多个领域读者的青睐，也得到了“平成天后”的赞誉。

“男东野，女宫部”——这是流传于日本出版界的“畅销口诀”。而这两位作家，恰恰也是最能代表新世纪日本推理文学走向的领军人物。

伊坂幸太郎是日本新一代推理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其作品风格独特，且正好出道于2000年，因此，伊坂幸太郎被称为“21世纪日本推理的模板”。

《理由》

伊坂幸太郎本名宫坂航也，1971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小时候的伊坂和许多作家的经历一样，喜欢阅读各种有趣的故事。高中的时候，他无意间读到了岛田庄司的《北方夕鹤2/3杀人事件》，从此成为了岛田庄司的粉丝。他渐渐意识到，人类的想象力可以创造无限的可能——而这也成为了伊坂幸太郎创作的原动力。

在仙台的东北大学读书时，伊坂幸太郎明确了成为作家的志向。为此，他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包括阅读了大量的推理小说和纯文学作品，练习绘画，欣赏经典电影和音乐等等。后来。我们在其作品里，很明显地看到了漫画和电影的痕迹，而伊坂对于披头士和朋克的理解，更是独到而深刻的。

1996年，伊坂幸太郎创作的短篇小说《碍眼的坏蛋们》，获得了三得利推理小说大奖，但作品一直到2003年才更名出版。2000年，伊坂创作了长篇小说《奥杜邦的祈祷》，一举获得了新潮推理俱乐部奖，跻身文坛。在日本，推理界的新人获奖出道是件习以为常的事，但伊坂幸太郎的出现却引发了格外的关注，因为他太特殊了——

主人公被恶警逼迫，逃亡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这个岛上的居民从150年前开始，就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而指引他们生活的精神领袖，竟然是一个会说话、可以预知未来的稻草人！此外，小岛上的奇闻随处可见——说话永远颠倒的中年人，可以不需要理由、合法枪决任何人的男人……主人公想要请教稻草人怎么“回归”世界，可稻草人却在前一天被人杀害！可以预言未来的他，为什么没有预见自己的灭顶之灾？

《沙漠》

这就是《奥杜邦的祈祷》，这就是伊坂幸太郎的处女作。他的出现，比之京极夏彦的妖怪推理和西泽保彦的科幻推理更具冲击性。他已经不再满足于通过一种设置的改变“修正”世界，而是将旧世界完全打破，按照自己的想象力和需要，重新构建世界。如果说京极夏彦和西泽保彦还需要就一些问题给出“规则”或“解释”，那么，伊坂幸太郎则“强悍”到不需要任何解释——因为我的世界就是这样的，就像不需要解释鸟为什么会飞一样。

很明显，伊坂幸太郎的风格很讨读者喜欢，他很快成为了日本“票房”最好的推理作家之一。在台湾，他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和东野圭吾、宫部美雪、松本清张等人一起成为了读者的最爱。

其后，伊坂幸太郎的作品越发“神奇”：2002年，小说《Lush Life》为我们讲述了一幕“五合一”的故事，构思之绝妙在推理文学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伊坂因此彻底征服了读者；2003年的《重力小丑》和《家鸭与野鸭的投币式置物柜》横扫了那两年日本所有畅销小说榜单，前者更是入围了直木奖；2004年的《孩子们》和《蚱蜢》先后入围直木奖；2005年的《死神的精确度》和《沙漠》也都进入了直木奖最后的决选，前者还获得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并被金城武演绎为同名电影。

《死神的精确度》海报

到这里，我们除了惊叹伊坂幸太郎的天赋和成就，一定会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重力小丑》、《孩子们》、《蚱蜢》、《死神的精确度》、《沙漠》，伊坂似乎也已经5次入围直木大奖了！如果不考虑到结果，我们就会发现，他和那个叫东野圭吾的人经历简直如出一辙。

不过，区别在2008年到来了。这一年，鉴于直木奖多年以来给予自己的强烈刺激，伊坂幸太郎对外宣布，自己将退出直木奖的评选，终身不再和这个奖产生任何关系。随后，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宅配男与披头士摇篮曲》的作品。这部作品秉承了伊坂天马行空的理念，征服了包括直木奖评委在内的所有读者。人们一致认为，如果这一年的直木奖不授予这部作品，这个奖项将失去公信力。可是，话已出口，驷马难追。纵使读者和伊坂本人心有不甘，也只能接受上帝开的这个玩笑。也许，在很多年之后，“伊坂幸太郎终身没有获得直木奖”将成为推理文学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词条，被后来人反复研究推敲。

笔者曾经和伊坂幸太郎有过沟通，他明确表示“只是想写自己喜欢的故事”。既然这是他的创作原则，我想，直木奖的事情只能成为一段插曲，不会让这位天才停下创作的笔。近几年，伊坂幸太郎佳作不断——《摩登时代》、《某位王者》、《SOS之猿》、《噢，爸爸们》等作品一直霸占着日本畅销小说排行榜。

《重力小丑》

伊坂幸太郎是一位好男人，一直和妻子、孩子生活在仙台，很少抛头露面——因为这样会减少他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有外国的出版社邀请伊坂，他总是说：“这个不是不可以，但是我需要先把家人安顿好……”

看到这里，我们应该很能理解伊坂幸太郎笔下那一个个不可思议的世界——那是伊坂美好的向往，因为他是一位善良而有责任感的作家。

和伊坂幸太郎齐名的新锐作家是道尾秀介。如果说伊坂是一位无冕之王的话，道尾秀介则是日本推理在未来无可争议的王者。这一点，甚至连他的竞争对手们也不否认。

褚盟与道尾秀介

道尾秀介1975年出生于东京，是一位相貌俊秀的天才型作家。2004年，他的处女作《背之眼》一经问世就引发了轰动。这部作品融合了悬疑、恐怖和推理元素，颇有大师横沟正史遗风，同时又具有新时代鲜明的特色。

在恐怖悬疑小说大奖的评选中，评委绫辻行人非常喜欢这部作品，惊呼作者将会成为日本推理小说的新领袖。但是，有评委认为，《背之眼》的风格和京极夏彦的妖怪推理过于类似，因此最终只获得了二等奖。这个小插曲虽然没有动摇道尾秀介的信心，却也给了他不小的打击。好在，他将这个打击转化成为动力，发誓一定要写出最好的、令所有评委哑口无言的作品。

《向日葵不开的夏天》

读者没有等待很久。2005年，道尾秀介创作了第二部小说《向日葵不开的夏天》，一举入围第6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这部作品以小孩子的视角描绘了一个极度阴暗的成人世界。小说最后的逆转和颠覆，给每个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借助游戏化的视角讲述严肃的故事，这种风格贯穿了道尾秀介的所有作品。

2006年出版的《骸之爪》和《背之眼》同属于“真备庄介系列”（这个系列还有短篇集《流星之花》）。这个系列的故事具有浓郁的恐怖色彩。同一年创作的《影子》则和《向日葵不开的夏天》一样属于非系列作品，同样是以孩子的视角在讲述一个很成人的故事，同样充满了意外和惊天的逆转。《影子》被很多读者视为道尾秀介最高杰作，并获得了第7届本格推理小说大奖。

《乌鸦的拇指》

2007年，道尾秀介创作了《独眼猴》，开创了他的“地支系列”。这个系列将中国文化的属相和相关的十二地支融入了故事中，创作难度非常之大。到2011年，道尾秀介创作了《独眼猴》（申猴）、《所罗门之犬》（戌狗）、《鼠男》（子鼠）、《乌鸦的拇指》（酉鸡）、《鬼的足音》（丑牛+寅虎）、《龙神之雨》（辰龙）和《球体之蛇》（巳蛇）7部作品。其中，《乌鸦的拇指》和《鼠男》水准较高，前者还获得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大奖。

道尾秀介的创作观是比较阴暗而绝望的。和伊坂幸太郎的“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不同，道尾的作品中往往看不到世界的希望，即便有一丝光明，也是稍纵即逝的。道尾秀介并没有完全构建一个新世界供自己使用，而是对固有世界不断进行“破坏”和“改造”。读者会在道尾的作品中看到自己熟悉的世界，但每每在最后，这种熟悉都会被彻底颠覆。这种心理的落差，比起一个完全架空的世界，更具有冲击力——因为之前我们没有任何准备。

2010年，由木村拓哉和林志玲出演的日剧《月之恋人》在全球热播，这部日剧的原作者正是道尾秀介。2011年，道尾秀介凭借新作《月和蟹》获得了直木奖。之前他和某东野君以及某伊坂君一样，已经四次入围而无果。但是，比起年过半百才获奖的东野圭吾，比起年岁轻轻就“自暴自弃”的伊坂幸太郎，36岁就拿到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和直木奖的道尾秀介，已经太了不起了。

在道尾秀介获奖之后，笔者和他作过一些交流。道尾说，一直以来，他都秉承着一个创作理念，这个理念是一位日本高僧告诉他的。这位高僧曾经送给道尾秀介一幅卷轴，上面写着四个字——“鬼手佛心”。“创作的手段可以千奇百怪，但这些必须建立在一颗慈悲之心之上。作家心中充满了善意，写出的作品才不会被读者忘记。”日本推理文学的新领袖能有这样一种创作信念实在是读者的福气。

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作家，在新千年里，三津田信三、恩田陆、樱庭一树、凑佳苗等人，也是这个领域中的佼佼者和主力军。

新时期的日本推理，在诸多天才作家的努力之下，已经走出了类型模式的束缚，跃进到了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上展示自己。对于一种文学类型来说，也许，消失将是最好、最彻底的永生。它洗尽铅华，秉承着所有优秀文学作品的普世精神，为更多喜欢阅读的人提供着快乐。

25

我不想和这个世界谈谈

中国的创作者们，我期待着你们的作品。

——岛田庄司

不论您是已经阅读完前面所有的章节，或者只是随意读了其中的一两个章节或段落，都会发现，笔者一直在试图使用相对轻松的方式和您进行探讨。因为，推理文学本身就不应该是一个很沉重很学术的命题。

但是，在这一节，我不得不改变自己一贯的腔调，因为我们遇到的这个话题没有什么辉煌的历史和成就，有的只是一些迷惘的探索和尝试。这个话题就是“中国原创推理”。

首先，有一点是务必要声明的。推理小说对于中国人来讲，是纯粹的“舶来品”，绝对不是我们原创的。很多声音认为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远远早于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而这才是最早的推理小说。这里笔者需要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公案小说不是推理小说。

公案小说的着眼点在“人”，小说通过一系列事件（尤其是犯罪事件）刻画主人公的英雄形象，突显人物的忠义品格，以此达到警世和教化作用。我们耳熟能详的《包公案》、《施公案》、《彭公案》、《狄公案》、《海公大（小）红袍传》等，都是这样一种作品。

而且，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也是受当时客观认知能力的限制，公案小说中常常出现非科学的甚至完全属于迷信范畴的元素，如包公铡判官、审乌盆等。更重要的是，这些元素是以一种不对等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成了“侦探”追索真相的“专利”，这样处理，毫无疑问会使小说失去科学性和公正性。

因此，无论是创作原则还是创作手法，中国古典公案小说都和推理小说相去甚远。

推理小说来到中国的时间，大体和日本相同，是在19世纪末的清末民初。清政府紧锁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推理小说也伴随着枪炮涌进中国。由于这类小说符合读者的猎奇心理，因此很快得到了中国人的认同。

和日本类似，中国人认识推理小说，也是从福尔摩斯开始的。1896年，编辑张德坤在《时务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记讴者复仇》的翻译小说，这就是福尔摩斯故事中著名的《驼背人》一篇。随后，大批学者、文人开始译介推理小说，翻译作品一度占据了中国大半市场。客观地讲，当时中国的翻译水准要高于日本。一方面，从事推理小说翻译的都是林纾这样的大家；另一方面，翻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也都丝毫不逊色于日本。

《霍桑探案集》

面对这种繁荣局面，中国的创作者自然会尝试推理小说的创作。其中的领头人，无疑是有“中国推理小说之父”之称的程小青。

程小青原名程青心，1893年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程小青家境十分贫寒，在钟表店当学徒。他自幼喜爱读书，甚至为此自学了英语。18岁时开始从事文学写作，先后与周瘦鹃等名家合作翻译了多部柯南·道尔作品。

受到福尔摩斯故事的影响，程小青开始创作推理小说。1911年，上海的《新闻报》举办小说征文大赛，程小青的以霍桑为主角的小说《灯光人影》参与角逐，结果受到读者空前的爱戴。本来，程小青小说中的侦探叫“霍森”，因排字工人的失误，变成了“霍桑”。受到读者鼓励，程小青先后写出了《江南燕》、《珠项圈》、《轮下血》、《白衣怪》等30余部推理小说，一举奠定了自己在原创推理领域的地位。

程小青的“霍桑系列”明显受到了福尔摩斯故事的影响——采用了“神探+糊涂助手”的模式；采用了助手包朗的第一视角叙述方式；运用了很多在当时非常先进的科学的侦破手段……

同时，程小青最大限度地将这个系列打上了中国烙印。人物、背景、事件均发生在中国，故事里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也非常中国化。而且，程小青吸收了大量当时盛行的鸳鸯蝴蝶小说、谴责小说、黑帮小说的元素，反映了当时中国龙蛇混杂的社会现实，非常具有代入感。因此，程小青也成为了无可争议的“中国推理小说第一人”。

程小青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广推理文化，虽几经沉浮，却不改其志。他参与制作并主编了一系列推理文学杂志，是这个领域的先驱。一直到解放后，程小青依然活跃在推理文坛的第一线，直到1976年去世。

受程小青的影响，当时的中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推理小说创作者。孙了红、于天愤、张碧梧、赵菬狂等人竞相登场，共同打造出了中国推理第一个繁荣局面。很多评论者认为，就起步水准而言，中国推理要远远高于1923年之前“混沌期”的日本，甚至可以比肩江户川乱步出世之后的“新青年时期”。

但是，客观条件没有给中国推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伴随着连年不断的战争和一蹶不振的经济，中国推理的第一波浪潮就此终结。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量公安文学和反特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推理文学第二次热潮，但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我们且不说公安文学和反特小说究竟是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推理小说，即便算，这种局面也是在客观的政治条件（包括我们当时的社会体制和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干预之下催生出来的，并不是真正的文化领域的繁荣。

真正的第二次繁荣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出版环境的宽松，一大批优秀的外国推理小说来到中国。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

1979年，《译林》杂志创刊。在创刊号上，杂志全文刊登了“女王”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这部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当时引发了轰动。这一举动引发了一场论战。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现阶段的中国不适宜大量译介外国文学，尤其是带有凶杀情节的推理小说。但是，读者的呼声最终压倒了一切，不久，群众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和埃勒里·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推理小说的热潮不可抑制地爆发了。松本清张、森村诚一、夏树静子等名家的作品在20世纪80、90年代陆续出版，中国读者第一次领略到了诸位推理大师的风采。时至今日，群众出版社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应该是中国市场销售量最大的推理小说，连近些年的东野圭吾也难以望其项背。

与翻译小说交相辉映的是两岸三地原创者的又一次尝试。蓝玛、曹正文、钟源、蓝霄为代表的一大批作者涌现出来，创作了大量推理小说。但客观地讲，这个时期没有出现程小青式的“领路人”，作品的质量并不突出，无法像日本那样引领推理文学发展方向。

进入新世纪，随着资讯传播越发便利，中国的创作者有机会在第一时间阅读到全世界各个地区优秀的推理作品。而网络时代的来临，使得中国的创作者们不必闭门造车、孤军奋战，可以更多地与志同道合者展开交流，这无疑有助于创作水准的提高。

同时，以新星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为代表的一些出版社，开始以专业的角度进行推理作品的出版。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这些出版社也在刻意培养本土推理文化，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在多方面共同的努力下，推理小说的出版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不可否认，外国推理作品依然占据了95%以上的出版份额，原创推理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发展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纵观原创推理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发展是极其缓慢而艰难的。在程小青时代之后，无论是文本质量还是商业价值，原创推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步，甚至还有不进反退的趋势——因为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可以和程小青比肩的创作者。相比于紧邻日本，作为文化母体的中国，在推理文学领域，只能用“汗颜”来形容。可以说，中国推理若干次繁荣期，基本上停留在了译介和出版国外作品的阶段，这其中还有很大程度是商业利益在起作用；而本源的创作领域，几乎是一片“荒漠”。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很复杂，概括地讲，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其一，文化差异。中国文化比较注重人文领域建设，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对西方和近代日本比较落后。同时，中国人比较重视“悟”的作用，相对轻视严谨的逻辑训练和实践的作用。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创作者在知识贮备和思维方式上的严重缺失，而这两点对于推理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二，创作底蕴的缺失。日本的创作者往往拥有令人惊讶的知识贮备，甚至在某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不逊色于任何专业人士。我们随便举例——京极夏彦对于妖怪文化的理解，伊坂幸太郎对于音乐和电影的理解，道尾秀介对于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解，三津田信三对于民俗学的理解……在扎实广博的知识贮备上，日本的创作者开展大胆想象，将知识灌注于想象之中，从而派生出绚丽多彩的推理世界。

而中国的创作者似乎正好相反。他们的知识贮备大多不足，甚至存在着常识性的漏洞——笔者就曾经读到过“冰块沉入水池底部堵住排水口”的“诡计”！而另一方面，中国创作者的想象力也有较大局限性，加之阅读了大量外国作品，因此模仿痕迹严重，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路线。

老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如果说日本的作者创作是一个“大胆想象，小心求证”的过程，那么，中国作者的创作道路似乎正好相反。

其三，环境极端功利。中国的读者一直在期盼着属于自己的优秀作品能够早日出现，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动力。但是，在现阶段，这种期盼更多地表现在了对作者和出版者的轻率否定，甚至是攻击谩骂上。每个人似乎都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根据个人的好恶，对于一部作品下这样或那样的结论。很明显，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和包容的心态，这种结论是无助于作者成长的——不管是“捧杀”还是“棒杀”。

同时，出版界的急功近利也是显而易见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内地没有一个用于鼓励作者的推理奖项，没有一份相对成熟的介绍推理文化的报纸或杂志，更没有一家出版社培养出了中国的京极夏彦或东野圭吾。

岛田庄司曾经给笔者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在岛田庄司创作了“御手洗洁系列”之后，市场反应不是很好。这时，出版社的编辑比岛田庄司还着急，一位女编辑建议岛田庄司创作一个和御手洗洁完全不同的系列，“主人公要很帅，最好是个穿风衣的帅哥！”但另一位男编辑却建议说：“侦探还是要传统，踏踏实实去办案，最好是喜欢吃拉面。”

岛田庄司接受了编辑的建议，于是我们今天才会看到一个帅帅地穿着风衣四处寻找线索，偶尔坐下来吃碗拉面的吉敷竹史。

这故事很有趣，但它体现出的作者与编辑的共生关系引人深思。目前，中国的出版社依然在热衷于花天价争夺国外推理作品的版权，把本来就已经泡沫化的推理市场变得更加易碎。试想，一个没有本土创作作为根基、仅仅依靠天价“舶来品”的市场会有前途吗？但问题在于，如果不投身到这个溢满泡沫的市场里，打造本土推理文化就会变成一个更加遥不可及的梦想——这是何等的悲哀！

也许，只有时间可以沉淀一切；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推理可以迎来真正的、属于自己的辉煌。在这之前，我们唯有做好自己可以把握的一切。

附录一

世界主要推理奖项简介

◉埃德加·爱伦·坡奖

西方世界最具权威的侦探文学奖项。

该奖由美国侦探作家协会（MWA）创立于1946年，以侦探小说开山鼻祖——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 ）的名字命名，每年4月由美国侦探作家协会（WMA）颁授。

埃德加·爱伦·坡奖的奖项设置是这个领域所有奖项中最多的，包括：最佳小说、最佳处女作、最佳平装初版、最佳罪案实录、最佳评论或传记、最佳短篇、最佳青年侦探小说、最佳少儿侦探小说、最佳电视剧集、最佳电视片或短剧、最佳电影、最佳舞台剧、特别奖等。

埃德加·爱伦·坡奖自创设以来，备受推崇。全世界的侦探小说作家莫不以获得此奖为荣，侦探小说迷莫不以大奖作为自己阅读的风向标。埃德加·爱伦·坡最佳小说奖被誉为“侦探小说领域的奥斯卡奖”。

◉匕首奖

匕首奖设立于1986年，由英国侦探作家协会主办，被誉为“英国侦探推理小说的诺贝尔奖”。英国推理创作界奖项众多，而这些奖项中，最具代表性，也最能标示一个推理作家成功的，无疑是这个奖项。

匕首奖同样奖项众多，包括：钻石匕首、金匕首、银匕首、钢匕首、国际匕首、新血匕首、最后一笑匕首、图书馆匕首等。

◉夏姆斯奖

1982年设立，专门奖励私家侦探类型小说，对于警察探案模式等其他类型作品则从不考虑。

◉江户川乱步奖

设立于在1954年的江户川乱步奖，是江户川乱步为促进推理小说的发展，在花甲之年捐资100万日元基金设立的奖项。由日本侦探作家俱乐部主办，是日本历史最悠久最具权威性的推理小说新人奖。

江户川乱步设立此奖的起意是要表彰对推理小说出版具有贡献的个人或团体，因此，第一届乱步奖的得主是编著《侦探小说辞典》的推理小说研究学者中岛河太郎，第二届授予早川书房的《早川袖珍推理》。

从第三届开始，为了提倡推理小说写作与阅读，评选委员会开始公开招募长篇优秀作品。由6位推理小说评论研究者担任预选委员，每年从超过300篇的投稿作品中选出5部最终入围作，再由5位推理作家单位决选评审。改变颁奖策略后的第一个授予者是仁木悦子和她的《只有猫知道》。

第48届之前，乱步奖奖杯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像”，从第49届开始改为更有纪念意义的“江户川乱步像”，奖金也增至为1000万日元奖金。同时，获奖作品由讲谈社出版。从1992年的第38届开始，富士电视台作为赞助商之一加入奖赏后援，因此获奖作将很快电视剧化，或者被摄制成电影。

该奖地位特殊、素质整齐，历年来入围作品的平均水准稳定，不少得奖者久经磨练才摘下荣冠。可由于颁奖设定的局限，仍然有不少遗珠之作。比如土屋隆夫《天狗的面具》、中井英夫《献给虚无的供物》、天藤真《嫌疑犯》、中町信《自动车教习所杀人事件》、岛田庄司《占星术杀人魔法》、折原一《倒错的轮舞曲》等等。

◉横沟正史奖

继江户川乱步奖之后，第二个推理小说新人奖。

由角川书店于1981年设立，2001年更名为横沟正史推理小说大奖，2002年增加东京电视台奖，由东京电视台以影像化为标准，独立选出附奖。

对比其他推理小说奖项，本奖的入选条件可谓相当宽容，不同类型、不同个性的推理小说皆可投稿，而且只要入围最终决选，作品便得以出版。

◉松本清张奖

1994年由“财团法人日本文学振兴会”创办，征集对象为中短篇推理，最初以“广义的推理小说和历史时代小说”为征文对象，但自2003年改为“不问类型，只要是质量良好的娱乐小说即可”的标准。奖杯是一块钟表，奖金为500万日元，获奖作由文艺春秋社出版单行本。

◉鲇川哲也奖

前身是1988年，创元社的作品集“鲇川哲也与十三个谜”，当时由今邑彩夺得第十三把交椅。正式设奖是在1990年，由创元社主办，奖杯为柯南·道尔雕像。

鲇川哲也毕生不渝地以纯正的本格推理为追求，热心挖掘推理人才，本奖以鲇川哲也为名，自然是对传统解谜情有独钟。二阶堂黎人、芦边拓、樱庭一树、贯井德郎、柄刀一等作家，都是经由鲇川哲也奖而受到文坛瞩目的。

◉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由日本推理作家协会颁发的年度奖项，旨在肯定对推理小说有贡献的作品，鼓励推理小说创作。此奖分长篇、短篇、新人三个奖项，已授奖作家不得二次领奖。评审委员每两年换届，以本格推理为主要趣味，得奖作品力求反映了当时推理文坛的的主流品味和倾向。除了针对作家作品外，也将作家对推理的贡献纳入考量范围，在推理届地位非常特殊。

◉本格推理小说大奖

为了促进本格推理小说的发展，2001年，由绫辻行人、有栖川有栖、北村熏等人发起，成立本格推理作家俱乐部，同时设立本格推理小说大奖，由会员（必须读过所有入围作品）票选出同年出版的本格推理小说最佳作品。

每年的12月中旬，评审委员会将这一年的书单与提名单寄给会员，在翌年的1月中下旬，由预选委员会从众多提名作品中选出五本入围。5月中旬揭晓花落谁家，奖杯为京极夏彦设计。除了长篇、短篇小说奖，还有评论研究奖。优秀的短篇小说则集结成册，由讲谈社出版。

◉梅菲斯特奖

本奖的最大特色是编辑主导。受发掘《姑获鸟之夏》的启发，讲谈社从1995年起举办的新人奖，因征稿启事刊登在《小说现代增刊梅菲斯特》上，于是得名。长期征稿，作品不上限字数，下限是350张稿纸，由编辑遴选、出版，不设奖金，不限人数，有时一年只有1名得奖者，有时多达五六名。获奖者多是年轻作家，入选作品题材庞杂，写作技巧多样，面目纷呈。

附录二

50部推荐书单

《爱伦·坡小说集》

（美）埃德加·爱伦·坡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

《布朗神父探案集》

（英）G．K.切斯特顿

《特伦特最后一案》

（英）E．C.本特利

《桶子》

（英）F．W.克劳夫兹

《罗杰疑案》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无人生还》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希腊棺材之谜》

（美）埃勒里·奎因

《X的悲剧》

（美）埃勒里·奎因

《三口棺材》

（美）约翰·狄克森·卡尔

《毒巧克力命案》

（英）安东尼·伯克莱

《金丝雀杀人事件》

（美）S．S．范达因

《杀人广告》

（英）多萝西·塞耶斯

《时间的女儿》

（英）约瑟芬·铁伊

《漫长的告别》

（美）雷蒙德·钱德勒

《马耳他黑鹰》

（美）达希尔·哈米特

《远走高飞》

（美）戴利金

《死前之吻》

（美）艾拉·利文

《梅格雷探案集》

（比）乔治·西姆农

《人骨拼图》

（美）杰夫里·迪弗

《八百万种死法》

（美）劳伦斯·布洛克

《诗人》

（美）迈克尔·康奈利

《不可能犯罪诊断书》

（美）爱德华·霍克

《第七重解答》

（法）保罗·霍尔特

《首席女法医》

（美）帕特丽夏·康薇尔

《两分铜币》

（日）江户川乱步

《银座幽灵》

（日）大阪圭吉

《本阵杀人事件》

（日）横沟正史

《人偶为何被杀》

（日）高木彬光

《点与线》

（日）松本清张

《人性的证明》

（日）森村诚一

《占星术杀人魔法》

（日）岛田庄司

《斜屋犯罪》

（日）岛田庄司

《十角馆杀人预告》

（日）绫辻行人

《双头恶魔》

（日）有栖川有栖

《吸血之家》

（日）二阶堂黎人

《杀人喜剧之13人》

（日）芦边拓

《鸦》

（日）麻耶雄嵩

《解体诸因》

（日）西泽保彦

《全部成为F》

（日）森博嗣

《姑获鸟之夏》

（日）京极夏彦

《杀戮之病》

（日）我孙子武丸

《活尸之死》

（日）山口雅也

《影子》

（日）道尾秀介

《奥杜邦的祈祷》

（日）伊坂幸太郎

《赤朽叶家的传说》

（日）樱庭一树

《理由》

（日）宫部美雪

《嫌疑人X的献身》

（日）东野圭吾

《白夜行》

（日）东野圭吾

《告白》

（日）凑佳苗

后记：该死的悖论

台湾著名学者唐诺先生说过：“推理小说是一种该死的悖论——凶手要聪明到可以设计出一个无人能够破解的诡计，却又要笨到只有靠杀人才能解决问题。”

英国推理大师G．K．切斯特顿也在作品中说道：“罪犯都是技艺精湛的艺术家，而侦探至多只是跟在艺术家身后品头论足的评论者。”

结合上述两段话，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研究推理文学，真是一件自找没趣的事。

但是没趣的事也总要有人做，因为只有这样，推理文学才可能在某一天，变成一件“有趣”的事——不管是经济效益还是社会效益。其实，把“没趣”变成“有趣”，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欧美和日本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本原因在于推理小说在那里已经成为了主流文学；而在中国，当创作还处于摸索阶段的时候，理论研究的现状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内地曾经有过一些推理文学的理论读物，但受到客观条件的局限，大都简陋而无系统，甚至有很多地方存在着“硬伤”。例如，之前的相关作品中，竟然没有任何有关“黄金三巨头”之一的约翰·狄克森·卡尔的论述；“二十条”的创造者范达因被描述成了英国人；本格推理的代表人物横沟正史被定位成了“变格派”；1987年之后的日本推理更是一片空白……

很多读者（其中很多是入门者），受到这些错误的影响，对推理小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误解，这严重阻碍了这种类型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因此，笔者不自量力，撰写了您现在看到的这本小书。

这是一本很肤浅的书，这样说并不是笔者欲擒故纵式的“谦虚”。它真的很初级，仅仅希望给那些对推理小说有些兴趣的朋友提供一些便利。它简单梳理了170年的推理文学史，明确了一些推理范畴的概念，给一些作者和作品作了初级的定位，仅此而已。它没有涉及到高深而晦涩的理论，笔者只是希望通过这部小书，让更多的人喜欢推理小说，而这些聪明的读者，自然会通过自己的方式了解到更深层次的东西。

在创作过程中，笔者感到十分吃力。法国人埃米尔·加博里奥的出生时间竟然有三个版本。笔者在一位网友的帮助下，确定了“1832年”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说法；作品创作的起始时间、连载开始时间和单行本出版时间往往是不同的年份（如松本清张的《点与线》、东野圭吾的《白夜行》等），使用哪个都不算错。笔者只能反复比较，确定一种比较恰当的解释；至于全面性，这样篇幅的一部书，更是挂一漏万。“黄金三巨头”只能简略论述，多萝西·塞耶斯这样的大师只能提及姓名，而更多的作家和作品根本就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笔者只能期待以后会有机会弥补这些缺憾。

即便如此，书中存在着一些错误肯定在所难免。毫无疑问，这些都是笔者的疏忽和能力有限而造成的。真诚希望所有看到这本书的朋友指正，只有这样推理文学才会有更好的发展。不出意外，最后将是一大段“感谢”：

感谢我的夫人心弈。没有她的支持，我生命中缺少的将肯定不只是这部书；

感谢所有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特别是那些推理小说爱好者。是你们一起完成了这部作品，你们是我创作的动力，更是推理文学的希望；

感谢我的编辑。作为同行，你们要比我优秀得多；

最后，感谢岛田庄司先生为本书作跋——得到“推理之神”的鼓励，我实在受宠若惊；感谢道尾秀介先生、西泽保彦、山口雅也先生、有栖川有栖先生、二阶堂黎人先生、米泽穗信先生对本书的推荐，大师们的帮助会让我更加努力。

以推理之名。

褚盟

2011年3月于北京

跋：为推理而生

可以为褚盟君的书写东西，我感到非常荣幸，无论是朋友的立场，还是工作合作伙伴的立场。

我的作品可以在中国和读者见面，很大程度上是褚盟君的功劳。2008年，由褚盟君策划的《占星术杀人魔法》和《斜屋犯罪》中文版正式出版，取得了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在之后，褚盟君又陆续出版了我的三十几部作品。很多中国读者因此认识了我，并且在以后的几年里，购买了我的所有作品。我在中国能拥有现在这样的知名度，实在要感谢褚盟君。

我和褚盟君第一次见面是在2010年1月的北京。我受到他所在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褚盟君外表文质彬彬，但举手投足和言谈话语间却充满了热情，是一位精力非常充沛的编辑。我和他谈论了关于推理小说的方方面面。我很惊讶——这么年轻的褚盟君居然对推理小说有着这样深入的了解。在日本，编辑大都对某些作者和作品非常通晓，但很少有人可以像褚盟君这样，站在如此高的角度，俯瞰推理小说的发展脉络。

从爱伦·坡到柯南·道尔，从阿加莎·克里斯蒂到埃勒里·奎因，从范达因到雷蒙德·钱德勒，褚盟君的思路一直都很清晰。至于日本推理，他更加擅长。他把我和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松本清张并举到一个高度上，这是我万万不敢担当的。

后来，此次北京行的中国朋友都和我说，褚盟君是中国最好的推理小说编辑。我也了解到，褚盟君除了出版了我的作品之外，还出版了江户川乱步、高木彬光、松本清张、东野圭吾、大泽在昌、逢坂刚、道尾秀介、西泽保彦、二阶堂黎人、有栖川有栖、麻耶雄嵩等几十位作家的作品，这简直是个不可思议的功绩。后来我回到日本，和几个同样创作推理小说的朋友沟通了一下，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的中国编辑竟然都是褚盟君，这真是神迹呀！

褚盟君说，他从小最喜欢的科目就是历史。他喜欢用历史学的观点看待和分析一切。他认为，推理文学的历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是相通的，都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形态。“推理小说先是注重游戏性，而后开始关注实用性，之后又在一个新的高度再次热衷于游戏性……”他的这一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这也是我在社会派推理占据主流时，鼓励自己进行本格推理创作的动力。褚盟君的年岁虽然和我相差了36岁（后来我才知道，他和我都属老鼠，他的夫人居然和我同月同日出生），但我们却因为推理小说成为了好朋友。

我几次和褚盟君说，你对于推理小说的认识，一定要写成一本书，给更多的人阅读，这样会对你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当褚盟君告诉我，他的这本书就要出版了，拜托我写些东西在上面时，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我会把这本书送给所有我认识的推理作家，不管他们懂不懂得中文。因为，褚盟君做的事情，也是我们一生追求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们永远都不会改变。

岛田庄司

2011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