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全球简史全4本套装（诺曼人简史+美国独立战争简史+玫瑰战争简史+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简史）
Author: 莉奥妮·V.希克斯; 斯蒂芬·康威; 大卫·格拉米特; 海伦·海克特
Date: 2017-12-31T16:00:00+00:00
Keywords: 西方历史
Description: 精品历史系列（套装）:玫瑰战争简史立+美国独立战争简史+诺曼人简史+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简史
Publisher: 化学工业出版社

总目录

玫瑰战争简史立

美国独立战争简史

诺曼人简史

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简史

玫瑰战争简史

大卫·格拉米特 著

版权信息

书名：玫瑰战争简史

作者：大卫·格拉米特

书号：978-7-122-30647-0

出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

大事年表

- 战争的第一阶段：1459～1464
- 战争的第二阶段：1469～1471
- 战争的第三阶段：1483～1487

重要人物

序

导言　历史中的玫瑰战争

- 玫瑰战争爆发的起因
- 早期研究玫瑰战争的历史学家
- 玫瑰战争及其专门史研究
- K. B. 麦克法兰和玫瑰战争
- 麦克法兰之后的历史研究

第一部分　玫瑰战争的起因

第1章　兰开斯特家族的遗产：1399～1449年的英格兰

- 1399～1413：王权合法性问题
- 1413～1437：稳定的假象
- 1437～1449：危机升级

第2章　玫瑰战争前奏（1449～1455）

- 战败、指责与叛乱
- 顾问之争：萨默塞特公爵与约克公爵
- 走向战火：亨利六世下台与约克公爵监国

第二部分　玫瑰战争的进程

第3章　第一滴血：1455年圣奥尔本斯战役及之后

- 圣奥尔本斯战役与约克公爵第二次摄政
- 玛格丽特王后与兰开斯特家族
- 约克派的恐惧与失败

第4章　约克的胜利：第一次战争（1459～1464）

- 从考文垂到韦克菲尔德
- 约克的胜利
- 约克派胜利的原因
- 约克派政权的建立

第5章　叛乱及复辟：第二次战争（1469～1471）

- 爱德华四世、沃里克伯爵与伍德维尔家族
- 叛乱与废黜
- 爱德华四世的复辟

第6章　命运的齿轮：第三次战争（1483～1487）

- 爱德华四世的“第二个统治阶段”
- 理查三世篡位
- 白金汉公爵的叛乱与亨利·都铎
- 都铎政权的确立

第三部分　玫瑰战争的影响

第7章　战争与社会：战争的苦果

- 15世纪英格兰的战争
- 战争带来的影响：贵族阶层
- 战争带来的影响：平民阶层
- 战争带来的影响：城镇

第8章　战争与政治文化

- 普通民众地位的沉浮
- 玫瑰战争与中世纪英格兰的财政文化
- 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与玫瑰战争

后记　都铎王朝早期的英格兰

注释

- 序

- 导言　历史中的玫瑰战争

- 第1章　兰开斯特家族的遗产：1399～1449年的英格兰

- 第2章　玫瑰战争前奏（1449～1455）
- 第3章　第一滴血：1455年圣奥尔本斯战役及之后
- 第4章　约克的胜利：第一次战争（1459～1464）
- 第5章　判乱及复辟：第二次战争（1469～1471）
- 第6章　命运的齿轮：第三次战争（1483～1487）
- 第7章　战争与社会：战争的苦果
- 第8章　战争与政治文化
- 后记　都铎王朝早期的英格兰

参考书目

- 导言
- 第1章
- 第2章
- 第3章
- 第4章
- 第5章
- 第6章
- 第7章
- 第8章

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

来自于英国I. B. Tauris出版公司的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丛书，写作严谨、可读性强，对于我们在21世纪理解和研究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于见仁见智的历史争论，这一系列独辟蹊径，试图基于史实本身对其做出全面而公正的解释，这样既能激起普通读者和历史爱好者的浓厚兴趣，也能进一步感染广大的历史学习者及专业学者。因此，在讲述历史领域的重要主题、思想史、宗教、政治、古典研究、哲学观点等内容时，本系列丛书特意避免使用平淡乏味、冷漠刻板的方式进行陈述——那只是给初学者讲授史学入门知识的通常做法。长期以来，这一系列丛书一直致力于给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提供可以帮助他们了解特定历史概况的基本史实。但除此之外，这套系列丛书还能起到更多的作用。例如，书中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解释过去的人们在特定的背景下是如何理解某个历史主题，以及其中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这种新颖的分析方式十分具有借鉴意义，可以帮助我们现在更好地理解这些特定的历史主题。

此外，对于这样的历史主题，各位作者在此系列中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虽然作者们已经暗示了某种答案，但还是在每本书后的“延伸阅读”中提供了长长的参考书目，以便感兴趣的读者做进一步的阅读与探索。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丛书中众多的历史主题，相较于市场上其他同类丛书做了更为深层次的研究和解析，同时内容却简洁而紧凑，不愧是“在介绍历史知识方面更为出类拔萃”的代表。本套系列丛书结合质疑性和查证性的分析，对相关历史做了全面的描述，可以说是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化数字时代大背景下，为读者了解和研究历史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大卫·格拉米特的《玫瑰战争简史》文风清新质朴，可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无论是大众读者，还是需要最新资料的专业人士和研究人员，甚至是早已熟悉玫瑰战争的人——包括像大卫·格拉米特这样的历史学家，这本书都足以吸引他们。在比较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在1459～1464年、1469～1471年和1483～1487年间发生的事件时，大卫·格拉米特对国王的性格特征及缺点进行了生动的描写，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对亨利六世、爱德华四世、理查三世以及如约克家族的理查、“立王者”沃里克伯爵和白金汉公爵等贵族们的描绘更是如此。正是他们的阴谋加速了这场斗争的进行。大卫·格拉米特巧妙地将最近研究的结果（包括自己的研究成果）融入讨论。有一个章节尤其精彩，其中作者不再拘泥于“高度政治化”的视角来审视玫瑰战争，而是站在“政治化国家”这一高度来找寻这些事件的共同点，同时分析了“公众利益”这样一个共同的责任。作为著名的15世纪至16世纪早期英格兰历史学家，格拉米特博士成竹在胸，运笔老到。他敢于挑战却又不固执己见，对其他历史学家的意见亦十分珍视，将争议坦然公布，进而能够启发读者独立思考。因而这本书布局巧妙，涵括了实质性的代表人物、三大显赫的皇室及贵族的族谱以及涉及各个章节的权威参考书目。总之，这本书确实引人入胜，且读起来会令人兴味盎然。

——拉尔夫·A.格里菲斯（Ralph A. Griffiths）

斯旺西大学中世纪历史系名誉教授

阅读大卫·格拉米特的《玫瑰战争简史》，你绝对会感到物超所值。一方面，作者巧妙地引导读者领略了错综复杂、颇具争议的玫瑰战争全貌。玫瑰战争始于1399年兰开斯特家族篡夺王位。大卫·格拉米特对玫瑰战争有着深刻的见解与卓越见识。另一方面，在书的末尾，读者又会对这场内战有一个新的审视。大卫·格拉米特重新强调该时期的人口规模和数量对历史的影响，同时还强调了政治文化发生的重大变化。大卫·格拉米特对15世纪末期英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事件的重新评估，无疑将在研究都铎王朝方面引发新的议论狂潮。

——A. J.波拉德（A. J. Pollard）

提塞德大学历史系名誉教授

大事年表

1399年　　博林布鲁克的亨利篡位，废黜理查二世。

1415年　　百年战争战火再燃，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战役中大获全胜。

1420年　　《特鲁瓦条约》签订，法王查理六世被迫承认英格兰的亨利五世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

1422年　　亨利五世和查理六世去世，亨利五世九个月大的儿子亨利六世继位，身兼英格兰和法兰西两国国王。

1449年　　五年休战之后，法国重新占领诺曼底。

1450年　　英格兰兵败诺曼底，亨利六世的主要顾问萨福克公爵被杀，凯德反对“邪恶大臣”当道，揭竿而起。约克公爵理查重新掌权。

1455年　　5月22日：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萨默塞特公爵、诺森伯兰伯爵和克利福德勋爵阵亡。

1458年　　3月25日： “爱心日”注1，在圣保罗教堂，亨利六世和温和派贵族企图修复约克公爵和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之间的裂痕。

战争的第一阶段：1459～1464

1459年　　9月23日：约克军队在布洛希思之役中击败兰开斯特军队，揭开了玫瑰战争的序幕。

10月13日：约克军队在路孚德桥一役中战败。约克公爵逃往爱尔兰，沃里克伯爵、索尔兹伯里伯爵和马奇伯爵则逃往加来。

11月20日：在考文垂召开“魔鬼议会”（Parliament of Devils），约克派贵族被剥夺公权。

1460年　　6月26日：沃里克伯爵、索尔兹伯里伯爵和马奇伯爵在桑威治登陆，紧接着向伦敦进军。

7月10日：约克党人在北安普顿战役中取得胜利，亨利六世被俘。

10月：在威斯敏斯特召开的议会上，约克公爵理查正式要求继承王位，最后得到认可，成为亨利六世的继承人。

12月30日：约克公爵与其子拉特兰伯爵以及索尔兹伯里伯爵在韦克菲尔德与兰开斯特军队交锋时阵亡。

1461年　　2月2日～3日：马奇伯爵爱德华在莫提梅路口战役中击败兰开斯特军队。

2月17日：在第二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中，沃里克伯爵不敌安茹的玛格丽特率领的军队。

伦敦城大门紧闭，将玛格丽特拒之门外。

3月4日：马奇伯爵在伦敦被拥立为王，是为爱德华四世。

3月31日：约克党人在陶顿取得大捷。

1464年　　5月15日：约克王朝对兰开斯特军队的最后一击——赫克瑟姆战役。次年7月，逃亡中的亨利六世被俘。

战争的第二阶段：1469～1471

1469年　　7月：雷德斯代尔的罗宾在约克郡起义，称爱德华四世治国不善，他们要摆脱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王后家族的掌控。

7月26日：叛军在艾治考特击败皇家军队；约克派德文郡伯爵和彭布鲁克伯爵，还有王后的父亲里弗斯伯爵相继去世。爱德华四世被沃里克伯爵软禁。

1470年　　3月12日：由于沃里克伯爵和爱德华四世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在背后作梗，林肯郡爆发叛乱。皇室军队在洛斯科特菲尔德将叛军剿灭。

4月9日：沃里克伯爵和克拉伦斯公爵逃亡法国，与流亡法国的安茹的玛格丽特和解，以期复辟亨利六世的王权。

9月13日：沃里克伯爵入侵英格兰，爱德华四世逃往 低地国家注2。10月6日，亨利六世复辟。

1471年　　3月14日：爱德华四世返回英格兰。

4月14日：沃里克伯爵在巴尼特战役中不敌爱德华四世，战死沙场。

5月4日：兰开斯特军队兵败图克斯伯里。亨利六世之子兰开斯特的亨利阵亡。亨利六世也于5月21日去世。

战争的第三阶段：1483～1487

1483年　　4月9日：爱德华四世去世，幼主爱德华五世即位。

4月30日：爱德华四世的弟弟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发动政变，对抗伍德维尔姻亲。5月4日，理查被任命为护国公。

6月13日：格洛斯特公爵谋杀了昔日盟友黑斯廷斯勋爵威廉，并开始盘算篡夺王位。

6月22日：格洛斯特公爵以爱德华四世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的婚姻不合法为借口，宣称自己才是王位的继承人。6月26日，他被拥立为国王理查三世。

10月：理查的盟友白金汉公爵，勾结伍德维尔支持者和爱德华四世的朝臣，发动叛变。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儿子离奇死亡，流言四起，人们转而拥戴亨利·都铎。

1484年　　12月25日：在布列塔尼的雷恩大教堂，亨利·都铎与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订婚。

1485年　　8月7日：亨利·都铎在米尔福德港登陆，追随他的是一些英格兰流亡者和法国雇佣兵。

8月22日：理查三世在博斯沃思战役中战败身亡；亨利七世（即亨利·都铎）即位。

1486年　　1月18日：亨利七世和约克的伊丽莎白成婚。

4月：前朝余党数次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起兵叛乱。

1487年　　6月4日：兰伯特·西姆内尔自称是克拉伦斯公爵之子——沃里克伯爵爱德华，在兰开夏郡的弗内斯登陆叛变。实际上在背后暗箱操作的人是爱尔兰的基尔代尔伯爵和当时理查指定的继承人林肯伯爵约翰。

6月16日：斯托克之战中，西姆内尔战败，林肯伯爵阵亡。

11月25日：约克的伊丽莎白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为后，标志着玫瑰战争的结束。

重要人物

爱德华四世（1483年去世），英格兰国王。约克公爵理查的长子。1460年，约克公爵早逝，他一跃进入大众视野，崭露头角，用实力证明自己是一名杰出的将领，但是在治国理政上，他却并不那么上心。爱德华四世正值壮年就突然离世，把王位留给了年仅12岁的儿子爱德华五世（1483年去世），他的弟弟理查三世（1485年去世）乘机篡夺王位。在博斯沃思战役（Battle of Bosworth）中，理查三世不敌亨利·都铎（Henry Tudor），兵败身亡。

埃德蒙德·都铎（Edmund Tudor，1456年去世），第一代里士满伯爵（1st Earl of Richmond）。欧文·都铎（Owen Tudor，1461年去世）和瓦卢瓦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Valois）的长子，亨利六世同母异父的弟弟。1456年，约克党人推翻了其对南威尔士政府的控制，将他关押，不久后便染病身亡。此时他的独子，未来的亨利七世还未出生。他的弟弟贾斯伯（Jasper，1495年去世）——彭布鲁克伯爵和贝德福德公爵，在1459～1461年玫瑰战争期间支持亨利六世。15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贾斯伯几乎都是在流放中度过。1485年才同他的侄子回到英格兰。

安茹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Anjou，1482年去世），英格兰王后。安茹公爵勒内（René，Duke of Anjou）之女，1445年嫁给亨利六世。15世纪50年代期间，为捍卫自己儿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1471年去世）的继承权，指挥领导着兰开斯特党人。1463年，她流亡法国。1471年回到英格兰。1475年约克派将其释放，她回到法国，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7年。她的儿子在图克斯伯里一役中被杀。

汉弗莱（Humphrey，1447年去世），格洛斯特公爵（Duck of Gloucester）。亨利四世的第四个儿子，随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浴血奋战。亨利五世去世后，代年幼的亨利六世摄政，处理英格兰事务，但是不久就遭到其他贵族质疑。15世纪40年代中期，公然反对与法国的“和平条款”。1447年在议会中去世，死亡原因不明。

汉弗莱·斯塔福德（Humphrey Stafford，1460年去世），第一代白金汉公爵（1st Duke of Buckingham）。爱德华三世的曾外孙［他最小的儿子伍德斯托克的托马斯（Thomas of Woodstock）的外孙］。在15世纪50年代前期，支持国王和萨默塞特公爵，后来是玛格丽特王后的坚定拥护者。1460年7月在北安普顿战役中阵亡。他死时，儿子第二代白金汉公爵亨利（死于1483年）尚且年幼。15世纪70年代期间，亨利几乎被排除在一切国务活动之外。1483年，亨利帮助理查三世篡位，然而不久即叛变，后被捕处死。

汉弗莱·斯塔福德爵士（Sir Humphrey Stafford，1469年去世），索斯威克的斯塔福德勋爵（Lord Stafford of Southwick），德文郡伯爵（Earl of Devon）。前兰开斯特党人，1460年在加来被约克军队抓捕。他随爱德华四世在陶顿作战，后受封爵位，以示嘉奖。他是爱德华麾下最不受欢迎的人之一。在受封德文郡伯爵不久后，就在布里奇沃特（Bridgwater）被一暴民用私刑绞死。

亨利·鲍彻（Henry Bourchier，1483年去世），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1st Earl of Essex）。英法战争中最有经验的指挥官之一。15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支持约克公爵。15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约克王朝最强有力的拥护者，他的弟弟托马斯（1486年去世）则担任英格兰大法官（1455～1456）和坎特伯雷大主教（1455～1486）。

亨利·博福特（Henry Beaufort，1447年去世），英格兰红衣主教，温彻斯特主教。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同他的情妇凯瑟琳·斯福德（Katherine Swynford）生有四个私生子，亨利排行老二。1404年进入教会，成为温彻斯特主教，1417年成为红衣主教。同时，他也担任过英格兰大法官（1403～1405，1413～1417，1424～1426）。他拥有巨额财富，为兰开斯特王朝提供经济支持，但在政治上却高深莫测，与其家族的立场和政见不尽相同。

亨利·霍兰德（Henry Holland，1475年去世），第二代埃克塞特公爵（2nd Duck of Exeter）。潦倒的经济状况让他变得轻率鲁莽，凶狠粗暴。15世纪50年代在珀西家族与内维尔家族的纷争中站在珀西家族一方。陶顿战役战败后流亡法国。1471年被关押进伦敦塔，1475年随爱德华四世征战法国，在返程途中意外溺亡。

亨利·珀西（Henry Percy，1455年去世），第二代诺森伯兰伯爵（2nd Earl of Northumberland）。1416年重得被他祖父没收的领地。他的一生都在和内维尔家族为控制英格兰北部而互斗，并最终于1455年命丧圣奥尔本斯。他的儿子第三代伯爵亨利（1461年去世），对兰开斯特家族忠心耿耿，于陶顿战役中被杀，当时，他的儿子第四代伯爵小亨利（1489年去世）尚且年幼，由威廉·赫伯特爵士监护。1470年，小亨利恢复了爵位和诺森伯兰郡领地，在亨利六世复辟期间支持爱德华四世。他和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关系亲近，所以在理查篡位时一直保持沉默，但是在博斯沃思战役中却按兵不动，这对理查是沉重的打击。后来，亨利七世任命他为北部总督。1489年他被一名不满王室课税的暴民杀死。

亨利七世（1509年去世），英格兰国王。埃德蒙德·都铎和玛格丽特·博福特之子，青年时期一直流亡在外。1485年返回英格兰，从理查三世手中夺得王位。亨利七世王位继承的合法性颇受质疑，所以他即位初期的大半段时间都花在了平息约克家族的叛乱上。他最终得以寿终，将王位传给了次子亨利八世（1547年去世）。

亨利四世（1413年去世），英格兰国王。即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博林布鲁克的亨利。他是爱德华三世第三子冈特的约翰的长子。理查二世执政早期时，包括他在内的贵族成员和国王意见有分歧。1398年，理查二世将他驱逐。次年，亨利打着恢复兰开斯特家族领地的旗号卷土重来，实则是要篡夺王位。他的长子，即后来的亨利五世（1422年去世），在平定威尔士叛乱中战功赫赫。但是在亨利四世执政后期，父子两人相处得并不愉快。亨利五世即位后，夺回了诺曼底，获得法国王位的继承权，但是却英年早逝。他的死，给兰开斯特王朝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他的独子亨利六世（1471年去世）才9个月大就即位为王。1437年，亨利六世成年，他的缺点一点点暴露出来，最终大权旁落。1461年，爱德华四世将他废黜。1470～1471年，在沃里克伯爵的操纵下，他短暂复辟。再次遭罢免之后，亨利六世最终于伦敦塔内被杀害。

杰克·凯德（Jack Cade，1450年去世），亨利六世执政时期，议会议员涉嫌贪污腐败，1450年，凯德带领民众起身反抗。他的真实身份无人知晓，宣称是约克公爵家族中人，化名莫蒂默，这些纯属无稽之谈。最后凯德落于肯特郡治安官之手，因伤势过重而亡。

理查（Richard，1460年去世），约克公爵。安妮·莫蒂默（Anne mortime）和剑桥伯爵理查（Richard，Earl of Cambridge，1415年去世）之子。母系源于爱德华三世的次子克拉伦斯公爵莱昂内尔（Lionel，Duke of Clarence，1368年去世），父系源于爱德华第四子约克公爵埃德蒙德（1402年去世）。他是兰开斯特王朝忠诚的拥护者，1450年之后却带头跟王室唱反调。1460年自立为王，同年死于韦克菲尔德战役。

理查二世（1399年去世），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1377年去世）的长子“黑太子爱德华”（1376年去世）的儿子，年幼即位，成年执政后，与贵族们之间的矛盾此起彼伏。1399年被博林布鲁克的亨利罢黜。

理查·内维尔（Richard Neville，1460年去世），第五代索尔兹伯里伯爵（5th Earl of Salisbury）。第一代威斯特摩兰郡伯爵拉尔夫·内维尔（Ralph Neville，1st Earl of Westmorland，1425年去世）与其第二任妻子琼·博福特（Joan Beaufort，1440年去世）的长子。他在北部边境防御战争和英法战争中贡献突出。1455年和约克公爵结盟。1459年，和其他约克家族贵族一样，流亡国外。1460年在韦克菲尔德战役中被俘，随即被处死。

理查·内维尔（1471年去世），第十六代沃里克伯爵（16th Earl of Warwick），第六代索尔兹伯里伯爵，“立王者”（The Kingmaker）。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长子。他是一名一流的军事指挥者，1455～1460年支持约克公爵，他的支持对约克公爵来说至关重要，他本人也在战争中扮演了重要的军事指挥角色。1469～1470年背叛爱德华四世，与安茹的玛格丽特结盟，把亨利六世推上王位。1471年耶稣受难节当天，在巴尼特战役中阵亡。

理查·伍德维尔爵士（Sir Richard Woodville，1469年去世），第一代里弗斯伯爵（1st Earl Rivers）。兰开斯特家族得力扈从，娶了贝德福德公爵约翰的遗孀卢森堡的杰奎塔（Jaquetta of Luxembourg，1497年去世）。1464年，他的女儿伊丽莎白（1497年去世）嫁给了爱德华四世，成为英格兰王后。从此他平步青云，高官显爵。因此也遭到沃里克伯爵的怨恨，于1469年被俘并处死。他的儿子斯凯尔斯勋爵（Lord Scales），即第二代里弗斯伯爵安东尼·伍德维尔（Anthony Woodville，1483年去世）继承了爵位。1483年，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篡位前将安东尼抓捕随后将其处死。

玛格丽特·博福特（Margaret Beaufort，1509年去世），里士满伯爵夫人（Countess of Richmond）。萨默塞特公爵约翰的女儿和继承人。1455年嫁给埃德蒙德·都铎，即亨利六世的兄弟。1483年，她的儿子亨利·都铎成为英格兰王位强有力的继承人，这和她的努力密不可分。

乔治·内维尔（George Neville，1476年去世），约克大主教。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的第四子。1456～1465年加入教会成为埃克塞特主教。1465～1476年担任约克大主教。1460～1467年以及1470～1471年也担任英格兰大法官一职。

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1501年去世），格罗比勋爵（Lord Groby），多塞特侯爵（Marquess of Dorset）。王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Elizabeth Woodville）与其第一任丈夫约翰·格雷爵士（Sir John Grey，1461年去世）的长子，全靠母亲的影响力才得来官衔和地位。参与了白金汉郡的叛乱，1483年出逃流亡。亨利七世心中一直提防着他，但他最终还是得以寿终。

托马斯·考特尼（Thomas Courtenay，1458年去世），德文郡伯爵。一直陷于和邦维尔勋爵在西南地区的纷争之中。1452年，托马斯伯爵效忠于约克公爵。他的儿子也叫托马斯（1461年去世），却是玛格丽特王后的支持者。在陶顿战役（Battle of Towton）中，小托马斯被俘，之后被处死。

托马斯·珀西爵士（Sir Thomas Percy，1460年去世），埃格雷蒙特勋爵（Lord Egremont）。第二代诺森伯兰伯爵的弟弟。他声名狼藉，喜怒无常，在15世纪50年代挑起了内维尔家族和珀西家族的纷争。1460年7月在北安普顿战役（Battle of Northampton）中被约克党人抓住，随后被处死。

托马斯·斯坦利（Thomas Stanley，1504年去世），斯坦利勋爵（Lord Stanley），第一代德比伯爵（1st Earl of Derby）。1459～1461年，在玫瑰战争中对敌对双方家族态度暧昧不清，却在1461年接受了爱德华四世的恩典。15世纪70年代，在议会中担任议员，颇有话语权。1472年迎娶玛格丽特·博福特。1485年向理查三世倒戈，后被亨利七世封为德比伯爵。他的弟弟威廉爵士（1495年去世）支持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思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被任命为宫廷总管。1495年威廉爵士因叛国罪被处死。

威廉·奥德霍尔爵士（Sir William Oldhall，1460年去世），参加过英法战争的老兵。一直到1443年，他均为约克公爵理查的管家。1450年任议会议长。后来受到指控，称他受约克公爵指使，密谋叛国。

威廉·邦维尔（William Bonville，1461年去世），邦维尔勋爵（Lord Bonville）。在西南地区占有大片土地，为争夺康沃尔公国总管一职，与考特尼家族纷争不断。1460年，他与约克家族站在同一阵线，约克公爵在韦克菲尔德战役（Battle of Wakefield）中阵亡，威廉的儿子和孙子也战死沙场。威廉在第二次圣奥尔本斯战役（the Second Battle of St Albans ）中被俘身亡。

威廉·德·拉·波尔（William de la Pole，1450年去世），第一代萨福克公爵（1st Duke of Suffolk）。1415年英法战争时，他的父亲和哥哥正值盛年却战死沙场，之后威廉在战场上立下汗马功劳。15世纪30年代，他成为亨利六世的主要顾问。15世纪40年代中期的“和平条款”和1450年诺曼底的失陷使得他为千夫所指，在流放异乡的途中被杀。1458年，他的儿子第二代萨福克公爵约翰（1492年去世）娶了约克公爵的女儿伊丽莎白为妻。1459～1461年以及1469～1471年，约翰一直随约克家族征战。他的儿子林肯伯爵（Earl of Lincon）约翰（1487年去世），在1483年支持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篡夺王位。次年，理查三世的儿子去世后，约翰被立为王储。1487年，他起兵反叛亨利七世，于斯托克战役（Battle of Stoke）中被杀。

威廉·赫伯特爵士（Sir William Herbert，1469年去世），赫伯特勋爵（Lord Herbert），彭布鲁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约克家族得力扈从，被爱德华四世授予贵族爵位。1468年授封为彭布鲁克伯爵，在罗斯考特荒原（Losecote Field）吃了败仗。次年，约克郡发生暴乱，威廉·赫伯特爵士遭叛军处决。

威廉·黑斯廷斯爵士（Sir William Hastings，1483年去世），黑斯廷斯勋爵（Lord Hastings）。约克家族的得力扈从，被爱德华四世授予贵族爵位。15世纪70年代期间，担任宫廷总管和加来留守，是王朝内最有权势的人之一。1483年，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发动政变，同伍德维尔家族兵戎相见，黑斯廷斯勋爵一直站在格洛斯特公爵一方，但是后来却惨遭其杀害。

约翰（John，1435年去世），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亨利四世的第三个儿子。在英法战争中率建功勋，战果累累。1422年亨利五世去世后，被指派任法国的摄政王，期间多次与他的弟弟格洛斯特公爵就战事问题意见不合。

约翰·博福特（John Beaufort，1444年去世），萨默塞特公爵（Duke of Somerset）。萨默塞特公爵兼多塞特侯爵（Marquess of Dorset）约翰·博福特（1410年去世）之子，冈特的约翰（1399年去世）和情妇凯瑟琳·斯福德的孙子。在英法百年之战中，他多次领兵，功不可没。远征曼恩败北后，约翰郁郁而终。他死后，他的弟弟埃德蒙德（1455年去世）继承了爵位。埃德蒙德也是久经沙场，但1450年诺曼底的陷落让他名誉受损，同约克公爵的纠葛便接踵而来，最终在圣奥尔本斯战役中阵亡。他的长子亨利（1464年去世）继承爵位。亨利是约克公爵的死敌，他假意与爱德华四世重修于好，但是后来起兵叛变，在赫克瑟姆战役（Battle of Hexham）中被杀。他的弟弟埃德蒙德（死于1471年）在战乱中逃脱，后流亡勃艮第。1471年，埃德蒙德跟随玛格丽特王后回到英格兰，但在图克斯伯里战役（Battle of Tewkesbury）中战败后被处死。

约翰·戴汉姆爵士（Sir John Dynham，1501年去世），戴汉姆勋爵（Lord Dynham）。1459～1461年间一直是约克家族的支持者，1467年被爱德华四世授予爵位。1483年管辖加来时，对理查三世篡位保持缄默。1485年，理查三世与亨利·都铎展开交锋，约翰·戴汉姆对此置身度外。1486年，亨利七世任命他为英格兰财政大臣，最后安详离世。

约翰·德·维尔（John De Vere，1513年去世），第十三代牛津伯爵（13th Earl of Oxford）。1462年，他的父亲，第十二代牛津伯爵，因叛国罪被爱德华四世处死。1470年他伙同安茹的玛格丽特出逃，随沃里克伯爵在巴尼特战役（Battle of Barnet）中作战。后被关押在哈姆斯城堡（Hammes Castle），1484年成功逃出投奔亨利·都铎，是都铎王朝早期的显贵。

约翰·福蒂斯丘爵士（Sir John Fortescue，1479年去世），1442～1461年担任王座法庭（King’s Bench）首席法官，曾随同玛格丽特王后一同逃亡，在流亡过程中写了几部政论著作。1471年得到爱德华四世特赦，官复要职。他被视为15世纪英格兰最重要的政治作家。

约翰·霍华德爵士（Sir John Howard，1485年去世），霍华德勋爵（Lord Howard），第一代诺福克公爵（1st Duke of Norfolk）。诺福克公爵约翰·莫布雷的表亲。1460～1461年跟随约翰·莫布雷支持约克家族，是约克派政权的领导人物之一。1483年支持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叛变篡位，后受封为诺福克公爵。在博斯沃思战役中为理查作战时阵亡。他的儿子是托马斯（1524年去世），萨里伯爵（Earl of Surrey），第二代诺福克公爵。后受到亨利七世赦免，是都铎王朝早期领导人物之一。1501～1522年托马斯担任英格兰财政大臣，1513年在弗洛登战役（Battle of Flodden）中打败苏格兰的詹姆斯四世。

约翰·肯普（John Kemp，1454年去世），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开斯特王朝坚定的支持者。1426～1432年、1450～1454年担任英格兰大法官，1425～1452年担任约克郡大主教，1439年还被选为红衣主教。在15世纪50年代早期，约翰·肯普对政事持温和态度。

约翰·莫布雷（John Mowbray，1461年去世），第三代诺福克公爵。英格兰显赫贵族之一。15世纪50年代早期是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德的死敌，后半段时间却沉寂下来，行事低调。1461年和其他贵族一道拥立爱德华四世为国王，参加了陶顿战役。同年11月安详离世。

约翰·内维尔爵士（Sir John Neville，1471年去世），蒙塔古侯爵（Marquess of Montagu），诺森伯兰伯爵。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的第三子。1461～1464年与他的哥哥沃里克伯爵在北部作战中成绩斐然，受封诺森伯兰伯爵。1470年被封为蒙塔古侯爵。1471年在巴尼特与沃里克伯爵并肩作战，战死沙场。

约翰·塔波特（John Talbot，1453年去世），第一代什鲁斯伯里伯爵（1st Earl of Shrewsbury）。15世纪战场经验最为丰富的英格兰军人之一。在爱尔兰作战时成就非凡，1420年在法国仍然所向披靡。带兵征讨加斯科涅（Gascony）——英格兰最后一次远征，并于1453年在卡斯蒂永战役（Battle of Castillon）中阵亡。

约翰·温洛克爵士（Sir John Wenlock，1471年去世），温洛克勋爵（Lord Wenlock）。兰开斯特家族得力扈从。15世纪50年代早期，支持约克公爵，爱德华四世封授其爵位。15世纪60年代期间，成为沃里克伯爵最亲密的支持者之一。1471年5月为复辟兰开斯特王朝而战，并于图克斯伯里一役中阵亡。

詹姆斯·法因斯爵士（Sir James Fiennes，1450年去世），塞伊和塞里勋爵（Lord Saye and Sele）。参加过阿金库尔战役（Battle of Agincourt）。15世纪30年代亨利六世执政期间权势显赫。他与臭名昭著的萨福克公爵同流合污，1450年在杰克·凯德领导的起义中被杀害。他死后，他的儿子威廉（1471年去世）继承了爵位。1460～1461年，威廉拥护约克家族。1471年，他陪同爱德华四世流亡境外。次年在巴尼特战役中被杀。

1.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

2.约克家族与内维尔家族

3.爱德华四世家族

序

玫瑰战争，曾经是“英国岛国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即使在今天，它在英国人的历史记忆中也占据着一个相当独特的位置。1尽管近来有大量学术研究以此为名，讨论其起因、进程和结果，但玫瑰战争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争议。对于一代代的年轻人来说，这段历史有点神秘，夹在“卑微的中世纪”的泥浆与疾病以及 “恐怖的都铎王朝”注3的血与火之间。虽然在过去的50年间涌现了大量与15世纪历史有关的学术研究，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玫瑰战争仍然是英国中世纪历史的“黑暗世纪”，它太复杂，以至于难以融入英国的岛国故事之中。通过历史学家们的细致描述，玫瑰战争的影响得以淡化，历史的迷雾也得以拨开。近几年来，玫瑰战争的重要性被一贬再贬，连最权威的研究都开始认为在黑死病和宗教改革运动期间，英格兰社会及政府基本未发生变化。2

但是确定历史事件的影响是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他们也必须说明历史改变的原因所在。15世纪时，英格兰社会发生了巨变，我们所了解的玫瑰战争仅仅是一连串暴力政治斗争的冰山一角。英格兰不仅要与疾病抗争，抵御外敌，见证国王下台和被谋杀，而且还经历了国内外经济危机。这些事件激励人们重新思考政治以及贵族和臣民、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受到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变革的巨大影响，英格兰也因此而转型。当时正值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蓬勃发展，同时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古老的正统观念发起了挑战，并进一步开创了政治和道德的新篇章。到15世纪末，印刷机的出现和普及更是促进了新思想的迅速传播，也为行使权利提供了新的方法，引发了更多的争论。

本书在内容方面有三项大胆的突破。首先，全书不仅介绍了历史和战争，也同步引入了对历史的见解。其次，本书呈现了历史人物个人经历对个人及集体两个层面的影响。最后，本书也对1450年后的数年里，内战对英格兰文化、政治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进行了详细阐述。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战争的起源（1399～1459）；战争的进程，包括1459～1464年、1469～1471年和1483～1487年三个公开冲突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最后，玫瑰战争的后果和对英格兰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

这样广泛而深刻的研究也必然需要他人的支持。首先，我要感谢我以前“Histroy of Parliament Trust”项目的同事：琳达·克拉克（Linda Clark）、汉尼斯·克莱尼克（Hannes Kleineke）、查尔斯·莫顿（Charles Moreton）和西蒙·佩林（Simon Payling）。他们对15世纪历史的了解全面而深刻，十多年来能与其共事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我要感谢受托人许可在其发表之前进行的研究。我也要感谢约翰·瓦茨（John Watts）的工作，他的支持和鼓励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同样，我也从与迈克尔·K. 琼斯（Michael K. Jones）的友谊中受益匪浅，他对15世纪历史的卓越见识简直无出其右。此外，还需要表示感谢的人有：卡罗琳·巴伦（Caroline Barron）、吉姆·博尔顿（Jim Bolton）、克里斯汀·卡彭特（Christine Carpenter）、保罗·卡维尔（Paul Cavill）、肖恩·坎宁安（Sean Cunningham）、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拉尔夫·格里菲斯，史蒂文·甘恩（Steven Gunn）、迈克尔·希克斯（Michael Hicks）、马尔科姆·梅瑟（Malcolm Mercer）、卡斯·纳尔（Cath Nall）、托尼·波拉德（Tony Pollard）、詹姆斯·罗斯（James Ross）、大卫·斯塔基（David Starkey）和安妮·萨顿（Anne Sutton），他们所出版过的作品以及研讨会论文都加深了我对15世纪历史的理解。肯特大学的专题学生们讨论了我的观点并纠正了书稿中部分有失偏颇的论断。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岳母，她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她以一位专业历史老师的目光审读我的作品；我的女儿艾玛（Emma），她带着孩童特有的好奇的思想享受着玫瑰战争的旅程；最后，我的妻子希尔（Hil），同样也是一名历史学者，她一直对我做的一切提供着爱与支持。

导言　历史中的玫瑰战争

玫瑰战争爆发的起因

“玫瑰战争”的说法最早是历史哲学家沃什W. H.（W. H. Wash）提出的，它是一种“综合术语”（colligatory term），像“工业革命”“科学革命”甚至“冷战”一样，是历史学家对一系列错综复杂事件进行理解和排序时所使用的术语。而“玫瑰战争”为1450年的凯德叛乱或1483年的理查三世篡夺王位提供了一个背景。这个术语的使用，也为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框架，方便他们叙事、撰写文章以及探寻史实。1在一个对历史充满质疑的时代，我们可以对这一术语以及它的“有用性”进行详细分析。玫瑰战争的开始及结束引发了无休止的争论，总有新的事例不断被提出，以挑战旧有的权威观点，最后甚至连“玫瑰战争”本身是否存在都让人质疑。我们所谓的“玫瑰战争”据说是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在1829年的小说《盖也斯顿的安娜》（Anne of Geierstein）中“杜撰”出来的，15世纪的人们对此其实一无所知。事实上这就是15世纪中期“玫瑰战争”的局限性——大多数英格兰人并不知道自己正处于内战之中。2

然而，我们不应该对“玫瑰战争”的存在感到失望。正如40多年前玛格丽特·阿斯顿（Margaret Aston）所指出的那样，这个术语确实有近现代相关性。简单来说，白玫瑰是约克家族使用的徽章或装饰性图案之一（来自 马奇伯爵注4莫蒂默）。同样，红玫瑰是公爵使用的徽章之一，后来兰开斯特家族也开始使用。爱德华四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似乎在1485年之前采用了白玫瑰作为她的个人徽章，亨利·都铎在博斯沃思荒原（Bosworth Field）获胜后，也以红玫瑰作为自己的象征。15世纪的人们十分清楚玫瑰成了古老皇家徽章的标志。位于克罗兰的林肯郡修道院（Lincolnshire abbey of Crowland）的编年史家，当时颇为精明的一位克罗兰人，在博斯沃思战役后不久写道，在都铎的胜利中“野猪的獠牙已不再锋利（指理查三世），红玫瑰（亨利·都铎）作为白色的复仇者（爱德华四世的儿子被谋杀），在我们面前熠熠发光”。3不到一年，亨利采用了熟悉的都铎玫瑰，把约克家族的白玫瑰添加到兰开斯特家族的红玫瑰上，这一徽章将被用来装饰皇家宫殿，迎接未来的国王，并将置于他所有仆人与侍臣的房中。因此到了15世纪末，内战被描绘为两个交战派别之间的长期斗争，两种玫瑰代表了不同派别，而亨利和伊丽莎白联姻，红白玫瑰交织一体则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

亨利七世即位后，血腥的内战结束，亨利八世上位后更是强化了这两个派别的融合，兰开斯特和约克两个家族的结合是大势所趋，这一状况在15世纪后大约500年间都占据了主流。

早期研究玫瑰战争的历史学家

在1475年前后，人们就试图去分析和解读近年来英格兰政治的血腥冲突。许多纪事报告，包括伦敦本土记录在内，都提出了大致相似的事件版本。他们发现亨利六世麾下许多出身低微的顾问野心勃勃，贪婪无度，正是他们导致英格兰失去了法国，同时国王的叔叔汉弗莱，即格洛斯特公爵被杀，叛乱四起。这也进一步导致了约克公爵领导的皇室的叛乱，主要针对国王和他的“邪恶”议员。1461年亨利六世退位，在约克家族的统治下，英格兰度过了不平稳的10年。在1471年，亨利六世和他的儿子（即威尔士亲王爱德华）接连去世，这为英格兰提供了持久和平的前景。但在1483年，格洛斯特的理查（Richard of Gloucester）篡夺王位后，国内形势再度风声鹤唳。仅仅两年后，他的统治就在博斯沃思荒原终结。在约翰·维尔（John Vale）于1431年至1471年间所写的摘录簿中，发现了约克一派的支持者，例如“英语纪事”（An English Chronicle）的作者，以及那些同情于兰开斯特家族的人都基本认同这一史实（至少在1471年之前）。引用一位约克派作家的话，无论他们认为亨利六世处于绝望，“毫无实权”，或被野心勃勃的篡位者废黜，都必须承认英格兰政治中根深蒂固的矛盾与英格兰在百年战争中受挫及1450年的事件相关，1485年亨利·都铎和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后，英格兰社会才得以休养生息。4

这一叙述是15世纪末影响深远的布商罗伯特·费边（Robert Fabyan）所作编年史的基础，他记录了1223～1485年间的历史（直至1509年），1516年该书由皇家出版商威廉·潘森（William Pynson）出版。伦敦年史也为波利多尔·维吉尔（Polydore Vergil）的写作提供了大量资料，该书由亨利七世下令编撰，于1534年出版。维吉尔汲取了两大家族的各项记载，如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六世和雄心勃勃的约克公爵以及约克家族的萨福克的邪恶公爵和格洛斯特的“善良的公爵汉弗莱”，用一种新的叙述方式描绘15世纪的系列冲突与混乱（始于1399年理查二世下台，结束于1485年合法王权的恢复）。维吉尔代表了一种分析历史的新方法，主要是受到人文主义思想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同一时期的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的《理查三世的历史》（History of King Richard Ⅲ）创作于1513年，不过出版于1514年。这些书都强调了内战发生的长期原因，并夸大了其破坏性，认为这是上帝对 1399年的错误注5降下的神罚。然而，这种分析的优点并不在于维吉尔和莫尔的创作天赋，而是它的新奇。事实上，这一点从对1461年的爱德华四世的第一次国会、1483年理查三世即位、1486年亨利·都铎和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的婚姻的描述中我们都可见一斑。

1548年，玫瑰战争的特殊叙事方法有了新的突破，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出版了《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家族的联盟》（The Union of the Two Nobel and Illustre Families of Lancaster and York）。霍尔的叙述也是以1399年开始，但他对15世纪的分析和阐述比维吉尔或莫尔都更为细致和犀利。霍尔同意，1399年的篡夺王位导致了英格兰近一个世纪的内战，但它并不是一个神罚。霍尔强调了理查二世退位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亨利四世继承王位也得到了国会同意。矛盾冲突源于雄心勃勃且自私自利的贵族：马奇伯爵埃德蒙德·莫蒂默（Edmund Mortimer）和剑桥伯爵理查（他们分别是约克公爵理查的叔叔和父亲），因为“这些男女贵族都不高兴或不满足”。5后来的都铎王朝的评论家，如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 Thomas Smith）在1561年写到，王朝动荡才是造成15世纪主要不幸的根源所在。这刺激了贵族们的野心，破坏了法律和秩序的作用：“人们不知道自己的君主是谁，不知道何物为自己所有，也不知道会命丧何时。”托马斯·史密斯爵士戏称：“内战肆虐几乎大半个英格兰，而无名尸首或陈尸护城河和城堡，或横尸野外，尸骨成堆。”6

人们普遍认为莎士比亚的两个历史剧四部曲，都将焦点投射到了民众熟知的玫瑰战争中的“都铎王朝谜团”之上。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上、中、下部，《理查三世》和《亨利四世》的上、下两部，以及《亨利五世》，都对这段百年内战进行了描写。该段历史始于1399年理查二世被罢黜，直至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和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的结合为止。和爱德华·霍尔一样，莎士比亚的作品对玫瑰战争的表述更为精妙，呈现了其中错综复杂的形势与环境。莎士比亚无疑认为亨利六世作为国王是无力或无能的，这动摇了兰开斯特王朝统治，但他同样也关注到了那些野心勃勃、阴险狡诈的贵族，尤其是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后来的理查三世）及其父亲约克公爵理查。莎士比亚笔下的完美君主只是出现在四部曲中第一部的结尾——亨利·都铎身上。四部曲中的第二部故事更为复杂，它提出了关于王权的一种发展理念。理查二世无疑是一位不合格的国王，这个明面上政治统一的国家正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考虑到国家及公共利益，究竟是推翻还是继续忍受这个暴君呢？相较于1399年的历史史实而言，莎士比亚的描述更多地是借鉴了之后的伊丽莎白统治期间胶着的英格兰政治情况。博林布鲁克的亨利（Henry of Bolingbroke），即亨利四世，像理查三世一样不择手段，如同亨利五世，他一加冕就背叛了他的酒友及导师福斯塔夫（Falstaff）。之后都铎王朝的评论家，例如塞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其史诗作品《内战》（The Civil Wars）在1595年至1609年间以不同版本面世，揭露了玫瑰战争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甚至还援引了同一事件中的对立观点，让读者自己判断对错。这些16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都铎王朝谜团”的各抒己见，都反映了玫瑰战争的复杂性，亦对这段波折丛生的15世纪历史提供了多角度的解释。

玫瑰战争及其专门史研究

19世纪中期，历史撰写方法及历史教授的方法发生了深刻变革。19世纪20年代，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以大学为基础，通过对档案，尤其是对政府资料和记录进行严格要求，普及了一种“专业的”历史撰写方式。这种新的历史记录方式在学者及历史相关从业者中引发了讨论，呈现在海量著作或新近出版的专业历史刊物中，他们力图用华丽有力的语言讲述国家发展进程。英国的威廉·斯塔布斯（William Stubbs，1825～1901），一名牛津主教，1866年始任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他对冯·兰克的研究方法格外欣赏，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斯塔布斯对我们了解中世纪历史，尤其是关于玫瑰战争的历史做出了两点重要贡献。首先，作为一名热衷于出版原始记录的人，他开创了从学术角度出发，大量编纂15世纪手稿资料的先河。其次，他的不朽著作《英格兰政治体制的起源与发展史》（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共三卷，内容详尽，覆盖面广，为我们了解英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系统框架。其叙述面面俱到，着重强调了15世纪的重要性。

斯塔布斯和他的支持者们做到了莎士比亚和都铎时期的历史学家们都没能做到的事情，即用简洁明了却包罗万象的语言来解释玫瑰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用20世纪揶揄他们的话来说，他们进行了“历史的 辉格派注6解读”，但是他们的解释言辞简练，大胆而标新立异，这是十分难得的。斯塔布斯将15世纪的历史置于英格兰政治体制的发展进程中去解读。这样一个进程最早从罗马时期日耳曼部落在丛林中生活就已经开始，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不列颠，君主立宪发展成熟，英国的政治体制也真正成形。同冯·兰克一样，斯塔布斯认为国家命运由上帝的旨意主宰，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和事件都要纳入到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之中：他写道，中世纪历史“不是大量史实和观念的集合，而是将其整个过程上的每一阶段串连起来”。7斯塔布斯称，像爱德华一世这样中世纪晚期的杰出君主们，都承认他们的权力是由以议会为代表的人民所赋予的。他认为是爱德华三世的妥协和失误促成了玫瑰战争的爆发。为了给百年战争筹措资金，爱德华三世舍弃了自己大部分的权力给野心勃勃的贵族，授权同意让贵族们来召集军队。他的子嗣众多，通过将王室财产分给他们，爱德华三世的王权进一步被削弱，然而这点本身并不对王朝有致命影响。任何国王，如果和议会并驾齐驱，就像亨利四世和他的“兰开斯特的宪政实验”（Lancastrian Constitutional Experiment）那样，是能够弥补王权统治内这些固有不足的。尽管如此，懦弱的国王——典型代表就是亨利六世，如果无法控制政权核心里的破坏势力，内战就在所难免。约克王朝的君主试图利用权谋和暴力而不是宪法（和议会）阻止王朝的衰落，下场也是如此。斯塔布斯表示，国家需要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在中世纪末期将英格兰从低谷中拉上来，为其在17世纪议会再度繁荣打下了基石：“国家必先经过休养复兴、法治和改革，才能变得昌盛。”8

15世纪的凄惨情形是国家前进道路上一段插曲。懦弱无能、优柔寡断的君主，再加上横行无忌、野心勃勃的贵族，将这段时期搅得一团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另一位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查尔斯·布拉默（Charles Plummer）的著作中，这段时期的社会状况被描述得淋漓尽致。1885年，他编纂了约翰·福蒂斯丘爵士（Sir John Fortescue）的《英格兰的治理》（Governance of England）一书，细化了其对亨利六世统治下国家灭亡的分析。在他看来，玫瑰战争的爆发起源于君主经济窘迫， “强势大臣”注7在财务和政治上比国王更有影响力，大批武装扈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秩序混乱。布拉默创造出“变态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一词，用来描述贵族及其扈从之间的脆弱关系，这一关系基于金钱报酬，而不是按严格意义上的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布拉默是兰克学派（Rankean School）的一名历史学者，他利用当时的资料，例如《帕斯顿信札》（Paston Letters），来表明15世纪的英格兰时局动荡。威廉·丹顿（William Denton），一位英格兰圣公会的牧师，毕业于牛津大学，他出版了一部关于15世纪的历史著述，吸引了众多读者。在书中他用近乎讽刺的语言描绘了15世纪的严峻形势，其中还掺杂了都铎时期的作家，如托马斯·史密斯爵士等较为异想天开的描述。在丹顿看来，一切麻烦都始于罢黜理查二世这一事件，但是由于道德败坏的贵族从中作梗，暴力相向，导致事态加剧升级，失去控制（贵族之所以自甘堕落，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从14岁开始就沉溺于性）。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斯塔布斯所建立、布拉默和丹顿将之进行戏剧化渲染开来的关于玫瑰战争和15世纪的历史全貌却反响寥寥。1911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仅将其概括为“对亨利六世、爱德华四世和理查三世统治期间爆发的一系列内战的总括……其中伴随而来的凶猛残暴和野蛮行径，在英格兰战争史上前无先例，后无来者”。9

进入20世纪之前，斯塔布斯派（或是辉格派）对于15世纪持有的观点一直在历史解读中占据首要地位。虽然也会有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但是他们的看法并未严重削弱主流观点的影响力。牧师约翰·理查德·格林（John Richard Green，1837～1883），与斯塔布斯处于同一时代，他是一名政治激进者。1874年，他的《英国人民简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出版后，受到了巨大欢迎。格林在他对15世纪历史的描述中引入了两个重要的新观念。首先，在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的“新君主制”（New Monarchy）下，改革国家管理，财政节省开支，君主财富和国家稳定得以恢复。其次，格林对玫瑰战争的破坏力提出了质疑。格林在政治上的同情心使他的关注点更集中于普通人民群众，而非国王和贵族的遭遇上。由此，他对丹顿和布拉默所持有的15世纪悲观之见表示怀疑。当贵族们在陶顿、图克斯伯里和博斯沃思战场上“大部分是为了争夺贸易机会和土地”而互相残杀时，格林称，“他们的立场就完全对立了”。10格林不屑于对当时留下来的资料进行研究，他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写作的，所以在当时的英格兰，他对学术型的史学家没有带来多大影响，不过他所刻画的亨利七世对美国史学家，尤其是对弗雷德里克·迪茨（Frederick Dietz）和沃尔特·理查森（Walter Richardson）而言，格外重要。此外在某些方面，他的观点与查尔斯·莱斯布里奇·金斯福德（Charles Lethbridge Kingsford，1852～1926）有不谋而合之处。金斯福德是20世纪早期研究玫瑰战争最有影响力的史学家之一，他同样也在大体上忽略了官方记录，但是对丰富的文学史料，特别是15世纪中期的乡土志和私人信件情有独钟。在金斯福德［1923年他在牛津大学福特讲座上的讲稿于两年后出版，名为《15世纪英格兰的偏见与承诺》（Prejudice and Promise in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看来，都铎王朝的史学家令后世的史学家对15世纪怀有某种“偏见”。罗拉德派（Lollards）是后来出现的新教的先驱，然而对于该教派异军突起的那段时期，金斯福德却格外强调了其中所掀起的文化与知识的浪潮。乡土写作为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素材；都铎时期的探险家，如德雷克（Drake）和罗利（Raleigh）身上体现出来的冒险精神，都可以在英格兰西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无序骚乱中找到影子。11

K. B. 麦克法兰和玫瑰战争

20世纪中期，另一位牛津大学教授K.B.麦克法兰（K.B.Mcfarlane，1903～1966）为研究和叙述15世纪历史提出了一个新观念。他的学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史学家，为我们了解玫瑰战争指明了新的方向，而他出版的海量著作则影响更甚。12对于斯塔布斯采用目的论的方法来研究15世纪英格兰宪政的发展史，以及对以T. F. 陶特（T. F. Tout）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史学家的观点——从行政和制度的角度切入研究，麦克法兰都提出了质疑，而他个人则关注于群众事业以及贵族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私人关系网。他的学说和著作对于史学家研究玫瑰战争的方法产生了三点重要影响。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反驳了布拉默的“变态封建主义”，以及布拉默对中世纪晚期贵族无知堕落和生性残忍的刻画。基于对一个贵族家庭私人资料（地产文书和少量信件）以及官方记录和历史描述的研究，麦克法兰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贵族家庭的形象，而非泛泛之论。据此，他为地主阶级的共性和个性方面都赋予了新的阐释。整体而言，贵族（就议会贵族而言）和乡绅组成了土地贵族集团，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多相似之处：对骑士精神和绅士风度的理解，对国王和贵族信条的尊重，以及坚信土地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然而在这样的体制下，当政治危机出现时，一些独立的地主有相对自由的权利来选择是否支持他们的君主。而他们的个人财富则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个人能力、疾病或其他身体缺陷、他们所处的经济环境，最常见的则是单纯未能诞下子嗣。

麦克法兰对个体的强调促使他发展了对15世纪中期的第二个基本设想。从根本上说，他认为英格兰政体在结构上并没有什么问题。英格兰的国家结构和政治制度牢固健全，在整个15世纪保留完好，而实际上它们在16世纪大部分时间内都沿用了下来，其中不但包括英格兰的行政、财政和司法制度，最为关键的是，也包括了社会制度。因此，麦克法兰否定了“变态封建主义”这一具有贬损意味的词语。金钱报酬和扈从制度并没有破坏社会稳定与贵族的地位。相反，贵族的领地日益增多，但基于仆从效忠并追随领主出征作战的传统关系却开始逐渐削弱，金钱报酬和扈从制度的出现可以很好地抵消这种趋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后来，麦克法兰注意到，签订契约不仅仅是征募军队、确立服役事宜的方法，契约上同时也规定了在和平时期，扈从也要充当贵族主人的家仆、庄园管家和法律顾问。这种早已在英格兰政治社会根深蒂固的体系是建立在扈从和贵族之间互惠互利的关系上，它并不是“纯粹”的封建主义，而是为应对中世纪末期的波诡云谲所做出的必要调整。因此，玫瑰战争爆发的关键不是社会结构问题，而是围绕在君主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尤其是亨利六世的不胜其任。于是，麦克法兰否定了以下这一观点：爱德华三世将国土分给他的后裔这一举措削弱了国家的财政、政治和军事根基，使得国家在比君主更加富有、更为强大的大贵族的支配下，毫无反抗能力。他还对“强势大臣”这个概念嗤之以鼻（在辉格派观念中，都铎时期，贵族对君主的服从基本上可视为是现代政府形式的前身）。1964年，麦克法兰在英国科学院的演讲中，精彩地总结到：“而实际上，只有无能的君主才会惧怕‘强势大臣’。君主之所以无能，因为他本身就不适合当君主，而不是因为王位合法性问题和他在统治谋略方面的欠缺。”13

简而言之，玫瑰战争的起源应该要追溯到亨利六世并不适合成为君主，而1469～1471年和1483～1487年战火再燃则要归咎于爱德华四世轻率的决定（迎娶伊丽莎白·伍德维尔）以及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的错误决断（在篡夺其侄爱德华五世的王位一事上）。

最后，麦克法兰修正了诞生于都铎时期作家笔下，后由布拉默、丹顿和其他史学家渲染夸大的15世纪的凄惨光景。与他们不同的是，尽管麦克法兰意识到了战争残忍、贵族扈从伤亡惨重，但是他着重指出，战事爆发及随之导致的民不聊生之景，在时间和地域上分布零散。国家并非无法避免陷入战争之中，而许多百姓也极不情愿拿起武器投身战斗。同样，麦克法兰的研究也强调经历的个人特征，即使是处于社会最高阶层的那些人也只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沃里克伯爵的扈从亨利·弗侬爵士（Sir Henry Vernon），在1471年巴尼特战役之前，是可以对沃里克伯爵的召唤不予理会的。麦克法兰还列举了许多其他人物的例子，他们都明确拒绝只效忠于一位贵族。更有可能的是，15世纪下半叶这种趋势加剧，表明地主阶级越来越不愿卷入贵族之间的王位争夺战之中。

麦克法兰的出版著作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他所留下来的宝贵思想财富和他对15世纪历史所进行的研究为后世所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在牛津大学的学生（后来还包括他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学生）在玫瑰战争的研究与著书领域的复兴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麦克法兰的接班人，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的杰拉尔德·哈里斯（Gerald Harriss）领导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史学家，他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成为为玫瑰战争著书立说的领军人物。这些史学家的关注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麦克法兰思想的影响。确实，麦克法兰很多关于15世纪社会本质的观点（例如国王与大贵族之间的关系，活跃势力在英格兰政体中所处的位置）在他们出版的书籍中不证自明。麦克法兰遗留下来的思想财富中最经久不衰的，就当数为现今世界所广泛接受的观点，即中世纪后期的英格兰政体强劲有力，能够成功应对社会和经济危机（例如15世纪中期的黑死病和 金银荒注8），国内政治冲突，以及对外战争。而这一切的实现，都要归功于英格兰完善的机构体系［首先是普通法（Common Law）法庭，从14世纪中期开始，由议会担任这一角色］的本质，以及国王、贵族和大部分民众所怀有的希冀，而他们的希冀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

英格兰安然度过了接踵而来的危机，从14世纪开始一直到1629年查理一世个人专制独裁，英格兰的基本结构“混合君主制”（mixed monarchy）一直没有改变。在治理国家上，国王和大地主合作，互相支持；再加上全国普遍认为英格兰是一个“财富、阶级和王权的统一体，这些因素相互交融，形成了等级制度和共同利益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14这两点共同促使“混合君主制”在那段时期得以保留。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玫瑰战争的爆发可谓异常，它主要是由一个“可怖现实”造成，即亨利六世完全没能有效管理好以下三个关键方面：首先，他没能主导战争；其次，他没能摆脱贵族的干扰，在贵族的争吵中没能扮演好一个绝对唯一的裁决者角色；最后，他没能合理应对议员的建议，连装模作样都没有。直到1471年，爱德华四世除掉亨利六世和其他对王位有潜在威胁的人，国家稳定才得以恢复。爱德华四世与贵族相处融洽，践行了当时人民对于强大君权的期待。然而，1483年年幼的爱德华五世登基后，亨利六世在位期间一直爆发的王位危机又重新降临在王朝上空。如果15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所爆发的战争有任何实际意义的话，那就是它削弱了臣民对君主的顺从之意，使得15世纪80年代中期矛盾再现成为可能，甚至是加大了这种可能性。

受其他史学的影响，麦克法兰坚信统治集团的一举一动主要是受到他们的经济状况驱使，这一点与他对玫瑰战争的看法有些许自相矛盾之处。这样一来，从政者总会试图寻求在不改变国家体制的前提下，将他们所获得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同理，在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贵族的收益直接同他们从战争中捞到的利益挂钩。因此，国王提携贵族以示嘉奖，贵族反过来让他们的扈从继续为国家提供服务。这种模式是“政府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使得国家组织得以继续发挥其功能。当这一体制开始失效，国王穷困潦倒，贵族靠与国王的关系亲疏来获得提携时，政治危机就随之而来。同样，玫瑰战争的爆发和发展与不断扩大的经济状况有直接联系。15世纪中期的几十年间，欧洲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最明显的就是可用金银急剧短缺，影响王室财政收入和个人薪酬，加剧了对于国王资助的争夺。对于15世纪的解读自然是以这一认识为前提：人类在有意或无意间，基本上都会受到其一己私利的影响。像维吉尔这样的16世纪作家，还有麦克法兰，对这一认识都坚定不移。然而，这个认知至今还颇有争议。最近学术界对玫瑰战争的综合讨论认为，期间的一系列冲突与欧洲经济的潮起潮落有直接联系，1487年后国家缓缓趋向稳定，主要归功于伴随经济复苏所产生的“乐观因素”。15

麦克法兰之后的历史研究

那么，我们现在是以什么视角来理解玫瑰战争和更为广泛的15世纪英格兰历史全貌的呢？当前，大多数看法都是在我们所称的“麦克法兰范式”（McFarlanite Paradigm）范围之内产生，但是有一个根本区别：近来的学术研究着重强调了政治理念、理论和“宪政”的重要性。最近几年，两个互相关联的思想运动对玫瑰战争的研究产生了影响，同时从总体来看，它们也对历史写作带来了深厚的影响。第一个运动把对政治的研究转向了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初次听来，这似乎只是语义上的变动，但是这两者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政治和政治文化之间的差别正如“政治行动和按行为准则行事之间的差别，在控制行为上，一个正式，一个非正式”。研究前者的历史就是面对一群游戏玩家，而研究后者的历史，则是要考虑玩家是如何看待这个游戏的，想把这个游戏玩到何种地步。如果失落的政治“现实”的重建包括政治文化的恢复，那么史学家所面临的难题就是要发现相关的文化背景。16简而言之，大约在过去的20年里，做得最好的研究工作，就是在找寻合适的历史背景来解释玫瑰战争期间人们做了什么。

第二个思想转变就是所谓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它影响了玫瑰战争的史学研究方法。“语言转向”根源于语言哲学，但是在史学家眼里，“语言转向”可以很好地概括为：语言不仅仅反映了社会现实，而语言本身就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本质上看，历史文献和塑造了那个时代文化行为的其他文本（例如诗歌、编年史或者传奇小说），它们与文字记载并没有什么不同。研究15世纪的史学家和学者的首要关注点就逐渐放在了语言、特定时期词语和概念的准确含义（以及那些含义是如何改变，受到辩驳，最后被重新定义）上面。

无论如何，对于语言和概念的关注在最开始还没有被附上鲜明的理论色彩。莫里斯·基恩（Maurice Keen）、迈克尔·K. 琼斯以及西蒙·沃克（Simon Walker）就探讨过骑士精神的重要性，这种阶级概念影响着人心向背和个体行为。克里斯汀·卡彭特和泰德·鲍威尔（Ted Powell）研究了“隐含假设”，它对地主有重要影响，同时也左右着地主对于普通法的遵守和态度。而约翰·瓦茨则探究了人民对于王权的期待，以及处于英格兰政体核心的等级制度和权威性这两个概念。17然而最近学者之间产生了一套更加清楚明了的理论体系，这部分要归功于以大学英语系教师为主的研究人员逐渐将目光转移到了15世纪。托马斯·马洛里爵士（Sir Thomas Malory）的《亚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和威廉·伍斯特（William Worcester）的《贵族之书》（Boke of Noblesse）等作品已经成为了解15世纪英格兰政治文化的重要读物。同样，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人文主义的重要性，学会用新的方式来阅读和理解15世纪作品，了解学者著作所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以超脱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玫瑰战争。在关于政治喋喋不休的争论中，主要是围绕着“公共利益”“下议院”和“国家政策”之类的关键话题，史学家和文学家对此都同样关注。

然而，对于语言和政治文化的兴趣与关注，还未能转化成一种崭新且成熟的认识，用以研究玫瑰战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原因很简单：有了成熟的理论来了解当时的语言和政治文化后，很少有学者试图把对史料的详细研究转化为个人经历和行为的研究（麦克法兰思想的核心）。仅仅凭借本书是无法实现这个目标的，但是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会试着将15世纪英格兰宽广的文化思潮同人民群众的个人经历和行为联系起来，而那个时代也恰好处于英格兰历史的变革与转型时期。

第一部分　玫瑰战争的起因

第1章　兰开斯特家族的遗产：1399～1449年的英格兰

想要理解玫瑰战争的起因，我们必须追溯到1399年，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理查二世被兰开斯特公爵博林布鲁克的亨利推翻，当时人们大多认可他的王位合法性。直到1461年的议会中，拥有大多数支持者的爱德华四世登上了王位，博林布鲁克的亨利（理查四世）“违背上帝之律法，丧尽对王室的忠诚，摒弃曾立下的忠贞誓言”篡位弑君的非法行径才浮出水面。这一段记录并没有被英格兰遗忘，因为在1399～1461年期间，英格兰人民饱受战火的苦难摧残，记录下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残酷战争。11399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它披露了都铎王朝内战的核心。但现代学术的研究主要都是在解释英格兰内战爆发的表面原因，这些解释并不能长期站得住脚。而我们也不必死守固有的观念，1399年在对于玫瑰战争的解释中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15世纪前半期，兰开斯特王朝在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历史记录了当时兰开斯特家族夺取王位的情况，王权的本质和王权受到的牵制，以及兰开斯特家族为证实王权合法性所作的诸多努力，这些都为1455年爆发战争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图1-1 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油画像（1590～1610），作者不详。（©英国国家肖像馆，伦敦）

1399～1413：王权合法性问题

1399年9月30日，圣阿萨夫主教（Bishop of St Asaph）在议会中向上下议院的议员们大声宣读了国王理查二世的33条失职罪责，列举其收缴苛捐杂税、非法杀害臣民、蔑视大宪章并且压迫民众等暴行。这些指控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事实，理查二世本人似乎也已经认罪，这显然证明他并不适合执政。当理查二世的罪行被一一罗列时，博林布鲁克的亨利站了出来，宣布他通过亨利三世的血统继承王位，并打算从目前“政府毫无作为和国家法律法规如一纸空文的境地中”2拯救国家。诺森伯兰伯爵和英格兰的财政大臣随后询问议会是否接受博林布鲁克的亨利作为他们的国王，最后他们一致表示支持。

1399年的事件的确是革命性的。理查二世对王权有不同的看法，与他的臣民观点日益相左。简单地说，英格兰的法律是议会基于人民的意愿制定的，而理查二世认为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王权高于法律。理查二世确实是一个经过主教受膏、无可置疑的合法国王，而他的下台改变了中世纪英格兰的政治文化。更确切地说，因为理查二世的王位合法性，他失去王位和兰开斯特家族获得王权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博林布鲁克的亨利登上王位基于三个原则。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新的兰开斯特国王强调了国王承担他的加冕誓言和统治共同利益的义务。理查二世正是因为打破了他的誓言和“政府毫无作为”而被剥夺了王位。因此，亨利四世重申了国王维护正义，捍卫国家的义务，强调了公正地征税，确保王室财政的稳定，这一期望主导了兰开斯特王朝统治的第一个十年期间的政治进程，而且一直围绕着税收问题和对议会的王室责任这点展开。亨利四世甫一即位，承诺不会对其臣民施加苛捐杂税，希望用理查的财产和兰开斯特王朝的资源为稳定的王室财政提供基础。然而，时隔不久，亨利四世就面临着国内的叛乱和国外同苏格兰的战争，不得不要求议会纳税。1401年，议会要求在满足国王需求前，先得弥补他们的不满。于是，三年之后，议会有条件地给予了税收援助，条件是国王同意征税过程和开支情况由特别财政官监督。更糟糕的是，在1406年，所有的王室开支都受到议会任命的枢密院的审查，迫使亨利四世抱怨“国王不会交出账单”。3

其次，兰开斯特王朝的合法性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亨利四世是由国会认可的国王，但是从兰开斯特政治文化的本质上来说，亨利四世的王位不仅仅由下议院所评判。正如米歇尔·贝内特所言：“人们普遍认为，亨利之所以能登上王位，是因为他的承诺赢得了民心。”4直至1402年，有人抗议亨利提高征税，为了自己的皇室开销而损害了民利。更重要的是，亨利逐渐显现出了违背自己诺言的行为，不仅在其统治期间言行不一，而且立了伪誓：1399年亨利登上王位之初，宣称自己只是为了复兴兰开斯特公国。而1405年约克家族的斯克罗普大主教（Archbishop Scope）的叛乱也是针对于此。早在1402年5月，全国颁布了公告，对国王背信弃义的行为辟谣，宣告“国王一直，也将永远站在国家法律与人民利益的一方”。5在兰开斯特王朝统治的最初十年里，国王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不利位置，其王权合法性不断受到质疑。根据一份记录显示，国王甚至被迫公开承认，并不是他主动夺取王位的，而是“恰好被推选上王位”。如果情况属实，这无疑充分地证明了兰开斯特王朝根基动荡。

最后一点，兰开斯特王朝也有自己的记录资料。亨利翻遍了国内修道院的档案馆，去证明兰开斯特伯爵埃德蒙德·克罗奇贝克（Edmund Crouchback）实际上是亨利三世的长子。这样就佐证了爱德华一世是理查二世的曾祖先，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虽然在议会中这一点被几番暗示，但是因为亨利的母亲，兰开斯特家族的布兰奇（Blanche）的身份，亨利的说辞难以使人信服。然而，亨利有冈特的约翰的血统，而约翰是爱德华三世的第三子。如果我们承认1376年爱德华在男性继承人中有权登上王位，那么亨利也有了正当理由。但是，亨利王权继承人的身份得到认可，那么莫蒂默家族，也是爱德华三世的第二子——克拉伦斯的莱昂内尔和其女儿菲利帕（Philippa）的后代，也就有了更合法的继承权。亨利的王权合法性存在明显漏洞，实际上，在他执政的前7年间，有不下四次亨利被迫承认，兰开斯特家族是在议会推选下登上王座的。

亨利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弱点，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原因。他登上王位是以一个派系领导者的身份，而他富有的家私是推动其成为王国的执政贵族的重要因素。因此，亨利信赖着自己和父亲的忠心扈从们，如托马斯·欧平汉爵士（Sir Thomas Erpingham）、托马斯·瑞普森爵士（Sir Thomas Rempston）、休爵士（Sir Hugh）、罗伯特·沃特顿爵士（Sir Robert Waterton）、约翰·诺伯里爵士（John Norbury）以及其他几位在流放中的密友，如阿伦德尔伯爵托马斯（Thomas，Earl of Arundel）。后者是坎特伯雷大主教。1397年，托马斯因支持1386年的上诉者而被理查二世撤职。托马斯陪同博林布鲁克的亨利返回英格兰，并成为兰开斯特王朝的中流砥柱之一。亨利对兰开斯特王朝的盟友十分倚重，并对自己的王位合法性十分敏感，这一切也在1399年显露无遗。1399年，君臣的这种信赖关系出现溃散。约克公爵埃德蒙德年老无力，最终于1402年去世，但他的儿子拉特兰伯爵（Earl of Rutland）却不值得信赖；同时，诺福克公爵的继承人托马斯·莫布雷（Thomas Morbray）还未成年，牛津伯爵和马奇伯爵的继承人也同样年幼。从1400年起，国王亨利以叛乱为由，一直掌控着肯特、索尔兹伯里和亨廷登（Huntingdon）的伯爵爵位。另一方面，德文郡伯爵、萨福克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出于种种原因，并不参与国家事务。阿伦德尔伯爵和斯塔福德伯爵年轻气盛且缺乏经验。因此，亨利无法倚重强而有力的贵族来支持他处理国家事务。只有诺森伯兰伯爵、伍斯特伯爵和威斯特摩兰伯爵及其亲友［例如亨利·珀西、托马斯·内维尔（Thomas Neville）和弗尼沃尔勋爵（Lord Furnival）］的表现比较活跃，在辅助国王处理国务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亨利父亲的几个私生子，例如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萨默塞特伯爵约翰·博福特也迅速复权，成为兰开斯特王朝的坚定拥护者。支持者过少引发了一个问题，亨利只得赐予贵族们大量的土地和金钱，借以赢得持续不断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无疑本该是他作为国王而仰赖的。王室这种慷慨的赠与触怒了下议院，他们对国王将金钱和土地大肆赠予支持者从而导致税收加重的行为表示愤慨。

图1-2 亨利五世国王的板面油画像，创作于16世纪晚期或17世纪早期，作者不详。（©英国国家肖像馆，伦敦)

因此，亨利早期的统治举步维艰，饱受着议会非议和内乱纷争。最严重的一次起义是由威尔士的欧文·格兰道尔（Owain Glyn Dŵr）领导的，并导致了1402年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战争。次年，亨利之前的支持者珀西倒戈欧文·格兰道尔。1406年，为了响应议会的要求，新成立了一个由阿伦德尔大主教领导的王室枢密院。但从1407年起，曾在威尔士战争中获得了良好声誉并成为军队统帅及政治领袖的国王长子威尔士亲王亨利，开始在辅佐国王处理国家事务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亨利的身体每况愈下，威尔士亲王在阿伦德尔大主教和他三个优秀的兄弟以及一群新生代年轻贵族的支持下开始摄政。1410～1411年间，威尔士亲王协同议会将国家治理得秩序井然，获得了兰开斯特家族盟友的支持，也巩固了威尔士亲王作为加来统帅的军事地位。但威尔士亲王心生贪念，试图插手法国内战并支持勃艮第派系，却遭到了国王的否决。因而威尔士亲王只得狼狈地将权柄交还给了他的父亲。但是在1412年底，威尔士亲王再次执政，他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托马斯罔顾勃艮第派系和宿敌阿玛尼亚克派系（Armagnac fractions）之间达成的和解，领兵攻打法国并且大获全胜。亨利四世“在王冠带来的压力下精疲力竭”，6于1413年3月20日辞世。他的王位传给了长子，即后来的亨利五世，臣民们对此并无异言。同年4月9日，亨利五世加冕为王。

在1399年的大背景下，兰开斯特王朝的合法性备受质疑，但是风波最后还是平静下来。因为那时亨利四世吉星高照，还有像阿伦德尔大主教这样的人为他出谋划策，同时来自兰开斯特王朝亲信的支持也变得愈发壮大。然而，兰开斯特王朝终归还是要付出代价的：首先，王室成员的花销和政府的开销急剧上升，民众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其次，国王依赖来自不同地域的兰开斯特亲信，这导致了许多地区的政治小团体又重新拉帮结派，民众也因此开始担心政府不再谋求公众福祉，转而沦为被一己之私所驱使的政府。最重要的是，亨利四世登基时的基础薄弱，通过赢得民心才弥补了这一不足。暂且不论国王本身的继承权问题，下议院、暴动的民众和兰开斯特王朝的诗人们都对国王的执政方式表示怀疑。最后，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兰开斯特王朝是建立在民众支持基础上的政治国家，这一事实在15世纪兰开斯特王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为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413～1437：稳定的假象

亨利五世被称作是“英格兰最伟大的君主”，许多现代历史学家都赞同麦克法兰的观点：他的统治证明只有强而有力的君主才能有效调动政府的资源，并且确保国内的公平正义和强大的财政实力，同时施展成功的对外政策。7亨利五世执政初期，因其父亲在位时丧失民望而大获裨益。1410～1411年，当时还身为威尔士亲王的亨利五世领导着王室枢密院，那段时期政府的统治卓有成效，取得了亨利四世一生都未能取得的成果。亨利五世同样也得益于兰开斯特王朝亲信坚定不移的支持，其中一些人还被授封为亲王。另外，没有牵涉叛变及前朝余党的新生代贵族也为亨利五世提供了一臂之力。霍兰德家族、莫布雷家族、蒙塔古家族和珀西家族恢复了部分权力，至于是否能够彻底重拾昔日的辉煌还要取决于他们对新君的效忠程度。亨利五世的统治充分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强大君权的所有期望，秉承并践行他在加冕典礼上的誓言是衡量亨利五世政绩的标准。亨利五世甫一登基便开始着手重塑国王的信誉。头等大事就是打开国库付清王室债务同时进行国防建设，而国王的常规收入来源（由司法审判、特权收入和王室领地带来的收益）则被大幅削减。同时，新国王还在恢复法律和司法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亨利五世以武力镇压了地区骚乱，特别是发生在英格兰中部和威尔士沼泽地区的示威抗议，以此彰显了其王者风范。在他执政之初的几个月，阿伦德尔伯爵和弗尼瓦尔勋爵（Lord Furnival）的仆臣在什罗普郡（Shropshire）短兵相接，闹得亨利五世很不愉快。弗尼瓦尔被关进了伦敦塔，后来被派往爱尔兰。而那些效忠于兰开斯特王朝的滋事仆臣，虽然之前亨利四世一直对他们的胡作非为视而不见，但他们现在却受到了王座法庭的审判并遭到了处罚。最后，亨利五世在捍卫宗教正统思想方面的才干也迅速得到了认可。他个人对罗拉德派所宣扬的教义和信仰持否定态度，然而他的许多仆臣，例如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Sir John Oldcastle），却是这一教派的支持者。1414年，罗拉德派教义使国家扩大了调查和惩处异教徒的力度，这实际上也让罗拉德派沦为叛国的代名词。

然而，首要的一点是，亨利五世的威望是在对法作战时获得的。1415年，亨利五世为首次远征做足了准备，他动员了约1万名士兵，筹集了13万英镑作为战争资金。这支军队主要由兰开斯特王朝的亲信组成，在战场上也代表着王室中人。勋爵、骑士还有士绅与国王同生共死，每人都得到国王皇冠上的小块珠宝作为日后领取军饷的凭证，这些珠宝同时也象征着他们的一片碧血丹心。10月25日，在凶多吉少的情况下，国王以其出色的指挥能力率领仆臣们与强大的法国骑士团浴血奋战，最终在阿金库尔战役中大获全胜。英格兰随即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于是议会慷慨地授予亨利五世课征几种税款的权利（包括1415年11月亨利五世在议会上获得的羊毛关税补助金的终身享用权），兰开斯特王朝由此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资本，足够享用到王朝的下一任君主继位。此外，占领阿夫勒尔港（port of Harfleur）也为英军开辟了进一步征服的道路。1417年8月，亨利五世从海上出发再度前往法国。到1419年1月，经过持久的围攻，诺曼底首府鲁昂沦陷，亨利五世夺回了诺曼底公国。同年后期，国王与勃艮第新一任公爵“好人菲利普”（Philip the Good）缔结同盟，此时亨利五世唯一想要的就只有法国的王位了。1420年5月签订的《特鲁瓦条约》（treaty of Troyes），终于实现了兰开斯特王朝的诸多抱负。亨利五世获得承认，成为法国国王查理六世的继承人，并与查理六世的女儿瓦卢瓦的凯瑟琳成婚，此后他的王位继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战场上所向披靡，在国内深受臣民敬仰爱戴，亨利五世成了中世纪君主的典范。

或许一切都只是看似如此。实际上，亨利五世的统治比许多当时的民众以及后来的史学家所想的还要令人琢磨不透。1413年，民众期待着英格兰政治制度的复兴，其实他们最期待的还是新王能拥有良好的性格和品行。亨利五世的性格和行事动机至今还是疑点重重。国王出于私心征服诺曼底，签订《特鲁瓦条约》则表明了国王对法国日益膨胀的野心。当时的人们也承认那场战争的出发点即是“贪婪和以雄心壮志作为借口的狼子野心”，兰开斯特王朝的诗人，例如托马斯·霍克利夫（Thomas Hoccleve）和约翰·利德盖特（John Lydgate），竭力想掩盖这一事实，并把亨利五世塑造成一个品行端正的君主形象。此外，为实现自己征服法国的野心，最重要的是为了得到资金来维持战事，亨利五世背弃了他从前所允诺的要“施以仁政”的信条。他违背了诺言，没有偿还父亲的债务，对几位手无缚鸡之力的贵族遗孀进行剥削，还拘捕了他的继母，即亨利四世的王后纳瓦拉的琼（Joan of Navarre），诬蔑她是女巫并据此罪名侵占了她从亡夫那里继承的大片领地。此外，亨利五世格外看重王室的财产，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分封过新的贵族，也没将他在诺曼底的大片土地赏赐给仍然健在的兰开斯特王朝拥护者们。更为重要的是，有迹象表明，亨利五世签订《特鲁瓦条约》被视为是自私自利、投机取巧之举，他这么做是为了一己私利而非大众利益。在1420年12月召开的议会上，下议院担心《特鲁瓦条约》会让英格兰人“臣服或是顺从于”未来的法国国王，他们由此也立刻想到这个条约同时也意味着战时税的终结。8到1421年，国王结束了最后一次远征回到英格兰，兰开斯特王朝所承受的压力变得愈发明显。亨利五世重新提出的借款请求遭到了广泛质疑和公然拒绝，与此同时，有证据表明地主阶级对于在法国效力并没有多大兴趣。5月召开的议会讨论了王室不断增加的债务，此前，议会就拒绝过国王征税的请求（在英格兰和法国签订和平条约之前，拒绝国王的请求还不是什么难事）。12月，议会在和平时期又给予了王室一笔补助金，然而这对王室与日俱增的财务危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亨利五世最疏忽大意的一点就是未对他在法国的统治加以巩固。1422年8月31日，亨利五世英年早逝，兰开斯特王朝君临两国的梦想落到他9个月大的儿子亨利六世身上。从亨利五世的临终遗言可以看出，相比他留给儿子和大臣的未竟之业，他更担心的是自己灵魂的救赎。在他多年的南征北战中，有两万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由此可能造成了他良心上的愧疚，而在大约一个世纪后，为追随亨利七世而献出生命的人数只有这个人数的一半。更为明显的疏忽是，在亨利五世的遗嘱中，他将兰开斯特公国的大部分产业都交给了各位封地领主，切断了他儿子的政府最为重要的一项财政收入来源。就在他去世前5天，还在遗嘱中添加了几条附录。从附录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国王，他忽视了王朝的“仁政”。亨利五世的弟弟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被任命为护国公和亨利六世的主要监护人，但是附录里却并没有明确厘定他的摄政权利和义务。此外，就在亨利五世弥留之际，执行《特鲁瓦条约》的可能性也已经变得十分渺茫。1421年，英格兰在博热（Baugé）战败，表明英格兰此时的军事实力已经难以迫使法国人接受这一条约，而国王的盟友勃艮第公爵菲利普也已经开始靠不住了。

从1422年到1437年亨利六世成年，这段时期暴露了兰开斯特王朝在中世纪晚期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归根结底，即王朝的强大和成功主要依靠的是君主的能力与抱负。因为亨利五世自己的野心，《特鲁瓦条约》令英格兰卷入了一场代价昂贵，而且事后来看根本无法取胜的战争中。在他死后的15年里，兰开斯特当权派想方设法地找寻着治理国家的制度和方法，用以保护王国内的公众利益。换言之，就是如何才能让国民在君主不在的情况下听从命令继续工作。最初，贵族齐心协力，民众自己也愿意做出有利于公众利益的事情，局面至少趋于稳定。1422年，格洛斯特公爵在议会上要求摄政遭到贵族阻挠。1425年，他的要求再次遭到拒绝，议会转而支持其他几位贵族，由他们在国王成年之前共同负责治理国家。然而，这几位贵族在某种程度上却搞砸了国家统治。尽管贝德福德公爵在1424年于韦尔讷伊（Vernueil）大获全胜（这场战役可与阿金库尔战役齐名），英格兰还是在15世纪20年代从法国战事中逐渐脱身出来。1421～1429年，议会拒绝为战争拨款，而法国在圣女贞德的带领下重振雄风，外加上奥尔良和帕泰（Patay）形势危急，法军受到激励一路高歌猛进。眼下的情形十分紧急，亨利六世必须越过英吉利海峡亲自来到法国加冕。然而在那之前，亨利六世已于1429年12月加冕为英格兰国王。两年后，《特鲁瓦条约》最终才得以执行，亨利六世在巴黎圣母院加冕成为法国国王。

图1-3 国王亨利六世的板面油画，大约创作于公元1540年，作者不详。（©英国国家肖像馆，伦敦）

然而，所有这些不过是为了掩盖裂痕而已。贵族间的表面和谐背后其实已经有了剑拔弩张之势。国王无法有效地介入和仲裁两国重臣的纠纷，坊间的争吵也愈演愈烈。1432年，格洛斯特公爵又一次争权失败，他指控博福特红衣主教非法从国外运金银到国内。博福特红衣主教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是国王的叔祖父。到1433年，王室的财务状况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王室负债高达16万英镑，而王室每年的收入大约只有6万英镑。当时并没有可以解除《特鲁瓦条约》的必要王权，英格兰在外交上也不尽人意。1435年，勃艮第派和法国签署了《阿拉斯条约》（Treaty of Arras），次年菲利普公爵包围了英格兰要塞加来。勃艮第人对英王的背弃让英格兰人又有了坚持英法战争的理由。1435年9月，法国摄政王、国王的叔叔贝德福德公爵约翰去世，引发了一连串严重的后果。约克公爵、索尔兹伯里伯爵、萨福克伯爵和多塞特伯爵声势浩大地在国内集结军队，他们剑指加来，在格洛斯特公爵领导的援军到来之前就解除了勃艮第的围攻。然而这批人员混杂的远征军成效甚微：巴黎失守，英格兰与勃艮第的结盟——亨利五世战争蓝图的基础也不复存在。有大量文件表明，虽然国王对菲利普公爵的叛变愤恨不已，但是却在签订了《阿拉斯条约》之后解决各类事端的过程中并无太大建树。1436年夏天，格洛斯特公爵刚一召集远征军去解救加来，亨利六世就开始授权财政拨款，他的签名代表着独一无二的权威，但是任何关于国王御驾亲征的打算却很快遭到了否决。不管怎样，亨利六世需要在治国方面扮演更加积极且公开的角色，他急需出现在公众面前。1437年11月，还差一个月就年满16岁的亨利六世开始全面掌权，在正式组建的王室枢密院的协助下执政治国。

1437～1449：危机升级

亨利六世成年掌权，期间他的统治好坏与否一直是研究玫瑰战争的史学家们广为争议的话题之一。斯塔布斯说他是“历任君主中最不幸的一位”。他忠实、虔诚，努力要把英格兰治理成为“一个宪政王国或联合体”，但是碍于贵族们的野心勃勃，对法作战的高昂代价，以及生理和心理上的诸多问题，让他难以胜任要求严格的君主之位，在这些重压之下，亨利六世的努力终归付之东流。9麦克法兰则相对刻薄地认为亨利六世精神失常是玫瑰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认为他只是不愿意，或者更有可能是没能力履行国王的义务和责任。伯特伦·沃尔夫（Bertram Wolffe）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国家政权的中心，国王其实只是一个隐形人。他承认，尽管“大约从1434年起，亨利就早早对国事产生了兴趣”，但是他并未认真对待司法事务，对提携人才一事也有失审慎，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在处理英法战争事宜时，因为“执拗任性”而招致了灾难般的恶果。为了恢复和平，亨利六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的“任性举措令英格兰人在战争中取得的成果大打折扣，积累的士气严重受挫，作战准备停滞不前，战时的努力最终在失败和指责声中遗憾收场”。10这一观点反过来又遭到了约翰·瓦茨的反驳。约翰仔细罗列出中世纪后期君主的责任及其肩负的期望，称亨利六世明显没能在执政过程中扮演好任何一个角色。因此，从亨利成年掌权到1450年这段时期，国王的许多顾问，尤其是萨福克伯爵（后来的萨福克公爵）威廉·德·拉·波尔都曾试图为亨利树立一种王室权威的假象借以掩盖他的无能。然而，如果成年的国王不积极参与政事，国家是很难运作下去的，所以英法战争失败后，兰开斯特王朝陷入了一片混乱。

实际上，亨利六世在1437～1450年的统治很可能就处于瓦茨和沃尔夫所说的两个极端之间。首先，当时的人们都清楚，亨利六世并不具备像他父亲，甚至像他祖父那样的治国方略，这一点毋庸置疑。15世纪40年代流言四起，有人说国王心性幼稚，有人则说他缺乏强大君主所必备的品质。1437年，亨利六世有权提携朝臣，但是国事大部分还是由枢密院处理，特别是指挥战争的相关事宜更是如此。到了1441年，枢密院对国王形式上的控制正在逐渐削弱。3年后，枢密院试图重获朝臣的任免权未果，这也反映出枢密院私下里对国王铺张浪费和任人唯亲的做法忧虑不已。尽管如此，在亨利六世提携朝臣和彰显皇恩的举措上，我们还是能够在其中看出些许一致性。一群王室大臣尽心尽力地服侍国王，他们与亨利六世安危与共，对兰开斯特王朝和先主亨利五世忠贞不渝，亨利六世则赐予他们丰厚的奖赏作为回报。例如萨福克伯爵和詹姆斯·法因斯（1438年成为王室大臣，后来成为国王和玛格丽特王后的管家）之流便积极参与了英法战争，并且努力维护着兰开斯特王朝在法国的地位。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致力于践行国王的意愿（特别是从1444年开始，对国王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伊顿公学两所学校建立的基金会格外关注），并维护国王在各个地区的权威。亨利六世对他们的效忠一直都嘉奖不断。

然而更重要的是，有可信度非常高的证据表明，到了1445年，亨利六世开始不惜任何代价意欲同法国讲和。那时，国内达成的共识是要等到国家军事力量强大起来后才能同法国进行谈判。同年12月，亨利六世私下交出了安茹和曼恩，打破了这一共识。萨福克伯爵、约克公爵、萨默塞特公爵等人随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他们看来，兰开斯特王朝遗留下来的真正问题在于捍卫亨利五世征服法国以及维护英格兰在法国的地位，现在亨利六世政权与这一想法背道而驰，他们是否还有必要继续支持并追随他。1445年，萨福克伯爵在议会上竭力强调签订《图尔停战协议》（The Truce of Tours）以及放弃领地和头衔完全是国王自己的想法，一切都与他无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亨利六世的一意孤行在国内引起的焦虑不安。后来在1446年4月，贵族们联合起来在议会上对各阶层发表正式声明，称对于英法和解的渴求以及亨利六世与查理七世计划好的会谈都是国王自己的想法，“说是奉上帝的旨意才会如此行事，国王本人清楚，就算没有任何贵族或是百姓提出建议，他也会义无反顾地这样做”。11如此这般，亨利六世对国家日复一日的政务开始感到索然无味，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要承担加冕时被赋予的责任，他一心想与法国议和，把兰开斯特王朝带入一条崭新的道路，而道路的终点却意味着灾难。

亨利六世从小就缺少王室成员的教导，1445年他对国事的干涉又造成了惨痛的后果，这两件事给英法战争和国内政治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从15世纪30年代后期到1443年，战事支出一直来自国家向大贵族联盟（值得注意的是，格洛斯特公爵不在此列）和博福特红衣主教的借款。1439年，由博福特红衣主教和肯普大主教（Archbishop Kemp）牵头的和平谈判无果而终。同年的议会上，格洛斯特公爵对博福特红衣主教的政策又发起了一轮攻击，但是这些也没起到什么作用。1440年6月，约克公爵理查被任命为诺曼底总督，格洛斯特公爵与该职位失之交臂。1441～1442年整个时期，英格兰在诺曼底和加斯科涅的局势持续恶化，英格兰决定再发动一次远征，这次仍由博福特红衣主教提供资金支持。然而，博福特红衣主教坚持让他无能的侄子萨默塞特公爵约翰担任军队统帅，结果这次出征堪比那次对曼恩的小儿科般的劫掠，约翰公爵因此未能乘此机会为自己在法国谋到一席之地。这次远征就是一场灾难，博福特家族也因此败坏了名声，指责他们是为了私利和贪欲才出征的声音连连不断。1444年7月，英法签订了《图尔停战协议》，在目前王室财政状况已经不堪重负的情况下，给英格兰带来了难得的喘息机会。但是，亨利六世在次年却再生事端，令英格兰本已岌岌可危的形势变得更加一发不可收拾，随时都有陷入重大灾难的可能。1446年，亨利儿时的伙伴吉勒斯（Gilles），即布列塔尼公爵弗朗西斯（Francis，Duck of Brittany）的弟弟，宣称自己才是应该继承公爵爵位之人，亨利六世也对此表示支持。这让驻守在曼恩的英格兰军队与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封臣弗朗西斯公爵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或许是为了封住格洛斯特公爵之口，令其不再批评指责王室的政策，1447年2月，他在伯里（Bury）议会上被抓之后在监禁中死去。然而，贵族们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国王，约克公爵、萨福克伯爵和法因斯（后来被封为塞伊和塞里勋爵）等人因为汉弗莱公爵的倒台而收获了巨大的利益。然而，亨利六世妄加干涉布列塔尼政治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1449年3月，英格兰公然违背休战协议，攻占了布列塔尼的富热尔堡垒（fortress of Fougères）。同年7月，查理七世召集了一支军队打算夺回诺曼底公国。

如果说15世纪40年代英格兰在法国的战事是一段凄惨的历史，那么记录中显示的亨利六世同时期在英格兰的统治则好得出奇。虽然毋庸置疑的是“国王受到整个王室的统治，而非国王在统治王室”，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在那十年就该陷入内讧和地区骚乱。12史学家一直持有这样的观点：以萨福克伯爵为首的“王室内部成员拉帮结派”，不断榨取国家财富并打压地方权贵联盟的势力和影响力，同时还给王室司法及人事任免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常被拿出来说明这一观点的证据是：身份显赫的大臣们搜刮了巨额补助金，谋取了大量官职，1450年关于贪污与失职的指控层出不穷，书写了帕斯顿信札的帕斯顿家族成员异军突起，走向辉煌。尽管如此，显然在亨利六世成年掌权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贵族间的和谐确保了国家的稳定，至少在亨利六世掌权初期，国家依旧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中。1437年，首要的贵族成员获封得到了兰开斯特公国各地的管辖权，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表明他们已经接受了国王的各种缺点。此外，15世纪40年代，议会在处理骚乱爆发及权贵内斗方面大获成功。例如：1439年议会仲裁解决了里辛（Ruthin）的格雷勋爵（Lord Grey）与范霍普勋爵（Lord Fanhope）在贝德福德郡发生的暴力冲突；1443年议会成功化解了内维尔家族老一辈成员与年轻一代长期以来的矛盾；同年，也是在议会的干预下，邦维尔勋爵和德文郡伯爵（二人都被国王授予了康沃尔公国管家一职）之间的争吵也暂时告一段落。即使亨利六世仍然很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治理好国家，以博福特红衣主教为首的主要大臣依然承诺要维护王室的权威，确保出色的统治，后来萨福克伯爵逐渐成为这其中的领导力量。前面提到的那些纠纷之所以能够成功得到调解，都可归功于国王的这些要臣所付出的努力。

然而，大约从1443年开始，事情发生了改变。一开始只是因为单纯的人事更替而非因为王室大臣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老一辈的兰开斯特王朝拥护者，例如迪普托夫特勋爵约翰（John，Lord Tiptoft）、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奇切利（Henry Chichele）、亨格福德勋爵沃尔特（Walter, Lord Hungerford）以及重要人物红衣主教博福特，或因为去世或年事已高，都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1441年，格洛斯特公爵夫人埃莉诺·科巴姆（Eleanor Cobham）因所谓的女巫罪名而遭到逮捕，汉弗莱公爵这股政治力量被借此机会有效铲除。以萨福克伯爵为首的新集团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其下朝臣包括休德利勋爵拉尔夫·巴特勒爵士（Sir Ralph Butler，Lord Sudeley）、达德利勋爵约翰·萨顿（John Sutton，Lord Dudley）、博蒙特勋爵约翰（John，Lord Beaumont）以及詹姆斯·法因斯爵士。有趣的是，这些人不一定比亨利六世未成年时控制议会的大臣年轻，实际上，像萨福克伯爵、休德利勋爵和法因斯爵士等人在亨利五世时期和15世纪20年代对法作战时就有过出色的表现，不过他们的权力核心一直围绕着王室以及他们与国王之间所建立的良好的个人关系。这时还出现了信仰基督教的新一代朝臣，例如国王的告解神父兼索尔兹伯里主教威廉·埃斯库（William Aiscough）和亚当·莫林斯（Adam Moleyns），后者先前担任着王室大臣一职，后来在1445年早期成为掌玺大臣，次年成为奇切斯特主教（Bishop of Chichester）。这些人对国王本人忠心耿耿，而非效忠于更广泛意义上的兰开斯特王室。15世纪40年代期间，他们负责解释和执行国王的意志，在政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王朝内部和地区间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影响力。15世纪40年代中期，政治力量逐渐开始向新的群体转移。例如在肯特郡，与博福特红衣主教和格洛斯特公爵攀上关系的人都在该郡身居高位，肯特郡东部是他们的大本营。后来詹姆斯·法因斯爵士所扶持的一批人才开始崛起，他们因此逐渐失势。这些人才大多都是律师而非士兵，他们以肯特郡西部作为大本营，大约从1443年起垄断了肯特郡内几乎所有的要职。此外，15世纪40年代晚期，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战争的走向格外引人关注，王室开支多如流水，并且债台高筑。特立独行的王室绅士托马斯·丹尼尔（Thomas Daniel）从1447年起，倚仗同国王之间的亲近关系，和诺福克公爵以及曾提拔他的萨福克伯爵在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开始发生冲突。同样地，1447年2月，詹姆斯·法因斯爵士被授予爵位，而他那年轻且无为的女婿威廉·克罗默（William Cromer）则被册封为格洛斯特公爵过去领地上的治安官。二人的擢升不禁令人怀疑法因斯在汉弗莱公爵之死中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臭名昭著的王室绅士威廉·泰尔博伊斯（William Tailboys）在林肯郡作恶，对他的调查便接踵而至。1448年，他向萨福克公爵和博蒙特子爵寻求庇护，想摆脱这些调查。这些事件都说明，在15世纪40年代后期，国王对内不能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对外又在英法战争中横插一手，进而引发了深重的灾难，那些国家执政者们要想维持国家安定有序的表象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

从15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以国王的名义代为掌权的人在维持地区稳定方面还是颇为明智有效的，但是王室财政收入暴跌却预示着兰开斯特王朝统治的崩溃已经初露端倪。中世纪后期，王室财政收入取决于国王的政治资本，即把贵族、骑士还有平民召集起来，在议会上说服他们以直接形式（征收平信徒补助金）或是以间接形式（征收关税，尤其是羊毛补助金）纳税。因此，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都能以征税和借款的形式筹集到大量资金，希望依靠将来的税收为他们的对外扩张计划提供资金，同时填补王室铺张浪费的资金漏洞。我们可以看到，亨利四世竭力想让议会信服他的王位合法性和统治能力，因此他在任期间，便想方设法偿还债务同时应付国防和王室的开销。奇怪的是，亨利六世在成年掌权后却未能成功向子民苛征税收用以维持政府的运作。从1429至1437年的8年时间里，议会直接纳税总计207821英镑，但是从1437至1453年，议会在17年时间里只缴纳了239950英镑的税收，而且在1450至1453年间的大部分时间里议会纳税还多有延迟。下议院对国王不再抱有任何信心。1443年，国王再次向贵族分封了兰开斯特公国的部分土地，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伊顿公学建立的基金会提供支持。从1444年起，王室每年的开销从8000英镑涨到了2.7万英镑，是以前的3倍多；到1449年，国王依旧拖欠加来驻军2万英镑军饷；同年，王室负债已经高达37.2万英镑，数额十分惊人。15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早期，国家的运作全凭国王的私人借款以及任命商业信誉良好的商人管理国家财政。但是到了1449年，国王在国家治理和财务管理上早已信用全无。诺曼底眼看着即将失守，地区骚乱此起彼伏，国库空空如也，到1449年9月国王下令要召开新一轮议会时，兰开斯特王朝已经濒临崩溃。

* * *

1399年之后的50年为玫瑰战争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索。在那个时代，王朝的更替会带来影响久远的后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亨利四世为获得“民众”支持而四处奔走呼吁，在涉及王位及其政府的合法性时，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其中，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得到了认可。王朝更替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取决于王朝的政治资本和国王的个人能力。亨利五世征服法国，在短期内毫无疑问可以加强兰开斯特王朝的统治地位，但是这些征服同样也把英格兰拖入了与法国历时长久且代价高昂的战事中。亨利五世猝然离世，王朝内部政见一致，保证了亨利六世亲政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英格兰都维持着稳定团结的态势，从而令人忽视了存在的那些问题，但是亨利六世的缺点最终还是在财物以及政治支持方面耗尽了国王的信誉。然而亨利六世只不过是那些肆无忌惮的大臣手中的傀儡而已。如果他能有所建树，那么从1422年到1437年都能坚持下来的兰开斯特王朝完全有理由可以在15世纪40年代甚至以后的时间里继续存在下去。亨利六世确实积极出面解决过问题，尤其是在他第一次与法国达成和解的过程中，以及之后插手布列塔尼的事务等。他的想法虽并不成熟，还有些反复无常（与理查二世的残暴截然不同），但对王室报以忠诚的朝臣们尤其是萨福克伯爵，都将他的想法付诸了实践。我们可以看到，缺少政治话语权及背景的国民无法与国王就他的无为进行当面对质，他们只好寻找替罪羊来解释国家不断加深的政治、军事和财政危机。

第2章　玫瑰战争前奏（1449～1455）

1449年11月6日，鲁昂沦陷，它是当时兰开斯特王朝位于诺曼底大区的首府。消息传来，威斯敏斯特召开了针对查理七世和落荒而逃的主将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德的会议。

如果说，兰开斯特王朝执政的50年为玫瑰战争爆发埋下了隐患，那么1449年11月议会召开之后的5年里，三起重要事件的发展则将英格兰的政治形势推入了一个内战无法避免的境地。

首先，在法国的失利使得国内民众激烈反对兰开斯特政权的呼声高涨，民众的反对动摇了兰开斯特王朝统治的根本，这也证明了兰开斯特政权的失败。其次，萨默塞特公爵和约克公爵之间敌对关系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将国家政治卷入了这两个权力家族的争斗之中。最后，1453年夏季，亨利五世精神失常，这让人们相信国王已经不适合在位统治，也让那些想要谋权篡位的人蠢蠢欲动起来。

战败、指责与叛乱

到1449年夏，由于在法国失利以及日益萧条的经济形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兰开斯特家族执政。从某些方面而言，1448年至1449年间国家对一系列事件已经失去掌控。 “黄金大危机”注9在15世纪中期达到顶峰，而与诺曼底、普瓦图（Poitou）和加斯科涅之间的贸易往来也全部中断。1447年，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颁布了贸易禁令，禁止英格兰布料输入低地国家（指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兰开斯特政权的统治完全是造成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王室滥用税款，而贪婪的朝臣也挪用王室的资金和土地。也许正是这些问题导致了1449年2月议会上众议院要求重新起用王室赦免令，并且拒绝纳税。这一时期受到大众欢迎的诗歌和民歌，谴责了国王身边那些行为不端的臣子们，尤其如萨福克公爵，塞伊勋爵和埃斯库主教，而这些谴责及反叛的言词也反映了民众越来越不安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一些政权中枢人物的行为并没有缓和人们高涨的谴责情绪。1449年早期，达特茅斯（Dartmouth）商船的船主罗伯特·温尼敦（Robert Wennynton）以及另两位来自肯特与王室关系紧密的大臣负责监管英格兰海上。船只由其他的王室成员，例如托马斯·丹尼尔来提供。但他们并没有履行保护英格兰免受法国的海上入侵的职责，而是转而进行抢劫掳掠，抢劫来自 汉萨同盟注10、佛兰德和荷兰的 海湾舰队注11的船只。对海湾舰队的海盗行径还引发了外交事件，在人们看来，这是王室置民众利益于不顾、贪婪无度、自私自利的铁证。

1450年1月9日，不得人心的奇切斯特主教亚当·莫林斯在朴次茅斯被一群暴徒杀害。有流言称，他被牵扯进萨福克公爵与法国的叛国交易中。1月22日，国会第二次议会在伦敦 鲁德门注12旁的多明尼加修道院召开时，下议院决定让萨福克公爵充当替罪羊，他们提供了详细的但却无法令人信服的证据，控告萨福克公爵和法国大使密谋，怂恿查理七世侵略英格兰。据他们所言，公爵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加固了自己在瓦林福德（Wallingford）的城堡。萨福克公爵自身也觊觎王位，证据就是他计划让自己的儿子和玛格丽特·博福特联姻并充当其监护人。1月28日，萨福克公爵被带去伦敦塔，对他的控诉也越来越多。但在2月12日，国王介入，阻止贵族将弹劾的选票交给法官。最后，3月9日，虽然国内仍然有很多指控，详细陈述了萨福克公爵滥用职权的罪责，但萨福克公爵还是来到议会会议厅，进行了自我辩护，并向国王陈情。亨利国王此时做出了一个非常具有他个人性格特点的指令，他干预了议会对萨福克公爵的审判，这个决定是灾难性的。3月17日，在威斯敏斯特王宫内国王的“内阁会议厅”中，当着众多贵族的面，亨利国王听取了对萨福克公爵叛国罪的指控，但他否定了该控诉。萨福克公爵被判流放，从5月1日起5年内不得回到英格兰。这恰恰证明了国王的决定有时和贵族臣民的意见相左。博蒙特子爵“代表了这些沮丧的贵族……”。1之后他要求将该宣言记录在议会卷宗中，作为对国王的一意孤行和贵族们疑虑重重的正式记录。如果贵族是在勉强之下才接受亨利国王的决定，那么下议院就更难支持国王的这种行为。3月30日，议会停会，国王返回莱斯特（Leicester）。新一届议会在4月29日举行，作为对适度收入征收所得税的交换，下议院接受了恢复王室特许权的法案，虽然该法案有不少于15项修改条款和186项针对个人的豁免等方面的妥协。

萨福克公爵的控诉案及受到的处罚并没有缓和民众激动的情绪，事实上可能适得其反。公爵获准在3月30日启航，去往低地国家，但是他的船在英吉利海峡被拦截。萨福克公爵受到一场临时审判，身上被砍数刀，且人头落地，之后他的尸体被扔在了多佛海滩。萨福克公爵被杀事件更是体现了民众情绪激昂以及对政治的参与。根据这群行凶者的起诉，他们对宪法的重要性了然于心，十分了解国王的义务是要听从人民大众的意见。很快，流言和恐怖四起。5月6日，萨福克公爵遇害的消息传到了莱斯特议会，肯特的司法官威廉·克罗默惊慌中恐吓道，整个国家都会变成“野蛮森林”。2肯特无疑已经是站在了叛乱爆发的火山口。1月时，东部地区就有一次起义，由一个叫作托马斯·切恩（Thomas Cheyne）的人领导，呼吁杀死萨福克、塞伊和其他公爵。该次起义被坎特伯雷的公民镇压，其头目被处决。萨福克公爵的死改变了英格兰人民的心态，使得民众更加勇敢地追求正义，对抗可能背叛国王的叛国者。更重要的是，因为后果严重，人们恐惧和害怕惩罚，这反而促使其更加主动地参与其中，把握事态的主动权。5月底，肯特爆发叛乱。由阿什福德地区（Ashford）开始，当地的一些社区，利用已有的一些公共组织，例如委员会，在杰克·凯德的领导下浩浩荡荡地奔赴伦敦。他们并不是以叛军的身份而来，而是作为“为民请命，为国申公的请愿者”。3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国王那里，莱斯特议会解散了，亨利和他的贵族们返回伦敦来处理这起事件。

6月11日，叛军抵达布莱克希思（Blackheath），并在城外安营扎寨。他们受到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斯塔福德和约克红衣主教肯普（他本身就是肯特人）的接见，并向他们申述了不平。国王和贵族们此时却毫不妥协让步，一周后仍然执意镇压。但他们却发现荒野上的叛军已经消失踪影。汉弗莱·斯塔福德爵士领导一群贵族的家臣，决定杀入肯特追击叛军。在塞文诺克斯（Sevenoaks），他们遭到了叛军埋伏，斯塔福德被杀。这个消息在支持国王的人群中造成了一些恐慌，6月19日，有人要求逮捕塞伊勋爵、埃斯库主教和其他一些人。在这个紧要关头，亨利国王已经失去正常判断力，他下令逮捕了自己的几名家臣，包括塞伊勋爵。6月25日，国王决定放弃首都。6月29日，杰克·凯德的叛军回到了布莱克希思。7月3日，他们穿过伦敦桥，进入都城，并且申述对“叛国者”的愤怒不满：塞伊勋爵和他的女婿克罗默一同被审判并处死，而在市政厅，托马斯·丹尼尔和其他的朝臣也被起诉。这些事件引发的骚乱席卷了首都，并扩散到全国。在凯德进入首都的当天，埃斯库主教正在威尔特郡（Wiltshire）主持弥撒，此时一群暴乱分子来到并私自将其处死。在凯德的叛军中，有很多人大肆抢劫，他们并不受伦敦的欢迎，但他们还是待了颇长一段时间，直到7月5日至6日才被驱逐离开伦敦。7月7日，国王对叛军下达了赦免，只要求叛军首领服罪，因而大多数叛军自发和平解散了。7月12日，凯德在肯特和苏塞克斯的边界被捕，最后因伤势过重而亡。自1381年农民起义以后，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起义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在15世纪的历史上，凯德起义是一次非常重大的事件，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当代的历史学家极少有对此进行非常深刻的分析。格里菲斯、哈维（Harvey）、沃尔夫以及其他的历史学家都普遍承认这次起义伸张正义的表面价值。从民间来说，这次起义表现了民众对于萨福克公爵及其党羽统治的不满。凯德的叛军宣称是“清君侧”，认为自己代表了民众并且对丢失诺曼底而惋惜，对国王和下议院破产而扼腕，要从国王的顾问中驱除“奸佞”。在肯特地区，塞伊勋爵（被称为叛国者）、斯蒂芬·斯勒格（Stephen Slegge）、威廉·克罗默、威廉·伊斯尔（William Isle）和罗伯特·埃斯特（Robert Est），这十几年来均执行暴政，搜刮民脂，中饱私囊。4最新的研究表明，15世纪40年代，其他郡县也和肯特一样，勋爵贪污之风猖獗。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早在1448年之前，人们对于塞伊勋爵及其党羽就极其仇视。1450年，萨福克公爵、塞伊勋爵和国王，最终都因在国家事务中没有体恤民心而尝到了恶果。民众的支持是兰开斯特王朝得以建立的基础之一。从1399年开始，政策的执行要同民众商讨，他们的支持是王权最大的庇护。在面对15世纪40年代末逐渐扩大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危机，国王做出的反应就是从议会和政治中全身而退。从1448年起，巡回法庭越来越多，在政府中任职的人员数量减少，实际上政府也不需要那么多人办公了。这样一来，国王和他宠臣们的所作所为加剧了民众的猜想：政府正在由一群自私自利，拉帮结派的王室人员操控。国王统而不治，是民众在1449～1450年支配着政治议程，推进着重大事件的进行。约翰·瓦茨形容民众对于王室政府的批评是“囊括一切恶事，广泛流传，很具有影响力”。5贪婪的低级顾问破坏民众利益，民众对此的斥责一直是中世纪后期政事讨论中的常见话题。15世纪40年代，民众可以自由讨论法国和国内的事件，只要维持在一个广泛但合理的范围内即可。1450年，流言四起，民众运动爆发。他们编了顺口溜，写了大量传单贴在公共场所，大声控诉政府恶行，尽可能要让每一名听众都知晓，议会对此政治进程反应巨大。叛国者和邪恶顾问的话语，还有最关键的1450年提出的公众利益，这些都为反思、讲述和记录接下来20年的政治统治提供了一个框架。

顾问之争：萨默塞特公爵与约克公爵

约克公爵理查是当时最为显赫的贵族，他的父母双方都是爱德华三世的后裔。15世纪中期他收入颇丰——每年大约5000英镑，在贵族之中无人与之可比。一直以来，理查都是维护兰开斯特政权，特别是维护其在法国统治的中流砥柱。而且，他对自己的地位和血统有着很敏锐的认识。更重要的是，15世纪50年代期间爆发的权势之争让旁人也意识到了约克公爵的王位继承权。在凯德领导的起义中，他充当着“高贵英勇的王子”，宣称要联合其他“真正的贵族”一同革除弊政。61450年4月，亨利六世在前往莱斯特召开议会的途中遇袭，袭击者名叫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es），是约克郡的一名水手。被捕后的哈里斯一面摆弄手里的连枷，一面振振有词地说道：“现在在爱尔兰的约克公爵应该像我这样，在莱斯特议会上和叛徒较量，把他们打倒，就像他先前在郡里打泥巴块那样。”7哈里斯未经考虑，愤然指责，为此他被绞死并被四马分尸。但是他的言论彰显了在百姓间广为流传的看法：约克公爵是改革的拥护者。1450年，约克公爵自认为最初是有些不情愿地被推到公众利益救世主的位置，为矫正亨利六世糟糕的统治而冲锋陷阵。

至少在1449年6月约克公爵启程去担任爱尔兰总督之前，他对兰开斯特王朝忠心耿耿，从未想过要分裂国家。理查打一出生就与王位近在咫尺，早在1433年，他就被赐予嘉德勋位（Order of Garter），高官显爵指日可待。1436年，他被国王任命为代理官员并被派往法国，这是他首次理政，在政策择取和具体执行方面，还要依靠他的姐夫索尔兹伯里伯爵理查·内维尔和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塔波特爵士约翰（1442年成为什鲁斯伯里伯爵），但是他首次理政还算成功。理查第二次理政（从1441年到1445年）期间虽吃了几次败仗，却向众人证明了自己是一名有能力的管理者和外交官。1444年，理查在图尔为休战进行谈判，全心参与其中。次年莫林斯主教指控理查犯贪污罪，追随理查的贵族都站在他这一方支持他。从1446年开始，理查成为政府的领导人物之一。从理查所拥有的土地和爵位来看，他从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去世的事件中获得了不少好处。15世纪40年代后期，理查的地位却岌岌可危。尽管有高额收入，却还是入不敷出。到1450年，王室拖欠他的俸禄和向他借的钱已经高达2.6万英镑。与许多借钱给王室的人相比，约克公爵的境遇还没有那么糟——事实上，他比一些人要好得多——但是他自身重重的经济问题让他更加确信自己的疑虑：坏事将近。1449～1450年，理查疑因失宠，离开英格兰，前往爱尔兰。这当然不是后来凯德之流所谓的流亡，但是次年约克公爵重返英格兰时声称他在往返的途中遇到某些北威尔士王室成员的伏击。在爱尔兰，约克公爵担忧资金不足，镇压盖尔首领的叛乱就难以为继，无能和叛国的指控会落到他的头上来，诺曼底战争中的将领就是前车之鉴。1450年6月，他写信给索尔兹伯里伯爵（或许也写给了其他贵族）抱怨，再没有钱，他就不得不放弃对爱尔兰的管辖。他的信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当时的担忧之情：“我没有尽责，丢掉了爱尔兰。”他又说：“这事千万不要传出去。”8

1450年夏天，约克公爵便发现自己陷入一连串接踵而来的事件当中，有些他无法掌控，有些则关乎他的存亡：凯德的手下和百姓指望他来清除国王座下搜刮民脂民膏的“叛国者”；王室大臣和其他受百姓怨声指责的人视他为眼中钉；约克公爵自己则害怕有人以他唆使凯德作乱（凯德声称是约克家族之人，化名为约翰·莫蒂默）为由指控其叛国。这样一来，他继承王位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或是更甚。就是处于这种怀疑猜忌和流言蜚语之中，约克公爵大约在8月的最后一周回到了英格兰。据当时的记录，王室大臣对公爵的回归“惊恐万分”，9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人企图在约克公爵从北威尔士回来的途中将他暗杀，结果计划失败。9月，约克公爵还向国王大声疾呼自己的忠心。众所周知，约克公爵的“首项提议”即针对那些在国王面前公然抨击他的死对头。约克公爵坚称自己对国王忠心耿耿，自己是“一名真正的骑士”。亨利六世表面上似乎已经接受了约克公爵的一番申辩，两人达成和解，国王承认约克公爵“是我真实可靠的臣子，是我的好亲戚，深得我心”。10然而不久之后，在10月上旬，约克公爵从一名为了自己寻求国王信任的请愿人，摇身一变成了民众发言人，呼吁公众福利改良。他第二次向国王提议，这份提议却流传开来，并计划写入政府文件。约克公爵套用了凯德起义中叛军的话，主动请缨确保“正义能够得以伸张，叛国的行径能够得到指控和公开”。11这番不同寻常的煽动性言论既反映出国王的无能，也表明约克公爵听见了百姓的呼声：要将叛国者绳之以法。这回亨利六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公爵的提议，他反而将这些问题交给了一个“民之所恶和狼狈为奸的议会”解决。约克公爵被邀参加了议会，不过他在议会上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已。约克公爵倍感失望，但他没有放弃。他向国王和贵族提出了第三份提议。在这份提议中，他只是稍微提了一下改革的需要，重点则在于他从一个新的角度发起了攻击。约克公爵首次将英格兰在法国战败的原因归咎于那些“一事无成”之人，他们贪得无厌，满脑子也是些邪恶的点子。约克公爵直接套用凯德的话称，只有“真正的贵族，特别是具有正统皇家血脉的贵族”12才有谏言的权利。这份提议也与之前的一样受到了冷遇。约克公爵阵营迅速做出反应，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第一，以约克公爵头号贵族和他假定王位继承人（这一点并没有明说）的地位为名；第二，以百姓为名。结果还是没有成功，约克公爵极大地误判了其他贵族的态度和亨利六世对其身边那群人无条件的信任。1450年11月6日，威斯敏斯特召开了新一轮的议会，政治风向再一次发生了转变。

从1450年11月到1455年5月，这段时间充斥着约克公爵和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德·博福特之间激烈的纷争。他们争吵的源头无非就是些个人恩怨，但是迅速同国事联系起来，最后衍变成了顾问之争：到底谁才是为百姓说话、向国王进言的不二人选？萨默塞特侯爵约翰·博福特（1371～1410）是冈特的约翰和其情妇凯瑟琳·斯福德的长子，埃德蒙德则是约翰·博福特的小儿子。如同约克公爵那样，埃德蒙德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一名出色的战士，而且他还是兰开斯特家族坚定的拥护者。1447年12月，他被任命为法国总督，如此他便在1449～1450年担任诺曼底公国防御战中的指挥官，那场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约克公爵是否反对这一任命现在不得而知，但是萨默塞特公爵的行为，尤其是他在1449年10月不战自败，交出鲁昂城堡（约克公爵还是城堡名义上的拥有者），在约克公爵眼里是可耻不忠的行径，这些简直就是对他的侮辱。1450年8月萨默塞特公爵从诺曼底逃回来，9月居然当上了英格兰治安官，理查的愤懑就更进一步了。在约克公爵看来，他这一对手在英格兰削弱国家实力，在法国连连打败仗，是典型的自私可耻之人。单凭约克公爵和萨默塞特公爵之间的不和还不足以让约克公爵在1450年夏天决定插手国家内政，但是他们之间的内斗让约克公爵阵营在那年秋天赚足了眼球。理查手握佩剑立在胸前，后面跟着一批侍从，声势浩大地来到议会。他的头号扈从之一威廉·奥德霍尔爵士被选为议会议长。议会上有人请愿要求将以萨默塞特公爵为首的31人逐出宫廷。萨默塞特公爵立马被关进了伦敦塔（虽然没过多久就被放了出来），1450年议会通过法令来复兴国家时，效率都还没有执行这一法令这么高。约克公爵大权在握，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却在其他贵族那里得不到一丝一毫的支持。被驱逐的大臣回来官复原职，他们在肯特郡的审判也让百姓深感不满，因为这些“叛国者”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1451年5月，布里斯托尔（Bristol）议员托马斯·杨（Thomas Young）提出要正式立约克公爵为王位继承人。这一提议得到了下议院的支持，但是却立刻遭到国王和贵族的反对——亨利六世解散了议会。不管这是约克公爵为恢复地位的孤注一掷，还是他的拥护者有心推波助澜，约克公爵的政治权力还是被削弱了，国王重新掌权，王室成员和各贵族随侍他左右。

从此，约克公爵再也没有合理的借口来干预国事。1451年9月，他动用武力帮助德文郡伯爵托马斯·考特尼，卷入其与邦维尔勋爵在萨默塞特郡的纠葛中。在追随约克公爵的贵族眼中，约克公爵渐渐开始要为己而战了。约克公爵及其新盟友德文郡伯爵不理会国王的号召，拒不出席在中部举行的议会。而在伦敦和其他各处，对约克公爵扈从的反击和对威廉·奥德霍尔爵士叛国的指控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451年冬至1452年，王室大臣忧虑重重，他们担心约克公爵党羽起义叛乱，谋害王命，于是加派侍卫保护亨利六世。现在的约克公爵想重演1450年的事件。他给亨利六世发去一封公开信，坚称自己从未对王室怀有二心，并要求铲除萨默塞特公爵这颗国家“毒瘤”。1452年2月，约克公爵召集他的扈从佃户随同他行军作战，要“清君侧”，除掉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六世迅速下令让各城镇大门紧闭，不准许约克公爵进入，并把贵族全都笼络到了一起。到2月27日，约克公爵一直驻扎在达特福德（Dartford），支持他的只有德文郡伯爵和科巴姆勋爵。支持国王的贵族是约克公爵的3倍，而且索尔兹伯里伯爵、沃里克伯爵和许多其他贵族都追随着国王。3月3日，约克公爵向国王投诚，他还是坚持己见，罗列了一串萨默塞特公爵的罪名。亨利六世对此置若罔闻，约克公爵被押送回伦敦。几天之后，在圣保罗大教堂的正祭台上，约克公爵面色冷峻，他宣誓道，从今往后对国王的召见随叫随到，再也不会用武力对抗国王和臣民。这简直是对约克公爵赤裸裸的羞辱。过去，他一方面担心自己遭遇不测，另一方面又知道自己身份不同一般，所以以一名改革者的姿态出现；他利用民众要求审判叛国者的呼声，打着他们的旗号来和萨默塞特公爵内斗；他希望得到其他贵族的支持，结果他们几乎一边倒全都支持国王。在1450年爆发的危机中，国王对他的随从的信任以及贵族们为维护王权统一的担当（不管国王有什么样的缺陷），显然比约克公爵为民又为己的改革计划更加坚定，更受支持。1452年3月，约克公爵想确立他为国王的首席顾问身份的计划结果还是没能成功。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命运又与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亨利六世精神错乱了，约克公爵以护国公和英格兰保卫者的身份开始管理国家。

走向战火：亨利六世下台与约克公爵监国

1453年3月6日在雷丁（Reading）召开的议会标志着亨利六世的王权达到了顶峰。他镇压了国民叛变和权贵制造的麻烦，解除了权力危机。为恢复王室财力，他还批准了法令来复兴国家。此前一年的秋天，什鲁斯伯里伯爵在战场上大获全胜，收复了加斯科涅的大片土地。民众热情高涨，希望国王能够御驾亲征，收复诺曼底。心怀感激的下议院把征收的吨税和磅税作为亨利六世的生活开支（阿金库尔战役之后亨利五世曾获得过），拨了一大笔补助金来供2万名弓箭手在国外驻守6个月，此外还剥夺了威廉·奥德霍尔爵士的财产权和公民权，指控杰克·凯德为叛徒。萨默塞特公爵又占了上风，人人都注意到他的对手约克公爵缺席了议会头两期的会议（1453年3月6日～28日，4月25日～7月2日）。然而，7月17日，法国人的炮火重重包围着加斯科涅的卡斯蒂永城，什鲁斯伯里伯爵前去救援时因战术失误而阵亡。英格兰的战败还没有让 公国注13的军事防御立马崩溃，虽然两天之后卡斯蒂永沦陷，但波尔多好歹也于10月下旬才失守。什鲁斯伯里伯爵的阵亡和卡斯蒂永之战败北对亨利却是致命的一击。8月上旬消息才传来，当时亨利六世正在王室骑行军的陪同下在威尔特郡萨弗纳克森林（Savernake Forest）中行进，听到这个消息，亨利六世当即精神崩溃，陷入昏迷。他完全不能说话，不能动弹，刚开始的时候甚至连饭也咽不下去。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

就算亨利六世成年当政的大部分时期有负众望、毫无建树，但他还是能够在万众瞩目下进行各种活动，听取意见，作出决策，以及行使他的特权。在关键场合，例如1439年决定释放奥尔良公爵、1444～1445年迫求英法和平、决议驱逐萨福克公爵，抑或是1450年弃约克公爵对萨默塞特公爵的指控于不顾，亨利六世都积极参与其中。他金口一开，任何人都要心悦诚服。在1453年8月，情况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次年3月，一些贵族代表拜见国王，因红衣主教肯普去世后，需要任命一名新的大法官。然而不管怎样，面前的国王对他们的恳求都毫无反应。他们三次尝试和国王交流未果，只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既悲哀又困窘”地离开。13到了1453年秋，枢密院大议事会（Great Council）成为实际掌权机构，10月，约克公爵受召回到伦敦参加会议。约克公爵的盟友诺福克公爵随即便向萨默塞特公爵发动猛烈的抨击，萨默塞特公爵再一次被指控要为诺曼底和加斯科涅的失陷负责。11月23日，萨默塞特公爵被关进伦敦塔，约克公爵则着手开始建立新政权。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个新政权是得到了大家的和解同意。约克公爵承诺会全力以赴“做任何事情，为国王和臣民谋求共同利益”，14像1450年企图在王室内排除异己的行为也不会再有。10月，国王与王后的儿子亨利出生，安茹的玛格丽特借此要求摄政，引发了一阵恐慌，大部分贵族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1454年3月15日，约克公爵承认了还在襁褓中的亨利王子为王位继承人，这样一来，他想要登顶的道路也就遥遥无尽头。3月27日，议会一致同意让约克公爵在国王卧病期间担任护国公，承担“保护和管理王土”的责任。约克公爵坚决地表示，他没有什么野心，实际情况让他不得不担此重任，再说这也是其他贵族想要的结果。拉尔夫·格里菲斯称：“在1454年王权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任命约克公爵为护国公，在某些人眼里，这是约克公爵篡夺王位的好机会，连他自己可能都是这样想的。”15无论如何，似乎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让约克公爵监国实属贵族的无奈之举。后来几位贵族反复奏报，以年老体弱或是资历尚浅为由，要辞去议员一职，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议会和议员所谓的团结统一不过就是为了掩饰贵族间不断深化和严重的分歧，其中一些从1453冬天至1454年早已激化为猛烈的纷争。1451年9月，约克公爵曾介入邦维尔家族和考特尼家族在西南部的纠纷，如今纠纷还在继续，而且有了与王室交好的威尔特郡伯爵加入邦维尔家族之后，纠纷再度升级。1452年，轻率鲁莽的埃克塞特公爵亨利·霍兰德（约克公爵的女婿）抢占了克伦威尔勋爵（Lord Cromwell）在贝德福德郡的安普西尔庄园。克伦威尔想要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财产，结果却在1453年7月遭到埃克塞特公爵的暴力回应：埃克塞特公爵在威斯敏斯特大厅袭击了克伦威尔勋爵。于是克伦威尔想通过与有权有势的内维尔家族联姻来与其结盟，以求援助。莫德·斯坦霍普（Maud Stanhope）是克伦威尔勋爵的外甥女和继承人之一，克伦威尔将她许配给了托马斯·内维尔爵士，索尔兹伯里伯爵的次子。8月，他们在林肯郡塔特舍尔城堡举行了婚礼。埃格雷蒙特勋爵托马斯·珀西是诺森伯兰伯爵的小儿子，性情有些阴晴不定。他与其兄弟理查·珀西爵士在北上的途中袭击了这对新婚夫妇和婚宴现场。珀西家族和内维尔家族是英格兰北部最显赫的大贵族。15世纪40年代，两大家族为了争夺盎格鲁-苏格兰边荒的管辖权就已经互生嫌隙，然而现在两家关系有了剑拔弩张之势：珀西家族现任伯爵想要收复以前被克伦威尔夺取的土地，克伦威尔与野心勃勃的内维尔家族结盟则让这一想法遥不可及。此外，野心膨胀的内维尔家族也在别处大生事端。在英格兰中部，索尔兹伯里伯爵的长子理查·内维尔娶了已故沃里克公爵亨利·比彻姆（Henry Beauchamp）的妹妹也是第一继承人安妮，这让他与积怨已久的萨默塞特公爵关系更加恶化，萨默塞特公爵夫人就是安妮同父异母的姐姐埃莉诺。此时的理查凭借妻子的关系当上了沃里克伯爵，为争南威尔士格拉摩根郡（Glamorgan）的德斯潘塞（Despenser）领地而与萨默塞特公爵闹得不可开交。在沃里克伯爵的堂弟伯加文尼勋爵（Lord Bergavenney）乔治·内维尔成年之前，沃里克伯爵一直掌管着那片领地。1453年6月，国王把德斯潘塞给了萨默塞特公爵。但一直到秋天，沃里克伯爵无视国王的命令，占着德斯潘塞不走，并用武力抵抗萨默塞特公爵和达德利勋爵。英格兰中部、西南部还有南威尔士的紧张局势还在继续发酵中，北部的战事一触即发。1454年初，埃克塞特公爵和埃格雷蒙特勋爵珀西结盟。同年春天，埃克塞特公爵违抗约克公爵的任命，宣称自己才应该当英格兰护国公，之后便到北部投奔他珀西家族的盟友。5月，这群叛变的贵族企图攻占约克城，约克公爵为维护正义，挥兵北上，结果这些叛徒落荒而逃。埃克塞特公爵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寻求庇护，珀西家族成员和他们的扈从却摆脱了法庭的处罚。10月底，托马斯爵士和约翰·内维尔爵士在斯坦福桥将他们一网打尽，埃格雷蒙特勋爵和他的兄弟理查·珀西爵士被俘关在伦敦新门监狱，与此同时，埃克塞特公爵从修道院被带出，幽禁在庞蒂弗拉克特城堡（Pontefract Castle），由索尔兹伯里伯爵负责监视。

亨利六世卧病在床，约克公爵把持朝政这段时期的社会于井然有序中潜藏着危机。尽管后世的编年史家在编纂约克家族这段历史时总结认为“整整一年里，约克公爵的统治都是无私的，尽善尽美的”，当代史学家也称赞他致力于“不独裁，不谋私的统治”，然而事实是，许多百姓都把监国视为是一种有失公正的统治，此时的政府是最为不济的，护国公为己谋私，而不是为了民生。16任何政府，只要不是由公正无私的掌权人，即真正的国王统治，都会不可避免地给人留下这种印象，这是原因之一。而约克公爵在监国期间的一些行为和决策也加深了这种不好的印象。1454年4月2日，约克公爵任命索尔兹伯里伯爵为英格兰大法官，接替不久前去世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肯普。肯普大主教是兰开斯特王朝坚定的拥护者，于亨利五世时期就已经开始服务于王室。在15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早期，肯普对政事持温和态度。索尔兹伯里伯爵与肯普大主教的差距让约克公爵政权的反对者耿耿于怀。历史记载对约克公爵处理地区骚乱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约克公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平息了约克郡的动乱，而对于发生在别地的动乱，结果就不那么理想了。德比郡乡绅洗劫了威廉·布朗特爵士（Sir William Blount）的埃尔瓦斯顿庄园。对于约克公爵的传唤，他们不但断然拒绝，还强迫无辜的信使把令状、印章和带来的所有东西都吞掉。与此同时，格鲁菲兹·爱普·尼古拉斯（Gruffydd ap Nicholas）在威尔士叛乱，约克公爵镇压未果。格鲁菲兹的恣意妄为打了作为护国公的约克公爵一记响亮的耳光。实际上，约克公爵在一些地方手段还是很强硬的，例如在西南部地区，他令他昔日的盟友德文郡伯爵写保证书，老老实实不作乱。这些举措让约克公爵举步维艰，也让他失去了所迫求的支持。未经审判就将萨默塞特公爵长时间关押更让约克公爵备受谴责。1454年秋，约克公爵想对萨默塞特公爵提起诉讼，却鲜有贵族附和。

1454年圣诞节前后，亨利六世恢复意识，约克公爵第一次监国就此戛然而止。约克公爵当权所打下的政治基础就此瓦解，要求释放萨默塞特公爵的呼声越来越高。1月26日，萨默塞特公爵从伦敦塔内被释放，条件是他只能待在离国王至少20英里的地方。或许是为了宽慰一下交出政权的约克公爵，不然议会可能当场就决定释放萨默塞特公爵。权力又重回到国王和他的大臣手中。3月4日，国王主持议会，解除了对萨默塞特公爵的禁令并撤销了对他的指控。约克公爵被迫让其他贵族来仲裁他与萨默塞特公爵的纠纷。这些纠葛俨然成了他们之间的私人恩怨，而不是国家的重大问题。1454年7月，约克公爵开始担任加来总督，但国王重新掌权后就把这一职位收了回来，两天后给了萨默塞特公爵。约克公爵曾经指控萨默塞特公爵在军事上的无能，更糟糕的是，现在又看到国家最重要地区的管理权被交给了他的死对头，这对他是公然的侮辱，也反映了亨利六世要重申其权威。现在，约克公爵对国王的影响消失殆尽：3月7日，索尔兹伯里伯爵再任掌玺大臣；一周后埃克塞特公爵从庞蒂弗拉克特城堡中被释放出来；3月15日，萨默塞特公爵的盟友威尔特郡伯爵取代伍斯特伯爵当上财政大臣。约克公爵在担任护国公时给自己和盟友安排的职位和对他们的提挈现在全不作数，转由国王的宠臣瓜分殆尽。4月中旬，亨利六世和议会议员决定在位于兰开斯特公国中心的莱斯特召开大议会。约克公爵和他的内维尔家族盟友担心1447年2月的悲剧又重新上演。他们的这种忧虑不是杞人忧天，当年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受召参加伯雷议会，结果以叛国罪被抓。于是，未经国王允许，他们决定从威斯敏斯特悄悄撤离。玫瑰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 * *

1449年秋至1455年春，各种事件纠缠在一起，内战就已注定。英法战争中英格兰的失败，让兰开斯特政权内部相互指责，打破了亨利五世去世后大家同心同力、共同维护国家稳定的局面。战败还引发了百姓对国家的强烈反抗，一方面各地本身情况就特殊各异，另一方面流言和恐惧作祟，让他们更加怀疑自己的权益受到剥夺。1450年夏，肯特郡、埃塞克斯郡和威尔特郡的民众揭竿而起，不单因为压迫和暴政，还因为他们的困惑无人来解：为什么贫穷、战争还有政治危机会降临在他们的国家？充斥在他们耳边的只有谁是好顾问，谁是坏顾问、叛国者和贪官的讨论声。兰开斯特王朝过去为了加强自己的合法性，寄望于民众支持并让他们参与管理，现在却对民众的改革呼声置若罔闻。民众不是这个国家加入“喧闹”声中和呼吁改革的唯一群体。约克公爵理查从爱尔兰归来，不是因为想要改革，而是他完全被卷入近十年来国家各种决策和行为带来的恶果中，同时他也担心，曾经受到他指控的萨福克公爵和其他主要顾问会反咬他一口。1450年，约克公爵对他对手的花言巧语可能半信半疑。到了1452年驻扎在达特福德时，约克公爵已经完全相信他的政治对手是下了决心要铲除他。他已经准备好用武力来保卫自己和捍卫自己为国王进言的合法地位。在这一连串的事件中，亨利六世的表现让人费解。虽然先有萨福克公爵后有萨默塞特公爵只手遮天，但亨利六世看起来不单单只是个傀儡。在许多危机的紧要关头，他的介入改变了事情的发展导向，就像他在1453年夏天精神崩溃那样，让人感到怪异。在精神崩溃之前，他成年掌权，是位实实在在的统治者，就算大家心知肚明他缺少很多中世纪君主必备的品质，但所有臣民还是尊重着他的权威。大约17个月后，国王病愈掌权，挣脱了束缚在身上的枷锁。担任护国公的约克公爵无法维持权贵的和谐，他的统治不可避免是有失偏颇的，所以当亨利六世在1454年圣诞节前后恢复意识时，虽然只是短暂的恢复，而且很有可能只是部分意识恢复，但约克公爵政权还是倒台了。此时的国家笼罩在极端的猜忌和忧虑当中。

第二部分　玫瑰战争的进程

第3章　第一滴血：1455年圣奥尔本斯战役及之后

1455年5月22日，在圣奥尔本斯发生了一起重大历史事件。约克公爵理查及其同盟内维尔兄弟（即索尔兹伯里伯爵和沃里克伯爵）一起发动了针对保皇党的攻击。英格兰政治的本质由此发生了转变。通过对国王亨利六世展开武装暴力攻击，约克公爵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图，他们的这次行动也开启了暴力反抗君主的先河。正如1452年那样，约克公爵抗议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并非反抗国王，而是为了讨伐国王身边的叛逆者，即约克公爵的劲敌萨默塞特公爵。在这次小规模冲突结束后，萨默塞特公爵阵亡，内维尔兄弟的政敌诺森伯兰伯爵和克利福德勋爵（Lord Clifford）也同样阵亡。约克公爵通过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国王。然而，从很多方面来看，揭开玫瑰战争序幕的圣奥尔本斯战役都属于一种错误的开始，它其实预示了 “假战争”注14时期的到来：各方的主要支持者们表面上寻求妥协与和解，而绝大多数的政治精英们则试图维持一种广泛的政治共识。在亨利六世举步维艰的漫长统治期间，正是这种广泛共识确保了政局的稳定。本章内容将从为战争所做的准备以及争取和平所付出的努力这两个方面展开探讨。从首战圣奥尔本斯战役开始，直到1459年9月23日双方公开爆发冲突的这段时期内，敌对双方的态度均愈发坚定。僵持的时局迫使政治家族中越来越多的人必须要在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二者之间做出自己的政治抉择。

圣奥尔本斯战役与约克公爵第二次摄政

约克公爵在1455年5月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因素是出于对个人安危的担忧，这与他1450年行动的动机如出一辙。国王枢密院早已于4月在威斯敏斯特召开了会议，决定次月在莱斯特召开枢密院大议事会。从表面上来看，即将召开的大议事会旨在筹备“国王的安全”事宜。然而，其真正目的却极有可能是为了调解约克公爵和萨默塞特公爵之间的争端，并且其结果必然对后者有利。根据约克派贵族首领们5月20日写给大法官、大主教鲍彻的信件内容可知，他们担心自己已经被蓄意排除在了此次大会之外，并且抱怨说“我们认为有人猜忌我们”。1约克公爵还有可能受到了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的幽灵的纠缠。早在1447年2月，汉弗莱被召集到了贝里·圣·埃德蒙兹（Burry St Edmunds）开会，当即被逮捕并神秘地死去。5月初，约克公爵行踪不明，但他极有可能北上，抵达自己位于约克郡的桑德尔城堡（Sandal Castle），并在盟友内维尔兄弟的帮助下开始着手组建一支军队。朝廷的反应既拖沓又模棱两可。国王仍然身在威斯敏斯特，只是在5月18日下旨，敕令朝廷火速派兵给他。翌日，约克公爵、索尔兹伯里伯爵以及沃里克伯爵收到了盖有玉玺的信函，国王命令他们遣散军队，否则便予以没收。5月21日，在萨默塞特公爵、白金汉公爵以及少数其他勋爵的陪同下，国王及其家眷离开威斯敏斯特，启程前往莱斯特。此时，约克派勋爵们正率军驻扎在维尔（Ware）。他们就地回复了大法官命令他们遣散军队的信函，并直接给国王写了信。在信中他们表明了自己的忠心、对亨利个人安危的担忧以及他们要以正义来对抗他们的政敌和叛国者的决心，并暗示这些人就藏匿于“陛下身边”。2这封信函被交给了国王的告解神父。5月22日，此人又将这封信交到了身在国王住处的德文郡伯爵手中。后来，据说这封信函并未呈递到国王的手中，而是被萨默塞特公爵伙同两名皇室内侍托马斯·索普（Thomas Thorpe）和威廉·约瑟夫（William Joseph）事先将此信藏了起来。

此时，国王似乎做出了体现自己另类作风的一次干预。也许是出于无奈，为了安抚约克公爵及其同盟，他起用白金汉公爵取代萨默塞特公爵出任王室内务总管兼皇家军队总指挥。白金汉公爵反对在正面战场与约克军队会面，于是王室成员准备走7英里的路程，取道沃特福德（Watford）前往圣奥尔本斯，并计划于中午时分抵达。白金汉公爵也许希望，在这种情况下，约克公爵将推迟进攻并转而进行谈判，因为届时更多的勋爵和大主教将从伦敦抵达那里。然而，约克公爵早已进抵圣奥尔本斯，而且他的军队无论数量还是作战素养都比国王的军队更有优势。他们在城内静待国王军队的到来。双方随后又进行了进一步谈判的短暂性尝试，但似乎约克公爵，尤其是两位内维尔伯爵，早已下定决心兵戎相见。双方的战斗持续时间非常短暂。沃里克伯爵和内维尔的家臣罗伯特·奥格尔爵士（Sir Robert Ogle）领导下的北方军队在战斗中起到了领导作用。国王的旗帜插到了集市里，但其余的王室成员似乎无心恋战（国王身边的某些亲近人士确实对约克派满怀同情）。由于国王的一些人丢盔弃甲落荒而逃，所以战斗很快演变成了一场大溃败。国王本人颈部受伤，而萨默塞特公爵被围困在一座房屋里，当他试图逃走时被砍翻在地。虽然没有造成过多人员伤亡，但诺森伯兰伯爵和克利福德勋爵托马斯却被砍倒，可能是因为内维尔家族的人将他们二人锁定为蓄意仇杀的目标。战役结束后，约克公爵确实被勒令撰写讣闻并补偿萨默塞特公爵的遗孀，而沃里克伯爵也的确被敕令向死去的克利福德勋爵的孩子们做出补偿。此外，这场战役中的私人恩怨也因后来约克派的一位编年史作家的描述而再次得到了凸显，这位作家评论道：“当所谓的埃德蒙德公爵（来自萨默塞特郡）和勋爵们被杀死之后，战役即宣告结束。”3

圣奥尔本斯战役所带来的新政治秩序在国王重返伦敦一事中得到了突出体现。亨利六世在约克公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左右簇拥之下进入首都，沃里克伯爵身佩皇家宝剑在前开道。5月25日，圣保罗大教堂举行了庄严的王冠佩戴仪式，约克公爵将国王王冠戴在了亨利六世头上。翌日，国王颁布诏令，召集议会于7月9日开会。整个气氛在表面上是调解和安抚，所有与战争有关的讨论均被禁止。在国王一方，只有达德利勋爵和埃克塞特公爵被逮捕；约克派的勋爵们则以议会发出的一纸特赦文书而得到赦免。议会特赦文书还将此次战役归咎于萨默塞特公爵、索普和约瑟夫所采取的欺诈手段。然而，议会下议院还有少数支持约克公爵的议员，亦不可忽视；下议院议长约翰·温洛克爵士（Sir John Wenlock）曾担任玛格丽特王后的宫廷大臣，他于1454年被解除这一职务，因为国王曾对他说：“在朝局不稳之时你支持了约克公爵，而这正是他渴求的东西。”4此外，正如当时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所指出的那样，在议会将战争责任归咎于萨默塞特公爵后，“很多人感到痛苦不堪”。5一次重大的官职变动显示出政治权力已经转移给了约克公爵，至少暂时如此。约克公爵被任命为王室内务总管，并得到了从前属于萨默塞特公爵掌管的威尔士城堡的指挥权。更为重要的是，萨默塞特公爵的加来总督一职也被授予了沃里克伯爵。现在，沃里克伯爵和约克公爵开始着手处理一项棘手的事情。他们同士兵和羊毛商人们就加来要塞卫戍部队军饷的支付展开谈判，目的是确保沃里克伯爵得以接手加来这个战略意义非常重大的城镇。最后一件事务，可能是由新议会在第一次会议时颁布的，这件事务说明了议会大会的党派议程。下议院提出了一项议案，并已获得上、下议院的通过，即恢复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的名誉，并且要求做出公开声明，宣布他直至去世时都一直是国王的忠实臣子。通过把自己与格洛斯特公爵联系在一起，并很快以旧日改革先锋和反对亨利六世治下腐朽大臣的领导者之身份而再次出现，约克公爵将政治赌注压在了自己领导整个国家奔向光明前景的主张之上了。

然而，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约克公爵既不是国王又不是整个王国里“唯一的权威”，6即使皇权日渐衰弱，但亨利六世仍然还是国王。约克派似乎在同僚中得不到什么支持。这些同僚在议会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危险，遑论他们对新政治集团的贡献。或许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将真正的权力转移到他本人领导下的贵族议会，约克公爵策划实施了一系列行动，定于1455年召集第二次议会大会。这次会议于11月12日在威斯敏斯特召开，而此时全国各地再次出现骚乱。在英格兰西南部，考特尼家族与邦维尔勋爵的世仇斗争持续进行，后者因谋杀了自己的扈从——当地著名律师尼古拉斯·拉德福德（Nicholas Radford）而恶名昭彰。英格兰中部和伦敦同样也爆发了骚乱。在国王缺席的情况下，约克公爵被推举为国王在议会的副手，但下议院要求再次任命约克公爵为摄政来平息骚乱。下议院议员们提出，聆听公正请愿“肯定会使国王陛下感到过于痛苦和乏味”。7约克公爵首次摄政正值国王的精神彻底崩溃之时，当时的任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这次却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国王又一次陷入了类似的精神彻底崩溃的境地。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约克公爵及其下议院追随者们迫切要求这次任命，而全然不顾国王的精神状态有无骤然改变。下议院这个要求的传达人并非议长温洛克，而是约克公爵的扈从威廉·伯利（William Burley），且这项要求最初遭到了勋爵们的拒绝。勋爵们直到11月17日才勉强接受了任命约克公爵为摄政的决定，但条件是其任期需在上议院议员们建议下由国王予以终止。实际上，现在权力已经掌握在枢密院手中，而约克公爵则是枢密院的领导者，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约克公爵行使权力的能力仍然要受制于国王。所有涉及国王本人的“荣誉、崇拜和安全”事宜——一个故意没有进行定义的宽泛术语，枢密院都要将其告知亨利六世，且如果他选择对其决定进行更改——想必他会这样做，那么他便可以进行更改。812月13日议会休会，以方便约克公爵启程去西部处理考特尼家族与邦维尔家族之间的纷争。尽管约克公爵本人远未行至德文郡，但争斗双方很快便都被逮捕。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摄政和枢密院使国家恢复了秩序。

然而，约克公爵的雄心壮志并非仅此而已。下议院再次迫切要求通过一项恢复王室拨款的法令。从表面上看，这项法令的意图还是熟悉的曲调，即旨在恢复王室财政的健全。但它同时也寻求对王室财政支出进行限制，干预由兰开斯特公国土地构成的封地，并威胁限制王权的独立性。当1456年1月14日议会再次召开会议时，也许是受到了自己不费吹灰之力便平复了西南部骚乱的鼓舞，约克公爵对下议院恢复王室财政健全的提议表示了支持。不过一些参会的勋爵们似乎与之前一样充满敌意，所以约克公爵和沃里克伯爵到场时带了很多武装随从。约克公爵的权威有赖于其军事实力，这种观点不容忽视。同时代的研究人士则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他作为摄政和“枢密院首席顾问”的地位能否得以延续，主要取决于他能否推动议会通过下议院恢复王室财政健全以及限制未来王室赞助自由的提议。9恢复王室财政健全的建议法令几乎没有获得参会勋爵们的支持。它最终还是获得了通过，但与原先用来限制王室自由相关的部分内容已被删去了。封地受领者手中属于兰开斯特公国的土地被剥除，限制王后陪嫁金额至1万马克（6666英镑13先令4便士）的计划也终止了，国王不再被要求递交该法令的豁免申请以供下议院审查。对于约克公爵来说，这是明显的失败。他并没有像某些历史学家提出的那样，辞去摄政职务；相反，按照其任命条款，他于2月25日被国王亲自撤职。此举是完全遵照他在宗教和世俗两方面的勋爵们的建议而为的。尽管约克公爵得到了财物方面的赔偿（共计1806英镑，相当于从其首次摄政到本届议会期间他应得的总金额），但这个举措的筹划者可能是那些政治态度更为温和的议员。他们的目的一方面是对约克公爵予以安抚，另一方面是就此除去一个未来会使各方感到愤愤不平的始作俑者，而并非对他在该职位上的贡献表达真心的感谢。然而，约克公爵可能对自己被解除职务一事另有解读。他对下议院恢复王室财政健全的提议遭到了否决，同时也未能确立起自己在圣奥尔本斯战役中的胜利所预示的那种政治权势。据一项史料记载，约克公爵被解职后不久即与国王进行过争论，且在3月9日议会休会之前便离开了威斯敏斯特。

玛格丽特王后与兰开斯特家族

从1456年2月约克公爵被解除摄政职务开始，直至1459年9月新冲突的再次爆发，这段时期是整个15世纪最晦涩不明的历史时期之一。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安茹的玛格丽特王后作为政治角色的重要性在这段时期内不断增强。她成为效忠兰开斯特家族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成为对抗约克公爵的焦点人物。玛格丽特出生于1430年，是安茹公爵兼那不勒斯国王勒内的小女儿，故与法国王族在血缘上同属一脉。正因如此，她与亨利六世1444年的订婚成为英格兰和法国得以恢复邦交的重要因素。他们正式订婚后仅4天，英法两国就签订了《图尔停战协议》。自此以后直至1453年，她似乎都一直做着传统意义上的王后，居中斡旋，施恩于人，并且与萨福克公爵和兰开斯特家族的其他主要成员建立起了紧密的关系。1453年夏国王的患病以及他们第一个孩子爱德华（1454年3月15日被封为威尔士亲王）的降生改变了她的处境。1454年1月，玛格丽特王后意欲建立一套摄政体系，但却因为缺乏勋爵们的支持而受到阻碍。这不仅反映出她缺乏必要的军事领导力，反而还促成了约克公爵第一次摄政地位的确立。毫无疑问，玛格丽特从此时开始就已经把约克公爵视为整个兰开斯特王朝，尤其是她儿子的一个威胁。她最亲密的同盟萨默塞特公爵死于圣奥尔本斯战役，1456年5月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蓄意干政，赞成由约克公爵继承王位，这些都加剧了她的恐惧之心。同时代的人们承认她在反对约克公爵第二次担任摄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主要围绕着挫败下议院恢复王室财政健全的要求而展开。一位观察人士将她描述为“一位伟大的、坚韧不拔的女性，因为她不遗余力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10

1456年春，亨利六世手中仅存的权力正在迅速消失。尽管在1460年之前，政府的管理自然还是以国王的名义在运作，他本人也仍然在签署枢密院的批准文件和其他政府文件，但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权力已经掌握在了玛格丽特手中。议会解散后不久，王后便带领王子回到了她位于英格兰中部的陪嫁之地。此后，兰开斯特家族的权力就以兰开斯特公爵荣誉领地塔特伯里（Tutbury）、莱斯特和凯尼尔沃思（Kenilworth）为中心，考文垂城则成为兰开斯特家族的“首府”。8月中旬，亨利六世动身前去与王后会合。伯特伦·沃尔夫将这次中部撤退描述为“鲁莽而专横的王后的行动”。11但是，它也同样可以视作绝境中的一次尝试，其目的一方面是确保抓牢亨利六世的仅剩权力，另一方面则是保护兰开斯特家族的利益，使其免受约克公爵侵略性日益增加的图谋的破坏。尽管自身缺点明显，但亨利六世仍然还是国王。因此，控制好他本人和国王决策顾问的过程均至关重要。恐惧和谣言弥漫了1456年的夏天和秋天。社会上有谣传说，在一次武装冲突中，博蒙特子爵身亡，沃里克伯爵负伤，而约克公爵的扈从和支持者们在威尔士的暴行只会证明兰开斯特朝廷所采取的防御性措施的正当性。凯尼尔沃思城堡加强了防御，并且伦敦商人约翰·贾德（John Judde）在12月接受委托采购和置办军械和其他作战武器。

1456年10月7日在考文垂召开的大议会几乎完全是为了进一步巩固王室的统治地位。尽管约克公爵和沃里克伯爵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但主要行政职位方面的重大变化传递出来的信号是他们二人在决策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了。9月26日，王后的大臣劳伦斯·布斯（Lawrence Booth）被确立为新任大法官。这个职位掌管着政府的重大事宜（尤其是财政和人事任命方面）。10月5日，什鲁斯伯里伯爵取代鲍彻子爵成为财政大臣。6天后，鲍彻大主教则把大主教印章交给了威廉·韦恩弗利特（William Waynflete），后者是温彻斯特主教兼国王的忏悔牧师，他是一位致力于为亨利六世个人服务的人。制度上的进一步变化旨在保护兰开斯特王室利益。1457年2月新成立的威尔士亲王枢密院被授予接管祖上遗产的正式控制权。这个枢密院中包括了布斯及其兄弟约克大主教罗伯特、韦恩弗利特、汉弗莱·斯塔福德、白金汉公爵的长子、什鲁斯伯里伯爵和威尔特郡伯爵、博蒙特子爵、达德利勋爵和斯坦利勋爵。毫无疑问，这个团体企图以牺牲约克公爵及其追随者为代价来拓展兰开斯特家族的控制力。例如，在4月，归属权尚处于争议之中的阿伯里斯特威斯城堡（Castles of Aberystwyth）和卡马森城堡（Castles of Carmarthen）被从约克公爵手里收回，然后封给了亨利六世的同父异母兄弟贾斯伯·都铎（Jasper Tudor）。兰开斯特家族最为关注的仍然还是财权。1455年的议会并未给王室拨款，于是王室被迫依赖于行使他们的征发特权（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义务购买食物及其他物资），当然这种做法必定存在引发民众反对的风险，同时正是这方面的担心，导致在1456年8月至1460年7月的这段期间，国王把自己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费在了去修道院里享受那里的款待。从很多方面来看，公众和王室正常的财务机制在这些年间已经崩溃了。兰开斯特王朝已经退居幕后，政府事务的数量减少了，剩下的事项，尤其是供养王室财务所需，越来越依赖于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私有资源了。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证便是威廉·格里姆斯比（William Grimsby）的重要作用不断凸显。此人是王室的财务总管，也是国王的珠宝保管官。他自从1456年秋开始直至1457年9月亨利六世返回自己的领地和伦敦时，就经常往来于中部地区和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国库之间，取走现金以供国王用度。1458年10月，他成为英格兰副财政大臣，这反映出政府公共部门从属于兰开斯特王室的私人需求已经表面化到了何等程度。当国王1459年5月再次返回中部地区时，格里姆斯比便成为位于威斯敏斯特的政府和位于考文垂的朝廷二者之间的首席信使了。

然而，现在便认为权力已经完全转移到了王后和支持王后同威尔士王子的那些忠心耿耿的兰开斯特家族勋爵一边，这种想法未免过于简单了。在那些勋爵中，即使不是大多数，但也仍然有很多人选择了既不站在约克公爵一方也不站在那些团结在王后周围的兰开斯特家族成员一方。威斯敏斯特的枢密院照旧定期召开会议，办理公务，尽管所办公务在数量上已经有所减少了。特别是司法事务的办理似乎仍然遵照枢密院的意旨，其下设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也照旧为地方性的纠纷维持着司法公正。自1456年下半年开始，索尔兹伯里伯爵便一直缺席枢密院的会议，但11月他已返回到枢密院。约克公爵同样也在枢密院的会议磋商中起着重大作用。1457年2月或3月，参会人数众多、代表性更广泛的枢密院大理事会在考文垂召开。兰开斯特家族一派早已协商好了要在这次会议上展开针对约克派勋爵的攻击。兰开斯特家族一派的攻击以韦恩弗利特领衔，这也许是王后授意的。然而，同年8月，法国袭击了桑威治（Sandwich）的肯特港，遂终止了英格兰陷入内讧。法国的进攻恰逢国王返回伦敦，以及对大多数南部和中部郡的军事部署命令的签发。正如约翰·瓦茨所指出的那样，齐聚在威斯敏斯特会议上的贵族和教会人士可能是当时最广泛的、最全面的代表。正是这些代表发起了企图在以约克派勋爵一方和以王后及死于圣奥尔本斯战役的勋爵们的家属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达成和解。12和解最终以1458年3月所谓的“爱心日”为标志而结束。1457年11月，珀西家族被说服将他们与内维尔家族之间的争端交给枢密院仲裁，这为1458年2月28日大议会的再次召开奠定了基础。约克派勋爵及其敌对勋爵们均参加了那次会议，并且双方还促成了一项解决方案。

假如参加大议会的大多数人当时对所预计的和解心存希望，那么他们很快就感到了失望。我们随后将会明白，这里的原因之一在于，两派主要人物内心对彼此所持的恐惧和猜疑主导着他们各自的思想和行动。更为直接的一个原因在于，勋爵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似乎也受到了国王的鼓励）以及1458年3月25日“爱心日”仪式上对该方案的承认，这二者均凸显了敌对两派争端的私人本性。这反过来又损害了国王的统治。在此之前国王的统治明显无法提供一个双方都愿意遵从的高级权威。枢密院的判决实际上是把责难归咎于约克公爵及其追随者们。这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1455年议会所做的相关解释。约克派曾在战斗中流下了第一滴血，而枢密院的裁决却要求他们赔罪，即要求他们在圣奥尔本斯为死去的人们捐建一座小礼拜堂。萨默塞特公爵的子嗣和遗孀以及克利福德勋爵的子嗣均得到了赔偿，而为了终结那次争端，珀西家族因内维尔家族于1453年/1454年的行动而造成的损失却被遗忘掉了。枢密院的决定似乎默许了索尔兹伯里伯爵，而对于约克公爵来说，它代表了他没能够使自己一派的勋爵们相信他的行动是正义的。他用来改革的平台，他以叛国者来反对萨默塞特公爵的立场，以及他对公众利益的保卫，全部都降格为一种私人的争吵。“爱心日”的象征本身非常生动。索尔兹伯里伯爵与新的萨默塞特公爵携手，而约克公爵等人则与玛格丽特王后一起，他们共同进入了圣保罗大教堂。这种象征性动作明确地承认了这两派武装敌对的阵营，同时也忽视了约克公爵内心愤懑所具有的公众性质。它把这次政治危机完全简单地描述为一场私人宿怨。如此一来，也就变成了玛格丽特王后和兰开斯特家族的胜利。同时，也在同等程度上抬高了亨利六世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它解决国王重臣之间冲突的能力。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和解也永远终结了未来任何和平解决这次危机的可能性。

约克派的恐惧与失败

自1450年秋从爱尔兰返回以来，主导约克公爵决策和行动的是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恐惧。起初，他从爱尔兰返回是为了回击对自己行为不当的指控以及他与凯德起义有牵连的传言。而两年后在达特福德企图发动政变，背后的动机在于：一方面，他没有成功离间国王对萨默塞特公爵的信任；另一方面则源于一种具有合理性的恐惧心理，他害怕自己在政坛的黯然失色将造成财务方面的崩溃甚至更糟糕的后果。约克公爵第一次担任摄政和亨利六世的精神崩溃，为公爵实现自己成为国王首辅之臣的政治抱负提供了条件。同时，一旦国王不再遏止约克公爵的政敌们，那么这些条件还会使约克公爵给予其政敌更多口实。然而当亨利精神恢复时，约克公爵的命运甚至比以往更加受制于日益虚弱的国王的古怪行事风格了。在圣奥尔本斯对王室一派的攻击完全出于十足的绝望。在莱斯特召开的大理事会威胁要对他与萨默塞特公爵的争端做出不利裁决，约克公爵对此绝不能允许。尽管当时有些人预计约克公爵或许会成为改革先锋（在他死后如此预计的人更多），而且他或许也会成熟到把自己的当务之急视为与更好的国家治理这个目标相一致，但是意欲通过“宪法”途径来实现他的政治目标属于他的一大败笔，对于自己个人安危的真正恐惧驱使他最终以武力来对抗兰开斯特家族。

1456年秋，国王和王后进抵考文垂，此时便不难看出他们对约克公爵及其同盟的敌意越来越大。即使约克公爵并没有率先以暴力做出回应，但他扈从的行动就一定可以解释为一种对王权的直接攻击了。最为臭名昭著的事件发生在南威尔士。1456年夏，国王同父异母的兄弟里士满伯爵埃德蒙德·都铎从恶名昭彰的恶棍格鲁菲兹·爱普·尼古拉斯手中抢夺到了几个威尔士要塞的控制权。问题在于，其中的两个要塞——卡马森和阿伯里斯特威斯的控制权此前被交付给了约克公爵。8月，公爵的两名扈从威廉·赫伯特爵士和沃尔特·德弗罗爵士（Sir Walter Devereux）集结了大约2000人的军队，以武力攻占了这两座城堡，并囚禁了里士满伯爵。这两人被征召回答国王对此事的问询，但赫伯特却逃走了，并企图于1456年/1457年从约克公爵和内维尔伯爵们治下的边境贵族的庄园里招兵买马。赫伯特最终于1457年6月向国王自首。至今人们也不清楚约克公爵在他扈从的背后究竟做了什么，但南威尔士的这次事件确实加剧了约克派勋爵与其政敌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传言说约克公爵和年轻的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二人将在1456年10月召开的大议会上被“扣押”。13据说，11月埃克塞特公爵和萨默塞特公爵以及什鲁斯伯里伯爵企图在沃里克伯爵去伦敦的半道上伏击他，而次月考文垂市长不得不出面干预，以阻止萨默塞特公爵袭击约克公爵。赫伯特持续不断的对抗必然导致约克公爵再一次于1457年2月在考文垂召开枢密院大理事会。尽管关于此次会议议程的历史证据主要来自已在1459年11月议会上被剥夺了财产权和公民权的那些约克派勋爵，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那次会议的议程绝对不是事先预谋好要羞辱和惩戒约克公爵。在会议上，新任大法官韦恩弗利特主教控诉约克公爵损害了王国和国王本人的安危。白金汉公爵和其他议员乞求国王出面干预，并警告约克公爵及其他再次诉诸武力的勋爵——他们将在“逃跑之后”受到惩罚。约克公爵和沃里克伯爵（其父索尔兹伯里伯爵未参加此次会议）面对福音书起誓，保证以后不再诉诸“武力”。14

上述事件向约克派勋爵们传递的信号很清楚：他们在朝中的政敌正集结力量以做最后一搏。对于约克公爵来说，其处境更加险恶，因为那些与他并无关联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继续大肆宣扬他为改革先锋和跟亨利六世争夺王位的人。1456年5月，肯特郡再次爆发了由伊里斯的约翰·珀西（John Percy of Erith）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又一次把约克公爵与莫蒂默的王位继承权联系到了一起。詹姆斯二世心怀不轨地提出愿意帮助他夺取英格兰的王位，更无异于火上浇油。当约克公爵9月在伦敦逗留时，一个有关其政治野心的更耸人听闻的评论出现了：在他临时居住的索尔兹伯里主教的住宅外，出现了5个穿在木桩尖上的狗头，每个狗头的下巴上均系着一句诗，所说的意思是约克公爵，这个叛国者之子，属于一个“所有人恨之入骨的人/我的头颅也有可能被他挂在这里/因为正是他引发了这一切争议”。15约克派勋爵们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要么彻底不去参与统治和顾问过程，为其政敌留下施展空间，要么他们可以继续沿着1455年圣奥尔本斯开启的路线，再次尝试发动政变。尽管沃里克伯爵可以并已经放手退到只管理加来（他在此地发动了反对外国商人的秘密行动，讨好了伦敦人和东南部地区的人），但远离政治中心对于约克公爵来说真的称不上是一种策略。他或许真的相信自己的豪言壮语，即国王身边的某些大臣是叛国者和腐败分子，这些人欲置自己于死地并暗中破坏公众利益。但是，他的财富，作为伟大勋爵所享有的民众“崇敬”，以及他使下属顺从自己的能力，这些同样也取决于他在整个王国统治中心所处的位置。静观其变也非应对之策。

所以，当1458年初约克公爵、索尔兹伯里伯爵和沃里克伯爵抵达伦敦参加又一届大议会时，他们便采取了这样的策略。他们身后的大批随从全副武装，暗中威胁要用武力强行实施自己的政治意图，同时也是为防备其政敌萨默塞特公爵、埃克塞特公爵和珀西家族的随从。伦敦市当局做了艰苦的努力来把敌对的两派人员分开，他们雇用了5000名士兵在伦敦的街道上巡逻。然而，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那样，大议会并没有陷入暴力混乱的状态，这也许是遵从了国王的意旨，最终于3月25日“爱心日”达成了虚假和解。“爱心日”过后，约克派勋爵们滞留在了伦敦及其周边地区，而王后则再一次返回中部地区（留下亨利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圣奥尔本斯、温莎以及泰晤士河谷地区的皇家住宅之间）。然而，没过多久，反对约克公爵及其同盟的积极准备就开始进行了。王后于秋天回到了伦敦，采购武器以增强王室的武装力量，同时任命各地方官员以稳定阵营，对抗约克派勋爵们。11月，王室派人企图暗杀沃里克伯爵并几乎得手。与此同时，索尔兹伯里伯爵正式倒向了约克派一边。他坐在自己所在的约克郡米德尔赫姆（Middleham）的座位上，与他的顾问和家臣会面。他们一致同意“我们应当全力支持高贵的王子约克公爵”。16索尔兹伯里伯爵此时的决定印证了他在约克公爵及其同盟中间寻求自保的正当需求。尽管1457年索尔兹伯里伯爵的兄弟罗伯特主教死去之后，劳伦斯·布斯被委以达勒姆郡主教这一重要职位，但没有迹象能够说明朝廷有意图去削弱内维尔家族在北方的权力。然而，新任诺森伯兰伯爵珀西在王后的顾问当中脱颖而出，以及针对他的儿子们与沃里克伯爵、约克公爵的暴力刺杀事件，这些已经足以让索尔兹伯里伯爵确信：只有约克公爵获得最终胜利，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1459年5月，亨利六世与玛格丽特王后在中部地区会合。王室向数个郡派发了信函，命令各地贵族们于5月10日到莱斯特晋见国王，并且尽可能多地带来所集结的军队。“鉴于我们现在四处受敌，且敌人正水陆并进逼近我们”，17所以国王还下令采购3000根用于制作弓箭的木头。这次会见是定于次月将在考文垂召开的大理事会议的前奏，但并未召集约克派勋爵及其同盟（比如大主教、鲍彻子爵、埃克塞特主教内维尔），且指责这些人为叛国者。会议的主要议题明显与1455年相同，但这次兰开斯特家族掌握了主动权。沃里克伯爵直到9月20日才从加来抵达伦敦。现在，王后派担心的问题是怎样阻止约克派勋爵们的会合。萨默塞特公爵被派去北方跟踪沃里克伯爵，前者与之保持着安全距离进行跟踪。另一支王室军队则企图阻止索尔兹伯里伯爵与约克公爵在拉德洛（Ludlow）会合。沃里克伯爵甩掉了跟踪者。然而，9月23日，由年迈的奥德利勋爵（Lord Audley）詹姆斯和效忠兰开斯特家族的达德利勋爵率领的另一支人数多达1万人的王室军队成功阻止了索尔兹伯里伯爵的推进，地点在纽卡斯尔安德莱姆（Newcastleunder-Lyme）以南的布洛希思（Blore Heath）。战斗持续了大约4个小时，约克军队获得了最终胜利，混战中还杀死了奥德利勋爵。然而，战斗惨烈异常，索尔兹伯里伯爵侥幸逃生，他的两个儿子不幸被俘，并被囚禁在切斯特城堡中。

索尔兹伯里伯爵率军艰难挺近伍斯特，并在那里与约克公爵会合。约克公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在此地缔结了一项庄严的协议，并在大教堂签字、盖印。虽然该协议的内容现已不幸遗失，但可以推测它约定的肯定是二人相互协助，且只对国王保持忠诚。这项协议及所提出的要求由伍斯特大教堂的修道院院长和其他教堂人员呈递给了国王。约克派的协议条款重复了对兰开斯特家族一派的控诉，这些控诉成为了过往的十年内针对兰开斯特家族所进行的抨击的核心内容。他们控诉了国王身边的叛国者们颠覆公正，蚕食皇权，无视国王意愿。他们提出的补救措施给人的感觉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具有说服力：约克公爵和内维尔家族主动舍弃自己心中的不平，并坚持要求国王再次向“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伟大勋爵们”18纳谏。沃里克伯爵在伍斯特与父亲和约克公爵会合后，三位勋爵便立即退守至约克公爵控制下的拉德洛要塞。现在，妥协的希望早已荡然无存。王室提出，如果他们在6天之内投降，那么王室便向其颁布赦免令，但却被约克公爵和沃里克伯爵拒绝了。王室的赦免令并未提及索尔兹伯里伯爵，原因在于他对奥德利勋爵的死负有一定责任。鉴于近期约克派三位勋爵相互之间的承诺，该赦免令不免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如果接受这个赦免令，那么就意味着承认了自己在其中的罪责。现在，约克派已经竭尽全力。尽管他们在军事上获得了成功，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并未得到其他勋爵们的支持。在他们横跨整个国家行军进抵拉德洛要塞时，只有约克公爵的两个儿子拉特兰伯爵、马奇伯爵以及克林顿勋爵、博伊斯的格雷（Grey of Powis）陪伴随行。10月9日，召集议会11月21日在考文垂开会的文书发出。约克公爵、索尔兹伯里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并未被召集去开会。本次会议的意图似乎在于将约克派勋爵污蔑为叛国者。三天之后，王室的主会者发现，约克派的军队早已在拉德洛以南蒂姆河畔的路孚德桥（Ludford Bridge）上严阵以待了。约克军队与国王军队两军对垒。国王军队阵中旌旗招展，且列队中有至少20位议会中的贵族，这已经可以让很多人为之胆寒了。此外，由久经沙场的安德鲁·特罗普（Andrew Trollope）率领的一小支职业化军队，其士兵都来自于加来要塞，他们迅速地临阵倒戈，倒向国王阵营以求赦免。正如一位编年史作者所说，这种局面“使（约克）公爵胆战心惊，因为他看到自己阵中一些老部下弃他而去，奔向了国王阵营”。19理查公爵及其盟友决定，小心谨慎才可谓真正的勇猛。他们旋即退回拉德洛，背后留下了群龙无首的军队。他们几人就此各奔前程。约克公爵和他的二儿子拉特兰伯爵逃往爱尔兰，而索尔兹伯里伯爵、沃里克伯爵以及约克公爵的长子马奇伯爵取道德文郡和海峡群岛，奔向了加来这个安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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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奥尔本斯到路孚德桥的这段旅程既艰辛又漫长。敌对双方各自的支持者均寥寥无几：约克公爵为一方，王后和1455年被杀死的贵族的亲属们为另一方。甚至只有索尔兹伯里伯爵和沃里克伯爵参与了1458年的武装反抗国王行动（正如反对武装防御他们的贵族政敌一样），其他勋爵则很少有人愿意投身于那些非保卫亨利六世王位的事情，甚至连内维尔家族和约克公爵的政治盟友，例如诺福克公爵、邦维尔勋爵或鲍彻子爵，也都不愿意去公开挑战国王的权威。然而，他们也同样没有准备去武力对付昔日的朋友。像白金汉公爵或阿伦德尔伯爵一类的温和派贵族仍然坚定不移地支持国王，同时坚决痛恨动乱，他们于1459年秋天开始站到了反对约克派勋爵的立场之上。然而，敌对双方的党羽均已足够强大，并与对方水火不容。所以，国王如不介入，那么武装冲突便在所难免了。在解释1459年再次出现的决定性冲突最终爆发的原因时，亨利六世在1455年后的几年里没有能够拿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王室领导力，一定是其中主要的因素。自国王1437年精神状况逐渐得以恢复，他在政治上做出了断断续续的干预，其中偶尔有些还属于灾难性干预。他对1455年至1459年之间发生的事件几乎没有起到任何影响作用。其中的一个例外也许是1458年3月的“爱心日”，反映出亨利六世个人想要以和平方式和解的心愿。但是，这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糕，因为它凸显的是重臣们的个人不满而非危如累卵且涉及更广的宪法问题，而恰恰是这些问题关乎王室权威的性质和定位。1459年11月在考文垂召开的枢密院大理事会旨在玷污约克派勋爵，这看起来似乎是兰开斯特家族一派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伦敦在忠诚问题上迟疑不决，约克派控制下的加来要塞这一问题也悬而未决，整个国家已经表明不愿意在政治上支持约克公爵以及他代表公众利益的主张。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使人感到震惊，16个月后不久，亨利六世被废黜，马奇伯爵则被推上王座，成为后来的爱德华四世。

第4章　约克的胜利：第一次战争（1459～1464）

从1459年10月约克派勋爵们逃亡开始，直到1464年5月兰开斯特军队战败于赫克瑟姆，无疑是整个15世纪历史进程中发展速度最快、也最令人费解的一段历史时期。用一个现代人所熟知的比喻来形容，即：命运之轮在这段岁月里急遽转动。起初，约克公爵及其同盟明显处于运势不佳的境地。他们只是在1460年7月的北安普顿战役中才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在此之后，约克公爵非比寻常地展开了对王位的追求。同一年12月，他却在韦克菲尔德战役中意外身亡。约克公爵的死亡将其长子爱德华，即马奇伯爵，推向了世人瞩目的焦点。爱德华展现出的很多品质皆为其父所不具备。1461年3月，他登上王位成为爱德华四世。同月底，他在陶顿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捍卫了自己的王权。在随后的三年中，爱德华面对兰开斯特派的反抗于艰难中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王位。1464年5月，兰开斯特派最终被打败，而爱德华的重臣沃里克伯爵理查·内维尔凭借自己精湛的军事能力居功至伟。尽管国王和伯爵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新一轮动荡和战争的种子也就此播下。

从考文垂到韦克菲尔德

早在约克派战败于路孚德桥之前，议会就召集了1459年11月20日的考文垂会议。此次会议目的虽然是谴责约克派勋爵及其同盟，但对外并非完全号称党派会议。尽管约克公爵、索尔兹伯里伯爵和沃里克伯爵没有得到召集，但出席会议的其他勋爵们的实力却不容小觑。虽然在下议院已知的186名议员中有很多议员将以兰开斯特派支持者的姿态出席会议，但也有一小部分重要的勋爵们保持中立，甚至还有人支持约克派。会议决定以剥夺财产权和公民权的方式来惩罚这些反叛的勋爵们：他们的庄园将被剥夺，其继承人则将被取消继承权。27名反叛的勋爵全部被剥夺了财产权和公民权，但这个数量仍然少于最初商议的数量。一些显要的约克派支持者获得了赦免，例如沃尔特·德弗罗、威廉·赫伯特以及威廉·黑斯廷斯。结论一定是大多数的勋爵都希望维持普遍的一致政策，正是这种政策确保了15世纪50年代大多数时期里的和平局面。在这一点上，他们还得到了国王关键性的支持。国王曾经公开表示，所有愿意臣服的人都将获得赦免。这种表示使大家的情绪得到了平缓。对于剥夺财产权和公民权这种做法本身而言，也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因素。尽管此前也曾出现过这种手段，但像此次这样的大规模使用却尚无先例，其后果或许也会让勋爵和下议院议员们感到胆寒。所谓的《梦之警戒》（Somnium Vigilantis）这本政治宣传册的问世，也许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对剥夺财产权和公民权政策实施过程的担忧。它旗帜鲜明地开创了反对约克公爵及其盟友的先河。整个王国无论面临怎样的问题，反叛国王都属于不正当的行为。此外，约克派勋爵们不止一次地违反了他们效忠国王的誓言，现在如果不能对其施以严惩将有损害于国王的权威。这本宣传册的作者不详，但其针对的读者可能是那些像白金汉公爵一样政治态度较温和的勋爵们，甚至还有可能是国王本人。其中比较惹人注意的一点是，这本册子并没有把那些“愚蠢的下议院议员”考虑在内。尽管约克派勋爵们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开始反叛国王，但这些议员却对他们改革的要求怀有同情之心。1然而，剥夺财产权和公民权政策的最终形式保留了国王对那些愿意表示臣服的人的赦免权，这可以确凿地证明国王也更加倾向于宽赦而非严惩。

图4-1 亨利·亚瑟·佩恩（Henry Arthur Payne）于1908年绘制的这幅《古寺花园摘红白蔷薇》（Plucking the Red and White Roses in the Old Temple Gardens），描绘了这场兰开斯特家族与约克家族之间内战广为人知的景象。

考文垂议会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多少有些模棱两可。王后派完全未能将他们在路孚德桥所取得的军事胜利转化为一种决定性的战略优势，而这也进一步加强了考文垂议会所传递信息的效果。在萨默塞特公爵10月5日被任命为指挥官之地的加来，沃里克伯爵成功击退了所有的进攻企图。1460年1月，兰开斯特军队企图增援萨默塞特公爵，却因约翰·戴汉姆所率军队的突袭桑威治而受挫。戴汉姆是来自西部地区的一位骑士，他曾于前一年的10月帮助沃里克伯爵和马奇伯爵逃离了英格兰。沃里克伯爵重新得到了自己于1459年11月被困在桑威治的船只，这给约克派勋爵们带来了战略上的重大支援。随后，沃里克伯爵在加来要塞之外的纽威姆布里奇（Newembridge）击败了萨默塞特公爵，后者被迫撤退到兰开斯特派占据的奎内斯城堡（Castle of Guînes），并在那里一直滞留到1460年秋，期间再也无力干预英格兰国内事务。同样，负责在威尔士重申王权的彭布鲁克伯爵贾斯伯·都铎企图攻占由约克派占据的登比城堡（Castle of Denbigh），但无功而返。在北部，尽管索尔兹伯里伯爵的领地已被王室夺取，但这些土地实际上赐给了与他同族的从前的家臣拉尔夫·格雷爵士（Sir Ralph Gray），以便补偿给他防御英格兰—苏格兰边界地区时的开支。在北部的其他地区，内维尔家族的领地仍然完整无缺。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权力集团在财务和军事上的支持下，约克公爵在爱尔兰的处境很安全。1460年3月，沃里克伯爵行至沃特福德与理查公爵会面，并讨论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沃里克伯爵6月回到了加来要塞。不久，他的同族和副手法康堡勋爵威廉·内维尔（William Neville，Lord Fauconberg）率军再次突袭了桑威治，摧毁了准备起航到加来的一支兰开斯特舰队，为约克派的入侵占据了一个港口据点。6月26日，索尔兹伯里伯爵、沃里克伯爵和马奇伯爵在肯特郡登陆，开始向伦敦进军。约克派的目的众所周知：他们的安危受到了国王身边的叛国者的威胁，他们既为自己也为整个王国的正义而行军。他们重新发布了杰克·凯德1450年所做的一份宣言，再次强调了他们此次的行军目的。这就是所谓的《肯特郡人民章程》（Articles of the Commons of Kent）。这一章程的目的也许是在向伦敦进军的途中争取民众的支持，但它也揭示了约克派所处的政治境遇缺乏宪法层面的支撑。1450年以来政治形势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亨利六世仍然未能提供任何有效的王室领导力，整个王国处于贫困和缺乏治理的困局之中。对于国家事务的这种困境，约克派解释其原因在于朝中那些“叛国者”的腐败治理，以及那些忠于王国的勋爵们被排斥在辅佐国王的集团之外了。尽管什鲁斯伯里伯爵、威尔特郡伯爵以及博蒙特子爵已经取代了萨福克公爵和萨默塞特公爵，成为约克派勋爵们想象中的反派人物，但约克派抱怨时所使用的语气仍然司空见惯。反叛勋爵效忠国王的声明一定是被弱化了，但在政治层面上依然没有替代者。7月10日，约克军队与国王的军队在北安普顿相遇。国王的军队由白金汉公爵和什鲁斯伯里伯爵率领，国王当时也在现场。临阵倒戈再次决定了胜利的归属，里什蒙-格雷勋爵（Lord Richemond-Grey）及时向约克军队投诚，约克派大获全胜。白金汉公爵、什鲁斯伯里伯爵和埃格雷蒙特勋爵全部阵亡，亨利六世再次落在了约克派勋爵的控制之下。玛格丽特王后和她的儿子明智地选择了待在考文垂，得知战败的消息后即逃往北部地区。7月16日，胜利者们返回伦敦，他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和地位还是5年前那样：控制了国王并且以武力进行统治。他们的反应也相似：埃克塞特主教乔治·内维尔取代鲍彻大主教成为大法官；鲍彻子爵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取代了去世的什鲁斯伯里伯爵。然而，这次国王的家眷遭到了肃清，索尔兹伯里伯爵的小儿子约翰·内维尔则被任命为宫务大臣。7月30日，大法官颁布文书，召集议会于10月7日在威斯敏斯特开会。与此同时，整个王国翘首以盼约克公爵归来，人们期待着他对最近事态发展的回应。

由于未知的原因，约克公爵把自己从爱尔兰回归的时间延迟到了9月初。这可能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现在已经决定好要做的事情是多么的艰难且不受人欢迎。就在他去威斯敏斯特的路上，他将一把宝剑举在胸前，爱尔兰国王的副官经常会这样做，但在英格兰这种做法并无先例。在接近目的地时，他采用了一模一样的皇家纹章，把亨利六世的即位年号从他的信件中删除，留用的那些人不再采用他们效忠国王的条款。他所传递的信号是明显的：约克公爵到此是来继承王位的，这是属于他从母亲一脉而来的应有权利，继承自爱德华三世的第二个儿子克劳伦斯公爵莱昂纳尔。约克公爵决意继承王位的时间仍然是15世纪悬而未决的最大问题之一。当然，自1450年以来谣言便已四起。在他宣布担任王国摄政时，以及在精心制作数个家谱强调他的皇家血统时，公爵对自身地位的承认是毫无疑问的。1459年通过的旨在剥夺其财产权和公民权的法令曾宣称，公爵的一个扈从罗伯特·拉德克里夫（Robert Radcliff）曾在弥留之际揭露说约克公爵觊觎王位。在路孚德桥战役大溃败之后，约克公爵返回爱尔兰，那时他就行使了准帝王权力而并未提及亨利六世政治集团。约克公爵召集议会开会，通过一项立法将爱尔兰总督定罪为反叛者，并且还在爱尔兰铸造了另一套货币。然而，假如约克公爵在1460年3月的会议上向他的盟友挑明自己的意图，那么他将得不到多少支持。尤其是沃里克伯爵，他在北安普顿胜利后似乎以调停者的姿态示人。7月，米兰大使赞扬了他在“维护国家和平和团结”中所做的努力。而4个月后约翰·帕斯顿（John Paston）的一位通信者警告说，如果没有沃里克伯爵的引导，整个王国将“陷于衰败”。2

当约克公爵1460年10月10日抵达威斯敏斯特时，他迅速步入议会大堂。在那里，面对着参会的勋爵们，他把手放在王座上宣布“他不愿放下宝剑但要挑战其权利……没有人应当放弃自己的王位继承权”。3但与欢呼声四起的场面相反，约克公爵面对的是议员们的一阵惊慌失措。大主教鲍彻问到他是否希望见到国王，他回答说他认为没有人不应该觐见国王（指约克公爵自己）。公爵大胆甚至傲慢的举动适得其反，不仅没有取得大家的支持，甚至连他最亲密的朋友都没有支持他，更不要说当时参加会议的那些与他敌对的议员了。10月16日，他被迫递交了一份正式的书面文件。这份文件依据的完全是他从克劳伦斯的莱昂纳尔继承的血统，但是参会的勋爵们却犹豫不决，并把此事禀报给了国王。不用说，亨利六世必定会闪烁其词，他说“因为我对相关文件和史料见闻颇多”，他要求约克公爵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其继承权。4两天之后，勋爵们把此事交给了法官处理。法官宣称，涉及国王领地的事宜应由勋爵们处理而不是由他们来处理。接下来，勋爵们又将此事交给了皇家法庭的特权律师。毫不令人意外，这些特权律师也表示，法官们处理不了的事情他们也无能为力。最终，勋爵们于10月25日达成了妥协，这令人回想起了1422年的 《特鲁瓦条约》注15。亨利六世仍旧是国王，但在他死后，王位将由约克公爵及其子嗣来继承。由于当时的会议记录轻描淡写地记录了这个过程，这使得约克公爵与他昔日的盟友之间极有可能出现的激烈争吵变得模糊不清了。他想加冕为王的愿望极有可能最初就破灭了，因为大主教鲍彻拒绝参加任何加冕礼。但是，约克公爵同样还面临着沃里克伯爵的反对，这一点几乎也确定无疑。似乎可以肯定，在前一年3月的会议上，这两人就曾经商讨过约克公爵的王位继承权问题。沃里克伯爵也许最初对约克公爵的行动表示了支持。然而，当面对主教们和议会其他同仁的强烈反对时，沃里克伯爵支持约克公爵的态度发生了动摇。直到北安普顿战役为止，反叛的勋爵们起兵的根由都是为了效忠国王和为公众利益而战。约克公爵宣布自己争夺王位继承权的行动将这一切都付之东流，他的政敌现在确信持续对抗的十年全部应归咎于约克公爵的政治野心和骄傲之心。他对自己地位的捍卫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同时对效忠誓言的违反得到了国王的宽恕——他曾在15世纪50年代时承诺过避免采用“战斗的方式”，因为它们违反了上帝的意志。事实上，约克公爵一直都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这是一种似乎很少有人能够理解的情愫。

图4-2 约克郡唯一保存下来的桑德尔城堡遗迹。约克公爵理查即从此处被押赴刑场，最终于1460年12月死于兰开斯特派之手。

与此同时，兰开斯特派并没有无所事事。玛格丽特王后一直在同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谈判，请求他支援镇压叛乱，而苏格兰方面答应援助所开出的条件是取得特威德河畔贝里克（Berwick-upon-Tweed）这个城镇的所有权。10月，萨默塞特公爵从大陆返回英格兰，他与德文郡公爵一起集结军队，并与诺森伯兰伯爵、威斯特摩兰伯爵以及其他兰开斯特派勋爵会师于赫尔城（Hull）。约克公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别无选择，只能向北进军直面兰开斯特军队，并以亨利六世的名义恢复秩序，维持稳定。12月2日，约克公爵和索尔兹伯里伯爵离开了伦敦，而沃里克伯爵则镇守首都。约克公爵似乎误判了兰开斯特军队的规模，他很快便退守至自己在桑德尔的城堡。1460年12月30日，公爵的军队遭到人数更多的兰开斯特军队的围困。韦克菲尔德战役对约克派来讲是一个大灾难。约克公爵、他的儿子拉特兰伯爵以及索尔兹伯里伯爵的儿子托马斯·内维尔爵士在混战中阵亡。索尔兹伯里伯爵被俘。翌日，他在庞蒂弗拉克特被枭首。其他人则被带到了约克城，被斩首之后，他们的头颅被悬挂于城头示众。约克公爵的头颅上还被戴上了纸王冠，这也是表示对其觊觎王位的虚荣之心的嘲弄。

约克的胜利

鲁昂的爱德华（Edward of Rouen），即马奇伯爵，是幸存下来的约克公爵理查最年长的儿子。1442年4月28日，他出生于诺曼底地区的首府鲁昂。我们对他的童年时代所知甚少，但1454年时他居住在其父的封地拉德洛城堡。此前他并没有显示出对亨利六世统治集团的反对态度。直至1459年10月路孚德桥战役之后，他也身在那些逃离英格兰的人之列。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马奇伯爵陪伴他的叔叔索尔兹伯里伯爵和堂兄沃里克伯爵抵达加来。在随后数个月的艰难时期，他在那些事件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他并没有在3月去爱尔兰与其父会合。然而，他在加来初次尝到了战斗的滋味，而且显然参加了击败萨默塞特公爵的纽威姆布里奇战役。同年6月，当“加来伯爵们”在肯特郡登陆时，马奇伯爵的声誉和重要性明显得到了增长。他参加了7月的北安普顿战役，但整个秋天都待在伦敦。他既没有在9月随沃里克伯爵去中部地区，也没有在约克公爵从爱尔兰返回后陪他母亲一起去和公爵会合。我们并不十分清楚马奇伯爵对其父亲追求王位继承权一事所持的态度如何：勃艮第编年史学家让·德·沃莱（Jean de Waurin）提出，马奇伯爵最初是反对约克公爵的主张的，而且在1460年10月的协议谈判过程中一定保持了低姿态。为了纪念协议的签订，11月1日举办了庄严的王冠佩戴仪式。当时，马奇伯爵走在国王队列的最前面进行引导，而约克公爵则与国王行走在同一个队列之中。

图4-3 国王爱德华四世油画像，作者不详。（公元1540年）（©英国国家肖像馆，伦敦）

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时，爱德华正在什鲁斯伯里过圣诞节。12月，他被派往西部地区，在威尔士和边境地区的家族庄园里招募士兵。此时，沃里克伯爵则仍然在伦敦镇守首都。在接到韦克菲尔德的灾难性消息后，现在已经成为约克公爵的爱德华准备拦截向南推进的兰开斯特军队。然而，他又接到情报说，第二支军队即由彭布鲁克伯爵和威尔特郡伯爵统率的军队正自威尔士方向而来。此时爱德华所展示出来的英勇和气势成为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其行动的主要特征。他调转自己的军队，在2月2日/3日将兰开斯特派两位伯爵的军队阻截于莫提梅路口（Mortimer’s Cross），即位于列奥敏斯特（Leominster）和维格莫（Wigmore）之间罗马人早年修建的通往威尔士的道路上。在约克家族旧臣威廉·赫伯特爵士和沃尔特·德弗罗爵士的得力辅助之下，他击溃了兰开斯特军队。虽然彭布鲁克伯爵和威尔特郡伯爵逃走了，但亨利六世的继父欧文·都铎被俘，随后即被处死。据说，在这次战役开始的前一天，天空中出现了三个太阳，约克派的士兵对此非常忧虑。据说，爱德华将这种不祥之兆说成是一种吉兆，把它比作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并宣称这是上帝对他们的一种支持。后来，他还把“光芒四射的太阳”作为约克派最重要的徽章标志之一。无论这个传说背后的故事真实性如何，毫无疑问，爱德华的魄力和最后所取得的胜利为衰微的约克派事业注入了力量。

2月17日，约克派所追求的事业遭受了又一次重创。沃里克伯爵在第二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中惨败于玛格丽特王后的军队。这次的圣奥尔本斯战役的规模要比大约5年前发生的那次战役大得多。沃里克伯爵阵中有诺福克公爵、阿伦德尔伯爵、萨福克伯爵以及其他6位伯爵。约克军队具备一种自觉的骑士精神特征，其中的很多领导者早已在法国战争中成名：沃里克伯爵的叔叔法康堡勋爵曾是英格兰著名的战场指挥官之一，而肯特郡骑士托马斯·凯利尔爵士（Sir Thomas Kyriell）在法国的军事生涯较长且声名远扬。他在1450年福尔米尼（Formingy）的战役中被俘，最近获释回归。2月8日在从都城出发对抗兰开斯特军队之前，沃里克伯爵、凯利尔和另外一位长期支持约克派的爵士约翰·温洛克被选举为嘉德骑士。当然，沃里克伯爵囚禁了亨利六世本人。敌对一方的兰开斯特军队则具有鲜明的北方特色：其阵中有埃克塞特公爵、萨默塞特公爵、德文郡伯爵、牛津伯爵、什鲁斯伯里伯爵、诺森伯兰伯爵、威斯特摩兰伯爵以及其他5位勋爵。亨利，即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威尔士王子，就曾经当面授予兰开斯特家族和王室权威的合法代表地位。约克军队的战败似乎完全是因为两军人数相差悬殊。他们的通信联络也很差，导致包括沃里克伯爵本人在内的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参与到战斗当中。当天战斗结束时，沃里克伯爵正在逃亡之中，而国王已经与他的兰开斯特派支持者们再次相聚了。

兰开斯特家族进入伦敦重掌王权的道路现在似乎已经清扫完毕。但是，在这个紧要关头，伦敦市当局坚守阵地堵住了城门。他们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惧怕北方人。这些人在从大北路（Great North Road）至赫特福德郡的行军途中大肆劫掠的名声很快就传播开了。另外一种可能的原因在于，伦敦市长和高级市政人员已经坚定不移地选择了支持约克派的行动。而爱德华与沃里克伯爵在牛津郡的奇平诺顿（Chipping Norton）会师，他们一起于2月27日进驻首都伦敦。现在他们眼前只有一条行动路线：兰开斯特派杀死了约克公爵，所以他们便违反了前一年10月谈判商定的“协议”。爱德华只有取得王位才能补偿自己。由此，3月1日在圣约翰菲尔德（St John’s Field），埃克塞特主教内维尔向与会代表们宣布爱德华理应继承王位。当时的这些代表想必是推选出来且对爱德华抱有同情心的人们。与会代表被询问到亨利做国王的权利是否已经丧失，主教内维尔问他们是否接受爱德华取代亨利做国王。回答当然是接受。两天后，即3月4日的早晨，人们被召集到圣保罗大教堂外聚会。爱德华步入大教堂。在教堂的十字架下，人们又被问到是否接受他成为国王。在教堂里一片欢呼声响过之后，他步入威斯敏斯特大厅，坐在了国王宝座上，正式登上王位。随后，爱德华公开宣布了自己继承王位的权利，聚会的人群中又传出了一阵欢呼声。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宣告开始。

爱德华继承王位很突然，所采取的方式也很新颖。1460年10月的“协议”实际上承认了约克公爵合法继承王位的权利，它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如果亨利六世仍然是实际上的国王，那么事实终将会证明它不切实际。爱德华王权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原则，即：英格兰王位其实相当于新约克公爵的私人财产，并且他有权利继承王位。促使爱德华登上王位的一系列事件中最有意义的一个方面并非他被“选举”为国王，而是3月1日聚集在圣约翰菲尔德的那群人所作出的判断：亨利六世是一位在登基时举办过受膏仪式的国王，直至数月之前他一直是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为合法国王的王朝的代表。他近期行为失范，理应被废黜（主要是违反了“协议”，并谋杀了约克公爵）。当时聚集在一起的人们也只不过是对爱德华的合法王位继承权表示同意。他的“选举”，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两天前汇集在贝纳尔德城堡（Baynard’s Castle）约克派的一个小理事会的决定，即他们将支持和捍卫爱德华的王位继承权。3月4日汇集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大厅的人们对爱德华的登基欢呼雀跃，就是在比这更寻常的国王加冕仪式上，他们也同样会这样做，这位国王绝对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然而，“大众支持新国王”这种观念作为一种重要的原则出现在了约克派的政治宣传当中。约克公爵本人和后来的沃里克伯爵曾经把他们对政治权力的所有权建立在了他们代表人民大众和整个王国的基础之上；它有利于新的统治集团培养人们建立起这样的观念：爱德华“登上英格兰王位采纳了宗教界勋爵和世俗勋爵们的建议，并且得到了人民大众的推举”。5

爱德华此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个人威信。这意味着他要在战场上击败兰开斯特派。3月11日法康堡勋爵率军北上。这支军队是用伦敦民众慷慨借贷给他们的钱来提供资金支持的。两天之后，国王也离开了伦敦，诺福克公爵随行，并与驻军中部地区的沃里克伯爵会师。至3月28日，爱德华抵达庞蒂弗拉克特。翌日时值棕榈主日（即复活节前的星期天），约克军队与兰开斯特军队交锋于萨克斯顿和陶顿这两个村庄的中间地带。陶顿战役称得上是整个这场内战期间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此次战役有可能还是有史以来英格兰境内规模最大的战役。编年史作家（以及一些历史学家）曾经指出，这次战役的参战人数7.6万是不可能的数字。尽管这个数字肯定有所夸大，但是参战双方投入的总兵力一定是数以万计。这场战役是玫瑰战争第一阶段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大量政治精英参与其中（约有四分之三的英格兰贵族参战）便证明了它的意义所在。兰开斯特军队不仅在人数上超过了爱德华的军队，而且其中还占据了双方参战的贵族和绅士的大多数。爱德华阵中参战的贵族有诺福克公爵、沃里克伯爵、蒙塔古勋爵、博尔顿的斯克罗普（Scrope of Bolton）、法康堡勋爵以及菲茨沃尔特勋爵（Ford Fitzwalter）。

关于这场战役中所发生的具体情况，现在几乎找不到任何历史资料可以进行佐证。由于没有目击者的记录，所以很多历史学家只能依赖于16世纪编年史作家爱德华·霍尔编著的彩页版大事记。然而，可以清楚知道的是，这场战役发生时正值暴风雪降临。约克军队的弓箭手似乎得到了强风的帮助，他们射向兰开斯特阵中的箭的速度得到了提升，而强风却使得兰开斯特军队的弓箭齐射战术难以发挥作用。约克军队采用的攻击性战术同样值得我们注意。似乎是爱德华本人采用了这种强悍的战术，战斗进行到最激烈阶段时他也一定身在其中：内维尔主教在写给罗马教皇的特使科皮尼（Coppini）主教的书信中说，国王和其他约克派勋爵赢得了战斗的胜利，他们凭借的是其精湛的军事能力：“首先是像普通士兵一样参加到战斗之中，其次是像伟大的指挥官那样指挥、鼓舞和集结各自率领的队伍。”6战斗之初，萨默塞特公爵仅率领一支骑兵，而兰开斯特军队在人数上颇具优势，后者似乎势在必得。但是，当天晚些时候诺福克公爵率军到达扭转了战争的局势，使其朝着有利于约克派一面发展。最终，兰开斯特军队全线溃败，他们向塔德卡斯特（Tadcaster）的撤退很快就演变为一场混乱血腥的大溃败。战斗的结果对兰开斯特派而言是一场大灾难：诺森伯兰伯爵、克利福德勋爵、达克里勋爵（Lord Dacre）、内维尔、里什蒙-格雷和威尔斯（Welles）连同他们很多的家臣全部战死，而德文郡公爵和威尔特郡公爵先被活捉后被处决。战斗结束几天之后，威尔特郡伯爵的运气就到头了，他在纽卡斯尔附近被俘，并被处决。这场战役杀戮无数，当时的人们对兰开斯特派惨败的程度和意义大为震惊。对于爱德华来说，不幸的是，兰开斯特王室此前决定在约克郡静待战役的结果，当他们听到己方战败的消息后便设法悄悄地越过边境逃亡到了苏格兰。翌日，爱德华进抵约克城。接下来的几周，他的军队横扫了北方那些仍然忠于兰开斯特家族的郡。6月26日，爱德华在一片欢庆的气氛中正式重返伦敦。两天后，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登基。

约克派胜利的原因

约克派的胜利不仅突如其来，而且从很多方面来看取胜的概率原本都并不大。有很多因素可以解释爱德华四世的成功，其中既包括直接因素，也包括长期因素。首要因素当属爱德华本人所展现出来的魄力。他在伦敦表现出来的帝王气概给全城市民和那些受邀观礼其登基仪式的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最重要的一点是，正如大卫·桑提乌斯特（David Saintiuste）所提到的那样，新国王的军事领导能力在1461年2月和3月的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莫提梅路口战役和陶顿战役中作战英勇，赢得了身边人和当时的编年史作家的尊重。许多史料中都提到，危机时刻，国王的介入使约克派转危为安。在陶顿战役中，爱德华还做了一次战前动员演讲，提振了军队的士气。而在莫提梅路口战役中，他对天象的重新阐释很快就变成了约克派的一个传奇。此外，久经沙场的老兵，例如法康堡勋爵等，他们的经验和作战能力也对爱德华的军事领导力起到了辅助作用。在陶顿战役中，法康堡勋爵对弓箭术的娴熟运用愚弄了兰开斯特军队，使他们射出的箭落在了约克军队的阵前而未能造成杀伤。在上述两场战役中，约克军队成功驱使兰开斯特军队在进攻其阵线时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尽管沃里克伯爵在1461年2月的圣奥尔本斯战役中被击败，但他也同样是一位勇敢、高效的军事领导人。此外，诺福克公爵率军加入陶顿战役作战也在约克派的胜利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图4-4 留存至今的玫瑰战争战场遗迹非常罕见。这座纪念碑纪念的是1461年的陶顿战役和在此次战役中阵亡的达克里勋爵兰多夫（Randolf）。

甚至在1460年7月他们接管统治权之前，约克派就已经得益于他们控制下的王室军事资源。约克派的爱尔兰总督在与英裔爱尔兰贵族建立关系方面被授予了合法性和权力，即使这位总督每年2500英镑的薪水很少能够全额到手。沃里克伯爵拥有加来的指挥权，他对海上活动的监管便于其利用王室的公共权威在他的伯爵领地之外征税和筹集贷款。同样，内维尔兄弟控制着英格兰与苏格兰边境的西马奇地区，这使得他们可以用王室费用招募人手供其使用。索尔兹伯里伯爵自1455年起每年1250英镑的酬金相当于他按照1436年水平计算出来的土地净收入。正如迈克尔·希克斯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对那些表面上属于公共资源的控制使得约克派贵族们变成了“无比强大的大臣”，并且为其提供可以成功挑战王权的资源。7此外，就军队的素养来讲，约克派的军队占有优势。1461年早期，约克派勋爵们培养起来的自觉骑士身份也许在吸引那些具有军事头脑的人归入其麾下起到了重要作用。罗伯特·奥格尔爵士是一位达拉谟郡（Durham）的骑士。此人在内维尔兄弟和珀西爵士麾下经历了边境地区战事的洗礼。1455年圣奥尔本斯战役期间，他在沃里克伯爵麾下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时也很有可能在陶顿战役中把相当数量的边境人员带来为约克派而战。同样，沃里克伯爵和爱德华成功吸引勃艮第骑士、重骑兵和炮手来加入他们的军队，他们的力量也不可低估，这反映出了约克派勋爵的骑士精神和军事声誉。勃艮第炮手在1462年至1464年间摧毁兰开斯特在诺森伯兰地区的要塞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沃里克伯爵自1455年担任指挥官的加来要塞，在军事技能和人力方面也是约克派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中所不可或缺的。尽管路孚德桥战役中安德鲁·特罗普变节，哈姆斯城堡和奎内斯城堡也遭到兰开斯特军队的抵抗，但1460年6月，约克派贵族在肯特郡登陆时仍然有一支人数可观的加来卫戍军队护送他们。与此类似，加来——英王可以利用的最大的军械库，拥有大量的各式火炮——其军事资源有助于确保约克派政权镇压兰开斯特家族在1461～1464年间的叛乱。

约克派的军事声誉和骑士精神与兰开斯特派形成了鲜明对比。萨默塞特公爵和安德鲁·特罗普是名震欧洲的“军事天才”，除此二人之外，兰开斯特派勋爵中鲜有能力出众的军事指挥官。8还有，他们的军队很快以反骑士精神而出名，并且加深了当时人们将普通士兵视为罪犯和公众利益之敌的印象。玛格丽特王后的军队在开赴大北路途中大肆掠夺，尤其在南方人和伦敦人的心中造成了巨大恐慌。阿伯特·维特哈姆斯蒂德（Abbot Whethamstede）记录下了他们抢掠圣奥尔本斯的过程，只是在殉道者圣名的保护下，修道院才未遭到破坏。1461年2月，伦敦市民封堵城门，阻止玛格丽特王后的军队进城，这种恐惧感以及把兰开斯特军队视为掠夺成性的罪犯的认识，在他们做上述决定时起到了作用。此外，第二次圣奥尔本斯战役结束之后，兰开斯特军队指挥官们的行为强化了他们残酷且缺乏骑士精神的这种名声。他们草率处决托马斯·凯利尔爵士（一位参加过英法百年战争的老兵）和邦维尔勋爵的做法激起了所有人的愤慨。当时，其他的约克派勋爵纷纷逃亡，但这两个人却仍然留下来支持国王亨利六世。

在1461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上述这些对约克军队和兰开斯特军队的作战动机和行为表现的不同认识，显示出了约克派取得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他们在宣传战中获得了胜利。爱德华和沃里克伯爵都是“大众偶像”，后者也许更是如此。民众的支持对约克派的胜利来说功劳绝对不小，伦敦和西南地区的情形更是如此。这两个地方民众支持约克派的部分原因在于沃里克伯爵在担任加来指挥官期间的良好口碑。从1457年开始，他就对加来之外的海盗行为予以鼓励，这对于肯特郡那些经济衰微的港口而言明显是一种恩惠。沃里克伯爵热情好客、慷慨大方：他与伦敦和肯特郡的市民代表们互相交换礼物，而他的家人也以待人热情而著称。然而，更重要的是，沃里克伯爵在1459年和1460年以公众利益拥护者的身份自发地向社会进行呼吁。他的声明发布于1459年他从加来横渡海峡与约克公爵会师拉德洛的时候。声明内容与最早于1450年突显出来的那些常见的抱怨相呼应。他不仅要求铲除国王身边的叛逆者，而且要求亨利六世采纳“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伟大勋爵们的建议”以解决王国存在的问题。然而，就号召“早应公平主持的正直和公正”而言，沃里克伯爵有意在其中添加了一条宣传内容。因为明显考虑到了伦敦商界人士（在1457年8月法国袭击桑威治的情形下，这些人把进行海上防御所需的资金借给了他），所以他在约克派勋爵计划解决的问题清单中加入了“（政府）商业政策朝令夕改”和“出台新政策以避免对商人造成大的伤害”。与此类似，当1460年6月马奇伯爵、索尔兹伯里伯爵、沃里克伯爵和法康堡勋爵在肯特郡登陆时，他们重新发布了凯德1450年的请愿书，且几乎照搬了原来的版本内容。实际上，他们宣称自己侵入英格兰是应了肯特郡民众的请求，并且他们发誓要改革整个王国治理上的弊端，改变肯特郡民众面临疾苦的局面。因此，他们才向伦敦进军的。9的确，肯特郡的绅士所提供的支持为他们在次月进军伦敦并与兰开斯特军队在北安普顿交锋提供了条件。

民众对约克派的这种欢迎也转化成了至关重要的有形支持，诸如人员，或许还有更重要的资金。约克公爵在1455年圣奥尔本斯战役中获胜之后，沃里克伯爵即被任命为加来要塞指挥官。他成功做到了使戍守士兵的兵饷有了保障，并且还与羊毛商人进行了一系列复杂谈判，以免除士兵们欠这些商人的款项。到1456年2月时，王室所欠加来大宗商品商的款额大约为3.9万英镑。他们又在3月向这些商人借贷了4万英镑，用于给加来要塞的卫戍士兵发放军饷，以便保证沃里克伯爵能够顺利进入城镇。为了回应加来大宗商品商人给予沃里克伯爵的支持，1459年的考文垂议会决定禁止向加来地区出口羊毛；如此一来，商人们如果想要收回债务的话就不得不支持约克派勋爵。实际上，羊毛商人愿意支持沃里克伯爵在加来的统治也反映出他们的一种认识：约克派勋爵主导下的政府将会最大程度地服务于他们自身的利益。加来大宗商品商和伦敦的商人们不仅向约克派勋爵（特别是沃里克伯爵）提供了私人借贷，而且还提供给他们用于加来要塞军饷的“公共”贷款。据说，他们在整个15世纪60年代之所以如此死心塌地支持沃里克伯爵，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想要最终收回债务。在1460年7月到1461年4月这段关键时期内，伦敦商界为约克派提供了作战所需的资金，其提供资金的方式包括公司借款、单个的伦敦同业公会公司的预付款以及私人贷款（例如美世公司曾借给沃里克伯爵100英镑），总金额至少为1.1万英镑。同样，约克派勋爵则确保海关收入不会直接上缴王室，而是直接拨付给了这些商人，以便快速偿还所欠他们的债务。10

约克派政权的建立

爱德华在陶顿战役中的胜利以及他的加冕并没有终结反对新政权的声音。兰开斯特王室仍逍遥在外，这是一个麻烦的现实。在政界还有相当比例的一部分人仍旧效忠于旧王朝。爱德华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奖励忠实的支持者们：加封鲍彻子爵为埃塞克斯伯爵，提拔法康堡勋爵为肯特伯爵，而几位表现非常突出的约克家族和内维尔家族的家臣，例如汉弗莱·鲍彻爵士、沃尔特·德弗罗爵士、威廉·赫伯特爵士、托马斯·拉姆雷爵士（Sir Thomas Lumley）、约翰·内维尔爵士、索斯威克的汉弗莱·斯塔福德爵士、罗伯特·奥格尔爵士、约翰·温洛克爵士和威廉·黑斯廷斯爵士均被封爵。最初保卫王国的意图似乎已经成功达到。在威尔士，赫伯特和德弗罗［即现在的费勒斯勋爵（Lord Ferrers）］成功镇压了反叛。到1462年5月，他们已经攻陷了兰开斯特家族占据的卡雷格（Cregg）、凯南（Cennen）、彭布鲁克、卡纳尔文（Caernarvon）及登比要塞，只留下贾斯伯·都铎龟缩在哈雷克城堡（Harlech Castle），他在那里又坚守了7年。在北方，奥格尔勋爵很快攻占了阿尼克（Alnwick）和顿斯坦堡（Dunstanburgh）。10月，兰开斯特派位于加来哈姆斯城堡的最后一个前沿作战地区被沃里克伯爵率领的军队攻陷。1461年11月4日，爱德华首次召集议会开会。此次会议正式宣布了约克派王位继承权的合法性，把各地的“叛乱、内斗、不义、无辜的流血牺牲、滥用法律、分化、暴乱、绑架勒索、强奸以及邪恶的生活”全部归咎于1399年博林布鲁克的亨利的篡权，并强调了爱德华为父复仇时的“帝王般的雄才大略”及挫败了兰开斯特派的篡权图谋。11130名兰开斯特派显贵人物的身份被确定，很多人被剥夺了财产权和公民权。其中还包括14名勋爵，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在以武力反抗新国王。为了强调新政权致力于谋求公众利益，并把自己与兰开斯特派的无度划清界限，至少理论上如此，爱德华没有要求征税，并且还承诺要做一位慷慨大度的好君主。

然而，这些最初阶段的成功掩饰了爱德华政权面临严重挑战这一事实。1461年11月，兰开斯特派的威廉·泰尔博伊斯爵士设法夺回了位于诺森伯兰的阿尼克城堡。地方动荡也暴露出兰开斯特派对西南部地区叛乱的暗中支持，1462年年初，牛津伯爵因东盎格利亚的密谋叛乱而遭到逮捕。爱德华在春天时做出的反应属于司法的进步，确立了新政权的权威和合法性。然而，更严重的是，安茹的玛格丽特努力招募一支法国军队入侵英格兰，并向法国许诺退出加来作为交换。最初，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似乎愿意支持这样的举措，但肯特伯爵对法国海岸的突袭使得路易十一不再愿意全力支持兰开斯特派的斗争了。然而，1462年10月，大约800名法国士兵在作战经验丰富的指挥官皮埃尔·德·布雷泽（Pierre de Brézé）——此人已经因为1457年突袭桑威治而在英格兰臭名昭著了——的率领下，在位于诺森伯兰的班堡（Bamburgh）登陆。不久之后，顿斯坦堡和阿尼克双双落入入侵者及其盟友兰开斯特派的手中。沃里克伯爵及其兄弟蒙塔古勋爵快速予以应对，他们立即围攻了兰开斯特派占据的城堡。12月，这些城堡的守卫者们纷纷投降。阿尼克、班堡以及顿斯坦堡再次落入约克派手中。这些事态的发展使爱德华确信要对兰开斯特派叛军的首领实施一项绥靖政策，尤其是亨利·博福特、萨默塞特公爵和拉尔夫·珀西爵士，这些人属于第四代诺森伯兰伯爵家族中的为首人物。关于爱德华重新接纳昔日敌人这种做法的动机，历史学家们莫衷一是。但事实上最先投诚的人可能是1462年下半年时的萨默塞特公爵，当时北方的兰开斯特军队已经摇摇欲坠了。的确，这位伯爵的平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462年冬他首先在北方作战证明了自己的忠诚，随后在1463年3月才加入到了大赦之列。然而，这些决定和行为肯定不受欢迎。1463年萨默塞特公爵回到自己位于威尔士北部的庄园，周遭充斥着人们对他在约克派政权中的新角色的反对和不满之声。

如果爱德华认为与自己昔日的敌人达成和解将会为北方地区带来稳定的话，那么他很快就会认识到自己错了。1463年3月，玛格丽特王后率领兰开斯特和苏格兰方面联合组成的军队越过了边境。拉尔夫·珀西爵士立即站到了兰开斯特派一边，并在班堡和顿斯坦堡开城投降。另一位新近获得赦免的兰开斯特派勋爵拉尔夫·格雷爵士同样临阵倒戈，并向王后献上了阿尼克城堡。6月，由加来要塞和伦敦塔的武器装备起来的一支王室军队在沃里克伯爵的率领下向北方进发，计划与新近任命的中东部地区边防长官蒙塔古勋爵会师。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王室军队，并且还得不到苏格兰的援军支持，玛格丽特王后逃到了法国。沃里克伯爵和苏格兰使者展开了停战谈判。1463年12月双方同意停战，停战一直持续到次年的10月，这使得兰开斯特派叛军孤立无援。然而，叛军在次年1月士气大振，因为萨默塞特公爵违反了自己的誓言，向北方进军，并最终（在达拉谟郡侥幸逃脱）与班堡守军会师。从2月初至3月底，在拉尔夫·格雷爵士、拉尔夫·珀西爵士以及亨格福德勋爵和鲁斯勋爵（Lord Roos）的陪同下，萨默塞特公爵发动了一场战役，攻占了诺汉姆城堡（Norham Castle）和诺森伯兰郡的几个城镇。然而，命运之神不久再度干涉进来：4月25日，蒙塔古勋爵前往会见詹姆斯三世的代表在途经海哲力摩尔（Hedgeley Moor）时，遭到了萨默塞特公爵率领的一支军队的阻截。战斗持续时间很短暂：亨格福德勋爵和鲁斯勋爵逃走了，而由珀西率领的兰开斯特派先头部队被击溃，珀西战死。萨默塞特公爵和格雷逃走，并在阿尼克重新集结。但是，3月15日他们在赫克瑟姆遭到了蒙塔古勋爵、格雷斯托克（Greystoke）和维罗毕（Willoughby）所率一支约克军队的偷袭。萨默塞特公爵被俘，翌日被处以极刑。只有格雷逃脱并向班堡进军，他与另一位叛变者汉弗莱·内维尔爵士共同守卫班堡。在一阵炮火猛攻之后，班堡陷落，反叛的格雷被送上了不归路。1464年7月10日，格雷在唐克斯特（Doncaster）被枭首，他的头颅被悬挂在伦敦桥上示众。班堡的陷落标志着兰开斯特派在北方地区对爱德华统治的抗争正式结束，也宣告了玫瑰战争第一阶段的落幕。

图4-5 诺森伯兰郡顿斯坦堡的城楼和护墙。这里是1464年兰开斯特派最后反抗爱德华四世的地点之一。［蒂姆·辛普森（Tim Simpson）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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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61年3月赢得王位的战争中，爱德华四世展示出了杰出的才能和勇气。自1460年10月约克公爵宣布争夺王位继承权开始之后的这段历史时期里，敌对双方所展示的决心和残酷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而在此前的10年间这种情况却鲜有表现。1460年7月，当约克派勋爵们在北安普顿俘获亨利六世时，他们维持了自己作为“忠诚的反对派”的一个幻想，但鉴于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安茹的玛格丽特对他们所怀有的无法缓和的敌意，这种幻想最终却站不住脚。然而，约克公爵最初宣布自己拥有王位继承权的理由得不到大多数勋爵们和其他政治精英的支持。最终所签订的“协议”属于又一个无法实现的妥协，这些妥协恰恰体现了15世纪50年代的英格兰政治特征。也许自相矛盾的地方在于，约克公爵死于玛格丽特王后及其追随者之手这件事情，使得爱德华取代亨利六世的前景变为一种更加现实的可能。15世纪50年代的英格兰政坛充斥着污秽，爱德华则出淤泥而不染，他可以为父报仇，对背信弃义的兰开斯特派进行清算，堪称整个王国的一位真英雄。他在莫提梅路口战役和陶顿战役中的胜利其实既是一种战场的历练，又是对约克家族王位继承权合法性的一种确认和肯定。然而，爱德华登基后的蜜月期却非常短暂。叛乱继起，皆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政治人物在1461年时并不支持他的行动。他与昔日的兰开斯特派人物，尤其是萨默塞特公爵的和解政策，从现在来看也许是正确的决定，但当时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到1464年时，这种妥协也显示出了新政权的脆弱性。此外，最后彻底击败兰开斯特派反抗的也并非拥有“帝王般的雄才大略”的新国王，而是沃里克伯爵及其兄弟蒙塔古爵士所拥有的资源、经验以及决心。黑斯廷斯勋爵在1463年写给法国外交官让·德·兰诺（Jean de Lannoy）的信中，高度赞扬了“高尚、英勇的”沃里克伯爵在镇压兰开斯特派于北方地区的叛乱时所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黑斯廷斯勋爵写道，国王则继续享受猛追穷寇所带来的愉悦之感。尽管这个评论的准确意思尚不清楚，但它却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爱德华抛去了他的一项重大责任。约克派政权的巩固并不取决于他的努力，而取决于沃里克伯爵的奋斗。当时的人们并未忘记沃里克伯爵的重要作用，而爱德华的这位股肱之臣也在期待着得到自认为应该享有的奖励和认同。

第5章　叛乱及复辟：第二次战争（1469～1471）

兰开斯特派在北方地区抵抗活动的结束以及1465年7月逃亡中的亨利六世被俘，原本应给整个王国带来和平与稳定。尽管持不同政见的兰开斯特派仍然在国内外图谋叛乱，但他们缺乏挑战爱德华四世统治地位所必须的相关资源。K. B. 麦克法兰曾经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只有“懦弱的统治者才会惧怕强势大臣”。1

与亨利六世不同，爱德华四世在个人品性或者统治手腕方面毫不软弱，但是他的王室权威却要受限于他本人所操控的政治文化和统治机构之下。整个15世纪60年代，国王的公共权力与沃里克伯爵及其亲属内维尔兄弟的私人权力并驾齐驱，国王一方始终感觉如芒刺在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沃里克伯爵作为“强势大臣”的地位（毫无疑问在60年代他的处境的确如此）主要不是来自于他的个人领地，而是来源于国王授予他的职位所带来的资源和影响力。爱德华四世作为国王，他在外交政策、采纳大臣意见以及个人婚姻方面乾纲独断，这并非不合理，但却对沃里克伯爵的权力构成了挑战和损害，遂成为1469年内战之火重新燃起的根本原因。伯爵作为“立王者”的政治手腕、废黜爱德华四世重新拥立声誉扫地且无能的亨利六世的行为，表明了15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存在的王权不断被削弱的结构性问题。然而，爱德华四世1471年的胜利则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对强有力的王室统治的极度渴望，这也是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政治的一大特征。

爱德华四世、沃里克伯爵与伍德维尔家族

当时的政治观察者们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年轻的爱德华四世是依靠其堂兄沃里克伯爵——理查·内维尔而获得王位的，而在15世纪60年代初期，沃里克伯爵是整个英格兰最有权势的人物。圣·安德鲁斯大主教肯尼迪认为他是“位于爱德华四世一人之下的英格兰总督”。法国一位政治观察者以嘲讽的口吻调侃英格兰“有两位统治者，一位是M. 德·沃里克，另一位的名字我忘记了”。2沃里克伯爵的地位部分取决于他作为一位伟大的富豪所具备的私人权势。他凭借妻子的继承权获得了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庄园（他的爵位就是从妻子那边得到的），并且在1460年父亲去世后继承了位于英格兰北部的遗产。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地位也取决于他代表国王所行使的公共权力。到1464年时，沃里克所担任的公职之多可谓前所未有。自1455年以来，他就一直担任加来指挥官。他对加来城中军事资源的控制在1459～1461年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457年12月，为了回击法国对桑威治的偷袭，他被任命为海防总司令，军费来源是除桑威治和南安普顿这两个港口之外所有其他港口的吨税和磅税补贴。爱德华四世登基之后新的责任又落在了沃里克伯爵的肩上。担任 五港同盟注16总督和多佛城堡的总管强化了他在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势力。他还被任命为英格兰海军上将。在北方地区，他继承了其父在内维尔家族内部的关系网。他还被任命为国王的代理官员。1461年5月，沃里克伯爵收到了一纸文书，对他终身继承父亲或兄弟的公职予以确认。这些职位包括西部边境地区总督、兰开斯特公国在北部和南部地区所辖领地的首席总管，以及未成年人和叛乱者所拥有庄园的监护者。他的亲属也得到了奖赏：他的叔叔威廉·内维尔，即法康堡勋爵，被任命为肯特伯爵，并成为王室总管；沃里克的兄弟蒙塔古勋爵约翰于1462年被封为嘉德骑士，第二年又被任命为中、东部边境地区总督。为了表彰蒙塔古勋爵在北方地区的功绩，1464年5月他又被擢升为诺森伯兰伯爵。一年之后，他又得到了此前被抄没的珀西庄园资产。1466年，国王为了补偿拖欠沃里克伯爵的边境总督职位的薪水，授予他领有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荣誉，同时让他接管了蒂克希尔城堡（Tickhill Castle）、纳尔斯伯勒城堡（Knaresborough Castle）以及庞蒂弗拉克特城堡。正如迈克尔·希克斯指出的那样，这些任命“显示出了内维尔家族的决心，特别是沃里克伯爵的决心——紧抓现有的一切，并将其扩大”。3

沃里克伯爵已经成为第一伯爵，并且还是一个拥有强大势力家族的领军人物。这些奖赏为他提供了成为强势大臣所需的手段。15世纪60年代初，他自己庄园的收入大概在每年7000英镑的水平之上，而通过职务获得的薪水至少为每年5000英镑，这样一来，他的收入就是50年代约克公爵收入的两倍。此外，利用已拥有的资本，他还可以从商界特别是加来大宗商品商那里筹到贷款。1466年加来大宗商品商同意用羊毛关税资助加来要塞卫戍部队，解决了军费开支这个令人大伤脑筋的难题，而正是这个难题曾导致了前几任富有的加来指挥官最终以破产告终。沃里克的收入可以使他着手开展大规模保留人气的活动，例如随意地给他旗下的穷苦军士发放救济，并为他的家庭树立起了热情好客的名声，凸显了他作为良好贵族的身份。正如后来的一位伦敦编年史作家在记录中所说的那样：“沃里克伯爵对全英格兰的民众都非常慷慨，因为他在全国各地的住宅每天都会接待那些需要住宿和休息的人们。”4此外，即使是那些未曾分享过伯爵慷慨之泽的人也会情不自禁地对他海上防御所取得的功绩、出使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壮举，以及为公平正义和公众利益而献身的精神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沃里克伯爵堪称“大众偶像”，受到普通百姓的爱戴。如果皇家政策与他个人或内维尔家族的利益相悖，那么他就会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以及大众对其的拥戴向王室政策发起挑战。5

从1464年起，在王室政策发展动向上有两个方面可以被视为威胁到了沃里克伯爵的利益。第一个是法律顾问机构的问题。在整个15世纪50年代里，国王听取立法建议的权利以及根据他个人认为的最佳建议而采取行动的权利都受到了挑战。然而，这是英格兰政治文化的一项基本原则。约克公爵及其同盟把他们的政敌视为典型的“邪恶顾问”——这些人采用垄断法律顾问机构的手段来暗中破坏公众利益。毫无疑问，在爱德华四世当政初期沃里克伯爵和内维尔兄弟即是内阁成员的首领。他们与国王的亲近关系一方面源于他们与国王的私人及家庭关系，另一方面则起因于他们所担任的公职。在15世纪50年代的前5年里， 皇家特许状注17的见证人名单显示，沃里克伯爵、肯特伯爵（1463年去世）、蒙塔古勋爵以及大主教乔治·内维尔在见证人中居于主导地位。爱德华四世登基之初，国王和内维尔兄弟共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联盟。尽管其他内阁大臣和朝臣也因为功绩而得到了丰厚的封赏，但在这些年中他们却始终扮演着附从者的角色。国王的宫廷内侍黑斯廷斯勋爵地位显赫，而赫伯特勋爵、芒乔伊勋爵（Lord Mountjoy）和索斯威克的斯塔福德勋爵也是朝廷重臣。尽管如此，我们很难摆脱掉这样的印象：在爱德华四世执政初期，内维尔家族尤其是沃里克伯爵主导着英格兰的统治。

1464年秋天，这种局面突然发生了转变。9月在雷丁大教堂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爱德华四世宣布他在前一年5月已经和伊丽莎白·伍德维尔成婚。伊丽莎白是兰开斯特派里弗斯勋爵理查·伍德维尔的女儿，也是约翰·格雷爵士的遗孀。约翰·格雷爵士是格罗比的费勒斯勋爵（Lord Ferrers of Groby）的长子。国王的婚姻震惊一时。首先，尽管伊丽莎白的母亲卢森堡的杰奎塔是一位公主，但她自己却是一介庶民，而且还是一个寡妇。其次，这种结合意味着爱德华从此不再是那些一心想和英格兰结盟的各国诸侯的青睐对象了。最后，伊丽莎白的家族人口众多（她上一次婚姻产下了两个儿子，并有不少于12个兄弟姐妹），这必定会影响国内的政治平衡。沃里克伯爵当时正在与法国及卡斯蒂利亚王国谈判，希望能为爱德华四世谋求一位新娘。爱德华四世宣布将与伊丽莎白举办婚礼，无疑给沃里克伯爵泼了一身冷水。有足够多的历史证据可以表明，爱德华四世与伍德维尔的这场婚姻得到的更多是大家的忧虑与不安。与沃里克伯爵关系亲近的温洛克勋爵约翰向一位来自勃艮第的采访者透露说，国王是为爱情而结婚，但“事先却没有告知那些理应被召集而来进行商议咨询的人；正是因为这样，几位大勋爵感到非常不高兴，同时国王议会内的多数成员也都心怀不满”。国外的政治观察员纷纷拿这种不安情绪大做文章。威尼斯的商人们认为“大多数勋爵和民众似乎非常不满意这场婚姻”，而德国商人卡斯帕·魏因里希（Caspar Weinrich）写道：“今年冬天英格兰国王爱德华迎娶一位贵族的寡妻为王后，她在大臣们的反对声中加冕为后（1465年5月）。”61464年的 米迦勒节注18，沃里克伯爵或许曾经护卫王后进行她的第一次公开外出活动。表面上，他接受了堂兄弟的决定，但实际上也别无选择。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王后及其家族在爱德华的王室法律顾问班子中的影响力扩大，最终对沃里克伯爵的影响力和权力构成了威胁。

15世纪60年代后半期，英格兰政坛最重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伍德维尔家族的崛起。他们得到的封赏非常可观，这反映了爱德华提升他妻子家族地位的决心。伊丽莎白嫁妆的地产价值只有大约4500英镑，少于通常分配给王室配偶的价值达1万马克（6666英镑13先令4便士）的地产。然而，这处地产却主要属于位于南方的兰开斯特公国领地，因此它是一个可靠的收入来源。她的大宅第为其亲戚们提供了就业和资助来源，但她的直系亲属明显从这场婚姻中获得的好处最多。她的兄弟安东尼·伍德维尔从其妻子一方获得了斯凯尔斯勋爵的封号，也因这场婚姻而被加封为嘉德骑士。1466年王后与前夫的儿子托马斯·格雷迎娶了国王的妹妹埃克塞特公爵夫人安妮的女儿安妮·霍兰德（Anne Holland）。事实上，安妮·霍兰德此前已经与诺森伯兰伯爵继承人乔治·内维尔订立了婚约。在这10年中间，王后其他的兄弟姐妹们同样也从联姻中获取了不少好处。她的姐妹们分别嫁给了阿伦德尔伯爵、埃塞克斯伯爵、肯特伯爵、彭布鲁克伯爵，以及白金汉公爵的继承人。而她的弟弟约翰则与65岁的寡妇诺福克公爵夫人订立了婚约。至少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国王对伍德维尔家族全新角色重要性的最重要的承认，体现在对王后父亲的封赏上面。王后的父亲是里弗斯勋爵理查，他不仅得到了伯爵爵位，而且还成为英格兰的财政大臣和宫廷总管。1460年，当里弗斯勋爵和他的儿子在桑威治被约克派俘虏时，他们被带回到过加来。沃里克伯爵斥责他出身低微，同时还厚颜无耻地反对“国王至亲的勋爵们”为亨利六世提供咨询的权利。7对伊丽莎白处于爱慕之中的爱德华似乎早已忘记了这件事，但沃里克伯爵和其他约克派成员却并没遗忘此事。

在15世纪60年代后半叶，削弱沃里克伯爵地位的另一个王室政策即是外交政策。自爱德华四世登基以来，法国新国王路易十一就一直在向理查伯爵献殷勤，而伯爵也采取了亲勃艮第的政策，力主与法国结盟。然而，有证据表明，爱德华自即位之初就一直抱有重新开启英法百年战争的想法。1463年，米兰公爵和那不勒斯国王均被封为嘉德骑士，这或许就已经暗示了爱德华要联合与自己亲近的王国的君主来孤立法国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勃艮第公爵“好人菲利普”对嘉德骑士这个封号中包含的对爱德华的承诺心知肚明，所以他拒绝被晋封为嘉德骑士。国王的婚姻改变了外交形势。由于通过联姻而建立联盟已经变得绝无可能，所以1464年9月法国大使抵达英格兰时爱德华对他们甚是冷落。此外，在15世纪60年代中期，英格兰国内还存在着将国王推向与勃艮第结盟并远离法国的强大声音。英格兰商业界迫不及待地要保留住他们与低地国家之间的贸易，所以这些人的影响力不容低估。伍德维尔家族也是亲勃艮派。当然，他们通过联姻与卢森堡皇室建立起了亲戚关系。在他们的影响下，爱德华四世朝廷不断地向瓦卢瓦王朝的公爵们汲取经验。爱德华四世冷眼旁观着1465年法国和勃艮第公国之间的冲突［即所谓的“公众利益之战”（War of the Common Weal）］。但在那一年8月，“好人菲利普”的继承人夏洛莱伯爵查尔斯（Charles，Count of Charolais）的第二任妻子波旁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Bourbon）去世，因此新一轮的外交斡旋开始上演。尽管在沃里克伯爵的主导下，英法两国之间互有大使往来，但形势却倒向了英格兰与勃艮第公国结盟一边。1467年6月，“好人菲利普”的私生子安托万（Antoine）抵达英格兰，目的是与斯凯尔斯勋爵安东尼展开一场盛大的马上长枪比武。同月，爱德华四世亲自从大主教内维尔手中收回了国玺，并用巴斯暨韦尔斯主教斯蒂灵顿（Stillington）取代他做了大法官，内维尔则被降为大臣。

1467年6月15日，“好人菲利普”去世，所以在斯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举行的比武活动不得不缩短日程。这正是爱德华四世所等待的时机，目的是推进他在外交上孤立法国的计划。布列塔尼和卡斯蒂利亚王国之间的联盟得到了加强，11月，国王与勃艮第公国签订了一份贸易协议。与此同时，爱德华四世的妹妹玛格丽特现身枢密院，答应嫁给勃艮第的新任公爵查尔斯。1468年2月，这桩婚事被正式批准，而国王在5月向议会宣布了入侵法国的意图。就拨付大量税收金方面来讲，枢密院的反应比较积极，但国王的此项政策存在风险。此前，他与勃艮第人签订的贸易特许权饱受诟病，他又大量举债给妹妹购置嫁妆，并且还疏远了沃里克伯爵。到1468年年末时，爱德华四世的内外政策开始让整个王国变得不稳定起来。有关兰开斯特派密谋的传言充斥坊间：一个重大阴谋被揭穿，其中涉及到了伦敦市议员托马斯·库克爵士（Sir Thomas Cook），以及数名已经和解了的兰开斯特派人士，例如杰维斯·克里夫顿爵士（Sir Gervase Clifton）。令人感觉情况更加不祥的是，约克派死忠人士和沃里克伯爵的几位家臣（如温洛克勋爵约翰）也被暗指与阴谋有牵连。欧洲大陆上谣传沃里克伯爵正在与流亡在外的兰开斯特派人士进行秘密谈判，或者他计划立国王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为王。对于这些传言，沃里克伯爵在被召唤觐见并与国王当面交谈时甚至都不屑一顾。1468年肯特郡和英格兰中部地区爆发了动乱，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对爱德华四世一些宠臣的影响力的担忧。1469年初，托马斯·亨格福德（Thomas Hungerford）和亨利·考特尼（Henry Courtenay）在西南部地区被逮捕，随后被处决。社会上有传言说，这件事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索斯威克的斯塔福德勋爵汉弗莱觊觎考特尼的德文郡伯爵爵位。5月，这些传言得到了证实，因为当月斯塔福德即被封为德文郡伯爵。

叛乱与废黜

1469年伊始，爱德华四世的权威严重受损。他在入侵法国的政策上食言了（但仍旧以此为目的拨付税款），贪婪的朝臣们把持了王室法律顾问职权和人事任免权，而那些有权势的国王直系血亲重臣则被从他们在王国中的合法位置上排斥在外。如果说有关这种王室不当行为的赘述似曾相识，那么恰好是因为国王的政敌（以沃里克伯爵为主）下定决心要把爱德华政权描述成这样，他们又一次使用了1459至1461年间约克派勋爵们曾经使用过的那套“公众利益”言辞。沃里克伯爵决定于6月展开行动。4月，约克郡的一次起义响应者众多，其领导者是来自雷德斯代尔（Redesdale）的一位绿林好汉。这次起义的诉求听上去很熟悉（税收问题、邪恶的内阁大臣以及本地的恶政），但是其中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沃里克伯爵参与了此事。事实上，正是他的兄弟诺森伯兰伯爵轻而易举地镇压了这次起义。然而，这次起义刚刚被镇压后不久，该郡再度爆发起义，领导者是来自胡德尼斯（Holderness）的一位侠义人士。这次起义主要是由当地神职人员税收问题所引发。但是，起义者们也要求恢复珀西家族的诺森伯兰伯爵爵位。后来都铎王朝时代的编年史作家认为，这些起义的幕后推手就是沃里克伯爵，但这种推断似乎不能成立，而且约翰·内维尔也同样很快镇压了这次起义。

然而，发生在6月的第三次起义后果更为严重，并且看上去似乎确定是由沃里克伯爵所策划的。伯爵是否提前谋划了此次起义，抑或像他之前的约克公爵那样，他只不过利用了普通民众对他的拥戴之心，并把他们的不满情绪和政治平台据为己用以达到个人的目的，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起义的领导者又自称是来自雷德斯代尔的一位绿林好汉，但此人似乎曾是科尼尔斯家族（Conyers family）的成员。科尼尔斯家族成员长期以来就是内维尔家族的家臣，该家族的领头人约翰爵士是沃里克伯爵在里士满郡的管家。这次起义实际上调动了内维尔家族在米德尔赫姆的姻亲起来反抗国王。与此同时，沃里克伯爵将自己计划的第二部分付诸于行动。7月6日，在大主教内维尔、女儿伊莎贝尔以及国王的兄弟克拉伦斯公爵乔治的陪伴下，他跨海抵达加来要塞。在那里，他于7月11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克拉伦斯公爵，这明确违反了国王的意愿。翌日，叛乱的勋爵们发表了一篇檄文，“为我主的声誉和利益以及这个王国全体民众而战”。8檄文声讨了国王身边的奸佞大臣，即里弗斯伯爵、威廉·赫伯特、彭布鲁克伯爵、新德文郡伯爵汉弗莱·斯塔福德以及其他几位大臣，控诉他们贪婪成性、包庇罪犯。沃里克伯爵和克拉伦斯公爵召集其支持者们于7月16日在坎特伯雷见面，他们从那里向伦敦进发，并抵达考文垂。爱德华四世似乎颇为震惊。7月9日，他写信给自己的堂兄和兄弟，命令他们否认背叛的传言，同时调遣彭布鲁克伯爵和德文郡伯爵北上迎战叛军。7月26日，彭布鲁克伯爵的军队在班伯里（Banbury）附近的艾治考特（Edgecote）被击溃，他本人随后被押送至北安普顿并被处死。德文郡伯爵在战前即逃走，但很快便在布里奇沃特被一群暴民杀死。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来：里弗斯伯爵和他的儿子约翰·伍德维尔爵士双双被俘并被处以极刑。众叛亲离的国王遭到大主教内维尔的截击，后被带往沃里克城堡。

1469年8月初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与1460年7月的情形相同，当时约克派勋爵在北安普顿战役中俘获了亨利六世。之后，叛军有能力——至少暂时如此——做到挟天子以令诸侯以进行他们的统治。沃里克伯爵和克拉伦斯公爵似乎尝试采用相同的做法，他们召集议会于9月22日在约克郡开会。然而，此时的情形却大不相同：爱德华四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国王，而曾经被约克派勋爵在1460年成功运用的“为公众利益而战”的口号早已在政治精英中失去了号召力。沃里克伯爵发动的叛乱或许已经被人看透，它本质上就是一种稍作掩饰的阴谋，企图除掉自己在内阁和朝廷中的政敌，以再次确立其在王国中的地位。不断升级的各地骚乱显示出这位“立王者”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无能，最严重的是，由汉弗莱·内维尔爵士领导的又一场力挺兰开斯特家族的叛乱在北方爆发。汉弗莱·内维尔爵士是沃里克伯爵的亲戚，且属于内维尔家族地位较高的一个支脉。发动这场叛乱的动机既是由于汉弗莱爵士对其米德尔赫姆亲戚们的痛恨，同样又是由于希望看到亨利六世重登王座。爱德华四世和沃里克伯爵同时率军北进镇压了叛乱，并于9月29日在约克郡处死了汉弗莱爵士和他的兄弟查尔斯。10月，沃里克伯爵和克拉伦斯公爵被迫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双方达成了某种和解，爱德华四世重返伦敦并恢复了王权。从1469年11月至1470年2月国王重新进行了人事任免。伊利主教威廉·格雷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沃里克伯爵或许接受了这个任命，但其他的职务变化则反映出伯爵的权力在缩水。国王的弟弟格洛斯特公爵理查成为王室总管和南威尔士首席政法官。最具意义的是，年轻的亨利·珀西从伦敦塔里被释放出来。3月1日，他重新得到了自己的封地，而在这个月底之前沃里克伯爵的兄弟约翰·内维尔被革去了诺森伯兰伯爵爵位。尽管表面上呈现出一派和解的氛围，但毫无疑问到1470年春天时，爱德华四世最终下定决心要削弱沃里克伯爵的权力。格洛斯特公爵不仅对伍德维尔家族充满了仇恨，而且他还谋杀了里弗斯伯爵，这些亦已成为双方实现长期和解所难以逾越的障碍。这种情形正如同15世纪50年代早期，约克公爵与萨默塞特公爵之间的对抗打破了任何和解的希望一样。正如约翰·帕斯顿爵士1469年10月所观察到的那样——“国王本人对克拉伦斯公爵、沃里克伯爵、约克勋爵（即大主教内维尔）以及牛津伯爵都有很好的评价，并且说他们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但他的家人对他们则有另外一种看法”。9

然而，到1470年3月时，人们趁着王室统治不稳之时用暴力来解决自己与他人的争端，导致各地骚乱再一次大肆盛行。其中一次争端发生在林肯郡。韦尔斯勋爵（Lord Wells）理查德携其子罗伯特爵士及其女婿攻击了托马斯·伯格爵士（Sir Thomas Burgh）位于盖恩斯伯勒（Gainsborough）的庄园宅邸。然而，伯格是国王马队的总管，于是爱德华四世选择这次争端重申自己的权威。韦尔斯勋爵遵照国王的旨意觐见国王，但罗伯特爵士不仅拒绝觐见国王而且还煽动大众发起叛乱。据他后来供述，该郡的起义源于这样的谣言：国王和伯格正筹划严厉制裁林肯郡的民众。散布这些谣言的人正是克拉伦斯公爵的家臣们。很明显，反叛的勋爵们计划利用林肯郡的起义事件来达到各自的目的。3月12日，在拉特兰郡艾姆平汉姆（Empingham）附近进行的罗斯考特荒原战役中，叛乱者的队伍被国王的军队打垮。他们高喊着“克拉伦斯！克拉伦斯！沃里克！”这样的战斗口号。然而，他们最终却无法抵挡军纪严明的王室军队，在两军相接前的一阵炮火之后便四散逃命了。10韦尔斯勋爵被俘，他在供述中痛斥那些反叛的勋爵们，宣称这些勋爵想把克拉伦斯公爵推上王位。爱德华四世此时挥师北上，迎战沃里克伯爵的支持者们。其间，博尔顿的斯克罗普勋爵和约翰·科尼尔斯爵士归降了国王。3月24日，国王宣布克拉伦斯公爵和沃里克伯爵为叛徒，并把沃里克伯爵的兄弟约翰·内维尔擢升为蒙塔古侯爵。这样的提拔部分原因是为了对他失去诺森伯兰伯爵爵位做出补偿，另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表彰他的忠心。然而，沃里克伯爵和克拉伦斯公爵却逃过了爱德华四世的疯狂进攻。他们从德文郡扬帆起航，在南安普顿港无法抛锚登陆，转而又驶向加来港登陆却遭到守军的拒绝（国王已任命沃里克伯爵的副手温洛克勋爵约翰为加来指挥官）。5月1日，叛乱的勋爵们最终在法国的翁弗勒（Honfleur）登陆，并在那里寻求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援助。

接下来几个月事态的发展在整个15世纪来说都堪称意义非凡。路易十一设法说服逃亡中的安茹的玛格丽特，希望她能接受与其昔日的政敌沃里克伯爵和克拉伦斯公爵达成和解。他也劝说“立王者”支持此刻仍在伦敦塔里饱受折磨的亨利六世复辟。玛格丽特同意儿子爱德华迎娶沃里克伯爵的小女儿安妮，而克拉伦斯公爵对获得约克公国的领地和头衔十分满意。7月22日，沃里克伯爵和玛格丽特王后在昂热（Angers）正式达成和解。沃里克伯爵被戏剧性地安排屈膝下跪15分钟，乞求宽恕，因为毕竟他是“国王亨利六世、她以及她的儿子沦落到这一步的罪魁祸首”。沃里克伯爵为他的主张辩护，声称“这只不过是一位走投无路且愤怒的贵族的无奈之举”，但这一切都是逢场作戏、故作姿态而已。对于“昂热协议”的签约双方来说，这种行动皆是权宜之计，就好比是一场“形式婚姻”。反叛的勋爵们起草了一封写给全英格兰“真正的民众”的公开信，声明了他们支持亨利六世的行为的合理性不是基于王朝的合法性，而是通过15世纪50年代的那种言辞：他们强调自己致力于“维护皇权和整个英格兰的公众利益，谴责对贫穷人民的欺诈和压迫”。11毫无疑问，这些都只是空洞的说辞，然而英格兰国内当局还是禁止了这封公开信，这不仅显示了公众利益这种观念的力量，而且还说明了沃里克伯爵在国内仍然很受欢迎。爱德华四世的确应当保持谨慎小心。8月初，英格兰北部又爆发了起义，领导者是沃里克伯爵的同盟菲茨休勋爵（Lord Fitzhugh）亨利。国王迅速应对，他携带家眷，率军北上镇压起义。起义最终被镇压了下去。9月10日，爱德华对包括菲茨休勋爵在内的起义军领导者颁发了赦免令。然而就在三天之后，当国王仍然身在约克郡时，沃里克伯爵和克拉伦斯公爵在贾斯伯·都铎（兰开斯特派的彭布鲁克伯爵）和牛津伯爵的伴随下，率领军队在德文郡登陆。

沃里克伯爵率军抵达英格兰后迅速展开行动。他稍事整顿炮兵部队，然后进军考文垂。沃里克伯爵的归来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肯特郡民众群起支持这位伯爵，而索尔兹伯里伯爵和斯坦利勋爵托马斯也加入了叛军的行列。最重要的是，蒙塔古侯爵（其东中部边境总督的职位近期已被诺森伯兰伯爵取代）最初代表爱德华而征集军队，后来却无视国王的召唤而加入了他兄弟的阵营中。爱德华四世现在的处境已是山穷水尽，他根本无力去挑战蒙塔古侯爵，更别说沃里克伯爵不断壮大的军队了。他不得不逃亡金斯林（King’s Lynn），10月2日又从那里乘船前往荷兰，而随行的只有里弗斯伯爵安东尼、黑斯廷斯勋爵威廉、塞伊勋爵威廉以及少数家眷。敌对的汉萨同盟的一只船队差点将他们俘虏。后来，他们在特塞尔岛登陆，并受到了格鲁修斯勋爵（Lord Gruthuyse）布鲁日的路易的保护。此人此前曾担任过勃艮第公国驻英格兰大使。同时，10月3日，大主教韦恩弗利特护送虚弱的亨利六世走出伦敦塔。三天后，沃里克伯爵率军进驻伦敦，并向复辟的国王亨利六世表示臣服。

爱德华四世的被废黜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转折性事件。当时的一些人责怪爱德华四世，说他任由沃里克伯爵建立个人的军事优势，而且本可以阻止菲茨休勋爵发动的叛乱进一步发展。国王恢复珀西家族诺森伯兰伯爵的头衔而疏远了蒙塔古侯爵，可能最终导致后者与自己的兄弟沃里克伯爵沆瀣一气。然而，爱德华四世在整个15世纪60年代也曾经倚重忠心耿耿的蒙塔古侯爵，同时他也需要珀西家族对北方边境进行有效的治理。1469年至1471年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明显源自于沃里克伯爵个人的政治野心，但要说15世纪60年代“爱德华四世之所以失掉自己的王位……是因为他管理不当”，就等于忽视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观点，而反叛勋爵们的宣传又给这种观点火上浇油：国王纵容奸佞之臣颠覆正义并且破坏公众利益。12爱德华四世选择了一场不明智的婚姻，并且对议会税收问题表现的漫不经心，而他的外交政策置其肱骨大臣的建议于不顾。此外，亨利六世本人则构成了一个与爱德华四世并存的权力中心，并且他还是约克派国王的合法替代者。然而，不管是亨利六世还是沃里克伯爵，均缺乏贵族和地主阶级的支持，而且很少有人相信“立王者”的言辞，也几乎没人相信亨利六世会是一位有能力的君主。

爱德华四世的复辟

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是爱德华四世的妹夫，他对爱德华四世的态度至少在最初时是比较冷淡的。他和他的父亲曾经在1459～1461年间支持过兰开斯特家族。尽管他在1468年迎娶了爱德华四世的妹妹，但勃艮第公爵宅邸现在却在款待流亡中的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德·博福特，他是1464年在赫克瑟姆被处死的公爵的兄弟）和埃克塞特公爵。不过，查理公爵担心沃里克伯爵和路易十一签订的协议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有关英格兰对勃艮第宣战的承诺，而他的这种担心完全是对的。到11月时他开始表现出对他的约克派客人们非常热心。随后的一个月，路易十一撕毁了《佩隆协议》（the treaty of Péronne），并宣布查理在法国的领地被没收。勃艮第公爵已经别无选择：12月31日，他划拨给爱德华四世两万英镑，资助他夺回王位。三天之后，爱德华四世应邀前往坐落在艾尔河畔的公爵宅邸。在得到勃艮第公爵的支持后，爱德华四世开始着手组建一支舰队，到了2月19日，一支由36只战船组成的舰队整装齐备，准备从弗拉辛（Flushing）扬帆起航。

与此同时，英格兰国内的复辟政权抓紧维护它的权威。亨利六世成为一个可悲可怜之人；他极少公开露面，这似乎进一步削弱了朝臣们对他的信心。他在第二次统治期间的5个月内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伦敦的宫殿里与主教一起度过的。沃里克伯爵主持大局，等待玛格丽特王后和爱德华王子归来。约克大主教乔治·内维尔官复原职，蒙塔古侯爵又一次被任命为东中部边境总督。然而，很少有其他方面的党派性举措上的表现。几位约克派显贵人士（包括伊丽莎白王后）逃到了避难所里，但是只有伍斯特伯爵被处死，而其他很多人包括诺福克公爵、鲍彻兄弟、戴汉姆勋爵，甚至王后的弟弟理查·伍德维尔爵士全部都与新政权达成了妥协。克拉伦斯公爵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占据着一个奇特的位置：据一项历史资料记载，亨利六世的支持者们对他怀有“极大的怀疑、鄙夷、蔑视和痛恨”，他们想“置他和他的血亲于死地”，直到1471年2月，他才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13沃里克伯爵以亨利六世的名义召集议会于1470年11月26日在威斯敏斯特开会。此次会议的记录未被保存下来，但似乎并未取得什么成果，只有爱德华四世和他的兄弟格洛斯特公爵被剥夺了财产权和公民权。很多政治精英在复辟期间似乎都隐退了，并且在支持新政权方面表现得犹豫不决。各地军政方面的领导权都集中在少数勋爵的手中，主要有克拉伦斯公爵、蒙塔古侯爵、牛津伯爵、彭布鲁克伯爵、沃里克伯爵以及博尔顿的斯克罗普勋爵等人，而爱德华四世的很多家臣和那些在15世纪60年代受封赏的人显然缺席了这次议会会议。然而，对于少数像苏塞克斯郡的绅士约翰·卢克诺尔爵士（Sir John Lewkenor）一样的人而言，复辟带给他们的是机遇，使他们有机会恢复自己曾于60年代失去的本地财富和地位。很多土地所有者按兵不动，静待兰开斯特派的流亡者从法国归来。

3月11日，爱德华四世及少量的支持者们（可能不到2000人）从荷兰启航。翌日，他们在克罗默登陆时遭到了忠于牛津伯爵的军队的阻止。3月13日，他们最终在亨伯河河口的渡鸦岔口（Ravenspur）抛锚。爱德华四世故意重演了1399年的事件，他宣称自己返回英格兰仅仅是为了重掌约克公国。他在辩白时还展示了诺森伯兰伯爵的一封支持信函。如此一来，爱德华四世便避免了在约克郡征兵这件事情上即刻遭受失败。爱德华四世进入了约克城，但正如约克派名为《降临》（The Arrivall）的记录文件所显示的那样，他基本没有招募到什么人。然而，关键是蒙塔古侯爵没有反对他，这也许是因为他本人的忠诚危机，但更有可能是因为北方的贵族们不会遵从他的召集，而是唯诺森伯兰伯爵马首是瞻。诺森伯兰伯爵按兵不动，正好为爱德华四世提供了“正确且重要的服务”，使约克军队能够进抵中部地区。爱德华四世在中部地区开始有支持者加入，詹姆斯·哈灵顿爵士（Sir James Harrington）和威廉·帕尔爵士（Sir William Par）从诺丁汉带来了600人，从莱斯特带来了3000多人。他们进军考文垂迎战沃里克伯爵的军队。144月3日，爱德华四世避开沃里克伯爵而与他的兄弟克拉伦斯公爵单独会面并达成和解，这件事起到了关键作用。面对着敌人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沃里克伯爵不再恋战而是向南方撤退。4月11日，约克军队进抵首都。亨利六世不久后被俘，并被送回伦敦塔（与大主教内维尔一起）。爱德华四世与伊丽莎白王后重聚。肯特郡的援军已抵达，两天后约克军队离开伦敦，进军沃里克伯爵所在的圣奥尔本斯。

4月14日时值复活节。这天清晨，两军在巴尼特城外对峙。双方参战军队的人数仍然不够明确，但沃里克伯爵的军队可能在人数上占优势。约克军队选择在距离沃里克伯爵军队阵线很近的地方扎营，目的是为了避开沃里克伯爵军队火炮的攻击。这些火炮尽管起不到作用但还是彻夜轰鸣。凌晨4点刚过，尽管大雾弥漫，但爱德华四世开始主动进攻。这也是他在1461年战争中所展示出来的娴熟作战能力和英勇无畏精神的再一次体现。也许是由于约克军队在夜间的部署，双方军队的排列并不齐整。在约克军队的左翼，黑斯廷斯勋爵率军与牛津伯爵的军队交战，而在兰开斯特军队的左翼，格洛斯特公爵的军队闯入了由埃塞克斯伯爵率领军队的侧翼。然而，爱德华四世在中军坚守阵地，正如《降临》所告知我们的那样，国王“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无畏地猛烈斩杀敌人，敌军纷纷倒在他的面前，他左冲右突，势不可当”。这场战斗惨烈异常：约克派一方的克伦威尔勋爵和塞伊勋爵在混战中战死，格洛斯特公爵和里弗斯伯爵负伤；而在兰开斯特派一方，蒙塔古侯爵被杀死，埃克塞特伯爵也几乎丢了性命。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沃里克伯爵的士兵错把牛津伯爵军队的“星星和条纹”徽章当成了爱德华四世军队的“太阳和条纹”徽章而进行了攻击，致使牛津伯爵军队的士兵高喊着“叛变了”而四散逃去。当战斗不利于兰开斯特军队时，“立王者”沃里克伯爵本人也被杀死了。根据《降临》的记载，“形势急转直下”。15牛津伯爵设法逃到了苏格兰，埃克塞特公爵逃到了伦敦避难，但后来于5月26日被抓住，并被囚禁于伦敦塔。在3个小时的战斗中，爱德华四世展示出了过人的军事能力，并借此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王者权威。

但是爱德华四世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还有玛格丽特王后和她的兰开斯特派支持者们这件小事情需要他去处理。在爱德华四世于巴尼特击败沃里克伯爵的同一天，兰开斯特派流亡者最终从法国归来，他们在韦茅斯（Weymouth）登陆。听到“立王者”死去的消息后，玛格丽特王后下决心继续战斗，并向威尔士进军，到那里与贾斯伯·都铎的军队会师。爱德华四世又一次展示出了非凡的能力。那些曾参加巴尼特战役的将士已经十分疲惫且很多人还负了伤，但国王选择在温莎的嘉德教堂与将士们一起庆祝圣乔治节，以此来鼓舞士气。他率领5000人的军队从此地向西部进军。5月1日，约克军队抵达马姆斯伯里（Malmesbury），而兰开斯特军队驻扎在布里斯托尔，玛格丽特王后在此地得到了增援军队和火炮。约克军队随即迅速行军，以防止兰开斯特军队横渡塞文河抵达威尔士。格洛斯特城的守军拒绝让他们进城，玛格丽特王后被迫尝试从图克斯伯里穿过。爱德华四世率军紧追敌军，约克军队每天的急行军距离达到了惊人的35英里。当兰开斯特军队发现洛尔罗德河边的浅滩根本无法穿行时，他们便被迫与约克军队作战。爱德华四世的运筹帷幄才能远胜于对手，玛格丽特王后的军队不得不按照他的方式被动应战。

1471年5月4日进行的图克斯伯里战役对于爱德华四世来说属于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主动进攻的约克军队采用了传统的三“方阵”或队形部署：先头部队由格洛斯特公爵率领，国王坐镇中军，殿后的则是黑斯廷斯勋爵。兰开斯特军队也采取了类似的阵形：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德·博福特率军与格洛斯特公爵对阵；沃里克伯爵的前任加来总督温洛克勋爵对阵爱德华四世；而新近恢复德文郡伯爵爵位的约翰·考特尼（John Courtenay）迎战的是黑斯廷斯指挥的军队。约克军队的一阵重炮轰炸促使萨默塞特公爵进入战斗，萨默塞特公爵带队直取爱德华四世的中军，以求直击要害，速战速决。国王在格洛斯特公爵阵中士兵的掩护下削弱了萨默塞特公爵的主动进攻。接着，200名约克重骑兵进攻兰开斯特军队侧翼，萨默塞特公爵的进攻旋即失败。接下来，兰开斯特军队出现大溃败。德文郡伯爵和温洛克勋爵在战斗中被杀死（温洛克有可能是被萨默塞特公爵杀死的，后者因对前者在自己发起的进攻中没有进行支援而无比愤恨，并指责其叛变）。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即爱德华王子）在逃离战场时被杀死。萨默塞特公爵本人逃到了图克斯伯里教堂躲避，但两天后即被拖出教堂，并且很快就和兰开斯特派其他显贵俘虏一同被处决。玛格丽特王后所追求的目标宣告失败，她企图找到一处避难之地，但却在5月14日也被爱德华四世拘禁了起来。

图5-1 此画展示的是1471年4月14日的巴尼特战役的场景。这幅画的底稿来自于15世纪后期的根特（Ghent）（图片来源于根特大学图书馆，编号MS236）。这幅中世纪的画作描绘了爱德华四世（骑着战马，戴着王冠，位于画面左侧）正在用长矛刺向沃里克伯爵身上的盔甲的场景。

图克斯伯里战役并没能终结人们对爱德华四世复辟的反抗。4月底，里士满郡的民众群起而支持亨利六世，但当他们听到兰开斯特军队战败的消息时，爱德华四世也正准备挥师北上镇压他们，于是他们便向诺森伯兰伯爵投降。沃里克伯爵的私生子堂兄——法康堡的巴斯塔德（the Bastard of Fauconberg）的反叛后果更为严重。他负责在英吉利海峡巡防，当得知沃里克伯爵在巴尼特战败之后便返回到了加来。他带领300名守备士兵渡海抵达肯特郡。他的兵员在那里得到了从五港同盟和坎特伯雷城招募来的士兵的支持。5月12日他开始进攻伦敦城。里弗斯伯爵和达德利勋爵顽强守住了伦敦塔和伦敦桥，法康堡的巴斯塔德只得撤退至布莱克希思。6天之后国王军队紧逼而来，法康堡的巴斯塔德及其追随者们又被迫撤离。5月21日，爱德华四世胜利进入首都。当时只有一件悬而未决的事情：怎样处置亨利六世？这位前任国王现在还被关在伦敦塔里。根据《降临》的记载，当听到儿子在图克斯伯里战役中死去之后，“他极度绝望，无法释怀”。实际上，“他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并于5月23日在愤怒、悲痛和郁郁寡欢之中离开了人世”。16历史的真实情况可能没有这么富有戏剧性，爱德华四世不会允许这样一支拥有合法王位继承权的王室血脉继续存在下去，所以他当时几乎是立即下令处死了亨利六世。

图5-2 图为现代画家克里斯·科林伍德（Chris Collingwood）创作的描绘巴尼特战争的画作。画面中呈现的是战场的中心地带，爱德华四世冲向了埃克塞特公爵亨利·霍兰德的旗帜；在画面前的显著位置处，约克家族的士兵们与兰开斯特家族的士兵们正在近距离作战。

* * *

1469～1471年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同时体现了中世纪后期英格兰政体的优点和劣势。一方面，王室不仅在财力方面相对较弱，而且要依靠权贵来分担军事防御和司法领域的权力。这种局面为“强势大臣”的涌现提供了机遇，也给国王的权威带来了威胁。如此一来，在15世纪中期的英格兰，国王们不必要刻意“弱势”便能够与他们重臣们的野心产生冲突。爱德华四世在15世纪60年代犯了错误，也可能在政治判断上过多地放任了自己的青春激情，但他最大的失误之处仅仅在于忽略了沃里克伯爵的政治期许，打击了他的雄心壮志。

沃里克伯爵理查·内维尔是玫瑰战争时期最神秘莫测的历史人物之一。此人雄心勃勃、志向远大。到15世纪60年代后期时，他明显地把自己视为国际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地位可与王储比肩，并扮演着“立王者”的角色，当时的人们将他看作骑士和骑士精神的一个典范。1460年时的诗歌赞美他是“高贵的骑士和伟岸的绅士”，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期，伯爵都在倾力打造这种形象。17这种形象可能属于一种自我塑造的形象，其生命力很持久，一直延续到都铎王朝时期。现实中的沃里克伯爵是一位能力有限的军事指挥官，他在1461年圣奥尔本斯战役中败给了兰开斯特军队，在巴尼特战役中又败于爱德华四世之手。他很少能够展示出同时代很多军事领导者所具备的个人军事能力。然而，他却是一位高明的政客，对15世纪中期政治文化的转型了如指掌。他能够对公众利益这种观念加以利用，并且调动普通民众对王权的性质、职责和构成的迷惑性理解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他也许超越了同时代的任何人。而在这样做的同时，他或许忽略了自己作为传统封疆大吏所应当承担的责任。1471年，由威廉·帕尔率领的内维尔家族在坎伯兰郡（Cumberland）的姻亲站在了爱德华四世一边，而尽管这位伯爵热烈地恳求援助，但中部地区的一些家臣们并没有与他并肩作战。

此外，正如约克公爵在15世纪50年代所体验到的那样，这位“立王者”发现：再多的个人魅力和慷慨施赠，也无法掩盖他不是国王这个事实。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政体的强大力量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在对正式登基即位的国王的效忠和尊重之上。这就解释了15世纪50年代敌对双方进入内战的速度之慢和犹豫不决，而这种特点在1471年时再一次得到了证明。当爱德华四世返回英格兰时，他在战场上最先显露出来的娴熟军事能力和王者气概便迅速碾压了沃里克伯爵所打的公众利益这张王牌。爱德华四世王位的竞争者亨利六世最多只能算是孔武有德的爱德华四世的一个影子。爱德华四世还显示出了必要的冷酷无情的一面，以确保没有对其王朝及王位构成竞争的人能够活过那一年。然而不幸的是，对于约克王朝和整个英格兰来说，爱德华四世1471年所展示出来的那种魄力在整个7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并没有保留下来。

第6章　命运的齿轮：第三次战争（1483～1487）

1471年5月，爱德华四世终于可以踌躇满志地展望未来了。他做国王不存在任何争议，其继承王位的权利已经在战场上得到了证明，而王位竞争者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六世和后来的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业已离世，同时他在15世纪60年代主要的政治对手沃里克伯爵同样也不在了人世。他的王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因为他的长子爱德华（出生于1470年11月国王在外流亡时）得到了两位叔叔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和克拉伦斯公爵乔治的支持。爱德华四世还可以倚仗他妻子一方庞大家族的支持，为首的人物是里弗斯伯爵安东尼·伍德维尔和能干的军事人才如黑斯廷斯勋爵威廉，同时还有由约克家族家臣们维系在一起的不断扩张的人脉网，这张人脉网往往借助国王的家庭成员与国王本人联系在一起。然而，在随后不到15年的时间之内，约克王朝便寿终正寝。从小的方面来看，约克公爵理查没有直系亲属男嗣，而从更大层面上来看，整个约克统治集团陷入了分崩离析的状态，与爱德华四世最亲近的家臣们开始效忠于一位新国王亨利·都铎。这位新国王在1471年时还只是流亡的兰开斯特派人物中的泛泛之辈。约克家族命运的这种戏剧性大反转发生在很短暂的时间之内，即从1483年4月9日爱德华四世离世到1485年8月22日亨利七世在博斯沃思战役中获胜，其间仅仅过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段时期见证了对一位合法国王王位的篡夺和对其可能的谋杀，贵族叛乱的再次出现，外国君主对英格兰内政直接的或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干涉，以及一位英格兰国王战死沙场［自1066年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eson）之后的第一位］，直至最终，由亨利七世降下了玫瑰战争的大幕。

爱德华四世的“第二个统治阶段”

在赢得图克斯伯里战役之后，爱德华四世接着开始巩固他在整个王国的权威。尽管他以一个政治派别的首领身份在“第二次战争”中获得了胜利，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约克家族统治的再次确立不受人们的欢迎，也没有迹象表明它面临任何严重的挑战。只有那位不肯妥协的兰开斯特派人物牛津伯爵约翰·德·维尔和逃亡的克利福德勋爵的兄弟托马斯·克利福德（Thomas Clifford）在1473年企图用武力挑战该政权。但这两人很快便被压制住了。1471年以后，爱德华王权的一个典型特征在于他将各地方权力分配给一小部分自己信任的贵族的限度。这些贵族主要是他的家庭成员，或者是其他以某种方式与他个人建立了关系的贵族，其中建立这种关系最重要的方式是通过王室成员这个渠道。在西南地区，1469年德文郡伯爵汉弗莱·斯塔福德死后留下的空缺，在某种程度上由那位对约克家族忠心耿耿的家臣戴汉姆勋爵所填补。后来，国王的继子格罗比勋爵托马斯·格雷（自1475年开始成为多塞特侯爵）横空出世，成为那个地区的领导者。在威尔士，新的彭布鲁克伯爵威廉·赫伯特取代其父成为国王的主要代表，但是由于1473年他无力维持威尔士边境的秩序，最终导致一个议会的成立。里弗斯伯爵控制着这个议会，它主要以威尔士亲王爱德华的名义来统治威尔士公国。在东盎格利亚，权力控制在诺福克公爵和萨福克公爵手中，后来则越来越多地控制在了霍华德勋爵约翰的手中，约翰自1468年开始就一直担任王室的财务总管。在兰开夏郡和柴郡，斯坦利勋爵托马斯统治着这片地区，托马斯获得这两个地方的统治权力凭借的是他自己作为王室领地总管的身份。而在中部地区，国王的宫廷管家黑斯廷斯勋爵威廉，因被赏赐而得到了兰开斯特公国位于斯塔福德郡的塔特伯里荣誉领地的管家职务，所以他在那里的领地和政治影响力都得到了加强。1471年时克拉伦斯公爵也曾经获封担任过这个职务。

的确，国王的手足克拉伦斯公爵和格洛斯特公爵至少在最初阶段就不得不承担这种地方上的统治责任，维持地方上的社会秩序和王室权威，把“立王者”沃里克伯爵的领地和政治势力划分开来并由自己来掌握。1471年，爱德华四世把沃里克伯爵位于中部地区的庄园（其领地的很大一部分）封给了克拉伦斯公爵，而把内维尔兄弟的北方领地赐给了格洛斯特公爵。在北方，格洛斯特公爵与诺森伯兰伯爵和其他北方勋爵一起共事，而在中部和西南部地区，克拉伦斯公爵也希望与地方权贵展开合作。然而，这种遗产划分暴露出约克派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危险的裂痕。国王的两位兄弟均对这些封赏感到不满，而克拉伦斯公爵尤其不满。他强烈要求以其妻子沃里克伯爵的女儿伊莎贝尔的名义得到比彻姆领地的完整世袭权。这种要求完全没有顾及沃里克伯爵的小女儿安妮·内维尔（Anne Neville），特别是沃里克伯爵遗孀安妮的权利要求，后者是位于中部地区的比彻姆的合法女继承人。1472年，格洛斯特公爵企图以逮捕安妮·内维尔的方式确保自己得到这块地产。当时，安妮·内维尔处于克拉伦斯公爵的保护之下，并且嫁给了克拉伦斯公爵。克拉伦斯公爵原则上同意把这块地产的一部分划给格洛斯特公爵，但事实上却没有这么做。到1473年时，兄弟二人几乎走到了公开冲突的地步。直到那年11月国王亲自干预，并且以议会将采取行动收回封地为威胁才迫使克拉伦斯公爵屈服。甚至有传言说，国王准许沃里克伯爵的遗孀进入她的比彻姆领地，她反过来再将这块封地授予格洛斯特公爵。这种解决方法无疑反映出国王对克拉伦斯公爵的不信任。在中部地区，克拉伦斯公爵被剥夺了他此前的封地塔特伯里，而在他担任国王任命的总督职务的爱尔兰，他的权力受到了王室骑士吉尔伯特·德宾汉姆（Gilbert Debenham）的制约，后者被国王任命为宫廷大臣。多年以后，当《克罗兰编年史》（Crowland Chronicle）的作者在记述这段历史时，由于有了后见之明，所以他表示：“这三位兄弟……即国王和两位公爵，每个人都具备杰出的才能。如果他们能够摒除异议，那么三人合力便能无人能敌。”1

正是在这种王室家庭争吵不休和国内骚乱持续不断的背景之下，审视爱德华四世1475年的法国战役则十分必要。当1472年10月召开议会会议时，与法国的作战事宜被提上首要的议事日程。这届议会的第一次会议是努力说服下议院同意就对法作战进行征税。这件事情的紧迫性非同寻常，相关人士发表了“很多个雄辩的议会演说”来支持新税收政策。罗彻斯特主教约翰·阿尔考克（John Alcock）代表大臣及巴斯暨韦尔斯主教斯蒂灵顿就两个主题向下议院发表了内容详尽的长篇演说。首先，他回顾了国内和平团结与对外作战二者之间的联系。尽管亨利六世这位“给本国带来长期忧患的国王”现已去世，但英格兰现在还带着“巨大的创伤和致命的伤口”，无数“狂暴的民众”也仍然逍遥法外。这种局势助长了外敌的势力，特别是苏格兰人和法国人结成的同盟，以及近期胆敢进攻英格兰的丹麦人。因此，“眼下没有哪项任务能够像把国内的暴乱民众引向一致对外这个当务之急一样，如此光荣、如此必要且如此便利”。最后，在简要回顾了英格兰历史之后，阿尔考特做总结道：“如果说在本国这片土地上任何一位国王统治的时期内，公正、和平和繁荣之所能够持续存在，无不是把眼光放在对外作战之上；若非如此，要么这种局面根本不可能存在，要么自诺曼征服以来也不会如此。”他列举了亨利一世、亨利二世、狮心王理查、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以及亨利五世成功统治作为实例让下议院议员们思考。阿尔考特演说的第二个主题是恢复国王在法国的合法遗产继承权。他把爱德华四世描述为像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那样既孔武刚健而又具有骑士精神的人物。王国走出内战的泥潭全靠着国王的“卓越军事才能”，他的高尚美德与法王的穷凶极恶形成了鲜明对照。路易十一凭借“奸诈的进取心”企图破坏英格兰的稳定局势，并怂恿苏格兰人和丹麦人参战。与此相反，爱德华四世是英格兰和他公正的法国臣民都为之感到骄傲的君主。阿尔考特提请下议院“鉴于陛下的英勇精神和雄才大略，为了兑现诺言，陛下之恩泽将为大家祛除痛苦和灭顶之灾，并免除伤害”。2当时的人们按照爱德华三世的形象把爱德华四世描述为战士和立法者。这种具有骑士精神的描述揭示了当时社会普遍持有的信念：正是1475年这一年为把内战和重塑约克派君主形象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带来了机遇。正如大卫·摩根（David Morgan）曾经提出的那样，阿尔考特演说的主要内容正是国王本人“既能战斗又能决断的双重能力”。与此同时起草的另外一份文件则列入了法律改革的计划，表明开创这种约克王朝王权更替模式的君主正是爱德华三世，他“框定了礼节，提升了刚毅之气，并扩大了真理”。3

结果，议会富有革新精神地同意拨款，其数目足可用于1.3万名弓箭手的作战费用，这让人回想起了1453年议会给亨利六世的那次拨款。原来预计想要筹集资金的数目不少于11.8万英镑，但实际上所筹得的数目远远不够。所以，1473年春，议会再次按照传统的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的比例进行拨款以补足其中所缺的数额。然而，所拨款项将存放在专设的一个国库当中，直到军队准备开拔时才予以支付。这显示出下议院对爱德华四世此次要求拨款行为的怀疑之心。国王曾经于1463年和1468年获得下议院拨付的大额作战经费，但却没有将作战计划付诸实施。下议院此次明显从那起事情中吸取了教训。国王与布列塔尼、苏格兰以及汉萨同盟，特别是与勃艮第公国的外交角力延缓了出兵。但是，爱德华四世最终于1474年7月与勃艮第公爵签订了《伦敦协议》，承诺英军将于次年7月1日之前在法国登陆。对爱德华四世来说不幸的是，就在同勃艮第大使们商谈该协议的期间，他的妹夫却代表他的盟友和亲戚科隆大主教鲁普雷希特（Rupprecht）围攻了诺伊斯镇（Nuess），完全把他的视线转移到了勃艮第东部边境上面。那次围攻一直持续了整个冬季。查理公爵仍旧在原地，爱德华四世则于1475年7月4日抵达加来与其军队会合。10天之后，查理公爵最终与爱德华四世会面。但是，他却没有带来自己的军队，因此对英军基本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布列塔尼的弗朗西斯公爵同样没有把军队带来与英军并肩作战。到8月12日时，爱德华四世忍无可忍，他率先对路易十一做出外交提议。令查理公爵感到惊愕的是，不到两周时间，这两位国王亲自会面，并且一致同意了《皮基尼协定》（the treaty of Picquigny）的相关条款。根据协议条款，路易十一将支付大约1.5万英镑的预付金，且每年还将支付1万英镑给英格兰。如此一来，国王的“伟大事业”最终不仅以光荣、和平的结局收场，而且还大赚了一笔。

尽管当时的一些编年史学家认为爱德华四世的这种处理方式称得上光荣和体面，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种观点。爱德华四世默许他的主要将领收受了法国贡献的资金：黑斯廷斯勋爵得到了每年固定2000克朗（330英镑）的好处，另霍华德勋爵约翰每年1200克朗，其他将领每人每年1000克朗。然而，很多普通士兵都非常不满，他们进入了勃艮第公国的军队服役。里弗斯伯爵手下一名来自加斯科涅的扈从打趣说，爱德华四世赢得了九次胜利，但却输了一次战争，就是现在的这场战争。约翰·帕斯顿爵士是一位在加来卫戍军队服役的军人，他在加入这场战争后满怀热情地给自己的母亲玛格丽特写了家书。在9月11日的信中他告诉母亲说“国王的这场战争结束了”，这是事实，但也说明不了什么。他在信件的结尾解释说：“我刚来这里（指加来）时身体很健康，所有人都如此。现在，我刚到这里才8天身体便垮了。”47月时的光明前景到9月时已经消失殆尽，这位约翰爵士的满腔热忱也被失望之情所取代，而且这种失望的心情将很难再消退。法国人的确认为爱德华四世的处理方式算不上光荣。社会上流行的诗歌在讽刺英格兰人，纳尔博纳子爵（Vicomte de Narbonne）嘲讽英格兰的两位担保人——霍华德勋爵和约翰·切尼爵士（Sir John Cheyney）（这两人留在了巴黎，其任务是确保爱德华四世的协议条件得到法国的执行）道：“你们英格兰人如此回家心切，国王赏赐给你们600桶红酒和一笔年金就可以让你们尽快回老家了。”5

1475年出现的这种骑士精神的失落感在两年之后再次得到了加强。1477年1月5日，“大胆查理”在南锡（Nancy）的围城战中被杀，他与妻子波旁的伊莎贝拉所生的女儿玛丽现在成为西欧地区第二强国的继承人。玛丽的继母玛格丽特开始着手寻求与英格兰联姻，以确保玛丽从路易十一那里得到继承权。玛格丽特力主自己比较偏爱的兄弟克拉伦斯公爵迎娶年轻的玛丽（克拉伦斯公爵的妻子伊莎贝尔几周之前意外离世）。然而，爱德华四世并不赞成这场婚姻，他甚至建议里弗斯伯爵可以代替克拉伦斯公爵。正如贡米尼斯（Commynes）所观察到的那样，他“只是一名小小的伯爵，而她却是当时权势最大的女继承人”。6尽管如此，2月还是召开了一次大议会会议。英格兰将组织一次军事远征以援助玛格丽特公爵夫人的谣言很快便在社会上流行了起来。约翰·帕斯顿爵士又一次感觉到，参加一些富有骑士精神的伟大行动的机会即将来临：“整个世界似乎都在颤抖。战争即将爆发，所以我感觉年轻人将会很吃香；放手去做吧。”7帕斯顿期待着自己和加来总督黑斯廷斯勋爵一起被派往法国。的确，下个月黑斯廷斯勋爵将会率领包括约翰爵士在内的16名重骑兵以及500多名弓箭手扬帆起航前往法国。约翰爵士并不是唯一一个着急着要援助勃艮第公国的人：格洛斯特公爵亲自监督英格兰弓箭手被派往法国，而且他还希望带领一支更大的远征军。5月，在格洛斯特公爵的帮助下，黑斯廷斯勋爵试图绕开国王对勃艮第公国请求援助所持的冷漠态度，他派英格兰军队抵达被困的布伦港（Boulogne）。路易十一对此举愤怒地加以指责。所以，英格兰国王命令黑斯廷斯勋爵写信给法国国王，向他确切地表示自己定会遵守《皮基尼协定》。1477年的情况就像1475年一样，爱德华四世又一次辜负了格洛斯特公爵、黑斯廷斯勋爵以及约克派政权中其他人的骑士般抱负。无论国王的目的是袖手旁观以挫败克拉伦斯公爵对勃艮第公国继承权的觊觎之心，还是如勃艮第公国所认为的他懒于参与其中，最终产生的影响都一样。这件事不仅加大了这三位兄弟之间的裂痕，而且还进一步动摇了约克政权的稳定性。8

1477年事件的直接后果便是克拉伦斯公爵被逮捕并最终于1478年2月18日被处决。由于迎娶玛丽女公爵的计划受到了自己兄弟的驳回，克拉伦斯公爵明显对此感到不满。在此之后不久还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国王还否决了苏格兰的詹姆斯三世的一项主张：让克拉伦斯公爵迎娶他妹妹玛格丽特，以作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婚姻联盟的一部分。克拉伦斯公爵返回沃里克城堡，并于4月逮捕了他已故妻子的扈从之一安卡雷特·特温霍（Ankarette Twynho）以及约翰·赛斯比（John Thursby）和罗杰·特克茨（Roger Tocotes）。他们被控诉毒害了伊莎贝尔公爵夫人，满员出席的陪审团断定他们有罪，前两个人很快便被处决，而特克茨设法逃走了。他们真正所犯的罪行也许是把克拉伦斯公爵的满腹牢骚传给了国王的近侍。爱德华四世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是逮捕并折磨牛津学者约翰·斯特西（John Stacy）博士。斯特西和克拉伦斯公爵的一个扈从托马斯·伯德特（Thomas Burdet）一起被控诉玩弄妖术欲置国王于死地。克拉伦斯公爵反过来作出了惊人的回应，他在国王的枢密院面前宣称伯德特无罪。爱德华对他兄弟的耐心最终耗尽了，在6月将克拉伦斯公爵逮捕并囚禁于伦敦塔。爱德华并不想将克拉伦斯公爵处死，但是1478年1月议会召开了会议以决定这位公爵的命运。参加会议的全部都是支持王室的人，没有人为克拉伦斯公爵辩白。议会对克拉伦斯公爵的指控（1470年提出把自己作为王位继承人；散布关于爱德华四世是私生子的煽动性谣言；授意自己的扈从们发动叛乱；盗用王室权力通过司法程序但不公正地判处了安卡雷特·特温霍死刑）或许属实，但这些罪行并不构成叛国罪。的确，剥夺他的财产权和公民权的过程进行得非常缓慢，当他于2月7日被定为死罪时，爱德华四世把行刑时间又延迟了10天，而且只是当下议院议长威廉·阿灵顿（William Allington）带领下议院议员们要求执行死刑时，他才采取了行动。

如果说国王的家庭成员和整个王室姻亲都赞同处死克拉伦斯公爵，那么格洛斯特公爵是否也对此翘首以盼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除去国王之外，克拉伦斯公爵死去后获益最大的人明显是国王的这位弟弟：他不仅重新得到了6年前被克拉伦斯公爵夺去的英格兰掌礼大臣的职位，而且在他的兄弟死去之后，他还被国王允许重组和加强自己的领地。此外，爱德华四世加强了格洛斯特公爵在北方的权力：自1480年开始他被准许放手对苏格兰采取强硬的政策，最终使他于1482年8月获得了特威特河畔贝里克，并且他还于次年1月得到了坎伯兰郡和威斯特摩兰郡的世袭爵位。然而，克拉伦斯公爵事件对于约克王朝来说并非好事。这件事使爱德华四世在余下的统治时期内加强了个人权威并享有了国内稳定和繁荣，但同时也揭示了约克政权内部存在的矛盾和紧张关系。

理查三世篡位

1483年4月9日，爱德华四世在生病后不久便离开了人世。毫无疑问，当爱德华四世躺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弥留之际，他制定的很多政策就开始土崩瓦解了。这种情况在他的外交政策上尤为明显。爱德华四世自1477年开始就企图挑拨法国与勃艮第公国之间的对抗。那年8月，玛丽女公爵已经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三世之子——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Archduke Maximilian）。爱德华四世曾经承诺，只要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承诺弥补法国赔款的不足，他就同意签订一项英格兰与勃艮第公国之间的秘密协定。随着勃艮第公国于1479年8月在根盖特战役（Battle of Guinegate）中战胜了法国，爱德华四世于1480年5月承诺将他的女儿安妮嫁给马克西米利安和玛丽女公爵的儿子，也就是继承人菲利普。结果，路易十一开始拖欠赔款，但是爱德华四世并没有废黜《皮基尼协定》。国王的确不愿意从路易十一那里自断后路，所以他拒绝了马克西米利安请他入侵法国的请求。这里的部分原因是英格兰为了支持詹姆斯三世的远亲兄弟阿尔巴尼公爵（Duck of Albany）亚历山大而正在与苏格兰开战，但它也反映出爱德华四世想要尝试与这两个欧洲国家都维系良好关系的意愿。然而，1482年3月27日，勃艮第的玛丽女公爵在骑马时意外身亡，爱德华四世的这种意愿也注定无法实现。佛兰德和布拉班特（Brabandt）这两个省在英格兰与法国的战争中首当其冲，两地的政治集团立即开始寻求和平的局面。12月，路易十一和马克西米利安签订了《阿拉斯协定》。法国皇太子与玛丽订立了婚约，后者是马克西米利安和玛丽女公爵的女儿。阿图瓦（Artois）和皮卡第（Picardy）则作为玛丽的嫁妆割让给了法国。英格兰被排除在了这些谈判之外，失去了法国的赔款，加来也处于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爱德华四世也许感到非常愤怒，威胁要再次同法国开战，但真相是其对外政策摇摆不定，且其动机完全是出于贪婪之心而不是任何原则或前马基雅维利时代的诡诈手段。此外，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战事开始吃紧，而王室的财务状况尽管在15世纪70年代得到了恢复，但此时却在压力下逐渐难以支撑。的确，到1483年4月时资金已非常紧张，就连国王葬礼的花销也几乎不够用了。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到在爱德华四世去世10周多一点的时间后他的儿子即被废黜，并被宣布其王位继承权不合法，而格洛斯特公爵才是约克公爵理查真正的继承人，他将登上王位并成为理查三世。这些情况之所以成为事实，是因为爱德华四世统治的方式以及约克王朝政权中心存在着种种矛盾之处。4月中旬，黑斯廷斯勋爵与王太后一方的伍德维尔家族、格雷家族之间一度存在的紧张关系演变成了一场在枢密院爆发的公开冲突。黑斯廷斯勋爵提议，国王（即爱德华五世）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应当担任摄政一直到小爱德华成年；多塞特侯爵则提出，年幼的国王应立即加冕登基，并由枢密院和王室成员辅佐，其中王太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及其亲戚将在其中处于领导地位。身处约克的格洛斯特公爵在接到哥哥去世的消息后，于4月29日在北安普顿与白金汉公爵亨利·斯塔福德（Henry Stafford，一位年轻的贵族，在爱德华四世统治期间故意保持中立）进行了会面。里弗斯伯爵安东尼·伍德维尔也与他们二人会了合。安东尼自拉德洛以来便一直伴随着国王。两位公爵很快便逮捕了里弗斯伯爵。第二天，他们在斯托尼斯特拉福德（Stony Stratford）阻截了国王，并逮捕了他的总管托马斯·沃恩爵士（Sir Thomas Vaughan）和理查·格雷爵士。国王本人对这些公爵的态度也只是冷漠处之，而王太后和多塞特侯爵却都意识到了即将要面临的危险，所以他们逃到了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避难所。5月4日，国王在他的叔叔和白金汉公爵的陪伴下抵达伦敦，6天之后国王枢密院任命格洛斯特公爵担任摄政。然而，对于他要把里弗斯伯爵和其他人定为叛国罪的要求，枢密院并未予以支持。

要理解这次反对伍德维尔家族和格雷家族的政变发生的原因其实并不难。自1471年以来，格洛斯特公爵和黑斯廷斯勋爵便与爱德华四世共同度过了流亡的岁月，他们之间一直就存在着政治盟友的关系；1475～1477年间，他们在法国和勃艮第公国方面的共同政治追求，以及15世纪80年代早期黑斯廷斯勋爵对格洛斯特公爵发动的苏格兰战争的支持，又进一步加强了二人之间的政治同盟关系。黑斯廷斯勋爵与伍德维尔家族在政治上的竞争关系可以追溯到1471年5月。当时，他被任命为加来总督，不过就在前一年6月，里弗斯伯爵也得到了与他同样级别的职务。黑斯廷斯勋爵和格洛斯特公爵二人在军事观上都属于勇于进取的那一类人，而这与伍德维尔家族成员温文尔雅的特点格格不入。他们二人尤其蔑视里弗斯伯爵，原因就是后者身上缺乏勇气。1476年，里弗斯伯爵在莫拉特战役（Battle of Morat）前夕弃勃艮第阵营而逃，这件事使他本人的名声受损。根据米兰大使的说法，里弗斯伯爵先是在向“大胆的查理”承诺作为其辅助之后，自己却在得知敌军迫近的消息时借口逃走了。正如格洛斯特公爵对大使所说的那样，里弗斯伯爵之所以逃走，“是因为他害怕了”。9里弗斯伯爵在加来不受欢迎的另一个证据来自于1482年8月，当时有传言说他和多塞特侯爵此前谋划向法国军队弃城投降。这些传言的始作俑者在国王和议会面前被迫承认它们都属于“完全错误和不真实（的消息）”。10无论格洛斯特公爵还是黑斯廷斯勋爵都无法与这种在新政权中共事。格洛斯特公爵或许还认为克拉伦斯公爵的死就是由里弗斯伯爵及其同族人所为。黑斯廷斯勋爵参与政变的动机中还夹杂着他与多塞特侯爵之间的世仇。尽管此二人之间争端的准确性质并不明确，但是它或许是由于多塞特在迎娶黑斯廷斯勋爵的继女塞西莉·邦维尔（Cecily Bonville）时所欠的钱财。塞西莉·邦维尔拥有位于西南地区的邦维尔家族庄园和位于西北地区的男爵领地哈灵顿这两个地方的继承权。多米尼克·曼奇尼（Dominic Mancini）指出，爱德华四世对这个激烈的争端十分关注，因为双方都控告对方犯有叛国罪。爱德华四世在临终之时还特意安排这两人重新聚首。此外，格洛斯特公爵和黑斯廷斯勋爵均有理由对1483年年初的安排表示关切，因为当时的安排将使多塞特侯爵和他的兄弟理查·格雷跻身整个王国最富有的贵族之列。从1481年6月起，多塞特侯爵就开始拥有克拉伦斯公爵的继承人沃里克伯爵的监护权和婚配权。然而，多塞特侯爵的势力后来又通过让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托马斯迎娶埃克塞特公国的继承人安妮·圣·莱杰（Anne St Leger）得到了加强。这次婚约也预示着：在安妮的母亲埃克塞特公爵夫人在世期间，多塞特侯爵和他的兄弟可以瓜分埃克塞特的土地。

图6-1 国王理查三世油画像。作者不详。［16世纪晚期（15世纪晚期）］（©英国国家肖像馆，伦敦）

1483年6月13日这一天政坛风云突变。格洛斯特公爵在又一次议会上宣布了一项阴谋的具体细节，其中牵涉到了王太后和约克统治集团的其他主要成员。黑斯廷斯勋爵被逮捕后旋即被处死，而约克大主教托马斯·罗瑟勒姆（Thomas Rotherham）、伊利主教约翰·莫顿（John Morton）以及斯坦利勋爵托马斯全部被囚禁。黑斯廷斯勋爵和伍德维尔家族骤然间结成政治联盟似乎不大可能，而理查为谋权篡位而向昔日盟友痛下杀手的结论也确凿无疑。查尔斯·罗斯（Charles Ross）总结道：“无论他们（黑斯廷斯勋爵和其他人）是否已经在怀疑他（格洛斯特公爵）的意图，他们必定都会誓死反对其阴谋。”11同时代的人们明显对这次行动的暴力程度深感震惊，而国王枢密院的其他成员则屈膝俯就。接下来，事态的发展极其迅速。6月16日，伊丽莎白王太后同意把小儿子约克公爵理查从避难所交出来，并与其哥哥一起被囚禁在伦敦塔。当时给出的理由是如果没有理查，那么国王加冕仪式便无法举行。但是，无论如何国王加冕仪式都被推迟到了11月。与此同时，处决里弗斯伯爵、格雷爵士和托马斯·沃恩的命令已经传达到了北方，而克拉伦斯公爵之子沃里克伯爵则被置于格洛斯特公爵夫人安妮的保护之下。6月22日是最初所定的爱德华五世的加冕之日。剑桥神学家拉尔夫·肖（Ralph Shaw）博士在圣保罗大教堂宣读了理查的王位继承权。两天之后，白金汉公爵对担任伦敦市长和议员的职务进行了事先演练，并于翌日在汇集了勋爵、骑士和绅士的大会上正式就职。这次加冕仪式与1461年爱德华四世登基时的情景完全一致，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对于1483年6月理查篡夺王位的准确依据，我们目前尚不清楚。多米尼克·曼奇尼提出，理查篡夺王位最初的依据是爱德华四世是一位私生子这个事实；其他观点则有了后见之明，认为只是因为先王的儿子们都不具有合法的王位继承权。12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前一种观点似乎可能性更大。正如1461年时那样，6月26日理查在昔日同伴的山呼海啸中被拥立为王，这表明他不仅是约克公爵理查的真正继承人，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合法的国王。6月28日派发到加来卫戍军队的文书宣布，“本王国全体勋爵和下议院议员一致同意”拥立理查为国王。137月6日，在他的两位最亲近的拥护者（英格兰皇家总管大臣白金汉公爵和新近被封为诺福克公爵兼王室典礼大臣的霍华德勋爵约翰）所主持的仪式上，格洛斯特公爵加冕为王，是为理查三世。任何对他的即位心存不满的声音被压制了下去，因为加冕仪式进行场地附近安排了大约4000名北方士兵维持秩序。

理查三世的篡位是整个玫瑰战争期间最令人震惊、也最胆大妄为的一次行动。理查三世长期觊觎王位似乎不大可能，此前的所有迹象都表明在爱德华四世统治期间，他是其兄所有将领中最忠心的一位。然而，有一点毫无疑问，那就是他痛恨王后家族即伍德维尔家族的人们，以及他在1483年4月时具有的这样一种信念：有能力在国王未成年时期确保国内政局的稳定与和平的人物正是他本人。他在爱德华五世未成年时期担任王国摄政的主张，究竟是如何在短短的6周之内转化为自以为是合法国王的观念的，这个问题也许是整个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未解谜团之一。他在别人的说服之下最终相信爱德华四世的儿子们都没有合法的王位继承权，或者甚至就连先王爱德华四世本人也都不具有合法的王位继承权，这也是有可能，甚至是可能性较大的事情。菲利普·德·贡米尼斯指出，把这些想法灌输给理查三世的人正是巴斯暨韦尔斯主教罗伯特·斯蒂灵顿，即那位“邪恶主教”。141478年3月，斯蒂灵顿遭逮捕并被囚禁在了伦敦塔里。他有可能曾经向克拉伦斯公爵揭露了人们对有关爱德华四世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婚姻的合法性所存在的质疑，而关于爱德华四世王位继承权不具备合法性的谣言至少在1469年时便已散布开来，而且在1475年时又再次甚嚣尘上。此外，也有历史证据说明，为了支持理查三世的王位继承权，他的母亲塞西莉公爵夫人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陈述爱德华四世的王位继承权不合法。无论这些传言和说法的真实性如何，也无论塞西莉是自愿地还是被胁迫地做出了这样的表示，但有一点也不容忽视，那就是理查三世本人在1483年6月时可能已经相信自己才是英格兰王位的合法继承人。理查三世与都铎王朝时期在政治宣传上的诡计多端、不择手段不同，他在别人的劝说下才相信了自己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而他篡夺王位时的暴力行为也是为了维护这一权利所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白金汉公爵的叛乱与亨利·都铎

无论理查在1483年时对自己的王位继承权怀有怎样的信念，与他同时代的人们似乎对这种信念并不认同。直到多米尼克·曼奇尼7月中旬离开伦敦时，伦敦塔里的王子们已经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到这年秋天时，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已经被谋杀了。对于理查来说，谋杀爱德华五世及其兄弟约克公爵很有必要，然而这种行为也非常野蛮，它使得理查的很多臣民们无法接受他为一位正统和合法的国王。按照当时的传统，理查在加冕之后即开始了巡游全国。此次出巡的首站途经泰晤士河谷抵达格洛斯特（他在此处与白金汉公爵分别，后者回到了自己位于威尔士边境的庄园）；次站到达兰开斯特公国位于中部地区的家族庄园；国王巡游的末站则是约克郡，他们一行人于8月29日抵达此地。理查三世在约克城逗留了三周，并在那里授予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的爵位。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胜利时刻，他也仍然面临着进行合法统治方面残留的问题。罗瑟勒姆大主教最近刚刚从监狱中被释放，他是一位缺席了整个登基仪式的关键人物。然而，对理查三世来说更大的威胁在于，社会上散布的有关一项阴谋的传闻，其中牵涉到了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和里士满伯爵夫人、亨利·都铎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当理查三世离开约克城开始向南方出发时，叛乱开始了。他的昔日盟友白金汉公爵也身处叛乱者当中。也许是白金汉公爵的俘虏约翰·莫顿说动公爵加入了反叛者的行列，总之，反复无常的白金汉公爵参与密谋叛乱可能对于理查三世来说事发突然，可谓当头一棒。然而，更严重的情况是，爱德华四世从前的家臣们在叛乱中起到的作用巨大，这些人包括约翰·弗格爵士（Sir John Fogg）、约翰·切尼爵士、理查·吉尔福德爵士（Sir Richard Guildford）、吉尔斯·道比尼爵士（Sir Giles Daubeney）以及威廉·布兰顿（William Brandon）。这些人参与叛乱表明了支持理查三世一方的势力薄弱。理查三世篡夺王位所采取的手段，以及他谋杀了爱德华四世的儿子们一事的可信度不断增加，这些都使他成为政治行为无法被人接受的那一类人。据《克罗兰编年史》记载，叛乱者请求亨利·都铎迎娶爱德华四世的长女伊丽莎白，这样一来他就便可用约克家族正统继承人的身份来挑战理查三世的王位了。15

10月10日爆发的叛乱很快便以失败而告终。肯特郡、威尔特郡以及西南各地的叛乱者们相互之间缺乏联络、各自为政，并且也没有发动广大民众支持他们的行动。起决定作用的贵族，例如肯特郡的科巴姆勋爵约翰、中部地区的什鲁斯伯里伯爵乔治·塔波特，并没有去支持叛乱者。最重要的是，斯坦利勋爵托马斯（他娶了玛格丽特·博福特为妻）力挺理查三世，这可能是因为白金汉公爵站到了叛乱者的行列。白金汉公爵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这点人尽皆知，他个人想得到王位的野心当时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11月伊始，理查三世的巡游队伍抵达索尔兹伯里。白金汉公爵于10月18日在埃克塞特竖起了反叛的大旗，随后他发现自己回到威尔士的路线被洪水所阻，最终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11月2日白金汉公爵在索尔兹伯里被处决。接着，国王向西进发。亨利·都铎率领大约500人的军队姗姗来迟。他在10月30日后的某个时刻从布列塔尼起航，后抵达普利茅斯，还遭遇了暴风雨天气。当看到岸上全是理查三世的人，同时又得到白金汉公爵已被处决的消息之后，亨利旋即命令自己的小型船队调转头返航。虽然理查三世镇压了一场挑战他王位的叛乱，但是他同时也暴露出了在处境方面的弱点。不久之后，人数多达500多的英格兰流亡者们（其中包括多塞特侯爵以及爱德华四世时期的前王室成员）来到了布列塔尼，并向亨利·都铎宣誓效忠。

亨利·都铎并不像是想要得到英格兰王位的人。他出生于1457年，是里士满伯爵埃德蒙德·都铎和夫人玛格丽特·博福特之子。他的父亲与亨利六世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所以也是一位彻底的兰开斯特派人物。他的母亲是冈特的约翰的曾孙女。1471年6月，在爱德华四世获胜之后，他和叔叔贾斯伯逃离了英格兰，流亡到了布列塔尼。尽管看似没有迹象能够表明曾有人认真考虑过亨利觊觎王位一事，但是他本人兰开斯特派的身份使他对于那些反对约克派爱德华四世的人们来说具有潜在的号召力。流亡中的亨利·都铎成为各国外交中的一枚棋子。1471年，他和贾斯伯可能计划投奔路易十一，但由于暴风雨的来临导致无法成行，最终滞留在了布列塔尼。在那里，亨利·都铎被证明是弗朗西斯公爵二世进行讨价还价的一个绝佳的筹码。后者正在寻求英格兰的援助，以对抗法国国王。1475年，爱德华四世曾经请求流亡中的亨利·都铎和贾斯伯重返英格兰，并且表面上声称将把自己的一个女儿许配给他。亨利·都铎当时甚至差点被迫在圣马洛（St Malo）登上了前往英格兰的船，就在出发前的最后时刻，他假装生病，躲过了抓捕，同时也躲开了一个渺茫的命运。自那时之后，外交形势出现了变化，亨利·都铎似乎命中注定要过那种舒服的流亡生活，直到1483年夏天他的处境才发生了改变。在那些围绕在他母亲和约翰·莫顿周围的阴谋当中，我们很难弄清楚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9月24日白金汉公爵写信给他，提出一起举事反对理查三世。的确，直到他开始支持伍德维尔家族和爱德华四世生前的其他家臣们之前，亨利·都铎并不构成对理查三世的严重威胁。最终，就在1483年圣诞节那天，亨利·都铎在雷恩大教堂庄严地宣誓，约克的伊丽莎白成为他的王后。在白金汉公爵叛乱期间加入他阵营的那些支持者们发出了一片欢呼，亨利·都铎于是登上了英格兰王位。

面对白金汉公爵的叛乱以及亨利·都铎这位强有力的王位挑战者的出现，理查三世从三个方面来应对这样的局面。首先，他不得不确保自己王国中受到叛乱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安全无虞。虽然理查三世可以指挥和控制数量可观的忠实拥护者，但是这些人主要都是他在担任格洛斯特公爵时的那些老部下。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约克郡，如今他们已经被安插到了南部各郡去管理地方，并且已经被赐予了新近叛乱者的职务和领地。例如在肯特郡，约克郡骑士拉尔夫·阿仕顿爵士（Sir Ralph Ashton）获得了多佛城堡总督的职位。在新近获得的维斯顿翰格（Westenhanger），他和数位来自北方的国王家臣一起在该郡拥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阿仕顿在该郡至少还有着通过婚姻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但在其他地方，理查“安插”的人员扰乱了当地已经存在的权力结构，故给当地人造成了巨大忧虑。《克罗兰编年史》的作者把这些安排视为国王暴政的证据。16从1483年秋冬时节直至1484年，理查三世的所为表明他是一位对身边所有人都慎之又慎的人，但与他最亲近的家臣则除外。例如，在苏格兰边境，他没有嘉奖诺森伯兰伯爵，违背了自己许下的承诺。尽管他把边境总督这个新头衔授予了这位伯爵，但他自己却仍然掌握着对西部地区的有效控制，并任命达克里勋爵为自己在西部地区的副手。在达拉谟郡，情况也是如此。在1483年11月威廉·达德利主教去世之后，该领地便由国王安插的一些人所组成的地方议会来治理，从而压制了珀西家族和内维尔家族的威斯特摩兰伯爵们，使其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

其次，理查利用他的第一次议会（也是唯一一次）试图实现自己统治的合法化。由于发生了叛乱，原定于1483年11月召集的议会会议被推迟，最终于1484年1月23日在威斯敏斯特召开。此次议会下议院议员的组成人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国王的一位骑士威廉·凯茨比（William Catesby）被定为国王首次议会的议长，这也许说明了此次议会完全是遵从王国的意志而召集的。然而，即使在这次议会上理查三世也非常谨小慎微，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位仁德之君，其所急之事并非用无必要的税收来增加臣民的负担，而是要以实现民众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来进行国家治理。此次议会废除了“恩税”，即爱德华四世统治后期设立的一项议会之外的税收；同时还撤销了1483年1月议会通过的一项法令，即把兰开斯特公国领地的王室所有权保留下来，而不是把封地授予单个的王室租户。理查三世放弃了这项法令给王室带来的明显利益，因为此法令一直“给陛下的臣民们以极大的伤害和束缚”，理查三世将其废止，原因是“与个人单方面的利益相比较，（陛下）更愿意给整个王国和全体臣民带来福祉”。17然而，王室的财务问题已然迫在眉睫。议会却显得非常慷慨，它计划为生活必需品应征收的吨税和磅税发放补贴。国王和议会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最终同意为吨税和磅税发放补贴。最大的议题，即理查三世篡夺王位的合法化问题直到2月20日才被提上日程。所谓的“王室权利法案”（Titulus Regius）上写道，尽管上一年6月理查三世在王国三大庄园领地的请求下登上了王位，但是却尚未履行“议会程序”，其合法性一直存在着挥之不去的质疑之声，所以为了澄清疑问，理查三世的王位继承权现在应当由议会进行重述和批准。该文件指出，自爱德华四世迎娶伊丽莎白·伍德维尔以来，英格兰王国的声誉受到了损坏：

“政治统治的全部秩序开始堕落，上帝与教堂之神律、自然之法则、英格兰之律法，以及全体英格兰人所继承之受世人称赞的风俗和自由悉遭破坏、颠覆与鄙弃。理智与公正横遭背弃。是故，这片土地被自我意志和放荡不羁、恐惧与害怕所笼罩。各种骑士精神和法律分崩离析，惨遭蔑视，而诸如谋杀、敲诈和压迫之类的纷扰和灾祸纷至沓来，（它们）所针对的则是贫苦软弱的民众。是故，人人自危，生命、土地、生计，甚至于妻女和扈从皆无保障。善良的女仆和女人们充满恐惧地站立着，横遭奸污。”18

这里的原因很简单：爱德华四世的婚姻不合法，所以他的子嗣便都属于私生子；理查三世才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而且他还是唯一有能力让国家治理重回正轨的人。

“王室权利法案”获得通过之后，理查三世随即便解散了议会。他还采取了极不寻常的做法，即召集勋爵们和王室主要成员到一起，并让这些人公开宣誓，一旦他本人遭遇不测，他们将誓死维护自己儿子的王位继承权。

最后，理查三世发动了积极主动的外交攻势，旨在断绝与英格兰敌对的国家对都铎的援助。他继续坚持奉行与法国进行非正式海战的政策。这项政策始于爱德华四世在位时的最后几个月。理查三世还做好了与苏格兰和布列塔尼为敌的准备。这些外交政策的目的或许在于以“对外作战”的手段把整个王国团结在自己周围。与此同时，他也许还希望震慑外国君主不要对挑战他王位的人给予援助。1484年5月威尔士亲王夭折，所以理查三世远征苏格兰的计划被迫推迟实施。7月，理查三世接受了詹姆斯三世的求和请求。9月与苏格兰达成的3年停战协定使得理查三世可以集中精力对付法国和布列塔尼。同月，他与不得民心的布列塔尼首相皮埃尔·兰戴（Pierre Landais）达成交易，后者答应将亨利·都铎交给英格兰。然而，亨利·都铎听到了这个消息后立即逃亡法国。当亨利·都铎得到布列塔尼体弱多病的弗朗西斯公爵的援助时，他或许已经激怒了理查三世，但在法国国王的支持下亨利·都铎已变得颇具威胁。查理八世时期的法国摄政政府由国王的姑姑博热的安娜（Anne of Beaujeu）控制，该政府担心英格兰会支持奥尔良公爵，后者企图得到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的支持来反抗博热政权。所以，他们倾向于支持亨利·都铎，而且期望理查三世无法看透其真正意图。11月，法国宣布亨利·都铎是亨利六世和兰开斯特家族的合法继承人，并且承诺予以援助，将提供4000名士兵和大约4500英镑的经费。同月，牛津伯爵从哈姆斯城堡的监狱中逃出，加来卫戍军队部分士兵哗变，这两件事都对亨利·都铎起到了帮助作用。然而，1485年3月，奥尔良公爵向法国摄政政府投降；6月，一群亲法贵族推翻了皮埃尔·兰戴（将他吊死于南特城的城墙上）。亨利·都铎对于博热政权的潜在利用价值一下子不复存在，法国人对他所追求目标的热情开始摇摆不定。此外，理查三世在圣诞节当天寻求与王太后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及其家臣达成妥协所做的尝试开始收到回报。在1485年1月和2月期间，几位伍德维尔家族的家臣，其中包括最著名的约翰·弗格爵士均被国王赦免，甚至多塞特侯爵也在他人的劝说下想要与国王达成和解。他在离开法国之际被俘，后被送至亨利·都铎处，实际上成了囚犯。1485年春，种种迹象表明理查三世的对内政策初显成效，而风云诡谲的欧洲政治情势也开始变得对他有利。

那么，怎样正确地解释亨利·都铎1485年8月7日在米尔福德港成功登陆，而仅仅两周之后他又在博斯沃思战役中打败了理查三世这件事呢？到那年7月中旬时，显然法国人仅仅把亨利·都铎视为理查三世的一个可能的干扰，这一点是明确的；他们当然不再愿意履行上一年11月签订的那份协议了。亨利·都铎很快得知了理查三世与伍德维尔家族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升温，甚至还有国王和他的侄女约克的伊丽莎白将举行婚礼这样的传言。这些对亨利·都铎都是一种心理上的磨炼，当下情况于他而言，真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7月13日，他从查理八世的议员之一、巴士底狱指挥官菲利普·吕利耶（Philippe Lullier）那里借到了一笔私人贷款。这样他便得以紧急招募一支1000人的队伍。这些人都是近期刚刚退伍的法国军人，他们都是老兵，经过了使用长矛作战的军事训练，作战时阵型紧凑。当8月1日亨利·都铎的一小支由7只战船组成的小船队从翁弗勒起航时，他们就成了都铎军队的核心。虽然亨利·都铎的军队穿越威尔士时未遭抵抗，但却只吸引到了很少的人加入其麾下。8月17日，他们抵达什鲁斯伯里。起初这里城门紧闭，不允许这位觊觎王位者进入，但最终还是给他的军队放了行，而且还有少部分人加入了进来。翌日，他在斯塔福德遇见了其继父的兄弟威廉·斯坦利爵士。斯坦利爵士虽然没有让自己的3000人加入到这支队伍中，但却把理查三世军队的部署情况这样的重要情报透露给了亨利·都铎，而且还掩护这些叛乱者进入了中部地区。

如果说亨利·都铎带来的军队人数很少，他也未能说服很多人相信他的王位继承权的合法性以及他率军进入英格兰的行为的正当性，那么理查三世的情况也与此相差无几。他在接到亨利·都铎登陆英格兰的消息后立即向家臣们下发诏令，召集他们率军在诺丁汉集结。尽管斯坦利勋爵托马斯的儿子和继承人斯特兰奇勋爵（Lord Strange）现在国王手中做人质，而且弟弟威廉爵士也被宣布为叛国者，但是他拒绝了国王的诏令。这一点非常关键。8月20日，理查三世亲率军队挥师挺进莱斯特，企图切断亨利·都铎进军伦敦的线路。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军队人数大于亨利·都铎的，而且是其两倍之多，但其总人数也仍然只不过才5000稍多，而为维护他的利益而参战的人数可能更少。8月22日，两军在莱斯特郡乡下达灵顿（Dadlington）附近的亚姆比昂山（Ambion Hill）上对阵。亨利·都铎的先头部队由牛津伯爵率领，其中包括菲力博·德·尚第（Phillibert de Chandée）的雇佣兵；两翼则由吉尔伯特·塔波特爵士和约翰·萨维奇爵士（Sir John Savage）负责指挥。可能在亨利·都铎军队所在地的南面，斯坦利家族的庞大军队正严阵以待。理查三世一方的先锋部队由诺福克公爵负责指挥，而诺森伯兰伯爵率军负责殿后。诺森伯兰伯爵率领的军队中有相当数量的士兵都是北方人。跟随理查三世参战的贵族数量据估计为6位至大约20位，不过这个数量范围的低位数字应该才有可能属实。就像整个玫瑰战争期间所有的战役一样，战后的战场记录常常令人感到困惑不解，有时还会自相矛盾。牛津伯爵主动出击，逼近诺福克公爵所率领的先锋部队。亨利·都铎军队中混杂了法国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以及少量的英格兰人，他的军队似乎作战能力更胜一筹，但此时理查三世发现了一个可以一锤定音结束战斗的机会。他做出了骑士勇猛冲锋的举动，这在内战中是非常不寻常的事情。理查三世冲向了亨利·都铎的中军旗帜。这次冲锋几近成功：亨利·都铎的旗手威廉·布兰顿爵士被杀死，就连勇猛的骑士约翰·切尼爵士都被理查三世本人所击败。然而，亨利·都铎的法国雇佣兵却保持了良好的作战纪律，在他们的保护下亨利·都铎并没有受到理查三世的攻击。当国王的进攻已成强弩之末时，威廉·斯坦利爵士率军赶来加入了战斗，这使得战斗的决定性胜利落在了亨利·都铎一方。理查三世在激烈的战斗中死去。都铎历史学家波利多尔·维吉尔甚至都证实了理查三世的英勇：“在敌人重重围困之下，国王理查依然英勇地只身奋战。”19在国王一方的参战将领中，诺福克公爵阵亡，他的儿子萨里伯爵被俘。另一方面，诺森伯兰伯爵似乎保持中立，静观其变。理查三世死后被剥去衣服，拴在一匹马上带到了莱斯特，并在那里示众三天。为了让整个国家确信理查三世已死，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行为是很有必要的。

图6-2 国王亨利七世，即亨利·都铎的油画像，作者不详。（公元1505年）（©英国国家肖像馆，伦敦）

博斯沃思战役是15世纪英格兰内战中最具决定性的一场战役，同时它也一反常态地属于其中规模最小的一场战役。从参战的贵族和平民的人数来看，这场战役与图克斯伯里战役或巴尼特战役都无法相比，更不要说陶顿战役了。这场战役所体现出来的战争与政治相脱离的现象，可能是对理查三世短暂统治的一种最糟糕的控诉。1483年时的亨利·都铎在政坛上尚属籍籍无名之辈，然而他却成功地率军穿越威尔士进抵英格兰，如入无人之境。他在战场上打败了一位国王，这位国王本应有能力调动臣民的忠心和王国的资源来对抗觊觎王位者。此外，亨利·都铎的入侵倚仗的不是法国国王的支持，而是凭借私人借贷，且其间的相关安排很迅捷。在军事方面，他也只有1000名法国雇佣军的协助。虽然，理查三世是在展示骑士精神的英勇时身死战场的，但他的战败却揭示了其政权的分裂性和不得人心。如果说1485年8月的这一事件不是“对在伦敦塔里谋杀两位王子所引起的愤怒的一种回应”，20这种说法必定是错误的。约克统治集团的很多成员在1483年4月时曾经愿意支持理查三世对抗伍德维尔家族，而在理查三世谋杀黑斯廷斯勋爵和篡夺王位时支持他这样做的人其实少之又少。对理查三世谋杀爱德华四世两个儿子这件事持赞同态度的人同样也非常之少。约克家族从前的很多支持者对白金汉公爵的叛乱以及最终亨利·都铎的王位继承权均给予了支持，这些都是理查三世篡夺王位所带来的直接恶果。一旦他篡位为王，那么无论其个人对社会公正和政绩有怎样的贡献，其支持基础都显得很薄弱，他甚至都不能得到其追随者（如诺森伯兰伯爵，此人在15世纪70年代曾是理查三世的坚定拥护者）的忠诚。毫无疑问，篡位行为本身进一步削弱了国王的权威，使得人们对王权的挑战变得可能，甚至是可能性十分之高。这一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们支持那些进行短期统治的王位继承人的意愿终结了；二是多数人远离政治的情况使得这些不大可能继承王位的人成功登上王位的可能性变得更大了。这些也是新国王亨利七世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都铎政权的确立

亨利·都铎采取了安抚、谨慎镇压以及威慑相结合的政治手段来稳固王位。一方面，他必须采取安抚政策，就像爱德华四世和理查三世那样，他的胜利只得到了少数人的拥护，而这还不足以稳固地统治一个国家。职业的行政人员，比如那些王座法庭、财政部以及大法官法庭的人员都基本保留了下来，而很多当时并没有强烈反对他取得王位的人则继续担任要职。例如，1485年底，亨利·都铎任命理查三世时期的加来总督戴汉姆勋爵约翰担任英格兰财政大臣。亨利·都铎沿用了爱德华四世建立的政策，把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们充实到各地方权力机构中去：道比尼勋爵吉尔斯到西南地区，现任贝德福德公爵贾斯伯·都铎在威尔士边境，斯坦利家族的人则到西北地区。然而，没有政治国家中大多数人的支持，亨利·都铎是无法进行统治的。因此，在博斯沃思战役后归顺国王的诺森伯兰伯爵和威斯特摩兰伯爵最终于12月从监狱中被释放，而且当亨利·都铎在1486年3月开始巡游北方地区时，他们还热烈地欢迎其到来。然而，新国王最重大的安抚举措是他于1486年1月18日迎娶了爱德华四世的女儿约克的伊丽莎白。借用都铎王朝宣传人士的措辞，这场婚姻象征着兰开斯特家族的红玫瑰与约克家族的白玫瑰的结合。他们的结合还需要罗马教皇的豁免（他们的亲戚关系在禁止婚姻的范围之内），而莫顿主教在当年早些时候已经在罗马拿到了教皇的豁免。亨利·都铎在流亡中就已经开始严肃地计划缔结这场婚姻了。它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都非常重大。它不仅可以确保把都铎家族和约克家族各自的政治拥护者们团结在一起（除去了理查三世给他兄弟的孩子所施加的私生子的污名），而且还可以保证为都铎王朝带来统治上的安稳。1486年9月18日，一位男性合法王位继承人亚瑟王子的出生似乎确保了这一点，当时他的父母亲结婚刚满8个月。然而，亨利·都铎的王位继承权没有必要再去进行合法化。新政权急于要向世人表明这一点，于是直到1485年12月10日在议会确认了他的合法继承权之后，亨利·都铎才正式公布了自己要迎娶伊丽莎白的计划，这一做法意味深长。

图6-3 约克的伊丽莎白木板油画。作者不详。（16世纪晚期）（©英国国家肖像馆，伦敦）

亨利·都铎登基之后召集的第一次议会传达出了都铎王朝新政权的性质。此次议会会议于11月7日在威斯敏斯特召开，距离亨利·都铎加冕的10月30日仅仅一周。下议院的议员构成又一次模糊不清，但是托马斯·洛威尔爵士（Sir Thomas Lovell）当选为议长则体现了此次议会的性质。洛威尔不仅是首次参加议会会议，而且还是新国王的心腹。亨利·都铎并没有请议会批准他的国王“头衔”，而是把自己的王位继承权和“头衔”视为既成事实；由于当上了国王，所以此前他被剥夺财产权和公民权的决定也是无效的。即使是理查三世诏令褫夺亨利·都铎的财产权和公民权（这一诏令施以花招才得以在议会通过，其持续时间从理查三世统治伊始直至8月21日，博斯沃思战役开战的前一天）也无须作为亨利亨利·都铎获得国王“头衔”的正当理由；它不需要批准。在“王室权利法案”中只是略述道：“英格兰王国和法兰西王国所有领地的王位继承权由我们现在的君主陛下亨利七世最高贵的本人所有，合法的王位继承权仅归他所有……他人则无。”21值得注意的是，会上并没有提及他与约克的伊丽莎白即将到来的婚姻。议会慷慨地解决了国王的资金问题：没有直接征税的要求，亨利·都铎收到了吨税和磅税的补贴款共约1.4万英镑，被用作王室成员一年的生活开销。新年伊始，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全面恢复执行自1455年以来的王室特许权。这项新近推出的法案中包含了令人惊讶的461条豁免条款（1465年的法案中包含288条），从而或许使该法案的力度得到了些许调和，但它至少给了亨利·都铎向新臣民们展示其宽宏大量的机会。

亨利·都铎也采取了镇压和恐吓的统治手段。这一点在他对英格兰北部的统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北方地区对新国王来说至关重要：那里盘踞着强大的权势家族，比如珀西家族、斯坦利家族以及克利福德家族。这些家族掌握着强大的军事资源，而且这个地区对理查三世的支持令人生厌。此外，北方地区的海岸线为入侵者提供了机会（诸如1399年博林布鲁克的亨利的入侵以及1471年爱德华四世的入侵），而它邻近苏格兰这一点也不容忽视。亨利·都铎的策略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嘉奖了那些曾经支持过理查三世的人：为了在约克城选举亲都铎王朝的人为政府官员，他以减免当地农耕税费作为代价。诺森伯兰伯爵向新国王表示臣服，以此换来最终被允许官复原职。其次，亨利·都铎建立了一套保金制度，将北方地区的权贵和士绅相互维系在一起，同时又与威斯敏斯特的王室大臣们相关联。如果发现有人有不忠于国王的蛛丝马迹（例如接到诏令拒不出席国王的枢密院会议），那么此人将遭受财务方面的严惩。这些措施也提供了一种与此前的政治对手实现和解的途径。例如，博尔顿和马莎姆勋爵斯克罗普。此人曾在1487年参与了林肯伯爵发动的叛乱。斯克罗普勋爵虽被赦免，但也受到了这种保金制度的严惩。

在应对1485～1487年间反对亨利·都铎的叛乱时，这些政策的成效得到了体现。1486年初，伍斯特郡格拉夫顿（Grafton）的汉弗莱·斯塔福德，企图以克拉伦斯公爵之子沃里克伯爵爱德华的名义在中部地区举兵叛乱；而理查三世时期的宫廷大臣洛威尔子爵弗朗西斯妄图在理查三世先前的领地米德尔赫姆周边发动叛乱。这两次叛乱都被轻松镇压。当亨利·都铎于4月20日进抵约克时，洛威尔子爵的军队早已作鸟兽散了。洛威尔子爵本人逃亡至低地国家，后来林肯伯爵约翰·德·拉·波尔（John de la Pole）在那里加入了他的阵营。德·拉·波尔是爱德华四世和理查三世的堂兄弟，1484年威尔士亲王夭折之后，他便成为继承人。尽管他在博斯沃思战役中站在了理查三世一方参与作战，但后来却逃过了惩罚。德·拉·波尔发动叛乱的动机似乎在于对约克家族的忠诚，而不是对理查三世个人的拥护，而且他也很可能是被勃艮第的玛格丽特拉入密谋叛乱之中的。1487年2月，德·拉·波尔突然逃往低地国家。次月，他和洛威尔子爵率领一小支军队抵达爱尔兰，这支军队是由勃艮第公爵的遗孀提供给他们的。他们随后与爱尔兰当地的基尔代尔伯爵（Earl of kildare）和戴斯蒙德伯爵（Earl of Desmond）合兵一处，并发表声明共同推举一个年轻的无名之辈兰伯特·西姆内尔（Lambert Simnel）为爱德华六世兼沃里克伯爵。6月，林肯伯爵、洛威尔子爵和西姆内尔在兰开夏郡登陆。但就像前一年一样，叛军没有把那些对约克派怀有同情心的人吸引至其麾下作战。6月16日，叛军与亨利·都铎率领的军队在诺丁汉郡纽瓦克（Newark）附近的斯托克相遇。斯坦利家族向亨利·都铎提供了一支规模可观的援军。战斗持续时间很短，叛军战败。他们血流成河，损失惨重。林肯伯爵战死，洛威尔子爵失踪。西姆内尔被俘后被发配至王室厨房打杂，以显示他的叛乱无人响应。对亨利·都铎来说，斯托克战役不仅是一个分水岭，同时它也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某些个人将会继续密谋反对他，但整个王国已经对叛乱和内战感到极度厌恶了。1487年11月25日，约克的伊丽莎白最终加冕成为英格兰王后，正是王后的加冕仪式而非两年前她同国王的成婚大典，标志着玫瑰战争正式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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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59～1464年间和1469～1471年间的战争，以及1483～1487年间的历史事件之间，近年来的历史评论家们很少看到其中的连续性。1471年爱德华四世的胜利及随后12年的稳定统治，宣告了约克王朝充满不确定性和政治动乱的局面的结束。正是王朝的不稳定和政治上的动乱造成了兰开斯特王权的陨落。然而，政坛中的各种紧张关系依然暗流涌动。

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爱德华四世的统治不如亨利五世的统治那样积极有效。爱德华四世在1475年和1477年让约克统治集团中的权势团体感到失望，到1483年时他的内、外政策已经开始土崩瓦解。他确实没有“让他的王朝万世留传”，因为在他死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爱德华五世便被废黜，而且还很有可能是被他的叔叔谋害的。而他的很多最亲近的支持者们背弃了约克家族转而去支持一位名不见经传且与兰开斯特家族是远亲的篡位者。22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的篡位是整个15世纪最令人震惊，也最没有根据的权力滥用之一。这个世纪到处充斥着像他这样的人。他窃据王位的行为降低了君主政体的价值，并且还进一步削弱了在15世纪的英格兰已经开始变得不稳定的王室权力的基础。1485年8月，亨利·都铎成为英格兰国王，其夺取王位的过程凭借的是好运势（正如理查三世及其父亲约克公爵以身家性命为代价所发现的那样：战争充满了风险）再加上政治国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远离政治。颇为自相矛盾之处在于，这种大部分人对政治进程参与的缺乏，将使亨利·都铎得以建立起一座崭新的王权大厦。这是一种带有明显都铎王朝风格的管理方式和政治文化，在接下来的一个多世纪里，这种政治文化会历经比整个15世纪更为激进的历史进程而得以延续。

第三部分　玫瑰战争的影响

第7章　战争与社会：战争的苦果

近代历史学家们似乎就下面这种认识达成了共识——玫瑰战争对英格兰社会没有造成直接影响，甚至也没有带来长期影响。1都铎王朝时期历史记录中充满悲观失望的描述（10万英格兰人遭到杀戮，大批贵族被杀害，国家陷入贫困）已被更改，取而代之交代了战争持续时间和激烈程度的十分有限，上流社会文化繁荣，国内经济实现增长。

对实际作战时间长度的估计范围则是从“仅仅是32年间里12周或13周”到大约两年。无论战争持续了多久，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赞同玫瑰战争时期一位法国观察人士菲利普·德·贡米尼斯得出的结论：与欧洲大陆的邻国相比，英格兰避开了过度战争所带来的恶劣蹂躏。15世纪的英格兰“是（当时）欧洲最和平的国家”。2本章将针对这个基本的假设观点进行质疑和探讨。英格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真正为了和平而构建的社会，以及在这样的社会里，在多大程度上少数人的好战倾向被多数人安全地置于了一旁？人们共有的和各自的战争体验是什么？玫瑰战争期间的历次战役仅仅属于参战者和战死者只限于政治精英阶层的小规模战斗吗？抑或，这些战役在更大范围内给整个社会所有阶层的人都带来了影响吗？然而，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在这次内战的进程中无论战争的影响力还是人们的参与度是否均发生了变化。

15世纪英格兰的战争

当时的英格兰和外国观察人士都赞同如下观点：15世纪的英格兰幸免于最恐怖的战争。约翰·福蒂斯丘爵士将英格兰与法国进行了对比，他提出：法国民众受到沉重赋税的压迫，这些税收旨在用来维持一支常备军队，法国民众还经常遭受军队的抢掠；另一方面，由于英格兰实行的是混合君主制，臣民的自由靠议会来维护，所以英格兰免除了战争和暴政所带来的负担。急于批评瓦卢瓦王朝政府的贡米尼斯则把注意力放在了英格兰战争的持续时间短、没有军队抢掠民众财物以及至少在战争初期政治精英受到的损害有限这些方面。3很多现代的历史评论家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英格兰战争的持续时间有限，战争对社会造成的冲击也有限。但是，假如15世纪的英格兰是一个以和平为组织目的的非军事化社会，其政治上的暴力持续时间短且执行力度有限，那么1399年亨利四世登基之后的数年之间所发生的那些事件就可以称得上非常离奇了。

13世纪晚期以及14世纪，英格兰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化进程。三位爱德华发动的战争的参战军队数量都很庞大。这些战争不仅以不断向民众增加税赋的形式来集合和动用整个国家的财富，而且把国王越来越多的臣民直接牵涉到国王发动的战争之中。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在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后来的法国所使用的军队，其构成成分是那些富裕的平民和不断军事化的贵族阶层人士。此外，这些军队规模都很庞大：爱德华一世1298年参加的福尔柯克战役动用重骑兵3000人，步兵25700多人；而在1294～1295年间，爱德华一世部署在威尔士的各支军队步兵总数至少为35000人，其中还包括3000至4000名骑士、乡绅以及政府警卫人员。14世纪，军事作战艺术的变化逐步倾向于不再使用庞大的步兵军队，所以军队规模减小了。但即便是在1360年爱德华三世兵临巴黎城下时，其所率领的军队人数也仍然超过了10000人。重骑兵（指全身披挂战甲的重装士兵，作战时要么骑马要么步行，这些人是从拥有土地的社会阶层中招募而来）的数量仍然很可观——1347年克雷西战役（Battle of Crecy）至少调用了4000名重骑兵，1385年理查二世远征苏格兰时，重骑兵的数量则多达4500人。15世纪时参加百年战争作战的英格兰军队的规模继续在缩小（阿金库尔战役大约为10500人，但3000人的军队则更为常见），但是这却代表着战争本质的发展，而不代表英格兰社会大规模的去军事化。诺曼底时期作战时的短途骑行和小型兵站的实际情况，使得规模更小、便于频繁部署以及弓箭手与重骑兵所占比例更高的军队成为必要。然而，此类远征的频繁发生（1415～1450年间横跨英吉利海峡的远征次数不少于40次），造成了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对士兵、物资和金钱的需求可谓无时不有，无所不在。

三位爱德华国王统治时期对战争的需求带来了长期的严重后果。整个15世纪都能感受到这种后果的存在。第一个后果是以下发征兵令的形式招募军队的实践。1277年，为爱德华一世的第一次威尔士战争招募步兵的任务就委派给了各郡的治安官。但是，到13世纪90年代时，这个职责就被分派到了专门指派的征兵专员手里。通常，征兵专员都是在各郡贵族首领领导之下由显耀的土地所有者担任。经过整个14世纪的发展，征兵专员也形成了一套质量控制制度：检查各郡征兵工作的备战状态，并强制执行1285年颁布的《温彻斯特条例》（Statute of Winchester）。该条例规定，每名年龄在16岁至60岁、身体状况良好的男子每年必须要在军队服役40天，而且应当自备与其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相匹配的武器装备。14世纪晚期，以采取合同形式招募士兵的实践则意味着为组建远征军而颁布的征兵令的重要性降低了。但是，征兵令仍然经常被使用，尤其是在沿海和边境各郡。从保持英格兰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做好军备工作的角度来讲，征兵令起到了重要作用。1437年《温彻斯特条例》重新颁布实施，1442年再一次颁布实施。1450年，在距离牛津郡50英里的艾维尔姆地区（Ewelme），17个村庄就可以招募到85名士兵，而且其中有17人还是技艺娴熟的弓箭手，尽管征兵专员汇报很多人尚缺少武器和铠甲。从1458年开始，征兵令的派发频率增多了，实际上促使整个王国做好了内战爆发的准备。征兵令在对一个国家的战争动员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1450年夏天，虽然没有王室授权也没有贵族的有效领导，但正是由于征兵令机制发挥了作用，才使得肯特郡的平民能够组建人数达数千且装备精良的军队，并向伦敦进发。同样，正是由于这套在都铎王朝早期统治中得到全面革新和重振的机制，才使得1536年求恩巡礼运动（the Pilgrimage of Grace）的领导者们能够组建起一支人数至少3万人的反叛军队。

在三位爱德华国王统治时期，英格兰社会的军事化所带来的第二个后果是英格兰人为战争出资的意愿和能力。虽然要估计中世纪晚期国王的收入水平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但是比较明确的一点是，国王向其臣民征收税款的能力在13世纪末期至14世纪中期得到了大幅提升。新形式的税种，包括直接税（采取的是议会补贴的形式）和间接税（采取向新贸易征税的形式，尤其是羊毛贸易），为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在国内外推行雄心勃勃的扩张主义政策提供了资金来源。此外，随着议会才具有正当的征税权力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王国的所有人皆赞同这种王权的扩张。尽管税收水平在14世纪晚期似乎有所降低，但是15世纪初期它又再次提高了，并且在为亨利五世提供资金征服诺曼底时达到了最高水平。令人惊讶的是，人们目前对于这些税在地方上的征收机制几无所知，但是有一点却比较清楚：地方上一般都会对这些税的征收进行管理，并经常采取措施确保税务负担能够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下去。到15世纪中期，各地征收战争税的这种安排早已存在一百多年了，这些税收正是被用在了资助玫瑰战争之中。1460年年初，约翰·帕斯顿描述了诺福克郡各城镇和村庄如何给征兵专员招募来的400名士兵发放军饷的情景。当时，无数的英格兰城镇都提高了当地的税收，以便资助自己的军队参加内战。从14世纪60年代起，英格兰人也习惯于以借贷的形式资助王室。当然，爱德华一世和爱德华三世都曾经用贷款的方式来资助自己发动的战争。到1307年时，爱德华一世的债务高达20万英镑。1339年，30万英镑的债务迫使爱德华三世的对外政策趋于夭折。然而，关键的区别在于从14世纪60年代起，这些贷款的来源不是国外银行家，而是国王自己的臣民。在15世纪，维持英格兰王室统治的是国内的商业资本（主要依靠羊毛贸易积累的财富），而不是欧洲南部大银行提供的贷款。因此，15世纪中期的英格兰商人（例如1455年资助沃里克伯爵接管加来要塞的羊毛商人，或者1460年时曾经向约克派伯爵们提供过资金支持的伦敦商人）在快速果断地结束国内的政治冲突和不稳定局面这个问题上拥有既定利益。甚至那些不情愿贷款的放贷人，例如那些在1460年12月曾经出资帮助过兰开斯特派政治事业的来自戴汉姆领地的人们，仍然拿出了资金使敌对方可以进行征兵作战。

13、14世纪的战争冲突确保整个英格兰社会做好了进行战争的准备，但是这些冲突也向整个王国灌输了一种深入人心的军事文化。对于当时的人们对军事实力衰退所做出的抱怨，很多现代的历史学家都只看到了其表面现象。威廉·伍斯特在15世纪50年代时著文针对这样的事实哀叹不已：近来，那些“具有贵族血统且天生尚武”的人已经忽视了这些军事技能，他们转而去从事法律事务，过着慵懒的生活。4J. R. 兰德（J. R. Lander）把伍斯特视为“那些正在消失的、参与过百年大战老兵们当中的极端保守代言人”，并直接忽视了伍斯特提出的观点。但是，兰德仍然大体上接受伍斯特所得出的结论：15世纪英格兰的贵族和绅士们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显得没有那么好战。5然而，兰德在这两个方面的观点可能皆不正确。伍斯特对军事能力的担心或许是杞人忧天，但是他无疑不是唯一一位在15世纪下半叶提倡复兴军事，或者说是骑士精神的人。在1450和1475年之间，大量的军事教材被翻译并重新编纂，以供英格兰读者阅读，例如韦格蒂乌斯（Vegetius）撰写的罗马经典《论军事》（De Rei Militari），以及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拉蒙·卢尔（Ramon Lull）和阿兰·夏蒂埃（Alain Chartier）等人的军事著作。6此外，在这段历史时期里，人们普遍地重新激起了对军事和骑士主题文字作品的阅读兴趣。雄心勃勃的男人们继续对从军事和骑士角度定义的文雅和有教养充满着渴望，远远没有视其为过时之物。当约克商人尼古拉斯·布莱克本（Nicholas Blackburn，1432年去世）的家人托人将他的肖像绘制在圣公会北街教堂的五彩玻璃窗上时，他们将他描述为一身戎装的形象。这足可证明戎装形象给人们带来的持久吸引力，甚至还吸引到了城市商界精英。

15世纪中期，地主阶级是否已经放弃了他们传统上所肩负的军事责任，这一点还绝对没有定论。上流社会在英法百年战争时期积极参与战事，他们后来从这种积极的状态中抽身而去的程度被严重地夸大了。得出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15世纪英格兰远征军中重骑兵和弓箭手之间在数量上的比例在不断扩大。14世纪中期，远征军中重骑兵和弓箭手二者的数量比例似乎相同。到1415年时，二者之间常见的比例似乎为1∶3。但是1430年此比例上升到了1∶12。而在整个15世纪30、40年代，二者的平均比例为1∶5。现在的人们对此提出了大量的解释。首先，作战性质出现了从少骑行到多静态驻守的转变，从而减少了抢掠和勒索赎金现象发生的概率，也就使得海外服兵役的前途变得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其次，贵族阶层对于在大部分由非贵族阶层的人构成的军队中服役也没有从前那么热心了。最后，各郡行政管理的职责负担意味着一个人不可能把做好国内事务和去海外服兵役这二者同时完成。

然而，在1422年后的几年间，对于英格兰少数重要的贵族阶层人士来说，显然在战争中服役仍是他们任职履历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郡在这一点上不尽相同。由于有些郡（例如埃塞克斯郡）其精英阶层的主要组成成分是律师，所以，它们对军队的贡献就要比其他郡小。然而，在除此之外的所有其他郡，进入军队服役依然是郡中精英阶层的首要选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内战爆发。例如，在肯特郡，像威廉·浩特爵士（Sir William Haute）、理查·伍德维尔以及托马斯·凯利尔一类的人都是在国内担任郡治安官、议员以及和平法官的同时，还在对法作战中积极服兵役。那些被大多数历史学家鉴定为朝臣或国内行政官员的个人，比如肯特郡的詹姆斯·法因斯、塞伊和塞里勋爵以及兰开夏的理查·哈灵顿爵士或德文郡的罗伯特·维尔爵士，他们一直在诺曼底服役直至1450年英格兰对其占领结束。正如西蒙·佩林近期所证明的那样，他们在法国参与作战与其在英格兰国内履行公职并不互相排斥。7此外，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老兵代表了兰开斯特政权里那些存有叛乱之心的对手当中的核心人物。他们在玫瑰战争期间的职业生涯表明：决定他们下决心是为兰开斯特派还是为约克派而战的因素有两方面，即既有忠诚和个人选择程度。

战争带来的影响：贵族阶层

毫无疑问，在15世纪50、60年代，国民之中有很大比例的人们心甘情愿地在内战当中付出自己的生命和生计，这一点在贵族阶层表现得尤为明显。科林·里士满（Colin Richmond）的数据显示了他们参与内战的程度，特别是在1459～1461年期间。例如，在路孚德桥战役中，有6位勋爵与约克公爵并肩作战，而当时兰开斯特派参与作战的勋爵数量达到了21位；在1461年2月的圣奥尔本斯战役中，12位约克派勋爵与15位（也可能是17位）兰开斯特派勋爵对阵；而在陶顿战役中，不少于21位兰开斯特派勋爵与至少9位约克派勋爵交战。总的来说，1459～1461年间，在全部70位收到国王要求参加议会会议的单独诏令或收到专属参会权的贵族中，至少有58位贵族在玫瑰战争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此外，他们似乎都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36位兰开斯特派贵族中有14位要么战死沙场，要么战后不久被处决；而22位约克派贵族中有6位在沙场殒命。8麦克法兰指出，战争本身只造成了数量很少的贵族家庭的灭绝。尽管他的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1459～1461年间的战争无疑造成了贵族的重大伤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四分之一的议会贵族消失殆尽。

从贵族方面来讲，他们参与1459～1461年战争的规模的确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根据里士满的观点，正是贵族加入到了约克派一方才打破了战局平衡，从而使局势变得有利于爱德华四世。虽然无法得到准确的数据，但1461年被议会剥夺了财产权和公民权的兰开斯特派贵族的具体情况和其他证据均表明，曾经在亨利六世统治时期担任过下议院议员的贵族中，至少有32位在陶顿战役中站在了兰开斯特派一方，而其中至少有15位（无疑低估了）是为爱德华四世而战。兰开斯特派灾难性的溃败的确让那些为亨利六世而战的贵族们伤亡惨重。像诺森伯兰郡绅士约翰·贝雷（John Bere）这样的内维尔家族的家臣们，以及像伯特伦和托马斯·克拉克肯索普爵士（Sir Thomas Crackenthorpe，此人可能是在开战前一晚才被诺森伯兰伯爵授以爵位的）这样的珀西家族的家臣们，都在韦克菲尔德战役和陶顿战役中与他们的领主们一起战死沙场。战争结束后又有42位兰开斯特派骑士和绅士被处死。约克派贵族的伤亡人数明显要少得多，战死的约克派贵族中最有名望的是肯特郡绅士罗伯特·霍恩（Robert Horne）。但是，有相当一批骑士和绅士明显站在了爱德华四世一方。像约翰·霍华德（即后来的诺福克公爵）、威廉·黑斯廷斯、沃尔特·布朗特（Walter Blount）以及汉弗莱·斯塔福德这几个人是在约克派一方被授以爵位的。1459～1461年间，在战场服役是爱德华四世的家臣们和约克派执政时期的英格兰政治精英们的共同思路。我们不应该低估那些年间的内战，特别是从韦克菲尔德战役到陶顿战役这段历史时期内的战争所造成的冲击和创伤。根据当时的编年史数据，1461年棕榈主日那天死亡的人数在2.8万人至3.8万人之间。虽然这个数字有些夸大，但是这样的表述也称得上是一种修辞的手段，其目的在于突出强调编年史作者对于当时发生的历史事件所怀有的深深的恐惧感。

像托马斯·史密斯等都铎王朝的评论家们宣称，玫瑰战争大大削弱了英格兰贵族阶层。这种说法可能要比我们的推测更接近当时的真实情况。1459～1461年的战争创伤一直到16世纪时仍然存在于整个民族的意识当中。流血战争一直持续到1464年的赫克瑟姆战役中兰开斯特派最后一位坚定分子被打败。战争的冲击创伤和流血牺牲或许有助于说服贵族阶层中的很多人在1469年战争又一次爆发时选择了远离政治。兰德教授的数据提供了更有启发性的对比。在1469～1470年间，只有4位贵族为沃里克伯爵而战（牛津伯爵、菲茨休勋爵、博尔顿和维罗毕勋爵斯克罗普以及韦尔斯勋爵）；而只有7位贵族加入到了国王的阵营（德文郡伯爵、彭布鲁克伯爵、里弗斯伯爵、诺森伯兰伯爵、阿伦德尔伯爵、黑斯廷斯勋爵和奥格尔勋爵）。伍斯特伯爵约翰·迪普托夫特也于1470年被沃里克伯爵下令处死。1471年只有18位贵族（兰开斯特派10位，约克派8位）参加了巴尼特战役和图克斯伯里战役。实际上，很多参加1471年战争的贵族别无选择：就像其昔日的政敌萨默塞特公爵亨利·博福特一样，沃里克伯爵是为了个人存亡而战，而爱德华四世的拥护者黑斯廷斯勋爵或其弟格洛斯特公爵也是如此。然而，很多其他贵族觉得自己可以安坐家中保持中立。根据兰德的观点，这种漠不关心的政治态度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爱德华四世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尤其是他对妻子伍德维尔家族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偏袒和恩泽，以及对沃里克伯爵相当苛刻的对待。然而，贵族“引人注目地”远离政治的原因并不全都在于此。9

这种远离政治的现象在1485年就开始非常明显了。在博斯沃思战役中，只有6位贵族明确地为理查三世而战，可能还有另外6位贵族当时也在战场。那些曾经受到理查三世任命恩惠的贵族（比如博尔顿的斯克罗普勋爵）或那些刚刚被他保留下来的贵族（比如格洛斯特公爵）和此前被他保留下来的贵族（比如诺森伯兰伯爵），甚至都没有进入战场为他而战。议会中的贵族当时到战场支持国王的人数还不到议会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支持亨利·都铎作战的贵族人数给人的印象则更淡薄：他的叔叔、流亡中的牛津伯爵贾斯伯，贝德福德公爵约翰以及韦尔斯勋爵，可能还有斯坦利勋爵托马斯（尽管由他的兄弟威廉率领的斯坦利家族军队被证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487年，在斯托克战役中支持亨利七世的贵族情况略好一些：贝德福德公爵、德文郡伯爵、肯特伯爵、牛津伯爵、什鲁斯伯里伯爵、莱尔子爵（Viscount Lisle）以及4至9位男爵。在叛乱者阵营中出现的贵族有林肯伯爵、弗朗西斯伯爵、洛威尔子爵，可能还有久经战阵的斯克罗普勋爵。这仍然说明英格兰的大部分贵族都保持了中立，那么是否也意味着15世纪末的贵族的这种情况代表了当时整个上层社会无论是在内战中，还是在针对苏格兰或法国的对外战争中，都没有热情或能力扮演积极角色了呢？如果认为这种远离政治的现象是贵族或整个上层社会不好战态度的证明，那么就产生了认识上的错误。直至16世纪，军事理想都在贵族的概念中被很好地定义，而且直至15世纪末，为君主上战场作战依然被人们看作是贵族在为君主效力过程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1475年爱德华四世远征法国时，有23位贵族愿意担任远征军各分支军队的统帅；而1492年跟随亨利七世远征博洛尼（Boulogne）的贵族有8位伯爵、1位子爵和16位勋爵。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贵族参与战争人数比例甚至更高：1513年，23位贵族追随国王到法国作战，另有3位贵族则各自派出自己的长子作为代表参战，还有1位贵族参加了海上作战，9位贵族则在对抗苏格兰的战场上。

虽然无法用准确数字来判断，但轶事证据能够表明一点，即在玫瑰战争1461年之后的阶段中，贵族参战并战死的可能性也减少了。麦克法兰指出了贵族们可以做选择的程度，要做到驱使自己的家臣违心地参加战斗，即使是最有权势的领主也缺乏相应的手段。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了像亨利·弗侬爵士一类的人有效地拒绝了领主要求自己上战场作战的命令，其他人则采取了更加委婉的方式来使自己处于战争冲突之外。当科得诺尔（Codnor）的格雷勋爵亨利（此人在陶顿战役中身处兰开斯特派阵营）1464年与爱德华四世的内臣黑斯廷斯勋爵签订契约时，他同意在和平和战争时都服务于黑斯廷斯勋爵，但不含后者对国王、克拉伦斯公爵乔治以及托马斯·伯格爵士的义务。马尔科姆·梅瑟近来提出，大多数贵族都“两面讨好”，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他们则变得越来越不愿意站到任何一方。10一种可能的情况或许是，在15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贵族把个人的安危置于任何政治原则或对领主和朝廷的效忠之前来优先考虑。例如，威廉·凯茨比爵士不仅曾是亨利六世的王室成员，而且曾在北安普顿战役和陶顿战役中为兰开斯特派战斗过。他被爱德华四世的第一届议会剥夺了财产权和公民权，被迫流亡在外。然而，他很快得到了赦免，并依附于沃里克伯爵（其母亲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可能在凯茨比被赦免过程中帮了他的忙）。沃里克的贵族身份或许在凯茨比获得有争议的采邑中起到了作用。1470年，后者在国王复辟期间被任命为北安普顿郡治安官。然而，凯茨比在1461年的经历可能导致了他面对重新爆发的战争采取了一种更为谨慎的方式，他并没有在巴尼特战役或图克斯伯里战役中为约克王朝而战斗，并最终于1479年得以善终。

很明显，在1461年之后，政治精英们逐渐地远离了武装政治冲突。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

在15世纪60年代，爱德华四世对他的亲戚伍德维尔家族的人的提拔或许是其重要原因，而到了70年代又或许是因为爱德华四世操控法律使5个贵族家族的爵位继承人失去了继承权。个人的处境或许可以解释一个人为什么不愿意参与武装冲突。第二任威斯特摩兰伯爵拉尔夫·内维尔可能由于某种精神疾病而在玫瑰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尽管在第二次圣奥尔本斯战役中他至少出现在了玛格丽特王后身边）。然而，对于大多数贵族来说，不出面参与战争冲突和不去参与战场作战完全是一种经过思考权衡的个人决定。1461年，有两种很明显的道路可供贵族们选择：一、为具有合法继承权的国王而战，而不考虑其个人缺点；二、为了整个王国的公众利益而参与改革事业。随着改革的希望恰好撞上了15世纪后期的残酷政治现实，对战争的恐惧再加上对政治的态度越来越玩世不恭，使得贵族阶层逐渐与这些事情疏远开来：谁将当上国王并稳坐朝堂，而又实际上任由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来决定整个王国的命运。1484年，芒乔伊勋爵约翰·布朗特曾经建议他的兄弟詹姆斯爵士说，如果被赏赐了男爵领地，一定不要接受，也不要“在君主面前显示自己的不凡，因为这十分危险”。这或许也是玫瑰战争末期贵族阶层的很多人所共有的一种普遍情绪。11

战争带来的影响：平民阶层

如果说政治精英们最初全体都参与了玫瑰战争，但自15世纪60年代开始便越来越多地从直接参与中撤出，那么内战所具有的特殊性质是否从一开始就阻止平民大规模地参与其中呢？一般的平民在内战中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这当然是菲利普·德·贡米尼斯的观点。他指出，“如果英格兰有任何冲突爆发，敌对的双方总有一方能够在10天之内控制住局势”，并且得出结论说，“在我所了解的所有国家当中，英格兰国内公共事务的执行和管理对民众的暴力影响最小。村庄没有遭到毁灭，民众也没有受到伤害，建筑物没有被烧毁或推倒”。12贡米尼斯确信了这种观点，其依据不单单只是爱德华四世说过的话。爱德华四世曾经保证过，杀贵族并放过平民这种做法是一个惯例。然而，鉴于我们之所见，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可能成立。15世纪中期，特别是15世纪50年代，平民的政治意识迅速增强，直接参政的次数急剧增长，且相关的文档记录保存得很好。如果1459～1461年间贵族阶层有大量的人愿意为了政治原则而参战并战死，那么不难想象同样有参政意愿的平民也一样会那样去做。

不幸的是，鉴于相关证据本身的性质，人们无法给这个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要想估计出玫瑰战争每次战役的参战人数几无可能。当时的编年史学家所给出的参战人数必定比真实的数字大很多。不止一位观察者把1461年陶顿战役中约克军队的参战人数说成是20万人。米兰大使在陶顿战役结束后不久写报告称，大约2.8万人在这场战役中丧生，而威廉·帕斯顿则称被杀的总人数为2万人。正如约翰·吉林厄姆（John Gillingham）所指出的那样，假如对约克军队人数的估计是真实的（大多数当时的人一致认为兰开斯特军队的参战总人数甚至比这更大），那么当时英格兰达到适合作战年龄的大多数人都出现在了陶顿战役的战场上。对军队规模所做出的这个估计明显很荒谬，但是发生在1460～1461年间的这场战役极有可能动用了史无前例的参战人数。毫无疑问，陶顿战役属于大规模军队作战，这场战役必定对那些参战的人或受到其战果影响的人带来了重大冲击。从保留下来的一些文件片段来看，贵族阶层明显有能力做到在危机时刻把相当数量的扈从、佃户和追随者聚集在自己身边。1455年，白金汉公爵汉弗莱把从自己的领地萨里郡和肯特郡召集的90人带到了第一次圣奥尔本斯战役的战场，而5年前当凯德发动叛乱之时，有74名骑兵从他位于斯塔福德郡的领地出发抵达布莱克希思。有关内战对普通民众造成影响的证据流于道听途说，但表明了平民也像贵族阶层一样遭受了战争之苦。1461年伦敦塔命令圣凯瑟琳医院院长通过他们的救济院收留克里斯汀女士，她是达特福德市一位商人的遗孀，丈夫从事袜子生意，刚刚在陶顿战役中被杀死。陶顿战役参战人数的规模之大可以从几代约克派大主教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中得到印证，这些大主教们竭尽全力地为“……先被杀死然后葬于周边土地之下的这片土地上最伟大的人们以及其他许多人”的灵魂进行祈祷。13他们的这种努力一直延续到了16世纪，且基本上没有获得成功。这也许表明了人们对想要忘记内战带来的过度破坏的一种共同渴望。

1996年，人们在陶顿战役原址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这个非凡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1459～1461年间的战争规模和所造成的冲击。这个墓葬保存了至少37具遗骸，这些人死于战争期间或战争结束后不久。对他们的骨骼的分析结果显示，他们的平均年龄接近30岁，比现代之前军队人员的一般年龄大了5岁，这说明他们来自于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人在健康状况和身材方面同样也是各不相同，“这些人……来自于中世纪的各个社会阶层：年龄范围很大，身材都属当时人的平均身材，且就像今天的人们中有些人比较突出一样，墓葬中有一些人确实在当时也显得很突出”。14墓葬中的所有人都遭受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创伤。除一人外，其他所有人看上去似乎都死于头部伤，而只有两人似乎是为炮弹所伤。有证据表明，这些在距离主战场一英里发现的尸体是兰开斯特派阵亡士兵的尸体。他们当时在大溃败中丢盔弃甲，并遭到了围攻，全部被胜利的约克派士兵残忍杀死。此外，陶顿战役中的屠杀并非个例。在1464年赫克瑟姆战役结束后，凡是那些不属于亨利六世死忠者的人都与他们的领主们一起被处死了。对于这些人及其家庭来说，爱德华四世所吹嘘的“放过平民”是一个惯例的做法，只是一种毫无作用的安慰。

1469～1471年间战争的参战规模也同样无法得到确定。然而，比较明显的一点在于，征兵令成功地在1471年把数千民众送到了战场之上。《国王爱德华四世来临》（The Arrivall of King Edward IV）一书的作者叙述了刚刚在约克郡登陆的国王及其少量追随者们与人数多达六七千的大军相遇的过程。这支大军是通过征兵令从各地招募而来的，并由一位绅士和一位牧师率领。爱德华四世声称自己返回英格兰只是为了讨回属于自己的约克公国继承权而已，由此才逃过了一场厮杀。这之后的第二个月，在巴尼特战役中，约克军队总人数不到9000人（包括由黑斯廷斯勋爵威廉从兰开斯特公国位于中部地区以北的领地招募而来的3000人），而沃里克伯爵的军队人数略多一些。据一位编年史学家记载，此役双方死亡的总人数达到了4000人。在5月爆发的图克斯伯里战役中，参战军队的规模更小一些：约克军队人数不超过6000人，而为玛格丽特王后而战的人数比约克军队人数要少得多。然而，不考虑参战人数的准确数字，尽管1471年的战争总参战人数要比10年前少，但是却也动用了整个王国的大多数军事资源。不过，有多少身披战甲的平民真正地投身于战斗中却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然而，如果采纳菲利普·德·贡米尼斯的证据，那么可以说1471年见证了爱德华四世放弃了不杀平民的政策。在巴尼特战役和图克斯伯里战役刚刚结束后不久，爱德华四世为了对“民众对沃里克伯爵大有好感”进行报复，下令约克派屠杀了上千名曾经为兰开斯特派而战的普通士兵。15

到1485年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那些有参战和牺牲意愿的人的数量似乎已经萎缩到了只相当于1461年参战的一小部分人的数量。博斯沃思战役的参战总人数不足1万人。当时，规模较大的军队，尤其是由诺森伯兰伯爵亨利·珀西带来的大军直到战局已定都一直按兵不动。相关历史资料明确地记载了理查三世在进行战争动员谋求支持时所遇到的困难：征兵令动员人们的速度很慢，而国王的大臣们在集结自己的军队时也同样行动迟缓。波利多尔·维吉尔断言，战前理查三世的军队中逃跑的士兵非常多。古德曼（Goodman）提出，8月进行的一场战役非常不受人们欢迎，因为这个月正是收割庄稼的时节。但是，假如事实真是这样，那么它就进一步凸显了民众远离政治的现象。16如果说王室军队在人数方面非常少，那么亨利·都铎的处境相比之下就更加糟糕了。自他从米尔福德港开始行军以来，几乎没有人来积极地加入到他的队伍当中，而他想要争取斯坦利家族支持的企图也没有得到对方任何坚定的承诺。在这种局面之下，亨利·都铎被迫依靠他带来的一小队重骑兵，这些重骑兵从1483年开始就一直追随他流亡在外。此外，亨利·都铎还要依靠大约1000名法国雇佣兵。另一方面，理查三世主要凭借他家族的军事力量以及诺福克公爵带来的队伍。威廉·斯坦利爵士的介入便决定了战役的胜负，这说明博斯沃思战役规模真的非常之小。在玫瑰战争最关键的这场战役中，双方参战的总人数最多也不过1万。

对于很多平民来说，为了政治原则或出于对王室或领主的个人效忠而去参加作战甚至于牺牲自己，是玫瑰战争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然而，15世纪英格兰政治上的动荡也造成了其他形式暴力事件的增多。换言之，在内战的掩盖之下，个人之间开始了相互仇杀，随意实施暴力行为。1472年的议会承认了战争对社会造成的不稳定影响。罗彻斯特主教理查·阿尔考克在议会开幕时的发言中提出，尽管“为这片土地带来长期动荡和苦难的”亨利六世如今已经死去，但是“巨大的伤痛和致命的伤口”仍然存在，大量“暴乱的民众”仍然在实施抢劫，压迫着民众。17议员们也把关注点放在了近期发生的各种声名狼藉的事件上，例如康沃尔郡的约翰·格林（John Glyn）遭谋杀事件，约克郡的理查·威廉姆逊（Richard Willamson）遭谋杀事件以及格洛斯特郡的塔波特和伯克利争端事件。尽管某种程度上暴力事件在中世纪末期的英格兰很常见，但1450年以来，明显出现的政治动荡为解释犯罪和骚乱提供了一个新背景。社会上一些知名人士，例如1450年1月奇切斯特主教莫林斯，或者1455年英格兰西南部律师尼古拉斯·拉德福德被谋杀的事件，被人们看作王室统治失败的征兆和内部政治冲突的残酷体现。

内战也为了结私人恩怨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1460年7月，约翰·斯塔福德残忍地谋杀了威廉·鲁西爵士（Sir William Lucy）。若非此事发生时正值北安普顿战役期间，约翰·斯塔福德很难逃过应有的惩罚。斯塔福德似乎觊觎着鲁西年轻的妻子玛格丽特。在谋杀了鲁西之后，斯塔福德终于得到了玛格丽特。然而，斯塔福德并没有长时间地享受到这位新妻子带给他的欢愉，因为他在第二年3月爆发的陶顿战役中战死于沙场。在政治动乱这个合理外衣的掩盖下，了结个人世仇和使用武力来争夺财产的现象频频发生。1470年时的林肯郡便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前一年爆发的约克郡叛乱造成了当地统治秩序的崩溃。于是，韦尔斯勋爵理查便有机会使用暴力手段去解决自己与盖恩斯伯勒的托马斯·伯格爵士之间所存在的争端了。罗宾·斯托里（Robin Storey）认为内战的起因是贵族之间存在的暴力争端，而这些暴力争端又体现出亨利六世统治上的无能。18虽然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都已经不再相信贵族暴力争端和内战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偶然性联系，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当时有一些人利用内战的爆发来谋求达到个人的目的，内战和民众聚居地的暴力动乱之间的联系在议会和当时的历史记录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战争带来的影响：城镇

从同时代的意大利或低地国家的标准来看，英格兰并不能称得上一个城市化比较突出的国家。15世纪中期时，伦敦人口大约为4万人，是英格兰当时最大的城市。伦敦在财富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显得非常独特。总人口接近5000人的郡只有诺维奇郡（Norwich）、约克郡和布里斯托郡，大多数郡的首府人口都在两三千人左右。当然，当时还存在着几十个集市镇。其中有一些集市镇是经过特许成立的，而其他大多数集市镇都属于庄园自治镇。这些集市镇的总人口范围分布可以从规模稍大一些的镇的1000多人（比如特伦特河畔纽瓦克），到仅有几百名居民的小镇。然而，从中心城市到所有村庄的距离全部不超过一天的骑马行程。城镇在中世纪末期英格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不过，15世纪对于英格兰城镇来说却属于危机时刻。海外贸易、国内经济和环境因素方面出现的变化，以及瘟疫和其他流行性疾病的频繁暴发再加上伦敦的发展扩张，这些因素促使英格兰郡一级首府城市在人口规模和财富方面均出现下滑。有的郡一级首府的人口规模和财富在15世纪时还出现了严重下滑，例如考文垂和桑威治。约克市民在该世纪末时所表达的这种情绪，即“你所说的城市目前人口数量已经不到从前的一半了”，将会得到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的认同。19

不过，城市历史学家们几乎没有人认为玫瑰战争对英格兰的城镇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新近出版的《剑桥英国城市历史》（Cambridge Urban History of Britain）一书的作者们提出，大多数城镇的统治者都在致力于使本地最小限度地参与内战，避免投身到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成功地从政治争端中保持中立，并且缓和普遍的城镇衰退潮流所带来的影响。如果这种观点属实，那么这将与14世纪很多英格兰城镇的经历有着重大的偏离。在塑造城市精英和王室之间以及英格兰城镇的统治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上，与苏格兰和法国战争的需求（人员、资金和战船）起着主要作用。与此类似，在都铎王朝早期，战争在巩固城镇/王室关系和加强寡头政治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玫瑰战争对很多的城镇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方式也许更为复杂和细微。约克的居民们为了从亨利七世那里得到财务方面的援助，大致列举了近期爆发的内战对他们的社区所造成的影响。他们一直以来总是时刻准备着为国王服役（无论谁做国王），他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和成本，不仅送本镇的大批预备武装人员参加了韦克菲尔德战役，去为他（亨利六世）服务，而且后来还为当时的王后陛下和他们的儿子——著名的爱德华王子输送了预备武装人员到圣奥尔本斯战役的战场上，来帮助他们至高无上的君主”，在“惨烈的陶尔顿（陶顿）战场，那个地方也称作帕尔梅斯顿·菲尔德，你所说的城市因为一个人的叛变而付出了代价，他们中的很多人被杀或遭到流放”。他们1471年没有能够支持爱德华四世，这令他很不高兴，并撤销了王室对他们的资助，这种情况直到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当政时才得到补救。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导致他们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增大，因为他们又支持了理查对苏格兰作战以及理查1483年谋求篡位的斗争。如今，当新国王造访该城市时，当地的市民们以内战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为托词，在免除旧债务和征收新赋税的问题上寻求王室的支持。20

整个玫瑰战争期间，英格兰各城镇面临着频繁的士兵需求。约克作为整个王国最大的城镇之一，可能所得到的征兵命令最多，但英格兰每个城镇可能都在某种程度上见证了自己的民众对战斗的参与。赫尔城派出了13人参加了北安普顿战役，第二年又派出了一小支军队参与了圣奥尔本斯战役。1470年9月，为了回应爱德华四世号召他们为“保卫他本人”而提供士兵的一封盖章信函，该城镇的居民又聚集了20名士兵。1460年考文垂派人支持亨利六世，但第二年2月该镇民众又转变了立场，并为约克派在圣奥尔本斯战役中的战斗提供作战人员；3月，该镇有100名人员在陶顿战役中与爱德华四世并肩作战。然而，这并不是考文垂出兵支持内战的结束，6月，又有40名来自该镇的士兵北上帮助沃里克伯爵镇压兰开斯特派的叛乱。在1469～1471年间爆发的“第二次战争”期间，考文垂派出人员加入到沃里克伯爵阵中参加1470年3月爆发的格兰瑟姆战役（Battle of Grantham）。不过，他们效忠沃里克伯爵的时间不长。第二个月，他们派了40人跟随爱德华四世进军西南地区，8月又再次派出40人到诺丁汉。1471年2月考文垂总督聚集了40人，表面上是要跟随沃里克伯爵去佛兰德，但他们却被用来阻止爱德华四世在约克郡登陆，这些人正是跟随沃里克伯爵在巴尼特战役中并肩作战的20名步兵和20名骑兵。沃里克伯爵的战败对于考文垂的居民来说意味着一场危机的到来，他们很快便又集合了一支新的军队来回应爱德华四世的召唤。2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没有证据显示考文垂派兵到博斯沃思战役支持理查三世作战。更小一些的城镇也为玫瑰战争贡献了兵力：例如肯特郡的港口城镇利德（Lydd），就曾经派兵支持约克派在北安普顿战役、圣奥尔本斯战役以及陶顿战役中作战。

在玫瑰战争的战场上，这些城镇派出的小支军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些城镇居民却在支持约克派或兰开斯特派的过程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460年12月，赫尔城的市长理查·安森（Richard Anson）在韦克菲尔德战役中与约克公爵一起被杀，不过他的同镇同胞们并未对他的死表示出同情之心且仍然忠于兰开斯特家族。与此类似，坎特伯雷市长尼古拉斯·方特（Nicholas Faunte）因忠于沃里克伯爵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他参与了法康堡叛乱，所以1471年5月在爱德华四世亲自监督下，他在该市的黄油市场被处死。有时候，城镇精英们发现他们自己是与战争有关的暴力事件的不情愿的受害者。1454年5月，约克市长托马斯·尼尔森（Thomas Nelson）锒铛入狱，并且被埃格雷蒙特勋爵托马斯·珀西和埃克塞特公爵亨利·霍兰德的部下痛打。他们是在反对约克公爵及其内维尔同盟的摄政政府而进行的叛乱期间进入约克镇的。然而，更常见的是，玫瑰战争的战斗导致政治上的混乱和对那些支持了错误的一派的人的指责和反唇相讥。在理查·安森死后，赫尔城市长一职便一度空缺。1461年3月，该镇民众极力向获得胜利的爱德华四世宣示忠心，他们驱逐了那些同情兰开斯特派的人，并且骑马跑到约克向新国王表示臣服。战争的余波也使某些人开始乘机解决个人的恩怨。对于比弗利镇（Beverley）的布商约翰·雷迪沙姆（John Reddisham）的遭遇人们只能报以同情。1460年末，雷迪沙姆接到了兰开斯特派发来的要求在他的镇进行征兵的一纸命令。在另一位同镇人约翰·纽波特（John Newport）的建议下，他欲把这个征兵令呈递给沃里克伯爵的兄弟托马斯·内维尔爵士。纽波特主动提出他要亲自把征兵令递交内维尔，但是由于他急于获得属于雷迪沙姆的财产，转而直接去找了诺森伯兰伯爵，使不幸的雷迪沙姆因叛国罪而锒铛入狱。

然而，与死亡和被囚禁这些真正的危险相比，更具显著影响的是由劫掠性的军队、反叛的臣民以及外国侵略者所带来的财产方面的破坏，以及对城镇经济的干扰。在整个玫瑰战争期间这种恐惧于城市社会中弥漫着。1450年，坎特伯雷居民增加了一个守卫哨位，购置了火炮来防卫他们的城市，以对抗凯德的叛军。而对于伦敦的编年史作者们来说，叛乱者对该城市带来的毁坏变成了兰开斯特政权统治失败的代名词。整个15世纪50年代，由于感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危机加剧，所以很多城镇都增加了守卫，购置了新的枪支和其他武器，重新修缮和翻新了城墙。在1458年“爱心日”归于失败之后，这些谨慎的防御措施似乎开始加快步伐。那年夏天伦敦市实施了宵禁，并组织了500人对在城外宿营的贵族扈从们进行防范。这种不安之感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5月，索尔兹伯里市参议员命令所有年龄在16岁至60岁的男性集合，并为仲夏的城市守卫工作做出防御性部署。当1459年冲突公开爆发时，很多城镇都增强了自己的防御措施。亨格福德勋爵罗伯特·莫林斯（Robert Moleyns）于1460年初访问了坎特伯雷，并视察了该市的防御状况。1459年10月，赫尔城的居民们临时决定增加一个永久性的守卫岗，并于次年11月在海港安置了一根大铁链，以阻止约克派勋爵从那里登陆，进一步增强了该市的防御。此外，他们还购置了枪支来增强城墙的防御力量。掠夺成性的兰开斯特军队在1460年冬至1461年1月给很多中部和南部的城市造成了极大恐慌。这对于说服考文垂居民转而去效忠约克派勋爵很关键，也是伦敦居民在2月拒绝兰开斯特军队进入伦敦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关于玛格丽特王后的北方军队在1461年2月所造成损害的记录有些夸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北路沿途各镇均遭受到劫掠和不同程度的损毁。1470～1471年同样的恐惧再次袭来。在坎特伯雷，为了使法康堡的巴斯塔德手下的两名军官昆特（Quynt）和洛夫雷斯（Lovelace）及其所带领的军队留在城外，该镇的居民还向他们支付了钱财来买通他们。类似地，无论是购置枪支还是派出打探消息和新闻的骑手的紧张活动，都证明了那些年考文垂民众的担忧之心。

战争给城镇居民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可能是在他们的钱袋方面。虽然15世纪50年代的国家税赋明显减少了，而且整个60、70年代只是略有增加，但是玫瑰战争期间，地方性税收的征收频率和数额却极大地增加了。中世纪晚期城市政治社会发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地方税收系统的发展，而且它往往依据的是为议会拨款金额的征收而做的评估金额。14世纪晚期，由于普通居民对地方寡头统治者强加给他们负担感到不满，围绕着地方税收而形成的争议在好几个英格兰主要城镇中出现了。这些地方性的争端反映出13世纪90年代和14世纪40年代国家层面的大危机，并且争端围绕的问题是税收的征收和开支是否得到了社区的同意及是否为了公众的利益。然而，在整个玫瑰战争期间，各城镇面临着清晰明确而又迫在眉睫的危险。城镇居民们感到自己面临着增强城镇防御以及对外提供给养以确保他们所在社区的安全的压力。同样，城镇的寡头统治者们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对领主的要求则略次之）王室对他们提出的兵力要求，以免他们在战争胜利或失败时失去自己的政治权力。

保存完好的考文垂和赫尔城的相关历史记录再一次反映了玫瑰战争期间，整个王国范围内城镇寡头统治者在扩大自己对城镇同胞们征税的权力方面的广泛性成功。1460年7月5日，赫尔城的市长、市参议员以及民众在市政厅集会，会议决定向国王提供13名士兵。该城同意负担这些士兵的军饷，这样做的同时也获准向其民众征收相等于议会税收十分之一金额一半的税收（约32英镑），这个金额超出了13名士兵的军饷所需的数目。同一年稍晚些时候，全镇范围内民众评估后出资设置了港口上的一根大铁链。120名该镇最富有的居民以同样的方式负担其所需费用。1470年，该镇的地方议会征收了另外一项军饷税收，又一次以议会补贴金额为依据，并经过了6位市参议员和6位平民的评估。这些拨款的意义更为广泛。1440年赫尔城被授予郡级地位，征兵和征税使得该城的寡头统治者在处理和邻近村庄的关系时有了强硬的底气，因为这些村庄当时属于赫尔河畔金斯顿郡（Kingston-upon-hull）所管辖。的确，整个15世纪末期和16世纪初期征兵权和征税权成为赫尔城努力确保对其腹地乡村的控制权方面的一个有力武器。同样，考文垂的历任地方长官经常性地向本地居民征收赋税，以满足战争对他们的需求。1461年2月至5月期间，考文垂居民支付了190英镑的征兵税收，约等于议会税收十五分之一和十分之一（即十五一税和十一税）金额的4倍。此外，该地居民还为爱德华四世的首次来访缴纳了100英镑献金献给国王。这些地方税收的评估确定和征收方式与议会税收完全相同，该地10个区每区都任命一位征税者。1469～1471年间战争的费用更加巨大：1469年士兵军饷为33英镑7先令11便士，1470年超过了150英镑，1471年则几乎达到300英镑。最后，在1471年7月，该城议会又征收了200英镑的税收用于补偿士兵。对于很多英格兰城镇来说，玫瑰战争是一个非常耗费财力的事件，但它同时也为城镇寡头政治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

考文垂与国王和那些强势的贵族打交道的经历，比如沃里克伯爵，以及最终还要为其在战争中的角色而花费财力去购买赦免，反映出了内战在塑造英格兰城镇和朝廷之间的关系中所充当的重要角色。城镇当政者们被迫去做困难的抉择，有时候他们所做的选择还是错误的。错误地支持了某一方，正如五港同盟在1470年至1471年间错误地选择了支持沃里克伯爵一样，将会导致丢失特许权，并且还必须进行成本很高的一系列谈判才能重新赢取王室的恩惠。另一方面，明智或幸运的选择则会为自己带来好处。鉴于他们的“良好、忠诚且不要求偿还的服务……近来高高兴兴地为我们而非我们的敌人而提供……以及他们所担负的重负，这种重负源于为我们提供服务而造成的并且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22 爱德华四世于1462年开始每年拨付给莱斯特城居民20马克年金，为期20年。战争的需求也提供了向王室呼吁寻求帮助的机会。1460年，南安普顿居民为了修复城池以抵御入侵，请求王室予以帮助；而战争成本一直是15世纪末约克城和王室之间对话中的一个不变的话题。其他城镇则请求得到武器来帮助他们的城池防御，正如格洛斯特居民所做的那样。他们于1459年冬天收到了王室武器库援助给他们的30支枪及其他武器。尽管在这段历史时期之内，对于绝大多数英格兰城镇来说内战无疑是决定其内、外部政治关系的一个因素，但它对于其他因素的意义则很难去做出准确估计。然而，英格兰各城镇远远不是与玫瑰战争时贵族之间的斗争相隔离的世外桃源，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严重地受到了玫瑰战争的冲击和影响，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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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的近代历史学家都低估了玫瑰战争对英格兰社会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在1459～1461年间，也包括1469～1471年间，战争本身具有人员、资金以及流血牺牲方面的巨大需求，这些需求与王室的对外战争需求一样。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随着15世纪时间的推进，各地人们参与战争的程度，战争对他们提出的需求以及对他们造成的影响都在减弱。与1471年相比，1485年时参与到当时战争中的贵族、绅士、村民以及城镇居民人数更少，而比之于1461年时就少之又少了。然而，假如认为战争在整体上为当时的英格兰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这就属于认识上的错误了。战争塑造了贵族对其本身在政府中的角色所持的态度，以及贵族阶层与王室的关系。战争也有助于英格兰城镇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形成。当然，整个英格兰没有上千也有数百个家庭从内战中所遭受的死亡和身体残疾方面的影响就更不消说了。然而，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玫瑰战争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在于它产生了促成15世纪下半叶英格兰政治文化发生转变的方式。

第8章　战争与政治文化

15世纪下半叶英格兰爆发的内战支配着当时政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王朝的更迭、民众对战争的参与以及政治暴乱层面所普遍发生的剧变，促使整个王国在治理方式、政治行为模式和政治语言这些方面均出现了转型。英格兰政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参与政治进程的程度也经历了巨大而又历时长久的变革。本章将探讨玫瑰战争促成中世纪末期英格兰政治文化出现转型的三种方式。这种转型影响到了统治机构和体系、人们对构成合法政治行动的认识以及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到底谁才拥有合法参与政治进程的资格。

普通民众地位的沉浮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中世纪末期人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在不断扩大。“大众政治”或“公众”开始进入到精英的话题当中，并挑战贵族阶层和教会的政治主张，成为王国社区中的代表。公众包括城市自由民、自耕农甚至有文化的农民，15世纪中期见证了这些人积极参政的热情。然而，内战最终导致对平民参政合法性的认识发生了最根本性的变化。不过，在探讨这些变化之前，首先有必要来对“平民”进行更为明确的定义。大约自1300年开始，“平民”这一词汇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指代的是整个王国的社区共同体。这也就是说，无论是在想象当中还是在现实当中，它都代表了国家政治社区的成员，而不管他们的社会或经济地位如何。其正式具体化的体现为议会下议院，但其在构想中的成员还包括所有那些通过缴纳税赋、分担国王的司法以及为国王的战争而作战等方式而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的社区成员。平民表达其政治诉求的口径是一致的。有时候，它通过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而表达，但这些政治诉求也会通过其他很多媒介进行表达；它们是“社区统治的一部分，其代表的利益被认为是所有统治治理的目的所在”。1由此，到15世纪中叶时，平民的政治愿望便长期以来被视为王国得到良好治理的代名词；而当时那个最令人回味和质疑的术语“公众利益”亦是如此。

因此，平民的崛起是中世纪末期英国历史的最重大的主题之一。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包括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文化的。毫无疑问，14世纪中期的大瘟疫早已深刻地改变了英格兰的社会和经济阶层。自爱德华一世统治以来便已经明显出现了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不自由的佃户农民通过分担王室司法、上缴税赋及通过征兵令机制在王室军队服役等渠道被纳入到了王室的治理轨道。到14世纪末，在整个英格兰的乡村里有大量的农民和农场主担任陪审员、警务人员、税收人员以及数百个社区和郡法院的代表等职务。如此一来，经历了黑死病而变得大胆的英格兰农民们开始要求更多的劳动报酬和更多的政治自由。他们到1400年时作为王国社区的完整成员而出现在当时的政坛上。同样，从1327年开始，英格兰各镇的代表也开始经常性地被征召参加议会会议。在各城镇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经济群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寡头统治和全包形式的城镇统治机构之间也存在着斗争。这些紧张关系和斗争支配着14世纪末期英格兰大多数大城镇的政治议程。然而，提及这些斗争的术语是一致的。那些准寡头和他们的政治对手均享有共同的政治语言，即“社区”（communitas），并且把城镇视为统一的政治体，城镇的居民则是构成同一个共同体的一部分。1381年，针对国王的叛国者大臣和不公平的税收而发动叛乱的农民都有着与议会成员相同的担忧（也使用了相同的政治语言），这些议员曾在5年前弹劾过国王的内阁大臣。换言之，在1381年要称得上是“普通民众”就“必须是社区统治的一部分，说话和行动都要为了王国的社区，采用的方式则与1215年时的权贵、1259年时的骑士以及14世纪时的议会成员相同”。2

政治和文化因素也推动了平民的崛起。首先，政治化的平民需要一种共同的语言。到14世纪初时，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大家都能够理解的方言，这种方言依据的是一种书面的词汇（即所谓的中世纪英语），但当在讲各种不同方言的人们中间说它时却可以被大家所理解。这样，在14世纪末期，一种以合法的请愿语言表达出来的、基于农民抱怨旧形式的方言性“喧闹文学”（literature of clamour）在规模和重要性方面均得到了发展和壮大，并且在1381年的农民起义过程中又一次得到了增强。15世纪初期的这种喧闹文学的重要来源之一与基督教罗拉德派的教义和信仰有关。罗拉德派运动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反教会运动，它对当时教会的某些教义的根本原则提出了挑战。这项运动倡导一种方言化的《圣经》，并提出废除教会要求人们进行捐赠的活动。这项运动从14世纪70年代开始，并在15世纪的前二十年间发展到了高潮。罗拉德教派的请愿者们借鉴并修改了议会下议院所使用的请愿语言和表达形式。14世纪议会请愿所使用的语言为法语，后来的罗拉德请愿采用的是英语，绕开了议会政治辩论时所采用的精英方式，从而直接与更广泛的大众产生了联系。正是这种喧闹文学，一种民众政治意愿的有形的表达，成了兰开斯特派当政时期政治话语背后的强大推动力。代表平民的英语请愿，例如1407年沃里克郡那些提出反教会干预立法文件的人们，让人想起了1381年以及“真正的平民”这种思想。这种形式逐渐演变成为表达政治上的不满和呼吁变革的合法手段。1414年，议会卷宗记录了第一份正式的英文议会请愿书，而在15世纪初期，用英文书写的请求国王公平正义的请愿书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这些在大法官法庭和国王枢密院都记录在案。

此外，兰开斯特派政权的合法性还部分地取决于这种与平民的本地英语对话。中世纪英语以政治语言的面貌出现这一事实，在亨利四世用英语在议会宣布了他的王位继承权合法这件事情上得到了证实。这种话语呈现出了双向性。兰开斯特派早期的诗歌，例如约翰·利德盖特的《特洛伊之书》（Troy Book，1412～1420）和《底比斯围城》（Siege of Thebes，约1422），在一定程度上为王室对公众采取的政策进行了辩护，但是它也提出了纠偏意见，并力图影响国王及其顾问大臣们的决策。托马斯·霍克利夫的《君主制度》（Regement of Princes，1412）正是此类文本，利德盖特甚至还持续不断地挑战兰开斯特派政权在法国的政治野心。出身于兰开斯特家族的国王们与公众建立关系，寻求公众的接受，并通过宣言、诗歌和辩论的手段使其政策合法化。这就完全解释了1436年和1443年勃艮第公国军队围困加来时的贷款，甚至是1421年亨利五世最后动身前往法国之前的宣讲。那次宣讲的政治背景是公众对国王的法国政策所带来的负担变得越来越担心。但是，平民也对王室政策进行了质疑和辩论。平民参政可以从15世纪30、40年代针对煽动性演说进行的检举数量的增加略见一斑，以王室特派借款员为题材的诗歌所做对贫困的讨论和抱怨也能明显见到平民参政的现象。或许正是由于王室认识到了平民的政治声音变得太过于强大，所以才决定出台了相关的法律规定：1429年的一项法律规定只有土地年收入超过40金镑的人才可以享有郡一级法庭的特许权利；1455年的另外一项法律则将社会地位低于绅士一级的人排除在议会成员的候选人之外。

1450年时“平民声音”达到了最高峰。15世纪中期“平民语言好比是语言中的爆竹，在拥挤的大街上炸响，掀起了大量的联系”。3整个15世纪30、40年代，一系列用方言写就的诗歌、表达不满的法令以及其他形式的文章在整个王国盛行，评论着对法国的战争、税收以及国王顾问大臣们等诸多方面的事情。这些文章之所以获得爆发的力量，并不在于它们被以私底下的方式秘密流传和阅读，而在于它们能够被平民们大声诵读和理解，此时的平民们沉浸在了大家可以共同分享的政治术语词汇当中。1431年，租种汉普郡（Hampshire）一位富有地主威廉·福莱特（William Flete）土地的贫穷佃户们带着犁头和犁刀到议会的会议室进行抗议，他们彼此使用着一种共同的语言，对地主的敲诈和压迫进行抗议，那一年这些人在“杰克·夏普”（Jack Sharp）的领导下在阿宾顿（Abingdon）揭竿而起。或者说，1450年6月，叛乱者与杰克·凯德在布莱克希思聚集在一起，他们用书面的文字和口头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1450年，整个国家因在诺曼底吃了败仗而明显产生的一种羞耻感成为此次叛乱的导火索。为了适应不同的宣传受众，反对国王的顾问大臣的诗歌和檄文被复印、分发和修改润色。他们谴责反动的顾问大臣及其自私自利的行为导致英格兰战败，造成国王和平民大众均处于贫困的处境。尽管他们的不满在中世纪晚期的政治文化中极为常见，但其矛头直指诺曼底失守和针对萨福克公爵的议会程序。凯德的檄文初稿成文于议会开会期间，当时的人们注意到在议会最后一次开会的4月至6月期间，这篇檄文已经传遍了伦敦的大街小巷。平民们在这种背景之下对最近发生的事件进行了重新阐释，并针对那些他们所认为理应为此承担责任的人进行血腥的报复：萨福克公爵、莫林斯和艾斯克夫主教以及塞伊勋爵。那些被控告谋杀了萨福克公爵的水手们揭露了对政体的一种细致理解。这些水手称，当公爵向他们展示王室通行证时，“他们并不知道所谓的国王，但他们对英格兰王权却非常了解，并表示英格兰王国的王权属于王国的整个社区，社区才是王权”。4

毫无疑问，平民才是推动英格兰1450年政治进程的主要力量。1月，面临议会弹劾的萨福克公爵认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件，责骂道：“在国王陛下的国土上肆虐横行的肮脏恐怖的语言，几乎挂在了每位平民的嘴上。”5政府早在4月就在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发出了公告（尽管是以拉丁语形式撰写的），反对张贴叛乱檄文。然而，显而易见王室和政治精英们都无力终止谣言四处散布，也无法阻止平民直接干预政治和司法进程。当年晚些时候，王室开始发布英文公告，试图重新夺回政治话语权。凯德的叛乱也许最早是由肯特郡的平民将会由于谋杀了萨福克公爵而遭到惩治这样的谣言所激起的，但是叛乱的根源是基于民众对英格兰在法国的战败和对国内治理不力的认识而做出的反应。然而，此次叛乱的更长期的根源可以在两方面找到：一是中世纪末期英格兰平民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的崛起；二是兰开斯特派政体的建立方式，它建立在了精英政治和平民政治之间的不稳定对话基础之上。

在接下来的20年间，这种起源于平民的表达政治异议和改革议程时所采取的形式和语言，逐渐开始得到政治精英们的采纳和运用。最重要的是，约克公爵理查在15世纪50年代借以挑战王权的这种改革平台本质上属于平民所有。1450年夏天，反对肯特郡王室官员的司法程序，以及同年11月议会中反对国王王室大臣的请愿，这二者与凯德叛乱的政治呼声遥相呼应。凯德叛乱的政治呼声现在已经成为约克派对王室批判的中心内容。与凯德叛乱是约克公爵为了在朝廷里攻击政敌而密谋筹划的这种观点（就像他的兰开斯特派对手所主张的那样）不同，约克公爵实际上已成为一名机会主义的“凯德派分子”，他借助平民大众这个平台来结束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政治流放。约克公爵的支持者们，比如1453年时的威廉·奥德霍尔爵士，采纳了大众政治的行动方式，即撰写和散布檄文，来攻击他们的政敌。到1456年时，这种“约克派喧闹文学遭受到了兰开斯特派的反击”。6

然而，比政治辩论形式更为重要的是所使用的语言。正如大卫·斯塔基所指出的那样，自1450年开始，“公众利益”这个术语出现并成为政治辩论中的重要词汇。1450年以前，官方文件中使用“共同利益”这个术语的现象更为常见，但在那个十年后期的几年里，无论是兰开斯特派还是约克派都声称自己代表“善良的大众”或大众“福利”（“利益”“福利”或“幸福”）。第一次正式使用“公众利益”这个术语是在1446年。但是，1381年的叛乱者们就已经对外宣称他们是为了王国的“公众利益”而行动。1450年，凯德及其追随者们有意识地欣然接受了这种观点（尽管他们并没有完全准确地采用“公众利益”这个词汇）。15世纪50年代，英格兰的精英阶层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政治话语的语言和表达形式的掌控，这一点在以下这个事实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1460年6月，约克派勋爵在肯特郡登陆时，他们所采用的战斗檄文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照搬了10年前凯德的叛乱檄文。约克派的统治平台其实属于民粹性质，这个概念在爱德华四世曾经下令处决兰开斯特派贵族而饶恕平民的表述中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此外，这种诉诸民粹主义的做法已经被平民们接受，成为正确和恰当的政治做法。1462年，英格兰西部地区的农民们认为，他们使爱德华四世登上了王位，并且宣称“如果他不按照我们的想法进行统治”，我们将废黜他。这种说法表达了中世纪末期英格兰政治正常模式下人们普遍秉持的一种观点。7

无需采用阶层斗争的观点我们也能够认识到，一种由平民推动的政治历程对于政治精英们来说实属令他们深恶痛绝的事情。从1470至1471年间，有证据表明英格兰的政治精英们企图把政治力量从平民手中夺回来。科林·里士满提请人们关注这样的事实：由官方赞助的《林肯郡叛乱编年史》（Chronicle of Rebellion in Lincolnshire）以及更重要的《1471年英格兰历史的来临》（The History of the Arrivall in England of 1471），这两部著作均代表了约克王朝企图执政治话语权之牛耳，并就近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写下无可辩驳的官方历史。8的确，约克王朝统治时期和都铎王朝早期作为一个整体，见证了公告、传单以及历史记录和族谱数量的稳定增加。这些资料无疑属于王室的政治宣传手段。此外，英格兰王室极力使其他形式的新闻、谣传和政治讨论非法化并尽力使其消失。15世纪70年代末期散布文书者普遍被妖魔化。理查三世在1483～1485年间开展了一场内部事先协商过的暴力运动来反对谣言和文书。威廉·科灵布恩（William Collingbourne）可能受到了绞刑、挖腹和肢解等刑罚，部分原因在于他所写的两行诗（ “猫，鼠，及我们的狗洛威尔/在猪头之下统治英格兰”注19）讽刺了国王及其大臣们。然而，王室1485年发出了一份公告，强调每位臣民都有责任反对煽动性谣言，可以销毁文书，“不要去阅读或者向其他人展示该文本”，并把它们交付国王枢密院处理。9

15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间，平民在英格兰政治进程中的合法角色的湮灭是玫瑰战争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后果之一，此后对“平民”这个术语的重新定义对于都铎王朝鲜明政治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16世纪伊始，这个术语拥有了一种社会经济背景。对于都铎时期的作家，比如托马斯·莫尔爵士、托马斯·伊利奥特（Thomas Elyot）或者托马斯·斯塔基爵士而言，平民属于下层社会，他们是“粗俗”的那类人或者群众，并不是合法的政治国家的组成部分。由平民所发起的叛乱和改革呼吁现在不仅不被接受而且也具有谋反的性质。一方面，都铎王朝对此做出的反应就是镇压；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增强关于义务和顺从的复杂话语。当然，来自教会的历史记录者们曾经在1381年谴责叛乱者的平民出身。他们与都铎王朝的史学家们在这方面的观点大致类似。但是，15世纪见证了平民融入了当时的政治进程和政府体系，并成为国王、勋爵以及下议院议员们的合法政治伙伴。的确，自1399年开始，兰开斯特政权统治合法性的一部分来源于平民的支持。1450年平民撤除了他们的支持，揭示了位于兰开斯特政体中心的一场统治合法性危机；约克派一开始时的反应，即改革平台和“公众利益”，本质上是在作为英格兰政坛一支强劲力量的平民的推动下才出现的。然而，自15世纪70年代开始，约克派王朝和早期的都铎王朝开始自上而下地重新定义英格兰政体，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内战所造成的影响。

玫瑰战争与中世纪英格兰的财政文化

年迈的约翰·福蒂斯丘爵士是英格兰王座法院的前首席大法官。他在15世纪70年代早期的著述中指出，英格兰政体属于一种政治政体兼国王政体。这一令人愉快的事实使英格兰与法国区别开来，后者属于国王政体。在法国，专横的国王可以随意征税。结果，法国“腐败横行，虚弱不堪，无力负担战争，亦无力防御国土，没有作战武器，根本无财力购置武器。尽管他们的生活极度贫穷和悲惨，他们却生活在世界上最富饶的土地之上”。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英格兰，臣民的自由受到法律和议会的保护。国王必须遵守由王国社区在议会制定的法律。同样，他也必须要向议会申请拨付供给，并且不能随意征税。因此，英格兰“很强大，有能力与王国的敌人进行对抗，其他王国最好善待之，否则会受到它的打击。这都是拜政治政体所赐，我们便生活在政治政体之下”。10然而，福蒂斯丘及其同时代人认为英格兰政体所存在的问题在于，王室积贫，它要依赖合法的手段来筹集资金，最终导致极度穷困，反过来又成为近期所遇到的麻烦的主要原因。因此，自15世纪70年代开始，英格兰经历了深刻的财政文化的转型，这种转型旨在扭转王室的贫困，同时也削弱了福蒂斯丘所赞美的那些自由。

中世纪末期，英格兰的财政文化在三位爱德华国王统治期间得到了发展。在一系列危机当中，王室要求得到其臣民财富的一部分以资助王室政策的自由遭到了上流社会的反对和议会的质疑。例如，在1297年和1340年，为了得到供给，王室做出了政治让步。在同一时期，英格兰财政部成立，并确立了其执掌王国财政系统的职责。1311年颁布的《条例》（Ordinances）规定财政部负责所有税务，权力在国王的王室财务办公室之上。1338年的《沃尔顿条例》（Walton Ordinances）增加了一条规定，即要求英格兰财政部每年要呈递一份王国财务报告。这样，直到14世纪中期“王室财务成为一项真正的公共事务：来自国库（王室土地和其他来源的常规收入）和税收的财政收入具备了公共职能，维持王室和国土防御开支。君主和臣民各自为公共的利益而贡献财力，如果说它保留了君主为此目的而进行开支的权力……那么它也赋予了代表王国全体臣民的下议院在同样的条件下批评国王并请他就开支进行解释和报账的权力”。11

在14世纪末期和15世纪初期，王国收入的收取和开支过程是透明的，向各政治阶层开放。整个政治国家在各个层面上都深入参与了这个过程。首先，也是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公共财政成为议会关注的对象。议会控制着间接和直接的税收，并不断地为税收的征收和支出设定条件。尽管到14世纪时实际的习惯做法是永久性征税，但羊毛补贴不是，同时要受到议会的控制。尽管这项税收自1342年起就几乎没有中断过，但是议会于14世纪80年代对它的征收所设定的限制条件对其性质来说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提示，即它是一种额外税收。即使1398年的议会和1415年的议会相继设立了生活补助的原则，但它仍然必须得到议会准许的这种思想，仍然是当时人们对公共财政所达成的一致观点的一种重要特点。直接税收的情况甚至更加明确。1404年11月，议会给予爱德华四世两项十五一税和十一税拨款，条件是任命战争财政总管，且其收支项目必须另册登记。然而，这并不是说，公共财政的过程以王室和不愿意支持王室政策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冲突为特色。14世纪末期和15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议会实施了慷慨的批准征税举措：1401年，议会以模棱两可的“良好治理”为由授予了王室征税权，而在1404至1407年间，有三次议会的税收授予均明确地以为满足国王的家庭开销而征收。的确，从14世纪80年代中期至15世纪20年代中期的这段历史时期，见证了中世纪末期英格兰议会税收的全盛时期。然而，针对税收问题展开议会辩论，是政坛以一种正式和相互都理解的方式来挑战王权的一种手段。例如，1404年恢复王室土地的要求宣示了社会上对王室开支的一种广泛性的不满。的确，把平民愤与授予征税权联系在一起，是王室与臣民之间对话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其次，王室财政成为公共财政是因为政治国家是以王室债权人、纳税人和政府官员的身份参与其中的。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税收国家”的兴起，使得国王越来越多的臣民们卷入到了日常的国家财政业务当中。关税体系的发展依赖于商人们以征收者、搜寻者以及控制者的角色进行合作。然而，更重要的是大约自1340年开始的一种转型，即向国王的臣民而不是向海外的商人和银行举债。有一点比较明显：英格兰王室对待本国债权人时不可能像对待外国债权人那样具有骑士风度，而且贷款的偿还也与议会同意直接税收的征收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王室接连不断地举债，数额大大超出了它所能够偿还的范围。王室在臣民当中的信誉可以说是其政治立场的晴雨表。王室财政的公共性质也确保了对王室财政政策的评论权不仅仅限制在议会和国王枢密院成员中间。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的几首政治诗歌旗帜鲜明地评论了王室的政策，并且还提出了建议。其中最有趣的一首政治诗歌是《加冕为王》（Crowned King），这首诗歌写于亨利五世动身参加阿金库尔战役前夕。这篇作品中强调了公共财政体系的核心特点即互惠互利：国王在议会提出关于供给的申请，但反过来他又被提醒一位好国王所应该具有的美德，并且还接收到了议会发出的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一定要有良好表现的“指令”。12

然而，对于王室和臣民们双方来说，这种体制的运行还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包括结构性的问题和政治上的问题。首先，最明显的需求在于快速把现金筹集并送至所需之处。到14世纪下半叶时，尽管财政部名义上负责控制收支，但很多日常性的公共财政业务都由各地方具体完成。不断增加的税收的收缴和开支都由国王的代理在地方上完成，财政部仅仅记录有关分配和再分配的簿记条目。这必定会导致财政部失去对税收的控制，因为它的“支出”金额习惯性地大于实际数额。其次，由于政治国家不情愿改写和扩大它的收入，王室的活动因而受到了限制。例如，下议院愿意在准许征收早已确立的十五一税和十一税时表现出它的慷慨大方，但是却不情愿批准征收那些能够增加总收入的新名目税收。同样，尽管羊毛补贴从14世纪中期起已成为间接税的一种常规特色，但王室却无力有效地针对不断扩展的布料出口贸易进行征税。于是，随着羊毛布料出口取代了纯羊毛出口，羊毛关税和补贴收入便随之减少。统治有力的国王在政治国家的支持下有能力使这种税收体系保持完好并可持续获利，但这并不能够掩盖这样的事实：15世纪初期的英格兰公共财政体系内部存在着结构性、程序性以及政治上的问题。

历代国王都把自己的家庭用作了不受“公共”财政部约束的一种财政机构，这证明了这种弱点的存在。每当出现财政危机的时候，国王们便被迫去借助他们真正的私有资源：他们保存在自己库房里的现款、珠宝和金（银）条。14世纪90年代末期，理查二世已经获取了相当大的一笔私人财富：在遗嘱中，他留下了2万英镑用来偿还家庭债务，据称他还聚敛了价值30万英镑的珠宝和金（银）条。这明显为那些专横的国王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更有趣的是国王的库房在亨利五世统治期间所表现出来的重要性。亨利五世的诺曼底战役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英格兰公共财政运作方面的一个典范：王室得到了政治国家的支持，后者通过议会批准了慷慨的征税权，所以精力充沛的国王便可以发动战争并取得极大成功。然而，与亨利五世的战争一样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库房里保存的私人资源，王室直辖领地的收入和他自己在战争中攫取的利益全都收在了这个库房。这笔个人财富的金额并不能够确定，但亨利五世在阿夫勒尔战役时得到了价值3万英镑的黄金和2000英镑的白银。值得注意的是，国王也使用他的库房来明里暗里绕开了公共财政。在阿金库尔战役前夕，诺维奇主教、王室库房的司库与数位勋爵、骑士和绅士订立了契约，承诺将使用国王库房里保存的珠宝来支付他们的战争薪资。国王并没有选择对未来税收进行担保，他做出了一个象征性的提示，即战争既是私人的和君主的，也是公众的和国家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1421年国王巡视全国要求各地给予财政支持一事一定不能忽视。在无法从议会的公共平台获得足够的供给之后，亨利五世动用了王权私权来向臣民们举债。

亨利五世的英年早逝对于已经处于爆发点的公共财政体系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未成年国王的继位再加上百年战争带来的压力进一步削弱了公共财政的基础。这一点在整个15世纪20年代表现得非常明显。1425年，议会同意王室借款2万英镑并以关税收入作为保障。第二年，借款额翻了一倍。然而这些仍然不够用：1429年司库亨格福德告知国王枢密院说，王室的计划开支至少超出其财政收入2万马克（13666英镑6先令8便士）。其原因有两个。首先，在统治开始后的最初几年里，议会并没有批准征收额外税赋。尽管羊毛补贴和吨税、磅税均得到了增加，但直到1428年议会才批准了征收羊毛补贴税，而直到1430年1月才支付了十五一税和十一税。其次，亨利五世的债务仍然存在。已故的亨利五世和亨利四世均留下了债务。1423年议会保留了国王的价值4万马克（26666英镑13先令4便士）的私人珠宝来抵这些欠债。议会也保留了兰开斯特公国的部分收入，来满足亨利五世遗嘱中的一些条款。如果没有一位成年国王的干预，那么要确保英格兰的资源能够满足其法国领地的需求几无可能。王室向自己的臣民借贷这种趋势使得公开的计算私利的行为被引入到了王室与臣民之间的财务关系当中。随着王室债权人数量的增多，资源需求的压力和为了避免或弥补损失而进行的抢夺均增加了。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可以直接威胁到王室事务的进行。就像1424年2月塔波特勋爵约翰威胁到，如果王室不满足拖欠他的因监管蒙哥马利城堡而应得的酬劳，那么他就不解除对勒克图瓦（Le Crotoy）的围困。

一般来说，这种来自于债权人的经常性还款压力进一步弱化了王室的财务地位。王室土地监护权的出售、转让和优惠租赁，这些都是维护兰开斯特政权良好信誉所必需的手段。但是，这些手段最终却削弱了公共财政。所有这些1422年之前就已经存在的问题，现在由于幼主的继位和由此不可避免地引发的王室权威危机而得到了放大。

亨利六世成年后的统治期间，下议院对议会批准征税的态度体现出他们对国王的统治缺乏信心。尽管从1433年至1453年期间的每一届议会（1447年的议会和1449年11月的议会除外）都批准了议会补贴，但这些议会补贴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得到支付的频率均出现了下降。在此期间没有特别重要的新名目税收出现：1440年施行的土地、财产转让补贴所带来的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1431年、1435年、1450年以及1453年征收的收入税所带来的税收收入也没有传统的十五一税和十一税的税收收入多。此外，贸易税并没有提高，吨税和磅税其实在1442年还被削减了。伴随每次议会批准征税的是来自下议院发出的以贫困为由的请愿。财政部长向下议院呈递其财务记录的频度凸显出了财务危机。1439年在伯克郡首府雷丁市召开的议会上，下议院提出了一项声明，并且它又分别在1447年、1450年、1453年和1455年检查了财政部的财务记录。亨利六世统治末期见证了兰开斯特王朝统治下的英格兰公共财政体系的最终崩溃。内战是在国王、领主和平民组成的国家架构和公共架构之外进行的。王室就像它的贵族对手们一样，不得不依靠其库存的现金、金（银）条和珠宝这些私有财富。王室还大大地借助于它所拥有的私有土地庄园来支撑其军事战争。现在没有任何保存下来的资料能够显示这究竟是怎样做到的，但是似乎国王的私人库房和王室土地在其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从1457年开始，英格兰财政部接收到的大笔现款都被从威斯敏斯特转移到了切斯特、考文垂和凯尼尔沃思。在1459年约克公爵及同盟被剥夺了财产及公民权之后，他们大部分被抄没的庄园地产由专职的接收人来控制。这些接收人大概要把收据直接转交给王室库房。当然，直接付款到王室的库房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自1456年起其规模和频率表明它的重要性再次提升。到1461年时，中世纪末英格兰的“公共”财政文化明显辜负了国王及其臣民们的期望。

爱德华四世继续把他的库房用作国家财政的一种工具。自15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英格兰财政部已经失去了王室首要财政机构的地位。王室的库房主要以扩大了的王室庄园地产为基础来管理收入，这似乎最晚到15世纪70年代末时已经使王室的债务偿付能力得到了恢复。马克·奥姆罗德（Mark Ormrod）近来指出，这一点是通过从后来的金雀花王朝和出身于兰开斯特家族的国王施行的“税务国家”政策，回归到更早时期那些国王所推行的“产业国家”政策来实现的。实际上，随着政治社区支持国王的意愿达到了极限值，国王们的雄心壮志也开始衰退了。13然而，这种观点过于简化和误解了约克政权财政的性质。他们的“土地收入实验”在很多方面满足了福蒂斯丘所提倡的重新为王室捐款，但同时权贵们管理自己收入的常规方法也得到了运用。这带来了非常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后果。首先，爱德华四世的库房收入属于私人性质，这个事实意味着该收入在英格兰财政部没有记录。其次，爱德华四世并没有放弃寻求额外征税的努力，但他却向世人展示了自己是一位具有创新精神的君主。爱德华四世本人不时地向议会权力发起挑战，要求议会批准给王室的供应，并责成议会监管其开支，这种情况在15世纪60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议会的平民们仍然利用公共财政的说辞进行抗议，把他们对爱德华四世行为的不满记录在了议会卷宗里，但是国王基本上选择了无视他们。同样，在1472～1474年间，下议院试图为补贴税的征收和开支增设限制条件，尽管国王原则上同意，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表明税收是按照它得到批准时的条件进行管理的。1474年和1481年爱德华四世推行的恩税也应当在这个背景下来考察。恩税并不是早些时候的一般性贷款，而是属于现行宪法框架之外的税收形式，而理查三世却对此无比轻视。正如这些围绕税收问题而进行的争论所体现出来的那样，约克王朝国王治下的王室财政的多数理论和实践仍然受到了“公共”财政这种提法的限制和约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约克王朝国王统治时期的第一次议会之后，再也没有了把王室的收入和开支的详细情况递交给议会的这种尝试。

图8-1 印刷业发展至15世纪末时已经对推动历史和其他文字作品的传播和消费产生了深刻变革，正是这些文字作品塑造了英格兰的政治文化。上图展示的是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1480年版的著作《英格兰编年史》（The cronicles of England，STC 9991）之第一页。

另一方面，亨利七世似乎并不是如此地受到公共财政这种提法的约束。尽管从1487年开始他振兴了约克王朝库房财务机构，但他的财务政策的重要性并没有如此多地放在创新性管理上面，而是放在了强调创新性管理的理论和假设之上。正如他统治的其他方面的情况一样，亨利也许把目光盯在了法国，以求得到启发。法国王室的安全保障手段在于其财富并不需要向贵族也无需向议会负责。如此一来，王室库房这个私有的财政工具给亨利七世提供了一种确保政治安全的手段。就爱德华四世统治结束时进入王室库房金库的现款数量而言，尽管它可能已经超过了进入英格兰财政部金库的现款数量，但是在15世纪60、70年代，王室领地和君主特权的主要功能仍然属于政治性的功能，而不是向王室管理提供一种资助手段。到15世纪90年代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亨利七世成功地改变了中世纪公共财政体系的三个基本特点。首先，王室的绝大多数收入属于“私有性质”，原因是这些收入由国王库房的司库来管理，它们既不在财政部进行登记，而且其账目又不交财政部审核。贸易税也被拿来据为“私有”：国王库房的账目簿显示，1486年批准给亨利七世终身享有的吨税和磅税收入便是采用这种方法处理的。一旦进入王室库房的“私有”范围，那么亨利七世便可以随意使用这些钱而不受枢密院或议会的干预。在其统治后期，亨利七世为了给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和菲利普大公置办珠宝礼物花费了大量金钱（发生于1505年4月，其金额相当于王室一年的收入），目的是买通这两人使其支持自己，反对那些约克派昔日冒充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人们。这个事件体现出一位从前任国王们所受的财务约束中摆脱出来的国王所执行的外交政策。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创立了可以资助他们实现政治抱负的替代性财务手段，从而使他们不再完全依赖于下议院为其慷慨筹资和政治社区的支持。这不仅是对王室财政状况窘迫的回应，而且也是认识到了这种资金受限的情况将削弱王室权威之后的一种回应。都铎王朝统治初期的王室财政与中世纪末期的前任国王们的财务存在本质上的差别。都铎王朝统治初期资金来源的基础是王室私有的、与土地相关的资源，它们进入了王室的库房。这个时期王室的资金来源基础并非是那些由议会拨付并受英格兰财政部控制的“公共”资金。15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这些变化，部分地满足了福蒂斯丘设计的成为“王室的一个新基础”的蓝图，但是这些变化出现所付出的代价是削弱了英格兰的“政治政体和君主政体”地位。14

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与玫瑰战争

一般来说，长期以来15世纪就一直被看作是欧洲在文化上开始转型的一段历史时期。19世纪的德国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把1600年前的大约250年尤其是整个15世纪形容为文化、社会和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这种“复兴”［法国学者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19世纪50年代最先提出了这一概念］在意大利发轫并发展壮大。它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它是一种对古代经典学习的恢复和兴起，意味着对中世纪那种不合理的宗教世界的摒弃。其次，它带来了一种引领世界历史进入现代阶段的个人主义新精神。新近学者们对布克哈特观点中那些更核心的偏哲学方面的内容并未予以考虑。相反，所谓的复兴主要是一场文化和文学运动，它以复古和学习人文或人文主义为中心。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主要学者保罗·奥斯卡·克里斯泰勒尔（Paul Oskar Kristeller）摒弃了所有那些与人的处境或一种对人道的关怀相联系的人文主义概念；相反，它是“对古典时期进行学习和模仿的一种广泛关注，为该历史时期所特有，并且表现于学术界、教育界及很多其他领域，包括艺术与科学领域”。15到15世纪30年代时，人们把学习人文定义为对语法、修辞、诗歌以及道德哲学的学习，这部分起源于意大利诗人和学者彼特拉克在一个世纪以前重新发现了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所写的信件。西塞罗是公元前1世纪一位罗马作家。整个15世纪，人文主义从意大利扩展至西欧各大学、宫廷以及讲堂。它所带来的影响力可谓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在15世纪结束之前，人文主义革命遽告完成，其倡导者也使整个欧洲社会确信“如不掌握它便无法进行统治和领导”。16

近来的研究说明了英格兰卷入这场文化变革的方式。人文主义对英格兰的最初影响是通过更广泛的人文主义课题的一个特殊方面进行的：把经典权威著作翻译和改编为本地语言。英格兰人对人文主义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最初的几十年，但是早期支持人文主义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亨利四世最小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格洛斯特公爵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之间友谊的结果，便是对亚里士多德和其他经典作家作品的翻译以及大量人文主义书籍的收藏和积累。他还聘请了一位意大利人蒂托·利维奥·弗鲁洛维西（Tito Livio Frulovisi）作为自己的秘书。此人大约在1438年著成《维塔·亨力奇·昆蒂》（Vita Henrici Quinti）一书。这本著作表面上赞扬亨利四世的功绩，但实际上把汉弗莱公爵提升到了先王遗产保卫者的位置。格洛斯特公爵本人并不懂得希腊语，他偏爱的是法国翻译者译介的拉丁语经典著作。近来有学者争论说，格洛斯特公爵对人文主义的赞助和支持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政治见解，对于兰开斯特派统治下的英格兰政治也没有带来重大影响。然而，如果说格洛斯特公爵对文学的赞助有任何长期历史意义的话，那么其意义就在于把一种对待经典的人文主义方式在15世纪中期英格兰的政治精英界变得流行开来。1445年，奥古斯丁的修士奥斯伯恩·博肯赫姆（Osbern Bokenham）把克劳狄恩（Claudian）的《斯提利科统帅》（De Consulate Stilichonis）这本书的一个翻译版本进献给了约克公爵理查。弗拉维斯·斯提利科（Flavius Stilicho）是4世纪罗马的一位将军，深受当时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的信任，负责保卫帝国的安全。选择在英格兰同法国的命运攸关之际把这本关于弗拉维斯·斯提利科的书奉献给约克公爵，属于“一种经过精心谋划的举动”。17的确，丹尼尔·韦克林（Daniel Wakelin）近来曾提出，汉弗莱公爵于15世纪30、40年代委托他人编纂的那些人文主义手稿的风格和作品，直接影响了15世纪50、60年代那些与当时的政治事件关系更为紧密的其他手稿和文本的创作。正如韦克林所注意到的那样：“在玫瑰战争的动荡和战斗时期，英格兰作家们使用历史典故和经典比喻来颂扬人物、事件和思想，或者只是丰富他们自己的风格。他们好似身穿古罗马的 宽外袍注20一般。”18

人文主义为司空见惯的诸如战争、政府、财政、决策和政治等问题提供了一种新鲜的视角。最重要的是，自15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涉及到了把西塞罗的模式和原则应用到影响英格兰政体的事项当中。当然，中世纪的作家们早已对西塞罗非常熟悉了，而且他对于像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和布洛瓦的彼得（12世纪时从事著书立说）这些人的重要性早已经得到了确立。但15世纪早期的英格兰作家［例如1439年《论君主制》（Tractatus de Regimine Principum）一书的作者］所获取的有关西塞罗的知识，主要都是从像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这样的权威人士那里得到的二手知识。然而，此后15世纪的作家们则凭借自己直接阅读西塞罗著作来形成有关英格兰政体的新思想，并且为那些由玫瑰战争引发并加剧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约翰·瓦茨特别认同15世纪的3位作家：约翰·福蒂斯丘爵士、威廉·伍斯特和约翰·拉塞尔。这3位作家的思想受到了西塞罗政治原则的影响。首先一个最明显的影响是把西塞罗提出的“共和国”（res publica）的概念翻译成了英语。到15世纪下半叶，英语中的“联邦”这个术语越来越被人们认为与西塞罗的共和国理想密切相关。该术语的含义从仅仅表示一种共同利益转变为代表着一个政体的公正和恰当的治理。1475年爱德华四世率军远征法国前夕，伍斯特把《贵族之书》进献给了爱德华四世。此书成书于15世纪50年代。在这本书中，伍斯特认识到了西塞罗对这种含义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共和国这个术语在英语中的含义叫作共同利益，它也应该能指代对家宅或全家人的供应和智慧的管理，就像明智地对一个乡村小镇、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进行良好的治理一样。”19伍斯特和著有《英格兰的治理》一书的约翰·福蒂斯丘爵士二人都把西塞罗有关共和国的思考逻辑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于福蒂斯丘来说，西塞罗的“地方总督”（gubernatores），罗马共和国的市民首领，对于联邦（或“共和国”）担负着共同责任。他在英格兰王国中找到了相对应的“最智慧、性情最好的人”，这些人将“自行思考国王遇到的治理难题，以及王国政策之外的事情”。20福蒂斯丘倡导了一个由24人组成的正式咨议会，以首席朝臣（Capitalis Consiliarius）为首，该咨议会的职责是向国王提出建议。尽管中世纪时已经针对罗马如何在会议议事规则之下发展壮大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但福蒂斯丘也应该知晓西塞罗在《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中曾表示，每个“共和国要想长久存在……都需要先经过深思熟虑然后再进行统治”。21这种对会议议事治理方式的强调，目的是克服国王治理上的弱点，打压强势贵族大臣的政治野心，这在拉塞尔主教于1843至1844年所撰写的议会演说稿中曾经明确地提到过。拉塞尔认为领主并不是封疆大吏而是参议员，他们的恰当职责是在枢密院或议会向国王提出建议。在拉塞尔看来，政府的执行人并不是地方领主，而是“国王任命的法官和代表，执行的是‘国王陛下和皇室顾问的’指令，目的是为了王国政治体系的确立”。22的确，削弱贵族的独立领地权力也是福蒂斯丘著述中一个很鲜明的主题，他的这种思想同样也是受到了他在阅读西塞罗和其他罗马作者如塞勒斯特（Sallust）的作品时得到的启示。在《英格兰的治理》一书的第9章，福蒂斯丘列举了法国卡佩王朝和13世纪英格兰的例子。在阐述强势大臣所带来的危险时，他同样可能也了解到了有关尤利乌斯·恺撒、马克·安东尼以及其他共和国毁灭者的事迹。

此外，到15世纪结束时，具有以上这些思想的人并不仅限于这些少数学者们。拉塞尔主教是英格兰第一位拥有西塞罗所著的《论责任》（De Officiis）一书印刷版的人（1467年他在布鲁日购得）。但是到1500年时，无论是英格兰还是外国都大量印刷了西塞罗的著作。英格兰的学校和家庭到处都能看到西塞罗的作品。此外，为新的人文学校，例如牛津的莫德林学院学校（Magdalen College School）的使用而设计的普及性人文主义作品，将西塞罗的理念广泛地传播到了约克派新兴阶级以及都铎王朝早期的执政者们中间。洛伦佐·特拉弗塞格尼（Lorenzo Traversagni）的《新修辞学》（Nova rhetorica）由卡克斯顿出版社于1479年出版，仅仅一年之后又再版，为潜在的人文主义者和疯狂汲取西塞罗著作营养的那一代人颂扬了语法和修辞学的优点。1481年，卡克斯顿出版社出版了伍斯特翻译的西塞罗著作《论老年》（De Senectute）。在这本书中，公元前2世纪的共和派人物老加图（Cato the Elder）以年长者的智慧发表了论述。西塞罗的这本著作为内战结束后重新协商英格兰的公众利益问题提供了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经典模式。例如，此书提出好的公民用自己所有的物品和身体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是为他们的“个人利益”。23正如韦克林曾经提出的那样，15世纪的英格兰读者阅读西塞罗和其他人文主义作者的作品，不只是为了要看那些拉丁语法和优雅的诗句，而且也是为了告知他们在对自己周边世界的看法上的变化，并探索确保实现一种和平繁荣的公众利益的方法。他们不但追求“复制西塞罗的风格，而且还要模仿他的思想”。24

布克哈特不仅发现了15世纪复兴运动的积极的、文化的和哲学的方面，他也看到了其黑暗的一面。特别是当他创作有关意大利人物的文学作品时，他提出“这个人物最根本的缺点同时也是其伟大之处的一个条件，即过度的个人主义……几乎每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在独立形成自己的决定时，诸如荣誉或兴趣，激情或算计，复仇或自我克制，这些都会在他们的头脑中起到主导作用”。25如此一来，博尔吉亚家族那些毒害人的、不贞洁的人们与其说是复兴运动的产物，还不如说是达芬奇的艺术和才华的结晶。当然，这种残酷无情、个人主义甚至不道德的政治形式的缩影出现在16世纪早期一位名叫尼科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佛罗伦萨人的著作当中。马基雅维利不仅在与他同时代的意大利政治家们，其中最著名的是罗马的公爵凯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身上，而且还在路易十一、阿拉冈的斐迪南（Ferdinand of Aragon）、马克西米利安皇帝以及他们的继任者们身上得到了启发。的确，马基雅维利务实的从政方法、他对命运可以被改善和人可以依靠自己的行动来塑造自己的使命的信仰，都在菲利普·贡米尼斯的著作中已经部分地得到了体现。贡米尼斯是一位来自佛兰德的作家，曾经为“大胆查理”和路易十一效力。他对玫瑰战争做了直接的观察。15世纪下半叶见证了政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空想中的变化以及现实政治中的变化这两个方面。在这种政治方式下，欺诈、阴谋以及伟大（有道德）的人们可以塑造自我使命这种信仰，这些都萌发出了新的意义。保罗·斯特罗姆（Paul Strohm）认为，自15世纪50年代起，英格兰经历了属于本国的“前马基雅维利思想运动”。有人建议，“政治”行为的实施者不再单一地指“那些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做出很好的安排的人，而且也指那些为自己尽可能做出最好安排的人们。政治行为已经远离了它最初的乐观形态，现在它已经拓展到包括那些利用谎言、欺诈甚至违心的誓言作为良好政治实践的可能的手段的人们”。26玫瑰战争至少在这个方面带来了英格兰政治的一场革命。

本书目前已经提到的15世纪中期的几个政治文本揭示了人们对这种新型政治的感激和欣赏。这并不是说像这样的异化在此前的英格兰政治中没有出现过；相反，这里所说的是在玫瑰战争期间这些思想才第一次公开地被大人物们所讨论，然后予以接受（甚至是大肆欢迎）。1459年，兰开斯特派为剥夺约克派勋爵财产权和公民权所做的辩护文件《警觉之梦》（Somnium Vigilantis）宣称，约克政权及其同盟曾经使用这些关于改革的语言来愚弄民众，并且将其作为隐藏自己野心的幌子。“尽管他们在华美的矫饰和假装以大众利益为目的的掩饰之下，曾经做出了光荣的、可供其吹嘘的行为，并宣称其目的是纯洁的……但是他们到处使用那些隐蔽且不易被人察觉的恶毒和谎言来欺骗和蒙蔽很多地方的人们，这个事实又该怎样解释呢。”这份文件的作者认识到了约克派是如何利用兰开斯特家族统治英格兰时期盛行的政治文化，以及他们的统治要得到平民准许的自觉需求：“因为人们喜欢他们，所以他们才是好的。”27人们对当权派大人物的大肆欺诈和恶毒目的的恐惧，也反映在他们对虚假誓言的一种既普遍而又表达的很明确的担忧上面。1461年约克派宣称，兰开斯特派王朝本身就是建立在背信弃义基础上的。亨利四世曾于1399年宣誓说，他返回英格兰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拿回兰开斯特公国的继承权。然而，亨利四世却把这个誓言抛之脑后。然而，立伪誓已经成为约克公爵理查在15世纪50年代整个政治生涯的主要特征了。自1452年起，理查公爵曾经发过好几次誓言说自己将会臣服于亨利六世以避免“进行战争”。这些誓言经常被打破，不得不使人感到警觉，以致于认为约克公爵一定是“有史以来最无信义的人之一”28。的确，1461年安茹的玛格丽特提醒伦敦市民说，他（约克公爵）已经表现得“违背了他的忠诚，并且他自己所做的各种庄严的承诺均未受到限制和约束”。291471年，爱德华四世采用了博林布鲁克的亨利1399年曾经使用过的策略，他从流亡中返回后，表面上声称要得到自己正当的继承权，然而，爱德华四世的老谋深算不止于此，或者你也可以说他还要更加的“马基雅维利”。他非常的谨小慎微，生怕自己食言。我们通过《降临》的记载得知，他指示自己的随从们一定要说他们返回来的目的“只是为了继承约克公爵的爵位”，当他接近约克城时，“他和他的其他追随者们全部都好言好语而没有任何争吵意味地说，他们只是为了得到父辈遗留下来的爵位：约克公爵”。他的这种关于“权力”的说法已经足以使他得以进入约克城了，但是正如《降临》的作者带着些许玩味的意思所解释的那样，约克城的公民们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约克城的公民们）既没有发现也没有记住，理查当时还做了更进一步的表示。除了他是合法的约克公爵继承人之外，他还是王国和英格兰王位真正合法的继承人。他如是地在那片土地上宣称道……直到今天既没有人反感也没有人再次提起此事。”30

《降临》实际上成了15世纪英格兰政治文化上的一个分水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是1471年约克派兴起的一种崭新的宣传写作方面的一个例子。这种宣传写作即针对国内也针对国外，为当时发生的事件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官方记录。《降临》赞美了爱德华四世“进行欺诈的蓄意尝试”。立伪誓如今似乎已经“成为荣誉的一种堕落的象征”。31爱德华四世的这种“政治”行为并非为他所独有。此外，《降临》的写作者指出了诺森伯兰伯爵如何对自己拒绝公开地忠于一方或另一方的行为进行掩饰，并且靠这种方式很好地辅佐了国王。在菲利普·德·贡米尼斯的著作中，英格兰人的政治行为新规则也体现的很明显。他欣喜地描述道1470年温洛克勋爵约翰尽管已经得到了一个王室职务和勃艮第公爵所提供的一份津贴，但他仍然秘密地帮助和支持了沃里克伯爵确保亨利六世的复辟。然而，温洛克本人却被一位不知名的女士所欺骗，她是克拉伦斯公爵夫人的一位侍从。温洛克曾寄希望于她可以在法国国王和沃里克公爵二人之间斡旋。事实上，这位女士肩负着一项秘密使命，即劝说克拉伦斯公爵放弃对沃里克伯爵的支持，并与自己的兄弟达成和解。当然，她获得了成功。贡米尼斯回忆道：“无论温洛克公爵有多么的狡猾，但就是这位女士欺骗了他，并且她还完成了这项秘密任务，最终导致沃里克伯爵及其追随者们身败名裂。”32

在某种程度上，只要上述所探讨的是一种与意大利各公国有关的政治形式，那么便可以说玫瑰战争见证了一种带有“文艺复兴风格”的政治在英格兰的出现。的确，作为赞助人文主义的英格兰著名贵族之一，伍斯特伯爵约翰·迪普托夫特同时也和英格兰人所认为的典型的意大利式政治（或“文艺复兴”政治）的残酷和野蛮联系在了一起，这其实也许并非巧合。1458年，迪普托夫特离开英格兰，踏上了去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朝圣之路。他从那时起一直身在国外直到1461年9月，专心在帕多瓦大学钻研民法学，并成为一名人文主义奖学金的赞助者。迪普托夫特与他之前的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不同（牛津大学曾将他与汉弗莱作为赞助者进行了比较），他本人是一名学者：他翻译了西塞罗所著的《论友情》（De Amicitia，1481年由卡克斯顿出版社出版），以及布南科尔索·德·蒙蒂马尼奥（Buonaccorso de Montemagno）的著作《论无上高贵》（De Vera Nobilitate）。1460年，他还在教皇庇护二世面前做了一篇致辞，据称他在致辞中对拉丁文的使用让教皇感动的泪流满面。1462年2月他被任命为英格兰的治安管，继续依据民法而不是习惯法来处理与叛国罪相关的案件。长期以来，警务法庭使用的都是民法，但是正是迪普托夫特对罪犯惩罚时的野蛮性引起了人们的警觉。1467年，当迪普托夫特还是克拉伦斯公爵在爱尔兰的副手时，他就对发动叛乱的戴斯蒙德伯爵托马斯·菲茨杰拉德（Thomas Fitzgerald）的两个年轻的儿子动用了酷刑并将他们处死。在常见的绞刑、挖腹和分尸这些刑罚之外，他在1470年处死沃里克伯爵的20名手下时还引进了一种刺穿犯人身体的刑罚。同年10月，他本人则被当时的复辟政府处死。在他同时代的编年史学家看来，迪普托夫特的残酷源于他那种意大利风格的同情之心。这些编年史学家完全错误地宣称，他向英格兰引入了“宽赦法”，而刺穿犯人身体的刑罚使他“遭到了人们的痛恨，因为他所使用的这种不寻常的死刑违反了英格兰的律法”。33这些编年史学家对迪普托夫特表现出的这种厌恶，反映了当时一种广泛存在的对内战在某种程度上把新的外国政治行为模式引进到英格兰的不安与担心。这种恐惧的情绪一直延续到了15世纪末。亨利七世所施行的政策和其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惧感。当然，亨利七世接受过法国政治的熏陶，他的统治风格必定与他的兰开斯特派甚至约克派前任国王们完全不同。1498年，西班牙大使在向国内汇报他在亨利七世的朝廷上听到的传言时，他说国王“想要采用法国式的统治风格，但却无法推行”。的确，亨利七世统治时期政治文化上的这种为人所感知到的属于外国化的和新颖的风格，将成为他统治期间国内政治危机爆发背后的重要因素。34

* * *

15世纪下半叶，英格兰政治文化出现了极其深刻而又影响深远的变化。尽管英格兰的很多政府机构，无论是中央政府机构还是地方政府机构，在组织形式上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是隐藏在这些政府机构背后的思想和原则却发生了转型。政治语言发生了变化，无论是应对内战本身所带来的压力还是作为整个欧洲文化变革的一部分，中世纪末期英格兰宪法的基本原则均经历了重新的商定。平民在政治中的角色以及关于究竟谁才具有合法参与政治进程的权力的概念发生了改变。中世纪末期那种宽泛的、无所不包的政治社区让位给了一种限制性更大的、排他性的政治阶层。构成这个政治阶层的是土地所有者们以及那些受过法律教育或者受新的人文主义思潮影响的人们，而且后者更具影响力。直到今天，人们才逐渐开始认识到人文主义对中世纪末期英格兰政治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使得人们逐渐开始想象新的共和国式的国家组织形式，并重新定义政治词汇中的关键术语（尤其是“共同利益”或“共和国”的概念）。同时，这种影响不仅使英格兰牢牢地位居欧洲主流学术和文化圈之中，而且还鼓励了像爱德华四世尤其是亨利七世（及他的大臣们）这样的国王们去想象治国理政的方法。这种国家治理的新方法不仅要归功于英格兰此前的所有政治传统，同样也要归功于文艺复兴时期所提倡的王权和政府理念。玫瑰战争以及导致其爆发的财政和政治危机本身并没有促成英格兰的转型，但是却为英格兰人提供了思考和应用有关国家和政府新思想的机遇。

后记　都铎王朝早期的英格兰

1525年2月24日，意大利城市帕维亚城外，西班牙帝国的一支军队击败了弗朗西斯一世亲自率领的法国军队。这场战争对法国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法国国王于战败后一年左右一直被囚禁在马德里，而获胜的哈布斯堡家族确立了其在整个意大利半岛的统治地位。与弗朗西斯一世并肩作战的理查·德·拉·波尔战死沙场。绰号“白玫瑰”的理查·德·拉·波尔是约克公爵理查的孙子，也是约克王朝最后一位积极要求继承英格兰王位的王室成员。到16世纪20年代时，玫瑰战争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约克派的阴谋和王权的妄求者也只是存在于亨利八世的猜疑与想象之中。然而，都铎王朝早期的英格兰在各种危机之中持续发生着动荡：各种叛乱、朝廷政治斗争以及从16世纪20年代以来导致英格兰宗教改革的那些事件此起彼伏。然而，这些危机的性质和当时化解危机的方法均揭示出了15世纪的内战已经使整个王国转型到了怎样的程度。

从亨利八世及其约克家族亲属们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实践已经变化到了何种程度。在16世纪30年代的后5年中间，亨利八世先后下令处决了克拉伦斯公爵的女儿、先前的索尔兹伯里公爵夫人玛格丽特以及爱德华四世的曾孙埃克塞特侯爵亨利。他还以叛国罪逮捕了莱尔子爵——亚瑟·金雀花（Arthur Plantagenet），也就是爱德华四世的私生子。然而，这些逮捕和处决措施根本不属于亨利八世针对地方上谎称具有英格兰王位继承权的约克派人物所进行斗争的一部分；相反，这些措施属于这样一场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将那些在朝廷上反对国王宗教和外交政策的政敌予以铲除。这反映的是16世纪30年代朝廷本身作为政治中心处于怎样的状况，而并非国王与他的家庭以及地方上的贵族对手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这里有这样的几个原因。首先，约克王朝和都铎王朝早期的国王们都有扩大家庭规模并保留大量贵族作为王室大家庭的成员的倾向。这种倾向对当时的政体起到了向心力的作用，从而把各政治阶层吸引到了权力中心的周围。1其次，由于剥夺一些贵族的财产权和公民权和朝代更迭，15世纪末王室成为整个王国世俗社会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这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向心力的作用。权贵们再也无法枯坐在自己的领地里生闷气，而是要么被吸纳到国王的朝堂之上，要么被永远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1521年，那些忍受不了这种新现实的权贵，比如白金汉公爵爱德华·斯塔福德，都有被指控为叛国罪并被处决的风险。

权力平衡上所发生的变化也反映在议会以及王室和臣民之间的财政关系方面。自1334年以来，议会下议院一直反对王室开发一种新税收名目以显示其臣民现实财政状况企图。1523年，议会批准的一项补贴在近200年内首次准确地评估了真实财富。而通常的十五一税和十一税（这两项常规税收连同创新性的补贴一起继续得到了议会的批准）总收入达到了3.1万英镑，1523年税收补贴总共征收的金额超过了15.5万英镑。这些税收收入超过了1522年和1523年的借贷水平，这两年总借贷数目为20万英镑。1529年，议会把这些贷款作为可追溯的批准税收而予以勾销。16世纪40年代，国家对臣民们的征税能力进一步增强，1543～1552年间，世俗社会征收的总税收额达到了100万英镑。2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同样有很多种。最简单的原因在于，王室大家庭的扩大意味着掌握着议会的平民们更加顺从于这样的状况，即更多的议会议员通过服务的关系使其个人与国王捆绑到了一起。然而，更敏感也更重要的是，顺从越来越强大的王室这种观念在不断发展。“为公众利益服务”这个15世纪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文化主题已经让位于顺从国王及其地方官员。国王有责任保卫和维护公众利益，但是这并非普通臣民能够建议的事情，更不用说去质问国王了。从15世纪80年代起，官方声明、议会章程的前言、教堂的布道以及官方宣传分子的作品所发出来的声音逐步增强，它们无不是在慷慨激昂地鼓吹臣民应该顺从于他们的君主，这就是第8章所描述的政治文化转型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正如亨利八世时期王室至高无上这种论调的最直言不讳的鼓吹者之一理查·莫里森（Richard Morison）在1536年写道的：“讨论什么样的领主、主教、国内大臣、行为以及法律规章最能够满足公众利益的需要，这个任务要求具备的能力远远超过了补鞋匠的手艺。”3

这些把叛乱和表达政治异见视为叛国罪的王权至上的概念，其推动力一方面是人文主义，另一方面则是习惯法法律顾问在王室政府中不断增加的影响力。作为一名王室宣传分子，莫里森是他所处的年代中在人文主义方面造诣最高的人之一。其他那些发展和阐释了这种国王与臣民之间互惠义务的新概念的人们也都有学习英格兰习惯法的背景。就像15世纪70年代的福蒂斯丘那样，他们努力探寻和追求用制度的、政治的和学术的工具重新包装王权，维护王权的权威，从而抵御来自王国内外的威胁。习惯法的法律顾问们，例如埃德蒙德·达德利、理查·恩普森爵士以及托马斯·洛威尔爵士等人都是亨利七世时期最著名的顾问大臣，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才打造出了都铎王朝特色鲜明的政治文化。在16世纪20、30年代，像克里斯托弗·圣·日耳曼（Christopher St German）、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以及西蒙·费什（Simon Fish）这些习惯法律师又提出了王权至上的新理论，确立了英格兰王室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认为，在整个英格兰王国，无论是世俗社会还是教会，英格兰国王的权力才是最大的。法律顾问们用法律论据来论述王权至上时还带着对正在兴起的福音派教义的同情，正是这些人为英格兰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

目前，历史领域之外的学者们逐渐把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看作是“变革与文化改革”的时代。415世纪下半叶并不是英格兰死气沉沉的中世纪的终结，而是通过内战折射出来的一个政治和文化发生剧烈变化以及创新的时代。战争爆发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亨利六世的无能或约克公爵理查及其儿子的政治野心，而是因为1450年之后的几十年为英格兰政体所存在的根本性和结构性的问题可以得到处理和解决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这样一来，我们应当给予玫瑰战争一个公正的历史定位，即它是“我们岛国故事”中一段关键性的历史时期。

注释

序

1 H.E. Marshall, Our Island Story: A History of England for Boys and Girls （London: T.C. and E.C. Jack, 1905）.

2 Gerald Harriss, Shaping the Nation: England 1360–1461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导言　历史中的玫瑰战争

1 C. Behan McCullagh, The Logic of History: Putting Postmodernism in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125–7.

2 J.R. Lander, Crown and Nobility 1450–1509（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6）, p. 57.

3 The Crowland Chronicle Continuations: 1459–1486, ed. N. Pronay and J. Cox （Stroud: Sutton Publishing, 1986）, p. 185.

4 An English Chronicle 1377–1461, ed. W. Marx （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03）, p. 79.

5 Hall’s Chronicle, ed. Henry Ellis （London: J. Johnson, 1809）, p. 13.

6 A.J. Pollard, The Wars of the Roses（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8）, pp. 9–10.

7 W. Stubbs, Select Charters and Other Illustration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70） p. xv.

8 W. 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7）, Vol. 3, p. 294.

9 Pollard, Wars of the Roses, pp. 12–13.

10 J.R. Green, A 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London: Harper and Brothers, 1878）, p. 301.

11 C.L. Kingsford, Prejudice and Promise in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5）.

12 The best introduction to McFarlane is G.L. Harriss, ‘（Kenneth） Bruce McFarlane （1903–1966）’, in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13 K.B. McFarlane, ‘The Wars of the Roses’, in Eng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ed. G.L. Harriss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81）, pp. 238–9.

14 Harriss, Shaping the Nation, p. 653

15 Michael Hicks, The Wars of the Roses（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62–4.

16 Dale Hoak, Tudor Political Cultur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

17 This is discussed at further length in Christine Carpenter, ‘Introduction: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s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IV, ed. Christine Carpenter and Linda Clark （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04）, pp. 1–19.

第1章　兰开斯特家族的遗产：1399～1449年的英格兰

1 Rosemary Horrox （ed.）, ‘Edward IV: Parliament of 1461, Text and Translation’, in PROME: The Parliament Rolls of Medieval England, ed. Chris Given-Wilson et al（Leicester: Scholarly Digital Editions, 2005）, item 9.

2 PROME, Chris Given-Wilson （ed.）, ‘Henry IV: Parliament of 1399 October Text and Translation’, item 17.

3 Eulogium Historiarum sive Temporis, ed. F.S. Haydon （3 vols., London: Rolls Series, 1863）, Vol. 3, p. 409

4 Michael Bennett, Richard II and the Revolution of 1399（Stroud: AlanSutton, 1999）, p. 204.

5 Calendar of Patent Rolls, 1401–1405, p. 126.

6 A.J. Pollard, Late Medieval England 1399–1509（Harlow: Longman, 2000）, p. 63.

7 K.B. McFarlane, Lancastrian Kings and Lollard Knight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33.

8 PROME, Anne Curry （ed.）, ‘Henry V: Parliament of 1420 December Text and Translation’, item 25.

9 Stubbs, Vol. 3, pp. 134–5.

10 B.P. Wolffe, ‘The Personal Rule of Henry VI’, in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ed. S.B. Chrimes, C.D. Ross and R.A. Griffith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7, 42, 44.

11 PROME, Anne Curry （ed.）, ‘Henry VI: Parliament of 1445, Text and Translation’, item 23.

12 Edward Powell, ‘Lancastrian England’, in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II c.1415–c.1500, ed. Christopher Allm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466.

第2章　玫瑰战争前奏（1449～1455）

1 PROME, Anne Curry（ed.）, ‘Parliament of 1449 November, Text and Translation’, item 52.

2 I.W.M Harvey, Jack Cade’s Rebellion of 145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86.

3 Thomas Gascoigne: Loci e Libro Veritatum, ed. J.E.T. Rog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81）, p. 189.

4 Harvey, Cade’s Rebellion, p. 191.

5 John L. Watts, ‘Polemic and Politics in the 1450s’ in The Politics of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John Vale’s Book, ed. Margaret Lucille Kekewich et al（Stroud: Alan Sutton, 1995）, p. 8.

6 Harvey, Cade’s Rebellion, p. 191.

7 R.A. Griffiths, ‘Duke Richard of York’s Intentions in 1450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ars of the Roses’, in King and Country: England and Wale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London: Hambledon, 1991）, pp. 281–2.

8 Michael Hicks, ‘From Megaphone to Microscope: the Correspondence of Richard Duke of York with Henry VI in 1450 Revisited’,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25 （1999）, pp. 249–50.

9 Paston Letters and Pap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ed. Norman Davies, Richard Beadle and Colin Richmond （3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2005）, vol. 2, p. 47.

10 Griffiths, ‘Duke Richard’s Intentions’, pp. 299–301.

11 Ibid., pp. 301–2.

12 The Politics of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ed. Kekewich et al, pp.187–9.

13 B.P. Wolffe, Henry VI（London: Methuen, 1983）, p. 272.

14 Calendar of Patent Rolls, 1452–61, p. 143.

15 R.A. Griffiths, The Reign of Henry VI（London: Earnest Benn, 1981）, p. 725.

16 ‘John Benet’s Chronicle’, ed. G.L. and M.A. Harriss, Camden Miscellany XXIV, （London: Camden Society, 1972）, p. 212.

第3章　第一滴血：1455年圣奥尔本斯战役及之后

1 PROME, Rosemary Horrox （ed.）, ‘Parliament of 1455, Text and Translation’, item 19.

2 Ibid., item 20.

3 An English Chronicle ed. Marx, p. 73.

4 The Politics of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ed. Kekewich et al, p. 173.

5 Paston Letters, ed. Beadle and Richmond, vol. 3, p. 158.

6 Christine Carpenter, The Wars of the Roses: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37.

7 PROME, ‘Parliament of 1455, Text and Translation’, item 32.

8 Ibid., item 41.

9 Paston Letters, ed. Beadle and Richmond, vol. 3, p. 161.

10 Ibid.

11 Wolffe, Henry VI, p. 302.

12 John Watts, Henry VI and the Politics of Kingship（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42–5.

13 Paston Letters, ed. Davies, vol. 2, p. 168.

14 PROME, Rosemary Horrox （ed.）, ‘Parliament of 1459, Text and Translation’, item 12.

15 Historical Poems of the XIVth and XVth Centuries, ed. R.H. Robbin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89–90.

16 A.J. Pollard, ‘The Northern Retainers of Richard Nevill, Earl of Salisbury’, Northern History 11 （1975–6）, p. 52.

17 Letters and Papers Illustrative of the Wars of the English in France During the Reign of Henry the Sixth, King of England, ed. J. Stevenson （2 volsin 3, London: Rolls Series, 1861–4）, vol. 2, part 2, p. 511.

18 Griffiths, Reign of King Henry VI, p. 818.

19 ‘Gregory’s Chronicle’, in Th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a Citizen of London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ed. James Gairdner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76）, p. 205.

第4章　约克的胜利：第一次战争（1459～1464）

1 J. P. Gilson, ‘A Defence of the Proscription of the Yorkists in 1459’,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26 （1911）, pp. 512–25.

2 Michael Hicks, Warwick the Kingmaker（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8）, p. 184.

3 P.A. Johnson, Duke Richard of York 1411–146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14.

4 PROME, Rosemary Horrox （ed.）, ‘Parliament of 1460, Text and Translation’, item 12.

5 ‘Gregory’s Chronicle’, ed. Gairdner, p. 215.

6 Hannes Kleineke, Edward IV（Abingdon: Routledge, 2009）, pp. 49–50.

7 Michael Hicks, ‘Bastard Feudalism, Overmighty Subjects and Idols of the Multitude during the Wars of the Roses’, History, 85 （2000）, pp. 386–403.

8 Jean de Waurin, Recueil des Croniques et Anchiennes Istories de la Grant Bretagne, ed. W. and E.C.L.P. Hardy （5 vols., London: Rolls Series,1864–91）, vol. 5, p. 325.

9 The Politics of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ed. Kekewich et al, pp. 208–12.

10 C.M. Barron, ‘London and the Crown 1451–61’, in The Crown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ed. J.R.L. Highfield and R.I. Jeffs （Gloucester: Alan Sutton, 1981）, pp. 88–109.

11 PROME, Rosemary Horrox（ed.）, ‘Edward IV: Parliament of 1461,Text and Translation’, item 10.

第5章　判乱及复辟：第二次战争（1469～1471）

1 K.B. McFarlane, ‘The Wars of the Roses’, in Eng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ed. G.L. Harriss （London: Hambledon, 1981）, p. 238.

2 Pollard, Late Medieval England, p. 274.

3 Hicks, Warwick the Kingmaker, p. 222.

4 The Great Chronicle of London, ed. A.H. Thomas and I.D. Thornley （London, 1938）, p. 207.

5 Hicks, ‘Bastard Feudalism, Overmighty Subjects and Idols of the Multitude’, pp. 386–403.

6 Kleineke, Edward IV, pp. 81–82.

7 The Paston Letters, ed. Davies, vol. 1, p. 410.

8 John Warkworth, Chronicle of the First Thirteen Years of the Reign of King Edward IV, ed. J.O. Halliwell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39）, p. 47.

9 Paston Letters, ed. Davies, vol. 1, p. 245.

10 ‘Chronicle of the Rebellion in Lincolnshire, 1470’, ed. J.G. Nichols, in Camden Miscellany I（London: Camden Society, 1847）, p. 10.

11 The Politics of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ed. Kekewich et al, pp.215–18.

12 Carpenter, Wars of the Roses, p. 180.

13 The Historie of the Arrivall of King Edward IV, A.D 1471, ed. J. Bruce,（London: Camden Society, 1838）, p. 10

14 Ibid., pp. 6–9.

15 Ibid., p. 20.

16 Ibid., p. 38.

17 An English Chronicle ed. Marx, p. 88.

第6章　命运的齿轮：第三次战争（1483～1487）

1 The Crowland Chronicle Continuations, ed. Pronay and Cox, p. 133.

2 Literae Cantuarienses: The Letter Books of the Monastery of Christ Church， Canterbury, ed. J.B. Sheppard （3 vols., London: Rolls Series, 1889）, vol. 3, pp. 274–85.

3 D.A.L. Morgan, ‘The Political After-Life of Edward III: the Apotheosis of a Warmonger’,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12 （1997）, p. 873.

4 Paston Letters, ed. Davies, vol. 1, pp. 486–7.

5 Charles Ross, Edward IV（London: Methuen, 1974）, p. 235.

6 Philippe de Commynes, Memoirs: the Reign of Louis XI 1461–83, trans.. Michael Jones （Harmondsworth: Penguin Classics, 1972）, p. 362.

7 Paston Letters, ed. Davies, vol. 1, pp. 498–9.

8 Michael K. Jones, ‘1477– the Expedition that Never Was: Chivalric Expectation in Late Yorkist England’, The Ricardian 12 （2001）, pp.275–92.

9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Milan, vol. 1, p. 227.

10 The National Archives, E315/486, f. 12.

11 Charles Ross, Richard III（London: Methuen, 1981）, p. 83.

12 Dominic Mancini, The Usurpation of Richard III, ed. C.A.J. Armstrong（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95.

13 British Library Harleian Manuscript 433, ed. R. Horrox and P.W. Hammond （4 vols., Gloucester: Alan Sutton, 1979–83）, vol. 3, p. 29.

14 Commynes, Memoirs, ed. Jones, p. 397.

15 The Crowland Chronicle Continuations, ed. Pronay and Cox, p. 163.

16 Ibid., p. 171.

17 PROME, Rosemary Horrox（ed.）, ‘Richard III: Parliament of 1484, Text and Translation’, item 19.

18 Ibid., item 1.

19 Three Books of Polydore Vergil’s English History, ed. Henry Ellis （London: Camden Society, 1844）, p. 244

20 David Hipshon, Richard III（Abingdon: Routledge, 2011）, p. 244.

21 PROME, Rosemary Horrox （ed.）, ‘Henry VII: Parliament of 1485, Text and Translation’, item 5.

22 Carpenter, Wars of the Roses, p. 205.

第7章　战争与社会：战争的苦果

1 Colin Richmond, ‘Identity and Morality: Power and Politics during the Wars of the Roses’, in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Ages, ed. Huw Pryce and John Wat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226–41.

2 Gillingham, Wars of the Roses, p. 15.

3 Ibid., pp. 15–16

4 William Worcestre, The Boke of Noblesse, ed. J.G. Nichols （London: The Roxburgh Club, 1860）, pp. 76–78.

5 Lander, Crown and Nobility, p. 13.

6 Catherine Nall, ‘The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of Military Text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Hundred Years War’ （University of York, D. Phil. thesis, 2004）.

7 Simon Payling, ‘War and Peace: Military and Administrative Service amongst the English Gentry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 in Soldiers, Noblesand Gentlemen: Essays in Honour of Maurice Keen, ed. Peter Coss and Christopher Tyerman （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09）, pp. 240–60.

8 Colin Richmond, ‘The Nobility and the Wars of the Roses, 1459–61’,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21（1977）, pp. 71–85. I am grateful to Hannes Kleineke for discussing, and correcting, Richmond’s figures with me.

9 Lander, Crown and Nobility, p. 24.

10 Malcolm Mercer, The Medieval Gentry: Power, Leadership and Choice during the Wars of the Roses（London: Continuum, 2010）, pp. 25–33.

11 The National Archives, PROB11/7, f. 212.

12 Gillingham, Wars of the Roses, p. 28.

13 Anthony Goodman, The Wars of the Roses: The Soldiers’ Experience（Stroud: Alan Sutton, 2005）, p. 220.

14 Blood Red Roses: the Archaeology of a Mass Grave from the Battle of Towton, ed. Veronica Fiorato et al（Oxford: Oxbow Books, 2007）, p. 172.

15 Commynes, Memoirs, ed. Jones, p. 195.

16 Goodman, Wars of the Roses, p. 196.

17 Literae Cantuarienses, ed. Sheppard, vol. 3, pp. 274–85.

18 R.L. Storey, The End of the House of Lancaster（2nd edn., Stroud: Alan Sutton, 1999）, pp. 1–28.

19 The York House Books 1461–1490, ed. L. C. Attreed, 2 vols. （Stroud: Alan Sutton, 1991）, vol. 2, pp. 9–10.

20 Ibid., vol. 1, pp. 390–1.

21 The Coventry Leet Book, 1420–1555, ed. M. D. Harris, 4 vols.,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134–5, 138, 146 （1907–13）, vol. 1, pp. 304–19,353–8, 362–71.

22 Records of Borough of Leicester, ed. M. Bateson （London: C.J. Clay and Sons, 1901）, vol. 2, p. 279.

第8章　战争与政治文化

1 John Watts, ‘Public or Plebs: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The Commons’, 1381–1549’, in 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Ages, ed. Pryce and Watts, p. 250.

2 Ibid., p. 250.

3 David Rollison, A Commonwealth of the People: Popular Politics and England’s Long Social Revolution, 1066–164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39.

4 Roger Virgoe ‘The Death of William de la Pole, Duke of Suffolk’, in East Anglian Political Society and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of Late Medieval England, ed. Caroline Barron, Carole Rawcliffe and Joel Rosenthal（Norwich: Centre for East Anglian Studies, 1997）, p. 253.

5 PROME, Anne Curry（ed.）, ‘Henry VI: Parliament of 1449 November, Text and Translation’, item 15.

6 Wendy Scase, Literature and Complaint in England 1272–1553（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35.

7 Storey, End of the House of Lancaster, p. 197.

8 Colin Richmond, ‘Propaganda in the Wars of the Roses’, History Today 42（1992）, pp. 12–18.

9 Ross, Richard Ⅲ, p. xxxiii; York House Books, ed. Attreed, vol. 1, p.350.

10 Sir John Fortescue, 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 ed. Charles Plumme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pp. 114–15.

11 G.L. Harriss, Crown, Parliament and Public Finance in Medieval England to 136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17.

12 Derek Pearsall, ‘Crowned King’: War and Peace in 1415’ in The Lancastrian Court, ed. Jenny Stratford （Stamford: Shaun Tyas, 2003）, pp. 163–72.

13 W.M. Ormrod, ‘The Western European Monarchies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in Economic Systems and State Finance, ed. Richard Bonne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47–51.

14 Fortescue, Governance of England, ed. Plummer, p. 154.

15 Paul Oskar Kristeller, ‘Humanism’,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Philosophy, ed. Charles B. Schmitt and Quentin Skinn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13.

16 Robert Black, ‘Humanism’, in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II, p. 276.

17 A.S.G. Edwards, ‘The Middl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laudian’s De Consulatu Stilichonis’, in Middle English Poetry: Text and Traditions, ed. A.J. Minnis（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01）, p. 274

18 Daniel Wakelin, Humanism, Reading and English Literature 1430–153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3.

19 Boke of Noblesse, ed. Nichols, p. 48.

20 Fortescue, Governance of England, ed. Plummer, pp. 146–8.

21 Cicero: On the Commonwealth and the Laws, ed. J.E.G. Zetze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8.

22 John Watts, ‘The Policie in Christen Remes: Bishop Russell’s Parliamentary Sermons of 1483–84’, in Authority and Consent in Tudor England, ed. G.W. Bernard and S.J. Gunn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2）, pp. 49–50.

23 Wakelin, Humanism, Reading and English Literature, p. 152.

24 Ibid., p. 159.

25 Jakob Burckhard,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trans.S.C.G. MMiddlemore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4）, p. 279.

26 Paul Strohm, Politique: Languages of Statecraft between Chaucer and Shakespeare （Notre Dame, I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5）,p. 5.

27 Gilson, ‘Defence of the Proscription of the Yorkists’, pp. 520, 521.

28 Strohm, Politique, p. 184

29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ed. Kekewich et al, p. 142.

30 The Arrivall, ed. Bruce, p. 4.

31 Strohm, Politique, p. 31.

32 Commynes, Memoirs, ed. Jones, p. 185.

33 Warkworth, Chronicle, ed. Halliwell, pp. 5, 9.

34 David Grummitt, ‘Househol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Morality in the Reign of Henry VII’, Historical Research 81（2009）, p. 395.

后记　都铎王朝早期的英格兰

1 D.A.L. Morgan, ‘The King’s Affinity in the Polity of Yorkist England’,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th series 23 （1973）, pp. 1–25.

2 Richard Hoyle, ‘War and Public Finance’, in The Reign of Henry Ⅷ, ed. Diarmaid MacCulloch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5）, PP. 89–93.

3 Berkowitz, Humanist Scholarship and Public Order: Two Tractsagainst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and Related Contemporary Documents（London: Folger Books, 1984）, p. 88.

4 James Simpson, 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volume 21350–1547: Refor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参考书目

导言

有几本著作介绍了与玫瑰战争相关的主要学术争论主题。A. J. Pollard的The Wars of the Roses（Basingstoke: Macmillan, 3rd edn. 2012）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入门读物，此外还有Pollard编辑的论文集：The Wars of the Roses（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5）。Christine Carpenter所著The Wars of the Roses: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England, c.1437—150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是十分有帮助的作品，此书介绍了15世纪英格兰历史和英格兰政治社会的总体情况。介绍中世纪末期英格兰的最好的作品包括（按照出版次序排列）： Gerald Harris所著Shaping the Nation: England 1360—1461（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A. J. Pollard的Late Medieval England 1399—1509（Harlow: Longman, 2000）、A. Tuck的Crown and Nobility（Oxford: Wiley-Blackwell, 1985)、J. A. F. Thomson所著The Transformation of Medieval England 1370—1529（London: Longman, 1983）以及Maurice Keen所著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London: Routledge, 1973）。Richard Britnell所著The Closing of the Middle Ages? England, 1471—1529（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7）也是十分有帮助的历史调查类书籍，但其所涉及的主题稍显狭窄。

关于莎士比亚时期和都铎王朝时期历史学家对玫瑰战争的相关历史记录，请参见Michael Hattaway编辑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以及Annabel Patterson所著Reading Holinshed’s Chronicles（Chicago, 1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由Keith Dockray所著William Shakespeare, the Wars of the Roses and the Historians （Stroud: Alan Sutton, 2002）一书对“都铎即位神话”进行了引人入胜的重新考量和探讨。关于15世纪伦敦的编年史作品，请参考M. R. McLaren所著The London Chronicl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a Revolution in English Writing （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02）。Carpenter的The Wars of the Roses的第一章探讨了关于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玫瑰战争的观点。

K. B. McFarlane已出版的重要作品均收录在由G. L. Harriss编辑的Englan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London: Hambledon, 1981） 以及The Nobility’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这两部著作当中。有关他著作的影响的讨论请参见由R. H. Britnell和A. J. Pollard共同编辑的The McFarlane Legacy（Stroud: Alan Sutton, 1995）一书。还可参考History（1983）第68期由C. Richmond所著After McFarlane以及J. R. Lander的Crown and Nobility 1450—1509（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6）一书的前言部分。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最新重大进展，请参看Christine Carpenter所著Introduction: Political Culture, Politics and Cultural History一文，此文出自于Christine Carpenter 和 Linda Clark共同编辑的The Fifteenth Century Ⅳ （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04）一书第1页至第19页。

第1章

到目前为止，在现代学者所著关于亨利四世的传记作品当中尚没有能够令人感到满意的作品。但关于亨利四世废黜前任国王的作品，请参见Michael Bennett 所著Richard Ⅱ and the Revolution of 1399（Stroud: Alan Sutton, 1999）。另外，近来的两本论文集也非常重要：由Gwilym Dodd和Douglas Biggs共同编辑的两本书，即Henry Ⅳ: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me, 1399-1406（Wood 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03）和The Reign of Henry IV: Rebellion and Survival 1403—13（Woodbridge:Boydell and Brewer, 2008）。另请参考Gwilym Dodd所著Conflict and Consensus: Henry Ⅳ and Parliament一文, 此文出自Tim Thornton编辑的Social Attitudes and 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Stroud: Alan Sutton, 2000）一书第118页至第149页。对于兰开斯特派文学在反映和塑造15世纪初期英格兰的政治文化方面的重要性，Paul Strohm在其著作中进行了详细探讨，请参见England’s Empty Throne: Usurpation and the Language of Legitimation 1399—1422（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Jenni Nuttall所著The Creation of Lancastrian King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以及Cath Nall所著Reading and War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From Lydgate to Malory （Rochester, NY: D. S.Brewer, 2012）。

关于亨利五世的传记作品，Christopher Allmand的Henry Ⅴ （London: Mctheun, 1992）堪称一个标杆式作品。由G. L. Harriss编辑的Henry Ⅴ: The Practice of Kingship（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中的一些文章为这位国王的个性和政策提供了衷心支持。如果您想对亨利五世的历史地位做更深入、理性的了解，请参考T. B. Pugh所著Henry V and the Southampton Plot of 1415（Gloucester:Alan Sutton, 1988）。关于亨利五世对各地的法律和秩序所做的历史贡献，请参考F. Powell所著Kingship, Law and Society: Criminal Justice in the Reign of Henry V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关于在法国的战争，特别是阿金库尔战役，请参考M. K. Jones所著Agincourt 1415（Barnsley: Pen and Sword, 2005）和Anne Curry所著Agincourt: A New History（Stroud: Alan Sutton, 2005）这两本书的观点作为对比。

研究亨利六世统治的根本起点参考书籍是R. A. Griffiths所著The Reign of Henry Ⅵ （London: Earnest & Benn, 1981）和B. P. Wolffe所著Henry Ⅵ （London: Eyre Mctheun, 1981）。在其著作Henry Ⅵ and the Politics of Kingship（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中，John Watts以McFarlane提出的这位国王统治无能的观点为论述起点，提供了有关其统治的一种激进的重新阐释。亨利六世统治期间直至1450年的很多重要历史人物都没有现代学者所著的相关传记，但请参考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和G. L. Harriss所著Cardinal Beaufo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关于贝德福德和在法国的战争，请参见M. K. Jones的重要文章The Battle of Verncuil （17 August 1424）: Towards a History of Courage一文。此文发表于War in History,（2002）第9期第375页至第411页。

第2章

在玫瑰战争前这段时期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前几章所提到的Griffiths、Watts 及Wolffe的相关著作仍然非常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1450年发生的历史事件，Isabel Harvey的Jack Cade’s Rebellion of 145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仍然可作为标准参考书籍，但也请参考David Grummitt所著Deconstructing Cade’s Rebellion: Discourse and Politics in the Mid-Fifteenth Century 一文。此文出自于Linda Clark编辑的Fifteenth Century Ⅵ （Woodbridge: Boydell & Brewer, 2006）第107页至第122页；对于兰开斯特派统治时期发生的肯特郡叛乱，请参考Grummitt所著Kent and National Politics, 1399—1461。此文出自于由Sheila Sweetinburgh编辑的Later Medieval Kent 1220—1540 （Woodbridge: Boydell & Brewer, 2010）一书第235页至第250页。

约克公爵传记的标准之作仍然是P. A. Johnson所著的Duke Richard of York 1411—6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他在15世纪50年代早期的政治谋略在R. A. Griffiths所著King and Country: England and Wale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ndon: Hamblcdon, 1991）一书第277页至第304页的内容Duke Richard of York’s Intentions in 1450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ars of the Roses当中，以及Michael Hicks所著From Megaphone to Microscope: the Correspondence of Richard Duke of York with Henry Ⅵ in 1450 Revisited’一文（此文发表于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1999）第25期）；还可参考John Watts所著Polemic and Politics in the 1450s一文，此文出自于Margaret Kekcwich等人编辑的The Politics of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 John Vale’s Book（Stroud: Alan Sutton, 1995）第3页至第42页。关于约克公爵与萨默塞特公爵二人之间的争端，请参见M. K. Jones所著Somerset, York and the Wars of the Roses一文，此文发表于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89）第104期第285页至第307页。

对地方法律和秩序的经典分析仍然要参考R. L. Storey所著The End of the House of Lancaster（2nd edn., Stroud: Alan Suttin, 1986）一书。R. A. Griffiths在其所著King and Country第321页至第364页中的Local Rivalries and National Politics: the Percies, the Nevilles and the Duke of Exeter, 1452—1454论文中探讨了内维尔/珀西之间的争端；也请参考Peter Booth所著Men Behaving Badly: The West March towards Scotland and the Percy-Neville Feud一文。此文出自于Linda Clark 编辑的The Fifteenth Century Ⅲ （Woodbridge: Boydell & Brewer, 2003）一书第95页至第116页。

第3章

尽管叙述角度不同，但关于这段历史时期事件的基本叙述轮廓仍然可以在本书第1章中罗列的Griffiths、Watts及Wolffe等人的作品中找到。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1960）第33期第1页至第72页，C. A. J. Armstrong 所著Politics and the Battle of St Albans可以作为玫瑰战争第一场战役圣奥尔本斯战役的代表性记录。从Michael Hicks所著Propaganda and the First Battle of St Albans, 1455中可以看到一些有价值的评论内容。此文出自于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2000）第44期第167页至第183页。J. R. Lander在其著作Crown and Nobility一书第74页至第93页的Henry Ⅵ and the Duke of York’s Second Protectorate, 1455—6中探讨了国王的疾病问题和约克公爵第二次摄政问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近来，安茹的玛格丽特所扮演的角色问题引起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在期望和行为范式上的性别化问题方面，Helen E. Maurer敏锐地进行了记录，请参考其著作Margaret of Anjou: Queenship and Power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Woodbridge: Boy dell and Brewer, 2003），以及Joanna Laynesmith所著The Last Medieval Queens: English Queenship 1445—1503（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和Diana Dunn的著作The Queen at War: the Role of Margaret of Anjou in the Wars of the Roses 一文。此文出自于Diana Dunn编辑的War and Society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Britain（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2000），第141页至第161页。

目前，仍然没有针对内维尔家族进行的大规模研究。但是，也请读者们参考Michael Hicks所著Warwick the Kingmaker（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88）和A. J. Pollard所著Warwick the Kingmaker: Politics, Power and Fame（London: Continuum, 2007）。Pollard所著North-Eastern England during the Wars of the Roses: Lay Society, War and Politics, 1450—150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在英格兰北方地区的历史背景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不容忽视。对于研究15世纪50年代主要贵族和其他政治人物的职业生涯的读者来说，可以把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起点。

第4章

Griffiths的著作The Reign of King Henry Ⅵ完整地记录了从路孚德桥战役开始直到韦克菲尔德战役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这段历史时期内的军事历史目前仍然充满着各种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官方记录的缺失以及编年史资料的性质。但是，读者们仍然可以参考John Gillingham所著The Wars of the Roses（London: Wiedenfield and Nicolson, 1981）。关于约克公爵在1460年的行动，请参看Johnson 所著Duke Richard of York一书第9章。

现代人所著的标准的亨利四世传记仍然要数Charles Ross所著Edward Ⅳ （London: Metheun, 1974）；而Hannes Kleineke的Edward Ⅳ （Abingdon: Routledge, 2009）也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并且还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最新作品。关于爱德华四世作为一名军事统帅的资历这个主题，近来已经被David Saintiuste的著作Edward Ⅳ and the Wars of the Roses（Barnsley: Pen and Sword, 2010）基本上所涵盖了。C. A.、J. Armstrong所著的The Inauguration Ceremonies of the Yorkist Kings and their Title to the Throne一文对这个主题的探讨也非常重要。阿姆斯特朗的这篇文章出自于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48）第4系列第30期第51页至第73页。关于爱德华在15世纪60年代早期针对先前的兰开斯特派人物而推出的政策，请参考Michael Flicks所著Edward Ⅳ, the Duke of Somerset and Lancastrian Loyalism in the North一文。此文章出自于Richard III and his Rivals: Magnates and their Motives in the Wars of the Roses（London: Flambledon 1991）一书第149页至第184页。近来，Michael Hicks在其文章Bastard Feudalism, Overmighty Subjects and Idols of the Multitude during the Wars of the Roses中已经针对“强势大臣”这个概念进行了探讨。此文出自于History （2000）第85期第386页至第403页。

第5章

Michael Hicks著有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Woodvilles in Yorkist Politics to 1483一文，参见C. D. Ross编辑的Patronage, Pedigree and Power in Later Medieval England（Gloucester: Alan Sutton, 1979）一书第60页至第86页；以及Laynesmith 所著The Last Medieval Queens，这两篇内容均针对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及其家族在15世纪60年代英格兰政治中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针对15世纪60年代英格兰各权力集团在朝廷中的影响这个研究课题，Theron Westervelt在Royal Charter List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Reign of Fldward Ⅳ中提出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研究方法。此文出处为Historical Research （2008）第81期第211页至第233页。其他重要的传记性的作品包括：James Ross的John de Vere, Thirteenth Earl of Oxford（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11）以及and Michael Hicks所著False, Fleeting Perjur’d Clarence（Stroud: Alan Sutton, 1980）。“第二次战争”期间的军事历史与“第一次战争”期间一样，相关的历史记录很不完备，但是读者们仍可参看Gillingham所著Wars of the Roses、Saintiuste所著Edward Ⅳ以及Malcolm Mercer所著The Strength of Lancastrian Loyalism during the Readeption: Gentry Participation at the Battle of Tewkesbury一文。该篇文章出自于Clifford Rogers编辑的The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V（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07）第84页至第98页。

对于从1464年到1471年这段历史时期而言，最重要的编年史资料全部都是由Camden Society于19世纪出版的（Warkworth’s Chronicle, The Chronicle of the Rebellion in Lincolnshire, 以及The Historic of the Arrirail of Edward Ⅳ）。随后Three Chronicles of the Reign of Edward Ⅳ （Stroud: Alan Sutton, 1988）一书把这些历史资料有益地融汇到了一起，并且再次付梓时还增加了Keith Dockray执笔撰写的一篇前言。就这段历史时期内“宣传品”的重要性这个课题而言，请参考Colin Richmond所著Propaganda in the Wars of the Roses，出自于History Today （1992）第42期第12页至第18页，以及Richmond和 Margaret Kekewich合著的The Search for Stability, 1461—1483，此文发表于Kekewich编辑的The Politics of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一书第43页至第72页。

第6章

对于格洛斯特公爵理查来说（以国王和公爵的双重身份），Charles Ross的著作Richard Ⅲ （London: Mctheun, 1981）仍然堪称标准的学者式历史记录。也请参考Rosemary Horrox所著Richard Ⅲ: A Study in Servi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以及David Hipshon的著作Richard Ⅲ （Abingdon: Routlcdge, 2011）。关于亨利·都铎的历史传记，请参见S. B. Chrimes所著Henry Ⅶ （London: Mctheun, 1972）以及Sean Cunningham所著Henry Ⅶ （Abingdon: Routlcdge, 2007）还请参考David Grummitt所著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udor Dynasty一文，此文出自于Norman Jones 和Bob Tittlcr编辑的A Companion to Tudor Britain（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第13页至第28页，以及R. A. Griffiths与Roger S. Thomas 合著的The Making of the Tudor Dynasty（Stroud: Alan Sutton, 1985）一书。

1483年至1485年间的历史事件是英格兰历史上着墨最多的历史事件之一。关于这方面的著作颇为丰富，特请读者们参考C. S. L. Davies的Richard Ⅲ, Brittany and Henry Tudor, 1483—85，出自于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1993）第38期第110页至第126页。出自P. W. Flammond编辑的Richard Ⅲ: Lordship, Loyalty’and Law（Gloucester: Alan Sutton, 1986）一书第199页至第236页的由C. F. Richmond 撰写的1485 and All That, or what was going on at the Battle of Bosworth一文还给出了两条特别透彻的评论。Dominic Mancini和the Crowland Chronicler的相关著作成为我们可以倚仗的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最重要记录。参见Dominic Mancini 所著The Usurpation of Richard Ⅲ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C. A. J. Armstrong编辑），以及J. Cox和 N. Prona共同编辑的The Crowland Chronicle Continuations: 1459—1486（Gloucester: Alan Sutton, 1986）。关于亨利·都铎流亡法国的内容，请参看Michael K. Jones所著The Myth of 1485: did France really put Henry Tudor on the throne?一文，此文出处为David Grummitt编辑的The English Experience in France c.1450—1558: war, diplomacy and cultural exchange （Aldershot: Ashgatc Publishing, 2002）第85页至第105页，以及Jones所著争议性较大的对博斯沃思战役的赞美之书Bosworth 1485: Pyschology of a Battle（Stroud: Alan Sutton,2002）。

关于亨利七世在其统治初期的政策，特别是他对英格兰北方所推行的政策，请参见Sean Cunningham所著Henry Ⅶ and North-East Flngland: bonds of allegia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udor authority一文，此文出自于Northern History （1996）第32期第42页至第74页。关于亨利七世时期的议会，请参见Paul Cavill所著The English Parliaments of Henry Ⅶ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一书。关于议会一般的辩护的启发性探讨，请参考Lucy Brown所著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Parliamentary Justifications of the Fifteenth-Century Usurpations，出自于Linda Clark编辑的The Fifteenth Century Ⅶ （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07）第157页至174页内容。

第7章

关于玫瑰战争在军事上给英格兰带来的影响，请参考Anthony Goodman所著The Wars of the Roses: The Soldiers’Experience（Stroud: Alan Sutton, 2005）一书。J. R. Lander是所有历史学家中最赞同这样的观点的人，即玫瑰战争对英格兰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请参考他的著作Conflict and Stability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Flutchinson, 1969）一书，以及Crown and Nobility 一书第57页至第73页的The Wars of the Roses相关内容。关于中世纪英格兰的军事组织，请参考Michael Prestwich所著Armies and Warfare in the Middle Ages: the English Experience （New Fl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关于都铎王朝早期的军事组织，请查看Steven Gunn、David Grummitt及Hans Cools合著的War, State and Society in England and the Netherlands, 1477—1559（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关于玫瑰战争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的争论，A. J. Pollard曾经娴熟地进行了总结，参见其所著Society, Politics and the Wars of the Roses一文，此文出自于他自己编辑的The Wars of the Roses（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5）第1页至第19页。当我们思考玫瑰战争中贵族所发挥的作用时，可以参考Christine Carpenter、Ralph Griffiths、Michael Hicks、J. R. Lander、 K. B. McFarlane、A. J. Pollard、 Colin Richmond以及其他人的相关著作。但是，对于贵族阶层在玫瑰战争中动机的最新且意义重大的研究，还请参考Malcolm Mercer所著The Medieval Gentry: Power, Leadership and Choice during the Wars of the Roses（London: Continuum, 2010）。对于玫瑰战争期间各个单次战役的历史描述作品很多，其中的一些作品略好于其他作品。但是，Veronica Fiorato等人编辑的Blood Red Roses: the Archaeology of a Mass Grave frome the Battle of Towton（Oxford: Oxbow Books, 2007）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关于玫瑰战争带来的经济方面的总体影响，请参考Richard Britnell所著The Economic Context一文，此文出自于Pollard编辑的Wars of the Roses 第41页至第64页。

关于玫瑰战争对英格兰各城镇所带来的影响，目前尚没有令人满意的历史作品，本章的很多历史证据都是从印刷体或手稿形式的第一手资料中拿来的。然而，请参考Lorraine Attrecd所著The King’s Towns: Identity and Survival in Late Medieval English Boroughs（New York: Peter Lang, 2001）；而对于具体单个城镇的历史资料来说，我们可以参考J. L. Bolton所著The City and the Crown, 1456—61，出处为London Journal （1986）第12期第11页至第24页；Peter Fleming所著Politics and the Provincial Town: Bristol, 1451—1471，出处为Keith Dockray与Peter Fleming 合作编辑的People, Places and Perspectives（Stroud: Alan Sutton, 2005）一书第79页至第114页内容；Hannes Kleincke所著The Kynges Cite’Exeter in the Wars of the Roses，出处为Linda Clark编辑的The Fifteenth Century Ⅶ （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07）；以及Alan Rogers所著Stamford and the Wars of the Roses, 出处为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2009）第53期第73页至第108页。

第8章

近年来，我们对15世纪英格兰平民所扮演历史角色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转变。这要归功于John Watts的相关著作，尤其是他的3篇论文：Polemic and Politics in the 1450s（来自于Kekewich等人编辑的The Politics of Fifteenth Century England第3页至第42页）；The Pressure of the Public on Late Medieval Politics，出处为Linda Clark 与 Christine Carpenter共同编辑的The Fifteenth Century Ⅳ: Political Culture in Late Medieval Britain（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2004）第159页至第180页；以及Public or Plebs: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The Commons’, 1381—1549（出自于Pryce 和Watts编辑的Power and Identity in the Middle Ages第243页至第260页）。也请参考I. W. M. Harvey所著Was There Popular Politics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一文。此文出自于R. H. Britnell and A. J. Pollard共同编辑的The McFarlane Legacy: Studies in Late Medieval Politics and Society（Stroud: Alan Sutton, 1995）第155页至第174页；Michael Bush所著The Rising of the Commons, 1381—1549一文，此文出自于J. H. Denton编辑的Orders and Hierarchies in Late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Europe（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第109页至第189页；以及近来David Rollison的著作A Commonwealth of the People: Popular Politics and England’s Long Social Revolution, 1066—164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一书。Wendy Scase的著作Literature and Complaint in England 1272—1553（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将这段历史时期内的平民文学放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中进行了考察。

对于Sir John Fortescue，请参看其主要著作的现代版本：Shelley Lockwood 编辑的On the Laws and Governance of Englan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也请读者们参考Anthony Gross所著The Dissolution of Lancastrian England: Sir John Fortescue and the Crisis of Monarchy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 （Stamford: Paul Watkins, 1996）。关于王室财政和约克派的“土地收入实验”，请参考B. P. Wolffe的著作The Royal Demesne in English History: The Crown Estate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Realm from the Conquest to 1509（London: Allen and Unwin,1974）。关于亨利七世时期所出现的变化，请参见David Grummitt所著Henry Ⅶ, Chamber Finance and the New Monarch（出自Historical Research 1999年第72期第229页至第243页）。

关于人文主义给英格兰政治文化带来的影响问题，直到近来才刚刚展开相关探讨。但是，Daniel Wakelin所著Humanism, Reading and English Literature 1430—153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可以作为这方面内容的重要入门读物。也请读者们参考Roberto Weiss所著Humanism in England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1941）一书。关于文艺复兴对英格兰政治的影响，请参考David Rundle所著Was there a Renaissance Style of politics in Fifteenth-Century England一文。此文出自于G. W. Bernard和S. J. Gunn共同编辑的Authority and Consent in Tudor England（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2002）第15页至第32页，以及David Grummitt所著Household, Politics and Political Morality in the Reign of Henry Ⅶ一文，此文出自Historical Research（2009）第81期第393页至第411页。关于15世纪末期的欧洲背景和“复兴君主”的思想，请参见Steven Gunn的Politic History, New Monarchy and State Formation: Henry Ⅶ in European Conext一文，出处为Historical Research 2009年第82期第380页至第392页。在即将出版的新作品New Oxford History of England 系列丛书中，John Watts承诺把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对英格兰政治文化的影响进行完整的梳理与探讨。

注1: 爱心日（The Loveday），在这里意为“和解日”。——译者注

注2: 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是对欧洲西北沿海地区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统称。当时爱德华四世逃往了荷兰。——译者注

注3: 《卑微的中世纪》（Measly Middle Ages）与《恐怖的都铎王朝》（Terrible Tudors）皆为英国的喜剧性纪录片。——编者注

注4: 马奇伯爵（Earl of March），是授予英格兰与苏格兰和威尔士之间边境地区（marches）大封建主的一种贵族爵位，后来逐渐演化成一种头衔。——译者注

注5: 公元1399年，兰开斯特公爵亨利趁国王理查二世远征爱尔兰时篡夺了王位，成为兰开斯特王朝的第一位国君。——译者注

注6: 辉格派是英国自由党的前身。——译者注

注7: 强势大臣（Overmighty Subject），指在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通过经济上、军事上或者个人的影响力，拥有权力与国王权力不相上下的人物。——编者注

注8: 金银荒（Great Bullion Famine），即15世纪出现的全球金融危机。——编者注

注9: 黄金大危机（Great Bullion Grisis），指15世纪中期在与东方的贸易中，欧洲的金银源源不断向外流出，以致出现的严重经济危机。——编者注

注10: 汉萨同盟（Hanseatic），北欧沿海各商业城市和同业公会结成的经济同盟。——编者注

注11: 海湾舰队（Bay Fleet），指中世纪时夏季来往于英吉利海峡的商船的护航队。——编者注

注12: 鲁德门（Ludgate），伦敦共有八座城门，鲁德门位于最西面。——编者注

注13: 此处指阿基坦公国，卡斯蒂永和波尔多位于阿基坦公国内。——译者注

注14: 假战争（phoney war），指敌对双方处于战争状态，但实际并未交战的时期。——编者注

注15: 前文提到的《特鲁瓦条约》迫使法国国王查理六世承认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为其继承人及摄政，并将卢瓦尔河以北地区划归英格兰。法国在1415年的阿金库尔战役中战败，法国王后巴伐利亚的伊萨博（Isabeau of Bavaria）于1420年与英格兰签订了该条约。——译者注

注16: 五港同盟（Cinque Ports），中世纪英格兰东南部英吉利海峡沿岸诸港的同盟，专为王室提供水手和战船。——编者注

注17: 皇家特许状（royal charter），由英国君主签发的正式文书，类似于皇室制诰，专门用于向个人或法人团体授予特定的权利、权力。——编者注

注18: 米迦勒节（Michaelmas），英国四大结账日之一，为每年的9月29日。——编者注

注19: 猫影射的是威廉·凯茨比爵士，他出身律师，并不把下议院放在眼里；老鼠暗指理查·拉特克里夫爵士（Sir Richard Ratcliffe）；狗影射的是洛威尔勋爵，他的头盔上有一个假狗头。第二行诗原文里的hog指的是猪（译为畜生亦可），暗指理查三世，他的头盔上饰有一只白色假猪头。——译者注

注20: 借喻这些英格兰作家就像古罗马经典作家那样来写作。——译者注

美国独立战争简史

斯蒂芬·康威 著

版权信息

书名：美国独立战争简史

作者：斯蒂芬·康威

书号：978-7-122-30595-4

出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

大事年表

主要人物

序

导言

第一章　通往莱克星顿的漫漫长路

第二章　为美国而战

第三章　世界之战

第四章　平民

第五章　战争结局及解析

第六章　尾声

延伸阅读

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

来自于英国I. B. Tauris出版公司的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丛书，写作严谨、可读性强，对于我们在21世纪理解和研究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于见仁见智的历史争论，这一系列独辟蹊径，试图基于史实本身对其做出全面而公正的解释，这样既能激起普通读者和历史爱好者的浓厚兴趣，也能进一步感染广大的历史学习者及专业学者。因此，在讲述历史领域的重要主题、思想史、宗教、政治、古典研究、哲学观点等内容时，本系列丛书特意避免使用平淡乏味、冷漠刻板的方式进行陈述——那只是给初学者讲授史学入门知识的通常做法。长期以来，这一系列丛书一直致力于给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提供可以帮助他们了解特定历史概况的基本史实。但除此之外，这套系列丛书还能起到更多的作用。例如，书中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解释过去的人们在特定的背景下是如何理解某个历史主题，以及其中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这种新颖的分析方式十分具有借鉴意义，可以帮助我们现在更好地理解这些特定的历史主题。

此外，对于这样的历史主题，各位作者在此系列中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虽然作者们已经暗示了某种答案，但还是在每本书后的“延伸阅读”中提供了长长的参考书目，以便感兴趣的读者做进一步的阅读与探索。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丛书中众多的历史主题，相较于市场上其他同类丛书做了更为深层次的研究和解析，同时内容却简洁而紧凑，不愧是“在介绍历史知识方面更为出类拔萃”的代表。本套系列丛书结合质疑性和查证性的分析，对相关历史做了全面的描述，可以说是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化数字时代大背景下，为读者了解和研究历史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斯蒂芬·康威的《美国独立战争简史》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康威的叙述清晰，一点也不拐弯抹角，直接越过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争论，这个争论的核心就是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美国独立战争，到底是应被看作一场关于地方自治的战争更好，还是一场关于争夺本土统治者地位的战争更好？相反，康威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全球化的美国革命，它是由多重因素导致的，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康威的这本书揭示了战争的深层原因在殖民时代早期就生根了，而它广袤的枝杈遍布各地—从波士顿到孟加拉，从费城到菲律宾。作者紧凑地叙述追踪了北美、加勒比、西非、南亚，以及众多战场的最前线。康威探索了多场战争、多个大陆，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场残酷的内战，一场殖民地解放的斗争，一场欧洲的、北美的，最终又演变为全球的冲突，以及一场造就了美国的战争。康威眼中的独立战争是一场政治和文化的冲突，但首先是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军事史上所有最具偶然性的、戏剧性的桥段，轮番上演。一众人物—从伦敦的大臣，到广袤战场上的将军；从为自由而战的非裔美国人，到呼吁结盟的美国土著居民，再到寻求安全与稳定的妇女—人们在此可以直面血腥的“暴乱”与伟大的战略。这是一位史学大师挥斥方遒的杰作，在我所知的作品中，它是独一无二的。

——简·卡门斯基（Jane Kamensky）

布兰迪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斯蒂芬·康威的《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对这场战争采用了一种显著放大的视角：从北美英国殖民地的叛乱到欧洲势力的干预，到这种对抗在全球的蔓延，再到英国出人意料地将战后问题料理得很好。康威将这个枝蔓芜杂的故事抽丝剥茧，其讲述权威，令人信服。他证明了，虽然英国人没能保住13 个北美殖民地，但他们在18 世纪晚期至19 世纪早期，却有充足的财政资源和海军实力挺过这场艰苦的战争，并比他们的敌人经营得更好。这本简史就是理解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恰到好处的起始点。

——艾拉· D. 格鲁伯（Ira D. Gruber）

莱斯大学历史系荣誉教授

美国独立战争研究方面的杰出学者斯蒂芬·康威写就了一本卓越的通识性著作，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读者都适合阅读。他的过人之处在于把这场战争置于国际化历史语境中进行考量，包括欧洲、加勒比地区、地中海地区和印度。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好地说明了：英国军队和舰队在全球是多么分散，以及加勒比地区的军事需要是如何挤占了英国在美国要赢得战争所需的资源的。他超越了许多著述仅局限于国内因素的做法，揭示了这场战争发生的年代是英国现代史上最为孤立的一个时期，而且当时英国也面临着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交战以来第一次严重的入侵威胁。康威给出的英国失去美国的原因令人信服。与此同时，他广博的见解揭示出这场战争中英国并没有一败涂地，因为它在1782年与波旁王朝的对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使法国陷入了“破产”境地。

——安德鲁·奥肖内西（Andrew O’Shaughnessy）

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杰斐逊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大事年表

1607年　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永久定居点——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建立。

1619年　弗吉尼亚下议院第一次会议召开。

1620年　激进的英国新教教徒定居者在新英格兰建立了普利茅斯种植园。

1621年　詹姆斯一世的枢密院发布命令，要求弗吉尼亚的烟草必须先运到英国，然后才能出口到其他地方。

1624年　弗吉尼亚成为皇家殖民地。

17世纪30年代　查理一世考虑将清教新英格兰殖民地交给费迪南德·戈吉斯管理，而后者是清教徒的敌人。

1649年　查理一世被执行死刑。

1651年　威斯敏斯特议会通过《航海法令》，对殖民地海外贸易进行了规定。

1660年　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航海条例》中的第一部法案通过（其他法案分别是在1663年、1673年和1696年通过的）。

1684年　马萨诸塞因为坚持拒绝受《航海条例》的管理而被撤销了其殖民地宪章。

1685年　詹姆斯二世建立了新英格兰自治领。

1688～1689年　英国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被推翻，新英格兰自治领退出历史舞台。

1696年　英国贸易部建立。

1702～1713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使得英国政府更加关注殖民地。

1721年　沃波尔成为首席大臣，并在后来的20年中主导了英国的政治生活。他对殖民地事务采取的放任做法意味着殖民地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自治。

1739～1748年　英—西冲突发展成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这场战争（如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一样）使得英国政府对殖民地更为关注。

1748年　哈利法克斯伯爵成为贸易大臣，并试图强化对殖民地的控制。

1754年　英国殖民者和法国殖民者的第一次冲突在俄亥俄山谷发生；欧洲的七年战争实际上已经开始。

1756年　七年战争爆发。

1757年年末，威廉·皮特向殖民地提出，将它们的地位提高到省一级，并由议会向其提供补贴，以便解决其招募地方军队的成本问题。

1758年　在皮特的新提议之后，殖民地议会招募了比以往规模大得多的军队。

1759年　英军占领魁北克。

1760年　蒙特利尔陷落，这意味着七年战争的北美部分实际上已经结束。

1763年　巴黎和谈结束了英国和波旁王朝列强之间的七年战争。《皇家宣言》的颁布暂时停止了殖民地向西扩张，从而避免了与土著居民的冲突，并促进了新教教徒在魁北克这个新占领省份的定居。

1764年　议会通过的《岁入法案》特别规定要对进口到北美殖民地的糖蜜征税，以便可以为英国驻军筹集军费；议会还通过了《货币法案》，要求在殖民地流通纸币。

1765年　乔治·格伦威尔的《印花税法案》，本意是要筹集更多的资金来维持驻扎在美国的常规军，结果却引发了整个殖民地的强烈反对。

1766年　议会撤销了《印花税法案》，但同时通过了《北美宣示法案》，该法案主张英国对殖民地享有主权；罗金汉侯爵内阁的《岁入法案》降低了对北美殖民地进口的糖蜜征收的关税，但将这种关税扩展到了所有的糖蜜上——不论这些糖蜜是从英国进口的，还是从外国进口的。

1767年　议会批准了查尔斯·汤森德提出的关税法案，对英国出口到北美的一系列特定商品征收关税。

1768年　反对海关的暴动促使英国政府向波士顿派兵。

1770年　英国士兵向波士顿人开枪，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作“波士顿大屠杀”；诺斯勋爵说服国会废除所有的汤森德关税，仅继续对茶叶征收关税，这是唯一一个富有成效的关税。

1772年　信用危机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1773年　《茶叶法案》试图促进廉价茶叶在北美的倾销；诺斯勋爵说，他希望能够从汤森德茶叶关税上获得更多的收入，同时也帮助东印度公司；北美爆发大规模抵制茶叶运输船只靠岸的运动，最后在12月演变成了“波士顿茶党事件”（亦称“波士顿倾茶事件”）。

1774年　议会通过了《强制法案》［Coercive，又称《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就茶党事件对波士顿进行惩罚，并重组了马萨诸塞政府；各殖民地为协调反抗行动而召开了大陆会议。

1775年　4月：英军与殖民地民兵在马萨诸塞发生冲突。

5月：美军占领了提康德罗加。

6月：邦克山战役爆发。

7月：大陆会议向乔治三世送交了橄榄枝请愿书。

8月：王室宣布殖民地处在造反状态；法国政府派出一名代表与大陆会议协商。

11月：圣约翰的英国驻军向美国人投降；议会通过了《美国禁运法案》，根据该法案，皇家海军可以扣押任何殖民地商船；邓莫尔勋爵试图招募弗吉尼亚奴隶为王室效力。

12月：美军占领魁北克市的企图被挫败。

1776年3月：英国军队撤离波士顿。

5月：法国政府决定向美国人提供秘密援助。

6月：英军企图占领位于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附近的苏利文岛，但未能得逞；最后一批美军士兵撤离加拿大；英国军队在纽约州的斯塔滕岛登陆。

7月：大陆会议宣布反叛英国的各殖民地成立独立国家。

8月：华盛顿的大陆军在长岛战役中失利。

9月：英军占领纽约市。

10月：瓦尔古岛战役和白原战役爆发。

11月：英军占领纽约的华盛顿堡，并开始入侵新泽西。

12月：英军占领罗得岛的纽波特，并一路追击华盛顿的军队到特拉华；华盛顿大胆反击，在新泽西的特伦顿将英军的一支黑森雇佣兵分遣队彻底击溃。

1777年1月：华盛顿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击溃英军一支分遣队。

7月：伯戈因的军队重新占领提康德罗加，并在哈巴顿击败美军。

8月：豪的军队在马里兰的麋鹿河头登陆；伯戈因军队的一支分遣队在本宁顿战役中失利。

9月：豪在布兰迪维因小溪打败华盛顿；豪占领费城；弗里曼农场战役爆发。

10月：日耳曼城爆发了一场战役，不分胜负；伯戈因被迫在萨拉托加投降。

1778年2月：法美签订联盟协议。

4月：法国地中海舰队离开土伦港，跨越大西洋。

6月：英国军队撤离费城；在新泽西爆发蒙莫斯战役。

7月：法国和英国舰队在阿申特岛海域交战；法国舰队出现在纽约海域。

8月：法美联军围攻罗得岛的纽波特。

9月：法国占领多米尼加。

10月：本地治里落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军队之手。

12月：英军占领佐治亚的萨瓦纳及圣卢西亚。

1779年1月：法国占领塞内加尔的圣路易。

3月：美军在南卡罗来纳的布莱尔小溪遭遇失利；法国在印度马埃岛的据点被英军占领。

4月：法—西联盟缔结。

5月：英国远征军侵扰弗吉尼亚。

6月：英国在现今缅因州的佩诺布斯科特建立据点；法国占领圣文森特。

7月：法国占领格林纳达。

8月：法—西联合舰队在普利茅斯港停泊。

9月：法美联军开始围攻萨瓦纳；西班牙占领英国在西佛罗里达的军事城堡。

10月：萨瓦纳围攻解除；英国占领位于现今洪都拉斯的奥莫阿。

1780年4月：英军占领尼亚加拉湖附近的圣胡安城堡。

5月：英军占领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并在沃克斯华击败美军。

7月：法国远征军在罗得岛的纽波特登陆；海德·阿里开始进攻卡纳提克。

8月：康华里在卡姆登击败霍雷肖·盖茨。

9月：英军在波利勒被海德·阿里击败。

10月：美军在国王山的胜利阻止了英军向北卡罗来纳的进军。

12月：英国政府宣布对荷兰共和国开战。

1781年1月：塔尔顿在哈瓦那的考彭斯被摩根击败；英军打退了法国对泽西的进攻。

3月：在吉尔福德法院战役中，康华里取得了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英军占领荷兰的圣尤斯特歇斯岛。

4月：格林在南卡罗来纳的霍布柯克山战败。

5月：西班牙占领西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

6月：法国占领多巴哥。

7月：拉法耶特侯爵在弗吉尼亚的绿泉被康华里打败；艾尔·库特在波多诺伏打败海德·阿里。

8月：法美联军开始从纽约向南往弗吉尼亚进军；库特再一次在波利勒击败海德·阿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荷兰在帕当的工厂；英国和荷兰舰队在北海的多格滩交战；法西联军开始围攻米诺卡岛的圣菲利普。

9月：英国和法国舰队在切萨皮克湾河口进行了一场不分胜负的战斗；英军撤退到纽约市对舰艇进行维修；库特在绍林格再一次打败迈索尔王国军队。

10月：康华里在约克镇投降。

11月：法国重新占领圣尤斯特歇斯岛。

1782年1月：英军占领荷兰在亭可马里的基地。

2月：英国驻军在米诺卡和圣基茨岛投降；蒂普苏丹在坦焦尔打败英军；英军未能攻占位于西非埃尔米纳的荷兰据点。

3月：西班牙占领位于现今洪都拉斯的里奥内格罗英军基地；诺斯勋爵内阁倒台。

4月：罗德尼在桑特海峡战役中打败格拉斯；法国占领古德洛尔；罗金汉侯爵内阁在伦敦就职，并开始与美法谈判。

6月：库特在阿尔尼打败迈索尔军队。

7月：罗金汉侯爵去世，谢尔本伯爵继任首席大臣。

8月：法国对哈德逊湾公司发动了突然袭击。

9月：英军驻直布罗陀军队击退了敌人的主攻。

11月：美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巴黎达成了初步的和平协议。

1783年1月：英荷停战。

6月：法、英军队在古德洛尔交战，直至他们听说初步和平协议在巴黎已经签订的消息后才停战。

9月：美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签订了正式的和平条约——《巴黎和约》。

1784年1月：蒂普苏丹继续在印度进行战斗，占领芒格洛尔。

3月：蒂普苏丹与英国人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

5月：英荷签署和平协议。

主要人物

阿蒂马斯·沃德（Artemas Ward，1727～1800），美国将军。作为一名参加了七年战争的老兵，沃德指挥新英格兰民兵围攻了波士顿的英军。直至华盛顿到来之前，他一直都担任指挥官。

阿奇博尔德·坎贝尔（Archibald Campbell，1739～1791），1778年年末占领佐治亚萨瓦纳的英军指挥官。坎贝尔后来曾担任牙买加副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政治家。他是罗金汉侯爵领导的政党的成员，而且也反对向美国人开战。他在战争爆发前曾提出一个和解计划，如果这个计划得到议会批准，那么战争可能就不会爆发。

艾尔·库特爵士（Sir Eyre Coote，1726～1783），英国将军。七年战争中在印度服役，之后在1777～1783年间于孟加拉担任总司令。

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7～1781），劳内男爵（Baron de Laune），法国政治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在1774～1776年担任财政大臣期间，反对法国向美国叛军提供援助，但在与法国内部更为强大的韦尔热讷伯爵的斗争中失利。

奥古斯丁·普雷沃斯特（Augustine Prevost，1723～1786），出生于瑞士的英国将军。在1756年皇家美国军团（Royal American regiment）刚建立的时候，普雷沃斯特就加入了这支队伍。1779年，他在南方指挥英国军队，并成功顶住了法美联军对萨瓦纳的进攻。

巴纳斯特·塔尔顿（Banastre Tarleton，1754～1833），英国军人。他在美国南部指挥的是忠于英王的地方军队“英国军团”（British Legion）。一开始他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后来于1781年1月在考彭斯战役中被丹尼尔·摩根打败。他获得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名声，这个名声由于不断在大众喜闻乐见的有关这场战争的小说和电影中再现而被固化下来。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美国博学家、科学家，著名政治家和杰出外交家。他从1776年年末开始担任美国驻法国大使，也是参与1782～1783年和平谈判的美国代表之一。

本杰明·林肯（Benjamin Lincoln，1733～1810），美国将军。他在1780年5月在查尔斯顿向亨利·克林顿爵士投降，但1781年10月，他又在约克镇接受了英军的投降，算是挽回了脸面。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Benedict Arnold，1741～1801），美国将军，他早期取得的成就完全被后来在1780年叛变的事情给掩盖了。阿诺德在加拿大和萨拉托加指挥大陆军，但当他计划将西点交给亨利·克林顿爵士的企图败露之后，他逃到了英军那里。

伯纳多·德·加尔韦斯-马德里（Bernardo de Gálvez y Madrid，1746～1786），加尔韦斯伯爵（Conde de Galvéz），西班牙军事指挥官和殖民地官员。1779年，作为路易斯安那领地的总督，他带领西班牙军队进攻英国的西佛罗里达。1781年5月，他的军队占领了那里所有英军阵地。后来他担任了新西班牙总督。

查尔斯·格拉维尔（Charles Gravier，1717～1787），韦尔热讷伯爵（Comte de Vergennes），法国政治家。在路易十六时期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韦尔热讷伯爵成功地说服法王，法国政府应该利用英国在美国发生麻烦这个有利时机。在美国战争之前，他是法国最有权势的大臣，并统领了法国谈判代表团于1782～1783年间在法国巴黎进行的和平谈判。

查尔斯·华生-温特沃斯（Charles Watson-Wentworth, 1730～1782），第二代罗金汉侯爵，英国政治家。他在1765～1766年组建了一个短命的内阁，撤销了《印花税法案》。在扮演了许多年反对派的角色之后，他于1782年又重新短暂掌权，并开始就结束战争展开谈判。

查尔斯·康华里（Charles Cornwallis，1738～1805），亦译为查尔斯·康沃利斯，第二代康华里伯爵（2nd Earl Cornwallis），第一代康华里侯爵，英国将军。从1776年直至1781年英军在约克镇投降战争结束，康华里一直在美国服役。战场上的失败，并没有妨碍他在英国的帝国事务中发挥关键作用。之后，他担任了印度总督，后又调任为爱尔兰总督。

查尔斯·李（Charles Lee，1732～1782），美国将军。和盖茨、蒙哥马利一样，李以前也是英国军官。1776年夏天，他带领美国军队打退了英军对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进攻，但1776年12月在新泽西被英国骑兵部队俘虏。1778年俘虏交换之后，他回到大陆军继续指挥作战，但他的名声终毁于他在蒙莫斯战役中的所为。

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1806），英国政治家。福克斯是一位反对对美国人开战的著名人物。1782年，他成为罗金汉侯爵内阁的外交大臣。

查塔姆（Chatham），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词条。

丹尼尔·摩根（Daniel Morgan，1736～1802），美国将军。1781年1月，他于南卡罗来纳州的考彭斯打败了由巴纳斯特·塔尔顿指挥的英军和本土保皇派军队，从而声名鹊起。

蒂普苏丹（Tipu Sultan，1750～1799），于1782年末继承其父海德·阿里，成为迈索尔的统治者。蒂普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军人，甚至比他父亲还要出色。他在南印度击败了英国军队，并在巴黎和平协议已经签署之后，仍然继续与英军战斗。

菲利普·斯凯勒（Philip Schuyler，1733～1804），美国将军。斯凯勒是一个纽约大地主，1775年他在大陆军赢得了很高的职位。尽管他名义上是入侵加拿大的总指挥，但实际上美国军队是由蒙哥马利带领的。由于被怀疑有失败主义情绪，甚至是同情敌人，1777年，他的北方军队司令的职位由盖茨接任。

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Ⅱ，亦称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78年他对法国的盟友奥地利开战，这曾经一度使英国人燃起了两国重新结成在七年战争中那种英—普联盟的希望。

弗朗索瓦-约瑟夫-保罗（François-Joseph-Paul，1722～1788），格拉斯伯爵（Comte de Grasse），法国海军上将。在1781年9月的切萨皮克战役中，他打败了英国海军上将格雷夫斯率领的英国舰队，这使得康华里在约克镇无法逃避失败的命运。不过，几个月之后，在桑特海峡战役中，他又被英国海军上将罗德尼所打败。

弗朗西斯·罗顿（Francis Rawdon，1754～1826），罗顿勋爵（Lord Rawdon），英国将军。在参加了北美的大部分战役后，当康华里向北进军的时候，他则指挥南卡罗来纳州的英国军队在霍布柯克山打败了格林。后来，他在印度的职业生涯亦很出彩。

弗朗西斯·皮尔逊（Francis Peirson，1757～1781），英军军官。1781年在守卫泽西的战斗中阵亡。他因北美画家约翰·辛格顿·科普利关于这一事件的著名画作《皮尔逊少校之死》而名垂史册。

弗雷德里克·霍华德（Frederick Howard，1748～1825），英国外交官，第五代卡莱尔伯爵（5th Earl of Carlisle）。1778年，他被诺斯勋爵内阁委派为代表团团长，与美国人进行和平谈判。但大陆会议拒绝接见他。

弗雷德里克·诺斯（Frederick North，1732～1792），诺斯勋爵（Lord North），英国政治家。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担任首相，直至1782年3月辞职。“诺斯勋爵”是一种荣誉称号。他是第一代吉尔福特伯爵（1st Earl of Guilford）的儿子，同时也是下议院议员。诺斯并非出色的战争指挥家，但他为英国的战争活动筹措了相应资金。

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冯·施杜本男爵（Baron von Friedrich Wilhelm Steuben，1730～1794），美国将军。七年战争期间在普鲁士军队中服役，之后，冯·施杜本担任大陆军的总监察长，并依据欧洲练兵方式训练大陆军。他后来成为华盛顿的总参谋长。

盖伊·卡尔顿（Guy Carleton，1724～1808），英国军人和殖民地总督。他在1775年12月成功保卫了魁北克，在1776年被授以爵士身份。1782年，卡尔顿在亨利·克林顿后继任北美英军的总司令，之后指挥了英军1783年撤离纽约的行动，并于1786年成为第一代多切斯特男爵（1st Lord Dorchester）。

海德·阿里（Haider Ali，约1720～1782），迈索尔的统治者。1780年他在波利勒打败了英国军队，但却在1781年一系列的战斗中被库特打败了。

何塞·莫尼诺-雷东多（José Moñino y Redondo，1728～1808），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Conde de Floridablanca），西班牙政治家。从1777年开始，他在西班牙卷入战争的整个期间担任首相。

亨利·克林顿（Henry Clinton，1730～1795），英国将军。七年战争中于德国服役。从1775年开始在美国服役，1776年受封为爵士，并于1778年接替威廉·豪爵士成为北美英军的总司令。

霍雷肖·盖茨（Horatio Gates，1727～1786），美国将军。他之前是英军军官，之后因为在萨拉托加取胜而声名鹊起，一些美国人一度认为他是比华盛顿更好的军事指挥官。然而，后来在1780年，盖茨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卡姆登遭遇康华里，结果惨败。

凯瑟琳二世（Catherine Ⅱ，亦称凯瑟琳大帝，1729～1796），1762年成为俄罗斯女王。凯瑟琳是德国血统。1775年，凯瑟琳大帝拒绝将军队借调给英国政府。1780年2月，她又决定成立武装中立国同盟，以保卫中立船只不被英国皇家海军所扣押。

理查德·奥斯瓦尔德（Richard Oswald，1705～1784），英国商人和外交家。他被罗金汉侯爵内阁任命为1782年巴黎和谈的英国政府代表，并在与美国人达成协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理查德·豪（Richard Howe，1726～1799），第四代豪子爵（4th Viscount Howe），英国海军上将。1776年2月至1778年7月期间担任英国驻北美海军总司令。他（及其弟弟威廉）也是可以接受美国投降的英国特别授权代表。不过，他选择同美国那些起义者进行谈判，而且这种谈判经常超出了他的授权范围。

理查德·蒙哥马利（Richard Montgomery，1738～1775），美国将军。他以前是英军军官，而且个人一直保持着对英王的忠诚。在1775年的最后一天，他在魁北克带领美国军队参战时阵亡。

路易十六（Louis ⅩⅥ，1754～1793），1774年即位为法国国王。他支持（尽管有一些犹豫）法国干预战争以便为美国人提供支持，首先是提供武器、弹药和金钱，后来则派陆军和海军直接参战。

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1676～1745），英国政治家。他在美国危机发生很早之前就已掌权，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至少要为这场危机承担部分责任。他对美国事务的放任策略，导致这些英属殖民地在18 世纪20 至30年代发展出了相当程度的自治，这使得它们对于英国政府试图在18 世纪60年代开始采取的强化控制的措施，更为抵制。

玛丽-约瑟夫-保罗-伊夫斯-罗-吉尔伯特·杜·莫提尔（Marie-Joseph-Paul-Yves-Roch-Gilbert du Motier，1757～1834），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他是一名从1777年开始在大陆军中任职的法国军官。1781年，在华盛顿到来之前，拉法耶特侯爵指挥着弗吉尼亚的美国军队。

纳撒内尔·格林（Nathanael Greene，1742～1786），来自罗得岛的美国将军。战争开始的时候他还只是普通民兵，后来成为大陆军负责军需的将军。从1780年开始，他担任南部地区的指挥官。

皮埃尔-安德烈·德·萨弗伦·德·圣-特罗佩（Pierre-André de Suffren de Saint-Tropez，1729～1788），法国海军上将。在这场战争中，萨弗伦于包括北美水域和加勒比海内的许多战区服役，但他的声名是从佛得角群岛 普拉亚港（Porto Praya）注1对英军舰艇进行的大胆进攻，以及在印度和锡兰海域与英国皇家海军的战斗中确立的。

乔治·奥古斯都·艾略特（George Augustus Eliott，1717～1790），英国将军。他在1779～1783年间的大围攻中担任直布罗陀驻军的指挥官，也因此在1783年被封为爵士，并最终于1787年成为直布罗陀希斯菲尔德男爵（Baron Heathfield of Gibraltar）。

乔治·布里吉斯·罗德尼爵士（Sir George Brydges Rodney，1719～1792），英国海军上将。他在1782年4月的桑特海峡战役中的胜利，使得牙买加免遭入侵，这很可能帮助了在巴黎的英国谈判人员，让他们可以争取到合理的和谈条件，而这也让他的贵族身份进一步提升，成为罗德尼男爵。

乔治·格伦威尔（George Grenville，1712～1770），英国政治家。1763～1765年间担任首席大臣，正是他第一次试图在七年战争之后对北美殖民地收税。他对于自己制订的印花税计划尤为执迷，他认为这个计划执行起来简单，而且会被美国人接受。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1775～1783年间任大陆军总司令。华盛顿原是一位弗吉尼亚的绅士，后被大陆会议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这部分是因为他在七年战争中的经历，部分也因为他是一个南方人。他后来成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

乔治·杰曼勋爵（Lord George Germain，1716～1785），英国政治家。他在1775年11月取代达特茅斯伯爵继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此后一直担任该职务，直到1782年2月成为萨克维尔子爵（Viscount Sackville）为止。杰曼是负责这场战争的主要英国大臣。

乔治三世（George Ⅲ，1738～1820），自1760年起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国王。乔治支持诺斯勋爵内阁及其进行的这场战争，很不情愿地接纳了罗金汉侯爵内阁以及美国的独立。他在这场战争中的角色往往被夸大，尽管在与德国诸王谈判向美国派遣援助部队的过程中，他的德国关系发挥了作用。

让-巴普蒂斯特·杜纳坦·德·维缪尔（Jean-Baptiste Donatien de Vimeur， 1725～1807），罗尚博伯爵（Comte de Rochambeau），法国将军。1780年他带领法国远征军开赴美国，并率军直抵约克镇将其包围，就此基本上结束了北美的战斗。

让-巴普蒂斯特-查尔斯-亨利·德斯坦（Jean-Baptiste-Charles-Henri Estaing，1729～1794），法国伯爵，海军上将。他在1778年带领土伦舰队穿越大西洋，并在当年7月抵达了纽约海域。这一年晚些时候一直到1779年，他分别对罗得岛的纽波特和佐治亚的萨瓦纳的英军造成了军事威胁。

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1719～1787），英国将军。他在1763～1775年间担任英国驻北美军队总司令，战争爆发时为马萨诸塞总督。盖奇的一些下属怀疑他非常不乐意使用武力。之后他被更为广受欢迎的威廉·豪取代。

托马斯·格雷夫斯（Thomas Graves，1725～1802），英国海军上将。1781年任英国驻北美舰队司令。当年9月他被格拉斯伯爵在切萨皮克战役中打败。

托马斯·佩拉姆-霍里斯（Thomas Pelham-Holles，1693～1768），第一代纽卡斯尔公爵（1st Duck of Newcastle），英国政治家。纽卡斯尔公爵在沃波尔任内阁首领时期担任国务大臣，而且一直认为应该避免与殖民地发生宪政冲突。他十分长寿，在他的努力运作下，《印花税法案》在1765年被废除。

托马斯·苏利文（Thomas Sullivan，1740～1795），来自新罕布什尔的美国将军。苏利文参加了围攻波士顿的战役，在北部战区作战，并参加了1776年的纽约战役。他试图在1778年从英国驻军手中抢占纽波特，但未能成功。之后，在1779年，他在与边疆地区土著居民的战争中遭遇惨败。

威廉·豪（William Howe，1729～1814），英国将军。1775～1778年担任北美英军总司令。豪在1776年10月13 日因为在美国服役的经历而被封为爵士。伯戈因在萨拉托加投降之后，他旋即辞职，并在随后的几年中试图挽回自己的名誉。

威廉·亨利·拿骚·德·鸠勒斯坦（William Henry Nassau de Zuylestein，1717～1781），第四代罗奇福德伯爵（4th Earl of Rochford），英国政治家。当战争爆发的时候， 担任南部国务大臣注2。他曾希望通过强调欧洲各帝国在镇压殖民地起义上有共同的利益这一点，来说服波旁王朝列强不要卷入这场冲突。

威廉·怀尔德曼·巴林顿（William Wildman Barrington，1717～1793），第二代巴林顿子爵（2nd Viscount Barrington）。他担任英国陆军大臣（负责陆军）直至1778年12月。他对于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镇压美国反叛持怀疑态度，倾向于进行海上封锁。

威廉·莱格（William Legge，1731～1801），第二代达特茅斯伯爵（2nd Earl of Dartmouth），英国政治家。战争开始的时候，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但在1775年11月被更为有冲劲的杰曼取代。

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1737～1802），第二代谢尔本伯爵（2nd Earl of Shelburne），英国政治家。他是1782年罗金汉侯爵内阁的殖民地事务大臣，且在罗金汉侯爵去世之后成为首席大臣。他领导的内阁与美国人和美国人的波旁朋友们进行了和平谈判。

威廉·皮特，“老皮特”（William Pitt，“the Elder”，1708～1778），第一代查塔姆伯爵，英国政治家。他是主导七年战争的掌玺大臣，在殖民地很受欢迎，当他赞同撤销《印花税法案》之时，就更受欢迎了。但是，他在1766～1768年间组建的内阁试图对美国人征税。1775年，他提出了一项旨在解决英国政府和殖民地之间纷争的计划。

威廉·皮特，“小皮特”（William Pitt，“the Younger”，1759～1806），英国政治家。他是老皮特的儿子，1782～1783年间在谢尔本伯爵内阁治下任财政大臣，并在1783年年末，年仅24 岁时，成为首席大臣。

休·佩尔西（Hugh Percy，1742～1817），佩尔西伯爵（Earl Percy），英国将军，诺森伯兰公爵（Duke of Northumberland）的儿子和继承人。他曾指挥救援部队成功使英军在1775年4月19 日从康科德撤离。后来，他又在罗得岛指挥作战，但因为与豪将军不和而辞职，并于1777年返回英国。

约翰·安德烈（John André，1750～1780），英国军官。安德烈被美国人以间谍罪处死，当时他参与了一个密谋计划，试图劝说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将位于纽约西点的一处重要战略要塞交给英国军队。

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1723～1792），英国将军。他从1775年开始在美国服役，当时他是和威廉·豪、亨利·克林顿一起来到被围困的波士顿的。他最为人所熟悉的角色是，英军1777年10月在萨拉托加投降时，他正好是英军指挥官。后来他成为议会反对派的支持者。

约翰·达林（John Dalling，约1731～1798），英国军人和殖民地官员。达林曾在1777～1782年间担任牙买加总督，后来在印度任职，并于1783年被授予准男爵的爵位。

约翰·迪金森（John Dickinson，1732～1808），美国政治家，费城律师。他在《一位宾夕法尼亚州农场主的来信》（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1767～1768）中，阐述了美国人对议会征税权的抵制。在大陆会议上，他是一名温和派，直到最后一刻才放弃了反对独立的立场。尽管他自己不愿意美国与英国断绝关系，但是，他在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担任了公职。

约翰·杰伊（John Jay，1745～1829），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纽约人。杰伊是大陆会议主席和驻西班牙大使。他参加了1782年在巴黎进行的和平谈判。

约翰·拉特里奇（John Rutledge，1739～1800），美国政治家。在1779年担任南卡罗来纳总督的时候，他似乎愿意将查尔斯顿交给普雷沃斯特，作为交换条件，南卡罗来纳则可以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约翰·蒙塔古（John Montagu，1718～1792），第四代桑威奇伯爵（4th Earl of Sandwich），英国政治家。桑威奇伯爵在战争中担任海军大臣，但在1782年辞职。他更倾向于将英国的海军力量集中在英国附近海域，以便保护英国诸岛不会遭到侵略，但又被迫与那些希望将海军部署在帝国范围内各个战区的同事达成妥协。

约翰·穆雷（John Murray，1732～1809），第四代邓莫尔伯爵（4th Earl of Dunmore），殖民地总督。作为弗吉尼亚最后一位皇家总督，在1775年11月，他试图召集该殖民地的黑奴们为英王效力。他后来成为巴哈马群岛总督，在那里，他曾表露出过对奴隶的同情之情。

约翰·沃恩（John Vaughan，约1731～1795），英国将军。他在北美服役，并在詹姆斯·格兰特之后继任西印度群岛英军司令官。

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美国政治家。波士顿律师和大陆会议马萨诸塞州代表。亚当斯后来成了美国的第二任总统。

约瑟夫·约克（Joseph Yorke，1724～1792），英国外交官。作为驻海牙的大使，他劝说英国政府，一旦爆发英荷战争，会强化亲英派的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的力量。

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1720～1806），英国将军。他于1775～1778年间在美国服役，在法国卷入战争之后，指挥被派驻到加勒比地区的英国军队。

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uart， 1793年去世），英国将军。他接替艾尔·库特爵士担任南印度地区的英军司令官，但他没能战胜迈索尔的统治者或其法国盟友。

序

所有作者，在写作的时候都会欠下很重的文债。我也不能例外。在经年累月对美国独立革命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对美国独立革命的理解，被我所涉猎的其他历史学家的大量作品不断丰富着。本书的注释部分没能真正公平地体现他们对我的思想所作出的帮助。不过，我在文后以“延伸阅读”这一形式进一步表达了对他们的感谢。有一项文债值得特别提及，我从“跨国研究小组”（Contractor State Group）所提出的崭新视角中获得了极大的裨益。跨国研究小组是由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众多学者组成的一个组织，他们一直在研究18 世纪各个欧洲国家战争开支的影响。跨国研究小组已经出版了好几卷论文集，这些论文都令我受益匪浅。更为重要的是，跨国研究小组的成员们在分享他们还未付诸文字的想法方面都很慷慨大方。我的同事和朋友，位于西班牙潘普洛纳市的纳瓦拉大学的拉法尔·托雷斯·桑切斯（Rafael Torres Sánchez），以及英国雷丁大学的乔尔·菲力克斯（Joël Felix），都特别向我详细地介绍了西班牙和法国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三个人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合写一本书，这本书将从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主要欧洲国家的视角来审视那场战争。我希望他们会认为我的这本小书将有助于我们实现那个目标。

在和参与编写《牛津美国独立战争手册》（Oxford Handbook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的历史学家们的接触中，我也获益良多。这本书是由简·卡门斯基和爱德华·格雷（Edward Gray）编写的。2011年2月，我在白雪皑皑的芝加哥市参加了这两位编者组织的一个研讨会。在那次会议上，我得以和研究美国独立战争的许多前沿美国历史学家进行了探讨。在那之后，简和爱德华还邀请我参加了一场名为“英国的美国战争”的会议。这场会议是在让人感觉非常惬意的加州亨廷顿图书馆举行的，它也激发了我从新的角度来思考这场已经稔熟于心的战事的冲突。我感谢所有为那两次会议作出贡献的人，不论是知名历史学家，还是历史学后进。有这么多新人出席会议，本身就清晰地表明有才华的新一代学者正在重新审视美国独立革命和那场争取独立的战争。

与写作此类简明概要的历史著作的一般情形不同，我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许多档案资料是我在为更早的一些作品做研究的时候，在多年之前查阅过的，但也有一些是为了写作本书而新查阅的。我对以下这些机构的档案管理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位于贝德福德的贝德福德郡档案馆、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伯明翰市档案馆、位于伦敦的英国图书馆、位于艾尔斯伯里市的白金汉郡研究中心、位于梅德斯通市的肯特研究中心、位于伦敦的威廉博士图书馆、位于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历史学会、赫尔大学图书馆、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马力诺的亨廷顿图书馆、位于莱斯特市的莱斯特郡档案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档案馆、位于伦敦西南部邱园地区的联合王国国家档案馆、位于切尔西的国家军事博物馆、位于都柏林的爱尔兰国家图书馆、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国家图书馆、位于阿伯里斯特威斯市的威尔士国家图书馆、位于格林尼治的国家海洋博物馆、位于纽约市的纽约历史学会、位于奥尔巴尼的纽约州立大学、诺丁汉大学图书馆、位于贝尔法斯特的北爱尔兰公共档案馆、位于伍尔维奇的皇家炮兵学院、谢菲尔德档案馆、位于汤顿的萨默塞特档案馆、位于斯塔福德的斯塔福德郡档案馆、位于吉尔福德的萨里档案馆、位于贝里圣埃德蒙兹的西萨福克档案馆、位于利兹的西约克郡档案服务馆、位于密歇根州安娜堡的威廉· L. 克莱门茨图书馆。我还要感谢私人藏书家，特别是允许我查阅他收藏在朗利特的文件的巴斯侯爵（Marquess of Bath），允许我查阅收藏在海因斯山庄的克乐敦、加斯和加德索家族文件的伊丽莎白·加德索（Elizabeth Godsal）女士，允许我使用收藏在阿尼克城堡的佩尔西家族文件以及安排我在巴林达罗奇城堡查阅麦克弗森·格兰特文件的奥利弗·罗素（Oliver Russell）。

我还想特别提及我欠下的另外三个文债。首先是伦敦大学学院的历史系。我能够和如此出色的同事一起共事真是一种荣幸，他们的工作总是会激发我更加努力。这些年我教过的学生也激励我重新思考我内心早有定论的许多问题。在脑海中想象他们会对我写下的东西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对于我确定本书的结构和内容有极大的帮助。第二个是I. B. Tauris 的亚历克斯·赖特（Alex Wright），他委托我写作本书，并在我表示怀疑自己是否有时间来完成这个任务的情况下依旧坚持要我进行本书的写作。尽管我起初有所顾虑，但我很享受重新审视美国独立革命及其战争的整个过程。我要感谢亚历克斯给我的鼓励和支持。最后，我要向我的家人，特别是我的妻子和儿子，表示感谢。多年以来，他们一直以无比的耐心和良好的心态“忍受”着我对美国独立战争的痴迷。

导言

正如大多数读者所熟知的，自1775年英国在北美大多数殖民地的反叛所引起的冲突，至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是多重文化冲撞的结果。诸多文艺作品都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这场战争：如詹姆斯·芬尼摩尔·库伯（James Fenimore Cooper）的小说《间谍》（The Spy，1821）和《莱昂内尔·林肯》（Lionel Lincoln，1825）；如一些将事实与虚构杂糅在一起的作品，如肯尼斯·罗伯茨（Kenneth Roberts）的《暴民起义》（Rabble in Arms，1939）；如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的戏剧《魔鬼的门徒》（Devil’s Disciple，1897）；再如一些电影，比较知名的有罗伯特·迪伦（Robert Dillon）和休·哈德森（Hugh Hudson）编导的《革命》（Revolution，1985），在这部影片中，阿尔·帕西诺（Al Pacino）担纲主演纽约的毛皮猎人汤姆·达布（Tom Dobb），以及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和罗伯特·罗达特（Robert Rodat）编导的饱受争议的《爱国者》（The Patriot，2000），在这部影片中，澳大利亚影星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饰演了全美英雄人物本杰明·马丁（Benjamin Martin）。

其实，这场战争也不缺乏严肃史学界的关注。战争一结束，相关作品就一直持续在出版，尽管只是在北大西洋的西岸这种作品的出版才真正成为一时的风潮。1976年，围绕美国独立200 周年的主题举办了众多纪念活动，大量的相关作品也陆续出版。虽然有些仅仅是写一些陈词滥调，但更多的意义是为人们打开了新的视角，尤其在女性和 非洲裔美国人注3的作用问题上。最近，史学家又一次聚焦这场战争，试图对它进行重新解读，主要原因是随着美国人口构成发生巨大变化，那些过去在旧有叙事中被边缘化甚至被忽略的人群，不论是印第安美洲原住民、非洲裔美国人，还是西班牙裔美国人，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对待。对很多美国人而言，独立战争这一话题具有永恒的魅力，原因显而易见：这场战争见证了美国这个国家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是如何诞生并存续下来的。而因为在过去一个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国在重塑世界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毫不奇怪的是，美国以外的很多人对这场著名战争也充满了好奇。

考虑到有关这场战争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同时，最近又上市了一些类似的简史类作品，1对这段历史进行进一步的探究，看起来就有一定的必要了。对我自身而言，要再进行这种探究需要更多的理由，因为在20 世纪90年代中期，我已经出版过一本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通史，紧接着又对这场战争对英国和爱尔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2那么为什么我现在要回过头来再次关注这场战争呢？在首次出版有关18 世纪历史的作品之后的许多年中，我对18 世纪历史的方方面面的研究、写作和教学，使我不可避免地开始从全新的视角来看待美国独立战争，并体会认识到了一些事情的重要性，而这些事情，在20 世纪90年代被我自己（和其他历史学家）低估甚至忽视了。新近一些将英国视作一个与欧洲有重要关联的欧洲强权方面的研究，鼓励我重估并修正自己早年关于这场战争的认知。3同样地，最近几年学术界对地理，特别是地点、地形和距离的重视，也深刻影响了我。4总而言之，通过与致力于研究18 世纪欧洲战争不同方面的“跨国研究小组”的国际学术同人共同协作，我获得了更多的见解。通过同事们的研究，我对美国独立战争对西班牙的影响亦有了不浅的认识。5因此，我很高兴有机会展示我思考的新成果。

在本书中，我采用了大部分历史学家刻意低估甚至忽视的一种写作框架。美国历史学家倾向于将那场战争称作“革命战争”。他们要么将它当作是一场争取独立的战争，因此，战争不过是这场革命的一个附属部分而已；或者，将它当作是一种变革体验，作为革命本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不论是将这场战争看作是革命的保障，还是将它视为革命本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们，除了极少数例外，都认为这场冲突基本上就是在美国、为美国而发生的。对于那些遵循这种思路的学者来说，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幕是1781年10月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上演的。当时，康华里勋爵率领的英国军队投降了，北美的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了。6许多英国历史学家的思路同样如此，尽管通常他们更能理解，英国军事指挥官要在离国家这么远的一片地方赢得一场武装斗争是多么困难重重。7

只有一些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这场战争，并强调这场战争的全球化视角。8我在20 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曾试图这么做，但现在我想更大胆地提倡这种全球化的视角，因为这种视角不仅显著地改变了这场战争的面貌，甚至挑战了这样一种传统观念——这是一场简简单单的、美国胜而英国败的战争。本书将这场冲突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并提出这是一场为美国未来而战的战争，但同样也是一场具有全球意义的战争。

图1　由阿尔·帕西诺出演、休·哈德森导演的影片《革命》。这部影片给人们灌输了有关美国独立战争的许多神化了的故事。

从1778年开始，当时法国人开始卷入这场冲突，美国独立战争就变得不仅仅是为了美国而发生的战争了。这场战争蔓延到了英法两国发生接触并竞争的全部地域：加勒比海、西非和亚洲。英国和爱尔兰面临被入侵的威胁。在1779年夏天，西班牙人也卷入其中，这使得对手在不列颠群岛登陆的危险变大了，因为波旁王朝的全部战舰数量比皇家海军的要多。西班牙的卷入，进一步扩大了这场战争的地理范围。从那个时刻开始中美洲也成了战场。而英国政府则在不久之后开始野心勃勃地谋划将战争引向太平洋。同时，英国的大臣们也被迫从防御角度进行思考，英国在地中海的前沿阵地直布罗陀半岛和米诺卡岛（Minorca）暴露在了敌人的攻击之下。荷兰人在1780年末加入了战争，使得这场战争的地理范围进一步扩大了，因为荷兰人在西印度群岛、西非、好望角和南亚各地散布的基地成了英国军队的攻击目标。这场全球战争在约克镇战役之后还在延续。1782年4月，海军上将乔治·布里吉斯·罗德尼（George Brydges Rodney）在 桑特海峡战役注4中取得胜利，使得牙买加免遭法西联军的入侵。直至今天，在约翰·培根（John Bacon）的经典雕塑作品中，穿着军服的罗德尼上将还像罗马皇帝一样俯视着西班牙城广场，这提醒我们这场胜利对于这个岛国的种植园精英阶层是多么重要。在罗德尼的战舰成功保卫了牙买加的这一年，英国军队占领了荷兰在西非的奴隶贸易据点。当初步和平协议签署的时候，围攻直布罗陀的战役还在进行。在遥远的印度，战争持续了数月之久，直至在巴黎的谈判人员最终签署了条约为止。

当然，这里的全球化视角是从英国角度来说的。是英国人在广泛散布于各地的陆上和海上战区内进行着战斗。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这场战争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全球战争。但我的意图并不是用一种纯粹的英国视角来反驳那种以美国为战争中心的视角。如果本书仅仅表现为是为英国政客、将军进行辩解，那可就南辕北辙了。9我的目标是，说服读者不仅仅要以英国政府的视角来审视那场战争（当然，这种视角是一种有益的视角，它给了人们看待这场纷繁复杂的冲突一个统一的角度），还要从欧洲大陆列强的视角来审视那场战争。对于英国的欧洲大陆劲敌来说，同样对于英国人自身来说，这场战争都大大超出了“在美国发生、为了美国而发生”的范畴。对于法国政府而言，这是一个机遇，可以削弱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得到很大强化的英国强权，并恢复法国的领土和荣誉。如果英国丧失了北美殖民地，它的力量毫无疑问会被削弱。然而，法国的大臣们并不仅满足于此，他们还希望提升法国在西印度群岛、西非，以及或许最重要的，在亚洲的地位。对西班牙政府而言，美国独立战争也是一个夺回失去土地的机会。在七年战争后割让给英国的佛罗里达是首先要夺回的土地，同时还有诸如直布罗陀、米诺卡甚至牙买加这些地方，它们都是在1655年被英国吞并的。荷兰人不情愿地加入了这场战争，因为是英国迫使他们加入战团的，但他们也有全球野心，虽然这种野心是从防御角度出发的。他们在加勒比地区拥有岛屿，并在南美大陆有一个落脚点。他们的诸多贸易站形成一个大大的弧线，从非洲西岸一直延伸到好望角，并继续延伸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和东印度群岛。荷兰人的目标是，尽最大努力在最大范围内保住这些分散的据点。

图2　位于牙买加西班牙城的约翰·培根的雕塑作品。这座雕塑塑造的是英国海军上将乔治·布里吉斯·罗德尼，他在1782年4月的桑特海峡战役中获得了胜利。

在采用一种全球化视角的时候，我并没有忽略美国视角。这场战争的国际维度，不仅对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十分重要，对于美国人来说也同样重要。美国人取胜了，因为他们从英国王室的统治下独立出来了。尽管1775年春天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打响第一枪的时候独立并不是他们的目标，但从1776年7月开始独立就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了。当和平条约签署的时候，他们终于实现了目标，但这可不是轻而易举实现的。不过，如果就此认为美国人是凭借一己之力赢得了这场战争，是非常有误导性的。即使是在战争扩大、波旁王朝和荷兰人卷入之前，殖民地起义者就认识到他们需要外国援助。一开始，援助是以弹药和金钱的方式进行的。但如果要让欧洲列强继续提供更为实质性的援助，这些列强需要看到这样的证据：美国人不仅仅是为了在大英帝国统治下争取一个更高的地位而已。就美国内部而言，尽管《独立宣言》通常被视作一个直截了当的宣告，宣告美国与英国之间最后的关系断开了，但实际上它至少也部分是为了向欧洲列强证明美国对于自己的起义造反是认真的，而且不会再回到英国的怀抱中去了。法国政府一旦清楚了美国人是非常迫切希望独立的，就马上开始进行全面的军事和海上干预。这种在1778年春天终于开始的干预大大提高了美国人实现独立的可能性。换句话说，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运严重依赖远超美国自身的那些事件。克里斯托弗·马歇尔（Christopher Marshall），一位宾夕法尼亚的革命运动积极分子，对于这种发生在远处的事件的重要性可谓一清二楚。在1781年的日记中，他为 迈索尔注5的海德·阿里汗王重新夺回了在战争中被英国占领的法国在印度的所有据点进行庆祝（后来证明报道有误）。10马歇尔认识到，美国人民实际上卷入了一场全球冲突之中，欧洲国家的行动，甚至是诸如海德·阿里这样的印度王子的行动，都有助于左右英国大臣们决定在美洲安排多少兵力。即便是达成和平条约的具体时间和条款，包括美国巨大的领土范围，也得益于英国和欧洲敌国之间为权力平衡而进行的斗争。

如果说这场战争自1778年起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斗争的话，那么，这场斗争之下的美英战争可以说是一场内战。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首先，这场战争让横跨大西洋的英国分裂了。美国殖民者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至少到1776年时还是如此。按照他们的看法，他们是在争取和英国本土公民同等的权利。英国本土的英国人，至少在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也倾向于认为美国人是英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对于那些同情北美殖民者的英国人来说，他们是大洋两岸的亲兄弟或表兄弟，对伦敦的威权统治政府有同等合理的怨恨。即便是那些反对殖民地行动并支持政府进行镇压的本土英国人，也倾向于将美国人看作是“造反者”。这当然不是什么正面的标签，但至少隐含着美国人依旧是国王子民的意思。令人感到些许意外的是，《独立宣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英国人的态度。部分是因为对此大家很早就有预期了，因此，它出来之后大家也就不感意外了。部分也是因为，有关《独立宣言》的消息马上被英国在1776年纽约战役中取得胜利的消息淹没了，这场胜利让许多英国人相信美国人的抵抗很快就将终结。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双方决定性的决裂并不是在1776年发生的，而是在1778年发生的。当时，美国人和法国人结盟，而法国长久以来一直是英国的对头，这样，美国人就主动离开了英国的怀抱。11

这场冲突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被看作是一场内战。它不仅分裂了横跨大西洋的英国，也同时给英国内部和美国内部均带来了分裂。在英国，人们的观点激烈冲突。很难说到底有多大比例的英国人赞同诺斯勋爵的镇压政策，但可以肯定，在战争初期赞同的人，比战争末期赞同的人肯定要多一些。但在整个冲突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英国人是同情美国“反叛者”的。将这些英国人看作是亲美国的人是不正确的。其实许多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亲美国的；相反，他们只是政府的反对者，担心如果诺斯勋爵内阁成功镇压了美国殖民者，那么下一个被镇压的就轮到英国人民了。12美国也被这场战争撕裂了。很少有殖民者有什么要忠于英国议会的想法，因此，只要说的是议会的权利问题，再说什么美国人是忠于英国的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如果问题是殖民地和国王之间的关系，则有一大批人是忠于国王的保皇派（loyalists）。约翰·亚当斯曾经作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估计，他估计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反对独立的。13当代学术界认为这个比例要高一些（或许在五分之一的水平）。但是，在所有内战中，忠诚都是不断流变的——可以想见的是，许多人都尽量避免和任何一边走得太近。因此，忠于英王的保皇派和革命派的数量随着战事进展的好坏而不断发生波动。14由于大家都意识到各自都有着相同的背景，因此参与这一事件的人都不大会像对待完全的外来者那样对待自己的对手。15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大量证据表明，在美国进行的斗争，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斗争，以及美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斗争，有时候看起来就是那种内战中的兄弟残杀。尽管在某些方面有理、有节，保持着克制，但它依旧有着令人震惊的暴力与残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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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战争、独立战争、全球冲突和内战，所有这些标签，都可以轻松地贴到发生在1775年到1783年之间的那场斗争上去。在一本简史中把握这种复杂性和广度，是不容易的。对于任何试图写作一本简史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要进行取舍的。由于篇幅所限，这场战争中某些有意思的方面就只能一笔带过，而且有些方面则必须完全忽略。

本书基本上是按照时间脉络来写的，尽管并不是一直从头叙述到尾。首先介绍了战争的背景，特别是对英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关系之所以破裂的长期和短期因素进行了解释。第二章则讲的是战争的第一阶段，从1775年春天直至1777年年末。这段时期，是一场纯粹的美国战争。虽然如此，两边都竭尽全力去向其他国家以及他们自己的人民表明自己事业的正当性。英国人试图说服法国和西班牙，说它们应该乐见美国反叛被镇压下去，因为它们也是两个帝国主义列强，但这种说服工作没有起到效果。英国的一支主力野战部队于1777年10月在上纽约州的萨拉托加战败并投降，这让法国人相信，他们的正式干预计划应该加快推进，以便为美国人提供支持，而美国人已经在1776年向巴黎单独派驻使节了。1778年2月法美联盟出现之前，伦敦的大臣们就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从1777年12月开始，他们便为一场范围更大的、更艰苦的对付英国的波旁对手的战争做准备，这两个波旁对手就是法国和西班牙。这场范围更大的战争将在第三章中讨论。这一章沿着美国战争的思路进行了探讨，但同时也考查了这场战争范围扩大、进入全球其他地域的情况。在某种意义上，由于波旁王朝及随后荷兰人的卷入、战争规模的急剧扩大，英国人被迫进入防御态势。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只要可能的情况下，扩大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存在。伦敦当局甚至一度在制订野心勃勃的计划，要将战争延续到太平洋，目的是攻击西班牙在南美洲和菲律宾的防御薄弱的领地。

第四章集中讨论了这场战争对我们今天称之为“平民”的这类人的影响，也就是对那些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人的影响。当然，取决于一个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这场斗争带来的影响也是千差万别的。在这一章中，我们是按照地域来讨论的，首先考查一下居住在战斗区内的居民的情况，然后是会受到攻击但并不是战斗直接发生的地域内的非战斗人员，最后是那些远离战场的人。一些地方在某个时间属于其中某种情况，但在其他时间里又落入了另一种情形。而且这三种区域都有共通的地方。但这种将地域划分为三种的视角，极大揭示了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们的强烈感受。第五章探讨的是1782年到1783年间，英美两个国家之间，以及英国和它的欧洲大陆敌人之间的和平谈判，并且还概要性地解释了为什么英国虽然在美国失败了，但却在约克镇失利之后依然保住了整个帝国的大部分领土。最后一章则探究了这场战争给不同的参战国家留下的遗产。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场冲突的后果，在一些地方出人意料的轻微，但在其他地方则非常显著。

此系列图书的编辑对他们这套丛书是这样定位的：为读者提供“有新锐观点的通识读本”。我把他们的“指示”铭记在心，写了一本反映我个人观点的《美国独立战争简史》。当然，我确也受到了其他人著作的影响，并将他们的洞见整合进了我的论述当中，但我无意采用骑墙中立的态度统合现有的学术成果。为此，我尽力避免添加过多的有关他人史学著作的注释，免得给读者造成负担。大部分情况下，注释只在涉及直接引用或者数字统计的时候使用。这个规则的一个重大例外是，当涉及不是我本人提出的特别新颖的观点的时候，或者对于我这里仅是简明扼要地提及的东西，而其他作者的作品有更为详细的专门论述的时候，我会进行注释。考虑到那些希望进行更深入探究的读者，或者希望将我的作品和其他作品作比较的读者（我大力劝大家这么做）的需求，本书后面还附上了一个重要书籍和文章的列表。我还列了一个概要性的大事年表，以便帮助读者快速地了解不同场景下这场战争的进展。我也列出了主要人物表，目的是向读者介绍本书中出场的各个主要人物。本书亦加入了一些插图，这些插图并不是过去的客观景象，我只是认为它们可以给读者诸君带来一个印象——与这场冲突处在同一时代，或者说基本上同一时代的人，是选择如何去描述这场战争的。

【注释】

1 Robert J. Allis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Concise History (New York, 2011).

2 Stephen Conway,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1775–1783 (London, 1995) and The British Isles and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Oxford, 2000).

3 See, for example, Eliga Gould, ‘American Independence and Britain’s Counterrevolution’, Past & Present, no. 154 (1997), pp. 107–41; Hannah Smith, ‘The Idea of a Protestant Monarchy in Britain, 1714–1760’, Past & Present, no. 185 (2004), pp. 91–118; Jeremy Black, The Continental Commitment: Britain, Hanover, and Interventionism,1714–1793 (London, 2005); Andrew C. Thompson, Britain, Hanover, and the Protestant Interest, 1688–1756 (Woodbridge, 2006); Nick Harding, Hanover and the British Empire, 1700–1837 (Woodbridge, 2007); Brendan Simms, Three Victories and a Defea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1714–1783(London, 2007); Brendan Simms and Torsten Riotte (eds), The Hanoverian Dimension in British History, 1714–1837 (Cambridge, 2007); Tony Claydon,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England, 1660–1760 (Cambridge, 2007); Marie Peters, ‘Early Hanoverian Consciousness: Empire or Europ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cxxii (2007), pp. 632–68. My own contribution to this Europeanization of British history appeared as Britain, Ireland, and Continental 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imilarities, Connections, Identities (Oxford, 2011).

4 For th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the ‘spatial turn’, see, for example, Barney Warf and Santa Arias (eds), 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London, 2008).

5 The Contractor State Group, as it is now known, has published four volumes of essays so far: H.V. Bowen and A. González Enciso (eds) Mobilising Resources for War: Britain and Spain at Work 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Pamplona, 2006); Rafael Torres Sánchez (ed.), War, State, and Development: Fiscal-Military Stat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mplona, 2007); Rafael Torres Sánchez and Stephen Conway(eds), The Spending of States: Military Expenditure during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Patterns, Organization, and Consequences, 1650–1815(Saarbrücken, 2011); and Richard Harding and Sergio Solbes Ferri (eds), The Contractor State and Its Implications, 1659–1815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2012).

6 For American studies that concentrate almost exclusively on the American aspects of the war, see, for example, Willard M. Wallace, Appeal to Arms: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York, 1951); Christopher Ward, The War of the Revolution, ed. John R. Alden (2 vols, New York, 1952); Howard Peckham,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A Military History (Chicago, 1958); John R. Alde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1969); Don Higginbotham,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Military Attitudes,Policies, and Practice, 1763–1789(New York, 1971); Marshall Smelser, The Winning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73); Robert Middlekauff , The Glorious Caus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89 (New York, 1982); Harry M. War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ationhood Achieved, 1763–1788 (New York, 1995); John Ferling, Almost AMiracle: The American Victory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NewYork, 2007).

7 See, for example, Eric Robs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it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spects, 1763–1783 (London, 1955); Christopher Hibbert, Redcoats and Rebels: The War for America, 1770–1781 (London, 1990); Jeremy Black, War for America; The Fight for Independence,1775–1783 (Stroud, 1991); Richard Middleton,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1775–1783 (London, 2012).

8 Principally Piers Mackesy, The War for America, 1775–1783 (London, 1964). See also N.A.M. Rodger, The Insatiable Earl: A Life of John Montagu, 4th Earl of Sandwich (London, 1993), Chapters 13–15; P.J. Marshall,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Empires:Britain, India, and America, c.1750–1783 (Oxford, 2005), Chapter 11; and Donald Stoker, Kenneth J. Hagen and Michael T. Mcmaster (eds), Strategy in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A Global Approach (London, 2010).

9 Mackesy’s War for America essentially adopt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ritish ministers who were conducting the war; he is particularly positive about the role of Lord George Germain, who is presented rather more unflatteringly in other studies.

10 William Duane (ed.), Extracts from the Diary of Christopher Marshall (Albany, NY, 1877), p. 277.

11 See Stephen Conway, ‘From Fellow-Nationals to Foreigners: British Perceptions of the Americans, circa 1739–1783’,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lix (2002), pp. 65–100.

12 See, for example, James E. Bradley, ‘The British Public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deology, Interest, and Opinion’, in H.T. Dickinson (ed.), Britai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1998), pp. 124–154; Eliga H. Gould, The Persistence of Empire: Britis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2000), Chapter 5.

13 Charles F. Adams (ed.), The Works of John Adams (10 vols, Boston,1850–1856), x. pp. 63, 87.

14 For the estimate of one fifth, see Paul H. Smith, ‘The American Loyalists: Notes on their Organization and Numerical Strength’, William&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xxv (1968), pp. 259–277.

15 See Wayne E. Lee, Barbarians and Brothers: Anglo-American Warfare,1500–1865(Oxford, 2011).

16 For more on this aspect of the struggle, a new book by Holger Hoock,of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ovisionally entitled The Scars of Independence, is eagerly awaited.

第一章　通往莱克星顿的漫漫长路

我们需要回溯多久的历史，才能解释为什么1775年4月19 日马萨诸塞的民兵会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与英国士兵发生交火？大部分有关美国独立战争起因的描述，都合理地把视角锁定在冲突爆发前的最近几年。1773年12月在波士顿发生的毁坏一大批英国议会可以征税的茶叶的事件，导致英国议会作出了过激反应，这种过激反应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1774年的《马萨诸塞政府法案》。由于修改了马萨诸塞的殖民地宪章，降低了公众的参与度，该法案成了起义的导火索。人们通常都将这一系列事件与18 世纪60年代英国议会第一次试图对殖民地征税联系在一起，而英国议会的这种企图，通常被认为是一场宪政危机的开始，这种危机最终导致了战争和美国独立。1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把目光投向这之前更早的时候，我们对这场革命的理解就能向上提升一个层次。

许多历史学家将目光投到18 世纪前几十年的长期发展上。许多研究者强调，随着最肥沃的殖民土地逐渐被瓜分完毕，经济活动更为商业化，早期殖民地的社会流动性与丰富机遇，逐步退化成了一个更为僵化的阶层秩序。他们还提到了城市中心的紧张态势，尤其是波士顿、纽约和费城这几个北部港口。根据这种理论，社会阶层中不断郁积的不满情绪导致美国人起来反抗社会等级制度和政治等级制度，并在这个过程中推翻了英国的统治。2 其他一些研究者则聚焦在大量非英格兰移民，尤其是爱尔兰新教徒和苏格兰高地人，还有许多德国人，在18 世纪抵达北美殖民地这个现象。到革命爆发前夜，大约十分之一的白人移民是德国人；在宾夕法尼亚，德国人则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些新移民，包括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德国人，给殖民地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宗教多元化，而这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开始造就了一个独特的美利坚民族，从而更有可能反抗外来权威。3 还有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从18 世纪20年代开始间歇性地在殖民地爆发的福音派的宗教狂热，与革命年代所特有的对既有秩序的蔑视及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4

殖民地社会的变化无疑在导致独立战争的诱因中占有一席之地，也肯定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事态会朝着后来的方向发展。但是，殖民地拒绝英国统治权威的深层原因，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相反，恰恰是因为它们因循过去的老路，尤其是继续固守17 世纪英国的政治文化。18 世纪的殖民地人民，体认的依旧是殖民地刚刚建立时代的政治正统，他们认为，所谓的英国风格，就是高度社会自治。他们乐于承认自己对英国国王的效忠——“我们共同的首脑和父王”，马萨诸塞议会在1768年就是这样称呼乔治三世的，尽管当时他们正试图削弱英王委派的总督们的权利。5 他们从不承认威斯敏斯特议会有通过法案来约束他们的权利。出于实际需要，殖民地勉强同意议会的一些法案，只要他们认为这些法案是互惠互利的。然而，尽管偶尔对议会虚与委蛇，他们也绝不会承认议会对自己享有主权。如果议会没有试图将其意志强加在殖民地人头上，尤其是如果没有试图在美国征税的话，危机当然能得以避免，但殖民地对它们拥有自治权这一点的静态认知，一再被闲不住的宗主国统治者挑衅，后者的目的就是要更多的中央集权。在七年战争后，出于新的帝国主义需要，英国要显著加强对美国的干预，而这便导致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实实在在地讲，美国革命就是——或者说至少开始是——为了维护现状而抵制英国的革新行动。6 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回到英国在北美殖民的早年时期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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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自治的执迷，根植于殖民时代的早期经历。英国的普通法被第一批殖民者引入美国，每一个新殖民地不久就都有一个选举出来的议会，来代表和保护殖民者的利益。这个地方议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威斯敏斯特下议院的地方翻版。理论上来说，公众参与自治，应该有一个很强的行政首脑来制衡，这个首脑就是总督，总督则应由一个顾问委员会来支持。但在殖民的早期那些年，殖民地是由私人公司开拓而不是由王室开拓的，总督和市政委员会都是选举出来的，这就强化了殖民地人民希望自己掌控自己命运的倾向。因此，在英属美洲刚形成的时候，本地自治的制度框架就已经确立了。而且，最初殖民地很少受到伦敦的干预。除了发布一些宪章从而给殖民地以法律地位之外，英王将早期定居的事情交给了私人投资者团体去打理。

只是在殖民地已经建立了而且开始变得有利可图的时候，英王才开始对殖民地关注起来。1621年，詹姆斯一世要求弗吉尼亚烟草应出口到英格兰，这样可以提高英国的关税收入。三年之后，他将弗吉尼亚变更为一个皇家殖民地，总督由国王任命并向国王和他在英格兰的大臣们负责。詹姆斯的儿子查理一世曾希望在他所有的领地上看到“一个统一的政府模式”，7 在17 世纪30年代，他还曾试图限制清教 新英格兰殖民地注6的自治权。为了限制马萨诸塞的扩张，查理一世建立一个新的皇家殖民地——缅因，并任命费迪南德·戈吉斯爵士（Sir Ferdinando Gorges）为其第一任总督，而这位总督大人可是一位坚决反对清教徒的 主教派教徒注7。查理一世甚至计划将整个新英格兰交给戈吉斯管理，只是由于国内的政治和军事危机——英格兰内战的到来——才导致他无法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8

英格兰内战以及查理一世被处死之后短命的共和国，降低了伦敦在殖民地事务中的影响力。这一点毫不足奇，国内事务占据了当时那些英格兰大臣们的主要精力。然而，控制大西洋对岸的殖民地的欲望却从来没有消失。1651年，威斯敏斯特议会通过了一项《航海法令》（Navigation Ordance），该法令的目的是将荷兰排除在与英属美洲之间的贸易之外。1660年斯图亚特家族复辟之后集权的冲动变得尤为强烈。查理二世和他的弟弟即继承人詹姆斯二世对殖民地自治发起了17 世纪中最为系统的攻击。更多的新省份被确立为皇家殖民地，或者作为国王亲属或廷臣的专属领地，这些地方的总督都是由国王任命的，对国王和他在英格兰的大臣们负责。殖民地人民对威斯敏斯特议会借1660年、1663年和1673年《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对殖民地管理的抵制，导致马萨诸塞原来的宪章在1684年被撤销了，也导致英国政府开始着手重塑殖民地政府。自1685年开始，詹姆斯二世将所有的新英格兰殖民地，最后还有纽约和新泽西，都划入了一个大范围的“新英格兰自治领”（Dominion of New England）。这个自治领由王室委派的总督埃德蒙·安德罗斯（Edmund Andros）管理，而且当地议会也不是经选举产生。9 这个自治领不久就崩溃了，但这也是在詹姆斯二世在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中从英格兰被驱逐了之后才发生的。斯图亚特家族败落之后，伦敦的新政府恢复了殖民地议会，但与此同时继续对殖民地进行更多的中央控制。1696年设立了贸易部来收集殖民地的信息，监督它们的发展并向大臣们提出政策建议。同年通过的另一个《航海条例》，强化了英国政府对殖民地海外贸易的监管。

在18 世纪上半叶，这种干预要少一些。没错，1702～1713年和1739～1748年的两场战争，促使英国政府重视殖民地及其在贸易上的价值，进而重新开始对殖民地施加更大的控制。不过，在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主导英国政治生活的18 世纪20 至30年代这个长时期的和平年代，殖民地很少受到干预。这不是由于疏忽或者不重视；相反，对殖民地进行有限的干预，看起来是一个刻意为之的政策。沃波尔认识到殖民地对国家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因此，尽量避免与殖民地发生任何可能有损于这种有益关系的争议。当殖民地总督发现自己与殖民地议会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沃波尔和国务大臣纽卡斯尔公爵鼓励总督们与议会和解，而不是对抗，哪怕这样做意味着对议会要求作出大幅让步。10 沃波尔时代也有一些立法干预，特别是在为了保护英国的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但他很少认真施行那种限制性的法规。因此，在他任职期间殖民地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精力充沛而又意志坚定的贸易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Earl of Halifax），曾经试图在18 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将沃波尔时代扔给殖民地议会的东西给找回来。然而，他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就，或许，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英国和殖民地之间建立了定期邮轮服务，这使得美国总督们可以更方便地和伦敦的大臣们进行交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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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50年代中期与法国的新冲突，将英国和殖民地拉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近一些，然而这场冲突最终还是让它们相互疏远了。一开始，英国政府打算按照既往的做法让各个殖民地提供当地招募的兵力，来抵御法国对俄亥俄谷的入侵。但殖民地的响应情况令人失望。1754年，在旨在协调各个殖民地军事行动的奥尔巴尼会议（Albany Congress）上达成了一个协议，但各个殖民地议会都拒绝了这个协议，因为它们认为这是一种僭越它们权力的企图。12 奥尔巴尼计划的失败，俄亥俄谷早期战斗中殖民地军队的糟糕表现，加上一些殖民地议会无视国王要求他们投票支持为招募地方士兵而批准的预算，这些因素最终促使英国政府派自己的军队横渡大西洋而来。一开始这些军队和殖民地军队一样表现不佳，但大臣们对英军初期失利的第一反应是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集中到北美，目的就是将法国的威胁从加拿大永久地驱逐出去。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美国人接触到英军士兵的情况。

那些认为七年战争的经历是美国独立革命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强调美国人对英国正规军所作所为的反感。13本土招募的士兵的信件和日记都显示，在两支武装力量之间有一个文化的鸿沟，美国士兵认为这些穿着红军衣的士兵傲慢、专横，对于殖民地那种更为平等的契约模式的从军文化一无所知。14然而美国人的这种不满，基本上都仅限于从非常不成功的第一阶段到1775年年末的这一段时期。从1758年初开始，美国人有很好的理由对这种冲突形成积极的印象。这部分是因为劳登勋爵（Lord Loudoun）被召回国了，他当时担任英军总司令，他对殖民地士兵的刺耳批评引起了人们很大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因为威廉·皮特作出了其他一些让步，威廉·皮特当时是负责这场战争的英国国务大臣。他提升了殖民地本地军官的地位，不再要求这些军官听命于最低级的英军的海军少尉或陆军中尉。同时，他还给予地方议会大量的议会补贴，为的是弥补殖民地因在更大范围内动员本土力量而产生的成本。15

殖民地人民对皮特的新做法的热情很快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各个议会承诺总共派2.3 万名本土士兵参加1758年的战役。16 由于大量殖民地士兵的加入，同样又有大量的英国正规军，法国军队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那一年，英国和美洲殖民地军队在卡里伦堡（Fort Carillon）遭遇了一次重大逆转，在那里，法军司令官蒙特卡姆侯爵（Marquis de Montcalm）开展了一场精巧的防御战。不过，布雷顿角（Cape Breton）的路易斯堡（Louisbourg）和安大略湖边的弗朗特纳克堡（Fort Frontenac）相继陷落，这让法属加拿大的腹地陷入了被英军东西夹击的境地。1759年，圣劳伦斯河谷的魁北克接着陷落。1760年， 新法兰西注8的首府蒙特利尔也陷落了。美国人在战争开始阶段的不满，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了胜利的喜悦。当北美的战争结束的时候，殖民地人看起来并没有因为和英军士兵并肩作战的经历而疏远英军；相反，他们因为自己的英国子民身份而热烈地庆祝着。马萨诸塞议会的议员们宣布，位列“国王陛下最忠实的美国子民”之列，位列“大不列颠这个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强大国家的幸福的自由子民”之列，“是一种无上的荣耀”。17

如果我们要证明七年战争的经历，在美国革命到来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那么，我们就不能只将眼光局限在美国人对英国士兵的不满情绪上。或许，更重要的是，那一套用来鼓动新英格兰人入伍的反天主教的说辞，给新英格兰人带来了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并不需要太多的鼓动。这片地方的独特环境条件——土地贫瘠，植物的生长季节短，导致这里的农作物产量低，农民总是费尽力气才能多种出一些可供售卖的农产品。由于农业生产无利可图，再加上都是大家庭，每个家庭都有很多年轻小伙子，但却没有什么财产可供继承，这就意味着存在着很大的潜在士兵供应量。18 但为了鼓动他们主动加入当地军队并让社区支持他们参军，教会人员和政治领袖们将在加拿大与法国的战争描绘成一场反抗“教皇制度”的新圣战。“教皇制度”这个词所指向的可不仅仅是天主教本身，而且还隐含了各种形式的专断和集权统治。传统上就对教皇制度抱有敌意的新英格兰人在战争中强化了这种敌意，对于战后出现的任何看起来有法国那种威权政府统治味道的东西很可能格外敏感。他们似乎坚信，议会征税是英国政府已经拥抱“教皇制度”的一个信号。19

然而，英国人对七年战争经历的反应，至少也同美国人的反应一样重要。殖民地人民在战争初期的那种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英国军官确实看起来对殖民地军队的贡献不屑一顾。1758年之后他们继续如此，只不过在第二阶段他们更好地掩饰了自己的这种轻蔑，但这种轻蔑情绪总是不断出现在他们的家书和私人日记之中。最常见的一个抱怨是，美国人冲向战场的速度像蜗牛一样慢。20 更糟糕的是，战争头几年那种传统的征召制度的失败（这种制度下，国王要求每个殖民地招募一定数量的军队，总督将这个要求提交给地方议会，地方议会再来决定是否派兵），让英国人在内心一直怀疑这种制度是否适合用来保家卫国。在战后有关美国的议会辩论中，威斯敏斯特的政客们特别提到各个殖民地对王室要求出兵号召的反应是参差不齐的。即使是纽约州议会也承认这个制度没有起到公平合理的效果。21 这场战争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这一点伦敦的大臣们在战争期间就知道，只是在已经赢了战争之后觉得安全了，才向广大的英国公众公开），那就是，美国殖民地和敌人进行着广泛的贸易活动。英国报纸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殖民地人不但没有和英国军队卓有成效地合作，反而帮助新法兰西坚持了本来无法坚持的更久的时间。22 除了极少数例外，英国的评论家们都将这场战争看作是英国的胜利：尽管有美国人掣肘而不是帮忙，英国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英国人的这种想法，即殖民地人应该对他们感恩的想法，在战后有关如何来管理一个变得大得多了的大英帝国的辩论中，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虽然如此，但实际上，这场冲突的结果，而不是这场冲突给英美关系带来的损害，是将七年战争看作是美国革命到来的重要起因之一的一个主要理由。英国政府保住加拿大的决定很可能就是错误的。事后来看，这个决定很可能减轻了美国人对英国的依赖，因为殖民地和英国有一个共同敌人，并且这个敌人原来就在美国人的家门口，而现在已被赶跑了。23 但未来两边关系紧张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大英帝国的体量变大了。它的规模和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750年，北美殖民地是英国海外属地中人口最多的地方。到了1763年，英王在北美的土地扩大了，包括了法属加拿大、西属佛罗里达以及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广大的内陆地区。这些新增的大片土地，意味着非英国背景的许多人现在开始受英国管辖了。两年之后，在印度，比这里还要多得多的外国人被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当时，莫卧儿王朝的国王，将在孟加拉、比哈尔（Bihar）和奥里萨（Orissa）执行司法和征税的权利授予了东印度公司。这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英国政治家们在面对他们的新帝国并考虑自己的新责任的时候，可能下意识地降低了殖民地人的重要性。那些曾与大西洋对岸英国本土人享受同样的特殊地位的美国人，现在却被置于法裔加拿大人、美国原住民，甚至是孟加拉人之列，不过是另一群受英国统治的人而已。24

伦敦那些大臣们的集权倾向由于他们的这种看法而被进一步强化了：在面对法国和西班牙旨在重新夺回失去权力和地位的挑衅之时，新帝国是脆弱的。尽管英国公众被不断灌输国王的军队和海军在战争中是多么多么成功，但将新大英帝国和旧大英帝国相比较，对于那些接受传统教育的政客和大臣们来说，是不那么让人舒心的。任何了解古罗马历史的人都知道，罗马帝国就是因为过度扩张而垮台的。25 那些负责新帝国事务的人担心，除非整个帝国可以比以前更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不然那些在英国本土之外的省份将会成为法国和西班牙复仇行动下的牺牲品。沃波尔时代那种放任自流的政策已经不合时宜了，英国中央政府需要采取更为积极的策略。正如南卡罗来纳在伦敦的代表于1764年1月所汇报的，贸易部计划“在整个北美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和政策体系”。26

英国军队要比过去承担更大的保卫帝国的责任。27 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及的，议员们很清楚老的征召体系在动员殖民地力量上面是失败的，或者至少说这个制度在战争第一阶段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但大臣们作出的和平时期在北美驻扎一支英国军队的决定——实际上这个决定在七年战争结束之前就作出了——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保卫新占领的、可能会反叛的加拿大的需要。那些对于国王发出的派兵参战的征召作出了参差不齐的反应的殖民地议会，是不大可能会同意在圣劳伦斯河谷派驻一支和平时期的占领军的。只剩下让英国的常规军来完成这个任务了。大臣们同时设想这支军队还可以同时充当边境警察的作用，阻止定居者侵占原住民的土地。但他们希望在北美派驻一支较大的军事力量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为了在一般意义上保卫英国在西半球的利益。和驻扎在爱尔兰的军队很像，一旦和波旁王朝再起战事，这支北美驻军可以迅速地被部署到海外其他地方。28 将这支部队派到加勒比地区，甚至是中美洲，比从欧洲派一支军队要快多了。而且，和爱尔兰驻军一样，它的军费也不是由英国本土人民承担的（英国本土人民已经对继续保持战时的征税水平怨声载道了），而是由它名义上要保护的那里的人承担的。英国议会在殖民地管理上发挥更大、更有力的作用的阶段已经到来了。因为如果美国人要为这支军队承担军费的话，那么，进行征税以便支撑这支军队军费开支的唯一合宪的机构，就是威斯敏斯特的下议院。

战争结束之后不久，英国和美国两边的预期出现了危险的偏离。那个时候，英国政治精英阶层倾向于认为伦敦应对殖民地进行更强的控制，而美国人则对与英国合作的美好前景充满期望。殖民地人民热情洋溢地庆祝着他们的英国子民身份，并期待着延续这种成功的战时合作关系。他们的希望和预期是，英国政府会承认他们在战争取胜中扮演的关键作用，并将他们看作是完全同等的英国人。但不久他们就从这种梦中彻底醒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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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战争之后的几年中，英国对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1763年10月的《皇家宣言》（Royal Prdamation）试图将阿巴拉契亚山脉之外的内陆地区保留给原住民，并鼓励新教教徒在新吞并的加拿大和佛罗里达建立定居点。同一年，枢密院命令更为严格地执行《航海条例》。1764年的《货币法案》（Currency Act）则召回许多殖民地为了支付战争费用而发行的纸币，目的是为了防止英国商人收到贬值了的货币。1765年《北美陆海军违纪惩治条例》（American Mutiny Act）则对新驻军的军纪作了规定，同时要求殖民地议会，对军队行进过程中为了给军队提供住宿而被征用的房屋的所有者进行补偿。议会通过战后两个最具争议的立法，希望殖民地对北美军队的费用作出更大的财政贡献。首先，1764年的《岁入法案》（Revenue Act）降低了外国糖蜜进入殖民地的惩罚性关税，并将之调整为一种增加收入的税种。其次，更为著名的，也更为臭名昭著的是1765年的《印花税法案》（Stamp Act），该法案规定对所有法律文书和新闻报纸都征收印花税。

时任英国首相、被认为和这些法案有关的政治家乔治·格伦威尔，实际上几乎都不是这些法案的始作俑者。美国历史上有一个以“格伦威尔计划”为写作题材的历史学家，夸大了他的作用。29 他并没有参与《皇家宣言》、枢密院有关改革关税的命令或《北美陆海军违纪惩治条例》，而《货币法案》是受到了商人的压力才出台的，政府并不想主动出台这个法案。不过，格伦威尔是征税背后的主要力量。1764年3月他向下议院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后来被制定成了《岁入法案》。同时，他也表示他计划在第二年引入印花税。格伦威尔认为，《印花税法案》是对殖民地进行征税的最公平和最容易的方式。尽管他显得愿意就这个事情听取不同意见，但是，实际上他准备做的不过就是根据各地情况调整印花税税率和范围而已。30

一开始，格伦威尔是在财务角度来为自己的美国征税行为提供支撑依据的。英国纳税人压力很重，殖民地人对他们应该感激：“我们在美国已经投入巨大，”他告诉议员们，“让我们收获这种投入所带来的果实吧。” 31 格伦威尔的财政大臣托马斯·沃特利（Thomas Whately）在1764年11月与一位北美人士通信的时候，说法稍有不同，但大意是一样的：“国家深受负债和开支困扰，必须采取措施立即增加收入，殖民地必须承担它们应承担的份额。”32 只是在美国人拒绝承认英国议会有权对他们征税之后，格伦威尔和他的支持者才从宪政角度来论证这些新税种的合法性。他与绝大部分议员对于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力毫不怀疑。自从光荣革命以来，威斯敏斯特议会每年都开会，它的权力也稳步地与日俱增。1707年，它实际上吸收了苏格兰议会，从而摇身一变成为大英帝国议会。1720年，虽然爱尔兰有议会，但威斯敏斯特议会依旧宣称有权对爱尔兰立法。威斯敏斯特议会的主权，在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的《英国法评论》（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得到了大力支持，而布莱克斯通是那个年代的最著名法学家之一。《英国法评论》的第一卷是在1765年出版的。实际上，布莱克斯通在那本著作中表达的不过是一些公认的观点而已。18 世纪中叶，英国政治精英阶层的广泛共识是，威斯敏斯特议会和国王共享主权，所有国王的领地都受议会管辖。正如1765年3月康涅狄格议会派驻伦敦的代表在听了下议院有关印花税的辩论后所汇报的，几乎没有议员愿意否认“议会有权对我们征税”。33

殖民地对印花税的抗议在《印花税法案》通过之前就开始了。这种抗议，可能由于《货币法案》所加剧的那种战后经济衰退而变得更加强烈了。但美国人对印花税的反对主要是建立在宪政层面上的。殖民地人认为，议会没有对他们征税的合法权利，因为他们在议会中并没有议员；而殖民地自己的议会——这些议会是代表他们的——是可以在美国征税的唯一立法机构。他们引述了他们各自的皇家特许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更多的是将自己的观点建立在他们的财产未经他们同意不应被剥夺这种天赋的自然权利上以及古老的英国宪法上，这包括里程碑式的1215年《大宪章》（Magna Charta）——用宾夕法尼亚议会1765年的话说，“它是英国自由的伟大宪章和源泉”——以及1689年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他们认为这个法案保护国王的子民不被任意征税。34为了证明他们随时准备为帝国的防卫效力，这同时隐含着在北美保持一支常规军是没有必要的，几个殖民地议会还自豪地提到了北美在最近这场战争中的表现：他们很心甘情愿地响应了国王招募军队的征召，而招募军队的决定只能是由他们这种当地的民选议会作出的。35

作为一名优秀的辉格党人，格伦威尔并不否认征税权和议会代表权之间的关联。他的回应是，殖民地已经在威斯敏斯特得到了“代表”，这种“代表”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而是虚拟意义上的，因为国家议会的议员们，已经将殖民地人的利益考虑在内了。沃特利还将“虚拟代表”这个理论写成了一个小宣传册子。威廉·诺克斯（William Knox）和索姆·詹宁斯（Soame Jenyns）也作了类似的论述。36 但这种主张未能说服美国人。美国人反驳说，“虚拟代表”这种东西在大不列颠内部，甚至说在殖民地内部，可能都是可以的，但这种东西无法跨越大不列颠和殖民地之间的这么大的地理距离。对于美国人来说，二者之间的长达3000英里的海上距离以及跨大西洋的交通是如此缓慢，使得威斯敏斯特的议员们在殖民地人民可以承受多高的税负这一点上，无法作出好的判断。只有他们自己的本地议会议员们，这些人是他们选举的，也知道本地的具体情况，可以对他们进行征税。37

如果这种分歧只是体现在不同观点之间的彬彬有礼的交锋上，那么，《印花税法案》可能可以存活下来。但美国人的抗议远不限于此，还体现在多种形式上。除了地方议会作出决议、学者发表的小册子（这种小册子经常引经据典为自己添光）以及在报纸上发表的论文之外，大部分的殖民地议会甚至同意召开一次全体会议，来组成一个统一的阵线。对于英国政客们来说，他们本来就对在刚过去的这场战争中几乎无法说服不同的殖民地同心协力地出力感到绝望，这种“印花税会议”看起来一定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英国面临的财政威胁，实现了法国的军事威胁在当时令人遗憾地无法实现的东西。许多北美城镇中发生的切切实实的暴动，或许就更令人担忧了。波士顿在1765年发生了第二起暴乱，这起暴乱尤其令人忧虑，因为它不仅仅是在抗议《印花税法案》，而且还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挑战了英国的主权。暴乱分子攻击了关税官员的住所，并毁坏了马萨诸塞副总督的房子。一些评论家也注意到了这个暴乱的社会因素。总督带着不祥预感写道：“这是一场掠夺之战，一场推倒一切之战，一场彻底抹去贫富分野之战。”38 起初那种对英国议会试图改变殖民地现状举动的谨慎挑战，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对既有秩序的攻击，因为美国社会的底层人民不仅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英国对殖民地的干预之上，而且也发泄在殖民地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分配之上。

最终导致《印花税法案》被撤销的，并不是美国人提出的各种论辩，甚至也不是殖民地城镇中秩序的崩溃，而是美国商人抵制英国货物的决心。撤销该法案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格伦威尔在1765年夏天被国王解职了。这与美国人的抵制其实没有关系。由没有经验的罗金汉侯爵主导的新内阁，在印花税问题上不像格伦威尔那样立场坚定。通过聚焦在殖民地之间不进口英国商品的协议给英国经济带来的损害，以及国内面临的失业和社会稳定威胁（按年迈的纽卡斯尔公爵在试图说服坎特伯雷大主教支持新政府主张的时候所用的词语来说，就是“暴乱、暴民和起义”），39 新政府成功说服半信半疑的议会在1766年春天撤销了《印花税法案》。美国人欢天喜地地庆祝着他们的胜利，但罗金汉侯爵内阁并没有在宪政层面作出任何退让。实际上，为了让这件痛苦的事情味道甜一些，议会通过了《北美宣示法案》（American Declaratory Act），该法案专门强调议会有权“在任何情况下”为殖民地立法。而且，虽然格伦威尔提议的印花税没有了，但罗金汉侯爵内阁的财政大臣威廉·道兹韦尔（William Dowdeswell）试图通过其他方式在北美筹集资金。他的1766年的《岁入法案》进一步降低了加勒比糖蜜进入北美大陆殖民地的关税水平，但是却将这个关税扩展到所有糖蜜之上，不论是来自英国的，还是来自外国的，都要征税。所有有关糖蜜关税是一种管理贸易手段的幌子都被抛开了：它就是一种税，简单而纯粹。而且，这种税所带来的税收被用在与当时印花税完全相同的目的上：为北美的英国军队提供经费。40

由于《印花税法案》被撤销了，而且道兹韦尔的新税税率很低，美国人放松了警惕。1776年的《岁入法案》，实际上创造了比格伦威尔的印花税更高的税收收入，但美国人却没有对它提出什么异议。殖民地人对于英国引入的下一个税种的反应也很慢，这个税种是依循1766年的关税先例安排的。查塔姆伯爵威廉·皮特已经接替了罗金汉侯爵。威廉·皮特在殖民地广受欢迎，这部分是因为他在七年战争中愿意照顾美国人的敏感神经，部分因为他最近强烈支持撤销《印花税法案》。当时，他似乎说议会没有权利对殖民地征税。41 但是，如果美国人认为查塔姆伯爵不会对他们征税，那就大错特错了。1767年，新内阁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 Townshend）获得了议会批准，对输入殖民地的纸张、铅、玻璃、颜料和茶叶征收关税。汤森德曾经就职贸易部，比任何其他英国政治家都更了解殖民地人。他的目的不是用这笔收入来支付北美驻军的军费，而是用来支付北美官员的薪资，特别是总督和法官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在经济上依赖殖民地议会了。换句话说，他的计划是改革殖民地政府，以便让他们更积极地执行伦敦的指示。在汤森德看来，强化行政权威，是进一步征税以便支付北美驻军军费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前提条件。42

汤森德引入的关税，并没有引发针对《印花税法案》那样的大规模抗议风潮。或许，有关《印花税法案》的暴乱的记忆，让有产有业的殖民地人不愿意发动一场会把暴民鼓动起来的运动。美国精英阶层对当时似乎要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情景感到恐惧，不愿意再重新经历那样一种情况。发表反对汤森德关税的约翰·迪金森，一位宾夕法尼亚律师，强调要采用温和的、合法的手段来反抗。43或许，经济状况也使得大家进行暴力抵抗的热情降低了，在18 世纪60年代后半段，战后的经济下滑已经过去了，跨大西洋的贸易异常繁荣。那些在经济低谷期愿意抵制英国进口商品的商人，当他们有大量未售出的库存而需求又很旺盛的时候，是不大愿意停止与英国贸易的。相对于那种会带来更大影响的印花税，美国人可能更加愿意接受对小范围内的、并非主要产品的进口产品征收关税。他们甚至接受了宾夕法尼亚政治家和博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帮助罗金汉侯爵内阁撤销《印花税法案》的过程中所提出的这种观点：殖民地人民承认议会有权对殖民地贸易征税。44 不论原因是什么，美国人反对汤森德关税的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场不冷不热的运动。特别说明问题的是，没有人像当年提议召开“印花税会议”那样，提议将所有殖民地统一组织起来。只有马萨诸塞州一直全力反对汤森德关税。1768年波士顿发生反关税的暴乱，英国政府派兵镇压。英军士兵的出现根本没有起到缓和紧张气氛的作用。波士顿人认为这些士兵是暴政的代表人，并且批评他们的罪恶倾向。或许更为重要的，波士顿海岸上的工人，感觉自己面临来自会去做兼职工作的士兵的竞争的威胁，因为这些士兵索要的薪水比一般通行的工资标准要低。1770年3月，在一场意外事件中，感到害怕的英军士兵对一群充满敌意的、威胁他们的人开枪射击了。而这个事件马上被反对英国军队的当地人称作是一场屠杀。45

图1-1　保罗·列维尔（Paul Revere）的著名版画《国王街的血腥屠杀》，这幅版画给人的印象是——这种印象是不准确的——英军指挥官托马斯·普雷斯顿（Thomas Preston）上尉命令军队开枪射击。

巧合的是，英国军队在波士顿开枪的同一天，新任首相诺斯勋爵获得了议会有关撤销大部分汤森德关税的批准。有些人认为这是英国大臣们在对美国征税问题上的又一次退让，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诺斯继续推进着汤森德的计划，只是在更小的范围内而已。他保留了筹集资金最多的一个关税——茶叶关税。到了1772年，这个关税创造的收入已经多到可以用来支付公务员工资了，这正是当年汤森德所设想的。大部分殖民地人看起来对于茶叶关税没有什么意见，尽管他们中的有一些人也提醒，这种关税对于他们自己的殖民地议会的权力构成了威胁。这些年的相对平静——波士顿牧师萨缪尔·库伯（Samuel Cooper）在1771年1月曾说这是一个“政治停滞”时期^46——被一个并不是在美国起源的危机打破了，而这场危机不久就要改变殖民地人对于唯一一个汤森德税关税以及这种关税所针对的对象茶叶的看法。

17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面临一场严重的现金流问题。那一年，冲击欧洲金融中心的信贷危机使得这家公司在伦敦的仓库中堆积了大量无法售出的茶叶。这家公司的董事们请求政府帮忙。他们提出可以将茶叶在北美低价倾销，但由于又担心会被走私回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政府决定采取其他方法在北美低价销售东印度公司的茶叶。1773年的《茶叶法案》（Tea Act）将除了汤森德关税之外的所有针对英国出口到殖民地茶叶征收的关税都取消了。为了进一步降低美国消费者购买的茶叶的价格，这个法案规定只能通过指定的代理商销售茶叶，这样就消除了中间商的成本。现在很难去了解诺斯勋爵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了，但看起来他主要是担心东印度公司的未来。他让议会批准向东印度公司提供一笔巨额贷款，并试图通过《调整法案》（Regulating Act）来提高政府对这家公司经营活动的控制。不过，诺斯肯定不会对一箭双雕的可能性视而不见。《茶叶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东印度公司，但如果美国人更多地消费了英国茶叶，那么，汤森德关税所创造的收入也会增加。这样一来，以汤森德关税来支付殖民地当地官员薪水的计划就可以更快地全面铺开了。下议院在就后来成为《茶叶法案》的立法草案进行的一次辩论告诉我们，诺斯对这个立法可能带来的一箭双雕的效果可谓心知肚明。当道兹韦尔提出汤森德关税也可以取消以便提高在殖民地的茶叶销售时，诺斯回答说，他“不愿意放弃那个关税”。他继续解释说：“如果东印度公司将茶叶出口到北美，他们会大幅提高那个关税，从而可以大幅地提高那里的政府管理水平。”47

诺斯关于大幅提高来自美国的收入的希望马上就破灭了。虽然《茶叶法案》降低了殖民地的茶叶价格，而且没有征收新的税种，但这给了那些对汤森德关税一直忧心忡忡的人一个将同胞们鼓动起来进行新的抵抗运动的机会。汤森德关税的目的，即降低殖民地议会的权力、提高总督们的权力，被重新提起来。而这一次，美国人听进去了。原因在于，就像之前的《印花税法案》一样，《茶叶法案》制造了一大批强有力的失意者：那些原来做茶叶贸易但未被选作指定代理商的商人，以及那些从倒卖走私的荷兰茶叶中赚取了巨额利润但现在在廉价英国茶叶的冲击下已经没有商业竞争优势的商人。原因更在于，茶叶这种产品很容易被与亚洲专制统治、奢靡和人们认为它可能带来的所有的恶联系在一起，这些恶包括：寄生、自私、软弱和缺乏保卫自己所在社区的担当。《茶叶法案》的敌人将它描绘为一项旨在奴役美国的“恶魔的计划”，并鼓动殖民地人民相信，抵制廉价茶叶的诱惑以便坚守他们的道德和维护他们国家的自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48反对茶叶登陆的运动非常广泛，但那个最受到纪念的事件，是1773年12月在波士顿发生的。大量的茶叶被波士顿人倒入了海中，这些人把自己打扮成印第安战士。他们之所以这么装扮，或许是为了强调殖民地人民拥有那种高贵的野蛮人所具有的白璧无瑕的品格。49

波士顿茶党将英国和殖民地引向了一条相互冲突的道路。或许本来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或许诺斯本应可以在1774年春天的议会会议中作出更有节制的反应。议会几乎全票支持了《波士顿港法案》，该法案禁止波士顿进行海外贸易，直至波士顿就被毁损茶叶向东印度公司作出了全额补偿为止。一些殖民地人也认为这种补偿是合理的。诺斯不大可能采取更缓和的措施。除非他可以成功地对波士顿的公开叛逆作出惩罚，否则，要通过汤森德关税征收到任何收入并用这笔收入来支付公务员薪资的可能性将会是非常低的。但他并没有就此打住。总体上来说，马萨诸塞，特别是波士顿，长久以来一直是英国政府身上的一根刺。正如诺斯在1774年3月对议会所说的，“波士顿在七年以来一直是暴动和骚乱的先锋”。50现在是对顽固的麻烦制造者杀一儆百的好时机，这样可以促使其他殖民地采取更为顺从的做法。他甚至还可能认为，新英格兰之外的其他殖民地可能对马萨诸塞不会有什么同情，因为新英格兰的民主传统同社会与政治制度更为等级森严的南方有很大的不同。51《马萨诸塞政府法案》修改了这个殖民地的宪章，以便强化总督的权力，并削弱公众的参与。一个更具威权的政府需要一支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支撑。不仅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更多的军队要被派往波士顿，而且，新政府的总督将变更为托马斯·盖奇将军，他是北美驻军的总司令。为了方便在波士顿驻军，议会还通过了另外两项立法，即《司法管理法案》（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和《驻军法案》（Quartering Act），这清楚地表明诺斯内阁随时准备动用武力。

如果说诺斯希望的是将整个英国团结在他的惩罚性政策之下，同时将好斗的马萨诸塞与其他更为温和的殖民地区分化开来的话，结果却与他的这种希望完全相背。英国在北美问题上的广泛共识——自从1763年以来的所有大臣都支持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力，并都曾试图行使这种权利——在诺斯试图修改马萨诸塞殖民地宪章的时候突然瓦解了。罗金汉侯爵，最大的反对党的领袖，担心诺斯走上威权主义道路，因为这可能会摧毁大英帝国。《马萨诸塞政府法案》之后紧接着1774年出台的《魁北克法案》加剧了反对党的这种担忧。魁北克当地的立法机关与那些老英国殖民地没有任何关系。这个立法机关是一种长期努力的结果：为不适应英国政治传统的天主教人群找到一个适当的政府治理体系。52 这个法案确立了一个没有代议制议会的政府体系，并给了天主教准官方地位。这让诺斯在议会内外的敌人都感到震惊。按照一位不赞同这项立法的大臣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的说法，“通过我们的大臣们竭力想在新英格兰建立的政府，以及他们已经在……加拿大建立的政府，可以看出，他们到底希望我们这个国家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政府”。53

美国人的担忧更加剧烈了。《马萨诸塞政府法案》根本没有孤立新英格兰殖民地，相反，它让美国团结起来了。其他殖民地为这个法案所确立的先例感到担忧，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允许诺斯改造马萨诸塞政府，那么，怎么可能阻止他对其他殖民地也这么做呢？他们认为《魁北克法案》是诺斯恶意的一个进一步的证据。尽管这个法案纯粹是为了加拿大而制定的，但那些老英国殖民地认为，这个法案是对代议制度进行更大范围攻击的一种样本。宾夕法尼亚副总督在1774年9月写道，整个北美殖民地人民坚信，“有一项旨在奴役美国的处心积虑的计划，而《魁北克法案》就是这种意图的无可辩驳的证据”。54《印花税法案》危机之后，各个殖民地第一次团结在一起，把他们的反对立场协调起来。1774年秋天在费城召开的大陆会议制定了一份有关殖民地所遭受的冤屈的全面宣言。这份文件还有一次强调了美国人的这种主张：他们应该和英国人一样拥有同等的权利和特权。它还呼吁撤销这项令人恶心的议会立法。更重要的是，大陆会议批准成立了“大陆联合会”（Continental Association），以及有关暂停与英国进行贸易的协议。这个联合会文件的条文很清楚，它的目的不仅仅是迫使议会退让，而且也要防止美国人民遭受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腐败的损害。55正如波士顿茶党一样，对议会征税的反对及对文化压迫的担忧，二者结合在一起成了一种可怕的组合。将这个文件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同样令人瞩目。全部殖民地的每一个社区都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确保大家都遵守贸易抵制的规定。这些委员会不久就在美国革命基础架构的建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个基础架构向殖民地人民提供了除王室权威之外的另外一个权威。这个架构保证了这场革命并不仅仅是局限在殖民地保守派精英阶层内的一种运动，而且也是一种带有民主色彩的、普通民众的起义运动。56

同时，在马萨诸塞，诺斯试图削弱民众参与、强化行政权力的努力，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总督所委派的顾问们由于感到害怕不得不辞职：法院也无法正常运转。在有英国驻军的波士顿以外的地方王室政府已经荡然无存了。地方议会和各个地方委员会在马萨诸塞的大部分地方行使权力。盖奇起初还有信心能够利用手头的军队把局面控制住，但为了让自己在波士顿之外能够说了算，他要求派更多的军队。在英军一方军力逐步增强的同时，马萨诸塞民兵力量也在集结并开始公开对抗。由于担心英军随时会进攻，他们开始训练并储备武器。1774年9月初，盖奇得出结论：“安抚、调解和理性，已经终结。除了使用武力，已别无他法。”5710月，地方议会投票决定成立一支由1.5 万名民兵组成的警戒部队，以抵御波士顿的英军。

随着马萨诸塞陷入反叛状态，诺斯和议会反对派在最后一刻提出了安抚措施。诺斯的提议在1775年2月得到了议会的支持，但他提议的主要目的可能并不是为了阻止战争发生，而是要为与马萨诸塞甚至是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冲突作好铺垫。议会在征税权这个核心问题上没有任何退让，但不会在那些已经为支付永久公务员职位薪水提供了资金并承担了国防成本的殖民地行使征税权。诺斯一定知道，马萨诸塞不会就此退让，但他可能希望利用这个提议引诱像纽约这样的更温和一些的殖民地。毫无疑问，他还考虑了国内舆论。如果新英格兰人看起来不依不饶的话，那么，当在新英格兰发生战争的时候，政府看起来就站在更有利的立场上。

查塔姆伯爵那时在反对党的位置上，他在诺斯的计划得到批准之后的几天后在上议院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他认识到，殖民地人民是不会接受议会对其征税的权力的，他愿意停止那些殖民地人认为无法接受的立法，但只有在殖民地人认可议会有权为殖民地立法的情况下，他才会废除那些法案。为了让这些立法变得更可接受，他提议将大陆会议确立为一个永久的立法机构，与国王和议会共享主权。代表罗金汉侯爵所在政党的埃德蒙·伯克，则在3月末在议会提出了他们的和解方案。他的计划对美国人来说是最为慷慨的。就其核心意思而言，他指出，尽管议会征税的权力在理论上是不容置疑的，但由于殖民地的反对，议会实际上不可能对殖民地行使这种权力。因此，唯一实际可行的方式是，议会停止对殖民地征税，同时殖民地回到1764年的那种为帝国防卫和政府提供经费的模式——也就是旧的征召模式。这个模式在七年战争中的效果可谓参差不齐。一些殖民地议会同意了被征召的全部内容，一些则只投票支持了部分拨款，甚至不同意拨款。但对伯克而言，所有其他的选择都失败了，因此，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案就是回到1763年的状态。通过简单的议会人数计算，就可以看出不论是查塔姆伯爵还是伯克的提议都没有任何机会成为官方政策，但我们不能仅凭这一点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提议是微不足道的；相反，他们的提议很可能让美国人更加愿意以显示武力的方式进行对抗，这样他们就能够让诺斯内阁倒台，之后其他一些更加有同情心的英国政治家上台后就可能能够与他们达成某种和解。

尽管三个和解方案之间差别很大，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认为议会为殖民地立法的权力是不可能被放弃的。在自从《印花税法案》危机以来的几乎每一次有关议会征税权的辩论上，议员们都担心，如果殖民地人成功地否定了议会的征税权，那么，他们可能进一步挑战议会对殖民地立法的权力。58 他们最担心的是，殖民地人可能会不再承认《航海条例》（17 世纪通过的贸易管制法案），而这些法案被广泛地看作英国繁荣和强盛的基础。按照总检察长在1766年的说法，这些法案“对于这个国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而用伯克在1774年所说过的话来说，则是“这个国家有关殖民地政策的基石所在”。59《航海条例》将有价值的殖民地商品导向了英国，并使得英国可以对这些商品征收关税。这些法案下的惩罚性关税还使得许多欧洲大陆国家的生产商无法进入殖民地，从而使得殖民地成了英国商品的乐园。或许更重要的是，《航海条例》规定国王领地之间通过海上运输的产品必须由大部分是英国船员的船只运输。这样做是为了确保有充分的熟练海员储备，这些人在战时可以征召到皇家海军服役。60 因此，有太多的东西都建立在让美国人继续留在《航海条例》所创设的框架内这一点上。如果他们脱离了议会的贸易管理框架，英国的财富、国家收入和海上霸权可能都会受到威胁。对于查塔姆伯爵和伯克而言，只要殖民地人继续留在《航海条例》的框架内，在征税权上的让步就是一个小的代价。而对于诺斯而言，让美国人留在这个体系内是同样重要的，但他的结论是，就马萨诸塞而言，镇压比怀柔更有可能起到作用。

诺斯孤立马萨诸塞的想法在战略上可能是合理的，但到了1774年年底，新英格兰的其他殖民地也明显开始为战争做准备了。那年12月，罗得岛人从一个皇家军事堡垒中抢走了大炮，并将这些大炮带到了宾夕法尼亚，采取防御的态势。毫无疑问，英国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将这种情况考虑在内了：如果在马萨诸塞采取治安行动，那么，这个湾区殖民地旁边的殖民地可能会向它提供援助。不过，如果他们发现新英格兰之外的其他殖民地也在为开战摩拳擦掌的话，大臣们可能就不会这么掉以轻心了。根据一位到访北美的英国人的说法，即使是在南方殖民地，人们“处处都在训练，就好像他们马上就要受到攻击一样”。61 然而，有大量英国军事力量而且人数还在源源不断增加的马萨诸塞，注定会成为冲突首先爆发之地。“那里的人民，”根据一位当时在马萨诸塞旅行的一位弗吉尼亚医生的说法，“为了自由的事业，怒火满腔。”621775年2月，一支英国军队在搜查马萨诸塞民兵隐藏起来的军火，而要不是当时这支英军行为谨慎的指挥官应对得体的话，可能就已经和马萨诸塞的民兵在萨勒姆（Salem）爆发公开冲突了。63

并不是英国驻军中的每一名军官都这么懂得克制。盖奇的妻子是美国人，而且从个人秉性上来说，他本就不大愿意采取加剧紧张局面的行动，但他的下属给他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些下属内心痒痒，很想痛快一战。盖奇提出希望将军队扩充到2 万人，并一直在等大臣们对他的增兵请求作出回复。4月14 日，他终于收到了殖民地事务大臣达特茅斯伯爵给他写的回信。达特茅斯伯爵拒绝了盖奇的请求，认为他不需要更多的军队就可以恢复秩序，并说已经派给他指挥的军队足以让他战胜一群“粗鲁的群氓”。达特茅斯伯爵命令盖奇不要迟疑，立即采取行动将地方会议的头头脑脑抓捕起来，将马萨诸塞的反叛镇压下去。64 盖奇将军还是不大乐意逮捕马萨诸塞参加大陆会议的那些代表，并决定集中力量摧毁康科德的民兵武器库。

4月18 日深夜，大概800 名英军士兵在第10 步兵团指挥官弗朗西斯·史密斯（Francis Smith）中校的指挥下，离开波士顿开赴康科德。由于要等待补给，这支英国军队在路上耽搁了，直到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才抵达莱克星顿。就在那里，英军被集结在村外草坪上的一个民兵连挡住了去路。英军指挥官命令民兵放弃他们手中的火枪就地解散。民兵们拒绝了。这个时候枪响了——到底是哪里来的枪声，到现在也没有搞明白。认为自己受到了攻击的英军开火了，打死了8 名民兵。英军继续向康科德进军，在那里，他们摧毁了他们可以找到的一切军火。第二场冲突发生了：当时负责保卫康科德镇外一座桥梁的英军轻步兵向一大群民兵开了火，他们认为这一群民兵正准备攻击他们。毫无限制的敌对行动立即开始了。

当英军开始返回波士顿的时候，他们不断地受到越来越多的愤怒异常的群众的攻击。由于受到隐藏起来的敌人的不断骚扰，史密斯带领的分遣队遭受了很大的伤亡，火药也消耗殆尽，开始慌不择路地抱头鼠窜。要不是一支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并用火炮提供支援，史密斯带领的如困兽一般的士兵们可能早就彻底灰飞烟灭了。但英军的噩梦还没有结束。在他们返回波士顿的途中继续受到猛烈的攻击。参加增援的一位士兵写道：“我们受到四面八方的火力攻击……每一堵墙都安排了火力，每一个屋子中都藏满了恶棍，这些人根本不敢现身站出来。”65 一份文件还写道：“甚至连‘平原’本身也对英军开了枪。”66 带领增援部队将史密斯的队伍解救出来的佩尔西伯爵，对他们返回波士顿的过程作了一个生动的描述。他说，英军士兵“在15 英里的路程中，基本上就是在不断的火力攻击下做缩头乌龟，这个火力圈包围了我们，而且，不论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67 在这场后来发展为一场长期战争的第一天，英军士兵的伤亡人数——被打死的、受伤的和失踪的——达到了273 人之多。

【注释】

1 For examples of histories of the Revolution starting in the 1760s, see Robert Middlekauff, The Glorious Caus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1763–1789 (New York, 1982); R.W. Tucker and D.C. Hendrickson, The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Origins of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Baltimore, 1982); Harry M. War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ationhood Achieved, 1763–1788 (New York, 1995); Samuel B. Griffiths,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from 1760 to the Surrender at Yorktown (Urbana, IL, 2002).

2 See, for example, Staughton Lynd, ‘Who Should Rule at Home? Dutchess County, New York,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xviii (1961), pp. 330–59; Rowland Berth off and John M. Murrin, ‘Feudalism, Communalism, and the Yeoman Freehold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 a Social Accident’, in Stephen G. Kurtz and James H. Huts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1973), pp. 256–88; Gary B. Nash, The Urban Crucible: The Northern Seaport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1979); Benjamin L. Carp, Rebels Rising: Citie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2007).

3 See, for example, Jon Butler, Becoming America: The Revolution before 1776 (Cambridge, MA, 2000), especially Chapter 1.

4 See, for example, Rhys Isaac, ‘Evangelical Revolt: The Nature of the Baptists’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Order in Virginia, 1765 to 1776’,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xxxi (1974), pp. 345–68; Patricia U. Bonomi, Under the Cope of Heaven: Religion,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Colonial America (rev ed., New York, 2003).

5 Merrill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 1776 (London, 1969), p. 716. For the colonis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rown, see Brendan McConville, The King’s Three Faces: The Rise and Fall of Royal America, 1688–1776 (Chapel Hill, 2006).

6 For a recent account of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esistance to parliamentary authority, see Craig B. Yirush, Settlers, Liberty, and Empire: The Roots of Early American Political Theory, 1675–1775 (Cambridge,2011).

7 Quoted in Robert M. Bliss, Revolution and Empire: English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Manchester,1990), p. 19.

8 Ibid., pp. 42–3. See also W.A. Speck, ‘The International and Imperial Context’, in Jack P. Greene and J.R. Pole (eds), Colonial British America: Essays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Era (Baltimore, 1984), pp. 384–407, for a helpful periodization of imperial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9 See Mary Lou Lustig, The Imperial Executive in America: Sir Edmund Andros, 1637–1714 (Cranbury, NJ, 2002).

10 James A. Henretta, ‘Salutary Neglect’: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Duke of Newcastle (Princeton, 1972); Jack P. Greene, Peripheries and Center: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Extended Politi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United States, 1607–1788 (Athens, GA,1986), pp. 45–7.

11 See Jack P. Greene, ‘An uneasy Connection: An Analysis of the Preconditio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Kurtz and Hutson (eds), Essays 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p. 32–80.

12 Robert C. Newbold, The Albany Congress and Plan of Union of 1754 (New York, 1955). For a modern account, see Timothy J. Shannon, Indians and Colonists at the Crossroads of Empire: The Albany Congress of 1754 (Ithaca, NY, 2000).

13 See, for example, Alan Rogers, Empire and Liberty: American Resistance to British Authority, 1755–1763 (Berkeley, 1974), Chapter 6; Douglas Edward Leach, Roots of Conflict: British Armed Forces and Colonial Americans, 1677–1763 (Chapel Hill, 1986), Chapter 6.

14 See Fred Anderson, Crucible of War: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Fate of Empire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 1754–1766 (New York, 2000), especially pp. 286–8 and pp. 412–14.

15 See P.J. Marshall,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Empires: Britain, India, and America, c.1750–1783 (Oxford, 2005), especially pp. 95–7.

16 Anderson, Crucible of War, p. 227.

17 Malcolm Freiberg (ed.),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Massachusetts, xxxvii, Part i, 1760–1761 (Boston, 1965), p. 115.

18 See Fred Anderson, A People’s Army: Massachusetts Soldiers and Society in the Seven Years’ War (Chapel Hill, 1984), Chapter 2.

19 Nathan O. Hatch, ‘The Origins of Civil Millennialism in America: New England Clergymen, War with France, and the Revolution’,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xxxi (1974), pp. 407–30.

20 See, for example, University Library, Nottingham, Galway Collection, Monckton Papers, Ga M 23, 38, 62, letters to Robert Monckton from James Cuninghame, 24 June 1758, Isaac Barré, 9 April 1759 and Jeffrey Amherst, 24 July 1760; Centre for Kentish Studies, Maidstone, Amherst Papers, U 1350 C 84/2 Barré to William Amherst, 18 April1758, and O 38/6, Jeffrey Amherst to Lord Barrington, 19 May 1760.

21 Edmund S. Morgan (ed.), Prologue to Revolution: Documents on the Stamp Act Crisis, 1764–1766 (New York, 1959), p. 62.

22 See P.J. Marshall, ‘The Thirteen Colonies and the Seven Years’ War: the View from London’, in Julie Flavell and Stephen Conway (eds), Britain and America Go to War: The Impact of War and Warfare in Anglo-America, 1754–1815 (Gainesville, FL, 2004), pp. 82–4.

23 For a recent restatement of this old argument, see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New Haven, 1992), p. 135.

24 Stephen Conway, War, State, and Society in Mid-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Ireland (Oxford, 2006), pp. 237–8.

25 Anthony Pagden, Lords of All the World: Ideologies of Empire in Spain, Britain, and France, c.1500–c.1800 (New Haven, 1995), especially pp. 103–7; Bob Harris, ‘“American Idols”: Empire, War, and the Middling Ranks in Mid-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Past &Present, no. 105 (1996), pp. 128–9.

26 Haines Hill, Berkshire, Colleton, Garth, and Godsal Family Papers,Box 23, transcripts of the Letter–books of Charles Garth, Garth to the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 of the South Carolina assembly, 21 January 1764.

27 See John L. Bullion, ‘“The Ten Thousand in America”: More Light on the Decision on the American Army, 1762–1763’,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xliii (1986), pp. 646–57.

28 See especially Charles Ivar McGrath, Ireland and the British Empire,1688–1770 (London, 2012), Chapter 6.

29 See P.D.G. Thomas,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tamp Act Crisis: The First Phas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3–1767 (Oxford, 1975); John L. Bullion, A Great and Necessary Measure: George Grenville and the Genesis of the Stamp Act, 1763–1765 (Princeton, 1982); Philip Lawson, George Grenville: A Political Life (Oxford, 1984).

30 For the consultation with colonial agents, see Morgan (ed.), Prologue to Revolution, pp. 27–8, 33–4.

31 P.D.G. Thomas (ed.), ‘The Parliamentary Diaries of Nathaniel Ryder,1764–7’,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Camden Miscellany, xxiii (Camden 4th series, vii, London, 1969), p. 234.

32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lifornia, Stowe Collection, Grenville Papers, Letter–book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omas Whately and John Temple, STG Box 13 (6), fos. 6–7.

33 Quoted in Stephen Conway, ‘Brita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Crisis,1763–1791’, in P.J. Marshall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i.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 328.

34 Morgan (ed.), Prologue to Revolution, p. 52.

35 Ibid., pp. 9, 14, 15, 17, 51, 56 and 61.

36 Thomas Whately, The Regulations Lately Made concerning the Coloniesand the Taxes Imposed on them Considered (London, 1765); William Knox, The Claim of the Colonies to an Exemption from Internal Taxes Imposed by Authority of Parliament, Examined (London, 1765); Soame Jenyns, The Objections to the Taxation of Our American Colonies by the Legislature of Great Britain briefly Consider’d (London, 1765).

37 See Daniel Dulany,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priety of Imposing Taxes in the British Colonies, for the Purpose of Raising a Revenue, by Act of Parliament (Annapolis, MD, 1765).

38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p. 678.

39 British Library (BL), London, Newcastle Papers, Add. MS 32, 973, fo. 343, Newcastle to th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2 February 1766(copy).

40 See Paul Langford, ‘The Rockingham Whigs and America, 1767–1773’, in Anne Whiteman, J.S. Bromley and P.G. M. Dickson (eds), Statesmen, Scholars, and Merchants: Essays i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y Presented to Dame Lucy Sutherland (Oxford, 1973), p. 147.

41 Chatham’s position was widely misunderstood; he was nowhere near as conciliatory as Americans imagined: see Thomas, British Politics and the Stamp Act Crisis, p. 292; and Marie Peters, ‘The Myth of William Pitt, Earl of Chatham, Great Imperialist Part II: Chatham and Imperial Reorganization, 1763–78’,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xxii (1994), pp. 397–9.

42 See P.D.G. Thomas, The Townshend Duties Crisis: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7–1773 (Oxford, 1987).

43 [John Dickinson,] Letters from a Farmer in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768), Letter III.

44 Morgan (ed.): Prologue to Revolution, pp. 145, 146.

45 See Richard Archer, As If an Enemy’s Country: The British Occupation of Bost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xford, 2010), Chapters 10–11.

46 Leonard W. Labaree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38 vols to date, New Haven, 1959–), xviii. p. 3.

47 BL, Egerton MS 246, p. 6, parliamentary diary of Henry Cavendish, 26 April 1773.

48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p. 776.

49 For a recent account, see Benjamin L. Carp, Defi ance of the Patriots: The Boston Tea Part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 (New Haven, 2010).

50 William Cobbett and John Wright (eds),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36 vols, London, 1806–20), xvii. p. 1164 (14 March 1774).

51 See Julie Flavell, ‘British Perceptions of New England and the Decision for a Coercive Colonial Policy, 1774–1775’, in Flavell and Conway (eds), Britain and America Go to War, pp. 95–115.

52 See Stephen Conway,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Quebec and British Politics, 1760–1774’, in Phillip Buckner and John G. Reid (eds), Revisiting 1759:The Conquest of Canad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ronto, 2012), pp. 141–65.

53 W. Bernard Peach and D.O. Thomas (eds), The Correspondence of Richard Price (3 vols, Durham, NC, 1983–94), i. p. 189.

54 K.G.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0– 1783: Colonial Office Series (21 vols, Shannon, 1972–81), viii. p. 186.

55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pp. 813–16.

56 See T.H. Breen, ‘Where Have All the People Gone?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al Mobilization on the Eve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in Roger Chickering and Stig Fster (eds), War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1775–1815 (Cambridge, 2010), pp. 263–84.

57 Cobbett and Wright (eds),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xviii. p. 97.

58 See, for example, R.C. Simmons and P.D.G. Thomas (eds),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s respecting North America, 1754–1783 (6 vols to date, Millward, NY, 1982– ), ii. pp. 127, 340; iv. pp. 64, 76, 172; v. pp. 238, 295, for speeches in debates in the Lords and Commons in 1766, 1774 and 1775.

59 Ibid., ii. p. 282; iv. p. 209.

60 See Daniel A. Baugh, ‘Maritime Strength and Atlantic Commerce: The Uses of “a grand marine empire”’, in Lawrence Stone (ed.), An Imperial State at War: Britain from 1689 to 1815 (London, 1994), pp. 185–223.

61 Ted Ruddock (ed.), Travels in the Colonies in 1773–1775 (Athens, GA, 1993), p.75.

62 Huntington Library, HM 818, Robert Honyman’s Journal, p. 82.

63 See G.R. Barnes and J.H. Owen (eds), The Private Papers of John, Earl of Sandwich (4 vols, London, 1932–8), i. pp. 61–2, John Pitcairnto Sandwich, 4 March 1775.

64 Dartmouth to Gage, 27 January 1775,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x. pp. 37–41.

65 Huntington Library, HM 66, ‘Richard Pope’s Book’, 1775–7, p. 12.

66 City Archives, Sheffield, Rockingham MSS, R 150–2, Anon. to Dr Rogers, 23 April 1775.

67 Alnwick Castle, Northumberland, Percy Family Papers, vol L, Pt. A, fo. 53, Percy to Gen. Edward Harvey, 20 April 1775.

第二章　为美国而战

现在，盖奇的部队发现自己被一支愤怒的民兵队伍包围了。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斗的新闻在飞快地传播，激发其他新英格兰地区的人们涌向波士顿，增强了包围波士顿的民兵力量。新英格兰地区人民的动员，毫无疑问由于有关4月19 日的英军暴行的传闻而被进一步强化了。尽管英军对殖民地民兵的野蛮行径（这包括割去一位在康科德受伤的英军士兵的头皮并对他进行其他肢体残害）进行指控，1 但美国人在这一场战争舆论的初步交锋中轻松获胜。这表明美国人特别清楚，有必要赶在敌人将故事宣传出来之前将自己这一方的故事付诸新闻报纸。2 刚刚战败的羞辱还未远去，英军士兵已经发现自己的补给不足了，他们与周围地区的联络被切断了。他们的不安因为周遭地形的情况而加剧了。波士顿北部和南部都是高地，如果叛军从任何一个高地用大炮对他们轰炸的话，他们根本就毫无还手之力。尽管在4月19 日发生了公开战斗，盖奇还是不愿意让事态升级。直至6月12 日他才宣布戒严。但是，约翰·伯戈因将军、亨利·克林顿将军和威廉·豪将军从英国抵达了美国，这让他觉得可以占领波士顿南部的多切斯特内克地带（Dorchester Neck）。然而，包围他们的民兵知道了他们的计划，并采取了反击措施。新英格兰民兵力量指挥官阿蒂马斯·沃德命令军队在6月16 日和17 日这两天的晚上在布利兹山（Breed’s Hill）构筑了一个碉堡，以加强北部查尔斯城半岛、（Charlestown Peninsula）的防御。

第二天早上，叛军向波士顿北部地区发射了几发炮弹，以宣示自己的存在。英军放弃了向多切斯特内克地带进军的计划，转而开始攻打在布利兹山布防的民兵。当时是豪将军担任英军进攻的指挥官，他将大部分兵力都用在对美国人构筑的防御工事的正面进攻上。让他感到极为吃惊的是，英军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在得到增援之后，豪再一次发起了进攻。到底英军士兵是在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进攻才拿下民兵的堡垒的，不同的报道有不同的说法。但毫无疑问，如一位英军军官刻意轻描淡写地写道的，英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夺取了堡垒，而且代价巨大。3 英军士兵总共有226 名阵亡，828 名受伤，这相当于整个参与进攻的力量的40%。一位惊愕不已的英军军官在一封家书中写道：“那一天发生的可怕伤亡永远也不可能从我的心头抹去。”4 豪将军本人也很可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以至于他后来再也不敢从正面进攻有防备的美军阵地了。但让英军指挥官们不安的不仅仅是巨大的伤亡，他们根本没有预料到美国人的抵抗会如此坚决。盖奇将军不无抱怨地拿七年战争进行了比较，他说道：“在与法国人进行的任何战斗中，他们从来没有显示出有如此强大的专注力与坚韧不拔。”5

英军在这场后来被（不准确地）称作邦克山战役（Battle of Bunker Hill）中所遭受的重大伤亡，使得盖奇将军无法在短期内开展任何进攻作战。而且，波士顿暴发了痢疾，这使得军队变得更为虚弱了。但是围困英军的民兵，现在是由大陆会议上被推举为总司令的弗吉尼亚绅士乔治·华盛顿指挥，他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亦深受痢疾暴发的影响。

华盛顿将军，一位在七年战争中赢得尊敬的殖民地军官——他当时对不听指挥的士兵进行严厉的惩罚——对于现在由他指挥的这支新英格兰军队也格外忧心忡忡。他认为组成他的“大陆军”的民兵们实践的民主选举制度，完全和军纪无法相容。尤其是马萨诸塞军队的军官们，他认为他们“完全和普通士兵处在同一水平上……不可能指望这样一批军官来执行作战命令”，因为他们是被选举出来的，他们希望继续得到选举他的那些士兵的青睐。6 华盛顿不想以这样一支不可靠的力量来进行任何有风险的作战尝试，他甚至还担心，这样一批新英格兰人可能根本无法抵挡住英军发起的新进攻。

图2-1　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于1786年完成的画作《邦克山战役》，表现了1775年6月那种复杂的气氛。在这幅画作中，一名英军军官阻止士兵不要用刺刀去刺杀受伤倒地的美军军官约瑟夫·沃伦（Joseph Warren）。

由于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发起新的攻击，波士顿围城战役由此陷入了僵局。英国驻军中的沮丧的军官们，考虑过解决他们所处困境的各种极端方案。和盖奇一样对叛军的坚定决心感到惊讶不已的詹姆斯·格兰特，渴望军队可以逃离“这种压抑、可耻的处境”，并要求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海岸线地带夷为平地；同时，费城，这座举行大陆会议的城市，应被彻底摧毁。7 其他一些军官则盼望土著对反叛各州的边境地区开展进攻，一些人甚至还设想过鼓动南部的奴隶起义。8 盖奇向伦敦的政治头脑们建议，英军应该从波士顿撤离并转移到纽约去，因为他和他的高级将领们都认为纽约人对他们更加友好，在那里开展作战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在10月份得到政府同意后，豪取代盖奇成为英军总司令。豪认为，要在冬天到来之前组织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因此，他决定在那里坚守，等春天来了再说。

图2-2　 1772年担任弗吉尼亚军队上校时的乔治·华盛顿。此画绘作者为查尔斯·威尔逊·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le）。

与此同时，军事作战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上纽约地区和加拿大。那里的英国驻军很少，因为一些军队已经在两军公开交火之前的几个月中转移到波士顿去增援盖奇了。美国人已经在5月占领了防御薄弱的英军大要塞提康德罗加（Ticonderoga）。9月中，美军开始围攻圣约翰堡（Fort St John），英国驻军在那里一直坚持到11月初。他们在那里的坚守很可能拖延了美军进军的步伐，从而挽救了英属加拿大。不过，由于圣约翰堡陷落没几天叛军就攻入了蒙特利尔，因此，当时是很难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就在圣约翰堡陷落之时，第二支美国军队穿越缅因的森林地带抵达了圣劳伦斯河谷。于是，这两支美国部队联合起来之后，开始对魁北克市展开进攻。魁北克是英军在加拿大的最后一个据点。在那一年的最后一天，英国驻军成功打退了美军的进攻。在这场战斗中，叛军指挥官理查德·蒙哥马利（他以前曾是英军指挥官）被打死了。但到1775年结束的时候，英军在北美的情况看起来依旧令人绝望。所有老的英国殖民地都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了叛军手中，而英军在波士顿和魁北克的坚守看起来也脆弱不堪。

★　★　★

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大陆会议一直对于和解保持开放态度。实际上，正是美军在早期取得的胜利，让大陆会议认为达成一份可接受的协议的可能性增加了。但是，在4月19 日和6月17 日英国军队遭受惨败之后，英国政府真的准备好与美国人进行和谈吗？约翰·迪金森说服了自己在大陆会议的伙伴们，同意在1775年7月向国王递交一份橄榄枝请愿书（Olive Branch Petition），这份请愿书强调殖民地继续对国王效忠，并希望能够实现某种和解。大陆会议还向英国人民发表了一篇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提出了可能的和解方案：如果议会放弃对美国征税的权力，殖民地可以接受议会对殖民地海外贸易的监管。甚至，如果他们的贸易不受限制的话，他们还愿意承担一些帝国防卫开支。大陆会议在7月31 日正式拒绝诺斯勋爵的和解方案的时候，似乎也提出了同样的说法。9

图2-3　约翰·特朗布尔于1786年的画作《蒙哥马利将军之死》，大幅借用了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1770年创作的更为著名的画作《沃尔夫将军之死》中的场景。这两幅画作中的英雄主角都阵亡在了魁北克的城墙之下。

英国政府没有响应美国人表达的这种和解意愿。相反，国王在8月发表了一份宣告，宣布殖民地处在叛乱状态，并呼吁他所有的忠实子民，包括那些在殖民地的子民，一起来扑灭这场叛乱。10 乔治三世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已经开始组织一支很大的增援部队，准备于来年部署到殖民地去。这支部队将与从波士顿撤出的英国军队联合起来，剿灭叛乱。负责陆军事务的陆军大臣巴林顿勋爵对于是否能够及时组织起一支足够强大的陆军表示怀疑，他更倾向于通过海军封锁美国海岸线来迫使美国人屈服。一些陆军军官——有一些在国内，有一些在波士顿——都和他持相同的观点。11 然而，国王固执地认为，快速扑灭叛乱的唯一方式就是组织一支庞大的陆军力量；而有效的海上封锁，即便这种封锁是可以做得到的，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让殖民地屈服。而且，海上封锁还可能会刺激法国，法国可能担心，英国在大西洋上部署这么多的战船会对法国人在加勒比地区的领地构成威胁。此外，还需要考虑那些忠于国王的保皇派。殖民地总督们，特别是南方那些总督，认为大部分美国人还是忠于国王的，只要英国军队出现，他们就会为了国王而行动起来。正如南卡罗来纳总督在1775年8月写到的：“这个南方地区有数以千计的忠实的子民……只要得到任何一点支持，就随时准备拿起武器，捍卫宪法。”12 北卡罗来纳的总督也指出，只需要派英国正规军中的“一小支部队”，就可以打通与“居住在这个殖民地内陆地区的大量受影响的人们之间的沟通渠道”。13

然而，对于在1776年在北美部署一支很大的陆军所起的作用上，巴林顿勋爵的悲观看法是正确的。快速征到必要的士兵不容易，特别是在国王不愿意建立新的军团的情况下，而建立新军团是进行大规模力量动员的最佳方式。乔治国王没有选择建立新军团这个思路，因为他觉得这种军队在短期内的战斗效率会比较低。相反，他更倾向于使用已经训练有素的、可以立即投入战斗的外国军队。利用他的汉诺威选帝侯的身份，乔治国王将超过2000 名汉诺威士兵借给英国政府，将驻守在直布罗陀和米诺卡的部分英军替换出来。他试图向凯瑟琳大帝借调一个俄罗斯军团，但没有成功。他还试图将苏格兰旅（Scots Brigade）调回英国，但也失败了（苏格兰旅是一支在荷兰服役的军队，指挥官都是苏格兰人，但士兵的身份则多种多样）。不过，国王成功利用自己与德意志之间的关系与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黑森哈瑙（Hessen-Hanau）、沃尔德克（Waldeck）和布伦瑞克（Brunswick）进行了协商，借调了不少的德国的辅助部队。1776年，大约有1.8 万名德意志辅助兵被派往北美。

英国政府试图将北美冲突欧洲化的企图，则更谈不上取得了什么成功了。这不奇怪，因为诺斯勋爵及其同僚们特别注意要防止波旁王朝的强国，也就是法国和西班牙，利用英国面临的困境趁火打劫。法国和西班牙派驻伦敦的大臣们传达的友好表示，让人觉得放心。作为国务大臣之一的罗奇福德勋爵甚至认为，有可能可以说服这两个国家来帮助英国镇压叛乱。因为如果美国人叛乱取得成功的话，也不符合任何欧洲帝国的利益。14 罗奇福德的这个观点当然有道理，但他同样也非常清楚，法国尤为可能是仅仅为了削弱英国的目的而去帮助美国人的。9月，他将法国人已经向叛军供应武器的情报传递给了达特茅斯伯爵。15 事实上，法国官员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有分歧。法国财政大臣杜尔哥不愿意再发生新的战争，而外交大臣韦尔热讷伯爵则非常希望利用这个黄金机遇来打击英国。实际上，韦尔热讷伯爵已经向美国人伸出了试探的触角，他批准向美国派出一位代表在8月份与大陆会议进行会谈。第二年的春天，韦尔热讷伯爵在与杜尔哥的内部争斗中终于胜出。1776年5月，路易十六同意向美国人提供秘密财政援助。16

与此同时，诺斯勋爵政府则非但不与大陆会议谈判，反而似乎下定决心要让冲突加剧。尽管政府已经决定陆军是镇压叛乱的最主要的武器，但同样打算让皇家海军起到一个辅助作用。1775年11月，议会通过了《美国禁运法案》（American Prohibitory Act），依据该法案，所有来自叛乱殖民地的商船都成了皇家海军的攻击目标。在此之前，许多美国人还坚持认为他们是与英国政府及其议会，而不是国王，发生了争吵。正如理查德·蒙哥马利在7月初向他的一位以前在英军时候的同僚所说的，英国人应该“从他们的孩子身上学习，抵制一个邪恶的政府——同时确保国王的神圣。17 美国人认为他们所抵抗的军队并不是国王的军队，而是‘正规军’，或者说是‘政府军’”。18 他们所盼望的是国王会进行干预从而挽救他们，他们盼望国王解除诺斯勋爵的职务并任命新的内阁，盼望国王更愿意与殖民地达成妥协。但这种渴盼在8月份遭受了打击。国王宣告殖民地处在叛乱状态，这清晰地表明乔治国王是支持内阁的。国王在1775年10月议会开幕时宣布他将派驻外国军队到北美殖民地去，这也让殖民地感到失望。19 但或许，给殖民地对乔治三世的信心带来最严重的打击的是《美国禁运法案》。这个法案将皇家海军——国王的海军——同美国人民对立起来，这一举动破坏了古老的政府契约：人民对国王效忠，以换取国王的保护。正如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所说：“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已经勾结在一起，将我们这个国家从那个契约割裂开来了，而且我认为，是永远割裂开来了。”他认为，这个法案“促使我们独立，尽管我们曾不断地发出恳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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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前几个月，当英国政府持续为那一年的战事做着准备的时候，美国人也为即将到来的进攻做好了准备。强大的皇家海军的到来意味着反叛各州的整个海岸线都暴露在攻击之下。用另外一位在大陆军的前英国军官查尔斯·李的富有煽动性的话来说，就是“（装着帆布翅膀的）敌军，可以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21 当英军登陆之后，李认为，美国人能够获胜的唯一出路就是采取激进措施。他认为，没有作战经验的叛军是无法在常规战争中与英军抗衡的。相反，他建议，美国军队应该继续作为民兵力量形式而存在，不能与英军正面对抗，而应与英军开展游击战。而华盛顿则决心建立一支欧洲式的军队，并开展正面作战。在早年生活中他就曾渴望成为一名正规军军官。他的个人秉性和社会背景决定了不喜欢那种分散式作战，因为他以及其他高级将领对这种作战没有太多的掌控力。游击战在华盛顿的作战计划中会有一席之地，但只是大陆军常规作战的一种补充。美国革命及其伴随的武装冲突，毫无疑问让民主力量获得了解放，而且给美国社会带来了重大改变，但只要诸如华盛顿这样的精英阶层掌握权力，那么，美国社会秩序的彻底重构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22

3月，豪终于将军队撤离了波士顿。由于他必须将一大群忠于英国的保皇派平民带走，这些平民还带上了大量的财产，因此，他决定按原来的计划到纽约去，于是改道去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哈利法克斯，这个地方依旧牢牢掌握在英军手中。在那里，他等候着英军和德国雇佣兵坐船穿越大西洋抵达哈德逊河谷南部地区的消息，这些军队将在那里与他并肩作战。英国政府的设想是，豪的主力部队往北进发，最终与沿着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走廊从加拿大抵达上纽约地区的军队会师。这支加拿大军队主要是由英国士兵和德国士兵组成的，他们将会转移到圣劳伦斯河谷地区，去支援被围困在魁北克的英军。一旦将美国军队从这个地区赶出去之后，他们将继续开拔，来与豪会师。第三支英军将被派到南方各州去，与北卡罗来纳的一小支军队会师。北卡罗来纳的这支军队是在英军从波士顿撤退之前从波士顿坐船抵达北卡罗来纳的。英军在南方地区作战的任务是向南方地区大量忠于英国的保皇派提供支持。据说，定居在北卡罗来纳地区的苏格兰高地人特别愿意表现出对王室的忠诚。大臣们和军事指挥官们也可能特别考虑过南卡罗来纳地区的大量奴隶人口。在前一年，弗吉尼亚的皇家总督邓莫尔勋爵就已经试图征募黑人军队来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权威了。而南卡罗来纳奴隶起义的可能性可能足以说服该殖民地的白人居民与其他叛乱州决裂，与英国达成妥协。

要执行这样一项庞大的计划绝非易事。为这么一支庞大的军队——这可是英国政府派往海外的最大一支军队——有效地提供补给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军队补给这一点上还不能依赖本地资源，除非英国军队已经控制了大片的肥沃地区。因此，需要将大量的食品，包括人吃的和马喂的，通过大西洋运输过来。爱尔兰提供“湿”粮，比如肉和黄油，这些粮食储存在科克（Cork）的一个大仓库中。而“干”粮，主要是指谷物类食品，则是在英格兰，特别是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采购的。231775年年末接替达特茅斯伯爵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乔治·杰曼勋爵，在确保英军补给和装备的充分上面发挥了主要作用。他同时也指挥着北美的战事，实际上扮演了政府战争大臣的角色。但以前也是行伍出身的杰曼，非常清楚对3000 英里以外的战事进行微观指导是不可能的。他负责制定战略，但具体的执行则需要仰仗身处战争现场的将领们。1776年，英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胜利，但最终没有能够按照杰曼及其同僚所设想的那样将美国人彻底打败。

从英国的角度而言，最不成功的战役发生在南部地区。从波士顿撤离并于3月12 日抵达恐怖角（Cape Fear）的那一小支英军的将领亨利·克林顿，发现他们来得太晚了，已经无法给北卡罗来纳的保皇派提供什么支持了。这些英国人过早地发动了起义，并在2月末的摩尔小溪桥战役（Battle of Moore’s Creek Bridge）中被镇压了。从爱尔兰漂洋过海抵达的查尔斯·康华里伯爵指挥的英军主力部队在4月中与亨利会师，但是，由于那里不再有可能有什么忠于英国的人起事了，于是这两位将军决定从北卡罗来纳撤离，到南卡罗来纳去。他们发现那里的殖民地叛军正在面对大海方向在通往查尔斯顿（Charleston）的道路上构筑防御工事，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即开展进攻，而是试图让军队在临近的长岛（Long Island）登陆，以对苏利文岛（Sullivan’s Island）上的美国军队展开攻击。由于对当地地形所知甚少，英军无法通过那些根本无法通过的小溪，卡在那里进退两难。按照一位低级军官的说法，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只好干瞪着眼看着叛军在我们眼前构筑防御工事”。246月末，舰队司令皮特·帕克爵士（Sir Peter Parker），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海上力量的指挥官，认为自己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他对苏利文岛上的美军工事展开了鲁莽进攻。这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帕克的战舰根本没有办法打掉岛上的大炮，这些大炮对他的舰队造成了很大损伤。英军两次试图登陆，都被打退了。查尔斯·李将军原来对于美国军队在传统战斗中抵御英国正规军的能力有极大的怀疑，却因为“新招募的一群人”居然显示出了“如此的冷静和勇敢”而非常高兴。25 由于越来越多士兵生病，克林顿和康华里判定他们已经丧失了取胜的机会，于是决定重新开拔，到纽约去与豪会师。

与此同时，在加拿大，英军并没有遭遇类似的失败，但却也没有能够抓住大部分机会。圣劳伦斯河上冰层在5月初终于融化了，这使得约翰·伯戈因将军带领的英军和德军抵达了魁北克市。在那里，他们与盖伊·卡尔顿指挥的一小支英国驻军会师。这一小支英国驻军在1775年最后一天抵挡住了美国军队的一次进攻。卡尔顿接过了英军的指挥权，指挥英军对叛军开展反攻。1776年6月8 日，英军在三河城（Trois Rivières）打败了叛军。叛军指挥官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下令从蒙特利尔撤军。6月18 日，英军抵达了纽约边境地区的圣约翰堡。然而，这个时候，卡尔顿浪费了扩大胜利战果的大好机会。他没有继续追击情绪低落的美国军队，重新占领克朗波因特（Crown Point）和提康德罗加的军事堡垒；相反，他选择停下来并组建一支小舰队，以便在尚普兰湖上开展战斗。直至10月11 日他才指挥英军重新开始追击，在瓦尔古岛（Valcour Island）附近打败了阿诺德指挥的一支小舰队。阿诺德放弃了克朗波因特，撤退到了提康德罗加，但卡尔顿又一次没有抓住这个好机会。他要求提康德罗加的驻军投降，但他似乎对如果驻军拒绝投降的话该怎么应对没有什么具体想法。在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让美国人惊讶的是，卡尔顿认为，提康德罗加的防御太强大，无法在一年中这么晚的时候开始对它展开围攻。于是他带领军队撤回到了加拿大的冬季兵营中，放弃了在上纽约地区原已抢夺过来的那些据点。

豪的军队是最成功的，但也没有能够扑灭叛乱。离开波士顿来到哈利法克斯的军队在6月份坐船向纽约进发，并于当月29 日抵达了纽约港南部的桑迪胡克（Sandy Hook）。自4月以来一直在等着豪的华盛顿，已经在当地做好了防御。豪的军队7月初登陆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岛上居民看到英军似乎很高兴。根据一位军官的说法，居民们对英军的到来感到异常满意。26 这肯定让豪更有信心认为纽约的居民对英军会抱有好感。但这位英军指挥官依旧不愿意对华盛顿立即展开攻势，他要等跨越大西洋的克林顿和康华里的军队到来之后再说。

在暴风雨到来之前的那种异常的平静之中，大陆会议宣布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这可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决定：迪金森和其他温和派直到最后一刻都一直在反对独立。这场战争的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国人不再是在大英帝国内争取一项更好的交易了，而是为了争取完全的政治独立。独立给他们带来的分裂比战争头几个月给他们带来的分裂要大得多。许多热情地抵制议会权威的美国人无法接受最终与英国国王断绝关系，佐治亚的种植园主大卫·祖布利（David Zubly）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年之后他回忆说，在1775年，他曾在一个革命委员会任职，并参加了民兵组织，但在1776年4月他辞职了。他认为大不列颠没有权利对北美征税，但他并不赞同采取武力来对抗，也不希望独立。277月4 日正式发布的《独立宣言》似乎意识到对乔治三世国王继续效忠的力量还很强大，因此，通过将过去那些年中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推在国王身上的方式来败坏国王的声誉。不到一年之前大陆会议还表示效忠的乔治，现在被宣布为是一场“绝对暴政”的阴谋的策划者。28 尽管《独立宣言》的目的是为了给美国人拒绝王室权威找到合理理由，但它的主要目的不是国内的，而是国际的。大陆会议领导人们知道他们需要外国援助，而如果美国人看起来还会回到英国的怀抱的话，是没有哪个欧洲强权会真的助他们一臂之力的。《独立宣言》宣布一个新的政治体——美利坚合众国——登上了世界舞台，它可以与任何准备提供帮助的欧洲国家缔结相应的条约。29 大陆会议在寻求可能的盟友上一点也不拖沓：9月，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亚瑟·李（Arthur Lee）就搭船向巴黎进发，进而向法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条约草案。然而，当这两个大陆会议代表抵达法国首都的时候，在法王路易十六的那些大臣看来，美国人看起来还远不具备合格伙伴的资格，因为那个时候大陆军刚刚遭遇了一次重大失败。即使是韦尔热讷伯爵都肯定怀疑过自己到底是否赌对了。

直到8月中旬整个英国军队才完成集结。豪的想法是占领纽约市，但他同时希望打垮华盛顿的军队。华盛顿军队的主力都驻扎在长岛的西端。在构筑于布鲁克林高地上的防御工事中，大陆军可以掌控邻近曼哈顿岛南端的纽约市。8月22日，英国军队开始在长岛登陆。对美军的先锋部队进行试探之后——这支先锋部队在布鲁克林防线前大约两英里的地方——豪认为美军非常强大，无法通过正面进攻击败他们。他决定用黑森部队在美军正面防线的中心地带和美军纠缠，同时格兰特将军将从美军右侧佯攻，而豪和克林顿则带领一支英军主力向美军暴露的左翼发动猛攻。英国和德国军队之间的协作堪称完美。8月27 日早晨，英军的侧翼进攻华盛顿的军队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没有经验的美国军队混乱地向布鲁克林防线撤退。正如克林顿所描述的那样，美军“四散溃逃；慌不择路地穿过海湾、沼泽和小溪”。30结果大量的美军士兵被俘。

中午时分，英国和德国军队已经抵达了布鲁克林的防御工事附近。然而，在那个时候，英军总司令下令暂停进攻。我们现在只能猜想，如果他让军队立即开展攻击的话，情况会怎样。看起来，如果他抓住了那个时刻——当时美国军队还处在混乱之中——华盛顿的大陆军，作为一支战斗力量，很可能就被消灭了。但是，或许是由于之前进攻布利兹山防御工事的血腥战况留下了阴影，豪决定不立即展开进攻，而是开始构筑攻城工事。华盛顿一开始计划留下来与英军战斗，他甚至请求驻扎在纽约市的军队提供支援。但8月29 日，他听从了同僚的意见：如果豪的哥哥理查德·豪子爵指挥的英国军舰驶入长岛和曼哈顿之间的狭窄水域的话，就无路可逃了。那天晚上，遭遇挫败的华盛顿军队的残余部队搭乘小型船只组成的船队回到了纽约市。

这个时候，海军上将豪认为，他和弟弟应该邀请美国人过来进行商谈。相对于大部分英国人来说，豪兄弟有很好的理由对美国人更友好一些，因为马萨诸塞议会拨款为他们俩1758年在美国战死的哥哥建立了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被安放在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31 不过，在他哥哥到来之前，威廉·豪并没有对美国人显示出过多的热情。实际上，4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在哈利法克斯——他就对英国政府未能争取到俄罗斯军队参战感到失望，因为他认为俄罗斯的军队肯定会大力绞杀叛军。但子爵是他兄长，他很可能接受了兄长的劝说，采取了一种对美国人进行安抚的思路。不过，豪兄弟这么做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权限了。他们俩都被任命为和平谈判代表，同时也分别担任陆军和海军指挥官。但英国政府的要求是，他们仅向表示臣服的美国人提出诺斯勋爵的和解方案。即使是在长岛战役之前海军上将豪也曾经和他的老朋友本杰明·富兰克林联系，不过，他被告知已经不再可能实现和解了。“时机已过。”富兰克林直截了当地回复道。32在长岛战役即将开始之前，豪勋爵的秘书写道，兄弟俩“内心最希望的是充当促使两个国家和解的桥梁”。33 现在，在英军占据了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海军上将豪想再试一试。他提出可以和大陆会议代表见面，并且，可能是受了查塔姆伯爵和解方案的影响，他提出美国人所受的冤屈可以被纠正，甚至暗示大陆会议都有可能会被承认。颇犹豫了一番之后，大陆会议任命富兰克林、约翰·亚当斯和爱德华·拉特利奇（Edward Rutledge）与豪勋爵会谈。正如亚当斯所预料到的，这次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豪勋爵根本未能说服美国代表放弃他们的“独立制度”。34

这样，军事行动就重新开始了。长岛战役胜利之后，英军很自信——或许是过于自信了。豪将军认为长岛战役胜利的原因之一是英军使用了刺刀，这个武器似乎令美国士兵感到恐惧，甚至是在林间战斗中也是如此。35 在海军上将豪的战舰的炮火掩护之下，一支英军先遣队在曼哈顿岛的基普湾（Kipp’s Bay）登陆。不过，由于一直忙于站稳脚跟，登陆的英军没能阻止美军从纽约市撤离并重新在曼哈顿岛的北端集结。第二天，英军在啥莱姆高地（Harlem Heights）遭遇了挫败，这正好让情绪低落的美军重新振奋起来，或许同时也让豪将军更为谨慎。他和他哥哥在9月19 日再一次试图让美国人和他们进行和谈。当时，他们发布了一份告示，邀请美国人进行谈判并实现和解，并且，在未得到伦敦授权的情况下，说国王将会允许美国人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或许豪兄弟认为，他们向美国人提出的东西，并没有超出诺斯勋爵的和解方案的范畴。但我们要记住，政府的想法是，只有当美国人表示服从英国权威的时候才与他们展开谈判，而在表示服从之前是不能进行谈判的。一位研究这场战争的著名历史学家认为，豪兄弟的这种把战争与和谈搅和在一起的做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位历史学家作出的下面这个论断是很难被挑战的：豪兄弟不愿意掐住美国人的咽喉，这对英国人取得胜利的希望有致命的影响。36

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曼哈顿北部地区构建了两条平行的防御工事。为了打破僵局，10月12 日，豪将军派部队登陆到大陆上去，这迫使华盛顿用自己的主力部队来阻挡豪的军事行动。华盛顿的军队驻扎在白原（White Plains），豪对那里发动了攻击，并在当月的28 日占领了美军位于查特顿山（Chatterton Hill）的最右翼的防御工事。但是，就像在长岛和基普湾一样，这位英国将军还是没有抓住时机最大限度扩大战果。相反，他决定掉转身来对付依旧困在曼哈顿岛上的美国军队。这些叛军现在被困住了，英军从南面、北面和东面对他们形成了合围，而皇家海军又将他们从哈德逊河撤退到新泽西的路线切断了。11月15 日，豪要求美军投降，但被拒绝了。第二天，英军从南面、北面和东面发动了全面进攻。美军的外围防线马上就崩溃了。剩下的美军都龟缩在华盛顿堡中。由于再进行抵抗徒劳无益，美军投降了。叛军失去了超过3000 名的军官和士兵，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成了俘虏。对于叛军来说，这是一次和三个月前在长岛遭遇的那次失败一样的惨败。

这个时候，豪派遣克林顿和佩尔西伯爵指挥一支英军去占领罗得岛的纽波特（Newport）。这个地方可以为海军提供一个安全的栖息港，并可以成为在新英格兰发动军事行动的基地。12月1 日，克林顿实现了作战目标，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成功地将大陆军海军的大部主力封锁在了普罗维登斯港（Providence）。不过，豪的主要目标是占领位于新泽西的哈德逊河西岸并追击华盛顿。在曼哈顿陷落之前，华盛顿带领部分美军来到了新泽西。11月20 日，康华里带领的一支英军在新泽西的克罗斯特（Closter）登陆。康华里立即进发，奋力追击华盛顿的军队。在登陆一周之后，英军抵达了纽瓦克（Newark），那个时候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康华里又一次差一点在12月1 日在新布伦瑞克抓住了华盛顿。逃跑中的美军的情绪自然很低落，军队也开始瓦解。服役期在11月30 日已经届满的士兵开始回家，绝望的华盛顿只好向新泽西的民兵求援。英军差一点又在普林斯顿追上了队形不整的华盛顿军队余部，但美军那个时候刚刚在特伦顿（Trenton）渡过了特拉华河，抵达了相对安全的宾夕法尼亚。惶惶不安的费城人努力做着豪带领的英军到来的准备。费城指挥官以色列·普特南（Israel Putnam）命令每一个士兵以及“所有居民”都要动员起来加强费城的防御工事。37 然而，豪将军找不到船只，因此对华盛顿的追击只能停止。

对英国人来说，纽约和新泽西的战役非常成功，按照一位军官的说法，取得了“辉煌的胜利”。38 就好像给胜利的蛋糕再加上一层甜蜜的糖衣一样，12月13 日，英军的轻龙骑兵发动了突袭并抓住了查尔斯·李。当时，查尔斯·李正带领华盛顿留在下纽约地区的军队来到北新泽西。第二天，豪命令军队回到营房休整。但英军所抱的那将是一个“安静的冬天”的期望，不久就破灭了。39 华盛顿撤退得非常仓促，他没来得及为他带领的这支摇摇欲坠的军队动员好什么本地支持。尽管如此，武装起来的居民让那些离开豪军队主力的英军和黑森士兵的日子很不好过。当地人的反抗，看起来是被英军和黑森军队的行为激发起来的。他们所到之处，可谓寸草不生，盗窃横行，骚扰和强奸盛行。按照一个美国人的说法，“最胆小的人都拿起了武器”。尤其是黑森士兵，他们被指责“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抢走他们的所有东西，甚至身上穿的衣服，并以最为残酷的方式殴打和虐待男人、女人和孩子”。40 早在12月12 日，英国军指挥官就威胁要就地处死“对他的军队开火的、任何不穿士兵服装且没有军官带领的美国人”。41 但当地人并未因此害怕，反而继续抵抗。按照一位英国军官在12月23 日的牢骚满腹的记载，当地人利用“树林和灌木丛”的掩护，逐一消灭他们的敌人。42 英军和德军虽然因为胜利而情绪高昂，但遭到这种抵抗的士兵们开始认识到，仅仅是战斗胜利，还可能不足以让反叛的美国人安分下来。

英军在1776年战役中的胜利战果，在12月25 至26 日晚上，遭遇了更为全面的损失。当时，完全出乎英国人的意料，华盛顿带领军队大胆地重新渡过特拉华河，并在第二天早上攻击了驻扎在特伦顿的黑森旅。刚刚从圣诞热烈气氛中回过神来的德国军队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根本没有办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有超过100 名黑森士兵被打死、受伤，有近1000 人被俘虏。美军则只有4 名士兵受伤。在过去5 个月中遭遇一个又一个失败的华盛顿发现，没有什么比取得胜利更有号召力了。当他撤退的时候他很难赢得更多的士兵来帮助他，但他现在发现，补充兵员源源不断地涌来。他决定不去宾夕法尼亚了，相反，他决定深入新泽西作战。豪命令几个星期之前在新泽西追击华盛顿的康华里对美军的侵袭进行反击。但华盛顿刻意避开了康华里的锋芒，转而在普林斯顿附近攻击了两支正在行军的英国军团。美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其中一支英军第17 步兵团勇猛地击退了华盛顿的攻击，并最终在特伦顿与康华里会师。第二支英国军团快速地撤退到了普林斯顿，并试图与留在城内的第三支英国军团撤退到新布伦瑞克去。英军损伤惨重，大部分死伤的人员都来自第17步兵团，而其他两个团的士兵则以被俘为主。43

图2-4　伊斯特曼·约翰逊（Eastman Johnson）在19 世纪创作的这幅著名画作，描绘的是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去进攻特伦顿的黑森军队的场景。这幅画作根据埃曼纽尔·劳以柴（Emmanuel Leutze）的画作进行绘制。但实际情况跟画作中所表现的可谓千差万别，而且，华盛顿是在夜里渡过特拉华河的。

华盛顿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的胜利，终结了英国人取得连胜的局面。而且，这些胜利或许确保了美利坚合众国能够存活下来。在美国发动反击之前，1777年招募新的军队的前景，看起来非常渺茫。甚至通常都保持冷静的华盛顿，在特伦顿战役之前，都坦白地说，“游戏快要结束了”。44 在他取得胜利之后，美国人的运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军将领詹姆斯·罗伯逊（James Robertson）曾酸溜溜地预测说，这回华盛顿可以征集到大陆会议夸下海口的86 个军团了。45 对于豪的军队而言，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战役为其带来了更为苦涩的后果。在整个冬天剩下的时间中，新泽西的英军持续受到骚扰，士气低沉。一位军官说，这种骚扰是“一小群一小群叛军偷偷摸摸地进行的”，46 另一位军官的说法则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被骚扰”。47 而根据詹姆斯·格兰特的说法，“这是我经历的最令人不舒服的处境”。48 战争会快速结束的任何想法都被抛弃了。此时，另一场战役急需开始。

英国政府对豪未能镇压叛乱很不满。根据一项报告的说法，英国政府私下认为他在指挥战争上过于拘谨了。“根据大臣们的说法，他们似乎希望华盛顿堡被摧毁，驻军被处死。”49 豪将军的一些下属则倾向于阴谋论。他们认为豪故意拖延战争的步伐，为的是提高军队供应商的利润。50 对他这种谨慎行为的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是，在离国内本土这么遥远的地方维持一支军队有许多困难。豪似乎非常注意不要发生大的伤亡，因为一旦如此，要得到补充兵源将十分不易。这一点，再加上他希望将外交手段和军事行动结合起来的想法，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有一些放不开手脚。但不论英国大臣们多么不满意，他们并没有作出什么改变。豪继续担任指挥官，英国在1777年的作战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都是1776年作战计划的翻版。考虑到查尔斯顿的惨败，南方作战没有包括在内就毫不奇怪了。但这种想法，即派一支军队从加拿大向南部进发，并让这支军队配合在下纽约地区的英军主力作战，一直占据了整个作战计划的中心位置。

1776年在卡尔顿手下任职的约翰·伯戈因在那年冬天回到伦敦，为自己谋划加拿大军队的指挥职务。他认为，北方军队应该占领提康德罗加，之后可以在下面两条路线中进行选择：往南进发到哈德逊河谷，或者往东南进发到新英格兰，并与从纽波特进发的英军配合作战。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战役之后，豪减少了罗得岛的英军力量，增强了新泽西的英军力量，这使得要在新英格兰进行一场联合作战更加困难。但杰曼支持伯戈因提出的进军到哈德逊河谷的思路，这可以将新英格兰这片反叛的核心地带与其他各州隔离开来，从而使得美军的抵抗崩溃。1777年3月，杰曼指示卡尔顿从他麾下的加拿大军队中分出两支军队来，主要的一支由伯戈因带领，向南进发与豪会师。另一支规模小一点的军队，则由巴里·圣·烈治（Barry St Leger）中校带领，从安大略湖沿着莫霍克河谷（Mohawk Valley）向东进发，这支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以便让伯戈因那边可以顺利推进。但对计划中的两军联合作战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即与豪之间的协调，从来没有好好地确定下来。

1776年11月末，豪曾说他会派1 万名士兵沿着哈德逊河到奥尔巴尼去，同时留8000 名士兵守卫纽约和新泽西，并迫使华盛顿将大陆军主力用在保卫费城之上。但英军在新泽西的成功使得豪减少了支持伯戈因行动的兵力。那个时候豪认为应该优先进攻华盛顿并夺取费城。12月20 日，他给杰曼写信说不会派一支1 万人的军队，而是会派一支3000 人的军队为“从加拿大来的军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支持。51 看起来特伦顿和普林斯顿战役，并没有让他放弃将重点放在西南部的想法，相反，反而让他下定决心要集中精力捉住华盛顿并攻陷费城。1777年4月2 日，他告诉杰曼，伯戈因不要指望从他的军队那里获得太多帮助，因为他会忙于在宾夕法尼亚开展战斗。豪进一步说，他计划从海上进攻费城，而不是穿越新泽西从陆地上去进攻费城。4月20 日他说，他很可能没有办法按时完成在宾夕法尼亚的军事行动，从而没有办法为北方军队提供任何支持。52

我们或许可以说杰曼应该确保豪更加配合才是。毕竟，对这场战争进行战略把握是他的责任所在。他看起来没有作什么努力来说服豪，让他看到有必要向伯戈因提供适当的支持。5月18 日，在知道豪准备在宾夕法尼亚开展军事行动之后，杰曼回信说，他希望“您所考虑的任何计划都能够按时完成，以便您可以与从加拿大过来的军队协同作战”。但他看起来没有对豪将军施加更大的压力。杰曼的一位政治对手后来曾撰文说，杰曼实际上准备了一个更长的指示，但最终没有发出去。这种可能性看起来微乎其微。杰曼的副手之一威廉·诺克斯（William Knox）解释说，克里斯托弗·多利（Christopher D’Oyly），杰曼的另一位副手，将伯戈因的要求发给了豪。53 即使如此，杰曼个人看起来没有作什么努力来确保豪与伯戈因合作。从现代观点看来，他不愿意施加更大压力的做法有些难以理解。他的政治不安全感可能是他不愿意向豪施加压力的部分原因所在：他不到两年前才升入高级职位，而且，他还没有从这样一种指控中完全脱身——在七年战争中，在德国服役期间，他是一个胆小怕事的高级军官。54 但杰曼不愿意给豪施加压力，更可能是因为他认识到跨大西洋的沟通很困难。他认为，在距离这么远的情况下，他不需要对战役的具体进行作出精确指示。他相信必须给现场的指挥官们足够的自由度。

豪决心同华盛顿一战，因此他在1777年6月进军到了新泽西，但又不得不退回来，因为华盛顿很明显不想和他硬碰硬。7月23 日，一支由英国战舰和运输船组成的大舰队离开纽约港，沿着海路向费城进发。但英军行进缓慢。而由于豪决定不沿着特拉华河前进，而是走一条通向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的更长的路线，行进就变得更为缓慢了。最终，英军在8月25 日在马里兰的麋鹿河头（Head of Elk）登陆。华盛顿快速地向南进军，穿过费城，来阻挡英军的前进。他计划在宾夕法尼亚的布兰迪维因小溪（Brandywine Creek）拦截豪的军队，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天然的防御阵地。1777年9月11 日，豪采用了去年在长岛所采取的特别成功的战术。德国辅助部队在美军的正面防线的核心地带纠缠美军，同时豪和康华里率领主力部队长途奔袭，包抄华盛顿的右翼。然而，美军没有像在长岛那样被打个措手不及，因为当豪的军队抵达之前，他们有时间做好了准备。英军最后获胜，但大陆军的撤退有条不紊，豪没能将美军一举击溃。

10 天后，英军取得了一个更具决定性的胜利，尽管这个胜利的规模要小一些。在没有发生新战斗的情况下，主力部队进行了不断的调动。这之后，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将军率领的轻骑兵在费城西部的保里（Paoli）对美军进行了一次猛烈的夜间突袭。睡梦中的美军几乎没有抵抗，格雷的军队用刺刀杀死了许多美国士兵。被杀死、刺伤的美国人超过了300 人，只有100 人被当作俘虏抓了起来。尽管豪的正规作战有节制，甚至是过于节制了，但保里之战却是美国革命战争中不那么受节制的那一面的写照。或许它还是英军由于无法扑灭叛乱而出现的越来越强烈的沮丧情绪的一个反应。在豪的军队向费城进发之前，卫队指挥官之一的理查德·菲茨帕特里克（Richard Fitzpatrick）就写道，他的同僚们“极度沮丧，极度愤怒，觉得结束战争的唯一方式，就是把整个美国夷为平地并消灭所有居民”。55 有必要指出的是，菲茨帕特里克对于在美国发生的战事不满意，因此，可能倾向于通过夸大其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使如此，他的话，与其他军官的记述中越来越强烈的强硬派路线是吻合的。569月26 日，在血腥的保里之战之后，豪实现了第二目标：他占领了费城，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优势。他的主要目标——将华盛顿的大陆军彻底击溃——依旧没有实现。

实际上，华盛顿的军队马上就显示出他们依旧是一支能够发动反击的部队。就好像他在重复他在特伦顿取得的胜利一样，10月4 日，这位美军将领对驻扎在费城北部的日耳曼城（Germantown）的英军进行了攻击。浓雾让这场战斗难解难分，美军一开始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在邱屋（Chew House）被顽强的英军抵挡住了。最后，豪的军队集结起来，打退了华盛顿的军队。但同样，豪并没有从这场胜利中占到什么便宜。现在，他的军队龟缩在费城之内，周边地区向费城的供给被切断了。通往费城的海路依旧是封闭的，因为河流下游掌握在美军手中。为了打通特拉华河，以便纽约来的供应船只可以抵达费城，10月11 日英军试图通过炮轰泥岛（Mud Island）上的米夫林堡（Fort Mifflin）迫使那里的美军屈从。但美军拒绝投降。特拉华东岸的梅塞堡（Fort Mercer）则在10月22 日遭到了由冯·多诺普伯爵（Count von Donop）带领的黑森军队的进攻。德国军队因为“极为勇敢和坚定”而受到了美国对手的赞赏，但他们的进攻除了带来了很多的人员伤亡之外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战果。57 有接近400 名黑森士兵战死或受伤。多诺普伯爵也因受伤不治身亡。直到11月美国人才开始撤退，而那个时候，英国人根本无法感到轻松，因为北方的坏消息使这一切都失去了光泽。伯戈因在6月份开始军事行动，那个时候豪还在进攻华盛顿部署在新泽西的防御力量。北方军队大约有8500 名军官和士兵，大部分都是英国和德国正规军，同时还包括650 名忠于英国王室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以及约400 名印第安士兵。圣·烈治带领的用于分散美军注意力的军队大约有1600 人，包括正规军、保皇派和印第安人。起初，伯戈因进展顺利。他的军队在7月初占领了提康德罗加。之前，美国驻军已经在亚瑟·圣·克莱尔（Arthur St Clair）的指挥下放弃了提康德罗加。之后，英军往南追击圣·克莱尔的军队，并在7月7 日在哈巴顿（Habbardton）追上了他的断后部队。双方立即激烈交战，德国军队增援之后英军才占据了上风。但追击圣·克莱尔让英军偏离了原来计划好的南进路线，这导致伯戈因现在必须穿越难以通过的一些地区——这片地区没有什么像样的道路——才能够抵达爱德华堡和哈德逊河谷。伯戈因带领的英军行进得非常缓慢，供应开始出现短缺。7月31 日，他们在爱德华堡驻扎。在那里，伯戈因认为有必要派一支分遣队到康涅狄格河谷，为现在已经开始徒步行军的布伦瑞克龙骑兵军团搜集食物和马匹。那支分遣队总共大约有600 名德国人、保皇派人士和印第安人。8月16 日，这支分遣队在本宁顿（Bennington）惨败给了人数比他们要多得多的新罕布什尔民兵部队。几天之后，为了将美军的注意力从伯戈因军队的行进上吸引开，圣·烈治的小规模部队开始撤退。不过，一个月前在安大略湖岸上的奥斯威戈堡（Fort Oswego）登陆的圣·烈治，由于需要占领莫霍克河谷的史坦威克斯堡（Fort Stanwix）而被耽搁了。当一支美国增援部队赶到史坦威克斯堡的时候，圣·烈治麾下的印第安人决定撤退。由于士兵数量大大减少，圣·烈治认为他必须放弃围攻史坦威克斯堡并返回加拿大。伯戈因现在已经得不到支持了，不仅得不到圣·烈治的支持，而且更严重的是得不到豪的支持。

图2-5　1777年的一幅描绘英国将军威廉·豪爵士的版画作品。

相反，美军的境况则在稳步改善。8月19 日，另一位在大陆军任职的英军前军官霍雷肖·盖茨接过了驻扎在萨拉托加的美军的指挥权，阻止伯戈因的军队前进。他取代了富有但不受欢迎的纽约人菲利普·斯凯勒。和英军这边的盖奇将军一样，斯凯勒被一些下属怀疑对敌人抱有同情心，而且他很容易陷入悲观论调。58 盖茨接手的是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他麾下的大陆军得到了大量新英格兰民兵的支援，这些民兵主要是由于看见伯戈因使用印第安士兵而被激发来支援大陆军的。伯戈因的军队士气依旧不错，正如一位低阶军官后来写道的，由于他们轻而易举地就拿下了提康德罗加，这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是“不可阻挡的”。599月13 至14 日，英军渡河来到了哈德逊河西岸，几天之后开始接近美军在比米斯高地（Bemis Heights）的防御工事。盖茨手下的高级将领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带领了一支规模很大的美军去拦截英军。9月19 日，双方在弗里曼农场（Freeman’s Farm）附近的一片林间空地遭遇。双方都坚决果断地投入了战斗。虽然阿诺德的军队最后撤退了，英军占领了这片战场，但要说这是一场英军的胜利是极不恰当的：伯戈因的军队现在已经太虚弱了，已经无法前进了。正如一位英国军官所写到的：“尽管胜利的光荣依旧在我们这一边……真正取得优势的……是另一边的美国人。”60

伯戈因依旧认为他随时可以得到支援。被豪将军安排留在纽约的克林顿，确实一直在努力救援受困的北方军队。9月21 日，伯戈因了解到克林顿许诺会从纽约市对上游的美军防御力量展开一次进攻。毫无疑问，伯戈因认为这样一种行动会将越来越壮大的盖茨军队吸引走一部分，这样可以减轻他又累又饿的士兵们面临的压力。他甚至还可能认为原来设想的在奥尔巴尼会师的计划可能还是可以实现的。克林顿遵守了自己的诺言。10月3 日，他带领3000 人（其中一半是纽约市及其外围驻军）沿着哈德逊河往上游进发。两天之后他占领了弗普朗克（Verplanck’s Point）。10月6 日，他又占领了皮克斯基尔（Peekskill）北边的蒙哥马利堡和克林顿堡。第二天克林顿抵达了宪法堡（Fort Constitution）。他派约翰·沃恩将军带领2000 名士兵给位于奥尔巴尼的伯戈因军队运去了补给物资。但10月15 日，由于河流领航员拒绝再前进了，沃恩无法继续执行他的任务。沃恩非常沮丧，一把火把伊索普斯（Esopus）给烧了，他极度夸张地将伊索普斯描绘成“一个几乎滋生了这个国家每一个恶棍的温床”。61 但有一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这次旨在拯救伯戈因受困于美军的行动已经失败了。

这个时候伯戈因已经到了投降的边缘。10月7 日，他对美军进行了最后一次进攻，但由于美军数量比自己多很多，他的进攻被击退了。这场在现在被称作比米斯高地战役的战斗最后使伯戈因确信，他必须放弃进军计划并返回加拿大。但他撤退得太晚了。10月12 日，盖茨切断了英军逃跑的路线，伯戈因只好不情愿地与美军进行谈判。美军人数几乎是英军的两倍，因此，盖茨占据了全部的主动。但由于盖茨对克林顿和沃恩沿着哈德逊河往北进军的行动感到担心，因此，这位大陆军将领给伯戈因的条件要比伯戈因自身处境所能得到的优厚得多。两位将军签订的协议规定，伯戈因的军队可以向波士顿进发，并从那里到欧洲去，条件是这支军队不能再介入这场战争。大陆会议没有批准盖茨签订的协议。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大陆会议认识到大部分伯戈因的军队将会重新被部署到英国来执行防卫任务，这样就等于解放了数量相等的英军，而这些英军又可以被从大西洋对岸运过来，对豪的军队进行增援。这样，伯戈因的士兵——现在双方之间官方文件都称呼他们为“协议士兵”——就成了俘虏。一开始他们被关押在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Cambridge），后来又被关押在弗吉尼亚。

对于英国人而言，伯戈因的命运是一种极大的灾难。毫无疑问，这个灾难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伯戈因的过于自信和急躁。他极度低估了美军，而且，在他的一支分遣队在本宁顿失利之后，他本应该认识到他获胜的机会已经不大了。他也对克林顿沿着哈德逊河往上游进军抱有过大的期望。一位更为谨慎的将军应会认识到，他很快就要陷入很大的危险之中。伯戈因在已经太迟的时候才试图转身。

豪或许应该为这场灾难承担更大的责任。他清楚地知道英国在1777年战役中的战略就是要他与伯戈因配合。正如我们看到的，他的朋友多利已经将伯戈因的要求寄交给了豪。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个而原谅豪：他身边没有人建议他应该将他自己的军事行动同从加拿大往南进发的伯戈因的军事行动结合起来。1777年年初在英格兰休假的克林顿了解到了政府的战略，曾强烈要求豪必须为北方军提供支援。然而豪却被华盛顿和费城迷惑住了。原来计划的对叛军毕其功于一役的一场战役后来变成了两场战役，而这两场战役之间的协调还是零零碎碎的。

对于这种缺乏协作的局面，杰曼负主要责任。考虑到跨大西洋的沟通是很慢的，他不愿意对现场的指挥官们过多进行微观干涉看起来是合理的，但他毫无疑问应该花更大的力气促使豪遵守既定的战略。而实际上，杰曼基本上让豪完全自作主张。让人注意的是，杰曼的心腹密友、时任爱尔兰总司令的约翰·欧文爵士（Sir John Irwine），在秋天还对豪的意图完全不知情。他在9月29 日在伦敦写道：“没有收到威廉·豪爵士的任何消息……到底他往北走了，还是到费城去了，众说纷纭……大西洋此岸没有人知道。”62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一个月之后，在10月28日，在萨拉托加战败的消息抵达英格兰之前，诺斯勋爵依旧“在随时等候”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威廉·豪爵士的“好消息”，他似乎看起来完全忘记了伯戈因。63

伯戈因战败的消息在10月20日传到了豪那里。这个时候，毫无疑问很清楚自己需要为此承担责任的豪在两天后辞职了。英军占领之下的费城的气氛很自然非常阴郁。海军上将豪的秘书安布罗斯·瑟尔（Ambrose Serle）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些本地军官有一种倾向……将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瑟尔伤心地写道：“所有的一切都有蒙上了阴郁的色调。”64 不久之后，一位在费城英军中服役的英国军医对整个战役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为什么英国政府（他轻蔑地将政府大臣们称作“那些内阁将军们”）认为让伯戈因和豪在哈德逊河谷会师是一个好主意？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认为，毫无疑问，派到大西洋对岸去的、最后由伯戈因带领的那支军队，如果部署在纽约作为豪军队的增援力量，是否会更好一些？65

如果说英国人情绪低落的话，美国人则因为胜利而欣喜异常。一支正规的野战部队被迫向一支叛军投降，而英国军官和士兵上下都轻蔑地认为这支叛军是训练无素的、没有经验的、业余的队伍。结果，英国正规军丧失了引起叛军分子恐惧的能力——一个重要的心理障碍被克服了。“ 高傲的英国人整装走出来，并向一支刚建立不久且被他们蔑称为胆小鬼的军队缴械投降。”一位目睹了伯戈因失利的美国士兵这样写道：“这真是一个辉煌的时刻。”66

这一结果对法国政府的影响也很重要。萨拉托加战役不是法国干预的原因所在。路易十六的大臣们已经决定要进行干预了，只是他们希望在正式参战之前做好战争准备而已。萨拉托加战役则加速了这一进程。1777年12月，伯戈因投降的消息一抵达巴黎，法国政府就向美国代表承诺会承认美利坚合众国。至关重要的是，路易十六的大臣们也许诺会与美国人结盟。在知道伯戈因的悲惨遭遇之后，诺斯勋爵和他的同僚们立即着手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法美结盟。他们派人接触在法国的美国代表，看看他们是否愿意谈判达成协议。他们甚至还派出了代表去试探是否可以从欧洲帝国之间的团结这个角度来说服法国人。67 但美国人不愿意放弃独立——这是乔治三世愿意与美国人谈判的前提条件——而法国政府则认定（虽然路易十六还是有一些犹豫的），支持殖民地叛军所带来的削弱英国强权的机会，超出了这种做法所带来的风险。最后，法国和美国之间在1778年2月签署了条约。诺斯勋爵及其大臣们完全清楚，这场“美国叛乱”将演变为一场范围更大、更为棘手的冲突。

【注释】

1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 Loudoun Papers, LO 6483, James Abercrombie to Lord Loudoun, 4 May 1775.

2 See the account sent to their ‘Friends and Fellow-Subjects’ in Britain by the Massachusetts Provincial Congress, 26 April 1775, in Merrill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American Colonial Documents to 1776 (London, 1969), pp. 828–9. See also Troy Bickham, Making Headline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s Seen Through the British Press (DeKalb, IL, 2009), pp. 71–2.

3 Centre for Kentish Studies, Maidstone, Amherst Papers, U 1350O80/13, James Abercrombie to Lord Amherst, 20 June 1775.

4 City Archives, Sheffield, Spencer Stanhope of Cannon Hall Muniments, 60542/8, Francis Bushill Sill to John Spencer, 6 July 1775.

5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NA), Kew,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5/92, fo. 187.

6 J.C. Fitzpatrick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39 vols, Washington, DC, 1931–44), iii. pp. 450–1.

7 Ballindalloch Castle, Grantown on Spey, Macpherson Grant Papers, Letter-book, Grant to Edward Harvey, 10 August 1775.

8 See, for example,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Ann Arbor, MI, Clinton Papers, James Robertson to Clinton, 13 January 1776. Robertson went on to be an advocate of much milder methods; that even heshould recommend threatening to ‘set free’the slaves and ‘let loose’ the Indians is a sign of his desperation.

9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p. 841.

10 Ibid., pp. 850–1.

11 For Barrington, see Shute Barrington, The Political Life of WilliamWildman, Viscount Barrington (London, 1814). See also the views of the adjutant-general, TNA, War Office Papers, WO 3/5, p. 37, and ofa captain in the Boston garrison, Stephen Rumbold Lushington (ed.), The Life and Services of General Lord Harris GCB, during his Campaigns in America, the West Indies, and India (London, 1840), pp. 58–9.

12 K. G.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0–1783: Colonial Office Series (21 vols, Shannon, 1972–81), xi. p. 97.

13 British Library (BL), London, Martin Papers, Add. MS 41,361, fo.289, Josiah Martin to Samuel Martin, 9 September 1775.

14 Longleat House, Wiltshire, Thynne Papers, Bath MSS,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E5B1, parcel N-Y, Rochford to Viscount Weymouth, 28 November 1775.

15 Staffordshire Record Office, Stafford, Dartmouth MSS, D(W) 1778/Ⅱ /1523.

16 the debate within the French government is described in Jonathan R. Dull,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Haven, 1985), Chapter 7.

17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Miscellaneous MSS (unbound), Montgomery to Perkins Magra, 2 July 1775.

18 See, for example, ‘Journal of Ensign Nathaniel Morgan’, 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 vii (1899), p. 105; Richard B. Morris(ed.), John Jay: 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ary (New York, 1975), p. 181.

19 See, for example, ‘The Journal of William Humphrey’, in Nathaniel N. Shipton and David Swain (eds), Rhode Islanders Record of the Revolution (Providence, 1984), p. 41.

20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p. 864.

21 ‘Lee Papers’,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 v (1872), p. 18.

22 See John Shy, A People Numerous and Armed: Reflections on the Military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76), Chapter 6. For a recent reappraisal of the role of the militia, see Matthew C. Ward, ‘The American Militias: “The Garnish of a Table”?’, in Roger Chickering and Stig Fster (eds), War in an Age of Revolution, 1775–1815 (Cambridge, 2010), pp. 159–75.

23 R.A. Bowler, Logistic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British Army in North America (Princeton, 1975), Chapters 3–4.

24 Public Record Office of Northern Ireland, Belfast, Hart Papers, D 3077/B/1/2, George Vaughan Hart to his father, 7 July 1776.

25 ‘Lee Papers’,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 v (1872), p. 93.

26 BL, Haldimand Papers, Add. MS 21,680, fo. 122, Francis Hutcheson to Frederick Haldimand, 10 July 1776.

27 TNA, Loyalist Claims Commission, Audit Office Papers, AO 12/5, fo. 35.

28 Jensen (ed.),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ix. p. 878.

29 See, for example, David Armitag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lix (2002), pp. 39–64;Norman A. Graebner, Richard Dean Burns and Joseph M. Siracusa, Foreign Affairs and the Founding Fathers: From Confederation to Constitution, 1776–1787 (Santa Barbara, CA, 2011), Chapter 1.

30 University Library, Nottingham, Mellish of Hodsock MSS, Me 171-110/4, Clinton to Charles Mellish, 25 September 1776.

31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Clinton Papers, Howe to Clinton, 12 April 1776.

32 Leonard W. Labaree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Benjamin Franklin (38 vols to date, New Haven, 1959–), xxii. p. 575.

33 Somerset Record Office, Taunton, Strachey MSS, DD/SH, C.1165, box 34, draft of Strachey to — [26 August 1776].

34 Labaree et al (eds) Franklin Papers, xxii. pp. 604–5. For Adams’s view, see Robert J. Taylor et al. (eds), Papers of John Adams (16 vols to date, Cambridge, MA, 1977– ), v. p. 20.

35 Huntington Library, HM 615, Order-book of General Howe’s army, After Orders, 13 September 1776.

36 See Ira D. Gruber, The Howe Brother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72), especially p. 363.

37 Huntington Library, HM 39953, Israel Putnam’s Orders, 14 December 1776.

38 Public Library, Boston, MA, Stanley Letters, MS Am. 228.4, Thomas Stanley to —, 23 December 1776.

39 W.E. Harcourt (ed.), The Harcourt Papers (14 vols, Oxford, 1880–1905), xi. p. 180, William Harcourt to Viscount Nuneham, 19 December 1776.

40 G.H. Ryden (ed.), Letters to and from Caesar Rodney (Philadelphia, 1933), p. 152.

41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New York City, Order-book of the 17th Foot.

42 National Army Museum, Chelsea, Maitland Papers, 7902-12-47, Alexander Maitland to his father, 21 December 1776.

43 See David Hackett Fischer, Washington’s Crossing (New York, 2004), for a vivid account of Washington’s counterattack.

44 Fitzpatrick (ed.), Writings of Washington, vi. p. 398.

45 Centre for Kentish Studies, Amherst Papers, U 1350 O79/14, Robertson to Amherst, 7 January 1777.

46 Huntington Library, Loudoun Papers, LO 6556, David Cuninghame to Lord Loudoun, 2 May 1777.

47 National Archives of Scotland, Edinburgh, Gilchrist of Ospisdale Muniments, GD 153, box 1, bundle 4, William Sutherland to Dugald Gilchrist, 30 May 1777.

48 Ballindalloch Castle, Macpherson Grant Papers, bundle 2, Letter-book, Grant to —, 15 January 1777.

49 Bedfordshire Record Office, Bedford, Lucas of Wrest Park Collection, Robinson Papers, L 29/214, memo. 13 January 1777.

50 See, for example, ‘Bamford’s Diary: The Revolutionary Diary of a British Officer’, Maryland Historical Magazine, xxvii (1932), p. 312.

51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xii. pp. 265, 268.

52 Ibid., xiv. p. 66.

53 Edward Barrington de Fonblanqu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Episodes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derived from the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Right Hon. John Burgoyne, General, Statesman, Dramatist (London, 1876), pp. 232–3. For Knox on D’Oyly, see ‘Knox MSS’ in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Report on Manuscripts in Various Collections (8 vols., London, 1901–13), vi. p. 277.

54 On this episode, see Piers Mackesy, The Coward of Minden: The Affair of Lord George Sackville (London, 1979).

55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Miscellaneous Collections, Richard Fitzpatrick Papers, Fitzpatrick to his brother, 5 July 1777.

56 For conciliatory and hardline attitudes in the British military, see Stephen Conway, ‘To Subdue America: British Army Officers and the Conduct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xliii (1986), pp. 381–407.

57 Jeanette D. Black and William Greene Roelker (eds), A Rhode Island Chaplain in the Revolution (Port Washington, NY, 1972), p. 53.

58 For an instance of Schuyler’s negativity, see ‘The Heath Papers’,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 7th series, iv (1904), p. 135, Schuyler to William Heath, 28 July 1777.

59 S. Sydney Bradford (ed.), ‘Lord Francis Napier’s Journal’, Maryland Historical Magazine, lvii (1962), pp. 324–5.

60 Sydney Jackman (ed.), With Burgoyne from Quebec (Toronto, 1963), p. 175.

61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Clinton Papers, Vaughan to [Clinton], 26 October 1777.

62 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 Dublin, Shannon Papers, MS 13,301.

63 Huntington Library, HM 25800, North to Lord Howe, 28 October1777.

64 Edward H. Tatum (e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Ambrose Serle (San Marino, CA, 1940), p. 263.

65 Huntington Library, HM 20932, John Mervin Nooth to Henry Nooth, 22 May 1778.

66 ‘Journal of Oliver Boardman’, Connecticut Historical Society Collections, vii (1899), p. 235.

67 See BL, Auckland Papers, Add. MS 34,420, fo. 352, for the subsequent recollection of William Knox, who claimed to have suggested the approach to the french.

第三章　世界之战

在法美条约签订之前的很久，英国的大臣们就在为与法国和西班牙开战做着一定准备。在规模上，这场战争比与反叛的殖民地之间的战争要大得多。英国和波旁王朝及西班牙和法国在每一个帝国竞争地域，包括美洲、非洲和亚洲，都有可能发生冲突。英国在地中海的据点直布罗陀和米诺卡可能会被攻击，本土诸岛也可能会遭到入侵。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甚至考虑过彻底从殖民地退出，并将力量集中在与波旁王朝的对抗上。这样的行动可能会让国内团结起来。议会反对党和他们在国内的支持者，从一开始就对在北美发生的冲突不满。结束在叛乱殖民地的战争，可能会降低政府面临的内部压力。但实际他们并没有放弃在美国开战，诺斯勋爵及其同僚觉得对保皇派有一种持续的义务。英国大臣们习惯性地夸大了在美国的“政府的朋友”于帮助英军上的意愿和力度。不过，他们对保皇派抱有这种希望并不是没有根据的。1778年保皇派一度复兴，因为有不少美国人发现很难和他们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联合在一起。对于信奉新教和共和理论的美国人来说，信奉天主教和专制主义的法国人是一个很奇怪的盟友。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伦敦的大臣们认为，如果英国无法至少做到保住南方大陆，以便为西印度群岛供应食品和其他关键物资的话，那么，西印度群岛的糖业就会崩溃。1 然而，现在于美国的战争，即将成为一个范围更大、更为复杂的斗争的一部分，而对于诺斯勋爵内阁而言，美国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是这场新全球冲突中最为重要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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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大臣们很自然地开始寻找新朋友。2月，英国政府第二次接触俄罗斯的凯瑟琳大帝。然而，只有在诺斯勋爵及其同僚承诺一旦俄罗斯和土耳其发生战争英国会向其提供军事帮助的情况下，凯瑟琳大帝才有兴趣与英国结盟。很自然地，伦敦的大臣们害怕被拖入另一场冲突之中。2 于是，他们转向了普鲁士。普鲁士是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主要盟友。英—普轴心重新确立，这在1778年4月显得尤为有可能，当时普鲁士和奥地利正因为巴伐利亚王位继承问题上的争议走向战争的边缘。腓特烈大帝认为，与奥地利的冲突很容易就会升级为一场与法国之间的新战争。法国自从1756年以来一直都是奥地利的盟友，如果法国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对付普鲁士，那么，腓特烈大帝会寻求与他的英国朋友重叙旧好吗？或许是渴望重返上一次战争中的那种简单关系，英国媒体将大量的注意力放在了腓特烈大帝身上，似乎要重新点燃公众对这位普鲁士国王的热情。3但对于腓特烈大帝自己而言，当法国很清楚不会为了支持奥地利而卷入中欧战争的时候，与英国结盟的吸引力马上就消失殆尽了。这样一来，英国政府就只能在没有得到欧洲盟友的支持的情况下为一场范围更大的冲突做好准备了，本来它还指望这些欧洲盟友可以迫使法国将主要精力放在保卫自己在欧洲大陆上的利益之上的。

图3-1　亨利·克林顿爵士当年的一幅画像。在豪将军回到国内之后，他接过了北美英军的指挥权。

英国大臣们认为，如果说不打算放弃美国的话，他们也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继续这场战争了。1778年3月初，杰曼命令接替豪担任总司令的克林顿，从英军在纽约和新斯科舍的英军据点，在北美开展一场以海战为主的战斗。克林顿还被命令从费城撤出，并组织力量在南方开展一场战役。43月21 日，当法美结盟确认之后，杰曼发出了新的指令，强调在西印度群岛对法国作战，并增强佛罗里达的驻军力量，因为佛罗里达很可能马上就会遭到西班牙的进攻。5 向加勒比地区进军的逻辑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来，但几乎和七年战争中一样确定。英国政府认为，法属西印度群岛生产的蔗糖给法国提供了支撑着其战争机器的收入。如果这些法国岛屿上运出去的蔗糖可以减少甚至被阻断的话，法国的战争资金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法国政府就被迫要与英国政府进行谈判。杰曼对于克林顿应该安排其余军队做什么说得很清楚：放弃费城，将兵力集中在纽约。为了分化法美新联盟，卡莱尔伯爵带领一个和平谈判代表团，试图通过谈判的方式结束这场全球战争下美国部分的战事。

在任命和平谈判代表的同时，议会同意放弃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利——而征税是双方争执的起因所在。诺斯勋爵及其同僚依旧希望保住议会管理贸易的权利，他们依旧认为这种权利对于英国的利益来说至关重要。6 然而，卡莱尔伯爵不久就发现，与大陆会议进行谈判是不可能的。他带来的条款，或许在1775年会令美国人满意，但到了1778年情况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时，就无法令美国人满意了。许多大陆会议议员们在战争开始之前还对英国抱有的那种持续的好感，在三年的战争之后基本已经荡然无存了。因为已经流了太多的血，毁坏了太多的财产。正如一位弗吉尼亚绅士所说：“木已成舟，时局已定，要再与大不列颠和解并回到英国政府的怀抱已绝无可能了。”7 而且，现在美国人已经获得了新盟友法国的帮助，根本没有必要妥协了。现在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其他东西，只会接受英军从美利坚合众国的领土上完全撤离，并且英国要承认它已经完全独立了。由于作为和谈代表的卡莱尔伯爵并没有获得同意此种条件的任何授权，所以他根本没有被接见。大陆会议通过报纸将自己不接待任何和谈代表的立场公之于众。8

与此同时，克林顿决定，向加勒比和佛罗里达分兵的计划要推迟到他带领军队撤离费城并安全抵达纽约之后再执行。1778年6月，英军开始撤离费城，随行的还有大约3000 名保皇派人士，他们不愿意继续待在费城。考虑到希望跟随英军撤离的保皇派人士的数量庞大，克林顿认为，通过海上撤离是不可能的。而这么一支庞大的军队、难民加上行李在陆地上行进，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进程。仅是抵达离费城35 英里的阿伦镇（Allentown）就花了整整6 天的时间。华盛顿的军队在整个冬天都驻扎在宾夕法尼亚的福吉谷（Valley Forge）休整，当克林顿的军队穿越新泽西的时候他们开始了追击。刚刚通过交换而重新回到大陆军的查尔斯·李将军，不那么愿意袭击克林顿带着撤退的部队，但华盛顿感觉这是一个攻击暴露出来的敌人的好机会。6月28 日，在热浪之中，李带领美军的先锋部队在蒙莫斯法院（Monmouth Court House）附近与康华里带领的英军后防部队短兵相接。由于担心英军的主力部队会掉头来增援康华里，李没有继续进攻，而是决定撤退。华盛顿当时正带领其余的美军在前进，他接过指挥权，令军队做好对抗英军反击的准备。在两军分开之前，他成功打退了英军的几次进攻。双方都宣称获得了胜利。美国人认为自己获胜了，是因为他们打退了英军的反扑；而英国人认为自己获胜了，则是因为在他们比较虚弱的时候华盛顿并没有给他们造成很大的伤亡。6月29 日，克林顿的军队继续缓慢前进，在7月1 日抵达了桑迪胡克，并于5 天后抵达了纽约。

尽管克林顿自己事先并不知道他来得正是时候。7月11 日，法国干预的严峻性，在以下这个事实上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国海军上将埃斯坦伯爵率领16艘军舰抵达了纽约附近的海域。他的目标是直接将英军彻底击溃，并快速地终结这场战争。9 法国人曾经劝说西班牙人作为他们的盟友一起携手作战。毕竟，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一样，有很好的理由希望重新获得在七年战争中丧失的土地和荣誉。如果西班牙舰队和法国舰队合在一起的话，波旁王朝的战舰数量就超过了英国。但西班牙政府或许是因为担心如果帮助反叛的美国会给它自己在美洲的殖民地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所以在那个时候拒绝卷入这场战争。马德里的大臣们更倾向于等等看，看到底哪一方给他们的条件最佳。由于未能说服西班牙也来助阵，法国人要是在1778年春天决定再等一等也是合理的。在西班牙人不助阵的情况下，法国人取得成功的机会就大打折扣了，因为他们当时只有52 艘大型军舰，而英国则有66 艘。然而，法国政府却选择了大胆地行动。

埃斯坦伯爵是在4月份率领法国地中海舰队从土伦港（Toulon）出征的。英国海军上将和海军大臣桑威奇伯爵认为埃斯坦伯爵的目的是与法国的布雷斯特舰队汇合，然后再进入英吉利海峡。桑威奇伯爵对于皇家海军的首要职责是保卫国家免遭侵略这一点尤为在意，因此，在他确信埃斯坦伯爵是在穿越大西洋而不是与布雷斯特舰队汇合之前，不愿意给海军上将豪派增援部队。10 即使是那个时候，桑威奇伯爵也正确地认识到，英国的海军力量应集中在国内水域，而不是散布在全球各地。法国军队在布列塔尼（Brittany）和诺曼底大规模集结，似乎要准备入侵英国。1778年7月13 日，埃斯坦伯爵抵达北美两天后，布雷斯特舰队在海军上将德奥维利埃（d’Orvilliers）的率领下来到了怀特岛（Isle of Wight）海域。之后，法国舰队顺着英吉利海峡南下，去追击英国海军上将凯佩尔（Keppel）指挥的英国西部舰队。7月27 日，两支舰队在阿申特岛（Ushant）海域交战。这场战斗难分胜负，但法国舰队的表现足够好，动摇了英国人对自己海上优势的信心。根据一位海军军官的说法，“大家一致认为，在组成各种不同的战斗队形方面，没有哪支舰队能同法国舰队相比”。11

埃斯坦伯爵带领的法国舰队出现在纽约海域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场战争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那之前，在北美作战的英国军队没有必要真正地去担心自己背后的大西洋。虽然美国的武装民船偶尔也取得一点成功，但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的漫长的供应线基本还是安全的。英国皇家海军掌控着海上霸权，可以将英国军队运送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而法国人的介入改变了这一切。这条跨大西洋的供应线变得脆弱起来。克林顿在1778年11月抱怨说，自从他接过指挥权以来，他的军队至少发生了4 次“在三个星期内忍饥挨饿”的情况。12 由于担心补给跟不上，这毫无疑问妨碍了克林顿开展大规模的攻势。更为严重的是，被孤立起来的海岸线上的英军据点现在要遭受美军从陆地上和法军从海上开展的联合进攻。埃斯坦伯爵在7月中并没能在纽约成功地将英军一举击溃，但在那个月月末，他的舰队驶入了纳拉甘西特湾（Narragansett Bay），对驻扎在罗得岛纽波特的英军构成了威胁。

在纽约，华盛顿根本没有能力向埃斯坦伯爵提供支援。但在罗得岛，情况就不同了。8月初，美军在约翰·苏利文（John Sullivan）的指挥下在纽波特附近登陆。苏利文不久就集结了大约1 万名大陆军士兵和民兵。当法美准备联合发动进攻的时候，海军上将豪带着刚从英国抵达的增援舰队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罗得岛海域。埃斯坦伯爵出发去拦截英国舰队，但苏利文决定不等法国舰队掉头回来，而要在没有法国海军支援的情况下继续进攻。美国人对英国守军的进攻被打退了，由于遭受了挫败，民兵开始溃散。埃斯坦伯爵的舰队中有几艘战舰在与豪的舰队交战的时候受了伤，因此他不愿意再停留在罗得岛海域，而是往波士顿驶去。当美国人开始撤退的时候，英国驻军集结力量开始追击，但由于美军抵抗坚决，只好重新撤回来。不过苏利文可没有什么理由值得庆贺，将英军包围在纽波特并迫使他们投降的目标没有实现。许多美国人从本能上来说就觉得与他们之前的敌人合作心理上不舒服，于是立即着手指责他们的新盟友：“法国先生抛弃了……正处在困境中的我们。”在提及埃斯坦离开罗得岛去波士顿这个事情时，一位新英格兰人如此尖刻地说道。13

在了解到纽波特驻军的危险处境之后，克林顿立即开展了一次救援行动。9月1 日，他从纽约带来的4000 名士兵抵达了罗得岛外围。由于太晚了，不大可能追上苏利文了，于是克林顿决定扫荡新英格兰海岸线，甚至还计划在波士顿攻击法国舰队。克林顿知道不久就要分派很大一部分兵力去西印度群岛和佛罗里达，因此，他很想充分利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展开战斗。海军上将豪推翻了他的波士顿作战计划，这样，克林顿只好集中精力去吸引华盛顿的军队与他决一死战。但有英军进入新泽西还不足以让华盛顿愿意出来交战。印第安人和保皇派士兵对反叛各州边境地区的不断骚扰，给宾夕法尼亚和纽约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但一直到第二年，华盛顿才愿意分派一些士兵来抵御这种骚扰。而克林顿于11月被迫将他麾下的许多军队派往加勒比和佛罗里达之前也没有取得多大战果。而他在海岸线上进行的那些破坏性的扫荡行动反而让美国人更加增长了敌对情绪。尽管克林顿抱怨说他的军队实际上被分解了，失去这么多士兵，“很难在未来有什么大力作战的能力了”，14 但他还是服从了杰曼之前提出的要求，将战争的焦点放到了南方去。他决定派3000 名士兵，由阿奇博尔德·坎贝尔中校带领，去夺取佐治亚。坎贝尔在1778年12月末抵达了泰碧岛（Tybee Island），离萨瓦纳（Savannah）仅有15 英里。那里的美军在象征性地抵抗一阵之后就从萨瓦纳撤离了，这样英军就在那一年的最后几天占领了萨瓦纳。

这个时候，英军和法军的第一次冲突已经在加勒比地区发生了。法国人主动出击，在1778年9月进攻了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岛在七年战争结束之前一直都是法国的。它的防御很薄弱，马上就陷落了。从克林顿麾下分出来的士兵在12月抵达了西印度群岛，并立即开始在圣卢西亚（St. Lucia）登陆，这是杰曼在春天确定的目标。此时，埃斯坦伯爵已经在马丁尼克（Martinique）的罗约尔堡（Fort Royal）海军基地了。几天之后，他派了一支很强大的法军开赴圣卢西亚。12月18 日，法军试图将入侵的英军击退。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英军展现了在美国战争中取得的长足进步。英国轻步兵持续不断地向法国的前锋部队开火，根据一位参与作战的英军士兵的说法，参与进攻的法国士兵一下子就“被打蒙”了。15 法军三次试图抢占英军的防御阵地，但每次都被打退了，伤亡惨重。此战，法军总共有1500 名士兵阵亡或受伤，这相当于他们战力的30%。按照一位研究这场战争的著名历史学家的说法，法军在那一天的失败可以称作是“加勒比地区的邦克山战役”。1612月29 日，法军从海上撤退，30 日，多米尼加总督正式向英军指挥官詹姆斯·格兰特将军投降。

如果说英国和法国在1778年的西印度群岛战争中互有胜负的话，那么，英军在那一年蔓延到印度的战争的第一回合中则取得了明显的胜利。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身兼军事和领土强权，以及贸易实体多重身份——已经开始与印度诸王联合在一起组成的马拉地帝国（Maratha confederacy，1674～1818）战斗了。东印度公司投入了该公司的孟买军队，最后还投入了孟加拉主力军队的大部分兵力。那场战斗一直持续到1782年5月。不过，东印度公司虽然要进行这种重大的战斗，但看起来它也似乎很愿意同时与法国人展开另一场战争。东印度公司的军队迅速占领了法国的贸易据点，这些据点中的大部分防御都非常薄弱。防御最强大的据点本地治里（Pondicherry），则只能通过围城的方式来解决了。让围困它的英军指挥官由衷佩服的是，这个据点居然一直坚持了77 天之久。17但到了1778年10月末，法国在印度只剩下位于马力巴（Malibar）海岸线上的马埃岛（Mahé）这一个据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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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这场更大范围的战争的第一阶段，英国获得了比预期更为有利的形势的话，那么1779年对于英国而言则是困难得多的一年。西班牙在4月与法国签署了一份友好条约，而且，两个月之后加入了战争。西班牙在支持美国叛军上的疑虑一直还在，因此它不可能与美利坚合众国结成联盟。但是西班牙的介入，使得英国在北美取胜的希望比当初法国开始介入的时候变得更为渺茫了。或许，英国政府拒绝通过放弃直布罗陀或者米诺卡来让西班牙保持中立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法国人更愿意妥协。虽然韦尔热讷伯爵抱怨说“西班牙的眼光和野心很大”，但他却答应了西班牙提出的要求：帮助西班牙夺取直布罗陀、米诺卡和西班牙在美洲失去的土地。18

在北美，1779年1月，坎贝尔中校率领的军队巩固了他们对佐治亚的控制。“我把美国叛乱旗帜上的一块条纹和一颗星星给拿掉了。”坎贝尔这样不无道理地夸口说。193月，该地恢复了平民政府，奥古斯丁·普雷沃斯特准将从东佛罗里达过来与坎贝尔会师之后，接过了佐治亚那支小规模英军的指挥权。他认为，除非异见分子无法从邻近的南卡罗来纳得到支持，否则新成立的皇家政府不可能稳固地存续下去。因此，在普雷沃斯特看来，对南卡罗来纳进行进攻是必需的。他此前已经派一支分遣队到了博福特（Beaufort），但2月3 日这支军队被要求撤回来。3月，普雷沃斯特进入南卡罗来纳，并在布莱尔小溪（Briar Creek）击败了美军。当地美军指挥官本杰明·林肯并没有因为普雷沃斯特的胜利而退缩，他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因此他在4月末进入佐治亚，而普雷沃斯特也没有退缩，而是继续进军。看起来每一方都试图压制对方，让对方放弃进攻，转而对自己的领地进行防御。普雷沃斯特抵达了查尔斯顿，而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州长约翰·拉特里奇则准备投降，条件是在这场战争的剩下时间中南卡罗来纳能够被宣布为中立州。但普雷沃斯特要求其无条件投降。最后，这位英国将军没有见好就收，反而等来了对自己不利的局面：林肯往北向查尔斯顿进军的消息迫使普雷沃斯特在5月12 日取消了围城行动。

同月，克林顿派了一支部队到弗吉尼亚去，为普雷沃斯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英军摧毁了他们看到的任何商店和船只，希望这样可以阻止弗吉尼亚为林肯的南方军提供补给。他们或许还希望能够困住当地军事力量，阻止他们向南进军去对抗普雷沃斯特。但是当地的抵抗非常有限，这让英国士兵们认为当地的老百姓对英军的存在是欢迎的。20 指挥海军力量为陆军行动提供支援的乔治·科利尔爵士（Sir George Collier），甚至考虑停下来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但陆军指挥官爱德华·马修（Edward Mathew）少将则坚持遵守克林顿的指令，在破坏工作做完之后立即离开了。5月24 日，这支英军回到了纽约。这一次出征行动表明，即使是法国已经介入了，皇家海军还是可以为英国陆军提供很大的机动性。但是，这场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了这一点，在法国海军从西印度群岛北上来为在佐治亚的美军提供支援的时候马上就又被凸显出来了。

普雷沃斯特费了不少力气让自己的军队从查尔斯顿的外围撤离。6月，他的军队在斯多诺渡口（Stono Ferry）击退了林肯军队发动的一次进攻。为了防止英军对南卡罗来纳发动新的进攻，美国人请求法国人帮助。埃斯坦伯爵在9月1 日抵达了佐治亚海域。他派了5000 名法国士兵登陆，来帮助林肯占领萨瓦纳，但糟糕的天气减缓了联军围城准备工作的速度，让英国驻军有时间增强他们的防御工事。普雷沃斯特拒绝投降，埃斯坦伯爵的围城大炮开始对这个小镇进行了连续三天的轰炸。法国工程兵认为，英国工事非常坚固，因此必须长时间围城作战。但是埃斯坦伯爵考虑到海军士兵生病的人越来越多，以及恶劣的天气给战舰带来的损害，认为必须派陆军对萨瓦纳进行强攻。他的军官们警告他说，这样一种进攻的代价是很高昂的，但埃斯坦伯爵不听。在这场不成功的攻城战中，大约有900名法国和美国士兵战死或受伤，而普雷沃斯特方只有54 名士兵战死。10月18 日，法美联军取消了围城战。21

1778年8月，在纽波特，法军和美军没有将他们联盟的威力发挥出来。现在，在萨瓦纳，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后，他们再一次未能给一支暴露在他们的攻击之下的英国驻军造成致命打击。纽波特战役之后，海军上将詹姆斯·甘比（James Gambier）曾写道：“美国人和法国人相互之间都看不起，相互之间都充满敌意。”22但在萨瓦纳之战后，克林顿不觉得有什么值得幸灾乐祸的，因为他太清楚这一点了：法国人和美国人迟早能够进行更有效的协作。他对法国海军和美国陆军之间的协同作战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萨瓦纳保住了，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但同样也值得反思。不久之后，克林顿命令纽波特的驻军回到纽约。

1779年，北方的战事没有按照克林顿的计划发展。他一次又一次试图迫使华盛顿与他开展一场阵地战，但这种企图一次又一次地落了空。华盛顿派了一部分大陆军去进攻在1778年骚扰殖民地边境的原住民。带领这支美军的苏利文在8月和9月进行了严厉的报复行为。首先是将印第安人一直驱赶到英军在尼亚加拉的据点那里去，之后又毁坏了他们在莫霍克河谷的土地。但华盛顿不愿意把他的主力部队从新泽西带出来与克林顿率领的英军主力交战。从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进发的一支英军在6月占领了位于今天缅因州的佩诺布斯科特（Penobscot），英军这么做的目的至少部分是想牵制大陆军主力部队的一部分力量。但此地太偏僻了，华盛顿根本不以为意。他在7月份安排了马萨诸塞的军队来驱逐英军，但失败了。

华盛顿甚至在英军更接近他的基地之时也拒绝被英军牵着鼻子走。6月，当佩诺布斯科特陷落到了英军手中的时候，克林顿一直沿着哈德逊河往上游进军，威胁到了华盛顿与新英格兰之间的联络。克林顿的意图是以这种方式将这位美国将军从新泽西引诱出来，但没能将他的对手从其防御基地中诱出。之后，他派了一支军队去扫荡康涅狄格的海岸线地区，希望以此来激将华盛顿出兵。纽黑文、费尔菲尔德（Fairfield）和诺沃克（Norwalk）都相继被英军付之一炬。然而，这位美国将军并没有如克林顿所期望的那样向新英格兰进发，反而带领军队开始攻击克林顿不久之前刚夺取的位于哈德逊河边上的军事堡垒。克林顿将部队从康涅狄格召回来并往北进发去与华盛顿交锋之时，叛军却又撤退了。美国这只军鼠，依旧躲着英国这只军猫。23

由于无法迫使华盛顿与他发生正面的阵地战，克林顿变得越来越沮丧。8月份他提出要辞职返回国内，英国政府拒绝了，但这么决定或许是错误的。克林顿对于自己必须以比他前任更少的军队来勉力支撑目前局面已经很不满意了，而且，他对于可能被法美联军击败很是焦虑，这使得他已经不再是一位最理想的指挥官了。24 当他知道在佛罗里达的英军（他在1778年从他的主力部队中分出一部分兵力去巩固佛罗里达的防御）过于脆弱，根本无法抵挡西班牙的进攻时，他的心情肯定无法好起来。重新夺回佛罗里达是西班牙政府的优先目标。而且，一得到西班牙参战的消息，路易斯安那的总督伯纳多·德·加尔韦斯，在得到来自古巴的西班牙军队的增援之后，就对西佛罗里达英军基地展开了快速进攻。9月，加尔韦斯通过突袭的方式占领了在曼查克（Manchac）、巴吞鲁日（Baton Rouge）和纳切兹（Natchez）的英军据点。25

在加勒比地区，法军在西班牙参战之前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一直坚守圣卢西亚的格兰特不大愿意将兵力分派出去，这意味着大部分防守薄弱的英国岛屿很容易遭受攻击。圣文森特（St Vincent）在6月陷入了法国人之手，格林纳达则是在7月陷入法国人之手。对英国人而言，西班牙的介入使得情况变得明显恶化了。英国最大和最重要的岛屿牙买加进一步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了。8月，牙买加“每天在等待”突袭的到来。26 总督约翰·达林不愿意对着波旁军队的进攻坐以待毙。他决定主动出击。早在5月末的时候，他就恳求杰曼允许他进攻并吞并海地岛。279月，他派了一支军队对伯利兹（Belize）的英国居民提供支援，并夺取了巴卡拉尔（Bacalar）的西班牙基地。但在牙买加军队抵达之前，西班牙人已经在9月15 日占领了在圣乔治礁（St George’s Cay）的英军基地。于是牙买加军队转而去进攻西班牙军事堡垒奥莫阿（Omoa），这个地方属于现在的洪都拉斯。在当地英国居民和土著居民的帮助下，奥莫阿在10月20 日被攻陷。但这支新到来的英国军队在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得不放弃这个据点返回了牙买加，因为士兵们生病了，这使得他们无法继续驻守在那里。

西属中美洲并不是唯一一个新的战场，战争甚至延续到了西非。在那里，各个欧洲强权均建立了武装据点，它们在这些据点购买奴隶并把奴隶贩运到加勒比和美洲的种植园去。1779年1月，一支法国远征军占领了塞内加尔的圣路易斯。第二个月，英军在詹姆斯岛的基地也被迫投降。往南，一艘法国军舰在5月进攻了位于黄金海岸的瑟康迪（Secondi）的英军基地，给这个基地造成了重创。当年晚些时候，英军占领了位于戈里（Gorée）的一个已经被法军放弃的军事堡垒，这个地方位于冈比亚河河口附近，但这个收获，完全无法弥补英国在奴隶贸易上遭受的损失。占领戈里的英国海军是从赶赴印度的一支英军中分出来的一支兵力。在印度次大陆，法国唯一剩下的位于马埃岛的据点在1779年3月陷落了。英军如果让法国保留这个据点可能会更加明智一些，因为迈索尔的海德·阿里认为马埃岛是处在他的保护之下的。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和他儿子蒂普成了英军最为强大的对手，同时也是法国最为牢固的盟友。

欧洲也陷入了大规模的军事和海军行动之中。西班牙参战伊始，就封锁了直布罗陀。直布罗陀的英军据点防御坚固，易守难攻。但在8月末，直布罗陀总督乔治·奥古斯都·艾略特汇报补给已经不多了。28救援船队直到第二年的1月才抵达。然而，从英国的角度而言，最为重要的一个发展是，法国和西班牙海军联合起来了，对英格兰本土构成了严重的威胁。1778年，法国佯装准备登陆英格兰本土，以便阻止英国军舰尾随穿越大西洋开赴北美的埃斯坦伯爵的舰队。1779年，法国和西班牙已经不再是在虚晃一枪了。作为参战的一个条件，西班牙坚持开展一次联合行动，以便迫使英国政府屈服。8月16 日，法西联合舰队大概有66 艘主力战舰来到了普利茅斯港海域。而海军上将哈代（Hardy）指挥的英国英吉利海峡舰队只有区区39 艘战舰，而且还部署在离那里比较远的西部海域——之所以布置在那里，是为了防止敌人从爱尔兰登陆。

英国人担心敌人在爱尔兰登陆是有道理的。当地以天主教居民为主，天主教领袖们倒是表示会忠于英国国王，但许多新教徒则担心，如果法国和西班牙在爱尔兰登陆的话，可能会激起当地的天主教农民群体趁机起义。对于四面受敌的诺斯勋爵内阁而言，爱尔兰的新教徒本身也不是那么可靠，特别是那些在阿尔斯特（Ulster）的长老会教徒（Presbyterians）更是如此。当法国参战之后，那里的新教徒成立了一些志愿者组织。表面上这些组织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震慑天主教徒并帮助国家抵抗侵略，但不久它们就有了政治诉求。他们与都柏林议会的爱国者反对派联合起来，先是在贸易问题上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继而又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的宪法关系这个问题上施加压力。29 正如爱尔兰总督所写的：“狮子挣开了链子到处游荡，尽管它俯首帖耳地摇着尾巴，但它那尖利的牙齿仍是很危险的。”30 所以，哈代的军舰被部署在爱尔兰海域以便防备法西联合舰队在爱尔兰登陆作战，就毫不奇怪了。

当哈代意识到敌人并没有开赴爱尔兰而是进入了英吉利海峡的时候时，由于风力太强了，他的舰队无法启航赶来与法西联合舰队交战。这样法西联合舰队就得以停留在普利茅斯海域。在陆地上，英国人在为抵抗入侵而紧张地准备着。普利茅斯地方长官组织人们加强防御工事，而一位海军军官甚至考虑过将武器分发给当地的锡矿工人，尽管他觉得他们“是一群无法无纪、不受任何管束的人，武器一旦在他们手中，他们就可能会带来最大的混乱”。31 在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整个海岸线上，当地志愿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根据一位民兵军官的说法，几乎每一个村庄都组织了一个连的兵力。32 哈代因为无法用他的舰队保卫这个国家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按照一位反对派议员的说法，“英国海军的怯战，在欧洲的海军系统中是一种革命”。）33 但是，即便哈代的舰队与法西舰队交战，英国肯定也很难取胜。幸好，法西之间发生了不和，而疾病也损害了他们的战斗力。9月末，西班牙无敌舰队离开了。但是至少在非常关键的几个星期的时间内，皇家海军实际上失去了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敌人的入侵在那几个星期内看起来真是有可能发生的。34

到了1779年年末，诺斯勋爵内阁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这部分是因为英国在夏天差一点遭遇敌人的登陆入侵。在最严峻的时候，这场危机不仅差一点将诺斯勋爵及其同僚赶下台，甚至也威胁到了18 世纪所有英国政府都赖以生存的整个政治体系。在战争中鲜有胜绩、税很高（却明显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对公共资金可能被滥用的忧虑，以及部分由于政府高息借款而引发的信贷危机，这一切混合在一起，引发了极大的不满情绪。12月，约克郡的地主们组成了一个联合会，要求压减公共开支，要求下议院更具有独立性，以便让它可以对内阁形成制衡。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英格兰所有的郡县都效仿约克郡，许多城市都开始提出一套自己的政治改革主张。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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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彼岸，克林顿由于无法在北方与华盛顿开展一次决战，最终决定将力量集中在南方战场。1779年12月26 日，他率领7600 名士兵坐船开赴南卡罗来纳。他的目标是回到查尔斯顿，1776年夏天英军曾在这里吃了败仗。但是，当普雷沃斯特在1779年早期对查尔斯顿开展进攻的时候，查尔斯顿显得特别脆弱。1780年1月，英军抵达了萨瓦纳附近的泰碧岛。在寒冷的冬季风暴中进行了一次艰难长途跋涉的英军在那里就地休息，并对军舰进行维修。2月10 日，英军坐船往北向查尔斯顿进发，并在第二天抵达了离该市30 英里远的北埃迪斯托岛（North Edisto Inlet）。林肯指挥的美国防御部队紧张地等候着这股从北方过来的英军增援力量。克林顿稳步地向该市推进，并在3月初占领了海港南岸地带。在接下来的那个月的开始阶段，英军开始在查尔斯顿北部挖攻城壕沟。当一支英军分遣队在几天后占领了蒙克角（Monck’s Corner）的时候，林肯的军队基本上被完全围困了。4月21 日，当他意识到自己处在完全没有指望的局势之中之后，林肯决定投降，但条件是他的军队能够和平离开，而不是成为战俘。克林顿拒绝了。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中，英军继续围城并对城里进行了密集轰炸，林肯最后在5月12 日投降。

当攻陷查尔斯顿的消息抵达伦敦的时候，诺斯勋爵内阁面临的压力明显减轻了。在此前的几个月中，改革的呼声一路高涨，诺斯勋爵自己则在3月被迫同意成立一个皇家委员会来检查公共开支。在克林顿夺取查尔斯顿的消息抵达英格兰之前，改革的呼声已经开始减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反天主教的戈登暴乱（Gordon Riots）在1780年6月震动了整个伦敦。当发现首都出现了严重的混乱之后，绅士阶层中的许多人失去了改革的热情。但是查尔斯顿被英军占领的消息进一步巩固了内阁的地位，因为当时有关这次胜利所带来的被夸张的后果广为流传。根据一位伦敦牧师约翰·吉本斯（John Gibbons）的记载，查尔斯顿这座南方城市的陷落，使得“整个北美”都服从了英国统治。36 那一年年末，乔治·萨维尔爵士（Sir George Savile），一位主要的反对党政治家，认为公众对于任何形式的议会改革都失去了兴趣。37

如果说诺斯勋爵因为英军在南卡罗来纳的胜利而压力减轻了的话，克林顿自己则可谓欣喜若狂。甚至，连西佛罗里达的莫比尔（Mobile）陷落的消息，也没有影响他欢快的心情。克林顿对莫比尔的英军指挥官的回复基本上没有表露出什么安慰和同情，而是大作周章地描述了自己在查尔斯顿取得的胜利。当然，这位英军总司令有理由感到高兴。他的军队占领了南方的这座主要城市，而且还俘虏了2500 名大陆军士兵。在之后的日子里，当地人蜂拥而来表示他们的忠诚。5月29 日，巴纳斯特·塔尔顿中校带领的一支英军在沃克斯华（Waxhaws）击退了大陆军，这强化了人们的这种印象：整个南卡罗来纳马上就要回到英国人手中了。但即使在这种乐观时刻，克林顿对于法国人的担忧依旧对其有着巨大的影响。6月8 日，他带着4000 名士兵坐船回到纽约，目的便是去强化纽约的防御（他觉得纽约的防御变弱了）。

克林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在罗尚博伯爵的带领下，一支法国远征军正赶赴北美。7月，这支法军在罗得岛的纽波特登陆。38 克林顿担心，法军会和华盛顿会合，这样他们就有力量攻击纽约了。美军总司令华盛顿确实很想和罗尚博伯爵一起联合作战，但是法军不愿意。罗尚博伯爵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向法国舰队提供支援，而不是对华盛顿的大陆军提供支援。因此，这支法军只是待在罗得岛无所事事。克林顿依旧受着查尔斯顿胜利的鼓舞，一时间抛开了他一贯的谨慎，考虑对新法军基地展开进攻。但当华盛顿对纽约市的外围防御圈构成威胁时，英军进攻法军基地的想法就被抛诸脑后了。9月，年富力强的英国海军上将罗德尼带领的海军援军抵达了，这是另一个攻击法军的好机会，但此时克林顿却认为纽波特的防御过于强大，不能冒险进攻，相反，他希望占领哈德逊河边上的主要美军据点，因为这些据点控制着新泽西和新英格兰之间的通讯联络。西点的指挥官本尼迪克特·阿诺德已经和英军开始谈判，要将西点交给英军。阿诺德这么做的动机很复杂。他负债累累，毫无疑问，这使得英军作出的给他一大笔钱的许诺变得格外诱人，但他同时也强烈反对与法国人结盟，而且他夫人一家都有保皇派倾向。不论原因为何，他的叛变行为被发现了：美军意外抓住了约翰·安德烈，他随身携带了暴露阿诺德的文件。之后阿诺德逃到英军中，而美军以间谍身份处死了不幸的安德烈。39

当克林顿在6月初坐船回到纽约的时候，康华里被留下来指挥南方战事。尽管军队数量减少了，但他属下的军官都依旧信心满满。一位军官6月10 日在卡姆登（Camden）写道：“整个州都被彻底征服了。”40 但英军的乐观情绪马上就受到了南卡罗来纳偏远地区重新兴起的抵抗活动的打击。向南卡罗来纳内陆地区进军的英军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在1776年末在新泽西的所作所为同样恶劣。至少在一位历史学家看来，他们的残暴和放肆激起当地人进行武装反抗。41 或许更应该受到指责的是新成立的保皇派民兵，在这支民兵队伍中的许多人都急于清算旧账。但是，即使英军和民兵的行为举止无可挑剔，问题几乎注定还是会出现，因为英军那个时候挺进的地区已经由于在前几个月需要给查尔斯顿的大陆军提供食物而变得食物匮乏了。因此当地人自然会对英军在那里的搜刮行为进行抵制。有关南卡罗来纳人不久就要被强迫参加黑森军的谣言也大肆盛行。42 克林顿试图让美国人选边站的做法也不利于平息事态。就在他出发北去之前，他命令取消那些投降的叛乱民兵的缓刑。从6月20 日起这些人必须宣誓效忠英王——消极的默认是不够的——否则就被认为是英国公开的敌人。根据一位英军军官7月7 日在卡姆登所做的记载，结果是“这些人中十人有九人被判定为是反叛分子”。43 最为重要的是，内陆地带的反叛行动得到了北卡罗来纳的支持。正如另外一位英军军官早在6月16 日就写到的，驻扎在邻州的美军“震慑着很大一大片的地方，并使反叛之火继续燃烧”。44

取得萨拉托加大捷的霍雷肖·盖茨带领美军将要抵达的消息，无疑也进一步激发南卡罗来纳人起来反抗。但是，即使康华里在8月16 日在卡姆登以少胜多大败盖茨，英军也无法让南卡罗来纳消停下来。康华里抱怨说，内陆地带的大部分地方对他取得的胜利一无所知，“任何敢于提到这场胜利的人，都会立即受到死亡的威胁”。45 更可能的情况是，有关更多的美军正在开赴南卡罗来纳的消息是当地人继续抵抗的原因所在。康华里认为，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向北卡罗来纳进军。康华里的逻辑是，除非南卡罗来纳得不到其邻居的物质及精神支持，否则，别想让南卡罗来纳恢复正常秩序。他也受到了北卡罗来纳有许多保皇派人士这一情况的鼓舞，这些人对英军的帮助可能比南卡罗来纳的“政府之友”更为坚决有力。

康华里在9月开始向北卡罗来纳进军，次月他停止进军，因为10月7 日他带领的一支主要由保皇派当地人和民兵组成的分遣队在国王山（King’s Mountain）被摧毁了。在这场战斗之后，南方战场变得尤为残酷。根据一位保皇派军官的记录，叛乱分子“假模假样”地进行了审判，并处死了好几名俘虏。46 克林顿派亚历山大·莱斯利（Alexander Leslie）少将带领一支军队到弗吉尼亚去，向康华里提供支援。他们破坏物资供应，并牵制了一些本可能对北卡罗来纳进行增援的美军。在国王山战役之后，莱斯利的军队被命令往南与康华里会合。入侵北卡罗来纳的计划被放弃了，至少暂时如此。康华里人数不多的军队退回了南卡罗来纳的温斯伯洛（Winnsboro），住进了冬季营房。英军马上就发现，和1776年冬至1777年初在新泽西一样，他们不断受到同样的骚扰。内陆地带的战争看起来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暴力和破坏之中。美军南方战区新任司令官纳撒内尔·格林在12月末写道：“这个地方很大部分都已经被夷为平地了，而且极有可能退化成一片荒漠。”47 因此，康华里急于尽快恢复向北卡罗来纳的进军行动就毫不奇怪了。

对于北美地区之外的英军而言，1780年也是好坏参半的一年。杰曼认为西班牙是敌方联盟中的薄弱环节。他制订了野心勃勃的在太平洋上进攻西班牙帝国的计划，从印度往西并从中美洲往东夹击西班牙。1762年马尼拉的陷落基本上将西班牙排除出七年战争了。杰曼似乎希望给西班牙一个会带来同样效果的类似的打击。牙买加被派驻了更多的军队，以便执行这个计划中的中美洲部分的行动。但是，在这些援军抵达之前，约翰·达林或许是由于特别急于抢夺西班牙的战利品，所以派了另外一支军队到中美洲大陆地区去。他的目标是控制圣胡安河（San Juan River），并控制通往太平洋的一个通道。一旦抵达西岸，就可以在那里建立军事堡垒，并从那里对太平洋沿岸以及内陆地区开展掠夺式的攻击。史蒂芬·肯布尔（Stephen Kemble）中校带领的英军，在4月29 日占领了位于尼加拉瓜湖岸附近的圣胡安城堡（San Juan Castle）。但是，正如1779年在奥莫阿一样，热带环境成了西班牙人最为有力的武器。疾病削弱了肯布尔的军队，使得他们不可能再开展进一步的行动了。当他们退回到加勒比海岸的时候，西班牙人基本不费吹灰之力就从肯布尔留下的一小支英国守军手中夺回了圣胡安城堡。48

在加勒比地区，海军上将罗德尼在4月和5月与法国舰队交战。但在6月，他未能成功拦截一支将1 万名士兵送到哈瓦那的西班牙舰队。西班牙舰队上正在流行的疾病，意味着这支西班牙的援军亦无力进攻牙买加或者任何其他英属岛屿。这样的疾病环境同样意味着英军大部分情况下只能休养生息。接替格兰特担任当地英军司令官的约翰·沃恩曾设想在3月份占领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但他的军队变得非常虚弱，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这座岛上的疾病几乎摧毁了从美国转移到这里的为数不多的军队，”一位军官7月份在圣卢西亚这样写道，“新招募的士兵也很快都病倒了。”49 仅圣卢西亚一个地方，就有568 名英军士兵在为期3个月的夏季中死去。9月，沃恩报告说，疾病带来的“大量士兵死亡，只能让人放弃开展积极作战的任何希望”。他甚至怀疑他的军队是否有足够的战斗力守住他们应坚守的阵地。50

英军在印度的情况几乎一样危险。1780年7月，迈索尔的海德·阿里开始了他计划了很长时间的进攻。这次进攻是为了对英军夺取法国在马埃岛的据点进行报复。海德的大军进入了卡纳提克地区（Carnatic），包围了阿尔果德（Arcot）。

英军迎头赶上来抗击海德，但9月，威廉·贝利（William Baillie）中校率领的一支近4000 名士兵的军队，在波利勒（Pollilur）遭遇了彻底的惨败。根据一位东印度公司军官的说法，“这是英军在印度遭遇的最惨痛的失败”。51 英军主力急匆匆地撤退到了 马德拉斯（Madras）注9。如果法军愿意在这个时候介入的话，马德拉斯可能也已经陷落了。 法兰西岛（Isle de France）注10的法国总督已经开始和海德进行谈判，而且法国舰队也随时可以帮忙，因为法国政府在1778年12月已经向法兰西岛和 波旁岛（Isle de Bourbon）注11增派了战舰。不过，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当地的法军指挥官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投入战斗。因此，错过了这个在南印度给英军致命打击的绝佳机会。

到了1780年年末，英国政府应该已经意识到战事有一些不利。在北美，由占领查尔斯顿所点燃的希望，基本上被南卡罗来纳随后陷入的无政府状态浇灭了。在北方战场，克林顿依旧无法让华盛顿与他决一死战，而法国远征军的到来，使得纽约遭到进攻的危险更大了。早期虽然在中美洲取得一些成功，但不久就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而遭遇了失败。而在加勒比地区，疾病也限制了英军进行主动出击的能力。在1779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之后，西非于1780年一直很安静，但在南印度，英军似乎处境不妙。大臣们未能在年初的时候成功阻止西班牙和法国的结盟。当英国很清楚不会放弃直布罗陀的时候，英国与西班牙的秘密谈判就破裂了。不过，让人惊奇的是，英国大臣们选择在他们的敌人名单上再增加一位——他们对荷兰共和国宣战了。

图3-2　当时一幅描绘海德·阿里在波利勒击败英军威廉·贝利中校的印度画作。

诺斯勋爵内阁对荷兰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特别是对荷兰通过加勒比海岛的圣尤斯特歇斯岛（St Eustatius）与美国之间进行的贸易，心怀不满。而荷兰人则对皇家海军重新开始拦截并搜查荷兰商船很愤怒。皇家海军这样做违反了1674年缔结的一项条约，这项条约允许中立船只运送任何交战国拥有或运输目的地是交战国的任何物品（一些范围作了严格限定的违禁品除外）。当法国卷入冲突的时候，英国的焦虑感加剧了。伦敦的大臣们认为，法国的战争活动得到了波罗的海海军物资的支撑，这些物资是通过荷兰船只运送到法国港口的。皇家海军扣押荷兰船只的行为冒犯了其他中立国家，特别是俄罗斯。1780年2月，凯瑟琳大帝决定成立一个武装中立国联盟，这个联盟将为所有中立船运公司的权利提供保护，必要的时候会使用武力。52 如果荷兰加入这个联盟的话，在俄罗斯保护之下它就可以将更多的海军物资运送给波旁王朝。英国的一位大臣甚至担心荷兰会承担起运输法国和西班牙所需的全部海上物资的任务，这样就使得这两个波旁王朝的政府可以将他们几乎所有的海员都投入到海军之中去。53

因此，在1780年12月，英国政府借口发现了荷兰马上就要和美国签订商业条约的证据对荷兰宣战。就诺斯勋爵内阁及其同僚所设想的阻止荷兰获得俄国保护这一目的而言，他们的计划成功了。只要荷兰成为交战国，凯瑟琳大帝是不会来帮忙的。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英国大臣们出现了严重的误判。他们接受了英国驻海牙大使约瑟夫·约克的观点，认为对荷兰开战并取胜会强化亲英的在荷兰执政的奥兰治王室的力量，并削弱爱国党（Patriot Party）内反对他的亲法派人士的势力。事实正好相反。奥兰治政权被严重削弱了，荷兰被赶向了法国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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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1年，北美战争的决定性的一年，华盛顿开局却很糟糕。1月，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军队中的哗变事件，使得大陆军根本无法展开任何攻势。法国甚至考虑将他们的远征军从纽波特撤出。前景看起来是如此的暗淡。当时，大陆会议代表们担心俄国和奥地利可能会强迫他们接受和平妥协，这种安排意味着英国可以保有它在北美占领的那些土地。54 大陆会议代表们，如果知道韦尔热讷伯爵在最糟糕的局面发生的情况下愿意接受这种妥协，他们会更为忧心忡忡。55 但1781年早期并不仅仅只有美国人才对未来感到担忧。克林顿一直担心法美联军会威胁他在纽约的总部，而法国海军增援力量正跨越大西洋赶来，这更让他焦虑不堪了。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一直要求康华里从南边派兵过来，以便一旦遭到攻击，北方的英军可以更有把握地将敌人打退。在更往南的地方，在西佛罗里达，加尔韦斯继续抢占英军据点，并在5月占领了英军最后的军事要塞彭萨科拉（Pensacola）。56

但决定这场战争的北美战事最终结局的，是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1月初，康华里离开温斯伯洛，开赴北卡罗来纳。他带领的军队人数很少，但他预计不久就会得到莱斯利的军队的增援。同时，一支英军也从查尔斯顿出发，在恐怖角河（Cape Fear River）的威明顿（Wilmington）建立了一个基地，在那里，英军可以为康华里的军队搜集补给物资。英军不久就遭遇了一个重大挫败。1月17 日，塔尔顿带领的英军，在考彭斯（Cowpens）被丹尼尔·摩根带领的大陆军和民兵打得惨败。塔尔顿对美军仓促展开了进攻，但败在了摩根更熟练的战场战术之下。57 英军的这一场失败带来的打击，至少和去年秋天在国王山的那次失败一样。不过，这一次，康华里拒绝撤退到南卡罗来纳去；相反，他决定继续推进，追击美军。摩根带来的美军分部以及格林率领的美军主力成功地躲开了他，而且在2月13 日渡过丹河（Dan River）进入了弗吉尼亚。在高强度的急行军之后，康华里的军队疲惫不堪，无法继续追击美军了。康华里命令军队回到希尔斯伯勒（Hillsborough），并要求北卡罗来纳的保皇派过来增援。当地“政府之友”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来增援的任何意愿，在约翰·派尔（John Pyle）上校带领的一支向希尔斯伯勒进发的保皇派组成的队伍被美国骑兵冲击得支零破碎之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得到格林已经重新渡过丹河来到北卡罗来纳的消息之后，康华里立即离开了希尔斯伯勒，去迎击美军。格林终于在3月15 日在吉尔福德法院（Guilford Court House）与康华里开战。58 康华里的人数与格林的人数相比还不到一比二，但还是决定进行进攻。美军可以进行纵深抵御，然后再伺机反攻。最后格林撤出了战斗。但是，如果说这是一场英国的胜利的话，那么，它也是一场再典型不过的 皮洛士式的胜利注12。康华里的军队规模本来就小，但战力损耗却是格林的两倍。正如一位英国军官在很大程度上轻描淡写所说的，英国人或许胜利了，但“没有从这场胜利中获得任何显著的优势”。59 当康华里再一次号召当地保皇派来助阵的时候，没有一个鬼影来。忠于王室的当地人几乎没有加入到这么明显脆弱的英军中来的任何意愿。康华里别无选择，只好步履蹒跚地退回到威明顿英军据点中去。

同时，格林决定向南卡罗来纳进军，那里只有罗顿勋爵率领的少量英军和保皇派民兵守卫。格林的逻辑很简单：康华里要么放弃南卡罗来纳的英军据点，要么“必须赶回来救援”。60 格林认为，不论是哪种情况，他的军队都可以夺走英军的所有胜利果实。康华里等着看南方到底会发生什么，他更倾向于从威明顿往弗吉尼亚进军。正如在1779年和1780年一样，克林顿派了一支英军到切萨皮克去，以便对南方军队提供支持。由于对获得北卡罗来纳当地保皇派的支持不抱希望了，康华里想与弗吉尼亚的英军会合，把弗吉尼亚变为主战场。但如果他发现罗顿勋爵很难抵御格林的话，他会放弃向弗吉尼亚进军，赶回到南卡罗来纳去。

尽管人数要少很多，但在4月25 日罗顿勋爵于卡姆登附近的霍布柯克山（Hobkirk’s Hill）击败了格林。正如一位参加这场战斗的北卡罗来纳民兵军官后来所说的那样，英军的这场胜利在战略上是没有价值的，它没有“给罗顿勋爵带来任何优势”。61 美军不久之后就占了上风。5月10 日，英军从卡姆登撤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英军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一系列的据点先后都落到了美军手中。罗顿勋爵病倒了，接替他职务的是亚历山大·斯图尔特（Alexander Stewart）中校，但后者除了在剩下的英军据点中死守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想法。1781年9月，斯图尔特在尤托泉（Eutaw Springs）打退了格林的进攻，但不久之后他就撤退到了查尔斯顿。尽管没有赢得一场战争，但格林却为大陆会议夺回了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大部分土地。

这个时候，康华里在北方也遭遇了麻烦。他在得到罗顿勋爵在霍布柯克山取胜的消息之前就离开了威明顿。当他得悉他的下属取得了这场胜利的消息之后，他认为南卡罗来纳安全了，于是加快进军去与已经抵达弗吉尼亚的英军会合。这会让他有大概7000 名士兵可供指挥。康华里遭到了由志愿参加大陆军的法国人拉法耶特侯爵率领的一小支美军的狙击。7月初，拉法耶特侯爵的前锋部队在绿泉（Green Spring）侥幸逃过了覆亡的命运。但康华里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打败阻挡他的美军，他还希望建立一个海军据点。而尽管克林顿早期认为向弗吉尼亚进军偏离了他的北方作战计划，但现在他和康华里一样认为应该“在切萨皮克建立一个供主力战舰和快速帆船停泊的航站点”。62 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康华里选择了约克镇，因为这个地方可以停泊大型战舰。8月初，康华里的军队开始构筑防御工事。从事后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带有宿命意味的决定。当一直在进军并到处烧毁店铺追击美军的时候，康华里的军队非常强大，但一旦他龟缩到约克镇，就成了一个易受攻击的活靶子。

6月，罗尚博伯爵的军队已经离开了纽波特，去与正在纽约的菲利普斯堡的华盛顿军队会合。克林顿相信，他一直担心的美军对英军纽约总部的攻击马上就要到来了。但在8月19 日，法军和美军开始向南进军。几天之后，装载着重型攻城大炮的法国舰队离开纽波特开赴切萨皮克。他们将在那里与另一支满载着超过3000 士兵的法国舰队会合。为了让克林顿继续将注意力放在对英军纽约总部的担忧上，华盛顿和罗尚博伯爵佯装要从斯塔滕岛或桑迪胡克进攻纽约市。直至8月13 日，在得到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英国舰队增援之后，英国海军上将托马斯·格雷夫斯才启程去帮助康华里抵御法国海军。9月5 日，格雷夫斯与法国海军上将德·格拉斯（de Grasse）在切萨皮克湾入口附近海域发生了为时两个小时的战斗。双方都没有军舰被击沉，但英军舰队有了损伤，格雷夫斯决定回纽约进行维修。

现在，除非皇家海军可以回来并把法国舰队击退，否则，康华里就只能被困在笼中了。在华盛顿和罗尚博伯爵到来之前，康华里的军队已经比弗吉尼亚的美军数量要少了——这里的美军得到了格拉斯带来的法国军队的增援。克林顿意识到康华里处在险境之中为时已晚。他对康涅狄格沿岸开展了一次进攻。但是他对格罗顿（Groton）附近的格里斯沃德堡（Fort Griswold）的猛烈进攻以及将新伦敦基本烧毁的举动，都没有让华盛顿退缩。克林顿现在只能被迫组织尽量多的军队来开展一次救援作战。海军舰艇维修缓慢，这拖延了他和7000 名士兵出发的时间。直至10月19 日他才开拔。但这个时候为时已晚，他在拯救康华里方面已经无能为力了。63

法美联军现在的兵力有1.6 万人之多，他们在9月28～29 日严密地包围了约克镇的守军。10月6 日，英军阵地遭受了密集的炮火轰炸。10月14 日，当法美联军占领了两处英军阵地之后，康华里继续抵抗的任何可能性都荡然无存了。康华里试图在格洛斯特（Gloucester）渡河突围，但却因为恶劣天气而受阻。因此，在10月17 日——伯戈因就是在四年前的同一天在萨拉托加投降的——康华里认识到已经无路可走，便开始同法美联军谈判。两天之后，英军放下了武器。

失去一支野战部队，可能还可以说是运气不佳使然，但失去两支部队的话，就只能说英军太不小心了。无论如何，对于英国来说，这个结果令人难以承受。此时英国认为继续在北美进行战斗是不值得的。“康华里勋爵投降的第一个效果是，大家都意志消沉。”持支持政府立场的拉夫伯勒勋爵（Lord Loughborough）这样写道。64 而按一位反对派议员的话来说，“每个人看起来都对于继续在美国开战深恶痛绝”。65 这场全球冲突中的美国战事突然停止了，英国人开始进行防御，集中力量保护他们已经占据的地盘，而华盛顿则发现他无法说服法国人和他一起进攻查尔斯顿或者纽约。对于法国人而言，他们愿意在约克镇之后继续提供帮助，但并不是通过在北美开展另一场战役的形式，而是希望通过扩大他们早前在加勒比取得的那种胜利的形式。他们在6月占领了多巴哥，在11月再次占领了荷属圣尤斯特歇斯岛，这座岛自3月以来一直都在英军手中。12月，德·格拉斯返回加勒比，计划占领巴巴多斯（Barbados）。

图3-3　约翰·特朗布尔1797年描绘约克镇投降仪式的画作。康华里宣称自己生了病，于是派副司令查尔斯·奥哈拉（Charles O’Hara）来参加投降仪式。奥哈拉一开始想将他的剑交给法军统帅罗尚博伯爵，但遭到了拒绝，理由是法军只是来辅助美军的。而华盛顿则坚持让自己的副总司令本杰明·林肯来接受查尔斯·奥哈拉的投降。

在其他地方，英军于1781年也遭遇了进一步的挫败。荷兰战争开始之后，伦敦的大臣们放弃了在太平洋与西班牙开战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并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了防守更为薄弱的荷兰海外领地上。一个比较有诱惑力的攻击目标是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那里的荷兰基地控制着通往印度的海上通道。3月，一支载有3000名士兵的英国舰队从英国扬帆起航，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占领好望角。但是，杰出的法国海军上将德·萨弗伦不仅在佛得角群岛对正在补水和维修的英国舰队开展了攻击，而且他还赶在英国舰队之前于6月23 日抵达了好望角，并安排两个军团的法军登陆对荷兰驻军进行增援。当英军抵达的时候，他们发现好望角的防御可谓滴水不漏，于是，大部分英国舰艇返回了英国，其中几艘则将士兵运送到了印度。

在印度，英军则更为成功一些。由于法军未能及时介入，使得新任英军司令艾尔·库特爵士得以在东印度公司孟加拉主力部队的支援下，重新获得了在1780年面对海德·阿里时所丧失的心理优势。7月，库特在波多诺伏港（Porto Novo）打败了迈索尔军队。他手下的一位军官认为，事后来看，英军取得的这次胜利是一个转折点，“这是长久以来在印度发生的一场最为关键的战斗”。66 库特乘胜前进，并在8月在波利勒取得胜利，进而在9月又在绍林格（Sholinghur）取得另一场胜利。英军开始对荷军展开了攻势，并轻松地夺取了除位于奈伽帕塔姆（Negapatam）之外的全部荷军工厂，而奈伽帕塔姆也在被短暂围困之后于11月落入了英军手中。8月，东印度公司军队甚至占领了荷兰在帕当（Padang）的基地，并占领了苏门答腊岛西海岸的全部荷兰据点和工厂。67

甚至在欧洲，英军在1781年也抵挡住了敌人的进攻。1月，泽西岛的英国驻军抵挡住了法国的一次进攻。这场由一个新兵军团在一位年轻指挥官带领下开展的勇敢的防御战，激发约翰·辛格顿·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创作了这场战争中的最令人难忘的战争画作：《皮尔逊少校之死》（Death of Major Peirson，1783）。依旧被围困的直布罗陀则在4月份获得了新的补给，当时近100 艘补给船在海军上将达比（Darby）的护卫下抵达了直布罗陀。8月，皇家海军在北海的多格滩（Dogger Bank）与荷兰舰队交战。尽管这很难说是一场决定性的胜利，但这次战斗迫使荷兰海军撤回到泰瑟尔（Texel）龟缩起来。但8月份在其他地方的进展，则令英国政府不那么满意。法西联军在米诺卡登陆，并开始围攻马洪港（Port Mahon）的圣·菲利普城堡。之后不久，派兵登陆米诺卡的法西联合舰队出发来到了大西洋，抵达了英吉利海峡入口附近。这再一次让西南英格兰和爱尔兰紧张起来，担心可能会遭到入侵。正如在1779年一样，联合舰队上的海军士兵的疾病情况使得英国再一次免遭进攻。但这一次，年迈的西班牙海军上将唐·路易·德·科尔多瓦（Don Luis de Córdoba）的过于谨慎，可能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

图3-4　 科普利不断被模仿的著名画作《皮尔逊少校之死》，描绘的是一位英雄在国旗之下牺牲的令人动容的场景。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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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约克镇之后，北美战事基本停止了（除了法军出人意料地在1782年8月对英国 哈德逊湾公司注14的军事堡垒展开了进攻之外），更大范围的战争不仅持续进行着，而且在许多方面都变得更为激烈了。诺斯勋爵内阁失去了议会支持，4月新内阁成立了，首相为罗金汉侯爵。新内阁试图与美国人谈判，同时继续对英国的其他敌人开展军事行动。荷兰，正如在1781年一样，在伦敦的大臣们看来是一个软柿子。在西非，英军对荷兰的武装奴隶贸易站开展了进攻。在1782年2月对 埃尔米纳注15的进攻失败之后，在3月，英军终于在没有遭遇抵抗的情况下夺取了穆里（Mouri）、科曼汀（Kormantin）、亚潘（Apam）和贝拉古（Beraku），并在短暂围攻之后占领了亚卡拉（Accra）。5月，在科蒙达（Kommenda）的荷兰据点也投降了。与此同时，1782年1月，在印度，英军在占领了位于锡兰（斯里兰卡） 亭可马里注16的荷兰基地。

然而，在1782年初几个月，英军也遭遇了挫折和失败。这意味着在战争结束之前他们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北美殖民地。2月，海军上将德·萨弗伦派法国军队登陆，为迈索尔的海德·阿里提供增援，并在东印度海域挑战皇家海军。而海德的儿子蒂普则在坦焦尔（Tanjore）迫使英军投降。2月，米诺卡岛上圣·菲利普城堡的英军和汉诺威驻军由于败血病战斗力减弱，在被围困6 个月之后终于投降。米诺卡的陷落最终给英军在地中海据点直布罗陀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同月，法国占领了西印度群岛的圣基茨岛（St. Kitts），法军从硫磺石山（Brimstone Hill）对岛上的英军据点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围攻，而英军试图将驻军救出来的努力也失败了。之后不久，蒙特塞拉特（Montserrat）也被法军占领。3月，西班牙占领了位于现今洪都拉斯里奥内格罗（Rio Negro）的英军基地。波旁王朝开始计划联合进攻牙买加，而当时许多人，包括乔治三世在内，都认为这座岛屿是英国王室最有价值的海外领地。68

1782年4月，海军上将罗德尼在桑特海峡战役中对德·格拉斯指挥的法国舰队取得的重大胜利，不仅拯救了牙买加，也增强了英军士气。69 桑特海峡战役是18 世纪中少数几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海军战役之一。罗德尼没有拘泥于传统的让舰队列成一队开火的战术；相反，他指挥舰队大胆地穿越敌舰队列，把法国舰队切割开，并集中火力攻击被围在中心的法国军舰。德·格拉斯和他的旗舰“巴黎”号被迫投降。另外四艘法国军舰，连带着本来计划用来进攻牙买加的重型火炮，都落入了英军之手。罗德尼的下属海军少将萨缪尔·胡德爵士（Sir Samuel Hood）抱怨说对法国舰队造成更大伤亡的一个好机会被浪费了。70 一位在德·格拉斯麾下的一艘军舰上的瑞典军官也持相同观点。他这样写道，如果罗德尼在晚上继续追击法国舰队的话，“英军的胜利战果还会扩大”。71 但毫无疑问罗德尼这位英国海军上将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从而使得牙买加得以保全。4月28 日，罗德尼率领舰队进入罗亚尔港（Port Royal），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在海地岛上集结的西班牙军队则将自己的视野转移到北方去，并在5月占领了防御薄弱的巴哈马群岛，算是得到了一个安慰。

桑特海峡战役拯救的或许不仅仅是牙买加，它对英国人与法国人开展谈判也有帮助。因为法国人开始对英国海军力量的重新壮大感到担忧，所以更愿意考虑和平谈判了。但是，桑特海峡战役并不是英国人以比1782年头几个月看起来更好的局面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原因。成功守住了直布罗陀，同样也提升了英国人的信心，让波旁王朝感到泄气。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费尽心机建立了浮动炮台，对英军防御工事进行轰炸，之后又开始从陆地和海上轰炸。9月13 日，按照英国守军中的一名士兵的特别形象的说法，重型浮动炮台就像“无数不可战胜的鳄鱼一样”，在英军的核心防御工事“国王堡垒”下面围成了半个圆。72 双方都对对方进行了一场猛烈的攻击。当时英国的一个统计是，就在那一天，“敌人至少发射了20 万发子弹和炮弹，而守军则只发射了一半”。同一份资料显示，从上午10 点到晚上6 点，每个小时发射出了大约3000 发子弹。73 浮动炮台一度看起来“在最重型的火炮攻击下依旧岿然不动”，74 但最后火热的炮弹终于引燃了这些炮台。法国人和西班牙人在那之后没有开展任何重大的进攻了，尽管他们继续围困着直布罗陀，直到他们得到了初步和平协议已经签署的消息为止。75 在局面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英军和汉诺威驻军居然坚持住了。

不过，在印度，在战争的最后阶段，英军的脚跟就站得没那么稳固了。1782年4月8 日，法国远征军占领了古德洛尔（Cuddalore）。尽管6月2 日库特在阿尔尼（Arni）击败了海德的军队，而在一个月之后，海军上将爱德华·休斯（Edward Hughes）又成功阻止了法国人夺回奈伽帕塔姆的企图，但8月末，在荷兰军队的支援下，法国军队夺回了亭可马里。1782年末海德·阿里的去世，意味着英军要面对一位更为强大的对手：他的儿子蒂普。蒂普成功地打退了理查德·马修斯（Richard Matthews）准将率领的东印度军队从孟买那一侧对他的西侧翼展开的攻击。英军在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勉力维持的据点依旧薄弱，而德·布希（de Bussy）率领的法国增援部队则在1783年3月在波多诺伏登陆。指挥这个地区的皇家军队和东印度公司军队的詹姆斯·斯图尔特少将试图在蒂普与法军会合之前将法军击退。6月，英军开始围攻古德洛尔。不过，当他们进攻法国阵地的时候，英军和汉诺威军队很轻易地被打退了。一位不满的英国军官这样写道：“逃跑的士兵之中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这么普遍的恐慌。”76 法国海军上将德·萨弗伦把古德洛尔海域的休斯舰队逼退到了马德拉斯，这更加加剧了英军的不安。古德洛尔城里的法国军队受到了萨弗伦取得的胜利的鼓舞，在6月25 日对围城英军开展了一次进攻。不过，斯图尔特的军队打退了法军的进攻。看起来，没有哪一方可以战胜另外一方。即便如此，当从欧洲传来消息说已经签署了和平协议的时候，斯图尔特立即同意终止敌对行动。他意识到，在休斯撤走的情况下他的阵地可谓朝不保夕。蒂普继续战斗到1784年，并在当年1月末从马修斯的军队手中夺取了芒格洛尔（Mangalore），直至3月他才与马德拉斯的英国总督马卡特尼勋爵（Lord Macartney）达成和平协议。

【注释】

1 Germain’s thinking on this issue is set out in a letter to Clint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NA), Kew,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5/96, fo. 25.

2 H. M. Scot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xford, 1990), pp. 268–9.

3 See, for example, Morning Post, and Daily Advertiser, 5 May 1778.

4 K. G.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0–1783: Colonial Office Series (21 vols, Shannon, 1972–81), xv. pp.57–62.

5 Ibid., xv. pp. 73–6.

6 See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Ann Arbor, MI, Wedderburn Papers, a paper drawn up by Alexander Wedderburn, the British solicitor general, probably in January 1778, on the British position in the negotiations.

7 Robert A. Rutland (ed.), The Papers of George Mason (3 vols, ChapelHill, 1970), i. p. 435.

8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HMC), The Manuscripts of the Earl of Carlisle (London, 1897), p. 358.

9 See Jonathan R. Dull, The French Navy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Princeton, 1975), pp. 107–11.

10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Greenwich, Sandwich Papers, SAN/F/44/18, Sandwich’s notes for cabinet, 4 April 1778.

11 National Archives of Scotland, Edinburgh, Logan Home of Edrom Muniments, GD 1/384/6/30.

12 University Library, Nottingham, Newcastle of Clumber MSS, NeC 2646.

13 ‘Revolutionary Letters Written to Colonel Timothy Pickering by George Williams of Salem’, Essex Insttute Historical Collections, xliii (1907), p. 199.

14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xv. p. 210.

15 Alexander William Crawford Lindsay, Lord Lindsay, Lives of the Lindsays (4 vols, Wigan, 1840), iii. p. 220.

16 Piers Mackesy, The War for America, 1775–1783 (London, 1964), p. 232.

17 British Library (BL), London, India Office Records, Home Misc/142, p. 53, Hector Munro to Lord Weymouth, 27 October 1778.

18 Dull, French Navy, p. 133.

19 BL, Auckland Papers, Add. MS 34,416, fo. 246, Campbell to William Eden, 19January 1779.

20 See, for example,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Clinton Papers, Sir George Collier to Clinton, [16 May 1779].

21 See Alexander A. Lawrence, Storm over Savannah: The Story of Countd’ Estaing and the Siege of the Town in 1779 (Athens, GA, 1951).

22 G. R. Barnes and J. H. Owen (eds), The Private Papers of John, Earl of Sandwich (4vols, London, 1932–8), ii. p. 308.

23 For Clinton’s attempts to provoke Washington into battle, see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xvii. p. 146.

24 Clinton’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re shrewdly considered in William B. Willcox, Portrait of a General: Sir Henry Clinton i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64).

25 See W. S. Coker and R. R. Rea (eds), Anglo–Spanish Confrontation on the Gulf Coast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ensacola, 1982).

26 O. F. Christie (ed.), The Diary of the Revd. William Jones, 1777–1821 (London, 1929), p. 58.

27 TNA,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137/75, fo. 31.

28 Ibid., CO 91/25, Eliott to Lord Weymouth, 25 August 1779.

29 For the Irish volunteers see especially Peter Smyth, ‘The Volunteers and Parliament’, in Thomas Bartlett and D. W. Hayton (eds), Penal Era and Golden Age: Essays in Irish History, 1690–1800 (Belfast,1979), pp. 113–36; and Vincent Morley, Irish Opini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0–1783 (Cambridge, 2002), Chapters 3 and 4.

30 University Library, Hull, Hotham Papers, DD HO 4/20, Lord Buckinghamshire to Sir Charles Thompson, 12 October 1779.

31 TNA, State Papers Military, SP 41/33, fo. 20, Lord Edgcumbe to Lord Weymouth, 13 August 1779.

32 Wiltshire Record Office, Trowbridge, Savernake Estate Papers, MS 9, Matthew Bentham to Lord Ailesbury, 10 October 1779.

33 BL, Add. MS 46,473, fo. 86.

34 See A.T. Paterson, The Other Armada: The Franco–Spanish Attempt to Invade Britain in 1779 (Manchester, 1960).

35 See Stephen Conway, The British Isles and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Oxford, 2000), pp. 218–23, 233–8.

36 Birmingham City Archives, Galton Papers, 248/2.

37 Christopher Wyvill, Political Papers (6 vols, York, 1794–1802), iii.p. 236.

38 For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expeditionary troops, see Lee Kennett, The French Forces in America, 1780–1783 (Westport, CT, 1977).

39 For Arnold and his defection, see Willard Sterne Randall, Benedict Arnold: Patriot and Traitor (New York, 1990).

40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Edinburgh, Robertson–MacDonald Papers, MS 3945, fo. 61, Alexander MacDonald to his wife, 10 June 1780.

41 Jac Weller, ‘The Irregular war in the South’, Military Affairs, xxiv (1960), p. 133.

42 TNA, Cornwallis Papers, PRO 30/11/2, fo. 158, George Turnbull to Cornwallis, 15June 1780.

43 Ibid., fo. 252, Lord Rawdon to Cornwallis, 7 July 1780.

44 Ibid., fo. 162, Turnbull to Cornwallis, 16 June 1780.

45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xviii. p. 170.

46 BL, Journal of Alexander Chesney, Add. MS 32, 627, fo. 17.

47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Greene Letter-book, I, to Robert Howe, 29December 1780.

48 Mackesy, War for America, pp. 373–5.

49 National Archives of Scotland, Broughton and Cally Muniments, GD 10/1421/7/338.

50 TNA,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318/6, fo. 79.

51 BL, India Office Records, Munro Collection, MSS Eur. F 151/140, Thomas Munro to his father, 11 October 1780.

52 See Isabel de Madariaga, Britain, Russia, and the Armed Neutrality of 1780: Sir James Harris’s Mission to St Petersburg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 1962).

53 See Scot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pp. 307–9.

54 See, for example, Paul H. Smith et al (eds), Letters of Delegates to Congress, 1774–1789 (26 vols, Washington, DC, 1976–2000), xvi. pp. 561, xvii. p. 279.

55 Richard B. Morris, The Peacemakers: The Great Powers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65), pp. 173–90.

56 See the contemporary material collected in N. Orwin Rush, Spain’s Final Triumph Over Great Britain in the Gulf of Mexico: The Battle of Pensacola, March 9 to May 8, 1781 (Talahassee, 1966).

57 See Lawrence E. Babits, A Devil of a Whipping: The Battle of Cowpens (Chapel Hill, 2001).

58 See Lawrence E. Babits and Joshua B. Howard, Long, Obstinate, and Bloody: The Battle of Guilford Court House (Chapel Hill, 2009).

59 HMC, Report on the Laing Manuscripts (2 vols, London, 1914–25), ii. p. 510.

60 Julian P. Boyd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19 vols, Princeton, 1950–74), v. p. 361.

61 John C. Dann (ed.), The Revolution Remembered: Eyewitness Accounts of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Chicago, 1980), pp. 220–1.

62 TNA, Cornwallis Papers, PRO 30/11/68, fo. 43, Clinton to Cornwallis, 11 July 1781.

63 See John D. Grainger, The Battle of Yorktown, 1781: A Reassessment (Woodbridge, 2005).

64 BL, Auckland Papers, Add. MS 34,418, fo. 213, Loughborough to William Eden, 13 December 1781.

65 West Yorkshire Archives Service, Leeds, Ramsden Papers, Rockingham Letters, vol 2c, William Weddell to his wife, 13 December 1781.

66 BL, India Office Records, Munro Collection, MSS Eur F 151/140, Thomas Munro to his father, 2 October 1782.

67 Ibid., India Office Records, Home Misc/160.

68 The true value of Jamaica to Britain has been much debated by historians: see, for example, R.B. Sheridan, ‘The Wealth of Jamaic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xviii (1965), pp. 292–311; R.P. Thomas, ‘The Sugar Colonies of the Old Empire: Profit or Loss for Great Brita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xxi (1968), pp. 30–45; Philip R.P. Coelho, ‘The Profitability of Imperialism: The British Experience in the West Indies, 1768–1772’,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x (1973), pp. 253–80.

69 See Stephen Conway, ‘“A Joy Unknown for Years Past”: The American War, Britishness and the Celebration of Rodney’s Victory at the Saints’, History, lxxxvi (2001), pp. 180–99.

70 Sir John Knox Laughton (ed.), 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rles, Lord Barham (3vols, London, 1907–11), i. p. 178.

71 Amandus Johnson (ed. and trans.), The Naval Campaigns of Count de Grasse (Philadelphia, 1942), p. 103.

72 BL, Add. 38,605, fo. 142.

73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 Extra Orderly Book, Boston and Gibraltar, 1775–1782, HM 52688, fo. 32.

74 John Drinkwater,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Siege of Gibraltar (London,1785), p. 291.

75 Minor operations continued: see, for example, TNA,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91/30, Eliott to Thomas Townshend, 15 January 1783.

76 BL, India Office Records, Diary of an unidentified officer, MSS Eur. C. 156a.

第四章　平民

要把握独立战争对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人的影响，是很不容易的。“平民”这个词本身就是有问题的，那个时候这个词还没有被使用，这至少部分是由于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区别还没有被牢固地确立。男性要参加民兵来保卫自己的社区这种普遍的义务，意味着被我们视为平民的那些人，实际上也接受了军事训练并配备了武器。这在北美尤其如此，但在其他帝国战场，甚至在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就英国而言，由于存在志愿组织（这种组织是在面临入侵威胁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协会性质的组织，它们往往不被政府信任），就把这个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了。同样还有爱尔兰志愿者，他们不仅仅有军事上的作用，而且还有同等的政治上的作用。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保卫自己的国家免受波旁王朝入侵，还希望对位于伦敦和都柏林的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为爱尔兰赢得商业和宪法上的让步。1

海上的情况同样也是界限不清的。交战各国的海军会由政府征用的武装民船进行补充，私人帆船还被政府授权扣押任何船只。这些武装民船有时候还与海军舰艇并肩作战。但更多的情况下，它们会继续作为商船开展和平活动，只是在发现有好的进攻和占领敌人商船机会的情况下才摇身一变成为战船。但不论我们怎么称呼他们，是称呼他们为平民，还是非战斗人员（这个术语当时也不存在），抑或“居民”（当时的士兵是这么称呼他们的），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就是那些不像陆军士兵和海军士兵那样积极参与战斗的、不主要从事战争活动的那些人。

要理解平民在这场战争中的体验，我们必须注意影响这种体验的不同变量。平民生活在哪个国家对这个问题是有影响的。这场战争对美国的非战斗人员的影响，比对欧洲人的影响要更为直接，更为强烈，因为叛乱的各个殖民地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现场，而欧洲的大部分地方并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一些帝国战场的人民，西印度群岛的、中美洲的、西非的和南亚的人民，比起大部分居住在欧洲的人来说，受到了战争更为直接的影响。这场冲突对不同类型的平民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妇女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男人不同。同样的，黑人对战争的体验和白人的也不同：那些获得自由的反叛殖民地的黑人奴隶，比起那些利用这场战争提供的机会逃离他们主人的契约佣工和学徒来说，地位的改变更大。后者暂时脱离了劳役，但前者则永远地脱离了奴役。这场战争带来的混乱和破坏对黑人的影响尤其大。虽然我们没有特别可靠的数据，但这看起来是非常有可能的：通过逃跑并在北美重新定居而改变命运的黑人，或者由于西印度群岛的食物短缺而过早丧命的黑人，比白人要更多一些。2 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由于平民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那些逃离了强制劳役的普通商船水手，对由于战时有经验的海上劳动力短缺而导致的工资的增长，毫无疑问是开心的。而船主们则对于成本的上升抱怨连连。投资交战国国债的富有的投资人则由于利率的提高而变得更加富有了，而支撑这些国家向这些投资人支付利息的 递减税制注17则对不那么富有的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盘剥。

在有限的篇幅内，避免试图对每一个卷入战争的国家的平民所受的不同影响进行描述，而是适当地进行取舍，看起来更恰当一些。我们将集中考虑三类地方，这三类地方不是根据政治边界来确定的，而是根据他们受战争影响的强烈程度来确定的。第一类地方是战争地带。那里，平民与参战的陆军士兵或者海军士兵有直接的接触，而且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最为可怕的一面。第二类地方则是那种暴露在攻击之下、离战争地带很近因而很容易成为战争地带但却躲过一劫的地方。第三类地方是那种离交战现场很远，没有会受到攻击的现实风险的地方。欧洲交战各国的大部分领土都属于此类。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三种分类是完全黑白分明的。不同类别的地方的平民，甚至全部三类地方的平民，可能都对这场战争的某些特征有相当一致的体验。举例而言，税增加了，这对于战争地带、受战争威胁地带和远离战争现场的地带都是一样的。此外，某个地方可能会从一个类型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像新泽西一样，基本上一直都是战争前线。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新泽西是“美国革命的主场”。3 由于接近英国占据的纽约，它从1776年以来的大部分年份中都有战事发生。更常见的情况是，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战争地带，但紧接着的则是一段没有紧张战事发生的时期，或者相反。纽约的长岛在1776年8月是一场全面战争的现场，而之后则是一个稳定的军事占领时期。它离战场不远，可能会遭受攻击，但却没有再次遭遇任何激烈的军事行动，因此，当地居民的战争体验就有了改善。英国和爱尔兰——特别是南英格兰地区——则恰恰相反。这场战争的头几年，这个地区远离所有的陆地和海上军事行动，没有遭到攻击的危险。然而，从1778年开始，这个地区开始面临法国入侵的威胁，从而成了密集军事行动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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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考察居住在战争地带的平民。他们的体验也不总是负面的。对于北美的许多奴隶来说，英军的到来是一个获得解放的好机会，尽管后来他们马上就失望了。自从1775年弗吉尼亚的末代皇家总督邓莫尔勋爵给那些愿意加入他的队伍去镇压叛乱的奴隶自由那一刻开始，黑人就是正面看待英国的武装力量的。弗吉尼亚医生罗伯特·霍尼曼在1781年曾这样写道：英军就像一条磁蛇在弗吉尼亚穿行，而那些奴隶，“这些可怜的生命，从各个角落，甚至是最偏远的角落，被吸向敌人”。4 而从更凡俗的角度来说，一些白人居民则将士兵的出现看作是一个值得好奇的事情，因为这让他们的平淡生活有了一些消遣。康华里军队的一位高级英国军官查尔斯·奥哈拉在北卡罗来纳时写道：“美国偏远森林出现了兵营这种新鲜事，让好几个人盯着我们看。”5 其他人则发现了与军队做生意赚钱的机会。美国农民本着希望赚一些硬通货的目的将农作物供应给了英国和法国军营。而大陆军也定期采购当地供应的农产品，至少在大陆军的纸币贬值到几乎分文不值之前一直如此。当英军在1776年7月在斯塔滕岛登陆的时候，当地居民看到他们似乎很高兴，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士兵以“合理的价格”采购了他们生产的食品的缘故。6

但对于居住在战争地带的大部分居民来说，毫无疑问生活是残酷的。对于那些在西班牙开始围攻直布罗陀的时候正好被困在那里的非战斗人员来说，食品短缺马上就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1780年1月初，直布罗陀总督报告说许多平民处在“饥饿的边缘”。7 几天之后救援物资的抵达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在漫长的围城之战中，居民还将进一步遭遇困难时刻。波士顿的居民和难民在战争之初被围困了几乎一年之久，对食品和燃料的短缺抱怨连天。海关官员理查德·里弗提到，“新鲜食品”在1775年7月末变得“异常稀少”。他在11月写道：“基本上居民用钱买不到什么东西。陆军和海军吞噬了一切。”8 一位当地的保皇派人士处境同样悲惨。“陆军中有人囤积居奇，欺压我们，”彼得·奥利弗抱怨说，“他们刚刚以每 查尔特隆（Chaldron）注1810 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大量的海运煤，而我们却被迫要支付每磅3.5英镑的价格。”9

对于战争地带所有地方的平民来说，对安全的焦虑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宾夕法尼亚日耳曼城的居民约翰·米勒在1777年9月第一次遭遇英军，他在日记里私下承认，他“感到非常恐惧，对外国雇佣兵的感觉更是如此”。10 许多农民不可能与军队进行公平的买卖，相反，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放弃他们的作物和牲畜，因为这些都被军队强制征用了。如果他们足够幸运，还可能会收到有关被征用物资的收据，但即使如此，他们获得补偿的可能性也非常小。南卡罗来纳的保皇派人士亚历山大·嘉登医生的牛、马、羊、猪，还有“玉米、大米、豌豆和饲料等等”，都在1780年春天查尔斯顿围攻战中被不同的英军队伍征用了。其中一些倒是给了收据，但战争结束之后很久了，他也依旧没有看到任何钱款的影子。11 就是在平民的土地上安营扎寨这个事情本身，也给平民带来了损失。农作物被踩踏之后已经不适合于收割了，树木被砍倒用来做临时营房，篱笆甚至一些谷仓等都被拆了用来当柴火。那些造成此类损失的人往往心有遗憾，但却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作为战争现场的国家必须经历的不幸状态。”当伯戈因的军队在1777年夏天进军的时候，一位英国军官这样写道。12

然而，有的时候这种破坏可能是出于恶意的。在印度，海德·阿里的军队在1780年攻打卡纳提克的时候将其摧毁了。根据英国的一项记录，尤其是海德·阿里的骑兵，焚烧并“洗劫了整个国家”，“甚至直至马德拉斯的大门口”。13 得到了在加拿大的英军帮助的印第安人——许多情况下也是在正规军和美国保皇派人士的协同下——同样也将反叛殖民地的边境地区夷为平地。他们摧毁庄稼和房屋，带走或者杀死牲口。作为报复，华盛顿于1779年夏天派美军到了边境地区，对曾来侵扰殖民地居民的印第安人的土地进行破坏。这次行动的目的是给印第安人造成最大限度的痛苦，按照华盛顿的话来说，就是“将他们的定居点彻底摧毁”。苏利文的士兵看起来非常兴奋地执行着命令，他们所到之处，印第安人的土地大片都被夷为平地，庄稼和村庄都统统被烧毁。14 尽管苏利文的军队带来了大面积的破坏，但印第安人并没有就此臣服。151780年，纽约边境地区的社区遭受了印第安人从加拿大发起的毁灭性的入侵。而在10月，奥尔巴尼附近的伯斯镇（Ballstown）和斯科哈里（Schoharie）都被印第安人付诸一炬。

英军对沿海地带的进攻也同样是为了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1775年夏天位于现在缅因州的法尔茅斯（Falmouth）遭到了进攻，这是遭到此种“待遇”的第一批地方之一。战争结束之前，许多其他城镇都遭到了劫掠。康涅狄格海岸上的新伦敦迟至1781年9月还遭到了进攻。在英军所到之处，房屋和船舶均遭焚毁。在弗吉尼亚，英军沿着河道进攻，烟草都被烧毁了，甚至连果园都不例外。内陆地区也不一定会免遭从沿海地区进军过来的士兵的毒手。一位英国军官在1780年9月在南卡罗来纳的奇罗（Cheraw）写道，他的军队“烧毁了大约50 所房屋和农场”。16 这种毁灭性进攻背后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是为了摧毁对美国人的战争活动有益的物资，或者让武装民船丧失战斗力。杰曼在1778年3月特别建议对新英格兰展开劫掠活动，以便阻止美国人“继续对王国的贸易进行掠夺”。17其他一些进攻行动则是为了拖住叛军的手脚，而另外一些行动则是为了引诱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华盛顿来与英军正面交锋。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做同样是为了惩罚和恐吓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在威廉·特赖恩（William Tryon）带队在1779年7月进行的劫掠活动中，康涅狄格的费尔菲尔德的两座教堂被摧毁，他感到十分难过。但同时，他对于整个城镇的其余部分被烧成灰烬一点也不难过。他认为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可以“激起一种普遍的恐惧和沮丧之感”。18

士兵的一些自发的而不是依据命令而作出的行动同样恶劣。当被迫撤退时，他们的沮丧和愤怒以及或许那种再也不会回来的想法，意味着他们可能放肆地进行破坏。在1776年3月撤离波士顿之前的那些日子中，英军大肆发泄着他们的愤怒。一位叫约翰·罗伊的商人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一个屋子中的军官们“打坏了烟道上的一块价值20 金币的玻璃镜”。19 当英军在1778年夏天从费城撤离的时候，有好几项记录都显示，各种形式的垃圾，包括大量的粪便，布满街头。20 当普雷沃斯特率领的那一小支军队在1779年夏初从查尔斯顿外围地区撤退的时候，他手下的一些士兵似乎对南卡罗来纳的最后一位皇家副总督威廉·布尔（William Bull）的阿什利霍尔种植园进行了大肆破坏。破坏得可谓彻头彻尾，但看起来却毫无目的。甚至“每一张床和每一块床垫”都被切开了，所有“中国瓷器和其他陶器”都被打碎了。一条渔坝被破坏了，甚至布尔的私人文件也被胡乱扔在“草地上和花园里”。普雷沃斯特否认他的军队要为此负责，他试图将它推到美军的普拉斯基军团（Pulaski’s Legion），甚至是在混乱中失去控制的“一大群黑人”身上去。但不论到底是谁搞的破坏，这毫无疑问是由于这片种植园的不幸位置所导致的：它正好位于交战双方行进的通路上。21

战争地带的士兵们也趁机偷窃平民的财产。士兵们第一次抵达一个地方的时候，尤其倾向于进行这种活动，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让他们不再拘束自己的行为，或者说让他们觉得自己有权那么做了。大陆军甚至还偷自己的老百姓的东西，而他们的法国盟友，尽管并没有与纽波特的当地居民接触，但在1781年往南向约克镇进军的时候，也从不幸的居民那里偷窃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到了弗吉尼亚之后，法军因为偷窃当地人的财产而受到批评。但是，英军在这方面的名声是最糟糕的。1776年11月和12月，在新泽西，乘胜追击华盛顿不断瓦解的大陆军的英军和德军进行了大肆掠夺。根据当时一位人士的观察，“如果对英国正规军和黑森军在普林斯镇（Prince-town）的5 英里范围内所犯下的每一桩抢劫和其他暴行进行描述的话……这会有满满一卷之多”。22 居住在特伦顿的保皇派人士丹尼尔·考克斯后来说他的“房间、壁橱和酒窖都被撬开了，被洗劫一空”。23 豪将军率领的英军在1777年9月向切斯特县（Chester County）进军的时候，这支军队甚至闯入了位于特蕾迪弗林（Tredyffrin）的一座浸礼会教堂，抢走了圣餐盘、一块桌布、一本圣经，以及其他一些衣物和各色各样的安葬工具。24 当英军在1778年12月在圣卢西亚登陆的时候，他们同样进行了洗劫。在格兰特将军的部队登陆之后不久，被处决的一位英军士兵抢掠来的物品包括各式各样的男装——马裤、外套、马甲、衬衫、长袜，甚至还有女帽。25 在直布罗陀，西班牙人的炸弹炸开了装满葡萄酒的酒窖，驻军士兵立即享用了这些美酒，并进而进行了大规模的洗劫活动，按照一位感到震惊的英国军官的说法，“士兵们到处抢、掠、入室和入店盗窃”。26

平民不仅仅是被抢，他们往往还遭受到身体上的欺凌。在边境地区，印第安人杀害他们进攻的城镇里的妇女和儿童，还有男人。与印第安人一起参加攻击行动的英国和保皇派军官宣称，根本不可能控制住他们盟友的嗜血行为（“我没有办法防止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这些野蛮人愤怒和不幸的牺牲品。”）。27 印第安妇女和儿童则受到了美军同样的残暴对待。在非边境地区，平民的悲惨境遇也好不到哪里去。男人们在试图对士兵们的掠夺进行反抗时受到士兵的攻击，一些人甚至被杀害了——有时候是由于意外，但其他一些情况下则是故意的。许多报告都显示，大量的妇女被强奸。英军在1776年11月和12月通过新泽西的时候，这种情况似乎最为恶劣。大陆会议很自然会对这种宣传机会大加利用，但我们也不能就此推定所有这些描述都刻意夸大了有关情况。美国士兵的私人信件显示，他们真的是非常愤怒。“恶魔，”一位美国军官写道，“向文明发动了战争。”28 纳撒内尔·格林则更为直接，他情绪激动地向罗得岛总督报告他对英军行为的极度震惊：“那些不到10 岁的小姑娘都被强奸了，许多母女则被当着丈夫和儿子的面被强奸了，他们被强迫留下来观看这种兽行。”29 我们从一些妇女自己的证词中知道了一些被强奸的妇女的名字。英军在1776年8月登陆长岛的时候，玛丽·约翰斯顿被强奸了，她的名字出现在了军事法庭的记录中。当强奸她的士兵被判处死刑的时候，她展现了她超越常人的宽容，甚至请求宽恕他们。30 北卡罗来纳的金·布莱尔在1781年5月给她的姐姐写信时提到了英军士兵强奸的妇女的名字：“在这些人之中，我弟弟说，有H. 蒙特福德的妻子，约翰·赖茨·朗福兹的妻子也遭受了同样的厄运。”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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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足够幸运、居住在离战争地带有一定距离的地方的北美居民，也对于这场战争难以忘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影响。他们可能并没有直接面临被敌人打死的威胁，但是，其中一些人因为染上疾病而死，这些疾病在战争地带暴发，但被脱离队伍的士兵带到了这里。1775～1776年间横扫新英格兰地区，后来又进一步扩散的天花疫情，就和波士顿围城战有关，波士顿似乎是这次疫情暴发的中心地带。32 远离战场也不意味着可以免受那种参加了大陆军的丈夫、兄弟或儿子阵亡的痛苦。即使那些没有遭遇家庭灾难的平民，也由于失去了太多男丁而遭遇了重重的困难。许多社区中参军的男人比例太高了，这些男人不是参加了大陆军，就是参加了民兵组织。新泽西的查塔姆地区，在战争过程中年龄在16～50 岁之间的男丁中有2/3 都参军了。33 新罕布什尔的彼得伯勒（Peterborough）在1775年的人口是549 人。其中有大约170 名男丁在战争过程中从事了某种军事活动，这意味着几乎每一个适龄男丁都在某个时刻扛起过枪。34妇女通过扮演新的角色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正如一位康涅狄格妇女在当兵的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所写到的那样，“里里外外都是靠我自己张罗的”。35 但军事行动并不是劳动力短缺的唯一原因。许多奴隶和契约佣工逃亡了，这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雇主抱怨人手不够，一些地方庄稼无人收割。1779年3月，马萨诸塞马什菲尔德（Marshfield）的萨拉·托马斯抱怨说“没有面包了”，她认为这是因为太多的男人“卷入了消灭彼此的战斗”，却“没有来耕种可以让他可怜贫穷的家人可以有面包吃的土地”。36 对于新独立各州的平民来说，税负提高了，这也是一种额外的负担，在战争的第二阶段更是如此。北美叛军控制的地区的居民们，还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严重混乱，这种恶性通货膨胀是由于大陆会议和各州大量印刷纸币造成的。从1775年到1778年，货币发行占大陆会议收入高达惊人的86.47%。37 在宾夕法尼亚，1779年物价涨了7 倍。在马里兰，在1777年到1780年之间，像牛肉、黄油、玉米、小麦和盐这样的食品的价格涨幅在1900%至5045%之间。38 消费者强烈抗议，特别是城市中心的消费者更是如此。但大陆会议在战争最后几年中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让许多生产商很不高兴，因为他们的利润一下子蒸发了。财产损失的情况也并不仅限于发生战争的地方。在所有各州，被认定为是保皇派人士的美国人的房屋、土地和物品都被革命政府没收了，政府将这些东西出售，以便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金支持。

即使如此，那些远离战斗地带的人的境况也比那些在战斗地带与士兵们鼻息相通的人要好一些。对于那些离战斗地带有一定距离的人来说，从这场战争中获利的机会也要大很多。保皇派人士土地房产的强制拍卖，使得许多有钱来购买新土地的富有的美国人赚得盆满钵满，甚至也让一些佃农，比如纽约、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成为他们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39 大陆军的需求刺激了美国武器、弹药、制鞋和制衣业的生产。而在战争之前主要是满足家庭以及当地居民需求的那些农民，则由于军需人员为军队采购大量食物的缘故而进行了地域跨度更大、更为商业化的交易。40 获得硬通货的诱惑让美国人带着自己的农产品来到英军基地。一位在纽约的黑森军官就曾写到，有居民赶着牛走了20 英里的路程将它们卖给驻军。41“装满烟叶的马车，”詹姆斯·辛普森在刚刚占领的查尔斯顿写道，“是从超过230 英里之外的地方赶过来的。”421781年9月经过费城的一位法国军官写到，他在费城见到了好几个商人，“他们说和平只会对他们的生意带来损害，因此，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他们不需要和平”。43

那些居住在英国控制地区的人们的境遇，也比那些战争地带的居民要好一些。当然，这些人也并不总能体会到他们实际上是相对好运的。所有反叛各州被英军控制的地区都实行了戒严令，这意味着那种被怀疑犯罪的平民是在军事法庭被审判的。平民受到的处罚和士兵一样，遭到严厉的鞭打也不奇怪。正如费城的威廉·罗尔多年之后所回忆的：“对于那些之前已经经历过军事戒严的人来说，这里的军政府的做派尤其令人厌恶。”44 平民经常被迫让军队在自家住宿，也经常抱怨因此而受到干扰和损害。在纽约，约书亚·佩尔抱怨说，住在他家的27 名士兵，“行为举止非常粗暴无礼，他们撬开了一个公寓，偷走了他的家禽，毫不吝惜地大肆消耗他的干草和柴火，而且，吵闹不堪，给他和家人带来了不少麻烦”。45英军控制的城镇由于大量难民和士兵涌入而人满为患，成了滋生疾病最好的温床。“这座城市这个月疾病肆虐，”一位纽约的德国牧师在1777年8月末这样写道，“许多人，特别是孩子，都病死了。”46 一些居民的房子通常并不是英军士兵刻意烧毁的，但一些居民家的外屋什么的，都由于要为驻军提供柴火而被拆掉了。一些居民的房子则由于需要为守军提供防御阵地而被夷为平地。长岛西端的农民们的木材、马匹和马车不断被强制征用，农民们不堪重负。他们要么是因为对英军变得不满或者没有能力了，越来越不愿意服从这种强制征用命令。47英军控制地区的居民还必须承受英军士兵们的劫掠。1779年10月，长岛法拉盛（Flushing）的詹姆斯·埃德加发现三名英军士兵试图对他妹妹的房子进行抢劫。由于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开枪打死了一名闯入的士兵。48 长岛还因为遭受了所谓的“黑森瘿蚊”所带来的另一种灾害，在1780年末这种很小的昆虫毁坏了小麦。一些美国人认为（至少暗示）这种昆虫是由德国雇佣兵带到北美来的。49

尽管如此，在许多方面，居住在英军控制地区的北美居民的境遇都比那些居住在战争地带的居民要好很多。在一些情况下，居住在英军控制地区的居民运气不错，因为当地的指挥官比较体察民情。这样的指挥官会尽力确保不给当地居民带来什么不便。1777年头几个月在纽波特担任驻军指挥官的佩尔西伯爵，就拒绝向豪的主力部队提供超出他认为当地居民负担能力的粮草。他在2月9 日这么写道：“给当地居民留下800 吨的存货是绝对有必要的，要不然这些人的生活会陷入极度悲惨的境地。”当纽波特的居民得知佩尔西伯爵要返回英国的时候，他们对他可谓千恩万谢，这就一点也不奇怪了。501779年在佩诺布斯科特担任驻军指挥官的弗朗西斯·麦克李恩（Francis McLean）准将同样特别为当地居民着想，他竭尽全力确保自己的军队不进行什么抢掠活动，他的军队总体上来说表现良好。8月，麦克李恩很自豪地向克林顿说：“自从我们抵达以来，从来没有一件物品是在不付钱的情况下被士兵拿走的。”51

军队指挥官当然会起到好的作用，但是，即使当地的英军指挥官不像佩尔西伯爵和麦克李恩那样为民着想，那些居住在英军控制地区的平民的境遇也不像那些居住在战争地带的平民那么糟糕。军官们要约束守军，比约束行进中的或者正在开展攻击活动的士兵要容易一些。更重要的是，当平民们提出他们遭受了不公对待的时候，他们更容易获得救济。而约书亚·佩尔对在他的家里安营扎寨的士兵的糟糕行为的抱怨，也使得纽约守军指挥官下令进行调查——“了解这些指控是否确有实据，而有这种不良行为的士兵应受到惩罚，佩尔先生应该获得立即救济。”52 居住在英军控制地区的妇女也可能像居住在其他地方的妇女一样遭到士兵的侵扰，但我们从各种资料中也发现，颇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嫁给了英军士兵。在费城，据一位黑森牧师估计，他至少为100位当地女性嫁给德国士兵主持了婚礼。53更重要的是，就像居住在被叛军牢牢控制的地方的军民一样，这里居民赚钱的机会比战斗地带的居民多很多。英军财大气粗，当地生产商和商人非常积极地向军队供应物品和提供服务。自从1776年9月开始直至战争结束的时候，一直处在英军控制之下的纽约可谓回到了七年战争时期的那种黄金时光。威廉·福克纳向不同的英军军团以及英军总军需官出售了大量的啤酒。54 而纽约市商人和店主的账簿显示，他们的生意都不错。在查尔斯顿，零售摊位的数量大量增加，而在费城，一位商人说道：“军队采购大量物资，并雇用许多当地人，这些人又成为买主，这带来了可观的销售额。”55

对于北美之外那些面临被攻击风险的其他地方（但不包括战争地带），情况同样如此。在牙买加，由于面临被入侵的威胁，民兵经常被召集起来。有人认为这种状态是“最糟糕的敌人”，因为这严重影响了甘蔗种植园的生产，并给当地业主造成了额外的成本压力。来自大陆殖民地的主要物资供应渠道也被切断了，按照一位房地产律师的说法，这导致了“向黑人的物资供应”极度缺乏。56 然而，从整体上来说，居住在没有发生实际战斗的地区的平民遭受的苦难要少一些，并且比战斗地带的人从中获得了更多的益处。多米尼加在1778年9月被法国占领之后，多米尼加的英国种植园主们被迫每周向法军供应一定数量的牲畜以供军队医院之需，但至少他们获得了一些补偿。而且，尽管法国人占领了该岛，这些种植园主还可以继续从事商业活动。57

北美战争扩大到欧洲之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既遭遇了困难，也获得了机会。进入欧洲市场的通道受阻，法国在加勒比地区的成功进一步降低了出口。英国的海外贸易大幅缩减。根据官方统计，1778～1791年间的年平均出口额比1774年少了24%。58 但是，从经济整体来看，在法国参战之后，由于政府为应对更为激烈的战争而大幅扩大开支，出口商的损失基本被抵消了。的确，政府开支扩大也有它不好的一面。它吸走了用于土地改良的资金——在战争的后半程圈地数量减少了——也使得基础设施项目（比如运河建设项目）失去了相应的资金。战时税，特别是在战争后面几年，开始对大众消费品进行征收，这可能降低了部分产品的消费量。这种情形与战争失败以及面临入侵威胁加在一起，毫无疑问引发了一场要求强化公共开支控制的院外运动，而这种运动使得诺斯勋爵内阁在1779年末倒台。59 而且，更为紧张的备战节奏使得一些地方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在苏格兰高地更是如此，这个地方征兵量很大。不过，尽管有所有这些不好的地方，但政府在战争活动上的开支的扩大毫无疑问刺激了工业和农业。诸如为苏格兰军团制造格子花呢衣服的威廉·威尔逊这样的制衣商，在战争中就大发横财。60 其他的军服制造商、大炮、小型武器和军火生产商，以及私人造船主——这些造船主收到了比平时多得多的造船订单，也是如此。1779年8月，来自沃特福德（Waterford）的供应商约瑟夫·雅各布就预计要从海军那里获得“不少的”合同。他在11月写道，他已经腌渍了大约5000 桶牛肉和猪肉。当然，好运并不是他一个人独享的，向他供应肉类的沃特福德地区的农民也因此而受益。61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欢迎军队来到他们的家园。诸如普利茅斯这样的地方的物价升高了，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士兵、民兵和水手聚集。1780年夏天，诺维奇市（Norwich）的市长提到，由于城里面蓄养了大量的龙骑兵战马，草料的价格升高了。62 客栈老板则对他们必须以低于向平民收取的价格容留军事人员提出了抗议，陆军部收到了大量抱怨士兵行为不检的举报信。来自汉普郡皮特斯菲尔德（Petersfield）的议员威廉·乔利夫（William Joliffe）在1779年4月抱怨说，驻扎在他所在社区的士兵“偷了20多头羊和羊羔，许多猪，还有数不清的家禽”。63 第二年，德文郡的准男爵弗朗西斯·布勒爵士（Sir Francis Buller）对驻扎在他所在地区的士兵造成的问题进行了更加大胆的抨击：“几乎没有一个晚上没有士兵犯下重罪，他们闯入了好几所房子，在马路上抢劫，偷了一个人4 头羊、另一个人3头羊，还有一个人的所有的家禽，肆无忌惮地抢劫果园和花园。”64

不过，尽管当地一些头面人物非常愤怒，大不列颠或北爱尔兰没有哪个地方有诸如新泽西、弗吉尼亚或者南卡罗来纳那样的遭遇。用于集中训练军队的军营带来的好处可能比坏处要多。被占用土地的地主获得了报酬，他们的财产受到的损害也获得了补偿。小规模的偷窃活动给当地人带来了损失，疾病的暴发也导致周围居民的死亡率更高了，但向军营供应物资的机会以及军营吸引的大量的访客则让当地人欢天喜地。当地的旅店由于更多人来人往而获益颇丰。甚至还建立了一条公共马车线路，以便让伦敦的观光客可以到埃塞克斯的一个较大规模的兵营去参观。报纸也借公众对军营的兴趣趁机推出“军营资讯”这样的固定栏目来赚钱。版画商则制作了描绘肯特郡考克斯希斯（Coxheath）军营热闹生活的风格暧昧的版画。而剧作家理查德·布林斯利·谢里丹（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则在1778年推出了一场名为《军营》（The Camp）的音乐剧。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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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远离战争、很少受到或者没有受到敌人进攻的威胁的地方。参战的欧洲各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共和国——属于这个类别，在它们成为英国的敌对国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而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从战争爆发到1777年末，也就是说，直到法国参战使得战争更为紧张、面临法国入侵的真正威胁之前，也是如此。我们也需要考虑一下其中一些中立国家的平民，这些平民由于这场遥远的战争而受到了波及。

远离战争会让人觉得战争于己无涉，因此对它采取高高挂起的态度。战争初期来到英国的美国贵格会教徒贾贝兹·莫德·费舍尔，在他的日记中就写道，威尔士人对大西洋彼岸的那场战争毫不关心，“他们几乎不了解这场战争”。66 不过，大部分证据则显示，其他地方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度更高一些。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整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自治市，甚至是县议会，都发来了支持开战的文书或者呼吁与美国人和解的请愿书。67 毫无疑问，这种不同态度的分野是由于不同地方之间的长期对立所导致的。而美国战争则让这种对立再次凸显出来。伦敦呼吁与殖民地之间弥合分歧，因为战争会带来更多的税、更多的债务，而且“我们担心，我们会因此丧失我们最有价值的商业活动”。68 在英军占领纽约和华盛顿堡之后，斯塔福德郡的利奇菲尔德市（Lichfield）的教堂都敲响了钟声进行庆祝。在诺丁汉，一位商人在交易大厅提议为美军总司令祝酒，从而引发了一场混战。69英国新教异议分子比较倾向于对美国人，至少在战争早期是这样。而英格兰教会的信徒之间则有明显的不同意见：英国牧师阶层基本上都一边倒地支持政府，而相当多的普通信众则不支持政府。70 议会同样是分裂的，反对派议员中有一小部分人公开反对战争，并担心政府的威权主义的意图。正如主要反对派的领袖罗金汉侯爵在1775年6月写道的：“如果让一支专横的军队来统治这个庞大帝国的一片土地的话……这意味着，不久之后，整个国家……都会遭受相同的奴役。”71

爱尔兰的英国地主精英阶层非常希望能够在被英国政府最少干涉的情况下统治爱尔兰，所以马上将他们的处境和美国人的处境相提并论起来。至少在战争初期，美国人不过是在主张他们拥有英国公民的权利。阿尔斯特地区的长老会信徒总体上都是叛乱分子的热情支持者。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种政治和宗教上的同情也被家庭纽带强化了，因为大量的“苏格兰—爱尔兰”长老会信徒在18世纪移民到了北美。72 毫无疑问，许多爱尔兰天主教徒对于新教徒之间的这场战争态度暧昧，并对英国面临的困难幸灾乐祸。但他们的一些宗教领袖则意识到这是一个表达自己忠心的机会，并将这种表达作为争取议会减少对他们参与公共生活限制的一种手段。天主教发言人之一查尔斯·奥康纳（Charles O’Conor）就专门强调，殖民地的天主教徒平静地服从英国，而新教异议分子则蠢蠢欲动地进行反叛。73

对战争的不同看法引发了读者极大的兴趣。毫无疑问，苏格兰历史学家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就是利用了公众对任何美国的事情都感到着迷这一点，在1777年推出了《美国史》的头两卷。74 诗人们则抓住这种兄弟阋墙式的冲突可能带来的情感上的困惑，发表了描述内战苦难的作品，比如托马斯·戴（Thomas Day）1777年的作品《荒凉的美国》（Desolation of America）。有关战争题材的作品，比如邦克山战役中一位英国军官的阵亡或者长岛战役，也同样出现在了《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上，这在当年是一本主流杂志。75 伦敦、英格兰各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报纸也连篇累牍地报道1775～1777年之间的北美战事。官方通讯、伤亡名单以及来自美国那边的报道，充斥着报纸的每一个角落。从商业上来说，编者们必定是将这场冲突当作是天赐之物的。更重要的是，它增加了销量。随着公众希望了解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一切细节，读者数量在不断地增长。

相对于大不列颠或爱尔兰，法国对媒体的控制更严一些。但法国官方认可的报纸的销量也同样增长了。《法兰西公报》（Gazette de France）在七年战争时期卖得不错，但在后面的和平时间中销量降低了不少。76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情况也是如此。到了1781年，《法兰西公报》的销量达到了七年战争时期的最高水平。战争结束后其销量再一次下降。其他证据也显示法国人对这场美国战争有很浓厚的兴趣。英国和爱尔兰精英家庭的青年才俊来到欧洲大陆完成教育或者游玩，在独立战争头几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写信给家里说法国人非常同情美国人的事业。1775年9月，达特茅斯伯爵的儿子路易沙姆勋爵（Lord Lewisham）写道，“我们的美国纷争”是他与法国人谈话时的主要话题之一，而他认为法国人“都偏向美国人”。77

地理上远离战争现场并不意味着欧洲的平民没有受到影响。被派到国外的士兵和水手们很少有家人一起陪伴。分离本身就会带来痛苦和焦虑。威廉·康格利夫（William Congreve）上尉在北美的皇家炮兵部队服役，了解到他妻子“由于你离开了她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78 而路易莎·科诺利夫人则提到，豪将军的妻子“焦虑不堪，以至于我一直为她而惴惴不安”。79 对于贫穷一些的妇女来说，由于丈夫不在身边，其带来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是担忧了。1775年11月，威尔特郡的治安官将玛莎·哈德，一位远在外地的海军士兵的妻子，描述为一个无赖和流浪者，并将她送回到她丈夫原来的教区。80 而且，这种分离可能是永久的。不是所有的士兵和水手都能够返回家园。一些人开小差了，在外面建立了新的家庭，其他一些人则死去了——有的死于战斗，更多的则死于疾病。西印度群岛、西非和印度，对于那些不习惯当地环境的人来说，是尤其不利于健康的所在。而船员和乘客在上面一次就窝好几个月的船只，则是滋生各式各样疾病的温床。不论是对于居住在巴塞罗那、贝亨奥普佐姆（Bergen-op-Zoom）、贝桑松（Besançon）、伯明翰或者马萨诸塞的波士顿的人来说，自己亲爱的人死去的消息带来的打击都是一样的。

尽管大部分军队调动不像战区或者受到严重战争威胁的地区的军队那样频繁，但军队调动还是给欧洲参战国家带来了混乱和压力。甚至在英国政府于1780年12月对荷兰共和国宣战以前，伦敦的大臣们在得到英国驻海牙大使约瑟夫·约克爵士的警告，认为对驻扎在港口内的荷兰舰队进行闪电攻击面临很多困难之后，放弃了这个作战计划。不过，毫不奇怪的是，荷兰国会根本不想冒任何风险，两国马上就陷入了敌对状态，荷兰将军队转移到沿海省份并在海岸边建立炮台，从而加强了边境防御。81 法国没有面临入侵威胁，但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军事动员。甚至在1775年，路易沙姆勋爵报告说：“图尔镇一直都充斥着赶赴南特的士兵。”这些士兵到南特之后会继续开赴法属西印度群岛，为的是增强那里的守卫力量，从而更好地抵御英国进攻，或者，路易沙姆暗示说，为的是可以更好地介入美国的战事。82 开赴上船地的士兵在港口聚集，这既给当地人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问题。住宿变得紧张起来，价格开始上涨，但当地店主和商人通常都从中获利不少。政府通过雇用商船来运输部队，向当地经济注入了资金。这种好处甚至会流向中立国家。1776年英国政府就雇用了荷兰船只来从莱茵河口运输德国军队。同样，1781年夏天派去占领米诺卡的西班牙远征军和法国军队（一开始只有8000 人，到了1782年围攻战结束的时候，总共有超过1.45 万名军官和士兵），则依靠地中海西岸地区——不仅仅是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地区，也包括意大利——供应食品。83 兵营对它们所在地区也带来了相似的影响。当1778年春天，法国政府在诺曼底集结了超过3 万名士兵以威慑英国政府不要再派更多的战舰到大西洋彼岸去的时候，当地人看起来很可能体验到了军队存在所带来的不便，特别是偷窃和物价上涨，但也得到了一些好处，特别是以当地物产供应军队的好处。

对于欧洲的非战斗地区来说，最大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在经济领域。许多人觉得他们支付了更多的税款。但是，有必须要指出的是，这种感觉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在大不列颠，1778年以前，诺斯勋爵仅提高了土地税——这种税只对有产者有影响，以及不少奢侈消费的税——比如对雇用仆人的雇主征税。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会影响到穷人。但在法国和西班牙，情况往往是特权阶级逃避了这种负担，这样这种负担就更多地落到那些普通人身上了。在法国，政府其实主要是依赖借款来维持战争的。不过，为了支付巨额的债务利息，1781年8月间接税提高了10%——这种间接税主要是针对大众消费品征收的。84 主要的受益人——这些人是被高达10%的年金保险利息率吸引过来的——则是那些大投资家， 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荷兰共和国（那里的利息率低很多）或者瑞士。注19受到损害的主要是支付那种与大众消费品（比如盐）相关的税款的人。85 西班牙没有赤字财政的传统。由于有中美和南美的金银支撑，西班牙可以用它积累的金银币支付大量的战争债务。但是，从1779年开始，马德里政府不得不放弃了保持预算平衡的做法，举借了大量的款项，其利息率比法国国债的利息率低，但这还是导致有必要对国内加税。国家烟草专卖给政府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从1780年开始，烟草销售收入被专门用来偿债。从1779年开始，烟草税也提高了，尽管这看起来可能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政府的税收收入，因为消费者削减了烟草消费，或者转向了一些非法的替代品。86

远离战争地带的交战国的特定经济领域从这场战争中格外受益。由于扩大海军力量的需求，造船业的发展受到了刺激。实际上，在荷兰共和国加入这场战争之前，荷兰不同省份之间对是扩大陆军还是扩大海军更好一些这一问题就进行过辩论。毫不奇怪，内陆省份倾向于扩大陆军，因为他们担心战火会烧到陆地上来；而严重依赖海外贸易、对英国这个商业和帝国主义对手抱有敌意的沿海省份，则认为应该扩大海军力量。最富有也最为重要的省份荷兰省——它占了全国纳税额的很高比例——坚持要扩大海军。因此，最终荷兰共和国选择了扩大海军。荷兰海军在英荷战争期间大幅扩军。从1781年到1785年，荷兰国会拨款超过7360 万荷兰盾，用来建造、装配战舰并给战舰配备相应人员。与此相比，从1771～1780年间的拨款只有2070 万荷兰盾。1782年10月，荷兰在建的配备40 到60 门大炮的战舰有16 艘之多。87 西班牙政府也集中了相当多的资源用来发展它的海军力量。1770～1779年之间每年5540万里亚尔的海军开支，到了1780～1783年之间扩大到了每年平均9270 万里亚尔。88 在1776年，西班牙海军有57 艘主力战舰。而一份未注明日期的“海军情况报告”（这份文件可能是西班牙在1779年加入战争的时候起草的）则显示，主力战舰数量已经上升到了64 艘。89 战争中由于被敌人击毁了一些战舰，这样，到了1780年底大概只有48 艘主力战舰在海军服役了。但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主力战舰数量又增加到54 艘。90 法国在海军扩张方面更加卖力。1776年，海军军费大概有3500 万里弗（大约1500 万英镑），而到了1782年这个数字就增加到了2 亿里弗之巨（接近9000 万英镑）。91 相应的，法国主力战舰的数量也从1778年的52 艘增加到了1782年的73 艘。战舰的建造不仅让造船厂受益——造船厂或许是当时最大的工业企业，同时也给从制绳业和帆布制造业到铸铁厂的一系列相关行业带来了好处。

在所有参战国中，武器制造因为战争而变得兴旺起来。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的陆军力量可能维持在和平时期的水平，因此，除了正常武器更替之外并没有带来额外的武器需求。但是更多的战舰意味着对大炮有大量的需求。主力战舰装配有60 到120 门大炮。因此，20 艘大型战舰就意味着至少需要1200 门大炮。从中受益的人有时候也不全是安排这种开销的国家的公民。1779年，西班牙所需的大炮，一部分是从苏格兰卡伦公司和从法国采购的。92 在所有参战国家中，由于需要给海军战舰和武装民船上的士兵提供武器装备，小型武器的销售也增长了。荷兰特别擅长的炸药生产也因战争而受到了刺激。我们也不能忘记，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火药也流到了北美叛军手中。根据英国情报人员搜集的证据，在1776年冬至1777年初，大陆军从法国皇家兵工厂收到了大约200 门野战炮和3 万支火枪，而1777年夏天则又收到了1.2 万支法式火枪。美国的军装部分也是由欧洲盟国供应的。1777年4月，西班牙的“军装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发往了新奥尔良，美国的代理人在那里收货。第二年9月，大陆会议采购了蓝棕相间的法式制服。那些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保持中立的国家的生产商也从战争中受了益：普鲁士布料沿着易北河送到了汉堡，从那里运往阿姆斯特丹，并继而运向北美。93

食品生产商和零售商也因需求增加了而受益。准备开航的船队需要储备大量的食物，以供船员们在漫长的海上航行中食用。如果船上载有军队，那么，对食物的需求就更大了。海军力量就像城镇一样，他们自己几乎不生产食物（除了在航行中抓捕一些鱼类之外），但消耗量却惊人。科克市由于周边有丰富的内陆农业用地，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个主要食品供应中心，同时也是1776年派往北美的陆军的主要食品供应来源。为了储备食物并控制价格，政府禁止爱尔兰向海外出口食物，这使得本地商人和他们的政治盟友大为光火，他们宣称，这样一来，海外市场将永久地落入到欧洲竞争对手的手中。或许德国和丹麦的肉类生产商确实利用了送到他们面前的好机会，但实施禁运本身并不意味着这种禁运被真的执行了——不同的证据显示，爱尔兰商人此后继续与他们的许多旧的商业伙伴进行贸易，甚至为法国舰队提供食物。与来自法国牧场的肉类相比，法国舰队更偏爱爱尔兰牛肉，因此进行了大量采购。94

更多的军事活动，特别是海军活动带来的刺激，需要在这种军事活动给海外贸易带来了损害这种背景下来考虑。在大不列颠，在战争第一阶段，生产商和商人都因为与各个叛乱殖民地的贸易几乎完全停止而遭受了损失。早在1775年7月，英国中部地区的金属加工业受到了冲击，有一个商人就曾说道：“铸铁业受到的损失尤其令人痛心。”95 纺织业遭受了更严重的冲击。羊毛出口在1772年占英国向北美大陆殖民地出口的30%左右，而现在美国市场基本上关闭了。在格拉斯哥，1775年进口了重达4600 万磅的烟草，第二年这个数字急剧下降到了700 万磅，而1777年则降到了微不足道的21 万磅。96 从更一般的层面上来说，战争提高了所有交战各国进行海上货物运输的成本。这部分是因为与更大的货物损失风险相对应，保险费提高了，但这也是由于海员的工资提高了，因为海军从现有海员中征调了大量人力。实际上，在法国参战之前，美国武装民船就劫掠了大量的英国商船，这主要发生在大西洋和加勒比地区。之后，当美国武装民船能够利用欧洲盟友的港口进行作战的时候，他们就在离英国更近的海域进行这种劫掠活动了。当其他国家参战之后，法国、西班牙和荷兰商船也面临被攻击的危险。荷兰在参战之后的头几个月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这不仅仅是因为受到了武装民船的攻击，也是因为遭受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攻击。但法国商船则遭受了更为持久的打击：从1778年到1783年，大概有1500 艘法国船只遭到扣押。97

但如果说在美国发生的这场冲突，对于欧洲交战各国的进出口商和船主来说是一件坏事的话，那么它也为中立国家带来了新的机会。在被拖入战争之前，荷兰人从运输大量的美国海外贸易货物中大幅受益。圣尤斯特歇斯成了一个很大的中转港，美国货物从这里出口到欧洲，欧洲（包括英国的）货物则从这里出口到美国。1781年占领该岛的海军上将罗德尼认为，这座岛屿所从事的贸易“给英格兰带来的损害，比对所有其他敌人带来的损害都要更大一些”。98 而且，荷兰商船还将海军物资——主要是木材、沥青和大麻——从波罗的海运输到法国和西班牙港口。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至少有一位英国大臣担心，波旁王朝的全部海外贸易可能都会通过荷兰船只进行，这能够让法国和西班牙海军可以尽可能地从他们各自的商船上征召有经验的海员。99 当荷兰被迫在1780年卷入战争之后，获利的机会一下子就消失了，但其他人则立即将荷兰留下的空白填补上了。在1782年，根据一位到访者的观察，韦茅斯（Weymouth）的海外贸易几乎都是通过“中立船只”进行的，很可能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船只。100 英国与荷兰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在两国正式成为敌对国家之后立即停止了，但看起来英国到荷兰的出口货物以及荷兰到英国的出口货物，不过就是改道到中立的奥属荷兰（大致是今天的比利时）绕了一圈而已。所以，一位到访奥斯坦德（Ostend）的英国人在1782年提到，当地商人担心和平会导致他们的好日子到了头。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当地商人从临近的荷兰共和国转过来的英国贸易中受益颇丰，因此，他们担心在和平之后贸易很快就会恢复到战前的那种状态。101

【注释】

1 For the British volunteers, see Stephen Conway, ‘“Like the Irish”? Volunteer Corps and Volunteering in Britain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in Julie Flavell and Stephen Conway (eds), Britain and America Go to War: The Impact of War and Warfare in Anglo–America, 1754–1815 (Gainesville, 2004), pp. 143–69; for the Irish volunteers, seeabove, pp. 100–1.

2 For estimates of the number of slaves who fled from their owners in North America, see Casandra Pybus, ‘Thomas Jefferson’s Faulty Math: The Question of Slave Defection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lliam&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lxiii (2005), pp. 244–64.

3 Leonard Lundin, Cockpit of the Revolution: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in New Jersey (Princeton, 1940). The aptness of the phrase is considered in Mark Edward Lender, ‘The “Cockpit” Reconsidered: Revolutionary New Jersey as a Military Theatre’, in Barbara J. Mitnick(ed.), New Jersey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Brunswick, NJ,2005), pp. 45–60.

4 Richard K. Macmaster (ed.), ‘News of the Yorktown Campaign: The Journal of Dr Robert Honyman, April 17–November 25, 1781’,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lxxix (1971), p. 394.

5 West Suffolk Record Office, Bury St Edmunds, Grafton Papers, Ac 423/191, O’Hara to the Duke of Grafton, 20 April 1781.

6 ‘Bamford’s Diary: The Revolutionary Diary of a British Officer’, Maryland Historical Magazine, xxvii (1932), p. 301.

7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NA), Kew,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91/26, George Augustus Eliott to Lord Weymouth, 8 January 1780.

8 Centre for Buckinghamshire Studies, Aylesbury, Howard –Vyse Deposit, D/HV B10/8, 13.

9 British Library (BL), London, Egerton MS 2659, fo. 186.

10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New York City, Joseph Reed Papers, Journal of John Miller, 25 September 1777.

11 TNA, Audit Office Papers, Loyalist Claims Commission, AO 12/50, fo. 78.

12 BL, Diary of Lieutenant William Digby of the 53rd Foot, Add. MS 32,413, fo. 64.

13 Ibid., Liverpool Papers, Add. 38,405, fo. 125, Sir Eyre Coote to Charles Jenkinson, 1 December 1780.

14 J.C. Fitzpatrick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39 vols, Washington, DC, 1931–44), xv. p. 189.

15 Their activities are vividly described in Wayne E. Lee, Barbarians and Brothers: Anglo–American Warfare, 1500–1865 (Oxford, 2011), Chapter 8.

16 TNA, Cornwallis Papers, PRO 30/11/64, fo. 92.

17 Ibid.,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5/95, fo. 39.

18 Ibid., CO 5/98, fo. 122.

19 E.L. Pierce (ed.), ‘The Diary of John Row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 Proceedings, 2nd series, x (1895–6), p. 97.

20 John W. Jackson, With the British Army in Philadelphia, 1777–1778 (San Rafael, CA, 1979), pp. 266–7.

21 TNA,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5/182, fo. 157–62.

22 Varnum Lansing Collins (ed.), A Brief Narrative of the Ravages of the British and Hessians at Princeton in 1776–77 (Princeton, 1906), p. 13.

23 TNA, Audit Office Papers, Loyalist Claims Commission, AO 12/13, fo. 91.

24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Chester County Miscellaneous Papers, Depredation Claims, account sworn by James Davis, elder of the church, 18 November 1782.

25 Ballindalloch Castle, Grantown on Spey, Macpherson Grant of Ballindalloch Papers, Bundle 393, ‘Inventory of Articles found in the Possession of Josh Anderson Private Soldier in 15th Regiment of Foot’.

26 BL, Log-book of a member of Gen. Robert Boyd’s staff, Add. MS 38, 605, fo. 3.

27 Ibid., Haldimand Papers, Add. MS 21,760, fos. 78–9.

28 New York State Library, Albany, Israel Keith Papers, Israel Keith to Cyrus Keith, 4January 1777.

29 R.K. Showman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 (13 vols, Chapel Hill, 1976–2005), i. p. 375.

30 TNA, War Office Papers, WO 71/82, pp. 412–25;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Great Britain Order-book, 1 October 1776.

31 Don Higginbotham (ed.), The Papers of James Iredell (2 vols, Raleigh, NC, 1976), ii. p. 225.

32 Elizabeth A. Fenn, Pox Americana: The Great Smallpox Epidemic of 1775–82 (New York, 2001).

33 Donald Wallace White, A Village at War: Chatham, New Jerse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Rutherford, NJ, 1979), pp. 239–41(Appendix B, table 9).

34 John Shy, A People Numerous and Armed: Reflections on the Military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76), p. 171.

35 Mary Beth Norton, Liberty’s Daughters: Th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of American Women, 1750–1800 (Boston, 1980), p. 215.

36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Dering Family Papers, vol I, Sarah Thomas to Sylvester Dering, 11 March 1779.

37 Ben Baack, ‘Forging a Nation State: The Continental Congress and the Financing of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iv (2001), p. 654 (Table 1).

38 Ann Bezanson, Prices and Inflation during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ennsylvania, 1770–1790 (Philadelphia, 1951), p. 14.

39 Harry M. Ward,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London, 1999), p. 40.

40 James A. Henretta,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apitalism: Collected Essays (Boston, 1991), p. 241; 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92), especially pp. 6–7, 248.

41 Bernard A. Uhlendorf (ed.), Revolution in America: Confidential Letters and Journals, 1776–1784 of Adjutant–General Major Baurmeister of the Hessian Forces (New Brunswick, NJ, 1957), p. 237.

42 K.G. Davies (ed.), Document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70–1783: Colonial Office Series (21 vols, Shannon, 1972–81), xviii. p. 171.

43 Howard C. Rice and Anne S.K. Brown (ed. and trans), The American Campaigns of Rochambeau’s Army (2 vols, Princeton, 1972), i. p. 48.

44 T.I. Wharton (ed.), ‘Memoir of William Rawle’, Memoirs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iv (1840), p. 43.

45 Royal Artillery Institution, Woolwich, MS 9, vol II, p. 117.

46 E. G. Schaukirk, ‘Occupation of New York City by the British’,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x (1886), p. 423.

47 See, for example, TNA, War Office Papers, WO 60/32, ‘Return of Wood to be furnished’, 22–24 November 1781, and ‘list of the Inhabitants Who has not furnished the Quantity of Wood’, n.d.

48 Ibid., WO 71/90, pp. 410–16.

49 The name gained currency at least partly because the flies causedsimilar devastation to the Hessians: see Philip J. Pauly, ‘Fighting theHessian Fly: American and British responses to Insect Invasion, 1776–1789’, Environmental History, vii (2002), pp. 485–507.

50 Alnwick Castle, Northumberland, Percy Papers, vol xlix, Part A, p. 13; TNA,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5/94, fo. 416, Address of the Inhabitants of Newport.

51 TNA, British Army Headquarters Papers, PRO 30/55/18, 2214 (6).

52 Royal Artillery Institution, MS 9, vol II, p. 117.

53 Jackson, With the British Army in Philadelphia, p. 83.

54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Faulkner Papers, Day-book, 1774–88, and Accountbook, 1773–90.

55 Historical Society of Pennsylvania, Clifford Papers, vol 5, Thomas Clifford Jr, to Thomas Franks, 27 December 1777.

56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 Stowe Collection, Brydges Papers, STB Box 26, John Pool to Anna Eliza Elletson, 27 March 1777. See also, for the impact of martial law, Pool to the Duchess of Chandos,12 September 1779, Edward East to the Duchess of Chandos, 11 September 1779, 11 May 1782.

57 National Library of Wales, Aberystwyth, Nassau Senior Papers, E 36, Thomas Yea to Robert George Bruce, 24 December 1778.

58 Stephen Conway, The British Isles and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Oxford, 2000), p. 70.

59 Ibid., pp. 233–8, for the campaign for ‘economical reform’.

60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Edinburgh, William Wilson Papers, MS 9672, Daybook, 1771–80.

61 Public Record Office of Northern Ireland, Belfast, Greer Papers, D 1044/552, 572.

62 TNA, War Office Papers, WO 1/1007, p. 789.

63 Ibid., WO 1/1004, p. 395.

64 Ibid., WO 1/1007, p. 259.

65 See Stephen Conway, ‘Locality, Metropolis, and Nation: The Impact of the Military Camps in England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History, lxxxii (1997), pp. 547–62.

66 Kenneth Morgan (ed.), An American Quaker in the British Isles: The Travel Journals of Jabez Maud Fisher (Oxford, 1992), p. 229.

67 See James E. Bradley,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England (Macon, GA, 1986), and Religion, Revolution, and English Radicalism (Cambridge, 1990), Chapter 9.

68 Journal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xxxv. p. 405 (27 October 1775).

69 Conway, British Isles and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pp. 131, 288.

70 For the Church of England, see Paul Langford, ‘The English Clerg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Eckhart Hellmuth (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England and German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0), pp. 338–72.

71 City Archives, Sheffield, Rockingham MSS, R 1/1569.

72 For Presbyterian migration to North America see R. J. Dickson, Ulster Emigration to Colonial America, 1718–1775, 2nd ed (Omah, 1988).

73 Catherine Coogan Ward and Robert E. Ward (eds), The Letters of Charles O’Conor of Belanagare (2 vols, Ann Arbor, MI, 1980), ii. pp.110, 114. See also, for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situation, Vincent Morley, Irish Opinio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1760–1783 (Cambridge,2002).

74 See Mrs Gillespie Smyth (ed.), Memoirs and Correspondence . . . of Sir Robert Murray Keith (2 vols, London, 1849), ii. pp. 60–1.

75 Gentleman’s Magazine, xlv (1775), p. 396, and xlvi (1776), p. 228.

76 Bob Harris, Politics and the Rise of the Press: Britain and France,1620–1800(London, 1996), p. 58.

77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ssion (HMC), The Manuscripts of the Earl of Dartmouth (3 vols., London, 1887–96), iii. pp. 221–22.

78 Staffordshire Record Office, Stafford, Congreve Papers, D1057/M/F/26.

79 Brian Fitzgerald (ed.), Correspondence of Emily, Duchess of Leinster (3 vols, Dublin, 1949–57), iii. p. 226.

80 Phyllis Hembry (ed.), Calendar of Bradford-on-Avon Settlement Examinations and removal Orders, 1725–1798 (Wiltshire Records Society, xlvi, Trowbridge, 1990), p. 43.

81 Victor Enthoven, ‘Dutch Maritime Strategy’, in Donald Stoker, Kenneth J. Hagan and Michael T. McMaster (eds), Strategy in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London, 2010), pp. 187, 189.

82 HMC, Manuscripts of the Earl of Dartmouth, iii. p. 222.

83 See Rafael Torres Sánchez, ‘Monopoly or the Free Market: Two Ways of Tackling the Expenditure: The Expedition to Minorca (1781–1782)’, in Stephen Conway and Rafael Torres Sánchez (ed.), The Spendingof States: Military Expenditure during the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Patterns, Organization, and Consequences, 1650–1815 (Saarbrücken, 2011), pp. 313–38.

84 Robert D. Harris, ‘French Finances and the American War, 1777–1783’,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lviii (1976), p. 247.

85 For problems with the structure of French public debt, see James B. Collins,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Cambridge, 1995), p. 236.

86 See Rafael Torres Sánchez, ‘Public Finances and Tobacco in Spain for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in H.V. Bowen and A. González Enciso (eds), Mobilising Resources for War: Britain and Spain at Workduring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Pamplona, 2006), pp. 191–224.

87 Enthoven, ‘Dutch Maritime Strategy’, especially Table 9.3 and Appendix 9.1.

88 José Jurado-Sánchez, ‘The Spanish National Budget in a Century of War: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ng the Army and Nav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Rafael Torres Sánchez (ed.), War, State, and Development: Fiscal-Military Stat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amplona, 2007), p. 228 (Appendix).

89 BL, Miscellaneous Papers relating to the Spanish Navy, 1740–82, Add. MS 20, 962, fo. 324.

90 Figures derived from Jonathan R. Dull, The French Navy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Princeton, 1975), pp. 359–76.

91 Ibid., pp. 349, 359–76.

92 Agustín González Enciso, ‘Buying Cannon Outside: When, Why, How Many?The Supplying of Foreign Iron Cannons for the Spanish Nav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Richard Harding and Sergio Solbes Ferri (eds), The Contractor State and Its Implications, 1659–1815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2012), pp. 135–57.

93 Huntington Library, Intelligence, enclosed in Lord North to Admiral Lord Howe, 28 October 1777, HM 25799, pp. 3–5.

94 See, for example, BL, Bowood MSS, B1, fo. 15, Francis Baring to the Earl of Shelburne, 15 November 1782.

95 Dr Williams’ Library, London, Wodrow–Kenrick Correspondence, MS24157 (51).

96 M.L. Robertson, ‘Scottish Commerce and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ix (1956–7), p. 123.

97 David J. Starkey, British Privateering Enterpri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xeter, 1990), p. 217 (Table 23).

98 G.R. Barnes and J.H Owen (eds), The Private Papers of John, Earl of Sandwich (4 vols, Navy Records Society, London, 1932–8), iv. p. 148.

99 See above, p. 109.

100 C. Bruyn Andrews (ed.), The Torrington Diaries (4 vols, London, 1934–8), i. p. 94.

101 Leicestershire Record Office, Turville Constable Maxwell MSS, p. 1122.

第五章　战争结局及解析

这场战争是如何结束的？为什么英国失去了13 个殖民地但却成功保住了庞大帝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在前面章节中已经作出了部分回答，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更为系统地考虑一下这些问题。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和平谈判的情况，这既包括英国和美国之间的，也包括英国和欧洲敌国之间的。1 第二部分则讨论的则是更大范围的问题：为什么战争以这种方式结束了？为什么英国失去了北美殖民地，但却在范围更大的战争的后期阶段坚持住了，甚至还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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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2年春天，罗金汉侯爵的新内阁决心结束与美国的战争，但大臣们对于如何才能够结束这场战争有不同的意见。自从1775年以来一直反对与美国进行战争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成为外交大臣，这是新内阁创设的一个新职位。福克斯希望尽快与大陆会议达成协议，以便可以将英国的资源集中用于与波旁王朝和荷兰的战争上。2 为了这个目标，他愿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并接受它独立。但他的同僚、担任内政和殖民地事务大臣的谢尔本伯爵则认为，与美国人的谈判是他的职责范围，因为美利坚合众国还没有被英国政府承认，因此，美国人还是属于受他管理的叛乱分子。

在这场奇特的权利斗争背后体现的是一种重要的分歧，不仅仅是方法上的分歧，还有目标上的分歧。与福克斯不同，在与英国的欧洲敌国达成一项全面的和解协议之前，谢尔本伯爵不愿意承认美国独立。他甚至希望最后没有必要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在英国和美国之间确立某种政治联系，从而将英国的大西洋帝国从废墟中拯救出来。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建立一种联邦体制的想法看起来肯定是讨论过的，尽管美国那边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种提议。3 但谢尔本伯爵也比福克斯更为关注英国的欧洲地位问题。他希望与法国达成一项全面的和解，这样为英法共识和合作铺平道路，在这种共识和合作下，两国将共同对付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这几个正在兴起的东欧强国。他认为这些国家对欧洲的权力平衡造成了最大的威胁。

福克斯和谢尔本伯爵之间的争斗，导致他们每个人都派了单独的代表参加巴黎和谈。谢尔本伯爵甚至在诺斯勋爵的内阁倒台之前就一直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保持着联系。新政府甫一成立，谢尔本伯爵就立即派理查德·奥斯瓦尔德，一位富有的苏格兰商人，到英吉利海峡对岸去充当他的谈判代表。而作为回应，决心不放弃自己立场的福克斯则派了托马斯·格伦威尔（Thomas Grenville），一位支持政府立场的议员，来代表他发声。富兰克林认识奥斯瓦尔德，因此很愿意和他交谈。“富兰克林医生对我很友好。”奥斯瓦尔德向谢尔本伯爵汇报说。而富兰克林自己也告诉谢尔本伯爵，他认为奥斯瓦尔德是“一个睿智而诚实的人”，他愿意与他打交道。4 相反，格伦威尔则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不论是在富兰克林这里（富兰克林只想和奥斯瓦尔德打交道），还是在韦尔热讷伯爵这里，都是如此。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讷伯爵对于格伦威尔提出的英法之间的谈判应该以1763年和平协议为基础的提法尤其不感冒。法国政府非常不满地认为，福克斯根本没有认识到英国的地位已经被大大削弱了。5 福克斯在内阁是一个少数派，国王也很不支持他。即使如此，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立场，直到1782年7月罗金汉侯爵意外辞世、谢尔本伯爵成为内阁首脑为止。那时，福克斯辞职了，格伦威尔也从巴黎打道回府，这样谢尔本伯爵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自由行事了。

谢尔本伯爵倾向于认为如果慷慨对待北美前殖民地的话，会削弱美国和法国之间的联盟关系。像大部分英国政治家一样，他继续认为美国人从本能上是反对信奉天主教和专制主义的波旁王朝的，而尽管发生了这场战争，他们还是更倾向于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而富兰克林这边则鼓励奥斯瓦尔德说，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慷慨会给英国带来好处的，因为一旦法国和西班牙了解到英国和美国马上就要达成协议的话，它们也会很快与英国达成协议。富兰克林甚至还走得有些太远了，说英国可以将加拿大割让给美国。但总而言之，谢尔本伯爵愿意作出重大让步。然而，当富兰克林生病之后，和谈就停滞了。取代他担任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约翰·杰伊，对奥斯瓦尔德就没有那么大的好感了。奥斯瓦尔德发现，杰伊非常蛮横，不愿意向英国人作出任何让步。杰伊甚至在奥斯瓦尔德是否获得合法授权这个问题上给他制造了难堪。富兰克林重新回来参加谈判之后，与英国尽早达成一项和平协议的前景才又重新浮现出来了。然而，保皇派人士的问题是一个双方争议很大的问题。富兰克林敦促奥斯瓦尔德不要提出任何赔偿要求，理由是：“这些保皇派人士任意焚烧和破坏农屋、村庄和城镇，对我们的财产也造成了无尽的伤害。”6 如果英国政府坚持要为保皇派人士争取赔偿的话，富兰克林继续说道，那么，大陆会议会就会针锋相对地要求英国就英军和保皇派部队在战争中扣押或破坏的财产作出赔偿。直到1782年11月，达成初步和平协议前的两周，奥斯瓦尔德还试图说服美国代表团给保皇派人士适当的补偿，但美国代表团再一次拒绝了。像之前一样，他们的回答是，英国人进行了掠夺活动，例如，7月份从萨瓦纳撤离的英军就带走了从奴隶主那里逃出来的大量的奴隶。7 最终，英国和美国代表团于11月30 日达成了协议。这些他们所称的初步条款是临时条款，后续要签订一项正式的全面和平协议。但这些初步条款最后并没有改变。英国政府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并同意从查尔斯顿和纽约撤军。美利坚合众国得到的领土范围比大陆会议所能合理预想到的要多很多。依旧对英美战后和解抱有希望、同时希望在美国人和法国人之间插入一个楔子的谢尔本伯爵，放弃了五大湖和俄亥俄之间的土地。美国人甚至被允许在纽芬兰岛海域捕鱼。作为交换，英国谈判代表团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是，美国人承认他们的债务，并承诺大陆会议会建议各州发还英国公民和保皇派人士的财产。奥斯瓦尔德那个时候一定清楚各州积极响应这种建议的可能性一定是微乎其微的。

当英国人和美国人进行谈判的时候，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谈判也在进行。韦尔热讷伯爵希望尽可能将1763年的和平协议反转过来，因此，他对于福克斯通过格伦威尔提出来的这种立场——即七年战争结束后缔结的和平协议应该是双方进行谈判的基础——感到不可思议。1782年7月，韦尔热讷伯爵告诉法国驻马德里大使蒙莫兰（Montmorin），说他希望“忘记之前发生的事情”，并“根据公正和对双方有利的原则”达成一项全新的协议。8 在桑特海峡战役中被捕并被关押在英格兰的德·格拉斯，在1782年8月和谢尔本伯爵谈到了未来和平的框架会是什么样子。他向韦尔热讷伯爵汇报的情况，让这位法国外交大臣相信，英国至少准备在某些方面靠近法国的目标。韦尔热讷伯爵的副手杰拉德·德·雷纳沃尔（Gérard de Rayneval）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与谢尔本伯爵直接会谈。但是在9月13 日的会议中，谢尔本伯爵看起来不像格拉斯汇报的那样愿意进行妥协。在印度问题上，他向雷纳沃尔解释说，“1763年确立的情况必须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因为“不要指望国王会同时放弃两个大陆”。9 从更积极的一面来说，谢尔本伯爵暗示，如果英法两国可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那么，两国可以成为欧洲共同的主宰。

尽管韦尔热讷伯爵不喜欢谢尔本伯爵那种不愿意在印度问题上作任何让步的顽固姿态，但他对于谢尔本伯爵提到的英法合作来主宰欧洲的想法还是很认同的。韦尔热讷伯爵认为俄罗斯是欧洲权力平衡的一个威胁：奥地利和俄罗斯在1781年6月缔结的联盟，让他相信凯瑟琳大帝马上就会发动另一场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而奥斯曼帝国是法国的长期盟友。1782年9月末，韦尔热讷伯爵发现俄罗斯确实在为战争做着准备（当时韦尔热讷伯爵刚刚了解雷纳沃尔和谢尔本伯爵会谈的情况）。其他一些事件使得他更愿意向英国的立场靠近。罗德尼在桑特海峡战役中的胜利，是皇家海军依旧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一个令人不安的象征。法国的公共债务也是一个因素。这场战争的代价非常高昂。两年以来，内克一直在说，法国无法承受战争继续拖延下去的后果。

如果说韦尔热讷伯爵现在更愿意妥协的话，西班牙则在没有获得直布罗陀的情况下不愿意结束战争。虽然1782年9月对直布罗陀的围城战失败了，西班牙政府还继续希望将直布罗陀要回来。在法国参加和谈的西班牙大臣阿兰达伯爵（Conde de Aranda）甚至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土地交换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阿兰达的计划，法国可以获得圣多明各（这样法国就获得了整个海地岛），前提是法国将它的另一块海外领地让给英国，进而英国可以将直布罗陀交还给西班牙。谢尔本伯爵曾短暂考虑过放弃直布罗陀，以便可以从西班牙甚至法国那里获得一些让步。但这样的土地交换最后变得没有必要了，因为在1782年12月，在英美初步协议签署之后，西班牙认为它要回直布罗陀的机会变得很渺茫了，因此，就放弃了这个要求。

荷兰则坚持得更久一些，但最终他们的抵制也被消磨掉了。荷兰派驻巴黎的谈判代表杰拉德·布兰特森（Gerard Brantsen）得到的指示是不要作出任何让步。考虑到荷兰在战争中的糟糕表现，他提出的要求是完全不现实的。荷兰国会希望被英国占领的所有土地和贸易基地都被返还给荷兰，英国应承认中立船主的权利，并就荷兰在海上遭受的损失向荷兰进行赔偿。韦尔热讷伯爵将这些要求接过来，代表荷兰进行谈判，最终成功地让英国同意将亭可马里交还给荷兰，但他无法说服英国政府放弃奈伽帕塔姆。荷兰最后在1783年1月20 日同意停战，而几天之后其他各国都接受了初步协议。直至1784年5月20 日，荷兰才在最终协议上签字。荷兰代表不愿意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协议上，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国不仅保留了奈伽帕塔姆，而且也获得了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进行贸易的权利。

美国、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在1783年9月3 日签署的最终的和平协议，确认了初步协议中同意的全部事情。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承认，其疆域也比任何美国人在1776年7月，甚至在约克镇战役后所能预想的要大很多。法国在印度问题上没有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他们在印度次大陆上的贸易站都被英国返还了，他们重新得到了圣卢西亚，保留了多巴哥，重新获得了塞内加尔，获得了在纽芬兰岛海域捕鱼的更好的权利，以及在敦刻尔克构筑防御工事的权利（1763年他们的这个要求被拒绝了）。而西班牙虽然没有获得直布罗陀，但佛罗里达和米诺卡也算是可以接受的安慰奖励。英国，原来发动战争是希望保留北美大陆的殖民地，则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殖民地成了独立国家。但是乔治三世的帝国并没有完全解体。英国继续保有着加勒比地区的大部分领地，并抵制住了法国要求它在印度问题上让步的压力，而且，通过继续占有位于奈伽帕塔姆的原荷兰基地，英国强化了自己在印度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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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从什么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在战争头几年于美国开战的双方的力量对比情况，英国都应能够扑灭殖民地叛乱，但为什么没有做到呢？传统的解释倾向于强调美国人的革命热情、他们更高超的战术技巧、华盛顿的英明领导，以及英军的无能和不适应。所有这些解释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令人满意，而且，即使全部综合起来看，它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抵挡住英国并最终赢得独立。

美国人在战争初期的热情是显而易见的。围攻盖奇将军驻扎在波士顿的英军的美国民兵，确实是出于保卫自己的社区不受英军侵犯的愿望才来参与围攻的。在这个阶段，一种真诚的愤怒情绪似乎占据了殖民地人的心胸。他们努力训练，计划打到更南方的地区以及新英格兰去。10 但我们不要错误地认为热情就是成功的保障。当《独立宣言》在纽约向大陆军将士们宣读的时候，确实引发了欢呼，但美国人随后在长岛战役中的表现，很难证明狂热可以取代专业的战斗。实际上，当得到豪将军取胜的消息后，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沮丧地玩味着这样一句话：“这样一个令人感伤的定理……不论是受什么原则激发起来的人，都无法成功抵挡军事镇压。”11 我们还应该看到，到了美国战争的后期，对于战争的厌烦情绪比对于独立的热情支持似乎要更加明显一些。在弗吉尼亚，独立战争的摇篮之一，英军在1779年、1780年甚至1781年几乎都没有遭到什么像样的本地人的抵抗。最后那一次，本杰明·吉尔伯特（Benjamin Gilbert），一位在弗吉尼亚服役的来自马萨诸塞的士兵对他所见所闻感到很沮丧。“在弗吉尼亚这个地方，要找到一个忠实于自己国家的朋友真是很难，”他这么写道，“就和要在马萨诸塞湾找到一个亲英分子一样难。”12 来自弗吉尼亚的军官约翰·巴纳斯特（John Bannister）则一点也不奇怪地对这种情况显得更加宽容（“人们都厌倦了战争，都是极不情愿上战场的。”）。13 但他的这种判断，同样对以美国人的革命热情来解释英国失败的思路提出了疑问。

我们同样也不能夸大美国人所使用的后来被称作“游击战”的战术的作用。民兵确实在战争的不同时期对英军搞了一些突然袭击。或许，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战争爆发当时英国人从康科德撤退的时候，以及1776年冬至1777年初在新泽西与1780年在南卡罗来纳内陆地区作战的时候。英军军官自己的话也证明这种非常规作战让英军感到沮丧，士气受了打击，但我们不能就此推定这是叛军的主要作战方式，更不能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叛军就是靠这种作战方式赢得美国独立战争的。华盛顿意识到这种“游击战”战术有它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他同样也非常注意对战争的进展保持控制。14 华盛顿个人秉性以及后天养成的习惯都是偏保守的，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大陆军是一支像英军一样开展传统作战的军事力量。随着战局的进展，他的建立一支欧洲式的军队的想法几乎都要实现了。到了1779年末，华盛顿在1775年夏天接手的新英格兰民兵部队（他很不喜欢这支部队）已经成为一支更为专业化的部队了：士兵们穿着新的制服，并接受着普鲁士教官冯·施杜本的欧式训练。而且，随着战争的进展，许多美军士兵都演变成了欧洲军队中的那种士兵了：他们是不同比例地从最底层人之中被选拔出来的。大陆军士兵贫穷出身的一个表现是有大量的士兵是黑人，特别是在大陆军的北方军中就更是如此。法国军队中的一位德国军官在1781年于纽约的白原市看到了大陆军，他写道：“他们之中有四分之一都是黑人。”15从军事角度而言，这样一批人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由于他们贫穷，这促使他们愿意多次应征入伍，这意味着美国的士兵变得越来越有经验，不再是那种每年都只是新兵加入的情况了。

图5-1　图为有关美国独立战争的一幅画作。

否认华盛顿在美利坚合众国得以存活下来方面的作用是极为不恰当的。1776年12月他在特伦顿战役中大胆的反攻，甚至可能挽救了美国的革命事业。人们对他的崇拜甚至神化远远超出了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范围。对于许多欧洲人，包括许多英国人而言，他给了美国革命一个令人值得尊敬的面目。16 甚至不承认华盛顿与自己棋逢对手的豪将军，也是以华盛顿是和自己同等的专业军事将领的方式来同华盛顿对话的。但华盛顿的军事领导能力很容易被夸大。他在1776年的纽约战役中被全面击败，在长岛战役中损失惨重，第二年又在宾夕法尼亚的布兰迪维因小溪战役中遭遇失败。他参与的大部分战斗都失败了，或者至少没有取胜。1778年，一些大陆会议代表认真地考虑过用在萨拉托加取胜的盖茨将军来取代他。华盛顿的真正成就是，让他的军队继续保留在战场上进行战斗。他代表了美国人在挫折和失败面前继续坚持到底的精神，他的军队成了美国反抗精神的象征，或者，按照他的同僚、来自罗得岛的纳撒内尔·格林的话来说，是“美国自由的持久耐力”的所在。17 只要大陆军活下来了，可以在第二天投入另一场战斗，美国人的事业就存活下来了。华盛顿的个人偏好是展开攻势并快速地解决战斗，但他最终只能选择尽量避免战斗，使得他的对手没有机会以对大陆军进行致命一击的方式来结束这场冲突。他在1779年不愿意与克林顿将军正面交战，使得这位英国指挥官走向了歧路。18

但英军也远非那种根本不适合于赢得美国这场战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英军汇集了贵族秩序的所有的恶，而美军则是他们所在的热爱自由的社会的象征。但如果说许多英军高级军官确实是贵族的话，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一无是处的纨绔子弟。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的军事职责是非常认真的，并且在掌握专业作战技能方面可谓兢兢业业。威廉·豪，虽然是一位子爵的弟弟，之所以赢得英国在美国的军事行动的指挥权，至少部分是因为他在七年战争期间在美国服役，而且有轻步兵战术经验。19 康华里，作为伯爵，是一位大胆的指挥官，他让自己和他手下的军队全力以赴。而克林顿，作为一位伯爵的孙子，尽管因为看起来无所作为而广受批评，但有时候的表现也非常勇敢，而且对北美战事的战略现实有清晰的把握。他们带领的士兵尽管经常受到严厉的处罚，但并不仅仅是因为担心受到这种处罚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的。像豪、克林顿和康华里这样的将领，诉诸的是士兵们人性的良好一面，甚至是士兵们对这场战争的政治影响的理解。我们所能掌握的少量证言显示，至少其中一些人并不仅仅是出于恐惧或为了金钱，而也是出于对国王和国家的忠诚才参的战。如果说历史学家夸大了反叛的殖民地人民的革命狂热的话，他们同样也低估了他们的对手在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信念。

而且，英军很快出色地适应了美国的情况，至少同他们在七年战争中做得一样好。不仅军服被调整了，战术也发生了变化。早在1775年春天，轻步兵就已经习惯了趴在地上开火和装火药了。20 在战争的前几年，军队的其他兵种也在相同的作战方法上获得了经验。英军的用小股部队开展快速冲击战的技术，在1778年12月给驻守在圣卢西亚挤成一团的法军造成了巨大的伤亡，这显示英军在北美两年多的作战经历中，已经学会了使用更为松散的阵型，并学会了运用轻步兵战术。1781年7月，在弗吉尼亚的绿泉——这是英军在美国进行的最后几场战斗之一——英军甚至和他们的大陆军对手掉了个个，大陆军那个时候采取的是欧式的紧密阵型，他们受到了躲在暗处的英军的猛烈火力的打击。21

如果说英军未能在美国赢得战争不是因为美军极高的士气、领导力或者战术，那么到底原因何在呢？在战争开始之前，正如我们看到的，伦敦的大臣们认为新英格兰是反抗的核心地区。他们将主要军力都集中在马萨诸塞，希望可以既震慑马萨诸塞，又震慑其周边的新英格兰殖民地。但是，经过了头几个月的战斗之后，英军被围困在波士顿，这让大臣们和高级将领们不再考虑继续在新英格兰地区进行作战，而是转而考虑如何将这个地区与其他反叛各州分割开来。

或许，如果英国政府当初更好地利用了新英格兰地区——这个地区主要是清教徒，也有民主传统，同在宗教上更加等级森严、社会阶层更加固化的南方各州之间的真正区别开来的话，反叛可能就瓦解了，至少也可能被控制住了。但英国政府并没有作出任何协调一致的努力来强化这种差别。杰曼过于执着于最新出现的（而且可能更加表面化的）叛乱分子和保皇分子的分类，而这种分类被证明很难给英国带来什么好处。22

事实上，尽管新英格兰在战前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行径的主要力量，在1775年的时候叛乱是普遍发生的，但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地理中心。反叛殖民地没有欧洲意义上的首都。由于它们不过是因为反对英国政府而走到一起的，没有团结统一的传统，因此，没有哪个美国城市可以担当起“首都”的职能。费城虽然是大陆会议所在地和美国最大的城市，也无法与欧洲各国的首都相提并论。这意味着豪将军率领的军队在1777年占领费城的给美军士气带来的打击是有限的。英军占领诸如纽约和查尔斯顿这样的一些大城市所造成的心理打击，同样也无法和诸如维也纳或柏林这样的欧洲城市被占领时相比。反叛殖民地主要还是农村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散居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的。

许多地区军队是很难进入的。诸如特拉华河谷这样的地方，进入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这些地方很平坦，有已经建成的道路网络，一直以来都在被开发。弗吉尼亚也容易进攻，因为可以航行的河流很多，交错纵横，这可以让英军抵达很多内陆的地区。而新英格兰的内陆地区则整个来说都是难以开展军事作战的。按照一位英军军官的说法，这个地方“森林茂密，丘陵起伏”，是非常难进入的。23 更为困难的是上纽约的森林地带。伯戈因的军队在1777年夏天曾试图穿越这一地带。那里有道路，但一旦英军和德军离开了原定路线，就必须通过砍倒树木来打通新的道路。难怪伯戈因的军队行进得如此缓慢。

对于英军来说，北美作战区域的庞大规模也是一个问题。这个战区比英军在低地国家甚至德国西部地区作战时的传统作战区域要大很多。18世纪40年代，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在奥属荷兰作战的英军的整个作战区域位于法国和荷兰边界中间，横跨还不到80 英里。英军1758～1762年在德国西北地区作战的时候，作战区域则要大很多——从北部的不来梅一直到南部的法兰克福附近，南北横跨约200 英里。但在1779年，亨利·克林顿爵士指挥的军队则十分分散地散布在从现在缅因州的佩诺布斯科特到佐治亚州的萨瓦纳的广大地域内，两个地方之间的直线距离达到了约1200 英里，要协调中间被大片叛乱土地分割的英军的作战行动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伯戈因在1777年从加拿大开始的远征行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如果说北美的幅员辽阔给英军造成了困难的话，帝国中心和殖民地之间的距离则带来了进一步的困难。大西洋两岸之间的通讯通常都很慢。从波士顿出发，一艘帆船需要5 到7 周才可以抵达英格兰，而返程则需要花大概4 到5 周。从英格兰出发到切萨皮克则需要9 周的时间，而从切萨皮克到英格兰则大概需要6 周。24正如杰曼意识到的，要在伦敦对这场战争进行微观指导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即便在为这场战争确定大的战略方面，也因为大臣们离北美战场过于遥远而受到了不利影响。杰曼在1777年的时候未能协调好相关作战计划——当时豪基本上是让伯戈因自己单独作战——主要是因为沟通不畅所致。这种沟通不畅，部分可能是因为杰曼不愿意过于强加自己的意志，但至少同样也是因为相关指令要抵达现场的指挥官那里耗时太久之故。豪直到8月末才对杰曼要求他及时完成宾夕法尼亚的战役以便助伯戈因一臂之力的请求作出回复。而杰曼了解到豪不大可能能够遵守他的指令的时候，已经又过去数周了。而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无法再作出什么补救措施了。25

大西洋还给英国人造成了其他困难。当他们七年战争期间在北美作战的时候，英军可以依赖当地的物资供应；而相反，在独立战争中，英军却要仰仗从3000 英里之外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运输过来的食品和其他关键物资。1776年，豪对他的军队所获得的后勤支持是很满意的，在那年年末，他说他的军队从来没有发生过食物短缺。26 但从遥远的母国跨越大西洋为这支军队供应物资，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每年都需要费力地组织相应必备物资并将它们运输过去。时不时地，由于英军控制了北美足够多的地方，对这种漫长的大西洋供应线的依赖程度因此降低了，但没有哪个英国指挥官能够完全仰仗当地资源。跨越大西洋也总是风险重重，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美国武装民船经常扣押英军物资供应船只，而在法国也加入战争之后，英军的生命线经常处在危险之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物资供应的担忧阻碍了克林顿发起进攻行动。27

北美的英军也离自己的主要支援部队相距太远。同样，这和七年战争中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一场战争中，英军可以征召当地人力来强化它的力量。在独立战争中，印第安人和一些殖民者确实应召为英军提供了帮助，但皇家军队的主要力量还是来自欧洲。在七年战争最高峰的时候，当地征召的士兵占了与法军作战的英军部队的约一半。而在独立战争中 ，当地人从来没有达到过三分之一的水平。正规军每发生一个减员，都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补上，比叛军补充兵员的时间要长很多，因为叛军是在自己的家乡作战。正如法军中的一位德国军官所指出的：“美国人一天中损失了600 人，但8 天之后，又有1200 人入伍，而英军要补充10 人的兵员都是一件费力的事情 。”28 避免英军发生重大伤亡的必要性，可能比受到威胁的跨大西洋运输线更大程度地妨碍了高级军官的作战行动。这也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豪将军看起来总是不愿意开展决战。或许他是想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流血牺牲，这会让恢复和平的努力更加困难。29 但如果说这种政治考量促使他不愿意过于激进的话，看起来非常有可能的是，保存军事力量至少也是他这么做的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英军在战争的头几年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扩充。国王没有同意招募新的军团，而这种方式是快速扩大英军规模的一个好方式；相反，国王更倾向于雇用可以在1776年立即投入战斗的德国军队。虽然华盛顿在特伦顿和普林斯顿开展了反攻，使得英军开展进一步的作战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但政府还是决定雇用更多的德国军队，而不是在国内招募新的军团。在军事上来说，依赖德国军队有它的合理性。黑森军队，至少在1776年被派往美国的首批军队，是训练有素的专业士兵，在头几场战斗中表现不错。美国人曾经抱有的这种希望，即作为“雇佣军”的德国人对英国的事业缺乏忠诚，或许可以说服这些人开小差，但后来被证明过于乐观了。在抵达北美之后的几个月中，没有任何一个黑森士兵开小差。只是在战争基本上结束了之后德国士兵开小差的问题才成了一个严重问题。30 但从政治上来说，雇用德国军队或许是一个错误。在1775年末，一些美国人在了解到德国军队会跨越大西洋来北美作战的消息之后，认为英国让德国人卷入战斗是国王已经将殖民地人民从他的大家庭排除出去的一个标志。美国人的有关英国政府可能会在北美建立一个威权主义秩序的担心，可能也因为德国军队的来源地而被强化了。这些士兵来自美国人认为的专制地区。如果说这场战争的全部就是效忠问题的话，用克林顿的话来说，也就是“一场有关谁能赢得美国人的心并让美国人臣服的竞争”31，那么，雇用德国军队对英国在这场竞争中获胜可能没有什么帮助。

或许更为糟糕的是，英军与殖民地人民最害怕和痛恨的一批美国人联系在了一起。印第安战士和英国人结盟，不断地侵扰边境地区。然而，印第安人对英军所起的作用是存在疑问的。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他们给反叛殖民地的经济造成了破坏。一份英军报告宣称，1778年印第安人进行的一次侵扰活动就摧毁了“大概1000 所房屋，以及他们的磨坊”，而且，美国人“大概损失了1000 头带角的家畜，以及大量的绵羊和猪”，这些动物都被赶到了英军基地。32 印第安人对边境地区的进攻最终也迫使华盛顿分出很大一部分兵力去消除印第安人的威胁，这就削弱了大陆军主力部队的力量。然而，英军不一定因为印第安人的帮助而获得了什么优势。许多殖民地人，特别是那些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人，由于一代一代的相互冲突以及有关印第安人残暴杀人的故事的代代相传，对印第安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敌意。一些英军军官曾经认为，美国人对印第安人的恐惧可能会产生好的效果，印第安人的侵袭可能会让叛乱分子因为内心感到恐惧而屈服。33 毫无疑问，至少一些美国人因此屈服了，但其他人反抗到底的信念看起来反而更加坚定了。大量的新英格兰人蜂拥而至来加入与伯戈因对抗的盖茨的军队，毫无疑问，这并不是什么巧合——伯戈因的军队中有相当多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的恐怖声名马上就得到了验证，这毫无疑问“起了作用”。虽然伯戈因一再请求印第安人进行克制，但这个盟友不管不顾，还是倾向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付殖民地人。保皇派人士简·麦克里亚（Jane McCrea）被印第安人杀害并割掉头皮的事件，给了美国人绝佳的宣传机会，美国人立即毫不迟疑地抓住它不放。盖茨告诉伯戈因，他利用印第安人的事情会“出现在每一份公报中”，“让全人类都相信”伯戈因将军有这样的卑劣行径：买通印第安人来割掉美国人头皮。34 因此，伯戈因的一位来自布伦瑞克的军官认为，“如果我们不把印第安人拉过来的话，我们的境况可能会好一些”，就一点也不奇怪了。35

图5-2　当时的一张德国士兵的图片。德国士兵是英军在北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的存在可能更加坚定了美国人反抗英国的决心。

在英国试图赢得殖民地居民的支持这一点上来看，皇家军队和殖民地的奴隶人口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同样也是有害的。如果说居住在殖民地边境地区的人一直对于印第安人的进攻忧心忡忡的话，整个殖民地的白人则担心他们的奴隶会逃跑甚至发动叛乱。战争初期被困在波士顿的饥不择食的英军军官就考虑过将奴隶人口，特别是想把各个南方殖民地的奴隶人口动员起来，以便镇压叛乱。36 在英国国内，少数一些政客也提出认为这可能也是解决军队兵员不足的一个好方法。37 据我们所知，英国政府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提议。英国在加勒比的种植园依赖奴隶劳动人口的这个事实，使得大规模解放奴隶这种做法是一个有高度风险的战略。38 但是，弗吉尼亚的最后一任皇家总督邓莫尔勋爵在1775年试图将奴隶人口招到他的麾下，而克林顿在1779年基本上也是重复了邓莫尔勋爵的做法，给那些离开自己的主人来到英军控制区的奴隶自由。看起来，克林顿的想法并不是要将奴隶人口用作军队的辅助兵员，而是鼓励他们离开自己的奴隶主，从而打击殖民地经济。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试图鼓励白人契约佣工离开自己的雇主。一些来到英军控制区的奴隶人口确实加入了英军成了作战人员，但更多的人则是在军队的辅助部门作为工匠、马车夫或者工人，或者成了军官甚至是普通士兵的仆人。39 这种被解放的体验可能和许多逃跑的奴隶所设想的不同。大量的奴隶不过是将一种奴役换成了另外一种奴役而已。虽然如此，从奴隶的角度来看，英国人看起来比大部分美国白人更愿意给他们自由。不过，从英国的角度来说，奴隶人口所起到的作用最多是好坏参半的。依附于英军的奴隶人口最终变成了一个负担，而不是一种助益，因为这些人消耗了本来就捉襟见肘的物资。更为重要的是，军队与奴隶逃亡和解放联系在一起，降低了将摇摆不定的美国白人争取过来的机会。看起来白人奴隶主根本没有因为大量的奴隶起义和甚至看起来无法阻止的黑人劳动力的持续流失而吓住；相反，他们看起来似乎更加坚定地要反对英国的统治了。甚至那些有亲英倾向的美国人也对他们奴隶的流失抱怨连连。

而保皇派人士，至少武装起来的保皇派人士，可能也是使得英国争取美国人心更加困难的一个团体。正如我们看到的，乔治·杰曼勋爵的设想是，保皇派人士是英军战争力量的一支重要力量。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都认为大部分美国人是支持恢复皇家统治的。英军高级将领们，虽然随着战争的进行对于到底有多少人是保皇派人士变得越来越怀疑，但也认识到将“好的子民”（用詹姆斯·罗伯逊的话来说）武装起来，以便制服那些“坏的子民”，在一定程度上是补充各个反叛殖民地英军正规军数量不足的一个方法。40 但是让美国人与美国人对抗，使得这场战争变得更像一种兄弟之间的相互残杀，大幅加深了对立双方之间的敌对情绪。保皇派人士组成的军队可能包含一些英国军官和军士，也有一些以前的叛乱分子当士兵，但这些军队主要是由“政府之友”组成的。这些人财产被毁，因此不愿意对他们的对手保持宽容。这些保皇派人士进行复仇的渴望，使得英国指挥官很难阻止他们破坏实现和解的机会。一个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是“保皇派人士联盟”（Associated Loyalists），它由不愿意加入各个殖民地叛军的逃兵组成，马上就因为到处抢掠和残暴行径而臭名昭著起来。这让一位反叛人士谴责克林顿什么也不是，不过就是“一群到处打家劫舍的匪徒的匪首”而已。41

许多时候，英军本身也好不到哪里去。尽管一些美国人因为英军的到来而获得了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但其他人则有正当的理由对他们遭遇英军的日子抱怨连连。英国大臣和将军们可能认为他们的军队是来将美国人从大陆会议的“暴政”中解放出来的，但对绝大多数殖民地居民来说，这支军队并不是作为朋友到来的，而是作为侵略者到来的。由于战争爆发前的头几个月英军主要集中在波士顿，这样，叛乱分子就很容易地在13个殖民地都建立了自己的权威。因此，1776年夏天，英军就被迫要去夺回他们失去的土地，而不是对他们占领的据点进行防御。英军第一次与一个地方的美国平民接触的时候，往往是他们追击或打败了华盛顿军队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胜利往往冲昏了他们的头脑，英军士兵在这种时候往往倾向于将当地居民当作他们的猎物。在新泽西，在1776年11月和12月，大量当地人的财产被剥夺了，人身也遭到了攻击。不同来源的报告都报告了大量的强奸事件。这种现象在英军进军所到之处都不断重复，虽然那些被英军更为稳固控制的地区的居民受到的对待往往没有那么悲惨。英军军官往往将这些事情推到黑森军队身上去，美国人的报告也显示德国军队确实尤其为所欲为。但英军的纪律记录和军事法庭记录以及民间的通信和日记则再清楚不过地显示，这么残暴对待当地居民的并不仅仅限于黑森士兵。尽管并不是所有受到伤害的美国人都拿起武器来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一些人以很强烈的宿命主义态度接受了他们的命运，但英军的暴行毫无疑问制造了敌人，而那种时候英军本来更需要的是朋友。

即使英军和德军的行为良好，以最大的礼貌和友善来对待当地的非战斗人员，英军在殖民地往返奔袭，也毫无疑问会让潜在的保皇派人士感到踌躇。军队到一个地方，待一段时间，然后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这在长期来看，使得那些倾向于英军的人越来越不愿意站出来。正如当时的一项记述所记载的：“大不列颠政府之友往往在英军到来的时候宣布自己支持英国，但之后则需要单独来为自己的这种鲁莽行为买单。”42 那些因为英军到来而宣布他们是“政府之友”的人，可能暂时觉得更加自信，但如果军队撤退的时候，如同英军在1777年离开新泽西、在1778年离开宾夕法尼亚和1779年、1780年离开弗吉尼亚那样，那些新宣布自己是保皇派人士的人则需要独自面对邻里的敌意。那些有关以实际行动来支持英军但不久之后就被英军抛弃了的不幸经历的报告，不大可能鼓励其他地方的保皇派人士站出来支持英军。由于担心马上就会被抛弃，在1781年几乎毫无疑问阻止了北卡罗来纳的“政府之友”去加入康华里的军队。

与此同时，英军的频繁转移也可能将那些有中立倾向的美国人赶到了反叛阵营。当英军抵达一个地方之后——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反叛殖民地的大部分地方或早或晚都遭受过英军的进攻，民兵将被号召出来抵御英军的进攻。直到那个时候之前还一直努力与这场冲突保持距离并低调行事的男性，现在则要面对一个困难的抉择：要么加入美国守军阵营，要么被认为是隐秘的保皇派人士。虽然拿起武器是危险的，大多数面临这个困境的男性都选择站到民兵这一边。他们或许经过考量，认为在英军离开之后被暴露在邻居们的愤怒之下是更加危险的。而加入了反对英军的民兵阵营之后，很自然这些人就更认同美国人的事业了。参战的经历，特别是被英军打伤的经历，使得他们不大可能继续保持中立或者不选边站。43

但如果说英军可以做得更好，从而避免将大量的美国人赶向叛军那一边的话，其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使得美国这场战争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注定是赢不了的，法国、稍后的西班牙，最后荷兰共和国都参战了。即使是在1778年夏天法国正式参战之前，外国援助也在一直支撑着美国人的抵抗运动。资金和火药是最为重要的贡献。在1777年，第一笔大额的法国贷款和一大批法国火枪维持了叛军的战争行动。即使是欧洲各国通过向美国派出少量训练有素的军官的方式，也帮助美国人抵挡住了英军的进攻。外国资金和火药在1778年之后继续大量涌向美国——外国资金可能帮助了美国经济在1781年避免陷入全面的崩溃——但一旦法国政府全面参战之后，这场冲突的性质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与此同时美国欠英国的欧洲敌国的外债数量也相应地增加了。

如果诺斯勋爵内阁可以赢得欧洲盟友的支持的话，英军的处境可能不会有这么糟糕。在18 世纪以前，英国从来未在没有一个欧洲主要国家协助的情况下与法国开战。七年战争中英国成功的关键是，给德国军队付钱来牵制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英国舰队和陆军则对法国海外领地进行扫荡。这次没有欧洲盟友提供相同的协助，因此，英国政府就无法防止法国将其大部分力量集中在海战上。法国政府在战争之前及进行期间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建造战舰。1778年它的主力战舰数量是52 艘，到了1778年就已经增长到了73 艘。1778年，法国政府的战略一度看起来要失败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上发生了冲突，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有演变为更大范围内的欧洲大战的风险。但法国大臣们没有被他们的盟国奥地利带入这场冲突，而是将他们的主要精力严格地放在了与英国的战争之上。

海军历史学家合理地指出，法国的优势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强大的海军是不可能通过将资源从陆军转移到海军之上的方式一夜之间建成。这需要许多年的不断稳步地投入。44 但如果说法国没有英国那样的强大海军基础的话，至少在1775年到1782年这个短暂但却关键的时期内，法国看起来能够挑战皇家海军的统治地位，并让英国在北美的希望破灭。如果英国政府争取到一个欧洲主要国家作为盟友，或许法国可能被迫将资金投向陆军，他们的海军可能因此会弱许多。然而，英国的孤立并不是英国刻意选择的，至少从18 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不是这样的。许多英国政治家和外交官在独立战争之前以及独立战争过程中都试图与一个或多个欧洲国家来结成新的联盟，以便制衡法国，但却发现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和英国站在一起。英国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让大部分欧洲国家相信，法国对于权力平衡不再构成任何威胁，它们中没有哪个国家对法国担心到了愿意与任何其他国家建立联盟来反对法国的地步。确实，欧洲大陆的普遍认识是，英国现在比过去强大了，必须对英国进行制衡。1780年的“武装中立联盟”就是为了对英国海军的耀武扬威进行抵制。但是，在18 世纪之初没有建立任何此类的大联盟来反对路易十四，到了18 世纪末也没有类似的联盟来反对法国革命中的法国。

外国介入这场战争一起来反对英国的最为明显的后果是，战争的地域范围扩大到了加勒比、中美洲、西非、欧洲和亚洲。现在，英国政府必须在多条战线上作战。伦敦的大臣们同意继续北美的战争，但野心却已变得小多了。他们不再认为能够重新夺回所有的叛乱殖民地。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将南部殖民地保住，这些殖民地能够对英属西印度群岛提供关键的物资供应。英国陆军和海军资源被分散到其他战线上去了，特别是加勒比地区和国内防御上。1778年2月，在法国介入战争前夕，英军陆军力量的65%都是在北美。到了1780年9月，45 这个数字只有29%。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其他一些战线在争夺军队和战舰，叛乱殖民地的英军已经不够强大了，甚至无力去实现英国政府已经降低了的在北美的目标。

在北美内部，外国干涉也发生了重大影响。在1778年早期，由于预计西班牙会卷入战争，杰曼命令克林顿分出一部分兵力，来增强西佛罗里达和东佛罗里达的防御力量。西班牙最终在1779年夏天参战后，马德里政府指令路易斯安那总督加尔韦斯开展夺回佛罗里达的战斗。加尔韦斯的行动格外成功。到了1781年5月末，他就占领了西佛罗里达的全部英军据点。但是对于克林顿来说，佛罗里达从来不过就是一个次要战场，他真正担心的是法国介入北美。1780年罗尚博伯爵带领的法国远征军抵达之后，他开始担心他在纽约的总部，但他最大的噩梦是法国海军可以与美军进行有效的合作，以将他的军队切割围困。1778年7月在纽约，法美协作没有实现，不久之后在长岛的纽波特也没有实现。1779年在萨瓦纳也没有带来什么积极的效果。但是，在1781年秋天，法军和美军之间的协作终于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功——当德·格拉斯将军的战舰成功控制了切萨皮克之后，康华里被迫在约克镇投降了。46

以上这些，并不是说要矮化殖民地叛军本身对英军在北美大陆失败的贡献。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华盛顿在特伦顿的反击，在1776年年末给即将熄灭的美国革命事业之火注入了新的活力。萨拉托加大捷对于美军来说是一场更为成功的出奇制胜。英军的一支主力作战部队投降了，叛军变得自信了——或许是第一次有了自信——他们现在相信自己可以抵挡住高度专业化的英国军队了。但是，与常见的观点相反的是，法国并不是因为伯戈因的失败才决定参战的。萨拉托加大捷只是加快了法国介入的速度而已，并不是法国介入的原因所在。韦尔热讷伯爵已经赢得了法国政府内部有关是否加入这场战争的斗争。美国人有能力保住自己的叛乱事业，尽管他们一再在战场上失利，但至少避免了被消灭，这让巴黎的大臣们相信，美国人是值得帮的，法国的介入会严重损害英国的利益。然而，韦尔热讷伯爵需要时间来强化海军，也需要时间来说服西班牙与它一起参战。萨拉托加大捷让他相信，法国介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有西班牙一起介入更好，但如果有必要时，西班牙不介入，法国也可以介入。美国人从1775年开始就知道，他们的命运取决于他们获得外国帮助的能力。他们的真正“成就”就是一直坚持到外国援助到来为止，在那之后，在几次与法国盟友不那么成功地合作之后，双方逐渐高效的合作终给英军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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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英国在北美失败了，但英国在其他地方的成功却使得英国更强大了。这在约克镇战役之后看起来是不大可能的。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根本上来说，罗德尼在桑特海峡战役中的胜利以及直布罗陀守军英雄般的长久坚持，提升了英军的士气，打击了波旁王朝的信心。47 英军取得的这些胜利，可以从当地和个人特质来解释，比如罗德尼将军的魄力，以及直布罗陀当地的易于防守的天然特性，但这两场胜利都和一个根本因素联系在一起：英国海军力量。在桑特海峡战役中，罗德尼麾下的主力战舰比对手德·格拉斯要多。罗德尼的高超战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毫无疑问也受益于拥有更多的战舰这一点。罗德尼指挥的是皇家海军在欧洲海域之外部署的最大的一支舰队。48 同样，如果在被围困的过程中没有补给船队的抵达，直布罗陀也是不可能坚持这么久的。到了1779年8月，直布罗陀总督报告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新鲜食品了”。49 而到了1780年1月，虽然不是那么快，第一艘补给船就抵达了。第二艘也在1781年6月抵达了，这次来得非常及时，避免了直布罗陀守军由于缺少食物而陷入非常危险的脆弱境地。1782年10月另一艘补给船成功抵达，最终使得围困直布罗陀的敌军认为自己没有希望能够占领这个英军据点。每一艘补给船只都是由大量战舰护送过来的，没有强大的皇家海军，这些补给船是不可能抵达的。1778～1779年，当西班牙参战之后，英国舰队的总数量比所有敌国的数量要少一些。但是，这一时期，英国海军的扩张是非常迅猛的，主力战舰的数量从66 艘增加到了99 艘。法国海军在同一时期也扩大了，但不像英国海军这么大。它的主力战舰在1778年是52 艘，到了第二年增加到了63 艘。50

皇家海军规模的扩大，仅仅是在波旁王朝看起来不可避免会介入战争的时候英国更加协调统一地安排自己的战争计划的一个方面而已。从1778年开始，陆军力量的动员力度也比之前英国只是需要面对北美叛军的时候大了很多。1778年陆军增加了12 个步兵军团，第二年又增加了14 个，此外还增加了4 个轻骑兵军团。在1777年9月和1778年9月之间，陆军士兵增加了2.4 万人，这还不包括在爱尔兰的军团，而在此前的12 个月中新增士兵的数量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51随着法国的介入，金融动员的步调也改变了。诺斯勋爵在1778年引入了新的税种，其中的许多税种与战争早些时候开征的那些税种不同，它们更多地落在了普罗大众身上。接下来的几年中越来越多的税种是对大众消费品征收的。政府借贷也大幅增加了。在1776年到1778年之间，诺斯勋爵内阁获得了总计750 万英镑的贷款。而在1778～1780年这个数字是1300 万英镑。到了1780～1782年，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2400 万英镑。52

为什么英国政府为了这场更大范围的战争所做的动员，比原来为1778年以前的纯北美战争所做的动员要有效率得多？在一定意义上答案是技术性起了一定作用。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国王最初是不愿意招募新军团的。但这种不情愿最终只能让步于看起来马上要和法国开战这个因素。招募新兵是快速扩大陆军的最好方法，这意味着在1777年末开始陆军扩张的速度，比之前单单与美国人开战的时候要快得多。但陆军之所以扩张更快了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我们还需要考虑观念的作用。英国政治家和普通大众认识到，在一场世界之战中与波旁王朝进行战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与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英国的传统天主教和专制主义敌人之间的冲突，至少让这个国家又团结在一起了，而北美战争却让整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分裂。正如我们在讨论北美殖民者时所说到的，仅仅热情本身并不能保证成功。但是，如果说热情可以带来更多的士兵和更多的战舰的话，那么，热情毫无疑问是会带来帮助的。不过，最终，英国国家力量动员的新速度，可能还受一个简单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对于大部分英国人来说，美国战争过于遥远。在1778年以前，虽然有一些支持政府的人担心殖民地叛乱会激发爱尔兰甚至伦敦也发生叛乱，53 这场战争对英国本土不构成任何直接威胁。相反，与波旁王朝的战争则更为切身。法国不仅人口众多、强大，而且距离也很近。它强大的军队就驻扎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而英吉利海峡最窄的地方只有21 英里。在1778年尤其是1779年法西联合舰队出现在普利茅斯海域的时候，本土可能遭到入侵的威胁刺激了英国人民。英国开始发行公债募集资金，以鼓励人们参加陆军和海军。

与政府无关的许多人的支持可能对英国的战争事业有不少帮助，但这种决心之所以能够挺过1782～1783年，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一个历经考验的国家财务体系。在17 世纪90年代，与路易十四之间的大规模战争以及新宪法和解导致英国税收和国债发生了变革。当国王开始和议会合作了之后，税收收入就变得更加稳定可靠了，这样就能够举借长期债务了。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所说的“军事财政国家”就是在这个关键时期出现的。这个时期的英国筹集了大量的资金（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来为它的18 世纪陆军和海军力量提供支持。54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议会同意平均每年征收1200 万英镑的税款。许多资金都是为了支付长期国债的利息，而这种长期国债从1775年的1.27 亿英镑增长到了1783年的2.32 亿英镑。高税负水平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实际上，在1778、1780年这两个危机年份中——当时英国的战争局势看起来不妙——对于英国政府大幅扩大的收入被滥用的担忧，导致民间兴起了一项要求压缩开支和进行议会改革的运动。此外，随着战局的拖延，政府发现只有付出更好的利息才能够再度举债。1779年，诺斯勋爵对“有钱人强加的非常高的利息条款”哀叹不已，两年之后再次由于必须根据“如此不利的条款”借债而同样心有不甘。55 虽然如此，英国毕竟还能够举借大量的债务，来维持其在1782～1783年的战争行动。

将英国与法国这个欧洲的主要对手进行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法国经济可能和英国的一样强，但英国的人均税负要更高一些。56 部分来说，法国无法积聚足够多的资金来支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获得了重要的税收豁免。一些省份争取到了不交某些税种的特权，而法国的整个贵族阶层则不需要缴纳特定的一些税种。在巴黎及执行国王法令的省议会占主导地位的贵族阶层，顽固地抵制了连续好几任法国财政大臣的改革企图。虽然如此，由于开征了更为普遍适用的战时税种，获得税收豁免的阶层慢慢地也被迫作出更大的贡献。57 或许和法国的贵族特权以及有些省的特权同样重要的，是法国的人口结构。法国的城市化没有英国那么高，其人口更加分散，这往往就意味着要确定和征收间接税更为困难一些。我们也不能忘记大量的法国纳税人财务状况困难。58 如果法国政府更加激进地提高税率的话，这可能会使得征税产品的消费降低，从而减少税收收入。提高税收收入所涉及的问题，意味着举债是法国政府为战争筹措资金的唯一方式。然而，由于税基有限，如果不给足够高的利息率的话，投资者就不愿意买法国的公债。内克在1777～1781年间大概发行了2170 万英镑的公债，但是主要是以利息率为10%的终身年金形式筹集的——这几乎是英国政府1781年和1782年发行的统一公债收益率的两倍。59 为了维持极为昂贵的七年战争，法国公共财政已经左支右绌了，到了独立战争的最后阶段已经快要崩溃了。而英国政府，虽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依旧能够向其武装部队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支持。最终说来，英国更为雄厚的财力，意味着它可以比它的欧洲对手耗更久的时间。英国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的成功，以及最后签署的和平协议的内容，最终都与法国对财政枯竭的担忧有相当大的关系。正如乔治三世在1780年9月所预见的那样：“这场战争，就像上一场战争一样，将是一场在金钱上的较量。”60

【注释】

1 My account of the peacemaking draws heavily on C. R. Ritcheson, ‘The Earl of Shelburne and Peace with America, 1782–1783’,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 (1983), pp. 322–45; Jonathan R. Dull,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Haven,1985), Chapters 17–20; H. M. Scot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Ag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xford, 1990), Chapter 12; and Andrew Stockley, Britain and France at the Birth of America: The European Powers and the Peace Negotiations of 1782–1783 (Exeter, 2001).

2 See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NA), Foreign Office Papers, FO 27/2, Fox to Thomas Grenville, 26 May 1782.

3 See, for example,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Ann Arbor, MI, Shelburne Papers, Richard Oswald to Thomas Townshend, 11 October1782.

4 Ibid., Oswald to Shelburne, 18 April 1782; Francis Wharton (ed.), The Revolutionary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6 vols, Washington, DC, 1889), v. p.538, Franklin to Shelburne, 18 April 1782.

5 TNA, Foreign Office Papers, FO 95/511, Fox’s instructions to Grenville, 21 May 1782.

6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Shelburne Papers, Franklin to Oswald, 26 November 1782.

7 Ibid., Oswald to Townshend, 15 November 1782.

8 Henri Doniol (ed.), Histoire de la participation de la France à l’établissment des Etats-Unis d’Amérique: correspondence diplomatique etdocuments (5 vols, Paris, 1886–99), v. p. 84.

9 Bedfordshire Record Office, Bedford, Lucas of Wrest Park Collection, Robinson Papers, L 30/14/307, Shelburne to the Earl of Grantham, September 1782.

10 See Charles Royster, A Revolutionary People at War: The Continental Army and American Character, 1775–1783 (Chapel Hill, 1979).

11 Thomas W. Copeland et al (eds), The Correspondence of Edmund Burke (10 vols, Cambridge, 1958–78), iii. p. 294.

12 John Shy (ed.), Winding Down: The Revolutionary War Letters of Lieutenant Benjamin Gilbert (Ann Arbor, MI, 1989), p. 41.

13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Bland Papers, Bannister to [Theodorick Bland], 16 May 1781.

14 See above, p. 65.

15 Evelyn M. Acomb (ed. and trans), The Revolutionary War Journal of Baron Ludwig von Closen (Chapel Hill, 1958), p. 89.

16 See Troy Bickham, ‘Sympathizing with Sedition? George Washington, the British Press, and British Attitudes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William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lix (2002), pp.101–22.

17 R.K. Showman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General Nathanael Greene (13 vols, Chapel Hill, 1976–2005), iv. p. 108.

18 Biographies of Washington are too numerous to list, but two recentadditions to the genre present interesting perspectives: Ron Chernow, Washington: A Life (London, 2010), and Stephen Brumwell, George Washington: Gentleman Warrior (London, 2012).

19 For Howe’s involvement in training light infantry companies in 1774, see J.A. Houlding, Fit for Service: The Training of the British Army,1715–1795 (Oxford, 1981), pp. 336–7.

20 The diary of Robert Honyman, a Virginian doctor, who saw British troops drilling in Boston just before the war, is clear on this point: Huntington Library, San Marino, CA, Robert Honyman’s Journal, 1775, HM 818, p. 71.

21 Matthew H. Spring, With Zeal and With Bayonets Only: The British Army on Campaign in North America, 1775–1783 (Norman, OK, 2008), pp. 140–51.

22 See the stimulating essay by Julie Flavell, ‘British Perceptions of New England and the Decision for a Coercive Colonial Policy, 1774–1775’, in Julie Flavell and Stephen Conway (eds), Britain and America Go to War: The Impact of War and Warfare in Anglo-America, 1754–1815 (Gainesville, FL, 2004), pp. 95–115.

23 Alnwick Castle, Northumberland, Percy Family Papers, vol L, Pt. A, fo. 53, Earl Percy to Edward Harvey, 20 April 1775.

24 These timings are taken from Jonathan Scott, When the Waves Ruled Britannia: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1500–1800 (Cambridge, 2011), p. 74.

25 TNA,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5/94, fo. 311, Howe to Germain, 30 August 1777.

26 Ibid., Treasury Papers, T 64/108, fo. 73, Howe to John Robinson, 2 December 1776.

27 See R. A. Bowler, Logistics and the Failure of the British Army in North America (Princeton, 1975).

28 Acomb (ed. and trans), The Revolutionary Journal of Baron Ludwigvon Closen, p. 75.

29 The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that may have influenced Howe areassessed in Ira D. Gruber, The Howe Brother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1972).

30 See 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s: Mercenaries from Hessen–Kassel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1980), Chapter 9.

31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Clinton Papers, memo of conversation, 7 February 1776.

32 BL, Haldimand Papers, Add. MS 21,760, fo. 32, John Butler to Mason Bolton, 8July 1778.

33 See, for example, City Archives, Sheffield, Spencer Stanhope of Cannon Hall Muniments, 60542/10, Francis Bushill Sill to John Spencer, 19 September 1775.

34 Library of Congress, Horatio Gates Papers, folder 4, Gates to Burgoyne,2September 1777.

35 Charlotte S.J. Epping (ed. and trans), ‘Journal of Du Roi the Elder’, German American Annals, xiii (1911), p. 154.

36 See, for example, William L. Clements Library, Clinton Papers, James Robertson to Clinton, 13 January 1776.

37 See, for example, the speech of William Lyttelton, a former governor of South Carolina, 26 October 1775, in R.C. Simons and P.D.G. Thomas (eds),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s respecting North America, 1754–1783 (6vols to date, Millward, NY,1982 –), vi. p. 96.

38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lave uprising in the Caribbean and the events in North America, see Richard B. Sheridan, ‘The Jamaica Slave Insurrection Scare of 1776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lxi (1976), pp. 290–308.

39 See Philip D. Morgan and Andrew Jackson O’Shaughnessy, ‘Arming Slaves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and Philip D. Morgan (eds), Arming Slave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2006), pp. 180–208.

40 Centre for Kentish Studies, Maidstone, Amherst Papers, U 1350 O79/13, Robertson to Amherst, 9 November 1776.

41 W.B. Weedon (ed.), ‘Diary of Enos Hitchcock’, Rhode Island Historical Society Publications, vii (1899), pp. 169–70.

42 See TNA, War Office Papers, WO 34/110, fo. 144, ‘Remarks on some Improvements Proposed by an Officer to be made in the Plan of the American War’, n.d. but probably 1778.

43 See John Shy, A People Numerous and Armed: Reflections on the Military Struggle for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76), especially pp. 217–22.

44 See, for example, N.A.M. Rodger, ‘The Continental Commitmen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Lawrence Freedman, Paul Hayes and Robert O’Neill (eds), War,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ssays in Honour of Sir Michael Howard (Oxford, 1992), pp. 39–55.

45 Percentages derived from Piers Mackesy, The War for America (London,1964), pp. 524–5.

46 The British dilemma is succinctly analysed in William B. Willcox,‘British Strategy in America, 177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ix (1947), pp. 97–121.

47 For British responses to Rodney’s victory, see Stephen Conway, ‘“A Joy Unknown for Years Past”: The American War, Britishness and the Celebration of Rodney’s Victory at the Saints’, History, lxxxvi (2001), pp. 180–99.

48 As N.A.M. Rodger has noted, ‘The Battle of the Saintes was the first and last major action ever fought by the principal British fleet outside European waters – indeed, it did not leave European waters again until 1944.’ ‘Seapower and Empire: Cause and Effect?’, in Bob Moore and Henk van Nierop (eds), Colonial Empires Compared: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1750–1850 (Aldershot, 2003), p. 107.

49 TNA, Colonial Office Papers, CO 91/25, Eliott to Viscount Weymouth, 25 August 1779.

50 See the figures in Jonathan R. Dull, The French Navy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Princeton, 1975), pp. 359–76.

51 BL, Liverpool Papers, Add. MS 38, 344, fo. 162.

52 Stephen Conway, The British Isles and the War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Oxford, 2000), p. 54.

53 See, for example, the fears of the Rev. John Butler, Surrey Record Office, Guildford Muniment Room, Onslow MSS, 173/2/1/125, Butler to the Earl of On slow, 6October 1776.

54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1688–1783(London, 1989).

55 William Cobbett and John Wright (eds),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36vols, London, 1806–20), xx. p. 57, xxi. p. 1330.

56 See Peter Mathias and Patrick O’Brien, ‘Taxa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15–181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 (1976), pp. 601–50.

57 See M.D. Kwass, Privilege and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Liberté, égalité, fiscalité (Cambridge, 2000).

58 For the British state’s advantage in this respect, see Brewer, Sinews of Power, especially pp. 178–82.

59 For British consols, see C.E. Heim and P. Mirowski, ‘Interest Rates and Crowding Out during Britain’s Industri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vii (1987), especially p. 120.

60 Sir John Fortescue (ed.), The Correspondence of King George the Third (6 vols, London, 1927–8), v. p. 136.

第六章　尾声

失去北美殖民地对英国的自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战争结束之后紧接着的那些年中，许多评论家，不论是英国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认为英国在失去了北美大陆的殖民地之后已经沦落为二流欧洲国家，甚至是三流的欧洲国家了。国家自信力已经被充分动摇了，使得宪法改革成了特别优先的议题。现有政府机构看起来没有能够阻止政府管理失误和军事失败。在战争的危机年份中涌出来的改革运动——要求降低公共开支、降低政府对议会的影响力及重新分配议会席位——一直持续到战后的和平年代。1785年，国王钦定的首相、曾在谢尔本伯爵内阁担任财政大臣的小威廉·皮特是议会改革的领导者。

许多英国人对于他们眼中的美国人的背叛有着极大的怨恨。当谢尔本伯爵及后来的皮特都试图劝说议会给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很大的商业让步的时候，这个提案立即被拒绝了。议员们——以及大量的普通民众——都倾向于把美国从《航海条例》所确立的封闭的贸易体系中排除出去。谢菲尔德勋爵1783年的政论作品《美国各州商业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Commerce of the American States）认为应当将美国人完全当作外国人，看起来引起了共鸣。公众广泛支持另一个国家战略，即与欧洲大陆建立更为强大的联系。1786年的英法贸易条约就是这种战略的成果之一，而在美国这场冲突结束后的十年中，英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发展迅猛。1 对于许多英国人来说，与欧洲各国建立政治联系一点也不比与美国建立政治联系要差。战后，国内对英国的政治孤立进行了反思性的辩论，这种政治孤立被普遍认为是英国在大西洋彼岸失败的关键原因所在。2 一篇报纸文章认为，整个国家在欧洲的地位是可悲的——“在全世界没有一个盟友。”3 与欧洲建立更为紧密的、关联的努力在1760年就开始了，而在战争过程中也得到了强化，在战后则变得更为紧迫了。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发现英国帝国事务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谨慎态度。在议会主张其有权对北美征税从而引起美国人叛乱之后，位于威斯敏斯特的下议院再也没有试图通过主张其征税权来在帝国之内进行征税了。4

然而，英国的失败没有出现那种本来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后果，整个国家复苏很快。正如谢尔本伯爵和皮特所发现的，在政治上是无法恢复战前的跨大西洋贸易安排的，就更别提可以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治联系了（尽管谢尔本伯爵本来很希望能够建立这种联系）。从政府层面来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在许多年之中一直处于冷若冰霜的状态。但如果我们看看其他领域，不考虑正式的政治关系，可以看到，战前秩序的核心方面很快就恢复了。5 自17 世纪初以来就是英国大西洋帝国的主要特征之一的移民潮在战争结束之后就立即恢复了。移民出现了新动向。有不少美国人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在大西洋湾区重新安家。许多旧有的移民模式也恢复了。阿尔斯特地区的新教教徒和苏格兰高地人往大西洋彼岸蜂拥而去，和美国独立战争之前那几十年中没有什么两样。家人之间跨越大洋的通信往来，使得一个跨大西洋的大社区概念依旧活跃在人们的心中。6 同样，大量的文化作品，包括伦敦出版的书籍和手册，在费城重印，而美国早期的政治印刷品往往都是由英国出生的镌版工经手的。宗教上的联系，特别是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异议分子和他们在美国的教友之间的联系是很强的。英国和美国的贸易也恢复了，最终超过了战前的水平。到了18 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法国革命导致欧洲市场关闭，英国向北美的出口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多。美国的保皇派难民在巩固甚至扩大了英帝国的其余部分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大量的保皇派移民到了加拿大，使得加拿大变成了一个说英语的新教社会，而这种社会结构正是英国自1760年以来征服加拿大之后一直希望在那里建立的。同时，英属西印度群岛也接收了其他一些美国的保皇派难民。一些美国难民甚至离开他们的家园来到了更远的地方。1787年，塞拉利昂这个自由黑人建立的天堂在西非建立了。5年之后塞拉利昂又迎来了超过1000 名的获得自由的奴隶，这些人原本是试图在新斯科舍和新布伦瑞克立足的。7 保皇派人士甚至远涉重洋来到了印度。8 更为重要的是，从英国的角度看来，18 世纪90年代以及19 世纪早期，英国已经拥有了一个亚洲帝国了，这对英国失去北美构成了一种补偿。如果说独立战争终结了第一个大英帝国的话，第二个大英帝国马上就粉墨登场了。9

对于那些获胜的盟国而言，它们接下来的日子就没有这么好过了。曾经不可一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影响力。它在1780年之前就已经摇摇欲坠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荷兰共和国自己也陷入了政治混乱之中。亲英的奥兰治政府（诺斯勋爵内阁错误地认为，英国与荷兰开战会强化奥兰治政府的地位）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主要受益的是亲法的爱国派，这些人受到英国在北美失利的鼓舞，要求对共和国进行彻底的宪法改革。政治冲突不久就演变成了一场内战。1786年9月，忠于奥兰治亲王的军队与爱国运动的极端派别的民兵“自由军团”（Free Corps）在格尔德兰（Gelderland）发生了战斗。第二年春天奥兰治的士兵被乌得勒支的自由军团打得落荒而逃。颜面尽失的奥兰治亲王最后是在普鲁士的军事干预之下才获救的，而普鲁士是在英国的鼓励和支持之下进行干预的。至少从短期来说，英国会因为亲法的爱国派的失败而获益，而更为重要的是，英国通过这个获得了荷兰和普鲁士两个盟友。但爱国运动并没有被扑灭，奥兰治亲王对普鲁士刺刀的依赖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荷兰共和国的旧秩序再次面临压力。1795年1月，法国军队推翻了奥兰治政府，并将爱国派扶上了新的巴达维亚共和国（Batavian Republic）的统治地位。10

西班牙战后并没有立即陷入那么糟糕的境地。国家财政很快恢复了，这主要是由于中美和南美运进来大量的金银币的缘故。11 政府实现了其在1779年决定参战之时确立的许多目标。直布罗陀还在英国手中，而且也永久失去了牙买加，这确实令人沮丧。但米诺卡被重新夺了回来，佛罗里达也是如此。换句话说，西班牙成功地挽回了它在七年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但长期来看，西班牙对美国人的支持可能是一个错误。1777年，西班牙首相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Conde de Floridablanca）就曾担心，美国的独立“可能给其他殖民地树立了最糟糕的榜样”12——而这正是英国政府大臣们在美国殖民地爆发叛乱之初起就一直对西班牙和法国政府苦口婆心灌输的观点。西班牙参战的时候，西班牙大臣们很小心，他们刻意以法国的盟友身份，而不是以美利坚合众国的盟友身份参战。但这种谨小慎微对防止起义的传染没有任何作用。18 世纪80年代早期，西班牙的美洲帝国期望走上与英国北美殖民地一样的道路。从北方的 新格林纳达注20到南方的智利，起义连绵起伏。131781年，委内瑞拉的一位西班牙皇家官员报告说，西裔美洲人“极度渴望独立”。14 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这也是西班牙政府在战后所采取的方法——对帝国进行联邦制改组。1787年，卡洛斯国王正式宣布废除美洲西班牙人和本土西班牙人之间的区别。这样，两类人在理论上都有资格在“母国”担任公职。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是希望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建立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大量的帝国联邦制度被制定出来，但没有一项被付诸实施。西裔美洲人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大家很容易就将西裔美洲人所在的省份与“ 为自由而战”的“英国殖民地”拿出来进行比较。15西裔美洲人中的煽动性言论越来越盛行。

要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和西属美洲地区的独立之间确立联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同英国帝国改革一样，西班牙政府改革也引发了殖民地反叛。换句话说，西属美洲地区的反叛是有其内在逻辑的，虽然这种反叛与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反叛同时发生，原因也类似。西班牙殖民地直到1808年西班牙王室统治瓦解的时候才开始脱离西班牙。两年后阿根廷也开始了同样的进程，而直至1824年秘鲁人才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虽然如此，至少这样说是合理的：美国革命战争推动了摧毁西班牙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统治的进程。16

从长期来看，介入北美战事也没有给法国带来什么好处。那种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长期商业关系、开创跨大西洋贸易并摧毁英国霸权地位的期望，都没有实现。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英国就将法国不断往外排挤了。1781～1783 和1786～1789年间，法国与美国的贸易额降低了72%。17 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国大臣们没有实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的话，在其他方面，他们则获得了远超自己预期的东西。和西班牙一样，法国支持和鼓励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叛乱对自己也是有风险的。韦尔热讷伯爵将这些令人不安的东西放在了一边，一门心思要抓住机会羞辱英国并恢复法国的强权地位。在约克镇战役之后，他的判断看起来是正确的。几年之后局面就没有那么明朗了。1791年圣多明各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叛乱，黑人奴隶站起来推翻白人种植园主的统治。这场叛乱是整个大西洋世界中有关奴隶制和自由之间的宪政对话所引发的混乱的一个结果，更是邓莫尔勋爵以及后来的克林顿给北美的黑人奴隶自由的战时行动所引发的一种新精神的实际体现。18 人们可以合理地反驳说，圣多明各的叛乱之火并不是被北美殖民地叛乱之火所点燃的，而是被法国国内的革命之火点燃的，当时法国自己也陷入了革命之中。但是法国国内旧秩序的崩溃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美国革命所引发的后果之一。

这并不是说我们认同一位深受伤害的美国保皇派牧师在1797年作出的一个论断：法国大革命是美国革命的一个“巨大的产物”。19 那种认为在北美参加战斗的法国士兵将自由的革命理论带回了法国的旧式理论，现在已经基本上被否定了。大量曾在北美殖民地参战的军官对他们的所闻所见一点也不感冒。一些人在1789年的时候还成了反对革命的人。20 下面这种观点也是同样值得商榷的：普通法国士兵之所以参加乡村地区的叛乱活动（乡村地区的叛乱活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很重要的一环），是因为他们接触到了美国社会，这个社会中自主产权是一种常态。21参加北美战争的许多法国老兵确实是来自于在1789年发生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地区，但是这种关联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这些地方是法国最贫穷的省份，法国军队从这样的地区大量招募士兵。实际上，法国的普通士兵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的平民阶层隔离开的。法国士兵获得美国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知识的可能性可谓微乎其微。22

法国无法避免变革之风从大西洋彼岸吹到本土。不过，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关联，更是由于财政危机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传播所导致的。23 最近的一些学术著作对法国在独立战争时期的战时债务的规模提出了质疑，认为财政损失要么更早就已经发生了——也就是在七年战争时期就发生了，要么是在后来，也就是18 世纪80年代，才发生的——当时法国的财政大臣们试图通过炫目的新开支项目来托住不断下坠的信心。24 但是，如果说内克在独立战争时期大举借债的行为肯定不是法国财政危机的唯一原因的话，那么，这种行为至少极大地催发了在18 世纪80年代导致法国君主统治被推翻的那场危机。1776年在有关是否应该支持美国人的争论中失败了的杜尔哥至少正确地指出，法国需要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来从七年战争导致的财政紧张中缓和过来。而北美冲突却完全背道而驰。大量资金被用来扩张海军，但是，考虑到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大幅提高国内征税水平，大部分资金只能来通过举债筹措。由于法国政府信用不佳，只有在提供非常高的利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获得贷款。到了1783年的时候，法国已经不断地滑向财政灾难，而战后开支则加快了这种下滑的速度。

从表面上看，美利坚合众国从战争中诞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它从英国王室统治中独立出来了，而且也没有成为法国的傀儡。但是，这种成功的代价是高昂的。南方地区的战争尤其具有破坏性。要重建一个遭受严重损害的经济——要在荒芜的土地上重建船厂和农场、蓄养牲畜和种出农作物需要花很久的时间。1786年，华盛顿乐观地宣称，“看到战争所带来的损害很快得到修复，真是令人感觉兴奋异常”，但他是在给一位法国人写信的时候这些说的，而他这么说的目的可能是要制造一种好的印象。25 在18 世纪90年代早期，南方各州的出口量还只恢复到了战前一半的水平。根据一项现代估计，从1774年到1790年新生美国的人均国民收入降低了46%。如果这种估计准确的话，这种降幅可以与1929～1933年间的大萧条时期相“媲美”。26

而且，美国革命也对美国作为一个自由乐土的形象造成了损害。保皇派人士遭受了粗暴的征收，这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都给英美政府关系造成了损害。最终，对这些人所受损失的补偿，不是如和平条约所说的那样是由美国政府作出的，而是由英国议会作出的。最终，在调查委员会进行的漫长调查之后，英国议会向近2300 人支付了超过300 万英镑的补偿款。27 最为糟糕的是，就美国的声誉而言，奴隶制这个尴尬的问题被革命理论一再凸显出来。白人殖民者宣称他们所有的权利以及他们愿意给奴隶的权利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反叛者蒙上了虚伪的恶名。甚至在战争过程中英国政府支持者就一再指出美国人的这种自相矛盾。战后，由于英国政府急于恢复自己的形象，更急于矮化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同时虔诚的宗教人士急于重新获得上帝的眷顾，英国评论家们大力抓住英国在1783年开始的废除奴隶贸易运动，以与美利坚合众国相比较：在美利坚合众国，奴隶制不仅作为一项重要制度继续存在，而且也在1787年的新宪法中获得了合法地位。28

那部宪法是在进一步削弱了美国一段颇长的政治混乱之后才产生的。第一次试图确立各州和中央政府之间关系的《邦联条例》过于倾向于各州，使得大陆会议无法募集战争所必要的资金。然而，要在一个更好的宪法安排上达成协议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那些反对强化联邦政府的人认为（他们的主张有一定道理），让大陆会议获得征税权就是对革命的背叛，而这种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拒绝另外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也就是威斯敏斯特的议会——试图侵犯不同殖民地经济自主权的企图。美国人之所以走到一起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自治权，而现在他们居然被要求放弃自己的权利，把它交给一个强化了的中央政府。支持联邦政府的人则认为这种主张同样也有它的道理，《邦联条例》的松散架构根本就行不通。它以前破坏了战争行动，现在又阻碍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任何作用。如果无法在和平时期获得资金维持一支军队的话，美国甚至无法迫使英国政府从在1783年已经许诺给美国的西部土地上的据点中撤出。一些热情歌颂美国革命的外国人士，比如英国的理查德·普莱斯，他宣称这个新共和国是全世界的榜样。29 然而，大部分外国观察家则不那么认同。欧洲政治家们怀疑美国人是否可以维持他们的独立。一些人甚至预测美国各州会再一次成为英国的某种新形式的附庸。

1787年宪法的通过并没有解决中央政府同州权之间的冲突问题。这部宪法也没有完成自独立之日开始的这个进程：建立一个美国国家。宗派忠诚和地方忠诚依旧十分强大。有时候这些地方力量可以在那种泛泛的“美国”概念下开心地共同生活在一起。但是，更多的情况下，对本州和本地区的忠诚非常强大，是对中央政府忠诚的一种替代。很说明问题的是，直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之后，“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才作为一个单数名词——而不是复数名词——被广泛使用。美国也没有像这个新生国家的创立者所希望的那样快速地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力量。它只是在19 世纪后半叶完成了工业化之后才成为一种国际力量的。可以这么说，美国从20 世纪初期开始才有了显著的全球性影响力。

在独立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一直处在比较弱的地位。实际上，尽管美国获得了政治独立，美国人可以自由地将他们的精力放在自己的大陆上进行扩张上，但在许多方面，美国还是依赖英国。不错，由于不受英国的商业立法限制了，他们可以与此前对他们封闭或者至少来说难以进入的世界相关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美国与北欧以及非英属西印度群岛地区的贸易额在18 世纪80年代有了显著的增长。到了1790～1792年，这两个地区的贸易额加在一起占到了美国出口的40%。但同样是在这些年份，不列颠和爱尔兰一直是美国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它们进口了美国出口的所有货物的31%。而且，在18 世纪90年代，在诸如烟草、谷物、木材和鱼类产品这样的传统出口物资之外，又增加了棉花这种新品种。这些棉花维持了苏格兰西南地区的兰开夏郡和克莱德河谷（Clyde Valley）的棉纺织厂的生产。英国生产的产品，特别是铁器和纺织品，则继续在美国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在美国禁止从英国进口产品时期涌现的美国国内工业，在淹没了战后美国的大量廉价的英国制造商品的冲击下，艰难地维持着生计。换句话说，从经济上来说，美国基本上还是它原来的母国的殖民地。

可以说，美国独立战争并不是通常的武装冲突中一方失败而另一方胜利的简单刻板的故事。名义上的失败者英国在冲突结束后看起来是处境不佳，但许多人马上就开始意识到，他们依旧可以享受英国与美国殖民地之间的旧式帝国主义关系所带来的许多好处，同时又不用承担那种关系所带来的负担。英国的更大范围的帝国还远远没有开始一场缓慢但不可避免的衰落；相反，几年之后它变得比以前还更为庞大了。而那些表面上赢得胜利的国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所经历的后续发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特别是，法国和荷兰的旧体制都崩溃了，而这至少部分是由于它们介入这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所导致的。这种影响首先是财政上的，后来又演变为政治上的。短期来看，西班牙重新夺回了一些土地，但接着它却又失去了美洲帝国的大部分地方，这种长期后果至少部分受到了英国的13 个北美殖民地叛乱成功的影响。即使是美国也不能被看作是一个不可争辩的胜利者，在战争之后的许多年之中，美国也一直没有获得与其政治独立相匹配的经济和文化的独立……

【注释】

1 See Stephen Conway, Britain, Ireland, and Continental 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imilarities, Connections, Identities (Oxford, 2011), p. 94–7.

2 This view is supported in Brendan Simms, Three Victories and Defea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1714–1783 (London, 2007), especially Chapters 22–3.

3 ‘The Present State of Europe Considered’, General Advertiser, 26 November 1785.

4 Eliga H. Gould, ‘A Virtual Nation: Greater Britain and the Imperial Legac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civ (1999), pp. 476–89.

5 See P.J. Marshall, Remaking the British Atlantic: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after Independence (Oxford, 2012).

6 Sarah Pearsall, Atlantic Families: Lives and Letters in the Later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2008).

7 Sylvia R. Frey, Water from the Rock: Black Resistance in a Revolutionary Age (Princeton, 1991), pp. 193–6.

8 Maya Jasanoff, Liberty’s Exiles: American Loyalists in the Revolutionary World (New York, 2011).

9 The terminology is disputed: see P.J. Marshall, ‘Britain without America– A Second Empire?’, in P.J. Marshall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i.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p. 576–95.

10 See Simon 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 (London, 1991).

11 Jacques A. Barbier and Herbert S. Klein, ‘Revolutionary Wars and Public Finances:The Madrid Treasury, 1784–180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li (1981), pp. 315–39.

12 Quoted in John Lynch, Bourbon Spain, 1700–1808 (Oxford, 1989), p. 320.

13 J.H.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Britain and Spain in America, 1492–1830 (New Haven, 2006), p. 355.

14 Quoted in Mario Rodriguez, ‘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the Spanish-and Potuguese-Speaking World’, in Richard B. Morris (ed.), 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broad (Washington, DC, 1976), p. 103.

15 Ibid., p. 115.

16 See Elliott, Empires of the Atlantic World, Chapters 11 and 12.

17 Paul Cheney, ‘A False Dawn for Enlightenment Cosmopolitanism?. Franco–American Trade during the American War of Independence’, William &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lxiii (2006), pp. 463–88.

18 See Laurent Dubois, A Colony of Citizens: Revolution and Slave Emancipation in the French Caribbean, 1787–1804 (Chapel Hill, 2004).

19 Jonathan Boucher, A View of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n Thirteen Discourses, Preached in North America between the Years 1763 and 1775 (London, 1797), vii.

20 A good example is the Swedish-born Axel Fersen, who seemed to despise everything he saw in America: see Katherine Prescott Wormeley (ed. and trans), Diary and Correspondence of Count Axel Fersen (London, 1902).

21 Forrest McDonald, ‘The Relation of the French Peasant Vetera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to the Fall of Feudalism in France, 1789–1792’, Agricultural History, xxv (1951), pp. 151–61.

22 See Claude Fohlen, ‘The Impac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on France’, in Morris (ed.), Impact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broad, especially p. 27.

23 The classic exposition of the case for ideological transfer across the Atlantic is 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of Europe and America, 1760–1800 (2 vols, Princeton, 1959).

24 See, especially, Robert D. Harris, ‘French Finances and the American War, 1777–1783’,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lviii (1976), pp. 233– 58.

25 J.C. Fitzpatrick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39 vols, Washington, DC, 1931–44), xxviii. p. 500.

26 John R. McCusker and Russell R. Menard, 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 1607–1789 (Chapel Hill, 1991), p. 374.

27 Harry M. Ward, The War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 (London, 1999), p. 47.

28 See Christopher Leslie Brown, Moral Capital: Foundations of British Abolitionism (Chapel Hill, 2006).

29 Richard Price, Observa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ondon, 1784), especially pp. 14–15.

延伸阅读

有关美国独立战争方面的文献非常庞杂。下面是一些非常有用的著作、论文和文章。其中一些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基础，其他一些则和本书描述的图景完全不同。这个清单仅限于二手文献。前面的尾注已经显示了可供研究这场战争的学者们研究的一手资料的广度，这些资料既包括进一步档案文件，也有印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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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也就是现在佛得角首都普拉亚（Praia）。——译者注

注2: 这是英国内阁在1782年之前存在的一个部门。1782年之前，有一个北部国务大臣，一个南部国务大臣，二者之间的权限划分是按照地域进行的。南部国务大臣级别高一些，负责的是南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北美殖民地（1768年美国殖民地的管理交给了殖民地国务大臣），并负责与罗马天主教和欧洲的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北部国务大臣，级别相对低一些，负责北英格兰和苏格兰，并负责与北欧的新教国家之间的关系。1782年，两部被改组为内政部和外交部。——译者注

注3: 实际上，英文中的American，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为“美国（人）”的时候，有时候不那么准确，因为在具体语境下，“美国”这个国家可能还没有诞生，就谈不上“美国（人）”了。但是，考虑到翻译为“美国（人）”并不会引来特别的歧义，因此，为了阅读的简便，同时与原文保持一致，除非特殊情况，本书中通常都直译为“美国（人）”，有时候也使用“北美（人）”“殖民地（人）”的译法。——译者注

注4: 桑特海峡战役（Battle of the Saintes），发生于1782年4月9 日至12 日，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海军在西印度群岛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是一场英法之间在加勒比海地区进行的利益争夺战，英国的获胜，也结束了其在此地区受到的来自法国的威胁。——编者注

注5: 迈索尔（Mysore），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旧称。——编者注

注6: 新英格兰地区，指的是美国东北部的康涅狄格、缅因、马萨诸塞、罗得岛、佛蒙特及新罕布什尔。——编者注

注7: 原文为Episcopalian，指主教派教徒或美国圣公会教徒。由于美国独立革命，英国圣公会于1789年在美国被废除，美国的安立甘宗教后将其改名为美国圣公会。——编者注

注8: 新法兰西，指原法国位于北美洲的殖民地，最初包括圣劳伦斯湾地区、纽芬兰以及新科斯舍。后来逐步扩张，又包括大湖地区的大部分和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部分地区。最终形成北起哈德逊湾，南至墨西哥湾，包括圣劳伦斯河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划分成加拿大、新科斯舍、哈德逊湾、纽芬兰、路易斯安那五个区域。——编者注

注9: 即现在的金奈，印度第四大城市，泰米尔纳德邦首府。——译者注

注10: 即现在的毛里求斯岛。——译者注

注11: 即现在的留尼旺岛。——译者注

注12: 皮洛士式的胜利（Pyrrhic Victory），亦即惨胜，胜利一方同样遭受了沉重损失，基本上和一场失败没什么差别。——译者注

注13: 请参见前文特朗布尔的画作《蒙哥马利将军之死》和《邦克山战役》。——译者注

注14: 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一家成立于1670年5月2 日的英国公司。它是北美最早的商业股份公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司之一。——编者注

注15: 埃尔米纳（Elmina），加纳的一座小城，在历史上是西非地区的首个欧洲人殖民地。——译者注

注16: 亭可马里（Trincomalee），斯里兰卡东北部港市。——译者注

注17: 递减税制下，收入高的人的税率，低于收入低的人的税率。——译者注

注18: 容积单位，相当于36 蒲式耳。——译者注

注19: 出生在日内瓦的法国财政部长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在瑞士有不少故旧。

注20: 新格林纳达是西班牙在南美洲北部殖民地从1717年开始的名称，其领域相当于今天的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19 世纪南美洲的独立运动结束了这个海外殖民政府。——编者注

诺曼人简史

莉奥妮·V.希克斯 著

版权信息

书名：诺曼人简史

作者：莉奥妮·V.希克斯

书号：978-7-122-30471-1

出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

大事年表

导言

- 注释

第一章　罗洛与诺曼底

- 9世纪的法兰克
- 罗洛来了
- 杜多的记载
- 诺曼底的建立
- 诺曼底的存续
- 延续与中断
- 从异教入侵者到基督教贵族
- 注释

第二章　威廉与威廉征服

- 从1035至1066年：生存、巩固和扩张
- 诺曼人与英格兰
- 征服
- 战后影响
- 诺曼帝国
- 注释

第三章　地中海的诺曼人

- 征服意大利南部
- 征服西西里岛
- 诺曼人与十字军东征
- 注释

第四章　诺曼人与诺曼社会

- 城堡
- 土地与徭役
- 农民
- 婚与嫁
- 注释

第五章　诺曼人与教会

- 圣徒与修道院
- 教皇与修道院管理
- 改革
- 注释

第六章　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 语言与文学
- 物品、艺术与建筑
- 非单一的宗教世界
- 注释

第七章　诺曼人的历史与特性

- 斯堪的那维亚的重要性
- 诺曼底的重要性
- 诺曼人的性格与行为
- 注释

致谢

延伸阅读

- 源文
- 通史内容
- 第一章　罗洛与诺曼底
- 第二章　威廉与威廉征服
- 第三章　地中海的诺曼人
- 第四章　诺曼人与诺曼社会
- 第五章　诺曼人与教会
- 第六章　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 第七章　诺曼人的历史与特性

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

来自于英国I. B. Tauris出版公司的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丛书，写作严谨、可读性强，对于我们在21世纪理解和研究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于见仁见智的历史争论，这一系列独辟蹊径，试图基于史实本身对其做出全面而公正的解释，这样既能激起普通读者和历史爱好者的浓厚兴趣，也能进一步感染广大的历史学习者及专业学者。因此，在讲述历史领域的重要主题、思想史、宗教、政治、古典研究、哲学观点等内容时，本系列丛书特意避免使用平淡乏味、冷漠刻板的方式进行陈述——那只是给初学者讲授史学入门知识的通常做法。长期以来，这一系列丛书一直致力于给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提供可以帮助他们了解特定历史概况的基本史实。但除此之外，这套系列丛书还能起到更多的作用。例如，书中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解释过去的人们在特定的背景下是如何理解某个历史主题，以及其中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这种新颖的分析方式十分具有借鉴意义，可以帮助我们现在更好地理解这些特定的历史主题。

此外，对于这样的历史主题，各位作者在此系列中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虽然作者们已经暗示了某种答案，但还是在每本书后的“延伸阅读”中提供了长长的参考书目，以便感兴趣的读者做进一步的阅读与探索。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丛书中众多的历史主题，相较于市场上其他同类丛书做了更为深层次的研究和解析，同时内容却简洁而紧凑，不愧是“在介绍历史知识方面更为出类拔萃”的代表。本套系列丛书结合质疑性和查证性的分析，对相关历史做了全面的描述，可以说是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化数字时代大背景下，为读者了解和研究历史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大事年表

公元841年　　维京人侵扰塞纳河谷

公元843年　　《凡尔登条约》签订，查理曼帝国被一分为三

公元845年　　维京人抵达巴黎城外

公元862年　　纽斯辰-马其被赐给卡佩王朝的先祖“强者”罗伯特

公元876年　　根据杜多的记载，罗洛到达诺曼底

公元888年　　“ 胖子”查理被罢黜，奥多在西法兰克王国继位

公元911年　　创建诺曼底的传统日期

公元922年　　废黩法兰克国王——“糊涂”查理，由罗伯特一世接任

公元923年　　勃艮第的拉尔夫接任罗伯特一世，成为法兰克国王

公元924年　　贝桑和曼恩两地被赐给诺曼人

约公元928年　　罗洛去世，“长剑”威廉继任诺曼底公爵

公元933年　　阿夫朗钦和科唐坦半岛被赐给诺曼人

约公元943年　　“长剑”威廉去世，理查一世继任诺曼底公爵

公元946年　　法兰克国王路易四世试图夺取鲁昂

公元965年　　鲁昂大教堂的重建工作开始

公元987年　　于格 · 卡佩被选为国王，标志着卡洛林王朝在法兰克统治的结束

公元989年　　理查一世的儿子罗伯特被任命为鲁昂大主教

公元991年　　理查一世和英格兰国王埃塞尔雷德二世（“仓促王”）签订条约

公元996年　　理查一世去世，理查二世继任诺曼底公爵

诺曼底农民起义“虔诚者”罗贝尔成为法兰西国王

约公元1000年　　诺曼人以朝圣者和雇佣兵的身份开始出现在意大利南部

公元1002年　　诺曼底的埃玛和埃塞尔雷德二世成婚

公元1009—1010年　　反抗拜占庭统治的梅洛起义失败

公元1013年　　丹麦国王斯维因·弗克比尔德入侵英格兰，埃塞尔雷德二世、埃玛带着两个儿子（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逃往诺曼底

约1013—1014年　　理查二世和布卢瓦-沙特尔的奥多就德勒边界的城堡发生冲突

公元1014年　　埃塞尔雷德二世去世

公元1016年　　“唯一的英格兰国王”克努特迎娶诺曼底的埃玛

公元1017年　　诺曼人加入梅洛，在意大利南部抗击希腊人

公元1019年　　雷努夫成为阿韦尔萨伯爵

约公元1020年　　卡瓦地区建立圣三一修道院

公元1025年　　阿夫朗什大教堂开始修建

公元1026年　　诺曼底公爵理查二世去世，理查三世继位

公元1027年　　诺曼底公爵理查三世去世，“宽宏者”罗贝尔继位

公元1030年　　雷努夫被赐予阿韦尔萨，并修建城堡

11世纪30年代　　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家族中年龄稍大些的儿子们去意大利南部谋求发展

公元1031年　　亨利一世成为法兰西国王

公元1035年　　诺曼底公爵“宽宏者”罗贝尔去世，威廉二世（后来的“征服者”威廉）成为诺曼底公爵

克努特去世

公元1037年　　鲁昂大主教罗伯特去世，梅杰当选为新任大主教

公元1038年　　拜占庭人带领诺曼雇佣兵试图夺回西西里岛

公元1042年　　埃塞尔雷德二世和埃玛的儿子爱德华成为英格兰国王廉二世开始独立统治诺曼底“铁臂”威廉统治阿普利亚，被推为阿普利亚伯爵

公元1043年　　威廉二世从黑艾莫伊思子爵瑟斯坦·格日手中夺取法莱斯城堡

约公元1044年　　“铁臂”威廉在斯奎拉切修建城堡

公元1045年　　阿韦尔萨的雷努夫去世

公元1046年　　“铁臂”威廉去世，德罗戈继位

约公元1046/1047年　　罗伯特·吉斯卡尔到达意大利南部

公元1047年　　瓦尔斯沙丘战役

公元1049年　　利奥九世当选为教皇

公元1050年　　威廉公爵和佛兰德的玛蒂尔达成婚

公元1051年　　瑞米耶日的罗伯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戈德温家 族被流放

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D版本记载，威廉二世访问英格兰

德罗戈去世，阿普利亚的汉弗莱继位

公元1052年　　阿尔克的威廉，即诺曼底的塔鲁伯爵，发生叛乱

公元1053年　　6月17日，奇维塔特大战

公元1054年　　法兰西国王亨利一世在莫蒂默被击败

教皇利奥九世去世

公元1055年　　梅杰被废除鲁昂大主教职位，茅瑞利斯当选为新任主教

维克托二世被选为教皇

公元1056年　　德国皇帝亨利三世去世，由亨利四世继位

公元1057年　　瓦拉维尔战役

汉弗莱去世，由罗伯特·吉斯卡尔继位

公元1058年　　阿韦尔萨的雷努夫的侄子理查德成为卡普亚亲王

公元1059年　　尼古拉二世成为教皇，他承认了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的领地

梅尔菲宗教会议举行

公元1060年　　菲利普一世成为法兰西国王

公元1061年　　尼古拉二世去世之后，亚历山大二世被选为教皇

诺曼人开始征服西西里岛

公元1062年　　威廉二世占领曼恩

公元1063年　　切拉米战役

公元1064年　　哈罗德·戈德温森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去拜访当时在诺曼底的威廉二世

公元1066年　　1月5日，“忏悔者”爱德华去世，哈罗德·戈德温森继任英格兰国王

“ 征服者”威廉捐赠位于卡昂的拉特里尼泰修道院

9月20日，富尔福德战役

9月25日，斯坦福桥战役，哈拉尔德三世和托斯蒂格·戈德温森阵亡

10月14日，黑斯廷斯战役

12月25日，诺曼底公爵威廉二世加冕为英格兰国王

公元1067年　　鲁昂大主教茅瑞利斯去世，阿夫朗什的约翰当选为新任主教

切普斯托城堡开始修建

公元1069年　　约克大主教埃尔德雷德去世，巴约的托马斯继位，后者随即展开了约克大教堂的重建工作

公元1069—1070年　　威廉公爵掠夺北方

公元1070年　　“忏悔法令”颁布

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被免职，兰弗朗克当选为新任主教

坎特伯雷大教堂开始重建

公元1071年　　巴勒莫沦陷

公元1073年　　教皇尼古拉二世去世，格列高利七世继任（去世于1085年）

公元1075年　　英格兰出现所谓的贵族叛乱

罗伯特·吉斯卡尔和他的侄子，即洛瑞特罗的罗伯特，被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开除教籍

公元1076年　　“征服者”威廉处决瓦尔塞奥夫伯爵

科尔切斯特城堡开始修建

公元1078年　　卡普亚的理查德一世去世，其子约尔丹继位

公元1079年　　鲁昂大主教约翰去世，威廉·博纳·阿尼玛当选为新任主教

公元1083年　　佛兰德的玛蒂尔达去世

公元1085年　　罗伯特·吉斯卡尔去世，由罗杰·博尔萨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继位

“ 征服者”威廉派人编写《末日审判书》

公元1086年　　《末日审判书》被呈献给威廉国王

公元1087年　　9月，“征服者”威廉去世，罗伯特·柯索斯继任诺曼底公爵，威廉·鲁弗斯继任英格兰国王

公元1090年　　科南在鲁昂反叛罗伯特·柯索斯

卡普亚的约尔丹去世，其子理查德二世继位

公元1091年　　诺曼人的西西里征服结束

公元1093年　　安塞尔姆当选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达勒姆大教堂开始修建

为新建的温切斯特大教堂举行神品圣事

公元1095年　　教皇乌尔班二世鼓吹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公元1096年　　罗伯特·柯索斯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鲁昂的犹太人惨遭屠杀

公元1098年　　博希蒙德成为安条克亲王

公元1099年　　十字军战士攻占耶路撒冷

公元1100年　　威廉·鲁弗斯去世，亨利一世成为英格兰国王

公元1101年　　西西里伯爵罗杰一世去世，西蒙继位

公元1105年　　西蒙在西西里去世，罗杰二世继位

公元1106年　　9月28日，坦什布赖战役，亨利一世击败兄弟罗伯特·柯索斯，这样他既是英格兰国王，又是诺曼底公爵卡普亚的理查德二世去世，其兄弟罗伯特一世继位

公元1108年　　路易六世成为法国国王

公元1111年　　罗杰·博尔萨去世，威廉继位

博希蒙德去世，其侄坦克雷德继位成为安条克亲王

公元1112年　　坦克雷德去世

公元1120年　　卡普亚的罗伯特一世去世，其兄弟约尔丹二世继位

公元1126年　　博希蒙德的儿子博希蒙德二世成为安条克亲王

公元1127年　　威廉去世

欧特维尔家族的继承者——罗杰二世登陆意大利本土卡普亚的约尔丹二世去世

公元1130年　　圣诞节，罗杰二世加冕成为西西里国王

博希蒙德二世去世

公元1132年　　罗杰二世开始在巴勒莫修建巴拉蒂娜小教堂

公元1133年　　巴约教堂被授予宣誓调查的特权

公元1135年　　亨利一世去世

公元1135—1153年　　斯蒂芬和玛蒂尔达王后之间的内战时期，史称无政府状态期间

公元1138年　　教皇安那克勒图二世去世，英诺森二世成为新任教皇

斯坦达德战役

约公元1141年　　编年史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去世

公元1143年　　拉玛尔特拉纳教堂建立

英诺森二世教皇去世

公元1144—1153年　　西西里的诺曼人不断侵占北非领土

公元1154年　　阿拉伯学者伊德里西完成对《罗杰之书》的编撰

斯蒂芬国王去世，亨利二世成为英格兰国王

西西里的罗杰二世去世，“恶人”威廉一世继位

公元1156—1160年　　西西里王国丧失了北非领土

公元1162年　　修建巴勒莫的拉齐萨城堡

公元1166年　　西西里的威廉一世去世，“好人”威廉二世继位

公元1175年　　盎格鲁-诺曼贵族在爱尔兰建立米斯郡

公元1177年　　盎格鲁-诺曼贵族在爱尔兰建立阿尔斯特地区

公元1180年　　菲利普二世·奥古斯都成为法兰西国王

公元1189年　　西西里的威廉二世去世

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去世，理查一世继位

公元1190年　　约克的犹太人惨遭屠杀

公元1194年　　德意志国王亨利六世征服西西里岛

公元1199年　　英格兰国王理查一世去世，约翰王继位

公元1204年　　法兰西国王菲利普二世·奥古斯都击败英格兰国王约翰王，夺得诺曼底

13世纪20—30年代　　西西里岛的伊斯兰教徒被驱逐出境

导言

诺曼人的故事是从一个梦境开始的。罗洛［Rollo，也称为罗夫（Rolf）］，当时还是一小帮维京冒险家的头目。

（罗洛）在梦中似乎看到自己登上了一座比天还高的巍峨大山，并置身于一座法兰克庄园。在大山之巅，他见到一股甘洌的泉水汩汩流淌，而他自己则沐浴其中。后来， 泉水竟然治愈了他身上感染的严重麻风病注1……最后，当他还在山顶流连忘返时，忽然发现山脚下有数千只鸟儿，它们五颜六色、种类各异，拍打着红色的翅膀，飞翔起来。由于鸟儿数量众多、连成一片，罗洛怎么也望不到鸟群的尽头。这些鸟儿一只紧挨着一只，组成优美的阵形飞舞过来，找到了山顶的这股泉流，并在里面沐浴净身，一起畅游，就像它们平时在大雨到来之前那样嬉戏游乐。等它们全都在这神奇的泉水中沐浴完毕，就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进食。这时，它们不分彼此，也无争斗，安详平和，以诚相待，就像是朋友在共餐一样。后来，它们找来树枝，迅速筑巢。更奇妙的是，在罗洛的梦境中，这些鸟儿还欣然听命于他。1

我们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还会继续讨论罗洛的这个梦境。但历史学家圣康坦的杜多（Dudo of Saint-Quentin）在《诺曼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Normans）中认为，罗洛把这个梦境中出现的情景视为一种预兆，并建立了一片后来成为诺曼底公国的领土，从而把众多分散的族人统一在自己麾下。后来的历史学家则重温关于罗洛及其追随者的后裔们的故事，讲述了他们是如何征服并统治英格兰诸国和西西里岛，并带领将士进行十字军东征的事迹。

罗洛本人的身世颇具神秘色彩。维京人在公元9至10世纪时期的社会情况主要是通过口头讲述的方式流传下来，因此，关于罗洛出身的文字资料全部都是后来人写成的，并且其中大部分内容出自法兰克社会的教会牧师之手。当时，两种传统观点已经初具雏形，其中一派以杜多为首，认为罗洛出生于丹麦；而另一派，则从较晚出现的传奇故事中寻找证据，赋予罗洛挪威背景， 并称其为“罗夫”或“工头罗夫”注2。这些故事有的来源于奥克尼地区（Orkneyinga）的传奇，写于12、13世纪之交；有的来源于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i Sturluson）的《海姆斯克林拉》（Heimskringla）——一部编撰于约1220年的关于挪威列王的历史传记。这本《海姆斯克林拉》虽然面世稍晚，但由于书中融入了北欧诗歌——即生活在前朝的吟游诗人（宫廷诗人）的诗文，所以有的内容也同传统观点一致。而我们在本书中要讨论的这首诗歌，却是罗夫的母亲希尔德（Hild）所写，表达的是她对儿子被逐出挪威、流浪在外的哀叹之情。2这就意味着，罗夫也是那群凶猛的北欧流浪汉中的一员，他们都是被挪威野心勃勃的“金发王”哈拉尔德（Harald Finehair）在扩张权力时驱逐出去，不得不背井离乡，在外漂泊。后来，罗夫和他的这些同胞们以冰岛为大本营，并在约克郡和苏格兰的小岛上建立了维京人的殖民地。

图1　位于法国鲁昂大教堂中的罗洛之墓。（原始坟墓建于13世纪，已损毁，现在保存的是其复制品。）©马克·哈格尔（Mark Hagger）

但在当时，罗洛（或罗夫）只不过是众多维京头目中的一员而已。在911年诺曼底建立之前的100年时间里，他们不断地侵扰北海海岸，包括苏格兰、英格兰、今天的比利时和荷兰，以及法国一带的海岸地区。据那些创作年代和这些侵袭活动较为接近的历史记录显示，统治者们最初试图用武力来抵御维京人的侵袭，但这招失败之后，他们则把土地赐给维京人定居，希望以此换取他们不再进行新的袭击活动。但是诺曼人故事中最关键、同时也最与众不同的是，在欧洲大陆的所有殖民地当中，只有诺曼底存续的时间最为长久。诺曼底一直作为法兰克王国（后来的法兰西）中的一个自治公国而存在，直到1204年，法兰西王菲利普二世才将其从英格兰国王约翰王手中夺取过来。

本书主要讲述10—11世纪诺曼人的故事， 关注他们如何在诺曼底、英格兰、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以及圣地注3建立自己的领地。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诺曼人的活动范围远不止上述这些区域。1066年在侵入并征服英格兰之后，“征服者”威廉和他的继承者们开始侵占威尔士亲王和苏格兰国王手里的土地，然后渡过爱尔兰海，并于12世纪70年代，大致沿着爱尔兰东海岸建立了一个盎格鲁-诺曼殖民地。除了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建立公国之外，诺曼人还在西班牙抗击穆斯林，并在西西里岛诸王的领导下，暂时征服了北非的部分地区。其中，阿普利亚公爵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就用余生在巴尔干半岛征战。显然，在短短一本书中不可能囊括所有内容，于是本书的写作主要集中于诺曼底、英格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因为关于这些区域的史料才有突出的可比价值，能够凸显诺曼人历史的与众不同之处。

以往对诺曼人的研究一般只关注他们历史中的某一方面，例如征服英格兰或在意大利南部殖民等。这毫不足奇，因为发生在诺曼人身上的这些历史事件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历史进程，在这些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一些内容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讨论。本书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凸显诺曼人历史的不同之处，为此将对把诺曼人视为一个独立氏族或民族的做法提出质疑，并且强调他们的适应力，以及作为诺曼人所代表的流动性。这是本书的主题，我们将在本书最后的章节中进行详细探讨。本书另一个与其他著作的重要差别是始终把诺曼人的史料放在中心位置。有时，书中也会讨论历史学家们如何解读这些史料，以及当带着新的问题、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些熟悉的史料时，我们的解读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在书中参考其他史料、考古证据和物质文化时，特别强调诺曼人历史中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因此，本书可视为现代历史学家和中世纪同行们正在进行的一场对话之中的组成部分。

在中世纪早期，诺曼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理地位，身上还展现了另一种巨大的优势，即他们发起、激励并直接参与了大量的历史创作。这些历史作品主要是由教会的牧师们创作，他们通常熟悉并借鉴彼此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些历史学家具有相同的宗教背景，就认为他们在作品中的观点也是如出一辙，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们的写作角度各不相同，特别是在为诺曼人在各个地方进行殖民或征服找一个合理借口，并解释1066年的诺曼征服或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等重大历史事件时，他们对诺曼人的描述大不相同。由于许多历史学家都具有宗教背景，这就意味着本书讨论的一些历史作品特别关注诺曼人在“上帝改造人间的神圣计划”中所起的作用，其中包括奥德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的《宗教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或杰弗里·马拉特拉（Geoffrey Malaterra）的《罗杰伯爵的事迹》（Deeds of Count Roger）。此外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大多数历史作品都是由男性创作的，但并不因此而必然把女性的声音排除在外。女性写的历史作品的确非常稀有，因此，拜占庭公主安娜·康内娜（Anna Comnena）为她的父皇阿莱克修斯（Alexius）写的传记作品算得上是一个明显的例外。这些女性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人，也是家族记忆的守护者，她们不但组织他人编写历史，而且也给这些编年史家们提供重要信息。

我们可以根据历史主题和发生日期将中世纪编年史家分归不同的类别。我们注意到，如果说诺曼人的历史，是指个人或群体理解已发生事件的书面记录，那圣康坦的杜多就是第一个撰写诺曼人历史的作家。杜多本身不是诺曼人，而是来自韦尔芒杜瓦社区（Vermandois）的一名基督教士，他最初出现在诺曼底，是以韦尔芒杜瓦伯爵派往诺曼底公爵理查一世宫廷的使者身份。但是杜多深受法兰克的文化传统熏陶，因此非常适合为罗洛的后裔提供一份他们所欠缺的家族起源史。虽然早在996年，理查一世就开始委派杜多编撰历史，但直到理查二世上台之后，也就是在11世纪早期，他才写完这部历史作品。而杜多的这部作品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资料——目前大多数关于诺曼底的最初历史都是在这本书中找到的。但像所有叙事文献一样，读这本书也不能只做字面理解，并且杜多的写作初衷也不是为了记录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情况。在这本书中，杜多融入了传说、史实和诗歌，借鉴了古典文学中关于诺曼人的维京祖先和早期三王［罗洛、“长剑”威廉（William Longsword）和理查一世］的内容。杜多的历史为后世这方面的大多数作品奠定了写作基础。

瑞米耶日的威廉（William of Jumièges），是塞纳河谷瑞米耶日修道院的一名修士，和公爵家族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对杜多的历史作品进行了编辑、修订和扩展，记录诺曼底公爵的事迹，其中一直写到威廉二世，也就是后来的“征服者”威廉。他最初是在11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早期完成创作的，但在1066年的诺曼征服之后，他重新执笔，又进行增补，对威廉所经历的直至1070年的战事情况都进行了详细记录。威廉的这部作品在拉丁文中名为Gesta Normannorum ducum，英译版为《诺曼公爵的事迹》，3这些都为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提供了笔耕不辍的大好机会。像许多不知名的其他作家一样，12世纪最出名的教会编年史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和托瑞格尼的罗伯特（Robert of Torigni）也对威廉的这部作品进行了增添和扩展，使其内容一直覆盖到了亨利一世的统治时期。

本书内容讨论中所涉及的最后一位11世纪的重要历史学家是普瓦捷的威廉（William of Poitiers）。他没有给所有的诺曼公爵写史立传，或是给杜多和瑞米耶日的威廉的作品再写续集，而是只为一位公爵编写传记，这位公爵就是“征服者”威廉。在这方面他很有优势，因为他本人是公爵的宫廷牧师，既可以亲眼见证历史事件，而对于其他历史事件，又可以亲耳聆听目击者的讲述。普瓦捷的威廉和杜多一样，接受的是古典文化教育，但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在记录威廉的生平事迹时，不但辞藻华丽，有时也不乏谄媚之词。由于某种原因，普瓦捷的威廉在11世纪70年代早期就终止了写作，4因此史学家们猜测他是由于失宠而选择了缄默。5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本《威廉的事迹》（Gesta Guillelmi）是不完整的，只是中世纪之后的一本手抄本——几乎可以肯定，该书的原稿在1731年戈登图书馆的那场大火中已化为灰烬。

到11世纪末期，中世纪历史学家已经开始为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撰写编年史。但我们对这些历史学家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这方面的第一部作品，是一名来自蒙特卡西诺（Montecassino）修道院的修士阿马塔斯（Amatus）于1080年左右写成的。阿马塔斯记载了一小群诺曼冒险家来到阿普利亚（Apulia），然后逐渐占领了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西西里岛。像其他所有作品一样，这部史书也给历史学家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因为不但其原稿不复存在，就是我们今天所见最早的版本也只是14世纪的一份法语译本。然而，尽管如此，仍有足够的内容保存在近现代的作品之中，6尤其是利奥·马尔瑟卡诺斯（Leo Marsicanus）于12世纪早期撰写的蒙特卡西诺编年史，这让学者们有理由相信14世纪的法语译本是十分忠实于原稿的。阿马塔斯最初批判诺曼人对待教会的态度和他们占有教会土地的做法，不过，一旦诺曼人后来成为他自己所在修道院的捐助者和保护人，他写作的口吻大为转变，对他们的行为又开始肯定。

其他两位记录诺曼人在意大利早期殖民活动的历史学家是杰弗里·马拉特拉和阿普利亚的威廉（William of Apulia）。杰弗里于11世纪90年代进行创作，可以肯定他是一名修士［生活在西西里岛卡塔尼亚（Catania）的圣雅加达修道院］，虽然其具体身世已经无从查起，但据推测有可能是一位诺曼移民。他同样很有可能从小就生活在意大利，或来自于诺曼底南部的佩尔什郡（Perche）。7杰弗里的作品与其说是关于诺曼人的历史，倒不如说是专门给一个人的丰功伟绩而立的传记，这个人就是西西里岛的罗杰伯爵（Count Roger of Sicily），他的兄长就是意大利南部最富有传奇色彩、最冷酷无情的罗伯特·吉斯卡尔。8杰弗里在作品中为诺曼人征服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岛进行辩解和开脱，并且，他始终以宫廷人员为自己的写作对象，因此在《罗杰伯爵的事迹》中融入了史实、劝诫和幽默调侃，这种风格也意味着其中某些内容适用于公开朗读并娱乐大众。

阿普利亚的威廉的身世之谜则更加扑朔迷离。虽然“威廉”一般是诺曼人才取的名字，但他很可能是一个伦巴第人。他也可能不是一名神职人员，而是一名世俗人士，因为同其他编年史家相较而言，他的作品中极少宣扬宗教主题。9此外，他在写作中采用了完全不同的体裁，即用拉丁文六步格诗的形式详细描述了罗伯特·吉斯卡尔的事迹。他的这些诗歌创作于11世纪90年代。10阿普利亚的威廉和杜多以及普瓦捷的威廉一样，其作品引经据典，充满了对希腊和拉丁作家的借鉴和引用，并且结构复杂。

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征服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历史事件。因为到1066年10月14日那一天的最后一刻， 大部分英国贵族的尸体都躺在了巴特尔战场注4上。除了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按年份顺序编辑的历史记录，虽然其内容可能是很久之后才补充进去的）11中略有提及之外，这方面的后续内容要等未来二三十年甚至更久之后才会出现。其中记录得最详细的是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亨廷登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以及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所谓的“盎格鲁-诺曼历史学家”——因为这三人的父母中都有一方是英格兰人，而另一方是法国人或诺曼人。

我们在对瑞米耶日的威廉所著《诺曼公爵的事迹》进行补充创作的历史学家进行介绍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奥德里克·维塔利斯。12奥德里克生于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附近的阿查姆（Atcham），从小在诺曼人统治的阴影中长大，并从当地的一位神父那儿接受启蒙教育。10岁时，奥德里克被自己的法国父亲送进了位于诺曼底南部边界的圣·埃弗雷特修道院（monastery of Saint-Evroult），成为一名修士。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家人。奥德里克深切地体会到了被人抛弃的感觉，但他在完成自己的宗教任务和历史创作中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他的《宗教史》最初只是记录圣·埃弗雷特的修道院生活，但很快就扩展成包括诺曼人在诺曼底、英格兰和意大利南部的历史，还记载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及当时世界上的圣经历史。这部作品内容广泛，提供了大量关于诺曼人社会的详细资料，其中甚至包括女性所扮演的角色。不幸的是，这部作品由于部头太大、内容繁复，对中世纪的抄书者们毫无吸引力，所以奥德里克在自己生活的时代远不如现在出名。虽然他一直坚持以诺曼人的本笃会（Benedictine）修行生活为写作背景，但却对诺曼人的行为和性格持批判态度。他特别对1069—1070年间威廉在掠夺北方过程中所使用的极端暴力行径进行了谴责。《宗教史》的写作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约1114年一直持续到约1141年，在奥德里克去世前不久才最终完成。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也曾是一名修士，但生活在马姆斯伯里的英格兰修道院。他撰写了好几部作品，包括《英格兰国王的事迹》（Deeds of the Kings of the English）、《英格兰主教的事迹》（Deeds of the Bishops of the English）以及篇幅稍短的《中篇历史演义》（Historia novella），最后一部作品描写了12世纪中期的内战。13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被认为是12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不但充分利用自己广博的文化知识，而且到处巡游，广泛参考各个宗教机构的图书资料。像奥德里克一样，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对诺曼人的态度也不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敌视。例如，他也意识到这些新的统治者在改善和装饰教堂方面所做的努力，但对他们在生活其他方面的表现则持批判态度。与奥德里克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不一样，亨廷登的亨利（约1157年去世）是一名在俗的神职人员——他是亨廷登的副主教。亨利基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进行写作，因此遵循的也是一种编年史体裁。14

图2　位于诺曼底的圣·埃弗雷特修道院，曾是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家园。自13世纪起沦为废墟。

12世纪时关于诺曼人历史的写作体裁已经发生了改变。在11世纪和12世纪早期，编年史用拉丁文写作，且通常采取散文的形式；尽管也有历史学家们可以并且有人也的确在写作中加入了诗歌，尤其像杜多和亨廷登的亨利。到了12世纪后半叶，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御用作家不但用韵文写史，而且是用诺曼人的法语方言进行创作。这些作家中的第一个就是韦斯（Wace）——巴约大教堂的一名教士，也是我们在此要详细讨论的编年史家。遗憾的是，韦斯写作进度缓慢，而亨利却是一位没有耐心的国王。亨利厌倦了一等再等，于是炒了韦斯的鱿鱼，把写作任务交给了圣莫尔的伯努瓦（Benoît of Sainte-Maure），但伯努瓦也没有完成写作。而韦斯之所以失去编撰史书的任务，原因可能还更复杂。马丁·奥雷尔（Martin Aurell）认为这是因为韦斯没能充分突出诺曼底公爵的神圣地位；而查里蒂·乌尔班斯基（Charity Urbanski）则认为这是由于韦斯质疑亨利一世（亨利二世的祖父）对英格兰王位以及诺曼底爵位所享有的权利。15这些韵文体的历史著作更多地体现了讲述传奇故事以及英雄颂歌的写作风格，适合以宫廷人员为读者对象。这些作品也是（至少韦斯的作品是）严肃的历史著作，其宗旨既是提出尖锐的政治意见，同时也给人们提供可供仿效的先例和行为模式。

诺曼人的历史不仅记录在史书里面，也体现在当时的物质文化之中。其中一个例子就是：1066年的诺曼征服事件被“绣”进了历史。这就是巴约挂毯（Bayeux Tapestry，亦译作贝叶挂毯），它可能是由“征服者”威廉同父异母的兄弟——巴约主教奥多（Bishop Odo of Bayeux）——提供资助并在坎特伯雷完成的。我们可以从上面解读到诺曼人眼中的历史版本：“忏悔者”爱德华许诺把王位传给威廉、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eson）在爱德华死后用阴谋篡夺王位、 诺曼人筹划进攻英格兰以及这场征服战役本身。注5这幅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后来成为诺曼人的代名词，也在近现代很多政治斗争中给人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参考经验。例如，拿破仑在计划入侵之前就曾研究过巴约挂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占领法国期间，希姆莱也意识到这幅挂毯的宣传价值。后来和诺曼底征服相反的历史进程——“霸王计划”，即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也以类似的口吻在史书中进行了描述。

诺曼人留下了一些最明显的痕迹，向我们揭示他们在殖民地区的那段中世纪历史。11世纪在公爵领地兴起了一股修建修道院的风潮，涌现出许多辉煌的罗马风格建筑并留存至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圣艾蒂安修道院（abbey of Saint-Etienne）和位于卡昂的拉特里尼泰修道院（abbey of La Trinité），这两座修道院是威廉和他的妻子——佛兰德的玛蒂尔达（Matilda of Flanders）——组织修建的。诺曼人喜欢在英吉利海峡两岸修建具有这种风格的建筑，起初是以“忏悔者”爱德华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为代表，而到了1066年之后，则体现在城堡和大教堂等建筑上面。在这方面，矗立至今的达勒姆大教堂、伦敦白塔和切普斯托城堡（Chepstow Castle）很好地体现了威廉及其子孙们所带来的这种建筑风格的变化。诺曼人的历史还镌刻在地貌之上，对此人们最容易联想到的是位于诺福克的阿克里城堡（Castle Acre），这是一片有规划的诺曼殖民区，其中拥有市镇、城堡和教堂，外面还环绕着一条经过重新改造的罗马古道，为前来参观的游人提供了最佳的观赏视角。

与之相比，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诺曼建筑体现的不是一种对征服的炫耀，而是展示了罗杰伯爵及其继承者们所创建的多民族融合的特征，其中包括了希腊、拉丁和伊斯兰的不同风格。这儿的第一位诺曼国王，即罗杰二世，曾亲自监督位于巴勒莫的巴拉蒂娜小教堂（Capella Palatina）的施工，这座教堂展示了北欧人极为熟悉的罗马风格、人行道和天花板上体现的穆斯林手艺，以及马赛克镶嵌画中所体现的希腊品位。罗杰二世宫廷的成员，特别是海军将领安条克的乔治（George of Antioch），也委托工匠装修马赛克镶嵌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拉玛尔特拉纳（La Martorana）的乔治教堂中那幅耶稣为国王加冕的作品。这些图作让我们想起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因为纵观本书前面的介绍，以及我们阅读大多数史料文献得出的印象，似乎人们说起诺曼人时，是把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来对待。例如，这方面的著作常被冠以“诺曼人”或“欧洲的诺曼人”之名，大型研究项目则被称为“诺曼人前沿”，并且有些学术机构主办的网站也被命名为“诺曼人的世界”，但我们这么称呼他们真的正确吗？这些在西西里岛创造了包括上述马赛克镶嵌画等文化奇迹的人们，和那些入侵英格兰的人们，到底有什么值得研究的相同之处？我们是否不应当将其视为“一个诺曼民族”，而更应当将他们看作是“各个诺曼民族”？

本书最后一章会结合现代关于诺曼人历史的写作进展情况，重新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中世纪之后的历史学家们会在阅读这些历史作品，或在观赏这些历史建筑时触发研究和写作的灵感，这也毫不为奇。特别是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人们是以1066年为中心来讲述诺曼人的故事的。内战中很有市场的一种说法就是“诺曼桎梏”（the Norman Yoke），即诺曼人入侵并剥夺了英格兰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后来不管是在不列颠还是在欧洲大陆的历史学家们，一般研究的是诺曼人的机构体制和法律体系。关于诺曼人的种族、民族和身份等问题是人们最近才研究的话题，特别是在拉尔夫·戴维斯（Ralph Davis）出版了《诺曼人的传说》（The Norman Myth）之后才出现的，而该书明确指出，“诺曼人的身份”其实是12世纪编年史家创造出来的一种说法，其中尤其以奥德里克·维塔利斯为代表。这些观点随后又被人修正和质疑。历史学家们也有“诺曼帝国”（Norman empire）的说法，后来又取缔了这种说法，换成更受青睐的“诺曼大移居”（Norman diaspora）。最近几年，文化史和社会史又抢占风头，关注的是诺曼人的性别问题（即社会如何看待和构建关于男性、女性以及与性别相关的角色和素质问题）、婚姻和社会互动。

这些丰富的学术资料表明，关于诺曼人现在没有并且将来也不可能有一部明确的历史。诺曼人的历史就是在中世纪一直被人们反复讲述的那个故事，而后世的历史学家又无数次地重复讲述这个同样的故事。每一代的历史学家们都会追溯到圣康坦的杜多——因为是他第一个为诺曼人写出了正史；然后继续浏览，一直阅读到今天的历史学家们的作品，这样他们会对911年的诺曼底建立和后来的诺曼征服等历史事件提供自己的注释，并形成自己的理解。中世纪期间的史书对诺曼人要么肯定，要么否定，很少有人是从中立的角度来对其进行描写。诺曼人的历史既让人仰慕，也受人谴责，我们从中既可以找到仿效的对象，也可以找到反面的教材。中世纪之后的历史学家在讲述诺曼人故事的时候语气要克制得多，但其中也不乏观点尖锐的批评家，我们将在后面对此进行介绍。因此，本书在写作时并不奢望能够面面俱到：正如书名所暗示的那样，本书只是致力于讲述一部关于诺曼人的历史。与这个领域的其他史书相比较，本书在写作时特别注重结合现代的社会和文化史来研究中世纪诺曼人的历史传统。因此本书涵盖诺曼人在欧洲的各个殖民地，在内容上以比较为主。前三章回顾了诺曼底、英格兰和意大利南部的情况，内容集中于罗洛、“征服者”威廉、欧特维尔兄弟（Hauteville brothers）、罗伯特·吉斯卡尔和罗杰。第四至第六章分别按主题讨论了诺曼人的历史，特别是社会、教会和文化交流，最后在第七章讨论了诺曼人的历史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未来将何去何从。但是，既然诺曼人的故事是在这个叫诺曼底的地方开始的，因此本书也必须从诺曼底这个地方开始说起。

注释

1 Dudo of Saint Quentin, History of the Normans, trans. E. Christiansen（Woodbridge: Boydell, 1998）, pp. 29–30.

2 The Normans in Europe, ed. and trans. E. van Hout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no. 14.

3 Ed. and trans. E. van Houts,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95）.

4 William of Poitiers, The Gesta Guillelmi, ed. and trans. R. H. C. Davis and M. Chibna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 xvi.

5 Orderic Vitali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ed. and trans. M. Chibnall, 6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80）, vol. 2, pp. 184–5; 258–61.

6 Amatus of Montecassino, The History of the Normans, trans. P. N.Dunbar and G. A. Loud （Woodbridge: Boydell, 2004）. ‘Introduction’, p. 1.

7 K. B. Wolf provides a brief summary of Geoffrey’s origins in Making History: The Normans and their Historians in Eleventh-Century Italy（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5）, pp. 143–4. Among other historians G. A. Loud, The Age of Robert Guiscard: Southern Italy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Harlow: Longman, 2000）, p. 82 argues that he was a Norman. M.-A. Lucas-Avenel, ‘Le récit de Geoffroi Malaterra ou la légitimation de Roger, grand compte de Sicile’, Anglo-Norman Studies 34 （2012）, pp. 169-92 argues for Frankish origins.

8 Geoffrey Malaterra, The Deeds of Count Roger of Calabria and Sicily and of his Brother Duke Robert Guiscard, trans. K. B. Wolf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9 Wolf, Making History, pp. 123-5.

10 A translation by G. A. Loud of William of Apulia’s The Deeds of Robert Guiscard is available at http://www.leeds.ac.uk/arts/downloads/file/1049/the_deeds_of_robert_guiscard_by_william_of_apulia. Line numbers in this volume refer to the Latin edition Gesta Roberti Wiscardi, ed.M. Mathieu （Palermo: Istituto siciliano di studi bizantini e neoellenici, 1961）, also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intratext.com/IXT/LAT0871/_INDEX.HTM.

11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s began as the court annals of Alfred the Great in the late ninth century.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trans. M. Swanton（London: Dent, 1996）.

12 For Orderic’s background see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1, ‘Introduction’.

13 The works that concern us here are Gesta regum Anglorum, ed. and trans.R. A. B. Mynors, R. M. Thomson and M. Winterbottom,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and Gesta pontificum Anglorum, ed. and trans. M. Winterbottom and R. M. Thomson, 2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7）.

14 Henry of Huntingdon, Historia Anglorum, ed. and trans. D. Greenway（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15 M. Aurell, The Plantagenet Empire, 1154-1224 （Harlow: Longman, 2007）, p. 138; C. Urbanski, Writing History for the King: Henry II and the Politics of Vernacular Historiogra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 3. Wace’s history is published as A History of the Norman People: Wace’s Roman de Rou, trans. G. Burgess with notes by G. Burgess and E. van Houts （Woodbridge: Boydell, 2004）.

第一章　罗洛与诺曼底

根据圣康坦的杜多的说法，罗洛沿着当地的江河来回穿梭，对法兰克王国北部进行了多年的侵扰，其势力最远时大概影响到了法国的沙特尔地区（Chartres）。后来罗洛在圣克莱尔·埃普特（Saint-Clair-sur-Epte）遇到了当时的法兰克国王——“糊涂”查理（Charles the Simple，即查理三世），也就是在那儿，查理把鲁昂周边从埃普特至海边的地区赐给他，供其世代享用。但罗洛并未满足。他借口这片土地虽然肥沃，但基本没人耕种，无法养活自己众多的部众，向查理继续索要更多土地。于是查理又把佛兰德（Flanders）赐给罗洛，但罗洛认为该地是一片沼泽，拒绝领受，并建议将其替换成西边的土地，即阿夫朗钦（Avranchin）和科唐坦（Cotentin）。根据杜多的记载，作为回报，罗洛将娶查理的女儿吉斯拉（Gisla）为妻，还得皈依基督教并接受洗礼。为了落实这笔交易，罗洛“迫切地把自己的双手放在了国王的手掌中间”，但又觉得亲自去亲吻国王的脚有失体面，于是委派一位随从代替他去完成仪式。然而这位随从也没有躬身去亲吻国王的脚，反而举起查理的腿来，结果把这位可怜的国王摔得仰面朝天，弄得周围的维京人捧腹不已。1这场仪式的重要性，以及它是否意味着罗洛因此就从查理手里获得了封地等问题，在历史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2但杜多认为，这个事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征服者”威廉（即威廉二世）在1066年前夕占领的诺曼底地区——从东部的布雷勒河（Bresle）到西部的库埃农河（Couesnon），从海边到曼恩（Maine）边界——是因为法兰克国王的赐予而骤然成型，并因罗洛的皈依和婚娶而获得合法地位。

杜多的这段记载中包括了许多维京战团在其他北欧地区解决争端的典型方式：用土地换取和平、入侵者皈依基督教、与处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层通婚，尤其是在英格兰和弗里西亚（Frisia，环绕今天德国的部分地区以及荷兰）。3罗洛就是一个从野蛮的维京人转变成体面的统治者的最佳例子。于是侵扰塞纳河的北欧人获得了国王赐予的土地，此后仅一个世纪，杜多就开始记载这段历史。但在他的记载里，很少有内容能够从10世纪的史料中得到印证。虽然写书的基本线索也是根据法国兰斯的弗洛多阿德（Flodoard of Reims）的年鉴记载，以及公爵家族流传下来的口头叙述，但杜多书中的其他大部分内容，特别是借鉴《埃涅伊德》（Aeneid）的做法，使他遭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贬毁，他们认为在埃利诺·瑟尔（Eleanor Searle）那篇重要作品“法兰克的斗争和北欧战士”（Frankish Rivalries and Norse Warriors）4面世之前，杜多记载的历史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小说创作。不过，杜多记载的那段历史仍然成为了后来中世纪历史学家，如瑞米耶日的威廉和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等人进行创作的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为什么目前我们得到的有限资料，在描绘诺曼征服时会大相径庭，以及杜多为何会以这种方式来记载历史。

本章讲述的是罗洛及其率领的维京人在塞纳河谷的殖民活动，以及诺曼底公国的形成历史。此外，本章也会讨论在现代背景中进行创作的历史学家是如何改变他们对中世纪史料的解读方式的。我们首先会对公元10世纪一段关于诺曼底殖民的记载展开讨论，接着更加细致地分析杜多对此的记载，以理解他如此写作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将描述诺曼底形成的历史情形，以及罗洛的王朝是如何建立并得以延续。最后再来了解理查一世在费康（Fécamp）的公爵城堡地址所创建的一个宗教社区。但首先，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9世纪的情形，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成就了罗洛及其追随者们的殖民活动。

9世纪的法兰克

为了将诺曼底殖民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分析，我们必须把视野提前几乎一个世纪，即将查理三世赐予罗洛土地的行为纳入卡洛林王朝查理曼大帝的子孙和北欧海盗之间不断争斗的框架之中去进行审视。5查理曼大帝去世后，他的帝国就在儿子们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开始分崩离析。843年，查理曼大帝的第三个儿子“虔诚者”路易斯（Louis the Pious）的三个儿子签订了《凡尔登条约》（treaty of Verdun），这标志着查理曼帝国的正式瓦解。但即便签订了条约，也未能阻止未来每位君王驾崩之后必然产生的宫廷倾轧。由于后来上台的君主个个孱弱，导致王室的权威及其对疆土的主控日渐削弱，于是888年，在“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被罢黜之后，法兰克王国最终分裂为东西两个国家。6

除了内部的宫廷争斗之外，随着时间的推进，法兰克的江河流域上出现了越来越多北欧人的身影。有时，他们会在那儿滞留更长的时间过冬——而这种做法已经带上了殖民征服的原始特征。法兰克的年鉴对当时的历史事件按时间顺序进行了简要描述。据其记载，早在841年，维京人就开始侵扰塞纳河谷。圣贝尔坦（Saint-Bertin）的年鉴对那一年是这样描述的：

丹麦海盗们沿海峡顺流而下，袭击了鲁昂，在城中大肆破坏、烧杀掳掠，僧侣和其他民众要么惨遭杀戮，要么沦为俘虏。海盗们把塞纳河沿岸的修道院和其他地方踏为废墟，或是在离开之前索要大笔钱财，最后留下一片狼藉，民众皆惊慌失措。7

那些深受其害的修道院中就包括圣万德里耶修道院（monastery of Saint-Wandrille），它的年鉴正好可以和上述记载相互印证。 这些年鉴中把维京人的头目叫做“傲狮咖”注6，还记载了在巴黎郊外的圣但尼（Saint-Denis），僧侣们赎回了当地被劫持的65名人质的事件。但塞纳河谷的城镇和修道院太容易成为维京人的袭击目标，所以，在845年，当维京人连续侵扰之后来到巴黎，当时的国王“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立即支付了“7000磅白银”打发他们上路，让他们别再扰民。89世纪中叶，维京海盗们对法兰克王国的侵袭，无论在频率上还是规模上都有增无减。这可能是由于洛泰尔一世（Lothar I）在暗中怂恿，以便借此机会削弱其弟弟“秃头”查理的权力。

公元841年，圣贝尔坦的年鉴中记载了洛泰尔一世把弗里西亚的瓦尔赫伦岛（Walcheren，位于今天的荷兰南部）的城镇以及周边地区赐给北欧的哈拉尔德，从而换取他对自己的支持。这一行为导致他遭到编年史家们的一致谴责，他们认为洛泰尔一世将基督教徒置于“崇拜魔鬼的恶人”9的统治之下。

查理曼大帝的子孙们还不得不面临另外一个严重的威胁，后来这个威胁也被证明在诺曼底的创建当中影响重大，他们就是布列塔尼人，一群从未向卡洛林帝国臣服的人们。像维京人一样，他们也利用了查理曼大帝死后皇权衰微的大好机会。公元862年，为了应对这种威胁并加强防卫、对抗维京人的侵扰，“秃头”查理把纽斯辰-马其（Neustrian March）赐给了当时一个势力强大的贵族——“强者”罗伯特（Robert the Strong）。这其实是查理曼大帝在自己的帝国和布列塔尼之间创立的一片缓冲区域，而诺曼底也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罗伯特没有取得全胜，因为在867年，布列塔尼人还是夺取了位于今天下诺曼底（Lower Normandy）的阿夫朗钦和科唐坦，并且继续东进，逼近巴约。然而，把纽斯辰-马其赐予罗伯特所产生的政治意义则要广泛得多，并且诺曼人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罗伯特的后裔创建了历史上的卡佩王朝，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它和卡洛林王朝在法兰克的土地上轮流执政，并最终在987年取而代之。因此，罗洛和他的维京追随者们在塞纳河谷进行殖民活动的背景正是宫廷争斗、利益冲突以及皇权的分崩瓦解。事实上，当时任何一个人，只要能够利用这种政治局势，灵活地周旋于这些复杂的联盟关系之中，都可能会大有作为。

罗洛来了

对诺曼底殖民的理解，由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史实而变得复杂起来，那就是，杜多的作品是现存唯一一份对《圣克莱尔·埃普特条约》进行描述的历史文献，并且杜多还是在条约签订了80年之后才开始写作的。而原始的条约即使真的签订了，也早已不复存在。但是，法兰克史书和“糊涂”查理执政后期的一些宪章文件确实存在，并且现在也可以进行查询，其中能够大致还原当时诺曼殖民的社会背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杜多的历史作品。

罗洛来到鲁昂周边地区的日期只能靠我们进行猜测。11世纪的历史传统是依据杜多的记载，把罗洛露面的时间大约确定在876年，10但罗洛更有可能在10世纪早期就开始在塞纳河谷活动了。有的历史学家把正式赐予土地的日期确定在905到906年之间，因为卡洛林王朝的最后一批宪章里有直接证据显示：管理诺曼底的机构是在“糊涂”查理执政期间设立的；也有历史学家把具体日期确定在918年，因为有一份宪章在回溯中曾提及赐予土地的事情。11于是，911年，这个杜多确定的年代，就取代真实的历史日期，成为诺曼底公国创立的传统时间。918年的宪章还提供了一些线索，可以解释为什么“糊涂”查理会把土地赐给罗洛。根据这份文件的记录，“糊涂”查理把本来属于一个废弃修道院的土地赐给巴黎附近的圣日耳曼德佩修道院（monastery of Saint-Germain-des-Prés），但是“不包括废弃修道院之已经赐给塞纳地区的诺曼人的那片土地，因为它已经被赐给罗洛和他的维京同伙，从而换取他们保护这个王国”。12摘录的这部分文字的意思很可能是：国王之所以把土地赐给罗洛，是为了让他保护这片土地不再遭受其他维京海盗的侵袭。换句话说，罗洛已经和国王达成了某种互惠协议，而这也就极可能意味着罗洛已经正式承认了“糊涂”查理的宗主地位。描述这段历史时，现代史书中使用的诸如“臣属”和“效忠”等字眼当然是毫不含糊的，但上述证据本身并不能明确告诉我们罗洛是以哪种方式以及在哪种前提下获得赐封的土地。13虽然上面没有指明条约所涉及的具体地区，但兰斯大教堂的一名教士弗洛多阿德在其作品《兰斯的教会历史》（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Reims）中这样记载： 赐予罗洛的土地是鲁昂以及沿海和鲁昂周围的“帕奇”注7，具体包括：塔鲁（Talou）、考克斯（Caux）、鲁穆瓦（Roumois）以及维克森（Vexin）和埃维瑞森（Evrecin）的部分地区。14这绝不是杜多所记载的赐给罗洛的那一大片土地，但也不能说它们就不属于那片土地，因为当时的维京人已经在弗里西亚定居下来。15不同寻常的是，只有诺曼底殖民地得以存续下来，而其他殖民地都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逐渐消逝了。

关于诺曼人殖民，兰斯的弗洛多阿德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虽然他写作的地点隔英吉利海峡还有相当的地理距离，但弗洛多阿德认为罗洛以及后来的“长剑”威廉是利用法兰克王国在其他地方的政治分歧，先后通过三次赐予行为，才得以不断扩张其领土范围。根据他的记载，诺曼人是在924年获得了曼恩和贝桑（Bessin）；后来在罗洛的儿子——“长剑”威廉的领导下，他们又在933年获得了“位于海岸的布列塔尼人的地区”，即科唐坦和阿夫朗钦，16这也就是867年赐给布列塔尼人的领地。三次赐予土地的说法最为可信，但赐予土地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就自动获得了管理土地的能力，并且反而会掩盖后者在这方面的长期发展变化，这将在下文继续讨论。17我们只能认为，根据法兰克的相关史料可知，罗洛之所以被赐予塞纳河谷的土地，是为了换取他对国王的效忠。但诺曼人随后通过一系列的侵袭和谈判谋取了更多的领土。不过，他们能够有效地统治这片领土的过程却非常缓慢，并且充满波折。

弗洛多阿德对诺曼人的态度也显示了他和杜多之间的差别。这些维京人可不像杜多在描述“长剑”威廉遇刺事件那样，被刻画成法兰克人阴谋诡计的无辜受害者，相反，他们是停战破坏者以及贪婪的土地掠夺者。弗洛多阿德在讲述诺曼人烧杀掳掠时，并没有太多区分他们是来自塞纳河谷还是其他某个地方。他在《兰斯的教会历史》中对诺曼殖民者的宗教信仰做了一番有趣的描述。据他记载，鲁昂大主教盖伊曾向兰斯大主教哈维讨教，如何处理那些皈依之后又犯戒、犯戒之后又皈依的诺曼人。如果罗洛早在910年之前就在塞纳河谷活动，那他可能就是那些犯戒的斯堪的纳维亚皈依者中的一员。18这样看来，弗洛多阿德笔下的塞纳地区的维京人和后来杜多笔下虔诚的皈依者之间的确有着天壤之别。

杜多的记载

杜多的《诺曼人的历史》给11世纪中叶之后所有重要的诺曼史书奠定了写作基础。因此，了解杜多写作的社会背景、掌握其写作宗旨和写作对象就显得极为重要。如果杜多的写作重点并不在于事实本身，而是要尽力给罗洛的后裔们创史立传，那他的史书就更加有趣了——因为它既反映了诺曼统治者们的政治野心、也反映了杜多本人的看法，同时又要符合10世纪后期和11世纪早期法兰克王国的政治理念。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过去的学者们会贬低杜多书中的一些细节描写，认为其内容荒唐，因为书中的确有一些章节在字面上经不住仔细推敲。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杜多关于罗洛祖先的身世描写。就地理方位而言，杜多最初把这些诺曼人的丹麦祖先放在一个叫作“斯堪纳”（Scanza）的岛屿上，后来又改成“达契亚”（Dacia）——一个位于多瑙河上的罗马省份，而这个地方和那些丹麦人在北方的家园相距遥远。19为了这么做，杜多借鉴了一些不太久远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参考了约旦尼斯 （Jordanes）所写的《哥特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Goths）。据尤安·约翰逊（Ewan Johnson）的观点，杜多这样做不仅是想混淆地理知识，更是试图赋予诺曼人一种古老的身世，以使其具有成为一个民族的那种时间长度。20此外，杜多在书中还介绍了斯堪的纳维亚民族的风俗，其中包括一幅把活人作为祭品献给雷神托尔（Thor）的图画，这又是一个杜多直接借鉴古典作品的例子，但是缺少其他的原始资料来支持。最后，杜多把丹麦人和特洛伊人以及古希腊人扯上关系， 特别是和安忒诺耳注8联系起来，认为他们就是安忒诺耳的后人。当然，中世纪历史创作的一贯做法就是声称书中的人物就是某个古代名人的后裔。需要注意到的是，那些和罗洛及其维京随从们混居在一起的法兰克人，他们也声称自己是安忒诺耳的后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杜多煞费苦心给诺曼人找出一份家谱，不是要强调他们和法兰克人之间的差别，而是要强调他们之间具有相同之处，或至少强调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典范。

此外，要理解杜多为何以及如何编写了如此迥异的历史记载，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他的写作对象。最初是公爵理查一世委托杜多撰写诺曼人的历史，但直到其继任者理查二世上台之后，这部作品才得以完成。杜多本人是饱学之士，并且，像我们先前写到的那样，他在写作中还借鉴了古典文献资料。他在公爵宫廷的地位——从使者到宫廷牧师——让他可以从目击者口里获得需要的信息，而这些目击者中甚至包括公爵家族的成员。不过有趣的是，杜多作品前面的献词不是写给公爵的，而是写给拉昂（Laon）的主教阿达贝罗（Adalbero，1030年去世）。这样，杜多的作品在主题（诺曼人殖民）和对象（法兰克主教）之间看似存在的巨大反差现象，让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提出了大量理论，以期能够解释杜多的写作对象和写作原因。虽然，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认为，杜多的历史基本上是按卡洛林传统写作的；但是，埃利诺·瑟尔认为杜多的作品有点像用拉丁文写成的英雄传奇，是“北欧民族的凯旋之歌”（the victory song of the Norse people）。21瑟尔的正确之处在于，她指出杜多的作品是一部叙事史，其高潮部分是描述权力已经得以巩固且态度虔诚的公爵（理查一世）如何治理一个稳定的诺曼底公国。遗憾的是，她的解释也不全面，特别是无法解释杜多给阿达贝罗的献词。至于把杜多作品描绘成英雄传奇，这种说法未免显得有点夸大其词。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认为杜多是在为向他提供资助的诺曼人写书立传，因为他在书中暗示诺曼人是根据上帝的旨意来接管诺曼底并进行公正的统治。当然，若杰弗里·科齐奥尔（Geoffrey Koziol）的观点正确，我们也可以把《诺曼人的历史》看成是这样一个进行抉择的过程，因为当时他们面临着两个严峻的现实，其一是查理曼大帝的子孙们未能继续执掌权力，其二是卡佩王朝在逐渐崛起。22但没过多久，杜多就在书中替诺曼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以一种卡洛林王朝的读者们能够接受的方式，为诺曼人的殖民活动进行辩解，并替其所作所为寻找合理借口。虽然韦尔芒杜瓦伯爵起初把杜多作为自己的使者派往公爵宫廷， 但他完全拒绝承认对于格·卡佩注9的加冕以及卡佩王朝对卡洛林王朝王位的继承。如果我们认可杜多的创作本质上还是属于书写卡洛林王朝的历史，那就可能看出杜多在书中是怎样努力地想把新近发生的历史放进法兰克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解释。

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在解读杜多作品中的《圣克莱尔·埃普特条约》时，就会发现，如果不从字面上将其仅仅理解成是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那这段记载反而会显得更有意义。我们还注意到，关于这个条约的许多构成因素也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维京人殖民的时期正好和北欧社会皈依基督教的时期重合，因为当时斯堪的纳维亚诸王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逐渐接受了基督教；并且反过来，他们又会迫使自己的子民也接受基督教。在法兰克和英格兰殖民的维京人，和其他地方的维京人一样，要比那些留在斯堪的纳维亚家乡的同伴们更快地接受了这种新的宗教。于是，诺曼人就和他们所在的殖民地区的人们有了一种共通的交流框架，这样才能被殖民地的人们所熟悉并接受。因此，罗洛接受洗礼可以被视作人们认可了这种新的现实的表现，虽然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来看，杜多对罗洛皈依基督教的描述还是值得商榷的。前文曾指出，塞纳河谷的维京人在皈依问题上反复无常，鲁昂大主教盖伊甚至还需要就此咨询意见，而这些维京人当中很有可能就包括罗洛。23但这一点在杜多的记载中却不见了踪影。他不但没有提到盖伊，而且在书中把鲁昂大主教变成了一个叫弗朗科（Frano）的人。当然，这个人完全是杜多的凭空臆造。但另一方面，如果出现一个对基督教三心二意的维京皈依者，又和杜多希望塑造的维京人是殖民地合法继承人的想法相违背。于是，杜多不得不创造一个足以让罗洛的洗礼仪式一锤定音、不再反复的场景。此外，罗洛与吉斯拉的婚姻同样经不起推敲。因为不但这场婚姻本身并不存在，而且吉斯拉，作为“糊涂”查理的女儿，要么根本不存在，要么当时年龄太小，不可能谈婚论嫁。24杜多对此的描写，是受了先前一个法兰克婚姻的事例启发：公元882年，作为维京人在瓦尔赫伦岛定居的保证手段，洛泰尔二世将自己的女儿吉斯拉嫁给了维京领袖戈德福瑞德（Godefrid）。25同样的道理，“罗洛和法兰克公主的联姻”也标志着法兰克社会对这个维京首领的认可。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赐予土地这件事情。根据杜多的版本，构成诺曼底公国的这片区域，东起厄镇（Eu），西至科唐坦半岛，都是在911年签订的条约中划分出来的，而不是像弗洛多阿德和其他一些法兰克文献所记载的那样，是经过多次赐予才完成的。杜多的写作方式本身又给我们提供了找到答案的线索，在其作品之中，“糊涂”查理把土地赐给诺曼人的事件，标志着杜多对罗洛那个具有预兆意义的梦境的描写已经达到了高潮。而一开始，正是这个梦境才把罗洛吸引到诺曼底的。这是讲述一群维京人如何找到幸福乐土、如何从“异端邪说”皈依基督圣教的迁徙过程，反映了很多中世纪历史作品中都具有的另一个主题——神意思想（divine providence），即“上帝在人间的旨意会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出来”。因此，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要让罗洛在诺曼底殖民，那必然的结论就是截至杜多写作之时，诺曼人所控制的领地应当是作为一个整体而赐予给他们。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杜多在理查一世执政时期就开始写作，但直到理查二世统治时期才完成作品，所以杜多对这个条约的记载也反映出诺曼底存在的历史非常久远。根据费利斯·里弗斯茨（Felice Lifshitz）的说法，理查一世之所以委命杜多撰写这部历史，是考虑到诺曼底的边境冲突不断，他想给自己的儿子理查二世继承爵位提供依据并扫清道路。26虽然这部作品完成的时间存疑，但鉴于当时诺曼底要排除万难、继续存在的社会背景，杜多对诺曼底久远历史的强调极可能减轻了人们对罗洛及其后代们占领这片土地的合法性的怀疑。显然，当时在诺曼底的生存才是首要的任务，特别是考虑到罗洛的儿子“长剑”威廉被一个敌对的伯爵派人暗杀，而威廉的儿子理查一世在继位时还仅仅是一个孩子。

诺曼底的建立

记载把土地赐予罗洛的历史资料让人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诺曼底的建立到底是“糊涂”查理的刻意行为；还是他仅仅作为权宜之计，和一群维京人订立了一个暂时性的政治联盟，没想到却因此出现了一片独立的领地？前面我们说到918年的历史资料已经揭示了赐予罗洛土地的目的是换取他对这片土地的保护，并且很可能是保护其免受后来其他维京人的侵袭。其实，诺曼底的建立是罗洛、“长剑”威廉和理查一世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都很有能力，善于把握出现的一切机会，然后在前人基础上继续前进，并在复杂的政治联盟关系中灵活周旋。在本部分内容中，我们将重点跳出书面文献的约束，深入考古资料以及地名证据中去考察10世纪塞纳河谷的人口和资源，这样才能了解来自诺曼底内外部的敌人给这几位公爵带来了哪些威胁，同时也才能清楚罗洛是如何在这儿建立起一个诺曼人基地的。但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对此人们自然也是见仁见智。

塞纳河在巴黎以下的很长一段河道都是可以通航的，虽然每年具体的通航里程都会受潮流和季节的影响。根据9世纪中期的法兰克史册记载，这就让维京入侵者可以轻松地掠夺沿岸修道院和城市的财富。此外，杜多也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指出这些地方人口稀少、十分荒凉。难道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能解释一小群维京入侵分子竟然可以霸占这么大一片区域？其实，早在9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维京人不断侵扰，许多宗教社区就被迫带着自己的财物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雅克·勒马霍（Jacques Le Maho）在现代史料编撰的讨论中是坚持人口转移的主力辩手，他坚持认为像瑞米耶日和圣旺德里耶这样的修道院社区最初是和塞纳河边的港口区域保持联系，并一直进行经济活动的。但是随着维京人侵袭活动的加剧，这些修道院社区不得不迁移到后来构成诺曼底的边界线之外。这样，他们留下的土地就被国王收归己有。奥多是“强者”罗伯特之子，他在抗击维京人的战争中多次取得胜利，不但阻止了他们攻占巴黎，还将他们从塞纳河谷清除了出去。由于不能在这片地区继续活动，于是这些北欧战团转攻科唐坦半岛，迫使那儿的宗教社区和库唐斯（Coutances）的主教跑到更远的东面，也就是鲁昂城墙里面去寻求庇护。27勒马霍还指出，大约就是在此期间，居住在塞纳河谷的人们接到王室颁发的命令，国王要求他们进行战略转移，撤退到鲁昂城里面，因为那儿易守难攻。此外，当时鲁昂在管理方面还保留了卡洛林王朝的机构制度，比如在这座城市里面继续使用伯爵的称号并且建有皇家造币厂。考古发掘的证据也支持这样的结论：一些管理机构当时在鲁昂继续存在，因为北边的防卫围墙曾被部分重建，而城里的高卢-罗马街道也被重新设计，从而可以容纳新的房屋和人口。在鲁昂大教堂和卡米尔·圣-桑斯中学所在区域进行的发掘工作让我们找到了进行金属和骨头加工的证据，证明当时的制造中心已经从河岸港口搬到了鲁昂城里面，因此那些港口区域基本上空无一人。28

如果上述观点正确，那么在911年之前来侵袭这片地区的维京人就如入无人之境、几乎不会遇到任何抵抗。据勒马霍记载，在896年，一个叫作胡勒都斯（Hunedus）的维京人曾在塞纳河上顺流而下；后来，“糊涂”查理准许他在塞纳河谷定居。勒马霍的写作也借鉴了杜多作品中关于罗洛早期活动的描述。例如，根据他的描述，在到达属于瑞米耶日的一个港口城市圣瓦斯特（Saint-Vaast）之后，罗洛接待了鲁昂大主教派来的一个使团，而这些使者要求他不要屠城，因为城里的人都只是普通平民。不过在这儿，我们找到了一些地名证据，可以证明早在《圣克莱尔·埃普特条约》签订之前，这些地区就存在某种形式的斯堪的纳维亚殖民地。因为在10世纪早期，塞纳河沿岸20个存在经济活动的区域似乎就取了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地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剩下5个地方还保留着法兰克风格的名字。这种集中使用北欧风格地名的现象意味着短期之内当地人口发生了迅速变化，而勒马霍将其理解为一种历史证据，认为这说明了斯堪的纳维亚殖民对当地造成的影响。此外，劳伦特·马泽·哈霍夫（Laurent Mazet-Harhoff）还研究了我们收集到的所有证据，勾画出一幅较为可靠的地图，用来还原当时斯堪的纳维亚人们所理解的塞纳河谷面貌。其中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在19世纪被称为“风底”（Wind’s End），标志着行驶航船从依靠风帆过渡为依靠人力划桨。这个地方位于瑞米耶日附近，极有可能是一个造船厂的位置。29

勒马霍的解释尽管简洁，但显然把地名证据的作用发挥得有些夸大，所以珍妮特·纳尔逊（Janet Nelson）提醒我们对此不要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勒马霍观点中的主要问题是，他没有考虑诺曼人占领土地以及殖民活动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历史结果加以看待，而非一个历史过程进行思考。何况，地名证据本身最多也只是起一个补充说明的作用，因为地名的产生历史很难精准回溯，所以提供不了创造历史理论所需要的准确信息；而文本资料大都在本质上相当于是给圣人立传——描述的是圣人的生平以及在他们身上发生的种种奇迹，所以作者在写作的时候是想着为某个特定的目的而服务。此外，我们几乎找不到考古资料可以证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殖民速度像勒马霍所认为的那样迅速，因为这些考古资料总体来说还是极为稀少和有限。安妮·尼森-若贝尔（Anne Nissen-Jaubert）根据这些考古资料，对我们所掌握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法国殖民的认识加以总结，她的结论是：既然没有找到更多这方面的考古遗迹，这就说明他们已经逐渐融入并同化于法兰克的社会和文化。她还引用地名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理论，因为据考证，诺曼底很多地名都来源于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不过，当时一些维京殖民地距离他们的北欧家园十分遥远，因此这种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就没有那么明显。此外，绝大多数初步确定属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文物都缺乏相应的地层学资料进行佐证，所以不能进一步准确判断它们出现的具体日期。例如，人们在疏通塞纳河时找到了一批刀剑，于是只能根据史料文字中提供的一点线索，认为既然这些物品出现在维京人曾经活动的区域，那么它们就应当是维京人使用过的武器。30

对于这个话题，或许换一种思维方式效果会更好：罗洛及其随从——只是一小群维京人而已——是如何在这片地区建立起自己的殖民地的？这可能就和9世纪中期庞大的冬季军团来到英格兰的情形差不多，先是不断的混战，然后才可能定居殖民。31如果当地的势力本来就很微弱，那么像罗洛这样的维京首领的到来，倒是可以给他们找到一种解决方案。以塞纳河谷为例，如果那时当地人口已经迁移并聚集到了鲁昂，那诺曼人正好可以乘虚而入，填补剩下的权力真空，进而在这些处于崩溃边缘的地区制定某些措施，从而维持当地的社会稳定，保证农民、商人和其他人等可以相对安全地进行生产和交易。在这方面，皮埃尔·博迪安（Pierre Bauduin）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诺曼底东部的发展情况。此外，他还强调了将诺曼底的这种社会发展视为一种过程的重要性，并且指出我们应当将诺曼底公国的建立置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中进行考察，即当时的诺曼底由于敌对势力的利益纷争而四分五裂，而诺曼人希望在此基础上进行统一，并创建一个更为稳定的社会。他甚至认为，塞纳河谷的法兰克人和诺曼人原本处于冲突之中，但后来他们居然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令人十分意外。32这似乎可以解释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被当地人逐渐接受，并且这样一来，那种认为国王把土地赐封给罗洛，从而换取他保卫该地免受其他维京人侵扰的观点也就站得住脚了。

图1-1　现在的鲁昂城。©马克·哈格尔

罗洛和他的后代们之所以能够巩固并扩大自己的权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鲁昂城本身。鲁昂最初是在高卢-罗马时代建立起来的，它从墨洛温王朝时代起就成为了大主教的所在地。鲁昂是当地的中心城市，位于塞纳河上一个战略要地，保护着塞纳河通往巴黎的交通航道。前文提到，一些诺曼历史学家曾经讨论过鲁昂在10世纪早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我们应当注意在此不要受杜多的误导，因为他曾强调：诺曼底整体上都很荒凉，而鲁昂更是一片废墟。相反，里弗斯茨则认为鲁昂的大主教一直存在，而这从广义上就意味着卡洛林王朝的代表一直派驻于该城。33如果我们接受勒马霍提出的战略转移的观点，既然当时要把人口全部撤进鲁昂城内，那该城肯定较为富裕，应当拥有大量资源。古币学家经过研究后向我们指出：当时鲁昂城内和诺曼底其他城镇一样，货币流通还很活跃。34这样的人口集中状况相当于给鲁昂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可以将其发展成诺曼底公国的中心城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里弗斯茨的推断正确，鲁昂大主教一直驻在这座城市里面，那么鲁昂当时的情况更应当如此。当然，如果我们认为鲁昂的经济发展完全是由于那时法兰克王国的皇室权力暂时复苏造成的，那这样的猜测也是毫无根据。因为在其他地方——比如约克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维京人自己就成了经济发展的推动因素。我们从勒马霍和伯纳德·戈蒂耶（Bernard Gauthiez）的作品中可以推断，鲁昂城内的经济发展对巩固公爵的权力和权威都起到了重要作用。35可能早期那些被赐封为“鲁昂伯爵”的诺曼统治者们，把自己的官邸修建在杜多记载的卡洛林宫殿所在的位置，也就是位于鲁昂城墙的西南方向。和这座官邸相连的是一个小教堂，是献给在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中非常著名的守护神圣克莱门特（St Clement）的。后来，随着伯爵们在领地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也可能是为了维持杜多所描述的一种自我形象，理查一世或理查二世（我们无法确定到底是谁）在鲁昂城墙的东南角，也就是今天的超级维埃耶观光区（de la Haute-Vieille-Tour），修建了一座新的城堡。重要的是，理查一世从公元965—970年就开始修建具有罗马风格的大教堂，而该修建工程由他的儿子罗伯特大主教继续完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公爵个人和大主教之间，或者说是在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我们前面对鲁昂城内的卡洛林权贵区域进行了仔细考察，发现其中展现了一种对现存事物进行保留和适应的意愿，因为诺曼人并不想全部抛弃过去、完全从零开始重建鲁昂。我们从杜多和其他一些诺曼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见证了鲁昂作为诺曼底首府的重要性，并且从这个侧面还进一步反映出：罗洛的后裔和他们热衷于烧杀掳掠且信奉其他宗教的北欧祖先之间已经具有了天壤之别。

诺曼底的存续

虽然有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一个至少不会公开反叛的后方腹地，但这还不足以保证诺曼底的公爵们可以就此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他们还得在诺曼底周边的各方利益和对抗中巧妙周旋。所以，当时诺曼底的长期存在肯定还缺乏有效的保障。这是因为，早期的诺曼统治者们不单要面临王室的讨伐，还得应付来自周边地区的伯爵以及法国北部其他地方的维京首领的骚扰，其中就包括卢瓦尔河谷（the Loire Valley）、巴约和科唐坦半岛周围地区（它们那时由于离鲁昂的权力中心很远，还不受诺曼底公爵的直接管辖）。我们接下来看三个例子，这些例子不但反映了当时诺曼底的内部关系，还反映了诺曼底边界强大的贵族和法兰克国王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例子涉及罗洛的儿子——“长剑”威廉在鲁昂直接管辖区域之外行使权力的能力，这在杜多的史书中记载为瑞鲁尔弗（Riulf）的叛乱。瑞鲁尔弗的叛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例子，因为这不但涉及鲁昂伯爵行使权力的范围，还触及了诺曼人身份中的核心问题，我们在第七章中还将对此详细讨论。36然而，我们对瑞鲁尔弗的身份不得而知。虽然杜多作品的现代译者认为他是一个法兰克人，但瑟尔认为他是当时在诺曼底殖民的众多斯堪的纳维亚部族首领之一。不管瑞鲁尔弗到底是什么身份，但他对这个年轻伯爵（“长剑”威廉）牺牲诺曼人的利益去培养法兰克贵族的做法大为震惊，于是就教唆当地其他一些首领签署联盟协议，同他一起造反。需要强调的是，威廉并未通过继承就自动拥有了发号施令的权力，他能够统治诺曼底是因为他是父亲罗洛亲自选定的继承者。当然罗洛在世的时候，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前可能还是和手下的谋士进行了商议。因此，如果威廉的手下认为他没有能力，那他的领袖位置就要受到质疑和挑战。当时瑞鲁尔弗要求拥有“一直延伸到里勒河”的地盘，而威廉的回答是土地不是自己可以给的，但可以给他们在自己的宫廷中提供参谋的官职。叛乱者当然不会因此而满足，他们最终逼得威廉开战，结果却被打败了。

威廉在统治初期就被迫镇压一场叛乱的事实告诉了我们两件重要的事情。其一是在诺曼底内部还有其他想争夺统治权的力量；其二是威廉的权力在鲁昂之外就没有多大影响了。瑟尔还在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书中找到12世纪时期的证据，把瑞鲁尔弗的活动领域锁定在埃夫勒（Evreux）周边地区。虽然这种观点才提出不久，但埃夫勒与鲁昂距离之近，却能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瑞鲁尔弗的叛乱会对威廉造成严重的威胁。当然，这个例子——鲁昂周边出现了一个强大首领——本身就否定了杜多认为诺曼底从911年起就已经定型的观点。不过这不足为奇，因为模棱两可、语焉不详本身就是杜多写作的一贯风格。

此外，诺曼底的公爵们还得处理好与领土边疆的贵族邻居间的关系。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同时也给诺曼人的权力带来了危机，那就是“长剑”威廉之死，他是在索姆河的一个岛屿上被佛兰德伯爵阿努尔夫（Arnulf）派人暗杀的。37这段历史是杜多讲述的，但也在一本重要的当代作品中被人提及，这就是《普兰克塔斯》（Planctus，一首悼念诗歌），可能是威廉的妹妹杰罗克（Gerloc，嫁给了阿基坦公爵）雇人写的。38这段历史被历史学家们广泛引用，有人说可以由此看出诺曼人并没有被法兰克人平等对待（瑟尔）；有人说法兰克人不值得信任（里弗斯茨）；还有一些人则因此认为诺曼底的早期统治者们就像法兰克王国的其他伯爵一样，在政治上钩心斗角、热衷于巩固和扩展自己的地盘。39

导致威廉之死的原因最初起于阿努尔夫及其一个手下蓬蒂厄的伊尔林（Herluin of Ponthieu）之间的一场争端。阿努尔夫此前夺取了伊尔林在蒙特勒伊（Montreuil）的城堡，伊尔林又未能在其他地方找到补偿，于是向威廉求助，请威廉帮他夺回领地。伊尔林这样做倒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威廉的帮忙行为惹怒了阿努尔夫，于是他想伺机报复。最后，阿努尔夫假装要和威廉和谈，好借机派人谋杀威廉。他花言巧语，哄骗威廉让随从们继续前进，而自己却留在索姆河的一个岛上，这时阿努尔夫的手下趁机冲上来杀死了威廉。杜多把威廉描述成一个无辜的受难者，一个欺骗和背叛的牺牲品，但真实的情况可能要稍微复杂一些。先前，罗洛曾在诺曼底的边境地带被人击败，这就遏制了诺曼人的向东扩张。要知道，诺曼人在边境的战斗不仅仅是为了扩张领土，同时也是为了确保世袭财产、赐封给罗洛的土地，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们的安全。可能阿努尔夫和其他法兰克王国的人物对出现在自己家门口的这股新兴力量有了警觉，觉得应该对此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此外，伊丽莎白·范·霍茨（Elisabeth van Houts）最近指出，阿努尔夫很可能在罗洛的子女和法兰克贵族联姻之后感到自己的势力被削弱了。这是因为，“长剑”威廉本人娶了韦尔芒杜瓦的利亚德（Leyarda of Vermandois）；而他的妹妹杰罗克，先是嫁给了普瓦图（Poitou）的威廉一世，后来又嫁给了阿基坦的威廉三世，不过是以阿德拉（Adela）的名字出现在婚礼上。相比之下，尽管阿努尔夫的家族和这些公爵在地理距离上很近，但他却没有和这些贵族联姻的优势。40这样一来，除去一个具有扩张领土野心的统治者就变成了巩固自己地盘的方式，特别是在这个统治者指定的继承人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的时候。如果诺曼底的建立的确是像历史学家们所理解的那样，是在无意之中自然形成的，那威廉公爵的遇害，则给其他拥有强权的贵族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反转诺曼人前进步伐的大好机会。或者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由于维京侵袭的威胁已经大大减轻，甚至不再需要存在一个缓冲区域，所以，尽管“长剑”威廉曾经为了帮助路易四世从流亡途中回国主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路易四世还是愿意支持王国的其他诸侯去对抗诺曼首领。

图1-2　位于法国鲁昂大教堂中的“长剑”威廉坟墓。（原始坟墓建于13世纪，已损毁，现在保存的是其复制品。）©马克·哈格尔

理解诺曼底的早期历史，重要的是还要联系它和法兰克国王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毕竟“糊涂”查理和他的继任者们并不希望在自己王国的北方建立一个半独立的公国，他们只是希望借此提供一个可以对抗斯堪的纳维亚入侵者的保卫屏障。根据杜多的记载，理查一世曾经与路易四世——这个曾经获得他父亲帮助并取得王位的人——有过两次会面。41第一次是在“长剑”威廉遇害之后，路易四世到了鲁昂，并在那儿许诺把土地赐给年轻的理查，让他“通过世袭的权力来继承自己父亲和祖父的这片领土”，但这件事发生在鲁昂市民认为路易四世违背诺言并囚禁了他们年幼的领袖之后。当时出面解决这场紧张局势的是伯纳德（Bernard），他是诺曼人中的首领之一，也是诺曼底公爵的一个贴心谋臣。之后路易四世把理查一世带回了自己的宫廷，后来很多的诺曼资料都告诉我们这个孩子在那儿受到了虐待，不得不带着自己的侍卫在深夜出逃。接下来路易四世就侵入了诺曼底。故事讲到这儿，杜多开始不厌其烦地强调国王如何不值得信任，以及面临这种威胁时诺曼人是如何团结一致，不过他也承认这次事件的胜利解决，部分原因要归功于“哈罗德——达契亚之王”先前给予的援助，换言之，要感谢一位丹麦国王提供的帮助。这段描述并没有说哈罗德就是来自于丹麦这个国家，因此更可能的情况是：他是来自于巴约周边地区或科唐坦半岛的一个丹麦籍的维京首领。杜多对此模棱两可的描述应当是故意为之，因为他不想让读者知道罗洛的后裔还要面临这样一些强大的对手。

对于这段历史，当时还有一份不完整的记录，是由弗洛多阿德撰写的。与杜多不同的是，他记载了更多诺曼人内部的矛盾因素，其中特别提到两位维京首领——特尔莫德（Turmod）和瑟崔克（Setric），说这两个人迫使理查一世信奉异教，还策划要对国王谋反。弗洛多阿德后来还在书中提到有新的北欧部群渡海过来。42瑟尔则争论说，那时在诺曼底的维京首领中，鲁昂伯爵绝不比其他首领更有权力，她认为那些强大的维京首领只是把理查一世的继位事件作为幌子来扩大自己的利益而已，这和当时法兰克国王的做法如出一辙。这样看来，杜多记载中的那位丹麦籍维京首领哈罗德可能也没安什么好心。中世纪早期的权力之争靠的是个人的权威和能力，绝非依赖一个本身还没有得到完全认可的权力世袭原则。所以，尽管理查一世可能被“长剑”威廉指定为诺曼底的下一任领导者，但他仍然需要获得该地区其他手握强权的诺曼贵族们的认可和支持才行。不过，根据记载，特尔莫德和瑟崔克后来都被路易四世所杀。杜多在写作中自然不希望突出那些可能给诺曼底公国带来威胁的人们；相反，他对那些由法兰克人造成的外部危机要感兴趣得多。

946年，危机再度爆发，因为当时的法兰克国王在佛兰德的阿努尔夫（就是他谋杀了“长剑”威廉）以及德国皇帝奥托一世的支持下入侵诺曼底，并试图夺取鲁昂。43法兰克王国的政治决策是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本因素，但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利益冲突也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当时除了路易四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维京首领，都希望利用“长剑”威廉之死来扩大自己的利益，连“强者”罗伯特的孙子，也就是“伟大的于格”（Hugh the Great，即于格·卡佩），都想凑进来分一杯羹。对于这场事件，杜多和弗洛多阿德虽然在写作时详尽不同并且侧重各异，但他们都在书中记载：在威廉刚去世的那几年，于格在诺曼底其实捞到了不少好处。到了946年，杜多和后来的编年史家们都指出，路易四世对诺曼底的崛起感到震惊。但事实上，让路易四世更不安的是于格手中的权力大增，已经有可能危及他的统治地位，特别是当于格又和理查一世结成联盟之后，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场战争中，理查一世打败并击退了路易四世，从而可以巩固自己在构成诺曼底的这片土地上的统治地位。按照杜多的思路，理查一世和路易四世的见面以及他对局势的成功控制，表现了理查一世和他的谋士们在面临这些复杂而又极端自私的敌友关系时，善于周旋并加以利用，从而保证了诺曼底的存在和延续。

延续与中断

在度过了统治初期的几年艰苦时期之后，理查一世，这个直到996年才去世的长寿公爵，就开始着手在自己父亲和祖父获赐的领地之上进一步巩固并扩张自己的权力。这并不是说他不再需要进行征战了——因为旁边的近邻沙特尔伯爵西奥博尔德（Theobald）就被证明是一个诡计多端的野心家，而是说他已经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为理查德二世执政末期在诺曼底东部出现较为稳定的统治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44这样，经过前后三代人的努力，这个在塞纳河谷殖民的诺曼人就完成了从维京海盗到强权统治者的华丽转变，其历史还被杜多写书立传，流传后世。对他们为何以及如何能够开创这样一段辉煌的历史，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见解和理论。人们争议的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诺曼人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是否完全摒弃了卡洛林王朝的行事方式；抑或是他们只是闯进了以前卡洛林伯爵的地盘，并顺手接管了卡洛林王朝的原有制度和管理机制。由于直到10世纪末期，我们几乎找不到能够对此作出清楚说明的书面记载，因此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和法兰克王国其他地区的情况进行一个比较。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历史学家们用来强调在卡洛林王朝的纽斯特里亚省（Neustria）和诺曼底之间存在连续性（continuity）的证据资料。吕西安·缪塞（Lucien Musset）和琼·伊韦（Jean Yver）都强调这两个地区在结构上存在连续性。45它们的统治者们都使用卡洛林王朝的官衔称呼——“伯爵”，并且重建教堂时也是沿着原来的卡洛林主教管区进行修建的。诺曼底，由于从911年之后就因连续获得赐封土地而从无到有地逐渐形成并扩张，所以还可以和佛兰德和阿基坦进行比较，因为创建这两个公国也是用来分别抵御对法国东北和西南地区的侵扰与攻击。因此，正如戴维·贝茨（David Bates）的观点那样，把土地赐封给罗洛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中并不独特。从这个意义来看，那种认为诺曼底存在连续性的观点至少还是有点道理。46这就意味着它们的存在都得到了当时国王的承认。此外，古币证据说明在鲁昂以及诺曼底的其他地方的造币厂继续存在，并且卡洛林王朝的货币铸造模型被罗洛以及他的子孙们一直沿用。47

提出“中断性”理论（discontinuity）的代表人物是瑟尔。她认为在签订《圣克莱尔·埃普特条约》时，诺曼底已经没有了卡洛林王朝的官员或贵族存在，这就有力地反驳了那种认为罗洛和他的子孙沿用卡洛林制度的说法；当时诺曼底民间也不会有人具有这方面的知识，或者能够运作这些属于卡洛林王朝的制度和机构。因此，诺曼人肯定抛弃了卡洛林王朝的那套做法，他们是从根本上中断了10世纪政治环境的延续性。在瑟尔看来，诺曼底的出现是法兰克国王绝不愿意看到的事物，因为它是欺诈和暴力的产物。但是，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我们仍然可在“糊涂”查理至迟于905年发布的宪章里面找到蛛丝马迹，推断出当时在诺曼底存在类似卡洛林王朝的管理机构。据记载，911年是签订《圣克莱尔·埃普特条约》的日期。但如果在此之前，罗洛就在诺曼底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此外，记载中还有一个大主教也参与了条约的协商过程，并主持了罗洛的皈依仪式。所有这些事实加在一起，肯定会动摇我们对“完全中断”理论（complete rupture）的信心。但瑟尔的多数论点还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诺曼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之间存在着持久的联系纽带（这将在本文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二是假定他们之间存在亲缘关系。

当然，如果主张诺曼人是直接继承并延续卡洛林王朝的制度机构，就相当于贬低了他们作为一支强大力量对法兰克产生的影响作用。我们还得考虑瑟尔提出的这个观点，即法兰克国王绝不愿意看到在自己的家门口出现一个事实上完全独立的诺曼底公国。我们在罗洛以及他的后裔的发家史中，可以看到他们具有的一种残酷的能力：善于抓住一切机会，在像杜多那样的历史学家的支持和协助下，创造出一段可以把自己的剥削合法化的历史，并使其被境内的子民以及周边的政治伙伴们所熟悉和认可。此外，瑟尔的想法在这一点上显然是正确的，即她认为诺曼底的建立不是成心之作，而可能只是为了应付维京人不断侵扰的临时解决方案。但瑟尔的观点在另一方面走得太远，这就是她小瞧了在诺曼底的制度、法律和习俗的产生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在1066年之后得到了加速发展，因为当时的“征服者”威廉以及他的继任者们不得不学会如何一边作英格兰国王，一边管理好诺曼底。所以，正如琼·邓巴宾（Jean Dunbabin）在总结法兰克王国后期在卡洛林国王统治之下的整体情况时所认为的那样，我们从诺曼底建立的历史中应当看出它是一系列即兴创作的产物，它的出现是为了临时应对这样的情形，即原以为是国王无偿赐封的土地，其实背后还隐藏着很多来自罗洛及其追随者们的武力和胁迫。48

从异教入侵者到基督教贵族

圣康坦的杜多在自己史书的末尾描绘了位于费康的公爵宫殿和宗教社区。这个宫殿最初由“长剑”威廉所修建，后来遭到维京人的毁坏，于是理查一世将其重建为供基督教士居住的宗教社区，后来还在这儿修建了一座本笃会修道院。49杜多以此给罗洛的迁徙故事画上了句号，告诉我们今天的基督教诺曼族人（Christian gens Normannorum）已经在福地（promised land）安居乐业。此处找到的考古证据以及杜多在书中对理查一世的颂扬，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线索，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这些伯爵是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又是如何被他人看待的。 杜多用马太福音中关于“八福”注10的描述来列举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应当具有的品质。在他看来，这些品质在理查一世身上完美地体现了出来。杜多强调了理查一世的虔诚和对教会的捐赠，以及他希望死后埋在教堂外面所表现出来的谦逊。杜多用拉丁文“tumulus”（冢）来指代理查一世的墓地，但瑟尔认为“tumulus”这个词表示的是一种和理查一世的维京祖先完全一样的丧葬土墩。50这个例子再次说明理查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诺曼人，也是神意学说——诺曼人要完成上帝在人间的旨意——在这个故事中的高潮部分。但如果我们去查看一下考古证据，就会得到一种不同的解释。我们主要是从20世纪70至80年代安妮·勒努（Annie Renoux）的考古发掘中得知公爵宫殿的布局模样。和其他公爵领地一样，费康的建筑开始也是修建成一种加固型的封闭结构，并且最初的建筑使用木材，后来才改用石料。虽然现存的大厅是从12世纪开始修建的，但它的下面还有一种更古老并且采用了不同对齐方式的石料结构，应当建于理查一世统治时期。此外，在离它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幢大型的木质建筑。勒努认为，这样的复合结构并未采取斯堪的纳维亚的建筑形式，而是和早期的卡洛林别墅或盎格鲁-撒克逊宫殿的建筑风格非常接近。51这样看来，理查一世是想凸显一种与当时强大的法兰克政治背景相一致的身份特征。此外，费康还是一个战略要地。由于它地处海岸，自然成为一个理想场所，既可以和斯堪的纳维亚保持联系，又可以把这些联系向英格兰发展。因此，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诺曼人具有罗洛梦境中所预示的那种混合身份：10世纪末期的诺曼人既不能说是法兰克人，也不能说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而只能说是诺曼人。他们能够在杜多所熟悉的政治背景中周旋，同时仍能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保持着联系的纽带。

图1-3　费康修道院的教堂。现存的建筑建于12世纪，教堂的西大门则建于中世纪之后。

图1-4　费康的公爵领地遗迹，可追溯至12世纪。

到了理查一世统治末期，人们心目中出现了一个可以区分为诺曼底的地方，尽管当时公爵的权力在诺曼底西部影响有限，并且诺曼底的其他边界也还不稳固且容易被人打破。杜多在作品中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位公爵——他虽然没被法兰克贵族完全承认，但也为他们所逐渐熟悉和习惯。到了这个诺曼底公爵的统治末期，这些法兰克贵族对他的存在已经不再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这时他对诺曼底的占有和统治已经变得既合理又合法。但杜多的记载与诺曼人缓慢而又零散的西进过程相抵触，并且也不能解释出现危机时，公爵的权威会受到挑战和压制。于是历史学家们提出了两种理论来解释诺曼底的早期殖民情况：一是杜多提出的观点，即认为诺曼底是在罗洛统治时期就创建出来的一块显著的领地；二是诺曼底是诞生于一种渐进而又艰难的过程，这种观点可以从10世纪晚期以来关于公爵事迹的记录、弗洛多阿德编写的史书以及实物证据中反映出来。尽管存在诸多困难，但理查一世还是从父亲的早逝以及当年自己势单力薄的险境中挺了过来。并且，正是在理查一世的统治中，我们开始见证诺曼底经历的一系列发展，这些发展在他的儿子理查二世统治时期得以持续，最终使诺曼底成为11世纪的一个强大公国。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继续讨论。他们的家族要么通过联姻，要么通过在边境被授予土地的方式，最终在诺曼底的重要地方都有分布，这就开始不断加强和巩固诺曼底公爵在诺曼底的各个地方，甚至包括离鲁昂很远的地方的权威（这将在第四章进行讨论）。理查一世还把自己的儿子罗伯特任命为鲁昂的大主教。罗伯特很有能力，他在诺曼底公国四处都重建了可以为世俗权力服务的基督教堂（第五章）。虽然在公元10至11世纪的过渡时期，诺曼底基本完全融入了当时的法兰克社会，但它除了和英格兰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之外（第六章），还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继续保持着某些联系。最后，在解读杜多的历史并讨论后世的历史学家对杜多作品的使用情况时，我们开始意识到一种关于何谓“诺曼人”的问题正在逐渐形成（第七章）。

注释

1 Dudo,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p. 48-49.

2 S. Reynolds, Fiefs and Vassals: the Medieval Evidence Reinterpret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1, 126, 136-8, 140.For a concise summary of the debate surrounding whether Rollo’s actions on the Epte constituted an act of homage, see M. Hagger,‘Confrontation and Unification: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Normandy, 911-1035’, History Compass 11 （2013）, pp. 429-42（pp. 435-6）.

3 S. Coviaux, ‘Baptême et conversion des chefs scandinaves du IXe au XIe siècle’, in Les fondations scandinaves en Occident et les débuts du duché de Normandie, ed. P. Bauduin （Caen: Publications du CRAHM, 2005）, pp. 67-80.

4 E. Searle, ‘Frankish Rivalries and Norse Warriors’, Anglo-Norman Studies 8 （1984）, pp. 198-213 and further developed in Predatory Kin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Norman Power, 840-10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For historical opinion on Dudo see D. Bates,Normandy Before 1066 （London: Longman 1982）, pp. xii-xiii, though Bates and the profession as a whole have reconsidered Dudo in the light of Searle’s work. See also L. Shopkow, History and Community: Norman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97）, esp. pp. 68-79; E. Albu, The Normans in their Histories: Propaganda, Myth and Subversion（Woodbridge: Boydell, 2001）, Ch. 1.

5 Viking, Norsemen and Northmen are taken as terms of convenience in this book and are thus used as synonyms.

6 J. Dunbabin, France in the Making 843-118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44-100.

7 The Annals of St-Bertin: Ninth-Century Historys, vol. 1, trans. J. L.Nels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s.a. 841, p. 50.

8 Annals of St-Bertin, trans. Nelson, s.a. 845 p. 60.

9 Ibid., s.a. 841, p. 51.

10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5 （Norman annals）; Dudo,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 35.

11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1 （905 grant to Ernustus）, no. 2 （906 concerning the transfer of the relics and community of Saint-Marcouf from the west of Normandy to Corbény）, no. 3 （918 grant to Saint-Germain）.

12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3.

13 For discussion see Reynolds, Fiefs and Vassals, pp. 121, 126, 136-8, 140.

14 Flodoard, Historia Remenensis ecclesiae, ed. M. Stratmann, （Hannover: Hahn, 1998）, p. 407.

15 S. Coupland, ‘The Vikings in Francia and Anglo-Saxon England to 911’,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Ⅱ: c.700-c.900, ed. R. McKitterick（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90-201 （p. 197）.

16 The Annals of Flodoard of Reims, ed. and trans. S. Fanning and B. S. Bachrach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1）, p. 23.

17 Hagger, ‘Confrontation and Unification’.

18 Flodoard, Historia Remenensis ecclesiae, p. 407. For discussion see J. L.Nelson, ‘Normandy’s Early History since Normandy Before 1066’, in Normandy and its Neighbours, 900-1250: Essays for David Bates, ed. D. Crouch and K. Thompson （Turnhout: Brepols, 2011）, pp. 3-15 （pp. 5-7）.

19 Dudo,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 15.

20 E. Johnson, ‘Origin Myth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eval Identities: Norman Chronicles 1000-1100’, in Texts and Identities in the Middle Ages, ed. R. Corradini, and others （Vienna: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6）, pp. 153-64 （p. 155）. See also S. Reynolds,‘Medieval Origines gentium and the Community of the Realm’, History, 68 （1983）, pp. 375-90; M. Coumert, ‘Les récits d’origine et la tradition historiographique normande’, in L’Historiographie médiévale normande et ses sources antiques （Xe-XIIe siècles）, ed. P. Bauduin and M.-A. Lucas-Avenel （Caen: Centre Michel de Boüard – CRAHAM, 2014）, pp. 137–54.

21 Albu, The Normans in their Histories, pp. 7–46; L. Shopkow, ‘The Carolingian World of Dudo of Saint Quentin’, Haskins Society Journal 15（1989）, pp. 19–37; E. Searle, ‘Fact and Pattern in Heroic History: Dudo of St Quentin’, Viator, 15 （1984）, pp. 119–37.

22 G. Koziol, Begging Pardon and Favour: Ritual and Political Order in Early Medieval Fr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49–50.

23 There is some debate as to whether Rollo sacrificed Christian captives after his conversion, based on D. C. Douglas’s reading of Adémar of Chabannes’ Chronicle （‘Rollo of Normand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57 （1942）, pp. 417–36 （pp. 433–4））, though Adémar wrote that he beheaded them before he was made a Christian: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11. Douglas’s reading is incorrect.

24 D. Crouch, The Normans: the History of a Dynasty （London: Continuum, 2002）, p. 321 n. 14.

25 Nelson, ‘Normandy’s Early History’, pp. 10–11. For the dynastic importance of Dudo’s account see Crouch, The Normans, p. 292.

26 F. Lifshitz, ‘Dudo’s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 Norman Succession of 996’,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20 （1994）, pp. 101–20.

27 J. Le Maho, ‘The Fate of the Ports of the Lower Seine Valley at the End of the Ninth Century’ in Markets in Early Medieval Europe: Trading and ‘Productive’ Sites 650–850, ed. T. Pestell and K. Ulmschneider（Macclesfield: Windgather, 2003）, pp. 234–47.

28 J. Le Maho, ‘Le groupe épiscopal de Rouen du IVe au Xe siècle’, in Medieval Art, Architecture, and Archaeology at Rouen, ed. Jenny Stratford （Leeds: Maney, 1993）, pp. 20–30 （pp. 27–30）; ‘Les fouilles de la cathédrale de Rouen de 1985 à 1993: esquisse d’un premier bilan’, Archéologie médiévale 24 （1994）, pp. 1–49 （pp. 28–31） and ‘The Fate of the Ports’, pp. 238, 240.

29 L. Mazet-Harhoff, ‘The Incursions of the Vikings into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Upper Normandy’, in Viking Trade and Settlement in Continental Western Europe, ed. I. Skibsted KlaesffØe （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2010）, pp. 81–122 （p. 92）.

30 A. Nissen-Jaubet, ‘Some Aspects of Viking Research in France’, Acta Archaeologia, 71 （2000）, pp. 159–69; ‘Implantations scandinaves et traces matérielles en Normandie: que pouvons-nous attendre?’, in Les fondations scandinaves en Occident et les débuts du duché de Normandie, ed. P. Bauduin（Caen: Publications du CRAHM, 2005）, pp. 209–23. See also D. Hadley, The Vikings in England: Settlement, Society and Cultur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esp. p. 273 for place names.

31 For the settlement of the Vikings in England see Hadley, The Vikings in England.

32 P. Bauduin, ‘Chefs normands et élites franques, fin IXe-dé-but Xe siècle’, in Les fondations scandinaves en Occident et les débuts du duché de Normandie, ed. P. Bauduin （Caen: Publications du CRAHM, 2005）, pp.181–94. La première Normandie （Xe-XIe siècles. Sur les frontières de la haute Normandie: identité et construction d’une principauté （Cae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Caen, 2004）, pp. 99–101.

33 F. Lifshitz, The Conquest of Pious Neustria: Historiographic Disccourse and Saintly Relics 684–1090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 1995）, p. 121, and ‘La Normandie carolingienne, essai sur la continuité avec utilisation de sources négligés’, Annales de Normandie, 48（1998）, pp. 505–24.

34 J. C. Moesgaard, ‘A Survey of Coin Production and Currency in Normandy, 864–945’, in Silver Economy in the Viking Age, ed. J. Graham-Campbell and G. Williams （Walnut Creek, CA: Left Coast Press, 2004）, pp. 99–121 （pp. 102–9）.

35 Le Maho, ‘Le groupe épiscopal de Rouen’; B. Gauthiez,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Rouen, 989–1345’, 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Rouen, 911–c.1300, ed. L. V. Hicks and E. Brenner （Turnhout: Brepols, 2013）, pp. 17–64.

36 Dudo,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p. 64–8. For discussion see Searle, Predatory Kinship, pp. 73–5.

37 Dudo,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p. 82–4.

38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9. Images from the manuscripts of the Planctus can be viewed on Rob Helmerich’s website http://vlib.iue.it/carrie/documents/planctus/planctus/index.html.

39 Searle, Predatory Kinship. p. 58; Lifshitz, ‘Dudo’s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the Norman Succession of 996’. For the borders of Normandy see Bauduin, La première Normandie.

40 E. van Houts, ‘The Planctus on the Death of William Longsword （943） as a Source for Tenth-Century Culture in Normandy and Aquitaine’, Anglo-Norman Studies 36 （2014）, pp. 1–22 （p. 2）.

41 Dudo,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p. 100–18. For relations between Richard and Louis as played out in Rouen, see L. V. Hicks, ‘Through the City Streets: Movement and Space in Rouen as seen by the Norman Chroniclers’, 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Normandy, ed. Hicks and Brenner, pp. 125–49 （pp. 128–34）.

42 Annals of Flodoard, pp. 37–8.

43 Dudo,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p. 127–32.

44 Bauduin, La première Normandie.

45 For the most recent summary see Bauduin, La première Normandie, pp. 26–33, but also Bates, Normandy before 1066, pp. 2–43; Searle, Predatory Kinship, pp. 1–11.

46 D. Bates, ‘West Francia: the Northern Principalities’, in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III: c.–900–c.1024, ed. T. Reut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98–419 （p. 404）.

47 Moesgaard, ‘Coin Production and Currency in Normandy’.

48 J. Dunbabin, ‘West Francia: the Kingdom’, in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Ⅲ: c.900–c.1204, ed. T. Reu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372–97.

49 Dudo,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p. 167–73.

50 Searle, Predatory Kinship, p. 124.

51 A. Renoux, ‘Fouilles sur le site du château ducal de Fécamp （Xe-XIIe siècle’, Anglo-Norman Studies 4 （1982）, pp. 133–52 （pp. 142–4）.

第二章　威廉与威廉征服

提起诺曼底公爵威廉二世——这个在历史上既被称为征服者，有时又被叫作“杂种”的人，大家脑海中一定会涌起几种不同的想法。1比如韦斯在用韵文体撰写12世纪历史的时候，就把威廉看成是一个生下来就注定要干一番大事业的伟人。威廉的母亲，被韦斯称为阿莱特（Arlette），曾这样告诉“宽宏者”罗贝尔（Robert the Magni .cent）：“主人……我梦见我肚子里长出了一棵参天大树，整个诺曼底都笼罩在它的树荫之下。” 2瑞米耶日的威廉在《诺曼公爵的事迹》中记述在围困阿朗松（Alençon）的时候，威廉公爵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威，下令将守卫该城的士兵殴打致残，因为根据奥德里克后来补充的资料表明，这些人竟敢嘲笑公爵的母亲出身低贱。3在1066年威廉带兵侵入英格兰之后，奥德里克在书中给自己的读者提供了这样一幅生动而强大的征服者形象，它反映的是在1069年的圣诞节平息了一场叛乱之后，威廉国王穿着全套皇家服饰，端身正坐，而这幅画的背景却是约克大教堂还冒着硝烟的一片废墟。最后，奥德里克这位不会错过任何说教机会的编年史家，还在书中给我们描绘了这样的画面：威廉国王刚刚去世，尸体就被随从们扔在一边，身前的财物也被他们一抢而光。最后，在被塞进尺寸太小的石棺时，仿佛是为了捍卫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威廉的尸首竟然颤动起来。4

这些关于威廉生平的轶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时的史学家们是如何看待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

对于威廉，人们既有景仰、尊敬，又有畏惧以及委婉的批评，不过最为一致的看法是威廉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如果我们根据11世纪的标准进行衡量，那么除了在1069—1070年掠夺北方的行径之外，威廉的为人应当不算太过残暴。对威廉而言，暴力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一种生存方式而已，他甚至可以在“最终审判”到来的时候，“在上帝面前对自己做过的暴力行为承担责任”。但即使在战场之外，威廉的行为仍然带有暴力倾向。根据1069年的一份很著名的宪章记载，威廉在鲁昂把一份土地赐给拉特里尼泰教堂时，他拿起一把刀，作势要向院长的手上捅去，并说“这才是赐予土地的方式”。5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把威廉二世描写成一位威风凛凛、引人注目的国王，即使威廉在执政后期已经有点发福，但在这位编年史家的笔下，他仍然是相貌堂堂：

他身材适中，体格极为健壮，脸上带着一副凶狠的表情。由于有点秃顶，他的前额显得很高。他的胳膊尤其强壮，所以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别人都拉不动他的大弓，但他自己可以一边催马快跑，一边弯弓拉弦，而且还把弓弦拽得紧绷绷的。此外，无论坐着还是站着，他都显得很有威严。6

在11世纪，威廉如果只有蛮力，而不具备在西欧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周旋穿梭且游刃有余的能力，那他仍将一事无成。不过，威廉在历史舞台上的确算得上是一个精明而厉害的玩家，特别是在策划入侵英格兰这件事情上，他更是如此。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态度虔诚的诺曼人，一个尽心尽责的基督徒，总是关心自己领地内教会的福利和改革，这一点是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认可的。圣艾蒂安修道院和拉特里尼泰修道院就证明了威廉在这方面的性格，我们将在第五章对此详细讨论。

“征服者”威廉以及英格兰征服本来就是一个内容广阔的话题，针对这个主题的历史文献也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对此进行的讨论也只能是浅尝辄止，但我们将重点关注威廉在诺曼底的统治以及1066年征服英格兰所引起的争议，并探讨其中几个重要而明显的特征。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威廉进行考察：威廉在年仅七八岁时就接任诺曼底公爵，当时他如何能够确保自己的公爵位置并进而扩大诺曼底的地盘，为何威廉会对英格兰的王位感兴趣，他是如何策划入侵英格兰的，以及征服英格兰是否就相当于创建了一个诺曼人的帝国等。

从1035至1066年：生存、巩固和扩张

“宽宏者”罗贝尔在从耶路撒冷朝圣回来的路上去世，于是威廉继承了爵位。离开诺曼底之前，罗贝尔一世根据诺曼人的习俗，指定威廉为自己的继承者，并要求手下的贵族们向这个年幼的孩子宣誓效忠。7根据各种历史资料记载，罗贝尔一世之死加上威廉年幼，这两个因素导致诺曼底进入了一段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时期，其中敌对的贵族们纷纷以牺牲公爵权力为代价，忙着巩固自己的地位。瑞米耶日的威廉在11世纪50年代进行写作时，统计了那些没有获得公爵允许就私自修建的城堡的数量，这些城堡可供有权有势的家族控制自己的地盘。81053—1054年完成的一份关于圣乌弗然（St Vulfran）奇迹的资料中也提到当时存在的这种混乱局面。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关于威廉早期统治的记录是在12世纪前二十年中写完的，其中讲述了年幼的公爵经历的一场惊险：威廉有一名叫作奥斯本（Osbern）的侍从，当时和他睡在同一间屋子里，却被人谋杀了。奥德里克是多年之后在诺曼底南部的一个修道院内写的这个故事，他本人就因“征服者”威廉死后社会动荡不安而饱受折磨。这种经历本身很可能也在他的作品中被折射出来。不过，更多的人宁愿相信另一种说法，即当时威廉势单力薄，才是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

许多历史学家，其中以戴维·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为代表，一直认为威廉的性格就是在这些灾难中磨炼出来的，因为后来威廉成长为一名非常干练的军事指挥官，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与众不同的冷酷气质。9威廉之所以能够征服英格兰，应当直接得益于他掌权之后镇压贵族叛乱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但最近几年，这种观点受到质疑，特别是戴维·贝茨和马克·哈格尔就不相信这种说法。10

我们可以发现直到1042年诺曼底贵族之间仍然存在政治分裂，而那时威廉已经独掌大权，但诺曼底贵族这次是为了控制公爵而进行争斗，而不是为了铲除他或赶他下台。对这件事情进行分析的关键在于1037年鲁昂大主教罗伯特去世了。罗伯特最初由理查一世任命去管理鲁昂教区，并且自996年开始就一直致力于保证诺曼底的权力交接得以顺利完成。因此一旦罗伯特去世，诺曼底就没有人能够起到相应作用，可以把利益冲突的各方纠集在一起。后来，威廉的监护人布里翁伯爵（Count of Brionne）吉尔伯特也遭遇了与威廉的侍从奥斯本相似的命运，他在与拉尔夫·德·加塞（Ralph de Gacé，罗伯特大主教之子）的冲突中死去。贝茨认为对领土的争夺是造成这场事故的根本原因，而哈格尔则认为除此之外，拉尔夫可能还认为自己才应当被选为公爵的监护人。

图2-1　威廉二世公爵的诞生地法莱斯。现存的建筑始建于12世纪。这座圆塔是法国国王普利普二世·奥古斯都在13世纪之初修建的。

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都认为1042年是一个重要标志，代表着威廉从此之后就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自己的统治权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有必要考虑这是在什么情形下发生的。根据瑞米耶日的威廉记载，威廉公爵的第一场战役发生在1043年，当时他在诺曼底南部从黑艾莫伊思子爵（Vicomte of Hiémois）瑟斯坦·格日（Thurstan Goz）手中夺取了法莱斯（Falaise），迫使瑟斯坦在外流亡。11这场战役的起因是在阿夫尔河畔蒂利耶尔（Tillières-sur-Avre）的一座城堡被法兰西国王亨利一世拆毁并重建，这样似乎会让黑艾莫伊思的某些地区易于遭受外部攻击，于是引起争端（约1043年）。12但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威廉公爵明显向法王让步，这引起瑟斯坦的不满，于是发动叛乱。威廉很有可能是在亨利入侵不久之后就开始独掌大权的。贝茨在提及这件事情时强调，这场争端中的决定是由“诺曼人”集体作出的，而威廉只是被描绘成一个“小毛孩子”。13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廉一听说瑟斯坦在加固城堡准备反叛，马上就集结军队包围了他的城市。对此，普瓦捷的威廉，这位最先给威廉公爵作传的编年史家，给出的解释是：在这个阶段的威廉开始学会明智地进行统治，并把过去那些给自己提供糟糕建议的家伙从宫廷中清理了出去。像平息瑟斯坦叛乱这样的果断行为，应当可以让诺曼底的贵族们认识到威廉是一个合格的首领。因此，威廉能够在1043年发生的这场军事行动中充当指挥，这足以证明那时威廉已经可以独立行使自己的公爵大权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威廉在自己的统治生涯中就不会再遇到任何威胁了。虽然在11世纪40年代，威廉就可以独掌大权，开始给诺曼底带来和平和秩序，但他直到11世纪50年代都还得面临反抗行为，并且常常是来自家族内部成员的反叛。比如，他的叔叔威廉，原本是塔鲁伯爵（Count of Talou），拥有阿尔克城堡（Castle of Arques），却在1052年进行反叛。这样的叛乱行为可以往前一直追溯到1047年发生的瓦尔斯沙丘战役（Battle of Val-ès-Dunes），当时威廉的表兄弟勃艮第的盖伊（Guy of Burgundy）被证明是一个实力强劲的对手。就亲属关系而言，盖伊是阿德莉萨（Adeliza）的儿子，而阿德莉萨是短命的理查三世（“宽宏者”罗贝尔的兄长）的妹妹，又是勃艮第的雷金纳德一世（Reginald I of Burgundy）的妻子。威廉曾经把弗农（Vernon）和布里翁的城堡赐封给盖伊，但最关键的是，虽然他们曾一起在罗伯特的家庭里被抚养长大，但威廉并没有把盖伊选进对自己最忠心的智囊团。14此外，威廉还得面临更广泛的来自诺曼底社会层面的反抗，其中包括威廉为了逐渐建立自己的权威，在诺曼底西部安插效忠于自己的人员，但这些人员又不一定来自本地，这就让有的诺曼人感到了威胁，甚至有的诺曼人根本就反对他这样做。这些密谋叛乱者包括科唐坦的奈杰尔（Nigel of Cotentin）、巴约子爵雷纳夫（Ranulf）以及“暴牙”海莫（Haimo“toothy”，根据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载），此外还有勒普莱西格里穆尔的格里穆（Grimoult of　Leplessis Grimoult）、林格威瑞斯的塞洛（Serlo of Lingèvres）以及拉尔夫·泰松（Ralph Taisson）。但是，正如哈格尔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一点：这些人并不是为了相同的原因而造反，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对威廉心怀不满。比如，盖伊是不满自己在公爵宫廷中的地位，海莫可能是为了支持他那在外流亡的亲戚瑟斯坦·格日，而雷纳夫则希望威廉把在格恩齐（Guernsey）的土地归还给自己。15

图2-2　迪耶普附近的阿尔克城堡。当时它由威廉二世的叔父阿尔克的威廉掌管。这些沟渠和一些城墙建于11世纪。©马克·哈格尔

在位于卡昂东南方向一个平原之上的瓦尔斯沙丘，威廉遇到了一支由不满自己的诺曼贵族率领的军队，其中就包括他的表兄弟盖伊。值得注意的是，威廉这次出兵获得了法兰西国王亨利一世的大力支持。事实上，除了年轻的威廉公爵之外，亨利国王应当也算这场战役中的英雄人物。此处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那时的诺曼底是一个半独立的公国，但还是和法兰西王国保持着联系，并表示愿意效忠于法兰西国王。所以，尽管诺曼底公爵拥有强悍的权力，但还得响应国王请求支援的号召，否则就会被认为是背信弃义。这样的情形在威廉的父亲罗贝尔一世身上就出现过一次，当时他应约前去增援亨利国王。实际上，像这样的联盟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因为加盟的贵族（主要是男性，偶尔也有女性）效忠国王之后，就可以期待国王做出回报，能够支持自己，保护领土。比如这次，亨利一世立刻就记起罗贝尔一世曾给自己提供的援助，于是决定支持威廉，并且给他调拨了一支军队，让他代表自己出征。这场战役既被普瓦捷的威廉记录在案，因为这是他给威廉立传的一个重要材料（他在书中对亨利国王所起的作用只是轻描淡写）；也被瑞米耶日的威廉收录在《诺曼公爵的事迹》之中。后来韦斯在写书给宫廷人员看时，就在他们记录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改编和美化。总之，这些作品的关键在于烘托威廉的胜利，并证明其有能力巩固自己在诺曼底的统治。

瓦尔斯沙丘战役代表了诺曼底公国和法兰西北部在权力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威廉的头号大敌就变成了法兰西国王，而不再是来自诺曼底公国内部的威胁。威廉在瓦尔斯沙丘战役中的胜利不但让他得以巩固自己在诺曼底的统治，还让他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诺曼底之外的地方。虽然诺曼底的扩张在理查二世统治时期就已经停止，但后来不断发生的边境摩擦让诺曼人意识到，至少在某些地方，进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最好的防御方式。当时威廉将注意力转向了诺曼底南部的曼恩。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公爵的崛起，让安茹伯爵和法兰西国王深感不安。特别是在1054年，法兰西国王与威廉发生了小冲突，结果法兰西军队在诺曼底东部的莫蒂默（Mortemer）被击败，这次事件更让他们下定决心要采取行动、遏制威廉。于是在1057年，亨利一世和安茹伯爵杰弗里一起，带领一小支军队进入诺曼底，准备击退威廉、挫其锐气。当时这支军队向北挺进。当他们行军到了迪沃河（Dives）边上的一片沼泽，准备渡河的时候，不料威廉已经带领军队绕到了他们的后面，并在瓦拉维尔（Varaville）的迪沃河口将其截断。然而还有部分士兵滞留在迪沃河的对岸，此时随着潮流不断涌动，河水越涨越高，根据那些想借此衬托威廉神勇的编年史家的描述，亨利一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军队被大水淹没，并冲进大海。16

瓦拉维尔战役是威廉二世统治期间法国军队对诺曼底的最后一次入侵。但整个11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威廉都在积极征战。比如，在11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威廉在布列塔尼打仗；在维克森，威廉经过了一场长时间的围攻之后，终于拿下了瑟莫尔克城堡（Castle of Thimert）；此外，威廉还在诺曼底南方的曼恩边界进行战斗，最终于1062年攻占此地。通过这一系列的战事，威廉把自己的势力范围延伸至诺曼底西部，并在诺曼底南部也逐渐扩张自己的领土范围。当然，如果要对抗来自安茹伯爵杰弗里（1060年去世）的威胁，同时保护自己家族的世袭财产，威廉还是很有必要采取上述措施。这在《威廉的事迹》一书的前面部分可以找到相关记载。书中为了突出威廉公爵的英勇神武，着重描述了他如何征服蛮夷之地、攻克阿朗松、栋夫龙（Domfront）这样的重要城镇，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如何去讴歌、赞美自己的主子。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个案是普瓦捷的威廉对威廉公爵在诺曼底南部征战的描述。显然，普瓦捷的威廉在书中强调了威廉公爵面临的重重困难，因为这样才可以从克服困难的过程中烘托出他的卓越才能。比如，在讲述栋夫龙之围的时候，普瓦捷的威廉这样描述战场地形：“这座坚固的城市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绝无发动武力突袭或进行智取的可能，因为除了两条陡峭而狭窄的小道之外，到处都是粗糙坚硬的岩石，即使步兵也会望而生畏。”但即便如此，威廉公爵也能在险恶的环境下骑马自由驰骋，躲在“秘密的地方”进行侦查，从而保护自己的士兵。由于威廉公爵平时喜欢参加最能体现贵族特征的休闲娱乐活动——打猎，所以普瓦捷的威廉在书中指出，这就决定了他具有一种“在敌方领地上从容行动的潇洒和自如”。17

图2-3　越过战场眺望瓦拉维尔，它位于诺曼底的滨海迪沃附近。

但威廉并不只是通过军事行动才能在诺曼底建立起自己的有效统治。他的妻子是玛蒂尔达，她不但是强大的佛兰德公爵之女，也是法兰西国王亨利一世的侄女，因此她和威廉两人可算得上是一对优势互补的天作之合。直至1083年去世以前，玛蒂尔达一直是威廉的支持者、代表者以及战场上的伴侣。这场联姻也巩固了威廉在诺曼底东部边界的统治，亦获得了周边贵族们的认可，承认他在诺曼底的统治是独立而有效的。此外，威廉还加强了自己与教会的联系。早在1047年瓦尔斯沙丘战役获胜之后，威廉就宣布在诺曼底境内实行“神谕休战”（Truce of God）。休战的目的是制约暴力，防止再出现11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那种贵族之间的私人争斗。18普瓦捷的威廉，这个总是积极塑造威廉完美形象的编年史作家，把威廉缔造和平的功绩进行了归纳总结。据他记载，威廉公爵拥护法律，保护孤寡弱小并缔造和平，以至于“陌生人每每看到在我们国家，骑马的人可以手无寸铁地来回逡巡，旅行的人无论走在哪条道上都平安无事，就会常常感慨，希望自己的家乡也能拥有如此的幸福”。19如此看来，在1066年前夕，威廉二世就已经成为欧洲北部最为强大并拥有出色军事能力的军阀之一了。而“忏悔者”爱德华，这位没有子嗣的英格兰国王，因为公爵母亲埃玛（Emma）的关系和威廉也沾亲带故。不过，那时的爱德华国王已经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了。

诺曼人与英格兰

在1066年的入侵事件发生之前，诺曼底就已经和英格兰有着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在此，我们不能把杜多关于罗洛在埃塞尔斯坦（Ӕthelstan）宫廷待过的描写当真，因为地名证据告诉我们， 一些诺曼底的维京人最初来自于英格兰的丹麦区注11，而不是直接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20我们还可在991年教皇约翰十五世写的一封书信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这封信的内容是关于诺曼底公爵与英格兰国王之间签订的一份条约。该条约旨在阻止双方人民互相伤害，内容可以解释为采取措施防止维京士兵攻击只是在诺曼人的海港遮风避雨的英格兰人。21后来这份条约显然没有得到遵守，因为英格兰国王埃塞尔雷德二世（.thelred II）在11世纪早期曾企图入侵诺曼底。22但最值得注意的是，理查一世和贡纳（Gunnor）把女儿埃玛嫁给了埃塞尔雷德二世。埃玛其实是埃塞尔雷德二世的第二个妻子，并给他生育了两个儿子，一个是爱德华，即历史上著名的“忏悔者”；另一个是爱德华的兄弟阿尔弗雷德（Alfred）。因此，这两个孩子都因为母亲的身世而和诺曼底公爵有了血缘关系。后来丹麦国王斯维因·弗克比尔德（Swein Forkbeard）在1013年入侵英格兰，严重地扰乱了英格兰的政治格局，于是埃塞尔雷德二世和埃玛只好带着自己的子女逃往诺曼底。在那儿，他们受到诺曼底公爵的热情接待。埃塞尔雷德二世带着自己与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刚勇王”爱德蒙（Edmund Ironside），试图击退丹麦入侵者，但没能成功。埃塞尔雷德二世在1014年被杀，而他的儿子爱德蒙，尽管生前和斯维因的儿子克努特（Cnut）分享英格兰王位，也死于1016年。于是，埃玛要么是出于自愿，要么是迫于无奈，才嫁给了克努特［鲁道夫斯·格拉贝（Rodolfus Glaber）认为这场婚姻在理查一世和克努特之间带来了和平］23，而她的两个儿子则留在了诺曼底，由他们的舅舅、公爵理查二世保护，后来是“宽宏者”罗贝尔继续这个保护责任。

流亡诺曼底的这段经历，无论对爱德华还是公爵家族来说都极为重要。似乎公爵家族对爱德华期望很高，认为他才是英格兰合法的国王。在1033—1034年间有一份支持圣米歇尔山修道院（abbey of Mont-Saint-Michel）的宪章，其中提到爱德华并称其为“英格兰国王”，并且他的名字还被冠以“国王”头衔出现在证人名单之中。爱德华的名字还出现在另一份证人名单中，不过这一次是关于“宽宏者”罗贝尔支持费康的宪章，其中他还是被称为“国王”。24瑞米耶日的威廉也在《诺曼公爵的事迹》中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据他记载，罗贝尔收留了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并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兄弟，这被范·霍茨解释为结拜兄弟或结义兄弟。罗贝尔还派使者去见克努特，劝他让这对王室血脉回到英格兰。25给威廉提供这个信息的很可能是瑞米耶日的罗伯特，他以前是修道院院长和伦敦主教，但被从英格兰驱逐了回来，因为当时爱德华被迫在自己的宫廷中重新启用强大的戈德温家族（Godwine family），其中就包括爱德华的继承者哈罗德。26在这之前，罗伯特曾挤掉了另一个候选对手——戈德温伯爵，而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当这方面的外交努力失败之后，瑞米耶日的威廉告诉我们，罗贝尔公爵为了支持自己的这两个表兄弟，决定发动进攻，但他的舰队在泽西（Jersey）遇到强风阻挠，于是这个进军计划流产。这个事实也证明诺曼底公爵的确很想和英格兰建立联盟关系。

而爱德华在流亡期间已经习惯了听取诺曼人的意见。1042年，在克努特的两个儿子哈德克努特（Harthacnut）和“飞毛腿”哈罗德（Harald Harefoot）死后，爱德华最终回到英格兰，他让诺曼人和英格兰贵族一起出现在自己朝廷中，还在教会中也安插了诺曼人，最明显的就是让瑞米耶日的修道院院长罗伯特成为伦敦主教。27此外，爱德华重建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时采用罗马风格，极可能是因为他在欧洲大陆——比如在瑞米耶日修道院时，见识了这种风格的建筑并深受影响。在诺曼底流亡期间，他的两个谋士，瑞米耶日的罗伯特和费康修道院院长约翰，很可能点燃了爱德华对英格兰王位的野心。28但这并不是说爱德华在英格兰的统治就变成了“诺曼人”的天下——显然在爱德华主政之前，英格兰教会的人员构成就具有国际化的特征，其中主教们来自于欧洲各地——但不容否认的是，爱德华确实和自己曾经流亡的地方保持着某些联系，并且他很看重自己在那儿建立起来的人事关系。

上面这些资料都不能解释在爱德华——这个没有亲生子嗣的英格兰国王——死后，威廉一直寻找机会争夺其王位的理由。尽管已经有很多对此进行研究的学术作品，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解释都不全面，甚至有的还相互抵触。历史学家们对爱德华宫廷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存在激烈的争论，比如爱德华是否许诺过要把王位传给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如果他做出过承诺，那后来这个诺言是否又因为他答应要把王位传给戈德温伯爵的儿子哈罗德而失效？这样的口头承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诺曼底或英格兰的法律传统？还有埃德加·艾德林（Edgar ætheling），虽然在诺曼征服之时可能只有十几岁，但作为埃塞尔雷德之子“刚勇王”爱德蒙的嫡子，是否也算得上是一名合法的王位继承者？

这些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在11世纪的英格兰，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英格兰国王？以及想成为国王，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重要素质？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即长子才对父亲享有继承权，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确立起来，当然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虽然在社会上的确也有长子继承的事实，说明在继承问题上血缘关系确实重要，但若想获得王位还需要其他一些因素。首先王位候选人要被人们认为具有能力，而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可能不止一个，这样还得从他们中间继续挑选，例如1035年克努特死后的情况就是如此。虽然英格兰王位不全靠选举产生，但要确保形势对自己有利，候选国王也要得到当时最有权势的英格兰贵族团体“贤人会议”的支持。前任国王实施的行为，比如哈罗德对盎格鲁-威尔士边界采取的巩固措施，也会在这场王位角逐中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特别是鉴于威廉的竞争对手埃德加虽然具有皇室血脉，但却乳臭未干、未谙世事，那么情况更应当是如此。王位继承者的决定可能在某一位统治者生前就作出，这被称为“死后授予”（post obitum grant），因为继承是在前任国王死亡之后才发生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前任国王在临死之前把王位继承问题写在遗嘱内容里，这被称为“临终安排”（verba novissima）。29这两种继承王位的方式，以及史料中对其提供的支持证据，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内容。

根据诺曼人记载的文献资料，特别是瑞米耶日的威廉以及后来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载，爱德华许诺把王位传给威廉公爵，是想回报流亡期间，为了帮助自己获取王位，威廉在诺曼底朝野四处奔走呼号而付出的心血和努力。普瓦捷的威廉记载了爱德华朝中的重臣们都接受了爱德华的这个决定，于是派瑞米耶日的罗伯特赶去诺曼底报信，并且还把戈德温伯爵的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作为人质送往诺曼底，以此保证诺言的真实性。于是在1064年稍晚一些的日子里，哈罗德开始横渡英吉利海峡，踏上了后来让他臭名昭著的那场旅程。据巴约挂毯显示，他是到诺曼底去确认威廉会继承爱德华的王位。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版中有一份简短的摘录，也从某个角度支持爱德华承诺要把王位传给威廉的说法。在关于1051年的一条记录中，书中是这样说的：

之后不久，威廉伯爵带着他的法国大军从海外赶来。于是国王带上足以符合威廉尊贵身份的众多臣子接待了他，然后又送他回去。30

但结果，爱德华在临终前指定哈罗德为自己的继承人。这很可能也是巴约挂毯上临终场景所描绘的内容，此外还出现在《圣爱德华生平》（Life of St Edward）的一个段落中：

他把手伸给哈罗德——这个既是自己的大臣，同时也是自己妻子（伊迪丝王后）兄弟的人，然后这样说道：“我现在就把这个女人和我的王国都托付给你，请保护好她们。你要把她当作自己的主人和姐姐看待，当然事实也的确如此；并且保证她在有生之年，不会受到亏待，不被剥夺本应从我这儿获得的任何正当荣誉。” 31

有意思的是，虽然这样会和他精心打造的威廉享有王位继承权的描述相抵触，但普瓦捷的威廉还是记载了爱德华在临死之前承诺把王位传给了哈罗德。

但是，如果我们留意他们记载的这些事件所发生的时间顺序，就会发觉两本著作都经不起细节上的推敲。最近乔治·加尼特（George Garnett）提出，威廉宣称享有王位继承权这件事，完全是根据卡昂的修道院院长以及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兰弗朗克（Lanfranc）所拼凑的一份文件而炮制出来的不实之词，其目的是获得教皇的支持，让征服英格兰的正当性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加尼特还指出威廉享有王位继承权既不符合诺曼人的传统，也不符合英格兰的做法。32虽然他的这种论点颇有魅力，但不能解释为什么普瓦捷的威廉会在书中记载爱德华要在临终前把王位传给哈罗德。如果接受加尼特的观点，就意味着我们得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要么诺曼宫廷和教皇法庭里面都是一群容易上当受骗的蠢材；要么兰弗朗克和教皇亚历山大二世都认为找到了一个捞取私利的大好时机，于是不惜炮制一个纯粹子虚乌有的王位继承权。33但是这个王位继承权，不管是否无稽之谈，总之造成了一场严重的流血冲突，这可决不能视而不见。1080年4月，在一封写给威廉的信中，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提到他对这场征服行动的支持（在他被选为教皇之前）如何导致别人含沙射影地指责他的“这种行为相当于允许诺曼人进行大规模的屠杀”。34如果我们考虑到爱德华统治时期的历史背景，于是像斯蒂芬·巴克斯特（Stephen Baxter）和布赖恩·戈尔丁（Brian Golding）那样，承认当时的这些史料文献真实可信，那极有可能威廉和哈罗德两人都认为爱德华在某个时候给自己承诺了王位继承权。因此，只有兵戎相见，才是解决争端的唯一方法。35当然，这方面早有先例，因为斯维因和克努特分别在1013年和1016年依靠武力征服英格兰，从而获得了英格兰王位。

哈罗德能够给威廉继承王位造成威胁的真正原因在于：哈罗德的父亲戈德温伯爵及其家族在11世纪中期的英格兰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戈德温家族在克努特统治时期就开始变得位高权重，并且在克努特死后仍然保持着显赫地位。比如，爱德华娶了戈德温的女儿伊迪丝，还提拔了戈德温的几个儿子。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051年，戈德温家族被迫流亡，因为在这之前发生的两件事情让很多人都对他们产生了仇恨：一是瑞米耶日的罗伯特击败戈德温家族首领提名的候选人而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二是多佛尔的一座城堡被赐给了布洛涅的厄斯塔斯（Eustace of Boulogne）。爱德华国王从强大的戈德温伯爵的阴影中走出来之后，可能感觉自身已经足够强大，可以从其他地方找人来继承自己的王位了，于是他想到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诺曼底。以上的这些解释，谁更可信？这主要是看我们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出现的历史证据的理解，以及看这些资料是在什么时候编写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上面的这段引文是在英格兰征服之后才写出来的。36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当时作者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记录这段史料。有证据显示，这本书是在约克大主教埃尔德雷德（Ealdred）的家中写出的，而埃尔德雷德本人在威廉访问英格兰时还在爱德华的宫廷服务。所以，即使这段记录是后来才加上去的，但也可以肯定是根据目击者的陈述而写成的。37此外，学者们还认为，在早时诺曼底的政治形势下，威廉不可能去造访英格兰，因为他本人在诺曼底的地位还没得到稳固。但是到了当年晚秋的时候，形势大为好转，这时威廉才没有理由不到英格兰去进行访问。

当戈德温家族的权力重新恢复之后，爱德华国王感觉自己的地位被削弱，而且出现这种局面引起的连锁反应就是，威廉也感觉自己对王位的继承权受到了威胁。由于哈罗德越来越得宠，并且在威尔士边界征战的过程中，他的能力也得到了磨炼和提高，再加上其兄弟们纷纷被授予爵位，这时爱德华就想到了要在戈德温家族中找一个继承人。况且，当时爱德华很可能也别无选择。那么接下来，我们如何解释人们认为历史上所存在的那场哈罗德对诺曼底的探访行为呢？对这场哈罗德的诺曼底之行，所有史料都认为无论是对其个人来说，还是对整个英格兰而言，它都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爱德玛（Eadmer），是坎特伯雷大教堂本笃会修道院的一名修士，也是大主教安塞姆（Anselm）的心腹朋友，虽然他在威廉征服英格兰50年之后才写出关于记录英国近代历史事件的史书，但这本书给我们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线索。作为爱德华和戈德温家族和解计划的部分内容，戈德温家族的人质们被移交，并被送到诺曼底以做“抵押”。于是在1064年，哈罗德当面辞别了心神不安的爱德华国王，前往诺曼底去确保这些人质得以释放。接下来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故事了：船只失事，哈罗德被蓬蒂厄的盖伊（Guy of Ponthieu）俘获，然后在威廉公爵的斡旋下被释放。爱德玛在书中记载道，释放哈罗德的亲属的附加条件是他得发誓支持威廉在爱德华死后继承王位，并且要和公爵家族通婚。1064年在诺曼底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但如果威廉真的觉得自己对王位享有继承权，那他显然可以利用哈罗德的这次来访为自己谋利，并抓住一切机会促成好事。我们只能认为爱德华的政策在他死后并没有保证王位继承的和平进行，因为出现了两个能量巨大的野心家，他们都觉得自己才是未来英格兰真正的国王。

征服

普瓦捷的威廉是威廉公爵的传记作者，据他记载，在听到“忏悔者”爱德华去世以及王位传给了戈德温伯爵的儿子哈罗德之后，威廉公爵听取了手下的意见，决心要“用刀剑来为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复仇，用武力来实现自己对王位的继承权”。38普瓦捷的威廉的言下之意是，威廉拥有对王位的合法继承权，即使动用武力手段去争取也完全是必要且正义的。虽然在诺曼底也有反对的声音，比如有些贵族认为这样做的代价太大，但普瓦捷的威廉在书中将他们的反对意见贬为“似是而非、不知所谓”。不过，虽然普瓦捷的威廉身为历史学家，但这本传记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因为人们认为其中“充满谄媚之词，令人作呕”。39显然，普瓦捷的威廉的目的是将威廉描写成一个完美人物，并且要为征服英格兰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进行一场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威廉公爵竟然事先没有征求大家的意见，也不做周密的安排，就匆匆上路了。而若要入侵英格兰，他首先至少得准备足够的粮草、船只和兵力，此外还得确保自己离开之后，诺曼底有可靠的人来进行管理，并且边境也不会存在安全隐患。40

对此，普瓦捷的威廉的观点是：由于威廉公爵手下的官员素质很高，所以诺曼底可以安枕无忧。后来他又在书中指出，佛兰德的玛蒂尔达，在博蒙特的罗杰（Roger of Beaumont）协助下，被委以保护诺曼底安全的重任；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则对协助玛蒂尔达进行管理的人员进行了补充，加进了威廉·费茨奥斯本（WilliamfitzOsbern）和蒙哥马利的罗杰（Roger of Montgomery）——一个在诺曼底南部边境中证明了自己实力的人。瑞米耶日的威廉的记载则是，威廉和玛蒂尔达的长子罗伯特·柯索斯（Robert Curthose），奉命在威廉离开期间负责诺曼底的统治。并且威廉在入侵英格兰之前，很有可能就已经指定罗伯特·柯索斯为诺曼底未来的继承者，这样，如果自己战死沙场，可以确保诺曼底的统治大权顺利移交，就像威廉公爵自己的父亲在去朝圣之前所做的那样。诺曼底的王公贵族以及一些有权有势的教会牧师也为这场入侵提供战船，这些都可以在一份叫作“舰船名单”（Ship List）的文献中找到。其中，玛蒂尔达自己出资修建了威廉的旗舰战船——“莫拉”号（Mora）。41巴约挂毯上的画面展示的是人们砍伐树木修建战船和装备，并将兵器和战马装上战舰。此外，威廉还非常渴望能够获得教会的支持。在1066年，他捐赠了位于卡昂的拉特里尼泰修道院，并把最小的女儿塞西莉亚送到教区当童养信徒。塞西莉亚长大之后成为修道院的女院长。威廉还寻求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并从他那儿拿到了一面教皇旗帜，可能就是巴约挂毯上展示的插在“莫拉”号战舰上的那面战旗。42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清楚教皇支持威廉的动机，但可以猜测他当时非常想把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Stigand）赶下台，因为斯蒂甘德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他成为主教之后也没有交出先前在温切斯特管理的教区。这种行径是当时的教皇法庭无法接受的，因为教皇法庭里的改革派人士越来越多，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希望铲除这种滥用权力的恶习。但教皇的支持可能确实怂恿某些人加入了这场征服行动，特别是那些居住在诺曼底之外区域的人民，所以普瓦捷的威廉记载道，哈罗德面临的大军中包括的士兵来自布列塔尼、弗莱明斯（Flemings）、阿奎忒尼（Aquitainians）和位于现在法国的一些其他地区。

图2-4　威廉二世公爵的“莫拉”号旗舰——创作于11世纪的巴约挂毯之细节展示。

在完成部署、统一意见并迎来了合适的天气（先前由于天气不好，舰队只好滞留在迪沃河口） 之后，威廉的大军于9月末横渡英吉利海峡，在哈罗德的祖传领地登陆，而此时哈罗德本人还远在约克郡作战。征服英格兰的战况惨烈，士兵们在战场上血流成河，而历史学家们几乎花了同样多的笔墨来描述并分析1066年10月14日所发生的战争情况。43但中世纪对战争的记载是出了名的晦涩难懂。在这些关于战争的文献资料中，你找不出哪怕一份可以被称为“准确”的历史记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每份资料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记录，针对的读者对象都略有不同，并且经常缺失大量的时空（即事件发生的年代以及地理位置）信息。由于这些资料是用不同的体裁加以记录、修改和创作，这样也会影响读者对它们的理解：比如关于黑斯廷斯战役，现存的就只有一份传记、一首诗歌、一些编年史和绘画作品。现在找不出一份根据某个亲自经历这场战役的目击者的叙述而写成的历史资料，不过即使存在这样的文献，也不会产生任何区别。此外，虽然像普瓦捷的威廉——威廉公爵的传记作者——这样的历史作家，当时还是根据第一手资料进行编辑创作，但后来的编年史家则是在这些前辈作品的基础之上，进行二度创作，并在认为合适的地方加上自己的评注。

因此，研究军事的历史学家们就会发觉很难从这些历史记录中分析出当时交战各方使用的战略战术，以及找出战事发生的具体日期。比如，研究这场战役的学术论文中出现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就涉及战事发生的时间顺序、威廉和哈罗德双方的指挥艺术、诺曼骑兵攻击英军盾墙的有效性……44人们之所以对征服战役这么感兴趣，是因为这场战役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在11世纪历史上极为罕见。很多在当时的史料以及现代史书中被冠以“战役”字眼的事件（例如瓦拉维尔战役以及瓦尔斯沙丘战役），充其量不过是军事上的摩擦冲突，仅涉及数量不多的武装人员。当时的统治者们还是尽量避免发生像威廉和哈罗德大军之间的那种激烈战斗，因为这样的战役代价昂贵，会消耗大量的装备，更重要的是，会损失大量人员。统治者身上这种要避免不必要流血牺牲的愿望，也是一些诺曼历史学家，特别是普瓦捷的威廉，用来解释为什么威廉公爵要求单独挑战哈罗德，因为这是一种更公平的解决争端的方式。当然，据史料记载，哈罗德拒绝了威廉要求单挑的提议，这更让人们对他印象不佳，也更让诺曼将士们觉得他们的这场征服之战具有正当、合法的理由。

想要接近战役的真相，有一个方法就是从战役双方所使用的战场和战术开始，来整理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威廉和哈罗德在1066年10月14日进行的这场大战在历史上被称为“黑斯廷斯战役”。但是，这场战役并不是就发生在那里，而极有可能是发生在现在一个叫作“巴特尔”的地方，即从威廉大军登陆的佩文西（Pevensey）往里走，大概十英里之远。就是在这个地方，后来威廉命令修建了一座修道院，用来纪念这场战役，同时也为造成交战双方大规模的人员伤亡而表示忏悔和赎罪。但这个地方在不同史料中有不同的称呼，比如被叫成“森拉克”（Senlac）或“灰苹果树”（hoar apple tree）所在之地：45后面的这个名字见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哈罗德当时以这棵特别的树作为标志，来集结自己的军队。46在那儿集结军队意味着英军可以占据高地进行防御，抵抗诺曼骑兵的冲击。此外，我们也能从很多史料中找到线索，了解交战双方使用的战术和武器。当时英军采取的是一种称为“盾墙”的作战阵型，也就是步兵列队排列，用盾牌挡住自己的身体。因此，只要士兵纪律严明，这种阵型是很难攻破的。相比之下，诺曼人这边既有步兵，其中包括弓箭手，此外还有骑兵。虽然交战双方都使用马匹，在地面上快速奔跑，进行备战工作，但马上作战历来是诺曼人打仗的重要方式。马匹对诺曼人的重要性在巴约挂毯中也得到了体现。巴约挂毯上描绘了在准备横渡英吉利海峡之前，诺曼人牵着自己的战马登上正在等候的舰船；而后方场景中则显示他们已经安全上船，正透过船舷朝外张望。当然，无论对于士兵，还是对于他们的马匹来说，这都不会是一场愉悦的旅行。

图2-5　巴特尔修道院。越过战场可以眺望诺曼人曾经驻军的地方。

但是，关于这场战役的细节却非常模糊和含混，并且由于后来的编年史家通常喜欢互相抄袭，结果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比如，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在写到关于征服战役过程中发生的历史事件时，就极为依赖普瓦捷的威廉对威廉公爵的传记描写。不过，普瓦捷的威廉在《威廉的事迹》一书中的描写被认为是关于此战役最早的记录；此外，巴约挂毯上的绘画情节也被认为是较早的内容。在以上两种史料的基础上，我们还可加上《黑斯廷斯战役之歌》（Carmen de Hastingae Proelio），它是一首描写这场战役的拉丁诗歌。虽然这首诗歌的创作日期还颇具争议，不过总体而言，人们还是认为它是11世纪的作品。11世纪的英语史料，包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以及爱德玛在12世纪早期写的《历史》（Historia），几乎都没有涉及哈罗德死后的情况和他的死亡对英国产生的可怕后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们对于有关这场战役的大致情况没有争议，如它持续了整整一天、场面血腥、哈罗德战死等，但对于这场战役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却有很多差异。这方面的原因可能在巴约挂毯中展现得最为清楚。巴约挂毯是用线性顺序进行绘画，这就意味着可能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也会在挂毯的画面上进行先后排列。从挂毯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场上大量的投掷物雨点般落下，诺曼大军闯入英格兰边境，英军和诺曼人尸横遍野，其中一些尸体已经被斩首。随着战事的展开，一些强盗出现了，他们在剥取尸体上的衣服和物品；在陡峭的山坡或深沟前面，士兵们人仰马翻；弓箭手躲在低矮的地带不停地放箭……尽管采取的是漫画形式，但挂毯内容描绘的却是战场上的残酷画面，其中充斥着混乱和恐惧。

有两点最能反映战场上的这种混乱局面，也颇受人们争议：一是诺曼人佯败的次数；二是哈罗德的死亡方式。诺曼人的佯败是一种战术策略，其中诺曼骑兵假装败退，目的是引诱守卫的英军冲出阵型追击骑兵。如果他们上当，那诺曼骑兵就可能把英军分割包抄、大肆屠杀。这是因为，英军先前在高地上组成了防卫盾墙，让诺曼士兵感觉自己极难突破他们的防线。普瓦捷的威廉甚至记载，由于无法突破英军，一些诺曼士兵十分泄气，以至于当时的“一些步兵、布列塔尼骑兵和左翼的战辅人员吓得转身逃跑”。47布列塔尼人在11至12世纪期间一直是许多人嘲笑的对象，因为人们认为他们野蛮粗鲁、鲜廉寡耻，所以普瓦捷的威廉这样描述他们也就毫不足奇了。幸好，普瓦捷的威廉还是给了他们面子下台，因为他指出，当时诺曼士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以为威廉公爵已经战死。在这危急时刻，威廉公爵马上集结起军队，迎战追来的英军并把他们杀死。后来在这场战役中，诺曼人又玩起了这招，可能还不止一次，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虽然当时诺曼人要继续前进，也只能先把英军从高地上引诱下来，但对于普瓦捷的威廉来说，这可是一个机会，可以通过描写威廉公爵如何化不利情况为有利条件，以充分展现他的过人之处。不同的是，亨廷登的亨利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都是在12世纪早期进行的创作，他们记载的情况则是：这次佯败虽然让另一支诺曼军队得以突破英军防线，但在另一方面，却给诺曼人自己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这因此造成很多诺曼人掉进了“一个事先巧妙隐蔽起来的大沟”。48这可能是指那场臭名昭著的“死沟”（mal fosse）事件，其中诺曼战士以及/或者英格兰士兵（取决于描述的来源）全都掉进一个深沟里，结果伤亡惨重。像前面的佯败一样，对于这场事件发生时间的描述也有不同的版本。有人认为是发生在战役中期，比如巴约挂毯所描绘的就符合这种说法；也有人认为这是发生在战役末期的某个时间。

历史文献中对哈罗德死亡的方式也各执一词。普瓦捷的威廉所著《威廉的事迹》是这方面最早的书面文献，但对哈罗德的死亡方式则描述不详。普瓦捷的威廉只是记载说哈罗德已死，但没有提供是在战役的哪个阶段以及如何死亡等进一步的信息。不过，正如马乔里·奇布诺尔（Marjorie Chibnall）在其脚注中所说的那样，这可能是因为从战场中活着回来的人中没有谁真正知道这方面的准确消息。况且，普瓦捷的威廉也无从接触真正知晓哈罗德死亡事件的目击者。其他一些编年史家们的记载则相互抵触，比如：哈罗德究竟是被一支箭射穿眼睛而死，还是被一群骑兵剁成了肉酱？最早提到弓箭的史料不是写于英格兰或诺曼底，而是在意大利南部，由蒙特卡西诺的阿马塔斯于11世纪80年代所著。后来出现在12世纪的英语史料，特别是亨廷登的亨利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作品中，也记载了哈罗德是被一支箭射死，但更早一些的英语文献则对此保持了沉默。其他一些11世纪的史料，尤其是《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和巴约挂毯，都给出了不同版本的描述。《黑斯廷斯战役之歌》记载的是哈罗德被四名士兵砍倒在地，其中一人割下了哈罗德的一截大腿并拖到远处。49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也重复了这种说法，并确定这名士兵就是布洛涅的厄斯塔斯（Eustace of Boulogne），还指出这种行径很不光彩。50而巴约挂毯则给我们提供了三种版本。在一幅标题为“哈罗德遇害”（Harold interfectus est）的画面中，有一个人眼中插有一支箭，另一个人则被一名骑兵砍倒，这两个人中有一个可能就是哈罗德。当然，我们看到的可能只是同一事件的不同顺序：哈罗德先是被射，然后被砍。对这幅图的理解，由于出现了后面的事实而变得更加复杂：挂毯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修补，因此一些学者质疑画上的那支箭是否是原来就有的。51

现代的史书中对前面两种说法都充满争议，每种说法都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这反映出人们渴望确切地知晓这位最后的“英格兰”国王身上所发生的故事。人们想要知道，哈罗德到底是英勇地战死沙场，还是诺曼人为了说明他是一个做伪证的奸诈小人，而故意在史料中给他杜撰了一种不体面的死法。

图2-6　哈罗德之死。创作于11世纪的巴约挂毯之细节展示。

虽然我们能找到很多描述这场战役的史料，但却无法准确得知哈罗德死亡的真相。其实，如果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去了解历史，那么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佯败的次数多少真的就那么重要吗？这场战役是从吹响战号开始，还是从唱 《罗兰之歌》注12开始，抑或是从吟游诗人在两军对垒中抛耍刀剑而开始？这些真的有那么重要吗？52哈罗德怎么死的真的那么重要吗？难道不同的死法会让他死亡的程度不一样吗？当然不会。并且，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晓。中世纪的战争，就像现代历史上发生的任何战争一样，总是场面混乱不堪并且充满血腥。它们只是在记载角度、产生时间和发生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最好怎样看待1066年10月14日所发生的这些历史事件呢？对此，爱德玛的结论简洁得令人深感佩服：“他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哈罗德在酣战中死去；威廉以征服者的身份控制了英格兰。”53

对于英军而言，黑斯廷斯战役是他们在两周之内打的第二场大仗，第一场是哈罗德带领他们在约克郡的斯坦福桥大败挪威国王哈拉尔德三世。而黑斯廷斯战役也是一场血战。在此很有必要强调一点，就是到1066年10月14日晚上的时候，英格兰的大多数贵族都尸横沙场或已经奄奄一息，其中包括哈罗德和他的兄弟格思（Gyrth）以及利弗温（Leofwine）。哈罗德最小的兄弟托斯蒂格（Tostig）在1065年造反失败，然后逃离英格兰，最后在斯坦福桥战役中和哈拉尔德三世同归于尽。不过诺曼人也遭受了巨大的伤亡。暴力行径并没有因为哈罗德之死就宣告结束，那些男性亲属已死于战场的英格兰妇女，不得不逃往女修道院，以免遭到强奸或被迫嫁人。54此外，威廉还得不断采取军事行动镇压英格兰各地的反叛，这些地方包括英格兰西南部、威尔士边界、东部地区的沼泽地，以及叛乱特别厉害的北部地区。这种情况一致持续到1071年。巩固征服成果的过程则缓慢得多，因为要把土地从英格兰贵族手里转移给诺曼贵族，此外，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也被威廉安插的亲信所取代，其中一些人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介绍。在本章剩下的内容里，我们要集中讨论在威廉取胜之后，人们是如何理解和解释这场征服行动的，以及这次征服事件是否就促成了诺曼帝国的崛起。

战后影响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黑斯廷斯战役都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那些在11世纪和12世纪进行历史创作与编写的作家们必须找出某种方法对其加以解释。因为这个事件不只是对英格兰和诺曼底产生了影响，而且还对整个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的作用有时在现代讨论威廉统治的学术中被忽视了。在本节中，我们将考察那些从不同角度创作的历史学家们是如何评价和记录诺曼人的这次征服事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注意到中世纪人们写史的目的，他们是为了给世人提供一个值得仿效或应当摒弃的行为榜样，并且宣扬神意思想。我们将看到，神意思想在理解或解释这场征服活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诺曼人自己的资料中，特别是普瓦捷的威廉所著《威廉的事迹》，热衷于强调威廉入侵并征服英格兰的根本原因是哈罗德在“忏悔者”爱德华死后背信弃义、使用卑鄙手段夺取了王位。言外之意，哈罗德从来都算不上是一个合法的英格兰国王。这一点在《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书中进行统计的参考点是爱德华国王在位时间（1065年），完全忽略了哈罗德的统治时期。哈罗德是一个背信弃义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和他的军队才遭到了诺曼人的武力惩罚。同样的主题还在那首拉丁诗歌《黑斯廷斯战役之歌》中再次出现，其中高潮之处是关于哈罗德葬礼的描写，他不是被自己的母亲葬在教堂旁边，而是被埋在了黑斯廷斯附近的悬崖之巅。55巴约挂毯也把哈罗德描绘成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我们看到他先是面对圣物发誓，接下来却坐在王位上接受加冕，不过，给他加冕的并非像一些英语文献上记载的那样是由约克主教埃尔德雷德主持的，而是斯蒂甘德——一个因兼管数座教堂、破坏教规而被历任教皇革出教门的人。既然哈罗德对王位的继承被认为是篡权，那么威廉征服英格兰就应当正当合法。巴约挂毯上描绘在哈罗德接受加冕礼时天上出现了哈雷彗星，这就预示着他的王位必被替代，这一点在其他一些史书中也有提及。因为在古代，彗星和其他一些天文现象被视为代表发生变化的先兆，并且往往带有政治方面的含义。比如，关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一些史料中，在描述十字军战士离开欧洲时，也提到出现了这样的天文现象。

虽然11世纪涌现出大量记载诺曼人活动的文献资料，但当时的英语资料中却鲜有内容提及发生在1066年的这些历史事件，以及这场征服事件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历史学家们熟悉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用英语写的，其中虽然记载了这段历史，不过从史料分析的角度来看，其内容简略，并且也是事后补上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D版本，主要是从北欧人的视角看待历史。据其记载，幸存下来的英格兰贵族和埃尔德雷德大主教向威廉一世投降后，这位新任的国王就在英格兰进行了征税，然后坐船回到诺曼底去了，留下奥多和威廉·费茨奥斯本共同掌管英格兰。而这两个人“在当地以及全国上下大兴土木、修建城堡，弄得老百姓苦不堪言。而在这种情况下，效果往往都适得其反，形势变得更为糟糕”。56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参考资料，是用拉丁文写成，它就是爱德华国王的王后伊迪丝请人写的《圣爱德华传》（Vita Edwardi）。《圣爱德华传》写于1065至1067年之间，书中把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定在巴特尔。伊迪丝在那一年失去了四个兄弟，他们不是死在巴特尔就是在斯坦福桥。但是，正如范·霍茨所提醒的那样，这部作品“只是暗示自己描述的是这场（黑斯廷斯）战役”。57此外，我们在整个死亡人员名单中也没有找到关于修道院的记录。范·霍茨对此的观点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沉默，或人们仅仅蜻蜓点水式地提到这些历史事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还没有从这场战役引起的巨大震惊和创伤中走出来。”当时的编年史家没有撰写或分析这方面的历史，是因为他们还不能这么做，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直到12世纪，那些在英格兰的编年史家才开始触及这段关于诺曼征服的历史，比如，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和亨廷登的亨利等人才开始了他们的历史创作。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它们宣扬的主题是：威廉和他的军队就是上帝派去惩罚罪孽深重的英格兰人。其中，马姆斯伯里记载大战前一天晚上，英格兰人还在“彻夜饮酒歌唱”；后面就更加露骨地批判英格兰贵族们的道德堕落。58此外，虽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当时在诺曼底的一个修道院写作，他也在作品中对这段历史的说教意义进行了阐释。不过，同时他也在书中批判了那些把自己的财富建立在百姓痛苦基础之上的人们，特别是对威廉在北方的暴力行径进行了谴责。59

因此，如上所述，1066年发生的英格兰征服事件对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在诺曼底和英格兰以外的史书中都有论述。威廉，作为一个公爵，成功地入侵另一个国家，并夺取了这个国家的王位，也因此在历史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而根据欧洲的文献资料显示，他的威名已经远播海外。为了更广泛地研究人们对这场征服事件的接受情况，范·霍茨还分析了来自德意志帝国、佛兰德、法国、意大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资料。60结果发现，我们前面所说到的一些主题也出现在这些史料之中，特别是关于哈罗德所扮演的背信弃义角色，以及神意思想的重要性。这些欧洲文献中也记载了征服活动中表现出的暴力程度。虽然一些欧洲历史学家也赞扬威廉和他的诺曼底军队所取得的军事成就，或他对教会所做的改革措施，但也有历史学家批判他这样做给人民带来了痛苦和灾难，其中就包括马格德堡城的弗鲁托尔夫（Frutolf of Magdeburg）。61除此之外，可能最有意思的史料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记载。威廉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都面临着外来侵扰的威胁，其中尤其是来自丹麦人的威胁。不过在经过了1069年的叛乱之后，丹麦人的威胁再也没能变成现实。但在1085年，丹麦人的威胁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以至于威廉似乎都做好了安排，准备对付驻扎在英格兰的丹麦雇佣军。事实上，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末日审判书》的勘察编撰工作才开始进行。当时的丹麦国王斯文·艾斯瑞斯森（Sven Estrithson）是哈拉尔德三世的亲戚，也是克努特的侄子，可能早已对英格兰垂涎三尺。坎特伯雷的阿尔诺斯（Aelnoth of Canterbury），是流亡丹麦的一名英格兰修士，大约在1112年左右开始对这段历史进行记载，他指出，斯文曾计划入侵英格兰，为哈拉尔德之死复仇。他还记载道，英格兰人在“诺曼人和法国人的暴政”统治下生活得水深火热，简直是民不聊生。62在这方面的所有作品中，可能吟游诗人索基尔·斯嘎拉森（Thorkill Skallason）写的诗歌是最为尖锐刻薄的。索基尔原本服务于瓦尔塞奥夫伯爵（Earl Waltheof），而这个伯爵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在1066年之后幸存下来的英格兰贵族之一，他娶了威廉公爵的侄女朱迪思（Judith）为妻。后来，即使像奥德里克等编年史家都记载道，是瓦尔塞奥夫伯爵自己把叛乱的消息透露给了威廉国王，但他还是因为被认为参与了1075年的那场叛乱而遭到处决。索基尔在诗歌中用了这样的词句：“英格兰的屠杀才开始/漫漫长夜何时休。”（it is true that killing in England / will be a long time ending）63后来英格兰的发展情形也的确印证了他的这个预言。

诺曼帝国

过去，从中世纪史权威哈斯金斯（Haskins）开始，就有历史学家提出历史上存在一个从苏格兰延伸到西西里岛的“诺曼世界”（Norman world）或“诺曼帝国”。64和这种说法相应的观点是认为诺曼人是一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民族，他们尤其喜欢在军事领域取得胜利：在建立诺曼底之后，诺曼人继续征战并在意大利南部殖民，他们征服西西里岛，征服英格兰，接着又把注意力投向了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通过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他们还建立了安条克公国注13。更为常见的情况是，“诺曼帝国”这种说法被用来指代包括诺曼底和英格兰的这片盎格鲁-诺曼领域。帝国论的主要支持者是约翰·勒帕图雷尔（John Le Patourel），他写的《诺曼帝国》（The Norman Empire）在1976年就出版了，并给后来的大部分讨论定下了基调。勒帕图雷尔认为诺曼人的扩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始于罗洛在塞纳河谷的殖民活动，但诺曼帝国是依靠英格兰和诺曼底之间的联系才建立起来的。因此，只有当英格兰和诺曼底都归属于同一个人统治时，诺曼帝国才可能成立。同样，亨利一世之死以及随后盎格鲁-诺曼领域在斯蒂芬和玛蒂尔达之间的内战中分裂，就意味着诺曼帝国走到了尽头。65诺曼帝国的存在被一些当代历史学家想当然地接受，根本就没有思考首先应当如何对它进行定义，结果造成这种说法极为泛滥，甚至是谬种流传。66出现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人们在编撰诺曼人历史时只是着眼于描述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征服”。然而，无论“诺曼人”还是“帝国”这些字眼，都没有一成不变的定义。其实正好相反，这些字眼的定义都是见仁见智、极富争议的。我们后面还将讨论成为诺曼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现在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关于帝国的定义。

最近戴维·贝茨为了研究诺曼帝国这个问题，把帝国这个概念纳入了更大的一个历史框架，让它可以跨越时间、不受朝代限制。他以勒帕图雷尔的作品以及他自己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作为研究起点，67得出的核心结论就是：一个帝国必须拥有一个“最终的唯一权威”（single ultimate source of authority）和一个中心地带——在本例中就是“征服者”威廉和诺曼底公国。据他分析，威廉征服英格兰以及随后的努力、他的儿子亨利一世以及曾孙亨利二世统治诺曼底、英格兰和逐渐扩大的盎格鲁-诺曼领域——这些事实加在一起，不应当被看成是在统治一个统一的王国，而应当把它们看成是隶属于一个更大政体的不同领土之间的组合。换句话说，国王在极不相同的众多领土上行使自己的统治霸权，但同时也会照顾到这些领土存在的个体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贝茨更倾向于采用“诺曼人的帝国”（empire of the Normans）这种说法。在贝茨看来，这个帝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联系纽带上，这反映在威廉赐给手下的财产、两岸的贸易来往，以及像修道院和教堂之间的人员交流之中。这些联系纽带的存在，使得这个帝国挺过了内战时期，特别是挺过了12世纪中叶，因为不同的机构和个人在海峡两岸都存在利益。这个帝国建立的关键因素是威廉本人、他行使权力的能力，以及诺曼底要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焦点和强大的中心城市，这样才可以统治其他领地。

研究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寻找证据，证明11至12世纪的人们，是通过发现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件和过去时代发生的事件之间所存在的联系来理解帝国的概念；其二，是研究中央机构行使权力的表现形式。1066年对英格兰的征服以及随后对这场征服的巩固行为都充斥着暴力，虽然学者们承认威廉对暴力的使用方式还是符合11世纪的社会规范，但肯定也有历史学家对他在某些场合使用暴力的激烈程度持有异议。比如奥德里克，虽然是在12世纪早期进行写作，但在1075—1085年期间，他是在英格兰的什罗普郡（Shropshire）长大的，因此对威廉对北方的镇压行径特别反感。在书中，虽然先前奥德里克还较为克制，没有对威廉的暴力行径直接进行批判，但后来他实在忍不住，开始严厉谴责威廉在这方面的暴行。因为在掠夺北方的过程中，暴力行径如此残酷、如此极端，以至于奥德里克觉得找不出任何理由或借口可以为其开脱，只能“交由上帝来审判威廉的暴行”。68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也以这样的文字来描绘北方沦为一片废墟的情景：

这些城市曾经如此有名，大楼的塔尖高耸入云，田野里牧草青青、羊肥马壮，有江河之水源源不断地进行灌溉。但如今面对战后的情景，如果是陌生人，会忍不住仰天长叹；如果是幸免于难的当地人，则根本认不出它们原来的样子了。69

当时约克郡的大部分地区在《末日审判书》中被形容为“一片荒芜”，其实这可能只是说那些土地不能带来收益，因此不值得再去耕种。70伊夫舍姆（Evesham）的编年史家记载道很多难民忍饥挨饿，成群结队地来到他所住的修道院。71但据奥德里克记载，就是在这样一片狼藉的背景下，威廉让人去取来自己的皇家服饰，然后戴着王冠坐在约克大教堂的废墟之上。正如安·威廉斯（Ann Williams）指出的那样，威廉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们清楚无误地明白：谁才是英格兰的国王。72从那以后，从1066年事件中幸存下来的英格兰伯爵就被诺曼人取代了。这被贝茨用社会学的语言概括为“硬权力”（hard power）——因为它是直接的、可以看得见的，是一种“不需要取得别人同意就可以直接行使的权力”。73诺曼人在建立帝国和行使权威的过程中，还通过一种“软权力”（soft power）的方式向人们宣扬什么才是高贵的上流生活。在这一点上，诺曼人除了带来饮食习惯和宫廷礼仪方面的改变之外，他们还在修建教堂时加上新的形式或补充新的礼拜仪式。从这个意义上看，威廉是把宗教活动改成了国王行使权力的方式，比如规定在圣诞节、复活节和圣灵降临节（Pentecost）上要戴上庆祝专用的王冠；或者，在这些场合举行诸如“进堂咏”（Laudes regiae）等圣餐仪式时要唱节日歌曲……以上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软权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其目的是要创建一种社会文化环境，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和认可硬权力（实施暴力）。74

和过去时代建立联系以及关于帝国的概念，在史书编撰和建筑元素两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中世纪的作家们显然从对罗马的了解以及阅读古典作品的过程之中，形成了自己关于“帝国”的概念。像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这样的历史学家， 还对比德注14了解得较为深入，他们详细地阐述了英格兰和罗马之间的紧密联系，特别是介绍了在诺曼入侵之前，英格兰教会和罗马教会之间的密切关系。威廉和亨廷登的亨利都在作品中记载了大量的地理细节，内容涉及英格兰自古罗马时代就遭受的各种入侵情况。在他们的作品中，诺曼人被描述成是上帝遣来的最后一批人群，要对英格兰人过去所造的罪孽进行惩罚。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那样，“上帝之怒”（divine anger）是人们为了将1066年以来的历史事件合理化而找出的原因之一。在把威廉和尤里乌斯·恺撒进行比较的时候，普瓦捷的威廉详细地阐述了“征服者”威廉和罗马之间的联系。诺曼人在1069—1070年“掠夺北方”之后，挥师南下，踏上归途。但他们在柴郡（Cheshire）和什罗普郡艰难跋涉的时候，士兵们不禁满腹牢骚，抱怨地形不好、天气糟糕、伙食太差、敌人狡猾，这时只有威廉自己“保持着一种堪比恺撒大帝的平静姿态”。75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威廉的此类描述并不仅限于一篇英语文献。此外，在描写诺曼底的时候，人们也找出了诺曼人和罗马帝国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这方面特别明显的例子是：范·霍茨最近在研究鲁昂的斯蒂芬（stephen of Rouen）和一位不知名作家写的两首诗歌时，发现人们把鲁昂比作罗马，或干脆把诺曼底公国的这个首都当成一个新的罗马。76

征服英格兰之后的建筑发展情况也显示出诺曼人具有了帝国的观念。比如，征服事件之后，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初修建的一些城堡，就折射出了这一特征。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的城堡建在克劳迪厄斯修道院（the temple of Claudius）附近，其中就使用罗马的建筑材料并借鉴了罗马的修建方法。诺曼征服发生之前献给圣海伦娜（St Helena）的小教堂也能体现这一特征，圣海伦娜一说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但也有人认为她是科尔切斯特的创建者、传奇国王科尔［库诺贝林（Cunobelin）］的女儿。威廉在伦敦的城堡主楼——白塔，就位于罗马城墙的拐角里面。在这片新到手的领土边境，威廉宣布把自己的亲密谋臣威廉·费茨奥斯本任命为赫里福德伯爵（earl of Hereford）。后来，费茨奥斯本凭借自己的伯爵身份，在切普斯托修建了一座城堡（但根据某些推算的城堡日期来判断，实际上应当是国王下令修建的），它的大楼就建在原罗马建筑遗址上，并装饰有精细的雕刻图案。77但我们不应当只把目光看向罗马，也应当关注诺曼底本身以及欧洲的其他地方。就建筑而言，在征服事件之后，诺曼贵族们就把卡昂出产的大量石料运进英格兰，因为这是一种较软的奶油色石灰石，易于雕刻。这种石料大量地用于装饰城堡和教堂的表面，并用在窗户、门口周围以及廊柱之上雕刻精细的图案细节。当时，这种石料显然价格十分昂贵，因为人们只能从遥远的地方将其运进英格兰。用来修建城堡和教堂的这种风格也类似于北欧其他地方的建筑传统，比如卡洛林风格以及奥托风格，而这两种风格都体现了帝国的观念。所以，就我们所看到的而言，诺曼征服之后的这些建筑直接反映了诺曼人与过去及当前的帝国概念之间所存在的一种联系纽带。

图2-7　科尔切斯特城堡。11世纪它建于了克劳迪厄斯的罗马基督教堂遗址之上。©迈克尔·宾特利（Michael Bintley）

图2-8　始建于11世纪的切普斯托城堡的大堂外部。

从我们对上述材料所做的这些分析来看，诺曼人显然具有了与帝国相关的一些概念。但这并不是说，比如像那些研究罗马帝国或大英帝国并进行这方面创作的学者们，也必然会持这样的观点。此外，并不仅仅只有诺曼人才会从罗马的历史中借鉴想法。如上所述，在英语史料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很强的写作趋势，要把英格兰人和罗马联系起来。在其他的中世纪社会，特别是查理曼统治之下卡洛林时代的法兰克，或者奥托时代的德意志，国王采用皇帝的称号是出于各种原因，其中包括要加强统治者和教皇之间的联系，或者给新王朝寻找存在的合法性。贝茨强调在创建一个盎格鲁-诺曼现实世界的时候，征服者的个人素质以及诺曼底的中心地位具有重要作用，这种观点当然正确。但在威廉死后，贝茨关于帝国的定义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适用，却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不过，这个帝国是建立在行使暴力的基础之上，虽然这有时是赤裸裸的表现，有时则是采取较为隐蔽的方式，但从来都没有远离暴力的本质。此外，它的领土只限于英吉利海峡的两岸。任何可能存在的诺曼人帝国都绝不会包括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夺得的土地，也不会包括自11世纪90年代之后在圣地建立的安条克公国。说到这些地区的诺曼人，我们应当使用“大移居”这种说法，并且尽量考察其中诺曼人经历的差异所在，而不仅仅是相同之处。因为他们背井离乡的原因各异，社会地位也不显赫，并且显然在意大利南部这个例子中，诺曼人占领这个地方并非出于事先的军事安排。我们在下一章将继续关注诺曼人的这种“大移居”现象。

注释

1 The most recent biography of William is that by M. Hagger, William: King and Conqueror （London: I. B. Tauris, 2012）. For contrasting views see D. Bates, William the Conqueror （Stroud: Tempus, 1989） and D. C. Douglas, William the Conqueror: the Norman Impact upon England, rev. ed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Wace, Roman de Rou, p. 123. William’s mother was actually the daughter of an undertaker with connections to the ducal court and was called Herleva. See E. van Houts, ‘The Origins of Herleva, Mother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1 （1986）, pp. 399–404.

3 Gesta Normannorum ducum, vol. 2, pp. 124–5

4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4, pp. 106–7

5 Regesta regum Anglo-Normannorum: the Acta of William I （1066 – 1087）, ed. D. Bat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no. 232 and discussed in D. Bates, The Normans and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7.

6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vol. 1, p. 509.

7 For the problems and processes of ducal succession see G. Garnett, ‘“Ducal” Succession in Early Normandy’, in Law and Government in Medieval England and Normandy: Essays in Honour of Sir James Holt, ed. G. Garnett and J. Hud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0–111.

8 See for example J. Yver, ‘Les chateaux forts en Normandie jusqu’au milieu du XIIe siècl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Antiquaires de Normandie 53 （1955）, 28–121; Bauduin, La première Normandie, passim.

9 Douglas, William the Conqueror, pp. 53–80.

10 D. Bates, ‘The Conqueror’s Adolescence’, Anglo-Norman Studies 25 （2003）, pp. 1–18; M. Hagger ‘How the West was Won: the Norman Dukes and the Cotentin, c. 987–1087’,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38 （2012）, pp. 20–55.

11 For vicomtes see M. Hagger, ‘The Norman Vicomte, c. 1035–1135: What did he do?’, Anglo-Norman Studies, 29 （2007）, pp. 65–83.

12 Bauduin, La première Normandie, pp. 178–85; Gesta Normannorum ducum, vol. 2, pp. 22–9, 100–3.

13 Bates, ‘Conqueror’s Adolescence’, p. 3.

14 Searle, Predatory Kinship, pp. 156, 198.

15 Hagger, ‘How the West was Won’, pp. 37–40.

16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accounts see L. V. Hicks, ‘Coming and Going: the Use of Outdoor Space in Norman and Anglo-Norman Chronicles’, Anglo-Norman Studies 32 （2010）, pp. 40–56 （pp. 49–52）.

17 William of Poitiers, Gesta Guillelmi, pp. 24–25; L. V. Hicks, ‘The Concept of the Frontier in Norman Chronicle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in Norman Expansion: Connections, Continuities, and Contrasts, ed. K. Stringer and A. Jotischky （Farnham: Ashgate, 2013）, pp. 143–64 （pp. 153–4）.

18 For the Truce of God see D. Barthélemy, ‘The Peace of God and Bishops at War in the Gallic Lands from the Late Tenth to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Anglo-Norman Studies 32 （2010） pp. 1–24. For Normandy in particular, M. de Boüard, ‘Sur les origines de la trêve de Dieu en Normandie’, Annales de Normandie 9 （1958）, pp. 169–89; Bates, Normandy before 1066, pp. 163–4.

19 William of Poitiers, Gesta Guillelmi, pp. 80–1, 96–7.

20 G. Fellows-Jensen, ‘Les relations entre la Normandie et les colonies Scandinaves’, in Les fondations scandinaves en Occident et les débuts du duché de Normandie, ed. P. Bauduin （Caen: Publications de CRAHM, 2005）, pp. 225–39.

21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1 500–1042, ed. Dorothy Whitelock, 2nd edn （London: Eyre Methuen, 1979）, no. 230. See also L. Abrams, ‘England, Normandy and Scandinavia’ in A Companion to the Anglo-Norman World, ed. C. Harper-Bill and E. van Houts （Woodbridge: Boydell, 2002）, pp. 43–62, （p. 45）.

22 Ӕthelred’s invasion was recorded by William of Jumièges in the Gesta Normannorum ducum, vol. 2, pp. 10–15.

23 Rodolfus Glaber, Historiarum libri quinque, ed. J. Fran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p. 54–7. See also S. Keynes, ‘The Æthelings in Normandy’, Anglo-Norman Studies 13 （1991）, pp. 173–205 （p. 182）. Rodolfus Glaber was writing in Burgundy in c. 1030.

24 M. Fauroux, Recueil des actes des ducs de Normandie （911–1066）, MSAN, 36 （Caen: Caron, 1961）, nos 69 and 76.

25 Gesta Normannorum ducumm, vol. 2, pp. 76–7; E. van Houts,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Normandy and England According to the Gesta Normannorum Ducum’ , in E. van Houts, History and Family Traditions in England and on the Continent （Aldershot: Ashgate, 1999）, essay v. See also Keynes, ‘The Æthelings in Normandy’.

26 For the Godwine family see F. Barlow, The Godwins: The Rise and Fall of a Noble Dynasty （Harlow: Longman, 2002）; E. Mason, The House of Godwine: The History of a Dynasty （London: Hambledon, 2004）.

27 C. P. Lewis, ‘The Normans in England’, Anglo-Norman Studies 17 （1994）, pp. 123–44.

28 E. van Houts, ‘Edward and Normandy’, in Edward the Confessor: the Man and the Legend, ed. R. Mortimer （Woodbridge: Boydell, 2007）, pp. 63–76; Hagger, William, p. 34.

29 For detailed discussion on late Saxon succession see A. Williams, ‘Some Notes and Considerations on Problems Connected with the English Royal Succession, 860–1066’, Anglo-Norman Studies 1 （1979）, pp. 144–67.

30 Anglo-Saxon Chronicle, trans. Swanton, D version, p. 176.

31 The Life of King Edward who Rests at Westminster, ed. F. Barlow, 2nd ed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 123.

32 This argument is explained fully in G. Garnett, Conquered England: Kingship, Succession, and Tenure, 1066–116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 1. An introduction to the argument can be found in G. Garnett, The Norman Conquest: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s 1 and 2.

33 S. Vaughn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Alexander II was a student of Lanfranc’s at the abbey of Bec, though this is by no means conclusive: Anselm of Canterbury and Robert of Meulan: the Innocence of the Dove and the Wisdom of the Serpen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33.

34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2: 1042–1189, ed. D. C. Douglas, 2nd edn （London: Eyre Methuen, 1981）, no. 99.

35 S.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and the Succession Question’, in Edward the Confessor: the Man and the Legend, ed. R. Mortimer （Woodbridge: Boydell, 2007）, pp. 77–118; B. Golding,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the Normans in Britain, 1066-1100, 2nd edn （Basingstoke: Palgrave, 2013）, pp. 15–24.

36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p. 92.

37 Ibid., pp. 91–2.

38 William of Poitiers, Gesta Guillelmi, pp. 100–1.

39 J. Gillingham, ‘William the Bastard at War’, in Studies in Medieval History Presented to R. Allen Brown, ed. C. Harper-Bill et al. （Woodbridge: Boydell, 1989）, pp. 141–58 （p. 141）.

40 For preparation see C. Gilmor, ‘Naval Logistics of the Cross-Channel Operation, 1066’, Anglo-Norman Studies 7 （1985）, pp. 105–31.

41 E. van Houts, ‘The Ship List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Anglo-Norman Studies 10 （1988）, pp. 159–83.

42 Not all historians accept this. See C. Morton, ‘Pope Alexander II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Latomus 34 （1975）, pp. 362–82.

43 To provide another account here seems redundant, but my editor insists that no book on the Normans is complete without a description of archers, trumpets, feigned flights and arrows in eyes.

44 Several of these papers are reprinted in The Battle of Hastings, ed. S. Morillo （Woodbridge: Boydell, 1996）, including R. Glover, ‘English Warfare in 1066’, pp. 173–88; B. Bachrach, ‘The Feigned Retreat at Hastings’, pp. 189–93; R. A. Brown, ‘The Battle of Hastings’, pp. 194–218; S. Morillo, ‘Hastings: an Unusual Battle’, pp. 219–27. The most recent and detailed account is M. K. Lawson, The Battle of Hastings 1066 （Stroud: Tempus, 2003）.

45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 pp. 172–3; Anglo-Saxon Chronicle, trans. Swanton, D version. p. 199.

46 M. Bintley, Trees in the Religions of Early Medieval England （Woodbridge: Boydell, 2015）, p. 78.

47 William of Poitiers, Gesta Guillelmi, p. 128–9.

48 Quote from Henry of Huntingdon: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45. See also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vol. 1, pp. 454–5.

49 The Carmen de Hastingae Proelio of Guy Bishop of Amiens, ed. And trans. F. Barlo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9）, pp. 32–3.

50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vol. 1, pp. 456–7.

51 M. Foys, ‘Pulling the Arrow Out: The Legend of Harold’s Death and the Bayeux Tapestry’, in The Bayeux Tapestry: New Interpretations, ed. M. Foys, K. Overby and D. Terkla （Woodbridge: Boydell, 2009）, pp. 158–75.

52 William of Poitiers, Gesta Guillelmi, pp. 128–9;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vol. 1, pp. 454–5; Carmen, pp. 24–5; Wace,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 181.

53 Eadmer, History of Recent Events in England, trans. G. Bosanquet （London: Cresset Press, 1964）, p. 9.

54 The Letters of Lanfranc,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ed. and trans. H. Clover and M. Gibs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no. 53.

55 Carmen, pp. 34–5.

56 Anglo-Saxon Chronicle, trans. Swanton, D version, p. 200.

57 E. van Houts, Memory and Gender in Medieval Europe 900–1200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p. 129.

58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vol. 1, pp. 452–55, 456–61.

59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 pp. 232–3, 266–7.

60 E. van Houts, ‘The Norman Conquest through European Eye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10 （1995）, pp. 832–53.

61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38.

62 Cited in van Houts, ‘The Norman Conquest’, p. 837.

63 See discussion in van Houts, ‘The Norman Conquest’, pp. 835–6.

64 Bates, Normans and Empire, p. 2 notes that Haskins was almost certainly the first to use the term.

65 J. Le Patourel, The Norm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6）, pp. 89–117.

66 N. J. Sykes, i>The Norman Conquest: A Zo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Archaeopress, 2007）, p. 1; M. Sartore, ‘Eleventh- and Twelfth-Century Similarities in the Norman Influence, Contact and “Conquests” of Sicily, Southern Italy and England’, Al-Masaq 25 （2013）, pp. 184–203.

67 D. Bates, ‘Normandy and England After 1066’,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4 （1989）, pp. 851–80.

68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 pp. 232–3.

69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vol. 1, pp. 462–5. See also his Gesta pontificum, vol. 1, pp. 324–5.

70 D. M. Palliser, ‘Domesday Book and the “Harrying of the North”’, Northern History 29 （1993）, pp. 1–23.

71 Thomas of Marlborough, History of the Abbey of Evesham, ed. and trans. J. Sayers and L. Watkis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3）, pp.166–7.

72 A. Williams, The English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Woodbridge: Boydell, 1995）, p. 38.

73 Bates, Normans and Empire, p. 4

74 H. E. J. Cowdrey, ‘The Anglo-Norman Laudes Regiae’, Viator 12 （1981）, pp. 37–78; M. Hare, ‘Kings, Crowns and Festivals: the Origins of Gloucester as a Royal Ceremonial Centre’, Transactions of the Bristol and Gloucester Archaeological Society 115 （1997）, pp. 41–78; J. Nelson, ‘The Rites of the Conqueror’, Anglo-Norman Studies 4 （1982）, pp. 117–32.

75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 pp. 234–5.

76 E. van Houts, ‘Rouen as Another Rom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Rouen, 911–1300, ed. L. V. Hicks and E. Brenner （Turnhout: Brepols, 2013）, pp. 101–24.

77 Chepstow Castle: Its History and Buildings, ed. R. Turner and A. Johnson （Almeley: Logaston, 2006）.

第三章　地中海的诺曼人

蒙特卡西诺的阿马塔斯在11世纪80年代进行历史创作时，指出诺曼人是在11世纪早期离开诺曼底，然后移居到世界的其他地方。

放弃眼前的小利是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些诺曼人当时怀着这样的想法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但他们没有像许多其他人那样，周游世界，为别人服务；而是像古代的勇士一样，渴望征服世界，把别人都踩在自己的脚下。于是，他们拿起武器，打破和平格局，创建了一支由步兵和骑士组成的大军。1

当然，阿马塔斯能够这样写，也只是得益于事后写作的优势，因为当时诺曼人不仅统治了意大利南方的部分地区和西西里岛，而且还征服了英格兰。历史虽然证明诺曼人的确不愧于享有自己的名声，但也没有完全按照阿马塔斯的描述发展下去。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的名声也出现在12世纪编年史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作品里面。据他记载，“征服者”威廉常常用罗伯特·吉斯卡尔的事迹来鞭策自己，决心一定要建立起诺曼人的统治，“他说吉斯卡尔的地位比自己低贱得多，因此如果自己表现得没有他那样勇敢，简直让人羞耻”。2关于英格兰征服，后来历史上涌现出大量作品，试图解释威廉为何以及如何能在战场上杀死哈罗德并夺取英格兰王位。同样，诺曼人在地中海的活动，特别是他们征服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事迹，也给众多的历史学家提供了写作素材。在这方面，有三本单独的历史著作流传下来，它们是从诺曼人的角度来描述这段历史，或者说这些书中的历史就是写给诺曼人看的，其作者分别是蒙特卡西诺的阿马塔斯、杰弗里·马拉特拉以及阿普利亚的威廉。

不过，诺曼人占领英格兰和占领意大利南部分别是两个历史事件，在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差别，尤其是其中涉及的人物地位完全不一样，这一点可以参考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对威廉公爵和罗伯特·吉斯卡尔所进行的对比。此外，1066年入侵英格兰是诺曼底公爵自己发起的军事行动；而在意大利南部殖民则只是更广泛的贵族大移居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移居的诺曼人只是希望在社会中找到自身角色和地位。3本章重点关注的是欧特维尔家族。虽然这个家族成员只是迁移出来的诺曼人中的一小群而已，但只有像罗伯特·吉斯卡尔和罗杰这样的诺曼人，才能够利用各个派系之间的争斗和分裂以达到掌控书写历史权力的目的。杰弗里·马拉特拉通过描写这些诺曼人抛在身后的家乡环境，来暗示他们创造的这个朝代起点卑微：

在那个地方（诺曼底），有一个城镇库唐斯，附近有一个叫作欧特维尔的庄园。我们猜想这个庄园名字之所以包含“高”（haute）的意思，不是因为它位于坡顶一个显眼的地方，而是因为这象征了将要继承它的人会取得丰功伟绩。4

这些来自于诺曼底一个偏远地方的诺曼人以及他们的子孙们，将继续前进， 并建立阿普利亚公国注15、 西西里王国注16以及安条克公国。然而直到12世纪中期，克莱沃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这位伟大的西多会修道院院长，仍然轻蔑地将国王罗杰（罗伯特·吉斯卡尔的侄子）称为“暴发户”（upstart，原意为自命不凡的家伙）。5我们猜想这种侮辱性的称呼其实有双重意思，不仅说明了罗杰王位的来历情况，也代表他的祖先出身卑微。

征服意大利南部

对意大利南部的征服与对英格兰的征服常常被人相提并论，并在写作中用“诺曼人扩张”这样的字眼加以描述。但使用相同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两个历史事件其实是不正确的。“征服者”威廉领导之下的英格兰征服是一场有计划的、独立的历史事件，其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夺取英格兰的王位。我们在第二章曾指出，威廉获得了广泛的外交拥护和教皇的支持，说服手下跟着他一起，踏上了危险重重的渡海征服之旅。但征服意大利南部则用了好几十年的时间，没有一个唯一的领袖。此外，更重要的是缺乏一个得到认可并执行的总体计划，可以作为行动纲领、领导诺曼人征服这片区域。并且在殖民的早期阶段，也没有迹象表明欧特维尔家族就会脱颖而出。这些诺曼人，事实上还包括从法兰克其他地方来的寻宝之人，组成的是一个个松散的群体，主要是为各个争权夺利的派系服务，而派系纷争正是当时梅索兹阿诺（Mezzogiorno）一地的政治特色。6欧特维尔家族实际上不是第一批来到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在这方面，虽然史料中不能完全确定，但仍有迹象表明：诺曼人和意大利南部之间的接触在10世纪与11世纪之交就开始了，因为那时踏上返程之路的诺曼朝圣者变成了伦巴第王公的雇佣军。

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原因就在于中世纪早期这一地区的政治格局极不稳定，并且派系林立。在9至10世纪早期，当斯堪的纳维亚人来侵袭的时候，诺曼底的居民主要是法兰克人，但与此不同的是，意大利南部的人口由不同的种族、政治和宗教团体组成。我们可以认为意大利和罗马帝国的历史有根深蒂固的联系，但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却在文化上和语言上都保持着鲜明的希腊传统。在西方的罗马帝国垮台之后，这些地方变成了拜占庭帝国的组成部分，接受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而拜占庭帝国认为自己就是位于东方的真正的罗马王朝。意大利西部的沿海地区，被称为坎帕尼亚（Campania），由伦巴第人的后裔统治，他们从568年——罗马帝国垮台后就来到了这一地区。7这一地区后来进一步分裂为三个公国，分别以贝内文托（Benevento）、卡普亚（Capua）和萨勒诺（Salerno）为中心。此外意大利还有那不勒斯公国和许多城邦政权。于是在这些争权夺利的贵族之中，诺曼人找到了自己的雇主和盟友。8但西西里岛情况就不一样，它从827年开始就被阿拉伯人征服，然后一直处于伊斯兰政权统治之下。意大利的各个地区本身内部差异就很大，再加上宗教、民族和语言等因素就更不统一了。西西里岛当时可能是接受伊斯兰政权统治，但岛上很多人口说的是希腊语，他们皈依东正教会或是追随忠于罗马的拉丁基督徒。所有这一切在意大利形成了一个脆弱的社会混合体，而诺曼人的到来可以帮助那些最初只是对拜占庭统治心存不满的人们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

但关于诺曼人和意大利南部居民之间接触的历史是一笔糊涂账。据书面材料记载，诺曼人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来到意大利的。比如，杰弗里·马拉特拉认为，贫穷以及对土地的需求是诺曼人迁移的主要原因。根据蒙特卡西诺的阿马塔斯和阿普利亚的威廉的看法，诺曼人和伦巴第人最初是在朝圣中开始接触的。阿马塔斯记载了极有可能发生于公元1000年左右的一个事件。大约有40名朝圣者一同从耶路撒冷返回，途经萨勒诺，在那儿他们主动帮助夬玛亲王（Prince Guaimar）打退了一群穆斯林的袭击。这些诺曼人如此厉害，以至于夬玛央求他们留下来。虽然这群诺曼人拒绝了他的请求，但他们把贵重的礼物带回了家，其中包括柑橘、坚果、紫色布料和各种各样的马具，以此鼓励他们的同胞们南下意大利。9阿普利亚的威廉对此的讲述只是细节不同。 他记载这群诺曼人朝拜的地方是在加尔加诺（Gargano）的大天使米迦勒注17的圣祠。在那儿，他们被一个叫作梅洛（Melus）的伦巴第人雇用，去和希腊人打仗。10据载，这场战斗发生在1017年，但当时诺曼人应当已经到其他地方打仗去了。11在这个版本中，这些诺曼人也是先回家去了，但后来带着帮手又回到了意大利。朝圣显然很有说服力，可以解释11世纪早期诺曼人在意大利半岛出现的原因。虽然诺曼人后来在那儿成为了雇佣军，但根据格雷厄姆·劳德（Grahan Loud）的观点，史书中对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可能渲染过度，有点言过其实。12鉴于自10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对耶路撒冷的兴趣大增，以及在加尔加诺出现了大天使米迦勒的圣祠，而大天使米迦勒是诺曼人尤其崇拜的对象，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就让诺曼人在意大利的出现显得合情合理了。13

虽然朝圣是一个吸引因素，能够把诺曼人引到了意大利南部，但也有一些诺曼人是被迫背井离乡，或者像坦克雷德（Tancred）的儿子们一样，是怀着寻找财富的梦想出去的。在这方面，坦克雷德家的兄弟们的例子是很有启发性的。欧特维尔家族的族长是坦克雷德，一个中等贵族，拥有的土地不是很多。在描写他的身世时，杰弗里·马拉特拉由于具有事后写作的优势，同时也为了讨好自己苛刻的赞助人，在作品中竟然说他出身“显赫”。虽然坦克雷德的儿子们的确干出了一番大事业，但这主要是由于时势造英雄，而不是由于他们出身的政治背景高贵。当时坦克雷德拥有一个大家族：他和第一个妻子穆瑞娜（Muriella）生了五个儿子：威廉、德罗戈（Drogo）、汉弗莱（Humphrey）、杰弗里和塞洛，又和第二个妻子福瑞森达（Fresenda）至少生了七个儿子，包括罗伯特·吉斯卡尔、罗杰和一个女儿，也叫福瑞森达，后来嫁给了卡普亚的约尔丹（Jordan of Capua）。但是坦克雷德的封地很少。由于在11世纪早期，分割继承制（partible inheritance）是社会习俗，于是马拉特拉告诉我们，坦克雷德家的兄弟们决定他们中的一些人必须离开诺曼底，到其他地方去寻求财富，这样才能避免出现家产被分割到不够养活一家人的状况。14

这次流亡的过程值得我们花费一点笔墨进行探讨，因为它能够说明从理查二世公爵统治时期开始，一些诺曼人迁移到意大利南部只是出于无奈，属于一种权宜之计，这样才能突出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事件并非一场事先就规划好了的行为。流亡在外，其实是一种惩罚，要么是诺曼底公爵为了排挤不安定分子，要么是人们为了躲避进一步的惩罚而自愿做出的选择。换言之，流亡是人们由于害怕权威而选择逃跑的一种自愿的或被迫的过程。勃艮第的编年史家鲁道夫斯·格拉贝（Rodolfus Glaber）是在11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进行写作的，他给出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据他记载，由于理查二世公爵雷霆大怒，诺曼人罗杜尔弗（Rodulf）只得选择逃跑。结果他一直跑到了罗马，被本笃八世教皇雇用，参加了对希腊人的战争。15而奥德里克给出的是休·比内尔（Hugh Bunel）的例子，此人谋杀了贝莱姆（Bellême）臭名昭著的玛贝尔（Mabel），因为后者夺取了他的土地，而后在公爵派人抓他之前就逃跑了。16同这两个例子中的描述不同，威廉公爵在其他一些流亡事件中发挥了更主动的作用，特别是在1058年，他剥夺了埃绍富的阿诺德（Arnold of Echauffour）和格兰德梅什尼尔的于格（Hugh of Grandmesnil）两人的继承权，迫使他们暂时流亡在外。

关于这些流亡的绝大多数信息，是由12世纪的编年史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在他的两部作品中给我们提供的。其中一本是对瑞米耶日的威廉写的《诺曼公爵的事迹》进行的补充，另一本就是《宗教史》。这些流亡事件之中，一些是和圣·埃弗雷特修道院紧密相关。尤安·约翰逊指出，奥德里克之所以要把这些故事写进自己的书里，是因为他想“尽力解释”自己所在的修道院以及整个诺曼底公国的“过去和现在”，而这些故事是其中的重要内容。17阿诺德和于格都是创建圣·埃弗雷特修道院社区的家族中的成员。更让现代人惊奇的是，他们的亲戚罗伯特是圣·埃弗雷特修道院的院长，也逃离了诺曼底，同时还带走了一群修士和他的两个妹妹：朱迪思和埃玛。对一些人来说，逃亡只是一种暂时的选择，因此总有这样的可能性，只要政治局面稍有好转，他们就会回到自己的家乡。比如，阿诺德和于格就属于这种情况。但与他们不同的是，罗伯特院长一直都没有再回到诺曼底。即使后来在1077年，他和威廉的关系都已经和解，罗伯特也没有回去。不过在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位于卡拉布里亚的圣欧费米娅（Sant’Eufemia）的一座新建修道院的院长了，而他的妹妹朱迪思已经嫁给了罗杰伯爵。前面提到的休·比内尔则在意大利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耶路撒冷。在那儿，奥德里克告诉我们，他成了十字军战士的翻译人员。18不过就像约翰逊记载的那样，流亡对一些人则意味着失去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诺曼底了。19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情形就和坦克雷德的儿子们类似，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但却可以获得任何东西，于是他们就在意大利半岛上成了家，置了地。

在此有必要强调的是：前文曾经指出，第一批来到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主要是靠服务于伦巴第王公们以及教皇，从而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就意味着他们不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实际上，诺曼人由于在不同的雇主手下当差，有时甚至会和自己人打仗。比如，伦巴第王公们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时，热衷于雇佣诺曼人作战。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的第一个基地位于阿韦尔萨（Aversa），是在雷努夫（Rainulf）领导下建立的。据阿马塔斯记载，1030年，在和卡普亚的潘道夫四世（Pandulf IV of Capua）发生冲突之后，那不勒斯公爵瑟吉厄斯（Sergius）把这座城镇赐给了雷努夫，并且雷努夫还娶了瑟吉厄斯的妹妹。但在她死后，雷努夫却跟瑟吉厄斯翻了脸，转而支持潘道夫四世。我们找不出关于雷努夫的详细资料，但他可能是流亡在外的诺曼人吉尔伯特·布阿特勒（Gilbert Buatère）的兄弟。20雷努夫还帮助萨勒诺亲王夬玛夺取了索伦托（Sorrento）。但是，正如格雷厄姆·劳德指出的那样，其他的一些诺曼人却惹出了麻烦。当时，潘道夫四世已经把一些诺曼人安置在一片属于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土地上，但这些诺曼人在那儿进行掠夺，损害了当地的经济利益。21于是夬玛利用拜占庭帝国要求征兵去西西里岛参战的机会剪除异己，把300名诺曼人打发走了，其中包括“铁臂”威廉（William Iron Arm）和欧特维尔的德罗戈。22

但就是在这段时间前后，即公元11世纪30年代，坦克雷德家年龄稍大些的儿子们已经开始在意大利半岛崭露头角。当年，这些欧特维尔的弟兄们选择来的地方就是意大利南部的阿普利亚。“铁臂”威廉和德罗戈是这批兄弟中最先到达这里的，他们先是为卡普亚王公服务，后来给萨勒诺亲王夬玛当差。在这些过程中，他们都表现良好。诺曼人对意大利土地的占领是缓慢而零散的，但在11世纪40年代之后，这个过程就加速了。后来，诺曼人越来越强大，逐渐可以自己挑选服务的主子，其中尤以“铁臂”威廉和阿韦尔萨的雷努夫为典型代表。据阿马塔斯记载，在1043年，雷努夫领导诺曼人完成对阿普利亚的征战之后，他们曾计划瓜分领土：

不过在瓜分（领土）之前，他们先小心翼翼地把夺取的一部分土地孝敬给雷努夫伯爵……夺取的土地中剩下的那部分，以及计划要夺取的那些土地，则被这群诺曼人本着友善、和平与和谐的原则进行了分配。以这种方式，威廉得到了阿斯科利（Ascoli）；德罗戈得到了韦诺萨（Venosa）；阿诺林（Arnolin）得到了拉韦洛（Lavello）；休图巴乌（Hugh Toutebove）得到了莫诺波利（Monopoli）；罗杜尔弗得到了卡纳（Canne）；瓦尔特［Walter，阿米克斯（Amicus）之子］得到了奇维塔特（Civitate）；彼得（阿米克斯之子）得到了特拉尼（Trani）；罗杜尔弗［贝倍那（Bebena）之子］得到了圣阿尔坎杰洛（Sant’Arcangelo）；特里斯坦（Tristan）得到了蒙特佩洛索（Montepeloso）；赫维（Hervey）得到了格鲁蒙特（Grumento）；阿斯克乐廷（Asclettin）得到了阿切伦扎（Acerenza）；瑞恩弗罗伊（Rainfroi）得到了马拉滨（Malarbine）。23

虽然阿马塔斯所列出的这些地方在瓜分时并非都在这群诺曼人手中，但在11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为了掠夺新的领地和巩固已有地盘，诺曼人的确更频繁地发起战争，他们把战场纵深推进，向北已经进入伦巴第公国，向南则触及卡拉布里亚。这段时期，诺曼人的渗入给这些区域带来了巨大变化。虽然直到此时，诺曼人作为个体主要还是给伦巴第王公服务，但还是有新的诺曼人不断到来，加入他们在这儿已经争得一席之地的亲戚和同胞。据杰弗里·马拉特拉记载，留在欧特维尔的年轻人听说兄长们在意大利“通过英勇的行为已经取得了荣誉和统治地位”，24不禁心痒难耐，于是他们一旦年龄足够大，也会启程到意大利南部去，其中就包括罗伯特·吉斯卡尔，他在大约公元1046年或1047年到达那儿，此外还有罗杰。

但那时的诺曼人还是不团结。鉴于这样的背景，阿马塔斯上面那份瓜分土地的名单就值得我们研究了。这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份名单不仅说明威廉和欧特维尔的德罗戈已经出人头地，同样崭露头角的还有瓦尔特和彼得兄弟，他们都是阿米克斯的儿子，并逐渐成长为势力日渐庞大的欧特维尔家族内部势均力敌的对手。比如，在威廉死后，他们就挑战德罗戈对威廉领地的继承权。其次，欧特维尔家族人员众多，这也仍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汉弗莱死后，罗伯特·吉斯卡尔就剥夺了汉弗莱的儿子阿伯拉尔（Abelard）的继承权。于是阿伯拉尔等到年龄稍长，就联合瓦尔特的儿子阿米克斯，誓要重新夺回父亲遗留给自己的财产。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那时的亲戚关系绝对不能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忠诚。

阿马塔斯和杰弗里在史书中详细地记载了诺曼人征服意大利南部的过程，这在他们描述雷努夫征战阿维桑（Aversan），以及罗伯特·吉斯卡尔和他的兄弟罗杰一起远征卡拉布里亚的记录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我们曾经提到，普瓦捷的威廉在写作中特意强调威廉二世公爵在巩固诺曼底南部的边境所遇到的重重困难，以及他在克服这些困难中展现的过人能力，从而突出威廉公爵具有作为领袖的优秀素质。杰弗里在描述卡拉布里亚之战时，采取了和普瓦捷的威廉相似的手法。据他记载，罗杰在许多方面都试图证明自己能像兄长们一样，具有征服和统治领土的能力。杰弗里指出，罗杰只带着60名骑士，尽管如此，他仍能通过巧妙地利用地形来取得胜利。比如，在维博拉（Vibona）征战时，他选择在高地搭建营地和构建防御工事，从而降低士兵生病的概率；此外，当他和兄弟罗伯特因争夺资源反目成仇之后，罗杰利用自己在斯卡莱亚（Scalea）周边地区的影响，给罗伯特不断制造麻烦。 总之，阿马塔斯和杰弗里两人在书中都精心地描写这些战役的发展情节，逐个列出被诺曼人征服的城市名单，从而给读者提供一份完整的征服过程图。25这些描述也突出了雷努夫、罗伯特和罗杰等人所取得的成就。

诺曼人力量的逐渐强大，以及他们对他人土地的掠夺行为，导致伦巴第人、教皇以及德意志皇帝之间出现联盟，因为他们全都对这片可能因诺曼人的种种侵袭而遭受破坏的意大利区域颇感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诺曼人之间仍不是特别团结。他们只是在形势需要时就进行合作，而在其他时候则都忙于巩固自己的地盘。欧特维尔兄弟们之间甚至还会出现内讧。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团结行为，很可能加剧了当地的暴力程度，让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两地的居民深受其害。阿马塔斯的《历史》以及蒙特卡西诺的编年史等文献资料，加上从宪章中找到的证据，都反映了在诺曼人的统治下老百姓被残酷剥夺的剧烈程度。比如，修道院院长里歇尔（Richer）试图把诺曼人从蒙特卡西诺地区驱赶出去，因为“他们给穷人们带来了深重灾难”。26当时，贝内文托城不但让伦巴第人、教皇和德意志皇帝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另一方面也导致诺曼人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1047年，德意志皇帝亨利三世取得了最高霸权，为了对付不臣服于自己的意大利王公，他怂恿教皇克雷芒二世（Clement II）开除贝内文托的教籍，并允许诺曼人继续攻打这座城市。到了1051年，贝内文托城的百姓向新教皇利奥九世宣布投降，于是新教皇极力希望贝内文托能够与诺曼人达成和解。

当然，他最希望看到的是贝内文托的人民和诺曼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虽然贝内文托的贵族们最初欢迎诺曼人来帮助自己对抗外来势力，但发现他们在自己地盘胆大妄为、肆意掳掠之后，自然无法再容忍下去。27

尽管如此，诺曼人仍然继续进攻贝内文托，这不仅导致德罗戈和其他几个诺曼首领被人谋杀，也让打这座城市主意的其他势力意识到：他们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来阻止诺曼人继续攻城略地。

据劳德记载，利奥九世联合亨利皇帝和伦巴第公国的力量，发起的这场战役，是“在意大利南部唯一一次旨在击败诺曼人的联合行动”。28于是，诺曼人面临着一个强大的挑战联盟，如果对方取胜，很可能诺曼人独霸此地的野心将就此终结。但这个联盟反而促使诺曼人之间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团结，虽然只是暂时性的团结。诺曼人的军队由阿普利亚伯爵汉弗莱（欧特维尔家族的老三，“铁臂”威廉和德罗戈的弟弟）指挥，其中不仅包括欧特维尔家的兄弟，也包括阿米克斯的儿子和阿韦尔萨伯爵理查德。但这绝不意味着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当时诺曼人缺少粮食，因此想与对方和解，但谈判没有取得成效。在1053年6月17日，双方军队在奇维塔特相遇，诺曼人在此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其中罗伯特·吉斯卡尔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29在这次大战中，他们还俘虏了教皇利奥九世。这场胜利，奠定了诺曼人迅速攻占其他更多领土的基础，特别是为罗伯特·吉斯卡尔征服卡拉布里亚，以及为阿韦尔萨的理查德夺取伦巴第公国铺平了道路。虽然诺曼人还得继续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饥荒、疾病和反抗等，但和争取该地霸权的主要对手、教皇以及德意志皇帝比较起来，他们已经成为一股比对方强大得多的政治力量。1056年，亨利三世去世，继承王位的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孩子；而1054年教皇利奥九世的逝世，则标志着教会统治进入了一个不稳定时期。到了1059年，诺曼人已经变得十分强大，足以让教皇尼古拉二世也认可其征服成果：理查德被认可为卡普亚亲王，后来还成为梅尔菲宗教会议的首领；罗伯特则成为阿普利亚公爵。作为交换，罗伯特宣布向教皇效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罗伯特还以西西里岛未来公爵的身份，宣誓要忠于教皇。但诺曼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还得继续在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征战，并且还要镇压当地人们的起义，其中包括不满看到罗伯特霸权日盛的其他诺曼人的反叛行为。此外，在墨西拿海峡（the Straits of Messina）对岸，又有一片新的领土在等待他们去征服。30

征服西西里岛

从公元827年开始，西西里岛的部分地区就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虽然他们征服这个地区的过程缓慢，比如最后征服的罗梅塔（Rometta），是在1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被攻陷。这样漫长的征战过程意味着西西里岛的部分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显然要比东部地区更容易被穆斯林征服和控制。于是西西里岛的民族、文化和宗教形式就这样变得复杂起来。到了11世纪早期，由于北非兹里德王朝（Zirid dynasty）的崛起引起伊斯兰的内部混乱，穆斯林对西西里岛的统治开始解体。1038年，拜占庭帝国想从这种动荡局势中谋利，于是在马尼阿克斯（Maniakes）将军的带领下，开始进攻西西里岛，而这支征战的队伍中就有诺曼雇佣军。31虽然这次远征没有成功，但教皇以及罗伯特·吉斯卡尔后来似乎都从中看出西西里岛是可以征服的。至于对西西里岛的征服事件该怎么解释，则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特别是关于将西西里征服理解为诺曼人历史的一部分是否合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将其理解成一次改革运动，更是众说纷纭。

如上所述，罗伯特·吉斯卡尔在1059年曾以西西里岛未来公爵的身份向教皇宣誓效忠。这就意味着，在诺曼人领导下远征西西里岛的想法，至少在1061年第一次入侵该岛的好几年之前就被讨论过了。这种观点和杰弗里·马拉特拉的记载完全相反。他记载是在1060年，罗杰看到西西里岛处于穆斯林而非基督徒的统治之下后，才提出的这个构想：

得知西西里岛还处于异教徒的统治之下，并且注意到把它与卡拉布里亚之间相隔的海峡如此之窄，罗杰，这位原本就一直热衷于征服和统治的冒险家，立即升腾起要夺取该岛的雄心。32

当然，杰弗里是在撰写一部关于罗杰的宫廷历史，他的目的是想强调这位伯爵在征服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于是把征服西西里岛的最初构想归功于罗杰。我们在读到他书中的这段记载时，必须考虑上面的这个因素。随后发生的历史事件也证明，虽然罗伯特是名义上的最高统帅，但显然罗杰才是征服西西里岛的真正推动力量。尽管第一次征服战役发生在1061年，但诺曼人还是直到11世纪90年代才完成对西西里岛的征服。其中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诺曼首领们可能还得让自己的征服成果得到教皇和意大利南部的其他政治势力的认可，并且即使得到了这些人的承认，也并不意味着反对他们占领西西里的所有活动都会在1059年宣告结束。比如，罗伯特·吉斯卡尔的统治就面临大量反抗，这些反叛活动有的来自于伦巴第人，有的来自于诺曼人内部，因为他们对他的统治心怀不满，不想承认他的霸主地位，或认为他夺取土地的行为不正当。其中甚至包括他自己的侄子们，汉弗莱之子阿伯拉尔以及孔韦尔萨诺的杰弗里（Geoffrey of Conversano）。其他一些势力组织则等待时机，以找准机会夺取吉斯卡尔的领地，其中尤其以卡普亚亲王，以及阿韦尔萨的雷努夫的后裔为代表。这样一来，罗伯特也不能总是可以支援自己兄弟在西西里岛的征战活动，因为意大利本土这边有时局势变化，需要他来坐镇和管理。此外，同意大利南部的形势一样，西西里岛本身也由于内部矛盾，加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以及阿拉伯统治者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导致领土四分五裂。这种混乱的局面对诺曼人夺取该岛既起着推动作用，也起着阻碍作用。据亚历克斯·梅特卡夫（Alex Metcalfe）记载，起初的征战主要是岛上的内战引起的。1061年，罗伯特、罗杰与心怀不满的西西里的统治者伊本·桑那（Ibn Thumna）结盟，后者当时已经夺取了在锡拉库萨（Syracuse）的权力。33考虑到当时诺曼人在意大利本土的军队数量有限，所以他们和伊斯兰派系的结盟极有可能提高了诺曼人成功征服西西里岛的胜算。34不过，有时罗杰又得向基督徒开战，特别是要打击驻扎在特罗伊纳（Troina）的希腊人。据马拉特拉记载，该城的市民们反感驻扎军队等活动带来的军事负担，并且担心这些士兵会和当地女人发生奸情。于是当罗杰在其他地方征战时，市民们就想趁机推翻诺曼人的卫戍部队，而当时罗杰的妻子朱迪思正在这支部队里。所以当罗杰回来之后，却发现自己人在大冬天已被人围困了四个月之久。35

杰弗里·马拉特拉在《罗杰伯爵的事迹》一书中记载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推迟了西西里岛的臣服。这些因素是关于诺曼人征战中所遇到的地形和动物。其中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在1064年，当时诺曼人在巴勒莫外面的一个山坡扎营，结果发现那儿是一群狼蛛的老巢，这“给诺曼士兵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干扰”。从后面的内容看来，马拉特拉可能不太了解这些蜘蛛的生活习性，因为他在记载中指出，诺曼士兵被狼蛛咬了之后，身上就肿了；只有放屁之后症状才可以缓解。36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在当时具有喜剧效果，因为据马拉特拉记载，那些当时“逃得足够远而没有被狼蛛蛰到”的诺曼士兵却从中找到了“取乐别人的笑料”。毫无疑问，几十年之后，这些老兵回忆起当年为罗杰伯爵打仗过程中出现的这一插曲，仍然会开心地取笑对方。但他们遭遇的极端天气情况就没有这么有趣了。马拉特拉告诉我们，罗杰在盛夏的酷热中不得不宣布中断行军，而冬天山区的气温则会非常寒冷。1063年，罗杰率军返回意大利本土，因为“酷热……让他的骑兵不能进行任何掠夺行为”。37就像他和阿马塔斯赞扬诺曼人在意大利本土战场上对地形的巧妙利用一样，杰弗里还用这些事例来突出罗杰及其同伴身上所具有的优秀品质，认为克服重重困难的这些过程足以证明他们具有征服和统治这片土地的能力。

前文曾提到，虽然教皇在1059年对诺曼人的征服成果给予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意大利本土针对他们统治地位的反抗活动会就此结束。同样，1091年诺曼人完成了对西西里岛的征服也不会代表他们可以顺利地建立未来的王国。由于罗伯特·吉斯卡尔要把主要精力用于统治意大利本土，加上他只不过是西西里岛名义上的统治者，这就让西西里岛伯爵实际上成了岛上的另一派独立势力。1085年，罗伯特去世，他的孙子罗杰·博尔萨（Roger Borsa）继任，而博尔萨是罗伯特的儿子与第二任妻子——萨勒诺的斯克尔格塔（Sichelgaita of Salerno）所生。后来，西西里岛伯爵罗杰也在1101年去世，留下一些年龄尚幼的儿子作为继承人选。从此西西里岛进入了一段充满动荡和叛乱的时期。结果，后来的罗杰二世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和努力才控制住局面，最终成为西西里岛国王。1127年，在罗杰·博尔萨之子威廉去世之后，罗杰二世成为意大利本土领地的继承者。于是，罗杰二世能够把意大利的这些领土统一起来的确算是取得了一种非凡的成就——虽然只是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因为到1194年，西西里岛已经落在德意志皇帝的手中。关于这个王国的性质，特别是能否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将其描述成诺曼人的国家，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讨论。

教会的卷入，特别是教皇的认可，以及其中所具有宗教因素，使得一些历史学家将征服西西里视作一场十字军运动或某种形式的圣战。38此外，1095年发动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和描写西西里岛征服的两部主要历史著作在时间上非常接近。其中，阿普利亚的威廉的作品可以追溯到1096至1099之间。杰弗里·马拉特拉也是在11世纪90年代末进行的写作，因此，他很有可能受到了某些十字军理论宣传的影响。比如，保罗·切维登（Paul Cheveden）在马拉特拉的史书中发现了一些写作元素，和后来描述十字军东征的资料在风格上有相似之处。比如，罗杰在人生的某些阶段，获得了教皇授予的一面旗帜，这就代表他获得了教皇的青睐——就像我们前面看到教皇亚历山大支持威廉入侵并征服英格兰的情形一样。马拉特拉还在记录军事活动时加入了一些对超自然现象或奇迹的描述，比如1063年在切拉米（Cerami）， 圣乔治注18下来帮助诺曼军队作战，或天空中出现某些异象。39和这个故事最接近的例子是当十字军战士拼命脱困时，圣者灵军（ghostly army of saints）在安条克［现在的安塔基亚（Antakya）］城外出现，后者见于《法兰克的故事》（Gesta Francorum），编者匿名，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他在意大利南部军团服役，这倒可以解释后面这个故事和前面故事相似的原因。40杰弗里和《法兰克的故事》的作者都是独立进行创作，但这两个故事在内容上的相似程度让人吃惊。此外，杰弗里认为教皇还赐给十字军战士赦免权。这种赦免一般都适用于宗教圣战，据说这样一来，参与战争的士兵所犯的罪孽就会被清除。41作为历史学家，在把这些内容和十字军东征联系起来时，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由于对这些材料的理解受限于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了解，而我们所了解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1095年由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起，并在1099年以十字军战士包围并占领耶路撒冷为标志而达到高潮。可能很多资料中都能找到关于圣战的元素，但在这方面需要注意到的是，神意思想，或者说人类活动是实现“上帝在人间计划的思想”，构成了绝大多数中世纪史书的重要内容。我们前面还指出，征服英格兰被认为是“上帝对罪孽行为的一种惩罚”。而记载诺曼人迁徙到意大利的文献中把意大利半岛比作“幸福乐土”，这和《出埃及记》中描写古代以色列人的流亡生活何其相似！42在1095年，也就是开始宣扬十字军东征的几年之前，阿马塔斯就开始写作并在作品中大量引用《圣经》，认为诺曼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获得了上帝的认可”。43杰弗里·马拉特拉在写作中有些内容的确和记载十字军东征的资料相似，但他主要是想为罗杰伯爵写一部宫廷历史，并且力求“用词朴素、浅显且易于理解”。44他虽然也承认神意思想所起的作用，但更想强调的是诺曼人身上具有的品质和特征（渴望拥有土地和权力），而并非仅仅讨论一下圣战的优点。45阿普利亚的威廉的写作主要针对的则是罗伯特公爵的事迹，他明确地提到了远征圣地的行为，并评论道“高卢民族……希望打开通往圣墓之路”。46埃米莉·阿尔布（Emily Albu）以这段文字作为证据，说明征服西西里岛带有圣战性质。47显然在关于西西里岛的例子中，诺曼人的主要敌人是伊斯兰的统治者，但有时，他们也要和岛上的其他基督徒作战，这时就需要借助和穆斯林的联盟，来达到取胜的目的。就像梅特卡夫指出的那样，诺曼人显然不是因为对方是穆斯林才和他们交战。48从广义上讲，可能只有把西西里岛和英格兰进行对比，才可能更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威廉征服英格兰的行动不能被称为“十字军战争”，但他仍然获得了教皇赠与的旗帜，并且，至少从教皇的角度看来，这是一场具有改良性质的战役。如果把对意大利南部的征服活动说成是进行一场十字军战争，或是带有十字军战争的原始特征，那就没有正确理解它的产生背景，或至少是夸大了发生在1095至1099年期间的这些历史事件中的某些因素。征服西西里岛的故事更多地反映了欧特维尔家族的政治野心，而不是更符合西欧对圣战定义的特征。

诺曼人与十字军东征

历史学家们一直以来长篇累牍地讨论研究为何西方拉丁基督教世界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响应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号召，踏上那条艰苦、危险，并且很多时候还会带来性命之忧的东进之旅，朝着耶路撒冷和宗教圣地前进。几乎没人会相信这么复杂的一场现象用单一的原因就可以解释清楚。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早期，西方社会的世俗本质让一些学者怀疑那些十字军战士是否对宗教具有虔诚态度。比如约翰·弗朗斯（John France）就认为，十字军战士身上具有的宗教虔诚比不上他们对土地、财富以及社会地位的渴求，而这些东西在当时西欧盛行的贵族权力和恩惠施舍的社会框架中是不可能获得的。49其他学者，特别是乔纳森·赖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仔细分析了史书和宪章之后，强调除了其他一些因素之外，许多十字军战士身上的确具有虔诚和宗教热情。50虽然西欧人民心里都对耶路撒冷十分熟悉，但距它毕竟路途遥远，中间还得穿过不太友好的异族领地。因此，当这些十字军战士带着圣战的想法出发时，他们先要给自己以及追随者们提供装备，为一旦进入穆斯林主宰的区域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这样，十字军东征就变成了一件花费昂贵的事业——很多时候，其参与者只得变卖或抵押土地才能凑齐出征的资本——所以，如果他们主要是怀着获取财富和土地的心理去参加这场运动，那么十字军东征就变成了一种风险极大的赌博活动了。51

不过，十字军战士仍会在宗教虔诚和渴望财富的两种选择之间感到十分纠结。这一点通过博希蒙德和他的侄子坦克雷德两人在十字军东征中的不同表现，展示得淋漓尽致。博希蒙德是罗伯特·吉斯卡尔和第一个诺曼妻子阿尔贝拉达（Alberada）所生的儿子。后来，罗伯特又娶了伦巴第公主斯克尔格塔，他们的儿子罗杰·博尔萨成为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领土的继承人。这就相当于博希蒙德被剥夺了继承权。于是，博希蒙德只能遵循先例，特别是像他的父亲以及几个叔叔一样，开辟属于自己的土地。在1095年发动十字军运动之前，罗伯特和博希蒙德已经对拜占庭人发动了好几场战争，希望借此把自己的地盘扩张到亚得里亚海对岸，但这些战争都以失败告终。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诺曼人的领土似乎注定只能扩张到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岸。52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渴望开创自己一番事业的博希蒙德而言，参加十字军的号召来得恰逢其时。

根据《法兰克的故事》一书的描述，博希蒙德是在围攻阿马尔菲（Amal.）的时候听说了教皇的号召，他对参加十字军的行为应该是进行了深思熟虑，可能还经过精心安排。作为对参战的回应，博希蒙德拿来他最好的斗篷，将其用十字架的形状切成很多份，然后分发给自己的随从。接着他离开围城部队，集结自己的队伍，向东航行，朝着拜占庭帝国前进。53当时，亚历克修斯皇帝对所有这些来到君士坦丁堡的法兰克人（西方史料中这样称呼十字军战士）心怀疑虑，不清楚他们的到来是否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和帝国的领土安全。根据后来安娜·康内娜给自己的父皇所写的传记记载，亚历克修斯对十字军战士的到来怀有戒心，特别是考虑到其中还有来自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因为这些人曾积极地向他开战。人们认为安娜的传记写于12世纪中期，虽然她欣赏博希蒙德健壮的体格，但总体上对诺曼人持否定的态度。54显然，诺曼人先前在拜占庭帝国的活动让当时的政治格局变得更加复杂。55许多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史料都提到，亚历克修斯曾急于要求十字军首领们向他发誓：以前属于拜占庭帝国的任何领土，比如叙利亚等，被他们夺取之后，新的统治者必须忠于自己。换句话说，亚历克修斯希望限制十字军战士在以前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地盘上建立独立政权的范围。据《法兰克的故事》的作者记载，为了拿到安条克以外的土地，博希蒙德像其他十字军首领一样，向亚历克修斯宣誓效忠。对此，作者在书中提出这样的疑问：“但这些英勇坚定的战士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因为后来发生的历史证明，如果博希蒙德当时真的发过这样的誓言，他也肯定没有恪守自己的誓言。56我们现在不可能知道古人的真实想法，但短期之内，十字军战士还需要拜占庭帝国皇帝的支持，因此任何这样的宣誓肯定都只是权宜之计。

在通过位于今天的土耳其和叙利亚地区的整个行军过程之中，博希蒙德，以及其他一些诺曼人，其中包括坦克雷德、罗伯特·柯索斯（“征服者”威廉的长子，后来也成为诺曼底公爵），在各种军事行动中，都取得了不错的表现。57但十字军战士在安条克遭遇了一场危机。一开始他们包围了这座城市，后来却发现自己反而陷入了前来救援的穆斯林士兵的包围之中。安条克固若金汤，既有人造堡垒，又有险要地形，其中还有一座城堡高高地矗立在奥龙特斯河（Orontes）上游的土丘之上。在围攻这座城市的时候，十字军战士陷入了困境。这个攻城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完全是因为博希蒙德成功地说服了一个守城士兵（《法兰克的故事》记载他名为菲鲁兹），叫他放下一些梯子，从而让十字军战士爬了进去。博希蒙德曾告诉其他十字军首领，说只要他们听从他的指挥，他就能拿出攻城的方法。但这些十字军首领不但防备着穆斯林士兵，而且彼此之间也一直在密切监督，严防部队中有人变得过于强大。于是，由谁来统治安条克这个战略要地，就成了一个重要且棘手问题。十字军首领们最初拒绝了博希蒙德的建议。但博希蒙德坚持要他们执行自己的行动计划，并在晚上的时候，让菲鲁兹把十字军战士放进了这座坚固之城。十字军战士刚刚进城，就反被一群穆斯林援军包围，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直到好几个月之后才最终脱困。据史料记载，他们当时获得了一群由圣者组成的灵军的帮助，但脱困之后已经饥饿难当，可能还处于半疯狂状态。而博希蒙德就是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十字军，不再前往耶路撒冷。但他绝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一些十字军首领，包括布卢瓦的斯蒂芬（Stephen of Blois，娶了“征服者”威廉的女儿阿德拉为妻），在围困安条克的战役中也逃跑了，其中，布洛涅伯爵鲍德温（Baldwin）还成为埃德萨（Edessa）的统治者。于是，在攻占安条克之后，博希蒙德获得了他一直追求的土地，并建立了安条克公国。

但坦克雷德和博希蒙德不一样，他选择继续前进，并在围攻和夺取耶路撒冷的时候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早描写十字军东征的人是《法兰克的故事》的匿名作者，但他很可能不是一个基督教徒，这在当时的编年史家中可很罕见。此人本是博希蒙德的手下，不过后来改为投奔坦克雷德，因为在他看来，坦克雷德决心实现十字军战士的誓言，是一个更值得追随的首领。但在那个时候，坦克雷德由于把钱用光了，已经加入了图卢兹伯爵雷蒙德（Raymond）的部队。我们手里还有一份资料，是由卡昂的拉尔夫（Ralph of Caen）在事情发生之后的某个时期创作的，其中详细记载了坦克雷德在十字军东征中的事迹。58拉尔夫描绘的坦克雷德是一个虔诚的年轻贵族，这一点和他贪婪的叔叔博希蒙德形成鲜明对比。据他记载，作为一个年轻人，坦克雷德为基督精神与军事行为的要求彼此冲突而深感苦恼：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清醒的灵魂让他发现了问题，并使其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似乎他的军事生涯和上帝的要求正好相悖。上帝告诉我们：一个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应当把右脸也给他打。但人世间的军事原则是：即使亲人侵犯了自己也不可饶恕。59

于是他在书中通过坦克雷德发出这样的疑问：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既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又是杀人如麻的英勇骑士？但十字军东征就给他们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出路。历史学家认为十字军东征给虔诚的世人提供了机会，因为他们虽然不适合神职工作，但却渴望自我拯救。在教会看来，十字军东征让这些人可以用自己的军事能力为上帝服务。坦克雷德，至少在拉尔夫的记载中，就这样成了具有基督教精神的骑士代表。这并没有阻止他在围攻并占领耶路撒冷时采取极为残忍的暴力行为甚至杀人放火，但他的事迹的确反映了人们参加十字军东征出自不同的原因，并且在东征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坦克雷德参加十字军东征也并非没有获得物质回报，因为他后来实际上继承了他叔叔在安条克的领土。

诺曼人参加十字军东征的问题引发了很多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尤其是罗伯特·柯索、博希蒙德和坦克雷德带领的部队在多大程度上带有可以辨别的诺曼人特征，而不是把他们仅仅看成一个规模较大的“法兰克”十字军部队？这个问题将在第七章中进行详细探讨。但在这儿，有必要考虑一下安条克是否具有诺曼人社会的特征。艾伦·默里（Alan Murray）在作品中使用了“群体学分析法”（prosopographical methods），即通过研究名字的变化，来评价诺曼的安条克实际上到底具有多少诺曼人特征，他的这种研究应当对我们在此的讨论有借鉴作用。60在这之前，莱昂-罗伯特·梅纳热（Léon-Robert Ménager）也曾进行过相关的考察，但他没有联系法兰克王国的其他地方，而是单独考察迁徙到意大利南部多远的距离能够被认为是带有诺曼人的特征。于是艾伦·默里在自己的书中就借用了梅纳热所考察的诺曼人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具有斯堪的纳维亚起源的名字；诺曼底名字源研究学（地名）、姓氏、源于父名的姓或名字；描述人们的种族区别时使用的“诺曼表达”；最后还包括描述特定个体是否具有诺曼起源的判断标准。对于意大利南部，梅纳热研究宪章证据时发现：在移民的起初阶段，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到意大利南部的移民是来自于诺曼底。61默里的研究揭示安条克完全不具备最后两个特征：那里的人们并未被描述成诺曼人或具有诺曼起源。此外，文献中很少发现有斯堪的纳维亚起源的名字。从维京人出现在塞纳河谷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中间已经相隔200年的时间了。在这期间，诺曼人，特别是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长时间受法兰克人命名习惯的影响，因此在11世纪之后，他们与诺曼底的联系肯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了，这很可能导致斯堪的纳维亚起源的名字越来越少。但由于许多诺曼地名和法语地名相似，因此很难准确判断某人到底来自何处。这个事实让地名字源研究变得复杂起来。默里以苏尔德瓦家族（Sourdeval）作为例子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这个地名来源于法兰克芝什省的“Sourdeval-la-Barre”，而不是许多也叫作苏尔德瓦的其他某个地方。62我们的确知道安条克公国最初的四位统治者都是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后裔。他们分别是：博希蒙德、坦克雷德、萨勒诺的罗杰——后者是普瑞恩瑟培特的理查德（Richard of the principate）之子（罗伯特·吉斯卡尔的侄子、“铁臂”威廉的儿子）——最后一位是博希蒙德的儿子，也叫博希蒙德。这个例子说明当时在安条克继承人的血统，而非种族，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种族的相对次要性也在安条克的管理方式中反映出来。虽然有一些证据表明当地的王室管理官类似于诺曼贵族家庭的管理人员，但博希蒙德和坦克雷德遇到的是安条克城市，其中的人口种族背景复杂。为了进行有效统治，诺曼人需要采取一种能够适应这种背景的治理措施，特别是使用了一些从拜占庭帝国衍变下来的管理方式。63拜占庭帝国是帮助我们理解安条克公国发展情况的关键所在。安条克以前是拜占庭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亚历克修斯和后来的统治者们急于通过把以前的领土重新收归自己统治之下，从而确定自己可以从十字军战士的活动中谋利。事实上，安条克分别在1137年、1145年和1158至1159年被迫接受拜占庭的霸权统治。因此，建立和管理安条克公国应当放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政治背景中进行考察。这就修正了以前人们认为安条克公国主要是诺曼人建立起来的看法。比如，哈斯金斯，一名生活在20世纪早期的诺曼历史学家，在著作中认为安条克就制度和统治而言，具有鲜明的诺曼特征；只是这种特征持续的时间短暂，在坦克雷德死后就消失不见了。64而道格拉斯主要研究的是诺曼人迁徙过程的军事方面，他认为安条克是由博希蒙德和坦克雷德完成的“第三次诺曼征服”（third Norman conquest）。65由于有了前面的证据，我们很难接受道格拉斯的这个观点，甚至也不能接受哈斯金斯的说法。

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征服以及安条克公国的建立，让诺曼人得以向南和向东挺进，进一步远离了曾经殖民诺曼底的祖先们位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家园。如果要把欧洲一个地方的诺曼人和另一个地方的诺曼人进行对比，那么诺曼人在意大利的活动可以和他们最初在诺曼底的殖民行为进行比较。他们在这儿发现了一个政治关系足够复杂、社会结构足够分裂的地方，可以充分利用，开疆拓土，并最终建立一个新的王国。就统计数字而言，意大利南部诺曼移民数量不足几千人，并且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逐渐来到这里。正如梅纳热指出的那样，在征服意大利的过程中，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不是来自于诺曼底，而是来自于法兰克地区。66因此，不管是西西里王国还是安条克公国，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诺曼人的特征，还值得我们进一步商榷。梅特卡夫和保罗·奥德菲尔德（Paul Oldfield）都认为这种说法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这种说法把历史学家引入了一个以西欧范式为中心的思维定式，并且忽略了它和以前社会结构之间的连续性，还由于把“诺曼特征”置于其他标识符之前，从而带上了扬此抑彼的危险。67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继续讨论这些话题，并且从讨论社会开始，从而凸显诺曼人在欧洲各个地方的不同特点。

注释

1 Amatus,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 46.

2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vol. 1 pp. 484–5.

3 R. Bartlett, 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London: Penguin, 1994）, Ch. 2.

4 Malaterra, Deeds of Count Roger, p. 52.

5 H. Houben, Roger Ⅱ of Sicliy: A Rul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trans. G. A. Loud and D. Milbur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

6 For the composition of migrants to southern Italy see G. A. Loud, ‘How“Norman” was the Norman Conquest of Southern Italy’, in G. A. Loud, Conquerors and Churchmen in Norman Italy （Aldershot: Ashgate, 1999）, essay II; L.-R. Ménager, ‘Pesanteur et etiologie de la colonisation Normande de l’Italie’ and ‘Inventaire des familles normandes et franques émigrées en Italie méridionale et en Sicilie, XIe-XIIe siècles’, in Roberto il Guiscardo e il suo tempo: Relazioni e communicazioni nelle primegiornate normanno-sveve, Bari, 28–29 maggio 1973 （Rome: Il centro di ricerca, 1975）, pp. 203–30, 259–390; repr. in Léon-Robert Ménager, Hommes et institutions de l’Italie Normande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81）, essays iv and v.

7 The Lombards were one of the many groups of people who carved out new territories in the former Roman Empire. The Lombard principalities of the south were, however, independent from the Lombard kingdom in the north.

8 B. M. Kreuz, Before the Normans: Southern Italy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 G. A.Loud, The Age of Robert Guiscard: Southern Italy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Harlow: Longman, 2000）, pp. 12–59. See also P. Skinner, ‘The Tyrrhenian Coastal Cities Under the Normans’, in The Society of Norman Italy, ed. G. A. Loud and A. Metcalfe （Leiden: Brill, 2002）, pp. 75–96.

9 Amatus,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 50.

10 William of Apulia, Gesta Roberti Wiscardi, book I, lines 11–54.

11 In contrast J. France, ‘The Occasion of the Coming of the Normans to Southern Italy’,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17 （1991）, pp. 185–205 argues that the 1017 campaign marks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Normans in Italy.

12 Loud, The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 65.

13 See the papers in Culte et pèlerinages à Saint Michel en Occident: les trois monts dédiés à l’archange, ed. P. Bouet, G. Otranto and A. Vauchez（Rome: Ecole française de Rome, 2003）.

14 Malaterra, Deeds of Count Roger, p. 54.

15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69. See also E. Joranson, ‘The Inception of the Career of the Normans in Italy – Legend and History’, Speculum 23 （1948）, pp. 353–96 for the importance of papal involvement in Norman activity in southern Italy.

16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5, pp. 156–9.

17 E. Johnson, ‘The Process of Exile into Southern Italy’, in Exile in the Middle Ages, ed. L. Napran and E. van Houts （Turnhout, 2004）, pp. 29–38 （p. 32）.

18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5, pp. 158–9.

19 Johnson, ‘Exile’, p. 38.

20 Amatus,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 60 and n. 66 for discussion of Rainulf’s identity.

21 Loud,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 77.

22 Malterra, Deeds of Count Rogr e, p. 55; Loud,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 77.

23 Amatus,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p. 76–7. As Loud highlights in n. 52, it is impossible to identify all the individual Normans.

24 Malaterra, Deeds of Count Roger, p. 59.

25 Discussed in L. V. Hicks, ‘Journeys and Landscapes of Conquest: Normans Travelling to and in Southern Italy and Sicily’, in Journeying Along Medieval Routes, ed. A. L. Gascogine, L. V. Hicks and M. O’Doherty （Turnhout: Brepols, 2016） pp. 115–42.

26 Amatus,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 83.

27 ‘The Life of Pope Leo IX’, in The Papal Reform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Lives of Pope Leo IX and Gregory Ⅶ, trans. I. S. Robins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1.

28 Loud,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 118.

29 For accounts of the battle see Amatus,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p. 100–1; Malaterra, Deeds of Count Roger pp. 61–2; William of Apulia, Gesta Roberti Wiscardi, book II. ‘The Life of Pope Leo’, trans. Robinson, pp. 149–50 provides a different slant in which the pope voluntarily accompanied the Normans to Benevento.

30 Loud,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 130–45.

31 For Sicily before the Normans and the initial stages of the conquest see A. Metcalfe, Muslims and Christians in Norman Sicily: Arabic Speakers and the End of Islam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1–29; Loud,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p. 146–85.

32 Malaterra, Deeds of Court Roger, p. 85. See also Loud,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 146.

33 Metcalfe, Muslims and Christians in Norman Sicily, pp. 25–6.

34 Loud,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 149.

35 Malaterra, Deeds of Count Roger, pp. 102–4.

36 Ibid., p. 114. For Normans and farting as humour in the twelfth century see Hagger, William: King and Conqueror, p. 61 （Roger I farts in response to bad counsel as recounted by Ibn al-Athir） and p. 147 （Daniel Beccles counsels against ‘farting for fun’ in the lord’s hall）.

37 Malaterra, Deeds of Count Roger, p. 112.

38 Loud,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p. 163–5.

39 Malaterra, Deeds of Count Roger, pp. 109–10.

40 Gesta Francorum, p. 69.

41 P. Chevedden, ‘“A Crusade from the First”: the Norman Conquest of Islamic Sicily, 1060–91’, Al-Masaq 22 （2010）, pp. 191–225.

42 Bouet, ‘Les normands: le nouveau peuple élu’, in Les normands en Méditerranée dans le sillage des Tancrède, ed. Pierre Bouet and François Neveux （Caen, 1994）, pp. 239–52.

43 Loud, ‘Introduction’, in Amatus,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p. 24–6.

44 Malaterra, Deeds of Count Roger, p. 42.

45 See Woolf, ‘Introduction’, in Malaterra, Deeds of Count Roger and also　Making History, pp. 143–61.

46 William of Apulia, Gesta Roberti Wiscardi, book III, lines 100–5.

47 Albu, The Normans in their Histories, p. 131.

48 A. Metcalfe, The Muslims of Medieval Italy （Edinburgh, 2009）, p. 88.

49 J. France, ‘Patronage and the Appeal of the First Crusade’, in The First Crusade: Origins and Impact, ed. J. Philip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20.

50 J. Riley-Smith, The First Crusa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s 3–4.

51 J. Riley-Smith, What were the Crusades? 4th ed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72–3.

52 William of Apulia provides the fullest account: Gesta Roberti Wiscardi, books IV and V.

53 Ralph of Caen, Gesta Francorum, p. 7.

54 Anna Comnena, The Alexiad, trans. E. R. A. Sewter （London: Penguin, 1969）, p. 319. Anna refers to the crusaders as ‘Kelts’. The war with the Normans is described in books IV–VI and the description of Bohemond is at p. 422.

55 For the Normans in Byzantium see W. McQueen, ‘Relations between Normans and Byzantium, 1071–1112’, Byzantion 56 （1986）, pp. 427–76.

56 Ralph of Cear, Gesta Francorum, p. 12.

57 For Robert Curthose see W. M. Aird, Robert Curthose: Duke of Normandy （c.1050–1134） （Woodbridge: Boydell, 2008）, pp. 153–90.

58 For Ralph of Caen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Norman crusaders see N.Hodgson, ‘Reinventing Normans as Crusaders? Ralph of Caen’s Gesta Tancredi’, Anglo-Norman Studies 30 （2008）, pp. 117–32.

59 Ralph of Caen, Gesta Tancredi, p. 22.

60 A. Murray, ‘How Norman was 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Prolegomena to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the Nobility of a Crusader State’, in Family Trees and the Roots of Politics: the Prosopography of Britain and France, from the Tenth to the Twelfth Century, ed. K. S. B. Keats-Rohan（Woodbridge: Boydell, 1997）, pp. 349–59.

61 Ménager, ‘Inventaire des familles normandes et franques émigrées’.

62 Murray, ‘How Norman was 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p. 356.

63 T. S. Asbridge, The Creation of the Norman Principality of Antioch（Woodbridge: Boydell, 2000）, pp. 181–94; M. Bennett, ‘The Normans in the Mediterranean’, in A Companion to the Anglo-Norman World, ed. C. Harper-Bill and E. van Houts （Woodbridge: Boydell, 2002）, pp. 87–102 （pp. 93–6）.

64 C. H. Haskins, The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15; repr. Ungar, 1966）, pp. 215–16.

65 D. C. Douglas, The Norman Fate 1100–1154 （London: Eyre Methuen, 1976）, p. 172.

66 See note 6.

67 Metcalfe, Muslims of Medieval Italy, p. 89; P. Oldfield, ‘Problems and Patterns of Medieval Migration: the Case of Southern Italy’, in Journeying Along Medieval Routes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ed. A. L. Gascoigne, L. V. Hicks and M. O’ Doherty （Turnhout: Brepols, 2016） pp. 89–113.

第四章　诺曼人与诺曼社会

在废墟中，宅院由于修建城堡而被拆毁。1

获胜的公爵（罗伯特·吉斯卡尔）带着一大群骑兵和步兵来到特罗亚（Troia）。他包围了该城，并在四周搭建了围城城堡和帐篷。特罗亚市民采取了对抗措施，尽管他们并没有拒绝每年给他进贡，甚至还答应增加黄金和一些从希腊运来的马匹。但是，公爵对此表示蔑视，因为他想占有该城的制高点，用它修建一座牢固的城堡，从而可以统治全城的百姓。2

这些来自英格兰和意大利南部的例子表明，诺曼人能够并且的确在他们征服和殖民的社会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史料强调诺曼人在和他人打交道时经常表现出一种喜欢使用暴力的本性。但如果用“诺曼社会”这样的字眼或认为诺曼人带来的影响是相同的，则有把一个原本复杂的话题过度简化的危险，可能会掩盖其中的变化和差别。此外，“征服者”威廉在英格兰面对的情形和意大利南部的情形并不一样。因为1066年前夕的英格兰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地区，而早期的诺曼殖民者在梅索兹阿诺面对的则是几种不同的传统、语言和宗教。大规模的经济或农业变化对这些地方产生影响的方式也不一样。鉴于社会是一个广泛的话题，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可能覆盖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相反，我们只集中讨论几个方面的问题，因为关于它们，我们可以找到可供比较的中世纪史料，并且这些问题在现代历史编纂学中也引起了人们的激烈争论，即：诺曼人对城堡的使用、土地所有权的变更，以及把联姻作为巩固征服成果或社会同化的工具。

城堡

在人们心目中，城堡总是和诺曼人联系在一起，它们成了诺曼人在欧洲留下的一种最明显的标志。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才在书面材料之外，有幸拥有遗留下来的建筑和场所，进而得以深入了解关于城堡结构的复杂情况。人们曾激烈地争论关于城堡的确切定义，讨论如何使用城堡以及谁会使用城堡。在1977年，皇家考古研究所把城堡定义为“一种加固的贵族住宅”，该定义同时强调了城堡的防卫和居住功能。最近，查尔斯·库尔森（Charles Coulson）、琼·梅斯基（Jean Mesqui）以及其他一些人则强调城堡的象征作用，他们指出：首先，建造如此一个庞然大物所需花费的巨大资源，本身就凸显了贵族的身份、权力和财富。3然而，我们的确很难给城堡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这些关于城堡的现代定义能够包括围城城堡（siege castles） 吗？就是一种可以平叠起来、运送到特定地点并进行装配的临时结构。此外，我们怎样解释这个事实，即有的城堡并不一定是建造在周围地势里最好防御的地方，即地面的最高部分？例如12世纪中期建于诺福克的赖辛堡（Castle Rising）便是如此。如果试图直接给城堡下一个定义，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城堡在中世纪所扮演的角色是丰富多样的。从诺曼人的角度来看，城堡的迷人之处在于它可以用来巩固征服成果，以及折射关于上流社会的概念。

毫无疑问，城堡在中世纪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现在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之后，它可以用来加强军事力量并被用于管理被征服后的英格兰。此外，城堡在占领意大利南部那缓慢得多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罗伯特·吉斯卡尔及其兄弟罗杰领导下的征战活动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鉴于这种背景，我们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是诺曼人使用城堡的方式在哪种程度上具有创新意义。据年代稍远的学术著作记载，城堡丘陵（motte）和城堡外墙（bailey）这些结构最先是在诺曼底发展起来的，然后作为征服工具引进到其他地方，特别是引进到了英格兰。但是，根据这片大陆上出土的考古证据显示，城堡丘陵（上面建有堡垒或栅栏的人造土丘）实际上是后来才在诺曼底出现的。4所谓的“堡垒”（Fortification），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城堡，它在诺曼人到来之前就存在于英格兰和意大利。后来关于堡垒本身所发生的变化可能只是它们的形状、数量和规模，以及这些建筑和外面社会之间的关系。现代的中世纪历史学家认为意大利出现过一种被称为“城堡化”（incastallamento）的过程。提出这种说法并不是意味着在公元1000年之前，人们就四处建造我们现在认为是城堡（castle）的那种结构；而是指创建一种新型的管理单位 “卡斯泰利”注19的过程，并将其应用于开发农业和其他资源。卡斯泰利的主人拥有管辖权，并且这种建筑的外面要用树篱或木栅加固，从而起到防卫作用。在意大利南部区域，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可以在圣温琴佐沃尔图诺修道院（monastery of San Vincenzo al Volturno）里面找到，这座修道院把修建卡斯泰利作为重新定居和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虽然上面说的是卡斯泰利在意大利半岛的使用情况，并且和其他地方之间应当具有地区差异，但可能意大利南部的人们使用卡斯泰利的主要原因至少同样是为了防卫目的，而非用于经济开发。5在英格兰，只有少量的城堡丘陵可能出现在1066年之前，其中位于赫勒福德郡（Herefordshire）不太稳定的边界地区的厄瓦亚斯·哈罗德（Ewyas Harold）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像在意大利的情况一样，英格兰修建的是山丘堡垒，并且更具社区特色，虽然也有人认为，当时英格兰骑士们在自己领地上修建的堡垒可能更接近于诺曼贵族修建的城堡，但这方面我们能找到的资料有限，所以不能进一步确定。6作为城堡的堡垒，无论是在外形还是它们给诺曼人提供的系统用途方面，英格兰的情况和意大利的情况显然会存在差别。但对于12世纪的编年史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来说，出现在自己家乡什罗普郡和其他地方的这些城堡，显然是一种让人感到新奇和骇人的事物。“这种被诺曼人叫作城堡的堡垒在英格兰各地都鲜为人知，因此尽管英格兰人热爱战争、勇气非凡，也无法对这些诺曼敌人进行有效的还击。”7在意大利南部，诺曼人没有继续照搬他们巩固殖民地的传统做法，而是通常把城堡修建在领地边缘，这样显得独立而又威严。8但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城堡的功能要么是军事中心，要么是当地的管理基地，并且都会被修建在显眼的地方。

图4-1　位于厄瓦亚斯·哈罗德的城堡丘陵。©马克·哈格尔

1066年威廉登陆佩文西，他在保证自己舰船安全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固古老的罗马-撒克逊海岸要塞，其遗迹至今可见。威廉还在黑斯廷斯修建了一座小城堡，这件事还被描绘在巴约挂毯的图画里。但巴约挂毯是一种极具艺术风格的手工作品，它更多地体现了当时的艺术传统，而不是精确描绘11世纪的历史情况。这样一来，挂毯所提供的信息可能会误导我们。但在城堡丘陵地址进行的考古发掘，证实了这座小城堡的存在，因为研究人员在那里发现了一种土丘结构，和上面记载的黑斯廷斯的城堡相似，也是由放在木栅上面的土层组成。9可能威廉修建这座城堡用的是从诺曼底带来的材料，但如果不是这样，那他当时肯定派人在周围地带搜寻必要的原材料，然后逼迫当地百姓帮着修建。佩文西和黑斯廷斯的堡垒给威廉提供了一个相当安全的作战基地，使他可以通过掠夺哈罗德·戈德温森的祖传领地，从而养活自己的军队，并保护他们免受当地百姓发动的攻击。依靠城堡提供的这种军事作用，威廉在诺曼底设计了一些效果良好的作战策略，比如在围攻栋夫龙的时候，他就修建了很多的围城城堡，既可保护自己军队，又能伺机骚扰守城士兵，因为他们必须出城收集食物和饮水。直到1070年，威廉为了平息叛乱，在北方和西南方征战期间也修建了一些重要的城堡来巩固自己夺取的领地。10

一些学者认为，在意大利南部，人们把城堡作为征服工具，这种情况可能一直持续到罗杰二世（1130—1154）统治时期。11最早的城堡是在阿普利亚发生的战役中修建的：1030年左右先是在阿韦尔萨修建城堡；接着在梅尔菲修建城堡，不过后者是在以前希腊人留下的巩固工事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然后到了约1044年，“铁臂”威廉又在斯奎拉切（Squillace）修建了城堡。这些早期城堡以及后来罗伯特·吉斯卡尔征服卡拉布里亚时所修建的城堡，很可能采取的都是土木结构，这和1066年之后英格兰战场上出现的城堡相似，只是在修建时会根据气候和现有的建筑材料而出现一些差别。修建坚固堡垒的重要性可以从后面这件事中得到印证：罗伯特·吉斯卡尔在征服西西里岛的战役中夺取了墨西拿，此后他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来重新加固城内原有的工事。因为这是渡过墨西拿海峡之后登陆的主要地点，所以很有必要确保诺曼士兵能够保护好这座桥头堡。随着征服战役的推进，诺曼人占领了一些城市，他们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城墙，但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接近城边的地方而非城市中心修建了城堡。城堡的这种发展很可能是为了抵御城内发生的叛乱：因为诺曼人可以在出现危机时撤退到这种坚固的据点里面。同样，可能城内地方狭小、面积不够，也让他们不能再修建新的城堡。此外，要根据新来的统治者意图设计城堡结构，可能也得考虑空间面积等一些实际因素。随着战事的开展，征服之后进入巩固阶段，此时修建的城堡开始具有了和诺曼底以及英格兰的城堡类似的特征，在用途上也基本趋于一致。罗杰二世国王也意识到城堡在巩固其对于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统治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在意大利本土，罗杰二世不但在1130年重新修建了位于特罗亚和梅尔菲的城堡，而且还控制了萨勒诺的城塔。在1132年或1133年，他在巴里的郊区修建了一座新的城堡，从而可以同时控制巴里城市和周边乡村，而且也降低了诺曼人被城内市民围攻的风险。12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是围绕军事力量和征服战役两方面对城堡进行讨论。城堡设计上的灵活性使得它可以很快被修建完成，成为一种巩固领土的有效方式。不过除此之外，这些城堡还具有展现贵族身份以及行使管理职能等多种作用。威廉、罗伯特和罗杰在战争中修建的城堡固然可以表明他们是如何善于征服领土，但贵族们修建的城堡也可能反映了当时某个首领的统治力量虚弱，或表明邻近贵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在这方面，诺曼底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例子。

政治气候的改变以及邻近贵族之间的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看待和使用城堡的方式。瑞米耶日的威廉记载的关于德勒的城堡历史，以及位于诺曼底边境埃维瑞森的阿夫尔河畔蒂利耶尔城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瑞米耶日的威廉特别熟悉这个地区的历史，因为他所在的瑞米耶日修道院在这片地区有很多土地，所以，尽管他编写的史书中个别地名可能并不准确，但基本史实还是可以信赖的。瑞米耶日的威廉描述了理查二世公爵及其近邻布卢瓦-沙特尔的奥多伯爵在阿夫尔河领域发生的一场领土争端。奥多在1003年左右娶了理查公爵的妹妹玛蒂尔达，而德勒城堡所在的领土，也组成了她嫁妆的一部分。但在1013年至1014年，玛蒂尔达去世，没有留下任何子女，奥多却没有依照当时的习俗把土地归还给理查。于是理查采取报复措施，在蒂利耶尔修建了一座新的城堡，从而可以不断骚扰对方。随后的一段时期，双方经常越过边界袭击对方。理查先后在德勒和蒂利耶尔修建城堡的行为都被纳入他要统治诺曼底边境的规划之中。在11世纪早期，诺曼底公爵为了巩固领土、加强边境，以及在形势允许时扩张领土，开始了沿着自己控制的领土边界修建城堡的过程。后来这些城堡变成了必争之地，因为当时的诺曼底边界并不固定，而是经常变动，也反映出这一地区存在的利益冲突。比如，后来发生于阿夫尔河畔蒂利耶尔的历史表明：由于法兰西国王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这儿的城堡被夺取并摧毁，后来在原来的地方又建了一个新的城堡。因此，通过城堡的修建和摧毁，我们可以发现诺曼底边境迅速从一个非军事地带转变成足以威胁公爵统治的敌方阵地。13同样，如果诺曼底公爵变得足够强大，边界情况就会发生相反的变化。

图4-2　位于阿夫尔河畔蒂利耶尔的阿夫尔河，曾是诺曼底（左）和法兰西（右）之间的分界线。

历史证明：一位统治者的去世，以及随后发生的权力更替，会使人们对城堡的使用和理解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据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记载，当贝莱姆的罗伯特前往鲁昂探望卧病在床的“征服者”威廉时，他在路上听说威廉去世了。于是罗伯特没有继续前往鲁昂，而是立即骑马转身，赶回自己位于诺曼底南部的领土，赶走守卫士兵，加固自己的城堡，希望从威廉的儿子继承王位时出现的权力真空中谋取利益。14此外，普瓦捷的威廉也指出，当威廉公爵势单力薄时，诺曼贵族们就未经许可擅自建立并占有城堡。那些被赐封领地的贵族，其中包括公爵家族内部成员，比如他的叔叔阿尔克的威廉，也加固城堡反对他，甚至还煽动叛乱。15而罗伯特·吉斯卡尔在意大利南部修建的一些城堡，也在他去世之后形成的混乱局势中被拆毁了。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之后英格兰开始内战，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未经许可就修建出来的城堡，被称为“私建城堡”（adulterine castles）。当然，对于像贝莱姆的罗伯特这些修建城堡的人来说，他们的活动也算是合法的，因为这可视为他们在保护领土，或可能想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某些地方；换言之，他们这样做只是在尽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图4-3　从阿夫尔河畔蒂利耶尔城堡（现在被一所19世纪修建的建筑取代）可以看见的景色。

贝莱姆的罗伯特的这种行为引发了关于城堡研究和讨论中出现的一种最新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对我们研究诺曼社会如何理解城堡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即：城堡是一种身份象征，反映了贵族统治的概念。就像其他用于描述中世纪的字眼一样，贵族统治（lordship）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难以理解。就像城堡一样，贵族统治虽然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难以重构，但它和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要比任何史书和宪章中的正式描述都更密切。就本书的内容而言，贵族统治就是一种统治方式，一种对特定领地或特定人群行使权力的方法，无论这种统治是针对大到一个王国，或小到一个家族和像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那样的小贵族的领地，以及基于权威而得以建立并延续的社会合体，并且这些社会合体既可以是横向的，也可以是纵向的。此外，任何特定的个体——其中包括女性，因为她们也可以像男性一样进行贵族统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行使权力取决于很多情形，包括个人魅力、各个社会群体的配合程度以及更广泛的政治气候。

我们曾经在本书第二章讨论过包括科尔切斯特、白塔和切普斯托在内的城堡所具有的帝国象征意义。这些建筑的选址以及装饰特征是特意让人联想起罗马帝国，从而让人们接受威廉和诺曼贵族的统治。重新使用罗马遗址和建筑材料可能完全是出于方便考虑，但在受过教育的教会人员和世俗人士中间，肯定有人能够轻易地解读出其中的象征意义。16比如查尔斯·库尔森就在作品中极为清楚地表达了把城堡作为地位象征的思想，它认为城堡主要是一种显示贵族身份的视觉标志。对他而言，城堡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为了保证和平。17库尔森和其他一些学者，其中特别是罗伯特·利迪亚德（Robert Liddiard），指出城堡不需要位于一个最易于防御的场所，而更重要的是考虑如何保证它处于一个显眼的位置，从而可以展示一个贵族的财富和权力。18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诺曼人最初采用的是和诺曼底差不多的修建方案——毕竟那才是他们所熟悉的东西。虽然像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这样的人可能不希望用石头修建一个结实的城堡主楼（通常是方形塔状），但他在意大利的后裔们肯定使用的是这种类型的城堡。那么，有趣的是，这些修建城堡的场所是如何同后来建立西西里王国的地区一起度过巩固时期并进入12世纪的呢？起初，修建城堡采取传统的方形城堡主楼，城堡里面用横墙分出一个大厅和教堂，就像我们在阿德拉诺（Adrano）看到的那种样子。后来，随着诺曼人更好地适应并融入了他们所征服的社会，他们修建的城堡也就变得越来越精致。例如，位于巴勒莫的拉齐萨城堡（La zisa），建于1162年，展现了拜占庭的遗风，但同时也体现了受到伊斯兰风格的影响，因为城堡中还有果园和水文要素的加入，同宏伟的堡塔融为一体。19这些影响痕迹在其他建筑发展过程中也有体现，对此我们将在第六章做进一步讨论。

图4-4　位于巴勒莫的拉齐萨城堡，在西西里还处于威廉一世统治的时期就已开始修建。©本杰明·波尔（Benjamin pohl）

图4-5　位于巴勒莫的拉齐萨城堡大厅中的喷泉。©本杰明·波尔

象征主义的体现不仅仅局限于城堡的外部，也通过城堡的内部布置，反映在它作为住宅、行政和庆典中心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上。大厅的内部以及相关建筑物就凸显出了它们在体现城堡主人的权力和权威方面的重要性。当然，无论是用木料还是石头制造的城堡，它们也都具备一般城堡共有的元素。在11世纪，人们的日常生活主要属于社区性质，因此城堡以大厅为中心，大厅是一个家庭——上至主人，下至仆从——聚集的地方。在格里姆博斯（Grimbosq）和诺曼底的米尔维莱（Mirville）等地的考古发掘中，人们在城墙周围找到了赌博器具和条凳的痕迹，这些都表明了城堡大厅具有社区功能。20幸存下来的一些建筑，例如大型的方形城堡主楼，其中包括亨利一世在法莱斯修建的那一座，也都具备宽广的大厅。根据菲力普·狄克逊（Philip Dixon）的研究显示，后来在英格兰出现的城堡主楼是通过自身的内部结构来反映主人的权力，例如将门窗安置在很高的地方，或迫使参观者要爬上去才见得到城堡的主人，而赖辛堡就属于后面这种情况。21大多数用石头修建的城堡主楼都把起居室设在楼上。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便于防卫，另外是为了采光，以及用这种直观的物理形式显示自己的优越性。这在诺曼底、英格兰、威尔士和意大利南部十分常见。

这些证据也突显了占据家庭中心位置的城堡，是如何为主人及其家人提供住宅功能的。奥德里克的《宗教史》提供了一些重要资料，让我们得以了解那些与修道院或其赞助人保持联系的诺曼贵族的家庭生活。不过与奥德里克写作背景的真实性比起来，其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当时他所在修道院的许多修士，以及到修道院的香客，都很熟悉城堡的性质以及贵族家庭的世俗生活。虽然书中一些内容在细节上可能和真实情况有所出入，但读者还是能够分辨出这些记载出现的历史背景，以及其中发生的历史事件。例如，他描绘孔谢的伊莎贝拉（Isabella of Conches）坐在城堡的大厅里面，倾听骑士们谈论自己的梦想。奥德里克的描述措辞让人强烈地感到伊莎贝拉经常做这样的事情。22书中有一段不太可信的逸闻，是关于格尔罗伊（Giroie）的儿子罗伯特之死。其中奥德里克告诉我们，那是在一个冬天的晚上，罗伯特和妻子阿德莱德（Adelaide）坐在火炉边取暖时，他抓起放在阿德莱德腿上的一个苹果吃了，结果毒发身亡。23书中还有其他一些信息，也让我们有机会熟悉城堡里面的家庭生活，大致了解了在其他情况下和我们隔绝的人们，比如下面这个例子中关于孩子们的情况。书中有一篇名为“圣伍范的发现与奇迹”的故事，讲述一个小女孩在阿斯内贝克城堡的院子里面玩耍时突然发病，她的母亲赶紧冲出来把女儿抱回屋内，并发愿要点上一支和女儿同样高的蜡烛献给圣者，这样之后小女孩就苏醒过来了。24上面这些故事让历史学家们意识到，当时人们的家庭生活也是和政治生活间杂在一起的。然而，正是在像城堡这样的建筑里面，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才有了交融的机会，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至少粗略地了解到一些在其他情况下看不到的事情。

土地与徭役

在中世纪中期，持有土地的代价就是得提供徭役。由于欧洲在11世纪还主要处于一个武士社会，因此提供的徭役之中就包括——但不限于——兵役。这些徭役的具体细节现在已经非常模糊，而历史学家用来描述这些徭役内容的说法又彼此抵触，比如在理解封建主义（feudalism）上就是这样。25显然历史上不可能存在一个泾渭分明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其中土地租期可以划上清晰的竖线，并且贵族统治已经牢固建立起来。事实上，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习俗，比如在诺曼底形成的土地租期和意大利南部形成的土地租期就不相同，而在英格兰，诺曼征服则给土地的使用方式带来了巨大改变。

历史学家们在很多的材料——包括记录文献和叙事资料——中寻找相关证据，研究关于土地租期和提供徭役的条件。宪章在某些方面显得特别有用，因为它会记载土地从某个个体或机构向其他个体或机构转移的情况，但它们很少提供细节信息。比如在诺曼底，宪章中可能记载土地的转让情况，但很少涉及佃户为换取土地应当提供的徭役种类。在这方面，埃米莉·塔比托（Emily Tabuteau）曾提供了一张佃户义务清单，上面包括主要徭役、守卫城堡和参加护送等具体内容。但对徭役做出最清楚表述的是一份宪章上的内容，它记载了圣米歇尔山修道院院长和威廉·佩内尔（William paynel）之间达成的一份协议，发生于约1070至1081年之间。这个威廉持有修道院的土地，该土地的佃户们要履行的徭役包括在战争期间要提供“为期40天的日夜守卫”，以及给部队提供粮草。塔比托指出这是至今为止，历史学家获得的最详细的关于兵役的记录，似乎出自当时诺曼底公爵为威廉的婚礼而做出的安排。威廉由于这次婚姻而获得了这些土地，由于他本人对徭役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所以让人起草了这份协议。26另一份12世纪早期的史料也让我们可以一窥土地租期的大致内容。勒贝克修道院（monastery of Le Bec）院长伊尔林（Herluin）的生平，是由吉尔伯特·克里斯平（Gilbert Crispin）在公元1109至1117年期间记载的。吉尔伯特当时已经是威斯敏斯特教堂的院长，但之前曾是勒贝克的一名修士。除了描写伊尔林如何逐渐皈依修道院的生活，吉尔伯特还提到他在“宽宏者”罗贝尔统治时期曾为布里奥讷伯爵吉尔伯特效力。于是，除了要在伯爵的宫廷露面和参加军事活动之外，伊尔林还在必要的时候，担任吉尔伯特和罗伯特公爵之间的信使。例如，他曾提起一份诉讼：

由于他的一个同乡遭受了足以导致灭亡的重大损失，吉尔伯特伯爵给伊尔林分派了一个任务，让他到诺曼底公爵罗伯特那儿去讨个说法，因为罗伯特在这件事上的任何表态都关系重大，同时他还让伊尔林对涉及此案的当事人提出控告。27

吉尔伯特·克里斯平之所以记载这个故事，并非因为他对封建土地租期的复杂性感兴趣，而是因为伊尔林后来拒绝提起不公正的诉讼，表明了他宁愿不完成伯爵交代的任务，也要向上帝保持忠心。从上面这个零散的叙述中，我们看出11世纪诺曼底的土地租期的确切情况显然是富于变化、难以捉摸的。

在英格兰，诺曼征服引起全国上下的土地所有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英格兰贵族和骑士们的土地被剥夺了，转而赐给了威廉的追随者们。28这个过程在《末日审判书》中有迹可循，因为在1085年，威廉为了搞清楚自己统治下的土地和财富而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调查运动，然后根据统计结果编制了此书。正如罗宾·弗莱明（Robin Fleming）指出的那样，威廉把大块的盎格鲁-撒克逊地产进行了分解，然后重新分配，结果王室领地——国王直接控制的土地——较先前大为增加。29以前在爱德华国王统治期间，戈德温家族是最大的地主，拥有的土地比国王都多。但1066年哈罗德死于巴特尔战场，这就意味着威廉不但夺取了他的王位，还占有了他的土地。根据布赖恩·戈尔丁的统计，那时的王室领地面积是1065年时的两倍。30

1066年许多贵族战死沙场，意味着威廉手里控制了大量土地，可以立刻重新分配给自己的手下。其中有些人是他自己的家族成员，比如巴约主教奥多分到了肯特的土地，而莫尔坦伯爵罗伯特，他的主要地产集中在康沃尔郡，也分到了苏塞克斯和哈福德郡。其他分到土地的个人也是在诺曼底就有偌大的家产，但像罗杰·德·莫布雷（Roger de Mowbray）和威廉·德·布里尤兹（William de Briouze）等一些人则出身贫寒，由于在征服战役中表现突出才获得晋升。31此外，我们还有必要指出，不是所有新出现的地主都是诺曼人。1066年，威廉的军队中拥有包括来自布列塔尼、阿基坦、曼恩和佛兰德的士兵，他们也获得了封赏，其中特别是伯爵艾伦，他获得了北约克郡的里士满。但是，也有一些英格兰贵族在征服战争之后保住了自己的地产，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埃德温伯爵（Earls Edwin）、莫卡（Morcar）和瓦尔塞奥夫（Waltheof），虽然后来在发生多次叛乱并且在这些人死亡之后，他们的土地也被分给了别人。相比之下，1066年之后，那些中等贵族更能保住自己的土地，这些人中就包括英格兰的领主，或者说是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战斗人员。在英格兰， 若想获得大乡绅注20地位，除了参加军事服务之外， 还必须持有特定面积的土地——至少5海蒂斯注21。因此，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相应面积的土地，那他就不能成为大乡绅。32此外，虽然很多英格兰人继续持有土地，但他们持有土地的条件在威廉国王统治期间不断恶化。

关于诺曼征服之后，人们持有土地的方式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他们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关于骑士服役（knight service）和它在实际生活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场争议最初是J. H.朗德（J. H. Round）提出的，他认为威廉创立了一种配额供给士兵口粮的制度，这个制度和以前英格兰大乡绅——即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战斗人员——的组织和装备方式几乎没有关联。33朗德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他本来使用的是源于公元12世纪的证据，但又用它分析公元11世纪的情况。就像诺曼底的情况一样，记载英格兰军事服务的资料零散、模糊，并且大多数是关于士兵从修道院地产中获得的粮食供应，几乎找不到记载持有土地的世俗人员该怎样供给士兵粮食的资料。但12世纪记载兵役的文献逐渐增多，我们得以更清晰地了解这个现象，而这个过程也是从1066年之后开始的。和这个现象也有可能同时发生的是诺曼底通过诸如1133年的“巴约宣誓调查”（Bayeux Inquest）等公文，对这方面的类似安排做出了清晰的规定。总之，由于诺曼征服以及随后需要保卫英吉利海峡两岸土地的现实需要，逐渐出现了更多的规定，用于阐明兵役的具体内容。34

不过，刚到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面临的情况又不一样。虽然在11世纪晚期，罗伯特·吉斯卡尔和他的直系亲人可能是最有权势的诺曼统治者，但当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人物不容忽视，其中包括在萨勒诺的普瑞恩瑟培特的罗伯特（Robert of Principate），洛瑞特罗伯爵（Count of Loritello）罗伯特，后者在意大利北部边缘——阿伯鲁瑞（Abbruzi）——的诺曼人行动中变得日益活跃。此外，还有孔韦尔萨诺的杰弗里（Geoffrey of Conversano），他的主要兴趣集中在阿普利亚南部。上述所有人都是吉斯卡尔的侄子。在这份名单上，我们还可加上：卡普亚的理查德一世（Richard I of Capua）家族，阿米克斯的儿子们，以及博纳尔贝尔戈的杰勒德（Gerard of Buonalbergo）的后裔，他们是阿利亚诺（Ariano）的伯爵，最后又成为博亚诺（Boiano）的伯爵。最后这两组人对贝内文托周围的这片区域颇感兴趣。因此，罗伯特·吉斯卡尔和他的后代们不能像“征服者”威廉那样，调动起那么多的资源和力量。他们夺取权力，显然要对付更多的对手。此外，许多拥有土地的伦巴第人和希腊人也据守着自己的地盘。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在法律、习俗和徭役等方面，意大利具有许多不同的传统。任何一种换取土地的徭役资料都很罕见，并且，正像劳德指出的那样，只有到了1130年，在西西里岛王国建立之后，才存在真正意义上有关这方面的记录。35

农民

最近几年，关于农民的研究开始增多，这种情况让人欣慰。但如同前面讨论土地所有模式以及兵役内容一样，这方面的史料证据是模糊的，并且内容让人生疑。使用农民这个措辞本身就是出于方便考虑，因为它实际涵盖了在自由和不自由程度各不相同的条件下耕种土地的所有人口。通过苛求劳役，农民被迫给贵族修建城堡并从事其他建筑工程，而这些例子让历史学家们了解到一些关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方面的知识。这些发展让人联想起“封建革命”（feudal revolution），这是法国历史学家们发明的一个术语，专门用来指代1000年左右，贵族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是关于贵族统治的暴力和剥削本质。36在这方面，历史学家可以找到很多资料，揭露实行劳役的不公正性，比如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就在作品中如此描述自己修道院的佃户们所遭受的痛苦：

圣·埃弗雷特的人们……绝不屈服于他（贝莱姆的罗伯特）的统治……他用武力强迫圣父在圣·埃弗雷特的子民们帮他修建自己的城堡，夺取敢于抗命的人的财产，甚至残忍地威胁要拆毁这座修道院。37

在罗伯特·柯索斯作为公爵统治期间，社会动荡不安，拉特里尼泰修道院的修女们也抱怨说当地的男性全部被迫去给公爵修建城堡了。38

但是，12世纪之前关于诺曼底农民的情况不是很好理解，部分原因在于流传下来的资料稀少。马蒂厄·阿诺（Mathieu Arnoux）指出，早期史料中提到农民问题时，基本上只是象征性地谈论一下，有时甚至完全略过，这种情况就像我们在第一章讨论塞纳河谷人口减少时所看到的那样。39关于诺曼底农民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两部重要的作品之中：一是杜多记载的故事“丢失的犁铧”；二是瑞米耶日的威廉记载的一次农民起义。关于农民的其他资料偶尔也出现在后来的史书或宪章里面。杜多在《诺曼人的历史》中记叙了一个关于保护农具的情节。40据他记载，当时公爵告诉人们：如果他们的农具丢失或被偷，自己保证会提供补偿。一个农民的妻子以为从中找到了赚钱的机会，于是就把丈夫的农具藏了起来。这个农民就到公爵那儿领取了补偿，但回来之后他妻子又把犁铧还给了他。他被妻子的欺骗行为吓坏了，赶紧向公爵坦白了事情的真相。于是公爵决定把这个农民连同他的妻子一起吊死，并说：“吊死这个妻子是因为她偷了犁铧，吊死她的丈夫是因为他本应从过去的经验中知道自己的妻子有偷盗的习惯。”这个故事本意不是讲述农民，而是强调确保土地得以充分耕种是成为优秀统治者的表现之一。此外，它更多地体现了统治者在编年史家心目中的印象。最重要的是，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公爵所具有的权威。

另外还有一个极其有名的故事，讲述的是有关诺曼人如何对待农民，可能编年史家也是用它来反映贵族统治的概念。这就是瑞米耶日的威廉记载的发生于996年的一次起义活动，主要由于对在徭役和生活条件方面所发生的改变不满而产生的抵抗。

在诺曼底的各个地方，农民都不约而同地组成了许多集会，决定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比如在树林中抄近路，以及通过河流时，只要没有事先设立的标志物挡在路上，他们就可以按自己的方式行事。41

最近，伯纳德·高尔斯（Bernard Gowers）就对这场事件进行了分析。42他认为这次起义具有卡洛林王朝的集会政治的痕迹，因为农民可以通过集会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这并不是直接照搬传统，而是回应早期的做法，保护农村的社会状况不会受到负面变化的影响。但瑞米耶日的威廉强调的则是这场起义是如何被残酷镇压下去的——理查二世的叔叔拉乌尔·伊夫里（Raoul d’Ivry）下令残忍地肢解了起义者。所以，对于早期诺曼底农民的社会状况，我们只能获得如此有限的认识。公爵有保护农民的责任，因此农民要向贵族们提供徭役，并且服从公爵的权威。或许当时的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尽管不一定是朝着好的方向改变。遗憾的是，虽然诺曼底的社会制度可能已经被完整地引进到了英格兰和意大利南部，但关键是上面的资料中没有提供关于这种制度的详细信息。

据戈尔丁指出，“征服者”威廉和他的继任者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在英格兰建立并巩固诺曼人的统治期间，也经历了极端天气、粮食歉收以及瘟疫暴发等重重考验。虽然英格兰出现饥馑也不能说全是由诺曼征服引起的，但加上连年战乱，11世纪后半叶的日子不仅对于农民，即使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变得特别艰难。431066年之后土地的重新分配深刻改变了社会关系以及大小佃户持有土地的条件，这在《末日审判书》中都有迹可循。如前所述，当时威廉掌握的土地资源比1066年之前要多得多。44但英格兰上下的变化并不一致，还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别。以前可以免费持有土地的个体现在成为农奴，这种身份迫使他们必须缴纳租金和服徭役，从而和贵族的土地绑在一起。农奴除了耕种自己租来的土地，还要给贵族种地，维护和修建城堡、桥梁和道路，以及上缴各种各样的租金和罚款。因此农奴丧失了自由，这在英格兰北部和东部尤为明显。比如，据罗莎蒙德·费丝（Rosamond Faith）统计，剑桥郡在1066年的记载中有900个自由民，但到了1086年这个数字就下降到了177。而在约克郡，1086年就只有西莱丁（West Riding）还有这种自由民。45

《末日审判书》记载了征服者们通过损毁房屋和设施来修建自己的城堡和其他一些建筑（正如本章开头的引文描绘的那样）。征服者们还对已有设施进行改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在汉普郡修建了新森林（New Forest）作为王室猎场。由于要建猎场给国王养鹿，就拆毁了很多教堂，这让编年史家们极为愤慨。我们已经提到在1069至1170年掠夺期间，北方很多设施遭到破坏，不过后来又逐渐规划和发展出来一批新的设施。虽然这个过程和意大利南部的城堡化运动（incastallamento）不一样，但部分后果是相同的。由于村庄的规划和设施的集中，贵族们就可以更好地榨取土地和佃户身上的油水。费丝举的例子是一个叫伊尔贝·德·莱西（Ilbert de Lacy）的贵族，他的封地在西约克郡的庞蒂弗拉克特（Pontefract）。以此为中心，他在英格兰北部和中部拥有大量地产。这样，为了适应贵族统治的需要而创建出一种农业单位，于是就造成了农民的迁居，即农民要带着他们的家庭和农具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更集中的地点。46在这一点上，农民以及他们的家人就和自己的耕牛一样，没有选择的余地。

11世纪早期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经济和农业的发展是在诺曼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琼-玛丽·马丁（ Jean-Marie Martin）认为，城堡化导致“出现了贵族庄园，把持有土地和公共权力结合在一起”。47换言之，贵族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明显。但是，必须要注意到的是，梅索兹阿诺存在复杂的法律和习俗背景。这就意味着诺曼人，比如在伦巴第公国，面临的形势就和在卡拉布里亚遇到的形势完全不同。这个王国北部和西部地区更多地采用法令来规定徭役内容，其方式和英格兰的做法相似，但不是完全一样。在以前拜占庭帝国统治的地方，诺曼人直接拥有更多土地；但伦巴第公国的多数土地还掌握在伦巴第人手中。与此相应，这些地方的农民的待遇也有极大的差异。就像帕特里夏·斯金纳（Patricia Skinner）指出的那样，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引起的变化，要比他们在英格兰带来的变化缓慢得多。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获取土地的方式不一样。征服英格兰是在一个人领导下完成的有计划的行动；而诺曼人征服意大利则是零散进行的，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具有机会主义的特征。早期来到意大利的诺曼人不是以征服者的身份，而是“先作为仆人，然后成为统治阶级的联盟者”。48

婚与嫁

在前面讨论城堡的时候，我们考虑了位于德勒的城堡所具有的重要性，并指出该城堡可能因为联姻关系而改变所有权。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婚姻关系在11世纪的贵族社会中是多么重要。如果城堡是一种展示权力并在必要时候行使武力的方式，那通婚就是上流家族巩固联盟并建立政治关系的一种手段。从长远来看，贵族通婚还可以和当地人民建立联系并融入当地人口，从而形成一些社区。

关于诺曼底早期统治者婚姻状况的资料非常稀缺。这方面最主要的资料是杜多的记录，但在婚姻问题上，他提供的信息并不完全可靠，虽然他对公爵与法兰克夫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嫔妃关系的描述本身还是非常有趣。杜多似乎特意对公爵的配偶进行了区分，首先是法兰克妇女，她们是正室夫人，其作用是使丈夫在诺曼底的统治合法化；其次是斯堪的纳维亚或本地妇女，她们是侧室，与丈夫所生的子女可以继承爵位。比如，据杜多记载，签订《圣克莱尔·埃普特条约》的一个附加条件是罗洛娶吉斯拉为妻，她是国王“糊涂”查理的女儿。我们曾在第一章讨论过，发现这场婚姻的存在缺乏其他证据，很可能是杜多从维京领袖戈德福瑞德的事迹中得到启发之后杜撰出来的，因为此人和一个叫作吉斯拉的法兰克女人结了婚。但不管杜多讲述这个故事是出于哪种原因，吉斯拉都不可能是“长剑”威廉的生母。49不过，杜多在介绍罗洛的两个妻子——一个丹麦人和一个法兰克人——时，表达了一个得到现代历史学家认可的观点，即维京首领实行两种婚姻方式：一种符合基督教特征，是与法兰克女人和丹麦女人的结合；另一种是采取纳妾的形式。我们可以在两名诺曼首领的婚姻关系上见证这一点：一是“长剑”威廉，他娶的是韦尔芒杜瓦的利亚德；二是理查一世，他娶的是“伟大的于格”的女儿埃玛。虽然这些都是具有政治意义的联姻，但杜多还是明确指出，只有他们和斯堪的纳维亚妇女所生的孩子才能继承爵位，例如威廉的妻子斯普柔塔（Sprota）、理查一世的妻子贡纳。实际上，杜多为了让自己的叙述符合逻辑，在这里隐去了斯普柔塔的布列塔尼身份。瑟尔猜测这是鲁昂伯爵们精心设计的政策，规定只有具有斯堪的纳维亚血统的后代才有资格继承父亲的土地和头衔。他们的法兰克妻子要么是本身没有生育，要么是杜多为了扫清“丹麦”孩子继位的障碍，而故意忽视了“法兰克”子女的存在。50我们也许还要注意一点，即杜多在书中对诺曼人婚姻的这种区分，其实在10世纪的诺曼宫廷里也没表现得这么明显。

这儿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关于贡纳——一个特别长寿的女人，她可能在威廉二世还是一个婴儿时仍然健在。因此贡纳成为诺曼宫廷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51她的一个儿子是理查二世，继承了诺曼底爵位；而另一个儿子罗伯特，则成为了鲁昂大主教。她的女儿们的婚姻也进一步巩固了诺曼底公爵王朝的利益，比如埃玛嫁入了英格兰权势家族；玛蒂尔达，如前所述，嫁给了布卢瓦-沙特尔的奥多二世；而哈德薇思（Hadvis）嫁给了旁边布列塔尼的雷恩的杰弗里（Geoffrey of Rennes）。托瑞格尼的罗伯特（Robert of Torigni），虽然是在一个世纪之后开始写作，但使用的资料来源可靠。据他记载，贡纳的家族成员又继续在诺曼底全境建立重要的联姻关系，结果等到威廉二世继承爵位时，许多贵族家庭都成了他的亲戚。52贡纳出生于诺曼底西部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家族，她和理查一世的结合，让理查一世有机会把公爵的权势和土地扩展到科唐坦和阿夫朗钦。与威廉和斯普柔塔之间关系不同的是，理查一世依照基督教仪式和贡纳正式成了亲。托瑞格尼的罗伯特还在12世纪一份对《诺曼公爵的事迹》进行补充编撰的资料中记载道，后来诺曼底出现了这样一种习俗：理查一世夫妇和孩子们一起罩在一个斗篷下面，这样可以让自己婚外所生的子女也被视为是合法后代。53如果理查一世计划让自己的儿子罗伯特成为鲁昂大主教，那就得首先保证他是自己的合法子女。此外，理查一世还把土地赐给自己和其他女人生育的孩子，因此，他同贡纳结婚可以让他们的子女更具有资格继承诺曼底爵位。理查一世和贡纳的婚姻极具政治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提供爵位继承人，还在于这样可以巩固理查一世在诺曼底的统治，并同周边贵族保持良好关系。

对于诺曼人在英格兰和意大利南部的联姻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算异族通婚，即一个诺曼人（通常为男性）和一个本地人（通常为女性）结婚，以及这种婚姻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诺曼军事精英融入他们所征服的那个社会。通婚，就像修建城堡或分配领土一样，成为一种巩固征服成果的方式：诺曼人异族通婚的重要程度引起了激烈讨论，但至今为止，人们对此达成的共识只是承认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这个话题也突出了诺曼妇女在征服和殖民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凯瑟琳·海盖特（Catherine Heygate）通过在史书和宪章中寻找证据，研究了11世纪意大利南部诺曼人的通婚策略，并得出了一些有趣的结论。54她研究了100对婚姻或婚约，发现其中70对和种族成分有关。在这些婚姻中，只有28对涉及一名诺曼人和一名意大利人：其中23对是关于一名诺曼男性和一名意大利女性，剩下的5对涉及的女性都是诺曼父母所生。从这些量化的证据当中，海盖特得出的推论是：异族通婚是一个性别化的现象，其中多数会涉及当地女性。换言之，这些统计数字表明女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她们既是帮助沟通的中间人，又在新到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包括蒙特卡西诺的阿马塔斯在内的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这些数字还不能代表所有情况，我们还需要从史料中找出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子来加以补充。通过对包括罗伯特·吉斯卡尔婚姻在内的诸多例子的讨论，我们看到人们对婚姻的态度，特别是在谁才适合作为结婚对象这个问题上，显然有了变化。这儿很有意思的是先考察一下来到意大利半岛上的诺曼男人，什么时候是和诺曼女人结婚，什么时候又变成和意大利南部的本土家庭联姻。

罗伯特·吉斯卡尔第一次结婚娶的是阿尔贝拉达，她是博纳尔贝尔戈的杰勒德（Gerard of Buonalbergo）的姨母，一个具有诺曼血统的女人。55阿马塔斯告诉我们，杰弗里把阿尔贝拉达嫁给罗伯特，是作为一种联盟手段，也代表他对罗伯特征战卡拉布里亚的一种支持。从罗伯特同父异母的兄弟德罗戈伯爵对这桩婚姻的反对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隐含的重要政治意义。这桩婚事会让坦克雷德的这个小儿子在意大利南部拥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基础，从而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后来，罗伯特宣布与阿尔贝拉达断绝关系，表面上是因为两人是亲缘关系，而根据基督教会的规定，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太近了，因此不适合成为夫妻。不过，正如斯金纳和其他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个说法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因为罗伯特的第二任妻子就和他同父异母的两个兄弟的妻子都有亲属关系。56劳德指出，阿马塔斯告诉我们杰弗里一直忠于罗伯特，即使在他再婚之后也是如此，这说明——虽然找不出证实这种猜测的证据——杰弗里和罗伯特之间的关系是通过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的第二任妻子建立起来的。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当初杰弗里把阿尔贝拉达嫁给罗伯特，只能看成是增强他和罗伯特之间原本存在的联系而已。罗伯特的兄弟，罗杰，也娶了一个来自诺曼底的女人。罗杰的第一个妻子是朱迪思，她的哥哥是格兰德梅什尼尔的罗伯特（Robert of Grandmesnil），他在被“征服者”威廉赶出去流亡之前，曾是奥德里克所在的圣·埃弗雷特修道院的院长。罗杰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一个诺曼人，她就是莫尔坦的艾闰博噶（Eremberga of Mortain）。而雷努夫的儿子阿韦尔萨的理查德，娶的则是罗伯特和罗杰的妹妹佛兰珊德（Fressenda）。海盖特研究揭示了9对婚姻中涉及诺曼男性和第一代诺曼移民女性。这个数字不大，但是反映了移民过程中出现的性别失衡，并且这个数字的确反映出最初一些诺曼移民喜欢选择与从自己家乡来的女性结婚。而这种现象进一步表明，要么他们当时是不够强大，还不能引起伦巴第统治者的注意；要么说明，在意大利殖民的早期阶段，诺曼派系自己之间的联盟比他们和意大利南部家庭之间的联盟更为重要。

不管当时这些联姻是出于什么考虑，但罗伯特娶斯克尔格塔显然只是属于权宜之计，但在时机上恰到好处。斯克尔格塔是萨勒诺的夬玛亲王的女儿。这桩婚姻在许多方面证明对罗伯特都是大有好处的，特别是他娶了伦巴第公主，实际上就是提高了诺曼人占领意大利南部的合法性。夬玛亲王意识到联姻的重要性，此前还把自己的两个侄女分别嫁给了“铁臂”威廉（坦克雷德的大儿子）和普瑞恩瑟培特的威廉，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德罗戈伯爵（罗伯特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兄弟）。就像斯金纳证明的那样，斯克尔格塔能够充当自己婆家和娘家的中间人。57虽然书面文献中很少提到她，但阿马塔斯指出在征服西西里岛的过程中，她经常和自己丈夫并肩作战。例如在围攻萨勒诺时，斯克尔格塔留在本土，不但给她的姐姐提供食物，还努力调停丈夫和她自己的兄弟吉苏尔弗亲王（Prince Gisulf）之间的矛盾。此外，她还鼓励罗伯特资助宗教机构。乔安娜·德雷尔（Joanna Drell）也在此强调了家族关系的重要性：由于斯克尔格塔和娘家一直保持联系，罗伯特就可以利用这层婚姻关系巩固自己在意大利的地位。58值得注意的是，和诺曼底早期统治者青睐斯堪的纳维亚妻子所生的儿子的做法不一样，罗伯特·吉斯卡尔急于确定让自己和斯克尔格塔所生的孩子继承位置；而博希蒙德最终也是由于自己母亲的婚姻无效而未能获得继承权。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后来为了给自己在东方的征战活动拉关系，来到法国，并迎娶法王菲利普一世的女儿康斯坦丝（Constance）为妻。但那时，他已经以自己的名义拥有了安条克。

海盖特指出，和意大利南部的情况不同，记载英格兰相关历史的编年史家对异族通婚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概念层面上。59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都是在12世纪进行写作，但他们都认识到诺曼人和英格兰人相互通婚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们两人的父母都是异族通婚。此外，亨廷登的亨利也是这种情况。此前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强调的是异族通婚是巩固诺曼人在英国统治地位的一种手段。瑟尔把女继承人嫁给没有土地的诺曼征服者描述成贵族统治的一种特权，但范·霍茨最近的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可能更加复杂。60使用诸如《末日审判书》和《杜伦名册》（the Durham liber vitae）等文献中的名字分析法证据，范·霍茨证明从诺曼征服的最初几十年，一直到大约1110年，同族结婚（endogamy）而非异族结婚（exogamy），才是社会的规范。她还指出，威廉的一些士兵已经和诺曼女人结了婚，因此不可能再和英格兰女人结婚。比如，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可能取得了修道院的同意，在书中指出一些诺曼妇女催促自己的丈夫回家，并威胁说否则就要另嫁他人。61不过，威廉并不是只是想着要把英格兰的女继承人嫁给自己的诺曼手下。他肯定曾计划，或者允许，让在征服战役中幸存下来的英格兰男人去娶法国女人。比如瓦尔塞奥夫伯爵——在1076年因为卷入一场未遂的叛乱中而最终被处决——曾娶“征服者”威廉的侄女朱迪思为妻。赫里沃德（Hereward），曾在东安格利亚发动叛乱，娶了圣奥梅尔的特尔菲达为妻，作为自己和国王和解的一种表示。此外，如果答应婚事，但后来又没有履行，也会成为产生怨恨的导火索。例如埃德温，他是莫卡的兄弟，两人都是1066年征服战役后幸存下来的英格兰伯爵，他和威廉的长女阿德莱德订婚。但后来这桩婚姻迟迟未能履行，根据奥德里克的记载，这是造成埃德温不满和叛乱的一个原因。62

显然诺曼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通婚是巩固征服成果的一种良好方式，两个民族可以因此有效地融合起来，因为异族通婚生育出的子女会形成一种新的盎格鲁-诺曼身份，于是有可能减小将来英格兰人对诺曼征服的抵抗心理。威廉关心诺曼人联姻的事情可以从兰弗朗克，即征服英格兰之后出现的第一位诺曼大主教，写给罗切斯特的冈道尔夫（Gundulf of Rochester），或库唐斯的杰弗里（具体写信对象不明，学者们争论两人都有可能）的信中看出来。在这封信中，兰弗朗克提到一个现象：英格兰妇女在黑斯廷斯战役之后，由于“害怕法国人”而纷纷逃到女修道院里面。63换言之，在这些妇女中，很多人的男性亲属已经在巴特尔战场或斯坦福桥战场上死去了，她们由于担心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也害怕被强奸或逼婚，所以选择到修道院避难，因为法令宣布士兵不得侵犯修道院。威廉的士兵确实强奸过英格兰妇女，这已经在“忏悔法令”（Penitential Ordinance）中得到证实，虽然这和普瓦捷的威廉的断言相悖，因为他说过“妇女没有受到暴力侵犯，虽然冲动的士兵经常干出这种事情”。64不过，一旦最初的危险过去了，这些妇女中的很多人就想离开修道院，这时却发现由于先前为了保证安全而一直遵守修道院的清规，这让她们在一些教士的眼中就成了修女。于是兰弗朗克在信中清楚地指出：只要这些妇女能够找出恰当的修女证据，以证明自己选择进入修道院是由于（对法国士兵的）恐惧，而非任何宗教方面的原因，那她们就可以离开修道院，重新过回世俗生活。同时他还小心地说明，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也是国王制定的政策。因为如果有可以婚配的妇女，那就可以让威廉实现诺曼人的既得利益。

但一些妇女可能引起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其中包括：贡希尔德（Gunhilda），哈罗德国王之女；伊迪丝，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坎莫尔（Malcolm Canmore）之女，以及他的妻子玛格丽特，玛格丽特也是埃德加·艾德林的姐姐。关于贡希尔德的例子比较有趣，因为她和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安塞尔姆之间的通信告诉我们，她希望离开威尔顿女修道院，然后和红艾伦伯爵结婚。但红艾伦死后，他的兄弟，也叫作艾伦（黑艾伦），很难让贡希尔德有安全感，更多的是让她感到失望。似乎在某个时期她被许诺可以当上女修道院院长，但诺言并未兑现。此外，这样的通婚在当时极为敏感，即使威廉的儿子威廉·鲁弗斯那时已经是以国王的身份在进行统治，但戈德温家族一个幸存成员和一个很有权势的贵族通婚之后，可能有导致政局不稳的危险，这仍然会引起国王的高度警惕。65

而关于伊迪丝的例子之所以重要，是基于一个不同的原因：因为追求她的是“征服者”威廉的小儿子亨利，他在威廉·鲁弗斯去世后坐上了英格兰的王位。其中，真正利害攸关的问题在于，这是一个继承王位的诺曼人和一个英格兰古老的统治家族——瑟迪克（Cerdic）——的血脉之间的联姻。这次联姻极具高明的政治智慧，它不仅把罗洛的后裔和阿尔弗雷德大帝的后裔连在了一起，更是因此在英格兰及其北方邻居苏格兰之间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正如编年史家爱德玛所记载的那样，事实证明，安塞尔姆不像兰弗朗克那样愿意允许伊迪丝离开威尔顿女修道院，因为她的姨妈克里斯蒂娜在那儿担任院长，而且她还是在那儿接受的教育。安塞尔姆的关键理由是有人看见伊迪丝曾披着修女的面纱。后来这事情不得不带到教会法庭上进行裁决。但伊迪丝坚持说她不是自愿戴上面纱的，而是因为她姨妈担心法国人看见她；并说她父亲到威尔顿来看望她时，愤怒地从她头上抓过面纱，扯得粉碎。66最后安塞尔姆做了让步，于是亨利得以迎娶伊迪丝为妻。后来伊迪丝在婚礼上，采用了法国名字玛蒂尔达，可能是作为对亨利生母——佛兰德的玛蒂尔达——的一种尊重。他俩的婚姻加强了诺曼统治者和征服之前的英格兰历史之间的联系。此外，罗伯特·吉斯卡尔和斯克尔格塔之间的婚姻也证明了诺曼人在处理自己与教会关系上的实用主义态度。

本章的讨论自始至终都集中于诺曼人对他们遭遇的社会所带来的变化，以及其中他们为加强自己对这些领土的统治而采取的一些实用措施。由于文献资料的欠缺，这方面的情况并不是非常清晰。但历史的不确定性本身也十分有趣。历史表明，征服和殖民不是离散事件，而是体现为种种过程，其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期。这方面的资料不是很明确，因为11世纪的人们仍然在调整自己和诺曼征服者之间的关系，或者适应这次征服带来的新制度。暴力行为，如在现有的地形或夺取的土地上修建城堡，是与通过象征形式和联姻关系而实现统治的间接手段结合在一起使用的。在英格兰，威廉和他的手下的权力，或者在意大利，各个诺曼贵族的权力，可能最初的确是通过军事行为夺取的，但要维持这种权力，则必须采取种种方法将其在日常生活中延续下去。除了本章描述的这些主题之外，对诺曼人获得支持并巩固权力具有至关重要影响的是他们与教会的关系，而这正是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讨论的问题。

注释

1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2, no. 211; http://opendomesday.org/place/SK9771/lincoln/ （accessed 31 October 2015）.

2 Amatus,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 135.

3 C. Coulson, Castles in Medieval Society: Fortresses in England, France and Ireland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J. Mesqui, Châteaux et enceintes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 de la défense à la résidence, 2 vols （Paris: Picard, 1991–3）. Contrast this with earlier work in which the emphasis is on defence by R. A. Brown, English Castles, 3rd edn （London: Batsford, 1976）.

4 R. Higham and P. Barker, Timber Castles, 2nd edn （London: Batsford, 2004）, p. 103.

5 Kreuz, Before the Normans, pp. 134–5; D. Osheim, ‘Rural Italy’, in Italy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 1000–1300, ed. D. Abulaf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61–82 （pp. 161–7）.

6 Ann Williams, ‘A Bell-House and a Burh-Geat: Lordly Residences in England before the Conquest’, in Medieval Knighthood, IV, ed. C. Harper-Bill and R. Harvey （Woodbridge: Boydell, 1992）, pp. 221–40.

7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 pp. 218–19.

8 Some castles in both England and Normandy were also located on the edge of （e.g. Falaise） or outside settlements （e.g. Stafford）, but this practice seems to be more widespread in southern Italy.

9 A.-M. Flambard Héricher, ‘Archaeology and the Bayeux Tapestry’, in The Bayeux Tapestry: Embroidering the Facts of History, ed. P. Bouet et al. （Cae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Caen, 2004）, pp. 261–87（pp. 264–6）.

10 As described by William of Poitiers, Gesta Guillelmi, pp. 24–5 for Domfront and Orderic Vitali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 pp. 218–19 for the march north.

11 For castles in southern Italy and Sicily see H. Bresc, ‘Les normands, constructeurs de châteaux’, in Les normands en Méditerranée dansle sillage des Tancrède, ed. P. Bouet and F. Neveux （Cae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Caen, 1994）, pp. 63–75; R. Licinio, Castelli Medievali. Puglia e Basilicata: dai normanni a FedericoⅡe Carlo I d’Angiò（Bari: Dedalo, 1994）; F. Maurici, Castelli Medievali in Sicilia: dai bizantini ai normanni （Palermo: Sellerio, 1992）.

12 Houben, RogerⅡ of Sicily, pp. 155–6. For detailed discussion of Bari see Licinio, Castelli Medievali, Ch. 2.

13 Gesta Normannorum ducum, vol. 2, pp. 22–9. For discussion see Bauduin, La première Normandie, pp. 175–85; Hicks, ‘The Concept of the Frontier in Norman Chronicles’, pp. 149–52.

14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4, pp. 112–13.

15 William of Poitiers, Gesta Guillelmi, pp. 34–5.

16 A. Wheatley, The Idea of the Castle in Medieval England （Woodbridge: Boydell, 2004）, pp. 34–5.

17 C. Coulson, ‘Peaceable Power in English Castles’, Anglo-Norman Studies, 23 （2001）, pp. 69–96.

18 R. Liddiard, ‘Castle Rising, Norfolk: A “Landscape of Lordship”’, Anglo-Norman Studies, 22 （2000）, pp. 169–86.

19 R. di Liberto, ‘Norman Palermo: Architecture between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y’, in A Companion to Medieval Palermo: The History of a Mediterranean City from 600 to 1500, ed. A. Nef （Leiden: Brill, 2013）, pp. 139–94 （pp. 161–3）.

20 J. Decaëns, ‘La Motte d’ Olivet à Grimbosq （Calvados）, résidence seigneuriale du XI siècle’, Archéologie médiévale, 9 （1979）, pp. 167–201;J. Le Maho, ‘Note sur l’ histoire d’un habitation seigneurial des XIe et XIIe siècles en Normandie: Mirville’, Anglo-Norman Studies, 7 （1985）, pp. 214–23.

21 P. Dixon, ‘Design in Castle Building: The Controlling of Access to the Lord’, Château Gaillard 18 （1998）, pp. 47–56 （p. 48）.

22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4, pp. 218–19. See discussion in L. V. Hicks, ‘Magnificent Entrances and Undignified Exits: Chronicling the Symbolism of Castle Space in Normandy’,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35 （2009）, pp. 52–69 （pp. 59–60）.

23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 pp. 80–1.

24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21.

25 For differing interpretations of feudalism see R. A. Brown, The Normans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2nd edn （Woodbridge: Boydell, 1985）, p. 34; E. Z. Tabuteau, ‘Definition of Feudal Military Obligations in Eleventh-Century Normandy’, in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 ed. M.A. Arnold et al. （Chapel Hill, 1981）, pp. 18–59; Patricia Skinner, ‘When was Southern Italy Feudal?’, Il Feudalismo nell’alto Medioevo, Settimane di Studio del Centro Italiano di Studi sull’Alto Medioevo, 47, 2 vols（Spoleto 2000）, vol. 1, pp. 309–40. For why the term is problematic see E. A. R. Brown, ‘The Tyranny of a Construct: Feudalism and Historians of Medieval Europ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9 （1974）, pp.1063–88.

26 Tabuteau, ‘Definitions of Feudal Military Obligations’, pp. 46–7; list of services at p. 20.

27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16, pp. 71–2.

28 The most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post-conquest aristocracy is J. Green, The Aristocracy of Norma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9 R. Fleming, Kings and Lords in Conquest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07–44, 228–9.

30 Golding,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p. 57.

31 Ibid., p. 55.

32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1, no. 51; Williams, ‘A Bell-House and a Burh-Geat’.

33 J. H. Round, Feudal England （London: Swan Sonnenshein, 1895）. See the discussion in Golding,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pp. 128–37.

34 Tabuteau, ‘Definitions of Feudal Military Obligations’, p. 59.

35 Loud,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 289.

36 M. Mollat, The Poor in the Middle Ages: an Essay in Social History, trans. A. Goldham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52–53. See also J.-P. Poly and E. Bournazel, The Feudal Transformation 900–1200（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91）.

37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4, pp. 296–7.

38 C. H. Haskins, Norman Institu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8）, p. 63.

39 M. Arnoux, ‘Paysans et seigneurs dans le duché de Normandie: quelques témoignages des chroniquers （Xe–XIIe siècles） in Villages et villageois au moyen âg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92）, pp. 67–79（pp. 67–8）.

40 Dudo,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p. 52–3.

41 Gesta Normannorum ducum, vol. 2, pp. 8–9.

42 B. Gowers, ‘996 and all that: the Norman Peasants’ Revolt Reconsidered’, Early Medieval Europe, 21 （2013）, pp. 71–98. See also M. Arnoux, ‘Between Paradise and Revolt: Laboratores in the Society of the Three Orders’, in Normandy and its Neighbours, 900–1250, ed. D. Crouch and K. Thompson （Turnhout: Brepols, 2011）, pp. 201–14.

43 Golding,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pp. 74–5.

44 Fleming, Kings and Lords in Conquest England, pp. 228–9.

45 R. Faith, 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Growth of Lordship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15.

46 Ibid., p. 197.

47 J.-M. Martin, ‘Settlement and the Agrarian Economy’, in The Society of Norman Italy, ed. G. A. Loud and A. Metcalfe （Leiden: Brill, 2002）, pp.17–46 （p. 19）.

48 Skinner, ‘When was Southern Italy Feudal?’, p. 337.

49 Two traditions exist about William’s mother. He was either the son of Rollo’s marriage to a woman from outside the Frankish realm, as is attested by the Planctus, or of Popa of Bayeux: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9 and pp. 14–15.

50 Searle, Predatory Kinship, p. 94.

51 For Gunnor see E. van Houts, ‘Countess Gunnor of Normandy（c. 950–1031）’, Collegium Medievale 12 （1999）, pp. 7–24; Hagger, ‘How the West was Won’.

52 Gesta Normannorum ducum, vol. 2, pp. 266–73.

53 Ibid., vol. 2, pp. 266–9.

54 C. Heygate, ‘Marriage Strategies among the Normans of Southern Italy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in Norman Expansion: Connections, Continuities and Contrasts, ed. K. J. Stringer and A. Jotischky （Farnham: Ashgate, 2013）, pp. 165–86.

55 J. Drell, Kinship and Conquest: Family Strategies in the Principality of Salerno Suring the Norman Period 1077–119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 112; Loud,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p. 113–14.

56 P. Skinner, ‘“Halt! Be Men!”: Sikelgaita of Salerno, Gender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of Southern Italy’, Gender & History, 12 （2000）, pp. 622–41 （p. 626）.

57 Ibid.

58 J. Drell, ‘The Aristocratic Family’, in The Society of Norman Italy, ed. G. A. Loud and A. Metcalfe （Leiden: Brill, 2002）, pp. 97–113 （pp. 104–5）.

59 Heygate, ‘Marriage Strategies’, p. 174.

60 E. Searle, ‘Women and the Legitimization of Succession at the Norman Conquest’, Anglo-Norman Studies 3 （1981）, pp. 159–70 with notes at 226–92; E. van Houts, ‘Intermarriage in Eleventh-Century England’, in Normandy and its Neighbours, 900–1250: Essays for David Bates, ed. D. Crouch and K. Thompson （Turnhout: Brepols, 2011）, pp. 237–70.

61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 pp. 218–19.

62 Ibid., pp. 214–17.

63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36. See also discussion in Ch. 2.

64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2, no. 81; William of Poitiers, Gesta Guilellmi, pp. 158–9.

65 For an analysis of Gunnhild’s career see R. Sharpe, ‘King Harold’s Daughter’, Haskins Society Journal, 19 （2007）, pp. 1–27.

66 Eadmer, History of Recent Events, trans. Bosanquet, p. 127.

第五章　诺曼人与教会

教会是中世纪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它不仅代表着道义权威，而且和世俗权力之间也有着紧密联系。教皇、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同时扮演着生活咨询师和社会管理者的双重角色。此外，他们还对人们的不当行为提出规劝指导，尽力协调一个处于暴乱边缘的社会中所存在的紧张关系。从11世纪中期以来，制度化教会（institutional Church）在组织机构和传教性质两方面的发展情况，特别是教皇制度（papacy）所发生的变化，影响了教会人员和世俗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当时修建的男女修道院不断增多，并且在11世纪末期还出现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给当时没有信教的人们提供了用武力方式为教会服务的机会。

在历史上诺曼人以对基督教的虔诚而闻名。他们的祖先罗洛在圣克莱尔·埃普特获得赐封土地的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接受洗礼，但从此之后，诺曼统治者们大多数时候都能和自己领土上的教会保持一种富有成效的密切关系。1066年之后，诺曼人为了巩固在英格兰的征服成果，就必须与教会以及教皇进行合作。在意大利，诺曼人成为罗马公教（天主教）的盟友，在帮助罗马排挤希腊正教（东正教）、增强自身影响力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我们也发现，诺曼人对宗教经常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的虔诚是根据形势而定。因此，即使诺曼人在西西里岛取得胜利，但这并没有阻止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开除罗伯特·吉斯卡尔和罗杰的教籍。此外，格列高利七世肯定认为“征服者”威廉欠教会更大的人情，因为在他发兵征服英格兰时，亚历山大二世曾以教皇的名义提供支持。修道院会在公爵的权力难以管辖之处，大力维护其威严，同样地，公爵也会在税收和土地政策方面为修道院行方便。

本章将分成三个部分，讨论诺曼人希望从教会中获得的利益，以及反过来，教会希望从诺曼人身上捞到的好处。本章的讨论是从教会和当地社区的互动关系入手。其中的关键是理解修道院和教徒圣祠所起的作用。第二部分讨论的是合法性和管理方面的问题：教会是如何巩固诺曼统治者的权力，并帮助他们对领土进行管理。其中的关键是理解他们与教皇和主教之间的关系。如果教会支持公爵、亲王和国王的世俗统治，那反过来，这些统治者也要巩固在自己领土上的教会的利益，保护教会人员和设施。这方面的讨论就组成了本章最后的内容。但首先，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教会发生某些变化的背景情况。

10世纪中期之后，人们建造修道院的兴趣与日俱增。修道院里住着修士或修女，他们整日的活动就是沉思、祷告、学习和进行一些体力劳动。修道院给女性提供了一个从事精神和宗教职业的机会，因为当时的在俗教士全是清一色的男性，这决定了她们不可能在家修行。本书中讨论的大部分时期，基督教修道院的修行生活主要采取本笃会的形式，依据的是6世纪，努尔西亚的本尼迪克特（Benedict of Nursia）在意大利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制定出来的清规戒律。在诺曼统治时期的欧洲西北部，对这些本笃会教规进行解释的主要是克吕尼（Cluny）的勃艮第修道院，它的解释对修行生活在诺曼底的复苏起了很大影响。当时是一个克吕尼改革派的修士——沃尔皮亚诺的威廉（William of Volpiano）——受理查二世的委托，来到费康进行改革，才把它从一个世俗社区变成了本笃会社区。诺曼征服之后，克吕尼改革派的小修道院被引进到了英格兰，比如诺福克的卡斯尔·艾克（Castle Acre）的小修道院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克吕尼改革派的想法也对意大利南部社区的宗教改革产生了影响，其中以卡瓦（Cava）的圣三一修道院（Holy Trinity）为代表。诺曼人与修道院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人们指责维京人的祖先在侵袭活动中破坏了很多修道院，但编年史家又赞扬诺曼公爵和他的追随者们重建了许多修道院，还表现出极大的宗教虔诚。在意大利南部和英格兰，诺曼人因掠夺修道院的土地而遭到人们指责，但至少在英格兰，他们又是宗教改革的推进力量。虽然诺曼人的确表现出对宗教虔诚的特征，但同时，对修道院的资助又让他们可以借机巩固自己家族的权力或经济利益。修道院也和住在自己土地上面或土地周围的普通百姓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一些修道院本身就成为人们朝拜和供养圣者的地方。

图5-1　卡斯尔·艾克小修道院的西正门。它位于诺福克郡，建于12世纪。

11世纪后半叶是教皇改革时期，其中在格列高利七世之后发生的宗教改革，有时也称为格列高利改革（Gregorian reform）。这场改革有很多目的，比如，要实行僧侣独身（clerical celibacy），这意味着经常要用武力手段让神父和妻子分居；结束神职交易，比如贩卖主教职务等。格列高利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谁才有资格授予主教神权和俗权，以及象征权威的标志——戒指和权杖。对于改革派来说，只有教皇才具有这种资格；但对于许多西欧统治者而言，由于主教既是世俗贵族，又是宗教领袖，所以只能由国王任命。后来，格列高利七世与德国皇帝亨利四世以及他的继任者在这方面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授权之争”（Investiture Contest）。这个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其中教皇要废黩皇帝，而皇帝则选举对立教皇（antipope）来支持自己统治。这些事件影响到教皇，特别是格列高利七世，对自己与世俗统治者关系的看法。它们还导致诺曼统治者试图去控制自己领土上的教会，特别是在主教的任命问题上，情况更是如此。

教会也以一种更适应当地社会的形式运行。对于世俗贵族和相应级别的教会人物之间的关系，史料文献必然会比普通百姓、教区教士以及小修道院更能给我们提供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如果我们要初步了解当地教堂与周围社区之间的关系，可以参看发生在教徒圣祠的神迹记录或编年史书。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记住一点：这些记载在创作时都带着明确的宗教目的，其内容也经过了教会人士的改编。

圣徒与修道院

随着修道院的不断建立，人们越来越重视圣徒崇拜，并且乐于到中世纪社会进行朝圣等相关活动，从而让我们可以了解到教会和社会如何在地方层面上运作。在整个诺曼底、英格兰和意大利南部，教会维系了无数的地方社区，反过来也受到地方社区的支持和供养。

当时教区制度尚在雏形，而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教会日常运作的大多数资料都来源于修道院的记录。修道院能够延续，不仅是因为有贵族赐予其大量的土地，而且还因为它们每天都和本地世俗社会打交道。比如耕种修道院土地的佃户， 要交什一税注22给教堂，并且在重要的时候，他们除了到教堂祭拜，还会从教堂购买礼物。反过来，修道院也通过举办礼拜、葬礼，提供基本的社会福利以及瞻仰圣物等方式给本地社会予以关怀和照顾。修道院内的修士和修女也会花时间进行静观祈祷，因为一般百姓和在俗神职人员很少有时间进行这些活动。把修道院和宗教圣徒联系起来，不管是通过展览圣徒遗物，还是把某个教堂或修道院内房间奉献给圣徒，都是它们采用的一种建立身份和获得保护的方式。圣徒可以对社会上的行为和事情表示赞同或否定。圣徒们的祠堂是治病和求情之地，因为人们相信圣徒是沟通天上人间的宗教使者。通过阅读像圣徒事迹和神迹故事之类的圣徒传记和文献资料，以及修道院里的编年史书，我们能进一步了解那些在其他情况下接触不到的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关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过我们要谨慎阅读这些资料。圣徒传记是为了说明某个信徒的纯洁性，给人们提供一个恰当的教徒行为榜样。神迹记录则是显示圣徒所具有的神奇力量，可以吸引更多的朝拜者，为修道院带来更多的收入，并且建立更高的声望。圣徒崇拜，特别是和本地社区相关的圣徒崇拜，对诺曼统治者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了争取当地圣徒对自己的支持，他们首先必须成为这些宗教社区的捐助人和支持者。

——编者注

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宗教史》中有两个例子，展现了圣徒、教会、社区和政治之间的联系。当年，诺曼底在罗伯特·柯索斯统治之下曾出现过一段混乱时期。在1092年左右，他的弟弟亨利（后来英格兰的亨利一世）从贝莱姆的罗伯特手中夺取了栋夫龙。在这次战乱之中，有一名叫作鲁阿尔德（Ruald）的俘虏，据载他是来自于“圣·埃弗雷特的领土”，即奥德里克所在的修道院，也就是说，此人是修道院的一个佃户。1鲁阿尔德发现自己被囚禁在城堡的一间屋子里，就向圣·埃弗雷特——修道院的守护圣徒（Patron）——祷告，祈求获得拯救。当天夜里，鲁阿尔德从梦中惊醒，发现有人拉住了自己的手。这让他有了信心和勇气，于是开始逃跑。当他去拉门时，门闩应手而落。鲁阿尔德溜进城堡花园时，又向圣·埃弗雷特祷告，请求他帮助自己穿过院子，并且不被守卫在那里的士兵发现。结果尽管有人追赶，但鲁阿尔德凭借自己对圣·埃弗雷特的虔诚和信心，躲了起来，没有被追兵发现，连旁边一个耕地的农夫都声称没有看见他。尽管奥德里克承认这个故事只是自己根据鲁阿尔德的口述而记载的，但他相信鲁阿尔德为人诚实，不会骗人。显然，这个故事可以理解为修道院的守护圣徒会保护那些正直的人们。

另外有一个布列塔尼人，名叫杰弗里，他的经历更进一步说明了修道院和社区之间的这种维系关系。此人以前不尊教化，做尽抢劫放火等恶毒之事。后来在修道院的瓦兰院长以及他自己妻子的规劝下，杰弗里决心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在某一年的“诸圣婴孩”庆日（Holy Innocents），他出发去把白面包送给修道院的修士。因为，当时的人们如果和修道院有密切联系，那重要的宗教节日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借机表示自己对宗教的虔诚态度。但他出发的那天，天气非常糟糕。大雪覆盖了整个乡野，杰弗里和他的儿子牵着马匹，差点迷路。路上，他们还得穿过一条河流。由于冬天的雨雪较多，当时已经河水暴涨、水流湍急。于是杰弗里先向圣徒祷告，然后成功地度过了河流，并且他们带去的面包也没有打湿。但他的儿子由于不够诚心，结果就弄得浑身湿淋淋的。到修道院之后，杰弗里就把路上发生的故事告诉了这里的修士。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教会提供给人们的是精神上的支持帮助和指导规劝，而人们回报给修道院的则是捐献和礼物，是从物质上对修道院提供帮助和支持。2

上面这些事例也说明了在那段时期，圣徒崇拜起到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救助处于困境的人们。当时医疗护理主要由处于教会监督之下的慈善机构提供。11世纪后半叶，医院逐渐增多，其中包括专门治疗麻风病人的机构，这一过程在12世纪得到了更快发展。然而这些机构毕竟稀少。因此，虽然某些社区可能还会有一个医务工作者，但更多人还是觉得很有必要去朝拜圣祠，请求圣徒的救护。诺曼人朝拜的圣祠可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殊功能。例如，鲁昂的圣凯萨琳教堂的朝拜者往往是存在生育问题的妇女。3据说，圣阿芒（St Amand）是墨洛温王朝时鲁昂的一位主教，特别善于治疗“被恶魔附身”的病人。比如在1107年，鲁昂圣阿芒修道院的女院长马尔西利娅，给佛兰德圣阿芒修道院的院长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她描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一个丈夫把要自杀的妻子送到修道院，请院里的修女帮忙照顾。他的妻子是由于受不了邻居对她丈夫的闲言碎语，所以要寻死觅活。不幸的是，这个女人如此绝望，以至于修女们也无法阻止她再度寻死。最终，修女们代这个女人向圣阿芒祷告，使这个妇女情况大为好转，她完全被唤醒，并进行了忏悔，深信从此可以避免死后掉进地狱，饱受折磨。4

除了提供救护，圣徒也会警告或惩罚行为不端的个人，阻止他们侵吞或掠夺社区土地、偷盗财物或伤害他人等。奥德里克记载的关于鲁阿尔德脱逃的故事，表现的不仅是圣徒对社区的保护；其中，圣徒帮助鲁阿尔德逃跑的行为本身，也是对亨利囚禁鲁阿尔德的否定。在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和意大利南部之后，本地的圣徒也会惩罚那些在自己社区为非作歹的人们。例如，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达勒姆和伊夫舍姆三地的社区，在圣徒传记中都记载了惩罚坏人的神迹故事。其中一个特别精彩的例子来自于伊利（Ely）的本笃会修道院。诺曼征服之后，一个不择手段的家伙——皮科（Picot），被任命为剑桥郡郡长。凭借这个身份，他侵吞了原本属于修道院的土地，而这个修道院的守护圣徒是圣埃塞德丽达（St Ӕthelthryth），一位盎格鲁-撒克逊公主，在公元7世纪成为修道院的女院长。皮科因侵吞土地而受到了警告。他还有一个心腹叫作杰维斯（Gervase），被描绘成是“对圣埃塞德丽达的人民特别仇恨，似乎生下来就是要和圣埃塞德丽达专门作对一样，对她所有的财产都要压榨侵吞，手段卑鄙、令人发指”。5人们只好向圣女求救，于是她显灵了。在一个可怕的梦境中，圣埃塞德丽达控诉了杰维斯的种种罪行，然后用手里的牧杖刺穿了他的胸口。S. J. 瑞德亚德（S. J. Ridyard）认为这意味着杰维斯死于心脏病发作，但只有这样记录才符合修道院的描述风格，因为它可以强调圣徒在这件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6圣埃塞德丽达以某种方式显灵的记载，表明她曾经作为院长的权威不是徒有虚名，而是以这样一种十分直观的方式告诉人们：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

意大利南部也有类似的例子。但在这些地方，诺曼人最初是被人们视为侵略者同时也是圣徒的敌人。蒙特卡西诺修道院院长写的《德西迪里厄斯对话》（The Dialogues of Desiderius），讲述了很多神迹故事，目的是告诉我们，圣徒们会保护修道院。下面这个例子是关于本尼迪克特的。一个诺曼人抢劫了修道院渔民钓到的鱼，结果被一个大浪卷走而淹死了。而另几群诺曼人就像本尼迪克特在梦中预示的那样，被人们从这片土地上驱逐出去，因为他们在这里进行的是掠夺，而不是保护。7另一个例子来自于卡瓦的圣三一修道院，描述了圣徒的行为是如何帮助人们迷途知返、改邪归正的，尽管这样的改造过程起初可能会有一些波折。故事是这样的：圣三一修道院的院长彼得请求圣迈克尔（St Michael）出面对付一个叫作罗杰的家伙，因为他总是欺负奇伦托（Cilento）的农民，不断地给修道院找麻烦。后来，屋顶垮塌，砸死了罗杰的婴儿。但罗杰并没有立刻改邪归正，仍然带着一群武装分子，驱赶农民、对抗修士。关于罗杰改邪归正，不再迫害修道院的佃户的故事是这样结束的：院长彼得带着修道院的修士唱着赞美诗，见证罗杰皈依了基督教。8杀死婴儿似乎不应当是一个圣徒的行为。但正如在前面例子中我们讨论梦境的真实性一样，这儿大天使（即上文中的圣迈克尔）是否造成了婴儿的死亡，并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因为修道院这样组织故事才能更加生动地讲述坏人如何就范，同时也可作为对他人的一个警戒。

本地宗教社区不仅只是在人们遇到麻烦时才给予关怀和照顾，而且也会给逝者提供安葬服务。出资建立修道院或慷慨捐助现有修道院的一个好处就是，自己死后有望能葬在回廊或教堂里面。有时，人们可以通过赠与方式，让修道院正式实现自己的这种愿望。许多吉鲁瓦尔-格兰德梅什尼尔家族（Giroire-Grandmesnil Clan）的成员被埋在圣·埃弗雷特修道院，因为它是威廉·格尔罗伊和格兰德梅什尼尔的弟兄们一起修建的。罗伯特·格尔罗伊、埃绍富的阿诺德、蒙特平康的拉尔夫（Ralph of Montpinçon）和里兹兰的罗伯特（Robert of Rhuddlan）死后都是埋在修道院的回廊里面。9格兰德梅什尼尔的于格以及他最亲近的家人，包括他的妻子、儿子和儿媳都是葬在礼拜堂里。10圣皮埃尔德修道院，是维诶利斯的汉弗莱（Humphrey of Vieilles）在1035年为僧侣们修建的。他本人属于博蒙特家族，而这个家族的好几代人，包括汉弗莱的儿子和孙子们，都葬在修道院的围墙里面。11在英格兰，诺曼殖民者建立了新的宗教社区，他们死后也葬在里面。比如，罗伯特·德·莱西（Robert de Lacy）被葬在庞蒂弗拉克特的克吕尼基金会，切斯特伯爵于格则葬在圣沃伯格修道院。有时他们的墓碑建得非常壮观或十分精致。比如冈德瑞达（Gundreda），她是瓦伦的威廉之妻，死后葬在勒维斯（Lewes）的小修道院里面，她的坟墓上面罩着一块黑色的大理石平板。12而在意大利南部，欧特维尔家族在韦诺萨的教堂基地则成了他们组织安葬和家族纪念的集中地点。13除了葬礼之外，在重要的礼拜仪式上，死者的名字也会出现在诸如《温切斯特利贝尔传记》等多种文献之中，或者放在祭坛之上的逝者名单里面加以纪念。

葬礼不仅是埋葬死者的传统方式，而且也是追忆和纪念他们的一种有效手段，此外，还能保证修道院将来继续得到人们的捐赠和物质供养。埋葬捐助人和创建者的尸体让修道院和世俗供养之间形成了更紧密的联系。修道院的修士或修女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给别人以及逝者的灵魂进行静观祈祷。像《温切斯特利贝尔传记》这样的资料给这种祈祷提供了修道院的逝者名单。把捐助人葬在修道院和回廊里面重要而显眼的位置，既可以让修士或修女们感悟人生无常，也表明了修道院和世俗权贵之间的关系。如果修道院供养着守护圣徒的尸体，特别是当人们相信这些心灵保护者具有强大法力的时候，那么世俗捐助人就更愿意给修道院提供自己的保护。14

图5-2　巴特尔修道院的回廊东部，建于13世纪，展示了将其建在坡面上的困难性。

宗教社区还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一种纪念场所。这方面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征服者”威廉建立的巴特尔修道院。据《巴特尔修道院编年史》（Chronicle of Battle Abbey）记载，威廉曾许诺，如果上帝保佑他获胜，他一定要建立一座修道院。随后几年，威廉命令把修道院建立在哈罗德国王曾插下战旗、后来又战死于此的地点。这部编年史创作于12世纪70年代，其中记载道：修士们认为该地不适合建立修道院，因为这儿没有水，并位于一个非常陡峭的坡面，于是他们想调换位置。威廉知道之后怒火冲天，要求修士们必须按照自己先前的指示修建修道院，并把高高的祭坛安置在哈罗德战死的地方。修士们只好照做。即使今天，当走在回廊（13世纪修建）东部的地面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初把修道院建立在这样一个地点所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为适应坡面的地形，只好不断提升房间高度。虽然这部编年史是后来写成的，创作的很多时候都得益于事后分析，但更早的资料也认为修建这座修道院的目的是感谢上帝保佑诺曼人取得了征服战争的胜利。据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编撰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修道院建立在“上帝赐予（威廉权力）去征服英格兰的地方”。15巴特尔修道院也是为了纪念在战场上死去的人。据锡永的厄尔蒙弗雷德（Ermenfrid of Sion）的忏悔法令（本章后面将对其进行详细讨论）可知，建立这座修道院是为了弥补在战场上不可避免屠杀基督教同胞的罪过。因此，对于威廉建立的修道院必须放在这样的背景中去理解，即它不仅是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并向上帝感恩，而且也是纪念和缅怀双方战死的将士。

教皇与修道院管理

诺曼首领和教会关系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于，后者具有承认前者进行土地征服和殖民统治的合法性，以及对此表示支持的能力。但这并不会是无条件的支持，因为它的目的是换取诺曼首领的某种回报，就像罗洛在诺曼底殖民的情况一样。我们在第一章曾讨论：要让自己占有的土地合法化，罗洛必须满足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皈依基督教；而他接受洗礼，就代表自己已经从一个掠夺者转变成了一个保护者。罗洛皈依行为的真诚性值得讨论，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获得准确答案了。杜多写作的目的只是告诉我们，维京入侵者就这样融入了法兰克人的社会结构。根据杜多和后来瑞米耶日的威廉记载，这个转变过程在罗洛的继承者——“长剑”威廉——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他不但经常和饱学的教士交流，而且还资助建立了一些修道院。

瑞米耶日的威廉在《诺曼公爵的事迹》中记载了一个重建修道院的故事。维京人侵入塞纳河谷之后，瑞米耶日的修士们选择了逃离，等到形势稳定之后，他们才逐渐返回修道院。一次，“长剑”威廉外出打猎的时候，遇到了两名修士在慢慢清理杂草，他们施舍给他一些简单的饮食。可能公爵觉得这不符合自己的身份，于是就拒绝了他们的施舍，并决定去猎杀一头大野猪来充饥。但在猎杀过程中，野猪咬伤了威廉，于是他被抬回修道院治疗。在疗伤期间，威廉对自己拒绝修士施舍的行为表示了忏悔，并决定帮他们重建修道院。

他派自己手下过去，把修道院里的树枝和荆棘清除干净。这样一来，他们就给曾经破朽不堪的圣彼得教堂熟练地盖上屋顶并进行了修缮。公爵还派人收拾了教堂的回廊和所有的外层建筑，使它们住起来更加舒适。16

此外，那里的修士们精神纯洁，让威廉十分感动，以至于他发誓自己也要出家。但教堂的院长劝阻了威廉，说他的人生职责是保障诺曼底人民生活的安全和稳定。杜多关于威廉希望出家的讲述和上面的版本不同，他指出故事发生的背景是公爵和院长讨论怎样生活才能获得上帝的拯救。17佛兰德的阿努尔夫派人暗杀“长剑”威廉之后，威廉的手下才发现他一直像修士一样，每天都把自己锁在屋子里进行祷告。这就充分体现了威廉对宗教的虔诚态度，以及他对自己不能参与的宗教生活所表现出的一种热忱。18

图5-3　位于诺曼底的瑞米耶日修道院。其具有罗马风格的西正门保留至今（图左）。©马克·哈格尔

编年史中包括了一些记载，比如修建瑞米耶日修道院的故事，用来说明诺曼首领对基督教的信仰程度。这些故事也奠定了以后的史书在这方面的写作基调，即它们都喜欢强调诺曼公爵们身上具有的宗教虔诚。普瓦捷的威廉在《威廉的事迹》中记载，威廉二世修建的宗教场所在数量以及圣洁程度上，完全可以和埃及媲美。这些宗教场所之所以能够繁荣发展，是因为公爵本人就是“他们最忠实的保护者和监护人”。19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还指出，公爵本人对宗教的虔诚鼓舞着手下的贵族们也纷纷去修建宗教场所，宣称“每位诺曼权贵都认为：如果不支持自己领地里那些为上帝服务的教士和修士的工作，就会被人瞧不起”。20当然，在这些建成的宗教场所中，就包括奥德里克自己所在的圣·埃弗雷特修道院。到1087年，也就是“征服者”威廉去世的时候，诺曼底已经有了大约40个本笃会场所，其中包括至少7座女修道院。在这些宗教场所中活动的很多都包括创建人的家庭成员，他们热衷于为拯救捐助人的灵魂以及更广泛的社会而祈祷。

到他们征服并统治意大利南部和英格兰的时候，诺曼人已经完全成为基督教信徒。在这期间，罗马教皇一直在设法增强自身的权力和影响，因此他们在策划（尤其是英格兰——见第二章）以及认可和巩固征服成果（英格兰和意大利南部）方面，都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时，史料显示很多诺曼首领，特别是“征服者”威廉、阿韦尔萨伯爵理查德，或罗伯特·吉斯卡尔，特别受教皇的青睐。不过，格列高利七世教皇在位期间的一些信件表明：教皇政策和诺曼首领的计划之间存在某些冲突。总的来说，双方的政策都是实用主义居多。因此，到底是教皇，还是公爵，或者国王，能够从中获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背景。教皇和这些统治者关系的实质是一种互相利用、不断调整的过程，并且一直持续到12世纪以后。

在意大利南部，诺曼人与教皇之间显然是一种确认统治权以及互相支持的关系。当时教皇警觉地发现一群群诺曼人和其他组织来到意大利，然后开始掠夺、侵占教会土地。蒙特卡西诺的阿马塔斯把这方面的故事讲述得特别精彩，但他对自己书中这些事情的态度前后矛盾，这是由诺曼人对他的修道院的土地所采取的行为引起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讨论的那样，11世纪50年代，教皇利奥九世希望在意大利南部地区看到和平，于是在他领导下的教皇体系开始对诺曼人，以及意大利南部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产生了更大的兴趣。他在这方面的第一次干预活动以惨败而告终，因为1053年，教皇军队和德国士兵在奇维塔特被诺曼人击溃。但1059年，尼古拉二世当选为新任教皇，他对教皇和诺曼人关系的态度和做法，在考德里以及最近的劳德看来，简直“相当于一场革命”。21后来教皇授权罗伯特·吉斯卡尔拥有自己的领土，并任命他为西西里岛未来的公爵，就将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当时，罗伯特以口头发誓的形式，保证自己绝不会做任何有损罗马教廷利益的事情，而是要拥护教皇的领导，保护教会土地的安全，缴纳贡款并支持选举改革派人士作为尼古拉的继承者（“我将根据比我更睿智的红衣主教、罗马教士以及世俗人士的意见，帮助选举教皇并进行改良”）。22但我们不能就此误认为罗伯特是依靠教皇的支持才取得了自己的地位。梅尔菲宗教会议的确帮助他把自己在意大利南部的统治合法化，也提出了将来入侵西西里岛的计划，但这些从教皇的角度看来，都是当时非常实际的做法。此时那些诺曼人，特别是欧特维尔兄弟，以及他们的对手，包括阿韦尔萨的理查德和他在卡普亚的后代们，显然不会从因派系争斗而造成的混乱局面中抽身而退。对教皇而言，与罗伯特达成和解就意味着找到一个可以帮助自己对抗他人的盟军，特别是对抗德国皇帝，此外，或许他还希望这样可以牵制敌对的诺曼人群。作为对授权行为的回报，尼古拉可以指望在对罗马改革派反对选举对立教皇这件事上，罗伯特可以提供军事方面的支持。

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教皇和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继任他的教皇对诺曼人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也不会一直提供这样的支持。比如，罗伯特和格列高利七世的关系就紧张得多。教皇为了纠正那些和教会利益冲突的行为，可以决定不再支持某些统治者。开除教籍就是教皇可以动用的主要武器，并且这招非常有效，甚至可能导致统治者丢掉王位。在和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发生授权冲突之后，格列高利七世将其开除教籍，成功地瓦解了他在国内的军队，因为很多士兵都曾宣誓忠于教会，而亨利四世被开除教籍，就意味着反抗皇帝的行为是正当的。一份1075年伦特（Lent）宗教会议的记录显示，当时教皇已经把罗伯特·吉斯卡尔放进了谴责名单，此外，还把他的侄子——洛瑞特罗的罗伯特——开除了教籍。23这场争端的核心在于1073年，兰道尔弗六世亲王（Prine Landulf VI）投降，把贝内文托献给教皇之后，诺曼人侵袭了教皇的土地。同时，罗伯特·吉斯卡尔和其他一些诺曼首领向北推进到了阿布鲁齐（Abruzzi）。24诺曼人领土的持续扩张和教皇的计划发生了冲突，因为教皇希望教会体系不受世俗权力的控制。但格列高利七世由于和亨利四世的冲突还没有结束，还可能需要诺曼人给自己提供军事支持，所以不能就此疏远诺曼首领。从一封格列高利七世在位期间的书信中获悉，教皇曾试图通过阿切伦扎（Acerenza）大主教阿纳尔德（Arnald），和诺曼人达成和解，但未能奏效。25于是，罗伯特使用和上次对尼古拉二世宣誓相似的方式，口头重申了他对教皇的支持。但是，其中重要的是，格列高利七世被迫让步，承认罗伯特可以合法拥有已经占领的领土，包括原来教会的两片土地——萨勒诺和阿马尔菲，也都归属于他。虽然诺曼人掠夺了教皇的土地，并且他们像“征服者”威廉一样，也决心要对位于自己领地的教会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但他们没有用亨利四世公然违抗主教任命权的那种方式，去挑战教皇的神权地位。另一方面，当时格列高利七世也需要权衡利弊，然后决定选择战斗的对象。如果剥夺罗伯特·吉斯卡尔和罗杰统治的合法性，就意味着教皇要在两个前线同时作战。

一旦征服了一片领土或开始在上面殖民，接下来必须考虑的就是如何进行行政管理。教会的广泛资源以及制度化运行机制意味着它可以给世俗管理提供有力支持。而教会从中得到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从修建宗教场所和创建主教管区的行为中获得土地，从而开展教会活动，并巩固教皇的权威。这种情况在诺曼底和意大利南部尤其如此，因为诺曼人的到来促进了或加速了主教管区的建设，而主教管区是教会分布的行政单位。对意大利的教会而言，这又显得特别重要， 因为来自拉丁地方的宗教注23影响力在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一直较弱。而对于诺曼统治者而言，教会人士是能干的行政管理者，拥有写作文书的专业技能，并且能够和其他统治者联系沟通。

到威廉二世统治时期，诺曼底教会已经形成了7个主教管区：鲁昂，作为大主教管区和都主教的驻地；其他6个主教管区，即利雪（Lisieux）、埃夫勒、塞斯（Sées）、巴约、阿夫朗什（Avranches）和库唐斯——受鲁昂辖制。这些主教管区的划分是基于加洛林王朝的行政区划。在维京人的侵袭，以及10世纪由于加洛林王朝的君主们和卡佩王朝的挑战者互相征战引发的社会动荡中，这些主教管区的基础设施几乎消失殆尽。鲁昂仍然设有大主教，但如果要给位于诺曼底西部的主教管区任命主教，那他们也会住在鲁昂。例如，鲁昂的圣洛教堂（the church of Saint-Lô）之所以这么命名，是因为它被献给了科唐坦半岛上的库唐斯主教管区。直到11世纪50年代，库唐斯建立了自己新的大教堂，库唐斯主教才能离开鲁昂。在阿夫朗什，大教堂是在1025年就开始建造，也就是发生在阿夫朗什第二任主教在职期间，而他是在恢复莫吉（Maugis）教区之后才被任命的。关于鲁昂大主教的事迹，我们可以从法兰克人写的资料中获悉：鲁昂大主教盖伊曾积极帮助塞纳河谷的维京人皈依基督教，但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介绍的那样，杜多提到的“弗朗科大主教”的活动则没有多少事实依据。我们对后来的鲁昂大主教知之甚少，直到989年，理查一世的兄弟罗伯特被任命为鲁昂大主教，情况才有了改观。罗伯特成为大主教时还非常年轻，因此，他有时间为后来（一直到威廉二世）的诺曼底公爵上台铺平道路。也主要是在罗伯特的领导下，诺曼底重组了为世俗权力服务的基督教堂，同时给职位空缺的主教管区任命了主教。但罗伯特的职业生涯，则牢牢扎根于宗教改革前的时代，而这一事实影响了后世资料中对他性格的评价。

关于罗伯特活动的记载只限于杜多的作品、11世纪晚期的《鲁昂大主教法令》（Acts of the archbishops of Rouen）和少数遗留下来的宪章内容。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稀奇，但这的确也让历史学家们更加难以确定重建和管理大教堂的具体过程。不过，这些文献资料的确集中描写了罗伯特的活动，让我们对主教在诺曼底公国的角色和作用看得更加清楚。首先，主教必须是自己所在教堂的好管家，要筹集人们给教堂的捐赠物资。宪章内容显示罗伯特积极活动，努力增加鲁昂的教堂财产。罗伯特一世确认把土地归还给教堂的事例，说明教士们对上诺曼底地区的佩伊-德-塔鲁（Pays de Talou）和佩伊-布雷（Pays Bray）颇感兴趣。更重要的是，教堂还在诺曼底西部的法莱斯和卡昂两地，以及诺曼-维克森的边界地区，拥有自己的土地。26在这些地方拥有土地非常关键，可以帮助巩固公爵的利益，并扩大公爵的势力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罗伯特既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管理者，也是一位精明强悍的政治家。并且，鲁昂大教堂的重建也主要是他的功劳——唱诗班、十字耳堂、灯塔和教堂地下室——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他还重建了鲁昂其他一些设施。27此外，罗伯特还对艺术活动提供赞助。

主教和公爵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这对于公爵在诺曼底全境行使权力非常重要。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发生在塞斯主教管区，它当时主要是处于强大的贝莱姆家族统治之下。但蒙哥马利的罗杰娶了贝莱姆的女继承人玛贝尔，此外威廉在11世纪50年代战胜了安茹的杰弗里之后，塞斯就逐渐被纳入了公爵的统治范围。不过一直等到贝莱姆的伊沃主教去世之后，公爵才得以把自己的手下安插进去。28巩固英格兰征服成果的情况也是一样。威廉意识到自己需要能干的人去管理主教管区。但他手下的主教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既有教会人士也有俗家弟子，似乎威廉对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同样看重。有意思的是，1066年之后，威廉并没有一下子撤换所有的主教人选，比如有两名在1066年之间就被任命的主教在诺曼征服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都还在位，其中一个是英格兰人伍斯特的伍尔夫斯坦（Wulfstan of Worcester），另一个是韦尔斯的格叟（Giso of Wells），他来自洛泰尔王朝。不过，正如戈尔丁指出的那样，1066年之后，再没有一个英格兰人被任命为主教。因此，在威廉统治末期，英格兰的主教集团在性质上已经和以前很不一样了。29如果1069年，约克大主教埃尔德雷德没有去世，他很可能还会留在这个位置上。但事实上，他去世之后，一名强硬派的诺曼人取代了他的大主教职位，这就是巴约的托马斯。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背负着选举不合教规以及贩卖圣职的污名，在1070年被剥夺了职位，由兰弗朗克取代。威廉任命主教的时候很在意他们身上是否具有某些素质，特别是要有胜任高难度工作的能力，并愿意拥护国王在英格兰境内的统治政策。

在英格兰，主教管区的地理位置对于管理教会和国家来说，也和它们在诺曼底的情况一样重要。我们在前面指出，鲁昂大教堂拥有的土地其实具有战略重要性。1066年征服英格兰之后，威廉把一些重要的主教驻地进行了转移，继续这项由“忏悔者”爱德华开启的迁徙过程，因为当年爱德华曾把德文郡的克雷迪顿（Crediton）教区迁到旁边面积更大的埃克塞特（Exeter）。根据一份可能是在11世纪70年代早期撰写的宪章记载，威廉决定把多切斯特（Dorchester）教区搬到林肯。30这不仅仅是因为林肯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经济繁荣，还因为它是一个战略要地，可以作为一个王室城堡和屏障，抵御可能来自丹麦的进攻。所以，把主教驻地转移到王权薄弱的地方，可以让威廉王朝的安全得到更好的保障。1075年，将原位于利奇菲尔德（Lichfield）的教堂迁往切斯特，也相当于把主教设在了一个统治可能比较脆弱的地方，即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交界处。31

然而，确定意大利南部主教管区的结构则要困难得多。总体而言，这儿的主教管区面积更小、数量更多。在一些地区，特别是卡拉布里亚，教会不是朝着罗马方向，而是朝着东面的拜占庭帝国延展，而在穆斯林主宰的西西里岛，拉丁教会基本不存在。此外，意大利南部教区的书面记录要比阿尔卑斯北部的记录少得多。这儿也没有创作叙事历史的传统，用来记载主教们的事迹，就像我们在诺曼底和英格兰看到的那种作品。诺伯特·坎普（Norbert Kamp）指出，在这个地区，只有关于主教在位时间的详细记录。真正遗留下来的资料表明在人事方面，他们具有更大的延续性。诺曼人占领意大利南部之后并没有大面积撤换主教，即任命诺曼人或法国人来代替本地主教，主教仍然是本地人士。但坎普认为，1059年的梅尔菲宗教会议的确标志着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意大利本土的希腊主教越来越被效忠于罗马的人员代替，虽然这在地理上只局限于诺曼人在阿普利亚控制的地盘。当时，伊特鲁里亚城邦（Tyrrhenian city states）和伦巴第公国基本上还没有受诺曼人统治，因此这些地方的主教替换过程进行得要缓慢得多。32

罗伯特·吉斯卡尔和罗杰征服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岛之后，立刻就把这些地方的主教撤换成处于自己资助之下的修道院人员，这就意味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教会人员的任命权。杰弗里·马拉特拉在记载西西里岛主教管区的创建过程时，提供了重要信息来介绍罗杰最初的人员任命情况，这就能够证明上面的观点。由于罗杰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因此他任命的主教成分也十分复杂。格兰（Gerland），一个萨瓦人（Savoyard），被任命为阿格里真托（Agrigento）的主教；斯蒂芬，被描述成是一个“来自于鲁昂的正直人”，成为马扎拉（Mazara）的主教；而罗杰，最初来自于普罗旺斯，后来在特罗伊纳服务，被任命为锡拉库萨的主教。在经过了一番协商和劝说之后，罗杰任命安格瑞斯（Angerius），一个来自于圣欧费米娅的修士，成为卡塔尼亚的主教。33虽然教皇乌尔班二世批准了新任主教名单，但这些教区仍然处在罗杰的控制之下。乌尔班试图任命一个教皇使节——直接代表教皇本人——去监督西西里岛教会，但没有得逞。34

修道院也可以帮助诺曼统治者巩固他们的权力。修道院的人员虽然只是由一些整日沉思打坐的修士或修女组成，但他们持有和管理的土地却能成为传播权威的重要工具。如果前面关于威廉和瑞米耶日修道院的故事，主要是用来强调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在从不信教的海盗到成为基督教权贵的旅程上走了多远的话，那诺曼底其他地方的修道院则具有更实际的一些用途。毋庸置疑，传统的宗教虔诚影响着他们的许多行为，但诺曼底公爵们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宗教机构具有的潜在价值，可以让他们在鲁昂很远之外的地方都受到欢迎，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提供机会，给公爵的亲属谋求上升的空间。宗教社区也在巩固1066年之后的英格兰征服成果，以及帮助诺曼人在意大利建立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宗教社区还能支持本地贵族实现自己的抱负。通过种种捐助，其中包括赠与土地、免除赋税以及授予其他特权，这些宗教机构可以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它们甚至还能在当地行使司法权，以及进行一定程度的行政管理。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发生在圣米歇尔山修道院。从“长剑”威廉开始，后来的诺曼底公爵们都对这座位于诺曼底海岸线并和布列塔尼交界的修道院抱有极大兴趣。在过去，这座修道院的主要捐助者一般是布列塔尼伯爵，但后来慢慢换成了诺曼人。这座修道院关系广泛，这让它可以逐渐在诺曼底西部维护公爵的权威。35其他的修道院，比如贝尔奈修道院（monastery of Bernay），是建在公爵领地上的。在本例中的圣米歇尔山修道院，是建在理查二世的妻子朱迪思随嫁妆带过来的土地上面的。在意大利南部，阿韦尔萨的理查德、罗伯特·吉斯卡尔和罗杰等诺曼贵族，供养的是现存的修道院，特别是蒙特卡西诺的修道院。但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他们也修建了一些新的修道院，像在韦诺萨的修道院和圣欧费米娅修道院等。36

图5-4　位于卡昂的拉特里尼泰修道院的西正门。

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一所修道院或教堂的圣徒能够扮演本社区的强大守护神的角色；当我们讨论教会授予世俗统治者合法化权力的时候，这一点决不能被忽视。费利斯·利夫席茨（Felice Lifschitz）和萨曼莎·赫里克（Samantha Herrick）都讨论过圣徒传记在诺曼底巩固公爵权威方面的重要性。37把诺曼底古时候的主教，比如罗曼纽斯（Romanus）、维戈尔（Vigor）、陶里努斯（Taurinus）和尼卡修斯（Nicasius）等，追认为圣徒，可以让诺曼人把自己打扮成是这些圣徒的后裔，表明他们已经从入侵者转变成了上帝的子民。这在关于罗曼纽斯的例子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罗曼纽斯是鲁昂的守护圣徒，据说是他把这座城市从维京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在意大利南部，罗伯特·吉斯卡尔也供养本地的朝拜中心，尤其是崇拜萨勒诺的圣马太。据阿马塔斯记载，这位圣徒曾预言教皇将在奇维塔特被击败。事实上，如果圣徒作出这样的预言就意味着他认可诺曼人可以拥有被占领的土地，从而也就表示了对他们的支持。罗伯特和主教阿勒法诺斯一世（Alfanus I）一起重建了大教堂，他们在修建过程中发现了这位圣徒的遗物。38发现圣徒遗物通常代表着获得了他的垂青，因为圣徒不会向不值得的人示现自己。在英格兰，那些被任命到修道院或主教管区的诺曼人都懂得保持各种圣徒崇拜的重要意义，尽管也有一些对此表示怀疑的著名例子。39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可能是兰弗朗克贬低圣徒埃尔费（Elfeah）——这位圣徒被克努特带领的维京人杀害。兰弗朗克曾和安塞尔姆商议是否要禁止人们朝拜圣徒埃尔费，但安塞尔姆对兰弗朗克进行了劝阻，指出埃尔费值得尊重，这样坎特伯雷年历中才有了纪念这位圣徒的节日。40总之，认可并纪念本地圣徒有助于社区的发展，以及建立诺曼人和被征服人群之间的联系。

捐助修道院能够以其他方式帮助树立权威，特别是通过经济发展的形式。在这方面，圣艾蒂安和圣三一修道院就是极好的例子。在诺曼底西部，这些修道院本身就是公爵权力和权威的重要执行平台。卡昂城位于奥恩河（Orne）与奥东河（Odon）的交汇处，是上诺曼底和下诺曼底之间的一个重要通道。公国首都鲁昂与西部领土之间的距离太遥远了，因此把卡昂建设成一个新的城市中心，对于巩固威廉在诺曼底的统治极为重要。正如劳伦斯·琼-玛丽（Laurence Jean-Marie）指出的那样，这两座修道院就形成了两个“吸引极”。它们建在两个相邻地区：圣三一修道院位于卡昂城东部边缘的一个市镇，建在河流上游的小山上面；而圣艾蒂安修道院则位于该镇的对面。公爵城堡几乎就位于两座修道院之间连线的中点上。虽然这两座修道院都位于卡昂城墙外面，但它们仍然像两块引力强劲的磁铁一样，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威廉赐给圣艾蒂安修道院一些特权，让它享有和威廉自己以城堡为中心而修建的村镇一样的权利。41和公爵权力驻地更近的是蒙蒂维利耶修道院（abbey of Montivilliers），其首任院长是比阿特丽斯（Beatrice），她是理查一世的一个女儿。蒙蒂维利耶现在是重要港口勒阿弗尔（Le Havre）的一个郊区，但在中世纪，它的地位比现在显赫得多，因为它是联系渔业、捕鲸和其他产业的纽带。42历任公爵都给这座修道院授予特权，保证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这些经济资源，为发展本地经济做出贡献。意大利南部的修道院，比如位于卡瓦的圣三一修道院（建于约公元1020年），也起到了类似作用。这座修道院和萨勒诺公国关系密切，但在征服之后，本地的伦巴第人和诺曼人都对它继续进行支持。因此修道院院长能够不断积累并巩固修道院的资产。这样到了12世纪中期，这个社区基于并控制了8个港口，拥有了相当于两份贵族领地的收入。43

图5-5　从城堡可见的圣艾蒂安修道院，位于卡昂。

在英格兰，诺曼人与修道院之间的经济关系在1006年之后呈现出不太一样的状况。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威廉的手下，意味着诺曼底的修道院从这次征服战争中获得了很多利益。例如，卡昂的圣三一修道院，就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拥有大量土地。诺曼贵族自威廉·鲁弗斯统治开始，就在英格兰不断修建新的修道院。但是，这些新来的统治者们对待已有修道院的方式引起了人们的不安和怨恨，甚至公然反抗。修道院的人口中包括很多平民，因此易于受到战争的威胁。一般来说，军队不能攻击或掠夺修道院，但这种情况仍然发生了。一些修道院除了丢失祭服、书籍和其他进行宗教活动所需的重要物品之外，还损失了土地。在《宗教史》中，奥德里克记载道古德曼（Guitmund），一名拉克鲁瓦·圣-勒弗鲁瓦修道院（monastery of La Croix Saint-Leufroi）的修士，拒绝到英格兰担任一个教会职务，因为他认为“整个英格兰都是抢劫过来的战利品”。44这虽然是奥德里克作品中的修辞手法，但一些作家对诺曼人处理英格兰教会的方式心存疑虑也是不争的事实，它揭露了当时人们在这方面怀有一种惶恐不安的心情。

改革

公元11世纪，教皇、修道院院长和主教们试图贯彻宗教改革的各项原则，其中包括僧侣独身，以及教会土地和机构摆脱世俗控制等规定。一个善良、虔诚的统治者应当维护这些宗教原则，并支持自己领土上的教会人员贯彻这些原则。诺曼人在这方面的做法之一是对宗教会议表示支持。在诺曼底、意大利南部和英格兰，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的共同做法是全都会出席宗教会议。宗教会议会颁布教会法规，把来自罗马和其他重要中心的决定传达到地方。幸好当时的很多会议法规都保存下来了，通常是抄录进了其他资料里面，比如出现在奥德里克的《宗教史》或修道院的编年史等文献里面。在诺曼底和英格兰，威廉负责监督宗教会议的讨论情况。在这方面，诺曼底和法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它们的宗教会议是由教皇使节，即教皇的代表主持，可能像玛格丽特·吉布森（Margaret Gibson）在论文中提出的观点那样，这是因为威廉和兰弗朗克在理解宗教改革时，态度保守。45威廉希望对教会保持更大的控制权，但这种权利赋予他对教会的控制程度，是后来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所不能接受的。普瓦捷的威廉这样写道：

每当他（威廉）命令或怂恿主教、都主教、副主教集中在一起讨论有关教士、修士和俗人的宗教事务时，他在这些会议上都不愿错失任何一个当裁判的机会。因此，只要他在，他会让冲动的人更加激情四溢、谨慎的人更加小心仔细。46

普瓦捷的威廉和英国编年史家爱德玛都认为，威廉国王参与宗教会议的例子，可以证明他态度虔诚、支持教会、希望把自己领土的各个方面都管理好。对意大利南部的教会而言，宗教会议处于教皇的领导之下，要么在他访问这个地区时举行，就像自利奥九世开始之后历任教皇所做的那样，要么是在罗马的教皇体系影响增强的时期召开。在诺曼底和英格兰举行的一些宗教会议是由罗马教皇的使节代为召开的，特别是当会议内容涉及主教的罢免，或要把主教从一个教区换到另一个教区任职之时。1070年的宗教会议就是如此，其中免去了斯蒂甘德的主教职位；此外1054年在利雪召开的宗教会议也是这方面的例子，其中梅杰（Mauger）被免职。

三个地区的宗教会议讨论的内容，都涉及关于教会以及教会的社会作用等多个主题。这些会议主题包括旨在减少暴力冲突的“神谕休战”，关于修道院生活的规章制度、教会建筑和土地的恰当用途，以及把那些他们认为在某些方面触犯教会的人开除教籍。其中一个关键主题是僧侣独身。这个问题引起了教会的极大关注，因为它涉及谁才有资格做神父的问题。一些人在法庭上辩论结婚的神父是否适合从事圣事活动，因为这样的行径已经和异教徒非常接近，从而导致人们质疑他们进行宗教行为的有效性。在这次宗教改革的影响下，主教负责让手下的神父和配偶分居，如果神父拒绝这样做，他就会被剥夺宗教职位。多地宗教会议的教规都对此进行了强调。据阿普利亚的威廉记载，1059年在梅尔菲召开的宗教会议强调贞节的重要性，宣布尼古拉教皇可以“把神父的妻子从那些地方赶跑”。471080年在利勒博讷（Lillebonne）召开的宗教会议命令，“神父、执事和副执事，以及所有的大教堂教士和地方主教，不能结婚或养女人。” 48这项政策也在教会人员讨论个别事务的信件中出现过。比如，兰弗朗克大主教在写给鲁昂大主教约翰的信中就提到1072年，约翰强制实行独身制度之后在鲁昂大教堂发生的一场骚乱。兰弗朗克其他写给英格兰主教的信件中也涉及这个问题。在讨论如何处理任命的一个已婚执事时，他建议塞特福德（Thetford）主教赫尔法斯特（Herfast）先把这个执事不断降职，直到他能恢复独身。49

这种改革方案意味着：11世纪中期以前教会首领身上被视为优秀的一些素质，特别是他们宗教身份和世俗身份的重叠程度过大，在随后几十年里难以再被教会接受。在这方面，鲁昂三位大主教的表现各异，相映成趣。其中公爵理查一世之子罗伯特，不但是鲁昂大主教，还以埃夫勒伯爵的身份持有土地。这样，罗伯特成为公爵在诺曼底边境的重要支持者之一，所以公爵也对他所在的大教堂赏赐颇多。从理查一世以来，罗伯特就在逐渐巩固公爵权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罗伯特的这些活动，加上他的私生活，意味着他的名声在宗教改革之后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影响。11世纪后期的作家们指责他太世俗化，不但结婚生子，还忽视宗教事务。《鲁昂大主教事迹》（Acta archiepiscopum Rotomagensis）一书的匿名作者也指出，虽然罗伯特“非常虔诚和正直……然而他被身上的情欲战胜，还生了很多儿子”，但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罗伯特显然还是离开了妻子。50奥德里克对《事迹》中的故事有自己的记载，他指出：罗伯特的妻子是赫尔乐维（Herleve），并列出他的儿子的名字分别是：理查德、拉尔夫和威廉。根据圣·埃弗雷特的修士讲述，为了悔过，罗伯特拿出“大量财物施舍给穷人”。51但是到了11世纪晚期，僧侣独身已经成为所有教会人员都必须遵守的生活准则。虽然关于独身的教规难以实施，但特别注重禁欲的基督教精神传统还是逐渐占了上风。罗伯特的侄子和继任者梅杰同样受人非议。据《事迹》记载，梅杰上台“不是因为他的品行卓越，而是因为父母的欢心以及趋炎附势的小人支持”。52此外，他还和威廉二世的叔父，也就是阿尔克的威廉联合，卷入了反对威廉二世的叛乱活动。像梅杰和罗伯特这样的人物，显然和宗教改革宣扬的理想相去甚远，但他们仍尽力促进了教会和诺曼底的利益，因此在后世作家的笔下就变得矛盾重重。

如果我们把罗伯特和梅杰与下面一位鲁昂大主教茅瑞利斯（Maurilius）进行对比，结果会很有趣，因为茅瑞利斯体现了一名改革派的主教身上应当具备哪些品质，以及他在生活中应当如何表现。任命茅瑞利斯为主教，标志着由公爵家族成员担任高级教士的传统暂时中断（因为茅瑞利斯的继任者伊夫里的约翰，是公爵的另一位亲戚）。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茅瑞利斯来自于修道院，他曾在佛罗伦萨和费康的修道院生活，并且在荣升为鲁昂大主教之前，还做过一段短时间的隐士。虽然我们知道当时主教一直也可以从在俗教士中产生，但像茅瑞利斯这样的人当选主教之后，显然更能推进改革进程，特别是实行僧侣独身。从1050年到12世纪的前几十年，主教位置越来越多的是由来自意大利南部的人员担任，例如巴里的伊莱亚斯（Elias of Bari）以及萨勒诺的阿勒法诺斯就是这方面的例子。53在英格兰，诺曼征服之后最初的两位大主教——兰弗朗克和安塞尔姆——都是来自于勒贝克的修士。据《事迹》记载，茅瑞利斯“不停地斋戒、布道并进行施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54奥德里克和《事迹》都强调是茅瑞利斯完成了鲁昂大教堂的修建工作。虽然在描写宗教改革时代的作家眼中，茅瑞利斯是一颗耀眼明星，但值得提醒大家的是，不是所有教区都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改革进程。比如，当时巴约还握在奥多手中，他是威廉同父异母的兄弟，不但在诺曼征服之后成为肯特伯爵，而且还亲自参加了1066年的征服战役。55

宗教改革也是影响“征服者”威廉和教皇关系的核心问题。我们曾指出，教皇之所以支持诺曼人进攻英格兰，很可能是指望威廉能让英格兰教会更密切地支持教皇的改革方案，并且教皇特别希望赶走那些他认为存在问题的英格兰主教。在1070年，教皇把锡永的厄尔蒙弗雷德派往英格兰，其身份是教皇使节，即可以代表教皇，以教皇的名义行事。在英格兰停留期间，厄尔蒙弗雷德罢免了一些在征服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英格兰主教。编年史家伍斯特的约翰声称，“威廉剥夺了许多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职位，虽然找不出任何正大光明的理由证明他们行为有错”，但事实上情况不是这样，被剥夺职位的教士数量很少。56这些人中包括斯蒂甘德，其罪名是同时占有不止一个主教管区，还把坎特伯雷前任大主教赶出教区，并接受对立教皇赐予的披肩式祭服——这是大主教职位的象征物。遗留下来的那些在诺曼底召开的宗教会议的记录显示：国王的确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厄尔蒙弗雷德还发布了一份文件，史称“忏悔法令”，规定了那些参加威廉军事行动的士兵应当进行的忏悔法事。因为威廉的征战虽然获得了教皇的认可，但它毕竟还是战争，根据“神谕休战”等习俗，人们必须为自己所犯的杀戮行为进行悔罪补救。厄尔蒙弗雷德还很仔细地区分了战争的时间——上至1066年圣诞节威廉的国王加冕礼——以及在这之后的军事活动。如果国王的士兵杀死违抗权威的不法分子，那他就不必忏悔。然而，如果被杀死的人不是叛乱分子，那就必须根据谋杀的罪恶程度进行相应忏悔。忏悔形式包括进行施舍，建立或捐赠修道院和教堂。57

但是，教皇派遣教皇使节这件事情本身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表明教皇继续支持威廉在英格兰的行为和政策。从威廉和教皇通过厄尔蒙弗雷德进行合作这件事看来，他们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不过，兰弗朗克继任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件事却存在一些问题。从表面上看，兰弗朗克的任命书是没有瑕疵的。他是一个修士、一个能干的管理人员以及国王的贴心谋臣。他争取教皇许可威廉和玛蒂尔达之间的近亲结婚，并且在罗马教廷里有密切关系。但兰弗朗克进行的宗教改革和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有所不同。他认为，只要是在英格兰领土上，国王就是最高的权威。这个观点正好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被选为教皇前，他曾积极支持威廉去夺取英国王位）发生冲突，因为在教皇与国王的权力区分上，格列高利七世的观点要僵化得多。他坚信，无论在哪种政治环境下，只要涉及宗教事务，教皇都是最高统治者。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与威廉以及与兰弗朗克之间的一系列通信资料至今还保存着。在信中，格列高利七世期盼兰弗朗克前往罗马参加宗教会议，并把自己丰富的知识传授给其他教士。他还希望威廉重新创立征收 “一便士献金”注24的习俗，即英格兰教会征收并送给罗马的一种特别税金，并向教皇宣誓效忠。威廉十分愿意满足教皇前面的这条要求，但在第二条要求上和教皇产生了分歧。以前的国王都没有履行过这样的效忠仪式，他觉得自己实在没理由要打破传统。因此，他给教皇的答复非常简洁：“我没有表示过要宣誓效忠，我现在也不会这样做，因为我从来都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我也没有发现我的前任曾向你的前任这样做过。” 58而兰弗朗克则找出好几条理由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去罗马，其中还提到国王不愿意他走。显然这位大主教是威廉管理层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甚至在威廉访问诺曼底期间承担摄政大权。但格列高利七世继续坚持，并提醒威廉和兰弗朗克不要辜负了自己委以他们的重任。他还写信给其他教士，让他们帮着劝说。事实上，除此之外，格列高利七世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正如教皇对罗伯特·吉斯卡尔的处理方法在他后来和亨利四世的冲突中受到考验一样，这次他和威廉的关系也经受了考验。

宗教改革也对威廉刚征服的王国中的修道院产生了影响。这一点在新添的礼拜仪式和改革实践中看得最为清楚。比如，兰弗朗克就以诺曼底勒贝克修道院的习俗以及克吕尼教派的传统为基础，向英格兰教会引进了许多做法。但在萨默塞特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的修道院，院长瑟斯坦（Thurstan）试图强行推行源自费康的那套礼拜仪式，却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在《英格兰主教的事迹》和《英格兰国王的事迹》两本书中都记载了修士们对瑟斯坦的反抗。在前一本书中，他形容修道院院长“表现得不像是一个教士，而像是一个暴君”。59因为修士们不愿接受新的礼拜仪式，瑟斯坦气急败坏，他命令士兵在教堂中朝他们放箭。这场事件中体现的暴力程度让人吃惊，“甚至连受难基督的塑像也在乱箭中颤抖”。60无论是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还是奥德里克，他们都对征服之前英格兰教会执行宗教仪式的情况进行过批判。但当看到英格兰教会改革获得的更多支持是以牺牲现有制度为代价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肯定感到后悔了：

于是在威廉公爵统治时期，英吉利海峡两岸教会人口不断增加，也新建了许多具有悠久献身精神历史的女修道院。但此时，我还是应当描写一些来自人们的抱怨。他们说宁愿让古老的修道院保持原样，也好过劳民伤财地修建新的修道院，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惨遭剥削，变得一无所有。61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不能质疑这些新修道院创建者们的虔诚之心，但在这样的修建过程中，他也清楚地感到一些东西永远地消失了。

要总结教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考察一下位于卡昂的圣艾蒂安男修道院和圣三一女修道院。我们已经从经济角度讨论过这些宗教机构在巩固公爵权力方面所起的作用，但除此之外，它们也体现了宗教场所和世俗社会之间的联系。威廉和玛蒂尔达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建立修道院的行为既反映了对宗教的虔诚态度，也反映了其作为统治者，所承担的支持、保护教会和弱者的义务。

因此这两座修道院象征了公爵的家族和权力。它们都是在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之前修建的，其中圣三一修道院还是在这次征服战役的前夕捐献出去的。公爵夫妇最小的女儿塞西莉亚被作为献身教会的儿童送到圣三一修道院，后来她成了这所修道院的女院长。此外，他们还做好准备，以便帮助那些贫困人群。在一份大概写于1066至玛蒂尔达去世的1083年之间的宪章中，公爵夫妇决定把圣三一修道院的部分物资分派给救济品发放处，并专门建立一个教堂来埋葬死去的穷人。62威廉和玛蒂尔达去世之后分别葬在各自出资建立的教堂圣坛附近，即教堂中专门用来处理宗教社区事务的地方。这两座修道院除了能够带来收入之外，也是一种视觉标志，共同见证了威廉和玛蒂尔达的虔诚，以及他们动用必要资源修建如此辉煌的建筑作品的能力。要知道在中世纪修建教堂不是持续完成的，而是经过许多阶段才逐渐完成的。比如圣三一修道院就是从约1060年修到约1080年，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才最终完成。通常教堂的最东端包括一个很高的祭坛， 由于它是圣餐仪式注25中表现基督献身精神的核心部分，因此会首先修建并捐赠出去。最后，两座修道院都有壮丽的西大门，是普通百姓最容易看到的地方，因为他们要穿过西门才能进入教堂。像威廉修建的许多建筑一样，这两座修道院也是用卡昂的石料修建的，上面雕刻有许多精致的具有罗马风格的图案。这两座修道院的塔楼（圣艾蒂安修道院西正面的装尖塔是后来才加建的）在中世纪城市里面肯定显得高耸入云。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许多的高层建筑，但如今站在城堡上面仍然可以望见这两所教堂。来到这座城市的游客可以信步游览城里的建筑，最后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两座辉煌的教堂。据可能写于1083年的一份宪章记载，玛蒂尔达决定把王室徽标连同其他物品一起赠与圣三一教堂，这也让人进一步联想起这座教堂和英格兰征服之间的联系。63当初塞西莉亚留在这座修道院，后来也对公爵家族进行精神统治提供了重要作用。她的三个兄弟都在不同的盎格鲁-诺曼领土进行统治，可以想见这让她的姐妹们的婚姻也沾了不少光。但塞西莉亚作为修女和院长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不比她们逊色。由于身份特殊，她不能生活在世俗世界，但实际上她仍然在维系家族统治和社区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反过来，她也接受家族成员的供养。这两座修道院就像旁边的城堡一样成为了公爵权威的象征。当然，他们也意识到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相互支援的必要性。失去了教会的支持，“征服者”威廉征服和统治英格兰必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困难。但没有像威廉和罗伯特·吉斯卡尔这些人的积极参与，宗教改革和教会重组的进程也必将减缓许多。

注释

1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4, pp. 256–61 with the quotation at pp. 258–9. For the background to the disorders in Normandy see W. Aird, Robert Curthose, Duke of Normandy（c.1050–1134） （Woodbridge: Boydell, 2008）, Ch. 4; for discussion of Ruald’s testimony, see C. Watkins, ‘Memories of the Marvellous in the Anglo-Norman Realm’, in Medieval Memories: Men, Women and the Past, 700–1300, ed. E. van Houts（Harlow: Longman, 2001）, pp. 92–112 （pp. 96–7）.

2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3, pp. 342–5.

3 K. Quirk, ‘Men, Women and Miracles in Normandy, 1050-1150’, in Medieval Memories: Men, Women and the Past, 700–1300, ed. E. van Houts （Harlow: Longman, 2001）, pp. 53–71. For the miracle collections from Normandy see D. Gonthier and C. Le Bas, ‘Analyse socio-économique de quelques recueils de miracles dans la Normandie du XI au XIII siècle’, Annales de Normandie 24: 1 （1974）, pp. 3–36.

4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23. To modern eyes, the woman was clearly severely depressed, but the despair she exhibited was taken as a sign of possession in the Middle Ages. Despair was a grave sin as it meant giving up hope of God’s salvation.

5 Liber Eliensis: A History of the Isle of Ely from the Seventh Century to the Twelfth, Compiled by a Monk of Ely in the Twelfth Century, trans. J. Fairweather （Woodbridge: Boydell, 2005）, pp. 252.

6 S. J. Ridyard, ‘Condigna veneratio: Post-Conquest Attitudes to the Saints of the Anglo-Saxons’, Anglo-Norman Studies 9 （1987）, pp. 179–206.

7 P. Oldfield, Sanctity and Pilgrimage in Medieval Southern Italy 1000–120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52–3.

8 V. Rameys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Religious Landscape: Medieval Southern Italy, 850–11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75. See also G. A. Loud, ‘Monastic Miracles in Southern Italy’, in Signs Wonders, Miracles: Representations of Divine Power in the Life of the Church, ed. K. Cooper and J. Gregory,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41（Woodbridge: Boydell, 2005）, pp. 109–32.

9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 pp. 80–1, 124–5; vol. 3, pp. 164–5, and vol. 4, pp. 142–3. See also M. Chibnall, ‘Liens de fraternitas entre l’abbaye de St-Évroult et les laics （XIe–XIIe siècles）’, Les mouvances laïques des ordres religieux, Actes de troisièm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u CERCOR （Saint-Etienne: Université de Saint-Etienne, 1996）, pp. 235–9 （p. 238）.

10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4, pp. 338–9.

11 For the Beaumonts see D. Crouch, The Beaumont Twins: the Roots and Branches of Power in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 The Warenne （Hyde） Chronicle, ed. and trans. E. M. C. van Houts and R. C. Lov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3）, appendix.

13 G. A. Loud, The Latin Church in Norman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87.

14 E. Cownie, Religious Patronage in Anglo-Norman England, 1066-1135（Woodbridge: Boydell, 1998）; B. Golding, ‘Anglo-Norman Knightly Burials’, in The Ideals and Practice of Medieval Knighthood, ed. C. Harper-Bill and R. Harvey （Woodbridge: Boydell, 1986）, pp. 35-48 （p. 37）.

15 Anglo-Saxon Chronicle, trans. Swanton, E version, p. 219. The foundation of Battle as a memorial is discussed in E. M. Hallam, ‘Monasteries as “War Memorials”: Battle Abbey and La Victoire’, in The Church at War, ed. W. J. Sheils, Studies in Church History, 20 （Oxford: Blackwell, 1983）, pp. 47–57.

16 Gesta Normannorum ducum, vol. 1, pp. 84–7.

17 Dudo,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 77. Discussed in more detail by van Houts, ‘Planctus on the Death of William Longsword’.

18 Gesta Normannorum ducum, vol. 1, pp. 92–5; Dudo,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 84.

19 William of Poitiers, Gesta Guillelmi, pp. 82–3.

20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 pp. 10–11.

21 H. E. J. Cowdrey, The Age of Abbot Desiderius: Montecassino, the Papacy, and the Normans in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p. 111; quote at Loud, Latin Church, p. 137.

22 The oath is translated in full in Loud,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p. 188–9 and an extract is printed in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73. For an over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rmans and the papacy see Cowdrey, The Age of Abbot Desiderius, pp. 107–76; Loud,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p. 186–209.

23 The Register of Pope GregoryⅦ, 1073–1085, trans. H. E. J. Cowdr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no. 2.52a.

24 L. Feller,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Norman Italy, 1060–1140’, in The Society of Norman Italy, ed. G. A. Loud and A. Metcalfe （Leiden: Brill, 2002）, pp. 47–73; Loud,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p. 196–7 for the wider context.

25 Register of Pope Gregory, no. 3.11.

26 R. Allen, ‘“Praesul praecipue, atque venerande”: the Career of Robert, Archbishop of Rouen, 989 – 1037’, 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Rouen, ed. L. V. Hicks and E. Brenner （Turnhout: Brepols, 2013）, pp. 153–83 （pp. 158–9）.

27 Allen, ‘Career of Robert’, pp. 156–7; Gauthiez,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Rouen’, p. 23.

28 Hagger, William: King and Conqueror, p. 114.

29 Golding,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p. 145.

30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2, no 78.

31 Golding,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pp. 151–2.

32 N. Kamp, ‘The Bishops of Southern Italy in the Norman and Staufen Periods’, in The Society of Norman Italy, ed. G. A. Loud and A. Metcalfe（Leiden: Brill, 2002）, pp. 185–209.

33 Malaterra, Deeds of Count Roger, pp. 182–4, 212–13.

34 Houben, Roger II, p. 21.

35 C. Potts, Monastic Revival and Regional Identity in Early Normandy（Woodbridge: Boydell, 1997）, pp. 62–104.

36 Cowdrey, Age of Abbot Desiderius, pp. 116–17, 139–40; Loud, Latin Church, pp. 84–92.

37 Lifschitz, Conquest of Pious Neustria; S. K. Herrick, Imagining the Sacred Past: Hagiography and Power in Early Normand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8 Oldfield, Sanctity and Pilgrimage, pp. 61–3.

39 Ridyard, ‘Condigna veneratio’; P. A. Hayward, ‘Translation Narratives in Post-Conquest Hagiography and English Resistance to the Norman Conquest’, Anglo-Norman Studies, 21 （1999）, pp. 67–93.

40 Eadmer, The Life of St Anselm of Canterbury, ed. and trans. R. W. Souther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pp. 50–4.

41 L. Jean-Marie, Caen aux XIe et XIIe siècles: Espace urbain, pouvoirs et société（Caen: Mandragore, 2000）, pp. 182–8.

42 E. Hall and J. Sweeney, ‘The Licentia de Nam of the Abbess of Montivillier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rt of Harfleur’,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52 （1979）, pp. 1–8 （p. 5）.

43 Rameyser, Transformation of a Religious Landscape, p. 159.

44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 pp. 272–3.

45 M. Gibson, Lanfranc of Be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 139–40.

46 William of Poitiers, Gesta Guillelmi, pp. 82–3. For a discussion of synods in Normandy see ‘The Synod in the Province of Rouen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in Church and Government in the Middle Ages, ed.C. N. L. Brooke et 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9–39.

47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70; discussed by Loud, Latin Church, p. 137.

48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3, pp. 26–7.

49 The Letters of Lanfranc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ed. and trans. H.Clover and M. Gibs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no. 41 to John; no. 43 to Herfast.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events and recording of the riot in Rouen see A. Alexander, ‘Riots, Reform, and Rivalry: Religious Life in Rouen, c.1073–c.1092’, Anglo-Norman Studies 33 （2011）, pp. 23–40.

50 R. Allen, ‘The Acta archiepiscoporum Rotomagensium: Study and edition’, Tabularia ‘Documents’, 9 （2009）, pp. 1–66 （pp. 38, 52） http://www.unicaen.fr/mrsh/craham/revue/tabularia/print.php?dossier=sources&file=09allen.xml.

51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3, pp. 84–5.

52 Allen, ‘Acta’ , pp. 38, 52.

53 Kamp, ‘Bishops of Southern Italy’, p. 191.

54 Allen, ‘Acta’ , pp. 40, 54.

55 For Odo see, D. Bates, ‘The Character and Career of Odo, Bishop of Bayeux, 1049/50–1097’, Speculum, 50 （1975）, pp. 1–20.

56 The Chronicle of John of Worcester, vol. Ⅲ: the Annals from 1067–1140, ed. and trans. P. McGurk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 12–13.

57 H. E. J. Cowdrey, ‘Bishop Ermenfrid of Sion and the Penitential Ordinance Following the Battle of Hastings’,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0（1969）, pp. 225–42. A translation of the Ordinance can be found in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2, no. 81.

58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vol. 2, no. 101. For Gregory’s letters to William and Lanfranc see Register of Pope Gregory.

59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pontificum, vol. 1, pp. 308–9.

60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vol. 1, pp. 498–9.

61 Ibid., pp. 506–7. For the effects of the conquest on monasteries, see Golding,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pp. 157–65.

62 Regesta regum Anglo-Normannorum, ed. Bates, no. 62 dated 1066 x 1083.

63 Ibid., no. 63.

第六章　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本章讨论诺曼人在征服和殖民欧洲不同地区时所遇到的文化碰撞及其产生的影响。在这样的过程中，诺曼人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性和历史，其具体内容将在下一章进行讨论。我们并不总是清楚人们采用特定的仪式、语言或艺术形式是否出于有意的选择，但跨文化遭遇既推动诺曼人适应新的环境，有时又反过来导致被殖民或征服地区的人们去适应他们，或与之相对抗。这里讨论的大部分内容都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一个古老的谚语告诉我们，“撒克逊人”不是突然就在1066年10月14日的晚上丢掉罐子、改了名字，然后变成诺曼人的。大多数时候，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发生的改变都是缓慢且潜移默化的。而思考诺曼人和非基督徒团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们与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十分重要。本章将这些内容分为三个关键领域进行讨论，即语言和文学，物品、艺术和建筑，以及诺曼人与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关系。

语言与文学

诺曼人开始在欧洲的很多地方进行殖民活动的时候，逐渐地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语言。罗洛和他的随从们会说一种古斯堪的纳维亚语（Old Norse），但在诺曼底殖民时，他们需要掌握拉丁语以及现代法语的早期用法。1066年之前，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古英语是一种通行于文学创作、教牧关怀和政府管理的语言，但在教会，以及某些情况下在法庭上使用的则是拉丁语。当诺曼人逐渐向欧洲西部和北部移动的时候，他们也会接触到中世纪的康沃尔语、威尔士语、苏格兰语和爱尔兰语。诺曼人的征服开始改变语言的使用形式，尽管这些改变有的发生得相对较快，有的则相对缓慢。在意大利南部和圣地，诺曼人不得不和各种各样的语言打交道，其中包括意大利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和现代土耳其语的最初形式。为了进行管理统治以及料理日常生活，他们只能高度依赖本地百姓和翻译人员，以免发生误解。比如在讲述威廉举办的王位加冕礼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记载了一个可能不太可信，但却能够反映上述事实的故事：

当埃尔德雷德大主教询问英格兰人，库唐斯主教杰弗里询问诺曼人，他们是否愿意拥护威廉成为新国王时，这些人兴高采烈，尽管操着不同的语音，但全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愿意。守在外面的士兵，听到里面传来夹杂着外国口音的兴奋喧哗，以为可能要发生叛乱，于是赶紧放火点燃了一些房屋。1

他在书中继续指出，从此之后，英格兰人就不再信任诺曼人。看来，这都是语言惹的祸。

在诺曼底，几乎没有资料可以表明古挪威语使用的范围大小和持续的时间长度。杜多认为，“长剑”威廉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儿子理查一世送到巴约去学习语言，是因为鲁昂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语言了。人们经常据此认为在诺曼底历史的早期阶段，诺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家园之间的联系就已经变得非常微弱了。如果我们接受瑟尔的观点（曾在第一章讨论），认为罗洛和他的手下当时只是定居在诺曼底的几群北欧人之一，那我们对威廉的行为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理解。他当时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诺曼底西部可能是为了和那些地区建立联盟并保持联系。威廉死后发生的事情也证实了这个观点。面对法兰克人的侵略，只有巴约的首领赶来营救年轻的理查。其他关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影响和使用的资料也同样稀少。据伊丽莎白·里德尔（Elisabeth Ridel）的研究表明：就语言变化而言，中世纪诺曼人使用的语言中只有145个单词来自于斯堪的纳维亚世界，但却有1000多个斯堪的纳维亚单词出现在英语当中。这些单词与航海和商业之间的联系密切，不过考虑到它们是航海者后裔使用的语言，这也就不足为奇了。2此外，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的那样，诺曼人使用的语言中的地名和人名很可能是从英语中借鉴过去的。

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之类的创作，或许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范·霍茨认为，11世纪初由鲁昂的沃纳（Warner of Rouen）用拉丁语写成的讽刺诗《莫瑞哈特》（Morihut）其文体实际上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一种称为“辩论诗”（.yting）的体裁。这种体裁的特征就是“大肆谩骂”，而沃纳诗歌的基础就是“莫瑞哈特”诗歌严厉批判的功能。这种诗歌只见于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和爱尔兰，因此沃纳的作品可视为这种文学体裁的拉丁形式。3斯堪的纳维亚和诺曼底之间的文学接触在稍后出现的、但仍旧有疑问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印证，其中包括萨迦。诸如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i Sturluson）的《海姆斯克林拉》（Heimskringla）之类的作品出现于公元13世纪，是在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发生很久之后才开始创作的，但它们参考了更早出现的口头文学；此外，其他很多作品中也包括更早出现的吟游诗歌。吟游诗人很可能在11世纪就到了诺曼底，等到回家之后，他们就把这些经历和故事写进了诗歌。比如，冰岛人斯诺里肯定对诺曼人的维京祖先有所了解，因为他在讲述罗洛从挪威流亡的故事中提到了罗洛（工头罗夫）的后裔。4如果吟游诗人把故事带回了家，那么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学体裁被带到了鲁昂也就十分合理了，而且还可能对诺曼宫廷流传的诗歌产生了影响，其中就包括《莫瑞哈特》。在其他的叙事文学中也能找到受北欧文学影响的痕迹，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关于“宽宏者”罗贝尔到耶路撒冷朝圣的故事。范·霍茨认为其中的一些故事主题，像罗贝尔的骡子上的金鞋，或拜占庭皇帝禁止买卖柴火之后用胡桃木生火等描述，也出现在那些讲述曾到东方旅游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故事之中，这方面特别有名的就是关于哈拉尔德三世以及屠龙勇士西格德（Sigurd）的作品。5

但诺曼人与古英语之间的接触需要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毕竟，威廉对英格兰的征服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他的目标相当明确，就是要夺取英格兰王位。从威廉控制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可以看出他想怎样进行自己的统治。虽然直到1070年，公文——政府办公的主要文件之一——仍用古英语颁布，就像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一样；但到了1070年之后，公文就改用拉丁文颁布。6我们很容易看出，这是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即不再把古英语作为政府办公的专用语言，从而降低古英语书面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公元1069年，历史上发生了两件重要事情：一是约克大主教埃尔德雷德去世，他曾在约克郡的事务中起到重要的斡旋、调解作用；二是掠夺北方，因为它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威廉的统治权威。1070年，在温切斯特召开的宗教会议颁布了“忏悔法令”，对在殖民过程中实施的暴力行为进行忏悔。此外，在这次会议上，斯蒂甘德被教皇使节免职。这就意味着，新任命的两位大主教——巴约的托马斯和兰弗朗克——都是诺曼人，他们主要使用拉丁语。但这并不意味着，古英语就此消失了，它仍然是普通百姓使用的语言，并且这一状况也继续保持了下去，而盎格鲁-诺曼语则变成了贵族的专用语言。

我们在第二章曾指出，诺曼征服给人们带来了极度的伤痛，导致英格兰除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之外，其他史书创作一度中断。等到12世纪人们重新编写历史时，爱德玛、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以及亨廷登的亨利等人都是使用拉丁语进行创作。但是，正如伊莱恩·特里哈恩（Elaine Treharne）指出的那样，一直到13世纪，古英语仍然在使用，比如人们用它抄写手稿。通过仔细分析现存的各种古英语文本汇编或手稿残卷，特里哈恩整理出85份古英语文稿，创作时间大概在公元1050到1060年之间。这些作品包括布道书、圣徒传记、法典、关于科学和医药的文本、为了提高人们精神修养的教牧评注、文学和圣经著作、诗歌和传奇故事。7这些作品中的多数来自于坎特伯雷，其次是伍尔夫斯坦主教管辖之下的伍斯特教区，第三是埃克塞特，它处于利奥弗里克（Leofric）管辖之下，而利奥弗里克是一位在征服战役中幸存下来的英格兰主教。这些人的主要职责是要保护自己的教区，以确保人们获得教牧关怀。而当时大多数人们只能进行口头交流，他们使用的是古英语，而不是盎格鲁-诺曼语。此外，对于许多普通修士而言，古英语也是他们的母语。即使辞藻华丽的手稿，特别是在12世纪晚期坎特伯雷出现的《爱德文圣咏集》（Eadwine psalter）里面，我们也发现人们用古英语来给赞美诗增加文采或注释。8也就是说，古英语虽然从政府机构中消失了，但在人们生活的其他方面还一直发挥着鲜活的作用。

在意大利，诺曼人在教会和政府中使用好几种语言，即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以及各种方言。正如在诺曼底一样，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并没有取代本地语言，同样，诺曼人要在梅索兹阿诺和西西里岛进行有效统治，也需要学习这两个地方的语言。梅特卡夫已经证明，在11世纪90年代罗杰伯爵征服西西里岛之后，历任诺曼统治者就根据岛上的各种传统和种族情况确定了自己的习俗。9这意味着，比起从北欧获得的影响， 西西里岛政府使用的语言和习俗更多地吸收了地中海南部和东部的法蒂玛王朝注26和拜占庭王朝文化。行政管理方面发生的这些变化已经在书中的其他地方进行了详细讨论。10下面我们以1130年在罗杰二世统治下的西西里王国的政府为例来研究。传统观点认为，从征服西西里岛之后，到12世纪末期西西里王国沦陷到德意志皇帝手里，这段时期诺曼人沿用了穆斯林的行政管理措施。11但就像杰里米·约翰斯（Jeremy Johns）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罗杰伯爵去世之后，西西里岛行政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真正的中断时期。因为罗杰去世时，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很小。更为糟糕的是，大儿子西蒙（Simon）还没成年就夭折了，这就意味着罗杰的遗孀在另一个儿子长大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必须代为摄政。在这期间，更多具有拉丁背景的移民来到西西里岛，但他们不熟悉这个岛上的行政管理方式。此外，和罗杰伯爵关系密切的人群中也没有伊斯兰贵族。于是，岛上的诺曼统治者只能依靠从西西里岛东部和卡拉布里亚过来的希腊人进行行政管理。这样，阿拉伯语不再是政府管理的官方语言，希腊语才成了主流语言。只有等到罗杰二世登基之后，阿拉伯语才再度派上用场，注27因为那时岛上成立了皇家迪万 ，一个专门进行财政管理的机构。12

成立皇家迪万的原因既有趣又十分复杂。从表面上看，重新启用阿拉伯人是因为文件涉及的财产受益人或文件抄写员使用的是阿拉伯语，但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阿拉伯语也用来处理涉及修道院的事情，因为在这些场合原本使用的是希腊语或拉丁语。13最初，阿拉伯语还是和希腊语一起使用，但后来，阿拉伯语就成为岛上的主要语言，最终，它也在罗杰去世之后的统治时期里被拉丁语取代。约翰斯认为原因并不全在于一时的权宜考虑，而是因为西西里岛当时开始采用伊斯兰的宫廷礼仪，以及皇家迪万内部也要使用伊斯兰的头衔。在这方面，罗杰的宫廷由于深受海军将领安条克的乔治的影响，不是向东边的拜占庭帝国学习，而是向南边的法蒂玛王朝学习。人们称呼罗杰的时候，用的是他的名字的阿拉伯变体“Rujar”，称呼他的国号用的是“al-malik al mu‘aẓẓam”，意思是“光荣的国王”。除了这些称呼之外，还有突出国王与其领土特征的绰号，以及表示国王与教会关系的头衔（“教皇的捍卫者”“基督徒的保护者”）。14最后两个头衔强调出罗杰基本上是一个基督教统治者，那他为什么要让自己的这种称号也出现在其他地方（如艺术、铸币和物品上）呢？对此，约翰斯的解释很有说服力：这是一种能让诺曼人的统治被伊斯兰社会（特别是在西西里岛西部）接受的方式。15这个事例对于我们下一章将要讨论的主题，即什么样的特征才构成了“诺曼人”，也具有启发意义。

阿拉伯语也是西西里岛宫廷内部进行学术活动时的一种重要语言。罗杰二世是教育学习和文化知识的大力赞助者。他赞助的对象当中，有一个人特别突出，他就是艾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德里西（Muhammad ibn‘Abd Allāh al-Idrīsī），一位阿拉伯学者，一般称为伊德里西，他大概于公元1164到1175年之间去世。罗杰委托他为自己的王国和整个世界创作一份地理描述，这在西方被称为《罗杰之书》（The Book of Roger）。16除了文字描写，伊德里西还给这份地理描述配上了很多地图。此外，就像梅特卡夫所说的那样，在这部作品完成的时候，皇家迪万也用阿拉伯语完成了“对全国各地行政区划的编制工作”。17这表明罗杰希望尽量了解自己的王国，所以不惜雇用最杰出的人才帮助自己完成心愿。这实在是皇室赞助中一次大手笔的决定。

由于西西里岛上同时存在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因此历史学家认为西西里岛是一个同时使用三种语言的王国。当然，现存于大英图书馆、编号MS Harley 5786的圣咏集，是用三种语言编辑的，也印证了这种观点。这本诗集用三种语言记载各种教会仪式，主要用于巴勒莫的王室教堂。18当时是在12世纪90年代，德意志军队征服西西里岛之后，埃博利的彼得（Peter of Eboli）给德意志皇帝亨利六世写了颂词，其中一首诗歌描绘了巴勒莫百姓的情况，后世的历史学家据此认为西西里岛是一个使用三种语言的社会。诗集中描写欧特维尔的内容在结尾部分介绍了坦克雷德的王室档案馆，其中给馆里的抄写员配了一幅著名的图画。画面上的三个抄写员正在起草文件：一个用拉丁文，另一个用希腊文，第三个用的是阿拉伯文。这幅画用独特的服装样式、脸上的毛发和其他一些标志，比如穆斯林的头巾和希腊人的胡须等，将三人的民族身份区分得非常明显。19但在此，我还是有必要提醒大家在解读这些资料时要稍加谨慎。像上文中这些提供赞助和分工协作之类的资料，都是来源于王室宫廷，容易让我们误以为当时的社会非常宽容，各方通力合作、密切配合，如果这样理解就掩盖了其中出现的强权欺诈和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暴力行为。

物品、艺术与建筑

研究诺曼人的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诺曼人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对当时社会的物质方面产生了影响？我们能够看到诺曼人的活动导致社会在物质方面发生变化的痕迹吗？诺曼人在欧洲不同地方进行的殖民或征服活动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联系？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诺曼人与意大利南部和英格兰的接触是怎样改变诺曼底，以及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哪些影响。

在和英格兰的关系上，人们争论的一个重要焦点在于1066年及此后的历史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根本改变了英格兰社会。如同我们在前几章的讨论一样，《末日审判书》的记载反映了剥夺土地的严重程度，因为诺曼人把土地从英格兰幸存者手中夺取过来并重新分配给威廉的手下。一些地产本身可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但已经换成了从英吉利海峡对岸过来的新主人。农民由于持有土地的方式发生改变，还得向地主支付租金，从而导致生活条件恶化。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可以从涉及行政管理和经济方面的资料中获取，但关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信息又到哪儿去寻找呢？新来的国王和王公贵族又是如何对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呢？

在这方面，最近的考古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极大地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社会是如何改变并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本·杰维斯（Ben Jervis）研究了南安普敦的陶器分布情况，并分析烹饪器皿的设计、使用和处理是如何对诺曼征服之后的人民生活产生影响，以及这些做法又是如何积极地改变或修正个人或群体的身份特征。20根据《末日审判书》的记载，温切斯特的奥达（Oda of Winchester）、神父埃斯基尔（Eskil）、科提厄（Ketil）、弗格尔（Fugel）、托斯蒂（Tosti）、阿尔里克·格林（Alric Gering）的儿子们和赛平（Cypping）的土地全在1086年分给了拉尔夫·德·莫蒂默（Ralph de Mortimer）；伯纳德·鲍恩舍沃尔特（Bernard Pauncevolt）拥有了原属戈德温家族的三处房屋。其他在这座城镇拥有收入的包括惠韦尔女修道院院长、各个诺曼修道院的院长、诺曼主教、一些像于格·德·格兰德梅什尼尔这样的显赫人物（他的家族修建了奥德里克所在的那所修道院），以及埃夫勒伯爵和莫尔坦伯爵。当时一共有65个法国人和31个英格兰人住在这座城镇。21在这种情形下，人们肯定会接触到自己不熟悉的生活习惯，因此他们会相互学习彼此的做法，并借用对方的工具。

杰维斯发现这个市镇的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存在鲜明对比。在东部地区，陶瓷分布情况和诺曼征服前的情况保持一致。例如，废弃的陶器被扔进了垃圾堆，这样形成的堆肥会被用作花园的肥料。而居民用这些花园挣得一点额外的收入，帮助自己支付赋税。出土的陶器文物表明，在沉积进地下之前，居住在南安普敦这个地方的人们仍是沿用撒克逊人的老方法，把用火石烤制出来的器皿当成烹饪器具。从这些陶罐上的煤灰积淀分析，它们应当是直接放在柴火的余烬里或靠近余烬的地方进行烹饪。市镇的西部靠近海滨，在诺曼征服之前，可能有很多的商人和法国人住在这儿。在这儿我们找到了更多带有抓痕的陶罐，这表明它们曾被悬在火上进行烹饪。看起来，是那些住在离这个海港较近的商人们把这种新技术介绍到这个地方的。这样慢慢地演变，等到13世纪的时候，把容器悬在火上烹饪的方法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做法了。

关于诺曼征服之后，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情况，我们能从上面这个例子中获得什么样的启发呢？虽然《末日审判书》中有证据表明在财产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上面的变化也不可能仅仅是一个简单过程，即占统治地位的外来民族把陌生的生活习惯强加给南安普敦的本地居民，而应当是人们在烹饪方面做出协调和适应的过程。那些习惯把陶罐悬在火上烹饪的厨师必须习惯使用原本设计在余烬里加热的容器；而在诺曼家庭工作的英格兰厨师则需要学会悬在火上烹饪的技巧。对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双方来说，诺曼征服都意味着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扰乱和妥协。烹饪的方法还影响到食物的吃法。悬在火上烹饪意味着食物可以慢慢地烧烤，比如幼小动物身上的肉。对于诺曼人和其他来自法国的殖民者，这和以前的烹饪方法是保持一致的，但对于英格兰人而言，采用这种烹饪方法就构成了他们适应新变化过程的一部分，因为他们要适应新的环境并处理相应的社会关系。对那些不愿或不能采用新习俗的人们，出土的陶器文物表明诺曼征服如何改变一些家庭的经济状况，因为他们为了交税而被迫设法增加收入。22

动物考古学通过对动物骨头进行研究，也能对诺曼征服之后人们的生活状态提供一些有趣的参考信息。娜奥米·赛克斯（Naomi Sykes）指出，新来的诺曼殖民者并没有把法国人的做事方式一下子就引进到英格兰，但这方面的变化确实在发生，可能也反映了当时整个欧洲的发展情况。23这些变化中最明显的就是在1066年之后，在贵族居住地发现的猪骨头变多了。虽然增多的程度没有达到和北欧相等的地步，但考虑到英格兰不太适合进行大规模的生猪养殖，所以表明这是诺曼人带来的一种饮食偏好。动物骨头分布情况也揭示了贵族狩猎行为发生的相应变化。动物考古学的记录中出现了苍鹭和孔雀，这表明诺曼人可能在放鹰狩猎时，引进了新的猛禽。此外，我们发现猎杀的马鹿增多了，而猎杀的狍子相应减少，这可解释为打猎地点已经从封闭的猎场走向了更加开阔的田野。诺曼征服之后， 黇鹿注28和与之相应的屠杀仪式也被引进到了英格兰，但这种动物似乎不是从法国北部引进过去的。赛克斯认为黇鹿可能是从西西里岛引进的，但要证实这个观点，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像这样的一些变化情况，也反映在用于表示动物和肉类的语言发生了变化。当猪（pig）、羊（sheep）或牛（cow）在地里放养的时候，我们从名字上就可判断出它们来源于古英语；一旦这些动物煮好之后端上桌面，这时它们就变成了用法语表示的猪肉（pork）、羊肉（mutton）或牛肉（beef）。

图6-1　南安普敦12世纪晚期的商人住宅，位于波尔特斯车道，离码头不远。（它曾被误认为是“克努特的宫殿”。）

不过，诺曼底和英格兰之间的文化联系早在1066年之前就已经变得繁荣昌盛了。如果我们认为可以把11世纪上半叶或更早之前的英格兰和欧洲大陆分开看待，那就错了。这个稍晚的撒克逊公国构成了北海和大陆网络的一部分，而威尔士、苏格兰则与爱尔兰海保持着广泛的联系。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埃塞尔斯坦与法兰克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阶级建立了联系，比如我们知道埃塞尔雷德就娶了诺曼底的埃玛。“忏悔者”爱德华手下的许多主教都来自于欧洲大陆，英格兰教会对海峡对岸的发展情况也非常清楚。在教会内部，修士和修女相互走动，这不仅是出于公务，也可能是去取手稿来抄写；或者在诺曼征服之后，去拿丧葬名单进行超度仪式。各个修道院之间经常保持通信。安塞尔姆在1093年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后，没有忘记自己在勒贝克照管过的修士，所以写了许多书信寄回去指导他们开展宗教活动。24不管是由于合作还是强迫，英吉利海峡两岸之间的物品交流和艺术影响也构成了这种文化交流的生动内容。

英语修道院和大教堂是制作中心，出产豪华手稿和刺绣作品，而这些都是诺曼人极为追捧的物品。修道院缮写室是制作书籍的地方，因这方面的文本交流以及偶尔的人事流动而变得兴旺繁荣。此外，这方面的发展，对通过扩建修道院藏书室从而促进知识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书籍会被送往其他修道院以供抄写。这样一来，作品就得以传播，艺术和文化影响也得以扩大。有几部手稿保留至今，它们是在法国的一个地方制作的，然后送回英格兰进行传播，其中包括《布洛涅福音书》（the Boulogne Gospels）。25在11世纪中期，圣米歇尔山修道院抄写了杰罗姆、奥古斯丁和安布罗斯三位教父的书集。其中的微型插图明显体现受到来自盎格鲁-撒克逊影响的痕迹。显然到这个时候，英格兰制作的文本已经流通到了诺曼底，可供人们抄写。26

人们还把书籍作为礼物互相赠送。瑞米耶日罗伯特所著圣事礼典（Sacramentarium）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圣事礼典》中包含神父在做弥撒时单独朗诵的祷告词。其中有13页整幅图画，色彩丰富，它对帷幔的刻画以及人物风格，都体现了艺术史学家称为“温切斯特学派”的典型特征。当时，豪华的礼拜仪式手稿最喜欢采用这种风格。罗伯特在1044至1050年担任伦敦主教，在此期间他把这本圣事礼典送给了瑞米耶日修道院。27诺曼征服之后，新来的诺曼高级教士从英吉利海峡对岸把书籍带给了英格兰新修的修道院和大教堂。比如，埃克塞特主教奥布森可能就把手抄的杰罗姆对以赛亚的评注，带回了埃克塞特大教堂，而这本书是从那个时代保留下来的难得珍品。它很可能是在11世纪后期在瑞米耶日抄写的，然后于格·皮克托（Hugh Pictor）对书进行装饰，他还把自己的一幅很小的自画像放了进去。28这部手稿，同圣事礼典中的整幅圣经场景比较起来，对每段文字的首字母进行了精心装饰，这种做法在诺曼征服之后逐渐流行。在整个11世纪，这些手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不单加强了教会内部各个机构的联系，还可以培训风格各异的艺术人员，并促进新思想的传播。

诺曼时期出现的最著名艺术品之一就是巴约挂毯。它实际上是在亚麻布上用羊毛进行的刺绣，长70厘米，但缺失最后部分。这幅挂毯记叙了导致黑斯廷斯战役的原因和战事本身，以哈罗德启程到诺曼底之前，“忏悔者”爱德华对他进行交代开始。挂毯主要描绘了这场战役中的一些著名场景，其中包括哈罗德在圣殿向威廉宣誓、“忏悔者”爱德华在威斯敏斯特新教堂去世以及他的葬礼、哈雷彗星预示英格兰即将发生灾难等。挂毯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不复存在，但基本可以肯定描绘的是1066年圣诞节，威廉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王位加冕礼。关于这幅挂毯的赞助问题，引起了人们的众多争论，比如我们不清楚它是为谁而作，以及为何而作。据说它是玛蒂尔达王后亲手制作的，目的是纪念自己丈夫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卡萝拉·希克斯（Carola Hicks）则倾向于认为挂毯是爱德华的遗孀伊迪丝王后托人制作的，以作纪念。29乔治·比奇（George Beech）认为威廉本人是挂毯的赞助人，并且是在圣索米尔·德·弗洛朗修道院（the monastry of Saint-Saumur de Florent）中制作的。30除了这些观点之外，人们一般认为巴约挂毯是威廉同父异母的兄弟、巴约主教同时也是肯特伯爵的奥多，委托他人制作的，并且在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完成。

图6-2　位于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越过教堂遗址向对面看去，后方就是主教座堂。

奥多的赞助是否会涉及巴约挂毯的设计和内容，这也值得商榷，并且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这件艺术成品中还加入了英格兰元素，这应当属于什么性质？除了描述导致黑斯廷斯战役原因的画面，挂毯上还有注明事件和人物的标题。它们是用拉丁文写成的，但若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中拼写和用词都包含了英语元素，例如“ceastra”被用来指代黑斯廷斯城堡（即“castle”）。挂毯刺绣的主题也是取材于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制作的手抄本。伊丽莎白·帕斯坦（Elizabeth Pastan）和斯蒂芬·怀特（Stephen White）虽然接受奥多是赞助人的观点，但认为修士们在代理制作的过程中，加入了纪念自己修道院人物的内容，比如挂毯上描绘了瓦达尔德（Wadard）和维塔尔（Vital），而这两人就出现在其他和这所修道院相关的资料中。挂毯的刺绣画面和文字内容也都包括了英格兰人。比如殉教史——与修道院相关的殉教者名单——就包括哈罗德国王和其他倒在战场上的“我们的许多兄弟”。31由于巴约挂毯既记载诺曼人的胜利，同时又纪念在战争中死去的英格兰人，因此，可能意味着人们已经接受了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是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观点。

图6-3　黑斯廷斯的城堡上面“ceastra”的拼写形式体现了古英语的遗风。创作于11世纪的巴约挂毯之细节展示。

物品和手稿还流通于诺曼底、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比如，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就可以接触到杰弗里·马拉特拉写的《罗杰伯爵的事迹》。蒙特卡西诺的阿马塔斯记载第一批诺曼雇佣军返回家乡时带回很多具有异国情调的礼品，包括“柑橘、扁桃仁、干果、紫色布，以及镶有金边的铁质工具（马具）”，希望吸引其他诺曼人同样出去冒险。32我们相信，即使不是阿马塔斯所描绘的这些具体物品，诺曼人回乡肯定也会带一些东西。在讨论随格兰德梅什尼尔的罗杰一起流亡的修士与圣埃弗雷特修道院之间的联系时，奥德里克在记载中提供了线索，可以让我们了解在诺曼底和意大利南部之间流通的物品种类。威廉·格尔罗伊是修道院的一个创建者，他到阿普利亚为修道院的修士们购买黄金、注29珍贵的法衣 和礼拜器具。不幸的是，他死于归途，结果这些物品也被人偷走。后来，修士蒂耶尔的阿诺德（Arnold of Tilleul）也去进行采购，把珍贵的礼物带回自己的修道院。33这些物品把修道院和周围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也让到过意大利的人倍感亲切。34我们可以想见，这些珍贵的物品会在达官贵人来参观时进行展览，显示修道院的名气以及创建者的虔诚。可能买来的祭服是用于特殊场合，上面华丽的色彩在教堂明亮烛光的映衬下，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保留至今的诺曼人建筑最能见证英吉利海峡两岸之间以及与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联系。在11世纪，罗马式的建筑风格开始发展，其特征是具有坚实的柱子、半圆形拱以及几何形状的设计。虽然这种风格出现在整个欧洲，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地方会以不同的方式修建这种建筑。在英格兰，人们特别容易把这种样式和诺曼人联系起来，因为诺曼人在征服英格兰之后，修建了大量的罗马式建筑。就规模和大小而言，在诺曼底找不出像温切斯特和达勒姆这样的大教堂。诺曼人在多大程度上加速了已经进行的这个建筑过程，其实是一个重要问题。“忏悔者”爱德华在威斯敏斯特新建的修道院证明1066年之前英格兰就存在罗马式建筑了。不过那座修道院已经不复存在，由亨利三世在13世纪中期进行了重建。但它却出现在了巴约挂毯里面，虽然是以一种艺术化的风格，并且看起来主要是参照诺曼底的罗马式建筑修造的，有壮观的中央拱廊和挺拔的高度。诺曼征服以及失火之类的事件，就像在坎特伯雷的基督教堂或约克的明斯特教堂发生的火灾一样，给修建这种新型的壮观建筑提供了机会。一直到12世纪晚期，罗马风格都是主流的建筑样式。

图6-4　达勒姆大教堂。其修建工作始于威廉·鲁弗斯统治时期。©马克·哈格尔

图6-5　温切斯特大教堂北部耳堂。建于11世纪。©马克·哈格尔

图6-6　“忏悔者”爱德华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教堂。创作于11世纪的巴约挂毯之细节展示。

1130年西西里王国建立之后，在艺术和建筑方面，罗杰国王以及后任君王的宫廷里出现了许多有趣的变化。诺曼人所修造的建筑，包括巴勒莫的巴拉蒂娜小教堂，蒙雷阿莱教堂、切法卢教堂和海军元帅圣母教堂（church of Santa Maria dell Ammiraglio，后来称为拉玛尔特拉纳教堂），都装饰有精美细致的马赛克镶嵌画，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人们是如何对诺曼统治者进行描绘的。

海军元帅圣母教堂是在1143年由海军将领安条克的乔治建立的，其中一幅马赛克镶嵌画描绘的是罗杰二世的加冕礼。画面上的基督正将王冠戴到罗杰的头上。罗杰穿着拜占庭皇袍，头发略长，留着像希腊人那样的胡须。这种形象绝对不是我们在巴约挂毯上看到北欧人，那上面的人物头发都剪得很短、胡须也刮得很干净。就像乌邦（Houben）指出的那样，没有证据表明罗杰二世在加冕礼上穿过那种皇袍，并且他也从来没有被称为“皇帝”。相反，这可能是罗杰的一个臣下——海军将领乔治——根据中世纪西西里岛人民心目中加冕礼该有的排场，找人给罗杰制作的画像。35我们有理由相信罗杰看到自己被画成这样，心情应当十分愉快。

可能在南欧，诺曼人最有名的建筑就是位于巴勒莫的巴拉蒂娜小教堂，它是和罗杰二世宫殿相连的王室小教堂。人们普遍认为这所小教堂是罗杰宫廷风格的集大成者，综合了多种多样的建筑风格，包括拉丁风格、拜占庭风格、希腊风格和伊斯兰风格。其中精美的马赛克镶嵌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拜占庭象征手法的影响。它的地表规划体现了北方教堂的设计风格，也有中殿、侧堂以及壮观的有着木制镶边的钟乳石天花板，展现了高超的伊斯兰手艺。如果我们联系上一节曾提到的内容，如：用三种语言写成的圣咏集、政府公文中使用希腊文，以及西西里王宫继续保留伊斯兰管理者，那么就很容易认为这座小教堂体现了西西里王国文化的多元性。但这样总结借用的是现代术语，而不是沿着中世纪的思路进行研究。正如梅特卡夫指出的那样，仅用宽容性合作（tolerant cooperation）等字眼是难以对西西里岛的情况作出一个让人信服的描述。36但是，罗杰修建的这座小教堂应当反映的是他迫切地希望人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统治能力。

图6-7　切法卢大教堂。其修建工作始于罗杰二世统治时期。©马克·哈格尔

图6-8　拉玛尔特拉纳教堂建于12世纪。图为基督在为罗杰二世加冕。©本杰明·波尔

图6-9　位于巴勒莫的巴拉蒂娜小教堂的天花板。©马克·哈格尔

如果我们把教堂的不同元素放在一起考察，可能就会发现答案。首先来看马赛克镶嵌画。教堂圆顶中央描绘的是基督万能之主，这是一个希腊神学主题，相似但不等同于西方世界描绘的基督圣像。其他一些在唱诗席出现的马赛克镶嵌画，表现的是基督、天使、先知和四位福音传教士（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以及各位圣徒的生活片段。这些绘画的题字用的是希腊文。教堂中殿的马赛克镶嵌画展示的是《旧约全书》中的场景，包括圣彼得和保罗的故事、其他圣徒和圣妇的半身像，其中说明内容用的是拉丁文。这些作品是在罗杰的继任者威廉一世统治期间完成的。但天花板上的题字不一样， 书写用的是库法体注30，并且天花板上的装饰内容也变成了休闲娱乐活动。这些题字是关于国王统治能力以及理想的国王素质：身体健康、风调雨顺、国家强盛、经济繁荣。天花板上还画了一位坐着的统治者，身着伊斯兰服饰，据说这就是罗杰本人。要理解这些艺术作品，首先要考虑这座教堂的功能。作为一所王室小教堂，它首先是进行礼拜仪式的地方：国王和他的家人可以在这里进行祷告，那时国王可以坐在礼拜堂上面的露台上。教堂的另一个功能是用来接待，一般是在教堂中殿进行。在这方面，国王借鉴了法蒂玛王朝和拜占庭王朝的习俗，他会站在一个平台上，准备接见客人或听取诉请。37

如前所述，教堂中殿的马赛克镶嵌画是在罗杰的继承者威廉执政期间完成的。这些马赛克镶嵌画显然具有更多基督教风格，能让岛上众多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穆斯林们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在解读这座建筑的意义时，我们认为罗杰设计教堂的初衷是要体现建立西西里王国的这个岛屿上存在的所有统治要素。西西里岛的基督教元素原本就无处不在——因为罗杰基本上把自己看成了一名基督教统治者，而后来西西里王国的历任继任者以牺牲岛上穆斯林的利益为代价而继续修造基督教建筑，就将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

图6-10　位于巴勒莫的巴拉蒂娜教堂的壁龛，上面镶嵌的是基督万能之主，制作于约1140年。©马克·哈格尔

非单一的宗教世界

前文主要是集中讨论教堂对中世纪社会的重要性，这容易让人忽视一个事实，即中世纪欧洲不是一个单一的基督教世界。实际上，欧洲不是只听从罗马教派的领导。诺曼人遇到的是犹太人和穆斯林，而这两个民族在诺曼人统治之前和统治时期，都一直在这块大陆上繁衍生息、昌盛发达。尽管“征服者”威廉征服了中世纪英格兰的犹太人，但中世纪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犹太人和穆斯林中的商人、游客和学者仍然会前往欧洲北部的更多区域。意大利南部由于靠近地中海盆地和中东地区，犹太人和穆斯林的社区就可能更多且更繁荣。

在中世纪，犹太人在欧洲各个地方的历史都写满了中断、迫害、驱逐、冲突，以及偶尔出现、但也让人不安的暂时容忍。诺曼底的情况就是这样，那儿的犹太社区从10世纪起就在此定居，其中很多犹太人都住在鲁昂。38我们对这些犹太社区的来源、规模和发展情况都并不清楚。但从考古发现和书面文献可以知道一点，即这些犹太社区位于最初的高卢-罗马城墙的西北角，因此靠近公爵统治的权力中心。虽然诺曼人格尔博（Golb）认为犹太人在鲁昂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但他们更可能是在10世纪晚期到11世纪期间才来到这儿。391096年，鲁昂的犹太人社区的发展被突然中断。我们可能更熟悉莱茵兰地区（Rhineland）发生的针对犹太人的恐怖大屠杀，但十字军战士离开诺曼底的时候，在鲁昂也发生了屠杀犹太人的事件。诺让的吉伯特（Guibert of Nogent）在其自传中记载了这场屠杀。他告诉我们，当时犹太人如果不皈依基督教就会被杀死。十字军部队内部存在一些因素，导致他们认为犹太人基本上就是上帝在人间的敌人，再加上当时缺乏政治监管，结果就造成了这一惨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整个11世纪90年代，这是唯一一起发生在法国北部的此类暴力事件，因此它可能不是十字军战士的狂热情绪引起的，而是反映了在罗伯特·柯索斯执政期间，整个诺曼底处于一种动乱状态。

1096年事件之后不久，犹太社区又迅速得到了恢复。12世纪出现了许多与犹太人宗教和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重要建筑。犹太人也在离今天鲁昂火车站很近的蒙斯-犹得瑞（Mons Judeorum）建了自己的公墓。40虽然中世纪后期修建司法宫（Palais de Justice）建筑的时候破坏了城市南部的其他建筑，但在19世纪鲁昂进行大规模重建之前，犹太人街道（rue aux Juifs）南侧的许多建筑还是保留了下来。1976年，考古发掘在司法宫建筑下面找到了一处神学院遗址，说明这儿曾是犹太人的教育中心。虽然这个建筑的构造接近于普通房屋，但里面有书架、油灯以及一个可用于集体学习的大房间，这些特征表明它具有教育功能。41这儿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精心修造的石头建筑的遗迹，经确认属于普通房屋。由于鲁昂的犹太教堂不复存在，所以其遗址的具体位置也不知位于何处。伯纳德·布鲁门克兰兹（Bernard Blumenkranz）最先把神学院当成犹太教堂，但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42由于缺乏进一步的文献资料，要查证到犹太教堂的准确位置非常困难。18世纪之前，犹太教堂是不会标注在地图上面的。43虽然没有找到犹太教堂的准确位置，但那些结构坚实、体现了高超技艺水平的罗马式建筑的遗迹，加上犹太人在12世纪期间发展起来的文化和商业活动，有力地证明了犹太社区在诺曼底中心的存在和繁荣。

在英格兰，有关犹太人的早期历史非常模糊，但犹太人从12世纪晚期直至他们在1290年被驱逐的历史却有着详细得多的记载。这是因为行政管理文书，包括“派普名册”（Pipe Rolls）和“弗艾恩名册”（Fine Rolls），开始归档保管，所以流传下来的资料也就更多。然而，《末日审判书》里对犹太社区就没有任何明确记载。44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在12世纪早期写到，是“征服者”威廉决定把鲁昂的犹太人迁往伦敦。1090年叛乱之后，更多的鲁昂犹太人来到了伦敦。这也反映了罗伯特·柯索斯执政期间诺曼底处于一片动乱的情况，此外这也是1096年屠杀犹太人造成的一个后果。因此，英格兰的城市和商业中心，包括剑桥、诺威奇、林肯和约克等，就慢慢形成了犹太社区，其中牛津和温切斯特分别是到1141年和1148年建立了犹太人居住地。之所以鼓励犹太人到英格兰定居，极有可能是考虑到他们可以做出的经济贡献。这种贡献不仅表现在犹太人可以给当地权贵提供借款，还表现在犹太人可以通过罚款、贷款以及文件中所记录的“礼物”等实物形式，给国王增加收入，而这些现象的背后肯定都会涉及一些强制手段。45为了保护他们，威廉规定犹太人和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属于国王的财产。但1189年和1190年对犹太人社区发生的屠杀事件说明，这个保护措施并不总是有效。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1190年3月17日发生在约克郡的那场屠杀：犹太人虽然躲到城堡里面，但仍然惨遭杀戮。

图6-11　约克郡的克利福德塔，建于13世纪。先前的木制城堡在1190年被人纵火烧毁，住在里面的犹太人群也全部遇难。

就像他们在鲁昂一样，英格兰的犹太人也建立了自己的精神文化传统。伦敦犹太社区的一个带头人是犹太教的拉比侯塞斯（Josce）。在1236年之前，他的家族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他们在伦敦犹太社区自己住宅的背后，修建了一座犹太教堂。46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尔（Bristol）也发现了洗礼池的遗迹，但是在布里斯托尔发现的遗迹是不是洗礼池，现在还不能确定。47可能犹太社区最著名的建筑是建在诺威奇和林肯的房屋。但是，就像在鲁昂的情况一样，犹太人的这些房屋风格和他们的基督教邻居的非常相似，因此只能根据宪章上发现的信息才能确定它们就是属于犹太人的房产。48犹太社区也有自己的墓场。1117年之前，犹太人必须千辛万苦地把死者抬到伦敦去埋葬。但在1117年之后，他们也在其他地方，比如约克郡，修建了自己的公墓。在约克郡出土了一批排列整齐的坟墓，并且发现这片墓地后来没有再进行更多的挖掘埋葬。49这是和犹太传统保持一致的表现，因为犹太风俗禁止去打扰死者的安息。

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期间居住在英格兰和诺曼底的犹太人，和居住在欧洲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经历相似，也是生活在一个异常艰难、充满暴力的时代。这一期间出现了杀害儿童用于仪式的指控，虽然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证据，其中最出名的是关于诺威奇的威廉的事件；与此同时，十字军战士继续远征中东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包括1204年诺曼底沦陷在内的政治形势的变化，等等……这一切都是造成政府当局以及一些当地人民更加敌视犹太人的重要因素。但对于我们正在讨论的这段历史而言，犹太人仍然是诺曼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遇到了数量更多的穆斯林。在征服西西里岛的早期阶段，一些穆斯林是诺曼人的盟友，并且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当时这个地区政局动荡分裂，比如：拜占庭人是诺曼人和穆斯林的共同敌人。伊本·桑那把诺曼人看成是自己在岛上发动内战的重要盟友。其他一些穆斯林对诺曼人心存畏惧，这可以从编年史书中找到原因，因为杰弗里和阿马塔斯都记载了诺曼士兵被控强奸和其他一些罪名。和国王、公爵鼓励犹太人到英格兰、诺曼底定居不一样，穆斯林总体上感觉诺曼人是他们的征服者。在第三章我们指出把征服西西里岛看成一场十字军运动是混淆了时间顺序，这儿还可加上一条理由：除了巴勒莫的大清真寺之外，很少有清真寺被改造成教堂。在诺曼人统治西西里岛的最初几年，行政管理最先也是沿用征服之前的那套统治方式。梅特卡夫指出，诺曼人统治西西里岛上不同民族时——穆斯林和犹太人——是根据这些人的宗教信仰进行征税。以前在迪米体制（dhimmi system）下出现过类似情况，即基督徒和犹太人要向伊斯兰统治者进贡。50不过，在1130年之后，穆斯林再度在政府管理中担当大任。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安心地生活在一个擅于容忍的多元文化社会。征服带来的是土地的重新分配和家庭的强制迁居。罗杰去世之后，留下遗孀阿德莱德代替幼子摄政，她鼓励人们从意大利本土迁来，尤其鼓励人们从她的家乡——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迁出。同时，也有一些受过教育的穆斯林富人从巴勒莫和其他大城市中心迁居到了北非和西班牙。然而，更多的人不能或不愿大量迁居。51虽然罗杰二世对穆斯林态度宽容，但即使在他的宫廷里面，也随时会有发生暴力的危险。此外，虽然穆斯林官员，其中尤其是宫廷宦官地位十分显赫，但如果形势需要，国王也能够罢免他们，并且后来他也的确这样做了。比如罗杰在自己在位的最后时期，下令处决了自己手下的得力大臣——马赫迪耶的菲利普（Philip of al-Mahdiya）。52罗杰死后，穆斯林面对的是他的继任者威廉一世采取的一些新的限制政策。由于不断往外移民，以及奥德菲尔所解释的“要求皈依基督教的间接文化压力”，导致穆斯林的人口持续减少。53后来西西里岛出现了更多的暴力行为，以及穆斯林的叛乱。但诺曼统治的结束以及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到来，才最后给了西西里岛上的穆斯林致命一击。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叛乱之后，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Ⅱ）在13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逐渐把穆斯林驱逐到了意大利本土的卢切拉（Lucera）。

正如我们在前三章看到的那样，诺曼人改变了他们所征服的社会，但同时也被这些社会所改变。这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会影响到历史学家对他们的评价，以及对“诺曼”身份特性的定义。在本章结尾的时候讨论这个话题似乎有点奇怪，但我们只有把它放进更广泛的发展背景中才能理解关于诺曼身份特性的讨论。

注释

1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 pp. 184–5.

2 E. Ridel, Les Vikings et les mots: l’ apport de l’ancien scandinave à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Errance, 2009）, pp. 108–14; and discussion in L. Abrams, ‘Early Normandy’, Anglo-Norman Studies 35 （2013）, pp. 45–64.（p. 53）.

3 E. van Houts, ‘Scandinavian Influence in Norman Literatur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Anglo-Norman Studies 6 （1984）, pp. 107–24（pp. 108–9）. For extracts from this poem see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27.

4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14 and ‘Scandinavian Influence in Norman Literature’, p. 111.

5 van Houts, ‘Scandinavian Influence in Norman Literature’, p. 120.

6 For a concise discussion of English administration following the conquest, see Golding,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Ch. 5.

7 E. Treharne, Living Through Conquest: The Politics of Early English, 1020–122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01.

8 Treharne, Living Through Conquest, p. 173.

9 Metcalfe, Muslims of Medieval Italy, pp. 106–7, 144–5.

10 For detailed discussion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kingdom of Sicily see J. Johns, Arabic Administration in Norman Sicily: the Royal Diwā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H. Takayama,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Leiden: Brill 1993）.

11 For example, D. C. Douglas, The Norman Achievement, 1050–1100（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9）.

12 Johns, Arahic Administration, pp. 3–4.

13 Ibid., pp. 111–12.

14 Ibid., pp. 114, 268–73.

15 Ibid., p. 284.

16 J.-C. Ducène, ‘Routes in Southern Italy in the Geographical Works of al-Idrīsī’, in Journeying Along Medieval Routes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ed. A. L. Gascoigne, L. V. Hicks and M. O’ Doherty （Turnhout: Brepols） pp. 143–66 （pp. 144–5）. There is no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l-Idrīsī’s work, but extracts can be found in RogerⅡ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Kingdom of Sicily, trans. G. A. Lou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55–63.

17 Metcalfe, Muslims of Medieval Italy, p. 263.

18 Ibid., p. 237. The manuscript has been digitized by the British Library http://www.bl.uk/manuscripts/FullDisplay.aspx?ref=Harley_MS_5786.

19 Johns, Arabic Administration, pp. 284–6; Metcalfe, Muslims of Medieval Italy, pp. 247–8.

20 Ben Jervis, Pottery and Social Life in Medieval England: Towards a relational approach （Oxford: Oxbow, 2014）, Ch. 4.

21 For Southampton Domesday see http://opendomesday.org/place/SU4111/southampton.

22 B. Jervis, ‘Conquest, Ceramics, Continuity and Change. Beyond Representational Approaches to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Early Medieval England: A Case study from Anglo-Norman Southampton’, Early Medieval Europe 21 （2013）, pp. 455–87.

23 N. Sykes, ‘Zooarchaeology of the Norman Conquest’, Anglo-Norman Studies, 27 （2005）, pp. 185 –97. See also N. Sykes, The Norman Conquest: a Zo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656 （Oxford: Archaeopress, 2007）.

24 Anselm’s letters have been translated as The Letters of Anselm of Canterbury, trans. W. Fröhlich, 3 vols （Kalamazoo, MI: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90–4）.

25 Boulogne-sur-Mer,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MS 11: images are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enluminures.culture.fr/documentation/enlumine/fr/BM/boulogne-sur-mer_048-01.htm.

26 English Romanesque Art, 1066–1200 （London: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 1984）, p. 87, no. 4. Avranches,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MS 72: images online http://www.enluminures.culture.fr/documentation/enlumine/fr/BM/avranches_038-01.htm.

27 The Golden Age of Anglo-Saxon Art 966–1066, ed. J. Backhouse, D. H.Turner and L. Webster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84）, p. 69, no. 50.Rouen, Bibliothèque municipale, MS 274: images are available online http://www.enluminures.culture.fr/documentation/enlumine/fr/BM/rouen_026-01.htm.

28 C. de Hamel, A History of Illuminated Manuscripts （Oxford: Phaidon, 1986）, p. 94; English Romanesque Art, p. 57, no. 5. For an image of Hugh’s self-portrait see J. G. Alexander, Medieval Illuminators and their Methods of Wor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1, fig.13.

29 C. Hicks, The Bayeux Tapestry: The Life Story of a Masterpiece （London: Vintage, 2007）, pp. 29–39.

30 G. Beech, Was the Bayeux Tapestry Made in France? The Case for Saint-Florent of Saumu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31 E. C. Pastan and S. D. White, ‘Problematizing Patronage: Odo of Bayeux and the Bayeux Tapestry’, in The Bayeux Tapestry: New Interpretations, ed. M. Foys, K. Overbey and D. Terkla （Woodbridge: Boydell, 2009）, pp.1–24.

32 Amatus,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 50.

33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 pp. 58–63.

34 D. Roach, ‘Saint-Evroul and Southern Italy in the Historia ecclesiastica’, in Orderic Vitalis: Life, Works and Interpretations, ed. C. Rozier, D. Roach and E. van Houts （Woodbridge, forthcoming 2016）. I am grateful to Daniel Roach for sending me this paper in advance of publication.

35 Houben, RogerⅡ, p. 113. See also E. Borsook, Messages in Mosaic: The Royal Programme of Norman Sicily （1130–1187） （Oxford: Clarendon, 1990）.

36 Metcalfe, Muslims in Medieval Italy, p. 236.

37 W. Tronzo, The Cultures of his Kingdom: Roger Ⅱ and the Cappella Palatina in Palerm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0, 60, 109.

38 For a survey of what we know about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Rouen see E. Brenner and L. V. Hicks, ‘The Jews of Rouen in the Elev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 i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Rouen, 911–1300, ed. L. V. Hicks and E. Brenner （Turnhout: Brepols, 2013）, pp.369–82.

39 N. Golb, The Jews in Medieval Normandy: A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3–7, 147.

40 N. Golb, Les Juifs de Rouen au Moyen Age （Mont-Saint-Aignan: Publicationsde I’Université de Rouen, 1985）, pp. 9–13.

41 D. Halbout-Bertin, ‘Le Monument Juif d’époque romane du Palais de Justice de Rouen’, Archéologie médiévale, 14 （1984）, pp. 77–125.

42 B. Blumenkranz, ‘La Synagogue de Rouen’, in Art et archéologie des Juifs en France médiévale, ed. B. Blumenkranz （Toulouse: Privat, 1980）, pp. 277–303.

43 Brenner and Hicks, ‘Jews of Rouen’, pp. 372–3.

44 Golding,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p. 74.

45 J. Hillaby, ‘Jewish Colonisation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n Jews in Medieval Britain: Historical, Literary an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ed. P. Skinner （Woodbridge: Boydell, 2003）, pp. 15–40 （p. 19）.

46 Hillaby, ‘Jewish Colonisation’, p. 16.

47 D. A. Hinton, ‘Medieval Anglo-Jewry: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in Jews in Medieval Britain: Historical, Literary an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ed. P. Skinnér （Woodbridge: Boydell, 2003）, pp. 97–111（p. 99）.

48 Hinton, ‘Medieval Anglo-Jewry’, p. 98.

49 J. M. Lilley and others, The Jewish Burial Ground at Jewbury （York: York Archaeological Trust, 1994）.

50 Metcalfe, Muslims of Medieval Italy, pp. 106–7.

51 Ibid., pp. 122–4.

52 Johns, Arabic Administration, p. 288.

53 Olfield, ‘Problems and Patterns in Medieval Migration’p. 97.

第七章　诺曼人的历史与特性

在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们将“诺曼人（的）”既作为名词，又作为形容词，好像的确有什么“诺曼人（的）”可以计量，可以区分，可以构成一个诺曼人个体或特征的本质。这个概念在现代历史写作中一般被称为“诺曼学”（Normannitas）。这一趋势在那些历史综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马乔里·奇布诺尔的著作《诺曼人》就是系列丛书《欧洲民族》中的一本。更早的历史作品，像D. C. 道格拉斯（D. C. Douglas）的《诺曼人的成就》（The Norman Achievement）和《诺曼人的命运》（The Norman Fate）等，是将他们定义成一个时期。最近的作品则把诺曼人根据主题分类讨论，而不是依照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历史事件（如英格兰征服或意大利南部殖民）进行创作，因此写作范围有所缩小。例如，戴维·克劳奇（David Crouch）的作品副标题是“一个王朝的历史”（The History of a Dynasty），内容主要聚焦于生活在诺曼底和英格兰的诺曼人。但最近对诺曼人进行比较研究的是弗朗索瓦·内沃（François Neveux）所著《简史》（Brief History），其书名说明此书内容直接针对诺曼人本身，不会扩展得很大。但考虑到他所描写的是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接近三个世纪的历史，所以应当还是具有很大的写作难度。1此外，正如本书自始至终强调的那样，“诺曼人”在不同环境中的经历大相径庭。任何对诺曼人身份或成为诺曼人的特征进行的讨论，都必须放在这样的背景中进行。

一些历史学家，其中以R. H. C. 戴维斯（R. H. C. Davis）为代表，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观点，他认为诺曼人特性，或至少关于诺曼人具有相同特征的想法，都是一种“神话”，完全是编年史家，尤其是12世纪的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所杜撰出来的一种说法。在戴维斯看来，诺曼人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因为他们缺乏共同的种族来源或自己特有的语言，而过去编年史家们强调的只是他们在历史上的行为，而不是任何可归结为诺曼族群的遗传因素。2但这种观点被格雷厄姆·劳德撰文进行了驳斥。通过考察11世纪从杜多开始的历史作家，劳德清楚地发现诺曼人具有很强的意识，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的民族。3但这种身份感或意识持续了多长的时间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哈斯金斯在20世纪早期写作的时候，着重指出同化作用（assimilation）是诺曼人身上的一个关键特征。4随着这样的逻辑思路进行推理，结论就是诺曼人的“成功”就代表着他们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被同化，即会从历史上消失，而这一观点在1995年受到卡桑德拉·波茨（Cassandra Potts）的响应；此外，在BBC播出的关于诺曼人的纪录片中，罗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Bartlett）也持这样的观点。5诺曼人同其他社会的接触导致像于格·托马斯（Hugh Thomas）这样的历史学家以及像劳拉·阿西娅（Laura Ashe）这样的文学作家认为：诺曼人以牺牲自身特征为代价，逐渐形成了一种英格兰身份。6相反，埃米莉·阿尔布认为，诺曼人故意摒弃任何和“诺曼学”相关的想法，因为历史上出现的关于欺诈和背叛的故事凸显了诺曼人狂暴粗野的性格，而这种联想让人不安。7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现代根据族群划分的范式，而对诺曼人这种复杂现象进行的种种研究和阐释。

要了解研究整个欧洲范围内诺曼人身份特性问题所具有的难度，首先有必要讨论一下伊本·埃尔-阿提尔（Ibn al-Athir）对西西里王国的罗杰二世的一段描述：

国王沿用穆斯林统治者的那套做法，配有骑马的随从、管家、卫兵、保镖和其他一干人等。因此他打破了法兰克人的习俗，因为法兰克人不习惯这样的方式。他建立了一个投诉法庭，即穆斯林皇家迪万，在这个法庭上，那些感觉蒙受冤屈的穆斯林们可以进行申诉，而国王会让他们得到公正待遇，即使这意味着要惩罚自己的亲生儿子。他尊重穆斯林，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不让法兰克人欺负他们，因此赢得了穆斯林的爱戴。8

现代史书认为是罗杰二世建立了西西里的“诺曼”王国。得出这个结论主要是因为他是西西里岛征服者罗杰的儿子，也是欧特维尔的坦克雷德的孙子。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杰二世是西西里岛的第二代移民，这样他离欧特维尔的起源也就不是那么遥远。但是在这段文字中，他居然被描写成“打破了法兰克人的习俗”。伊本·埃尔-阿提尔使用的这个名词“法兰克人”（Franks），在阿拉伯语中通常指西欧人，而不是指诺曼人，因为在12世纪晚期，“诺曼人”这种说法在地中海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在罗杰废弃法兰克习俗而采用基于法蒂玛王朝的做法时，“征服者”威廉的孙辈——玛蒂尔达王后和斯蒂芬——正在为争夺英格兰王位展开一场血腥而持久的内战。众多的战役中有一场是1138年在斯坦达德（Standard）发生的，交战的一方是斯蒂芬和他的盎格鲁-诺曼盟友，另一方是支持玛蒂尔达的苏格兰国王戴维的军队。埃尔雷德，是里沃兹（Rievaulx）的西多会修道院院长，他用韵文体记载了这场战事，其中包括一段冗长的作战动员词，告诫斯蒂芬的部队要仿效他们著名的维京祖先们的事迹：

当上帝把胜利作为奖赏赐予我们时，为何我们还要对胜利感到绝望？难道我们的祖先不是在人数更少的情况下攻入高卢，并将它连同高卢人民一起彻底征服？多少次他们曾打垮法兰克人的军队？多少次凯尔特人、安茹人和阿基坦人带回了以少胜多的消息？事实上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曾在短时间内征服这座岛屿，虽然连战无不胜的尤里乌斯（恺撒）都觉得它难以攻克……

我们已经用我们自己的双眼见证，法兰西国王和他带领的整个军队在我们面前落荒而逃，他们最优秀的贵族被我们俘虏，有些被赎回，有些戴着镣铐被释放回去，还有一些则身陷囹圄。如果不是你们这些诺曼人，那又是谁征服了阿普利亚、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9

这是两段几乎同时记载的文字，都是针对我们所称的“诺曼人”，但对他们行为举止的描述方式大相径庭，这也从中反映了现代历史学家使用这种字眼来概括他们各种各样复杂经历时会遇到的困难。例如，历史学家们像我们在本书中的做法一样，一直使用“诺曼（的、人）”来指代西西里王国，虽然梅特卡夫和奥德菲尔德两人都曾指出这种做法不太谨慎。10另一方面，罗杰废弃了很多被视为是法兰克习俗的做法，而在英格兰的诺曼人后裔却和意大利的同胞建立起直接联系。显然，“诺曼（人、的）”这种说法本身值得商榷。因此，如果要理解史书描写有关这些人群的悠久传统，就需要对这种说法提供进一步的解释。而要这么做，就很有必要回到史料中去，从中世纪作家理解诺曼人或他们判断诺曼人特征的角度，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将考察几个关键的领域：诺曼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之间的联系；诺曼底本身的重要性；以及诺曼人的特征、行为、举止和血统（家族联系）。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思考成为诺曼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思路是否能够涵盖社会中的所有诺曼人群，或者这个思路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斯堪的那维亚的重要性

我们从早期资料中获悉，罗洛和他的维京战团是从斯堪的纳维亚的某个地方来到塞纳河谷殖民的。11那么，诺曼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之间保持的这种有意识的联系要达到哪种程度，才会被视为构成诺曼身份特性的组成内容？杜多在自己写的第一本书中介绍了诺曼人的斯堪的纳维亚祖先，其中谈到统治者海斯汀（Hasting）的侵占行为。关于他们的出身背景中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罗洛的祖先是异教徒。据“长剑”威廉统治期间的《普兰克塔斯》记载，罗洛自己出生时不是基督徒，并且他后来皈依基督教的虔诚程度让人生疑。12我们已经看到，编年史家讲述罗洛的追随者们在塞纳河谷的殖民历史时，曾费尽心机强调他们接受洗礼、皈依了基督教。这一点在本书开头就介绍过的罗洛的梦境，以及此处引用的一个基督教囚徒对该梦的解析中，得到了极好的印证。罗洛泡在“一股甘洌的泉水”中，泉水“治愈了他身上感染的严重麻风病”——代表他所犯的罪孽。13杜多也渴望把罗洛的斯堪的纳维亚身世置于一种古典的背景之中。他将这些崛起的诺曼人和特洛伊的安忒诺耳联系在一起，让他们拥有一个可以和法兰克人平起平坐的身世背景。他还虚虚实实地改写地理位置，把达契亚的位置说成是在丹麦。通过这样的手段，杜多就给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炮制出了自己的家乡和历史，从而让他们获得读者中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人士的认可。14

在杜多之后的编年史家，更是对诺曼人曾经与异教徒之间的密切关系倍感不安。于是瑞米耶日的威廉在写作中删掉了很多关于罗洛早期经历的记录，并试图给他制作一份更符合基督教徒阅读的历史。就像约翰逊指出的那样，他在写作中一直只用“诺曼人”这种说法，而当初杜多只是在罗洛同意皈依基督教之后，才用它指代诺曼底公爵的追随者。15但威廉也记载了诺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保持着很强的政治联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理查二世统治时代。他记载了围绕德勒城堡和诺曼底南部的阿夫尔河畔蒂利耶尔城堡引发的冲突，后来韦斯也记录了这段内容，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并且还反映了诺曼底公爵会毫不迟疑地请来维京盟友对付来自于法兰克邻居的威胁。

在“长剑”威廉去世后的动荡岁月中，很多斯堪的纳维亚人群前来支援诺曼人（第一章曾对此进行讨论），但在1013至1014年期间，在处理德勒城堡问题上，理查二世从北海请来盟友帮助自己对付布卢瓦伯爵奥多。这些盟军被描述为“从海外来的两位国王”。威廉认为这两位国王分别是挪威的奥拉夫（Olaf，即后来被认可为圣徒的挪威国王）和瑞典的拉茨曼（Lacman，此为误认）。在法兰克王国出现的两位维京首领吓坏了国王罗伯特，于是他立刻召开会议，同意理查德和奥多休战。发生这些事件之后，据瑞米耶日的威廉记载，奥拉夫被劝服建立了对基督教的信仰，由罗伯特大主教给他施行洗礼，然后他才返回挪威。16

在11世纪的背景下，发生这件事情肯定让人吃惊。11世纪20年代是维京人重新掠夺的时候，结果导致斯维因·弗克比尔德（Swein Forkbeard）与克努特在1013年入侵英格兰。当时英格兰是维京人掠夺的主要目标，但在理查二世的姐姐埃玛嫁给英格兰国王埃塞尔雷德之后，理查二世就和斯维因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丹麦人在诺曼底出售战利品并可以得到诺曼人的援助。17这又是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其中基督教公爵和异教徒结盟，迫使自己的大领主帮助自己和基督教邻居缔结和平。虽然理查二世无疑是一名基督徒，但在他对处理维京人的政策中，却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以及同斯堪的纳维亚保持持久联系的重要性。此时的诺曼人肯定已经不再是海盗时期的维京人了，但我们也不能就此把他们当成是法兰克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2世纪的韦斯用韵文体写史时记载了这段历史，其中强调了奥拉夫和拉茨曼的异教徒身份。18由于韦斯是在为宫廷读者写作，所以他这样做很重要，这也意味着他的赞助人亨利二世的祖先与来自维京的异教徒之间的这个联盟不会让安茹王朝的国王感到难堪，因为这可能代表诺曼人和法兰克国王之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或自治地位。

11世纪意大利南部的编年史没有提到斯堪的纳维亚是诺曼人的起源地，并且约翰逊也发现，他们也没有像杜多那样，试图从古典作品中去寻找起源地点。这不足为奇，因为到11世纪80年代，最早的编年史家阿马塔斯还在忙着写作，而那时距罗洛和他的维京随从出去闯天下已经过去200年了。因此，意大利诺曼人的维京祖先属于太遥远的过去，早已在阿马塔斯、杰弗里·马拉特拉和阿普利亚的威廉等人的记忆之中消失了。19不同的是，12世纪英格兰历史文献中的确提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尤其是为了追溯维京祖先的光荣事迹的时候。比如亨廷登的亨利借“征服者”威廉之口，在进行黑斯廷斯战役时发表了很长的一篇演讲来鼓舞士气。亨利让威廉公爵在演讲中先回顾了罗洛的事迹，以及他对法国人的种种胜利，然后骄傲地宣称：

我们的丹麦和挪威祖先曾一百次地征服英格兰。现在，只要有一个英格兰人能够走过来，证明罗洛的这个国家，从建立开始直到现在，曾在战场上被人击败，那我就立刻认输、撤军走人。20

威廉在这篇演讲中承认自己不但和罗洛之间有直接联系，而且与过去曾掠夺、袭击并征服英格兰的丹麦人以及挪威人之间，也存在一定的亲属关系。这显然表明，在12世纪的一些英格兰人的眼中，诺曼人和维京人的关系并不是那么遥远，而且在事实上，亨利认为他们就和当年入侵英格兰的维京人一脉相承。在诺曼底，一些诗歌，其中包括鲁昂的斯蒂芬写的《诺曼底的德拉科》（Draco Normannicus）以及一首匿名作者讴歌鲁昂的作品，也借用了斯堪的纳维亚祖先的事迹来突显诺曼人与法兰克人之间的差别。21

诺曼底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来考察诺曼人和一个特别地方的关系。换言之，一个诺曼人是一个来自于诺曼底的人，或是一个和诺曼底之间有很强联系的人吗？在自己的作品中，杜多通过对一个梦境的描绘，在很多地方都暗示罗洛和他的随从们是上帝派来的子民，他们在寻找一片人间乐土。通过罗洛的皈依和殖民，法兰克的教堂会被重建，并且“这些满目疮痍的城市的围墙”也会得以恢复。他带来的这些人会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并让其富饶肥沃。显然杜多把诺曼底描绘成一个在自然资源和发展潜力方面都极具价值的地方：

（它）绿树成荫，境内河流交错，鱼虾满塘；到处都是可供猎取的动物，随处可见藤蔓植物。耕地种满作物，树上挂满果实。土地的一面临海，这样可以带来丰富的商品；另一面是许多流淌的江河，往来的船只运来各种物品……因此，只要有更多的人来此居住，这片土地一定可以变得更为富饶和肥沃。22

关于这片天赐之地，虽然杜多已经大肆渲染了一番，但在罗洛和“糊涂”查理谈判的内容细节中还可找出更多详细的描述。后来，奥德里克通过亨利一世发表的一番演讲也强调了诺曼底、特别是鲁昂周围这片中心地带所具有的优越性。当时是1090年，在俘虏了反对罗伯特·柯索斯的叛军首领——吉尔伯特·皮拉图斯（Gilbert Pilatus）之子科南（Conan）之后，亨利一世这样说：

科南，看看你想征服的这个国家是多么得美丽吧！往南看去，在你眼前的是一个可爱的园子，它用木头做成，关满了各种可供打猎的野兽。看，塞纳河中满是鱼虾，水波拍打着鲁昂的城墙，每天往来的船只都满载各种各样的商品和物资。再看，塞纳河中的另一边就是这座美好而繁华的城市，里面有堡垒、教堂和其他一些市政设施，它自古以来就是诺曼底当之无愧的首府。23

奥德里克用这段文字显示诺曼底的富饶肥沃，以此说明科南行为的荒唐无稽。对科南的惩罚是把他从塔上的窗口扔出去，然后拖着他的尸体游街示众。

鲁昂，正如奥德里克描写的那样，位于诺曼底的中心。在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诺曼底的领土都没有往鲁昂之外延伸太远。因此，如果敌人攻陷鲁昂，就意味着诺曼人失去了诺曼底。鲁昂与诺曼底的这层关系，在946年发生的鲁昂保卫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进攻鲁昂的是法兰克国王路易四世、他的盟友德意志皇帝奥托一世以及佛兰德的阿努尔夫。后来在写作中，韦斯强调了鲁昂位置的重要性。据他记载，攻城的几位首领认为，只有切断鲁昂与塞纳河的通道，他们才有机会获胜。对这场战事进行记载的还有杜多和瑞米耶日的威廉。24在攻城之战中，奥托的侄子在桥上对鲁昂城发动攻击，结果战死。虽然他们两人都没有记载这次战役中鲁昂的守城将领的名字，但韦斯记载说是理查一世本人，“骑着一匹铁灰色的战马从城里冲出来，全副武装、挥舞着长剑”。韦斯进一步记载，“很多人看着他熟练地拼杀”并意识到“这片土地已经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25最后这句引述非常有趣，特别是当我们考虑韦斯写作对象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毕竟，他是在为亨利二世写作，所以这句话中就有了某种说教的意味。亨利二世需要表现己方的英勇神武，从而不但可以保护自己子民的安全，也能保卫自己远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土地。虽然诺曼底原本是属于英格兰国王及其祖先的世袭财产，但理查一世为我们如何守护这片领土树立了一个榜样。26奥德里克关于科南叛乱的结论也说明了保卫这片土地的重要性，他在记载的结尾哀叹罗伯特统治衰弱之后，“曾经让人感到自豪的诺曼底”已经“灾祸横生、满目疮痍”。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诺曼人和诺曼底之间的确具有很强的联系。

在其他作家笔下，诺曼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前面提到，意大利南部的编年史家对于把斯堪的纳维亚作为诺曼人家乡的想法，根本就不感兴趣。但是，他们认为只要是从诺曼底过来的人，就可以称为诺曼人，或者这些人彼此之间就存在联系。我们在第三章指出，有的人是在流亡过程中来到了诺曼底。由于流亡并非永远在外，因此人们总有回去的机会，而这就意味着诺曼底在他们心目中永远是一个地名。阿马塔斯把诺曼底描述成一个“到处是丛林和果树的平原”，这个表达非常贴切，而诺曼底至今也仍旧是这样。杰弗里则进一步详细地描写了诺曼底的地理环境：

罗洛注意到这个地区舒适宜人，是他到过的所有地方之中，最令他喜欢的了，于是他决定留在这儿。诺曼底资源极为丰富，江河众多、鱼虾满塘；森林众多，动物成群，是一个打猎的极佳场所。这儿土地肥沃，盛产小麦和其他谷物，并且牛羊成群。27

这段文字又把诺曼底描绘成一个理想的领地，这似乎是在呼应杜多的观点，因为杰弗里读过他的作品。杰弗里还记载了诺曼底的边界划分情况，以及罗洛获得诺曼底时签订的条约内容。阿马塔斯和杰弗里两人关于理想领地的观点，折射到意大利南部的背景里面，就相当于把罗伯特·吉斯卡尔和其他诺曼首领与新征服的领土联系得更加紧密。28

在12世纪一首关于鲁昂的匿名诗歌里面，土地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就像杜多、瑞米耶日的威廉以及韦斯对946年围攻鲁昂事件的记载一样，这座城市代表的是整个诺曼底，不仅如此，它还在所有被诺曼人征服或殖民的领土中占据中心位置，其中布列塔尼、英格兰、苏格兰和法兰克全都在某种形式上隶属于诺曼底。有趣的是，虽然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已经失去了植根于北方家园的身份意识，这首诗歌仍然认为鲁昂和西西里王国的罗杰二世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你身上流淌着高贵的诺曼人的血液，

大权在握的征服者罗杰，睿智而又富甲一方。

你战无不胜，是王中之王；

是你征服了意大利、西西里岛和非洲。29

就在西西里王国仿效法蒂玛王朝进行统治，并且穆斯林作家为罗杰歌功颂德之后不久，鲁昂的一名作家就声称罗杰是最杰出的诺曼人之一，是诺曼人的优秀子女。虽然此时诺曼底对于意大利南部并不重要，但一些盎格鲁-诺曼研究领域的作家认为，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仍然是围绕诺曼底而展开的整个故事中的组成内容，正如鲁昂城和罗洛后裔身上所体现的那样。

毫无疑问，确立一片清晰的领土，对研究诺曼人的编年史家们来说极为重要。或许正是基于这个因素，才让尼克·韦伯（Nick Webber）把诺曼人定义成任何一个出生于诺曼底的人。30这个定义可以做还原思维，我们可以考虑是否每一个处于诺曼人统治之下的人，都会被认为或描述成是一个“诺曼人”。诺曼身份特性的一个表现方面是他们的军事能力。这不是一种任何人都具有、或实际上可以被允许具有的能力。农民、牧师、修士、修女和世俗女性都不是战士，难道关于诺曼人的定义还应当包括阶级和性别因素？

诺曼人的性格与行为

第三个需要考虑的范畴是关于诺曼人的特征和行为：换言之，那些被认为是诺曼人的人们，是否表现出特定的、可以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行为模式？31有一段最有名的关于诺曼人性格的描述，出自于奥德里克《宗教史》中的两段内容。奥德里克把他们描述成“一个桀骜不驯的族群，除非由强有力的首领进行管辖，否则极易惹是生非”。他继续描述：“他们首先是一群残酷的、喜欢打仗的人”，身上具有“天生的凶狠劲头以及对战争本身的热爱”，是“天生的战士、非常勇猛”。32这和蒙特卡西诺的阿马塔斯的评价相似，后者描写诺曼人“就像古代的勇士一样，他们渴望把所有的人们踩在脚下、进行统治。于是他们拿起武器、撕毁和平条约，组建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其中包括步兵和骑士”。33杰弗里·马拉特拉将他们描绘成“渴望财富和征服”、“孔武有力”，而梅特卡夫则说他们具有“不屈不挠的决心”。34中世纪的统治者们肯定不希望在自己领土周围看到这种类型的人们。此外，奥德里克也的确指出，诺曼底的邻居们有理由对他们心存畏惧。

由于征服成果需要使用武力手段才能巩固，因此军事行动成了编年史中的重要内容。在本书第二章，在讨论普瓦捷的威廉关于1066年之前威廉公爵征战诺曼底和曼恩的记载时，我们曾指出地势的重要性。普瓦捷还把威廉公爵同恺撒大帝进行对比，强调了威廉身上具有的优秀素质。阿马塔斯和杰弗里都了解诺曼人在军事方面的口碑，阿马塔斯甚至在书中对黑斯廷斯战役进行了简要的记载。离战场更远的拜占庭作家安娜·康内娜，在给父皇亚历克修斯写的传记作品中还记载了博希蒙德在巴尔干半岛的征战活动。安娜在写作中肯定了博希蒙德具有的军事指挥能力，因为他成功地避开了她的父皇给诺曼骑兵设下的陷阱。35由于当时诺曼人在地中海地区的主要角色是当雇佣兵，因此他们的军事活动引起人们注意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诺曼人在战争中的胜利才让他们青史留名。

史书中还记载了诺曼人军事天赋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他们能够设计阴谋诡计，并在战场上将其发挥出良好的效果。在黑斯廷斯以及其他战场，诺曼人使用的佯败方法就是很好的例子。不过，这种计谋还可以追溯到杜多的作品之中。诺曼人的祖先阿尔斯汀格斯（Alstignus）/海斯汀为了征服罗马，于是设计装死，让人把他放进棺材并运进了城。然后他突然跳了出来，打了守城士兵一个措手不及。在把这座城市洗劫一空之后，海斯汀和他的随从们才发现他们根本就不是在罗马，而是进入了一个叫作卢纳（Luna）的城市。36所以，这虽然是一个很好的计谋，可惜用错了地方。此外，在沿着塞纳河侵袭的时候，罗洛和他的手下面临法兰克人的一次进攻。据杜多记载，为了保护自己和船只，他们修建了一个封闭的大营。但他们在营边留了一个缺口，引诱敌人通过缺口钻进大营。敌人一进来，他们就从先前藏身的屏蔽地方突然起身、猛攻猛打，结果击垮了法兰克人。37显然诺曼人采用了伏击和骑兵闪电冲击之类的战术。有趣的是，海斯汀的诡计在安娜·康内娜的记载中出现了类似的描述，她详细地描写了博希蒙德如何成功地躲开了亚历克修斯设计的陷阱。博希蒙德派人散布谣言，说他已经死了，然后躲进一口棺材，为了把戏演得更加逼真，还命人在旁边放了一只正在腐烂的小公鸡，然后他们就驶向了科孚（Corfu）。38这个故事可能是安娜杜撰出来的，因为她喜欢参照杜多的写法。但至少这个故事还是强调了诺曼首领身上具有的军事天赋。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擅长打仗，同时也很精明。

如果参与战争是成为一个诺曼人的基本要求，那么有必要讨论非战斗人员是否已经从诺曼人的定义中被排除了。如果按照杜多对诺曼人下的定义，即诺曼人就是诺曼底公爵的追随者，那么有时在史书中会发现这个定义不仅仅只是包括一个贵族军事精英。在“长剑”威廉遇害之后，路易四世去访问鲁昂，并把理查一世带回去扣留在他的宫廷之中。据杜多记载，路易四世的这种行为这被鲁昂市民视为背信弃义，于是他们和郊区的人民一道，四处搜索街道，要找回他们年幼的公爵。后来，路易四世只好把理查一世带到人们的面前，证明他没有受到伤害，才平息了人们的愤怒。在此杜多清楚地将诺曼底、统治者和所有诺曼底人民联系起来，而并非局限于军事精英。韦斯在描述发生在946年的历史事件时，表达了与杜多相似的观点。诺曼人在理查一世的领导下，进行了反击，结果导致奥托的侄子战亡。在这种情况下，支持理查一世的不仅有他的军队，还包括“农奴和农民……以及地主，他们手拿长矛随他出征”。39如果“诺曼人”这种说法是用来描述公爵的追随者，那至少在这些关键时候，诺曼底所有人们都是这样做的，即使其中一些人并没有被明确称为诺曼人。

就贵族而言，女性肯定可以在捍卫自己丈夫的土地时，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得也像勇士一样。她们也可能不会被明确地称为诺曼人，但她们的行为在史书中受到人们的赞扬。奥德里克给我们提供了几个这方面的例子。他曾如此描述孔谢的伊莎贝拉：“她身披甲胄，骑着战马在骑士中来回走动；在这些身穿铠甲的骑士和卫士中间，她的表现和卡米拉女神比较起来也毫不逊色。” 40卡米拉（Camilla）是出自于古罗马作家维吉尔（Virgil）所著《埃涅伊德》（Aeneid）中的一个典故中的人物，指的是鲁图里（Rutuli）国王图努斯（Turnus）的盟友。奥德里克还记载伊莎贝拉和她丈夫的骑士们一起出现在孔谢城堡的大厅，并指出她的表现让这些骑士深受鼓舞。这个情节出现的更大背景是在11世纪90年代，即罗伯特·柯索斯执政期间，当时诺曼底陷入社会动荡之中。当时，伊莎贝拉让她的丈夫卷入了她和埃夫勒女伯爵哈维丝（Hawise）之间的一场争端。奥德里克通常对僭越自己角色的女性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但这次破例没有指责伊莎贝拉，而是赞扬了她的精神和个性，或许是因为这次事件并没有引起严重的后果。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大约1124至1125年期间，讲到诺曼首领罗伯特·博尔代（Robert Bordet）的妻子西比尔（Sibyl），当时罗伯特来到西班牙打仗，他攻下塔拉戈纳（Tarragona）之后，就动身到诺曼底去招收更多的士兵，并留下西比尔保卫这座城市。

于是，她日夜保持警惕；每晚像士兵一样身披盔甲、手执棍棒登上城垛，在各段城墙之间巡逻，让士兵保持警觉，并对他们好言相劝，告诫他们要提防敌人可能耍花招。41

这样看来，西比尔表现得完全就和在战场监军的军事统帅一样，即使“征服者”威廉在黑斯廷斯战役前夕的表现应当也不过如此。

如果非战斗人员可以表现得像诺曼人，但有时，同样属于贵族阶层的男人的表现反而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和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诺曼人，其中包括成年精英男士，也对自己的行为举止有一套评判标准，这些标准和阳刚之气及贵族气质有关。其中一条就是：成年男人应当有自己的家庭，并能够奖赏自己的随从。奥德里克在《宗教史》中记载了一段关于罗伯特·柯索斯的故事，就极具启发意义：罗伯特和父亲威廉的关系不好，因为他认为威廉没有给他足够的自由或权力。42这种想法也让他和自己的两个兄弟——威廉（鲁弗斯）和亨利——之间关系很僵。有一次，当罗伯特住在艾格勒（L’Aigle）的罗杰·科舒瓦（Roger Cauchois）家里时，他的这两个小兄弟也过来了，他们“在上面的楼座中像士兵们常玩的那样，开始掷骰子”。后来，他俩竟然把污水和尿液泼到了站在下面大厅的罗伯特和他的随从们的身上。可以想见，罗伯特的朋友们当然变得怒不可遏：

你看看，你的两个兄弟爬到你的头顶，还把脏水泼到你和我们身上，让你难堪。难道你还看不出这是什么意思？即使瞎子也看得明白了。如果你不能马上惩罚他们，那你就完蛋了——因为你将再也抬不起头来。43

罗伯特·柯索斯之所以是奥德里克作品中的反面教材，完全是因为他在诺曼底的统治非常糟糕。公爵不能进行强有力的统治，导致诺曼底的修道院，其中包括奥德里克所在的修道院，完全任凭贪婪的贵族摆布。44鉴于奥德里克曾经受这些磨难，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把诺曼人描绘成一个不服教化的民族了。

在战场上表现得勇武还是懦弱，这是另一个重要标准，用来判断人们是否属于一个更大群体中的一员。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在战争中发表的演讲，其中很多演讲者都回顾诺曼祖先的光荣事迹，鼓励士兵们以此为榜样，奋勇杀敌、建功立业。相反，在战场上失败的例子，可以在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资料中找到。卡昂的拉尔夫，曾隶属于博希蒙德领导的十字军军团，他描述了在围攻安条克时，三个诺曼人从军队中逃跑的故事。威廉、艾伯特和伊沃三兄弟来自于格兰德梅什尼尔家族，但他们逃跑了：

哎呀真羞愧啊！这三兄弟是从诺曼底过来的呀！诺曼人原本所向披靡，全世界都视其为荣耀。正是他们征服了英格兰人、西西里岛人、希腊人、坎帕尼亚人和阿普利亚人，曼恩、卡拉布里亚、非洲和贾皮克斯（Japix）的人民都臣服于他们脚下！啊，真遗憾啊！这种耻辱竟然会来自于这么高贵的血统呀！45

临阵脱逃绝对不是任何一个声称和诺曼人有亲属关系的人该有的行为。46拉尔夫后来也谈到亲属关系和血统的问题。1099年攻陷耶路撒冷以及掠夺修道院之后，坦克雷德的行为激怒了乔克斯的阿努尔夫（Arnulf of Choques），后者当时是十字军运动的精神领袖。以前坦克雷德被描绘成一个虔诚的骑士，是一个理想十字军战士的象征。但现在他因自己的不当行为而受到谴责——有趣的是，这些谴责言辞中直接提到了他的血统，特别是他和他伟大的叔叔——罗伯特·吉斯卡尔之间的关系。阿努尔夫没有赞扬吉斯卡尔在征服阿普利亚方面的功绩，而是更关注于说明他的狡猾和背叛行为：

是谁在拥抱和亲吻中把他的伙伴扔出了城墙？当然是吉斯卡尔。又是谁好好活着却假装死亡，健健康康地让人抬到蒙特卡西诺去埋葬？又是吉斯卡尔。是谁，为了和他的侄子和解，先是热情似火，接着冷若冰霜？还是吉斯卡尔。47

但是，即使是罗伯特·吉斯卡尔也没有掠夺过圣地和抢劫教堂，这次坦克雷德的确已越了雷池。然而，坦克雷德的回应是指责阿努尔夫是出于嫉妒，因为他的家族从未出现一个可以与罗伯特匹敌的人。这些故事的重点在于一些作家对笔下的人物抱着一种矛盾的心理。诺曼人虽然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他们也具有人性的弱点。

本章内容表明任何一种关于诺曼人身份特性的概念都难以准确定义，并且，事实上这样做也并不明智。诺曼人的历史横跨两个多世纪，并且方言版的《诺曼公爵的事迹》直到13世纪还在创作，因此，如果经过如此漫长的时间，“诺曼人”这种说法的意思一直保持不变，那反倒让人感到奇怪了。每位作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怀着不同的目的而进行创作。如果奥德里克所在的修道院曾遭受的磨难，对他的作品产生了影响，那其他的作家，包括普瓦捷的威廉或杜多，写作的语调应当轻快得多。要回答诸如“诺曼人是谁”或“构成诺曼人的特征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考虑中世纪社会从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的漫长时期中，在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就像诺曼人和不同民族——包括法兰克人、英格兰人、伦巴第人、希腊人或穆斯林——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变化一样，我们对诺曼人的理解也在相应地发生改变。

人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构成诺曼人的不是语言、而是行为，即他们的征服活动，以及他们强大得足以主宰历史过程的能力。在这个程度上，可以说诺曼人的身份特性就是知识渊博的教会人员在创作出的众多史书中对诺曼人进行的一种阐释。我们现在不可能得知当时人们对个体所持的自我意识，并且他们可能也不会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考虑这个问题，但有时会发生一些历史事件让他们对此深思、反省自己的位置，并表现出一种共同的身份特征。换言之，时势造英雄，诺曼人之所以成为诺曼人是因为形势需要他们这样做。在出现危机或其他重要的历史关口，历史学家会回忆起诺曼人祖先的光荣事迹以及他们身上具有的品质特征。当然，我们不会像马乔里·奇布诺尔那样激进，认为诺曼人“不是血缘，而是历史的产品”，48但讲述他们的历史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不但了解诺曼人对自我的认识，还可以理解诺曼社会是如何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那段历史。

注释

1 M. Chibnall, The Normans（Oxford: Blackwell, 2000）; Crouch, The Normans; Douglas, The Norman Achievement, 1050–1100 and The Norman Fate; F. Neveux, A Brief History of the Normans: the Conquests that Changed the Face of Europe, trans. H. Curtis（London: Robinson, 2008）.

2 R. H. C. Davis, The Normans and their Myth（London: Thames &Hudson, 1976）.

3 G. A. Loud, ‘The Gens Normannorum-Myth or Reality’, Anglo-Norman Studies, 4（1982）, pp. 13–34.

4 Haskins, The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 p. 243.

5 C. Potts,‘Atque unum ex diversis gentibus populum effecit: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the Norman Identity’, Anglo-Norman Studies 18（1996）；pp. 139–52; Robert Bartlett, ‘Normans of the South’, BBC2, first broadcast 18 August 2010.

6 H. Thomas, The English and the Normans: Ethnic Hostility, Assimilation, and Identity, 1066–c.122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L. Ashe, Fiction and History in England, 1066–120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7 Albu, The Normans in their Histories, pp. 6, 238–239.

8 Quoted in Johns, Arabic Administration in Norman Sicily, p. 255.

9 ‘The Battle of Standard in the Time of King Stephen’, in Aelred of Rievaulx: The Historical Works, trans. J. P. Freeland, ed. M. L. Dutton（Kalamazoo: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2005）, pp. 245–269（pp. 252–253）.See also discussion of such speeches in J. R. E. Bliese, ‘The Courage of the Normans-a Comparative Study of Battle Rhetoric’, in Nottingham Medieval Studies 35（1991）, pp. 1–17.

10 Metcalfe, Muslims in Southern Italy, p. 89; Oldfield, ‘Problems and Patterns of Medieval Migration’, p. 106.

11 See Chapter 1.

12 Normans in Europe, ed. van Houts, no. 9.

13 For recent discussions of Rollo’s dream see S. Sønnesyn,‘The Rise of the Normans as Ethnopoiesis’, pp. 203–218（pp. 207–209）, and B. Pohl, ‘Keeping it in the Family: Re-Reading Anglo-Norm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Face of Cultural Memory, Tradition and Heritage’, pp. 219–51（pp. 242–5）, both in Norman Tradition and Transcultural Heritage: Exchange of Cultures in the ‘Norman’ Peripheries of Medieval Europe, ed. S. Burkhardt and T. Foerster（Farnham: Ashgate, 2013）.

14 Johnson, ‘Origin Myth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eval Identities’, p. 155.

15 E. Johnson, ‘Norman Ethnicity in Normandy and Italy, c. 911–c. 1204’(unpublished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006）, p. 57.

16 Gesta Normannorum ducum, vol. 2, pp. 24–9.

17 Ibid., vol. 2, pp. 16–19.

18 Wace, History of the Norman People, pp. 110–11.

19 Johnson, ‘Norman Ethnicity’, pp. 62–3.

20 Henry of Huntingdon, Historia Anglorum, pp. 390–3.

21 Johnson, ‘Norman Ethnicity’, p. 198.

22 Dudo,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 47.

23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4, pp. 224–5. My translation.

24 Dudo,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p. 127–32; Gesta Normannorum ducum, vol. 1, pp. 116–19; Wace, History of the Norman People, pp. 67–71.

25 Wace, History of the Norman People, p. 69.

26 See discussion in Hicks, ‘Through the City Streets’, pp. 130–4.

27 Malaterra, Deeds of Count Roger, p. 51.

28 Hicks, ‘Journeys and Landscapes of Conquest’, p. 137.

29 van Houts, ‘Rouen as Another Rome’, p. 119.

30 N. Webber, The Evolution of Norman Identity 911–1154（Woodbridge: Boydell, 2005）, p. 39.

31 An excellent recent discussion of the character of the Normans, particularly in relation to crusading, is N. Hodgson, ‘Normans and Competing Masculinities on Crusade’, in Crusading and Pilgrimage in the Norman World, ed. K. Hurlock and P. Oldfield（Woodbridge: Boydell, 2015）, pp. 195–213.

32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5, pp. 24–7; vol. 6, pp. 454–7.

33 Amatus,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 46.

34 Malaterra, Deeds of Count Roger, p. 52; Metcalfe, Muslims of Medieval Italy, p. 94. Strenuitas is defined in subtly different ways by various historians: see for example Loud, Age of Robert Guiscard, p. 5: ‘a combination of energy and resolution, particularly in adverse circumstances, which enabled them to conquer’.

35 Anna Comnena, The Alexiad, pp. 163–4.

36 Dudo, History of the Normans, pp. 18–20.

37 Ibid., p. 37.

38 Anna Comnena, The Alexiad, pp. 366–8.

39 Wace, History of the Norman People, p. 69.

40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4, pp. 212–15.

41 Ibid., vol. 6, pp. 404–5.

42 See Aird, Robert Curthose, Ch. 3.

43 Orderic, Ecclesiastical History, vol. 2, pp. 358–9.

44 K. Thompson, ‘Orderic Vitalis and Robert of Bellême’,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20（1994）, pp. 133–41.

45 Ralph of Caen, Gesta Tancredi, p. 101.

46 Hodgson, ‘Reinventing Normans as Crusaders’, pp. 129–32. See also W. M. Aird, ‘“Many others, whose names I do not know, fled with them”: Norman Courage and Cowardice on the First Crusade’, in Crusading and Pilgrimage in the Norman World, ed. K. Hurlock and P. Oldfield（Woodbridge: Boydell, 2015）, pp. 13–30.

47 Ralph of Caen, Gesta Tancredi, p. 150.

48 Chibnall, The Normans, p. 3.

致谢

对我而言，要把发生在四个地理区域内、两个多世纪的历史浓缩进一本书里，实在是一个巨大挑战。如果没有众多朋友的帮助，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当亚历克斯·赖特（Alex Wright）最初邀请我写这本书时，我是在伊丽莎白·范·霍茨、戴维·贝茨和玛丽亚·海沃德（Maria Hayward）的鼓励之下才形成了初步的写作提纲，在此我要感谢她们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感谢亚历克斯对我的耐心和支持。此外，还得感谢技术精湛的制作团队。我曾聆听利兹国际中世纪大会关于诺曼历史的生动讲座，并与那些参加盎格鲁-诺曼战事讨论会的专家学者们进行交流，这些都令我受益匪浅。尼古拉斯·卡恩（Nicholas Karn）和马克·哈格尔阅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保罗·奥德菲尔德和萨莉·沃恩（Sally Vaughn）则通读了全书，我在此感谢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虽然本书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观点的否定。当然，书中因此可能出现的问题肯定由我独自承担。迈克尔·宾特利、马克·哈格尔以及本杰明·波尔都慷慨地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他们的图片，我对此非常感激。我先前在南安普敦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以及后来在坎特伯雷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都在精神上给予了我极大支持。其中，路易丝·威尔金森（Louise Wilkinson）更是如此。本书的写作尤其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我难以用言语向他们表达我的感谢之情。特别是伊恩·霍克（Ian Hawke），他作为一名非历史专业的阅读者，读了我写的所有草稿。最后，我想说的是，我最为感谢的是那些参加我的专题研讨班的同学们。我在南安普敦大学给很多小组的同学们讲授诺曼人的历史，这让我对这个话题思考得更为成熟、清晰。今后，我也希望能和坎特伯雷大学的同学们继续进行这方面的交流。

延伸阅读

源文

许多重要的源文只有翻译版本。最好一开始参阅E. van Houts编撰的The Normans in Europe（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这方面有一本更早的版本，其中也包括一些翻译过来的关于诺曼人主题的讨论，是R. Allen Brown编著的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Sources and Documents（Woodbridge: Boydell，1984）。要想找到关于英国历史的更多有用资料，可以查阅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 1：c. 500—1042（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1955; 2nd edn Eyre Methuen，1979），D. Whitelock编撰；以及D. C. Douglas编辑的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 2：1042—1189（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1953; 2nd edn Eyre Methuen，1981）。

要了解诺曼底的早期历史，请查看Dudo of Saint-Quentin所著History of the Normans（Woodbridge: Boydell，1998），E. Christiansen译；以及The Annals of Flodoard of Reims 919—966（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1），由S. Fanning 和 B. S. Bachrach编辑并翻译。这方面稍晚的叙事资料还包括William of Poitiers所著The Gesta Guillelmi（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8），由R. H. C. Davis 和 M. Chibnall 整理并翻译；The Gesta Normannorum of William of Jumièges，Orderic Vitalis and Robert of Torigni（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2—1995），由E. van Houts编辑并翻译，两卷本；The Carmen de Hastingae Proelio of Guy Bishop of Amiens（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9），由F. Barlow编辑并翻译；Orderic Vitalis所著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Oxford: Clarendon，1969—80），由M. Chibnall整理并翻译；A History of the Norman People：Wace’s Roman de Rou（Woodbridge： Boydell，2004），由G. Burgess翻译，并由G. Burgess与E. van Houts提供注释。一段关于Herluin生平的译文可以参见 S. Vaughn所著The Abbey of Bec and the Anglo-Norman State，1034—1136（Woodbridge: Boydell，1981）。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London: Dent，1996）由M. Swanton翻译。12世纪的编年史家是基于英国的历史进行创作，其中包括William of Malmesbury，其作品the Gesta regum Angloru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8—1999），由R. A. B. Mynors、R. M. Thomson 和 M. Winterbottom编辑并翻译，两卷本；此外，Gesta pontificum Anglorum（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7），由M. Winterbottom 和R. M. Thomson编辑并翻译，两卷本；Eadmer所著History of Recent Events in England（London: Cresset Press，1964），由G. Bosanquet翻译；Henry of Huntingdon所著Historia Angloru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6），由D. Greenway编辑并翻译。

市面上还出版了11世纪两部关于意大利南部的历史著作：其一是Amatus of Montecassino所著History of the Normans（Woodbridge: Boydell，2004），由P. N. Dunbar翻译，并经过G. A. Loud修订；其二是Geoffrey Malaterra所著The Deeds of Count Roger of Calabria and Sicily and of his Brother Duke Robert Guiscard（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5），由K. B. Wolf翻译。 G. A. Loud翻译了William of Apulia所著The Deeds of Robert Guiscard，可在以下网址查阅：http：//www.leeds.ac.uk/arts/downloads/file/1049/the_deeds_of_robert_guiscard_by_william_of_apulia。G. A. Loud 和T. Wiedemann翻译了关于西西里王国的历史资料The History of the Tyrants of Sicily by Hugo Falcanuds 1154—1169（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此外，G. A. Loud还翻译了RogerⅡand the Creation of the Kingdom of Sicily（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2）。关于诺曼人在十字军东征中的重要资料是The Gesta Francorum（Oxford: Clarendon Press，1962），由R. Hill编辑并翻译，以及The Gesta Tancredi of Ralph of Caen：A History of the Normans on the First Crusade（Aldershot: Ashgate，2005），由B. S. Bachrach和D. S. Bachrach翻译。

关于宪章和其他史料的来源可参看Regsta Regum Anglo-Normannorum：the Acta of William I （1066—1087）（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8），由D. Bates编撰。而A. Williams翻译并由Penguin出版社发行的Domesday Book（London，2002）最为通行，其中the University of Hull提供的在线版本可在下面的网址找到：http：//opendomesday.org/，里面还提供了原始版本的图像资料。位于鲁昂的滨海塞纳省的档案部门把很多自己掌握的公爵宪章和契据转换成了电子版本，见：http：//www.archivesdepartementales76.net/rechercher/archives-en-ligne/。Lanfranc和Anselm两人的信件已经翻译成现代语言并出版发行，书名为The Letters of Lanfranc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Oxford: Clarendon Press，1979），由 H. Clover和M. Gibson编辑并翻译；The Letters of Saint Anselm of Canterbury（Kalamazoo，MI: Cistercian Publications，1990—1994），由W. Fröhlich翻译，共有三卷。格列高利七世的许多信件，都出版于The Register of Pope Gregory Ⅶ1073—1085（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里面，该书由H. Cowdrey翻译。而“English Episcopal Acta”项目则一直致力于编撰英国主教的事迹。

通史内容

以下列出的书单并不齐全，主要是让大家对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描写诺曼人通史的情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R. A. Brown，著有The Normans（Woodbridge: Boydell，1984）；M. Chibnall，著有The Normans（Oxford: Blackwell，2000）。D. Crouch，著有The Normans：A History of a Dynasty（London: Continuum，2002）；D. C. Douglas，著有The Norman Achievement，1050—1100（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1969），以及The Norman Fate，1100—1154（London: Eyre Methuen，1976）； C. H. Haskins，著有The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1915; repr. Ungar，1966）; F. Neveux，著有A Brief History of the Normans：The Conquests that Changed the Face of Europe（London: Robinson，2008），该书由H. Curtis翻译。

第一章　罗洛与诺曼底

D. Bates所著Normandy Before 1066（London: Longman，1982）是目前介绍诺曼底早期历史中一本最畅销的英语著作，但我们应当同时再读E.瑟尔写的Predatory Kin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Norman Power，840—1066（Berkeley，1988），以及2013年History Compass第11期429—442页收录了M. Hagger所写的一篇文章，“Confrontation and Unification: Approaches to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Normandy，911—1035”。Hagger还将在另一本新书Normandy under the Normans，911—1154 （Boydell，forthcoming）中更为详细地介绍诺曼底的公爵领地制度。此外，P. Bauduin写的La premiére Normandie （Xe—XIe siécles）. Sur les frontiéres de la haute Normandie：identité et construction d’une principauté（Cae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Caen，2004）也是这方面的基本读物。T. Reuter编撰了三卷本的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则给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关于公元10世纪的历史资源。如果要了解法兰克的政治，建议阅读 J. Dunbabin写的France in the Making，843—118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第二章　威廉与威廉征服

全面介绍诺曼人征服英国的最好资料是Brian Golding的著作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The Normans in Britain，1066—1100（Basingstoke: Palgrave，2013），现在已经是第二版了。要想从英国人的角度了解这场征服所产生的后果，可以参看Ann Williams所著The English and the Norman Conquest（Woodbridge: Boydell，1995）。关于威廉的生平介绍，已经有好几种现代版本，其中最早的是D. C. Douglas编著并进行修订的版本William the Conqueror：The Norman Impact upon England（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David Bates目前正在给威廉写一本新的传记，不过我们可以先读一下他以前所著William the Conqueror（Stroud: Tempus，1989）以及Mark Hagger最近才写的William：King and Conqueror（London: I. B. Tauris，2012）。而要查阅关于这场战争本身的知识，可以参阅 M. K. Lawson所著The Battle of Hastings，1066（Stroud: Tempus，2007）以及Stephen Morillo编辑的The Battle of Hastings：Sources and Interpretations（Woodbridge: Boydell，1996），其中包括了从其他学者文章中摘写和收录的史料资源。至于威廉在诺曼底的资料，可以阅读David Bates写的Normandy Before 1066，Eleanor Searle写的Predatory Kinship以及前面提到Mark Hagger的著作。

第三章　地中海的诺曼人

G. A. Loud所著The Age of Robert Guiscard（Harlow: Longman，2000）是英语著作中对征服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情况描写得最为详细的。他的许多作品中关于诺曼人在梅索兹阿诺的活动描写都被收集在Conquerors and Churchmen in Norman Italy（Aldershot: Ashgate，1999）。 Pierre Bouet和François Neveux编撰了一本有趣的法语著作Les Normands en Méditerranée dans le sillage des Tancréde（Caen: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Caen，1994）。而要进一步了解关于西西里的情况，可以参阅A. Metcalfe的著作Muslims and Christians in Norman Sicily：Arabic Speakers and the End of Islam（London: Routledge 2003），以及The Muslims of Medieval Italy（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 J. Riley-Smith在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Idea of Crusading（London: Athlone，1986; 2nd edn，London: Continuum，2009）中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概况进行了介绍；与此内容相关的还有C. Tyreman所著God’s War：A New History of the Crusades》（London：Allen Lane，2006）。最近，K. Hurlock和P. Oldfield合著了一本介绍诺曼人在十字军东征中情况的汇编作品Crusading and Pilgrimage in the Norman World（Woodbridge: Boydell，2005）。此外，读者还可参看N. Hodgson写的文章“Reinventing Normans as Crusaders? Ralph of Caen’s Gesta Tancredi”，载于Anglo-Norman Studies 2008年第30卷，第117—132页。如果想专门研究安条克的情况，可以参看T. Asbridge所著The Norman Principality of Antioch（Woodbridge: Boydell 2000）以及在本章注释中提到的Alan Murray的作品。

第四章　诺曼人与诺曼社会

G. A. Loud和A. Metcalfe编辑的The Society of Norman Italy（Leiden: Brill，2002）中收录的作品，特别是Martin、Skinner和Drell的文章，能让我们很好地了解到诺曼人社会的基本情况。D. Abulafia编写的Italy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也非常有用，能够帮助我们把意大利南部的发展情况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要了解英国的情况，则可以参阅M. Chibnall写的Anglo-Norman England（Oxford: Blackwell，1986）；以及Williams所著The English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and The World before Domesday：the English Aristocracy 900—1066（London: Continuum，2008）；还包括 J. Crick和E. van Houts编撰的A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而要了解诺曼底的社会情况，可以参阅 G. Garnett 和J. Hudson编写的Law and Government in Medieval England and Normandy：Essays in Honour of Sir James Hol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以及 E. Z. Tabuteau所著Transfers of Property in Eleventh-Century Norman Law（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8）。此外，E. van Houts编辑的History and Family Traditions in 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1000—1200（Aldershot: Ashgate，1999）有一个名为“History，Family and Women”的章节，其中的文章也十分具有参考价值。

关于中世纪城堡这个主题则有着丰富的学术资料，但其中很少有较新的作品是从欧洲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在这方面，O. Creighton的作品，Early European Castles：Aristocracy and Authority AD 800—1200（London: Duckworth，2012）给我们做出了全面而精彩的介绍；而R. Liddiard在Castles in Context：Power，Symbolism and Landscape，1066 to 1500（Macclesfield: Windgather，2005）则讨论了这方面的史料编撰情况。C. Coulson在Castles in Medieval Society：Fortresses in England，France and Ireland in the Central Middle Ag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果要研究法国的情况，则很有必要读一下J. Mesqui编写的两卷本的Chateaux et enceintes de la France médiévale：de la défense à la résidence（Paris: Picard，1991—1993）。R. Licinio所著Castelli medievali Puglia e Basilicata：dai normanni a Federico Ⅱ e Carlo I d’Angiò（Bari: Dedalo，1994）是一部关于意大利情况的重要作品；此外，还有F. Maurici所著Castelli Medievali in Sicilia：dai bizantini ai normanni（Palermo: Sellerio，1992）。关于意大利南部的城堡资料，可以参考C. Gravett所著Norman Stone Castles （2）：Europe 950—1204（Oxford: Osprey，2004）。而英国境内的城堡研究小组则每年出版一份这方面的研究期刊。有价值的法语期刊中包括Archéologie médiévale and Annales de Normandie：the work of M. de Boüard，其中M. de Boüard、A.-M. Flambard Héricher、A. Renoux和J. Yver的作品尤其具有参考意义。

对于租期、徭役和农民变化情况等主题进行重要研究的作品包括S. Reynolds所著Fiefs and Vassals：The Medieval Evidence Reinterpreted（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但该书一出版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关于英国的情况可以参考R. Fleming写的Kings and Lords in Conquest Englan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以及R. Faith写的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Growth of Lordship（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要查阅这方面诺曼底的情况可以去读Tabuteau的作品。Golding在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这本书中对此作了精彩的总结。关于诺曼底的情况，可以参看M. Arnoux的最新作品；关于意大利的情况，可以参看P. Skinner的作品，他们两人都在注释中提到，其影响很大。关于末日审判书的资料就极为丰富了。例如，以前F. W. Maitland的作品Domesday Book and Beyond：Three Essays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England（1987，各种重印版本），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还可以参看James Holt为迎接新世纪的末日审判书研究而编撰的Domesday Studies（Woodbridge: Boydell，1987），以及Alecto的著作。但David Roffe的两部作品：Decoding Domesday（Woodbridge: Boydell，2007）和Domesday：The Inquest and the Boo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却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最近写出的作品中，最好的是 S. Harvey的Domesday： Book of Judgemen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对于研究欧洲境内诺曼人居住区的婚姻状况，我们没有找到可供比较的作品。不过可以参看注释中提到的Drell、Heygate、Searle、Skinner和van Houts等人的作品。还可参考P.Stafford编著的Queens，Concubines and Dowagers：The King’s Wif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London: Batsford 1983; new ed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8），以及Queen Emma and Queen Edith：Queenship and Women’s Power in Eleventh-Century England（Oxford: Blackwell Press，1997）。

第五章　诺曼人与教会

关于11世纪教会的情况，我们可以找到丰富的文献史料。许多有用的原始资料可以在前面关于史料来源的章节中找到，例如B. Tierney所著The Crisis of Church and State（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8），就有关于宗教改革和神职竞争的描述。许多Graham Loud的文章和著作被翻译出来，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关于意大利南部教堂的资料。编年史资料，尽管主要是由当时教会的牧师们所写，但却是极其珍贵的史料，在本书的其他地方也多次提及。此外，可以参阅由R. W. Southern翻译并整理的、 Eadmer所著The Life of St Anselm of Canterbury（Oxford: Clarendon， 1962）。

如果想了解教皇制度形成的背景和环境，可以参考C. Morris所著Papal Monarchy：The Western Church from 1050—1250（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以及 I. S. Robinson撰写的The Papacy，1073—119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在涉及诺曼底内容的方面，Richard Allen的作品很有参考价值。他写的许多文章，包括一些对宪章的讨论和关于Acta Archiepiscopum Rotomagensis的作品，都提供在开放存取期刊Tabularia的网站里面，其网址是：http：//www.unicaen.fr/mrsh/craham/revue/tabularia/。他和Grégory Combalbert一道，试图用和“English Episcopal Acta”项目相似的方式来撰写诺曼主教们制定的宪章。Veronique Gazeau著有两卷本的Normannia Monastica（Caen: Publications du CRAHM，2007），其中详尽地介绍了诺曼底那些信奉本尼迪克特（本笃会）的修道院院长。在介绍意大利的宗教方面，Graham Loud的作品最值得一读，其中尤其是The Church in Norman Ital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以及收录在Conquerors and Churchmen and Montecassino and Benevento in the Middle Ages（Aldershot: Ashgate，2000）中的系列文章；此外包括H. E. J. Cowdrey写的The Age of Abbot Desiderius：Montecassino，the Papacy，and the Normans in the Eleventh and Early Twelfth Century（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3）。F. Barlow写了The English Church，1066—1154（London: Longman，1979），对英国教会的组成结构进行了详细的介绍。J. Burton写的Monastic and Religious Orders in Britain 1000—130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则对修行生活进行了介绍。我们还可以参考C. Harper-Bill和E. van Houts主编的A Companion to the Anglo-Norman World（Woodbridge: Boydell，2002），其中在165—190页刊登了C. Harper-Bill所写的一篇文章“The Anglo-Norman Church”。

但要进一步了解教会以及它与更多社会因素（包括朝圣）之间的关系，可以参考L. V. Hicks所著The Religious Life in Normandy，c. 1050—1300（Woodbridge: Boydell，2007），P. Oldfield所著Sanctity and Pilgrimage in Medieval Southern Italy，1000—12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E. Cownie所著Religious Patronage in Anglo-Norman England，1066—1135（Woodbridge: Boydell，1998）；此外，还有C. Potts所著Monastic Revival and Regional Identity in Early Normandy（Woodbridge: Boydell，1997），以及Vaughn所著Abbey of Bec。

第六章　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这是在研究诺曼人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新兴领域。这方面最新的论文集是S. Burkhardt和T. Foerster编辑的Norman Tradition and Transcultural Heritage：Exchange of Cultures in the ‘Norman’ Peripheries of Medieval Europe（Farnham: Ashgate，2013），但这部作品只集中于对文字资料进行研究。如果考虑和诺曼人相关的物质文化，博物馆的展览目录就显得非常有用，例如：Mario D’Onofrio编辑了第二版的I Normanni：popolo d’Europa，1030—1200（Venice: Marsilio，1994）；G. Zarnecki、J. Holt 和 T. Holland编撰的English Romanesque Art（London: 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1984）。许多的诺曼建筑场所都对诺曼底、英国和西西里的公众开放。

要了解犹太人和穆斯林的情况，可以参考P. Skinner编辑的Jews in Medieval Britain：Historical，Literary an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Woodbridge: Boydell，2003）；以及E. Brenner 和 L. V. Hicks的文章，“The Jews of Rouen in the Eleven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ies”，刊登于Society and Culture in Medieval Rouen，911—1300（Turnhout: Brepols，2013），第369—382页。

第七章　诺曼人的历史与特性

要了解人们对诺曼人身份的争论，有必要先读一下R. H. C. Davis所著The Norman Myth（London: Thames & Hudson，1976），然后再读其他人写的批评作品，特别是1982年刊登于Anglo-Norman Studies第4期13—34页、G. Loud的文章“The gens Normannorum-Myth or Reality”；当然，要聆听不同的观点，还可以阅读1996年刊登于Anglo-Norman Studies第18期139—152页、C. Potts的文章“Atque unum ex diversis gentibus populum effect: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the Norman Identity”。最近Ewan Johnson针对诺曼人的身份问题写的作品十分有创意，请具体参照本章的注释。同时大家还可以阅读H. Thomas写的The English and the Normans：Ethnic Hostility，Assimilation，and Identity，1066-c.1220（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对诺曼身份中存在的模糊与矛盾进行分析的有E. Albu所著The Normans in their Histories：Propaganda，Myth and Subversion（Woodbridge: Boydell，2001）；以及P. A. Hayward发表于Anglo-Norman Studies第33期75—102页上的文章“The Importance of Being Ambiguous: Innuendo and Legerdemain in William of Malmesbury’s Gesta Regum and Gesta Pontificum Anglorum”。更多关于诺曼人及其历史和群体的知识，大家可以参考L. Shopkow所著History and Community：Norman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Washington DC: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97）。

注1: 杜多的用意似乎是让读者联想《圣经旧约》中的一个相关典故，其中亚兰王的元帅乃缦根据耶和华上帝的指示，在约旦河中沐浴7次后治愈了身上的麻风病，从此皈依基督教。——译者注

注2: 据说罗夫长得四肢短粗，大腹便便，举动笨拙，好像粗蠢的工头一样，因此在挪威，当地人都管他叫“工头罗夫”（Hrolf Ganger）。——译者注

注3: 基督教圣地（Holy Land），主要是指巴勒斯坦一带地区。——译者注

注4: 后来此战发生地被称作“巴特尔”（Battle），也是取其“战斗”之意。——编者注

注5: “忏悔者”爱德华是“征服者”威廉的表亲（爱德华的母亲是威廉父亲的姑妈），在1051年威廉访英时曾答应让其继承王位。而爱德华的内弟，另一个王位的有力竞争者哈罗德在被困诺曼底公国时，也曾承认过威廉对王位的继承权。1066年爱德华去世，英格兰贤人会议却选举了哈罗德为国王，因此，威廉怒不可遏，决心发动征服战争，从而导致了“诺曼征服”。——编者注

注6: 英语原文为Oskar，最初源自斯堪的纳维亚语，意为“神圣的力量”。——译者注

注7: 帕奇（pagi），卡洛林王朝的行政单位。

注8: 安忒诺耳（Antenor），特洛伊战争中特洛伊一方的长老，以睿智而闻名。——译者注

注9: 于格· 卡佩（Hugh Capet，约938—996），法兰克国王罗贝尔一世的孙子，956年继承父位为法兰西公爵，987年被贵族正式选举为法兰克国王，建立卡佩王朝，并改国名为“法兰西”（France）。——编者注

注10: 八福（Beatitudes），即天国八福，耶稣登山训众所说的具有八种品质的人死后在天堂将享受的幸福，这八种品质包括：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慕义、怜恤、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译者注

注11: 丹麦区（Danelaw area），施行丹麦法的英格兰北、中、东部地区。——编者注

注12: 《罗兰之歌》（Song of Roland），法国的英雄史诗，是11世纪至14世纪流行于法国的一种长篇故事诗——武功歌的代表作品。——编者注

注13: 安条克公国（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存在于1098-1268年，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欧洲封建主、诺曼首领博希蒙德（Bohemond）在亚洲建立的一个十字军国家，其领土包括现在的土耳其及叙利亚的各一部分，都城在西亚著名古城安条克（遗址在今土耳其伊斯帕尔塔省亚尔瓦齐附近）。1098年，博希蒙德获得安条克的统治权，自封为安条克亲王。为了保持安条克的独立，博希蒙德拒绝接受拜占庭帝国的任何封号。1268年，埃及苏丹拜巴尔征服了安条克，安条克公国至此灭亡。——编者注

注14: 比德（Bede，673-735），英格兰学者、历史家及神学家，被尊为英国史学之父，享有“可尊敬的”称号。——译者注

注15: 阿普利亚公国，1059年由诺曼人罗伯特·吉斯卡尔建立。11世纪末诺曼人征服了西西里后，巴勒莫取代了梅尔菲（Melfi，现阿普利亚西部）成为诺曼人统治的中心，之后阿普利亚只是起初的西西里王国和接着的那不勒斯王国的一个省份。——编者注

注16: 1127年欧特维尔的罗杰二世接管了阿普利亚，他于1130年圣诞节正式加冕为西西里王国国王。1194年，霍亨斯陶芬王朝（Hohenstaufen dynasty）的亨利六世和康斯坦丝（Constance）分别加冕为西西里国王和女王，西西里王国的诺曼王朝就此灭亡。不过，通过康斯坦丝，欧特维尔家族的血脉传给了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编者注

注17: 大天使米迦勒（Archangel Michael），《圣经》中提到的一位天使，是神所指定的伊甸园的守护神，也是唯一提到的具有天使长头衔的灵体。——编者注

注18: 圣乔治 （St George），天主教的著名圣人，经常以屠龙英雄的形象出现在西方文学、雕塑、绘画等领域。——编者注

注19: 卡斯泰利（castelli），意大利语，意为城堡。——译者注

注20: 大乡绅（thegn），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英格兰的贵族阶层成员，级别在郡长之下，其身份可以世袭，以提供某些服役而获得国王和其他贵族所封的土地。——编者注

注21: 海蒂斯（hides），一种土地面积单位，当时在英格兰能够养活一家人的土地面积，约为60—120英亩，相当于364—728亩。——译者注

注22: 什一税由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作为宗教捐税用于神职人员的薪俸和教堂日常经费以及赈济。

注23: 指的是希腊正教或东正教。——译者注

注24: 一便土献金（Peter’s Pence）直译为“彼得的便士”，实为旧时英格兰每户每年呈给罗马教皇的一便士献金，即天主教徒献给罗马教皇的年金。——译者注

注25: 纪念耶稣与门徒最后晚餐的仪式，仪式上要吃面包，喝葡萄酒。——编者注

注26: 法蒂玛王朝（Fatimid，990—1171），北非的伊斯兰王朝，中国古代史籍称其为“绿衣大食”，西方文献又称其为“南萨拉森帝国”，是以先知之女法蒂玛命名的。——编者注

注27: 迪万（dī wān），即咨议会，一种穆斯林行政机构的称谓。——编者注

注28: 产于欧洲的一种小鹿，毛皮呈浅黄棕色，带有白色斑点。——编者注

注29: 即神职人员主持宗教仪式时所穿法衣祭服。——编者注

注30: 库法体（kufic script），阿拉伯书法体之一，属古老的书法体。——编者注

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简史

海伦·海克特 著

版权信息

书名：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简史

作者：海伦·海克特

书号：978-7-122-30556-5

出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

大事记

导言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 文艺复兴是什么
- 宗教改革对文化的影响
- 【注释】

第1章　16世纪90年代以前的英国戏剧

- 神秘剧或基督圣体节戏剧之谜
- 道德剧
- 都铎王朝早期戏剧
- 皇室庆典和宫廷剧
- 剧团与首家剧院
- 【注释】

第2章　戏剧的创作

- 城市如舞台
- 剧院内部
- 演员
- 从剧院到印刷剧本
- 【注释】

第3章　马洛

- 死亡与生活
- 永无止境的攀升思想^13
- 信仰
- 天堂的道路
- 【注释】

第4章　莎士比亚

- 拒绝剧场艺术
- 模仿真实的人
- 戏剧诗
- 打破陈规
- 【注释】

第5章　琼森

- 早期戏剧
- 宫廷假面剧
- 中期戏剧
- 晚年
- 【注释】

第6章　复仇悲剧

- 通用惯例
- 尴尬的笑声
- 女性的道德困境
- 为什么是复仇悲剧
- 【注释】

第7章　城市喜剧、家庭悲剧和悲喜剧

- 城市喜剧
- 家庭悲剧
- 悲喜剧
- 【注释】

第8章　男童演员、女性表演者和女性戏剧家

- 男扮女装
- 男孩扮演乔装男孩的女人
- 女性和戏剧表演
- 女性戏剧家
- 【注释】

尾声　文艺复兴戏剧的演变

- 18世纪和19世纪品味的变化
- 20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戏剧
- 21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戏剧
- 【注释】

致谢

参考文献与引文说明

参考文献

- 主要文献

- 二次文献

译后记

经典戏剧剧情简介

- 莎士比亚代表作品：
- 马洛代表作品：
- 琼森代表作品：

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

来自于英国I. B. Tauris出版公司的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丛书，写作严谨、可读性强，对于我们在21世纪理解和研究历史，可谓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对于见仁见智的历史争论，这一系列独辟蹊径，试图基于史实本身对其做出全面而公正的解释，这样既能激起普通读者和历史爱好者的浓厚兴趣，也能进一步感染广大的历史学习者及专业学者。因此，在讲述历史领域的重要主题、思想史、宗教、政治、古典研究、哲学观点等内容时，本系列丛书特意避免使用平淡乏味、冷漠刻板的方式进行陈述——那只是给初学者讲授史学入门知识的通常做法。长期以来，这一系列丛书一直致力于给专业学者和普通读者提供可以帮助他们了解特定历史概况的基本史实。但除此之外，这套系列丛书还能起到更多的作用。例如，书中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解释过去的人们在特定的背景下是如何理解某个历史主题，以及其中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这种新颖的分析方式十分具有借鉴意义，可以帮助我们现在更好地理解这些特定的历史主题。

此外，对于这样的历史主题，各位作者在此系列中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虽然作者们已经暗示了某种答案，但还是在每本书后的“延伸阅读”中提供了长长的参考书目，以便感兴趣的读者做进一步的阅读与探索。新视角全球简史系列丛书中众多的历史主题，相较于市场上其他同类丛书做了更为深层次的研究和解析，同时内容却简洁而紧凑，不愧是“在介绍历史知识方面更为出类拔萃”的代表。本套系列丛书结合质疑性和查证性的分析，对相关历史做了全面的描述，可以说是在日益复杂的全球化数字时代大背景下，为读者了解和研究历史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大事记

这里所列的是每部戏剧首演的日期，但这一日期通常无法找到准确无误的证据支持，因此这里给出的是大致的时间或者一个可能的时间段。

1509　　亨利八世即位

约1519　　约翰·斯凯尔顿的《辉煌》首演

1528～1533　　约翰·海伍德的《天气之剧》首演

1533　　尼古拉斯·尤德尔和约翰·利兰合作策划了安妮·波琳的加冕典礼

1534　　《至尊法案》颁布；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

1536～1538　　约翰·贝尔的《约翰王》首演

1547　　亨利八世去世；爱德华六世即位

1550～1554　　简·拉姆利夫人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依菲琴尼亚的悲剧》

1550～1560　　《老妪古尔顿的针》首演，作者不详

1552　　尤德尔的《佗伊斯》首演

1553　　爱德华六世去世；玛丽一世即位

1558　　玛丽一世去世；伊丽莎白一世即位

1558～1569　　托马斯·普雷斯顿的《冈比西斯》首演

1559　　英国新教创立；伊丽莎白一世加冕礼盛会

1562　　托马斯·诺顿和托马斯·萨克维尔的《高布达克》首演，这是英国的第一部无韵诗戏剧

1564　　威廉·莎士比亚出生；克里斯托弗·马洛出生

1566　　乔治·加斯科因的《猜想》首演

1567　　约翰·皮克林的《俄瑞斯忒斯》首演

1572　　本·琼森出生

1575　　肯尼沃斯城堡上演《王子的乐趣》

1576　　第一个专业剧院——帷幕剧院在伦敦的肖迪奇开放

1576～1584　　皇家礼拜堂的童伶在黑衣修士剧院演出

1577～1580　　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进行环球航行

1577～1583　　约翰·诺斯布鲁克、斯蒂芬·戈森和菲利普·斯塔布斯抨击剧院

约1578～1580　　约翰·韦伯斯特出生

1579　　神秘剧在考文垂演出的最后一年；菲利普·西德尼爵士的《五月女郎》首演

1580　　耶稣会使团到达英国；托马斯·米德尔顿出生

1583　　女王剧团成立

1584　　乔治·皮尔创作的《帕里斯的责难》首演

1584～1585　　约翰·黎里的《加利西亚》首演

1587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被处决；泰晤士河畔玫瑰剧院开放；托马斯·基德的《西班牙悲剧》首演；马洛的《帖木儿大帝》（第一、二部分）首演

1588　　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黎里的《恩底弥翁》首演

1588～1589　　马洛的《浮士德博士》首演

1590　　彭布洛克伯爵夫人玛丽·西德尼·赫伯特翻译了罗伯特·加尼耶的《安东尼的悲剧》

约1590　　马洛的《马耳他岛的犹太人》首演

1591　　《亨利六世》（第二、三部分）首演，这可能是莎士比亚最早的剧作

约1592　　马洛的《爱德华二世》首演

1592　　罗伯特·格林的一本小册子里，莎士比亚第一次被列为剧作家；《法弗舍姆的阿尔丁》首演，作者不详

1592～1593　　剧场因瘟疫而关闭，在此期间，莎士比亚创作了《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鲁克丽丝受辱记》两部长诗以及《理查三世》《错误的喜剧》《泰特斯·安德罗尼克斯》《驯悍记》

1593　　马洛去世

1594　　宫内大臣剧团成立，莎士比亚成为驻院编剧；塞缪尔·丹尼尔的《克莱奥帕特拉的悲剧》首演

1594～1596　　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理查二世》《罗密欧与朱丽叶》相继首演

1595　　天鹅剧院在泰晤士河畔开放

1596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亨利四世》（第一部分）首演

1597　　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首演；琼森的第一部知名戏剧《情况变了》首演

1598　　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第二部分）、《无事生非》首演；琼森的《人人高兴》首演

1599　　环球剧院在泰晤士河畔开放；罗伯特·阿明取代了宫内大臣剧团的男主角维尔·肯普；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尤利乌斯·恺撒》《皆大欢喜》首演；琼森的《人人高兴》首演；托马斯·德克尔的《鞋匠的假日》首演

1599～1600　　童伶剧团（圣保罗童伶剧团和皇家礼拜堂童伶剧团）的繁荣

1600　　《哈姆雷特》首演；财富剧院开放，并与环球剧院形成竞争格局

1601　　埃塞克斯伯爵叛乱前夕，莎士比亚的剧团在环球剧院演出了《查理二世》；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首演

约1602～1604　　伊丽莎白·凯里夫人的《玛丽亚姆的悲剧》首演，这是英国第一部由女性创作的悲剧

1603　　伊丽莎白一世去世；詹姆斯一世即位（同时为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莎士比亚的剧团成为国王剧团；托马斯·海伍德的《一个为仁慈所杀的女人》首演

1603　　琼森的《西亚努斯的覆灭》首演

1604　　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奥赛罗》首演；丹尼尔的《十二女神的幻影》首演，这是第一部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宫廷假面剧

1605　　“火药阴谋”；莎士比亚的《终成眷属》《李尔王》首演；琼森的第一部宫廷假面剧《黑之假面剧》首演，由伊尼戈·琼斯设计；红牛剧院落成

1606　　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首演；琼森的《狐狸》（即《福尔蓬奈》）首演；米德尔顿的《复仇者的悲剧》首演

1607　　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确立为英国的殖民地；弗朗西斯·博蒙特的《燃杵骑士》首演

1608　　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纳斯》首演

约1608～1609　　约翰·弗莱彻的《忠诚的牧羊女》首演

1609　　国王剧团开始在黑衣修士剧院（室内剧院）演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出版

1610　　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首演；琼森的《炼金术士》首演

1611　　英王詹姆斯一世钦定《圣经》英译本出版；莎士比亚的《暴风雨》首演；米德尔顿和德克尔共同创作的《咆哮女郎》首演

约1612　　韦伯斯特的《白魔鬼》首演

1612～1613　　莎士比亚与弗莱彻合作完成了《亨利八世》《卡登尼欧》（剧本已佚）和《两位贵亲》

1613　　环球剧院在《亨利八世》的演出中因火灾被焚毁，后又重建；米德尔顿的《齐普赛街的纯洁少女》首演

1614　　韦伯斯特的《玛尔菲公爵夫人》首演；琼森的《巴托罗缪集市》首演

1616　　莎士比亚去世；关于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去世（1613）的宫廷丑闻流传开来；对开本的琼森文集出版；琼森被授予皇室薪俸，成为第一位桂冠诗人

1618～1619　　琼森徒步从伦敦行至苏格兰

约1620～1630　　玛丽·罗思夫人的《爱的胜利》首演，这是第一部由女性创作的英国喜剧

约1621　　米德尔顿的《女人提防女人》首演

1622　　米德尔顿和威廉·罗利的《夺魄冤魂》首演

1623　　《莎士比亚戏剧集》第一本对开本出版

1624　　米德尔顿的《弈棋》首演

1625　　詹姆斯一世去世；查理一世即位

1626　　亨丽埃塔·玛丽亚王后和她的宫廷女伴一起演出了一场田园剧

1627　　米德尔顿去世

1629～1633　　约翰·福特的《可惜她是娼妇》首演

1633　　亨丽埃塔·玛丽亚王后和她的女伴参演了沃尔特·蒙塔古的《牧羊人的天堂》；威廉·普林在《演员——流氓》一书中抨击戏剧

1634　　约翰·弥尔顿创作的《酒神之假面舞会》在拉德洛城堡上演

1637　　琼森去世

约1638　　韦伯斯特去世

1642　　英国内战爆发；议会下令关闭剧院

1644　　环球剧院被拆毁

导言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喜欢将人生比喻成一场演出。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的那句台词——“整个世界是一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演员罢了”，1类似的比喻在其他作品中也比比皆是， 比如沃尔特·雷利爵士注1的这首诗《生活》（Life）：

生活是什么？生活是一部激情的戏剧。

那如同颤音的，是我们的欢声笑语。

是母亲的胎胞这个更衣室^2，

我们在里面为人生的短喜剧更衣。

上天是心明眼亮的观众，

他坐看谁失手台上。

夕阳西下我们葬身坟墓，

恰如演出终了拉上大幕。

我们这样不停地演戏，

直到最后的安息。

唯有郑重其事地死去，

人生才不是一场玩笑嬉戏。3

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作家将人的存在的思考从生活转向舞台不足为奇，因为他们生活的年代正是戏剧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戏剧创作蔚为大观，并涌现了一大批才华横溢且极具天分的剧作家，例如莎士比亚、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本·琼森（Ben Jonson）、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和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等人，他们以极大的艺术激情和创新精神，抓住了商业舞台所带来的众多新的可能性。

近现代以来，从影院到无线广播、电视再到互联网，我们见证了新技术给通讯、娱乐、艺术的表达所带来的以往难以想象的契机。整个16世纪后期同今天这样一个科技和文化不断创新的时代十分类似。英国建成了第一座商业性质的剧场，前往观赏演出的观众规模空前，每次演出的观众数量或可达3000人。4剧场靠娱乐观众以确保其在商业竞争中得以生存和繁荣。在这一时期，发明于15世纪的印刷机已经被广泛地运用于商业领域。

自此，戏剧不仅可以在舞台上将演出呈现给观众，而且还能以纸质剧本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这就大大“延长”了戏剧的艺术生命，并拓宽了其传播的范围。正如20、21世纪的媒介创新对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一样，新技术的发展大大激发了当时的作家与演员，他们创作出了更多富有原创性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作品。一些富有创造力的人尝试开发商业舞台和印刷技术潜力，来实现个体的自我表达及知识与思想的传播，且敢于对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宗教、文化的巨变进行大胆的批判。他们将戏剧作为一种哲学表达的媒介，借以思考关于人的深刻命题。

对语言的纯熟运用，极大地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文化创新。视觉景观（如队列形式、写实性暴力画面呈现和奢华考究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服饰等舞台手段）在多数戏剧中也变得举足轻重。尽管如此，剧场运用舞台布景的意识还相对较弱，戏剧最核心的工作还需依靠成熟的剧本和台词来吸引观众。欣赏戏剧表演时，除了演员的表演，观众的想象力也至关重要，正如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Henry Ⅴ ）的开场白中所说：

难道这个斗鸡场似的小园子，

能容得下法兰西的辽阔战场吗？我们能把

那使得阿金库尔的空气为之震惊的大批将士的头盔，

都塞进这个木造的圆形剧场吗？啊，请原谅吧！

既然圆圆的一个零放在一串数字的末尾，就可以代表一百万之巨，

那么就让我们这些与这个伟大故事相比非常渺小的人，

来激发你们的想象力吧。

请假想在剧场的围墙之内圈住了两个强大的王国，

它们那高耸而紧邻的疆界只被一条狭窄而险急的海水隔开……

我们一说起战马，你们就假想看见了万马奔腾，

它们骄纵的铁蹄在软软的泥土上踏出了印痕；

因为现在只有仰仗你们的想象来把我们舞台上的王侯们装扮起来。

剧作家的任务是创造一种假定的现实，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具备娴熟的英语语言技巧和深厚的文学功力至关重要。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修辞——即有效地运用语言的艺术（尤其是为了达到有说服力的效果）。修辞训练在文艺复兴剧作家的作品中得到了全然呈现。此外，诗剧是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主要范型。而诗意的呈现并不仅仅简单地表现为以诗歌的形式来创作戏剧，更在于让戏剧的整体具备诗意的统一，结合主题和反复出现的意象创造出一部前后连贯、令人满意的艺术作品。唯其如此，戏剧方能以文学的力量来感召、吸引并打动观众。

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风格和基调空前多样。即便仅从莎翁一人的作品来看，我们就能看到幽默诙谐的滑稽喜剧《错误的喜剧》（The Comedy of Errors）、充满阴郁的恐怖悲剧《麦克白》（Macbeth），或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 s Dream）、充斥着荒凉和虚无主义的《李尔王》（King Lear）、抒情诗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以及粗犷讽刺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essida）。此外，还有马洛那具有史诗般恢弘气度且极具暴力色彩的《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构思巧妙并带有颓废恐怖色彩的复仇悲剧，以及现实主义题材的都市喜剧和家庭悲剧，等等。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创造出了极具多样性的想象世界。除了商业戏剧，还有诸如宫廷戏剧、城市露天戏剧，以及在贵族之家上演的所谓“案头剧”（Closet dramas）等其他形式多样的戏剧。所有前述戏剧种类都将在后面几章中加以讨论。

据估计，英国在1560～1642年这一时期所创作的戏剧作品总数多达约3000部。虽然仅有约六分之一的作品被保留了下来，然而这部分作品对于英国的文化和历史无疑具有重大意义^5。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的成就已经被传颂了几个世纪，他们的作品至今在舞台上盛演不衰，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观众为之痴迷，作品的研究和阅读者更是络绎不绝。本书将纵览从16世纪早期至1642年（由清教徒主导的议会派执政，剧场被关闭）之间的戏剧作品。我们将聚焦于伊丽莎白时代晚期（约1585～1603）和詹姆斯一世时期（1603～1625），因为现今为我们所熟知的戏剧作品绝大多数都创作于这一阶段。撰写本书有三重目的：分析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作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探索这一时期促成艺术创造力骤然爆发的根源；进一步探讨这个时代的戏剧作品仍然对现代读者和观众产生如此强烈吸引力的原因。

文艺复兴是什么

首先，有必要界定“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所表达的含义。从字面上看，“文艺复兴”指的是“复活”，《牛津英语词典》将其概念定义为：“古典范式影响下艺术和高雅文化的复兴，起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到16世纪末传播至欧洲大部分地区。”6这种趋势发展到达英国的时间稍晚，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英国的文艺复兴发生于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戏剧最活跃且艺术成就最高的时期是16世纪80年代末至17世纪20年代，跨越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

15世纪的意大利历经了艺术和知识的繁荣，许多参与者清晰地意识到这是一场历经中世纪已然衰败的古典艺术和学术得以复兴和重现的运动。古典主义同纯真、自然主义和明晰相联系，而与假想中的中世纪哥特式的残暴与粗野相对立。这种态度通过“再生”（rinascita）或“复活”（rebirth）一词而得以明确。“文艺复兴”一词为意大利艺术家和批评家 乔尔乔·瓦萨里注2在《艺苑名人传》（The Lives of the Artists，1550）一书中首次提及。他用这一概念来描述14～16世纪的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对古典风格和技术的重新采用。而“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术语普遍应用于文化史中则来得稍晚， 应该在瑞士作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注3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1860）一书问世之后。布克哈特认为14～16世纪意大利文化的进步依赖于专制王朝统治下各自独立又相互竞争的城邦，各城邦将赞助艺术视作歌颂和提升其权力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艺术家们和专制暴君一样，都力求利己主义的人类意志的“胜利”：“专制……最大程度确立了暴君或‘佣兵队长’们的个性，也滋生出被暴君视为工具而加以保护并利用的人的个性。”布克哈特以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诗人、哲学家、艺术家和建筑师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为例，他说：“钢铁般的意志是他个性中最为主要的特征；同所有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人物一样，阿尔伯蒂认为，‘只要愿意，人可以做到任何事情’。”阿尔伯蒂精通广泛而多样的知识，他本人就是布克哈特所认为的那种“文艺复兴人”（即全面发展的人，全能的人）7的典型。

研究中世纪的学者时常会愤愤不平，他们发现，在“文艺复兴”的概念之中直接或间接地暗示中世纪是一个充满无知愚昧和原始主义的黑暗时代，这个时代正等待古典学识所散发的光芒带给它光照和进步。他们的不满不无道理。在英国，正如前面所提到过的，一般倾向于认为英国的文艺复兴起始于16世纪，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几个世纪以来文化的连续性。事实上，本书第1章也将会对莎士比亚时代以前的戏剧给予关注。女权主义学者对于女性是否也经历了文艺复兴提出疑问：文艺复兴波及的范围是否仅限于受过教育的男性精英群体，还是更为普及？8请留心这个问题，稍后的第8章将研究与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相关的性别问题，包括女性演员及作家可以参与其中的程度。文艺复兴是一个对历史学家而言格外有用的概念，可以将过去划分成容易归纳的部分，事实上这一概念一直以来都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从某种程度而言，“文艺复兴”是一种追溯式的构建，它可能会造成先入为主的成见。

然而，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都意识到他们正生活在一个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时期。 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注4曾嘲笑中世纪哲学和神学领域中复杂难解的学术讨论，例如，在圣母玛利亚的子宫中孕育基督需要多长时间，或是神的化身是否能够呈现为如妇女、燧石或葫芦等任意形态。他抱怨说：“这些问题的争论因百家争鸣而玄之又玄，以致你希望从这些较之迷宫更容易困住人的疑惑中尽快得以解脱。”9

和人文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1478～1535）连同他的学术圈子一起，伊拉斯谟自身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不断冲击那些迂腐的陈旧思想。与此同时，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人对其自身在全世界所处地位的认知岌岌可危。他们认识到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亦有着不同的社会组织及宗教信仰模式。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这一被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和伽利略（1564～1642）的天文发现所证实的事实更加彻底地颠覆了原有的思想。有感于新的发现对人类心灵所产生的影响， 约翰·多恩注5写道：“新哲学质疑一切，火元素被彻底熄灭；失去太阳和地球，没有谁的智慧能够指引他寻找确定的方向。”对于多恩来说，这种新的有关宇宙的不确定性已经造成了人类社会及精神层面上的剧变：

万物崩碎，一统无存；

一切甫一替代，所有的关系：

王公、国民、圣夫、圣子，皆被忘记；

因每个人都心想着

成为一只凤凰，不复以前的自己；

而只是真正的自己。10

这种对碎裂、异化和个人主义的描述以其先见之明预言了人类对于充满怪诞的现代社会的认知。正如今天的世界一样，思想意识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变革正给社会和文化造成深远的影响。

正如前文所言，伊拉斯谟被描述成一位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这是另一个类似文艺复兴的术语，也需要我们谨慎地加以斟酌。今天我们总是习惯地将人文主义和世俗主义联系起来。例如，英国人文主义学会（the British Humanist Association）将其自身定义为这样一个机构：“由在理性和人道基础上追求有道德、有意义的生活的无宗教信仰的人们组成。我们发扬人文主义，支持和主张无宗教信仰，并且提倡世俗国家。” 11这里所说的人文主义，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所指的人文主义，而是指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即文学、语言、艺术、哲学、历史等，其核心是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及艺术为基础的古典学识。12此外，对伊拉斯谟和莫尔及其追随者们来说，古典学术复兴的目的是更好地为上帝服务。恢复纯粹古典的拉丁语传统，对于突破中世纪经院哲学评论的弊端，进而得以重获与原著最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十分有必要的。然而，更为重要和必要的是对于《圣经》的翻译。

中世纪教会的《圣经》是15世纪圣杰罗姆（St Jerome）的拉丁语译本，即拉丁文圣经（the Vulgate）。此译本有许多错误——在某些情况下还出现了神学思想影响的痕迹——所以，1516年伊拉斯谟出版了两部《新约全书》的更为准确的新译本，一部是校对过的希腊原本，另一部是新的拉丁语译本。他的目的是净化和强化基督教精神，然而事实上正是他的译本导致了天主教内部的裂变，推动并促成了宗教改革运动（下文将会进一步探讨）。不过，这是最为鲜明地为“上帝”服务的学术成就，和伊拉斯谟一样，莫尔也对天主教会的弊端多有批评，然而他本人又因严格信奉天主教而闻名于世——他也曾迫害那些背离原有的信仰而信奉新教教义的新教徒，并至死反对亨利八世与罗马教会的分裂。

尽管如此，对作为异教徒的古典作者，以及以自然主义的方式赞颂人体的古典雕像的兴趣的复兴，毫无疑问地为基督教领域带来了关于人类的权力和天赋的全新意识。事实上，伊拉斯谟反对新教的一个原因是：新教的神学者坚持只有上帝的仁慈可以拯救人类，人类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变得更好，而伊拉斯谟相信人类是可以依靠自己趋向完善的。 基督教人文主义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约翰·弥尔顿注6的《失乐园》（1667），剧中亚当回忆起他被创造之后的第一次觉醒：“本能地一跃而起，像要朝着一个方向走去。……我细察自己，观察手和足，凭柔软的关节，时而走，时而跑，尽兴而为之。”他有着希腊瓶饰或罗马雕塑中运动员般蓬勃健硕的活力，并迫不及待地希望体验自己的体魄，但由此带来的并非自我中心论或唯我主义，而是充满了了解并崇拜他的创造者的渴望：

请说，要是你们看见了，就请说，我是怎么来的，

怎么到这儿来的？我不会自己生出，

一定是靠那具有至善和大能的，卓越的创造主。

请问，我该怎样认识他，崇敬他。

从他那里我得以生活和行动，

觉得身在福中，而所知有限。13

亚当对于源自身体的非凡的感知引导他赞颂神圣的造物者的伟大，而不是夸耀自身的优越。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作家，例如马洛等人，他们认为古典教育确实偏离基督教并孕育了无神论的思想，这部分内容将在第3章中进行探讨。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艺复兴是一场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运动，宗教继续在社会和文化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在谈及宗教改革运动时，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诚然，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古代经典文本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16世纪，英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建免费文法学院的运动。大多数免费文法学院均由个人捐资建立。1577年，威廉·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完成了《英格兰记》（Description of England），被收录于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的作品《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Holinshed’s Chronicles，通常称为霍林斯赫德的编年史）之中，他写道：“大量文法学院遍及整个王国，它们由大方的捐赠者兴建以更好地救济贫寒学生。所以，如今在女王统治下的绝大部分城镇——至少会拥有一所可以满足教师和服务人员生活需要的文法学院。”14在这些文法学院里，男孩们有机会学习泰伦斯（Terence）的喜剧，西塞罗的修辞学以及奥维德（Ovid）、维吉尔（Virgil）和贺拉斯（Horace）的诗歌。而对女孩们来说，如果家庭相对富有，就会倾向于选择私人教师在家中授课。然而，她们的课程重心虽然侧重于经典，但是会删除那些被认为有违风化的部分。部分男孩将有机会继续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或者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伦敦法律培训的中心）深造。这些学院的正式课程都相对有限，但是有丰富的课外技能和文学训练，这些课外技能仍然以经典的学习为主要特色。奥维德在当时非常出名，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大多数作品都通俗诙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是一本关于叙事和想象的最丰富的资料读物。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也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彼特拉克注7的十四行诗在16世纪的英国影响尤为深远。到了16世纪末，几乎每一位英国诗人都创作过十四行诗，以哀叹自己对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贞洁女子所付出的不求回报的爱情。从表面上看，十四行诗也许是为了求爱而创作，但它们更有助于传达诗人的主观诗情，并展示其在文学方面的智慧与才情。 由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奈注8所作的《侍臣论》（Il Cortegiano，1528）影响深远，这部作品由托马斯·霍比爵士（Sir Thomas Hoby）在1561年翻译成英文作品《侍臣论》（The Book of the Courtier）。其中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理想的人所需具备的品质：他必须精通所有领域，包括修辞学、时尚、智慧、政治以及爱，且须以潇洒的方式运用这些技能，轻松自如地达到自然的优雅所带来的完美状态。在15世纪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派哲学家的哲学被引入英国的过程中，《侍臣论》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这些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家认为，人类对于美的向往和爱，应该源于精神而非肉体，源于精神的美方能引向对上帝的爱。卡斯蒂利奥奈借用柏拉图登高的形象来表达这一观点：那些爱慕贞洁而美丽的女人的人们必须“将这种爱作为台阶，借由它登上更令人崇敬的那级台阶”，直到他的灵魂，“在这最愉悦的火焰中燃尽，……升至其最高贵的部分，即理性；在那里，没有什么会因尘世间的黑夜而黯然失色，其自身散发着神圣之美”。15这种贯穿于许多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爱情诗歌中的强烈愿望与理想主义，也贯穿在这一时期戏剧对爱情的描述中。然而，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尤其是他最出名的作品《君主论》（Il Principle，1513），与这种理想主义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立。《君主论》提倡的是促进自我发展和政治实用的方法。马基雅维利和他的追随者们在英国戏剧中被夸张成邪恶的谋士。虽不免有所夸大，然而这种艺术描写却是真实的。马基雅维利声称，要成功获得并行使权力，需将道德的考量置于次要的位置。

一些历史学家和文学学者更喜欢把这一时期称为“现代早期”（early modern period）而非“文艺复兴时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在尝试寻找一个比“文艺复兴时期”更中性的语词，文艺复兴这个词承载着一种潜在的赞美之意。简单而言，这种界定是将“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时期视作“现代早期”。然而，这一表达同时意味着现代实践和信仰的开端。这些实践和信仰包括各种社会结构，如民族国家、中产阶级、核心家庭和资本主义而非封建主义的出现，当然也包括现代意义上自我意识的发展。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出现个人主义、自由意志和自我主张。然而，近来更多学者发现16世纪和17世纪就出现了原初的现代性，即带有不安全感、挫败感和令人困扰的自我意识。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1980）一书影响深远，在该书中，他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布克哈特的精神，描述了“人类自主权在身份构建中的作用”，并且在他看来，“文艺复兴的显著特点是中产阶级和贵族男性开始强烈地认为他们拥有塑造自我生活的权利”。然而，在研究推进的过程中，他发现各种文化体系，如家庭、宗教和国家不可避免地塑造着个人。他说：“据我所知，从未有过这样充满纯净、无拘无束的主观性的标榜；事实上，人类主体似乎变得更为不自由，并成为特定社会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产物。”16格林布拉特在此特意用“主体”这样的术语一语双关，它一方面意味着主体的地位，强调主观性的“我”；另一方面也包括心理分析的对象或病人，以及服从于政府权威的国家臣民。法国文化历史学家和理论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对其影响显著。在福柯之后，人们对于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和控制个体的思想与身体的兴趣与日俱增。弗朗西斯·巴克（Francis Barker）在1995年的作品中写到，在16、17世纪，“国家与公民之间、身体与灵魂之间以及语言和内涵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全新的变化”。奉行干涉主义的国家试图控制其公民的心理，正如哈姆雷特在埃尔西诺所遭受的监视和政治压迫一样。在这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像哈姆雷特这样的个体，自我意识和自我质疑全面复苏。哈姆雷特收获了敏感性和内在性，但这却是以自我怀疑和自我分裂作为代价的：

主体的自我塑造和自我控制，因其内心的挣扎与焦虑而变得举步维艰，因其身体的彻底丧失而彻底毁灭，因为身体和意识联系密切并受制于物质，物质无法替它决定，但必须努力加以克服。17

巴克和其他人假定的这种主观性描述了一个特殊的概念“原始-现代”（proto-modern）。和“文艺复兴”这一概念所蕴含的颂扬风格与乐观主义相比，这一概念显得尤为悲观，它更容易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世界的起源。在当前的研究中，我会继续使用为广大读者所熟知的“文艺复兴”这一名称，但有意识地想表明这一时期实际上为各种相互冲突的文化力量所分裂，这段历史要比“文艺复兴”这一词语所涉及的内容复杂得多，也没有想象的那样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宗教改革对文化的影响

如果说关于“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尚存争议的话，那么发生于16世纪的那场宗教改革则是毋庸置疑的，它对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以及对于人类自我的认识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世纪的教会是罗马天主教会，此外欧洲再无其他教会。人们对于教会所存在的弊端及其权力早已积怨多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16世纪早期，包括伊拉斯谟在内的人文主义学者已经对教会在知识和精神方面的迟滞发起过一轮批判。他们试图从天主教会内部进行改革，但教会内部改革的进程缓慢，越来越多的人对此失去了耐心。基督教会内部的分裂，新教的诞生——一般追溯至公元1517年，也就是马丁·路德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批判他耳闻目睹的教会的劣行和谬误的教导）钉于德国维滕贝格大学教堂大门上之时。正当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和人文主义学者回归古典世界中，试图去找寻可以指引未来征程的典范时，马丁·路德也声称要将教义的理解回归其原初精神，努力使基督教信仰回到它本然质朴的状态。这一时期最司空见惯的现象是，各个领域所出现的能够带来震惊的新发现，正是源于回归古典、回归被遗忘和被压制的地方。18

马丁·路德的思想在人们如何看待他们与上帝以及世界之间的关系方面，标志着与旧教义的彻底决裂，由此对文学、戏剧等艺术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他教导人们“信徒皆为祭司”，每一位信徒都与上帝有着直接的联系，教会也不是具有分级结构的世俗机构（教皇，大主教，主教，牧师），而是所有这些忠实个体的精神集合体。这种对权威以及等级制度的质疑不仅对欧洲各国，也对教会本身产生了强烈震荡，尤其在16～17世纪的英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6世纪30年代，正值亨利八世迫切希望同无法生下男性子嗣的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之际。为了谋求更多的权力与财富，他狂热地支持新教对罗马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发出挑战，他本人还成为英国新教的领袖。然而，对趋于地方化和民主议会或者长老会（由教会长老组成的地方会议）体制来取代教会政府的有序等级制的这一举措，君主们显然没什么热情。在17世纪早期，詹姆斯一世将其观点简洁表述为：“反对主教就是反对国王。”19

与此同时，对于文学而言，“信徒皆为祭司”的新思想对促进《圣经》的英语翻译至关重要。得益于印刷技术的最新发明，《圣经》被广泛传播。英文的《圣经》便是新教的产物，它认为无需通过神父的介入，每个人都便可与上帝进行直接的沟通，并且每个信徒都相信自己可以与上帝建立最直接的联系。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的路德教会《新约全书》（1525）出版之后，紧随其后的是第一版授权出版的英文《圣经》，亨利八世时期由迈尔斯·科弗代尔翻译的1539版的《大圣经》（Great Bible）。随后出版的一系列《圣经》重要版本有：被广泛阅读的1560版《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该圣经宣传清教徒式的加尔文教义（见下文）。1568年，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官方出版了著名的《主教圣经》（Bishops’ Bible）。当然，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属由詹姆斯一世亲自鉴别翻译的钦定《圣经》英译本，这一译本首次出版于1611年，目前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英语书籍之一。

英文版的《圣经》在英国文学史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圣经》在英国人的思想意识里有了新的中心地位，还有效地促进了教育和出版业的发展。因为信徒为了能够与上帝建立直接的联系，必须通过接受教育以掌握阅读的能力。与此同时也造就了一批能广泛阅读书籍的大众群体。更为重要的是，英文版《圣经》还增强了人们对英语的信心：他们开始把英语视作一种具有丰富表达力，并且可以传达神圣真理的语言。在此之后，英语作家们才得以从原来必须掌握拉丁语、意大利语及法语这些所谓的高级语言的藩篱中解放出来。16 世纪80年代早期， 菲利普·西德尼爵士注9撰写的《诗辩》（Defence of Poesy），成为首部关于文学批评的英语著作，在该书中他将“诗”的定义从诗歌扩展到其他想象力丰富的文学领域。在比较了英语和其他语言之后，他坚持认为：“言说的目的是传达出大脑中那些精巧的意象。就其美妙程度和准确性而言，英语足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语言媲美。”20他通过第一首英文十四行爱情诗《爱星者与星》（Astrophil and Stella，亦译作《阿斯托菲尔和斯泰拉》），以及第一部英文散文爱情故事《阿卡迪亚》（the Arcadia），将自己的理论转化成为艺术实践。 埃德蒙·斯宾塞注10在 《仙后》（1590，1596）注11中首次尝试了民族史诗，之后是其崇拜者约翰·弥尔顿写出了《失乐园》。这三位作家都是虔诚的新教徒，他们的宗教信仰，包括对于英国是上帝选定之国度的信念，强有力地贯穿于他们各自的作品之中。

路德的中心教义是“唯信称义”，其核心精神是指人类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就是全心全意的信仰以及神的恩典。人并不能通过诸如向教会捐钱等慈善行为，或者不断地重复念诵某些特定的祷文而在天堂获得一席之地。与这个说法密切相关的是“预定论”（predestination），该教义宣称最终获得拯救的只有一部分被神选中的人，其他人将会无一幸免地遭到审判。该教义被《基督教要义》（the Christian Religion，1536）的作者 约翰·加尔文注12采纳并进一步推进。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了新教城市国家。加尔文格外强调最终被挑选者是极为有限的，他认为一个人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是命定的，不可能通过世俗行为来加以改变，无论这种世俗行为有多么高尚。然而，加尔文主义者笃信被选定的成员会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在自我救赎时会体验到令其愉悦的自信。这样一来自然会引发大量的心路探索和内心审视，以体察神的恩典迹象，由此便催生了大量精神自传和皈依故事。新教也因此对人心灵的自省、内在的探索和表达，以及自传题材的作品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也为莎士比亚的悲剧英雄以独白的形式探究自我提供了重要的外在语境。

新教也导致人们看待表达形式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依照天主教教义，圣餐中神圣的面包和酒历经变体，成为基督的圣体和圣血。路德对此提出异议，他宣扬同体论，指出了基督的圣灵与神圣化的面包和酒同在，而并非物质上的一种转化。加尔文进一步强调，圣餐仪式是对最后的晚餐的纪念，面包和酒就仅仅是面包和酒，不过是简单的物质实体。神父举行的仪式、他们所说的话以及所做的动作不会对这些东西产生影响。与此相应，新教避开了旧教仪典中极为繁琐的仪式以及教堂中奢华的装饰，激烈地抗拒圣人的雕像及圣物，而这些雕像及圣物原先在天主教的敬拜仪式中是极为重要的构成。对圣人雕像及圣物的敬奉，对于天主教徒而言是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对于新教徒而言，则是对代替上帝的虚假偶像的膜拜。这种偶像崇拜被新教布道者强烈地谴责为对上帝犯下精神通奸的罪行：政府发行且张贴于教堂中的布道书提出了修辞上的问题。21因此在当时，残暴激进的反对偶像崇拜的事件屡见不鲜，在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和罗马教廷决裂期间，以及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1547～1553 年间在位）义无反顾地选择新教统治的时期，都曾发生过大规模捣毁、焚烧圣像的事件。这些事件，和英文《圣经》的广泛传播以及新教对《圣经》的重视和推广，无不标志着新教从“圣像文化”（物像）向“圣经文化”（文字）的历史性转变。

圣像为何物及圣像如何被自然地使用，这些话题的激烈争论自然而然地对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此之前，中世纪教堂一直是艺术的主要赞助者，因为教堂需要雕像、壁画，也需要制作圣餐杯及圣物匣的美妙精湛的金属加工技艺。而宗教改革之后，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所有的壁画都遭到粉刷和遮盖，雕像被毁损而变得残缺不全（例如伊利大教堂的圣母堂里现在仍留有被损毁的画像，这种场景让人倍感悲凉）。许多新教徒甚至认为十字架也属于盲目崇拜之物。这种对圣像的攻击不仅对视觉艺术，而且对诗歌创作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宗教抒情诗，一度是中世纪文学中最为常见的文体，其特点在于以富有激情和高度感性的词语表达对圣母玛利亚及其他圣人的忠诚。而此时，这一文体却不再被新教思想所接受，这直接导致了之后几十年里英语宗教诗歌的断裂。因为诗人对通过这类方式表达内心信仰心有余悸，唯恐冒犯新教的教规。转变的方式之一便是转向经文，尤其是转向赞美诗的创作，因为赞美诗是受官方认可的诗歌的神圣模式。1560年安妮·洛克（Anne Locke）著有《忏悔罪人的冥想》（Meditation of a Penitent Sinner），这是一部基于《圣咏集》第51章节而写成的包含26首十四行诗的诗集。随后菲利普·西德尼和他的妹妹玛丽，也就是彭布洛克伯爵夫人（Countess of Pembroke），开始翻译所有的赞美诗。在菲利普·西德尼于1586 年的一次战役中阵亡之后，玛丽着手修订并完成了这一系列诗歌的翻译，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出色地运用了复杂的格律、韵律以及生动的意象。22对斯宾塞而言，前行之路源于对基督始终不渝的虔诚，也就是对于“极大的荣耀，生命的主”的赞颂，这种精神贯穿于他1595年完成的爱情十四行诗集《爱情小唱》（Amoretti）中。在这部诗集中，基督被称作善良的人类之爱的典范，诗中写道：“让我们相爱吧，亲爱的，我们应当如此，爱是主给予我们的谆谆教导。”23在长诗《仙后》中，斯宾塞还阐述了新教的美学原理，一切虚假、空洞的形象是被拒斥的，唯有丰满且吸引人的形象才有资格服务于神圣的真理。问题在于这两种形象看起来会比较接近，比如在《仙后》卷一中，斯宾塞把具有象征意味的人物乌娜看成是真理和新教教义的化身，她被骗术高明的宿敌杜埃莎所假冒，后者所象征的就是欺骗和天主教。杜埃莎伪装成乌娜的样子并自称为菲德莎（Fidessa，忠诚之意），为的是隐藏她那隐秘的畸形和邪恶。无论是斯宾塞笔下的骑士还是读者们，都必须始终保持警觉，以便拥有充分的判断力以区分真理或欺骗。新教诗人正是以此方式驾驭诗歌意象，以便服务于神圣的真理，但有时不免会徘徊于积极的洞察和流于表面的猜忌之间。

英国的官方宗教总是处于变幻不定的情形之中：亨利八世时被接受的新教，在爱德华六世时期变得强硬和激进，玛丽一世时期又恢复了天主教，之后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最终回到新教。宗教冲突令新教和天主教双方均饱受迫害，殉道者颇多。对新教教徒而言，约翰·福克斯的《行为和纪念碑》（Acts and Monuments，第1版，1563）的重要性几乎可等同于英文版《圣经》，24该书也被称作《殉道者之书》（Book of Martyrs），它以形象化的文字和图画，描述了亨利八世及玛丽一世统治时期新教英雄们所遭受的极端残忍的身体折磨。另一方面，从1580年开始，欧洲大陆培养的英国天主教传道士开始抵达英国，其目的是使得他们的祖国重新皈依天主教。伊丽莎白政权将他们看作是叛徒，让他们经受可怕的苦痛。例如：神父及诗人的罗伯特·索斯维尔（Robert Southwell，1561～1595）在饱受两年半的单独囚禁以及十次酷刑之后，最终在公众面前被施以绞刑，并被当众分尸。他的主要刑讯者是臭名昭著的理查德·托普克利夫（Richard Topcliffe，1531～1604），其使用的酷刑手段还包括拉肢刑架。那个时代的宗教分裂引发了极端的暴力与仇恨，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因为常常在剧中展示毁灭和死亡，因此给人留下残酷阴郁和骇人听闻的印象，但与当时真实的情形相比，这种残酷性绝没有以宗教的名义所引发的冲突那样惨烈。尽管宗教信仰如此水火不容，艺术的影响还是能跨越宗教分歧：索斯维尔梦幻般的抒情诗同时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广为阅读，诗中引人入胜的形象以及对悖论的娴熟演绎，对虔诚的新教诗人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诗人中就有约翰·多恩和乔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1593～1633）。

索斯维尔的诗是天主教会对宗教改革表达反对态度的产物，形成了他所属的耶稣会新的福音传道方式（索斯维尔所属的耶稣会即为例证），在艺术上形成了巴洛克式情感洋溢并注重感官享受的艺术风格。英国的天主教并没有因1559 年英国新教的产生而终结，而是继续在英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认识到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阶段不仅有宗教对立，也有宗教皈依，例如从天主教转而皈依新教的约翰·多恩，以及先从新教转向天主教，继而又转信新教的本·琼森。莎士比亚的个人信仰始终是个像谜一样被不断猜测的话题。25在哈姆雷特自我反省时，可以看出他是典型的新教教徒和威滕伯格路德大学的学生。而他父亲的鬼魂描述其死后的居住地像是炼狱，这个地方在伊丽莎白新教教义的理解中，是一个被视为迷信而子虚乌有的地方。“我是你父亲的灵魂，因为生前孽障未尽，被判在晚间游行地上，白昼忍受火焰的烧灼，必须经过相当的时期，等生前的过失被火焰净化以后，方能得以脱罪。”26在这一过渡时期，许多并非神学家的学者们的个人信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多是新生的新教思想和残余的天主教思想的糅合体。

很显然，正如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简单地等同于世俗主义是个错误一样，对待宗教改革也如此。尽管宗教改革起始于对传统教会的批评，但并非要脱离宗教本身。事实上，宗教改革是在试图复兴和净化宗教。宗教改革对戏剧的影响是复杂的。正如我们在后面第一章中将会探讨的内容，许多中世纪戏剧在教堂演出，或是以带有明显宗教内容的神秘剧与道德剧的形式上演。这些戏剧并未在一夜之间就消失无影，但是它们遭到了来自新教教徒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些新教教徒将这种形式的戏剧视为偶像崇拜。直到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的中期，这些戏剧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英国宗教改革初期的反抗运动中，戏剧有时被用以推进新教教义和反天主教情绪，例如约翰·贝尔（John Bale，1495～1563）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方式因1583年女王剧团（Queen’s Men）的诞生而得以为继。女王剧团是一个由政府资助的演出民族主义和反天主教剧目的表演团体。总体来看，尽管伊丽莎白政权不喜欢在戏剧舞台上明确地讨论那些有争议的宗教问题，并且实施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也由此戏剧公开探讨的主题更趋于世俗。但是正如我们所见，宗教依然是当时最主要的意识形态较量的大战场，这一点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了舞台上。另外，宗教改革给人们带来了改变——作为个体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同其他人及上帝的关系，这方面的改变是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戏剧的主要塑造力量。27

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带来的文化震荡及活力为新戏剧的诞生创造了条件。28它一方面催生了能够反映深刻心理和社会剧变的剧目；另一方面造就了能够在微妙和强烈之间娴熟地驾驭英语的作家，他们具备足够的才能去激活观众的理智和情感。其结果就是促成对国家腐败、精神分歧、性魅力及对死亡的恐惧进行深入探究的戏剧的诞生。本书的任务即是追溯戏剧这一非凡的艺术形式的发展和繁荣，我们将从中世纪晚期以及都铎王朝时期的戏剧开始，因为这一时期的戏剧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根基和出发点。

【注释】

1 William Shakespeare, As You Like It (2.7.138). All references to Shakespeare’s works are to The Norton Shakespeare, ed. Stephen Greenblattet al., 2nd edn (New York: Norton, 2008),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2 Dressing rooms.

3 Gerald Bullett ed., Silver Poet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Dent, 1947), p.296.

4 Ann Jennalie Cook, ‘Audiences: investigation, interpretation, invention’, in John D. Cox and David Scott Kastan eds, A New History of Early English Drama (New York: Columbia UP, 1997), p. 314.

5 Andrew Gurr, The Shakespearean Playing Companies (Oxford: Oxford UP, 1996), pp. 26–7.

6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www.oed.com, accessed 27 April 2011. All further references to the OED will be to this online edition.

7 Jacob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1860), trans. S. G. C.Middlemore, introd. Peter Burke (London: Penguin, 2004), pp. 99, 103, 101. For more on 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the Renaissance, see Margreta de Grazia, ‘World pictures, modern periods, and the early stage’,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p.9–13.

8 See Joan Kelly, ‘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 in Women, History and Theory: The Essays of Joan Kelly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4), pp. 19–51.

9 Erasmus, Praise of Folly (1511), trans. Betty Radice, introd. A.H.T. Levi (1971; rev. ed. London: Penguin, 1993), pp. 86–8.

10 John Donne, ‘An Anatomy of the World: The First Anniversary’, in The Complete English Poems, ed. A.J. Smith (Harmondsworth: Penguin,1971), lines 205–8, 213–19.

11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British Humanist Association, www.humanism.org.uk/home, accessed 16 April 2011.

12 For a fuller definition and discussion of Renaissance humanism, see Diarmaid MacCulloch, Reformation: Europe’s House Divided (2003; London: Penguin, 2004), pp. 76–87.

13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ed. Alastair Fowler (London: Longman, 1971), VIII: 259–82.

14 William Harrison, ‘Of Universities’,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Chronicles, ed. Raphael Holinshed (London, 1587), Bk. 2, Ch. 3, p. 151. In the1577 edition the passage appears in Bk. 3, Ch. 4.

15 Baldesar Castiglione,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trans. George Bull (1967; rev. edn.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6), pp. 338, 340.

16 Stephen Greenblatt, 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0), p. 256.

17 Francis Barker, The Tremulous Private Body: Essays on Subjection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5), pp. 8, 55.

18 For a detailed history of the Reformation, see MacCulloch, Reformation.

19 David Lawrence Smith,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British Isles, 1603–1707: The Double Crown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98), p. 37.

20 Sir Philip Sidney, ‘The Defence of Poesy’, in The Oxford Authors: Sir Philip Sidney, ed. Katherine Duncan-Jones (Oxford: Oxford UP, 1989),p. 248.

21 John Jewel, ‘The Third Part of the Sermon Against Peril of Idolatry’, in The Second Tome of Homilies (London, 1571), pp. 130–31.22 Mary Herbert, Countess of Pembroke, is usually known as Mary Sidney. For more on her writings, see chapter 8 below.

23 Edmund Spenser, Sonnet LXVIII, Amoretti, in The Shorter Poems, ed. Richard A.McCabe (London: Penguin, 1999), p. 421.

24 There were subsequent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s in 1570, 1576, and 1583.

25 For a judicious account, see Alison Shell, Shakespeare and Religion (London: Arden, 2010).

26 See Stephen Greenblatt, Hamlet in Purga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1).

27 See Paul Whitfield White, ‘Theater and Religious Culture’,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p. 133–51.

28 For a more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see Julia Briggs, This Stage-Play World: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ts Background, 1580–1625 (Oxford: Oxford UP, 1983).

第1章　16世纪90年代以前的英国戏剧

威廉·莎士比亚出生于1564 年，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长大。童年的莎士比亚曾经在那里接触过戏剧演出吗？他的戏剧理念是如何形成的？据说他可能曾经到过距离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20 英里的考文垂。因为在莎士比亚的童年时期， 考文垂是基督圣体节注13盛会的重要举办地，直到1579 年，中世纪的圣经组剧每年都会在基督圣体节庆典上演。1一些学者认为，莎士比亚有可能参加过1575 年离斯特拉特福12英里的凯尼尔沃斯城堡（Kenilworth Castle）举行的皇家庆典活动，那一次庆典活动历时19天，庆典内容包括宫廷化装舞会及地方戏剧演出，意在迎接和庆贺伊丽莎白一世的到来。2莎士比亚可能阅读过中世纪晚期以及都铎王朝早期各种书面印刷的剧本［例如《每个人》（Everyman，也有译成《凡人》）这一出道德剧，现存4份16世纪早期的版本，后文将探讨这个剧本］。3他也一定看过巡演剧团的专业演员的表演，因为这些演员经常去斯特拉特福地区演出。1569 年，莎士比亚的父亲作为这个小镇的地方长官，曾经支付过两个剧团的薪酬，而1587年至少有5个剧团在莎士比亚曾经就读过的学校进行过演出。4

童年时代，莎士比亚与同龄人就有幸接受到中世纪多样化的宗教剧的熏陶。第一座专门用于戏剧演出的剧院建成于16世纪70年代，但在此之前，英国就已经拥有丰富、繁荣的戏剧文化。研究英国早期戏剧的学者道格拉斯·布鲁斯特（Douglas Bruster）和埃里克·拉斯马森（Eric Rasmussen）认为：“可以说，以莎士比亚时代为分水岭，此前的时期比之后的时期有更多的戏剧及更多不同类型的戏剧演出。”5中世纪的戏剧多与宗教相关，过去大家有一种观点，认为很多宗教戏剧在宗教改革运动后不久就灭绝或者被禁止了。然而，最新的研究表明，即便是教堂礼拜戏剧，在许多地方一直延续到17世纪。6神秘剧的街头表演则一直延续到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而其他形式的戏剧包括道德剧、罗宾汉剧和默剧（民间戏剧，通常关于圣乔治、战斗以及生命神奇般的复活）也都余韵未绝。丰富多样的娱乐活动在私邸、学校、大学、律师学院和皇家宫廷等不同的场所举行。大约有100 部戏剧在16 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里得以幸存，有200 多部戏剧被记录在案，然而现今已不复存在，毫无疑问还应该有更多样式的戏剧在历史中存在过。7本章将简明扼要地探讨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时代之前的丰富多彩的英国戏剧传统。

神秘剧或基督圣体节戏剧之谜

此类戏剧在基督圣体节的宴会日，即圣三一主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四进行表演。这些戏剧演出也被称为神秘剧。之所以称为神秘剧并非因为具有什么特殊的神秘性，而是因为它们是由手工艺行会或者业界共同参与表演，而在英文中，这些实行师徒契约、 主佣契约的行会又有“神秘事物”的含义注14。8基督圣体节可能是从5月2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6月24日期间的任何一日，这段时间白昼较长，是人们进行户外庆祝活动的绝佳时机。这一节日于1311 年被引入教会年历，自14世纪晚期传播到考文垂、约克郡、切斯特和其他城镇。节日期间最主要的活动是通过一组戏剧上演圣经故事。这类戏剧演出通常在流动的露天表演车上进行，露天表演车环绕城镇，在各个演出站点演出相应场景的宗教戏剧。这种巡回表演（极少数地方例外）在16世纪晚期消失的原因错综复杂。毋庸置疑，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1548年基督圣体节禁令和一些新教教会人士的反对，而当时上演此类戏剧的城镇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是原因之一。9

保存最完好的宗教戏剧文本来自约克郡，那里一年一度的基督圣体节表演一直持续至16世纪60年代晚期。约克组剧的开幕剧是杜撰的故事《天使的堕落》（the Fall of the Angels），演出由当地的面包师或制革行会的工匠们承担。他们于凌晨4时30分在第一个露天演出站点开始演出开幕段落，以便在日出时分恰好表现创世的黎明；该剧也会以相应的方式呈现剧中黑暗和光明的场景。接着，他们会在城镇的其他11个演出站点重复表演这一场景。在每个演出站点，其他的表演车会紧随其后，依次进行圣经故事的系列表演。有时，演出会按照不同的行业进行具体任务的分配，例如，造船工负责演出《方舟的建造》（the Bulding of the Ark），而面包师负责演出《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纺织商在午夜之后的第12场，也就是最后一场，演出《最后的审判》（the Last Judgement）。中世纪的宗教剧演出往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如《最后的审判》就巧妙地利用了夜间的黑暗。15世纪晚期的文件资料共记录了50场露天表演。观众可以一整天都待在同一个演出站点，按顺序观看完整的《旧约》和《新约》故事，或者随意穿梭于各个演出站点之间，以获得更加灵活和个性化的观剧体验。这是一种地方性的非专业表演，观众可以看到他们的邻居、亲戚和同事在舞台上表演，而与此同时，演出又能呈现史诗般壮观的场面，在约克郡保留下来的版本中共有超过300个有台词的角色。

目前，关于基督圣体节戏剧的作者和演职人员的姓名已无从查考，原因是此类演出通常由集体创作，并经过长期不断的修改与丰富。曾有两名约克组剧的现代编辑把宗教剧的演出比作“北欧的哥特式教堂，例如约克大教堂，由一代又一代的工匠按照不同的风格建造与装饰，然而全都体现着同一个精神目标”。10在这类演出中，每个主要角色会由几个演员担任。不仅不同年度的演出要更换演员，同一年度中的同一角色，在不同场次中也需要更换演员。因此，在每一轮巡回表演过程中，往往一天当中会出现12个不同的圣母玛利亚和24个救世主。11在此过程中，人物性格化的表演传统也得到了发展：例如，诺亚的妻子是个泼妇，她对洪水的预言持怀疑态度，并激烈地抵制过登上方舟；12而希律王是个暴君，骄傲而浮夸的他是马洛笔下的帖木儿大帝和弥尔顿笔下的撒旦的先驱：

行星之王骄傲地散发着光芒

支撑着我们的栖身之所，

月亮使出浑身力量铸造着我，

城堡中的恺撒大帝以盛情款待我。

当他质问基督时，基督那坚定的沉默使希律王恼羞成怒：

你想怎么样呢？哎呀，主啊，说话！什么？见鬼！你要永不妥协？

……尤塔！奥伊！奥伊！

……说，你听不见我说话吗？嘿，伙计，你是木头吗？

在幸存下来的考文垂神秘剧演出剧本中，还包括引人注目的舞台指导——“在露天舞台（露天表演车）和街道上进行表演”。13很明显，当哈姆雷特指导表演者不要“让激情支离破碎……它就是希律王”（《哈姆雷特》）时，莎士比亚想到的或许就是神秘剧中希律王这类角色。而这些角色或是他亲眼所见，或是听父母那一辈人追忆过。

这类富有传奇色彩的角色，以及撒旦的搬弄是非与亵渎行为，都具有许多喜剧的因素。在约克戏剧《基督的最后诱惑》（the Temptation of Christ）演出时，这些角色会出现在看戏的人群中，来打破观众和表演者之间的想象界限：

快给我腾出个地方，让我过去下！

是谁掀起这所有的骚动？

那么催促你，迅速让开

迅速让开。

我怕我耽搁了太久

开个玩笑而已。

他直接与观众进行交流，现场假装侮辱他们，并无礼地邀请他们与其狼狈为奸。这些形象是后来一些戏剧人物的原型，例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和伊阿古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与此同时，巡回演出中最能呈现悲剧高度以及情感强度的莫过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刻。露天表演开始于士兵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观众几乎看不到耶稣受刑的悲情，或许他们一开始被士兵们在执行这一可怕任务时耍弄的玩笑所逗乐。但很快，令人震撼的一幕发生了，十字架突然竖立起来，基督的演说传达了摄人心魄的痛苦与美：

所有行走于街上的人，

你不要避开你的苦难。

注视我的头，我的双手和双脚，

现在，你要完全地感同身受，

是否有任何哀悼，

或者不幸能与我的等同。

此演讲结合了一首著名的中世纪抒情诗和耶稣受难日祷文。观众听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说出这段他们所熟悉的祷文时，一定会大为震惊，并且内心的痛苦和悲伤之情也一定会在基督向圣父祈祷救赎那些折磨他的人的时候，不断地被推升加剧。许多用于宗教仪式的中世纪戏剧，其特征就在于表达这样一种“感性的虔诚”，以此激发并感召信徒的情感。在这样的表演中，我们可以体验到观众完全沉浸在这种虔诚的宗教情感之中。悲剧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常常将恐惧和同情视为悲剧所引发的审美情感类型，而这些特点在约克剧《耶稣受难记》（Christ’s passion）中得到了全然的体现。14

道德剧

目前遗存下来的中世纪道德剧共有5部：《生之骄傲》（The Pride of Life）、《坚固的城堡》（The Castle of Perseverance）、《智慧》（Wisdom）、《人类》（Mankid）和《每个人》。它们都是寓言型的戏剧，展示了人经历精神考验而通往救赎的旅程，这一精神旅程常常包含人类灵魂中善与恶的斗争。一些道德剧会在室外表演，演出使用脚手架搭建的“开放的流动戏台”。在这种舞台中，一个开放的表演空间（演出场地）被单个的具有象征性质的结构装置（脚手架流动戏台）所环绕，这些流动戏台分别代表宫殿、山川或者地狱等。《坚固的城堡》就采用了类似这样的环形舞台方案。15观众围绕脚手架搭建的环形流动戏台的外围落座，构成一种圆形剧场的空间结构，观众还可以围绕环形剧场移步观赏。一些圣徒的戏剧和耶稣受难剧也采用了这种舞台形式。此外，《人类》和《智慧》可能在大厅内进行室内表演。道德剧演出的规模和方式千变万化：《坚固的城堡》由35个念白部分构成，需要建造6个流动戏台，表演持续4个多小时，而《人类》和《每个人》的舞台形式则相对简单。16

《人类》（约1471～1479）的主人公是一位淳朴、善良的农民，他自报家门说：“我的名字叫人类。我有自己的构成部分，那就是身体与灵魂这两个相反的部分。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17 他在“仁慈”与“伤害”注15之间苦苦挣扎，“仁慈”是一位牧师，给予他慰藉和精神的指引，而“伤害”则企图把他引入歧途。与“伤害”结盟的是三个罪恶的狂欢者，即“虚伪”（Newguise）、“现今”（Nowadays）和“虚无”（Nought），此三者狼狈为奸。此外，还有“提提维勒斯”（Titivillus），一个传说中总是在喋喋不休的恶魔。这些堕落的人物使戏剧充满了污秽和滑稽的幽默感，但却远远优于低级的闹剧，而戏剧情境也将观众置于“人类”所时刻面临的诱惑之中。该剧以“仁慈”对观众的布道作为开始，他的情感令人称道——“你们的国家和你们的兄弟都高高在上，不要让稍纵即逝的事物打破了你的幸福”。由于这种严肃的布道不免有些冗长沉闷，因此会穿插一些恶作剧似的插科打诨以缓解这种压抑的气氛。当“仁慈”告诫说“玉米留下，谷壳烧掉”，“伤害”反驳道：“留下你的谷壳，留下你的玉米，留下你的辩解……玉米-谷壳，混杂物，一些是玉米，一些是谷壳。”每当这时，观众会松一口气，他们的感叹声、嬉笑声和欢呼声可想而知。随后，“人类”开始挖土播种，辛勤劳作，而提提维勒斯这个魔鬼就会在即将耕种的土壤中藏上一块木板，以此阻挠人类的劳动。观众于是分成两派，一些人同情“人类”所遭受的挫折，一些人则被提提维勒斯那狡猾的恶作剧所逗乐。

这样的演出并不强化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观演界限，而是反复使观众卷入演出之中。当“现今”和“虚无”通过观众席进场，观众会不由自主地想要加入到他们的狂欢之中：“先生，请让一下，因为我们有太长的路要走！我们将为您献上一首圣诞歌。”“虚无”每唱一句，“虚伪”和“现今”就会带领观众跟着唱一遍。他唱道：“写字无非炭，写字无非炭。”观众也就跟着唱一遍。“虚无”继续唱到：“谁人不如厕，谁人不如厕……”等等。每个参与的观众都被置于一种窘境：还应当继续唱下去吗？是不是要让他们停止这种令人扫兴的玩笑？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继续重复如此粗俗的歌词，还是挺身而出制止他们，究竟哪一种情况更令人尴尬？和剧中的主角“人类”一样，观众也受到蛊惑，不期然地陷入了一场一开始看上去只是插科打诨的游戏中，但结果却要比想象的糟糕得多。剧中的“人类”由于厌倦工作而沉溺酒色，最终陷入了绝望。他曾经上吊自杀却被“仁慈”和“忏悔”所挽救。剧作对于喜剧元素的运用以及对观众反应的高超把控，使观众被裹卷到“人类”所面临的信仰的考验和精神的跋涉之中。

《每个人》（首版印于大约1518～1519年，其素材来源于一部荷兰的戏剧）是一部忧郁色彩更加浓厚的短剧。主人公“每个人”突然遭遇了死亡之箭而不知所措，他试图收买“死亡”，这暴露了他的世俗与无知，他吆喝着：“这一千英镑归你了。把这件事推迟到将来。”18他见“死亡”对此无动于衷，“每个人”转而向“友谊”和“亲情”寻求帮助，结果也遭到了拒绝。最后他忏悔了自己的罪恶，并发现在他新的有德行的生活中起到支撑作用的是“美”“勇气”“判断力”以及其他的五种智慧。但是当他接近坟墓的时候，他们也抛弃了他，最终只剩下“知识”和“善行”对他不离不弃。

正如在《人类》中一样，《每个人》中的主人公并非个性化的人物，出于布道的需要，他是一个为所有观众都可以认同的人物。配角们那寓言式的名字表明他们只是一些类型人物，有别于我们印象深刻的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中那些心理复杂的性格人物。然而，正是此类人物才可以被充分观察并描绘得淋漓尽致：例如，“友谊”这个人物，作为酒肉朋友的典型出现在剧中，嘴上滔滔不绝地说着鼎力相助，事实上却从未付诸实践。他先后七次让“每个人”——这个他口中的“真心朋友”，说出自己所遭遇到的麻烦，并声称可以给予他帮助，但是当他知道“每个人”想要让他陪伴，同去赴死的时候，他马上就退缩了；他能提供给“每个人”的最大帮助是“你若是要吃喝玩乐，或是要去寻找美女，我就不会把你抛弃”。

《每个人》基于两个强有力的隐喻。第一个隐喻是：人生是一场漫长的旅行，或者说是一次朝圣之旅。在这个朝圣的旅途中，那些看上去比较稳定或是可以预知的事物终将失去，比如亲人、朋友、美貌以及力量。它被概括为“关于离去的戏剧”也比较贴切。19第二个隐喻是：人生是一本保留着所有账目的账簿。剧中“每个人”从“财富”那里了解到“由于你爱我的缘故，你的账目算不清楚”。在躺在冰凉之地上、被忽视的“善行”那里，他得知自己的账本已经四处散落、一片空白。这些易于理解却意义深远的形象，迫使观众与剧中的“每个人”共同去面对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物质世界是转瞬即逝的，人类灵魂必须加以培育。坟墓正张大嘴巴迎接我们所有的人，死亡无法推迟、无法逃避、无法抗拒。《每个人》中出现和运用的悲剧和象征手法，以及《人类》中用以传达严肃寓意的喜剧技巧的应用，充分表现了中世纪晚期戏剧的特点与复杂性。20

都铎王朝早期戏剧

都铎王朝早期的幕间节目沿用了中世纪道德剧的许多技巧和传统。这些早期的幕间节目大多是一些在盛宴过程中，或者在宫廷、贵族府邸、大学以及律师学院进行的娱乐活动中所表演的短剧。有名可考的剧作家出现在亨利八世的宫廷中，他们在戏剧题材上进行了改革，剧作更多地关注国家意志而不是个体意志，但他们继续沿用寓言道德剧的方式，用以评论时政问题。此类剧本包括约翰·斯凯尔顿（John Skelton）的《辉煌》（Magnificence，约1519）、约翰·海伍德（John Heywood）的《天气之剧》（Play of the Weather，1528～1533）以及约翰·贝尔（John Bale）的《约翰王》（King John，1536～1538）。

到了16世纪中叶，喜剧和悲剧的不同流派逐步形成。对于当时的喜剧艺术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罗马的拉丁语戏剧家普劳图斯（Piautus，约公元前254～前184）和泰伦斯（约公元前195～前159）。他们的作品被当时的文法学院和大学用于研究和表演。16世纪中叶，有两部原创喜剧调整了拉丁语作品的惯例以适应英语的演出，它们分别是《老妪古尔顿的针》（Gammer Gurton’ s Needle，约1550～1560，作者不详）和尼古拉斯·尤德尔（Nicholas Udall）的《佗伊斯》（Ralph Roister Doister，1552）。《老妪古尔顿的针》的剧名页表明，该剧曾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上演；而尤德尔创作的《佗伊斯》原为伊顿公学的男生表演而编写。他们均采用了拉丁语剧作中的五幕结构和严谨紧凑的动作模式。

《老妪古尔顿的针》这个标题正是它的主题，故事说的是一位老太太（老妪）弄丢了她的针，那些试图寻找针的角色最终卷入了相互猜疑和虚假指控的漩涡，直至达到喜剧的高潮。主要的生事者是一个名叫迪肯的人，这是一个善于挑拨离间的家伙。或许该剧也可以被翻译为《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莎士比亚的一部著名喜剧），其主题中那些被过于夸大的微不足道的小事， 也与亚历山大·蒲柏注16的《鬈发遇劫记》（Rape of the Lock）十分相似，尽管它的语言更为粗俗。这个故事最终以老妪古尔顿那愚蠢的仆人——霍奇最终意识到丢失的针原来一直扎在他的屁股上作为结局（在弄丢针之前，老妪古尔顿正用它在缝补仆人的马裤）。正如结局所示，剧中充满了与生理相关的、粗俗的幽默，比如当人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针时，女佣蒂布向霍奇递来了猫的粪便；当迪肯威胁要召唤魔鬼协助寻找时，受惊的霍奇因害怕失禁而逃跑，而此时迪肯则不断嚷嚷着：“什么，魔鬼，你裤带断了吗？” 21喜剧的高潮发生在老妪古尔顿和她的邻居查特夫人之间，老妪古尔顿怀疑查特夫人偷了她的针，二人陷入一场唇枪舌剑：

查特夫人：哎呀！你以为这样就占了上风吗？我这么有^22钱，会缝补衣服！

老妪古尔顿：去你的吧！你个荡妇、贱人、婊子、乡巴佬，23你咋不找个地洞钻进去呢？

查特夫人：你个秃头、24烂货、贪得无厌的人，我不想再和你争吵了，闭嘴吧你！

老妪古尔顿：你疯了吧你？

［她们打了起来］

霍奇：老妪，抓住她，揪她的头！你一定会打过她！25我说你倒是打啊，咬啊！我相信你肯定打过她！

该剧的一名现代编辑将这个场景描绘为“两名滑稽老太婆在英国戏剧舞台上的首场战役”。26抛开其古典起源和学术背景，这部喜剧是一部质朴的、通俗的、充满活力的及完全意义上的英语戏剧。

《佗伊斯》，是为在校的男学生们创作的，因此，它较之《老妪古尔顿的针》显得更为高雅，较之罗马的某些传统喜剧也更为真实。剧中的佗伊斯是一名特别爱吹嘘的士兵，受喜欢寻衅滋事的马修·梅里格瑞克的怂恿，他决定去追求一位贞洁的寡妇克里斯汀·卡斯坦斯，而克里斯汀·卡斯坦斯已经与一个商人订了婚。梅里格瑞克与《老妪古尔顿的针》中的迪肯一样，是一个喜爱恶作剧的人，他常常为自己所制造的那些混乱和荒唐的情形而乐此不疲。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佗伊斯对克里斯汀·卡斯坦斯的求爱希望渺茫，却煽动他所谓的“朋友”去做越来越荒谬的事情。本剧的幽默之处也在于其生机勃勃的配角，比如卡斯坦斯的奶妈马奇·曼波莱克鲁斯特和她的两个女仆提波特·桃克佩斯和阿诺·爱丽弗丝。同《老妪古尔顿的针》一样，唇枪舌剑演化为大打出手，依然是精力旺盛的女人们乐在其中。佗伊斯头顶厨房的提桶作为头盔，走进卡斯坦斯的家中，然后被马奇、提波特和阿诺挥舞着卷线杆、扫帚和大汤匙毫不留情地赶了出来。27这部剧展示出了更多文人的幽默，佗伊斯给克里斯汀·卡斯坦斯写了一封情书，并且这封情书可以根据标点符号的断句不同而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卡斯坦斯读出的是对自己的咒骂：“你是一个荡妇，为每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所憎恶”，而佗伊斯想表达的原意是：“这样一位完美无缺的女人，没有人会讨厌她。” 28这样因模棱两可的标点使用而造成的误会在后来的戏剧中也屡见不鲜。如马洛的《爱德华二世》（Edward Ⅱ ），狡猾的恶棍莫蒂默向看守被废黜国王的监狱长送了一封拉丁语的信件，此信可解读成“命令谋杀他”或者“禁止谋杀他”两种意思；29无独有偶，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那就是彼得·昆斯对《皮拉摩斯和提斯柏》（Pyramus and Thisbe）开场白的喜剧性的引用。

紧随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喜剧而来的是首部英文悲剧《高布达克》（Gorboduc），这个剧本由托马斯·诺顿（Thomas Norton）和托马斯·萨克维尔（Thomas Sackville）所创作。1562年的《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先是在内殿法律学院演出，随后又在宫廷表演。它以古罗马塞内加（Seneca）的经典悲剧作为范型。塞内加因其奉行的斯多葛派禁欲主义在16世纪被广为推崇。五幕剧的结构、参与剧情的合唱队，以及安排信使通报并未在舞台上呈现出的暴力事件等戏剧手法都效法塞内加。这部剧还引进了无韵诗和五步抑扬格。然而，英语戏剧至今仍然主要使用较长的押韵句，这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可能有些过于拘谨和繁琐了。

前文提到的亨利八世时期的戏剧《高布达克》是一部讨论时政问题的戏剧，其主题涉及王位继承人的问题，这一问题是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最令人担忧的国家问题。为此，女王的大臣和议会一再敦促她结婚生子。该剧叙述的正是高布达克国王如何放弃了他的权力，将国土分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却由此导致了两个儿子的仇恨和冲突。因为年长的儿子费埃克斯认为他应该得到整个王国，而年轻的儿子波埃克斯则怀疑费埃克斯意图密谋除掉自己。于是，波埃克斯袭击了费埃克斯的领地，并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高布达克的妻子维德纳继而又杀死了波埃克斯，替费埃克斯报了仇。最后，民众奋起杀死高布达克和维德纳，导致国家陷入了混乱。“伟大的国王，分割了他的土地，改变了他的退位过程”，却造成了“灾难性后果”（《高布达克》）。30这个剧情令我们想到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李尔王》。然而，《高布达克》包含的结论是君主和议会必须通力协作，以确保王位的继承，这就是戏剧所蕴含的时代主题。

《高布达克》的题材采用了编年史的资料（高布达克是古代不列颠的一位国王，从蒙茅斯的杰弗里开始，他的故事被编年史学家所记载）。在这点上，它可以被视作后来伊丽莎白时期历史剧的先驱。在某些方面，它也延续了道德剧的传统，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国王和他的每个儿子遭到反对派或有话语权的正邪两派人物的一再攻击。其主要的范型还是来源于塞内加的戏剧。此后，伊丽莎白时代的许多悲剧改进了塞内加的戏剧惯例，在舞台上生动地展示暴力（在塞内加的戏剧中，暴力场面只是简单地由信使说出），但《高布达克》坚决排斥以动作形式来展现戏剧，在很大程度上，它采用台词来呈现剧情。剧中长篇累牍的讲演，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传达出贵族们面对残酷的命运时所表现出的决心：“心和勇气，不为无用绝望中的虚弱的昏眩所击垮、桎梏，要么获得安全或声誉，凭借战无不胜的心灵，高尚英勇；要么灭亡，但也更快乐。”然而，对于现代读者或观众来说，这样的戏剧由于说教意味过重而显得缺乏活力。复仇，在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中，可以产生巧妙的情节机制，引出耸人听闻的谋杀案（详见后文第6章），但复仇在这里只是简要地出现在维德纳杀死波埃克斯的情节中，而其他令人兴奋的塞内加式的形象，比如“幽灵”，则尚未出现。31

16世纪中叶，其他值得重视的戏剧还包括乔治·加斯科因（George Gascoigne）的喜剧《猜想》（Supposes，1566），这是一部基于经典原型的意大利戏剧的翻版。此外，还有悲剧《俄瑞斯忒斯》（Horestes，1567）和《冈比西斯》［Cambises，1558～1569，作者是托马斯·普雷斯顿（Thomas Preston）］。随着剧作法则的形成与发展，题材变得日益通俗，五幕结构的采用，无韵诗和抑扬格五音步的引入，戏剧逐渐演变成为我们熟悉的典型的英国文艺复兴戏剧形式。32

皇室庆典和宫廷剧

除了《佗伊斯》之外，尤德尔的其他作品，包括1533年安妮·波琳（Anne Boleyn）的加冕典礼，是他与约翰·利兰（John Leland）合作策划的。33在伦敦进行的诸如国王的加冕礼、凯旋的庆典、君主巡视的仪式以及市长的就职典礼等皇家和民间的庆典仪式，是16世纪另一类重要的戏剧活动。34它们的形式与圣体剧相关：游行沿着设定的路线穿过街道，陆续停靠在一个个具有象征性的场景中，伦敦的商业行会将会开展演讲和歌唱活动。在君王的加冕游行中，君王会从伦敦塔进入伦敦市，经过芬丘奇街、天恩寺街、康希尔街和齐普赛街一直到达圣保罗大教堂，然后出发经过路德格特山、弗里特街、圣殿酒吧，最终到达威斯敏斯特教堂，庆典盛会的驿站则设在沿途的水道和十字区。35例如在安妮·波琳的加冕典礼中，有一处舞台造型呈现为一只白色的猎鹰（她的徽章），猎鹰正从一片云朵上升起，落在一丛玫瑰（都铎王朝的徽章）上，接受一位天使的加冕。36安妮已经怀孕6个月了，所以这类演出赞颂了她的生育能力，并预言一位英勇的王子即将诞生。37从表面来看，此类盛会似乎更像是一种颂圣和奉承的演出，用以表达对王室的尊崇，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潜移默化地缓解紧张的政治局势，抑制潜在的政治分歧。亨利八世秘密地迎娶了他的情妇安妮，离弃了他的第一个合法的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也让英国正式脱离了罗马教廷。然而，安妮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被接纳。与此同时，亨利八世的国民同他本人一样忧心忡忡，所有人都希望新王后能诞下一位举国上下期待已久的男性继承人，以确保王位的传续。因此，这样的庆典不仅仅是政治诉求之下的忠诚表达，活动本身也融入了伦敦民众强烈的现实忧虑，对于国家的希望，以及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殷切期望。

众所周知，安妮腹中的这个孩子最终是一个女孩——她就是未来的伊丽莎白一世。26年后，在1559年，伊丽莎白举行了自己的伦敦加冕游行。理查德·马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记录了他对此次庆典的观感，他明确地指出那是一次戏剧性的演出。他说：“如果有人要描述，那么他只能将这个时刻的伦敦城比作个人舞台，没有比这更好的比喻了。这是一位高贵的公主走向最爱戴她的人民的精彩场景，人民倍感安心地将其视为至高无上的君主。”38庆典展演的中心在齐普赛街的水道，表现的是“时间”这位老父亲带领着它的女儿“真理”，而女孩则携带着一本英文《圣经》。演出不仅包括身着全套行头的演员所作的演讲和表演，而且还有女王的回应。据马卡斯特说，当女王第一次看见“时间”的时候，她说：“时间？……是时间将我带到了这里。”她简洁地将自己等同于“真理”这个角色，这意味着她被神圣的上帝引导至王位。而她说出的那些令人难忘的话语，后来不断被她的崇拜者们重复和珍视。我们无法判断女王的话是发自内心的还是经过排练的。当英文版《圣经》递给她之后，她“吻了一下，并用双手举起，而后放在她的胸前，表达对这座城市由衷的谢意”。这一系列富有感染力的姿态果断地向伦敦市民（其中的大部分是新教徒）宣布她会引导英国脱离她那不受欢迎的姐姐，即女王玛丽一世的天主教。这是戏剧化的政治。伊丽莎白对权力的展示有着精明的理解，她不止一次地用到自己的另外一句格言，那就是：“依我说，我们这些君主注定活在全世界所瞩目的舞台之上。”39

假面剧，哑剧，角色扮演和格斗剧（庆典格斗）在宫廷都很盛行，从中世纪一直持续到都铎王朝。40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皇家庆典娱乐活动发展出一种崭新的演出形式，这种演出既在宫廷上演，也出现在女王夏季出游巡行途经的一些乡村和城镇。这类演出神话了女王的权力以及她对国人所立下的契约。伊丽莎白女王被赋予一种复杂的双重角色：她既是观众，也是表演者。与此同时，这类演出采用神话和寓言的形式试图影响国家政策。由菲利普·西德尼爵士创作的《五月女郎》（The Lady of May）于1579 年在旺斯特德（Wanstead）演出，此剧展现了一位“五月女郎”在两位求婚者中犹豫不决。名叫艾斯皮鲁斯的求婚者是一个牧羊人，这个人物代表的是保守的生活；另一位名叫泰瑞恩的是一个护林人，他所代表的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旺斯特德，也就是这出戏上演的地方，是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的故乡。罗伯特·达德利是西德尼的叔叔，更是伊丽莎白的亲信。当时，他与女王在外交政策上意见不一：达德利赞成积极性地干预调停，并支持在荷兰被围困的新教徒；而伊丽莎白的政治策略相对而言更为保守。《五月女郎》这出戏直接向观众席上的伊丽莎白发问，让她判断“究竟是泰瑞恩的主动积极、勇于试错更好，还是艾斯皮鲁斯的谨小慎微、明哲保身更好”。41泰瑞恩代表了莱斯特伯爵和他积极的外交政策，最终出版的剧本似乎更倾向于表明他的观点。虽然“演出使得女王陛下乐于去决断”，但女王依然更赞成艾斯皮鲁斯。正如女王拒绝被戏剧导向所操控，她同样抵制外交政策的操控。

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宫廷剧，开始出现专业的演出，通常由来自皇家礼拜堂和圣保罗的唱诗学校的童伶剧团承办。42他们演出的戏剧大多是寓言剧，不仅探索时事政治问题，而且也涉及抽象的哲学和道德问题。值得一提的是，演出题材经常借用古典神话，他们常常将女王誉为艺术女神戴安娜——传说中的狩猎女神和月亮女神，以便将女王“神圣化”，但也避免明确地定性这种神圣，因为对于女王神圣性的本质及程度还是有争议的。还有许多具有田园风格的宫廷剧，以一个理想化的世外桃源为背景，其角色都是口才超凡且多情风雅的牧羊人。 一个例子是由乔治·皮尔注17所创作的《帕里斯的责难》（The Arraignment of Paris，1584），该剧讲述的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帕里斯被要求将金苹果授予他心目中最美的女神，他必须在朱诺、帕拉斯和维纳斯三位女神中做出选择。在这个版本中，当帕里斯最终把金苹果给了维纳斯之后，朱诺和帕拉斯上诉众神的会议，他们提请戴安娜前来审议。戴安娜将苹果授予“一位优雅的宁芙，她的纯洁为戴安娜带来荣耀”，一个名唤伊莉莎的女王，唯有她的美德堪比所有的女神。最终，戴安娜“将一个金色的球交到了女王手上”。演出跨越了表演者和观众间无形的界限。43这出戏的目的就在于将女王置于演出和观众的中心，女王可以坐在属于自己的专座上观看演出，而周围的观众实际上是在看女王看戏。赠礼的姿势与主题同样体现了作为伊丽莎白国家结构基础的施惠政策和忠君思想；可以说，这出戏的本身就是作者和演员们送给女王的礼物，并希望借此得到女王的宠爱。44

图1-1　伊丽莎白一世，生于1533年，英格兰女王，1558～1603 年间在位。这一作品由克里斯平·凡·德·佩斯（Crispin van der Passe）继艾萨克·奥利弗（Isaac Oliver）之后在1603年后完成。

约翰·黎里注18是最为杰出的宫廷剧作家之一。莎士比亚似乎对他的作品《加利西亚》（Gallathea，1584～1585）并不陌生，这部剧讲述了两名年轻女性不得不将自己伪装成男人，以释放同性欲望的倾向。《恩底弥翁》（Endymion，1588）讲述了一个牧羊人无可救药地爱上了神圣而高不可攀的月亮女神辛西娅。显而易见，辛西娅是根据伊丽莎白本人所塑造的人物角色。这是一部抒情的、哀伤的、梦幻般的戏剧，以痴迷和悖论的方式赞颂了辛西娅（伊丽莎白）这个人物：“她，是最完美的显现，非凡人所能衡量；虽然始终如一，却又决不重复，变化无常却从未动摇。” 45恩底弥翁被辛西娅的对手忒勒斯下了魔咒，在沉睡了40年之后，辛西娅用一个吻将其唤醒。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突然变老了，“什么，花白的胡须？凹陷的眼睛？枯瘦的躯体？衰弱的四肢？所有的变化发生在一夜之间？”这部戏剧可能是众多臣子们——包括作者在内——对自身心理的戏剧性描写，他们感觉自己正在老去，为了女王难以捉摸的青睐而尽心尽力侍奉她数十载。46恩底弥翁被诱导而承认了他对辛西娅的爱慕，对此辛西娅作了礼节性的回应，其间透露了神圣女王对其男性侍臣的管理理念：“恩底弥翁，你这份光荣的敬意应该命名为‘爱’，而我对这‘爱’的回报是‘青睐’。”显然，在梦的主题以及凡人与具备超自然神性的女王的多情邂逅的主题方面，这部戏剧与《仲夏夜之梦》有着紧密的联系。莎士比亚极有可能从黎里塑造的诸多的人物组合，以及情人的类型中洞察了一种内在的戏剧潜能。在《恩底弥翁》中，主角对辛西娅的爱，他的朋友欧墨尼得斯对辛西娅的爱，以及欧墨尼得斯对无情的塞默勒的爱形成对位，既对应了忒勒斯对恩底弥翁苦涩挫败的欲望，也对应着有趣的爱吹嘘的托马斯爵士对老妪蒂普萨斯荒谬的渴望。几条爱情的线索在不同层次上并行发展，极为复杂的矛盾冲突和看似不可能的欲望之间复杂的关联成为戏剧叙事的内在驱动力，这些都是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以及《第十二夜》等喜剧中采纳并予以发展的戏剧手法。

剧团与首家剧院

大多数中世纪或都铎王朝的早期戏剧由旅行剧团进行巡回演出，巡回演出中有“哑剧演员”和“杂技演员”。16世纪，这些表演形式发展出更为正式、结构更为完善的戏剧，戏剧团体越来越将目光聚焦在伦敦，因为伦敦是个容易赚钱的好地方。关于在伦敦及其周边地区建造临时的戏剧演出场所，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20年代，当时有一个名叫约翰·拉斯泰尔（John Rastell）的人在芬斯伯里地区搭建了一个舞台。47城市当局强烈反对这种休闲消遣的娱乐形式。1549年的伦敦市议员法院的会议记录中就列出过禁止戏剧表演的条目，1569年还公布规定，禁止旅馆老板赞助“舞台剧、序曲或其他类似形式的戏剧”，包括禁止演员在房间、庭院以及花园中表演。48这些资料表明，这段时期仍然没有专门用作剧场的建筑；戏剧表演者通常利用临时改造的舞台进行演出，比如庭院或者伦敦旅馆里的房间，49或在巡演中利用市场、乡村市镇的市政厅、贵族府邸的大厅等空间进行演出。

1574年， 有一个城市的公文将“戏剧、插剧注19和卖艺”谴责为鼓动“无节制的邪恶行为”，斥责其为“不贞洁的滑稽剧，无耻的演讲”。他们认为这类活动使人们无心顾及去教堂听牧师的布道，而浪费穷人和没有头脑的人的钱，无异于扒窃和小偷的行径。他们甚至认为演出“扰乱治安”，“讲述流行、忙碌和具有煽动性的事情”，并“腐化年轻人，怂恿他们采取暴力行为”。50然而，由于在节日、君主巡行和外国政要来访期间，宫廷始终需要庆典娱乐，因此，宫廷对戏剧的兴趣不减。1572年的一项法案规定，演出团体必须由一名贵族的赞助人或两名治安法官授权，这样一来，便可让那些专业的表演者更加名正言顺，并将他们同流浪艺人、小贩、补锅匠与养熊人区分开来。511574 年，女王向最为杰出的莱斯特伯爵剧团授予了皇家标志证，命令城市当局允许他们进行演出活动，圣谕如下：“当我们认为观看戏剧是件好事时，我们不仅给亲爱的臣民带来娱乐，也给我们自己带来慰藉和快乐。” 52伊丽莎白在统治期间形成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思路：第一，公共和商业演出是有必要的，其必要性在于它们可以作为一种宫廷预演的有效形式；第二，审查和监管戏剧需要持审慎的态度，这一责任应该由专门负责庆典的审查官（Master of the Revels）来承担；第三，戏剧可能作为一个很好的政治沟通的媒介。因此，在1583年，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伊丽莎白的首席秘书和间谍首脑，召集了一群来自于最好的专业剧团的顶尖演员，成立了女王剧团。直到16世纪80年代末，女王剧团始终是伦敦最一流的剧团，其保留剧目激扬着民族主义、新教以及保皇党人的情绪。53

演出团体可以继续它们的巡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是巡演的演员经常光顾的地方。据有些传记作家推测，莎士比亚可能在16世纪80年代末期加入过一个类似的剧团并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1587年，斯特拉特福曾经多次接待剧团，剧团数量不少于5个，包括女王剧团、萨塞克斯剧团、埃塞克斯剧团、莱斯特剧团。54与此同时，利润丰厚的伦敦市场则日益凸显了它的重要性。旅馆剧场，如路德格特山的贝尔萨维奇旅馆，以及天恩寺街的钟铃旅馆和十字键旅馆，成为频繁上演戏剧的场所。55第一个建造的专门剧院是“红狮”（the Red Lion），这是一所坐落在斯特普尼（Stepney）的大型舞台，1567 年落成，整体建筑由巨大的支架构造，但由于某种原因，剧院在商业上的运营并不成功。伊丽莎白时期的圆形剧院（最著名的例子无疑是1599 年建造的环球剧院）始于1576 年由莱斯特剧团的詹姆斯·勃贝奇（James Burbage）在肖迪奇建造的大剧院（Theatre），很快，另一座剧场在它附近拔地而起，那就是帷幕剧院（Curtain）。56剧院的选址目的主要为了可以游离在城市的管辖之外，避免清教徒围攻剧院。约翰·诺斯布鲁克（John Northbrooke，1577）、斯蒂芬·戈森（Stephen Gosson，1582）以及菲利普·斯塔布斯（Phillip Stubbes，1583）曾经在发出的传单上谴责新剧场是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对于诺斯布鲁克而言，剧场并不比妓院好多少，而且后者的选址也在城市边缘。他写道：“我相信，即便是撒旦也找不出比演戏更有效的方式，比剧院更合适的学校，把男人和女人带入邪恶的陷阱，满足他们污秽的欲望。”57对于戈森，戏剧罪孽深重，且具有欺骗性：

戏剧并非完全真实的图像，因为戏剧所讲述的事情在现实中从未发生过，它偶尔来自于真实生活，但它所呈现的，却总是比实际的事件更长或更短，更大或更小，这完全取决于诗人的鹅毛笔，诗人时而为了激励有抱负的人们而夸大事实，时而为了照顾胆小敏感的人而柔化真相。58

反对剧院者的警告似乎是有道理的。在1583年的一个星期日，河畔巴黎花园的支架倒塌，造成8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惨剧。59巴黎花园是一个斗熊场，而非一个专门的戏剧剧场，但对于反剧院主义者而言，剧院和这些地方根本没有本质区别，他们认为，这一事件彰显出上帝的愤怒。60然而，公众却依然渴望观看那些只在幻想中发生的事情，并且这种热情是难以遏制的。1587年，河畔的第一家剧院——玫瑰剧院（Rose）开张，它也位于城市的管辖之外。一切都已就绪：剧场与观众；来自宫廷的庇护，以及争议所带来的令人兴奋的刺激；深厚的戏剧传统与多样化的戏剧类型，以及新的戏剧在形式上的创新；一代受过教育并极其富有天分的作家。所有这些因素聚合起来，终于酝酿出了史无前例和举世瞩目的大爆炸——伟大的戏剧创造力的勃发。

【注释】

1 Katherine Duncan-Jones, Shakespeare: Upstart Crow to Sweet Swan, 1592–1623(London: Methuen, 2011), p. 9.

2 See Helen Hackett, Shakespeare and Elizabeth: The Meeting of Two Myths(Princeton: Princeton UP, 2009), pp. 54–55, 114–20.

3 Everyman and Mankind, ed. Douglas Bruster and Eric Rasmussen (London: A & C Black, 2009), pp. 76–81.

4 René Weis, Shakespeare Revealed: A Biography (London: John Murray, 2007), pp.64, 83.

5 Everyman and Mankind, ed. Bruster and Rasmussen, p. 5.

6 See John M. Wasson, ‘The English church as theatrical space’,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p. 26–37.

7 Charles W. Whitworth, Jr. ed., Three Sixteenth-Century Comedies: ‘Gammer Gurton’s Needle’, ‘Roister Doister’, ‘The Old Wife’s Tale’ (London: Ernest Benn, 1984), p. xx.

8 The terms ‘ministry’ and ‘métier’ are related to the term ‘mystery’; see OED.

9 Paul Whitfield White, ‘Theater and religious culture’,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p. 135, 139; Michael D. Bristol, ‘Theater and popular culture’,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 240; Richard Dutton, ‘Censorship’,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p. 290–91.

10 Richard Beadle and Pamela M. King eds, York Mystery Plays: A Selection in Modern Spelling (Oxford: Oxford UP, 1995), p. x.

11 Jean MacIntyre and Garrett P. J. Epp, ‘“Cloathes worth all the rest”: costumes and properties’,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 271.

12 Beadle and King, York Mystery Plays, pp. 23–7. All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13 Coventry Shearmen and Taylors’ Play, s.d. at line 783; William Tydeman, ‘An introduction to medieval English theatre’, in Richard Beadle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edieval English Theatr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4), p. 28.

14 For more on the York cycle see Beadle and King, York Mystery Plays, pp. ix-xxx; and Richard Beadle, ‘The York cycle’, in Beadle, Medieval English Theatre, pp.85–108.

15 Beadle, Medieval English Theatre, p. 61, fig. 8.

16 Meg Twycross, ‘The theatricality of medieval English plays’, in Beadle, Medieval English Theatre, pp. 56–83.

17 Mankind, in Everyman and Mankind, ed. Bruster and Rasmussen, p. 107, lines194–6. All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18 Everyman, in Everyman and Mankind, ed. Bruster and Rasmussen, p. 190, lines122–3. All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19 Pamela M. King, ‘Morality Plays’, in Beadle, Medieval English Theatre, p. 257.

20 For more on morality plays, see G.A. Lester ed., Three Late Medieval Morality Plays: Mankind, Everyman, Mundus et Infans (1981; rpt. London: A. & C. Black, 2002), pp. xi–xxxvii; King, ‘Morality Plays’, in Beadle, Medieval English Theatre, pp. 240–64.

21 Gammer Gurton’s Needle, in Whitworth, Three Sixteenth-Century Comedies, 1.5.53–4, 2.1.107–8. All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22 Wager.

23 Thou horse, thou [unspecific term of abuse], thou privy.

24 One afflicted with a scabby disease of the scalp.

25 I’ll back you to win this contest.

26 Whitworth, Three Sixteenth-Century Comedies, p. xxxi.

27 Roister Doister in Whitworth, Three Sixteenth-Century Comedies, 4.4.17–20, 4.7.59–72, 4.8. All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28 I have removed the line-divisions from the verse to clarify the punctuation.

29 Christopher Marlowe, Edward II, in Doctor Faustus and Other Plays, ed. David Bevington and Eric Rasmussen (Oxford: Oxford UP, 1995), 5.4.6–16.

30 Thomas Sackville and Thomas Norton, Gorboduc, or Ferrex and Porrex, ed. Irby B.Cauthen, J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0), 1.2.388–93. All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31 For more on Gorboduc, see Peter Happé, English Drama Before Shakespeare(London: Longman, 1999), pp. 101–5, and Sackville and Norton, Gorboduc, pp.xi–xxviii.

32 For more on early developments in English Renaissance comedy and tragedy, see A.R. Braunmuller and Michael Hattaway 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pp. 256–60, 302–03.

33 John Leland and Nicholas Udall, pageant verses for the coronation procession of Anne Boleyn, British Library Royal MS 18.A.lxiv, ff. 1–16; John Leland and Nicholas Udall, ‘Leland’s and Udall’s verses before the coronation of Anne Boleyn’, in F. J. Furnivall ed., Ballads from Manuscripts (London, 1868–73), vol. 1, pp. 364–401.

34 See Lawrence Manle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London(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5), pp. 212–93; Gordon Kipling, ‘“Wonderfull spectacles”: theater and civic culture’,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p. 153–71.

35 Manle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 223.

36 Leland and Udall, BL Royal MS 18.A.lxiv, ff. 8v-9r.

37 Leland and Udall, BL Royal MS 18.A.lxiv, ff. 8v, 9v, 13r-v, 16r.

38 Richard Mulcaster, The Queen’s Majesty’s Passage (1559), in Arthur F. Kinney ed., Renaissance Drama: An Anthology of Plays and Entertainments (Oxford: Blackwell, 1999), p. 22. All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39 Elizabeth I, Collected Works, ed. Leah S. Marcus, Janel Mueller, and Mary Beth Rose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00), p. 194; see also pp. 189, 383.

40 Tydeman, ‘Introduction’, in Beadle, Medieval English Theatre, pp. 15–16; R. Mark Benbow, Introduction to The Araygnement of Paris, in George Peele, Dramatic Works, ed. R. Mark Benbow, Elmer Blistein, and Frank S. Hook (New Haven: Yale UP, 1970), p. 29.

41 Sir Philip Sidney, The Lady of May, in Kinney ed., Renaissance Drama, p. 41. All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42 Andrew Gurr, The Shakespearean Stage 1574–1642, 3r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2), pp. 32–3; Peele, Dramatic Works, pp. 25, 39.

43 Peele, Dramatic Works, Araygnement of Paris 5.1.1147–52, 1170–73, 1240 s.d.

44 See Louis Adrian Montrose, ‘Gifts and reasons: the contexts of Peele’sAraygnement of Paris’,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47.3 (Autumn 1980), pp. 433–61.

45 John Lyly, Endymion, ed. David Bevingt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6), 3.4.165–8. All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46 See Helen Hackett, ‘Dream-visions of Elizabeth I’, in Katharine Hodgkin, Michelle O’Callaghan and S.J. Wiseman eds, Reading the Early Modern Dream: The Terrors of the Night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45–66.

47 W.R. Streitberger, ‘Personnel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 341.

48 Peele, Dramatic Works, p. 24.

49 Recent scholarship suggests that large indoor rooms were used for performance at inns rather than the inn-yards. See John Orrell, ‘The Theaters’,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 103.

50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 8.

51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 27; Peter H. Greenfield, ‘Touring’,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 259; Streitberger, ‘Personnel’, p. 343.

52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 30.

53 Michael Wood, In Search of Shakespeare (London: BBC Worldwide, 2003), pp.105–6.

54 Weis, Shakespeare Revealed, p. 83; Katherine-Duncan Jones, Ungentle Shakespeare: Scenes from his Life (London: Arden Shakespeare, 2001), pp. 27–53.

55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 118–19.

56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 31.

57 Jean Howard, The Stage and Social Struggl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25.

58 Howard, Stage and Social Struggle, p. 40.

59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 31.

60 For more on the anti-theatrical controversy in relation to boy actors and crossdressing, see chapter 8 below.

第2章　戏剧的创作

在研究特定剧作家的作品之前，我们需要适当考虑一下他们的写作背景，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是如何被编写出来的。今天，当我们去剧院观摩一场莎士比亚或者其同时代剧作家的戏剧时，我们其实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观众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剧院的运作不仅迥异于之前的戏剧，并且与今天戏剧制作的方式差异甚大。无论是戏剧的创作、排练、演出还是出版过程，都与今天的戏剧生产有着根本的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观众也不同于现代的观众，他们所处的伦敦，也与我们现今所熟知的这座城市有着天壤之别。本章将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是如何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得以发展的，并将以那些留存至今、依然被广泛阅读并搬上舞台的剧本为例，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出版方式对戏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城市如舞台

为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何以在伦敦大获成功，我们首先要了解伦敦这座城市。伦敦事实上是由两个城区构成的：伦敦东部地区（同今天一样，伦敦东区是当时的商业中心）以及西边的威斯敏斯特（英国皇家法庭和政府办公所在地）。东西城区之间是斯特兰德大街，这里遍布上流贵族的豪宅，沿斜坡而下就到了泰晤士河岸边，贵族们在此都建有私人浮动码头。泰晤士河是伦敦最重要的交通干道，约有3000名船工常年在此，为乘客往来两岸提供摆渡服务。乘客只需向渡船招呼一声“喂！向西！”就表示需要去上游，而招呼“喂！向东！”则表示去下游，或只需要喊一声“桨手”。1乘坐渡船往来两岸是一种方式，另一种过河的方式就是走伦敦桥，这座桥常年车水马龙，总是挤满了马车、推车、骑手和运往市场的成群家畜。然而，伦敦市民颇以这座拥有20个桥拱的宏伟的中世纪石桥为豪。1657年出版的《浪丁街》（Londinopolis）是一部伦敦真实写照的作品，将这座桥称为一处“迷人之地”，甚至把它比作“世界的桥梁”。2宏伟的房子和商铺鳞次栉比，有些房子有四层楼那么高；但同时这里也陈列着异常恐怖的景象，在通往南华克区的门楼通道的塔桩上，插着被砍下的叛国者的头颅。3

远处依稀可见的是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这是一座中世纪的大教堂，后来在1666年的一场大火中被焚毁。它的礼拜堂和周边的地区，作为图书交易中心，对当时的作家们而言极为重要。那里集中着文具店、印刷厂、装订商和他们的商店。在教堂的管辖区，圣保罗十字架就位于基督教露天布道的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城市人群。伦敦的传教士极富表演才能，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厌恶演员，但他们的演讲术无疑对剧作家和演员都产生过重要影响。4任何时候， 有上帝就有玛门注20，因为从圣保罗十字架向东延伸至齐普赛街，在这条宽阔的街道上，林立着伦敦最华丽的商店，还有热闹的农贸市场。齐普赛街的支路上也遍布商店，整个商业区俨然一个戏剧空间，商品琳琅满目，交易商吆喝着他们的生意。这个场面就好像我们从托马斯·米德尔顿和托马斯·德克尔（Thomas Dekker）的《咆哮女郎》（The Roaring Girl，1611）中看到的栩栩如生的场景一样。戏剧舞台上展示着一排排的商店，裁缝的妻子说：“先生，难道你不缺这个吗？你不买些什么吗？看看这些精美的镶边、襞襟，还有精细麻纱吧。”5不同的街道有着不同特色的商品交易和贸易活动。伊莎贝拉·惠特尼（Isabella Whitney）创作于1573年的诗“她遗嘱的风格，以及她给伦敦留下了什么”就像是一张城市导购地图，详细地描绘了这些。她告诉我们，惠特灵大道和肯威克街是购买羊毛制品的地方。在齐普赛街可以买到“法国飞边及高领（即带有刺绣花边的衣领）、6颈甲、饰领及护肩^7和袖子”；而珀琴巷是买卖短袜的地方，圣马丁是买卖靴子和鞋子的地方。8同时，对那些寻求娱乐的人来说，分布在整个城市的酒馆可提供饮料、食物、音乐以及演出。这些图景在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Henry Ⅳ ）中被一一生动地重现。该剧生动地描绘了在易斯特契普街（一条朝向城市东区的街道）的一个小酒馆，连同酒馆里的老板娘桂嫂和酒保弗兰克一类的人物，这表明莎翁对这类小酒馆相当熟悉。

图2-1　伦敦全景，由克莱斯·范·维斯切（Claes van Visscher）绘于1616 年。左为老圣保罗教堂，右为伦敦桥，还有插在南部门楼塔桩上示众的头颅。

齐普赛街因其宽阔而闻名，但绝大多数的伦敦街道则相当狭窄和拥挤。因为人口在持续增长，从16世纪中叶的约12万人增长到16世纪末的20万人，到1640年翻了一倍激增到40万人；但根据1588年的城市记录，整个伦敦（包括威斯敏斯特和南华克区）只有3英里长、2英里宽。9大约7000人都是居住在伦敦的外国人，他们把异国风情、装束和口音带入了城市大街小巷。10埃弗拉德·奎品（Everard Guilpin）在1598年出版的讽刺作品中强有力地传达了这座城市的活力，但与此同时，也描绘出这座城市令人压抑的噪音和拥挤问题。他恳求道，“不要将我引诱进城市的地狱”，这是一个“多么喧闹的市井大杂烩”：

那边车轮吱吱响，这边囚车/ 粪车^11隆隆声

这边鸨母骂骂咧咧，那边有看门人在抱怨。

这边是两个强壮的马车夫^12在争路，

那边有两个懦夫互相顶牛，

这里是昂首阔步的恶棍在寻花问柳，

那里是肠肥脑满的酒糟骑士^13嚷嚷着长膘比赛。14

此外，还有扒手和小偷利用人群和混乱见缝插针，严重伤残和畸形的乞丐也随处可见。

这座城市很难辨路识途，因为房子和商号没有街道编码，只能通过一些符号加以辨认，比如玫瑰、少女头像、拱门上的公牛、 天使和巴塞洛缪注21或者牛头等。15城内大部分时间是阴暗的。从黄昏到黎明，城门紧闭，商家打烊，唯一的照明来自室内蜡烛和街道上的灯笼或火把。16街道脏乱不堪，只有极少的几条路铺设了鹅卵石，其余的街道在潮湿天气中泥泞不堪。17城市的一些部分脏得令人震惊。如今在弗利特街下面的地下河，曾经是一条露天阴沟和垃圾场。在本·琼森的讽刺史诗《著名航行记》（On the Famous Voyage）中描写了两个男人因为一个赌注，乘船沿着弗利特露天水沟而行。他们所到之处，不仅遭遇“挥之不去的莫名臭味”和“成堆的粪便”，还有馅饼店的垃圾：“水槽漂满了油脂和死猪的皮毛，还有动物的头、残肢、内脏和狗的腐皮：说实话吧，是什么秽物如此肮脏，把皮肤和内脏捣成糊状？” 18此处疾病肆虐，每年都会爆发几次瘟疫。1593年，将近10662人死于一场特大的瘟疫，占伦敦当年所有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二。19遭受瘟疫侵害的家庭随处可见，至少20天市民被隔离幽闭在房子里，房门上钉着“愿主怜悯我们”字样。20

在许多方面，我们可以把这座喧闹的城市视为一个舞台场景，其中演绎展陈着各种各样的奇闻景观。泰晤士河于1565年、1595年、1608年、1621年和1635年^21被部分冰封。约翰·泰勒（John Taylor）在1621年的诗作中将冰面比喻为玻璃面板，他将在上面举行的活动描绘得像是一个节庆场合：

这里有香料蛋糕和烤乳猪，

浆果、麦芽酒、烟草、苹果、坚果和无花果，

用木炭、柴薪和芸苔属植物生起的篝火，

人们在玩耍：22

有些在摆桌弄罐、打牌、掷骰子：

有些溜进两个冰蛋糕之间。23

在宜人的天气里，河上会搭起露天舞台，女王有时会居于舞台的中心位置。在1559年的圣乔治日，晚饭过后，

伊丽莎白的船队沿着泰晤士河上下巡游，数百艘小船和驳船围着女王，水边挤满了数以千计的人群。他们注视着陛下，为自己能够亲眼目睹女王的风采而欢呼雀跃。人们演奏着音乐，欣赏着泰晤士河两岸的美景。凤鸾移驾，号角嘹亮，鼓声隆隆，长笛鸣奏，礼炮齐鸣，爆竹声响彻云霄。24

无论是出宫还是回宫，伊丽莎白的巡游队伍同样壮观。万人空巷，长龙一样的奢华阵队吸引着伦敦市民聚集在街道上排队守望。25

此外，这种权力的表现也有特别残酷的排场。就在泰伯恩刑场，也就是现在的大理石拱门前，叛国者不仅被处以绞刑，而且被活活地开膛剖腹、灼肺烧心、肢解砍头，被切割成四块的尸体被悬挂在城门之上。和女王奢侈的游行一样，行刑也吸引了大量市民的围观。

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一个充满了庆典和演出的城市，具有丰富的视觉上的象征主义，弥散着无与伦比的各种乐趣和冒险、辉煌和污秽、激情和恐怖。商业剧院就在这样一座城市的边界上发展壮大起来，其绝大多数的观众都是这座城市的普通市民。继16世纪70年代大剧院和帷幕剧院在肖迪奇地区取得成功后，泰晤士河南岸的南华克区（该区域在伦敦当局的管辖范围之外）掀起了一股建造剧院的风潮。玫瑰剧院（1587）和天鹅剧院（1595）以及环球剧院（1599）比邻而居，共同形成了一片繁荣的剧院区。环球剧院实际上是大剧院需重新选址而建起的，因为宫内大臣剧团（the Lord Chamberlain’s Men，莎士比亚所在的演出剧团，常年在大剧院演出）与之前的房东发生了争执，于是拆除了原来的剧院，将拆下的剧院木材运到泰晤士河南岸，重新建造了一座新的环球剧院。而在伦敦北部的边缘地区的财富剧院（Fortune，1600）、野猪头剧院（Boar’s Head，1602）和红牛剧院（Red Bull，1604），戏剧活动也在生机勃勃地进行中。26

图2-2　维斯切画作的全景细节。画中展示了泰晤士河畔的熊园和环球剧院。考古证据表明，环球剧院实际上有20个侧面。

这些剧院建在城市的边缘，但仍然不可分割地依赖并与城市联结在一起。作为书商向公众进行宣传的广告，演出的戏单铺天盖地张贴在伦敦街头，连同新书的扉页和刚出版的戏剧一起面向公众。27 观众的视线只需越过泰晤士河便能看到对岸的剧院，每当戏剧开演的时刻，剧院的招旗就会高高挂起。但是由于观众只能通过乘船或过桥到达剧院，因此，每逢戏剧开演，人们就步出日常劳作的现实生活，开启一次精神的旅行。

与其他被排除在城市之外的商业团体（如斗熊场和妓院）一样，这些剧院位于城市的娱乐消遣地带。我们可以从《一报还一报》（Measure of Measure）中出现的妓院场景推测，尽管剧团的演出计划排得很满，演员们还是有闲暇时间可以享受他们的这些邻居所提供的娱乐服务。与此同时，赞助人也可以像赞助戏剧那样把钱花在斗熊表演上和妓院里。事实证明，1614年希望剧院在南岸区开业的时候，曾有戏剧演出和斗熊演出的双重用途，尽管后来被证明这样的用途并不可行。28戏剧演出在当时并不是一项趣味高雅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演员们和他们那些从事性服务或暴力行业的邻居们一样“声名狼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经常有机会被邀请至宫廷进行表演，并且获得贵族赞助人的支持，这也导致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不确定和动荡之中。

剧院内部

众所周知，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剧院大多为“圆形剧场”，主要原因是受到古典剧院构造的影响。同时期的文字记录和图像资料以及对“玫瑰”和“环球”等剧院的遗址考古挖掘，都可以证明这些剧院当初的布局和外观。29对于这些证据所能得出的结论，学者之间也有激烈的争论，特别是环球剧院在泰晤士河南岸重建时，包括剧场的直径、砖木结构的外观以及室内装饰等一系列问题都存在争议。30对于这些剧院进行的考证之所以格外复杂，是因为各个剧场的结构和尺寸差异较大。例如，玫瑰剧院明显小于环球剧院；财富剧院是正方形的，而大多数剧院是圆形或多边形的。

尽管如此，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依然可以对一些圆形剧院作出基本可靠的推断。当时只需要1便士（大多数伦敦人可承受的价格）就能在内院里获得一个站席，那些愿意出更多一点钱的人就可以坐在更高、更舒适的廊席中。最昂贵的座位是阁楼包厢，这些座位大约需要6个便士，那里是最接近舞台的观众席，也是一个炫耀财富的地方。环球剧院的舞台很大，大约有40英尺宽，并一直延伸至内院。舞台后面是演员的化妆室或更衣室，有两道或多道门供演员直接上下舞台。化妆间也可能包含一间中央壁龛或“发现空间”（discovery space）——用于隐藏帷幕后面的人物（如《哈姆雷特》壁龛场景中的波格涅斯）或用于表现舞台上的嵌入式空间，比如商店或者学者的书房［如《暴风雨》（The Tempest）中的普洛斯彼罗的小书房］。舞台中有一个活动的板门，可以通向舞台下方一个被称为“地狱”的地方，角色可以从这个地方钻出或钻入；哈姆雷特正是通过这个“地狱之门”听到他父亲的鬼魂（“这个在地窖里的人”）在阴暗的地下死不瞑目，并要求他发誓为自己报仇。与此相应的，舞台顶上的罩盖，人物可以从那里降至舞台的通道，这个地方被称为“天堂”，上面绘有天体的图像。在剧院上方的休息间有一个探出式的走廊，可以用作阳台的场景，估计《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著名的“阳台”一场就是在那里演出的。在休息间和“天堂”的上方还有一间“小屋”，那里可以通过操作相关器械来抬升或降落戏中的人物，从而呈现出特殊的舞台效果。此外，在剧院的顶端还设有一个小平台，每逢戏剧开演，小号手就在那儿吹响号角宣布演出开始，与此同时那里也会升起印有剧院标志的旗帜。

图2-3　在泰晤士河畔重建的莎士比亚环球剧院的外墙。［摄影：谢列尔（Schlaier）］

据估计，包括环球剧院在内的较大的圆形剧场，大约可以容纳3000名观众。31但通常只有在新剧上演或在公众假期时剧院才会满座，平常演出的上座率通常只能达到一半人数。这意味着在一个从16世纪70年代大约20万人口增长到17世纪40年代40万人口的城市中，定期看戏的戏迷占相当可观的城市人口比例。32关于当时观众的社会阶层的构成有一些争论，虽然那个时代的许多人认为观众的社会阶层是多元的，例如，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一名法学院学生，在谈及剧院时写道：“成千上万的城镇居民、绅士和娼妓、搬运工以及服务生挤在一个空间。”33从中不难体验到，当时剧院的氛围比今天的剧院嘈杂的多，观众可以当场大声表达他们的鄙弃或满意。 诗人迈克尔·德雷顿注22曾经提到当时的戏剧作者是如何受到观众赞誉的诱惑的。在“人头簇拥的剧院”中，伴随着“此起彼伏的喝彩与掌声”，“骄傲的光环”可能光照四方。34另一方面，埃德蒙·盖顿（Edmund Gayton）在1654年回忆了截然不同的场面。观众一旦对演出不满意，“长凳、瓷砖、板条、石头、橘子、苹果、坚果就会满天飞”。35剧院的经历也会产生对其他感官的刺激，比如剧作家约翰·马斯顿（John Marston）在1600 年描述了观众看戏之时是如何冒着“被大蒜的臭味熏得窒息”或“被粘到酿啤酒的人那肮脏的外套上”的情形的。36

图2-4　天鹅剧院内部展示图。该幅画作由约翰内斯·德·维特（Johannes de Witt，1566～1622）创作，后由德国的阿诺德·布谢尔（Arnoldus Buchelius，1641）临摹并存世。

我们可能会认为，圆形剧场是创造意义和想象世界的一种手段。剧院被装饰得华丽异常，营造出一种盛大隆重和重塑身心的感觉。视觉景象如此重要，大量采用庆典游行和战斗场景。还可以制造诸如爆炸和风暴的特殊效果，许多肢解肉体的暴戾场景在演出中被直观地呈现出来。比如有着死刑和解剖场面的乔治·皮尔的剧本《城堡之战》（The Battle of Alcazar，约1589），舞台提示需要“三种血液和一个绵羊内脏（膀胱裹挟着肝脏、心脏和肺）”。37演出服装非常华丽，这些服装通常是剧团最宝贵的财产，服装的颜色和风格也是视觉语言的一部分：忧郁者通常穿着黑色的服装，医生和红衣主教的袍子是猩红色的，而身着蓝色外套的一般都是男仆，诸如此类。38道具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剧院经理菲利普·亨斯娄（Philip Henslowe）1598年开列的一份存货清单中，开头就列出了“石头、笼子、墓碑，地狱等”，接着还开列出了许多其他的杂项，包括“丘比特的弓箭”“金苹果树”和“两个狮头”。39

不过，不同于现代剧院中使用的类型化的场景和道具来表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文艺复兴时期剧院的舞台对时空的表现是较为自由随性的。虽然演出的过程中也使用道具，正如亨斯娄的库存清单中所呈现的那样，但许多场景是不确定的，因此无论是赋予道具以生命力还是对于想象世界的创造，绝大多数的工作主要依据剧作家创作的剧本。事实上，莎士比亚为环球剧院所写的大约百分之八十的戏剧都可以在空荡荡的舞台上演出。40《亨利五世》最著名的开场白特别强调，演出需要观众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以便相信在木制结构的圆形剧场中真的存在“法兰西广阔的疆域”。莎翁的台词向我们透露了公共剧院中的戏剧是如何演出的：依靠作家的虚构、演员的表演，以及观众的想象和参与，并不明确的舞台当即转变成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无论是维罗纳、阿登的森林、丹麦的城堡还是古罗马，或者在观看米德尔顿、德克尔和琼森等作家创作的城市喜剧时，那个时代的观众需要联想起自己所居住并熟知的伦敦的某个街道和商店。在《仲夏夜之梦》中，那些关于月光和夜晚的抒情的诗句，令观众相信他们置身于夜晚的一个充满魔力的树林，即使剧院演出通常在下午两点开始，而此时观众和演员都还沐浴着白昼的阳光。戏剧中的诗歌也唤醒了树林中所有忙碌的野生动植物——“斑点蛇、刺猬和蛛网”，当奥伯龙宣布“我隐身了”时，观众对魔法的显灵信以为真，而事实上，此时三面围坐的观众和台上的演员同在光天化日之下。毋庸置疑，正是依靠演员和观众之间这种约定俗成的默契与配合，才有可能在戏剧中创造出一个想象和虚构的世界。

图2-5　莎士比亚的《泰特斯·安德罗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表演草图，由亨利·佩查姆（Henry Peacham）作于1595 年。服装混合搭配了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和罗马式的礼服。

图2-6　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内部。［摄影：埃斯特·因巴尔（Ester Inbar）］

今天，绝大多数剧院都有一个镜框式舞台的台口，这一设计使舞台像一个灯箱那样与观众席分开，仿佛在舞台和观众席之间存在一面看不见的屏幕或“第四堵墙”，透过这面“第四堵墙”，观众在寂静幽暗的观众席观看舞台上发生的一切。相比之下，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剧院中，台上台下共享一个空间，观众得以更多地了解剧情所引发的周围人的反应，共享这现场体验的戏剧氛围。演员可以自由入戏出戏，并现场展开与观众各种形式的对话和互动。抛开有关剧场重建的真实细节的学术辩论，如今环球剧院在泰晤士河畔的重建，有助于现代观众体验伊丽莎白时期剧场互动的氛围。而现在，在全球已经有众多相继重建的伊丽莎白时期的剧院（大概有10座以上，其中至少有5座在美国）。41文艺复兴时期的剧院延续了我们在第一章曾经讨论过的中世纪和都铎王朝早期戏剧的传统，它们经常利用表演者和观众之间那道隐形但又可穿透的屏障，而圆形露天剧场这种建筑形式更是为这种剧场性的实现提供了便利。在《皆大欢喜》的结尾处，出演罗瑟琳的男童演员，男扮女装并以其性别的颠倒来逗弄观众：“我并不穿得像个叫花一样……假如我是一个女人，你们中间只要谁的胡子生得叫我满意，脸蛋长得讨我喜欢，而且呼出的气味也不叫我恶心，我都愿意给他一个吻。”在托马斯·米德尔顿和托马斯·德克尔的《咆哮女郎》（1611）中，富有的绅士亚历山大·温格拉夫爵士欢迎客人来到他家，但当他邀请客人们“看看我的画廊”时，实际上就好像在展示上演该剧的“财富剧院”。他的绘画藏品淡出之后，空间逐渐转换成——

这是男人和女人的故事，

美人儿混在恶鬼之中，如潮湿天气里的阳光。

在一个方形广场内^42紧密排列着

一千颗人头，注23仿佛垒成了一个房间，

……然后，先生们，这下方，

这地板，如同波浪起伏，

像一座漂浮的岛屿，仿佛正移动

于海浪之上，海面波涛汹涌。

后面的诗行就像是在描述内院站席上人头攒动的观众席。甚至有一个小偷，“长着一副难得一见的……邪恶的面孔，注定上绞刑架的面孔”。与此同时，莎士比亚的普洛斯彼罗（《暴风雨》中的人物）将戏剧中精灵们的退场转变为关于人类存在与幻灭的隐喻，然后带着自嘲式地展望环球剧院，将其视作同样变化无常和终将寂灭的整个世界的缩影：“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幻景一样，入云的楼阁，瑰伟的宫殿，庄严的厅堂，甚至地球自身，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暴风雨》）43

在瘟疫频发期间，演员们会特别容易感受到人类生命的脆弱。剧院被强制关闭，官方通告称观众“聚集在一起”，特别容易导致“瘟疫的大规模感染或其他传染性疾病的流行”。剧院关闭最长的时间分别是：1581～1582 年、1592～1593 年、1603～1604 年、1608～1609 年、1625 年、1630 年、1636～1637 年、1640 年以及1641年期间，剧院关闭对剧团的影响是毁灭性的。44剧院作者不得不转向其他类型的写作，莎士比亚正是在1592～1593 年伦敦瘟疫暴发期间，写下了他两部著名的叙事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和《鲁克丽丝受辱记》（The Rape of Lucrece）。这两首长诗令他声名鹊起，名利双收。为了躲避瘟疫，剧团经常外出巡演，而其他时间也会持续巡演。巡演剧团的成员较少，因此可供演出的剧目也有限。比如《李尔王》这出悲剧，现存有两个版本，其中较短的那个版本可能比较适合巡演时使用（详见后文）。

除了瘟疫，成人剧团的另一个挑战来自男童演员，他们的组织者是附属于皇家礼拜堂和圣保罗唱诗学校的半职业演出剧团。从1576年到1584年，皇家礼拜堂童伶剧团（the Chapel Children）在黑衣修士剧院中的一个室内剧院驻场演出，该剧院处于修道院地区，或称“自由区”，故而免受市政当局的管辖。圣保罗童伶剧团（Paul’s Children）于16 世纪80年代定期为宫廷演出，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还拥有自己的剧院。皇家礼拜堂童伶剧团于1600年在黑衣修士剧院恢复演出，45而圣保罗童伶剧团的剧院在1599 年就已经声名远扬。虽然只是“一群羽毛未丰的黄口小儿——”，但这些娃娃们的表现博得了台下狂热的喝彩，他们一度是流行的宠儿，其声势压倒了所谓普通的戏班，《哈姆雷特》的这一片段指出了成人剧团不敌童伶剧团以致不得不“走江湖”的原因。伦敦一些学校的男孩有时也会被童伶剧团强行招募。南森·菲尔德（Nathan Field）就经历了这样的命运。1600年秋天，一个黑暗的早晨，当他从沼泽门附近的格鲁布街的家中前往圣保罗大教堂语法学校时，被皇家礼拜堂唱诗班指挥授权的代理人选走。46菲尔德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仅成为一名出色的儿童演员，成年后依然继续从事演员行业，并且成为剧作家。我们可以从他们戏份的复杂程度看出，许多男童演员都天赋异禀。本·琼森曾经为所罗门·帕维（Solomon Pavy）写下墓志铭，此人死于13岁。本·琼森不无悲伤地打趣道，也许由于帕维曾经出色地扮演过老年人，以致命运误认为他已近寿终正寝之年，而把他带回天堂了罢。47

童伶剧团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一些成年剧团开始模仿童伶剧团所使用的厅堂剧场，这些地方通常被认为是私人游乐场。作为室内剧院，这些场所容纳的观众比圆形剧院少得多，票价也比较高，更适合于那些意在显示其精英和时尚地位的观众。48白衣修士区（英国伦敦天主教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修道院所在区）的大厅剧院建于1608 年左右；从1609年，国王剧团（King’s Men，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开始在黑衣修士剧院演出，随后又陆续在卡克皮特剧院、凤凰剧院（1616）和索尔兹伯里剧院（1629）表演。演出在烛光照明中进行，枝形吊灯悬挂在舞台上方，照亮了整个演出空间，观众席间也稀疏地点缀着一些烛光。这样的空间营造了较之露天舞台更为神秘的气氛，一方面产生了令人惊喜的戏剧效果；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暗示观众，在那些阴暗的角落里，潜伏着堕落的行为或不为人见的危险。复仇悲剧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蓬勃发展（关于“复仇戏剧”见后文第6 章）也就不足为奇了。枝形吊灯可以被升高或降低以便控制光的明暗，人物手持的灯笼、烛台和火把也可以让观众的视线聚焦于特定的面孔或道具，并创造那些惊心动魄的时刻。比如在约翰·韦伯斯特的《玛尔菲公爵夫人》（Duchess of Malfi，1614）中，虐待成性的费迪南去阴森的监狱中探访女主角——他的妹妹玛尔菲公爵夫人时，此人执意让这次会面发生在黑暗中。他假装伸出手去给公爵夫人亲吻，当公爵夫人亲吻这只黑暗中伸过来的手时，她瞬间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怖，原来她亲吻的其实是一具尸体的断手。难怪她高喊“啊！亮光！”49作为一个道具，死人的手所带来的冲击将会因为接下来光的照亮而得以增强。50

烛光也更加突显了那些可以反光的精致服饰以及闪闪发光的珠宝。此外，舞台上的视觉盛宴不仅包括表演者华丽的服装，也包括那些富有人士穿着的丝绸缎子，由于这些人为舞台上的坐席支付了费用，因此他们享有此项特权，在观看演出的同时也展示着他们的地位和时尚的品位。无论如何，室内舞台总是明显小于圆形露天剧院，为室内剧院而写的戏剧必须更倾向于呈现室内的场景，而不能展示宏大的史诗场面，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相对私密的空间孕育了一种更为朴素的演出风格。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革新是，由于演出需要定时中断以便修剪更换蜡烛，这一实际需要也导致了幕场结构的出现。51演出休息时的幕间音乐，后来也发展成为室内剧院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

虽然宫廷、私邸、学校、大学，以及街道和其他市政建筑中的表演贯穿于这一时期，然而正式剧院的出现还是给戏剧带来了突破性的发展，并且改变了伦敦的生活。这一切无不令国外的游客叹为观止。52例如1631 年有一位名叫埃德蒙·豪斯的旅游者描述了当时新落成的索尔兹伯里剧院，他惊讶地赞叹：“这是第17个舞台，也是一座公共剧院，它位于伦敦和郊区之间60英里的空间内。”此外，他还开列了剧院的名单（事实上总共是19个而非17个），并指出：“在之前提及的60 英里空间之前，我既不知道，也没听说，更没见过任何这样的戏院，这样有着固定舞台的剧院，就好像有人特意将之建造在人的记忆之中。” 53剧院是伦敦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奇迹，也是一种想象和虚构世界的新技术。

演员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伴随着剧团破产和再次重建，各类演出剧团的命运呈现潮起潮落的景象。然而，从1594年起，伦敦最一流的剧团当属宫内大臣剧团，这是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宫内大臣剧团受官方认可，负责组织宫廷戏剧演出和监督戏剧活动。这时恰逢女王剧团已经停止演出，莎士比亚的剧团与王室的关系最为紧密，因此比任何其他剧团有更多机会被召入宫廷；54他们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是海军上将供奉剧团（Admiral’s Men），这个剧团在玫瑰剧院为菲利普·亨斯娄演出。宫内大臣剧团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为亨斯娄这样的赞助人工作，从16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就采用自营合作的方式组织剧团，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几位合伙人共同出资并共享利润。这种合作的方式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55宫内大臣剧团另一个成功的地方在于，1603 年詹姆斯一世登基之后，他们被整编为国王剧团，正式被官方认定为最一流的宫廷剧团。

图2-7　詹姆斯一世，生于1566年，于1567年成为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1603～1625年间又为英格兰国王。他在1603年即位时，将莎士比亚的剧团改编成国王剧团。该图作者为无名画家。

演艺圈内总会有人善于建立起牢固的友谊，也有人不惜树立强大的敌人。虽然莎士比亚在其职业生涯初期被攻击为自命不凡和抄袭剽窃，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受到观众的欢迎。本·琼森将他描述为“性格诚实、开放和自由”的那类人，而莎士比亚的两位同事，演员约翰·海明斯（John Heminges）和亨利·康德尔（Henry Condell），对莎士比亚更是青睐有加，两人在莎翁死后特意收集其全部戏剧，然后印制了著名的莎士比亚戏剧第一对开本（1623）。56弗朗西斯·博蒙（Francis Beaumont）和约翰·弗莱彻（John Fletcher）曾一起合作创作过几部戏，有传言说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亲密到共享彼此的衣物、床笫甚至娼妓。但是，梨园圈中彼此强烈的仇恨也时常爆发，并引发致命的后果。众所周知，克里斯托弗·马洛在1593 年的一场决斗中死去；本·琼森在1598 年的决斗中杀死了另一位演员加布里埃尔·斯宾塞（Gabriel Spencer），而斯宾塞本人又在两年前将一个男人刺死；1599 年，两位剧作家亨利·波特（Henry Potter）和约翰·戴（John Day）之间的一次争吵导致了波特的死亡。57

图2-8　威廉·坎普（William Kempe）的“昙花一现”，他一路从伦敦跳着莫里斯舞到了诺维奇（1600）。直到1599 年，坎普一直是莎士比亚剧团的主要喜剧演员。

在社交或争斗之外，演员们年复一年锤炼自身的技艺，为的是从明星演员攀升至声名的巅峰。女王剧团的理查德·塔尔顿（Richard Tarlton）是16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最受欢迎的喜剧演员，但到了90年代，宫内大臣剧团的威廉·坎普继承了他的衣钵。我们知道，坎普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曾经扮演过仆人彼得，在《无事生非》（1598）中曾经扮演过道格勃里。58莎士比亚早期剧作中的许多喜剧角色都是为坎普量身定制的“小丑”一类的人物，他们因头脑简单而显得滑稽有趣。坎普于1599年离开剧团，取代他的是罗伯特·阿明（Robert Armin），后者以出色的唱功和超凡的机智而闻名。阿明加盟剧团之后，莎士比亚为他写了一系列新的喜剧角色，例如《第十二夜》中的费斯特以及《李尔王》中的弄人。这类人物都是对世界持怀疑态度的诙谐幽默的“傻瓜”，他们作为边缘人物，时常用饱含寓意的谜语向主人公吐露尖锐且令人不悦的真理。59

悲剧领域有两位演员最负盛名：一位是海军上将供奉剧团的爱德华·阿莱恩（Edward Alleyn），另一位是宫内大臣剧团的理查德·伯比奇（Richard Burbage），这两位演员因迥异的表演风格而声名远扬。早在16 世纪90 年代初，阿莱恩就因扮演了马洛为他创作的帖木儿大帝、浮士德博士和巴拉巴斯等一系列角色而确立了自己的剧坛地位。他的表演风格被描述为“激昂”和“富有侵略性的”；琼森称之为“激昂的姿态和狂暴的呐喊”，刻画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愚昧之人”。60当波顿（Bottom）吹嘘自己能表演“撕开一只猫的一部分，便撕裂所有”（《仲夏夜之梦》）之时，他脑海中想到的可能就是阿莱恩，或至少是那些模仿他的人；当哈姆雷特批评一些演员只是“披着满头假发的家伙在台上乱嚷乱叫”，以及“把一段感情片片撕碎，让那些只爱热闹的下层观众听出了神，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是除了欣赏一些莫名其妙的哑剧和喧嚣以外，什么都不懂得的”（《哈姆雷特》）之时，哈姆雷特想的可能也是阿莱恩的表演风格。阿莱恩于1597年从海军上将供奉剧团退休，但1600年之后的几年里，他又在新建的财富剧院复出，其夸张的表演风格创造了一种在财富剧院以及红牛剧院为后世演员相继遵循的传统，而这些剧院也被描述为“大多数经常光顾的观众是普通市民和市井人等”。61相比之下，伯比奇则因其自然而真实的表演风格广受赞誉。约翰·韦伯斯特在谈论起伯比奇的时候，认为他是“优秀演员”的典范。韦伯斯特写道：“我们看他表演的时候，仿佛一切在我们的眼前真实地发生。”托马斯·玛丽则赞美伯比奇的表演能力：“用如此生动的色彩……表达悲伤，他看上去就像是他所扮演的那个新的人物。”62

当我们赞美莎士比亚创造了那些伟大的悲剧角色时，我们应该记住，他是为伯比奇而创造了他们，倘若没有这位演员的特殊而又杰出的贡献，那么这些悲剧角色也就难以达到这样的高度。

文艺复兴时期的演员们必须应付频繁更替的剧目，以现代的标准来看，他们储备的剧目数量简直令人惊讶。1594～1595 年的演出季，海军上将供奉剧团按照惯例每周要上演6天，共演出38场，其中21场都是新剧。单在下一季的1月份，他们演出了14场完全不同的戏，而其中的6场仅仅演出了一次。63演员排练的时间极为有限，加之没有完整的剧本以供排练，所以对演员的要求是极高的。每个演员其实只能获得一份包含自己角色部分的“剧本提示”，每次当开始说话时，他们所能得到的提示只是前一名演员台词中的两三个词，64因此他们必须聚精会神地倾听，以免错过舞台提示，也是为了听清楚夹杂在台词中的那些舞台指令和表演提示。例如，当《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劳伦斯神父最后一次上场时，第三名守卫指示他如何行动：“这是一位颤抖着的神父，他叹息并哭泣着。” 65

文艺复兴时期的剧院演出，必定充满了紧张感，即兴表演带来了一种刺激性的体验，它需要发挥演员即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即兴表演在其最高境界，可以创造出充满巨大力量的表演。在对“优秀演员”的评价中（如上所述，很可能指的就是伯比奇），韦伯斯特描述了这位优秀的演员牢牢吸引住观众的景象：“他使观众沉醉：置身于剧院，你会感到仿佛有无数的线从观众的耳朵周围被提取出来并构成了一个圆，而演员就是那圆心。” 66如果说环球剧院是宇宙的缩影的话，那么当伯比奇朗诵莎士比亚的台词时，他在某些时刻就是整个宇宙的中心。

从剧院到印刷剧本

通常我们倾向于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视为某些杰出作者的作品，例如马洛、莎士比亚或琼森等。遵循这样的思路，我们试图通过本书展示这些作者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为此每位作者都单列一章加以讨论。然而，在开启这些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将作品完全归属于某位作者并非科学，而且有时我们很难准确分辨到底是哪位作者写了哪一部分。

正如前文讨论中所表明的，演员和作者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创作中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作家根据演员特殊的天赋与才能创造了那些角色，演员在表演中进一步发展这些角色。戏剧的特性即在于，所有戏剧都涉及作者、演员和舞台管理者之间的合作，每一部戏剧的完成都是通力合作的结果。显然，作为演出而存在的戏剧是瞬间的，永远不会有两次完全相同的演出，正因如此，印刷剧本只是对过去一系列的演出所做出的相对完美的记录。所以，将一部文艺复兴时期戏剧视作某一位作者完成的剧本定稿是存在问题的，剧院和印刷厂运作的一些程序加剧了剧本最终呈现的复杂性。

本·琼森在1616年出版了其作品集的大对开本，其精美的扉页上赫然标明“本杰明·琼森作品集”（The Workes of Benjamin Jonson），并在作品封面刊登了作者本人的肖像。67接着，莎士比亚的同事仿效此举，在1623 年出版了一本他们已故朋友的作品全集，即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对开本，同样将作者的名字和肖像印在了封面上。这种形式引导我们将这些作品看成是一个被明确定稿的作品整体，而且它们是一位富有灵感的作家经年累月、笔耕不辍的成果。然而真正的事实却是，文艺复兴时期很少有独立工作的剧作家。第一对开本含有莎士比亚在其职业生涯末期与约翰·弗莱彻合写的一部作品——《亨利八世》［Henry Ⅷ ，或《都是真的》（All is True）］，约翰·弗莱彻是国王剧团一位很有前途的新秀作家。然而，第一对开本并没有提及弗莱彻的参与，而这部戏也被呈现为莎士比亚独立完成的作品。第一对开本还排除了莎士比亚与弗莱彻合作的另外两部戏剧——《卡登尼欧》（Cardenio，已佚失）68和《两位贵亲》（The Two Noble）。第一对开本未能厘清作者问题，其中可能包含更多由其他作者经手的作品［例如《泰特斯·安德罗尼克斯》、《亨利六世》的第一部分、《麦克白》、《雅典的泰门》（Timon of Athens）］，并排除了那些可能有过合作者参与的作品。［比如《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 ）和《泰尔亲王佩力克里斯》（Pericles）］。69由莎士比亚亲笔写就的戏剧手稿，给了我们关于莎翁从事剧本合著的确切证据，它也证明合作是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写作的惯例。莎翁的这部戏是《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是16 世纪90 年代早期的残稿，不仅莎士比亚，安东尼·蒙戴、亨利·切特尔（Henry Chettle）、托马斯·德克尔和托马斯·海伍德（Thomas Heywood）等人都为之作出过贡献。70相较于莎士比亚，许多作家更多地利用合作模式。切特尔作为职业作家之一，曾为菲利普·亨斯娄以每部戏6英镑的价格工作，他在1598～1603 年间贡献了大约49 部戏剧，其中36 部均为合作作品。71他的同事海伍德宣称自己曾经在不少于220 部戏剧的创作中“或全权编制，或掌控大权”。72

图2-9　莎士比亚戏剧第一对开本的扉页，1623年。莎士比亚肖像由马丁·德罗肖特（Martin Droeshout）绘制。

由于合作往往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许多现代编辑或读者难以识别具体的分工。例如，在《亨利八世》和《两位贵亲》中，虽然在某些段落里，我们可以发现莎士比亚和弗莱彻之间文体风格的差异，73但还是有令人难以区分的内容。在《两位贵亲》中，狱卒的女儿为爱而疯狂，她一边在湖边采集野花，一边断断续续地唱着情歌，包括“柳树，柳树，柳树”，强烈地呼应着苔丝狄蒙娜以及奥菲莉娅的声音；然而，这些段落的描述看上去似乎仍然是由弗莱彻的风格所决定的，弗莱彻大概是要对他杰出的同事表达自然而然的激赏与模仿。74我们不知道这些合作者是否先分配场景再独自创作，还是相互讨论他们各自所写的场景，抑或是细读和修订彼此的段落。所有这些疑问都为现代编辑造成了困难，一些学者认为寻找并确定每个作者的贡献非常重要，而另一些学者更喜欢将戏剧视为一个艺术创造的综合工程。75

当时，有一个特定的职业叫“剧本校定”（play-fixer），专门负责编辑和校对剧本。德克尔为亨斯娄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如此。校对剧本的工作，无论是由专门的剧本校定者、主要作者还是其他人来完成，都使我们对剧本统一性问题的研究变得更为复杂，并且为现代编辑的选择创造了困难。马洛的《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1588～1589）有两个明显不同的版本，现标明为A剧本（出版于1604 年）和B剧本（出版于1616 年）。这两个版本后来都对原始的剧本和演出（时间可能在1588～1589 年之间）进行了大幅删减。B剧本较长，添加了A剧本中没有的676行，但也漏掉了A剧本中的36行，许多地方进行过微调。学者们对两个剧本的起源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辩论。一种理论是，A剧本在作者原始手稿的基础上，由一位合作者添加了更多的滑稽场景；而另一种理论是，B剧本是在马洛死亡（1593）至少10年后，另一位作者大量修订的结果。《浮士德博士》是一部非常受欢迎的戏剧，无可争议地在剧院风行多年，这一推断有事实为证：在1602 年，亨斯娄记录了他支付4英镑给威廉·伯德和塞缪尔·罗利，“作为修订《浮士德博士》的报酬”。76编辑可以决定在印刷A剧本时将B剧本的段落放在附录中，反之亦然；或者直接将两个版本同时付印，因为它们之间的不同足以构成两个不同的作品，而且两个版本的《浮士德博士》在早期英国的剧院中都曾被阅读和上演。77

一些莎士比亚戏剧也因莎士比亚本人或其他人的修订而导致版本问题。《麦克白》最早的印刷版本见于1623 年第一对开本中，其中添加了两首来自托马斯·米德尔顿的《女巫》（The Witch，1616）中的歌曲。这些歌曲分别出现在三幕五场和四幕一场中，对新的女巫角色赫卡特进行介绍，它们不同于更早的女巫戏，显得更具歌剧风格、更为轻快而淡化了阴郁恐怖；这些似乎也是出自米德尔顿的手笔。加里·泰勒（Gary Taylor）认为米德尔顿对剧本做了剪辑和添加，第一对开本大约百分之十一的内容也由他修改；因此，加里·泰勒和约翰·拉瓦尼诺（John Lavagnino）在其主编的牛津版《米德尔顿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中收入了《麦克白》。78

在其他的情况下，往往容易出现的问题则是同一部戏剧的两个或更多早期印刷版本之间的差异。许多莎士比亚戏剧不仅出现在第一对开本（这种大格式，作品集的大版本，Folio，简称为F 版），而且出现在4开本（更小、更便宜格式的单一剧本，Quarto，简称为Q版）。Q版和F 版之间的差异通常源于它们所依据的原始手稿之间的差异。戏剧的出版是一种新近的现象，而4开本剧本也被认为是只流行于一时的版式。剧作家并不在乎把他们的作品印制成剧本，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剧本，因为所有的剧本都是剧团的财产。印刷商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各种材料以确定剧本，包括“草稿纸”（作者粗略的草稿）、提词员所用的提词本、通过记忆重构出来的文稿（即出演戏剧中角色的演员对剧本的回忆，这通常是最不可靠的来源）。例如《李尔王》就有两个版本，其中的一版［《李尔王的历史》（The History of King Lear）］是1608 年的4开本，可能是根据莎士比亚的最初草稿编成，还有1623年的第一对开本全集，可能基于一本带有标注的第二版4开本［《李尔王的悲剧》（The Tragedy of King Lear）］，也可能源自已经遗失的手稿和提词者所用的剧本。Q版和F 版都被认为可以如实地反映剧本原来的面貌，但是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Q版具有F版中没有的300行，但是F版中有100行是Q版所没有的；有些场景在F 版中是缺失或删减掉的，包括李尔王在荒原的暴风雨中的那一场戏，很少会有现代导演希望将这一段删去。两个版本的结局也明显不同。在F版中，众所周知的结尾是李尔有一段临终前的台词：“你看到了吗？看看她。看，她的嘴唇。看看那里，看看那里。”他似乎认为考狄丽娅在呼吸，这是一个造成强烈的冲突和情感冲击的关键时刻，我们究竟该为李尔幸福地死去而倍感安慰，还是因为这带有欺骗性的希望，而进一步体验被命运所捉弄的残酷？然而在Q版中，结尾则变成了简单的“哦，哦，哦，哦！”

直到20世纪80年代，《李尔王》的编辑尝试假设Q版和F 版实际上反映了两种均不完善的剧本状态，因此通过整合每个版本中最好的片段，也许就可以大致还原这部戏剧在莎士比亚笔下最理想的状态。斯坦利·威尔斯（Stanley Wells）和加里·泰勒，也就是1987年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的两位编辑认为，Q版和F版代表了两种不同和有效的戏剧版本，第一版是在1605～1606年编写的，第二版是由莎士比亚自己于1609～1610 年修订的。因此，他们索性将两个《李尔王》的版本全部收入了莎士比亚的全集。这一当时看来稍显激进的决定，现在却得到了主流学界最广泛的认同。许多版本为了阅读和学习的便利，继续采取整合两个版本的《李尔王》的做法，但主流观点认为这样的版本和莎士比亚写出的任何一版都相去甚远。与此同时，按照与威尔斯和泰勒类似的思路，2006阿登版《哈姆雷特》的编辑决定将其两个早期4 开本（Q1版和Q2版）和对开本（F版）作为三个完整而彼此独立的剧本一起出版。Q1 版（可能是一个根据演员记忆重构出来的版本）中的独白把我们引入到一种不安的体验中：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完了。

死了，睡去了；睡去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

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

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倘不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

惧怕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

是它迷惑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不敢向我们所不知道的痛苦飞去？79

许多编辑的决定都还存在争议，他们强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恢复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剧本的本来面目的，因为它们不同于当代出版的剧本，我们可能会错认为它们也具备整齐规范的语言，并且那个时代的作者可能在不同时间段已经创作了不止一部“正宗”版本的剧本。此外，在16世纪和17世纪，把来源不一的剧本文字变成印刷剧本也是一个扑朔迷离的过程。首先，作者的手稿可能写得乱七八糟，以致某些地方很难解读，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我们手头的莎士比亚的《托马斯·莫尔爵士》的手稿残篇就是一例。其次，作家手稿通常需要剧作家或剧院抄写员再次誊写，以便能形成更为美观的版本，并且用作提词员所用剧本。在誊抄剧本的过程中发生错误是难免的，抄写员有时也会对剧本的某些地方作出他认为必要的改动。同样，提词员以及戏剧负责人也会作出删节和修改，而当提词员所用的剧本或一些其他手稿资料被送付印刷时，排字工人（或排字机）还可能发生错误。在对开本的《李尔王》中，当高纳里尔（李尔王的长女）和里根（二女儿）正在裁撤她们父王的侍从时，他抗议道：“哦，不要跟我说需要不需要（need）”，但在1608年的4开本中，他说的是：“哦，不要跟我讲什么约定（deed）。”毫无疑问，因为字母“d”处于排字工人的分隔托盘中字母“n”之上，偶然被错误地抬起而导致了误差。80此外，排字工人可能会进行有意的更改，以便节省空间或节省对字母表中常用字母的使用。简而言之，一个剧本从作家的写字台到印刷厂，经由许多人之手，在这一流程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可能遭遇被篡改的命运。81其中的一些改动，例如《李尔王》的“需要”和“约定”，是显而易见并可考察清楚的错误，但还存在着大量的，对我们而言是并不明显的错误，并非来自作者的改动。在研究莎士比亚戏剧或者其同时代的作品之前，为了深入洞悉作者的内心，我们必须谨记，我们所阅读到的内容并不完全是作者的原稿。

最近学术界关注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其实是由许多不同的片段所组成的。

序言和后记、歌曲以及供演员和听众所使用的各种形式的剧情摘要，往往要经由不同的人频繁修改，戏剧的主体部分也是相对分离。序幕可能只是为了首晚之夜或某一次宫廷演出而临时添加，而其中的某一首歌曲可能风靡一时进而超越了戏剧本身；戏剧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程度的耐久性。戏剧可能经常在送付印刷之前，其中的一些部分就已经遗失，或者插入了来自其他剧本的诸如歌曲和结语的片段。它不是一个统一和明确的实体。82

近来，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诸多研究强调了戏剧剧本的非固定和碎片化的特点。剧本的不稳定性、流动性让我们有一种它们是在水面上写就的感觉，或者说现代版本纸张上的那些词随时会从我们的指间溜走。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能会认识到，虽然现代版本是作者原作及最初舞台本的一个并不完美的记录，但编辑们已经注意到本章讨论的所有问题，并利用他们的学术专长在合理可能的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了最具权威性的剧本（或剧本全集，其中有各自独立的不同版本）。当我们将目光转向马洛、莎士比亚和琼森的戏剧时，我们将意识到他们经常与演员合作，有时也与合作者共同创作作品，他们的文字也可能在抄写员和排字工人的手中被改变。即便如此，这三位作家每人名下都有一系列作品，他们的作品都有不同的特征，并可以整体性地加以讨论。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确信，在这些作品集中，具有主导作用的还是剧作家本人。即便是最激进地反对独立作者论的戏剧学者，也不可能否认马洛、莎士比亚和琼森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作出了特别而又显著的贡献，接下来我们就将对此进行详细的探讨。

【注释】

1 Liza Picard, Elizabeth’s London: Everyday Life in Elizabethan Lond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2003), pp. 15, 28.

2 James Howell, Londinopolis: An Historical Discourse or Perlustration of the City of London (London, 1657), pp. 20, 22.

3 Picard, Elizabethan London, p. 22.

4 See Brian Crockett, The Play of Paradox: Stage and Sermon in Renaissance England (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 1995); Arnold Hunt, The Art of Hearing: Engish Preachers and Their Audiences, 1590–1640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2).

5 Thomas Middleton and Thomas Dekker, The Roaring Girl (1611), 3.1–4. All quotations from Thomas Middleton’s works are from The Collected Works, gen.eds Gary Taylor and John Lavagnino (Oxford: Oxford UP, 2007),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For more on this passage, see chapter 7 below.

6 Embroidered border (OED n.1 I.1).

7 Collar, necklace, or covering for the throat (OED n.1 1b, 2, 3).

8 Isabella Whitney, ‘The Manner of her Will, and What she Left to London’, in Isabella Whitney, Mary Sidney and Aemilia Lanyer, Renaissance Women Poets, ed.Danielle Clarke (London: Penguin, 2000), pp. 19–28, lines 41–74.

9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 213; Picard, Elizabeth’s London, pp. xxii, 31.

10 Picard, Elizabeth’s London, p. 118.

11 A lumbering cart, often a dung-cart (OED n.1 3).

12 Carters (OED n.1).

13 Presumably a knight whose valour lies mainly in prodigious drinking.

14 ‘Score’: credit account at the ale-house, recorded by a row of marks on a board, slate, or door (OED n.10a). Everard Guilpin, Skialetheia, or, A Shadow of Truth, in Certain Epigrams and Satires (London, 1598), Satire 5, sigs D4r-D7r.

15 Picard, Elizabeth’s London, p. 50.

16 Picard, Elizabeth’s London, p. 35.

17 Picard, Elizabeth’s London, pp. 30–31.

18 Ben Jonson, ‘On the Famous Voyage’, in The Complete Poems, ed. George Parfitt(London: Penguin, 1988), pp. 86–92, lines 124–48.

19 Picard, Elizabeth’s London, p. 90.

20 Picard, Elizabeth’s London, pp. 90–93.

21 H. H. Lamb, Climate: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vol. 2 (London: Methuen, 1977), pp. 568–70.

22 A game in which balls were bowled at targets (OED n.3).

23 Joseph P. Ward, ‘The Taming of the Thames: Reading the River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71.1 (March 2008), pp. 55–75; John Taylor, The Colde Tearme, Or, The Frozen Age, Or,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River of Thames (London, 1621).

24 Henry Machyn’s diary, quoted in John Nichols ed., The Progresses and Public Processions of Queen Elizabeth, 3 vols (London, 1823), vol. 1, p. 67.

25 Picard, Elizabeth’s London, p. 219.

26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p. 47, 117.

27 Tiffany Stern, Documents of Performan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9), pp. 36–62.

28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p. 117–18.

29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p. 121–54; Andrew Gurr, ‘Shakespeare’s Globe: a history of reconstructions and some reasons for trying’, in J. R. Mulryne and Margaret Shewring eds, Shakespeare’s Globe Rebuilt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7), pp. 27–47; John Orrell, ‘The Theaters’,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p.102–12.

30 Gabriel Egan, ‘Reconstructions of the Globe: a retrospective’, Shakespeare Survey52 (1999), pp. 1–16.

31 Ann Jennalie Cook, ‘Audiences: investigation, interpretation, invention’,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 314.

32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 213.

33 John Davies, ‘In Cosmum’, in The Poems of Sir John Davies, ed. Robert Kruger(Oxford: Oxford UP, 1975), p. 136.

34 Michael Drayton, Idea 47, in Maurice Evans ed., Elizabethan Sonnets (London: Dent, 1977), p. 107.

35 Edmund Gayton, Pleasant notes upon Don Quixot (London, 1654), p. 271.

36 John Marston, Jacke Drums Entertainment (London, 1601), sig. H3v.

37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 182. See chapter 6 below for more on the use of body-parts in revenge tragedy.

38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 198.

39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p. 187–8.

40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 191.

41 Gurr, ‘Shakespeare’s Globe’, in Mulryne and Shewring, Shakespeare’s Globe Rebuilt, p. 27.

42 The Fortune was a square building.

43 For more on this passage, see chapter 4 below.

44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 78.

45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p. 33, 49–55; Orrell, ‘The Theaters’,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p. 98–9; Streitberger, ‘Personnel’,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 350.

46 Antonia Southern, Player, Playwright and Preacher’s Kid: The Story of Nathan Field, 1587–1620 (London: Athena Press, 2009), pp. 11–12.

47 Ben Jonson, ‘Epitaph on S. P., a Child of Q[ueen] El[izabeth’s] Chapel’,Complete Poems, ed. Parfitt, p. 81.

48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p. 154–63; Orrell, ‘Theaters’,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p. 98–102.

49 John Webster, The Duchess of Malfi, in The Duchess of Malfi and Other Plays, ed.René Weis (Oxford: Oxford UP, 1996), 4.1.53.

50 See The Chamber of Demonstrations: Reconstructing the Jacobean Indoor Playhouse, http://www.bristol.ac.uk/drama/jacobean/project1.html.

51 Tiffany Stern, Making Shakespeare: From Stage to Page (London:Routledge, 2004), p. 30.

52 Mulryne and Shewring, Shakespeare’s Globe Rebuilt, pp. 189–91.

53 Revision to Stowe’s Annales for 5th edition (1631), as quoted in E. K. Chambers, The Elizabethan Stage, 4 vols (Oxford: Clarendon, 1623),vol. 2, pp. 373–4.

54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 215.

55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p. 45–6. For more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Lord Chamberlain’s Men, see Streitberger, ‘Personnel’,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p. 345–7.

56 ‘Robert Greene on Shakespeare (1592)’, in Norton Shakespeare, ed. Greenblatt et al., pp. 3299–300; Jonson, Timber: or Discoveries, in Complete Poems, ed. Parfitt, p. 394.

57 James Shapiro, 1599: A Year in the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London:Faber, 2005), pp. 12–13.

58 Streitberger, ‘Personnel’, p. 354.

59 See chapter 4 below for more on Shakespeare’s witty fools.

60 Ben Jonson, ‘Explorata: Or Discoveries’, in The Complete Poems, ed.George Parfitt (London: Penguin, 1988), p. 398.

61 James Wright, Historia Histrionica (London, 1699), p. 5.

62 John Webster, ‘An excellent Actor’, in New Characters (Drawne to the Life), attrib.Sir Thomas Overbury (London, 1615), sig. M6r; Thomas May, The Heire (London, 1622), sig. B1r.

63 Stern, Making Shakespeare, p. 63.

64 See Simon Palfrey and Tiffany Stern, Shakespeare in Parts (Oxford:Oxford UP, 2007).

65 Thanks to Nick Hutchison for pointing out this example.

66 Webster, ‘Excellent Actor’, sig. M5v. See Andrew Gurr, ‘Who strutted and bellowed?’, Shakespeare Survey 16 (1963), pp. 95–102.

67 For more on Jonson’s publication of his Works, see chapter 5 below.

68 For traces of Cardenio in an eighteenth-century play, see Double Falsehood or the Distressed Lovers, ed. Brean Hammond (London:Arden Shakespeare, 2000).

69 Brian Vickers, Shakespeare, Co-Author: A Historical Study of Five Collaborative Plays (Oxford: Oxford UP, 2002).

70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RSC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 ed. Jonathan Bate and Eric Rasmussen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07), pp. 2464–8.

71 Emma Smith, ‘Chettle, Henry (d. 1603x7)’,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Oxford: Oxford UP, 2004),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5245, accessed30 June 2011.

72 Thomas Heywood, The English Traveller (London, 1633), sig. A3r.

73 See William Shakespeare and John Fletcher, The Two Noble Kinsmen,ed. N.W.Bawcutt, introd. Peter Swaab (London: Penguin, 2009), pp. xxxvi–xlvi.

74 For more on The Two Noble Kinsmen, see chapter 7 below.

75 Compare William Shakespeare and John Fletcher, King Henry VIII, ed. Gordon McMullan (London: Arden Shakespeare, 2000) with John Fletcher and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Two Noble Kinsmen, ed. Lois Potter (London: Arden Shakespeare, 1997).

76 Marlowe, Faustus and Other Plays, pp. xvi–xvii, xxvi–xxviii.

77 Eric Rasmussen, ‘The revision of scripts’,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 459.

78 Thomas Middleton, The Collected Works, gen. eds Gary Taylor and John Lavagnino(Oxford: Oxford UP, 2007), pp. 1165–1201.

79 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The Texts of 1603 and 1623, ed. Ann Thompson and Neil Taylor (London: Arden Shakespeare, 2006), 7.115–22.

80 Stern, Making Shakespeare, pp. 151–52.

81 Stern, Making Shakespeare, pp. 141–58.

82 Stern, Documents of Performance.

第3章　马洛

1587年，一位意气风发的天才登上了伦敦的舞台：

从叩击天资的静脉

并抑制着小丑般的狂妄，

我们会将你带入战争的威严帐篷，

在那里你会倾听到塞西亚人帖木儿大帝

用惊人的措辞威震世界。1

这是克里斯托弗·马洛的史诗戏剧《帖木儿大帝》第一部分的开场白，这部戏剧是马洛在公共剧场上演的首个剧本。该剧一扫剧院“吉格舞”（jigging）的节奏和“丑角”（clownage）的风气，宣告了一种前所未见的戏剧风格的到来。观众必须对舞台演出给视听带来的强烈冲击有所准备，因为这部戏剧高潮迭起，其壮观的场面和对暴力的呈现，将会令观众体验到史无前例的震撼。

马洛出生于1564年，与莎士比亚同年，在《帖木儿大帝》上演时年仅23岁。与莎士比亚一样，马洛是一名乡镇商人的儿子。他们的身世也有几分相似：莎士比亚的父亲是斯特拉特福的一名手套贩卖商，马洛的父亲则是坎特伯雷的一名鞋匠；和莎士比亚一样，马洛也毕业于当地的语法学校（他曾就读于坎特伯雷的国王学校）。与莎士比亚不同的是，他后来获得奖学金，得以进入剑桥大学的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此外，不同于莎士比亚的还有，仅仅在《帖木儿大帝》首演获得巨大成功的6年后，马洛就英年早逝。然而在当时，他们二人中，在文学实验和创新领域率先独领风骚的却是马洛，他在不幸离世以前，已经创作出了多部文艺复兴时期最动人、最具特色的作品。2其文学遗产包括《帖木儿大帝》的第一、第二部分，《浮士德博士》、《马耳他岛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爱德华二世》（最早的英国历史剧之一）、叙事诗《海洛和利安得》（Hero and Leander），以及当时最流行的抒情诗之一《来吧，与我在一起，做我的爱人》（Come live with me，and be my love）。

图3-1　一个21岁男人的肖像，可能是克里斯托弗·马洛（于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这幅画作创作于1585年。

死亡与生活

考察马洛死亡的原因，对于我们理解他的生平和作品至关重要。因此，虽然从其人生的终点着手研究一位人物看起来也许有违常理，但马洛的死亡是我们开始讨论这位特殊人物的一个最佳起点。基本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他死于自己的声名狼藉。1593年5月30日，马洛和其他3个男人相约在德特福德市的埃莉诺·布尔夫人的合租房见面，然后又去了伦敦以东3英里外泰晤士河边的一个村庄。3人当天始终在一起，晚饭过后，马洛与其中一个名叫英格拉姆·弗里泽（Ingram Frizer）的人发生了争执。根据验尸官的报告显示，马洛“突然凶狠地，也是故意地攻击英格拉姆。他出于恶意当场拔出英格拉姆的匕首……并用同一把匕首两次刺伤英格拉姆的头部”。“出于正当防卫”，英格拉姆给予了回击，他用同一把匕首“刺向马洛，当场造成其右眼上方出现一处深2英寸、宽1英寸的致命伤口。由于这一致命伤口，马洛当场死亡”。3惨案发生之时马洛只有29岁。

马洛同时代的一些人，例如威廉·沃恩（William Vaughan）在1600年曾提及马洛之死，他认为马洛的死是上天对其粗鄙的作品和亵渎神明的观点的惩罚。沃恩夸大了诗人那可怖的死亡，他描述说英格拉姆“将匕首快速地刺进了马洛的眼中，当匕首拔出时，脑浆沾在了刀尖上，于是他当场毙命”，并将马洛的死因归为“上帝是真正的神圣正义的死刑执行者，终结了不敬的无神论者”。4然而，验尸官的记录表明，马洛与英格拉姆的争端只是因为“结账付款的金额，也就是说，无关神明”。5换言之，这是由于微不足道的账单支付问题而惹出的血案。有些现代评论家认为当时酒馆现场发生的只是一场小小的争执，是马洛粗暴和放荡生活方式一种体现，也是他短暂而辉煌的剧作家生涯的惨淡终结。然而，正如查尔斯·尼科尔（Charles Nicholl）在其最具影响力的书《审判》（The Reckoning，1992）中所探讨的，验尸官的报告中有几处细节前后矛盾。英格拉姆和另外两个在现场的男人尼古拉斯·斯克雷斯和罗伯特·波利，是暗中参与伊丽莎白女王的阴谋和间谍工作的可疑人物。有迹象表明，马洛自己曾经为政府充当过间谍或双面间谍。在挥舞致命的匕首时，支持英格拉姆的可能并非上帝的意旨，而是其背后的某个政治派系或某位权贵。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时期的政治不乏暗杀活动，而马洛显然是惹恼了某个政治派系或某位权贵，或早已是他们的眼中钉。6

因此，关于马洛的死因，至少有三个不同版本：神明报应、琐碎争吵及政治阴谋。关于马洛匪夷所思的死亡，夸张和纷乱的传言，已经遮蔽了对马洛的性格、生活及其相关作品的客观评价。不少人认为他天性中就拥有暴力的倾向，连他的死亡都与暴力有关，但是在重审证据后，这种说法受到了质疑。7其他一些学者包括尼科尔在内，认为马洛是一名间谍，擅长狡猾的掩饰和秘密的阴谋。1587年，当马洛还是剑桥大学的一名学生时，就因为经常旷课，学校拒绝授予其学位。最后是枢密院（The Privy Council）的神秘介入，让校方确信他“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事情中，为女王陛下提供了出色的工作……”，8他才顺利地获得学位。此外，只有间接证据表明他参与了情报活动。如威廉·沃恩所说的马洛遭到神谴的证据，同样是不确定的。在其死亡前后，理查德·贝恩斯（Richard Baines）将一些非常尖锐的谴责加诸马洛身上，包括以下这样的措辞：“那个克里斯托弗就是个混蛋，他的母亲是一位骗子”，“那个传道士圣约翰与克里斯托弗同床共枕，沉溺于他的怀抱，他们就是‘所多玛的罪人’（指男同性恋，所多玛指罪恶之地）”，“ 他们认为所有不爱烟草和娈童的人都是蠢蛋”，等等。9贝恩斯把马洛描绘为一个鸡奸者，同时还是一个渎神者；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剧作家，马洛曾与他共用一间写作室）也对他进行过类似的指控：“他（马洛）说圣约翰是我们的救世主基督亚历克西斯，我出于尊重，小心地替他掩盖此事。实际上，克里斯托弗的确对此人十分痴迷。” 10然而，基德的证据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因为这是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同时也是为了排除他人对基德本人的怀疑。贝恩斯也是一个极为不可靠的证人，一个双重间谍，他靠伪装生存，人们想听什么他就会投其所好地编造什么。

事实上，我们越是囿于证据，似乎离真实的马洛就越远，并将其分裂成破碎和矛盾的个体。曾有一段时间，批评家试图将马洛的作品同他的个性联系起来，并将其主人公看成他自己的化身。颇具说服力和有影响力的例子是哈利·莱文（Harry Levin）1954 年写的《超越者》（Overreacher），而10 年之后，A. L. 罗维斯（A. L. Rowse）更是简单地断言“浮士德即是马洛”。11 然而，学者们发现越来越难以就这位剧作家的性格取得一种确定的、并能达成广泛共识的观点，而学界也正在强调文学是虚构的创作。这些争议最终引出了这样的观点：“如今，在极端的轻率中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假想，它假设剧中的任何人物都是马洛的代言者。” 12那么，现在就让我们转向马洛的戏剧，转向那些他在短暂的生命中留下来的少量但非凡的作品，让这些作品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

永无止境的攀升思想^13

《帖木儿大帝》开场白中的那段“令人极度震撼的台词”，最常用于表达主人公对于权力的永无止境的渴求与追逐。这部戏剧取材于一位中世纪亚洲的征服者——帖木儿大帝的生平，14马洛笔下的帖木儿大帝是一名塞西亚牧羊人，后来他先后击败波斯、土耳其、大马士革和其他地区强大的统治者，最终建立了一个庞大统一的帝国。在有限的剧场空间里，马洛以宏大的史诗规模延伸并变换着异族的疆域。请看帖木儿大帝的将军向他报告征服的情形：帖勒士：我沿着尼罗河向马赫达河挺进……

随后，我向卡扎特斯进军，

在那里土著与我在战场相见，

同当地妇女我们成立一支联军；

我命令队伍前往桑给巴尔，

在非洲西部，我看到埃塞俄比亚的江海湖泊，

但在所有的土地上，放眼望去，不见大人和孩子。

因此，我又带着军队向马尼科出发……

诸如此类的语言呈现着作者恢弘的想象力。马洛生活在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利用地理和制图科学的最新发现时，马洛也在炫耀着他知识上的与时俱进。他那关于地名的列表勾画出一个想象世界里的版图，暗示了一种强大的权力的觊觎；这些地名列表也通过它们的异国情调和音乐，创造了一种地形学意义上的抒情诗体。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最主流的文体是无韵诗和五步抑扬格，而马洛的作品在文体形成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马洛发展出的文体形式被本·琼森誉为马洛式的“雄劲的诗行”。15其诗行通常习惯于行末停顿，即从一行到下一行很少有跨行连续或词意的非连续表达，每一行是一个独立的段落。然而，在一行诗句内又充溢着巨大的力量，通常在诗行的末端采用一个精致的、令人回味且能唤起无限听觉愉悦的名称，足以来表达帖木儿大帝所追求的梦想。“是否勇敢地成为一个国王”，他问道：“凯旋而归，横跨波斯波利斯。”他歌颂自己的名字：“因为‘意志’和‘责任’战胜了十五世帖木儿大帝。”他也歌颂他作为囚犯的新娘季娜葵特（Zenocrate）——埃及国王的女儿。他说：“我的战利品——我需打败五百号人，身处伏尔加河的惊涛骇浪，我们都在求婚，向季娜葵特，只有我，赢得了美丽的季娜葵特。”他经常与演员爱德华·阿莱恩（参见前文第2 章）合作，正是阿莱恩所塑造的威风凛凛的帖木儿大帝征服了戏剧舞台。马洛的剧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激烈的、扣人心弦的戏剧修辞。

马洛雄劲的诗行通常在拉斯·麦克唐纳（Russ Mcdonald）所谓的“滚动延绵”的风格中不断累积，营造出令人振奋的气势。16在下面这篇气势非凡的章节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戏剧诗以一种一往无前的气势喷薄而出，表现了帖木儿大帝那无畏和不可阻挡的意志：

大自然用四种元素塑造了我们，

它们在我们的内心不断交战，只为征服，

它教导并激励着我们的奋发精神：

我们的灵魂，它定能领悟

宇宙万物那奇妙的构造，

也能够测量出每个行星的轨迹，

不断地向着知识的无极高峰攀登，

犹如永不停歇的星球一样运转，

我们决心竭尽全力，永不停息，

直至收获最丰硕的果实，

那至美的天堂和完全的幸福，

甘醇的硕果，人间的王冠。

戏剧伊始，主人公帖木儿大帝听起来完全像是一位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正如15 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者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所描述的那样：

灵魂被一种神圣的奋斗所占据，它不满足于苟安和平庸，我们可能会渴望攀登最高的巅峰（只要我们想那么就可以做到），因此，我们倾尽全力向上攀登。让我们睥睨寰宇，不畏苍天，超越尘世，飞向那片最接近上帝的远离尘世的净土。17

虽然通过运用渐次激昂的排比诗行，以及“抱负”“攀登”和“前进”等词汇，帖木儿大帝的台词却并不以寻求天堂的极乐为终结，而是以“甘醇的硕果，人间的王冠”为终结。他既不会“睥睨寰宇”，也没有“超越尘世”，恰恰相反，在那惊世骇俗和离经叛道的表象之下，对于世俗价值和权力的重视超过了对精神成就的追求。

帖木儿大帝讨论了物质和物理，他和他的反对者的台词同样都是“暴力的诗篇”。即便是他孱弱的头号反对者——迈科迪斯（Mycetes），这位衰老的波斯国王，也渴望“看到我的这些乳白色的战马，满载被砍下的男人的头颅，它们从膝盖到蹄下，血迹斑斑，呈现出一场精美的演出”。马洛的原创戏剧《帖木儿大帝》是如此受欢迎，继而孵化出它的续集。前后两部戏剧不仅包含着同样暴力的诗句，还伴随着残酷暴力的场面：战败的土耳其皇帝巴加哲（Bajazeth），以其头颅撞击囚禁他的牢笼；帖木儿大帝逼迫特拉比松和索里亚的国王像马一般拉着他的战车，鞭打着这些被征服的君主，他大喊道：“驾！你们这两匹不识好歹的亚洲老马！”帖木儿大帝的这句台词为后来戏剧家们所纷纷仿效。18帖木儿大帝俨然一个生性残忍的人，但我们发现自己居然站在他这边，也许是因为他的对手更加糟糕，也许是因为他英勇的自我信念和强大的意志力量，也许是因为这个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观众认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主人公更加富有魅力，而马洛最大程度地迎合了观众的嗜好，尤其是在《帖木儿大帝》第一部分的最后一幕。帖木儿大帝围攻大马士革，城内的童男童女被派遣去向他求情。季娜葵特也恳求他宽恕自己的城邦，但帖木儿大帝立即命令他的骑兵冲向这些求情者，“死神向我展示奴仆的死亡，它端坐于他们长矛上猩红的鲜血之中”。令人吃惊的是，在以暴力激起滔天怨恨的同时，他不忘在诗行中展开美对于灵魂之影响的哲学思考：“那么，美是什么？是我所遭受的苦难？”也许帖木儿大帝是一个怪物，但他是一个充满感性、怀疑精神以及耽于冥想的怪物，他混淆视听，并将观众的道德感降低到混乱的状态。正如马克·桑顿·伯内特（Mark Thornton Burnett）所评论的那样：“观众，成了帖木儿大帝的俘虏，他们经常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震惊、困惑或者模棱两可的状态。” 19

最令人震惊的是，《帖木儿大帝》第一部分并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以惩罚征服者的罪行作为戏剧的终场，它显然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来加以构思的，因为《帖木儿大帝》第二部分（也是1587版）的序言明确指出，这一部分的创作动因是由于第一部分的轰动效应而增添的续篇。第一部分原本计划单独进行演出，但剧本远未如愿，既没有遵循悲剧的跌宕起伏的情节脉络，帖木儿大帝也没有因其狂妄而招致天谴（甚至他比任何其他文艺复兴戏剧中的主人公更加骄傲和自信），剧本的结尾是他最终到达成功之巅，庆祝不断取得的胜利果实以及与季娜葵特的结合。即使在第二部分的结尾，因为主人公死亡而出现了悲剧惯常的情节结构时，依然展现出了一种英雄人物永不停息和永无止境的意志的力量。他取来一幅地图，一一追溯曾经经历的战役和取得的胜利，然而代替先前狂喜的是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悲叹：“我必将死亡，然此心未被征服？”

马洛戏剧中的其他主人公都不具备堪比帖木儿大帝的生命意志，他们也无法像第一部分中的帖木儿大帝那样任意逃离正义的裁决。然而，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携带“永无止境的攀升思想”，尽管命运不济，但是他们的野心、欲望和反抗行为共同创造出一种立场极为含糊又令人不安的戏剧效果。巴拉巴斯，这位大名鼎鼎的马耳他岛的犹太人（《马耳他岛的犹太人》，约1590），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恶棍，他策划将他的敌人投入沸锅烹煮，结果自己却落得被请入瓮的下场。然而，当巴拉巴斯遇到迫害并识破他人的虚伪时，戏剧有力地表现出了他个性中那令人兴奋的生命活力和他巧妙的报复行动。当他被剥夺了一切之后，代替绝望的是类似帖木儿大帝式的意志的宣告：“不，巴拉巴斯天生有更好的机遇，比普通人有更好的天赋，只是现在这天赋无用武之地……不！我会活下去，否则我会厌恶自己的生活。”《爱德华二世》（约1592）的剧情结构较为复杂，其中塑造了几个渴望权力的人物，尤其是加夫斯通，这位国王最宠幸的臣子造出了“永无止境的攀升思想”（mounting thoughts）这一词汇。此外，还有篡夺了王位的小莫蒂默。虽然两人最终都失败了，并因僭越而被判死刑，但他们的意志使戏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特别是加夫斯通那感性放纵的诗歌（详见后文），以及莫蒂默的强势和骄横，他宣称自己“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让命运之轮旋转”。即使面对死亡，莫蒂默也显示出了不屈不挠的信念和勇于冒险的雄心，令我们再度回想起那位帖木儿大帝，他说：“不要为莫蒂默而哭泣，他蔑视苍生，作为一名旅行者，他要去发现尚未发现的国度。”加夫斯通和莫蒂默是对手，他们的价值观和性格完全相反，然而我们不能明确区分谁是英雄，谁是恶棍。

在《帖木儿大帝》之后，马洛的戏剧更符合传统的悲剧结构，但是在其中穿插了极具颠覆性且令人不安的素材。可资证明的是《浮士德博士》，该剧的主人公浮士德也是一位具有“永无止境攀升思想”的人。他研究逻辑、医学、法律和神学，却发现没有一个领域的学问能够满足他，于是他最终转向魔法。出身于小门小户的他^20居然可以嘲笑教皇，服务于神圣罗马的皇帝，并且拥有绝世美人——特洛伊的海伦。然而，他最终的结局仍然是堕入地狱。这部戏的许多其他内容可能会导致我们质疑，即他与魔鬼的协议是否可以带来他所希望的一切，而这将涉及后文将要探讨的一个复杂的问题——马洛戏剧对宗教的处理。

信仰

可以把《浮士德博士》看作是一部正统的中世纪晚期的道德剧。道德剧在其中显示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例如关于内心冲突的寓言人物的出现：浮士德在规劝他的好天使和引诱他的坏天使之间左右为难，难以抉择。对七宗罪的拟人化表现、促使浮士德悔改的善良的老者，以及戏剧结束时表现地狱入口的支柱，都显示该剧与道德剧千丝万缕的关系。除了稍显落后的戏剧手法，戏剧的大部分内容都可被作为基督教神学文本加以解读。简单来说，浮士德因为故意犯错，所以必须接受预期的惩罚。在戏剧的开头，他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但这不可能将观众转化为无神论者，因为它的观点显然是基于对于经文的断章取义和刻意歪曲。《圣经》中的确有“罪恶的报应乃是死”的原话，但同一章节还说：“但是上帝的恩赐是通过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让我们得以永生。” 21毫无疑问，许多马洛最初的读者熟谙《圣经》，所以可以判断出浮士德在歪曲经文，因此不会轻易地取信于他所标举的“上帝的残酷以及美德的毫无意义”之类的例证。此外，浮士德从利瓦伊那里获得的力量只是欺骗与嘲笑：它们只是“罗列魔术把戏，而且经常沦为闹剧，正如剧中购马者从浮士德那里购买一匹马，但它其实只是一捆干草而已”。即使是浮士德所拥抱的特洛伊的海伦也不是真正的海伦，而是一个邪恶的伪装者。当他召唤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皇帝情妇时，浮士德也承认：“我无法将那两具已故的身躯呈现在你们的眼前，他们早已化为尘埃。”

最重要的是，这部戏对浮士德命运的表现完全符合基督教对绝望之罪的理解。悔改以及神的怜悯的可能性对浮士德永远敞开，因为那位好天使、善良的老者以及其他人一再提醒他。例如，剧中一位学者说：“浮士德，仰望天堂。记住上帝的慈爱是无限的。”浮士德拒绝了上帝的慈悲，因为他犯了绝望之罪，这与骄傲之罪密切相关。22他相信自己的罪孽远远超出了上帝可赦免的范围：“浮士德的罪行永远无法赦免。诱惑夏娃的蛇可以得救，但浮士德不会。”然而基督教的教导是：上帝之爱是无限的。

尽管剧作采取了正统教条的框架，但以戏剧来公开验证神学教条的方式依然给当时的观众带来了极大程度的恐慌和不安。马洛让扮演浮士德的演员通过台词和动作在舞台上召唤魔鬼。文艺复兴时期的观众多为信徒，他们并不把舞台呈现的一切视为单纯的表演，他们认为这种演出可能充满了不安全，它潜藏着召唤出魔鬼的风险。而魔鬼赫然显现于舞台的传言的蔓延，则导致该戏被一股灵异的气氛所包围。这里有一个例子：

埃克塞特地区的某些演员，曾经在舞台上表演浮士德博士的巫术；当浮士德忙于其神秘的召唤术时，一些恶魔将他们团团围住，然后突然猛扑过去，每一个都警惕着身边的人，因为他们都有过被迫害的经历。其中有一个作恶太多的魔鬼，在一个短暂的停顿后希望人们可以宽恕他们，他们不会再进一步追究这起事件，人们逐渐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人人都急于逃避和此事的干系。据说，那些演员与那些晚上读书和祈祷的观众相反，第二天一大早就从小镇消失了。23

威廉·普林（Willian Prynne）在1633 年有过类似的回忆，他说：“魔鬼曾现身于贝尔萨维奇剧院的舞台上……我从许多现在仍然健在的人那里了解到当时的真相，那些活着的人还能清楚地记得此事。”24《浮士德博士》大胆地利用了信徒的恐惧，但马洛的观众显然并不相信有什么魔鬼存在并可以令他们远离戏剧，之所以这么说，盖因这部戏的演出取得了空前成功，在16世纪90年代和17世纪初期频繁上演并创造了相当可观的利润。25存在于这部戏中的危险因素反而成了令人不可抗拒的兴奋点。通过利用现实与演出、信念和怀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马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出戏远远超越了对于信仰的检验，它也可以被解读为对于信仰缺失的一种娱乐化展现，也是对“上帝的远去”甚至“上帝的缺席”的这一现代图景的预测。《浮士德》真的就是一个因为犯下绝望之罪，拒绝皈依上帝因而遭遇天谴的例证吗？或者因为没有什么上帝可以听到他充满激情的呐喊：“看啊！看啊！救世主为人类流的血洒遍了天空！”也许，戏剧可能暗示， 路西法注24比上帝更强大——“噢，我要纵身跳向上帝！啊，是谁在拖我向下？”路西法是恶世界的真正统治者，或许人类本身就是完全孤立和孤独的。当我们结合戏剧开幕和闭幕时浮士德那意味深长和极度痛苦的独白，也许可以发现，所谓的好天使和坏天使其实都可以被理解为浮士德内在心理分裂的外在戏剧性表现。从某种意义而言，这部戏可看作是一种隐喻：浮士德所呼唤的上帝和魔鬼路西法存在于每个个体的意识里。

浮士德的独白表明，马洛对英语戏剧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预言了现代人对疏离、矛盾和分裂的自我感知。浮士德被自己的智慧所诅咒，并因他自身高度成熟的感受能力而痛苦：“为什么你生下来时不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生灵？为什么你竟是一个有灵魂的人？”靡菲斯特，这位侍奉（也可以说是控制）浮士德的魔鬼伴侣，也促成了对主体性心理的深层探索，这种探索已经具有现代性的雏形。特别是靡菲斯特断言地狱不是一个地方，只是一种心态时，他揭示了这一点。当浮士德说：“怎么你现在走出了地狱？”靡菲斯特回答：“何曾走出来，这里就是地狱啊。”在此，这个情境可以再次被视为与正统的神学思想相合，正如靡菲斯特接下来的解释，地狱的定义就是从上帝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掉的地方。然而，他的言辞其实是给出了关于地狱的世俗化的理解，即认为地狱是完全源自内心并源自自我创造的。这种观点可能来自一名坚定的基督徒，也可能来自一名坚定的无神论者，抑或是来自一个在这两个完全相反但相互依赖的位置之间来回摇摆，但相当具有慧根的人。

马洛的其他戏剧在处理宗教问题方面同样显得晦暗模糊。《马耳他岛的犹太人》有效利用了反犹太的陈词滥调，将巴拉巴斯描绘成一个诡计多端、道德沦丧的恶棍，但他却比虔诚的基督徒更具有魅力——因为这些基督徒无所顾忌地援引宗教，为的是给自己夺取犹太人的财富作辩护。当巴拉巴斯假装与土耳其人和基督徒合谋时，他为自己辩解说：“因此，不偏袒任何一方，我才能在双方间斡旋，为我自己获得利益；谁能够让我获得最大的利益，谁就是我的朋友。这是犹太人历来遵循的生活，同样也是基督徒这么做的理由。”这部戏剧在观众中引发了反犹主义的情绪，但又以前述方式巧妙地逼迫观众进行反思。在《帖木儿大帝》中，基督徒也以同样的方式，利用那些虚浮的宗教辞藻来掩饰他们并不牢靠的美德，当基督徒打破与安那托利亚人的联盟时，他们的理由是：“这些异教徒，没有信仰或真正的宗教信仰，和他们在一起，我们不受制于基督教世界要求我们遵循的神圣法令。”结果他们惨败于安那托利亚人，而基督徒和穆斯林安那托利亚人都将此理解为是基督教上帝的复仇。这是反基督吗？这部戏剧严厉批评了基督徒对基督教真正宗旨的偏离，而基督教上帝的力量可以说是被肯定的。

帖木儿大帝反复称自己为“上帝之鞭”，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头衔。大多数时候，他所代表的是神圣的力量，这种神力（虽然并不明确地被称为“朱庇特主神”）致力于惩罚不公正和暴政。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样，他曾经接受过神谕：

鞭挞上天所憎恶的行径；

但我不愿做世界的君主，

即便由朱庇特主神加冕和授勋，

要嘉奖我的慷慨抑或高尚。

但既然我以一个更伟大的神之名，

那就是上帝的惩戒和世界的恐怖，

我必须使自己能适应这些框框，

在战争、流血、死亡和残酷中；

而天国永恒威严的力量

困扰着我所拒斥的民众。

由此看来，帖木儿大帝仿佛是神圣审判的工具，但在更多的时候，他威胁到了众神。在他的首次出场中，就恳求波斯指挥官铁里达莫斯和他一起共享未来的辉煌愿景，他不仅承诺“我们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且，“按照［朱庇特］登上天堂的那些步骤，我们可以像神一样不朽”。后来，在他的事业行将终结之时，他再次宣布，“让咱们向着天圉神祗们进军，在穹苍中竖起黑色的旌旗，以示帖木儿将斩尽天神”。然而，这一极端夸张的声讨，主要源于帖木儿大帝对季娜葵特之死的哀恸以及他本人对于疾病的屈服，在这一刻，对人类脆弱性的崭新认知胜过了对人的力量的展示。

最含糊不清和发人深思的是，帖木儿大帝是在公开焚烧古兰经和其他穆斯林圣书之后而罹患疾病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观众是否赞同对于“异教徒”圣书的破坏行为？是否会把帖木儿大帝的这种行为看作是亵渎神明？帖木儿大帝说，他以“满腔复仇怒火的神明”的名义燃烧古兰经，这神明“迸发出雷电，我是他的鞭子，我听命于他”。但是，这里并没有明确他所说的神明究竟是基督教的上帝、朱庇特主神，还是一些其他想象出来的神灵。如果这是伊斯兰教的主神对帖木儿大帝降下疾病和死亡，以报复他焚烧古兰经的罪孽，这就意味着伊斯兰教的主神可能比基督教的上帝更强大，或者至少与基督教的上帝同样强大。所有这些问题，在马洛的时代都可能极具话题性并极易引发争议，这都是由戏剧的开放性和煽动力所带来的群体效应。

天堂的道路

如前所述，马洛在其同时代人的心目中不仅是一名无神论者，而且还是一个喜好狎玩娈童的人。正如我们通过研究其作品所了解到的那样，其作品中提供的关于马洛个人宗教观点的证据，不能确凿地证明他是一名无神论者，虽然他的作品确实存在引发宗教争论的倾向。也许，我们还是要回归作品本身去找寻马洛本人对于“性”的态度、文艺复兴时期对于“性”的理解，以及同一时期的舞台对于“性”的表达方式。

16世纪并不存在“同性恋”这个词汇，它是一个19 世纪晚期的新发明。自那时起，科学和医学调查确定了性取向的多样性。性取向开始被认为是身份认同的一个方面——一个人可能将自己定义为“同性恋”。在马洛时期，情况却并非如此。与我们现在理解的同性恋行为最密切的相关词语是“鸡奸”等，鸡奸可能包括一系列不自然的性行为，特别是那些并不属于生殖范畴的性行为。两者都与各种各样的罪恶有关，包括异端邪说、巫术和叛国罪，鸡奸在当时是一种严重的罪行。26然而与此同时，古典哲学、艺术和文学提供了许多男子之间同性相爱的著名例子。在柏拉图的《会饮篇》（Symposium）里，男性之间的爱被认为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爱都更有价值，并被推崇为一种精神超越的途径。在神话中，朱庇特主神不仅诱惑了许多女性，而且还格外钟爱为他斟酒的美少年伽倪墨得斯。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雕塑不约而同地将美寓于裸露的男性身体之中。27马洛的叙事诗《海洛和利安得》（1593）也强烈地表明，诗人对于这种美感到无与伦比的倾心与赞赏。在这首诗中，马洛对于年轻的主人公做了情色方面的描述：

鲜美的肉给味觉带来享受，

正如触摸和摩挲他的颈项，

那里比珀罗普斯的肩膀还要白皙注25，28我可以告诉你们，

他的胸脯是多么的光滑，他的腹部是多么白净，

他那不朽手指所到之处，

就是天堂的道路，伴着好奇的碰触，

沿着他的后背蔓延。29

这是多么细腻的观察和感性的表达，以至于我们毫不怀疑作者本人曾以相同的方式，挑弄并轻咬一个皮肤白皙的男孩的肩膀，并用手指自上而下划弄其完美绝伦的脊椎的线条，或者至少作者对于这样的愉悦产生过强烈的幻想。

马洛的戏剧还包含着不少同性恋的片段。如《帖木儿大帝》一剧中，主人公在向新娘季娜葵特求爱时，其修辞在表意和力度方面，远远不及他对波斯指挥官铁里达莫斯的表白，他说道：“是怎样强大的魔法能屈服我的灵魂？……仅凭你的语言，和你的相貌，我已完全被降服了。”毫无疑问，这位波斯将军被他的话语深深打动。

但是，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我们从马洛作品中得到的绝不会是对某个观点的直接注解。在那首关于海洛和利安得这一对著名同性恋情侣的诗歌中，有着对利安得极为浓艳的描述。相比于女主人公海洛，诗人对利安得有着更加完美和饱满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不啻是对文学惯例的嘲讽，因为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诗歌中，诗人通常刻意赞颂的是女性的美貌。马洛还描写过不少关于老年人渴望年轻男孩的滑稽戏。当利安得横渡赫勒斯蓬特海峡时，尼普顿发现自己对利安得的身体有种无法抵挡的迷恋，这使他变得蠢笨和轻佻——“他拍打他那丰满的脸颊，玩弄他的发辫，喜不自禁，他的爱欲罢不能。”

《狄多，迦太基女王》（Dido，Queen of Carthage）这出戏剧也许是马洛最早的作品（大约写于1586年，当时他还是一名剑桥学生）。戏剧一开始就表现了痴迷的朱庇特“将伽倪墨得斯抱在其膝盖上逗弄”。这位天神承诺要赐予这位美少年任何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任性的伽倪墨得回答说：“在我耳朵上挂上珠宝，并在我帽子中放一枚精美的胸针，那么我将与你拥抱一百次。”30在这里，诗人再次坦率地承认男人可能会对其他男性产生性的感觉，其中混杂着愿意降低自我身份的心理。这些例子充分表明，马洛认为猥亵男童体现了人性的缺陷并构成讽刺作品所描绘的对象。

马洛关于男性之爱的最完整和最有趣的描述体现在《爱德华二世》中。正如《帖木儿大帝》第二部、《浮士德博士》和《马耳他岛的犹太人》一样，剧本采用了传统的悲剧情节起承转合的发展结构，讲述了一个关于警示和劝诫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因僭越而招致了神明的报应。爱德华二世置国王的责任于不顾，宠爱加夫斯通并沉湎于个人欢娱，结果导致大权旁落，并最终遭到了可怕的报应——被弑身亡。事实上，出版的剧本在表现爱德华的死亡时，仅以一张桌子作为道具，凶手将桌子压在他身上并用力踩踏。然而，观众会联想到霍林斯赫德在其编年史中所记载的历史：

某个晚上，当他在床上熟睡之时，他们突然闯入他的房间，把铺着厚厚的羽绒床垫的床或一张桌子（有些记载这样写）掀翻在他身上；他们压住他，将一个角柄插入其肛门，并注入滚烫的液体，或者像其他版本所描述的那样，把一个喇叭形管子或烧红的铁条插入他的肛门，当场捅死/烫死了他，但从外观上察觉不到任何伤口或损伤。31

爱德华的遭遇和地狱中的刑罚相似。一般认为，地狱中的罪人要接受与其罪孽相当的惩罚，比如贪食者会被迫吞食老鼠、蟾蜍和蛇等。爱德华所受的惩罚也许可以被视作他对别人施加罪恶的报应，是严厉的神明降罪使然。前述场景的很多方面均表明这是天意因罪施刑，是神的制裁。爱德华所在的地牢是“污水坑，而城堡中所有的污物均倾入其中”。在此，地牢被喻为城堡的肛门。将爱德华残忍杀害的人叫作莱特邦（Lightborn，意为“晨曦之星”），是魔鬼路西法的另一种翻译。所有这些都是象征主义和寓言性的。然而，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爱德华之死的残忍，以及他本人在死亡之前所遭受到的痛苦和耻辱。事实上，正是在对于痛苦的忍耐中，他变成了一个圣人和殉道者。看守并折磨他的人注意到——“他的身体能够忍受的痛苦，大大超过了施刑的极限，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再次攻击他的内心”。任何将其处死的正当性以及任何爱德华自己的辩词，均没有其可怖和令人怜悯的命运来得更加令人震撼。

如果我们回顾戏剧中那些导致爱德华死亡的事件，那么孰是孰非便变得更加难以断言。爱德华对加夫斯通的宠爱显然使他堕落为一个不称职的国王——在戏剧的第一场，爱德华以近乎失态的方式问候刚刚流亡回来的加夫斯通，他说：“我祈望看见你，那使我欢愉无比。海水还未曾将那载着你的船只送走，它已然淹没了我的疆域。”同时，加夫斯通自己的戏剧诗很可能在现代读者和观众中造成隔阂，这有助于我们推测他可能在马洛最初的一批观众中曾经引起过强烈的冲突和反响。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提供给国王的乐趣有点奇怪：

我所要的是放纵的诗人、愉快的智慧，

我钟情乐师取悦王君的琴韵。

用我喜欢的方式吸引柔情的国王。

我的国王，诗词歌赋是他的喜好；

夜晚我要举行意大利的假面舞会，

一个沐浴着月色的可爱男孩儿，

他的头发闪耀着如水波流动的光辉，

他裸露的手臂环绕着珍珠的冠冕，

他那可爱的手里握着一根橄榄枝

掩藏着人们乐于看到的神秘，

他沐浴在春日的无限光风里。

然而，其他人可能会觉得这一幕极其像在描写一名男同性恋者，可以肯定的是，加夫斯通带给爱德华的是一个充满了乐趣、智慧和想象的世界，在许多方面比领主的军事封建制度更具有吸引力。在描述爱德华与加夫斯通时，马洛最常用的词是“嬉闹的”，特别令领主们烦恼的是，国王和他的男宠嬉闹玩乐、盛装示人，并且热衷打扮与享乐。莫蒂默抱怨说：“当其他人从窗下走过时，国王和他站在窗口嘲笑我们，嘲笑我们的队列，并讥讽我们的服装。”莫蒂默质问爱德华：“你何时在遍布旌旗的战场出现过？那时，你的士兵会像伶人一样行进，热衷炫耀他们的长袍，而不是盔甲；而你自己，披金戴银，跨着战马向众人悠闲地微笑致意，头冠上的金属饰片摇曳闪亮。”当领主们指责加夫斯通对国王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时，他很难与这些叛逆的领主抗衡，但同时，加夫斯通对领主们的评价也是一语中的，他指出领主们的腐败：“你们一生下来就取得了荣耀——那由低劣的铅制成的爵位，心安理得地在自己的家中，坐享佃农的牛肉。”

显然，所有这些争论所未能谈及的是，加夫斯通带给爱德华的不仅是避世和欢愉，而且还有畸形的爱。当莫蒂默轻蔑地嘲笑爱德华：“你为什么要爱那个被全世界讨厌的人？”爱德华作出了惊心动魄的回答：“因为他比全世界的人都更爱我。”然而，即使是这样强烈的爱意，也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怀疑所破坏，那就是爱德华有可能遭到欺骗，加夫斯通的真正动机可能并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个体的私欲；毕竟，加夫斯通在戏剧一开始就宣称：“降临在加夫斯通身上的幸福是什么，难道就是成为国王的最爱？”这里显然包含着政治的话题，因为这似乎暗示了伊丽莎白一世对于风度翩翩的年轻臣子的偏爱，她对于平民沃尔特·雷利的快速提拔，以及随之而来的宫廷派系的分裂与斗争。在剧中，领主们对加夫斯通的异议，更多是出于阶层和权力，而非其作风问题。老莫蒂默指出“最强大的国王，麾下也有佞臣”，并举出亚历山大和赫费斯提翁、大力神赫拉科勒斯等诸多的例子。爱德华与加夫斯通的关系似乎并不应该被理解为前者令人震惊的受虐情结，而是应当被理解为爱德华对一个少年无伤大雅的迷恋。然而，加夫斯通的问题不是现代观众所理解的性取向问题，而是他上位太快的事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打算“用我喜欢的方式吸引温顺的国王”。然而，这种政治野心使我们再度审视他对国王情感的玩弄，以及他不计其余地迎合国王的欲望和幻想的方式，也正因为此，政治、阶级、性和美学的冲突都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马洛的戏剧开放了激烈的富有挑衅性的政治问题，在保守和颠覆两种立场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和难以终结的辩论。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探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主要是通过不同类型的合作得以完成的。马洛将他的几部戏全部卖给了菲利普·亨斯娄，计划在玫瑰剧院由海军上将供奉剧团进行演出。虽然马洛从未固定地和任何剧团打交道，始终保持了作为一名自由作家的独立性，但与海军上将供奉剧团的人一起工作的过程，他还是收获了宝贵的机遇——那就是与爱德华·阿莱恩的合作。阿莱恩演活了马洛笔下的帖木儿大帝、浮士德和巴拉巴斯等角色，这些角色和剧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富有激情的表演。马洛可能也与其他作者有过合作，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也许是《狄多，迦太基女王》和《帖木儿大帝》的合作者；基德可能是他创作《马耳他岛的犹太人》的合作者。32然而，一种独特、充满魅力的文风贯穿了他的所有作品，使它们成为典型的马洛式的剧本。他的戏剧被广泛地复制和效仿。从16 世纪90年代到17世纪初，在这个大多数戏剧仅仅上演一次或几次就销声匿迹的时代，马洛的戏剧一直受到观众的追捧。从1592 年到1596年，仅《马耳他岛的犹太人》一剧就在玫瑰剧院连续上演36 场；从1594年到1597年，《浮士德博士》也连续演出了24场，这都是没有被打破的纪录。33马洛之后的剧作家都艳羡他的成就。我们无从得知莎士比亚对马洛这个人的喜恶，但莎翁在《皆大欢喜》中曾向作为剧作家的马洛致敬。在该剧中，莎翁特意引用了马洛的《海洛和利安得》中的诗句：“过去的诗人，现在我明白了你的话果然是真：‘谁个情人不是一见就钟情？’”

显然，将马洛仅仅视为一位先行者是不够的，他的许多重要的创新确实为其他文艺复兴剧作家指明了道路，并使他们能够在其成就的基础上再创辉煌。在他的作品中，五步抑扬格和无韵诗终于创造出了生机勃勃和鼓舞人心的戏剧诗。在其诗歌的影响之下，戏剧舞台可以变为广袤的异国疆土；与此同时，他也开创了独白作为探究个人主观心理所能达到的深度。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表明戏剧是一种理想的媒介——它可以思考有争议的话题，挑战道德预设，展现对立的价值体系之间的交锋，并鼓励观众去思考那些发人深省的开放性问题。

最近，一位学者在考察完马洛研究的现状之后写道：“对于马洛的戏剧和诗歌研究而言，不存在任何唯一的固定或既定视角。这一观点同样也适用于马洛生平。” 34如果我们发觉在历代学者研究了马洛的生平和作品之后，我们依然无法建立对马洛的确定性认识，我们也许可以大致领略到，马洛的戏剧对他同时代的人而言，是何其令人吃惊、费解和兴奋。

【注释】

1 Prologue, Tamburlaine the Great, Part 1, lines 1–6, in Marlowe, Doctor Faustus and Other Plays, ed. Bevington and Rasmussen, p. 3. All further references to Marlowe’s plays are to this edition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2 See Roma Gill, ‘Christopher Marlowe’, in Fredson Bowers e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Elizabethan Dramatists (Detroit: Gale, 1987),vol. 62, p. 212.

3 Park Honan, Christopher Marlowe, Poet and Spy (Oxford: Oxford UP, 2005), p. 377.

4 William Vaughan, ‘Of Atheists’, in The Golden Grove (London, 1600), sigs C4v-C5r, quoted in J. A. Downie, ‘Reviewing what we think we know about Christopher Marlowe, again’, in Sarah K. Scott and M. L. Stapleton eds, Christopher Marlowe the Craftsman: Lives, Stage, and Page (Farnham: Ashgate, 2010), p. 43.

5 Honan, Christopher Marlowe, p. 376.

6 Charles Nicholl, The Reckoning: The Murder of Christopher Marlowe (1992; paperback, London: Picador, 1993).

7 Rosalind Barber, ‘Was Marlowe a Violent Man?’, in Scott and Stapleton, Marlowe the Craftsman, pp. 47–59.

8 Lisa Hopkins, Christopher Marlowe, Renaissance Dramatist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8), p. 9.

9 Honan, Christopher Marlowe, Poet and Spy, pp. 374–75.

10 Honan, Christopher Marlowe, Poet and Spy, p. 381.

11 Harry Levin, The Overreacher: A Study of Christopher Marlowe (London: Faber, 1954); A.L. Rowse, Christopher Marlowe: A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1964), p.150.

12 Downie, ‘Reviewing what we think we know’, in Scott and Stapleton, Marlowe the Craftsman, p. 44.

13 GAVESTON: ‘Come not here to scoff at Gaveston, / Whose mounting thoughts did never creep so low / As to bestow a look on such as you’(Edward II, 2.2.76–8).

14 See Hopkins, Christopher Marlowe, p. 24.

15 Ben Jonson, ‘To the memory of my beloved, the author Mr William Shakespeare: and what he hath left us’, in Complete Poems, ed. Parfitt,pp. 263–5, line 30. As noted in chapter 1 above, earlier plays like Gorboduc had used iambic pentameter and blank verse, but it was Marlowe who conclusively established these as standard for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16 Russ McDonald, ‘Marlowe and style’, in Patrick Cheney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hristopher Marlow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4), p. 66.

17 On the Dignity of Man, as quoted in Jonathan Dollimore, Radical Tragedy: Religion,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1984; 2nd edn,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9), p. 112.

18 One example of parody is Shakespeare’s Henry IV Part 2, where the bombastic Pistol speaks of ‘hollow pampered jades of Asia’ (2.4.141).

19 Mark Thornton Burnett, ‘Tamburlaine the Great, Parts 1 and 2’, in Cheney, Cambridge Companion, p. 142.

20 Prologue, line 11. All quotations from Doctor Faustus are from the A-text.

21 Romans 6: 23. Faustus quotes the Latin Vulgate Bible with his own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missing part of the verse is quoted here from the Geneva Bible, the English Bible in most widespread use in Elizabethan England. The Geneva Bible: A Facsimile of the1560 Edition, introd. Lloyd E. Berry (Madison: U of Wisconsin P, 1969).

22 ‘Despair’, in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www.newadvent.org/cathen/04755a.htm accessed 13 Aug 2012.

23 Chambers, Elizabethan Stage, vol. 3, pp. 423–24.

24 William Prynne, Histriomastix (London, 1633), f. 556r, quoted in Chambers, Elizabethan Stage, vol. 3, pp. 423–4.

25 Christopher Marlowe, Doctor Faustus, ed. David Bevington and Eric Rasmussen, Revels Play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3), p. 49.

26 Alan Bray, Homosexualit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1982; 2nd edn,London: Gay Men’s Press, 1988), pp. 62, 67, 70, 71; Bruce R. Smith,Homosexual Desire in Shakespeare’s England: A Cultural Poetics (1991; pbk,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4), pp. 11, 1, 41; OED, definitions of‘ homosexual’,‘ buggery’,‘ sodomy’.

27 Bray, Homosexuality, p. 65.

28 In myth, Pelops had an ivory shoulder, having been dismembered by his father and reassembled by the gods. Ovid, Metamorphoses, trans.David Raeburn (London: Penguin, 2004), 6.401–11.

29 David Norbrook and H. R. Woudhuysen eds, The Penguin Book of Renaissance Verse 1509–1659 (London: Penguin, 1992), p. 268, lines 63–9.

30 Christopher Marlowe, The Tragedie of Dido, Queene of Carthage,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ristopher Marlowe, ed. Fredson Bowers, 2 vols, (1973;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vol. 1, pp. 1–70, 1.1.1.s.d, 1.1.46–8.

31 Raphael Holinshed, The Third Volume of Chronicles (London, 1586), p. 341.

32 Downie, ‘Reviewing what we think we know’, in Scott and Stapleton,Marlowe the Craftsman, p. 38; Laurie E. Maguire, ‘Marlovian texts and authorship’, in Cheney,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lowe,pp. 43–4, 55.

33 Honan, Christopher Marlowe, Poet and Spy, pp. 183, 185, 219–21, 264; Thomas Healy, ‘Doctor Faustus’, in Cheney,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lowe, p. 179.

34 Robert A. Logan, ‘Marlowe scholarship and criticism: the current scene’, in Scott and Stapleton, Marlowe the Craftsman, p. 18.

第4章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和马洛始于同一时期，大约在16 世纪80 年代末期、90 年代早期。在1592 年的一本小册子中，莎士比亚被指责为自命不凡的抄袭者，这类负面评价至少可以说明，此时的莎士比亚已经颇有名望。1莎士比亚去世于1616年，享年52岁。他在生前已经拥有了荣誉和财富，并创作了大约40部剧本。他对历史剧的发展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并将悲剧和喜剧的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他还全面地融合和拓展了各种戏剧类型。除了叙事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和《鲁克丽斯受辱记》获得极大成功之外，他的十四行诗也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诗篇。2本章将概述莎士比亚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历史中的地位，并探讨他对不同戏剧体裁所作出的主要贡献。

拒绝剧场艺术

了解莎士比亚戏剧成就的最佳方式就是关注莎翁本人在作品中的真实思考，在他的不同作品中都呈现着他的思想。《仲夏夜之梦》讲述的是夜晚雅典郊外的森林所发生的疯狂而又梦幻的故事。戏剧伊始，忒修斯公爵有感而发，大谈他对于想象力的藐视，但事与愿违，他的演说却最终演变成了对想象的礼赞。他宣称自己不相信，也不了解疯子、情人和诗人“纷乱的思想”和“幻想的雕琢”，但却赋予心灵的创造力以动人的形容：“诗人的眼睛在神奇的狂放的一转中，便能从天上看到地下，从地下看到天上。想象会把不知名的事物用一种方式呈现出来，诗人的笔再度赋予其如实的形象，空虚的无物也会有了居处和名字。”读到这一段话，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这其实正是代表了莎士比亚本人对艺术及其力量的认知，更何况该剧创作于16世纪90年代中期，此时的莎翁正步入一生中最成熟的创作期，他意识到自己在忒修斯的出场中正在完成一部绝无仅有的经典杰作。最具有反讽意味的莫过于此，在试图消解诗人“幻想的雕琢”的意义中，忒修斯——作为神话人物同时也是剧中人——意味着也消除了自我存在的意义。

图4-1　莎士比亚纪念碑［由汤姆·瑞迪（Tom Reedy）摄于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圣三一教堂］。最可信的莎士比亚肖像即该半身塑像与马丁·德罗肖特所作的版画（见本书第74页）。

忒修斯恰好是在“做工过活的胼手胝足的汉子”（指波顿和他的朋友们）为他表演戏中戏之前发表这一演讲的。这组业余演员的出场，目的固然是博得观众的一笑，但也进一步促使我们去思考戏剧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起先，他们愚蠢地认为剧本中的所有事物都必须真实地展现在舞台上：“一些人必须得扮作‘墙头’，要在他身上涂着些灰泥黏土之类，表明他是‘墙头’。”他们还同样荒谬地认为观众会相信舞台上的所有事物都是真实的。这些工匠们担心在他们表演《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过程中，出场的狮子会吓到一些女性观众，于是决定让扮演狮子的演员“脸的一半要露在狮子头颈的外边”，以表明他并非一头真正的狮子，接着继续申明：“不，咱完全不是这种东西，咱是跟别人一个样的人。”这些业余演员太高估同时又太低估戏剧的说服力，然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这群工匠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了文艺复兴时期舞台演出的样式。如果剧本在观众想象中创造出一堵“墙”，且表演者们能够很好地吸引观众，引导他们并获得他们的认可，则观众会相信“墙”是真实存在的，即使那只是一个空无一物的舞台。当奥伯朗说到“我隐身了”时，很显然，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地实现隐身，但出于戏剧的需要，观众可以默认他真的隐身了。同样地，尽管穿着戏服的细木工匠斯纳格并非一头真正的狮子，但观众可以将其假想作一头狮子。这是一种演员和观众之间微妙的默契，然而，一旦斯纳格宣布自己毕竟只是一个人，幻觉就会被打破，这种由舞台假定性所带来的真实感也将会随之消失。

工匠们充当了反面例子，相比之下，一种由莎士比亚和宫内大臣剧团创造出的更为真实的戏剧，在马洛死后的几年里逐渐发展起来。波顿仍然沉溺于押韵有致的诗句，即使马洛式的五步抑扬格已将其取代。他还痴迷于《帖木儿大帝》的模仿者所采用的那种夸张的台词：

……扮霸王挺适合咱的胃口了。咱会把厄剌克勒斯扮得非常好，或者什么吹牛的角色，管保吓破了人的胆。

山岳狂怒的震动，

撕裂了牢狱的门；

太阳在远方高升，

慑服了神灵的魂。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区分了新古典主义式矜重虚夸的修辞和丹麦宫廷“真实”人物之间的对话。在哈姆雷特的要求下，伶甲朗诵了一段台词，它讲的是特洛伊的沦陷和赫卡柏的悲痛：

伶甲：可是啊！谁看见那蒙脸的王后——

哈姆雷特：“那蒙脸的王后”？

波洛涅斯：那很好；“蒙脸的王后”是很好的句子。

伶甲：满面流泪，在火焰中赤脚奔走，一块布覆在失去宝冕的头上，也没有一件蔽体的衣服，只有在惊慌中抓到的一幅毡巾，裹住她瘦削而多产的腰身；谁见了这样伤心惨目的景象，不要向残酷的命运申申毒詈。

毫无疑问，这些台词在修辞上极尽雕琢之能事，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莎翁借机对此加以讽刺，目的是将它同哈姆雷特等人的言语风格形成对比，使后者看上去更具真实感。莎士比亚对这种做作的修辞所持的态度不仅仅止于嘲讽，他的思考远远比这更复杂。波顿和其他工匠们所表演的《皮拉摩斯和提斯柏》很明显是与自然的表演观念相悖的；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段落却经常成为《仲夏夜之梦》演出中的亮点。在雅典的朝臣们用旁白讥讽他们时，人们却为这些业余的演员的表演喝彩，而且在其戏中戏演出结束时出乎意料地被感动。同样，哈姆雷特要求伶甲背诵这段关于特洛伊的戏剧的台词，因为他喜爱和欣赏这出戏开幕时的演出。他逐字逐句地回忆了开始部分，且在伶甲含泪结束表演之后，责备自己没有像这位表演者一样带给戏剧如此充沛的激情：“啊，我是一个多么不中用的蠢材！……赫卡柏于他有什么相干，他对赫卡柏又有什么相干，他却要为她流泪？要是他也拥有像我一样令人痛心的理由，他将要怎样呢？”莎士比亚建立了复杂的“现实”和“虚假”的内在层次，但如果我们更深入地加以缕析，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毕竟，哈姆雷特同伶甲一样也是表演者，仅仅只是“沉醉于虚构的故事和幻梦的激情”之中，他的独白虽没有像剧中演员那样采用绮丽的修辞，但是也远非日常生活的语言。

莎士比亚在其大量作品中始终展现出对现实和艺术之间那种精深微妙的复杂关系的浓厚兴趣，这一点在他晚期的戏剧中尤为显著。在《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 s Tale）最后一个场景中，国王里昂提斯受邀前去观看他妻子赫米温妮的雕像，赫米温妮于16年前因受里昂提斯虐待致死。里昂提斯惊讶于雕像的精细微妙和栩栩如生，它甚至逼真地再现了赫米温妮的皱纹——正如16年前的一样。里昂提斯不禁询问同伴：“你不觉得她就在呼吸吗？那些血管里面不真的在流着血吗？”他们赞叹着雕刻家的技艺：波力克希尼斯也赞扬这座雕像“妙极”。但是随着音乐响起，雕像开始走动并拥抱里昂提斯，原来这座雕像正是尚在人间的赫米温妮，她的朋友宝丽娜将此秘密保守了16年。

这一幕的剧情涉及多种艺术：雕刻家的艺术，它追求逼真地模仿自然事物；表演赫米温妮的演员模仿雕像的艺术；宝丽娜的表演艺术，她巧妙地藏起赫米温妮，担任着幕后的舞台监督，并用魔术般的技艺赋予雕像生命。确实，这里的艺术不仅逐渐演变为魔法，更演变为宗教信仰：在她命令雕像移动前，宝丽娜告诉观众：“你们必须唤醒你们的信仰”，这突出表现了戏剧演出和神圣仪式一样，高度地依赖于信念。同时，随着里昂特提斯大声呼喊：“啊！她是温暖的！假如这是魔术，那么让它是一种和吃饭一样合法的技术吧。”在这一刻，艺术和现实融为一体。这一幕使人产生一种惊奇感，那就是艺术和现实是如此难以区分：赫米温妮在进行艺术的创造？还是她本身就是一件真实的艺术品？我们真的看到一座雕像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吗？还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通过扮演一座雕像展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命运？在我们纠结于这些悖论的同时，这一场景唤起了观众内心最深处最强烈的情感，唤醒了曾经失去亲人或与所爱之人分离的那些相似的悲痛之情，为他们带来逝者或失去的爱人归来和重现时那狂喜的幻觉。同时，莎士比亚坦白地提醒我们，整件事情毕竟只是一场戏，只是一个虚假的故事。他借宝丽娜之口说：“要是告诉你们她还活着，那一定会被你们斥为无稽之谈。”作为一位经验丰富和异想天开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最大限度地促使他的观众心甘情愿相信那些不可能的事件，同时以其娴熟的技巧证明一个完全虚构的场景也可以感人至深。尽管它表现出的活动并不完全真实，但是它表达和唤起的情感却极为真实。

莎士比亚对其艺术的自我意识使他对“整个世界是一座舞台”（或者说，舞台即是一个世界）这类比喻尤其着迷，这些比喻在他的时代非常流行（见本书引言介绍）。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暴风雨》，在其中，普洛斯彼罗打断了假面剧的演出：

我们的狂欢已经结束了。我们的这些演员们，

我曾经告诉过你，原是一群精灵；

都已化成淡烟而消散了。

如同这段幻景的虚妄的构成一样，

入云的楼阁、瑰伟的宫殿、

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

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

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

我们皆为梦中的人物，

我们的一生是在酣睡之中。

这里的比喻看起来直截了当：舞台上的角色和场景如海市蜃楼，转瞬即逝；而人的生命也是如此。但是，细探究竟，情形却如此错综复杂。一心研究驾驭自然的魔法的公爵普洛斯彼罗的扮演者，只是他施展魔法而召唤的灵魂。这段独白区分了演出假面剧的精灵和观看假面剧的生灵。后者也就是普洛斯彼罗和《暴风雨》的其他主要角色，普洛斯彼罗暗示这些现实中的存在更具物质性，是更真实的存在。但是，他们果真是真实的吗？难道现实不是另一个层次的幻象吗？幻觉和现实的不同层次显示出其互相矛盾而又互相趋同的比照。当普洛斯彼罗说到“入云的阁楼”和“瑰伟的宫殿”时，看上去他所指的是舞台以外的现实世界，他的这些描述同历史资料中詹姆斯一世时期宫廷假面剧的许多设置非常相似（见本书第5章）。3当他提到“地球自身”时，他不仅是指世界，也是指环球剧院（《暴风雨》曾在此首演）。在这段话中，世界和舞台紧紧缠绕在一起，其内在的意蕴甚至比我们最初所意识到的更加复杂，它们的边界模糊不清又相互重合，进一步强调出二者所传达的共同性，那就是人生的“无常”。如果现实就像舞台，那么这种设置的确使得舞台更为逼近现实。

模仿真实的人

尽管莎士比亚总是自觉地关注戏剧的假定性，他自然的戏剧风格也常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早在1623年，在莎士比亚戏剧集第一对开本的前言诗中，他的朋友本·琼森写道：“自然本身也骄傲于他的设计，很高兴接受他台词的装扮！这些台词经过充分纺织，并编织得如此合身，因此，她不再惠于他人此等智慧。”4这一说法奠定了后世评价莎翁的基调，它被不断重复和改进，以至于世人公认莎士比亚是表现人性的最伟大的作家。例如，亚历山大·蒲柏在1725 年写道：“荷马自己没有直接从自然之泉中汲取艺术……他的人物角色无限接近于自然本身，以至于将荷马笔下的人物视作大自然的复制品是错误的，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一种诋毁……莎士比亚的每一个角色则犹如一个个活生生的人。”5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40 年后也给出了类似的评论：“莎士比亚优于所有作家，至少优于所有当代作家，他是自然的诗人，是给他的读者举起了一面忠实地反映生活和生命之镜的诗人。”他认为莎士比亚的人物角色并无地点或时间上的局限性，而“是普遍人性的真正后代。世上总会存在这样的人物，而我们的观察力也总会为我们发现这样的人物”。6总之，莎士比亚提炼出了人性本质而永恒的真相，但最近几十年内，专业学者总是想挑战这一关于莎士比亚的通论。他们强调，莎士比亚并非脱离时代的天才，而是反映了他所身处的特定的时代背景；此外，他们还强调莎士比亚的戏剧并非浑然天成，而是精心编制出的艺术创作。尽管如此，剧院观众和广大读者继续颂扬莎士比亚，认为他阐释了普遍的真理，并热衷于探讨其剧中的角色，就仿佛他们是真实生活中的人。

诚然，莎士比亚的戏剧的确是虚构的艺术作品，但是为什么它可以使几个世纪以来的观众和读者依然认为其作品中的人物如此贴近真实的人？一种回答是，他给予了人物丰富的台词，这些台词不单单起到叙事作用，更支撑起完整的人物形象、充实了人物的生活背景。例如在《亨利四世》第二部分（1598），“狭陋”和“赛聋士”法官分享他们还未长大的孩子的消息，这使他们陷入对自己年少时的回忆：

狭陋：你的老伴，我的嫂子近况如何？你那最漂亮的女儿，也是我的亲爱的教女爱伦还好吧？

赛聋士：哎呀， 她不过是一只黑鸫鸟注26罢了，7狭陋老兄！狭陋：那哪能呢，先生。我敢说威廉世兄已经是饱学之士了。他还在牛津吗？

赛聋士：是的，可花了我不少钱。

狭陋：他肯定不久就要进入法学院了。 我曾上过克勒门特法律预备学堂注27，8我估计他们至今还谈着“狂生狭陋”呢！

赛聋士：那时人家可是叫你“浪子狭陋”呀，老兄。

听到或读到这样的对话时，我们的反应也许是复杂的：我们既享受人物角色的性格化特性和个人细节，又将他们认作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的类似的中年男人（唠叨的、有点自我满足的、留恋自己青年时光的）。

但是，莎士比亚有时几乎是随意地使用这种手法（提及戏剧之外的人和事），在创造人物的同时制造了一种认知上的困惑。在《第十二夜》中，孪生兄妹薇奥拉和西巴斯辛久别重逢后，通过共同的回忆证实了他们确实是兄妹：

薇奥拉：我的父亲前额上有颗黑痣。

西巴斯辛：我的父亲也有。

薇奥拉：他死的时候薇奥拉才13岁。

西巴斯辛：唉！那记忆还鲜明地留在我的灵魂里。他的确在我妹妹刚满13岁的时候了结了他的一生。

薇奥拉和西巴斯辛相互印证记忆是件奇怪的事，因为西巴斯辛早就告诉我们他和薇奥拉“是在同一个时辰出世的”，他们两个是双胞胎，因此薇奥拉的第13个生日也就是他自己的生日。或许在这部戏剧的这个时刻，我们不会太倾向于担心这一点，因为事件正在朝一个令人满意的喜剧性结果发展，薇奥拉和西巴斯辛最终相逢相认便已足够，并不需要细节完全合乎逻辑。无独有偶，众所周知麦克白夫人在台词中提及过一个孩子：“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位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他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他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他的脑袋砸碎，要是我也像你一样，曾经发誓下这样毒手的话。”而剧中没有其他与这个孩子相关的内容。9对此，我们可以采取几种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理解。我们可以将此信息补充进麦克白夫妇的生活经历中。“他的柔软的嫩嘴”暗示麦克白夫妇曾经失去过一个孩子——而且是一个儿子、一位继承人，这进一步解释了麦克白夫妇的婚姻和性格。或者，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个孩子其实并没有实际存在过，仅仅是贯穿全剧的一连串意象的一部分，这种意象即是对生育和养育的亵渎。例如，女巫们围绕沸釜时说“娼妇弃儿死道间，断指持来血尚殷”；第二幽灵出现时，“为一流血之小儿”以及麦克德夫孩子惨遭杀害等。这些都营造出了反常的氛围和由善入恶的主题。或许，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折中的看法，将这一段台词理解为麦克白夫人的心理症候，即我们要认识到这是戏剧虚构，她的生活无法超出剧情的规定。

戏剧若向我们暗示超出剧情范围的人物经历和关系，则可以使人物更为真实可信，但这有时会造成前后失去照应而引发困惑，反而让我们回归到最初的认知——这只是一部戏剧。更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善于通过展现人物的多面性赋予人物以真实性：人物在公共场合所展现出的一面，其实遮盖着他更为私密的自我，甚至是多种自我，而观众则被赋予了知晓角色隐密自我的特权。这种手法的使用主要依靠三种方式：乔装（或伪装）、旁白和独白。这些技巧当然并非莎士比亚的发明或独家使用的秘诀，但是莎翁确实特别擅长使用这些方式以揭示人物深层的情感和心理。例如在刻画薇奥拉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她女扮男装，因此，当她向奥西诺公爵假称自己有一个“妹妹”，并以“妹妹”的名义倾诉衷肠时，“像是墓碑上刻着的‘忍耐’的化身，默坐着悲哀地微笑”。比之奥西诺，我们对此时此刻薇奥拉的心境有更充分的理解，也因此我们认为自己更能洞察薇奥拉“真实的”境遇和“真实的”感受。10哈姆雷特用“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进行伪装，来掩盖他在众人面前展示出来的人格与他在独白中向我们展示的“真实的自我”间的断裂。甚至在此之前，他也曾着重描述了他的服装、他外在的自我，从而揭示一个内在的，更深层次的自我，“它们不过是悲哀的装饰和衣服，可是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

人物隐藏的深度还可以通过旁白来展示。旁白这种戏剧技巧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反派人物身上，而马洛在《马耳他岛的犹太人》中将这一技巧发扬光大。诙谐的旁白通常可以使观众成为邪恶人物的同谋，而忏悔性的独白，或明显带有忏悔意味的独白可以加强这种剧场效果。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无疑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戏剧的开端通过独白揭示了理查的心理：“因此，我既无法由我的春心奔放，趁着韶光洋溢卖弄风情，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自许，专事仇视眼前的闲情逸致了。”一开始我们就被这个人物的足智多谋、胆大妄为以及内在的不安和野心所吸引，我们从他的独白了解这个人物会纵容自己欺骗和摧毁身边的每一个人。类似的还有《奥赛罗》（Othello），“诚实的”伊阿古向我们坦白“我恨那摩尔人”，他将自己隐秘的内心呈现给观众。更有甚者，会使用诗律说出自己的想法，将他谋划的过程展现给观众：“凯西奥是一名正派的男子；让我想想看，夺到他的位置，实现我膨胀的欲望，这真是一举两得；怎么做？怎么做？让我们看看：等过了一些时候，在奥赛罗的耳边捏造一些鬼话，说他跟他的妻子看上去太亲热了。”

这些戏剧人物兼具外在和内在的行为和心理，相较于第一眼看上去其所呈现的样子更为复杂。伊阿古最初有一句自我陈述是“我不是我”。那么他是什么？他显然是不可靠的——确实，他也一直告诉我们他是不可信的——但当他如此直接地向我们披露自身的阴暗时，我们能相信他吗？有没有可能他看上去和我们坦诚相待，但这只是另一场操纵性的表演，就像他欺骗奥赛罗那样，使奥赛罗把他当作“忠实而可靠的”？有没有可能在拉开一道遮掩他本性的幕布后，又出现了另一道幕布？这种效果并不局限于邪恶人物。早在《亨利四世》第一部分（1596）中，我们就看到哈里王子（未来的亨利五世）与福斯塔夫第一次在酒馆相遇，哈里王子与福斯塔夫闲聊开玩笑时的内心复杂性。这一场最后，王子的独白告诉我们他根本不是浪子，他混迹于福斯塔夫和他这帮朋友之间只是短暂的游戏，而他真正的意图是，当他斩开这些“瘴疠的乌云”时，他的弃恶从善将被映衬地更加辉煌。顷刻之间，王子看起来就不再是原先那样一个放浪形骸、不负责任的浪荡公子了，而更像是一个狡猾的、富有心计的阴谋家。此后他每一次出场，我们都不能确定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他的真实人格，还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表演。而所有这些角色内心层次的呈现都依赖于演员在舞台上精湛的表演。所谓的“私密的”自我几乎就是“公开的”自我的表演；然而，即使这种感觉也给了人物一种双重的现实感。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了解“真实的”哈里王子、“真实的”伊阿古，或者“真实的”哈姆雷特，正如我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即使是我们最熟悉的人，我们也永远无法彻底地了解他们。

独白，显然是莎士比亚向我们揭示其笔下人物内在意图和真实想法的最有力的工具。仔细审视他最著名的那段独白——“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我们可以更有效地理解莎翁剧中独白的作用。独白在人物公开与私密的表述之间维持着恰到好处的平衡：哈姆雷特似乎是在自言自语，甚至可能是大声讲出那些只存在于他脑海中的想法，但是剧场所有的观众却可聚精会神地陶醉于角色的一字一句。引发这段独白的情境是独特甚至奇异的：哈姆雷特父亲的亡魂告知他，自己被哈姆雷特的叔叔所谋杀，而这个弑君者现在已经和哈姆雷特的母亲结了婚；哈姆雷特觉得杀死叔叔是理所应当的。现实中人们也许根本不可能（谢天谢地，幸好如此）陷入这样的境地，但正如《冬天的故事》里出现的超现实雕像的那个场景一样，它唤起了我们很多人所能感受到的普遍情感：悲痛、背叛、儿童与成人间的紧张关系、拖延和内疚。相应地，哈姆雷特的这段独白中没有用“我”，而是用了“我们”——“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通过这样的台词，我们感受到他所遭遇的窘况和当时的心理状态，并将这一高度主观和内在的紧张转化为一种对人类普遍处境的描述。其主题是生命和死亡，以及自我毁灭的可能性，而这正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最本质的问题。

像莎士比亚的大多数戏剧一样，这段独白采用了五步抑扬格的形式，用精心设计的语言和修辞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力，起到强调的作用。这显然和生活的真实相去甚远，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说话会如此抑扬顿挫。但是五步抑扬格依然比许多其他格律都更接近英语口语的节奏，因为它将重音落在第二个音节上，并规定每行采用十个音节（五个音步），它并不累赘冗长，也不是急促的短句，此外它也没有像当时常见的格律一样，采用连续的重音模式。淡化韵律使独白更加接近日常说话的真实。此外，莎士比亚的许多台词都脱离了重音和长度的规则。尽管建立在抑扬格五音步的规范之上，但这一独白的开头，仍然没有一行完全合乎规范：他们都超出了十个音节的规定，并且突破了抑扬格的韵律。“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这些浓墨重彩、激情四溢的台词造成一种紧迫感，好像是哈姆雷特的想法和感受难以抑制地要爆发出来，他必须要说出自己的感想。

这段话的语音曲折多变：

死了；睡着了；

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

我们心头的创痛，

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

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

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嗯，阻碍就在这儿……

我们发现许多跨行连续（即字句意思的表达不在一行之中完成）和许多行中中断，还有因哈姆雷特自己打断自己，或停顿、或提问、或犹豫迟疑、或改变立场，然后再返回原先的立场。由此，我们感觉到角色强烈的内心斗争和混乱的思绪。所有这些都使观众感觉到哈姆雷特就像他们自己，人人都是哈姆雷特，并且也被他的思考和性格深深地吸引。然而，毕竟不存在真正的哈姆雷特，只有案头的文字和场上的表演。“真正的”哈姆雷特必然是难以琢磨的，但这却反过来增强了我们对其性格和真实性的好奇。

戏剧诗

“生存还是毁灭”这段独白令人欣赏的是它丰富的意象：“命运的暴虐的毒箭”，“鞭打和讥讽”，死亡就像“那从来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过的神秘之国”。最后这个比喻回应了马洛，他笔下的莫蒂默面对着死亡，就像一位旅行家要“发现尚无人知晓的国度”（《爱德华二世》）。不过莫蒂默对命运的态度是无畏的，如帖木儿大帝一般令人印象深刻，而哈姆雷特的感觉却是不确定的，他焦虑地想要继续活下去，而这种心态更容易得到观众的认同。我们再次重申，即便在莎翁的时代也没有人会采用哈姆雷特独白的韵律讲话，但莎士比亚的意象却精确地捕捉到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

在莎士比亚职业生涯的早期，他作为诗人的声名要高过他作为剧作家的名声。他的叙事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取得过极大的成功，莎翁在世时就先后再版9次，比起他其他的作品，同时代的人更为频繁地引用他的这些诗篇。毫无疑问，莎翁的诗歌和他的戏剧一样，是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最突出的贡献。在《仲夏夜之梦》中，他凭借着诗歌唤醒了雅典之外的森林：

奥布朗：我知道一处茴香盛开的水滩，

长满着樱草和盈盈的紫罗丝，

馥郁的金银花，芗泽的野蔷薇，

漫天张起了一幅芬芳的锦帷。

有时提泰妮娅在群花中酣醉，

柔舞清歌低低地抚着她安睡；

小花蛇在那里丢下发亮的皮，

小仙人拿来当作合身的外衣。

这几行诗句比“生存还是毁灭”的台词具有更为规范的音律，产生了一种咒语似的艺术效果，并几乎使我们着迷，就像奥布朗用爱懒花的魔汁迷惑了提泰妮娅那样。复杂、多变的森林就这样被简洁的语言创造出来了。这里有娇小的、漂亮的、英国森林中常见的野花，但与此同时，这些花散发出浓重的香味，围绕着你，让你的感官无法抵抗（“馥郁的金银花”“芗泽的野蔷薇”）。当诗中提及精灵们以花蛇皮为衣时，我们认识到精灵们的身量是多么小，认识到他们是如何通过“柔舞清歌”将超自然的生气带到森林中的自然世界。

“发亮的”注28一词鲜明地呈现出花蛇鳞甲那坚硬、有光泽的美感。花蛇的出现（这在英国森林中也不是不可能的）提醒我们，故事发生的地点与雅典离得很近。花蛇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意象，贯穿在剧本中，它表明夜间森林和人物情感均遭遇到潜在的危险。在他们为提泰妮娅吟唱摇篮曲时，这些精灵避开了“双舌的花蛇”；当赫米娅醒来之时，她还没有意识到她已经被拉山德遗弃，她说起自己所做的一个极为可怖的噩梦，在梦中出现过一条花蛇：

救救我，拉山德！救救我！用出你全身力量来，

替我在胸口上撵掉这条蠕动的蛇。

哎呀，天哪！做了怎样的梦！

拉山德，瞧我怎样因害怕而颤抖着。

我觉得仿佛一条蛇在嚼食我的心，

而你坐在一旁，瞧着它的残酷的肆虐微笑。

拉山德！怎么！换了地方了？

和所有扰人的梦一样，这个梦并没有明确的阐释，但这条梦中之蛇显而易见的寓意是背叛和欲望。剧本前文中偶然提到过的花蛇与此处出现的花蛇强调了这一意象，这表明了莎士比亚作为一位诗人不仅善于运用醒目的意象，还善于把握整体审美意象并使之贯穿全剧，最终实现艺术的完整和统一。

正如《仲夏夜之梦》中的诗在我们的想象世界里创造了美丽但危机四伏的森林的意象，同样在《麦克白》一剧中，戏剧意象则体现为一个充满黑暗和恐怖的世界。

麦克白：来，使人盲目的黑夜，

遮住可怜的白昼的温柔的眼睛，

用你的无形的毒手，

毁除那使我畏惧的重大的绊脚石吧！

天色在朦胧起来，乌鸦

都飞回到昏暗的林中；

一天的好事开始沉沉睡去，

黑夜的罪恶的使者却在准备攫捕他们的猎物。

“那使我畏惧的重大的绊脚石”指的是班柯的存在以及他的后代。剧中的这一时刻，麦克白刚刚派出刺客去刺杀班柯和他的儿子弗里恩斯，为的是挣脱女巫的预言，因为女巫预言班柯的子孙将继承王位。早期版本的台词中强调了麦克白失明的到来：“使人盲目的”（seeling）一词来源于训练猎鹰的方式，在这种训练中，猎鹰的眼睑将被缝合；而“蒙住”（scarf up）就是指蒙住眼睛。一方面，这好像仅仅是指夜晚隐藏了黑暗中的罪恶行径，但它也暗指罪行如此恶劣，过于恐怖而令人不忍直视，实际上指的是麦克白对自己的罪恶视而不见，一再任意放纵自己日益堕落。 “天色在朦胧起来” 注29极为精炼并且及巧妙地描绘出夜幕降临的景象；当森林中的白嘴鸦令她想起乌鸦时，麦克白女士喊道：“报告邓肯走进我这堡门来送死的乌鸦，它的叫声是嘶哑的。”这是一种极为不祥的预兆，也是令人不安的消息，它所营造的整体阴郁和恐怖的氛围，后来成为许多惊悚小说和恐怖电影的范型。

城堡周围“昏暗的乌鸦林”，也如同噩兆，预示着后来“勃南的森林向邓西嫩移动”这一可怖时刻的到来，这意味着女巫的预言得到应验，宣告了麦克白死期的到来。诸如此类的核心意象将剧本各个部分统一在一种完美的模式中——即原因和效果、行为和后果之间缜密统一。同时，和《仲夏夜之梦》一样，《麦克白》犹如一首长诗，反复出现的意象，那些我们几乎感觉不到的意识累积回响，并共同发生戏剧性的张力。在前文讨论的段落中，我们可能会忽略剧中提及的夜晚“无形的毒手”；“血”以及诸如“血腥的”和“流血”等相关术语在该剧本中出现了40多次。当然最著名的段落当属梦游中的麦克白夫人想要把她想象的沾在双手上的血洗掉，然而她的行为是徒劳的。“血”不仅意味着谋杀、暴力和犯罪，还意味着麦克白不顾一切想要保护的王位继承的血统，整个剧本被恐怖的红色所笼罩。手的意象也出现了许多次，比如麦克白在行凶前出现幻视，在虚空中看见了并不存在的刀子，“它的柄对着我的手”；再如麦克白惊悚地呼喊：“这是什么手！嘿！它们要挖出我的眼睛。”手是人类力量的代理，它代表了责任。剧本中反复提到手，好像它们既属于它们的所有者又独立于它们的所有者。反复出现的意象伴随精细的内在变化呈现在每一个场面中，创造出足以产生共鸣的氛围和意蕴，赋予了剧本以艺术上的完整性。

打破陈规

16世纪80年代早期，在莎士比亚离开斯特拉特福前往伦敦并成为一名剧作家之前，菲利普·西德尼爵士创作了《诗辩》，这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理论之一。西德尼所谓的“诗艺”（poesy）是指一切具有创造性的写作，包括戏剧在内。他严厉批判了同时代剧本，首先是因为：

舞台的这一边是亚洲，那一边是非洲，还有诸侯们所管辖的众多领地，而演员，当他走上舞台时必须先介绍他在哪儿……现在你可以让三位女士去采集鲜花：然后我们就必须相信舞台上就是一个花园。不久之后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又听说轮船失事，如果我们因未看到岩石而不相信这里就是海洋，那我们只能责怪自己。

接下来，他又批评说，一个典型的剧本无非是情侣谈情说爱，“在历经坎坷之后，女人怀孕、生子；孩子走失、长成大人、坠入爱河，又准备生子，而所有这些仅发生在两个小时的间隔内”。更糟的是，“他们所有的剧本既不是正宗的悲剧，也不是正宗的喜剧，国王和小丑鱼龙混杂，欢庆的号笛舞和葬礼也无法被区分”。11

西德尼评价的依据是16 世纪评论家在亚里士多德诗学基础上发展出的戏剧准则。12这些理论宣称一个剧本应该遵循时间和地点的“整一性”，确保该故事是在同一个空间、同一天时间内发生的；而且剧本应该符合一种类型，要么是喜剧（滑稽的，结局是美好的），要么是悲剧（悲凉的，以死亡而告终）。西德尼去世于1586年，早于莎士比亚开始其职业生涯，因此我们也许无从得知西德尼将会如何评价莎士比亚的戏剧。然而，基于他在《诗辩》中的观点，他可能会对莎翁的剧作感到十分震惊。例如《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Antony and Cleopatra），其场景在埃及和罗马之间进行切换，然后又转移到了地中海（第四幕中有不少于16个这样的场景，均分散在相距遥远的地方）；或者如《冬天的故事》，戏剧场景在西西里岛和波希米亚之间来回转换，然后再返回波希米亚的一个海滨，而且还将时间拟人化，让演员扮演“时间”，并告诉观众从第三幕到第四幕已经过去了16年。尽管在一些剧本中，莎士比亚基本遵守了时间和地点的三一律（例如《错误的喜剧》和《暴风雨》），但总体而言，莎士比亚对西德尼所重视的古典法则显然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莎士比亚最具创新性的戏剧作品融合了各种类型，并发挥出了戏剧最大的潜能。从西德尼《诗辩》中可清楚得知，在16世纪80年代，英国剧作家就已经将国王和小丑、悲剧和喜剧不分尊卑、不设界限地杂糅到一起，但莎士比亚却将此推升至一个新的水平。他似乎非常明白，甚至在写我们所认为的“纯粹的”喜剧或悲剧时，这些类型也是相互依存的。例如《仲夏夜之梦》，我们可能会认为它是莎士比亚最轻松明快的喜剧之一，但该剧情节包含有演化成悲剧的可能。希波吕忒已经战败，如果赫米娅不按照她父亲的意志嫁人，那她将面临死亡的威胁或者将被迫出家为尼；狄米特律斯想要杀死拉山德，并警告海伦娜说他会强奸她。故事的结尾是欢快的，而我们从中得到的快乐其实依赖于如下事实：我们知道事件从某些方面来说可以很容易地往相反方向发展。赫米娅和拉山德可能会嘲笑《皮拉摩斯和提斯柏》的结尾，但他们的经历和那一对注定遇劫的恋人的故事却惊人相似。

莎士比亚的一些剧本会从悲惨的开端突然转变为喜剧性的结尾，这确实让人有些迷惑，也使得评论家不得不为其另创类别。“问题剧”是莎士比亚职业生涯中期创作的一类剧本，通常包括《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一报还一报》以及《皆大欢喜》。这些剧本在类型上都是存在争议的，但它们的共性是，它们会处理某一主题问题。就《一报还一报》来说，这部剧本的主题问题就是正义的本质。剧中的维也纳，正逢宽松的政策导致世道变乱的时期，因此，法律变得格外严苛起来。伊莎贝拉的弟弟由于通奸将被处决，除非她答应道貌岸然的副官安哲鲁的条件并陪他睡一晚。问题看起来相当棘手，因为伊莎贝拉一心想要成为一名修女，她直白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贞操是比兄弟更为重要的。”在第四幕中，安哲鲁从前休掉的未婚妻出现了，在伊莎贝拉的住所陪安哲鲁共度一晚，然后情节发生了突转。所有这些都是由假扮成修士的公爵一手操控的，而他本人则在剧尾向伊莎贝拉求婚。莎士比亚并没有写伊莎贝拉如何回应公爵的求婚行为，而此时，我们已经体验了剧中错综复杂的情感，我们无法确定她将要如何回应。剧中人物是否应遵从戏剧传统，让伊莎贝拉接受公爵，而我们欣然接受这样的结尾，并获得一个喜剧性的完满结局？或者，这个令人不安的、错位的剧本是否要以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作为终曲，让伊莎贝拉摆出拒绝的姿势（当代剧团上演这部剧时一般采取这种方式）？此外，剧本结尾这开放性的问题是否证明莎士比亚创作时是草率和粗心的，或者对于一个悬而未决的剧本而言，这种结尾反而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呢？总体而言，《一报还一报》就好像是莎士比亚的一个试验，目的是为了探测在喜剧性结尾确定的前提下，剧本可展现的悲剧的极限在哪里。在后期创作的剧本或者说“浪漫史”（romances，即传奇剧，寓言式的故事）中，他继续尝试这种将悲剧问题和喜剧结局相融合的创作手法，如《泰尔亲王佩力克里斯》（1607）、《辛白林》（Cymbeline，1609）、《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13

在创作后期传奇剧之前，莎士比亚已开始偏好将国王与小丑混合在一起加以展现，例如《李尔王》中的李尔与弄人。此时，演员罗伯特·阿明已加入莎士比亚的剧团，也正因为他，身处创作生涯中期的莎士比亚在喜剧中发展出了“弄人”（the Fool）的形象。《第十二夜》中的小丑费斯特是位机智的语言大师，他身处边缘化的社会地位，既不属于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可能也不属于正常人群的一部分，但莎翁赋予他洞察力以及用诙谐方式讲出真相的能力。伊拉斯谟和莫尔等人文主义作家非常重视严肃的戏剧，并将其视作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手段，而且他们已经在自己的作品中这么去做了，例如《愚人颂》（The Praise of Folly，1511）和《乌托邦》（Vtopia，1516）。费斯特是他们的继承人。正如薇奥拉所观察到的那样，“这家伙扮傻子很有点儿聪明。装傻装得好也是要靠才情的”。全剧以费斯特的歌谣结尾是非常恰当的，他的歌中有一叠句是“嗨，呵，一阵雨儿一阵风”，这首歌既愚蠢而又悲伤、既毫无意义又引人深思。14

在《李尔王》中，我们见到了费斯特的堂兄弟（也可能是亲兄弟）——“弄人”这一形象。按理说，他是完全不应该出现在这一类型的戏剧之中的，然而，我们很快发现这位总爱说出真相的弄人极适合出现在这部最为凄惨的悲剧中。他那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文字游戏，反而是这个被毫无人性的事件搅和得乱七八糟的世界的固有语言。他歌唱李尔王的女儿们：“她们高兴得眼泪盈眶，我只好唱歌自遣哀愁，可怜你堂堂一国之王，却跟傻瓜们作伴嬉游。” 15这也使他胆敢对李尔王说出别人都不敢说的话。当李尔王问道：“谁能够告诉我我是什么人？”弄人回应道：“李尔的影子。”他在《李尔王》中狂风暴雨的野外画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假装的疯子（可怜的汤姆）和真正的疯子（李尔王）寓言式地展现出了人类真实的境况。正是由于弄人的存在，李尔王才会在暴风雨中起了怜悯之心——他的心开始变软，并进行悔过和自我改造，即使这是以他健全的大脑为代价的。他说：“我的头脑开始昏乱起来了。来，我的孩子。你怎么啦，我的孩子？你冷吗？……可怜的傻小子，我心里还留着一块地方为你悲伤哩。”在荒野的场景之后，弄人再没有出现过，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之后，李尔王已经将他内在化，他吸纳了弄人敢于说出真相的特性。疯狂的李尔王所说出的话语就像是弄人所说的一样，看似无意义但充满洞见。他说：“一个人就是没有眼睛，也可以看见这世界的丑恶。用你的耳朵瞧着吧。”

诸如此类的例子有力地回应了古典戏剧准则对类型杂糅的指摘。《李尔王》中弄人的存在加强了剧作的悲剧色彩、凄美感以及戏剧感（他不仅起到叙事作用，更具有普遍的象征性）。当李尔王临终前悲痛地说：“我的可怜的傻瓜给他们缢死了。”我们不清楚他说的“傻瓜”是指弄人还是指躺在他怀中已经死亡的考狄利娅。不管怎样，这种表述满含荒寒和凄凉。李尔王的同伴肯特问道：“这就是世界最后的结局吗？”爱德伽则接着问：“还是末日恐怖的预兆？”这一场景确实让人感觉如启示录中的末日一般。莎士比亚正是通过遵循自己的艺术直觉打破戏剧常规，创作了世界文学史上最直指人心的悲剧之一。

当然莎士比亚还在很多其他方面为英国文艺复兴戏剧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其中包括他所创作的英国历史剧对于罗马戏剧的发展；他对英格兰和英国国家身份的探索；他对边缘式的“他者”（比如犹太人夏洛克和摩尔人奥赛罗）的兴趣；以及他所创造的复杂的女性形象等等。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在此讨论全部内容，但我们将继续在本书之后的章节中谈及莎士比亚，包括第7 章悲喜剧、第8 章的反串女主角结语所论及的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后续影响。在那样一个群星闪耀的伟大的戏剧时代，莎士比亚何以如此非比寻常？行文至此，相信读者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注释】

1 ‘Robert Greene on Shakespeare (1592)’, in Norton Shakespeare, ed. Greenblatt et al., pp. 3299–300.

2 For an account of Shakespeare’s reputation up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Folio in 1623, see Duncan-Jones, Shakespeare: Upstart Crow.

3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Tempest, ed. Stephen Orgel (Oxford: Oxford UP, 1994), 4.1.148–58n, 152–3n.

4 Jonson, ‘To the memory of my beloved’, Complete Poems, ed. Parfitt, pp. 263–5, lines 47–50.

5 Alexander Pope ed.,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 Collected and Corrected (1765), quoted in Brian Vickers ed.,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Vol. 2: 1693–1733(London: Routledge, 1974), pp. 403–4.

6 ‘Preface’, in Samuel Johnson ed., The Play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in Eight Volumes (1765), quoted in Brian Vickers ed., Shakespeare: The Critical Heritage: Vol. 5: 1765–1774 (London: Routledge, 1979), p. 57.

7 Blackbird, i.e. a woman of dark colouring, considered less attractive than fair colouring.

8 One of the less prestigious legal colleges.

9 See L.C. Knights, ‘How many children had Lady Macbeth?’, in Explorations: Essays in Criticism Mainly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6), pp. 1–39.

10 For more on this, see chapter 8 below.

11 Sidney, Defence of Poesy, pp. 243–44.

12 Richard Dutton, Ben Jonson: Authority, Criticism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6), pp. 106–08.

13 For more on Shakespeare’s mixing of genres in his late plays, including his tragicomedies written in collaboration with John Fletcher, see chapter 7 below.

14 See chapter 2 above for discussion of Robert Armin’s contribution to Shakespeare’s development of the witty fool.

15 All references here to King Lear are to the Conflated Text in The Norton Shakespeare, ed. Greenblatt.

第5章　琼森

1638年，理查德·韦斯特（Richard West）为一位刚刚去世的作家写了颂词：“那些你从未谋面的陌生人^1将蜂拥而来，聆听我们诵读你的辞章……人们如何阅读古典作家；每一片土地如何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他们就将如何来阅读你。”2这些颂词通常会使我们联想到对于莎士比亚的赞美：英语使用的典范，遍布世界各地的崇拜者以及文学史上永恒、经典的地位。然而，这段颂词是对本·琼森的挽歌。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被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作家。1616年，也就是莎士比亚去世的那一年，琼森被授予了皇家特殊津贴——每年100马克（约70英镑）， 这使他实际上成为英国第一位桂冠诗人注30。3同年，他发表了精装版的对开本个人全集，宣告了作家这个职业所能达到的个人声望。4除了为公众剧院写作，他还是宫廷假面剧的首席作家。然而琼森出身卑微，是一位泥瓦匠的继子和学徒，他在1597年因写作《狗岛》（The Isle of Dogs，一个被认为是攻击性和煽动性的剧本）曾经被判监禁。1598年，他在决斗中曾杀死过一个同为演员的同事——加布里埃尔·斯宾塞，为此他差一点被绞死，虽然没有再一次被投入监狱，但是他的大拇指因此被烫下了刑罚的烙印。

琼森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这些矛盾也体现在他对戏剧的思考中。琼森将戏剧作品收进其宏大作品集的决定，主要是为了标榜戏剧的文学价值，因为当时社会普遍认为戏剧只不过是短暂的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学修养浅薄的创作。然而，他也曾对商业化的戏剧演出表达过蔑视和不满：“不要为舞台，那娼妓，写下片言只字。你的歌声应该高尚而超然。”5他被尊崇为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作家，并荣任詹姆斯一世时期宫廷首席作家；但他的大部分写作却描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伦敦城最下流、肮脏的社会现实，并充分挖掘了那一时期语言大众化的生命力。他一贯标榜对于古典戏剧准则的尊重（见前文第4章），如同《福尔蓬奈》（Volpone，1606年）开场白所写的那样：“他遵从时间、地点以及人的规律，背离那些不必要的规则。”6他还声明他的目的是要成为自然的代言人，再现均衡、协调、真实的大自然。“不同于名为《冬天的故事》《暴风雨》的剧作和滑稽戏之流，他的作品不愿意把自然写得可怖。”琼森含蓄地批评莎士比亚，认为他是耽于空想并且缺乏修养的作家。7然而，所有这些对秩序、规则和自然主义的偏爱与他作品中对过度、奇异、疯狂和古怪的持续追求常常相互矛盾。这些矛盾贯穿于他整个戏剧生涯，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依循这些矛盾来考察琼森的作品。

早期戏剧

琼森的早期职业生涯跌宕起伏，动荡不安。他的成名剧是《情况变了》（The Case is Altered），这部剧于1597年上演。同年，他与托马斯·纳什合作创作了充满争议性的《狗岛》，结果这出戏导致他被捕入狱，也导致伦敦所有的剧院都面临关闭的危机。有证据表明，他在16世纪90年代还写了其他一些戏剧，有独立创作，也有与他人合作的，这些剧本都已佚失，而琼森自己也并不认为它们值得收入他的对开本全集。

讽刺喜剧《人人高兴》（Every Man in his Humour，1598）是琼森第一部成功之作，这部戏以莎士比亚和伯比奇为主角。 “Humour” 注31是一个早期的现代医学术语，人体内4种体液（即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的失调曾被认为是产生疾病或异常行为的根源。琼森将它作为一个隐喻，在续集《人人扫兴》（Every Man out of his Humour，1599）中解释道：“当某一种特殊的体质支配了一个人，并将他全部的情感、精神和力量，汇合起来，都引向同一个方向，这才可以被称作是一种幽默。” 8琼森式的幽默戏剧处于文学时尚的前沿，同时借鉴了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的《人物志》（Characters，1592年以拉丁语出版）。《人物志》是一系列关于典型城市居民的素描式的描写，当时的英语作家争相效仿其写法。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但是琼森的职业生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仍然屡遭挫折，并且琼森的性格也变得愈发暴躁。在他创作《人人高兴》和《人人扫兴》的间歇期，即1598年年底，他在决斗中杀死了一名演员加布里埃尔·斯宾塞，此人是他的同事。所幸，凭借着古老的“神职人员特典”的法律机制（一个已被定罪的犯人倘若能朗读拉丁文诗篇，他可享有牧师的特权而得到宽大处理；但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这条法律只适用于初犯，并且只能用以减轻刑罚），他幸运地逃脱了绞刑。然而，由于这次特殊的经历，琼森的大拇指上被烙上刑罚的烙印，并自此皈依了天主教。

他的后一部戏剧《辛西娅的狂欢》（Cynthia’ s Revels，1600），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改过自新而作出的过犹不及的尝试，这部戏模仿约翰·黎里的风格，讽喻了伊丽莎白宫廷。开场白表明了琼森的志向，他希望成为一个创新的艺术家和道德家，他的缪斯“避开行人众多的道路；开拓出新的通途，直达那些学识渊博的听众”。他的缪斯不寻求“大众的掌声”，而是追寻那些“既可以批评、审视，也能够理解并定义，何为美德”的人士的喝彩。91601 年1月，该剧在宫廷上演，演出并没有得到好评，部分原因是该剧被认为是对当时失势的埃塞克斯伯爵的支持，也许是出于自身的原因，琼森将出生卑微的学者克里斯作为该剧的道德中心。克里斯在剧中是月亮女神辛西娅（伊丽莎白女王的戏剧化身，这在当时是个惯例）的密友和顾问。10《冒牌诗人》（Poetaster，1601）中出现了一个类似的人物，这次他被直接命名为贺拉斯。琼森写贺拉斯是为了批评他的同行，特别是约翰·马斯顿和托马斯·德克尔二人，他们在《幽默诗人的松绑》（Satiromastix，1601）一剧中又对琼森进行了报复。这一事件被称为“剧院之战”。

紧接着琼森尝试了悲剧。《西亚努斯的覆灭》（Sejanus，1603）和《人人高兴》中一样，以莎士比亚为主角，不过这部剧依然没有获得广泛好评。琼森在一次献辞中不无伤感地谈到：“它在这里遭受的来自我们的人民的暴力，一点不比愤怒的罗马人民加诸于西亚努斯的暴力少。”在这里，琼森指的是提比略皇帝的宠臣西亚努斯在失宠后被分尸的段落（这是全剧的高潮）。11该剧得罪了权高位重之人，琼森被传唤至枢密院，并且因为罗马天主教和叛国罪受到指控。1605 年，他再次入狱，因为涉嫌在《向东方去》［Eastward Ho！，与乔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和琼森的宿敌马斯顿的合作作品］中讽刺国王詹姆斯一世的苏格兰追随者。当再度获得自由之后，琼森又于1605 年10 月初参加了一次宴会，该宴会的参与者包括密谋11 月5 日炸毁国会大厦并弑君的核心成员。这一次，琼森通过协助调查这一阴谋而使事情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然而，1606 年，他妻子几次被传唤出庭，他们被指控不服国教（当时的天主教徒拒绝参加英格兰教会的礼拜活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麻烦的制造者和反体制的人物，后来居然成为詹姆斯一世宫廷的首席作者。

宫廷假面剧

从詹姆斯一世于1603 年3月执政的那一刻开始，琼森便致力于寻求他的支持，忙着为新的君主和他的王后——丹麦的安妮写作戏剧作品、文娱节目和赞美诗。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与建筑师兼设计师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合作的《黑之假面剧》（The Masque of Blackness），由安妮王后和她的女宾于1605年1月6日在白厅宴会厅演出。我们在第1章中探讨了16世纪英国宫廷戏剧的传统，包括市民剧、庆典剧，以及约翰·黎里和乔治·皮尔的戏剧。我们看到这样的作品经常应用复杂的寓言，并且当来自王室成员的观众被邀请作出回应或干预演出时，演出和观众之间的界线是如何逾越的。现在安妮王后希望自己成为舞台表演的中心。琼森在出版《黑之假面剧》时曾作序，序中提及安妮王后还设计了该剧的核心理念，即她本人以及她的女宾所扮演的“黑肤的摩尔人”。12

图5-1　图为伊尼戈·琼斯为《黑之假面剧》中尼日尔女性设计的演出服装。（1605年）

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宫廷假面剧难以重现，因为它不仅非常倚重文本，还倚重于音乐、舞蹈以及视觉效果。然而，从琼森的描述和现存的琼斯的舞台设计稿中不难看出，当时《黑之假面剧》的演出景象是蔚为壮观的。戴假面具的人“被放置在一个巨大的凹形壳中，像珍珠母贝一样”，他们似乎是在翻腾的人造波浪上移动。“人字形的布光……将壮丽的光束照在他们身上”，他们周围则安排了巨大的海怪和披散着蓝色头发的人鱼。然而，最令人震惊的是安妮王后及其女宾的出场，正如侍臣达德利·卡立顿爵士（Dudley Carleton）所记录的那样：

她们的服饰华贵但过于轻薄，在如此盛大的场合显得像高级妓女。她们并未佩戴面具，而是从脸颊、手臂到肘部都涂成了黑色，这种化妆和假扮令她们很难被认出；但如此装扮，丝毫没有使她们比“红装素裹”时更漂亮，你无法想象比一群脸颊凹陷的摩尔人更丑陋的景象。13

在观众眼里，表演者显然太裸露而且太黑了。此外，女性参与表演，多多少少有些逾越常规，特别是王后本人居然也离经叛道，登台亮相。此前，安妮王后和她的女宾已经上演过一个宫廷假面剧，这出戏是塞缪尔·丹尼尔（Samuel Daniel）的《十二女神的幻影》（Vision of the Twelve Goddesses，1604年1月）。安妮王后之所以坚持这样做，是为了反对将女性排斥在公众舞台之外的习俗，以及伊丽莎白时期宫廷的惯例。按照惯例，女王或王后可以暂时介入表演，去接收礼物或作出一番评价，但从来没有成为表演的中心。14

《黑之假面剧》的情节是关于尼日尔的女性寻找以“塔尼亚”（tania）为名字结尾的土地，因为在那里，她们的深色皮肤将会变得白皙。她们得知，这块土地是“大不列颠”（Britannia），由“太阳统治……他的光芒带来永昼，他的力量，能使埃塞俄比亚人变白，能使死者复活……他们的美将不再枯萎；这太阳是温和的，在他光辉的照耀下，所有的事物都会变得完美”。这个假面剧不言而喻是对詹姆斯一世太阳般的力量、他的德行以及他联合苏格兰和英格兰而缔建“大不列颠”的赞扬。然而，这也是安妮王后独立地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以及她的艺术鉴赏力和表演欲望的展现，所有这些为接下来几年中这对皇家夫妇不断加深与宫廷内务之间的隔阂埋下了伏笔。与此同时，虽然《黑之假面剧》的结尾确认了白色皮肤的优越性，但是之前的段落颠覆性地将尼日尔女性赞为黑美人：“她们黑色的皮肤闪耀着至臻的美……她们的美丽能让她们在最严酷的选美比赛中夺魁……她们如此接近于神，不再为激情或衰老所困扰。”这些段落以及安妮王后希望扮演成黑肤摩尔人的诉求，都颂扬了黑肤之美，在那个时期是极为不寻常的。

此后，琼森又为安妮王后创作了三部假面剧，包括1609年的《女王的面具》（The Masque of Queens）。该剧引入了滑稽剧的元素，加入了更多古怪的场景。《女王的面具》由12名男演员扮演“丑老太婆或女巫”，他们的舞蹈“充满了荒谬的变化和姿势……他们的头部和身体奇怪地运动着”。15剧中，他们被驱逐下舞台，驱逐他们的是王后和她的女宾们，她们扮成历史和神话中有名的女王或王后，有秩序地列队行进，代表着英雄的美德和荣誉。琼森再次将这一形式设计归功于王后本人，16这种滑稽剧的形式最终成为其假面剧创作中一个稳定性特征，在其剧作内部建立起一种对立结构，显示了混乱被美德的力量所征服和驱散，而地位最高的假面剧参演者自然就是美德的化身。

虽然其他作者也为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宫廷写作假面剧，但琼森在他们中首屈一指。除了为安妮王后创作的剧本之外，他还创造了许多其他戏剧。他的写作一直延续到查理一世统治时期。琼森最后一部假面剧大约完成于1631年。他的大多数作品是与伊尼戈·琼斯合作完成的，伊尼戈·琼斯不仅设计了精巧的舞台机械、颇具异域风情的服装，而且还有透视布景，这是剧院演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创新。然而，这两位才华横溢的人经常剑拔弩张，因为琼森认为他的假面剧剧本比琼斯设计的视觉景象更具价值和重要性。在《许门的假面》（Hymenaei，1606）的序言中，琼森将琼斯的视觉景象描述为假面剧暂时的躯壳，而唯有自己创作的剧本和文字是戏剧永恒的灵魂。他说：“一个是转瞬而逝的，仅能锦上添花；而另一个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持久的：若缺乏了文字永恒的力量，在旁观者看来，所有这些庄严的荣耀会如火焰一样黯淡下去，最终熄灭。”17

图5-2　图为伊尼戈·琼斯为扮演星星的假面剧演员设计的演出服装。

尽管舞台极尽奢华且花销不菲，然而假面剧通常只演一次。据说《黑之假面剧》花费了将近3000英镑。这种短暂的辉煌令人想到生命的昙花一现，但也有力地证实了皇室的富有和奢侈。不言而喻，假面剧是对君主权威的鼓吹。因为从剧情来看，和平与秩序都来自于王权，此外，表演空间的布局也佐证了这一点：只有国王一人可以拥有完美的视角去观看透视布景。国王本人也是这个演出景象的一部分，他雄踞宝座之上居高临下地观看演出，其本身就是在公开地展示王权。18

我们可能会把琼森的假面剧看作是非常保守的戏剧，认为它们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甚至会认定它们是阿谀奉承之作而加以鄙弃。琼森本人的确认同政治秩序的价值，他将自己视作道德的楷模、艺术的权威，这种自我认知同他的政治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他相信国家需要一个具备强大控制力量的权力中心。19他的假面剧赞美了秩序与和谐，将其视作完美的哲学理念的载体。其内在的动作所构成的舞蹈，则成为宇宙天道及政治格局相互对称的一种象征：

因为人类的一切行动

都只不过是迷宫重重，

所以，还请你起舞翩翩！

但不要让我们眼花缭乱；

要舞步繁复却有章法可循，

让人们能辨清你每个姿态；

当他们目睹美惠三女神相遇，

他们将崇拜你足下的智慧。20

琼森曾作诗赞美过不同的贵族资助者，而这些诗歌也都将赞助人视作代表了秩序与和谐的理想人物。然而，琼森并不一定相信他的君主和资助者总是能够无愧于他的赞美。颂词（赞扬统治者或赞助者的文学体裁）实际上也可以有强烈的警告和督促的意味，那就是为赞助人树立楷模，暗示他或她还没有能达到这么高的标准，以促使他们努力去接近那更完美的高度。对此，琼森曾在一首诗中透露出一丝悔恨，他对自己的这种做法曾经作出过这样的解释：“虽然我承认（因为每个缪斯都曾犯错，且我的也不例外），我太过经常为人们写下过誉之辞，太过赞美一些名字，但我的目的是使他们成为这样的人。”21纵观琼森一生，他始终在艰难地调解道德与艺术，担负起作家的社会责任。

中期戏剧

虽然琼森的宫廷庆典剧反复表明秩序远胜于混乱，但从1606年到1614年，他为公共剧院所创作的那些伟大的喜剧却充分利用了秩序和混乱这一对矛盾，使得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充满了活力。事实上，尽管琼森多次重申其剧作的核心理念就是秩序，但他的喜剧却常常让我们感觉，他在无序、放纵和失控中反而获得了更大的乐趣。

《福尔蓬奈》的故事发生在威尼斯，剧名取自剧中的主要人物福尔蓬奈，他是一个骗子，却假装自己非常富有，他即将去世但却没有继承者，于是，他借此欺骗心怀贪欲的各色人等。这些人竞相赠给他奢侈的礼物，希望成为他唯一的继承人。这些角色的名字大多来自意大利语，词的原意都是各种野兽和动物，让人联想到以动物为主角的寓言故事：狡猾的福尔蓬奈是“狐狸”；他那机智而又像寄生虫一般的仆人（食客）名叫莫斯卡，意为“苍蝇”；聚集在福尔蓬奈身边，觊觎他财产的人就像嗜食腐肉的鸟类，因此这些人被叫作沃尔特（秃鹫）、科尔巴林（渡鸦）和科维诺（乌鸦）。琼森详细地描述，甚至是病态地欣赏着福尔蓬奈本应腐烂的丑陋身体：“那肮脏的眼睛……充满着黏液，像两只青蛙身上的麻点；那两边同样松弛的脸颊，不像是人的皮肤，反而更像兽皮……看起来像冻住的抹布。” 22他腐烂的肉体可能只是伪装，但却真实地反映出其内在的道德败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戏剧中的反面人物，但当他去除了伪装，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喜爱，甚至欣赏他的旺盛精力和聪明才智。该剧以福尔蓬奈庆祝他的收益为开端：“早上好呀！来看看我的黄金！开启我的圣殿，我就能看见我的圣人。”（福尔蓬奈此时拉开帷幕检视自己的财富）在诗句不断飙升的狂喜中，观众们多半会忘记这种对财富的崇拜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他疯狂地追求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西莉亚，用令人痴迷颓废又心神荡漾的、充满异域风情的礼物去讨好她：“鹦鹉的头，夜莺的舌头，孔雀和鸵鸟的脑袋，将会是我们的食物……七月的鲜花汁，玫瑰和紫罗兰的精华，独角兽的乳汁，豹的气味，统统装到一起，供你沐浴。”我们感觉到，琼森写福尔蓬奈的这些段落时颇为愉悦，他享受着福尔蓬奈提供给他的机会，在想象中纵情欢乐，探索头脑中所有奇怪的角落。

莫斯卡（苍蝇）的灵巧和机智也是人见人爱：“现在，我可以褪去的外皮，像一条狡猾的蛇，我是如此敏捷。”福尔蓬奈和莫斯卡之外，该剧最坏的角色是那些追逐遗产的人，他们假装喜爱和关心福尔蓬奈，而实际上极度渴望听到他身体日益衰败的消息。他们是易受骗的人、愚人，贪婪之心令他们看不见真相，并使他们统统成为高明骗子手下的受害者。事实上，人们会认为琼森正在构建一个基于聪明而非美德的另类的道德标准。该剧中有两个作为善良的化身出场的角色——西莉亚和博纳里奥，但这两个角色却极其呆板和无趣。当福尔蓬奈试图强奸西莉亚时，博纳里奥从藏身处跳出来，大喝道：“住手，邪恶的强奸犯，好色的猪！”这位护花使者的词汇是如此贫乏，相比之下，那令福尔蓬奈洋洋自得的机智就显得更为吸引人：“令我倍感自豪的，并非是我所拥有的财富数量，而是我获取财富的巧妙方式。”

事实上，美德的力量最后似乎完全不起作用，福尔蓬奈失败的原因恰恰是他太自作聪明。为了进一步捉弄那些急于成为他继承者的人，他假装去世，让莫斯卡成为他唯一的继承人，没承想莫斯卡抓住机会顺水推舟，声称他主人已经死亡，当福尔蓬奈再次现身时，他拒绝承认这是他的主人，以便霸占他的全部财富。福尔蓬奈悲叹道：“给我自己的脖子备下绞索……将我自己的头任性地套进去！笑吧！要知道，我刚刚从淫欲那里逃过一劫，还以为自己自由而清白！”似乎唯一能够打败福尔蓬奈的人就是福尔蓬奈自己以及他一手培养出来的共犯。在戏剧的结尾，法庭最终给出了相应的判罚：活泼、好动的莫斯卡镣铐加身，成为桨帆船上的奴隶；假装残疾的福尔蓬奈“在监狱里套着镣铐，直到你生病，甚至跛足”。然而，律师又被证明是虚伪和自私的，秩序和权威被颠覆，福尔蓬奈只能转向观众来寻求认可：“虽然狐狸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他希望未给您带来痛苦，尽管他常和您对着干；……祝您愉快，还请鼓掌。”

琼森下一部戏剧《阴阳人》（Epicene，1609）的场景则搬到了伦敦。莫罗斯发现所有的噪音他都不能容忍，城市生活对他来说难以忍受。他被介绍给了艾丕森，一个很有魅力的年轻淑女，她寡言少语、逆来顺受。莫罗斯心满意足地与她成婚，不料婚后这个女人却立即变得蛮横无理、固执己见，而且水性杨花。事实上，这场婚姻是莫罗斯的侄子和他的朋友设计的一个圈套，但它还有另一层含义：在戏剧的结尾，观众才得知艾丕森其实是由一个男孩乔装的。在当时的剧场文化中，各种女性角色都是由男孩所扮演，所以这显然是充满自我指涉的嘲讽。该剧在王政复辟时期很受欢迎且影响深远，并且在近代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因为它涉及复杂的性别政治，特别是其主题揭示了：人的性别身份可能与其社会行为密切相关。

1610年，由于对天主教徒的法律限制令变得越来越严苛，琼森便又改信了英国国教，尽管我们从他的行为和作品中可以发现，他一直到去世以前都和天主教藕断丝连。同年，他创作了《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这部戏剧再次以伦敦为背景，他在开场白中解释道：“没有地方更适合妓女、鸨母、乡绅、骗子和其他各色人等。” 23时间背景设置在了1610 年，恰逢一场瘟疫袭击了伦敦。戏剧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黑衣修士区，而戏剧可能就在黑衣修士剧院上演，这就创造了舞台动作和其周围环境之间精确的对称性。24这出戏剧回归并扩展了《福尔蓬奈》的设定：一个狡猾的骗子团伙——管家菲斯、炼金术士萨托尔、妓女多尔·考门——去掠夺那些易受欺骗的人，被骗的人也因为愚蠢和利己主义使得自己轻易就成为目标。该剧以三个阴谋者之间的激烈争吵为开端，立刻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从一开始就表明这些人从根本上便是自私自利的，且如福尔蓬奈和莫斯卡一样，他们彼此之间的忠诚度很低。这些台词也显示了琼森在戏剧中能够自如地模仿市井日常对话的俚俗感：

菲斯：相信我，我会的。

萨托尔：你呀，坏透了，我就当你是个屁。

多尔：哎呀，嘴上留点德，先生们！看在——

菲斯：小子，看我不把你扒个干净——

萨托尔：扒了干嘛？你要是眼馋桃儿，我这里倒是有——

菲斯：你个流氓，滚远些。

菲斯使用了一系列的伪装，使得蠢货一个接一个地受骗上当，他们都希望萨托尔为他们制造可以把劣质金属变成金子的“哲人石”。当上当的人接二连三地上门快要踏平门槛时，菲斯不得不加快动作，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切换角色，这种形式催生了后世滑稽剧中常见的疯狂转动的“旋转门”形式。

各色受骗上当的人的个性和欲望营造出了荒谬的情境。达珀，一名店员，被诱导相信，由多尔扮演的精灵女王是他的姨妈，并深深地青睐于她。菲斯和萨托尔蒙上了他的双眼并翻弄他的口袋，同时伪造出小精灵的声音：“叮呤呤……她现在正在床上吃饭，她从自己木盘中分给你一只死老鼠，还有一块姜饼，快来享用。”两名清教徒教友——屈布雷辛·侯桑姆（意为“受苦于我有益”）和亚拿尼亚，用类似《圣经》的语言大声责骂：“你戴上这个放荡的帽子，仿佛一个反基督者。”最有趣的是，酒色之徒伊壁鸠·马蒙爵士幻想着“哲人石”将给他带来的好处，陷入了怪诞而令人不适的狂想：

吹气！把我所有的床充起气来！我不要那些填充了

羽绒的，它们太硬了……

……然后，我的镜子

将被切割到更细微的角度，当我

赤身游弋在我的女妖们中间时，25

它们分裂，映射出无数我的镜像……

……我所食用的

绝非沙拉， 而是鱼的触须注32；26

油蘑菇；和从一只肥胖的怀孕母猪身上

刚切下的肿胀油腻的胸肉，

浇上了精致而浓郁的酱汁。

不难想象，马蒙的特点也该是肿胀、油腻和肥胖，但他也结合了福尔蓬奈的一些特征。当福尔蓬奈用颓废的快乐诱惑西莉亚时，他显示出怪异的优雅和放荡的矜持。

以炼金术为中心主题也激发了琼森的语言创造才能。以萨托尔用伪科学、伪魔法和伪神秘的术语吸引、蛊惑受骗者这一场景为例：

萨托尔：工作完成了；他怀揣着明亮的溶胶……

……

菲斯：是哪个？先生，是四号玻璃杯吗？

萨托尔：对，它是个什么色？

菲斯（从屋内）：白的。

萨托尔：注入醋，以吸出他的挥发性物质和酊剂，过滤五号玻璃杯中的水，把狮身鹰首兽的的蛋放入其中。抹上一层隔水的泥；并将他封印在不老泉泉水里。

随着剧情进一步展开，萨托尔和他的同伙们同时应付至少7 条不同的故事线，这些故事情节交错重叠，愈加疯狂，最终在“屋内巨大的爆裂声”中达到高潮。研究室爆炸，情节逆转，原先离开城镇去躲避瘟疫的菲斯的主人回来了。他发现家中只剩“空空如也的墙面，比我离开的时候还糟，被烟熏过，一些破罐子、碎玻璃外加一个火炉子，天花板上尽是烛烟的杰作，墙上涂鸦着‘带假阳具的女人’”。和创造了他们的剧作家琼森一样，菲斯、萨托尔和多尔化合了一些质朴的材料、语言创意和观众的想象力，从中创造出了精巧的幻象。

在《福尔蓬奈》中，我们在戏剧结尾处看到几种力量削弱了正义的伸张。《炼金术士》的开场白许诺将通过“完整的补救”和“公平的匡正”来“纠正”那个年代的“陋习”，我们可能会期待菲斯回归的主人即将成为这种正义的化身。然而，他的名字是洛维特，在听人汇报菲斯的不轨行径时，他的第一反应是“他现在该使出怎样的花招？我喜欢‘才智’横溢的人，正如同我热爱我的食物一样”。他不仅没有惩罚菲斯，还从他这位仆人尚未达成的阴谋中挽救了一位年轻富有的寡妇——达姆·普里安特，并与之成婚。愚人的结局远不如骗子，我们再一次见证了智商（包括欣赏一场恶作剧的高明之处的能力）在琼森的价值等级排序中，地位是何等之高。

1611年，琼森再次以一部《喀提林阴谋》（Catiline his Conspiracy）回归罗马悲剧，但这部戏的成就没能超过其早期作品《西亚努斯的覆灭》。随后，他又以大胆的、具有实验性的戏剧《巴托罗缪集市》（Bartholomew Fair，1614）回归喜剧，这部喜剧拓展了同时代的《炼金术士》，将繁忙嘈杂的伦敦平民生活变为内部环环相扣并且充满戏剧性场景的一种庞大架构。这部剧自然就发生在巴托罗缪集市，但这次集市不仅是故事的场景，甚至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因为故事就发生于史密斯菲尔德举行的圣巴托罗缪节（8月24日）。这一活动起源于中世纪，到了17 世纪发展成为持续两周的年度活动。这个活动极受欢迎、极为热闹，占地面积也非常大，到处是琳琅满目的小商摊和各种娱乐活动。因而，它让琼森能够汇集形形色色复杂的社会角色——赌徒、小偷、民谣歌手、清教徒、单纯年轻的继承人、治安法官、妓女、疯子，等等。这些人物聚在一起，使诡计得以施展，酝酿出滑稽的混乱效果。

这部戏剧是伦敦市井生活的真实写照。卖玩具的商贩兰特·利多海德、姜饼妇人琼·特瑞斯以及其他正叫卖着自己货品的小摊贩：

兰特·利多海德：您缺什么？您没买什么？您还缺什么？最好的拨浪鼓儿、小鼓儿、戟、27小马儿、布娃娃^28？还是最精美的小提琴？

叫卖小贩：快来买梨子咯，脆甜多汁儿的梨子！

特瑞斯：来些姜饼吧，黄金脆皮的姜饼！29

在全景式的伦敦沸腾的众生相的中心，是卖猪肉的女人厄休拉，她是个烤猪肉卖猪肉的小贩，有时也像老鸨一样拉皮条的肥胖女人。她象征着戏剧展现出的生活图景中心，她的摊位是整个戏剧的焦点，摊位前各色人物相遇交错，汇聚在一起，使原本不可能相遇的人们相识，让他们荒诞地互相包庇，并发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厄休拉是一种人类最本质和最怪诞形式的化身，如同一块巨大的猪油一般汗流浃背地在烤肉：“我就是火苗和肥脂……恐怕我刚好会融化成夏娃，一根肋骨。当融化的时候，我会像花洒^30一样浸润结块的土地；你可以追随我留下的踪迹。”她丰满的体型也激发了其他人物的语言创意：她是个“行走的充满肥脂的母猪”，“一个上佳的炊具”，一片“沼泽”；想睡她的男人“可以淹没在她的身体里，一周之后再被他的朋友打捞上来……”，“就像掉进了用黄油堆成的城郡中”。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科尔罗斯咒骂厄休拉：“巴托罗缪集市的肉体！”

同《福本蓬奈》和《炼金术士》一样，《巴托罗缪集市》写出了法律在侦查、打击犯罪时的无能（剧中代表着法律力量的是法官亚当·欧文顿）。同样，该剧也再一次嘲弄了清教徒，主要是因为他们反对剧院。布希（又名“尘世狂热”）打断了一场木偶戏，并谴责木偶戏是魔鬼的把戏，目的是让人盲目崇拜。琼森戏谑地写下这位清教徒有如预言和启示录一般的演讲。布希说：

这个行业应该受到诅咒，应该为木偶戏进行祷告，汝辈应向太阳神祷告。我早已张开了我的大嘴，像牡蛎张开壳迎接潮汐一样，等待尔等倾覆，但不能将它诉诸诉讼或辩论；因此，我等待着一次即将来临的争吵，然后是一次战斗。

这也导致他与一个木偶发生了一场荒谬、夸张的争吵。

布希：我说，他的生计，他的职业是亵渎神灵的，它是渎神的，偶人。

木偶狄俄尼索斯：它不是渎神的。

利多海德：它不是渎神的，他说。

布希：它是渎神的。

木偶狄俄尼索斯：它不是渎神的。

布希：它是渎神的。

木偶狄俄尼索斯：它不是渎神的。

最后，布希援引了清教徒反对剧院的主要观点：“你们是可憎的，因为你们中间的男人穿着女人的衣服，而女人却穿着男人的衣服。”作为回应，木偶“掀起他的衣服”，显示他只是由一块木头制成的偶人，没有生殖器。布希感到困惑，扭转变了心态，坐下来与其他人一起欣赏表演。

因此，尽管在开场白和其他地方，琼森经常宣称要进行道德改革，但他的喜剧通常以幽默的方式结尾，并且宽容地承认人性的相同之处。在《巴托罗缪集市》的结尾，法官欧文顿被迫承认他几乎错判了市集上的每个人，他说：“除了亚当，我们都同样是血肉之躯！”他邀请所有人来自己家中吃晚餐，颇有感触地解释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而不是毁灭；是为了建立，而不是拆毁。”尽管琼森在其他地方曾作出严厉的批判，但欧文顿的话似乎也是他的心声。

晚年

琼森在1616年出版了他的对开本全集，这项举动赋予编剧这个职业崭新的尊荣，但这也并非琼森首创：诗人塞缪尔·丹尼尔在1601年就已经出版了他的对开本全集。然而，琼森的创举在于他将自己的9部戏剧纳入了全集。戏剧在当时被视作是速朽的、无关紧要的娱乐品，而非文学正宗；演出剧目飞速翻新，大多数戏剧在首演或演出季后就不再上演；付印的戏剧往往印刷廉价、材质粗糙。当托马斯·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在牛津建立自己的图书馆时，就明确地将剧本排除在外。他在1611年的一封信中将剧本贬斥为“闲杂书目”。31琼森将剧本纳入全集的做法甚至遭到取笑，人们质疑道：“本，请告诉我，你这么做是出于什么样秘密的理由？其他人视作游戏之类的东西竟然被你称为著作。”32

然而，琼森在职业生涯中似乎对于舞台表演和戏剧剧本之间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为作者提供的机会有了更高的认识。他的作品《人人高兴》是1600 年出版的4 开本，声称其呈现的剧本忠实于作者原稿，而不是在舞台上修改过的版本，“包含的内容比公开谈论或表演的要多”。33印刷版使作者能有机会找回其原来的艺术构思，与那些真正博学且更具鉴赏力的人（而不是剧院中乌泱泱的观众）展开“对话”，并弘扬戏剧写作的文学价值。琼森开创性地将戏剧列入自己的对开本全集，这树立了戏剧剧本的价值和地位，也为1623年莎士比亚第一本对开本戏剧全集的出版铺平了道路。琼森借助这项创举以及自己职业生涯中所获得的社会舆论的支持，为推动职业作家的出现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身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觉意识，以及对早期现代作家的作用和地位的深刻理解。他既可以在赞助商和广大公众的要求之间进行调解，又能够在取得商业成就及名望的同时，不忘守护艺术的道德和良知。

出版对开本全集时，琼森对《人人高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将背景从意大利搬到了伦敦。琼森最大的戏剧成就在于他以讽刺的语调，如镜子一样如实地反照出自己生存的时代。事实确实如此，即便他将有些戏剧的背景设置在意大利，例如《福尔蓬奈》就将剧情空间设置在威尼斯，但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作品呈现了当时伦敦城的方方面面，剧情空间只是内涵依托的一种形式而已。琼森为城市喜剧类型的兴起作出过最重要的贡献：他的作品富有突出的城市色彩，具有鲜明的话题性；他塑造的典型人物将那些生活在大都市喧嚣中的千千万万城市居民分门别类；他的戏剧情节曲折、精巧，具有活泼的节奏。关于他的剧作特色将在第7 章中进一步加以讨论。

本·琼森是伦敦社交圈和文化圈里的领袖人物，他先后加入“美人鱼酒馆”和“阿波罗酒家”的“俱乐部”（此时，俱乐部机制尚未成型）。他的身边常年聚集着一群朋友和年轻的仰慕者，他们被称作“本派”。这些出没于酒馆的小团体，其内部的氛围是欢乐友好的：琼森的周围簇拥着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他们畅快地讨论文学，享用美酒佳肴，开着不着边际的玩笑。然而，在创作出《魔鬼是头驴》（The Devil is an Ass，1616年）后，已过不惑之年的琼森于1618年离开伦敦，踏上了一段非凡的旅程——他分阶段地徒步旅行一直到达爱丁堡。琼森可能想通过这趟旅途去探寻他的苏格兰祖先（琼森的父亲有苏格兰血统），也可能是为了兑现一次赌约。在苏格兰，他和霍索恩的威廉·德拉蒙德（William Drummond）待在一起，后者记录了他当时的一些言论，并于18世纪发表了出来。德拉蒙德为我们留下了他对于这位来客的一段生动描述：

他极端自恋，喜欢褒奖自己，对他人却时常表现出蔑视和嘲笑。即便他的俏皮话会让他失去朋友，他也照讲不误。他对身边人关于自己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为都充满了猜疑和戒备（尤其是喝酒以后，而喝酒是他生活里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时而和蔼可亲时而横眉怒目…他的幻想压抑着他，因为他的幻想常战胜他的理智，这也是许多诗人的通病。34

琼森的好胃口也让他变得大腹便便。他痴迷于描绘伊壁鸠·马蒙爵士和厄休拉这样的人物，这些角色膀大腰圆，言辞夸张。他曾在一些自述中提到自己的腰围，言辞颇为悲伤或自嘲，例如“我那山一样的肚子和如岩石般的面容”，以及“我自己可以如同酒桶一样，滚动起来”。35

尽管琼森在1619年就回到了伦敦，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为公共剧院创作出新的剧本。直到1626年，才有《新闻关注》（The Staple of News）问世。紧随其后的作品是1629年发表的《新旅馆》（The New Inn）、1632年的《有魅力的女人》（The Magnetic Lady）和1633年的《木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从这些作品的角度来看，琼森尽管仅比莎士比亚小8岁，且常被视作莎士比亚的同代人、朋友和竞争对手，但在莎士比亚最后的作品发表20年后，即在17世纪30年代这样一个文化环境完全不同的时期，琼森仍在进行创作。当代有些评论家认为琼森后期的作品表达的是对伊丽莎白时代文化和文学的无尽缅怀。36另一些人则认为后期作品敏锐地把握到当时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这使得它们不同于城市喜剧，也不同于城市喜剧与传奇剧相结合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传奇剧中吸纳了一种童话的风格，这也可见于莎士比亚晚期剧作）。37然而，琼森的后期作品并没有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他在晚年时常面临经济上的窘境（尽管这也可能是他恣意放纵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1628年，琼森瘫痪了，可能是由于中风。38他于1637 年去世，埋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琼森的棺木是竖直的而不是水平摆放的；遗体也并非正着放入棺木，而是头部朝下。

我们在第4章里已经探讨过，莎士比亚常在自己的戏剧里反思戏剧艺术的特点。琼森也常常有意识地在作品里阐明自己的艺术思想，但他更习惯于在开场白、引言以及其他从属性的部分中写下一些富有说教意味的想法。在修订过的1616年对开版《人人高兴》的开场白里，他就写下过作为一名作家的豪言壮志。比起作品的受欢迎程度，他更在乎他的作品是否能改变观众——“比起热爱舞台，他更热衷于挑战这个时代的恶习。”他也致力于创作出喜剧的模板，以便让其他作家能有一个标准可以遵循——“他祈祷您看这样的戏剧时能感到快乐，而其他的戏剧也理应如此。”39在类似的陈述中，琼森自封为品味与道德的仲裁者。这一做法看似专横，但却不会令人无法接受，毕竟他的创新总是妙趣横生。此外，他着迷于那些奇怪的事物，并拒绝在剧本结尾严厉地处罚他的角色，这都抵消了他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卫道士形象。

自18世纪以来，琼森时常被拿来与莎士比亚作比较，且往往被认为不及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合乎情理的。琼森十分了解莎士比亚，他不仅视其为好友，也视其为竞争对手，这是一种复杂又矛盾的情感。他曾表示自己十分敬佩莎士比亚且怀念他，甚至尊崇他为自己的偶像；与此同时，他又批评莎士比亚的写作过于随意、疏于编校且缺乏自控——“他文思如泉涌，但也应该适时地停笔”。40他公然拿自己与莎士比亚相比较，并且细究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不足之处。1616年，他在《人人高兴》的开场白中表达了对特效及套路的不屑，其矛头明显指向莎士比亚：“既不会有合唱队在大海上伴你前行，也没有摇摇欲坠的王位和需要取悦的男孩。”他的目的在于描写“人人都有的行为及语言”且“呈现一幅时代的图画”。他在《人人扫兴》中重申：

他的喜剧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一位公爵爱上了一位伯爵夫人，而这位伯爵夫人却爱上了公爵的儿子，不巧的是，公爵的儿子爱的却是一位女仆——这样爱恨情仇，错综复杂，再加上个小丑饰演他们的仆人，这就是问题所在。应当描写时代，让作品和时代紧密相连。41

从根本上讲，这样的表述恰恰说明琼森对莎士比亚的评价是无效的。因为琼森所开创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喜剧观念。他倡导充满讽刺意味的、不同于浪漫主义的喜剧风格，他认为戏剧应该如一面明镜那样折射社会的现实及缺陷。如果按照琼森自身的标准评判，他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写作手法无人能及，包括假面剧在内，他的所有戏剧都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万象。此外，在监督作品出版和引导公众舆论方面，他也孜孜不倦；相较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其他任何一位剧作家，他为职业编剧这一现代观念的确立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注释】

1 I.e. foreigners.

2 Richard West, ‘On Mr. Ben. Johnson’, from Jonsonus Virbius (1638), quoted in D.H. Craig ed., Ben Jonson: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Routledge, 1990), p. 210.

3 Though the first to hold this title officially was Jonson’s successor William Davenant, appointed in 1638. For all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on Jonson in this chapter, please see Ian Donaldson, Ben Jonson: A Life (Oxford: Oxford UP, 2011).

4 See James A. Riddell, Jonson’s Folio of 1616, in Richard Harp and Stanley Stewart(ed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en Jon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pp. 152–62.

5 ‘An Ode. To Himself’, Jonson, Poems, ed. Parfitt, pp. 160–61.

6 Ben Jonson, The Alchemist and Other Plays, ed. Gordon Campbell (Oxford: Oxford UP, 1995), p. 9.

7 Induction to Bartholomew Fair, in Jonson, Alchemist and Other Plays,ed.Campbell, p. 32.

8 Ben Jonson, Every Man out of his Humour, in Ben Jonson, ed. C. H. Herford and Percy Simpson, 11 vols (Oxford: Clarendon, 1925–52),vol. 4, ‘After the Second Sounding’, p. 432, lines 105–09. See also Dutton,Ben Jonson: Authority, Criticism, pp. 115–23 for a helpful discussion of Jonsonian ‘humours’.

9 Ben Jonson, Cynthia’s Revels, in Jonson, ed. Herford and Simpson, vol.4, p. 43, ‘Prologue’, lines 10–11, 13, 16–17.

10 See Leah Marcus, ‘Jonson and the court’, in Harp and Stewart,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nson, pp. 31–3.

11 Ben Jonson, Sejanus, His Fall, ed. Philip J. Ayr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0), p. 49.

12 Ben Jonson, The Masque of Blackness, in David Lindley ed., Court Masques: Jacobean and Caroline Entertainments 1605–1640 (Oxford:Oxford UP, 1995), p. 1.All further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13 Quoted in Clare McManus, ‘“Defacing the carcass”: Anne of Denmark and Jonson’sThe Masque of Blackness’, in Julie Sanders, Kate Chedgzoy and Susan Wiseman eds, Refashioning Ben Jonson: Gender, Politics,and the Jonsonian Canon(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8), pp. 94–5.

14 For more on female performance in courtly and aristocratic settings, see chapter 8 below.

15 Ben Jonson, ‘The Masque of Queens’, in Lindley, Court Masques, pp. 35, 43–4.

16 Jonson, ‘The Masque of Queens’, in Lindley, Court Masques, p. 35.

17 Ben Jonson, Hymenaei (London, 1606), sig. A3r.

18 Stephen Orgel, The Illusion of Power: Political Theater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Berkeley: U of California P, 1975), pp. 10–16.

19 See Dutton, Ben Jonson: Authority, Criticism, Ch. 3.

20 Ben Jonson, ‘Pleasure Reconciled to Virtue’, in Lindley, Court Masques, p. 123.

21 ‘An Epistle to Master John Selden’, in Poems, ed. Parfitt, pp. 147–49, lines 19–22.

22 Ben Jonson, Volpone, in Alchemist and Other Plays, ed. Campbell, 1.5. 56–9. All further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23 Ben Jonson, The Alchemist, in Alchemist and Other Plays, ed. Campbell, Prologue, lines 7–8. All further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24 The Alchemist was first performed in Oxford, in September 1610, since the plague had forced the closure of the London playhouses, but it was probably performed at the Blackfriars soon after they re-opened in November.

25 Concubines.

26 A fish which has fleshy filaments hanging from its mouth.

27 A toy weapon; a battle-axe with a sharp-ended staff.

28 Dolls.

29 Ben Jonson, Bartholomew Fair, in Alchemist and Other Plays, ed. Campbell, 2.2.28–32. All further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30 Watering-can.

31 Martin Butler, ‘Jonson’s London and its theatres’, in Harp and Stewart,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nson, pp. 24–5; Sir Thomas Bodley, Letters of Sir Thomas Bodley to Thomas James, First Keeper of the Bodleian Library, ed. G.W. Wheeler (Oxford: Clarendon, 1926), p. 219, and see pp. 221–2.

32 Wits Recreations. Selected from the Finest Fancies of Moderne Muses (London, 1640), sig. G3v.

33 Dutton, Ben Jonson: Authority: Criticism, p. 51.

34 ‘Conversations with William Drummond’, in Jonson, Poems, ed. Parfitt, pp. 479–80.

35 A tun is a large cask or barrel used for wine or beer. Jonson, ‘My Picture Left in Scotland’, in Poems, ed. Parfitt, p. 140; ‘Induction’, The Staple of News, Herford and Simpson vol. 6, p. 281, lines 62–3.

36 Anne Barton, Ben Jonson, Dramatist (Cambridge UP, 1984), pp. 300–320.

37 Donaldson, Ben Jonson, p. 416; Julie Sanders, ‘Print, popular culture, consump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in The Staple of News’, in Sanders, Chedgzoy and Wiseman, Refashioning Ben Jonson, pp. 183–207.

38 Donaldson, Ben Jonson, p. 399.

39 Ben Jonson, ‘Prologue’, Every Man in his Humour, folio text, Jonson, ed. Herford and Simpson, vol.3, p. 303, lines 3–4, 13–14. All further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40 Jonson, Timber: or Discoveries, in Complete Poems, ed. Parfitt, p. 394.

41 Jonson, Every Man Out, in Jonson, ed. Herford and Simpson, vol. 3, p. 515, 3.6.195–201.

第6章　复仇悲剧

一个年轻的女性遭到两个男人的强暴并致残，她的父亲为了报复，杀死了两个罪犯，将其做成馅饼送给了他们的母亲（出自莎士比亚的《泰特斯·安德罗尼克斯》，1592～1593）。10年后的又一个剧本中，一位年轻人的情妇因反抗好色的公爵而惨遭毒害，年轻人将情妇的头部浸染毒药，并将其装扮成高级妓女的模样，引诱公爵去亲吻她。毒药腐蚀了公爵的牙齿和舌头，弥留之际，公爵听到了私生子与妻子之间互相倾诉爱慕之情并表达他们对自己的憎恶，最后在痛苦的煎熬中死去（出自1606 年托马斯·米德尔顿的《复仇者的悲剧》（Revenger’ s Tragedy）。1而在其他剧本中，还有通奸的意大利公爵在戴上了一顶有毒的头盔后，因毒性发作而在痛苦中发出了悲鸣；或是红衣教主的一个被抛弃的情妇，因亲吻了一本有毒的圣经后中毒身亡［约翰·韦伯斯特的《白魔鬼》（White Devil，约1612）；《玛尔菲公爵夫人》（1614）］；2还有一个“浑身布满发臭的血液”的年轻人，他闯入了宴会，匕首上插着他姐姐的心脏，而他的姐姐当时已身怀六甲［约翰·福特（John Ford）的《可惜她是娼妇》（’Tis Pity She’ s a Whore），1629～1633］。3

这些惊悚反常的情节，全部来自于伊丽莎白一世及詹姆斯一世时期戏剧中一个极为繁盛的类型，自20世纪初期以来，评论家将这一戏剧类型称为“复仇悲剧”或“流血悲剧”。4该类体裁的第一部著作是托马斯·基德的《西班牙悲剧》（The Spanish Tragedy，约1587），我们在第3章讲到该剧作家时曾提及他和马洛共用一间写作室，并在马洛即将去世之际举证指控了马洛。从基德这部富有开创性的戏剧到约翰·福特的作品（约1630），复仇悲剧在40多年的时间内发展成为文艺复兴戏剧的主流，产生了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及韦伯斯特的《玛尔菲公爵夫人》这样的杰作。本章将探究这一极为特别的戏剧类型的主要特征并解读其魅力所在。

图6-1　托马斯·基德《西班牙悲剧》的书名页，插画为赫罗尼莫发现了他儿子被谋杀的场景。

通用惯例

复仇悲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至古典时期，复仇是古希腊悲剧的一个中心主题以及建构原则，而到了16世纪，读者主要接触的是塞内加的罗马式悲剧。托马斯·牛顿（Thomas Newton）于1581年编辑了塞内加英文译本全集（其中部分剧本此前已发表）。然而，塞内加的剧本仅是对暴力的恐怖行为进行语言描述，却并未将其直接展现在舞台上。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复仇悲剧的一个最吸引人的特点是对伤害及死亡的呈现。

尽管是残酷流血的，伊丽莎白一世及詹姆斯一世时期复仇悲剧中死亡的各种多变及独创的形式却体现出一种诡异的心理飨足，甚至是独创性及风格上的美感。这在约翰·韦伯斯特（约1578/1580～约1638）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当他最伟大的剧本《玛尔菲公爵夫人》中的女主角玛尔菲公爵夫人即将迎接被谋杀的命运时，她开始自然而然地思索死亡的美学，而死亡美学在复仇悲剧的世界中很常见。她说：“用什么割我的喉咙会使我愉快呢？用钻石？或是将我窒息而死？使用肉桂？或是让我佩戴着珍珠而后被枪杀？我知道死亡有上万种方法，让人们从生命的舞台上退场。”这些残忍暴戾的死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公开展示并延长痛苦，这反映出伊丽莎白一世及詹姆斯一世时期政权统治的残酷性。在拉肢刑具上，叛徒的肉体支离破碎，或是用手铐将叛乱分子悬挂于监狱墙面；在公开执行死刑时，死囚在绞刑架上尚未断气，刽子手就将绳索切断，以便在囚犯没有完全断气时开膛破肚并当众阉割。政府通过这种手段来彰显国家权力，也许正是现实世界中的这种残酷行为使16世纪及17世纪的观众对舞台暴力的反应有些迟钝；又或许是在相对安全的剧场空间中看到残酷的现实被表演出来，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心理治愈作用。

当然，复仇悲剧中耸人听闻的暴力也通常是与现实相脱离的，它体现出对自我虚构性的自觉。

戏中戏类型的盛行促进了这种自觉手段的出现。而这些手段不仅仅是为了激发良知，例如在《哈姆雷特》中，更多是作为致命的惩罚方式——艺术的死亡，如果你喜欢，也可理解为借由表演来死亡。通过假面剧来仪式化地表现死亡，这种做法首先出现在《西班牙悲剧》中，其后又反复地出现在多种剧本中，包括托马斯·米德尔顿的《女人提防女人》（Women Beware Wowen，约1621）。米德尔顿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多产且涉猎范围最广的剧作家之一，尤其以对于讽刺的敏感性、对于人性黑暗面的辛辣嘲讽以及擅长构建直指人心的冲突场景和引人入胜的戏剧场面而著称（见后文第7 章中对其城市喜剧的探讨）。《女人提防女人》是托马斯·米德尔顿后期的一个剧本，是一个相对较晚的复仇悲剧，剧作有时似乎在故意评价复仇悲剧这一类型。在其最后的假面剧中，剧中角色扮演着众神及女神，他们使用毒香、燃烧的黄金、地板门、丘比特的火焰箭，以及相对较常见的毒杯彼此间进行残忍的杀戮。无需赘言，他们的密谋以失败告终，几个人物也在不经意间被自己的阴谋所杀死。接下来的混乱既滑稽又悲惨，观看这一切的公爵声称“这部剧令我相当迷惑”，他代表了台下观众的心声。复仇悲剧中的死亡是高度风格化、审美化的，整个场景既遵循但同时又讽刺了这一惯例。

复仇悲剧的舞台上不仅散落着尸体，还有人体的残肢。在韦伯斯特的《玛尔菲公爵夫人》中，公爵费迪南去监狱拜访他的妹妹玛尔菲公爵夫人。在黑暗中，公爵费迪南似乎向他的妹妹伸出了手，妹妹亲吻了那只手，却在灯光亮起时发现她所握着的那只手是一截死人的残肢。5 “哦，太恐怖了！”公爵夫人失魂落魄地惊叫起来。一些人认为韦伯斯特是在毫无必要地使用恐怖情节，但这只死人的手却是有多重含义的。费迪南撒谎并声称，这只手是从公爵夫人的丈夫安东尼奥的尸体上截取下来的。为了让她陷入绝望，他向妹妹展示了遗体，欺骗她说这是安东尼奥及其孩子的尸体。而事实上，安东尼奥还活着，但这只死人的手以及造假的尸体却成了他即将死亡的前兆，更是公爵夫人自己濒临死亡的征兆。同时，费迪南伸出一只死人手的举动体现了他对妹妹的冷漠情感，费迪南和弟弟卡迪纳试图压迫公爵夫人，并且扼杀公爵夫人对她出身卑微的丈夫及孩子满含人性的温暖的爱，因此这只死人手象征着家族荣誉和父权统治。复仇悲剧中曾出现的其他肢体部分包括《复仇者的悲剧》中格劳瑞纳的头部以及《夺魄冤魂》（The Changeling，1622）中呈献给比阿特丽斯·乔安娜的未婚夫的手指。它们是图腾式的物品，既是有关逝者的回忆，同时又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死亡。

鬼魂也可将过去带入现实，连接记忆与行动。《哈姆雷特》是一部复仇剧，一个从灵界回来的鬼魂煽动其后嗣，让他们铭记谋杀并为自己复仇，最终导致了复仇者的死亡。6人们还猜想莎士比亚受到过旧版《哈姆雷特》剧情的启发，这些剧本现已失传，据推测可能是由基德所作。当然在基德现存的剧本中，《西班牙悲剧》的整个剧情就是一个复仇的冤魂旁观一场复仇的行动，并作出愤恨的评论，抱怨对其仇人实施的惩罚过于迂回缓慢。《玛尔菲公爵夫人》中的鬼魂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类型：当公爵夫人在第四幕死去之后，她在五幕三场中通过幽灵般的声音回来，用谜一样的语言告诉她的丈夫她已经死了，而他的死期也即将到来。所有这些鬼魂在复仇悲剧中的行为无外乎是向剧中角色以及观众发出死亡警告，提醒人们生命的有限性以及死亡会不可避免的到来。

使用死人手这一残酷伎俩的费迪南代表了复仇悲剧中一类定型角色，即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但是这些腹黑无情的反派角色并非源自马基雅维利功利性政治写作的真正内容，而是与马基雅维利在英国的名声相关。当时的英国人普遍认为，马基雅维利倡导采用不道德及卑鄙的方法达到政治目的。这类角色的早期代表包括托马斯·基德的洛伦佐（《西班牙悲剧》）以及克里斯托弗·马洛的巴拉巴斯和小莫蒂默（《马耳他岛的犹太人》，约1590年；及《爱德华二世》，约1592年）。巴拉巴斯公开表示自己是马基雅维利的门徒，而马基雅维利也在该剧的开场白中承认巴拉巴斯是自己的追随者，他宣称“我认为宗教是孩子的玩具，世间没有罪恶而只有愚昧无知”。7马基雅维利式的角色通常是帮凶或谋反者，他们会将精心设计的阴谋付诸行动以摧毁敌人。例如，莫蒂默所雇用的阴险人物莱特邦杀害了爱德华二世，并自诩道：

我在那不勒斯学会了如何毒害花朵，

如何用青草穿过喉咙将其窒息而死，

如何用针尖穿透气管，

或者是，在一个人熟睡时，拿起一个翎毛

向其耳中吹入一点粉末，

或是向其张开的嘴中灌入水银。

《爱德华二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复仇悲剧，但此类角色无疑在复仇悲剧这一戏剧类型中占据了一席之地。随着剧情不断地发展，这些人物成了歌队人物，例如愤世嫉俗、穷困潦倒但不断寻觅赞助支持的学者，就像创造出他们的作家本身一样，他们也以愤世嫉俗的眼光注视着身边发生的肮脏事件。《复仇者的悲剧》的开场白中，当群臣列队通过舞台之时，韦德斯批判性地逐一分析了腐败朝廷中的每个成员。剧中，他虽然是他们的仆人和怂恿者，但他善于利用机会来使自己成为他们强劲的对手。然而，这也意味着他虽然寻求着净化这个腐败世界的办法，但他也参与其中，有时候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协。而这更适用于《玛尔菲公爵夫人》中的博沙拉，他从最开始就被雇用去折磨和杀害公爵夫人。但这个角色却十分欣赏公爵夫人的美德，他渴望能具备讽刺作家的廉洁德行，并给予身边那些堕落的朝廷官员以严厉的批判，但社会地位上的不稳定性又迫使他抛弃所有的正直并替他人犯下罪行。这使博沙拉成为一个矛盾而又有魅力的戏剧角色，一个有良心的愤世嫉俗者。

处于压力下的角色是复仇悲剧的戏剧之核，也是剧本持续保持其吸引力的关键。复仇本质上反映出一种道德的窘境：一个被冤枉的受害者是否应该成为复仇者，用以牙还牙的方式履行古老的荣誉准则？还是应诉诸神圣的公正和人类法律的力量来完成他们复仇的伟业？就如同我们在这些剧中反复看到的那样，惩罚和暴力的情节链一再被复仇的意志所推动。然而，等待神灵或世俗权威去采取行动通常是无果的，受害人可能会因为悲痛和惨遭伤害而展开复仇——即使他们痛苦地意识到，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挑战上天和人间的一切法律。在复仇悲剧的奠基之作《西班牙悲剧》中，由压力所导致的悲痛，最终倾泻成为文艺复兴舞台上众人皆知的一幕。赫罗尼莫哀悼他被谋杀的儿子道：“噢，眼睛，你不是眼睛，是储满泪水的喷泉；噢，生命，你不是生命，是死亡的一种形式；噢，世界，你不是世界，是罄竹难书的错误，混杂且充斥着谋杀与罪过。”8这浓墨重彩的修辞似乎在向观众展示作者精雕细琢的文采，因此，它很容易被戏仿。例如，1598年，当基德的这部戏剧问世10年之后，琼森在《人人高兴》中塑造了一个愚蠢的角色，扮演起基德台词的狂热仰慕者：

这部作品中的确有一些不错的台词。“噢，眼睛，你不是眼睛，是储满泪水的喷泉”。这别出心裁的意象啊：“储满泪水的喷泉！”“噢，生命，你不是生命，是死亡的一种形式。”这难道不是很精彩吗？“噢，世界，你不是世界，是罄竹难书的错误。”我的上帝呀！“混杂且充斥着谋杀与罪过。”这难道不是你听过的最棒的言辞？9

很明显琼森的意图是戏谑地模仿，但这一段正好说明，《西班牙悲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极受推崇的。琼森在16世纪90年代的早期职业生涯中曾经扮演过一段时间的赫罗尼莫，而10年后，在1601年和1602年，他接受了来自菲利普·亨斯娄的酬金，开始撰写这部剧的续集。10亨斯娄的日记记载了1592年到1597年之间《西班牙悲剧》的29场演出，而这部剧直到17世纪40年代仍然作为保留剧目而出现。毋庸置疑，这持久的成功大部分归功于其悲情主人公给观众带来的情感上的吸引力；事实上，这部戏剧也确实经常被那时的观众称作《赫罗尼莫》（Hieronimo）。

赫罗尼莫背负的道德及情感压力使他发疯，这成了复仇悲剧的另一个特点。《玛尔菲公爵夫人》中的费迪南因幻想与其妹妹发生淫荡的行为而日渐消瘦；妹妹死亡的消息使他几乎丧失理智成为狼人，他的主治医生用下面一段十分可怕的超现实主义段落进行了描述：

那些着魔的思想即将溢出

如此悲哀的情绪，他们设想着

自己化身为狼，

在死亡之夜去教堂墓地偷窃，

将尸体挖出；见到公爵后第二个夜晚，

圣马可教堂后的一条小巷中，

那人的肩上扛着一人的腿；他可怕地号叫着；

声称自己是一匹狼，唯一不同的是

狼皮上的毛发生在外面，

而他的在里面。

总之，在伊丽莎白一世及詹姆斯一世时期，复仇悲剧所特有的元素使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大受欢迎，其中包括带有欺骗性的死亡方式、残肢、鬼魂、精巧的恶行、道德上的模棱两可、情感无节制及发疯状态。到了1599年，该体裁已经有了充足的套路以供模仿：

一些暴君为了夺得王位，

刺杀、绞刑、毒害、窒息、割喉等暴行，

歌队随之也咆哮而来，

向我们诉说着一只猫的忧虑，

一个卑劣的幽怨鬼魂，

它裹在肮脏的床单或皮革中，

抱怨着，犹如一头嚎叫的猪，

哭喊着惩治，复仇，复仇。11

虽然这种过激的言语常常使剧本看起来很荒谬，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复仇悲剧的流行；如果有影响的话，也是积极的影响。许多复仇悲剧甚至会通过自嘲式的自我模仿来挖掘自身喜剧的潜力，或通过融入喜剧元素来增强戏剧的恐怖效果。

尴尬的笑声

在《玛尔菲公爵夫人》中，关于费迪南变狼妄想的描述有一些既荒谬又具有凶兆的部分：咆哮的公爵肩上吊着一条断腿。这与费迪南之前的诡计是相同的——尽管在此以前，他在表面上还是神志清醒的，带着死人的手和假尸体——也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恶作剧。事实上，复仇悲剧经常在喜剧的边缘徘徊。《西班牙悲剧》与《复仇者的悲剧》中的罪犯在通往绞刑架的过程中肆意地开着玩笑，说着俏皮话，抱着他们在最后的时刻会因为他们盟友的介入而得救的希望，但最终发现他们错了。这些场景都在悲剧场景中运用了喜剧技巧：欺骗、误解以及不合时宜。此外，复仇悲剧也清醒地意识到它的种种不节制有时会带来喜剧性的效果，例如剧中疯狂的行为、过于华丽的修辞、变态的死亡场面及成堆的尸体。《西班牙悲剧》的夸张风格使人竞相模仿，后来的戏剧还会加入自嘲的元素，以防止被别人嘲弄。因此《复仇者的悲剧》中堕落的宫廷子弟未能够阻挡其兄弟死刑的命令，在营地中以十分滑稽的样子收到了其被砍下的头颅：

爱彼硕：那这是何人项上的人头？

官员：这头颅的主人是你下达命令处决的，他是你的弟弟。

［他从包囊中取出头颅，摆在了面前］

爱彼硕：我们弟弟的！

噢，怒火！

苏泊洼：瘟疫！

爱彼硕：　　混乱！

苏泊洼：　　　　黑暗！

爱彼硕：　　　　　　撒旦！

苏泊洼：刀起头落，这般可恶！

爱彼硕：　　　　　　　　　　这般该死！

苏泊洼［转向官员］：恶棍，我要用它敲碎你的脑袋。

官员：　　　　　　　　　　　　　　　　　　噢，我亲爱的大人。

上述的这一幕很可能会逗乐观众，但这种笑确实令人稍有忐忑，因为观众会意识到，此时发出笑声是不合时宜的。大约10年前，莎士比亚就已经在《泰特斯·安德罗尼克斯》中探索了这种剧场反应，并进一步发展了相应的戏剧策略，他将极端的惨状与黑暗的欢乐结合起来，渲染出极具感染力的剧场效果。泰特斯的女儿拉维尼亚遭到了强暴，她的舌头和双手也被强奸者割了下来；泰特斯的儿子们也即将被执行死刑，泰特斯被告知如果他砍下自己的手并将其送到国王处，他的儿子们将会被赦免。泰特斯果断地砍下并呈献出自己的双手，但他的儿子们却仍然被处死，报信者带回了他们的双手和头颅，泰特斯只是大笑几声：“哈，哈，哈！”这是这部震撼人心的悲剧中最令人震撼且不安的场面。他的弟弟问他：“你笑什么？这显得不合时宜。”泰特斯回答到：“为什么不呢，我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了。”复仇悲剧深知恐惧与荒谬极度贴近，它的角色和场景已经超出了正常戏剧规范和体裁界限，其悲痛与笑声融合为一种让人极为不舒服的组合。它的典型模式涉及种种最为极端的行为^12

女性的道德困境

复仇悲剧密切关注女性角色及她们的道德困境，它对女性的态度较为复杂，而这是复仇悲剧的另一特性。例如韦伯斯特将女性放在两部巨著《白魔鬼》及《玛尔菲公爵夫人》中的核心位置。这些首批女主角中的维特多利亚·克拉伯纳就是题目中的“白魔鬼”：她不仅是一个漂亮的坏女人，而且身上还混合了一系列引人入胜且对立的人格特点。她是一个与一桩谋杀案有关联的通奸者，一个毫无道德可言的女人，然而她却凭借自己的勇气和善辩，赢得了观众的赞美甚至是同情。在韦伯斯特的下一部作品中，玛尔菲公爵夫人不顾男性亲戚的反对，主动追求自己的管家并与之成婚，这完全打破了社会惯例，而观众也因她与丈夫、孩子之间真挚温暖的关系，以及她在面对迫害时所表现出来的尊严和坚定不移的决心所动容。无论是面对假尸体、狂乱的假面剧还是痛苦的死亡威胁，她逐渐发疯的哥哥越是变本加厉地折磨她，她变得越加高贵和坚定，并宣称：“我仍然是玛尔菲公爵夫人。”

复仇悲剧歌颂了坚强的女性，同情女性在婚姻中被当作商品对待的真实处境。例如在《女人提防女人》中，伊莎贝拉的父亲逼迫她嫁给一个粗野愚蠢却十分富有的求婚者，她哀叹道：“啊，心碎了，为那被逼迫恋爱的可怜少女……男人购买奴隶，而女人却在花钱买主人。”然而与此同时，复仇悲剧也塑造了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中一些最极端的厌女症患者。玛尔菲公爵夫人，尽管她在剧中通常展现出女性魅力且英勇无畏的一面，却也难逃下流的恶作剧的捉弄。为了让玛尔菲公爵夫人第一次怀孕的消息传播开来，博沙拉给她带来早熟的杏子以满足她的食欲。玛尔菲公爵夫人吃了杏子后，却了解到这些杏子是用马粪催熟的，于是，玛尔菲公爵夫人因恶心而退场，呕吐加快了她的分娩。在整场戏中，女性怀孕的身体似乎被看作是嘲弄和厌恶的对象。该剧的主要情节被博沙拉责骂女性的话打断：“在法国曾经有位夫人得了天花，她脸上的皮肤被剥掉使其更加光滑；之前的她如同肉豆蔻碎粒，而之后的她如同一只流产的刺猬。”他恶毒地唾骂一位老妇人的妆容：“ 我宁愿吃一只从黑死病人脚底取出来的死鸽子注33，也不愿吻你这饿死鬼。” 13在类似的段落中，女性通常被等同于肉体，而且如果说复仇悲剧将性等同于死亡，那么女性只是这种道德寓意的人格化。这种意象可以追溯到人类最初的堕落，如同《女人提防女人》中的一个段落所说的：“当我注视着美丽而又危险的娼妓，熠熠发光的美丽和毁灭，都在那一瞬间，我愿将她那美丽的躯体比作美丽的神殿，它建立于地窖之上，尸体在那里腐烂。”

复仇悲剧对女性的观点似乎是断裂甚至自相矛盾的，但仍不可否认，它为女性而着迷。该类型中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场景都深刻地探究了女性的道德困境和内心混乱。一个最有力的例子是托马斯·米德尔顿和威廉·罗利（William Rowley）的作品《夺魄冤魂》中的比阿特丽斯·乔安娜。比阿特丽斯·乔安娜收买了她的仆人迪·弗劳瑞斯，让他去谋杀自己的未婚夫，这样她就可以嫁给她一见钟情的阿森米罗。迪·弗劳瑞斯的脸有很重的伤疤，比阿特丽斯·乔安娜对此极为厌恶，当她掉了一只手套，迪·弗劳瑞斯将其捡起时，比阿特丽斯·乔安娜索性将一双手套全都赠与他，她说：“我不会再碰这双手套了：……将它们拿走，让你的皮肤与它们粘在一起吧。”在比阿特丽斯·乔安娜眼里，迪·弗劳瑞斯只是她用以执行暗杀的工具，她完全没有想过此举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后果。迪·弗劳瑞斯向比阿特丽斯·乔安娜展示了他从死人手上切割下来的手指，这是复仇悲剧常用的充满寓意和征兆的身体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手指既象征着男性生殖器，又令人毛骨悚然。当迪·弗劳瑞斯因比阿特丽斯试图付钱打发他走而被激怒时，比阿特丽斯受到了惊吓而只能回答到：“我读不懂你。”当迪·弗劳瑞斯进一步明确地表示将要夺去她的贞操时，比阿特丽斯·乔安娜只能无力地试图通过女性的端庄得体以及地位等级来寻求躲避，她说道：“你的语言是如此的无耻且恶毒，我无法以谦逊的姿态原谅你……想想我们之间的差距，你的血脉和我的血脉所创造的鸿沟，将你留在那端。”

在这精心安排的一幕中，比阿特丽斯·乔安娜的虚伪和矫揉造作使迪·弗劳瑞斯——一个恶毒的杀人犯和一个潜在的强奸犯，变成了一个遭受不公正的受害者以及真理与诚实的发声者，而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比阿特丽斯·乔安娜对这位充满危险人物的恐惧以及她一步一步走进自己设下的陷阱的绝望。最终，她被逼承认，正如迪·弗劳瑞斯所说的，她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女人，是一个行走的禽兽”；比阿特丽斯·乔安娜的行为使他们成了同类人并将他们不可逆转地捆绑在了一起。从这点看来，比阿特丽斯·乔安娜不可阻挡地走上了一条通往地狱的路，她与迪·弗劳瑞斯在共同的犯罪中成了伙伴。在该剧的最后，比阿特丽斯·乔安娜向她的父亲坦白，这是一个充满了自我厌恶和自我毁灭色彩的场面，她将自己贬低为传播污染物和疾病的媒介，说自己应被当作身体的排泄物而遗弃：“噢，先生，请不要靠近我。我会玷污了你。我是从您身体里流出的血，为了您的健康，请不要再看我一眼，而要不假思索地将我遗弃；让阴沟从您的身边带走我。”比阿特丽斯·乔安娜的形象符合传统厌女症的认识，即女性是不诚实并容易堕落的，然而她所表现的心理深度和复杂性却刻画出了一个极具魅力的戏剧角色。

前文我们所探讨的这些极端又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角色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中都是由男演员扮演的，这使得这些角色变得尤为出色，而这一现象将会在第8章进行讨论。

为什么是复仇悲剧

我们也需要探究一下文艺复兴期间复仇悲剧兴盛的原因，并考察该类剧所特有的病态、哗众取宠及道德上的混乱。一些人认为这反映了16世纪晚期至17世纪早期期间的宗教动荡。也有人认为复仇悲剧是在表述一种加尔文主义的宿命论，宿命论是相信每个个体，无论是上天堂还是地狱，都是天定的，是不可逆的，而那些试图通过行使个人意愿来影响事件的行为注定会失败。这种思考方式似乎和米德尔顿的许多悲剧，包括韦伯斯特的作品相契合：玛尔菲公爵夫人死前双眼坚定地看着天堂的大门，人们推测她应该是上帝的选民，而其他角色却死在了“薄雾”中，那是一个模糊且混乱的地带，暗示着一个相反的目的地（《白魔鬼》《玛尔菲公爵夫人》）。《白魔鬼》中的维特多利亚宣称“我的灵魂，如同在黑暗暴风雨中行使的小船，我不知它要开向哪里”，而《玛尔菲公爵夫人》中的博沙拉宣称：“噢，这混沌的世界！处于怎样的阴影，或是黑暗的深井之中，柔弱及恐惧，这就是人类的生活！” 14

当然，复仇悲剧强烈地反对天主教：这些戏剧倾向于将背景设置在意大利或西班牙，以通奸且不择手段的红衣教主为主演。英国新教将天主教徒诋毁为巴比伦妓女的崇拜者，将天主教的教堂和城市污名化为伤风败俗的窝点。复仇悲剧夸大了这种传闻，在剧中营造出一个噩梦般的幻想世界，在这里，放肆、任性、残忍、自私自利且残酷的恶行遍地都是。15而与此同时，这也被解读为对英国朝廷的含沙射影。这一现象在詹姆斯一世继位以后的戏剧中尤为明显。一些新教徒认为詹姆斯一世在外交政策上对天主教国家过于仁慈，此外，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国家政治相比，詹姆斯一世的朝廷却被认为是道德放荡的。1606年，詹姆斯国王的姐夫，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来访，为了款待他，宫廷上演了一场假面剧。约翰·哈瑞顿爵士（Sir John Harington）对这次演出的描述像极了《女人提防女人》（前文已述）结尾那场浮夸且悲惨的假面剧，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参加舞会的人只会喝醉而不是死亡。扮演示巴女王的女人朝两位君主走去，向他们呈上礼物，但她却失足摔到了基督徒国王的身上，国王的衣服上尽是女王的贡品，有“葡萄酒、奶油、果酱、饮料、蛋糕、香料及其他好东西”。国王想和示巴女王一起跳舞却摔倒了，最后只得被扶下去休息。代表“希望与信念”的女士随即到来，但却弄乱了顺序，踉踉跄跄地走开了；代表“慈善”的人说了些语无伦次的话，便又重新加入了“希望与信念”的队伍中来，而“希望与信念”正在外厅中生病并呕吐着。“和平”“粗鲁不堪地用她的橄榄枝挑起战争，然后将橄榄枝放在那些阻止她到来的人头上”。很明显，哈瑞顿非常喜欢这场演出带来的滑稽的效果，但同时，尽管他不是一个有禁欲倾向的人，他仍然劝诫道：“我们从这里继续前行，恶魔似乎企图毁灭每一个人，无论是通过过度的放纵、无节制还是对时间和节欲的毁坏。”16

更严重的是，像托马斯·奥弗伯里爵士（Sir Thomas Overbury）被刺杀这样的事件对朝廷的名声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奥弗伯里是詹姆斯国王的宠臣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的一位密友。卡尔的情妇是弗朗西斯·霍华德（Frances Howard）——艾塞克斯伯爵夫人。借由一些无关痛痒的托辞，伯爵夫人宣告她原先的婚姻无效，这一诉讼在当时引发了诸多风言风语，但卡尔不顾奥弗伯里的建议执意娶了伯爵夫人，随后又被詹姆斯任命为萨摩赛特伯爵。詹姆斯指派奥弗伯里到伦敦塔去，而奥弗伯里就神秘地于1613 年9 月死在了那里。流言传开，詹姆斯于1616 年被迫对此事进行调查，最终发现奥弗伯里是由萨摩赛特伯爵夫人下令毒害的，而她的丈夫也参与了这次谋杀。王权本身受到了丑闻的严重冲击，这不仅仅是因为詹姆斯对奥弗伯里的厌恶之情已经昭然若揭，还因为从卡尔于1607 年开始声名显赫之后，国王在公共场合对他的行为已经明确表明他对卡尔的迷恋之情，这又激起了新一轮的谣言和非议。17《玛尔菲公爵夫人》极有可能是在影射英国宫廷当时的情形并作出尖刻的批判，因为这部剧在1614 年春季首演，而且戏剧一开始就是玛尔菲的宫廷中的主要人物列队走过场。18安东尼奥说道：“一个国君的朝廷，就如同常见的喷泉，从那里通常应该喷涌出银光闪闪的水流；但如果时运多舛，被诅咒的毒药会来到他身边，死亡和疾病便会蔓延至整个国土。”

因此，在复仇悲剧中很容易发现对政治事件和社会时事的指涉。乔纳森·多利穆尔（Jonathan Dollimore）更进一步探究了文艺复兴悲剧中的激进主义，他认为：“它是对政治统治具有破坏力的学问，是质问主流信念，（并）使其屈服于理智的破坏行为的知识。” 19正因为它具有幻想性和噩梦般的特质，复仇悲剧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文艺复兴时期意识形态重压的反弹。

【注释】

1 Thomas Middleton, The Revenger’s Tragedy, in Collected Works, gen. eds Taylor and Lavagnino, 3.5.130–223. All further references to Middleton’s works are to this edition. The Revenger’s Tragedy used to be attributed to Cyinil Tournellr but is now thought to be by Middleton.

2 John Webster, The White Devil, in The Duchess of Malfi and Other Plays, ed. René Weis (Oxford: Oxford UP, 1996), 5.3.1–40; The Duchess of Malfi, in The Duchess of Malfi and Other Plays, ed. Weis, 5.2.271–85. All further references to Webster’s plays are to this edition.

3 John Ford, ’Tis Pity She’s a Whore, ed. Derek Rope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7), 5.6.10.

4 See, for instance, Ashley H. Thorndike, ‘The relations of Hamlet to contemporary revenge plays’, PMLA 17. 2 (1902): 125–220.

5 See chapter 2 above on how the shock-value of this moment would have been enhanced by the particular lighting conditions of a Jacobean indoor playhouse.

6 On the importance of memory in revenge tragedy, see John Kerrigan, Revenge Tragedy: Aeschylus to Armageddon (Oxford: Clarendon, 1996), Ch. 7.

7 Prologue, The Jew of Malta, lines 14–15, in Marlowe, Doctor Faustus and Other Plays, ed. Bevington and Rasmussen, p. 251.

8 Thomas Kyd, The Spanish Tragedy (c.1587), in Four Revenge Tragedies, ed.Katharine Eisaman Maus (Oxford: Oxford UP, 1995), 3.2.1–4. All further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9 Ben Jonson, Every Man in his Humour (1598), quarto of 1601, in Ben Jonson, ed.C.H. Herford and Percy Simpson, 11 vols (Oxford: Clarendon, 1925–52), vol. 3, pp. 191–289, 1.3.134–40.

10 Donaldson, Ben Jonson, pp. 105–06; Barton, Ben Jonson, Dramatist, pp. 13–28.

11 A Warning for Fair Women (London, 1599), sig. A2v.

12 For more on laughter in revenge tragedy, see Kerrigan, Revenge Tragedy, Ch.8, and Nicholas Brooke, Horrid Laughter in Jacobean Tragedy (London: Open Books, 1979).

13 Pigeons were applied to plague-sores to draw out the infection.

14 See Margot Heinemann, Puritanism and Theatre: Thomas Middleton and Opposition Drama under the Early Stuart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0); Thomas Middleton, Women Beware Women and Other Plays, ed. Richard Dutton(Oxford: Oxford UP, 1999), pp. xii–xvi.

15 See Alison Shell, Catholicism, Controversy and the English Literary Imagination, 1558–1660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9), Ch. 1.

16 Sir John Harington, Letters and Epigrams, ed. N. E. McClure (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 1930), pp. 119–20.

17 Alan Stewart, The Cradle King: A Life of James VI and I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03), pp. 258–9, 261, 278–80.

18 See Alastair Bellany, The Politics of Court Scandal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s Culture and the Overbury Affair, 1603–1666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2).

19 Dollimore, Radical Tragedy, p. xxi. J. W. Lever in The Tragedy of State (London: Methuen, 1971) had previously emphasised the political force of revenge tragedy.

第7章　城市喜剧、家庭悲剧和悲喜剧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的剧本写作具有较强的类型意识，要么遵守规则（如琼森），要么打破规则（如莎士比亚）。复仇悲剧也是一种类型的杂糅，充满了讽刺性的智慧，经常依靠阴森可怕的笑声产生令人不安的效果。

随着文艺复兴戏剧的发展，类型上的实验和创新变得越来越复杂。到17世纪初，公认的类型不仅包括喜剧和悲剧，还包括历史剧和田园剧，以及所有这些类型的混合。当波格涅斯说一家好的文艺复兴剧团可以提供“悲剧、喜剧、历史剧、田园剧、田园喜剧、田园历史剧、历史悲剧、历史田园悲喜剧、场面不变的正宗戏或是摆脱范式的新派戏”（《哈姆雷特》）时，他的这番话并非过分夸大。

本章将探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的一些最重要的亚类型戏剧，即城市喜剧、家庭悲剧和悲喜剧。目的是探索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如何拓展和融合戏剧范型，并将它们塑造成新的类型。

城市喜剧

复仇悲剧可能表面上描述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宫廷中那些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而实际意图是对英国王廷展开含沙射影的批评，其他戏剧则是对伦敦公众生活和城市众生的表现。不过这并不一定就导向现实主义，例如海伍德的《伦敦四学徒》（The Four Prentices of London，约1594年），讲述了四个兄弟——一个布商，一个金匠，一个杂货商和一个食品商，他们穿越欧洲抵达耶路撒冷进行骑士探险。最终他们不仅赢得了军事上的荣耀，其中一人还获得了一位公主的青睐。这一类故事在散文体小说和戏剧舞台上日益受到欢迎，弗朗西斯·博蒙特（Francis Beaumont）的喜剧《燃杵骑士》（The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1607）就是对这一类故事的戏仿。 这是一出复杂的元戏剧注34，以两个牢骚满腹的人（假扮观众）拉开序幕，伦敦食品商和他的妻子，打断了名为《伦敦商人》（The London Merchant）的戏中戏的表演，他们要求演出应该改为描述他们的学徒——一个叫作雷夫的人，将他作为这一系列童话般剧集的主人公，他们建议：

妻子：乔治，让雷夫在大山上旅行，让他非常疲惫，最后来到克拉科维亚国王盖着天鹅绒的城堡，让国王的女儿站在用黄金做的窗口，用象牙梳梳理着她的金锁，让她暗中监视雷夫，并爱上他。1

德克尔《鞋匠的假日》（Shoemaker，1599）的情节虽然没有这般离谱，但也结合了现实主义和传奇剧（即空想的特性），将伦敦的街道和作坊用作迪克·惠廷顿式情节（即鞋匠摇身一变成为市长以及一般的城市庆祝活动）的场景。

琼森的幽默戏剧则大相径庭，展示了对城市场景和城市人物类型的讽刺潜力。这不仅在琼森自己的戏剧中有深入的探索，如《炼金术士》和《巴托罗缪集市》，而且在托马斯·米德尔顿的作品中也有体现，托马斯·米德尔顿是城市喜剧（也称为“公民喜剧”）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这类戏剧的场景通常是现实中的伦敦街道和地标建筑，其中的人物也都是辨识度很高的城市生活中的典型人物，他们大多来自中下层阶级：商人、店主和工匠，他们的妻子、儿女和学徒，以及机会主义者、无良人员和德行欠佳的女人。

我们在本书第6章中已经谈到了复仇悲剧的作者米德尔顿。他的作品种类繁多、成就颇高，牛津大学出版社《米德尔顿全集》的编辑加里·泰勒指出，只有米德尔顿能和莎翁共享一项殊荣，那就是在喜剧、历史剧、悲剧和悲喜剧这四大类型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米德尔顿也是唯一一位由莎士比亚剧团在莎翁逝世后授权改编其戏剧的剧作家。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通常保持着为某一剧院写作的惯例，而米德尔顿却为不同的剧院写过许多大获成功的剧本，他的剧本在不同剧院所取得的反响远远大于同时期其他剧作家。他曾创作出了一部在文艺复兴时期最为轰动的戏剧作品——《弈棋》（A Game at Chess，1624），这也是一部引起了广泛争议与话题的讽刺作品。2他的复仇悲剧和城市喜剧既有一致性，也有多样性，因为这两种类型都充满狂热的能量和道德的阴郁，二者的特点都是情节复杂，狡猾的人物贪婪地追求野心、欲望和财富。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米德尔顿的《齐普赛街的纯洁少女》（A Chaste Maid in Cheapside，1613），其中四个环环相扣的情节设置呈现了高超的戏剧技巧，使该剧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最令人瞩目的作品之一。在情节一中，金匠耶勒哈默正试图让他身为剑桥学生的儿子蒂姆娶一个威尔士女继承人，让他的女儿莫尔嫁给一个富有的骑士沃尔特·霍伍德爵士。同时，在情节二中，沃尔特爵士有一个情妇——艾维特夫人，她的丈夫为了获得财政补贴、过上舒适的生活，竟满不在乎地默许沃尔特爵士和艾维特夫人生下许多私生子。在情节三中，老塔齐伍德和他的妻子被迫分居，因为他的性能力过强，导致他的妻子几度怀孕，家庭入不敷出。塔齐伍德的弟弟小塔齐伍德偶然间爱上了莫尔·耶勒哈默（情节一），并计划和她私奔。在情节四中，奥利弗爵士和凯茜夫人因为无法怀上孩子而感到绝望。当老塔齐伍德提出要和他们分享一剂能使凯茜夫人怀孕的“灵药”时，所有情节僵局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解决。老塔齐伍德和凯茜夫人睡觉，使她怀上了孩子，而凯茜一家给他钱，使他能够回到妻子身边；凯茜家的继承人沃尔特爵士被剥夺了继承权，并被艾维特夫人和耶勒哈默赶了出来；而莫尔历经种种坎坷，最终嫁给了她的情人——小塔齐伍德。

这不仅仅是精妙绝伦的情节设置，它也清楚地表明：在伦敦生活中，金钱和性欲的不可分割性。不论是对于为了生存而在性方面作出妥协的中年夫妇，还是被父母在婚姻市场上试图拿来交易的年轻人，对他们而言，婚姻都关乎金钱。婚外情更是一个金钱的问题，这在凯茜夫人请求老塔齐伍德帮她怀上孩子时得到了充分体现。他解释说自己没有什么可提供的，但他又暗示说“有足够的技巧帮你们摆脱困境”。该书还介绍了两个“筹办员”，他们是被指控在大斋节期间没收非法肉类的官员。这在金钱和性欲之间的等式中又引入了一个新的项目：肉体。肉体，作为性征化的身体，是每个人都想要的；肉体，作为肉类，则是因交媾而怀孕的妇女所渴望的；肉体使筹办员们肠肥脑满且中饱私囊，因为他们或将肉类据为己用，或收受贿赂放任自流。孩子作为性的物理结果，也等同于肉体，荡妇狡猾地将孩子藏在了篮子里，让筹办员以为是走私的羊肉，然后转嫁给他们。最终，贪婪的筹办员遭到了应有的报应，这一场戏令观众拍手称快，但观众也听到了他们的观点。第二个筹办员说：“为什么生活只会欺骗可怜的筹办员？我们谋生可艰难了。”第一个筹办员回应说：“我们的一半收入现在必须用来买糖粉和支付保育员的工资。”每个人都努力地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世界中求生，我们对此毫不怀疑。

城市喜剧的流畅而复杂的情节机制表明了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和贪婪本性，而这样的片段提供给我们城市人物和街头习气的快照。米德尔顿与托马斯·德克尔合著的城市喜剧《咆哮女郎》甚至在舞台上呈现了整个伦敦街头的商店，正如舞台指示所写：

三家商店排成一排：第一家是药店，第二家是羽毛饰品店，第三家是裁缝店。药剂师夫人在第一家，提特亚德夫人在第二家，欧普沃克师傅和他的妻子在第三家。拉克斯顿，戈沙克和格林威特来到三家店里。

欧普沃克夫人：先生们，您缺少什么？您想买什么？看看这些精美带子和飞边，上等细麻布和细薄布。您缺少什么？先生们，您想买什么？

该场景利用了城市购物街固有的戏剧性：商店是展示商品的地方，商人在那里表演以吸引人们注意力并促成交易，而顾客们则是公开展示他们的财富和品位。杰克·戴珀，一个詹姆斯一世时期的花花公子，宣称他打算花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为他的帽子选择合适的羽毛，羽毛必须要有光泽，而且要走在时尚的前沿。与此同时，三家商店并排设置使得三个平行场景之间形成了戏剧性的对立，此外每家商店都有前屋与后院之分，即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分，而这样的空间安排也便于诱惑和欺骗情节的展开。

在第5章中我们看到，在《炼金术士》的序言中，琼森让观众们注意这部戏的场景发生在伦敦，剧情就设置在黑衣修士区，而该剧上演的地点就是黑衣修士剧院。在许多方面，将城市喜剧看成是观众和他们所居住的真实城市空间之间架起的一面镜子，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妥。在《咆哮女郎》中，戏剧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女扮男装、随心所欲的咆哮女郎——莫尔·卡特珀斯的原型就是一个真正的、臭名昭著的伦敦名人——玛丽·弗里斯（Mary Frith）。弗里斯本人似乎还在财富剧院的《咆哮女郎》的舞台上演唱过一首歌。3然而，戏剧和观众的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可能比单纯的反射和对称更为复杂。首先，许多早期的城市喜剧由童伶剧团在私人剧院首演，此类剧本是供精英阶层的观众们观看的，它对伦敦中下阶层人群的描绘是非写实且概念化的。4此外，有证据表明，即使是晚期城市喜剧，舞台世界和观众世界之间仍有一些差距。例如《咆哮女郎》中有场戏还展示了当时的“黑话”，即所谓社会底层犯罪分子和流浪汉的街头俚语。一个名为川普道尔的角色说道：“本·莫特，咱们离开这猪棚，劫个贼窝或是抓个酒馆老板？然后，我们在那些老爷们的眼皮底下藏进桶里，在那里咱们两个再好生快活快活。”莫尔·卡特珀斯翻译为：“好姑娘……咱们是抢劫一户人家还是偷个钱包？ ……然后咱们躺在一丛树篱下”。 “快活快活”注35当然带有色情的暗示。可能这看上去像是城市文化的纪录片，但川普道尔的黑话是一种表演，显然需要莫尔为观众翻译，它证明，黑话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文学的一种创造。

图7-1　图为莫尔·卡特珀斯的画像，来自托马斯·米德尔顿和托马斯·德克尔合著的《咆哮女郎》一书的书名页，1611年。

事实上，城市喜剧相对的真实性经常包含各种非现实的特征。甚至在《咆哮女郎》写作之前，真正的玛丽·弗里斯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成为伦敦城的焦点，戏剧则进一步将弗里斯打造成城市神话。剧中的莫尔·卡特珀斯被描绘成一个慈悲的民间游侠，她为每个人排忧解难，就像伦敦这个大都会中的罗宾汉或仙女教母。在许多城市喜剧中，年轻的恋人们使用些小小伎俩，在朋友的帮助下摆脱贪婪父母和专制力量干预，摆脱那些贪婪的上了年纪的追求者，最终成就一段姻缘佳话。城市喜剧将城市生活变成了戏剧，或将其神化、或将其理想化，亦或是对其进行讽刺。米德尔顿的城市喜剧看似与《伦敦四学徒》及其平民主人公的骑士精神式的冒险相去甚远，但实际上，抛开米德尔顿城市喜剧中明显的愤世嫉俗和粗粝的现实主义，这两者并无太大差别。米德尔顿的戏剧还利用了传奇剧的幻想元素，尽管是以更为微妙的方式。

家庭悲剧

城市喜剧可以容纳幻想元素，但要基于城市生活的真实性。另一种标榜真实或现实环境和事件的类型是“家庭悲剧”（domestic tragedy），这是H. H. 亚当斯（H. H. Adams）在1943 年定义的一种戏剧类型。这种戏剧的特点是本土的、资产阶级的、亲切的场景和角色。5剧中并非没有邪恶的元素，甚至也描述性犯罪和谋杀，但这些场景都设置在平凡的英国平民家庭中。城市喜剧非常关注大都会服饰、演讲和礼仪的最新趋势，但是家庭悲剧的场景通常设置在省城或乡村家庭，即那些对伦敦的观众来说显然比较落后和偏远的环境中。因此，它疏离了城市喜剧的大都市场景，也疏离了复仇悲剧中颇具异国情调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宫廷场景，此外，它也是对古典悲剧原则的违逆，因为古典悲剧的主人公通常出身尊贵并且英勇伟大。

《法弗舍姆的阿尔丁》（Arden of Faversham，作者佚名，1592）是这类戏剧最早的代表作，它讲述了两个谋杀阿尔丁的恶棍：布莱克·威尔和史克伯格。这两人受雇于阿尔丁夫人和她的情人莫斯比。该剧取材于1551年一桩真实的谋杀案，霍林斯赫德的《编年史》记载了该案。其他家庭悲剧包括《给漂亮女人们的警告》（A Warning for Fair Women，作者佚名，1599）这部剧也讲述了通奸和谋杀；《约克郡悲剧》（A Yorkshire Tragedy，1606，可能是由米德尔顿创作），剧中有两个孩子被他们的父亲在狂怒中杀害。这两部戏剧都来自当时流行的小册子中报道的骇人听闻的真实案件。因此，它们与新兴的新闻文化相关，迎合了受众的品味变化（更为真实的、贴近生活的丑闻）。

托马斯·海伍德所创作的《一个为仁慈所杀的女人》（A Woman Killed With Kindness，1603），则略有不同，因为作者充分利用了文学素材，最明显的就是借鉴了威廉·佩因特（William Painter）的《欢乐宫》（Palace of Pleasure，1566～1567），一部非常受欢迎且具有影响力的短篇小说集（特指发源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世情小说），这部小说集为海伍德的剧作提供了主线情节的部分元素以及副线情节。6海伍德将这些文学素材植入英国农村场景，并赋予它家庭悲剧平实的风格，在此基础上，他创作出了这种类型的剧作。故事的主线部分讲述了约翰·弗兰克福与安妮结婚后不久就与温多尔成为朋友，他邀请温多尔到他家中小住。在弗兰克福离家期间，温多尔引诱了安妮，两人之间发生了婚外情并被弗兰克福捉奸在床。但弗兰克福并没有直接杀死安妮（剧中清楚地交代了他想要并且有权这么做），而是决定“用仁慈来杀死她”。他将安妮驱赶到他的另一处房子，不让安妮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并发誓永远不再见安妮。安妮满怀懊悔之情，最终绝食而亡，也因此她变成了圣人般的形象，在临终时得以与丈夫和解。同时，戏剧的副线讲述查尔斯·蒙福德爵士债务累累，弗朗西斯·阿克顿爵士被蒙福德的妹妹苏珊吸引，他替蒙福德偿清了债务以迫使蒙福德将苏珊嫁给他。

显然，这部戏剧较为详细地探讨了这一时期妇女与财产之间的复杂关系。当弗兰克福声称温多尔是他的朋友和伴侣时，他敦促他“使用我的桌子和我的钱包，他们是你的”，并告诉他的妻子：“请求你，用你所有的爱和礼貌对待他。” 7弗兰克福因做生意离家后，安妮转告温多尔，弗兰克福曾嘱咐“他不在家时，不要客气，就像他在家时一样，你必须使用他的桌子，使唤他的仆人，在他不在的时候，他的朋友就是一家之主”。从法律角度来说，安妮是弗兰克福的财产，因此，这部戏剧不免让人反思，热情好客的底线在何处：既然温多尔受邀去享受弗兰克福家的舒适和便利，为什么在这样的享受权利中不能包括他的妻子呢？在这件事情上，安妮表现出的态度有些模棱两可，不过这也是她作为丈夫的财产或所有物的特性：当温多尔向她表达爱意时，她先是拒绝，但是不久之后又屈服于温德尔，她的台词令人捉摸不透：“哦，温多尔先生，哦。”同时，在副线部分，蒙福德无法借用房子抵债，他宁可放弃“未被玷污的处女头衔”，也要保留被自己称为“我的先辈一代代将其传下，拥有三百年的传承历史”的房子。他宁愿用婚纱和珠宝将他的妹妹装扮起来交由阿克顿，但后者究竟是玩弄苏珊还是真的要与她结婚，蒙福德就不再过问。哪怕苏珊疯狂地反抗自己的哥哥，她说宁愿让哥哥“撕开我的胸膛，将我流血的心，作为替代去赠与他”。

安妮的身体被彻底地等同于她丈夫的房子。弗兰克福从仆人处获知妻子的不忠，于是他用蜡模另配了钥匙。将钥匙压入蜡的举动使人想起了性的所有权，这一比喻唤起了那个时代感同身受的真实，即用蜡来喻指女人在道德上的不坚定（对比《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这些真正的错误，是多么容易，在女人那柔软如蜡的心里设下他们的形式啊！”）。弗兰克福假装离家做生意，给温多尔和安妮设下了一个陷阱，然后在夜间悄悄地溜回来，想捉奸在床。他打开每一个房门，去了每一个房间——“这是打开大门的钥匙，这是走廊门，这是地下室门。”——这些都是充满性意味的行为，好像他通过一次次闯入，重新宣告他对于妻子的身体和房子的所有权。

因此该剧特别关注家庭空间的含义和物质性。房子被作为主要事件发生的场景，从弗兰克福与安妮的婚庆典礼，到仆人们在地下室的滑稽情景，再到情人夜间被捉奸在床。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房子本身也是剧中的一个角色。8它确实是人们生活的地方，通过舞台摆设精确地体现了其中的物质细节和社会习俗：“三四个仆人进来了， 其中一人拿着一个食篮^9和一把木刀^10去收拾，注36一人拿着盐和面包，一人拿着桌布和餐布，一人拿着地毯。詹金提着两盏灯走在他们后面。”当仆人即将向弗兰克福举报安妮的奸情时，弗兰克福上场的舞台提示是：“带着餐布，似乎是刚吃完晚饭，要拂去衣服上的面包屑。”这种极为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使得他即将听到的消息显得更为令人震惊。

为了保持家庭剧的味道，戏剧的语言很平淡。这个剧的开场白设定了基调：“不需要华丽的场景，我们的缪斯降临在一个平凡的主题之上，一个朴实的场景之中。”它提醒我们：“我们诗人的缪斯是枯燥浅俗的。”与此相呼应，剧中比喻性的语言和精雕细琢的修辞很少，其简洁的风格甚至近乎简陋，然而却又有着一种感人至深的粗糙和克制。弗兰克福把安妮赶出去的时候说：“快点，拿上你的外套，你的东西，拿走你的一切。仆人们都准备好了，全都走吧。是你的手将我的心切为两瓣。”实际指令变为简单的责备，这种转变暗示了他心里压抑着极大的痛苦和愤怒。同样地，在安妮临死前，他们的对话如同拉家常一般。他问道：“你感觉怎么样？”她只是简单应道“不属于这世界”，这简单的6个字表现了安妮临死时的虚弱，以及她罪恶的身体因虔诚的绝食而受到的净化，她的话似乎来自于另一个世界（冥间），因为她几乎已经成了一个飘荡的幽灵。

该剧的道德主题其实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亚当斯写出了家庭悲剧的宗教教育意义，这在《一个为仁慈所杀的女人》就有体现。例如，当安妮被发现有通奸行为后，她向观众发出劝诫：“哦，女人，那些恪守妇道的女人。你们未曾玷污婚姻神圣的誓言，你们应以我为戒。”弗兰克福仁慈而温和地对待他犯错的妻子，这受到剧中其他角色的赞扬。与此同时，这部剧似乎对仁慈这一美德提出质疑。因为弗兰克福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折磨安娜——“我不会折磨你的肉身……但是利用更为谨慎的方式，我将折磨你的灵魂，即使是用仁慈，我也会将你杀死。”他的意图是占据道德的制高点，然后兵不血刃却高效地折磨和摧毁安妮，其仁慈的实质是残酷。再加之是弗兰克福本人对温多尔滥施善意并最终导致这对情人通奸，他的仁慈就更应遭到质疑。在剧本的副线部分，阿克顿要为蒙福德偿还债务，这有所企图的善意却使得蒙福德有义务，甚至是被迫要出卖他妹妹的肉体。蒙福德感叹：“他的善良是我承受不住的负担，在他的善行下，我屈服了，但不是以正直的灵魂。”仁慈和善良被揭露为潜在压迫的极端形式。可以说，《一个为仁慈所杀的女人》运用家庭这一有限却又令人熟悉的空间，探索了那些令人不安和煽动性的主题。

悲喜剧

在《一个为仁慈所杀的女人》如此沉重的情感图景之中，也有喜剧性的时刻，例如那些十分接地气的仆人的争论、跳舞并对剧中主要的情节作出幽默的评论。在第4章中我们已经论及，在16世纪80年代，菲利普·西德尼爵士曾谴责当时的剧作中“国王”和“小丑”鱼龙混杂，使欢庆的号笛舞和葬礼也无法被区分，他认为这样的结合“既不是正宗的悲剧，也不是正宗的喜剧”。11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在1586年西德尼逝世之后的几十年里，英国剧作家继续对悲剧和喜剧元素的融合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例如复仇悲剧，当它要创造最令人不安、最具戏剧性的效果时，就需要借助喜剧元素来催化，而城市喜剧又常常包含复仇悲剧中悲观、愤世嫉俗的世界观。

不仅如此，17世纪初期的悲喜剧凭借自身因素成为公认的、最具价值的戏剧种类。 英国作家也关注到意大利作家乔万尼·巴蒂斯塔·瓜里尼注37的作品，《忠实的牧羊人》是他的一部田园悲喜剧。此外，瓜里尼还写了《悲喜剧诗概要》（Compendio Della Poesia Tragicomica，1601），为这个戏剧类型辩护。晚年的瓜里尼解释道：

创作悲喜剧的作者并非要单纯地撰写一部悲剧或是一部喜剧，而是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创作出新的剧种。它将是完美的，并可能融合了另外两个剧种最接近真实的部分，这些部分可以形成一个整体……悲喜剧结合了悲剧和喜剧的乐趣，观看悲喜剧的观众不会过度陷入悲剧的伤感中，也不会产生观看喜剧时过于轻佻的快感……事实上，如果当代作家懂得如何创作悲喜剧（当然这并非易事），舞台上就不会上演其他类型的戏剧，因为悲喜剧中蕴含了所有戏剧诗的优点，并且没有任何瑕疵。12

悲喜剧可以表现真理，颠覆观众的期望，并在观众心中催生出复杂的情感。悲喜剧并不仅仅是悲剧和喜剧场景的交替，也不仅仅是以悲剧开头、以喜剧结尾的戏剧（例如，约翰·弗洛里奥，在1598年将悲喜剧定义为“半个悲剧，半个喜剧”），它的实际情形更为复杂^13。悲喜剧可能是“第三种戏剧”，游离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某个位置。因此，瓜里尼认为，它不仅是一个正统和独立的类型，甚至有可能集所有戏剧类型之大成。

同时，正如我们在本书第4章中介绍的，莎士比亚不断地尝试跨越类型的界限。“问题剧”《一报还一报》以及《皆大欢喜》都超越了悲剧的范式，以喜剧结尾，而且他在悲剧《李尔王》中引入了弄人这个角色。莎士比亚的“后期戏剧”或“浪漫戏剧”，如《冬天的故事》和《暴风雨》，进一步向瓜里尼所说的“第三种戏剧”发展。这些戏剧持续不断地探索将不同类型的情绪融合在一起的可能性，不是单纯的喜剧或悲剧的情绪，而是游走于这两者之间的情感。这种模棱两可的基调主导了大部分戏剧动作，因此，悲喜剧的圆满结局并没有为问题画上句号，有大量潜在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同时，《忠诚的牧羊女》（The Faithful Shepherdess，1608～1609）的作者约翰·弗莱彻，作为田园悲喜剧作家，深受瓜里尼的影响。这个作品虽然在舞台上反响平平，但弗莱彻在发行版的序言中阐明了他的类型观念：“悲喜剧并非因为快乐和杀戮而得名，但在某些方面，悲喜剧需要（或者说缺少）死亡，其中不能没有悲剧的成分，也不能没有喜剧的成分。” 14莎士比亚在后期不再独立写作剧本，他与弗莱彻合作了最后三部作品：《亨利八世》，一部现已遗失的戏剧《卡登尼欧》（1612～1613）以及《两位贵亲》。留存下来的这两部戏剧营造出了一种道德和情感纠缠不清的氛围。剧中一些特定的时刻激发起互相矛盾的反应。例如在《两位贵亲》中，狱卒的女儿，因为深爱帕拉蒙而变疯了。她疯狂的行为携带着淫秽的苦涩，这与奥菲利娅在某种程度上十分相似，但有时也更倾向于喜剧的荒谬性。一个医生建议用性爱来治愈她，于是医生和女孩的父亲一起鼓励一名求爱者，让他假装成帕拉蒙陪着她身边。他们成功了，故事这样结尾：

医生：让她进来。

追求者（对狱卒女儿）：来吧，亲爱的，我们去吃晚饭，然后我们打牌。

狱卒的女儿：然后我们会接吻吗？

追求者：我们亲吻一百次都不嫌多。

狱卒的女儿：我们要亲吻一百二十次。

追求者：呃…好，一百二十次。

狱卒的女儿：然后我们要睡在一起。

医生（对追求者说）：答应她的要求。

追求者（对狱卒的女儿说）：当然，我们当然会。

狱卒的女儿：但是，你不能伤害我。

追求者：我当然不会，亲爱的。

狱卒的女儿：如果你伤害我，我会哭的。（退场）

这是传统的以结婚作为剧终的大团圆结局，抑或是悲剧性的误解？这是滑稽的伪装诡计，还是悲剧性的欺骗行为？治愈，或一个可怕的剥削行为，甚至是强奸？观众可能会立即产生所有这些不协调的反应，一种深深的不确定感涌上心头。

在莎士比亚之后，弗莱彻成为国王剧团的首席剧作家，他逝世于1625年，一生共创作或参与创作了50余部戏剧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与弗朗西斯·博蒙特或其他剧作家共同完成的，这些戏剧绝大多数都是悲喜剧。有人断言，“在1610年至1650年间，悲喜剧可能是当时最重要的戏剧类型”。15但也有观点认为，悲喜剧的定义太宽泛，既包括以喜剧收尾的悲剧，又包括自始至终渲染的都是悲喜交加的喜剧气氛。对于这一点形成了共识。一些悲喜剧为了吸引温文儒雅的观众，在剧中设置田园场景，并植入意大利风格，而另一些悲喜剧更依赖于西班牙的浪漫骑士文学。所有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悲喜剧都具有一种不稳定性，这使得悲喜剧更具艺术原创性，同时也强化了英国戏剧打破类型边界的倾向性。

如前文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和观众对于类型的规则有着深入的理解，他们懂得如何打破这些规则，如何巧妙地运用和创造极富原创性和独创性的混合类型的作品。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历史是一种结合了喜剧与悲剧、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不同类型间相互转化、相互组合且充满创意的历史。当截然对立的类型相遇时，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往往会创造出他们最具创新精神且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注释】

1 Francis Beaumont, The Knight of the Burning Pestle, ed. Sheldon P. Zitner(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84), 4.33–8.

2 Middleton, Collected Works, ed. Taylor and Lavagnino, p. 25.

3 Thomas Middleton, The Roaring Girl, ed. Elizabeth Cook (1976; London: A. & C.Black, 1997), pp. xvii-xxii.

4 Wendy Griswold, Renaissance Revivals: City Comedy and Revenge Tragedy in the London Theatre, 1576–1980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86), pp. 15, 26, 29.

5 Henry Hitch Adams, English Domestic or Homiletic Tragedy, 1575 to 1642 (New York: Columbia UP, 1943).

6 See Thomas Heywood, A Woman Killed With Kindness, ed. R. W. van Fossen(London: Methuen, 1961), pp. xvii–xxvii, 103–15.

7 Thomas Heywood, A Woman Killed With Kindness, ed. Brian Scobie (London: A &C Black, 1985), 4.65–7, 79–80. All further references are to Scobie’s edition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8 Yve Bescou, 1931, quoted in Heywood, Woman Killed, ed. van Fossen, pp. xxix–xxx; Heywood, Woman Killed, ed. Scobie, p. xv.

9 A tray, basket, or other vessel in which dirty dishes or utensils and leftover food were placed in clearing the table after a meal.

10 Probably to scrape off crumbs from the table-top.

11 Sidney, Defence of Poesy, pp. 243–4.

12 Giambattista Guarini, The Compendium of Tragicomic Poetry, in Literary Criticism: Plato to Dryden, ed. Allan H. Gilbert (New York: American Book Co, 1940), pp. 507, 512.

13 Quoted in Gordon McMullan and Jonathan Hope, ‘Introduction: the politics of tragicomedy, 1610–50’, in Gordon McMullan and Jonathan Hope eds., The Politics of Tragicomedy: Shakespeare and After,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1.

14 John Fletcher, ‘To the Reader’, in The Faithful Shepherdess: A Critical Edition, ed.Florence Ada Kirk (New York: Garland, 1980), pp.15–16.

15 McMullan and Hope, ‘Introduction’, in Politics of Tragicomedy, p. 1.

第8章　男童演员、女性表演者和女性戏剧家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与性和性别相关的思想意识正处于萌芽期。在本书第3章中，我们谈到了马洛在其作品中对同性恋问题的表现，而且马洛本人也被指控为恋童癖，不过这种指控的目的在于进一步诋毁马洛，坐实一些人对他的诽谤。这些人指控马洛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危险的、具有煽动性的思想者。鸡奸是死罪，然而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古典文学和艺术中，充斥着可爱男孩的形象和同性之间的欲望。同时，在公共剧院，女性形象的角色由男童出演，这本来是为了避免妇女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因为妇女抛头露面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而这导致饰演女主角的男童被视为另一种令人困扰的性幻想对象。女性则受到行为手册等准则的约束——她们应该表现出贞洁、沉默和顺从。但是从155年到1603年，也就是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间——女王本人是一位完美的表演者和独立女性意志的公众典范，来自王室和贵族家庭的女孩都在语言、文学和修辞学等方面接受了优良的人文主义教育，尽管仍有卫道士们对女性著书和出版作品的行为大加责难，认为此举不合礼数且有失妇道。正如我们在第6章关于复仇悲剧的内容中所看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往往表现出对女性较为复杂和自相矛盾的观点，一方面歌颂其性格的高贵，另一方面又诋毁其性的诱惑。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对峙出现在舞台上，也出现在戏剧剧本中。

在剧场中，男扮女装的角色经常会反串易装，即剧中的女性角色乔装为男性，这不仅是在探索同性欲望，而且探索性别认同的问题，甚至暗示性别认同只是一个表演问题，而不是个人本质的问题。同时，女性并没有从戏剧活动中完全退场。她们虽然没有在商业剧场演出，但却在宫廷和贵族家庭中参与戏剧的表演。有些女性还从事翻译和写作剧本，常常借用戏剧写作反映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女性英雄主义的本质。本章将探讨的是，男童和女性在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中的参与，是如何揭示出当时社会性别意识与性意识中的断裂，从而创造出具有巨大张力和极富创新性的作品的。

男扮女装

众所周知，在文艺复兴时期公共剧场的戏剧演出中，女性角色由男童演员所扮演，男童演员的年龄通常在10～18岁之间。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不准女性上台演出，但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惯例。然而，即使是习俗规定女性不应在公共场合演出，由男孩代演依然会引发社会的争议。正如我们在第1 章中所了解到的，16 世纪70 年代，第一批商业剧场的开业，遭到了约翰·诺斯布鲁克、斯蒂芬·戈森和菲利普·斯塔布斯等清教徒的强烈谴责。戈森最主要的反对意见就是，男扮女装严重模糊了性别的界限，他认为：

上帝的法则里全然^1禁止男人穿女人的服饰，服饰是在性别和性别之间做出区别的标识，让我们穿上明显是另一性别特征的那些衣服，便是伪饰、造假和欺诈，这将触犯上帝的明确指令。2

对戈森来说，戏服不仅仅是外在的，它有着令人不安的力量去改变并腐蚀穿戴者的内心。同时，斯塔布斯还抱怨剧场中如下种种行为：

这样放荡的姿态，这样挑逗的说辞，这样的戏谑和讥嘲，这样的接吻和拥抱，这样的暴力和杀戮，这样的水性杨花的女人顾盼神飞的眼神，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挑逗观众。在结束戏剧的表演之后，每个伙计挑选好自己的伴侣，各自带着另一半回家，十分惬意，偷偷摸摸（隐蔽地），他们上演着《鸡奸者》（Sodomits）中的一切，甚至比之更淫秽的一幕。3

在他这本小册子的其他部分，斯塔布斯使用“鸡奸”一词来指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淫乱和通奸，但似乎在这一段落中，他将男人之间的性行为也包含在其中；几十年后，威廉·普林采用的就是这个词更为宽泛的含义，他写了《演员——流氓》（Histrio-Mastix，1633）一书，该书声称：“流行的舞台表演……是罪恶的、异教的、猥亵的、不敬虔的场面，并且是致命的腐化堕落。”4普林引用了斯托贝斯（Stubbes）的话：

是的，斯塔布斯在其《暴力的解剖》（Anatomy of Abuses）中断言，演员和戏迷们在他们的秘密集会中进行鸡奸行为，他还举了一些当代的例子：有些观众已经不顾一切地迷恋穿着女人服饰的男童演员，因此，通过言词、书信向他们求欢，甚至虐待他们。5

像这样的攻击自然会招致抗辩。托马斯·海伍德是《一个为仁慈所杀的女人》的作者，据他估计，他是220多部戏剧的参与者或贡献者（见第2章）。海伍德在1612 年出版了《向演员的致歉》（An Apology for Actors）。有趣的是，和诋毁者相比，他并不认为剧院有那么大力量，他否定剧院能把男孩变成女人：

是的，（再说）你不应该混淆任何一种性别的习惯，例如让你的男孩穿戴女性的衣饰……但是看到我们的青少年按女人的习惯穿着，谁会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谁不能通过他们的名字来识别他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他们只是在表演女人，并且他们只能在特殊的情境中表演女人。6

海伍德认为观众有想象力，有区分现实和假象的能力。 玛丽·罗思夫人注38的两部作品都支持了海伍德的观点。罗思夫人是西德尼家族的成员，西德尼家族称得上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显赫的名门望族。罗思夫人在戏剧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她参加过宫廷假面剧表演；她本人是本·琼森曾的重要赞助人，本·琼森曾将自己的《炼金术士》献给她；她自己也写过一部戏剧——《爱的胜利》（Love’ s Victory，见后文）。1621 年，罗思夫人出版了《蒙哥马利的乌拉尼亚伯爵夫人》（The Countess of Montgomery’ s Urania），该作品是英语文学中第一部由女性作家写成的散文体浪漫传奇，其中有着对男童演员的评论。一个男性角色，如果被一个在性方面极为主动的女人追求时，他被认为是“不可动摇的柳下惠，那么如果男人看到一个清秀男孩扮演一位充满魅力的女性角色而又明知他是一个男孩时，一般而言他只会喜欢他的表演”。7这意味着，扮演女性的男孩具有美学上令人愉悦的表演技巧，但是在性别上是不足以令人混淆的。罗思夫人之后还写了《乌拉尼亚》续集的手稿，在该续集中她刻画了一个奸诈而又傲慢的女人：

至于她过度浮夸的风格，更像是一个穿得花枝招展的纨绔子弟在一个迷人而又可爱的女性角色面前卖弄，而不像是一个贵妇人；如此忙碌、如此多话，在这样一套礼仪下，带着僵硬的面容、虚假的微笑，频频点头，伴着虚伪的沮丧神情，而不是纯洁的谦逊和羞怯。8

对于罗思夫人而言，男孩扮演女人代表着矫揉造作和非本真性。

当时社会对男童演员饰演女性有各种各样的反应：对戈森来说，当他们穿上女性服装时，他们变成了女性，或至少是雌雄同体；对海伍德而言，当他们演戏时，通过观众的认同错觉，他们只是暂时地变成了女性；但是对于罗思夫人而言，他们塑造的只是角色，无法令人信服地化身为女性。如果我们借助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来考察男童演员的表演效果，那么证据也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中有许多形象饱满的女性角色，其女性气质往往极为突出，这说明当时许多男童演员具有扮演女性的极高天赋。诸如《仲夏夜之梦》中的提泰妮娅，《哈姆雷特》中的乔特鲁德，《冬天的故事》中的赫米温妮，玛尔菲公爵夫人，以及《夺魄冤魂》中的比阿特丽斯·乔安娜，等等。这些戏剧要想获得演出成功，至关重要的就是让观众相信这些女性角色的确是女人。据推测，习惯于男孩扮演女性的观众会自愿放下他们的怀疑，并接受这些男子在演出期间化身为女性角色。也许以下这个例子就能够说明问题。1613 年，国王剧团在牛津演出《奥赛罗》，有一位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戏迷，由于被舞台上的苔丝狄蒙娜深深感染和打动，于是对这位饰演苔丝狄蒙娜的男童演员赞誉有加：

不仅通过他们的言词，而且通过他们的行为，其演出确实催人泪下。被丈夫杀死的苔丝狄蒙娜总是显得端庄大方、行事得体，她的死亡更是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她躺在床上，恳求那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面庞的观众们给予她一丝的怜悯。9

这段关于演出细节的描述使用了女性代词，因为对于这位如痴如醉的观众来说，男演员完全化身为了苔丝狄蒙娜。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当观众意识到女性角色的戏服行头之下其实是个男人时，这些角色也许更具有震撼效果。被击败的克莱奥帕特拉，想象着奥克泰维斯将如何耀武扬威地带她在罗马示众并羞辱她，预见到“俏皮的喜剧伶人们将要把我们编成即兴的戏剧，献给我们亚历山大大帝的狂欢。安东尼将要以一个醉汉的姿态登场，而我将要看见一个逼尖了喉音的男童穿着克莱奥帕特拉的冠服卖弄着荡妇的风情”（《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很难想象，饰演克莱奥帕特拉的男童演员将如何阅读这些台词。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剧场里，这段台词中提到的那个男童演员是否会让观众注意到这个事实——此时此刻在舞台上扮演克莱奥帕特拉的恰恰是一个男孩；或许此时此刻观众会不无嘲讽地笑起来？或者，克莱奥帕特拉台词中那个她自己想象中的并不适合扮演自己的男童，会掩藏克莱奥帕特拉此时正在由一个真实的、有技巧的男童演员扮演的事实？于是，这位真正扮演克莱奥帕特拉的演技精湛的男童演员也许会被更严实地掩藏于戏服之下，并让观众确信“她”就是“真实的”克莱奥帕特拉。观众有可能同时维持这两种明显存在抵牾的体验吗？

相形之下，一些不那么带有明显自我指涉意味的时刻也可能触及性别问题，并且会导致一种类似模棱两可的感觉。当麦克白夫人召唤魔鬼：“解除我的女性的柔弱……把我的乳水当作胆汁吧！”（《麦克白》）的时候，文艺复兴时期的观众会意识到，说话的这个人是一个并不确定性别（男孩或女人）的人吗？或者，去性别的想法强化着他们将演员明确地接受为女性的想法？他们会认为这个女性角色正在故意破坏传统的性别观念吗？韦伯斯特的玛尔菲公爵夫人临盆这一场，当她不得不匆匆退场去分娩时，观众对这个即将分娩的孕妇实际是由一个男童来扮演的意识，究竟会增强这一刻的滑稽怪诞呢？还是表现出对戏剧假定性的顺应？这些都是令人好奇的问题，在距离最初的表演者和观众4 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可能我们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这些情形提醒我们，文艺复兴时期的观众对公共剧院的体验在本质上不同于今天的观众。也有一些当代作品，尝试使用清一色的男性演员，尽管这一做法很有趣，但他们却无法与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演出取得同样的效果，因为观众的心理活动完全不同。在当代专业剧场中，全部由男性演员来表演的戏剧作品是自觉地标新立异和实验性的做法，因为我们去看戏时，不会预设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是由男人来扮演的。虽然我们有时可能会接近这种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代观剧的体验，比如当戏剧恰好在一个男校上演（无法避免男童饰演女角），但无论如何，男童饰演女角已然远离了大多数观众的日常观剧经验。而某些现代专业演出可能会不无挑衅地选择由清一色的男性演员来表演，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同性恋观念的倾向。正如我们在第3 章中所看到的，在16世纪和17世纪，对于同性关系的命名和理解方式和今天截然不同。当我们回顾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时，也许我们更多可以确定的是，使用男童演员扮演女性角色，不仅使得戏剧有机会涉及性别和性问题，对于幻觉主义戏剧运用剧场假定性也创造了机会。

男孩扮演乔装男孩的女人

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中男童反串女主角的现象非常多见，而该时期的观众显然对这一事实具有一种元戏剧式的认识。迈克尔·夏皮罗（Michael Shapiro）发现在1570年和1642年之间有不少于79部这样的戏剧。10反串易装的情境一般是由男孩扮演的女性角色想要乔装为男孩，这引起观众对他们潜在性别的注意，但也可以超越这一点来探索性别认同的流动性和随意性。事实上，反串女主角远远不只是一种使男童演员更舒适和自然地入戏的戏剧手法，它在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之外的文化中也十分盛行，这说明当时的社会普遍对性别认同边界的不确定性以及打破性别陈规有着强烈的兴趣。

甚至在文艺复兴之前，有一种圣徒生活传统：贞洁的女子把自己乔装为男人，以保持她贞洁和孤独的僧侣生活。11之后，骑士传奇和浪漫史诗发展了女勇士的传统，她们的盔甲护面通常象征着勇敢贞洁；女性把自己乔装成男孩，以便成为骑士侍从，并可以在心爱的男子进行冒险活动时陪伴其左右。在英格兰，西德尼和斯宾塞对这类主题进行了修改：西德尼的《新阿卡迪亚》（New Arcadia，出版于1590年）中有一名女勇士帕特尼亚，她乔装为骑士，为其死去的丈夫报仇；害相思病的女孩泽尔曼，把自己乔装成一个男孩，以便在心爱的伯里克利身边当骑士侍从，在他执行任务时从旁辅助和侍奉。12在斯宾塞的歌剧《仙后》中，布里托马特，一位寻觅真爱的善良处女，也是一名持有武器的女勇士。同时，许多篇幅较短的非戏剧小说作品中也有反串的女主角。巴纳比·里奇（Barnabe Riche）的《告别军旅生涯》（Military Profession，1581）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取材于意大利和法国爱情故事中的机智策略和丑闻故事。里奇收入了几篇易装题材的故事，其中包括“阿波罗尼亚斯和希拉”，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即是源于这则故事。托马斯·洛奇（Thomas Lodge）的《罗莎琳德》（Rosalynde，1590）在牧区场景中刻画了一位反串的女主角，它也为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提供了素材。反串女性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在抒情诗中，约翰·多恩恳求他的爱人“成为我真正的情妇，而不是我的乔装男侍”。他十分担心，如果她和他一起穿着男装旅行，“法兰西男人……会很快识破你，并且了解你”（具体而言，指的是性方面的了解），而“那些意大利男人就没那么敏锐，但当我们通过他温暖的土地，看到你这样的男侍他们还是会心神荡漾，他们将怀着这样的欲念追逐你，或者恼羞成怒地去追杀你， 因为罗得那些美丽的客人被你惹恼注39。13

因此，易装的女性是一种非常模糊的形象：有时是贞洁的象征，有时为了真爱而痛苦，而有时又同时是异性和同性欲望的对象。这些混杂的意义也被带到剧院之中，加之女性角色由男童扮演，这额外添加的性别层次使得易装的问题更为复杂。一些反串女主角，如《咆哮女郎》中的莫尔·卡特珀斯或海伍德的《西方女仆》（Fair Maid of the West）中的贝丝·布里奇斯（第一部分，约1600；第二部分，约1630）都是大胆、夸张的女性主义者原型，与浪漫传奇中的女勇士息息相关。莫尔痛击那些可能会侵害女性的人，并宣布：“我对结婚毫无兴趣。我喜爱自己占据整整一张床。你知道，妻子应该服从，但我害怕我自己太任性以至于不可能服从，因此我绝不考虑这么做。”同样英勇的贝丝·布里奇斯搭上一艘海盗船去拯救她的情人，并展开了一次远赴摩洛哥的冒险。此外，有些反串女主角陷入失恋和可怜的女性男侍的类型，而又有些被刻画成无礼和厚脸皮的男侍。

莎士比亚当然是反串女主角的主要创造者之一，在五部戏剧中都使用了这一戏剧手法，14并且在主题上作出了创造性的变化。在《维洛那二绅士》（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1590～1591）中，朱利娅让我们知晓女性男侍的悲伤，因为她薄情的情人普洛丢斯雇用她以追求另一个女人。然后，《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1596）有不少于三个反串女性角色，杰西卡乔装是为了私奔，这与鲍西娅和尼莉莎乔装成男人去解救她们丈夫形成反差效果。杰西卡乔装时腼腆却很性感，她的情人罗兰佐将她的伪装称之为“这一身漂亮的男孩子衣服”，而鲍西娅假扮为律师鲍尔萨泽则不仅展示了一名青年男子的法律机智和修辞技巧，还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职业尊严。

接下来，在《皆大欢喜》中，莎士比亚再一次增强了易装的复杂效果，他让男童演员扮演一个将“自己”乔装成男孩的女人，然后再反过来乔装成一个女人。乔装的罗瑟琳在亚登森林里遇到了她的爱人奥兰多，她假意要帮助奥兰多治愈他对罗瑟琳的爱恋，因而在戏谑地模仿追求场景时，又“扮演”罗瑟琳本人。这里的三层身份（男童演员扮演女人，这个女人又要在戏中假扮成一个男孩）变成了四层（男孩扮演的那个女人，假扮戏中的男孩，这个男孩又要扮演一个女人）。有时，这种多层次的角色扮演使人注意到性别的模糊性和同性间的爱欲。乔装的罗瑟琳名叫伽倪墨得斯，这是朱庇特的侍酒童子和男孩情人的名字，这个词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的英格兰也是男妓的隐语。在伽倪墨得斯的角色中，她（他）似乎把女性和男孩同样当作男性爱慕的对象，描述了她（他）如何治愈一个男人的爱：

他假想我是他的爱人，他的情妇，我叫他每天都来向我求爱；那时我是一个善变的少年，一会儿伤心，一会儿温存，一会儿翻脸，一会儿思慕，一会儿欢喜；骄傲、古怪、刁钻、浅薄、轻浮，有时满眼的泪，有时满脸的笑。什么情感都来一点儿，但没有一种是真切的，就像大多数的孩子们和女人们一样。

在此，伽倪墨得斯的身份被设定为一个迷人俏皮的男孩。然而，在男饰女角的世界里，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在戏剧的其他时刻，我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乔装的“女人”身上。罗瑟琳很高兴地发现，奥兰多在森林里，并给她写了爱情诗，她向她的表妹和女友西莉亚说：“你以为我打扮得像个男人，就会在精神上也穿起男装来吗？”当她看到一块染有奥兰多血迹的布料时，因差点晕过去而暴露她真实的身份，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又谎称自己的昏厥是假装的。最后，她以罗瑟琳的口吻念诵该剧的收场白：“叫娘儿们来念收场白，似乎不大合适。”但她又部分地跳出罗瑟琳的角色说道：“假如我是一个女人，你们中间只要谁的胡子生得叫我满意，脸蛋长得讨我欢喜，而且气息也不叫我恶心，我都愿意给他一吻。”（收场白）。或者，这是否又是无礼的伽倪墨得斯？无论是伽倪墨得斯还是男童演员，似乎显而易见的是，他正在与观众席中的男人调情，虽然最后一行收场白添加了更多的歧义：“为了我这种慷慨的奉献，我相信凡是生得一副好胡子、长得一张好脸蛋或是有一口好气息的诸君，当我屈膝致敬的时候，都会向我道别。”

莎士比亚使用罗瑟琳/ 伽倪墨得斯的多重歧义，在剧情中释放同性欲望：菲比认为她爱上了一个男孩（伽倪墨得斯），但实际上是在爱慕一个女人（罗瑟琳），而奥兰多因为和罗瑟琳假扮的伽倪墨得斯争吵和调情，更深地爱上了罗瑟琳。莎士比亚在《第十二夜》中进一步推进了这种性别错位，其中薇奥拉/ 塞萨里奥与奥西诺和奥利维娅之间关系不断发展的场景代表“男性——男性”之间和“女性——女性”之间的欲望，直到推升至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当薇奥拉（作为公爵奥西诺的侍童塞萨里奥代替公爵向奥利维娅求爱）富于表现力并充满激情地说出爱时，奥利维娅爱上了薇奥拉/ 塞萨里奥：

薇奥拉：要是我也像我主人一样热情地爱着您，

也是这样的受苦，这样了无生趣地把生命拖延，

我不会懂得

您的拒绝是什么意思。

奥利维娅：啊，你预备怎样呢？

薇奥拉：我要在您的门前用柳枝筑成一所小屋，

不时到府中访谒我的灵魂；

我要吟咏着被冷淡的忠诚的爱情的篇什，

不顾夜多么深我要把它们高声歌唱，

我要向着回声的山崖呼喊您的名字，

使饶舌的风

都叫着“奥利维娅”。啊！您在天地之间

将要得不到安静，

除非您怜悯了我！

奥利维娅：你的口才倒是颇堪造就的。

我们知道，薇奥拉希望喊出的名字其实是“奥西诺！”她因自己对他的渴望受挫而产生了这种纯粹言语上的激情迸射，不经意间震撼了奥利维娅，创造了处于戏剧中心的三角恋爱。这个三角恋爱不仅由于误会而形成，奥利维娅爱上了一个女人，却以为她是个男人——但这种关系也是对称性的，奥利维娅爱上了代替公爵来求婚的薇奥拉，因为她那么富于表现力地说出了女性的欲望，结果，奥利维娅也成了薇奥拉演说中的那样一个单相思的女人。

同时，薇奥拉/塞萨里奥与奥西诺的场景更加情绪化，因为公爵宣称“我已经把我秘密的内心中的书册向你展示过了”。薇奥拉的乔装为她接近其主人提供了机会，她表达了她的感情，但却被迫以暗语的方式这样做。她遮掩自己真实身份，但是，真实欲望的虚构面纱是如此单薄，它不断颤抖，濒临真相暴露的边缘，就如当她讲述她那“像是墓碑上刻着的‘忍耐’的化身，默坐着悲哀地微笑”的“姐姐”的故事时。奥西诺因为相信薇奥拉是个男孩而与他更加亲近。虽然塞萨里奥在最后场景中被揭示是薇奥拉，但她并没有穿回女装，奥西诺公爵继续将她称为“男孩”和“塞萨里奥”，甚至在他宣称对她的爱时。公爵的断言“从此以后，你便是你主人的主妇了”让人联想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类似的措辞：“你有副女人的脸，由造化亲手塑就，你，我热爱的情妇兼情郎。”

鲍西娅和罗瑟琳对戏剧剧情的发展有着绝对的掌控权，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推动事件最终得以解决的推手。这使得现代读者和观众（他们通常看到的是由女性扮演的这类角色）把她们视为通过男性服装获得解放，且具有女性主义原型特质的女主角。薇奥拉稍有不同，她虽然显示出机智和志气，但仍觉得自己被困在男性的乔装中：“哦，这纠纷要让时间来理清；叫我打开这结儿怎么成！”莎士比亚的最后一位男童饰演的女主角，注40《辛白林》（莎士比亚根据薄伽丘的故事创作的剧本）中的伊摩琴 也有这种无可奈何地被命运掌控的感觉。总之，莎士比亚写出了各式各样由男性反串的女主角。然而，所有这些角色在舞台上都非常受欢迎。其中一个原因是，乔装的女主角将内心的秘密与观众分享，并获得他们的共鸣和同情，创造出幽默的喜剧性效果，也增强了戏剧的娱乐性。使用乔装也可以有利于剧作家刻画人物的心灵世界。哈姆雷特指着他的丧服声称“它们不过是悲哀的装饰和衣服；可是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这些独白使得无限深化的哀伤和不可见、不可说的忧郁之间形成对比。以类似的方式，男孩装扮的女性角色使得公众的自我（只是一种表演出的外部男性自我）和私人的自我（在某种意义上被暗示为是“真实”的内部女性自我）得以区分开来。然而，这种女性身份背后的男童演员的存在又构建起另一重身份。有时这重身份会受到抑制，有时则会通过承认戏剧的假定性和引导观众承认假定性，使观众注意到演员的性别身份。这些人物的身份层次既可以指向神秘的内部，也可指向他们自己的虚构性，这使得精巧复杂的戏剧尝试成为可能，这种尝试既涉及性别认同和不同性别欲望的交替，也蕴涵了舞台和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女性和戏剧表演

虽然在商业剧院中女性角色由男孩代演，但女性仍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到戏剧中去。在剧场观众中，女性似乎占了很大比例。约翰·雷诺德斯（John Rainoldes）在1599 年对戏院的攻击中，谴责了那些“簇拥并游荡”到剧院的“乌合之众”，并谴责一个为戏院做辩护的贵妇，因为她发誓宣称“她在戏院受到的熏陶同在任何布道中受到的一样多”。15女性也在多种层面上参与了剧院管理：皇室女性是表演剧团的赞助人，贵族及商界女性投资剧院演出。女性有时也会充当“集资人”，向观众募捐。16

同时，在剧场之外，女性在宫廷和贵族家庭赞助戏剧表演的传统始终存在，17此外，也有许多场所和机会可供女性进行表演。从亨利八世执政开始，女性参与了宫廷的乔装和哑剧表演。18我们在第1 章中已经获知，伊丽莎白一世本人在加冕和一些庆典场合中就是一名戏剧表演者；在许多宫廷表演活动中，如西德尼的《五月女郎》或皮尔的《帕里斯的传讯》，伊丽莎白需要作出裁判或接受礼物，这便需要她参与到虚构情境中去，模糊了观众和表演者的边界。同时，在女王巡行期间为她献礼的戏剧有时混合使用专业演员和宫内侍臣（特别是女王的家庭成员，有时包括女性表演者）。当伊丽莎白在1592 年访问伯克希尔的比沙姆时，她的主人是伊丽莎白·拉塞尔夫人（Lady Elizabeth Russell 1528～1609）。作为一位令人敬仰的名人和著名的翻译、墓志铭作家以及文学赞助人，拉塞尔夫人完全可以在策划迎接女王的活动方面起主导作用。她的两个女儿，伊丽莎白（18岁）和安妮（16岁）在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拉塞尔夫人渴望炫耀她们的造诣，希望她们能成为女王的未婚侍女，并缔结有利的婚姻。随着女王和她的随从走近房子，她们遇到了扮演成牧羊姑娘的两个女孩，坐在山坡上做出缝纫刺绣的样子。姐妹俩摆脱了潘神的求爱，这一举动赞扬女人的贞洁和节操，颂词演变成了对女王的赞美诗。女王随后受到刻瑞斯（丰收女神，几乎肯定是由男童演员扮演）的迎接。因此，剧中三种表现女性的类型被聚集在一次表演中：一个职业男性表演者扮演一个女人；女王在华盖步辇上作为公开的表演者；更为重要的是，贵族女性作为业余表演者的出现。而贵族女性在戏剧活动中的参与在宫廷中早已司空见惯。19

正如我们在第5章中所获知的那样，在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女性表演成为宫廷生活非常显著的特征，当时来自丹麦的安妮王后定期安排创作假面剧并和她的女宾们登台演出。1604 年～1611 年间，她参加了在汉普顿宫廷和白厅举办的6部假面剧的演出，其中4 部由琼森创作，另外两部由丹尼尔创作，大部分由伊尼戈·琼斯设计。琼森将诸如《黑之假面剧》的“黑肤的摩尔人”主题，以及《女王的面具》的“反假面剧”主题等如此重要的创新都归功于安妮皇后，这表明她积极地、有创造性地参与了策划假面剧的过程。20皇室显然也鼓励其他女性参与戏剧活动，例如1617年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的《丘比特的放逐》（Cupid’s Banishment）由“德特福德贵族女校（一所接纳贵族家庭女孩的私人学院）的年轻淑女们”为女王演出，该剧在一定程度上由露西·拉塞尔（Lucy Russell，母姓哈灵顿）和贝德福德伯爵夫人（曾是安妮皇后假面剧演出的主要表演者之一）负责组织。21约翰·克罗夫特爵士（Sir John Crofts）的女儿也在一名为《拜见九女神》（The Visit of the Nine Goddesses）的宫廷假面剧中参与演出。22

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最其争议的法国裔王后亨丽埃塔·玛丽亚（Henritta Maria）进一步推动了宫中女性在戏剧中的表演。1626 年，王后及其他贵族名媛们表演了一部田园剧——瑞康（Racan）的《阿耳特弥斯》（Artenice），表演者全部为女性。丹麦的安妮在她的假面剧中扮演沉默且主要是象征性的角色，而新王后那些有对白的角色则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批评。只选用女性演员意味着必须要反串着装，一些女性在舞台上甚至戴着假胡须。23 在法国和意大利，表演者全为女性的演出已经被接受，但是在1629年，当一个有女演员的法国剧团在莱顿演出时，他们被“嘘声、哄笑声和观众扔的果核等轰下舞台”。24但亨丽埃塔·玛丽亚没有被吓倒， 从1631年至1638年，她总共监制创作了4部假面剧，并亲自出演了这些弘扬女性美丽和贞洁的戏剧；251633 年，她再次带领其女宾们演出了一部田园剧——瓦尔特·蒙塔古（Walter Montagu）的《牧羊人的天堂》（The Shepherd’s Paradise），其中13名女演员有9名扮演男性角色。大约在同一时间，威廉·普林发表了《演员——流氓》一书，它不仅攻击反串的男童演员鼓动鸡奸，而且谴责女演员的下流堕落。根据普林的说法，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女演员“全都是臭名昭著、无耻的娼妇”，而当今社会的那些人“将如此强烈的放荡注入听众和观众的心中，要根除他们头脑中所有的矜持，使女性蒙羞，从而用纵乐满足他们的私欲”。他愤怒地指出，他们的表演“不堪入目”和“充满肮脏的肆无忌惮”。26普林的立场被认为是对皇家宫廷及其文化的抨击，他因发表这样极富煽动性的言论而在星室法庭（秘密开会并作出重要决定的团体）接受审判，被处以割掉耳朵的刑罚。

无论如何，宫廷戏剧中有女性参与的戏剧照旧开展。女性参与戏剧演出在乡村私人的府邸也继续发展并日趋完善，如弥尔顿的《酒神之假面舞会》［Comus，约翰·弥尔顿的假面剧，也被称为《在拉德洛城堡上演的假面剧》（A Masque Presented at Ludlow Castle），1634］。拉德洛城堡主人15 岁的女儿爱丽丝·埃杰顿小姐，扮演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有台词和歌唱环节的主要角色。27此外，这种私人、家庭型的表演在这一时期已成为女性戏剧写作的重要媒介。

女性戏剧家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而言，从事戏剧写作需要拥有与站在舞台上演出不相上下的勇气，因为那个时期许多男性作家对女性作家持有极大的偏见，正如托马斯·萨尔特（Thomas Salter）的《谦虚的镜子》（Mirror of Modesty，1579）中所鄙夷的那样：

比如，把学习给她们带来的微不足道的益处，同对她们（即女性）因此受到的巨大伤害和损失相比较，就能察觉到（虽然她们仍然固执），从事女红，手拿纺锤、针线和顶针是多么有利于她们获得一个良好和诚实的声誉；相反，如果她们的学识远胜于她们的美德，那么，熟练地使用笔头或写作华而不实的诗篇又是多么容易给她们带来坏名声和耻辱。28

因此，女子不允许在公共剧场演戏，女性也不允许为自己写戏，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从16世纪中叶开始，贵族女性在家族的支持和鼓励下开始写作，她们的写作形式在现代通常称为“案头剧”（closet drama）。直到最近，这个词倾向于表示贬义，指的是写出来只供阅读却不上演的剧本，它们的受众群体是直系亲属和朋友这种小圈子，并以知识精英为主。与莎士比亚等同时期男性职业剧作家为商业剧场写的戏剧相比，“案头剧”并不占优势。29然而，人们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不恰当并且毫无意义的比较，学者们已经开始探讨女性案头剧特有的审美原则和目标。这些戏剧经常真诚地讨论道德的主题，这一点必须被理解为针对类似萨尔特观点的反驳：女性参与戏剧的目的本身就是要展示自己的博学，显示贵族家庭女儿所接受的昂贵而优良的人文教育的优越性。但不应该假设她们枯燥无味或死气沉沉，或受到她们所处的相对封闭的环境的束缚。事实上，女性作家获得了在家庭和朋友圈子里写作的机会；她们的戏剧常常只通过手稿等相对私密的媒介传播，避开了批评（在印刷、自我暴露了作品后所遭受的严厉的批评）以及审查制度（针对印刷作品和公共舞台的）。她们的戏剧经常就个人问题和政治问题展开热烈和容易引发争议的讨论。30

此外，“案头剧”只供阅读而并不上演的想法可能是错误的。它们很可能在贵族家庭内部聚会时被阅读分享，由不同人负责不同的部分；它们极有可能已部分或全部上演过。艾莉森·芬德雷（Alison Findlay）、斯蒂芬妮·霍奇森- 赖特（Stephanie Hodgson-Wright）和其他人已经成功地举办了文艺复兴时期女性剧作家戏剧的演出，并且还在文本的细节处发现了一些剧本曾上演的证据。她们建议我们假定女性剧作家“写作剧本时头脑中有剧场舞台，无论是否有记录证明这些剧本当时已经上演过”。31支持这种想法的是最近发现的詹姆斯一世时期一位女士［可能是安妮·克利福德夫人（Lady Anne Clifford，1590～1676）］的肖像，她装扮成埃及女王克莱奥帕特拉，画上题有塞缪尔·丹尼尔同名剧本（一部由彭布洛克伯爵夫人玛丽·西德尼·赫伯特（Mary Sidney Herbert）委托的案头剧，见下文）中的诗文。这表明，贵族女性可能在家庭表演中穿着戏服扮演角色，或者至少诠释过剧中角色的静态舞台造型。32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戏剧显然是一种女性自我表达的重要形式。

如前所述，一些女性写的早期戏剧只存在于手稿中，很可能女性写过更多的案头剧，只是现在已经失传。现存最早的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女性写的戏剧是简·拉姆利夫人（Lady Jane Lumley，1537～1578）翻译的欧里庇得斯的《依菲琴尼亚的悲剧》（The Tragedy of Iphigenia，可能是由伊拉斯谟译的拉丁语版本转译过来的）。拉姆利是阿伦德尔伯爵亨利·菲查伦（Henry Fitzalan）的女儿，阿伦德尔伯爵是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宫廷中杰出的政治家，他拥有英国最好的图书馆，而且他确保他的女儿接受了良好的人文教育。因此，拉姆利夫人的《依菲琴尼亚的悲剧》可以被理解为含蓄地展示了这一点，以提高家庭声望，颂扬亲情、美德和顺从。事实上，戏剧情节把这个主题推到了极致，多少显得有点令人不安：依菲琴尼亚必须被她的父亲阿伽门农献祭给女神戴安娜，以确保希腊舰队前往特洛伊能够一帆风顺。依菲琴尼亚一开始反抗她的命运，最终却自愿接受它，并且在她即将被献祭的那一刻奇迹般地被黛安娜所救，依菲琴尼亚被接往天堂，而祭坛上则出现一只白色的牡鹿以代替她的位置。

显然，要理解这部戏剧，必须将它放在即使父母会为了王朝和派系的野心要牺牲掉子女，子女也要对父母忠诚的这一背景下。任何想要寻找剧本中早期女性主义迹象的现代读者将会震惊地发现，依菲琴尼亚居然表达了这样的情绪：“你不认为我应该死吗？难道我的死不是更好的选择吗？难道要让那么多高贵的男性为一个女人的缘故而放弃他们的旅程？因为一个高尚的男人比一千个女人更好。” 33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依菲琴尼亚的确选择了她的命运并行使了自主意志，而其他角色则在她周围颤抖和挣扎。她与父亲的那场戏十分感人，她第一次上场之前，阿伽门农折磨自己，想象会和她展开怎样的对话：“我原本很怜悯那位小女孩，因为我知道她会这样对我说话，‘哦，父亲，你会杀了我吗？如果你离弃我，我应该向谁求救？’”这段话回应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这突出了贯穿整个故事的基督教和古典殉道者的形象。当依菲琴尼亚入场时，她的纯真加剧了阿伽门农的内疚：“是什么原因呢？父亲，您看起来如此悲伤。难道您之前不是说，我们的到来使您如此愉快？”即使她的聪颖之前使他感到高兴，现在阿伽门农却更为恼怒：“确实，女儿，你说话越聪明，你越使我心烦。”

这出戏剧创作的年代并不确定，但它的主题可能不仅是拉姆利夫人要展示她对父亲的责任，而且还涉及她的表妹简·格雷小姐（Lady Jane Grey）的命运。因为在爱德华六世驾崩之时，曾任枢密院的最高民事法庭庭长，并在爱德华幼年时实际统治英格兰的诺森伯兰公爵让自己的儿子迎娶具有皇家血统的简·格雷小姐，企图宣布她为女王以方便自己掌权。阿伦德尔伯爵亨利·菲查伦首先支持简的即位，但又迅速改变了政治立场，成为枢密院最先站到玛丽·都铎（1553～1558年期间的英格兰女王）一边的人之一，玛丽赐予其要职作为褒赏。简·格雷小姐被迫与诺森伯兰公爵的儿子结婚，成为她雄心勃勃的公公政变（政变最终流产了）中的一颗棋子。如果拉姆利夫人的戏剧是在简·格雷小姐被处以死刑之后写的，那么至少可以这么说，戏剧叙事中所涉及的孝顺和牺牲肯定夹杂着并不和谐的政治反响。34

简·格雷小姐以其博学而闻名，她的表妹简·拉姆利小姐（Lady Jane Lumley）有着类似的光环，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家闺秀，她承担了古典文本的翻译工作。事实上，翻译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受女性欢迎的女性文学活动。它能显示出译者的语言技巧，也可以显示自己的高尚追求：使更广泛的读者群可以阅读到那些足以令人得到提升的作品。女性翻译者被定义为男性原创作家的一名侍女。然而，女性选择翻译工作可能有很多意义，在翻译过程中，她经常在文本中注入个性印记。伊丽莎白一世终其一生都是一位热衷于翻译的译者，她在晚年经常翻译古典文本主要是为了自娱自乐。1589 年，她翻译了源自《赫拉克勒斯·安泰》（Hercules Oetaeus）的由女性颂唱的合唱作品，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塞内加所作。35译文体现了伊丽莎白许多作品的特征，她泰然地思考荣辱兴衰和规则的不稳定；它描述并提及葡萄牙的塔霍河（River Tagus），对1589 年的“英国舰队”的灾难（攻击西班牙和葡萄牙失败）作出了一次文学回应。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玛丽·赫伯特，即彭布洛克伯爵夫人（1561～1621，通常被称为玛丽·西德尼）翻译了法国剧作家罗伯特·加尼耶（Robert Garnier）写的古典风格的悲剧——《安东尼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ntony），在1592 年和1595 年，她相继出版了这部悲剧。玛丽是菲利普·西德尼爵士（伊丽莎白王朝标志性的朝臣诗人，于1586 年去世）的妹妹。她创作过许多作品，还有许多翻译之作，其中不少作品是为了向她的亡兄表示致敬和哀悼，高贵的死亡和节哀顺变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安东尼的悲剧》因玛丽对埃及艳后性格的刻画而闻名，她让埃及女王对安东尼的爱高于一切，甚至超越她的孩子，并成为这个事业的英勇殉道者。但她也是感性的：“在这种幸福情况下，最幸福的是，要和你同死，在你的怀抱中死去：我的身体与你融为一体，我与你相吻，直到我燃烧的叹息使我的嘴唇干涸。” 36在写作《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时，莎士比亚很有可能已经阅读过玛丽·西德尼的戏剧。

我们在拉姆利夫人的《依菲琴尼亚的悲剧》和伊丽莎白一世译自《赫拉克勒斯·安泰》的合唱文本中都能看到关于某些话题的评论。玛丽·西德尼的戏剧经常以隐晦的方式表达政治观点，反映她在宫廷派系争斗中的立场，她所支持的派系倾向于更加坚定地在国内外宣传新教。与此同时，她的作品还反映出她实际上是其兄弟菲利普的丧主和遗著保管人。菲利普是在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战斗时战死于荷兰的。37同罗马戏剧、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的翻译和历史创作极为相似，《安东尼的悲剧》很可能参考了罗马历史来考虑替换性的政府模式，间接地反思当时的政治格局，诸如竞争对手和他们的派系之间的不稳定，对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王位继承的焦虑，以及苏格兰的詹姆斯（也许被认为是类似于屋大维的角色）是否会即位。38

这部戏剧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玛丽·西德尼诗歌本身的水准，她巧妙地尝试了不同的押韵格式和格律，这与她翻译圣咏集（这是菲利普·西德尼开启的项目，由玛丽修订并完成）有关。在翻译过程中，她创造性地尝试不同的诗歌形式，这显然是她的一项爱好。《安东尼的悲剧》中最精美的诗句形式之一是合唱，以下诗行摘自一首献给尼罗河的诗：

河水轰隆，不能隐藏

你漫漫迢迢；在未知地方

你的水面辽阔宽广，河水激荡

年年冲破岸、堤、坝，涛涌波襄。

你的条条小溪，与天空一色

流经百户人家，

为草木规划

百转和千回，

为它们旅途劳累。

你在各处引吭高歌，

将万川灌入它们的母亲，海洋。

韵律格式是“ababcddcede”，错综复杂缠绕迂回，模仿河水的“百转千回”。

男作家也会写案头剧，特别是在与西德尼家族相关的圈子里。玛丽·西德尼委托塞缪尔·丹尼尔写了一部《克莱奥帕特拉的悲剧》（1594），与她的《安东尼的悲剧》相对应。福尔克·格雷维尔（Fulke Greville）是菲利普·西德尼的一位密友，也是他政治和文学遗产的另一名监护人。在1595 年至1600 年间，格雷维尔撰写了三部案头剧：《穆斯塔法》（Mustapha）、《阿拉巴马》（Alaham）和《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他销毁了最后的作品，因为1601 年的埃塞克斯叛乱事件发生后，他担心这些作品会把自己牵扯进这些事件中去。丹尼尔确实陷入了格雷维尔担心的那种麻烦：在1605 年，他的另一部案头剧《菲洛塔斯》（Philotas）为詹姆斯国王上演，但被认为是针对埃塞克斯叛乱的煽动性言论，丹尼尔被召至枢密院以调查指控。可见，案头剧可能是具有煽动性的，并不一定是一种“安全的”或与社会无关的媒介，只供女性来消遣。

第一位用英语写原创戏剧的女性是伊丽莎白·凯里夫人（Lady Elizabeth Cary，1585～1639），她的《玛丽亚姆的悲剧》（Tragedy of Mariam）是在1602～1604 年（婚后不久）创作的，并于1613 年出版。她更早的一部戏剧把场景设置在锡拉丘兹（Syracuse），但现已失传。《玛丽亚姆的悲剧》讲述犹太国王希律王的妻子玛丽亚姆因对希律王怀有复杂又分裂的感情：她爱他，但也恨他，因为他为了确保自己的王位而将玛丽亚姆的弟弟和祖父判处死刑。在戏剧开始，身在罗马的希律王，传言说他已死；然而他却回来了，他和玛丽亚姆试探着彼此的情感。最终，希律王那放荡且狡诈的妹妹莎乐美，欺骗他相信玛丽亚姆试图毒害他，于是玛丽亚姆被处死，希律王带着遗憾度过余生。

因其中女性角色颇为复杂，这部戏剧已经受到了现代评论家的关注。莎乐美由于其不道德的行为而遭到谴责，但她雄辩地为女人平等离婚的权利作了辩护：

为什么要给男人这样的特权呢？

或者既然给了他们，为什么禁止女性拥有这一权利呢？

男人是否给天堂添加更多荣光？

还是女人不能和男人一样憎恨？

是世俗破坏者，还是拓荒者，

给我的姐妹指明通向自由之门。39

剧中，玛丽亚姆不仅在对希律王的爱与恨之间，而且在服从和反抗的冲动之间被撕裂。她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分裂，承认“我今晨抱怨，想要他死亡，但也因为他在夜晚前还活着而悲伤”。约束使她渴望自由，她承认：“将我关押，剥夺自由，为了限制我的步伐，请先教我漫步”。作为古典悲剧道德中心的合唱队批评她不忠，并主张妻子的绝对服从：妻子不仅在婚姻中献出她们的身体，而且“当然，她们的想法不再是她们自己的”。然而，玛丽亚姆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屈从于她的丈夫，并经常表现出崇高的正直，例如她陈述说：“我不能乔装，也从来没有人教我，我的面貌与我的思想不一致。”在她死后，希律王的哀悼证明了她的清白，他歌颂了她身体和心灵的纯洁。他哀叹：“现在我看到她内心和天堂已连结，一个高贵的灵魂和一个超凡的人。”

在《玛丽亚姆的悲剧》中找寻伊丽莎白·凯里夫人晚年生活事件的蛛丝马迹，的确相当吸引人。她的丈夫，亨利·凯里爵士（Sir Henry Cary），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朝臣和政治家，在1620年成为福克兰子爵。他们育有11个孩子，但婚姻变得越来越令人困扰，并在1626年不可逆转地破裂，当年伊丽莎白皈依天主教。凯里夫人被皇家下令软禁在家长达6周，她的丈夫和母亲拒绝提供任何帮助，这使她面临极度的困境。所有这些事件发生在《玛丽亚姆的悲剧》完成后至少20年，因此不可能与此直接相关。然而，可以断言的是，凯里夫人的戏剧和她的生活始终如一地对女性独立自主感兴趣，对服从和良知之间的冲突感兴趣。在《玛丽亚姆的悲剧》中，女主角的死亡被宣布为“她的头从她的身体中分裂出来”。将国家的形象视作一个身体——身体政治——将君主作为它的头是这个时期一个常见的比喻，这提醒我们，玛丽亚姆的背叛不仅指向她的丈夫，而且指向她的国王。然而，玛丽亚姆的故事可以被视为婚姻故事，也可以被视为政治故事，对社会中所有主体都有教益：在规定的权威（例如丈夫，父亲或国王）与个人良知之间的抗争中，究竟服从谁？

凯里夫人的《玛丽亚姆的悲剧》虽然是一部原创作品，但却非常符合古典的戏剧传统。简·拉姆利、伊丽莎白一世和玛丽·西德尼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她们笔下的角色是悲剧性的、英雄主义的、具有高贵的人格和高尚的地位，这些角色使用庄重的修辞，具有真诚的道德目的。下面要介绍的这部女性写作的戏剧则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这就是喜剧《爱的胜利》。这部喜剧由玛丽·罗思夫人所创作。罗思夫人是玛丽·西德尼的侄女，也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文学家族的成员。她是同时代女作家中最多产和最具创新意识的，她无视写作和翻译领域的性别惯例，认为女性应主要被限制于宗教写作或翻译。她于1621年出版了《蒙哥马利的乌拉尼亚伯爵夫人》，这是女性用英语写作的第一篇散文体浪漫传奇，之后她又写了续集（虽然并未发表）。她是第一位创作英语十四行组诗的女诗人（组诗在1621年与《蒙哥马利的乌拉尼亚伯爵夫人》一同出版）；她的《爱的胜利》是英国戏剧史上由女性创作的第一部喜剧。她的文学功绩受到争议是不足为奇的：沃尔瑟姆男爵爱德华·丹尼（Edward Denny）攻击了《蒙哥马利的乌拉尼亚伯爵夫人》的一些部分，他认为这些部分含沙射影地讽刺他自己和他家人，并攻击罗思夫人为一个“阴阳人”和一个“怪物”。他告诫她“放下你的闲书，因为聪明而有价值的女人是不会写书的”。40罗思夫人的私生活也颇具争议，她与她风流的表弟彭布洛克伯爵威廉·赫伯特（玛丽·西德尼的儿子）保持长时间的婚外情关系，并生下了两个私生子；罗思夫人虚构出的作品中的几个人物形象和故事似乎也给她的现实生活带来了阴影。41

罗思夫人对戏剧很感兴趣。她曾在宫廷参演过《黑之假面剧》和《美丽的面具》（The Masque of Beauty），并在《蒙哥马利的乌拉尼亚伯爵夫人》中加入了假面剧和类似假面剧的情节。如上所述，在《蒙哥马利的乌拉尼亚伯爵夫人》之中，她两次抓住机会对男孩扮演女性角色的不真实性进行评论。本·琼森将《炼金术士》、两首诙谐短诗和一首十四行诗献给她，她也因赞助文学而广受赞誉。《爱的胜利》讲述的是发生在牧羊人之间的故事，涉及几对夫妇和他们爱情中的幸与不幸。42它使用押韵两行诗格式编写，营造了一种轻松而滑稽的气氛，就像是《仲夏夜之梦》中那对年轻雅典恋人的台词。前四幕没有什么戏剧动作，角色宣称他们的爱，讨论各种三角恋爱和其他的欲望障碍，并玩玩猜谜爱情游戏。女性在这些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这部分戏剧是对她叔叔菲利普·西德尼在《阿卡迪亚》中呈现的田园世界的女性化翻版，她也在她的散文体浪漫传奇《蒙哥马利的乌拉尼亚伯爵夫人》中探索和延伸了这个世界。然而，在第五幕中，戏剧转而成为当时流行的田园悲喜剧。菲利塞斯和穆塞拉在恋爱，但她注定要跟粗鄙的鲁士蒂克结婚。在婚礼当天，菲利塞斯和穆塞拉去爱之神庙，打算双双殉情。西尔维斯特加以干预，赠与他们一种假死药水。他们的“尸体”被放在寺庙的祭坛上，每个人都表示悲伤，包括穆塞拉的母亲，她十分后悔阻止了穆塞拉与菲利塞斯结婚。最终，这对情侣在祭坛上复活，女神维纳斯解释说，西尔维斯特正是她的代理人。她祝福他们的婚姻，其他情侣也都愉快地成双结对，剧终时大家都在庆祝爱的胜利。

这里不仅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去除悲剧的误解和时机的贻误）的影子，而且还有其他戏剧的。例如，米德尔顿的《齐普赛街的纯洁少女》的结尾就是一对屡受挫败，据说已经死亡的年轻情侣（小塔齐伍德和莫尔·耶勒哈默）从棺材里复活，悔恨的父母于是祝福他们的结合。罗思夫人显然从莎士比亚或米德尔顿或更早的源头处得知了这个传统，并把它安排在一个案头剧的私人场景中，这使得她的戏剧也许曾引发额外的强烈共鸣，因为她的作品不仅指涉她圈子中的真实人物，并且由他们来出演。在某些方面，菲利塞斯和穆塞拉类似于菲利普·西德尼的十四行组诗《阿斯托菲尔和斯泰拉》中阿斯托菲尔和斯泰拉的爱情，而后两者之间的爱情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菲利普本人和佩内洛普·里奇女士（Lady Penelope Rich）的爱情纠葛。同时，穆塞拉和菲利塞斯也在某些方面似乎也有着罗思夫人和她的情人威廉·赫伯特的影子。还有不少对应隐含在其他人物和其他关系之间，尽管如此，她在所有的作品中还是避免精确地一对一匹配，以创造更微妙的效果。例如，《蒙哥马利的乌拉尼亚伯爵夫人》似乎利用了罗思夫人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和社交关系，但是多个嵌入式的故事改变和重塑了这些现实。因此，读者可以从众多角度来解读它们。《蒙哥马利的乌拉尼亚伯爵夫人》产生的是层次分明的回响效果，戏剧世界并非简单和直接地平行于现实世界。同样，《爱的胜利》用暗示性的提示把读者或观众吸引向真实生活中，但同时创建了自己的戏剧虚构世界，没有简单化地成为生活的注解。

案头剧究竟是如何促成那些公共剧场中不可能实现的复杂艺术效果的？《爱的胜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于本章所提及的所有女性来说，作为一种展示她们的知识和锤炼她们的文学技巧的手段，戏剧是很重要的文体，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她们使用戏剧探索女性英雄主义的本质，研究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并反思个人关系和政治生活中有争议的问题。案头剧越来越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类型，而女性为这一类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文艺复兴时期公共剧场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男童演员表演女性角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些性别模糊的人物周围，产生了一连串令人如坠云里雾里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戏剧史中的缺席。直到1642年国会关闭剧院，在这段时期内，作为宫廷、家庭环境中的表演者以及戏剧作者，女性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当君主制复辟，剧院得以重新开放时，女性作为卓越的演出者和剧作家的形象再次登场，甚至在内战爆发之前，她们已经为自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 I.e. straitly, strictly.

2 Stephen Gosson, Playes Confuted in Five Actions (London, 1582), sig. E3v, quoted in Howard, Stage and Social Struggle, p. 40.

3 Phillip Stubbes, The Anatomie of Abuses (London, 1583), sig. L8r-v.

4 William Prynne, Histrio-Mastix (London, 1633), title page.

5 For more on the anti-theatrical tracts and early modern attitudes to gender, sexuality, identity, and theatre, see Laura Levine, Men in Women’s Clothing: Anti-Theatricality and Effeminization, 1579–1642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4).

6 Thomas Heywood, An Apology for Actors (London, 1612), sig. C.3r-v.

7 Lady Mary Wroth, The Countesse of Mountgomeries Urania (London, 1621), p.60; Lady Mary Wroth, The First Part of the Countess of Montgomery’s Urania, ed.Josephine A. Roberts (Tempe, Arizona: Renaissance English Text Society, 1995), p. 73.

8 Lady Mary Wroth, The Second Part of the Countess of Montgomery’s Urania, ed. Josephine A. Roberts, Suzanne Gossett and Janel Mueller (Tempe, Arizona: Renaissance English Text Society, 1999), p. 160.

9 Quoted by Gurr, Shakespearean Stage, p. 226.

10 Michael Shapiro, Gender in Play on the Shakespearean Stage: Boy Heroines and Female Pages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4), pp. 221–3.

11 See Michael Shapiro, Gender in Play, pp. 207–09.

12 Sir Philip Sidney, The Countess of Pembroke’s Arcadia, ed. Maurice Evans(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pp. 366–7, 528.

13 Donne, ‘Elegy 16: On his Mistress’, Complete Poems, pp. 118–19.

14 Six if we include the lost Cardenio, co-authored by Shakespeare with John Fletcher. Traces of Cardenio in The Double Falsehood indicate that it included a cross-dressed heroine. See Double Falsehood, ed. Hammond.

15 John Rainoldes, Th’Overthrow of Stage Playes (1599), sigs A2r-A4r, quoted in S.P.Cerasano and Marion Wynne-Davies eds, Renaissance Drama by Women: Texts and Document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62.

16 Cerasano and Wynne-Davies, Renaissance Drama by Women, pp. 158–9.

17 Suzanne Westfall, ‘“A commonty a Christmas gambold or a tumblingtrick”: household theatre’,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 50.

18 Westfall, ‘Commonty’, in Cox and Kastan, New History, p. 45.

19 Jean Wilson, Entertainments for ElizabethⅠ (Woodbridge: Boydell and Brewer, 1980), pp. 43–7.

20 Lindley, Court Masques, pp. 1, 35. For more on Anne of Denmark’s masques, see Clare McManus, Women on the Renaissance Stage: Anna of Denmark and Female Masquing in the Stuart Court, 1590–161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2).

21 Alison Findlay and Stephanie Hodgson-Wright, with Gweno Williams,Women and Dramatic Production 1550–1700 (Harlow: Pearson, 2000), pp. 47–8. A text of Cupid’s Banishment is available at Cerasano and Wynne-Davies, Renaissance Drama by Women, pp. 76–89.

22 Findlay, Hodgson-Wright and Williams, Women and Dramatic Production, p. 48.

23 Sophie Tomlinson, ‘“She that plays the king”: Henrietta Maria and the threat of the actress in Caroline culture’, in McMullan and Hope, Politics of Tragicomedy, p.189; Cerasano and Wynne-Davies, Renaissance Drama by Women, p. 169.

24 Tomlinson, ‘“She that plays the king”’, in McMullan and Hope, Politics of Tragicomedy, p. 195.

25 Findlay, Hodgson-Wright and Williams, Women and Dramatic Production, pp.48–51.

26 Prynne, Histrio-Mastix, pp. 214–16, 414–15, quoted in Cerasano and Wynne-Davies, Renaissance Drama by Women, pp. 170–71.

27 For more on female performance in the Jacobean and Caroline periods, see Sophie Tomlinson, Women on Stage in Stuart Drama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5).

28 Thomas Salter, A Mirrhor Mete for All Mothers, Matrones and Maidens, Intituled The Mirrhor of Modestie (1579), quoted in Suzanne Trill, Kate Chedgzoy and Melanie Osborne eds, Lay By Your Needles, Ladies, Take the Pen: Writing Women in England, 1500–1700 (London: Arnold,1997), p. 47.

29 See Cerasano and Wynne-Davies, Renaissance Drama by Women, p. 16.

30 See Diane Purkiss, ‘Introduction’ to Three Tragedies by Renaissance Women, ed.Diane Purkiss (London: Penguin, 1998), pp. xi-xliii.

31 Findlay, Hodgson-Wright and Williams, Women and Dramatic Production, pp. 2–3, 23, 33–6.

32 Yasmin Arshad, ‘The enigma of a portrait: Lady Anne Clifford and Daniel’sCleopatra’, British Art Journal 11.3 (Spring 2011), pp. 30–36.

33 Jane, Lady Lumley, The Tragedie of Iphigeneia, in Purkiss, Three Tragedies, p. 31, lines 814–16. All further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34 See Stephanie Hodgson-Wright, ‘Jane Lumley’s Iphigenia at Aulis: multum in parvo, or less is more’, in S.P. Cerasano and Marion Wynne-Davies eds, Readings in Renaissance Women’s Drama: Criticism, History and Performance 1594–1998(London: Routledge, 1998), pp. 129–41.

35 Elizabeth I, ‘Translation of a Choral Ode from Hercules Oetaeus’, in Elizabeth I, Translations 1544–1589, ed. Janel Mueller and Joshua Scodel (Chicago: U of Chicago P, 2009), pp. 437–56.

36 Mary, Countess of Pembroke, The Tragedie of Antony, in Purkiss, Three Tragedies, 5.171–4. All further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37 See Margaret P. Hannay, Philip’s Phoenix: Mary Sidney, Countess of Pembroke(Oxford: Oxford UP, 1990).

38 See Paulina Kewes, ‘“A Fit Memorial for the Times to Come . . .”: Admonition and Topical Application in Mary Sidney’s Antonius and Samuel Daniel’s Cleopatra’,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 63. 259 (April 2012), pp. 243–64.

39 Elizabeth Cary, The Tragedie of Mariam, in Purkiss, Three Tragedies, 1.4.45–50.All further references are to this edition.

40 Lady Mary Wroth, Poems, ed. Josephine A. Robert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P, 1983), pp. 32–3.

41 See Margaret P. Hannay, Mary Sidney, Lady Wroth (Farnham: Ashgate, 2010).

42 The play is available in Cerasano and Wynne-Davies, Renaissance Drama by Women, pp. 91–126, and as Lady Mary Wroth, Love’s Victory: The Penshurst Manuscript, ed. Michael G. Brennan (London: Roxburghe Club, 1988).

尾声　文艺复兴戏剧的演变

本书主要聚焦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约1585～1625）的戏剧，因为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许多戏剧时至今日仍然被广泛地阅读和上演。到了查理一世（1625～1642）统治时期，戏剧得以持续繁荣。正如我们在以上章节中所介绍的，戏剧表演一直是英国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如此，查理一世和他的王后亨丽埃塔·玛丽亚都给予戏剧以大力的扶持。与皇室的先辈不同，亨丽埃塔·玛丽亚王后甚至亲临剧院观看戏剧演出，她至少有4 次光顾过黑衣修士剧院。事实上她认为看戏并不是什么有伤风化的事情，部分原因是伦敦的剧院日益呈现两级分化，“私人剧院”（例如黑衣修士剧院，菲尼克斯剧院和索尔兹伯里剧院）日渐迎合宫廷的品位，而光顾公共剧院（类似环球剧院，财富剧院和红牛剧院）的精英阶层的人士越来越少，去大众剧院重温老戏的观众大多出于怀旧之情。而戏剧的创新主要出现在私人剧院，其中剧作家理查德·布罗姆（Richard Brome），威廉·戴夫南特，菲利普·马辛杰（Philip Massinger）和詹姆斯·雪莉（James Shirley）发展了有关爱与荣誉为主题的浪漫传奇戏剧，以及描绘伦敦时尚生活的喜剧。1

1642年英国内战爆发，这一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清教徒领导的议会掌权。他们颁布了关闭剧院的法令，他们谴责剧院“在快乐的景象下隐藏着淫秽的迷醉和堕落”，它与国家面临的“公共危机”和“自然灾害”极不协调。2最初，这只是一条临时法令，后来却以建造公寓为名，于1644年拆除了环球剧院，随后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进一步颁布了针对戏剧演员和戏剧的法律措施，1649年，绝大多数的公共剧院均遭到破坏。3但是戏剧演出并没有就此停止：滑稽剧、短剧等剧种继续在红牛剧院上演，在学校或其他一些私人场所也陆陆续续有戏剧的演出。4作家也没有停止撰写剧本，据不完全统计，从1642～1660年间，创作剧本的数量总计超过了108部，其中的大部分都得以出版。5内战期间，交战双方则不约而同地印制了戏剧对话形式的小册子，目的是宣传和标举各自的立场。与此同时，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这位纽卡斯尔公爵夫人，是一个多产的戏剧作家，虽然她所创作的戏剧从来不以上演为目的；正如她所解释的，“我用我思维的一部分来创作戏剧，另一部分在想象的舞台上演出这些戏剧，而我的头脑则坐在台下作为一名观众观看”。6然而，尽管这些形式的戏剧活动持续存在，对戏剧的限制则一直持续到1660年英国王朝复辟时期才得以解除，君主制得以恢复，剧院又重新对公众开放。

然而，剧院的状况并没有完全恢复到1642年之前的状况。只有两家剧团获得皇家特许，并被允许从事戏剧演出，一家是托马斯·基利格鲁（Thomas Killigrew）的国王剧团，另一家是威廉·戴夫南特爵士建立的公爵剧团（Duke’s Company），这两家剧团在1682年合并为联合剧团（United Company）。与内战前相比，伦敦各剧院的选址和受众均缺少了多样性。而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一直沿用至今。当然，这一时期女性被允许参与戏剧的演出，女性角色可以由女性扮演，并且如阿芙拉·贝恩（Aphra Behn）、苏珊娜·森特利弗（Susanna Centlivre）、德拉里维耶尔·曼利（Delariviere Manley）以及玛丽·皮克斯（Mary Pix）等人，将专业剧作家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剧院正厅后排成为最主要的观众席，此外，剧院还增设了包厢，最昂贵的座位就设在包厢中，而最次的座位被转移至走廊，在那里设置一些最便宜的座位，这部分观众类似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站在后排观看的人。镜框式舞台被采用，舞台有台口，演出基本上在延伸至观众席的舞台前区进行，舞台后方区域则用来设置移动布景，以便创造出令观众产生幻觉的舞台装置。7

1660年至今，英国剧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性的内在连续。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并没有在那个时期继续得以发展。如今，莎士比亚的戏剧依然是全世界上演最多的剧目，在英语国家，任何时候都有莎剧的上演，即便是在非英语国家，莎翁也备受赞誉（如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莎士比亚环球剧院2012演出季，邀请了全世界37个国家用37种语言上演莎士比亚的戏剧）。莎士比亚戏剧研究一直是学院和大学英国文学课程的核心，而且和他同时代的作家的戏剧也被广泛研究，时常在舞台上重新绽放光彩。然而在1660年，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甚至包括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内，都不可能具有这样的人气并富于文化价值。在《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简史》这本书的这个尾声部分，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顾文艺复兴戏剧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并思索为什么在全球化的今日，这些戏剧仍然对全世界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18世纪和19世纪品味的变化

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在王政复辟时期剧院的常规剧目中占很大比重。博蒙特和弗莱彻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两位剧作家，而莎士比亚的优势尚未显露，甚至还不如本·琼森那样广受赞誉和推崇。复仇悲剧和城市喜剧在17 世纪60 年代频繁上演，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其受欢迎的程度有所下降。8而莎士比亚的戏剧却经常以改编的形式上演，例如戴夫南特和德莱顿（Dryden）改编的《暴风雨》［也可称为《魔法岛》（the Enchanted Island ），1667］，其中增添了音乐场景和4个全新的人物，包括米兰达的妹妹和爱丽尔的爱人；再如《李尔王》，内厄姆·塔特（Nahum Tate）拙劣的改编，给这出悲剧增设了大团圆的结局。9

进入18世纪，莎士比亚越来越受到尊崇，这主要得益于一系列莎翁戏剧文集的问世，这些文集的编辑者有尼古拉斯·罗尔（Nicholas Rowe），亚历山大·蒲柏和塞缪尔·约翰逊等人。1741年，莎士比亚的雕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Poets’ Corner）落成，在朱瑞巷剧院（Drury Lane）则矗立着另一位戏剧家的雕像——大卫·加里克（David Garrick，1717～1779），他是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演员，一生主演过许多莎剧作品。1769年，加里克通过在莎士比亚的故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举办的为期三天的莎士比亚周年纪念活动，进一步推广了莎士比亚和自己的知名度。莎士比亚的作品之所以大受欢迎，恐怕是因为它比较契合18 世纪40 年代后流行起来的感伤文学。显然琼森的剧作并不适合这种流行的审美，尽管加里克在他改编的《炼金术士》（琼森创作）中扮演的艾贝尔·德拉杰取得了巨大成功，10然而相比之下，读者越发推崇莎士比亚，而贬低琼森的作品。其他的一些城市喜剧则继续得以上演，1744 年，罗伯特·多斯利（Robert Dodsley）还出版了十二卷精装本的古英语戏剧集。然而，与莎士比亚相比，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的作品几乎都成了他的脚注，绝大多数的剧本从观众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11就马洛的作品而言，整个18 世纪好像从来没有在伦敦上演过；1707年之后，韦伯斯特的作品也没有继续得以上演。12仅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那就是菲利普·马辛格（Philip Massinger）的《偿还旧债务的新方法》（A New Way to Pay Old Debts，1625），尽管如今很少有人上演或研究这部戏剧。它讲述了一个贪婪的商人，吉尔斯·欧文瑞奇爵士（Sir Giles Overreach）通过毁灭他人来积累财富，最终走向疯狂的故事。这个人物的复活主要归功于加里克的扮演；到了1781年约翰·汉德森（John Henderson）扮演欧文瑞奇一举成功之后，这出戏就成为他的保留剧目；1816年埃德蒙·基恩（Edmund Kean）又一次扮演这一角色引起了巨大轰动。13

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莎士比亚被进一步推崇至史无前例的高度，他被认为是最富人性化和浪漫主义理想型的艺术家，人们将其作为一个具有神圣灵感的天才推上文学神坛。文艺复兴时期的其他剧作家重新获得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则要归功于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他于1808年出版了《莎士比亚同时代英国戏剧诗人作品选》（Specimens of the English Dramatic Poets who Lived about the Time of Shakespare），这本书精要赏析了文艺复兴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剧作。兰姆还向威廉·黑兹利特（William Hazlitt）提供了材料，以提供给后者用于《伊丽莎白时代戏剧文学》（Dramatic Literature of the Age of Elizabeth）的讲座（讲授于1819年，出版于1820年）。黑兹利特高度赞扬了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剧作家朴实且具有“真正的英国人”的活力，并把他们看作是“大胆、活泼、独立的思想家，具有卓越的力量和精力”。14他特别赞扬了马洛，视其为浪漫派反英雄主义的先驱，“在他的著作中充满着对力量的渴望，对于征服的渴望，还有光辉灿烂的想象力，以及无与伦比的自由意志的能量”。15

除莎剧以外的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复苏和发展，主要得益于复古主义的兴起和文学研究职业化的进程，学术研究带动了相关版本的出版。约翰·福特的作品于1811年和1827年出版，马洛的作品于1818年和1826年出版。亚历山大·戴斯（Alexander Dyce）是位非常重要的编辑，他编辑整理了韦伯斯特（1830），米德尔顿（1840）和马洛（1850）的作品集。F. J. 弗尼瓦尔（F. J. Furnivall）紧随其后，由他创立的英语戏剧文学学会（成立于1864年）和新莎士比亚学会（成立于1873 年）赞助了许多基金用于出版戏剧。在他之后，A. H. 布伦（A. H.Bullen）编辑了一本名为《英语戏剧家》（English Dramatists）的系列文集，其中收录了马洛（1885），米德尔顿（1886），马斯顿（1887）和皮尔（1888）的剧本，还有一个七卷本的《英国古典戏剧集》（A Collection of Old English Plays1882～1890），囊括了许多过去从来没有发表过的作品。由“美人鱼”（出版机构）出版于19世纪80年代后期的系列版本，有效地促进了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普及。

与此同时，与莎士比亚有关的文化产业持续繁荣，由威廉·查尔斯·麦克里迪（William Charles Macready，1793～1873）和亨利·欧文（Henry Irving，1838～1905）等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杰出的演员兼剧团总监所推动的明星表演，莎士比亚戏剧普及本的发行，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旅游业的发展，英语文学正式入列大学科目，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与莎士比亚有关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殖民主义在此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作为英伦帝国最伟大的象征和它所具备的文化影响力，莎士比亚被传播到了大英帝国所属的遥远的殖民地。16美洲也不例外，在19世纪跨入20世纪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将莎士比亚尊奉为民主价值的英雄。17

20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戏剧

1894年，威廉·普尔（William Poel）创建了伊丽莎白戏剧协会，致力于祛除维多利亚时代莎剧演出的过分奢华和宏大的外壳，试图重现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更为正宗的真实面貌。协会也复兴了许多莎士比亚同时代剧作家的作品，包括马洛、琼森、博蒙特和弗莱彻。尤其是1919年，由凤凰协会（Phoenix Society）成功复兴了被长期忽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此外，人们对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兴趣持续增长， 也与T. S. 艾略特注41有关。艾略特在1920年已经是当时声名显赫的英国现代主义诗人了，他在这一年出版了一部诗歌评论集——《圣林》（The Sacred Wood），其中包含了对马洛、琼森和马辛杰等人以及《哈姆雷特》的评论，此举强有力地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复兴。这些连同他的《形而上诗人》（The Metaphysical Poets，1921）以及《伊丽莎白时期戏剧论文集》（Elizabethan Essays，1934），重新定义了英语文学的经典，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浪漫主义作家及其继承者那里转移至相对被忽视的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视域。对艾略特而言，英国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个黄金时代，而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急剧分解和衰变的时代”，正因如此，它才能够引发置身现代社会的人类的强烈的共鸣。18因此，他格外欣赏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中的那些神经质和病态的特性，尤其是复仇悲剧。在《不朽的耳语》（Whispers of Immortality，1920）中，艾略特宣称，“韦伯斯特疯狂地被死亡所占有，并且窥见了皮肤下的头骨”。19《荒原》（The Waste Land，1922）确立了艾略特在文坛的声望，这部作品持续不断地回响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声音，并且与那个时代的精神遥相呼应。

人们通常认为艾略特表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颓废幻灭和虚无主义的普遍感觉。20世纪出现的诸多残酷暴行可能促使人们重新发现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价值，并对同样充斥着社会暴力和其他诸多令人震惊的事件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产生兴趣。F. L. 卢卡斯（F. L. Lucas）在1927年编辑了韦伯斯特的作品之时，他曾就《玛尔菲公爵夫人》一剧中“死者的手”给予过评论，他认为这是“夸张的小题大做。这个场面可能会在19世纪的观众头脑中引发虚假的骚动，但如果太多的人曾在法国战场的黑暗中被不久前倒下的尸体绊倒过，对那些虚假的恐怖就不可能产生深刻的印象”。20文艺复兴时期的观众可能已经习惯了泰伯恩刑场上的死刑所带来的恐惧，瘟疫引发的大规模死亡以及战争的恐怖经历，当类似的恐怖再现在安全的舞台上时，对他们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具有精神安抚的效果。所有这些与20世纪人类世界发生的事情都具有某种相似性，不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迪·格里斯沃德（Wendy Griswold）从伦敦舞台上演文艺复兴戏剧的统计研究中发现，自1955年起，“从前被忽视的复仇悲剧被反复排演：1957年，《泰特斯·安德罗尼克斯》排演过3次；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先后有7部韦伯斯特的作品上演;《复仇者的悲剧》和《女人提防女人》等剧目重回舞台”。21这些戏剧试图发掘出人类社会的残酷，极端行为的发生，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伤害的根源，对此S. 格尔利·帕特（S. Gorley Putt）在1970年写道：

倘如我们听说医生可以若无其事地在人皮制作的灯罩下阅读，那么，当我们看到《复仇者的悲剧》一剧中公爵去亲吻被下了毒的头盖骨时，我们就不会颤抖。如果马洛的帖木儿大帝亲眼目睹广岛瞬间沦为废墟，那么他本人也会因恐惧而面如死灰。2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十年里，复仇悲剧受到追捧，这可能是因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意识，这种意识注意到权力可能会轻而易举地落入邪恶的手中，正义的力量和社会的善行在面对邪恶时可能是脆弱的。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个人采取何种行为才是正确的，这其实很难作出抉择——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复仇戏剧最突出的主题。1961年，托尼·理查森（Tony Richardson）在执导《夺魄冤魂》时写道，“非凡的存在主义的主题……这一思想就是：只有你才能对你的行为负责，而且你需要对你的行为负全责”，他认为这是使得该剧“与当代戏剧观众息息相关”的一个因素。23如果个人主义及其焦虑将复仇悲剧与现代人的担忧联系在一起，那么，这类戏剧场面中不正当的性的表现也可以引发现代社会的群体效应。理查森还将米德尔顿的“对某种性暴力的理解”视为现代性的先知。24复仇悲剧中所表现的性和暴力很可能在呼吁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战战兢兢地徘徊在一个“宽容社会”的边缘。

与现代相关联的想法并不仅限于复仇悲剧。简·科特（Jan Kott）在1961 年出版了《莎士比亚，我们的同代人》（Shakespeare，our Contemporary）一书，此书对整整一代导演产生过巨大的影响。马洛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具备了“20世纪鲜明的特征”，因为他对“权力的迷醉”，并见证了“旧道德和宗教体系的崩塌”。25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中，充斥着对已有信仰体系的质疑和颠覆，甚至还包括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其他问题，如种族，性别和性取向。例如在《马耳他岛的犹太人》《威尼斯商人》《奥赛罗》等戏剧中就已经呈现出发人深省的种族问题。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在本书的几个章节中所看到的，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描写了强大和复杂的女性角色，这对现代明星女演员来说是无疑是最珍贵的礼物，因为这些角色可以用来承载女性主义问题。穿着异性服装的女主角也可以用来宣扬女性的独立，或者探索同性间的性别话题，因为20 世纪末期的几十年中，社会容忍度不断提高，性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对这类话题充满了兴趣。

实际上，此起彼伏的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热潮得益于1947年英国艺术委员会（the Arts Council）的成立，20世纪50年代开始，该机构在财政上补贴皇家莎士比亚公司和国家剧院。教育机会的增加和英国文学作为大学课程的发展（通常情况下，莎士比亚戏剧和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在英国文学课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使得导演、演员和观众对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有些热衷于打破偶像崇拜的学者曾一度质疑莎士比亚在文学正典中的主导地位，质疑主要围绕着莎士比亚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和商业利益的问题。读者通过阅读乔纳森·多利摩尔（Jonathan Dollimore）和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编辑的《政治的莎士比亚》（Political Shakespeare，1985），格雷姆·霍尔德内斯（Graham Holderness）编辑的《莎士比亚的神话》（The Shakespeare Myth，1988），以及加里·泰勒撰写的《重塑莎士比亚》（Reinventing Shakespeare，1990）等书籍，重新审视了莎士比亚的文化优势，并挑战了“莎士比亚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也因此从这些书籍中得益，例如泰勒就提出充分的理由说明米德尔顿与莎士比亚同等重要，为此，他还编辑了《米德尔顿全集》，这部作品集已于2007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个版本和他先前参与编辑的莎士比亚作品集的版式基本相同。尽管如此，任何想撼动莎士比亚经典地位的意图，恐怕都是徒劳的。

这些学术反偶像主义者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那就是莎士比亚在英美之外也拥有了大量的崇拜者。随着文化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莎士比亚的文化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不同的文化体系日益发现，或将持续发现莎士比亚本土化的可能——他们可根据各自的利益和关切点重构莎剧中的情节和角色，这使得世界各地上演莎士比亚的历史悠久而丰富。在此仅列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意大利莎士比亚戏剧演出的历史十分悠久，包括1978 年乔治·斯特雷勒（Giorgio Strehler）的实验性和富有影响力的《暴风雨》；在以往的英属殖民地，如印度，也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了本土化的演绎。26同时，根据莎剧改编的电影日益成为传播莎剧的重要媒介，不仅有好莱坞改编的莎士比亚戏剧，也有非英语的版本，例如日本导演黑泽明执导的《蜘蛛巢城》（Throne of Blood，根据《麦克白》改编，1957）和《乱》（Ran，根据《李尔王》改编，1985）。

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化中的向心性还将持续下去。到20 世纪末，无论在学院和大学的教学大纲中，还是在专业和业余的舞台上，莎士比亚将一如既往地作为一种日益重要的文化得以存在。1997 年，莎士比亚环球剧院在伦敦泰晤士河畔重建，自此，每年一度的莎士比亚戏剧季在完全没有政府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如期举办。最初的两个演出季上演了米德尔顿的两个城市轻喜剧：《齐普赛街的纯洁少女》和《疯狂的世界，我的主人》（A Mad World， My Masters，1998）。原因不难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上演这些戏剧主要是为了反映那个时期伦敦观众的社会愿望、性贪婪和对金钱的占有欲，在20世纪末也是如此，这类戏剧的演出为的是反映当前城市文化中的问题。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一直被认为与时代息息相关。甚至，随着两部主要的电影在影院上映，这些戏剧甚至变成了一种时尚。由巴兹·鲁赫曼（Baz Luhrmann）执导的《罗密欧与朱丽叶》（1996）更新了这出著名悲剧中城市帮派冲突的场景，流行视频风格的加入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 di Caprio）的出演使得这部电影在年轻观众中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两年后的电影《莎翁情史》，将喜剧性的语言机锋与真实的时代场景巧妙结合，不仅使尾声部分看上去颇具莎翁风格，而且还运用了莎士比亚式的诠释手法，例如受阻挠的爱情和易装的情节。这部电影在全球范围内风靡一时，可见随着21 世纪的到来，莎士比亚较之从前显现出更为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21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戏剧

在鲁赫曼成功执导《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后，一系列根据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美国高中浪漫喜剧上映，包括《我恨你的十件事》［根据《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改编，1999］，《共渡难关》（根据《仲夏夜之梦》改编，2001），《足球尤物》（根据《第十二夜》改编，2006），等等。同时呈现在英美观众面前的，还有国际范围内不断激增的莎士比亚戏剧改编的电影，并且越来越多的美国和英国的观众也可接触到这些国际制作。2002 年出现了毛利语版本的《威尼斯商人》；宝莱坞也改编制作了一些莎士比亚的戏剧，包括《马克布勒》（根据《麦克白》改编，2003）和《奥姆卡拉》（根据《奥赛罗》改编，2006）。在中国，《夜宴》（2006）将《哈姆雷特》改编成了战争电影，而《喜马拉雅王子》（2006）将这一丹麦宫廷的故事放到了古代中国西藏的背景之中。也有评论家批评这样的影片是由商业驱动的全球文化对区域文化的同化和压制，或是发展中国家以及那些先前被剥夺权利的殖民社群对全球文化的颠覆。无论如何，21 世纪影像世界中所呈现的莎士比亚，更多关注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创造性地探索全球和地区之间的紧张局势，借助莎剧向更广泛的人群传播各国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漂泊的经历与不同团体间的冲突是最常见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以及《奥赛罗》等剧中很容易找到。27与此同时，尤其对英国或英格兰这个民族而言，莎士比亚将永远与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紧密相连。2009年莎士比亚当选为英国最伟大的国家瑰宝，28莎士比亚戏剧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文化庆典的中心。

伦敦的舞台上无时无刻不在上演莎剧。其中有些剧目，尤其是在环球剧院的演出，更加突出地展现了真实性和参与感，并日益构成了英国文化遗产和旅游业非常核心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一再声称莎士比亚依然生活在我们的时代。例如，2005 年，英国广播公司拍摄了一部名为《莎士比亚重现》的系列剧集。这些剧集将四部莎剧植入当代场景，意在显示人们对于莎翁持久的兴趣以及突出莎翁与当下的关联。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也被不断地复排，尤其是复仇悲剧，因其与当代生活的息息相关而被视为历史的试金石。因为今天的观众很少有关于战争暴行的直接经验，这也许可以解释复仇悲剧在20世纪得以成功的原因。和那些从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劫后余生，并且此后一直生活在恐惧中的士兵不同，今天的观众很可能只是为了调剂乏味的生活而乐于寻求刺激。同时，复仇悲剧还提供了一种导泻情感的方式，并围绕着性、暴力和个人主义代价等问题表达了文化的焦虑。戏剧有助于缓解21世纪人类对无节制的自我利益、物质主义、暴力犯罪、帮派对抗和性文化之恶果的担忧，而戏剧制作经常创造性地将复仇悲剧中令人不安的世界和现代文化与那些更为锋利的现代流行文化联系在一起。2008年，两个版本的《复仇者的悲剧》在同一周上演，一部在伦敦国家剧院，另一部在曼彻斯特的皇家交易所剧院。国家剧院的版本被誉为著名导演塔伦蒂诺（Tarantino）的《低俗小说》（Pulp Fiction）或科波拉（Coppola）的《教父》的先驱，而查尔斯·斯宾塞（Charles Spencer）在《每日电讯报》刊登的剧评标题为“龌龊和邪恶的持久吸引力”。29

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将会继续得以传播并获得持续繁荣的发展，进而吸引和满足更广泛的观众群。随着21 世纪的发展，我们只能推断，这些戏剧还将运用创新且多样化的形式，引发令人意想不到的反响。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

【注释】

1 Martin Butler, Theatre and Crisis 1632–1642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84), pp. 33, 101, 2–3.

2 Quoted in Susan Wiseman, Drama and Politics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p. 1.

3 Gary Taylor, Reinventing Shakespeare: A Cultural History from the Restoration to the Present (London: Hogarth, 1990), p. 7; Wiseman, Drama and Politics, p. 5.

4 Wiseman, Drama and Politics, p. 5; Griswold, Renaissance Revivals, p. 103.

5 Griswold, Renaissance Revivals, p. 103.

6 Margaret Cavendish, CCXI Sociable Letters, no. XXIX, p. 57, quoted in Sophie Tomlinson, ‘“My brain the stage”: Margaret Cavendish and the fantasy of female performance’, in Clare Brant and Diane Purkiss eds, Women, Texts and Histories1575–1760 (London: Routledge,1992), p. 136.

7 See Edward A. Langhans, ‘The theatre’, in Deborah Payne Fisk ed., The Cambr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Restoration Theatr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pp.6–12

8 Griswold, Renaissance Revivals, pp. 115–16.

9 See Michael Dobson,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Poet: Shakespeare, Adaptation and Authorship, 1660–1769 (Oxford: Clarendon, 1992).

10 Craig, Jonson: Critical Heritage, p. 2; Griswold, Renaissance Revivals, p. 120.

11 Griswold, Renaissance Revivals, p. 124; Martin White, Renaissance Drama in A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202.

12 Griswold, Renaissance Revivals, p. 118.

13 Griswold, Renaissance Revivals, pp. 123, 142.

14 William Hazlitt, Lectures on the Dramatic Literature of the Age of Elizabeth, 2nd edn (London, 1821), p. 2.

15 Hazlitt, Dramatic Literature of the Age of Elizabeth, p. 56.

16 See, for instance, Jyotsna G. Singh, Colonial Narratives/Cultural Dialogues: “Discoveries” of India in the Language of Colonia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20–52; Poonam Trivedi and Dennis Bartholomeusz eds, India’s Shakespeare: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Performance (Newark: U of Delaware P, 2005).

17 See Peter Rawlings ed., Americans on Shakespeare 1776–1914 (Aldershot: A shgate, 1999); Virginia Mason Vaughan and Alden T. Vaughan eds, Shakespeare in American Life (Washington, D.C.: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2007).

18 T.S. Eliot, ‘Four Elizabethan dramatists’, in Elizabethan Essays (London:Faber, 1934), p. 18.

19 T.S. Eliot, ‘Whispers of Immortality’, in 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of T. S.Eliot (London: Faber, 1969), p. 52.

20 Quoted in White, Renaissance Drama in Action, p. 211.

21 Griswold, Renaissance Revivals, pp. 163–4.

22 Quoted in White, Renaissance Drama in Action, p. 211.

23 Quoted in White, Renaissance Drama in Action, p. 212.

24 Quoted in White, Renaissance Drama in Action, p. 212.

25 R.E. Knoll in 1969, quoted in MacLure, Marlowe: Critical Heritage, p. 23.

26 See Giorgio Strehler, ‘Notes on The Tempest’, trans. Thomas Simpson, PAJ: A Journal of Performance and Art, 24.3 (Sept 2002), pp. 1–17; Zdenek Stribrny, Shakespeare and Eastern Europe (Oxford: Oxford UP, 2000); and Trivedi and Bartholomeusz, India’s Shakespeare.

27 See the two essays by Richard Burt in Richard Burt and Lynda E. Boose eds, Shakespeare, The Movie, Ⅱ (London: Routledge, 2003); Sonia Massai ed., World-Wide Shakespeares: Local Appropriations in Film and Perform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the essays by Caroline Silverstone and Carolyn Jess-Cooke in Mark Thornton Burnett and Ramona Wray (eds), Screening Shakespe a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6); Dennis Kennedy, ‘Found in Translation’, Around the Globe 50 (Spring 2012), pp. 2–4; and Mark Thornton Burnett, Shakespeare and World Cinema (Cambridge: Cambridge UP, forthcoming, 2013).

28 Victoria Ward, ‘William Shakesspeare is voted Britanin’s greatest national treasure’, The Mirror, 3 Jul 2009, http://www.mirror.co.uk/news/uk-news/williamshakespeare-is-voted-greatest-404099, accessed 21 Aug 2012.

29 The Revenger’s Tragedy, press reviews, National Theatre website, https://microsites. nationaltheatre.org.uk/?lid=35417&dspl=reviews, accessed 21Aug 2012; Charles Spencer, ‘The Revenger’s Tragedy: the enduring appeal of nastiness and perversity’, The Telegraph, 6 June 2008, http://www.telegraph.co.uk/journalists/charles-spencer/3553709/The-Revengers-Tragedy-the-enduring-appealof-nastiness-and-perversity.html, accessed 21 Aug 2012.

致谢

我非常感谢伦敦大学学院（UCL）为我提供一段时间用以这项写作，本书大部分内容完成于这段时间。感谢我在UCL的同事和学生们，他们多年来与我一起分享了许许多多关于文艺复兴戏剧的深刻见解。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UCL早期现代国家交流研究中心、伦敦莎士比亚研究会和伦敦文艺复兴研究会，还有大英图书馆、伦敦大学图书馆和UCL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们。

多年来，通过与朱莉亚·布瑞杰（Julia Briggs）、海伦·库珀（Helen Cooper）、布赖恩·卡明斯（Brian Cummings）、乔治·达特（Gregory Dart）、保罗·戴维斯（Paul Davis）、凯瑟琳·邓肯- 琼斯（Katherine Duncan-Jones）、艾利森·芬德利（Alison Findlay）、安德鲁·哈德菲尔德（Andrew Hadfield）、迈克尔·哈特威（Michael Hattaway）、玛格丽特·汉奈（Margaret Hannay）、玛格丽特·希利（Margaret Healy）、汤姆·希利（Tom Healy）、尼克·哈奇森（Nick Hutchison）、保利娜·卡维斯（Paulina Kewes）、埃里克·兰利（Eric Langley）、蒂姆·兰利（Tim Langley）、克里斯·拉特瑞斯（Chris Laoutaris）、伊丽莎白·麦坎兹（Elizabeth Mackenzie）、戈登·麦克穆兰（Gordon McMullan）、詹姆斯·夏皮罗（James Shapiro）、艾利森·谢尔（Alison Shell）、尼古拉斯·施林普顿（Nicholas Shrimpton）、蒂法妮·斯特恩（Tiffany Stern）、彼得·斯魏伯（Peter Swaab）、安·汤普森（Ann Thompson）、勒内·韦斯（René Weis）、莎拉·温特尔（Sarah Wintle）、苏·怀斯曼（Sue Wiseman）和亨利·伍德哈森（Henry Woudhuysen）等诸多学者的交谈和书面交流，使我对文艺复兴戏剧的认识和理解更加受益匪浅。

感谢亚历克斯·赖特（Alex Wright）邀请我撰写这本书，并提供给我诸多帮助与支持。我也要感谢本书的制作团队，尤其是里基·布卢（Ricky Blue）和塞西尔·劳尔特（Cecile Rault），同他们的合作非常愉快。

玛丽莲·科里（Marilyn Corrie）在第1 章中给予了我很多宝贵的建议。我最为感激的是斯蒂芬·海克特（Stephen Hackett），他阅读了每一章的草稿并给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意见。至于书中可能出现的其他错误和缺漏均由我本人负责。埃德（Ed）和玛丽娜·海克特（Marina Hackett）也阅读了部分书稿，感谢他们理解并容忍我物质及精神上的疏忽，是他们给予了我莫大的鼓励。此外，我还要感谢比鲁特·盖伦鲍斯基尼（Birute Gelumbauskiene）在家务方面对我的诸多帮助。

安杰拉·特鲁曼（Angela Trueman）是一名善于启发学生的杰出教师，是她激发了我对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兴趣。克里斯蒂娜·乔伊（Christine Joy）同样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她教给我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及其研究方法，并让我有机会参演戏剧。对这两位老师我充满深深的感恩之情，但愿我的这本书能够达到她们的严格要求。谨以此书献给安杰拉和克里斯蒂娜，以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

参考文献与引文说明

在引证时，我保留了原文的拼写方法，只有u/v 和i/j 除外，因其拼写方式已完全现代化。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名称也沿用了现代惯用名称。文艺复兴时期戏剧演出的具体日期难以确定，其原因主要是当时的戏剧首演很少被记载，并且从演出到印刷本发行的这个过程可能间隔多年。除非另有说明，本书中出现的日期均以最新的版本信息为参考，主要参考了作品完成和首演（而非出版日期）的大致日期。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中，“U”代表“University”（大学），“P”代表“Press”（出版社），例如，“Oxford UP”（即Oxford University Press）也就是指牛津大学出版社。

除非另有说明，本书中所有人物的资料均摘自《牛津英国名人传记大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在线版，www oxforddnb.com，2011年1月）。书中提及的《牛津英语大辞典》（英语缩写：OED）均指www. oed.co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版本。除非另有说明，所有对威廉·莎士比亚的作品引用均摘自由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等人编辑的第2版《莎士比亚（诺顿系列）》（The Norton Shakespeare，纽约：诺顿，2008）。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托马斯·米德尔顿的作品均引自加里·泰勒和约翰·拉瓦尼诺主编的《米德尔顿全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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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eman, Susan, Drama and Politics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8).

Wood, Michael, In Search of Shakespeare (London: BBC Worldwide, 2003).

译后记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简史》，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著名学者海伦·海克特于2013年出版的一部关于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的重要作品，也是作者近年来广受好评的一部人文通识教育读本，并于2014年再版。伦敦大学学院教授雷内·维斯和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高级研究员凯瑟琳·邓肯- 琼斯都给予此书高度评价。海伦·海克特教授是目前英国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重要学者，在本书出版之前，她已经出版了《莎士比亚与伊丽莎白：两个神话的相遇》（Shakespeare and Elizabeth：The Meeting of Two Myths，2009）、《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与浪漫小说》（Women and Romance Fiction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2000）、《圣母与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圣母崇拜》（Virgin Mother，Maiden Queen：ElizabethⅠ and 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1995）等相关著作。她本人也因为在戏剧史领域扎实的研究功底而受到英国学术界的瞩目。

2016年入冬的一天，我收到化学工业出版社悦读名品出版公司的一封电子邮件，内容是关于新书《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简史》的出版计划，他们想邀请我来翻译此书。恰逢2017年春季我要给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研究生开设一门新课——《莎士比亚与西方人文主义》。备课的同时我也阅读了一些与莎士比亚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对于读过的部分书籍也萌生过翻译的想法，比如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莎士比亚：人的创造》（Shakespeare：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但是布鲁姆的这部书体量巨大，以我现有的精力和时间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而悦读名品出版公司提供的这本书篇幅适当，是一本十分简洁精炼的艺术学和人文学的通识读本，也是一本十分实用的论述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简史，有很强的学术性和可读性。由于该作的材料和观点是我所感兴趣的内容，并与我授课的内容有关，还可作为课程的辅助教材，就这样我给出版社的编辑刘家琦写了回信，答应翻译这部著作。

《英国文艺复兴戏剧简史》虽然是一部简史，但却拥有非常广阔的戏剧史学的视野和扎实严谨的学术基础，综合了许多文艺复兴戏剧研究的重要资料，从文本和演出两个范畴展开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整体论述，文风简洁凝练，流畅生动，高度浓缩概括。作者将史学的考证、剧作家的研究、版本的梳理和作品的细读结合起来，既有着俯瞰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历史、文化的宽广视野，也有着对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何以出现一个戏剧黄金时代的深刻洞见；同时还介绍了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演出样式，以及它和中世纪神秘剧以及道德剧的关系；且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在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最重要的戏剧家及其作品，其对于莎士比亚、马洛、琼森等人的生平及作品的深入解读构成了此书的核心章节。

最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回顾了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阐述了自18世纪以来包括莎剧在内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和各个时代的关系，并深入思考了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戏剧时至今日依然可以在全球化的时代引发全世界的兴趣并具备充沛的文化价值。海克特的研究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些戏剧史上的伟大作家的作品及其意义具有全新的启示。此外，她还特别关注了文艺复兴时期女性参与戏剧以及戏剧中的性别问题。结合剧本中的女性角色，通过研究文艺复兴时期公共剧场中男童易装反串女性，以及宫廷贵族戏剧演出中女性参与戏剧演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女性在西方戏剧史上参与戏剧表演和写作的生动的早期图景。这本书在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何以出现一个戏剧史上的黄金时代，提供了历史、美学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审视维度。在诸多介绍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以及莎士比亚戏剧的学术著作中，海伦·海克特的这本书无疑值得所有热爱莎士比亚及西方戏剧的读者关注。

与此同时，该书也呈现出一位女性学者独立的学术精神，在论及马洛和莎士比亚这样的伟大作家时，作者并没有一味地赞叹仰望他们，而是尽可能做到中正平和。在分析作品成因的历史复杂性的方面，在探讨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的历史文化根源方面，她的思考和观点令我们耳目一新。全书的行文和叙述绝非乏味资料的堆砌，也毫无人云亦云的赘述，她善于抓住论述的重要环节，并将作家和作品放在一个与历史事件和时代潮流充分互动的历史结构中，对其加以理性的考察和品评。

此书的翻译难度有几个方面。一是书中引用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剧本中出现不少中古英语和市井俚语；二是对来自不同版本的剧本台词的比对，以及对于一些存在争议的历史事件的还原，这需要译者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史有相当的了解；三是除了莎士比亚，其他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家，包括马洛在内的戏剧家的作品有一些没有可参考的中译本，对于书中出现的剧本需要重新翻译。尽管此前我已经写过一本关于西方戏剧的书——《戏剧交响：西方演剧艺术撷萃》，我的《戏剧学导论》中也有专门的章节介绍莎士比亚戏剧，对莎翁的生平和戏剧并不陌生，但是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就一些具体的细节和内容还需要查阅和确认大量的相关资料，以求达到翻译的准确性。

海克特是一位拥有良好文辞修养的学者，我也希望尽可能忠实地呈现她的文风，并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原文的流畅、生动和意趣。书中所引莎士比亚和马洛等人的剧本，为避免文本之间的相互抵牾，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主要参考国内翻译家们的经典译本，以现在国内比较通行的版本为准。主要参考校本有：朱生豪等译《莎士比亚全集》（增订本）（译林出版社，2016），朱维之译《失乐园》（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胡家峦译《斯宾塞诗选》（漓江出版社，1997），查尔斯·艾略特主编：《伊丽莎白时期戏剧》（卷Ⅰ，卷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两位学生吴萌和张灿对最终的译稿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校对。吴萌对全部章节进行了校对，张灿负责书中出现的剧本、作家、剧名等的校对工作。囿于时间和精力，也许在译文中还存在不少失误，有待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以便我们修正和改进。

希望这本书对于正在研究和希望了解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读者有所帮助。

顾春芳

2017年11月于燕南园

经典戏剧剧情简介

莎士比亚代表作品：

《哈姆雷特》Hamlet

哈姆雷特在外求学时，突然接到父亲的死讯而回国奔丧，叔父克劳迪斯即位后与哈姆雷特的母亲匆忙结婚，一连串变故使哈姆雷特充满了疑惑和不满。紧接着哈姆雷特遇到了父亲的鬼魂，得知父亲是被克劳迪斯所毒害。哈姆雷特以装疯作掩护，证实了叔父的确是自己的杀父仇人。由于误杀了心上人奥菲莉娅的父亲，奥菲莉娅悲痛之下投河自杀，哈姆雷特被迫接受与其兄雷欧提斯的决斗。决斗中哈姆雷特的母亲误喝克劳迪斯为哈姆雷特准备的毒酒而中毒身亡，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也双双中毒，临死前哈姆雷特终于杀死了克劳迪斯，为父亲报了仇。

《奥赛罗》Othello

奥赛罗是威尼斯公国的一员勇将，他与元老的女儿苔丝狄蒙娜相爱。因为奥赛罗是一个黑人，且两人年纪相差太多，婚事未被准许，两人只好私下成婚。阴险的旗官伊阿古先是向元老告密，不料却促成了两人的婚事。他又挑拨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的感情，说另一名副将凯西奥与苔丝狄蒙娜关系非同一般，并伪造了所谓定情信物等。奥赛罗信以为真，在愤怒中掐死了自己的妻子。当他得知真相后，悔恨之余拔剑自刎，倒在了苔丝狄蒙娜身边。

《麦克白》Macbeth

麦克白将军抵御入侵立功归来，路上遇到了三个女巫。女巫们对他说了一些预言，说他将为王，但没有子嗣能继承王位，反而是同僚班柯将军的后代要做王。麦克白在夫人的怂恿下谋杀了国王邓肯，做了新国王。随后，野心勃勃的麦克白又接连害死了邓肯的侍卫、班柯以及贵族麦克德夫的妻儿。恐惧和猜疑使麦克白变得越来越冷酷和神经质，最终，麦克白众叛亲离，面对邓肯之子及其援军的围攻，落得了被削首的下场。

《李尔王》The King Lear

年迈的李尔王想要退位，打算把国土分给三个女儿。大女儿和二女儿竭尽全力赞美国王，只有三女儿考狄利娅因表达了自己朴实而真挚的感情被李尔王驱逐，去法国做了王后。李尔王把国土平分给两个虚伪的女儿后，却受到她们无情的怠慢，于是一怒之下跑到了荒野之中，与疯丐为伍。后来小女儿从法国兴师来讨伐，父女得以相见。但战事不利，考狄利娅被杀死，李尔王过于悲伤，最后崩溃而死。

《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 Or What You Will

西巴斯辛和薇奥拉是相貌相同的孪生兄妹。在一次航海事故中，两人失散。薇奥拉女扮男装投到奥西诺公爵的门下当侍童，并替他向伯爵小姐奥利维娅求婚，而奥利维娅却对代主求婚的薇奥拉一见钟情。最后，西巴斯辛和薇奥拉兄妹重逢，奥西诺公爵被薇奥拉的品貌所感动娶她为妻，众人都得到了圆满的结局。

《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年轻的赫米娅与拉山德相爱，但是受到父亲的反对，于是与拉山德逃到了城外的森林里。赫米娅的好友海伦娜爱着狄米特律斯，后来她和狄米特律斯也先后来到了森林里。阴差阳错之下，拉山德的眼睛里被仙王派人滴了一种奇妙的花汁，结果他一觉醒来看到了海伦娜，便不停地向她求爱，把赫米娅忘掉了，也因此发生了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最后，仙王给所有人解除了魔法，大家都如愿以偿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份爱情。

《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

弗莱德里克篡夺了胞兄的公爵之位，迫使其流亡在森林里，公爵的女儿罗瑟琳与受到长兄奥列佛虐待的奥兰多相爱。不久罗瑟琳也被放逐，便女扮男装逃亡到森林中，遇到了奥兰多，奥兰多以德报怨，拯救了兄长，奥列佛良心发现，并与弗莱德里克之女西莉亚产生了爱情，他们一直生活在森林里，帮助罗瑟琳寻找父亲。最后弗莱德里克翻然悔悟，将权位归还给了胞兄，而这四对恋人也喜结良缘，收获了大团圆结局。

《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

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向犹太人高利贷者夏洛克借了三千金币，以帮助好友巴萨尼奥成婚。由于安东尼奥贷款给人从不要利息，又侮辱过他，所以夏洛克乘机报复，佯装也不要利息，但若逾期不还钱就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安东尼奥的商船不幸失事，无力偿还贷款。为救安东尼奥的性命，巴萨尼奥的未婚妻鲍西娅假扮律师出庭，她提出要求，割下的一磅肉必须正好是一磅肉，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准流血。夏洛克因无法执行而败诉，害人不成反而失去了财产。

《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

青年男女罗密欧和朱丽叶一见钟情，不顾家族的仇恨与反对而私定终身。后罗密欧因失手杀人，被逐出城。朱丽叶为逃避家人安排的婚约，在好心的神父的帮助下假死。潜回城的罗密欧不明真相，悲痛之下喝下毒药倒在朱丽叶的身边。朱丽叶醒过来时发现罗密欧快死了，她也毅然用短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

克劳狄奥向希罗求婚，得到希罗父亲的许可。但在婚礼上，阿拉贡亲王的弟弟约翰由于嫉妒而捏造谗言，致使克劳狄奥上当受骗，以为希罗是不贞洁的女子而当面侮辱希罗，差点致希罗于死地。希罗的堂姐贝特丽丝想出计谋，让希罗假死然后查出真相，后来真相大白，克劳狄奥与希罗重修于好。另一对冤家对头培尼狄克和贝特丽丝则蔑视婚姻，但在亲王善意的圈套中都认为对方爱恋自己，从此低下高傲的头颅，并且对对方产生了真正的感情，最终走向婚姻殿堂。

《温莎的风流娘儿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温莎镇有一位肥胖臃肿、嗜财贪色的没落爵士——约翰· 福斯塔夫，凡是任何能赚钱的机会，他都决不会放过，是个一毛不拔的守财奴。有一次他看中了镇上两位富绅——福德和培琪的夫人，福斯塔夫在这两位夫人面前贪财好色的企图被聪明的夫人们发现了，于是她们百般戏弄福斯塔夫。与此同时，培琪夫妇的女儿安小姐与青年绅士范顿恋爱，他们机智地摆脱了传统的包办婚姻，努力争取到了自主的婚姻。

《驯悍记》Taming of the Shrew

彼特鲁乔先生迎娶了漂亮的富家女凯瑟丽娜，可是凯瑟丽娜性格暴躁、脾气倔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悍妇”，她完全不把自己的丈夫放在眼里，于是这对夫妻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吵闹不休。聪明的彼特鲁乔同样也不甘示弱，他想出了一条巧妙的计策，于是引发了一系列滑稽有趣的情节，最终彼特鲁乔成功地将骄横暴躁的妻子改造成了温柔的贤内助。

马洛代表作品：

《马耳他岛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

主人公巴拉巴斯家财万贯、贪婪残忍并且诡计多端。为报复财富的丧失，不幸致使女儿死与非命，他使用阴险的手段，先将马耳他岛卖给土耳其人，然后又策划将土耳其征服者投入沸锅蒸煮，最终却使自己葬身火海。

《帖木儿大帝》Tamburlaine

帖木儿原是14世纪一个普通的牧民，他野心勃勃、残暴无情，利用波斯国王的弟弟推翻了波斯王，登上了国王的宝座，之后又杀害了波斯王的弟弟。帖木儿大帝在战场上百战百胜，他打败了土耳其君主，又将其关入囚笼示众。最终，为权力而疯狂的帖木儿竟然要向上天的权威发起挑战，致使他所向披靡的铁骑陷入绝境，这个建立了庞大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最终也只能孤零零地死在皇后的坟墓上。

琼森代表作品：

《福尔蓬奈》Volpone

《福尔蓬奈》又名《狐狸》。主人公福尔蓬奈是一名威尼斯的绅士，他假装重病卧床，以欺骗贪求他财产的沃尔特、科尔巴林和科维诺，这些人轮流去到福尔蓬奈的家里，给他带去昂贵的礼物，希望能成为这个无儿无女的绅士的财产继承人。后来福尔蓬奈乔装打扮成政府官员，说自己已经死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仆人莫斯卡。沃尔特、科尔巴林和科维诺被激怒了，所有人再次返回法庭。无视福尔蓬奈的恳求，莫斯卡拒绝放弃所有的财产，于是福尔蓬奈决定把所有的事情和骗局都揭露出来，最终，所有贪婪的人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注1: 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gh，1552～1618），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历史学家、冒险家及政客。他是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奠基者，并致力于将烟草推广到英国和欧洲其他各地。1585年他被加封爵士爵位；1587年入宫廷做皇家侍卫队队长；1603年，以叛国罪被判死刑，在伦敦塔中被关13年；1618年被执行刑决。——编者注

注2: 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文艺复兴时期著名艺术家米开朗基罗的学生，也是16 世纪意大利的著名画家和建筑师，著名理论家。——编者注

注3: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19世纪瑞士杰出的文化史、艺术史学家，他的研究重点在于欧洲艺术史与人文主义。——编者注

注4: 伊拉斯谟（Erasmus，约1469～1536），中世纪尼德兰著名哲学家，16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代表人物，被誉为“16世纪的伏尔泰”，其代表作品《愚人颂》是文学史上最为精彩的讽刺体著作。——编者注

注5: 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英格兰詹姆斯一世时期的玄学派诗人，信仰罗马天主教。——编者注

注6: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英国文学史上伟大的六大诗人之一，代表作品有长诗《失乐园》等。——编者注

注7: 彼特拉克（Petrarch，1304～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编者注

注8: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奈（Baldassare Castiglione，1478～1529），意大利的宫廷侍臣兼外交官，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拉斐尔的好友。——编者注

注9: 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政治家、诗人和学者，也是当时英国著名的散文家。——编者注

注10: 埃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编者注

注11: 《仙后》（The Faerie Queene），是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于1590 年出版的史诗，由于其崇尚亚瑟王传奇中的骑士精神，所以效仿亚瑟王传奇的手法，写下史诗中描述骑士霍理士（圣洁）与公主乌娜（真理）一同对抗恶龙（邪恶）的故事。——译者注

注12: 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964），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创立了基督教新教的重要派别——加尔文教派（也称胡格诺派）。——编者注

注13: 基督圣体节（Corpus Christi），天主教规定恭敬“耶稣圣体”的节日，始于13世纪的比利时，后推行至各地天主教会。——编者注

注14: 原文中的Mystery，既有行会、同业工会的意思，又表示难以理解的事及神秘、秘密。——编者注

注15: “仁慈”和“伤害”都是剧中角色的名字。——译者注

注16: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18 世纪英国的伟大诗人，启蒙运动时期新古典主义的代表，代表作有《愚人志》。——编者注

注17: 乔治·皮尔（George Peele，1556～159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大学才子派”诗人和剧作家。——编者注

注18: 约翰·黎里（John Lyry，1554？～1606），英国散文家、诗人、剧作家，其喜剧作品对莎士比亚的早期喜剧创作有很大影响。——编者注

注19: 插剧（enterlnde），指英格兰都铎王朝时期盛行的穿插在典礼或宴会间的幕间剧。——编者注

注20: 此句英文原文为：God was Cheek-by-jowl with Mammon，玛门即财富之神。——编者注

注21: 巴塞洛缪（Barthclomew），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编者注

注22: 迈克尔·德雷顿（Michael Drayton，1563～1631），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的著名诗人，代表作品有长诗《多福之国》（Poly-olbion）。——编者注

注23: 财富剧院是一个方形建筑。

注24: 路西法（Lucifer），早期基督教教文著作中对堕落之前的撒旦的称呼。——编者注

注25: 神话中，珀罗普斯拥有象牙做的肩膀，此肩膀是被其父肢解后，由诸神重新组装起来的。

注26: 黑鸫鸟（black ouzel），一种遍体黑色的鸟。肤色深黑的女人被认为没有面色白晳的女人更有魅力。

注27: 一所不太有声望的法律学院。

注28: 英文原文为enameled，意为像上了瓷釉的。——译者注

注29: 英文原文light thickens亦可直译为天光聚拢。——译者注

注30: 首次正式获此称号的人是于1638 年被任命的琼森的继任者威廉·戴夫南特（William Davenant）。

注31: Humour另有“情绪”或“幽默”之意，此处一语双关。——译者注

注32: 这里指的是口里悬着肉质细丝的鱼。

注33: 鸽子被用于瘟疫时期治疗感染。

注34: 元戏剧（metadramma），此词由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于1963 年最先提出，20多年后理查德·霍恩比（Richard Hornby）对元戏剧概念进行了分类梳理，他将元戏剧界定为“关于戏剧的戏剧”，并区分了五类变体：戏中戏、戏中仪式、演中有演、文学和真实生活中的指涉，自我指涉。——编者注

注35: 英文原文为wapping 和niggling，有性交的含义。——译者注

注36: 食篮指进餐后清理桌子时用来放置脏盘子或餐具以及剩饭的托盘、筐或其他器皿。木刀可能是用来擦掉桌面上的残食。

注37: 乔万尼·巴蒂斯塔·瓜里尼（Giovanni Battista Guarini，1538～1612），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剧作家，其代表作《忠实的牧羊人》（Il Pastor Fido，约1585）是15 世纪田园剧的重要作品。——编者注

注38: 玛丽·罗思夫人（Lady Mary Wroth，1587 ？～1651／1653），英国早期著名的女作家。她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创作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和浪漫传奇的女作家，也是最早创作戏剧的女作家之一。——编者注

注39: 罗得是《圣经》中的人物，因为款待天使，他最终在所多玛城毁灭时获救。该句指意大利人会对女扮男装的男侍产生同性邪念，“罗得那些美丽的客人”指的是天使。——译者注

注40: 《辛白林》中主人公辛白林的女儿。——译者注

注41: T. 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