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识丛书·欧洲史选集（套装共7册）
Author: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查尔斯·埃默森; 伊斯特万·迪克; 西恩·麦克米金
Date: 2018-08-31T16:00:00+00:00

见识丛书·欧洲史选集

（套装共7册）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等 著

王章辉 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1913，一战前的世界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革命的年代

——1789—1848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王章辉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言

导言

第一部分 发展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第二章 工业革命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第四章 战争
第五章 和平
第六章 革命
第七章 民族主义
第八章 土地

第二部分 结果
第九章 迈向工业世界

第十章 向才干之士敞开进身之路
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世俗界
第十四章 艺术
第十五章 科学
第十六章 结语：迈向1848

注释

序言

我们在这里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本书所追溯的1789—1848年的世界变革，正是从“双元革命”这一意义上着眼。因此，严格地说，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既不是一部欧洲史，也不是一部世界史。我在书中对某一国家的叙述（尽管常常显得粗略），是从它在这一时期所感受到的双元革命影响来着眼，那些在这一时期受双元革命影响微不足道的国家，我就略而不谈了。因此，读者在书中会发现关于埃及的某些论述，而找不到对日本的评说，对爱尔兰的阐述多于保加利亚，谈拉丁美洲多于非洲。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所忽略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历史要比本书所谈论的那些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有所逊色，或者较不重要。本书之所以把视角放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放在法国和英国，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世界或至少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转变的基础是发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发生在法国和英国。不过，有些值得更详细论述的题目也被搁置一边，这不仅是因为篇幅所限，也是因为这些主题在本系列的其他几卷中将有充分论述（例如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详细叙述，而是企图做出解释并达到法国人所谓的高度通俗化（haute vulgarisation）。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受过教育、有一定学识的公民是本书的理想读者，他们不仅对于过去的一切充满好奇，而且希望理解世界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变成今天的面貌，而它又将走向何方。所以，给本书加上大量的学术注释，似有卖弄学问、多此一举之嫌，这些注释应当是为饱学之士所准备。因此，书中的注释几乎完全是关于实际引文和数字来源，有时还涉及某些争议性特别大或者某些语出惊人之论述的依据。

不过，对于这样一本包罗万象的著作，就它所依据的材料略微述及是完全必要的。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某些方面的专家（或者换个说法，在某些方面也更无知），除了相当狭隘的某个领域以外，他们基本上必须依靠其他史学家的工作，对1789—1848年这个时期来说，仅二手文献就汗牛充栋，以致任何个人，即使他能够读懂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当然，所有历史学家实际上最多只能掌握少数几种语言），也无法穷尽。因此，本书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二手乃至三手材料，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同样，本书在材料上必然挂一漏万，相关专家将如笔者一样同感遗憾。

然而，历史之网只有拆开，才能抽出单独的织线，出于实际需要，我们有必要把这一主题分成一定数量的子目。我试图非常粗略地把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大体上是论述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发展，而第二部分则是针对双元革命所创造出来的那种社会做一概要阐述。如果这样的区分会使书中有些内容显得重复，那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的问题，而完全是出于方便。

有很多人与我一起探讨过本书某些方面的内容，还有些人阅读过本书初稿或校样中的某些章节，我在此谨表感谢，而书中的错误自然与他们无关。我尤其要感谢伯纳尔（J. D. Bernal）、戴金（Douglas Dakin）、费希尔（Ernst Fischer）、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凯尼格斯伯格（H. G. Koenigsberger）和莱斯利（R. F. Leslie）。费希尔的思想对第十四章的帮助尤大。拉尔芙（P. Ralph）小姐作为秘书和研究助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梅森（E. Mason）小姐为本书编制了索引，在此一并致谢。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1961年12月于伦敦

导言

词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让我们想一下那些在本书所阐述的60年时间里发明出来，或者是在这个时期获得其现代意义的词。比如“工业”、“企业家”、“工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如“贵族阶级”、“铁路”；作为政治术语的“自由”和“保守”；以及“民族”、“科学家”和“工程师”、“无产者”和（经济）“危机”，又如“功利主义”和“统计学”、“社会学”和其他许多现代科学名称、“新闻出版”和“意识形态”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新造的词，或为适应这个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的词。[1]“罢工”和“贫困”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这些词（即没有它们赋予其名称的那些事物和观念），如何去估量发生在1789—1848年之间这种革命的深远意义？如何去构想人类历史上自从发明了农业和冶金术，发明了文字和城邦以来，那遥远的时代的最伟大变革？没有它们，现代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但是，在思索这种革命时，我们必须注意区分它的长远后果和它早期的关键性发展，前者不受任何社会结构、政治组织或国际力量和资源配置的限制，而后者则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发生在1789—1848年间的这种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其中心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毗邻而又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1789—1848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发生在上述这两个国家里的孪生大变革。从那之后，这一变革波及了整个世界。

虽然这场双元革命——更精确地说是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是法、英两国，但是，我们不应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而应看作是一座覆盖了更广泛地区的火山的孪生喷发口，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位于法国和英国的火山口同时爆发，并且各具特色，这既非偶然，也非毫无意义的事件。从公元3 000年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或是从中国或非洲观察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恰当地说：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这些发生在西北欧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的事件，当时会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也可同样正确地指出：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革命，除了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外，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任何形式的革命。

很显然，如果不去进一步追溯1789年以前的历史，尤其是此一变革发生前夕，明显反映（至少就追溯而言）在世界西北部地区，反映在这场双元革命所要扫荡的旧制度危机的那几十年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我们应否把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看成是一次与英、法革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爆发，或仅仅看作是它们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的先行者和推动者；我们应否对1760—1789年之间的制度危机、经济变革和轰轰烈烈的事件赋予重要意义，还是它们最多只能清清楚楚地说明这场大爆发的直接原因和时机，而无法解释它的根本原因。分析家应当追溯到多远的过去——是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追溯到宗教改革，追溯到欧洲人开始的世界性军事征服以及16世纪早期的殖民剥削，乃至更早的过去？这些对我们都无关紧要，因为这样的深刻分析已远超出本书所限定的时间界线。

我们在此需要评述的仅仅是，这种变革所需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政治和理论工具，无论如何已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做好了准备，并足以让世界其他地方都革命化。我们的问题不是要去追寻世界市场的出现，追寻一个充满活力的私人企业家阶级的出现，甚至也不是要追寻提出“政府政策的基础在于致力实现私人利润的最大化”这样一个主张的政府在英国的出现。我们也不是要追寻科技知识的进步，或者说，追寻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信念的发展。我们认为，在18世纪80年代，这一切的存在都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我们还不能认定，它们的力量在当时已足够强大或广为传播。相反的，如果有人企图因为双元革命外在装束的熟悉性，或下述那些不可否认的事实——诸如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和圣鞠斯特（Saint-Just）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不会与旧制度的传统习俗有什么两样；其改革思想代表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的边沁（Jeremy Bentham），就是向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提出同样主张的那一个人；中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最极端的论述都来自18世纪英国上院议员等等——就低估了双元革命的新颖之处，对于这样的企图我们必须加以防备。

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去解释这些新兴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存在，而是它们的胜利；不是去追溯它们在以往几个世纪逐渐取得的侵蚀性和破坏性成就，而是它们对这个堡垒的决定性征服。此外，我们还要去追溯这场突如其来的胜利对下述两个地区所造成的深远影响：那些最直接受其影响的国家，以及其他直接暴露在其新生力量——引用此时世界史的说法，即“征服的资产阶级”——爆炸性影响下的世界。

由于双元革命发生在欧洲的部分地区，其最明显、最直接的影响自然以那里最为突出，因而，本书所论述的历史必然主要是区域性的。同理，由于这场世界革命是从英国和法国这对孪生的火山口向外喷发，因而它在最初必然也会采取由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进而征服的形式。的确，对于世界历史而言，它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就是几个西方政权（特别是英国）建立了对全球的统治，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在西方的商人、蒸汽机和坚船利炮面前，以及在西方的思想面前，世界上的古老文明和帝国都投降了、崩溃了。印度沦为由英国殖民总督统治的一个省，伊斯兰国家危机重重、摇摇欲坠，非洲遭到赤裸裸的征服，甚至庞大的中华帝国，也被迫于1839—1842年间向西方殖民者开放门户。及至1848年，凡在西方政府和商人认为对他们有用而需要占领的土地上，已不再有任何障碍。如同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其前途已经一路通畅，所需要的仅是时间而已。

然而，双元革命的历史不仅仅是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取得胜利的历史，它也是这些新兴力量在1848年后的百年之中，从扩张转变为收缩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及至1848年，未来命运这一异乎寻常的逆转已依稀可见。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中叶达到高潮的世界性反西方抗争，在当时仅仅初露苗头。只有在伊斯兰世界，我们才能观察到这一过程的最初几个阶段，那些被西方征服的国家经由这样的进程，采用了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扭转了局面：例如19世纪30年代奥斯曼帝国内部开始的西化改革，以及埃及的阿里（Mohammed Ali）所进行的不为人们所注意但具重要意义的改革事业。但是，在欧洲内部，预示着要取代这个赢得巨大胜利的新社会的力量和思想，已经在萌芽。1848年以前，“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欧洲徘徊；1848年，人们驱走了“幽灵”，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它实际上便像幽灵一样处在软弱无力的状态，特别是在被双元革命迅速改变的西方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环顾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那么，我们就不敢因此而低估在反抗双元革命中诞生的、具有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历史力量，这一思想体系在1848年已做了首次的经典性阐述。双元革命这个历史性的时期，是以在兰开夏（Lancashire）建立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工厂制度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开端，而结束于第一个铁路网的设立和《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的发表。

[1] 其中多数词汇或已在国际上通用，或已按字面的确切意义被译成各种文字。例如，“社会主义”或“新闻出版”在国际上广为流行；而“铁”和“路”（iron road）的组合，除了它的发源地以外，在每个地方都是铁路（railway）。

第一部分
发展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18世纪应该被送入万神殿。

——圣鞠斯特[1]

1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曾经是一个比我们今天的世界既要小得多也要大得多的世界。这是我们对那个世界的第一个看法。从地理方面看，当时的世界比较小，因为，即使是那个时代受到过最好教育、见识最广的人——比如说，像科学家兼旅行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这样的人——也只了解这个人类栖息的地球的局部地区。（相对于西欧，那些在科技方面较不发达、较不具扩张性的社群的“所知世界”，显然要比西欧所认知的更小，小到只是地球的微末部分。没有文字的西西里农民或是生活在缅甸山陵中的耕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小天地里度过他们的一生，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永远一无所知。）由于有像库克（James Cook）那样具有非凡才能的18世纪航海家的探险活动，大洋表面的大部分地方（尽管绝不是所有地方）才得以经由考察绘制在地图上，尽管在20世纪中叶以前，人类对海底的知识仍微不足道。人们已能了解到各个大陆以及大部分岛屿的概貌，尽管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还不太精确。人们对于分布于欧洲的山脉面积和高度的知识比较精确，而对于拉丁美洲的情况，则了解得非常粗略。对于亚洲，所知甚少。至于非洲［除了阿特拉斯山（Atlas）以外］，在实际用途方面毫无了解。除了中国和印度，世界上大江大河的流径对于世人都充满了神秘色彩，只有少数靠设陷阱捕兽的猎人或商人，诸如深入加拿大印第安人地区的皮货商，才了解他们所在地区的河流走向，或者说曾经有所了解。除了几个地区之外——在几块大陆上，他们只从沿海伸入内陆不过几英里——世界地图都是由商人或探险家的明显足迹穿越过的空白空间所组成。要不是由于旅行家或在遥远前哨站服务的官员们，搜集了一些粗略但尚能管用的二手甚或三手资料，这些空白地区甚至会比实际上标明的还要广大。

不仅“所知的世界”比较小，而且现实的世界也是如此，至少在人类活动的世界是如此。由于无法取得实际的人口统计资料，所有现有的人口评估完全是靠推测得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当时的地球只能养育相当于现今人口的很小一部分，可能不超过今天的1/3。如果我们最常引用的那些推测数据出入不是太大，那么，亚洲和非洲在当时所养活的人口比重，要比今天大一些。1800年欧洲的人口大约是1.87亿（现在的人口大约6亿），所占的比重比今天要小一些，而美洲人口所占的比例显然就更小了。大体而言，在1800年时，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两个是亚洲人，每五人当中有一个是欧洲人，非洲人占1/10，而美洲或大洋洲人则只占1/33。很显然，那么少量的人口分布在地球表面，人口密度自然比现在要稀疏得多了。也许，除了一小部分地区，比如说中国和印度的某些地区，或西欧和中欧的某些地区，由于农业生产发达或者城市高度集中，可能存在着类似现代的人口密度。既然人口规模比现今要小，那么，人类有效拓居的区域自然也会小一些。气候状况（尽管气候不会再像14世纪初到18世纪初那个“小冰河期”最糟糕的时代那样寒冷或潮湿，但比今天可能还要冷一些、湿一些）遏制了人类在北极圈内定居的极限；流行性疾病，例如疟疾，在很多地区仍然制约着人口的增长，比如意大利南部的沿海平原，实际上长期无人居住，到了19世纪，才逐渐有人定居。原始的经济生活方式，特别是狩猎和（在欧洲）游牧，浪费了土地，使得人们无法在整片地区安家落户，例如意大利东南端的阿普里亚（Apulia）平原。19世纪早期的旅行家留下了他们描绘罗马四周地区的图画，那是一个空旷且到处都是废墟的疟疾流行区，少量牛羊伴随着三三两两古怪奇特的盗匪，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熟悉的地方风景。当然，很多土地在开垦之后，贫瘠依旧，杂草丛生，到处是水涝的沼泽地、粗放的牧场或森林，甚至在欧洲也是如此。

比较小的第三个现象表现在人类的体形上：总的说来，那时的欧洲人明显要比今天的欧洲人矮小许多，我们可根据应征士兵的大量体格统计数字，从中取一例来加以说明。在意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亚（Liguria）沿岸的一个县里，从1792—1799年所招募的新兵中，身高不足1.5米（59英寸）的人占了72%。[2]但这并不表示18世纪晚期的人要比我们来得纤弱。法国大革命中那些骨瘦如柴、发育不良、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他们所具有的体能耐力，只有今天那些活跃在殖民地山林丛中小巧伶俐的游击队员们才可以相比。以每天30英里的速度，全副武装，连续行军一周，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人们的体质很差，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些身娇命贵的国王和将军都把他们的性命系于“高个子”身上，由这些人组成精干强悍的卫队、身披甲胄的骑兵护卫队，以及诸如此类的保安人员，这一切都说明了上述事实。

然而，如果说当时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比今天来得小，那么，交通的极端困难和不稳定性却使当时的世界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的世界大得多。我并不想夸大这些困难，按照中世纪或16世纪的标准来看，18世纪晚期是一个交通工具众多且快速的时代，即使在铁路革命以前，道路、马车和邮政服务也已大有改善。从18世纪60年代到该世纪末，由伦敦前往格拉斯哥（Glasgow）所需的时间，已从10—12天缩短到62小时。18世纪下半叶建立的邮车或驿车系统，在拿破仑战争末期到铁路铺设这段时期内大为扩展，它不仅加快了速度—1833年，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的邮件递送只需36小时——而且已形成定期性的服务。然而，陆路的旅客运输量依然很小。陆上的货物运输不仅速度慢，而且费用昂贵，令人生畏。对那些经营官方事业或从事商务的人而言，相互往来是绝对无法断绝的，据统计，在与拿破仑开战之初，计有2 000万封信件经过英国邮差之手（到本书所论时期尾声，信件数量又增加了10倍）。但是，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信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他们不能识文断字，而且，出门旅行——或许除了往返于市集的路途而外——完全是异乎寻常的事。倘若他们或他们的货物要走陆路，那么，他们绝大多数靠步行，或者依靠速度缓慢的二轮货运马车，这种方式甚至在19世纪早期还运输了5/6的法国货物，其速度每天尚不足20英里。送急件的人长途跋涉，行色匆匆；马车夫赶着邮政马车，捎带着十来个过往行人在坎坷的道路上颠簸，每个乘客都颠得散了骨架；贵族的私人马车在路上飞驰。但对于那个世界的大部分人来说，牵着马匹、骡子步行的车夫，仍主宰着陆上运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水路运输不仅简单、低廉，而且通常也更快速（如果排除变幻莫测的天气干扰）。歌德（Goethe）在意大利旅行期间，从那不勒斯（Naples）乘船到西西里返往时间分别用了四天和三天。这位才子对于旅途花费的时间之短感到惊讶，他用这几天时间舒舒服服地完成了与陆上路途一样的旅行。码头所及的距离就是世界的距离：从实际意义上看，从伦敦到普利茅斯（Plymouth）或利斯（Leith）的路程要比到诺福克郡布雷克兰村（Breckland of Norfolk）的路程更近一些。从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Veracruz）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Seville），要比从西班牙中北部的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出发更容易。从巴西的巴伊亚（Bahia）去汉堡（Hamburg），要比从东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走内地更方便。水路运输的主要缺点就是间歇太长，即使到1820年，从伦敦发往汉堡和荷兰的邮件，每周才两次，发往瑞典和葡萄牙的每周只有一次。至于发往北美的邮件，则是一月一次。但是，波士顿、纽约与巴黎的联系肯定要比喀尔巴阡山的玛拉马罗斯郡（Maramaros）与布达佩斯之间的联系密切得多。正因为通过远洋运输运送大量的货物和人员比较容易，所以两个相距遥远的都市之间的联系，要比城市和乡村间的联系更方便。比如说，从爱尔兰北部港口花五年的时间（1769—1774年）运送4.4万人到美洲，要比花三代人的时间运送5 000人到苏格兰的邓迪（Dundee）还要容易。攻陷巴士底狱（Bastille）的消息在13天内已在马德里家喻户晓，而在皮隆尼（Peronne）这个距首都只有133公里的地方，直到巴士底狱陷落的第28天，才获悉来自巴黎的消息。

因此，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居民而言，1789年的世界广袤无边。除非被某种可怕的偶然事件，比如被军队征募所抓走，大多数人是生于斯、长于斯，并且通常就是在他们所出生的教区里度过一生。法国当时共有90个省，迟至1861年，在其中的70个省中，9/10以上的人就只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地。这个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是政府代理人和传言谈到的事，没有报纸，即使在1814年，法国杂志的正常发行量也只有5 000份，除了一小撮中上层阶级以外，几乎无人能识字断文。流动人口，包括商人、小贩、短工、工匠、流动手工业者、季节性雇工，还包括四处行乞的托钵僧或香客，乃至走私分子、强盗和市集上的老乡这类范围广泛、行踪飘忽不定的庞杂人群，这些人负责把小道消息传给大家。当然，战争期间散落于民间或者在和平时期驻防民间的士兵也负责传播消息。很自然地，消息也通过政府或教会这类官方渠道传给大家。不过，即使是这种遍布于全国的政府组织或者基督教组织的地方人员，他们很多也是本地人，或者说，他们定居于一处，终身为他们的同类提供服务。在殖民地以外的地区，由中央政府任命，并被派往接任地方职位的官吏，此时才刚刚出现。在国家所有的基层官员中，或许只有部队的军官才有指望经常迁徙，过着四海为家的生活。这些人只有在他所辖地区内，从各种各样的美酒、女人和战马中求得慰藉。

2

就其本来的情况而言，1789年的世界绝对是一个乡村世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谁若没认清这一点，就不能说是认识了这个世界。像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巴尔干半岛上的那些国家，城市从未特别繁荣兴旺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90%—97%。在有些地方，城市虽然已经衰落，但城市的传统依然很强烈。即使是这样的地区，乡村或者说农业人口的比例也特别高。据我们所掌握的估计资料，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Lombardy）地区，农村人口占85%；在威尼斯，农村人口占72%—80%；而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卢卡尼亚（Lucania），这一比例则提高到90%以上。[3]事实上，除了某些工商业非常繁荣的地区以外，我们很难找到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4/5的欧洲大国。即使以英国而言，也是直到1851年，城市人口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当然，“城市”（urban）这个词的含义模棱两可。按照我们现代的标准，1789年时，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大都市的欧洲城市只有两个：伦敦和巴黎，它们的人口分别为约100万和50万。人口在10万或10万以上的城市大约有20个，其中，法国有两个，德意志有两个，西班牙大概有四个，意大利大约有五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传统上是城市的故乡），俄国有两个，葡萄牙、波兰、荷兰、奥地利、爱尔兰、苏格兰和奥斯曼的欧洲部分各一个。我们所谓的城市，还包括为数众多的地方小城镇，大部分城市居民实际上就是生活在这种小城镇里。小镇的中央是教堂广场，四周耸立着公共建筑和贵族宅邸，人们只需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从广场走到农田。1834年是本书所述时期的后半段，当时奥地利有19%的人生活在城镇里，但即便在当时，城镇人口的3/4依然是居住在人口不足两万的小城镇里，约有半数生活在人口规模为2 000—5 000人的小城镇。这些就是法国的短期雇工们在其法兰西之旅（Tour de France）时漫游过的城市。由于随后几个世纪的萧条停滞，这些城镇16世纪的外貌就像琥珀中的苍蝇一样，被栩栩如生地保存了下来，它们所呈现的宁静色彩，正是唤醒德意志浪漫诗人抒发其热情的背景。在西班牙，大教堂的塔尖高高地耸立在小镇上；在这些泥泞的城镇里，哈西德派（Chassidis）的犹太人崇拜他们神奇的犹太教教士，而正统的犹太人则在这里为神圣法律中的细枝末节辩论不休；果戈理（Gogol）小说中的钦差大臣驱车入城，来这里恐吓富贵之人，而乞乞科夫（Chichikov）则在这里思索购买死者灵魂之事宜。但是，满腔热情、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他们也是来自这样的城镇，他们发动革命或赚取第一笔财富，或者既是革命者又是大富豪。罗伯斯庇尔来自阿拉斯（Arras），巴贝夫（Gracchus Babeuf）来自圣昆丁（SaintQuentin），拿破仑则是阿雅克修（Ajaccio）人。

这些地方城镇虽然很小，却依然是城市。真正的城里人头脑灵活而又见多识广，他们瞧不起那些来自周围乡村四肢发达、行动迟缓、无知愚钝的乡下人。［从当时社会上那些注重实际之人的标准看来，死气沉沉的乡镇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德意志很多通俗喜剧对待偏僻闭塞的小镇（Kraehwinkel）就像对乡下佬（显然他更土气）那样，严厉地大肆嘲讽。］城乡之间，确切地说，在城市职业和农业劳动间的界线是十分清楚的。在许多国家，靠着税务壁垒，有时甚至是用旧城墙硬把两者区分开来。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在普鲁士，政府急于把纳税人置于适当的监督之下，想方设法把城市活动与乡村活动实质上完全分隔开来。即使在行政管理上没有做出如此严格区分的地方，人们通常也能从外貌上认出他是城里人还是农民。在东欧的广阔大地之上，城里居民就像是一个个漂浮在由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组成的汪洋大海中的日耳曼人、犹太人或意大利人的小岛。即使他们具有同样的宗教信仰，属于同一民族，城里人的外表与周围农民的外表看上去就是不一样，他们的穿着打扮不一样。的确，除了从事室内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人以外，城里人多数个子较高，尽管他们的身体也许比较纤弱。[1]他们思维敏捷，文化程度较高，他们可能而且肯定为此而自豪。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与农村人一样封闭，他们不了解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其愚昧无知的程度与农村人也没什么差别。

地方上的城镇实际上仍然从属于所在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它靠周围的农民和自己的劳作维生（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此外几乎别无生活来源。城市里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通常都是谷物和牲畜交易商、农产品加工者、律师和公证人（他们为拥有土地的贵族们处理其财产事务或无休无止的诉讼）、商人——企业家（他们为农村中从事纺织的人提供原料和收购产品），以及颇受人尊敬的政府代理人、贵族及教会人士。城里的手工业者和店主为附近农民以及靠附近农民维生的城里人提供服务。地方小城镇在中世纪晚期有过一段黄金时代，但从那以后，它已经令人悲哀地走向衰落。它不再是“自由市”或城邦，不再是为更广大的市场提供产品的制造业中心，不再是国际贸易的中继站。由于它的衰落，它便越来越顽固地坚持它对市场的地方性垄断，庇护市场，排斥一切外来者。年轻激进分子和大城市居民所嘲笑的那种地方主义，主要便是从这种经济自卫运动中产生的。在南欧，乡绅有时甚至是贵族都居住在小城镇里，他们靠地租维生。在德意志，有无数小诸侯的领地，本身不过是一些大庄园，诸侯领地上的官僚靠着从老实本分的农民身上搜刮来的钱财，满足诸侯殿下的欲望。18世纪晚期，地方城镇可能仍是一个繁荣而发展中的社会，尽管主宰城市风貌的是带有古典或洛可可式风格的石砌建筑，但它们依然是西欧部分地区的见证。它们的繁荣来自农村。

3

因此，农业问题就是1789年世界的基本问题，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第一个有系统的欧洲大陆经济学派是法国重农学派（Physiocrats），该派理所当然地认为土地和地租是净收益的唯一来源。而且，农业问题的关键所在乃是土地耕作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财富生产者与财富积累者之间的关系。

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欧洲——确切地说，是以西欧为中心的经济综合体——分成三大区域。在欧洲的西部，有海外殖民地。在海外殖民地中，除了美利坚合众国北部和一些意义不太大的独立农耕区这些明显的例外以外，典型的耕作者就是作为强制劳动者或农奴的印第安人，以及作为奴隶的黑人；佣农、小佃户之类的耕作者比较少。（在东印度群岛殖民地，欧洲种植园主人直接进行耕作的情况比较罕见，土地管理者所采取的典型强制形式，就是强迫耕作者送缴一定比例的收获物，比如荷属群岛上的香料或咖啡。）换句话说，典型耕作者的人身是不自由的，或处在政治强制之下。典型的地主则是半封建性的大地产（种植园、庄园、牧场）所有者，以及实行奴隶制的种植园主人。半封建大地产特有的经济是原始的、自给自足的，总之，纯粹是为了满足当地的需要。西属拉丁美洲出口的矿产品，其生产者实际上就是印第安农奴，和农产品的生产方式并无不同。实行奴隶制的大规模种植园，主要分布在西印度群岛、南美北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巴西北部地区），以及美国的南部地区，其经济特点就是生产一些极为重要的出口作物——蔗糖，其次是烟草、咖啡和染料，自工业革命以后，主要是生产棉花。所以，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成了欧洲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通过奴隶贸易成为非洲经济的组成部分。在本书所阐述的时期，这一地区的历史基本上可以根据蔗糖生产的衰落和棉花生产的崛起来写成。

在西欧以东，尤其是在沿着易北河，今捷克和斯洛伐克西部边境，然后南伸至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在这条将奥地利划成东西两半的界线的以东地区，盛行着农奴制度。从社会方面看，托斯卡纳（Tuscany）和翁布里亚（Umbria）以南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都属于这类地区，尽管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除了丹麦和瑞典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外）不属于农奴制度。在这片广大地区内，还存在着由自由农耕作的地块。这些自由农包括散居在从斯洛文尼亚（Slovenia）到伏尔加河（Volga）这块土地上的德意志农业殖民者，生活在伊利里亚（Illyria）内地荒山秃岭中实际上处于独立地位的家族，与克罗地亚步兵（Pandurs：在18世纪以残忍闻名）和哥萨克（Cossack）骑兵几乎一样好勇斗狠的武装农民（他们活动在直到最近为止还是介于基督徒和土耳其人或鞑靼人之间的军事边界上），在领主和政府鞭长莫及之处擅自占地拓荒的自由垦殖者，以及生活在不可能有大规模农耕的莽莽森林里的人们。但不论怎样，这一地区的典型耕作者整体上看来是不自由的。事实上，他们几乎都被淹没在自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以来所产生的、不曾停顿的农奴制度的洪流之中。这种情况在巴尔干地区不太明显，因为那里曾一度或依然处在土耳其人的直接统治之下，在土耳其前封建主义原有的农业制度里，土地曾进行过粗略的分配，每一份土地要负担一位非世袭土耳其武士的生计，这种原始的农业制度蜕变成大地主统治之下的世袭地产制度，很少从事农耕的伊斯兰教地主们，千方百计地压榨农民。这就是巴尔干地区、多瑙河和萨瓦河（Sava）以南地区在19世纪和20世纪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时，实质上还是农业国家的原因，尽管这些国家当时极端贫穷，但它们并不是农业财产集中的国家。作为基督徒，巴尔干农民在法律上仍然是不自由的，而且在事实上，作为农民，至少当他还处在领主控制之下时，也是不自由的。

但是，在其他地区，典型的农民就是农奴，他们被迫把一周中的大部分时间用在领主的土地上服劳役，或者尽与此相当的其他义务。他的人身不自由度非常之大，以致我们很难把农奴与奴隶区别开来，如在俄国和波兰实行农奴制的那些地方，农奴可以与土地分开买卖。1801年，《莫斯科报》（Gazette de Moscou）上有一则广告登了这样一段话：“有三位马车夫和两位姑娘待售。马车夫训练有素，出类拔萃。姑娘的年纪分别为18岁和15岁，两人均容貌姣好，手工活样样精通。该家族尚有两位理发师可供出售，其中一人年纪21岁，能读会写，能演奏乐器，并能胜任马车夫。另一位适合帮女士和先生美发，也会弹钢琴和拉手风琴。”（很大一部分的农奴充当家庭仆役。在1851年的俄国，家庭仆人几乎占全部农奴的5%。[5]）在波罗的海的内陆地区——波罗的海是通往西欧的重要贸易要道——采用农奴制劳动的农业，为西欧进口国家生产了大部分出口作物：谷物、亚麻、大麻以及主要用来造船的林产品。在其他地区，农业经济更加依赖地方市场，这个市场至少包括交通方便、制造业相当发达、城市有所发展的地区，例如萨克森（Saxony）和波希米亚（Bohemia），以及维也纳这个大都市。但是，这里的大部分地方还是很落后。黑海航路的开通和西欧尤其是英国日益发展的都市化，才刚刚开始刺激俄国黑土地带的谷物出口，在苏联实现工业化之前，谷物依然是俄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实行农奴制的东部地区为西欧提供粮食原料，因而被看成是西欧的“依附经济”，类似于它的海外殖民地。

意大利和西班牙实行农奴制的地区也具有类似的经济特征，尽管其农民的法律地位有所不同。大体而言，这些地区是盛行贵族大庄园的地区。在西西里和安达卢西亚（Andalusia），不少大庄园就是直接承继自罗马大庄园，原来的奴隶和外乡人（coloni）变成这些地区颇具特色的雇工，他们没有土地，按日计酬。畜牧经营、粮食生产（西西里是输出谷物的古老粮仓），以及从悲惨的农民那里进行压榨所取得的东西，都为拥有土地的王公贵族提供收入来源。

在实行农奴制的地方，典型的地主就是贵族、大地产的耕作者或剥削者。其领地之广大令人难以想象：叶卡捷琳娜大帝赐给每个宠臣4万—5万名农奴；波兰拉齐维尔家族（Radziwill）拥有的地产有半个爱尔兰那么大；波托基（Potocki）在乌克兰拥有300万英亩的土地；匈牙利的埃斯特哈齐家族［Esterhazy，音乐家海顿（Haydn）的保护人］曾经拥有几乎700万英亩的地产。面积达数十万英亩的地产比比皆是。[2]尽管这些大庄园常常缺乏管理，经营粗放，并且效率低下，但是，它们却可生产出王侯般的收益。就像一位法国参观者评论荒芜的锡多尼亚城（Medina Sidonia）庄园那样，西班牙的显贵“像一头在森林里称王的狮子，它一声怒吼便可使所有接近它的生灵闻风丧胆”。[7]然而，他并不缺钱，即使以英国富绅的标准来衡量，他依然是富有的。

在这些土地巨头之下，盘剥农民的是一个拥有大大小小不同规模和不同经济资源的乡绅阶级。在有些国家，这个阶级极为庞大，因而，他们也破落、不满，他们与非贵族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特权，以及厌恶从事劳动这类粗活，在匈牙利和波兰，这一阶级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10。在18世纪末的西班牙，乡绅阶级的数量几乎达50万人，在1827年则占全部欧洲贵族的10%；[8]而在其他地方，这一阶级的数量要小得多。

4

从社会方面来看，欧洲其他地区的农村结构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对于农民和雇工而言，拥有土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乡绅”，是统治阶级的一员，相反，没有土地而取得贵族或乡绅地位（这一地位具有社会和政治特权，它在名义上仍然是通向政府最高层的唯一道路），那是无法想象的。在大多数西欧国家，这种思维方式所隐含的封建秩序在政治上依然很有活力，尽管它在经济上已越来越过时了。的确，由于其经济上的败落，贵族和乡绅收入的增长越来越落后于物价和开支的上升，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贵族采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的手段，利用他那一份不可转让的经济资产，利用他的地位和与生俱来的特权。在欧洲大陆的每个地方，都是贵族们把出身低微的竞争对手挤出国王手下的肥缺，从瑞典到法国，莫不如此。瑞典平民官员的比例从1719年的66%（1700年时为42%），下降到1780年的23%。[9]在法国，这一“封建反动”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参见第三章）。但是，即使在社会秩序某些方面已明显发生动摇的地方，比如在法国，要跻身土地贵族阶层也是相当容易的。英国更是方便，在这里，倘若财富已足够巨大的话，地主和贵族的地位是对所有各类财富的奖赏。土地所有权和统治阶级地位之间的联系在当时仍然存在，而且在后来实际上变得更为密切。

但是从经济方面看，西欧的乡村社会却极为不同。典型的农民在中世纪晚期已免除了奴役地位的大部分义务，尽管他们从法律上看依然保留着大量烦人的依附痕迹。典型的庄园早已不再是一个经济活动单位，而变成了一个收取地租和其他货币的体制。或多或少取得了自由的农民，不论是富农、中农或小农，他们都是这块土地上独具特色的耕作者。如果他是某种类型的承租人，那么，他就向地主缴地租（在有些地区实行谷物分成）。如果在法律意义上他是一个自由农，那么，他可能仍然要为当地的领主承担各种义务，这些义务或许可以或许不可以折算成现金（比如他有义务把他的粮食送到领主的磨坊加工），还要向王公贵族纳税，向教会缴纳什一税，以及负担某些劳役，凡此种种都与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形成对照，那些人的义务相对得到豁免。但是，如果这些政治束缚都被解除，那么，欧洲大部分地区将变为一个由农民经营的农业区。一般说来，在这个地区内，一小部分富裕的农民往往会变成从事商品生产的农场主人，他们在城市市场上出售经常剩余的谷物。而大多数中小农民则依赖他们所占有的土地，过着类似于自给自足的生活，除非他们拥有的土地太少，以致他们不得不在农业或手工业方面找些零活，挣点工钱。

只有一部分地区，把农业进一步推向了朝着纯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阶段，英国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地区。在英国，土地所有权已高度集中，但是，典型的耕作者是一个中等规模、采取商业化经营的佃户，他们通常都雇工帮耕。他们被淹没在小地主、茅舍农以及诸如此类的农民大海之中。但是，一旦这层掩盖被揭去（大体上在1760—1830年间），那么，这里所出现的就不是小农农业，而是一个由农业企业家和农场主所组成的阶级，以及庞大的农业无产阶级。欧洲有些地区，比如在意大利北部和尼德兰，商业投资习惯于投向农场经营，或者是该地所生产的专业化经济作物，这些地区也表现出强烈的资本主义倾向，但这仅是例外而已。再一个例外就是爱尔兰，这是一个不幸的岛屿，它把欧洲落后地区的劣势与靠近最先进经济的不利条件结合在一起。在那里，一小撮与安达卢西亚或西西里大庄园主相类似的大地主，以敲诈的方式勒索租金，盘剥广大佃农。

从技术上看，欧洲农业除了一些先进地区以外，仍然属于传统农业，效率之低下令人吃惊。其产品基本上还是传统产品：黑麦、小麦、大麦、燕麦，以及东欧荞麦；肉牛、绵羊、山羊及其奶制品；猪和家禽；一定数量的水果和蔬菜；葡萄酒；还有大量诸如羊毛、亚麻、做船缆的大麻，以及用于生产啤酒的大麦等工业原料。欧洲的食品仍然是地方性的，别的气候条件下生产的食品还很稀少，近乎奢侈品，也许除了蔗糖以外——这是从热带进口的最重要的食品，蔗糖的甘美为人类所造成的痛苦超过其他任何东西。英国（这个当时公认的最先进国家）在18世纪90年代，每人每年平均消费蔗糖14磅。但是即使在这个国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每人每月消费的茶叶几乎不到两盎司。

从美洲或其他热带地区引进新作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欧洲南部和巴尔干地区，玉米（印第安人的粮食）已经相当普及——这有助于把迁徙不定的农民固定在巴尔干的小块土地上——在意大利北部，水稻生产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各类贵族领地上都种植了烟草，出于财政税收的目的，大部分烟草都为政府所垄断，尽管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那时所消费的烟草实在微不足道。在1790年，普通英国人每月抽烟、吸烟或嚼烟的数量约为1盎司。蚕桑养殖在南欧的部分地区已相当普遍。马铃薯作为主要的农作物，才刚刚开始兴盛，或许除了爱尔兰以外。在爱尔兰，一英亩马铃薯，比其他任何食物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马铃薯已经在那里大量种植。除英国和低地国家之外，块根作物和饲料作物（与干草不同）的系统栽培还相当少见。一直要到拿破仑战争，才造成甜菜的大规模生产。

18世纪当然不是一个农业停滞不前的世纪，相反，这是一个人口膨胀、都市化蓬勃发展、贸易和制造业长期增长的时代，这一切都促进了农业的改进，而且也确实需要农业的进步。这个世纪的下半叶，人口开始惊人增长，并且从此以后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增长过程。这是近代世界颇具特色的现象：例如，在1755—1784年间，比利时布拉班特省（Brabant）的农业人口上升了44%。[10]从西班牙到俄国，有众多的农业进步运动推动者，他们扩大组织，到处散发政府报告和宣传出版物。然而，在他们的印象之中，最深刻的竟是农业发展所碰到的巨大障碍，而非农业的进步。

5

大概除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区以外，农业世界的发展都相当缓慢。而商业和制造业世界，以及与之并进的技术和智力活动，则是信心十足，生气勃勃，狂飙突进，大有发展。从中得益的社会阶层显得很有活力，坚定而乐观。与殖民地剥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贸易活动广泛展开，这给当时的观察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海上贸易体系迅速发展，贸易额和贸易量大大增加，商船环绕地球航行，给大西洋北部的欧洲商业社会带来了利益。他们利用殖民势力，掠夺东印度群岛居民的商品[3]，再从那里输往欧洲和非洲，并在非洲利用这些商品加上欧洲的货物来购买奴隶，以便满足美洲迅速发展的种植园制度的需求。美洲种植园则反过来把数量更为巨大、价格更加便宜的蔗糖、棉花等出口到大西洋和北海沿岸港口。在那里，它们将与欧洲东西贸易中的传统工商业品：纺织品、食盐、葡萄酒及其他物品——一起被重新发往东部。然后从“波罗的海”换来谷物、木材、亚麻。从东欧换来谷物、木材、亚麻和亚麻制品（一种出口到热带地区有利可图的商品）、大麻以及在这个次殖民地地区生产的铁制品。在欧洲比较发达的经济——从经济上说，它包括定居在北美殖民地上，日益活跃的白人社会——之间，贸易之网变得空前密集。

当英印富翁（nabob）或种植园主从殖民地衣锦荣归之际，多半已是腰缠万贯，其财富之巨是地方老财主做梦都不曾想到的。商人和船商似乎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经济强者，在那个世纪里，他们建造或重建了波尔多（Bordeaux）、布里斯托尔（Bristol）、利物浦（Liverpool）这些辉煌的码头，只有达官贵人和银行家才能与他们相比。那些人从他们有利可图的政府职位上攫取财富，“国王以下的肥差”这一说法有其实质的意义，因为时代依然如此。除此而外，律师、土地经营者、地方上的酿酒人、商贩，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他们构成了中产阶级。他们从农业世界积累了有限的财富，过着低层次而宁静的生活。甚至制造商看起来也比他的穷亲戚好不了多少。因为，尽管矿产业和制造业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在欧洲的所有地区，商人（在东欧，通常也就是封建领主）仍然是他们的主宰。

这是因为正值壮大的工业生产，其主要形式是所谓的家庭代工，或分散加工制度，由商人购买手工业者或农民利用部分农闲时间生产产品，然后在较大的市场上出售。这种贸易的单纯发展，其结果必然为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创造初步的条件。出售自己产品的手工业者，变成仅仅是计件量酬的工人（尤其是在商人为他提供原料，或者把生产设备出租给他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从事织布的农民则变成了拥有小块土地的织工。各个过程和功能的专业化使得旧式的手工业产生分裂，或是在农民中间造就出一大批半熟练工人。过去匠人师傅一身二任的人、某些专门的工匠团体，以及一些地方上的中间商团体，逐渐转变为转包人或雇主之类的人物。但是，控制着这些分散生产形式的关键人物，把失落的村庄和冷清街道上的劳工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的主要人物，还是某种类型的商人。正在或即将从生产者行列中出现的“企业家们”，便是这类商人身旁的小配角，即使他们还没有直接的依存关系。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特别是在工业发达的英国，铁器制造商们，或像大陶瓷商人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那样有名的人物，是值得自豪和令人敬佩的，全欧洲的人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参观他们所建立的企业。不过，典型的企业家（industrialist，这个词在当时尚未发明）还只是士官，而非指挥官。

但是，不论他们地位如何，商业和制造业活动却非常繁荣兴旺。在18世纪的欧洲国家中，英国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功，它的强盛主要奠基于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因此，到18世纪80年代，所有自命实行理性政策的欧洲大陆诸国政府，也开始推动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虽然各国的成就有所不同。科学在尚未被19世纪的学院派分为高级的“纯”科学和低级的“应用”科学之前，各门学科都致力于解决生产中的种种问题：18世纪80年代最惊人的进步表现在化学方面，化学在传统上便与工厂生产操作和工业需求具有最密切的关系。狄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主编的《大百科全书》不仅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概述，也是科技进步的总结。因为人们相信人类知识的进步，确信理性、财富、文明以及对大自然的控制（这点已深深渗透到18世纪的社会），信仰“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实际上，这种信念主要是从生产、贸易的显著进步，以及经济和科学的理性（人们认为，两者必然有密切的关系）中汲取力量的。而它最伟大的斗士，则是那些在经济上取得最大成就的阶级，是那些最直接参与那个时代的进步人士：商业集团、经济上的开明地主、金融家、具有科学头脑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人员、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制造商以及企业家。这些人向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欢呼致敬，他是一位印刷工、记者、发明家、企业家、政治家，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们把他看成未来社会积极、自立和理性公民的象征。他们是社会中的新贵，不需要在英国经历像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独立革命的洗礼。他们组成了地方性的学会，无论是科学上的、工业上的还是政治方面的进步，都是从这些学会中涌现出来的。参加伯明翰新月学会（Lunar Society）的有：陶瓷商韦奇伍德、现代蒸汽机的发明人瓦特（James Watt）和他的商业合伙人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化学家普里斯特利（Priestley）、贵族出身的动物学家和进化论先驱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达尔文的祖父），以及著名的印刷家巴斯克维尔（Baskerville）。这些人到处拥向共济会（Freemasonry）的分支机构，那里不存在阶级差别，人们以无私的热忱传播启蒙运动的思想。

法国和英国是启蒙思想的两个主要中心，也是双元革命的两个主要中心，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国际上广为流行的启蒙思想，实际上就是由法国人所做的系统阐述。（即使是英国人所做的阐述，也只是法国思想的翻版。）世俗化的、理性主义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个人主义支配着“开明的”思想，把个人从束缚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其主要目的：从仍然笼罩全世界的中世纪愚昧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从教会的迷信（与“自然”或“理性”宗教截然不同）中解放出来，从根据出身或其他毫不相干的标准把人分为高低不同的阶级非理性中解放出来；自由、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博爱是它的口号。在适当的时候，它们便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个人自由的一统天下只能产生最为有利的结果。个人的才智在理性世界里的自由发挥，这是人们所可能寻求的最惊人成就，而我们也的确已能看到由此产生的这种成果。具有典型意义的“启蒙”思想家，带着对进步的激情信念，反映了知识、技术、财富、福利和文明的显著发展，这一切都是他能够从身边看到的，他公正地将这一切归因于思想的不断进步。在启蒙时代初期，欧洲各地仍在到处火烧巫婆；到这个时代末期，像奥地利那样的开明政府不仅已经废除了司法中的严刑拷打，而且还废除了农奴制度。如果在进步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像封建领主或教会这类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那么，它们除了被扫除以外，还能指望什么呢？

严格地说，把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称作“启蒙思想”是不够明确的，尽管很多启蒙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是坚定的——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由社会将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11]在理论上，启蒙主义的目标是让全人类获得自由，所有具有进步意义、理性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的思想意识都隐含其中，而且，它们的确从中而来。但是在实际上，号召启蒙运动的解放运动领导者，往往是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不是凭借出身，而是德才兼备、具有理性的新人。通过他们的活动所产生的社会秩序，将是一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

把“启蒙思想”称作革命的意识形态可能更为确切，虽然欧洲大陆的很多斗士在政治上小心谨慎、稳健节制，他们之中的大部分——直到18世纪80年代以前——都把他们的信念寄托于开明的君主专制政体。因为启蒙的意义就意味着，欧洲大部分地区现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都应废除。它对于旧制度自行消亡的期望太高。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旧政体在某些方面正在自我加强，以抵御新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前进。而旧制度的据点（存在于英国、荷兰联合省以及其他一些它们已经遭到失败的地区以外），恰恰就是温和的启蒙思想家们维系其信念的君主制度。

6

除了在17世纪已经历过革命的英国，以及一些较小的国家之外，君主专制制度盛行于欧洲大陆所有正常运作的国家，没有实行君主专制统治的国家通常都是分裂瓦解而且陷于无政府状态，它们遭到邻国的吞并，如波兰。世袭君主借上帝之名统率着土地贵族的阶级制度，他们得到传统组织和教会正统派的支持，他们四周的机构越来越臃肿庞杂，这些机构存在已久但又无所作为。在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专制君主绝对需要凝聚力强、效率高的政府，这遂迫使他们长期以来抑制贵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无政府倾向。只要可能，他们就用非贵族出身的文职人员去充实政府机构，这倒是事实。此外，到了18世纪后半叶，上述需要再加上资本主义英国的势力在国际上的明显胜利，诱使大多数专制君主（不如说他们的顾问更加确切）企图推行经济、社会、行政管理和知识现代化的计划。那个时代的君主，一如我们这个时代的政府，采用了“开明”的口号。出于类似的原因，君主们还采纳“计划”，就像我们这个时代某些采取“计划”的人，只是夸夸其谈而不见有实际行动。大多数人这样做的兴趣，并不是因为存在于“开明”（或者说“计划”）社会背后的一般理想，而是希望采纳最时新的方法，以增加他们的收入、财富和力量，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相反，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阶级，那些献身于进步事业的人们，经常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开明”君主身上，指望强有力的中央机构去实现他们的理想。君主需要中产阶级及其理想去实现其国家的现代化，而软弱的中产阶级则需要君主去对付顽固的贵族和教士利益集团对进步事业的抵抗。

但在事实上，君主专制制度不论如何现代化，如何具有革新精神，却仍发现，要从土地贵族组成的阶级制度中挣脱出来是不可能的。确实，它也没有显示出想挣脱出来的迹象，毕竟它也属于贵族地主的一员。专制君主象征并具体体现了土地贵族的价值观，并主要依赖他们的支撑。不过，专制君主从理论上说，可以为所欲为；但在实际上，却从属于受过启蒙思想洗涤的封建贵族或封建主义（feudalism，这一术语后来由于法国大革命而家喻户晓）的世界。这种君主政体乐于利用一切可得到的力量，在国内加强其权威，增加其税收财源，壮大其境外力量。这使得它有理由去培植实际上正在上升的那股社会力量。它准备通过挑拨各个集团、各个阶级、各个地方之间的关系来加强它的政治控制。但是，它的眼界是由它的历史、功能和阶级所决定的，它终究没能设想（也永远不可能做到）让社会和经济来一个彻底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经济进步所需要的，是处在上升中的社会集团所呼唤的。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几乎没有什么有理性的思想家（甚至在君主们的顾问之间也是如此）认真地考虑过有必要废除农奴制度，以及废除残留在农民身上的封建依附关系。但任何“开明”计划都把这种改革确认为其中的一个要点，而实际上，从马德里到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从那不勒斯到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在法国大革命前的25年里，没有一位君主不在某个时候赞同过这样一个纲领。在1789年以前，自上而下解放农民的事情，实际上只发生在像丹麦、萨伏伊（Savoy）公国这种不具典型意义的小国里，只发生在某些王公们的私人庄园上。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JosephⅡ）于1781年曾企图解放农奴，但是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抵抗面前，在出乎意料的农民起义面前，这一重大行动没有获得成功，不得不半途而废。在西欧和中欧，使封建土地关系在各处都得以废除的确是法国大革命（通过直接行动、反作用或树立榜样）和1848年革命。

所以，在旧势力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久便公开化了。这种冲突不可能在现存的政治体制的框架内得到解决，当然，像英国这种资产阶级已经赢得巨大胜利的地方除外。旧体制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压力，即新生的力量、顽强并且越来越顽固不化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外国竞争对手。这三方面的压力使得旧体制变得更加脆弱。

旧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就在于新旧两种相反力量易于交会的地方，即在天高皇帝远的省份或进行自治运动的殖民地。例如，在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里，18世纪80年代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引起了奥属尼德兰（即今比利时）的骚乱和革命运动，这场革命在1789年很自然地与法国大革命结合在一起。欧洲各国海外殖民地上的白人殖民者，对于其母国中央政策的不满更是普遍存在，这样的政策把殖民地的利益严格置于宗主国之下。在美洲、西班牙、法国、英国，还有爱尔兰，这种殖民者的自治运动到处展开——他们并非总是追求在经济上能代表比宗主国更为进步的体制——许多英国殖民地或是在一定时期里以和平的方式取得自治，例如爱尔兰；或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目标，如美国。经济的壮大、殖民地的发展，以及“开明专制的君主制度”试图改革所引起的紧张关系，都大大增加了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生这类冲突的机会。

地方或殖民地分离运动本身并不是致命的伤害，丢失一两个地方，老牌的君主政体依然可以生存下去。英国是殖民地自治运动的主要受害者，尽管发生了美国独立革命，但由于它未遭受旧体制衰弱之苦，所以它仍一如既往，稳定而有活力。完全基于国内因素而使权力发生重大转移的地区几乎是不存在的，使得形势发生突变的通常是国际竞争。

因为只有国际上的竞争，即战争，才能检验一个国家的国力，非此不能。当通不过这项检验的时候，国家便会发生动摇、解体，甚或垮台。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项重要的竞争主宰着欧洲国际舞台，并且处在全面战争周期性爆发的中心，即1689—1713年、1740—1748年、1756—1763年、1776—1783年，以及与本书所述时期有部分交叠的1792—1815年。那就是英法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新旧统治体制之间的冲突。对法国来说，虽然它的贸易和殖民帝国的迅速扩张引起了英国的敌意，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最为强大、最为杰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一言以蔽之，它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式的君主专制国家。没有其他事物能比英法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更能活生生地反映新社会秩序对旧社会秩序的优越性。因为英国不仅是冲突的赢家，而且除了其中的一次以外，所有战事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英国人轻而易举地组织战事，从财力物力上保证战争的进行。而在另一方面，尽管法国地广人众，而且从潜在资源上看，比英国更为富有，但是，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发现自己力不从心。法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失败之后，北美殖民地的反叛，给法国提供了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法国抓住了这个机会。的确，英国在随后的国际冲突中遭到了惨重失败，丧失了它在美洲殖民地中最重要的部分。法国，这个新生美利坚合众国的同盟国，也因此而成为胜利者，但是其付出的代价却极为昂贵，法国政府的国际困境不可避免地使它深陷于国内政治危机之中。六年之后，法国大革命（从危机中）应运而生。

7

以上我们只是初步概述了双元革命前夕的世界，扫视了欧洲（更确切地说是西北部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接着便该结束此一概述。欧洲（及其海外势力、白人殖民者社会）对于这个世界在政治、军事上的绝对统治，应该是双元革命时代的产物。18世纪后期，许多非欧洲的大国和文明显然仍以平等之地位，勇敢地面对白种商人、水手和士兵。伟大的中华帝国当时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处在鼎盛时期，天下无敌。如果说有什么文化影响的潮流是从东向西而来，那就是，欧洲的哲学家们在思索完全不同但显然具有高度文明的东方教训，而艺术家和手工艺人则要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常常未被理解的远东主题，使东方的新材料（“瓷器”）适用于欧洲大陆。伊斯兰国家（像奥斯曼）虽然受到其欧洲邻国（奥地利，尤其是俄国）不断的军事打击，但它们还远不是毫无用处的庞然大物，它们要到19世纪才变得如此。非洲实际上仍未受到欧洲的军事渗透，除了好望角附近的几个小地方以外，白人的活动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

但是，已经迅速扩大而且日益迅猛扩张的欧洲贸易和资本主义企业，逐渐破坏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秩序。在非洲，通过空前加强的残酷的奴隶贸易；在印度洋周围，借由相互竞争的殖民大国渗透；在近东和中东地区，则是靠着贸易和军事冲突，使当地的社会秩序产生破坏。欧洲人直接的军事征服，已经开始大为超出16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17世纪的北美白人殖民者在早期殖民化过程中早已占领的地区。英国人的殖民事业获得了重大进展，他们在印度的部分地区（尤其在孟加拉），已经建立起直接的领土控制，实际上推翻了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这是一个将使英国殖民者在本书所述时期内变成全印度的统治者和管理者的重要进程。已经变得较为虚弱的非欧洲文明，当它们面临着比自己优越的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时，它们的结局可想而知。在世界的历史上，一小撮欧洲国家和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在一直被人们称为“达·伽马时代”（Age of Vasco da Gama）的四个世纪里，建立起对整个世界的绝对（尽管现在看来显然只是暂时的）统治，这个时代的黄金时期已指日可待。双元革命即将使欧洲人的扩张所向披靡，虽然它也为非欧洲人世界的最终反击提供了条件和装备。

[1] 例如，1823—1827年，布鲁塞尔城里人的平均身高要比附近的农村人高出3厘米，在鲁文（Louvain），城里人比农村来的人平均高2厘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大量的军方统计资料可资佐证，尽管所有资料都是19世纪的。（Quêtelet, qu. by Manouvrier, Sur la taille des Parisien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nthropologique de Paris, 1888, p. 171.）

[2] 1918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没收了80个面积超过2.5万英亩（1万公顷）的大庄园，其中，在勋伯恩（Schoenborn）和施瓦森堡（Schwarzenberg）各有一个占地面积达50万英亩的大庄园被没收，李希滕斯泰因（Liechtenstein）和金斯基（Kinsky）分别有一个占地面积达40万和17万英亩的大庄园遭没收。（Th. Haebich, Deutsche Latifundien (1947). pp.27 ff.）

[3] 在一定程度上也掠夺远东。他们在那里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以满足欧洲人对这些物品不断增长的需求。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独立，使得这种贸易在当时不那么具有劫掠性质。

第二章
工业革命

不论它们如何运作，不论它们的原因和结果如何，这些机械价值无限，它们都归功于这位具有独创精神的有用天才，不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将想起他的功绩……游手好闲、懒惰、愚蠢的冷漠、漫不经心的粗枝大叶，处处使得人们束缚起来，步祖先的后尘，没有思想，缺乏研究，也没有雄心。如能摆脱这一切，你一定能积德。从布林德利（Brindley，英国工程师）、瓦特、普里斯特利、哈里森（Harrison，英国钟表师，发明钟的补偿摆）、阿克赖特（Arkwright，英国发明家）这些人的工作中，在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涌现了源源不断的思想，产生了多么努力的精神、多么巨大的创造力量……对于参观过瓦特蒸汽机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是他无法激起的？

——阿瑟·扬（Arthur Young），
《英格兰威尔士游记》（Tours in England and Wales）[1]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儿创造了奇迹，而文明人在这儿却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1835年托克维尔（A. de Toqueville）论曼彻斯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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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工业革命，也就是说，从英国谈起。乍看之下，工业革命的起点令人捉摸不定。在1830年以前，人们肯定不曾明确无疑地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至少在英国以外的地区是如此。大约在1840年前后，它的影响可能也不太明显，一直要到我们所论述的这段历史的较晚时期，人们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文艺作品要到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明显地魂牵梦绕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那是一个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一说法来自卡莱尔（Carlyle）］以外，所有的社会束缚都已打破的世界。巴尔扎克（Balzac）的《人间喜剧》（Comédie Humaine），这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最为杰出的文学代表作，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大约到1840年，官方和非官方关于工业革命社会影响的作品才开始如溪流般涌现出来，在英国，有大量的蓝皮书和调查统计资料，如维勒梅（Villermé）的《工人物质和精神状况之概述》（Tableau de l’état Physique et Moral des Ouviers），恩格斯（Engels）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在比利时则有迪克珀蒂奥（Ducpetiaux）的作品；从德国到西班牙和美国，到处都有愤世嫉俗的批评家评论。无产阶级这个工业革命的产儿和当时热衷于社会运动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中的那个幽灵——也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游荡于欧洲大陆。工业革命一词是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本身也是前无古人的一群——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可能是从与法国那场政治革命的类比中引申而来。工业革命这个名称反映了它对欧洲大陆影响的相对落后。在英国，在工业革命一词发明之前，工业革命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3]

我们之所以要先研究工业革命，其原因有二：第一，因为工业革命事实上“爆发”（broke out）——我们用一个有待探究的措辞——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前；第二，因为没有工业革命，就无法理解本书所论时期较为突出的历史人事巨变；没有工业革命，也无从理解其节奏不平衡的复杂性。

“工业革命爆发”这一用语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18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地发展，并臻于人员、商品和服务皆可无限增长的境地，套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从“起飞进入自我成长”。在以往，还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突破前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结构、不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由此而来的周期性破坏、饥馑和死亡强加于生产的最高限制。当然，“起飞”并不像地震或陨石这类自然现象，是在突然之间侵袭这个非技术支配的世界。有的史学家因兴趣所致，把工业革命的前史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有些甚至更早。早先投入这一领域的人，笨拙得像小鸭子，想一步登天，他们一味在“工业革命”的名字上大做文章，把工业革命的起飞定在13世纪、16世纪、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从18世纪中叶起，起飞的加速过程已清晰可见，以致一些老资格的历史学家往往把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定在1760年。但是，经过深入详细的研究，大多数专家倾向于把18世纪80年代，而不是18世纪60年代作为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就我们所知，只有到那个时期，所有相关的统计数据才都突然快速地、几乎直线式地上升，这才是“起飞”的标志，工业经济仿佛从天而降。

把这一过程称为工业革命，既合乎逻辑，又与业已形成的传统相一致，虽然在保守的历史学家中间——可能是由于在具有煽动性的概念面前有些羞羞答答——曾经有过一种时尚，否认工业革命的存在，而代之以诸如“加速演进”这类陈词滥调。如果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前后那次本质上的、基础性的突然变化不是一场革命，那么，革命这个词就不具常识意义。工业革命的确不是一段有始有终的插曲。要问工业革命“完成”于何时，那毫无意义，因为就其本质而言，从此以后，革命性的变化已成为常态。这一变化仍在继续进行，我们最多只能问，经济上的转变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足以建立真正的工业化经济；广义地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它想生产的一切东西，用专业术语来说，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工业经济”。在英国，因而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可能与本书所述时期几乎完全一致，因为，如果工业革命的“起飞”是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那么，或许可以说它结束于19世纪40年代英国铁路的修建和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但是，革命本身，革命的“起飞时期”，或许能够尽可能精确地确定在从1780—1800年这20年中的某个时候，与法国大革命同时代，而又稍稍早于法国大革命。

不论怎么估计，工业革命无论如何都可能是自农业和城市发明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且，它由英国发端，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倘若18世纪有一场发动工业革命的竞赛，那么，真正参加赛跑的国家只有一个。在欧洲，从葡萄牙到俄国，每个开明专制国家的工业和商业都有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都是由每个开明王国中那群明智且经济概念并不幼稚的大臣和文职官员所推动的，他们每一个人至少都像当今的统治者那样关心“经济成长”。有一些小国和地区的工业化确实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比如萨克森和列日（Liége）的主教辖区，尽管它们的工业实力太小、太具地方性，还不能像英国那样产生世界性的革命影响。不过我们却可清楚地看到，即使在革命发生以前，英国在每人平均的生产量和贸易额方面已经远远地走在它主要的潜在竞争对手之前，即使在总产量和贸易总额上彼此还相差无几。

不论英国领先的原因是什么，它在科技方面并不占优势。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法国大革命相当大程度地加强了这种优势，至少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是如此。因为，在法国，科学受到革命的鼓励，而在英国，反动派则怀疑科学。甚至在社会科学方面，英国人距离使经济学成为——并且基本保持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显学的优势还远得很呢。不过在此时，工业革命的确使它们置身于毫无疑问的首要地位，18世纪80年代的经济学家不仅喜欢读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而且——或许比较有益——喜欢研究法国重农学派和国民所得会计学派，魁奈（Quesnay）、杜尔哥（Turgot）、尼摩尔公爵（Dupont de Nemours）、拉瓦锡（Lavoisier），或许还能读到一两位意大利人的著作。法国有着比较独到的发明，例如1804年的雅凯（Jacquard）纺织机，这种机器的装置要比任何一种英国设计的机器复杂。法国也制造了较好的船只。日耳曼人拥有像普鲁士矿业学校（Bergakademie）那样的技术培训机构，在英国就没有类似的机构。法国大革命创造了独一无二、给人深刻印象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相较之下，英国的教育如同儿戏，尽管它的不足之处多少因要求严格的乡村学校，以及具有严谨、激情和民主气息、信奉加尔文教派（Calvinist）的苏格兰大学所抵消。这些学校把一大批才华出众、勤奋刻苦、追求事业、具有理性精神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送往南方，这些年轻人包括瓦特、特尔福德（Thomas Telford，英国工程师）、麦克亚当（Loudon McAdam，苏格兰发明家）、穆勒（James Mill）等人。牛津和剑桥是英格兰仅有的两所大学，从学识上看，它们无足轻重，除了那些被排斥在（英国国教）教育体制之外的非国教新教徒们所建立的专科学校之外，这两所大学和公立学校或文法学校一样，毫无生气可言。甚至希望自己儿子能接受良好教育的贵族家庭，也依赖私人教师或苏格兰的大学来完成学业。19世纪早期，教友派信徒兰开斯特（Quaker Lancaster，以及在他之后，他的国教派竞争对手）建立了一种自愿式的大众识字教育，这个教育系统在经历了一番教派争论之后，很偶然地永远承担起英国教育的重责大任，而在此之前，英国并没有任何初等教育体系。社会恐惧阻碍了穷人的教育。

所幸的是，进行工业革命并不需要太多高深的学问。[1]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极为平常，其技术要求绝不会超出在工厂学得丰富操作经验的聪明工匠，或者说，绝不会超过木匠、磨坊制作匠和锁匠的创造能力：如飞梭、珍妮纺纱机、走锭精纺机。即使从科技上看来最为复杂的机器，如1784年瓦特发明的旋转式蒸汽机，其所需的物理水平也不会超过此前大半个世纪已经达到的程度——蒸汽机的完善理论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由法国人卡诺（Carnot）加以发展——并且可以在以往几代人实际使用蒸汽机（主要在煤矿）的基础上制造出来。假如条件适当，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可能化学工业除外），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但这并不表示早期企业家通常对科学不感兴趣，只一味寻求实际利益。[4]

在当时，这种适当的条件在英国是显而易见的。在英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审判并处死了国王，个人利益和经济发展变成了政府政策的最高目的，这些都已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出于实际的目的，英国已经找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性办法，这是独一无二的。相当一部分具有商业头脑的地主几乎已经取得了对土地的垄断地位，这些土地由农场主人雇用无地或小土地持有者来耕作，农村大量古老的集体经济残余，仍需借由《圈地法案》（Enclosure Acts，1760—1830）和私人交易加以扫除。但是，我们几乎不能再以法国农民、德国农民或俄国农民那种意义上的农民来形容“英国农民”了。市场已经支配着农场，制造业早已渗透到非封建性的农村。农业已经做好了在工业化时代实现它的三个基本功能的准备：（一）增加生产，提高生产率，以便养活迅速增长的非农业人口；（二）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大量不断增长的剩余劳动力；（三）提供一个累积资本的机制，把资本用于经济活动中较为现代的部门。（另外还有两个功能在英国可能不太重要，那就是在农业人口中——通常占总人口的大部分——创造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以及提供出口盈余，以有助于保证主要商品的进口。）大量的社会管理资本已经被创造出来，它们是为使整个经济平稳前行所必须投入的昂贵的基础设施，尤其在船运、港口设施，以及道路和水路的改进方面更加明显。政治已经适应利润的需要。商人的特殊需求可能会遭到其他既得利益团体的抵制，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土地利益团体将在1795—1846年间竖立最后一道障碍，以阻止企业家前进。但是，从整体上看，金钱万能已深入人心，企业家要想在社会的统治阶层中争得一席之地，其所必备的前提，就是要有足够的金钱。

毫无疑问，商人正处在发达致富的过程中，因为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繁荣的时期，是一个经济自由发展的时期，是伏尔泰（Voltaire）《老实人》中的潘格罗斯（Dr.Pangloss）幸福乐观主义的真实背景。人们很可能认为，这种受到轻微通货膨胀推动的经济发展，迟早会把某些国家推过区分前工业化经济与工业化经济的分水岭。但是，问题并没那么简单。事实上，18世纪大部分的工业发展并没有立即，或者说并没有在不远的将来导致工业革命，即导致一个机械化“工厂制度”的产生。这个制度反过来生产大量的产品并使成本迅速降低，它不再依赖于现有的需求，而是创造了自己的市场。[2]例如建筑贸易，以及在英格兰中部和约克郡（Yorkshire）无数生产家用金属制品——钉子、铁锅、刀具、剪刀等等——的小规模行业，在这一时期显得蓬勃发展，但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总是现存的市场。在1850年，它们所生产的商品远多于1750年，但生产方式本质上还是旧式的。当时经济所需要的并不是随便哪一种类型的发展，它所需要的是一种创造了曼彻斯特而不是伯明翰的特殊发展。

此外，初始的工业革命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这个条件下，经济发展是从无数个私人企业家和投资者纷繁复杂的决断中出现的，每一个决策都根据那个时代的第一条圣训，即贱买贵卖。他们是怎么发现最大的利润来自有组织的工业革命，而不是他们更为熟悉（在以前也是更有利可图）的经营活动？他们是怎么知道当时尚无人知晓的秘密：工业革命将创造一种空前的力量，加速扩大他们的市场？倘若工业社会主要的社会基础已经打好，就如18世纪晚期的英国几乎肯定已经形成的那样，它们仍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需要存在一个已经为制造商提供了特殊报偿的行业，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通过简便廉价的革新，迅速扩大他的产量；第二，需要有一个基本上为某个生产国所垄断的世界市场。[3]

上述考虑在某些方面适用于本书所述时期的所有国家。例如，在所有这些国家，工业成长的前导都是大众消费品——主要（但不是绝对）是纺织品[6]——的制造商，因为这类商品的巨大市场已经存在，商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但是，在别的方面，上述考虑只能适用于英国。因为早期企业家面对的问题最为艰难。一旦英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其他国家就可以开始享受由原发性工业革命所推动的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此外，英国的成功证明了工业化的成就，其他国家可以模仿英国的技术，引进英国的工业和资本。萨克森的纺织工业，由于自己无法创造发明，有时它就在英国技工的指导下照搬英国人的发明。像科克里尔（Cockerill）这类对欧洲大陆感兴趣的英国人，在比利时和德国各地自己设立工厂。1789—1848年，英国的专家、蒸汽机、纺织机和投资，像潮水一般涌入欧洲和美国。

英国本身享受不到这种好处。但另一方面，英国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敢作敢为的政府，可以从它的竞争者手中夺取市场。1793—1815年的战争，实际上是英法长达一个世纪决斗的最后决定性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除了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外，这场战争把所有的竞争对手从非欧洲人的世界中排挤了出去。而且，英国还拥有一个令人羡慕、适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开工业革命的行业，以及允许其与棉纺织业和殖民扩张相联结的经济纽带。

2

像所有其他国家的棉纺织业一样，英国的棉纺织业最初是作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而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带来了纺织原料（倒不如说是其中的一种原料，因为早期产品是“粗斜纹布”，一种棉麻混纺布），以及印度棉纺织品，也就是“白布”，欧洲的制造商试图用他们自己仿造的产品来抢占印度棉纺织品的市场。虽然他们后来能成功地仿制比精纺织物更具竞争力的廉价粗糙产品，但是，他们起先并不是很成功。幸运的是，在毛纺织业中根深蒂固、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能够采取相应措施，经常确保对印度白布实行进口限制［尽可能地从印度出口白布，完全是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追求的商业利益］，于是为本国的棉纺织业提供了一个机会。棉花和棉纺织品的价钱要比毛纺织品便宜，遂使得它们在国内为自己挣得一个虽然有限却很有用的市场。不过，棉纺织业迅速扩张的主要机会还是在海外。

殖民贸易造就了棉纺织业，而且继续使它得到繁荣。18世纪时，棉纺织业在一些主要的殖民地贸易港口，在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尤其是利物浦这个巨大的奴隶贸易中心发展起来。这种非人道但却迅速扩大的商业，它的每一个阶段都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实际上，在本书所关心的整个时期里，奴隶制度与棉纺织业并肩成长。非洲的奴隶至少有一部分是用印度的棉纺织品购买来的，但是，一旦印度棉纺织品的供应因发生在印度和印度附近的战乱而中断，兰开夏郡便乘虚而入。在西印度群岛上，采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为英国棉纺织业提供了大量原料，种植园主人反过来又大量购买曼彻斯特的纺织品。到“起飞”前不久，兰开夏的棉纺织品已大量地倾销到互相结合在一起的非洲和美洲市场，[7]兰开夏欠奴隶制度的债后来要借由支持奴隶制度去偿还，因为在18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由于兰开夏棉纺织厂贪得无厌、飞速膨胀的胃口，而得以维持和扩大，它们为兰开夏的棉纺织厂提供了大量的原棉。

就这样，棉纺织业像一架滑翔机，在它所依赖的殖民地贸易推动下起飞了。殖民贸易不仅展示了广阔的前景，而且还指望获得迅速、无法估量的发展，它鼓励企业家采用革命性的技术以满足它的发展需要。从1750年到1769年，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增长了10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手里握着最多棉纺织品进入这个市场的人来说，其回报是无比丰厚的，很值得冒险大胆地进行技术革新。但是，海外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中贫穷落后的“低开发地区”，不仅经常性地急遽扩大，而且通常是没有明显限制地不断扩大。毫无疑问，其中任何一个地区以工业时代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微小的，看上去是孤立的，而不同的“先进经济”之间的竞争更使得每一个部分愈加显得渺小。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假如有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充分的时间设法取得对所有市场，或者说几乎是所有市场的垄断地位，那么，其前景确实无限广阔。这恰恰就是英国的棉纺织业在英国政府大胆支持下取得成功之所在。从销售方面看，除了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外，工业革命可以说是出口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胜利：1814年，英国生产的棉布出口和内销之比约为4∶3；到1850年，已加大为13∶8。[8]英国货物出口的主要市场，长期以来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市场，因此，在不断扩大的出口市场中，必然也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市场的巨大胜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战争和封锁，欧洲市场基本上已告断绝，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就是在战争过后，欧洲市场仍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1820年，欧洲大陆再次打开大门，解除对英国货物的进口限制，从英国进口了1.28亿码棉布；美国以外的美洲地区、非洲及亚洲，则进口了8 000万码英国货。但是到了1840年，欧洲进口数量为2亿码，而“低开发地区”的进口量却高达5.29亿码。

英国的工业在这些地区内，通过战争、其他民族的革命以及它自身的帝国统治等手段，建立了垄断地位。有两个地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拉丁美洲实际上逐渐完全依赖英国的进口。拿破仑战争以后，拉丁美洲已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割断了联系，几乎完全成了英国的经济附庸，切断了英国潜在竞争对手的一切政治干预。在1820年，这个贫困大陆从英国进口的棉布数量，相当于欧洲进口量的四分之一强。到1840年，这一数目几乎达到了欧洲的一半。正如我们所见，东印度群岛在东印度公司的推动下，向来是棉纺织品的传统出口商，但是，随着企业家既得利益集团在英国占据优势，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利益（更不用说印度的商业利益）受到挫折。印度有计划地被非工业化，它反而成为兰开夏棉纺织品的市场：1820年，印度次大陆只进口了1 100万码棉布，但是到了1840年，它已进口了1.45亿码。这不仅仅是兰开夏市场所取得的令人快慰的扩展，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自有史以来，欧洲在东方总是买得多，卖得少。因为东方对于西方几无所求，而西方却反过来需要东方的香料、丝绸、棉布和珠宝等物品。工业革命出产的衬衫棉布第一次将这种关系颠倒过来，而在此之前，这种关系是通过运去贵金属和掠夺的方式保持平衡。只有保守而自足的中国仍然拒绝购买西方或西方控制下的经济所提供的货物，一直要到1815—1842年间，西方商人借助他们的坚船利炮，才发现了一种可以从印度大量输出到中国的理想商品，那就是鸦片。

所以，棉纺织品为私人企业家展现了一幅无比宏伟的前景，足以诱使他们大胆进行工业革命，而突然得到充分扩展的市场也需要这样的革命。所幸的是，进行工业革命的其他条件业已具备，带动棉纺织业革命的新发明——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精纺机，以及稍后的动力织布机——简单方便，投资低廉，通过增加产量，几乎马上就能回本。如果这些机械需要零星安装，平民百姓借几个钱就能创业，因为掌握着18世纪巨大财富的有钱人们，不想把大把的钱投到工业上。棉纺织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很容易便能从日常的利润当中筹措，因为它所征服的巨大市场，加上持续不断的物价上涨，产生了巨大的利润。日后有一位英国政治家客观地指出：“利润率不是5%或10%，而是100%，百分之几千，就是这种高额的利润，使得兰开夏发迹致富。”像欧文（Robert Owen）这样原本是一位布商的伙计，1789年，他借了100英镑从曼彻斯特白手起家，到1809年，他竟能用8 400英镑的现金，买下新拉纳克（New Lanark）纺纱厂的股权。这是当时相当普通的事业成功故事。我们应当记住，大约在1800年左右，年收入超过50英镑的英国家庭尚不足15%，而年收入超过200英镑的更是只有3.75%。[9]

但是，棉纺织业还有其他优势，它的原料全部来自国外，因而，原料供应的增长是通过向殖民地白人敞开的急遽发展过程——奴隶制度和开垦新土地——而不是靠欧洲农业比较缓慢的发展过程来实现的；它也不受欧洲农业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4]从18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棉纺织业在美国南部新开辟的各州中找到了原料供应基地。直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一直与它们联系在一起。再者，在制造（尤其是纺纱）的关键环节，棉纺织业遭受了缺乏廉价、充分的劳动力所带来的损害，因而被迫推向机械化。像麻纺织这一行业，殖民地扩张起初为它带来了比棉纺织业更好的机遇，但从长远看来，就是因为便宜的、非机械化的生产能够在贫困的农村（主要是中欧，也包括爱尔兰）轻易得到发展，而使它遭受了损害，它只能在那些地区繁荣兴旺。18世纪的萨克森、诺曼底（Normandy）与英国一样，发展工业的明显方式，不是去建设工厂，而是去扩大所谓的“家庭”或“分散加工”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工人——有时候是以前的独立工匠，有时候是农闲季节找活干的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家里，用他们自己的或租来的工具加工原料，他们从商人手中领取原料，再把加工好的产品送还给商人，在这个过程中，商人变成了雇主。[5]的确，无论在英国，还是在世界经济比较发达的其他地区，在工业化初期，经济发展主要是继续依靠这种形式而取得的。即使是棉纺织业，像织布这样的生产过程，也是借由大量增加家庭手摇纺织机的织布工，来为那许多已经机械化的纺纱中心提供服务，原始的手摇织布机要比纺车来得更有效率。但是，在纺纱业完成机械化大约30年之后，织布业在各处也都机械化了。顺便说一句，各个地方的手摇织布机织工都是无可奈何地退出历史舞台的，当棉纺织业已不再有求于他们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的悲惨命运。

3

传统的观点最初一直是根据棉纺织业来看待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这是正确的。棉纺织业是第一个进行革命的行业，在其他行业中，我们很难看到有那么多私人企业家被推向革命。迟至19世纪30年代，棉纺织业是唯一一个由工厂或“制造厂”（这一名称来自前工业化时期最普遍的、运用笨重动力机械来进行生产的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工业。起先（1780—1815年）它主要是用在纺纱、梳棉以及一些辅助性工作的机械化上，从1815年以后，织布业也逐渐开始机械化。在人们的观念里，新的《工厂法》所说的“工厂”，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绝对是指纺织厂，主要是指棉纺织厂。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其他纺织业领域的工厂生产发展缓慢，而其他制造业更是微不足道。蒸汽机首先在开矿中得到应用，到1815年，蒸汽机已被应用到其他很多行业，但是，尽管如此，除了开矿以外，其他行业使用蒸汽机的数量不大。在1830年，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工厂”几乎绝对是指英国的棉纺织业。

这样说，并不是要低估在其他消费品生产领域中，导致工业技术革新的力量，尤其是在其他纺织业[6]，在食品和酿酒业、陶瓷制造业，以及在城市迅速发展刺激下大为兴盛的家用商品生产领域的革新。但是，这些领域所雇用的人手比起棉纺织业要少得多，1833年，直接受雇于或依赖于棉纺织业的人数达150万，没有任何其他行业能望其项背，这是第一。[11]第二，这些行业改变社会的影响力要小得多，例如酿造业，在很多方面是比较先进的行业，在科技上，它比其他行业先进得多，机械化程度更高，它无疑已在棉纺织业之前就实现了革命化，但是，它对于周围的经济生活几乎没什么影响，这可以从都柏林的吉尼斯（Guinness）黑啤酒厂得到证明，该厂的设立对于都柏林和爱尔兰其他经济领域并没造成什么影响。[12]然而从棉纺织业中所产生的需求——需要更多建筑以及在这个新兴工业领域中的各种活动，需要机械、化学方面的改进，需要工业照明、船只运输和其他很多活动——却足以说明19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原因。第三，棉纺织业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它在英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又是如此之大，以致它支配了整个英国经济的运行。英国的原棉进口量从1785年的1 100万磅，上升到1850年的5.88亿磅。棉布产量从4 000万码增长到20.25亿码。[13]从1816—1848年，英国棉纺织品的年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40%—50%。棉纺织业的兴衰关系到整个英国经济的兴衰。棉纺织品的价格变动决定了全国贸易的平衡，只有农业可与之匹敌，但农业显然处在衰退之中。

尽管棉纺织业和棉纺织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经济，其发展之速，使最富想象之人在此前任何情况下所能想象的一切都成为笑谈，[14]然而它的发展却非一帆风顺。到19世纪30和40年代初，增长过程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便已出现，更别提那场英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革命骚动。在那个时期，英国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降低，甚至有可能下降，这表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首次出现了大波折。[15]然而，这场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普遍危机，并非只是英国的现象。

这次危机最严重的后果表现在社会方面：新经济变革产生了痛苦和不满，产生了社会革命的因素。的确，城市贫民和穷苦工人自发兴起的社会革命爆发了，它在欧洲大陆上产生了1848年革命，在英国产生了宪章主义运动（Chartist Movement）。群众的不满并不限于劳动贫民，不能适应新情况的小商人、小资产阶级，某些特定经济部门也是工业革命及其发展所造成的牺牲品。头脑简单的工人认为，他们的悲惨遭遇都是机器造成的，所以，他们捣毁机器以反抗这个新制度。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竟有一大批地方上的商人和农场主人也深深同情他们劳工所搞的卢德派（Luddites）运动，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小批心狠手辣、自私自利革新家的牺牲品。对工人进行剥削，把他们的收入维持在糊口边缘，使得富人能够累积利润，为工业化（以及他们自己过奢侈享乐的生活）提供资金，这种剥削引起了无产者的反抗。但是，在另一方面，国民所得从穷人流向富人、从消费流向投资的转移，也引起了小企业家的对抗。大银行家、紧抱成团的国内外“公债持有人”，他们把所有税收捞入自己的腰包（参见第四章）——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8%[16]——他们在小商人、小农场主这类人当中的形象，要比在劳工中更不得人心，因为这些人完全懂得金钱和债权，因此对于他们所处的不利境况深感愤怒。拿破仑战争之后，富人们事事如意，他们筹集了所需的所有贷款，他们强制紧缩通货，在经济上采取货币保守（orthodoxy）措施；倒霉的是小人物，在19世纪的每个时期，在每个国家，小人物们都要求放松借贷、实行财政非正统主义。[7]所以，工人和那些行将沦为一无所有、心有怨气的小资产阶级，他们都有共同的不满。这些不满使得他们逐渐在“激进主义”、“民主主义”或“共和主义”的群众运动中团结起来。从1815年到1848年，英国的激进派（Radicals）、法国的共和派（Republicans）和美国的杰克逊民主派（Jacksonian Democrats）是其中最为棘手的运动。

但是，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这些社会问题都与经济进步有关，只有出现某些可怕的偶发事件时，才会推翻社会秩序。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已经看到经济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将对经济过程的基本驱动力——利润——造成威胁。因为，如果资本的回报率降为零，那么，只为利润而生产的经济必然衰退而进入“停滞状态”，这是经济学家们已可预见并担忧不已的情况。[17]

在这些缺陷中，有三项最为明显，它们分别是繁荣和萧条交替出现的商业周期，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及（等于一回事）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其中的第一个缺陷并不被认为很严重，只有批评资本主义的人，他们才会对周期性变化进行调查研究，并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当作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症状。[8]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生产下降、企业破产等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在18世纪，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一般是反映了农业上的某种灾难（歉收等），人们一直认为，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以前，农业不稳定依然是欧洲大陆那些波及面最为广泛的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在英国，至少从1793年起，在小型的制造业领域以及财政金融部门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是大家熟知的。在拿破仑战争以后，从1825—1826年，1836—1837年，1839—1842年，1846—1848年，繁荣和萧条这种周期性轮替的戏剧性变化，显然支配着和平时期一国的经济生活。19世纪30年代是本书所述时期的关键10年，到这个时期，人们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经济危机是有规律的、周期性发生的现象，至少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是如此。[18]但是，实业家们依然普遍地认为，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若非是犯了特别的错误（例如过分投机于美国股票），便是由于外界力量干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平稳运行，人们并不相信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基本缺陷。

边际利润下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棉纺织业能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起初，这个行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即降低了生产的单位成本），由于劳动力主要由妇女和儿童所组成，他们所得到的报酬怎么说都是极为糟糕的。[9]1833年，格拉斯哥棉纺织厂的1.2万名工人中，每周平均工资超过11先令的工人只有2 000名。在曼彻斯特的131个棉纺织厂中，每周平均工资不到12先令，只有21个工厂的工资超过12先令。[19]棉纺织厂的建设费用相对便宜，1846年，建造一个拥有410台机器的完整织布厂（包括土地及建筑费用），大约只需1.1万英镑。[20]不过，尤为重要的是，1793年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轧棉机后，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业迅速扩大，纺织原料的价格——棉纺织业的主要成本——由此急遽下跌。由于利润随着物价上涨而增长，企业家已从中得到好处（也就是说，他们出售产品时的价格要高于他们制造该产品时的价格，这是一个总趋势），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棉纺织制造业者的感觉会特别好。

1815年以后，上述优势看来越来越为边际利润的减少而抵消。首先，工业革命和竞争造成了产品价格经常性的大幅下降，而生产的费用在很多方面并非如此。[21]其次，1815年以后，总体的价格形势是回落而不是上扬，也就是说，生产者绝享受不到以前曾享有的因物价上涨所带来的额外利润，反而因为物价轻微的下落而遭受损害。例如，1784年时，一磅细纱的售价为10先令11便士，其原料价格为2先令（每磅有8先令11便士的利润）；1812年，一磅细纱的售价为2先令6便士，而原料费用为1先令6便士（利润为1先令）；而到1832年时，其售价为11.25便士，原料费用为7.5便士，扣除其他费用，每磅只有4便士利润。[22]当然，在英国工业中到处都是这种情况，但因各行各业都在发展之中，形势也不至太悲观。有一位赞赏棉纺织业的历史学家，在1835年轻描淡写地写道：“利润依然丰厚，足以在棉纺织制造业中积累大量资本。”[23]随着销售总量猛增，利润总额即使在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也快速增长。当务之急，是继续大幅度地加速生产。不过，边际利润的减少看来必须加以抑制，或者说，至少得减缓效益下降的速度。而这只能靠降低成本来实现。在所有成本中，最能压缩的就是工资。麦克库洛赫（McCulloch，苏格兰经济学家）估算，每年的工资开支总数是原料成本额的3倍。

直接剥削工资，用廉价的机器操作员替代报酬较高的技术熟练工人，以及借由机器竞赛的办法，可以有效压缩工资。1795年，博尔顿的手摇织布机织工每周平均工资为33先令，用最后一种办法压缩工资开支，到1815年，织工的每周平均工资减为14先令，在1829—1834年间，进而削减到5先令6便士（确切地说，净收入为4先令1.5便士）。[24]确实，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时期里，现金工资持续下降。但是，这种对工资的削减有其生理上的限度，否则，工人就会挨饿，而当时实际上已有50万名织工处于挨饿状态。只有当生活费用同步下降时，工资的下降才不至于导致挨饿。棉纺织制造商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生活费用的提高，是由于土地利益集团的垄断者人为哄抬的。拿破仑战争以后，为地主所把持的议会为了庇护英国的农业经营，遂征收很重的保护性关税——此即《谷物法》（Corn Laws）——这使得情况更加糟糕。此外，这些做法还有别的副作用，足以威胁英国出口的实际增长。因为，如果世界上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其他地区，由于英国的保护政策而无法出售它的农产品，那么，它们拿什么来购买只有英国才能够（而且英国必须）提供的工业产品？所以，曼彻斯特商界成为反对整个地主所有制，尤其是反对《谷物法》的中心，他们勇往直前，富有战斗精神，并作为1838—1846年间“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的支柱。但是，《谷物法》直到1846年才被废除，《谷物法》的废除并没有立即造成生活费用的下降。在铁路时代和汽船时代到来之前，即使是免税进口粮食，是否可以大大降低生活费用，也是令人怀疑的。

英国的棉纺织业是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去进行机械化（即经由节约劳动力以降低成本）、合理化，扩大生产和销售，借着薄利多销的方式弥补边际利润下降的损失，棉纺织业的成功是靠出奇制胜赢得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生产和出口在当时实际上已有大幅度增长，因此到了1815年后，原先仍靠手工操作或仅半机械化的工作也都开始大规模机械化了，尤其是织布业。这些职业机械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普遍使用现有机器或稍加改进的机器，而不是进一步的技术革命。尽管技术革新的压力日益加大（1800—1820年，棉纺等领域的新专利有39个，19世纪20年代为51个，19世纪30年代为86个，19世纪40年代则达到156个[25]），但是，英国棉纺织业从技术上看，到19世纪30年代已趋稳定。另一方面，在后拿破仑战争时期，尽管人均产量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并未达到革命性的程度，真正的大幅度增加要到19世纪下半叶才发生。

资本的利率也有类似压力，当代理论往往趋向于把这种利率比作利润。不过，这一问题我们留待工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即建设资本产业的阶段再予以考虑。

4

显然，工业经济只有拥有足够的资本，它的发展才能突破一定限制，这便是为什么即使到今天，钢铁产量仍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潜力最为可靠的单一指标。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私营企业的条件下，由于这项发展大多需要极为高昂的资本投资，因此其发展不太可能建立在和棉纺织品或其他消费品生产工业化的相同基础上。因为棉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已经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市场，至少潜在地存在着这样一个市场：即使处在非常野蛮状态的人群也有衣食住行的需要。所以问题只是如何把一个足够巨大的市场尽快地推到商人面前。但是对于比如说建筑钢架那类笨重的钢铁设施，却不存在这样的市场，它只有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而且并非随时）才会逐渐产生。即使是相当普通的钢铁工厂也需要非常巨额的投资（与相当大型的棉纺织厂相比），那些在市场尚未显现就孤注投资的人们，很可能是投机分子、冒险家和梦想家，而不是可靠的商人。事实上，在法国有一批这类带着投机色彩的技术冒险家，圣西门（Saint-Simon）的信徒便为那种需要大量长期性投资的生产领域的工业化，扮演了主要的宣传角色。

这些不利因素特别体现在冶金业上，而其中尤以冶铁业为最。由于18世纪80年代有一些类似于搅炼法和滚轧法这种简单的技术革新，冶铁能力因而有所增强。但是，非军事领域对铁的需求依然相当有限，虽然从1756—1815年间，因为发生了一连串战争，而使军事需求令人欣喜地增加，但在滑铁卢（Waterloo）战役之后，这种需求便大为减退。当时这种需求肯定还没有大到足以使英国成为生铁生产巨头的程度。1790年，英国所生产的铁大约只超过法国40%左右，即使在1800年，英国的铁产量还远不足欧洲大陆全部铁产量的一半，只达到25万吨，根据后来的标准，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英国铁产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比重的事实，要到随后几十年才看得到。

所幸的是，这些不利因素在矿业中，尤其在煤矿开采中并不太明显。因为煤炭业拥有的优势，不仅在于煤炭是19世纪工业动力的主要来源，而且，主要是由于英国森林资源的相对短缺，煤炭也是家庭燃料的一个重要种类。自16世纪晚期以来，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伦敦的发展带动了煤矿业迅速发展。到18世纪早期，它实际上已算是初级的现代工业，甚至使用了最早的蒸汽机［其目的基本相同，主要是为康沃尔地区（Cornwall）有色金属矿的开采而设计］来抽水。从此以后，在本书所述时期里，煤矿业几乎不需要或不用经历重大的技术变革。但是，它的生产能力已经十分巨大，以世界标准来衡量，它已达天文数字。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大约已达到1 000万吨，或者说，生产了占世界总量大约90%的煤炭，英国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法国，它所生产的煤炭尚不足100万吨。

这一巨大的工业，虽然对于现代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来说，其发展可能还不算快，但却足以推动铁路的发明，这是一个将使资本产业发生转变的基本创造。由于采矿业不仅需要大量的大功率蒸汽机，而且还需要有效的手段，把大量煤炭从采煤场运送到矿坑，尤其是从矿坑口运输到装船现场。矿车所跑的“路轨”或“铁路”就是一个明显的答案。既然人们已在尝试利用固定的引擎拉动矿车，那么用移动的引擎拉动矿车看来也并非不可行。最后，由于陆路运输大批货物的费用是如此之高，这很可能打动了内陆矿区的矿主，将其所用的短程运输工具发展为有利可图的长程运输。从达勒姆（Durham）内陆煤田到沿海的铁路是第一条现代铁路［从斯托克顿（Stockton）至达灵顿（Darlington），1825年开通］。从技术发展方面来看，铁路是矿业，尤其是英国北部煤矿业的产儿。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的职业生涯是从作为泰恩赛德（Tyneside）“机械师”开始的，在许多年里，火车司机实际上全是从他所在的煤矿区招收来的。

在工业革命中，没有什么革新能像铁路那样激起人们那么大的想象，这已有事实为证，这是19世纪工业化唯一被充分吸收到流行诗歌和文学想象之中的硕果。在大多数西方世界做出要建造铁路的计划（尽管实施这些计划一般都被拖延）之前，从工艺技术上看，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证明在英国（大约1825—1830年）建造铁路是可行的、有利可图的。1827年在美国，1828年和1835年在法国，1835年在德意志和比利时，开通了最初的几条短程铁路，甚至俄国也于1837年修造了铁路。其原因无疑是：还没有其他发明能够如此富有戏剧性地向世人昭示新时代的力量和速度。即使是最早的铁路也明显反映了技术上的成熟，其中所揭示的意义更加令人惊讶。（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时速60英里已经不成问题，事实上，后来的蒸汽火车并未做根本改进。）火车在钢轨上拖着一条条长蛇般的烟尾，风驰电掣地跨越乡村，跨越大陆。铁路的路堑、桥梁和车站，已形成了公共建筑群，相比之下，埃及的金字塔、古罗马的引水道，甚至中国的长城也显得黯然失色，流于一种古老的地域特色。铁路是人类经由技术而取得巨大胜利的标志。

实际上，从经济观点来看，铁路所需的巨大开支就是它的主要优势。毫无疑问，从长远看来，铁路有能力打开前此由于高昂的运输费用而被阻断于世界市场的国家大门，它大大地提高了以陆路运输人员、货物的速度和数量，这就是铁路具有重要意义之所在。在1848年以前，铁路在经济上还不太重要，因为在英国以外，几乎没有什么铁路，而在英国国内，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处理交通运输问题远没有像幅员广大的内陆国家那么棘手。[10]但是，从经济发展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在这一阶段，铁路对于钢铁、煤炭、重型机械、劳动力以及资本投资的巨大胃口，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资本产业也将经历如棉纺织业已经经历过的那种深刻转变，那么，铁路所提供的恰恰就是这种转变所需要的巨大需求。在铁路时代的前20年（1830—1850年），英国的铁产量从68万吨上升到225万吨，换言之，铁产量是原来的3倍。从1830—1850年，煤产量也增至原来的3倍，即从1 500万吨增加到4 900万吨。产量急遽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铁路。因为，每建一英里铁路，仅铺设轨道所需的铁，平均就需要300吨。[26]工业发展第一次使钢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随着铁路的大量修建，工业也自然蓬勃发展。

这项突如其来具有本质意义的巨大发展，其原因显然在于商人和投资者以非理性的激情投身于铁路建设之中。1830年，全世界只有几十英里的铁路线，主要是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到1840年，铁路线已超过4 500英里，1850年超过2.35万英里。其中的大部分路线是在通称为“铁路狂热”的几次投机狂潮中规划出来的，这股狂热爆发于1835—1837年，尤其是1844—1847年间。大部分铁路是用英国的资本、英国的钢铁、机器和技术建造起来的。[11]这种投资激增几乎是失去理性的，因为在实际上，铁路很少为投资者带来高于其他企业的利润，这种高利润的报偿情况几乎不曾在铁路建设上发生过，大部分铁路的利润皆十分有限，很多铁路更是完全无利可图，例如：1855年，英国铁路投资的平均红利仅为3.7%。毫无疑问，创办人和投机者自然可大发横财，普通投资者显然不是这样。然而尽管如此，到了1840年和1850年，人们仍然满怀希望，投资到铁路上的钱分别高达2 800万和2.4亿英镑。[28]

原因何在呢？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头两代人中，普遍存在一项基本事实，那就是小康阶级和富裕阶级累积所得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数量是如此之大，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找到的花钱和投资机会。（据估计，在19世纪40年代，每年可供投资的余额大约有6 000万英镑。[29]）封建贵族的上流社会将大把大把的钞票成功地挥霍在他们放荡的生活、豪华的建筑，以及其他非经济的活动中。[12]在英国，德文郡（Devonshire）公爵六世，他的正常收入多得足以让他铺张挥霍，即使这样，他在19世纪中叶居然还为他的继承人留下了100万英镑的债务。（他另外又借了150万英镑，用于发展房地产，并还清了全部欠债。[30]）大量的中产阶级人士是主要的投资大众，但是，他们依然是敛钱者而不是花钱者，尽管到了1840年已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已经感到有充分的财力既可投资又可花费。他们的妻子开始变成“女士”，大约在这一时期，礼仪方面的手册销路激增，女士们用礼仪手册来学习优雅举止。他们开始重建在教堂内的私人礼拜堂，把这些地方搞得富丽堂皇，他们甚至还模仿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建造了糟糕的市政厅和其他的城市怪物，以此来庆祝他们共同的荣耀，他们的城市史学家也自豪地记录了他们为此而付出的巨额费用。[13]

再者，一个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或福利社会，毫无疑问会从累积起来的巨大财富中捐出一部分，用于社会目的。但是在本书所论的这个时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中产阶级所负担的赋税实际上并不太重，于是他们可以不断在饥寒交迫的人民大众中累积财富，民众的忍饥挨饿与他们的财富累积如影随形。中产阶级不是乡下人，不满足于把自己的积蓄贮藏在长筒羊毛袜中，或者把钱财变成金手镯，他们必须为它们寻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但是，到哪里去投资呢？举例来说，现有的工业已经变得极为廉价，最多只能吸纳一小部分可供投资的剩余资金，即使我们假定棉纺织业的规模扩大一倍，它的资本费用也只能吸收其中的一部分。当时所需要的是一块足以吸纳所有闲余资金的大海绵。[14]

对外投资显然是一条可行的渠道。世界其他地区——首先，大部分旧政权力求恢复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而新政体则以它们惯常的做法，肆无忌惮地为一些不太明确的目的举债——迫不及待地要取得无限额的贷款，英国投资者何乐而不为！不过，南美洲的贷款在19世纪20年代显得那么有希望，北美洲的贷款在19世纪30年代之前的回报曾是那般诱人，只不过竟如此快速地变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纸：外国政府在1818—1831年间所接受的25笔贷款中，到1831年时，竟有16笔（涉及大约4 200万英镑中的一半）是拖欠的。按规定，他们应偿还给投资者7%或9%的利息，但是，实际上投资者平均只收到3.1%的利息。在希腊有过这样的事情：1824—1825年利息为5%的贷款，直到1870年以后才开始偿付，而且在此之前分文未给。遇上像希腊这样的情形，谁还能不感到沮丧呢？[32]很自然，那些在1825年及1835—1837年投机狂潮中流向国外的资本，从此以后就开始追求显然不会太令人失望的投资场所。

作家弗朗西斯（John Francis）回顾了1851年后的投资狂热，他是这样描写富人的：“对于工业界人士来说，富人们发现财富的累积速度总是超过合法公正的投资模式……他看到，在他年轻时，钱都投入了战争贷款，而成年时期积累的财富，则在南美的矿山中付诸东流，他的钱财在那里用于筑路、雇用劳工和扩大商业。（铁路）规模，投入的资本如果失败，至少是被创造铁路的国家吸收。投资铁路与投资外国矿山或外国借贷不同，它们不会一无所剩，或者说，不会毫无价值。”[33]

投资者是否能在国内找到其他的投资形式——比如建筑投资——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实际上，投资者找到了铁路这条投资渠道，如果没有这股投资洪流，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中叶奔腾而来的投资潮流，那么，我们当然无法想象能这样迅速、这样大规模地修建铁路。这是一个幸运的关头，因为铁路恰好一下子解决了英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面对的所有问题。

5

追溯推动工业化的动力只是历史学家的部分任务。历史学家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要追溯经济资源的动员和配置，追溯为维持这一崭新、革命化的过程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适应。

需要动员和调配的第一项，或许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即劳动力，因为，工业经济意味着农业人口（也就是乡村人口）的比例明显下降，而非农业（也就是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比重急遽上升，而且，几乎必然引起（如我们所论时期那样）人口迅速全面的增长。因而，这也意味着主要由国内农业所提供的食物，必先大幅度地增产，此即“农业革命”。[15]

长期以来，城镇和非农业聚居区在英国的迅速增长，都很自然地推动着农业。幸亏英国农业的效率在前工业化时期是如此之低，以致只要对它稍加改良——对畜牧业稍加合理管理，实行轮作制、施肥，以及改进农场设计，或采用新作物——都能产生极为巨大的效果。这种农业变革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使得人口在最初几个阶段的增长成为可能。物价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异常高涨之后，紧接着发生经济衰退，使英国的农业生产惨遭损害，虽然如此，农业发展的动力却自然地持续下去。从技术和资本投资来看，本书所论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可能相当有限，但在此之后，农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时代可以说已经来临。英国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攀升，使得英国的农业生产在19世纪30年代，能够为数量已达到18世纪2至3倍的英国人口，提供98%的谷物，[34]农业的进步是借由广泛采用在18世纪早期开始应用的耕作方法，通过合理化和扩大耕作面积而获得的。

所有这些进步，并不是经由技术变革，而是通过社会变革一一取得的：取消中世纪遗留下来共同耕作的敞田制和公共放牧（“圈地运动”），消灭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以及对土地非商业性经营的陈旧观念。由于16—18世纪的农业进步为日后做好了准备，因此，英国能够以独特的方式，较为顺利地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尽管在此过程中不仅常常受到农村不幸穷人的抵抗，而且也受到因循守旧的乡绅抵制。但是，土地问题的解决，使得英国成为一个由少数大土地所有者、一定数量以营利为目的的租佃农场主人，以及大量的雇佣劳动者所组成的国家。在1795年的饥荒年和以后的岁月里，很多郡的乡绅法官，纷纷自动采纳救济贫民的“斯平汉姆兰制度”（Speenhamland System），人们一直把这一制度看作是为了保护旧有的乡村社会，抵御金钱关系侵害所做的最后一次有组织尝试。[16]农业经营者以《谷物法》来保护农业生产，抵御1815年以后的危机。他们不顾所有的经济保守主义，这些人把农业视如其他任何行业，只根据获利的标准来进行判断，《谷物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反对上述倾向的宣言书。但是，这些为抗拒资本主义最终进入乡村所做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1830年后，他们在中产阶级激进派的前进浪潮中，节节败退。1834年颁布《新济贫法》（New Poor Law）和1846年废除《谷物法》，正式宣告了他们的最后失败。

从经济生产率的角度看，这项社会变革是一次大成功；从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而言，则是一次大灾难，并且因1815年后的农业萧条而加深，使得农村劳苦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800年后，甚至像阿瑟·扬那样对于圈地和农业进步抱着如此热情的拥护者，也为它的社会后果深感震惊。[35]但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也是人们所希望的，因为工业经济需要劳动力，而除了从先前的非工业领域外，还能从其他什么地方得到劳动力呢？国内的农村人口，国外的（主要是爱尔兰）移民，再加上各式各样的小生产者和劳苦大众，这些人是最为明显的劳动力资源。[17]他们必须被吸引到新的职业中来，或者说，如果——这一点也是最有可能的——他们最初不为这些工作所吸引，不愿意放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36]那么，就必须强迫他们从事新工作。经济和社会苦难是最有效的鞭子，更高的货币工资和城市生活更大的自由度，这些只是附加的胡萝卜。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里，能够撬动人们，使他们从历史形成的港湾中松动开来的力量，与19世纪下半叶比起来依然相当弱小。像爱尔兰饥荒那样触目惊心的大灾荒，带动了巨大的移民浪潮（在1835—1850年间，总数850万人口中，有150万人移居国外），1850年后，这样的现象变得很普遍。不过，这种情况在英国要比其他地方更为强烈，倘若不是这样，那么，英国工业的发展就会像法国那样，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稳定舒适生活而受到阻碍，因为这会使工业丧失它所需要吸纳的劳动力。[18]

要获得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是一回事，而要获得足够具有适当技能的合格劳动者又是另一回事。20世纪的经验已经表明，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也是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所有的劳动者都必须学会如何用一种与工业相适应的方式去工作，也就是说，用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生产中的季节性波动，或者说完全不同于独立手工业者对于他经营的小块土地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方式去工作，与工业相适应的方式就是每日不断、有规律的工作节奏。劳动者还得学会对于金钱刺激做出敏锐的反应。在那时，英国的雇主就像现在南非雇主那样经常抱怨劳动者的“懒惰”，或者抱怨他们的雇工有下述倾向，即挣够了按惯例能过一周生活的工资，就歇手不干了。这些问题或许能在严格的劳动纪律中得到解决（如罚款和使法律偏向雇主一边的《主仆法》等等），但首先采用的方法，却是尽可能压低劳动工资，使得他必须持续做满一周的工作，以便挣得最低限度的收入。工厂中的劳动纪律问题更显迫切，在这里，人们经常发现，雇主更加习惯于雇用听话的（也比较廉价的）妇女和儿童：1834—1847年，在英国棉纺织工厂的全部工人中，成年男子占1/4，妇女和女孩超过半数，其余的为18岁以下的男性童工。[37]另一项为保证劳动纪律而普遍采用的方法就是订立转包合同，或是使熟练工人变成非熟练帮工的实际雇用者，这些方法反映了发生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小规模的、零零星星的进程。比如在棉纺织工业中，大约有2/3的男孩和1/3的女孩就这样“处在技术工人的直接雇用之下”，从此，他们受到了更为严密的看管。在工厂以外的地方，这种独特的做法甚至更为流行。当然，工头直接受到钱财的刺激，毫不放松对所雇用帮工的监督。

要招募或培训足够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上受过训练的工人，难度就更大。因为前工业化时期的技术，在现代工业中能大显身手的几乎没有，虽然还有很多工作，像建筑技术，实际上一如往昔，没有变化。所幸的是，在1789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英国缓慢发展的不完全工业化，无论在纺织技术，还是在金属处理方面，都已经造就了一批相当适用的技术队伍。所以，在欧洲大陆，制锁匠是仅有的几种会操作精密金属活儿的手工艺者之一，而他们竟成了机器制造者的鼻祖，而且，有时还冠以“工程师”或“机械师”的名称（在开矿和与矿业有关的行业中已经很普遍），而英国的水车匠也是如此。英文里的“工程师”一词，既是指有一技之长的金属制品工人，又是指设计和规划人员，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大多数拥有较高技术的工艺人员，就是来自这些在机械方面具有一定技术、能独立操作的人。实际上，英国的工业化便是依赖于这群未经计划培育的高技能工人，而欧洲大陆的实业家却没这么幸运。这解释了英国何以极为忽视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这种忽视将要在日后付出代价。

除了劳动力供给的问题之外，资本供应的问题不大，与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不同，英国并不缺少能够立即用于投资的资本。主要的困难在于，18世纪掌握着大部分可供投资资本的有钱人——地主、商人、船商、金融家等等——不愿意把钱投资在新兴工业上，因此，新兴工业经常不得不靠小规模的积蓄或贷款起家，借由所获利润的再投资而得到发展。局部的资本短缺，使得早期的企业家——尤其是白手起家的实业家——更加勤俭节约、更加贪婪，因此，他们的工人相对受到更重的剥削。不过，这反映了全国性剩余投资流向的不完善，而不是资本短缺。另一方面，18世纪的富人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把他们的金钱投资于某些有利于工业化的事业，尤其是交通运输业（运河、码头设施、道路，后来还有铁路）和矿业。土地所有者即使不能亲自经营这些事业，也能从中抽取矿区使用费。

至于贸易和金融方面的技术，无论是私营还是公营，都不存在什么困难。银行、钞票、汇票、公债、股票、营销、海外贸易和批发贸易的技术细节，人们都了如指掌。能够操作这些业务，或者能轻而易举学会操作的，大有人在。此外到18世纪末，政府坚决奉行商业至上的政策，与此背道而驰的旧法律［例如像都铎（Tudor）时期的《社会法》］早已废弃不用。在1813—1835年间，除了与农业有关的方面，其余都已完全废除。从理论上看，英国的法律、金融和商业制度都相当粗陋，与其说是有利于经济发展，不如说会阻碍经济发展。例如，人们如想组织股份公司，他们几乎每次都必须让议会通过代价昂贵的“私法”（private acts）；法国大革命为法国——并通过革命的影响为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提供了更为合理和有效的机构，以便为此服务。英国也尽力而为，而且在实际上，它的确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

通过这种相当任意的、无计划的经验主义方法，第一个重要的工业经济建立起来了。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个经济规模小而陈旧，其陈旧的痕迹仍给今天的英国留下了烙印。然而以1848年的标准来衡量，它的成就是非常伟大的，虽然它也因新兴城市比其他地方丑陋，无产阶级的处境比其他地方更每况愈下而令人吃惊。[19]天空被烟雾笼罩，脸色苍白的人们匆匆穿行于乌烟瘴气之中，连外国游客都为此感到担忧。但是，它控制着100万马力的蒸汽机，依靠1 700多万枚机械化纺锤，每年生产出200亿码棉布，开采了数量几达5 000万吨的原煤，每年进出口的货物价值达1.7亿英镑。它的贸易量，是法国这个最有力竞争对手的两倍，然而在1780年时，英国才只刚刚超过法国。英国的棉布消费量是美国的2倍，是法国的4倍。它生产的生铁占世界经济发达地区生铁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英国居民平均使用生铁的数量是工业化程度仅次于英国的国家（比利时）的2倍，是美国的3倍，法国的4倍以上。英国的资本投资——占美国1/4，占拉丁美洲几乎1/5—从世界各地带回2亿到3亿英镑的红利和汇票。[39]英国实际上已成为“世界工厂”。

商人和企业家的唯一法则就是贱买、无限制的贵卖。当时，无论是英国还是全世界都知道，在英伦诸岛发动的工业革命，正在改变着世界，工业革命将所向披靡，过去的神仙皇帝在今天的商人和蒸汽机面前，都将显得软弱无力。

[1] “一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英国人通过对古代作家的研究，为他们的政治生活取得了巨大财富，不论他们如何从中卖弄学问。议会中的雄辩家们出于良好的目的，经常引用古人的语言，这种做法议会乐于接受，并且无法不对议会有所影响。另一方面，在这个国家里，制造业已占据统治地位，从此以后，让科学和工艺家喻户晓，以促进人们对科学和工艺的追求，这些需要显而易见。但是，在年青一代的教育课程中，人们几乎不曾注意到缺少上述科目，这无法不令我们惊讶。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那些缺乏任何正规职业教育的人，其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那么巨大。”瓦克斯穆特（W.Wachsmuth），《欧洲习俗史》（Europaeische Sittengeschichte 5，2，莱比锡，1839年），p.736。

[2] 现代汽车工业就是这方面的最佳例子。并不是存在于19世纪90年代的汽车市场需求创造了现代规模的汽车工业，而是制造廉价汽车的生产能力，创造了对汽车大规模的现代需求。

[3] “购买力的扩大只是随着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随着运输费用的下降，以及对贸易限制的消除而缓慢进行。但市场正在不断扩大，而此时问题的关键在于某些大众消费品的生产者能够把握机遇，使他们的生产能持续、快速地发展。”（K.Berrill, InternationaI Trade an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1960, p. 358.）

[4] 举例来说，在本书所述时期里，海外供应的羊毛，其重要性一直微乎其微，只有到19世纪50年代，才变成一个重要因素。

[5] “家庭生产制度”是制造业从家庭或手工业生产迈向现代工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阶段，它的生产形式不可胜数，其中有些形式与工厂相当接近。如果18世纪的作者提到“制造业”，那几乎可以肯定是指“家庭生产制度”，而且这种指称适用于所有西方国家。

[6] 在所有国家掌握的可供出售的商品中，纺织品都占有很大份额，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在1800年的西里西亚（Silesia），纺织品价值占全部产值的74%。（Hoffmann, op. cit., p. 73.）

[7] 从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激进主义到美国的平民党的政治纲领，所有农场主和小企业家参加的抗议运动，都可以借由他们对财政非正统主义的要求而组织起来：他们都是“货币狂”。

[8] 1825年以前，瑞士的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和保守、农村意识的马尔萨斯（Malthus），他们是在这方面进行争论的第一批人。新兴的社会主义者借用他们的危机理论作为自己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本原理。

[9] 1835年，贝恩斯（E. Baines）估计，所有纺织工人的周平均工资为10先令，一年有两周不给薪的假期，而手摇织布机织工的平均工资则为每周7先令。

[10] 在英国，没有离大海超过70英里的地方，19世纪所有重要的工业区中，除了一个例外，不是位于沿海，就是离海只有咫尺之遥。

[11] 1848年，法国铁路投资有1/3来自英国。（Rondo E. Cameron, Franc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urope 1800—1914(1961), p. 77.）

[12] 当然，这种奢侈的花钱也能刺激经济，但是效益极差，几乎一点都不会把经济推向工业发展的方向。

[13] 有些城市带有18世纪的传统，从来不曾停止公共建筑的建设，但是，像兰开夏郡博尔顿那样典型的新兴工业大都市，它在1847—1848年以前，实际上从没兴建过什么花哨的非功利性的建筑物。（J. Clegg, A 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Bolton (1876).）

[14] 麦克库洛赫估计，1833年，棉纺织业的总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为3 400万英镑，1845年为4 700万英镑。

[15] 在铁路和轮船时代到来之前——我们所关心的这个时代结束之前——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尽管英国从18世纪70年代以后，最终成了粮食净进口国。

[16] 在这一制度之下，穷人可从地方税中得到必要补助，保证最低的生活工资。尽管这一制度用心良苦，但它最终还是使穷人比以前更加贫困。

[17]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供应并非来自这种转变，而是来自于总人口的增加，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当时的人口正在飞快增长。但是，这种看法不着要害。在工业经济里，不仅是劳动力的数量，而且非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也必须有大幅增长。这就意味着，本来会像他们的先人那样留居乡村的男男女女们，必须在他们人生的某个阶段移居他处，因为城市的发展速度快于他们自身的自然增长率。无论如何，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正常情况下往往低于农村，不管农业人口是在减少，保持不变，或者是在增加。

[18] 如果不是如此，英国就得像美国那样，依赖大量的外国移民。而实际上，英国只是部分依靠了爱尔兰移民。

[19] 有一位现代史学家得出结论：“从总体上看，1830—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明显要比法国糟糕。”（H. Sée, Histoire Economique de la France, Vol. II, p. 189 n.）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英国人一定是丧失了所有的道德和自由感，否则怎么会对这场世界经历过的最重要革命，对它正在进行的庄严方式，不表敬仰赞赏。凡有幸目睹这一伟大城市最近三天发展的同胞，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话是夸张的。

——《晨邮报》（Morning Post）1789年7月21日论巴士底狱的陷落

不久，开明国家将审判那些迄今统治着它们的人。国王们将被迫逃亡荒漠，与和他们相似的野兽为伍。而自然将恢复其权利。

——圣鞠斯特《论法国宪法》（Sur la Constitution de la France），
1793年4月24日在国民公会发表的演说

1

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主要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为世界的铁路和工厂提供了范例，它提供的经济急剧增长，破坏了非欧洲世界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法国则引发了世界革命，并赋予其思想，以致三色旗这类事物成了实质上每个新生国家的象征，而1789—1917年之间的欧洲（或实际上是世界的）政治，主要是赞成或反对1789年的原则，或甚至更富煽动性的1793年原则的斗争。法国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提供了自由和激进民主政治的语汇和问题。法国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第一个伟大的榜样、观念和语汇。法国为多数国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组织模式和公制度量衡。经由法国的影响，现代世界的思想观念首次渗透进迄今曾抗拒欧洲思想的古老文明世界。以上便是法国大革命的杰作。[1]

如我们所见，对欧洲的旧制度及其经济体系来说，18世纪末期是一个危机时代。该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充满了有时几乎达到起义地步的政治骚动和殖民地争取自治的运动，这种运动有时甚至可以使它们脱离宗主国，而且不仅发生在美国（1776—1783年），还见诸爱尔兰（1782—1784年）、比利时和列日（1787—1790年）、荷兰（1783—1787年）、日内瓦，甚至英格兰（1779年，此点曾有争议）。这一连串的政治骚动是那样地引人注目，以至于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形容这是一个“民主革命的时代”。法国大革命是唯一一次虽然程度最激进，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民主革命。[1]

认为旧制度的危机并非纯粹是法国独有的现象，这样的看法颇有一些分量。正因为如此，或许有人会争辩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它在20世纪占有类似的重要地位）不过是这一连串类似运动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而1917年前几年的这类运动，最终埋葬了古老的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然而，这有点文不对题。法国大革命或许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但它比其他同时代的革命重大得多，而且其后果也要深远得多。第一，它发生在欧洲势力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俄国除外）。在1789年时，差不多每五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是法国人。第二，在它先后发生的所有革命中，唯有它是真正的群众性社会革命，并且比任何一次类似的大剧变都要激进得多。那些因政治上同情法国大革命而移居法国的美国革命家和英国“雅各宾党人”（Jacobins），发现他们自己在法国都成了温和派，这不是偶然的。潘恩（Thomas Paine）在英国和美国都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在巴黎，他却是吉伦特派（Girondins）最温和的人物之一。广义说来，像从前许多国家进行的革命一样，美洲革命的结果仅仅是摆脱了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政治控制。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则是巴尔扎克的时代取代了杜·巴里夫人（Mme Du Barry，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的时代。

第三，在所有同时代的革命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的军队开拔出去改造世界，它的思想实际上也发挥了相同作用。美国独立革命一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但（除直接卷入或被其卷入的国家以外）它在其他地方很少留下重大痕迹。法国大革命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其反响比美国独立革命要大，它引起了1808年后导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义。其直接影响远至孟加拉，该地的罗易（Ram Mohan Roy）在法国大革命的激励下，创立了第一个印度人的改革运动，并成为现代印度民族主义的鼻祖（当他于1830年访问英国时，坚持要搭乘法国船，以显示他对其信仰的热忱）。如上所述，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世界产生实际影响的第一次伟大思想运动”，[2]这种影响几乎是立即发生的。到19世纪中期，以前仅表示一个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的突厥语词汇“vatan”，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开始变成类似“patrie”（祖国）的意思；1800年以前，“liberty”（自由）一词最初是表示与“slavery”（奴隶身份）相反的法律术语，现在开始具有新的政治含义。它的间接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因为它为日后的所有革命运动提供了榜样，其教训（根据需要随意加以解释的）融入了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中。[2]

因此，法国大革命是属于它那个时代的那种革命，而并不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种。所以它的起源不应仅在欧洲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还应当在法国特有的形势下去寻找。其独特性或许在国际关系中做了最好的说明。在整个18世纪，法国都是英国的主要国际经济竞争对手。它的外贸额在1720—1780年间增加了3倍，引起了英国的忧虑；它在某些地区（例如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制度，比英国更具活力。然而法国不是英国那样的强国，后者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由资本主义扩张的利益来决定。法国是欧洲最强大，并在许多方面是旧贵族君主专制中最典型的国家。易言之，法国官方机构和旧制度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尖锐。

新兴势力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主张有效地开发土地，主张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主张对统一的国家领土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废除阻碍国家能源发展的一切限制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合理公平的行政和税收。1774—1776年间，他作为路易十六的首席大臣，曾试图实行这样的计划，但可悲地失败了，而这场失败是极具代表性的。这类性质的改革，即使是最温和的，也与君主独裁制不相容或不受其欢迎。相反，一旦改革者加强了自己的实力，就会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就会在这时所谓的“开明君主”中被广泛地鼓吹。但在大多数“开明专制”的国家中，这样的改革不是行不通，因而只在理论上时兴一时，就是无法改变其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质；或者在地方贵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下归于失败，使国家沦为相对于从前状态稍事整顿过的那种样子。在法国，改革失败得比其他国家更快，因为既得利益团体的抵制更加有效。但这一失败的结果对君主制度更具灾难性，因为资产阶级变革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他们不会无所作为。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希望从开明君主身上转到人民或“民族”身上。

不过，这样的概括还是无法使我们理解，为什么这场革命会发生在这个时候，以及为什么它会走上那条引人注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研究一下所谓“封建反动”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实际上提供了引爆法国火药库的火花。

在2 300万的法国人中，约40万人组成的贵族无疑是这个国家的“第一阶级”，尽管它并非像普鲁士或其他国家那样，绝对不受较低阶级的挑战，但仍然相当稳固。他们享有很大的特权，其中包括一些赋税的豁免权（但豁免数量不如组织更加严密的僧侣阶级那么多），以及收取封建税捐的权利。在政治上，他们的地位不那么显要。君主专制尽管在其性质上仍是贵族的甚至封建性质的，但它尽可能地剥夺了贵族的政治独立和职责，并削减了他们旧有的代表机构——三级会议（States-General）和高等法院。这一事实持续在高级贵族和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中引起怨恨。长袍贵族是后来国王们因各种目的，主要是出于财政和行政目的而册封的，一个被授予爵位的政府中产阶级，只要能通过残存的法院和三级会议，就能表达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双重不满。贵族在经济上的忧虑绝非无关紧要，他们生来就是，并且按传统一直是武士而不是挣钱的人，贵族甚至被正式禁止经商或从事专门职业。他们依靠其地产收入，或者如果他们属于享有优惠的少数大贵族和宫廷贵族，则依靠富有的婚姻、宫廷的年金、赏赐和干薪。但是，有贵族地位之人，其开销是很大的，并且不断上涨；而他们的收入却在下降，因为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是自己财富的精明管理人，如果他们勉强进行管理的话。通货膨胀使诸如租金这样的固定收入，其价值逐渐减少。

因此很自然，贵族们只好利用自己的一项主要资产，即公认的阶级特权。在整个18世纪，在法国如同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他们不断侵占官职，但专制君主却宁可让在专业上称职、在政治上无害的中产阶级人士来担任这些职务。至18世纪80年代，甚至要有贵族的徽饰才能购买军队的委任状，所有主教都是贵族，甚至管理王室的宫廷管家一职，也大都被他们夺占。由于他们成功地竞争了官职，贵族不但触怒了中产阶级的感情，还通过日益增强的接管地方和中央行政权的趋势，动摇了国家的基础。同样，他们，特别是那些少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地方乡绅，为应付其收入日益下降的情形，极尽可能利用手中强大的封建权力，加紧搜刮农民的钱财（或劳役，不过这比较少）。为恢复这类已过时的权力或从现存权力中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一种专职的、研究封建法的专家（feudist）产生了。其中最杰出的成员巴贝夫（Babeuf），于1796年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共产主义暴动的领袖。因而，贵族不仅触怒了中产阶级，而且也触怒了农民。

农民这个也许占了法国人口80%的广大阶级，他们的地位绝对不值得称羡。大体而论，他们实际上是自由的，并且常常是土地所有者。在实际数字中，贵族仅占所有土地的1/5，教会地产也许占另外6%，这一比例随地区而波动。[3]例如，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主教辖区，农民已占有38%—40%的土地，资产阶级占18%—19%，贵族占15%—16%，僧侣占3%—4%，还有1/5是公地。[4]可是，事实上多数人都没有土地或没有足够的土地，由于技术普遍落后，这个问题日趋严重；而人口的增长，更使普遍缺乏土地的问题日趋恶化。封建税捐、什一税和赋税掠走了农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这部分比例日渐提高；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使剩余部分的价值日趋减少。只有少数经常有剩余产品出售的农民，才能从涨价中获得好处；其余的人或多或少都遭受涨价之苦，特别是在歉收年，因短缺造成的高价主宰着市场。无疑，由于这些原因，在革命前的20年里，农民的境况日益恶化。

君主政体的财政困难使问题攀升到危机点。这个王国的行政和财政结构大体已经过时，如前所述，企图借由1774—1776年的改革来修补这一结构的努力，在以高等法院为首的既得利益团体的反抗下，已遭失败。然后，法国卷入了美国独立战争。对英国的胜利是以其最后破产为代价换得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独立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原因。各种权宜之计都尝试过了，但收效日少。当时财政赤字率至少20%，而且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节约措施，除非进行一项根本改革，以动员实际上相当强大的国家课税能力，否则无法应付此一局势。因为，尽管凡尔赛宫的挥霍经常因危机而受到谴责，但宫廷的开支仅占1788年总支出的6%。战争、海军和外交支出占1/4，现存债务负担占一半。战争和债务——美国独立战争及其债务——破坏了君主政权的根基。

政府的危机给贵族和高等法院带来了机遇。政府若不扩大他们的特权，他们就拒绝付款。专制主义面对的第一次破裂是1787年召开的“显贵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这次会议的成员虽经过精心挑选，但仍然很难对付，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原本是要批准政府增辟税源的需求。第二次破裂，也是决定性的一次，便是三级会议——这项旧封建时代的会议自1614年起便已停止召开。因而，革命的开始，是贵族试图重新夺回国家控制权。因如下两个原因，这一企图失算了：其一，它低估了第三等级的独立意愿，这一虚构的团体想要代表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僧侣的所有人民，但实际上是由中产阶级主宰；其二，它忽略了在进行政治赌博之际，被引入其中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法国大革命并非由有组织的政党或运动发动领导的，也不是由企图执行某个计划纲领的人发动领导的。直到后革命时期的拿破仑出现以前，它甚至未能推举出在20世纪革命时我们习惯看到的那类“领袖人物”。然而，在一个相当有内聚力的社会集团中，他们的共同意愿惊人地一致，遂使该革命运动有力地团结起来。这个集团便是“资产阶级”；其思想观念是由“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系统阐述、由共济会纲领以及在非正式同盟中所鼓吹的古典自由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哲学家”发动了这一场革命。或许没有他们，革命也会发生，但可能正是由于他们，才造成了只是破坏一个旧制度与迅速有效地以一个新制度取而代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其最一般的形式上，1789年的思想观念可以说来自共济会，这种观念曾在莫扎特（Mozart）的《魔笛》（Magic Flute，1791）中得到纯洁庄严的展现，它是那个时代最早的伟大的宣传艺术，那个时代最高的艺术成就经常都是宣传性的。更确切地说，1789年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在同年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s）中提出来的。这是一份反对贵族特权阶级的宣言，但并不是支持民主社会或平等社会的宣言。宣言中的第一条说，“在法律上，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它也容许存在社会差别，“只要是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私有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是神圣、不可剥夺和侵犯的。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职务对有才能的人同等开放；但如果赛跑在同等条件下开始，那么同样可以假定，参赛者不会同时跑到终点。该宣言主张（如同反对贵族阶级或专制主义一样），“所有公民都有权在制定法律方面进行合作”；“个人亲自参与，或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而宣言中设想作为主要政府机构的代表大会，并不一定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它所指的制度也不是要废除国王。建立在有产者寡头集团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比民主共和更符合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意愿，虽然民主共和在逻辑上似乎更符合他们理论上想要追求的目标。尽管也有些人毫不犹豫地捍卫民主共和，但总体说来，1789年典型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和1789—1848年的自由派）并非民主派，而是信仰立宪政体：一种具有公民自由和保障私有企业的世俗国家，以及由纳税人和财产所有者组成的政府。

不过，在官场辞令上，这样的制度表达的并不仅是单纯的阶级利益，同时也是“人民”的普遍意愿，而人民则被转化为“法兰西民族”（一种意味深长的认同）。国王不再是蒙上帝恩宠的法兰西和纳瓦尔（Navarre）的国王路易，而是蒙上帝恩宠和国家宪法拥立的法国人的国王路易。宣言中说，“一切主权均源自国家”，而国家，如西耶士（Abbé Sieyès）神父所说，不承认世上有高于其自身利益的利益，并且不接受国家法律以外的法律和权威，不管是一般人类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无疑，法兰西民族及其以后的模仿者，最初未曾设想到其本身利益会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利益相冲突，相反的，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在开创或参与将各国人民从暴政下普遍解放出来的一项运动。但事实上，国家间的竞争（例如法国商人与英国商人的竞争）和国家间的从属（例如，被征服国家或已解放国家的利益对大国利益的屈从），已暗含于1789年资产阶级首次给予正式表达的民族主义之中。“人民”等同于民族，这是一种比意欲表达此点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纲领，更具革命性的革命观念。但它也是一种双刃的观念。

因为农民和劳动穷人都是文盲，政治态度不是温和就是不成熟，加上选举过程是间接的，因而被选出来代表第三等级的610人，多数是同一个模子打出来的，其中大部分是律师，他们在法国地方上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另有约100位资本家和商人。中产阶级为赢得相当于贵族和僧侣总和的代表权，为争取正式代表95%的人民，为了这些温和的抱负而进行了艰苦、成功的斗争。现在，他们以同样的决心为争取资产阶级潜在多数票的权利而斗争，其方式是把三级会议转变为个别独立的代理人会议，这些代表将以各自投票，取代以传统阶级为单位的商议或投票，在后一种情况下，贵族和僧侣的两票总是能够压倒第三等级的一票。在这个问题上，首次的革命性突破展开了。三级会议开幕六周以后，急于在国王、贵族和教士之前抢先采取行动的平民代表，将他们自己和那些准备好要跟随他们的人组织起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组成了有权重新制定宪法的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一次反革命的企图导致他们在实质上按英国下院的模式确定了自己的要求。专制主义已走到尽头，如才华横溢而又名声不佳的前贵族米拉波（Mirabeau）对国王所说的：“先生，在这个会议里，您是一个局外人，您无权在这里说话。”[5]

第三等级虽面临国王和特权等级的联合反抗，还是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不仅代表了有教养而又富有战斗性的少数人的观点，而且也代表了更强大得多的势力，即城市的，特别是巴黎劳动贫民的观点以及革命农民的观点，虽然这比较短暂。之所以能把一次有限的改革鼓动成一场革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三级会议的号召与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危机恰好一致。因一系列复杂原因，18世纪80年代晚期，对法国经济的所有部门都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时期。1788年和1789年的歉收和异常艰难的冬季，使这场危机尖锐起来。歉收使农民遭到损失，一时间，这意味着大生产者可以高价出售谷物，而大多数持地不多的人，则可能不得不去吃有钱人种植的粮食，或以无比的高价购买食物，特别是在临近新收获的月份（即5、6月）更是如此。歉收对城市贫民的冲击更为明显，他们的生活费（面包是主食）可能上涨了一倍。乡村的贫困使制成品市场萎缩，因此也造成了工业的萧条，这使歉收的危害日趋严重。乡村贫民因而陷于绝望和躁动不安，他们铤而走险，从事暴动和盗匪活动；在生活成本暴涨之时，城市贫民又失去工作，更陷入双重绝望之中。在正常情况下，或许只会发生一些盲目的骚动，但在1788年和1789年，法兰西王国的一场大骚动、一场宣传和选举的胜利，使人民在绝望中看到一种政治前景，他们提出了从乡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要求，在当时，这是一种无比巨大、震天撼地的思想。骚动的人民站在第三等级代表的后面，做他们的坚强后盾。

镇压革命将原本的群众骚动变成了实际的起义。无疑，旧制度唯一本能的反应便是进行抵抗，如果必要的话，就使用武装力量，尽管军队已不完全可靠。（只有不切实际的梦想家才会认为，路易十六也许会接受失败并立即使自己转变为立宪君主，即使他不像实际上那样无足轻重，那样愚蠢，即使他娶的是一个头脑不那么简单、不那么没责任感的女人，即使他稍微愿意听从谋臣的忠告，不做那些灾难性的举动，他也不会那样做。）事实上，镇压革命已经促使巴黎那些饥饿、充满不信任感和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整个动员起来。这场动员最激动人心的结果是攻占巴士底狱，这是一座象征王室权威的国家监狱，革命者指望在那里找到武器。在革命的年代，没有比象征物倒塌更具影响力的东西了。攻占巴士底狱代表了专制主义的垮台，这个事件象征着解放的开端，因而使全世界为之欢呼，于是7月14日遂成为法国的国庆日。哥尼斯堡（Koenigsberg）的康德（Immanuel Kant）是一个稳健的哲学家，据说，他的生活习惯非常有规律，以至于他那个城镇的居民都用他的活动来校正自己的钟表，甚至是像他这样的人在听到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后，也把下午散步的时间延后了，哥尼斯堡的人民于是都相信，震动世界的事件真的发生了。更能说明其影响的是，巴士底狱的陷落使革命蔓延到地方城镇和乡村。

农民革命是规模庞大、缺乏组织和明确目标、没有名称，但却不可抗拒的运动。使农民动乱转变成不可逆转的骚动的是，地方城市起义与群众恐慌浪潮的结合，它们悄悄而又迅速地在广大的农村蔓延，此即1789年7月底8月初的所谓大恐慌（Grand Peur）。在7月14日之后的三周内，法国农村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皇家法兰西的国家机器便告分崩离析。国家权力只剩下一些零散且未必可靠的军队、一个没有强制力的国民会议和许许多多自治城市或中产阶级的行政机关，它们不久就按巴黎模式组建了资产阶级的武装“国民军”（National Guard）。中产阶级和贵族立即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所有封建特权都被正式废除，虽然在政治局势安定之后，确定了对他们进行补偿的高昂价码。直到1793年后，封建主义才完全告终。到1789年8月底，革命还发表了其正式宣言——《人权宣言》。相反的，国王以他惯常的笨拙方式进行了反抗，被群众性动荡的社会含义吓坏了的中产阶级革命分子开始想到，保守主义的时刻已经到来。

简言之，法国以及之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治的主要形态，到这时已清晰可见了。这种戏剧性、充满辩证法的舞步将主宰日后的几代人。我们还会多次看到温和的中产阶级改良派，动员民众去对付反革命的死硬顽抗。我们还将看到，群众超越温和派的目标而走向自己的社会革命，而温和派则分裂为从此与反革命派同流合污的保守派，以及决心在群众的帮助下去追求温和目标中尚未实现部分的左派，即使冒着对群众失去控制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如此，经过抵抗方式的反复变换——群众动员——向左转——温和派的分裂和向右转——直至中产阶级的多数转变成日后的保守阵营，或是被社会革命所粉碎。在以后多数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温和的自由派通常都是在革命刚刚开始的阶段就倒退，或转向保守阵营。实际上，在19世纪，我们越来越发现（在德国最明显），由于担心其难以控制的后果，温和自由派压根儿就不想发动革命，而宁愿与国王和贵族达成妥协。法国大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有一部分的自由派中产阶级愿意继续革命，直至达到或真正濒临反资产阶级革命之时为止。这便是雅各宾派，他们的名字已成了其他国家“激进革命”的代名词。

为什么呢？当然部分原因是法国资产阶级尚未像日后的自由派那样，被法国大革命的可怕记忆所吓坏。1794年后，温和派已经很清楚，对资产阶级的安适和前途来说，雅各宾制度已把革命推得太远了，正如革命者十分清楚的那样，即使“1793年的太阳”会再升上来，它也不会在非资产阶级的社会散发光辉。再者，雅各宾派之所以能有机会提出激进主义，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存在可以取代他们的社会替代方案。这样一个阶级，只有在工业革命过程中，随同“无产阶级”，或准确些说，随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和运动而产生。在法国大革命中，工人阶级（这里指的是受雇者全体，其中多数都是非工业的雇佣劳动者）还没有发挥多大的独立作用。他们渴望过、造反过，或许还梦想过，但他们为了一些具体目的而追随非无产阶级的领袖。农民阶级从未提出不同于别人的政治替代方案；他们仅在情势需要时，提供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者提出一个几乎不可更改的目标。取代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唯一派别（如果不算一旦失去群众支持就无能为力的一小批思想家和好斗分子）是“无套裤汉”（Sansculotte），这是一个大多由劳动贫民、小匠人、店铺老板、手工业者、小业主等组成的、无定形的、主要是在城市的人群。无套裤汉的主要组织为巴黎的“区队”（sections）和地方政治俱乐部，他们提供了革命的主要打击力量——实际的示威者、暴动者和街垒构筑人。通过像马拉（Marat）和埃贝尔（Hébert）那样的新闻工作者和地方代言人，他们也提出了一种政策，在这些政策背后有一种模糊又自相矛盾的社会理想，他们把对（小）私有财产的尊重与对富人的敌视结合起来，要求政府保证穷人的工作、工资和社会保障，渴望一种极端的平等主义和地方化的直接民主。事实上，无套裤汉所反映的，是广大“小人物”的群众利益，这些小人物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也许更接近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他们毕竟多数是穷人。在美国［如杰斐逊主义（Jeffersonianism）和杰克逊民主派，或平民主义］、英国（如激进主义）、法国（如后来共和派和激进社会主义者的鼻祖）、意大利［如马志尼（Mazzini）派和加里波第（Garibaldi）派］和其他国家，我们都能看到这类人物。在后革命时期，它们大多变成中产阶级的自由左翼，但不情愿放弃左翼无敌人这一古老原则，并准备在遇到危机时起而反对“金钱壁垒”，或“经济保皇派”，或“钉死人类的黄金十字架”。但无套裤汉也没有提出现实的替代方案。他们的理想，一种乡下人和小手工工匠的美好过去，或不受银行家和百万富翁干扰的美好未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与他们背道而驰。他们最多只能够（这在1793—1794年已经实现）在其道路上设置路障，而这些路障从那一天起几乎直到现在，始终阻挠了法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无套裤汉是那么无益的一种现象，以致其名称本身大多已被人遗忘，或只是作为在共和二年对其提供领导的雅各宾主义的同义词而被人想起。

2

1789—1791年间，胜利的温和派资产阶级经由现在已经变成制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的机构，着手进行法国规模庞大的合理化改革，这是该机构的目标。这次革命大部分持久的制度性成就都源于这一时期，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性成果，如公制度量衡的施行和对犹太人的最早解放，也都完成于此一时期。经济上，制宪会议的观点是完全自由的：它的农民政策是圈围公地和鼓励农村企业家；工人政策是禁止工会；小手工业政策是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它对普通人很少给予具体的满足，例外的是，从1790年起，通过教会土地（以及逃亡贵族土地）的世俗化和出售，一般人可从中获得三重好处：削弱教权，加强地方和农民企业家的力量，并对许多农民的革命活动给予有限的回报。1791年的宪法借由君主立宪制度，避开了过度民主，这种君主立宪政体，是建立在“积极公民”的财产权基础上。他们相信，消极公民（The passive）将过着与他们称谓相符的生活。

事实上，这种情形并未发生。一方面，尽管君主现在得到前革命资产阶级强大派别的支持，却还是不愿屈从于新制度。宫廷梦想让王弟进行征讨，以驱逐占统治地位的暴民，并恢复神授的法兰西最正统天主教徒国王的合法地位。《教士组织法》（1790）被误解为企图摧毁教会对罗马专制主义的忠诚，而不是摧毁教会，这把多数教士及其追随者赶到了反对派那边，并有助于迫使国王企图逃离国家，这是一种绝望的并被证明是自杀性的企图。路易十六在瓦伦斯（Varennes）被抓获（1791年6月），从此，共和主义变成了一种群众力量，对抛弃其人民的传统上的国王来说，它已失去享有臣民忠诚的权利。另一方面，不受控制的温和派自由企业经济，加重了食品价格的波动，因而也加强了城市贫民，特别是巴黎贫民的战斗精神。面包价格以温度计般的准确性反映了巴黎的政治温度，而巴黎的群众是决定性的革命力量：法国的三色旗就是结合了旧时王室的白色和巴黎的红、蓝两色。

战争的爆发使事情达到危急关头，这指的是它导致了1792年的第二次革命。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共和，最终导致了拿破仑上台。换句话说，它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转变成欧洲的历史。

两股势力——极右派和温和左派——把法国推向了一场全面战争。因为国王、越来越多的贵族和教会流亡者，都麇集在德意志西部各城市，很明显，只有外国干涉才有办法恢复旧制度。[3]由于国际局势复杂，加上其他国家在政治上相对平静，要组织这样的干涉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对其他各国的贵族和君权神授的统治者来说，态势已越来越明显，恢复路易十六的权力不仅仅是阶级团结的行动，而且是防止令人震惊的思想从法国传播出来的重要防护措施。结果，夺回法国的势力在国外集结起来。

与此同时，温和自由派本身，最著名的是聚集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吉伦特省代表周围的政治家集团，是一股好战的势力。一部分原因是每次真正的革命都有成为世界性趋向的可能。对法国人来说，诚如对他们在国外的许多同情者一样，法国的解放仅仅是全世界自由凯旋号吹响的第一声，这样的观念很容易让人相信，解放在压迫和暴政下呻吟的所有民族，是革命祖国的义务。这种崇高昂扬的热情，企图将自由传送到温和和极端的革命者中，这种热情的存在的确无法把法兰西民族的事业和一切受奴役之民族的事业分割开来。法国和其他所有的革命运动都会接受或采用这种观点，从这时起至少要到1848年止，情况都是这样。直到1848年，解放欧洲的所有计划，都以各国人民在法国人民领导下联合起义推翻欧洲反动派为枢纽；而在1830年以后，其他国家的民族和自由主义的行动，诸如意大利或波兰的起义，也都趋向于把他们自己的国家看成某种意义上的救世主，注定要用自己的自由去发动其他所有的民族。

另一方面，不那么理想主义的看法认为，战争也有助于解决大量的国内问题。把新制度的困难说成是流亡贵族和外国暴君的阴谋，并把群众的不满引向他们，这是颇具吸引力和显而易见的做法。尤其是商人争辩说，捉摸不定的经济前景、通货贬值和其他问题，只有在消除干涉威胁后，才能得到解决。只要看一看英国的历史便可知晓，他们和他们的思想家或许认为，经济霸权是有计划侵略的产物（18世纪并非十分热爱和平的成功商人的世纪）；而且，如很快便会出现的那样，进行战争还可创造利润。由于这种种原因，除少数右翼和罗伯庇比尔领导下的少数左翼以外，新的立法会议（Legislative Assembly）大多数成员都主张进行战争。也由于这些原因，当战争开始时，革命的征服便把解放、剥削和政治变更结合起来。

战争是1792年4月宣布的。人们把失败归咎于王党的阴谋破坏和叛变（似乎完全可能），所以失败导致激进化。8月和9月，通过巴黎无套裤汉群众的武装行动，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第一共和国，随着共和元年的确立，宣布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法国大革命的黑暗和英雄时代，在对政治犯进行大屠杀、选举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也许是议会史上最杰出的代表）和号召全面抵抗入侵者的声音中展开了。国王被关进监狱，外国入侵在瓦尔密（Valmy）并不激烈的炮战中被阻挡住了。

革命战争强行按自己的逻辑行事。在新成立的国民公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党派是吉伦特派，他们是一些对外好战而对内温和的人士，是一批代表大商人、地方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界杰出人物的富有魅力和才华的议会演讲家。他们的政策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只有能用已经建立的正规军发动有限战争的国家，才有希望把战争和国内事务局限在严密分隔的空间里，就像简·奥斯汀（Jane Austen）小说中的女士和绅士们恰好在那时的英国所做的那样。革命既未发动有限的战役，又没有已经建立的军队；因而其战争摇摆于世界革命的最大胜利和最大失败之间，失败意味着全面的镇压革命，其军队（法国旧军队的残余）则既没有战斗力，又不可靠。共和国的主要将领杜穆里埃（Dumouriez）不久就投向敌人。只有用前所未有的革命办法才能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取胜，即使胜利仅意味着粉碎外国干涉。事实上，这样的办法是找到了。在其危机过程中，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发现了或发明了总体战：通过征兵、实行定量配给制、严格控制战时经济，以及在国内外实际消除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差别，来全面动员国家资源。这一发现所具有的惊人含义，直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才变得清楚起来。既然1792—1794年的革命战争仍然是一个特殊插曲，无怪乎19世纪的多数评论家弄不清它的意义，除了注意到（直至维多利亚晚期的丰腴时代之前，这一点甚至被人遗忘）战争导致了革命，而革命赢得了用其他办法无法赢得的战争。唯有到今日我们才能了解，雅各宾共和加上1793—1794年的“恐怖统治”，其所进行的努力是多么贴切地体现了现代总体战这个词汇。

无套裤汉欢迎建立一个革命的战时政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证明，只有这样才能粉碎反革命和外国武装干涉，也是因为，其方法动员了民众而且更接近社会正义（他们忽略了下述事实，即没有任何有效的现代战争，可以与他们喜爱的分权式直接民主相协调）。另外，吉伦特派害怕他们发动的群众性革命，一旦和战争相结合所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他们也未做好与左派竞争的思想准备。他们不想审判或处决国王，但又不得不为了革命热情的这一象征而与他们的对手“山岳派”（雅各宾党人）竞争；是山岳派赢得了声誉，而不是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确想把战争扩大成一次普遍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对主要经济对手英国的直接挑战。他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获得了成果。至1793年3月，法国正在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作战，并开始兼并外国土地（法国有权占有其“自然边疆”的新理论，使这项兼并合法化）。

但是，战争的扩大加上战争进行不利，只会加强左派力量，因为唯有后者才能赢得战争。节节败退并在谋略上被打败的吉伦特派，最终被迫对左派发起不明智的进攻，后者不久就转向有组织的地方起义以反对巴黎。由无套裤汉所发动的一次快速政变，于1793年6月2日推翻了吉伦特派。雅各宾共和由此诞生。

3

当一个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思考法国大革命时，他主要想到的是1789年的事件，特别是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共和。我们看得最清楚的革命形象是罗伯斯庇尔，身材高大、好卖弄才华的丹东（Danton），冷静而且举止优雅的圣鞠斯特，粗犷的马拉，以及公安委员会、革命法庭和断头台等等。介于1789年的米拉波（Mirabeau）和拉法耶特（Lafayette）以及1793年的雅各宾领导人之中的温和革命派，他们的名字已从所有非历史学家的记忆中消失。人们记得的吉伦特派只是一个集团，而且还可能是因为那些在政治上微不足道但风流浪漫的女士——例如罗兰夫人（Mme Roland）或科尔黛（Charlotte Corday）。除了专家圈子之外，即使是像布里索（Brissot）、维尼奥（Vergniaud）、居阿代（Guadet）等人，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吧！保守派恐怖、独裁和歇斯底里的杀戮形象，长久以来总是摆脱不开，尽管按20世纪的标准，事实上就是按保守派迫害社会革命的标准，例如1871年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失败后的大屠杀，相比之下，雅各宾专政所进行的大屠杀还是比较温和的：它在14个月中正式处决1.7万人。[7]革命者，特别是法国的革命者把它看成是第一个人民共和国，是对日后一切起义的鼓舞。虽然这是一个不能用常人标准衡量的时代。

这的确是事实。但对支持恐怖统治的法国稳健派中产阶级而言，恐怖既不是变态，也不是狂热放纵，而是保存他们国家的唯一有效办法。雅各宾共和这样做了，而且其成就超乎寻常。1793年6月，法国80个省中有60个起义反对巴黎；日耳曼王公们的军队从北部和东部侵入法国；英国军队从南部和西部发起进攻，国家已处于崩溃无助的状态。14个月后，全法国已处于牢固控制之下，入侵者已被驱逐，法国军队反过来占领了比利时，并将开启一段长达20年几乎连续不断的、轻而易举的军事胜利时期。更有甚者，到了1794年3月，一支规模增至以往3倍的军队，仅用了1793年3月开销的一半，而且法国货币［更确切地说，应是已取代大部分货币的指券（assignat）］的币值大体上保持了相当的稳定，这与过去和将来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难怪公安委员会的雅各宾派成员圣安德烈（Jeanbon St. André），尽管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而且日后成为拿破仑最能干的省长之一，却以轻蔑的态度看待实行帝制的法国，因为它在1812—1813年的失败中摇摆不定。共和二年的共和国以较少的资源应付了严重许多的危机。[4]

对这类人来说，的确就像对实际上已夺回整个英雄时期控制权的国民公会一样，摆在眼前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若不进行恐怖统治，尽管从中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具有种种弊端，就只好坐看革命瓦解、民族崩裂（波兰不就是证据吗？）和国家消失。要不是因为法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可能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宁愿实行不那么严厉的制度，当然也是不那么严格控制的经济。罗伯斯庇尔的垮台导致经济失控和贪污诈骗蔓延，这种现象随后在飞速的通货膨胀和1797年全国性的破产中达到了巅峰。但即使从最狭义的观点来看，法国中产阶级的前途也得仰赖于一个统一的、强烈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不管怎么说，实际上创造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和“爱国主义”一词的法国大革命，会放弃它“伟大的国家”吗？

雅各宾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动员民众反对吉伦特派和地方贵族的不满分子，并使已经动员起来的民众对无套裤汉的支持得以持续。后者对打好革命战争的某些要求——普遍征兵（the‘levée en masse’，全民皆兵）、对“卖国者”采取恐怖措施和全面控制物价（“最高限价”）——一般而言是与雅各宾的观念相吻合，尽管他们的其他要求后来被证明是有点麻烦。以前遭吉伦特派拖延，而今已多少变得激进一点的新宪法公布了。根据这一庄严但遵循惯例的文件，人民被赋予普选权、起义权、工作或维持生活的权利，而最有意义的是，它正式宣布，全体人民的福祉是政府的目标，而人民的权利不仅可以获得，而且可以实行。这是一个现代国家颁布的第一部民主宪法。更具体地说，雅各宾派不予赔偿地废除了一切残余的封建权利，改善了小买主购买流亡分子被没收之土地的机会，而且在数月以后，废除法属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其目的在于鼓励圣多明各岛（San Domingo，即今海地）的黑人为争取共和、反对英国而进行抗争。这些措施产生了极深远的后果，在美洲，它们帮助塑造出像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1749—1803，海地奴隶起义领导者）那样的首位独立革命领袖。[5]在法国，它们为中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店铺老板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堡垒，这些人在经济上是倒退的，但却热情献身于革命和共和。从此，这些人主宰了乡村生活。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农业和小企业的资本主义化，放慢到了爬行的速度，因此也降低了都市化、扩大国内市场和工人阶级成长的速度，顺便说一句，它也影响了随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大企业和劳工运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注定是法国少数人的现象，是被街角杂货商、小土地自耕农和咖啡馆老板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孤岛（参见第九章）。

新政府的核心，诚如它的所作所为，代表了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联盟，因而明显地向左转。这在重建的公安委员会中反映出来，该委员会很快变成法国事实上的战时内阁。它失去了丹东，他是一个强有力的、放荡的，也许还是腐败的，但却极富天才的革命家，其内心比他外表温和许多（他曾在最后一任国王的政府里担任大臣），但保留了罗伯斯庇尔，后者成为该委员会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少有历史学家能对这个花花公子般的、缺少血色、个性略嫌独断的狂热律师无动于衷，因为他仍然体现着可怕而光荣的共和二年，对于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能无所偏倚。罗伯斯庇尔并非一个令人愉快的人，甚至那些认为他正确的人，如今也倾向于年轻的圣鞠斯特所散发出的准确和严酷。罗伯斯庇尔并非伟人，他经常显得心胸狭窄。但他是大革命制造出的唯一一个（拿破仑以外）受到崇拜的个人。这是因为对他来说，就像对历史来说一样，雅各宾共和不是一个赢得战争的谋略，而是一种理想：在正义道德庄严而可怕的统治下，所有良民在国家面前人人平等，叛国者则遭到人民的惩罚。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精神和对正义的纯洁信仰赋予他力量。他没有正式的独裁权力甚或职位，因为他仅仅是公安委员会的一员，后者只是国民公会的下属委员会，一个最强有力，但从来也不是一个全权机构的下属委员会。他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巴黎民众的；他的恐怖也是他们主张的。当他们抛弃他时，他便只有垮台。

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共同的悲剧是，他们自己被迫疏远了这样的支持。雅各宾政权是中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盟，但对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来说，对无套裤汉的让步之所以尚可容忍，只是因为他们将群众与该制度的依附关系控制在不会威胁到有产者的程度上；而且在联盟内部，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的紧迫迫使任何一个政府实行中央集权并加强法纪，而这必须以牺牲俱乐部和支部自由的地方直接民主、牺牲临时的自愿民兵和无套裤汉据以发展壮大的自由辩论式选举为代价。这样的过程强化了圣鞠斯特之类的雅各宾派，而牺牲了埃贝尔之类的无套裤汉；而同样的过程也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强化了共产党人，而牺牲了无政府主义者。到了1794年，政府和政体已坚如磐石，并通过中央的公安委员会或国民公会（通过特使），以及地方上由雅各宾军官、官吏和地方党派组织结合而成的庞大团体正常运作。最后，战争的经济需要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城镇，物价控制和配给制度使群众获益；在乡村，有计划地征集食物（这是城市无套裤汉首先捍卫的办法）则使农民疏远了。

因此，群众退入不满、困惑、心怀抱怨的消极状态之中，特别是在审判处决了埃贝尔派之后，更是如此，该派是无套裤汉当中最畅言无忌的代言人。同时，比较温和的支持者又被以丹东为首的右翼反对派所震惊。这个派别为大量的诈骗分子、投机人物、黑市投机商以及其他靠营私舞弊累积资本的人提供了避难所，丹东本人就体现了不道德的、福斯塔夫式（Falstaffian，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的随便示爱、随便花钱的角色。这种现象在社会革命之中，总是最先浮现，直到严苛的清教主义占上风时，才会停止。历史上的丹东们总是被罗伯斯庇尔们打败（或被那些伪装得像罗伯斯庇尔般行事的人打败），因为极端褊狭的献身精神，总能在放荡不羁无法取胜的地方获得成功。然而，如果罗伯斯庇尔在消除腐败方面赢得了温和派的支持，因为这毕竟有利于战争，但在进一步限制自由和限制赚取金钱方面，则造成更多商人惊慌失措。最后，没有多少人喜欢那个时期有点荒诞的意识形态偏移——有组织的脱离基督教运动（由于无套裤汉的狂热），以及罗伯斯庇尔崇拜最高主宰的新市民宗教，这种宗教有一整套仪式，意在对抗无神论者并贯彻神学家让——雅各（JeanJacques）的训诫。

到了1794年4月，左右两派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罗伯斯庇尔在政治上孤立了。只剩战时危机支撑着他维持权力。1794年6月末，当共和国的新式军队在弗勒吕斯（Fleurus）大败奥地利军队并占领比利时，从而证明了它们的坚定强韧之时，罗伯斯庇尔的末日就在眼前。革命历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推翻了罗伯斯庇尔。第二天，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和库东（Couthon）被处决，几天以后，87名革命的公安委员会成员也遭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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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月是法国大革命值得记忆的英雄阶段的结束，是衣衫褴褛的无套裤汉和头戴红帽、把自己看成是布鲁图和加图（Brutus and Cato，古罗马共和派政治家）公民阶段的结束，是夸张的古典和宽宏阶段的结束，但又是发出如下绝望呼号阶段的结束：“里昂不复存在了！”“1万名战士缺鞋。你们没收斯特拉斯堡所有贵族的鞋，并准备好在明天早晨10点钟以前运到司令部。”[8]这并不是一个好日子的阶段，因为多数人都处在忍饥挨饿和惊恐不安的状态；而且是一个像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般可怕而又不可改变的现象，将全部的历史永远地改变了。其中所产生的力量足以把欧洲旧制度的军队像枯草一样扫荡掉。

在专业术语上可称作革命时期的剩余时期里（1794—1799），中产阶级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1789—1791年的最初自由纲领基础上，达到政治稳定并取得经济进步。从那时到现今，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获得完美解决，尽管从1870年后，可在议会共和的多数时期里找到能够运作的处方。制度迅速变换——督政政府（1795—1799），执政政府（1799—1804），第一帝国（1804—1814），波旁复辟王朝（1815—1830），君主立宪（1830—1848），第二共和国（1848—1851），第二帝国（1852—1870）——种种尝试都是为了维护中产阶级社会，避免雅各宾共和和旧制度的双重危险。

热月党人的最大弱点是，他们没有享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是以最大的忍受力被挤压在复辟的贵族反动派和雅各宾——无套裤汉巴黎贫民之间的狭缝中，而后者很快就为罗伯斯庇尔的倒台而感到惋惜。1795年，他们制定了一部意在牵制和保持均势的复杂宪法，以保障他们自己免受来自左右两方的伤害，并且他们周期性地变换态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勉强地保持平衡，但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军队去驱散反对派。这是一种与第四共和国惊人相似的局面，而且其结果也是相似的：一位将军的统治。但是，督政政府对军队的依赖，主要不是为了镇压周期性爆发的政变和阴谋。（例如1795年的种种阴谋，1796年的巴贝夫密谋，1797年的果月政变，1798年的花月政变，1799年的牧月政变。）[6]由于制度脆弱且不得人心，无为而治是保障政权的唯一办法，但主动性和扩张是中产阶级所需要的。军队解决了这个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它克敌制胜，不但养活了自己，而且所掠夺的战利品和征服地也养活了政府。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最后那位明智而又能干的军事领袖拿破仑，认定军队可与脆弱的平民制度分道扬镳，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这支革命军队是雅各宾共和最可怕的产物。从革命公民的“全民皆兵”开始，它很快就变成了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因为在1793—1798年间从未征过兵，而那些没有兴趣和才能当兵的人，大多都当了逃兵。所以，这支军队既保留了革命的特征，也具有既得利益者的优势：典型的拿破仑主义混合物。革命赋予军队前所未有的军事优势，而拿破仑卓越的统帅才能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革命军队总是保持某种临时征兵的性质，其中几乎未经训练过的新兵是从过去的苦差事中获得练习和士气，正规的军营纪律是无关紧要的，士兵受到人道的待遇，而绝对论功（即战场上的杰出表现）晋升的原则，则产生了纯粹凭借勇气的军队制度。凡此种种，再加上骄傲的革命使命感，使法国军队不依赖比较正统军队所依赖的那些资源。它从未获得过有效的补给体系，因为它驻扎在国外。它从未得到军火工业的有力支持，因为后者的力量薄弱，难以满足其需要；但由于它很快就打了胜仗，以至于所需的军火比理论上少得多。1806年，普鲁士军队的强大战争机器，在一支全军仅发射1 400发炮弹的军队面前，土崩瓦解。将军们可以依靠无限的进攻勇气和相当大程度的因地制宜。如众所公认，这支军队也有其原生性的弱点。除拿破仑和其他少数几个人，其统帅部和参谋工作的效率甚差，那些革命的将领或拿破仑的元帅，其实更像是粗暴的士官长或尉官，他们之所以晋升，靠的是勇敢和服众，而非头脑，那个英勇却很愚蠢的赖伊（Marshall Ney）元帅，就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拿破仑常打胜仗，而他的元帅单独作战时则经常打败仗。其粗陋的后勤补给系统，在已高度发展而且可进行掠夺的富庶地区（比利时、北意大利、德意志）是足够的，但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在荒凉的波兰和俄国大地，它就土崩瓦解了。完全缺乏的医疗卫生服务，增加了军队的伤亡：1800—1815年，拿破仑损失其军队的40%（虽然其中约有1/3是开小差），但这些损失中有90%—98%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受伤、疾病、精疲力竭和寒冷。简言之，这是一支能在短时间的突发性猛攻中征服整个欧洲的军队，它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不仅是因为它有能力征服，还因为它不得不这样做。

另一方面，就像资产阶级革命向有才能者开放的其他许多职业一样，军人也是一种职业；而那些在军队中取得成功的人，则像其他任何资产阶级分子一样，能在内政的稳定中享有既得利益。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支带有雅各宾主义的军队成了后热月政府的支柱，并使其领袖拿破仑成为结束资产阶级革命和开启资产阶级制度的合适人物。拿破仑，按他家乡科西嘉岛的蛮荒标准，虽也算出身名门，但他本人也是这类典型的追名逐利之徒。他出生于1769年，在皇家炮兵中缓慢升迁，炮兵是皇家军队少数几个须具备技能的兵种之一。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革命者。在革命期间，特别是在他强烈支持的雅各宾专政期间，在一次艰苦的战斗中，他赢得一位地方长官的赏识，该长官认为他是一个颇具天赋和前途的军人。共和二年拿破仑成为将军。罗伯斯庇尔垮台时，他幸免于难，在巴黎靠着广结有用关系的天赋帮助他渡过了这一难关。他抓住1796年意大利战役的机会，使自己成为共和国毫无争议的首席军事家，他实际上不受文官政府管辖，独自采取行动。当1799年的外国入侵暴露出督政政府的软弱无能，而且离不开拿破仑的事实后，有一半的权力是别人加诸的，另一半则是他自己攫取的。拿破仑变成了第一执政，接着是终身执政，最后是皇帝。而随着他的到来，执政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奇迹般地迎刃而解。在几年之中，法国制定了一部《民法典》（Civil Cade），和教会达成了协议，甚至还建立了国家银行这一最令人注目的资产阶级稳定象征，而世界上则有了第一个世俗神话。

老一辈的读者或那些旧式国家的读者便会知道，拿破仑神话是如何流传于整个世纪，那时没有任何中产阶级的房间里没有他的半身塑像，而写小册子的才子们则辩论说，即使是为了说笑，他也不是人，而是太阳神。这个神话的超常力量不能用拿破仑的胜利或是拿破仑的宣传，甚至也不能用拿破仑无可怀疑的天才，来做恰当的解释。作为一个人，他无疑是异常能干、多才多艺、聪明过人并富有想象力的，虽然权力把他造就成一个很危险的人物。作为将领，他是无与伦比的。作为统治者，他是一个极有效率的计划者、首领和执行者，足以使周围的知识分子理解并监督其下属的所作所为。作为单独的个人，他似乎向四周扩散了一种伟大的意识。但大多数体验到这点的人，例如歌德，都是在神话已将他拱升至声誉顶峰的时候。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而（也许列宁是个例外）他的画像，是大多数受过一点教育的人，即使在今天，都很容易在历史的画廊中辨认出来的，即使从很小的三角商标上，也能认出他那梳至额头的发型和手插进半敞开背心的形象。把他拿来与20世纪的候选人比看谁更伟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拿破仑的神话与其说是建立在拿破仑的功绩之上，毋宁说是建立在他那堪称独一无二的生涯事实上。这个伟人知道，过去那些撼动世界的人，都是像亚历山大那样的国王或像恺撒那样的显贵，但拿破仑只是一个“小小的下士”，他完全是靠个人的天才，崛起并统治欧洲大陆。（严格地说，这不完全正确，但他的升迁真是疾如流星，并升得很高，足以使上述描述合情合理。）每一个像年轻的拿破仑那般贪婪地阅读书籍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写些差劲的诗词小说，崇拜卢梭。他们从此可以把天空看成是他的界限，他的姓名环绕成荣誉的桂冠。从此，每一个商人的雄心都有个共同的名字：成为一名“金融拿破仑”或“工业拿破仑”（陈词滥调、千篇一律）。那时有一个独特现象，即当看到一个普通人变得比那些生来就戴王冠的人更伟大时，其他的普通人似乎都会受到激励。在双元革命向雄心勃勃之人敞开世界大门的时刻，拿破仑使他的名字等同于雄心壮志。不只如此，他还是18世纪的文明人和理性主义者的崇拜对象。他好奇、开明，但身上也有足够的卢梭信徒气质，因此他又成为19世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物。他是从事革命和带来稳定的人。一言以蔽之，他是每一个与传统决裂的人梦想成为的人物。

更简单地说，对法国人民而言，他也是其悠久历史上最成功的统治者。在国外，他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在国内他也创建了或重建了法国的体制机构，它们一直留存至今。大家公认，他的大部分思想，也许是所有的思想，都是法国大革命和督政政府预先提出来的；他的贡献在于使它们变得更保守，更具等级性，更具权威主义。他将前辈预见到的付诸实行。明白易懂，成为整个非盎格鲁——撒克逊资产阶级世界典范的法国法典，是拿破仑制定的；从省长以下，法院、大学和中小学的官阶是他制定的；法国公共生活、军队、文官、教育和法律的众多“职业”至今还带有拿破仑的外形。除了那25万名未能从他进行的战争中生还的法国人外，他给所有人，甚至为他赢得荣誉的阵亡将士的亲属们，带来了稳定和繁荣。无疑，虽然英国人认为他们是在为自由、为反对暴政而战，但在1815年之际，也许多数英国人都比1800年时更贫穷，处境更恶劣；而大多数法国人的处境几乎都有肯定的改善。毫无例外，当时仍微不足道的工资劳动者失去了革命的主要经济利益。拿破仑主义作为非政治化的法国人特别是较富裕农民的思想观念，在他垮台后仍长久存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1851—1870年，拿破仑主义才被地位不及他的拿破仑三世所驱散。

拿破仑只破坏了一样东西：雅各宾革命，那是一种对平等、自由、博爱的梦想，以及人民起义推翻压迫的梦想。这是比他的神话更强有力的神话，因为在他垮台之后，是这种梦想，而不是对拿破仑的记忆，激励了19世纪的革命，甚至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

[1] 对英国和法国各自所造成的不同影响，不应过分夸大。这两种革命的任何一个中心，都未将其影响局限于人类活动的任一特定领域，两种革命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可是，即使当两者最清楚不过地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如像社会主义，它几乎是同时在两个国家发明和命名），也能看出它们明显地来自不同的方向。

[2] 作者并未低估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无疑，它有助于激励法国人，从狭义上说，它也为各拉美国家提供了宪法范例（它可与法国宪法相媲美，有时可作为其替代方案），并不时地激励着激进的民主运动。

[3] 约有30万法国人在1789—1795年间流亡国外。（C. Bloch, L’émigration francaise au XIX siècle, Etudes d’Histoire Moderne & Contemp. I (1947), p. 137; D.Greer, The Incidence of the Emigration dur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1951) however, suggests a very much smaller figure.）

[4] “你知道什么样的政府是‘胜利的政府’吗？……是国民公会的政府，是热情的雅各宾派的政府。他们头戴红帽，身穿粗呢衣，两脚着木屐，靠简单的面包和劣质啤酒生活，当他们困乏得睁不开眼睛、无法再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在会议厅打地铺。这就是拯救了法国的那些人。先生们，我就是其中之一。而在这里，在我即将进入的皇帝寝宫里，我为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而自豪。”参见：J. Savant，Les Prefets de Napoléon（1958），p.111—112.

[5] 拿破仑法国重新夺回海地的行动失败，是促使法国决定彻底结束其美洲残余帝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残余的殖民地通过《路易斯安那购买案》（1803）出售给美国。于是，雅各宾主义传播到美洲的进一步后果，便是把美国变成一个拥有广阔大陆的强国。

[6] 政变的名字是根据革命历中的月份而定。

第四章
战争

在革新的时代里，一切不是新的东西都是有害的。君主制度的军事艺术不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的成员和敌人都已经不同了。各民族的权力和征服，他们的政治和战争辉煌，总是依赖于单一的原则、单一强大的制度……我们已具有自己的民族性格。我们的军事制度应和敌人不同。那么很好，如果法兰西民族因我们的热情和技能而令人生畏，如果我们的敌人笨拙、冷漠而又慢条斯理的话，那么，我们的军事制度必定是奋勇向前的。

——圣鞠斯特，共和二年一月十九日（1793年10月10日）
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的报告

说战争是天命注定是不对的；说大地渴望流血也是错误的。上帝自己诅咒战争，发动战争并使战争显得秘密恐怖之人也是这样。

——维尼（Alfred de Vigny），《军事奴役与尊严》
（Servitude et Grandeur Militaries）

1

从1792年到1815年，欧洲的战事几乎连绵不断，而且与欧洲大陆以外的战争相结合或同时发生。先是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西印度群岛、地中海东岸和印度，接着是偶然于境外爆发的海战，然后是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在这些战争中，胜利和失败的后果都很重大，因为它们改变了世界地图。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研究这些战争、战争的实际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军事动员和战役；但我们也必须注意不那么具体实在的问题，即战时政治经济措施的面貌如何？

两种极不相同的交战者在这20余年相互对峙，它们的实力和制度都极不相同。作为一个国家，法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愿望而与其他国家对抗（或结盟）；但另一方面，作为革命的化身，法国又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推翻暴政、争取自由。于是保守和反动的势力都一致反对它。无疑，经过革命最初的天启年代之后，对抗两边的差异性逐渐减小了。到拿破仑统治末期，帝国主义征服和剥削的因素已压倒了解放的因素。每当法国军队打败、占领或兼并了一些国家，国际战争与（在每一个国家之内则是）国内内战的混淆情况便可减少一些。反之，反革命强权则顺应了法国许多革命成就的不可逆转性，因此愿意谈判（带有一些保留的）和平条件，但这种谈判更像正常行使职能的强国之间的谈判，而不像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谈判。反革命强权甚至在拿破仑失败的最初几周内，就准备重新吸纳法国为同盟以对抗联盟，恫吓、威胁在战争等传统游戏中的平等伙伴，在这些游戏中，外交活动调节着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如此，战争作为国家之间和社会制度之间冲突的双重性质依然存在。

一般来说，交战双方的阵营是很不平等的。除法国本身以外，只有一个重要国家因其革命的起源和对《人权宣言》的赞赏，使其在思想上倾向法国一边，那就是美国。事实上，美国的确倒向法国那边，并且至少有一次（1812—1814年）进行了战争，即或未与法国人结盟，美国至少也是反对彼此共同的敌人——英国。但是，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了中立，而它与英国的摩擦也不需要意识形态上的解释。至于其他的盟友，法国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是其他国家的政党和舆论流派，而不是国家权力本身。

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每一个受过教育、有才能、具有开明思想的人都同情法国大革命，至少在雅各宾专政以前是如此，而且通常持续得更久（直到拿破仑称帝以后，贝多芬才将献给他的《英雄交响曲》收回）。最初支持大革命的欧洲天才异士者名单，只有20世纪30年代对西班牙共和国那种类似的、几乎是普遍的同情可以与之媲美。在英国，有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布莱克（Blake）、柯勒律治（Coleridge）、彭斯（Robert Burns）、骚塞（Southey），有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和几个伯明翰新月学会的杰出科学家[1]，有像冶铁业者威尔金森（Wilkinson）和工程师特尔福德那样的工艺学家和企业家，以及一般辉格党（Whig）和非国教知识分子。在德国，有哲学家康德、赫尔德（Herder）、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和黑格尔（Hegel），诗人席勒（Schiller）、荷尔德林（Holderlin）、维兰德（Wieland）和年老的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以及音乐家贝多芬。在瑞士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心理学家拉瓦特（Lavater）和画家富斯利（Fuessli）。在意大利，实际上所有反教会的舆论界人士都支持法国大革命。可是，尽管大革命因得到这些知识界人士的支持而陶醉，并授予杰出的外国同情者和那些据信是支持其原则的人法国荣誉公民的称号，以表示敬意，但无论是贝多芬还是彭斯，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太大的重要性。[2]

政治上重要的亲雅各宾主义或亲法国的情绪，主要存在于与法国毗邻、社会条件类似，或经常有文化接触的一些地区（低地国家、莱茵地区、瑞士和萨伏伊）、意大利，以及原因有些不同的爱尔兰和波兰。在英国，雅各宾主义如果不是与英国民族主义普遍的反法倾向相冲突的话，无疑将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在恐怖时期以后亦将如此。这种民族主义是轻蔑和仇视的混合物。吃牛肉长大的约翰牛对饥饿的大陆人（在这一时期流行的漫画中，所有法国人都像火柴棍般瘦小）的轻蔑，以及对英国世敌的仇视，无视法国是苏格兰的世代盟友[3]。英国的雅各宾主义最初是一种手工业者和工人阶级的现象，至少在第一次普遍热潮过去以后是如此，这是很独特的。通讯协会（Corresponding Societies）可以声称是劳动阶级的第一批政治组织。但它是在潘恩的《人权》（Rights of Man）一书中找到特殊力量的代言人，并得到辉格党利益集团的一些政治支持。辉格党利益集团本身因其财富和社会地位而免遭迫害，并准备捍卫英国公民的自由传统，以及与法国议和所得的好处。然而，英国雅各宾主义的实际弱点在下述事实上表现出来，即在战争的关键阶段（1797年），于斯匹海德（Spithead）发生兵变的那支舰队自己吵嚷说，只要他们的经济要求得到满足，他们便将出航迎击法国人。

在伊比利亚半岛，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在德意志的东部和中部、斯堪的纳维亚、巴尔干半岛和俄国，亲雅各宾主义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它吸引了一些热情的年轻人，一些自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少数人，例如匈牙利的马丁诺维奇（Ignatius Martinovics）和希腊的里加斯（Rhigas），他们在自己国家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中，扮演了光荣的先驱者角色。但他们的观点在中层和上层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支持，更不用说孤立于愚昧顽固的农民之外，这样的情形使雅各宾主义很容易受到镇压，甚至在他们冒险密谋的阶段就被镇压了，如奥地利。强大而富有战斗性的西班牙自由传统，整整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才从人数极少的学生密谋圈，或1792—1795年的雅各宾密使中，冒出头来。

法国之外的雅各宾主义多半在意识形态上直接诉求于受过教育的人和中产阶级，因此，其政治力量便依赖于他们运用的效力或意志。于是在波兰，法国大革命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波兰人都希望从法国那里寻求支持，以对抗普鲁士人、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的贪婪。普、俄、奥已经割占了该国的广大地区，并且不久便将进行彻底的瓜分。法国也提供了一切深谋远虑的波兰人同意的那种深刻内部改革的典范，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使他们的国家有能力抵御其屠杀者。无怪乎1791年的改革宪法，如此自觉而深刻地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也是第一部显示了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现代宪法。[4]然而在波兰，从事改革的贵族和乡绅可以自由行事。在匈牙利，那里特有的维也纳和地方自治派之间的冲突，为乡村士绅们提供了类似的刺激，使他们对反抗理论发生兴趣［哥美尔州（Gömör）要求废除违背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检查制度］，但他们却没有行动自由。因此，这里的雅各宾主义要微弱得多，也没有效力得多。其次，在爱尔兰，民族问题和农民不满赋予雅各宾主义的政治力量，远远超过对“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的实际支持，该会领袖秉持的是自由思考的共济会意识形态。在那个几乎全都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教堂举行礼拜，为不信上帝的法国人祈求胜利。更有甚者，爱尔兰人随时准备欢迎法国军队入侵，这不是因为他们同情罗伯斯庇尔，而是因为他们憎恨英国人，并想寻求反英盟友。另一方面，在西班牙，天主教和贫困问题同样突出，雅各宾主义未能在这里站住脚，则是由于相反的原因：唯一压迫西班牙的，不是别人，正是法国。

不管是波兰还是爱尔兰，都不是亲雅各宾主义的典型例子，因为革命的实际纲领在那里没有多大的感染力。它在和法国有着类似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国家中，作用较大。这些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国的雅各宾主义有相当大的希望取得政治权力；而另一类是，只有法国的征服才能推动它们前进。低地国家、瑞士的部分地区，也许还有一两个意大利邻国属于第一类；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的大多数地区属于第二类。比利时（奥属尼德兰）已置身1789年的起义之中：人们常常忘记，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把他的杂志称为“法国和布拉班特的革命”（Les 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革命者中的亲法国分子［民主的冯济茨派（Vonckist）］，其势力无疑要比保守的国家经济统治论者弱一些，但仍有足够的力量提供真诚的革命支持，协助法国征服这个他们所爱的国家。在联合省（United Province），寻求与法国结盟的“爱国者”已强大到考虑发动革命的程度，虽然若无外部援助，能否取得成功仍属可疑。这群爱国者代表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和其他人士，反对由大商人所垄断的寡头政治。在瑞士，一些新教州的左翼分子势力一直很强，而法国的引力也始终很大。在这里，法国的征服也只是加强，而不是建立地方革命势力。

在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情况有所不同。法国入侵受到德意志雅各宾分子的欢迎，特别是在美因茨（Mainz）和西南部，但谁也不会说，他们已强大到足以凭自己的力量给政府制造大量事端。[5]在意大利，启蒙思想和共济会纲领的优势，使革命在知识阶层中大获人心，但地方上的雅各宾主义可能只有在那不勒斯王国势力比较强大，在那里，它实际上赢得了所有开明（即反教会的）中产阶级和部分乡绅的注意，并且还更进一步地组成秘密团体和会议，这些组织在南意大利的环境下蓬勃发展。但即使在这里，雅各宾分子在与社会革命群众建立接触上，也遭到彻底的失败。当法军向前推进的消息传来时，一个那不勒斯共和国便轻而易举地宣告成立，但也同样轻而易举地被举着教皇和国王旗帜的右翼社会革命推翻了，因为农民和那不勒斯的游民（lazzaroni），不无道理地把雅各宾分子形容为“有四轮大马车的人”。

因此，广义地说，外国亲雅各宾主义的军事价值，主要是作为法国征服的辅助力量，并在被征服者与旧式强权的关系方面，其力量组合要复杂些。情况也的确如此。那些受当地雅各宾势力影响的地区，很容易就会被推向卫星国，而且不久就会沦为法国的附庸。1795年比利时成为附庸国。同一年尼德兰变成了巴达维亚共和国，最终被纳入波拿巴家族王国的版图。莱茵河左岸也被占有，并被置于拿破仑的卫星国成员中，例如贝格大公国（Grand Duchy of Berg）——现在的鲁尔地区，还有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很快，整个西北德意志就被直接并吞了。1798年瑞士变成了赫尔维第共和国（Helvetic Republic），然后又迅速地成为附属国。在意大利，一连串的共和国宣告成立——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Cisalpine，1797年）、利古里亚共和国（Ligurian，1797年）、罗马共和国（1798年），还有帕特诺伯共和国（Partenopean，1798年），这些地区很快就成为法国版图的一部分，但是，它们的地位并没有比卫星国好多少（例如意大利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

法国国外的雅各宾党人在军队中具有一些重要影响，而且，这些国外的雅各宾势力在法国国内的共和国军队中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就像大名鼎鼎的萨利切特集团（Saliceti group），某种机遇使他们从一个小帮手摇身一变而升为法国军队内的“意大利拿破仑·波拿巴党”，并且随后在意大利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但是很少有人认为他们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势力。倒是有一个海外的“支持法兰西”（pro-French）运动让人们觉得还算是个英勇果敢的行为，那就是爱尔兰人联合会的独立运动，一个爱尔兰革命和法国军队入侵的联合行动，主要战事发生在1797年到1798年之间。当时的不列颠正在与法国的交战中暂时处于不利地位，爱尔兰的行动很有可能迫使英国与其签订和平条约。但是这次入侵对法国军队来说有一个困难的技术问题，就是如何跨越宽阔的海域到达爱尔兰岛。法国人的援助行动看上去来势汹汹，不过却在时间上一误再误，显得有些居心叵测。此间爱尔兰人决定于1798年起义，虽然他们受到了热烈而广泛的支持，但由于组织不利而被轻易地镇压了。这个法兰西——爱尔兰的联合行动只是提供了一种军事理论上的可能性，最终却一事无成。

但是，正如法国人乐于支持海外的革命力量一样，反法联盟也是这样做的。不可否认，在民众自发的抵制反抗法国人征服的运动中，带有一些社会革命的成分，甚至在那些被国王与教会临时组织起来的农民雇佣军中也是如此。这是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实，在20世纪的军事战略中，对于带有革命意义的战争分析几乎复杂得无法实现。活跃在1792—1815年间的游击队或民兵队，几乎是反法同盟保存下来的仅有的军事力量。在法国国内，旺代战争和（布列塔尼的）朱安党导致了从1793年开始绵延不绝的贵族游击战，其中虽有中断，却到1802年才基本平复。在法国国外，1798—1799年间在意大利南部发生的小规模战事，恐怕是反法民兵队的星星之火。甚至在1809年，安第斯·霍费尔（Andreas Hofer，1767—1810）的共和政体掌管了蒂罗尔地区。但是上述这些地区从1808年开始就被西班牙人统治，而且在1812—1813年间有一部分由俄罗斯人占领，实际上它被认为是社会革命的成功表现。或者反过来说，对反法运动而言，这些带有革命成分的军事行动的重要性，比起国外雅各宾党人对法国的军事重要性要高得多。每当法国军队溃败和撤退之后，几乎所有的境外前雅各宾政权都不复存在。但是在蒂罗尔、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的一些地区，一旦法国人表面上的军事占领和统治宣告结束，更频繁、更严重的反法战斗随之而起。原因很明显，这些现象的背景都是农民运动。而在那些反法民族主义者不依赖于当地广大农民的地区，它们在军事上的地位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在1813—1814年间，一些保守的具有爱国精神的人士曾经创立了一个日耳曼的“战斗解放组织”，但是可以肯定，与其说它是建立在对法兰西的全面抵抗的基础上，毋宁说它是一个带有浓厚而虔诚的宗教成分的传奇。[1]在西班牙，法国军队被击败时，人们就抓住那些法国兵把他们囚禁起来。而在德意志，忠于正教的军队则以完全正统的方式打败了法国人。

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说，即使是一个法国人，他对当时战争形势的看法也不会有太多的不同，应该说，他的祖国有点“四面楚歌”。在那个旧时代，各种力量、各种势力的关系更加复杂多变，这里的基本冲突是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宰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从英国的观点看来，这几乎完全是经济冲突。他们想消灭主要竞争对手，以实现完全主宰欧洲贸易、全面控制殖民地市场和海外市场（这也意味着要控制公海）的梦想。事实上，战争的结果差不多就是这样。在欧洲，这样的目标意味着英国不具有任何领土野心，除了控制在航海上具有重要性的某些据点以外，或者确保这些据点不落入那些强大到足以构成危险的国家手中。至于其他方面，英国对任何具均势性的欧洲大陆政策，均表示欢迎。在海外，这样的目标代表着大肆破坏其他国家的殖民帝国，使其尽数纳入英国统治下。

这种政策本身原足以为法国提供一些潜在盟友，因为所有从事航海、商业和殖民的国家都会以疑虑、敌视的态度来看待英国的政策。事实上，它们的正常态度就是中立，因为在战时自由经商的好处是很大的，但英国倾向于把中立国的船运（完全现实地）看作在帮助法国人而不是他们，因而时常有冲突爆发，直至1806年后，法国的封锁政策才把它们推到对方阵营。由于大多数航海大国都力量薄弱，或者深居欧洲，所以，没有给英国造成多大麻烦；但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却是这样一种冲突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看，法国对英国的敌视态度就要复杂一点，但其中，像英国人一样，要求全面胜利的因素因革命而大为加强，这次革命使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而资产阶级的胃口在某种程度上也和英国人的胃口一样，是没有止境的。要想对英国取得起码的胜利，便需破坏英国的商业（他们正确地认为，英国仰赖于商业），而要预防英国恢复势力的措施，便是一劳永逸地摧毁它的商业。（英——法冲突和罗马——迦太基冲突的类比，大量存在于法国人的思想中，他们的政治意象主要是古典的。）在野心大一些时，法国资产阶级会指望靠着自身的政治和军事资源抵消掉英国明显的经济优势，例如为自己建立一个广大而受控制的市场，把竞争对手排除在外。与其他冲突不同，这两种考虑都会使英法冲突变得持久而又难以解决。任何一方实际上除获得全面胜利外，都不准备解决问题（这种情况在今天虽然很常见，但在当时却是罕有的事）。两次战争之间的短暂和平（1802—1803年），便因双方都不愿意维持下去而告终结。这种冲突的难以解决，因双方在纯军事领域中的对峙局势，而变得更明显：从18世纪90年代末期，情况就很清楚，英国人无法在大陆上有效地赢得战争，而法国人也不能成功地突破海峡。

另一些反法强国，则忙于不那么残酷的争斗。它们都希望推翻法国大革命，虽然都不想以它们自己的政治野心为代价，但到了1792—1795年后，这样的愿望显然已难以实现。奥地利是最坚定的反法大国，因为法国直接威胁到它的属地、它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和对德意志的主宰地位。因而奥地利加强了与波旁王朝的联系，并参加每一次重要的反法同盟。俄国参加反法战争则时断时续，它仅在1795—1800年、1805—1807年和1812年参战。普鲁士的态度则有点游移，它一方面同情反革命势力，一方面又不信任奥地利，而它想要染指的波兰和德意志，却需要法国的主动支持。于是，它只是偶尔参战，并且是以半独立的方式：如在1792—1795年、1806—1807年（当时它被粉碎）和1813年。其余时不时参加反法联盟的国家也表现了类似的政策摇摆。它们反对法国大革命，但是，政治归政治，它们还另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在它们的国家利益中，并没有什么东西非要它们坚定不移地敌视法国，特别是一个决心定期重划欧洲领土的常胜法国。

欧洲国家这种长期存在的外交野心和利益，也为法国提供了许多潜在盟友。因为在相互竞争和处于紧张关系的每一个永久性国家体系中，与甲方的不和，就意味着对反甲一方的同情。这些潜在盟友中最可靠的是地位较低的德意志王公们，他们有的是长期以来便将自身的利益建筑在（与法国结盟）削弱皇帝（即奥地利）对各诸侯国的权力上，有的则是饱受普鲁士势力增长之苦。德意志西南部诸邦，如构成拿破仑莱茵邦联（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1860年）核心的巴登（Baden）、符腾堡（Wurtemberg）、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的老对手以及受害者萨克森，是这类国家的代表。实际上萨克森是拿破仑最后一个最忠实的盟友，其原因部分可用经济利益来说明，因为萨克森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制造业中心，可以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Continental System）中获得好处。

即使把反法一方的分裂和法国人可资利用的盟友潜力考虑在内，根据统计数字判断，反法联盟还是要比法国强大得多，至少开始阶段是如此。然而，战争的军事记载却是法国一连串令人震惊的胜利。在外国军队和国内反革命的最初联合被打退之后（1793—1794年），在战争结束前只有一个短暂时期，法国军队的防御是处于危急状态，即1799年，第二次反法联盟动员了苏沃洛夫（Suvorov）统率的俄国军队，这支强大而可怕的队伍首次出现在西欧战场上。就一切实际成果而言，1794—1812年间的战役和地面战斗一览表，实际上便是法国不断取得胜利的记载。而其原因就在于法国的革命本身。如前所述，法国大革命在国外的政治宣传并非决定性的。我们最多只能说，它防止了反动国家的居民起而抵抗为他们带来自由的法国人，但事实上，18世纪正统国家的战略战术，并不指望也不欢迎平民参战。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曾斩钉截铁地告诉那些支持他对抗俄国的柏林人，要他们远离战争去做自己的事。但是大革命改变了法国人的作战方式，并使其比旧制度的军队优越许多。从技术上来说，旧制度的军队有较好的训练、较严密的军纪，在这些素质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地方，例如海战，法国军队便处于明显劣势。他们是出色的私掠船和打了就跑的武装快船船员，但这不足以弥补训练有素的海员尤其是称职海军军官的缺乏。这部分人被革命杀死了一大批，因为他们大多是保王派的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乡绅，而具有这种素质的人又无法很快拼凑起来。在英法之间的六次大海战和八次小海战中，法国的人员损失大概是英国的10倍。[2]但在临时编队、机动性、灵活性，特别是十足的进攻勇气、总体的士气等方面，法国人是没有对手的。这些优势靠的并不是任何人的军事天才，因为在拿破仑接管军权前，法国人的军事纪录已相当令人注目，虽然法国将帅的一般素质并不突出。但这些长处多少得益于国内外核心官兵的活力恢复，而这正是任何革命的主要成效之一。[3]1806年，在普鲁士强大陆军的142位将军中，有79人超过60岁，而所有的团级指挥官中，这种年龄的军官也占了1/4。但同年，拿破仑（24岁时任将军）、缪拉（Murat，26岁时指挥一个旅）、赖伊（27岁时也指挥一个旅）和达福（Davout），却只有26—37岁不等。

2

由于胜利一面倒向法国，因而在此无须详细讨论陆上战争的军事行动。1793—1794年，法国人保住了大革命。1794—1795年，他们占领了低地国家、莱茵地区、部分西班牙、瑞士、萨伏伊（和利古里亚）。1796年，拿破仑著名的意大利战役使法国人赢得整个意大利，并破坏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拿破仑对马耳他、埃及和叙利亚的远征（1797—1799年），被英国的海军力量割断了他与其基地的联系，而他不在法国的这段时期，第二次反法同盟把法国人赶出了意大利，并使他们退回德意志。盟军在瑞士（苏黎世战役，1799年）的大败，使法国得以免遭入侵，而在拿破仑回国和夺取政权不久，法国人又再度处于强势。至1801年，他们把和平强加于欧洲大陆盟国，到1802年，甚至强迫英国人接受和平。此后，在1794—1798年被征服或被控制的地区中，法国的主宰地位一直是不成问题的。1805—1807年，一轮重新发动的抗法企图，更把法国的影响推进到俄国边境。1805年，奥地利在摩拉维亚（Moravia）的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会战中被打败，并被迫议和。独自而且较晚参战的普鲁士，在1806年的耶拿（Jena）和奥尔施塔特（Auerstaedt）会战中遭击垮和肢解。俄国虽然在奥斯特里茨战败，在艾劳（Eylau，1807年）受挫，并在弗里德兰德（Friedland，1807年）再度战败，但仍保持军事强国的完整性。《提尔西特和约》（Treaty of Tilsit，1807年）以无可非议的礼遇对待俄国，尽管该和约确立了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除斯堪的纳维亚和奥斯曼属巴尔干外。1809年，奥地利企图摆脱法国控制，但在阿斯本——埃斯林（Aspern-Essling）和华格南（Wagram）会战中被打败。然而，1808年西班牙人起义反对拿破仑兄长约瑟夫成为他们的国王，从而为英国人开辟了一个新战场，经常性的军事行动在伊比利亚半岛持续进行，但因英国人周期性的失败和撤退（如1809—1810年），而未取得重大效果。

可是在海上，法国人此时已被彻底打败。特拉法尔加（Trafalgar，1805年）战役以后，别说越过海峡入侵英国，就连在海上保持接触的机会都消失了。除施加经济压力外，打败英国的办法似乎已不存在，因而拿破仑试图通过“大陆体系”有效地实施经济封锁。实行封锁的种种困难，相当大程度地破坏了《提尔西特和约》的稳定性，并导致与俄国的决裂，这成为拿破仑命运的转折点。俄国遭到入侵，莫斯科被占领。如果沙皇像拿破仑的多数敌人那样，会在类似的情况下进行议和，那么这次冒险就大功告成了。但沙皇没有这样做，因而拿破仑面临的问题是进行一场胜利无望、休止无期的战争，还是撤退。两者都同样是灾难性的。如前所述，法国军队的制胜办法是在足够富庶和人口众多、可靠该国生存的地区进行速决战。但是，这在最先产生这种战法的伦巴底或莱茵地区行之有效，在中欧仍然行得通，到了波兰和俄国的广大不毛之地，却彻底失败了。与其说是俄国的严冬使拿破仑招致失败，毋宁说是他无法使他庞大的军队保持足够给养所致。莫斯科撤退摧毁了这支军队。曾几何时，首次穿越俄国国境、人数曾高达61万的大军，当再度越过国境回国时，却只剩下几万之众。

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次反法同盟不仅包括法国的宿敌和受害国，更联合了那些急于站到此刻明显将取得胜利那方的国家，只有萨克森国王过迟地离开其原先追随的人。一支新的、大多未经训练的法国军队，在莱比锡（Leipzig，1813年）惨遭大败，尽管拿破仑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调动，盟国军队还是无情地向法国本土推进，而英国人则从伊比利亚半岛攻入法国。巴黎被占领，而皇帝则于1814年4月6日退位。尽管他企图于1815年恢复其政权，但因滑铁卢会战（Waterloo，1815年）失败而告终。

3

在战争进行的这几十年里，欧洲的政治疆界被重新划过几次。在此只需考虑那些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使其持续时间超过拿破仑失败的变动时间。

这些变动中最重要的是欧洲政治地图的普遍合理化，特别是德意志和意大利。在政治地理方面，法国大革命宣告了欧洲中世纪的结束。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典型的现代国家是受单一最高权力当局根据单一的基本行政和法律体系所治理，领土是连成一体并有明确边界的完整区域。（法国大革命以来，也设定国家应代表一个单一“民族”或语言集团，但在这个阶段，有主权的领土国家尚不包含这层意思。）尽管典型的欧洲封建国家有时看起来也像是这样，如中世纪的英国，但当时并未设定这些必要条件。它们多半是模仿“庄园”而来。好比“贝德福公爵庄园”既不意味它必须在单一的区段，也不意味它们全体必须直接受其所有者管理，或按同样的租佃关系持有土地，或在同样的条件下租佃，也不一定排除转租，也就是说西欧的封建国家并不排除今天显得完全不能容忍的复杂情况。然而到了1789年，大多数国家已感受到这些复杂情况是一种累赘。一些外国的领地深处在另一个国家的腹地之中，如在法国的罗马教皇城阿维尼翁（Avignon）。一国之内的领土发现自己因历史上的某些原因也要依附于另一个领主，而后者现在恰好是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因此，用现代词汇来说，它们处于双重主权之下。[6]以关税壁垒形式存在的“边界”，存在于同一国家的各个省份之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有他自己几个世纪积攒下来的公国，但它们从未充分实行同一制度或实现统一。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领，直至1804年前，甚至没有一个单一的称号可以涵括他对自己全部领土的统治。[7]此外，他还可对形形色色的领土行使皇帝权力，从独立存在的大国（如普鲁士），到大大小小的公国，到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以及“自由帝国骑士”，后者的领地常常不超过几英亩，只是恰好没有位居其上的领主。每个这类公侯国本身，如果足够大的话，通常也呈现出同样缺乏的统一领土和划一管理，它们依据的是家族遗产的逐块占有、分割和再统一。结合了经济、行政、意识形态和实力考虑的现代政府概念，在当时尚未被大量采用，于是再小的领土人口，都可组成一个政府单位，只要其实力允许。因此，特别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小国和迷你国仍大量存在。

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大量清除了这类残余，这部分是由于对领土统一和简单划一的革命热情，部分是因为这些小国和弱国，一而再、再而三地长期暴露于较大邻国的贪婪面前。诸如神圣罗马帝国、大多数城市国家和城市帝国之类的早期国家，都告消失。神圣罗马帝国亡于1806年，古老的热那亚（Genoa）和威尼斯共和国亡于1797年。而到战争末期，德国的自由城邦已减少到四个。其他独具特色的中世纪幸存者——独立的教会国家——也经历了同样的道路：由主教团统治的侯国科隆、美因茨、特里尔（Treves）、萨尔茨堡（Salzburg）等，都告灭亡；只有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残存到1870年。法国人通过吞并、和平条约和几次会议，企图有计划地重组德意志的政治地图（1797—1798年、1803年），并使神圣罗马帝国的234块领土（不算自由帝国骑士及其类似的领地）减少到40块；在意大利，变化没那么剧烈，这里世世代代的丛林战已使其政治结构简单化了，迷你国家仅存在于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既然这类变化大多有益于一些地位稳固的君主国家，拿破仑的失败只会使他们更长久地持续下去。奥地利不再考虑恢复威尼斯共和国，因为它最初是通过法国大革命而占有其领土的，而它之所以想放弃萨尔茨堡（于1803年获得），仅因它尊重天主教会。

在欧洲以外，战时领土变更当然主要是由于英国大量吞并他国殖民地，以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成果。这类解放运动，或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激励（例如圣多明各），或因与宗主国的暂时分离而成为可能（例如西、葡属美洲）。英国的制海权确保了这类变化的不可逆转性，不管这些变化是否对法国或（更多的是）反法国家的利益有损，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与领土变更同等重要的是，法国征服行动所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体制性变革。在其权势的巅峰时期（1810年），作为领土的一部分，法国直接统治了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比利时、尼德兰、东至卢卑克（Luebeck）的北部德意志、萨伏伊、皮德蒙特（Piedmont）、利古里亚、亚平宁山脉以西的意大利直到那不勒斯边境，以及从卡林西亚（Carinthia）到包括达尔马提亚（Dalmatia）在内的伊利里亚各省。属于法国家族或卫星王国以及公爵领地的地方，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其余部分、莱茵——威斯特发里亚的其余部分和波兰的大部。上述地区（也许华沙大公国除外），都自动实行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制度，或成为地方行政的显著典范。封建主义被正式废除，拿破仑法典被采用，如此等等。历史证明这些变化远不像边界变动那样可以逆转。于是，拿破仑的《民法典》在比利时、莱茵地区（甚至在回归普鲁士以后）和意大利仍然是，或再次成为当地法律的基础。封建主义一旦被正式废除，就不曾在任何地方重新建立。

既然对法国明智的对手来说，事实已经很明显，他们已经被新政治制度的优势所击败，或者说至少是因为他们未能实行同等的改革而失败。战争造成的变化不仅是通过法国的征服，而且也在对征服的反应中实现；在有些情况下，如西班牙，则是由于双重作用。一方是拿破仑的合作者西班牙亲法派，另一方是加的斯（Cadiz）反法集团的自由派领袖，双方实际上所向往的西班牙，都是沿着法国大革命改革路线实现现代化的西班牙，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方遭到失败，另一方就会尝试实现它。通过反动派实现改革的更鲜明例证是普鲁士，因为西班牙自由派原本便是改革家，其反法只是出于历史的偶然。但在普鲁士，一种农民解放形式的创立，一支以征兵组建的军队的成立，立法、经济和教育改革的进行，全都是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和国家，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土崩瓦解的影响下实现的，而其绝对性的目的，就是要扭转败局。

事实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位居俄国、奥斯曼帝国以西，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以南的欧洲大陆国家，在这20年的战争期间，其国内制度没有一个完全未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甚至极端反动的那不勒斯王国，在法定的封建主义被法国废除以后，实际上也没有再恢复过。

但是，边界、法律和行政制度的变化，若与革命战争年代的第三种影响，即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比较起来，仍算不了什么。当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欧洲各国政府相对说来仍处之泰然。当时有的仅是制度的突然改变、起义的爆发、王朝被推翻，或国王被暗杀处决。这些事实本身，并未震动18世纪的统治者们，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而且他们是从这些事件对其本身的实力均势和相对地位的影响来看待其他国家的这些变化。法国旧制度著名的外交大臣维尔让（Vergennes）写道：“我从热那亚驱逐的暴动者是英国的代理人，而美国的暴动者则与我们维持着长期友谊。我对每个国家的政策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制度，而是取决于它们对法国的态度。这才是我的根本考虑。”[4]但到了1815年，对革命完全不同的态度压倒并主宰了各强国的政策。

现在大家认识到，个别国家的革命可以是一种欧洲现象，其信条可以传出国界，而更坏的是，其远征大军可以席卷整个大陆的政治制度。现在他们知道，社会革命是可能的，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可以独立于国家的民族，可以独立于其统治者的人民，甚至存在着可以独立于统治阶级的平民。博纳尔（De Bonald）在1796年评道：“法国大革命是历史上的一个独特事件。”[5]这句话是错的，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普遍事件，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它的影响。法国军人从安达卢西亚出征，一直打到莫斯科；从波罗的海打到叙利亚，征战的区域比蒙古人以来的任何一批征服者都大，当然也比之前除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Norsemen）以外的任何欧洲军事力量所征战的区域为大，他们比任何可能做到的事情都更有效地突出了其革命故乡的普遍性。而他们随之带去的，甚或在拿破仑统率下带去的信条和制度，从西班牙到叙利亚，如各国政府所知道的那样，也如各国人民自己很快就知道的那样，是具有普遍影响力的信条。一位希腊爱国盗匪透彻地表达了他们的感受：

“根据我的判断，”科洛科特罗尼斯（Kolokotrones）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打开了世界的眼界。在此之前，这些国家一无所知，而其人民则认为国王是世间的上帝，他们一定会说，不管国王做什么都是对的。经过现在这场变化，统治人民将会更困难了。”[6]

4

我们已经看到20余年的战争，对欧洲政治结构造成的影响。但是战争的实际过程、军事动员、战役的结果是什么，以及随之采取的政治和经济措施的后果又如何呢？

矛盾的是，除几乎肯定比其他国家伤亡更大、间接人口损失更多的法国本身以外，与实际流血关系最不密切的地方，反而受影响最大。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人们，有幸生活在两大野蛮战争（17世纪和20世纪）之间，这些战争以真正骇人听闻的方式蹂躏世界。受1792—1815年战争影响的地区，即使是军事行动持续时间比别的地方都长、群众性抵抗和报复使之变得更残酷的伊比利亚半岛，其所受到的蹂躏也不及17世纪“30年战争”和“北方战争”中的中欧和西欧，不及18世纪初的瑞典和波兰，或20世纪国际战争和内战中的世界大部分地区。1789年之前的长期经济改善，意味着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和恶性流行病，不会使战争和劫掠的破坏过分加重；至少在1811年后是这样（主要的饥荒时期发生在战后的1816—1817年）。每次会战都趋于短暂而激烈，而所用武器——相对来说为轻型武器和机动大炮——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破坏力并不很大。围攻战不太常见。炮火可能对住宅和生产工具的破坏最大，但小房屋和农舍是很容易重建的。在前工业经济中，真正难以很快恢复的物资是树木、果园或橄榄园，它们需要很多年才能培植起来，但在工业地区，园林似乎并不太多。

因此，因这20年战争而造成的纯人力损失，按现代标准来衡量，并不显得特别高，虽然事实上没有一个政府试图去计算这些损失，而我们所有的现代估算都模糊得近似于推测，只有法国和几个特定场合的伤亡人数例外。和为期四年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主要交战国的死亡人数或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约60万的死亡人数比较起来，这20年时期约100万人[7]的战争死亡数字并不算多。而如果我们还把当时饥荒和时疫特别厉害的致死力考虑进去，对20余年的全面战争来说，即使是死200万人也不显得杀伤力特别大。据报道，西班牙延续至1865年的一次霍乱流行，便造成了236 744人死亡。[8]事实上，也许除法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段时期，其人口增长率呈现明显下降。

除交战人员以外，对大多数居民来说，这场战争很可能只是偶尔间接地打乱了正常生活，如果有打乱的话。简·奥斯汀笔下的乡村家庭照样做他们自己的事，好像战争不曾发生似的。路透（Fritz Reuter）笔下的梅克伦堡（Mecklenburg）人，他们对外国占领时期的回忆，好似一件小逸事，而不是戏剧性大事。老库格尔根（Herr Kugelgen）想起他在萨克森（欧洲的“斗鸡场”之一，那里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势吸引了各国的军队和战斗，好像只有比利时和伦巴底可与之媲美）的童年时，仅回忆起军队向德累斯顿（Dresden）开拔或宿营的奇特时光。大家公认，卷入战争的武装人员数量，要比以往战争的正常人数多得多，尽管按现代标准并不算特别多。即使征兵，也仅征召了应征人数的一小部分，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的黄金海岸省（Cȏte d’Or）只提供了35万居民中的1.1万人，占总人口的3.15%。在1800—1815年之间，被征召的人数不超过法国总人口的7%，而在短得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却足足征召了居民总数的21%。[9]但在绝对数字上，这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1793—1794年的《全民征兵法》，可能武装了63万人（来自理论上可征召的77万人）；1805年，拿破仑在和平时期的兵力约40万人；而1812年对俄战争开始时，若不算欧洲大陆其余地区，特别是西班牙的法国部队，其庞大军队由70万人所组成（其中30万为非法国人）。法国的几个敌国经常动员的人数少得多，因为（英国除外）它们持续停留在战场的人要少得多，同样也因为财政上的困扰和组织上的困难，常使充分动员变得很不容易。例如，根据1809年的和约，奥地利人在1813年有权拥有15万军队，但实际只有6万人可用于作战。另一方面，英国人保持了一支动员人数极为庞大的军队。在其鼎盛时期，他们有足够的拨款，可供养一支30万人的常备军和14万人的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在这场战争的大部分时间，他们所能承担的人力负荷，要比法国人多得多。[8][10]

人员损失是巨大的，尽管用20世纪的伤亡标准来衡量，并不算特别大；但奇怪的是，伤亡实际上很少是敌人造成的。1793—1815年之间，英国死亡的海员中，只有6%或7%是死于法国人之手，而有80%死于疾病或事故。战死沙场是一种小风险；奥斯特里茨会战的伤亡人数中，只有2%是实际战死的，也许在滑铁卢会战中，这个比例有8%或9%。战争中真正可怕的风险被忽略了，污秽、组织不善、医疗服务的缺陷、卫生方面的无知，是这些因素屠杀了伤兵和俘虏。若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例如热带），这些因素也足以使每一个人毙命。

实际的军事行动直接或间接地杀伤人员，而且破坏生产设施，但是如前所述，它们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干扰乡村生活的正常进行和发展。但是战争的经济所需和经济战，却有着很深远的后果。

以18世纪的标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可谓耗资空前；而且在实际上，其金钱的耗费留给当时人的印象，也许更胜过其生命的代价。滑铁卢会战之后的那代人，他们所感受到的财政负担下降，肯定比人力损失的下降更引人注目。据估算，1821—1850年间的战争平均耗费，低于1790—1820年的10%，而年平均的战争死亡人数，却保持在略低于前一时期的25%。[11]这种空前的耗费是怎样支付的呢？传统的办法是通货膨胀（发行新货币以支付政府账单）、贷款和加征最低限度的特别税。之所以只能加征最低限度的税，是因为征税会激起公众不满和（当必须由议会和三级会议批准征税时）引起政治上的麻烦。但是，特殊的财政需求和战时条件，打破并改变了这一切。

首先，它们使世界熟悉了无法兑换的纸币。[9]用可以轻易印制的纸币去支付政府债务，在欧洲大陆上，这种便宜的方法被证明是不可抗拒的。法国的指券（1798年），最初只不过是一种利息5%的法国国库债券（bons de trésor），旨在提前使用最终将出售的教会土地收益。在几个月之内，指券演变成货币，而相继而来的每一次财政危机都使指券数量越印越多，这使指券贬值的幅度越来越大，公众日渐缺乏信心，更加快了贬值的速度。到战争爆发时，指券已贬值约40%，到1793年6月，已贬值约2/3。贬值的情形在雅各宾掌政时维持得相当不错，但热月政变之后，经济严重失控，使指券加速贬值到其票面价值的1/300，直到1797年国家正式破产，才宣告了这个货币事件的终结。这个事件使法国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任何类型的银行券都抱有偏见。其他国家的纸币没有那么惨烈的经历，虽然到1810年，俄国纸币已降到票面价值的20%，而奥地利纸币（1810和1815年两次贬值）则降至面值的10%。英国人避开了这种特殊形式的财政战争，而且也不回避使用他们所熟悉的银行券。即便如此，英格兰银行还是无法抗拒双重压力——政府巨大的需求，大部分作为贷款和补助金汇往国外；以及私人积攒金银和特别紧张的饥馑年。1797年，银行停止对私人顾客兑付黄金，而无法兑换的银行券则成为事实上的有效货币：一英镑券就是其结果之一。“纸镑”从来不曾像大陆货币那样严重贬值，其最低线是面值的71%，而到1817年，它又回弹到98%；但它持续的时间却比预期要长得多。直到1821年，现金支付才完全恢复。

征税之外的另一选择是贷款，然而战争的绵长和开支的沉重，都是始料未及的，而伴随而来的公共债务增长速度，更是叫人头晕目眩，甚至吓坏了大多数最繁荣、最富有和最善于理财的国家。在实际上靠贷款支撑战争五年之后，英国政府被迫采取空前而又不祥的步骤，即靠直接税来支付战争费用，为此目的开征了所得税（1799—1816年）。国家迅速增长的财富使征税完全可行，从此，战争的耗费基本上便靠日常收入来满足。如果战争一开始就征收足够的赋税，国债就不会从1793年的2.28亿英镑，增至1816年的8.76亿英镑了，而每年的债务偿付额也不会从1792年的1 000万英镑，增至1815年的3 0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开战前一年政府的总支出还多。这种贷款的社会后果非常严重，因为在效果上，它像一个漏斗，通过它，主要由居民支付的税收以越来越高的比例，转移到“公债持有人”这一小撮富有阶级的腰包中。于是，贫民、小商人和农民的代言人如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便开始在报刊上发动雷霆般的抨击。国外贷款主要是（至少反法阵营一边是如此）向英国举借，后者长期遵循一种资助军事盟国的政策：1794—1804年间，英国为此目的贷款高达8 000万英镑。其直接受益人是国际金融机构、英国或法国的金融机构，但交易活动愈来愈倾向通过已成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进行。例如，在这些交易中扮演中介角色的巴林银行（Baring）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House of Rothschild，该银行创始人阿姆斯歇尔（Amschel Rothschild）于1798年将他的儿子内森（Nathan）从法兰克福派到伦敦］。这些国际金融家的黄金时代是从战后开始的，当时贷出大量款项，旨在帮助旧制度国家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而贷款给新制度国家，则是为了巩固自己；但是，由巴林和罗斯柴尔德主宰世界金融时代（自16世纪伟大的德意志银行建立以来，谁也未能做到这一点），其基础是在战争期间奠定的。

不过，战时财政的技术细节，其影响不像资源从和平用途到军事用途的大转移——这是战争的主要遗产——那么普遍、那么重大。认为战争的花费完全是吮吸或以牺牲民用经济为代价，显然是错误的。武装部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仅动员那些不当兵就会失业，或者甚至在其经济范围内无力雇用的人[10]。军事工业虽然在短期内把人力和物资从民用市场转移出来，但长期看来，却有助于推动那些在和平时期一般考虑利润时可能会被忽视的部门。众所周知，钢铁工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如第二章所述，钢铁工业无法像棉纺织业那样迅速发展，因此向来需要依赖政府和战争的刺激。拉德纳（Dionysius Lardner）于1831年写道：“在18世纪，钢铁的铸造几乎就等于是大炮的铸造。”[12]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部分从和平用途转移而来的资本，在本质上是对资本产业和技术发展的长期投资。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促成的技术革新中，有欧洲大陆的甜菜制糖工业（以取代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的蔗糖）和罐头食品工业（源自英国海军对能在船上无限期保存食物的摸索）。然而，尽管有种种保留，一场大战还是意味着资源的重大转移，在相互封锁的情况下，或许甚至意味着经济的战时部门和平时部门，对同感缺乏的资源的直接争夺。

这种竞争的明显后果便是通货膨胀，18世纪各国原本都呈缓慢上升的价格曲线，却在战争的推动下全部急遽攀爬，尽管这部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的。战时需要本身，意味或反映了个人所得的某种再分配，其带来的经济后果是：部分收入从工资劳动者转到商人（因为工资增长在正常情况下总是落后于价格上涨），从制造业转到农业，因为大家都公认农业欢迎战时的高价。反之，战时需要的结束，把之前用于战争的大量资源（包括人力）释放到和平时期的市场，而这通常会带来更为紧张的重新调整问题。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1814—1818年间，英国军队裁减了约15万人，也就是说其裁减人数比当时曼彻斯特的总人口还要多，而小麦的价格从1813年每夸脱108.5先令，下降到1815年的64.2先令。事实上，如我们所知，战后调整时期是整个欧洲经济特别困难的时期之一，1816—1817年的农业严重歉收，使这种困难更为加剧。

可是，我们应该提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因这场战争而发生的资源转移，在多大程度上阻碍或延缓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显然，这个问题对身为经济两强并承受最沉重经济负担的法、英来说，特别具有重要性。到了战争末期，法国的负担主要不是战争造成的，因为战争主要靠以战养战，他们向外国人强征人力、物力和钱款，牺牲的是其所征服的领土和所掠夺的人力物力。1805—1812年，意大利约有一半的税收都给了法国。[13]这些收入或许无法完全满足战争需求，但至少明显减少了战争开支（实际数额和货币数额），否则开支会更惊人。对法国经济的真正破坏，源于大革命年代、内战和混乱，例如，下塞纳河畔（鲁昂）制造业产值，在1790—1795年间，从4 100万降到1 500万，其工人数由24.6万人降至8.6万人。此外还应加上因英国控制海洋而造成的海外商业损失。英国的负担不仅来自本国进行战争造成的花费，而且还包括对欧洲大陆盟国的惯常资助，其中有些资助竟是为了攻打法国以外的国家。战争期间，英国在金钱方面承担了比其他参战国大得多的沉重负担：它使英国花费了相当于法国三四倍的钱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法国要比英国容易一些，因为毫无疑问，法国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若无这场革命和战争，法国的工业和商业几乎肯定会进一步发展，速度会更快一些。尽管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国家经济曾有很大的发展，但仍无法弥补18世纪90年代的倒退和推进动力的丧失。对英国人来说，答案就没那么显而易见了，因为他们的发展快如流星，唯一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战争，是否会发展得更快一些？今天普遍同意的答案是肯定的。[14]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个问题一般而言没那么重要，那些国家就像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大部分地区一样，经济发展缓慢不定，而其战争花费在数量上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当然，这样直截了当的说法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为论据。即使以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人公开的经济战争为例，我们也不会认为战后的经济发展是来自战争本身或战争所带来的刺激，而是因为胜利，因为消除了竞争者而且夺取了新市场。这些战争在破坏商业、转移资源等方面的“代价”，是对照所获取的“利润”来衡量的，这表现在战后交战双方的实力消长之上。按这样的标准，1793—1815年战争所得到的补偿，显然是绰绰有余的。以稍稍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但仍然是很快的）为代价，英国决定性地消灭了最危险的潜在竞争者，并在两代人的时间中，跃居为“世界工厂”。在每一种工业或商业指数上，英国都比1789年时更进一步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或许美国除外）。如果我们相信，暂时消灭它的竞争对手并在实际上垄断航运和殖民地市场，是英国进一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前提，那么获得这一点的代价并不算太高。就算我们辩称，没有1789年之后的长期战争，英国的领先地位仍足以确保它的经济霸权，但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地说，保护这项霸权不必再受到法国的政治、经济的威胁，英国所付出的代价并不算太高。

[1] 瓦特的儿子亲身前往法国，令他父亲大为惊异。

[2] 获此荣誉称号的有：英国的普里斯特利、边沁、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克拉克森（Clarkson，反奴鼓动家）、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和威廉斯（David Williams）；德国的克洛普施托克、席勒、坎姆佩（Campe）和克罗茨（Cloots）；瑞士的裴斯泰洛齐；波兰的柯斯丘什科（Kosziusko）；意大利的戈拉尼（Gorani）；尼德兰的德保（Cornelius de Pauw）；美国的华盛顿（Washington）、汉密尔顿（Hamilton）、麦迪逊（Madison）、潘恩和巴罗（Joel Barlow）。但这些人并不全是法国大革命的同情者。

[3] 这或许与苏格兰的雅各宾主义是一支强大得多的民众力量不无关系。

[4] 由于波兰实际上是贵族和乡绅的共和国，其宪法只有在最表面的意义上才是“雅各宾式”的：贵族的统治不是被废除，而是被加强了。

[5] 法国甚至在建立卫星国，如莱茵地区共和国时，遭到失败。

[6] 这类国家在欧洲的唯一幸存者是安道尔（Andorra）共和国，它处于西班牙乌盖尔（Urgel）主教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双重主权之下。

[7] 他只是奥地利公爵、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蒂罗尔伯爵等等。

[8] 由于这些数字是根据议会批准的拨款，实际征集人数当然要少一些。

[9] 事实上，在18世纪末之前，任何类型的纸币，不管是否可以据以要求兑换成金银锭，都是比较不常见的。

[10] 像瑞士那种人口过多的山区，其人民外出担任他国雇佣兵的传统，便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第五章
和平

（列强）目前的协调一致，是其对付在每个欧洲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革命余火的唯一保障；而且……最明智的做法是搁下平时的小争端，共同支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准则。

——卡斯尔雷（Castlereagh）[1]

此外，俄国沙皇是当今唯一能够立即进行大战的君主。他掌握着当今欧洲唯一能够调用的军队。

——根茨（Centz），1818年3月24日[2]

在20多年几乎没有中断的战争和革命之后，战胜的旧政权面临着尤为困难而危急的缔造和平以及维持和平的问题。它们必须清理20多年的废墟，并重新分配领土战利品。此外，对所有明智的政治家显而易见的是，今后任何大规模的欧洲战争都是无法容忍的，因为这样一场战争，几乎意味着一次新的革命，也就是旧政权的毁灭。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 Leopold，维多利亚女王聪明但略嫌讨厌的舅父）在讲述稍后的一次危机时说：“在欧洲充满社会弊端的现状下，发生……一场全面战争，其影响将会是空前的。这样一场战争……必定会带来一场原则性的冲突，我认为这样一场冲突，将改变欧洲的形式并推翻它的整体结构。”[3]国王和政治家既不比以前更聪明，也不比以前更爱好和平，但是他们无疑会比以前更加恐惧。

在避免全面战争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成就相当不凡。从拿破仑失败到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4—1856年）之间，欧洲实际上既没有全面战争，也没有在战场上发生一个大国与另一个大国的任何冲突。的确，除克里米亚战争外，在1815—1914年之间，没有任何战争同时牵涉两个以上的大国。20世纪的人民应当可以体认到此一成就的重大。而当时国际舞台的不平静以及冲突诱因的层出不穷，更让这样的成就令人难以忘怀。革命运动（我们将在第六章加以分析）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得来不易的国际稳定：在19世纪20年代的南欧、巴尔干半岛和拉丁美洲，1830年以后的西欧（尤其是比利时），以及1848年革命前夕的全欧。而内有分崩瓦解的危机，外有强国——主要是英、俄，其次是法国——觊觎的威胁，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使所谓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成为一个持久的危机根源：19世纪20年代爆发于希腊，19世纪30年代引燃于埃及。尽管它在1839—1841年一场特别尖锐的冲突后，暂时被平息下去，但仍像以前一样具有潜在的爆炸性。英、俄两国为了近东和亚洲两大帝国间的未被征服土地而关系交恶。法国则十分不甘于比它1815年前微弱甚多的地位。不过尽管有这许许多多的陷阱和旋涡，外交之船仍然航行在艰难的水道上，并没有发生碰撞。

我们这一代人，在国际外交的基本任务上，即避免全面战争上，有着如此显著的失败，因而，我们倾向于用他们的直接后继者不曾感知的敬重，来回顾那些政治家及1815—1848年的外交方法。1814—1835年间主管法国外交政策的塔列朗（Talleyrand），迄今仍是法国外交家的典范。而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坎宁（George Canning）和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们分别主掌1812—1822年、1822—1827年和1830—1852年所有非托利党（Tory）执政期间[1]的外交政策——更已成为令人仰叹缅怀的外交巨人。从拿破仑战败便出任奥地利首相，直到1848年垮台为止的梅特涅（Metternich）亲王，在今天通常不会只被当作是一个反对改革的强硬敌手，而更常被视为一个维持稳定的明智之士，这和以往的看法是不同的。然而，即便以信任的眼光也不能说明在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和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统治下的俄国外交家有什么建树。这个时期相对说来不那么重要的普鲁士外交大臣，则是值得加以理想化的。

在某种意义上，上述的赞誉是合理的。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安排，绝不比任何其他决定更公正、更道德；但是，以其制定者完全反自由主义和反民族主义（即反革命）的目标来看，这种安排既现实又合理。他们不曾试图将全面胜利加诸法国身上，以挑起法国人投入一场新的雅各宾主义。战败国的边界得到了比1789年还要好的保护，战争赔款并不太高，外国军队占领极为短暂，而到1818年，法国再次被承认为“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组织的正式成员。（若非1815年拿破仑失败的复辟举动，这些条款甚至会更为温和。）波旁家族复辟了，但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必须向其臣民的危险精神做出让步。大革命的重大变革被接受承认，而且那个富有煽动性的宪法机制，也在复辟专制君主路易十八“慷慨赐予”的一个宪章幌子下——尽管自然极为有限——留给了他的臣民。

欧洲地图的重画，既没有考虑各国人民的愿望，也没有顾及曾被法国人在不同时候赶下台的王公权利，但却相当关注从战争中崛起的五大列强的平衡：它们分别是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而其中只有前三者才真正算数。英国对欧洲大陆没有领土野心，它在意的是控制或保护在航海和商业上的一些重要据点。于是，它保留了马耳他、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和赫里戈兰岛（Heligoland），密切注视西西里，而且显然从丹麦将挪威移交给瑞典，以及荷兰、比利时（前奥属尼德兰）的结合中得益。前者防止了波罗的海入口控制在单一国家之手，后者则把莱茵河和斯凯尔特河（Scheldt）河口，置于一个无害但又足够强大的国家手中，特别是在得到南方的堡垒屏障下，能够抵抗法国对比利时众所周知的胃口。这两项安排都很不受挪威人和比利时人欢迎，尤其是后者，只能勉强延续到1830年革命。经过法、英之间的一些摩擦之后，比利时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立小国，而其亲王则由英国选定。当然，在欧洲之外，英国的领土野心便大得多了。尽管英国海军对海洋的全面控制，使什么地方是否实际在英国旗帜之下，基本上无关紧要，除了印度西北部那几个扮演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分界线的混乱弱国之外。但是英俄间的这种对立，对1814—1815年必须重新安排的地区，几乎不具影响。对欧洲，英国仅要求不要有任一大国变得过于强大。

欧洲大陆的决定性军事强权俄国，由于获得芬兰（以瑞典为代价）、比萨拉比亚（以奥斯曼为代价）和大部分波兰，因而满足了其受到限制的领土野心。波兰在一贯支持与俄国人联盟的当地派别领导下，被赐予一定程度的自治（1830—1831年的起义之后，该自治被取消）。波兰的剩余部分由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只有克拉考（Cracow）这个城市共和国除外，但它也未能在1846年的起义后幸存。至于其他方面，俄国满足于对法国以东的所有专制公国，行使鞭长但远非莫及的支配权，其主要的课题是必须避免革命。沙皇亚历山大为此目的而发起成立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奥地利和普鲁士加入，但是英国置身其外。在英国看来，俄国对大部分欧洲的实际霸权，也许远非一种理想的安排，但它反映了军事现实，而且无法阻止。除非让法国保有比其前对手准备给予的更大程度的实力，否则无法忍受的战争将是其代价。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显然得到承认，但那是任何人准备接受的极限。

奥地利和普鲁士只是承蒙礼貌好意才实际成为大国，或者说人们是因奥地利在国际危机期间众所周知的软弱（这是正确的），以及根据1806年普鲁士的崩溃（这是错误的），才如此认定。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扮演欧洲的稳定者。奥地利收回了其意大利诸省，加上前威尼斯共和国的意大利领地和达尔马提亚，并对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小公国享有保护权。这些公国大多由哈布斯堡家族的亲戚统治。［皮德蒙特——萨丁尼亚（Piedmont-Sardinia）除外，它吞并了前热那亚共和国，使之成为奥地利和法国之间一个更有效的缓冲地。］如果要在意大利任何地方维持“秩序”，那么奥地利就是执勤的警察。因为其唯一关心的就是稳定，消除任何将导致其瓦解的事物，因此它必须扮演一个永久性的安全警察，以对抗在欧洲大陆制造动乱的任何企图。普鲁士受益于英国想在德意志西部建立一个适当强大国家的愿望，该地区的公国长期以来皆倾向于支持法国，或被法国控制。普鲁士还收回了莱茵地区，而这个地区的巨大经济潜力是贵族外交家无法估计的。普鲁士也从英、俄冲突中获利，英国认为俄国在波兰的扩张太过分了，因战争威胁而更为复杂的谈判结果是，普鲁士将之前占领的部分波兰地盘让给俄国，但是收回富裕而且工业发达的半个萨克森。从领土和经济上说，在1815年的解决方案中，普鲁士比任何其他大国获益更多，而且在实际资源方面，它首次成为一个欧洲大国，尽管要到19世纪60年代，政治家们才明显认识到这点。奥地利、普鲁士和一批日耳曼小邦国的主要作用，在于为欧洲各王室提供教育良好的血统。它们在日耳曼邦联（German Confederation）内相互提防，虽然奥地利的较高地位没有受到挑战。邦联的主要作用是使小邦国保留在法国轨道之外，因为传统上它们很容易被吸引过去。尽管民族主义者不愿承认，但它们作为拿破仑的卫星国一点也没感到不幸。

1815年的政治家们清楚地知道，尽管精心制定，但没有任何解决办法能长久经得起国家对立和环境变化的压力。因此他们借由定期会议的方式，即一旦发生重大问题立即开会解决，从而提供一种维护和平的机制。在这些会议上的重大决定理所当然都是由“大国”（great power，亦即强权，这一词汇本身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做出的。“欧洲协调”（另一个那时开始使用的词汇）并不相当于联合国，而是很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然而，定期会议只在最初的几年里召开过，即从法国正式重新获准加入协调组织的1818—1822年。

会议制度解体了，因为它挺不过紧接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那些年代，当时因1816—1817年的饥荒和商业萧条，到处都笼罩着对社会革命的强烈恐惧，其中包括英国，尽管这种恐惧最后并未得到证实。在大约1820年经济恢复稳定后，每一次违反1815年解决方案的事件，都仅反映出列强利益间的分歧。面对1820—1822年的第一拨动荡和暴动，只有奥地利坚持必须立即主动地加以镇压这类运动，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奥地利领土统一。在德意志、意大利和西班牙问题上，“神圣同盟”的三个君主国和法国立场一致，虽然喜欢在西班牙行使国际警察职责（1823年）的法国，对欧洲稳定不如前三国那么感兴趣，其更感兴趣的是拓宽它的外交和军事活动领域，特别是在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因为其大量投资都投注在那里。[4]英国则置身事外。这部分是因为——尤其是在灵活的坎宁代替古板反动的卡斯尔雷（1822年）后——英国相信在专制主义的欧洲，政治改革迟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因为英国政治家不同情专制主义，加上警察原则的运用只会把敌对列强（特别是法国）引入拉丁美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拉丁美洲是英国的经济殖民地，而且是非常有活力的殖民地。因此英国人支持拉丁美洲独立，正如美国在1823年《门罗宣言》（Monroe Declaration）中所主张的那样。这个宣言没有实际价值，但有重大的利益暗示，如果有任何东西确保了拉丁美洲独立，那就是英国海军。对于希腊问题，列强间的分歧甚至更大。对革命具有无限憎恶的俄国，却无疑能从这场东正教（Orthodox Church）人民的起义中得到好处，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削弱奥斯曼的力量，而且必定要依靠俄国帮助（此外，俄国还拥有一项为保护东正教基督徒得以干涉奥斯曼的条约权利）。对俄军干涉的担心、亲希腊的压力、经济利益以及虽不能阻止奥斯曼瓦解，但最好能让它保持秩序的普遍信念，最终导致英国从敌意转为中立，再转到亲希腊的非正式干预。于是，希腊因得到俄国和英国的帮助而赢得了独立（1829年）。借着把该国变成一个随便都可找到的德意志小亲王统治下的王国，希腊不会只变成俄国的卫星国，而国际损失也可因此减到最低程度。但是，1815年解决方案的持久性、会议制度以及镇压一切革命的原则，却因此而告崩溃。

1830年革命彻底摧毁了1815年的解决方案，因为革命不仅影响了小国，而且还影响了一个大国——法国本身。实际上，1830年革命使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全都从“神圣同盟”的警察行动下解脱出来。同时“东方问题”，即对奥斯曼无可避免的瓦解命运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则把巴尔干国家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变成列强们，特别是俄国和英国的角斗场。“东方问题”打乱了均势，因为所有的图谋都强化了俄国的力量，从那之后，俄国的主要外交目标，就是赢得位于欧洲和小亚细亚之间，控制着其通往地中海航道的海峡控制权。此一行动不仅具有外交和军事重要性，而且随着乌克兰谷物出口的增加，也有其经济紧迫性。像往常一样关心通往印度航道的英国，深切担忧俄国有可能会威胁到它的南进。英国明显的政策便是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奥斯曼反对俄国扩张。（这对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还有额外好处，在这个时期贸易有了非常令人满意的增加。）不幸的是，这个政策完全不切实际。奥斯曼帝国绝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躯壳，至少在军事方面是如此，但它最多只能采取迟缓的行动，去对付由国内叛乱（它仍能轻易地加以镇压）、俄国，以及一个不利于己的国际形势所联合而成的力量（这是它无法轻易击败的）。而此时，奥斯曼帝国尚无能力实现现代化，也未表示出高昂的意愿，虽然现代化的开端已在19世纪30年代马哈穆德二世（MahmoudⅡ，1809—1839）统治时便已开始了。所以，只有英国直接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即战争威胁），才能够阻止俄国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和奥斯曼在各种困扰下的瓦解命运。这使“东方问题”成为拿破仑战争之后国际事务中最具爆炸性的问题，而且是唯一可能导致一次全面战争和唯一的确于1854—1856年间导致了国际战争的问题。然而，在这场国际赌博中，有利于俄国而不利于英国的局势不断加剧，但这种发展却也使俄国趋向妥协。下列两种方式都可使俄国达到其外交目标：或借由击败、瓜分奥斯曼而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及两个海峡；或对软弱顺从的奥斯曼建立实际的保护关系。而不管哪一种方式都明摆在那里。换句话说，对沙皇而言，绝不值得为君士坦丁堡打一场大仗。因此，19世纪20年代发生的希腊战争虽然符合其瓜分和占领政策，但俄国并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得到它渴望得到的那么多好处，因为它不愿过分坚持其优势。相反，它还在恩基尔斯凯莱西（Unkiar Skelessi，1833年）与受到强大压力、急切意识到需要强大保护者的奥斯曼，签订了一个特别有利的条约。这项条约使英国勃然大怒，并在19世纪30年代产生一股民众仇俄情绪，俄国是英国传统敌人的形象，就此形成。[2]面对英国的压力，俄国人自动退却了，而且在19世纪40年代转而提出瓜分奥斯曼的主张。

因此，俄英在东方的对立，实际上没有公开的战争叫嚣（特别是英国）那么危险。此外，英国对法国复兴的更大担忧，也减低了这种对立的重要性。事实上，“大赛局”（great game）一词，更贴切地形容了当时的情况，该词后来逐渐用来指那些冒险家和密探们，在两强的东方未定界中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使形势变得真正危险的，是奥斯曼内部解放运动不可预测的进程和其他列强的干涉。列强之中，奥地利显得毫无兴趣，它自己就是个摇摇欲坠的多民族帝国，动摇奥斯曼稳定的民族运动——巴尔干斯拉夫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也同样威胁着它。不过，类似的威胁并不直接，虽然它们在日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法国则比较麻烦，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有外交和经济影响的漫长记录，并且每隔一段时间便试图恢复和扩大其影响力。特别是自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法国对埃及的影响更大，由于埃及国王穆罕默德·阿里实际上是一个独裁统治者，其意愿多少能够左右奥斯曼帝国的瓦解或拼合。确实，19世纪30年代（1831—1833年、1839—1841年）的东方问题危机，基本上是阿里与其名义上宗主国之间的关系危机，后来更因法国对埃及的支持而复杂化。然而，如果俄国不愿为君士坦丁堡开战，那么法国当然不能也不想进行战争。外交危机是存在的。但是最终，除了克里米亚插曲外，一直到19世纪结束都没有因奥斯曼而发生战争。

因此，从这一时期国际争端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国际关系中的易燃性材料早已存在，只不过还没有达到引爆大战的程度。在大国中，奥地利和普鲁士过于弱小不能指望太多。英国人已得到了满足。他们在1815年已赢得世界历史上任何强国所能获得的最全面胜利。它从20年的反法战争中一跃而为唯一的工业化经济强国、唯一的海军强国（1840年英国海军拥有的舰船数几乎等于其他各国海军的总和）和世界上唯一的殖民强国。似乎已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妨碍英国外交政策唯一重要的扩张主义，即英国贸易和投资的扩张。俄国尽管并不满足，但它只有有限的领土野心，而且眼前没有任何东西能长期（或者看起来如此）妨碍其推进。至少没有什么东西显示出其有必要进行一场具有危险性的全面战争。只有法国是个“不满意的”强国，而且有打乱国际稳定秩序的能力。但是法国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能这样做，即它能再次激发国内雅各宾主义和国外自由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革命活力。因为在正统的大国竞争方面，它已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绝不可能再像路易十四或大革命时期那样，只靠其国内的人口和资源，在同等条件下与两个或更多大国组成的联盟作战。在1780年时，法国人口是英国的2.5倍，及至1830年，两国人口数之比已超过2∶3。1780年，法国人口几乎与俄国一样多，但到了1830年，法国人口数却几乎仅占俄国的一半。同时，法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致命地落后于英国人、美国人，而且很快更落后于日耳曼人。

但是，对任何法国政府而言，利用雅各宾主义来实现其国际野心，代价未免太大。当法国人在1830年和1848年推翻其政权，并使专制主义到处遭受动摇或摧毁之际，列强颤抖不已。它们本可以使自己免于不眠之夜。1830—1831年间的法国温和派，甚至不准备给起义的波兰人任何一点帮助，尽管全法（以及欧洲自由派）的舆论都同情波兰人。年老但热情的拉法耶特（Lafayette）于1831年致信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说：“对于波兰，你将做什么？我们可以为它做点什么？”[5]答案是，什么也不做。法国当然乐意用那些欧洲革命来加强其自身力量，而所有的革命者也的确希望它这样做。但是这样猛然投入革命战争将导致的结果，不仅使梅特涅害怕，也令温和自由派的法国政府同感恐惧。因此在1815—1848年间，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法国政府会去危及普遍的和平。

在欧洲均势范围之外，当然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扩张和好战。事实上，尽管白人列强的势力极其强大，但其实际征服的领土还是有限的。英国人满足于一些小据点的占领，那些据点关系到英国海军对世界的控制和其以世界为范围的贸易利益，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从荷兰人那里夺取的）非洲南端、锡兰（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而反对奴隶贸易运动的急迫性——该运动既迎合了国内的人道主义舆论，又满足了英国海军的战略利益——则使英国仅在非洲沿岸保留立足之点。总的来说，英国的观点是：一个对英国开放贸易并由英国海军保护使之不受讨厌者侵犯的世界，可在不花占领行政费的情况下，得到更加廉价的开发。只有一个重要例外，即印度，而且上述的一切努力，都与印度的统治有关。印度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占有，即使大多数反殖民主义的自由贸易者也从不怀疑这点。由于印度市场日益重要，一般认为，如果由印度人自行管理的话，英国贸易肯定会遭受损失。印度对于开辟远东市场、毒品交易，以及欧洲商人希望从事的其他有利可图的活动，都是一个关键所在。于是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被打开了大门。而英国在1814年至1849年间对马拉特人（Mahratta）、尼泊尔人、缅甸人、拉杰普特人（Rajput）、阿富汗人、信德人（Sindhis）和锡克人（Sikh）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则使英印帝国的版图扩张至次大陆的2/3地区，而且英国的影响之网，已在中东地区拉得更紧，因为该地控制着通往印度的通道。从1840年起，这条通道便由P＆O（半岛及东方）公司的汽船航线为主轴，再由跨越苏伊士运河的陆上道路做补充。

虽然在扩张主义上俄国人的名声要大得多（至少在英国人眼中），但其实际征服却比较有限。在这个时期，沙皇仅只设法获得了乌拉尔山脉（Ural）以东吉尔吉斯（Kirghiz）草原的一些广大未征服地带，以及高加索一些经过激烈争夺的山区。另一方面，美国借由动乱和对可怜的墨西哥人所发动的战争，而获得整个西部地区，加上俄勒冈边界的南部地区。法国人则不得不将其扩张野心局限在阿尔及利亚。1830年他们在那里捏造借口入侵，并且在日后的17年里试图加以征服。直到1847年，他们才摧毁该地的主要抵抗。

无论如何，国际和平解决方案中的一个条款必须单独提一下，即废除国际奴隶贸易。这项做法既有人道主义因素，也有经济考虑：奴隶制度令人恐怖，而且极端没有效率。此外，英国人是这一令人敬佩运动的主要国际提倡者。从英国人的角度看来，1815—1848年的经济不必再像18世纪那样依赖于黑人和蔗糖买卖，而是取决于棉纺织品的买卖。奴隶制度的实际废除比废奴运动来得慢（当然，法国大革命已经将其扫除的地方除外）。英国于1834年在其殖民地——主要是西印度群岛——废除了奴隶制度，虽然在大规模种植农业存在的地区，不久便以从亚洲进口的契约劳工来代替。法国人直到1848年革命，才再次正式废除奴隶制度。1848年，奴隶制度仍大量存在，因此世界的（非洲）奴隶贸易也大量残存下来。

[1] 例如整个期间除去1834—1835年和1841—1846年的数目。

[2] 事实上，以经济互补为基础的英俄关系，传统上非常友好，直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才开始严重恶化。

第六章
革命

自由，那带着巨人声音的夜莺，惊醒了大多数沉睡者……除了为争取或反对自由而战，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关注？那些不可能热爱人类的人，可能仍然是大人物，例如专制君主。但是，普通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

——伯尔纳（Ludwig Boerne），1831年2月14日[1]

已失去平衡的各国政府感到恐惧，受到威胁，并且因社会中产阶层的呼声而陷入混乱之中，他们处于国王和臣民之间，打碎了君主的权杖并盗用了人民的呼声。

——梅特涅致沙皇，1820年[2]

1

很少有政府在阻止历史进程的无能为力上，表现得像1815年后那个时代那般明显而普遍。防止第二次法国大革命，甚或一场法国模式的欧洲普遍革命，是所有刚刚花了20多年才粉碎第一次革命的列强的最高目标，即使英国也是如此。虽然它并不同情在整个欧洲重新建立起来的反动专制主义，而且清楚地知道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避免，但是它对一场新的法国雅各宾扩张的恐惧，恐怕更甚于其他国际偶发事件。更有甚者，革命主义在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也很少这样流行，这样普遍，这样容易在自发感染和有意宣传的影响下传播开来。

在1815—1848年之间，西方世界有三次主要的革命浪潮。［亚洲和非洲尚未受影响，亚洲第一轮大革命，“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以及“太平天国运动”，要到19世纪50年代才发生。］第一次发生在1820—1824年。欧洲地区主要局限在地中海一带，以西班牙（1820年）、那不勒斯（1820年）和希腊（1821年）为中心。除希腊外，所有起义都遭镇压。西班牙革命使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重新复活，该运动是受到拿破仑于1808年征服西班牙而激发，并在最初的尝试失败后，沦为少数偏远地区的难民和盗匪活动。西属南美的三个伟大解放者，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圣马丁（San Martin）和沃伊金斯（Bernardo O’Higgins），分别建立了独立的“大哥伦比亚”（包括现在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共和国）、阿根廷［但减去现在的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内陆地区，以及减去拉布拉塔河（River La Plate）的对岸草原，在这里，现属乌拉圭的东班达牛仔们曾与阿根廷和巴西人作战］，以及秘鲁。圣马丁在英国激进贵族柯克兰尼［Cochrane，福雷斯特《霍恩布洛尔舰长》（C. S. Forester’s Captain Hornblower）的原型］统率的智利舰队帮助下，解放了西班牙势力的最后堡垒——秘鲁总督府。到了1822年，西属南美已获解放。温和、有远识而且具有罕见自我克制精神的圣马丁，把解放后的南美留给玻利瓦尔共和派，自己则退往欧洲隐居，靠着沃伊金斯的补助金，在通常是债务缠身的英国人的庇护地布伦（Boulogne-sur-Mer）度过了高贵的一生。与此同时，派去对付墨西哥残存农民游击队的西班牙将军伊图尔比德（Iturbide），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与游击队联合起来共同起事，并在1821年奠定了墨西哥的永久独立。1822年，在当地摄政领导下，巴西平静地从葡萄牙独立出来，该摄政是葡萄牙王室在拿破仑垮台后，重返欧洲时留驻在巴西的代表。美国几乎立即承认了巴西这个新国家中最重要的一员；英国关心的是与它缔结商业条约，不久也承认了巴西的独立；法国人实际上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便已撤出该地。

第二次革命浪潮发生在1829—1834年，而且影响了俄国以西的整个欧洲以及北美大陆，因为杰克逊总统的伟大改革年代（1829—1837年），虽然与欧洲的动荡没有直接关联，但仍应算作其中的一部分。在欧洲，推翻法国波旁王朝的革命激起了其他各种动乱。比利时（1830年）从荷兰赢得独立；波兰革命（1830—1831年）在经过重大的军事行动后被镇压下去；意大利和德意志各地动荡不安；自由主义在瑞士盛行，那时它是一个远不如现在太平的国家；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开启了自由派和教士的内战时代。甚至连英国也受到影响，部分是因为其境内火山——受到《天主教解放法》（1829年）和重新展开改革鼓动的爱尔兰——随时都有喷发的危险。英国1832年的《改革法》（Reform Act）相当于法国1830年的7月革命，而且的确受到来自巴黎的强烈刺激。该时期是近代史上英国政治发展与欧洲大陆同调的唯一时期，我们可以中肯地说，若非受到辉格和托利两党的抑制，某种革命形势可能会在1831—1832年的英国发展起来。而在整个19世纪，也只有这段时期可以使上述分析不像纯然虚构出来的。

因此，1830年的革命浪潮要比1820年那次严重得多。事实上，它标志着西欧资产阶级势力对贵族势力的最后胜利。接下来50年的统治阶级，将是银行家、大企业家，以及有时是高级文官的“大资产阶级”。他们被不露锋芒或同意推行资产阶级政策的贵族所接受，没有受到普选的挑战，尽管有来自外部的小商人或不满商人、小资产阶级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困扰。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制度，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大致相似。它们都采行君主立宪，都为选举人设下财产或教育资格的限制，借此确保民主的安全性。法国最初只有16.8万人具有投票资格。事实上，这与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也是最温和的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制定的1791年宪法极其相似[1]。然而在美国，杰克逊式的民主已比欧洲更进一步：不受限制的政治民主，因赢得边疆居民、小农场主和城市贫民的选票而全面得势，击败了类似西欧的非民主有产者寡头政治。这是个不祥的变革，温和自由主义的那些思想家，充分认识到扩大普选权可能是迟早的事，因而密切地注视着这个问题。特别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queville），他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35）一书，曾就此问题得出悲观的结论。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1830年同时也标志着一种甚至更加激进的政治变革：英、法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一支独立自觉的政治力量，而民族主义运动也开始在许多欧洲国家兴起。

在这些重大政治变化背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重大变化。从社会的任何方面来说，1830年都代表着一个转折点，在1789—1848年，这显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段时期。在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历史上，在人类社会和地理的迁移史上，在艺术和思想史上，这个年代显得同样突出。而且在英国和整个西欧，它开启了新社会发展的危机年代，这场危机结束于1848年革命失败和1851年后的经济大跃进。

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的革命浪潮，即1848年革命浪潮，便是上述危机的产物。在法国、意大利全境、德意志各邦、哈布斯堡王朝辖下的大部分以及瑞士（1847年），革命几乎同时爆发并（暂时）取得胜利。不算剧烈的动乱也影响了西班牙、丹麦和罗马尼亚，并零星地影响了爱尔兰、希腊和英国。再没有任何事件比这场自发且全面爆裂的革命，更接近这个时期起义者梦寐以求的世界革命了，这场革命革了本书讨论的这个时代的命。1789年由一个单一国家掀起的革命，现在看来似乎已演变成整个欧洲大陆的“民族之春”。

2

与18世纪后期的革命不同，后拿破仑时期的那些革命是蓄谋已久甚至计划周密的。法国大革命本身最重要的遗产，是它确立了一整套政治大变革的模式和典范，而这套典范已为各地起义者普遍采用。1815—1848年间的革命，并不像密探和警察（充分就业的一类人）汇报给他们上司的那样，只是少数不满的煽动者所为。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强加于欧洲的政治制度极不适合欧洲大陆的政治状况，而且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便显得愈来愈不适合；革命的发生，也因为经济和社会的不满是如此尖锐，以致一系列革命的爆发实际上无可避免。但是1789年大革命创造的政治模式，有利于向不满者提供一个特定的目标，即把暴动变成革命，而且要先把整个欧洲联成一个单一的颠覆运动或颠覆潮流。

这些模式虽然都起源于1789—1797年之间的法国经验，但却呈现出几种不同的典范。它们与1815年后反对派的三种主要潮流相一致，它们包括：温和自由派（或说上层中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派别）、激进民主派（或说下层中产阶级、部分新兴制造商、知识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乡绅的派别），以及社会主义派（或说“劳动贫民”或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派别）。顺道一提，从词源上看，这些名词全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国际性：“自由派”起源于法语——西班牙语，“激进派”起源于英语，“社会主义派”起源于英语——法语。“保守派”也部分起源于法语，这是《改革法案》（Reform Bill）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政治密切联系的另一证明。第一种潮流的激励力量是1789—1791年的革命，其政治理想类似于带有财产资格限制，因而是寡头代议制度的准英国君主立宪制度，1791年的法国宪法采用了这种制度，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它成了1830—1832年后，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宪法的标准类型。第二种潮流的推动力量可以1792—1793年的革命来代表，而其政治理想：带有“福利国家”倾向和对富人的某种憎恨的民主共和国，是与1793年理想的雅各宾宪法相一致。但是就像主张激进民主的社会团体，是个定义模糊、面貌复杂的群体一样，因此也很难为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模式贴上一个准确的标签。1792—1793年被称为吉伦特主义、雅各宾主义以及甚至无套裤汉主义等多种成分的结合，尽管也许在1793年的宪法中，雅各宾主义的味道最浓。第三种潮流的推进力量是共和二年革命和后热月党人起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贝夫的平等派（Equals）密谋，那是雅各宾极端派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重要起义，后者标志着近代共产主义政治传统的诞生。第三种潮流是无套裤汉主义和左翼罗伯斯庇尔主义的产儿，虽然除了从前者那里继承了对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强烈憎恨以外，并没有得到什么。在政治上，巴贝夫主义的革命模式已蕴含在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的传统之中。

从专制主义政府的观点看来，所有的运动都同样是稳定和良好秩序的颠覆者，尽管某些运动似乎比其他运动更有意识地热衷于散布混乱，而某些运动似乎比其他运动更加危险，因为更可能煽动无知而又贫困的群众。［因此19世纪30年代梅特涅的秘密警察，在今日看来，似乎太过重视拉梅内（Lamennais）《一个信仰者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1834）的发行，因为用非政治性的天主教语言来说，它只可能诉诸没受到公开无神论宣传影响的臣民。[3]］然而事实上，反对派运动之所以能联合，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对1815年政权抱有的共同憎恶，以及所有——不管基于任何原因——反对专制君主、教会和贵族的人，一向有合组共同阵线的传统。然而1815—1848年的历史，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瓦解的历史。

3

在复辟时期（1815—1830年），反动黑幕笼罩着所有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在这样的黑暗中，拿破仑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歧几乎看不出来。除英国外，至少在政治上还没有出现自觉的工人阶级革命者或社会主义者。而英国，在欧文于1830年前发起的“合作运动”影响下，不论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趋势已经出现。大多数非英国群众的不满还是非政治性的，要不就是如表面上的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那样，对似乎只会带来罪恶和混乱的新社会发出无声抗议。因此除了极少数例外，欧洲大陆的政治反对派通常局限于一小群富人或受过教育的人，而这两者多半意味着同一群人，因为即使在巴黎综合工艺学校（Eook Polytechnique）这样强大的左翼阵营中，也只有1/3的学生——一个突出的反抗分子群体——来自小资产阶级（大多经由低层军官和文官晋升而来），而只有0.3%来自“大众阶层”。这些穷人就像自觉加入左翼的人一样，接受中产阶级革命的经典口号，虽然是激进民主派而非温和派的形式，但仍只不过是向社会挑战的某种暗示。英国劳动贫民一次又一次为之团结在一起的典型纲领，只是单纯的议会改革，具体表现在《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的“六点要求”上。[2]这个纲领实质上与潘恩时代的“雅各宾主义”没有区别，而且与老穆勒（James Mill）提出的功利主义中产阶级改革家的政治激进主义完全一致（其与日益自觉的工人阶级的联系除外）。复辟时期唯一不同的是，劳工激进分子已经更愿意听取用他们的语言所进行的宣传——如演说家亨特（Orator Hunt，1773—1835）那样善于侃侃而谈的人，或者像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2—1835）那样既聪明又精力旺盛的批评家，当然还有潘恩（1737—1809）——而不是中产阶级改革者的语言。

因此，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社会的甚或民族的差异，都没有明显地把欧洲反对派分裂成互不理解的阵营。如果我们略去大众政治的正规形式已告确立的英国和美国（虽然在英国直到19世纪20年代还受到反雅各宾主义歇斯底里式的压制），对欧洲所有国家的反对派来说，政治前景看起来非常相似，而达成革命的方式也几乎一样，因为专制主义的统一战线，实际上在大部分的欧洲地区排除了和平改革的可能。所有革命者都以不同的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已解放的少数进步精英，在缺乏活力、无知且被误导的广大群众中活动，并为了其最终利益而进行抗争。普通群众在解放到来时无疑会起而欢迎，但是不能指望他们积极参加抗争、准备解放。他们全都（至少在巴尔干半岛的西部）认为自己是在与单一的敌人作战，即沙皇领导下的专制王公联盟。因此，他们全都把革命看成是统一而不可割裂的；是单一的欧洲现象，而不是国家或地区解放的集合体。他们都倾向于采用同一类型的革命组织，甚或同一个组织——秘密暴动兄弟会。

这类兄弟会每个都有来自或仿自共济会模式的复杂仪式和等级制度。它们在拿破仑时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最负盛名的（因为是最国际性的）是“好表亲”或烧炭党（Carbonari）。它们似乎是通过意大利反拿破仑的法国军官，继承了共济会或类似的结社，1806年后在南意大利形成，而且和其他类似团体一起向北传播，并在1815年后越过地中海。这些组织本身，或其衍生组织和平行组织，连在俄国特别是希腊，都可以找到其踪影。在俄国，这类团体联合成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s），他们在1825年发动了俄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起义。烧炭党时代在1820—1821年达到顶峰，及至1823年，大多数兄弟会实际上都被破坏殆尽。然而，（一般意义上的）烧炭党以革命组织的主干角色坚持了下来，也许还借着帮助希腊争取自由（亲希腊运动）的共同任务而结合在一起，而且于1830年革命失败后，通过波兰和意大利的政治移民，把它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在意识形态上，烧炭党及其类似组织是个混杂的团体，只是因为对反动派的共同憎恨而联合在一起。激进派，其中最坚定的是左翼雅各宾派和巴贝夫主义者，很明显对兄弟会的影响日益增强。巴贝夫的叛乱老同志布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i），是他们之中最能干、最不屈不挠的密谋者，虽然他的信仰对大多数兄弟会和“好表亲”而言是太过偏左。

他们是否曾致力于发动国际性的协同革命，仍是件有争论的事，虽然他们的确坚持不懈地尝试联合所有的秘密兄弟会，至少在其最高和最初的层次上，组成国际型的超级密谋党派。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在1820—1821年间，欧洲确实发生了大量烧炭党类型的起义。他们在法国完全失败，那里的革命政治条件相当缺乏，而密谋者在相关条件尚未成熟的形势下，无法接触到暴动的唯一有效力量，即不满的军队。在当时以及整个19世纪都是行政机构一部分的法国军队，无论什么样的官方政府命令他们都得执行。他们在一些意大利邦国，特别是在西班牙，获得了彻底但是暂时性的胜利。在西班牙，“纯粹的”起义找到了最有效的方式——军事政变。组成秘密军官兄弟会的自由派上校，命令其团队跟随他们一起起义，而后者则听命行事。（俄国十二月党人密谋者于1825年极力发动禁卫军起义，但是因为害怕走过头而失败。）军官兄弟会——由于军队为非贵族青年提供了职业，故而他们通常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和军事政变，自此成为伊比利亚半岛和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的固定戏剧，同时也是烧炭党时期最持久但最值得怀疑的政治成果之一。从过往的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仪式化、等级森严的秘密会社如共济会，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非常强烈地求助于军队人员。西班牙的自由派新政权，于1823年被欧洲反动势力支持的法国入侵推翻。

1820—1822年的革命只有一次是自力维持的，部分是因为它成功地发动了一场真正的人民起义，部分是因为它得益于有利的外交形势，那就是1821年的希腊革命（参见第七章）。希腊因此成了国际自由主义和“亲希腊运动”的激励力量。亲希腊运动包括对希腊有组织的支援和无数志愿战士的前往，它对团结19世纪20年代欧洲左翼的贡献，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行动。

1830年革命使形势完全改观。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这些革命是一个非常时期的第一批产物，在这个时期里充满着尖锐而广泛的经济社会骚动，以及急剧加速的社会变化。于是两个主要结果从中而生。第一个结果是，1789年模式的群众政治和群众革命再次成为可能，因此对秘密兄弟会的依赖遂变得没有那么必要。在巴黎，波旁王朝是被复辟君主制度所经历的危机和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群众骚乱联手推翻的典型代表。所以，群众绝非不具有行动力，1830年7月的巴黎证明，街垒路障在数量和分布的面积上，比以前或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多。（事实上，1830年已使街垒路障成为人民起义的象征。虽然在巴黎的革命历史上，它们的出现至少可上溯到1588年，但在1789—1794年间，却没有发挥过重要作用。）第二个结果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和“劳动贫民”——构筑街垒路障的人——愈来愈等同于作为“工人阶级”的新兴无产大众。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此产生。

1830年革命也为左翼政治带来两项进一步的变化。革命从激进派中分裂出温和派，并且造成一种新的国际形势。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们不但促使运动分裂成不同的社会组织，而且更分裂出不同的民族成分。

在国际上，革命把欧洲分裂成两大地区。在莱茵河以西，革命将反动列强的联合控制击成碎片，永远无法恢复。温和的自由主义在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取得胜利。（更为激进类型的）自由主义在瑞士和伊比利亚半岛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该地以民众为基础的自由派运动和反自由派天主教运动互相对抗，但是，神圣同盟再也不能以它在莱茵河以东各地仍在采用的那种手段，来干涉这些地区。在19世纪30年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内战中，专制主义和温和自由主义的列强，各自支持其中一方，虽然自由主义国家稍显得更有力些，而且得到一些外国激进志愿者和同情者的帮助，这依稀预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亲西班牙运动。[3]但是，各国的自由或专制课题，基本上仍有待当地的力量平衡来加以决定，也就是说它们仍悬而未决。在短暂的自由派胜利（1833—1837年，1840—1843年）和保守派复兴之间，它们总是在动荡摇摆。

莱茵河以东的情况，表面上与1830年前一样，因为所有的革命都被镇压下去，德意志和意大利起义被奥地利人或在奥地利人的支持下被镇压，更重大的波兰起义被俄国镇压。此外，在该地区，民族问题继续优先于其他所有问题。以民族的标准而言，当地所有人民都生活在不是太小就是太大的国家里：若不是分裂成小公国的不统一民族或亡国民族（德意志、意大利、波兰）的成员，便是多民族帝国（哈布斯堡、俄国和奥斯曼）的成员，或两者兼是。我们不必操心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因为他们虽然在广义上属于非专制地区，但因其超然于欧洲其他地方正在上演的戏剧性发展之外，而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莱茵河东西两区的革命者仍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目睹了1848年革命在这两个地区同时发生的事实，尽管并非两个地区的所有部分都发生了革命。然而，在每个特定地区内出现的革命热情，却有着明显差异。在西方，英国和比利时停止追随一般革命的节奏；而西班牙、葡萄牙，其次是瑞士，已经陷入当地特有的国内斗争，除偶发事件外（如1847年的瑞士内战），其危机不再与其他地方的那些危机一致无二；在欧洲的其他部分，则有“革命”的积极民族和消极或不热心民族之间的明显区别。于是哈布斯堡的密探机构，经常受到波兰人、意大利人和（非奥地利）日耳曼人，以及永远难以驾驭的匈牙利人的困扰，而没有任何来自亚平宁地区或其他斯拉夫地区的危险情报。俄国只需担忧波兰人，而奥斯曼仍能指望大多数巴尔干斯拉夫人保持平静。

这些差异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发展节奏和社会变化。这种变化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变得日益明显，而且对政治越发重要。因此，英国发达的工业化改变了英国的政治节奏，而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却在1846—1848年处于社会危机的最尖锐时期。英国有其同样严重的危机，即1841—1842年的工业大萧条（参见第九章）。反之，19世纪20年代的俄国理想青年或许有理由指望，一次军事暴动就能在俄国赢得像在西班牙和法国那样的胜利；但到了1830年后，俄国进行革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已远不如西班牙成熟，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

然而，东西欧的革命问题是可以比较的，虽然性质不一样：它们都使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愈益加剧。在西欧，温和自由派基本上退出反对派的共同战线（或退出对它的深切同情），而进入政界或潜在的政界。在靠着激进派的努力（因为除此之外，还有谁会在街垒中战斗呢？）取得权力之后，他们立即背叛了激进派，不再与民主或共和国那类危险东西有所牵扯。法国七月王朝的首相基佐（Guizot），是一位自由主义反对者，他曾说：“不再有合法的动机，也不再有长期置于民主旗帜下的热情和貌似有理的激进借口。以前的民主将是今日的无政府主义；自今而后，民主精神便意指着革命精神。”[4]

不仅如此，在宽容与热情的短暂间歇之后，自由派趋向于降低进一步的改革热情。在英国，1834—1835年间的欧文式“总工会”（General Union）和宪章主义者，既要对抗反改革法案者的敌视，也得面对许多支持者的不友善态度。1839年派去对付宪章分子的武装部队指挥官，是一位中产阶级激进分子，他虽然同情宪章分子的许多要求，但还是遏制了他们。在法国，对1834年共和派起义的镇压，标志着这项转折。同年，六个诚实的卫斯理教派（Wesleyan）的劳工，因试图组建农业劳工工会而遭到恐怖压制，他们就是“托尔普德尔殉难者”（Tolpuddle Martyrs），这个事件象征了英国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同样的敌视。激进派、共和派和新兴无产阶级运动，因此脱离了与自由派的联合。原属于反对派的温和主义者，现在开始为已成为左派口号的“民主社会共和国”感到不安。

在欧洲其他地方，革命没有取得胜利。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裂以及新兴社会革命思潮的出现，便是起源于对失败的探讨和对胜利前景的分析。温和派（辉格党地主和现存的这类中产阶级）将其希望寄托在相对易受影响的政府和新的自由主义大国之上，期盼前者进行改革并能赢得后者的外交支持。易受影响的政府极为罕见。意大利境内的萨伏伊王室，继续同情自由派而且日益吸引了一大批温和派的支持，希望帮助这个国家实现最终的统一。新教皇庇护九世提出的短命的“自由主义教皇论”（1846年），曾鼓舞一群自由派教徒，徒然妄想为同一目的而动员教会力量。在德意志，没有一个邦国不敌视自由派，但这并未阻止少数温和派（比普鲁士历史宣传所言要少）指望普鲁士能继续有所作为，毕竟它至少曾组织过一个值得夸耀的德意志关税同盟（1834年）；同时也未使人们的梦想停止，梦想中期盼的是愿意适度改革的君主，而非满街革命路障。而波兰，在沙皇的支持之下，温和改革的前景已不再能激励通常对此寄予厚望的权贵派——恰尔托雷斯基派（Czartoryskis），但温和派至少可以对西方的外交干涉抱一线希望。根据1830—1848年的形势看来，这些前景没有一项是实际可行的。

激进派同样对法国感到失望，因为它无力扮演法国大革命和革命理论赋予它的国际解放者角色。的确，这种失望加上19世纪30年代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参见第七章），以及各国在革命前景上方向不同的新意识，打碎了革命者在复辟时期所追求的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战略前景仍然未变。一个新雅各宾派的国际主义，也许（像马克思认为那样）还得加上一个激进干涉主义的英国，对欧洲解放几乎仍是必不可少的（不大可能出现的俄国革命前景除外）。[5]尽管如此，一种民族主义反动此际已逐渐展开，它针对烧炭党时期以法国为中心的国际主义。这场民族主义反动是一种非常适合浪漫主义（参见第十四章）的情感，而浪漫主义则是1830年后最受左派注意的风行时尚。没有比18世纪沉默寡言、理性主义的音乐大师布纳罗蒂和糊涂无能却又自吹自擂的马志尼（1805—1872）之间的对比更鲜明的了。马志尼成了这类反烧炭党反动的鼓吹者。他把各民族的密谋集团（“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波兰”等等）联合在一起，组成“青年欧洲”。革命运动非中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在1848年，各国的确是个别、自发并同时起义的。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又不合乎实际：它们同时爆发的刺激因素仍来自法国，但因法国不愿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而使它们终归失败。

不管是否有些离奇，激进派出于现实和意识形态原因，排斥了温和派对王公和列强的信任。人民必须靠自己赢得解放，因为不会有任何人为他们代劳，这样的观点，在同一时期也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变通使用。激进派必须借由直接行动来争取解放，而这类行动大多仍以烧炭党习用的方式呈现，至少，在群众仍处于消极状态的时候是这样。因此行动的效果不是很好，尽管在马志尼试图进攻萨伏伊的可笑举动，与1831年革命失败后波兰民主派不断进行的游击尝试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然而，排除或反对现存势力的决心，造成激进派内部的另一次分裂。分裂的焦点在于：他们要不要以社会革命为代价来夺取政权？

4

除美国外，这个问题在任何地方都是具煽动性的。在美国，再也没有什么人会做出或忍不住做出在政治上动员普通人民的决定，因为杰克逊式的民主已经达成这样的目的。[4]尽管1828—1829年在美国出现了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但欧洲式的社会革命在那个辽阔而快速发展的国家，还不是个严重问题，虽然局部的不满依然存在。在拉丁美洲，这个问题也不具煽动性，也许墨西哥除外，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那里没有人会在政治上去动员印第安人（即农民和农村雇工）、黑奴，甚或“混血儿”（即小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但是在西欧，由城市贫民进行社会革命是实际可行的，而在进行农业革命的广大欧洲地区，是否要诉诸群众的问题，更显得紧迫而不可避免。

在西欧，贫民，尤其是城市贫民日益增长的不满随处可见。甚至连皇帝驻跸的维也纳，贫民的不满也可从大众化的郊区剧院中反映出来，剧院内上演的戏剧，像面镜子般忠实呈现出平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声。在拿破仑时期，戏剧把舒适温和与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天真忠诚结合起来。19世纪20年代最伟大的剧场作家雷蒙德（Ferdinand Raimund），用弥漫了童话、悲伤和怀旧情绪的舞台，去追悼那群朴实、传统和贫穷的民众所遗落的天真。但是从1835年起，舞台被一位耀眼的明星内斯特罗（Johann Nestroy）所占据。他是知名的社会政治讽刺家、尖刻又擅辩论的才子，也是一位破坏者，并在1848年非常符合其个性地变成一位革命狂热分子。甚至经由勒阿弗尔（Le Havre）前往美国的德意志移民，也把“那里没有国王”作为他们移居的理由。美国在19世纪30年代开始成为欧洲穷人梦寐以求的国家。

在欧洲西部，城市中的不满情绪极为普遍。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已在双元革命的英法两国见到（参见第十一章）。英国于1830年左右出现这类运动，而且采取极端成熟的劳动贫民群众运动形式。他们认为辉格党和自由派是他们可能的背叛者，而资本家是必然的敌人。这一运动于1839—1842年达到高峰，直到1848年后仍保持巨大影响力的“人民宪章”运动，便是其最大成就。相比之下英国社会主义或“合作社”（co-operation）的力量，便弱小得多。它们始于令人难忘的1829—1834年间，有的吸收大批信仰其理论的工人阶级斗士（从19世纪20年代早期起，它们便已在手工业者和熟练工人中进行宣传），有的则雄心勃勃地尝试建立全国性的工人阶级“总工会”，工人阶级在欧文主义者影响下，甚至企图绕过资本主义以建立一种全面性的合作经济。对1832年改革法案的失望，导致劳工运动的大多数成员期待这些欧文主义者、合作社社员，以及早期的革命工团主义者来担任领导，但是由于他们无法具体提出一套有效的政治策略和领导方针，再加上雇主和政府有计划的进攻，遂使1834—1836年的运动遭到挫败。这次失败使许多社会主义者沦为劳工运动主流之外的宣传者或教育团体，或是成为更加温和的消费者合作社先驱，这类合作社最早是以合作商店的形式，在1844年于兰开夏的罗奇代尔（Rochdale）首次出现。因此矛盾的是，作为英国劳动贫民群众运动顶峰的宪章运动，在思想上却有些不如1829—1834年运动那般先进，虽然在政治上要成熟一些。尽管如此，还是无法使其免遭失败，因为其领导人在政治上过于无能，地区和部门之间也分歧不一，加上它们除了准备稀奇古怪的请愿书外，根本无法组织全国性的一致行动。[6]

在法国，不存在类似的工业劳动贫民的群众运动。1830—1848年的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其斗士主要来自旧式城镇的手工业者和帮工，而且多半发生在技术行业或像里昂丝绸业这类传统家庭作坊的中心（里昂首次革命的发起人甚至不是雇佣工人而是一群小业主）。此外，各种招牌的新“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Fourier）、加贝（Cabet）和其他人对政治鼓动都不感兴趣，虽然它们的小型秘密集会和团体（尤其是傅立叶派），在1848年革命开始时，多半扮演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和群众运动的动员者。另一方面，法国具有政治上高度发展的强大左翼传统，如雅各宾主义和巴贝夫主义，其主要分子在1830年后都成了共产主义者。其中最令人棘手的领袖是布朗基（Auguste Blanqui，1805—1881），他是布纳罗蒂的学生。

从社会分析和理论层面来看，除了肯定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肯定被剥削的雇工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以及确定中产阶级（不再是上层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等看法之外，布朗基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很小。但从政治战略和组织方面来看，布朗基主义可帮助传统的兄弟会革命机构，适应无产阶级的状况，并将雅各宾革命、暴动和中央集权人民专政等传统方式，融入工人们的事业之中。从布朗基分子（先后源于圣鞠斯特、巴贝夫和布纳罗蒂）那里，近代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得以坚信，其目标是必须夺取政权，而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dictatorship of the proktariat）——这个词是布朗基分子所创造的。布朗基主义的弱点便是法国工人阶级的弱点。和他们的烧炭党先驱一样，他们有的只是一些徒劳策划暴动的少数精英，但因缺乏广泛的群众支持，因而总以失败收场，就像1839年试图举行的起义。

因此在西欧，工人阶级或城市革命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真实的危险，虽然在实际上，大多数像英国和比利时这样的工业国家，政府和雇主阶级都以相对（而且有理由）平静的态度处之：没有证据显示，英国政府曾因庞大分散、组织不良而且领导低劣的宪章派对公共秩序的威胁感到严重不安。[7]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在鼓励革命者和威胁统治者方面贡献甚少。在英国，当一股砸毁机器的骚乱浪潮，于1830年底从英格兰南部和东部的饥饿工人中迅速蔓延开时，政府曾感到一阵恐慌。在这次自发、广泛，但被迅速平息的“最后的工人暴动”中，[8]可以看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参与暴动者所受到的惩罚远比宪章分子严酷许多，也许是因为大家害怕将出现比改革法案时期更加紧张的政治形势。然而，农业动荡很快便回复到政治上不那么可怕的状态。在其他经济先进地区，除德意志西部以外，很难期待或想象会有任何重大的农业革命发生，而大多数革命者所秉持的纯粹城市观点，对农民也不具吸引力。在西欧（不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只有爱尔兰才有广大而特有的农业革命运动，由诸如“丝带会”（Ribbonmen）和“白男孩”（Whiteboys）之类广泛存在的秘密恐怖会社发起。但是在社会和政治上，爱尔兰与其邻国是属于不同的世界。

因此，中产阶级激进派，即那群不满的实业家、知识分子和发现自己仍在反对1830年温和自由派政府的其他人，便因社会革命问题而告分裂。在英国，“中产阶级激进派”分裂为二，其一准备支持宪章运动或与之共同奋斗的人，例如伯明翰或斯特奇（Quaker Joseph Sturge）的全面普选联盟（Complete Suffrage Union）；其二则坚持既反对贵族也反对宪章运动，例如曼彻斯特反《谷物法》联盟。不妥协者占了优势，他们相信其阶级意识的更大一致性，相信他们大笔花费的金钱及其宣传和广告机构的效率。在法国，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官方反对派的衰弱和巴黎革命群众的创造性，动摇了两者的分裂。激进派诗人贝朗热（Béranger）在1848年2月革命后写道：“所以我们又再次成为共和派，这也许太早了点，太快了点……我应该更喜欢比较谨慎的程序，但是我们既没有选择的时间，也没有集聚的力量，更没有决定行进的路线。”[9]在法国，中产阶级激进派与极左派的决裂，要到革命后才发生。

对于可能组成西欧激进主义主力大军的独立手工业者、店主、农场主等小资产阶级（他们与技术工人联合一气）来说，该问题的压力没那么大。作为小人物，他们因同情穷人而反对富人；作为小财产拥有者，他们又同情富人而反对穷人。但是这种同情的割裂，虽会导致他们犹豫不决，却不会带来政治忠诚上的大变化。在关键时刻，他们尽管软弱，也还是雅各宾派、共和派和民主派。在所有的人民阵线中，他们是一个动摇的成分，但也是一个不变的成分，直到潜在的剥夺者实际掌权为止。

5

在革命欧洲的其他地方，不满的小乡绅和知识分子，成为该地激进派的核心，这使问题严重许多。因为群众是农民，而农民常常与地主和城镇居民分属不同民族。在匈牙利，地主和城镇居民是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在波兰东部是乌克兰人，而在奥地利的部分地区则是斯拉夫人。而那些最穷、最没效率的地主，亦即最无法放弃其地位收益的地主，往往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大家公认，当大批农民仍处在愚昧无知和政治消极状态时，农民支持革命这个问题就不像它理应具有的那样直接，但其强烈程度却不曾稍减。及至19世纪40年代，甚至连这种消极态度也不再是理所当然。1846年加利西亚（Galicia）的农奴起义，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尽管是像这种极具争议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仍是巧言夸饰的。从经济上看，像东欧这类落后地区，其现代化必须依靠农业改革，至少得废除仍在奥地利、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中顽固存在的农奴制度。从政治上看，一旦农民开始活跃，革命者无疑必须有所作为来满足其要求，至少在革命者正与外来统治者作战的国家应当如此。因为如果他们不把农民拉到自己这边，反革命分子就会把他们吸引过去。合法的国王、皇帝和教会，总是占有战术上的优势，传统农民信任的是他们而不是地主，且原则上仍准备从他们那里获得正义。如果需要的话，君主们随时准备挑动农民去反对乡绅：1799年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毫不犹豫地挑动农民去反对那不勒斯的雅各宾派。1848年，伦巴底农民高喊“拉德茨基（Radetzky）万岁”，并向这位镇压民族主义起义的奥地利将军欢呼“处死地主”。[10]在未开发的国家里，摆在激进派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与农民联合，而是他们是否能成功地赢得联合。

这些国家的激进派因此分成两个集团：民主派和极左派。前者在波兰以波兰民主会（Polish Democratic Society）、在匈牙利以科苏斯（Kossuth）的追随者、在意大利以马志尼派为代表，承认有必要把农民吸引到革命事业当中，而且必要时可以废除农奴制度并授予小耕作者土地所有权，但是他们希望能使自愿放弃封建权利（并非没有补偿）的贵族和国内农民之间，维持和平共处的关系。可是，在农民暴动还没有达到暴风骤雨的程度，或是被王公剥削的恐惧还不是很大的地区（像意大利的许多地方），民主派都不曾为自己提出一个具体的土地纲领或任何社会纲领，他们更倾向于鼓吹政治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普遍性。

极左派公开认为，革命斗争是一场既反对外来统治者亦反对国内统治者的群众斗争。他们比本书所述时期的民族和社会革命者，更怀疑在皇权统治下拥有既得利益的贵族和软弱的中产阶级，怀疑他们在领导新国家走向独立和现代化方面所具有的能力。因此，他们自己的方案受到西方新兴社会主义的强烈影响，虽然他们与前马克思主义的多数“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既是社会批评家也是政治革命家。例如，1846年短命的克拉考共和国（Republic of Cracow），便废除了所有的农民义务，并向城市贫民许诺建立“国民工厂”。南意大利烧炭党中的最先进分子，也采用了巴贝夫——布朗基主义的政纲。也许波兰是个例外，极左派的思潮在这里相对弱小，而且在动员他们如此急于吸收的农民的运动失败后，该运动主要由学童、大学生、贵族或平民出身的落魄知识分子和一些理想主义者组成，其影响力更进一步削弱。[5]

因此，欧洲未开发地区的激进派从未有效地解决其问题，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支持者不愿对农民做出充分或及时的让步，部分是因为农民在政治上不够成熟。在意大利，1848年革命实际上是在消极的农村人口不太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波兰（1846年起义迅速发展成受奥地利政府鼓励的、反对波兰乡绅的农民起义），除普属的波兹南地区（Poznania）外，1848年根本没有革命发生。甚至在最先进的革命国家如匈牙利，贵族领导的土地改革的种种局限，也使充分动员农民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变得完全不可能。而在大部分东欧地区，穿着帝国军人制服的斯拉夫农民，是德意志和匈牙利革命者的强力镇压者。

6

虽然因当地状况差异，因民族和阶级因素而出现分裂，但是1830—1848年的革命运动，仍保持了许多共同之处。首先，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密谋者的少数人组织，经常处在流亡之中，或局限于受过教育的弱小世界里。（当然，革命爆发时，普通人民也会活跃起来。1848年米兰起义的350名死者中，只有约12人是学生、职员，或出身地主阶级者；74人是妇女、儿童，而其余是手工业者或工人。[11]）其次，它们都有一套沿袭1789年大革命的政治程序、战略和策略思想，以及一股强烈的国际团结意识。

第一个共同点很容易解释。除了在美国、英国，或许还包括瑞士、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之外，在正常时期（而非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中，几乎都不存在群众运动组织和传统；除英国和美国之外，其他地区也不具备出现的条件。一份周发行量超过6万份并拥有更大数目读者的报纸，如1839年4月宪章派的《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12]，在其他地方是完全无法想象的。5 000份似乎已是报纸最常见的发行量，虽然半官方报纸或（从19世纪30年代起的）娱乐性杂志，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会超过2万份。[13]而甚至是像法国和比利时这样的立宪国家，极左派的合法动员也只被断断续续地承认，其组织更经常被视为是非法的。所以，当民主政治的幻影只存在于合法享有政治权利的有限阶级中时（其中一些在非特权阶层中有其影响力），群众政治的基本方法——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公众运动、群众组织、请愿、与普通人民面对面的巡回演讲等等——便少有实行的可能。除了英国人外，大概不会有人认真考虑通过签名或示威的群众运动来争得议会普选权，或者经由群众宣传或压力运动来废除一项不受欢迎的法律，就像英国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联盟各自试图做的那样。宪法的重大变化意味着合法性的中断，而社会的重大变化更是如此。

非法组织自然要比合法组织规模小，而且它们的社会组成远不具代表性。众所公认，当一般性的烧炭党秘密会社演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时，例如布朗基派，其中产阶级的成员会相对减少，而工人阶级成员，即手工业者和技术帮工，其人数则相应上升。19世纪30年代后期到19世纪40年代的布朗基派，其成员据说主要是来自下层阶级。[14]德意志非法者同盟［后来演变为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Just）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也是如此，其骨干系由流亡国外的德意志帮工组成。但这样的情形在当时是相当例外的。像以往一样，大批的密谋者主要是来自专业阶层、小贵族、大学生及中学生、记者等等；也许烧炭党全盛期（伊比利亚半岛国家除外），还多了一小部分年轻军官。

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整个欧洲和美国左派继续在与共同的敌人斗争，并拥有共同的愿望和共同的纲领（由“英国、法国、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波兰、意大利、瑞士、匈牙利和其他国家居民”组成的）。兄弟民主会（Fraternal Democrats）在其原则宣言中写道：“我们摒弃、批判并谴责一切世袭的不平等和‘种族’区分，因此我们认为国王、贵族和凭借占有财产而垄断特权的阶级，都是篡夺者。政府由全体人民选出并对全体人民负责，是我们的政治信条。”[15]激进派或革命者对这样的内容会不同意吗？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他会赞成一个在经济上财产可以自由运用的国家，虽然财产不再能享有以往的政治特权（如1830—1832年宪法中规定的选举财产资格限制）；但如果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者，那么他一定会主张财产必须社会化。无疑，这样的冲突时刻必将到来（在英国已见诸宪章运动时期），到那时，以前反对国王、贵族和特权的盟友，将会变为互相斗争的敌人，而其基本冲突将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但及至1848年，在英国之外的国家，冲突的时刻尚未到来。只有少数国家的大资产阶级仍公然站在政府阵营之中。甚至最自觉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也把自己看作一般激进和民主运动中的极左翼，而且通常认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开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一份将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宣言，也是（至少对于德意志）目前的联合宣言。而当德意志最先进的中产阶级——莱茵地区的企业家们——于1848年请求马克思担任其激进机关报《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的主编时，他们不仅希望他接受，并希望他不要只把这份报纸编成共产主义的机关报，更要编成德意志激进派的代言者和领路者。

欧洲左派不仅拥有共同的革命观点，而且还有共同的革命愿景。这种愿景源于1789年和1830年的革命。愿景中的国家正处于一场导致暴动的政治危机当中。（除伊比利亚半岛外，那种不考虑整体的政治或经济气候，便组织精英领导暴动或起义的烧炭党思想，日益受到怀疑。特别是在意大利类似企图的多次失败，例如1833—1834年、1841—1845年和拿破仑侄子路易于1836年策动的暴动悲惨收场之后，更为显著。）首都将筑起街垒；革命者将冲向王宫、议会，或者（在怀念1792年的极端分子中）冲向市政厅，升起无论什么样的三色旗，并且宣告成立共和国和临时政府。然后国家将接受这个新政权。首都的极端重要性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虽然直到1848年后，政府才开始对首都重新规划，以方便部队镇压革命者。

武装公民将组成国民军，立宪议会的民主选举会正式举行，临时政府也将成为确定的政府，而新宪法更会实施生效。新政府接着将对那些几乎肯定也会发生的其他革命，提供兄弟般的支援。接下来发生的事，便属于后革命时代。对于后革命时代，1792—1799年的法国典范，也为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提供了相当具体的模式。最激进派的革命者，自然很容易就会把重点转向保卫革命，反对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颠覆问题上。也可以说，越是左翼的政治家，越可能赞成雅各宾派的集权和建立强大行政机构的原则，以反对（吉伦特派的）联邦主义、非集权化或分权原则。

这种共同的观点，因强烈的国际主义传统而大为加强，甚至在那些拒绝接受任何国家（即法国，或者巴黎）具有先天领导权的分裂派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残存着国际主义。即使不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解放似乎就意味着专制统治失败这一明显事实考虑在内，所有国家的革命进程也将是一样的。民族歧视（正如兄弟民主会所认为的那样，“它在任何时代都被人民的压迫者所利用”）将在博爱的世界里消失。建立国际革命团体的尝试从未停止，从马志尼的“青年欧洲”——旨在取代老式烧炭党——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到1847年的“全世界统一民主联盟”（Democratic Associa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All Countries）。然而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这种国际主义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原因在于各国已渐次赢得独立，而且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友好。在那些日益接受无产阶级取向的社会革命运动中，其力量正在增强。国际，作为一个组织和一首歌，在19世纪的后期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一项偶发因素使1830—1848年的民族主义得到加强，那就是流亡。欧洲大陆左派的大多数政治斗士都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流亡者，许多人甚至流亡长达几十年。他们集中在相对说来极少数的几个难民区和避难所：法国、瑞士，其次是英国和比利时（美洲对于临时性的政治移民太遥远，虽然也吸引了一些人）。这类流亡的最大队伍，是1831年革命失败后被放逐的5 000—6 000名波兰移民，[16]次多的是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因大量非政治移民而增加）。到19世纪40年代，一小群富有的俄国知识分子，在留学国外期间也已吸收了西方革命思想，或追求一种比尼古拉一世的地牢和操练场更合情意的气氛。而在巴黎和相距遥远的维也纳，这两个照耀了东欧、拉丁美洲和东地中海地区的文化大城里，四处都可见到来自弱小或落后国家的学生和有钱人。

在难民的中心所在地，流亡者结成组织，时而讨论、争吵，时而往来、指责，并且策划着解放自己的国家以及他人的国家。先是波兰人，其次是意大利人（流亡中的加里波第为拉丁美洲各国的自由而战），他们实际上成为革命斗士的国际军团。1831—1871年间，欧洲各地没有任何一次起义或解放战争，是在没有波兰军事专家或战斗分队的协助下完成的。甚至在英国宪章运动期间，唯一的一次武装起义（1839年），也是如此。然而，他们并非唯一这样做的人。（自称是）丹麦的哈林（Harro Harring）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流亡人民解放者，曾先后为希腊（1821年）、波兰（1830—1831年）而战。身为马志尼的青年德意志、青年意大利以及稍许有点模糊的青年斯堪的纳维亚成员，他也曾在返欧参加1848年革命之前，越过重洋，为计划中的拉丁美洲合众国而奋斗，并为此留居纽约；同时出版题为“人民”、“血滴”、“一个人的话”和“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诗”等作品。

共同命运和共同理想，把这些流亡者和侨居者联结在一起。他们大多数面临相同的贫困和警察监视、非法通信、间谍，以及无处不在的密探等问题。如同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在19世纪30—40年代，也将它的共同敌人团结在一起。而当以解释世界社会危机并提出解决方案为目的的共产主义，在一个世纪之后，将知识上的好奇者吸引到其首都巴黎时，更为这个城市的亮丽魅力增添了一分严肃的吸引力。（“如果没有法国女人，生活将失去意义。但是当世界还有这么多阴暗面时，得了吧！”[17]）在这些避难中心，流亡者组成临时的但经常是永久性的流亡者团体，同时策划着人类的解放。他们并不总是喜欢或赞成对方，但却相互了解，知道命运是共同的。他们一起准备和等待欧洲革命的到来。1848年，它到来了，而且失败了。

[1] 实际上它只具有一个比1791年限制更多的选举权。

[2] “六点要求”包括：一、成年男子普选权；二、无记名投票；三、平等选区；四、议员有薪制；五、每年召开议会；六、取消候选人的财产资格。

[3] 英国人通过19世纪20年代接触到的自由派西班牙难民，而对西班牙这个国家感兴趣。英国的反天主教教义，在将西班牙的抗争潮流——反映在博罗（George Borrow）的《西班牙的圣经》和默里（Murray）著名的《西班牙手册》中——转移到反王室正统派（anti-Carlist）一事上，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4] 当然，南方的奴隶除外。

[5] 然而，在小农制、佃农或次佃农的少数地区，如罗马涅或德意志西南部地区，马志尼类型的激进主义在1848年之后，成功地组织了相当程度的民众支持力量。

第七章
民族主义

每个人都有其特殊使命，这些使命将携手走向人类总使命的完成。这样的使命构成了民族性。民族性是神圣的。

——青年欧洲兄弟守则，1834年

这一天将会来临……当优秀的日耳曼人站在自由和正义的青铜底座上，一只手握着启蒙的火炬，把文明的光束投向地球最遥远的角落，另一只手持着仲裁者的天平。人们将恳请她解决争端，即那些现在向我们高喊强权即公理，并轻蔑地用长筒靴踢打我们的民族。

——西本费弗尔（Siebenpfeiffer）的汉堡演讲，18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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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后，如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那样，赞成革命的总运动分裂了。而分裂所导致的一项后果值得特别注意，即自觉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场运动发展的最佳象征，便是1830年革命后由马志尼创建或发起的“青年”运动：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青年法兰西（1831—1836年），以及19世纪40年代类似的青年爱尔兰。青年爱尔兰是芬尼亚勇士团（Fenians）或称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的前身，它是19世纪早期密谋派兄弟会组织当中，唯一延续至今且获得成功的革命团体，并以进行武装斗争的爱尔兰共和军而闻名于世。这些运动本身并不重要，且只要有马志尼存在，就足以使它们完全无效。但在象征性意义上，它们却极其重要，从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纷纷采用像“青年捷克人”或“青年土耳其人”这类标签，即可见一斑。它们标志着欧洲的革命运动碎裂成民族的革命运动。这类民族革命团体之间，无疑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纲领、战略和策略等，甚至有大致相同的旗帜——几乎总是某种形式的三色旗。他们的成员认为：其自身的要求与其他民族的要求之间并没有矛盾，而且他们的确设想建立一种可同时解放自身以及其他民族的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各个民族革命团体则倾向于通过为大家选择一个救世主的角色，来为其首先关注本民族利益的心态进行辩护。借由意大利（据马志尼说的）、波兰［据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说的］，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民将被引向自由。这是一种很容易沦为保守政策或帝国主义政策的观念，在那些强调自己是神圣的罗马第三帝国的俄国亲斯拉夫派，以及那些日后不断重复着将以德意志精神治好全世界的德国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危险。大家一致认为，民族主义这种模棱两可的现象，可回溯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世上的确只有一个伟大的革命民族，而它的所作所为也足以让世人明白，它是所有革命的司令部和解放世界的必要原动力。因此，指望巴黎是合理的；指望一个模糊不清的（实际上由一小撮密谋派和流亡者代表的）“意大利”、“波兰”或“德意志”，只有对意大利人、波兰人和日耳曼人才具意义。

如果新兴的民族主义只限于民族革命兄弟会的成员，它就不值得太多注意。事实上，它代表着更为强大的力量，这些力量在19世纪30年代以双元革命的结果出现，并显露在政治自觉之中。这些力量当中，最早出现且最强大的是小地主或乡绅的不满，以及在许多国家当中突然冒出的民族中产阶级，甚至下层中产阶级，两者的代言人大多是专业知识分子。

小乡绅的革命作用，也许可在波兰和匈牙利得到最好说明。总体而言，当地的土地大亨早就发现与专制主义和外国统治达成协议，是可能且合乎需要的。匈牙利的大地主一般都是天主教徒，而且长期以来已被吸收为维也纳宫廷的社会支柱，他们之中极少有人参加1848年革命。对于旧日波兰——立陶宛联邦（Rzeczpospolita）的记忆，使波兰的地主权贵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是他们之中最有影响力的准民族主义派别——恰尔托雷斯基集团，当时正对寓居巴黎朗贝尔饭店（Hotel Lambert）的奢华移民，进行活动，他们总是赞成与俄国联合，而且喜欢外交活动更甚于起义。从经济上看，如果不太浪费的话，他们也富裕得足以支付所需；而且，如果他们喜欢的话，甚至有财力投入足够的资金来改善其土地，以从该时代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塞切尼伯爵（Count Széchenyi）是这个阶级的少数温和自由派和经济进步倡导者，他曾将约6万弗罗林（florins）的年收入赠予新成立的匈牙利科学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的生活水准曾因这笔无私的慷慨捐赠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只因出身不同而使其有别于其他贫困农民的小乡绅（匈牙利人口中约1/8据称拥有乡绅地位），既没有钱财能使其持有的土地有利可图，也没有与日耳曼人或犹太人竞争中产阶级财富的意向。如果他们无法靠其地租体面生活，而且衰败的年代又剥夺了他们投身军队的机遇，如果文化程度不算太差的话，他们或许会考虑选择法律、行政或一些知识性职业，但是不会从事资产阶级活动。这类乡绅长期以来已成为本国专制主义、外族以及巨富统治的反对堡垒，隐藏在（像在匈牙利的）加尔文派和县级机构的双重支持背后。很自然的，他们的反对、不满，以及希望获得更多工作机会的愿望，如今将引燃民族主义。

自相矛盾的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民族商业阶级，竟是个较小的民族主义因素。众所公认，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和意大利，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市场，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联合下的德意志》（Deutschland über Alles）的作者呼唤：

火腿和剪刀，靴子和吊袜带，

羊毛和肥皂，纱线和啤酒。[1]

民族精神所无法促成的民族统一意识，德意志已借由关税同盟达成了。然而，却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显示，比如说，（日后将为加里波第提供许多财政支持的）热那亚的船运商对意大利民族市场的喜爱，会更甚于远较繁荣的地中海贸易。而在多民族的大帝国中，在特定省份内发展出来的工业和贸易核心，当然会对现存的歧视表示不满，但是在他们心底真正喜爱的，显然是此刻对他们开放的帝国大市场，而不是未来独立的民族小市场。因此，波兰企业家既然有整个俄国可资利用，自然少有人会去支持波兰民族主义。当帕拉茨基（Palacky）代表捷克人宣称“如果奥地利不存在，那就必须造一个出来”时，他不仅是在吁请君主反对德意志，而且也表达了一个庞大却很落后的帝国经济核心地区的合理心声。然而，商业利益有时也领导着民族主义，例如像比利时，该地一支强大的工业先驱社群，基于十分奇怪的理由，认为处在荷兰商业集团的有力统治下，他们的地位将非常不利。比利时是在1815年陷入荷兰手中的。不过这是个特殊例子。

在这个阶段，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强大支持者，是下层和中层的专业、行政和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即受过教育的阶层。（当然，这些人与商业阶级并无明显区别，尤其是在落后国家，那里的土地行政人员、公证人和律师等等，通常即等于农村财富的主要积聚者。）确切地说，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先锋，是沿着教育进步的路线进行战斗，而教育进步，则显现在大批“新人”进入当时仍被少数精英占据的领域。学校和大学的成长显示出民族主义的进展，因为学校尤其是大学，正是其自觉的斗士：普鲁士与丹麦之间，曾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问题，先后于1848年和1864年爆发过两场冲突，但在此之前，基尔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便曾为了这个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发生过激烈争执。

教育的进展十分明显，虽然“受教育者”的总数仍然很小。法国国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在1809—1842年间增加了一倍，而且在七月王朝统治之下，增长得特别迅速，但是即使如此，及至1842年，也只不过1.9万人（那时所有受过中等教育的孩子[2]，总数是7万人）。俄国于1850年左右，在6 800万总人口中只有大约2万名中学生。[3]大学生的人数尽管不断增加，但其总数却很少。很难想象，1806年后那些受解放思想煽动的普鲁士大学青年，据说在1805年时竟不超过1 500人；后1815年的波旁王朝毁灭者，巴黎综合工艺学校，在1815—1830年间，共训练了1 581名青年，即每年仅招收约100人。学生们在1848年革命中的突出表现，使我们很容易忘记下述事实：整个欧洲大陆，包括未进行革命的不列颠群岛，可能总共只有4万名大学生，虽然数目仍在上升之中。[4]俄国的大学生人数便从1825年的1 700人，上升到1848年的4 600人。而且即使人数没有增长，社会和大学的变化（参见第十五章），也为学生赋予了一种社会团体的新意识。谁也不记得在1789年巴黎大学有大约6 000名学生，因为他们在大革命中没有发挥过独立作用。[5]但是到1830年，任谁也不能忽视这群年轻大学生的重要性。

少数精英可利用外国语言活动；而一旦受过教育的干部变得足够多时，民族语言就会自行产生影响（如自19世纪40年代起，印度各邦为争取承认其语言而做的抗争）。因此，当开始用民族语言出版教科书、报纸或进行某些官方活动时，都代表着民族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19世纪30年代，欧洲许多地区都跨出了这一步。于是有关天文学、化学、人类学、矿物学和植物学的第一批重要的捷克文著作，便是在这10年中写作或完成的；而在罗马尼亚，用罗马尼亚文代替以前流行的希腊文的第一批学校教科书，也是如此。1840年，匈牙利文取代拉丁文作为匈牙利议会的官方语言，虽然受维也纳控制的布达佩斯大学，直到1844年才停授拉丁语课程。（可是，为争取使用匈牙利语为官方语言的抗争，从1790年起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在萨格勒布（Zagreb），盖伊（Gai）1835年起便用迄今仍是方言综合体的第一种书面语言，出版了他的《克罗地亚报》［Croatian Gazette，后来改名《伊利里亚民族报》（Illyrian National Gazette）］。在很早就拥有官方民族语言的国家，这种变化是不太容易衡量出来的。可是有趣的是，1830年后用德语（而不是拉丁语和法语）出版的书籍，首次持续超过90%，法语书籍的数量，则在1820年后降到4%以下。[1][6]此外，出版物的普遍大增，也给予我们一个可资比较的指标。例如，德意志出版的书籍数量，在1821年和1800年大致相同，一年大约4 000种；但1841年却上升到1.2万种。[7]

当然，大多数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仍是未受过教育的。的确，除日耳曼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瑞士人和美国公民外，没有一个民族能在1841年被形容成是有文化的。有几个民族可说几乎是文盲，像南部斯拉夫人，他们在1827年只有不到1.5%的识字率（甚至在更晚的时候招募到奥地利军队中的达尔马提亚人，也只有1%能够读写），或者像只有2%识字率（1840年）的俄国人，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半岛战争后，似乎总共仅有8 000名儿童在校），以及除伦巴底和皮德蒙特之外的意大利人。19世纪40年代，甚至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也有40%—50%的人是文盲。[8]文盲绝非政治意识的障碍，但事实上没有证据指出，除了已受双元革命改变的国家——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政治和经济上依附于英国的）爱尔兰，那种近代式的民族主义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群众力量。

把民族主义等同于识字阶层，以俄国大众为例，并不是说，当他们碰到非俄国的人或事物时，不会产生“俄国人”的自觉。然而，对一般群众而言，民族性的检验物仍然是宗教：西班牙人是以是否为天主教徒来确定的，俄国人则依据是否是东正教徒。然而，与外国文化直接接触的情形虽日渐增多，但仍属罕见，而某些民族感情（例如意大利人的），对广大群众而言仍是全然陌生。他们甚至不使用共同的民族书写语言，而且说着彼此几乎不能明白的方言。甚至在德意志，爱国主义神话也极端夸大了反拿破仑民族情感的程度。在德意志西部，尤其是法国自由征召的战士中，法国仍极受欢迎。[9]隶属于教皇或皇帝的人民，或许表现出对碰巧也是德意志的敌人法国人的不满，但这其中几乎不带有任何民族情感，更不用说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任何愿望。此外，民族主义是以中产阶级和乡绅为主干的事实，就足以使穷人们秉持怀疑立场（像南意大利烧炭党中比较先进的分子和其他密谋派所表现的那样）。波兰激进民主革命派急切地试图动员农民，甚至到了提出进行土地改革的程度，但他们还是几乎彻底失败。即使这些革命派实际上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加利西亚的农民在1846年还是会反对波兰革命者，他们更愿意屠杀乡绅并相信皇室官吏。

民族的远离家园，也许是19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它瓦解了深厚、古老而且地方化的传统主义。直到19世纪20年代，世界上大多数地区都几乎没有什么移民或外迁者，除非是在军队和饥饿的强制下，或在传统上经常迁移的社会中，例如在北方从事季节性建筑工作的法国中部农民，或者德意志的流动手工业者。远离家园还意味着一种思乡病，但不是即将成为19世纪特殊心理病的那种温和形式的思乡病（反映在无数多愁善感的流行歌曲中），而是医生们在临床上最早用来描述旅居国外的旧式瑞士雇佣军，那种强烈得足以致命的心理疾病。在法国大革命战争的征兵中，便可发现这种疾病，特别是在布列塔尼人身上。遥远北部森林的吸引力非常强大，它可以使一个爱沙尼亚女仆离开她那位极其仁慈的萨克森库吉尔根（Kügelgen）雇主，尽管在萨克森她是自由的，而回到家乡却将沦为农奴。迁居和移居国外（其中移居美国的数据最方便查找）的人数，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显著增加，虽然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达到很大的比例，那时有175万人越过北大西洋（将近是19世纪30年代数字的3倍）。即使如此，英国之外唯一的主要移民民族仍是日耳曼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都遣送子孙到东欧和美国做定居农民，到欧洲大陆做流动手工业者，并到各国充任雇佣兵。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1848年真正以群众为基础且具有严密组织形式的西方民族运动，只有一次，而且即使这次，也因为与教会这个强大的传统支撑者保持一致的态度，而获致巨大好处。那就是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1785—1847）领导下的爱尔兰取消联合运动。（译者注：19世纪初，爱尔兰反对与英国组成联合王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奥康奈尔是农民出身、嗓音洪亮的律师鼓动家，也是第一位（直到1848年是唯一的一位）普受欢迎的奇里斯玛型领导人，他带动了当时犹属落后群众的政治意识觉醒。［1848年前，唯一可与奥康奈尔相比的人物是另一位爱尔兰人奥康纳（Feargus O’Connor，1794—1855），他已成为英国宪章运动的象征；或许还有匈牙利的科苏斯。科苏斯可能在1848年革命之前已获得某些群众声望，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其威望实际上是因身为乡绅拥护者而获致的，由于他后来被历史学家奉为圣人，因此很难完全看清楚他的早期经历。］奥康奈尔的天主教联合会（Catholic Association），在争取天主教徒解放（1829年）的成功抗争中，赢得了群众支持和教士们的信任（这点未获完全证实）。这个联合会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与新教徒乡绅和英裔爱尔兰乡绅发生关系。它是农民和那个贫困大岛上的爱尔兰下层中产阶级的运动。被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动浪潮推上领导地位的“解放者”，是贯穿爱尔兰政治史上那个令人震惊的世纪的首要推动力。这个力量在秘密恐怖会社中被组织起来，而这些会社本身，则有助于打破爱尔兰的地方主义。然而，奥康奈尔的目标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独立，而是通过与英国辉格党达成协议或谈判，来实现温和中产阶级的爱尔兰自治。事实上，他并不是民族主义者，更不是农民革命家，而是温和中产阶级的自治主义者。的确，后来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他提出的主要批评（很像更为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批评在其国家历史上占有类似地位的甘地），便是他本来能够发动整个爱尔兰起来反对英国人，但他却有意地拒绝。不过，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改变下列事实，亦即他所领导的运动，的确得到广大爱尔兰民众的真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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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近代资产阶级世界之外，还有反对异族统治（一般情况为不同宗教而非不同民族的统治）的人民起义运动，有时这似乎预示着日后民族运动的走向。这类运动指的是反对奥斯曼帝国、高加索反对俄罗斯人，以及印度反对入侵的英国统治者的战斗。把诸多的近代民族主义塞入对这类民族运动的理解之中，是不恰当的，虽然在武装好斗的农牧人口聚居的落后地区，以部落集团为组织，而且由部落酋长、绿林英雄或先知们所发动的对外国（或更确切地说是不信任的）统治者的抵抗，采取了一种与精英式民族运动颇为不同，但更接近其真义的人民战争形式。然而实际上，马拉特人（Mahrattas，印度的封建军事集团）和锡克教徒（一个军事宗教派别）分别于1803—1818年及1845—1849年所发起的抗英运动，与后来的印度民族主义几无关联，而且他们也没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2]野蛮、英勇、世仇不断的高加索部队，在穆里德运动（Muridism）的纯净伊斯兰派别中，暂时找到了团结一致、反对俄国人入侵的纽带，而且找到沙米尔（Shamyl，1797—1871）这个重要的领导人。但是直到今天，高加索人仍尚未组成一个民族，而仅仅是在苏联一个小共和国中的一小群小山民集体（已具近代民族意义的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并未参加沙米尔运动）。被诸如阿拉伯地区的瓦哈比派（Wahhabi）和今天利比亚的赛努西教团（Senussi）等纯净宗教派别所扫荡的贝都因人，为了安拉的单纯信仰，反对赋税、苏丹和城市的营私舞弊，并为了保有简朴的牧民生活而战。但是我们今日所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20世纪的产物），是来自城市，而不是游牧民族的营地。

甚至巴尔干各国，尤其是那些很少被驯服的南部和西部山民，他们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行动，也不应过于简单地用近代民族主义来加以解释，虽然许多吟游诗人和勇士［两者经常是同一些人，例如门的内哥罗（Montenegro）的诗人——武士——主教们］，会使人回忆起像阿尔巴尼亚的斯坎德培（Skanderbeg）那样的准民族英雄的荣耀，以及像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Kossovo）战役中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失败悲剧。在任何有需要或有意愿的地区，起义反对当地政权或削弱奥斯曼帝国，都是极其自然的举动。然而，仅只是因为经济上共同的落后性，才让我们把今日所谓的南斯拉夫人视为一个整体，甚至包括了他们居住在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同族人，但是南斯拉夫这个概念是奥匈帝国知识分子的活动产物，而不是那些实际为自由而战者所欲追求的结果。[3]信仰东正教的门的内哥罗人从未被征服过，他们与土耳其人作战，但也以同样的热情对抗多疑、信奉天主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同样多疑但团结的斯拉夫人，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则像多瑙河平原上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一样乐意，并且以比阿尔巴尼亚边疆地区东正教“老塞尔维亚人”更大的热情，起义反对与他们信仰同一宗教的土耳其人。19世纪率先起义的巴尔干人民，是在英勇的猪贩子、绿林好汉黑乔治（Black George，1760—1817）领导下的塞尔维亚人，但是在他起义（1804—1807年）的最初阶段，甚至并未提出反对奥斯曼统治的口号；相反，他支持土耳其苏丹反对当地统治者的营私舞弊。在巴尔干西部山区的早期起义历史中，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显示当地的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和其他民族，在19世纪早期已对那种非依民族划分的自治公国感到不满，该制度是由强有力的总督，人称“亚尼纳之狮”的阿里·巴夏（Ali Pasha，1741—1822），一度在伊庇鲁斯（Epirus）建立起来的。

有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放羊的牧民与绿林英雄在反对任何实存政府的持久战斗中，与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观念融合起来。那就是希腊的独立战争（1821—1830年）。因此不足为奇的，希腊成了各地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人士的神话和激励力量。因为只有在希腊，全体人民用一种似乎与欧洲左派相同的方式，起来反对压迫者；而且另一方面，以献身希腊的诗人拜伦（Byron）为代表的欧洲左派，对希腊的最后独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大多数希腊人与巴尔干半岛上其他被遗忘的战士、农民和部落非常相像。然而，一部分希腊人构成了一个国际贸易和管理阶层，他们也定居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和少数民族社区之内，以及奥斯曼帝国之外；而大多数巴尔干人所皈依的东正教会，其所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其领导阶层则是以君士坦丁堡希腊主教为首的希腊人。蜕变为依附王公的希腊行政官员，统辖着多瑙河各公国（现在的罗马尼亚）。在某种意义上，巴尔干、黑海地区和地中海东部，所有受过教育以及从事商业的阶层，不管民族出身如何，都因其活动性质本身而希腊化了。在18世纪，希腊化进程比以往更加强劲有力。主要是因为经济的明显发展，扩大了希腊人在国外的散居范围和接触面。黑海新兴繁荣的谷物贸易，把他们带进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商业中心，并且加强了他们与俄国的联系；巴尔干贸易的扩大，把希腊人或希腊化商人带到了中欧。第一份希腊文报纸是在维也纳出版的（1784—1812年）。农民起义者的定期移民和再迁移，进一步加强了流亡者社团。正是在这种世界各地都有的散居人口中，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共济会秘密会社的政治组织方式）扎下根来。早期不甚突出、多少是泛巴尔干革命运动领袖的里加斯（Rhigas，1760—1798），不但讲的是法语，还将《马赛曲》改编成希腊版本。发动1821年暴动的秘密爱国会社同志会（Philiké Hetairía），是1814年在俄国新兴谷物大港奥德萨（Odessa）创立的。

希腊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与西方的精英运动相比。没有其他类比可以说明在当地希腊权贵领导下，多瑙河诸公国为争取希腊独立所发动的起义；因为在这块可怜的农奴制土地上，唯一可以称作希腊人的便是领主、主教、商人和知识分子。很自然，那场起义惨败了（1821年）。然而幸运的是，同志会也开始在希腊山区（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招募乱世中的绿林英雄、亡命之徒和部落酋长，而且（至少在1818年后）比同样想搜罗当地绿林的南意大利贵族烧炭党，赢得更大的成功。像近代民族主义这类概念，对这些“希腊武装团成员”究竟有多大意义，是相当令人怀疑的，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文书学者”（clerks）——对书籍知识的尊重和爱好，是古希腊文化的遗风——这些文书学者用雅各宾派的词语书写宣言。如果说他们代表了什么，那就是该半岛传之久远的精神气质。身为男子的任务便是要成为英雄，而据山而立抵抗政府并为农民打抱不平的绿林好汉，正是人世间的政治理想。对于像牛贩子兼绿林好汉科洛科特罗尼斯这种人的起义，西方式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他们一套领导模式，并赋予他们一个泛希腊的而非完全局限于地方性的规模。反过来，西方民族主义者则从他们那里得到那种令人畏惧的独特力量，即一个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起义。

新兴的希腊民族主义足可以使希腊赢得独立，虽然那种结合了中产阶级领导、武装团体叛乱，以及大国干涉的运动，产生了一些对西方自由理想的滑稽模仿——这类模仿日后在像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会变得极为眼熟。但是这种民族主义也有使希腊文化局限于希腊的矛盾结果，从而造成或强化了其他巴尔干人民潜在的民族主义。当作为希腊人只不过是识字的东正教巴尔干人的职业需要时，希腊化是处在进步之中。一旦作为希腊人指的是对希腊的政治支持，希腊化就开始倒退了，甚至在已同化的巴尔干知识阶层中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希腊独立是其他巴尔干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欧洲之外，根本很难说有什么民族主义。取代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国（更确切地说，巴西在1816—1889年间，一直是个独立君主国），其边界通常只不过反映了大贵族的领地分布，这些大贵族支持不同的领袖人物，于是便形成不同的国家疆界。这些共和国开始拥有既得的政治利益和领土野心。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和阿根廷的圣马丁，他们最初的泛美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这份理想在这块由西班牙语联结起来的地区中，继续成为一股强大的革命潮流，正如泛巴尔干主义一样，作为反对伊斯兰教的东正教联盟继承者，它到今天可能仍然存在。地理上的广阔和多样性，各自独立于（决定中美洲的）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起义中心，以及（从外部解放的）秘鲁西班牙殖民主义的独特问题，导致了拉丁美洲的自动分裂。但是拉丁美洲革命是贵族、军人和法国化进步分子等少数集团的事，信仰天主教的穷苦白人群众，仍处于消极状态，而印第安人则持冷漠或敌视态度。只有墨西哥独立是由农民大众的主动精神所赢得，该地的印第安人在瓜达卢佩（Guadalupe）圣女旗帜的领导下，发起一场独立运动，使墨西哥从此走上一条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不同，而且在政治上更加先进的道路。可是，甚至在政治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小部分拉丁美洲精英中，在本书所论时期，顶多也只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萌发了“民族意识”的胚芽，至于其他夸大之词，都将是时代错置之误。

类似原始民族主义的东西，普遍存在于东欧各国之中，但矛盾的是，它采取了保守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趋向。除在俄国和几个未被征服的巴尔干要塞外，斯拉夫人到处受到压迫，但像我们已见到的那样，他们直接面对的压迫者并非专制君主，而是日耳曼或匈牙利地主，以及城市的剥削者。这些人的民族主义也不容许斯拉夫民族有任何存在余地：即使在巴登（在德意志西南）共和派和民主派所提出的日耳曼合众国这样激进的纲领中，也只包括首都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的伊利里亚（即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都在奥洛穆茨（Olomouc）的摩拉维亚共和国，以及由布拉格领导的波希米亚共和国。[10]因此，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只能把直接希望寄托在奥地利和俄国皇帝身上。各种倡导斯拉夫人团结的呼吁，都表现出俄国倾向，并且吸引了众多斯拉夫起义者（甚至反俄的波兰人），特别是在类似1846年起义失败后的挫折绝望时刻。克罗地亚的“伊利里亚主义”和温和的捷克民族主义，则表现出奥地利倾向，而且两者都接受哈布斯堡统治者的审慎支持，哈布斯堡的主要行政官员，例如科洛夫拉特（Kolowrat）和警察系统的首领塞德尔尼茨基（Sedlnitzky）本身就是捷克人。19世纪30年代，克罗地亚的文化热忱曾受到保护，而且到了1840年，科洛夫拉特还实际指派一名克罗地亚籍的军区总管，负责维护与匈牙利的军事边界，作为抗衡难于驾驭的马扎尔人的一股力量。这在后来的1848年的革命中，被证明是非常有益的做法。[11]因此，在1848年作为一名革命者，实际上就等于反对斯拉夫人的民族愿望；而“进步”和“反动”民族间的暗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1848年革命的失败。

在上述地区之外，我们很难发现什么类似民族主义的东西，因为产生民族主义的社会条件并不存在。事实上，如果有任何日后将产生民族主义的力量，在这个阶段中，它们通常都反对那种由传统、宗教和大众贫困结合而成的势力，然而这三者的结合体，却正是抵抗西方征服者和剥削者最强有力的核心支柱。在亚洲各国逐渐兴起的当地资产阶级分子，此际正在外国剥削者的保护下进行这类行动，孟买的帕西人（Parsee）社群就是个例子。即使那些受过教育的“开明的”亚洲人，不是买办就是外国统治者或外国公司的小职员（与散居在奥斯曼帝国内的希腊人没什么不同），他们的首要任务也是推动西化，在其同胞之中引介法国大革命和科技现代化的思想，进而反对传统统治者和传统被统治者组成的联合抵抗（这种形势与意大利南部乡绅——雅各宾派没什么不同）。于是他们从两边把自己疏离于同胞之外。民族主义神话经常模糊掉这种分离不合的现象，部分是借由隐瞒殖民主义和当地早期中产阶级之间的联系，部分则通过赋予早期的仇外抵抗一种晚近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在亚洲，在伊斯兰世界，甚至在非洲的更多国家，开明思想与民族主义，以及两者与群众的联合，要到20世纪才会出现。

东方民族主义因此是西方影响和西方征服的最后产物。这其中的关联也许在埃及这个十足的东方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此际的埃及，已奠定其成为第一个近代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爱尔兰以外的）的基础。拿破仑的征服为埃及带来了西方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其价值很快就被能干而且雄心勃勃的当地军人穆哈默德·阿里所承认。在法国撤出后的混乱时期里，埃及从奥斯曼帝国那里取得大权和事实上的独立，之后在法国支持下，阿里利用外国（主要是法国）的技术援助，建立了一个西化的高效率专制政府。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欧洲左翼为这位开明专制君主欢呼，而当他们自己国家的反动派令人心灰意冷时，他们就投身到他手下效力。圣西门派的一个特别支系，在提倡社会主义或提倡利用银行家和工程师的投资从事工业发展之间犹豫不决，遂暂时向阿里提供了集体援助，而且为他统筹经济发展计划。这样的援助也为苏伊士运河［由圣西门派的雷赛布（de Lesseps）建成］，以及埃及统治者致命地依赖于互相竞争的欧洲诈骗者的大笔贷款打下了基础。这使得埃及在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较量的战场，以及反帝起义的中心。阿里绝不比其他东方专制君主更倾向民族主义，但是他的西化，而非他或他的人民的热忱，却为后来的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埃及开创了伊斯兰教世界第一个民族主义运动，那么摩洛哥则是最后一批之一。这是因为阿里（因众所周知的地缘政治原因）处在西化的主要通道上。而远居西陲、孤立、自我封闭的穆斯林酋长国，却没有这样的地缘关系，而且也没在这方面做任何尝试。民族主义像近代世界的许多特征一样，是这场双元革命的产物。

[1] 18世纪早期，在德意志的全部书籍中，只有60%是用德语的，自那之后，这一比例平稳上升。

[2] 锡克人运动迄今仍大多自成一体。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当地人的战斗抗争传统，使那个地区成为印度民族主义的早期中心，并提供了一些最早的而且是极传统的领导人，特别是提拉克（B. G. Tilak）；但这更多是印度民族运动中，一个地区性的而非占主导地位的潮流。像马拉特民族主义那样的东西，在今天可能还存在着，但其社会基础是广大的马拉特工人阶级和没有特权的下层中产阶级，对抗在经济上和直到最近仍在语言上占统治地位的古吉拉特人（Gujeratis）。

[3] 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南斯拉夫政权已将以前划归为塞尔维亚的民族，分裂为更符合实际的次民族共和国和行政单位：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门的内哥罗、马其顿和科索沃——梅托希亚（KossovMetohidja）。根据19世纪民族主义的语言学标准，他们大多属于同一单元的“塞尔维亚”民族，只有与保加利亚人更接近的马其顿人，以及位于科斯美特（Kosmet）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除外。但是事实上，他们从未发展成单一的塞尔维亚民族。

第八章
土地

我是你们的领主，而我的领主是沙皇。沙皇有权对我下令，而我必须服从，但他不能下命令给你们。在我的领地上我是沙皇，我是你们在人间的上帝，因此我必须对你们负责……你们必须先用铁梳把马梳10次，然后再用软刷刷毛。而我只需把你们粗略地梳理一下，而且谁知道我有没有认真用刷子。上帝用雷和电净化空气，而在我的农庄里，当我认为必要时，我也将用雷和火来净化。

——一位俄国领主对其农奴的训话[1]

拥有一两头牛、一只猪和几只鹅，自然会使农民兴高采烈，在他的观念中，他的地位已是处于同一阶层的弟兄们之上……在跟着牛群闲逛之中，他养成了懒惰的习惯……日常的工作变得令人厌恶，放纵的行为则使他对周围的反感与日俱增，而最后只能靠出售一头喂得半饱的小牛或小猪，来维持他这种懒惰外加无节制的生活所需。于是牛频繁地被卖出去，而那些可怜又让人失望的牛主人，再也不愿从事日常的固定工作，并从中获取他以前的生活所需……他只想从济贫税中获取他根本不应得到的救济。

——英国萨默塞特郡农业理事会调查报告，1798年[2]

1

土地的变革决定了1789—1848年间大多数人的生死。因而双元革命对土地所有权、土地占有权和农业的冲击，是本书所述时期最具灾难性的现象。因为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经济革命，都无法忽视土地。经济学的第一个学派，即重农学派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大家一致认为，土地的革命性变化，即使不是一切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和后果，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和后果。世界各地的传统土地制度和农村社会关系，就像一顶巨大冰帽，覆盖在经济增长的沃土之上，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顶冰帽融化，把土地交由追求利润的私人企业来耕作。这意味着三种变化。第一，土地必须转变为一种商品，由私人所有，而且可由其自由买卖。第二，土地必须转入愿为市场开发其生产资源，而且受理性的自我利益和利润所驱动的阶级所有。第三，大量农村人口必须以某种方式转移，或至少部分地转移到日益增长的非农业经济部门，以充任自由流动的雇佣工人。一些比较深思熟虑或更为激进的经济学家，还意识到第四种合乎需要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很难实现。因为在一个假定一切土地生产要素皆拥有最佳流动性的经济中，“自然垄断”并不完全适合。因为土地面积是有限的，而且其不同部分在肥沃度和可耕度上都有差别，那些拥有比较肥沃部分的人，必定不可避免地享有特殊优势，并可向其他人征收地租。如何消除或减轻这种差别所造成的苦恼——比如通过适当的税收、通过反土地集中的立法，或甚至通过国有化——是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尤其是在工业发达的英国。（这类争论也影响了其他的“自然垄断”，例如铁路。铁路的国有化从不被认为是与私人企业经济不相容的，因而得以广泛实行。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就曾严肃地提出过铁路国有化问题。）无论如何，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土地问题。而其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该如何处置土地。

实行这种强制征收有两大障碍，而且两者都需要结合政治和经济行动，才能解决。这两大障碍是前资本主义地主和传统农民。另一方面，强制征收可用各种方式完成。最激进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方式，因为这两国都消除了农民，而且其中一个国家还把地主也一并消除了。典型的英国解决方式，造成了一个约4 000名土地所有者拥有约4/7土地[3]的国家，这些土地（其中有3/4是面积50—500公顷的农场）由25万名农场主人耕种（我采用1851年的数字），雇用大约125万名雇工和佣人。小地主的袖珍田地继续存在，但除了苏格兰高地和威尔士的部分地区外，只有傻瓜才会说英国还具有欧洲大陆意义的小农阶级。典型的美国解决方式，是商业性自耕农用高度的机械化来弥补雇佣劳动力的短缺。赫西（Obed Hussey，1833年）和麦考密克（Cyrus MoCormick，1834年）的机械收割机，弥补了纯商业头脑的农场主或土地投机企业家的不足。这些农场主把美国的生活方式从新英格兰各州向西推进，抢夺土地或用最低廉的价格从政府手里购买。典型的普鲁士解决方式，一般而言是最不具革命性的。它把封建地主变成资本主义式的农场主，而将农奴转化成雇佣工人。地主们仍保有其赖以维生的领地控制权，长久以来，他们靠着农奴的劳动，为出口市场耕作；但是现在，他们开始要改为和那些从农奴制度以及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小农合作经营。在19世纪末的波美拉尼亚，大约200个大地主占有61%的土地，其余土地分别归6万个中小地主所有，其他则是无地农民。[4]这无疑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实际上，在1733年克鲁尼兹（Krüniz）出版《家庭和农业经济百科全书》之时，农村的劳动阶级对“劳动者”一词显然完全不具重要性，以致书中根本未曾提及。然而到了1849年，普鲁士无地或主要从事雇佣劳动的农村雇工人数，据估计约有2 000万人。[5]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土地问题，其唯一的另类解决方式是丹麦模式，该模式创造了大批的中小型商业性农人。然而，这主要是导因于18世纪80年代开明专制时期的改革，因而不属于本书的叙述范围。

北美解决方式依靠的是自由土地供应实质上不受限制这一独特事实，以及缺少封建关系或传统农民集体主义的所有残余。实际上，对纯粹个人主义农耕扩大的唯一障碍，是印第安部落的轻微问题。印第安人的土地，表面上受到与英、法、美三国政府所签订的条约保护，通常是集体拥有，而且经常被当作狩猎场。可由个人完全转让的财产不仅是唯一合理的安排，而且是唯一自然的安排，这种社会观点与相反社会观点间的全面冲突，也许在美国佬和印第安人的对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印第安事务专员争辩说：“（在妨碍印第安人学习文明的好处一事上）最有害、最致命的是，他们以公有方式占了国家太多土地，以及他们有权获取大量年金。这样一来，一方面会让他们有足够的活动范围可以沉溺于徙居和游荡的习惯，而且会妨碍他们学习财产是属于个人所有的知识，以及定居家园的好处；另一方面则会助长他们懒散和缺乏节俭的习性，并满足他们的颓废品位。”[6]因此，用欺诈、抢劫和任何其他合适的压力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只要有利可图，就是合乎道义的。

游牧的、原始的印第安人，并不是唯一一个既不理解也不希望理解资产阶级土地理性主义的民族。实际上，除少数开明者外，“强悍又有理智”的积极小农，以及上至封建领主下到穷困牧民的广大农村人口，都一致厌恶这一点。只有针对地主和传统农民进行政治和立法上的革命，才能创造出使理性少数成为理性多数的条件。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大部分西欧及其殖民地的土地关系史，便是这种革命的历史，虽然其全面后果要到19世纪后半期才会表现出来。

就像我们已看到的，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把土地变为商品。这必须打破保留在贵族领地上的限定继承权和其他有关出售或处理土地的禁令，如此一来可使地主遭受因缺乏经济竞争力而导致破产的有力惩罚，进而可让更有经济竞争力的购买者来经营。尤其是在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国家（新教国家早已这样做），必须将大片教会土地从中世纪非经济性的迷信行为中解脱出来，并开放给市场和合理开发。大批集体拥有的土地（因而也是使用不良的土地）、农村和城镇社区的土地、公用地、公共牧场、林地等，同样也必须能为私人企业所用。必须把它们区分成个人用地和“圈地”，以等待他们来使用。可以肯定的是，新的土地购买者将是既有事业心又足够认真的人，于是土地革命的第二个目标便可达到。

但是，只有当多数农民无疑将从其阶层中崛起时，他们才会转变为能够自由运用其资源的阶级，也才能自动向第三个目标跨出一步，即建立一支由那些无法成为资产阶级者所组成的庞大“自由”劳动力。因此，将农民从非经济性的束缚和义务（农奴制度、奴隶制度、向领主缴纳苛捐杂税、强迫劳动等等）中解放出来，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样的解放还具有额外而且决定性的好处。对于自由雇工来说，鼓励追求更多报酬或受雇于自由农场的大门一旦打开之后，人们认为，他们可以表现出比强迫劳工（不管是农奴、奴工或奴隶）更高的效率。之后，就只剩下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必须实现。对那些现在正在土地上耕作，而且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中都束缚于土地上的大量人口而言，如果土地得不到有效开发，他们便会成为剩余人口，因此必须割断他们的根，并允许他们自由流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流入越来越需要他们的城镇和工厂。换句话说，农民失去其他束缚的同时，也必须失去土地。[1]

在大部分欧洲地区，这意味着一般以“封建主义”著称的整套传统法律和政治结构，在那些还没有消失的地区必须加以废除。一般说来，1789—1848年这段时期，从直布罗陀到东普鲁士，从波罗的海到西西里的广大地区，大多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已经实现这一目标。中欧要到1848年才发生类似变化，俄国和罗马尼亚则是在19世纪60年代。在欧洲之外，美洲表面上取得了类似成果，巴西、古巴和美国南部是主要例外，那里的奴隶制度一直持续到1862—1888年。欧洲国家直接管理的几个殖民地区，特别是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地区，也进行了类似的法制革命。奥斯曼以及埃及在短时期内也这样做了。[8]

达成土地革命的实际方法大多十分类似，除了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之外，在这几个国家中，上述意义的封建主义不是已经被废除就是从未真正存在（虽然有传统的农民共耕制）。在英国，剥夺大地产的立法既无实际需要，在政治上也不可行，因为大地主或农场主人已经融进了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为了抵制资产阶级模式在乡间取得最后胜利，进行了艰苦的抗争（1795—1846年）。虽然他们的不满带有一种传统式的抗议，反对那种席卷一切的纯粹个人主义利润原则，但实际上，他们之所以不满的最明显原因，纯粹是想在战后萧条时期，继续保持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的高价格和高地租。他们的不满是农业的压力而不是封建的反动。因此，法律的主要利刃转向对付残余的农民、佃农和雇工。根据私人和一般的圈地法，从1760年起，大约有5 000个“圈地”分割了大约600万公顷的公用耕地和公用地，并转而成为私人持有地，而且还有许多不太正式的法令对这些圈地法做了补充。1834年的《济贫法》，旨在使农村贫民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从而强制他们迁离农村，去接受提供给他们的任何工作。而他们的确很快就开始这样做。19世纪40年代，英国有几个郡已处在人口绝对流失的边缘，而且从1850年起，逃离土地的现象变得非常普遍。

丹麦18世纪80年代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虽然主要受益者不是地主而是佃农，以及在废除空地后被鼓励把其条田合并为个人持有地的那些土地所有者，这种类似“圈地”的过程大体完成于1800年。封建领地多半是分块卖给以前的佃农，虽然在拿破仑战后的萧条时期，因小地主比佃农更难生存，遂使这个过程在1816—1830年间放慢了速度。及至1865年，丹麦已成为主要由独立农民所组成的国家。瑞典不那么激烈的类似改革，也收到类似效果，因此到19世纪下半叶，传统的村社耕作和条田制度，实际上已经消失。该国以前的封建地区同化到自由农民已占优势的其他地区，就像在挪威（1815年后是瑞典的一部分，之前则是丹麦的一部分），自由农民已占压倒性优势一样。对较大面积土地进行再分割的趋势，在一些地区被合并持有地的趋势所抵消。最终的结果是农业迅速提高了生产力（丹麦在18世纪最后25年，牛的数量增加了1倍[9]），但是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日益增多的农村贫民找不到工作。19世纪中期以后，农民的贫困导致一场该世纪所有移民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农民先后从贫瘠的挪威、瑞典和丹麦移居他国（大部分前往美国中西部）。

2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法国封建主义的废除是革命的产物。农业的压力和雅各宾主义所推动的土地改革，超出了资本主义拥护者所希望的限度。因此法国整体上成了既不是地主和农场雇工的国家，也不是商业性农人的国家，而主要是各种类型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国家。他们成为此后所有不威胁夺走土地的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持者。自耕农人数增长了50%以上（从400万增至650万），这是较早的估计，似乎是可能的，却又不容易加以证实。我们当然知道，这类自耕农的数量没有减少，而且在某些地区增长得比其他地区更快，但是在1789—1801年期间，增长40%的摩泽尔省（Moselle）是否比保持不变的诺曼厄尔省（Norman Eure）更为典型，则有待进一步研究。[10]从整体而言，土地状况相当良好。甚至在1842—1848年，除了部分雇工外，农民并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难关。[11]因此很少有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镇，而这一事实则阻碍了法国的工业发展。

在大部分拉丁民族居住的欧洲地区、低地国家、瑞士和德意志西部，废除封建主义的力量，是决心“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立即宣布……废除什一税、封建制度和领主权利”[12]的法国征服军，或与之合作和受其鼓舞的当地自由派。因而在1799年之前，法制革命已在邻近法国东部和意大利北部、中部的国家取得胜利，而这种胜利通常只是完成一个早已取得进展的演变。1798—1799年的那不勒斯革命失败后，波旁家族复辟，使得意大利南部废除封建主义的工作推迟到1808年。英国的占领将法国势力排除出西西里，但那个岛上的封建主义，直到1812—1843年间才正式废除。在西班牙，反法自由派在加的斯成立的议会，于1811年废除了封建主义，而且于1813年废除了某些限定继承权，尽管通常是在那些因长期并入法国而深受法国影响的地区之外。然而，旧制度复辟延迟了这些原则的实际执行。因此，对莱茵河以东的德意志西北部和伊利里亚诸省［伊斯特利亚（Istria）、达尔马提亚、拉古扎（Ragusa），后来还包括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部分地区］的法制革命而言，法国的改革只是开始或继续，而非完成。这些地区直到1805年后，才处于法国的统治或控制下。

然而，法国大革命并不是有利于对土地关系进行彻底革命的唯一力量。赞成合理利用土地的纯经济理论，已给前革命时期的开明专制君主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也得出类似的答案。在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二世实际上已废除农奴制度，而且在18世纪80年代已使许多教会土地世俗化。出于类似的原因，再加上坚持不懈的起义，俄国立窝尼亚（Livonia）的农奴，正式恢复到他们较早时期在瑞典政府统治下享有的自耕农地位。然而这对他们没有丝毫益处，因为全能、贪婪的地主很快就把解放变成一种只能用来剥削农民的工具。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农民少得可怜的法律保障被清扫一光，而且在1819—1850年间，他们至少失去了1/3的土地，而贵族领地却增长了60%—180%，现在为他们耕作的是一群无地雇工。[13]

这三项因素，即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政府官吏的经济合理性论据和贵族的贪婪，决定了普鲁士1807—1816年间的农民解放。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显然是决定性的，因为法军刚刚粉碎了普鲁士，并且以极为戏剧化的力量彰显出那些没有采用现代方式，即法国方式的旧制度的绝望无能。像在立窝尼亚，解放与废除农民以前享有的适度法律保障，根本是里外不一的。为了回报领主答应废除强迫劳役和封建捐税以及赋予他们新财产权，农民被迫在其损失之外，还要把他旧有土地的1/2或1/3，或是相等数目本已不多的钱财，给予先前的领主。漫长复杂的法律转变过程，直到1848年离完成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但是形势已经很明显，领主受益最大，少数小康农民因其新财产权也多少受益，多数农民显然恶化，而且无地的雇工迅速增加。[2]

经济上的结果长期看来是有益的，尽管在短期内损失严重，就像在重大土地变革中经常见到的一样。到了1830—1831年，普鲁士的牛羊数刚恢复到该世纪初的水平，地主现在拥有较大的土地份额，而农民只有较小的份额。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纪的前半期，耕地面积大致增长了1/3以上，而生产力则增加一半。[15]农村剩余人口显然在迅速上升，而既然农村状况极其糟糕（1846—1848年的饥荒，在德意志也许比爱尔兰和比利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要严重），于是移民就拥有足够多的诱因。在爱尔兰饥荒之前，各国人民当中，日耳曼人的确提供了最大量的移民。

因此，正如我们看到的，保护资产阶级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实际法律步骤，大多数是在1789—1812年间实行的。除了法国和一些邻近地区外，这些步骤的结果显得相当缓慢，主要是因为拿破仑失败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反动。总而言之，自由主义每前进一步，便将法制革命从理论向实际推动一步，而旧制度的每一次复辟，则延迟了这种革命，特别是在自由派迫切要求出售教会土地的天主教国家。因此在西班牙，1820年自由主义革命的暂时胜利，带来了一项允许贵族自由出售其土地的“解除束缚”（Desvinculacion）新法律；1823年的专制主义复辟，又废除了该法律；1836年自由派再次胜利后，又重新加以确认，如此等等。因而，除了在中产阶级购买者和土地投机商愿意积极把握机会的地区外，在本书所论时期，就算我们算得出来，土地转移的实际数量仍十分有限。在博洛尼亚（Bologna，意大利北部）平原，贵族土地从1789年总价值的78%，经1804年的66%，下降到1835年的51%。[16]反之，西西里全部土地的90%，直到很久以后仍留在贵族手中。[17][3]

这里有个例外，即教会土地。这些几乎总是低度利用、放任不管的广大领地（据称1760年前后，那不勒斯王国有2/3的土地是教会的[19]），其中一些几乎没有看护人，只有无数的野狼在游荡。甚至在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崩溃后，在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专制主义反动中，也没有人提议要交还已经世俗化和已分配的教会土地。于是，在罗马涅（Romagna，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自治社区里，教会土地从1783年占该地区土地面积的42.5%，下降到1812年的11.5%，但是失去的土地不仅转到资产阶级地主手中（从24%上升到47%），而且还转到贵族手中（从34%上升到41%）。[20]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即使在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时断时续的自由主义政府，于1845年前也得以售出一半以上的教会土地，而在教会财产最集中或经济最先进的省份尤为明显（在15个省份当中，超过3/4的教会领地已被出售）。[21]

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说，不幸的是，这种土地的大规模再分配，并没有如预期中确定的那样，创造出一个具有企业精神、进步积极的地主或自耕农阶级。在经济不甚发达和道路难以到达的地区，中产阶级购买者（城市律师、商人或投机者）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地投资土地，并费力把它经营成良好的商业性事业，而不是轻轻松松地从前贵族或教士地主那里，取得他迄今仍被排斥在外的地位，然后再将这些地位所拥有的权力，行使在金钱而非传统和习俗之上。在南欧的广大地区，一批更加粗放的新“男爵领地”，更加强了旧贵族特色。大型领地的集中现象，在有的地方略微减弱，如意大利南部；有的没有变化，如西西里；有的甚至加强，如西班牙。在这类社会中，法制革命就这样用新封建加强旧封建；而且小购买者，特别是农民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从土地出售中获益。可是，在南欧的大部分地区，古老的社会结构仍是那么强大，甚至使大量移民的设想都不可能。男子和妇女生活在祖先生息之地，而且如果他们别无他法，就饿死在那里。意大利南部的大规模人口外移，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

但是，即使农民实际获得土地，或被确认具有所有权，像在法国、德意志一些地区或斯堪的纳维亚一样，他们依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自动转变为富有进取心的自耕农阶级。而正是因为这一单纯的原因，当农民想要土地时，他也很少想要一个资产阶级式的农业经济。

3

对传统旧制度而言，尽管它是暴虐、低效的，但还是具有相当的社会必然性，而且在最低层次上也具有某种经济保障，更不用说它被习俗和传统奉为神圣了。周期性饥荒，令男人40而衰、女人30而衰的劳动重负，都属于天灾；只有在异常艰难困苦的荒年或革命年代，才会成为那些该为此负责者所造成的人祸。以农民的观点来看，法制革命除了一些合法权利外，什么都没有给，但却拿走了许多。因此在普鲁士，解放赋予农民2/3或1/2的旧有耕地，并使他们摆脱强迫劳役和其他赋税；但解放同时也正式剥夺了农民如下的权利：歉收和牛瘟时要求领主帮助的权利；在领主森林采集或购买便宜木柴的权利；修建住房时要求领主帮助的权利；穷困潦倒时请求领主帮助缴税的权利；在领主森林里放牧牲畜的权利等等。对一个穷苦农民来说，这似乎是个极其严苛的成交条件。教会土地可能经营得很差，但这一事实本身倒颇受农民欢迎，因为他们可以在那块土地上享有根据传统而获得的权利。公地、牧场、森林划分和圈地等政策，都只是从穷苦农民或佃农那里夺走他（宁可说他作为社区的一部分）有权享有的资源和保留地的手段。自由土地市场，意味着农民可能必须卖掉土地以维生；农村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则意味着一个最冷酷精明的阶层取代了旧领主，或在旧领主之外继续剥削农民。总之，在土地上引入自由主义，就像某种无声的轰炸，粉碎了农村以往的社会结构，而除富人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一种叫作自由的一无所有。

因此，最自然不过的反应，便是穷苦农民或整个农村人口尽其可能地进行抵制，而且是以传统社会的稳定象征，即以教会和正统国王的名义进行抵制。如果我们把法国的农民革命排除在外（而且即使在1789年，一般来说它既不反对教会也不反对君主），在本书所述时期，所有不针对外国国王或教会的重要农民运动，显然都有利于教士和统治者。南意大利的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在1799年以神圣宗教和波旁家族的名义，进行了一次反对那不勒斯雅各宾派和法国人的社会反革命运动；而这也是反对法国占领的卡拉布里亚和阿普里亚绿林游击队的口号，就像稍后反对意大利统一时一样。教士和绿林英雄也在西班牙的反拿破仑游击战中，扮演农民的领导者。教会、国王以及在19世纪早期也极端得古怪的传统主义，在19世纪30和40年代，激励着巴斯克（Basque）、纳瓦尔、卡斯蒂利亚（Castile）、莱昂（Léon）和阿拉贡（Aragon）的王室正统派游击队，从事其似无止境的反自由派战争。瓜达卢佩圣女，在1810年领导农民起义。1809年，教会和皇帝在蒂罗尔共和派霍费尔（Andreas Hofer）的领导下，与巴伐利亚人和法国人作战。俄国人在1812—1813年，为沙皇和神圣的东正教而战。加利西亚的波兰革命者知道，他们发动乌克兰农民的唯一机会，便是通过希腊正教或联合东仪天主教派（Uniate，该派一方面承认罗马教宗的权威，一方面仍保留希腊正教的仪式和习惯）的教士们；结果他们失败了，因为农民宁愿要皇帝而不要贵族。在法国，共和主义和拿破仑主义在1791—1815年间，吸引住很重要的一部分农民；而且甚至在革命之前，教会在许多地方都呈衰弱之势。除法国外，很少地区［也许最明显的，是那些教会长期以来扮演着不受欢迎的外来统治者的地区，如教皇统治的罗马涅和埃米利亚（Emilia）］曾出现我们今天所称的左翼农民运动。甚至在法国，布列塔尼和旺代（Vendée）仍是欢迎波旁王室的堡垒重镇。欧洲农民阶层不愿和雅各宾派或自由派——律师、店主、土地经理人、官员和地主——共同起事，注定了1848年革命在下列国家的失败：农民未从法国大革命中获得土地的国家，或虽然获得土地，但却担心会得而复失的国家，或因为已感到满足而同样不积极的国家。

当然，农民并不会为那些他们知之甚少的真正的国王而奋起抗争，他们为的是理想中的正义国王，只要正义国王知道其下属和领主的越权行为，便一定会过来惩罚他们。不过农民们却经常起来为实际的教会而战。因为农村教士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圣徒当然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而且即使是那些摇摇欲坠的僧侣阶级，有时也是比贪婪俗人更加宽容的地主。在农民拥有土地和自由的地方，例如蒂罗尔、纳瓦尔，或瑞士的天主教各州，其传统主义是保护相对的自由，而反对自由主义的渗入。在农民没有土地和自由的地方，农民的革命性会高一些。抵抗外国人和资产阶级征服的任何号召，不管是教士、国王还是其他什么人发动的，不但可能使城内士绅、律师的住屋遭到洗劫，农民们甚至会带着锣鼓和圣徒旗帜，浩浩荡荡地前去瓜分地主的土地、屠杀地主、强暴其妇女并烧毁法律文件。农民认为他们的贫穷无地，无疑是违背耶稣基督和国王的真实意愿。正是这种社会革命的坚实基础，使农民革命在实施农奴制度和大领地的地区，或私有土地面积狭小且不断细分的地区，变成很不可靠的反动同盟。促使农民从形式上的正统革命转变到形式上的左翼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意识到国王和教会已倒向当地富人那边，以及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话的革命运动。加里波第的民众激进主义，也许是第一个这类运动，但那不勒斯的绿林在热烈颂扬他的同时，仍继续赞颂神圣的教会和波旁家族。马克思主义和巴枯宁主义（Bakuninism），或许是更富战斗力的一种，但是在1848年前，农民起义几乎尚未开始从政治上的右翼转向左翼。因为那种促使地方性的农民反抗转变成全国起义的力量，亦即资产阶级经济对土地的巨大影响，要到19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农业大萧条之后，才开始表现出来。

4

对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正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法制革命像是从外部、从上面强加而来的东西，亦即是一种人为的地震而不是长期松动的滑陷。当法制革命强加于那些完全臣服于资产经济的非资产经济地区（如非洲和亚洲）时，这种情况甚至更加明显。

在阿尔及利亚，前来征服的法国人面对一个拥有中世纪特征的社会，一个稳固确立而且相当繁荣的宗教学校制度，这些学校是由许多虔诚的基金会资助。[4]据说法国农民士兵的识字率，还不如被他们征服的人民。[22]结果学校被视为是迷信养成所而遭关闭；宗教土地允许由那些既不知其用处也不知其依法不可转让的欧洲人购买；而学校教师——通常是具有影响力的宗教兄弟会成员——则移居到未被征服的地区，从而加强了阿布杜卡迪尔（Abd-el-Kader）领导下的起义力量。土地开始制度化地转变成可自由买卖的纯私人财产，虽然其全面后果要到稍晚才表现出来。在一个像卡比利亚（Kabylia）这样的地区中，由私人和集体权利义务所结成的复杂网络，防止了土地瓦解的混乱状况，使土地不致碎裂成仅够个人种植无花果树的零星地块。然而，欧洲自由派人士如何能理解这种复杂的网络呢？

阿尔及利亚到1848年尚未被征服。印度的广大地区那时已被英国直接治理了一代人以上。因为欧洲居民无人觊觎印度的土地，所以未产生完全剥夺的问题。自由主义对印度农村生活的影响，首先是英国统治者对方便有效的土地征税法的一系列探索。正是这种结合了贪婪和合法的个人主义，为印度带来了灾难。在英国征服之前，印度土地所有权的复杂程度，就像印度社会中的所有事物一样，传统但非一成不变。不过一般来说，这种土地所有权系依赖于两个坚实支柱：土地（法律上或事实上）属于自治集团（部落、氏族、农村社群、同业组织等等），以及政府能得到其一部分产品。虽然有些土地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转让的，而有些土地可以解释成佃耕制，有些农村纳款也可理解为地租，但是事实上，它们既没有地主、佃农和个人地产，也没有英国意义上的地租。这是一种令英国管理者和统治者无法理解而且极度讨厌的状况，因此他们着手用其熟悉的方式来整顿农村。孟加拉是在英国直接统治下的第一个大地区，当地的莫卧儿帝国是靠收税农或政府委任的税吏（柴明达尔，Zemindar）来征收土地税。这些人必定相当于英国的地主，依其领地总数缴纳定额税收（像当代英国的土地税）；必定是一个通过收税而形成的阶级，他们对土地收益的兴趣必定会带动土地改良，他们对外国政权的支持也必定会赋予其稳定性。日后的泰格茅思勋爵（Lord Teignmouth）在1789年6月18日的备忘录中写道：“我认为，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柴明达尔，应拥有其通过继承权继承而来的土地财产……经由出售或抵押来处置土地的特权，皆来源于这一基本权利……”[23]各式各样的柴明达尔制度，后来应用于英属印度大约19%的地区。

是贪婪而不是方便，决定了第二种税收制度，即莱特瓦尔（Ryotwari），这项制度应用于英属印度的半数地区。当地的英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继承者，而根据非他们独创的观点，专制统治者是一切土地的最高地主，而农民则被视为小自耕农，或更确切地说是佃农，所以他们试图承担对每个农民进行单独课税的艰巨任务。套用能干官吏习用的简洁语言，在这项制度背后的原则，是最纯粹的土地自由主义。用戈德密德（Goldsmid）和温盖特（Wingate）的话来说，其原则是“把连带责任制限制在少数几种情况上，即土地是共同持有或由共同继承人再分配的地方；承认土地财产权；土地所有权人享有完全的经营自由，包括从转租人那里收取地租和买卖土地；经由土地课征的分担，使土地能更有效地买卖和转让”。[24]村社组织被完全绕过，尽管马德拉斯（Madras）税务局强烈反对。他们正确地认识到，村社是私有土地的最佳保护者，而与村社集体结算赋税将远比单独课税来得实际。结果教条主义和贪婪占了上风，而“私有土地的恩惠”则留给了印度农民。

这项制度的缺点非常明显，以致随后征服或占领的北印度各地区（包括后来英属印度大约30%的地区），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法又回到一种修正过的柴明达尔制度，除了做一些承认现存集体制度的尝试，最明显的例子在旁遮普（Punjab）。

自由主义信条和毫不怜悯的掠夺相结合，遂为备受压榨的农民带来了新的压力：农民的税赋剧增（孟买的土地税收在该邦被征服后的四年里，增加了一倍多）。通过功利主义领袖人物穆勒的影响，马尔萨斯和李嘉图（Ricardo）的税务学说，遂成为印度税收政策的基础。该学说把来自土地的税收，看成是与价值毫无关系的一种纯粹剩余。它之所以会产生，仅是因为一些土地比其他土地更肥沃，而且被地主据为己有，并对整个经济造成日益有害的后果。因此，没收所有土地对一个国家的财富并不会造成影响，唯一的例外，也许会妨碍那些土地贵族靠勒索实业家以自肥。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土地利益的政治力量会使如此激进的解决方法（等于实质上的土地国有化）无法实行；但是在印度，一个意识形态征服者的专制权力，却能强制做到这点。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条自由主义的路线正在交锋。19世纪的辉格党行政官员和老派的商业利益集团，通常持常识性观点，认为处在勉强维持生存边缘的无知小农，绝不会积累土地资本，进而改进经济。因此他们赞成孟加拉类型的“常年结算”（Permanent Settlements），因为它有利于税率永远固定（即不断下降的比率）的地主阶级，从而可以鼓励他们储蓄和改进土地。以著名的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行政官员，较喜欢土地国有化和一大群小佃农，以避免再度出现土地贵族的危险。如果印度只有一点点像英国，辉格党的观点当然更具压倒性的说服力，而在1857年的印度兵变之后，由于政治原因它确已变得如此。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同样与印度农业无关。然而，随着工业革命在国内开展，老牌东印度公司的小我利益（即要有一个适度繁荣的殖民地供其剥削），日益从属于英国工业的总体利益（即要把印度作为一个市场、一种收入来源，而不是一个竞争者）。于是，功利主义政策得到优先考虑，因为它可确保英国的严格控制和高额的税款收益。在英国统治以前，传统赋税限额平均占岁收的1/3；而英国课征的标准基础，却高达岁入的1/2。直到教条的功利主义政策造成明显的贫困和1857年的起义之后，赋税才降低到一个不那么横征暴敛的税率。

把经济自由主义运用于印度土地之上，既没有创造出一群开明的土地所有者，也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自耕农阶层。只是带来了另一种不确定因素，另一个农村寄生虫和剥削者（例如，英国统治时期的新官员）的复杂网络，[25]另一次土地所有权的大量转移和集中，以及农民债务和贫困的加剧。在东印度公司刚接管坎普尔（Cawnpore）地区（北方邦）时，该地有84%以上的土地为世袭地主所拥有。到1840年，约有40%的土地被其所有人购得，1872年更上升到62.6%。此外在1846—1847年，西北诸省（北方邦）的三个区，有3 000多块土地或村庄（大致是总数的3/5）从最初的所有者那里易手，其中超过750个转移到放债人手中。[26]

功利主义的官僚们，在这一时期确立了英国统治，他们所采行的开明而且制度化的专制主义，颇值得一提。这种专制统治带来了和平、多项公共服务、行政效率和可靠的法律，以及较廉洁的政府。但在经济上，它们显然失败了。印度不断被夺取无数生命的饥荒所折磨，其规模之大，远超过在欧洲政府、欧洲类型的政府，甚至俄国管辖下的所有地区。也许（尽管缺乏较早时期的统计资料），随着那个世纪渐进尾声，饥荒却日益严重。

除了印度之外，只有另一个大型殖民（或前殖民）地曾经尝试施行自由主义的土地法，此即拉丁美洲。在那里，只要白人殖民者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土地，旧式的西班牙封建殖民，从来不曾对印第安人的土地财产制度，表现出任何偏见，就算它们多半是属于部落集体共有的。然而，各国的独立政府却按照它们深受激励的法国大革命和边沁主义的精神，致力实现自由化。例如，玻利瓦尔在秘鲁下令将村社土地分给个人所有（1824年）；而且大多数新兴共和国，也以西班牙自由派的方式废除了限定继承权。贵族土地的自由化可能造成土地的某种重组和分散，虽然广大的庄园（estancia，finca，fundo）仍是大多数共和国的土地主导形式。对于部落土地财产的抨击，只收到极小的成效。实际上，直到1850年后，这个问题才真正迫切起来。其政治经济的自由化，事实上仍像其政治制度的自由化一样，是人为的。尽管有议会、选举、土地法等等，拉丁美洲大体上仍以非常类似从前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

5

土地所有权的革命，是传统农业社会解体的政治面貌；新的农村经济和世界市场的渗入，则是其经济面貌。在1787—1848年间，这种经济面貌的转变尚不完全，这可用非常有限的移民率来衡量。直到19世纪晚期的农业大萧条之后，铁路和汽船才开始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农业市场。因此，地方农业大体上没有受到国际甚或省际的竞争。工业竞争几乎尚未严重冲击到无数的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制造业，如果有，也只是使其中一些转而面向更广阔的市场生产。在成功的资本主义农业地区之外，新的农业方式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渗入农村。虽然由于拿破仑对（英国）蔗糖和新粮食作物（主要是玉米和马铃薯）的歧视，使得新的经济作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特别是甜菜制成的糖。新的农村经济和世界市场，采取一种特别的经济结合，例如高度工业化和抑制正常发展的紧密结合，通过纯经济的手段，在农业社会里造成一次真正的大变动。

这样的结合的确存在，而这样的大变动也的确在爱尔兰，以及程度较轻的印度出现过。在印度发生的变动，只是单纯的毁灭。曾经繁盛一时，作为农村收入补贴的家庭和乡村工业，在几十年间全部毁灭；换句话说，这就是印度的非工业化。1815—1832年间，印度出口的棉纺织品总值，从130万英镑下降到不足10万英镑，而英国棉纺织品的进口则增长了16倍以上。到了1840年，一位观察家已经对将印度变成“英国农场”的灾难性后果提出警告：“她是个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她的各种制成品已存在好几个世纪，而且如果允许公平竞争，她也从未受到过任何国家的挑战……现在使她沦为一个农业国家，对印度而言，是十分不公正的行为。”[27]这样的描述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在印度就像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制造业的潜在影响力，在许多方面都是农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非工业化的结果，将使得农村更加依赖于变幻莫测的收成运气。

爱尔兰的情况更具戏剧性。当地那些人口不多、经济落后、仅靠农耕维生、极无保障的小佃农，得向一小撮不事耕作、通常不住在当地的外国地主缴纳他们所能负担的最高租税。除东北部的阿尔斯特地区（Ulster）以外，爱尔兰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已在英国政府重商主义的政策下，长期被非工业化，尔后更因英国工业的竞争而更加严重。一项简单的技术革新，即用马铃薯代替以前盛行的主要作物，已使人口大幅增长成为可能，因为一公顷种植马铃薯的土地，远比一公顷种植牧草或实际上种植其他大多数作物的土地，能养活更多人。由于地主们需要最大数量的纳租佃农，加上后来为了出口到日益扩大的英国粮食市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新农场，于是带动了无数小型持有地的增加：到了1841年，不算不计其数、面积低于1公顷的小耕地，康诺特地区（Connacht）的大型耕地中，有64%面积在5公顷以下。于是，当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这些小面积土地上的人口呈倍数增加后，每人每天仅能靠10—12磅马铃薯和（至少直到19世纪20年代）一些牛奶，以及偶尔品尝一点鳕鱼维生，其贫困状况在西欧是无法比拟的。[28]

既然没有替代的就业方式（因为工业化被排除了），这种发展的结局无疑是可以预见的。一旦人口增加到连最后一块勉强可耕沼泽地的最后一片马铃薯田都不能养活的时候，灾难就降临了。反法战争结束不久后，前兆就出现了。食物匮乏和疾病流行，再次开始使人口大量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无法从土地上得到满足，这点显而易见，无须说明。19世纪40年代的歉收和农作物病虫害，不啻是雪上加霜。没有人知道或准确知道，1847年爱尔兰大饥荒到底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这是本书所论时期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人类灾祸。粗略的估计，大约有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而在1846—1851年间，另有100万人从这个多灾多难的岛上移民出去。1820年爱尔兰只有不到700万的居民，1846年也许有850万人，1851年减少到650万，而且自此以后，其人口因移民而不断减少。“呜呼，可怜的农民！”一位教区神父以中世纪黑暗时代编年史家的口吻写道，“呜呼，灾年肆虐，永不可忘！”[29]在那几个月里，戈尔韦省（Galway）和梅奥省（Mayo）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来受洗，因为没有婴儿出生。

1789—1848年，印度和爱尔兰也许对农民来说是最糟糕的国家，但是如果可以有选择机会的话，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当英国的农场雇工。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不幸阶级的生存状况，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明显恶化，部分是因为经济力量的作用，部分也是因为致人贫困的“斯平汉姆兰制度”（Speenham-land System，1795年）。这是个立意良善却尝试错误的制度。原想用济贫税的补助金，保证工人拥有最低工资，不料其主要结果却是鼓励农场主降低工资，并使雇工道德败坏。

雇工们愚笨无力的反抗骚乱，表现在19世纪20年代日益增多的违法行为，以及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纵火和破坏财产。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绝望无助的“雇工的最后起义”。这个从肯特郡自发流传开来的暴动，在1830年底蔓延到许多郡区，并遭到残酷镇压。经济自由主义者以其向来尖刻无情的方式，提出其解决雇工问题的方法，即强迫雇工在低工资下求职或迁移。1834年的《新济贫法》是一项极其残忍的法规。其中规定，只有在新建的贫民习艺所工作，才能发给济贫补助（在那里，贫民必须与妻子儿女分开居住，以便遏制不加考虑和没有节制的生育），并撤销教区的最低生活保障。如此一来，实施《新济贫法》的花费急遽下降（虽然到我们所论时期的尾声，至少仍有100万英国人是穷人），而雇工们则开始慢慢迁移。由于农业萧条，雇工处境仍然非常悲惨。直到19世纪50年代，情况才大有好转。

农场雇工的情况在各个地方都明显恶化，尽管在最隔绝的落后地区，其情况没有一般现象来得糟。马铃薯这项不幸的发现，使得欧洲北部广大地区农村雇工的维生标准非常容易下降，而他们处境的实质性改善，以普鲁士为例，要等到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才略见曙光。自给自足的农民可能要好得多，虽然小自耕农在饥荒时期的处境，还是非常令人绝望。像法国那样的农业国家，比起其他国家来说，可能更少受到继拿破仑战争繁荣之后农业全面萧条的影响。的确，一个法国农民若将眼光越过海峡彼岸，把自己1788年的状况与1840年英国农场雇工的状况相比，几乎不会怀疑两者中究竟哪一个过得较好。[5]在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注视着旧世界农民的美国农场主，则庆幸自己拥有不属于旧世界的好运。

[1] 据估计，19世纪30年代早期可雇佣的剩余劳力人数，在城市和工业发达的英国是总人口的1/6，在法国和德国是1/20，在奥地利和意大利是1/25，在西班牙是1/30，而在俄国则是1%。（L. V. A. de Villeneuve Bargemont, Economie Politique Chrétienne (1834),Vol. II, p. 3 ff.）

[2] 由于缺乏地区性工业的发展和一两种可供出口的作物产品（主要是谷物），大型领地和无地雇工遂应运而生。这样的环境很容易助长这类结构（在俄国，当时90%的出口商品谷物来自领地，只有10%来自自耕农地）。反之，在地区性工业发达的地方，已为附近城镇的粮食产品创造了日益增长、多种多样的市场，农民或小农场主便占有优势。因此，普鲁士解放农民的过程是剥削农奴，而波希米亚农民则从1848年后的解放中获得独立。（For Russia, Lyashchenko, op. cit., p. 360; for comparison between Prussia and Bohemia, W. Stark, Niedergang und Ende d. Landwirtsch. Grossbetriebs in d. Boehm. Laendern (Jb.f. Nat. Oek. 146, 1937, p. 434 ff).）

[3] 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实际上指导和操控意大利统一的社会阶层”，是强大的农村资产阶级，因其本身的土地取向而倾向于理论上的自由贸易，这使英国对意大利的统一具有好感，但也妨碍了意大利的工业化。（cf.G.Mori, La storia dell’industria italiana contemporanea (Annali dell’-Instituto Giangiacomo Feltrinelli, II,1959,p.278—9); and the same author’s ‘Osservazioni sul libero-scambismo dei moderati nel Risorgimento’ (Rivista Storica del Socialismo, Ⅲ ,9, 1960).）

[4] 这些宗教土地，相当于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出于慈善或仪式目的捐给教会的土地。

[5] “因为我长期处在国内外农民和雇工阶级之中，我必须老实说，一个比法国农民更有教养，更整洁、勤劳、节俭、认真，或穿着更好的人，在那些处在目前处境的人群中……我从不曾发现。在这些方面，法国农民与绝大部分过分邋遢的苏格兰农业雇工形成鲜明对比；与奴性十足、心灰意懒而且物质生活极端窘迫的英格兰农业雇工，也形成鲜明对比；与衣不蔽体、处在悲惨境况中的穷苦爱尔兰雇工，同样形成鲜明对比……”H. Colman，The Agricultural and Real Economy of France，Belgium，Holland and Switzerland，1848，pp.25—26.

第二部分
结果

第九章
迈向工业世界

千真万确，这是工程师的光辉时代。

——蒸汽锤发明者内史密斯（James Nasmyth）[1]

哦，进步的人们，

面对如此之多的见证，

向我们夸耀火车头的力量，

向我们夸耀蒸汽和铁路。

——波米叶（A. Pommier）[2]

1

在1848年之前，唯有英国经济实际完成了工业化，并且因此支配了世界。大约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已有充分理由确信，美国最终将成为英国必须认真对待的竞争对手——科布登（Richard Cobden）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3]指出，这种情况在20年之内便可见到。此外，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日耳曼人也已在致力于本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前景并不等于成就。及至19世纪40年代，非英语世界的实际工业变革仍是有限的。例如，1850年时，在整个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瑞士以及巴尔干半岛，铁路线总长度不超过100英里，而在欧洲之外的各个大陆（美国除外），铁路线的总和还不足此数。如果我们略去英国和其他少数地区，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出，19世纪40年代世界的经济和社会，与1788年相差无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此时犹如以往一样，仍是农民。在1830年时，毕竟仍只有一个西方城市（伦敦）有100万以上居民，一个城市（巴黎）有50万以上居民。而且，如将英国除外，只有19个欧洲城市有10万以上的居民。

在英国以外的世界，这种变革的缓慢性，意味着经济活动继续受着千百年来收成歉丰的旧周期控制，而不是工业景气和不景气交替出现的新周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所论的这个时期结束。1857年的危机，可能是第一个既是世界性又是由农业灾祸以外的事件所造成的危机。顺便一提的是，这一事实具有极为深远的政治后果：工业地区和非工业地区的变革节奏，在1780—1848年间分道扬镳了。[1]

在1846—1848年间，造成欧洲大多数地方惶恐不安的经济危机，是一次以农业为主导的旧式萧条。在一定意义上，它是经济旧制度的最后一次崩溃，或许也是最严重的一次。但英国的情况却非如此。在英国早期的工业社会阶段中，最糟糕的一次衰退发生于1839—1842年间，这次衰退纯粹是出于“现代”原因，而且其时间正好与相当低廉的谷物价格时期相吻合。英国内部自发性的社会骚动，在1842年夏季表现为无计划的宪章派大罢工（即所谓的“塞子暴动”）。在同样的骚动于1848年降临欧洲大陆之时，英国正在承受的，只是漫长的维多利亚扩张世纪的第一次周期性萧条。另一个工业或多或少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比利时，其经济情况亦是如此。一场没有在英国发生相应运动的欧洲大陆革命，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注定失败了。马克思未预见到的是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不均衡发展，将迫使欧洲大陆独自起义。

然而，在1789—1848年间，值得注意的不是以日后的标准而言规模很小的经济变化，而是当时正在明显发生的根本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口变化。世界人口——特别是处于双元革命轨道上那些地区的人口——已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爆炸性增长”，人口数量在约150年的时间中成倍增加。由于在19世纪之前，没有几个国家保留下相当于人口普查的任何资料，即使有这样的资料，也大都很不可靠[2]，因而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快。其增长速度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是空前未有、极端惊人的。（或许像俄国这种人口不足以填补其无人地区以及迄今未开发地区的国家，应排除在外。）美国的人口（在大量移民和一块无空间和资源限制的领土鼓舞下）已在1790—1850年间增加了6倍以上，从400万跃升到2 300万之多。1800—1850年间，英国的人口几乎增加了1倍，若从1750年计，则几乎增加了两倍。1800—1846年，普鲁士（以1846年边界为准）的人口也几乎增加了1倍，欧俄部分（芬兰除外）亦是如此。挪威、丹麦、瑞典、荷兰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在1750—1850年的百年之间，也几乎增加1倍，但是在本书所论时期，其增长速度没那么显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口也在同一时期增加了1/3。

欧洲之外，我们所知较少。不过，中国人口看来在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曾迅速增加，直至欧洲干涉和中国政治史上传统的周期性运动，导致清王朝兴盛的统治走向崩溃为止。[3]在拉丁美洲，人口增长速率大概与西班牙相当。[4]亚洲的其余地区，没有任何人口激增的迹象。非洲的人口可能依然保持稳定。唯有在一些白人殖民者居住的空旷地区，人口才以真正特别高的速率增长，如澳大利亚，1790年时实际上尚无白人居住，可是到1851年，白人人口已达50万。

人口的这种显著增长，自然极大程度地刺激了经济。不过，我们应将这种人口增长视为经济革命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其外在原因，因为若非如此，这般迅速的人口增长，不可能在一段很有限的时间之后继续维持下去。（以爱尔兰为例，由于没有持续的经济革命予以补充，人口增长的现象也就没有维持下去。）人口增长带来了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更多的青年劳动力，以及更多的消费者。这个时期的世界，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年轻的世界：极目尽是儿童，尽是正处于生命全盛期的年轻夫妻或年轻人。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交通。铁路在1848年时尚处于公认的幼年时期。不过，在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和德意志，铁路已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实际意义了，甚至在修建铁路之前，依从前的标准来看，交通的改良也十分惊人。例如，奥地利帝国（匈牙利除外）已在1830—1847年间，增加了3万英里以上的公路，其公路里程也因此扩充了2倍。[5]比利时在1830—1850年间，几乎将其公路网增加了1倍；甚至在西班牙，也将其原本微不足道的公路里程增加了几乎1倍——这大多得感谢法国的占领。美国则是一如既往，在其交通事业方面要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庞大，其邮车道路网扩充至8倍以上，从1800年的2.1万英里，增加到1850年的17万英里。[6]正当英国完成其运河网系统时，法国也开挖了2 000英里的运河（1800—1847年），而美国则开通了至关重要的伊利运河（Erie）、切萨皮克（Chesapeake）和俄亥俄之间的运河等水路。从1800年至19世纪4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的航运总吨位增加了1倍多，而且已有汽船往返于英、法两国之间（1822年），并定期航行于多瑙河上。（1840年时，约有蒸汽轮船37万吨位，帆船900万吨位，不过，实际上，汽船可能已负担了大约1/6的运输量。）为了拥有最大的商业船队，美国再次胜过世界其他国家，甚至快要赶上英国。[4]

我们也不能低估当时已告实现的速度和运载能力的全面改进。无疑，那种能在四天之内（1834年），将全体俄国人民的沙皇从圣彼得堡送到柏林的马车运输，是普通人难以企望的；但是，新的快速邮车却是他们搭得起的。在1824年后，快速邮车可在15个小时内从柏林直驱马格德堡（Magdeburg），无须再花费两天半的时间。铁路，加上希尔（Rowland Hill）于1839年首倡的邮政标准化收费创举（1841年又因发明了粘贴邮票而更为完善），使得邮件数量成倍增加。但是，甚至在这两项发明之前，在不如英国那样发达的各个国家中，邮件的增长也非常迅速：1830—1840年间，法国每年发出的信件数量，从6 400万件增至9 400万件。帆船不仅更为快捷，而且更为安全可靠，其平均吨位也更大。[7]

从技术层面看，这些改进当然不如铁路那样鼓舞人心。不过，那些跨越江河大川的壮丽桥梁、巨大的人工水道以及船坞，尤其是如飞燕展翅的快船，以及优美漂亮的新式邮车，依然得以名列最出色的工业设计产品。作为便利旅行交通，连接城乡和贫富地区的手段，其效率更是令人赞叹。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交通运输的改进，因为在前工业时代，抑制人口的因素与其说是通常很高的死亡率，还不如说是饥荒和缺乏粮食的周期性灾难（经常是地方性的）。如果说这个时期西方世界的饥荒变得没那么可怕（像1816—1817年和1846—1848年那种几乎是普遍的歉收年除外），主要是因为有了这类交通运输的改进，当然，还包括政府和行政管理效率的普遍改进（参见第十章）。

第三项重大变化，自然而然地表现在商业和移民的绝对数量方面。无疑，并非处处都是如此。例如，没有迹象显示卡拉布里亚或阿普里亚的农民准备迁徙，每年运往下诺夫哥罗德（Nijniy Novgorod）大市场的货物量，也没有增至任何令人惊讶的程度。[8]但是，综观整个双元革命的世界，人口和货物的流动已有排山倒海之势。1816—1850年间，约有500万欧洲人离开祖国移民他邦（其中将近4/5前往美洲），而且在各国内部，人口迁移的洪流也变得更为巨大。1780—1840年，西方世界的国际贸易总额增至3倍，在1780—1850年间，更增加至4倍多。以日后的标准来看，这些数字无疑是很平常的，[5]但是，若依照早期的标准来看——那毕竟是当时人用以比较的标准——这些表现全都超越了他们最狂放的梦想。

2

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无论感兴趣的具体领域是什么，都无法忽略1830年这个转折点。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后，经济和社会的变革速度明显迅速地加快。在英国以外的地区，相对于1830年的快速变革，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战争时期，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即时性的进步。唯有美国例外，它在独立战争之后大步迈进，至1810年时，其耕地面积已增加了1倍，船队吨位增加了6倍，并且在整体上显示了它的未来潜力。［美国在这段时期的进步，不仅有轧棉机，还有汽船以及流水作业生产线的早期发展——伊文斯（Oliver Evans）成立了装有传送带的面粉厂。］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日后工业的绝大部分基础已经奠定下来，特别是重工业，但这些基础在战争结束时，大多已荡然无存，战争的结束为各国带来了危机。从整体上看，1815—1830年间，是一个挫折时期，至多也只是一个缓慢的恢复时期。各个国家都在整顿它们的财政，通常采取的措施都是严厉地紧缩通货（俄国于1841年成为最后一个这么做的国家）。在国内危机和国外竞争的双重打击下，各个工业部门摇摇欲坠，美国棉纺织业所受的打击更是异常严重。都市化进展缓慢。直到1828年，法国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已与城市人口不相上下。农业步履蹒跚，停滞不前，德意志尤为如此。观察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甚至是强劲扩张的英国之外的经济增长，无人会倾向于悲观，但却也很少有人会认为除了英国，可能美国也除外，有任何国家已开始进行工业革命。以新兴工业的一项明显指数为例：在英、美、法三国之外，世界上其余地方的发动机数量和马力，在19世纪20年代，几乎都不可能引起任何统计学家的注意。

1830年后（或在此前后），形势急速改变；其变化如此之大，以致到了1840年，工业体系所特有的社会问题——新兴无产阶级、快速都市化失控的危险——已成为西欧严肃讨论的普遍问题，也是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的噩梦。1830—1838年，比利时的蒸汽机数目增加了1倍，马力增加了两倍：从354部蒸汽机（1.1万匹马力）增至712部（3万匹马力）。至1850年，这个幅员虽小却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已拥有了近2 300部发动机，6.6万匹马力，[9]还有近600万吨的煤产量（几乎是1830年产量的3倍）。在1830年时，比利时采矿业中还没有出现合股公司，但到了1841年，几乎有半数的煤产量是来自这种股份公司。

在这20年中，法国、德意志诸邦、奥地利或其他奠定了现代工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都有相似的数据可供引用。例如，德意志的克虏伯家族（Krupps）于1835年安装了第一部发动机；1837年，巨大的鲁尔煤田开挖了第一批矿井；1836年，在捷克重要的钢铁中心维多科维斯（Vítkovice）设置了第一批焦炭炼铁炉；1839—1840年，伦巴底有了法尔克（Falck）的第一个轧钢厂。若要一一列举这些类似资料，难免单调乏味。由于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时期，要到1848年后才开始，因而列举这些资料就显得更加单调乏味，只有比利时，可能还有法国例外。1830—1848年这个时期，标志着各工业地区和迄今仍然著名的工业中心和企业的诞生，但是，此时几乎还谈不上是它们的青春期，更遑论成熟期了。回顾19世纪30年代，我们就能了解令人兴奋的技术实验和不满足于创新的企业精神意味着什么了。它意味着美国中西部的开发；但是，麦考密克的第一部机械收割机（1834年）和1838年从芝加哥东运的第一批78蒲式耳小麦，只是因为它们导致了1850年后发生的那些事情，才得以名垂青史。1846年，那家冒险生产了100部收割机的工厂，直至今日仍应为它的大胆而受到称赞，当时“要找到敢冒风险而且有勇气和精力的伙伴，来投资生产收割机这种高风险事业，实在很困难，要说服农民使用收割机，或者赞许这项新发明，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10]同时它也意味着有计划地兴建欧洲的铁路和重工业，以及碰巧发生的投资技巧革命。但是，如果皮尔耶（Pereire）兄弟没有在1851年后成为工业金融的伟大冒险家，他俩于1830年徒劳地呈交给法国新政府的那项计划——“一个负责借贷的政府部门”，企业家可在此经由最富有的银行家中介担保，以最优惠的条件向所有拥有资本的人借款——也就几乎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了。[11]

在英国，是消费产品（通常是纺织品，但有时也包括食品）带动了工业化的突破；但是，比起英国工业革命，此时资本产业（铁、钢、煤等）已显得更为重要了。1846年，比利时工业雇员中有17%受雇于资本产业工业，而英国则在8%—9%之间。至1850年，比利时有3/4的工业使用蒸汽动力，并用在采矿业和冶金业上。[12]犹如英国一般，大多数的新工业设施（工厂、铁厂或矿场）规模都很小，由一大群不成熟的劳工负责操作，他们多半是价格低廉、技术陈旧的家庭代工，或从事原料加工和转包的工人。这类劳工随着工厂和市场的需要而诞生，最终也将为这两者所摧毁。在比利时（1846年），毛纺、亚麻和棉纺工厂平均劳工数目分别只有30人、35人和43人；在瑞典（1838年），每个纺织“工厂”的平均劳工数目不过只有6—7人。[13]另一方面，此时的工业化有着比英国大得多的集中程度，在那些如人们所预期日后将成为工业区的地方，有时像是被农业用地包围的一小块领土，人们正运用着拓荒者的经验，以更加高度发达的技术为基础，并经常享受着来自政府有计划的大力支持。在波希米亚（1841年），3/4的棉纺工人就业于百人以上的工厂中，而且其中几乎有半数就业于15个200人以上的工厂。[14]（另一方面，实际上所有的织布工作，在19世纪50年代前仍是在手工织布机上完成的。）在此时已占显著地位的重工业中，情况自然更是如此：比利时的铸造工厂（1838年）平均有80名工人，比利时的煤矿区则平均约有150名工人（1846年），[15]至于像瑟兰（Seraing）的科克里尔那样的工业巨人（该厂雇用了2 000名工人），就更不在话下了。

这样的工业景象，颇似岛屿星罗棋布的湖泊。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的整体视作一个湖泊，湖中诸岛就是工业城市、工业地区或乡村复合体（如在德意志中部和波希米亚山区中常见的制造业村庄网）。在法国有诸如米卢斯（Mulhouse）、里尔（Lille）和卢昂（Rouen）这样的纺织城镇，在普鲁士有埃伯费尔德——巴门（Elberfeld-Barmen）和克雷费尔德（Krefeld），以及比利时南部和萨克森。如果我们把广大的独立工匠、在冬季制作产品以求出售的农民，以及家庭代工或从事原料加工的工人看作是湖泊，那么岛屿就是工厂、矿场和大大小小的铸造厂。在这片风景中，大部分地方依然是水域；或者说——采用稍稍更接近于真实的隐喻说法——是环绕在工商业中心周围，小规模生产或依附性生产的芦苇草。稍早建立起来作为封建制度附属物的家庭工业和其他工业，也依然存在。其中大多数——例如西里西亚的亚麻工业——处于悲剧性的迅速衰落之中。[16]大城市几乎没有进行工业化，尽管城内有大量的劳工和工匠人口，用以满足消费、交通和各种服务业的需要。世界上超过10万居民的城市中，除了法国的里昂外，唯有英、美两国的城市，明显地包罗了工业中心。以米兰为例，1841年时，全城只有两部小型蒸汽机。事实上，典型的工业中心（在欧洲大陆和英国都一样），只是中小规模的城市或是村庄复合体。

然而，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欧洲大陆——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美国——的工业化并不同于英国，即以私营企业推动工业化自发进展的前提条件，在欧洲大陆还不如英国那般有利。如我们所知，英国在经历了约200年的缓慢准备后，并不存在任何生产要素的真正短缺，实际上也没有阻止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在其他国家，情况就不是这样。例如，德意志有明显的资本短缺。德意志中产阶级那种非常朴素的生活方式，便显示了这种短缺。虽然如此，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却完美地化身为比德迈尔（Biedermayer）风格，一种迷人而又稳重的室内设计。人们常常忘记，根据当时德意志的标准，歌德确实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在魏玛（Weimar）的房屋，比起英国克拉彭（Clapham）地区节俭银行家的舒适标准，要绰绰有余（却也好不了太多）。在19世纪20年代的柏林，宫廷贵妇，甚至公主，终年都穿着简朴的密织棉布衣裙。如果她们拥有一套丝绸服装，通常都留到特殊场合才穿上。[17]由师傅、帮工和学徒组成的传统行会制度，仍然阻碍着工商企业的发展，阻挠着技术工人的流动，而且实际上阻碍着一切经济变革。普鲁士于1811年废除了手工工匠必须归属行会的义务，却没有废除行会本身，而且，行会成员还由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立法，而在政治上得到了加强。直到19世纪30和40年代，行会的生产模式几乎依然如旧，未受触动。于是全面引进“自由行业”，不得不等到19世纪50年代。

一大批各有控制权力和既得利益的小邦国，阻止了工业化的合理发展。唯一的胜利是建立了一个全面性的关税同盟。这个同盟不包括奥地利。普鲁士出于自己的利益，运用它在1818—1834年间所具有的战略地位，成功地建立了该同盟。每一个政府，无论是重商主义的还是父权专制的，为了社会稳定，都向卑微的臣民颁布了大量的规章和行政条例，但同时却也激怒了私营企业家。普鲁士政府控制着手工业生产的质量和价格、西里西亚家庭亚麻织布业的活动，以及莱茵河右岸矿业的经营。人民必须取得政府的许可才能开办矿场，而在开张经营后，政府的许可也可能被撤回。

显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其他国家也相似），工业发展不得不以与英国不同的方式进行。因而在整个欧洲大陆，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插手工业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政府已经惯于此道，也因为它不得不这么做。1822年，荷兰联合省国王威廉一世创立了“荷兰全国工业促进总会”，他不但捐赠国家土地，还认购了40%左右的股票，而且向其他认购者担保5%的红利。普鲁士政府继续经营该国相当大部分的矿场。新的铁路系统即使不是由政府实际建造，也无一例外是由政府规划、提供有利的土地使用权，并担保投资以资鼓励。事实上，到此时，唯有英国的铁路是完全由承担风险和谋求利润的私人企业所兴建，投资者和企业家没有得到政府的津贴和担保。设计最早和最好的铁路网络在比利时，是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进行规划，旨在使这个新独立国，从以荷兰为基地的交通系统（主要是水路）中分离出去。1833年，法国议会决定兴建法国铁路网，但是，政治上的困难和大资产阶级不情愿以安全投资换取投机性投资，延迟了铁路网的系统性建设。1842年，奥地利政府决定兴建铁路网，普鲁士也有相似计划，但都因资源贫乏而延后。

出于类似原因，欧洲大陆上的企业要远比英国企业更依赖于足够现代化的实业、商业和银行业的立法，以及金融机构。实际上，法国大革命已经产生了上述两者。《拿破仑法典》，以其重视合法保障的契约自由、承认汇票和其他商业票据，以及对合股企业（如股份有限公司和合资公司，全欧洲都采用，除了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安排处理，而成为世界通用的模式。此外，金融业的各种发明创造，也在国外广受欢迎，这些创见出自那些主张革命的年轻圣西门主义者和皮尔耶兄弟富有想象力的头脑。他们最伟大的胜利，要等到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繁荣时代才告实现；但是，早在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的苏塞特集团（Société Générale）就已经开始将皮尔耶兄弟所预见的那种投资银行付诸实践，荷兰的金融家（虽然大部分实业家尚未听说过他们）也采用了圣西门主义者的主张。实质上，这些主张旨在把各种各样的国内资本源动员起来。这些资本原本是不会自发地通过银行或投资信托公司而流向工业发展，就算资本拥有者想要投资，也不会知道该投向何处。1850年后，欧洲大陆产生了大银行既是银行家又是投资者的独特现象（德意志尤为如此），因而大银行也支配了工业，并且促进了工业的早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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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巨大的矛盾体——法国。在理论上，没有其他国家能比它发展得更快。如我们所知，法国有十分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体制；法国企业家的天赋和创造性，在欧洲堪称无与伦比。法国人发明了或首次发展了百货公司、广告，以及在遥遥领先的法国科学指导下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成就——照相术［与尼埃普斯（Nicéphore Nièpce）和达盖尔（Daguerre）有关］、勒布朗（Leblanc）的苏打制作、贝托列（Berthollet）的氯漂白法、电镀法、镀锌法等。法国金融家在世界上是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法国拥有大量的储备资本，可在其专业技术协助下，向整个欧洲大陆输出，甚至在1850年后，与伦敦大公共马车公司（London General Omnibus Company）这样的机构合作，向英国输出资本。至1847年，大约有22.5亿法郎已输往国外[18]——这一数额仅次于英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天文数字。巴黎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仅稍次于伦敦，实际上，在1847年这样的危机时代，它甚至比伦敦看起来更强大一些。19世纪40年代，法国企业建立了欧洲的煤气公司网，遍及佛罗伦萨、威尼斯、帕多瓦（Padua）和维罗纳（Verona），还取得了在整个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建立煤气公司的特许权。法国企业还打算资助并建设欧洲大陆（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除外）的铁路。

不过在事实上，法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层面，明显慢于其他国家。国内的人口平稳增长，却没有急遽猛增。城市只有不算大的发展（巴黎例外），实际上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有些城市还缩小了。其工业力量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无疑要大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它所拥有的蒸汽机马力等于其余欧洲大陆国家的总和；但是，它已相对落后于英国，又将相对落后于德意志。事实上，尽管法国具有优势，起步早，却从未变成可与英国、德意志和美国相匹敌的主要工业强国。

对此矛盾现象的解释是，如我们所知，原因在于法国大革命本身，大革命通过立宪会议之手所创造的大部分成果，却又在罗伯斯庇尔的手中取消断送。法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部分是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上层结构。没有土地的自由劳动力，只是以涓涓细流进入城市；在别的国家促使进步企业家大发其财的规格化廉价货物，在法国却没有足够大和不断扩展的市场。大量的资本剩余下来，但是，为什么要投资于国内工业呢？[19]聪明的法国企业家制造奢侈品，而不制造大众消费品；聪明的金融家用资金去促进外国工业而不是本国工业。在其他国家，唯有经济增长为私营企业提供了高于其他生意的利润时，这两者才会携手发展。在法国却不是这样，尽管他国的经济增长是通过法国的推动。

站在与法国相反一端的是美国。这个国家遭受到资本短缺之苦。但是，它准备引进任何数量的资本，而且英国乐于输出资本。这个国家也面临了劳动力短缺之苦。但是，不列颠群岛和德意志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后，为它输出了成百万剩余人口。这个国家缺乏足够的技工，但是，就算是下列技工——兰开夏的棉纺织工人、威尔士的矿工和铁匠——也可以从世界其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地方输入。而且，美国特有的才能就在于发明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尤其是简化劳动的机械。这种才能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美国所缺少的，只是用以开发一望无际的领土和资源所需的工具和交通。美国的殖民者、政府、传教士和商人，已经横贯大陆扩张到太平洋，或者说，在世上最具活力的第二大商船队支持下，已将他们的贸易推向各大洋，从印度洋的桑给巴尔直到夏威夷。尽管如此，单是内部的扩张过程，就足以使美国经济保持几乎是无限的增长。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已是美利坚帝国选上的意中之地。

这个新兴共和国家的所有制度都鼓励储蓄、才智和私营企业。数量巨大的新来人口，定居在沿海城市和新近占据的内地各州，他们需要同样规格的个人与家庭用品、农场物品与装备，并且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同质市场。发明和创业的报偿非常丰厚：蒸汽船（1807—1813年）、大头针（1807年）、螺丝车床（1809年）、假牙（1822年）、绝缘线（1827—1831年）、左轮手枪（1835年）、打字机和缝纫机（1843—1846年）、滚筒式印刷机（1846年），以及一大批农业机械的发明者，都在追求这些丰厚的报酬。虽然美国经济真正的昂首奋进，要等到1860年之后，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也没有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比美国来得更快。

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指日可待。然而，在这项转变中有一个重大阻碍：工业发达的北方与半殖民式的南方之间的冲突。长久以来，北方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得益于欧洲的资本、劳力和技术，尤其获利于英国；但极少输入这些资源的南方，则呈现一种典型依附于英国的经济。就像澳大利亚必须依靠羊毛、阿根廷必须依靠肉类那样，南方的成功之处，在于用它出产的、几乎全数的棉花去供应英国兰开夏繁荣异常的棉纺工厂，但正是这种成功使它的依附性无可扭转。南方主张自由贸易，因为自由贸易使它能向英国出售产品，并以所得购回廉价的英国货；而北方，几乎从一开始（1816年）就极力保护本国工业资本家，抵制所有会与自己廉价竞争的外国人，即英国人。北方和南方相互争夺西部领土，一个是为了发展奴隶制度的庄园经济和落后而自给自足的垦居方式，另一个则是为了发展机械收割机和大规模屠宰场。直到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时代到来之前，控制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中西部的主要出海口）的南方，手中握有较强有力的经济牌。1861—1865年的南北内战，实际上是由北方资本主义所进行和主导的美国统一战争。至此，美国经济的前途才确定下来。

世界经济的另一个未来巨人是俄国。虽然有远见的观察家已经预言俄国的巨大幅员、人口和资源，迟早会显示出力量，但此时它在经济上尚无足轻重。18世纪历代沙皇创立起来的采矿业和制造业，因为是以地主或封建商人为雇主，以农奴为劳工，所以正在逐渐走向衰落。新的工业（家庭工业和小规模的纺织工厂），要等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有真正显著的发展。而即使是从肥沃的乌克兰黑土区向西方出口粮食，也只有幅度不大的进展。俄属波兰倒是相当发达，但是，它也犹如东欧其他地方（从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直至南方的巴尔干半岛），重大的经济变革时代尚未到来。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亦是如此，只有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小块地区例外。甚至在意大利北部，那里的经济变化要大得多，但这些变化却更明显地表现在农业（农业在这个地区总是资本投资和创办企业的一条主要出路）、商贸和航运业中，而不是制造业上。然而，在整个南欧，工业经济发展都受制于煤的短缺。当时，煤仍是工业动力的唯一重要能源。

于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迅速成为工业强国，而另一部分则落后了。但是，这两种现象并非彼此互不关联。经济停滞、迟缓甚或衰退，都是经济进步的产物。因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能抵挡新兴财富和工商中心的力量，或在某些情况下的诱惑呢？英国和某些欧洲国家，只要凭低价销售便足以抵制一切竞争对手。“世界工厂”的头衔是非常适合它们的。对那些不甚发达的地区而言，看起来再“自然”不过的做法，便是应该生产粮食或矿物，然后用这些非竞争性的货物换取英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制成品。科布登告诉意大利人说：“你们的煤就是太阳。”[20]在大地主，或甚至开明的农场主或牧场主掌握地方权力的地区，这种交换是两全其美的。古巴的种植园主相当乐意以蔗糖赚钱，愿意进口外国货物，因为这可使外国人有钱购买他们的蔗糖。在当地制造业者可以说话算数的地方，或当地政府赞赏经济平衡发展的好处或只是意识到依赖性害处的地方，事情就没那么乐观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ederick List）虽然在通常的情况下自诩为抽象哲学家，但他拒绝那种实际上会使英国成为首要或唯一工业强国的国际经济，因而要求实行保护主义，而且，如我们所见，美国人也这样认为，只是他们没有这种哲学。

上述种种说法皆假定该经济体系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并且强大到足以接受或拒绝由世上一小部分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地区派定给他们的角色。在那些并非独立的地区，如殖民地，就别无选择。如我们所知，印度正处于非工业化的过程中。埃及是这种非工业化过程更为生动的实例。因为在埃及，当地的统治者阿里，实际上已经开始有计划地使他的国家转变为现代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他不仅鼓励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从1821年起），而且至1838年，已将1 200万英镑这一极可观数目的资金投入工业，工厂雇用了大约3万—4万工人。如果让埃及走自己的路，将会是怎样一种光景？这个答案我们无从知晓。确实发生的历史是，1838年的《英国——土耳其公约》（Anglo-Turkish Convention）将外国商人强加给这个国家，并因此破坏了阿里借以操持的对外贸易垄断；而在1839—1841年间，西方国家击败了埃及，逼迫埃及削减军队，因而也就消除了曾引导埃及走向工业化的大多数激励因素。[21]19世纪，西方的炮舰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迫使一个国家向外国贸易“开放”，换言之，向世界工业化地区的优势竞争开放。看到19世纪末作为英国保护国的埃及，谁会想到早在50年前，这个国家曾是为了摆脱经济落后状态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第一个非白人国家呢？[6]

在双元革命时代的所有经济后果中，这种“进步国家”和“未开发国家”之间的分歧，被证明是影响最深远、最持久的。大致而言，至1848年，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哪些国家是属于第一集团，它们包括西欧（伊比利亚半岛除外）、德意志、北意大利、中欧的一些部分、斯堪的纳维亚、美国，可能还有英语世界的移民拓居地。但是，同样很清楚的是，世界的其余部分，除了一小块地区外，在西方进出口货物的非正式压力下，或在西方炮舰和远征军的军事压力下，正在沦为或变成西方的经济附庸地。这种横在“落后”国家与“进步”国家之间的鸿沟，直到20世纪30年代俄国人发展出跨越的手段之前，仍是不可动摇、无法横越，而且日益分隔着世上的少数居民和大多数人口。没有其他事实比这件事对20世纪历史的发展，更具决定性的了。

[1] 工业部分的世界性胜利，又使变革的节奏再次同步，不过，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

[2] 英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在1801年，首次较为充分的人口普查是1831年。

[3] 在这个时期，清王朝正处于其行政效率的巅峰阶段。中国一般的王朝周期，可持续大约300年；清朝在17世纪中期开始掌权。

[4] 在铁甲船再次使英国获得优势以前，美国到1860年时几乎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5] 1850—1888年，共有2 200万欧洲人向外移民；1889年的国际贸易总额，已接近34亿英镑，相比之下，1840年仅有6亿英镑。

[6] 埃及的现代化曾令科布登感到憎恶，他说：“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在浪费最好的原棉，这些原棉本来应该是卖给我们的……浪费的还不只是原棉，那些被逼去从事制造业的劳工，本来是应该在棉田里工作的。”Morley，Life of Cobden，Chapter 3.

第十章
向才干之士敞开进身之路

某天，我与这些中产阶级绅士中的一位走进曼彻斯特。我向他提及令人惭愧和不卫生的贫民区，想引他注意这个城市的工厂工人，其居住地区是如何令人作呕。我表示我生平从未看过建得这样糟糕的城镇。这位绅士耐心地倾听，然而却在我们分手告别的那条街道的街角上评论说：“但是这里有很多钱可赚啊。早安，先生！”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

新金融家们以在报纸上公布晚餐菜单和来宾名单为炫耀的时尚。

——卡布菲格（M. Capefigure）[2]

1

被革命推翻或建立的正式体制很容易识别，但是，它们无法衡量革命的作用。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废除了贵族社会，但废除的不是阶级意义上的“贵族”——那种以爵位和其他排斥性的醒目标记加以区分，而且经常以“血缘”贵族这样的阶级为自己塑形的社会地位。建立在个人发迹之上的社会，欢迎这种醒目和既定的成功标志。拿破仑甚至重建了一个正式的贵族阶层，它在1815年后，与残存下来的旧贵族连成一体。贵族社会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贵族影响力的终结。新兴阶级自然会倾向于依据先前上层集团所确立的舒适、奢侈或浮华的标准，来看待他们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象征。英国柴郡（Cheshire）那些赚了钱的布商妻子们，会在许多关于礼仪和体面生活的书籍指导下，变成“女士”。也是基于这种目的，这些书籍从19世纪40年代起成倍增加。出于同样原因，在拿破仑时代发战争财的那群谋利者，也十分看重男爵头衔，并喜爱在资产阶级的沙龙中，摆满“天鹅绒、黄金、镜子、路易十五时代座椅的拙劣仿制品，以及其他家具……徒有讲究仆人和马匹的英式时髦风尚，却没有贵族精神”。一位不知道靠什么发迹的银行家夸口道：“当我出现在剧院中的专属包厢时，所有的长筒望远镜都转向我身上。我得到了近乎皇家所得到的喝彩欢迎。”还有什么比这种夸口更为骄傲呢？[3]

而且，像法国这种在宫廷和贵族的习染熏陶下所形成的文化，是不会失去其印记的。因此，那种特别沉醉于为私密关系做微妙心理分析的法国散文（其源头可溯至17世纪的贵族作家），或那种已将性爱活动以及情人情妇标准化的18世纪文学模式，都成了“巴黎式”资产阶级文明的成分之一。先前是国王们有正式的情妇，现在则加进了成功的股票经纪人。高级名妓不仅将其回报丰厚的宠爱投给那些败家的年轻贵族子弟，也投向出得起价钱的银行家，以作为他们成功的活广告。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法国大革命以一种异常纯粹的形式，保留下法国文化中的贵族特点；出于同样原因，俄国革命也以异常的忠诚，保留了古典芭蕾和19世纪资产阶级对待“美好文学”的典型态度。这些特质被革命接受同化，视作令人向往的历史遗产，因而受到革命的保护，而非销毁。

然而，旧制度还是死亡了，尽管1832年时，布勒斯特（Brest）的渔夫认为：天降霍乱是上帝对他们废黜合法国王的惩罚。除了信仰雅各宾的法国南部和一些长期实行非基督教化的地区，形式上的共和制度在农民之中的扩展速度相当缓慢，但是，在1848年5月举行的第一次真正普选中，正统主义的势力已经只局限于西部和较贫穷的中部省份。今日法国乡村的政治地理，在当时已大体可以辨认出来。在更高的社会层次上，波旁王朝的复辟并没有恢复旧制度，或者正相反，当查理十世力图这么做时，他就被推翻了。复辟时代的社会，是巴尔扎克笔下资本家和野心家的社会，是司汤达（Stendhal）笔下于连（Julien Sorel）的社会，而不是返乡流亡贵族的社会。一个如地质变动般的新世纪，分隔了复辟社会与塔列朗所回顾的18世纪80年代的“甜蜜生活”。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Rastignac）更接近于莫泊桑（Maupassant）笔下的《俊友》（Bel-Ami）一书中的杜洛亚，一个19世纪80年代的典型人物，甚或更近似于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的典型人物萨米·格里克（Sammy Glick），而不像18世纪80年代非贵族的成功者费加罗（Figaro）。

简言之，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在结构上和价值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是暴发户的社会，换言之是自我成就者的社会。不过，当时这种情形还不十分明显，除非政府本身便是由暴发户统治，即实行共和主义或拿破仑主义的政府。1840年时，有半数的法国贵族属于旧贵族家庭，在我们看来这种现象似乎不够革命，但是在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眼中，半数贵族在1789年时曾是平民这一事实，却是非常惊人的，特别是在他们目睹了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阶级排外性后，更显震惊。“善良的美国人死后，就上巴黎去”，这句话表明巴黎在19世纪的形象，尽管要到第二帝国时期，巴黎才完全成为暴发户的天堂乐园。伦敦，或者特别是维也纳、圣彼得堡和柏林，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城市，至少在第一代暴发户时是如此。在巴黎，却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新社会的支配优势并非法国独有的现象，但是，如果将民主的美国除外，在表面上，这种优势在法国的确更为明显、更为正式，尽管实际上不如在英国和低地国家那样深刻。在英国，名厨仍是为贵族服务，如卡雷姆（Carême）为威灵顿公爵服务那样（他先前曾为塔列朗服务）；或是为寡头俱乐部服务，如“改革”俱乐部的索耶尔（Alexis Soyer）。在法国，在大革命中失去工作的贵族家庭厨师，已经建立了开办高价餐馆的稳固传统。一本法式烹饪指南经典的封页，暗示着世界的一项变化。它是这样写的：“（作者）博维耶（A. Beauvillier），普罗旺斯伯爵老爷的前任官员……现任饭店老板，郎德斯大酒店，黎希留路26号。”[4]美食家是王政复辟时期的创造物之一，并经由1817年创刊、布里亚——萨瓦兰（Brillat-Savarin）编写的《美食家年鉴》而不断繁衍。他们已络绎不绝地前往英式咖啡馆或巴黎式咖啡店，去品尝没有女主人主持的晚餐去了。在英国，报刊依然是指导、咒骂和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但正是在法国，吉拉丹（Emile Girardin）于1836年创办了现代报纸：《报界》（La Presse），这份报纸是政治性的，却也是廉价的，旨在积聚广告收入，以闲话、连载小说和各式各样的其他噱头吸引读者。[1]英语中的“新闻”（journalism）和“宣传”（publicity）、德文中的“宣传”（Reklame）和“广告”（Annonce），这些词汇都会使人想起法国人在这些混沌初开的领域中的先驱之举。巴尔扎克笔下所赞美的时装、百货商店和公共商品橱窗，也都是法国人的发明，是19世纪20年代的产物。[2]法国大革命还将向才干人物开放的职业——剧院——带进了“良好社会”（在此同时，该种职业的社会地位在贵族统治下的英国，仍然类似于拳击手和骑师的地位）：拉布拉什（Lablache）、塔尔马（Talma）和其他戏剧界人士，在拉菲特别墅（Maisons-Lafitte，以一位使该郊区变得时髦起来的银行家姓氏命名）这幢莫斯科亲王的豪华住宅旁，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地位。

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表面上不那么剧烈，在实际中却更为深远。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与官方社会并存的资产阶级新集团，这些集团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为官方社会所吸收，只好接纳了其顶层的少数人。但这个新集团是如此的具有自信和活力，他们并不希望被吸收，除非是在依他们所提的条件基础上。在1820年的英国，我们尚难在国会大厦和海德公园附近，发现众多殷实富商的身影。在国会大厦里，贵族及其家人依然控制着尚未改革的议会；而海德公园内，仍是那些完全不守礼仪的上流仕女们，如哈丽叶·威尔逊（Harriete Wilson，她甚至在拒绝装扮成残花败柳的女人时也显得很不正经）。她们乘坐四轮敞篷马车，身旁簇拥着打扮入时的倾慕者，他们来自军队、外交使团和贵族阶层，其中也有不属于资产阶级的“铁公爵”威灵顿（Wellington）。18世纪的商人、银行家，甚至于企业家，其人数甚少，足以同化在官方社会中。事实上，以老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为首的第一代棉纺业百万富翁们，可说是相当坚定的托利党人，只不过较为温和稳健而已。老皮尔的儿子还正在接受日后成为首相的训练。然而，在北方布满雨云的天空下，工业化使实业家的实力成倍增大。曼彻斯特不再肯向伦敦屈服让步。在“曼彻斯特今日所思，就是伦敦明日所想”这一战斗口号下，曼彻斯特准备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首都伦敦。

这些来自各个地方的新贵，是一支可畏的大军，而当他们日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而不是填补上层和下层阶级空隙的“中等阶层”时，就更加令人生畏了。到了1834年，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已经可以抱怨说：社会评论家“在他们那个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劳工的三角关系中百思不解，直到他们似乎领悟到，社会好像已在上帝的安排下，区分成这三个阶级”。[6]他们不仅是一个单纯的阶级，更是一支战斗的阶级大军。最初他们是为了反对贵族社会，而与“劳动贫民”合作组织（他们认为这些贫民一定会追随自己的领导）[3]；后来，他们既反对无产者也反对地主，这在反《谷物法》同盟这个最具有阶级意识的团体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他们是白手起家，或者至少是出身平凡的人，他们极少得到出身、家庭或正规高等教育的庇荫。就像狄更斯《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的那位邦德比先生，他们并非不愿夸耀这种事实。他们富有，而且在那个年代变得更为富裕。他们先是充满极为强烈和强悍有力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因为他们属于这种人：其亲身经历已向他们表明，天命、科学和历史已经会聚在一起，准备将世界完全交给他们。

白手起家而且颂扬资本主义的报界人士兼出版家——《里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1774—1848）的贝恩斯（Edward Baines）、《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1791—1844）的泰勒（Jonh Edwart Taylor）、《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1792—1857）的普伦蒂斯（Archibald Prentice），以及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他们将“政治经济学”转化成几个简单的教条式命题，并借此赋予中产阶级知识上的确切性。而除了易动情感的卫理公会（Methodist）教派外，清教异端中的独立派、唯一神派、浸礼会和教友派，则赋予他们精神上的确切性，以及对无用贵族的轻蔑。一位不为恐惧、愤怒甚或怜悯所打动的雇主，告诉他的工人说：

上帝确立的公正公平法则，人类无权侵犯。若有人胆大妄为欲加阻挠，或迟或早，必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当主人们放肆联手，以其联合力量更有效地压迫仆人时，他们就是以此行为侮辱上帝，上帝的诅咒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然而，另一方面，若仆人联合起来向雇主敲诈只应属于主人的那份利润时，他们也同样破坏了这条公平法则。[7]

宇宙仍然具有秩序，但不再是过去的秩序。宇宙只有唯一真神，他的名字叫蒸汽，而他的使者则是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和所有的机器使用者。

不管是持18世纪不可知论的偏激知识分子，或是为中产阶级代言的自学成才的学者和作家，都不应当掩饰下列事实：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只顾忙于赚钱，以致无暇关心一切与赚钱无涉的事。他们赞赏他们的知识分子，甚至如科布登一样，在他们还没成为特别成功的实业家时便是如此，只要这些知识分子能回避掉不讲究实际和过于深奥的思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缺乏教育、讲究实际的人，这使他们怀疑一切超出经验太远的事情。科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向他们提议自己的科学方法，但却徒劳无功。科尔爵士（Sir Henry Cole）是工业设计、技术教育和交通运输合理化的先驱者，他在英女王的日耳曼裔丈夫难以估量的帮助下，为中产阶级竖立起最光辉的纪念碑：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但是，由于爱好官僚政治和爱管闲事，他被迫退出公众生活。官僚政治，像一切的政府干涉那样，在无法直接帮助他们获取利润时，就为他们所痛恨。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煤矿技师，是他把旧式马车的轨距转用到铁路之上——他从未考虑过其他代替品——而不是那位富有想象力、老练精干且大胆的工程师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在斯迈尔斯所创建的工程师万神殿中，并没有布鲁内尔的纪念碑，责难的话倒有一句：“以求实谋利的结果来衡量，像斯蒂芬森这类人物，无疑是更可信赖的模仿对象。”[8]为了培训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兴工业技工，哲学派的激进分子，尽其努力地建立了一个“技工讲习所”网络。在这些讲习所中，技工们一定得聆听那些与其目的无关的言论，例如如何清除政治上的灾难性错误。到了1848年，大多数讲习所都行将倒闭，因为大家不认为这种技术教育可以教给英国人（以区别于日耳曼人或法国人）任何有用的知识。有一些聪明、有实践头脑，甚至是有教养的制造业财主，一窝蜂地参加新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各种社团。但是，若认为该协会代表了该阶级的规范准则，那就错了。

这样的一代人，成长于1805年特拉法加之战到1851年世界博览会之间的岁月。他们的前辈，由于成长于有教养而且具理性的地方商人和异端牧师的社会组织中，成长于辉格党世纪的知识框架中，因此少了一些粗俗之气。陶业大王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是皇家学会和古董学会的会员，是博尔顿、他的合伙人瓦特，以及化学家兼革命者普里斯特利共同组成的“新月学会”成员（他的儿子托马斯做过摄影术实验，发表过科学论文，资助过诗人柯勒律治）。这位18世纪的制造业大亨，很自然地依照乔治时代建筑师的设计去建造他的工厂。这一代人的后继者，如果不是更有教养，便是更为奢侈挥霍，因为到了19世纪40年代，他们已拥有足够的金钱，随意花在仿造豪华宅第、仿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市政厅上，以及重建垂直式风格或古典风格的小教堂。但是，在乔治和维多利亚这两个时代之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黑暗时代来临了。它们的概貌已在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有了令人难忘的描述。

虔诚的清教主义，支配着这个凄凉荒芜的时代：刻板严厉、自以为是、愚钝无知、对伦理道德的沉迷，已到了只有伪君子才配称为其伙伴的地步。如扬（G. M. Young）所说，“美德正以一道宽广的无敌战线，向前推进”，将不贞洁者、弱者、有罪者（即那些既没有赚到钱，也没有控制住情感和财政开支的人）踩在泥中，他们只配享有这种境遇，至多也只能企盼得到居上位者的慈悲施舍。在这样的观念中，蕴含着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意义。如果小企业家要想变成大企业家，就不得不将大部分利润用作再投资。在最严厉的劳动纪律之下，新的无产大众被迫屈从于工业的劳动节奏，或者，如果他们拒不接受，就只有等死。即使是在今日，目睹那一代人创造出的景色，仍令人心头为之战栗：[9]

在科克镇，你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严厉的劳动景象。如果某个教派的成员在那里建起一座小教堂——已有18个教派成员这么做了——他们也会把它变成一座红砖式的虔敬货栈，有时（但这只是在精心装饰的例子中），在鸟笼般的房顶尖还保有一口钟。镇上所有的公共铭文，都是漆成黑白两色的严峻字体。监狱可能就是医院，医院也许就是监狱；市政厅可能是监狱，也可能是医院，或两者兼是，或者是与建造它们的宏伟用意相反的任何东西。现实、现实、现实，这个城镇的一切物质层面都是以现实为依归；现实、现实、现实，一切非物质层面也都是以现实为依归。……一切事物都是处于卧病其中的医院与墓地之间的现实，而你无法以数字表达的东西，或无法表明在最廉价的市场上可买到的东西，以及在最昂贵的市场上可售出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并且永远不应当存在。世界无穷无尽，阿门！[4]

这是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信仰悲歌。福音派教徒、清教徒，以及18世纪不可知论的“哲学激进分子”，他们都信仰功利主义，这些激进分子还将功利主义以符合逻辑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信仰在铁路、桥梁和货栈中，产生了它自己的实用美，也在一排排烟熏火烤、一列列灰黑红色的小房屋中，发展出它独有的那种浪漫恐怖，而工厂堡垒就居高临下俯瞰着这些小房屋。新兴资产阶级居住在小屋外围（如果积聚起足够钱财搬迁），他们发号施令，推行道德教育，捐助传教士在海外黑人异教徒中的传教活动。男人们将金钱人格化，因为金钱证实了他们统治世界的权利；女人们——由于丈夫的金钱甚至剥夺了她们实际操持家务的满足——则将这个阶级的道德也人格化了，这些道德就是：愚蠢（“做个甜美的女人，谁想更聪明就让她去吧”）、没学问、不求实际、理论上不谈性欲、没有资产、受人保护。她们是这个节俭自助时代唯一的奢侈品。

这个阶级最极端的榜样，就是英国的制造业者。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上，还有一些较小的同类集团：法国北方或加泰罗尼亚纺织业地区的天主教徒、阿尔萨斯地区的加尔文教徒、莱茵地区的路德宗虔信派教徒，以及遍及中欧和东欧的犹太教徒。他们的强硬与英国制造业者极为相似，因为他们也相当大程度地脱离了更陈旧的城市生活和家长统治传统。福谢（Léon Faucher）尽管持有教条主义式的自由信仰，也被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景象所震惊。对此，欧洲大陆上的观察者就不震惊吗？[10]但是，他们与英国人一样都深具信心，这种信心来自稳定增加的富裕［1830—1856年间，里尔当塞特（Dansette）家族的嫁妆，从1.5万法郎增至5万法郎[11]］，来自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绝对信念，来自对非经济活动的拒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里尔的纺织王朝仍一直维持着对军旅生涯的完全轻蔑。米卢斯的陶尔菲斯（Dollfus）家族之所以劝年轻的恩格斯不要念著名的工艺学院，就是因为他们担心这可能引导他走上军旅生涯，而不是实业生涯。贵族制度及其血统家系，起初并没有对他们产生极度诱惑，犹如拿破仑的元帅们那样，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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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双元革命的决定性成就，就是它们打开了有才之士的进身之路，或者至少说是向精力、精明、勤奋以及贪婪，打开了进身之路。并不是说所有的进身之路都已敞开，也不代表它们全都能通往社会阶级的顶端，或许在美国是例外。然而，这些机遇是多么非凡！昔日静止不变的等级意识，已经彻底地远离19世纪！汉诺威王国的谢勒（Kabinettsrat von Schele），曾拒绝一位贫寒的年轻律师申请一个政府职位，其理由是这位年轻律师的父亲是一名订书匠，他理当继承父业。而今，这个理由显得既不充分又极荒唐。[12]然而谢勒所做的，只不过是奉行稳定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古老格言，而且在1750年时，一位订书匠的儿子的确只有子承父业一途。现在，他却不再非这么做不可。在他面前敞开了四条成功之路：实业、教育（并可借此转向政府公职、政治以及自由职业三个目标）、艺术以及战争。战争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很重要的，但在随后数代人的长期和平中，便不再具有重要性，也因此不再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三条道路是新近才出现，因为此时有比以往大得多的公共奖赏，鼓励那些能令大众欢娱或感动的非凡才能，舞台的社会地位日益上升，便表明了这点。这种地位的上升，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最终产生了相互关联的景象：封为骑士的男演员和娶合唱队女孩为妻的贵族。甚至在后拿破仑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富有特色的现象：被当作偶像崇拜的歌唱家［如“瑞典夜莺”琳德（Jenny Lind）］或舞蹈家［如埃尔丝勒（Fanny Elssler）］，以及被奉为神明的音乐艺术家［如帕格尼尼（Paganini）和李斯特（Franz Liszt）］。

实业和教育都不属于向所有人开放的坦途，即使是在那些充分摆脱了传统习俗和束缚的人们当中，也是如此。这些人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将为他们容纳，也知道在一个个人奋斗的社会中如何活动经营，或者承认“自我完善”是值得的。想走上这两条路的旅行者必须交付通行费：没有一些起码的资财，无论限额多么小，便很难在成功之路上起步。这种通行费对想踏上教育之路的人来说，无疑要比进入实业之路更高，因为即使是在建立了公共教育体系的国家中，初等教育一般仍受到忽视，而且，即使在有初等教育存在的地方，出于政治原因，也仅限于教授最低程度的识字、算术和道德服从。不过，非常矛盾的是，乍看起来，教育之路似乎要比实业之路更有吸引力。

这种认知并不奇怪，因为教育只需要人们在生活的习惯和方式上做一点小小的革命。学识，如果只是教士学习的那种学识，早已在传统社会中拥有了为人所认可、为社会所重视的地位，而且实际上，比它在纯正的资产社会中的地位更为显著。家庭中有一位教士、牧师或犹太学者，可能就是穷人所能期望的最大荣幸，也值得为此做出巨大牺牲。一旦开放这样的进身之路，这种社会倾慕可以轻易地转向世俗学者、官吏或教师，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转向律师和医生。此外，学识不像实业那样，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受过教育者不会像无耻自私的商人和雇主那样，主动攻击他的同类。实际上经常看到的情形是，他们（尤其是教师）明显地是在帮助同胞摆脱看来是他们苦难之源的愚昧无知和黑暗。比起对个人实业成功的普遍渴求，对教育的普遍渴求更容易实现，而且，学校教育比可赚钱的奇怪艺术更容易取得。在那些几乎完全是由小农夫、小商贩和无产者所组成的社区中，如威尔士，人们一方面会渴望将儿子送去从事教学或传教工作，但同时却对财富和实业本身有着痛苦的社会怨恨。

然而，在一定意义上，教育代表着个人主义式的工作竞争、“向才干之士开放的职业”，以及实力战胜出身和关系。在此，教育的效用完全与实业不相上下，而且是通过竞争性的考试来实现的。如同往常，考试制度最具逻辑性的表现方式，也是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中，类似等级制度的考试，迄今仍在从学术优胜者中挑选出知识精英分子，去管理和教导法国人民。学识和竞争性考试，也是英国最具资产阶级意识的思想学派的理想。这个学派就是边沁主义的“哲学激进派”，他们最终（但不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前）会将这种理想以一种极为纯净的形式，强加在英国内政部和印度事务部之上，以反对贵族的激烈抵抗。凭实力取才，如经由考试或其他教育检定，已成为公认的理想典范。只有最为陈腐的欧洲公职，如罗马教廷和英国外交部，或最民主的文官制度，如美国，不在此列。最民主的文官制度，倾向于以选举而不是考试作为选拔公职人员的标准。虽然，像其他形式的个人主义竞争一样，考试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方法，却不是民主的或平等主义的方法。

因此，教育向有才之士开放所产生的首要社会结果，是矛盾的。它所产生的不是自由竞争的“开放社会”，而是官僚制度的“封闭社会”；但是，这两者——以其多样的方式——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代中最富特色的体制。19世纪高等文官的气质，基本上仍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的那种气质：在中欧和东欧是共济会式和“约瑟芬式”（Josephinian），在法国是拿破仑式，在其他拉丁语系国家是自由主义式和反教士的，在英国则是边沁主义式。众人一致公认，一旦有实力者在文官制度中巩固了地位，竞争就转变为自动晋升。不过，一个人究竟能晋升得多快和多高，仍取决于（在理论上）他的实力，除非有规定的平均主义强迫纯粹凭资历晋升。因此，乍看起来，官僚制度非常不同于自由主义社会的理想。然而，凭实力选才的意识、普遍的廉洁风气、讲求实际的效率、一定的教育程度，以及非贵族的出身，都将公职文官聚为一体。就算是刻板严厉地坚持自动晋升（尤其是在那个非常中产阶级的英国海军部中，其延续的时间已达到了荒唐的程度），至少也有以下的好处：排斥典型的贵族徇私或君主偏袒的习性。在经济发展停滞落后的社会中，公职向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一种替代的中心点。[5]1848年的法兰克福国会（Frankfurt Parliament）中，68%的议员都是文官或其他官员，只有12%的议员是“自由业者”，2.5%是实业家，这种情况并非偶然。[13]

因此，对有意追求名利的人来说，有幸的是，后拿破仑时期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是政府机构和政府活动明显扩张的时期，不过，这种扩张很难大到足以吸纳日益增多的识字公民。1830—1850年间，平均每人的公共开支在西班牙增加了25%，在法国增加40%，在俄国增加44%，在比利时增加50%，在奥地利增加70%，在美国增加75%，在荷兰增加90%以上。（只有在英国、英属殖民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几个落后国家，按人口分摊的政府开支维持稳定或下降，而这个时期正是经济自由主义如日中天之时。[14]）这种增加的情况，部分可归因于军队这个显而易见的赋税消费者。尽管没有发生重大的国际战争，军队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却还是比之前要庞大得多。以1851年主要大国的军队总数为例，其中唯有英法两国的数字，低于1810年拿破仑力量臻于顶峰之际。其他大国，如俄国、德意志和意大利诸邦国，以及西班牙，实际上拥有更庞大的军队。这种增加的情况，也可归因于国家旧职能的发展以及新职能的取得。认为自由主义敌视官僚制度，是一种基本的错误观念。（那些具有逻辑思想的资本主义拥护者——激进的边沁学派，并不曾犯这种谬误。）自由主义只敌视缺乏效率的官僚制度，敌视政府干涉那些最好是留给私营企业去办的事情，以及敌视过多过滥的税收。使政府的作用降到只具守夜更夫的功能，这种庸俗自由主义的口号，掩盖了下列事实：剪除了无效率和干涉性功能的政府，会是一个比过去更为强大而且更有雄心的政府。例如，及至1848年，只有政府才拥有现代而且经常是全国性的警察武力：法国始于1798年，爱尔兰始于1823年，英格兰始于1829年，西班牙始于1844年；除英国之外，通常也只有政府才拥有公共教育体系；除了英国和美国，公共铁路服务也归或将归政府所有；在任何地方，都是由政府经营日益扩大的邮政服务，用以满足急速增大的商务和私人通讯需求。人口增长迫使国家维持一个更大的司法系统，城市增长和城市社会问题也要求一个范围更大的市政管理系统。无论政府的职能是新增还是旧有，都日益依靠一个由专职官员组成的、单一的、全国性的文官体系去执行，其中的高级官员，由各国的中央权威任意调遣和升迁。这种有效率的服务虽然可以大量减少官员数量、消除腐败和兼职差役，并可降低行政单位的成本花费，然而却会创造出一个更令人可畏的政府机器。自由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基本职能，看来都超出了大多数前革命专制国家最狂放时的梦想，例如聘用支付薪酬的官吏或维持一支全国性的常规地方警力，去有效地评估和征收税款。征税的水准也超过从前甚多，甚至也曾间歇实行累进所得税率，而这正是自由主义政府得以维持的原因：实行自由主义的英国，其1840年的政府开支，竟相当于独裁俄国的4倍之多。[6]

传说拿破仑的士兵会在军用背包里携带军官肩章，作为他最终取得元帅权杖的第一步。然而，那些新的官僚职位却很少在实际上等同于这些军官肩章。1839年时，法国计有13万名文职官员，[15]其中大多数是邮递员、教师、低层征税官、司法官员，以及类似人员；甚至于内政部的450名官员和外交部的350名官员中，大多也是普通办事员，从狄更斯到果戈理的文学作品，都把这一类人描写得淋漓尽致。除了公职特权外，他们难得有什么值得羡慕的，他们所得到的保障，只是可以用一种稳定的节奏终身挨饿受穷。只有寥寥可数的官职，称得上是一份中产阶级的好职业，从经济上看，诚实的官员不可能在过得去的舒适之外，指望更多东西。19世纪中叶的改革者，在英国文官制度中设计了“行政管理级”官员，以作为适合中产阶级的级别，但即使是到今天，该级行政官员也不会多于3 500人。

虽然小官吏或白领工人的情况简朴如此，但若比起劳动贫民，他们还是像山峦般高高在上。这些人不需从事体力劳动。尽管只是象征性的，但他洁净的双手和雪白的衣领，都使他偏向富人那边。他们身上通常都带有公共权威的魔力。男男女女在他面前，只能排队领取登记着他们生活的文件，他对这些人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他可以告诉这些人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在较落后的国家（以及民主的美国）兄弟子侄可指望通过他找到一份工作；在许多不那么落后的国家，他不得不受贿。对于无数的农民或劳工家庭，对于不太可能以其他方式提高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小官吏、教师和神职人员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触及的，这座喜马拉雅山是他们的儿子有可能攀登的。

比较自由的职业很少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要想成为一名医生、律师、教授（在欧洲大陆上意味着当一名中学校长或大学教师），或者成为一名“从事各种职业的受过教育者”[16]，都需要有多年的教育或出众的才华和机遇。1851年的英国，有大约1.6万名律师（不算法官）和不过1 700名的法律学生；[7]大约1.7万名医生和外科医生，以及3 500名医学院的学生和护士；不足3 000名建筑师；大约1 300名“编辑和作家”［法文的新闻记者（Journalist）一词，尚未得到正式认可］。法律和医学是两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职业，第三个则是教士。教士提供的出路少于人们所指望的，如果只是因为它的扩张程度远慢于人口的增长，那也还好，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由于各个政府的反教士热情，使得这门职业正在萎缩而不是扩张。约瑟夫二世查禁了359座男女修道院，西班牙在其自由主义时期也极力查禁所有的修道院。

只有一条真正的出路存在：由世俗者和教会人士充任小学教师。教师这行的主要成员多半是农夫、工匠和其他简朴家庭的下一代，其数目在西方国家中绝非微不足道：1851年，英国有大约7.6万名男女自称是校长或普通教师，这还不包括2万名左右的家庭教师。对于身无分文而又受过教育的女孩而言，若她们不能或不愿以不太体面的方式谋生，家庭教师就是她们众所周知的最后出路了。而且，教师不仅是庞大的，也是正在扩张中的一门职业。教师的收入很低，但是，除了英国和美国这种市侩盛行的国家外，小学教师是极受欢迎的人物。因为在平凡男女第一次发现愚昧无知是可以驱除的时代，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理想典范，那么这个男人或女人的生活及言论，必定能够提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从未有过的机遇，能够为孩子们敞开世界，能够以真理和道德浸润他们。

当然，实业是向有才能的人开放的最明显职业，而且在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潮流中，实业的机会自然相当多。许多企业的小规模生产、盛行的转包制、小规模的买卖，都使他们相对容易从事。但是，无论是物质、社会还是文化条件，都不利于穷人。首先，成功者经常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想要发展工业经济，就必须创造出一群比雇主或自由创业者更多的工资劳动者。每有一个人向上升入实业家阶层，就必定有更多的人滑落下去。其次，经济独立必须具有技术能力、思想准备或财政资源（无论是多么有限），而这些全都是大多数人所没有的。那些足够幸运拥有这些条件的人——如处于少数地位的宗教派别成员，社会学家熟知他们从事这类活动的才干——都表现得相当出色：在“俄国的曼彻斯特”伊凡诺沃（Ivanovo），那些成为纺织业者的农奴，大多数属于“老信徒”（Old Believers）教派。[17]但是，若要是指望那些并不拥有这些特长的人们，例如大多数俄国农民，去做同样的事情，甚或在同样的条件上竭力仿效他们，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3

在各类群体当中，没有比少数派更热情地欢迎向有才能的人开放晋升之途了，无论这些职业是什么，因为这些少数派群体在当时尚不被允许跻身显著地位。这不仅因为他们出身不佳，也因为他们遭到官方和集体的歧视。法国新教徒以无比的热情投身于大革命期间和之后的公共生活，这种热情唯有西方犹太人所迸发的那种才干可与之媲美。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为这种解放进行了准备，法国大革命则将它付诸实行。在此之前，犹太人迈向成功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商业或金融，一是解说神圣律法，但这两者都使他局限在狭小而且被隔离的犹太聚居区中。只有一小批“宫廷犹太人”或其他富有者，半隐半现地浮出其聚居区外，即使是在英国和荷兰，他们也要小心谨慎，不可走得太远，以免陷入危险和不得人心的境地。即使是这样有限的显露，也只有在那些浑浑噩噩的不信教者当中，才不显得不受欢迎，但总体而言，这些不信教者也摆明并不欢迎犹太解放。世世代代的社会压抑，使得犹太聚居区也实行自我封闭，拒绝任何背离严密正统之外的行动，并将其视为不贞和反叛。在18世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解放运动先驱，尤其是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都被骂成是逆逃者和无神论者。

大批犹太人居住在旧波兰王国东部和立陶宛的犹太区内，这些犹太区迅速增长。区内的犹太人继续在充满敌意的农民当中，过着自我约束和叫人猜疑的生活，只有在教派信仰上，才能使他们有所分歧，一派效忠于立陶宛正统派学识渊博的拉比，另一派则笃信忘我入神却备受穷困折磨的哈锡德派。1834年，奥地利当局逮捕了46名加利西亚革命者，其中只有1名犹太人，这是非常典型的情形。[18]但是，在西方更小的社区中，犹太人双手紧紧抓住他们的新机遇，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官员职位，即使不得不为此付出名义上受洗的代价，在那些半解放的国家中，经常也是如此。实业家想要得到的，甚至不只是官职。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是国际上的犹太之王，他们不只是有钱而已。他们本来可以更早发迹致富，尽管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变化，为国际金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当时就已被视为有钱人，具有一种与他们的财富大致相称的社会地位，甚至渴望成为贵族。事实上，欧洲的王公们已从1816年开始授予他们贵族爵位（1823年，他们成为世袭的哈布斯堡男爵）。

比犹太人的财富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世俗的艺术、科学和各种职业中，犹太人才华横溢的表现。以20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才华的展露还很有限。不过，到了1848年，19世纪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和最成功的政治家，都已双双达到成熟时期。他们分别是马克思（1818—1883）和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此时尚无犹太籍大科学家，只有几位虽不是第一流却也有显著地位的数学家。迈耶贝尔（Meyerbeer，1791—1864）和门德尔松（Mendelssohn-Bartholdy，1809—1847）还称不上是当时最杰出的作曲家；不过在诗人当中，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诗作流传下来，评价甚高。此时也还没出现伟大的犹太演奏家和指挥家，没有重要的犹太画家，唯一重要的戏剧演员，就是女演员拉舍尔（Rachel，1821—1858）。事实上，天才的产生并不是衡量一个民族获得解放的尺度，反倒是从大批并非最卓越的犹太人才突然涌现，并且加入到西欧的文化和公众生活之中——尤其是法国，最重要的是德意志诸邦——更能看出这种解放。这些人才的涌现，为来自偏远内地的犹太移民提供了语言和意识形态，用以逐渐填平横隔在中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鸿沟。

双元革命赋予犹太人在基督教统治之下所曾享受到的、最接近于平等的东西。那些抓住机会的犹太人，所希望的莫过于“同化”到新社会之中，而且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归属感几乎全都是自由主义的。然而，即使是煽动性政治家还没有认真利用流行于被剥削大众中的反犹主义（到此时，劳工大众已经可以把犹太人视作资本家了），犹太人的处境仍是捉摸不定、令人不安的。[8]在法国和德意志西部（尚不及于别处），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发现自己正梦想着一个更为完美的社会。有一种明显的犹太特质存在于法国的圣西门主义中，如罗德里格斯（Olinde Rodrigues）、皮尔耶兄弟、阿列维（Léon Halévy）、戴希塔尔（d'Eichthal），并在较小程度上存在于德意志的共产主义中。［赫斯（Moses Hess）、诗人海涅，当然还有马克思，不过，他对他的犹太出身，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淡。］

犹太人所处的地位，使他们格外乐意融入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少数族群。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已居住在城市中，在很大程度上已对城市化的种种疾病有了免疫力。统计学家已经注意到他们在城市中的死亡率和患病率较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识字者，不从事农业；而且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在从事商业或各种专门职业。只要察觉到新形势、新思想所具有的潜在威胁，他们本身所处的位置就会不断地迫使他们去思考这些新形势和新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对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而言，适应新的社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种不适应，部分是因为顽固的旧习使他们几乎不可能理解新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如在19世纪40年代，年轻的阿尔及利亚绅士，被送到巴黎接受欧洲教育。他们吃惊地发现自己受邀参加这个皇都中的任何活动，除了国王和贵族的社交宴会。此外，新社会也不比旧社会更容易适应。那些接受中产阶级文明洗礼和行事方法的人们，可以自如地享受其好处；但那些拒绝或无力这么做的人们，简直就无可指望。坚持选举权必须有财产资格限制，这是1830年时各个温和自由主义政府的特色，其中的偏见不仅是政治上的。他们认为无法表现出积聚财富能力的人，称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人，因而也很难说算是一个完整的公民。这种态度在欧洲中产阶级与异教徒的接触当中，表现得最为极端。欧洲中产阶级致力于通过明智纯真的传教士，说服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信仰商业并穿上裤子（其间无法划出明显界线），或是想把自由主义的立法真理强加给他们。只要他们接受了这些，自由主义（至少在革命的法国人当中）就准备授予他们具有一切权利的公民身份，或者如在大英帝国的子民当中，实现他们有朝一日成为一名英国人的希望。这种态度充分反映在拿破仑三世的参议院中。在本书所论时代结束但仍受其影响的数年中，法国参议院向阿尔及利亚人开放了公民身份：“根据他的要求，他被允许享有法国公民的权利，因此，他必须遵守法国的民法和政策。”[19]阿尔及利亚人所必须放弃的，实际上就是伊斯兰教信仰；如果他不想这么做——极少有人这样做——那么，他就仍是一个个人而不是公民。

“文明人”对“野蛮人”（包括国内大量的劳动贫民[20]）的众多轻蔑，都建立在这种露骨的优越感上。中产阶级世界对所有人都是自由开放的。那些未能进入其中的人，要不是因为缺乏才智、道德或精力而罪有应得，便是受到历史或种族遗产的拖累，否则，他们早已充分利用他们的机会了。这种发展约在该世纪中期达到顶点，于是，那段时期也就变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冷酷时期。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富人对其周围令人震惊的贫困完全视若无睹，那种恐怖的贫穷现象，只会对外来访客造成冲击（今日印度贫民窟的情况亦然）；更因为他们提起穷人的态度，就好像谈到外国的野蛮人一样，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如果他们的命运是要成为工业劳工，他们也只会是一群乌合之众，要以绝对的强制、严厉的工厂纪律，辅之以国家的法律帮助，强迫他们适应严格的管理模式。（颇有特色的倒是当时的中产阶级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与明显具歧视性的劳工法典之间，并无矛盾之处；在这样的法典中，如1823年英国的《主仆法》，工人违背合同要处以监禁，雇主违背合同却只处以少量罚金。[21]）穷人应当让他们一直处在饥饿的边缘上，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就不愿工作，就不会具有堪称“人”的动机。雇主们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对维勒梅说：“工人们为了自己着想，应该使自己经常受需求所迫，因为这样他才不会给孩子们树立坏榜样。而且，贫困也可以确保他的良好行为。”[22]然而，对中产阶级来说，穷人还是太多了，他们只能指望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能够发挥作用，去饿杀足够多的穷人，以建立生存人口的最大限量；当然，除非每一个不具理性的穷人都能节制生育，理性地确立他们自己的人口控制。

这种态度与正式承认的不平等，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1853年，巴德里拉尔（Henri Baudrillart）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个是财产和继承权。[23]于是，阶级社会就这样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上重建起来。失掉的只是昔日它所宽容的那些东西：认为人既有责任又有权利的普遍社会信念，以及美德善行绝不仅等于金钱的信念；下层阶级虽然卑微，也有在这块上帝召唤他们前来的地方，过一种简朴生活的权利。

[1] 1835年，《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发行约1万份）的年平均广告收入约2万法郎。1838年，《报界》（第四版）以一年15万法郎租出去，1845年涨到30万法郎。(H. Sée, Histoire Economique de la France, II, p. 216.）

[2] “从玛德莱纳大道（Madeleine）到圣丹尼门（Porte Saint-Denis），商品都在以五光十色的节奏歌唱，歌唱出一首宏大的诗歌。”

[3] “处于中等阶级以下的那个阶级，他们的见解和思想，是由这个明智有德行的阶层塑造指导的。他们与下层阶级人们有最直接的接触。”James Mill，An Essay on Government，1823.

[4] 参见Léon Faucher，Manchester in 1844，1844，pp.24—25。“这个城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边沁的乌托邦理想。一切事物都以功利标准衡量其结果；如果美丽的、伟大的或高尚的事物能在曼彻斯特扎根，它们也将照这种标准发展。”

[5] 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所有官员，看来都是出身于小企业家庭或即将变成小企业家庭。

[6] 在英国，累进所得税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临时征收，从1842年起常年征收；1848年前，没有其他重要国家仿效此一先例。

[7] 欧洲大陆上律师的数目和比例通常更高。

[8] 日耳曼强盗“屠夫”毕克勒（Johannes Bueckler，1777—1803）专以犹太人为牺牲品，并因此名声大噪；在19世纪40年代布拉格的工人骚动中，也有反犹太的情形。

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

每一个工厂主，就像殖民地的种植园主生活在他们的奴隶中那样，生活在自己的工厂里。他一个人要面对成百个工人，而里昂的破坏活动，就像是圣多明各的那种暴动……威胁社会的野蛮人既不在高加索，也不在蒙古草原，而是在我们工业城市的郊区……中产阶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局势的性质；他应当知道他的处境。

——吉拉丹（Saint-Marc Girardin），
《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1831年12月8日

想要做官掌权，

总得披大氅，挂绶带。

我们为你们大人物纺纱织布，

死后却不包裹尸布就草草掩埋。

我们是织布工，

却赤身裸体，无遮无盖。

你们的统治行将结束，

我们掌权的日子就要到来。

我们为旧世界织好了裹尸布，

造反的吼声已响彻天外。

我们是织工，

从此衣冠整齐，有穿有戴。

——里昂纺织工人歌谣

1

对那些发现自己正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道路上的贫民来说，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三种可能性，而且他们在当时仍难以进入的传统社会领域内，再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三种可能性是：他们可以争取成为资产阶级；或让自己忍受折磨；或起而造反。

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第一条道路对那些身无分文得以赚取财产或接受教育的人来说，不仅实行起来有困难，而且也颇令人厌恶。纯功利式的个人主义社会行为，秉持的信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理论上看似合理的丛林竞争法则，在成长于传统社会之人的眼中，无异于淫乱的魔鬼。1844年，绝望的西里西亚麻布手织工，为了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发动了一场失败的起义。[1]起义工人中有人说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发明了各种巧妙无比的技巧，用来削弱和破坏别人的生计。唉！但再也没有人会想到《圣经》第七条戒律的训示：你不能偷盗。他们也没记住路德对这一条戒律的评注，路德说：我们应当敬畏上帝，我们不能拿走邻居的钱财，不能用假货和欺诈的交易去获取钱财，相反，我们应当帮助邻人保护并增加其生计和财产。”这段话代表了所有发现自己简直是被地狱的力量拖入深渊之人的心声。他们要求的并不多。（“过去富人常给穷人以施舍，而穷人安于过着极简朴的生活，因为在那时，下层人不像他们今天那样，很少需要夸耀用的衣着和打扮。”）但即使这么卑微的地位，如今也被剥夺了。

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抵制，即使经过最合理的计划，也少不了野蛮的行为。以济贫税救助低薪劳工的“斯平汉姆兰”制度，由乡绅主导实行，并深受劳工依赖，虽然经济学上对这种制度的反对已成定论。作为缓和贫困的一种方式，基督徒式的施舍毫无助益，就像在大量兴办慈善事业的教皇国家可以见到的那样。但它不仅在传统的富人当中普受欢迎，而且也在传统的穷人当中普受欢迎。富人把它看作是防止邪恶平权的手段（这种平权观念是“那些坚持自然创造的众人都是平等的，而社会差别纯粹只有在公共效益中才能找到”的梦想家所提出的[2]）；而穷人深信，他们有权获取富人餐桌上的面包屑。在英国，有一道鸿沟把互助会（Friendly Society）中产阶级提倡者和贫民分隔开来，前者认为互助会完全是个人自助的一种形式；而后者还把它当作，并且根本常常当作是举行欢乐聚会、仪式、宗教祭典和庆祝活动的社会团体，这对互助会的健全是有害的。

甚至连资产阶级也认为，在这些方面，纯粹的自由竞争并未给他们带来实际好处，因而加以反对，这使那种抵制更为强化。谁也不比顽强的美国农场主和工厂主更热心于个人奋斗精神，没有一部宪法像美国宪法那样——或者他们的法学家直到我们这个世纪以前还认为的那样——反对类似联邦童工立法那种对自由的干预。但是如我们所见，却也没有谁比他们更坚定地致力于对其实业的“人为”保护。新式机械是私人企业和自由竞争的主要好处之一。但是，不仅劳工卢德派（Luddites）奋起捣毁机器，当地的小商人和农民也同情他们，因为他们也认为改革者破坏了他们的生计，而政府则不得不于1830年发出措辞严厉的通告，指出“机器应像其他任何形式的财产那样，受到法律的保护”。[3]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深具信心的堡垒之外，新兴企业家怀着动摇和疑惑的心情，着手完成他们破坏社会和道德秩序的历史任务，这更加强了穷人的信念。

当然，也有一些劳动者极力跻身于中产阶级，或者至少是遵循节俭、自助和自我改善的训诫。在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道德和说教读物、戒酒运动和致力传道的新教当中，随处可见把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视为其荷马的那类人，而事实上，这样的团体吸引了或许还鼓励了雄心勃勃的年轻人。1843年创立的罗顿节欲院（Royton Temperance Seminary，局限于小伙子，大部分是棉纺织工人，他们发誓戒酒、不赌博，并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在20年里培养了五个纺纱厂老板、一名教师、两名俄国棉纺厂经理，“和不少取得诸如经理、监工、机械工工头、合格校长之类的体面职位，或变成体面的店铺老板”。[4]显然，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以外，这种现象不那么普遍，在那些地区，工人阶级以外的道路（除了移民）要狭窄得多，即使在英国，这样的道路也不特别宽广；而激进中产阶级对熟练工人的道德和理智影响，也要小一些。

另一方面，显然有更多人面临他们无法理解的社会灾难，遭受贫困和剥削，麇集于凄凉污秽的贫民窟或正在扩大的小规模工业复合村，因而陷于道德沦丧。失去了传统制度和行为指南之后，人们怎能不沦入以权宜之计临时糊口的深渊呢？许多家庭在每周发薪日之前，不得不把他们的毛毯典当出去[1]；而酒精则是摆脱曼彻斯特、里尔或博里纳日（Borinage）等工业重镇折磨的捷径。酗酒大众几乎已成为轻率失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伴生现象，“酒瘟”开始在全欧洲蔓延。[5]也许那个时代无数感叹酗酒日益严重、妓女或男女淫乱日益败德之人，有些夸大其词。不过，1840年左右，在英国、爱尔兰和德意志，有计划的戒酒宣传突然大增，有中产阶级的，也有工人阶级的，这种情形显示，对世风日下的担忧既非学究专属，也不限于任何单一阶级。其直接成就十分短暂，但在该世纪的其余时间，不管是开明的雇主还是劳工运动，对烈酒的厌恶仍然是共同的。[2]

但是，悲叹新兴城市和工业区贫民世风日下的同时代人，当然并不是在夸大其词。而这些事件加在一起，使得情况更加恶劣。城镇和工业区在没有计划和监管的情况下迅速发展，一些最起码的城市生活服务设施，例如，街道的清扫、饮用水供应、卫生，更别提工人阶级的住房了，都完全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6]这种城市状况恶化的最明显后果，便是传染性疾病再度出现（主要是水源性传染病）、广泛流行，特别是霍乱。霍乱从1831年起再度征服欧洲，并在1832年横扫从马赛到圣彼得堡的欧洲大陆，后来还曾再度爆发。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格拉斯哥，“1818年前，斑疹伤寒并未被当作什么流行疾病而引起注意”。[7]此后，斑疹伤寒的发病率不断增加。至19世纪30年代，该城有两种主要流行病（斑疹伤寒和霍乱），19世纪40年代则有三种（斑疹伤寒、霍乱和回归热），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还有两种，一直到一整代人忽视城市卫生的情况改善为止。忽视城市卫生的可怕后果，又因为中产阶级和统治阶级未曾亲身感受，而更显严重。本书所论时期的城市发展，以飞快的速度将不同阶级隔离开来，新兴的劳动贫民，被推入政府、商业中心以及新辟的资产阶级专门住宅区之外，溺陷于黑暗的苦难深渊。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欧洲各大城市，几乎被普遍地划分为“豪华”的西区和“贫穷”的东区。[3]除了劳工自己主动兴办的设施外，在这些新兴的劳工聚居区里，除了酒馆，或许还包括小教堂，此外根本没有公共设施。一直要等到1848年后，当新的流行疾病从贫民窟蔓延出来，开始造成富人的死亡；以及在贫民窟中长大的绝望群众，以社会革命吓坏了当权者的时候，有计划的城市改建和改善才开始进行。

酗酒还不是世风日下的唯一象征，杀婴、卖淫、自杀和精神错乱等社会现象，都与这场社会和经济的大灾难有关。这项发现主要得感谢当时的科学家对我们今日称为社会医学所进行的开拓性工作。[4]刑事犯罪和日益增多而且经常是无目的的暴力犯罪，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暴力犯罪表明了个人对威胁着要吞噬驯服者的力量的盲目宣泄。盛行于此时的天启教派、神秘教派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迷信（参见第十二章），也处处表明：对毁灭人类的社会大震动，人们表现出类似的无能为力。例如，霍乱的流行在信奉天主教的马赛以及信奉新教的威尔士，都同样造成了宗教复兴。

在社会行为的各种扭曲形式之间，有一点是共同的，而且恰好都与“自助”有关。这些形式都是逃脱贫民劳工命运的企图，或者至多是接受或忘记贫困和羞辱的企图。那些相信来世的人、酒鬼、小偷小摸、精神病患者、流浪乞丐，或雄心勃勃的小业主，都对其集体状况视而不见，并且（小业主除外）都对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漠不关心。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上，这种群众性的冷漠态度所起的作用，比人们经常认定的大得多。下述的那种情况绝非偶然：技术最不熟练、受教育最少、最无组织性，因而也最没希望的贫民，在当时和后来都是政治态度最冷漠的人。在1848年普鲁士哈勒（Halle）城的选举中，有81%的独立手工业师傅和71%的石匠、木匠和其他熟练建筑工人参加投票，而在工厂和铁路工人、雇工和家庭代工当中，只有46%的人参加投票。[9]

2

逃避和失败之外的另一选择就是暴动。当劳动贫民，特别是已成为贫民核心的工业无产阶级面临这种局面的时候，暴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实际上不仅是群众性的社会革命骚动，也是不可避免的事。1848年革命便是其直接后果。

1815—1848年间的劳动贫民处境，着实令人震惊，这一点是任何通情达理的观察家都无法否认的，而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众人普遍认定，贫民的处境正在日渐恶化。在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便是基于这样的假定，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会超过生活所需的增长，并且得到了李嘉图派经济学家的支持。那些对工人阶级的前景持乐观看法的人，比抱悲观看法的人少一点，才能也要差一些。在19世纪30年代的德意志，至少有14种不同的出版物，是以人民的日渐贫困作为讨论主题的。而且，关于“日益贫困和食物短缺的抱怨”是否得到证实的问题，也被提出来作为学术奖励的论文题目。16位竞争者中，有10位认为已得到证实，只有2位认为这些抱怨没有得到证实。[10]从这类意见占有的压倒性多数，便可看出贫民普遍陷于令人绝望的苦难之中。

无疑，乡村实际存在的贫困状况，显然是最糟糕的，特别是在无地的工资劳动者、乡村家庭作坊工人，当然还有拥有土地但很贫困的农民，或靠贫瘠土地生活的那些人中间。那些发生在1789年、1795年、1817年、1832年、1847年的歉收，仍然造成不可逃避的饥荒，就算没有额外灾难的干预，诸如破坏了西里西亚家庭亚麻工业基础的英国棉纺织品竞争，情况也是如此。1813年的伦巴底歉收，造成许多人仅靠吃肥料、干草、豆叶和野果制的面饼维持生命。[11]甚至在瑞士这样稳定的国家里，像1817年那样的歉收年，也会造成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惨况。[12]与爱尔兰饥荒的大灾难比起来，1846—1848年的欧洲大陆饥民也显得黯然失色，但这样的饥荒已经够现实的了。在普鲁士的东部和西部（1847年），1/3的居民已无面包可吃，仅靠马铃薯维生。[13]在德意志中部山区，简朴、贫穷的制造业村庄里，男男女女坐在圆木和长凳上，很少有帘子或桌巾，没有玻璃杯而用陶器或锡杯喝水，居民已有点习惯了马铃薯食品和淡咖啡。在饥馑期间，救济工作者不得不让居民吃他们提供的豌豆和稀粥。[14]因饥饿而产生的斑疹伤寒，在佛兰德斯和西里西亚的乡村肆虐，在那里，农村的麻布织工与近代工业进行着注定要失败的斗争。

但事实上，除去爱尔兰那样的全面灾难之外，吸引大多数人注意的苦难——许多人都认为程度日益加重——是城市和工业区的苦难，那里的贫民不像农村那般消极地挨饿，也不像他们那么不显眼。他们的实际收入是否下降，仍是历史上有争论的问题，尽管如我们所见，城市贫民的一般处境无疑是恶化了。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种类的工人之间，以及各个经济时期之间，情况千差万别，再加上统计数据方面的缺陷，使这些问题很难得出肯定的答案。不过在1848年以前（英国也许在1844年以前），任何显著的普遍改善都不曾发生，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肯定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当罗斯柴尔德伯爵夫人佩戴价值150万法郎的珠宝出席奥尔良公爵的化装舞会时（1842年），正是布赖特（John Bright）这样描述罗奇代尔妇女的时候：“2 000名妇女和少女唱着圣歌走过街道，这是非常独特、非常令人吃惊的场面。这支奇异的队伍走近了，她们是可怕的饥民，面包被狼吞虎咽地吞食下去，其状难以形容，即使那些面包上几乎沾满了泥土，也会被当作美食吞下去。”[15]

事实上，在欧洲广大地区，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可能都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恶化。不仅（如我们所见）城市设施和社会服务无法与城市轻率而又无计划的发展同步，在1815年到铁路时代来临之前，货币工资（经常是实际工资）趋于下降，许多大城市的食品生产和运输价格也随之下降。[16]那个时代马尔萨斯主义者的悲观论调，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时间差之上。但除了这种时间差之外，光是饮食习惯从前工业时期的传统三餐，变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的不加重视或无钱购买，就足以导致营养恶化，恰如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很可能导致健康恶化一样。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而且当然也是上层、中等和工人各阶级之间）在身体和健康上的特大差异，显然都是因为这一原因。法国和英国的统计学家，特别重视研究这一课题。19世纪40年代，维尔特郡（Wiltshire）和拉特兰（Rutland）乡村雇工（未必是一个饱足的阶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要比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劳工的预期寿命高1倍，但那时，仅举一个例子来说，“直到手工业改用蒸汽动力之前，亦即直到18世纪末，在谢菲尔德（Sheffield）刀剪业中，还不知道什么叫作磨工病。”但到了1842年，因罹患这种疾病而翻肠呕吐的工人比例，30多岁年龄层中有50%的人，40多岁有79%，50岁以上更达100%。[17]此外，经济上的变化使广大劳工阶层发生了转移或取代，这种变化有时对他们有利，但更多时候是使他们感到悲哀。广大居民群众因尚未被新的工业部门或城市吸收，仍旧永远处在一个贫困无告的底层，甚至更多的群众，被周期性的危机推向失业深渊，这种危机几乎不可预测，它们既是暂时性的，也是反复发生的。一次这样的经济萧条，可以使博尔顿（1842年）或鲁贝（Roubaix，1847年）2/3的纺织工人失去工作。[18]20%的诺丁汉（Norttingham）居民，1/3的佩斯利（Paisley）人口，实际上可能都是贫民。[19]像英国宪章主义那类运动，因其政治上的软弱性，会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败；但一次又一次的严重饥荒——压在千百万劳动贫民身上不堪忍受的重负——又将使它一次次复活。

在这些一般性的冲击之外，还要加上特殊类型劳动贫民所面对的特殊灾难。如我们所见，在工业革命初期，并没有把所有劳工都推进机械化的工厂中。相反，在少数已机械化和大规模生产的地区周围，增加了许多前工业革命的手工业者、某些种类的技术工人，以及家庭和作坊的劳工大军，工业革命常常改善了他们的处境，特别是在劳动力长期短缺的战争期间。19世纪20和30年代，机器和市场的无情发展，开始把他们甩到一旁。在这样的过程中，独立人变成了依附者，人则变成了“人手”。在经常是极其苛刻的条件下，产生了许许多多丧失社会地位、贫困无告，以及忍饥挨饿的人群——手织工、网状织物编织工等等——他们的处境甚至使多数铁石心肠的经济学家都感到恐惧。这些人并不是技术不熟练或愚昧无知的下等人。类似在19世纪30年代被搞得七零八落的诺里奇（Norwich）和邓弗姆林（Dunfermline）织工，过去通过谈判确定的“价目单”已变成废纸片的伦敦家具制作工，已沉沦于血汗和工场泥淖、变成流浪无产者的欧洲大陆技术工人，以及已丧失其独立性的手工业者等等，这些人都曾经是技术最熟练、教育程度最高、最能自立的工人，是劳动人民的精英。[5]他们不知道，他们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自然，他们会寻求出路，甚至更自然的是，他们会抗议。[6]

在物质上，新兴的工业无产阶级可能多少有所改善。但同时他们却是不自由的，要在老板或监工的强力控制下，忍受极其严苛的纪律管束，他们得不到法律援助来对付老板监工，因为公共保护才刚刚起步。他们不得不在老板规定的钟点和轮班时间工作，接受老板为了确保或增加利润而施行的惩罚和罚款。在一些闭塞的地区和行业中，他们不得不在老板的商店里购物，还常常得被迫领取实物工资（这样可使厚颜无耻的雇主赚取更多利润），或住在老板提供的房子里。无疑，农村小伙子或许会认为这种生活比起他们的父辈，依赖性可能小一点，情况或许还要好一些；而且在欧洲大陆那种带有强烈家长制传统的行业里，老板的专横，至少部分被安全感、教育以及有时提供的福利设施所抵消。但对自由人来说，进入这样的工厂充当一个“人手”，无异于陷入一种奴隶状态，因此除非快要饿死，否则他们都宁可避而远之。即使进了工厂，他们在抵制严厉纪律方面，也要比女工和童工顽强得多。所以工厂主人多半倾向于招收女工和童工。当然，在19世纪30和40年代的部分时间里，即使是工厂里的无产阶级，他们的物质状态也趋于恶化。

不管劳动贫民的实际状况如何，毫无疑问的，他们当中每一个稍会思考的人——那些不接受穷人命该受苦受难、不相信命运无法改变的人——都认为：劳工是受到富人的剥削才变得穷困，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而穷人受苦就是因为富人受益。资产阶级的社会机制，根本就是残酷不公而且不合人道的。《兰开夏合作者》（Lancashire Cooperator）一书写道：“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工人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谁种植、饲养了一切食品之源？是吃得半饱的穷苦劳工。是谁建造了被不事劳动和不事生产的富人所占有的房屋、大厦和宫殿？是工人。是谁纺出了所有纱线和织出了所有布匹？是纺纱工和织布工。”然而，“劳工始终是穷人和赤贫者，而那些不干活的却是有钱人，并且拥有过分充足的财富”。[20]而绝望的农村雇工（甚至到今天，黑人灵歌歌手还在重复吟唱着），说得虽没那么清晰，但也许更加深刻：

如果生命可以用金钱来买的话，

那么富人可以活，穷人就该死。[21]

3

劳工运动对穷人的呼声做了回应。我们不应把劳工运动和历史上经常可见的集体反抗相混淆，后者所反对的只是难以忍受的苦难；甚至也不应与已成为劳工特有的罢工或其他斗争形式相混淆。劳工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之前。但19世纪劳工运动的新现象，是阶级觉悟和阶级抱负。“穷人”不再讨好“富人”。一个特定的阶级，劳工、工人或无产阶级，面对着另一个阶级，雇主或资本家。法国大革命赋予这个新兴阶级信心，工业革命则使它铭记经常动员的必要性。适当的生活，并不是偶尔的抗议便能实现的，那种抗议只能恢复早已稳定但暂时被打乱的社会平衡。它需要的是永远保持警惕、加强组织并进行活动的“运动”——工会、互助会或合作社，以及工人阶级学校、报刊或宣传鼓动。但是，那种不断翻新、快速更动而且几乎吞噬他们的社会变革，促使劳工们以自身的经验和要与压迫者相抗衡的理想为基础，从全面改造社会这个角度进行思考。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合作的，而非竞争的；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而且它代表的不是自由社会的永恒理想，而是一种长久而且切实可行的现存社会替代物。穷人总是把自由社会的理想置诸脑后，只有在个别情况下，他们才会考虑进行普遍的社会革命。

这种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意识，在1789年，或者说实际上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都尚未形成。在英国和法国以外的国家，甚至到了1848年，这种意识即使存在，也极为罕见。但在体现双元革命的这两个国家，在1815—1848年间，特别是在1830年左右，工人阶级的觉悟的确已经形成。“工人阶级”（working-class）一词［不同于不那么特定的“劳工阶层”（the working classes）］，于滑铁卢战后不久，也许还要更早一些，便在英国的劳工著作中出现了；而在法国工人阶级的著作中，1830年后，也可看到同样的句子。[22]在英国，把全国劳工都组织到“总工会”之下的企图，于1818年正式展开，并在1829—1834年间非常热烈地进行尝试。组织总工会的目的，在于打破特定工人群体的部门或地域区隔，而将所有工人组织到全国性的团结组织当中。与“总工会”相配合的是总罢工，在这段时期，它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种观念和一种有计划的战术，本博（William Benbow）在《伟大的国定假日与生产阶层的盛会》（Grand National Holiday, and Congress of the Productive Classes，1832）一书中，曾加以详细陈述，而宪章派也曾把它视作一种政治方法，认真讨论过。同时，英、法两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在19世纪20年代既产生了“社会主义”（Socialism）的观念，也创造了这一词汇。它立即被工人所接受，在法国规模较小（如1832年的巴黎同业公会），在英国程度便大得多，英国人不久即推动了由欧文领导的广大群众运动，对于这样的运动，欧文个人是难以胜任的。简言之，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抱负已经形成了。与他们的雇主在大约相同时期所形成或表现出来的中产阶级意识比较起来，工人阶级的意识无疑是微弱多了，也不具那样大的效力。但，它们已经出现了。

无产阶级意识与那种最好是称作雅各宾意识的东西，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雅各宾意识是指一整套由法国（还有之前的美国）大革命渗透给有思想、有信心的穷人的抱负、经验、方法和道德观念。就像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其实际表达方式是“劳工运动”、其思想体系是“平民合作”一样，作为普通人民、无产阶级，或其他被法国大革命推上历史舞台的行动者而非纯受难者，其实际表达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外表寒酸的公民和以前不敢出现在举止高雅者专属场合的人，现在都昂首和富人走在一起。”[23]他们需要尊敬、承认和平等地位。他们知道这些都可以实现，因为在1793—1794年间，他们已经做到了。这样的公民并非全是工人，但所有有自觉性的工人却都是这类人。

无产阶级意识和雅各宾意识相互补充。工人阶级的经验，赋予了劳动贫民日常自卫的主要机构：工会和互助会；以及集体斗争的主要武器——团结一致和进行罢工（其本身又意味着组织和纪律）。[7]虽然如此，这些发展在欧洲大陆各国，一般说来还是微弱、不稳定而且限于局部地区；即使在不那么弱、不那么不稳定和不那么受局限的国家，其范围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利用纯工会和互助会模式的企图，不仅是要替有组织的部分工人争取更高的工资，更是为了粉碎整个现存社会，并建立一个新社会。1829—1834年间，在英国曾进行过这样的尝试；宪章运动期间，又部分进行过。尝试失败了，并破坏了相当成熟的早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达半个世纪之久。把各个工会组织成全国性的合作生产者联盟（如1831—1834年的建筑工人联合会及其“建筑工人议会”和“建筑工人行会”）的尝试失败了，以其他方式建立全国合作生产和“公平劳动交易所”的尝试也失败了。那种庞大得足以包罗所有工人的“总工会”，在尚未被证明比地方工会和行业公会来得强大之前，倒先被证明是软弱又难以运作的。虽然这主要不是因为总工会本身固有的缺陷，而是因为缺乏纪律、组织和领导经验。在宪章运动期间，总罢工被证明是难以实行的，只有（1842年）那种自发蔓延式的饥民骚动例外。

相反，属于雅各宾主义和一般激进主义，但并不特别属于工人阶级的政治鼓动方法——通过报纸和宣传手册等手段所进行的政治运动、公共集会和游行示威，必要时举行暴动和起义——被证明是既有效又灵活的。的确，当这类运动目标定得太高，或者把统治阶级吓得太过分时，它们就容易流于失败。在19世纪10年代那段歇斯底里的时代里，统治者倾向于调动武装部队来镇压任何重大的游行示威［例如1816年镇压伦敦斯帕广场（Spa Fields）的游行，或1819年曼彻斯特的“彼得卢”（Peterloo）大屠杀，当时有十名示威者被杀害，几百人受伤］。1838—1848年间，几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并未使“人民宪章”更接近于实现。不过，对一个正面较窄的战线而言，政治运动是有效果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运动，就不会有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令，不会有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当然，甚至也不会有针对工厂条件和工作时间所制定的有效立法。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组织软弱的工人阶级时，利用政治激进主义的鼓动方法可弥补其自身的弱点。19世纪30年代，英格兰北部的“工厂鼓动”（Factories Agitation）弥补了地方工会的弱点，恰似1834年后，因逐放“托尔普德尔殉难者”所引起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多少可拯救一下正在土崩瓦解的“总工会”免遭覆灭一样。

可是，雅各宾传统反过来又从新兴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紧密团结和忠诚中汲取了力量，吸收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性和群众性。无产阶级之所以紧密团结，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同样的处境上忍受贫穷，而且还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和许多人一起工作、一起协力，并互相依存。坚不可摧的团结，是他们的唯一武器，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展示其唯一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本——无与伦比的集体性。“不准破坏罢工”（或产生类似效果的话）是——而且一直是——他们道德法典中的第一戒律，破坏团结者［“工贼”（blackleg）一词便带有道德上的“黑色”之意］是他们群体中的犹大。一旦他们形成了哪怕是隐隐约约的政治意识，他们的游行示威就不再只是偶尔发作的“暴民”愤怒，它是没那么容易就可以平息下来的。他们是一支活跃的大军。在像谢菲尔德那样的城市里，一旦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变成地方政治中的主要问题（如19世纪40年代初期），一个强大稳定的无产阶级集团就会立即出现。到1847年底，在该市议会中已有八名宪章派代表，而1848年宪章运动的全国性失败，几乎没有对该城市的宪章运动产生任何影响，那里有一两万人为该年发生的巴黎革命高声欢呼。至1849年，宪章派几乎夺得了该市议会席位的半数。[24]

在工人阶级和雅各宾传统之下，有一种更古老的传统基础，使两者都得到加强，那就是暴动者或绝望者偶尔进行公开抗议的传统。直接行动或骚乱，捣毁机器、商店和富人房屋，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一般说来，这种骚乱反映了全面饥荒或人们在山穷水尽时的情绪，例如在受到机器威胁而衰落的手工业中，捣毁机器的浪潮几乎是定期席卷（1810—1811年和1826年，席卷英国纺织业，19世纪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中期，则侵袭欧洲大陆纺织工业）。有时，如在英格兰，骚乱是有组织的工人施加集体压力的一种公认形式，它并不代表对机器的敌视，如矿工、某些熟练的纺织工人或刀剪工人，他们结合了政治上的温和态度和有计划的恐怖行动，以对抗不属于工会的同僚。传统的抗争还反映了失业工人或饥民的不满。当革命走向成熟之时，由政治意识还不成熟的匹夫所发动的这类直接行动，可能会转变成一支决定性力量，特别是行动发生在首都或其他政治敏感地区更是如此。在1830和1848两年，就是这类运动在本来是无关大局的不满发泄那端，投下一枚巨大砝码，于是抗议遂变成了起义。

4

因此，这一时期的劳工运动在组成上，在其思想观念和纲领上，都不是严格的“无产阶级”运动，即产业工人和工厂工人的运动，甚至也不是仅限于工资劳动者的运动。更确切地说，它是代表（主要是城市的）劳动贫民所有势力和倾向的共同战线。这样的共同战线早已存在，但迟至法国大革命时，其领导和鼓舞力量仍来自自由主义的激进中产阶级。如我们所见，是“雅各宾主义”而不是“无套裤汉主义”（而且不管不成熟无产者的愿望），将它所具有的那种统一性，赋予巴黎的民众传统。但1815年后的新形势却是，那个共同战线除了针对国王和贵族之外，也愈来愈针对自由中产阶级，并从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和意识形态当中，吸取其统一性。尽管当时产业工人阶级和工厂工人阶级几乎还不存在，而且整体上说，其政治成熟度也远不如其他劳动贫民。穷人和富人都倾向于把处于“社会中等阶层之下的城市民众”[25]，在政治上划归成“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认为社会现状的确存在着内部矛盾，而且已无法继续下去的看法，[26]正日渐普遍，凡对此感到忧虑的人，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认为那是唯一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合乎理智的判断和选择。

新兴运动的领导权，反映了事物的类似状态。最积极、最富战斗性和最具政治觉醒的劳动贫民，并非新兴工厂无产阶级，而是技术熟练的手工业者、独立工匠、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工人和其他生活、工作基本上认同于前工业革命，但却遭受到更大压力的那些人。最早的工会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由印刷工、制帽工、缝纫工以及类似工人组织而成。像利兹这样的城市，宪章运动的领导核心——而这是很典型的——是由一位转行到手织工的细木工、两位熟练印刷工、一位书商和一位梳毛工所组成。采纳欧文先生合作信条的人，大多数是这类“工匠”、“机械工”和手艺工人。最早的德意志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者，是云游四方的熟练手工业者——缝纫工、细木工、印刷工等。

1848年，巴黎奋起反抗资本主义的人们，仍是巴黎近郊圣安东尼（Faubourg Saint-Antoine）老手工业区的居民，而不是（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聚居的贝尔维尔（Belleville）居民。直至工业发展破坏了这些“劳工阶级”的意识堡垒，早期劳工运动的力量才遭到致命打击。例如，1820—1850年期间，英国工人运动创建了工人阶级自我教育和政治教育机构的稠密网络——“技工讲习所”、欧文派的“科学堂”和其他机构。至1850年，英国（政治性质较明显的机构不计）有700个这样的机构，仅约克郡就有151个，另有400间报刊阅览室。[27]但是，此际它们已呈衰落之势，而且在几十年后，大部分不是消失就是萎靡不振。

只有一个例外。唯有在英国，新兴无产大众开始组织起来，甚至开始产生自己的领袖——爱尔兰欧文派棉纺工人多尔蒂（John Doherty）、矿工赫伯恩（Tommy Hepburn）和祖德（Martin Jude）。工人组成了宪章运动的战斗部队，其中不仅包括技术熟练的工匠和不景气的家庭手工业者，工厂工人也是其主要斗士，有时更是其领导者。但在英国以外的国家，工厂工人和矿工仍然主要扮演着受害者，而不是行动者。直到该世纪末，他们才得以参与塑造自己命运的战斗。

劳工运动是自卫组织、抗议组织和革命组织。但对劳动贫民来说，它不仅是一种斗争工具，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带给他们任何东西；历史则使他们脱离了传统的生活，虽然保守派曾徒劳无功地企图让他们维持或恢复那样的生活。对他们日渐被卷入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什么能力加以改变。但劳工运动却可以，或更确切地说，那种劳工为自己铸造的生活方式，具有集体性、公共性、战斗性、理想性和孤立性的生活方式，暗含着这种能力，因为斗争就是其本质。而反过来，运动又赋予其凝聚的力量和目的。自由主义的神话假定，工会是由一些无意识的鼓动者煽动那些无责任心的劳工所组成的，但事实上，无责任心的劳工根本很少参加工会，而最有才智、最称职的工人，才是工会的最坚定支持者。

在那段时期，这类“劳工世界”高度发展的最佳典范，也许仍然是那些古老的家庭代工。有像里昂丝绸工人那样的社会群体，他们总是不断造反—1831年起义，1834年又再次起义，而且还引用米什莱（Michelet）的话表示：“因为这个世界不会在其阴暗潮湿的巷子里，把自己改变成另一个充满甜蜜梦幻的道德天堂。”[28]还有类似苏格兰麻纺工人那样的团体，他们接受共和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纯净信条，信仰斯维登堡（Swedenborg，瑞典科学家、哲学家兼宗教作家，其宗教思想特色为坚持耶路撒冷教义）的异端邪说，他们建有工会图书馆、储蓄银行、技工讲习所、图书馆和科学俱乐部，也设立画廊、传教场所、戒酒联盟、婴儿学校，甚至还创办花艺协会和文学杂志［如邓弗姆林的《气量计》（Gasometer）[8]］，当然他们也支持宪章运动。阶级意识、战斗性、对压迫者的仇恨和蔑视，就像他们织布的机器一样，都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工资以外，他们不欠富人任何东西。他们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的集体创造。

但是，这种自我组织的无声过程，并不局限于这类比较旧式的工人。也见诸以当地原有的美以美教会教徒为基础的“工会”之中，见诸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和达兰的矿工之中。同时，也可在新兴工业区高度集中的互助会和互济会中看到这种发展，特别是兰开夏地区。[9]最重要的是，它反映在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小孩身上，他们高举火炬，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地从兰开夏的工业小镇涌向荒野，去参加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它也反映在新兴的罗奇代尔合作商店身上，这些商店在19世纪40年代，以极快的速度大肆蔓延。

5

然而，当我们回顾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在富人惧怕的劳动贫民力量、笼罩他们的“共产主义幽灵”和他们实际有组织的力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巨大差距，更别提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了。他们公开表达抗议的方式，从字面意义来说，是“运动”，而不是组织。即使以群众性最强、涉及面最广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1838—1848年）为例，将劳动贫民联系在一起的，也仅是少数传统的激进口号、几位强有力的演说家和如奥康纳那样成了穷人代言人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几份像《北极星报》那样的报纸。反对富人和大人物是他们的共同命运，对此，老战士们回忆说：

我们有一只叫罗德尼的狗。我的祖父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她有点稀奇古怪地使人想起海军上将罗德尼（Rodney）。他在封为贵族之后，就开始敌视人民。有个老女士也小心翼翼地向我解释说，科贝特和科布登是两个不同的人——科贝特是英雄，而科布登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拥护者。我印象最深的一幅画——位于华盛顿瓷像不远的样品和版画旁边——是弗罗斯特（John Frost，1839年在新港起义失败的宪章派领袖）的画像。画顶端有一行字指出，它属于“人民之友肖像画画廊”的系列作品之一。画面上方是顶桂冠，下方则表现出弗罗斯特先生以衣衫褴褛的悲惨流浪者形象呼唤正义。……我们的参观者中，最常见的是一位跛足的鞋匠……（他）每个星期天早晨都带着一份刚从印刷机上拿下来的、墨迹未干的《北极星报》，像时钟一样准确地出现在那里，目的是要聆听我们家人为他和其他人朗读“费格斯书信”。报纸先要在火前烤干，然后再仔细整齐地剪下来，以免损坏几乎是神圣产品的每一行字。一切准备就绪后，拉里便平静地抽着短烟斗，偶尔把烟斗伸进壁炉，像教堂里的信徒那样，全神贯注地静听伟大的费格斯的音讯。[30]

领导或合作的情形相当少见。1834—1835年的“总工会”，野心勃勃地企图将运动转变成组织，但却可悲又迅速地失败了。最好的情形——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便是地方劳工群体的自发团结，那些如同里昂丝绸工人的劳动贫民，愿意为了生存奋战到死。使劳工运动凝聚的力量是饥饿、悲惨、仇恨和希望，而使其招致失败的因素，则是组织的缺乏和未臻成熟。众多穷人的饥饿和绝望，足以使他们奋起抗争，但组织的缺乏和未臻成熟，则使他们的起义沦为社会秩序的暂时危机。英国的宪章运动如此，欧洲大陆的1848年革命亦然。在1848年之前，劳动贫民运动尚未发展出等同于1789—1794年革命中产阶级雅各宾主义那样的东西。

[1] 1855年，典当给利物浦当铺老板的所有物品中，有60%价值在5先令以下，27%在2先令6便士以下。

[2] 这种厌恶并不适用于啤酒、葡萄酒或已成为人们日常惯用饮食的其他饮料。这种运动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力。

[3] “迫使工人迁出巴黎市中心，一般而言，对他们的行为举止和道德都产生了令人悲叹的影响。在旧时，他们通常住在建筑物的上层，其下层由商人和相对来说属小康阶级的其他成员占用。在同一幢建筑物中赁屋而居的人，产生了一种团结友爱的精神。邻居在小事上互相帮助，工人生病或失业时，也可以在楼中邻里找到援手。另一方面，一种身为人的尊严感，也始终规范着工人阶级的行为。”这段引自当地治安报告的文字，反映出在阶级隔离大蔓延之前，对社会生活和商业环境状况的自我肯定。（Chevalier op. cit. pp. 233—4.）

[4] 我们对那个时代（及随后的改进）的了解，大多归功于许许多多的医生，他们与资产阶级舆论普遍的自鸣得意和强硬态度适形成鲜明对照。此外，维勒梅和《公共卫生年鉴》（Annales d'Hygiène Publique，1829）的英国撰稿人——凯伊（Kay）、撒克拉（Thackrah）、西蒙（Simon）、盖斯克尔（Gaskell）和法尔（Farr），还有德意志的几个人，都值得我们给予更广泛的纪念。

[5] 1840年，在195名格洛斯特郡成年织工中，只有15人既不能读，也不会写；但1842年，在兰开夏、柴郡和斯塔福德郡逮捕的暴乱者中，只有13%的人可以好好读写，32%的人读写不全。（R. K. Webb 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LXV (1950), p. 333 ff.）

[6] “我们的工人人口中，约有1/3……是织工和雇工，他们的平均所得如无教区补助，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这一群人，在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体体面面的，受人尊敬的，现在却饱受工资下降之苦和时代之难。为了这群贫困伙伴，我愿意特别推荐这种合作制度。”F. Baker，First Lecture on Co-operation, Bolton，1830.

[7] 罢工对工人阶级的存在而言，是非常自发且符合逻辑的结果，以致大多数的欧洲语言都有各自表示罢工的当地词汇（例如grève，huelga，sciopero，zabastovka），而表示其他机构的词汇则常常是互相借用的。

[8] 参见皮科克·托马斯（Peacock Thomas）创作的《噩梦修道院》（Nightmare Abbey，1818）：“你是一个爱思考的人，”夫人说，“也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你研究写作了这样的论文——‘哲学气体；或者人类思想普遍启迪的工程’。”

[9] 1821年，兰开夏互济会成员的人口比例（17%），远高出别的郡；1845年，几乎有半数的秘密共济会分部，设在兰开夏和约克郡。（P. Gosden, The Friendly Societies in England 1815—75 (1961), pp. 23, 31.）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

给我一个其热情和贪婪已被信仰、希望与仁慈所平定的民族；一个视尘世生涯如朝圣之旅，而将彼岸人生视为真正故土的民族；一个崇拜基督教英雄主义的极度贫穷与苦难的民族；一个热爱与崇拜耶稣基督这位一切被压迫者的先驱，以及他的十字架（普遍得救之工具）的民族。我说，给我一个用主的模式铸造的民族，那么社会主义不仅很容易挫败，而且不可能被人们想起……

——《天主教文明》[1]

但是，当拿破仑开始向前推进时，他们［莫洛肯派（Molokan）异教徒农民］相信，他就是约沙王（Jehoshaphat）峡谷里的那头狮子，如同他们的古老赞美诗所说的那样，他注定要推翻那位虚假的沙皇，而恢复真正的白沙皇（White Tsar）的皇位。因此，坦博夫省（Tambov）的莫洛肯教民从他们中间选出了一个代表团，穿着白色服装去迎接他。

——哈克斯特豪森（Haxthausen），
《关于俄国的研究》（Studien ueber...Russland）[2]

1

关于这个世界，人们思考的东西是一回事，而他们借以思考的术语则是另一回事。对大部分历史和大部分世界（中国也许是个主要例外）来说，除了少数受过教育和思想解放之人，其他所有人借以思考这个世界的术语，都是传统宗教的术语，以致在某些国家，“基督教徒”一词根本就是“农民”或“人”的同义词。在1848年前的某个阶段，欧洲的某些地方情况已不再如此，尽管在受到双元革命影响的地区之外，这种情况并未改变。宗教原本像是无垠的天际，覆盖众人、包含万物，地面上的一切皆无所逃遁；如今却像是人类苍穹中的一堆云朵，只是一片广大、有限而且变化不断的景致。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变化中，这是最为深刻的，尽管其实际后果比当时人们所想象的要模糊一些，不确定一些。但无论如何，它仍是最史无前例的变化。

当然，史无前例的是群众的世俗化。在不受束缚的贵族当中，他们一方面对宗教秉持绅士式的冷漠态度，另一方面却又谨小慎微地履行宗教义务、参与宗教仪式（为下层阶级树立榜样），这种情形早已司空见惯，[3]尽管贵族妇女们，如同其他女性一般，依旧要虔诚得多。文雅而有教养的人们，表面上可能是一位最高主宰的信仰者，尽管这个最高主宰除了存在之外并无任何功能，并且肯定不会干预人类活动，或要求除了真心承认之外的任何崇拜形式。但实际上，他们对传统宗教的看法却是相当傲慢，而且常常是公然敌视。即使他们准备宣布自己是坦诚的无神论者，他们的观点也不会有什么差别。据说，拿破仑问伟大的数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在他的天体力学中上帝被置于何处，拉普拉斯回答说：“先生，我一点也不需要这样的假设。”公开的无神论者仍然比较少，但是，在那些树立了18世纪后期知识风尚的开明学者、作家和绅士之中，公开的基督教信仰者甚至更为稀少。如果说在18世纪后期的精英之间，有一种欣欣向荣的信仰的话，那一定是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和反教会的共济会。

在文雅而有教养的阶级男性中，脱离基督教的过程可上溯到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它所造成的公众影响相当惊人且相当有益。曾经折磨西欧和中欧达数世纪之久的巫术审判，如今已交由死后的世界去执行，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脱离基督教的正义性了。但是，在18世纪早期，脱离基督教的现象几乎未曾影响到下层甚至中等阶级。不以圣母、圣徒和《圣经》语调说话的意识形态，依然与农民无涉，当然更不用说那些至今仍戴着基督教假面的古老神祇和精灵了。在那些以前会被异端吸引的手工业者当中，存在着非宗教思想的涌动。皮匠是劳动阶级知识分子中最顽固的一群，曾出现过像贝姆（Jacob Boehme）这样的神秘主义者，他们似乎已开始对任何神灵持怀疑。无论如何，在维也纳，他们是唯一同情雅各宾派的手工团体，因为据说这些雅各宾派不信上帝。不过，这些仍只是偶见的小涟漪。城市里绝大多数的非熟练工人和形形色色的穷人（也许像巴黎和伦敦这类西欧城市除外），依然是极其虔诚迷信的。

甚至在中等阶层之中，对宗教的公然敌视也不普遍，尽管一场具有理性主义进步思想和反传统的启蒙运动，已出色地勾画出一个上升中的中产阶级轮廓。但这个轮廓会令人联想起贵族阶级以及属于贵族社会的不道德行为。17世纪中期的放荡者和不信教者（libertin），堪称是最早的“自由思考者”，他们的确实践了其名称的普遍含义：莫里哀的《唐璜》（Don Juan），不仅描绘出他们将无神论与性自由相结合，更描绘出备受敬重的资产阶级对它的恐惧。那些在理智上最大胆，因而可预测出日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家，例如培根（Bacon）和霍布斯（Hobbes），却也正是这个古老腐朽社会的一分子，这种矛盾现象的存在（在17世纪尤为明显）是有其理由的。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大军，需要一种具有强烈真诚美德的纪律和组织，以推动他们进行战斗。在理论上，不可知论或无神论与这种需求极其融洽，而基督教信仰则是不需要的；18世纪的哲学家孜孜不倦地证明，“自然的”道德（他们在高尚的野蛮人当中找到例证）和个别自由思想家的高尚人品，远比基督教信仰更好。但是在实践上，旧式宗教已经证明的优越性，以及扬弃超自然信仰的可怕风险，都十分巨大。不仅对那些非得以迷信驱使的劳动贫民是这样，对于中产阶级本身也是如此。

通过卢梭信徒“对最高主宰的崇拜”（1794年的罗伯斯庇尔），通过建立在理性主义的脱离基督教基础之上，仍保持着仪式与礼拜外壳的多种假宗教［圣西门主义者，以及孔德（Comte）的“人道宗教”］。革命后的数代法国人，屡次企图创造一种相当于基督教道德规范的资产阶级道德。最终，保持旧宗教礼拜外壳的企图被放弃了，但并未放弃建立一种正式的世俗道德（基于诸如“团结友爱”等各种道德概念之上），特别是一种与教士职位相抗衡的世俗职位——学校教师。贫穷、无私的法国小学教师，以革命共和所倡导的罗马道德教诲每个村落的学童，作为乡村教区牧师的正式对抗者，他们直到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才赢得胜利，该共和国同时也解决了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之上，建立资产阶级稳定性的政治问题，只是距离问题发生已有70年之久。虽然如此，但早在1792年孔多塞（Condorcet）的法律之中，就已出现了“小学教师”这个名称。该法条中规定：“负责小学教育的人将被称为小学教师（instituteur）。”之所以选用instituteur这个字，是为了呼应西塞罗（Cicero）和萨卢斯特（Sallust）所说的“建立共和”（instituere civitatem）和“建立共和道德”（instituere civitatem mores）。[4]

因此，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分为少数日益公开的自由思想家以及多数信仰新教、犹太教和天主教的虔诚信徒。但新的历史发展是，在这两派之中，自由思想派具有更无穷的活力与效能。虽然纯就人数而言，宗教依然极为强大，并且，如后面将要谈到的一样，越来越强大，但是，它已不再是（用一种生物学的类比）显性的，而是隐性的了。直至今日，在这个已被双元革命改头换面的世界之上，依然如此。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其大部分公民几乎毫无疑义是某种宗教的信仰者，大多数是新教徒，但是，尽管他们做了种种努力企图改变，其共和宪法在宗教问题上依然秉持不可知论的立场。毫无疑问，在本书所论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新教虔信者，不论在数量和后势发展上，都远超过持不可知论的激进少数派，但是，在塑造其时代的实际制度方面，边沁的影响要比威尔伯福斯大得多。

随着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主要的政治和社会变革都世俗化了。这是世俗意识形态战胜宗教意识形态的最明显证据，也就是它的最重要成果。在16和17世纪，荷兰和英国的革命出版物，仍以基督教、正教、教会分立论或异端的传统语言进行讨论争辩。然而，在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意识形态当中，基督教第一次与欧洲的历史不再相关。1789年的语言、符号和服装，纯粹是脱离基督教的，除了某些怀古民众企图在已死的无套裤汉英雄中，创造出类似于对旧时圣徒和殉教者的崇拜。事实上，革命的意识形态是罗马式的。同时，这场革命的世俗主义，表明了自由中产阶级令人注目的政治霸权，这个阶级将其特有的意识形态形式，加诸一场更广泛的群众运动之上。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导，有一丁点儿是来自实际上发动革命的平民大众，那么，我们无法想象革命意识形态中的传统主义迹象，会像它实际所呈现的那么少。[1]

资产阶级的胜利，就这样以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不可知论或世俗道德的意识形态，浸染了法国思想的特点，也就因此传递了下去。除了少数不重要的例外，特别是像圣西门主义者那样的知识分子，或像裁缝魏特林（Weitling，1808—1871）那样的复古基督教共产主义分子，19世纪新兴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其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是世俗主义的。潘恩的思想具体表达了小工匠和贫困技工的激进民主愿望，其代表作《人权》（Rights of Man，1791）一书使他一举成名，而他以大众语言撰写的《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Reason，1794），也同样使他声名远播。该书首次指出：《圣经》并非上帝的语言。19世纪20年代的机械论，不仅继承了欧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且也继承了他的无信仰。在欧文主义崩溃很久之后，他们的“科学堂”仍在城市里面广布理性主义的宣传运动。尽管自古至今都不乏信仰宗教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有一大批人既信仰宗教，又信仰社会主义，但是，在现代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如其所声称的一样，是以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为基础。

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更令人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群众依然是信仰宗教的。对成长于传统基督教社会的群众而言，当其自然的革命惯用语是一种反叛的（社会异端、千禧年论等等）语言之时，《圣经》就将成为一部具有高度煽动性的文件。但是，盛行于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之中的世俗主义，是建立在同样新鲜而且更为根本的事实基础之上，即新兴无产阶级的宗教冷漠。以现代的标准而言，在工业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城市群众，无疑是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但以19世纪上半叶的标准来看，他们对有组织宗教的疏远、无知和冷漠，则是史无前例的。任何不同政治倾向的观察者，都会同意这一点。1851年的英国宗教普查，也可证明这一点，不过当时人们会为此大感惊恐。群众对宗教的疏远，大多可归因于传统的国教教会完全无法掌握各种新式群体（大城市和新工业居民区）和无产阶级，在他们的惯例和经历之中，这两者是十分陌生的。到1851年时，只有34%的谢菲尔德居民有教堂可去，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拥有教堂的居民仅占31.2%，伯明翰更只有29%。对一位农村教区牧师来说，他的困难在于他不知如何拯救一个工业城镇，或扮演城市贫民窟的灵魂领路人。

于是，国教会忽略了这些新社区和新阶级，从而几乎将他们全数（尤其是在天主教和路德宗国家）留给了新兴劳工运动的世俗信仰，这种信仰在19世纪尾声，终于征服了他们。无论如何，在诸如英国这类教派林立已成为既定现象的国家，新教的发展通常较为成功。然而，有大量证据显示，在那些社会环境最接近传统小城镇或小村庄的地方，比如在农场雇工、矿工和渔民当中，即使是各小教派也都欣欣向荣。但在工业劳动阶级之中，各教派却始终只居于少数地位。工人阶级这个群体，无疑比以往历史上的任何穷人团体，更少被有组织的宗教所触动。

因此，从1789年到1848年这段时期，整体的趋势是强有力的世俗化。当科学冒险闯入进化领域（参见第十五章）之时，它发现自己正处于与《圣经》日益公开的冲突之中。历史学的知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应用在《圣经》研究之上［尤其是自19世纪30年代，图宾根（Tuebingen）的教授们首开风气之后］，于是，这部由上帝感召（如果不是写作的话）而成的唯一文本，遂被解析成不同时期的历史文件集，并具有人类文献的种种缺陷。拉赫曼（Lachmann）的《新约》（Novum Testamentum，1842—1852），否定《福音书》是一种目击事实的记录，并怀疑耶稣基督是否曾企图创立一个新宗教。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备受争议的《耶稣传》（Life of Jesus，1835），则将相关传记中的超自然因素尽数去除。及至1848年，受过教育的欧洲几乎已成熟到足以承受达尔文带来的冲击。许多政权开始直接攻击国家教会及其僧侣，或其他掌管教会仪式者的财产和司法特权，而且日渐强大的政府或其他世俗机构（在罗马天主教国家），也逐步取代主要由宗教机构承担的功能（尤其是教育和社会福利），凡此种种都使这股潮流更显澎湃。在1789—1848年间，从那不勒斯到尼加拉瓜，各地的修道院都被解散，财产则被卖出。正在欧洲之外征服其他民族的白种人，自然也会对其臣民或受害者所信仰的宗教，发动直接攻击。例如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驻印官员，便下令禁绝寡妇自焚（suttee）的传统习俗。这些攻击，有的是出于反对迷信、坚信启蒙的理念，有的则只是因为无知，无知于他们的措施将会对受害者带来什么影响。

2

单从数量上来看，显然所有宗教，都可能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那种实际上正在萎缩的宗教之外。然而在本书所论时期，有两种宗教表现出特别强的扩张能力，那就是伊斯兰教和新教宗派主义（Sectarian Protestantism）。尽管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欧洲以外的传教活动急剧增加，并越来越得到欧洲军事、政治和经济扩张力量的支持，它们却遭到明显的失败，若把前两者的扩张情势与后者的失败相对比，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的年代，有系统的新教传教活动，已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导下展开。浸礼宣教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1792年）、由各教派共同组成的伦敦宣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年）、基督教教会宣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799年）、英国和外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804年），均被美国国外传教者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1810年）、美国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s，1814年）、卫斯理教会（Wesleyans，1813—1818年）、美国《圣经》公会（1816年）、苏格兰教会（1824年）、联合长老会（1835年）、美国美以美圣公会（1819年），以及其他组织所追随。尽管有尼德兰宣教会（1797年）和巴塞尔宣教士团（1815年）这类先驱，但欧洲大陆的新教徒在发展传教活动方面，仍然有些落后。柏林和莱茵河流域的宗教会社迟至19世纪20年代才开始，瑞典、莱比锡和不来梅在19世纪30年代，挪威则到1842年。而传教活动向来迟缓马虎的罗马天主教，甚至恢复得更晚。基督信仰和贸易之所以大量涌入异教地区，除与欧美的宗教、社会有关，也与其经济史脱不了干系。在此我们仅需指出，及至1848年，除了某些像夏威夷一样的太平洋岛屿之外，它的成果仍然微不足道。它只在非洲沿岸的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在18世纪90年代的反奴宣传中，此地曾吸引众人的目光）和利比里亚（Liberia，19世纪20年代获得解放的美国黑奴在此建国）据有少数立足点。在南非的欧洲人聚居区周围，海外宣教者（但不是已在当地奠定地位的英国国教和荷兰新教）已开始使一定数量的非洲人皈依。但是，当著名的传教士兼探险家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于1840年航行到非洲内陆之时，该大陆的原住民实际上仍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基督教影响。

与基督教的情况相反，伊斯兰教此时正在继续其缓慢无声但不可逆转的扩张。在这场扩张背后，并没有有组织的传教努力和强迫皈依的武力支持，那原是伊斯兰教传教的一贯特色。然而它还是向东扩展到了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西北部，又向西从苏丹传至塞内加尔（Senegal），并且在小得多的程度上，从印度洋沿岸向内陆扩展。当传统社会因某些事物造成的改变而触动其根基时（例如宗教），很清楚的，它们必定会面临一些重大的新问题。垄断了非洲对外贸易并使这种贸易日渐繁兴的穆斯林商人，有助于使伊斯兰教引起新民族的注意。破坏部落生活的奴隶贸易，则使伊斯兰教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是重新凝聚社会结构的强有力工具。[4a]在此同时，由穆罕默德所创的这种宗教，对半封建性的苏丹军事社会，也极具吸引力；而其所特有的独立、好战和优越意识，则使它成为对抗奴隶制度的有效力量。穆斯林黑人通常都是桀骜不驯的奴隶。进口到巴西的非洲豪萨族人（Haussa）（和其他苏丹人），在1807—1835年的大起义中，总共反叛了九次，事实上，直到他们大部分被杀或遣回非洲之后，他们的反叛行动才告停止。自此，奴隶贩子学会了避免从这些刚刚开放奴隶贸易的地区进口奴隶。[5]

虽然非洲伊斯兰教世界对白人的抵抗力量很小（几乎没有什么），但在东南亚的抗争传统上，伊斯兰教却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在东南亚的香料群岛，伊斯兰教（又是由商人打先锋）早已在打击地方宗教和日渐衰落的印度教方面取得了进展，而其成功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它扮演了抵抗葡萄牙和荷兰人的有效手段，代表了一种前民族主义，以及一种民众对印度教王公贵族的抗衡力量。[6]当这些王公日渐成为荷兰人的依附者或代理人时，伊斯兰教在民众中的根基便日益加深。反之，荷兰人也知道，若能与伊斯兰教导师取得合作，印度尼西亚的王公们便能发动一场普遍的人民起义，由日惹王（Prince of Djogjakarta）发动的爪哇战争（1825—1830年）便是一例。于是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被迫退回到一种与当地统治者紧密联合或间接统治的政策。同时，随着贸易和船运的增长，东南亚穆斯林与麦加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不但有利于朝圣人数的增加，也使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更具正统性，甚至使它得以接受阿拉伯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好战和复兴主义影响。

伊斯兰教内部的改良和复兴运动，在本书所论时期，赋予该宗教许多深入人心的力量，这类运动可视为被冲击的反映。冲击的力量来自欧洲的扩张，也来自伊斯兰古老社会（特别是奥斯曼和波斯帝国）的危机，也许还包括中华帝国日益加深的危机。18世纪中叶，严守戒律的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兴起。1814年时，他们已征服全阿拉伯，并准备进占叙利亚，虽然最后仍受阻于正在西化的埃及统治者阿里与西方军队组成的联合力量，但他们的教义已东传到波斯、阿富汗以及印度。在瓦哈比主义鼓舞下，一位阿尔及利亚圣者赛努西（Ali el Senussi）发动了一场类似的运动，自19世纪40年代起，该运动逐渐从的黎波里（Tripoli）传至撒哈拉沙漠。阿尔及利亚的阿布杜卡迪尔，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沙米尔，各自发动了抵抗法国人和俄国人的宗教政治运动（参见第七章），这类运动预示了一种泛伊斯兰主义的诞生，不仅寻求回归到先知时代的原始纯净，也企图吸收西方的创新。在波斯，甚至有一种更为明显的民族主义和革命异端于19世纪40年代兴起，此即阿里·穆罕默德所领导的巴布泛神主义（bab）运动。该运动的企图之一，便是要回复某些古代波斯拜火教的习俗，并要求妇女不戴面纱。

从纯宗教史的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在1789—1848年的骚乱扩张，已足以使这段时期被定位成世界性的伊斯兰教复兴。在非基督教的其他宗教之中，都不曾发生类似的群众运动，尽管在这段时期行将结束之际，伟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已蠢蠢欲动，在这场起义中，我们可以见到宗教群众运动的诸多特征。大国统治下的小规模宗教改革运动，在英属印度首先发难，其中最著名的是罗易（Ram Mohan Roy，1772—1833）的梵天运动（Brahmo Samaj）。在美国，被击败的印第安部落开始发起抵抗白人的宗教社会运动，例如19世纪第一个10年在杜堪士（Tecumseh）领导之下的印第安人联盟战争，以及汉森湖（Handsome Lake）宗教运动（1799年）。前者是平原印第安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盟战争，后者则是为了维护易洛魁族（Iroquois）的生活不受白人社会破坏。几乎未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杰斐逊，曾经以官方力量支持那位采纳了部分基督教，尤其是教友派特质的印第安先知，这点相当值得嘉许。但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和信仰泛灵论的民族之间，仍然没有足够的直接接触，仍不足以产生20世纪典型的先知运动和千禧年运动。

与伊斯兰教的情形不同，新教宗派主义的扩张运动几乎完全局限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程度无法测度，因为这类运动有些（例如德意志虔信派或英国福音派）依然存在于既定的国家教会框架之内。不过，其规模是不用怀疑的。1851年时，差不多有半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新教信徒，参加了不同于英国国教的宗教仪式。各种教派这种异乎寻常的胜利，主要是自1790年来，或更准确地说是自拿破仑战争末期以来，宗教发展的自然结果。1790年时，英国卫斯理派仅有5.9万名领受圣餐的成员，然而1850年，该会及其各种分支的成员人数已差不多是上述数目的10倍。[7]在美国，一个很相似的群众改宗过程，也增加了浸礼会或卫斯理教徒的数量，并且在较小程度上增加了长者派信徒的数量，而这一切，都是以削弱以往占支配地位的教会为代价。1850年时，几乎3/4的美国教会都属于这三个教派。[8]国家教会的瓦解，各种教派的析出和兴起，也是这一时期苏格兰（1843年的“大崩溃”）、尼德兰、挪威和其他国家宗教史的特征。

新教宗派主义受限于地理和社会的理由十分明显。罗马天主教国家不可能为公众教派提供空间与传统。在当地，若想与国家教会或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断绝关系，可能采取的方式是群众性的脱离基督教化（尤其在男人当中），而不是教派分离的形式（相反，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新教反教权主义，则常是欧洲大陆国家无神论者反教权主义的精确对等物）。因此，宗教复兴主义倾向于在罗马天主教已被接受的框架之内，采用某种感性崇拜的形式，或某种创造奇迹的圣者或朝圣形式。在本书所论时期，这类圣者当中有一两位已广为人知，例如，法国阿尔斯的本堂神父（Curé d’Ars，1789—1859）。东欧的希腊正教更适于产生宗派主义，在俄国这个自17世纪后期已日渐走向崩溃的落后社会，早已产生了大批教派。其中有些是18世纪后期和拿破仑时期的产物，例如自我阉割的苦行派（Skoptsi）、乌克兰的捍卫灵魂派（Doukhobors）和莫洛肯派；有些则始自17世纪，例如“老信徒教派”。但是，整体说来，这类宗派主义诉求的阶级多半是小技工、商人、商业性农夫，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先驱，或已经觉醒的农民革命者，这些阶层的人数仍不够多，不足以产生一场大规模的宗派运动。

在新教国家，形势则不一样。这些国家受到商业和工业社会的冲击最为强烈（至少在英国和美国是如此），而宗派传统却早已形成。新教的排他性和坚持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交流，以及其道德上的严肃性，吸引了或教导了正在兴起的企业家和小业主。而其严厉的地狱谴责说以及朴素的个人得救论，则吸引了那些在恶劣环境下过着艰苦生活的人们——拓荒者和水手、小自耕农和矿工、受剥削的技工等等。这种教派很容易转化成一种民主平等的信仰代表，由于它们没有社会或宗教上的等级制度，因而对普通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由于它憎恶繁文缛节和艰深教义，遂带动了业余的预言和布道。长久以来的千禧年传统，有助于以一种原始的方式表现出社会反叛。最后，它与情感强烈的个人“皈依”携手并行，共同为一种激情澎湃的群众宗教“复兴运动”开辟了道路。在其中，男人和女人不仅能够为因社会压迫而积郁的群众情绪找到新发泄口，甚至还能发泄那些在过去形成的不满，从而找到一种可喜的解脱。

“复兴运动”的最大影响力在于促进教派蔓延。新教异端的复兴和扩张的推动力正是来自具有强烈情感色彩、信仰非理性主义个人得救论的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及其信众，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基于此一理由，这类新教派和新趋势最初都非常厌恶政治，甚至（像卫斯理教派）非常保守，由于他们主张脱离邪恶的外在世界，转而追寻个人得救或压抑自我的群体生活，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拒绝对其世俗安排进行集体改变。他们的“政治”能量一般多用于道德和宗教方面，例如推广海外传教、反对奴隶制度和宣传戒酒等。在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表现积极、立场激进的宗派，多半都是更早期、更严肃且更平静的异端和清教团体。他们是17世纪的残存者，其主张若非停滞不前，便是在18世纪理性主义影响之下，向一种知识分子的自然神论——长老派、公理会、唯一神教派、教友派——靠拢。以新的卫斯理公会形式出现的宗派主义，是反革命的，有些人甚至误以为：英国之所以能在本书所论时期幸免于革命之火，便是由于这类反革命教派的发展。

然而，这些新教派的社会特征，使得它们的神学理论不容易脱离尘世。在富人权贵与传统平民的中间地带，它们传播得最快，诸如那些行将升格为中产阶级，或行将沦落成无产阶级的平民，以及介于他们之间各式各样地位卑下但人身独立的群众。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基本上多半倾向于雅各宾式或杰斐逊式的激进主义，至少也是一种温和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因此，英国的“非国教主义”（Nonconformism）以及美国流行的新教教会，便趋向于采取左翼政治立场，尽管英国的卫斯理派信徒，要到长达半个世纪的分裂与内部危机于1848年结束之后，才正式放弃其创始人的保皇派立场。

只有在那些极其贫穷或遭受巨大冲击的人们身上，我们才可看到早期那种对于现存世界的排斥。但是，经常有一种原始的革命性排斥，以千禧年的预言形式出现，而后拿破仑时期的苦难，则似乎（与“启示录”相符）预示着末世即将来临。英国的欧文派（Irvingites）宣布末日将于1835—1838年来到；米勒（William Miller）这位美国“安息日基督复临派”（Seventh Day Adventists）创始人，则预言末日将于1843—1844年降临，到那个时候，据说会有5万人跟从他，3 000名布道者支持他。在那些稳定的小个体农业和小商业直接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冲击的地区，例如纽约州北部，这种千禧年学说尤为骚动。其最戏剧性的产物便是末世圣徒派（Latter-Day Saints，属摩门教派），该派是由先知史密斯（Joseph Smith）所创。史密斯在19世纪20年代，于纽约柏米纳（Palmyra）附近获得启示，之后便领导他的大批信徒出发寻找遥远的天国，最后把他们带入了犹他沙漠。

通常也是在这类团体当中，群众布道大会的集体狂热，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不论是由于集会纾解了他们艰难、单调的生活（“当不能提供其他娱乐之时，布道大会有时会取代娱乐的地位”，一位女士这样评论埃塞克斯纺织工厂的女孩子们）[9]，还是因为宗教上的集体性在完全不同的个体之间，创造了一种暂时的共同体。现代形式的宗教复兴运动，是美国边疆的产物。“大苏醒”于1800年左右在阿帕拉契亚山区展开，其特色是盛大的“营地集会”和难以想象的狂欢热情。在肯塔基康恩岭（Kane Ridge）的某次营地集会中（1801年），在40名牧师率领之下，共集合了一万到两万名群众。男女信徒尽情“扭动着”，跳舞跳到精疲力竭，成千上万人处于痴迷状态，“用舌头说话”或像狗一样吠叫。地处偏远的疏离感，以及严酷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促进了这类宗教复兴运动，而游方牧师又将之带往欧洲，因此导致了无产阶级民主派在1808年后脱离美以美教派（所谓的原始卫斯理教派），在英国北部的矿工、小农，北海的渔民、雇工和中部的家庭代工当中，该派特别盛行。在本书所论时期，这类宗教狂热周期性地涌现——以南威尔士为例，这种狂热便曾于1807—1809年、1828—1830年、1839—1842年、1849年和1859年不断爆发[10]——而各种教派在数量上也都增长很快。这种现象无法归咎于任何单一的猝发因素。有些是尖锐的紧张骚动期的重合（在本书所论时期，卫斯理派扩张速度特快的几个高峰期皆与此吻合，只有一次例外），但有时也与萧条之后的迅速复苏同步，偶尔，也会被像霍乱瘟疫般的社会性灾难所刺激。这类灾难在其他基督教国家也造成过类似的宗教现象。

3

从纯宗教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将本书所论时期视为一个整体。在这段时期，日益增强的世俗化和（欧洲的）宗教冷漠，以最不妥协、最不理性，也最诉诸情感的方式，力抗宗教复兴运动。如果潘恩代表两极中的一端，那么米勒这位基督复临主义者则代表另一端。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ch，1804—1872）公然揭示的无神派机械唯物论，在19世纪30年代对抗着“牛津运动”的反智青年，后者极力为中世纪早期的圣徒行迹抗辩，他们认为相关的文学记载都是真实无误的。

但是，这种向旧式宗教的复归，具有三个不同方面的作用。对于群众而言，这种复归主要是一种手段，用以应付在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控制之下，日益惨无人道的社会剥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不过他并非唯一使用这些词汇的人），那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人民的鸦片”[11]。更有甚者，它试图在什么也没有提供的环境之中建立社会，甚至还包括教育和政治机构；并教导在政治上尚未开化的人民，以原始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愿望。它的拘泥文字、强调情感和迷信崇拜，既是要反对由理性主导的整体社会，也是要抗议以自己的想象来破坏宗教的上层阶级。

对于从这类群众中崛起的中产阶级而言，宗教扮演了强有力的道德支柱，不但确认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挡掉了来自传统社会的轻蔑憎恶，同时更为他们提供了扩张发展的动力。如果他们隶属特定宗派的话，它还可使他们从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宗教可为他们的追求利润披上道德外衣，让他们看起来比自私营利者伟大些；宗教也使他们对被压迫者的严酷态度变得合法；而宗教与贸易的结合，则把文明带给野蛮，把销售带给商务。

对于君主和贵族，以及事实上所有居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宗教保障了社会稳定。他们已从法国大革命中认识到，教会是王权最强大的支柱。虔诚而没有文化的民族，比如南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蒂罗尔人以及俄国人，都曾经奋起武装，在牧师的支持有时甚至是领导下，保卫他们的教会和统治者，并反抗外来者、异端和革命分子。虔诚而没有文化的人民，会满足于生活在贫困之中，上帝召唤他们来此，置身于天意为他们安排的统治者之下，过着合乎道德、简朴、秩序的生活，并摆脱理性所具有的破坏性影响。对于1815年后的保守政府来说——哪一个欧洲大陆政府不是如此呢？——助长宗教情绪和支持教会，就如同维护警察机关和新闻出版审查制度一样，是政府政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牧师、警察和审查官，正是当时反对革命的三大支柱。

对于大多数已获承认的政府来说，雅各宾主义威胁了王权，而教会则保护了它们，只此一点就够了。但是，对于一群浪漫的知识分子和空想家来说，王权与祭坛的联盟，还有着一种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保持了一种旧式的、有机的、活生生的社会，以抵抗理性和自由主义的侵蚀，而个人则发现这种联盟在表达自己悲惨处境方面，比理性主义者所提供的任何方式都更合适。在法国和英国，对于王权与祭坛联盟的类似辩护，则不具什么政治价值。对于悲剧性、个人式宗教的浪漫追求，亦复如此。［在当时，探求人类心灵奥秘的最重要代表人物，首推克尔恺郭尔（Dane Søren Kierkegaard，1813—1885），他出生于一个小邦国，只有少数当代人注意到他，其名声完全是身后之事。］但是，在德意志诸邦和俄国这种君主政治的反动堡垒里，浪漫而又反动的知识分子，却以文官和宣言纲领起草者的身份，在政治上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在那些君主本身往往容易精神失常（比如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和普鲁士的威廉四世）的地方，他们则充任私人顾问。但是，整体说来，根茨（Friedrich Gentze）和缪勒（Adam Mueller）之流，只不过是些小人物而已，他们信仰中的中世纪遗风（梅特涅就不相信这套），仅是传统主义的昙花一现，预告了国王所依靠的警察和审查官员即将来临。将要在1815年后维持欧洲秩序的俄、奥、普神圣同盟，其力量并不在于空有其名的十字军神秘主义，而是在于用俄、普、奥三国军队镇压任何反叛运动的决心。更有甚者，真正的保守政府都倾向于不信任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即便他们是反动的，因为一旦他们接受了思考原则而不是服从原则，政府末日也就不远了。正如根茨（梅特涅的秘书）于1819年写给缪勒的信中所言：

我将继续捍卫以下观点：“为了不让出版业被滥用，在以后的……岁月里，什么东西都不要印出来。”如果这个原则可以强制的方式加以应用，将只有极少数的例外能获得极明智的上级法庭允许，如此一来，在短时间内，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已重返上帝和真理之路。[12]

虽然反自由思想人士对政治的影响力不大，但他们却发挥了相当大的宗教感染力，因为他们对神圣过去的回归，在上层阶级的敏感青年当中，带动了罗马天主教的显著复兴。新教本身不就是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直接先驱吗？如果一个真正的宗教社会确能独立医好19世纪的痼疾的话，那么除了像基督教中世纪那种唯一纯粹的天主教社会之外，还会有别的吗？[2]如同往常一样，根茨以一种不适合这一主题的清晰性，表达了天主教的吸引力：

新教是最初的、真正的、唯一的万恶之源，我们今日便是在这些罪恶的重压之下呻吟。如果它能将自身局限于说理范围之内，我们原本可以并且应该加以宽容，因为说理争辩的个性植根于人类的本质之中。但是，一旦政府同意接受新教作为一种合法的宗教形式，一种基督教的表现方式，一种人的权利；一旦政府……在国家之内、在唯一真正的教会之外，甚或在它的废墟之上授予它们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世界的宗教、道德和政治秩序，便会立时解体。……法国大革命，以及就要在德意志爆发的更严重革命，都是来自这同一源头。[13]

一批批情绪昂扬的年轻人因此抛开对知识的恐惧，而投身到罗马伸出的双臂之中，以一种放纵的热情拥抱独身主义、禁欲苦修的自我折磨、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述，或仅仅是温暖而又在美学上让人满足的教会礼仪。如众人所料，他们大多数来自新教国家：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者通常都是普鲁士人。对于盎格鲁——撒克逊读者来说，19世纪30年代的“牛津运动”是这类现象当中最令人熟悉的，尽管它带有英国特征。在英国，只有少数年轻的狂热信徒会实际加入罗马教会，这些人借此表达了最蒙昧、最反动的大学精神，其中的风云人物当推才华横溢的纽曼（J. H. Newman，1801—1890）。其他人则以“仪式主义者”的身份，在英国国教会内寻得一个权宜的安适之处，他们声称国教会才是真正的天主教会堂，并且，令“低级”和“粗俗”僧侣们大为恐惧的是，他们还试图用法衣、薰香以及其他的天主教可厌之物来加以装饰。对于那些以宗教为族徽的传统天主教贵族和绅士家族，对于日渐成为英国天主教主体的爱尔兰移民劳工来说，这些新皈依者令他们不知如何是好；而另一方面，他们的高贵热情也并不完全被谨慎而又现实的梵蒂冈教会官员看重。但是，既然他们来自优秀的家族，加上上层阶级的皈依可能会带动下层阶级的皈依，因而他们仍然备受教会欢迎。

然而，即使在有组织的宗教之内——至少在罗马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等宗教之内——自由主义的掘墓者仍在发挥作用。在罗马教会当中，他们的主要战场是法国，最为重要的人物是拉梅内（Felicité Lamennais，1782—1854）。他从浪漫的保守主义成功地转变成人民的革命理想者，这使他较接近于社会主义。拉梅内的《一位信仰者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1834）曾在政府部门引起喧嚣，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想到，像天主教这样可靠的现存制度维护者，竟会从他们的背后插上一刀。拉梅内很快就被罗马宣布为有罪。不过，自由的天主教却在法国生存了下来。这个国家总是愿意容纳与罗马教会稍有不同的流派。在意大利，19世纪30和40年代的强大革命洪流，也将一些天主教思想家卷入旋涡之中，比如罗斯米尼（Rosmini）和乔贝蒂（Gioberti，1801—1852），后者主张在教皇领导之下建立自由的意大利。但无论如何，教会的主体是好斗的，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反自由。

新教少数派和各宗派自然更亲近自由主义，至少在政治上是如此。作为一名法国胡格诺新教徒（Huguenot），实际上就意味着至少是一名温和的自由派分子（路易·菲利浦的首相基佐就是这样一个人）。像信仰英国国教和路德宗这样的新教国家，教会虽然在政治上更为保守，但是它们的神学理论对《圣经》学和理性主义侵蚀的抵抗力显然低得多。犹太人当然直接暴露在这股自由主义洪流的全面冲击之下，毕竟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解放，全都得借助自由主义。文化同化是所有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目标。在先进国家当中，最极端的人士放弃了他们的旧宗教而转向基督教或不可知论，就像马克思的父亲或诗人海涅（但是他发现，犹太人不上犹太会堂，并不表示他们就不再是犹太人，至少对于外面世界是如此）。不那么极端的人则发展出一种稀释过的自由主义犹太教。只有在小城镇的犹太聚居区内，以犹太经文和法典所支配的生活，才得以继续保持。

[1] 事实上，只有该时期的流行歌曲才偶尔借用了天主教术语。

[2] 在俄国，东正教式的纯基督教社会依然兴盛，但这同样的潮流却较少转向过去的洁净庄严那面，而多退回到东正教现有的、无限深奥的神秘主义之中。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世俗界

（边沁先生）练习着将木头器具放在车床里旋，他以为也能用这种方法来改造一个人。他对诗歌无甚爱好，几乎不能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吸取任何教益。蒸汽使他的房子变得温暖而明亮。他是那种偏爱人工制品胜于自然产物，并认为人类智慧无所不能的人。他极为轻蔑户外景色，轻蔑绿色的田野和树林，并且永远以功利性来度量所有事物。

——黑兹利特（W. Hazlitt），《这个时代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1825）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使用暴力全盘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

1

对1789—1848年的世界而言，其意识形态的数量荣衔仍应授予宗教界；而质量宝座，则应归于世俗界。除了极少数例外，在本书所论时期，所有具分量的思想家，不管他们私人的宗教信仰为何，他们所使用的都是世俗语言。有关他们的思考内容（以及普通人未经自觉思考却视为理所当然的内容），大部分将在下面的科学和艺术专章中加以探讨。在本章中，我们将集中讨论双元革命所带来的最主要论题：社会的本质，以及它正在走和应该走的道路。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有两大分歧意见：其一是对当前的世界走向表示认同者，其二则是不表认同者；换言之，亦即相信进步者和不相信进步者。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当时只有一种具有主流意义的世界观，而无数的其他观点，不管其优点为何，基本上都只具有消极的批判意义：批判那种在18世纪大获全胜的、理性的、人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捍卫者坚信，人类历史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也不是水平式波浪起伏的。他们能够观察到人类的科学知识和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日益增进。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和个人发展都同样能够运用理性而臻于至善，而且这样的发展注定会由历史完成。对于上述论点，资产阶级自由人士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分子的立场是相同的。

直到1789年，对于这种进步意识最有力、最先进的表达方式，当推古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事实上，其基本体系在17和18世纪已经详细阐明，不属于本卷的讨论范围。那是一种狭隘、清晰而且锋利的哲学，其最完美的倡导人，如我们所料，都出现在法国和英国。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严格的理性主义，同时也是世俗的，也就是说，在原则上它确信人类有能力用理性来理解所有事物并解决一切问题，确信非理性的行为和制度（其中包括传统主义和一切非理性的宗教）只会把事情弄得更昏暗不明，而无法给人以启发。在哲学上，它倾向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这与它作为一种从科学（在这里主要是指17世纪科学革命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中汲取力量和方法的意识形态，极为相称。它对于世界和人类的一般看法体现出深刻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主要是基于中产阶级的内省或其行为观察，而不是它所宣称的先验原则；并以一种心理学（尽管这个词在1789年时仍不存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所谓的“联想式”心理学派，是17世纪机械论的呼应者。

简而言之，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来说，人类世界是由具有某些内在热情和驱力的独立个体所构成的，每个个体的首要目的便是寻求最大限度的满足，而将其不满降至最低，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一样的。[1]同时，每个个体也都会“与生俱来地”认为其欲望冲动应该是没有限制而且不容干涉的。换言之，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拥有其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如同美国《独立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最讲究逻辑的自由思想家宁可不把这一点放进“天赋权利”之中。在追求这种自我利益的过程中，每个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平等竞争者，发现他无可避免地会与其他个体建立某些联系，而且这种联系经常是有利的，这套复杂的安排（常用“契约”这个坦率的商业术语来表述）遂构成了社会以及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当然，这类安排和联系，意味着与生俱来的那种毫无限制而且随心所欲的自由将有某种程度的减少，而政治的任务之一，便是要把对自由的这种干预降低到实际可行的最低限度。也许除了诸如父母和子女这类不可能再缩小的群体之外，古典自由主义的“人”（其文学上的象征是鲁滨逊），只有在大量共存这一点上才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目标因而也就是个人目标的总和。幸福（这个词为其定义者所带来的麻烦与其追求者一样多）是每个个体的至上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显然就是社会的目标。

事实上，公然宣称所有的人类关系皆可归结到上述模式之中的纯功利主义，只局限于极不明智的哲学家或极其自信的中产阶级捍卫者，前者以17世纪伟大的霍布斯为代表，后者则包括那些与边沁、老穆勒有关的英国思想家或政论家，其中尤以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最具代表性。造成这种局限的原因有二。首先，纯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除了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计算外，其余一切净是“夸张做作的废话”（边沁语）——与中产阶级某些强有力的行为本能相冲突。[2]因此，我们可以说，合理的自我利益与“天赋自由”——做他想做的事以及保有他挣得的东西——之间的冲突性，远大于其一致性。（其著作被英国功利主义者虔敬地搜集出版的霍布斯早已表明，自我利益阻止对国家权力施以任何先验限制；而边沁主义者在考虑到官僚化的国家管理保障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时，就像拥护自由放任主义一样，欣然地拥护官僚化的国家管理。）因此，那些寻求保障私有财产、私有企业和个人自由的人，常常宁可对“天赋权利”给予一种形而上的许可，而不是对“功利”给予易受攻击的许可。其次，一种借由合理计算彻底将道德和义务排除在外的哲学，很可能会削弱社会稳定所依赖的基础，亦即无知穷人对于是非善恶的固定意识。

基于这些理由，功利主义从未垄断过中产阶级的自由意识形态。它提供了最为锋利的激进斧头，以砍倒不能回答如下问题的传统制度：它是合理的吗？它是有用的吗？它有益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吗？不过，它既未强大到足以激起一场革命，也未强大到足以防止一场革命。庸俗自由主义最宠爱的思想家，依旧是哲学性薄弱的洛克，而非出色的霍布斯，因为他至少把私有财产归作最基本的“天赋权利”，而使它得以置身干预和攻击的范围之外。法国的革命家发现，最好是将他们对于自由企业的要求（“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因为他认为合适和对自己有利，而自由利用他的双手、技能和资本……因为他喜欢而且可以生产他所喜欢的东西”[1]），置于天赋权利的普遍形式之中（“每个人仅在保障社会其他成员也享有同样权利的范围内，行使其天赋权利”）。[2]

在其政治思想中，古典自由主义就这样背离了使之成为一种强大革命力量的大胆与严厉。不过，在其经济思想中，它则较少受到限制，这部分是由于中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信心，远远大于对资产阶级能否凌驾专制主义或无知民众并取得政治优势的信心；部分是由于有关人类本质和自然状态的古典假定，对市场特殊状况的适应性，也远优于对人类普遍状况的适应性。因此，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就因霍布斯而成为自由意识形态最为感人的知识纪念碑。它的辉煌时代比本书所论时期略早。亚当·斯密《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1776）的发表标志着它的开始，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17）的发表代表着它的顶峰，而1830年则是它衰落或转变的开始。但是，其庸俗化的版本，在本书所论的整个时期当中，仍继续在实业家中间拥有追随者。

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论点，堪称既优雅又流畅。的确，人类基本上是由具有特定心理素质，在互相竞争中追求其自我利益的独立个人所组成。但是，我们可以说明如下：当竞争行为尽可能不受制约地发挥作用时，其所产生的就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秩序（区别于由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蒙昧主义、传统或无知的干预所强加的人为秩序），而是“国家财富”尽可能的快速增加，亦即所有人的舒适和福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幸福。这种自然秩序的基础，就是劳动的社会分工。正像可以用科学证明最能满足英国和牙买加各自利益的方式，是由一方制造成品，另一方提供原糖；同理，也可以科学方法证明，一个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的存在，对大家，包括受雇于资本家的劳动者阶级，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国家财富的增加，是由拥有财产的私有企业运作和资本的积累所推动的。而且科学也可以证明，任何其他获取财富的方式，必定会使国家财富增加的速度变慢甚至停顿。更有甚者，那种经济上极不平等的社会——人类自然运作不可避免的后果——与所有人与生俱有的平等，或与正义，并非不能相容。

因为，除了保障甚至最穷困的人过一种比他在别的情况下更好的生活之外，这个社会是建立在所有关系中最为平等的关系之上，亦即建立在市场等价物交换的基础之上。正如一位近代学者指出的那样：“没有人依赖别人的施舍；一个人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的每一样东西，他都付出了一件等价物以作为交换。而自然力量的自由发挥，会摧毁所有不是建立在对共同福祉贡献之上的地位。”[3]

进步因此就如同资本主义一样“自然”。清除过去由人为竖立的进步障碍，进步就必定会发生，而且明摆在眼前的是，生产的进步恰与工艺、科学和文明的普遍进步并肩前进。不要认为持有这类观点的人，纯粹是在为既得利益的实业家辩护。他们是根据那个时代的大量历史推断，因而才相信资本主义是人类进步的必然之路。

这种过于乐观的观点，不仅来自人们深信以演绎推理所证明的经济学定理，也来自18世纪资本主义和文明的明显进步。相反，它之所以开始动摇，不仅是由于李嘉图发现了亚当·斯密所忽视的制度内在矛盾，而且也由于资本主义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不如预期的那么好。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上半叶成了“沉闷的”而非充满希望的科学。人们自然仍可这样认为，那些［如同马尔萨斯在其1798年发表的著名的《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中所论证的那样］应该徘徊在饥饿边缘的穷人们，或者那些（如李嘉图所论证的那样）因采用机器而受苦之人的不幸，[3]仍然构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是这种幸福碰巧远比所希望的要小而已。但是，这类事实，以及从大约1810年到19世纪40年代这段时期资本主义扩展所存在的明显困难，都给乐观主义泼了一瓢冷水，并激起了批判性的探索研究，尤其是对“分配”的研究。这与亚当·斯密那代人主要关注的“生产”，恰成对比。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堪称推演严密的杰作，就这样把大量的不和谐因素引入了早期经济学家下注预言的自然和谐之中。它甚至比亚当·斯密更强调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可如预期一样经由减少必备的燃料供给，而使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停步不前，例如利率的下降趋势。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基本的一般劳动价值学说，这一学说只需稍加发展，就将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理论。然而，李嘉图不仅拥有如思想家般的精湛技巧，同时也热情地支持大多数英国实业家所赞成的实际目标（自由贸易和反对地主），因此有助于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给予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比以前更为坚实的地位。基于实际的目的，后拿破仑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改革突击队，遂用边沁的功利主义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作为武装。反过来，受到英国工业和贸易成就支持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成就，又使政治经济学变成基本上是英国人的学科，使法国经济学家（他们至少在18世纪也同处领先地位）退居于过时者或辅助者的次要地位，也使非古典的经济学家变成零星分散的游击者。更有甚者，它们还使政治经济学成为自由进步的重要象征。巴西于1808年（远早于法国）为这个学科设立了教授席位，并由亚当·斯密学说的推广者萨伊（J. B. Say，卓越的法国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德温（William Godwin）出任。1823年，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大学开始以李嘉图和老穆勒的著作作为教授政治经济学的教材时，阿根廷才刚刚取得独立。不过，阿根廷还是落后于古巴，古巴早在1818年就设立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席位。拉丁美洲统治者的实际经济行为，使欧洲的金融家和经济学家毛骨悚然。而这一事实与他们所执着的正统经济学毫无关系。

在政治学中，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既不严密又不一贯。理论上，它依然分为功利主义和顺应古老自然法和天赋权利的两个派别，而后者占主导地位。在其实际纲领中，它仍挣扎于两种信念之间。一种是对人民政府，即多数人统治的信念。这符合它的逻辑，并且也反映了下述事实，即实际造成革命并且在改革层面施加有效政治压力的，并不是中产阶级的论点，而是群众的动员。[4]另一种是对有产阶级精英控制的政府的普遍信念。用英国人的话来说，它是介于“激进主义”和“辉格主义”之间。因为，如果政府真的是人民的，如果多数人真的实行了统治（即如果少数人的利益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要为它牺牲），那么，能够依赖这个事实上的多数（“最多最穷的阶级”[4]）来保障自由，来实施显然与中产阶级自由派纲领相吻合的理性命令吗？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这种现象之所以使人惊恐，主要是因为总是在神父与国王支配下的劳苦大众，实在是太无知、太迷信了。革命本身引进了一种左翼的、反资本主义算计的附加危险，例如在雅各宾专政的某些方面就暗含着（而有些已十分明显）这种危险。在国外的温和辉格党人早就注意到这种危险：在经济思想上尊奉纯亚当·斯密学说的柏克（Edmund Burke）[5]，在政治上却公开退回到信仰传统美德、连续性以及缓慢而有机增长的非理性主义，并自此为保守主义提供了主要支柱；欧洲大陆各地的自由主义现实派，多半回避了政治民主，而偏好那种对选举权施以财产限制的君主立宪制，或者，必要时，任何能保障他们利益的旧式专制主义都行。在1793—1794年之后，只有极端不满或者极端自信的资产阶级，诸如英国的资产阶级，才准备和老穆勒一起相信：即使在一个民主共和国之中，他们仍拥有获得劳苦大众恒久支持的能力。

后拿破仑时期的社会不满、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加剧了这种困境，而1830年的革命，更使之尖锐化。自由主义和民主看起来是敌人而非盟友，法国大革命的三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看起来似乎是表达了一种矛盾而不是联合。不足为奇的是，这种矛盾在革命的故乡法国，看起来最为明显。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以其惊人的睿智专注于美国民主的内在趋向分析（1835年），以及后来对法国大革命的内在趋向分析。他留下了这一时期最精彩的温和自由主义民主批评，或者毋宁说，他已鉴定出特别适合于1945年后西方世界的温和自由主义。看一看他的下述格言，也许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从18世纪以来，流出了两条好像出于共同源头的河流。一条把人类带向自由制度，另一条则带向专制权力。”[6]在英国，老穆勒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固执信心，也与他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对于保护少数人权利以免受多数人侵害的关切与焦虑，形成惊人的对比。这种关切与焦虑，笼罩了这位慷慨大度而又忧心忡忡的思想家的《自由论》（On Liberty，1859）一书。

2

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就这样失去其最初的自信冲劲时（甚至进步的必然性和受欢迎性也开始遭到一些自由主义者质疑），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却再造了18世纪的古老真理。理性、科学和进步是其坚实的基础。本书所论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与周期性出现于历史文献中的那些公有制完美社会的礼赞者，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对工业革命持有无条件的认同，因为它创造了近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圣西门伯爵传统上被归类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先驱，尽管他的思想实际上处于一种更为模糊的位置。他是“工业主义”和“工业主义者”（圣西门新造的两个词）最早和最热烈的鼓吹者。他的信徒成了社会主义者、喜欢冒险的技术专家、金融家和实业家，或者接连兼有这些身份。因此，圣西门主义在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都占有特殊地位。英国的欧文，本身就是一位很成功的棉纺工业先驱。他对建立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信心，不仅来自坚信人类可通过社会而达到完善的信念，而且也根源于工业革命对潜在富有社会的可见创造。恩格斯尽管不太情愿，也从事过棉纺织业的经营。没有任何新社会主义者想让社会进化的时钟倒转，尽管他们的许多追随者这样做了。甚至傅立叶这位对工业主义最不抱乐观态度的社会主义奠基人，也认为解决之道是超越工业，而非落在它之后。

更矛盾的是，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古典自由主义，却也是最容易用来攻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理论。如同圣鞠斯特所说的那样，幸福的确是“欧洲的一个新观念”[7]，但是，人们最容易看到的，显然是并未实现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穷苦劳动者的幸福。另外，如同葛德温、欧文、霍奇斯金（Thomas Hodgskin）以及其他边沁崇拜者所做的那样，把对幸福的追求与自私的个人主义设想分别开来，也是不困难的。欧文写道，“一切存在之根本目标就是幸福”，“但是，幸福不能由个人独自获得；期盼孤立的幸福是无用的；幸福必须由全体民众共享，否则，少数人也绝对享受不到”。[8]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以李嘉图学说形式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竟会转变成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一事实会使得1830年后的中产阶级经济学家，以惊恐万分的眼光审视李嘉图，或者像美国的凯里（Carey，1793—1879）那样，把他视为社会破坏者和动乱者的精神源泉。如果像政治经济学所论证的那样，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泉源，那么，为什么创造价值的广大群众却生活在赤贫的边缘呢？因为，如李嘉图所表明的（尽管他觉得不便从他的理论中得出这些结论来），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占有了工人生产的、超出其以工资形式领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地主也占有这种剩余的一部分，但这一事实对该问题并无重大影响。）也就是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因此，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资本家，从而消灭剥削。一群李嘉图的“劳工经济学家”很快就在英国兴起，他们进行分析，并提出其道德标准。

如果资本主义真的达到人们在政治经济乐观时期所预期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这类批评就会缺少共鸣。与人们通常的假设相反，在穷人中，几乎没有“提高生活水平的革命”。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形成阶段，即在欧文的《新社会观》（New View of Society，1813—1814）[9]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之间，经济衰退、货币工资下降、严重的技术性失业，以及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怀疑，实在太突出了。[5]因此，批评家不仅能够注意到经济的不公正，而且也注意到经济运行的许多缺陷及其“内在矛盾”。由反感而变得敏锐的眼睛，因此便发现了这种内在的周期性波动，或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由西斯蒙第、韦德（Wade）、恩格斯提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忽略了这种危机，而事实上，与萨伊这个名字相连的“法则”，根本不承认这种危机的可能性。批评家很难不注意到，这段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日趋不平衡（“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产物。简言之，他们不仅能够证明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而且能够显示它运作得很糟糕，更有甚者，它的运作结果也与其捍卫者所预期的背道而驰。

到目前为止，新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只不过是把英法古典自由主义的论点推进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想要达到的境界之外。他们所鼓吹的新社会，并不坚持抛弃古典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的传统。每一个人都享有幸福、每一个人都能充分而自由地实现他们的潜能的社会，一个自由主宰而专制政府消失无迹的社会，既是自由主义者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终极目标。从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传承下来的意识形态家族，其各个成员——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异点，不是温和的无政府状态（那是他们共同的乌托邦）而是实现它的方式。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开始分道扬镳。

首先，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下述假定彻底决裂：社会是个别的原子单纯地聚集或结合而成，社会的动力是个体的自我利益和竞争。在这场决裂中，社会主义者退回到人类最古老的意识形态，亦即“人类天生就是共同生活”的信念。人们自然地生活在一起并互相帮助。社会并不是会削弱无限天赋权利的必要制度，而是他的生命、幸福和个性的居所。亚当·斯密学派所主张的市场等价交换以某种方式保障了社会公正的观点，对社会主义者而言，是既难理解又不道德。大多数普通人都持这种看法，甚至在他们无法表达的时候也是这样。许多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借由谴责文明、理性主义、科学和技术的整个历程，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明显的“非人道化”。（黑格尔主义者和早期马克思使用的专业术语“异化”，反映了把社会作为人的“家”，而不仅仅是毫无关联的个人行为场所的古老概念。）而新的社会主义者——不像诗人布莱克和卢梭这类旧工匠型的革命者——小心翼翼地避免这样做。不过，他们不仅吸收了把社会当作人们的家的传统理念，而且也吸收了下列这种古老概念，即在阶级社会和私有财产制度出现之前，人们曾以某种方式生活于和谐之中。卢梭借由对原始人的理想化表达了这一概念，而欠成熟老练的激进小册子作者，则通过下述神话传说来表达：曾几何时，人们曾自由而友爱地生活着，只是后来被外来统治者征服了（撒克逊人被诺曼人征服，高卢人被条顿人征服）。傅立叶说：“天才必须重新发现那种原始幸福之路，而使之适应于现代工业环境。”[10]原始共产主义经过数世纪的发展，终于为未来的共产主义提供了一种模式。

其次，社会主义采取了一种进化的和历史的论证形式，而这种形式如果不是处于古典的自由传统范围之外的话，也是虽在其内却未受到很大的重视。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者，以及事实上最早的近代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的社会计划是自然而合理的，有别于由无知与暴政所强加的那种人为的不合理社会。既然启蒙时代的进步思想已告诉人们什么是合理的，那么，剩下要做的就是扫除公认的前进障碍物。的确，“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欧文、傅立叶，以及其他的人）倾向于如此坚信：真理一经宣布，马上就会被所有受过教育而且通情达理的人所接受，在开始之初，他们要把自己实现社会主义的努力局限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针对有影响的工人阶级进行宣传，虽然工人无疑会因而受益，但却注定是一个无知而落后的群体。其次是如他们所做的那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拓荒工厂：共产主义村落和合作企业。它们大多数都位于美洲的开阔空地上，那里没有历史上的落后传统挡住人们进步的道路。欧文的“新和谐”（New Harmony）村位于印第安纳州。美国容纳了34处从国外输入或土生土长的傅立叶式“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y，傅立叶梦想要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以及众多在基督教共产主义者加贝和其他人鼓励下建立的聚居村落。较少从事社会实验的圣西门主义者，从未停止找寻一位可能实行他们的社会规划的开明专制者，而且，有一段时间他们相信已经找到了，他就是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这位不大可能帮助他们的人。

在这种寻找美好社会的古典理性主义事例中，带有一种历史进化的因素。因为进步的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进化的观念可能是经由几个历史发展阶段而必然进化的观念。不过，在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心从其合理性或合意性转至其历史必然性之后，社会主义才获得其最为可怕的精神武器，为了对抗它，人们至今仍在构筑论战防线。马克思从法、英和德国意识形态传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的结合中，引申出这种论证方法。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已不可避免地突破原始共产主义而划分为阶级；必然会经由阶级社会的依次更替而进化。每一个阶级社会尽管存在着不公正，但都曾经是“进步的”，每一个阶级社会都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一定时候会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并产生出取代它的力量。资本主义是这些阶级社会中的最后一个，马克思不但一点也没加以攻击，而且还运用其令世界惊叹的滔滔雄辩，宣扬其历史成就。但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可用政治经济学来加以证明，这些矛盾必然会在一定时候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并使其陷入不能解脱的危机之中。并且，资本主义（如也可以用政治经济学表明的那样）也必然会创造出它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人数和不满必定会增加，而经济力量却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使得资本主义更易于被推翻。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定会将其推翻。但是，这也表明了，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正如资本主义不单是因为它比封建主义更合理，而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才盛行起来一样，社会主义也将经由劳动者的必然胜利而盛行。如果认为要是人们够聪明的话，就可在路易十四的时代实现永恒的社会主义理想，这种看法是愚蠢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儿。在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社会变革到来之前，它甚至还没有以适宜的方式表述出来。但是，一旦条件成熟，其胜利就是肯定的了，因为“人类总是只给自己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11]。

3

与这些条理清楚的进步意识形态相比，那些反对进步的意识形态几乎不能被称为思想体系。它们只是一些观念，是一些缺乏一种共同思想方法、仅仅依赖于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敏锐洞察，以及来自生活而非自由主义的一些信念。因此，它们只需相对稍加注意就行了。

这些观念的重心是，自由主义破坏了人们视为生活根本的社会秩序或社会群体，并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竞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难以容忍的无政府状态和市场的非人道化取而代之。在这一点上，保守和革命的反进步主义者，或者富人和穷人的代表们，甚至都趋向于同意社会主义者，这是一种趋同的现象，在浪漫主义者（见第十四章）中尤为显著，并产生了诸如“保守的民主”或“封建社会主义”这样的奇怪纲领。保守主义者爱将理想的社会秩序（或者既接近理想又实际可行的社会秩序，因为生活舒适之人，其社会抱负总是比穷人要温和节制一些）与受到双元革命威胁的任何政权，或与过去的特定体制，例如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视作同一回事。自然，他们也强调其中的“秩序”因素，因为正是这一点保护了社会层级中的上层对抗社会层级中的下层。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革命者宁可怀念过去那些更为遥远的黄金时代，那时人们的处境很好，而现世根本不存在真正令穷人满意的社会。他们还强调遥远的黄金时代中人与人之间那种互相帮助和如同一体的感情，而不强调它的“秩序”。

不过，两者都同意，在某些重要方面，旧制度曾经或依然比新制度来得好。在旧制度下，上帝使人们贵贱有序（这一点让保守主义者高兴），但又将义务（不管执行得多么不充分和多么糟糕）加之于贵者。人是不平等的，但不是根据市场行情定价的商品。最重要的是他们生活在一起，生活在社会和个人关系的紧密网络之中，受习惯、社会制度和义务的清晰引导。无疑，在梅特涅的秘书根茨和英国激进的狂热记者科贝特心中，有着非常不同的中世纪理想。但是两人都同样攻击宗教改革。他们认为，宗教改革引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甚至恩格斯这位最坚定的进步信仰者，也曾以令人向往的田园诗画来比喻被工业革命破坏的18世纪古老社会。

由于没有缜密的演化理论，反进步的思想家发现他们很难判定到底是什么东西“出了毛病”。他们最爱攻击的罪魁便是理性，或更确切地说，是18世纪的理性主义，因为它让愚蠢和邪恶来干预那些对人类的理解和组织而言已是过于复杂的事情：社会不能像机器那样加以计划。柏克写道：“最好是永远忘记《百科全书》和所有的经济学家，而回归到那些使王公们伟大和国家幸福的规矩和原则。”[12]直觉、传统、宗教信仰、“人的本性”、“真正的”而非“虚假的”理性，这些东西依思想家的知识癖好而被组织起来，去反对系统的理性主义。但是，其最重要的征服者是历史学。

若说保守的思想家没有历史进步意识，但是他们对在历史过程中自然而渐进地形成和稳定下来的社会，与突然“人为”建立起来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倒有非常敏锐的意识。若说他们不能解释历史的衣服是怎样裁剪的，而且根本就否认有裁剪这回事的话，他们倒是能够令人羡慕地解释这件衣服是怎样经由长期的穿着而变得使人舒服的。反进步意识形态最为严肃的知识追求，便是投入对往昔历史的分析和修复，投入对与革命相反的历史连续性的探究。因此，保守阵营最重要的阐释者，就不是诸如博纳尔（De Bonald，1753—1840）和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这类捉摸不定的法国流亡者——他们总是以近似疯狂的理性论证企图使死亡的往昔重新活过来，即使他们的目标是恢复非理性主义的美德，他们也这样做——而是像柏克这样的英国人和德国法理学家的“历史学派”，该派致力于在历史的延续性上使现存的旧制度具有合法性。

4

现在，剩下要考察的是这样一组意识形态：它们奇怪地徘徊于进步分子和反进步分子之间，或者用社会术语来说，徘徊于以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一边，以贵族、商人阶级和封建群体为另一边的两部分人之间。它们最重要的信仰者是西欧和美国的激进“小人物”，以及中南欧地位卑微的中产阶级，他们舒服地但又并非完全满意地置身于一个贵族的和君主的社会结构之中。这两者都在某些方面相信进步，但两者都不打算追随进步自然会导致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归宿。前者是因为这些归宿将注定要把小手工业者、店主、农民和商人，或者变为资本家，或者变为劳动者；后者则是因为他们自身太过虚弱，他们在雅各宾专政经历之后被吓怕了，无法向其王公们的权力挑战，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是这些王公的官员。因此，这两群人的观点就结合了自由主义（前者还暗含着社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成分，进步的和反进步的成分。并且，这种本质上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使他们比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者或反进步主义者，更能深入洞察社会的本质；这也迫使他们采用辩证法。

第一类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最重要的思想家（或不如说是直觉的天才），早在1789年就已寿终正寝，此人即卢梭。徘徊于纯粹的个人主义和人只有在群体当中才是其自身这一信念之间，基于理性的国家理想和反“情感”的理性怀疑之间，在承认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破坏“自然”原始人和谐的必然性两者之间，卢梭表达了他个人以及其阶级的困境，这些阶级既不能接受工厂主对自由主义的确信，又无法认同无产者对社会主义的确信。这位难以相处、神经质，却又相当伟大的人物，无须我们详细探讨，因为并没有卢梭主义的专属思想学派或政治学派——除了罗伯斯庇尔和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分子。卢梭思想的影响相当普遍而强大，尤其在德意志和浪漫主义者之间，但那不是一种体系的影响，而是一种观念和热情的影响。他在平民和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中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也许仅仅在诸如马志尼和与他同样的民族主义者这类思想最模糊的人中间，他才占有支配地位。整体而言，它更常与诸如杰斐逊和潘恩这类18世纪理性主义正统思想的改编物融合在一起。

近来的学术风尚对卢梭的误解愈来愈深。他们讽刺那种把他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一道归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先驱之列的传统，因为卢梭是他们的批判者。但是，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人来说，在当时的确被视为启蒙运动的一部分，那些19世纪早期在小工厂里重印其著作的人，也自动地把他与伏尔泰、霍尔巴赫（Holbach）和其他人一并视作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最近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把卢梭攻击成左翼“极权主义”的鼻祖，但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影响过近代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统。[6]他的典型追随者在本书所论时期及其之后，都是雅各宾派、杰斐逊主义者和马志尼这一类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他们信奉实行民主、民族主义，以及平等分配财产并设有某些福利制度的小型独立政权。在本书所论的时期里，一般人皆认为他是倡导平等、倡导自由，反对暴政和剥削（“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倡导民主，反对寡头政治；倡导未被富人和受过教育之人的世故圆滑污染的单纯“自然人”；倡导“情感”，反对冷酷的计算。

第二群人，也许最好被称为德意志哲学团体，他们要复杂得多。并且，由于其成员既无力推翻他们的社会，又无经济资源去进行一场工业革命，于是倾向于集中精力建造精心构筑的普遍思想体系。在德意志，古典自由主义者相当罕见。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这位大科学家的兄弟，是最为有名的一个。在德意志中层和上层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对进步的必然性信念和对科学以及经济进步好处的信念，与对开明家长制或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和上层阶级的责任意识相互结合，这种态度非常普遍，相当适合一个有着如此众多文官和受雇于政府的教授阶级。伟大的歌德，自己就是一个小邦的部长和枢密顾问官，他曾将他的看法做了极佳的阐明。[13]中产阶级的要求——经常在哲学上被形容为历史趋势的必然产物——由一个开明的政府加以执行，这些要求充分代表了德意志温和的自由主义。德意志诸邦在其最好的状态下，总是采取富有活力和效果的主动措施，来促进经济和教育的进步，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对德意志实业家并不是特别有好处的政策，但却也未曾因此削弱这种观点的吸引力。

但是，尽管我们能够把德意志中产阶级思想家（体谅到他们历史地位的特殊性）的务实世界观，与其他国家和他们持相反立场的那些人的世界观进行类比，我们并不肯定就能以这种方式解释整个德意志思想界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明显冷淡。自由主义的老生常谈（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牛顿、笛卡儿的分析等等），完全不适合大多数德意志思想家的胃口；明显吸引他们的是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对有机整体的广泛概括。在18世纪早期占支配地位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对法国文化的反感，有可能强化了德意志思想中的这种条顿主义。但这更可能是延续自上一个世纪的思想氛围，在那个世纪，德意志在经济上、思想上，以及某种程度的政治上，都处于优势地位。因为，从宗教改革到18世纪后期这一阶段的衰落，维持了德意志思想传统的古风，正像它一成不变地保存了德意志小城镇的16世纪旧貌一样。无论如何，德意志思想（不管是在哲学、科学还是艺术中）的基本氛围，显然不同于西欧18世纪的主要传统。[7]在18世纪的古典主义正走向其极限之时，这种古风赋予德意志思想某些优势，也有助于解释它在19世纪日渐重要的思想影响。

它最不朽的表现形式便是德意志古典哲学，即在1760—1830年之间，与德意志古典文学一同被创造出来并且密切相关的一整套思想（一定不可忘记，诗人歌德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诗人席勒不仅是一位历史学教授[8]，而且是哲学论著的杰出作者）。康德和黑格尔是其中最杰出的两位伟大人物。1830年以后，如我们在前面已谈到的那样，在古典的政治经济学（18世纪理性主义的思想之花）内部同时发生的瓦解过程，也在德意志哲学中出现了。它的产物便是“青年黑格尔派”，最后是马克思主义。

必须始终牢记，德意志古典哲学是一种彻底的资产阶级现象。它的所有主要人物（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都为法国大革命欢呼，并且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忠实于它（黑格尔迟至1806年耶纳会战时仍支持拿破仑）。启蒙运动是康德思想的框架，以及黑格尔思想的出发点。两人的哲学都充满了进步观念：康德的第一个伟大成就是提出了太阳系起源和发展的假说，而黑格尔的整个哲学就是进化（或者，用社会术语来说是历史性）和必然进步的哲学。因此，虽然黑格尔一开始就憎恶法国大革命的极“左”派别，并且最终成为彻底的保守派，但他一刻也未曾怀疑过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那场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并且，不像大多数后来的学院式哲学家那样，康德、费希特，特别是黑格尔，都曾研究了一些经济学（费希特研究了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康德和黑格尔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学理论），我们有理由相信，康德和年轻的黑格尔已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受过亚当·斯密影响之人。[14]

德意志哲学的资产阶级倾向在康德身上一方面相当明显，他终身都是一个自由主义左派——在他最后的著作（1795年）中，他高尚地呼吁，通过建立一个放弃战争的共和国世界邦联，来实现普遍的和平——但另一方面却又比在黑格尔身上来得模糊。由于康德僻居于偏远的普鲁士哥尼斯堡，独处在陈设简陋的教授住所中，以致在英国和法国思想界如此独特的社会内容，在康德的思想中却变为一种冷峻的（如果说是崇高的话）抽象，尤其是“意志”的道德抽象。[9]如同所有读者都曾痛楚体认过的那样，黑格尔的思想是够抽象的了。然而，至少在开始时，他的抽象是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达成妥协的企图；并且实际上，在他对人性的基本要素——劳动——的分析中，黑格尔以一种抽象的方式，使用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使用过的相同工具，并在无意间为马克思的学说提供了基础。（如同他在其1805—1806年的讲演中所说的那样，“人制造工具，因为他是有理性的，这是他意志的最初表现。”[15]）

但是，从一开始，德意志哲学就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这在黑格尔那里比在康德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首先，它是成熟缜密的理想主义哲学，否定古典传统的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其次，康德哲学的基本单位是个人（即使是在个人良心的形式上），而黑格尔的出发点则是集体（亦即共同体）。他明显地看到，在历史发展的影响下，集体正化解为个体。而且事实上，黑格尔著名的辩证法，这种通过永无止境地解决矛盾而实现进步（在任何领域）的理论，可能就是从个人和集体之间充满矛盾的这种深刻感受，而获得其最初的灵感。更进一步，由于德意志哲学家在全心全意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大举进占的领域中处于被边缘的地位，加上也许是他们完全无能参与这种进步，使得德意志思想家更容易了解其中的局限性和矛盾。这无疑是必然的，在带来巨大收获之时，不也就带来巨大的损失吗？它不是反过来又必须被取代吗？

因此，我们发现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奇怪地类似于卢梭进退两难的世界观；尽管，与卢梭不同，哲学家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把其矛盾包容于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在理论上缜密的体系之中［卢梭碰巧对康德产生一种巨大的情感影响。据说康德一生只有两次打破过他固定的在下午散步的习惯，一次是因为巴士底狱的陷落，一次是（持续了几天）因为读卢梭的《爱弥儿》］。在实践上，这些失意的哲学革命家面临着“顺从”现实的问题，黑格尔在经过数年犹豫之后，采取了把普鲁士政府理想化的形式。直到拿破仑垮台之后，像歌德一样，他对解放战争毫无兴趣，而对普鲁士依然是三心二意的。在理论上，注定会被历史毁灭的社会短暂性，也嵌入了他们的哲学之中。没有绝对的真理。历史过程的发展本身，便是经由矛盾的辩证法而发生，又通过辩证的方式而得到理解，至少19世纪30年代的“青年黑格尔派”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同在1830年以后，他们准备重新走上其前辈们或已抛弃、或（像歌德那样）从未选择的革命道路那样，他们也准备追随德意志古典哲学的逻辑，在这方面，他们甚至要超越其伟大导师黑格尔本人都想止步的地方（因为他有些不合逻辑地急于以对绝对理念的认知来结束历史）。但是，1830—1848年的革命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对中产阶级自由权力加以征服的问题。而从德意志古典哲学解体中涌现出的思想革命派，并非一个吉伦特派或一个哲学上的激进派，而是马克思。

就这样，在双元革命时期，既看到了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和其最详尽阐述的表现形式，也看到它们在其亲自建立或至少是广受欢迎的政权和社会的冲击下宣告瓦解。1830年标志着西欧主要的革命运动在后滑铁卢年代的静寂之后，重新复活，也代表了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危机的开始。它们将在这场危机中残存下来，虽然是以一种萎缩了的形式。在日后的阶段中，再没有任何一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着亚当·斯密或李嘉图那样的高深（当然不包括小穆勒，从19世纪40年代起，他就成了代表性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兼哲学家），也没有任何一位德意志古典哲学家会有康德和黑格尔的眼界和才能。1830年、1848年及以后的法国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与他们在1789—1794年的前辈比起来，只不过是侏儒而已。正因为如此，19世纪中叶的马志尼之辈，是无法和18世纪的卢梭们相提并论的。但是，这一伟大的传统（自文艺复兴以来思想运动的主流）并没有死去，它变成了自身的对立物。就其深度和方法而言，马克思是古典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继承人。但是，他希望成为其预言家和建筑师的那个社会，却与他们的社会大不相同。

[1] 伟大的霍布斯强烈地赞成——基于实用的目的——所有人在各个方面彻底平等，除了“科学”之外。

[2] 不应该认为“自我利益”就必定意味着反社会的利己主义。仁道而且关心社会的功利主义者认为，个人所追寻的最大满足包括，或者经过适当教育后可能包括“仁慈”，亦即帮助同伴的冲动。问题在于，这不是一种道德义务或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而是某种使个人幸福的东西。霍尔巴赫在他的《自然体系》第一卷第268页论述道：“利益只不过是我们每一个人认为自身幸福所必需的东西。”

[3] “劳动阶层欢迎的观点——采用机器常常是不利于他们的利益的——并非建立于偏见或错误的想法之上，而且与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原则相一致。”Principles，p 383.

[4] 孔多塞（1743—1794）的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开明人士的缩影，他因巴士底狱的陷落而将自己对有限选举权的信念转变为对民主的信念，尽管他仍强烈保护个人与少数。

[5] “社会主义”一词便是19世纪20年代创造出来的。

[6] 在将近40年的通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三次偶然地并且相当否定性地提到过卢梭。不过，附带地，他们倒是相当欣赏他预先为黑格尔所示范的辩证方法。

[7] 这种推论不适用于奥地利，它经历了一段非常不同的历史。奥地利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没有一点可值得一提的东西，尽管在艺术（尤其是音乐、建筑和戏剧）和某些应用科学方面，奥地利帝国是非常杰出的。

[8] 他的历史剧作——除《华伦斯坦》三部曲之外——含有如此多的诗意差错，以至于人们不会这样认为。

[9] 因此，卢卡奇（Lukacs）表明，亚当·斯密有关“看不见的手”的那种非常具象的悖论，在康德那里，则成了“非社会的社会性”这样一种纯粹的抽象。

第十四章
艺术

总是会有一种时髦的兴趣：对驾驶邮车的兴趣——对扮演哈姆雷特的兴趣——对哲学讲演的兴趣——对奇迹的兴趣——对淳朴的兴趣——对辉煌的兴趣——对阴郁的兴趣——对温柔的兴趣——对残忍的兴趣——对盗匪的兴趣——对幽灵的兴趣——对魔鬼的兴趣——对法国舞蹈演员和意大利歌手以及德意志络腮胡和悲剧的兴趣——对在11月份享受乡下生活和在伦敦过冬的兴趣——对做鞋的兴趣——对游览风景名胜的兴趣——对兴趣本身，或对论兴趣的随笔的兴趣……

——皮科克（T. L. Peacock），《险峻堂》（Melincourt，1816年）

与该国的财富相比，英国堪称著名的建筑物实在少得可怜……投入博物馆、绘画、宝石、古玩、宫殿、剧院或其他不可复制的东西的资金是那么少！外国旅游者和我们自己的期刊作者，都常常以作为大国主要基础的这一方面，当作我们不如别国的证据。

——莱恩（S. Laing），《一位旅行家对于法国、普鲁士、瑞士、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札记》，1842年[1]

1

对任何试图考察双元革命时期艺术发展概况的人来说，给他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其欣欣向荣的状况。一个包括了贝多芬和舒伯特（Schubert）、成熟和年老的歌德、年轻的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i）、威尔第（Verdi）和瓦格纳（Wagner）、莫扎特（Mozart）的最后日子，以及戈雅（Goya）、普希金（Pushkin，1799—1837）和巴尔扎克的一生或大半生的半个世纪，且不说一大批在任何其他人群中都会是巨人的那些人，这半个世纪堪与世界历史上相似时段的任何时期相媲美。这份非凡的业绩大部分要归功于各种艺术的复兴，这些艺术在实际上拥有它们的所有欧洲国家中，吸引了大批具有文化教养的公众。[1]

与其以一串长长的名录来烦扰读者，或许还不如随便挑选这整个时期的一些横断面，来说明这次文化复兴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1789—1801年间，对艺术创新饶有趣味的市民，可以欣赏到华兹华斯和柯勒津治的英文《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歌德、席勒、让·保罗（Jean Paul）和诺瓦利斯（Novalis）用德文创作的作品，同时，也可以聆听海顿（Haydn）的清唱剧《创世记》和歌剧《四季》，以及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和《第一弦乐四重奏》。在这些年中，大卫（J-L David）完成了他的《荷卡米耶夫人肖像画》，戈雅完成了他的《国王查理四世的家庭肖像》。在1824—1826年间，他们可能已读过几本司各特（Walter Scott）的英文小说、莱奥帕尔迪（Leopardi）的意大利文诗歌和曼佐尼（Manzoni）用意大利文创作的《婚约夫妇》（Promessi Sposi）、雨果（Victor Hugo）和维尼（Alfired de Vigny）的法文诗歌，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普希金以俄文写作的《欧根·奥涅金》（Eugene Onegin）的早期部分，以及新编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传说。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肖邦的第一部作品、韦伯（Weber）的《奥伯龙》、德拉克洛瓦（Delacroix）的绘画《希阿岛的屠杀》和康斯太布尔（Constable）的《干草车》，也出自这一时期。10年之后（1834—1836年），文学中产生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Inspector-General）和普希金的《黑桃皇后》（Oueen of Spades）；在法国产生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缪塞（Musset）、雨果、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维尼、拉马丁（Lamartine）、大仲马（Alexander Dumas the Elder）等人的作品；在德意志产生了毕希纳（Buechner）、格拉贝（Grabbe）、海涅等人的作品；在奥地利产生了格里尔帕泽（Grillprazer）和内斯特罗的作品；在丹麦产生了安徒生（Hans Anderson）的作品；在波兰有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的《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在芬兰有民族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的初版；在英国产生了勃朗宁（Browning）和华兹华斯的诗集。音乐界则提供了意大利的贝里尼（Bellini）和多尼采蒂（Donizetti）、波兰的肖邦、俄国的格林卡（Glinka）等人的作品。康斯太布尔在英格兰作画，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在德国作画。在1834—1836年的前后一两年中，我们可以读到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普拉滕（Platen）、艾兴多夫（Eichendorff）和莫里克（Morike）的诗歌、弗拉芒文（Flemish）和匈牙利文学的重要著作，以及法国、波兰和俄国主要作家的更多出版物；音乐方面则可听到舒曼（Schumann）的《大卫同盟舞曲》和柏辽兹（Berlioz）的《安魂曲》。

从这些信手拈来的例子中，有两件事显而易见。第一，艺术成就在这些国家中传播异常广泛。这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在19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和音乐突然形成一股世界潮流；美国文学虽然相形见绌，但随着库柏（Fenimore Cooper，1787—1851）、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和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出现，也展现了一股世界性力量。波兰和匈牙利的文学和音乐，以及北欧和巴尔干诸国的民歌、童话和史诗，也是如此。而且，在几种新创造的文学文化中，其成就不但立即显见而且美妙绝伦，例如普希金依然是俄罗斯第一流的诗人，密茨凯维奇是伟大的波兰诗人，裴多菲（Petofi，1823—1849）是匈牙利民族诗人。

第二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某些艺术和艺术风格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文学即是一个合适的例子，而文学中又以小说最为突出。历史上或许从不曾在短短半个世纪里集中出现过这么大一群不朽的小说家：法国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英国的简·奥斯汀、狄更斯、萨克雷（Thackeray）和勃朗特姐妹（the Brontes），俄国的果戈理、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Turgenev）（托尔斯泰的第一部作品于19世纪50年代问世）。音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例子。直到今日，一般音乐会的演奏曲目绝大部分仍依赖活跃于这个时期的作曲家——莫扎特和海顿（尽管他们实际上属于前一个时期）、贝多芬和舒伯特，还有门德尔松、舒曼、肖邦和李斯特。器乐的“古典”时期主要是德意志单独成就的，但歌剧的兴盛比其他任何音乐形式更广泛，而且或许更为成功：在意大利有罗西尼（Rossini）、多尼采蒂、贝里尼和年轻的威尔第，在德国有韦伯和年轻的瓦格纳（且不提莫扎特的最后两部歌剧），在俄国有格林卡，以及法国的几个较次要的人物。另一方面，视觉艺术的成绩却要稍微逊色一些，除了绘画之外。大家公认，在西班牙间歇出现的伟大艺术家中，此时期的戈雅堪居历来最杰出的画家之流。也许有人会认为，英国的绘画［由于透纳（J. M. W. Turner，1775—1851）和康斯太布尔的出现］在这个阶段达到其成就的顶峰，而且其独创性也稍高于18世纪，当然也因此比之前和此后更具国际影响力。也许会有人认为，此时期的法国绘画［由于大卫、杰里柯（J-L Gericault，1791—1824）、安格尔（J-D Ingres，1780—1867）、德拉克洛瓦、杜米埃（Honore Daumier，1808—1879）和年轻的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的出现］如同其历史上所曾有过的卓越绘画一样杰出。另一方面，意大利的绘画事实上已走到达几世纪之久的辉煌尽头，德意志的绘画则远远落后于德意志的文学或音乐的独特成就，或者其本身在16世纪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在所有国家里，雕塑的成就皆明显逊于18世纪。在建筑方面，尽管在德意志和俄国出现过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但情况也如雕塑一样。实际上，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建筑成就，无疑是工程师的杰作。

不管是哪个时期，那些决定各类艺术兴衰的因素仍然不很清楚，可是，毋庸置疑，在1789—1848年间，答案肯定要先从双元革命的影响中去寻找。假使要用一句容易令人误解的句子去概括这个时代艺术家和社会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法国大革命以自身为榜样鼓舞了他们，工业革命以其恐怖唤醒了他们，而因这两种革命而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改变了他们本身的生存状态和创作方式。

这个时期的艺术家直接受到公共事务的激励并卷入其中，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莫扎特为高度政治性的共济会仪式写了一部宣传性的歌剧（1790年的《魔笛》），贝多芬将《英雄交响曲》献给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拿破仑，歌德起码算得上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文职官员。狄更斯写了几部小说攻击社会弊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9年因革命活动几乎被判处死刑。瓦格纳和戈雅遭到政治流放，普希金因卷入十二月党人的活动而受到惩罚，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已成为社会觉醒的纪念碑。再也没有比把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描绘为“中立者”更不符合实情的事了。那些拘泥于洛可可式宫殿和闺房的高雅装饰家们，或专门为英国老爷们提供收藏品的供应商，他们所代表的艺术恰恰是走向衰微的那种：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记得弗拉戈纳尔（Fragonard）在大革命后还活了17年呢？甚至艺术中显然最不带政治色彩的音乐，也和政治紧密联系。历史上也许只有这个时期曾把歌剧写成政治宣言或用以激发革命。[2]

公共事务和各类艺术之间的联系，在民族意识和民族解放或统一运动正在发展的国家中尤为牢固（参见第七章）。在德意志、俄国、波兰、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以及其他地区，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或诞生，是与维护本国语言和本国人民在文化上的最高地位，以反对使用外国语言的世界性民族文化的主张相一致——事实上它经常是这种主张的最初表现形式——这种情形显然并非偶然。很自然，这样的民族主义在文学和音乐中能够找到其最明显的文化表达，这两种形式都是大众艺术，而且能够吸收一般人民强有力的创造性遗产——语言和民歌。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惯常依赖于固有统治阶级、宫廷和政府佣金的艺术类别——建筑和雕塑，其次是绘画——则较少反映这些民族化的复兴。[3]作为大众艺术而非宫廷艺术的意大利歌剧，空前繁荣；但同时，意大利的绘画和建筑则衰落了。当然我们不应忘记，这些新兴的民族文化仍然是局限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中上层阶级之中。或许除了意大利歌剧和可复制的书画刻印艺术，以及一些较短的诗歌或歌曲外，这个时期还没有什么重大的艺术成就是不识字的人或穷人所能接触到的，在大规模的民族或政治运动将他们转变为共同象征之前，欧洲大部分居民几乎肯定不知道这些艺术成就。当然，文学总是会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尽管主要仍限于正在形成中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为小说和长篇叙事诗提供了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市场（尤其在闲暇的女眷中间）。成功的作家难得享有比这段时期相对而言更大的财富：拜伦（Byron）因他的《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前3个诗章获得了2 600英镑。戏剧尽管在社会上受到较多的限制，但也拥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演奏乐就没那么幸运了，只有在英国和法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洲各国那样的文化饥渴国家是例外，在那些国家里，举办大型公开的音乐会已是相当普遍的情形（因此，几个欧洲大陆作曲家和演奏家将目光牢牢地盯住有利可图的英国市场，如果在其他方面并没什么差别的话）。在其他地方，这个领域依然是由宫廷乐师、少数地方贵族维持的赞助性音乐会，或被私人和业余爱好者的演出所占据。当然，绘画注定是属于私人买主的，在为出售或私人买主举办的公开展览会上做过最初展示之后，画作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尽管举行这样的公开展览会已成惯例。在这段时期，为公众建立的或开放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例如，卢浮宫和建于1826年的大英博物馆），所展示的都是过去的艺术品，而不是当代的艺术品。另一方面，蚀刻画、版画、平版画，则由于价格低廉和见诸报端而无处不在。当然，建筑主要仍是为私人或公家委托而效力（除一定数量的投机性住宅建筑以外）。

2

但是，即使是社会上极少数人的艺术，仍会发出震撼全人类的惊雷巨响。本书所论时期的文学和各类艺术便是如此，其表现结果就是“浪漫主义”。作为艺术的一种风格、一种流派和一个时代，再没有比“浪漫主义”更难用形式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定义甚至描述的了，甚至连“浪漫主义”立誓反叛的“古典主义”，也没有这么难以定义和描述。就连浪漫主义者本身也几乎帮不了我们什么忙，因为尽管他们对其所遵循之事物的描述是确定无疑的，但却常常缺乏合理内容。对雨果来说，浪漫主义“就是要依自然之所为，与自然的创造物相融合，而同时又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搅和在一起：不要把影与光、奇异风格与宏伟壮丽——换言之，躯体与灵魂、肉体上的与精神上的东西——混淆在一起。”[2]对诺迪埃（Charles Nodier）而言，“厌倦了普通情感的人类心灵的最后依托，就是被称为浪漫主义风格的东西——奇妙的诗歌，它相当合乎社会的道德条件，合乎沉湎于渴求轰动性事件而不惜任何代价的那几代人的需要……”[3]诺瓦利斯认为，浪漫主义意味着赋予“习以为常的东西以更高深的意义，为有限的东西添上无限的面貌”。[4]黑格尔认为：“浪漫主义艺术的本质在于艺术客体是自由的、具体的，而精神观念在于同一本体之中——所有这一切主要在于内省，而不是向外界揭示什么。”[5]我们无法指望从这样的说明中得到多少启发，因为浪漫主义者喜欢朦胧不清和闪烁其词，偏好漫无边际的解释，而厌恶清晰的阐述。

当分类学者试图确定浪漫主义的年代时，会发现它的起始和终结都令人难以捉摸；而当试图为它下定义时，其标准又变成无形的泛论。然而，尽管它使分类者大惑不解，但却没有任何人会认真地怀疑浪漫主义的存在，以及我们分辨它的能力。从狭义上说，作为富有自我意识和战斗性倾向的浪漫主义，出现于1800年左右（法国大革命晚期）的英国、法国和德意志，以及滑铁卢战役后的欧洲和北美广大地区。在双元革命之前，其前导（又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主）有卢梭的“前浪漫主义”和德意志青年诗人的“狂飙运动”（storm and stress）。或许在1830—1848年这段革命时期，它在欧洲流行得最为广泛。从广义上讲，浪漫主义支配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几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像贝多芬这样的作曲家、戈雅这样的画家、歌德这样的诗人和巴尔扎克这样的小说家，他们身上的“浪漫主义”成分，是他们之所以伟大的决定性要素，就像海顿或莫扎特、弗拉戈纳尔（Fragonard）或雷诺兹（Reynolds）、克劳狄乌斯（Mathias Claudius）或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伟大之处不在此一样（他们都活到本书所论时代）；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人能被认为是完全的“浪漫主义者”或想要把自己说成是“浪漫主义者”。[4]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带有浪漫主义特征的艺术和艺术家取向，往往变成19世纪中产阶级社会的标准取向，而且直至今日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然而，尽管人们根本不清楚浪漫主义赞成什么，但它反对什么却是相当明白的，那就是中间派。无论其内容如何，浪漫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信条。人们可以在极左翼发现狭义的浪漫主义艺术家或思想家，像诗人雪莱（Shelley）；在极右翼有夏多布里昂和诺瓦利斯；从左翼跳到右翼的有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众多法国大革命的失望拥护者；而雨果则是从保皇主义跳到极“左”立场的代表。但几乎不可能在理性主义核心的温和派或辉格——自由党人当中，即事实上的“古典主义”堡垒中，找到浪漫主义者。老托利党人华兹华斯说：“我对辉格党人毫不敬重，但在我的心目中，宪章主义者占有很大分量。”[6]将浪漫主义称为反资产阶级的宣言是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在这个年轻阶层身上那种依然炽烈的革命和征服特质，强烈地吸引着浪漫主义者。拿破仑像撒旦、莎士比亚、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和其他逾越日常生活规范的人一样，成为浪漫人士神话般的英雄之一。资本主义积累中的恶魔般特质，对更多财富的无限度、无休止的追求，超出了理性或目的的估算，超出需求或奢侈的极限，这些东西就像鬼魂附体般萦绕在他们心中。浪漫主义最典型的一些主人翁，如浮士德和唐璜，与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商业冒险家，都有这种无法满足的贪婪。然而，浪漫主义特质仍旧是次要的，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也是如此。卢梭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些附属物，但他只有在革命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期，即罗伯斯庇尔时期，才对革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基本外表仍是罗马式的、理性主义的、新古典主义的。大卫是这个时期的代表画家，理性是这个时期的最高主宰。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浪漫主义归类成一场反资产阶级运动。事实上，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数十年前的前浪漫主义，其典型口号有许多是用来赞美中产阶级，赞美他们真实和淳朴的感情——且不说是多愁善感——已成为腐败社会冥顽不化的鲜明对照；称颂他们对自然的自发依赖，相信这注定会把宫廷的诡计和教权主义扫荡到一边。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取得事实上的胜利之后，毫无疑问，浪漫主义便会成为其本质上的敌人。

浪漫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情绪激昂、神迷意乱，但又意味深长的反感，无疑可归因于下列两类人的既得利益，他们是失去社会地位的年轻人和职业艺术家，也是浪漫主义突击队的主要成员。从来没有一个像浪漫主义这般属于年轻艺术家的时代，不管是活着的或死去的年轻艺术家：《抒情歌谣集》（1798年）是二十几岁年轻人的作品；拜伦在24岁一举成名，在这个年龄，雪莱也赢得盛名，而济慈（Keats）差不多已进了坟墓。雨果在其20岁时开始他的诗歌生涯，而缪塞在23岁时已经名声大噪。舒伯特在18岁写了《魔王》（Erlkoenig），而在31岁就去世了；德拉克洛瓦25岁画了《希阿岛的屠杀》；裴多菲21岁出版了他的《诗集》。在浪漫主义者中，30岁还未赢得名声或未创出杰作的人非常少见。青年们，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是他们的天然温床。就是在这个时期，巴黎的拉丁区自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只是索邦神学院（the Sorbonne）的所在地，而且成为一个文化的（和政治的）概念。一个在理论上向天才敞开大门，而实际上又极不公正地被没有灵魂的官僚和大腹便便的市侩所控制的世界，这种强烈的反差向苍天发出呼号。牢房的阴影——婚姻、体面的经历、对平庸的迷恋——笼罩着他们，夜枭以其酷似长者的外貌预言（反而却往往十分准确）他们不可避免的判决，就像霍夫曼（E. T. A. Hoffmann）作品《金罐》（Goldener Topf）中的教务主任赫尔勃兰特，他以“狡黠而神秘的微笑”做出如下的惊人预言：富有诗才的学生安塞姆将成为宫廷枢密院成员。拜伦的头脑足够清醒地预见到，只有早逝才可能使他免受“体面的”老年之苦，施莱格尔（A. W. Schlegel）证明他是正确的。当然，在年轻人对其长辈的这种反叛中，没有什么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种反叛本身就是双元革命社会的反映。然而，这种异化的特定历史形式，当然在很多地方歪曲了浪漫主义。

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艺术家的异化也是如此，他们以将自己变成“天才”来加以回应，这是浪漫主义时代最典型的创新之一。在艺术家社会功能清楚的地方，他与社会的关系是直接的，他该说什么和怎样说，这类问题已由传统、道德、理性或一些公认的标准做了回答，一个艺术家或许是一位天才人物，但他很难像天才人物那样行事。只有极少数人，如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卡拉瓦乔（Caravaggio）或罗萨（Salvator Rosa）这类19世纪天才的前辈，才能从前革命时期那批标准的职业匠人和表演家中脱颖而出，后者如巴赫（Bach）、亨德尔（Handel）、海顿、莫扎特、弗拉戈纳尔和庚斯博罗（Gainsborough）。在双元革命之后仍保有诸如旧社会地位之类事物的地方，艺术家仍旧是非天才人物，尽管他非常可能拥有天才的虚名。建筑师和工程师按特定式样建造有明显用途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强制引入了被清楚理解的形式。值得玩味的是，从1790—1848年这段时期，绝大多数独具特色的建筑物或实际上所有著名的建筑物，都是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如玛德琳教堂、大英博物馆、圣彼得堡的圣以撒大教堂、纳什（Nash）重建的伦敦和辛克尔（Schinkel）设计的柏林，否则便是像那个技术精巧时代的奇妙桥梁、运河、铁路建筑物、工厂和温室那样，都是功能性的。

然而，与艺术家风格大相径庭的是，那个时代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所表现的是内行，而不是天才。而且，在诸如意大利歌剧或（处在较高社会水准上）英国小说这类真正的大众艺术形式中，作曲家和作家仍以艺人的心态工作着，他们认为票房至上是艺术的自然条件，而不是创作的破坏者。罗西尼对写出一部非商业性歌剧的期待，远比不上狄更斯对发表一部非连载小说的期待，或现代音乐工作者对创作出一首原创性词曲的期待。（这可能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个时期的意大利歌剧虽然对血腥、雷鸣和“动人”场面有着自然而庸俗的爱好，但却谈不上是浪漫主义。）

真正的问题是，艺术家脱离了公认的功能、主顾或公众，而听任商人将其灵魂当作商品，投到一个盲目的市场，任由人们挑选；或者在一个即使是法国大革命也无法确立其人类尊严，一般说来在经济上也站不住脚的赞助制度范围内工作。因此，当艺术家孤立无援，面对黑夜呐喊之时，可能甚至连一个回声也听不到。理所当然的，艺术家应当将自己转变成天才，创造仅仅属于他的东西，无视这世界的存在，并违背公众的意愿。公众唯一具有的权利是依照艺术家设定的条件接受或完全不接受，在最好的情况下，艺术家可期待被精选出的少数人或一些尚不清楚的后人所理解，就像司汤达；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只能写着无法上演的剧本，如格拉贝，甚至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或为不存在的庞大管弦乐队作曲，像柏辽兹；要不就只有发疯一途，如荷尔德林、格拉贝、纳瓦尔（de Nerval）以及其他几个人。事实上，遭到误解的天才有时可从惯于摆阔的王公手中，或急于附庸风雅的富有资产阶级那里，获取丰厚酬劳。李斯特（1811—1886）在众所周知的浪漫阁楼中，从未挨过饿。几乎没有人能像瓦格纳那样成功地实现其狂妄自大的幻想。然而，在1789—1848年两次革命之间，王公们往往对非歌剧艺术抱有怀疑态度，[5]而资产阶级则忙于积累而不是消费。因此，天才们不仅普遍遭到误解而且还很贫困。所以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革命者。

青年人和遭到误解的“天才”，总是带有浪漫主义式的反感，反对市侩，反对充满诱惑和叫人吃惊的资产阶级时尚，反对半上流社会（demi-monde）和放荡不羁者（bohème）（这两个词在浪漫主义时期均获得其现在的内涵）的私通，反对体面人物的惯例和标准审查制度。但这仅仅是浪漫主义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普拉茨（Mario Praz）那部情欲极端主义的百科全书，并不是“浪漫主义的情感突发”[7]，就像伊丽莎白时代象征主义对颅骨和灵魂的讨论，不是针对《哈姆雷特》一样。

在浪漫主义的年轻人（甚至年轻妇女——这是欧洲大陆女艺术家凭自己的本事以一定数量出现的第一个时期）和艺术家对性欲的不满足背后，有着对双元革命所产生的那种社会更普遍的不满。[6]

精确的社会分析从来不是浪漫主义者之所长，实际上，他们并不相信18世纪自负的机械唯物主义（以牛顿以及布莱克和歌德这两位令人生畏的家伙为代表），他们正确地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借以建立的主要工具之一。因而，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合情合理的批判，尽管类似这种批判的某种东西，裹着“自然哲学”的神秘外衣，漫步于形而上学翻腾的乌云之中，在广义的“浪漫主义”框架内发展，并对黑格尔哲学有所贡献。类似的东西在法国早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中，也曾以接近于偏执甚至疯狂的不切实际得到发展。早期的圣西门派（尽管并非他们的领袖），尤其是傅立叶，几乎只能被说成是浪漫主义者。在这些浪漫主义的批判当中，效果最持久的是人的“异化”概念，这种观念将在马克思那里发挥关键性作用，并暗示一个完美的未来社会。然而，对资本主义社会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批判，并非来自全然而且先验弃绝它（以及与之相连的17世纪古典科学和理性主义的传统）的那些人，而是来自将其古典思想传统推向反对资产阶级结论的那些人。欧文的社会主义当中毫无浪漫主义成分，完全是18世纪理性主义的那些东西，以及各门学科当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政治经济学。圣西门本人最好被视为是“启蒙运动”的延伸。饶有趣味的是，接受德意志（即初期的浪漫主义）传统熏陶的青年马克思，是在结合了法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学说和全然非浪漫主义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后，才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而作为其成熟思想核心的，正是政治经济学。

3

忽视理性毫无所知的心灵因素，绝不是明智之举。如同局限于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限定范围内的思想家那般，诗人虽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但他们不仅看得更深刻，而且有时看得更清楚。很少有人比18世纪90年代的布莱克，更早看到由机器和工厂所引起的社会大震荡，然而他所据以判断的依据，除了伦敦使用蒸汽机的工厂和砖窑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东西。除了几个例外，有关都市化问题的最佳论述，几乎都来自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他们那些看似非常不切实际的观察，已被巴黎实际的都市演进所证明。[8]比起勤勉的统计学家兼编纂家麦克库洛赫，卡莱尔对1840年英国的了解更模糊却更深刻；如果小穆勒比其他功利主义者更好的话，那是因为一场个人危机使他成为唯一一个知道德意志和浪漫主义者的功利主义者，知道歌德和柯勒律治等人的社会批判价值。浪漫主义对世界的批判尽管含混不清，但并非微不足道。

浪漫主义渴望过去那种人与自然的合一。而资产阶级世界却是一个极尽精明算计的自私社会。

它无情地斩断了使人们隶属于“自然首长”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呼声，但也代表了整个浪漫主义。这样一个世界或许能使人富足或舒适——尽管事实已很明显，它也使其他人，大多数人，处于挨饿和悲惨境地——但却也使人们的灵魂赤裸而孤独。它使人们像个“疏离”者无家可归地迷失在天地万物之中。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诗人认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只有那些质朴宜人的前工业小镇所拥有的那种简朴的劳动生活，才能拯救这些孤独的灵魂，这些前工业小镇星罗棋布地点缀在幻想般的田园风光之中，因他们那种淋漓尽致的描写而实在令人无法抗拒。小镇的年轻人必定出走，依照定义无休止地追逐“忧郁之花”，或是思念着家乡，吟唱着艾兴多夫（Eichendorff）的抒情诗或舒伯特的歌曲，永久地漫游。流浪者之歌是他们的标志，思乡病是他们的伴侣。诺瓦利斯（Novalis）甚至用这样的词语为哲学下定义。[9]

世人对这种已经失去和谐的渴望，因下面三个源泉而告缓解：中世纪、初民（primitive man，或相类似的东西、异国情调或“民俗”）和法国大革命。

第一个来源吸引的主要是反动的浪漫主义。封建时代稳固的阶级社会，是由时代缓慢构成的有机产物。在纹章家徽的装饰下，在神话森林的笼罩下，在不容怀疑的基督教天国的覆盖下，它是保守的资产社会反对派显而易见的失乐园。这些人对虔敬、忠诚和较低阶级中最低限度的识字能力的兴趣，因法国大革命而增加了。除了局部的更动，这就是柏克在其《法国大革命随想录》（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1790）中用以反对理性主义的巴士底狱攻击者的理想。但是，它却在德意志找到了其经典表述，一个在这个时期获得了与特有的中世纪梦想相去不远的某些东西的国家，或许是因为盛行于莱茵河城堡和黑森林屋檐下的惬意与井然，比起更名副其实的中世纪诸国的污秽和残酷，更容易使其自身理想化。[7]无论如何，中世纪遗风是德意志浪漫主义当中最具分量的组成部分，并且以浪漫主义的歌剧或芭蕾舞剧（韦伯的《自由射手》或《吉赛尔》）、格林（Grimn）童话、历史理论，或以诸如柯勒津治、卡莱尔等受德意志鼓舞之作家的著作形式，从德意志向外传播。然而，中世纪遗风以更普遍的形式，即哥特式建筑的复兴，成为各地保守派，尤其是宗教反资产阶级派的象征。夏多布里昂在其《基督教的真谛》（Genie du Christianisme，1802）一书中以宣扬哥特风格来反对革命；英国国教会的拥护者偏爱哥特风格，反对理性主义者和非国教徒，因为后者的建筑物仍是古典风格；建筑学家普金（Pugin）和19世纪30年代极端反动的“牛津运动”，就是十足的哥特风格派。同时从雾霭茫茫的苏格兰偏僻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能凝结出如奥西恩（Ossian）诗篇般的古代梦想——保守的司各特也在其历史小说中，为欧洲提供了另一类中世纪图景。其小说中的最佳作品，其实涉及相当近的几个历史时期，这一事实被许多人忽略了。

1815年以后，反动政府试图把这种占优势的中世纪遗风，转变为对专制主义的蹩脚辩护；除保守的中世纪遗风之外，左翼的中世纪遗风是无关紧要的。在英格兰，它主要是作为人民激进运动的一种潮流而存在，这种潮流倾向于将宗教改革之前的那个时期，看成是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并将宗教改革看成是走向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在法国，它却重要得多，因为在那里，它的重心不在封建统治集团和天主教阶层，而是在永恒不朽的、受苦受难的、骚动不安的、富有创造性的人民中：法兰西民族总是不断重申其特征和使命。诗人和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是尊奉中世纪传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中最伟大的一个；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就是这种先入之见的最著名产物。

与中世纪遗风密切相关的——尤其是通过它对神秘的宗教虔信传统的关注——是追寻东方非理性智慧中所蕴含的那种更古老、更深奥的神秘源泉，如浪漫而又保守的忽必烈王朝或婆罗门王国。公认的梵文发现者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是一位正直的辉格派激进分子，他像一位开明士绅应当做的那样，为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欢呼；但大多数研究东方的业余爱好者和模拟波斯诗歌的作者——现代东方主义大部分源自他们的热情——则具有反雅各宾的倾向。颇为特别的是，他们的精神目标是婆罗门教的印度，而不是已吸引18世纪启蒙运动对异国情调的想象以及非宗教而理性的中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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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已经远去的初民和谐的梦想，有着更加悠久、更加复杂的历史。无论其形式是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男耕女织”、尚未被诺曼人征服奴役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时代，还是暴露了腐败社会瑕疵的高尚野蛮，它始终是势不可挡的革命梦想。因此，除了纯粹作为逃避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如戈蒂耶，以及19世纪30年代于西班牙一次旅游中发现了高尚野蛮人的梅里美（Mérimée）的异国情调］，或因历史连续性使原始的某些东西成为保守主义榜样的地方以外，浪漫主义的尚古之风使它更容易与左翼的反叛相契合。这就是值得注意的“乡民”（the folk）说。风格各异的浪漫主义者，都接受“乡民”是指前工业化时期的农民或工匠，他们是纯洁美德的榜样。重返那种淳朴和美德，是华兹华斯撰写《抒情歌谣集》的目标。作品能被吸收到民歌和童话大全中，是许多条顿诗人和作曲家的志向（已有几位艺术家成功）。搜集民歌、出版古代史诗、编纂现存语言词典的广泛运动，也与浪漫主义密切相关，“民俗学”（Folklore）一词就是这个时期的创造物（1846年）。司各特的《苏格兰边区游吟诗人集》（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1803）、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Arnim and Brentano）的《青年的神奇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1806）、格林的《童话集》（Fairy Tales，1812）、穆尔（Moore）的《爱尔兰歌曲集》（Irish Melodies，1807—1834）、多布罗夫斯基（Dobrovsky）的《波希米亚语言史》（History of the Bohemian Language，1818）、卡拉季奇（Vuk Karajic）的塞尔维亚语词典（1818）和塞尔维亚民歌集（1823—1833）、瑞典泰格奈尔（Tegnér）的《福瑞特约夫的传说》（Frithjofssaga，1825）、芬兰兰罗特（Lönnrot）的《卡勒瓦拉》（Kaleuala，1835）、格林的《德国神话》（German Mythology，1835）、阿斯布约恩森（Asbjörnson）和穆艾（Moe）的《挪威民间故事集》（Norwegian Folk Tales，1842—1871），这么多的不朽巨著都是这一运动的成就。

“乡民”可能会是一个革命的概念，尤其在即将发现或重申其民族特性的被压迫民族当中，特别是那些缺少一个本土中产阶级或贵族阶级的民族中间。在那些地区，第一部词典、第一部语法书或第一部民歌集，都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都可算是第一部独立宣言。另一方面，对那些由民间淳朴美德所打造出的满足、无知而且虔诚的百姓，对那些信赖教皇、国王或沙皇智慧的人来说，国内的尚古崇拜，为他们提供一种保守的解释。[8]“乡民”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每天正在摧毁的天真、神话和悠久传统的结合。资本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是国王、乡绅和农民的敌人，为反对这些敌人，他们必须维持神圣同盟。

素朴的初民存在于每个乡村，但在原始共产社会的黄金年代假想中，它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概念，并表现在海外那些自由高贵的野蛮人身上，尤其是红种印第安人。从将自由社会人视为理想的卢梭到各类社会主义者，原始社会始终是一种乌托邦的模式。马克思的历史三阶段划分法——原始共产社会、阶级社会、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回应了这个传统，尽管已加以改造。原始风格的理想并非特别浪漫主义的。事实上，它的某些最热情的倡导者，就存在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传统之中。浪漫主义的探索将其探险者带入阿拉伯和北非的大沙漠，置身德拉克洛瓦和弗罗芒坦（Fromentin）的武士和宫女之中，与拜伦一起穿越地中海世界，或与莱蒙托夫（Lermontov）一起到高加索——在那里，化身哥萨克人的自然人在峡谷和瀑布之中，与化身为部落民的自然人作战——而不是将他们带至塔希提（Tahiti）淳朴、充满性爱的乌托邦社会。但浪漫主义也将其探险者带到美洲，该地的原始人进行着注定失败的战斗，这种形势使他们更接近浪漫主义者的心绪。奥匈帝国的莱瑙（Lenau），在其印第安诗篇中对红种人的被驱赶大声抗议；如果这个莫希干人（Mohican）不是他部落的最后一人，他能在欧洲文化中成为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标志吗？高尚野蛮人对美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力自然比欧洲重要得多——梅尔维尔的《白鲸》（Moby Dick，1851）是他最伟大的不朽著作——但库珀以其《皮袜子故事集》（Leatherstocking）倾倒了旧世界，而保守派夏多勃里昂的纳奇兹印第安人（Natchez），却从来没有做到这点。

中世纪、乡民和高尚野蛮人都沉湎于过去的理想。只有经过革命，“民族的春天”才能指向未来，而即便是最严肃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也会发现，为没有先例的东西寻求先例是令人鼓舞的。在浪漫主义第二代之前，要为没有先例的东西寻找先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第二代浪漫主义产生了一批批年轻人，对他们来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是历史事实而不是他们自传中痛苦的一章。1789年几乎已受到每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喝彩，尽管有些人能在革命、恐怖、资产阶级腐败和帝国的整个时期当中，一直保持他们的热情，但他们的梦想已不是一个教人畅快或容易传播的梦想了。甚至在英国，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Southey）、坎贝尔（Campbell）和黑兹利特（Hazlitt）等第一代浪漫主义者全都是雅各宾派，到1805年时，他们的幻想已经破灭，新保守主义已占优势。在法国和德意志，“浪漫主义者”一词可说是18世纪90年代后期保守的反资产阶级分子（往往是幻想破灭的前左翼分子）所创造出来的反革命口号，这可以说明何以在这些国家当中，许多按现代标准应被看作明显的浪漫主义者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传统上却被排除在这个类别之外。然而，到拿破仑战争的后几年，新一代的年轻人开始成长，对他们来说，经过岁月的洗涤，他们眼中只看得到大革命的伟大解放之光，其过火行动和腐败灰烬都已从视线中消失了；而在拿破仑遭流放后，甚至像他那种冷漠无情的人物，也都成为半神话的长生鸟和解放者。随着欧洲年复一年向前推进，它越来越陷入反动、审查制度和平庸而毫无特色的低洼旷野，以及贫穷、不幸和压迫的死亡沼泽之中，然而解放革命的印象却愈来愈光辉灿烂。

因此，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者——拜伦、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同路人济慈，特别是雪莱那一代人——是最早将浪漫主义和积极革命原则相结合的人。第一代浪漫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绝望，已被本国资本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明显恐怖冲淡不少。在欧洲大陆，浪漫主义艺术和革命的结合，在19世纪20年代已初见端倪，但要到法国1830年革命之后才充分发挥作用。同样真实的是，也许所谓的革命浪漫幻象和革命者的浪漫风格，已由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Liberty on the Barricades，1831）做了最贴切的表达。在这幅画中，蓄着胡须和戴着高顶黑色大礼帽的乖戾年轻人、穿着敞胸衬衫的工人们、发丝在帽下飘拂的人民权利捍卫者，在三色旗和弗里几亚呢帽的包围中，再现了1793年的革命——不是1789年的温和革命，而是共和二年的革命盛况——将它的战场设在欧洲大陆的每个城市中。

大家公认，浪漫主义革命者并不是全新的产物。它的直系前辈和开路先锋，是意大利风格的共济会革命秘密社团——烧炭党人和支持希腊独立的成员，这些人直接受到在世的老雅各宾派成员或像布纳罗蒂这样的巴贝夫主义者的鼓动。这是复辟时期典型的革命斗争，所有身着近卫团或轻骑兵制服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把歌剧、社交聚会、与公爵夫人的幽会或高度仪式化的社团集会暂时搁在一边，而去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或使自己成为战斗中的民族领袖，事实上这就是拜伦的模式。可是，这种革命方式不仅更加直接地受到18世纪思维方式的启发，而且一般说来或许比后者更加排外，它仍然缺乏1830—1848年浪漫主义革命幻象的关键因素：街垒、民众、新兴而且铤而走险的无产者。杜米埃的石版画《特朗斯诺奈大街的屠杀》（Massacre in the Rue Transnonain，1834），以那位被屠杀的难以名状的劳动者的形象，为浪漫主义画廊增添了这些因素。

浪漫主义与一场更新且更激进的法国革命幻象结合的最显著后果，是1830—1848年间政治艺术的压倒性胜利。几乎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即使最不具“意识形态”的艺术家，也都普遍隶属某个党派，并将为政治服务当作他们的首要责任。雨果《欧那尼》（Hernani，1830）一剧的序言，是一篇极具反叛性的宣言，他在其中高呼：“浪漫主义是文学中的自由主义。”[11]诗人缪塞（1810—1857）的天才——就像作曲家肖邦和奥匈帝国的内省诗人莱瑙的天赋一样——表达的是个人而不是公众的声音，他写道：“作家有一种在序言中谈论未来，谈论社会进步、人性和文明的偏好。”[12]有些艺术家甚至变成政治人物，而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那些受到民族解放激荡的国家之中。那些国家的所有艺术家都很容易被奉为民族先知或象征：音乐家中的肖邦、李斯特，甚至意大利年轻的威尔第；在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诗人中分别有密茨凯维奇、裴多菲和曼佐尼。画家杜米埃的主要工作是政治漫画，性情暴躁的神童毕希纳是积极的革命者，海涅是极左派中态度暧昧但具影响力的代言人，他是马克思私交甚笃的朋友。[9]文学和新闻的携手，在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最为明显。在别的时代，像法国的拉梅内或米什莱，英国的卡莱尔或罗斯金（Ruskin）之类的人物，可能被视为一位对公共事务具有看法的诗人或小说家；但在这个时代，他们却成为具有诗人灵感的政治家、预言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就此而言，随着马克思的青年才智一起迸发出来的诗人文采，不论在哲学家或经济学家当中都是极少见的。甚至温文尔雅的丁尼生（Tennyson）和其剑桥大学的朋友们，也对奔赴西班牙支援自由派反对教权主义的国际纵队，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在这个时期发展成形而且占优势的独特美学理论，认可了艺术和承担社会义务的一体性。一方面是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另一方面是19世纪40年代才华横溢的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甚至发展出日后成为马克思运动准则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聚合在诸如“社会写实主义”[13]等名称之下，这个崇高而又不可抗拒的成功理想，既来源于雅各宾主义的严肃美德，也来源于浪漫主义对精神力量的信念，是这种信念使雪莱将诗人形容成“未被承认的世界立法者”。“为艺术而艺术”尽管已经由保守主义者或艺术上的半吊子明确阐述过，但仍无法与为人类而艺术、为民族而艺术或为无产者而艺术的立场相抗衡。直到1848年的革命摧毁了伟大的人类再生的浪漫希望，独立的唯美主义才得以盛行。像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福楼拜（Flaubert）这样的19世纪40年代人物的发展，正可以说明这种政治上和美学上的转变，福楼拜的《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仍然是这方面最好的文字记录。只有在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中，没出现过1848年的幻灭（那仅仅是因为它未发生过1848年革命），艺术一如既往地承担着社会义务，或像以前一样专注于社会事务。

5

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中，浪漫主义都是双元革命时期最典型的时尚，但绝非唯一的时尚。事实上，由于它既不能统领贵族文化，又无法涵括中产阶级文化，更不用说劳动贫民的文化了，因而它在实际数量上的重要性是相当小的。依靠富有阶级赞助或有力支持的艺术门类，其所能容忍的浪漫主义是那种意识形态特征最不明显的形式，比如音乐。而建立在需要贫民支持之上的艺术门类，则几乎都对浪漫派艺术家提不起很大的兴趣，尽管事实上贫民阶层的娱乐形式——廉价的惊险小说、单面印刷品、马戏演出、即兴表演、流动剧团以及诸如此类的艺术形式——已成为浪漫派的灵感泉源；反之，通俗表演者也从浪漫派的仓库里借来适当的道具，以充实自己激发情感的看家本领——场景转换、精灵神话、杀人犯的临终遗言、强盗等等。

贵族社会固有的生活和艺术风格植根于18世纪，然而新贵的加入使它们在极大的程度上世俗化了，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丑陋不堪以及矫揉造作为特征的拿破仑帝国时期的风格，以及英国摄政王时期的风格。将18世纪和后拿破仑时期的制服式样进行对比，会使这一点一目了然，这种艺术形式最能直接体现负责设计的军官和绅士阶层的品位。大不列颠战无不胜的霸权地位，使得英国贵族成为超越国界的贵族文化典范，或更贴切的非文化典范；因为那些胡子刮得精光、冷漠无情、容光焕发的“纨绔子弟”的兴趣通常是跑马、玩狗、职业拳击、娱乐嬉戏、绅士派头的放荡不羁以及关注自身。这种英雄般的极端主义甚至唤起了浪漫派的激情，因为他们也幻想赶上这种时髦，不过它主要激起的还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年轻小姐的热情，使她们沉湎于梦想之中（正如戈蒂耶所描述的）：

在她的梦想之中，爱德华爵士是个仪表堂堂的英国男人。这个英国人刚刚刮过胡子，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精心修饰，身上一尘不染，戴着一条相当考究的白色领带，穿着防水服和雨衣，迎着黎明的第一缕阳光。这样的他难道不是文明的顶峰吗？……我将拥有英格兰的银器，她想道，还有韦奇伍德的陶瓷。整幢房子都铺上地毯，还有假发扑粉的男仆，我将坐在丈夫身旁，驾着四乘马车穿越海德公园兜风……驯服的梅花鹿在我们乡间别墅的绿草坪上嬉戏，也许还有几个金发碧眼的孩子。孩子们坐在大四轮马车前面的座位上，看上去舒服极了，旁边还跟着一只纯种的查理国王长毛犬……[14]

这也许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景象，但不具浪漫主义色彩，倒有点像国王或皇帝陛下们驾临歌剧院或舞会，虽然满身珠光宝气，但仍一派出身高贵、举止得体、姿态优雅的样子。

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文化不再是浪漫主义的。它的基调是节制与朴素。只有在大金融家和投机商或第一代工业大亨之中，19世纪后半期盛极一时的仿巴洛克风格才开始得以出现，因为他们从未或不再需要将大量的利润重新投入到买卖当中；而且仿巴洛克风格只出现在少数几个旧君王或贵族阶级不再完全主宰“社会”的国家里。罗斯柴尔德家族本身就是金融大王，已经显示出如王侯般的显赫。[15]然而，普通的资产阶级就不是这样。在英国、美国、德意志以及新教派的法国，清教主义、福音派新教或天主教的虔敬主义，鼓励着节制、俭朴、适度的禁欲主义以及无与伦比的道德自我满足；18世纪的启蒙思想和共济会纲领的道德传统，促进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及反宗教的进程。除了追求利益和有条不紊，中产阶级过着压抑情感和故意限制范围的生活。欧洲大陆的中产阶级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根本不做买卖，而是在政府部门供职，有的做官，当教师、教授，有的担任牧师，他们甚至缺少资本积累的扩张领域；地方上省吃俭用的资产阶级也是如此，他们知道他们所能达到的极限只不过是一座小城镇的财富，以他那个时代的实际财富和权力标准来衡量，这笔财富不会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是“非浪漫主义的”，其生活方式主要仍受18世纪流行时尚的影响。

这一点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家庭毕竟是中产阶级文化的中心。后拿破仑时代资产阶级的房屋以及街道建筑风格，直接源于并往往直接沿袭18世纪的古典主义或洛可可风格。在英国，乔治时代晚期的建筑一直保留至19世纪40年代。在其他国家，建筑风格的突破（主要是来自对“文艺复兴”灾难性的重新发掘）来得更晚些。内部装饰和家居生活的流行风格，可在德意志找到最完美的表达，此即“比德迈耶风格”（Biedermayer）。那是一种家庭古典主义，因情感的亲近和纯洁的梦境而令人感到温暖，其中有些因素要归因于浪漫主义，更确切地说是18世纪末期的前浪漫主义色彩；但它的典型场景则浓缩为：俭朴谦恭的资产阶级在星期天下午于起居室里表演四重奏的景象。比德迈耶风格创造出一种最美丽、最适合居住的家具陈设风格。朴素的纯白色窗帘衬托下的粗糙墙壁，不铺地毯的地板，坚固而又相当精致的椅子和书桌、钢琴、大理石橱柜、插满鲜花的花瓶，但它主要仍是一种晚期古典主义风格。或许歌德在魏玛的住宅是最贵族化的例子。这种风格或类似的风格，构成了下列人物的居家场景：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女主人翁、结合了严峻与享乐的克拉彭教派（Clapham Sect）、傲慢的波士顿资产阶级，或者《辩论报》的法国外省读者。

浪漫主义进入中产阶级文化最可能的途径，也许就是通过资产阶级家庭的女性成员日益沉湎的白日梦。显示她们在百无聊赖的闲暇之中仍具有自食其力的能力，是她们的主要社会职能之一，一种被珍惜的屈从是她们的理想命运。不管怎样，资产阶级少女，如同非资产阶级少女一般，就像反浪漫主义画家安格尔（1780—1867）笔下那些后宫女奴和仙女一样，只不过把背景从浪漫主义换成资产的竞技场，她们一窝蜂地仿效同样的柔弱、蛋形脸、光滑鬈发的风格，披肩上插着娇嫩的花朵，头戴颇具19世纪40年代时尚的无边女帽。她们远非蜷伏的母狮，戈雅笔下的阿尔巴公爵夫人，或者法国大革命期间以一袭白衣穿梭在沙龙之中的新型希腊解放少女，或如列文小姐（Lady Lieven）以及哈丽叶·威尔逊这类摄政时期的沉静少女或高级妓女，她们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世界，也不具有浪漫主义风格。

资产阶级少女或许会演奏肖邦或舒曼的浪漫风格的室内乐作品。比德迈耶风格或许会鼓励一种浪漫主义的抒情，如艾兴多夫或默里克的作品，在其作品中，无限的激情转化成思乡之情或消极的渴望。甚至积极活跃的企业家在商务旅行之时，也会把一条山间隘口视为“我所看过的最浪漫的景色”而惊羡不已，在家里则以素描“乌多尔弗的城堡”（The Castle of Udolpho）为消遣；或者如利物浦的克拉格（John Cragg），既是“一个具有艺术品位的人”，又是一个铸铁匠，“将铸铁引入哥特式建筑之中”。[16]但从总体上来看，资产阶级文化并非浪漫主义的。正是科技进步的活跃，阻碍了正统浪漫主义的产生，至少在工业发达中心是如此。像蒸汽锤发明者内史密斯（1808—1890）那样的人物，光凭他是一位雅各宾派画家（“苏格兰风景画之父”）的儿子，他就绝称不上是个野蛮人。他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群中长大成人，热爱自然景色和古代艺术，并受过所有有教养的苏格兰人所接受的广泛教育。况且有什么比画家的儿子成为机械师更为自然，或者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比在年幼时同父亲一起步行参观德文郡铁厂使他更感兴趣的呢？对他来说，如同他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那些18世纪彬彬有礼的爱丁堡居民一样，事物是崇高的，但并非不合理的。卢昂市仅存“一座壮丽的大教堂和圣沃昂（St. Ouen）教堂，它们以其无与伦比的精美和那些优雅的哥特式建筑遗风，共同点缀着这个有趣而美丽的城市”。虽然景致如此壮丽，然而他在这段热情洋溢的假期中，仍忍不住指出，那是漫不经心的产物。美是光彩照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建筑的问题就出在“建筑物的用途……被视为次要的考虑”。他写道：“我恋恋不舍地离开比萨，但这座大教堂最令我感兴趣之处，是悬挂在中殿顶端的两盏青铜灯，伽利略的钟摆原理便是从中得到启发。”[17]这类人既非野蛮人，亦非平庸之辈，但他们的眼界接近伏尔泰或韦奇伍德，而不是罗斯金。当伟大的工具制造者莫兹利（Henry Maudslay）旅居柏林之时，与他的朋友自由派科学家之王洪堡以及新古典主义建筑师辛克尔在一起的感觉，无疑要比和伟大却难以捉摸的黑格尔待在一起自在得多。

无论如何，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心，艺术的地位整体而言次于科学。受过良好教育的英、美工厂主人或工程师，他们或许会欣赏艺术，特别是在全家休息的时刻和假日，但他真正的文化关怀仍是推动知识的传播与进步——就他个人来说，这种活动是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这类组织中进行，对于大众而言，则是通过“实用知识普及协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以及类似的组织来实现。最具代表性的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典型产物“百科全书”空前繁荣起来，它仍旧保留着相当富有战斗性的政治自由主义成分［如德意志著名的《迈耶百科全书》（Meyer’s Conversations Lexicon）是19世纪30年代的产物］。拜伦通过写诗赚了一大笔钱，但是出版商康斯特布尔（A. Constable）在1812年付给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1 000英镑，仅因为他为《大英百科全书》补遗卷写了一篇题为“论哲学的进步”的序言。[18]资产阶级即便在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时候，其梦想仍是科学技术。受到圣西门鼓舞的年轻人，变成了苏伊士运河、连接全球各个角落的巨大铁路网，以及贪得无厌地聚敛财富的筹划者，这显然大大超过了以冷静理智著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合理投资范围，他们只知道循规蹈矩地通过小笔投机的剧增来积累大量财富。[19]科学与技术是资产阶级的缪斯，它们在伦敦尤斯顿（Euston）火车站庄严的新古典主义门廊（可惜已毁）上，欢庆自己的胜利——铁路的诞生。

6

同时，在知识阶层之外，大众文化继续存在。在城市以及工业区外的世界，文化上的变化微乎其微。19世纪40年代的歌曲、节日、服饰、大众装饰艺术的图案、颜色、风俗的格调，处处都保留了1789年的主体风格。工业以及日益发展的城市开始摧毁这一切。没有人能以原本居住在村庄里的方式居住在工厂城镇之中，整个文化的复杂体系，必然随着将其凝聚而且定型的社会结构的解体而崩溃。人们犁地时唱的歌，不犁地时就唱不出来；如果还唱得出来，也不再是一首民歌，而是别的歌曲。移民的思乡之情，使古老的风俗和民歌能够在背井离乡的城市之中继续保留，甚至还增强了其魅力，因为它们能减轻流离失所之苦。但在城市以及工厂之外，双元革命仅仅改变了，更确切地说，破坏了古老乡村生活的残余，特别是在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某些地区，古老的生活方式已到了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

实际上，即使是工业社会的变革，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距离完全破坏古老文化的程度还很远；不仅如此，在西欧，手工业与制造业已并存了几个世纪，进而发展出一种半工业的文化模式。在乡下，矿工和织布工人用传统的民歌表达他们的愿望与不满，工业革命不过是增加了他们的人数，使他们的感受变得更加敏锐。工厂不需要劳动歌谣，但是各种伴随经济发展的活动需要歌曲，并且以古老的方式加以发展。大帆船上的水手所唱的起锚歌，就属于19世纪前半期“工业”民歌黄金时代的作品，类似的还有格陵兰岛捕鲸人的歌谣、煤矿矿工和矿工妻子之歌，以及纺织工人的怨歌。[20]在前工业时代的城镇，手工业工人以及家庭代工发展出一种强烈的识字扫盲文化，新教各派与雅各宾的激进主义，在此互相结合或彼此竞争，以激励自我教育。两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班扬（Bunyan）和加尔文、潘恩和欧文。在图书馆、小教堂、学院以及工匠“幻想家”用以培育花卉、犬狗以及鸽子的花园或鸟园里，充满了这类具有技艺的自力战斗团体；英格兰的诺威治不仅以其无神论的共和精神闻名，而且还因金丝雀而闻名。[10]但是古老民歌对工业化生活的适应，未能（在美国除外）承受住火车以及钢铁时代的冲击，因此没有幸存下来；而古老的技艺就像由古老的亚麻纺织工人组成的邓弗姆林区那般，同样挨不过工厂和机器的发展。1840年后它们纷纷凋敝。

至此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大量代替古老文化。比如在英国，纯工业化生活的新模式，直到19世纪70—80年代才充分显现出来。因此，从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发生危机到被完全取代的那段时期，在许多方面都可说是这个劳动贫民的悲惨世纪当中最暗淡的时期。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社区，都没有发展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文化模式。

的确，大城市特别是首府，已经拥有用来满足穷人或者“小人物”文化需求的重要机构，尽管常常——足够典型地——也是为了满足贵族阶级的文化需求。然而，这些包含在18世纪发展主流之中的机构，它们对大众艺术演进所做的贡献却常常被忽视。维也纳郊区的大众剧院、意大利城市中的方言剧院、通俗歌剧（不同于宫廷歌剧）、即兴喜剧、巡回演出的滑稽剧、拳击、赛跑，或者西班牙斗牛[11]等通俗表演形式，都是18世纪的产物；附有插图的单面印刷品和小本故事书的出现或许还更早些。大城市中真正的都会娱乐新形式，是小旅馆或小酒店的副产品，它们日益成为劳动贫民在其社会瓦解过程中，寻得世俗慰藉的泉源，日益成为习俗与传统礼仪的最后城堡，并因技工行会、工会和仪式化的“互济会”的存在，而得以保存和加强。“音乐厅”和舞厅脱胎于小酒馆，但在1848年前，它们还未大量涌现，即使在英国也是如此，尽管在19世纪30年代已初露端倪。[22]大城市娱乐的其他新形式则起源于集市，经常都会伴随着走方卖艺者的演出。在大城市中，这些形式永久固定下来，即使是19世纪40年代，在某些大街上，杂耍、戏剧、沿街叫卖的小贩、扒手和街头推车小贩仍混杂在一起，为巴黎的浪漫派知识分子提供了灵感，也为大众提供了娱乐。

大众品位也决定了那些为回应穷人市场而生产的工业商品，它们几乎都不带有个性化的形式与包装，例如纪念英国议会改革法案通过的罐子；横跨威尔河（Wear）的大铁桥，或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壮观三桅船；充满着革命激情、爱国主义或臭名昭著罪行的通俗印刷品；还有城市贫民买得起的少量家具和衣服。但是，总的看来，城市，特别是新兴工业城市，还是一个贫瘠可怕的地方，其为数不多的福利设施——开阔的空间和假期——逐渐因有损市容的建筑物、毒害生灵的烟雾，以及永无停顿的被迫劳作而减弱，运气好的话，偶尔可借中产阶级严守安息日的习惯而得以加强。只有在主要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新煤气灯和橱窗里陈列的商品，才为现代城镇的夜晚先行涂上了一层斑斓的色彩。但是，现代大城市和现代城市的大众生活方式，要到19世纪后半期才得以产生。在这一时期，首先是破坏占上风，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破坏也只是略受限制。

[1] 那些非欧洲文明的艺术在此不予考虑，除非它们受到双元革命的影响，而在这个时期它们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2] 除了《魔笛》，我们还可举威尔第早期的几部歌剧为例，它们因表达了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而大受欢迎；奥贝尔（Auber）的《波蒂奇的哑女》（La Muette de Portici）引发了1830年的比利时革命；格林卡的《为沙皇献出生命》（A Life for the Tsar），以及诸如匈牙利的《匈牙利王拉佐洛》（Hunyady Laszlo）之类的“民族歌剧”，都因其与早期民族主义的联系，而依然在当地的演出剧目中占有一席之地。

[3]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由于缺乏足够的具有文化教养和政治意识的居民，限制了诸如平版印刷术这样新创而且可复制的廉价艺术的利用。但是，伟大的革命艺术家以这种和类似的媒介取得的杰出成就——例如，戈雅的《战争的灾难》和《狂想曲》，布莱克的插图，以及杜米埃的版画和报纸上的漫画——证明了这些宣传手段是多么富有吸引力。

[4] 既然“浪漫主义”往往是有限的几个艺术家团体的口号和宣言，那么，如果我们将其完全限定在他们身上，或者完全排除那些与他们持不同意见者，我们就会冒赋予其一个非历史的有限意义的风险。

[5] 不知如何形容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是个例外，尽管他受到艺术和政治两方面挑衅，但他仍旧坚持资助革命者戈雅。

[6] 法国的斯塔尔夫人（Mme de Staël）、乔治·桑（George Sand）、画家勒布仑夫人（Mme Vigée Lebrun）、考夫曼（Angelica Kauffman）；德意志的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Annette von Droste-Huelshoff）。当然，女小说家在中产阶级的英国早已常见，在那里，这种艺术形式被公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提供了一种“体面”的赚钱方式。伯尼（Fanny Burney）、拉德克利夫夫人（Mrs Radcliffe）、简·奥斯汀、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勃朗特姐妹，和诗人勃朗宁一样，都全部或部分地属于本书所论时期。

[7] “噢，赫尔曼！噢，多萝西！真惬意！”戈蒂耶写道，他像所有法国浪漫主义者一样崇尚德意志，“难道没有人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驿站马车夫的号角声吗？”（P. Jourda, L’exotisme dans la littérature fianҫaise depuis Chateaubriand (1939),p.79.）

[8] 我们怎么能将这一时期以民间舞蹈为基础的交际舞，如华尔兹、马祖卡（mazurka）和肖蒂什舞（schottische）的流行，解释成单纯的品位问题呢？它当然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时尚。

[9] 应当指出，这是一个罕见的时期，当时诗人们不仅同情极左派，而且还写既美妙又可用于宣传鼓动的诗篇。在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社会主义诗人中的一批杰出人物——赫尔韦格（Herwegh）、韦尔特（Weerth）、弗赖利格拉特（Freiligrath），当然还有海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雪莱是为回击“彼得卢大屠杀”而写的一首诗《暴政的假面游行》，但在1820年，它也许是这类诗中最强有力的一篇。

[10] “还有一所古老的房子矗立在那里，经受着日月的风风雨雨”，霍纳（Francis Horner）1879年写道：“在城镇的僻静之处，过去曾有一座花园——往往是属于花商的。在一扇出奇狭长明亮的窗户边，有一个手织工在织布机后面工作，他能将窗外的花朵和他的织物同时尽收眼底——他将劳动与快乐融为一体……然而，工厂取代了他耐磨的织布机，砖瓦建筑吞噬了他的花园。”（Quoted in G. Taylor, Nineteenth Century Florists and their Flowers（The Listener 23.6.1949.）The Paisley weavers were particularly enthusiastic and rigorous ‘florists’，recognisting only eight flowers worthy of competitive breeding. The Nottingham lace-makers grew roses,which were not yet——unlike the hollyhock——a workingman’s flower.）

[11] 它的原始形式具有骑士风范，主斗牛士骑在马上；徒步格杀公牛的创新规则，一般认为是始于18世纪伦达（Ronda）的一个木匠。

第十五章
科学

我们绝不要忘记，早在我们之前很久，科学和哲学便已进行了反暴君的斗争。其持续不断的努力造成了这场革命。作为一个自由而且知恩图报之人，我们应当让两者在我们当中扎下根来，并永久地加以珍爱。因为科学和哲学将维护我们赢得的自由。

——国民公会议员[1]

歌德说：“科学的问题，常常是使人发迹的问题，一项发现就可以使一个人一举成名，并为他奠下成为公民的财富基础……每一种新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一项发现，每一项发现都是财产。只要涉及财产，他的热情便会立刻被激发起来。”

——《歌德谈话录》，1823年12月21日

1

将艺术与科学类比总是危险的，因为艺术和科学各自与它们昌盛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大为不同。然而，科学也以它们的方式反映了工业和社会的双元革命。部分是由于革命造成了对科学的特殊新需求；部分是由于革命为科学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并为它带来新问题；部分是由于革命存在的本身提出了新的思维模式。我并不想说，1789—1848年间的科学发展，能纯粹从其周围的社会运动角度来加以分析。大多数的人类活动都有其内在逻辑，它至少部分决定了这些活动。1846年发现海王星一事，并不是由于天文学之外的任何事物推动了这一发现，而是由于1821年布瓦德（Bouvard）的图表显示，1781年发现的天王星轨道出乎意料地偏离计算数据；由于19世纪30年代后期，这种偏离已大到足以假定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天体干扰所造成的；也由于众多天文学家开始着手计算这一天体的位置。然而，甚至最狂热信奉纯科学之纯洁性的人也体认到，只要科学家，甚至最远离尘世的数学家，生活在一个比其专业更为广阔的世界的话，那么，科学思想至少会受到学科专门领域之外的事物影响。科学的进步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前进，每一个阶段都解决了此前隐含或明显存在的那些问题，并接着提出新问题。科学的进步也得益于新问题的提出、对旧问题的新看法、处理或解决旧问题的新方法、科学研究的全新领域，或研究的新理论和实践工具的新发现。在此，外在因素便有着广大的空间可对科学思想发挥激励或塑造作用。如果说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科学都是依单纯的线性路径前进，就像基本上仍处于牛顿体系之内的天文学那般，那么，这一点可能并不非常重要。但是，如同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本书所论时期是一个在某些思想领域（例如数学领域）里有着全新发展的时期，一个蛰眠的科学纷纷苏醒（例如化学领域）的时期，一个实际上创造了新科学（例如地理学）的时期，一个将革命新观念注入其他科学之中（例如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时期。

在所有造成科学发展的外在力量之中，政府或工业对科学家的直接要求是最不重要的。法国大革命动员了他们，让几何学家兼工程师卡诺负责雅各宾的战争工程，让数学家兼物理学家蒙日（Monge，1792—1793年任海军部长）以及一个数学家和化学家小组负责战时生产，就像它早先曾请化学家兼经济学家拉瓦锡负责国家收入的估算一样。像这样训练有素的科学家进入政府做事，也许在近代或任何时代还是头一遭，但是，这对政府比对科学更为重要。在英国，这个时代的主要工业是棉纺织、煤、铁、铁路和船运。使这些工业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技艺，是那些有实际经验（太有经验了）者的技艺。英国铁路革命的主角是一位对科学一窍不通，但却能觉察出什么东西能使机器运转的史蒂芬森——一位超级匠人而非技师。那些像巴贝奇一样的科学家，试图使自己对铁路有所贡献；那些像布鲁内尔一样的科学工程师，则试图使铁路建立在合理而非纯经验的基础之上。然而他们的企图却毫无结果。

在另一方面，科学却从科技教育的大力推动以及稍嫌逊色的研究支持当中，获得极大的好处。在此，双元革命的影响是相当清楚的。法国大革命改造了法国的科学和技术教育，这项工作主要借助于综合工科学校的设立（1795年，以培养各类技术人员为宗旨）和高等师范学院（1794年）的雏形——该学院是拿破仑中等和高等教育总体改革的中坚部分。法国大革命也重振了衰败的皇家学院（1795年），并在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创设了（1794年）第一个名副其实不局限于物理科学的科学研究中心。在本书所论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法国科学的世界优势地位差不多都要归功于这些主要基地，特别是综合工科学校，那是贯穿后拿破仑时期的雅各宾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骚动中心，也是伟大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无与伦比的摇篮。在布拉格、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在圣彼得堡和哥本哈根，在德意志全境和比利时，在苏黎世和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都仿效法国而建立了综合工科学校，只有英国例外。法国大革命的震撼，也把普鲁士从死气沉沉的教育当中震醒了。在普鲁士复兴运动中建立的新柏林大学（1806—1810年），成为大多数日耳曼大学的楷模，而这些大学接着又将为全世界的学术机构树立典范。这类改革同样没有发生在英国，在英国，政治革命既未取得胜利又未达到突破。然而，这个国家的巨大财富，使建立诸如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和焦耳（James Joule）实验室那样的私人实验室成为可能，而明智的中产阶级人士，也对追求科学和技术教育具有普遍的渴望，这两点使英国在科学发展方面获得了可观的成效。一位巡游各地的启蒙冒险家拉姆福德伯爵（Count Rumford），于1799年建立了皇家研究所（Royal Institution）。该机构的名声主要来自其著名的公共讲座，然而它真正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为戴维（Humphry Davy）和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科学实验机会。事实上，它是科学研究实验室的早期范例。诸如伯明翰新月学会以及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协会这类科学促进团体，都争取到了该地企业家的支持：道尔顿（John Dalton）这位原子理论的奠基者就来自后者。伦敦的边沁学派激进分子建立（或毋宁说是接管和改变）了伦敦机械学院（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ion，今日的伯贝克学院），将它发展成培养技术人员的学校；建立了伦敦大学，以作为沉寂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外的另一选择；建立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1831年），以取代如没落贵族般死气沉沉的皇家学会。这些机构成立的目的都不纯是为知识而知识，这也许是专门的科学研究组织迟迟未出现的原因。甚至在德意志，第一个大学化学研究实验室［李比希（Liebig）在吉森（Giessen）建的实验室］也要到1825年才得以设立（不用说，那是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建立的）。像在法国和英国一样，有些机构提供技术人员；有些机构则培养教师，如法国、德意志；有些机构则旨在灌输青年人一种报效国家的精神。

因此，革命的年代使科学家和学者的人数以及科学产品大量增加。并且，它还目睹科学的地理疆域以两种方式向外扩展。首先，在贸易和探险的过程当中，便为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世界领域，并且带动了相关的思考。洪堡（Humboldt，1769—1859）是本书所论时期最伟大的科学思想者之一，他最初便是以一位不倦的旅行家、观察家以及地理学、人种学和自然史领域内的理论家而做出贡献。尽管他那本综合一切知识的杰作《宇宙》（Kosmos，1845—1859），并不局限于某些特别学科的界限之内。

其次，科学活动的地域，也扩及那些在当时仅对科学做出极小贡献的国家和民族。举例来说，在1750年的大科学家名单上，除了法国人、英国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之外，几乎见不到别的国家。然而，19世纪上半叶主要数学家的最短名单，也包括了挪威的阿贝尔（Henrik Abel）、匈牙利的鲍耶（Janos Bolyai），甚至更遥远的喀山城（Kazan）的洛巴切夫斯基（Nikolai Lobachevsky）。在此，科学似乎再次反映了西欧之外民族的文化兴起，而这项发展是革命年代十分引人注目的产物。科学发展中的这种民族因素，也可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衰落当中反映出来，世界主义原是17世纪到18世纪小科学团体的特有称谓。国际名人到处游走的时代——例如，欧拉（Euler）从巴塞尔到圣彼得堡，再到柏林，然后又回到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宫廷——已随着旧制度一块消逝了。从此，科学家只好留在他的语言地域之内，除了短期的出国访问之外，都是通过学术性刊物与同行交流。这样的刊物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产物，例如《皇家学会通报》（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1831）、《自然科学院报告》（Com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1837）、《美国哲学学会通报》（Proceedings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838），或者新的专业刊物，比如克列尔（Crelle）的《科学院统计报告》（Journal für Reine und Angewandte Mathematik），或者《化学物理学年鉴》（Annales de Chimie et de Physique，1797）等。

2

在我们判断双元革命究竟对科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之前，最好先简略评述一下科学界的发展。总的说来，古典自然科学并未发生革命性变化。也就是说，它们主要还是处在牛顿建立的考察范围之内，或是沿着18世纪早就走过的研究路线继续下去，或是把早期不完整的发现加以扩展并发展成更广泛的理论体系。以这些方式开辟的新领域中，最重要的（并具有最立竿见影的技术后果）就是电，更确切地说是电磁学。下列五个主要日期（其中四个在本书所论时期）标志着电磁学的决定性进步：1786年，伽伐尼（Galvani）发现了电流；1799年，伏打（Volta）制成电池；1800年，发现电解作用；1820年，奥斯特（Oersted）发现了电和磁之间的关系；1831年，法拉第确立了这几种力之间的关系，并于无意中发现，他自己开创了一种研究物理学的新方法（用“场”取代机械的推力与拉力），预示了现代科学的来临。新的理论综合中最重要的是热力学定律，即热和能之间的关系。

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近代革命在17世纪便已发生，而化学界的革命在本书所论时期才刚刚兴起。在所有科学当中，化学与工业技术，尤其与纺织工业中的漂洗和染色过程关系最紧密。更有甚者，现代化学的创造者不仅是本身具有实务经验，并与其他拥有实务经验者密切配合（比如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协会的道尔顿和伯明翰新月学会的普里斯特利），而且有时还是政治革命家，虽然是温和派。其中有两个人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牺牲品：落在托利党乱民手中的普里斯特利，是因为他过度同情这次革命；伟大的拉瓦锡被推上断头台，则由于他不够同情革命，或主要因为他是一个大商人。

如同物理学一样，化学也是法国科学中相当卓越的一支。它的实际创始人拉瓦锡（Lavoisier，1743—1794），就是在法国大革命那年发表了主要论著《化学基本教程》（Traité Elémentaire de Chimie）。其他国家，甚至像德意志这类后来成为化学研究中心的那些国家，对化学发展的推动，尤其是化学研究的组织工作，基本上都是导源于法国。

1789年前的主要进展在于，通过阐释某些诸如燃烧之类的基本化学过程，以及一些诸如氧那样的基本元素，在经验性实验的混乱之中理出了一些重要头绪。他们也为这一学科进行精确的定量测量，并制定了进一步研究的规划。原子理论（由道尔顿于1803—1810年间开创）的关键概念，使得发明化学公式并用以展开对化学结构的研究成为可能。大批新的实验结果接踵而来。19世纪的化学已成为所有科学当中最富生命力的学科之一，因而也变成吸引（如同每一个富有活力的学科一样）大批聪明才智之士的学科。不过，化学的气氛和方法，基本上依旧是18世纪的。

然而，化学有一种革命性影响，那就是发现生命能够用无机化学的理论加以分析。拉瓦锡发现，呼吸是氧化的一种形式。沃勒（Woehler）发现（1828年），原本只能在生物体内找到的化合物——尿素——也能够在实验室内借由人工合成，从而开辟了广阔的有机化学新领域。虽然进步的巨大障碍，即那种认为有生命物体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与无生命物体根本不同的信念，已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机械的方法也好，化学的方法也好，都未能使生物学家取得更大的进展。生物学在这一时期的最基本进展，即施莱登（Schleiden）和施旺（Schwann）关于一切生物都是由无数细胞组成的发现（1838—1839年），这一发现为生物学建立了一种相当于原子论的理论；不过成熟的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则仍然要等到遥远的将来。

数学界发生了一场虽然不如化学那样引人注目，但就其本质而言，甚至更为深刻的革命。物理学依旧处在17世纪的框架之内，化学穿过18世纪打开的缺口，在一条宽广的战线上展开。与上述两者不同，本书所论时期的数学却进入了一个全新天地，远远超出了仍然支配着算术和平面几何的希腊世界，以及支配着解析几何的17世纪世界。复变数理论［高斯（Gauss）、柯西（Cauchy）、阿贝尔、雅可比（Jacobi）］、群论［柯西、伽罗瓦（Galois）］或向量理论（汉密尔顿）为科学带来的革新，除获得数学家的高度评价之外，很少人能领略其奥妙。通过这场革命，俄国的洛巴切夫斯基（于1826—1829年）和匈牙利的鲍耶（Bolyai，于1831年），竟推翻了人们信奉最久的理论——欧几里得几何。欧几里得逻辑那种气势恢宏而且不可动摇的结构，是建立在某些假定之上，其中之一是平行线永不相交公理，而这项公理既非不言自明，又不是可验证的。在另外一些假定之上建立同样的几何逻辑，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很简单的，例如（洛巴切夫斯基、鲍耶）与任一线L平行的线无限延长可以通过P点；或者［黎曼（Riemann）］任何与L线平行的线都不经过P点。由于我们已能建造出适用这些规则的真实平面，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因此，地球就其是个球体而言，是与黎曼的而不是欧几里得的假定相符）。然而，在19世纪早期做出这类假定，却是一桩堪与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相比的大胆思想行为。

3

除了对那些以远离日常生活而著名的少数专家的关注外，数学革命便在无声无息之中过去了。而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则几乎不可能不冲击到一般大众，因为它明显地影响了他们，一般来说，人们相信情况变糟了。皮科克小说中的非职业科学家和学者，温柔地沐浴在同情或爱抚的嘲笑之中；而蒸汽知识学会（Steam Intellect Society）中的经济学家和宣传家的命运，则大不相同。

下列这两场革命便是明确的例证，两者的合轨产生了集社会科学之大成的马克思主义。第一场革命延续了17和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光辉开拓，为人类居民建立了相当于物理法则的规范。其最早的胜利是政治经济学系统演绎理论的构建，及至1789年，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第二场革命是历史进化的发现，它实质上属于这个时代并与浪漫主义密切相关。

古典理性主义者的大胆创新表现在如下的信念上，即逻辑上的必然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的意识和自由决定。“政治经济学法则”就属于这一类。那种认为这些法则就如同重力法则（它们常被与这一法则进行比较）一样，不会随着人的好恶而转移的信念，为19世纪早期的资本家提供了一种无情的确定性，并趋向于向他们的浪漫主义反对者灌输一种同样野蛮的反理性主义。原则上，经济学家们当然是正确的，尽管他们显然夸大了作为他们推断基础的那些假设（“其他物品”的供给“维持衡量不变”）的普遍性，而且有时也夸大了他们自己的智力。如果一个城镇的人口增加一倍，而住房数量却保持不变，那么在其他事物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房租必定会上涨，这是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这类命题遂产生了由政治经济学（主要在英国，虽然在较低程度上也出现在18世纪的旧科学中心，如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构建而成的演绎体系之力量。如同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从1776年到1830年的这一时期，这种力量正处于其胜利的巅峰时期，并得到首次系统出现的人口统计学理论的补充，这种理论旨在建立可用数学方式描述的人口增长率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支持者，沉浸在发现下列事实的热情之中：有人已证明，穷者总是受穷，对他们的慷慨和捐助必使他们更穷。其实，《人口论》既不像其支持者所说的那样是首创的，也不具说服力。其重要性并不在它的思想成就，因为这方面并不突出，而在于它主张以科学的方法将诸如性生活这般纯属个人而且随意变化的一些决定，视为一种社会现象。

将数学方法运用到社会之中，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项主要进展。在这方面，讲法语的科学家处于领先地位，无疑这是得益于法国教育的极佳数学氛围。因此，比利时的凯特尔（Adolphe Quételet）在其划时代的著作《论人》（Sur l’ Homme，1835）中指出，人类特征在统计学上的分布是遵循已知的数学法则，据此，他以人们一直视为过分的信心，推断出社会科学与物理学融合的可能性。对人口进行统计归纳并在归纳的基础上做出确实可靠的预测，这种可能性是概率论专家长期期待的（凯特尔进入社会科学的出发点），也是诸如保险公司之类必须依靠其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所长期期待的。但是，凯特尔和兴致勃勃的当代统计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调查研究者群体，却把这些方法应用到远为宽广的领域之中，并且创造了仍然是社会现象调查研究的主要数学工具。

社会科学中的这些发展是革命性的，就像化学一样，都是遵循那些早就在理论上取得的进展而实现。不过，社会科学也有一项全新而且值得称道的独特成就，这项成就反过来又有益于生物科学和甚至诸如地理学一类的自然科学，即发现历史是一种符合逻辑的进化过程，而不仅是各种事件的年代更替。这种创新与双元革命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显，几乎无须论证。于是，被称为社会学（这个词是孔德在1830年左右发明的）的学科，直接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萌生出来。被公认为社会学奠基者的孔德，就是以空想社会主义者先驱圣西门伯爵的私人秘书身份开始其生涯的。[1]社会学最令人生畏的当代理论家马克思，便是把他的理论视为改变世界的工具。

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的历史学的创立，也许是这种社会科学历史化过程中最不重要的方面。的确，历史写作的时尚在19世纪上半叶风行欧洲。几乎不曾见过这么多人以坐在家中撰写大部头历史著作的方式，来理解他们的世界：俄国的卡拉姆津（Karamzin）、瑞典的耶伊尔（Geijer）和波希米亚的帕拉茨基（Palacky），各是其本国历史学的奠基人。在法国，企图借由过去来理解现实的要求特别强烈，法国大革命很快就成了梯也尔（Thiers）、米涅（Mignet）、博纳罗蒂、拉马丁和伟大的米什莱等，进行深入细致和带有党派偏见的研究题目。那是一个历史编纂学的英雄时代，但是，除了作为历史文件、文献或者偶尔作为天才的记录之外，法国的基佐、梯叶里（Augustin Thierry）和米什莱，丹麦人尼布尔（Niebuhr）和瑞士人西斯蒙蒂，英国的哈勒姆（Hallam）、林加德（Lingard）和卡莱尔，以及无数的德意志教授的著作，却很少幸存至今。

这种历史学觉醒的最持久后果，表现在文献编纂和对历史学的技术性整理。搜集过去的文字或非文字文物，成为一种普遍的爱好。虽然民族主义也许是历史学最重要的激励因素：在那些尚未觉醒的民族中，历史学家、词典编辑者和民歌搜集者，常常就正是民族意识的奠基人；但其中仍不乏保护历史免受当时蒸汽动力进攻的企图。因此，法国创办了法国文献学院（Ecole des Chartes，1821年），英国创办了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1838年），德意志邦联开始出版《德意志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ae，1826），而历史学必须建立在对原始材料的审慎评估之上的信条，则是由多产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确立的。同时，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参见第十四章），语言学家和民间传说研究者，编纂出了其民族语言的基本字典和民族的口头传说集。

把历史放进社会科学，对法律、神学研究，尤其是全新的语言学，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在法律领域，萨维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建立了法学的历史学派（1815年）；在神学研究中，历史准则的应用（显著地表现在1835年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中）吓坏了基本教义信徒。语言学最初也是从德意志发展出来的，那里是史学方法传播最强有力的中心。马克思是一位日耳曼人，这并非偶然。表面上对语言学的激励，是来自欧洲对非欧洲社会的征服。琼斯爵士对梵文的开创性研究（1786年）是英国征服孟加拉的结果，商博良（Champollion）对象形文字的解读（针对这一课题的主要著作发表于1824年）是拿破仑远征埃及的结果，罗林森（Rawlinson）对楔形文字的阐释（1835年）反映了英国殖民官员的无处不在。但是，语言学事实上并不局限于发现、描述和分类。在伟大的德意志学者手中，比如葆朴（Franz Bopp，1791—1867）和格林兄弟，它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种社会科学（第一种是政治经济学）；说它是第二种社会科学，是因为它在像人类交流这样显然变幻莫测的领域当中，发现了可资应用的普遍法则。不过，与政治经济学的法则不同，语言学法则基本上是历史的，或更确切地说是进化的。[2]

他们的基础建立在下列的发现之上，即语言范围广布的印欧语系，彼此之间是互有关联的。这项发现还得到下述明显事实的补充，即每一种现存的欧洲书写语言在漫长的岁月里都被明显地改变了，而且根据推测，仍将继续改变。语言学家的问题不仅是要运用科学比较的方法将各个语言之间的关联加以证明和分类，这项工作当时人们已广泛进行［例如，居维叶（Cuvier）所进行的比较分析］；同时也是，而且主要是阐释它们必定是从一个共同的母语演化而来的历史进程。语言学是第一门将进化视为其核心的科学。它当然是幸运的，因为《圣经》有关语言的历史所言不多，而如同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在付出代价之后所体认的那样，《圣经》对于地球的创造和早期历史的说法显然是太明确了。因此，比起他们倒霉的盟友，语言学家被诺亚洪水淹没或被《创世记》第一章绊倒的可能性自然少得多。如果说《圣经》曾提过什么，也是与语言学家看法一致的：“整个地球曾使用同一语言，同一口音。”语言学的幸运，也是由于在所有社会科学当中，只有它不直接研究人——人们总是不愿相信他们的行动是受其自由选择之外的任何东西决定的——而是直接地研究词语，它们不会像人一样抱怨。因此，它可以自由地面对历史学科始终存在的基本问题：怎样从不变的普遍法则运作中，推演出实际生活中大量的并且显然是常常变幻莫测的个例。

尽管葆朴本人早已提出了语法的曲折变化之起源的理论，但是，语言学先驱们实际上并未在解释语言变化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不过，他们倒是为印欧语系建立了一种类似于谱系表的东西。他们做了许多有关不同语言要素变化相对率的归纳概括，以及诸如“格林法则”（它指出所有日耳曼语言都经历了某些辅音变化，几世纪之后，日耳曼方言的一个分支又发生了另一次类似的变化）这类范围非常广泛的历史概括。但是，在这种开创性探索的整个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语言的进化不仅是一种建立年代顺序或记录语言变化的事情，而应该用类似于科学法则的普遍语言学法则来加以解释。

4

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可没有语言学家那么幸运。尽管对地球的研究（借由开采矿石）与化学密切相关，对生命的研究（通过医学）与生理学和化学（由于发现了生物体中的化学元素与自然无机物中的化学元素相同）紧紧相连，但是，对他们来说，历史也是一个重大问题。不过，无论如何，对地理学家来说，最明显的问题都涉及历史——例如，怎样解释陆地和水的分布，解释山脉以及极为明显的地层。

如果说地理学的历史问题是怎样解释地球的进化的话，那么，生物学的历史问题则是双元的：怎样解释个别的生物体从卵、种子或孢子中成长起来，以及怎样解释物种的进化。化石这种看得见的证据将两者联系起来：每一个岩层都会发现一种独特的化石群，但不会在其他岩层中发现。一位英国排水工程师史密斯（William Smith）于18世纪90年代发现，地层的历史顺序能以各地层特有的化石轻松地加以确定，因此，工业革命的挖地活动便为生物学和地理学带来了光明。

人们早就企图提出进化理论，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特别是追逐时尚但有时有些马虎的动物学家布丰［Buffon，《自然史》（Les Epoques de la Nature，1778）］为动物世界提供了进化理论的尝试。在法国大革命那十年里，这些尝试迅速获得进展。爱丁堡沉思默想的赫顿［James Hutton，《地球论》（Theory of the Earth，1795）］和脾气古怪的伊拉斯谟·达尔文［他从伯明翰新月学会中脱颖而出，并以诗的体裁写出一些科学著作，如《动物生理学》（Zoonomia，1794）］提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地球以及动植物物种的进化理论。大约与此同时，拉普拉斯甚至提出了哲学家康德和卡巴尼斯（Pierre Cabanis）曾经预见到的太阳系进化理论，并将人类高度的心智能力视为其进化史的产物。1809年，法国的拉马克（Lamarck）在后天性格的遗传性基础上，提出了第一套有系统的现代进化论。

这些理论无一取得胜利。事实上，它们很快就遇到了诸如托利党人的《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那样的疯狂抵抗。该杂志“对启示录的信仰是很坚定的”。[2]如此一来，诺亚洪水该怎么办？物种是一个个分别被创造（暂且不说人类）的说法又该如何解释？最重要的是，社会的稳定性如何维系？受这类问题困扰的不仅是头脑简单的神父，而且是头脑不那么简单的政治家。伟大的居维叶，这位对化石进行系统研究的奠基人［《关于化石骨骸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s Fossiles，1812）］，以上帝的名义批驳了进化论。与其动摇《圣经》和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稳固性，甚至还不如去想象地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大灾变，继之以一系列神的再创造——与否定生物学的变化不同，否定地理学的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怜的劳伦斯博士曾提出一个类似达尔文的天择进化理论来回应拉马克，却迫于保守分子的鼓噪，而将其《人类的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 of Man，1819）撤销发行。他实在太不明智了，因为他不仅讨论人的进化，甚至还指出进化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他的公开认错保住了眼前的职业及未来的事业，也造成了良心的永久不安。他只能以恭维一次又一次偷印其煽动性著作的激进派印刷勇士，来安慰自己的良心。

直到19世纪30年代，如我们将观察到的那样，政治再次向左转，随着赖尔（Lyell）著名的《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1830—1833）的发表，成熟的进化理论才在地理学中取得突破。《地理学原理》终结了水成论者（Neptunist）和灾变论者的抵抗。水成论者以《圣经》为据，辩说所有的矿物都是从曾经覆盖地球的水溶液中沉淀而成（参见《创世记》第一章，以及第七至九章）；灾变论者则继承了居维叶孤注一掷的辩护传统。

这同一个十年内，在比利时做研究的施梅林（Schmerling）和佩尔德斯（Boucher de Perthes，幸运的是，他对考古的癖好远超过他在阿比维尔的海关主任职位），预示了一个甚至更为惊人的发展，即发现了史前人类的化石，在此之前史前人类存在的可能性一直被狂热地否定。[3]然而，直到1856年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发现为止，科学保守主义者仍然能够以证据不足为由来否定这一令人生畏的前景。

至此人们不得不承认：（1）迄今仍在发挥作用的那些动因，曾在时间的进程中把地球从其初始状态改变成目前状态；（2）这个过程远比根据《圣经》所推测的任何时间都要长得多；（3）地层的顺序揭示了动物进化形式的顺序，因此也包含了生物的进化。十分有意义的是，那些最愿意接受这种理论，并且对进化问题真正表现出最大兴趣的人，是英国中产阶级当中那批自信激进的门外汉［不过，那位以赞美工业体系的诗作闻名的尤尔博士（Dr. Andrew Ure）除外］。科学家们迟迟才接受了科学。不过，当我们想到，在这一时期地理学是唯一因其绅士派头十足（也许是因为它是在户外进行，并且尤其喜爱花费巨大的“地理旅行”），而在牛津和剑桥大学被严肃地加以研究的学科时，这种情况就不会那么让人吃惊了。

但是，生物学的发展却仍是蹒跚不前。直到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这一爆炸性题目才再次被认真看待；那时，即使连达尔文也都是以极其谨慎且模棱两可（且不说不真诚）的态度来研究这个题目。甚至通过胚胎学所进行的类似探索，也一时沉寂下来。在这个领域中，如哈勒的梅克尔（Johann Meckel of Halle，1781—1833）这类德意志早期思辨哲学家曾经指出，在生物体的胚胎成长过程中，重演了该物种的进化过程。然而，这一“生物学法则”虽然在开始时得到了像拉特克（Rathke，他于1829年发现鸟的胚胎发育过程中会经过一个有鳃口的阶段）这类人的支持，却遭到了可怕的哥尼斯堡的贝尔（Von Baer）和圣彼得堡方面的反对——实验生理学似乎已对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区域的研究者产生了显著的吸引力。[4]直到达尔文主义的到来，这些思想才告复活。

与此同时，进化理论已在社会研究中取得惊人的进步。不过，我们不应夸大这种进步。双元革命时期属于所有社会科学的史前时期，除了政治经济学、语言学，也许还包括统计学。甚至其最重大的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结构严谨的社会进化理论，在此时也只不过是一种精彩的构想罢了，它借助出色的宣传小册子提出这一构想，以作为历史叙述的基础。直到该世纪后半叶，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基础，才坚实地建立起来。

在社会人类学或人种起源学领域，在史前史、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情况也是如此。这些研究领域在本书所论时期接受洗礼，或者说，首次提出声明，视其自身为具有特殊规则的独立学科——小穆勒于1843年提出的声明，也许是首次坚决主张赋予心理学这种地位的声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同在1830—1848年之间，以统计学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的增加导致统计学会的增加一样，在法国和英国建立专门的人种学会（1839年、1843年）以研究“人类种族”，这一事实也是同样重要的。不过，法国人种学会号召旅行者去“发现一个民族对其起源保留了什么样的记忆……其语言或行为（moeurs），其艺术、科学和财富，其权力或统治等等都经历了哪些变革？引起这些变革的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入侵？”[3]这一“对旅行者的一般指示”只不过是一个提纲而已，尽管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性的提纲。的确，对于本书所论时期的社会科学，重要的不是它们的成果（尽管已积累大量描述性资料），而是它们坚定的唯物倾向（以环境决定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差异），以及对进化理论的同样执着。夏凡纳（Chavannes）不是在1787年，当人种学刚起步之际，便将它定义为“各民族迈向文明的进程史”吗？[4]

不过，在此必须简单地回顾一下社会科学早期发展的一个阴暗的副产品——种族理论。不同种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肤色）的存在问题曾在18世纪引起广泛讨论，当时有关人类究竟是一次或多次被创造出来的问题，也同样烦扰着人们。人类同源论者和人类多源论者之间的界线，并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第一类群体将进化论和人类平等论的信仰者，与那些因发现在这一点上至少科学与《圣经》并不冲突而松了一口气的人结合在一起，如前达尔文主义者普里查德（Prichard）、劳伦斯与居维叶。大家公认，第二类群体不仅包括了真正的科学家，也包括了实行奴隶制度的美国南方种族主义者。针对种族问题的讨论带动了人体测量学（anthropometry）的蓬勃兴旺。人体测量学主要是以头盖骨的搜集、分类和测量为基础。这些活动也受到了当代颅相学（phrenology）的推动，这种奇怪的学说试图从头盖骨的形状解读人的性格。在英国和法国都建立了颅相学学会（1823年、1832年），尽管该学科很快就再次脱离科学。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历史学和野外观察，共同携手把另一个同样危险的议题，即民族或种族特征的永恒性论题引入社会之中。19世纪20年代，法国的史学和革命先驱梯叶里（Thierry）兄弟，便投身于诺曼征服者和高卢人的研究，这一研究至今仍反映在法国学校读本（“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以及“高卢人”牌香烟的蓝色盒子上。作为优秀的激进分子，他们认为法国人民是高卢人的后裔，贵族则是征服他们的条顿后裔，这项论点日后被像戈宾诺伯爵（Count of Gobineau）那样的上层阶级种族主义分子，用来作为其保守主义的论据。威尔士自然主义者爱德华，站在凯尔特人的立场上，以可以理解的热情信奉着如下信念：特定的种族之所以能生存在这个时代，是因为他们试图发现自己民族浪漫而又神奇的独特个性；试图为自己找到承担拯救世界使命的依据；或者试图将他们的财富和力量归之于“天生的优越性”（他们倒没有表现出把贫困和压迫归之于天生的劣根性的倾向）。不过，可以为他们开脱的是，种族理论最糟糕的滥用，是在本书所论时期结束之后才出现的。

5

我们该怎样解释这些科学发展呢？特别是，我们该怎样将它们与双元革命的其他历史变化联系起来呢？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是毋庸置疑的。蒸汽机的理论问题促使天才卡诺特（Sadi Carnot）于1824年提出19世纪最具根本性的物理学洞视，即热力学的两个定律［《有关火车头功率之思考》（Reflexions sur la puissance motrice du feu），不过，他的第一个定律直到很久以后才发表］，尽管这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地理学和古生物学的重大进展，显然在极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工业工程师和建筑师对土地开凿的热情，以及采矿业的重要性。英国于1836年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地理调查，并因此成为地理学最出色的国家。对矿物资源的调查，为化学家提供了无数无机化合物以作分析之用；采矿、制陶、冶金、纺织、煤气灯和化学药品这些新工业以及农业，都促进了他们的工作。从团结一致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贵族派辉格党人对应用研究，以及那些连科学家都为之退缩的对大胆设想所抱的热情，就足以证明本书所论时期的科学进步，是不能与工业革命的刺激区分开来的。

法国大革命与科学之间的纠葛，也以类似的方式明显表现在对科学的公开或隐秘的敌视中。政治上的保守派或温和派，以这种敌视态度来对待他们视为18世纪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颠覆的自然产物。拿破仑的失败带来了一股蒙昧主义的浪潮。狡猾的拉马丁叫喊道：“数学是人类思想的锁链，我一吸气，它就断了。”支持科学、反对教会的左派，斗志旺盛地在难得的胜利时刻，建立了大多数使法国科学家得以开展活动的研究机构；而反对科学的右派，则竭力使科学家挨饿，[5]这两派之间的斗争一直在持续着。这倒不意味着法国或其他地方的科学家，在这一时期特别倾向革命。他们当中有一些是激进的革命分子，例如金童伽罗瓦就曾在1830年突击街垒，以反叛者的罪名遭受迫害，并在1832年他21岁的时候，于一次政治暴徒挑起的决斗中被杀害。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从其深刻的思想中孕育成长，而那些思想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夜呕心沥血完成的。有些人则是公开的反动派，比如正统主义者柯西。尽管基于明显的理由，曾因他而生辉的综合工科学校，却是好战的反皇派。也许大多数科学家会认为自己在后拿破仑时期已脱离政治中心，但有些科学家，特别是在新兴国家或在此之前的非政治性社团中，却被迫进入政治领导者的职位，特别是与民族运动有着明显联系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学者。帕拉茨基在1848年成为捷克民族的主要代言人；哥廷根大学（Göttingen）的七位教授因在1837年签署了一封抗议信，而赫然发现自己已成为全国性的重要人物（七人当中包括格林兄弟）；德国1848年革命中的法兰克福国会，俨然就是一个由教授和其他文官组成的会议。另一方面，与艺术家和哲学家相比，科学家（尤其是自然科学家）只表现出了非常低的政治意识，除非在他们的学科有实际需要之时。例如，在天主教国家之外，他们表现出一种把科学与宁静的宗教正统结合起来的能力，这使后达尔文主义时代的学者大为惊讶。

这种直接的渊源，解释了1789—1848年之间科学发展的某些事情，但并非全面。显然，当时事件的间接影响更为重要。任何人都无法忽略，在这一时期，世界以空前剧烈的程度发生变化。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无法不被这些动荡与变革所震惊、所冲击，并在思想上被激发。

而那些从迅速的社会变化、深刻的革命，以及激进的理性主义革新之中衍生出的思想模式，自然也会被人们所接受。那些远离尘世的数学家有可能因为这场明显的革命，而打破束缚他们的思想藩篱吗？我们不得而知，尽管我们知道妨碍他们接受革命性新思想方式的阻力，并非他们的内在困难，而是他们对于什么是或什么不是“自然的”的默认假设上的冲突。“无理”数（指像一样的数）和“虚”数（指像一样的数）这类术语本身，就表明了这种困难的性质。一旦我们能确定，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有理性、一样真实，那么一切都好办了。但是，要让神经质的思想家做出这种决定，可能要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才行；事实也的确如此，数学中的虚数或复变数在18世纪仍被以困惑谨慎的态度对待，一直要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充分被接受。

撇开数学不谈，唯一可以期望的是，汲取自社会变革中的思维模式，能够吸引可以应用类似模式的那些领域里的科学家。例如，将动力学的进化概念引进迄今仍是静态的概念之中。这种情形或可直接发生，或需要借由其他学科做中介。在历史学和大多数近代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就是以法国大革命的类比概念，而于19世纪20年代为人所引用。查尔斯·达尔文从马尔萨斯的资本主义竞争（“生存竞争”）模式中，类比推演出他的“物竞天择”机制。地理学中的灾变理论之所以在1790—1830年广为流行，多少也可归因于那一代人对猛烈不安的社会骚动的熟悉感。

不过，在最具社会科学特征的学科之外，过分强调这种外在影响，则是不明智的。在一定程度上，思想界是独立存在的：无论过去或现在，思想界的运动都与外在世界踩着同样的历史波长前进，但却不只是外在世界的回声。因此，例如地理学的灾变论也多少该归因于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对上帝主宰万物和全能的坚信。这类理论基本上是新教科学家所独有的。如果说科学领域中的发展类似于其他方面的发展的话，那也不是由于每一种发展都能以任何简单的方式与经济或政治的发展相联系。

但是，这种联系却是难以否认的。本书所论时期普遍思潮的主流，的确在科学的专门领域里激起反响，正是这种反响使我们能够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或在科学、艺术两者和政治社会观念之间，确立一种对应的关系。正是这样，“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存在于科学之中，并且，如我们已见的那样，各自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适应于人类社会。把古典主义（或者，用知识分子的术语来说，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机械论的牛顿宇宙说）等同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环境，把浪漫主义（或者，用知识分子的术语来说，所谓的“自然哲学”）等同于它的对手，显然是过于简单化，1830年之后，这类对应已告崩溃。不过，它倒代表了真理的某一方面。直到诸如近代社会主义之类的理论兴起之时，革命思想已在过去的理性主义时代扎下了根，诸如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这类学科，都是与英、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并肩发展的。例如，共和二年的平民革命者就是受到卢梭而不是伏尔泰的鼓舞；他们怀疑拉瓦锡（他们处决了他）和拉普拉斯，不仅是由于这两个人与旧制度的关联，而且也与诗人布莱克痛斥牛顿的类似原因有关。[5]反之，“自然史”却是与平民革命者相契合的，因为它代表了通向真实而未被破坏的自然的自发性道路。解散了法兰西学院的雅各宾专政，在植物园设立了不下于12个研究职位。同样，在古典自由主义薄弱的德意志（参见第十三章），与古典意识形态对立的科学意识形态却非常流行。这就是自然哲学。

人们很容易低估自然哲学，因为它与我们已确立为科学的那些东西具有强烈冲突。它是思辨和直观的。它企图表现世界精神或者生命，表现所有事物之间的神秘合一，以及表现其他许许多多不容进行精确定量测量的事物。的确，它根本就是对机械唯物主义、牛顿，有时也是对理性本身的反叛。伟大的歌德白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试图否定牛顿的光学，而其理由只不过是，他不喜欢一种不能以光明与黑暗原理的交互作用来解释颜色的理论。这种反常现象在综合工科学校只能引起令人痛苦的惊叹。令人不解的是，在神秘紊乱的开普勒（Kepler）和明晰完美的牛顿《数学原理》之间，德意志人竟执着地偏爱前者。促使奥肯（Lorenz Oken）写出下面这段文字的，实际上正是这种反常：

上帝的行动或生命存在于无止境的展现之中，存在于对统一性和二元性的无尽沉思之中，存在于无止境的自行分裂而又不断合一的过程中……对立性是出现在这个世界的第一种力量……因果法则是对立性的法则。因果关系是一种相生的行动。对立性植根于世界的第一个运动之中……因此，在一切事物中都存在着两种过程，一种是个体化和生命化，另一种则是普遍化和毁灭。[6]

这到底是什么？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以此类术语写作的黑格尔的茫然不解，正是18世纪理性主义者回答这种修辞学问题的极佳说明。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坦承他们从自然哲学那里得到的益处，[6]他们警告我们，不能把自然哲学看作陈词滥调。重点在于，它正在发挥作用。它不仅产生了科学的推动力——奥肯建立了自由主义的“德国自然科学研究者协会”，并且激励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而且带来了丰硕的成果。生物学中的细胞理论、形态学、胚胎学、语言学的大部分，以及在所有科学学科中的大量历史和进化因素，最初都受到了“浪漫主义”的推动。大家公认，甚至在被其选定的生物学领域中，“浪漫主义”实际上也不得不由近代生理学奠基人贝尔纳（Claude Bernard，1813—1878）的冷静古典主义加以补充。然而在另一方面，甚至在仍然是“古典主义”堡垒的物理化学之中，自然哲学家对于电和磁这类神秘学科的思考，也仍然带来了进展。谢林忧郁的弟子、哥本哈根的奥斯特，于1820年展示电流的磁效应时，寻找到电和磁两者之间的联系。事实上，这两种科学方法已经交融。不过，它们从未完全混为一体，甚至在马克思身上也是如此。马克思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了解其思想的综合源头。总的说来，“浪漫主义”的方法在对新观念和新突破发挥了促进作用之后，便再次脱离科学。不过，在本书所论时期，它是不能被忽视的。

如果说作为一种纯粹的科学促进因素，它不应被忽视，那么，对于研究思想和观念的史家来说，它就更不能被忽视了。对他们来说，即使是荒诞虚假的观念也是事实，也具有历史力量。我们不能把一个捕获了或影响了像歌德、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这样聪明绝顶的天才的运动一笔勾销。我们只能尝试去理解何以“古典的”18世纪英法世界观，会令人有这么深的不满足感。这种世界在科学和社会方面的巨大成就是不容否认的，然而，在双元革命时期，其狭隘性和局限性也变得益趋明显。认识到这些局限性，并进而寻求（常常是通过直觉而不是分析）能用以勾画出一个更为令人满意的世界图像的术语，事实上并不是在建构世界。自然哲学家所表达出的那种互相联系、进化辩证的宇宙幻象，既不能当作证据，甚至称不上是适当的系统阐述。但是，它们反映了真正的问题，甚至是自然科学中的真正问题；同时，它们也预见了科学领域的变革与扩张，正是那些变革与扩张，建立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宇宙。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反映了双元革命的冲击，这场革命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1] 虽然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要将圣西门的思想归类并不容易，但是，要抛弃将他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这一已然确立的习惯，似乎是太书呆子气了。

[2] 奇怪的是，直到20世纪，人们才试图将数学物理方法，应用到被认为是更为普遍的“交流理论”之一的语言学中。

[3] 直到1846年，他的《凯尔特的古代建筑》才得以发表。事实上，一些人类化石已一再被发现，但它们不是没人认识，就是全被遗忘，就这样躺在各地博物馆的角落里。

[4] 拉特克在爱沙尼亚的多尔帕特（塔尔图）教书，潘德尔（Pander）在拉脱维亚的里加教书，伟大的捷克生理学家波金杰（Purkinje）于1830年在波兰的布雷斯劳创办了第一所生理学研究实验室。

[5] 对牛顿学说的怀疑并没有扩展到具有明显的经济和军事价值的应用研究中。

[6]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对自然哲学以及与牛顿对立的开普勒的有力辩护。

第十六章
结语：迈向1848

贫穷与无产阶级是近代国家这个有机体的化脓性溃疡。它们能治愈吗？共产主义医生提议彻底摧毁现存的生命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这些人获取行动的权力的话，将会出现一场并非政治的，而是社会的革命，一场反对一切财产的战争，一种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现象将依序被新生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吗？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道德和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呢？谁将揭开未来的面纱？俄国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句俄国古谚说：“我坐在岸边，以待风来。”

——哈克斯特豪森《关于……俄国的研究》，1847[1]

我们是从考察1789年的世界开始本书的。让我们以扫视一下约50年后那个史无前例的、最革命性的半个世纪结束时的世界，来结束本书吧。

那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在这个讲求计算的时代里，人们企图借着统计数据记录已知世界的所有事情，众多的新统计简报[1]能够公正地总结说，每一个可量度的数据都比之前的任何时期更大（或更小）。已知的、画在地图上的，而且彼此之间互有联系的世界面积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来得大，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更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快速。世界人口比此前任何时候都多，在某些地区，甚至多到超出一切预料或以前根本不可能的程度。大城市以空前的速度持续增加。工业生产达到了天文数字：19世纪40年代，大约生产了6.4亿吨的煤。只有更为反常的国际贸易超越了工业生产的天文数字。国际贸易自1780年以来已增加了3倍，其贸易额达到约8亿英镑，如果用比不上英镑那样稳定的货币单位来计算的话，数字还要大得多。

在此之前，科学从来没有如此成功；知识从来没有这般广泛传播。4 000种以上的报纸为世界各国公民提供讯息，每年光是在英国、法国、德意志和美国出版的书籍种类就达五位数之多。人类每一年的发明都在攀登更为令人炫目的高峰。当称作煤气厂的巨大实验室，通过没有尽头的地下管道将煤气输送出来，开始照亮工厂，[2]紧接着照亮欧洲的一座座城市（伦敦自1807年起，都柏林自1818年起，巴黎自1819年起，甚至偏远的悉尼也在1841年被煤气灯照亮）之时，与这一成就比较起来，阿尔冈灯（Argand lamp，1782—1784年）——它是自油灯和蜡烛发明以来第一个重大进步——在人工照明方面几乎完全不具革命性作用了。而此时，电弧光灯也已开始为人所知。伦敦的惠斯顿（Wheatstone）教授已计划用海底电报线联系英、法两国。才一年的时间（1845年），就已有4 800万乘客搭乘过英国的铁路。男男女女已可以沿着大不列颠3 000英里（1846年的里程，1850年前夕延长到超过6 000余英里）长的铁路奔驰。在美国则有9 000英里长的铁路。定期的汽船航线早已将欧洲和美洲、欧洲和印度群岛连接起来。

无疑，这些成就都有其阴暗面，尽管无法轻易从统计表格中归纳出来。人们如何以计量的方式来表达那些今天已很少有人会否认的事实，即工业革命创造了人类曾居住过的最丑陋环境，例如曼彻斯特后街曾经历过的邪恶腐臭与满天废气；或是工业革命创造了最悲惨的世界，它将空前数量的男女赶出家园，使他们失去生命。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原谅19世纪50年代进步旗手们的信心和决心：“商业可以自由地进行，一手引导文明，一手引导和平，以使人类更加幸福，更加聪慧，更加美好。”帕默斯顿勋爵即使在最暗淡的1842年，仍继续发表这种乐观的言论：“先生，这是上帝的安排。”[2]无人能否认，当时存在着最令人震惊的贫困。许多人认为，贫困甚至在加剧和深化之中。但是，若用估量工业和科学成就的空前标准来衡量，即使是最悲观的理性观察者仍能坚持说，在物质方面，它比过去任何时候，甚至比迄今尚未工业化的国家还糟吗？他不能说。劳动贫民的物质情况比不上黑暗的过去，有时比记忆犹新的一些时期还要差，这已是足够严厉的谴责了。进步的捍卫者试图以下述论点来抵挡攻击：这不是由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造成的，相反，而是由旧的封建主义、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在完善的自由企业之路上仍然设置的障碍造成的。与此相反，新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它正是由该制度的运作造成的。不过，两方都同意，这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痛苦。一些人认为，它们将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得到克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可能。不过，双方都正确地相信，随着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加强，人类生活也将迎向物质改善的光明前景。

但是，当我们着手分析19世纪40年代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我们却把最精妙的那些部分留待有节制、有保留的评述。世界多数居民仍和以前一样，还是农民，尽管某些地区，特别是英国，农业早已是少数人的职业，而城市人口已达超过农村人口的边缘，如同1851年人口普查首次显示的那样。奴隶也相对减少，因为1815年正式废除了国际奴隶贸易；英国殖民地实际存在的奴隶制度已于1834年废止；已获解放的西班牙和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则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和之后被禁止。但是，当西印度群岛，除一些非英国人统治的地区外，现在都成为法律上的自由农业区之时，奴隶的数量却在巴西和美国南部这两大残存据点持续增长。这种增长受到工商业快速进步的刺激，任何有关货物和人力的限制都会遭到工商业的反对，官方的禁止反倒使奴隶贸易更为有利可图。1795年，在美国南部一个从事田间劳动的黑奴大概叫价300美元，但是到了1860年，竟涨至1 800美元；[3]而美国的奴隶数量则从1790年的70万人，上升到1840年的250万人，以及1850年的320万人。他们仍然来自非洲，但是在拥有奴隶的地区，亦即在美国边境州里，奴隶出售的数量也在增加，他们被卖往迅速扩展的棉花种植区。

此外，原本便已存在的半奴隶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例如将“契约劳工”从印度出口到生产甘蔗的印度洋岛屿和西印度群岛。

农奴制度或者农民的法律束缚，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废除，尽管这对像西西里或安达卢西亚这样的传统大庄园的农村穷苦人民来说，并无多大差别。然而，在其主要的欧洲据点里，农奴制度仍顽固地存在下来，尽管在最初的大量扩增之后，自1811年起，俄国的男性农奴数量已稳定保持在1 000万到1 100万之间，也就是说，相对衰落了。[3]不过，农奴制度的农业（不同于奴隶农业）明显在走下坡，其经济弊端日益显著，而且，尤其是自19世纪40年代起，农民的反抗也日渐增强。最大规模的农奴起义可能要算1846年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农奴起义了，它是1848年普遍解放农奴的序曲。但是在俄国的情况更糟，1826—1834年间曾爆发了148次农奴骚动，1835—1844年间216次，1844—1854年间348次，而在1861年农奴解放之前的最后几年则达到最高潮，共计474次。[5]

在社会金字塔的另一端，除了像法国这种发生了直接农民革命的国家外，土地贵族的地位也比想象中的可能变化要小一些。无疑，当时已出现像法国和美国之类的国家，该国最富有的人已不再是土地所有者了。（有些富人购买土地作为他们进入最高阶层的标志，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当然要除外。）但是，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最大量的财富集中当然仍是出现在贵族阶层；而美国南部，在司各特、“骑士精神”、“浪漫”以及其他概念（这些概念对于他们所剥削的黑人奴隶和未受教育、自食其力的清教徒农夫们毫无意义）的鼓舞下，棉花种植者甚至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贵族社会的拙劣仿冒品。当然，在贵族制度的稳固之中，隐藏着一种变化：贵族的收入越来越依赖于他们所藐视的资产阶级，依赖他们的工业、股票证券和房地产的发展。

当然，中产阶级已迅速增加了，但即使如此，他们的数量并未达到压倒性的多数。1801年，英国年收入150英镑以上的纳税人口约10万人；在本书所论时期结束之际，则可能增加到约34万人[6]，也就是说，包括其庞大的家族成员在内，在2 100万总人口中占了150万人（1851年）。[4]自然，那些正在追赶中产阶级生活标准和方式的人，其数量更是大得多了。但这些人并不是都非常富有，比较有把握的推测[5]是，年收入5 000英镑以上的人数约为4 000人，包括贵族，这个数字与雇用7 579名私人马车夫来装点英国街道的雇主人数相去不远。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比例显然不比英国高，事实上普遍还要低一些。

工人阶级（包括新的工厂、矿山、铁路等等方面的无产者）自然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增长。不过，除了英国，这种增长至多也只能以数十万计，而不能以数百万计。与世界总人口相比，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并且再一次除了英国和其他一些小核心地区外，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无组织的。然而，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工人阶级的政治重要性已经相当大了，与其人数或成就不成比例。

及至19世纪40年代，世界政治结构已经历过极大的改变，不过无论如何，改变的幅度还是赶不上乐观的（或悲观的）观察家在1800年时所预期的。除了美洲大陆之外，君主制度仍然是统治国家的最普遍模式。甚至在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巴西）仍是一个帝国；另有一个国家（墨西哥）至少在1822—1833年之间，曾在伊图尔比德将军（奥古斯丁一世）统治下，试用过帝国的名称。的确，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王国，可以被形容为君主立宪国家，但是除了集中于大西洋东岸的这类国家之外，专制君王仍在各处占有绝对优势。的确，到了19世纪40年代，革命孕育出一些新国家：比利时、塞尔维亚、希腊，以及拉丁美洲诸国。虽然比利时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强国（主要是因其追随法国这个伟大邻居的脚步所致，大约1/3的煤和主要的生铁都出口到了法国），但是因革命建国的政权中，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在1789年早已存在的美国。美国享有两项巨大的有利条件：一是不存在任何能够或的确想要阻止其越过广大内陆而向太平洋沿岸扩张的强邻或敌手——法国在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中，事实上已卖给美国一块相当于美国当时面积的土地；二是其经济发展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飞跃。巴西也分享了第一项有利条件，这个从葡萄牙手中和平分离出来的国家，避免了长达一代人的革命战争所带给西属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分裂命运；不过，它的资源和财富实际上依然未得到开发。

不过，政治仍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大约从1830年以来，变化的动力明显地增加了。1830年革命将温和的自由中产阶级宪法（反民主的，但同样是反贵族的），引进了西欧的主要国家。这当中无疑意味着妥协，这是由于害怕爆发超出温和中产阶级愿望的群众革命。这些妥协使得政府当中的地主阶级人数过多，比如英国；而新兴阶级，特别是最富生气的工业中产阶级，在政府中却没有代表性，比如法国。然而，这些妥协仍然使政治天平决定性地倾向中产阶级。1832年后，在一切具有分量的事情上，英国企业家都取得了成功。为了赢得《谷物法》的废除，放弃功利主义者所提出的更极端的共和主义和反教会提议，是非常值得的。毫无疑问，在西欧，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虽然不是民主激进主义）正处在上升阶段。它的主要对手（在英国是保守党人，在其他地区是普遍集合在天主教会周围的那些集团）则处于守势，并深刻体认到这一点。

但是，甚至激进的民主制度也未曾取得重大进展。经过50年的犹豫和敌视之后，西部拓荒者和农民的压力终于在杰克逊总统在位时（1829—1837年），使民主在美国确立了。这大致是在欧洲革命重新获得其动能的同时。就在本书所论时期行将结束之际（1847年），瑞士激进派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一场内战，把民主带给了这个国家。但是，在温和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当中，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样一种主要由左翼革命派把持，并且看起来至多也只适合于那些山区或平原的粗俗小生产者的政府制度，有一天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典型政治结构，并且保护他们去反对那些在19世纪40年代曾拥护过这项制度的人们所发起的新攻击。

只有在国际政治中，才有一场明显是总体的而且几乎是无限制的革命。19世纪40年代的世界，是由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列强，加上正在发展中的美国全权支配的。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证明唯一尚存的非欧洲大国中华帝国，已无力招架西方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看起来，自此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带着贸易和《圣经》随行的少数西方军队了。而且，在西方主宰世界的大潮流中，由于英国拥有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多的炮舰、贸易和《圣经》，遂顺理成章地荣登霸主宝座。英国的霸主地位是如此绝对，以至于其运作几乎不需要政治控制。除了英国之外，其他殖民强国都已衰落，因此英国也就没有任何敌手。法兰西帝国已缩减到只控有少数分散的岛屿和贸易据点，尽管它正着手跨越地中海，以图恢复它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印度尼西亚已处于英国新贸易集散地新加坡的监视之下，因此在印度尼西亚恢复统治的荷兰人，已不再与英国竞争；西班牙人保住了古巴、菲律宾群岛以及对于非洲领土的模糊权力；葡萄牙殖民地则完全被遗忘了。英国贸易支配着独立的阿根廷、巴西和美国南部，同时也支配着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或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英国人的投资在美国北部，事实上是在世界各个经济增长地区，都有其强大的影响力。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大国像19世纪中期的大英帝国那样，行使过世界霸权，因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或霸权国家，都只是区域性的，例如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和罗马帝国。自那以后，没有任何单一大国成功地再建过一个可与之相匹敌的霸权，而且实际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也绝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这样做，因为再也没有任何大国可以声称自己拥有“世界工厂”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

不过，英国在未来的衰落已经明显可见。像托克维尔和哈克斯特豪森（Haxthausen）这类聪明的观察家，甚至早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就已预言，美国和俄国的巨大版图和潜在资源，终究将使它们成为这个世界的两大巨人；在欧洲境内，德国（如恩格斯于1844年所预言的那样）也将很快就会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只有法国已决定性地跌下国际霸权的角逐台，尽管这一点尚未明显到让多疑的英国和其他国家政治家放心的地步。

简而言之，19世纪40年代的世界已失去了平衡。在过去半个世纪所释放出来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变化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的，并且，甚至对最肤浅的观察者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不过，另一方面，它们的制度性成果仍相当微小。如同英国必然不能永远是唯一的工业化国家一样，或迟或早，合法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除了尚未被新经济触及的偏远地区之外）也必然要消失。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正在发展的任何国家里面，贵族地主和专制君主的退却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他们以什么样的政治妥协方案来企图保留其地位、影响，甚至政治权势。更有甚者，法国大革命的伟大遗产之一，即不断灌输给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活动，意味着这些群众迟早必定会在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830年以后，社会变动的显著加快，以及世界革命的复兴，明白揭示了变革（无论其精确的制度性本质为何）已无法避免，且无可推延。[6]

上述种种，已足以给19世纪40年代的人们一种变革迫在眉睫的意识。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何以整个欧洲都感觉到一场社会革命已蓄势待发。值得注意的是，变革就在眼前的迫切感，并不限于已对其进行了详尽表达的革命者，也不限于惧怕贫民群众的统治阶级。穷人自己也感受到变革即将来临。人民中的识字阶层曾表达了这种感觉。在1847年的饥荒期间，美国领事从阿姆斯特丹报告了途经荷兰的德意志移民的情绪，他写道：“所有消息灵通之人都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眼下的危机是如此深刻地交织在当前的事件之中，‘这’一定就是那场伟大革命的开始，那场他们认为迟早会瓦解现存事物与法则的伟大革命。”[7]

迫切感的根源在于旧社会留下的危机看来恰好与一次新社会的危机重合。回顾19世纪40年代，人们很容易把预见资本主义最终危机将近的社会主义者，视为一批错把希望当作现实的梦想家。因为事实上接着发生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是它最迅速而且无可抗拒的扩张时期。然而，在19世纪30和40年代，下列事实却仍相当模糊：新经济终将能够克服它的困难，即那种随着它以越来越革命的方式生产越来越大量的货物之能力的增加而增加的困难。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被一种“静止状态”的前景所困扰：他们（不像18世纪或之后的那些理论家）相信，那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即将枯竭，而且这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其捍卫者持两种态度。那些即将成为高级财政和重工业首领的法国人（圣西门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对于工业社会赢得胜利的最佳路径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仍无定见。像格里利（Horace Greeley，“年轻人，到西部去吧”是他的名言）这样的美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却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建立了傅立叶主义的“法伦斯泰尔”，并在理论上阐释了其优点。这些法伦斯泰尔类似以色列集体农业屯垦区（kibbutz），与今天被认定的“美国风格”十分不符。商人们自己都绝望了。于今回顾，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像布赖特（John Bright）和成功的兰开夏棉纺主人那样的教友派实业家，在他们扩张的最有生气的阶段当中，竟会为了废除征税一事，准备以一种普遍的政治封锁将他们的国家投入动乱、饥饿和骚动之中。[8]然而，在可怕的1841—1842年间，对于有思想的资本家来说，工业发展所面临的不仅是麻烦和损失，还有普遍的窒息，除非能立即清除其进一步扩张的障碍。

对于广大的一般人民来说，问题甚至更加简单。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在西欧和中欧的大城市和工厂地区，他们的状况必然会将他们推向社会革命。他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苦难世界里的富人和权贵的仇恨，以及他们对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梦想，给了他们绝望的眼睛一个目标，即使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主要在英国和法国）看得到那个目标。利于进行集体活动的组织赋予他们力量。法国大革命的伟大觉醒教导他们，普通人不必对不公正逆来顺受：“在此之前，这些国家处于蒙昧状态，而其人民则认为国王是世间的上帝，他们一定会说，不管国王做什么都是对的。经过现在这场变化，统治人民将会更困难了。”[9]

这就是游荡于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这反映了对“无产阶级”的恐惧。这种恐惧不仅影响了兰开夏或法国北部的工厂主，也影响了农业德意志的政府文官、罗马的僧侣和各地的教授。这是罪有应得的。因为，在1848年头几个月爆发的这场革命，并不仅是在它涉及动员了所有社会阶层这一意义上才是一场社会革命。在中西欧的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当中，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劳动贫民起义。他们的力量，而且差不多就仅是他们的力量，将把从意大利巴勒莫到俄国边界的旧制度推倒在地。当尘埃在其废墟上落定之时，人们发现，工人们（在法国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工人）正站立其上，他们不仅要求面包和就业，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

当穷苦的劳动者奋起之时，欧洲旧制度的虚弱与无能，增加了富人和权贵世界的内在危机。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个美妙的时刻。如果这些危机换个时间出现，或在允许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和平调整其争端的体制下出现的话，他们导致革命的可能性，恐怕比不上18世纪俄国宫廷长年不断的争吵导致沙皇制度没落的可能性。例如，在英国和比利时，农业家与企业家之间，及其各自的内部派别之间，都有大量的冲突存在。但是，显然可以理解的是，1830—1832年的变革以有利于企业家的结果决定了权力问题；否则，只有冒险革命才能将政治现状加以冻结，然而，革命却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正因为如此，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企业家和农业保护主义者之间有关《谷物法》的尖锐斗争，居然能在宪章派的骚动中展开并取得成果（1846年），而且一刻也未曾危及所有统治阶级对抗普选威胁的团结性。在比利时，虽然自由主义者于1847年的选举中战胜天主教徒，使企业家脱离潜在的革命者行列，而1848年经审慎判断的选举改革，一举将选民增加了一倍（在400万人口中，选民仍不足8万人），多少消除了下层中产阶级核心人士的不满。因此比利时没有爆发1848年革命，尽管以实际遭受的苦难而论，比利时（或者不如说佛兰德斯）可能比除爱尔兰之外的西欧地区都要糟。

但是，专制主义的欧洲，是由1815年的顽固政体所主导，该体制旨在杜绝任何具有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性质的变革，甚至对最温和的反对派，该体制也未留下除了承认现状或进行革命之外的其他选择。他们可能不准备起来反叛自己，但是，除非发动一场不可逆转的社会革命，并且除非有人起来进行这样的革命，他们也将一无所获。1815年的政权迟早得让路。他们自己知道这一点。“历史反对他们”的意识削弱了他们的抵抗意志，正如历史的确是在反对他们这一事实削弱了他们抵抗的能力一样。在1848年，革命（常常是国外的革命）的第一阵轻烟就把他们吹跑了。不过，至少得有这一阵轻烟，否则他们是不会自己走开的。与英、比相反的是，在这类国家当中，即使是较小的摩擦（统治者与普鲁士和匈牙利议会的争执；1846年选举出一位“自由主义”教皇，即一位急于把教会统治带到离19世纪稍微近一点的教皇；对巴伐利亚的一位王室女继承人的怨恨等等），也都会酿成重大的政治震荡。

理论上，路易·菲力普的法国应该有着英国、比利时、荷兰以及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政治灵活性才是。但是，事实上它却没有。因为，法国统治阶级（银行家、金融家以及一两个大企业家）仅代表了中产阶级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是其经济政策为更有活力的企业家以及不同利益集团所讨厌的那部分；此外，对1789年革命的记忆，仍然阻碍着改革。因为，反对势力不仅有不满的中产阶级，而且还有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下层中产阶级，尤其是巴黎的下层中产阶级。（尽管选举权受到限制，他们仍在1846年投票反对政府。）扩大选举权可能因此而引入潜在的雅各宾党人，亦即激进派，这些人除非被正式加以禁止，否则一定会变成共和分子。路易·菲力普的总理兼历史学家基佐，因此倾向于将扩大政权之社会基础的任务留给经济发展来承担。因为经济发展将自动增加具有进入政界财产资格的公民数量。事实上正是如此。选民从1831年的16.6万人上升到1846年的24.1万人。不过，这还不够。对雅各宾共和的恐惧使法国的政治结构无比僵化，而且使法国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在英国，于宴会之后举办一场公共政治讲演——就像法国反对派在1847年所举行的那样——绝对不会引起任何问题。但是在法国，它就代表着革命的序幕。

如同欧洲统治阶级的其他政治危机一样，1848年革命与一项社会灾难同时发生，即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横扫欧洲大陆的大萧条。歉收，尤其是马铃薯歉收引人注目。爱尔兰和程度上较轻的西里西亚和佛兰德斯的所有人口都在挨饿，[7]食品价格飞涨。工业萧条使失业加剧，大批城市劳动贫民恰好在其生活费用飞涨之时，被夺去了他们微薄的收入。不同国家与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形势都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当时政权幸运的是，诸如爱尔兰人和佛兰德斯人或一些地方工厂工人这些最悲惨的人，在政治上也是最不成熟的。例如，法国北部地区的棉纺工人将他们的绝望发泄在涌入法国北部同样绝望的比利时移民身上，而不是发泄在政府甚至老板身上。而在最工业化的国家当中，不满情绪的锋芒早已被19世纪40年代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繁荣所磨灭。1846—1848年是个坏年头，但还没坏到1841—1842年那种程度，而且，它们只是在现已清晰可见的经济繁荣曲线上的暂时下滑而已。不过，如果把中欧和西欧当作一个整体，1846—1848年的大灾难则是普遍性的，而总是处在生存边缘的群众，他们的情绪则是紧张而激动的。

一场欧洲的经济灾难就这样与旧政权的明显瓦解同时发生。1846年加利西亚的一场农民起义，同年一位“自由主义”教皇的当选，1847年末一场由瑞士激进派打败天主教徒的内战，1848年初在巴勒莫发生的西西里自治起义，上述事件都不是大风中飘动的草，而是狂风的最初怒吼。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很少有革命像这场革命那样被普遍预见到，尽管并不一定正确预见到在哪些国家或哪些日期发生。整个欧洲大陆都在等待着，他们已准备就绪，可立即将革命的消息借由电报从城市传向城市。1831年，雨果写道，他早已听到了“革命沉闷的轰响，仍然在地层深处，正在欧洲的每一个王国底下，沿着其地下坑道，从矿场的中心竖井——巴黎——向外涌出”。1847年，革命之声高亢而逼近。1848年，革命正式引爆。

[1] 约有50个这种类型的主要简报在1800—1848年之间发表，这还不包括政府的统计（人口普查、官方调查等等）或充满了统计表格的众多新专业性或经济学性杂志。

[2] 博尔顿和瓦特于1798年开始生产煤气灯，曼彻斯特的“菲利普斯和李”棉纺厂自1805年起长期使用1 000个煤气灯头。

[3]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保罗（Paul，1762—1801）统治时期，农奴制度的扩展使男性农奴人数从约380万增加到1811年的1 400万。（P. Lyashchenko, History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Economy, pp. 273—4.）

[4] 这类估计是主观的，不过，假定每一个可划归中产阶级的家庭至少有一名仆人，那么1851年的67.4万名女性“一般家仆”，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出中产阶级最大户数的数字。大约5万名厨师，“女管家和女仆的数量约与此相同”，则提供了最小的数目。

[5] 根据著名的统计学家威廉·法尔在《统计日报》（Statistical Journal）1857年第102页的数据。

[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普遍被认为是必然会发生的所有变革都有必要发生，例如，自由贸易、和平和代议政体的普遍胜利，或是君主及罗马天主教会的消亡。

[7] 在佛兰德斯的亚麻种植地区，1846—1848年之间，人口下降了5%。

注释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1] Saint-Just, Oeuvres complètes, II, p. 514.

[2] A. Hovelacque, La taille dans un canton ligure. Revue Mensuelle de l’Ecole d’Anthropologie (Paris 1896).

[3] L. Dal Pane, Storia del Lavoro dagli inizi del secolo XVIII al 1815 (1958),p. 135. R. S. Eckers, The North-South Differential in It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 1961, p. 290.

[5] H. Sée,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u Régime Agraire en Europe au XVIII et XIX siècles (1921), p. 184, J.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1961), pp. 455—60.

[7] A. Goodwin ed. The European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953), p. 52.

[8] L. B. Namier, 1848, The Revol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1944); J. Vicens Vives, Historia Economica de España (1959).

[9] Sten Carlsson, Stàndssamhälle och stàndspersoner 1700—1865 (1949).

[10]Pierre Lebrun et al., La rivoluzione industrial in Belgio, Studi Storici, II, 3—4, 1961, pp. 564—5.

[11] Like Turgot (Oeuvres V, p. 244): ‘Ceux qui connaissent la marche du commerce savent aussi que toute entreprise importante, de trafic ou d’industrie, exige le concours de deux espèces d’hommes, d’entrepreneurs...et des ouvriers qui travaillent pour Ie compte des premiers, moyennant un salaire convenu. Telle est la véritable origine de la distinction entre les entrepreneurs et les maîtres, et les ouvriers ou compagnons, laquelle est fondé sur la nature des choses.’

第二章 工业革命

[1] Arthur Young, Tours in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edition, p. 269.

[2] A. de Toqueville, Journeys to England and Ireland, ed. J. P. Mayer (1958), pp. 107—8.

[3] Anna Bezanson, The Early Uses of the Term Industrial Revol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XXXVI, 1921—2, p. 343, G. N. Clark, The Idea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Glasgow 1953).

[4] cf. A. E. Musson & E. Robinson, Science and Industr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I. 2, Dec 1960, and R. E. Schofield’s work on the Midland Industrialists and the Lunar Society Isis 47 (March 1956), 48 (1957), Annals of Science II (June 1956) etc.

[6] W.G.Hoffmann,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Manchester 1958), p. 68.

[7] A. P. Wadsworth & J. de L.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1931), chapter VII.

[8] F.Crouzet, Le Blocus Continental et l’Economic Britannique (1958), p. 63, suggests that in 1805 it was up to two－thirds.

[9] P. K. O’Brien, British Incomes and Property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II, 2 (1959), p.267.

[11] Baines, History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e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1835). p.431.

[12] P. Mathias, The Brewing Industry in England (Cambridge 1959).

[13] M. Mulhall,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 (1892), p. 158.

[14] Baines, op. cit., p. 112.

[15] cf. Phyllis Deane, Estimates of the British National Incom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pril 1956 and April 1957).

[16] O’Brien, op. cit., p. 267.

[17] For the stationary state cf. J.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1954), pp. 570—1. The crucial formulation is John Stuart Mill’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ok IV, chapter iv): ‘When a country has long possessed a large production, and a large net income to make saving from, and when, therefore, the means have long existed of making a great annual addition to capital; it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a country, that the rate of profit is habitually within, as it were, a hand’s breadth of the minimum, and the country therefore on the very verge of the stationary state... The mere continuance of the present annual increase in capital if no circumstances occurred to counter its effect would suffice in a small number of years to reduce the net rate of profit (to the minimum).’ However, when this was published (1848) the counteracting force-the wave of development induced by the railways-had already shown itself.

[18] By the radical John Wad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the banker Lord Overstone, Reflections suggested by the perusal of Mr J. Horsley Palmer’s pamphlet on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pressure on the Money Market (1837), the Anti-Corn Law campaigner J. Wilson, Fluctuations of Currency, Commerce and Manufacture; referable to the Corn Laws (1840); and in France by A. Blanqui (brother of the famous revolutionary) in 1837 and M. Briaune in 1840. Doubtless also by others.

[19] Baines, op. cit., p. 441. A. Ure & P. L. Simmonds, The Cotton Manufacture of Great Britain (1861 edition),p. 390 ff.

[20] Geo. White, A Treatise on Weaving (Glasgow 1846), p. 272.

[21] M. Blaug, The Productivity of Capital in the Lancashire Cotton Industry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pril 1961).

[22] Thomas Ellison, The Cotton Trade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86), p. 61.

[23] Baines, op. cit., p. 356.

[24] Baines, op. cit., p. 489.

[25] Ure & Simmonds, op. cit., Vol. I, p.317 ff.

[26] J. H. Clapham,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926), p. 427 ff.; Mulhall, op. cit. pp. 121, 332, M. Robbins, The Railway Age (1962), p. 30—1.

[28] Mulhall, op. cit. 501, 497.

[29] L. H. Jenks, The Migration of British Capital to 1875 (New York and London 1927), p.126.

[30] D. Spring, The English Landed Estate in the Age of Coal and Ir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 I, 1951)

[32] Albert M. Imlah, British Balance of Payments and Export of Capital,1816—1913,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 (1952, 2, p. 24).

[33] John Francis,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Railway (1851) II, 136; see also H. Tuck, The Railway Shareholder’s Manual (7th edition 1846), Preface, and T. Tooke, History of Prices II, pp. 275, 333—4 for the pressure of accumulated Lancashire surpluses into railways.

[34] Mulhall, op. cit., p. 14.

[35] Annals of Agric. XXXVI, p. 214.

[36] Wilbert Moore, Industrialisation and Labour (Cornell 1951).

[37] Blaug, loc. cit., p. 368. Children under 13, however, declined sharply in the 1830’s.

[39] Mulhall, op. cit.; Imlah, loc. cit., II, 52, pp. 228—9. The precise date of this estimate is 1854.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1] See R. R. Palmer,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1959); J.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1956), Vol. I, Chapter 1.

[2] B. Lewis, The Impac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n Turke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I (1953—4, p.105)

[3] H. Sée, Esquisse d’une Histoire du Régime Agraire (1931), pp. 16—17.

[4] A. Soboul, Les Campagnes Montpelliéraines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1958).

[5] A. Goodwin, The French Revolution(1959 cd.), p. 70.

[7] D. Greer, The Incidence of the Terror (Harvard 1935).

[8] Oeuvres Complètes de Saint-Just, Vol. II, p. 147 (ed. C. Vellay, Paris 1908).

第四章 战争

[1] Cf. e.g. W. von Grootc, Die Entstehung d. Nationalbewussteins in Nordwestdeutschland 1790—1830 (1952).

[2] M. Lewi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Navy, 1793—1815 (1960), pp. 370, 373.

[3] Gordon 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1955), p. 26.

[4] A. Sorel, L’Europe et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I (1922 ed.), p. 66.

[5] Considérations sur la France, Chapter IV.

[6] Quoted in L.S.Stavrianos,Antecedents to Balkan Revolution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XXIX,1957, p.344.

[7] G. Bodart, Losses of Life in Modem Wars (1916), p. 133.

[8] J. Vicens Vives ed. Historia Social de Espaňa y America (1956), IV, ii, p. 15.

[9] G. Bruun, Europe and the French Imperium (1938), p. 72.

[10] J. Leverrier, La Naissance de l’armée nationale, 1789—94 (1939), p. 139; G.Lefebvre,Napoléon(1936), pp. 198, 527; M. Lewis, op. cit., p. 119; Parliamentary Papers XVII, 1859, p. 15.

[11] Mulhall,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 War.

[12] Cabinet Cyclopedia, I, pp. 55—6 (‘Manufactures in Metal’).

[13] E. Tarlé, Le Blocus continental et le royaume d’Italie(1928), pp. 3—4, 25—31; H. Sée, Histoire Economique de la France,II, p. 52; Mulhall, loc. cit.

[14] Gayer, Rostow and Schwartz, Growth and Fluctuation of the British Economy, 1790—1850 (1953), pp. 646—9; F. Crouzet, Le blocus continental et l’économie Britannique (1958), p. 868 ff.

第五章 和平

[1] Castlereagh, Correspondence, Third Series, XI, p. 105.

[2] Gentz, Depêches inédites, I, p. 371.

[3] J. Richardson, My Dearest Uncle, Leopold of the Belgians (1961), p. 165.

[4] R. Cameron, op. cit. p. 85.

[5] F. Ponteil, Lafayette et la Pologne (1934).

第六章 革命

[1] Luding Boerne, Gesammelte Schriften, III, pp. 130—1.

[2] Memoirs of Prince Metternich, p. 468.

[3] Vienna, Verwaltungsarchiv: Polizeihofstelle H 136/1834, passim.

[4] Guizot, Of Democracy in Modern Societies (London 1838), p. 32.

[5] The most lucid discussion of this general revolutionary strategy is contained in Marx’ articles in th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during the 1848 revolution.

[6] M. L. Hansen, The Atlantic Migration (1945), p. 147.

[7] F. C. Mathe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Chartists, in A. Briggs ed. Chartist Studies(1959).

[8] cf. Parliamentary Papers, XXXIV, of 1834; answers to question 53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agricultural riots and burning of 1830 and 1831), e.g. Lambourn, Speen (Berks), Steeple Claydon (Bucks), Bonington (Glos), Evenley (Northants).

[9] R. Dautry, 1848 et la Deuxième République (1848), p. 80.

[10] St. Kiniewicz, La Pologne et l’Italie à I’époque du printemps des peuples. La Pologne au Xe Congrés International Historique, 1955, p. 245.

[11] D. Cantimori in F. Fejtö ed., The Opening of an Era: 1848 (1948), p. 119.

[12] D. Read, Press and People (1961), p. 216.

[13] Irene Collins, Government and Newspaper Press in France, 1814—81 (1959).

[14] cf. E. J. Hobsbawm, Primitive Rebels (1959). pp.171—2; V. Volguine, Les idées socialistes et communistes dans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Questions d’Histoire, II, 1954,pp.10—37); A. B. Spitzer, The Revolutionary Theories of Auguste Blanqui (1957), pp.165—6.

[15] G.D. H. Cole and A. W. Filson, British Working Class Movements. Select Documents (1951), p. 402

[16] J. Zubrzycki, Emigration from Poland, Population Studies, VI, (1952—3), p. 248.

[17] Engels to Marx, March 9, 1847.

第七章 民族主义

[1] Hoffmann v. Fallersleben, Der Deutsche Zollverein, in Unpolitische Lieder.

[2] G. Weill, L’Enseignement Sécondaire en France 1801—1920 (1921), p.72.

[3] E. de Laveleye, L’Instruction Ju Peuple (1872), p. 278.

[4] F. Paulsen, Geschichte des Gelehrten Unterrichts (1897), II, p. 703; A. Daumard, Les élèves de l’Ecole Poly-technique 1815—48 (Rev. d’Hist. Mod. et Contemp. V. 1958); The total number of German and Belgian students in an average Semester of the early 1840’s was about 14,000. J. Conrad, Die Frequenzverhältnisse der Universitäten der hauptsächlichen Kulturländer (Jb. f. Nationalōk. u. Statistik LVI, 1895, pp. 376 ff.)

[5] L. Liard,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n France 1789—1889 (1888), p. 11 ff.

[6] Paulsen, op. cit., II, pp. 690—1.

[7] Handwörterbuch d.Staabwissenschaften (2nd ed.) art. Buchhandel.

[8] Laveleye, op. cit., p. 264.

[9] W. Wachsmuth, Europäische Sittengeschichte, V, 2 (1839), pp. 807—8.

[10] J. Sigmann, L’es radicaux badois et l’idée nationàle allemande en 1848.Etudes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II, 1948, pp. 213—4.

[11] J. Miskolczy, Ungarn und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1959), p. 85.

第八章 土地

[1] Haxthausen, Studien ... ueber Russland (1847), II, p. 3.

[2] J. Billingsley, Survey of the Board of Agriculture for Somerset (1798), p. 52.

[3] The figures are based on the ‘New Domesday Book’of 1871—3, but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y do not represent the situation in 1848.

[4] Handwörterbuch d.Staatswissenschaften (Second Ed.), art. Grundbesitz.

[5] Th. von der Goltz, Gesch. d. Deutschen Landwirtschaft (1903), II; Sartorius v. Waltershausen,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1815—1914 (1923), p.132.

[6] Quoted in L. A. White ed., The Indian Journals of Lewis, Henry Morgan (1959).p 15.

[8] C. Issawi, Egypt since 18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 I,1961, p. 5.

[9] B.J. Hovde,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1720—1860 (1943), Vol. I, p. 279. For the increase in the average harvest from 6 million tons (1770) to 10 millions, see Hwb. d. Staatswissenschaften, art. Bauernbefreiung.

[10] A. Chabert, Essai sur les mouvements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1798—1820 (1949) II, p.27 ff; l. L’Huillier, Recherches sur l’Alsace Napoléonienne (1945), p.470.

[11] eg. G. Desert in E. Labrousse ed. Aspects de la Crise . . . 1846—51 (1956), p.58.

[12] J.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1956), II, p. 584.

[13] A. Agthe, Ursprung u. Lage d. Landarbeiter in Livland (1909), pp. 122—8.

[15] F. Luetge, Auswirkung der Bauernbefreiung, in Jb. f. Nat. Oek. 157, 1943, p.353 ff.

[16] R.Zangheri, Prime Ricerche sulla distribuzione delta proprietà fondiaria (1957).

[17] E. Sereni, Il Capitalismo nelle Campagne (1948), pp. 175—6.

[19] Dal Pane, Storia del Lavoro in Italia dagli inizi del secolo XVIII al 1815(1958), p.119 .

[20] R.Zangheri ed. Le Campagne emiliane nell’epoca moderna (1957), p. 73.

[21] J. Vicens Vives, ed. Historia Social y Economica de España y America(1959). IVii,pp. 92, 95.

[22] M. Emerit, L’état intellectuel et moral de l’Algérie en 1830,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I, 1954,p.207.

[23] R. Dutt,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under early British Rule (n.d. Fourth Ed.), p.88.

[24] R. Dutt, India and the Victorian Age (1904), pp. 56—7.

[25] B. S. Cohn, The initial British impact on Ind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 1959—60, pp. 418—31) shows that in the Benares district (Uttar Pradesh) officials used their position to acquire land wholesale. Of 74 holders of large estates towards the end of the century, 23 owed the original title to the land to their connections with civil servants (p. 430).

[26] Sulekh Chandra Gupta, Land Market in the North Western Provinces (Utter Pradesh)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dian Economic Review, IV, 2, August 1958). See also the same author’s equally illuminating and pioneering Agrarian Background of 1857 Rebellion in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Enquiry,N. Delhi, Feb. 1959).

[27] R. P. Dutt, India Today (1940), pp. 129—30.

[28] K. H. Connell, Land and Population in Irelan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II. 3,1950.pp.285, 288.

[29] S. H. Cousens, Regional .Death Rates in Ireland during the Great Famine. Population Studies, XIV, 1, 1960, p. 65.

第九章 迈向工业世界

[1] Quoted in W. Armytage, A Social History of Engineering. (1961), p. 126.

[2] Quoted in R. Picard, Le Romantisme Social, (1944), pt. 2, cap. 6.

[3] J. Morley, Life of Richard Cobden (1903 ed ), p. 108.

[4] R. Baron Castro, La poblacion hispano-american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 1959—60, pp. 339—40.

[5] J. Blum, Transportation and Industry in Austria 1815—4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V (1943), p. 27.

[6] Mulhall, op. cit., Post Office.

[7] Mulhall, ibid.

[8] P. A. Khromov, Ekonomicheskoe Razvilie Rossii v XlX-XX Vekakh (1950), Table 19, p. 482—3. But the amount of sales increased much faster. cf. also J. Blum, Lord and Peasant in Russia, p. 287.

[9] R. E. Cameron, op. cit., p. 347.

[10] Quoted in S. Giedion, Mechanisation Takes Command (1948), p. 152.

[11] R. E. Cameron, op. cit., p. 115 ff.

[12] R. E. Cameron, op. cit., p. 347; W. Hoffmann,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1958), p. 71.

[13] W. Hoffmann, op. cit., p. 48; Mulhall, op. cit., p. 377.

[14] J. Pur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Czech Lands(Historica, II (1960), pp. 199—200).

[15] R. E. Cameron, op. cit., p. 347; Mulhall, op. cit., p. 377.

[16] H. Kisch, The Textile Industries in Silesia and the Rhine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X, December 1959.

[17] O. Fischel and M. V. Boehn, Die Mode, 1818—1842 (Munich 1924), p. 136.

[18] R. E. Cameron, op. cit., pp. 79, 85.

[19] The locus classicus of this discussion is G. Lefebvre,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et les paysans (1932), reprinted in Etude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caise (1954).

[20] G. Mori, Osservazioni sul liberoscambismo dei moderati nel Risorgimento, Riv. Storic del Socialismo, III, 1960, p. 8.

[21] C. Issawi, Egypt since 18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March 1961, XXI, p. 1.

第十章 向才干之士敞开进身之路

[1] F. Engels,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Chapter XII.

[2] M. Capefigue, Histoires des Grandes Operations Financières, IV (1860), p.255.

[3] M. Capefigue, loc. cit.,pp. 254,248—9.

[4] A. Beauvilliers, L’Art da Cuisinier, (Paris 1814).

[6] A. Briggs, Middle Class Consciousness in English Politics 1780—1846, Past and Present, 9, April 1956, p. 68.

[7] Donald Read, Press and People 1790—1850 (1961), p. 26.

[8] S. Smiles, Life of George Stephenson (1881 ed.), p. 183.

[9] Charles Dickens, Hard Times.

[10] Léon Faucher, Etudes sur l’Angleterre, I (1842), p. 322.

[11] M. J. Lambert-Dansette, Quelgues families du patronat textile de Lille-Armentières (Lille 1954), p. 659.

[12] Oppermann, Geschichte d. Königreichs Hannover, quoted in T. Klein, 1848, Der Vorkampf (1914), p. 71.

[13] G. Schilfert, Sieg u. Niederlage d. demokratischen Wahlrechts in d. deutschen Revolution 1848—9 (1952), pp. 404—5.

[14] Mulhall, op. cit. p. 259.

[15] W. R. Sharp, The French Civil Service (New York 1931), pp. 15—16.

[16] The Census of Great Britain in 1851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4), p. 57.

[17] R. Portal, La naissance d’une bourgeoisie industrielle en Russie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 siècl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Moderne, Douzième série, II,1959.

[18] Vienna, Verwaltungsarchiv, Polizeihofstelle, H 136/1834.

[19] A. Girault et L. Milliot, Principes de Colonisation et de Législation Coloniale (1938),p. 359.

[20] Louis Chevalier, Classes Laborieuses et Classes Dangereuses (Paris 1958) III, pt.2 discusses the use of the term ‘barbarians’, both by those hostile and by those friendly to the labouring poor in the 1840s.

[21] D. Simon, Master and Servant in J. Saville ed., Democr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1954).

[22] P. Jaccard, Histoire Sociale du Travail (i960), p. 248.

[23] P. Jaccard, Op. cit., p. 249.

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

[1] The weaver Hauffe, born 1807, quoted in Alexander Schneer, Ueber die Moth der Leinen-Arbeiter in Schle-lesien . . . (Berlin 1844), p. 16.

[2] The theologian P. D. Michele Augusti, Della libertà ed eguaglianza degli uomini nell’ordine naturale e civile (1790), quoted in A. Cherubini, Dottrine e Metodi Assistenziali dal 1789 al 1848 (Milan 1958), p. 17.

[3] E. J. Hobsbawn, The Machine Breakers, Past and Present, I, 1952.

[4] ‘About some Lancashire Lads’ in The Leisure Hour (1881). I owe this reference to Mr A. Jenkin.

[5] ‘die Schnapspest im ersten Drittel des Jahrhunderts’, Handwoerterbuch d Staatswissenschaften (Seconded.) art.‘ Trunksucht’.

[6] L. Chevalier, Classes Laborieuses et Classes Dangereuses, passim.

[7] J. B. Russell, Public Health Administration in Glasgow (1903), p. 3.

[9] E. Neuss, Entstehung u. Entwicklung d.Klasse d. besitzlosen Lohnarbeiter in Halle (Berlin 1958), p. 283.

[10] J. Kuczynski, Geschichte der Lage der Arbeiter (Berlin 1960), Vol. 9, p. 264 ff; Vol. 8 (1960), p. 109 ff.

[11] R. J. Rath, The Habsburg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Lombardo-Venetia 1814—18.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III, p. 311.

[12] M. C. Muehlemann, Les prix des vivres et Ie mouvement de la population dans Ie canton de Berne 1782—1881. IV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Hygiène (1883).

[13] F. J. Neumann, Zur Lehre von d Lohngesetzen, Jb.f.Nat.Oek. 3d ser. IV 1892, p. 374 ff.

[14] R. Scheer, Entwicklung d Annaberger Posamentierindustrie im 19. Jahrhundert.(Leipzig 1909), pp. 27—8, 33.

[15] N. McCord, The Anti-Corn Law League (1958), p. 127.

[16] ‘Par contre, il est sur que la situation alimentaire, à Paris, s’est deteriorée peu à peu avec le XIX siècle, sans doute jusqu’au voisinage des années 50 ou 60.’ R. Philippe in Annales 16, 3, 1961, 567, For analogous calculations for London, cf. E. J. Hobsbawm, The British Standard of Living,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 1, 1957. The total per capita meat consumption of France appears to have remained virtually unchanged from 1812 to 1840(Congrés Internationale d’Hygiène Paris 1878 (1880), vol. I, p. 432).

[17] S. Pollard, A History of Labour in Sheffield (i960), pp. 62—3.

[18] H. Ashworth in Journal Stat. Soc. V (1842), p. 74; E. Labrousse, ed. Aspects de la Crise . . . 1846—51 (1956),p. 107.

[19] Statistical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Anti-Corn Law Conference . . . March 1842 (n.d.), p. 45.

[20] Quoted in A. E. Musson, The Ideology of Early Co-operation in Lancashire and Cheshire; Transactions of the Lancashire and Cheshire Antiquarian Society, LXVIII, 1958, p. 120.

[21] A. Williams, Folksongs of the Upper Thames (1923), p. 105 prints a similar version rather more class conscious.

[22] A. Briggs, The Language of ‘class’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in A. Briggs and J. Saville ed., Essays in Labour History (1960);E. Labrousse, Le mouvement ouvrier et les Idées sociales, III (Cours de la Sorbonne), pp. 168—9; E. Coornaert, La pensée ouvrière et la conscience de classe en France 1830—48, in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o, III (Milan 1950), p. 28; G. D. H. Cole, Attempts at General Union (1953), p. 161.

[23] A. Soboul, Les Sansculottes de Paris en l’an II (1958), p. 660.

[24] S. Pollard, op. cit. pp. 48—9.

[25] Th. Mundt, Der dritte Stand in Deutschland und Preussen . . . (Berlin 1847), p. 4, quoted by J. Kuczynski, Gesch.d.Lage d. Arbeiter 9, p. 169.

[26] Karl Biedermann, Vorlesungcn ueber Socialismus und sociale Fragen (Leipzig 1847), quoted Kuczynski, op. cit., p. 71

[27] M. Tylecote, The Mechanics’ Institutes of Lancashire before 1857(1957), VIII.

[28] Quoted in Revue Historique CCXXI (1959), p. 138.

[30] W. E. Adams, Memoirs of a Social Atom, I, pp. 163—5, (London 1903).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

[1] Civiltà Cattolica II, 122, quoted in L. Dal Pane, il socialismo e le questione sociale nella prima annata della Civiltà Cattolica(Studi Onore di Gino Luzzato), Milan, 1950,p.144

[2] Haxthausen, Studien ueber . . . Russland (1847), I, p. 388.

[3] cf. Antonio Machado’s portrait of the Andalusian gentleman in Poesias Completas (Austral ed.), pp. 152—4:‘ Gran pagano, Se hizo hermano De una santa cofradia’etc.

[4] G. Duveau, Les Instituteurs (1957), pp. 3—4.

[4a] J. S. Trimingham, Islam in West Africa (Oxford 1959), p. 30.

[5] A. Ramos, Las Culturas negras en el mundo nuevo (Mexico 1943), p. 277 ff.

[6] W. F. Wertheim, Indonesian Society in Transition (1956), p. 204.

[7] Census of Great Britain 1851: Religious Worship in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1854).

[8] Mulhall,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Religion’.

[9] Mary Merryweather, Experience of Factory Life (Third ed. London 1862), p. 18. The reference is to the 1840s.

[10] T. Rees, History of Protestant Nonconformity in Wales (1861).

[11] Marx-Engels, Werke (Berlin 1956), I, p. 378.

[12] Briefwechsel zwischen Fr. Gentz und Adam Müller, Gentz to Müller, 7 October, 1819.

[13] Gentz to Müller, 19 April, 1819.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世俗界

[1] Archives Parlementaires 1787—1860 t. VIII, p. 429. This was the first draft of paragraph 4 of the Declaration of Man and Citizen.

[2]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 1798, paragraph 4.

[3] E. Roll,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948 ed.), p.155

[4] Oeuvres de Condorcet (1804 ed.) XVIII p. 412; (Ce que les citoyens ont le droit d’attendre de leur représentants.) R. R. Palmer,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 I, (1959), pp.13—20, argues-unconvincingly-that liberalism was more clearly‘ democratic’ than is here suggested.

[5] cf. C. B. Macpherson, Edmund Burke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LIII, Sect. II, 1959, pp. 19—26).

[6] Quoted in J. L. Talmon, Political Messianism (1960), p. 323.

[7] Rapport sur le mode d’exécution du décrét du 8 ventôse, an II (Oeuvres Complètes, II,1908, p. 248).

[8] 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 pt. IV, p. 54.

[9] R. Owen, A New View of Society: or Essays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Human Character.

[10] Quoted in Talmon, op. cit., p. 127.

[11] K. Marx, Preface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2] Letter to the Chevalier de Rivarol, June 1, 1791.

[13] For his ‘declaration of political faith’ see Eckermann, Gespraeche mit Goethe, 4.I.1824.

[14] G. Lukacs, Derjunge Hegel, p. 409 for Kant, passim-esp. II, 5 for Hegel.

[15] Lukacs, op. cit., pp. 411—12.

第十四章 艺术

[1] S. Laing, Notes of a Traveller o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France, Prussia, Switzerland, Italy and other parts of Europe, 1842 (1854 ed.), p.275.

[2] Oeuvres Complètes, XIV, p. 17.

[3] H. E. Hugo, The Portable Romantic Reader (1957), p. 58.

[4] Fragmente Vermischten Inhalts. (Novalis, Schriften (Jena 1923), III, pp. 45—6.

[5] From The Philosophy of Fine Art (London 1920), V.I., p. 106 f.

[6] E. C. Batho, The Later Wordsworth (1933), p.227, see also pp. 46—7, 197—9

[7] Mario Praz, The Romantic Agony (Oxford 1933).

[8] L. Chevalier, Classes Laborieuses et Classes Dangereuses à Paris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 siecle. (Paris 1958.)

[9] Ricarda Huch, Die Romantik, I, p. 70.

[11] V. Hugo, Oeuvres Complètes, XV, p. 2.

[12] Oeuvres Complétes, IX (Paris 1879),p. 212.

[13] cf. M. Thibert, Le rôle social de l’art d’après les Saint-Simoniens (Paris n.d.).

[14] P. Jourda, op. cit., pp. 55—6.

[15] M. Capefigue, Histoire des Grandes Opérations Financières, IV, pp. 252—3.

[16] James Nasmyth, Engineer, An Autobiography, ed. Samuel Smiles (1897 end.), p.177.

[17] Ibid. pp. 243, 246, 251.

[18] E. Halévy,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aper-back ed), I. 509

[19] D.S Landes Vieille Banque et Banque Nouvelle, Revue d’Histoire Modeme et Contemporaine, III,(1956), p. 205.

[20] cf. the long-playing records‘Shuttle and Cage’ Industrial Folk Ballads, (10T 13), Row, Bullies, Row (T7) and The Blackball Line, (T8) all on Topic, London.

[22] Select Committee on Drunkenness (Pari. Papers VIII, 1834) Q 571. In 1852, 28 pubs and 21 beershops in Manchester (out of 481 pubs and 1,298 beershops for a population of 303,000 in the borough)provided musical entertainment.(John T.Baylee; Statistics and Facts in reference to the Lord’s Day (London 1852), p. 20.)

第十五章 科学

[1] Quoted in S. Solomon, Commune, August 1939, p 964.

[2] G. C. C. Gillispie, Genesis and Geology (1951), p 116.

[3] Quoted in Encyclopédie de la Pléiade, Histoire de la Science (1957), p.1465.

[4] Essai sur I’éducation intellectuelle avec Le projet d’une Science nouvelle (Lausanne August 1939, p. 964. 1787).

[5] cf. Guerlac, Science and National, Strength, in E. M. Earle ed. Modern France (1951).

[6] Quoted in S. Mason, A History of the Sciences (1953), p. 286.

第十六章 结语：迈向1848

[1] Haxthausen, Studien ueber...Russland (1847), I, pp. 156—7.

[2] Hansard, 16 Feb. 1842, quoted in Robinson and Gallagher, Africa and the Victorians(1961), p.2.

[3] R.B.Morri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 (1953), pp.515—516.

[5] Lyashchenko, op. cit., p. 370.

[6] J. Stamp, British Incomes and Property (1920), pp. 515, 431.

[7] M. L. Hansen, The Atlantic Migration 1607—1860, (Harvard 1945), p. 252.

[8] N. McCord,The Anti－Corn Law League 1838—46 (London 1958), chapter V.

[9] T. Kolokotrones, quoted in L. S. Stavrianos, Antecedents to Balkan Revolution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XXIX, 1957, p. 34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王章辉等译. -- 2版.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8

书名原文: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ISBN 978-7-5086-7461-2

Ⅰ. ①革… Ⅱ. ①艾… ②王… Ⅲ. ①世界史－1789-1848 Ⅳ. ①K1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1497号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著者：［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译者：王章辉 等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张晓华等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言

导言

第一部分 前奏
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

第二部分 发展
第二章 大繁荣

第三章 统一的世界
第四章 冲突与战争
第五章 民族的创建
第六章 民主力量
第七章 失败者
第八章 胜利者
第九章 变化中的社会

第三部分 结果
第十章 土地

第十一章 流动的人
第十二章 城市·工业·工人阶级
第十三章 资产阶级世界
第十四章 科学·宗教·意识形态
第十五章 艺术
第十六章 结语

版权页

序言

笔者关于世界近代史（即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共有三本。第一本《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早已问世，第三本尚未动笔，本书则介于二者之间。由于它独立成卷，对读过或没有读过第一本的读者都具有可读性。不过对读过第一本的读者我要表示歉意，因本书零零星星地收进了他们业已熟知的材料。这样做是为了照顾尚未读过第一本书的读者，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出于类似的目的，我也简略地为以后的发展趋势做了几点提示，特别是在第十六章“结语”中。与《革命的年代》重复的资料我当然会尽量削减到最低限度，并将它们分散开来，以免使读者生厌。读者可视此书为独立篇章，只要记住本书并非处理一个孤立的、与其前后截然分开的时期即可。历史是不可分割的。

无论如何，对任何受过一般教育的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应该是明白易懂的。它是为普通读者而不是为历史学家而写的。社会为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历史学家如能正确使用这些史料，就不应只为其他史家而写作。一般读者若能对欧洲历史有基本的了解，是会有益处的。笔者相信那些搞不清攻占巴士底狱或拿破仑战争是怎么一回事的读者，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虽能设法应付，但具备这些知识，定会有所助益。

本书所述的时代较短，但跨越的地界却很大。以欧洲——事实上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来写1789—1848年的世界史，并非不切实际。然而随之而来的1/4个世纪，就再也不能纯粹以欧洲史来概括了，因为1848年后资本主义经济向全世界辐射，撰写这个时期的世界史如不在相当程度上注意其他几个大洲，必定荒诞可笑。我是不是也太欧洲中心主义了呢？可能有此嫌疑。欧洲历史学家对欧洲的了解比对其他洲的了解要多得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他们遂情不自禁地从他们所处环境的特别有利地位来欣赏全球景物。美国历史学家对同样的景物会有某些不同看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无论怎么看，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仍是以欧洲为中心。例如美国，那时虽然已经露出它必将成为泱泱大国和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苗头，但经济实力还很弱小，只能自给自足而已。事实上，那时的美国也不是一个傲视群雄的庞然大物：1870年美国人口比英国多不了多少，与法国不相上下，比后来很快形成的德意志帝国还略少一些。

我将本书分成三个部分。1848年革命是这一时期发展主线的前奏。对于几条主线的开展，我是从欧洲大陆角度观察的，但只要有需要，也将从全球角度加以探讨，不过我并不企图把它写成一系列面面俱到、内容完整的“国别史”。欧洲以外的世界占两章篇幅。在这两章里，我不得不着重探讨若干重要的地区和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每章均以主题划分，而非以年代先后为序，当然其中包含的年代仍是清晰可辨的。这些年代是：寂静但对外实施扩张的19世纪50年代，比较动荡的19世纪60年代，以及经济繁荣与经济萧条交替出现的19世纪70年代。第三部分包括了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横断面。

我的目的并非是将已知的事实做一番总结，亦非叙述何时发生了何事，而是将事实归纳起来，进行整体的历史综合，从而“了解”19世纪第三个25年，并在一定限度内把我们今日世界的“根”追溯到那个时期。本书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展现这个时期无与伦比的特征。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因此显得那么生疏，那么遥远。至于这本《资本的年代》是否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得由读者去判断。本书的看法，特别是与很多人观点相左的看法是否正确，得由我的史学界同行们去评论。同行们显然不会一致同意我的看法。著书人总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广泛注意，热情颂扬也好，愤怒指责也罢，能引起热烈讨论就不错。我不敢存有与评论家打场笔墨官司的奢望，在这一版里，我只是把几处印刷错漏和某些明显错误（有些明显错误已引起我的注意）纠正一下，调整一些容易造成误解的句子，仅此而已。当然在与我的系统阐述方法不相矛盾的情况下，也认真考虑了某些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但全书基本上仍然保持旧貌。

不过，一般读者似乎对我有些误解，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天生情有独钟的某些评论家。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情显然不及他们。这个误解我必须澄清。历史学家有责任让读者了解其政治倾向，所以我在“导言”中写道：“本书作者无意掩饰自己对本书所述年代的某些厌恶，甚至某种鄙夷，但由于敬佩这个时代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由于竭力想去理解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因而稍有缓和。”有些人认为这段话就是作者将以不公正态度对待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取得胜利的宣言。鉴于有些人无法看懂书中的内容（这内容与他们认为必须有的内容大相径庭），我要斩钉截铁地说：实情绝非如此。事实上至少有一位评论家正确地承认：“不仅这本书的撰写宗旨是要突出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这本书最为赞同的还是资产阶级。”是也罢，否也罢，这是资产阶级的时代，我只是原封不动地把这个时代再现出来，为此我甚至不惜忽略了其他阶级，未能留出足够篇幅来表述其他阶级在这个时代所占有的分量。

我不能说我是一切问题的专家，我只是对与本书有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精通而已。而且我还不得不几乎全部依赖二手甚至三手资料。不过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研究19世纪的著作已可堆成高耸入云的大山，使历史的天空黯然失色，而每年在高山顶上仍有新的作品不断增添。当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扩大到无所不包，事实上囊括了20世纪下半叶人们感兴趣的各个方面时，需要吞噬的材料更是数不胜数，连最博学、最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也感到无法应付。材料必须精简，精简成一段或两段，精简成一行，或一笔带过，或只做细小的处理，或索性忍痛割爱。历史学家必然要借鉴他人作品，但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只能浏览一下而已。

不幸的是，如此将打破学者们令人敬佩的常规做法。按照常规做法，学者们对其资料来源，特别是对有过帮助的人总要谦恭地鸣谢一番，因此只有原作者才能声称其个人所发现的智慧财产他人皆可使用。然而我在书中信手拈来的所有点滴想法，其原出处是来自哪本书或哪篇文章，或哪次谈话，或哪次讨论，我怀疑我是否能列出。我只能请求那些被我有意或无意巧取豪夺的作品的作者原谅我的无礼了。再说如果定要寻根究源，那将增添一大堆对本书不太合适的索引和注释，徒增书的篇幅。无论如何，我只能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书中注释几乎完全限于引用的统计资料和其他数字，以及某些有争议或令人瞠目结舌的引述来源。未加附注的其他数字大多数摘自标准材料，或摘自马豪尔的《统计辞典》（Dictionary of Statistics）等极为珍贵的简明资料。涉及的文学著作——即俄国小说——只提及书名，因为这些小说版本太多，本书作者看的版本读者不一定都能找到。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是那个时代主要的当代问题评论家）的作品，都是大家熟悉的书或信札，根据的是现有标准版（东柏林：1956—1971）的卷次和页数。至于地名，凡有英文的就写成英文地名［例如慕尼黑（Munich）］，没有英文的，就用当时出版物上通常用的名字［例如普里斯堡（Pressburg）］，其中没有任何民族偏见。如有必要，会将该地的今名附加在括号中，例如莱巴赫［Laibach，今名卢布尔雅那（Ljubljana）］。

已故的西古德·齐诺（Sigurd Zienau）和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审阅了科学和文艺部分，并纠正了我的某些错误。查尔斯·柯温（Charles Curwen）解答了有关中国的问题。发生的错误和疏漏我难辞其咎。W.R.罗杰斯（W.R.Rodgers）、卡门·克劳丁（Carmen Claudin）和玛丽亚·莫伊莎（Maria Moisá）不时抽空来充当助理研究员，给我提供了极大帮助。我还要深深感谢我的编辑苏珊·洛登（Susan Loden）。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导言

19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和政治词汇里多了一个新词——“资本主义”（capitalism，《革命的年代》导言中说“资本主义”一词的出处可追溯到1848年以前。然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后方知这个词不可能在1849年以前出现，也不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广泛流传[1]），所以将本书定名为“资本的年代”是很恰当的。这个书名也使我们想起最令人敬畏的资本主义评论家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Das Kapital，1867年），该书亦出版于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胜利，是1848年后数十年历史的主旋律。这是信仰经济发展依靠私营企业竞争、从最便宜的市场上采购一切（包括劳动力），并以最高价格出售一切的社会的胜利。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然是要依靠资产阶级来主宰沉浮，资产阶级的活力、价值和智力，都已提高到与其地位相当的程度，并牢牢保持其优势。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据信不仅能创造丰富而且分配适当的物质财富，还能创造日新月异的人类机遇，摆脱迷信偏见，讲究理性，促使科学和艺术发展。总之，创造一个物质和伦理道德不断进步、加速前进的世界。在私有企业自由发展的道路上，那些所剩无几的障碍均将一扫而光。世界机制，或谓尚未摆脱传统和迷信势力的世界机制，或谓不幸得很不是白皮肤（最好原籍是中欧、西欧、北欧的白皮肤）的世界的机制，将逐步向国际模式靠拢，即领土明确的“民族国家”，有宪法保证的财产和公民权，有个选举产生的议会和为财产、人权负责的代议政府，以及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让普通百姓参政，不过关于这点有个限度：得保证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排除资产阶级被推翻的危险。

追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是本书的任务。资产阶级在1848年前的60年里已经获得历史性的突破，在经济阵线、政治—意识形态阵线上皆取得胜利。只要记住这一点足矣。1789—1848年的岁月，已在早些时候出版的拙著《革命的年代》中详细讨论过（参见本书“序言”，下文中我还将不时向诸位读者提及该书）。那个时期的主线是双元革命：由英国发起主要限于英国的工业转型和与法国有关主要限于法国的政治转型。两者异曲同工，皆是新社会的胜利。至于这个社会是否就是已大获全胜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一个被法国历史学家称为“所向披靡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当时的人可不像我们现在这般肯定。站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家后面的，是一大群准备将温和自由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的群众。处在资本主义企业家之下和周围的，是被迫背井离乡、满腹怨言的“劳动贫民”，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9世纪30—40年代是充满危机的年代，前景未卜，只有乐天派才敢对其结果做出预测。

不过在1789—1848年期间，由于两大革命双管齐下，使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统一的美、对称的美。在某种意义上，这段历史更容易写，也更容易读，因为这段历史有个明显的主旋律，有个显著的形状，而且这段历史年代的起讫也很清晰，其清晰度就像我们有权希望人类事物应该呈现的那样。本书的起点是1848年革命。随着1848年革命结束，以前的对称不复存在，形状变了。政治革命偃旗息鼓，工业革命昂首挺进。1848年是“民族的春天”，是欧洲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几乎）名副其实的革命，左派的理想暂时实现，右派经历了一场噩梦，沙俄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以西的绝大部分欧洲大陆旧政权，同时被告推翻；从丹麦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到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从罗马尼亚的布拉索夫（Brasov）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Barcelona），几乎无一幸免。这是预料中的事。这是双元革命的结果，是双元革命合乎逻辑的产物。

革命失败了，普通地、迅速而确定无疑地失败了——政治逃亡者几年后还未认识到这次失败是确定无疑的——从此以后，1848年前设想的那种普遍的社会革命，不复出现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这种社会革命运动的重心转移到（先进国家的）边缘地区和落后世界，进而演变成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不过在本书阐述的时期内，这类运动仍处于“低度开发”，是段插曲，而且陈旧。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显然是方兴未艾的发展，为“先进”国家的政治带来了若干选择。（英国的）工业革命吞食了（法国的）政治革命。

所以本书叙述的历史是一边倒的历史，主要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是这个经济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大踏步前进的历史，是认可这些进步并使它们合法化的思想理论大发展的历史，主要表现为理性、科学、进步和自由主义。这是资产阶级大获全胜的时代，虽然欧洲资产阶级对全力夺取公共政治统治权方面还羞羞答答。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革命的年代尚未结束。欧洲中产阶级之前已被人民吓破了胆，而且仍心有余悸：“民主”据信仍将肯定而且迅速地演变成“社会主义”的序曲。在资产阶级的凯旋时刻，正式主持资产阶级秩序的人物，在普鲁士是一位极其反动的乡下贵族，在法兰西是一个冒牌皇帝，在英国则是一连串的地主贵族。对革命的恐惧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根深蒂固，这说明资产阶级缺乏基本安全感。在本书阐述的历史时期结束之际，在先进国家爆发了唯一的革命事件，一场几乎是局限一地、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起义，流血之多竟超过1848年的任何一次运动，于是各国大为恐慌，紧急进行外交磋商。至此，欧洲先进国家的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尽管多少有点儿不情愿），“民主”（即在广泛普选基础上建立议会制政体）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政治上是无害的，虽然或许有点儿讨厌。对于这点，美国统治者已有所认知。

所以，喜欢激动人心的英勇场面的读者，不会喜欢19世纪中叶这几十年的历史。这期间发生的战争不少，多于它之前的30年，也多于它之后的40年。其中包括由拥有技术和组织优势一方获胜的速决战，例如欧洲国家在海外发动的大多数战争；类似1864—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甚至连交战国的爱国主义者也不忍卒睹的血腥屠杀，例如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在这段时间的所有战争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国内战。这场战争获胜的一方，归根结底是由于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更好的资源。南方败北，虽然它有较为杰出的军队和将领。有时也有一些充满浪漫和绚丽色彩的英雄故事，比如身着红衫、留着一头鬈发的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此类例子因其稀少而十分突出。政治方面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大事。诚如白哲特（Walter Bagehot）对政治成功的标准所下的定义那样：“寻常的见地加不寻常的能力。”拿破仑三世显然觉得他那伟大的叔父拿破仑一世的大氅穿在身上会很不舒服。林肯（Lincoln）和俾斯麦（Bismarck）无疑是伟大人物，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因他们面部的俊俏线条和他们擅长的口若悬河而获益匪浅，但他们获得的成就则有赖于其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天赋。意大利的加富尔（Cavour）亦然，然而这些人完全不具备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伟大气质和领袖魅力。

这时期最激动人心的大事，显然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成就：全世界浇铸了几百万吨的铁，穿越各大洲的绵延铁路，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芝加哥等从美国中西部处女地上拔地而起的大城市，汹涌的移民潮等等。这是一出欧洲和北美强权主演的戏剧，世界被踩在它们足下。那些衣着朴素的冷静之士，在建设煤气厂、铁路和提供贷款时，也展现出令人尊敬的特质和民族优越感。不过人数很少的冒险家和拓荒者不属此列。

这段历史也是一出进步的戏剧（“进步”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波澜壮阔、开明进步，对自己充满信心，也感到满足，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必然的。西方世界一切拥有权势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希望阻挡时代前进的步伐。只有几个思想家和也许人数稍多一些的评论家凭直觉感到，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产生的世界可能与预期的世界很不一样，也许会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没有人认为时代会马上逆转。马克思也不认为会逆转。他预见到1848年的社会革命，预见到此后10年形势的发展，到了19世纪60年代，他认为革命将是长期的。

“进步的戏剧”是个隐喻说法，但是对下列两种人来说这也是毫不夸张的现实。一种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千百万穷人，他们穿过边境，远涉重洋，前往一个陌生地方，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种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各国人民，他们已被资本主义世界打垮，已被资本主义世界控制，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需要在下列两种命运之间进行选择：一是抱残守缺，为维护他们的传统和习俗进行注定失败的抵抗；一是夺取西方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解并掌握西方的“进步”。19世纪第三个25年里有胜利者，有受害者。它的戏剧性在于出现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不是胜利者的尴尬，而主要是受害者的困惑。

历史学家不可能非常客观地看待他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史家的专业知识使他们无法同意最具代表性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的见解：即认为由于技术、“实证科学”以及社会方面的进步，人们已可用自然科学家无可辩驳的公正态度来审视他们的现在，他们认为他们了解自然科学家的方法（此言差矣！）。本书作者无意掩饰自己对本书所述年代的某些厌恶，甚至某种鄙夷，但由于敬佩这个时代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由于竭力想去理解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因而稍有缓和。许多人喜欢从危机层出不穷的20世纪西方世界来看待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世界，觉得那时一切都是信心十足，一切都是肯定无疑。作者对这种“想当年”的怀旧病不敢苟同。作者倒是同情一个世纪前遭人冷落的那群人。无论怎么说，“信心十足”、“肯定无疑”云云都是错误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是短暂的，不是永久性的。正当资产阶级看似要大功告成之际，却恰恰证明自己并非统一的整体，而是四分五裂。19世纪7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和自由主义胜利看来是不可阻挡的，但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却已不再一帆风顺。

这个转折点标志着本书所论时代的结束。不同于1848年革命（这是本书的时代起点），这个时代的结束没有一个合适的、全球性的具体日子可做标志。如果一定要找个具体时间，就推1873年吧，这一年之于维多利亚时期，就好比华尔街股市暴跌的1929年之于20世纪一般。因为那年开始了当时一位观察家称之为“工业、商业和贸易都出现了最奇怪的、在许多方面堪称空前的混乱和萧条”，当时的观察家称此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大萧条的时间一般认为是1873—1896年。

最值得注意的特色（上面这位观察家写道）是它的普遍性。它既影响到牵涉进战争的国家，也影响到维持住国内和平的国家；影响到拥有稳定通货的国家，也影响到通货不稳定的国家……影响到奉行自由交易制度的国家，也影响到其交易多少受到限制的国家。它在像英国和德国这样的古老社会当中是令人叹息的，在代表新社会的澳大利亚、南非和加利福尼亚也是如此。对于贫瘠的纽芬兰和拉布拉多（Labrador）居民而言，它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对于阳光灿烂、蔗田肥沃的东、西印度群岛居民而言，也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同时它也没有使居于世界交易中心的人更为富有，然而通常在商业波动最剧烈和最不稳定的时刻，他们的获利也最大。[2]

这位杰出的北美人士撰写上述这番话的那年，正是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鼓励下成立的那一年。大萧条带来了一个新时代，所以大萧条也可作为旧时代结束的恰当时间。

[1]See J. Dubois, Le Vocabulaire politique et social en France de 1869 à 1872 (Paris 1963).

[2]D. A. Wells, Recent Economic Changes (New York 1889), p.1.

第一部分　前奏

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

请非常认真地阅读报纸——现在的报纸值得一读……这场革命将改变地球的面貌——这是应当的，也是必然的！——革命万岁！

——诗人韦尔特（G.Weerth）写给母亲的信，
1848年3月11日[1]

真的，如果我年轻一些、富有一点，我肯定会移居美国。这并不是因为胆小怯懦——因为当前的形势对我本人不会有任何坏处，正像我也不会有害于别人一样——而是由于这里道德败坏，用莎士比亚的话来形容，已经腐败透顶。

——诗人艾兴多夫（Eichendorff）写给一个记者，
1849年8月1日[2]

1

1848年年初，杰出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众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中起而陈言，发表了大多数欧洲人共同的看法：“我们正睡在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上……你们没看见大地正在抖动吗！一场革命的风暴已经刮起，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到来。”大约与此同时，两个日耳曼流亡者，30岁的马克思和28岁的恩格斯，正在宣布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这正是托克维尔提醒他的同僚们去阻止的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星期以前，接受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German Communist League）的委托起草了一份文件，并于1848年2月24日前后，用德文在伦敦匿名出版，书名为“共产党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并声明“将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兰芒文（Flemish）和丹麦文出版”（实际上，在当年也译成了波兰文和瑞典文，但平心而论，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之前，除日耳曼革命者的小圈子外，它的政治影响并不大）。几个星期之内，实际上对于《共产党宣言》来说只是几个小时之内，预言者的希望和担心似乎即将实现。法国的王朝被起义者推翻，共和国随之宣告成立，欧洲革命已经开始。

在世界近代史上发生过许多大革命，并且确实有许多比1848年革命更为成功。然而，却没有一场比这场革命传播得更快、更广。这场革命像野火春风一般越过边界、国界甚至海洋。在法兰西这个欧洲革命的天然中心和引爆点中（见《革命的年代》第六章），2月24日宣布共和国成立。到3月2日，革命的火焰已经在德意志西南部燃起，3月6日到达巴伐利亚（Bavaria），3月11日到达柏林，3月13日到达维也纳，并迅即燃烧至匈牙利，3月18日到达米兰，随后蔓延至全意大利（一场自发的暴动已经控制了西西里）。当时，即使是最快的传播媒介［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银行］也得要五天才能把消息从巴黎传到维也纳。然而不过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当今欧洲10个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地域内（包括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部分地区、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场革命的政治影响在比利时、瑞士和丹麦也算相当深刻），没有一个政府能幸免于垮台的命运，而其他地区也经历了大小不一的动荡。此外，1848年革命是第一次潜在意义上的全球革命，其直接影响可以在伯南布哥（Pernambuco，巴西）1848年起义和几年以后遥远的哥伦比亚起义中看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模范，是造反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并且在日后几次罕见的时刻里，比如大战之后的动荡，造反者认为他们已看到这种形式的革命。实际上，与其相同的大陆革命或世界革命是极其罕见的。在欧洲大陆，1848年革命是唯一一场既影响“先进”地区也影响落后地区的革命。它是这类革命中传播最广却也最不成功的一场。离爆发之日才短短6个月后，它在各地的普遍失败已经一目了然；18个月后，除了一个例外之外，被它推翻的所有政权全都复辟，而这唯一的例外（法兰西共和国），也尽可能地远离起义者，尽管这个共和国是靠革命起家的。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1848年革命在本书中被置于特殊地位。如果不是发生了这场革命，如果不是害怕再次发生这样的革命，其后25年的欧洲历史或许会截然不同。1848年根本不是“欧洲人错过转折的转折点”。欧洲人错过的是没有以革命的方式转折。正是由于欧洲没有以革命的方式转折，发生这场革命的1848年，遂成为孤立无序的年代，它像一首序曲，而不是主剧；就像一扇门户，要踏入其中才知其究竟，否则，光从它的建筑风格是料想不到我们实际深入其中将见到的景象的。

2

革命在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心脏地区获得胜利，但在其周边地带却未奏凯歌。这些地带或太遥远，或太偏僻，它们在历史上丝毫没有受到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伊比利亚半岛、瑞典和希腊）；要不便是太落后，尚未形成足以在革命地区引燃政治暴动的社会阶层（例如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但其中也包括仅有的几个已经工业化的国家，例如英国和比利时，它们的政治运动已经采取其他不同的形式进行了。（波兰也是一个。波兰自从1796年起就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若不是由于占领它的俄国和奥地利统治者成功地动员农民起来反对贵族乡绅，波兰本来是会参加革命的。）然而，爆发革命的地区实际上涵括了法国、日耳曼邦联、深入东南欧的奥地利帝国和意大利，这些地方之间的差异也是相当悬殊的。既有落后且与众不同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特兰西瓦利亚（Transylvania），也有发达的莱茵地区（Rhineland）和萨克森（Saxony）；既有已开化的普鲁士，也有未开化的西西里；有些地区相距甚远，例如北日耳曼的基尔（Kiel）和西西里的巴勒莫之间，又如法国西南的佩皮尼昂（Perpignan）和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Bucarest）之间。它们大多都由大约可称作专制君主或国王的人统治，而法国已经是一个立宪王国，实际上更是一个资产阶级王国。欧洲大陆唯一一个称得上共和国的是瑞士联邦（Swiss Confederation），它在1847年年底爆发了小规模内战，为这场革命打了头阵。在受到革命冲击的国家之中，论其人口的多寡，有3500万人的法国，也有仅数千居民的日耳曼中部的君主国；论其地位高低，有独立的世界大国，也有受外国统治的君主国和附庸国；论其结构，有中央集权和统一的国家，也有松散的集合体。

特别明显的是，历史——社会和经济结构——和政治将爆发革命的地区分为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两个极端之间看起来几乎不具共同之处。它们的社会结构根本不同，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乡村人比城镇人多，小城镇人比大城市人多，这项事实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城镇居民特别是大城市居民，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异常突出（出席德意志“预备会议”的莱茵地区代表中，有大城市代表45人，小城镇代表24人，乡村代表只有10人，然而73%的人却在乡村生活[3]）。在西欧，农民大部分获得了自由，大地主相对较少；在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农民还是农奴，而土地所有权仍高度集中在贵族地主手中（见第十章）。在西欧，“中产阶级”指的是当地的银行家、商人、有资本的企业家以及那些从事“自由职业”和担任高级官员的人（包括教授）。尽管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自认为属于上层社会，可以和拥有土地的贵族一比高低，至少在消费方面如此。在东欧，与西欧中产阶级地位相同者，大都是外来的少数民族，他们有别于当地居民，例如日耳曼人和犹太人，无论如何他们总是极少数。真正的“中产阶级”是受过教育且具经营头脑的乡绅和小贵族，这一阶层人的数量在某些地区出人意料的多。北起普鲁士，南至意大利中北部的中心地区，可以说是革命的核心区，这一地区在许多方面都兼有“发达”和落后地区的双重特点。

在政治上，这一革命地带同样是参差不齐的。除法国外，它们的问题不仅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而且是国家的问题，甚至是国家存在的问题。日耳曼诸邦力图建立一个“日耳曼”以囊括日耳曼境内形形色色不同面积、各具特点的君主国。同样，意大利人试图把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轻蔑但却很恰当地称为“仅仅是个地理名词”的地方，弄成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两者带着惯有的民族主义偏见，将那些不是或自认为不是日耳曼或意大利人的民族（例如捷克人），也划归到他们的建国计划当中。除了法国之外，日耳曼、意大利以及实际上所有与革命有关的民族运动，都发现他们在反对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庞大帝国时不知所措。在这个帝国里面，居住着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也居住着捷克人、匈牙利人、大部分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斯拉夫人。其中一些民族，至少它们的政治代言人，认为与其被某些扩张成性的民族，例如日耳曼民族或马扎尔民族吞并，不如屈从帝国，这也许不失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好方法。据说捷克的代言人帕拉茨基（Palacky）教授曾说过：“如果奥地利不存在，那就必须造一个出来。”因而整个革命地区的政治运动，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同时进行的。

激进主义者开诚布公地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在所有王国和邦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民主共和国，不管是叫德意志、意大利、匈牙利或其他任何称谓都好，并遵循法国大革命的三项原则，升起三色旗。三色旗通常象征着法国模式，是民族旗帜的基本形式。另一方面，温和主义者则出于多种考虑，态度比较含糊，要求也复杂多样，实际上却是基于对民主的恐惧，他们认为民主无异于社会革命。在君主还没有被群众赶下台的地区，鼓励群众破坏社会秩序是不理智的；在君主被群众赶下台的地方，最好是奉劝或迫使群众退出街头，拆除那些明确象征着1848年革命的街头堡垒。于是，问题成了在那些虽然被革命瘫痪但仍然没有被赶下台的君主中，哪一个可以被敦促来支持这项大业？到底该怎样实现一个联邦的自由日耳曼或意大利？仿照哪种议会模式？由谁来主持？这个国家能够既包括普鲁士的国王，也包括奥地利的皇帝吗？［就像温和主义者设想的“大日耳曼”（greater german）那样——切莫与激进民主主义者提出的另一概念“大德意志”（great-germans）相混淆。］抑或只要建立一个“小日耳曼”，即排除奥地利？同样，哈布斯堡王朝中的温和主义者也正在着手制定联邦共和国的多民族宪法，该项工作直到1918年帝国灭亡才告停止。在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爆发的地方，人们还没有闲暇考虑宪法问题；在没有爆发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的地方，例如德意志的大多数地区，则有充足的时间制宪。由于大部分温和自由主义者都是教授和政府职员——法兰克福国会的代表中，68%是官吏，12%属于“具有专门知识的自由职业者”——这场短命的国会争论，遂被后人当作智者空谈的笑柄。

由上可见，在研究1848年革命时，确实值得深入细致地分别研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但这非本章所能及。尽管各个地区各具特色，但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还是相当大。这类例子很多，例如各地几乎同时发生革命，它们的命运又是如此紧密相连，它们都有着相同的情绪和举止，怀抱一种出奇浪漫和乌托邦式的梦想，采取了相同的节奏步伐，法国人为形容此情此景而创造了“四八年人”（quarante-huitard）一词。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可一眼识出其特征：胡须、飘扬的领巾、军用宽边帽、三色旗、随处可见的街垒以及刚开始时的自由感、无限的希望感和过于乐观导致的不安感。这就是“民族的春天”——而且确实像春天一样，不会久驻长在。接下来，我们必须简要地看看它们的共同特点。

首先，它们全部是速胜速败，并且多数是完全胜利和彻底失败。在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革命区域内的所有政府都被摧毁或瘫痪。这些政府实际上毫无抵抗地垮台退避。然而，只经过相当短的时间，几乎在所有地方，革命就失去了其爆发力。法国在4月末，发生革命的欧洲其他地方在夏天也是如此，尽管这场革命运动在维也纳、匈牙利和意大利曾恢复一些反击能力。在法国，保守势力复活的最初标志是4月选举。在这次普选中，虽然只选了少数保皇主义者，但却把大批的保守主义者送进了巴黎。这些保守主义者得以当选是靠农民的选票，农民选民这样做是由于缺乏政治经验，而不是反动。满脑子城市思想的左派，当时还不知道如何向农民求助。［实际上，日后法国政治学者所熟知的法国乡村“共和派”和左翼地区，在1849年前已经出现。当1851年废除共和之际，正是这些地区——例如普罗旺斯（Provence）——出现了最为激烈的反抗。］第二个标志是巴黎革命工人的孤立和失败，革命工人在6月的革命起义中失败。

在中欧，革命的转折点发生在哈布斯堡军队获准重组，皇帝于5月逃亡之后，因而哈布斯堡军队的活动自由大增。在捷克和日耳曼温和派中产阶级的支持下，重组后的军队于6月击溃了布拉格激进主义者，从而重新征服了帝国的核心地带波希米亚，稍后，重新控制了北意大利。位于多瑙河岸的几个公国曾发生一次迟到的革命，并在俄国和奥斯曼的入侵干涉下夭折了。

在这一年的夏季到年底之间，旧政权已在整个德意志恢复统治，尽管在10月间必须用武力重新征服革命之火正在蔓延的维也纳，并且付出了4000多人的生命代价。此后，普鲁士国王才敢鼓起勇气对充满反抗性的柏林人建立统治，并且没有遇到麻烦。除了在西南部遭到某些抵抗之外，德意志的其他地方人很快就束手就范。在充满希望的春天所设立的德意志国会——恰当地说是制宪会议——以及较激进的普鲁士和其他会议，都只是苟延残喘，等着被解散。到冬季，只有两个地区仍然控制在革命者手中，即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1849年春，这些仍被革命者掌握的地区，再次出现了极其平常的革命动荡，接着在当年年中就被征服了。

1849年8月，在匈牙利人和威尼斯人投降后，革命也就结束了。除法国一地之外，所有的统治者都恢复了政权——有些甚至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例如哈布斯堡王朝——革命者四处逃亡。同样是只有法国例外，这场革命实际所带来的制度变化以及1848年春天所怀有的政治和社会梦想，在其他地方也都顷刻破灭；即使是在法国，共和国也只存在了两年半。只有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无法更改的变化，即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农奴制度被正式废除。［概括地说，在西欧和中欧的其他地方，农奴制度和领主对农民权力的废除系发生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1789—1815），尽管在德意志的一些附属地区要到1848年才告废除。农奴制度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见第十章）。］除了这项成就之外——应当承认这是一项重要成就——1848年革命在欧洲近代史上，看起来像一场兼有最远大的希望、最辽阔的地域、最快获得胜利却也旋即彻底失败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次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如同19世纪40年代发生于英国的宪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英国宪章运动的特定目的实际上已经达到，但不是以革命的方式或依照革命的要求而达到的。宪章运动的众多要求也没有落空，但号召群众和推动群众向前的力量却完全不同于1848年革命。《共产党宣言》之所以成为1848年这个对世界历史有着最深远、最重要影响之年代的代表文件，绝非偶然。

在1848年的所有革命当中，都存在一些导致它们失败的相同原因。它们是——在事实上或当时的预期中——穷苦劳动者的社会革命。所以，它们吓跑了被它们推举到权力显贵地位上的温和自由主义者——甚至一些更激进的政治人士——就像吓跑了旧制度的支持者一样。皮埃蒙特地区（Piedmont）的加富尔伯爵，这位日后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著名缔造者，在几年之前（1846年）便对这种运动的弱点有过批评：

倘若社会秩序真的面临被破坏的威胁，倘若社会秩序所依赖的伟大原则遇到严重的危险，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最激烈的社会反对派人士，以及最热情的共和主义者，就会率先转投保守党阵营。[4]

因此，真正进行革命的人，无疑是那些穷苦的劳动者，是他们战死在市区的街垒中。在柏林3月战斗的300名牺牲者中，只有15人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约30人是工匠师傅；在米兰起义的350名死亡者中，只有12名学生、白领工人和地主。[5]是他们的饥饿促使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并使之转变成革命运动。在革命地区的西半边，乡村相对而言较为安静，只有德意志西南部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农民起义，而其他地区对农民起义的异常恐惧足以使人忍受现实，尽管在像意大利南部这样的地方，没有人需要运用这么多的想象力。这些地方的群众纷纷自发地摇旗打鼓，走出家门，瓜分大地主的土地。但恐惧足以使这些地主三思而行。匈牙利议会（Hungarian Diet）在听到诗人裴多菲（S.Petöfi，1823—1849）领导了一支农奴起义军这一讹传之后，便做出尽早在3月15日立即废除农奴制度的表决，不过几天之后，帝国政府为了削弱革命的农民基础，立即颁布了在加利西亚（Galicia）废除农奴制度、在捷克废除强制劳动和其他封建义务的法令。无疑，这是因为“社会秩序”陷入险境的缘故。

农民起义的危险性在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农民能够而且确实会被保守的政府收买，尤其是在那些他们的领主或剥削他们的商人和高利贷者恰巧是另一个“革命的”民族的地方，例如波兰人、匈牙利人或日耳曼人。德意志的中产阶级，包括莱茵地区自信正在蓬勃成长中的企业者们，不可能强烈担忧任何立即可能会出现的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政权，因为除了科隆（Cologne）和柏林之外，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不存在。在科隆，马克思设立了他的总部；在柏林，共产主义者斯特凡·博恩（Stefan Born）组织了一次相当重要的工人阶级运动。然而，正像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欧洲中产阶级认为他们在兰开夏事件的硝烟中看到了他们将来的社会问题那样，他们也认为他们在巴黎的街垒后面看到了另一种未来的社会问题。巴黎是革命的先驱地和输出地。二月革命不但是“无产者”促成的，而且是具有自觉性的社会革命。其目的不仅是建立共和国，而且是要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其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其临时建立的政府中，事实上就包括一名名副其实的工人——机械工艾伯特（Albert）。在革命的最初几天，起事者还不确定是应该用三色旗好，还是该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红旗。

除了民族自治或独立成为问题的地方外，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温和反对派既不要求革命，也不真正参加革命；而且就算是有关民族问题，温和主义者也宁愿采取谈判和外交的办法，而不用对立的方式。无疑他们需要得到更多满足，但他们更乐意寻求让步。那些如沙皇般愚蠢无知而且傲慢自大的专制主义者，迟早都得被迫让步，这是显而易见的；而通过国际造成的变化，迟早会被决定这类事务的“强权”寡头们所接受。现在他们既然被穷人的力量或巴黎的模式推到革命之中，自然想尽可能地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局势。然而，实际上经常是在一开始他们对左翼的恐惧都会超过旧制度。从巴黎街上的寨垒建起伊始，所有的温和主义者（像加富尔认为的那样，也有很多激进主义者）就存在着转变成保守主义者的可能。当温和主义者的观点快速地转换和弃守的时候，民主激进派中的不妥协者——工人——遂受到了孤立，或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保守主义、先前的温和主义以及旧制度，即法国人所称的“秩序党”（party of order）的联合。1848年革命终归失败，其原因在于革命中的决定性对立双方不是旧制度和联合一致的“进步力量”，而是“秩序党人”和“社会主义革命者”。发生关键性敌对冲突的场合不是2月的巴黎，而是6月的巴黎。在巴黎的6月起义中，工人们因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被打败并遭到屠杀。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战斗，视死如归，伤亡惨重。总计大约1500人在巷战中丧生——其中政府军大约占2/3。富人对穷人的仇恨在此表现得非常明显，正是这种仇恨使得失败后的穷人有大约3000人遭到无情的屠杀；另外还有1.2万人遭到逮捕，他们大多数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苦工营去了（巴黎二月革命约有370人死亡）[6]。

所以，只有在激进主义者足够强大且与群众运动足够密切，能够进而拉着温和主义者前进或甩开他们自行起事的地方，革命才会蓬勃发展。这种形势最可能发生在以民族解放为关键问题的地方，因为要达到民族解放的目标，需要不断地动员广大群众参与。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会在意大利，尤其是在匈牙利持续最久的缘故。（在法国，不存在民族独立和统一问题。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正忙于统一一些分裂的邦国，但妨碍其统一的不是外国占领，而是——除了出于狭隘的地方分裂主义的既得利益之外——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的态度，它们均认为唯有自己才能代表德意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愿望一开始就与那些“革命的”民族相冲突，例如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所以他们就算不实际充当反革命的支持者，也是默不作声。甚至捷克左派也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可以保护他们免于被德国兼并。波兰完全没有参加革命。）

在意大利，温和主义者团结在反对奥地利的皮埃蒙特国王身后，并且在米兰起义后得到各小公国的支持，尽管这些小公国仍怀有很大戒心。于是，温和主义者带头与压迫者进行战斗，同时又时时提防着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由于意大利各邦国的军力薄弱，皮埃蒙特国王的踌躇迟疑，加上（也许是最重要的）他们又拒不请求法国协助（他们认为法国会壮大共和力量），遂在7月的库斯托扎（Custozza）一战中被重组后的奥地利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值得注意的是，伟大的共和主义者马志尼（G.Mazzini，1805—1872），尽管有着奋斗不息的政治抱负，百折不挠，但却反对向法国求援。］这次失败使温和主义者名誉扫地，民族解放的领导权转到了激进主义者手里。激进主义者于秋季在几个意大利城市夺得政权，1849年年初终于建立起一个罗马共和国，马志尼为此大加宣扬。［在一个叫达尼埃莱·马宁（Daniele Manin，1804—1857）的聪明律师领导下，威尼斯已经变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直坚持到1849年8月末才被奥地利军队征服，其坚持的时间甚至比匈牙利人还要久。］激进主义者无法在军事上抵挡奥地利，虽然他们能促使皮埃蒙特于1849年再次宣战，但奥地利军队于3月份便在诺瓦拉（Novara）一役轻而易举地赢得胜利。更有甚者，尽管他们有决心驱逐奥地利人，统一意大利，但整体说来他们与温和主义者同样害怕社会革命。甚至连马志尼也反感社会主义，反对对私有财产进行任何干涉，他仅把自己的目标限制在精神方面，尽管他对普通百姓有着无限热情。在初遭挫败之后，意大利人的革命寿命已经来日无多，徒然苟延残喘而已。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些镇压意大利革命的人当中，有当时非革命的法国军队，这支军队在6月初征服了罗马。法国人对罗马的远征意在重振法国在半岛上的影响，以对抗奥地利人。法国此举的后果还有一个附带收获，就是赢得天主教徒的好感，后革命时期的法国政府正需要依靠天主教的支持。

与意大利不同，匈牙利多少还算得上是政治上的统一体［“圣斯蒂芬国王（St.Stephen）的土地”］，具有有效的宪法，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还具有除了独立之外的一切主权国家的各种要素。匈牙利的弱点在于，统治这一广大农业地区的，绝大多数都是马扎尔贵族，他们不仅管制着大平原上的马扎尔农民，而且统治着可能占60%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和乌克兰人，更别提为数不少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这些农业人口对于废除农奴制度的革命并非不具同情，但他们却被推到敌对那方，因为即使是布达佩斯的激进人士，大多数也不肯承认他们的民族资格，亦即他们与马扎尔人是不同的民族。同样，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也被逼至敌对那方，因为马扎尔人凶猛残酷地施行马扎尔化政策，并吞并了直到当时还有着某种自治程度的边区，意在形成一个中央集权而且统一的马扎尔国家。设在维也纳的宫廷，执行传统“分而治之”的帝国主义政策，对各民族的运动均提供支持。于是，一支克罗地亚军队对革命的维也纳和革命的匈牙利发动攻击，这支军队是由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先驱、作家加伊（Gaj）的朋友巴龙·耶拉契奇（Baron Jellacic）率领的。

然而，在相当于现在的匈牙利国家版图内，革命却得到了马扎尔群众的支持，其中既有民族原因，也有社会渊源。农民认为，他们的自由不是皇帝赐予的，而是来自革命的匈牙利议会。在欧洲，匈牙利是唯一在革命失败后出现了类似农民游击战争的地区，其中著名的土匪桑多尔·罗萨（Sandor Rósza）还坚持了许多年。匈牙利议会分为上院和下院，上院由妥协主义或温和主义的富豪组成，下院由激进的乡绅和律师控制。当革命爆发时，匈牙利议会只是上书抗议，而未采取行动。路易斯·科苏特（Louis Kossuth，1802—1894）是一位能干的律师、新闻撰稿人兼演说家，他将在1848年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革命人物。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匈牙利议会才毫不犹豫地采取这项政策。匈牙利成立了由温和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联合执政的政府，并得到维也纳的勉强认可，所以就实质意义而言，匈牙利是一个改良过的自治国家，至少到哈布斯堡王朝采取征服它的立场时为止。库斯托扎战役之后，哈布斯堡王朝迫使匈牙利人做出选择，或是投降，或是走上极端，尤其是在取消了匈牙利的3月改革法案并侵入这个国家之后。于是，在科苏特的领导下，匈牙利人破釜沉舟，决定背水一战。1849年4月，他们废黜了皇帝（但没有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在人民的支持和统帅格尔盖伊（Görgei）的领导下，匈牙利不仅做到自卫御敌，而且曾打退奥地利军队。虽然他们最后还是被击败了，但那是因为奥地利人在绝望之际向俄国军队求助的缘故。向俄国求援是关键之举。8月13日，残余的匈牙利军队宣布投降——不是向奥地利投降，而是向俄国指挥官投降。在1848年的所有革命中，唯独匈牙利的革命失败既不是也不像是由于内部的软弱和纷争，而是被外来的优势军事力量所镇压。当其他革命均遭镇压之后，要避免被征服的机会实际上等于零，这是无可争辩的。

有其他任何选择可避免这种全面溃败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在卷入革命的主要社会团体中，就像我们见到的那样，当私有财产受到威胁时，资产阶级宁愿保持社会秩序，而不愿冒险去实现自己的全部计划。面对“红色”革命，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遂靠向保守主义者。法国的“贵族们”，即那些负责处理法国政治事务的有钱有势而且受人尊敬的家族，立即停止了他们之间的争执，无论是波旁家族（Bourbons）的支持者、奥尔良家族（Orléanists）的支持者，还是共和国的支持者，他们借由新建立的“秩序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阶级意识。在复辟的哈布斯堡王朝中，其关键人物有内政大臣亚历山大·巴赫公爵（Alexander Bach，1806—1867）和船舶业及经济界巨头K.冯·布鲁克（K.von Bruck，1798—1860）。前者原来是温和自由主义反对派，后者则是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这个繁华港市的要人。为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说话的莱茵地区银行家和企业家，本来希望实行有限度的君主立宪制，然而为了避免出现民主普选，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充当普鲁士复辟统治的支柱。为了报答起见，复辟的保守主义政权也非常愿意在经济上、法律上甚至文化自由上对这些经济人做出让步，只要不是在政治上退让即可。就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反动的19世纪50年代就经济方面而言，是一个有系统的自由主义化时期。在1848—1849年间，西欧的温和自由主义者有了两个重要发现：其一，革命是危险的；其二，他们的一些基本要求（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可以不用革命手段而得到满足。自此，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力量。

激进的下层中产阶级、没有得到满足的技术工匠、小店主等等，甚至农民，他们的代言人和领导者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庞大的团体。他们构成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很少有别的政治选择。他们一般是站在民主的左派那边。德意志的左派要求举行新的选举，因为这些激进主义者在1848年后期到1849年前期，曾在许多地区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尽管到那时为止，激进主义者的力量并没有集中在大城市中，因为大城市已经被反革命者所占领。在法国，1849年激进的民主派获得了200万张选票，与其相比，君主派获得了300万张，温和主义者获得了80万张。知识分子充当激进派的活动家，尽管也许只有在维也纳才有学生的“学术团”（Academic Legion）形成实际的战斗突击队。把1848年称为“知识分子的革命”是错误的。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的表现，并不比他们在多半发生于较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表现来得突出。在那些较为落后的国家里面，中产阶层的主体就是由受过教育和识字的人——所有学校的毕业生、新闻记者、教师、官员所构成。然而，毋庸置疑，知识分子仍占有突出地位：例如诗人，匈牙利的裴多菲、德国的赫尔韦格（Herwegh）和弗赖利格拉特［Freiligrath，他是马克思《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编辑部的编辑］、法国的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和温和主义者拉马丁（Lamartine）；大学学术人员，多数集中在德意志（主要持温和主义立场。法国的教师们，尽管怀疑政府，但在七月王朝统治时仍保持沉默，在1848年则向“秩序党”靠拢）；医务人员，例如普鲁士的C.G.雅各比（C.G.Jacoby，1804—1851）、奥地利的阿道夫·菲施霍夫（Adolf Fischhof，1816—1893）；科学家，例如法国的F.V.拉斯帕伊（F.V.Raspail，1794—1878）；此外还有大批新闻记者和出版业者，其中科苏特在当时最有名，马克思则被认为是作用最大的。

就个人而言，这类人物能够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然而作为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一员，或作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言人，他们却无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小人物们”的激进主义，表现在要求制定“一部民主的国家宪法，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并把他们的大多数选票投给了这派的代表或其农民同盟者。他们也支持民主的地方政府，因为民主的地方政府愿意让他们掌管市政财产并担任当时被官僚们把持的许多官职”[7]。他们这样做是发自真心的，即使因此发生的世俗危机会使他们痛苦不堪，因为世俗危机一方面威胁着工匠师傅等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会导致暂时的经济萧条。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并非根深蒂固。它们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刚刚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在1848年以前没有能力为受过教育的人提供足够的职位。当时，这些人的数量之大前所未有，而他们的低微报酬则与他们的雄心壮志相去甚远。1848年的激进学生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境况如何呢？他们在欧洲大陆树立了为人熟知也广被接受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尚未“安身定业”之前，资产阶级的子弟们便在政治上和性生活上放荡不羁。而此时已有许多职位可以安置他们，尤其是在旧贵族已退出政治舞台，商业资产阶级转向金钱追逐之后，遂出现越来越广阔的职业领域，提供给那些具有文化资历的人。1842年，法国公立高中的老师仍有10%来自“显贵阶级”，然而到了1877年，已经没有一个来自该阶层。1868年法国培养出的中学毕业生并不比19世纪30年代多，但他们之中却有更多人可以进入银行界、商业圈以及广受欢迎的新闻界，并在1870年后当上了职业政治家。[8]

此外，当面临着红色威胁时，甚至那些相当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退却到只敢发表言论，在对“人民”的真心同情和对金钱财产的欲望之间举棋不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他们并未改变立场。他们只是动摇，虽然离右翼不远。

至于劳动贫民，他们缺少组织，欠成熟，缺乏领导，更重要的是缺少历史机遇，所以并未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目标。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足以使社会革命的前景看起来真实逼人，然而他们却异常软弱，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吓唬他们的敌人。他们的势力无与伦比而且颇富战斗力，这当然是由于他们是饥饿群众，集中在政治最敏感的地区——大城市，特别是首都。这也使人看不到他们潜在的一些重要弱点：首先，他们为数不多——他们甚至在城市中也不总是多数，而城市居民在总人口中还只是少数——其次，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尚未成熟。他们当中最具政治意识和最积极的阶层，是前工业时期的工匠（artisan，在当时的英国指职业雇工、技术工匠、非机械化作坊中的熟练工人等等）。他们被卷入社会革命之中，然而即使连法国雅各宾—无套裤汉（Jacobin-Sansculotte）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到了德意志，他们的整体目标也明显温和许多，就像共产主义出版家博恩在柏林所发现的那样。城市中的穷人和非技术工人，以及除了英国之外的工业和矿业无产者，就整体而言，还不具有任何完善的政治意识。在法国北部的工业地带，及至第二共和国临终之际，甚至连共和主义都没有多大的进展。1848年的里尔（Lille）和鲁贝（Roubaix），正一心一意地忙于处理它们的经济问题，在它们那里掀起的骚动不是反对国王和资产阶级，而是指向更饥饿的比利时移民劳工。

在那些城市平民，或许还包括少数新出现的无产者支持雅各宾派、社会主义或是民主共和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像在维也纳那样——支持学生积极分子活动的地方，他们能够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至少可充当暴动者（他们参与选举的人数还很少，且无法预测，不像贫穷的农业外移人口那般激进，例如在萨克森和英国）。说来也怪，除了巴黎之外，在雅各宾的法国，这种情况相当罕见，反倒是在德意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极左派提供了全国性的联络组织。在他们影响所及的地区之外，无产者的政治力量实乃微不足道。

当然，我们不应低估像1848年“无产者”那样年轻不成熟的社会力量的潜在能力，因为他们几乎还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自我意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革命潜力比其日后所表现的要大，这是千真万确的。1848年前那一代贫穷者的坚忍不拔以及社会危机，促使少数人相信：资本家能够让步，提供给他们像样的生活条件，尽管资本家仍然不愿这样做。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由此让步而来的像样生活条件，可以保持下去。年轻幼稚的工人阶级刚刚从劳动贫民、独立作坊和小商店主人之中独立出来，正因为如此，他们只把目光完全集中在经济要求上，这几乎是最无知和最不可靠的做法。没有政治要求，就不会有革命，即使是最单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社会提出了政治要求，1848年深得人心的目标是“民主与社会共和国”，这既是社会方面的，也是政治方面的。工人阶级的经验使他们在社会和政治要求中加入了新颖的制度成分，这种新的制度是基于行会以及合作组织的实际经验，但他们没有创造出像20世纪初期俄国苏维埃那般新颖且强有力的制度。

另一方面，在组织、意识形态和领导方面，他们也非常缺乏。甚至最原始的组织形式——行会——也不过是几百人的团体，最多只有几千人。即使是工会主义运动中富有经验的先驱团体，通常也是在革命当中才首次出现，例如德意志的印刷行会，法国的帽商行会。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其成员数量更是稀少到几十个，至多几百个。1848年革命，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在1848年以前，社会主义大多是为了建立合作式乌托邦社会的政治运动——从一开始就出现在前台上的第一次革命。在1848年登场的不但有科苏特、赖德律——洛兰（A.Ledru-Rollin，1807—1874）和马志尼，而且还有马克思、路易·布朗（Louis Blanc，1811—1882）以及L.A.布朗基（L.A.Blanqui，1805—1881，他是顽强的反抗者，终身被关在狱中，偶尔被短暂释放），还有巴枯宁（Bakunin），甚至包括蒲鲁东（Proudhon）。但是，社会主义对它的信仰者来说指的是什么呢？其含义不外乎是由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渴望所建立的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敌人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关于“工人阶级”乃至“无产阶级”的议论很多，但在革命期间，很少有人谈及“资本主义”。

的确，就拿工人阶级来说吧，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政治前景究竟如何呢？马克思本人也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已被列入日程表。即使在法国，“巴黎的无产大众也还走不出资产阶级共和国，除了在理念和想象之中”。“眼前最迫切的需求还不足以促使无产者要求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他们也无法胜此重任”。当前能够做到的至多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后未来斗争的实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才会公开化，“当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当他们与资产阶级的敌对变得更加尖锐时”，便会进而把其余的中产阶级与工人联合起来。[9]第一步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从一个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人民革命，最后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不断革命”。马克思可能是从布朗基处引来的这句话，反映了在1848年革命风暴尾声中，两大革命的暂时携手。但是不像1917年的列宁，在1848年革命失败以前，马克思始终不曾想过要用无产阶级革命代替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尽管当时构想的前景与列宁十分相近（如同恩格斯指出的，“发动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以支持革命”），但他不久就放弃了这种构想。西欧和中欧不会再有第二个1848年革命。就像他不久后认识到的那样，工人阶级会选择另一条道路。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的涌现和爆发就像一股巨浪一样，在它身后一无所剩，只有神秘和许诺。这场革命，“本来应该是资产阶级革命，但资产阶级却从革命中退却”。各国的革命本来可以在法国的领导下互相支援，阻止或拖延旧政权的复辟，抵挡住俄国沙皇。但法国资产阶级宁愿本国安定，也不愿冒险再次建立伟大国家的丰功伟业。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地方的温和主义革命领袖们也不愿去呼吁法国前来干涉。没有其他的社会力量强大到足以把他们团结起来并推动他们前进，除非处于下述的特殊情况，亦即为了民族独立而对抗外来的政治强权，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济于事，因为民族斗争都是各自孤立地进行，他们的力量非常软弱，难以抵挡旧式强权的军事进攻。1848年那些伟大而杰出的人物，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但不过几个月，就永远从舞台上消失，只有加里波第除外，他在12年后还有更辉煌的岁月。科苏特和马志尼在流亡中度过了漫长的余生，对于他们国家所赢得的自治或统一几乎不具有直接贡献，尽管他们在各自的民族圣殿中均占有一席之地。赖德律—洛兰和拉斯帕伊永远无缘看到像法兰西第二共和国那样辉煌的时刻。法兰克福国会中那些能言善辩的教授，也回到他们的书斋和课堂中。19世纪50年代，热心的流亡者在伦敦城中构想过宏伟的蓝图，建立过对抗的流亡政府，但现在除了非凡罕见的人物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外，皆荡然无存。

然而，1848年革命并不是没有结果的短暂历史插曲。假如说它所带来的变化既非革命本意所欲，也难以用政权、法律和制度等词汇来定义，即便如此，它仍然是意义深远的。它标志着传统政治的结束，标志着王朝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家长式信仰的结束，至少在西欧是如此。王朝时代的统治者曾一直相信：他们的臣民（除了中产阶级不满者之外）接受甚至欢迎由神意指定的王朝来管理这个阶级森严的不平等社会，并得到传统宗教的认同。诚如诗人格里尔帕策（Grillparzer）所写的讽刺诗句。这首诗很可能是针对梅特涅，但格里尔帕策绝非革命者：

这是谎言，请不要信赖他的名望。

正统者好比著名的堂吉诃德，

在真理和事实面前，却相信自己聪明无误，

至死仍然相信自己的谎言。

这个年老的蠢人，他在年轻时就是个无赖，

不再能正视眼前的真理。[10]

从那以后，保守势力、特权阶级和富贵人士，必须采用新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甚至意大利南部那些肤色黝黑、愚昧无知的农民，在1848年这个伟大春天也不再拥护君主专制主义，不再像他们50年前所做的那样。当他们向整个意大利进军之后，便不再对“宪法”表现出敌意。

社会制度的维护者不得不学习人民的政策，这是1848年革命所带来的重大变革。甚至连普鲁士大地主［容克（Junkers）］那类最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在那年也发现他们需要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报纸。这项观念本身就与自由主义有关，不符合传统的统治观念。1848年普鲁士极端反革命派中最有智慧的人物俾斯麦，日后曾示范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政策性质的透彻理解以及对其技术的熟练掌握。然而，这方面最显著的政治创制却发生在法国。

在法国，工人阶级六月革命的失败遗留下一个强大的“秩序党”。秩序党能够镇压社会革命运动，但无法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甚至没有得到许多保守派的支持，保守派不愿由于维护“秩序”而使自己烙上当时执政的温和共和派的显著标记。人民仍然处于激动的状态，无法认同有限的选举：直到1850年，仍有为数不少的“下贱大众”——全法国约占1/3，巴黎约占2/3——没有选举权。但是，如果说1848年12月法国人没选出温和派出任共和国总统，他们同样也没选择激进派（没有君主主义者竞选）。选举的赢家是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拿破仑大帝的侄子。他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选票——740万选票中的550万张。尽管他终将被证明是一个极其狡猾的政治家，但当他在9月底进入法国时，看起来却毫无资产，只有一个具有威望的名字和一位忠诚的英国夫人的经济支持。显然他不是社会革命者，但也不是保守主义者。事实上，他的支持者利用他对圣西门主义（Saint-Simonianism）的兴趣以及他对穷人众所皆知的同情，使他获得支持，但从根本上讲，他能获得竞选胜利，是由于农民坚定地投票给他，他对农民喊出的口号是：“不再加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此外，就像马克思所写的那样，由于反对富人掌权的共和国，工人们纷纷投票给他，因为在工人眼里，他意味着“罢黜卡芬雅克（Cavaignac，他镇压了六月起义），驱除资产阶级共和派，废止六月的胜利”。[11]小资产阶级投票给他，是由于他没有表现出支持大资产阶级的态度。

路易·拿破仑的当选证明，甚至是普选式的民主这种与革命认同的制度，也可以和社会秩序相一致。甚至普遍不满的群众也不一定必然选出注定将“颠覆社会”的统治者。这一经验的深远教训并没有立即被人们汲取，因为路易·拿破仑本人不久就废除了这个共和，摇身一变成为皇帝，尽管他从不曾忘记，维持他重新施行的普选制度并对其进行妥善操纵，在政治上是大有益处的。他将是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领袖——不运用简单的军事暴力，而是利用蛊惑人心的宣传和公共关系的手法。这种方法可以让他从顶端轻而易举地操纵整个国家，而无须从其他地方入手。他的经验说明，“社会秩序”不但可以打扮成赢得“左派”支持的力量，而且在公民已被动员参与政治的国家或时代，这样做是必需的。1848年革命已经明确地显示，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政治民主派、民族主义者，甚至工人阶级，从此将永远活跃在政治舞台之上。这场革命的失败可能会暂时使他们离开视线，但当他们再次出现时，便将决定所有政治家的举措，即使是那些对他们毫无同情的政治家。

[1]P. Goldammer (ed.), 1848, Augenzeugen der Revolution (East Berlin 1973), p.58.

[2]Goldammer, op. cit., p.666.

[3]K. Repgen, Märzbewegung und Maiwahlen des Revolutionsjahres 1848 im Rheinland (Bonn 1955), p.118.

[4]Rinascità, Il 1848, Raccolta di Saggi e Testimonianze (Rome 1948).

[5]R. Hoppe and J. Kuczynski, ‘Eine...Analyse der Märzgefallenen 1848 in Berlin’,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geschichte (1964), IV, pp.200-276; D. Cantimori in F.Fejtö, ed., 1848-Opening of an Era (1948).

[6]Roger Ikor, Insurrection ouvrière de juin1848(Paris1936).

[7]K. Marx and F. Engels, Address to the Communist League (March 1850) (Werke VII, p.247).

[8]Paul Gerbod, La Condition universitaire en France au 19e siècle(Paris 1965).

[9]Karl Marx,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1848-1850 (Werke, VII, pp.30-31).

[10]Franz Grillparzer, Werke (Munich 1960), I, p.137.

[11]Marx,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Werke, VII, p.44).

第二部分　发展

第二章　大繁荣

那些强有力地掌握和平、资本和机器的人，利用它们来为公众造福谋利，他们是公众的仆人，因此当他们利用自己的资财使他人富有之际，同时也使自己富有。

——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1852年[1]

一个民族并不需要运用害人的计谋，只要温顺善良，努力工作，不断致力于自我改进，便可获得物质上的富足。

——摘自克莱蒙—费朗（Clemont-Ferrand）；
《反愚昧的社会》，1869年[2]

地球上人类居住的面积正在快速扩大。新的社群，亦即新的市场，每天都在西方新大陆向来荒芜的地区兴起，也每天都在东方旧大陆始终肥沃的岛屿上出现。

——《费勒波洛斯》，1850年[3]

1

在1849年，很少有观察家会预料到，1848年革命竟会是西方的最后一场普遍革命。在未来的70年间，大多数先进国家中的自由主义、民主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尽管不包括“社会共和主义”，它们的政治要求逐步得以实现，没有遭遇到重大的内部动荡；而且，欧洲大陆先进地区的社会结构已证明它们能够抵挡20世纪大灾难的打击，至少直到目前为止（1977年）是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1848年至19世纪70年代初期，该地区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经济转变和膨胀。这就是本章的研究课题。在这个时期，世界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先进”国家，发展成为以工业经济为主的国家。

这一史无前例的经济突飞，开始于一个繁荣的历史时期。由于这场繁荣曾被1848年的事件暂时阻遏，所以显得更加壮观。1848年革命是被一场最后的也许是最大的旧式经济危机引发的。这种旧式危机是发生在依赖收成和季节的靠天吃饭的社会。“经济周期”的新社会有它自己的涨落波动方式，也有它自己的现实难题。只有社会主义者直到现在还认定“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节奏和模式。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景气与不稳定时代看来已接近尾声，大跃进发展的时代正将开始。1847—1848年出现了经济周期性的衰退，而且是严重的衰退。大概是由于与旧式危机巧遇，所以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是，从纯粹的资本主义观点来看，这只不过是一条看似不断上涨的曲线上的一次陡跌。罗斯柴尔德是一位敏感的经济人，尽管他缺乏政治预见。他非常满意地看待1848年年初的经济形势。可怕的“恐慌”似乎已经过去，前景将是美妙的。尽管工业生产恢复得足够快，甚至已从革命那几月的实际瘫痪中挣脱出来，但整体形势仍然诡谲不定。因此，我们很难把全球大繁荣的起点放在1850年之前。

185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如此的反常，根本找不到先例。例如，英国的出口从未比1850年后的七年间增长得更快。英国棉布——是其半个世纪多以来向海外市场渗透的先锋——的实际增长率也超过之前的几十年。1850—1860年间，大约增长一倍，从绝对数量上看，其增长更是惊人：在1820—1850年间，其出口额增长大约11亿码，但在1850—1860年这10年间，出口额的增加远超出13亿码。棉纺工人的数量在1819—1821年和1844—1846年间增加了大约10万，但在1850年后10年里的增长速度是其两倍。[4]我们在此所列举的乃是庞大的旧产业，由于各地工业的迅速发展，该产业在这10年中，实际上已在欧洲市场失去买主。无论我们从哪方面着眼，都可以找到同样的繁荣证据。1851—1857年间，比利时的铁出口增加了一倍多。1850年之前的25年间，在普鲁士出现了67家股份公司，拥有资本总额4500万泰勒（Thaler，德国旧银币名），但在1851—1857年的短短几年间，便建立了115家（不包括铁路公司），拥有资本总额达1.145亿泰勒，它们几乎都是在1853—1857年这一幸福时期里涌现的。[5]几乎没有必要罗列更多诸如此类的数据，但当时的商人们，特别是公司的发起人，确实对此不遗余力地讲述和宣传。

对于追求利润的商人来说，这场繁荣最令他们满意的是廉价资本与价格飞涨的结合。（经济周期形式的）萧条总是意味着低价格，起码在19世纪是这样。繁荣通常意味着通货膨胀。尽管如此，英国的物价水平在1848—1850年和1857年间上升约1/3，这个涨幅还是相当惊人的。因此，明摆在产业家、商人，尤其是公司发行人眼前的高额利润，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期，巴黎动产信贷银行（Crédit mobilier）的资本利润率曾一度高达50%。[6]动产信贷银行是一个金融公司，也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扩张的象征（见第十二章）。而且商人并不是这一时期的唯一获利者。就像先前已提到的那样，就业机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无论是在欧洲还是海外，大批的男女正在向海外移民（见第十一章）。欧洲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几乎看不到失业，1853—1855年间的谷物价格猛涨（即生活的主要开销），不再使各地出现饥饿暴动，除了一些极其落后的地区，例如意大利北部（皮埃蒙特）和西班牙。高就业率和在必要时愿意暂时提高工资的让步，缓和了人们的不满。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当时有充足的劳动力进入市场，遂使劳动力的价格更为低廉。

这场繁荣的政治后果是意义深远的。它为被革命动摇的政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喘息时间，同时也毁灭了革命者的希望。简而言之，政治进入了冬眠状态。在英国，宪章主义销声匿迹。尽管其销声匿迹的时间远比历史学家们习惯上认为的时间晚得多，但仍无法否认其最后的结束。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819—1869）是宪章主义领袖群中最坚忍不拔者，但即便是他，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也放弃了重振独立工人阶级运动的企图。他像大多数老宪章主义者一样，与那些想要把工人组织成胁迫团体，从而向自由主义的激进左派施加压力的人同心共事。议会改革暂时不再是英国政治家所操心的事，于是，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忙于在复杂的国会中争夺选票。即使是像在1846年赢得《谷物法》（Corn Laws）废除的中产阶级激进者科布登（Cobden）和布赖特（Bright）这类人物，在当时的政坛上亦是被孤立的少数。

对于欧洲大陆上的复辟王朝和法国革命的意外产儿——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这段喘息时间更为重要。在这一时期，路易·拿破仑得到了千真万确且感人至深的多数选票，为他所谓的“民主”皇帝披上了真实色彩。对于旧君主国和公侯国来说，拥有这段政治复苏与稳定繁荣的时间，比让它们的王朝在政治上名正言顺更重要。它们也从这段喘息时间得到财政收入，不用去征求代议机构批准征税或招惹其他麻烦事，至于那些政治流亡者只能在同伙之间狠命地相互攻击，此外别无他法。就当时而言，这些君主公侯在国际事务中虽然显得软弱，在其国内却相当强大。甚至在1849年得借助于俄国军队干涉才得以复辟的哈布斯堡王朝，此际也能将它的全部领土——包括桀骜不驯的匈牙利——置于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政府之下。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这一平静时期由于1857年萧条的出现而宣告结束。从经济方面而言，这只是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小间断，到了19世纪60年代遂又重新以更大的规模继续成长，并在1871—1873年间达到繁荣的顶峰。在政治上，它则使形势为之一变，最明显的是它使革命者的希望成为泡影。革命者本来希望这场繁荣会促成再一次的1848年革命，但在抱这种希望的同时，他们也承认“群众由于这段长期的繁荣而变得冷漠昏沉，令人生厌”。[7]然而政治确实在复苏。在短暂的蛰伏之后，先前所有的自由政策问题再一次被搬上议事日程，其中包括意大利和日耳曼民族的统一、制宪改革、人权自由以及其他问题。1851—1857年的经济膨胀，是在政治真空期中发生的，它延长了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和衰竭；而1859年之后的经济飞跃，却是与激烈的政治活动同时展开。另一方面，尽管被各种外部因素所中断，例如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然而19世纪60年代在经济上还是相对稳定的。下一个经济衰落期（发生在1866—1868年的某时，因感受和地点而异）不像1857—1858年那样具有全球性，也不像1857—1858年那样引人注目。简而言之，政治在经济的大发展时期复苏了，但不再是进行革命的政治。

2

如果欧洲还是生活在巴洛克时代，那么它将以壮观的假面舞会、圣歌游行和歌剧表演，在其统治者面前象征性地炫耀其经济成就和工业发展。事实上，成功的资本主义世界，有自己相应的表达方式。资本主义在全球获得胜利的时代，是以宏伟全新的自我庆祝仪式揭开序幕，亦即“万国博览会”（Grea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每一次展览都在一个宏伟的纪念宫中举行，隆重地展示其财富增加和技术进步——伦敦的水晶宫（Crystal Palace，1851年），维也纳的罗托纳达圆顶大厅（Rotunda，“比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还要大”），每一个都展示了丰富繁多的制造品，每一个都吸引来众多的国内外观众。在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上，有1.4万家厂商参展，这是在资本主义的老家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典礼。参展的厂商数量，1855年巴黎博览会有2.4万，1862年伦敦博览会有2.9万，1867年巴黎博览会有5万。值得自豪的是1876年在美国举行的“费城百年纪念会”。这次盛会由美国总统剪彩开幕，巴西皇帝和皇后也参与盛会——头戴王冠之人现在也习惯在工业产品面前俯首赞誉。来此参加喝彩的还有当地的13万市民，他们是到此光顾“时代之进步”的1000万人中的首批游客。

这种进步的原因何在？为什么在本书所论时期经济扩张的速度会如此可观？这些问题应当暂时搁置。回顾19世纪上半叶，应引起关注的是下面这项对照，即巨大和快速成长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所能达到的生产能力，与其无法扩大的基础和无法摆脱的枷锁之间的对照。生产力可以戏剧化地提高，但却没有能力扩大其产品的销售市场，扩大其积累资本的可获利场所，更别提以相应的速度或适当的工资来创造就业机会。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正值德意志工业扩张前夕，理智和机敏的日耳曼人士就认识到，无论是什么工业化，都无法为数量庞大且日益增长的贫穷“剩余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就像他们今日对欠发达国家的看法一样。正因为如此，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一个危机时期。革命者曾希望这次危机是决定性的，甚至商人们也曾经担心这次危机很可能会断送他们的工业制度（见《革命的年代》第十六章）。

由于如下两个原因，这些希望和担心被证明是多虑的。首先，主要得感谢其自身追求资本积累的压力，早期的工业经济已取得了马克思所说的“无比成就”：铁路的修建。其次，是由于铁路、汽船和电报——它们“最终代表着适合现代化生产工具的交通工具”[8]——资本主义经济的地理范围随着其商业交易的增加，突然成倍扩大。整个世界都变成其经济范围。世界的一体化也许是本书所论时期最有意义的发展（见第三章）。H.M.海因德曼（H.M.Hyndman，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这两方面皆不是代表性人物）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后回顾这个时期，很恰当地把1847—1857年这10年与地理大发现以及哥伦布（Columbus）、达·伽马（Vasco da Gama）、科尔特斯（Cortez）和皮萨罗（Pizarro）的征服时代相比拟。尽管这10年间并未有过轰动世人的发现，而且（除少数例外）也很少有正式的新军事征服地，但是，一个全新的经济世界已加在旧经济世界之上，并与其融为一体。

这项发展对于经济前景尤具重要性，因为它为巨大的出口繁荣提供了基础——无论是在商品、资本和人力上——这在其经济扩张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对于当时仍是资本主义主力国家的英国而言。大众消费经济仍未出现，也许除了美国以外。国内的穷人市场，在还没被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取代之前，仍无法充当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础。（1850—1875年间，一方面，英国的棉产品出口数量是以前的三倍，另一方面，英国国内市场的棉布消费却仅仅增长2/3。[9]）当然，在先进国家人口呈现快速增长而且平均生活水准普获提高的时代，大众消费市场也是不可忽视的（见第十二章）。然而，市场的大幅横向扩展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在消费品方面，还是在用来建设新工厂、交通事业、公共设施和城市的物资方面，也许后者更为重要。资本主义现在已把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无论在国际贸易还是在国际投资上，其热情均不亚于其抢占国际市场时的表现。世界贸易在1800—1840年间增加不到两倍。在1850—1870年间，却增加了260%。所有可以买卖的东西都投入了市场，包括那些遭到收受国公开抵制的物品，例如鸦片［孟加拉和马尔瓦（Malwa）鸦片出口的年平均箱数，在1844—1849年是4.3万箱，1869—1874年增至8.7万箱[10]］。从英属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增加两倍之多，价值则几乎是先前的三倍。及至1875年，英国的海外投资已达10亿英镑——比1850年提高3/4——而法国的国外投资在1850—1880年间跃升了10倍以上。

当代的观察家——他们的目光盯在较不属于经济基本面的问题上——几乎都会强调另一原因，也就是第三个原因：1848年后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的黄金大发现（见第三章）。黄金这个成倍增多的世界经济支付物，解决了许多商人认为是扯后腿的迫切难题，它降低了利率，并推动了信贷业的发展。短短七年，世界黄金供应量增加了六到七倍，英国、法国和美国平均每年发行的金币数量从1848—1849年的490万英镑到1850—1856年间的每年2810万英镑。金银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直到今日仍是热烈争论的课题，我们不必介入这场争论。缺少这些黄金也许不会像当时人认为的那样严重地导致经济上的不便，因为其他的支付办法如支票、汇票等在当时还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手段，不但更易普及，而且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流行。然而，新出现的黄金供应的确有三方面的益处，这是无可辩驳的。

第一，它们对出现于1810年至19世纪末的较罕见形势，具有决定性的推波功效，亦即那种价格持续上涨，通货却只轻微波动的现象。基本上，这个世纪的多数时间都是通货紧缩的，主要是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工业产品成本降低，加上新开辟的粮食和原料来源持续出现，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尽管是时断时续的）。长时间的通货紧缩（即利润微薄）对商人的损害并不严重，因为他们的制造和出售量很大。然而，一直到这个时代结束，货币紧缩却对工人好处不大，这可能是因为生活必需品价格没有下降到相应的购买水平，或是他们的收入太少，不足以使他们从中显著获利。相对而言，通货膨胀无疑提高了获得利润的机会，从而鼓励人们经商创业。这个时期基本上是通货紧缩，偶尔穿插一点儿通货膨胀。

第二，大批黄金有助于建立以英镑为基础的稳定可靠的货币本位制度（金本位制）。少了这种本位制度，就像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那样，国际贸易会变得更困难、更复杂、更不可预测。

第三，淘金热本身就开辟了新的地区，主要是在环太平洋地带，并活跃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在淘金过程中，他们“白手起家，开辟市场”，就像恩格斯致马克思信中愤愤指出的那样。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叶，无论是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还是这一新式“矿业边疆”的其他地带，都已成为绝不可忽视的地方。在那些地区居住着300万名居民，他们所拥有的现金比其他地区相同数量的居民所拥有的要多得多。

当时人当然还会强调另一原因的促进作用：私有企业的自由化。众所周知，这是一种推动工业进步的动力。在所有刺激经济增长的秘方当中，再没有比经济自由主义更能获得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行政官员一致青睐的了。那些妨碍生产要素流动的残存制度以及任何有害自由经营和追求利润的障碍，都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全面瓦解。这项普遍清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影响力不限于那些自由主义在政治上获得胜利或占优势的国家。我们可以说，在欧洲的复辟专制君主国和公侯国中，这项活动进行得比英国、法国和低地国家更显著，因为在那些地区存在着更多的障碍需要清除。行会和工团对工匠生产的控制，在德意志原本十分严重，如今却让位给自由贸易主义——自由创办和经营任何行业。这项发展在奥地利出现于1859年，在德意志大部分地区则于1860年后的第一个五年间实现。自由主义的完全确立，是在北日耳曼联邦（North German Federation，1869年）和德意志帝国时期。然而此举却招致很多工匠不满，他们因而逐渐敌视自由主义，并在日后成为19世纪70年代右翼运动的支持者。瑞典在1846年就废除了行会，于1864年建立完全的自由经济；丹麦在1849年和1857年废除了旧的行会立法；俄国大多数地区从来就不曾存在行会制度，但它还是取缔了波罗的海地区一个（日耳曼）城镇中的最后一个行会痕迹（1866年）。不过基于政治原因，俄国仍然继续限制犹太人，只允许他们在特定的聚居区从事商业贸易。

从立法上对中世纪和重商主义时期进行清算，并不只限于手工业行会。反对高利贷的法律本来早已是一纸空文，英国、荷兰、比利时以及北部德意志更在1854—1867年间正式废除。政府对采矿业的严格控制——包括矿山的实际开采——也逐渐开放，普鲁士便在1851—1865年间废除限制，因此任何企业家现在都有权开采他所发现的任何矿物（需获得政府许可），并且可以采取他认为合适的生产方式。同样，组建商业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或类似组织）现在变得更容易，同时也摆脱了官僚控制。在这方面，英国和法国领先一步，德国直到1870年后才建立公司注册制度。商业法律也被修改得适合于普遍看好的商业发展状况。

但是在某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是朝着完全的贸易自由迈进。诚然，只有英国（1846年后）完全放弃保护主义，保留关税——至少在理论上——只是为了财政利益。然而，除了消除或减少国际水上航道的限制［例如多瑙河（1857年）和丹麦与瑞典之间的松德（Sound）海峡］和设立大金融区［例如1865年成立的法国、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拉丁货币联盟（Latin Monetary Union）］以简化国际的货币制度之外，19世纪60年代还出现了一系列的“自由贸易条约”，在实质上拆除了主要工业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甚至俄国（1863年）和西班牙（1868年）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入了这一运动。只有美国仍然是保护主义的堡垒，因为美国工业依赖一个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并且几乎不需要进口；但即使在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期也有适度的改善。

我们甚至可以再做更进一步的探讨。直到那时为止，甚至最大胆、最无情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完全依赖自由市场方面也踌躇却步，尽管理论上他们应当这样做，特别是在雇主和工人的关系上。然而即使在这一敏感领域，非经济性的强制措施也取消了。在英国，《主仆法》遭到修改，建立了双方当事人皆可片面终止契约的对等关系；北英格兰矿主的“一年契约”被废除，代之以标准的契约，这种契约可由单方（工人）随时通知对方宣布解除。乍看之下这种发展颇令人惊讶，在1867—1875年间，限制工会和罢工权利的重要法令，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便遭全面废止（见第六章）。其他多数国家还是不愿把这种自由交给劳工组织，尽管拿破仑三世相当大程度地放松了对工会组织的法律禁止。但是，在先进国家中，整体形势现在倾向于像日耳曼1869年商业法规所说的那样：“那些单独从事贸易或商业的雇主与其所雇店员和徒工之间的关系，是由自由契约决定的。”只有市场能支配劳动力的买和卖，就像支配其他东西一样。

无疑，这种全面自由化刺激了私有企业发展，其中商业的自由化则助长了经济扩张。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大多数形式上的自由化是不必要的。某些国际流动自由即使在今天也是受控制的，特别是资本和劳力的流动，但在1848年则不然，那时的先进国家认为移民的自由流动是理所当然的，根本不需讨论（见第十一章）。另一方面，对于19世纪中期单纯固守“自由化将带来经济发展”信条的人来说，什么样的制度和法律变更会促进或阻挠经济增长是太过复杂的问题。在英国，大繁荣时代甚至在1846年《谷物法》废除之前已经开始。不可否认，自由化带来各式各样的积极结果。例如在废除松德海峡的关税之后（1857年），哥本哈根发展得比以往更为迅速。在此之前，松德海峡关税一直阻碍着船只进入波罗的海。但全球性的自由化运动是经济膨胀的原因、附加物，还是结果？其程度如何？这些问题还有待探讨。只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当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基础欠缺之时，单凭资本主义本身是无法取得多大成就的。没有比新格拉纳达共和国（Republic of New Granada，哥伦比亚）在1848—1854年间的自由化脚步更快的国家了，但是谁会说该国政治领袖向往的繁荣富强已立即或全部实现了呢！

在欧洲，这些变化使得人们对经济自由主义深信不疑，充满期望。这似乎是有道理的，至少对那一代人而言是如此。就单一国家来说，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自由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在每个国家都明显表现出繁荣昌盛。就算让工人拥有自由订立契约的权利，包括容忍那些强大到足以靠工人的磋商权而建立的工会组织，都不会对赚取利润构成威胁，因为“劳动后备大军”（如马克思所称）看来可以把工资维持在令人满意的低水平上（见第十一章、第十二章）。这些劳动后备大军主要是乡村百姓、从前的工匠和其他涌入城市及工业区的群众。乍看之下，国际自由贸易受到如此垂青，难免叫人吃惊，但英国除外。对英国人来说，首先，国际自由贸易意味着他们得以自由地在世界上的所有市场中出售更廉价的商品；其次，英国能迫使欠发达国家把自己的产品——主要是食品和原料——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卖给英国，并用得来的钱购买英国的工业产品。

但是，为什么英国的对手们（除美国）会接受这么明显的不利做法呢？（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由于他们不具工业竞争能力，国际自由贸易当然是有吸引力的。例如，美国南部各州相当乐意保持英国这个可以无限制销售其棉花的市场，所以强烈坚持自由贸易，直到被北方征服为止。）较过分的说法是：国际自由贸易之所以获得进展，是因为在这一短暂时刻，自由化的乌托邦令人衷心诚服，即使政府亦然，而且他们深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毋庸置疑，国际自由贸易的形成也深受经济要求的影响，而且经济要求似乎具有自然法则般的力量。然而，理智信念很少能比得上切身利益。事实是，大多数工业经济在这段时间都从自由贸易中发现两个有利之处：第一，经济在这段时间的普遍增长，与19世纪40年代相比确实非常壮观，所有国家皆从中受惠，英国受惠尤甚。无论是大量不受限制的出口贸易，还是大批毫无阻碍的食品原料供应，包括必要的进口供应，都是受人欢迎的。即使某些特殊的利益会因此受损，但自由化还是会带来其他利益。第二，不管资本主义各国将来的经济对立情况如何，在工业化的这个阶段，能够取得英国的设备、资源和技术，显然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例如，英国铁路钢铁机器的大量出口，不但不会抑制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反而有所助益（见下表）。

英国铁路钢铁及机器出口量　单位：千吨[11]

就是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得到（并非偶然巧合）多方面极其强有力的刺激。其结果是什么呢？衡量经济扩张最便利的办法是统计数字，而19世纪最常用的衡量标准是蒸汽动力（因为蒸汽机是动力的典型形式），而且多半是煤炭和钢铁的相关产品。显而易见，19世纪中期是烟与汽的时代。煤产量早已以百万吨计算，当时个别国家逐渐采用千万吨计算，而世界的产量则采用亿吨计算。其中大约有一半——在本书所论时期初始比例更高——来自举世无双的产煤大国，即英国。19世纪30年代，英国铁产量已达到几百万吨（1850年约250万吨），远非他处可及。但是到了1870年，法国、德国和美国也各自生产出100万—200万吨不等，尽管英国这个“世界工厂”还是遥遥领先，年产几乎600万吨，或者说是世界产量的一半。在这20年间，世界煤产量大约增加了2.5倍，世界铁产量大约上升了4倍。而蒸汽动力却增加了4.5倍，从1850年的400万匹马力，上升到1870年的大约1850万匹马力。

上述粗略数据只不过说明了工业化正在向前推进。然而更重要的是，朝工业化迈进的现象在地理范围上极其广阔，尽管各地的情形极不平衡。铁路和汽船的广布，如今已将机械动力引进各个大陆以及那些缺少机械便无法工业化的国家。铁路的到来（见第三章）本身就是一场革命的象征和成就，因为将整个地球铸成一个相互作用的经济体，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工业化最深远且当然是最壮观的一面。但是“定置蒸汽机”（fixed engine）本身在工厂、矿山和铸造应用上也有长足进展。在瑞士，1850年只有34台这样的蒸汽机，但是到1870年几乎增加到1000台；在奥地利，其数量从671台（1852年）增加到9160台（1875年），而马力也增加了15倍之多。（比较起来，葡萄牙这个欧洲真正的落后国家，1873年也只有70台蒸汽机，合1200匹马力。）荷兰的蒸汽动力总数则上升了13倍。

有少数工业地区以及如瑞典这样的欧洲工业经济国家，尚未开始大规模工业化。但最突出的现象，是各个主要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在本书所论时期，英国和比利时是仅有的两个工业蓬勃发展的国家，以每人平均值而言，也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其居民人均的铁消费量在1850年分别是170磅和90磅，相对而言，美国56磅，法国37磅，德意志27磅。比利时的经济规模虽小，但却非常重要，1873年时，它的铁产量仍达其强邻法国的一半。英国当然是卓越的工业大国，而且就像我们前面所见，它也在努力保持这一相对地位，尽管应用于生产的蒸汽动力开始严重落后。英国在1850年仍然占有全球蒸汽机动力总数（定置蒸汽机）的1/3以上，但是到1870年已不及1/4，即占总数410万匹马力中的90万匹。就纯数量而言，美国在1850年已比英国略多，到1870年更将英国远远抛在后面，其蒸汽动力已经是英国的两倍多。美国的工业扩张尽管超乎寻常，但与德意志相比还是稍微逊色。德意志的定置蒸汽动力在1850年还是极其一般的，总数或许只有4万匹马力，远不及英国的10%。但是到1870年，已达到90万匹马力，大约和英国相等，当然远远超出法国。法国的蒸汽动力在1850年时还算是比较大的（6.7万匹马力），但到1870年只勉强达到34.1万匹马力——不到小国比利时的两倍。

德国工业化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除了具有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外，其政治意义也十分深远。1850年时，日耳曼联邦与法国的人口数大体一样，但工业生产能力却差得非常多。到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已经拥有比法国多得多的人口，但工业上的超前情况更甚。由于政治和军事力量也逐渐变成以工业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专业知识为基础，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政治后果遂比以往更重要。19世纪60年代的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见第四章）。从那以后，没有强大的工业，任何国家都无法在“强权”俱乐部中保住其地位。

这个时代的特有产品是铁和煤，而其最具代表性的象征是铁路，铁路把两者结合起来。纺织工业是工业化第一阶段最典型的产物，相对来说进展不大。19世纪50年代的棉花消费大约比19世纪40年代高出60%，19世纪60年代变化不大（因为受到美国内战的干扰），19世纪70年代则增加大约50%。羊毛生产在19世纪70年代大约是19世纪40年代的两倍。但是煤和生铁产量约是原来的5倍，同时钢铁的大量生产已成为可能。实际上，钢铁工业上的技术改进在这一时期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前一个时代的纺织工业。在19世纪50年代的欧洲大陆，煤已取代木炭成为冶炼的主要燃料。各地都有新的冶炼法——贝塞麦转炉（Bessemer converter，1856年）、西门子—马丁平炉（Siemens-Martin open hearth furnace，1864年）——可炼出廉价的钢，廉价钢在日后几乎代替了熟铁。但是，其重要性要到未来才看得到。1870年，在德国生产的成铁只有15%炼成钢，比英国少10%。这个时期还不是钢的时代，也还没进入钢制武器的军备时代，钢铁军备将大量刺激钢的生产。这时仍属于铁的时代。

尽管未来的技术变革已明显可期，但新式“重工业”也许除了数量增加之外，尚不见特殊的技术变革。就全球而言，工业革命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仍然凭借1760—1840年的技术革新，凭借当时所创造的推力向前迈进。可是，在19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里，确实发展出两种极具革命性的技术工业：化学和（与通信相关的）电学。

除少数例外，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技术发明，并不需要多高深的科学知识。英国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因为它拥有经验丰富而且富有常识之人，例如伟大的铁路建造者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但从19世纪中期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电报的发明与理论科学密不可分，必须利用伦敦的C.惠斯通（C.Wheatstone，1802—1875）和格拉斯哥的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1824—1907）等人的研究成果。人造颜料工业则是大量化学合成的成就，尽管其第一批产品（淡紫色）在色彩上并未受到普遍欢迎，但已从实验室进入工厂阶段。炸药和照相也是如此。至少炼钢这项重要革新是出自高等教育者，即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Gilchrist-Thomas）“基本”处理法。就像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教授成为比以往更为突出的工业界人物：法国酿酒商不就是求助于伟大的生物化学家L.巴斯德（L.Pasteur，1822—1895）为他们解决难题吗？此外，研究实验室如今已成为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门。在欧洲，实验室仍然附属于大学或类似的机构——耶拿（Jena）的恩斯特·阿贝（Ernst Abbe）实验室已经发展成著名的蔡司（Zeiss）工厂，但在美国，以电报公司为先导，纯粹的商业实验室已经出现。不久，它就因阿尔瓦·爱迪生（Alva Edison，1847—1931）而闻名于世。

科学研究渗透进工业的重要后果，使此后教育机构在工业发展上越来越具关键性。英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先驱者，并不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它们的技术和高等教育制度也离杰出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不包括苏格兰的话）。然而从这个时期开始，对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缺少大众教育还是缺少相应的高等教育机构，要想成为“现代”经济国家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反之，贫穷和落后的国家，只要具有完善的教育制度，就很容易发展起来，例如瑞典。[12]

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完善的初等教育具有显而易见的实用价值。举例来说，在1870—1871年间，普鲁士之所以能够打败法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普鲁士的士兵文化程度普遍比法国高。另一方面，在更高的层次上，经济发展需要的并非科学的原创与诡辩，而是如何支配和使用，换句话说，是“发展”而非研究。拿剑桥大学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并不突出，但它们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却优于英国，它们实际上提供了培育工程技术人员的系统教育，这些机构在英国尚不存在（1898年之前，步入英国技工行业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学徒制度）。美国在这方面也强过法国，因为美国培育出大批具有相当程度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不是只培养少数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德意志在这方面是依靠良好的中等学校，而非大学。19世纪50年代，德意志在六年制中学（Realschule）教育方面走在时代前列，这是一种倾向技术教育的非古典学校。1867年，当莱茵地区“受过教育”的工业家被请求捐助波恩大学50周年校庆时，在14个工业城市中，除一个之外，几乎所有收到请求的城市全部拒绝，因为这些“杰出的地方工业家并未在大学受过高等教育，而且直至当时也没有让他们的子女接受这种教育”。[13]

但是，技术当然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而且非常显著的是，少数科学先驱者的革新很快就会被广泛接受，只要那些研究能转化到技术应用上。于是，通常只产在欧洲以外地区的新式原料，遂取得了重要地位，不过这要到帝国年代后期才充分表现出来。（欧洲化学原料的生产也日渐兴盛。德国钾碱生产情况如下：1861—1865年，5.8万吨；1871—1875年，45.5万吨；1881—1885年，超过100万吨。）石油已经引起了具有发明精神的美国人的注意，把它用作点灯燃料，但是由于出现化学加工，石油很快又有了新用途。1859年仅仅生产2000桶石油；但是到了1874年，1100万桶的石油产量（大多数是产自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使得洛克菲勒（J.D.Rockefeller，1839—1937）建立了对新工业的控制，因为他通过自己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垄断了石油运输。

然而，这些革新对当时的重要性似乎没有回顾起来这么大。无论从哪方面讲，19世纪60年代的专家们仍然认为，对未来经济具有远大意义的金属仍是那些古人熟知的：铁、铜、锡、铅、汞、金、银。他们认为锰、镍、钴、铝这些后来的金属“注定不会发挥其前辈曾产生过的重要作用”。[14]英国的橡胶进口从1850年的7600英担（cwt，重量单位，相当于112磅），上升到1876年的15.9万英担，这确实是值得重视的增长，但甚至以20年后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数量也是微不足道的。橡胶绝大多数仍是来自南美的野生采集，其主要用途是制作防水布和弹性胶带。1876年，欧洲总共有200部电话在使用，美国则有380部。在维也纳万国博览会期间，电动传送带的展出成为轰动世人的奇迹。回顾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一场突破近在咫尺：世界将要进入电灯与电力、钢与高速合金钢、电话与电报、涡轮机与内燃机的时代。然而，19世纪70年代中期尚未进入这个时代。

重大的工业革新，不是发生在上面已经提到的以科学为基础的领域，而是发生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上。这些机器在从前实际上是用手工方法生产，就像火车头和轮船仍然是手工生产的那样。大规模机器生产的改进多半发生在美国，例如柯尔特（Colt）自动手枪，温彻斯特（Winchester）步枪，大量生产的钟表、缝纫机和现代生产装配线［由19世纪60年代辛辛那提（Cincinnati）和芝加哥的屠宰场发展而来］。生产装配线就是生产主件从一个操作点传送到下一个操作点的机械传送装置。用机器生产机械用品的意义在于：当时需要极大量的标准化产品，其需求者是个人，而不是行业公司和机关单位。1875年，整个世界拥有大约6.2万部蒸汽火车头，但与铜钟和步枪的数量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一年的时间（1855年），美国便大量生产了40万座铜钟；在1861—1865年间，美国内战中的南北双方共使用了300万支步枪。因此，最可以大量生产的产品，是那些由广大的小生产者使用的产品，例如农民、缝制女工（缝纫机）、办公机关所需物品（打字机）以及手表类的消费品，尤其是战争中使用的小型武器和弹药。这些产品之间仍各具差异而且不够标准化。这使得一些敏锐的欧洲人感到苦恼，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注意到，在大量生产的技术上，美国占有优势。但那些“老练者”却不在意，他们认为，假如美国像欧洲一样拥有现成的熟练工匠可供支配，他们就不会费心去发明那些生产不重要用品的机器。在20世纪初，法国官员就曾宣称：尽管法国在工业上可能跟不上其他国家，但是在发明创造和手工技艺工业方面，还是可以稳操胜券的，例如汽车制造业。

4

所以，当19世纪70年代初期，实业家环顾世界之际，自然会对前景流露出充满自信的骄傲之情。但这是有道理的吗？在某些国家中，世界经济的巨大扩张已经牢牢地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大量且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之上，而且这场巨大的扩张仍在继续，甚至在加速。但它在19世纪40年代所注入的那股特殊能量，其作用却不再持续。向资本主义创业者敞开的新世界会继续扩大。但它不再是绝对的“新”。（事实上，一旦他们的产品大量地涌入旧世界，例如美洲大草原与俄国大草原的麦子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将同时瓦解新旧世界的农业。）世界铁路的建设工作持续了一整代人。但是，由于大多数铁路线的建设已经完成，铁路建设将不得不缩小规模，到那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工业革命第一阶段所带来的技术潜能，例如英国在棉花、煤、铁、蒸汽机方面的潜能，看起来似乎是足够巨大的。1848年以前，这些潜力在英国以外的地区毕竟还完全没有开发利用，即使在英国国内也只是不完全的开发。对开始开发这一潜能的那代人，他们的奋力而为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潜能是取之不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在19世纪70年代，这种技术的局限性已经看得到了。一旦这种潜能耗尽，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当世界步入19世纪70年代之时，这种多虑似乎显得荒唐可笑。但事实上，这种扩张的进程是出奇的变幻莫测，就像今日人人可见的那样。陡然的衰退，有时甚至是剧烈的衰退，会渐渐发展成取代世界繁荣的全球性衰退，一直到价格下降到足以驱散物资充斥的市场，清除倒闭企业的场地，一直到企业家们开始投资和拓展，开始新一轮经济周期为止。正是在1860年，即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衰退之后，以杰出的法国博士朱格拉（Clement Juglar，1819—1905）为代表的学院经济学家，认识到“经济周期”并计算出其周期性。直到当时为止，这类问题原本只有社会主义者和其他非正统人士才会去研究。可是，尽管这场扩张的间断十分引人注目，但却是暂时性的。对企业家而言，从没有比19世纪70年代初期更令人兴奋的经济发展期。此即德国著名的“企业振兴”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即使是最荒谬和明显骗人的企业，都会因其许诺的赚钱希望而招来无数的逐利生手。这个年代，就像维也纳新闻记者所描写的那样：“人们筹设公司，好把北极光运送到圣斯蒂芬广场，或在南海岛屿的原住民中出售我们的鞋油。”[15]

接着，出现了大崩溃。甚至对那些最爱夸口说经济繁荣正处于蒸蒸日上、兴旺发达时代的人来说，这次大崩溃也是极其明显的。美国有2.1万英里铁路因破产而瘫痪，德国的股票价格从繁荣顶峰的1877年下降了大约60%。而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世界主要产铁国中，几乎有半数的高炉熄火停产。前往新大陆的移民洪流变成了小溪。在1865—1873年间，每年有20万人抵达纽约港口，然而1877年却仅有6.3万人。但是，与早期的大繁荣衰退不同，这次衰退似乎没有终止。1889年，某位德国人写了一篇题为“针对政府与商界人士的经济研究导言”的研究文章，其中指出：“自从1873年股票市场倒闭以来……除了短暂例外，‘危机’一词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里。”[16]而且这种情形还是出现在德国，德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一直相当可观。历史学家曾怀疑所谓的1873—1896年的“大萧条”是否存在。当然，这次衰退不像1929—1934年那样明显，1929—1934年的经济衰退，曾几乎窒息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然而，对当代人而言，大繁荣已被大衰退所取代的感觉是非常明确的。

伴随着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正在到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这非本书所能论及，但我们可以在此顺便提一下：它颠覆或破坏了19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基础，这个基础曾经是看似坚不可摧的。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这段时间，曾被当时的传统人士认为是经济增长、政治发展、技术进步和文化成就的典范时期，只要稍加适当改进，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持续到无限的未来。但事实并不像这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它只是一段特别的插曲。然而，其成就是极其辉煌惊人的。在这一时期，工业资本主义演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所以地球也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成持续运作的动态实体。从现在起，历史已经演变成世界历史。

[1]Cited in Ideas and Beliefs of the Victorians (London 1949), p.51.

[2]I owe this reference to Prof. Sanford Elwitt.

[3]‘Philoponos’,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or the Wealth of the World in its Workshops (London 1850), p.120.

[4]T. Ellison, The Cotton Trade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886), pp.63 and 66.

[5]Horst Thieme, ‘Statistische Materialien zur Konzessionierung der Aktiengesellschaften in Preussen bis 1867’,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1960), II, p.285.

[6]J. Bouvier, F. Furet and M. Gilet, Le Mouvement du profit en Franceau 19e siècl(Ha gue 1955), p. 444.

[7]Engels to Marx (5 November 1857) (Werke, XXIX, p.211).

[8]Marx to Danielson (10 April 1879) (Werke, XXXIV, pp.370-75).

[9]Calculated from Ellison, op. cit., Table II, using the multiplier on p.111.

[10]F. S. Turner, British Opium Policy and its Results to India and China (London 1876), p.305.

[11]B. R. Mitchell and P. Deane, Abstract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mbridge 1962), pp.146-7.

[12]C. M. Cipolla,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st (Harmondsworth 1969), Table 1, Appendix II, III.

[13]F. Zunkel, ‘Industriebürgertum in Westdeutschland’in H. U. Wehler (e d.), Moderne 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Cologne-Berlin 1966), p.323.

[14]L. Simonin, Mines and Miners or Underground Life (London 1868), p.290.

[15]Daniel Spitzer, Gesammelte Schriften (Munich and Leipzig 1912), II, p.60.

[16]J. Kuczynski, Geschichte der Lage der Arbeiter unter dem Kapitalismus (East Berlin 1961), XII, p. 29.

第三章　统一的世界

资产阶级依仗着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依靠着极其方便的交通工具，把所有的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拉进文明社会……总而言之，它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1]

当经济、教育以及凭借着电报和蒸汽机带来的思想与物质的快速交流改变一切时，我敢相信，伟大的造物主正在准备把世界变成使用同一语言的单一国家。这是一个完美的成就，它将使陆海军不再必要。

——格兰特（U.S.Grant）总统，1873年[2]

“你们应当听到了他所说的一切——我要去某地一座山上生活，或是去埃及，或是去美国。”

“好吧，这有什么！”斯托尔兹漠然地说，“你可以在两个星期内到达埃及，三个星期内到达美国。”

“到底是谁要去美国或埃及？英国人这样做，是上帝的安排，此外，他们在家乡已没有生活的余地。而我们当中哪个会梦想此行呢？也许有一些绝望的家伙，他们已自认为生命毫无价值。”

——冈察洛夫，1859年[3]

1

当我们在撰写早期的“世界历史”时，实际上是在把世界各地的历史加在一起。但是，就世界各地的相互了解而言，当时有的只是肤浅的表层接触，或是某些地区的居民征服或拓殖了另一个地区，就像西欧对美洲一样。在撰写非洲早期的历史时，很可能只会偶尔提到远东历史（除了西海岸和好望角外），很少提到欧洲，尽管不可能不时时提到伊斯兰教世界。18世纪之前，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除俄国之外，与欧洲政治统治者毫不相干，尽管会涉及前往该地的一些特殊商队；在日本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欧洲人可以直接知道的，只有一小部分荷兰商人例外，他们在16世纪至19世纪中期，被允许在日本保有落脚点。反过来看，欧洲之于中国这个天朝帝国来说，只是外夷居住地区，好在它们地处遥远的大洋之外，不会在臣民对皇帝的忠诚度上造成任何麻烦，顶多是给负责港口的官吏造成一些管理上的小事端。就这一点而言，甚至在交往频繁的地区，大多也可置之不理，而且不会带来不便。对西欧人来说——无论是商人还是政府官员——在马其顿（Macedonia）山区峡谷所发生的事情有什么重要意义吗？假如利比亚真的被某场天灾人祸所吞没，对其他地方的人，甚至对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尽管严格地说，利比亚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和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商人而言，又有什么关系呢？

世界各地之所以缺乏相互依赖，不单单是不了解的问题，当然，相关地区对“内地”的缺乏了解，仍是相当严重的。甚至到了1848年，在欧洲最好的地图上，各个洲的大片地区仍是一片空白——尤其是在非洲、中亚、南美中部、北美部分地区、澳大利亚，更别提几乎完全处于人迹未至的北极和南极。而其他地区的地图绘制家，自然会在其地图上标出更大片一无所知的空地。这是因为，就算中国官吏，或每个大陆内地那些不识字的边防哨兵、商人和猎人，他们知道的地方会比欧洲人多一点儿，但他们的整体地理知识还是相当贫乏。无论如何，光是把专家所了解的世界知识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枯燥的纯学术演算。统一的世界并不存在，甚至在地理概念上也不存在。

缺乏了解只是现象，而非世界无法凝成一体的原因。其中反映出世界之间缺少外交、政治和管理上的联系，事实上，这些联系即使有也非常松散；［《哥达年鉴》（Almanach de Gotha）是欧洲的外交学、家谱学和政治学圣经。其中虽然仔细记载了当时所知的一星半点有关现在已成为各个美洲共和国的前殖民地，但在1859年之前却不包括波斯，在1861年之前不包括中国，在1863年之前不包括日本，在1868年之前不包括利比亚，在1871年之前不包括摩洛哥。泰国直到1880年才被收录进去。］同时也反映出彼此在经济联系上的薄弱。不可否认，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先决条件和特征标志的“世界市场”，当时一直在发展当中。国际贸易在1720—1780年扩大了一倍多（国际贸易在此指的是欧洲人眼中这个时期所有国家全部进出口统计的总和）。在双元革命时期（1780—1840），世界市场扩大了三倍多，虽然以我们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数字相当一般。到1870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每人平均外贸额，已上升至1830年的四至五倍，荷兰和比利时上升了三倍，甚至美国也扩大到原来的两倍多——对于美国来说，对外贸易只占极小的比例。在19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大国之间，每年大约有8800万吨的海上贸易运输。相比之下，1840年只有2000万吨——其中主要货物的比例是：煤3100万吨对140万吨，粮食1120万吨对少于200万吨，铁600万吨对100万吨。其中也包括石油这种要到下个世纪才显出其重要性的货物，1840年前，海外贸易当中还看不到石油的影子，但到1870年时，已有140万吨。

让我们更具体地看看，原本各自分离的世界是如何逐步联系成紧密的网络。英国在1848—1870年间，输往土耳其和中东的出口总额，从350万英镑直线上升到将近1600万英镑；输往亚洲从700万英镑上升到4100万英镑（1875年）；输往中美和南美从600万英镑上升到2500万英镑（1872年）；输往印度从大约500万英镑上升到2400万英镑（1875年）；输往澳大利亚从150万英镑上升到将近2000万英镑（1875年）。换句话说，在35年间，世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与最遥远或者说最落后地区的贸易额，足足增加了6倍。即使与今日相比相去甚远，但就纯数量而言，已远远超出前人所能想象的。联结世界各地的网络明显正在绷紧。

持续的探险活动，将世界地图上的空白逐渐填满，但这一过程与世界市场的扩张究竟具有怎样的具体关联，仍然是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有一些是外交政策的副产品，有些是来自传教士的热情开拓，有些是由于科学探险，还有一些是由于出现于本书所论时期尾声的新闻与出版事业。1849年，理查森（J.Richardson，1787—1865）、巴斯（H.Barth，1821—1865）和奥弗韦格（A.Overweg，1822—1852）被英国外交部派去勘察中非；伟大的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为了传播加尔文教，在1840—1873年间穿过当时仍被称作“黑暗大陆”的中心地带；《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的记者亨利·莫顿·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前去发现他（不只是他）想寻找的地方；贝克（S.W.Baker，1821—1892）和斯皮克（J.H.Speke，1827—1864）两人的目的更纯粹是地理和冒险方面的。无论上面这些人中的哪一个，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旅行在经济上所产生的意义。就像一位法国主教出于传播宗教的利益所写的那样：

万能的上帝无须人们帮助，福音的传播也无须人们帮助；然而，如果人们真的能够打开阻挡福音传播的障碍，那将会使欧洲的商业蒙上荣光……[4]

探险不仅意味着求知了解，而且意味着发展，可以把未知，也可以说是野蛮落后带向文明与进步的辉煌中；让赤裸的野蛮生灵披上由慈善机构在博尔顿（Bolton）和鲁贝生产的衣裤，为他们带来伯明翰生产的货物，如此必定也会把文明同时带给他们。

实际上，我们所谓的19世纪中期的“探险家”，只是让人们得以认识到海外世界的很大一群人中的一小股，他们被广为宣扬，但实际人数不多。他们所到之处，多半是那些经济不发达且无商业利益可图的地方，所以那些（欧洲的）商人、探矿者、测量员、铁路和电报建设者，（如果气候适宜）乃至白人移居者，仍无法取代这些“探险家”。从大西洋奴隶贸易被废除开始，一直到一方面发现了贵重宝石和贵重金属，另一方面发现了某些只能在赤道气候中生长采集而且完全未经加工的当地产品的经济价值为止，在这段时间，“探险家”成为非洲内陆上的主要活动者，因为这块陆地对于西方人来说，并没有明显的经济价值。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上述两方面都还没显出重要性，甚至在可见的将来也看不到希望。但是，如此广大且未开发的大陆，竟无法立即，更别提将来也不可能成为财富和利益的泉源，确实不可思议。（英国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出口额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大约150万英镑，增加到1871年大约500万英镑，从19世纪70年代起成倍增加，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达到1000万英镑，这说明非洲市场并不是没有前途的。）“探险家”也是澳大利亚的开拓者，因为其内陆沙漠广大空旷，而且到20世纪中期之前，始终缺少可见的经济利用资源。但另一方面，除北极之外，世界的海洋已不再成为“探险家”着眼的目标——而南极在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在海洋方面，探险大多出于经济目的——寻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西北和东北航道。这就像当今跨越极地飞行一样，会节省很多时间，因而也就节省很多金钱。寻找北极实际所在地的活动，在这段时间并没有努力进行。）然而，航海范围的广泛扩大，尤其是海底电缆的铺设，自然会带动更具真正意义的探险。

由此看来，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在1875年时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甚至在国家的层级上，详细的地图（绝大多数是为军事目的而制）已可在许多先进国家中看到。这类地图的最初版本是1862年绘制的英国军事测量地图，但其中尚不包括苏格兰和爱尔兰。然而，比单是了解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世界最偏远之地，如今也已开始被先进的交通、通信工具联系在一起，这些工具运营有序，有能力运送大批的货物和人员，尤其是速度快捷，这些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们包括铁路、汽船、电报。

截至1872年，这类工具已经赢得了凡尔纳所能预料的成就：能够在80天之内周游世界，还可以把许多阻碍菲莱亚斯·福格（Phileas Fogg，凡尔纳名著《八十天环游地球》的主人公）不屈不挠前进的意外事故考虑在内。读者或许可以想象下面这条平安无阻的旅行路线。在跨越欧洲时，旅行者首先乘坐火车和海峡渡轮由伦敦到达布林迪西（Brindisi），然后，再换搭轮船通过新开通的苏伊士运河（大约需7天时间）。从苏伊士运河到孟买的旅程时间大约需13天。从孟买到加尔各答的火车旅程需要3天。从那里由海路去香港、横滨，越过太平洋到旧金山，这段遥远的路程需要41天。自从1869年横越美国内陆的铁路建成以后，只需7天的时间旅行者就可以从旧金山到达纽约，只是途中那些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的地区可能由于出现成群的野牛、印第安人等而显得不太安全。其余路程——横渡大西洋到利物浦，再乘火车回到伦敦——大致不会发生问题，只是要耽搁时日。实际上，不久之后，确实有一个野心勃勃的美国旅行社提供了一次这样的环球旅行。

如果是在1848年，福格得花多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样的旅行呢？他几乎不得不完全仰赖海上运输，因为当时还没有横越大陆的铁路线，实际上除美国之外，世界其他地方还不存在深入内地的铁路，而美国当时也不过深入内陆200英里。最快的海船，即著名的贸易船，在1870年前后平均要110天才能到达广东，而1870年前后是这种贸易船技术发展的顶峰。因此，前往广东的航行，理论上不可能少于90天，但实际上却用了150天。1848年，即使是在最顺利的情况下，环绕地球的航行也不可能指望少于11个月，也就是福格所花时间的4倍，这还不包括在港口停留的时间。

缩短长距离旅行所用时间的努力，收效相对不大，这完全是因为海上航行速度的改善十分缓慢。1851年，从利物浦横渡大西洋到纽约的汽船平均航行时间是11—12.5天；到1873年基本上仍然如此，尽管“白星航班”自豪地宣称，它们已把时间缩短到10天。[5]除非海上航路本身被缩短，例如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否则福格休想比1848年的旅行者做得更好。真正的变革发生在陆地上，亦即在铁路方面，而且即使是这方面，真正的发展也不是火车速度的提高，而是铁路建设的高速发展。1848年的铁路运行速度，整体而言比19世纪70年代慢得多，尽管它从伦敦到霍利黑德（Holyhead）只用了8.5小时，比1974年慢3.5小时。然而，19世纪30年代发明的火车确实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机器。但直到1848年，除英国以外，全球尚不存在铁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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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所论时期，在欧洲各地、美国，甚至世界其余部分的少数地区，都可以看到这种长距离铁路网的建设。我们可从以下两个表格中看出这项发展。1845年，在欧洲以外，拥有铁路线的“低开发”国家只有古巴。及至1855年，世界五个大陆上都已铺设铁路，尽管南美（巴西、智利、秘鲁）和澳大利亚还未出现。到1865年，新西兰、阿尔及利亚、墨西哥和南非也有了它们的第一条铁路。到1875年，巴西、阿根廷、秘鲁和埃及已经铺设了1000英里或更多的铁路，锡兰、爪哇、日本甚至更远的塔希提岛（Tahiti）也已经有了第一条铁路。同时，到1875年，全世界共拥有6.2万部火车头，11.2万节客车车厢和几乎50万吨的货车车厢。据估计，它们共运载了13.17亿名旅客和7.15亿吨货物。换言之，约是这10年间每年海上平均运输量的9倍。就数量而言，19世纪第三个25年是第一个真正的铁路时代。

铁路营运里程[6]　单位：千英里

*不足500英里

铁路建设的进展[7]　单位：个

铁路主干线的建设自然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实际上，直到那时，铁路工程是人类所知的最大规模的公共事业，也几乎是最惊人的工程成就。当铁路离开英国这个地形挑战不甚严格的国家之后，它的技术成就变得更加显著。1854年，从维也纳到意大利北部的里雅斯特港的“南方铁路”已经穿越了塞默灵（Semmering）隘口，其海拔高度几乎达3000英尺；到1871年，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路段高达4500英尺；到1869年，“联邦太平洋铁路”在跨越落基山脉时，已经踏上了8600英尺的高度；及至1874年，19世纪中期经济征服者最突出的成就——亨利·梅格斯（Henry Meiggs，1811—1877）的“秘鲁中央铁路”——已经慢慢地行驶在1.584万英尺高的高山上。当火车在山巅中出没，在隧道中穿行时，遂使早期英国铁路的一般行程相形见绌。塞尼峰（Mont Cenis）隧道是第一个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隧道，始建于1857年，完成于1870年，第一列穿越这条长达7.5公里隧道的是一列邮车。这条隧道使通往布林迪西的路程减少了24小时。

当铁路首次把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连接在一起时，当人们能够乘坐火车到塞维利亚（Seville）、莫斯科、布林迪西时，当19世纪60年代铁轨向西延伸越过北美大草原和山脉时，越过印度次大陆时，当19世纪70年代火车进入尼罗河流域时，进入拉丁美洲的内陆时，那些生活在这个英雄时代的人，当然会被这辉煌的成就所震撼，我们也不禁对他们那种欣喜若狂、充满自信、备感骄傲的心情抱有同感。

在铁路建设者中，有工业化的突击队；有农民大军，他们常常是组成合作小组，用锹镐移动着难以想象其数量的土石；有英国和爱尔兰的职业挖掘工人和监工，他们修建着远离国土的他乡铁路；有来自纽卡斯尔（Newcastle）和博尔顿的火车司机或机械师，他们在阿根廷或新南威尔士定居下来，运作那里的铁路。［我们可以在成功的事业者中发现他们，例如来自新南威尔士的火车机械师威廉·帕蒂森（William Pattison），他到国外就职于一家法国铁路公司，出任修理工长。1852年，他又在意大利协助建立一家公司，该公司很快就成为意大利第二大机械工程公司。[8]］我们怎么能不对这些人感到钦佩呢？我们怎能不对那些把身骨遗留在铁路沿线每一段铁轨旁的苦力大军痛感怜悯呢？甚至今日，萨耶吉·雷（Satyadjit Ray）的精彩电影《大地之歌》（Pather Panchali，根据一部19世纪孟加拉小说改编），仍可使我们回想起当时人们看到第一列蒸汽火车时的惊奇感——庞大的铁笼，带着工业世界本身不可阻挡和激励人心的力量，冲向从前只有牛车和驮骡走过的地方。

我们也无法不被那些戴着大礼帽的顽强的人所感动，他们组织并管理着这些人类世界的广泛变革——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变革。托马斯·布拉西（Thomas Brassey，1805—1870）曾一度在五个大陆上雇用8万人，但他只是这些工程事业人物中最杰出的一位，他的海外企业名录好比是稍早那个较不文明时期的将领们所得到的战斗荣誉和战役奖章：普拉托—皮斯托亚（Prato-Pistoia）铁路、里昂—阿维尼翁（LyonsAvignon）铁路、挪威铁路、日德兰（Jutland）铁路、加拿大大干线铁路、毕尔巴鄂—米兰达（Bilbao-Miranda）铁路、东孟加拉铁路、毛里求斯（Mauritius）铁路、昆士兰铁路、阿根廷中央铁路、利沃夫—切尔诺维兹（Lemberg-Czernowitz）铁路、德里铁路、布卡—巴拉卡斯（Boca-Barracas）铁路、华沙—特莱斯普尔（Warsaw-Terespol）铁路、卡亚俄码头（Callao Docks）铁路。

“工业的浪漫”一语，是几代公共事业宣传家和商业自满者汲取其原创意义甚至任何意义的泉源，甚至那些只想从铁路建设中捞取钱财的银行家、金融家、股票投机商的活动，也总是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像乔治·赫德森（George Hudson，1800—1871）或巴塞尔·斯特劳斯贝格（Barthel Stmusberg，1823—1884）这类名利双收的暴发户，之所以在一夕之间崩溃破产，是由于他们的过度自负，而非他们所使用的欺骗性手段。他们的垮台成为经济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尽管在美国铁路名人中，有真正的“强盗富商”——吉姆·菲斯克（Jim Fisk，1834—1872）、杰伊·古尔德（Jay Gould，1836—1892）、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1794—1877）等等，他们收买和掠夺已有的铁路以及他们能够得手的所有一切。］甚至对于那些在伟大的铁路建设中最露骨的骗子，我们也很难不表钦佩，尽管我们实在不情愿这样做。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梅格斯都是一位不诚实的冒险家，他身后留下了无数欠债、贿赂和奢侈花费的记录，他把这些钱花在美洲大陆的整个西部边缘，花在像旧金山和巴拿马这类精通于罪恶与剥削的开放都会，而不是花在值得尊敬的工商企业者中。但是在那些看过“秘鲁中央铁路”的人当中，谁能否认他那浪漫的尽管也是卑鄙的设想和成就的辉煌伟大呢？！

这种将浪漫主义、事业和财政融为一体的情形，也许在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些工业化的传教士是形成于使他们载入史册的“空想社会主义”运动中。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他们逐渐将这种信仰转变成充满活力、冒险的企业精神，可说是“工业的指挥官”，尤其是交通方面的建筑者。他们不是唯一梦想着世界可因商业和技术而联系在一起的团体。像哈布斯堡这样一个深锁于大陆之中的帝国，也在的里雅斯特港创建了“奥地利的劳合社”（Austrian Lloyd），想把它变成根本不可能的全球企业中心，它们的船只在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之前，就取了“孟买”和“加尔各答”等名字。但是，实际上是一位圣西门主义者雷赛布（F.M.de Lesseps，1805—1894）开通了苏伊士运河并筹建巴拿马运河，尽管他后来身遭不幸。

伊萨克·佩雷尔（Isaac Pereire）与埃米尔·佩雷尔（Emile Pereire）兄弟两人，是以金融冒险而闻名于世的，他们在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时期发了横财。但是埃米尔在1837年亲自监督过第一条法国铁路的建设，他住在工地的一间公寓里，打赌似的向人们表示新运输形式的优越。在第二帝国时期，佩雷尔兄弟在欧陆各地建设铁路，与较为保守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展开激烈的竞争，最终被后者摧毁（1869年）。另一个圣西门主义者塔拉波（P.F.Talabot，1789—1885），建造了法国东南部的铁路、马赛港和匈牙利铁路，进而买下罗讷河（Rhône）航运没落而变得多余的驳船，打算用它们建立一支沿多瑙河航行到黑海的商业船队，可惜这项计划被哈布斯堡王朝否决。这些人的着眼点都囊括了所有的大陆和所有的海洋。在他们眼中，世界是一个统一体，由铁路和蒸汽引擎所连接，因为商业的地平线无边无际，前途无量，就像他们所梦想的世界那样宽广。对于这些人来说，人类的命运、历史和其自身的利益，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从全球角度来看，铁路网仍然是国际航运网的补充。从经济上看，铁路在它存在的亚洲、大洋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主要是作为连接地区间的运输工具，把大量生产原料物资的地区与港口联系起来，再从港口用船把原料物资运到世界各地的工业区和城市。像我们已见到的那样，船运速度当时并没有显著变快。航运技术的发展缓慢，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即帆船继续与新式汽船对阵，而且毫不逊色。其中原因在于帆船在技术上虽然没有巨大进展，但在装载能力上却有了相当的改进。不可否认，汽船的运载能力确实有了明显的增长，从1840年占世界航运量的14%，上升到1870年的49%，但帆船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直到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帆船才被远远抛在后面（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帆船的世界航运量只占25%）。汽船的胜利实际上也是英国海上商业的胜利，恰当地说是英国经济的胜利，英国的经济发展是汽船发展的后盾。1840年和1850年，英国船只占已知世界汽船总吨位的大约1/4，到1870年上升到1/3以上，到1880年已提高到了1/2以上。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到，1850—1880年间，英国汽船的吨位增加了1600%，世界其他地区的增加总数大约是440%。事实已经够明显了。假如货物在秘鲁的卡亚俄、上海或亚历山大港装船，最可能的目的地便是英国。此外，大多数的船只都是装满货物的。1874年有125万吨的货物（其中90万吨运往英国）通过苏伊士运河——通航第一年还不到50万吨。北大西洋的正常航班的运输量甚至更大：1875年有580万吨货物进入美国东海岸的三个主要港口。

铁路和海路共同承担着客货运输。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时期最惊人的技术进步，是用电报来传送信息。这一革命性工具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似乎就发现在望，接着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使所有问题在突然之间都迎刃而解。1836—1837年，电报几乎被好几个不同研究者同时发明出来，其中库克斯（Cooks）和惠斯通的发明立即获得了成功。不过短短几年，它就应用在铁路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1840年起，已开始考虑铺设海底电缆的可能性。但是一直到1847年以后，这项计划才变得具体可行，因为这时伟大的法拉第（Faraday）提出了用古塔波胶作为电缆的绝缘材料。1853年，奥地利人金特尔（Gintl）以及两年之后的斯塔克（Stark）相继指出：在同一线路的两端可以传送两个信息。至19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电报公司采用了一个电报系统，可以每小时发送2000个单词；至1860年，惠斯通获得自动电报打印装置专利，此即收报机纸带（tieker-tape）和电报交换机（telex）的前身。

英国和美国已经在19世纪40年代应用这种新技术，成为科学家发明的技术得以应用的第一个例证。这种技术除非有完善成熟的科学理论做基础，否则是不可能发明的。在1848年之后的若干年里，欧洲先进地区迅速采用了这项成果。奥地利和普鲁士在1849年，比利时在1850年，法国在1851年，荷兰和瑞士在1852年，瑞典在1853年，丹麦在1854年，挪威、西班牙、葡萄牙、俄国和希腊在19世纪50年代下半叶，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奥斯曼则在19世纪60年代。人们所熟悉的电线和电线杆正在成倍增加。以欧陆的电线总长度而言，1849年有2000英里，1854年有1.5万英里，1859年有4.2万英里，1864年有8万英里，1869年有11.1万英里。电报通信的数量也在成倍增长。1852年，在6个拥有电报业务的国家中，电报总发送量不到25万份。然而到了1869年，法国和普鲁士各自发送了600多万份，奥地利发送了400多万份，比利时、意大利和俄国分别发送了200多万份，甚至奥斯曼和罗马尼亚也都各自发送了60万—70万份。[9]

然而，最具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海底电缆的实际铺设。海底电缆的铺设是以19世纪50年代初横越英吉利海峡的电缆铺设为先导［多佛尔—加莱（Dover-Calais），1851年；拉姆斯盖特—奥斯登（RamsgateOstend），1853年］，并逐渐延伸出长距离铺设。北大西洋电缆的铺设构想，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便已提出，并于1857—1858年着手进行，但由于找不到适当的绝缘体而被迫搁置。1865年的第二次尝试得以成功，是由于拥有闻名的“大东方”（Great Eastern）这艘世界最大船只作为电缆铺设船的缘故。接着便掀起了一股铺设国际电缆的热潮，在五六年的时间里，电缆线几乎缠绕了整个地球。光是1870年铺设的电缆就有：新加坡—巴达维亚，马德拉斯—槟榔屿，槟榔屿—新加坡，苏伊士—亚丁，亚丁—孟买，班加西—里斯本，里斯本—直布罗陀，直布罗陀—马耳他，马耳他—亚历山大港，马赛—波恩，恩登—德黑兰（利用地上线路），波恩—马耳他，萨尔康拜—布加勒斯特，俾赤岬—勒阿弗尔，古巴的圣地亚哥—牙买加，莫恩—波荷木岛—利堡，以及跨越北海的其他几条电缆。到了1872年，已经能从伦敦直接向东京和奥地利的阿得雷德发送电报。1871年，英国德比（Derby）赛马比赛的结果从伦敦飞快传送到加尔各答，仅花了不到5分钟时间，于是比赛的结果似乎比不上消息飞快传递的成就更激动人心。福格的80天之旅，怎能与之相比！这种信息传递的速度，不仅史无前例，而且实际上也是其他传递工具无法相比的。对于生活在1848年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事。

世界电报系统的建立，使得政治与商业的因素结合在一起：除了美国之外——而且是较为重要的例外——内陆的电报几乎都是或即将变成国家所有，由国家管理；甚至英国也在1869年将其收归国有，置于邮政部门的管理之下。至于海底电缆方面，几乎仍完全由建设它的私有企业操纵，但从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出，电缆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至少对大英帝国是如此。实际上它对国家有着极其直接的重要性，不仅在军事和治安方面，在行政方面亦然。从中可以看到，不同寻常的大量电报发送到诸如俄国、奥地利、奥斯曼等国家，其中经济交易和私人来往的比重极低（奥地利的电报来往数量一直超过北德意志地区，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初期）。领土越大，电报就越有用，因为政府需要利用这种快速的通信工具与其边远的前哨进行联系。

表面上看，商人广泛使用电报，但是非营利的普通公民，很快也开始利用电报通信，当然主要是用于亲友间的急事，尤其是突然变故的通信。截至1869年，比利时所有的电报通信中，大约60%是私人往来。但是光从数量上，并无法衡量出这种新工具最有意义的部分。就像朱利叶斯·路透（Julius Reuter，1816—1899）于1851年在亚琛（Aachen）建立自己的电报代理机构时所预见的那样：电报改造了新闻（他在1858年闯进英国市场，嗣后与英国电报业彼此合作）。从新闻业的角度来看，中世纪是在19世纪60年代结束的，因为在那时，国际新闻真的可以从世界各地通过电缆在第二天早上送到人们的餐桌上。特快消息不再是以天来计算，或者在遥远的地区是以星期或月来计算，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计算。

然而，这种通信速度的异常加快，却产生了一个看起来很不合理的结果。能够获得这一新技术的地区和其他无法获得这一技术的地区之间的差别因此变大，遂使那些依靠马、牛、骡、人力或小木船的速度来传递信息的地方，变得相对落后起来。纽约可以在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之内把电报发送到东京，但与此同时，《纽约先驱报》却无法及时完整地报道某则消息，因为它必须等八九个月（1871—1872）的时间才能收到利文斯通从中非发给该报的信函，这一对比非常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在纽约发表那封信的当天，伦敦《泰晤士报》也刊印了该信。“原始西部”的“原始”，“黑暗大陆”的“黑暗”，这些说法的部分原因就是建立在这种对比之上的。

所以，公众对探险家和那些逐渐被简称为“旅行者”的人——也就是那些前往航海技术所能达到或达不到的边缘地区的人——充满热情。在那些地方，他们享受不到汽船的头等舱、火车的卧铺服务（两者都是那个时期发明的），也没有接待旅行者的旅馆和民宿。福格便是在这样的边缘地带旅行。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向人们展示铁路、轮船和电报如今几乎包围了整个地球；二是想了解还有哪些未确定的边缘地带和残存的地理鸿沟，仍然阻碍着世界旅行的顺利进行。

然而，那些冒险探索未知世界的人，得不到什么现代技术的帮助，充其量只能找到几个健壮原住民帮他们挑背行囊。正是对这些“旅行者”事迹的描写，成为世人最愿意阅读的文章。这些人物包括：探险者和传教士，尤其是那些深入非洲内陆的探险者和传教士；冒险家，尤其是那些闯入伊斯兰教未定地域的冒险家；博物学家，他们深入南美丛林或太平洋岛屿捕捉蝴蝶和鸟类。19世纪第三个25年，就像出版界很快便发现的那样，开启了新一类旅行家的黄金时代。这类坐享其成的新旅行者，循着伯顿（Burton）、斯皮克、斯坦利和利文斯通所开辟的道路，进入荒原丛林和原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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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在绷紧的国际经济网，甚至也把那些地理上极其遥远的地区拉入整体世界之中，使两者之间产生直接而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联系。对此发挥重要作用的不单是速度——虽然日益增长的业务量的确产生了加快速度的要求——而且还有影响的范围。这种现象可从下面这个经济事件中生动地体现出来，它叩开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新时代的轮廓：它就是加利福尼亚的金矿新发现和不久后的澳大利亚金矿新发现。

1848年1月，一个名叫詹姆斯·马歇尔（James Marshall）的人，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附近的萨特磨坊（Sutter’s Mill）发现了看似数量极大的黄金。该地是墨西哥北部的延伸带，才刚刚归并美国，除了对少数墨西哥——美国大地主、大牧场老板、利用旧金山湾便利港口的渔民和捕鲸者而外——有一个拥有812位白人居民的村庄在此地谋生——本来是块没什么重要经济价值的地方。由于该地濒临太平洋，大片的山岭、沙漠和草原，将它与美国的其他地方隔绝开来，因此它所显露的自然财富和诱人之处，并没有立即得到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利用，尽管人们已经有所认识。淘金热立即改变了这一切。不时传来发现黄金的消息，到八九月已传遍了美国其他地方。然而直到美国总统波尔克（Polk）在他12月的总统咨文中予以肯定之前，并未引起多大的兴趣。因此，淘金热遂被划归成“四九年的所有物”。到1849年年底，加利福尼亚的人口从1.4万人增加到近10万人，到1852年下半年，增加到25万人；旧金山已成为人口近3.5万的城市。在1849年的后9个月里，大约有540艘船只进入该港，其中半数来自美洲，半数来自欧洲。1850年，有1150艘船只进入该港，总吨位接近50万吨。

有关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起澳大利亚突然发展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已经有过很多争论。但当代人对它的重要性毫不怀疑。恩格斯在1852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尖锐地指出：“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是《（共产党）宣言》没有预料到的两个情况：从一无所有，发展成新的庞大市场。我们应当把这种情况考虑进去。”[10]淘金热究竟对于美国的普遍繁荣，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发展（见第二章），对于突然出现的庞大移民潮（见第十一章）发挥了多大的促进作用，我们不必在此定论。但无论从哪方面看，有一点是清楚的：在远离欧洲几千英里外的地区性发展，在能干的观察者眼中，都可能会对欧洲大陆产生几乎直接而且深远的影响。世界经济的依存关系可见一斑。

因此淘金热会影响到欧洲和美国东部的大都市，同时影响到具世界头脑的商人、金融家和船业大亨，自然不足为奇。但淘金热对地球其他地方所造成的影响，则相对出乎意料，但也不难想象，因为对其他地区而言，加利福尼亚只能从海上接近，而在海上交通中，距离并不构成严重障碍。因此，淘金热很快就越过大洋。太平洋上的海员们纷纷弃船而去，到淘金场去试运气，就像大批的旧金山人在一听到消息以后所做的那样。1849年8月，有200艘船被它们的船员所弃，搁置在水边，最后船只的木头被当成建筑材料用掉了。当桑威奇群岛（Sandwich Islands：夏威夷群岛的旧称）上的中国和智利的船员听到这个消息时，精明的船长——就像英国人在南美西海岸所做的以物易物那样——拒绝原本有利可图的诱因，改而向北航行，带着货物、工资以及一切可以出卖的有价物品——没有什么是卖不掉的——去了加利福尼亚。到1849年年底，智利国会已发现大量的国内船只都已遗弃在加利福尼亚海边，所以只好暂时授权外国船只进行沿海贸易。加利福尼亚第一次促成一个连接太平洋沿岸的商业网，利用这个商业网，智利的谷物、墨西哥的咖啡和可可、澳大利亚的马铃薯和其他粮食产品、中国的糖和稻米，甚至日本在1854年之后的一些出口商品，都纷纷运到了美国。［1850年的波士顿《银行家杂志》（Bankers Magazine）写道：“有关我们将把企业和商业扩展到日本的预测，并不是没有理由的。”］[11]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更重要的是人而不是商业。智利人、秘鲁人和“属于不同岛屿的太平洋岛屿人（Cacknackers）”，这些移民的到来在初期虽然也曾引起注意，但在人数上并不重要。（1860年时，不包括墨西哥人，加利福尼亚仅有大约2400名拉丁美洲移民和不到350名太平洋岛屿移民。）[12]在其他方面，“这一惊人发现的最意外后果之一，是它对中国清朝企业的促进。中国人，直到那时还是人类世界活动性最低、最固守家园的民族，在采矿潮流的冲击下开始进入新的生活，成千上万地涌入加利福尼亚。”[13]1849年只有76名中国人来到加利福尼亚，到1850年年底已有4000人，1852年不少于2万人，截至1876年，大约有11.1万名中国人，占当时所有非加利福尼亚本地出生居民的25%。他们带来了自身拥有的技术、智慧和创业决心，并且随之让西方文明见识到东方最有力的文化输出——中国餐馆。中国餐馆在1850年已在该地逐渐兴旺。中国人在那里受到压迫，受到仇视，受到嘲弄，甚至不时受到私刑残害——在1862年的萧条时期，有88人被杀害——但他们表现出这个伟大民族通常所具有的谋生和发愤能力。1882年《排外法案》（Exclusion Act）的颁布，是一系列排华运动的顶点，也结束了历史上第一次在经济诱惑下，东方民众自愿向西方社会大迁徙的潮流。

在另一方面，淘金热的刺激却只是促使以往的移民向美洲西海岸迁徙，其中主要有英国人、爱尔兰人、德意志人和墨西哥人。

他们绝大多数是漂洋而来，只有少数北美人例外（主要是指得克萨斯、阿肯色、密苏里以及威斯康星和艾奥瓦，这些州有大批移民前往加利福尼亚），这些人必须跨越大陆，穿过布满艰难险阻的路途，花上3到4个月的时间从一个洋岸到另一洋岸。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最现成的路线，是向东超过1.6万英里—1.7万英里的大洋，大洋的一端连接欧洲大陆，另一端连接美国东海岸，可经由好望角到达旧金山。在19世纪50年代，从伦敦、利物浦、汉堡、不来梅、勒阿弗尔和波尔多前往加州，已有直接的海上通航。但要缩短原本4至5个月的航程并使之更加安全，是项非常艰难的尝试。由波士顿和纽约造船业为广东—伦敦茶叶贸易建造的快船，当时已对外载货航行，但在淘金潮之前只有两艘绕过好望角；在淘金潮开始之后，光是1851年下半年，就有24艘（3.4万吨）抵达旧金山，减掉从波士顿到西海岸不下于100天的航程，其中有一次仅用了80天。理所当然，人们正在寻求开辟一条更短的可能航线。巴拿马地峡再次回到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盛况，成为主要的转载点，至少一直到地峡运河开通为止。由于1850年英美《布尔沃—克莱顿条约》（Bulwer-Clayton Treaty）的出现，使开凿巴拿马运河即将成为事实；而且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雷赛布，实际上已经开始着手施工——不顾美国反对——他刚在19世纪70年代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中获得成功。美国政府促成了一项通过巴拿马地峡的邮政服务业，使得建立从纽约至加勒比海沿岸、从巴拿马至旧金山和俄勒冈每月一次的汽轮服务业务成为可能。这项计划开始于1848年，原本是出于政治和帝国主义的目的，随着淘金潮的到来，其经济需求变得更为必要。巴拿马变得如其所展示的那样，成为美国人掌控的繁荣城市。在那里，那些未来将以不择手段致富的美国资本家，例如范德比尔特和加利福尼亚银行的创建人拉尔斯顿（W.Ralston，1828—1889），已经崭露头角。由于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巴拿马运河不久就成为国际船运枢纽：利用运河航线，从英国南安普敦（Southampton）到悉尼（Sydney）只需58天；而19世纪50年代初在另一个大金矿中心澳大利亚开采的黄金，更不用说墨西哥和秘鲁旧有的贵金属，也都可经由此地以较短的航程运到欧洲和美国东部。伴随着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每年大约有6000万美元通过巴拿马运河。无怪乎早在1855年1月，穿越巴拿马运河的铁路便已通车。这条铁路原本是由一家法国公司设计，但特别的是，却是由一家美国公司铺设完成的。

以上就是发生在世界最遥远角落里的某一事件，及其所产生的几乎是立即可见的后果。难怪观察家会认为经济世界不仅是一个彼此关联的集合体，而且在这个集合体中，每一部分都会感受到其他任何部分所发生的一切。通过这个集合体，在供求、得失的刺激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金钱、货物和人员都可以自由而且日渐快速地移动。如果连那些最懒惰的人（由于其“经济性”极差）也在这种刺激下与别人一起响应——在澳大利亚发现黄金之后，英国移民该地的人数在一年中从2万上升到几乎9万——那么，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能够阻挡人们前去。从表面上看，地球上仍有许多地方或多或少远离这项运动，甚至在欧洲的一些地方也是如此，但他们迟早会被卷入这场运动中，对此我们能表示怀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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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我们比19世纪中期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地球所有部分正在联合成单一的世界。然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过程和本书所论时期的人们所经历的有着根本的不同。20世纪下半叶最显著的统一是国际的一体化，而非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标准化。在这方面，我们的世界可说比福格的世界更统一、更标准，而且程度超出甚远，但这只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拥有更多的机器、生产装置和业务的关系。作为国际“模型”，1870年的铁路、电报、船舶不会比1970年的汽车和飞机更难辨识，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当时不太可能出现的是文化的国际化以及语言的一体化，而在今日，顶多只需一会儿工夫，就可以把同样的电影、流行音乐、电视节目和生活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这种一体化并没有影响到数量上不多的中产阶级和一些富有者，因为它的出现并未打破语言藩篱。先进国家的“模式”被较落后国家抄袭，出现了一些主要的翻版形式——英国的模式被其整个帝国、美国以及欧洲大陆少数地区所采用；法国的模式被拉丁美洲、地中海东岸和东欧一部分地区所采用；德国—奥地利模式被整个中欧和东欧、斯堪的纳维亚所采用，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这种模式。某种共同的外观风格，例如过度复杂、过度装饰的中产阶级住宅，巴洛克建筑的剧场、戏院，这些都是很容易辨识的，尽管从实际意义上看，只有在欧洲人和欧洲殖民后代生活的地方，才会确立这样的风格（见第十三章）。然而，除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外，这种生活方式仍然只限于相当小的圈子。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工资，使一般经济阶层也可进入市场，享受那种生活方式。

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预言家们，无疑渴望一个统一的、或多或少标准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所有的政府全都承认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的真理。这些真理已经被那些无私的传教士带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传道力量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最盛时期还来得强大。他们预想的世界是以资产阶级的模式为原型，他们预想的甚至也可能是一个民族国家最终消亡的世界。国际交通的发展，已经使新形态的国际合作和标准化机构变成必备的一环——1865年的“国际电报联盟”（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1875年的“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1878年的“国际气象组织”（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这些机构到今天仍然存在。当时已经提出了使用国际标准“语言”的问题——1871年的“国际通信密码”（International Signals Code）提供了一小部分解决之道。短短几年间，设计人造世界语言的尝试变得盛行起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个名字很怪的语言，叫“沃拉卜克语”（Volapük），是由一名德国人在1880年发明的。［这些发明没有一个成功，甚至最杰出的竞争者“世界语”（Esperanto）也不成功，这种语言也是19世纪80年代的另一产物。］工人运动已经着手建立一个全球组织，这个组织将以日益统一的世界观点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此即“第一国际”（见第六章）。［“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Red Cross，1860年）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它是否属于这个范畴更值得怀疑，因为它是建立在缺乏国际主义的最极端形式之上，即国家之间的战争基础上。］

然而，这种意义的国际标准化和统一化，仍然是脆弱无力而且非全面性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民主为基础的新国家和新文化的兴起，亦即使用各自民族的语言，而非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使用的国际惯用语，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或者说更加遥不可及。例如欧洲或世界名著便得经由翻译才能普世共赏。截至1875年，使用德语、法语、瑞典语、荷兰语、西班牙语、丹麦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捷克语和匈牙利语的读者都能够欣赏到狄更斯（Dickens）的部分或所有著作［保加利亚语、俄语、芬兰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亚美尼亚语和意第绪语（Yiddish，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的读者在19世纪末也可读到］，这一方面意味着文化的世界性，但同时也显示出日益增加的语言隔阂。无论未来的远景如何，当时的自由主义观察者都会承认，在短期和稍长一段时间内，不同的或对立的国家仍将继续存在（见第五章）。人们最大的希望是这些国家会体现出相同的制度、经济和信仰形式。世界的统一就意味着划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由互相对立的“国家经济”构成的。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建立在所有民族的转变上，至少是那些被视为“文明”民族的转变上。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进步倡导者理所当然地深信，这种改变迟早会发生。但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不够牢固的基础之上。

他们确实有可靠的理由指出，由于全球交通网越来越紧密，使得货物和人员的国际交换——贸易和移民——日益广泛。这点我将在其他章论及（见第十一章）。然而，甚至在最明白不过的国际商业领域，全球统一也不是绝对有利的。因为，即使全球统一会带来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这个世界性经济也不过是一个其中各个组成部分紧密依赖，只要牵动一个部分，其他所有部分都一定会受到牵连的经济体。这方面的典型表现就是国际性的大萧条。

就像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19世纪40年代，影响世界形势的经济波动有两种：一种是古代的农业周期，那是建立在庄稼和牲畜的收成好坏之上；另一种是新出现的“商业周期”，那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19世纪40年代，前者仍然处于世界主导地位，尽管其影响大多是地方性的，而非全球性的，因为即使大自然的变化广泛一致——恶劣的气候，植物、动物和人类的灾病——但也不可能在全世界同时发生。工业化的经济已经受到商业周期的制约，至少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是这样，但实际上，这种商业周期只影响了英国，或许还包括比利时和其他一些与国际体系密切相连的经济区。经济危机并没有与同时发生的农业歉收携手肆虐，例如1826年、1837年或1839—1842年发生的经济危机，虽然打击了英国和美国东部沿岸或汉堡的经济圈，但绝大部分的欧洲都没有受到损害。

1848年后的两项发展改变了这一切。其一，商业周期性的危机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1857年的商业周期危机开始于纽约一家银行的倒闭，这可能是第一个现代形式的世界经济萧条。（这或许不是偶发事件，马克思注意到，交通把商业动荡的两个主要发源地印度和美国更紧密地拉近欧洲。）这场危机从美国传入英国，然后又进入北部德意志，然后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又折回汉堡，其所经之地留下一连串破产的银行和失业工人，然后又跨越大洋进入南美洲。1873年的经济萧条始于维也纳，向相反的两个方向传播，并且范围更广。这场长期的萧条，如我们将见到的那样，影响更加深远，这是可以预料的。其二，至少在工业化国家，旧式的农业波动失去了往昔的打击力。这是因为可以把大量的食物运进，减少当地的粮食短缺，有助于平衡价格；也是由于这种粮食短缺的社会影响，可以被工业产业所创造的良好就业所抵消。一连串的歉收仍然会破坏农业，但不一定会破坏国家的其他方面。此外，当世界经济牢牢掌握形势之后，农业的命运甚至不再主要依赖于大自然的变化，而是更依赖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化，如19世纪70和80年代的农业大衰退所显示的那样。

上述各项发展只影响到世界上那些已经被卷入国际经济的地域。由于广大的地区和人口——所有的亚洲和非洲，大多数拉丁美洲，甚至相当一部分的欧洲地区——仍然处于国际经济之外，只具有纯粹的地方交易，这些地区远离港口、铁路和电报网，所以，我们不应夸大1848—1875年间世界所达到的统一程度。毕竟如某位当代的编年史家所指出的那样：“世界经济才刚刚起步；”但是也像他补充说明的那样：“即使这些发展才刚刚起步，但我们已可猜想出它们在未来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在现阶段已经展示出真正惊人的生产变革。”[14]举例而言，只要考察一下地中海南岸和北非这类离欧洲最近的地方，我们就可发现：在1870年，上面所言除了适用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定居区外，其他地方几乎都不适用。摩洛哥要到1862年才准许外国人在其全境自由进行贸易；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糟糕，一直到1865年后才考虑用贷款的方法来加快其缓慢的发展。也差不多是同一时期，一项不断增长的全球贸易产品——茶叶——才首次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的瓦尔格拉（Ouargla）、马里的廷巴克图（Timbuctoo）和塔菲拉勒（Tafilelt）南部，但仍然是一种相当奢侈的食用品：一磅茶的价格相当于一位摩洛哥士兵一个月的薪水。一直到19世纪下半叶，伊斯兰教国家的人口都没有明显的增长。相反，在整个撒哈拉地区和西班牙，1867—1869年同时发生——自古以来两者总是同时发生——的饥荒和瘟疫（与此同时，两者已在印度造成极大的灾难），无论是在经济上、社会上，还是在政治上，比任何与世界资本主义兴起有关的发展进步所造成的影响都要大得多。而且这些饥荒和瘟疫还可能被资本主义兴起所带来的发展弄得更加剧烈，例如在阿尔及利亚。

[1]K. Marx and F.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London 1848).

[2]U.S. Grant, Inaugural Message to Congress (1873).

[3]I. Goncharov, Oblomov (1859).

[4]J. Laffey, ‘Racines de I’imperiali me français en Extrème-O rient’, Revue d’Histoire Modern et Contemporaine XVI (April-June 1969), p.285.

[5]Many of these data are taken from W. S. Lindsay, History of Merchant Shipping, 4 vols (London 1876).

[6]M. Mulhall, A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 (London 1892), p.495.

[7]F. X. von Neumann-Spallart, Ubersichten der Weltwirtschaft (Stutt-gart 1880), p.336; ‘Eisenbahnstatistik’,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ed.) (Jena 1900).

[8]L. de Rosa, Iniziativae capitale straneiro nell’ Industria metalmeccanica del Mezzogiorno, 1840-1904 (Naples 1968), p.67.

[9]Sir James Anderson, Statistics of Telegraphy (London 1872).

[10]Engels to Marx (24 August 1852) (Werke, XXVIII, p.118).

[11]Bankers Magazine, V (Boston 1850-51), p.11.

[12]Bankers Magazine, IX (London 1849), p.545.

[13]Bankers Magazine, V (Boston 1850-51), p.11.

[14]Neumann-Spallart, op. cit., p.7.

第四章　冲突与战争

英国历史大声地对国王们疾呼：

如果你们走在时代观念之前，这些观念就会紧随并支持你们。

如果你们走在时代观念之后，它们便会拉着你们向前。

如果你们逆着时代观念而行，它们就将推翻你们。

——拿破仑三世[1]

人类的军事本能在船主、商人和贸易家的国度中发展，其速度人所共知。“巴尔的摩枪炮俱乐部”只有一个兴趣：为了仁慈的目的而毁灭人类；同时这个俱乐部也着手改进武器，因为他们把武器视为文明工具。

——凡尔纳，1865年[2]

1

在历史学家看来，19世纪50年代的繁荣标志着全球工业经济和单一世界历史的基础已告奠定。在19世纪中期欧洲统治者的眼中，就像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这场繁荣提供了一个喘息机会。在这一繁荣时期，那些不管是1848年革命还是镇压革命都没能解决的问题，若不是已被遗忘，至少也由于繁荣富足和牢固统治而告淡化。确实，由于经济高度扩张，由于采用适合于无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由于社会问题安全阀的敞开——例如良好的就业机会和自由向外移民——足可以减轻群众不满的压力，凡此种种使得社会问题看起来易处理得多。但是政治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结束之前，政治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了。对单一的政府而言，这些政治问题本质上是内政问题，但是由于从荷兰到瑞士一线以东的欧洲国家制度的独特性质，遂使国内与国际事务纠缠在一起。在德国和意大利，在奥地利帝国，甚至在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边缘地带，自由主义与激进民主，或是最起码的对民权和代表的要求，无法与民族的自治、独立或统一问题区分开来。如此一来，内政问题便很可能导致国际冲突；就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而言，更必然会造成国际冲突。

暂且不提任何欧洲大陆边界的重大改变都会涉及几个大国的利益，光是意大利的统一就意味着得把奥地利帝国排除在外，因为北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奥地利帝国的领地。德国的统一则会导致三个问题：（一）要被统一的德国到底包括哪些地方［日耳曼邦联包括奥地利帝国少部分地区、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荷尔斯泰因—劳恩堡（Holstein-Lauenburg），后者也属于丹麦和卢森堡，也有非德语系的居民，但不包括那时属于丹麦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不同的是，原本在1834年形成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已包括了整个普鲁士，但不包括奥地利，也没包括汉堡、不来梅和北部德意志的大部分区域（麦克伦堡、荷尔斯泰因—劳恩堡以及石勒苏益格）。这种状况的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二）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大强权都是日耳曼邦联的成员，假如两者一起加入未来的德国，应当如何协调；（三）对于其他为数众多的小君主国将如何安排，这类君主国从中等大小的王国到舞台般的袖珍小国不等。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德国和意大利在自然边界上都与奥地利帝国有着直接关系。实际上，两者的统一就意味着战争。

对于欧洲统治者而言，幸运的是，这种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混合碰撞，在当时已经不具爆发性，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紧随着革命失败而来的经济繁荣，拆去了爆发的导火线。总而言之，从19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各国政府发现他们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动荡，这些动荡不安是由温和的自由中产阶级和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掀起的，有时甚至是被新兴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激起的。其中一些政府甚至比从前更易受到内部不满的打击，特别是当他们在对外战争失利之时，例如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奥地利帝国在萨奥战争之后。但是，除了一两个地方以外，这些新的动荡不具革命性质，而即使在这一两个特殊地方，动荡也可以被孤立和限制。这期间最具特色的插曲，是发生在1861年选出的强硬自由派普鲁士国会和普鲁士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对立。在这场对立中，普鲁士国王和贵族完全没有对国会让步的想法。普鲁士政府非常清楚，自由主义者的威胁仅仅是口头上的，于是主动挑起争执，然后干脆任命当时最保守的人物——俾斯麦——担任首相，实行没有国会或者把拒绝投票赞成征税的国会置于不顾的统治。俾斯麦这样做了，而且毫无困难。

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具重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政府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也不是政府几乎不曾丧失过他们对金融形势的控制，相反，却是反对群众的要求总有一部分会被政府应允，至少在俄国以西的欧洲是如此。这是一个改革的10年，一个政治自由的10年，甚至是向所谓的“民主力量”让步的10年。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已经实行议会制度，选举权已经扩大，更不用说还有一系列同步进行的相关改革。英国1867年的《议会改革法》，实际上已将选举权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在法国，拿破仑三世政府在1863年显然失去了城市选票——它只能在巴黎的15个代表中获得一个席次——于是逐渐采取广泛措施，加速帝国政府的管理制度“自由化”。在非议会制的君主国家中，这种态度上的变化甚至更为明显。

1860年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干脆放弃统治，好像它的臣民们完全没有政治意见一样。此后，它致力于在其为数众多而且吵闹不休的民族之间，寻找一些联合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强大到足以克制住其他政治力量，使之无法发挥政治作用，尽管眼前对所有民族都不得不做出某些教育上和语言上的让步。一直到1879年之前，这个王朝都可以在其说德语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中，找到最便利的统治基础。但在控制马扎尔人这方面，则不见成效，马扎尔人在1867年的《妥协方案》（Compromise）之前，已经赢得了不亚于独立的地位，这个《妥协方案》将帝国转化为奥匈二元君主国。然而，在德国发生的转变甚至更能说明问题。1862年，俾斯麦当上普鲁士王国首相，着手施行一项方案，旨在维持传统的普鲁士君主和贵族统治，抵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日耳曼的民族主义。1871年，他出任由他一手统一而成的德意志帝国的宰相，帝国同时设立一个由全体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国会（显然是不具作用的），依靠（温和的）德国自由主义者的热情支持。俾斯麦本人绝不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在政治上也远不是一个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见第五章）。他聪明得足以认识到，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拼死对立，是无法保住普鲁士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的，应该设法与两者周旋，使他们为自己服务。这意味着他将按照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所说的去做，迪斯累里在采用1867年《议会改革法》时说过：“要在辉格党人（Whigs）洗澡的时候赶上去，穿上他们的衣服走开。”

所以，19世纪60年代统治者的政略，是基于三方面考虑而制定的。其一，他们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经济和政治双重变化的形势之下，这种形势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必须去适应。唯一的选择——政界要人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就是能否航行在这道劲风前面，或者像水手一样凭借他们娴熟的技术把航船驶往另一个方向。风本身只是一个自然因素。其二，他们必须决定要对新势力做怎样的让步，才不至于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制度，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不威胁到他们有责任防御的政治结构；他们也必须决定该让步到什么程度，超出这种安全程度，就必须收手。其三，他们非常幸运，能够在他们拥有主动操控优势的环境中，做出上述两项决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完全自由地控制事态的发展。

因而，在传统的欧洲历史中，这一阶段表现最突出的政治家，是那些能够有条不紊地将政治管理与政府机器的外交控制相结合的人，例如普鲁士的俾斯麦、皮埃蒙特的加富尔伯爵、法国拿破仑三世；或是那些精于妥善掌控上层统治阶级不断扩大这一艰难过程的人，例如英国自由党人格莱斯顿（W.E.Gladstone，1809—1898）和保守党人迪斯累里。最成功的是那些知道如何把新旧非正规政治力量转向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人，不管那些力量是否赞成他们。拿破仑三世之所以在1870年垮台，正是因为他最终还是没有做到这点。但当时有两个人对这个棘手问题具有非凡的处理能力，即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加富尔和保守主义者俾斯麦。

他们两人都是特别清醒的政治家。这一点在加富尔的清明无欲和俾斯麦那种德意志人的平凡务实中充分展现。俾斯麦是个更复杂、更伟大的人物。他们两人都是彻底的反革命者，完全缺乏对各种政治势力的同情，然而却有办法接收这些政治势力的计划，在意大利和德国贯彻施行，并抹去其中的民主和革命成分。两者都注意把民族统一和民众运动区别开来：加富尔坚决主张把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变成皮埃蒙特王国的延续，甚至拒绝把其（萨伏伊）国王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Ⅱ）的称号改成（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一世；俾斯麦则将普鲁士的霸权扩建成新的德意志帝国。两者都非常灵活圆融，成功地把反对派吸收到政府当中，却又使他们无法实际控制政府。

两者都面临着艰巨复杂的国际策略和（就加富尔而言）民族政策问题。俾斯麦不需要外界的帮助，也不必担心内部的反对，所以他认为统一的德意志是可行的，只要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过大的，因为如果太庞大，普鲁士就无法发挥主导作用。这意味着：其一，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俾斯麦凭着1864年和1866年发动的两次漂亮短暂的战争达到这项目标；其二，必须排除奥地利在日耳曼的政治影响力，他借着支持和保证让匈牙利在奥地利帝国境内获得自治（1867年），而达到此目的；其三，与此同时必须保留奥地利，我们可以看到他此后倾其卓越的外交才能，来完成这项目标。［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崩溃，落入其境内各民族手中，就不可能阻止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加入德意志帝国，这样就会打乱俾斯麦精心构筑的普鲁士优势地位。这也正是1918年后发生的情形。而且如事实所显示，希特勒“大日耳曼”（1938—1945）政策最深远的结果，正是普鲁士的完全消失。今天，甚至普鲁士的名字亦不复存在，除了在历史书中。］这也意味着必须使那些反普鲁士的小侯国觉得一个优势的普鲁士要比优势的奥地利更易接受，为此，俾斯麦在1870—1871年以同样漂亮的手段挑起并进行反法战争。与俾斯麦不同，加富尔得要动员同盟（法国）来替他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而当统一进程超出拿破仑三世所能信守的情况时，他又得解散这个同盟。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所看到的意大利，一半是由上操控的统一，一半是由下进行的革命的统一。由下进行的革命战争是民主共和反对派所领导的，由饱受挫折的19世纪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红衫军首领加里波第——担任军事领导。1860年，经过简短考虑、快速会谈和妥善谋划之后，加里波第才在劝说之下把权力交给国王。

这些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仍然值得赞赏，这纯粹是由于他们的杰出能力。然而，使他们获得如此惊人成就的，不仅是个人才能，还包括当时那种非比寻常的回旋余地，这种回旋余地是由当时不具严重的革命危险和无法控制的国际对立所提供的。群众的运动，或者说非正规的运动，在这个时期十分软弱，单凭自身无法有多大的作为，他们不是失败就是沦为由上而下的改革的附和者。日耳曼的自由主义者、民主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者，除了在德国统一的实际进程中表示欢呼或异议，别无实际贡献。意大利左派，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扮演了一个较重要的角色。加里波第的西西里远征，迅速征服了意大利南部，逼迫加富尔立即采取行动。虽然这是一项极具意义的成就，但若不是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所造就的局势，这种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怎么说，左派终究未能如愿建立意大利民主共和国，对他们来说，那是统一的必要成分。温和的匈牙利贵族在俾斯麦的庇护下，为其国家争取到自治，但激进主义者却感到失望。科苏特继续过着流亡生活，客死他乡。19世纪70年代巴尔干人民的造反结果，是保加利亚获得某种形式的独立（1878年）。但只有在合乎强权利益的时候才能获得独立：波斯尼亚人在1875—1876年开始掀起一些起义，结果只是以奥斯曼统治代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且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可能还好一点儿。与此相反，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独立革命的结局终归惨败（见第九章）。甚至1868年的西班牙独立革命，也只在1873年造就了一个短命的激进共和国，不久便因君主复辟告终。

我们不应低估19世纪60年代伟大政治操作者的功绩，但必须指出，由于可以采取重大的制度变化而不会招致激烈的政治后果，而且甚至可以准确恰当地说，还由于他们几乎可以随意发动和停止战争，他们的事业遂变得更加容易。所以，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国内秩序还是国际秩序，只需冒极小的政治风险，就可以做出极大的更改。

2

这就是为什么1848年后的30年间，在国际关系形式上，而不是国内政策上，将是一个变化更加显著的时期。在革命的年代，起码是在拿破仑失败之后（见《革命的年代》第五章），大国政府已经极其小心地避免彼此之间发生大型冲突，因为经验似乎已经证明：大型战争和革命是如影随形的。既然1848年革命已匆匆来去，限制外交活动的因素便大大减弱。1848年之后的30年，不是革命的时代，而是战争的时代。其中有些战争实际上是内部矛盾、革命，或接近于革命现象的产物。严格地说，这些——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和美国内战（1861—1865）——不属于本章讨论范畴，除非涉及这一时期的战争技术与外交问题。我们将在别处加以探讨（见第七章和第八章）。在此，我们关心的主要是国际关系体系中的紧张和变化，并留意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间的奇妙交织。

假如我们能够询问一位在1848年前实际处理国际外交问题的生还者——比如说能够询问帕默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在革命很久之前就担任英国外交大臣，其间除短暂间断，直到1865年去世为止，都持续处理外交事务——他肯定会做如下之类的说明：唯一可以算作世界事务的是五个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五个大国是英国、俄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见《革命的年代》第五章）。五强之外，唯一具有足够野心和力量的国家是美国，但它可暂时忽略，因为美国把其注意力放在另一个大陆，而欧洲大国中没有一个对美洲有积极的野心，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这些经济利益是私人企业家关心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实际上，迟至1867年，俄国仍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并加上足够的贿赂金，以说服美国国会接受普遍被认为是一片乱石、冰川和北极苔原的地区。欧洲大国本身和那些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英国，因其庞大的财富和海军；俄国，因其广阔的土地和强大的军队；法国，因其国土辽阔，军队强大，还有着相当惊人的军事业绩——有充分的野心和理由互不信任，但不至于无法达成外交上的妥协。在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的30多年间，欧洲大国没有使用过武力相互对抗，而是把他们的军事活动限制在镇压国内或国际的颠覆活动上，限制在一些地方骚乱上，限制在向落后国家的扩张上。

当时确实存在一个相当持续的摩擦根源。一方面是一个缓慢解体的奥斯曼帝国，另一方面是俄国与英国在该区的野心冲突，这两方面的结合遂形成了摩擦的根源。在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过程中，一些非土耳其部分争取摆脱出去，而俄国和英国则对东地中海地区、现在的中东地区和介于俄国东部边界与英印帝国西部边界的地区，同样抱有争夺野心。只要外交大臣们不必担心国际体系有被革命打乱的危险，他们就可以一直忙于所谓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所幸，事态并没有失去控制。1848年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尽管5个大国中的3个遭到革命颠覆，大国的国际体系仍然得以恢复，而且实际上并没有被革命所改变。事实上，除了法国之外，各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接下来的10年将是显著不同的。首先，各大国（至少英国）把法国看成是搅乱国际体系的最大潜在祸害。法国在1848年革命后，以人民帝国的面貌在另一位拿破仑统治下出现。而且更严重的是，1793年雅各宾主义再现的恐惧，已不再是这个人民帝国害怕的事。拿破仑三世虽然偶尔宣称“帝国意味着和平”，但却特别喜欢干涉世界事务：远征叙利亚（1860年），加入英国对中国的战争（1860年），征服印度尼西亚南部地区（1858—1865），甚至当美国正在忙于其他事务时，冒险出兵占领墨西哥（1861—1867），但法国的附庸皇帝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1864—1867）并没有执掌到美国内战结束。在这些横行霸道的举动中，法国并没有获得什么特殊利益，其出兵动机或许只是因为拿破仑三世认为这些活动可以增添帝国的光荣，有利于他的选举。法国只是强大到足以做出牺牲所有非欧洲国家利益的事。至于西班牙，尽管它也存有野心，想要恢复它在美国内战期间在拉丁美洲失去的某些影响，但已无能为力。只要法国的野心放在海外，就不会特别有害于欧洲大国体系；但是，一旦法国在欧洲大国间有争执的地区采取行动，就会扰乱到已经相当不稳的平衡体系。

这种扰乱的第一大结果是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这是在1815—1914年间最接近欧洲大战的事件。导致这场战争的因素中没有什么新鲜和意外，这是一场重大、拙劣的国际大屠杀，一方是俄国，另一方是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在这场战争中，据估计约有60余万人死亡，其中将近50万死于疾病。在这些死亡者中，22%是英国人，30%是法国人，大约一半是俄国人。在这场战争之前或之后，俄国无论是瓜分奥斯曼还是把奥斯曼变成附庸国，都无须考虑会因此导致大国之间的战争。在奥斯曼解体的下一个阶段，即19世纪70年代，大国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发生在两大宿敌之间，即英国和俄国，其他大国除了象征性的举措外，或是不愿干涉，或是无力干涉。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以第三者的身份加入战场，而且其采取的方式和战略都是不可预料的。毫无疑问，没有人想要这样一场战争，于是一旦大国们能够摆脱，便草草结束这场战争，对“东方问题”没有留下任何可见的持久影响。结果是，纯粹为对抗而设计的“东方问题”外交机制，就此暂告崩溃，但付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代价。

这场战争的直接外交结果是暂时性的，或者说不具重要意义，尽管罗马尼亚因此变成既成事实的独立国家。但其更深远的政治后果却仍较严重。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1825—1855）坚硬的专制外壳宣告破碎，当然在此之前该体制已受到了日益沉重的压力。一个危机、改革和变化的时代开始了，它最终将导致解放农奴（1861年）和19世纪60年代晚期俄国革命运动的出现。欧洲其余地方的政治地图不久也将更改。克里米亚战争带动了大国国际体系的变迁，就算它不是动因，至少也是催化剂。就像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在1858—1870年间出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在1862—1871年间形成，其间拿破仑第二帝国崩溃和巴黎公社出现（1870—1871）；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建。简而言之，在1856—1871年间，除英国之外，所有的欧洲“大国”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甚至绝大多数是在领土方面。一个新兴大国建立了，那就是意大利，并且不久就将跻身于它们的行列之中。

这些变化的绝大多数，都间接或直接起源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统一。不管这些统一运动的原始动因是什么，其过程都是由政府操持的，例如适时地使用军事力量。套用俾斯麦的名言，统一问题是用“铁和血”解决的。在12年间，欧洲经历了四场大战：法国、萨伏伊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1858—1859），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1864年），普鲁士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1866年），普鲁士和日耳曼诸邦对法国的战争（1870—1871）。这些战争的时间都不长，而且以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的标准来衡量，耗费并不特别大，虽然在普法战争中大约有16万人战亡，多数是法国士兵，但这些战争有助于形成一个独特的欧洲历史阶段。正因为如此，本书才以一个类似战争的开端为引子，否则本书本来是论述一个极其太平的世纪（1815—1914）。然而，尽管在1848—1871年间，战争是相当普遍的事，但全面战争的恐惧——20世纪的人们实际上一直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自从20世纪初以来从未间断过——还没有笼罩在资产阶级世界的公民心上。直到1871年后，这种恐惧才开始慢慢出现。政府仍然可以随意发动和结束国家之间的战争，俾斯麦正是擅用这种状况的绝佳好手。只有内战和极少数的冲突会演变成真正的人民战争，例如巴拉圭（Paraguay）与邻国的战争（1864—1870），演变成无限制的屠杀和毁灭事件，就像我们所处的世纪非常熟悉的那样。没有人能够知道太平天国运动的伤亡人数，但是据称中国的一些省份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到内战之前的人口数。美国内战杀死63万士兵，伤亡总数是联邦军队和邦联军队总人数的33%—40%。巴拉圭战争杀死33万人（假定拉丁美洲的统计数字准确无误），主要受害国的人口减少约20万人，其中可能只有3万人是男性。无论怎么看，19世纪60年代都是血腥的10年。

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一历史阶段相对来说如此血腥呢？其一，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加剧了海外世界的紧张对立，助长了工业国家的野心，增加了由此引起的直接和间接冲突。正是这样，美国内战中工业化的北部战胜从事农业生产的南部，不管战争的政治因素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美国内战几乎可以被视为是南方从非正式的从属于英帝国转而从属于美国新兴的大工业经济，因为南方原本只是大英帝国棉花工业的经济附庸。在20世纪把全美洲从英国的经济附庸转变成美国的经济附庸，美国内战可以被视为最初的一步，但却是巨大的一步。巴拉圭战争最好是被看作使拉布拉塔河（River La Plate）流域融入英国经济世界的事件：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他们的展望和经济皆转向大西洋，逼迫巴拉圭从自给自足的经济走出来。巴拉圭是拉丁美洲唯一一个印第安人能有效抵制白人定居者的地区，这也许得感谢耶稣会的最初统治，才使得这个自给自足的地区得以长期维持（见第七章）。［其余抵抗白人征服的印第安人，受到四周白人定居者的逼迫而后退。只有拉布拉塔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尚保持独立。瓜拉尼语（Guarani）是原住民和外来居民实际使用的沟通用语。］太平天国运动及其镇压，与西方的枪支和资本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以来便迅速渗入中华帝国一事，是分不开的。

其二，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尤其是在欧洲——这是由于各国政府复归到从前那种把战争看成一种正当的政治工具。这些政府现在不再认为由于害怕跟随而至的革命而应极力避免战争是正确的做法。这些政府也有理由相信，大国机制能够把战争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扩张的时代，每一个国家似乎都拥有足够的空间，所以经济上的对立很难导致超出地方范围的冲突。此外，在这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时代，商业竞争比以往或之后更接近于不需要政府的支持。没有人——甚至马克思也未能，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认识到这一时期的欧洲战争，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

其三，这些战争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新技术来进行。（由于相机和电报的使用，新技术也变革了报纸上的战争报道，现在可以把战争现场的真实情况，更生动地展现在受过教育的公众面前。但是，除了1860年建立并在1864年取得《日内瓦公约》承认的“国际红十字会”之外，战争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19世纪未能有效控制可怕的血腥战争。）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战争，除了小规模的欧洲军事干涉外，基本上仍然是前技术时代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进行得极其拙劣而无力，而且未适当应用已经出现的当代技术。但是19世纪60年代的战争，已经有效地利用铁路动员和运输军队，使用已有的电报进行快速通信，开发出装甲战舰并附载穿甲火炮，可以使用大量生产的火药武器，包括盖特林机关枪（1861年）和现代炸药包——炸药发明于1866年——这对于工业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从此，工业比其他行业更全面与现代化的武器生产紧密结合。美国内战动员了其大约3300万总人口中的250万人；其余工业化国家的战争规模仍然较小，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即使动员了170万人，也还不到两国大约7700万居民的2.5%，换句话说，只占能够扛枪入伍的2200万人口中的8%。即便如此，仍然值得注意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投入30多万人的巨大战役已不再罕见［萨多瓦（Sadowa，1866年）、格拉韦洛特（Gravelotte）、色当（Sedan，1870年）］。在整个拿破仑战争的过程中，只有过一次这种规模的战役（莱比锡）。甚至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的索尔费里诺（Solferino）会战，也比拿破仑战争中所有会战的规模都大，除了莱比锡会战之外。

我们已经观察了这些政府的肇端和战争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们造成的国际后果却更为显著。因为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间，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有着深远意义的转变，是超出大多数现代研究者所认识到的。先前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方面尚未改变：即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绝对优势，而且由于日本的加入，使得这种优势更加突出。日本是其中唯一一个非白人的国家，它在这段时间成功地仿效了西方。现代技术使得任何不具有这种技术的政府，受到具有这种技术的政府的摆布。

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拿破仑失败后的半个世纪里，只有一个大国是真正的工业国和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只有一个国家拥有真正的全球政策，例如一支分布于全球的海军，此即英国。在欧洲大陆有两个大国具有潜在的决定性军队，尽管它们的军事力量实质上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即俄国和法国。俄国有着数量庞大且体质强壮的人口，法国凭借着可以动员革命大众，而且大众也有着革命动员的传统。奥地利和普鲁士比较而言，在政治军事上不具重要意义。在美洲，只有一个无敌大国——美国。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美国没有闯入大国对立的重要地区中（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这些地区不包括远东）。但是在1848—1871年之间，或者更具体地说在19世纪60年代，发生了三件事情。第一件，工业化的扩张在英国之外造就出另一些本质上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大国：美国、普鲁士（德国）、比以往更强大的法国和稍后的日本。第二件，工业化的进展使得财富和工业生产能力日渐成为国际争霸力量中的决定因素，因此，俄国和法国的力量在相对降低，而普鲁士（德国）的力量则大大增强。第三件，这10年间出现了两个非欧洲的独立大国，美国（内战后统一在北方领导之下）和日本（随着1868年明治天皇的复位而有条不紊地着手于“现代化”）。凡此种种，第一次使全球大国的冲突成为可能。欧洲的商业和政府日益将它们的活动扩张到海外的趋势，以及它们在诸如远东和中东（埃及）等地区与其他大国的冲突，更增强了全球冲突的可能性。

在海外，这种大国结构上的变化，还没有产生重要影响。在欧洲，这种变化却立即发生了作用。俄国就像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在欧洲大陆上已不再是潜在的决定性力量。同时，就像普法战争所显示的那样，法国也是如此，不再是潜在的决定性力量。相反，德国作为新兴大国，兼有强大的工业力量与技术力量，拥有比除俄国以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多的人口，成为欧洲地区新生的决定性力量，而且一直保持到1945年。奥地利以奥匈二元帝国（1867年）的面目再现，但它之所以仍能长期充当“大国”，靠的只是其疆域的辽阔和国际交往上的方便而已。但奥地利还是比新统一的意大利强大。意大利为数庞大的人口及其外交雄心，也使它被视为大国角逐游戏中的一员。

所以，正式的国际结构逐渐从原来的国际结构中脱胎而出。国际政治变成全球政治。在这个全球政治中，至少有两个非欧洲大国发挥着有效作用，尽管一直到20世纪以前，它们的表现尚不太明显。再者，这也形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寡头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它们联合一致在全世界施行垄断，却在彼此之间进行竞争。但这种状况在“帝国时代”来临之前，表现得并不突出。大约在1875年左右，这一切确实还很难发现。但新的大国结构基础已在19世纪60年代形成，其中包括对全欧战争的恐惧，这种恐惧从19世纪70年代起，已经浮现在国际事务观察者的脑海之中。实际上，在未来的40年间并未发生这样的战争。这40年对于当时人来说，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更加漫长艰难。然而，回顾过去，有超过30年的时间，在大国甚至中等国家之间并未发生任何战争（除美国和中国在1950—1953年间发生过冲突，但当时中国还算不上大国），处于这个时代的我们比任何其他时代的人都更清楚，在没有战争时总是害怕发生战争。尽管有冲突存在，这个自由主义赢得胜利的时代，基本上是平安稳定的。1875年以后，情况就不复如此了。

[1]Prince Napoléon Louis Bonaparte, Fragments Historiques, 1688 et 1830 (Paris 1841), p.125.

[2]Jules Verne,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1865).

第五章　民族的创建

然而……何谓民族？为什么荷兰是民族，而汉诺威（Hanover）和帕尔马大公国（Grand Duchy of Parma）却不是？

——埃内斯特·勒南，1882年[1]

什么是民族特征呢？当你说的语言别人一个字也听不懂的时候。

——约翰·内斯特罗，1862年[2]

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不坚信只有在它身上才能找到真理……如果不坚信只有它是天降大任，将以其真理唤醒和拯救芸芸众生，这个民族会立即沉沦为人种学材料，而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失去这种信念的国家，也不再是一个国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1871—1872年[3]

民族。所有的民族联合起来（？）

——古斯塔夫·福楼拜，约1852年[4]

1

如果说这时期的国际、国内政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话，那么联系国际和国内政治的最明显因素，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族主义”，不过19世纪中期人们称之为“民族原则”（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若问1848年到19世纪70年代的国际政治如何，传统的西方编年史家会毫不迟疑地说：是创建民族国家的欧洲。创建民族国家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倾向，此外还有与民族国家有明显联系的其他倾向，例如经济、自由，也许还有民主。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相当多的未知数，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民族扮演了中心角色。

民族何以能具有这样的地位呢？1848年这个“民族的春天”不管还有什么其他特点，它显然是（用国际术语说）各民族或相互竞争的民族坚决维护自己民族的年代。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其他人等，坚决认为自己有权成立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并团结民族的所有成员反抗高压政府。捷克人、克罗地亚人、丹麦人以及其他人等，也为自己的独立而奔走呼号，他们对较大民族的革命抱负日益增强，而那些较大的民族看来已准备牺牲他们的愿望。法国已经是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其民族主义并未因此减弱。

革命失败了。但此后25年欧洲政治的主题，仍是追求这种理想和抱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理想后来果真一一实现，实现的方式不一，但都是通过非革命手段。法国模仿伟大的拿破仑恢复了“伟大民族”的地位；意大利和德意志分别被萨伏伊和普鲁士王国统一；匈牙利因签订1867年的妥协方案而获得实际自治；罗马尼亚与两个“多瑙河公国”合并成一个国家。唯独波兰例外。1848年革命时它没有积极参加，1863年的起义也未能为它赢得独立或自治。

在欧洲的极西和极东南地区，“民族问题”最为突出。爱尔兰芬尼亚勇士团成员（Fenians），以激进的暴动形式提出了民族问题，数百万为饥荒所迫、因仇恨英国而移居美国的同胞，全力支持他们。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爆发危机，受帝国长期统治、信奉基督教的巴尔干各民族，也纷纷揭竿而起。希腊和塞尔维亚已经独立，但国土比它们自认为应有的要小得多。罗马尼亚在19世纪50年代赢得某种独立。19世纪70年代奥斯曼人民群众的几次造反，预告了奥斯曼另一次国内外危机的到来。这场危机使保加利亚人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获得独立，巴尔干人的“巴尔干化”也因此加速。所谓“东方问题”（这是外交首长们一直绞尽脑汁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是如何在领土数量不定的新国家中，重新划分奥斯曼在欧洲部分的版图（这些国家都声称有权、别人也相信它们确实有权代表“民族”）。再往北去一点儿，就是奥地利帝国。它的内部麻烦更加明显，同样也是民族问题。有几个民族——潜在而言，是所有民族——提出许多要求：从温和的文化自治到脱离帝国。

甚至在欧洲以外地区，民族的组建也明显展开。美国内战如果不是为了维护美国统一、反对分裂，又会是为了什么呢？日本明治维新如果不是为了使一个新的、自豪的“民族”得以在日本崛起，又会是为了什么呢？白哲特（1826—1877）将这种现象称为“制造民族”。看来无法否认，“制造民族”已在全球展开，这是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特征。

这个现象的性质显而易见，无须再做探讨和调查。“民族”是顺理成章的事。白哲特说：“我们无法想象有人对这个问题还难以理解，你们不问我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们无法很快解释清楚，无法很快说得明明白白。”[5]很少有人认为需要解释。英国人肯定知道什么是英国人，那么法国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或俄国人对他们的集体特性难道还有疑问吗？恐怕不会有。但在“制造民族”的时代，也意味着“民族”必须同时合乎逻辑、顺乎自然地转变为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每一个国家有其连成一片的领土，领土则由“民族”成员居住的地方划定，民族又由其过去的历史、种族成分、共同文化以及语言（这点越来越重要）来确定。然而上述的含义并不合逻辑。人分不同群体，每个群体各有不同标准，因而能与其他群体明显区别开来。如果说不同群体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且自古以来便是如此，但若据此认为这些不同群体就是19世纪所谓的“具有国家地位的民族”，却是不合实情的。同理，若认为这些不同群体会组成19世纪的领土国家，甚至组成与“民族”相吻合的国家，更是完全不具事实基础的推论。须知民族的创建还是不久前的历史现象，虽然有些较古老的领土国家——英格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也许还有俄国——可以并不十分荒唐地被认定为“民族国家”。更有甚者，就整体进程而言，希望从缺乏“民族国家”传统特征的国家中组成民族国家，乃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相当清楚地将民族的组成与“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只要它们是发生在本书所述时代，发生在民族国家的制造过程之中。

这不只是如何分析的问题，还是个实际的问题。因为欧洲（世界其他地区就更不必说）明显分成两种“民族”：一种是对它们的国家或对它们成立国家的愿望几乎不存在什么怀疑的民族（而且不论其对与错）；另一种是对它们的国家或对它们成立国家的愿望存在相当多疑问的民族。判断是否属于第一类的最安全办法是看政治事实、机制历史以及有文字记载的文化史。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和俄国，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因为它们有与法国人、英国人……相一致的国家；匈牙利、波兰也是民族，因为匈牙利王国即使隶属于奥地利帝国，也是一个分离存在的实体；一个波兰国由来已久，直到18世纪末才被消灭。日耳曼是个民族，理由是：（一）虽然它有无数大公国，也始终未统一在一个领土国家之内，但它们早就结成所谓“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并结成日耳曼联邦；（二）同文，所有受过教育的日耳曼人都使用同一书写语言，共享同一种文学。意大利虽然终未组成一个政治实体，但意大利上层人物共享同一种文学文化，也许是最古老的文学文化（现代的英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谁也看不懂他们国家14世纪所写的文学作品，除非他们专门学习，而这种学习等于是学一门新语言。但是今天所有上过学的意大利人在阅读但丁作品时的困难，要比现代熟读英语之人看莎士比亚作品的困难更少些），如此等等。

因而民族资格的“历史”标准，意思就是指统治阶级或有教养的精英们的机制和文化，这个机制和文化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假定统治阶级、精英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或不是与百姓明显格格不入。）然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据与此不同，要激进得多，民主得多，也革命得多。其论据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不管历史或文化如何，爱尔兰人是爱尔兰的，不是英国的；捷克人是捷克的，不是德国的；芬兰人不是俄国的，一个民族绝不应该被另一民族剥削、统治。这种说法可以找到（或发明出）历史的支持——想找总能找到——但捷克运动基本上不是依靠这种说法而恢复温塞斯拉斯（St.Wenceslas）的王位；爱尔兰独立运动也未依此说法而废除1801年（与英国的）联合。这种分裂意识的基础不一定是“种族”（这里是说从不同的体征外貌甚至语言很容易区分开的种族）。在本书所述时期，爱尔兰运动（大多数爱尔兰人已说英语）、挪威人（他们的文学语言跟丹麦语差不了多少）、芬兰人（他们有操瑞典语的，有操芬兰语的）均不以语言作为支持他们分裂意识的根本理由。分裂意识的基础如果是文化，那也不是“高级文化”（high culture），而是口头文化——民谣、叙事歌谣、叙事诗等等——以及“老百姓”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老百姓实际上就是农民。“民族复兴”的第一阶段，就是从民间流传下来的遗产中搜集、恢复和吸取自豪感，历来都是如此（参见《革命的年代》第十四章）。但它本身不是政治性的。首先挖掘民间口头文化的人，经常是外国统治阶级里的文化人士，例如日耳曼路德宗牧师和巴尔干的知识型绅士，他们搜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农民的民间传说以及古代民间风俗习惯。爱尔兰人不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信仰矮妖精（译者注：爱尔兰民间传说中常变成小老人指点宝藏所在的妖精）。

他们为什么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到什么程度，下面将进行探讨。在此必须郑重指出的是，所有典型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或“半符合历史事实的”民族乃是小民族，这使19世纪的民族主义面临一个迄今很少认识到的困惑。因为拥护“单一民族国家”并为之奋斗的斗士，所设想的国家不仅是民族的，而且必须是“进步的”，也就是说能够发展出一个具生存力的经济、技术、政府组织机构以及军队的国家。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发展现代化、自由、进步，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单位。“统一”是它的原则，就像独立一样，凡统一的历史论据不存在的地方——例如意大利和德国就具有这些论据——那么，只要可行，就制定一个统一纲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巴尔干的斯拉夫人曾经认为他们是同一民族的一部分，然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家（他们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却设想有个“伊利里亚”，一个“南斯拉夫”国，这个国家将把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波斯尼亚人、马其顿人以及其他人等统一起来。这个设想并不比莎士比亚的想法更接近事实。今日的情况表明，南斯拉夫民族主义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人民的感情是相悖的（这已是很温和的说法）。

朱塞佩·马志尼（1805—1872）是“民族的欧洲”（Europe of nationalities）最典型、最雄辩的卫士。他于1857年提出一份他理想中的欧洲地图[6]：仅由11个这类联邦组成。他的“民族国家”的想法显然与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想法大相径庭。伍德罗·威尔逊于1919—1920年主持凡尔赛会议，这是根据民族原则有系统地重新划分欧洲地图的一次会议。威尔逊的欧洲由26个或27个（包括爱尔兰）主权国家组成。按威尔逊的标准，还有理由再增加几个。小民族怎么办呢？显然它们得并入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国家”去成立联邦或其他什么，有或没有某些自治还有待确定。马志尼看来忽略了这点。他曾提出将瑞士与萨伏伊、德国的蒂罗尔（Tyrol）、卡林西亚（Carinthia）和斯洛文尼亚合并成一个联邦，如此他遂很难有立场去批评，比如说，哈布斯堡王朝践踏民族原则。

主张“民族国家”必须与进步相一致的人，最简单的论据，或是否认落后的小民族具备“真正”民族的特性；或是辩说由于进步，落后的小民族必定降为更大的“真正”民族之内的一个地方性局部；或是谎称由于同化，他们甚至已经消失，成了某种地方文化了。这似乎不是不切实际的。梅克伦堡人加入德国之后继续使用他们的方言。这种方言与高地德语（High German，现在的标准德语）区别较大，与荷兰语较接近，巴伐利亚人一句也听不懂。同样讲劳济茨语的斯拉夫人（Lusatian Slavs），并未因语言问题而不加入一个基本上讲德语的国家（现在仍是）。布列塔尼人，一部分巴斯克人（Basques）、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以及佛兰德斯人，更不必说操普罗旺斯语和朗格多克语（Langue d’oc）的人都是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他们看来与法兰西民族非常融洽。阿尔萨斯人有点儿麻烦，那是因为另一大国——德国——对他们的忠诚存有戒心。此外还有一些例子说明小语言集团里受过良好教育的上等人，毫无伤感地盼望他们的语言消失。19世纪中期许多威尔士人听任他们的语言消失，有些人还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使进步推广到落后地区的好办法。

这种论点很不平等，还有一种特别论点更不平等。有些民族——大的、“先进的”、一致公认的民族，当然包括思想家自己的民族——是历史命定的胜利者或将成为生存竞争下的优胜者（如果这些思想家喜欢达尔文术语的话），其他民族则不然。不过，这种论点绝不能简单解释为是某些民族意欲压迫其他民族的阴谋，当然未被承认的民族的代言者也不能因为有此看法而受到责难。这种论点之所以不是阴谋，是因为它既反对异民族的地方语言和地方文化，也反对本民族的地方语言和地方文化；同时也因为这种论点并不主张消灭地方语言与文化，只是要将它们降格，从“语言”降为“方言”。加富尔并不曾剥夺萨伏伊人在统一的意大利内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力（萨伏伊语跟法语更接近，跟意大利语差别较大）。他本人在多数的内部事务发言中，也使用萨伏伊语。他和其他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只是坚持只能有一种官方语言，只有一种下达指示的语言工具，亦即意大利语，至于其他语言是沉是浮，只能听天由命。碰巧西西里人和萨丁尼亚人在此阶段均未坚持其分离的民族地位，所以它们充其量被划为“地方行政区”。只有当小民族要求承认其民族地位时，它们在政治上才会显出重要性，就像1848年的捷克人那样，当时捷克人的代言人拒绝日耳曼自由人士邀请，不去参加法兰克福国会。日耳曼人并不否认捷克人的存在，他们只是觉得所有受过教育的捷克人都会德语，会写会说，都分享德语高级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他们就是日耳曼人（这就错了）。事实上，捷克上层人物也说捷克语，也跟当地普通百姓共享同一文化，然而这个事实在日耳曼人眼中似乎与政治无涉，就像普通百姓的一般态度和农民的特殊态度一样。

“民族欧洲”的思想家们对付小民族的民族愿望只有三种选择：否认他们的合法性，甚至索性否认其民族的存在；把他们的强烈愿望变成要求地方自治的运动；将他们作为不可否认但又不能处理的事实接受下来。日耳曼人对斯洛文尼亚等民族以及匈牙利对斯洛伐克人的处理是采取第一种方式。［这种态度一定要与社会革命家的态度区别开来。社会革命家根本不承认民族主义有何重要意义，因而他们对民族主义采取单纯的实用观点。对马克思来说，1848年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的民族主义是好的，因为是站在革命那边；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运动是坏的，因为客观上是站在反革命那边。但我们无法否认这些观点里包含一种大民族成分，尤以极端沙文主义的法国革命家最为突出（布朗基主义者就很明显）。甚至在恩格斯的看法里也不能轻易否认具有这种成分。］加富尔和马志尼对待爱尔兰运动是采取第二种方式。然而这样一个具有不容怀疑的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运动，竟被加富尔和马志尼排除在他们的民族主义模式之外，实在是非常自相矛盾、非常荒谬之事。形形色色的政治家被迫对捷克人采取第三种方式。1848年后，捷克人的民族运动不是辩论一下就能了事的，虽然他们并未想到要争取完全的独立。政治家们对这种运动只要可能，便会根本不予置理。几个最早得到一致公认的“单一民族”国家中，有几个实际上是“多民族”国家（例如英国、法国、西班牙），几乎没有外国人会不怕麻烦地去注意这点，因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布列塔尼人、加泰罗尼亚人等等，既没有造成国际风波，也没有对他们本国的政治造成很大的麻烦（也许加泰罗尼亚人是个例外）。

2

因此，创造民族国家的运动与“民族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前者是缔造一个政治产物的纲领，声称它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毫无疑问，许多人出于某种目的认为自己是“日耳曼人”，但他们所指的日耳曼并不是单一的日耳曼国家，一个特别样式的日耳曼国家，更不是指一个涵括所有日耳曼人居住地的地方，就像过去民族歌谣里唱的，西起默兹河（Meuse），东到涅门河（Niemen），北自丹麦海峡［贝尔特（Belt）］，南至阿迪杰河（Adige）。如果说俾斯麦拒绝接受“大日耳曼”计划就意味着他不是一个日耳曼人，而是一个普鲁士“容克”和国家公仆，俾斯麦是不会承认的，与俾斯麦情况相似的人也会加以否认。俾斯麦是日耳曼人，但不是一个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或许他也不是一个“小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虽然他统一了全国。（除了原属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帝国地区，但包括普鲁士从波兰取得的土地，这块土地从未成为德国的组成部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发生歧异的最严重例子是意大利。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是萨伏伊国王于1859—1860年、1866年和1870年统一的。从阿尔卑斯到西西里的整个地区，只有在古罗马时代才有单一的行政管辖（梅特涅非常正确地将其称为“仅仅是地理名词”），在此之前历史上别无先例。在1860年统一运动进行之际，日常生活中真正说意大利语的人估计不超过2.5%，其余人说的方言与意大利语相距甚远，远到意大利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派往西西里的学校校长，竟被当地人误认为是英国人。[7]在当时认为自己基本上是意大利人的比例也许比以往要高，但仍是少数。无怪乎马西莫·德·阿泽利奥（Massimo d’Azeglio，1792—1866，意大利复兴运动主要人物，萨丁尼亚王国首相）会在1860年惊呼：“我们已经缔造了意大利，必须接着缔造意大利人。”

尽管如此，代表“民族理想”的运动，不论其性质、纲领如何，都发展壮大了。及至20世纪初，民族纲领已形成了标准模式（和极端模式），这就是各“民族”有必要完全独立，成立领土上、语言上同属一个民族的世俗国家，也许是共和制或代议制。［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以其非常极端的主张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这点，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意思，就是一个历史上完全是在共同宗教活动中形成统一的民族，要拥有一块领土、创造一种语言并使这个民族的政治结构永久化。］不过，19世纪中期的民族运动经常不（甚至正常情况下也不）代表这个模式。不过这些运动或多或少包含某些模棱两可的政治变革，也正是这些变革才使它们成为“民族主义”运动。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变革，但是要避免“后见之明”的错误，同时要避免将振臂高呼、口若悬河的民族主义领袖的思想，与其实际追随者的思想相混淆。

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新旧民族主义的本质区别。后者不仅包括尚未建立国家的“历史的”民族，也包括早已建立国家的民族。英国人的英国意识到底有多强呢？并不很强，尽管所有争取威尔士、苏格兰自治的运动此时实际上已经偃旗息鼓。英格兰民族主义是存在的，但岛上的小民族并不持英格兰民族主义。旅居美国的英格兰移民为其国籍而骄傲，所以不愿成为美国公民，而威尔士和苏格兰公民就没有这份忠心了。他们成为美国公民后仍是骄傲的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就像他们当英国公民时感到自己是自豪的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一样。他们自由自在，不受国籍束缚。法兰西这个伟大民族的成员又有多浓的民族情感呢？我们不知道。但这个世纪初法国逃避服兵役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西部和南方某些地方（科西嘉人情况特殊，更不必提了）将服兵役视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讨厌东西，而不是法兰西公民的国民义务。至于日耳曼人，我们知道他们对未来统一的德国的规模、性质和结构有不同的看法，但究竟有多少日耳曼人关心德国统一？一般说来，农民不关心，甚至1848年革命之际，当民族问题成为政治的中心问题时，他们也不关心。就这些国家的群众而论，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不可否认的，但这些国家的情形又说明，如果认为其人民会理所当然、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是同种同族，显然是不够明智的。

至于其他民族，特别是大多数突然出现的民族，在19世纪中期，唯有神话和宣传才会说它们的民族主义毫无问题。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在经历情绪阶段和民间传说阶段之后趋向政治化，因为涌现出大批致力于“民族理念”的骨干，他们出版民族杂志及其他出版物，组织民族社团，试图建立教育和文化机构，进行各种更直率的政治活动。但整体而言，这时期的运动缺乏群众的认真支持。运动成员主要是介于一般民众和当地资产阶级或贵族（如果存在的话）之间的人士，特别是文化人士：教师、低层神职人员、某些城市店主和独立手工业者，以及那些在阶级社会里处于从属地位为了儿子而尽力往上爬的农民。最后还有学生，他们来自某些民族意识强烈的院校、神学院和中学，并成为积极战士的现成来源。对那些具有“历史的”民族而言，只要赶走外来的上层统治者，便可成立国家，而地方的精英分子——匈牙利和波兰的士绅，挪威的中级官僚——更直接地提供了政治骨干，有时还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民族主要基地（参见《革命的年代》第七章）。整体而言，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于1848年至19世纪60年代于北欧、西欧和中欧宣告结束，然而许多巴尔干和斯拉夫小民族的民族运动，此时才刚刚开始。

在一个民族当中，最传统、落后、贫穷的那些人，通常是最后卷入这种民族运动的人，即工人、佣人和农民。原因不言而喻，他们是跟在“满腹经纶的”精英人物后面。群众性民族主义阶段的到来，一般是在自由民主派的民族主义中产阶层的组织影响之下发动起来的，除非是受到独立工党和社会党的冲击。这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和政治发展息息相关。在捷克，群众性民族主义阶段始于1848年，复苏于专制主义的19世纪50年代，但取得巨大进展的时期，还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19世纪60年代。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条件也更为有利。一个土生土长的捷克资产阶级，此刻已积累了足够财富，得以开设一家有效率的捷克银行，国家剧院等耗资巨大的设施也终于建立起来（国家剧院于1862年临时开幕）。群众性文化组织（例如1862年建立的训练协会）深入农村，奥匈帝国分立之后，许多政治运动都是通过一系列规模很大的露天集会进行的。1868—1871[8]年间总共约有140次集会，参加人数估计有150万人，这些集会将群众性民族运动的新奇之处和文化“国际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这些活动缺少一个合适的名称，捷克人遂从爱尔兰运动中借来“集会”（meeting）这个词，爱尔兰运动是他们要想复制仿效的。（“集会”一词也将被法国人、西班牙人借用于工人阶级的群众集会，这或许是从英国经验中借来的。）不久，一个合适的传统名字发明出来了，叫作“塔博尔”（tabor），其构想是来自15世纪的胡斯（Hussite）运动。“塔博尔”是捷克战斗精神的典范。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用“塔博尔”来称呼他们的集会，虽然胡斯运动与他们并无关系。

这类群众性民族主义是新鲜事物，明显不同于意大利、德国上层精英或中产阶级的运动。此外还有另一种早已存在的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这两种民族主义运动都更加传统，也更加革命，跟地方上的中产阶级毫无关系，因为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无足轻重。但我们能把反对外国统治的农民和山民，那些只是由于感到自己受压迫，由于仇外，由于眷念古老传统、眷念古老信仰，以及模糊的相同种族感才团结起来的农民和山民称为“民族主义者”吗？农民和山民的民族主义只有与现代民族运动紧密联结（原因不计）之时，才称得上是民族主义运动。东南欧这类民族主义是否已与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紧密相关，这个问题还有待商榷。这类民族主义在东南欧的兴起，使奥斯曼帝国的许多部分被毁，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当然它们也产生了自称的民族性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然而，充其量我们只能说那是一种原始的民族主义，就像罗马尼亚人意识到他们的语言与周围的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不同；或是斯拉夫人感觉到某种“斯拉夫成分”的存在，在本书所述时期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曾试图将这种“斯拉夫成分”发展成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其中甚至有些人觉得，东正教徒若团结在俄国这个伟大的东正教帝国之下，将可使泛斯拉夫主义在这个时期成为一股现实力量。［泛斯拉夫主义对保守的俄国王室政治家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几个小斯拉夫民族是有利的，因为泛斯拉夫主义可扩大俄国的影响力，可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小斯拉夫民族提供一个强大的同盟军，也许还可提供一个希望组织“适当的”大民族而非一群没有生存能力的小民族的希望，但这个希望很渺茫（对巴枯宁那个革命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大可嗤之以鼻，斥之为乌托邦）。所以左派强烈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因为俄国被认为是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然而，这些运动中有一个却毫无疑问是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尔兰。爱尔兰在1848年前就有个秘密的兄弟会革命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The 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即芬尼亚勇士团），至今仍然存在的爱尔兰共和军，就是这个秘密革命组织的后代，是同类组织中存在时间最久的一个。农村广大群众支持民族主义政治家，这本身毫无新鲜之处，因为爱尔兰被外国征服，遭受压迫，又很贫困，再加上地主阶级将英国新教强加在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农民头上，光是这点就足以将最不关心政治的人都动员起来。在19世纪上半叶，这些群众运动的领导人都属于爱尔兰中产阶级，他们的目标相当温和，只希望与英国取得妥协（教会支持这一目标，它是那时唯一具有作用的全国性组织）。芬尼亚勇士团是以反抗英国、争取独立为宗旨，最早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它的不同凡响之处便是完全不和中产阶级温和派发生关系，其支持完全来自广大群众，尽管有教会和部分农民公开表示敌意。它是第一个提出脱离英国，争取完全独立的组织，并主张以武装暴动达到此目标。虽然它的名称来自爱尔兰古代神话故事，它的思想却是非传统的。虽然它那世俗的甚至反教会的民族主义无法掩盖下列事实：对爱尔兰芬尼亚勇士团的广大群众而言，爱尔兰人的标准是（今天仍是）信仰天主教。他们全心投入一个由武装暴动赢得的爱尔兰共和国，完全忽视了社会计划、经济计划，甚至国内政治计划，而那些持枪起义者与殉国者的英雄传奇，直到今天对那些想要清楚陈述其内容的人而言，仍旧太过强烈。这就是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的“爱尔兰共和传统”，它在北爱尔兰的内战和“临时”的爱尔兰共和军中又重新出现。芬尼亚勇士团的成员准备与社会主义革命者结盟，有些人准备承认芬尼亚主义的革命性质，不过奉劝诸君不要因此产生幻想（马克思鼎力支持他们，并与芬尼亚勇士团领导人保持通信）。

但是我们也不应低估一个受到广大爱尔兰劳工大众经济支持的运动（这些劳工大众因贫穷所逼、因仇恨英国而跑到美国），不应低估它的独特之处和历史意义，须知这个运动的成员均来自移居美国和英格兰的无产阶级——在现今的爱尔兰共和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产业工人——以及来自爱尔兰历史十分悠久的“农村恐怖主义”（agrarian terrorism）大本营里的年轻农民和农业工人，这个运动的骨干就是从这些人当中成长起来的，此外还有具革命性的下层城市白领工人。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已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起义暴动。这个运动预见到20世纪低开发国家革命式的民族运动而抢了先机。这个运动缺少社会主义工人组织作为核心，有的或许只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激励，它使得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造结合在一起，并在这个世纪演变成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爱尔兰根本没有社会主义，更不必说社会主义组织了，芬尼亚勇士团的成员（他们也是社会革命者）只是将土地联盟（Land League）里关于群众民族主义与农村群众不满两者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搞得明确无误而已，迈克尔·达维特（Michael Davitt，1846—1906）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甚至这点也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后，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和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才做到的。芬尼亚主义是自由主义胜利时代的群众民族主义运动。它只想通过革命手段赶走英格兰，为被压迫民族取得完全独立，希望如此可一举解决所有的贫穷、剥削问题，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事情可做。但其效果不佳，因为尽管芬尼亚勇士团的成员有自我克制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但他们组织的暴动（1867年）和侵略（例如从美国入侵加拿大）明显成效不佳。他们偏好突击，像通常那样一下取得了轰动的效应，但也只是一时宣传而已，有时只是喧嚣一阵儿。他们创建了一股为大部分爱尔兰天主教徒争取独立的力量，除此之外，他们提不出其他计划，于是只得把爱尔兰的未来拱手让给一个小农业国家的中产阶级温和派、有钱的农场主和小城市里的商人，这些人接收了芬尼亚勇士团长期奋斗的成果。

虽然爱尔兰的问题很独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本书所述时期，民族主义日益成为一支群众力量，至少在白人国家是如此。《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无祖国”，这个说法虽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不切实际，但是工人阶级的这种意识只能随着政治意识的提高而提高，因为从传统上看，革命本身历来就是非常民族性的事（例如法国），而且新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意识形态家本身也都深深卷入民族问题之中（1848年几乎各国皆是如此）。从实际运作的层面来看，替代“民族”政治意识的，不是“工人阶级国际主义”，而是次政治（sub-political）意识。次政治意识涉及的范围比民族国家的政治意识范围要小得多，甚或完全无涉。曾在民族忠贞和超民族忠贞（例如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之间做出明确选择的左派人士几乎没有。左派的“国际主义”在运作层面上，意味着支持为同一事业进行斗争的其他民族，与他们团结一致，如果本身是政治难民，就准备就地参加斗争，不论身处何方。这跟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信仰也不抵触，就像加里波第、巴黎公社的克吕瑟雷（Cluseret，他曾在美国协助芬尼亚勇士团）以及数不清的波兰战士所表现的那样。

这也可能意味着拒绝接受政府及其他人提出的“民族利益”，然而，在1870年抗议“手足相残”的普法战争的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的对民族主义无动于衷。巴黎公社从雅各宾爱国主义那里获得的支持不亚于社会解放口号；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和倍倍尔（Bebel）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从1848年配合激进民主派的民族主义对抗普鲁士式的民族计划中，获得许多支持。德国工人愤恨的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反动派，而他们对反动派最最不能接受的地方之一，就是反动派将社会民主党人称作没有祖国的家伙，这不仅剥夺了他们当工人的权利，也剥夺了他们做个好日耳曼人的权利。当然，政治意识若不经过某种民族式的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同资产阶级一样，无产阶级作为国际事实而存在的仅仅是个概念。现实中它是不同民族国家或不同种族语言群体的聚合体：英国、法国或多民族的德国、匈牙利或斯拉夫。只要“国家”和“民族”在思想意识上与已经建立组织、统治民间社会的国家和民族相吻合，那么国家方面的政治就是民族方面的政治。

3

然而，不论人们的民族感情有多强烈（当民族变成国家和国家变成民族时），不论对民族的忠诚度有多高，“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从历史上看，它是个新事物，虽然它体现出人类群体某些非常古老的反对“外人”所具有的或他们认为他们具有的共性的东西。实际上，民族是需要被建造的。因此，建立强制推行民族一致性的机制至关重要。机制主要是指国家，尤其是国家教育机制、国家就业机制和军队（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匈帝国皆实行了征兵制）。这一时期先进国家的教育制度发展迅速。用现代标准衡量，大学学生人数仍不是很多。19世纪70年代，德国除神学院学生外，约有大学生1.7万人，居领先地位。其次是意大利和法国，各有9000—10000名大学生，远远落在德国后面。再其次是奥地利，约8000名大学生。[9]除非是受到民族主义的压力，否则大学生的数量增长不大。美国是个例外，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这个时期成倍增长。1849—1875年间，全世界新建了18所新大学，其中9所在欧洲之外（5所在美国，2所在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和日本各1所），5所在东欧，2所很小的大学在英国。中等教育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而发展。中学基本上仍是社会精英们的领地（像大资产阶级，学校是为他们而设的）。在此美国又是个例外，美国的公立“中学”已开始其民主胜利的生涯（1850年美国全国只有100所中学）。在法国，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所占比例从1842年的1/35增加到1864年的1/20。但是中学毕业生——19世纪60年代上半叶平均每年约有5500人——只占达到服役年龄人数的1/55—1/60。当然这比19世纪40年代强多了，那时只有1/93。[10]大多数国家处于两极之间：完全没有教育或教育完全受到限制的国家，例如英国；办教育如饥似渴的国家，例如德国。19世纪80年代德国高中生很可能已达25万人。英国却只有2.5万名男生分布在225所纯私立的学校里，而这些私立学校又被阴差阳错地称为“公学”（public school）。

然而主要的进展是在小学方面。小学教育一般说来不仅是向学生传授语文和算术的基础知识，而且是（也许这点更为重要）向学生强行灌输社会价值观（道德规范、爱国主义等）。这个部分的教育正是以往世俗国家所忽视的，而它的发展恰与群众进入政治密不可分。从英国在1867年改革法案通过后三年便建立国立小学教育体系，以及法国在第三共和国头10年间教育的巨大发展，便可见一斑。进步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从1840年到19世纪80年代，欧洲人口增加33%，而学校里的小学生人数增加了145%。普鲁士学生就学率一向很高，但在1843—1871年间，小学生人数还是增加了50%。在本书所述时期之内，学生人数增加最快的是意大利，增加了460%。统一后15年间，小学生人数增加一倍，其中的原因该不仅是由于它的教育水准落后吧。

对新成立的民族国家来说，这些教育机构至关重要，因为通过学校教育，“国语”便可真正成为其民族的口头和书面语言（在此之前通常得经由个人努力），至少为达到某些目的时必须使用（当广大公众能阅读和书写标准国语时，“大众媒体”——在此阶段也就是新闻界——也就只能使用这种语言了）。学校教育对为了“文化自治”而抗争的民族运动也至关重要。“文化自治”亦即相关的国家机制，例如学校教学和政府行政应使用民族自己的语言。这个问题对文盲并无影响，因为文盲说的方言是从母亲那儿学来的；它也不影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是全盘吸收统治阶级的语言。欧洲犹太人因保住自己的本族语言——从中世纪的日耳曼语衍生出来的意第绪语和从中世纪西班牙语衍生出来的拉迪诺语（Ladino）——而感到满足。母语是他们内部使用的语言，与非犹太人邻居交往时便使用其他方言；一旦他们成为资产阶级，便放弃自己古老的语言，而使用周围贵族和中产阶级的语言：英语、法语、波兰语、俄语、匈牙利语，特别是德语。［一场树立意第绪语和拉迪诺语为标准语的运动开始于19世纪中期，后来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而非犹太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继续进行这场运动。］但此时的犹太人还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未能给予民族语言足够的重视，也未能占有一块领土，致使许多人不相信他们能成为一个民族。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对来自落后民族或次要民族的中产阶级精英们也十分重要。他们对有些本地人靠其母语便是官方语言遂能占据要职的现象感到不平，即使他们（例如捷克人）被迫具备的双语才能使他们在事业上比只会说德语的波希米亚人占有优势，他们仍然耿耿于怀。为什么克罗地亚人要成为奥地利海军就得学会意大利语，一个小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呢？

然而，当民族国家建立后，当公职和伴随着进步文明而来的职业大量增加时，当学校教育更加普及时，尤其是当人口流动促使农业民族都市化时，这种不平便得到日益增多的普遍共鸣。对学校和教育单位来说，强行使用一种语言授课，也就意味着将某种文化、某种民族意识强加在众人身上。这在单一民族的地区毫无问题：奥地利1867年宪法承认小学教育可用“当地语言”。但是移居到德国城市里的斯洛文尼亚人或捷克人为什么要被迫成为德国人后才能学会识字呢？他们开始要求到本族学校上学，即使他们是少数民族。为什么布拉格或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即莱巴赫（Laibach）的捷克人或斯洛文尼亚人要用外国语来读马路上的街名和市里的法令法规呢？需知他们已将日耳曼人从多数民族减到最小的少数民族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那一半问题十分复杂，以致政府不得不考虑到多民族问题。如果其他政府利用学校教育这个强大无比的武器来组建民族，系统地进行马扎尔化、德国化、意大利化，那又将怎么办呢？民族主义的一大怪事是，在组织自己的民族时，其他人就会面临或被同化，或接受屈辱地位的处境，因而这部分人便自动产生反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时代并未真正弄懂这个似怪不怪的问题。其实自由主义时代并不理解它所批准的“民族原则”要靠它自己去体现，并在适当情况下给予积极支持。当时的观察家认为（好像也这样做了）民族和民族主义大体说来尚未形成，但可铸成。毫无疑问，他们是对的。例如美国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建立的：数百万欧洲人远涉重洋来到美国，他们很轻易地便快速放弃对其祖国的政治忠诚，也不要求承认自身语言、文化的正式地位。美国（或巴西，或阿根廷）不是多民族，而是将移民吸入自己的民族。在本书所述时期，事实就是这样发生的，虽然移民社团并未在新世界这个“大熔炉”里失去自己的特性，他们仍然清醒自豪地成为爱尔兰人、德国人、瑞典人、意大利人等等。移民社团可能是他们原来祖国的一支重要民族力量，就像美国的爱尔兰人在爱尔兰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然而在美国，他们的重要性主要只针对参加城市选举的候选人。居住在布拉格的德国人，光是他们的存在就给哈布斯堡王朝造成影响深远的政治难题；然而居住在辛辛那提或密尔沃基（Milwqukee）的德国人就没有为美国造成任何问题。

所以，民族主义看来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框架内还是容易处理的，而且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一致的。据说民族的世界就是自由的世界，一个自由的世界是由民族组成的。未来将显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

[1]Ernest Renan, ‘What is a Nation’in A. Zimmern (ed.), Modern Political Doctrines (Oxford 1939), pp.191-2.

[2]Johann Nestroy, Häuptling Abendwind (1862).

[3]Shatov in F. Dostoievsky, The Possessed (1871-2).

[4]Gustave Flaubert, Dictionnaire des idée reçues ( c. 1852).

[5]Waiter Bagehot, Physics and Politics (London 1873), pp.20-21.

[6]Cited in D. Mack Smith, Il Risorgimento Italiano (Bari 1968), p.422.

[7]Tullio de Mauro, Storia linguistica dell’Italia unita (Bari 1963).

[8]J. Kořalka, ‘Social problems in the Czech and Slovak national movements’ in: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s Mouvements Sociaux et des Structures Sociales, Mouvements Nationaux d’ Indépendance et Classes Populaires (Paris 1971), I, p.62.

[9]J. Conrad, ‘Die Frequenzverhältnisse der Universitäten der hauptsächlichlichsten Kulturländer’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1891) 3rd ser. I, pp. 376 ff.

[10]I am obliged to Dr R. Anderson for these data.

第六章　民主力量

资产阶级应该知道，民主力量已在第二帝国期间应运而生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这种力量根深蒂固，重新发动反对民主的战争无疑是极不理智的。

——亨利·阿兰·塔尔吉，1868年[1]

但是，由于民主的进程是社会整体发展的结果，所以一个掌控较大政治权力的进步社群，必须在此同时保护国家免于民主的暴行。民主力量无论在什么地方一时占了上风，都应立即加以镇压。

——T.厄斯金·梅爵士，1877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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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民族主义是这个阶段各国政府所承认的一种力量的话，那么，民主，或者说一般人在国家事务中日益增强的作用，就是另一种历史力量了。在本书所述时期，民族主义已成为群众运动，就此而言，民族主义和民主这两种力量又是同一回事。毫无疑问，就这点来说，几乎所有激进的民族主义领导者，都认为民族主义和民主是同一种力量。然而，我们认为，尽管以新兴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其他团体，主张发起至少在理论上将共同的国际阶级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运动，但实际上，由农民等普通人组成的大团体，仍然没有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甚至在参政受到高度重视的国度亦然。在统治阶级眼中，重要的并非群众所信奉的事物，而是他们的信念如今已成为政治必需的考虑之一。从定义上讲，群众是为数众多、愚昧而且危险的，正是由于他们十分单纯，眼里看到什么就信什么，所以也最危险，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统治者对他们的痛苦漠不关心，看到的是一条简单的逻辑：既然他们占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政府就应当首先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在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里，这一点已经显得越来越清楚，即政治制度迟早将不得不让“群众”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以下这点也很清楚，即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基本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已经无力从理论上防止这种情形发生。自由主义政治组织的特有形式，就是经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来组成代议政府。此政府代表的（如同封建国家一样）不是社会或集体的利益，而是个人的总和以及法律上平等身份的总和。当政者从自身利益考虑，也出于小心谨慎和某种普通常识，很可能得出下列看法：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决定政府的重大政策。不识时务者不如大学毕业生；因循守旧者不如思想开明者；无所事事的穷人不如那些可以通过正当手段发家致富的干练之士。然而，这种论点不仅缺乏说服力，而且在社会底层民众眼中，它有两大弱点（对最保守的人来说，情况当然又很不同了）。如果法律上人人平等，那么在理论上就不能将人做出这种区分。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流动和教育进步（两者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使得中产阶层与下层社会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因此在现实社会中也很难将人们清楚划分。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值得尊敬的”工人与中产阶级一道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也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采纳了资产阶级的行为标准，那么这条界线应画在哪里呢？无论这条界线画在哪里，只要它是涵括了多数的那边，其中就可能包括相当一部分不支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若干观点的公民，以及竭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人（而资产阶级认为这些观点对社会繁荣是不可或缺的）。此外，最具决定性的一点是，1848年革命已经证明，群众已有能力冲入统治者的封闭圈内；工业社会带来的进步，更使他们造成的压力甚至在非革命时期也越来越大。

19世纪50年代给了大多数统治者一个喘息机会。十余年间，他们不必再为欧洲会发生这类问题而忧心忡忡。然而，当时已有一个国家，其政治和宪法的时钟已经无法逆转。在法国，由于过去已经发生过三次革命，因此想再把群众排除在政治之外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从今往后都必须受到“驾驭”。路易·拿破仑（即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从此成了更具现代性的政治试验场，尽管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对日后的政治管理形式启发不大。这种试验迎合了那些不可思议的头面人物的口味，只是与他们的才智不太相称。

拿破仑三世在与公众的关系方面一直很不顺利。他很不幸，因为他未能把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能言善辩之士全都纳入旗下。光是马克思和雨果的联合抨击，就足以消除人们对他的记忆，这还不包括那些次要但在当时也同样具战斗力的新闻界人才。他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事业中的失败，也使他臭名昭著。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幸免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是因为这个恶棍、疯子和令人恐怖的人物，在通往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大灾难的道路上，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事情，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得到其随从人员的忠诚支持。拿破仑三世显然不像希特勒那么非凡，也不像希特勒那么疯狂。一个在谋略上败给加富尔和俾斯麦，一个才打了几个星期的仗其政治支持便下降到危险点的人，一个把“拿破仑主义”从作为法国的一支主要政治力量到变成一桩历史逸事的人，当然不可避免地会被讥讽为是“无足轻重的拿破仑”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拿破仑三世根本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原想借助普法战争重建自己和法兰西的声名，却被这场战争吓得瑟瑟发抖。这位不够坦诚、表情阴沉却经常展示其魅力的人，这位留着络腮胡、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人，似乎只是因其官阶最高而成为帝国的当权者。

他基本上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然而，命运和个人背景使他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角色。在1848年之前，作为法兰西帝国皇位的觊觎者，他不得不从非传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尽管人们对他声称他是波拿巴家族成员表示怀疑。他成长于民族主义鼓吹者和圣西门主义者的社会环境中［他本人加入过烧炭党（Carbonari）］。这种经验使他坚信，或许过分坚信民族主义和民主等历史力量的必然性，也导致他对社会问题和后来对他有所裨益的政治手法坚信无疑。革命给他带来了机会，因为革命以压倒性多数选举姓波拿巴的人为总统，当然，动机各不相同。事实上他不需要通过选举掌权，1851年政变后，他也不需通过选举宣布自己为皇帝。但是，如果他不先取得选票的认定，光凭他耍阴谋诡计的能力是不可能说服那些将领和所有有权力、有野心的人支持他的。除美国之外，他是第一个通过全民（男性）选举当政的大国统治者，这点是人们永志不忘的。当政之后，他继续像最早经由公民投票产生的恺撒，更确切地说像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那样运用选举制度（选举产生的代表制议会根本无足轻重），1860年以后，也越来越常采用当时已习以为常的议会制度。由于他相信这是当时业已为人们所接受的历史事实，因此，他也许认为，他也不可能抗拒这种“历史力量”。

拿破仑三世对选举政治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人们对这一点饶有兴趣。作为一名“议会政治家”，他玩了当时一般政治家都玩的政治游戏，即把议会中足够多数通过选举产生的议员纠集起来，组成松散易变的联盟，给它贴上一个绝不可能与现代政党相混淆的、含糊不清的意识形态标签。因此，例如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之类的七月王朝政治家，以及未来第三共和国的杰出人士如法弗尔（Favre，1809—1880）、费里（Ferry，1832—1893）和甘必大（Gambetta，1838—1882），才得以在19世纪60年代或恢复其名誉地位，或自此名闻遐迩。拿破仑三世在玩弄这种游戏方面并非特别成功，尤其是当他决定放松对选举和新闻出版机构实施有力的官方控制之后。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为选举制度而奋斗的人，他还保留了公民投票这项武器（这点又像戴高乐将军，只是比戴高乐更加成功）。在1852年的公民投票中，他一鸣惊人地以压倒性多数或者说权威性的票数获胜。尽管那次公民投票受到了相当严密的“监控”，他还是以780万赞成票、24万反对票和200万弃权票的绝对优势取胜，甚至在他垮台前夕的1870年选举中，他仍能保持一种日趋恶化的议会制局面，以740万票对160万票的多数获胜。

这种公众支持是没有经过政治组织的（当然，通过官僚政治施加的压力除外）。拿破仑三世不像现代民众领袖那样，他没有进行“运动”。作为国家元首，他当然也不需要。公众的支持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他本人就很希望得到“进步人士”的支持——雅各宾共和派总是那么高不可攀，他们的选票集中在城市里——同时他也希望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与正统的自由党人相比，他更加重视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政治重要性。然而，虽然他有时也得到诸如蒲鲁东之流的无政府主义重要代言人的支持，而且也的确为调停、平息19世纪60年代日益高涨的劳工运动做过认真的努力——他于1864年使罢工合法化——但还是未能打破劳工与左派之间传统契合的密切关系。因此，他实际上依靠的是保守势力，特别是占这个国家2/3的西部农民。鉴于这些理由，他毕竟还是拿破仑，是坚决反对威胁财产的反动政府，是罗马教皇的保护者——这是拿破仑三世出于外交原因竭力想要避免，但由于国内政治原因又无法避免的局面。

但是，从拿破仑三世与法国农民之间的实质关系来看，他的统治似乎更具意义。马克思曾对法国农民做了以下评述：

无论是经由议会还是政治会议，农民都不可能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加强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他们不可能代表他们自己，他们必须由别人代表。他们的代表必须同时是他们的主人，是他们的权威，是保护他们免遭其他阶级的损害，并给他们送来雨露和阳光的无限政治力量。操纵权力的人即将自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小农终于在这些人身上找到表达政治影响的方式。[3]

拿破仑三世就是这种权力的执行者。他是第一个与“不能以自己阶级名义获得本阶级利益”的广大群众建立关系的政治人物。20世纪的许多政治家——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以及以最危险形式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者——都将再次发掘他所倡导的那种与民众的关系。他们还将发现，还有其他的阶层在这方面与大革命后的法国农民极其相似。

在19世纪50年代，除了瑞士的革命宪法保持不变外，其他欧洲国家都不是在成年男子普选的基础上当政的（瑞士国会议员是由不受财产资格限制的20岁及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选出，但上议院议员是由州代表选出）。有一点也许是人们应该注意的，即甚至在民主进展顺利的美国，选举投票率也要比法国低得多：1860年美国大选共有470万选民投票，林肯仅以不到其中半数的选票当选总统。一般说来，除了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萨伏伊公国之外，议会在其他国家几乎都不具真正的权力或影响力，它们的情形都非常相似，或是通过非常间接的选举产生，或是有点儿类似古老的“等级会议”，或是对选民和候选人的年龄、财产做出或多或少的严格规定。这种选举而成的议会，几乎不可避免地都受到更加保守的上议院的攻击和制约。上议院议员大多数是指派的，或是世袭的，或是由于官职而自然成为上院议员。在英国的2750万总人口中，约有100万人拥有选举权，其选举限制肯定比比利时少，比利时的470万人口中，只有大约6万具有选举资格，但英国既不民主，也不打算实行民主。

19世纪60年代群众运动的复苏，使政治不可能脱离民众压力。到本书所述的这个时期末，欧洲只有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继续维持纯粹的专制制度，而普选权再也不是革命政权的显著特点了。新的德意志帝国便是采用普选制选举其国会议员，但很大程度是出于装饰目的。在这10年间，没有几个政府能逃得过人民参政权的明显扩张，只是程度强弱不等。在此之前，选举只在少数几个国家具有实际意义。这些国家曾为之绞尽脑汁的问题已成了大多数国家的头痛问题——是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还是候选人制；是按“几何图形划分选区”，还是为某一方的利益擅自改划社会和地理选区；上院凌驾下院的审核制度；把权力留给最高行政长官，等等。所幸这些问题在当时还不十分尖锐。英国的第二次改革法案虽将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左右，但仍然不超过人口总数的8%。而在不久前统一的意大利王国，选民仅占人口总数的1%。（根据19世纪70年代中期法、德、美的选举情况判断，这个时期拥有选举权的成年男子实际上只占总人口的20%—25%。）尽管如此，情况还是有了变化。而进一步的变化只能暂被推迟而已。

由于朝代议制政府方向取得不少进展，政治上又有两个问题凸现出来：即中上层社会精英的问题和还未能参与官方政治的贫民问题。用当时英国的术语来说，就是“阶级”和“民众”的问题。在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中间阶层——小店主、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和拥有地产的农民等——他们已经以财产所有人的身份部分卷入这种业已存在的代议政治。无论是旧式庄园贵族和世袭贵族，还是新生资产阶级，都不具数量上的优势。对于这种优势，贵族阶级并不需要，但资产阶级却很需要。由于两者（至少他们的上层）都拥有财富，并在其社群中拥有使他们成为至少是潜在“名流”的个人权势和影响力，因而他们都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唯独那些贵族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仍顽固反对选举制度：英国坚持上议院制，普鲁士和奥地利国会用臭名远扬的额外代表制方式坚持“阶级选举权”，有的则坚持残存的——但很快便消失的——古老封建阶级制度。此外，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在君主政体中一般仍能获得有系统的政治支持。君主政体毕竟仍是欧洲国家的主要政体形式。

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拥有巨大财富，他们已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肩负历史的使命，因而他们以及他们的思想已成为这个时期的“现代”基础。但是，真正使他们变成政府体制中的一股力量的，是他们动员非资产阶级支持的能力。因为非资产阶级拥有人数上的优势，当然也就拥有选票上的优势。如果丧失这一点，如同19世纪60年代末在瑞典所发生的那样，又如同后来在其他地方因真正的群众政治高涨而很快发生的那样，他们就会在选举方面，至少在全国政治中，沦为势单力薄的少数（在地方政治方面，他们还能维持一种较好的局面）。因此，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继续得到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比较少见）的支持，至少要当这些阶级的霸主。广义上来说，在这个历史时期，他们是成功的。在代议政体中，一般都由自由党（通常为城市工商阶级的政党）掌权或执政，仅偶尔有所中断。在英国，从1846—1874年间一直都是自由党执政；在荷兰，至少1848年以后的20年间是这样；在比利时，1857—1870年间是如此；在丹麦，直到1864年令人震惊的失败之前，也或多或少是如此。在奥地利和法国，从19世纪60年代中叶到19世纪70年代结束，他们一直是各届政府的主要正式的支持者。

然而，自此以后，来自下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更民主激进的一翼从他们之中分裂出来。这种激进派是进步的、主张共和的，但此时尚未成为独立的势力。在斯堪的纳维亚，农民团体从自由党退出，变成“左派”，例如1848年的丹麦，19世纪60年代的挪威；或者变成反对城市的压力团体，例如1867年的瑞典。在普鲁士（德国），以西南部非工业区为基地的民主激进派余党，1866年后拒绝跟随资产阶级的国家自由党人（National Liberals）与俾斯麦结盟，他们当中有些人加入了反普鲁士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在意大利，当温和派成了这个新近统一的王国的中流砥柱之际，共和党人仍继续扮演其反对者的角色。在法国，资产阶级长期无法在自己的旗帜甚至在自由党的旗帜下行进，其候选人打着越来越具煽动性的旗号来寻求民众支持。“改革”和“进步”让位给“共和”，“共和”又让位给“激进”，甚至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又让位给“激进的社会主义”。在一次次的变化中，每次都隐藏了一批新一代具有相同本质的蓄着络腮胡、身着礼服外套、能言善辩和夸夸其谈的立法改革者。当他们在选举中战胜左派之后，便迅速地转向温和。唯独在英国，激进派长期属于自由党的一翼。也许这是因为在英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未形成一个阶级，不像其他地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已取得政治独立地位。

不过，实际上自由党仍然是有权势的，因为它提出了唯一一套被认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德国人称之为“曼彻斯特主义”）；也是因为在科学、理性、历史和进步等问题上，无论持何种观点的人，几乎都一致认为它代表了这些事物的力量。从这个意义来说，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政治家和文职人员，无论其意识形态为何，几乎都是自由党人，就像当今的政治家和文职人员都不是自由党人一样。激进派拿不出一套能够取代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在那个时期，要他们和真正的反对党联手反对自由党，即使并非不可能，但至少对他们来说在政治上是不可思议的。激进派和资产阶级都是“左派”的组成部分。

真正的反对党（“右派”）来自那些反抗这种“历史力量”的人（不论他们持什么观点）。在欧洲，很少有人真正希望如1815年后的浪漫反革命分子一样恢复到旧制度时代。他们的目的全在于阻止，或者说仅在于减慢目前这种令人恐惧的进步。我们可从那些主张“运动”和“稳定”、“秩序”和“进步”不可偏废的知识分子身上找到最佳诠释。因此，保守主义的主张往往很容易赢得自由资产阶级中某些派别的赞赏，因为他们已感到进一步发展将会有引狼入室的危险，使革命再度逼近。有些特殊团体的眼前利益与自由党现行政策直接发生冲突（例如农民党和保护主义者）；也有些派别并不是出于反对自由党政策而反对自由党，如比利时的佛兰德斯人，他们憎恨本质上是瓦龙人的（Walloon）资产阶级以及瓦龙人的文化统治。保守党自然得到这部分人的支持。还有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在农村社会中，亦即家庭或地方敌对势力自然会被与他们关系不大的意识形态二分法所同化。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z）的小说《百年孤独》（A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中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Aureliano Buendía）上校，在哥伦比亚的穷乡僻壤组织了总共32次自由党起义中的首次暴动，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自由党人，也不是因为他懂得这个词的含义，而是因为他曾遭到一位当地官员的凌辱，而这位官员恰好也是保守党议员。可能出于逻辑上或历史上的原因，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肉商大都为保守党人（是否与农业有关？），而杂货商又绝大多数为自由党人（是否与外贸有关？），但其中的原因都未得到证实。然而，需要解释的也许不是这一点，而是为什么这两类无所不在的店主不持同一种观点呢？按常规，无论什么样的观点，他们都应能求得一致才是。

从本质上看，保守主义者依靠的力量是：强调传统、坚持陈旧而且秩序井然的社会以及墨守成规、不求改变且反对新兴事物的人群。因此，在这方面，发挥官方教会和官方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凡是自由主义赞成的，都对两者形成威胁；同时两者还能动员十分强大的力量去反对自由主义。还有一点就更不用提了，即组织第五纵队打进资产阶级权力中心，办法就是利用资产阶级妻女遵从孝道、恪守传统美德的特点以及利用牧师控制婴儿的洗礼、结婚典礼和葬礼，教会基本上掌握控制了一大部分教育优势。双方都在激烈争夺这些领域的控制权，事实上，这场争夺战成了许多国家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

所有官方教会实际上都是保守的，罗马天主教尤其如此，因此，它自然成为坚决与不断高涨的自由浪潮作对的阵地。1864年，罗马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在《现代错误学说汇编》（Syllabus of Errors）中，明确提出他的观点。此汇编谴责了80条错误，宣称它们都是不可饶恕的，其中包括“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否认上帝创造人类及世界）、“理性主义”（使用与上帝无关的推理）、“温和的理性主义”（拒绝基督教对科学和哲学的监督作用）、“信仰无差别论”（indifferentism，因为它主张自由选择宗教或者不信宗教）、世俗教育、政教分离，并对下述观点（第80条）进行总批判：“罗马教皇可以并应当与进步、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协调一致。”于是，右派与左派之间的界线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教权与反教权之间的主要界线，后者在天主教国家主要是指公开表示不信教之人，也包括信奉国教之外的小宗教或独立宗教者（英国最为明显，见第十四章）。（一般而言，国教属于少数宗教的情况是异常的。荷兰天主教徒可能就是站在自由党那边反对居主导地位的加尔文教徒。德国的天主教徒既不能参加俾斯麦帝国的基督教右派，也不可能参加自由党左派，遂于19世纪70年代组成一个特殊的“中央党”。）

这个时期在“阶级”政治方面的新产物，主要是自由资产阶级开始成为立宪政治舞台上的一股力量。其原因是专制主义在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即在占欧洲人口1/3的地区）的明显衰落（在欧洲大陆，大约有不到1/3的人口还生活在资产阶级尚无法发挥这类作用的政府统治之下）。定期刊物的发展情况——除了英、美之外，定期刊物几乎仍全是以资产阶级为读者——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变化：1862—1873年间，在奥地利（不含匈牙利），定期刊物的数目从345种增加到866种。而定期刊物的宣传内容对1848年前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来说，并没有什么不熟悉之处。

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权仍然受到极大限制，因而不可能实行现代政治或其他任何群众政治，其实，中产阶级的生力军往往可以取代他们声称要代表的真正的“人民”。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那不勒斯和巴勒莫的选举中，分别有37.5%和44%的选民资格是得自他们大学毕业生的身份。但这是极其个别的例子。即使在普鲁士，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863年的选举，自由党虽然获胜，但情况并不令人难忘。在那次选举中，选民资格已受到严格限制。即使如此，只有2/3的选民才会不厌其烦地到城里去投票，结果是自由主义者获得67%的选票，实际上只代表25%的选民。[4]19世纪60年代，自由主义者在这些选举权受到限制、选民反应冷淡的国家中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除了说明这个选举结果只能代表那些体面的自由市民的观点外，难道还能说明其他问题吗？

在普鲁士，至少俾斯麦就认为选举结果无法说明其他问题。因而他只管统治，不与议会商量，从而简单地解决了自由党议会和王室之间的本质冲突（双方曾在1862年的军队改革方案中发生冲突）。由于支持自由党的人，除资产阶级以外再无他人，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也不愿动员任何真正的力量（无论是武装的还是政治的），因此任何有关1640年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或者1789年三级会议的说法，也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反，在一些落后国家，自由党人虽然处于少数派地位，但仍极具实力。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存在着自由党地主，他们对所在地区的控制实际上超过了政府的影响；或者说存在着已经声明代表自由党利益的官员。这种情况只在几个自由党执政的国家出现过。）俾斯麦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资产阶级以外的阶级都动员起来，才可能爆发真正的革命；同时也因为商人和教授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自动去设置路障。但这并未妨碍俾斯麦实施自由资产阶级的经济、法律和意识形态纲领，只要这些纲领能与信仰新教的普鲁士君主国的政治实情相配合，即地主贵族阶级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实情。他不希望迫使自由党人和广大群众结成令人失望的联盟。总之，资产阶级的纲领显然是当代欧洲国家必然要经历的发展程序，或者说，这至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诚如我们所知，他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大多数自由资产阶级接受了俾斯麦提出的“纲领减去政治权力”的方案——他们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并于1866年改称为国家自由党。该党在本书所述时期的剩余时间里，成了俾斯麦在国内玩弄政治花招的基本力量。

俾斯麦和其他保守党人都懂得，无论是什么样的群众，都不是可以和城市商人相提并论的自由党人。所以，俾斯麦和保守党人有时候认为，他们能够抑制自由党人扩大公民权的威胁。他们甚至可能像英国保守党创始人之一的迪斯累里在1867年和比利时天主教在1870年所做的那样，将这种想法付诸实现。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群众想象成跟他们同样的保守主义者。毫无疑问，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农民还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向来自动支持教会、国王或者皇帝以及僧侣统治集团，反对城里人的邪恶图谋。在法国，西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甚至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还投票选举波旁王朝的支持者。还有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如同英国的民主无害理论家白哲特在1867年颁布改革法案之后指出的那样，包括工人的多数群众，他们的政治行为是受到“他们上司”控制的。但是，群众一旦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早晚会做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正式演员，不会永远像个单纯的临时演员，在戏剧中扮演精心设计的不重要角色。此外，许多落后地区的农民可能还是保守党的依靠对象，但在工业日渐繁荣的城市地区则非如此。城市居民所希望的不是传统的自由主义，但是，传统的自由主义也不一定就受到保守主义统治者的欢迎，特别是不一定受到那些致力于真正的自由经济和社会政策者的欢迎。在1873年之后的经济萧条和不稳定年代里，这一点变得特别明显。

2

在政治领域异军突起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最危险社群，是新生无产阶级，其数量因20年的工业化而壮大。

工人运动没有因为1848年革命和此后10年经济发展的失败而遭到致命摧毁。那些研究新社会的未来，将19世纪40年代的动乱转变成“共产主义幽灵”，给无产阶级提出一个有别于保守派、自由派或激进派政治前景的各式理论家，有的被捕入狱，例如布朗基；有的被流放，例如马克思和布朗；有的被人遗忘，例如皮奎尔（Pecqueur，1801—1887）；有的三者兼而有之，例如卡贝（Cabet，1788—1857）；有些人甚至与当局言归于好，就像蒲鲁东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占有一席之地一样；有人相信资本主义即将灭亡，但时代显然不站在他这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后的一两年内曾希望再次爆发革命，后来又曾把希望寄托于下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即1857年那次），但自那以后，他们也顺应潮流，将革命视为一种长期的打算。如果说社会主义已经彻底消亡，或许稍嫌夸张，然而甚至在英国，那些土生土长的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许都舒舒服服地进入略嫌窄小的官邸享福去了，也许1860年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一个不是在1848年就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了。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个间歇期强迫他们暂时脱离政治。这个隐晦时期使马克思得以将其理论锻炼成熟，并为其《资本论》打下基础，但马克思本人不知感恩。与此同时，幸存下来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以及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政治组织都纷纷垮台了，例如共产主义者同盟垮于1852年；或者逐渐沦为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组织，例如宪章运动。

然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依然存在，而且只会渐渐壮大，但他们的经济斗争和自卫行动比以往更有节制了。除了英国部分的明显例外之外，工会和罢工几乎在欧洲所有地方都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但是，那些互助会（Mutual Aid Societies）和合作组织——在欧洲大陆一般为生产组织，在英国一般为商店——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谈不上特别兴盛：在意大利这类互助会势力最强的皮埃蒙特地区，1862年互助会的平均人数也不足50人。[5]只有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奇怪得很）美国，工人的工会组织才具有重要意义。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工人工会，主要是由具有阶级意识的英国移民组织而成的。

在英国，除了机器制造工业的熟练工匠和较古老行业的手艺人之外，棉纺工人也保持了强大的地方工会，这些工会在全国建立起有效的联系，而且有一两次，即1852年的工程师联合工会、1860年木匠和细木工人联合工会，它们曾在财政上（如果不能说在战略上的话）协调了全国社团。它们虽然只是少数，却不是可以忽略的少数，而且在熟练工人中它们有时还占多数。此外，它们还为工会制度的迅速扩大打下了基础。美国的工会组织比起其他地方算是比较强的，尽管后来证明，它们未能抵挡住19世纪末那场真正飞快发展的工业化冲击。然而，与组织有序、有劳动者天堂之称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工会相比，美国工会只能算是小巫。澳大利亚的建筑工人实际上早在1856年就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很快其他行业也都实行此制度。在这个人口稀少而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中，工人讨价还价的地位高于其他任何国家。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将数以千计的人们引至他方，留下来没跟着去冒险的工人，其工资却因之提高了。

敏感的观察家并不认为这类不甚重要的工人运动会维持很久。其实，大约从1860年起，形势已经很明显，无产阶级正与19世纪40年代的风云人物一道重返历史舞台，不过情绪不是那么狂暴。它以未曾预料到的快速度出现了，接着又很快形成了与其后来运动相一致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这种成长过程是政治行为和工业行为的奇怪结合，是各种激进主义从民主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的奇怪结合，是阶级斗争、阶级联盟和政府或资本家让步的奇怪结合。但是，首先它是国际性的，这不仅因为它像自由主义的复活那样，在各个国家同时产生，而且也因为它与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密不可分，或者说与激进左派（1848年前那个时期的遗产）的国际团结密不可分。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组建为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即马克思的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1864—1872），并受其领导。《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无祖国”的提法是否确切，可能尚有争论：法英两国有组织的激进工人必定都是爱国者，法国革命传统向来就是众所周知的民族主义（见第五章）。但是，在生产要素自由移动的经济领域中，即使连不注重意识形态的英国工会，也已意识到制止雇主引进劳工的必要性，因为这些劳工会破坏罢工的效果。对于所有的激进者来说，无论什么地方的左派成败，都似乎与他们自己的成败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在英国，国际工人协会是再度复活的选举改革活动和一系列国际团结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64年与加里波第的意大利左派相结合，美国内战期间与林肯及北方相结合，1863年与不幸的波兰人相结合，等等。所有这类运动都曾以最少的政治色彩和最多的“工会主义”加强了工人运动。不同国家之间的工人所进行的有组织接触，必然会对各自的运动产生反响。譬如，拿破仑三世在他允许法国工人派遣一个大型代表团赴伦敦参加1862年举行的一次国际展览后，就发现了这一点。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于伦敦，并很快落入能干的马克思之手。它是英法工会领导人和旧时欧洲大陆革命总参谋人员的奇怪结合。英国工会领导人有其传统的岛国孤立性和自由激进倾向，法国工会领导人的意识形态相当混杂，但更“左”倾些；而欧洲大陆革命者们则各有各的观点，且越来越无法协调。他们在思想领域的斗争最终毁了第一国际。由于有许多历史学家一直在研究他们，所以我们无须在此多费笔墨。广义而言，第一次重大斗争是发生在“纯粹的”（实为自由或自由激进的）工会主义者和那些更具野心的社会改革者之间，结果社会主义者赢得胜利，尽管马克思小心翼翼地不让英国人（他的主要支持者）参与这场斗争。随后马克思和其支持者又迎接（并击败）了蒲鲁东“互助论”（mutualism）的法国支持者和阶级意识强烈、反对知识分子的好斗手工匠的挑战；接着又遭到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联盟的挑战，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联盟更为可怕，其秘密组织和派别的纪律相当严格，活动方式也绝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见第九章）。由于再也无法维持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控制，马克思遂于1872年不动声色地取消了国际工人协会，将总部迁往纽约。至此，工人阶级大动员的脊梁被折断了，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既是其中的一部分，又在一定程度上扮演协调角色。但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还是取得了胜利。

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点是难以预料的。1863年以后，只有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在德国得到发展。［如果我们把1872年流产的美国国家劳工改革党（National Labour Reform Party）除外，实际上只有一个不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支配的全国性政治工人运动。美国国家劳工改革党是全国劳工联盟（National Labour Union，1866—1872）的政治延伸，这个野心勃勃的劳工联盟乃是隶属于国际劳工组织。］这指的是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5）的成就。拉萨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鼓动家，由于贪恋高度放荡的私生活而自食恶果（他在一次争夺女人的决斗中受伤而死）。如果说他曾跟随过什么人，那么，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但跟随的时间不是很长。拉萨尔的全德意志劳工协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1863年）是彻头彻尾的激进民主派，而非社会主义派。其当时的口号是普选权，但是，它的阶级意识和反资产阶级情绪都十分强烈，而且，尽管起初它的会员人数不算太多，但从组织上看，却很像一个现代的群众党派。马克思不欢迎全德意志劳工协会，而支持一个与它敌对的组织。这个组织是由他的两个更加忠心耿耿（至少是更加可以接受）的弟子所领导。这两个人一个是记者李卜克内西，另一个是才华出众的年轻车木工倍倍尔。这个组织的基地位于德国中部，虽然它更具社会主义性质，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竟与（反普鲁士的）1848年旧革命者的民主左派结盟，遵循一条并非毫不妥协的政策。拉萨尔派几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鲁士运动，它所思考的重心是如何运用普鲁士的方法解决德意志问题。因为这是1866年后明显奏效的一种解决方式，所以在德意志统一的10年间强烈感觉到的那些分歧就不再引人注意了。马克思主义者于1869年和一些从拉萨尔派分裂出来、坚持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纯粹性人士，组成了社会民主党，最后在1875年与拉萨尔派合并——后来证明是接管了拉萨尔派——组成了势力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运动在不同程度上都与马克思有关。它们都认为（尤其是在拉萨尔死后），马克思在理论上鼓舞了它们，是它们的领袖。两者都把自己从激进的自由民主中解放出来，从而发挥了独立工人阶级运动的作用。而且，（在俾斯麦于1866年赐予德国北部和1871年赐予整个德国的两次普选中）两者都立即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这两个运动的领导人都当选为议员。在恩格斯的出生地巴门（Barmen），早在1867年，社会主义者的得票率就达到34%，及至1871年，更高达51%。

尽管国际工人协会对工人阶级政党并不具直接的激励作用（甚至德国的两个政党均不是它的正式成员），但是，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之所以能以大规模的工业和工会运动形式出现，却与国际工人协会密切相关。国际工人协会至少从1866年起，就开始有系统地进行这种促进工作。国际工人协会实际究竟何时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现在还不大清楚。（国际工人协会恰好碰上第一次国际工人抗争高潮，其中有一些，如1866—1867年的皮埃蒙特毛纺工人罢工等，肯定与国际工人协会无关。）然而，自1868年之后，这类抗争就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而与国际工人协会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运动的领导人越来越引起国际工人协会的注意，甚至已经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士。工人骚动和罢工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远至西班牙，甚至波及俄国：1870年圣彼得堡发生了罢工运动。它在1868年袭击了德国和法国，于1869年控制了比利时（其势力在此维持了若干年），此后不久又侵入了奥匈帝国，最后于1871年到达了意大利（1872—1874年间在意大利达到高潮），并于同年进入西班牙。与此同时，1871—1873年间，英国的罢工也达到顶峰。

新的工会不断涌现，它们赋予国际工人协会群众基础：光是奥地利的数字便足以表明，在维也纳，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者据报道在1869—1872年间，就从1万人发展到3.5万人；在捷克，从5000人增至约1.7万人；在施蒂里亚（Styria）和卡林西亚，则从2000人增至仅施蒂里亚一地就大约有1万人。[6]用日后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数字还不算多，但它却代表着比数字表面大得多的动员力量。据悉，德国工会只在群众大会上做出罢工决定，而且代表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做此决定。这当然使各国政府惊恐万分，特别是在1871年，当国际工人协会群众运动的洪峰与巴黎公社革命正好碰上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见第九章）。

早在19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政府，至少是部分资产阶级，就注意到工人阶级正在兴起的问题。自由主义太拘泥于经济自由放任的正统观念，因此不曾认真考虑社会改革政策。但是，一些敏锐意识到有失去无产阶级支持危险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甚至准备牺牲这项正统观念，在“曼彻斯特主义”从未赢得彻底胜利的国家里，官员和知识分子越来越认真考虑社会改革政策的必要性。因此，在德国，在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影响下，一个称呼很不恰当的“社会主义教授”（Kathedersozialisten）组织，于1872年组成了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政策学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该会提倡用社会改革来代替或者对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一词与更具煽动性的“共产主义”不一样，所有提出国营经济和社会改革之人都可以含混不清地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普遍兴起的时期，该词仍被广泛使用。）

然而，即使把公众对自由市场机制的干预视为某种毁灭性妙方的那些人，现在也都确信，工人组织和活动只要能够驾驭，也必须予以承认。据我们所知，一些更具蛊惑性的政治家，甚至拿破仑三世和迪斯累里等人，都敏锐地意识到工人阶级的选举潜力。在19世纪60年代，整个欧洲都曾修订法律允许某些有限制的工人组织存在以及有限度地举行罢工；更确切地说，就是在自由市场的理论架构中，为工人的自由集体交易留下一席之地。然而，工会的法律地位仍然很不确定。只有在英国，工人阶级及其运动才拥有巨大的政治分量，主要是因为工人占人口多数。在几年的过渡（1867—1875）之后，英国终于建立了一套获得立法通过的完整体制。这对工会主义非常有利，所以工会主义者此后便不断进行尝试，企图削弱工人阶级业已获得的自由。

这些改革的目的，明显在于防止工人阶级以一种独立的，进而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一点在业已建立非政治性或自由激进工人运动的国度里，取得了成功。在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已经强大的地方，例如英国和澳大利亚，一直要到很后期才出现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而且即使在它们成立之后，实质上仍然是非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就我们所知，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工会运动是在国际工人协会时期涌现的，大多由社会主义者领导。从政治上看，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例如，丹麦在1871年成立了以组织罢工和生产合作社为目标的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国际组织在1873年遭丹麦政府解散之后，其各派别遂组成了若干独立工会，后来，其中的大部分又重组为“社会民主联盟”。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最具意义的成就。它既使工人阶级有了独立性，又使工人阶级具备了社会主义性质。

另一方面，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使工人成为造反者。尽管各国政府已经感受到国际工人协会煽起的恐怖，但是国际工人协会并未打算马上发动革命。马克思本人虽然革命性不减当年，但此时也没有把马上革命视为重要的前景。实际上，他对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尝试——巴黎公社——的态度显然是小心谨慎的。他认为，巴黎公社毫无成功的可能性。它可能赢得的最佳效果就是制造一次与凡尔赛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在巴黎公社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后，他以最动人的语句为它写了一篇讣闻，但他撰写这本具有重要意义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未来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他是成功的。但是，当巴黎公社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以及马克思，却保持沉默。在19世纪60年代，他为长远的目标而工作，但对那些短期目标仍持温和态度。只要能建立（至少在主要工业国家）独立的政治性工人运动，（在法律许可的地区）为赢得政权而组织群众，摆脱自由激进主义（含纯粹“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解除左翼思想（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等）的束缚，他就感到满足了。他未曾期盼这些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马克思若真有此想法，他就无异于乌托邦主义者了，因为除了在德国和为数不多的旧时移民当中，马克思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追随者。他既不期望资本主义立即崩溃，也不期望资本主义面临马上被推翻的危险。他只希望迈出组织群众大军的第一步，若能赢得这第一步，他就能和地位牢固的敌人展开长期斗争。

及至19世纪70年代初，工人运动看来似乎连这些并不过分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英国的工人运动仍牢牢控制在自由党人手中，其领导人太软弱、太腐败，竟然还利用他们掌握的决定性选举力量来索取议会席位。法国的工人运动因巴黎公社失败而全线崩溃，在一片废墟之中，除了陈腐的布朗基主义、激进的共和主义和互助论之外，不可能找到比之更好的东西。1873—1875年爆发的工人骚动浪潮，并不曾使工会变得比1866—1868年更为强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比那时更弱了。国际工人协会自此停止活动，它消除不了旧时左派的影响，因而它的失败已是显而易见。巴黎公社革命被扑灭了。欧洲地区的另一场革命（即西班牙革命）也行将结束：波旁家族已在1874年重返西班牙，使下一个西班牙共和国延迟了将近60年。唯有在德国，工人运动有了明显的进展。于是众人得出一个新结论：新革命的前景可能会出现在开发程度较低的国家（在此之前，这点尚不很明朗）。因此，从1870年起，马克思开始把某些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然而，在这些工人运动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最可能动摇英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主要堡垒的那场革命，也失败了。在爱尔兰芬尼亚勇士团也显然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见第五章）。

马克思晚年不乏退缩与失望的情绪。比较而言，他此时的作品很少，而且在政治上也不像以前那样活跃。［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将其遗留下来的大量资料整理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剩余价值学说史》（Theories on Surplus Value）实际上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之前就已经完成。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中，除了一些书信之外，只有《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1875年）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完成的。］然而，根据后见之明，我们可以说19世纪60年代革命有两项成就是永恒的。其一是，从此以后，世界上出现了有组织的、独立的、政治性的、社会主义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其二是，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左派影响力，已经被大大削弱了。结果是使日后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永久性的变革。

这些变化绝大部分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亦即国际工人协会再次复苏之际，仍不明显，国际工人协会此刻主要是作为马克思群众党派的共同阵线。然而早在19世纪70年代，至少已有一个国家面临了这个新问题，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选票（1871年为10.2万张）在短时间的挫折之后，再度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态势明显上升：1874年增至34万张，1877年增至50万张。对于这种发展，没人知道该如何应付。民众既不保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也不准备听从其传统“长官”或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他们的领导者又不可能被同化，因此，他们在这种政治结构中显得无所适从。俾斯麦本来可以为了自身目的而玩弄自由议会主义的把戏，其实他比任何人玩得更好，可是此时他也想不出什么别的高招，只能借由法律手段来禁止社会主义者的活动。

[1]H. A. Targé, Les Déficits(Pa ri s 1868), p.25.

[2]Sir T. Erskine May, Democracy in Europe (London 1877), I, p.lxxi.

[3]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Werke, VIII, pp.198-9).

[4]G. Procacci, Le elezioni del I874 e l’opposizione meridionale (Milan 1956) p.60; W. Gagel, Die Wahlrechtsfrage in der Geschlchte der deutschen, liberalen Parteien 1848-1918 (Düsseldorf 1958), p.28.

[5]J. Ward, Workmen and Wages at Home and Abroad (London 1868), p.284.

[6]J. Deutsch, Geschlchte der österreichischen Gewerkschaftsbewegung (Vienna 1908), pp.73-4; Herbert Steiner,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ziation und die österr. Arbeiterbewegung)’, Weg und Ziel (Vienna, Sondernummer, Jänner 1965), pp.89-90.

第七章　失败者

最近（东方）掀起模仿欧洲习尚的风气，包括借用危险的欧洲艺术。然而西方文明在东方统治者手里不会开花结果，不但无法恢复他们摇摇欲坠的国家，反而会加速其灭亡。

——T.厄斯金·梅爵士，1877年[1]

《圣经》不曾对温馨现代的人类生活给予任何保证……我们必须在所有的东方国家中建立恐怖政府。到那时，也只有那时，现代生活的益处方能得到理解和重视。

——J.W.凯伊，1870年[2]

1

在资产阶级的世界里，“生存竞争”是其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以及生物思想的基本隐喻。在“生存竞争”的环境中，唯有“适者”能够生存。适者不仅有权生存，而且有权统治。对世上那些拥有经济、技术以及军事优势的人来说，他们无往不胜。这些胜利者主要分布在西北欧、中欧以及上述两地移民在海外所建立的国度中（主要是美国），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其余部分，便成了他们的盘中餐。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除去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北非部分地区，几乎没有其他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具有殖民地的形式。（我们暂且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的地区，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撇在一边。它们虽然尚未正式独立，但显然不被视为是“原住民”居住的地区。“原住民”是个中性词，但有很强的轻蔑味道。）大家一致承认，这三个例外地区绝不是不值一提的小地方：光是印度一地，便占1871年世界人口的14%。同时，在本书所述时期，虽然没有增加多少新殖民地，但世界其余地区享有政治独立的国家几乎微不足道。在经济上，它们听凭资本主义摆布，只要它们在资本主义所及范围之内。在军事上，它们的劣势更是显而易见。（西方）炮舰和远征军看来所向披靡。

事实上，当欧洲人在恫吓虚弱的传统政权时，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世界上有许多强悍民族（英国政府官员称他们为“尚武民族”），如果在陆地上与欧洲军队对垒，一定能将欧洲人打得落花流水，虽然在海战中必败无疑。奥斯曼士兵骁勇善战，久负盛名。他们不仅能够镇压反叛苏丹的臣民，将他们斩尽杀绝，而且能够勇敢面对他们最危险的宿敌：俄国军队。奥斯曼帝国因此得以在欧洲列强之间岿然不动，至少延缓了其崩溃。英国士兵对印度的锡克族人（Sikhs）、印度西北部帕坦人（Pathans）和非洲的祖鲁人（Zulus）以及法国士兵对北非的柏柏尔人（Berbers），亦不敢轻视。从经济上看，远征军在非正规战或游击战的不断打击下，遇到严重的麻烦，特别是在边远山区，外国人在这类地区完全得不到支持。俄国人在对付诸如高加索人的反抗中，苦战了几十年。英国人知难而退，放弃直接控制阿富汗的企图，而以监控印度西北边界为满足。最后一点，由少数外国征服者对幅员广阔的大国进行永久性占领是很难如愿的，代价也很高。其实即使不永久占领，先进国家也能将其意志和利益强加在被征服国家身上，因此永久占领看似有些得不偿失。不过从未有人怀疑在必要时永久占领是可以做到的。

因此，对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它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们充其量只能对加诸在它们身上那股越来越大的压力做出一些反应而已。大体说来，任人宰割的那部分世界包括下列四个地区：首先，是伊斯兰世界和亚洲地区的残存帝国或大型独立王国，例如奥斯曼帝国、波斯、中国、日本以及一些较小王国，例如摩洛哥、缅甸、暹罗和越南。除日本之外——日本将另行阐述，参见第八章，这些大国日益受到19世纪资本主义新兴力量的破坏；小国则在本书所述时代结束之后，沦为列强殖民地，只有暹罗因作为英法势力缓冲区而未遭占领。其次，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前的美洲殖民地，在这段时间，它们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再次，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对于这个地区不需多费笔墨，因为它在本书所述时期并未引起多大注意。最后，是已被正式殖民化，或被正式占领的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

上述四类国家都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对于西方正式或非正式的占领，它们应该持什么态度。呜呼白人过于强大，无法拒之门外，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墨西哥东南部尤卡坦（Yucatan）丛林里的玛雅（Maya）印第安人，为了恢复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曾在1847年试图把西方人赶走，实际上由于1847年爆发的“种族战争”（Race War），他们或多或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最终——到了20世纪——龙舌兰和口香糖又将他们置于西方文明的羽翼之下。不过尤卡坦的情况例外，因为地处偏僻，离它们最近的白人国家（墨西哥）又太弱，英国在它们旁边倒是有块殖民地，近在咫尺，但英国人并没有去恫吓它们。善战的游牧民族和山区部落民族可能吓得白人不敢进犯。我们可以想象，白人之所以很少前往那些地区是由于力量不足，而非山高路远，或是经济效益不高。对于那些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但具完善政治组织的国家来说，问题并不是可不可能避开白人文明世界，而是应如何看待它的影响：是照搬照抄，还是坚决抵制，或两者兼而有之，仅此而已。

世界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地方有两类已在欧洲统治下被迫进行“西化”，或正处于“西化”过程之中：它们就是美洲的前殖民地和实际已成为殖民地的地区。

拉丁美洲已摆脱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的地位，而成为法律上众多主权国家的集合体。这些主权国家在西、葡留下的机制上，又加上一套大家熟悉的19世纪（英国和法国）自由中产阶级的机制和法制。西、葡留下的机制主要是带有地方色彩的罗马天主教机制。罗马天主教在当地人民的生活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地位。当地人多半指印第安人，在加勒比海和巴西沿海地区主要为非洲人。［来自非洲的奴隶仍继续信奉他们的宗教（或多或少已与天主教统一），除海地外，看来没有与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发生冲突。］资本主义式的帝国主义，不会采取有系统的措施迫使其受害者改信基督教。该地都是农业国家，距离世界市场相当遥远，如果不是靠近河流、海港或火车站，它们实际上也不可能进入世界市场。除了奴隶种植园、难以深入的部落聚居地以及极北极南的边远地区外，这些农业国家的居民主要是各种肤色的农人和牧人。他们住在自治的村社里，直接受雇于大农场主，很少人有本事自力更生。民众受到大农场主的财富奴役，这些有钱人的地位因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废除而得到明显改善。西班牙殖民时期曾企图对大地主维持某种控制，包括给予农民（主要是印第安农民）村社某些保护。此外，他们也受武装集团的统治（地主或其他任何人都可豢养一批武装人员），武装人员是军事首领的基础，这些军事领袖各自统率自己的军队，并已成为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大家相当熟悉的组成要素。这个大陆的所有国家基本上都是寡头政治。在现实中，这代表着民族势力和民族国家的体质都异常虚弱，除非国家面积小，或独裁者凶残到足以使遥远的臣民也慑于其淫威（至少是暂时的）。如果这些国家要与世界经济建立联系，就得通过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控制了其粮食的进出口，控制了运输（智利例外，智利有其蓬勃发展的船队）。本书所述时期，这些外国人主要是指英国人，也有一些法国人和美国人。当地政府就靠从对外贸易中进行搜刮，靠借贷发财，当然主要是向英国借贷。

独立后的头几十年里，因经济萧条，许多地区人口下降。巴西、智利幸免于难。巴西在当地一位皇帝的领导下，采取和平手段脱离葡萄牙，免去内战浩劫，因此未遭破坏。智利孤零零地坐落在太平洋沿岸气候温和的一条狭长土地上。新政权——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共和国最多的地方——进行了自由主义改革，但未取得实际结果。其中有些大国（后来成为重要的国家）实行寡头独裁政治，主政者都是土生土长只关心内政并且敌视创造发明的人，如阿根廷的独裁者罗萨斯（Rosas，1835—1852）。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惊人过程中，这种寡头政治的局面必定会因此发生重大改变。

首先是巴拿马以北地区，自从西班牙、葡萄牙消失之后，拉丁美洲面临先进国家更加直接的干涉，这是它们以往未曾经历过的。墨西哥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美国于1846年对它发动侵略，结果墨西哥割让给美国大片领土。接着，欧洲和美国发现这一大片未开发地区，不但物产丰富，而且都很值得进口——秘鲁的海鸟粪，古巴以及其他各地的芋草，巴西以及其他地方的棉花（特别是美国内战期间），咖啡（特别是1840年后的巴西咖啡）以及秘鲁的硝酸盐，等等。其中有些产品受宠时间不长，大起大落，失宠的速度和它们看涨的速度一样快：秘鲁的海鸟粪在1848年前尚未开始出口，到19世纪70年代已告结束。拉丁美洲要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发展相对长期的出口产品，这些产品直到20世纪中叶，甚至今日仍然有一定的市场，经久不衰。外国资本开始投资拉美大陆的基础设施——铁路、港口等公共设施陆续修建；欧洲移民也大规模增加，古巴、巴西是主要移居国，而气候宜人的拉布拉塔河口尤其受移民者的青睐。（据粗略统计，1855—1874年，约有25万欧洲人在巴西定居；在大约同样长的时间里，有80多万欧洲人移往阿根廷和乌拉圭。）

这些情况对于那些献身于拉美大陆现代化的一小部分拉丁美洲人是个鼓舞。这个大陆当时很穷，但资源丰富，潜力雄厚，例如秘鲁，一位意大利旅游者形容它是“一个坐在一大堆金子上面要饭的乞丐”。外国人在某些国家，例如墨西哥，也真正构成了威胁，但与当地崇尚传统的农民、落后边远地区的老式地主以及以教会为代表的可怕惰性相比，其危害就又另当别论了。换句话说，如果不先克服这些落伍势力，几乎没有机会能与外国匹敌。而克服它们的办法，唯有残酷无情地实行现代化和“欧洲化”。

受过良好教育的拉美人所钟爱的“进步”思想，不只是共济会和功利主义者提倡的开明的自由主义（在独立运动中，这种思想甚受欢迎）。19世纪40年代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保证既有完美的社会，又有经济发展）深深打动知识分子的心；从19世纪70年代起，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深入巴西（时至今日巴西的民族格言仍是孔德的“秩序和进步”）和墨西哥（程度略轻一些）。尽管如此，古典“自由主义”仍旧很有市场。由于1848年革命和世界资本主义扩张，自由主义者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他们真的砸碎了旧殖民主义的法制秩序。他们进行了两项彼此相关的重要改革：第一项是循序废除土地占有权、使用权（私有财产除外）和土地买卖（巴西在1850年颁布土地法，哥伦比亚则于同年取消对印第安土地分割的限制）；更重要的第二项是对教会进行无情打击，这项改革恰巧也必须取消教会对土地的占有。墨西哥在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arez，1806—1872）总统领导下，根据1857年宪法，将反对教会的斗争推向最高潮（墨西哥是政教分离的），人民无须再向教会缴纳农产品什一税，牧师被迫宣誓效忠政府，政府官员禁止参加宗教仪式，禁止教会土地变卖，等等。其他国家也争先恐后地发起反教会运动。

原先企图通过政治权力强制实行组织现代化，并进而改革社会的尝试，结果失败了，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独立无法跟上脚步。自由主义者是这块农业大陆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他们如果享有真正的权势，这权势也是建立在一些靠不住的将军的支持上，建立在当地一小撮地主家庭的支持上。拉丁美洲的地主出于莫名其妙的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或达尔文毫不相关的理由，将他们的族人聚集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就社会和经济而言，直到19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内陆地区的变化甚微，有的只是地主权力加强，而农民处境更糟罢了。由于这个变化是在世界市场对拉丁美洲的冲击之下发生的，因此其结果肯定是传统经济不得不为进出口贸易服务，而进出口贸易却是由外国人或外国殖民者借由几个大型港口或首都进行控制的。只有拉布拉塔河口地区例外，该地集中了大量欧洲移民，最终成为一个全新的、非传统的社会结构下的新居民区。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拉丁美洲以无比的热情拥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模式，从此走上“西化”道路（有时也很残酷），除日本之外，世上其他地区的西化程度无出其右者。然而，结果却颇令人失望。

欧洲殖民帝国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型（澳大利亚、加拿大暂且不谈，该地主要是欧洲移民居住区，当地居民很少，欧洲人来此也是不久前的事）：一类是白人殖民者（不论他们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多寡）与当地土生土长的主要居民彼此共存的几个地区（南非、阿尔及利亚、新西兰）；另一类是只有少量欧洲移民的多数地区［这些地区人种混杂的情况并不严重，与工业化之前的旧帝国不同。人种混杂的旧帝国殖民地有的依然存在（例如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但从19世纪中期起，殖民者就不鼓励欧洲人与当地人通婚，至少在印度是如此。那些无法轻易被“有色人种”同化（像美国那样），或无法“充作”白人的混血儿，经常成为次级行政官员和技术人员的主要来源，像在印尼、印度那样，这些人在印尼、印度垄断了铁路营运。然而原则上，“白人”与“有色人种”是泾渭分明的］。“白人殖民者”的殖民地制造了殖民主义者最难解决的棘手问题，虽然这在本书所述时期已不具重大国际意义。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无论如何都得面临一个大问题：如何抵御白人殖民者的进攻。尽管祖鲁人、毛利人和柏柏尔人拿起武器时也非常可怕，但他们在取得某些局部胜利后，就无所作为了。如果殖民地人口中的当地人比重太高，问题就更严重，因为白人太少，需要大量借用当地人代表统治者管理、压迫当地人，而且无可避免地利用当地现有的机制来实行统治，至少在地方层级得如此。换言之，殖民统治者面临两个难题：制造一个被同化的当地人阶层来代表白人以及改造当地远不合于白人利益的传统机制。反之，当地民族所面临的西化挑战是更加复杂的问题，不是抵抗一下便能解决的。

2

印度（迄今最大的殖民地）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悖论性。外来统治本身对印度而言并不是个大问题，因为在这块次大陆的历史上，许多外国人（多数是中亚人）一次又一次征服过这片广袤地域，外国人在此建立了有效的政权，因而也就合法化了。现在这个欧洲统治者，其肤色比阿富汗人白一些，官方语言比古波斯语稍微难懂些，但这并不会造成特殊困难；统治者没有逼迫当地人放弃他们稀奇古怪的宗教而改信其他宗教（传教士对此伤心不已），反倒给了他们一笔政治财富。然而，欧洲统治者强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从开伯尔（Khyber）山口之外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究竟是现代统治者有意造成的，还是他们古怪的思想意识和空前的经济活动无心导致的，在此暂且不论。

变化是革命性的，但同时又是有限的。英国人努力使当地人西化，从某些方面说甚至是同化。其原因不仅是当地诸如寡妇须火焚殉葬等陋习使他们打从心里怒火中烧，忍无可忍，更是由于行政管理和经济方面的需要。行政管理和经济秩序打乱了业已存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虽然这种破坏并不是统治者的初衷。经过长期辩论，英国终于采纳了麦考莱（T.B.Macaulay，1800—1859）的著名《备忘录》（1835年），选送少数几个印度人接受纯英式教育，英印官方对这几个印度人的教育和培养甚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将成为次要的行政官员。一个小小的英国派精英集团诞生了。这个英国派集团有时与印度大众相去甚远，不但姓名换成英国式的，甚至说起家乡话也结结巴巴。尽管如此，那些被英国同化得最彻底的印度人，也不会被英国人当作英国人看待。（就此，我们应向英国左派致敬，英国左派具有强烈的平等观念，1893年有一个或两个印度移民在伦敦选区当选，进入英国国会，成为印度移民出身的第一个左翼议员。）另一方面，英国不愿或无法使一般印度大众西方化，因为：（一）将印度人收为臣民的目的在于不让他们与英国资本主义竞争；（二）肆无忌惮地干涉老百姓的风俗习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三）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和1.9亿印度人（1871年）差别太大，很难填平这道鸿沟，只靠屈指可数的几个英国行政官员是办不到的。曾在19世纪统治过印度或在印度生活过的英国人，留下了许多极珍贵的文学作品，这些文献对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比较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见第十四章）。在这个水火难容、谁也无能为力的主旋律中，这是唯一令人欣慰的变奏曲。

“西化”最终造就了印度解放斗争的领导人物、意识形态以及行动纲领。解放斗争的文化旗手和政治领袖，都是从与英国合作的人士中脱颖而出。他们以买办资产阶级的身份，从自己控制的领域或从其他支配方式里获益匪浅，决意模仿西方，使自己“现代化”。“西化”逐渐孕育出当地土生土长的工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逐渐与宗主国的经济政策发生矛盾。必须指出，不管这些“西化”精英在这个时期有什么牢骚怨言，他们还是认为英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模式，同时也为他们造就了新机遇。一位未署真名实姓的民族主义者曾在《慕克吉杂志》（Mukherjee’s Magazine）上发表一篇大唱反调的文章，上面写道：“当地精英被周围虚假的光泽照得头晕目眩……他们全盘接受其上司的观点（并）对他们赋予无限信任，就像是信奉商业《吠陀经》（Veda，《吠陀经》是印度婆罗门教的基本经典，吠陀是梵文Veda的音译，意指智慧和光明。这里用商业《吠陀经》含有讥讽之意）一样。然而智慧之光终将把他们脑中的浓雾一扫而光。”[3]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显然是个特例。一般而言，对英国的抵制均来自传统主义者，然而，当时势演变成如同另一位民族主义者提拉克（B.G.Tilak）所追忆的那样时，传统主义的抵制也告销声匿迹。提拉克说，人们“先是被英国的清规戒律弄得眼花缭乱。接着是铁路、电报、公路、学校使人们目瞪口呆。骚乱停息了，人们享受了和平与安宁……人们开始说甚至盲人也能拿着镶金手杖从贝拿勒斯（Benares，即瓦拉纳西）平安地走到拉梅斯沃（Rameshwar）”。[4]

1857—1858年爆发于印度北方平原的伟大起义，是英国统治史上的转折点，这次起义在英国史上习称为“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至今仍被认为是印度民族运动的先驱。这次起义是传统印度（北方）反对英国直接统治的最后一搏，结果使得古老的东印度公司垮台。东印度公司原是殖民主义者的私营企业，渐渐成为英国政府的附属机构，最终为英国政府所取代。直到此时，印度仍分成若干属地。在印度总督达尔豪西（Dalhousie）爵士的统治（1847—1856）下，英国开始有系统地执行属地合并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1856年对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个王国——奥德王国（Kingdom of Oudh）——的合并。［1848—1856年间，英国合并了旁遮普（Punjab）、印度中部大部分地区、西海岸的几个部分，以及奥德王国（北方邦境内，12世纪前的印度教文明中心），从而使英国直接统治下的领土增加了1/3。］英国这种不讲策略只求速度的强行合并，种下了起义的种子。起义的导火线是英国规定军队必须在子弹上涂抹牛油，孟加拉士兵认为这是蓄意用宗教敏感问题进行挑衅。虽然起义之初只是孟加拉军队的兵变［孟买和马德拉斯（Madras）军队仍按兵不动］，但是很快便在北部平原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暴动（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机构是群众发泄愤怒的首要目标之一）。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传统的王公贵族，目的是恢复莫卧儿王朝。除上述原因外，英国对土地税的修改也具有火上浇油的助燃之效。土地税是公共开支的主要财源，修改土地税遂激化了经济紧张气氛。然而光是这些原因是否就足以产生规模如此庞大、范围如此广泛的造反起义呢？这很令人怀疑。人们之所以起而造反，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外来的社会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越来越残酷的手段企图消灭他们的生活方式。

“兵变”虽然在血流成河的情况下被镇压，但这次事件告诫英国必须谨慎从事。合并工作实际上停止了，只有在次大陆的东西边境仍在进行。尚未置于英国直接统治之下的印度广大地区，便交给当地的傀儡土邦王公加以统治，土邦王公实际上受制于英国，但表面上英国还得奉承他们，尊重他们。于是这些土邦王公成为殖民政府的支柱，而殖民政府则保证他们荣华富贵，有钱、有权、有地位。自此，英国统治政策开始转向，他们遵循古代帝国“分而治之”的箴言，倚靠这个国家更为保守的势力，依靠地主，特别是实力雄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随着时间推移，这项政策转变已不仅是对印度传统抗外势力的承认。它已成为印度新型抗外力量的平衡砝码，这种新的抵抗力量是由印度新兴中产阶级精英缓慢发展出来的。印度中产阶级是殖民社会的产物，有时更是其名副其实的仆人。［《印度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印度》（India in the Victorian Age）的作者杜特（R.C.Dutt），最早从经济角度对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义行径提出批评。杜特在英印政府中所享有的政治生涯，是当时印度人中最辉煌的。同样，印度国歌的作者也是英印官员，亦即小说家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不管英印帝国采取什么政策，它的经济和行政实体仍持续削弱传统势力，持续加强创造发明的力量，并持续强化保守势力与英国之间的冲突。东印度公司的传统结束后，一个新的社会集团成长起来，亦即那些放弃英国国籍带着妻子儿女前来印度定居的英国人。他们日益强调分裂，日益炫耀他们种族的优越性，并与当地新兴中产阶级发生社会冲突。19世纪第三个25年出现的经济紧张关系（见第十六章），更强化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及至19世纪80年代末，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印度民族主义的主要工具、独立后的执政党——业已成立。到了20世纪，广大的印度群众便已追随在新民族主义的思想领导之下。

3

印度1857—1858年的起义，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殖民地群众反叛。在法兰西帝国境内，1871年爆发了伟大的阿尔及利亚起义，这场起义在普法战争期间加速了法军撤退，同时也促使大批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移居到阿尔及利亚。这两次起义颇有相似之处。不过整体而言，这类反叛的范围十分有限。究其原因在于遭受西方资本主义迫害的国家，大部分并不是被征服的殖民地，而是那些已经日益衰败、愤怒一触即发的社会和国家。我们接着便看一看其中两个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命运：埃及和中国。

埃及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主权国，虽然名义上还臣属于奥斯曼帝国。由于它的农业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因此注定它要成为牺牲品。牺牲的第一步是把它原有的经济变成农产品出口经济，为资本主义世界提供小麦和棉花，尤其是棉花。棉花的出口急遽上升。在整个经济大繁荣的19世纪60年代，埃及棉花出口总值占其出口总收入的70%（美国棉花出口因内战而中断），甚至农民也能从中获得一时的好处，尽管有半数农民因从事水利灌溉而患上了寄生虫病（在南部埃及）。埃及贸易已扎扎实实地纳入国际（英国）体系，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和冒险家。外国商人随时准备提供贷款给伊斯梅尔（Ismail）总督。埃及早期的几位总督在金融方面反应迟钝。19世纪50年代，埃及国家开支只超出岁入的10%；而在1861—1871年间，其岁入增加将近三倍，但平均开支却超过国家收入的一倍以上，其间的鸿沟则由7000万英镑贷款来填补，借贷人因之大发其财。形形色色的借贷人，从正经商人到进行不正当交易者，应有尽有。埃及总督希望借此使埃及变成一个现代化帝国，并且依照拿破仑三世的巴黎模式重建开罗。对埃及总督之类的富有统治者而言，巴黎提供了标准的天堂模式。其次是战略形势。埃及的战略地位吸引了西方国家及其资本家，特别是英国。由于苏伊士运河开凿，埃及的世界位置变得举足轻重。此外，世界文化界恐怕也得感谢伊斯梅尔。为庆祝苏伊士运河通航（1869年），伊斯梅尔在埃及新落成的歌剧院上演了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Verdi）的歌剧《阿依达》（Aïda，1871年）。这是该歌剧院上演的第一个剧目。老百姓为了这场表演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埃及就这样以农产品提供国的角色被纳入欧洲经济体系。银行家通过帕夏（pashas，奥斯曼帝国高级官衔）榨取埃及人民以自肥。总督和帕夏则大举外债，光是1876年一年的贷款总数，便几乎等于是国家年收入的一半。当他们无法偿付利息时，外国人便向他们索讨控制权。[5]欧洲人也许已满足于剥削一个独立的埃及。然而，当总督政府的行政结构和政治结构崩垮之后，经济繁荣宣告结束，欧洲的剥削也就困难了。总督政府是在两种压力下垮台的：一是经济，二是埃及统治者受到的诱惑。统治者对这种诱惑的本质完全无知，更遑论驾驭。于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就成为埃及的新统治者，因为英国的地位已经比以前更强大，与埃及相关的利益也更多。

当埃及暴露于西方面前的同时，埃及也产生了一个由地主、知识分子、文职官员及军官组成的新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在1879—1882年间领导了埃及的民族运动，该运动既反对埃及总督，也反对外来统治者。在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旧式的奥斯曼统治集团都已被埃及化，而埃及人的地位则不断攀升，变成有钱、有影响的一群，同时阿拉伯语也取代土耳其语成为官方语言。埃及在伊斯兰知识分子中的地位原本就很重要，现在更获加强，成为伊斯兰知识生活的中心。波斯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 Afghani，1839—1897）是现代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著名先驱，他1871—1879年在埃及讲学，影响深远，并拥有一大批热情听众（阿富汗尼继承伊斯兰知识分子世界主义的传统，漂泊一生，从本国伊朗出发，到过印度、阿富汗、土耳其、埃及、法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地方）。关于阿富汗尼有一点很重要，即他不主张一味采取伊斯兰教的否定态度来对抗西方，他的埃及信徒和听众也持同样观点。虽然他很现实，知道宗教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也知道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信仰绝不能发生动摇，但他本人在宗教正统性方面仍一直受到强烈质疑（他在1875年成为共济会成员）。他高唱恢复一个能允许伊斯兰世界吸收西方现代科学、向西方学习的伊斯兰教，期盼伊斯兰国家的确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拥有议会及国民军。[6]埃及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放眼向前，而非向后。

正当埃及的帕夏们效仿拿破仑三世时巴黎的诱人榜样时，19世纪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在欧洲以外的最大帝国爆发了，即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6）。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对这场革命一直视而不见。但马克思早在1853年就清楚地看到：“欧洲各国人民的下一次起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政治因素。”这是一场最大规模的运动，不仅因为中国当时拥有4亿民众，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太平天国曾一度控制全国一半以上的领土），而且是因为这场运动引起的内战规模、强度实属罕见。约有2000万中国人在运动期间丧生。而这场运动从几个重要方面来看，无疑是西方对中国冲击的直接结果。

中国素有群众革命的传统，包括思想革命和刀光剑影的革命。在世界传统大帝国中，这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从思想方面来说，中国的学者和人民认为他们的帝国理所当然是永存的，是中心。它将永不消亡，在一个皇帝统治之下（除中间偶尔出现的分裂之外），由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大夫管理。这套科举制度大约一千多年前就有了，直到1910年帝国本身行将就木之际，才告废除。然而中国历史是一部王朝更迭的历史，据说是按兴起、危机、改朝换代的规律循环运转：从获得一位拥有绝对权威的“真命天子”开始，到失去“天子”地位为止。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人民造反起着重要作用。大规模造反是由社会上的打家劫舍、农民暴动以及群众秘密组织的活动演变而来。事实上，造反成功就代表“天子”快完了。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永恒中国，就是这样通过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而延续下来的。这次革命也包括在改朝换代之中。

清王朝是17世纪中叶北方征服者取代明朝而建立的，明朝则是（经由农民革命）于14世纪推翻元代蒙古王朝而建立的。清王朝在19世纪上半叶看来还很明智，统治还很有效，虽然据说贪污之风已经盛行；但是从18世纪90年代起，民间就出现不少危机和造反迹象。不管造成这些危机和造反迹象的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明显的：即18世纪全国人口剧增（人口上升的原因尚未完全剖析清楚）开始产生沉重的经济压力。中国人口据信从1741年的1.4亿增至1834年的4亿左右。而在这个时期，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戏剧性因素，即西方的掠夺和征服。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1839—1842）就被完全打败，向一支规模不大的英国海军投降。这消息使国人震惊无比，因为这暴露了帝国制度的脆弱。消息传开，除少数直接受到影响的地区外，其他地方的群众可能也获悉此事。于是各种反对活动立即有了明显增加，主要是来自长久以来致力于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例如南方的天地会。帝国政府为对付英国而成立民团，民间因此获得了武器。之后，只要有星星之火，就足以引起燎原之势。

星星之火终于出现了，这就是思想窘困、也许有点儿精神变态的预言家和救世主洪秀全（1813—1864）。洪秀全是科举应试的落第文人，这些落第文人很容易积郁出对政治的不满。洪秀全应试失败后，精神有点儿失常，转而从宗教上结交朋友。1847—1848年前后，他在广西组织了“拜上帝会”，农民、矿工、大批赤贫游民、各少数民族以及古老的秘密组织支持者蜂拥而至。在洪秀全宣讲的主张中，有个颇有意义的内容，即基督教教义。他在广州时曾与美国传教士共处过一段时间，宣讲的内容大多数是大家熟悉的有关反清、异教邪说和社会革命思想的大杂烩，此外也有一些内容颇具西方色彩。起义于1851年在广西爆发，并很快向外蔓延，一年之内便宣告成立“太平天国”，由洪秀全出任最高领袖“天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政权，它的支持者是人民大众，指导思想是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太平天国实行的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金字塔神权统治，废除了私有财产（土地分给各家耕种，但不属个人所有），实行男女平等，禁止出售鸦片和烈酒，采用新的历法（包括每周七天），进行了各种文化改革，而且没有忘记减轻赋税。到了1853年年底，太平天国至少拥有100万现役作战人员，控制了华南和华东大部分地区，攻克了南京，虽然未能有效推进到北方（主要由于缺乏骑兵）。中国陷入分裂，即使有些地方不属于太平天国管辖，也因这次大暴动的震撼而引起连锁反应，例如北方的战乱直到1868年也未能平定；贵州苗族以及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也纷纷起义。

太平天国未能维持下去，事实上也不可能维持下去。它的激进主张使温和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和担心失去财产的人——当然不仅是富人——对它敬而远之；领导人无法信守他们自己制定的清教徒标准，从而对人民大众失去了号召力；领导内部很快分裂，而且愈演愈烈。1856年后，太平天国便在军事上处于守势，1864年，其设在南京的首都天京失守。清朝政府得救了，但付出的代价异常沉重，最终更证明是致命性的。太平天国运动同时也说明了西方力量冲击的复杂性。

说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中国统治者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情形还比不上惯于生活在意识形态世界里的造反百姓。在百姓的精神世界里，源自外国的非官方思想是可以接受的（例如佛教）。对儒家士大夫来说，凡不是中国的便是野蛮的，他们甚至抵制野蛮人赖以取胜的技术。时至1867年，大学士倭仁还上书朝廷，辩称建立同文馆教授天文、数学，“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恐不为夷人所用者鲜矣”，终将使“诚实殆尽，邪恶横行”。[7]抵制修建铁路等排外事件亦层出不穷。迫于明显的时势，一个主张“现代化”的党派在逐渐形成当中，但我们可以说他们并不想改变旧中国，只是想使旧中国具备制造西方军火的能力而已（正因为如此，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发展军火工业的尝试收效不大）。无论发生什么事，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都感到无可奈何，它们只有向西方让步，亦只能在让步的程度上进行选择。即使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革命，清朝政府也不愿去安抚民众强烈的仇外情绪，反将平息太平天国作为它政治上最紧迫的问题。为此，对外国人的帮助，亦是求之不得，最起码得与他们维持友好关系。于是，清朝政府很快就跌入完全依赖外国人的处境。从1854年起，英、法、美三国完全控制了上海海关，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和1860年洗劫北京（结果清朝政府完全投降）之后，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受命“协助”管理整个中国的关税收入。他于1863—1909年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虽然他深受中国政府信任，也和中国人打成一片，但此举实际上等于宣告清朝政府完全屈从于西方人的利益。

事实上，西方人在关键时刻还是会支持清政府，他们不愿看到清政府被推翻，因为否则的话，不是一个好斗的民族主义革命政权上台，便是（这更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和西方还不愿去填补的政治真空。（起初，有些西方人对太平天国里明显的基督教成分还表示同情，但这份同情很快就化为乌有。）而清政府却采取向西方让步的方式平息了太平天国危机，将恢复保守主义与严重削弱中央权力合为一体。中国真正的胜利者是旧士大夫阶层。清王朝和王公贵族在生死存亡之际，被迫向中国精英靠拢，因而丧失了以往的许多权力。当清政府无能为力之时，最能干的士大夫们——例如李鸿章（1823—1901）等人——用各省的人力物力财力组建起新式军队，从而挽救了帝国。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预见到中国将分裂成许多由“军阀”当家的独立地区。伟大古老的中华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奄奄一息。

从以上叙述可知，遭资本主义世界践踏的社会和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取得妥协这点上，是失败的（日本例外，见第八章）。它们的统治者及精英很快便明白，单纯拒绝接受西方白人或北方白人是行不通的；即使行得通，拒绝也只会使他们的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至于那些被西方征服、主宰和统治的殖民地，它们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它们的命运是由征服者决定的。其余国家分成几类情况：有的采取抵抗政策，有的采取妥协让步，有的全心全意西化，有的进行某种改革，以图获取西方的科学技术，又不失去本身的文化机制。整体而言，美洲地区的欧洲前殖民地是无条件学习西方；一系列的独立国家和古老帝国——从大西洋的摩洛哥到太平洋的中国——发现它们再也无法摆脱西方的扩张，遂开始实行某些改革。

中国和埃及的情况虽然不同，但都是第二类国家中的典型例子。它们两个都是独立国家，都有不同于欧洲的古老文明，然而却在西方贸易和金融贷款（有的是自然接受，有的是被迫接受）的大举渗透下国力大衰，无力抵抗西方陆海军的攻击，即使有，也只是做些轻微抵抗。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兴趣去占领或统治这两个国家，只要他们的人民能在中国和埃及为所欲为，享有绝对自由就行，包括享有治外法权。他们只是隐隐感觉到他们越来越深陷于这两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同时越来越深陷于西方国家彼此的争夺之中。中国和埃及的统治者拒绝采取全国抵抗政策，主张依赖西方——只要他们尚有选择余地——并借此维持自己的统治。在这个阶段，有些国家还想通过民族复兴来抵抗西方。它们之中很少有人主张全盘“西化”，而是进行某种思想改革，希望在它们的文化体系中表现出促使西方强盛起来的某些东西。

4

它们的政策失败了。埃及很快便被置于征服者的直接统治之下，而中国只是一个难以救药、处于挣扎之中的庞大帝国。由于政权当局及其统治者采取依靠西方的政策，所以这两国的改革主义者不可能成功。改革成功必须有个前提：革命。然而，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

因而，今天称为“第三世界”或“欠发达国家”的地区，当时只能听任西方摆布，成了无可奈何的牺牲品。但是这些国家是否也从臣服西方中获得一些好处呢？我们已经看到，有些落后国家认为它们得到了一些好处。西化是唯一出路，如果西化不仅意味着向西方学习，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同时也意味着同意与西方结盟以对付当地的传统势力，以维护自己的统治，那么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在日后的民族运动中，出现了一批竭力推崇“现代化”的人士，如果我们把他们单纯视为叛国者和外来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那就错了。他们也许只是认为外国人除了无法战胜之外，还可以帮助他们摧毁传统势力的堡垒，从而使他们创建一个有能力对抗西方的社会。19世纪60年代的墨西哥精英都是亲西方的，因为精英们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完全绝望。[8]西方革命家也支持这种观点。马克思本人对1846—1848年美国战胜墨西哥一事表示欢迎，因为这将使历史进步，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即为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创造有利条件。他在1853年发表了有关英国之印度“使命”的看法，其中的观点也很相似。他认为英国的“使命”是“在印度消灭古老的亚洲社会，为建立西方式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确实，他相信：

在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无法从不列颠资产阶级为他们播下的新社会种子中采收到果实的。

不过马克思认为西方资产阶级对其他国家的征服是积极的、进步的，尽管资产阶级已将世界各族人民带进“充满鲜血和尘土的……悲惨屈辱之中”。

不论这些国家的最终前景如何（现代历史学家对此不像19世纪50年代的马克思那般乐观），西方征服活动在当时产生的最明显结果是“失去（整个）……旧世界而未产生一个新世界”，使“印度人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蒙上一层特殊的悲惨色彩”，[9]其他受西方侵害的人民也是如此。受害国家究竟从西方获得什么，这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里，即使睁大眼睛也很难看得出来，而失去的东西却是太明显了。在积极层面上，西方带来的东西包括轮船、火车、电报、一小群西方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以及比这一小群人数更少的当地地主和商人。地主和商人控制了出口，掌握外国贷款，就像拉丁美洲的大农场主或种植园主那样；或是成为与外国人做生意的中介商，就像印度孟买的祅教（Parsi）百万富翁。此外还有交流——包括物质和文化方面的。有些条件合适的地方还发展出口商品，当然规模还不太大。还有（这点值得商榷）在殖民主义直接统治下，有些地区开始以秩序代替动乱、以安全代替危机。然而，只有生性乐观之人才会说这个时期的西方征服活动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超过消极作用。

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最明显的区别，那时是，现在仍然是贫穷与富裕之分。在先进国家当然也有穷人饿死，只是19世纪当时认为饿死的人不很多，比如说，英国平均一年饿死500人；然而印度死于饥饿的人数却以数百万计——1865—1866年，奥里萨邦（Orissa）因饥荒死去的人数占该邦总人口的1/10；1868—1870年，拉杰普塔纳（Rajputana）死去了1/4到1/3的人；1876—1878年，本已灾难深重的印度又发生了19世纪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马德拉斯死了350万人（约占当地人口的15%），迈索尔（Mysore）也饿死100万人（约占当地人口20%）。[10]中国在这段时间发生的饥荒多半与其他灾难有关，但1849年的饥荒据说有1400万人死亡；1854—1864这10年间，另有2000万人死去。[11]爪哇的部分地区在1848—1850年的严重饥荒中被毁。从19世纪60年代下半叶到19世纪70年代初，东起印度，西到西班牙的整个地带，饥荒频仍。[12]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人口在1861—1872年间下降20%。[13]波斯总人口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估计有600万—700万，但在1871—1873年的大饥荒中，死去将近150万—200万。[14]至于这种情况与19世纪上半叶相比是更糟还是差不多，就很难估计，但对印度和中国而言，可能是变本加厉了。不管怎么说，这种处境与同一时期先进国家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

总而言之，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尚未从西方那种巨大、空前的进步中获得多少好处。西方进步只是对他们古老生活方式的破坏，他们也只是把它视为不具现实基础的可能榜样，视为那些戴着怪帽、穿着长裤，来自遥远国家或只在大城市出现的红脸汉子，为了他们自己而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些进步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大多数人仍怀疑他们是否需要这种进步。但为维护古老方式而抵制进步的人终于败北。人们拿起进步武器抵制（西方）进步的时机尚未到来。

[1]Erskine May, op. cit., I, p.29.

[2]J. W. Kaye, A History of the Sepoy War in India (1870), II, pp.402-3.

[3]Bipan Chandra, Rise and Growth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India (Delhi 1966), p.2.

[4]Chandra, op. cit.

[5]E. R. J. Owen, Cotton and the Egyptian Economy 1820-1914 (Oxford 1969), p.156.

[6]Nikki Keddie, An Islamic Response to Imperialism (Los Angeles 1968), p.18.

[7]Hu Sheng, Imperialism and Chinese Politics (Peking 1955), p.92.

[8]Jean A. Meyer in Annales E.S.C. 25, 3 (1970), pp.796-7.

[9]Karl Marx, ‘British Rule in India’, New York Daily Tribune (June 25 1853) (Werke, IX, p.129).

[10]B. M. Bhatia, Famines in India (London 1967), pp.68-97.

[11]Ta Chen, Chinese Migr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Washington 1923).

[12]N. Sanchez Albornoz, ‘Le Cycle vital annuel en Espagne 1863-1900’, Annales E.S.C. 24, 6 (November-December 1969); M. Emerit, ‘Le Maroc etl’’ Europe jusqu’en 1885’, Annales E.S.C. 20, 3 (May-June 1965).

[13]P. Leroy-Beaulieu, L’Atgérie et la Tunisie, 2nd ed. (Paris 1897), p.53.

[14]Almanach de Gotha 1876.

第八章　胜利者

什么样的阶级或社会阶层能在现阶段真正代表文化，能为我们孕育出学者、艺术家及诗人，能为我们提供创作艺术的人才呢？

是否一切都变成商品了，就像美国那样？

——雅各布·布克哈特，1868—1871年[1]

日本政府开明了，进步了；他们以欧洲经验为指引，聘请外国人出任政府顾问，东方的风俗习惯已在西方文明面前臣服。

——T.厄斯金·梅爵士，1877年[2]

1

欧洲人对世界的统治从来不曾像19世纪第三个25年那样全面、那样绝对。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欧洲白人祖先传下的后代，从未遇到像这个时期这么少的统治挑战。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强权世界里，至少包括一个非欧洲国家，或该说联邦，即美利坚合众国。美国那时还没有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欧洲政治家只有在他们的利益涉及美国直接感兴趣的两大地区（即美洲大陆和太平洋）时，才会注意到它。然而除英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会经常不断地卷入美洲大陆和太平洋这两大地区。英国与众不同，它的眼光一直紧盯全球。拉丁美洲解放运动已将中南美大陆上的欧洲殖民地全部解放，只剩下圭亚那（Guyanas），该地曾是英国的食糖供应基地，是法国关押重刑犯的监狱，也是荷兰人的怀旧纪念物，令他们经常回忆起过去与巴西的关系。加勒比海诸岛屿除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岛上包括海地黑人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加最终摆脱了西班牙统治，也摆脱了海地的控制）外，其余仍然是英国、法国、荷兰、丹麦以及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和波多黎各）。欧洲各国对西印度群岛殖民地都抱无为而治的态度。只有西班牙例外，它仍沉浸在帝国美梦里。北美殖民地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直到1875年仍有许多欧洲人居住在英属加拿大这块殖民地上，它是一个疆土辽阔、人烟稀少、尚未开发的大地。加拿大与美国隔着一条长而开放的笔直边界，东起安大略省边境，西至太平洋，在这条直线似的边界两侧有些争议地区，但都在19世纪经过和平谈判做了调整，当然不乏外交上的讨价还价，调整的结果大部分对美国有利。但在修建横跨加拿大的东西大铁路时，英属哥伦比亚省可能禁不住美国太平洋诸州对它的引诱。至于在亚洲的太平洋沿岸，欧洲大国直接驻扎的地方只有俄国的西伯利亚远东、英国的香港殖民地和英国的马来亚据点。法国此时也开始侵占印度支那。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兰殖民主义残留下来的地区，在这个阶段还没有造成国际麻烦（前荷兰殖民地即现今的印尼）。

美国领土扩张并未在欧洲引起重大政治骚动。美国西南部的大部分——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犹他、科罗拉多的一部分，以及新墨西哥的一部分——是在1848—1853年间经过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从墨西哥手中取得的；阿拉斯加则是在1867年从俄国手中购买的。当这些西部新旧地区在经济上具有足够的利益或影响力时，便被收纳为联邦的一州：加利福尼亚在1850年改建成州，俄勒冈在1859年，内华达在1864年。而中西部的明尼苏达、堪萨斯、威斯康星及内布拉斯加，则是在1858—1867年间成为州的一员。在这个阶段，美国开拓疆土的野心并未超过这个限度，只是奴隶集中的南方数州还希冀将奴隶社会扩大到加勒比海几个大岛上去，甚至对拉丁美洲也怀有野心。美国统治的基本模式是间接控制，因为名义上独立的外国政府知道它们必须与这个北方巨人保持同一立场，它们没有一个能对美国提出直接、有效的挑战。要到19世纪末，帝国主义正式成为国际风尚之时，美国才一度打破它业已成形的传统做法。墨西哥总统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1828—1915）曾仰天长叹道：“可怜的墨西哥，你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即使那些觉得万能之主仍能保佑它们的国家的人，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华盛顿才是它们应该睁大双眼密切注视的地方。这个北美冒险家有时试图在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那条狭窄陆桥及其周围建立直接统治，但均无结果，后来巴拿马运河凿通了，一个小小的独立共和国从略大一些的南美国家哥伦比亚当中分裂出来，美国遂占领了这个共和国。不过，这是后来发生的事。

世界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欧洲，对美国的举动之所以十分关注，原因很简单：一是在这个时期（1848—1875）有数百万欧洲人移居美国；二是由于它的疆土如此辽阔，发展这般神速，已成为全球技术进步的奇迹。美国人自己首先提出，它是集众优之大成的国度。1850年的芝加哥只有3万人口，不到40年它便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拥有100多万人口，谁能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呢？美国那几条跨越内陆的铁路，其长度不是任何国家可以比拟的，铁路总里程亦不是任何国家可望其项背的（1870年铁路总里程达49168英里）。世上的百万富翁中，没有像美国百万富翁那样全是靠白手起家、个人奋斗而致富。就算美国百万富翁的钱财还不是世界百万富翁之最——他们很快就会成为首富——但他们的人数之多，则肯定是首屈一指。没有一个国家的报纸像美国那样甘冒风险，把它变成新闻记者们随意说话的天地；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客像美国那样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也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握有无限的机会。

美国还是一个新世界，是在开放的国土上建立起来的开放社会。人们普遍相信，身无分文的移民来到这里之后便能获得新生（成为“白手起家的人”），而在每个人致力奋斗的过程中，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共和国，一个在规模和重要性上都独一无二的国家，便在1870年前建立起来了。美国一度标榜它的政治形象是革命的，与欧洲王室、贵族的旧世界，与四下征讨的旧世界迥然不同。旧世界形象可能已不再那样生动，至少在它边界以外的地区已不再是。代之而起的美国形象，是一个摆脱贫困的地方，是一个经由个人致富活动为个人带来希望的地方。相较于欧洲，新世界的新越来越不在于它是一个新社会，而是一个新富起来的社会。

然而在美国国内，革命的美梦离结束尚远。美国仍保持其平等、民主的形象，尤其是不受限制、无政府式的自由形象以及充满机遇的形象（日后变质为“命定论”）。威廉·H.苏厄德（William H.Seward）1850年说：“大西洋国家……不断革新欧洲和非洲的政府及社会组成。太平洋国家必须在亚洲发挥同样崇高而仁慈的作用。”[3]如果不了解这个乌托邦成分，就无法理解19世纪的美国，就此而言，也无法理解20世纪的美国，虽然这个乌托邦成分日益被志得意满的经济和技术活力所掩盖，也日益转化成经济和技术活力，当然在发生（经济）危机时除外。这种乌托邦成分渊源于自由土地上自力更生农民的农业乌托邦思想，与大城市、大工业世界格格不入，在本书所述时代尚不甘心向大工业世界俯首称臣。甚至像新泽西纺织城帕特森（Paterson）这样典型的美国工业中心，其商业气息也还无法居于统治地位。1877年爆发纺织工人罢工，厂主们强烈抗议共和党市长、民主党参议员、新闻界、法院以及公众舆论，抗议他们不支持业主。他们的抗议其实不无道理。[4]

此外，美国的主体仍然是农村：1860年时，只有16%的人口居住在总人口8000及以上的城市。这种地地道道的农业乌托邦——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农民——能比以往的任何时候动员起更大的政治力量，主要是从人口日益增多的中西部。它为共和党的组建做出巨大贡献，对共和党反奴政策的贡献更自不待言。（因为无阶级的自由农民共和国纲领，根本无法与奴隶制度牵扯到一起，对黑人也不感兴趣，因此共和党党纲便排除了奴隶制度。）1862年共和党在国会通过《公地开垦法》（Homestead Act），这是它取得的最伟大胜利。《公地开垦法》规定：凡在美国连续居住5年者，每名年满21岁的男子可免费获得160英亩业经国家丈量的土地；居住满6个月者，可以每亩1.25美元的价格购买土地。不用多说，这种农业乌托邦失败了。1862—1890年之间，受惠于该法案的美国人不到40万户，而这期间美国人口却增加了3200万，其中西部诸州增加了1000万。光是铁路部门出售的土地就比《公地开垦法》分给农民的土地还要多，售价每亩5美元。（铁路部门因获得无数公地，遂做起房地产和投机买卖，以便从房地产和投机的盈利中弥补修建铁路和运营铁路的亏损。）无偿土地的真正得利者是投机商，是金融家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到了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自由农民的田园生活美梦已很少被人谈起了。

我们该将美国这种变化看作革命美梦的结束，还是新时代的到来，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发生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神话本身便可为这时代的重要性作证，因为美国历史上两件影响最深刻、最久远、最被大众文化视为珍宝的大事，就属于这个时代：内战和西部（开发）。而在涉及西部（更准确地说是南部和中部）开发时，这两大事件又密切关联。西部开发引起了共和国内部的冲突，即代表来美定居的自由移民而且重要性日增的资本主义北方，与奴隶社会的南方之间的冲突。为了将奴隶制度推行到中西部，在1854年发生了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之间的冲突。正是这场冲突促使共和党诞生。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又促使美国南方于1861年从美利坚合众国中独立出去。（脱离联邦的州包括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佐治亚、阿拉巴马、佛罗里达、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田纳西、阿肯色、得克萨斯。一些边境的州犹豫不决，但是没有脱离联邦，包括马里兰、西弗吉尼亚、密苏里、堪萨斯。）

移民居住区向西延伸本非新的举措，只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由于有了火车，也由于加州的发展（见第五章），而使向西部扩展的速度大大加快而已。第一批移民于1854—1856年到达密西西比河，并到河的对岸定居。1849年后，西部不再是一望无际的边境地区，而是夹在两个高速发展地区之间的大片草原、沙漠和群山，那两侧飞快演变的地区，即美国东部和太平洋沿岸。横跨内陆的几条铁路同时建成，东行的铁路始于太平洋沿岸，西行的始于密西西比河，两条铁路在犹他州会合。1847年，摩门教（Mormon）将犹太人从艾奥瓦转移至此，因为他们错认为这里太过偏僻，是非犹太教人到不了的。事实上密西西比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地区（“蛮荒的西部”），在本书所述时期仍然相当荒凉，和“已开垦的”地区或中西部大不相同。在“已开垦的”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定居的人口已经很多，土地成了良田，甚至日益工业化。据估计，1850—1880年，在大草原、西南部以及多山地区建设农场的总劳动力，与同期东南部或早有移民定居的大西洋沿岸中部的几个州相比，几乎不相上下。[5]

密西西比河西部的大草原渐渐被农民占据，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把印第安人赶走了（强行转移），把以前根据早期法令移居来此的人赶走了，把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牛群消灭了（全部屠杀）。这种赶尽杀绝的活动于1867年开始，也就是国会设置印第安保护区的那年。及至1883年，约1300万印第安人被杀死。山区从未成为农业定居区，依旧是“勘探员和矿工”的边疆，直到发现了稀有矿藏之后——大多是银矿区——人们才蜂拥而至。所有矿区中矿藏量最大的是内华达州的康斯托克矿区（Comstock Lode，1859）。这个矿区20年的产值高达3亿美元，造就了6个巨富、20个百万富翁以及许许多多有钱人，他们所发的财虽然比不上前面两者，但是依照当时的标准，那笔财富已经相当可观了。后来矿挖尽了，关闭了，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弗吉尼亚城，城里住的都是些康沃尔人（Cornish）和爱尔兰矿工，终日无所事事地在以前的工会大楼及歌剧院里游荡。科罗拉多、爱达荷和蒙大拿也曾发生过人涌如潮的情况。[6]但人口并未因此增加多少。科罗拉多在1870年只有不足4万居民（科罗拉多在1876年升格为州）。

西南部基本上仍是以家畜为主，是牛仔之家。大群的牛——1865—1879年间约有400万头——从那里赶往码头和火车站，然后西运，送到芝加哥的巨大屠宰场。这条运输线使密苏里、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移居区［如阿比林（Abilene）和道奇城（Dodge City）］声名远扬，它们的名字将与千部左右的西部电影共存，直至今日，仍未被严厉、正直而且热情无比的大草原农民所掩盖。[7]

“蛮荒的西部”是一个神奇的谜，很难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加以分析。关于它只有一个非常接近历史准确性的事实，一个已成为一般常识的事实：即其持续的时间很短，全盛时期是在内战和开矿结束、家畜业兴旺的19世纪80年代之间。西部的蛮荒并非印第安人之过，除了在西南部最边远的地区外，印第安人已做好准备与白人和平相处。西南部的部落，例如阿帕契族（Apache，1871—1886）和（墨西哥的）雅基族（Yaqui，1875—1926），他们为了维护独立、不受白人统治，而与白人打了几个世纪之久。西部之所以蛮荒是由于制度的关系，或者说是由于美国缺乏有效的机制、缺少政府权威和法律。加拿大就没有“蛮荒的西部”，加拿大的淘金潮也不像美国那样杂乱无章，苏族（Sioux）印第安人在加拿大生活得很平静，而美国的苏族人则和美国将军卡士达（Custer，1829—1876）激战，并击败卡士达，但最终仍被消灭。人们追求自由、渴望发财的梦想，使无政府状态（或者换个中性说法：对武装自立的强烈嗜好）更为变本加厉（是黄金把人们吸引到西部）。只要出了农业居住区，出了弗吉尼亚城，便看不到任何家庭。1870年的弗吉尼亚城，男女的比例是二点多比一，儿童只占10%。有人说取材于19世纪下半叶美国西部生活的西部电影，实际上降低了自由梦、黄金梦的品位，此话确实不假。电影里的主人公经常是些亡命之徒和酒馆枪手，例如“狂野的比尔”·希科克（Wild Bill Hickok）等，而不是加入工会当了矿工的移民。对希科克之流，人们能说出什么好话呢？不过，我们也不应把自由梦、黄金梦理想化。他们的自由并不及于印第安人和华人（1870年，华人约占爱达荷人口的1/3）。在盛行种族主义的西南部——得克萨斯属于1860—1861年间南部11个州组成的南部邦联——所谓的自由也肯定不是对黑人而言。在我们认为是属于“西部”的东西当中，从牛仔装到“加利福尼亚习惯法”（后来成为美国山区行之有效的开矿法）[8]，有许多是来自墨西哥，具有墨西哥血统的牛仔恐怕也超过任何一个集团的牛仔，然而自由却不适用于墨西哥人。自由是贫穷白人的梦。贫穷白人希望用赌博、黄金和手枪来取代资产阶级世界的私营企业。

如果说“西部开拓”不存在任何含混不清的问题，那么美国内战的性质和起因，却会引起历史学家无止境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南方奴隶社会的性质，以及南方是否有可能与朝气蓬勃的资本主义北方和谐相处、共存共荣。南方究竟是不是奴隶社会呢？须知黑人在南方各地（除几个小地方外）总是少数，他们不是在典型大种植园里工作的奴隶，而是人数不多的几个黑人在白人农场上劳动或是在白人家里帮佣。毋庸否认，奴隶制度是南方社会的核心机制；我们也不能否认奴隶制度是南北方摩擦和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然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南北冲突会导致1861年南方11个州脱离联邦？为什么会导致内战？为什么其结果不是达成某种共处的方案？虽然北方大多数人憎恨奴隶制度，但单单是好斗的废奴主义者毕竟没有足够的力量决定联邦政策。不管商人自己有何看法，但北方资本主义大可先与奴隶制度的南方达成妥协，然后再去剥削南方，就像国际商界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达成妥协一样。

当然，奴隶社会注定会灭亡，美国南方奴隶社会也不例外。没有一个奴隶社会的延续时间能超过1848—1890年这段时间——甚至古巴和巴西也不例外（见第十章）。奴隶社会在现实上和道德上都是孤立无援的。在现实上，由于废除了非洲的奴隶贸易（及至19世纪50年代，奴隶贸易相当有效地被制止了），奴隶来源宣告断绝；在道德上，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绝大多数一致认为奴隶社会与历史前进步伐背道而驰，在道德上不能允许奴隶制度存在。此外，在经济上，奴隶制度的效益也很差。很难想象美国南方奴隶社会竟能留存到20世纪，很难想象它能比东欧农奴制度存在的时间更长，即使我们认为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为一种生产制度是有能力生存下去的（有几派历史学家持这种看法）。但是促使南方在19世纪50年代走上危机点的，是下面这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它难以与朝气蓬勃的北方资本主义共处，以及阻止人口拥向西部。

从纯经济角度来说，北方并不担心南方这个尚未进行工业化的农业地区。时间、人口、资源以及生产力等优势都在北方那边。主要的障碍是政治。南方实际上是英国的半殖民地，南方的大部分原棉都提供给英国，并从自由贸易中取得实惠；而工业的北方很久以来就坚定、激烈地主张保护关税，但由于南方诸州的政治影响（别忘了，南方各州在1850年几乎占联邦半数），北方才无法按其愿望有效实施关税保护政策。北方工业对全国分成一半奴隶社会、一半自由社会的担心绝对比不上对全国分成一半是自由贸易、一半是保护关税的状况。还有一点，南方竭尽全力企图抵消北方的优势，想把北方与内地隔开，企图建立一个面向南方以密西西比河流域为基础的贸易和交通区，而不想面向东方朝着大西洋，而且只要可能就抢先下手，向西发展。这是极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南方的贫穷白人早已开始探测和开发西部了。

然而，正因为北方拥有经济优势，所以南方不得不更加顽固地依赖其政治力量，用最正式语言提出其要求和主张（例如坚持一定要正式接受西部新地方的奴隶制度）；不得不强调州的自治权（“州的权力”）以对抗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全国性政策问题上行使否决权；不得不对北方经济发展泼冷水，如此等等。事实上，当南方实施其向西部扩张的政策时，它很难不成为北方的绊脚石。它的唯一本钱是政治。它绝对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它不能，也不会在一场发展资本主义的游戏中击败北方）。交通运输方面的每项改善都加强了西部与大西洋的联系。铁路系统由东往西的长度基本上与由北往南的长度差不多，不会长多少。而且西部的人，不论他们是来自北方或南方，都不是奴隶，而是穷人，是白人，是自由人，是被这里免费的土地、金子吸引来的，是来冒险的。将奴隶制度正式推广到新的领地和新的州，这对南方极为重要。南北双方的冲突在19世纪50年代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便是因为这个问题。同时，奴隶制度在西部很难存在，西部的发展事实上的确会削弱奴隶制度。南方领导人曾想要吞并古巴，并建立一个南方—加勒比海种植园帝国，以强化奴隶制度的效果，结果当然未如其所愿。简言之，北方处于能够统一全国的有利地位，南方则不然。南方摆出进攻好斗的架势，但它真正的意图是放弃斗争，脱离联邦。当1860年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林肯当选总统，显示南方已失去“中西部”时，南方所采取的行动明显带有分裂倾向。

内战之火燃烧了四年。就伤亡和损失而言，这是迄至那时规模最大的战争，当然这和那个时代的南美巴拉圭战争相比，多少要逊色一些，与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相比，更是黯然失色。北方在军事上表现欠佳，但最终赢得了胜利，因为他们兵源充足，生产力高，而且技术先进。北方毕竟拥有全国70%的人口、80%的壮丁和90%以上的工业产品。北方的胜利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现代美国的胜利。然而，尽管奴隶制度取消了，但这并非黑人的胜利，不管他是黑奴，还是自由人。经过几年“建设”（也就是强制推行民主化），南方恢复了保守的白人统治，也就是说回到种族主义者手中。北方占领军最后于1877年撤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似乎达到了其目的：南方清一色是民主党的天下，北方共和党人无法与之共事，只好敬而远之（共和党在1860—1932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把持了总统宝座）；南方因而保留了相当多的自治；南方在国会握有阻止议案通过的票数，从而可发挥某些全国性影响，因为它的支持对另一大党民主党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南方仍是农业区，贫穷落后，愤世嫉俗，满腹怨言。白人因永远忘不了战争的失败而耿耿于怀，黑人则因被剥夺公民权和白人的残酷压迫而愤恨诅咒。

内战结束后，一度因战争而减慢速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戏剧性的姿态突飞猛进，为海盗式的商人们提供相当多机会［这些商人有个美名，叫作“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原意是封建时代对路过自己领地的旅客进行拦路抢劫的贵族］。这个不同寻常的进展，构成了本书所述时期美国历史的第三个部分。“强盗贵族”时代与内战或“蛮荒的西部”不同，它没有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神话，只有民主党人和平民党人把它当作魔鬼研究的一部分，但它仍是美国现实的一部分。“强盗贵族”在今日商界仍依稀可辨。他们曾使英语词汇因之改变，如内战爆发之初，“百万富翁”（millionaire）还是个新词，但当1877年第一代“强盗贵族”的头号人物范德比尔特去世时，他的遗产高达1亿美元，需要有个新词来称呼他，于是有了“亿万富翁”（multimillionaire）一词。有人一直在为这些“强盗贵族”辩护，为他们恢复名誉。有人争辩道，美国大资本家中有许多人是创造发明家，没有他们就没有美国工业化的胜利（而美国工业化胜利是令人难忘的），就没有如此迅速的工业化。所以他们的财产不是来自经济上的抢劫掠夺，而是由于他们的慷慨，以及社会对他们的慷慨的奖励。这种论点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强盗贵族”，因为若碰到类似菲斯克或古尔德这类卑鄙无耻的金融家，就算再能干的辩护士也会为之语塞。然而，若硬要否认下列事实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时期的许多大亨、巨头，的确对现代工业经济，或对与工业经济颇不相同的资本主义企业运作，做出了积极的，有时是相当重要的贡献。

不过这些辩论都没有触及问题要害，它们只是以不同的说法道出一个明显事实。这个明显事实就是美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个飞快成长的世界经济里，以合理前瞻的手段有效运用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生产资源，并因此致富。美国的“强盗贵族”时代有三大特色不同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尽管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养肥了几代贪得无厌的百万富翁。

第一是对商业买卖完全不加控制、不予管理，不管商场上残酷到什么程度，欺诈之风猖獗到什么地步。而盛行于中央和地方的贪污腐败，着实令人吃惊——尤其是内战后的若干年。用欧洲的标准衡量，美国事实上已无政府可言。真正财大气粗、富到不可思议程度的阔人，实际上只是有限的几个。“强盗贵族”这个词的重点应放在“贵族”上，而不是放在“强盗”上。中世纪弱小王国里的人无法依靠法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谁的力量能超过富人呢？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有个现象是独一无二的：即它拥有私人法庭、私人军队，而私人法庭、私人军队的影响力在本书所述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850—1889年间，自行其是的治安义勇队总共枪杀了530名真真假假的罪犯。这一特殊现象在美国延续了100多年（18世纪60年代至1909年）[9]。在这期间，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便遭治安义勇队打死的人数，竟占所有受害者的6/7（在治安义勇队有记录可寻的326次活动中，有230次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在1865和1866年，宾夕法尼亚的每条铁路、每座煤矿、每家铁厂和每家轧钢厂，依法都有权雇用武装警察，人数不限，任务不限，只要自己认为合适即可，不过其他各州的司法长官和地方官员对这种私人武装警察的人数通常有正式规定。私人武力中最臭名昭著的侦探、枪手，即“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the Pinkertons），便是在这个阶段获得了令人质疑的声望。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与罪犯交手，后来主要对付的却都是劳工大众。

美国大企业、大财阀、大亨先驱时代的第二大特征是，他们当中的成功者多数与旧世界的企业家不同，旧世界的企业家经常被技术建设迷住，而美国大亨则是不择手段地赚钱。他们要的只是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正好相聚在伟大的赚钱机器时代——铁路时代。范德比尔特在进入铁路这一行之前只有一两千万美元，16年后就净增8000万—9000万美元。看了下面的例子之后，这个奇怪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像科利斯·P.亨廷顿（Collis P.Huntington，1821—1900）、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1824—1893）、查尔斯·克罗克（Charles Crocker，1822—1888）、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1813—1878）这类加州帮，居然敢索取中央太平洋铁路实际造价的三倍，而且毫不羞涩；而菲斯克、古尔德之流的骗子，更采取操纵交易和巧取豪夺的手法捞进千百万美元，自己却从未安放过一节车厢，也没有发动过一辆火车。

第一代百万富翁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自始至终是在同一个领域活动。亨廷顿最初是在萨克拉门多淘金潮中为矿主提供五金。他的雇主中有肉类大王菲利普·阿穆尔（Philip Armour，1832—1901）。阿穆尔先是开采金矿，然后在密尔沃基转向食品业，内战时期又突然从猪肉上发了一大笔财。菲斯克在马戏团里干过，当过旅馆侍者，沿街叫卖的小贩，卖过干货，后来发现军火生意油水很多，之后又混进证券交易所。古尔德原是制图员和皮货商，后来在铁路股票上大赚一笔。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将近40岁时还没有将精力全部放在钢铁工业上。他最初是当电报报务员，后来做过铁路经理——他的投资迅速增加，收入则从投资而来——也涉猎了石油（石油是洛克菲勒钟爱的领域，他的生涯是从俄亥俄州小职员和书商开始），直到这期间他才逐渐步入后来由他主宰的钢铁工业。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投机商，只要能赚大钱，不管在哪儿，他们立刻跑去。他们都是无所顾忌的人。在盛行欺诈、贪污、受贿、诽谤的经济环境中，必要时开枪是竞争的正常现象，他们不能因顾及道德而略有迟疑。他们都是冷酷无情之人。若问他们是否诚实，大多数人会认为诚实与他们的生意无关，在生意场上应问他们是否精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宣称，在人类丛林中适者生存，能够爬到人堆顶端就是最优秀的人。19世纪的美国之所以把这种信条捧成国家神学，看来并非没有原因。

“强盗贵族”的第三个特征其实相当显著，但被美国资本主义神话过分强调了。这项特征是：美国百万富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白手起家”、“自学成才”的，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无人可比。当时的确出现过几个“白手起家”、堪称杰出的亿万富翁，但在《美国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中，本书所述时期商界名人只有42%是来自下层和下中阶级［生于1820—1849年的人也计算在内。这个统计是C.怀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做的］。其中多数仍出身于商人和专业人员家庭。只有8%的“19世纪70年代工业精英”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儿子。[10]为了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追溯一下英国的情况。在1858—1879年间，死去的英国百万富翁共有189人，其中至少70%是富家子弟，他们的家产是几代，至少是一代人积累起来的，其中50%以上是地主。[11]诚然，美国也有阿斯特（Astor）和范德比尔特这类富裕家庭出身的百万富翁，而美国最伟大的财政家J.P.摩根（J.P.Morgan，1837—1913）则是英国银行家第二代，他的家族是将英国资本引入美国的主要中介者之一，并因此发迹致富。然而，美国最吸引人们注意的却是年轻人的生涯，那批年轻人只要一看到机会便会牢牢抓住，并击败所有挑战者。对一批准备遵循利润至上原则，有足够才干、精力，又残酷无情、贪得无厌的人来说，机会的确是多得很，大得很。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老贵族的爵位或悠然自得的庄园生活，对他们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至于政治，这东西是可以用钱买的，不需亲自费力。当然，如果政治是另一种赚钱途径，那又另当别论。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强盗贵族认为他们正代表了迄今尚无人能代表的美国。他们这种认识似乎也没错。那些顶级亿万富翁的名字——摩根、洛克菲勒——已进入神话领域，就像那些西部枪手和将领一样。在本书所述时期，除了那些对美国历史特别有兴趣的人外，这些亿万富翁几乎就是外国人仅知的美国人（也许林肯除外）。大资本家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标志。《国家劳工论坛》（National Labor Tribune）在1874年写道：美国人民曾一度是他们自己的统治者，“没有其他人能够或应该成为他们的主人”，而如今，“这个梦想已无法实现……这个国家的劳动大众……很快就会发现，资本就像专制王朝一样坚不可摧”。[12]

2

在所有非欧洲国家中，真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西方进行较量并打败西方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令当时人略感惊讶的日本。对他们来说，日本是所有先进国家中他们了解最少的国家，因为直到17世纪初，日本实际上还未与西方进行直接联系，西方在日本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观察站：荷兰人被允许在这个观察站上进行限制严格的贸易。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觉得日本与其他东方国家无甚区别，至少同样是经济落后、军事脆弱，注定要成为西方的盘中餐。美国舰队司令官佩里（Perry）采取海上威胁的惯用手法，于1853—1854年迫使日本开放了几个港口，不过此时美国对太平洋的野心远超过捕捉几条鲸鱼［在不久前的1851年，鲸鱼刚成为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小说《白鲸》（Moby Dick）的主角，该书堪称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创作］。1862年，先是英国人，后是西方联军，随心所欲地用炮轰击了日本：鹿儿岛遭到西方攻击，只因为有一个英国人被杀害，西方要为这个英国人报仇。没想到隔了不到半个世纪，日本居然变成一个强国，能够单枪匹马与欧洲国家进行一场大战，并赢得胜利；居然在不到3/4个世纪里马上要与英国海军一争高低；更有甚者，20世纪70年代有些观察家竟然预测日本经济将在几年之内超过美国！

有些历史学家成了事后诸葛亮。他们对日本成就的惊讶程度比他们原先可能感到的要小一些。他们指出，日本在文化传统方面与西方完全不同，但在社会结构方面却与西方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不管怎么说，它有一种与中世纪欧洲封建秩序非常相像的社会秩序，有世袭的地主贵族，半奴隶的农民，一个由商人、企业家以及金融家组成的群体，加上群体周围异常活跃的工匠，这个群体和工匠的基础便是正在形成发展中的城市。与欧洲不同的是，日本城市不能独立，商人没有自由。但是由于武士阶层日益往城市集中，他们对非农业人口的依赖日益增加，因而逐步形成一个封闭式的、没有任何对外贸易的国民经济，因而产生一个企业家群体，这个企业家群体对全国市场不可或缺，与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比如三井，17世纪之初只是地方上一个酿造日本米酒的小厂，后来开了钱庄，1673年到江户（东京）开了几家店，在京都和大阪设了分店。到1680年，他们已活跃在欧洲人称之为证券交易的领域。在这之前不久，他们已成了天皇和幕府将军（日本事实上的统治者）的财务代理，也是几个大封建领主的财务代理（三井至今仍是日本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之一）。另一至今仍占有重要地位的公司是住友，它起初是在京都做药材和五金生意，很快成为巨商并开始进入炼钢业，18世纪晚期他们着手开采铜矿，并成为管理铜矿的地方官员。

如果让日本自行其是，它会独立自主地沿着资本主义经济方向演变吗？这并非不可能，虽然这个问题即使提出也永远得不到解答。不过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与许多非欧洲国家相比，日本更愿意向西方学习，也更有能力学好。中国显然具有在西方擅长的领域击败西方的能力，只要它充分掌握为达此目的而须具备的技术、知识、教育、管理和商务等条件。但是中国幅员太大，自给自足能力太强，太习惯于将自己看成是世界文明中心，以致它无法接受高鼻深目野蛮人的危险文明，认为这种文明的流入会使中国立即全盘放弃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因此中国不想学习西方。反之，如果学习西方只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以便抵御北方邻国的话，受过教育的墨西哥人确实会想要向以美国为典范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学习。然而，墨西哥的传统势力太强，墨西哥人无力打破，无力摧毁，于是他们无法有效学习西方。教会以及农民的传统势力，不论是印第安式的，还是中世纪西班牙式的，对于愿向西方学习的墨西哥人来说都太过强大（他们势单力薄，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日本既有愿望，又有能力。日本精英知道日本是许多面临被征服、被统治的国家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一直正视这种危险。日本是个潜在的“民族”（用那时欧洲人的术语来说），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与此同时，日本拥有19世纪经济所需要的技术和其他能力以及一支骨干队伍。也许更重要的条件是，日本精英拥有一套能够控制整个社会运动的国家机器和社会结构。一个国家能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且不会导致消极抵抗，四分五裂，或引起革命，一般而言是极难做到的。日本统治集团居然能够动员起传统机器进行突如其来、激烈但在掌控之下的“西化”运动，同时没有引起大型反抗，只有零星的武士不满和农民造反，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如何对付西方这个问题已使日本苦思冥想几十年——至迟从19世纪30年代已开始考虑。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胜中国，充分展现了西方的成功之道及其潜力。如果连中国都打不过它们，它们不就是世界无敌了吗？加州发现金矿这件震动当时的世界大事，不但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地区，同时也使日本成为西方想要“开放”的市场中心，就像鸦片战争所打开的中国市场一样。直接抵抗毫无获胜希望，几次软弱无力的抵抗运动，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味让步和外交回避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受过教育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于是就是否需要进行改良，采纳西方相关技术，同时恢复（或创立）民族救亡信心进行激烈辩论，结果产生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开始进行一场激烈的“由上而下的革命”。在西方开始入侵的1853—1854年间，统治集团对于如何应付外来侵略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政府首次征询“大名”的意见，多数“大名”主张抵抗或虚与应付。幕府此举说明它本身已不能进行有效统治，其军事政策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开支庞大，使日本行政管理体系的财政紧张愈益加剧。当幕府官僚暴露其笨拙无能之时，当其内部派系斗争日益加剧之时，中国适巧在英法联军攻击下再次败北，中国战败同时凸显出日本的弱点。然而由于对外来侵略的妥协让步，也由于国内政治结构日益严重的四分五裂，年轻的武士阶层知识分子开始有了强烈反应。武士在1860—1863年间，掀起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恐怖暗杀浪潮（既杀外国人，也杀不得人心的领导人）。自19世纪40年代起，爱国积极分子随时准备战斗，他们聚集在各藩和江户（东京）的武馆里研究军事和思想，在武馆受哲学家的适当影响后，又各自回到封建藩国，提出“攘夷”、“尊王”两句口号。这两句口号很合逻辑：日本绝不能成为外强的牺牲品，幕府既然无能，保守派自然就将注意力转向依然存在的传统政治力量，即天皇。天皇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威，但实际上是无所作为、无足轻重的。保守派改革（或谓自上而下的革命）想要采取的方式可以说是利用恢复王权来反对幕府。外国对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做出的反应（例如英国炮打鹿儿岛），更激化了日本的内部危机，在内外交迫之下，幕府政权摇摇欲坠。1868年1月（即德川庆喜继任将军、孝明天皇驾崩、太子睦仁即位之后）终于宣布恢复王政，在某些强大势力和对幕府不满的地方官员支持下，经过短暂的内战，最终建立了王政，开始了“明治维新”。

如果说“明治维新”只是保守势力的仇外反应，那么它的意义相对来说就不太重要。日本西部的强藩和皇室公卿，特别是萨摩藩和长州藩，一向厌恶垄断幕府的德川家族，他们推翻了旧的幕府政权，但拿不出一套具体计划，好战而且代表传统势力的年轻极端主义者也拿不出一套计划。此刻掌握日本命运的主要是年轻武士（1868年时，他们平均年龄为30岁），他们在这个经济和社会形势日趋尖锐的历史时刻登上舞台。紧张的形势反映在两方面：一是政治色彩不太明显的地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二是出现了由豪商豪农组成的中产阶级。但是掌握国家命运的武士阶层，他们代表的并不是社会革命力量。从1853—1868年，年轻武士（其中有几个最仇外的已在恐怖活动过程中被消灭）大多数已认识到，他们的救国目的需要靠有步骤地进行西化才能实现。及至1868年，他们当中已有几个人与外国建立联系；还有几个人到国外进行考察。他们一致认识到救国意味着要进行改革。

在改革上，日本与普鲁士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正式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都不是借由资产阶级革命，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即通过官僚贵族的旧秩序，因为旧秩序认识到舍此无法图存。两国后来的经济政治制度也都保留了旧秩序的重要特征：一个纪律严明的民族，一个具有自尊的民族。这两项重要特征不但根植于中产阶级和新兴无产阶级的灵魂之中，同时也帮助资本主义（虽然并非故意）解决了劳动纪律的难题；解决了私营企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官僚政府协助和监督的难题，以及经久不散的军国主义难题。军国主义可在战时显示其强大威力，也是激昂、病态的政治右翼极端主义的一股潜在力量。然而日本和普鲁士的改革仍然有所区别。在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势力相当强大，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个阶级，是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如1848年革命显示的那样，“资产阶级革命”的确是可能的。普鲁士是借由下列两股力量的联合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是通过不愿意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二是准备在不发动革命的情况下给予资产阶级大部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的容克政府，容克政府以此为代价保存了地主贵族和官僚君主政体的政治控制权。这项变革并非容克阶级倡议的，他们之所以愿意改变只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被打倒，不会被变革埋葬（这得感谢俾斯麦）。而在日本，“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倡议、指令和骨干力量，都是来自部分封建领主和皇室公卿。日本资产阶级（或与资产阶级相等的阶级）只能在一个方面发挥作用：商人和企业家阶层的存在使得从西方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行之有效。所以“明治维新”不能被视为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不能被称作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倒可看作与资产阶级革命相等的、行得通的革命的一部分。

因此，“明治维新”的变革竟然还能十分激进，就更令人刮目相看。维新运动废除了旧封建领主的领地户籍，并代之以中央政府管理体系；中央政府发行了十进制的货币；借用美国方式建立起银行系统，然后在银行基础上，通过向公众借贷，打下财政基础；并（在1873年）实行一项全面的土地税收制度。（不要忘记，在1868年时中央政府尚无独立收入，只能暂时依靠封建诸藩帮助，而诸藩不久便告撤销，于是只能强行借贷，只能依靠前德川幕府将军的私人庄园。）这项财政改革意味着另一项激进的社会改革，即《土地财产法》（Regulation of Landed Property，1873年）的出台。《土地财产法》规定了个人（不是集体）纳税义务，最终并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至于以前的封建权利就像逐渐缩小的耕地那般，终归全部抛弃。大贵族和少数武士仍保有一些山地和森林，但在政府接管了以前的集体财产，农民日益成为富有地主的佃户之后，大贵族和武士遂失去其经济基础，当然他们曾获得政府的赔偿和帮助，但由于他们的处境变化太过剧烈，政府的补偿帮助显然是不够的。军事改革对他们震动更大，特别是1873年征兵令的颁布。征兵令按照普鲁士模式，实行征兵制，其影响最为深远的结果是平等主义，因为它取消了武士作为一个阶层单独享有的更高地位。总之，农民反抗和武士暴乱都不太困难地被镇压下去了。（从1869—1874年间，平均每年约有30次农民起义，武士则于1877年发动一场相当大规模的叛乱。）

取消贵族和阶级区别不是新政权的目的，虽然新政权使得这方面的问题简化了、现代化了。当时甚至出现了新的贵族统治。与此同时，西化意味着废除旧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社会地位应由财产、教育和政治影响力来决定，而不是由家庭出身来决定，这种纯正的平等主义倾向，对每况愈下的武士十分不利，他们当中已有很多人沦为一般工人；不过对普通百姓却挺有利，他们自1870年起获准拥有自己的姓氏，能够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对日本统治者来说，这些措施本身并不是他们的计划，而是达到民族振兴计划的工具，这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这些措施因为是必要的，所以必须采取。对旧社会的骨干分子来说，这些措施还算合理，在“为国服务”这个传统观念的强烈影响下，他们认为“加强政府的力量”是必需的；加上新日本为其骨干中的多数人在军界、管理界、政界、商界提供了大量机会，因此这些措施也就不那么难以推行了。传统的农民和武士则不然，特别是新日本根本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光明前途的武士，他们反对这些举措。然而，那些本身构成旧社会、属于旧社会显赫军事贵族阶级的人，竟能在几年的时间里如此大刀阔斧、如此激进地推行改革，甚至今天来看也仍是异乎寻常、独一无二的现象。

改革的动力是西化。西方显然拥有成功的奥秘，所以日本必须向西方学习，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学。将另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组织机构全盘接收过来，其前景会如何呢？这个问题对日本来说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不可想象，因为日本已经从中国引进过一次，但无论如何这次的举措仍是令人震惊，造成的伤害很大，问题也很多。向西方学习是无法浅尝辄止、搞些表面文章，或有选择、有控制地引进，特别是对文化与西方有如此巨大差别的日本而言。所以许多为西化而奔走呼号的人，便以极大热情全心投入这项使命。对有些人来说，西化看来得放弃日本的一切，因为日本的过去种种全都是落后的、野蛮的：日语太烦琐，要简化，甚至索性放弃；要利用与优秀的西方人通婚来改良日本人种……他们如饥似渴地吞下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歧视理论，而这种种族主义理论在日本最高层居然一度受到支持。[13]日本接受西方服饰、发式、饮食的热情不亚于接受西方的技术、建筑风格和思想。[14]不过日本并未全盘西化，他们没有采纳西方的意识形态（然而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意识形态对西方的进步却具有根本意义），没有放弃所有古老的包括天皇在内的机制。

然而西化与早期的中国化不同，西化在这里有个很为难的问题。“西方”不是一个单一协调的体系，而是许多相互竞争的机制和思想复合体，日本该效法其中的哪一个呢？实际上，日本并未踌躇太久，便做出选择。英国模式自然作为铁路、电信、公共建筑和市政工程、纺织工业以及许多商业方法方面的模范；法国模式用来改革法制、改革军事（后来采取普鲁士模式），海军当然还是学习英国；大学则归功于德国和美国的榜样；小学教育、农业革新和邮政事业则归功于美国。日本聘请的外国专家——在日本人的监督下——从1875—1876年的五六百人，上升到1890年的3000人左右。然而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择就困难了。英国和法国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但它们是两个相互竞争的体系；德国则是较为独裁的君主国家，日本该选择哪一个呢？尤其是在以传教士为代表的知识型西方和以斯宾塞（Spencer）、达尔文为代表的科学型西方之间，日本又该如何选择？（武士作为一个阶层已被消灭。失去方向和判断力的武士已准备将他们传统的忠诚从世俗的主转到天上的主。）在互为对手的世俗和宗教之间，又应如何抉择呢？

于是不到20年便出现一股反对极端西化、极端自由化的势力。这股势力一方面受助于向来对完全自由化持批判态度的西方国家，例如德国（1889年《明治宪法》的观念便是来自德国），但主要是来自以新传统主义为诉求的反对势力。新传统主义实际上是想制造一个新的以崇拜天皇为核心的国教，即神道教。最终获胜的是新传统主义加上选择过的现代化的结合体（1890年颁布的《帝国教育敕令》是两者相结合的典型）。然而日本对西化的态度仍然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西化应该进行根本性革命；另一派认为西化仅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革命没有到来，而将日本改造成一个令人敬畏的现代化强国的愿望的确实现了。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还较有限，而且几乎完全建立在与经济自由思想大相径庭的“政商”基础上。而此际日本新军队的军事活动更完全是为了对付旧日本的顽固斗士，虽然早在1873年军方便策划了朝鲜战争，但因明治政府里的冷静精英认为这种冒险一定要等（朝鲜）内部改革明朗化后再做计议，于是暂缓。因此西方遂低估了日本改革的意义。

西方观察家很难理解这个陌生而奇怪的国家。有些观察家在日本身上除了看到颇具异国情调的美感以及优雅、顺从的女人外，其他就看不到什么了，而日本女人又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男人和西方的优越性（当时认为西方是优越的），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克顿和蝴蝶夫人的国度。其他观察家则太相信凡不是西方人就是劣等人，因而对日本视而不见。《日本先驱报》（Japan Herald）在1881年这样写道：“日本是个快乐的民族，即使没有多少东西也会感到满足，因而他们也不会有多大的成就。”[15]西方人认为日本的技术只能造出廉价的西方复制品，这种看法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仍是白种人虚假宣传的一个部分。然而那时已经有些精明实际的观察家——主要是美国人——看到日本在农业方面的高效率（“日本农民务农时非常节俭、经济，很会干农活，他们没有牲畜，没有轮作制度，但他们把荒地上茂盛的草变成自己田里的肥料……他们没有任何机器，但每英亩土地每年收获的庄稼，在美国得要四个耕作季才种出来”[16]），看到日本手工业者的技巧，看到日本军人的潜力。早在1878年一位美国将军就曾预言，有这样的军人，这个国家“注定要在世界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17]当日本人证明他们能够赢得战争之后，西方人对他们的看法马上变了，自鸣得意的成分也减少了许多。然而直到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际，日本人仍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胜利的活见证，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比其他文明优越的活见证；而这个阶段的日本人对这样的看法想来亦无异议。

[1]Jakob Burckhardt, Reflections on Histor (London 1943), p.170.

[2]Erskine May, op. cit., I, p.25.

[3]Cited in 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New York 1957 ed.), p.191. I am indebted to this valuable study of the agrarian-utopian strai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to Eric Foner, 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Oxford 1970).

[4]Herbert G. Gutman, ‘Social Status and Social Mobil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The Industrial City. Paterson, New Jersey’ (mimeo) (1964).

[5]Martin J. Primack, ‘Farm construction as a use of farm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1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v (1965), p.114 ff.

[6]Rodman Wilson Paul, Mining Frontiers of the Far West (New York 1963), pp.57-81.

[7]Joseph G. McCoy, Historic Sketches of the Cattle Trade of the West and South-west (Kansas City 1874; Glendale, California 1940). The author founded Abilene as a cattle centre and became its mayor in 1871.

[8]Charles Howard Shinn in Mining Camps, A Study in American Frontier Government ed. R. W. Paul (New York, Evanston and London 1965), chapter XXIV, pp.45-6.

[9]Hugh Davis Graham and Ted Gurr (eds.), The History of Violence in America (New York 1969), chapter 5, especially p.175.

[10]W. Miller (ed.), Men i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1952), p.202.

[11]I am obliged to Dr William Rubinstein for the data on which this guess is based.

[12]Herbert G.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1815-191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8, 3 (1973), p.569.

[13]John Whitney Hall, Das Japanische Kaiserreich (Frankfurt 1968), p.282.

[14]Nakagawa, Ke ii chiro and Henry Rosovsky, ‘The Case of the Dying Kimono’,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XXXVII (1963), pp.59-80.

[15]V. G. Kiernan, The Lords of Human Kind (London 1972), p.188.

[16]Horace Capron, ‘Agriculture in Japan’ in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for Agriculture, 1873(Washington 1874), pp.364-74.

[17]Kiernan, op. cit., p.193.

第九章　变化中的社会

根据（共产主义）原则，应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换言之，谁也不能因为自己力气大、能力强或工作勤奋而得到任何利益，而是要去照顾弱者、愚者和懒汉的需要。

——T.厄斯金·梅爵士，1877年[1]

政府正由拥有财富之人的手中传到一无所有者手中，正从那些基于物质利益致力维护社会之人的手中，交到那些对秩序、稳定以及现状漠不关心之人的手中……也许，依照地球变化法则，工人赞成我们这个现代化社会，而过去的野蛮人则赞成古老社会，赞成分化、瓦解的骚动因素！

——龚古尔兄弟，巴黎公社期间[2]

当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高唱胜利凯歌之际，虽然出现过一些群众性政治运动和工人运动，但希望有个新社会能取而代之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尤其是在1872—1873年间。然而几年之后，这个曾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社会再一次发生动摇，在其前途迷茫之际，它必须再一次严肃对待那些想要取代它、推翻它的运动。所以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发生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激进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运动。这样的检视不能只根据后见之明，当然历史学家也没有理由放弃这项最强大的武器，还必须通过当时人的眼光。今天有钱有势的人信心十足，他们不怕其统治会因为翻旧账而结束。而且革命是不久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1868年时，任何一个40岁的人，在欧洲发生最伟大的革命之时，他已将近20岁；50岁的人则已经历了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虽然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但在1848年革命时他已成年。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兰人以及其他人等都曾在本书所述时期的最后15年里经历过动乱、革命以及其他颇具动乱意味的大事，例如加里波第解放意大利，等等。无怪乎当时的人们会对革命抱有强烈深刻的希望或恐惧。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不是1848年后若干年里的主流。这几十年的社会革命就像英国的蛇一样：有是有，但不是英国动物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在那充满希望和失望的伟大一年，欧洲革命曾经近在眼前——也许非常真实——但又转成过眼烟云。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希望革命之火能在几年后再度燃烧。例如1857年发生全球性经济萧条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便真切盼望经济萧条能引发革命的再次总爆发。但革命没有发生。自此，他们不再期待革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爆发，更肯定1848年革命不会再度重演。但若因此认为马克思变成某种渐进式的社会民主党人（按照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或认为马克思希望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那就错了。就算有些国家的工人能借由选举获胜，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他提到美国、英国，也许还有荷兰），但在他们夺得政权、砸碎旧政治和旧机制（马克思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的时候，也必然会导致旧统治者的暴力反抗。毫无疑问，马克思在这方面是很现实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可能准备接受一个不会威胁到其政权的工人运动，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会接受一个会威胁其政权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在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镇压之后。

因此，在欧洲先进国家发动革命不再是可行的政治活动，遑论社会主义革命。诚如我们已看到的，马克思对革命前途深感怀疑，甚至认为在法国也行不通。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眼前的发展取决于工人阶级独立的群众性政党组织，而群众政党组织近期的政治要求却不是革命。马克思向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口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纲时，删掉了其中设想社会主义未来的一条（“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管理下”），以作为对拉萨尔派的让步。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是运动的结果。但仍需取决于时间、教育，以及社会新形态的发展”。[3]

前途遥远，不可预测，但仍有望通过资本主义社会边缘地区，而非中心地区的演变，大大缩短其距离。从19世纪60年代晚期，马克思开始从三个方向认真设想采取间接方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战略，其中两个已证明是正确的预测，而另一个是错误的。这三条思路是：殖民地革命、俄国以及美国。殖民地革命是他分析爱尔兰革命运动（见第五章）的结论之一。英国那时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英国是资本的中心，是世界市场的统治者，同时又是“革命物质条件已发展到一定成熟度的唯一国家”。[4]所以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目标必须是鼓励英国革命，鼓励的唯一办法便是协助爱尔兰独立。爱尔兰革命（或更笼统地说，各附属国人民的革命）不是为了爱尔兰自己，而是希望它能在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心地区扮演革命的催化剂，或成为资本主义宗主国的阿喀琉斯之踵（意为致命的弱点）。

俄国的角色也许更具野心。从19世纪60年代起，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一场俄国革命已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非常可能，甚至是肯定的。俄国革命若发生在1848年，当然也会受欢迎，因为它可搬掉西方革命胜利道路上的主要绊脚石，但若发生在此时，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一场俄国革命也许真的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双方并可进而互相补充”（摘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俄国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5]我们还可进一步推想，俄国革命也许能直接导致俄国的土地公有制，越过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马克思对此推论从未表示完全支持。马克思的推测非常正确，革命的俄国的确改变了世界各地的革命前景。

美国的作用将比核心角色差一些。其主要功能是消极性的：凭借自己神速的发展，打破西欧，特别是英国的工业垄断；并由于大量农产品出口，砸碎了欧洲大小土地产业的基础。这个评估当然是正确的。但它是否也能对革命胜利具有积极贡献呢？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认为美国政治制度会出现危机。这种推论并非不切实际，因为农业危机将削弱农民的力量，削弱“整个宪法的基础”；而投机商和大财阀所攫取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也将使人民产生反感。他们还指出美国的群众性无产阶级运动正在形成。也许他们对这种趋势不抱太多期望，但马克思表示过某些乐观态度，说“美国人民比欧洲人民更加坚决……每样东西都成熟得更加快些”。[6]然而他们把俄国和美国这两个《共产党宣言》原先删去的大国相提并论就不对了：俄国和美国未来的发展将有天壤之别。

马克思的观点在他逝世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他的思想尚不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尽管在1875年已有两个迹象能说明他后来的影响：其一是一个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其二是他的思想深入俄国知识分子心中。这些他本人从没想到，但若追溯当时情况，这也不是非常出人意料的。19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这位“红色博士”常为国际工人协会筹划活动（见第六章），同时也是该协会最具影响力的地位崇高之士。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国际工人协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甚至也说不上是涵括足够马克思主义者的运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是移居国外的德国人，是马克思的同代人）。国际工人协会由许多左翼团体组成，它们之所以组成联盟，主要是（也许完全是）因为它们都想把“工人”组织起来。国际工人协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不全是一劳永逸的成功。国际工人协会的思想代表了两类人士的思想：一是1848年革命的幸存者（甚至是在1830—1848年间经过改造的1789年革命幸存者），他们代表的是某种改良式工人运动的期望；其二是无政府主义，那是一种乖戾革命理想的亚变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革命理论都要也必须与1848年革命经验相吻合，马克思是如此，巴枯宁、巴黎公社社员以及俄国民粹派皆如此（关于俄国民粹派我们将在下文续论）。有人也许会说，他们都是从1830—1848年的动荡岁月中走过来的，但他们没有把1848年前的那面大旗，即空想社会主义，从左派队伍里永远砍除。主要的乌托邦倾向已不复存在。圣西门思想已割断了与左派的联系，转入孔德的实证论，而且变成一群资产阶级冒险家（主要是法国人）共有的不成熟经验。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的追随者将他们的理论研究转向唯心论和世俗主义，将他们的实践活动转向合作商店这一不大的领域。傅立叶（Fourier，1772—1837）、卡贝以及其他提倡共产主义社区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自由土地上，享有无限机会的人）都被淡忘了。格里利（Greeley，1811—1872）提出“年轻人，往西走”的口号，这比他早期的傅立叶式口号强多了。空想社会主义到1848年时已告销声匿迹。

法国大革命的后代在1848年后仍活跃在舞台上，其类型从激进的民主共和派到布朗基式的雅各宾共产党人都有。民主共和派时而强调民族解放，时而强调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他们是传统左派，既未学到什么，也未丢失什么。巴黎公社的某些极端分子，除了想再发动一次法国大革命外，根本别无他求。布朗基主义靠着它顽强的决心和巧妙的组织，终于在法国生存下去，并在公社里发挥重要作用，但这是它最后一次亮相机会，此后再也未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且即将在法国新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趋势撞击下消失陨灭。

民主激进主义的生命力较为顽强，因为它的主张真正表达了各地“小人物”（店主、教员、农民）的愿望，亦即工人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投自由主义政客所好，希望自由主义政客支持他们。自由、平等、博爱也许不是具有精确意指的口号，但面对有钱有势的大人物，穷人和普通百姓仍知道这个口号的含义。然而即使民主激进主义的正式纲领实现了，一个像美国那样借由平等、无条件普选产生的共和国成立了［所谓无条件普选是针对男子选举权而言，当时尚无任何国家认真考虑妇女的公民权，只有美国富战斗精神的斗士开始为此努力，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便于1872年参加总统竞选］。民主的热情也不会因之降温，因为“人民”需要行使真正的权利来对付富人和贪官，光是“人民”的需要就足以使民主热情存在并继续下去。不过，民主激进主义的纲领当然还未成为现实，甚至是在规模不大的地方政府当中，也不曾实现过。

然而这个时期，激进民主本身已不再是革命口号，而成为为达到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手段。革命的共和国就是“社会的共和国”，革命的民主就是“社会的民主”，这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越来越常采用的标题。不过民族主义的革命家对此还不很了然，例如意大利的马志尼党人，他们认为既然独立和统一是建立在民主共和主义之上，那么取得独立和统一之后，一切问题也都解决了。真正的民族主义当然会是民主的、社会的；如果不是，那它就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马志尼党人并没有不主张社会解放，加里波第就宣称他本人是社会主义者，暂且不论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者是指什么。在人们对统一、共和大失所望之后，新社会主义运动的骨干便将从以前的激进共和分子中脱胎而出。

无政府主义显然是1848年后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19世纪60年代的产物，虽然我们可以从19世纪40年代的革命骚动中找到它的踪迹。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是蒲鲁东和巴枯宁。蒲鲁东是位法国印刷工人，自学成才，后来成了多产作家，不过他从未实际进行过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巴枯宁是位俄国贵族，他随时都准备投身到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我们可以列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家谱”，但这与真正的无政府运动发展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两人在早期就受到马克思的注意。马克思不喜欢他们，他们敬重马克思，但也回敬了马克思的敌意。蒲鲁东的理论本身并没多少有趣之处，系统紊乱，偏见太深，毫无自由主义色彩，他既反对女权主义，又反对犹太人，反倒是极右派对他推崇有加，但他的理论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有两大贡献：其一相信小型的互助生产组织，而不相信没有人性的工厂；其二痛恨政府，痛恨所有政府。这对自力更生的工匠，自主权较高、抵制无产化的技术工人，尚未忘记其农村小镇童年生活的城里人以及邻近工业发达地区的居民特别有吸引力。无政府主义正是对这些人，对这些地方有最大的号召力。国际工人协会当中最忠实的无政府主义者，正是瑞士小村庄“侏罗联合会”（Jura Federation）里的钟表匠。

巴枯宁对蒲鲁东的思想没有什么新的补充，他只是一味鼓动革命热情，想实际进行革命。他说：“破坏的热情同时也是创造的热情。”殊不知其所鼓动的只是罪犯和社会边缘人的革命潜力，是一种鲁莽的热情，一种农民的、直观的意识。他根本不是什么思想家，而是一个预言家、一个煽动家、一个诡计多端的恐怖组织家。尽管无政府主义在纪律严明的组织里没有市场，无政府主义也等于提前警告政府应该进行专政。巴枯宁将无政府主义运动扩大到意大利、瑞士，并借由其门徒扩展至西班牙，并于1870—1872年组织了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他实际上创造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因为（法国）蒲鲁东主义团体只是一个不甚发达的工会互助组织，在政治上它们的革命性格并不太强。上述所言并不表示无政府主义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际已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而是说它在法国以及法属瑞士已有一些基础，在意大利已播下某些种子，尤其是在西班牙已取得惊人的进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手工业者和工人以及安达卢西亚的农业劳动者都相当欢迎这个新福音。它与西班牙国内滋长出来的思想一拍即合，合而为一，认为如果能将国家的上层建筑摧毁，将富人消灭，农村和工厂自然能治理好，一个由自治城镇构成的理想国家自然很容易实现。这种“小行政区主义”（cantonalism）运动居然试图在1873—1874年的西班牙共和国实现这种“理想国”。小行政区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马加尔（F.Piy Margall，1824—1901）。马加尔将与巴枯宁、蒲鲁东以及斯宾塞一起被迎进无政府主义的万神殿。

无政府主义既是前工业时期对现代的反叛，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反传统，然而其直觉和本能又使它保留甚至更加强调许多传统成分，如反犹太人，或更笼统地说，仇恨一切外国人。蒲鲁东和巴枯宁两人身上都有这些因素。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十分痛恨宗教、教会，颂扬进步的事业，包括科学、技术、理性，尤其颂扬“启蒙运动”和教育。由于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权威，它便奇怪地与主张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沆瀣一气。主张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也反对一切权威。从思想上说，斯宾塞跟巴枯宁一样，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曾撰写《反对政府的人》（Man against the State）］。无政府主义唯一不去阐述的是未来。关于未来它无话可说，他们认为在革命发生之前没有未来。

无政府主义一旦出了西班牙就根本不具政治重要性，对我们来说它只是那个时代歪曲现实的哈哈镜而已。这个时代饶有趣味的革命运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革命运动——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当时并非群众运动，也从来没有形成群众运动。它最引人注目的是进行恐怖活动，这是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以后的事，结果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Ⅱ，1881年）。然而它是20世纪落后国家许多重要运动的先驱，也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的先驱。它把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革命与（俄国）1917年革命直接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巴黎公社更为直接。由于这场运动几乎清一色全由俄国知识分子组成，而俄国所有严肃知识分子的生活亦都带有政治色彩，所以它便借由同时代的俄国天才作家如屠格涅夫（Turgenev，1789—1871）、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等人的作品立即反映到国际文坛之上。西方同代人很快便听到民粹主义者（the Nihilists）这个名词（译者注：该词亦有“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意），甚至把他们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相混淆。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巴枯宁曾像插手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那样插手俄国的运动，并一度和另一位真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年轻的涅恰耶夫（Sergei Gennadevich Nechaev）纠缠不清。涅恰耶夫提倡不顾一切地进行恐怖和暴力活动。然而，俄国民粹主义根本不是无政府主义。

俄国“应该”有场革命，欧洲从最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到最激进的左派，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尼古拉一世政权（1825—1855）是十分露骨的独裁，他是阴错阳差上台的，从长远看不可能维持很久。政权之所以未倒，是因为俄国还没有出现强大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因为落后的农民对沙皇依旧保有传统忠诚或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俄国农民主要是农奴，他们接受“贵族老爷”的统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沙皇代表神圣的俄罗斯，同时因为他们大多甘愿平静地在村社里做好自己的点滴小事。俄国和外国观察家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注意到俄国村社的存在及其意义。农民确实不满。尽管他们很穷，尽管贵族老爷不断压迫，但他们从不同意贵族有权占据庄园里的土地。农民是属于贵族老爷所有，但土地是属于农民的，因为是农民在耕种土地。农民是因为无能为力，所以才无所作为。如果农民能摆脱消极情绪，起而抗争，那么他们会使沙皇和俄国统治阶级坐立难安。如果思想左派和政治左派将农民潜在的动乱因素鼓动起来，其结果将不只是一场17世纪、18世纪式的伟大起义——俄国统治者始终觉得“普加乔夫起义”（Pugachevshchina）阴魂不散——而是一场社会革命。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一场俄国革命已不再是幻想，而是日渐具有可能性。这是19世纪60年代最重大的变化之一。俄国政权既反动，又无能，但在1860年之前，它给人的印象是：从内部看，它固若金汤；从外部看，它强大非凡。当欧洲大陆于1848年深陷革命浪潮之时，俄国政权却能幸免于难。然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它的弱点暴露无遗，内部很不稳定，对外则比想象中虚弱许多。其关键弱点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亚历山大二世所推行的改革与其说是振衰起敝的灵丹妙药，不如说是暴露疾病的症状。我们将会看到，解放农奴（1861年，见第十章）事实上是为农民创造了革命条件，而沙皇在行政管理、司法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1864—1870），非但没有克服沙皇专制统治的弱点，更不足以补偿它日渐失去的农民忠诚，在俄国爆发一场革命已不再是乌托邦遐想。

由于资产阶级和（这个时期）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当时只有一个人数极少但很是能说会道的社会阶层能够承担政治鼓动任务：知识分子。在19世纪60年代，这个阶层业已觉醒，与政治激进主义发生联系，并享有“知识分子”的美名。正是因为它的人数极少，所以这个阶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深深感受到他们是紧密相连的团体：迟至1897年，全俄受过教育的男性不超过10万，妇女约6000多一点儿。[7]人数确实不多，但增加速度很快。1840年莫斯科的医生、教师、律师以及各种艺术工作者总数不超过1200人，但到了1882年，莫斯科已有5000名教师、2000名医生、500名律师以及1500名艺术界人士。关于他们有一点相当重要：他们既不加入商业阶层（19世纪各国商界除德国外，均不需要学历，除非为了提高社会层次），也不参加官僚队伍（官僚机构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大雇主）。1848—1850年间，圣彼得堡大学毕业生共有333人，其中只有96人加入文官队伍。

俄国知识分子有两点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首先，他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其次，在政治上他们多半是激进主义者（为了社会而非为了民族）。第一点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西方知识分子很容易被独领风骚的中产阶级所吸收，很容易接受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除了文学艺术上的放荡不羁（见第十五章），除了一些得到批准、勉强可以忍受且与众不同的特殊文化外，在西方知识界看不到太多满腹牢骚的政治异议者，而放荡不羁的牢骚话与政治关系不大。直到1848年（包括1848年），大学一直是颇富革命性的，如今他们在政治上也已循规蹈矩了。在这个资产阶级大获全胜的时代，知识分子何苦再另提一套呢！第二点又使俄国知识分子有别于那些刚形成的欧洲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热量几乎完全消耗在民族特征上，也就是说消耗在为建设一个能够将他们整合进去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上。俄国知识分子不能遵循（西方）第一条道路，因为很明显俄国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对沙皇制度来说，即使是温和的自由主义也会被当作政治革命口号。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的改革——解放农奴、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以及为贵族士绅建立某种地方政府（1864年的地方自治会）和城市（1870）——都过于羞羞答答，拖泥带水，不足以长期激励改革主义者的潜在热情，而且改革的时间太短，只是昙花一现。俄国知识分子也无法遵循欧洲知识分子的第二条道路，倒不是因为俄国已是一个独立民族，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民族骄傲，而是因为俄国民族主义的口号——神圣的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等等——已经被沙皇、教会以及所有的反动力量扼杀了。在托尔斯泰（Tolstoi，1828—1910）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的所有人物当中，最典型的俄国人别祖霍夫（Pierre Bezuhov）不得不去寻求世界主义的思想，甚至不得不为侵略者拿破仑辩护，因为他对这样的俄国无法满意；而他精神上的侄、孙辈（全是19世纪50和6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被迫走上同一条道路。

他们要求现代化，亦即要求“西化”，作为生长在欧洲落后国家的有志之士，他们也非如此不可，但他们不能只进行“西化”，因为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此刻还不能为俄国提供一个有活力的模式，也因为俄国此刻唯一潜在的群众革命力量是农民。结果是他们只能进行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可使矛盾一时勉强得到解决。民粹主义充分说明了20世纪中叶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在本书所述时代结束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突飞猛进，也就是说能组织起来的工业无产阶级已迅速成长。资本主义的发展消除了民粹主义时代的种种疑团，而民粹主义英雄阶段的崩溃（民粹主义大约始于1868年，终于1881年）又使大家从理论上对它重新进行评估。从民粹主义废墟上生长起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西化论者，至少理论上是。他们认为俄国应走西方道路，聚集同样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力量——一个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和一个为资产阶级挖掘坟墓的无产阶级。然而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的革命过程中很快便认识到这种前景是不切实际的。俄国资产阶级太过软弱，不堪担此历史重任，而无产阶级在“职业革命家”领导下，在农民阶层不可阻挡的力量支持下，势将推翻沙皇统治，也将埋葬尚未成熟便注定死亡的俄国资本主义。

民粹主义者主张现代化。他们梦想中的俄罗斯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而非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进步的、科学的、教育发达且生产革命化的俄国。新俄国将建立在俄国最古老、最传统的民间机制之上，它将因此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母体和模型。民粹派知识分子在19世纪70年代再三询问马克思他们的设想是否可能实现，马克思苦苦思索这个诱人的但按其理论是不可能的想法，最后只能吞吞吐吐地说，也许可能吧。另一方面，俄国必须拒绝西欧的传统，包括西欧自由主义和民主理论的模式，因为俄国没有这种传统。民粹主义有一点与西欧1789—1848年的革命传统直接相连，但即使是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与西欧革命传统不同，是新的。

如今聚集在一起密谋暴动、暗杀、推翻沙皇统治的男女知识分子，他们不只是雅各宾派的继承人，也不只是衍生自雅各宾派的职业革命家，他们将砸碎与现有社会的一切联系，将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人民”，献给革命，将深入人民当中，表达人民的愿望。于是，他们拥有强烈的情感，极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毫无浪漫之处，这种情形在西方很难找到。他们更接近列宁，而不是法国革命家博纳罗蒂（Buonarroti）。他们也像后来众多的革命运动一样，在学生当中培养了第一批骨干，特别是在已经进入大学的新生和穷学生当中，而不再局限于贵族子弟。

这个新革命运动里的积极分子的确是“新”人，而非贵族子弟。1873—1877年间，关在牢房或遭流放的政治犯共有924人，其中只有279人出身贵族家庭，117人出身非贵族的官僚家庭，33人来自商贾家庭，68个犹太人，92个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说城里人（meshchane）的子弟，138个出身所谓的农民家庭——可能是与城市环境相似的农民家庭，其中不下于197人是牧师的孩子。民粹派中年轻妇女的人数多得惊人。在约1600名被捕的宣传员中，女性的比例不低于15%。[8]民粹派运动起初在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受巴枯宁和涅恰耶夫影响）和到“人民”当中进行群众政治教育之间摇摆不定，但最终却成为雅各宾—布朗基式纪律严苛的秘密阴谋组织。不管他们的理论如何，在现实上他们都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杰出人物。他们预见到布尔什维克的问世。

民粹派之所以重要，倒不是因为他们取得什么伟大成就，他们实际没取得什么成就；也不是因为他们动员了多少人（充其量也不超过数千人）。民粹派的意义在于他们标志着俄国连续不断（50年）的革命鼓动工作从此揭开序幕，最后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起世界史上第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权。民粹派是沙皇俄国注定将被革命推翻的征兆，他们在1848—1870年间，以极快的速度将沙皇俄国从世界反动力量不可动摇的支柱变成一个泥足巨人（对大多数西方观察家来说也是出乎意料的）。民粹派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们好像建立了一座化学实验室，把19世纪主要的革命思想都放到这里进行试验、综合，然后发展成20世纪的各种思想流派。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运气不错——其原因倒是相当令人费解——世界历史上有几次最光辉、最令人吃惊的知识和文化创作的大爆炸，而民粹主义正好与其中一次爆炸巧遇。落后国家在寻求现代化的道路时，通常是从国外引进思想。其思想不是土生土长的，当然实践时不一定是如此。它们在向外援借之时，不带偏见，不持保留。巴西、墨西哥的知识分子不加批判地接受孔德的思想，[9]西班牙知识分子也在这个时期接受了19世纪初德国二流世俗哲学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e）的思想。俄国左派不只接触了这时期最好、最先进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喀山（Kazan）的学生在《资本论》译成俄文之前便阅读了马克思著作——而且几乎立即将先进国家的社会思想加以改造，大家也承认他们确实有此能力。当时出现了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他们的知名度仅限于国内——车尔尼雪夫斯基（N.Chernishevsky，1828—1889）、别林斯基（V.Belinsky，1811—1848）、杜勃罗留波夫（N.Dobrolyubov，1836—1861），还有杰出的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1812—1870）。其他还有一些人只做了改造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和编年史的工作——也许这是一二十年以后的事——例如在英国的维诺格拉多夫（P.Vinogradov，1854—1925）以及在法国的卢钦斯基（V.Lutchisky，1877—1949）和卡雷辽夫（N.Kareiev，1850—1936）。马克思本人对俄国读者取得的成就立即表示赞赏，这不仅因为他们是他学术思想上的最早知音。

我们已经讨论了社会革命家，那么革命又如何呢？这时期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实际上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却一无所知，而且肯定与西方革命思想毫无联系的，那就是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见第七章）。革命最频繁的地区是拉丁美洲，它们的革命多半是发表一份（军事政变）檄文或是地区性的夺权篡位，国家局势很少因革命而明显改变，以致其中有些国家的社会要素常被忽略。欧洲的革命或是以失败告终，例如1863年的波兰暴动；或是被温和派自由主义同化，例如1860年加里波第征服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革命；或是虽然成功，但纯粹是一国一族之事，例如西班牙1854年革命和1868—1874年的革命。1854年革命如同哥伦比亚19世纪50年代初的革命一样，只是1848年大革命的夕阳余晖。伊比利亚世界的节拍总比欧洲其他部分慢一些。1868—1874年的革命则使当时人紧张了一阵，因为当时正处于政治动荡和国际工人协会的活跃期，因此担心它会是新一轮欧洲革命的预兆。但是新的1848年没有到来，来的却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

就像这个时期的许多革命一样，巴黎公社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取得了什么成就，而在于它预示的信息；作为一个象征它确实十分可怕，但作为事实则不然。巴黎公社在法国以及（通过马克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神话，一个直到今天还响彻云霄的神话。[10]巴黎公社是异乎寻常的、重要的、激烈的、悲壮的，但也是十分短暂的，大多数严肃的观察家都认为它注定会失败。巴黎公社是由城市工人造反所成立的政府，公社的主要成就是它确实是个政府，尽管它只存在不足两个月。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开始数日子，直到他高兴地宣布：苏维埃政府已比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还长了。然而奉劝历史学家在回忆往昔之际不要低估巴黎公社。虽说巴黎公社并没有严重威胁到资产阶级秩序，但光是它的存在就足以把资产阶级吓得魂不附体。恐慌和歇斯底里包围了巴黎公社的诞生与死亡，尤其是国际舆论界。国际舆论界指责公社建立共产主义，没收富人财产，分占富人妻子，进行恐怖大屠杀，制造混乱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一切缠住高贵阶层不放的噩梦。毋庸多言，这一切都是国际工人协会故意策划的。各国政府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来对付危及秩序和文明的国际威胁。于是，警察进行国际性合作，剥夺逃亡的公社社员作为政治难民所应接受的保护地位（当时人对这项举措的反感更甚今日，认为十分无耻）。除此之外，奥地利首相建议——俾斯麦全力支持，须知此公不是容易惊慌失措的——组织一个资本主义反国际工人协会。德国、奥地利、俄国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于1873年组织了“三皇同盟”（Three Emperors’League），这就是被人们视为“为了对付已经威胁皇帝和政府的欧洲激进派”的新神圣同盟，[11]但是等到这个同盟签约之际，国际工人协会已迅速削弱，因而同盟的任务已不具紧迫性。不过紧张毕竟是事实，其意义在于它说明了各国政府如今所惧怕的不是一般社会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本质上是无产阶级运动，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各国政府和此时“值得尊敬的”舆论看法是一致的。

事实上，公社是一场工人暴动，如果工人是指介于“人”和“无产者”之间的男女，而不是工厂工人，那么这个词也适用于这个时期其他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2]被捕的3.6万公社社员，实际上都是巴黎各阶层的劳动人民：8%是白领工人，7%是仆人，10%是小商店店主之类，其余绝大多数是工人——来自建筑业、冶金业、一般劳动行业，紧接他们之后的是更加传统的、懂技术的手工业（家具、奢侈商品、印刷、制衣）工人，许多革命骨干也出自这部分人（在国民军中，被捕的印刷工人有32%是军官和士官，木材工人占19%，建筑工人只占7%），还有一向激进的鞋匠。然而巴黎公社是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呢？差不多肯定是的，虽然公社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仍是1848年前的梦想，即自我管理的生产者合作社或社团单位，不过公社此时也开始有系统地强力干预政府。公社的实际成就非常有限，不过这不是公社的错。

因为公社是个被包围的政权，它对打仗没经验；由于巴黎被围困，起义是拒绝投降之举。当1870年普鲁士人向法国挺进之时，拿破仑三世帝国的脖子便被折断了。推翻拿破仑三世的温和共和派，起初仍半心半意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然后当他们认识到要抵抗普军只剩下一个办法，亦即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建立一个新的雅各宾社会共和国，于是他们便放弃对德作战。政府和资产阶级放弃了被围困的巴黎，巴黎实权自然落入各个区（arrondissements）的区长和国民军手中，实际上也就是落入人民和工人阶级之手。法国政府与德国订立城下之盟后，便立刻宣布解散国民军，此举触发了革命，巴黎独立的城市组织（公社）遂告成立，公社几乎立即被凡尔赛的全国政府包围——巴黎四周的普鲁士胜利之师则作壁上观。公社在其存在的两个月期间，几乎一刻也没间断对占绝对优势的凡尔赛军队作战。公社3月18日宣布成立，不到两个星期公社便失去主动。5月21日敌人进入巴黎，最后一个星期只是向世人表示巴黎劳动人民活得艰难，死得壮烈。凡尔赛军队的阵亡和失踪人数大约是1100人，公社或许还杀了100个人质。

但，有谁知道多少公社社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吗？公社被镇压后，无数社员遭屠杀。凡尔赛方面承认它们杀了1.7万人，但这个数字连实际被害的半数都不到。4.3万人被俘，1万人被判刑，其中一半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其余一半被监禁，这就是那些“受人尊敬之人”所进行的报复。从此，巴黎工人和他们“上司”之间就被一条血河隔开。从此，社会革命家知道，如果他们无法保住政权，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1][1]Erskine May, op. cit., I, pp.lxv-vi.

[2]Journaux des Frères Goncourt (Paris 1956), II, p.753.

[3]Werke, XXXIV, pp.510-11.

[4]Werke, XXXII, p.669.

[5]Werke, XIX, p.296.

[6]Werke, XXXIV, p.512.

[7]M. Pushkin, ‘The professions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Historical Journal, XII, I (1969), pp.72 ff.

[8]Hugh Seton Watson, Imperial Russia 1861-1917 (Oxford 1967), pp.422-3.

[9]A. Ardao, ‘Positivism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XXIV, 4 (1963), p.519, notes that Comte’s actual Constitution was imposed on the state of Rio Grande do Sui (Brazil).

[10]G. Haupt, ‘La Commune comme symbole et comme exemple’, Mouvement Social, 79 (April-June 1972), pp.205-26.

[11]Samuel Bernstein,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New York 1955), chapter XX,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a New Holy Alliance’, especially pp.194-5 and 197.

[12]J. Rougerie, Paris Libre 1871 (Paris 1971), pp.256-63.

第三部分　结果

第十章　土地

印第安人现在每星期能挣九个小银币。一旦他们每天能挣到三个小银币，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便绝对不会超过一半，因为这样他们仍能拿到九个小银币。当你改造了一切之后，你还得回到你的起点：回归自由，不需要为发展农业而制定赋捐、法律条令和规章制度的真正自由；回到无限美好的、堪称政治经济最高境界的放任自由。

——墨西哥一地主，1865年[1]

所有过去用来反对大众阶级的偏见，今日仍用在农民身上。由于农民得不到中产阶级所受的教育，所以就得忍受不同待遇，忍受别人的轻视，于是乡下人遂强烈渴望摆脱这种轻蔑的压迫，于是就发生了咄咄怪事：我们旧有的风俗习惯蜕化了，我们的种族腐朽变质了。

——曼图亚一家报纸，1856年[2]

1

1848年时，世界人口，甚至欧洲人口中绝大部分都居住在农村。即使在第一个工业化经济的英国，城市人口在1851年前仍未超过农村人口，1851年也只刚刚超过——51%。除了法国、比利时、萨克森、普鲁士和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超过其总人口的10%，而那时全世界的城市不过1万多个。到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情况大有改观。然而除个别例外，农村人口仍雄居城市人口之上。所以直到那时，大部分人的生存运气仍取决于土地庄稼的好坏。

土地收成好坏一方面有赖于经济、技术和人口因素，这些因素存在于全球各地，至少存在于地理—气候的大区域里。即使各地有其特殊性和落后现象，这些因素同样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土地收成也取决于社会、政治、立法等机制因素。这些因素千差万别。即使世界通过这些机制的运转，形成了一致的发展趋势，但各地的机制因素仍是迥然不同。从地理上看，北美大草原、南美大草原、俄罗斯南部和匈牙利南部的无树林大草原，有很多相似之处：都程度不同地处于温带，都是大平原，都适宜于大规模开垦种植。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它们也都发展了相同类型的农业，成了主要粮食出口国。但从社会、政治和法律上看，北美草原与欧洲草原就有很大区别：北美草原上除狩猎的印第安人外，基本上无人居住；欧洲草原很早就有人来定居务农，即使人烟还不算很稠密；新世界（美洲）的自由农和旧世界（欧洲）的农奴有天壤之别；1848年后匈牙利发生的农奴解放形式与1861年后俄罗斯发生的农民解放形式截然不同；阿根廷的大庄园主与东欧的贵族地主和乡绅也不一样；各有关国家的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和土地政策也各不相同。对历史学家来说，忽略它们的区别跟忽略它们的共性一样，都是不应该的。

不过全世界的农业在下列这点上的确越来越相似：服从工业世界经济的需要。由于工业世界的需求扩大，农产品商业市场遂成倍增加——多数是粮食和纺织工业的原料以及工业用粮，不过这一点的重要性不大——国内外市场同时增加。国内市场增加是因为城市迅速发展。工业世界所拥有的技术，使通过铁路和汽船将迄今未遭剥削地区有效地纳入世界市场范畴成为可能。当农业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或至少是改用商业化大规模经营的方式后，社会受到强烈冲击，人与土地之间那种代代相传的密切关系松懈了，特别是当他们发现自己家无寸地，或只有极少土地，无法养家糊口的时候。与此同时，新兴的工业和城市又贪得无厌地渴求劳动力，先进的城市与落后的、“黑暗的”农村之间，距离日益增大，终于迫使他们离乡背井，远走他方。在这个时期，我们见到农产品贸易（这是农产品使用范围明显扩大的标志）与较大范围的“从土地上远走高飞”的现象——至少是在受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直接影响的国家里——同时增长，而且增长幅度极大。

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里，这个进程显得特别迅速，其原因有二，即世界经济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的急速发展。这两方面的急速发展，是这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旋律。拜科技进步之赐，偏远以及无人地区的开拓度大增，原本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为粮食出口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中部平原和俄国东南部。1844—1853年间，俄国每年出口粮食约1150万公石，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下半叶，出口已达4700万到8900万公石。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出口的粮食几乎可忽略不计（也许只有500万公石），此时却向国外出售1亿多公石。[3]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先进”世界已开始尝试将国外某些地区变成其特殊产品的供应地——孟加拉的靛青和麻，哥伦比亚的烟草，巴西和委内瑞拉的咖啡，埃及的棉花更不用提了，如此等等。这些新的出口作物取代或补充了当时同类的传统出口农产品——加勒比海和巴西正在减少的糖、内战时期美国南方诸州的棉花。整体而言，除了个别例外（例如埃及的棉花和印度的麻），这些经济特殊作物并非一成不变，即使有些固定不变，其规模也不能与20世纪相比。恒久不变的世界农业市场模式，在帝国主义经济于1870—1930年间形成之前，尚未确立。看似欣欣向荣的产品也可能潮起潮落，时升时降；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生产这类出口农产品的主要地区，后来不是停滞不前，便是完全放弃。圣保罗州（São Paulo）曾是这个时期生产咖啡的主要基地。如果说巴西已成为主要咖啡生产国，圣保罗的咖啡产量充其量只占全国产量的1/5，只及里约（Rio）的1/4，印度尼西亚的一半，锡兰（Ceylon）的两倍。锡兰的茶叶种植业在这段时间还无足轻重，19世纪70年代晚期茶的出口还未单独注册，19世纪70年代后也只少量出口。

尽管如此，农产品此时已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项目，这通常会导致农业高度专业化，甚至使出口农产品的地区只种植单一作物（其理由显而易见）。技术的发展使这种局面成为可能，因为大量散装货物在进行长距离陆上运输之时，其主要运输工具只能依靠铁路，而铁路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尚未问世。与此同时，技术显然随需求而诞生，或预测到市场需求而加以开发。这在美国南部的辽阔平原和南美若干地方最为明显。那些地区的牲口实际上并不需要人们精心饲养，只要由高卓人（gauchos）、拉内洛斯人（llaneros）、瓦克罗人（vaqueros）和牛仔放牧就行。然而成倍增加的牲口，正大声呼喊着唯利是图的城里人找个运输途径把它们转换成钱。得克萨斯人将牲口赶到新奥尔良，1849年后又进而赶到加利福尼亚。促成农场主人长途跋涉开拓这条牲口之路的原因，正是东北部已显示出它将成为一个大型市场。这条牲口之路成了“蛮荒的西部”英雄浪漫史的组成部分。这条路将偏僻的西南部与缓慢延伸过来的大车站连接起来，又借由一座座火车站与芝加哥相联系。1865年芝加哥的储货场开放了。内战爆发之前，每年有成千上万头牲口来到这里；内战结束后的20年里，每年来到这里的牲口更不下几十万头，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铁路网络的完成，延续到19世纪80年代“蛮荒的西部”因耕种技术提高而告别了它的古典时期，告别了以畜牧为主要经济的时期。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试探新的家畜利用法：一是传统的方法，即在家畜屠宰后将肉腌制并风干；二是某种浓缩法［1863年拉布拉他河诸州已开始把李比希（Liebig）的肉类萃取法应用到生产上］；三是制成罐头；四是冷藏法，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方法。波士顿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收到一些冷冻肉，伦敦也自1865年起从澳大利亚运来少量冷冻肉，但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结束之前，冷冻肉并没有很大的进展。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因为美国企业的两大先驱，即美国两大包装公司巨头斯威夫特（Swift）和阿穆尔，直到1875年还未在芝加哥站稳脚跟。

因此，农业发展的活跃因素是需求，是世界各城市和工业地区对食品需求的日益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这两项与日俱增的需求结合在一起，遂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经济。经济增长促进了大众消费水准的提高，也提升了每个人的平均需求。随着名副其实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新市场仍无处可寻（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但老市场却方兴未艾。自工业革命以来，新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就业的能力首次与其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并驾齐驱（见第十二章）。结果是，举个例子来说，英国在1844—1876年间，每人平均的茶叶消费量增加三倍，同期的每人平均食糖消费量从大约17磅增加到大约60磅。[4]

于是，世界农业日趋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国际和国内资本主义市场所垄断，另一部分是基本上独立于资本主义市场之外。所谓的独立农业并不意味着不进行任何买卖，更不代表那里的农业生产者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它指的是在这片农民拥有的土地上，自然经济很可能占相当高的比例，交易行为可能局限在邻近的狭窄范围内，而这些地区的小城市粮食是由方圆一二十英里的农村所供应。这两种农业经济尽管都有买卖，却有本质上的区别：一种是向外界出售的东西十分有限，且有选择；另一种则是自己的命运是由外部世界主宰。换句话说，一种是被歉收和因歉收而必然造成的饥饿幽灵所困扰，另一种则是被相反的情况，即被丰收或突然出现的市场竞争以及价格急遽下降的鬼魅所纠缠。到了19世纪70年代，造成全球性和具有政治爆炸性的农业萧条的原因很多，世界农产品充足是其中的第二大原因。

从经济角度看，传统农业是股消极力量，它对大市场的波动无动于衷，如受波及，也会竭尽全力进行抵制。在条件好的地方，土地能使男男女女维持生计，传统农业能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或是季节性地派出多余人手沿着传统小路出去找工作，就像巴黎的许多建筑工地吸引了法国中部的小自耕农一样。有些骇人听闻的乡间事情，城里人根本无法想象。巴西东北部的旱灾就像降下杀人刀般，迫使足不出户但又饥肠辘辘、骨瘦如柴、与其豢养的瘦小家禽相差无几的男男女女外出逃荒；等到旱灾过后，他们又回到龟裂、长满仙人掌的故土，而任何“文明的”巴西人是从来不屑去那种地方的，除非他们要对某个住在穷乡僻壤、眼里布满血丝的救世主进行军事讨伐。在喀尔巴阡山区，在巴尔干，在俄罗斯西部边陲地区，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在西班牙［我们只举世界上最先进的（欧洲）大陆的几个地区］，世界经济，也就是除了这些地区以外的现代世界，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这些地区来说意义不大。时至1931年，当波兰人口统计官员进行人口普查，问波利西亚（Polesia）居民属于哪个民族时，他们根本不懂民族是什么意思，只能回答说“我们是这一带的人”，或说“我们是本地人”。[5]

市场方面的情况就更复杂，因为市场的命运既取决于市场的性质（某种情况下是取决于市场供销机制的性质），取决于生产者专业化的程度，也取决于农业的社会结构。新的农业地区有可能出现一种极端：单一经济。这是为了满足遥远的世界市场需求所造成的。这些地区的出口贸易受控于大型港口，而大型港口里的外国贸易公司又以其独特机制加剧了（如果不是制造了）这种单一经济。守旧的希腊人经由敖德萨（Odessa）控制俄国的玉米贸易，来自汉堡的邦奇（Bunge）家族和博恩家族也即将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对拉布拉塔河诸国发挥同样的作用。当大型农牧地区的产品也到了像热带产品（如蔗糖、棉花等等）一样，总是为了出口而生产的时候（国外大牧牛场和牧羊场的产品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为了出口，但农作物的出口产品略少一点儿），专业化的分工局势便告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农牧生产者（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而非外国人）、大商行、买办以及代表欧洲市场和供应商的政府政策，都会由于利益一致而形成一种共生现象。美国南方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阿根廷的大农场主以及澳大利亚的大牧场主，他们对自由贸易和外国企业的热情丝毫不亚于英国人，因为他们依靠英国，他们的收入完全依赖自由出售农场里的产品，又准备不顾一切地买回他们客户出口的任何非农业产品。一旦大农场主、小农场主，乃至农民都准备出售农产品时，情况就显得愈加复杂。当然，在农民的经济体系中，由大农场主投放到世界市场（此处是尚未被占领的市场）的产品，绝对比农民投放到世界市场的产品来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是：由于城市地区扩大，食品的需求也变得五花八门，成倍增长。这些食品需要精心培植，运输费用高昂，而且技术不易掌握。农村耕地面积的大小与能否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并无特殊关系。生产粮食作物的人，可能要为国内以及国际市场竞争而忧心忡忡，而出售乳制品、鸡蛋、蔬菜、水果，甚至鲜肉（或是任何容易变质不能长途运输的农业副产品）的人，则不需对市场竞争太过担心。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农业萧条，基本上是国内和国际粮食作物的萧条。开展多种经营的农民，特别是以经商为主的富裕农民，在农业萧条期间，多半仍能发财。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某些最先进、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们对农民破产所做的预测通常不准的原因所在，有的甚至不像要发生危机。如果某农户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这因土质、气候、产品种类等因素不同而异）在某个最低限度的水平之下，要断定他无法生存，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如要说明大农场经济一定比拥有中等或小块土地农民的经济优越，这就困难得多了，特别是这些中小农户的劳动力大多数是来自大家庭成员，不需另付工资；有的农民土地太少，不足以养活自己，因而不断无产阶级化。有些农民由于家里人口增加，吃饭的嘴多了，自己田里所种的粮食不足以让他们填饱肚子，只得离乡背井，出去寻找生计。农民阶层的队伍因此削弱。农民阶层当中多数人比较贫困，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和贫困农民的比例日渐上升。然而占有中等数量土地的农民，且不论在经济上他们的重要性有多大，就人数而言，他们不仅没有下降，有时还有增加。［在莱茵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从1858—1878年，占有极少量土地的农民，数量大规模下降；占有较少土地（1.25公顷—7.5公顷）的农民，数量亦明显下降，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数量则稍有增加。由于数量众多的小农消失——可能进入工业部门——占地稍多的农民就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以前他们只占1/3。在比利时，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农业危机期间，这部分农民的数量仍持续增加，到了1880年，估计这部分农民拥有的耕地（2公顷—50公顷）占总数的60%，其余40%为大农场主和小农所有，两者大致平分秋色。在典型的工业化国家中，小农农业只能维持原有的地位。］[6]

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靠着其大量需求改造了农业，因此，我们无须惊讶于本书所论时期农业用地的增加，也无须为因生产力提高而大增的产量感到诧异。但是农业用地究竟扩大到什么程度，这是一般人无从认识的。从已有的统计资料看，从1840—1880年，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增加了一半，或者说从5亿英亩增加到7.5亿英亩[7]，其中又有半数位于美洲。美洲耕地在这段时间增加了3倍（澳大利亚增加5倍，加拿大增加2.5倍），增加的方式主要是从地理上将农业地区往内地拓展。从1849—1877年，美国小麦产区的经度往东推了九度，而其中主要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当然，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相对而言尚未开发，这是值得牢记的。“圆木小屋”现在成了农民开拓者的标志，这个事实说明：在这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那时木材并不丰富。

不过，欧洲耕地增加的数字更令人吃惊，尽管不是一眼就能看出，因为增加的部分多半分散在耕地之中和耕地周围。瑞典的耕地在1840—1880年间增加一倍，意大利、丹麦增加一半以上，俄国、德国和匈牙利增加约1/3。[8]增加的耕地有许多是由于放弃休耕，由于将荒地、沼泽变成良田以及由于毁坏森林。在意大利南部以及邻近诸岛屿上，约有60万公顷的森林——是这片干枯土地上尚存的、总数并不可观的树木的1/3——在1860—1911年间全告毁灭。[9]在一些得天独厚的地区，包括埃及和印度，大规模兴建的水利灌溉工程意义也很重大，虽然由于盲目迷信技术，而产生了灾难性和难以预见的副作用，这种情形在今日依然可见。[10]只有英国才拥有风靡全国的新农业，而英国种植谷物的农业用地只增加不到5%。

光是罗列农业产量增加和生产力提高的统计数字是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如果能进一步查看一下农业产量和生产力的提高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业化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使用了与改造工业相同的方法和技术，这将更为有趣。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是：依靠工业化、依靠类似改造工业的方法和技术的程度非常小。甚至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绝大多数的农民仍采用100年前，甚至200年前大家所熟悉的耕作方法。这种情形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光是将前工业时期的最佳方法加以普及，便能取得惊人的效果。美洲的处女地是用火与斧开垦出来的，与中世纪一模一样。用炸药清除树桩充其量只是辅助手段。灌溉水渠是用铁锹挖出来的，是用马和牛套上犁拉出来的。就提高农业生产力而言，用铁犁取代木犁，甚至——这一点很重要，但被忽视了——用大镰刀取代镰刀，其意义比使用蒸汽动力更为重要，蒸汽动力在农村永远找不到情投意合的伙伴，因为蒸汽动力大体说来是固定不动的。收割是唯一的重要例外，因为收割包含一整套标准程序，需要临时增添很多劳力。劳动力从来就贵，那时劳动力又日益缺乏，其费用当然是直线上升。先进国家广泛采用收割机来收割粮食。收割机的重大发明大体上局限于地广人稀、劳动力奇缺的美国。不过大体说来，农业采用的创造发明的确明显增加。1849—1851年，美国平均每年通过191项专利；1859—1861年则平均每年增加到1282项；1869—1871年平均最少不低于3217项。[11]

不过，从整体上看，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的农田和农业耕作方法仍然一如既往。随着先进地区的农业日趋繁荣，于是有越来越多的金钱得以投资在农业改进及大兴土木等方面，然而这些改变还不至于使传统的农村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甚至在新大陆以外的地区，工业以及工业技术也还是原地爬行。陶瓷排水管大规模生产并埋入地下，这恐怕是工业对农业做出的最大贡献；挂在墙上、灌木树篱上、木制围墙上的金属细网和带刺的铁丝网，只有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牧场才派得上用场。因铁路而开发出来的波状铁皮，迄今也未从铁路上解放出去。纵然如此，工业生产此刻对农业资本的贡献已十分巨大，现代科学也在有机化学（主要是德国的）方面对农业做出很大的贡献。化学肥料（碳酸钾、硝酸盐）尚未大量使用。智利出口到英国的硝酸盐到1870年尚不到6万吨。但在另一方面，有项大宗买卖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这宗买卖对秘鲁财政暂时有利，对几家英国和法国公司则是长期的滚滚财源，那就是海鸟粪这种自然肥料。从巅峰之初的1850年到巅峰结束的1880年，短短30年间，秘鲁总共出口约1200万吨海鸟粪。在全球性的大规模运输时代到来之前，这项贸易的规模之大是无法想象的（海鸟粪于1841年开始出口，到1848年出口额已达60万英镑。19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出口额210万英镑，19世纪60年代达260万英镑，此后便逐年下降）。[12]

2

农业有些部门容易接受改革，推动这部分农业前进的经济力量是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然而，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这种农业经济力量不可避免会遇到社会和机制方面的障碍，使其前进受阻，或使其完全停顿。同时受到影响的还有资本主义工业（其实是所有一切工业）发展为土地部门规定的其他伟大使命。农业在现代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提供数量急速增加的粮食和原料，同时还要为非农业部门提供一部分（实际上是唯一的）劳动力资源。它的第三个作用是为城市以及工业发展本身提供资金。这对农业国家而言几乎是义不容辞的，即使它完成得很吃力，很不完全。须知在农业国家，政府和富人舍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发展资本主义的阻力来自三个方面：农民本身，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领导人，以及组织健全的整个传统社会。在前工业时期，农业既是社会的心脏，又是社会的躯体。所有这三者注定要成为资本主义的牺牲品，虽然，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农民阶层还没有立即遭到灭顶之灾的危险，以农村为基地、骑在农民身上的社会统治结构亦无马上崩溃的危险。然而归根结底，这三者结合起来的特殊整体与资本主义无论如何是水火不相容的，是肯定要与资本主义抗衡的。

对资本主义来说，土地是一种生产因素，是一种商品，如果有何特殊的话，就是土地不可移动，而且，土地有一定数量，不能再生，尽管那时新开拓了许多土地，“不能再生”一时显得不很重要，当然，这也只是比较而言。那些垄断这种“天然专卖品”的人，因而能对经济的其他部门进行勒索。那么应该拿这些人怎么办呢？既然土地也是商品，这就比较容易处理。农业是一种“工业”，像其他经济部门一样，是以利润最大化这个原则为指导的，农场主人则是企业大亨。整个农村是一个市场，是劳动力的源泉，是资金的源泉。农业因为具有顽固的传统习惯，因而无法遵循政治经济的要求，但最终一定要使农业服从于政治经济的要求。

要使农民和地主的观点与上述观点妥协、调和，根本是不可能的。对农民和地主来说，土地不仅是最大限度的收入来源，同时也是生活的基本框架。而要使这种社会制度与上述观点妥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就土地而言），是不能自由选择，而是必须服从的。政府和政治思想可能会越来越容易接受“经济法则”，但即使在这一层次，冲突也相当尖锐。传统的地主所有制在经济上也许谁也不喜欢，但正是这样一个制度把整个社会结构紧紧地粘在一起，少了它，这个社会便会陷入混乱和革命之中（英国在印度施行的土地政策正是在这个头疼的问题上吃尽苦头）。从经济上说，如果没有农民也许问题会简单得多。然而，难道不正是农民坚定不移的保守思想才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吗？身强力壮，一代又一代绵延不绝的农民子孙不正是绝大部分政府军队的主要成分吗？当资本主义显而易见地在蹂躏和毁灭其工人阶级之时，难道能有一个政府敢坐视不管，不从力大如牛的乡下人中储备起人力资源以满足城市的需要吗？［康拉德（J.Conrad）写道：“……就体质而言，农民是全民中最棒、最强壮的，城市特别需要从他们之中招募人员。”这段话代表了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的看法。“农民是军队的核心……从政治上来说，农民一成不变的性格和与土地相依为命的特点，使他们成为繁荣中的农村公社基础……农民无论在哪朝哪代都是全国最保守的部分……由于农民舍不得割弃其家产，舍不得离开他们生长的土地，他们自然成为城市革命思想的敌人，成了反对社会民主力量的坚强堡垒。所以难怪农民被说成是每个稳健国家里最坚定的支柱。随着大城市的飞速发展，农民作为稳定社会中坚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加。”］[13]

纵然如此，资本主义仍不得不摧毁政治稳定的农村基础，特别是与先进西方毗邻或在先进西方所属边陲地区之内的农村基础。正如我们所见，在经济上，向市场生产过渡，特别是向出口型单一经济过渡，既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又打乱了经济秩序。在政治上，“现代化”对要进行现代化的人来说，意味着要与传统主义的主要支柱、与农村社会进行正面冲突（见第七章和第八章）。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统治阶级，可以信赖农民的耿耿忠心。在英国，前资本主义的地主和农民已不复存在；德国和法国已与农民在繁荣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达成暂时妥协。而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美国、中国以及拉丁美洲，则发生了社会骚动，甚至暴乱。

由于种种原因，使下列这三种土地经营方式遭受到特别强大的压力：奴隶制种植园、农奴制庄园和传统非资本主义的农民经济。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美国以及除巴西、古巴之外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取消了奴隶制度（巴西和古巴奴隶制度的日子也屈指可数），因此第一种土地经营方式便不复存在。巴西和古巴于1889年也正式宣布取消奴隶制度。出于实际原因，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晚期，奴隶制度的阵地已退缩到更为落后的中东和亚洲地区，而中东和亚洲农业的地位在此时已不很显著。至于第二种土地经营方式，已于1848—1868年间正式从欧洲消失，虽然南欧和东欧大庄园里的农民，尤其是无地农民，仍处于半奴隶状态，因为他们仍受到非经济性的强大压力。只要农民在法律上和公民权益上享有的权利低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不管理论上怎么说，农民事实上就是饱受经济之外的强大压力，瓦拉几亚（Wallachian）和安达卢西亚的情形就是如此。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并未废除强制性劳役，事实上似乎愈益加剧了，以致我们无法笼统地宣称该地已经取消了农奴制度。（当地对强制性劳役有许多不同称呼，此等强制性劳役不可与其他作用相似的奴役，如债务奴役等相混淆，就如不可将从国外引进的契约劳工与奴隶制度等同一样。这两种劳役都承认以前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已告废除，却又都企望在契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奴隶制和农奴制，而这个契约从文字上看又都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自由”原则制定的。）不过，强制性劳动看来似乎越来越局限于印第安农民身上，剥削印第安农民的乃是非印第安地主。第三种土地经营方式，即传统农民经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仍能维持。

前资本主义的土地隶属关系，即非经济性的隶属形式基本上废除了。废除的原因很复杂，有些情况显然是政治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1848年的奥地利帝国就像1861年的俄国一样，废除前资本主义依附形式的原因与其说是农民对农奴制度极不赞成（农民毫无疑问是不支持农奴制度，农民在农奴解放运动上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倒不如说是因为惧怕非农民革命。非农民革命运动若能将农民的不满情绪动员起来，便可立即获得一支横扫千军的力量。农民造反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例如1846年加利西亚农民起义，1848年意大利南部农民起义，1860年西西里农民起义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那几年俄国的情形。然而使各国政府惶惶不可终日的不是盲目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无法持久，甚至自由党人都能用火与剑将其扑灭，就如我们在西西里见到的那样。[14]他们害怕的是农民骚动被一股向中央当局提出政治挑战的力量所动员。奥地利帝国统治者于是竭尽全力将各种要求自主权的全国运动与农民根据地隔离开来。俄国沙皇在波兰的做法也如出一辙。在农业国家，若没有农民支持，自由激进主义者的运动是掀不起大风大浪的，至少是可以对付的。奥地利帝国的统治者与（俄国沙皇）罗曼诺夫（Romanovs）家族都深知这一点，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但无论是农民或是其他阶级发动的暴乱和革命，都无法说明任何问题，更不能解释奴隶制度的废除，而只能说明若干农奴解放的时机。奴隶造反与农奴暴动不同，奴隶造反相对说来并不多见——美国发生的奴隶起义更少，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少[15]——奴隶起义在19世纪从未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要求取消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的压力是不是经济因素呢？就某种程度而言当然是的。现代经济史学家引经据典，说明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的农业实际上比自由劳动者的农业利润更高，甚至效益更好。（这个高论在奴隶制度问题上说得详尽无遗，头头是道，而对农奴制度的阐述就不似这等详尽了。）[16]这种说法当然是有可能的，论据也颇充足，不过结论还得由具有数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人进行热烈辩论之后方可得出。而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以现代方法和现代审计标准进行工作的当时人深信，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的农业比不上自由劳动者的农业。他们对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是深恶痛绝的。至于他们的感情色彩在他们的计算工作中究竟占了多少分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铁路企业家布拉西以商界人士切合实际的判断力对农奴制度进行观察后说，实行农奴制度的俄国粮食产量只及英格兰和萨克森的一半，也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来得低。他在谈到奴隶制度时说，奴隶制度的生产力明显低于自由劳动者，成本也比人们想象的高，别忘了把采购、饲养和维修保养的费用都包括在内。[17]英国驻伯南布哥的领事估计（毋庸讳言，他是在向竭力反对农奴制度的政府做报告时说这番话的），奴隶主人若将购买奴隶的钱改作他用，将可多得12%的利润。暂且不论这些看法是对是错，它们都是除了奴隶主人之外的其他人的共同看法。

很明显，奴隶制度确实在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其原因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由于英国的施压，国际贩奴贸易迅速趋向终结（巴西被迫于1850年废除奴隶制度），供应奴隶的路线显然被切断了，因此奴隶价格飞涨。1849年从非洲卖到巴西的奴隶约有5.4万人，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实际上已降为零。虽然主张禁止贩卖奴隶的人士宣称国内的贩奴贸易依然存在，但在那时，这点儿活动已无伤大雅了。从另一方面看，奴隶转为非奴隶劳动者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及至1872年，巴西有色人种的自由劳动者几乎是奴隶总数的三倍，即使在纯黑人当中，自由劳动者与奴隶的人数也几乎相等。1877年古巴奴隶人数已减至一半，从40万下降到20万。[18]蔗糖业传统上是使用奴隶最多的领域，从19世纪中叶起，糖厂由于实行机械化，糖在加工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减至最低程度，尽管在古巴等蔗糖业快速发展的国家，其甘蔗田里所需要的劳力相应增加了。不过，由于欧洲甜菜糖的竞争力越来越强，而蔗糖生产所需要的高劳动力，使蔗糖业面临亟须降低劳动成本的压力。雇用奴隶的种植园主，他们能在为机械化进行大量投资的同时又购买和养活一大批奴隶吗？略加计算之后，种植园主自然选择以雇工取代奴隶，不过他们雇用的倒不是自由劳动者，而是种族战争（见第七章）中的受害者，即从尤卡坦地区的玛雅印第安人当中雇用契约劳工，或从门户刚被打开的中国雇用契约劳工。毫无疑问，拉丁美洲甚至在奴隶制度废除之前，剥削奴隶的方式已不时兴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1850年后，以奴隶充当劳动力在经济上也越来越不合算。

至于农奴制度，在经济上要求废除它的理由既有一般的，又有特殊的。一般说来，工业发展需要自由劳动力，而将农民普遍束缚在土地上显然对工业发展不利，取消农奴制度，使劳动力自由流动，便成了工业发展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再者，农奴制度的农业在经济上怎能行得通呢？借用19世纪50年代俄国某位捍卫农奴制度人士的话说，农奴制度“排除了准确核算生产成本的可能性”。[19]农奴制度也剥夺了对市场需求进行充分、合理调整的能力。

主张废除农奴制度的特殊原因是，如果要为各式各样的粮食产品和农业原料开拓国内外市场（主要是粮食），那么农奴制度就得被摧毁。俄国北部从来就不是非常适合大面积种植粮食，于是小农便将庄园式生产丢在一旁，种起大麻、亚麻和其他精耕细作的作物；而手工艺品又同时为农民进一步打开了市场。充当劳动力的农奴一直为数不多，此刻总数又更下降。农奴只要按市场要求，将劳务折成租金，付钱给地主即可。空旷的南部大草原是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后来变成牧场，而后又变成麦田，农奴在这里更是微不足道。地主的出口业务日益昌盛，他所需要的是更好的交通条件、贷款、自由劳动者，甚至机器。农奴制度在俄国还得以一息尚存的地区，如同罗马尼亚一样，主要是在人口稠密的粮食产区。这些地方的地主或是以增加农奴劳动量的办法来弥补自身竞争力不足的缺陷，或是以同样的方法廉价地挤进粮食出口市场，不过所谓的廉价也是暂时的。

然而，不能自由流动的劳动力的解放，不能单单从经济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反对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不只是因为它们认为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在经济上不可取，也不是由于道德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无法与市场社会并存，市场社会是以个人自由追逐私利为基础的。奴隶主和农奴主则相反，他们之所以在整体上坚持其制度不放，是因为他们看到这项制度正是其社会和阶级的基石。一旦奴隶和农奴确立他们自己的地位之后，奴隶和农奴主人也许根本无法想象他们该怎样活下去。俄国地主没有造，也不能造沙皇的反，因为只有沙皇能赐予他们压迫农民的某些合法性，农民则执迷不悟地认为土地是沙皇的，由沙皇支配；农民还虔诚地相信他们世世代代都得服从上帝的代表和沙皇的统治。他们还相当固执地反对解放，解放是外部和上面以极大压力强加给他们的。

奴隶制度的废除和奴隶、农奴的解放，如果只是经济力量的产物那就好了，俄国和美国就不会产生如此无法令人满意的结果。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在那些薄弱环节和确实“不起经济作用”的地区——即俄国北部和南部、美国西南部几个边境州——很容易进行调整，实现解放；然而在核心地区，问题就没那么容易解决。19世纪80年代晚期，在俄国的纯“黑土带”各省（与乌克兰和边境大草原明显不同），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缓慢，长工劳役依然相当普遍，耕地面积的扩大也远远落后于南方粮食产区［19世纪60—80年代，黑土带耕地平均增加60%。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Volga）下游、高加索北部和克里米亚，耕地增加了一倍，而库尔斯克（Kursk）、梁赞（Ryazan）、奥廖尔（Orel）和沃罗涅什（Voronezh）（1860—1913），其耕地只增加了不到1/4］[20]，而扩大的耕地又是以牺牲近河草地和山区草地、强化旧式的三年轮耕为代价。总而言之，结束强制劳动经济，其所获得的纯经济效益究竟有多大，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种现象在先前的奴隶制经济之下，是很难从政治角度清楚剖析的，因为美国南方被征服了，旧式的种植园贵族至少暂时处于无权状态，尽管时间不长，他们的权力不久又告恢复。俄国地主阶级的利益当然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保护。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贵族和农民对奴隶解放在农业方面所产生的结果都不满意；为什么这种结果对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前景也不尽理想。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要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农业，特别是什么样的大型农业，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最佳模式。

资本主义农业主要有两种模式，列宁称它们为“普鲁士模式”和“美国模式”：一种是资本主义地主企业家经营的大农场，雇用劳工；另一种是独立农场主经营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农场，他们以销售为目的，必要时也雇工，只是雇佣的人数少得多。两种模式都包含市场经济成分。然而甚至在资本主义大功告成之前，作为生产单位的大农场（土地当然不一定就是生产单位。地主可将土地出租，从租赁人手中收取租金，或收取实物，或收取一定比例的农作收成，承租人则是真正的生产单位），多半都将自己收成的很大一部分拿去出售，而大多数拥有土地的农民则主要还是自给自足，不靠出售产品维生。因此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大农场的优势与其说是在于其具有技术优势、高生产力和经济规模等等，倒不如说在于其拥有为市场需要而生产剩余农产品的非凡能力。当农民仍处于“前商业”阶段的时候，例如俄国大部分地区农民，以及美洲获解放的奴隶（他们进入了实质上是小农经济的队伍），大农场此刻已取得这种优势，只是当时已无农奴或奴隶可供强制性劳动之用。大农场要在农奴或奴隶当中寻觅劳动力，变得比以前更困难了，除非前农奴或奴隶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不得不去当雇工，以及除非他们找不到有吸引力的工作。

然而整体说来，被解放的奴隶确实获得了一些土地（虽然没有他们朝思暮想的“40英亩地加一头骡子”），农奴也变成了自耕农，虽然他们的一部分土地被地主夺去，特别是在商品农业不断扩大的地区。（但是在黑土带中央地区，农民损失的土地较少，甚至有人还增加了一些土地。）事实上，旧的村社保存了下来，甚至强化、壮大了。村社不时进行公平的土地再分配，小农经济因之得到保护。所以地主更加倾向于出租土地、收取田租，而非从事他们感到更难进行的农产品生产。至于俄国的地主贵族和庄园主人，如托尔斯泰笔下的罗斯托夫（Rostov）伯爵和契诃夫（Chekhov）笔下的雷奈夫斯卡雅（Ranevskaya）夫人，他们是否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将自己改造成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家，而不是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农场主人［这却是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最得意的生活模式］，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不过，如果说“普鲁士模式”未被有系统地全盘接受的话，那么“美国模式”也未被采纳。要采取这些模式必须要有一个由小农场主组成的大群体，这些小农场必须是以企业模式经营的，而且基本上是种植棉花、烟草、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经济作物必须要有一块最低限度面积的土地，大小则视作物不同而异。内战后的美国南方，“经验证明，农人每年收成如不足50捆（每捆约500磅），他是否还有利可图，就非常令人怀疑了……一个人若不能赚至少八捆或十捆，根本就难以维生，更谈不上追求生活品质。”[21]所以大部分自耕农仍选择种粮食来养家糊口，如果他们的土地够多，足以养家的话；若土地不多，不足以养家，他们就出卖劳动力以弥补不足的部分（他们不仅土地少，经常也没有牲口，没有大车）。在自耕农内部，毫无疑问，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发展成为商业性的农场主，到19世纪80年代，这部分人在俄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得阶级之间的区分受到压制，例如美国的种族主义和俄国顽强坚持的有组织村社。使得农村当中那些完全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的人士，多半是外地商人和贷款者（商业公司和银行）。（在俄国，农奴解放产生的结果——从自由主义观点看有点啼笑皆非——确实是将自耕农带出政府的法律王国，使他们正式服从农民的习性，而这种习性对资本主义远非有利。）[22]

所以，无论是奴隶制度的废除还是农奴的解放，均未使“农业问题”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顺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甚至究竟是否能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也颇令人怀疑，除非是在那些已具备发展资本主义农业条件，并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经济边缘的地区，例如得克萨斯州、（欧洲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一部分地区。在这些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普鲁士模式”或“美国模式”正在演进。当贵族大庄园转变成资本主义企业之时，有时他们可因失去奴隶或农奴劳动力而获得赔偿［在捷克农村，施瓦森贝格（Schwarzenberg）家获得220万盾（Gulden）的赔偿，洛布科维茨（Lobkowitz）家得到120万盾，瓦尔德施泰因（Waldsteins）家和李希滕斯坦因（Alois Liechtenstein）家各得约100万盾，金斯基（Kinsky）家、迪特里希斯坦因（Dietrichstein）家、科洛雷多——曼斯费尔德（Colloredo-Mansfeld）家，各得约50万盾］。19世纪70年代初期，庄园贵族在捷克农村里拥有43%的啤酒厂、65%的制糖厂和60%的酒厂。当地需要密集劳力的农作物不仅使雇用农工的大庄园发了财，也使土地较多的农民致了富。（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以匈牙利为例，约0.6公顷的土地，如果用作牧场，只需要一个劳动日；如果种牧草，则需要6个劳动日；如果种谷类作物，则需要8.5个劳动日；如果种玉米，则需要22个劳动日；如果种马铃薯，则需要23个劳动日；如果种块根植物，则需要30个劳动日；如果做花圃，则需要35个劳动日；如果种甜菜，则需要40个劳动日；如果做酒坊，则需要120个劳动日；如果种烟草，则需要160个劳动日。）[23]在匈牙利，农民占有主导地位，寸土全无的农奴获得的只是自由，没有半片土地。[24]将农民区分成富农、贫农和赤贫农的情形，在先进的捷克农村也可看到，山羊的头数也可反映这项事实。山羊是穷人拥有的典型家畜，1846—1869年间，山羊的数量整整增加了一倍。（另一方面以农村人口计算，平均每人的牛肉产量也增加了一倍，这反映出城市食品市场需求的增加。）

然而在强制性劳动根深蒂固的核心地区，例如俄国和罗马尼亚（农奴制度在这两国的寿命最长），农民阶层却相当一致，有同病相怜之感（除非因民族、国籍不同而有隔阂），他们都表现出相同的不满，也都潜伏着革命的种子。他们或是在民族压迫下，或是由于缺少土地、种子而变得软弱无力，他们只得忍气吞声，就像美国南方农村中的黑人和匈牙利平原上出卖劳动力的人一样。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传统的农民却可能成为更可怕的力量，特别是通过村社把他们完善组织起来之后。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开创了农村动荡和农民革命的时代。

如果采取一种“更为合理的”解放形式，是否就可避免这种情况呢？谁也无法肯定。有些地区为了给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创造条件，而采取一种更为一般的程序，即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法律形式：将土地变成个人财产，使土地像其他东西一样，成为可以自由出售的商品，而不是简单地出张告示，宣布全盘废除强制性劳动制度。然而其结果跟上述结果大同小异，就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演进过程在19世纪上半叶已广泛实施（见《革命的年代》第八章），但从实践情况来看，1850年后这个演进过程又因自由主义的胜利而得到极大加强。这意味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旧有村社组织的解体，即是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教会等非经济机构所有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或没收。这项活动在拉丁美洲进行得最激烈，也最残酷。例如，19世纪60年代胡亚雷斯统治下的墨西哥和独裁者梅尔加雷约（Melgareio）统治下的玻利维亚（1866—1871）。经过1854年革命后的西班牙以及统一在皮埃蒙特自由机制领导下的意大利，也都曾发生这类大规模事件，而且在自由主义经济体制高奏凯歌的所有地方，也都发生过此类事件。自由主义勇往直前，即使在那些政府致力于维护村社组织和集体土地的地方，自由主义依然所向披靡。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当局采取一些措施保护其穆斯林臣民的村社财产，尽管拿破仑三世（在1863年元老院法令中）认为，“凡有可能及条件成熟的地方”，便应在穆斯林社群中正式确立私人土地所有权。1863年措施的实际效果，是首次允许欧洲人用钱购买土地，不过这项措施远不同于1873年的法律，还不是土地大批转让的宣言。1873年的法律（于1871年大暴动之后实施）要求立即将当地地产转让给有法国合法身份的人，这项措施“除了对（欧洲）商人和投机商有利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25]政府支持也好，不支持也罢，反正穆斯林的土地终究都进了白人殖民者和地产公司手里。

人性的贪婪在这场土地转让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府期望从出售土地和其他收入中获取利润，地主、殖民者和投机商企图轻而易举又极其廉价地获得地产。不过立法人士认为：若能将土地变成可以自由出售的商品，将公有的、教会所有的、限嗣继承的以及业已过时的历史遗产转变成私人财产，便可为农业发展打好令人满意的基础。立法人员的这项信念倒是发自真心，我们如不承认这点便有失公正。然而无论真诚与否，这种信念并未给农民阶层带来好处。大体而言，农民并不愿变成蓬勃发展的商业农场主人，即使有机会他们也不想（大多数农民并无此机会，因为他们买不起投放在市场上的土地，甚至也弄不懂转卖过程中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大地主领地”——这一用语非常含糊，在政治词汇里它又包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或许也未从中获得加强。不管是谁从中得到好处，反正受益的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无论是原有的还是新生的农民，他们都住在村边上，种的是公有土地，或是住在有待砍伐森林或土壤冲蚀的地方，即那些不再由村社控制用途的地方。［雷蒙德·卡尔（Raymond Carr）指出，自19世纪中叶起，“森林问题在西班牙复兴主义者的作品中开始成为中心话题。”］[26]自由化的主要效果是加剧了农民的不满。

农民不满的奇妙之处在于左派可进行煽动和利用。事实上，这种不满在南欧部分地区尚未煽动起来。1860年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农民暴动，与加里波第密不可分。加里波第是个金发神奇人物，爱穿一件红衬衫，看上去是十足的人民解放者。他的信仰是建立一个激进、民主、贴近人民，甚至带点模糊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府。然而他的信仰与农民的信仰居然水火不容。农民信仰的是圣母马利亚、教皇和（西西里以外地区）波旁王朝国王。共和主义、国际社会主义（巴枯宁式）和共产主义，在西班牙南部取得了飞速进展：1870—1874年间，安达卢西亚每座城市都不乏“劳工协会”的组织。[27]（当然，1848年后，作为左派最时髦政治信仰的共和政体，在法国某些农村地区已站稳脚跟，而且1871年后，又在某些地区赢得大多数人的适度支持。）随着19世纪60年代芬尼亚运动而出现的爱尔兰农村革命左派，在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也曾突然出现在令人生畏的土地联盟中。

我们应该承认，欧洲许多国家——以及实际上欧洲大陆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左派，不论是革命或非革命的，在农民阶层中都还没有什么影响力，正如19世纪70年代，当俄国民粹主义者（见第九章）决定“到人民中去”时发现农民对他们的态度一样。只要左派还局限在城里，还是世俗主义者，与教会势不两立（见第十四章），对农村问题一无所知，因农村“落后”而对农村抱不屑一顾的态度，那么农民对他们就仍可能满腹狐疑，充满敌意。西班牙好斗的反基督无政府主义者和法国共和主义者确实取得了胜利，但他们是例外。不过在这个时期，农村的旧式暴动也很罕见，至少在欧洲是如此，这类旧式暴动多半是为拥戴教会、国王，反对不信上帝的城市自由派。甚至在西班牙，其第二次王室正统派战争（Carlist War，1872—1876）比起19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其广度已大为逊色，只限于巴斯克（Basque）人聚居的省份。不过，当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的经济繁荣让位给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农业萧条时，我们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将农民阶层视为保守的政治成分了。

农村生活结构被新世界的力量撕碎了，但究竟碎到什么程度，站在20世纪末的我们是很难衡量出来的，因在本世纪下半叶，农村生活已经彻底改造，其变化之大超过农业问世以来的任何时期。回首过去，我们会觉得19世纪中期的农村男女在生活方式上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古色古香，或是变化十分缓慢，宛如蜗牛爬行。当然这只是错觉。至于变化的确切性质现在实难辨明，除非是对那些基本上属于新一类的农人，例如美国西部的殖民者，他们已有机器设备，已通过新发明的邮购目录从城里购买物品，能根据价格走向重新安排自己的农田和作物，也能进行一些投机。

然而农村毕竟有变化。农村中有了铁路，有了小学。小学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学校里教授全国通用的语言（对大多数农家子弟来说这是新的语言，是第二语言）。在学校教育、国家行政管理和全国政治的综合影响下，代表个人的称谓也变了。过去在诺曼底山区里，人们彼此之间或以绰号相称，或使用当地非正式姓氏。据报道，到了1875年，这些绰号、姓氏实际上已完全消失。这“完全是由于校长不允许在校学生使用除正式姓名以外的任何名字”。[28]也许绰号和非正式姓氏并未完全绝迹，在教育落后、农民尚无阅读能力的地方，人们用当地语言进行私人交谈或非正式谈话时仍旧使用。农村中的教育水准参差不齐，而这种差距正是人们求变的巨大力量。因为，在教育落后靠口语传播的地方，除了少数因工作关系必须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外（这些人很少是务农的），一般人不识字、不懂国语、不知国家机制为何物根本无关紧要；然而在文化发达的社会里，文盲必定遭到蔑视，他们会强烈希望消除这种羞耻，至少希望他或她的孩子不必再忍受这种耻辱。1849年，当匈牙利革命领袖科苏特起兵举事之时，摩拉维亚（Moravia）的农民政治很自然地采取传说形式，宣称匈牙利这位领袖是“人民皇帝”约瑟夫二世的儿子，而约瑟夫二世又是古代国王斯瓦托普卢克（Svatopluk）的近亲。[29]到了1875年，捷克的农村政治就没这么简单了，如果还有人希望“人民皇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的亲戚来拯救全国的话，他们在承认这点时可能会感到有点儿尴尬。抱有这种希望的人越来越局限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俄国便是其中之一。俄国的民粹派革命党人此刻正试图——未遂——以“人民国王”取代沙皇的口号来组织农民革命。这种举措甚至连中欧农民也觉得落伍了。[30]

相对而言，除了西欧和中欧部分地区（主要是新教地区）以及北美之外，世界各地的乡下农民几乎皆是目不识丁的［1860年的西班牙，有75%的男人和89%的女人是文盲；1865年的意大利南部，居民90%是文盲，甚至在最先进的伦巴第和皮埃蒙特地区，文盲亦高达57%—59%；1870年前后，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士兵中，文盲占99%。法国情况则相反，到了1876年，乡下80%的男人和67%的女人受过教育；荷兰几乎84%的士兵受过教育（在荷兰和格罗宁根省，这个比例为89%—90%）；甚至在教育明显落后的比利时，能看书写字的士兵亦高达65%（1869年）。至于识字程度，当然是十分一般[31]］。然而即使在落后守旧的地区，也只有两种乡下人才是继承古老文化的主要支柱——老年人和女人。他们将“老太太的神话故事”一代又一代传下去，有时连城里搜集民间故事、民间歌曲的人也来听。然而说也奇怪，所有的新事物在这段时间也是通过妇女传到乡村。在英格兰农村中，女孩子比男孩子识字多——这种情形似乎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文明方式”的代表非妇女莫属——读书、讲究卫生、“漂亮”的房屋、按城里样式布置的住宅以及端庄、不酗酒——与男人粗野、凶暴、醉酒的方式恰成对比；哈克贝里·费恩（Huckleberry Finn）便是在吃了大亏后才明白这点。母亲督促儿子“检点、长进”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父亲。也许此等“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年轻的乡下姑娘进城里为中产阶级和下中产阶级家庭当女佣。事实上，对男人和女人而言，伟大的提升过程不可避免的便是破坏古老方式和学习新方式的过程。接着我们就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1]Cited in Jean Meyer, Problemas campesinos y revueltas agrarias (1821-1910) (Mexico 1973), p. 93.

[2]Cited in R. Giusti, ‘L’agricoltura e i contadini ne! Mantovano (1848-1866)’, Movimento Operaio VII, 3-4 (1955), p.386.

[3]Neumann-Spallart, op. cit., p.65.

[4]Mitchell and Deane, op. cit., pp.356-7.

[5]M. Hroch, Die Vorkämpfer der nationalen Bewegung bei den kleinen Völkern Europas (Prague 1968), p.168.

[6]‘Bauerngut’,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ed.), II, pp.441 and 444.

[7]‘Agriculture’ in Mulhall, op. cit., p.7.

[8]I. Wellman, ‘Histoire rurale de la Hongrie’, Annales E.S.C., 23, 6(1968), p.1203; Mulhall, loc. cit.

[9]E. Sereni, Storia del paesaggio agrario italiano (Bari 1962), pp.351-2. Industrial deforestation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either. ‘The large mount of fuel required by [the furnaces of Lake Superior, USA] has already made a very decided impression on the surrounding timber,’ wrote H. Bauermann in 1868 (A Treatise on the Metallurgy of Iron[London 1872], p.227); daily supply of a single furnace required the clearing of an acre of forest.

[10]Elizabeth Whitcombe, Agrarian Conditions in Northern India, I, 1860-1900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1972), pp.75-85, discusses the consequences of large-scale irrigation engineering in the United Provinces critically.

[11]Irwin Feller, ‘Inventive activity in agriculture, 1837-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XII (1962), p.576.

[12]Charles McQueen, Peruvian Public Finance (Washington 1926), pp.5-6. Guano supplied 75 per cent of Peruvian government income of all kinds in 1861-6, 80 per cent in 186975. (Heraclio Bonilla, Guano y burguesia en et Peru [Lima 1974], pp.138-9, citing Shane Hunt.)

[13]‘Bauemgut’,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2nd ed.), II, p.439.

[14]See G. Verga’s short story ‘Liberty’, based on the rising at Bronte, which is among those discussed in D. Mack Smith, ‘The peasants’revolt in Sicily in 1860’ in Studi in Onore di Gino Luzzatto (Milan 1950), pp.201-240.

[15]E. D. Genovese, In Red and Black, Marxian Explorations in Southern and Afro-American History (Harmondsworth1971), pp.131-4.

[16]For the most elaborate version of this argument see R. W. Fogel and S. Engermann, Time on the Cross (Boston and London 1974).

[17]Th. Brassey, Work and Wages Practically Illustrated (London 1872).

[18]H. Klein, ‘The Coloured Freedmen in Brazilian Slave Societ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 I (1969), pp. 36; Julio Le Riverend, Historia economica de Cuba (Havana 1956), p.160.

[19]P. Lyashchenko,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Economy (New York 1949), p.365.

[20]Lyashchenko, op. cit., pp.440 and 450.

[21]D. Wells, Recent Economic Changes (New York 1889), p.100.

[22]Jaroslav Purš, ‘Di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in der Landwirtschaft der böhmischen Länder 1849-1879’, 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63), III, p.38.

[23]I. Orosz, ‘Arbeitskräfte in der ungarischen Landwirtschaft,’Jahrbuch für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72) II, p.199.

[24]J.Varga, Typen und Probleme des bäuerlichen Grundbesitzes 1767-1849 (Budapest 1965), cited in Annales E.S.C. 23, 5 (1968), p.1165.

[25]A. Girault and L. Milliot, Principes de Colonisation et de Législation Coloniale. L’Algérie (Paris 1938), pp.383 and 386.

[26]Raymond Carr, Spain 1808-1939 (Oxford 1966), p.273.

[27]José Termes Ardevol, El Movimiento Obrero en Espana. La Primera Internacional (18641881) (Barcelona 1965), unpag. Appendix: Sociedades Obreras creadas en 1870-1874.

[28]A. Dubuc, ‘Les sobriquets dans le Pays de Bray en 1875’, Annales de Normandie (August 1952), pp.281-2.

[29]Purš, op. cit., p. 40.

[30]Franco Venturi, Les Intellectuels, le peuple et larevolu tion. Histoiré du populisme russe au XIX siècle (Paris 1972), II, pp. 946-8. This magnificent book, an earlier edition of which exist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Roots of Revolution [London 1960]), is the standard work on its subject.

[31]M. Fleury and P. Valmary, ‘Les Progres d’instruction élementaire de Louis XIV à Napoléon III’, Population XII (1957), pp. 69 ff; E. de Laveleye, L’Instruction du Peuple (Paris 1872), pp,174, 188, 196, 227-8 and 481.

第十一章　流动的人

我们问她：“你丈夫在哪儿？”

“在美国。”

“他在美国做什么？”

“当沙皇。”

“犹太人怎么能在美国当沙皇呢？”

“在美国又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她答道。

——尚勒姆·阿莱切姆，1900年左右[1]

我敢说，普天下给人家当仆役的爱尔兰人比比皆是，他们开始在各地取黑人而代之……这是普遍现象，世界各地几乎没有一个仆役不是爱尔兰人。

——A.H.克拉夫给卡莱尔的信，波士顿，1853年[2]

1

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移民浪潮始于19世纪中叶。移民的具体情况无法确知，因为那时的官方统计数字反映不出男女老幼在国内乃至在国际之间流动的全部情况。从农村涌向城市，跨地区以及跨城市的人口流动，漂洋过海的移民，前往边远地区定居的人们，如此等等，川流不息。至于流动的方法，现在更难以说清楚。尽管如此，有关这次移民的大致轮廓还是可以勾画出来。1846—1875年间，约有900多万人离开欧洲，其中大部分到了美国。[3]这个数字等于是1851年伦敦人口的四倍。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里，离开欧洲的总人数不超过100万。

人口流动与工业化形影相随。现代世界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流动人口，而新式改良的交通条件又使人口流动更加容易、更加便宜。当然，现代经济发展又使世界能够养活更多人口。在本书所述时期发生的大规模迁徙并非突如其来，没有征兆。早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就已有人预测到不久必定会有大迁徙爆发（见《革命的年代》第九章），然而预测毕竟是预测。原本还是潺潺流动的小溪，如今一下子似乎突然变成了滔滔不息的急流。1845年前，每年前往美国的外国人数只有一年超过10万人；但在1846—1850年之间，平均每年离开欧洲的人数多达25万人以上，此后五年平均每年达35万；仅1854年，前往美国的人数就不下42.8万。移民继续以空前规模发展，数量大小不等，随迁出国和接受国的经济好坏而定。

当时的移民不可谓不多，但与以后的移民规模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19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移居国外的欧洲人达70万—80万，1900年后，平均每年达100万—140万。因此光是1900—1910这10年间移居美国的人数，便远高于本书所述的整个时期。

对移民最明显的限制因素是地理条件。暂且撇开因贩卖非洲奴隶而造成的移民不谈（奴隶贸易此时已属非法，英国海军相当有效地切断了奴隶贸易路线）。我们可以说国际上的移民主体是欧洲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西欧人和德国人。当然中国人此时也在流动当中，流向中国北部边境，流向中央帝国的边缘地区，流入汉族故乡以外的地区；住在南方沿海地区的人则移入了东南亚的半岛和岛屿上，但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还说不准。也许人数不是很多。1871年在海峡殖民地（即马来亚）大约有12万人。[4]印度人在1852年后开始向邻国缅甸移民，不过数目不大。因禁止奴隶贸易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在某种程度上由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契约劳工”填补了，他们的状况比起奴隶实在也好不了多少。1853—1874年，约有12.5万中国人移居古巴。[5]他们在印度洋群岛以及太平洋地区与印度人组成少数民族的杂居区，与古巴、秘鲁和英属加勒比海的华人组成规模较小的华人区。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华人已为美国太平洋沿岸最早开拓的地区所吸引（见第三章），他们为当地报纸提供了不少有关洗衣工和厨师的笑料［旧金山的中国餐馆是他们在淘金潮期间开创的（波士顿《银行家杂志》说：“此地最好的餐馆是从中国来的冒险家开设的。”）[6]］在经济萧条时期，他们又成为政客们进行种族排外的宣传材料。国际贸易使得世界性的商船队发展神速，商船队船员大部分是“东印度水手”，他们在世界各大港口都滞留和储备了一批数量不多的有色人种。在殖民地招募军队又使一部分有色人种首次踏上欧洲土地。（这时期英国的殖民部队绝大部分是从印度招募来的，并用于印度，或用于英印政府统治范围之内、伦敦英国政府统治范围之外的一些地区。）征召殖民军的国家主要是法国。法国希望借由此举抵消德国在人口上的优势（这是19世纪60年代的热门话题）。

就欧洲移民而言，大规模漂洋过海的洲际移民仅局限于少数国家，在本书所述时期，绝大部分移民是英国人、爱尔兰人和日耳曼人，从19世纪60年代起还有挪威人和瑞典人，丹麦人从未达到类似的移民高潮。由于挪威、瑞典移民的绝对数字不大，从而掩盖了它们在其总人口中实际所占的巨大比重。在挪威新增的人口当中，约有2/3跑到了美国，超过其比例的只有不幸的爱尔兰。爱尔兰移居国外的人数已超过其人口增长总额。自1846—1847年的大饥荒之后，爱尔兰每一个10年的人口均呈下降趋势。英国和日耳曼的移民虽没超过其人口增长部分的10%，但从绝对数字上看，这仍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1851—1880年，约有530万英国人离开了英伦三岛（其中350万去了美国，100万去了澳大利亚，50万去了加拿大），这是直到那时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越洋移民大军。

南欧的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很快也会像潮水般涌向美洲大城市，但此刻他们尚未从其土生土长的贫穷农村向外挪动。东欧人，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徒，基本上也稳坐不动，只有犹太人渐渐渗入或蜂拥奔向省城，此后又进入大一点儿的城市（匈牙利城市直到1840年才对犹太定居者开放），在此之前，犹太人从未能在大城市定居。俄国农民在1880年前尚未移入西伯利亚的广阔天地，但他们已大批流入俄国欧洲部分的大草原，到19世纪8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在草原定居的过程。1890年前鲁尔矿区几乎还见不到波兰移民，不过此时捷克人已向南移入维也纳。斯拉夫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向美洲移民的热潮约始于19世纪80年代。大致说来，英国人、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构成了国际移民的主力军，此外便是自由自在的加利西亚人、巴斯克人等少数民族，他们在拉丁美洲世界无所不在。

由于大多数欧洲人是乡下人，所以大多数移民也是乡下人。19世纪是一部清除乡下人的庞大机器。多数乡下人都进了城，至少是离开了乡下传统的饭碗，尽其所能地在陌生的、可怕的，但也充满无限希望的新天地里寻找生计，在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城里寻找出路，不过这些新来的移居者充其量只能偶尔捡到几块铜片。有人认为乡下人的蜂拥进城与都市化是同一回事，这话不完全正确。因为有几批移民是从较糟糕的农业环境离开，迁移到较好的农业环境定居，这些人主要是在美国大湖区定居的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稍早来到加拿大定居的苏格兰人。1880年前往美国定居的外国移民当中，只有10%从事农业。一位观察家说，“从购买和装备一个农场所需的资金来衡量”，他们“或许”还称不上是农场主。[7]19世纪70年代初期，仅农场设备一项就要花费900美元。

乡下人从地球表面的这一边跑到了另一边，如果说这种人口重新安置的现象已不容忽视，那么乡下人成群结队脱离农业的情况就更令人吃惊了。人口流动与都市化形影相随，19世纪下半叶处于都市化过程中的主要国家（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其城市人口集中的速度超过了除英、德工业区以外的任何地方（1890年人口数量排名前20的西方城市中，有五个在美国，一个在澳大利亚）。男男女女不断拥进城市，虽然其中有越来越多人也许是（在英国则一定是）来自其他城市。

如果他们只是在国内移动，那么他们并不需要借助新技术和新发明。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都走不远，如果要远行，那么那条连接其居住地和城市之间的小路一定早已被亲朋邻居踩平了，就像法国中部的叫卖小贩和农闲季节去巴黎充当建筑工的人们早已走惯的路一样。随着巴黎建筑业的兴盛，这类季节性雇工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直到1870年后他们才在巴黎永久定居。[8]新的路线有时会因新技术，例如铁路的问世而开辟。铁路把布列塔尼人带到巴黎，他们在抵达巴黎蒙帕纳斯（Montparnasse）火车站出入口时便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便把最具姿色的女孩儿提供给巴黎妓院。布列塔尼姑娘们从此替代了洛林姑娘，成了巴黎烟花巷里人所皆知的妓女。

在国内流动的妇女绝大部分成了家庭女佣。她们的女佣生活通常要到她们与同乡结婚后，或找到其他的城市职业后方告结束。举家出走或夫妇同行的例子并不常见。男人在城里从事的职业，有的是他们家乡世代相传的传统职业——卡迪根郡（Cardiganshire）的威尔士人不管跑到哪儿都是卖牛奶、奶油、干酪；奥弗格纳特人（Auvergnats）也总是经营燃料生意，有的干自己的老本行，如果他们有一技之长的话；有的去做买卖，开个小铺子，经营食品和饮料。除此之外，其他人就在建筑和运输两大部门就业。这两种行业不需要乡下人具备他们所不熟悉的技术。以1885年的柏林为例，计有81%的食品供应人员，以及83.5%的建筑工人和85%的运输工人是外地移民。[9]虽然他们很少有机会能从事技术性较强的体力劳动（除非他们在家乡学过某种手艺），他们的生活还是比最穷的柏林本地人略好一些。最低工资阶层和接受临时救济的贫困大军更可能是由当地人，而不是外来移民所组成。在本书所述时期，工厂生产这种方式在许多大城市里还不多见。

而此等纯属工业生产形式的工厂——主要是采矿业和几种纺织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中等规模但发展极快的城市里，甚至是在农村和小城镇里。这些工业生产不需要多少外来妹（纺织工业除外），外地男工所能从事的也只有不需要技术的粗活，工资非常微薄。

穿越国境和大洋的移民造成了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根本不是由于他们移入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所引起的。事实上，移民中最大的一部分来自英伦三岛，他们没有严重的语言障碍问题，不像某些国家（例如中欧和东欧的多民族帝国）的移民容易在新移居地遇到语言困难。不过，暂且撇开语言问题不谈，移居国外的侨民带来一个尖锐的问题：他们的国籍归属（见第五章）。侨民如留居在新国家，他们是否要割断与祖国的关系，如要割断，移民愿意吗？侨民如居住在本国的殖民地，这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例如住在新西兰的英国人或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只是把原来的国当作“家”。问题最尖锐的地方是美国。美国欢迎移民，但又对移民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快变成使用英语的美国公民，理由是任何一个理智的公民都希望成为美国人。事实上多数移民也的确如此。

改变国籍当然并不意味着与原先国家一刀两断。恰恰相反，移民们典型的例子是，当他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后，便很自然地与命运相同的人抱成一团，原因是新环境对他们太冷淡了。19世纪50年代，美国当地人对如潮水般涌来、饥肠辘辘、“愚昧无知”的爱尔兰人的反应，就是仇视和排斥。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退到他们的同胞当中，同胞是他们唯一熟悉的、能够给予帮助的群体。美国对移民而言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挣钱的地方，它教给移民的第一句正式英语是：“我听到笛声响，必须赶快进工厂”（这句顺口溜刊登在国际收割机公司为波兰劳工学习英语而印制的小册子上。这是第一课，随后的句子是：我听到五分钟的笛声／是去上工的时候了／我从大门口的墙上拿了牌子，把它挂到工作部门的墙上／换好衣服，准备工作／午饭铃响了／赶快吃饭／不打铃不准吃饭／五分钟后铃又响了／丢下饭碗准备上工／专心做工，直到铃响才下班／换上干净衣服／我必须回家）。[10]第一代移民，不论男女，不论如何勤奋学习新生活的技巧，他们仍强迫自己聚居在一起，从古老的习惯中，从自己的同胞中，从对他们轻率抛弃的故国怀念中，获取支持和安慰。生活豪放不羁的爱尔兰江湖艺人，即将在美国大城市创立现代流行音乐这一行，他们那对天生会笑的眼睛使他们发财致富，但其成功不是无缘无故的。甚至富庶的纽约犹太金融家，例如古根海姆家族（Guggenheims）、库恩家族（Kuhns）、萨克斯家族（Sachs）、塞利格曼家族（Seligmanns）以及莱曼家族（Lehmanns）的人，他们腰缠万贯，凡能用钱买到的东西他们都有，而一切东西几乎都能用钱买到，但他们还不是美国人，不像住在维也纳的沃特海姆斯泰因家族（Wertheimsteins）自认是奥地利人，住在柏林的布莱克鲁德尔家族（Bleichroeders）自认是普鲁士人，甚至已经国际化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住在伦敦的便自认为是英国人，住在巴黎的便自认为是法国人，而住在美国的既是美国人，又是德国人。他们说话用德语，书写和思维也用德语，参加德国的结社，倡议发起德国人的组织，他们常把孩子送回德国上学。[11]

然而移民出国需要克服数不胜数的基本物质困难。他们首先要弄清楚该去哪儿以及到了那里能做什么。他们必须从遥远的挪威石质高原前往明尼苏达，从波美拉尼亚（Pormerania）或勃兰登堡（Brandenburg）前往威斯康星州的绿湖地区，从爱尔兰凯里郡（Kerry）的某个市镇到芝加哥。要花多少钱还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难关，然而远洋邮轮统舱的条件，却是极其糟糕，就算还未置人于死地，但也恶名远扬，特别是在爱尔兰大饥荒后。1885年移民从汉堡到纽约的船票是7美元。从南安普敦到新加坡的船票价格，已从19世纪50年代的110英镑减少到19世纪80年代的68英镑，当然，这条航线的客轮是为身份较高的旅客所提供的。[12]船票之所以便宜，不仅是因为身份低贱的船客不会要求比猪狗好多少的吃住条件，他们也不允许，也不是因为移民所占空间较少；甚至也不是因为交通量的增加而降价，而是由于经济原因：移民是非常合算的散装货。也许对大多数移民来说，到达登船口岸——勒阿弗尔、不来梅、汉堡，尤其是利物浦——的路费，要比横渡大西洋的费用贵得多。

即便如此，对许多非常贫穷的人来说，这笔钱也未必拿得出来，虽然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工资较高的亲戚能轻易筹措这笔费用，寄回国内。事实上，这笔钱只是他们从国外汇回祖国的众多汇款中的一部分，因为移民不习惯国外新环境中的高消费，遂都成了储蓄能手。仅以爱尔兰人为例，19世纪50年代早期，他们一年汇回的钱款便有100万英镑到170万英镑之巨。[13]然而，如果穷亲戚爱莫能助，形形色色的承包商、中介人便会为了赚钱而出面安排。只要一方需要大量劳动力（或土地，住在威斯康星州普林斯顿市的一位德国铁匠买了一块农田，然后以信贷方式出售给自己的移民同胞）[14]，另一方对接纳国的情况又一无所知，双方远隔重洋，代理人或中介人便可从中大发其财。

这些人把人像牲口一样往轮船上赶。轮船公司急于填满统舱里的空隙，政府则希望把移民送到杳无人烟的广阔天地里去。中介人便与政府和矿厂、铁砂公司联系，将人送到矿主、铁厂厂主以及其他亟须劳动力的雇主手中。中介人从矿主、厂主处获得报酬，也向可怜的男女移民索钱。这些孤立无援、不知所措的男男女女，可能得被迫穿越半个陌生的欧洲大陆，才能抵达大西洋登船港口。从中欧到勒阿弗尔，或渡过北海，穿过云雾缭绕的本宁山脉到达利物浦。我们可以猜想出，这些中介商是如何利用移民举目无亲，对情况一无所知、手足无措的困境进行盘剥勒索，虽然那时的契约劳工、负债农奴可能已不多见，只有一船船从国外运到农场充当劳工的印度人和华人（这么说并不表示受骗的爱尔兰人不够多。不少爱尔兰人曾在故乡付钱给某个“朋友”，但这笔钱却无法帮他在新世界找到一份工作）。大致说来，移民中介人的活动是控制不了的，顶多只能对海运条件进行某些检查，这项工作还是因为19世纪40年代末发生了可怕的流行性传染病后才开始进行的。中介人的背后通常有大人物支持。19世纪的资产阶级仍然认为，欧洲大陆人口过剩是因为穷人太多，穷人输出越多，对资产阶级越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对留下的人也越有利（因为劳工市场上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可获纾缓）。慈善机构，甚至工会组织对付贫穷和失业的唯一可行办法，就是帮助那些向他们求援的穷人或是工会会员移居到国外去。在本书所述时期，工业化进展最快的国家也就是那些对外移民的大户，如英国和德国。这项事实证明，慈善机构和工会组织的做法似乎不无道理。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那时提出的移民论据是错误的。整体而言，输出移民的国家如果将其人力资源予以利用，而不是将他们赶走，对国家的经济会更有利。新世界（美国）却与它们相反，它从蜂拥而至的旧世界（欧洲）移民中，获得了无法估量的经济好处。当然，移民自己也获得莫大好处。移民在美国穷困潦倒、惨遭剥削的最严重阶段，要到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后才出现。

人们为何要移居国外呢？绝大部分人是出于经济原因，也就是说因为他们贫穷。尽管1848年后加上了政治迫害因素，但在庞杂的移民大军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难民只占很小一部分，甚至在1849—1854年间也是如此，虽然移民中的激进分子一度控制了美国的半数德文报刊，利用报刊控诉自己国家对难民的迫害。[15]激进分子中的基本群众，像大多数不带意识形态的移民一样，很快便在国外定居下来，其革命热情也转移到反奴运动上。出于宗教原因而到美国寻求更大自由并进行相当古怪的宗教活动的移民不能说没有，但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也许不太突出，如果其原因是在于维多利亚政府对正统的看法不像以前那么严厉就好了。不过对于国内摩门教教徒的逃往国外，英国和丹麦政府倒是挺高兴的，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为它们带来不少麻烦。东欧的反犹太人运动也是后来的事，该运动造就了大规模犹太移民。

人们移居国外是为逃避国内的贫穷境况，还是为了到国外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个问题争论已久，意义不大。毫无疑问，穷人移居国外的可能性比富人出走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他们的传统生活难以维持或根本无法维持时，移居国外的可能性就更大。因而在挪威，工匠移居国外的可能性比工厂工人大；船民、渔民在他们的小帆船无法与新问世的汽船匹敌之后，便准备一走了之。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时期，任何抛弃祖辈居住地方的想法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因而要想把人们从故乡推进一个未知的世界，就需要有某种变革的力量才行。一位原本在英国肯特郡农场出卖劳力的雇工从新西兰写信回家，感激原先的农场主人采用停业的办法迫使他远离家园，因为他现在的境况比以前好多了。要不是迫于无奈，他是不会离乡背井的。

当大规模移民成为普通人经历中的一部分时，当基尔代尔郡（Kildare）的每个孩子都有表兄、叔叔或哥哥在澳大利亚或美国时，离家出走（不一定永不复返）便成为人们常见的选择。选择的依据是对前景的估计，而非单凭命运，如果有消息说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或美国就业机会很多，待遇很高，移民便蜂拥而至。反之，1873年后的若干年里，移民人数急转直下，因为当时美国经济极不景气。还有一点也毫无疑问，本书所述时期的第一次移民狂潮（1845—1854），基本上是因为饥荒和人口增加对土地造成的压力而引起的，主要发生在爱尔兰和德意志。在这波移民狂潮中逃往大西洋彼岸的移民，爱尔兰人和日耳曼人便占了80%。

移民并不一定一去永不返。许多移民梦想在国外赚足钱，然后回到家乡，接受家乡父老的尊敬，这部分人占多大比例我们尚不得而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约占30%—40%——也的确回到老家的村子里，回国最常见的原因是他们不喜欢新世界，或无法在美国立足。有些人回去后又移居国外。由于交通领域的革命，劳工市场终于扩大到囊括整个工业世界。特别是对有技术的男性工人而言。以英国行业工会的领袖为例，他们可能在美国和国外某地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可能在纽卡斯尔和巴罗（Barrow-in-Furness）工作过一段时间。事实上，对意大利和爱尔兰那些随季节移居他国的农民和铁路工人而言，在这个阶段，利用农闲淡季前往大西洋对岸工作，已经是可能的事了。

实际上，在这场大幅度增加的移民浪潮中，也有相当数量的非永久性活动——临时的、季节性的或仅仅是流浪性的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并无新鲜之处。在工业革命之前，收完庄稼的农民、流浪汉、走街串巷的修补匠、沿街叫卖的小贩、运货的马车夫以及牲畜贩子，早已屡见不鲜。新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向全世界的辐射，肯定需要——因此也产生了——新形式的行踪不定之人。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新经济扩展和辐射的象征——铁路。铁路是以全球作为业务扩展范围的企业。企业家带着工头、技术工人和核心工人（大多数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前往国外创建公司，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此定居国外，娶妻养子，他们的孩子就成了下一代的英裔阿根廷人。（印度铁路当局主要招聘欧亚混血儿当雇员，即招聘印度妇女与英国工人生的孩子。英国工人与当地人通婚不像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顾虑那么多。）他们有时还会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像当时为数不多的石油开采工人一样。铁路到处都要兴建，但铁路公司不一定能在每个地方都找到工人，于是只好建立一个流动的劳工队（这些劳工在英国被称作navvies，即挖土工，无特殊技术之工人）。直至今日，许多大型工程计划依然沿袭这种做法。大多数国家是从边远地区招募无家庭牵累，能说走就走的人。他们不怕工作苦，只求工资高，能拼命干活，也能拼命玩，把挣到的每个铜板都喝光赌光，不想未来。这些浪迹天涯的劳工跟海员一样，不愁没活干。这艘船干完了，还有下一艘；这个工程结束后，自然还有其他大工程等着。他们是尚待进一步开发的铁路工业里的自由人，是民间传说中的铁骨铮铮英雄汉，会令各阶级的体面人物同感震惊。他们扮演的角色跟海员、矿工、勘探工一样，只是挣的钱比他们多，而且根本不存发财致富的指望。

在更为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这些四海为家的铁路工人，在农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之间搭起重要桥梁。意大利、克罗地亚和爱尔兰等地的贫穷农民，他们于农闲时结成一群，或组成一队，在选出来的队长带领下穿山越岭，为城市、工厂和铁路的建造商提供劳务（队长负责洽谈招工条件和分配劳动所得）。19世纪50年代，这类移民在匈牙利平原上发展起来。组织较差的农民对那些效率高、纪律强（或是更温顺驯服）以及准备接受更低工资的农民愤懑不已。

不过，单只考察这支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轻骑兵”的队伍是不够的，我们还没观察先进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准确地说，还没看到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重要区别。经济扩张在世界各地竖立起了一道道“疆界”。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矿区就是一个“新世界”，例如德国的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便是一个可以同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宾夕法尼亚州工业城相提并论的新世界，这个矿区在半辈子的时间里（1858—1895），便从3500人增加到9.6万人。不过整体而言，旧世界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只要一支规模不大、非长期流动的人口队伍便能满足。当然，大港口除外，那些地区的人口似乎总在流动，而人们又无计谋生的传统中心地区（例如大城市）也除外。这也许是因为旧世界的成员多半结成了社群，或者能够很快在这些社群里扎根，而这些社群又是结构严密的社会组织中的一部分。只有在海外移民区的边缘或附近地带，由于那里人烟稀少，流动人口尚无雇主，所以人们才会感受到这群真正的独立流动个人是一个群体，至少是人们肉眼可见的群体。旧世界不乏牧人和牲畜贩子，但在本书所述时期，他们谁也没像美国“牛仔”那样吸引了众多人的注意，虽然澳大利亚的牧人，在内地专门为人家剪羊毛的流动剪羊毛手以及其他的农业劳动者，他们也都在各自的区域内创造了惊心动魄的传说和故事。

2

穷人出门远行的特有方式是迁徙，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是为了旅游。旅游从本质上说，乃是铁路、汽船和邮政事业达到新规模、新速度后的产物（邮政事业随着1869年万国邮政联盟的建立而完成全球系统化）。住在城里的穷人，他们出门远行通常是为了生活，很少是为了休闲，而且时间多半不长。乡下的穷人根本不会为了游山玩水而出门远行，充其量是在赶集或到市场上做买卖时顺便游玩一下。贵族出门远行大多是基于非实用的目的，然而与现代的旅游也无共同之处。贵族家庭每年到一定季节便从城里的府第移到乡下去住，随从的仆人和行李车足可排成长长一列，仿佛一支小部队［克鲁泡特金（Kropotkin）亲王的父亲，事实上就像军事指挥员一样为妻子和佣人下达恰当的行军口令］。他们会在乡下住上一阵，然后才返回城中。他们也可能在适当的社交生活圈子里暂时安顿下来，就像下面那个拉丁美洲的贵族家庭一样。据1867年的《巴黎指南》（Paris Guide）记载，这家贵族下乡时整整带了18车行李。按传统习惯，年轻贵族都会展开一趟大旅行（Grand Tour，指旧时英国贵族子弟的欧陆之旅，其目的在完成自己的教育阶段，他们通常下榻在豪华的旅馆内）。但即使是这类贵族青年的旅行，也与资本主义时代的旅游业不同。一方面是因为旅游业此时正处在开发阶段——最初通常是与铁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因为贵族不会屈尊在小酒店里过夜。

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两种奇妙的享乐型旅行：为资产阶级设计的旅游和夏日假期，以及某些国家（例如英国）为广大群众所设计的一日游，人们乘坐机械化交通工具，于旅游地当天往返。这两种旅行都是蒸汽机运用在运输方面的直接结果。有史以来人们首次可以定期、安全地运载众多的旅客和行李，不论地形如何复杂，不论水域是深是浅。火车和公共马车很不一样，公共马车只要到了稍微偏僻的地方，便很容易被盗匪抢劫，而火车只要开动之后，就不会有这种意外——除美国西部外——即使在治安坏得出名的西班牙、巴尔干等地区亦可幸免此难。

如果把游艇除外，以广大群众为服务对象的一日游活动，是19世纪50年代——更准确地说是1851年万国博览会——的产物。这场博览会吸引了许多人前来伦敦欣赏令人惊叹的景观，数不胜数的地方协会、教会以及社团为群众组织了这场活动，由于火车票减价，因而来的人更多。以安排郊游活动起家的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更利用1851年的机会发展出庞大的旅游业，此后25年，他的名字就成了有组织旅游团的代名词。此后万国博览会（见第二章）一场接一场举办，每次博览会都将大批参观者带到各主办国首都，使各国首都获得重建，焕然一新。各省省会受此启发，纷起效法，期望创造类似奇迹。除此之外，这个时期的大众旅游便毋庸多说了。大众旅游业仍局限于短途游览，即使以现代标准来看也常常是客满的，小小的“纪念品”工业也因此兴盛起来。铁路部门一般说来对出售三等车票不感兴趣，英国铁路公司尤其如此，但政府勒令它们提供最低限度的三等车票。直到1872年，英国铁路公司普通客票营业额方达到客运总收入的50%。其实，三等车票的运输量增加后，短途旅游专车的重要性就下降了。

中产阶级更把旅行当作重要大事。就数量而言，旅行的最重要形式是全家的夏日假期，或（对更富有和身体太胖的人来说）每年到某个温泉疗养地去疗养。这种度假、疗养胜地，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蓬勃发展。英国的多位于海边，欧洲大陆的则多集中于山上。［显然由于拿破仑三世的眷顾，毕亚里茨（Biarritz）在19世纪60年代已很时髦，印象派画家对诺曼底沙滩也表现出明显兴趣，但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还没有下定决心去尝尝苦咸的海水滋味和海边阳光。］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中产阶级掀起的旅游热已使英国沿海部分地区改观，海边的景观步道、栈桥以及其他美化设施，都一一修建。原本在经济上毫不起眼的山谷和海滩，如今却可让土地商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中获得大量利润。海边活动可说是中产阶级和下中阶级的特有休闲。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工人阶级到海边休闲的情形还不很明显，而贵族和绅士们几乎不可能考虑将伯恩茅斯［Bournemouth，法国诗人魏尔伦（Verlaine）常去之处］或文特诺（Ventnor，屠格涅夫和马克思常来此处呼吸新鲜空气）作为合适的夏日度假场所。

欧洲大陆的温泉度假胜地可说是各具风格（英国的度假场所无法与之媲美），它们竞相为阔绰的旅客准备了豪华旅馆，提供各种娱乐场所，如赌场以及相当高级的妓院等。维希（Vichy）、斯帕（Spa）、巴登巴登（Baden-Baden）、艾克斯（Aix-les-Baines）名噪一时，尤其是哈布斯堡王室常去的著名国际度假胜地加施泰因（Gastein）、马林巴德（Marienbad）温泉、卡尔斯巴德（Karlsbad）等等，它们对19世纪的欧洲来说，就像巴斯（Bath）对18世纪的英国一样，贵族在这些度假胜地举办时髦聚会，在聚会上可以免喝难以下咽的矿泉水，尽情享受某种由仁慈的医学独裁者监制的饮料。［来这里度假的达官贵人，其地位可从他们在这时期外交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来判断。拿破仑在毕亚里茨会晤俾斯麦，在普隆比耶（Plombières）会晤加富尔，在加施泰因举行过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在河上或湖上举行外交会议的先河。1890—1940年的半个世纪里，这种河上外交会议举不胜举］然而不争气的肝脏扮演了伟大的协调者，使温泉游览胜地不致被冷落。许多非贵族出身的有钱人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由于事业兴旺，财源滚滚，因而吃得太多，喝得太多，于是便热衷于前往矿泉胜地度假。库格尔曼医生（Dr.Kugelmann）曾推荐一位极不具阶级代表性的中产阶级——马克思——到卡尔斯巴德疗养。马克思为避免被认出，遂在旅馆登记时小心翼翼地写下“自由职业者”，后来他发现以“马克思博士”的身份住店可免缴一部分高得惊人的税款，他才又更改过来。[16]在19世纪40年代简单得一目了然的乡村里，绝不会发现这种类型的温泉疗养地，直到1858年，《默里指南》（Murray’s Guide）还说马林巴德温泉的开发时间是“不久前的事”，并说加施泰因只有200间客房，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些温泉疗养地的旅游业已如鲜花怒放。

索默弗里西奇（Sommerfrische）和库罗特（Kurort）是一般资产阶级光顾的地方。崇尚传统的法国和意大利，直到今天仍证实说每年保养一次肝脏是那时资产阶级的习惯。弱不禁风的人需要多一点儿温和的太阳，因此冬天应到地中海去。蔚蓝海岸（Cõte d’Azure）是布鲁厄姆（Brougham）爵士发现的，这位激进政客的塑像今天仍矗立在戛纳（Cannes）。虽然俄国的贵族士绅成了最爱光顾此地、花钱如流水的常客，然而尼斯（Nice）的“英国俱乐部”之名，已明白点出是谁开辟了这块新的旅游金矿区。蒙特卡洛（Monte Carlo）于1866年落成其巴黎饭店（Hõtel de Paris）。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特别是沿尼罗河的铁路修好后，埃及便成了那些抵御不了北国潮湿秋冬者的游览胜地，这是一个集温暖气候、异国情趣、古代文化遗址和欧洲统治（此刻尚没有正式统治）于一身的度假胜地。永不疲倦的贝德克尔（Baedeker），于187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埃及指南》。

对当时人而言，在夏天前往地中海仍是疯狂之举，除了为寻找艺术和考古的人外。直到进入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后，人们才开始崇尚太阳和晒黑的皮肤。在炎热的夏天里，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如那不勒斯湾、卡普里岛（Capri）等，是勉强可以忍受的，这些地方由于俄国女皇的钟爱而兴盛起来。19世纪70年代地中海国家的便宜物价，预示着早期旅游业即将到来。富裕的美国人，当然，不管有病没病，都开始追踪欧洲文化的中心，到本书所述时代结束，沿新英格兰海湾修建夏季别墅的举动，已成为美国百万富翁的标准生活之一，而炎热国家的富人则躲进深山里去。

我们必须将两种不同的假日作个区别：时间较长的（夏天或冬季）定点式度假，和越来越实际快速的旅游。旅游的热门焦点总是浪漫的风景区以及文化古迹遗址。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人（像往常一样，又是先驱者）开始热衷在瑞士高山上进行体育锻炼，并将对体育锻炼的热情传播给其他人。他们后来在瑞士山上发明了冬季体育活动：滑雪。阿尔卑斯俱乐部（Alpine Club）成立于1858年，爱德华·怀伯尔（Edward Whymper）于1865年攀上了马特洪峰（Matterhorn）。在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里进行这种颇消耗体力的运动，对盎格鲁—撒克逊族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专业人士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个中原因很模糊，说不清也道不明（也许有个原因，即与他们做伴的当地导游个个年轻力壮，富有阳刚之气）。爬山加上长距离健行，已成了剑桥学界、高级文官、公学校长、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特有的活动，拉丁语系和日耳曼语系的知识分子（虽然不是全体）对这种现象惊奇不已。对活动量少一些的旅游者来说，他们的脚步是在库克以及这时期出版的厚重导游书的指导下迈开的。《默里指南》是导游书的先驱，但旅游者的“圣经”当数德国的《贝德克尔》（Baedekers）。《贝德克尔》在当时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默里指南》在它面前黯然失色。

这样的旅游并不便宜。19世纪70年代，两个人从伦敦出发，经比利时、莱茵山谷、瑞士和法国，最后返回伦敦，六周的行程——也许现在仍是这个标准路线——要花费85英镑。这大约是一个周薪8英镑的男人全年收入的20%。那时候周薪8英镑是相当令人羡慕的收入，已可在家里雇个女佣。[17]这笔数目可能要占一个收入甚丰的技术工人年收入总额的3/4以上。很显然，那些被铁路公司、旅馆、旅游指南瞄准的旅游者，是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里的男男女女，毫无疑问对尼斯的高昂房租也是牢骚满腹：1858—1876年，不带家具的房子年租金从64英镑增加到100英镑，女佣的年工资从8英镑—10英镑增加到离谱的24英镑—30英镑。[18]但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这些人是付得起这笔钱的。

19世纪70年代是不是已完全被移民、旅行以及人口流动所主宰了呢？人们很容易忘记，地球上大多数人仍生活在而且最后死在他们的出生地，说得更准确些，他们的活动范围比工业革命之前大不了多少，甚或说没有什么变化。法国的统计数字显示，1861年有88%的法国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地方，若根据教会记事簿记载，更有高达97%的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教区。世界上跟上述法国人相类似的人数，也肯定多于流动人数和移民人数。[19]不过，人们渐渐抛开了他们魂系梦牵、精神依托的地方。他们看见的事物是他们父辈从来未曾见过的，甚至他们自己也想不到他们会亲眼看见，他们已习惯于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在本书所述时期行将结束之际，移民不仅构成了诸如澳大利亚等国，构成了纽约、芝加哥诸城市人口的多数，而且也成为斯德哥尔摩、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现奥斯陆（Oslo）］和布达佩斯的人口多数，外来移民占柏林和罗马总人口的55%—60%，巴黎和维也纳的移民约占65%。[20]整体而言，城市和新工业区像块磁铁一样吸引了他们。那么，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生活呢？

[1]Scholem Alejchem, Aus dem nahen Osten (Berlin 1922).

[2]F. Mulhauser, Correspondence of Arthur Clough (Oxford 1957), II, p.396.

[3]I. Ferenczi, ed. F. Willcox,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Vol. IStatistic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1929).

[4]Ta Chen, Chinese Migr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 (Washington 1923), p.82.

[5]S. W. Mintz, ‘Cuba: Terre et Esclaves’, Etudes Rurales, 48 (1972), p.143.

[6]Bankers Magazine, v (Boston 1850-51), p.12.

[7]R. Mayo Smith, E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A Stud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1890), p.94.

[8]M-A. Carron, ‘Prélude a I’exode rural en France: les migrations anciennes des travailleurs creusois’Revued’ histoi 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 43, (1965), p.320.

[9]A. F. Weber,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899), p.374.

[10]Herbert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1815-1919’,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78 (3 June 1973), p.533.

[11]Barry E. Supple, ‘A Business Elite: German-Jewish Financie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XXXI (1957), pp.143-78.

[12]Mayo Smith, op. cit., p.47; C. M. Turnbull, ‘The European Mercantil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1819-1867’, Journal of South East Asian History, X,I (1969), p.33.

[13]Ferenczi, ed. Willcox, op. cit., Vol. II, p.270 n.

[14]K. E. Levi, ‘Geographical Origin of German Immigration to Wisconsin’, Collections of 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XIV (1 898), p.354.

[15]Carl F.Wittke, We who built America (New York 1939), p.193.

[16]Egon Erwin Kisch, Karl Marx in Karlsbad (East Berlin 1968).

[17]C. T. Bidwell, The Cost of Living Abroad (London 1876), Appendix. Switzerland wa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tour.

[18]Bidwell, op. cit., p.16.

[19]Georg v. Mayr, Statistik und Gesellschaftslehre; II, Bevoelkerungsstatistik, 2. Lieferung (Tülbingen 1922), p.176.

[20]E. G. Ravenstein,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52 (1889), p.285.

第十二章　城市·工业·工人阶级

如今我们每人所吃的面包，

都用蒸汽机和涡轮机烘烤；

也许有朝一日，面包

将由机器塞进我们嘴里。

特劳泰诺有两个教堂墓地，

一是穷人的，一是富人的；

即使在阴曹地府里，

穷鬼与富鬼也分成贵贱高低。

——《特劳泰诺周报》
（Trautenau Wochenblatt）上的一首诗，1869年[1]

从前如果有人把富有手艺的工匠叫作工人，他会跟你反目……如今人们告诉工匠，工人是国内最高职衔，于是，工匠都说他们要做工人。

——梅爵士，1848年[2]

贫穷问题就像死亡、疾病、严冬以及其他自然现象问题。我不知道如何结束贫困。

——萨克雷，1848年[3]

1

如果说“新移民来到了工业和技术世界”，或说“工业和技术世界的新一代诞生了”，这话显然都是对的，但都无法生动描绘出工业和技术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首先，这个世界与其说是由工厂、工厂主、无产阶级组成的世界，倒不如说是一个被工业的巨大进步改造过的世界。工业遍地开花，城市拔地而起，变化翻天覆地。然而变化无论如何巨大，其本身都不足以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影响的尺度。1866年，波希米亚纺织中心赖兴贝格［Reichenberg，今利贝雷茨（Liberec）］的产量，有一半是手工业工人用手摇出来的。当然，如今大部分产品都是从几个大工厂生产出来的。从工业组织上来看，赖兴贝格显然不如兰开夏先进。兰开夏最后一批使用手摇纺织机的工匠，已于19世纪50年代转至其他部门就业了。但我们如否认赖兴贝格的纺织业是工业，这便有失偏颇。捷克蔗糖业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蓬勃发展，在其巅峰时期，全国蔗糖厂里雇用了4万人。这个数字貌不惊人，但从甘蔗田面积的扩大便可看出新兴蔗糖工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1853—1854年到1872—1873年间，波希米亚农村的蔗田面积增加了20多倍（从4800公顷增加到12.38万公顷）。[4]从1848—1854年，英国乘坐火车的人数几乎增加一倍——从大约5800万人次增加到大约1.08亿人次——同时铁路公司货运收入也几乎增加了两倍半。这个数字比工业产品或公务旅行的准确百分比更能说明问题。

再者，我们可以断言，工业工作本身特有的组织结构以及都市化——急速发展的城市生活——可说是新生活最戏剧化的形式。说它新，是因为当时仍有某些地方性职业和城镇继续存在，掩盖了它的深远影响。在本书所述时代结束后的若干年（1887年），德国教授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划分了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之间的区别，这对孪生兄弟如今已成为每位社会学学生耳熟能详的名词。滕尼斯的划分与他同时代学者的划分（即后来习惯上称之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划分）很相似——例如梅爵士将社会的进步总结为“从身份决定一切到契约决定一切”。问题核心在于滕尼斯的分析不是以农民社团和都市化社会之间的区别为基础，而是以老式城镇和资本主义城市之间的区别为基础，他称资本主义城市“基本上是商业的城镇，由于商贸控制了生产劳动，因此也可说是工厂的城镇”。[5]这个工厂城市的新奇环境及其结构正是本章所要探讨的问题。

除铁路外，城市是工业世界最突出、最明显的外部象征。都市化的现象在19世纪50年代后发展神速。19世纪上半叶，只有英国的都市化年增长率高于0.2。（这代表了这一时期内第一次人口普查和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之间以年为单位的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变化水平。）[6]比利时几乎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但在1850—1890年之间，奥匈帝国、挪威和爱尔兰的都市化已达到了这个增长率，比利时和美国的增长率则在0.3—0.4之间，普鲁士、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在0.4—0.5之间，英格兰、威尔士（仍以微弱优势领先）以及萨克森的年增长率更在0.5以上。如果说人口往城市集中是“19世纪最突出的社会现象”[7]，这只是道出了有目共睹的事实。以今日的标准来看，这种进展还不算很快——直到19世纪末，都市化速度达到18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水平的国家还不到12个。然而，自1850年起，所有国家（除苏格兰和荷兰）均达到了这个水平。

这个时期典型的工业城镇，从现代标准来看，也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中欧和东欧有些首都（它们都向特大城市发展）也成了主要制造中心——例如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1871年奥尔丹（Oldham）的人口有8.3万人，巴门7.5万人，鲁贝6.5万人。事实上，前工业时期的著名老城市，没有几个能吸引新型产品前去安家落户，因而典型的新工业区，一般说来是先由几个村子共同发展成小城市，几个小城市又进而发展成较大的城市，但它们和20世纪的工业区还是不一样（20世纪的工业区是一大片紧密连在一起的地区），虽然它们的工厂烟囱（经常是耸立在河谷边、铁路旁）、褪了色的单调墙面以及笼罩其上的烟幕，的确也使它们有种连贯性和一致性。城里居民离田野很近，只要步行便可到达。直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西部的工业大城，例如科隆和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都是靠其四周农村提供食粮，农民每周一次把物品送到市场上卖。[8]在某种意义上，工业化的冲击确实造成一种反差强烈的对照：一面是灰暗、单调、拥挤和伤痕般的居民区，一面是色彩绚丽的村庄以及与村庄紧密相连的山峦，就像英国的谢菲尔德（Sheffield），“人声嘈杂，浓烟滚滚，令人厌恶，但其四周却是世上最迷人的乡村景色”。[9]

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可以在新工业化地区保持半农半工状态的原因。1900年以前，比利时矿工在农忙期间是不下矿的，他们要到田里照看他们的马铃薯。必要时，他们还会举行一年一度的“马铃薯罢工”。1859年兰开夏帕迪汉姆（Padiham）纺织工人罢工，原因是他们要翻晒干草。甚至在英格兰北部，城里失业人员夏天也可轻而易举地在附近农场找到工作。不过，这种半农状态很快便告消失。[10]

大城市——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城市也只有20多万人，加上城市周围的小城镇人口也不过50余万［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四大城市（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人口超过100万；6个城市有50多万人口（圣彼得堡、君士坦丁堡、莫斯科、格拉斯哥、利物浦、曼彻斯特），25个城市有20多万人口。这25个城市中，5个在英国，4个在德国，3个在法国，2个在西班牙，1个在丹麦，1个在匈牙利，1个在荷兰，1个在比利时，1个在俄属波兰，1个在罗马尼亚，1个在葡萄牙。41个城市有10万以上人口，其中9个在美国，8个在德国］[11]，它们没有多少工业（尽管市内也许有不少工厂），城市是商业、交通、行政和服务业的中心。许多人加入服务业，而服务业本身的发展又使其从业人员的数字进一步膨胀。城市的大多数人的确是工人，工种五花八门，还包括一大批仆人，伦敦几乎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佣人（1851年，令人惊讶的是巴黎佣人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12]。仆人队伍如此庞大，说明了中产阶级和下中产阶级的人数一定很多，一定占有相当比重，在伦敦和巴黎都占了20%—23%。

城市发展神速。维也纳的人口从1846年的40多万人增加到1880年的70万人，柏林从37.8万人（1849年）增加到近100万人（1875年），巴黎从100万增加到190万人，伦敦从250万人增加到390万人（1851—1881）。虽然这些数字与海外几个城市如芝加哥、墨尔本相比又相形见绌，但是城市的形状、形象和结构都改变了。改变的原因有出于政治考虑而加以重新规划和建设的（巴黎和维也纳最为明显），也有因企业追逐利润而造成的。政府和企业都不欢迎城里的穷人，但由于穷人是城市居民的绝大多数，政府和企业只能不无遗憾地承认穷人是必不可少的。

对城市规划当局来说，穷人是种危险。由于他们居住集中，闹事的可能性大。城市规划当局希望能拆迁贫民区，修筑马路，或盖高楼，然后把拥挤不堪的居民随便赶到某些卫生条件可能好些，危险程度低些的地方。铁路公司也竭力鼓吹这种做法，它们处心积虑想将铁路铺进城里，最好是穿越贫民窟，因为贫民窟地价便宜，居民提出的抗议亦可充耳不闻。对建筑公司和房地产公司来说，穷人是个无钱可赚的市场，是从特种商店和商业区里，从中产阶级的坚固宅邸里以及从郊区开发区里扔出来的垃圾。只要穷人不挤进旧区，不住进比他们有钱一点儿的人放弃的房子，他们就可以搬进新住宅。新住宅或由小投机营造商承建，这些人跟乡下工匠差不了多少；或由专造干瘪狭小的一排排街区房屋的建筑商承建，德文当中有个极其生动的名词可以形容这些房子，即“出租的兵营”（Mietskasernen）：格拉斯哥在1866—1874年间造了不少这类住房，其中三分之二是两室一厅。然而，即使这样简陋的房子，也很快就挤满了人。

人们谈起19世纪中叶的城市，总喜欢用下面这句话概括：“贫民窟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城市发展越快，拥挤情况便越严重。尽管有个粗略的卫生改革规划，但城市过于拥挤的问题仍然有增无减。有些地方的卫生问题没有恶化，死亡率没有增加，但情况也丝毫没有改善。卫生健康状况要到本书所述时期结束后，才开始有了较大、较明显、持续的改善。城市仍在拼命吸收外来人口，也许只有英国例外。作为工业时代资格最老的国家，英国城市此时已很接近自体繁殖，换言之，它已进入不需要靠绵绵不绝的大量移民便能自行发展的阶段。

就算要满足替穷人建造房屋的需要，伦敦建筑设计师的人数也不会在20年里增加一倍（即从1000多一点增加到2000，19世纪30年代建筑设计师总数也许只有不到100人），尽管营造和租赁贫民区房子非常有利可图，因为地价便宜，收入相当可观。[13]当时没有任何力量企图将资金流向转移到为城市穷人的服务上，因为穷人显然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其实，建筑业和房地产兴盛发达的确切原因，是有钱人要盖房子，正如1848年《建设者》（The Builder）杂志所说：“世界的这一半不断在寻求合适的家庭住宅，世界的另一半……密切注视着将资金投在这一方面。”[14]19世纪第三个25年是全世界城市房地产和建筑业第一个飞速发展的、为资产阶级盖房造楼的时代。巴黎的房地产和建筑业历史已反映在小说家左拉（Zola）的作品里。只见房屋在地价昂贵的工地上不断升高，“电梯”或“升降梯”诞生了，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批摩天大楼也落成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曼哈顿（Manhattan）的建筑业营业额开始高入云霄之际，纽约下东城恐怕是整个西方世界最为拥挤的贫民窟，每英亩挤了520人，谁会为他们盖摩天大楼呢？不过，不盖也许还是好事。

说也奇怪，中产阶级队伍越庞大、越兴盛，花在住宅、办公室、百货公司（这一时期极具特色的事物）以及足以炫耀的大楼上的钱越多，工人阶级的获益也就相对越少，除了最最一般的社会开支之外，它们包括马路、下水道等环境卫生、照明以及公共设施。在包括建筑业的所有私营企业当中，唯一（市场和小店除外）以大众为主要诉求的是小酒馆以及从中衍生的剧场、音乐厅。小酒馆成了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豪华酒馆”。人们进城之后，他们从乡下或前工业小城镇里带来的古老习气，因无法与城市生活取得协调，便难以为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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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人口在总人口中虽然只占少数，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将在这里发生。大型工业企业尚不很多，按现代标准衡量，这些企业的规模并不非常令人敬畏，当然它们会继续发展。在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一家300人的工厂就算是非常大的厂了。直到1871年，英国棉纺厂平均只有180位员工。中等规模的机械制造厂只雇用85人。[15]众所周知，重型工业是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部门，其规模比起一般企业要大得多，它们不但集中资金（这些资金足可控制整个城市甚至地区），更将极为庞大的劳动大军置于其掌控之下。

铁路公司是一种规模庞大的企业。在19世纪60年代晚期英国铁路系统达到稳定之前，从苏格兰边境到本宁山脉，从海边到亨伯河（Humber），这中间的每一英尺铁路都是控制在东北铁路公司（Northeast Railway）之下。煤矿大体上属于大型个体企业，虽然偶尔也有规模很小的公司。我们可从不时发生的煤矿伤亡事故中，一窥它们的规模：1860年里斯卡（Risca）事故中有145人丧生；1867年芬代尔（Ferndale，也在南部威尔士）事故中有178人死亡；1875年约克郡（Yorkshire）的一次事故造成140人毙命；在蒙斯（Mons，比利时）事故中110人被埋在矿井里；1877年在苏格兰海布兰泰尔（High Blantyre）事故中共有200人饮恨黄泉。企业兼并日益兴盛，尤其是在德国，这种同行之间与不同行业之间的合纵连横，使它们成为控制千万人生命的企业王国。这种现象自1873年便开始受到关注，因为Gutehoffnunshütte A.G.这家位于鲁尔区内的公司，此时已从单纯的炼铁业发展到采掘铁矿和煤炭——实际生产21.5万吨铁矿和它自己需要的41.5万吨煤的半数——并扩展到交通运输、桥梁、造船和各种机器制造业。[16]

位于埃森（Essen）的克虏伯军工厂，在1848年只有72名工人，1873年已增加到几乎1.2万人；法国的施奈德（Schneider）公司也以几何级数增长，及至1870年已增至1.25万人，以至于克勒索（Creusot）市有半数居民是在高炉、轧钢、锻造以及工艺加工等部门工作。[17]重工业并没有造就出像“公司城镇”那么多的工业区，在这类“公司城镇”里，男女老幼的命运都取决于同一个主人的盛衰荣辱和喜怒哀乐，这位主人背后有法律和国家权力的支持，政府认为他的权威是不可或缺的，是造福众生的。（1864年修订的《法国刑法典》第414条规定，任何人为达到增加或削减工资目的，而企图或真正造成，或继续维持集体停工，或采取暴力、威胁，或施展阴谋诡计干涉工业自由操作，或干涉劳动，都构成犯罪。有些地方的立法，例如意大利，并不以此为典范，但即使在这些地方，这部法国法典几乎仍然代表了法律的普遍态度。）[18]

原因在于，统治企业的不是非人格化的“公司”权威，而是企业“主人”，不论企业是大是小。甚至连公司也是认同于某一个人物，而非董事会。在多数人的头脑里和现实生活当中，资本主义仍意味着由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拥有和管理的企业。然而这种情形为企业结构带来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企业资金的提供和企业管理。

整体而言，19世纪上半叶大部分具有特点的企业都是由私人筹措资金——资金是来自自家财产——并利用利润的再投资来扩大规模，这意味着，由于大部分资金已投注在这上面，所以企业为维持当前的运作必须依赖相当数量的贷款。但是对那些规模以及产值不断提升的企业，如铁路、冶金以及其他投资巨大的工业，资金筹措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刚开始进行工业化且缺少大量私人资金的国家。当然有些国家已储备了大量资金，不仅能充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期盼其他国家前来借贷（从中获得适当的利息）。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国外投资可说是空前的，或相对而言——据某些人说——也是绝后的。法国亦然。法国的国外投资恐怕已损害了本国工业，致使法国工业发展速度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然而即使在英国和法国，也必须设计一个新的办法来调动这些资金，去引导这些资金流向需要的企业，并将这些资金组织成联合股份，而不是私人筹资的活动。

所以19世纪第三个25年，可说是为工业发展测试资金调动的结果期。除英国这个明显的例外，大多数调动资金的做法无论如何都会直接或间接涉及银行。所谓间接就是通过当时很时髦的动产信贷银行，这是一种工业金融公司，它们认为正统银行不很适合为工业筹措资金，银行对此也不感兴趣，于是它们便与银行展开竞争。受到圣西门启发并获拿破仑三世支持的工业先锋佩雷尔兄弟，率先开发了这种金融机构的模式。他们将这类机构扩展到整个欧洲，并与他们的死对头罗斯柴尔德展开竞争。罗斯柴尔德并不喜欢这种构想，但却被迫奉陪，而其他国家则纷纷仿效，尤其是德国——这种一窝蜂模仿的现象在金融资本家踌躇满志、趾高气扬、财源滚滚的繁荣时期，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动产银行自此风靡一时，直到罗斯柴尔德击败了佩雷尔兄弟后方告结束，其间——又如繁荣时期屡见不鲜的那样——有些人做得太过火，越过了生意上的乐观主义与欺诈行为之间永远存在的模糊界线。不过其他各种金融机构也纷纷面世。它们异曲同工，目的相似。其中最著名的是投资银行。当然，证券交易所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在这一时期，它主要是经营工业和交通方面的股票。1856年，仅巴黎证券交易所便提供了33家铁路和运河公司、38家矿产公司、22家冶金公司、11家港口和海运公司、7家公共马车和公路运输公司、11家煤气公司和42家各色各样、范围极广、从纺织到马口铁和橡胶应有尽有的工业公司，总价值约550万金法郎，占所有证券交易额的四分之一强。[19]

这类调动资金的新方法，其需要程度究竟有多高？效用又有多大呢？企业家素不喜欢金融家，而具有实力的企业家也尽其可能不跟银行家打交道。里尔的一位当地观察家于1869年写道：“里尔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它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和商业中心。”[20]里尔的人们不断将利润投入自己的企业中，他们不玩弄赚来的钱，也希望永远不必去借债。没有一个工业家会将自己置于贷款人的股掌之上。当然企业家也许不得不举债。例如克虏伯在1855—1866年间，便曾因发展太快而导致资金短缺。历史上有个令人信服的模式：经济越落后、工业化起步越晚的国家，越依赖大规模调动、引导储蓄流向的新方法。西欧先进国家已有足够的私人财力和资本市场。在中欧，银行以及与银行相似的机构，不得不更有系统地充当起历史的“开拓者”角色。在南欧、东欧以及海外，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一般是加入争取国外援助的工作，为贷款作担保，或（这个可能性更大）设法保证使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使投资者认为其利润已有保证。光是利息这项诱因便足以动员投资者掏钱，或令投资者投入经济活动。不管这个理论正确到什么程度，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在本书所述时期，银行（或类似机构）所发挥的工业开发者、导演和指挥者的作用，在德国这个伟大的工业化新兵身上，要比在西欧国家大得多。是否银行的本意就是要充当工业的开拓者和导演——就像信贷公司那样——或只是因为它们擅长此道？这个问题就更难说清楚了。答案很可能是当认识到如今确实需要一个更为精密复杂的融资机构，当大企业家已将大型银行纳为其殖民地后，银行才成为精通此道的专家，1870年后的德国便是如此。

金融对企业的政策也许会有某些影响，但对企业的组织影响不大。企业面临的管理问题困难更多。个人所有或家庭所有的企业，其基本管理模式是家长统治。对19世纪下半叶的企业来说，家长作风的管理是日益行不通了。1868年一本德国手册上说：“最好的指导是口述，是由企业主亲自讲解，所以东西都放在面前，一应俱全，一目了然。业主并应亲做示范，当雇员经常可亲眼看见雇主以身作则，那么雇主的命令也就更有力量了。”[21]这一金玉良言对小作坊的雇主和农场主人是合适的，对大银行、大商人的办公室或许也有意义，而且对刚步入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只要指导还是企业管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条经验也将继续有效。有些人即使当过小作坊（最好是金属制造方面）的工人，受过基本训练，但还是得学会熟练工人应具备的特定技术。克虏伯公司的绝大部分技术熟练工人以及德国所有机器制造业的技术工人，都是这样在其岗位上培训出来的。只有英国例外。英国雇主可招到现成的、大部分是自学成材的、具有工业经验的技术工人。欧洲大陆许多大企业里的工人跟企业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几乎是随企业长大，并将继续依赖企业。这种情况的存在与众多大企业所采取的家长管理制不无关系。然而，人们不会期盼铁路、矿山及铁厂的大老板们时时像家长一样照看其工人，而他们当然也不会这样做。

取代或补充指导的是指挥。家长式统治或小规模作坊工业的营运或商业活动，对真正大型的资本主义工业组织均无指导意义。说来也许不信，当私营企业处于最杂乱无章、最无政府状态时，它们还是愿意采取当时仅存的一种大型企业管理模式：军事加官僚。铁路公司是最极端的例子。它们那些呈金字塔形分布的工人，身穿制服，纪律严明，工作有保障，晋级看工龄，甚至享有退休金。早期英国铁路公司的负责官员和大港口的经理，普遍都佩戴军衔。但人们偏爱军衔的原因，并不是像德国人那样为自己的军阶感到自豪，军衔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私营企业迄今尚未设计出一套大型企业特有的管理方式。从组织观点来看，军衔显然有其优势，但不能解决如何使工人埋头苦干、勤奋老实、忠于企业的问题。军衔在崇尚制服的国家里——英国和美国肯定不属此列——是行得通的，能使工人养成军人的优秀美德，而对低工资无怨言显然是这些美德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我是一个兵，一个工业大军里的兵，

跟你一样，我也有战旗飞扬。

我的劳动使祖国繁荣富强，

我会让你知道，我的生命无限光荣。[22]

这是法国里尔一位蹩脚诗人唱的一首赞歌。然而仅靠爱国主义是不够的。

在资本主义时代，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资产阶级想方设法使工人埋头干活，高唱忠贞、守纪、知足的高调，但其真正用意却是另一回事。是什么呢？从理论上说，资产阶级要工人努力劳动，是为了使工人可尽早脱离工人生涯，跨入资产阶级天地，正像“E.B”在1867年《英国工人高唱的歌》中所说：

好好干，小伙子们，好好干。

只要有顿饭，吃苦也心甘。

这个你可信赖的人，

将越来越有钱，

只要他能全心把工干。[23]

对少数即将跳出工人阶级队伍的人来说，这点儿希望也许足矣；对更多只能在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自助》（Self-Help，1859年）或其他类似手册当中梦想成功的人来说，这点儿希望也许也够了。然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的工人一辈子仍是工人，现存的经济体系也要求他们一辈子当工人。“每个人的背囊里都有根元帅权杖”的诺言，从来就不是为了把每个士兵都提升为元帅。

如果升迁的刺激还不够使工人拼命干活，那么钱呢？对19世纪中期的雇主而言，“尽可能的低工资”是其坚信不疑的定理。当然有些开明的、具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家，如铁路巨头布拉西已开始指出，对于英国企业家来说，雇佣高工资劳动力事实上比雇佣工资低得不可再低的苦力还要合算，因为前者的产值高得多。但这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是不可能说服经营者的。深受“工资基金”（wages-fund：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总资本中用于支付工资的部分）经济理论熏陶的经营者认为，“工资基金”已通过科学数据证明提高工资是不可能的，工会也注定要失败。然而到了1870年前后，“科学”已变得更有弹性，因为那时有组织的工人看来已成为工业舞台上的终身演员，而不是偶尔上台客串的临时角色。经济学的伟大权威穆勒（此君碰巧同情劳动大众），已在1869年就此问题修改了他的立场，自此，“工资基金”理论再也不是经济学里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经营原则仍一如既往。很少有雇主愿付高于他们不得不付的工资。

暂时撇开经济不谈，旧世界国家的中产阶级认为：工人理应贫穷，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一直就穷，也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应该就是其阶级地位的指数，阶级地位越低的人，经济自然越差。如果有些工人钱挣多了——例如在1872—1873年的大繁荣时期，不过为时很短，而且这等好事发生的概率也极低——居然买起奢侈品来，雇主会打从心底感到不舒服。他们认为奢侈品只有他们才有权购买，矿工怎么能跟钢琴、香槟扯在一起呢！他们确实恼怒了。有些国家劳动力缺乏，社会阶层不很森严，加之劳工大众的战斗精神又强，民主意识较高，这些国家的情况就可能不太一样。英国、德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就不同于澳大利亚和美国。英、法等国给劳动阶级定下的经济最高标准就是吃得饱，吃得稍好（最好有点儿烈性酒，但不能多）；有间不算十分拥挤的住房；衣服嘛，以不伤风化、御寒和舒服为度，但不能不恰当地效仿境遇较好者的衣着。但愿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能使劳工大众接近这最高标准，然而遗憾的是，为数如此众多的工人离这个“最高标准”仍相距甚远（压低工资是不难做到的）。无论如何，对中产阶级而言，将工资提高到超过这个最高标准是不必要、不合适，甚至危险的事。

事实上，经济理论与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对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胜利了。在本书所述时期，劳资关系逐渐改革，变成一种纯市场关系，一种现金交易关系。因此，我们看到英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60年代便放弃了非经济性的强制劳动（例如《主仆法》，工人如违反该法，要判入狱），放弃了长期雇佣契约（例如北部矿主实行的“一年契约”）以及实物工资制。平均雇佣期限缩短了，工资平均发放时间渐渐缩短到一个星期，甚至一天或一小时，使市场的讨价还价变得更敏感、更灵活。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工人如果要求和他们过相同的生活，他们会惊得目瞪口呆；如果工人看来似乎就要享有这种生活，他们更会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生活和期望的不平等，已经灌注在制度之中。

这就限制了他们准备提供的经济刺激。他们愿意采取各种计件工资制度，把工资与产量捆在一起（按件计酬似乎已在这一时期扩展开来），并指出工人最好知恩图报，应该感谢有份工作可做，因为外面有一大群劳动后备大军正等着接替他们的工作。

计件工资确有几个明显好处，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最合适的工资支付标准。它确能为工人带来真正的物质刺激，鼓励工人提高劳动强度，从而提高生产力。这是对付懒散的最佳良方；是萧条时期自动减少工资发放的好办法，也是减少劳务开支和防止工资报酬提到高于必要或高于合适程度的方便之举。它将工人区别开来，即使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工人，其工资也可能差别甚大；而不同工种的工资发放方法更可能完全不同。有时技术熟练工人可能就是某种承包人。他雇用非技术工人，计时付酬，监督他们保持生产速度，而他本人的工资则由产量决定。问题的麻烦在于计件工资制经常受到抵制，特别是受到技术熟练工人的抵制；麻烦也在于这种方法不仅是对工人，而且对雇主来说也过于复杂，由于雇主对标准工作量应设在哪里通常只有个最模糊的想法，因此这种给付方式也常流于含混不清。此外，按件计酬在有些工业部门也不易执行。工人试图消除按件计酬的负面影响，办法就是通过工会或非正式途径重新采用“标准速率”的基本工资法，而“标准速率”是不可压缩，也是可以预见到的。雇主也将采用美国倡导的一种管理方法来取代他们的管理，美国人称其管理方法为“科学管理”。不过在本书所述时期，雇主才刚刚开始探索这种解决办法。

也许正是如此，人们才强调应寻找其他刺激经济的办法。如果说有一种因素主宰了19世纪工人的生活，那么这种因素就是毫无保障。一星期开始之初，他们不知道周末能拿多少钱回家，他们不知道眼前这份工作能干多久，如果他们失去这份工作，他们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找到新工作，或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找到新工作。他们不知道何时工伤事故会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知道的是，到了中年——非技术工人也许是40—50岁，技术工人则50—60岁——他们就无法承担壮年劳工所能负荷的工作量，但他们不知道从此时起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将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的不安全感不同于农民的不安全感，农民是靠天吃饭，听命于不时发生的——老实说，更是杀人不见血的——天灾，诸如干旱和水灾，但他们仍能相当准确地预见到一个农人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从出生那天起直到进坟墓。对工人来说，生活就讳不可测了，尽管有相当比例的工人其大半生都是被同一个雇主雇用。甚至技术精湛的工人，其工作也无保障。在1857—1858年的经济衰退期间，柏林机械工程工业的工人总数几乎减少1/3。[24]那时没有任何与现代社会保险相似的措施，只有赤贫的兄弟们给予的爱和救济，有时连这两样也少得可怜。

对自由主义世界来说，为了进步，为了自由，更不必说为了财富，不安全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持续不断的经济扩张，使这种不安全感被限制在可以忍受的程度内。安全感是要花钱买的，至少有时要花钱买；但不是对自由的男人和自由的女人而言，而是对自由受到严格限制的“仆人”（servants）而言，他们包括“家庭佣人”、“铁路服务员”，甚至“百姓的公仆”（或谓担任公职的官员）。仆人中最主要的一群是城里的家庭佣人，即使是这群人也享受不到以前旧贵族和富绅家里的侍从、仆人所享有的那种安全感，他们时时刻刻要面对一个最可怕的威胁——立即被解雇，而且“不写一张字条”，即原来的主人（更可能是主妇）不把他们推荐给下一个雇主。资产阶级本身基本上也是不稳定、不安全的，是处于战争状态。他们随时可能被竞争、欺骗以及经济萧条所伤害，商人的处境更是险恶。但从实际情况看，商人在中产阶级中只占少数，而且他们失败后得到的惩罚也很少是体力劳动，更不是去济贫院乞讨。他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家里赚钱的男人突然死亡，因为如此一来，那些并非出自本人意愿但确实依附在他们身上的女眷，便会立遭灭顶之灾。

由于经济的增长，这种时刻存在的不安全感得到了纾解。没有多少证据显示欧洲的实际工资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已有明显增加，但在先进国家，人们甚至在此之前就普遍感到境况改善了，与动荡、绝望的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1853—1854年全欧生活费用暴涨，1858年发生全球性大萧条，但这两大事件均未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原因就在于：经济大繁荣为国内和国外移民提供规模空前的充分就业机会。经济萧条是件坏事，但先进国家所发生的严重周期性萧条，如今看来不像是经济崩溃的证明，而只是增长过程中的短暂间歇。显而易见的是，劳动力并非绝对短缺，因为作为劳动后备大军的国内外农村人口，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工业劳动市场。所有学者一致认为此刻工人阶级除环境状况不佳外，其他各方面都有明显的但幅度不是很大的提高。后备大军的竞争并未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改善发生逆转，从这个事实我们便可看出经济增长的规模和动力。

然而，工人与中产阶级不同，工人与贫民、乞丐的距离只在毫发之间，所以其不安全感是时刻存在的，而且是非常真实的。工人根本没有可观的储蓄。能靠积蓄活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人，是属于“稀有阶层”。[25]他们的工资不高，即使是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充其量也只是过得去而已。在正常的年月，普雷斯顿（Preston）纺织厂的监工，加上他七个已经上班的孩子，在完全就业的情况下每个月也只能赚四英镑。然而这点工资已足以令其左邻右舍羡慕不已。在兰开夏棉花短缺的那段时期（由于美国内战原料供应受阻），这样的家庭也不用几个星期便告断炊，得去慈善机构求助。一条正常的生活道路上不可避免地横卧着几个断层，工人及其家庭经常会因无法跨越而跌入其中，不能自拔。这些断层便是生儿育女、年迈、退休。以普雷斯顿为例，即使在经济情况好得令人难忘的1851年，仍有52%需抚育子女的工人家庭，全年无休的所得工资，也只能维持低于贫困的生活水平。[26]至于年龄大了，那根本就是灾难潦倒的噩梦：从40多岁开始体力逐渐下降，挣钱的能力随之递减，特别是非技术工人。接踵而来的便是贫困，只能依靠慈善机构和穷人救济。对中产阶级的中年人来说，19世纪是个黄金时代：事业到达巅峰，收入、活动及生理等方面的衰退还不明显。可是被压迫者（劳动阶级的男人和妇女，以及所有阶级的妇女）的生命之花，却只在年轻时代绽放。

所以，经济刺激和不安全感都不是真正能使劳动力拼命工作的有效总机制，前者是因为其范围有限，后者是因为许多不安全因素看似不可避免的，就像气候一样。中产阶级会觉得下面这点很难理解：为什么最可能去组织工会的人恰恰就是那些最好、最理智冷静、最能干的工人呢？要知道只有他们才能领到最高工资，只有他们才能正常就业啊！然而工会是由这些人组成，并确实是由这些人领导，虽然资产阶级神话将他们形容成愚蠢、迷失的暴徒，是受到他人的煽动，而煽动者舍此便无法获得舒适的生活。当然这里面没有任何神秘的谜。雇主竞相雇用的工人就是这些人：他们不仅拥有足够的谈判力量使工会切实可行，而且也是最清醒意识到光靠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也不能保证他们获得他们认为有权拥有的东西。

不过，在工人还未组织起来，甚至有时他们组织起来以后，工人自己就为雇主提供了解决劳动管理的方法。整体而言他们喜欢工作，他们期望不高。没有技术的工人以及从农村来的“生手”，为他们有股蛮劲而自豪，他们来自以劳动为本的世界，他们的价值是以能干苦活为标准，择妻不是看她们有无漂亮脸蛋，而是看她们有无劳动潜力。1875年美国一位钢铁厂的监工说道：“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动点儿脑筋将德国人、爱尔兰人、瑞典人以及‘美国荞麦’（Buckwheats）——这是我起的名字，指的是美国农村来的青年——组合在一起，你就能找到效率最高、最听话的劳动力量。”事实上，任何人都比英国人好，英国人调皮捣蛋，要求高工资，生产不卖力，搞罢工倒是好手[27]

另一方面，技术熟练工人为一种非金钱的刺激所推动，即他们对专业知识的自豪感。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一些机器，虽然经过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但由于是用钢铁和铜精心制成，锉得光光的，磨得亮亮的，到今天仍然可以使用，它们正是当年工人技术水准的生动证明。万国博览会上陈列着数不胜数的展品，从美学角度看，它们也许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它们却是其创造者的骄傲。这些工人对命令、监督不以为然，时常摆脱有效控制，但从不破坏部门里的集体合作。他们也很痛恨按件计酬，痛恨所有使复杂和困难任务加快完成从而降低工作品质的方法，须知工作品质是他们的自豪所在。但是，他们也不会无视于劳动产量。他们自定的标准产量如果不算多、不算快，也绝不会比规定的少，比规定的慢。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提供特殊的物质刺激，便能拿出自己的杰作。他们的信条是“凭良心挣钱”。如果说他们期待工资能使他们满意，他们同样也期望他们的工作能使每个人满意，包括他们本人。

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作态度。我们不必解释便可知道这种工作态度对雇主有利，对工人不利。在劳动市场上，买主的原则是到最便宜的市场上去买，到最贵的市场上去卖，当然他们对正确的计算方法有时知之甚少。但是出卖劳动力的人，一般都不是只想得到最高工资，且只肯付出最低劳动力的人。他努力地想过一种像人的生活。他们也许在为让自己变得更好而努力。总而言之，他们要的是人的生活，不是一笔经济交易，当然这不表示他们对工资高低的区别无动于衷。（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职业性、观赏性的体育运动项目。当然现代体育运动的模式在本书所述时期还处于婴儿阶段。英国职业足球员开始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们基本上是为了一份工资，加上荣誉，有时再加一点意外收获而踢球，虽然他们在市场上的现金价值很快便高达成千上万英镑。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足球明星要求以其市场价值支付其工资之时，亦是足球运动发生根本变化之日；运动员在美国成名要比在欧洲成名得早。）

3

然而，我们能否把“工人”视为同一类型的人或阶级呢？不同的工人群体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社会出身、他们的形成、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时甚至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都不尽相同。但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共同点呢？

贫穷不是共同点，虽然用中产阶级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所有人的收入都只是说得过去而已——劳工天堂的澳大利亚例外，在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的报纸撰稿人每周工资高达18英镑[28]——但若用穷人的标准来衡量，工资较高、大体上正常就业的技术熟练工匠，与破衣烂衫、饥肠辘辘、吃了上顿愁下顿、不知如何为其家人寻找下顿饭着落的人之间，就存在着巨大差别。前者在星期天出门甚至在上下班的路上，还会穿一身仿自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服装。然而，确实有条共同的纽带把他们团结起来，即体力劳动和受剥削感以及靠工资吃饭的共同命运。他们之所以团结一致，是因为资产阶级竭力把他们排挤在外。资产阶级的财富猛增，而他们的境况依然岌岌可危。［在1820年至1873—1875年之间，里尔（资产阶级）上层阶级的人数从占总人口的7%增加到9%，而其遗嘱上所载明的财富则从58%增加到90%。“大众阶级”从总人口的62%增加到68%，而遗嘱写明的财富只占0.23%。1821年时他们的财产尚占1.4%，虽然1.4%也不是多大的数字。］[29]资产阶级越来越排外，对可能爬上来加入他们队伍的人们竭力抵制。有些成功的工人或前工人可能已经爬上舒适的小丘，但小丘与真正由巨大财富堆积起来的高山相比，却又有天壤之别。工人不仅被社会的两极化所逼迫，而且被彼此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所驱使，从而产生共同的意识——小酒馆是城市工人生活方式的核心，一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将小酒馆称为“工人的教堂”。阶级意识最弱的沉默不语，逆来顺受；最强的，则成了激进分子，成了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者，成了未来的社会主义信徒。这两种不同态度的工人又进而联合在一起，因为传统的宗教历来就是社会团结的纽带，他们通过宗教活动而维系了自己的社团。然而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宗教仪式衰败了。19世纪50年代，维也纳的小工匠对壮观肃穆的天主教仪式还感到无限虔诚和欣慰，然而此后便无动于衷了。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他们的信仰转到了社会主义。[30]

参差不齐的“劳工贫民”，毫无疑问逐渐成为城市和工业区“无产者”的一部分。这点可从19世纪60年代工会的重要性日益加强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同时若没有无产者，不论其力量大小，国际工人协会也不会存在。然而“劳工贫民”并非由不同群体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已形成了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庞大群体，一致对现实不满，一致备受压迫，特别是在19世纪上半叶那个艰难的、毫无希望的年代。不过这种和谐如今正在消失。繁荣稳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代，为工人阶级提供一种可能性，即通过集体组织改善集体命运的可能性。但不加入集体的“零散穷人”，就不能指望工会给予多大帮助，而“互助会”（Mutual Aid Societies）能给的帮助就更少了。总的说来，工会乃是少数骄子的组织，虽然大规模罢工有时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此外，自由资本主义还按照资产阶级的模式向个别工人提供非同一般的光明前景，但劳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无法或不愿接受这个机会。

因而分野便贯穿在正在快速形成的“工人阶级”之中。它将“工人”与“穷人”分开，或换个说法，将“受人尊重的人”与“受人蔑视的人”分开，用政治术语来说（见第六章），就是将诸如“聪慧的工匠”（英国中产阶级激进派非常乐于支持他们）与危险的、衣衫褴褛的大众区别开来。中产阶级决心将大众排斥在外。

在19世纪中叶的工人阶级词汇中，没有一个比“受人尊重”（respectability）一词更难分析，因为它同时包含了中产阶级渗透进来的价值观以及冷静、牺牲、不轻言满足的态度，少了这种态度，工人阶级的觉悟便无从谈起，集体斗争运动也无从进行。假如工人运动显然是革命的，或至少是与中产阶级世界分道扬镳的（如同1848年以前那样，第二国际时代也是如此），那么分野就十分明显了。但是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个人改善与集体提升的界线，模仿中产阶级与好像是用自己的武器挫败中产阶级的界线，经常不是那么泾渭分明、那么容易区分。我们该将威廉·马克洛夫特（William Marcroft，1822—1894）置于什么地位呢？我们很容易把他描绘成斯迈尔斯所倡导的自助典范。他是农村女佣与纺织工的私生子，完全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从奥尔丹纺织厂工人爬到机械工程厂的工头，1861年当了牙医，开设个人诊所，死时留下1.5万英镑遗产，这显然不是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财产。他终身是激进的自由党人，终身主张自我克制。然而，他在历史上的区区地位，是由于他同样终身热情推崇合作生产（即借由自助的社会主义），他为此献出了毕生精力。与他相反，威廉·艾伦（William Allan，1813—1874）则毫无疑问坚信阶级斗争，而且，用他讣文中的话说，“在社会问题上，他倾向于欧文提倡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这位激进工人是从1848年前的革命大学里锻炼出来的，他是工程师联合工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新形态”技术工人工会中最伟大的组织——的领导人，以谨慎、温和以及高效率著称；他既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在政治上又是一个忠实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向任何形式的政治恫吓或欺骗屈服”。[31]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能干、聪敏的工人，特别是技术熟练的工人，既是拥护中产阶级社会控制和工业纪律的支柱，又是工人集体自卫的最积极干部。他们之所以支持中产阶级，是因为一个稳定、繁荣、发展的资本主义需要他们，也向他们提供了少许改善的前景，而且这个资本主义现在无论如何已不可避免，它看来不再是昙花一现。反之，伟大的革命与其说是更大变革的头期款，不如说是过去时代的尾款。充其量它只能留下一个五彩缤纷的辉煌记忆，而最坏也不过是证明前进的道路上并无捷径可言。他们同时也是工人的干部，因为工人阶级知道，单单是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并不能赋予他们权利，不能为他们带来他们的所需，他们得组织起来，得斗争。美国可能是个例外。这个国家看来已向穷人做出保证：穷人有条摆脱穷困的道路；已向工人保证：工人有扇走出工人阶级的大门；也向每个公民保证：他们可取得与其他任何人平等的权利。英国的“工人贵族”是英国特有的社会阶层，他们包括独立的小工厂主以及商店老板，也包括白领工人和低层官僚组成的下中阶级，但前者的重要性不如后者。英国的“工人贵族”帮助自由党发展成对广大群众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政党。与此同时，它又是异常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会运动核心。在德国，即使最“受人尊重”的工人也被打入无产阶级队伍，与资产阶级隔着一道鸿沟。德国有个“自我提升”协会（Bildungsvereine），在1863年时有1000名会员，到1872年，单是巴伐利亚就有不下2000人。19世纪60年代进入“自我提升”协会的人，很快便能摆脱这些组织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至于中产阶级的文化，由于反复灌输的结果，他们尚未完全摆脱。[32]他们即将成为新社会民主运动的干部，特别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后。然而归根结底，他们都是自学成才的工人，“受人尊重”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自己，并且因为他们将自我尊重的好、坏两面全部带进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政党里去。只有在革命有理、唯革命方能解决贫苦劳工大众境况的地方，或在劳工大众的主要政治传统仍是造反和争取建立革命社会共和国的地方——如法国——“尊重”才是比较次要的因素，或者说“尊重”只存在于中产阶级以及希望被认作中产阶级的人群之中。

工人阶级当中的其他人又怎么样呢？虽然对他们的探讨比对“受人尊重”的工人的探讨多得多（但对这一代人的探讨明显少于1848年以前和1880年以后），但我们对他们仍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贫穷邋遢。他们不公开发表言论，那些组织、工会干部（不论有无政治背景）也很少提及他们，只有需要他们支持时，才不惜屈尊垂询。甚至特别为“不值得尊重”的穷人组织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也无法发挥免费街头演出（有制服，有乐队，有动听的圣歌）和募捐之外的功能。事实上，对许多非技术工人，或谓出力出汗的工人来说，那些在劳工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组织是与他们无缘的。在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期（例如19世纪40年代的宪章运动），他们可能被吸收：亨利·梅休（Henry Mayhew）笔下的伦敦小贩都是宪章派。大革命也可将受压迫最深、最不关心政治的人鼓动起来（也许只是短暂的）。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巴黎妓女便积极支持公社。然而，资产阶级胜利的时代肯定不是革命的时代，甚至也不是群众运动的时代。巴枯宁认为，这样的时代可将积郁在无产阶级边缘人胸中至少是潜在的革命精神慢慢煽动起来。他的这项假设没有什么大错，但他说这些人可以成为革命运动的基础，就大错特错了。在巴黎公社期间，穷人中的散兵游勇虽然也支持公社，但公社的积极分子仍是技术工人和手工艺人；而站在穷人最边缘的那部分人——青少年——在公社运动中所占比例极小。成年人，特别是记得1848年历史的人，不管他们的记忆如何模糊，都是1871年的杰出造反派。

劳动贫民当中，有的是劳工运动的潜在斗士，有的则不是，两者之间的界线不很明显，但确有界线。“协会”（association）是自由时代的神奇组织，通过协会，甚至即将放弃自由主义的劳工运动也可得到发展。[33]想要参加协会和成功组成协会的人，对不想或不能参加协会的人——不只是妇女——通常是耸耸肩膀，最坏的情况也只是投以蔑视的眼光而已（妇女事实上被排除在俱乐部之外，不列入程序，不能申请入会）。工人阶级当中的这部分边缘人即将变成一支社会政治力量。这部分人恰巧与各种俱乐部一拍即合，其中包括诸如互助会、兄弟慈善会（一般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合唱队、体操或其他体育俱乐部，甚至志愿宗教组织、工会和政治团体。宗教组织和工会政治团体是其中的两个极端。这部分人通常也与独立手工业者、小业主甚至小企业主相重叠。协会涵括了各种劳工——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时，英国这部分人约占工人阶级的40%——但还是有许许多多人被排除在外。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是自由时代的客体，而非主体。其他人的愿望和所能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少了，但他们甚至更少。

如果回过头来看看所有劳动人民的境况，我们很难得出一个平衡不倚的看法。这一时期拥有现代城市和现代工业的国家很多，工业发展的阶段也不相同，很难一概而论。即使我们将范围限制——我们也必须限制——在相对比较先进、与落后国家有明显区别的国家，限制在与农村人口和农民有明显区别的城市工人阶级，我们也无法笼统地做一番综述，因为这样做的意义不大。就工人而言，当时他们大多数仍很穷困，周围物质环境无法忍受，精神寂寞空虚。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自19世纪40年代起，他们的现状大致说来有了好转。难题是如何在这两者之间作不偏不倚的评价。自鸣得意的资产阶级发言人，过分强调其改善的那面。罗伯特·吉芬（Robert Giffen，1837—1900）在回顾了1883年前半个世纪的英国情况后，巧妙地将工人称作“尚未改善的社会底层”。对此结论我们谁也不会反对，我们不反对说“甚至用最低的愿望来衡量，当时的改善也是小得不能再小”，也不会反对说“为改善人民群众境况而苦思冥想的人，都会希望来场革命之类的运动”。[34]不十分满意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并不否认工人情况有所改善——就工人精英而言，情况的改善相当可观，因为具备他们那种条件的工人相对来说还不算多，这使他们可持续处于卖方市场——但与此同时，社会改良主义者也描绘了一幅色彩并不鲜艳的图画：

大约仍有1000万工人……包括技术工人和一般体力劳动者，他们的生活不再经常笼罩于“靠教区救济”的恐怖中。有些工人是“贫民”，有些则不是，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长期不变的界线，而是经常处在变化之中。除了那些长期受低工资困扰的工人外，工匠、买卖人和农村里的庄稼汉，也经常会不断陷入贫困深渊，有些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有些则不是。1000万工人当中，究竟有多少属于春风得意的工人贵族？这就不易判断了。工人贵族是政客愿意与之交往的一群，其中一部分人甚至被社会迫不及待地奉为上宾，称为“工人代表”……我坦承我不敢奢望有超过200万的技术工人（他们代表了500万人口）能经常生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享有某种起码的保险……至于其他500万人（包括男工和女工）的最高工资，只够买些生活必需品，维持最勉强像样的生活所需，一旦他们丧失工作，就意味着他们将一贫如洗，立即滑入贫民范围，靠救济度日。[35]

上述这些看法的资料详尽，用意亦佳，但仍有粉饰之嫌，理由有二：首先，因为穷苦工人——伦敦工人阶级中贫户几乎占40%——很难有什么“维持最勉强像样的生活所需”的东西，即使用社会下层最勤俭的标准来衡量也没有；其次，“生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享有某种起码的保险”云云，等于是说拥有的东西少得可怜。曾隐姓埋名跟贝克普（Bacup）的纺织工人住在一起的比阿特丽斯·波特（Beatrice Potter），无疑曾体验过“舒适安逸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所谓“舒适安逸的工人阶级”，即那些既与雇主唱反调又跟他们合作的集团，其中不包括无所事事、“不值得尊重”的工人，他们多半“有很高的工资、生活大致优越”，“住房舒适，家具齐全，喝上等茶”。然而这位观察能力极强的人，却又几乎无视于先前的描述，声称这同一群人在生意繁忙的时候，会因过分劳累而疲惫不堪，吃得很少，睡眠也不足；因用脑过度而筋疲力尽，“机器经常发生故障，这意味着要付出更多体力”。这些男工和女工之所以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她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担心生活会“山穷水尽”。

仅为生存而挣扎的人，以“进天堂”和到另一世界生活来聊以自慰。去“另一个世界”的希望净化了他们，平息了他们心中蠕动的渴望，对现实世界美好事物的渴望，使他们将失败看成一种“庄严的事”，不去卑鄙地追求成功。[36]

这不是一幅描绘即将从睡梦中醒来的受冻挨饿者的图画，也不是一幅“生活比50年前大大改善了的男女”的图画，更不是一幅如踌躇满志却十分无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几乎拥有近50年来一切物质利益”（吉芬语）[37]的阶级图画。这是一幅自尊、自立者的图像，他们的期望小得可怜，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会更穷，他们记得过去那段比现在更穷的岁月，他们如今仍时刻被穷困（他们所知道的穷困）的幽灵所纠缠，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是他们永远不敢存有的奢望，而救济生活却与他们只有咫尺之遥。正如波特的房东所说：“好东西要适可而止，因为钱很容易就花光了。”这位房东将波特递给他的一支香烟抽了一两口后就掐灭，放到窗台上，等待第二天晚上再抽。今天谁如果忘了那时的男男女女就是这样看待生活消费品的话，他就永远无法理解这场资本主义的伟大扩张，如何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为相当一部分的工人阶级带来小小的，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改善。只是，这部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世界的鸿沟仍然很深很宽，以致永远无法弥合。

[1]J. Purš, ‘The working class movement in the Czech lands’, Historica, x (1965), p.70.

[2]M. May, Die Arbeitsfrage (1848) cited in R. Engelsing, ‘Zur politischen Bildung der deutschen Unterschichten, 1789-1863’ Hist. Ztschr. 206, 2 (April 1968), p.356.

[3]Letters and Private Papers of W. M. Thackeray, ed. Gordon N. Ray, II, 356 (London 1945).

[4]J. Purš,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Czech Lands’, Historica, II (1960), pp.210 and 220.

[5]Cited in H. J. Dyos and M. Wolff (eds.) The Victorian City (London and Boston 1973), I, p. 110.

[6]Dyos and Wolff, op. cit., I, p.5.

[7]A. F. Weber (1898) cited in Dyos and Wolff, op. cit., I, p.7.

[8]H. Croon, ‘Die Versorgung der Staedte des Ruhrgebietes im 19. u. 20.Jahrhundert’ (mimeo)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conomic History 1965), p.2.

[9]Dyos and Wolff, op. cit., I, p.341.

[10]L. Henneaux-Depooter, Misères et Luttes Sociales dans le Hainaut 1860-96 (Brussels 1959), p. 117; Dyos and Wolff, op. cit., p.134.

[11]G. Fr. Kolb, Handbuch der vergleichenden Statistik (Leipzig 1879).

[12]Dyos and Wolff, op. cit., I, p.424.

[13]Dyos and Wolff, op. cit., I, p.326.

[14]Dyos and Wolff, op. cit., I, p.379.

[15]J. H. Clapham, An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1932), II, pp.116-17.

[16]Erich Maschke, Es entsteht ein Konzern (Tübingen 1969).

[17]R. Ehrenberg, Krupp-Studien (Thünen-Archiv II, Jena, 1906-9), p.203; C. Fohlen,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4: The Emergence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London 1973), I, p.60; J. P. Rioux, La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Paris 1971), p.163.

[18]G. Neppi Modona, Sciopero, potere politico e magistratura 1870-1922 (Bari 1969), p.51.

[19]P. J. Proudhon, Manuel du Speculateur à la Bourse (Paris 1857), pp.429 ff.

[20]B. Gille, The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3: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1973), p.278.

[21]J. Kocka,‘Industrielles Management: Konzeptionen und Modelle vor 1914’,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 65/3 (October 1969), p.336, quoting from Emminghaus, Allgemeine Gewerbslehre.

[22]P. Pierrard, ‘Poesie et chanson ... à Lille sous le 2e Empire’, Revue du Nord, 46 (1964),p.400.

[23]G. D. H. Cole and Raymond Postgate, The Common People (London 1946), p.368.

[24]H. Mottek,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East Berlin 1973), II, p.235.

[25]E. Waugh, Home Life of the Lancashire Factory Folk during the Cotton Famine (London 1867), p.13.

[26]M. Anderson, Family Struct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Lancashire (Cambridge 1973), p.31.

[27]O. Handlin (ed.) Immigration as a Factor in American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1959),pp. 66-7.

[28]J. Hagan and C. Fisher, ‘Piece-work and some of its consequences in the printing and coal mining industries in Australia, 1850-1930’, Labour History, 25 (November 1973), p.26.

[29]A. Plessis, De lafête impériale au mur d s Fédérés (Pa ri s 1973), p.157.

[30]E. Schwiedland, Kleingewerbe und Hausindustrie in Österreich (Leipzig 1894), II, pp.264-5 and 284-5.

[31]J. Saville and J. Bellamy (eds.), Dictionary of Labour Biography, I, p.17.

[32]Engelsing, op. cit., p.364.

[33]Rudolf Braun, Sozialer und kultureller Wandel in einem ländlichen Industriegebiet im 19. u. 20. Jahrhundert (Erlenbach-Zülrich and Stuttgart 1965), p.139, uses this term specifically for the period. His invaluable books（see also Industrialisierung und Volksleben [1960]） cannot be recommended too highly.

[34]Industrial Remuneration Conference (London 1885), p.27.

[35]Industrial Remuneration Conference, pp.89-90.

[36]Beatrice Webb, My Apprenticeship (Harmondsworth 1938), pp.189 and 195.

[37]Industrial Remuneration Conference, pp.27 and 30.

第十三章　资产阶级世界

你不知道，在我们所处的世纪里，人的价值是以其自身素质而定。每天总有某个精力不够充沛、对事业不十分尽心的脓包从其高高在上的社会层级上摔下来。他以为他可永远占有这个阶梯，殊不知他麾下某位头脑敏捷、胆识过人的家伙，已突然取其位而代之。

——莫特—博叙夫人
（Mme Mott-Bossut）给儿子的家信，1856年[1]

他注视着围着他的孩子们，孩子们绽开笑靥；

他笑容可掬，孩子们对他嬉闹叽喳。

他伟大崇高，孩子们对他顶礼膜拜。

他至爱至仁，孩子们对他报以笑语。

他言行一致，孩子们对他感佩莫名。

他令出如山，孩子们对他敬重有加。

他的至交皆人中俊杰；

他的府第一尘不染，洁净幽雅。

——图佩尔，1876年[2]

1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资产阶级社会。有时候最最肤浅的表面现象却反映了最深刻的内涵。让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社会。在本书所述的这个时期内，资产阶级社会达到巅峰。从资产阶级社会成员的衣着以及他们的家庭陈设便可知其一斑。德国有句成语：“人靠衣装。”在资产阶级巅峰时代，这句话更成了至理名言，人们对它体会之深超过任何时代。在这个时代，社会变化很大，为数颇多的人被实实在在地推上历史重要地位，扮演起新的（更高级的）社会角色，因而他们不得不恰当地穿戴打扮起来。1840年奥地利作家内斯特罗发表了非常有趣然而十分辛辣的闹剧《护符》（The Talisman），剧中说的是一个红头发穷汉捡到一顶黑色假发，后来假发丢了，其命运也随着假发的得失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资产阶级巅峰时代与这部作品发表的时间相距不远。家是资产阶级最美满的世界，因为在家里，也只有在家里，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切难题、矛盾方可置于脑后，似乎业已化为乌有，一切全都解决。在家里，也只有在家里，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方可悠然自得，沉浸在和谐、温馨、唯统治阶级才有的幸福和幻觉之中。家中摆满的家具陈设展示了这种幸福，也使他们享受到这种幸福。这种梦境似的生活在圣诞节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圣诞节是为展示这种富有舒适生活才系统发展起来的家庭宗教活动。圣诞晚餐（狄更斯为之讴歌）、圣诞树（是德国人首创的，但由于英国王室支持便迅速在英格兰普及开来）、圣诞歌（以德国《平安夜》最为著名）皆象征了室外的严寒与室内的温暖以及室内、室外两个世界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反差。

在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家庭室内陈设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东西甚多，放得满满当当，盖得严严实实，常用窗帘、沙发垫、衣服、墙纸等掩饰起来，不论是何物件，皆求精美，没有一张画不镶上框架，而且是回纹雕花、金光闪闪的框架，甚至外面还罩上丝绒；没有一把椅子不配上垫子，或加上罩子；没有一块纺织品不带穗子；没有一件木器不带雕花；没有一样东西不铺上布巾，或不在上面放个装饰品。毫无疑问，这是富有和地位的象征。德国比德迈尔风格（Biedermayer）的资产阶级室内装饰给人一种朴素的美，这与其说是由于这些地方上的资产阶级的天生爱好，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还囊中羞涩。资产阶级仆人房间里的摆饰便极其简单，因为家饰表明了他们的身份。当家具主要是靠手工制成时，它们的装饰以及材料就成了它们身份的主要指数。钱可以买来舒适。舒适与否是肉眼看得见的，是感觉得出来的。家具还不仅仅是为了使用，不仅仅是主人地位和成就的象征。家具还有其内涵，表达了主人的个性，表达了资产阶级生活的现状和打算，同时也表示它们具有使人潜移默化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在资产阶级家里集中表现出来。因此，资产阶级家里要摆放这些家具、陈设。

资产阶级使用的家具、物品，就像放置这些家具、物品的房子一样，非常坚固结实（坚固结实是当时企业界使用的最高赞美词）。它们在制作时就要求结实，它们也果真经久耐用。与此同时，它们还得通过自身的美表达出对生活更高的追求和精神方面的渴望，要不就是它们存在的本身已代表了这些追求和抱负，例如书籍和乐器（令人惊讶的是，书籍和乐器的设计除表面的细小改进外，一如既往），否则它们就只是纯粹的消费品、日用品，如厨具、行李箱等。美就意味着装饰。资产阶级住宅里的家饰，建造时固然美观，但还不足以包涵精神的美、道德的美，就像硕大的火车、轮船一样。火车、轮船的外观基本保持原样，但内部变了，属于资产阶级的部分变了，例如新设计的普尔曼式（Pullman）卧铺车厢（1865年）以及轮船头等舱、贵宾舱等。这些都经过装饰和布置。因而，美就意味着装饰，物件的表面要涂抹或粘贴。

既要坚固，又要美观，要集物质与想象、肉体与精神于一体。这种双重性正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大特征。然而，物件包含什么样的精神和想象，取决于物件本身，也只有通过物件本身来表达，或至少通过购买物件的钱来表达。所有代表精神方面的事物，恐怕无一能超过音乐。音乐进入资产阶级家庭最典型的形式是钢琴，一种体积庞大、十分精巧、极其昂贵的乐器。为照顾阶级层次稍低但热衷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人的需要，遂有竖立式小钢琴的出现，其价格和品质虽有所降低，但仍然非常华贵。资产阶级家庭如果缺少一架钢琴，室内陈设就称不上完整，然而资产阶级家里的千金小姐，是不会无休止地在钢琴上弹奏的。

资产阶级以外的社会阶层都能清楚看出道德、精神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然而资产阶级对这三者的关系却不能完全理解。大家都承认，一味追求高级精神方面的东西很可能无利可图，除了某些商品化的艺术品外。即使是这些艺术品，也得等到相当年限后方能卖出好价钱。邀请落魄书生和年轻画家来家里参加星期天晚宴，或聘雇他们充当家庭教师，已成了资产阶级家庭的组成部分之一，至少在文化极受重视的家庭当中是如此。但是我们无法从中归结出：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不能兼而有之，结论应是两者相辅相成，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互为必要的基础。小说家福斯特（E.M.Forster）这样形容资产阶级：“赢利滚滚而来，崇高思想的火花四下飞出。”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最合适的命运就是生为银行家之子，就像乔治·卢卡奇（George Lukacs）一样。德国知识界的一大光荣，便是他们的“私人学者”（Privatgelehrter，即不受人聘雇靠自己收入进行研究的学者）。穷困潦倒的犹太学者应娶当地最大富商的千金为妻，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个尊重学问的社群，如果只对其学术杰出之士给予一些赞美之词，而不拿出一些实质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如此这般的精神与物质关系，显然十分虚伪。冷眼旁观的观察家认为这种虚伪性不仅渗透在资产阶级各个方面，而且是资产阶级世界的根本特征。就肉眼所见，性问题比任何问题都更为明显。这不是说19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以及希望像资产阶级的人，男性）是十足的伪君子，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故意逼良为娼。不过在某些方面，正经宣传的道德标准是一回事，人性的本能要求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大凡在这些方面，明知故犯的伪君子经常比比皆是，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本书所述时期，情况经常如此。亨利·沃德·比彻尔（Henry Ward Beecher）是纽约一位伟大的传教士，宣扬一个人在宗教上和道德上应洁身自好，谨言慎行。此君显然应该避免卷进那么多而且传得沸沸扬扬的婚外恋，否则就该另选职业，选择一个不要求他成为如此严格的性克制宣传家的职业；虽然人们对他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遇到的厄运不能完全不表示同情。这场厄运把他和美丽的维多利亚·伍德哈尔牵扯在一起，伍德哈尔是一位女权运动者，性自由的倡导者，在她的信念中，隐私权是很难得到尊重的。［这位杰出女性，是一对颇具吸引力的姐妹中的一个。她曾使马克思恼火了好一阵子，因为她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美国支部变成宣扬性自由和唯灵论的组织。这两姐妹与范德比尔特均有关系，并从中获益不少。范德比尔特照管她们的财产账目。最终她结了一门好亲事，卒于英格兰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卒时声名鹊起。］[3]然而如同最近几位研究这位“另类维多利亚”的作者所言，认为这时期正式宣传的性道德纯系装饰品，乃是一种时代错置的谬误。

首先，这个时代的虚伪性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谎问题，除非是那些性欲强烈却难被公众允许的人，例如那些需仰仗洁身自好、选民厚爱的杰出政客和地方上备受敬重的同性恋商人，他们非说谎不可。在许多国家里（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国家），露骨的双重标准并不算虚伪，而是可以接受的，待字闺中的资产阶级小姐要守贞操，已婚的资产阶级夫人要守妇道，而资产阶级的青年男子可像蝴蝶逐香一样扑向所有女人（也许中等和上等阶级家的闺阁小姐除外），已婚者也可允许有些越轨行为。这种游戏规则是大家完全理解的，并且知道资产阶级有时处于某些尴尬境地，需要谨慎处理，否则其家庭稳定及其财产便会受到威胁。时至今日，每个意大利中产阶级仍旧懂得，情欲是一回事，“我孩子的母亲”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种行为模式中，虚伪只在下述情况下发生，即资产阶级妇女完全置身于这场游戏之外，对男人与除她们之外的女人发生的勾当浑然不知。在新教国家里，男女双方都要信守性节制和洁身自好的道德标准，然而那些明知这条道德约束却又违反这条道德的人，不但没有伪君子的玩世自在，反倒是深深陷入痛苦之中。把处于这种窘境的人当作骗子看待是完全不恰当的。

而且，资产阶级道德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各方采纳。当为数众多的“受人尊重的”工人阶级接受占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时，当人数不断增加的下中阶级也遵守这个道德规范时，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可能更加行之有效。这种道德标准甚至抑制了资产阶级世界对“道德统计数字”的浓厚兴趣，诚如19世纪末期某本参考书不无悲哀地承认，所有企图以妓女人数增加反映道德失败程度的统计均被打消。这个时期对性病只进行过一次调查（性病显然跟某些过于频繁的婚外性生活有很大关系），但其中透露的信息极少，唯普鲁士例外。性病在柏林这个特大都市中比在其他地方高得多（正常情况下性病随城市和村庄规模大小而递减），这也不是无法理解的事，港口城市、驻军城市和高等学府集中的城市，即远离家乡的未婚年轻男子高度集中的地方，性病的发病率最高。（当时政府曾要求普鲁士医生提供1900年4月正在接受治疗的所有性病病人的数字。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个相对准确的统计数字与30年前的数字会有很大差别。）[4]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美中产阶级、中下阶级以及“受人尊重的”工人阶级，其一般成员未能达到性道德标准。年轻的美国姑娘享有单独外出和由美国男青年陪同外出的自由（这是父母允许的），这把拿破仑三世时代巴黎城里那批少见多怪、游手好闲的男人吓呆了。这就是美国男女青年良好性道德的有力证明，就像记者披露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伦敦罪犯巢穴的资料一样令人信服，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5]用后弗洛伊德学派的标准去衡量前弗洛伊德学派的世界，或认为当时的性行为模式确实跟我们今天的想法一样，显然都是不合理的。用现代的标准来看，那些遍布着修道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地方，简直就像是一本又一本的性变态病历。我们今天会怎样看待专爱拍摄裸体小女孩照片的卡罗尔（Lewis Carroll）之流呢？按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他们的罪名充其量莫过于沉溺拍摄裸体小女孩照片而已，说不上是性欲过盛。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许多大学教授喜欢接近男大学生也不是精神上的嗜好，而是柏拉图式的恋爱——这个词很能说明问题。将英语词汇里的“求爱”（to make love）一词变成直截了当的性交同义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资产阶级世界被性死死缠住难以解脱，但他们不一定就是乱交。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对问题看得入骨三分：资产阶级堕落犯罪一次，便会失去天恩，受到惩罚，就像《浮士德》（Dr.Faustus）里的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库恩（Adrian Leverkuehn）得了第三期梅毒一样。资产阶级有些人对此噤若寒蝉，说明当时普遍存在的天真和无知。（从北美奴隶主人对待他们女奴隶的态度中，可见新教国家普遍的道德水平之高，道德力量之大，不但与一般的猜想相反，也与地中海天主教国家的情况相反。在美国南方白人主人与黑人女奴的混血儿以及私生子的数量是相当少的。）[6]

正是这种天真和无知，使我们认清资产阶级着装上的巨大性感成分。资产阶级服装是诱惑与禁锢兼有的奇怪组合。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资产阶级穿得严严实实，除面部外，其他部位很少露在外面，甚至在热带也是如此。更有甚者（例如在美国），使人联想起人体的东西（例如桌腿）也要遮盖起来。与此同时，人们的所有第二性征，例如男子的胡须、毛发，女子的头发、乳房、臀部等都要使用假发髻或某些装饰物等进行过分的渲染，将这些部位夸张到无以复加的怪异程度。（19世纪50年代时兴有衬架支撑的女裙，衬架完全张开后可遮住下半身，突出杨柳细腰，隐隐约约显出臀部曲线，巨大下摆与纤细腰肢，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过渡阶段的服饰。）这种情况以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最。1863年马奈（Manet）发表了他的名画《草地上的午餐》，引起惊人的轰动，其原因正是他刻画了男女着装上的鲜明对比：男子十分端庄，十分体面、正派，妇女则袒胸露背。资产阶级文明坚持认为妇女本质上是精神动物。这个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暗示：（一）男人不是精神动物；（二）男女体征上的明显性感部分不属于价值体系。成就与享受是不能同时兼有的，就如今天民间在进行体育比赛时仍奉行的做法那样，运动员在比赛或恶斗开始之前需独处，不得与异性同房。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压制本能冲动就没有现代文明。最伟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中最最伟大的当数弗洛伊德，他的理论基石就是这个观点，虽然后人认为他是主张取消压制的。

萧伯纳（Bernard Shaw）以其惯有的聪明才智发现，中庸是传统上资产阶级实现其社会抱负和演好自己角色的处世之道。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要满腔热情、病态似的宣扬一种难以令人恭维的、与温和主义理想形成明显对照的极端观点呢？[7]从中产阶级理想阶梯的下面几层来看，问题便不难回答。因为单凭不屈不挠的努力便能将一贫如洗的男女，甚至他们的下一代，从道德败坏的泥沼里拯救出来，提升到受人尊重的坚实高山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就在高山上确定了自己的坐标。对“酗酒者匿名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的会员来说，除非绝对戒酒，要不就彻底堕落，没有任何折中之道。事实上戒酒运动（此时在新教和清教主义国家也进行得非常活跃）已清楚说明了这点。这项运动并不是要竭力清除酗酒者，也不去加以限制，它的对象是那些愿以自己的坚强毅力显示他们不同于受人鄙视的穷汉的人，为他们规定一些准则，并将他们与自暴自弃的人区分开来。清教主义也具有相同的作用。然而只有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占统治地位时，这些才是“资产阶级”现象。就像阅读斯迈尔斯著作和进行形形色色的“自我帮助”和“自我提升”的做法一样，这与其说是为资产阶级的胜利做嫁衣，倒不如说是取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代之。在“受人尊重的”工匠和职员这一级，戒酒经常是将酒戒掉而已，戒酒本身就是胜利的奖赏，戒酒者能从中获得多少物质报酬是不重要的。

资产阶级的性禁欲主义更为复杂。世人有种看法认为：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的血统非常纯正，故要采取异乎寻常的严格措施，以防范性诱惑，但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勾引之所以很难抗拒，正是由于那种极端的道德标准本身，也正是这个极端的道德标准，使得堕入色坑的人相对摔得更惨，就像小说《娜娜》（Nana）中那位道貌岸然、小心谨慎的天主教徒穆法特（Muffat）伯爵一样。《娜娜》是左拉的作品，主人公是19世纪60年代巴黎的一位妓女。当然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问题，正如我们下面看到的那样。“家庭”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基本社会单位，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财产和公司企业的基本单位，并通过“女人”加“财产”的交换（“结婚嫁妆”）与其他基本单位联系起来（在联姻中，按资产阶级以前传统的严格规定，妇女必须是“洁白无瑕的处女”）。任何削弱家庭单位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而削弱家庭的行为莫过于受不加控制的激情驱使，或招徕“不合适的”（即经济上不合算的）求婚者和新娘，或丈夫与妻子离异，或浪费共有财产。

然而，这类紧张却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本书所述时期，紧张尤为突出，因为禁欲、中庸、节制等道德观与资产阶级胜利的现实发生剧烈冲撞。资产阶级不再生活在物质匮乏、经济拮据的家庭中，也不生活在距上等社会非常遥远的社会阶层中。他们的问题是如何花钱，而非如何赚钱。不仅是游手好闲的资产阶级日益增多—1854年科隆靠固定地租或债券利息收入以及靠投资为生的人共有162位，1874年便增加到约600位[8]——而且对那些成功的资产阶级而言，不管他们是否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权力，除了一掷千金外，他又能如何显示他已迫使其他阶级俯首称臣了呢？“新贵”一词（Parvenu，新富起来的人，暴发户）自然而然变成“挥金如土之人”的同义词。无论这些资产阶级是否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或是像鲁尔区的克虏伯及其同行的工商界巨头一样，造起了古堡，建立起类似容克帝国但比容克帝国更坚实的工业封建帝国（虽然他们拒绝接受容克阶级赐给他们的封号），但是，因为他们有钱可花，而且挥金如土，遂不可避免地使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放荡不羁的贵族靠拢，他们的女眷更是过着接近于贵族的那种毫无节制的生活。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这还只是少数家庭的问题，在德国等地则尚未构成问题，如今却已成为整个阶级的问题。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很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道义上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去赚钱和花钱。它也未能解决与此同等重要的另一问题：如何在家族的男子中选择一个精力充沛、精明能干的事业接班人。由于这个事实的存在，女儿的作用加强了，女儿可能成为公司里的新成员。伍珀塔尔（Wuppertal）的银行家威切豪斯（Friedrich Wichelhaus，1810—1886）有四个儿子，只有罗伯特（Robert，生于1836年）继承父业，当了银行家，其他三个儿子（先后生于1831年、1842年、1846年）中的两个成了地主，一个当了学者。然而两个女儿（分别生于1829年和1838年）都嫁给了实业家，其中一个是恩格斯家族成员。[9]资产阶级拥有足够财富后，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即利润，已不再是他们催马加鞭的动力。到19世纪末，资产阶级暂时找到赚钱和花钱的办法，过去留下的财产在收支平衡方面也发挥了缓冲作用。在1914年灾难降临之前的最后几十年，是晴暖宜人的小阳春季节，是资产阶级生活的黄金时代，以后的资产阶级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无感叹。但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矛盾恐怕是最尖锐的：创业与享乐同时存在，相互冲撞。性欲是冲突的牺牲品，虚伪成了胜利者。

2

资产阶级的家是用花墙、服饰、家具和器皿等精心打扮起来的。家是这个时代最神秘的组织。如果要找出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困难，因有大量文学作品可为佐证，那么要说清楚19世纪家庭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就不容易了，至今仍是十分模糊。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矛盾，但很少有人注意。一个采用竞争机制的社会，一个为营利至上的经济服务的社会，一个为个人奋斗撑腰的社会，一个为争取权利平等、机遇平等、自由平等而努力的社会，为什么它的基础偏偏就是与这所有宗旨相左的家庭组织呢？

一家一户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家里奉行家长独裁。家又是这个社会的缩影。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或是这个阶级的理论发言人）谴责并摧毁的正是这种一部分人从属于一个人的阶级社会。

他是父亲、丈夫和主人，以坚定的智慧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他是监护人，是领路人，是法官，他使家里的财富堆积如山。[10]

在他之下的——让我继续引用这位非常著名、擅长谚语的哲学家的话——是忙进忙出的“天使、母亲、妻子和主妇”[11]，据伟大的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社会改革家）说，主妇的工作是：

（一）使大家高高兴兴；

（二）每天给他们做饭；

（三）给每人衣服穿；

（四）令每人干净整洁；

（五）教育他们。[12]

这是一项既不要求她显示多少智慧，又不需要她掌握多少知识的任务［诚如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所言：“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己要做个好女孩儿，让别人去聪明吧！”］。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资产阶级妻子的作用变了，与她们过去的角色很不一样（过去是真正操持一个家，如今是要显示并炫耀她丈夫使她享受豪华、舒适、悠闲生活的能力），而且她还必须表现出她嫁给她丈夫是高攀了：

她有头脑？好极了，但你一定要超过她；因为女人必须处于从属地位，而真正能凌驾全家之上的是最有头脑的人。[13]

不过，这位美丽、单纯、无知的奴隶也要行使其领导权，并非领导子女，而是领导仆人，孩子们的最高领导是身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孩子们竭尽所能使他们亲爱的父亲、他们崇拜的偶像高兴，他们画画、工作、朗读、写作文、弹钢琴。”这是对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的生日描写。）[14]前呼后拥的仆人将资产阶级与社会地位低下之人划分开来。“夫人”就是自己不干活而指派他人干活的人[15]，她的高贵地位也由此确立。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中产阶层与工人阶层的关系就是雇主与可能成为仆人的人的关系。19世纪末，西博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在约克所进行的最早的社会调查，就是利用这个方法进行区分。仆人中妇女越来越多，而且占了绝大多数——从1841年到1881年英国男仆从20%下降到约12%——因而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是呈金字塔形，塔尖上是男主人，下面各层都是女人。尤其在男孩长大离家，甚至男孩到了住校年龄——英国上等阶级的做法——便离家后，情况就更是如此。

仆人做的是家务，领工资，所以跟工人相似，但有基本区别，因为他们与主人的主要关系不是现金交易关系，而是依附关系，实际是全面依附关系。他们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严格规定。他们住在主人顶楼的简陋小房间里，因而受到全面控制。从身上穿的围裙或工作服，到对他们行为举止或“性格”的鉴定（没有推荐书她就无法再找到工作），他们的一切一切都说明了权力与屈从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排除主仆间亲近的（但不平等的）个人关系，毕竟连奴隶社会里的主仆也有亲近的个人关系。事实上，他们也因这种亲近的个人关系而受到鼓舞。然而大家不可忘记：每一个为一家主人服务过一段时间的保姆或花匠，都经历过几个短暂的阶段：进府做工、怀孕、结婚（或另找工作），这种桃色新闻司空见惯，人们只把它当作又一个“佣人问题”，当作主妇们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而已。问题的关键是：资产阶级的家庭结构与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是完全矛盾的。在家里，自由、机遇、现金交易、追求个人利益等原则根本行不通。

有人会争辩说，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基础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理论模式。提倡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霍布斯理论根本没有为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包括家庭组织提供什么理论准备。其实从某个方面来说，家也是故意被搞成如此这般，以便与外面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家成了沙漠中的绿洲，枪林弹雨世界里的一片和平净土。正在与英国纺织业竞争对手进行殊死搏斗的工业家写道：“多残酷的战斗啊！许多人战死商场，更多人受到致命创伤。”[16]男人们在谈论这场战争时，“生存竞争”或“适者生存”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比喻。战斗结束，和平来临，他们则用“欢乐的寓所”、“心中夙愿得到满足而可开怀畅饮的地方”作为他们对家的形容。除了在家里，他们永远也无法喜形于色，永远也得不到满足，或不敢承认已获得的满足。[17]

家之所以如此，也许还有一个原因：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在资产阶级的家庭中，这种本质上的不平等遂找到了必要的表达形式。正因为家不是建立在传统、集体而且制度化的不平等基础上，所以不平等就成了个人间的主从关系。由于个人优劣变化无常，所以就必须有一种永久不变、稳定维持的优势形式。优势的基本形式是金钱，但金钱只表达了交换关系，因此还需有其他形式来补充金钱，来表达一部分人主宰另一部分人的关系。这在家长制的家庭里当然毫不新鲜。家长制家庭组织就是以妇女和孩子处于从属地位为基础的。然而，当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此时应该合乎逻辑地打破或改造家长制时——事实上家长制后来也解体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最兴旺的阶段却又强化、夸大了家长制。

不过，这种“理想的”资产阶级家长制在现实生活中究竟占多大比重，则是另一回事了。一位观察家对里尔一位典型的资产阶级人物作了总结，说他“害怕上帝，但最怕妻子，读的是《北方的回声》（Echo du Nord）”。[18]这似乎恰当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其真实程度至少不亚于男人编造的“女性软弱，只能从属”的理论。男人这种谬论有时又病态地夸大成男性美梦：妻要年少，有时这种美梦还真能实现。这个时期存在并强化了这种理想的资产阶级家庭，其意义是重大的，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妇女会开始有系统地发起女权运动。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新教国家是如此。

资产阶级的家只是一个内核，家庭与家庭间的联系则比它大得多，像一张网，人则在这张家庭关系网里进行活动：“罗斯柴尔德家族”、“克虏伯家族”以及“福斯特家族”（Forsyte）等等。福斯特家族使19世纪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许多部分实际上变成其家族的朝代史。然而，尽管这些家族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里已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仍未引起社会人类学家和家谱编撰者（编家谱是贵族的职业）的足够兴趣，因而我们无法信心十足地对这些家族进行有系统的概述。

这些新发迹的家族有多少是从社会下层爬上来的呢？其实没有多少，虽然理论上这个社会并不阻止任何人往上爬。1865年英国钢铁厂厂主中有89%是中产阶级，7%是中下阶级（包括小店主、独立工匠等），仅有4%是工人——技术工人或可能性更低的非技术工人。[19]同一时期，法国北部纺织业者的主体也同样是来自被看作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19世纪中期诺丁汉（Nottingham）针织厂厂主的出身也与此相同，其中2/3实际来自针织世家。德国西南部的资本主义企业奠基者不全是富翁，但来自具有长期经营经验的家庭，而且常常是继承、发展本行工业经验的家庭，却是为数不少。克什兰（Koechlin）、盖吉（Geigy）、萨拉辛（Sarrasin）等瑞士—阿尔萨斯新教徒以及犹太人等都是生长在“小王公似的财主”家庭里，而非生长在精通技术、善于发明创造的企业工匠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主要是新教牧师和政府公务员的儿子——在经营企业之后可以提高但不能改变其中产阶级的地位。[20]资产阶级世界的大门是向才智卓越的人敞开的，然而如果家庭文化程度较高，家产比较殷实，与中产阶级圈子里的人有一定的社会联系，那么毫无疑问，在起步时就占了相当大的便宜；如能与同阶级同行业，或与可和自己的行业进行联合的人通婚，其好处则尤莫大焉。

由大家族或者几个家族紧密联结的家族，在经济上肯定占有相当优势。家族可为业务开展提供资金，也许还可提供有利的业务关系，特别重要的是提供管理人员。1851年里尔的勒费弗尔家族（Lefebvres）为其姻亲普鲁沃（Amedée Prouvost）的毛纺厂出资。西门子哈尔斯克（Siemens and Halske）是世界著名的电气公司，建立于1847年，它的第一笔资金便是一位表兄提供的；其兄弟中有一人是公司里薪金最高的雇员，其他三兄弟，即华纳、卡尔和威廉（Werner，Carl and William）分别掌管柏林、圣彼得堡和伦敦的分厂。名闻遐迩的米尔豪斯（Mulhouse）新教集团，其内部各小集团之间皆相互依靠：多尔费斯—米格（Dollfus-Mieg）公司是多尔费斯开创的（他和他父亲皆和米格家族联姻），安德列·克什兰（AndréKoechlin）则是多尔费斯的女婿。克什兰掌管公司，直到四位舅表弟长大成人后方交出管理大权，而他叔父尼古拉斯（Nicholas）在掌管克什兰家族公司时，“把兄弟、表兄弟以及年迈的父亲都请了过来”。[21]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多尔费斯，即该企业创始人的孙子，进了自己家族拥有的地方分公司施伦贝格尔（Schlumberger et Cie）公司。19世纪的企业史充满了这等错综复杂的家庭之间相互结盟、相互渗透的关系。他们需要有数目众多的儿女——不像法国农民，法国农民只要一个继承家产的人——他们当然也不乏儿女，因为他们不鼓励节育。穷人和正在拼命的下中阶级当不属此例。

然而，这些小集团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呢？他们又是怎样经营的呢？什么时候他们不再代表大家族，另立门户变成一个与家族有紧密联系的社会集团，一个地方性资产阶级，或变成范围更广的体系（就像新教徒和犹太银行家那样），使家族关系变成其中一面的呢？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尚无法解答。

3

换言之，在本书所述时期，“资产阶级”的阶级含义为何？有关资产阶级的经济定义、政治定义和社会定义虽有所不同，但彼此相当接近，不至于造成多大的理解困难。

从经济上看，最典型的资产阶级是指从资本中获取收入者。事实上，这时期典型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能与这项定义对号入座。1848年法国波尔多排名前150的大家族中，90个是经商的（商人、银行家、店主等等，这个城市里几乎没有工业家），45个是拥有家产者和“食利者”（即靠地租、债券利息收入投资营生的人），15个自由业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高薪的总经理等行政管理人员，连名义上担任此等职务的人都没有，然而到1960年，这部分人却成了这个城里450个大家族中最大的集团。[22]当然我们还可再加一句：从地租或房地产（这是城市中更常见的）中获取利润，仍是资产阶级一大重要收入来源，特别是在缺乏工业地区的中等和中下资产阶级更是如此，但其重要性正在消失。以非工业区的波尔多为例，1873年，这部分人在遗嘱中留下的财富只占总数的40%，而同一年在工业城市里尔，这部分人的财富只占31%。[23]

对于从政的资产阶级就不能这样一概而论了，原因至少有一个：政治活动需要专门知识，需要花费时间，因而不是每个人都会对政治产生同样的兴趣，也不是每个人都同样适合从事政治。尽管如此，这时期在职（或退休）的资产阶级真正参与资产阶级政治的人数之多，实在令人惊讶。19世纪下半叶，瑞士联邦委员会（Federal Council）有25%—40%的委员是企业家和“食利者”（20%—30%的委员是银行、铁路和工业界的“联邦大亨”），比20世纪的比率还高。另有15%—25%是自由业者，即律师——尽管50%的委员都有法学学位，在大多数国家里，这是想要崭露头角和担任行政职务者所需具备的标准教育水准——另外20%—30%是在职的“知名人士”（官员、农村法官和其他所谓地方父母官）。[24]19世纪中期，比利时议会中的自由党党团有83%的议员是资产阶级：其中16%是商人，16%是产业所有人，15%是“食利者”，18%是专业行政管理人员，42%是自由职业者（百分比有重叠）——即律师和少数医务工作者。[25]地方城市里的政治分布大体相同，也由资产阶级（一般说来也就是自由党）中的显要人物执其牛耳，也许比例还更大些。如果权力组织系统中的上层大体还被旧式的传统集团盘踞，那么资产阶级“就向政治权力的下层，例如市议会、市长席位、区议会等等，发动进攻并占领之”，这些职位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群众政治运动发动起来之前，就已牢牢控制在资产阶级手里。里尔自1830年起便由杰出的商人担任市长。[26]英国大城市均落入地方商贾之手，形成臭名昭彰的寡头政治。

就社会而言，定义便不那么明确，尽管“中产阶级”明显包括上述阶层的人，只要他们富有，脚跟站得较牢：商人、财产拥有人、自由职业者以及高级行政管理人员（这部分人当然为数很少，均在首都和省会以外的城市）。难就难在如何为资产阶级“上层”和“下层”的社会地位确定界线，难就难在它的成员参差不齐，很容易分化，至少内部总是分成大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个层次，小资产阶级又渐渐沦为事实上已不属于中产阶级范畴的更低阶层。

上层资产阶级与贵族（大贵族和小贵族）或多或少总能区别开来，贵族的法律和社会排他性以及上层资产阶级的意识，使得两者之间彼此壁垒分明。比如说在俄国和普鲁士，资产阶级根本不能成为真正的贵族。在小贵族头衔满天飞的国家（例如奥匈帝国），奥尔施佩格（Auersperg）或乔特克（Chotek）伯爵，不管他如何积极准备加入某个企业董事会，是绝不会把一个什么沃特海姆斯泰因男爵（Baron von Werthemstein）放在眼里，因为那不过是个中产阶级的银行家或犹太人而已。英国在这一时期有系统且少量地将商人——银行家、金融家，包括工业家——容纳进贵族行列。但英国这种做法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另一方面，直到1870年之前（甚至之后），德国仍有工业家不允许他们的侄儿当预备军官，认为这个职务不适合他们阶级的年轻人；他们的儿子只去步兵、工兵部队服役，骑兵是属于另一个社会阶级的。然而我们必须补上一句，当利润滚滚而进——在本书所述时期利润极其巨大——穷人也就不再抗拒勋章、贵族头衔或与贵族联姻，总而言之，不抗拒贵族生活方式的诱惑了。英国新教教徒的实业家也改奉英国国教了。在法国北部，1850年前的“毫不掩饰的伏尔泰主义者”已变成1870年后的天主教徒，而且日益虔诚。[27]

分界线的末端显然是经济。商人——至少是英国的商人——会画下一道深深的分界线，把他们与被社会排斥的人（即直接向公众销售商品的人，如店主）分开，至少在从事零售之人亦可赚得大量金钱之前是如此，独立工匠和小店主当然渴望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显然属于中间层的下中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同日而语。富农不是资产阶级，白领雇员也不是。然而19世纪中期有一支足够庞大的、旧式的、经济上独立的小商品制造商和销售商队伍，再加上技术工人和工头（他们仍是现代技术骨干），他们使分界线又蒙上一层烟雾。有些人发财了，至少在他们居住的地区被视为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其主要特征是：它是由有权有势和有影响力的人组成的，不依靠他们出身的社会地位、势力和影响力的大小。一个人要属于这个阶级，他必须是“有头有脸的人”，是一个以其财富或领导能力影响他人的独立个体。因而，资产阶级政治的典型形式与在他们之下（包括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政治完全不同。这方面我们已看到不少。因而当资产阶级遇到麻烦要向他人求援，或有委屈需要申诉时，其典型方式是施展影响，或请人施展影响。资产阶级的欧洲布满了（或多或少是非正式的）保护网或互利网，老同学网或不具组织的团体（“朋友的朋友”）。在这些人中，同校同学，特别是高等院校里的同学自然非常重要，因为与他们建立起来的联系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区区地方性的。（在英国，所谓的“公立学校”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它使资产阶级家庭的男孩们从很小的年纪起，就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一起。在法国，巴黎的一些名牌公立中等学校在为知识阶层所做的所有事情中，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这些关系网中有一个是“共济会会员”，它在某些国家，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的拉丁语系国家，其作用更大。它可作为自由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活动时的思想凝固剂（也确实是），或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唯一常设的全国组织，如同意大利那样。[28]资产阶级人士如要对公众问题发表意见，就给《泰晤士报》或《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投稿，他们知道同阶级里的大部分人以及决策者，不一定会看到他们的文章，但是，文稿是凭借他们个人的力量在报刊上发表的，这点更为重要。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它不组织群众运动，而是组织压力团体。它的政治模式不是宪章运动，而是反《谷物法》联盟。

作为资产阶级，他们知名度的大小当然相差很大，大资产阶级的生活范围是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影响力较小的人物其重要性只局限于奥斯格（Aussig）或格罗宁根。克虏伯希望获得大于杜伊斯堡（Duisburg）的博宁格尔（Theodor Boeninger）的重要性，他也果真得到了。博宁格尔是很富有、很能干的工业家，在公众场合和教会生活里都很活跃，在市、区两级的议会选举中一直支持政府，但地方行政当局只给了他一个名誉商业顾问的头衔。但克虏伯和博宁格尔在许多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资产阶级内部有一层层的势利钢板，区隔了百万富翁与富人，分裂了富人与小康人家（当一个阶级的本质是通过个人奋斗向上爬时，这种现象就非常自然），但这些钢板并未摧毁他们的集团意识。集团意识使他们从社会的“中间阶层”升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集团意识的基础是共同的假设、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动方式。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资产阶级是极其“自由”的，这不一定是从政党的角度，而是从思想角度而言（尽管我们看到自由党当时占据上风）。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相信有竞争力的私有企业，相信技术、科学和理性。他们相信进步，相信有一定代表性的政府，一定程度的民权和自由，当然民权和自由不能与法制和秩序相抵触，因为没有法制和秩序，穷人便不会循规蹈矩。他们信仰宗教，还信仰文化，有时则以文化取代宗教，甚至以去歌剧院、剧场代替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当然这是极端情况。他们相信向企业和天才敞开大门的事业，相信他们的一生证明他们事业有成。我们看到，他们一向崇尚的节制、适度的传统优点，此时在功成业就面前难以坚持了，他们为此感到遗憾。1855年有位作家说，假如德国有朝一日土崩瓦解的话，那是因为中产阶级开始追求外表豪华和生活奢侈，他们“不设法用资产阶级简朴、勤奋的精神去战胜它，不设法发挥生活的精神力量去战胜它，没认识到科学、思想和天赋都来自于第三阶级的进步发展”。[29]这些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普通道理也许说明老资产阶级已适应了新形势。（按此法则，胜利乃至生存归根到底证明了两点：一是适应性；二是具备基本道德品质，因为只有道德品质才能造就其适应性。）达尔文主义，无论从社会或其他方面来说，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思想意识，甚至在它形成之前就是如此。做一个资产阶级不仅是做一个比其他人高明的人，而且得表现出古训遗风，具备与古老的道德风范相等的道德品质。

然而资产阶级也意味着领导，这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重要。资产阶级不仅仅是独立的——没人（除了国家和上帝外）能向他发号施令——而且是向别人发号施令的人。他不仅仅是雇主，是企业家，是资本家，而且从社会角度来说，他是“主人”，是“巨头”，是“保护人”，是“首领”。他独揽指挥大权——在家中、在工厂、在生意场里——这对他的自我定位极为重要。坚持垄断指挥权（无论是名义上的或是事实上的）是这一时期解决工业纠纷不可或缺的一条准则：“但我是这个矿场的总裁，也就是说我是一大批工人的领袖（首领）……我代表权威，尊重我就是尊重权威，我一定要使我受到尊重，这一向就是我在处理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时刻意要达到的目标。”[30]唯有自由职业者——如实际上不是雇主、没有下属人员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他们的首要角色不是“主人”。但即使是这些人，也绝不是不讲究“权威原则”，无论他们是欧洲大陆传统高等学府的教授，还是正襟危坐的医生，潇洒的乐队指挥，或是行为怪僻的画家。如果克虏伯统帅的是工人，那么瓦格纳（Richard Wagner）便要求听众完全听从他。

控制意味着统治那些能力和地位低下的人。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对下等阶层低人一等的性质问题意见不一，但并无原则性的分歧。他们同意要把平民中有可能至少上升到受人尊重的中下阶层和无可救药的人区分开来。既然成功是由于发挥个人特长而取得的，失败显然就是由于个人一无所长的缘故了。资产阶级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点，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将此归咎于道德、精神上的缺陷，而不是智力低下，因为成功地经商办工厂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反之，高智商并不能保证发财，更不会保证带来“高明”的点子。这不一定是说知识无用，虽然这种看法在英国、美国相当普遍，因为那些生意有成者主要都是书念得不多，凭经验和常识办事的人。斯迈尔斯将这个问题说得一针见血：

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固然宝贵，但其性质是学问；而从实际生活中累积起来的经验，其性质是智慧；一小块智慧的价值比一大堆学问大得多。[31]

然而只要简单地在道德高尚与低下之间画条线，便足以将“受人尊敬的人”与满身酒气、放荡不羁的劳工大众区分开来。虽然这种简单的划分已经无法长期采纳下去，因为古老的美德在成功的富有资产阶级身上已经看不到了。节欲寡欢、埋头苦干的古训对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百万富翁来说已不适用了；甚至对富有的制造商也不适用了，不论他们是否已经隐居山林；对他们身为“食利者”的亲戚也不适用；对抱有下述理想的人也不适用（我们暂且援引罗斯金的话）：

那（生活）就应该在轻松愉快、恬静的世上度过，地下到处是铁和煤。在这轻松愉快的世界有栋漂亮的大楼……有座规模适中的公园；院里有个大的花园，有几个温室；有辆令人愉快的马车从灌木丛中驰过。这栋大楼里住着……英国绅士、他那温文尔雅的妻子和他温馨的全家。他随时都能赠送珠宝首饰给妻子，总能为女儿购买美丽的舞会礼服，为儿子购买猎犬，他自己则总能去苏格兰高地打猎。[32]

因而资产阶级优越感有了新的理论。新理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对19世纪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很大。优越性是物竞天择的结果，是通过遗传留下来的（见第十四章）。资产阶级如果不是不同种类的人，那么至少也是人类中的佼佼者，是人类进化到了更高阶段的人，与低级阶段的人截然不同，低级阶段的人还处于历史和文化的幼儿期，顶多是青春期。

从主人到主人血统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族别，他们的主宰权，他们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就不仅意味着要有低人一等的人，而且意味着这些人最好承认并甘当低人一等的人，就像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一样（男女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工人就像女人一样，应该是忠心耿耿，老实听话，而且知足。如果工人心怀鬼胎，图谋不轨，那一定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个关键人物，有个“外来的鼓动者”作祟。行业工会会员可能是最好的工人，是最聪明、技术最高的工人，这是有目共睹、再清楚不过的事，但他们却无法看穿那位好逸恶劳，以剥削工人为业的“外来鼓动者”散布的鬼话。“工人的行为令人遗憾，”1869年法国一位矿主谈及疯狂镇压罢工时这样写道，这些罢工左拉在《萌芽》（Germinal）一书中已给我们做了生动描述，“但我们必须承认工人只是鼓动者的野蛮工具而已。”[33]更准确地说，正在开展活动的工人阶级斗士或谓潜在的领袖就一定是“鼓动者”，因为他无法归入顺从、听话、干瘪无趣、愚蠢迟钝的人群之列。矿主对此也完全了解。“我知道他是受人尊重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把他关进监狱。把麻木不仁、不知不觉的人关进监狱根本毫无用处。”1859年锡顿德勒沃尔（Seaton Delaval）的矿工罢工，九个最正直的矿工被捕，坐了两个月的牢，然而他们都是反对罢工的，他们九个人都是滴酒不沾的正派人士，其中六人是循道宗成员，六人中又有两人是该教会的宣讲师。[34]

这种态度表明了下列决心：只要下等阶层不自动脱离他们潜在的领导人，而且企图爬向中下阶层，就应开除他们。这也说明他们已具有相当信心。19世纪30年代的厂主已离我们很远了。他们那时如坐针毡，时刻担心爆发类似奴隶造反的乱子（见《革命的年代》，从引言到第十一章）。如今的工厂主认为共产主义正在某处潜伏着，一旦雇主任意雇工、任意开除工人的绝对权利受到限制，共产主义便会冒出来。因此他们在谈论共产主义时，指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他们的财产权和统治权将不具有绝对性，而一旦他们的财产权可以被合法地干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崩溃毁灭了。[35]所以当社会革命的幽灵再次闯入信心十足的资本主义世界时，资本主义世界发出的恐惧、仇恨之声便更加歇斯底里。血洗巴黎公社（见第九章）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

4

资产阶级是主人阶级？没错。是统治阶级？这问题就复杂了。资产阶级显然不是像地主那样的统治阶级。旧式地主的地位给了他们权力，使他事实上对居住在他领地上的人行使有效的国家权力。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活动范围内的政权和行政权都不是属于他的，至少在其所拥有的建筑物以外的地方是如此（“我的家是我的城堡”）。只有在远离当局的地方，例如孤零零的矿区，或非常虚弱的国家，例如美国，资产阶级的主人们才能指挥政府当局的地方部队，或组织起平克顿私家军队，或把“治安义勇队”的武装集团纠集起来维持“秩序”，从而直接行使那样的政治权力。然而在本书所述的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正式取得政治控制权，或无须与旧时政治精英分享政治控制权的例子，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论其定义为何）既没有掌控也没行使政治权力，有也只限于次要或市一级的层次。

资产阶级确实行使的是霸权，资产阶级日益决定的是政策。资本主义作为发展经济的方法是无法替代的。这意味着这时期的自由资产阶级（这个阶级随地方不同而有些差别），其经济计划和机制计划都要利用资本主义去实现，资产阶级本身在国家当中所处的关键地位也要靠资本主义去巩固。甚至对社会主义者来说，通往无产阶级胜利的道路也要通过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1848年前，人们曾一度认为资本主义的过渡危机已经来临，而且是宣告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最后一次，至少在英格兰是如此，但人们到了19世纪50年代才渐渐明白：资本主义方兴未艾，成长的主要阶级才刚刚开始。它的主要堡垒英国，是不可动摇的，至于其他地方，社会革命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取决于（说来荒诞）资产阶级的前景如何，包括国内和国外资产阶级的前景，看它是否能使资本主义达到胜利的巅峰。唯有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将其自身推翻。马克思曾为英国征服印度和美国征服整个墨西哥而欢呼，称此时此举从历史观点看是进步的；墨西哥、印度的进步人士可分别因此与美国、英国的当局联合一致对付本国的传统主义者（见第七章）。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和印、墨进步人士认识到同样的世界形势。至于保守的、反资产阶级、反自由的政府统治者，不论是在维也纳、柏林或圣彼得堡，他们也承认（不管承认得如何勉强）舍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就是落后，结果就是衰败。他们的难题是如何在鼓励资本主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而来的资产阶级的同时，又可避免出现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权。单纯地拒绝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思想已不再可行了。唯一公开与它抗衡的是天主教会。天主教会自不量力，结果只有自我孤立。1864年的《谬误汇编》及梵蒂冈大公会议拒绝一切代表19世纪中期特权的东西，这种极端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已完全处于守势。

资产阶级纲领实际上居于垄断地位。但从19世纪70年代起，“自由”形式的资产阶级垄断地位已开始崩溃。然而整体说来，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它是相当坚挺的，没有任何人胆敢与它挑战。在经济方面，甚至中欧和东欧的专制主义统治者也废除了农奴制度，撤销了国家经济控制的传统机构，取消法人特权。在政治方面，他们指派更加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任职（或至少与他们达成妥协），成立他们的代表机构（尽管是名义上的摆饰）。在文化方面，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战胜贵族生活方式，旧式贵族相当全面地从文化世界撤退（按当时对文化的理解）：他们变成（如果他们不已经是了的话）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笔下的“野蛮人”。1850年后，任何国王如果不具有艺术保护人的身份，是不可思议的，当然疯子例外，例如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LudwigⅡ，1864—1886）；贵族如果不是艺术品收藏家也是同样不可思议，除了行为古怪的人外。（俄国的芭蕾恐怕是个例外，然而统治集团成员与芭蕾舞演员之间的关系一向超出纯文化范围。）1848年前人们还担心一旦社会革命爆发，资产阶级能否万无一失地通过这场试验。1870年后资产阶级将再次忧心忡忡，害怕蓬勃发展的工人阶级运动在暗中破坏它。然而在1848到1870年间，资产阶级的胜利却是毫无疑问的，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俾斯麦断言（此公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丝毫同情）这个时代是“物质利益”的时代，而经济利益是个“基本力量”。“我相信国内经济发展的问题已在进行当中，而且无法阻挡。”[36]然而，这个时代代表这个“基本力量”的，如果不是资本主义，不是资产阶级创造的世界，不是资产阶级为本身创造的天地，那又是什么呢？

[1]Citedin L. Trénard, ‘Un Industriel roubaisien du XIX siècle’, Revue du Nord, 50 (1968), p. 38.

[2]Martin Tupper, Proverbial Philosophy (1876).

[3]See Emanie Sachs, The Terrible Siren (New York 1928), especially pp.174-5.

[4]G. von Mayr, Statistik und Gesellschatslehre III Sozialstatistik, Erste Lieferung (Tülbingen 1909), pp. 43-5. For the unreliability of statistics on prostitution, ibid. (5. Lieferung), p. 988. For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of prostitution and venereal infection, Gunilla Johansson, ‘Prostitution in Stockholm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19th century’ (mimeo) (1974). For estimates of the prevalence and mortality from syphilis in France, see T. Zeldin, France 1848-1945 (Oxford 1974), 1, pp.304-6.

[5]The freedom of visiting American girls is noted in the relevant section of the chapter on foreigners in Paris inthe superb Paris Guide 1867 (2 vols).

[6]For Cuba, Verena Martinez Alier, ‘Elopement and seduction in 19th century Cuba’, Past and Present, 55 (May 1972); for the American South E. Genovese, Roll Jordan Roll (New York 1974), pp.413-30 and R. W.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n, op. cit.

[7]From the ‘Maxims for Revolutionists’in Man and Superman: ‘A moderately honest man with a moderately faithful wife, moderate drinkers both, in a moderately healthy house: that is the true middle class unit’.

[8]Zunkel, op. cit., p.320.

[9]Zunkel, op. cit., p.526 n. 59.

[10]Tupper, op. cit.: ‘Of Home’, p.361.

[11]Tupper, loc. cit., p.362.

[12]John Ruskin, ‘Fors Clavigera’, in E.T.Cook and A. Wedderburn (eds.), Collected Works(London and New York 1903-12), vol. 27, letter 34.

[13]Tupper, op. cit.: ‘Of Marriage’, p.118.

[14]H. Bolitho (ed.), Further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London 1938), p.49.

[15]‘My opinion is that if a woman is obliged to work, at once (although she may be a Christian and well bred) she loses the peculiar position which the word lady conventionally designates’(Letter to the English woman’s Journal, VIII (1866), p.59).

[16]Trénard, op. cit., pp. 38 and 42.

[17]Tupper, op. cit.: ‘Of Joy’, p.133.

[18]J. Lambert-Dansette, ‘Le Patronat du Nord. Sa période triomphante’, in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re , 14, Série 18 (1971), p.12.

[19]Charlotte Erickson, British Industrialists: Steel and Hosiery, 1850-1950 (Cambridge 1959).

[20]H. Kellenbenz, ‘Unternehmertum in Südwestdeutschland’, Tradition, 10, 4 (August 1965), pp. 183 ff.

[21]Nouvelle Biographie Générale (1861); article s: Koechlin, p. 954.

[22]C. Pucheu, ‘Les Grands notables de I’Agglomération Bordelaise du milieu du XIXe siècleà nos jours’, Revue d’histoire et sociale, 45 (1967), p.493.

[23]P. Guillaume, ‘La Fortune Bordelaise au milieu du XIX siècle’,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 43 (1965), p p.331, 332, an d 351.

[24]E. Gruner, ‘Quelques reflexions sur l’élite politique dans la Confédération· Helvetique depuis 1848’, Revue d’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44 (1966), pp.145 ff.

[25]B. Verhaegen, ‘Le groupe Libéral à la Chambre Beige (1847-1852)’, Revue Bei 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47 (1969), 3-4, pp. 1176 ff.

[26]Lambert-Dansette, op. cit., p.9.

[27]Lambert-Dansette, op. cit., p.8; V. E. Chancellor (ed.), Master andArtisan in Victorian England (London 1969), p.7.

[28]Serge Hutin, Les Francs-Marons (Paris 1960), pp. 103 ff. and 114 ff.; P. Chevallier, Histoire de la Francmaçonnerie francaise, II (Paris 1974). For the Iberian world, the judgment: ‘The Freemasonry of that period was nothing but the universal conspiracy of the revolutionary middle class against feudal, monarchical and divine tyranny. It was the International of that class’, cited in Iris M. Zavala, Masones, Comuneros y Carbonarios (Madrid 1971), p.192.

[29]T. Mundt, Die neuen Bestrebungen zu einer wirtschaftlichen Reform der unteren Volksklassen (1855), cited in Zunkel, op. cit., p.327.

[30]Rolande Trempé, ‘Contribution à I’étude de la psychologie patronale: le comportement desadministrateurs de la Societé des Mines de Carmaux (1856-1914)’, Mouvemen t Social, 43 (1963), p. 66.

[31]John Ruskin, Modern Painters, cited in W. E. Houghton,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Newhaven 1957), p. 116. Samuel Smiles, Self Help (1859), chapter 11, pp.359-60.

[32]John Ruskin, ‘Traffic’,The Crown of Wild Olives, (1866) Works 18, p. 453.

[33]Trempé, op. cit., p. 73.

[34]W. L. Burn, The Age of Equipoise (London 1964), p. 244 n.

[35]H. Ashworth in 1953-4, cited in Burn, op. cit., p. 243.

[36]H. U. Wehler, Bismarck und der lmperialismus (Cologne-Berlin 1969), p. 431.

第十四章　科学·宗教·意识形态

在物色女人方面，贵族比资产阶级更在行（在中国人或黑人眼中，则是更可憎），可是，长子继承制却破坏了自然淘汰法则，这是多大的羞耻啊！

——查尔斯·达尔文，1864年[1]

人们似乎力图表明，他们对自己聪明程度的评估，是以从《圣经》和《教义问答》中解放出来的程度为标准。

——舒巴赫（F.Schaubach）论民间文学，1863年[2]

穆勒不禁要为给予黑人和妇女以选择权而呼吁。这是他据以开始的前提所必然导致的结论……

——《人类学评论》，1866年[3]

1

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充满自信，对自己的成就颇为自豪。在人类努力进取的所有领域中，成就最大的莫过于“科学”，即知识的进步。这一时期受过教育的人不但为他们的科学自豪，而且打算把所有其他形式的智力活动，都置于科学之下。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库尔诺（Cournot）于1861年说：“对哲学真理的信仰极度冷淡，以致无论公众和学界，除了尚能将哲学著作当作纯学术著作或历史珍品接受外，再也不欢迎这类著作了。”[4]这个时期对于哲学家来说实在晦气。即使在哲学的故乡德国，也找不出一个可以与过去那些大人物相匹敌的哲学家了。法国人伊波利特·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曾赞誉过黑格尔，现在却称他为德国哲学“泄了气的气球”之一，而这个黑格尔，即使在自己的故乡也已是明日黄花；然而，“那些在德国主宰着受过教育公众的舆论的、令人厌烦的、自负而平庸的仿效者们”对待黑格尔的方式，却促使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公开宣布自己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5]当时，斯宾塞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都超过其他思想家。但是，他是一位平庸的思想家。撇开斯宾塞不算，当时哲学的两大主流是法国的实证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与怪异的孔德学派相联系，经验主义则与穆勒密切相关，这两个哲学流派都自认为是科学的分支。孔德“实证哲学”的两个基础是自然法则的不变性和获得无穷和绝对知识的可能性。如果排除了孔德的“人道宗教”（Religion of Humanity）这个极其古怪的学说，实证主义变得只不过是为实验科学的常规方式做哲学上的辩解而已，此外并无更多深意。与此相似，在许多同时代人看来，用泰纳的话说，穆勒是“打通了归纳和经验这条老路的人”。这种看法不但暗含着以进化论的进步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基础这样的意思，而且事实上已由孔德和斯宾塞把这层意思表达得明明白白了。用孔德的话来说，实证主义方法或曰科学方法，就是（或将是）人类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中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胜利，这三个阶段是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特征，穆勒和斯宾塞至少都同意，最广义的自由主义是对这些特征比较贴切的表述。我们可以稍微夸张地说，依照这种看法，科学的进步已使哲学成为多余，如果说哲学还有一点用处，那也只是在智力实验里为科学家担当助手而已。

此外，既然对科学方法深信不疑，19世纪下半叶受过教育的人对这一时期的成就印象如此之深，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他们有时甚至会这样想：这些成就不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是最终的成就。著名物理学家汤普森（即开尔文勋爵）认为，尽管还有一些较小的问题有待澄清，但物理学的所有基本问题都已经解决。众所周知，他的这种看法错得令人吃惊。

可是，错误既是重大的，却又是可以理解的。科学犹如社会，既有革命时代，也有非革命时代，20世纪既是社会革命时代，又是科学革命时代，其规模甚至大于“革命的年代”（1789—1848），而本书所论述的时代，除了少数例外，在社会和科学两方面都不是革命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有智慧和有能力的传统人士眼里，科学和社会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只是某些非常能干的人觉得，在经济基本模式和物理世界的基本模式等方面，所有的实质性问题都已解决。然而，这的确意味着这些人对他们正在走和应该走的方向没有多少怀疑，对达到前进目标应该怎样思考和如何行动也没有多少怀疑。没有人怀疑物质和知识方面的进步，因为事实十分明显，无法否认。这确实是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尽管对这一事实的看法存在着根本分歧，一些人认为这种进步将或快或慢地继续下去，而且基本上是直线发展；另一些人（例如马克思）则知道，这种进步应该是而且将是断断续续的、充满矛盾的。如同过去那样，怀疑仅可能出现在价值选择方面，诸如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等等，在这方面，单纯的累积是不可能指明方向的。在1860年这一年，人们所掌握的知识多于以往任何时候，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是否比以前“高明”了，这一点却难以用同样的方法证明。然而，关心这些问题的是神学家（他们在知识方面的声誉不高）、哲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受到赞赏，却或多或少有点儿像富人赞赏他们为女人购买的钻石那样）以及左翼或右翼的社会评论家，这些人不喜欢他们所生活的或者说被迫进入的这个社会。1860年，在受过教育和有较强表达能力的人当中，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少数。

诚然，在知识的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大量明显的进步，但是，相比之下，某些领域显得进展更大，某些领域显然形成得更为完整。物理学看来比化学更成熟。物理学已经超越了具有爆炸性进步的方兴未艾阶段，而化学则明显依然处在这个阶段。反过来看，与生命科学相比，化学乃至“有机化学”明显处于前列。在进步之神速令人兴奋的这个时代，生命科学似乎刚刚起步。事实上，如果说有哪一种科学理论能够代表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自然科学的进展，并被公认是关键性的理论，那就是进化论；如果说，有一个人主宰着公众心目中的科学形象，那一定是面部粗糙不平，长得多少有些像类人猿的达尔文。数学这个陌生、抽象和理所当然是异想天开的世界，一般公众和科学界都不甚了解，也许比以前更生疏。因为，作为数学世界与一般公众和科学界接触媒介的物理学，似乎比不上当年建立天体力学时那般辉煌。当初若没有微积分，在工程和通讯方面，就不可能取得那些成就，然而现在，微积分越来越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数学了。在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大概应该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数学家黎曼（Georg Bernhard Riemann，1826—1866），他在大学任教期间于1854年完成的论文《论构成几何基础的若干假设》（On the Hypothese Which Underlie Geometry，发表于1868年），是任何论述19世纪科学著作不可能不提及的，这情形恰如任何讨论17世纪的科学著作不可能不提及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样。黎曼的这部著作为拓扑学、微分几何、时空理论和万有引力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甚至还设想过一种类似现代量子理论的学说。然而，黎曼的建树连同数学领域中其他极富创见的成就，要到19世纪末物理学的新革命时代开始时，才得到应有的评价。

然而，在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学科中，无论是对于知识的发展总方向，还是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的架构，似乎都不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发现层出不穷，有时非常新颖，但并不出乎意料。达尔文的进化论令人瞩目，但原因不在于这是个新观念（数十年前大家对此概念已很熟悉），而是因为它首次为物种起源提供了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模式，而且他用非科学家也丝毫不觉陌生的术语做到了这一点，而这些术语是与自由经济最熟悉的概念——竞争——遥相呼应的。确有一大批科学家以雅俗共赏的文字著书立说，因而很快就广为人知，有时甚至做得有些过分，这些人中有达尔文、巴斯德（Pasteur）、生理学家贝尔纳（Claude Bernard，1813—1878）、菲尔绍（Rudolf Virchow，1821—1902）、亥姆霍兹（Helmholtz，1821—1894）。像汤普森（开尔文勋爵）这样的物理学家更不必说了。科学的基本模式或称基本典型看来十分坚实，然而，一些大科学家，例如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以其本能的审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使他们的看法与后来在极不相同的模式基础上创建的理论并行不悖。

在自然科学界，每当并非因假设不同，而是由于对同一问题的视角不同而发生意见冲突时，也就是说，当一方提出的不仅仅是一个不同的答案，而且是一个被另一方认为无法接受和“不可思议”的答案时，这种冲突就会发展成激烈而又难以解决的对抗，但这种对抗在那个时期并不多见。当克罗内克（H.Kronecker，1839—1914）在数学的无穷问题上猛烈攻击维尔斯特拉斯（K.Weierstrass，1815—1897）、狄德金（R.Dedekind，1831—1916）、康托尔（G.Cantor，1845—1918）时，这种冲突就在鲜有问津者的小小数学界发生了。这种“方法之争”使社会科学家出现分化，可是，如果“方法之争”介入自然科学，其中包括涉及敏感的进化论问题的生物学，反映出来的，与其说是学术性的辩论，毋宁说是想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所偏爱的意识形态。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偏爱何以没有出现。因此，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最典型的科学家汤普森（他的典型性在于他集理论、技术、商业于一身，不仅提出了虽属常规但在技术上又是多产的理论，同时在商业上又很成功），对于麦克斯韦的光电磁（electrornagnetic）理论，显然不以为然，结果他们之间的辩论被许多人认为是偏离了现代物理学。但是，由于他认为可以借助他本人的数学工程模型，对麦克斯韦的理论重新进行阐述（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他没有对麦克斯韦的理论提出挑战。汤普森在已知物理规律的基础上再次洋洋得意地做出论证，认为太阳的存在距今不超过5亿年，因此地球的地质和生物就不曾有足够的时间实现进化（他是正统的基督徒，因而对这个结论深感欣慰）。根据1864年的物理学判断，他是正确的，因为要到核能被发现后，物理学家才对太阳（因而也对地球）的存在做出了距今远远超过5亿年的推测，然而，当时核能尚未发现。但是，汤普森并未想到，如果他的物理学与已为科学家们普遍接受的地质学相抵触，是否他的物理学可能有不完善之处；他也不曾考虑，地质学家会置物理学于不顾而径直前进。就物理学和地质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言，这场辩论仿佛不曾发生。

科学界沿着自己的智力轨道向前发展，正如铁轨不断向前延伸一样，科学界展示了一幅在新的领域里不断铺下同类轨道的前景。在天文学方面，用更大型的望远镜和测量仪器［这两者大多是德国的成果。19世纪90年代之前，夫朗和费（Joseph Fraunhofer，1787—1826）的望远镜式样，是后来安装在美国天文台的巨型折射望远镜的原型。英国天文学在程度方面落在欧洲大陆之后，但它以其长期不间断的观察记录弥补了这个缺陷，“格林尼治（Greenwich）可以比作一个历史悠久的公司，它循规蹈矩，名声显赫，不愁没有顾客，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航运业都是它的顾客。”］进行了一系列新的观测，采用了新的摄影技术和光谱分析法。光谱分析法首次于1861年应用于星光分析，后来证明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研究工具。天空中可以让老一代天文学家吃惊的事似乎并不多。

物理学在19世纪上半叶获得了戏剧性的进展；热与能这两种表面上迥然相异的物理现象，居然由热力学（thermodynamics）统一起来了，与此同时，电、磁乃至光，均趋于采用同样的分析模式。热力学在19世纪头25年中虽然未能取得重大进展，但是汤普森在1851年却完成了使新的热理论与旧的力学理论彼此协调的过程［《热的动力当量》（The Dynamical Equivalent of Heat）］。现代物理学的前辈麦克斯韦1862年提出了极为出色的光的电磁理论数学模式，该模式既深刻又留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为日后发现的电子打通了道路。可是，也许因为麦克斯韦未能以适当的方式阐明他所说的“有点儿棘手的理论”（直到1941年才阐述清楚！）[6]，他始终未能说服汤普森、亥姆霍兹这类站在前列的同时代科学家，甚至连成就卓著的奥地利人玻尔茨曼（Ludwig Boltzmann，1844—1906）也未能说服。玻尔茨曼写于1868年的论文，事实上已经将统计力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提出来了。19世纪中期的物理学大概不如此前和此后的物理学那样光彩夺目，不过，物理学理论的进展还是相当可观的。然而，其中的电磁理论和热力学规律似乎“意味着已达到某种终结”（贝尔纳语）。[7]无论如何，以汤普森为首的英国物理学家，实际上还有在热力学方面获得了开创性成果的那些物理学家，都受到一种看法的强烈影响，认为人类已经对自然规律获得了最终的认识。然而，亥姆霍兹和玻尔茨曼却不为这种看法所动。也许由于物理学为建立力学模式提供了极大的技术可能性，从而使得关于这门学科已达到终极的说法更具诱惑力。

化学是自然科学中的第二大学科，也是19世纪方兴未艾、最具活力的学科。化学显然没有达到某种终极，其扩展令人惊异，尤其在德国。从漂白粉、染料、化学肥料到药品和炸药，化学在工业中的这些广泛应用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界的所有从业人员中，化学家占了一半。[8]在18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中，化学已经奠定了作为一门成熟科学的基础，此后一直蓬勃发展，而在19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中，它已成了令人兴奋不已的源泉，涌现出许多思想和发现。

人们已经认识了化学基本元素的变化过程，最重要的分析仪器也已经具备。由不同数量的基本单位（原子）组合而成的数量有限的化学元素，由分子的基本多原子单位组合而成的元素化合物以及这些组合过程规律中的某些概念，所有这些都已为人们所熟知；而这些正是化学家在重要活动中取得巨大进展，即对不同的物质进行分析和综合时所必需的。有机化学这个特殊领域虽然依然局限于对材料性能的研究，其中主要是对煤这类由远古时代的生物变成的资源在工业生产中的有效性能的研究，但从总体上看，有机化学却已呈现出一派兴盛的局面。生物化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在有生命的物质组织中如何活动，它此时离进入生物化学研究尚有一段距离。化学模式依然不甚完善，然而，了解化学模式的努力却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由于取得了这些进展，人们掌握了化合物的结构，从此之后，化合物便可以简单地从数量角度（一个分子所含的原子数量）进行观察了。

阿伏伽德罗（Avogadro）于1811年提出的定律，使得确定一个分子中的原子数量成为可能；在意大利实现统一的1860年，一位爱国的意大利化学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请与会者注意阿伏伽德罗的定律。此外，巴斯德于1848年发现，化学性能相同的物质，其物理性能可能各不相同，例如，光的偏振的平面可以是旋转的，也可以是不旋转的，这是化学借用物理学所取得的又一成果。由此引出的结论之一是，分子具有三度空间；此外，1865年，坐在伦敦马车上的德国著名化学家凯库勒（Kekulé，1829—1896）——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常见的场景——首次想到了复合结构的分子模式，也就是著名的苯环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每个苯环由六个碳原子组成，并有一个氢原子附在上面。可以说，建筑师或工程师的模式取代了化学公式中C6H6这种此前一直使用的会计师的计数模式。

在这个时期的化学领域里，更加了不起的一件事大概是门捷列夫（Mendeleev，1834—1907）元素周期表的大范围推广。由于解决了原子量和化合价的问题（元素中的一个原子与其他原子结合的数量），在19世纪初期一度兴盛之后便不受重视的原子理论，在1860年后再度令人瞩目，与此同时，对分光镜形状的技术改进（1859年），也促成了若干新元素的发现。此外，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标准化和计量技术也有长足进步（其中如电工学中的伏特、安培、瓦特、欧姆等的确定，这些计量单位如今已人人皆知）。依据化合价和原子量对化学元素进行重新排列的工作，也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多次尝试。门捷列夫和德国化学家迈尔（Mayer，1830—1895）在这方面做了努力，从而得出了元素的性能随原子的重量和周期变化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杰出之处，在于人们根据这项原理做出推测，总数为92的元素周期表上尚有空缺，有待填补，并预言了这些尚未发现的元素性能。门捷列夫的周期表为基本物质的种类确定了一个极限，从而令人觉得，原子理论的研究至此似乎已告终结。然而事实却是，“应该以一个新的物质概念去寻找其完整的解释，这种新的物质概念不再视原子为不变，而是将原子视为处于相对不断地与少量基本粒子结合的状态中，而这些基本粒子本身也可能发生变化和转化”。不过，门捷列夫就像麦克斯韦那样，似乎是为以往的争论结了尾，而不是为新的争论开了头。

生物学远远落在物理学后面，究其原因，作为生物学实际应用者的农民，尤其是医生的保守主义难辞其咎。回顾往昔，早期最伟大的生理学家之一是贝尔纳，他的研究为现代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奠定了基础，他还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1865年）一书中，对科学研究过程做了前所未有的细致分析。然而，他虽然声誉卓著——尤其在他的祖国法兰西——但他的发现却并未立即得到应用，他在当时的影响力也逊于他的同胞和同行巴斯德。巴斯德与达尔文并驾齐驱，是19世纪中期在公众中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他借由化学工业，确切地说，他借由对啤酒和醋有时会变质，而化学分析对这种现象却不能提供答案这一困惑进入细菌学领域，并成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他在这项研究中的合作者是原籍德国的科赫医生（Robert Koch，1843—1910）］。显微镜、细菌培养、幻灯显示等细菌学的技术手段，根治动物和人的某些疾病等生物学的直接应用，这两方面的成就使生物学这门新兴学科，不但易于为人们所接近和理解，而且颇具吸引力。经利斯特（Lister，1827—1912）更进一步的完善，防腐法、巴氏灭菌法和其他防止微生物侵入生物有机体的方法和疫苗接种，都已切实掌握，有关的论证和结果已相当充分，从而令医务界的顽固抵制难以为继。细菌研究为生物学进而为研究生命的实质，提供了具有巨大实效的手段，但是，这个时期的生物学并未提出因循守旧的科学家无法立即接受的理论问题。

当时生物领域中最有价值的惊人进展，与生命的物理、化学结构和机制研究，仅有微不足道的关联。通过自然淘汰而实现进化的理论远远超出了生物学范畴，它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进化论肯定了历史对于所有科学的胜利，虽然与科学相联系的历史通常总是被当代人与“进步”混为一谈。况且，由于进化论把人本身置于生物进化的全局中去考察，从而打破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之间的明晰界线。从此之后，必须把宇宙，至少是太阳系，当作一个持续不断的变化过程来考虑。太阳系和其他星球正处在这种历史的中途，正如地质学家业已指出的那样（参见《革命的年代》第十五章），地球也正处在这种历史的中途。有生命的物质如今也被纳入这个过程之中，尽管生命本身是否由无生命物质演化而来，这个问题不但尚未解决，而且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始终十分敏感（伟大的巴斯德坚信他本人已经阐明，这种演化是不可能的）。达尔文不但把动物，也把人类引入了进化论的审视范围之内。

19世纪科学所面临的困难，主要不在于接受这种将宇宙视为一个历史进程的看法。在一个发生了许许多多至为明显的历史性变革的时代，相信这一点是再容易不过了。困难在于如何把这种看法与不变的自然规律，与大体相似、持续不断而且非革命性的运转结合起来。从自然规律出发，社会革命是否必要就成了问题，传统宗教的必要性更受到怀疑，因为宗教典籍所宣扬的是间断变化（创世记）和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东西（奇迹）。然而，这个阶段的科学似乎也相信一致性和不变性，而且似乎把简化理论看作科学的根本理论。唯有马克思这样的革命思想家才会认为有可能出现二加二不等于四而等于别的什么，或既等于四又等于别的什么的情况。（在数学家们有关无穷的讨论中，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震动，原因是仅用算术已不能获得预想的结果。）地质学家取得了重大成就，他们认为，借助今天依然可见的完全一样的那些力量，就能对没有生命的地球上过去和今天所观察到的种类繁多的东西做出解释。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天择说就能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有生命物种何以会种类繁多做出解释。这一成就曾促使并继续促使思想家们否认或低估这种迥然不同而且崭新的看法，这种看法力图对历史变化做出解释，将人类社会的变化归结为生物进化规律，因此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或政治意图（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科学家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有科学家都属于西方社会，连处在西方世界边缘的俄国科学家也属于西方社会——把稳定和变化合而为一，进化论也这样认为。

但是，进化论是激动人心的，或者说是咄咄逼人的，因为进化论首次刻意与传统势力、保守主义和宗教进行论战，并与之发生激烈冲突。它否定了人类一直被赋予的特殊地位。进化论所受到的抵抗来自意识形态。按照上帝形象创造出来的人，怎么就只不过是发生了变化的猴子呢？如果说有必要在类人猿和天使之间做出选择，那么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选择了天使。抵抗之激烈显示了墨守成规和有组织的宗教势力之强大，由于这场讨论是在高层文化人士中展开的，因而即使在思想最解放的西方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墨守成规和宗教也照样颇有市场。进化论者竟然立即公开向传统势力发出挑战，并相对迅速地取得了胜利，这一点同样惊人，也许更加惊人。进化论者在19世纪上半叶人数众多，但是他们之中的生物学家却小心翼翼，多少有些出于个人的恐惧，连达尔文本人也从自己提出的观点后退了。

进化论盛行的原因不在于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证据来势太猛，以致无法抵挡，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这类证据的确被迅速搜集。对于1856年发现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头盖骨，已不可能做出别种解释。事实上早在1848年前，证据已足够有力。真正的原因在于下列两项事实构成了极佳的机遇：一是主张自由主义和进步的资产阶级迅速崛起，二是这个时期没有发生革命。向传统势力的挑战日益强大，但这种挑战似乎不会再引起巨大的社会变动。在达尔文身上就体现了这两个事实。他是资产阶级，是温和的左派自由主义者，从19世纪50年代起（之前并非如此），他就准备义无反顾地与保守主义和宗教势力进行一场面对面的论战。但他彬彬有礼地谢绝了马克思将《资本论》第二卷献给他的好意。[9]总之，他终究不是革命者。

达尔文主义的命运不再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说服广大的科学家，也就是说，不再取决于《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无可争辩的功绩，而是取决于因时间和国家而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态势。长期以来为进化论思想提供了某些重要成分的极左派，当然立即就接受了进化论。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事实上在没有受到达尔文启示的情况下，也发现了天择理论，因而与达尔文分享荣誉；他从工匠科学的传统和激进主义走来，而激进主义在19世纪初年曾发挥过重大作用，并对“自然史”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华莱士在宪章运动派和欧文主义者的“科学堂”中成长，他始终是一位极左派，晚年又投身于积极支持土地国有化乃至社会主义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依然保持着对异端以及平民意识形态、骨相学和唯灵论的信仰（见第十五章）。马克思很快就将《物种起源》欢呼为“我方观点的自然科学基础”[10]，社会民主主义在马克思的一些学生，例如考茨基（Kautsky）的大力鼓动下，染上了浓厚的达尔文主义色彩。

社会主义者对达尔文主义的好感，并未妨碍强大而又进步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欢迎乃至支持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很快在英国取得胜利；在充满自信气氛的德国，达尔文主义也在实现德国统一的10年中取得了胜利。法国的中产阶级偏爱稳定和拿破仑建立起来的帝国，知识阶层则认为，无须从非法兰西，也就是从落后的外国输入思想，所以，直到帝国倾覆、巴黎公社失败之后，达尔文主义才在法国迅速取得进展。在意大利，进化论斗士对于隐而未露的社会革命思潮的忧虑，远甚于因教皇的呵斥而引起的不安，不过，他们也有足够的自信。达尔文主义在美国不但立即取得胜利，而且很快就转变为富有战斗精神的资本主义观念。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人，包括科学界的反对派在内，都是来自社会保守派。

2

进化论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或曰社会科学连接了起来，尽管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些术语当时尚未诞生。可是，人们第一次深深感到需要创立一种专门的、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的学科，这个学科不同于已有的各种与人类事物有关的学科。1857年创立的英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并无奢望，只想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改革。1839年，孔德创造了社会学；（sociology）一词，斯宾塞（他于1876年撰写了一部早熟的著作，论述社会学和其他多种学科的原理）则使此词广为人知；于是，社会学成了人们争相谈论的一门学科。到了19世纪第三个25年末期，社会学既未成为公认的学科，也没有成为一门教学课程。另一方面，与社会学性质相似但外延更为广阔的人类学却迅速崛起，在法学、哲学、人种学和游记文学、语言和民俗研究以及医学之外，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通过当时普遍开展的“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这门学科使测量和搜集不同人种的头盖骨蔚为时髦］。第一位公开讲授这门课程的人，大概是1855年在巴黎国家博物馆（Musée National）担任专门讲授此课的教授加特尔法奇（Quatrefages）。1859年创建了巴黎人类学学会（Paris Anthropological Society），此后，类似的组织相继在伦敦、马德里、莫斯科、佛罗伦萨和柏林建立，从而促使人们在19世纪60年代对这门学科的兴趣骤增。心理学（又一门新兴学科，创立者这回是穆勒）仍然与哲学联系在一起。贝恩（A.Bain）的《精神与伦理科学》（Mental and Moral Science，1868年）依旧把心理与伦理搅在一起。不过，冯特（W.Wundt，1832—1920）的心理学已经越来越注重实验；曾为伟大的冯特当过助手的亥姆霍兹，则促使心理学日益朝着注重实验的方向发展。无论如何，到了19世纪70年代，心理学显然已经在德国的各个大学里成了一门被广泛接受的学科，不但如此，心理学还进入了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一本兼论语言学和心理学的专门杂志早在1859年就已创刊。[11]

用“实证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新学科创下的纪录算不得多么惊人，尽管其中的三门：经济学、统计学和语言学，也许已经可以声称自己取得了名副其实的一系列成就（见《革命的年代》第十五章）。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变得紧密而直接［这是两位法国人库尔诺和瓦尔拉（L.Walras，1834—1910）促成的］，统计学在社会现象研究中的应用已相当普遍和有效，从而促进了它在物理学中的应用。至少，攻读以麦克斯韦为先驱的统计学渊源的学生们是这样做的。社会统计学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蓬勃兴盛，应用这门学科的人在公共部门里求职毫无困难。自1853年起，国际统计学大会不时举行，令人钦佩的著名学者法尔博士（William Farr，1807—1883）当选为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员后，统计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也随之得到了公认。语言学则沿着另一条路线发展，下面我们将会谈到。

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些成果并无惊人之处。1870年前后在英国、奥地利和法国同时发展起来的边际效用学派，表面上漂亮精致，实际上却显然远比“政治经济学”狭窄（甚至也比固执的德国“历史经济学派”更狭窄）；就此而言，边际效用学派是采取一种不太现实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在自由主义社会中，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并未刺激工艺技术进步。既然经济的基本模式看来已臻于完善，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例如收入增长、可能发生的经济崩溃、收入分配等等，已不复存在。事实上，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就交由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下文将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去解决，只要这些问题是人们不能解决的。尽管如此，事情毕竟在逐步改善和进步，似乎无须经济学家们集中精力研究这门学科中更为深层的问题。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依然关心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对于法国和德国来说，更是如此。在法国，革命的危险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德国，随着工人运动的兴起，爆发革命的危险已经开始显露。但是，德国思想家们虽然从未全盘接受大量涌入的极端自由主义理论，他们却如同随处可见的保守派那样，担心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将被证明是危险和不稳定的社会，他们苦无良策，唯一的建议是进行预防性的社会改革。社会学家的社会概念是类似生物学的“社会有机体”概念，它与阶级斗争概念全然不同，是一种所有的社会集团各司其职、相互合作的概念，充其量是披上了19世纪外衣的陈旧保守主义，因而很难与这个世纪的另一种生物学概念彼此相容，后者以主张变化和进步（即“进化”）为其特征。前者实际上只是为宣传提供了良好基础，但不是为科学。

因此，这个时代唯一提出了阐述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综合理论思想家，就是主张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他受到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尊敬和赞誉，至今仍为人所敬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马克思的同时代人（除了某些经济学家），不是已被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忘得一干二净，就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吹雨打后已经憔悴不堪，幸好今天在思想库里搜寻古物的人还能从他们的著作中重新发现已被遗忘的功绩。但是，孔德或斯宾塞无论如何总是知识界的重要人物，这件事并不令人惊异，令人惊异的倒是那位曾被视为当今亚里士多德的人突然消失了。孔德和斯宾塞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其知名度之高和影响力之大，是马克思无法比拟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在1875年被一个不知其名的德国专家批评为一个自学成才者的作品，对以往25年的进展一无所知。[12]因为在此时的西方，认真看待马克思的只有国际工人运动，尤其是德国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可是即使在德国，他对知识界的影响也微乎其微。然而，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俄国，知识分子们却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的作品。《资本论》德文第一版（1867年）印了1000册，整整五年才卖完，可是1872年此书的俄文版也印了1000册，却不到两个月就被一抢而光。

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问题，也是其他社会科学家企图答解的同一问题，即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性质和动力，以及其特殊的作用方式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人们对马克思的回答比较熟悉，此处无须赘述；不过有必要指出，马克思抵制了把经济与其他历史社会条件分割开来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当时在各地都日趋强大。19世纪社会的历史发展问题，促使理论家和实践者都去深入研究久远的过去。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日益扩张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与其他社会相遇并加以摧毁，正在逝去的以往和正在到来的现在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德国思想家看到，他们国家原本区隔森严的“阶级”社会正在让位给阶级冲突的社会。英国法学家，特别是其中曾在印度生活过的人，对“身份制”的古代社会和“契约制”的近代社会做了对比，认为从前者过渡到后者，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俄国作家们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古老的农村公社世界，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曾在昔日领主的庄园里度假时认识了这个世界；另一个则是到处旅行的西化知识分子的世界。对于19世纪中期的观察家来说，除去古老文明和古老帝国的历史以外，所有的历史同时共存：古老的文明和古老的帝国已随着古典时期一起被（彻底）埋葬了，正等待着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Schliemann，1822—1890）到小亚细亚古城特洛伊（Troy）和希腊古城迈锡尼（Mycenae）进行发掘，也等待着比特里（Flinders Petrie，1853—1942）到埃及使它们重见天日。

也许有人曾希望，与以往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历史学，能对社会科学发展做出特殊的重大贡献，但是，作为一门纯学术，历史学对社会科学的帮助微不足道。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帝王、战争、条约、政治事件或政法制度，总之，他们关心的，纵然不是披戴历史服装的现代政治，至少也是以往的政治。他们在整理得井井有条、保存得极好的档案资料基础上，苦苦地进行方法论研究，他们（追随领头的德国人）日甚一日地出版学术论文和专门性杂志。1858年德国的《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创刊，1876年法国的《史学评论》（Revue Historique）开始发行，1886年英国的《历史评论》（Historical Review）诞生，1895年《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也告问世。不过，他们的著作如今仍是永存的博学纪念碑，至今对我们仍有吸引力。退一步说，那些开本极大的小册子，至今还有人在读，至少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尽管某些历史学家表现出温和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的学术著作却总是流露出一种偏好、眷恋往昔，甚至怀疑未来的倾向，如果对未来尚未表示遗憾的话。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都有这种倾向。

然而，虽然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沿着做学问的路走，历史学却依然是新兴社会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一派繁荣的语言学领域里尤为明显，用现在通行的术语，那时的语言学应该称作历史比较语言学。与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德国人在这门学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重现印欧语系的历史发展，也许由于印欧语系在德国称作“印德”（Indo-German）语系，所以它在德国引起的关注即使不说是民族主义的，至少也是全民族的。斯坦塔尔（H.Steinthal，1823—1899）和施莱切尔（A.Schleicher，1821—1868）都为建立一种更为广阔的语言类型，即发现语法和语言的根源及其历史发展做出了努力，但是，他们所建立的语言谱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猜测的产物，多种“语系”（genera）和“语族”（species）之间的从属关系仍相当令人怀疑。事实上，除了犹太人和《圣经》研究者感兴趣的希伯来语和相近的闪族语以及某些芬兰—乌戈尔（Finno-Ugrian）语的著作外（匈牙利可以看作芬兰—乌戈尔语在中欧的代表性地区），在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并没有多少印欧语系以外的语言得到有系统的研究（以美洲印第安语为基础的美国语言学派，也没有获得进展）。另一方面，在19世纪上半叶获得的重要学术成就，都在印欧语系的演变史研究中，得到了系统性的应用和进一步的发展。在德国人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格林（Grimm）发现了语音的变化规律，重现了无文字时期的词汇模式和“谱系”（family trees）的分类。其他演化模式［如施密特（Schmidt）的“波状理论”（wave-theory）］也竞相提出，类比法（尤其是语法类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撇开了比较，就没有历史比较语言学可言。到19世纪70年代，青年语法学派（Junggrammatiker）确信他们有能力重建早期印欧语系，从东方的梵文到西方的凯尔特语（Celtic），许许多多种语言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这种早期印欧语，令人敬畏的施莱切尔竟然能用这种重建的印欧语进行写作。现代语言学走的是一条与19世纪中期迥然不同的道路，它也许做得过了头，完全摒弃了对于语言的历史和演变的关注，就此而言，历史比较语言学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中，基本上是在已知的原理指导下，而不是在超前的新原理指导下取得进展的。然而，这门学科确实是一门典型的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的社会科学，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应该说是一门既在学术界也在公众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学科。遗憾的是，这门学科却在公众当中［尽管牛津的马克斯—缪勒（F.MaxMuller，1823—1900）等学者竭力加以否认］起到了为种族主义推波助澜的作用，操印欧语的民族（印欧语完全是一个语言学概念）竟然被等同于“雅利安人种”（Aryan race）。

在人类学这门同样发展迅速的社会学科中，种族主义显然也扮演了主要角色，人类学其实是“体质人类学”（主要是从人体解剖和类似的研究中衍生出来的）和“人种学”（即对各种落后的或原始的人群的描述）这两门截然不同的学科融为一体的产物，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学不可避免地彼此参照，而且事实上两者的关键都是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不同人群的区别问题，二是（被置于进化模式中的）人类和不同类型社会的由来问题。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无疑处在最高层次。体质人类学自然地导出“人种”观念，因为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以及黑人、蒙古人和高加索人（或者使用任何其他分类法）之间的区别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区别本身并不意味着不同的人种有优劣之分，然而，这种区别一旦与基于史前发掘的人类进化研究相结合，这就意味着人种有优劣之分了。因为，可以识别的人类远祖，特别是尼安德特人，不仅明显地更像类人猿，而且在文化上也显然与他们的发现者无法相比。因此，如能证明某些现存人种比另一些现存人种与猿更接近些，那岂不是就证明前者劣而后者优吗？

这种论调虽然软弱无力，但对于那些力图证明白种人优于黑种人或所有其他人种的人来说，这种论调却具有一种天然号召力。（在带有偏见的人看来，即使在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上，也能找出猴子的体质特征来，就像许多现代漫画证明的那样。）但是，如果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把物种设想为有等级之分，那么文化人类学所运用的比较方法也做出了同样的假设，泰勒（E.B.Tylor，1832—1917）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871年）一书便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里程碑。泰勒和许多相信人类是逐步进化而来的学者，对那些尚未灭绝的人群和文化进行了考察，这些本质上并不算低劣的人群和文化正处于从进化早期阶段向现代文明迈进的路上。他们被类比成一个人的童年或幼年时期。这意味着一种阶段理论（在这一点上，泰勒受到孔德的影响），泰勒以一个受人尊重的人在接触这个当时仍然具有爆炸性的问题时很谨慎，将这种理论运用在宗教上。从原始的“万物有灵论”（这个词是泰勒创造的）通向更高阶段的一神教，最终达到科学胜利的道路，应该会“逐步取代那些不受系统规则约束的自发行动”。[13]不过（科学能不求助于心灵而对日益增多的亲身体验做出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在早期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发生变化的“幸存物”依然到处可见，即使在已开化民族的某些“落后”面貌中也能见到，例如，农村的迷信和某些习俗等。这样一来，农民就成了联系野蛮人和文明社会的纽带。视“人类学”为“本质上是改革者的科学”的泰勒，当然不相信这说明了农民没有能力完完全全地变为文明社会中的工薪族成员。但是，代表文明发展的童年时期或幼年时期的人，他们也像个孩子，需要他们成年的“双亲”把他们当作儿童来照看，还有什么比这样想更方便呢？

《人类学评论》（Anthropolgical Review）写道：

黑人是母腹中的胎儿，蒙古人是幼童。同样我们也发现，他们的政治体制、文学和艺术也显出同样的幼稚和不成熟。他们是年幼的孩童。他们的生命是一种历练，他们的首要品德则是无条件服从。[14]

奥斯本（Osborn）船长在1860年也以海军的粗鲁方式说过类似的话：“拿他们当孩子对待，让他们干我们所知道的对他们和我们都有好处的事，这样，中国的一切困难都能解决。”[15]

因此，其他人种都是低劣的，因为他们尚处在生物进化的早期阶段，或者尚处在社会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些人种之所以是低劣的，那是因为衡量的标准是“优良人种”自己的标准，他们是优良人种，他们的工艺技术先进，军事强大，富有而“成功”。这种论点使人听了很受用，而且顺理成章，以至中产阶级想把这种说法从贵族手中接过来（贵族长期以来自认为属于上等人种），以便用于国内和国际目的。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属于“下等人种”，因此他们的贫穷落后就不足为奇了。这种说法当时尚未披上现代遗传学的外衣，因为那时遗传学尚未创立。尽管修士孟德尔（Gregor Mendel，1822—1884）已在他的摩拉维亚修道院的菜园子里对豌豆进行实验（1865年），可是当时无人知晓，直到1900年前后被重新发现后才闻名于世。但是，一种幼稚的观点却被广泛接受，这种观点认为，上层阶级是由高等人种所组成，通过内部通婚增加其优越性，若与下等人混杂，其优越性将受到威胁，而下等人如果高速增殖，威胁就更大（主要是意大利的）。“犯罪人类学”派则从反面表达了同一种思想，他们力图证明，罪犯、反社会分子、下层社会民众都属于有别于上等人的“下等人血统”，而且指出这一点可由测量头盖骨或其他简单方法得到证实。

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中，种族主义充满在人们的脑海中，其严重程度今天难以确切想象，也难以理解（例如，为什么人们普遍惧怕人种混合，为什么白人几乎普遍相信“混血儿”所继承的恰恰是父母所属人种的最坏特征）。这种论调除了可以方便为白人统治有色人种以及富人统治穷人找到理由外，也许还可以把它解释为一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建立在根本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不平等社会，可以使其不平等的现象合理化，并竭力为其社会体制中隐含的民主所必然难以容忍的特权进行辩解并提供保护。自由主义没有说得通的理由反对平等和民主，于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人种理论便被捧了出来，作为自由主义的王牌；科学竟然能够证明，人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但是，尽管某些科学家希冀能证明这一点，但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科学显然无法证明这一点。根据达尔文的说法逆推（“适者生存”，生存者必然是适者），并不能证明人优于蚯蚓，因为人和蚯蚓都成功地存活下来了。“优越性”是以进化史等同于“进步”这一假设为前提所导出的结论。人的进化固然正确地显示了某些领域（特别是科学和技术）中的进步，却没有对这些领域给予充分的注意，人类进化史既没有也不可能使“落后”不可救药地永远落后。因为，人类进化史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至少从智人出现以后，尽管人生活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他们却是一样的，他们的行为遵循同样的普遍规律。英语与早期印欧语不同，但其原因并不是英国人在语言上的行为有别于当时被普遍认为生活在中亚的始祖部族。出现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人的“基本范型”，包含着与遗传学相对立的成分或其他永恒的不平等形式。澳大利亚原住民、太平洋诸岛的岛民以及印第安易洛魁人的血统体系，开始成为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例如摩尔根（Lewis Morgan，1818—1881）认真研究的对象，尽管他们只在图书馆进行初步研究，而不是在现场，这些血统关系被看成是19世纪的人种在进化过程中的早期遗存。然而，重要的是它们是可比较的，虽有不同之处，但并不一定就是低劣（这一点当然可以适用于上古时期的民族，他们的族系是家庭发展史先驱性研究的基础。J.Bachofen’s Matterrecht，1861年）。“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人类学和生物学，它们都不属于19世纪的科学，而属于19世纪的政治。

当我们回顾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对他们如此自信的态度尤感惊异。就自然科学而言，这种自信心明显缺乏理由，就社会科学而言，则稍说得通些，但这两者显然都没有道理。物理学家们觉得留待他们的后继者去做的事已寥寥无几，只剩下一些次要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他们所表露的心境与施莱切尔一样。施莱切尔确信，古代雅利安人的语言就是他推定并重建的那种语言。这种想法并非建立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因为进化论的各门学科都难以借由实验来证明其正确与否，而是基于对“科学方法”绝对可靠的信任。“实证”科学以客观的、已被探明的事实为研究对象，它与因果关系有坚实的联系，经得起质疑和故意更改，能推导出一致的、不变的普遍规律，因此，实证科学是阐明宇宙的万能钥匙，19世纪已经掌握了这把钥匙。不但如此，随着19世纪世界的兴起，以迷信、神学和臆测为特征的人类幼年时期已经结束，孔德实证科学理论的“第三阶段”已经到来。在方法的适当性和神学模式的永恒性两方面，要想嘲笑上述那种自信心，简直易如反掌；但是，正如某些老一代哲学家本应指出的那样，这种自信心仍有足够的力量，让人们深信不疑。既然科学家们觉得自己可以很有把握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专家们的自我肯定深信不疑的那些小思想家和小评论家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他们听得懂专家们所说的大部分内容，至少当专家们尚无须借助高等数学便能阐明自己的理论的时候，他们能够听懂。即使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里，他们也依然算得上是“实践者”之一，比方说是个工程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连外行人也完全读得懂。常识固然不高明，但它无论如何总让人知道，自由资本主义进步、胜利的世界，乃是可能有的最好世界，所以，再没有比借助常识来动员整个宇宙为这个世界的偏见而努力更轻松的事了。

于是，评论家、推广家和思想家，都从西方世界的各个角落，从一切被“现代化”吸引的当地精英所在地被发掘出来。过去，在本国以外曾享有而且依然享有名望的杰出科学家和学者，其分布极不均匀。事实上，他们多半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洲（在这方面，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在欧洲处于落后地位）。而今，高水准而且具有国际水平的著作大量出现在东欧，尤其是俄国，这大概是这个时期“学术”地图的最大变化，尽管这个时期的科学史不可能无视一批杰出的北美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吉布斯（Willard Gibbs，1839—1903）。但是，不能否认，到了1875年，出自喀山和基辅各大学的著作，比出自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著作更为引人注目。

但是，地理分布不足以说明这一时期逐渐主导学术界的事实，即德国人的主宰地位，为他们撑腰的有大量使用德语的大学（其中包括瑞士、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波罗的海地区的大多数大学），还有德国文化在斯堪的纳维亚、东欧、东南欧的强大吸引力。除了在拉丁世界和英国，德国的大学模式已被普遍接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被拉丁世界和英国所接受。德国的主宰地位主要体现在数量方面。在这个时期，新创刊的德语科学期刊，超过了法语和英语同类期刊的总和。德国人除了在化学，大概还有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外，他们在品质方面似乎并未取得明显的超高成就。因为（与19世纪早期不同），这个时期并没有一种德国特有的自然哲学。与此同时，大概由于民族主义的驱使，法国人坚持自己的风格，因此，除了少数声誉颇高的科学家之外，法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处于孤立状态（不过，法国的数学不在此列）。德国人并不固守自己的风格。德国人自己的风格在后来的20世纪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科学进入理论化和系统化阶段之前，德国风格并未独领风骚，理论化和系统化非常适合德国人的口味，尽管原因不明。无论如何，基础相当薄弱的英国自然科学，陆续产生出汤普森和达尔文这样名闻遐迩的大科学家。英国科学被公认为是得益于由专家、外行的市民乃至手工艺工人所组成的公众论坛。

除了学术历史和比较语言学之外，德国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并未拥有上述那种主导地位。回顾以往，重要的经济学分析著作虽然产生于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但此后英国人在经济学领域里却名列前茅。（哈布斯堡王朝在某种意义上是德国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在智力发展史上走的却是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不值一提的社会学最初与法国和英国密不可分，接着则在拉丁世界继续发展。在人类学方面，由于英国人遍布全球，因而在这个领域里占了不少便宜。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桥梁的“进化论”，它的重心在英国。事实是，社会科学反映了古典形式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预想和问题，德国不存在这些东西，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把自己纳入俾斯麦的贵族和官僚框架中了。这个时期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是在英国进行研究和写作，他的具体分析框架出自非德国的经济学，其著作的事实基础来自英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虽属“古典”，但当时已不再遭到非议。

3

无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把科学看作进步的世俗意识形态的核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虽小，却在日益扩大，这点无须专门讨论，因为历史已经清晰地揭示了它的整体特性。

与世俗意识形态相比，这一时期的宗教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现在也不值得去深入探讨。然而，它还是应得到某些关注。不仅因为宗教依然是世界上占压倒多数的人进行思考时使用的共同语言，而且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尽管日趋世俗化，却显然为它的勇气可能带来的后果感到焦虑。到了19世纪中期，让大众不信上帝已非难事，至少在西方世界是如此，因为，历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不但已经动摇了《圣经》中许多可以查证的说法，而且事实上已经证明这些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赖尔（Lyell，1797—1875）和达尔文既然是正确的，那么《圣经·创世记》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就是完全错误的；在理论上反对达尔文和赖尔的人，显然已被击败。上层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至少在上流人士中是如此。中产阶级的无神论也已不再新鲜，并因其在政治和反对教会斗争中的作用而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富有战斗力。已与革命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工人阶级，其自由思想呈现出特定的形态，因为旧革命思想衰败了，只留下不太直接的政治方面，因为以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新革命已占领了阵地。英国的“世俗化”运动直接发端于以往激烈的劳动阶级运动、人民宪章运动和欧文主义运动，但是，现在已成为一支独立力量，对于反对浓重宗教氛围的男男女女特别具有吸引力。上帝不但丢掉了饭碗，而且遭到了猛烈攻击。

对宗教的猛烈攻击与同样猛烈的反教会热潮出现在同一个时期，但两者并不曾合流，而是自成一格，知识界的所有思潮都卷入了反教会热潮，其中包括温和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教会，尤其是国家和官方支持的教会以及国际性的罗马天主教会，都遭到了攻击。罗马天主教会声称拥有界定真理的权力，企图独揽与公民有关的某些职能（婚丧嫁娶等等），不过，这种攻击并不意味着攻击者主张无神论。在一种以上的宗教并存的国家里，这种攻击有时以一个教派反对另一个教派的形式出现。在英国，主要是革新派成员反对英国的国教会；在德国，加入1870—1871年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的俾斯麦，当然不会让自己像路德派那样，把上帝或耶稣逼入绝境。另一方面，在单一宗教的国家中，特别是天主教国家中，反对教会自然就意味着反对一切宗教。在天主教内部，事实上出现了一股微弱的“自由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抵制罗马教廷日甚一日的极端保守主义。极端保守主义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并在1870年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上以宣告教皇永远正确而正式确立。然而，极端保守主义尽管受到力图保留本国天主教相对自主权的那些神职人员的支持，其中最强有力的大概在法国，却轻而易举地就在内部被击败了。但是，法国“高卢主义者”（Gallicanist）虽然出于实用主义和与罗马对抗的考虑，比较倾向于和现代的世俗自由主义政府妥协，却不能被视为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

作为一种不让教会在社会中拥有任何官方地位（“废除教会”、“政教分离”），而且企图使之成为纯属个人私事的一种主张，反教会运动是一个富有战斗力的世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后来变成了一个或若干个完全志愿性的组织，与集邮俱乐部相似，但规模无疑更大。可是，这个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是错误的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之上，而是以世俗国家日益强大的行政能力、管理范围和抱负为基础，即使在奉行自由主义和不干涉主义最卖力的国家里也是这样，国家准备把私人组织从以今天的眼光看是属于这类组织活动的领域里赶出去。然而，反对教会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反教会斗争之所以来势凶猛，是因为人们认为，被定为国教的宗教是反进步的。事实确实如此，这些被定为国教的宗教无论从社会或政治角度来看，都很保守。罗马天主教对于被人们视为19世纪中期的支柱而倍加珍惜的一切，都采取极端敌对态度。某些教派或异端可能接受自由主义乃至革命思想，教徒中的少数派可能被自由主义的宽容所吸引，但是教会和正统的教徒却不可能这样。只要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众依旧掌握在反动派手中，如果不想让进步处于困境，那就必须击败这些愚弄群众的势力。从此以后，越是在“落后”的国家里，反教会的斗争越是如火如荼。在法国，政治家们为教会学校的地位争论不休，墨西哥的政治家则在世俗政府反对教士的斗争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进步”都是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因为进步似乎意味着以战斗的姿态与以往的信仰决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图书馆里，读《摩西或达尔文》（Moses or Darwin）的人比读马克思著作的人还多。在普通人的心目中，站在进步乃至社会主义进步前头的，是那些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解放者，科学（已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从以往的迷信和当前的压迫下获得思想解放的关键。西欧的无政府主义者极为准确地反映了这些斗士的自发情绪，他们对教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意大利罗马涅省（Romagna）的铁匠墨索里尼，出于对墨西哥总统班尼托·胡亚雷斯的敬仰，把自己的儿子也取名为班尼托，此事绝非偶然。

然而，即使在自由思想家当中，对宗教的眷恋也并未消失。中产阶级思想家认为宗教能发挥让穷人安贫乐道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因而有时就尝试着推行“新宗教”，例如，孔德的“人道宗教”以出类拔萃的伟人取代万神殿和圣人；可是，这种尝试并未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此时也出现了一种真诚的意向，企图在科学时代挽留宗教带来的慰藉。玛丽·贝克·埃迪（Mary Baker Eddy，1821—1910）于1875年出版了她的著作，她所创立的“基督教科学”（Christian Science）就是这种努力之一。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风靡一时的唯灵论（spiritualism）之所以极受群众欢迎，原因大概即在于此。唯灵论所包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诱人之处，显然与进步、改革、极左派有关，与妇女解放运动，尤其是与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有关，因为美国是唯灵论的传播中心。除了其他吸引力外，唯灵论还有一大优点，它似乎把死后犹存这一说法置于实验科学的基础之上，甚至以肉眼能见的形象为其基础（正如摄影这门新艺术所力图证实的那样）。此时关于奇迹的说法已不再被接受，灵魂学便在群众中发挥其潜力。可是，有时唯灵论大概除了表明人普遍渴望一种多姿多彩的礼仪之外，就没有任何别的意义了，而传统的宗教更能充分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在19世纪中期，有许多新创造的世俗礼仪，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里的工会精心设计了一些富有寓意的旗帜和证件：互助会（“友好协会”）在它们的会所周围挂满了带有神话色彩的仪式装饰物；三K党徒、奥伦治党人（Orangemen）以及政治色彩较淡的帮会则在服装上做文章。这些帮会中最古老，或者说最有影响力的共济会，为各级组织规定了一套礼仪，而且划分了等级，用以表达自由思想和反教会主张，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外是这样。共济会的成员在这个时期是否增加了，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增加了，但共济会政治影响力的增大，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是，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虽然殷切地希望某些传统的精神安慰，他们却似乎仍旧不放弃对一步步后退的敌人进行追击。因为，信徒们心存“疑虑”，尤其是知识分子，19世纪60年代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就是有力的证明。宗教无疑在衰落，不仅在知识分子当中，也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在城市中，做礼拜所需要的设备，例如卫生设备，远远落后于其人口增长的速度，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要为宗教和道德提供稍微舒适一点的条件。

然而，19世纪中期的数年中，比起神学在学术领域里的衰落，群众性宗教信仰的不景气程度毕竟略好一些。盎格鲁—撒克逊的多数中产阶级依然是宗教信徒，而且一般而言都参加宗教活动，至少是虚情假意地参加。美国的百万富翁中只有卡内基一人公开声明自己不信教。非官方的新教各派发展速度放慢了，但是至少在英国，随着中产阶级新教徒日益增多，新教所代表的“反因循守旧”的政治影响却变得更加强大。在海外移民社团当中，宗教并未衰退。在澳大利亚，宗教信徒从1850年占总人口的36.5%，增加到1870年的接近59%，在19世纪最后数十年中又回落到40%。[16]在美国，尽管著名的英格索尔上校（Col.Ingersoll，1833—1899）极力鼓吹无神论，宗教势力依然大于法国。

前面已经提到，就中产阶级而言，宗教的衰落之所以受到遏制，原因不仅是传统的力量根深蒂固，以及自由理性主义未能提供任何足以取代礼拜等的群众性礼仪活动（除了通过艺术之外，参见第十五章），而且也由于他们没有决心抛弃宗教，因为宗教对于维护稳定、道德和社会秩序极为有效，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就人民大众而言，宗教的影响扩大了，原因很可能在于下述人口因素（天主教会日益把获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人口因素）：从传统的环境，即从虔诚的环境中外移出去的大批男女，进入新的城市、地区和大陆，这些贫穷信徒的生育率远高于被进步（包括生育控制）腐蚀的不信教者。我们无法证明爱尔兰在这段时间变得更加信仰宗教，也没有证据表明移民削弱了他们的信仰。但是，由于散居各地和出生率提高，在所有基督教地区中，天主教会的势力显然相对增强。但是，宗教界内部难道就没有力量重振宗教并使宗教在各地传播吗？

从本国迷惘的无产者中发展信徒，争取异教徒改宗，在这方面，这个时期的基督教传教士没有取得显著成就，而在国外对立世界的宗教信徒中，传教士的成绩更差。在1871—1877年间，单是英国就为派遣传教士花费了800万英镑[17]，与这笔不算小的费用相比，成果显得十分可怜。在唯一取得迅速发展的宗教——伊斯兰教——面前，基督教的所有教派都不是其真正的对手。在没有传教士组织、没有金钱和强大势力支持的条件下，伊斯兰教在非洲内陆以及亚洲部分地区，继续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传播。无疑，它之所以能如此，不仅因为它所宣扬的平等主义帮了它，而且也因为伊斯兰教信徒自认为其价值观比欧洲征服者高明。任何传教士都无法在穆斯林中间引起注意。他们在非伊斯兰教人口中也只有很小的进展，因为他们缺乏一种主要武器，即基督教远征，实际上也就是殖民征服。他们至少需要让当地的统治者们正式皈依基督教，进而由这些统治者把他们的臣民也拉进基督教。这种情况曾发生在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在1869年宣布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岛屿。尽管当地政府缺乏热情，基督教在印度南部还是略有进展（尤其在种姓阶级制度的下层当中）。在印度支那，基督教也因法国的征服而有所进展；但基督教在非洲未取得多大成绩，直到帝国主义者大量增加传教士人数（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教传教士约为3000，到1900年增加到1.8万），并在投入“救世主”的精神力量后又投入大量物质力量，局面才有所改观。[18]其实，在自由主义全盛时期，传教士的努力可能丧失了某些推动力。在19世纪中晚期，天主教在非洲先后开设的传教中心，其数量如下：19世纪40年代6个；50—80年代，每10年平均3或4个；80年代14个；90年代17个。[19]基督教只有在被当地宗教吸收进而变成一种具有“本土”特征的混合型宗教时，才会显出某些威力。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见第七章）远非这种现象中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

然而，基督教内部出现了反击世俗化发展的迹象。新教中这种迹象不多，因为，由于一些新兴非官方派别的组成和扩大，新教在1848年之前所拥有的与天主教相似的势力已遭到削弱，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黑人。在法国，对卢德（Lourdes）圣地的奇迹崇拜（肇始于1858年一位牧羊女的幻觉）以极快的速度扩展，最初也许是自发传播，但显然很快就得到教会的支持。到了1875年，卢德教派已在比利时开设了分部。反教会运动反而激起了信徒的传教活动，大大增强了教会的影响力。在拉丁美洲，乡村人口大多数是基督教徒，但没有神父，直到1860年，墨西哥的神职人员依旧都住在城里。教会为与官方的反教会行动相对抗，遂在乡村里大量吸收教徒，或把已经脱教的人重新拉入教门。从某种意义上说，面临世俗化改革威胁的教会，如同它在16世纪所做的那样，以反改革进行反击。此时的天主教会变得毫不妥协，实行教皇集权统治，拒绝与进步和工业化以及自由主义等力量作任何迁就。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天主教已成为一支比以往更可怕的力量，但是它也付出了代价，把自己的许多地盘让给了对手。

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地区，宗教主要依靠对自由时代进行抗拒或与西方进行较量的传统主义。那些诉诸半同化的资产阶级对他们加以“自由化”的尝试（如同19世纪60年代后期涌现的犹太教改革），遭到了正统派的厌恶和不可知论者的蔑视。此时的传统势力依然占有压倒性优势，而且因对抗“进步”和欧洲的扩张而更加强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日本竟然创立了一种新的国教——神道教，这种宗教取材于传统观念，主要用来对付欧洲（见第八章）。第三世界主张西化的人士和革命者不久也懂得：作为政治家，在群众中获得成功的捷径是设法扮演佛教大德或印度教圣人的角色，至少也应该设法拥有他们的威望。然而，虽然这个时期坦率宣称自己不信教的人依然较少（至少占欧洲人口一半的妇女几乎没有受到不可知论的影响），但他们却主宰着基本上已经世俗化的世界。宗教所能做的，便是退到其宽阔而坚固的堡垒当中，准备对付长期的围困。

[1]Francis Darwin and A. Seward (eds.), More Letters of Charles Darwin (New York 1903), 11, p.34.

[2]Cited in Engelsing, op. cit., p.361.

[3]Anthropological Review, IV (1866), p.115.

[4]P. Benaerts et. al., Nationalité et Nationalisme (Paris 1968), p.623.

[5]Karl Marx, Capital, I, postscript to second edition.

[6]In the Electromagnetic Theory of Julius Stratton of the MIT. Dr S. Zienau, to whom my references to physical sciences are enormously indebted, tells me that this came at a fortunate moment for the Anglo-Saxon war-effort in the field of radar.

[7]J. D. Bernal, Science in History (London 1969), II, p.568.

[8]Bernal, op. cit.

[9]Lewis Feuer has lately suggested that it was not Marx but Edward Aveling who approached Darwin, but this does not affect the argument.

[10]Marx to Engels (19 December 1860) (Werke, XXX, p.131).

[11]H. Steinthal and M. Lazarus, Zeitschrift für Völkerpsychologie und Sprachwissenschaft.

[12]F. Mehring, Karl Marx, The Story of his Life (London 1936), p.383.

[13]E. B. Tylor, ‘The Religion of Savages’, Fortnightly Review VI (1866), p.83.

[14]Anthropological Review IV (1866), p.120.

[15]Kiernan, op. cit., p.159.

[16]W. Philips, ‘Religious profession and practice in New South Wales 1850-1900’, Historical Studies (October 1972), p.388.

[17]Haydn’s Dictionary of Dates (1889 ed.): Missions.

[18]Eugene Stock, A Short Handbook of Missions (London 1904), p. 97. The statistics in this biased and influential manual are taken from J.S.Dermis, Centennial Survey of Foreign Missions(New York and Chicago 1902).

[19]Catholic Encyclopedia; article: Missions, Africa.

第十五章　艺术

我们要相信，创造希腊历史的是人，创造今天历史的同样是人。然而我们今天只生产奢侈的工业品，而他们创造的却是艺术品，我们要问是什么原因使人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探其究竟是我们的使命。

——瓦格纳[1]

你们为何还写韵体诗？如今无人再读诗了……在我们这个不尽成熟的时代，在共和时代，诗歌形式业已过时，业已淘汰。我等喜欢散文，因为散文形式自由，更贴近民主真谛。

——佩勒当（E.Pelletan），法国议员，约1877年[2]

1

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胜利促进了科学发展，那么对文化艺术则另当别论，它们的受益少多了。评估创造性艺术价值的大小全凭主观印象，从来就是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双元革命时期（1789—1848），颇有天赋的男女艺术家获得了十分杰出的成就，而且范围也很广泛。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在本书探讨的那几十年里，艺术方面的成就却无法同日而语，当然除了一两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其中最明显的是俄国。这并不是说这时期创造性艺术的成就微乎其微。有些人的力作和成名作品确实是在1848年到19世纪70年代问世的。但我们不可忘记，他们许多人在1848年前已达成熟期，并已发表了数量可观的作品。狄更斯到1848年几乎已完成了毕生作品的一半；杜米埃（Honoré Daumier，1808—1879）从1830年革命起便是很活跃的版画家了；瓦格纳一生中写了好几部歌剧，《罗恩格林》（Lohengrin）早在1851年便完成了。但与此同时，散文，尤其是小说，毫无疑问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其主要原因是法国和英国的文学辉煌还在延续，而俄国又增添了新的光彩。在绘画史上，这时期显然成绩卓著，堪称杰出，这几乎全得归功法国。音乐方面，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瓦格纳和勃拉姆斯（Brahms）。他们若与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相比，也只是稍逊一筹而已。

尽管如此，我们如进一步观察创造性艺术领域，情况就不那么令人欢欣鼓舞了。我们已经谈过地理分布的概况。就俄国而言，这是一个成绩斐然、胜利辉煌的时代，音乐是如此，文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更不必说了。光是19世纪70年代这短短的1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P.Tchaikovsky，1840—1893）、穆索尔斯基（M.Mussorgsky，1835—1881）等巨星几乎同时到达他们艺术生涯的巅峰，古典皇家芭蕾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这时候的俄国是不怕任何竞争的。我们已经说过，法国和英国保持了很高的水准，其中的一个主要成就在散文方面，另一个则是在绘画和诗歌方面。［丁尼生（Tennyson，1809—1892）、勃朗宁（Browning）以及其他诗人在英国诗坛上的成就，比不上革命时代的伟大浪漫诗人；而法国波德莱尔和兰波（Rimbaud）的成就则堪与他们媲美。］美国在视觉艺术和高雅音乐方面仍默默无闻，但东部也出现了梅尔维尔、霍桑（Hawthorne，1804—1864）、惠特曼（Whitman，1819—1891）等人，西部则从新闻界涌现出一批通俗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美国因而开始在文学上成为一支新军。不过从国际标准来看，这只是一项重要性较低而且带有乡土气息的成就，不但在许多方面并无耀眼之处，在国际上也没多大影响，不及有些小国此时出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创造性艺术（美国19世纪上半叶几个分量不太重的作家却在国外引起轰动，此乃咄咄怪事）。捷克的作家由于语言隔阂，在国际上就不如他们的作曲家容易成名［德沃夏克（A.Dvoák，1841—1904）、斯美塔那（B.Smetana，1824—1884）］，除本国读者外，其他国家懂捷克语的几乎没有，也没有多少人想学。其他地方的作家也因语言阻隔难以名闻天下，尽管他们有些人被本国读者誉为泰斗，在本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例如荷兰人和佛兰德斯人。只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引起较大范围的读者注意，也许是他们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他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时已臻成熟）为剧院写剧本的缘故。

德语系国家和意大利本是创造性艺术的两大中心。但在本书所述时期，这两大中心的创造性明显下降，在某些方面的下降幅度更是惊人，也许音乐方面稍好一些，因为意大利出了威尔第（G.Verdi，1813—1901），奥地利和德国也产生了若干举世公认的大音乐家。其实意大利除了威尔第外别无其他音乐家可言，而威尔第早在1848年之前便已开始其音乐生涯；奥地利、德国大作曲家中只有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Bruckner，1824—1896）基本上是从这个时期崭露头角的作曲家，瓦格纳实际上已经成熟了。无论如何，这几位赫赫有名的音乐家，尤其是瓦格纳，是颇令人敬佩的。瓦格纳是位天才，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就不敢过分恭维了。奥德两个民族的创造性艺术成就完全表现在音乐方面。他们的文学和视觉艺术与1848年前相比，当自愧弗如。

如果把各种艺术逐一分开来看，某些艺术水准的下降显而易见，而高于以前的则绝无仅有。文学相当蓬勃，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主要是通过小说这个合适的媒介。小说可被视为一种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文艺形式，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兴盛和危机正是小说的主要题材。资产阶级为拯救19世纪中期的建筑艺术，曾做出不少努力，毫无疑问也取得了某些杰出成就。但若与资本主义社会自19世纪50年代起便不断投入的巨大热情相比，这些成就既不够出类拔萃，也算不上多。由豪斯曼（Haussman）重建的巴黎因规划得体而令人赞叹，但矗立在马路两旁和广场四周的建筑物，却不敢令人恭维。维也纳原是一心一意要成为世界建筑的代表作，结果只取得一个值得怀疑的成功。伊曼纽尔国王的大名与拙劣建筑物结缘的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一位统治者，而由他主持规划的罗马更是糟不可言。与令人赞叹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相比，19世纪下半叶的建筑与其说是赢得举世欣赏，不如说需要费些口舌进行辩白。当然，这不包括才华出众、富有想象力的建筑师们的作品，只是这些作品日益被掩藏在布满绘画、雕饰的“美术”表面之下。

时至今日，辩护士们仍想为这时期的大多数绘画作品高唱赞歌，但他们也深感力不从心。在20世纪人们眼中，能永远在博物馆占有一席之地的绘画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全是法国人的：如从革命的年代走来的杜米埃和库尔贝（G.Courbet，1819—1877），又如从19世纪60年代初露锋芒的巴比松（Barbizon）画派和印象派的先锋部队（印象派是个不带偏见的标签，这里我们暂且不去仔细剖析），他们的成就确实令人难以忘怀。19世纪60年代还产生了马奈、德加（E.Degas，1834—1917）和年轻的塞尚（P.Cézanne，1839—1906），因此这个年代不用为自己的历史声誉而担心。然而，这些画家不仅有别于当时的时尚开始大量作画，而且对那些受人尊重的艺术和公众的品位颇不以为然。至于这时期各国官方的学院艺术和民间大众艺术，其最合理的评价是：并非千篇一律毫无特色，技术水平颇高，不时可发现一些不太突出的优点。但大多数都很糟糕的，直到现在仍是如此。

也许在19世纪中期和晚期，雕塑受到的冷落理应少些才是——它毕竟造就了年轻的雕塑家罗丹（Rodin，1840—1917）。然而今天看得到的任何一件维多利亚时代的雕塑作品，都会令人感到极其压抑、极其沮丧。在富裕的孟加拉人家里还可看到这些雕塑，这是他们过去整船整船买来的。

2

从若干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有悲有喜的时代。对创造性艺术天才作品的钟爱，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能超过19世纪的资产阶级（创造性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发明的，参见《革命的年代》第十四章），也几乎没有人准备像资产阶级那样在艺术上如此大手笔地花钱，也没有哪一个社会像资产阶级那样购买新旧书籍、绘画、雕塑、富丽堂皇的砖石建筑材料等（我是指就数量而言），也没有哪一个社会像资产阶级那样买票去音乐厅和剧院（单就人口数的增长而言，这个结论禁得起任何挑剔），尤其是（这一点又有点儿矛盾了）几乎没有一个社会像资产阶级那样相信自己确实生活在创造性艺术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所偏好的艺术完全局限于当时的作品，这对坚信普遍进步和不停进步的一代人来说，倒也十分自然。阿伦斯（Herr Ahrens，1805—1881）是一位北德意志工业家，定居在文化气候更为宜人的维也纳，50岁时开始收藏艺术品，而且非常自然地只购买现代画作，而不购买过去艺术大师的作品。他的做法在情趣相同的当代人中是很典型的。[3]英国油画在博尔可（Bolckow）（铁）、霍洛韦（Holloway）（专利药丸）、“商界亲王”门德尔（Mendel，棉花）三家的相互竞争下，价格大涨，着实使当时的学院派画家发了大财。[4]1848年后，公共建筑大楼开始改变北方城市的面貌，但是大楼很快便被煤烟和浓雾笼罩，半隐半现。一幢幢的大楼是由各商界亲王出资建造，而这些商界亲王的实力堪与美第奇家族（Medici）媲美。记者和市政府主要官员不无自豪地为这些大楼剪彩，宣扬大楼造价如何昂贵。他们天真地相信自己是在庆祝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诞生。然而，历史学家从19世纪后期得出的最明显结论却是：单单靠钱，是不能保证艺术黄金时代的到来。

然而，花掉的钱确实很多，不论用什么标准衡量，数目之大皆令人目瞪口呆，唯有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才能创造出比这更多的钱财。不过花钱的人换了。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表现在各个方面，甚至也表现在典型的王公贵族活动领域。从1850—1875年，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的重建计划，会再把皇宫古堡或贵族府邸置于城里最醒目的地方。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的国家，例如俄国，沙皇、大公可能仍是艺术的主要赞助人和保护人，但即使在这些国家，他们的作用与法国大革命以前相比，也不再具有绝对权威。在其他国家中，偶尔有个乖戾的亲王像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或不太古怪的贵族如赫特福德（Hertford）侯爵，他们可能对购买艺术品仍然热情不减，但真正耗尽他们钱财，使他们负债累累的，恐怕更可能是良马、美女和赌博，而非赞助艺术。

那么谁为艺术解囊呢？是政府公共机构、资产阶级和——这点值得注意——“下层社会”中重要性日益增加的一部分人。由于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创作型艺术家的作品也进入这些人家中，而且数量不断增加，价格日益便宜。

世俗的公共当局几乎是巨型和雄伟建筑的唯一买主。建造这些建筑物的目的是要彰显这个时代，特别是这个城市的富裕和辉煌。这些建筑很少是为了实用。在自由放任时代，政府大楼并未花哨到不适当的程度，同时也不带宗教色彩，除天主教势力极大的国家外。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宗教团体，如犹太人和不信奉国教的英国人，当他们为了内部使用而建造公共性建筑时，他们所想显示的是其飞速增长的财富和心满意足的感受。19世纪中期，欧洲掀起“修复”和完成中世纪大教堂之风，这股风气像瘟疫般传遍全欧，它是出于城市建设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精神方面的原因。甚至在君主制度最盛行的国家，建筑物也日渐属于“公众”，而不再属于宫廷。帝国存放收藏品的地方成了博物馆，歌剧院设了售票处，开始对外营业。建筑大楼事实上成了光荣和文化的典型象征。甚至那些宏伟的市政厅也过于庞大，远超过规模不大的市政府的需要，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官员相互比较的结果。商人向来是精明、冷静而且讲究实际，但利兹（Leeds）的商人在建造其公众建筑时，却有意违背精打细算的实用原则。既然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利兹居民在商业大潮里翻江倒海的同时并未放弃对美的培养，对艺术的欣赏能力，那么多花几千英镑又有何妨呢！”（实际花了12.2万英镑，是原来预估的三倍，相当于1858年全英所得税额的1%。英国的所得税始于该年。）[5]

有个例子也许足以说明这种建筑的一般特点。维也纳在19世纪50年代将城里的老建筑全部铲平，并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在旧址上辟出漂亮的环形林荫大道，大道两旁耸立着公共大楼。是些什么样的大楼呢？一所商业大楼（证券交易所），一座天主教教堂，三所高等院校，三个代表城市尊严和处理公共事务的大楼（市政厅、法院和议会）以及不下于八个的文艺单位：剧院、博物馆、研究院等等。

资产阶级的个人要求比较简单，但阶级集体要求则大得多。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私人资助对艺术的重要性远不及1914年之前的二三十年，那时美国百万富翁将某些艺术品的价格哄抬到空前或许也是绝后的天价。（在本书所述时代尾声，那些强盗贵族还在忙于抢劫，无暇思考如何将他们掠来的珍宝展览出来。）其原因显然不是因为缺钱，特别是1860年后，钱几乎已达淹脚的程度。19世纪50年代只有一件18世纪的法国家具在拍卖会上价达1000多英镑（家具是富豪显示其国际地位的象征）；19世纪60年代有8件；19世纪70年代有14件，其中一件甚至以3万英镑售出。像大型的塞夫勒（Sèvres）花瓶之类的艺术品（花瓶也是地位的象征），原来售价1000英镑或多一点儿，在19世纪50年代涨了3倍，19世纪60年代涨了7倍，19世纪70年代涨了11倍。[6]少数你争我夺的商界巨子，便足以使一小部分画家和艺术品代理商大发其财；甚至数量不多的公众，也足以维持一定数量的艺术品，只要它是令人愉快的。剧院，某些程度上还有古典音乐会，也证明了这点，因为剧院和音乐会也都是在人数相当少的听众、观众基础上双双繁荣起来（歌剧和古典芭蕾情况不同，它们和现在一样，都得靠政府补贴，或靠盼望提高地位的富人赞助，富人当然也不是从来不想通过这个途径接近芭蕾舞女伶和歌唱演员）。剧院日渐活跃，至少在财政上可以维持。出版商亦然，尤其是那些市场有限的精装书和高价书书商。出版商的情况可从伦敦《泰晤士报》的发行量反映出来。《泰晤士报》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发行量徘徊在5万—6万份之间，特殊情况下可达10万份。利文斯通的《旅游》（Travels，1857年）一书售价高达一个几尼（guinea，相当于21先令），却能在6年之间卖了3万本，对此谁能不满意呢？[7]归根结底，资产阶级的业务以及家庭所需，使许多为他们建设和重建市容的建筑师大赚其钱。

资产阶级市场如今大得出奇，而且日益繁荣。就此而言，资产阶级市场是个新市场。19世纪中期产生了一个真正的革命现象：由于技术和科学发展，创造性艺术的某些作品有史以来首次可借由技术手段进行复制，不但价格低廉，而且规模空前。在这些复制的艺术品中，唯有一种可与艺术创作活动本身一较高下，那就是摄影。摄影问世于19世纪50年代，对绘画产生了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这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其余都是每个原件的复制品，品质较差，一般大众也买得起，例如书报杂志是通过廉价的装帧进行复制；图画则借助钢版印刷进行复制，1845年发明的电铸版，可让大量复制的产品依然惟妙惟肖。书报和画片又通过新闻事业、文学事业的发展以及读者藏书和自修人数的增加，使其发行量扶摇直上（这些发展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已经开始，但到19世纪50年代才在数量上大幅增加，因此19世纪50年代仍功不可没）

从纯经济角度看，早期大众市场的价值一般都被低估了。当时一流画家的收入——即使用现代标准来衡量也是非常高的：密莱司（Millais）在1868—1874年的年平均收入为2万—2.5万英镑——主要靠的是装在五先令画框中的价值两块金币的复制版画。弗里思（Frith）的《火车站》（Railway Station，1860年）靠这类附属权利卖了4500英镑，外加750英镑的展览费。[8]博纳尔（Mlle Rosa Bonheur，1822—1899）擅长画马和家畜，并因为英国大众喜爱动物而借此发迹。其经纪人有鉴于兰西尔（Landseer）那些描绘小鹿和断崖峭壁的画也很畅销，遂把博纳尔带到苏格兰高地，试图劝她在马和家畜之外再加画小鹿和断壁。19世纪60年代，他们同样把阿尔马泰德马（L.AlmaTadema，1836—1912）的注意力吸引到以放荡不羁和崇尚裸体闻名的古罗马，并借此为双方都带来相当可观的利益。布尔沃—利顿（Edwaid Bulwer-Lytton）是位从不忽视经济效益的作家，早在1853年他便将其完成的小说平装本版权卖给罗特利奇火车图书馆（Routledge’s Railway Library），为期10年，索价2万英镑，其中5000英镑为预付金。[9]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更是独占鳌头，在大英帝国一年卖了150万册，出了40版，绝大多数是盗版。可见，那时确实存在大众艺术市场，其重要意义也无法否认，只是那时的大众艺术市场还不能与我们这个时代相比而已。

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要注意传统工艺品的贬值。由于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传统工艺品受到最直接的打击，于是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便引发了一场（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美术和工艺运动（art-andcraft）。这是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反动，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的故乡英国，其反工业家，因而不言而喻，也反资本家的根源，可从1860年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设计公司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的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画家。其次，要注意影响到艺术家的公众性质。这些公众主要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伦敦西区和巴黎大道上的剧场演出的内容，显然是由他们决定的。这些公众也有极小部分是下中阶级以及渴望获得尊敬和文化的技术工人。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艺术，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大众通俗艺术。19世纪80年代新兴的大众广告商对这点的理解最为透彻，因此他们会买些内容不怎样价格却十分昂贵的画放在他们的广告传单上。

随着艺术品的兴盛，投公众所好的艺术家也发财了，当然这些艺术家并不都是最糟糕的。然而，这时期一流的天才却仍一贫如洗，受冻挨饿，仍得不到评论家的垂青。其原因究竟何在，至今仍是个谜。我们当然可以在这些天才当中发现一些出于各种原因竭力抵制资产阶级，或者要使资产阶级大吃一惊的特殊之士，也能找到几个压根儿吸引不了人们购买其作品的寂寞心灵，这些艺术家大多集中在法国，例如福楼拜（G.Flaubert，1821—1880）、早期的象征主义和印象派艺术家，当然其他地方也有。然而屡见不鲜的情况是：那些经过一个世纪的考验仍蜚声四海的男女艺术家，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声望却有极大的差别，有的被誉为泰斗，有的则被视为白痴，他们的收入也有很大悬殊，从中产阶级到传说中的穷困潦倒。托尔斯泰的家里过着少数贵族才有的舒适生活，而这位伟人却放弃了自己的庄园。狄更斯从1848年起几乎每年收入高达1万英镑，到了19世纪60年代，年收入更上一层楼，1868年竟高达约3.3万英镑（其中多数来自那时报酬已经极高的美国巡回讲学）。有关狄更斯的财务状况我们的资料异常齐全。[10]即使以今日而言，年收入15万美元也是很不错了，在1870年，这个收入更可列入豪富阶层。大体说来，艺术家已接受市场了。有些人即使未曾富有，至少也受到敬重。狄更斯、萨克雷（W.Thackeray，1811—1863）、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丁尼生、雨果、左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瓦格纳、威尔第、勃拉姆斯、李斯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马克·吐温、易卜生，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已享受到公认的成就和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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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男艺术家不仅有可能获得物质享受，而且有可能获得特别的赞扬（女艺术家此时与19世纪上半叶相比机会要少得多）。在宫廷里，在贵族社会里，艺术家充其量是为富丽堂皇的宫廷和贵族府第锦上添花，或艺术家本身就是一件装饰品，是件价值连城的财产，最糟也莫过于像美发师、时髦女装设计师一样，是提供奢侈服务的人（美丽的发型和漂亮的服装都是时髦生活必备的要求）。而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艺术家却是“天才”（“天才”就是非经济型的个人企业），是“典范”（“典范”就是物质成就与精神生活皆达到尽善尽美的人）。

在19世纪后半期，社会对艺术家的要求是：他们应当为最讲究物质文明的人提供各种精神食粮。不牢记这一点就无法了解那个时期的艺术。人们也许不禁要说，艺术家在受过良好教育、业已解放的人士（即成功的中产阶级）当中，几乎取代了传统宗教的地位，当然，艺术家是在“大自然”的奇观，也就是在美丽景色的辅助下发挥这项作用的。在讲德语的民族中这点最为明显。当英国在经济上、法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时候，讲德语的民族将文化视为他们所垄断的财富。在德语国家，歌剧院和剧场已成了男男女女顶礼膜拜的庙宇，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可以在此沉浸在全套古典保留曲目的痴狂中；孩子们则从小学起就开始正式接触名著名曲，比如说阅读席勒（Schiller）的《威廉·退尔》（Wilhelm Tell），进而阅读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以及其他难以琢磨的成人读物。瓦格纳是个怪才，他对艺术家所承担的这种作用理解得十分透彻，这种理解表现在他一手建造的拜罗伊特（Bayreuth）大教堂中，虔诚的朝觐者来到这里，带着无比崇敬的神情静静聆听传教士宣讲日耳曼民族的新教义，一次数小时，要连续听好几天，不该鼓掌时不能鼓掌，否则便会被视为轻浮。这座教堂的奥妙之处不仅在于建筑家深刻理解献祭与宗教虔诚之间的关联，而且在于它把握住了艺术作为民族主义的新世俗宗教的重要性。除了军队以外，还有什么比艺术的象征更能表达一个民族不可捉摸、难以理解的思想观念呢？有些象征性艺术是大家一学就会的，例如国旗、国歌；有些比较细腻、深奥，那就是“国家”音乐学院的任务。当本书所述时期的民族在追寻其集体意识、统一和独立之时，音乐也担负了民族认同的催化任务，意大利复兴运动中的威尔第、捷克的德沃夏克和斯美塔那（捷克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不是都起了这个作用吗？

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把艺术捧得像中欧国家那样高，尤其比不上已被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即文化上属德国或已经德国化的大部分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中产阶级。（19世纪后期，这个富裕、充满文化内涵的小社群对艺术，主要是对古典音乐所做的赞助、支持实在无法估算。）一般说来，第一代资本家市侩气很重，虽然他们的妻子们已尽力表现出对品位高雅的活动深感兴趣。美国企业巨子当中唯一的绅士是卡内基——此君正好也是思想自由、反对教权，对精神方面的事务具有真诚热情——他无法忘记他那位手摇纺织机、充满反叛精神的父亲及其留下的传统。在德国（也许还有奥地利）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几个银行家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作曲家或指挥家，也许是因为在德国和奥地利，银行家的儿子想要成为内阁部长或总理的前景非常渺茫。用修身养性、崇尚大自然和酷爱艺术来代替宗教，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征，例如那些后来组成“布卢姆斯伯里”（the English Bloomsbury）的成员，他们有很不错的收入来源，很少参与商业活动。

尽管如此，即使在市侩气更浓、更庸俗的资产阶级圈子里（可能美国除外），艺术仍占有特殊地位，备受尊重和敬仰。象征集体地位的歌剧院和剧院矗立在大城市中央——巴黎（1860年）和维也纳（1869年）的都市重建计划即分别以歌剧院和剧场为中心，德累斯顿（Dresden，1869年）则将歌剧院和剧院置于像教堂一样醒目的位置，巴塞罗那（1862年起）和巴勒莫（1875年起）的剧场、歌剧院都气势磅礴，精雕细刻，仿佛纪念碑般。博物馆和画廊有的新建，有的扩建，有的重建，有的改建。国家图书馆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于1852—1857年修建完成，法国国家图书馆则于1854—1875年竣工。欧洲有个更普遍的现象：大图书馆成倍增加（与大学情况不同），市侩气较重的美国则增加有限。1848年欧洲约有400家图书馆，1700万卷藏书；到了1880年，图书馆增加了12倍，藏书量增加了2倍。奥地利、俄国、意大利、比利时以及荷兰的图书馆增加10倍，英国也差不多增加10倍，西班牙、葡萄牙增加4倍，美国则不到3倍（但美国的藏书量却增加4倍，这个增加速度只稍逊于瑞士）。[11]

资产阶级家中书柜摆满了国内外古典作品的精装本。去图书馆和画廊的人成倍增加：皇家学会在1848年举办的展览，吸引了9万观众，到19世纪70年代末，前往参观的人几乎达到40万。在那之前，参观预展（Private Views）已成为上层阶级的时髦风尚，和剧院的首演一样场面辉煌，这是绘画社会地位提高的标志。伦敦自1870年后，便开始在“预展”和首演的规模上与巴黎展开竞赛，结果给艺术带来灾难性影响。到艺术圣殿来朝觐的人士络绎不绝，排着望不到尽头的长队，个个脚踝疼痛，资产阶级想避开他们是不可能了。时至今日，情况依旧，艺术朝圣者还是群拥在卢浮宫的硬地板上。从资本家本人一直到当时为止身份仍含糊不清的歌剧、话剧演员等，都受到了尊重，他们也值得尊重，有些人甚至被授予骑士勋爵或贵族身份。［英国画家受封爵位的历史由来已久。欧文（Henry Irving）是在本书所述时代成名，后被授予爵士，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演员。丁尼生是第一位获赠贵族身份的诗人。然而在本书所述时代，尽管受到德国裔亲王的文化影响，但这种殊荣仍不多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甚至没有必要遵循一般资产阶级的习俗，只要他们穿戴的围巾、贝雷帽、大氅是用昂贵的料子做成就行（在这方面，瓦格纳便显示出完美无缺的资产阶级气息，甚至他的某些丑闻也成了他创作形象的一部分）。19世纪60年代末期出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是第一位邀请艺术界和知识界杰出人物出席其官方晚宴的首相。

资产阶级真的欣赏那些他们以大笔金钱赞助，并表示珍惜的艺术吗？问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时代错置。当时的确有几种艺术形式是资产阶级用来消遣的，资产阶级与这几种艺术形式的关系非常直率，很容易沟通。其中最主要的是轻音乐。轻音乐在本书所述时期恐怕是一枝独秀，正值其黄金岁月。轻歌剧（operetta）一词首次出现于1856年，1865—1875年的10年间，是奥芬巴哈（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和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Jr.，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音乐生涯达到巅峰的时期——《蓝色多瑙河》创作于1867年，《蝙蝠》（Die Fledermaus）创作于1874年。此外的代表作还有苏佩（Suppé，1820—1895）的《轻骑兵》以及吉伯特（Gilbert，1836—1911）和萨利文（Sullivan，1842—1900）早期的成功作品。直到高尚艺术直接打击轻音乐之前，轻歌剧与希望直接欣赏轻歌剧的听众仍能维持亲密关系［《弄臣》（Rigoletto）、《游吟诗人》（Il Trovatore）和《茶花女》（La Traviata）等都是1848年后不久的作品］。商业剧场上演的戏剧，道具逼真，数量猛增；幕间穿插的节目情节引人入胜，也成倍上升。而且只有情节曲折的戏剧和纠缠不清的滑稽剧能通过时间的考验，历久不衰［拉比什（Labiche，1815—1888）、米耶克（Meilhac，1831—1897）和阿列维（Halévy，1834—1908）］。然而这些娱乐性的艺术形式只能被视为不很高尚的艺术，类似于各式各样的歌舞女伶表演，这类表演是巴黎在19世纪50年代首创的，娱乐性的轻音乐与此显然有许多共同之处［女神游乐厅（Folies Bergère）的收入仅次于歌剧院，远超过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 Francaise）］。[12]真正的高尚艺术并非单纯为了欣赏，甚至也不可孤立地视为“美的盛宴”。

“为艺术而艺术”在浪漫艺术家中也只是少数人的现象。“为艺术而艺术”是对革命年代赋予艺术过重的政治和社会任务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又因对1848年运动的痛苦失望而进一步加剧（1848年运动卷走了许多杰出创作人才）。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唯美主义才成为资产阶级的时尚。因而创造性艺术家是传奇人物，是先知先觉，是导师，是正人君子，是真理之泉。收获要靠耕耘，成功是要以付出努力为代价。资产阶级认为：要追求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金钱价值或精神价值），在开始之初都必须摒弃享受。艺术正是人类奋斗的一部分，要靠他们的辛勤培植才能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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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事实的本质是什么呢？在此我们必须将建筑从其他艺术中挑出来单独叙述，因为建筑没有主题，其他艺术皆有主题，因而外表看来比较统一。事实上，建筑的最大特点是缺少大家一致同意的道德—意识形态—美学的“风格”（风格总是在不同的时代留下它们的印记），于是折中主义主宰一切。早在19世纪50年代塞尔瓦蒂科（Pietro Selvatico）就说过，风格和美不是只有一种，每一种风格皆是适合其目的需要。因而在维也纳环形大道上的新建筑中，教堂自然是哥特式的，议会则是希腊式的，市政厅是兼有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证券交易所（跟这时期大多数同类交易所大楼一样）是比较富裕繁华的古典风格，博物馆和大学具有浓浓的文艺复兴气息，剧院和歌剧院最恰当的说法是第二帝国时代适于歌剧表演的风格。在这里，文艺复兴时代的折中主义起了主导作用。

要求富丽堂皇、雄伟壮观的建筑，通常以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和哥特式后期的风格最为合适（对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鄙视，直到20世纪才有所改变）。文艺复兴是重商君主的时代。自认为是这些君主继承人的布尔乔亚阶级，自然对文艺复兴风格最为青睐，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种合适的小风格。西里西亚拥有田地千顷的贵族，由于在自己的领地上发现煤矿而成为具有百万身价的大资本家。他们与更多的资产阶级同伴，将几个世纪的建筑史全部掠为己有。银行家艾希博恩（von Eichborn）的“城堡”（Schloss）显然是普鲁士—新古典主义风格，这种风格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际，甚受资产阶级富人钟爱。哥特式风格因具有中世纪的城市光荣和骑士风度，故而对大贵族、大富商很具诱惑力。拿破仑三世的巴黎显然是壮丽辉煌建筑的典范，至少对唐纳斯马克（Donnersmarck）、霍恩洛厄（Hohenlohe）和普莱斯（Pless）等贵族巨贾极富吸引力。像唐纳斯马克亲王汉克勒（Henckel）这等著名的西里西亚政商巨头，都在巴黎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汉克勒甚至还与巴黎名妓拉佩娃（La Païva）结为鸾凤。意大利、荷兰和北德的文艺复兴风格又是另一模式，不太宏伟、不太浮夸，无论是单独的建筑物或整个建筑群都可采纳这种模式。[13]甚至最想不到的怪异风格也出现了。于是在本书所述时代，富有的犹太人喜欢用摩尔—伊斯兰风格兴建教堂，以表示自己是东方贵族（迪斯累里的小说里对此有所描述），不用与西方文化竞争，[14]在日本建筑于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蔚为风尚之前，这几乎是唯一故意不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模式的例子。

简言之，建筑没有表达任何“真理”，只表达缔造它的那个社会的信心和自满。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具有毫不怀疑的信任感，因此资产阶级最富代表性的建筑通常非常令人敬畏，仅仅是它们的庞然规模就足以使人震慑。建筑是社会象征的语言，因此建筑真正的奇妙有趣之处，技术和工艺的精巧之处，都故意被隐藏起来。技术和工艺难得有几次向公众一展其庐山真面目的机会，即它们所要象征的事物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时候：1851年的水晶宫、1873年的维也纳圆顶宫以及后来的埃菲尔铁塔（1889年）等。除此之外，甚至连实用建筑最引以为傲的机能主义，也日渐被掩饰起来，如同诸多火车站的设计那般——风行一时的折中主义建筑如伦敦桥车站（London Bridge），巴洛克—哥特式建筑如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St.Pancras，1868年），文艺复兴建筑如维也纳的南站（Südbahnhof，1869—1873）。不过，有几个重要的火车站抵制了这个时代的华丽品位。只有大桥仍为其建筑工艺的美感到自豪。此时的桥梁重量增加了，因为铁的供应不虞匮乏，价格也日渐低廉。虽然哥特式吊桥（伦敦塔桥）这种奇特的现象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从技术角度看，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背后，有件最富企图心、最具原创性、也最现代的东西正在形成。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公寓已开始在装修时把这项突出的先进发明隐藏在里面：此即电梯或称作电动升降梯。也许只有一项具有夸饰味道的技术很少被建筑师抵制，甚至在美化市容的艺术性建筑上也愿意使用，那就是圆顶技术——就像购物商场、图书馆阅览室以及米兰伊曼纽尔画廊（Victor Emmanuel Gallery）那样巨大无比的圆拱顶。没有哪个时代会像资本主义时代那样顽强地隐藏自己的功绩。

建筑没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因为建筑没有可用语言表达的意思，其他艺术则有思想主张，它们的意思可用语言表达出来。19世纪中叶的人有一种看法：在艺术中，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第一位。而20世纪中叶的人是用很不一样的理论熏陶出来的，他们对这种19世纪的见解大为惊讶。虽然各种艺术的内容据信皆可用文字来表达（当然准确度有高有低），也尽管文学才是这时期的关键艺术。但如果将这种现象简单归纳为各种艺术均臣服于文学，那就错了。如果说“每一幅画都说明一个故事”，那么音乐就更是如此了——这毕竟是歌剧、芭蕾和叙事组曲的时代。［文学对音乐的启发和影响特别突出。歌德的作品激起了李斯特、古诺（Gounod）、博伊托（Boito）以及托马斯（Ambroise Thomas）等人的灵感，对柏辽兹（Berlioz）的影响之大更不必说了；席勒影响了威尔第的作品；莎士比亚影响了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柏辽兹和威尔第的作品。瓦格纳发明了自创的诗剧，认为他的音乐是为其诗剧而创作，其实他那种空洞浮夸、假冒中世纪诗体的诗作根本就是死气沉沉，没有音乐肯定无法生存；反之其音乐却独立成章，即使没有文字也会成为音乐会固定曲目的一部分。］每种艺术都可用其他艺术形式来表现，恐怕这样说才更正确些，以至于有种理想的“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可把所有的艺术都统一起来，瓦格纳以其一贯的行事态度，将自己变成“总体艺术”的发言人。更有甚者，能够准确表达其意念的艺术（用语言或代表性的形象表达）一定比不能准确表达其意念的艺术来得优越。将一个故事改编成歌剧（如《卡门》）或将一幅画改写成文章［如穆索尔斯基1874年的《展览会上的图画》（Pictures from an Exhibition）］，比将一首乐曲描绘成图画，或者改写成抒情诗要容易得多。

“这件作品表现了什么？”这一问题在评判19世纪中期的所有艺术作品时，不但问得合理，而且非常重要。一般回答总是：表现现实和表现生活。那时和后来的观察家在谈论这个时期的文学和视觉艺术时，嘴边通常挂着一个词：“写实主义（realism）。”这个词堪称含糊之最。它的意思是指企图对事实、形象、思想、感情、冲动等现象加以描述或再现，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准确的表现方式。其最极端的例子是瓦格纳擅用的主导动机（Leitmotive，用以回归主题情境或特性的音乐片段），每一个旋律代表一个人物、一个情节或一个行动，而且反复出现；或他表现性狂喜的音乐娱乐［《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1865年）］。然而现实再现的是什么？而生活又像哪种艺术所表达的呢？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对此左右为难，而这种窘态更因该阶级的胜利而变本加厉。因为资产阶级所渴望的自我形象阻止他们再现出所有的现实，只要那些现实与贫困、剥削和龌龊肮脏有关；与物质至上、放纵冲动、想入非非有关。因为尽管资产阶级信心十足，但上述现实的存在的确对他们造成威胁，而且资产阶级已感到稳定受到威胁。我们可引用《纽约时报》的一条记者箴言：新闻与“适合发表的新闻”是有区别的。然而，在一个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社会里，现实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写实主义该呈现的难道不是不尽人意的现在，而是人们所向往而且已在进行创造的美好未来！艺术能表达未来（瓦格纳又像往常一样说他代表未来）。简言之，艺术所再现的“真实的”、“栩栩如生的”形象，与格式化的、伤感的形象差别很大。资产阶级的“写实主义”，充其量是一种适合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写实主义，如法国画家米勒（Jean François Millet，1814—1875）的《祈祷》（Angelus），画中的贫困、苦役似乎都可被毕恭毕敬、顺从听话的穷人所接受；最糟也莫过于变成一幅充满感情色彩、歌功颂德的家庭肖像画。

在表象式艺术中，有三种方法可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一是坚持描绘、陈述所有的现实，包括令人不愉快的和危险的。“写实主义”遂转变成“自然主义”或“真实主义”（verismo）。这通常意味着在政治上有意识地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例如法国画家库尔贝的作品，作家左拉、福楼拜的作品等。有些作品本来无意抨击资本主义社会，例如法国作曲家比才（Georges Bizet，1838—1875）的代表作《卡门》（1875年发表，描述下层社会人们的歌剧），但公众和评论家对此颇为不满，认为这些作品政治色彩太强。二是完全放弃当代或任何时代的现实，不管其方法是割断艺术与生活的关联，尤其是与当代生活的关联（“为艺术而艺术”）；还是故意采取闭门造车的方法［如年轻的法国象征派革命诗人兰波1871年发表的《醉舟》（Bateau Ivre）］；还是采取幽默大师那种含混虚幻的手法，如英国的利尔（Edward Lear，1812—1888）和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以及德国的布施（Wilhelm Busch，1832—1908）。然而，如果艺术家没有退入（或进入）刻意的幻想中，那么其基本形象应该还是“栩栩如生”的。在这点上，视觉艺术遇到了重大而且致命的打击：摄影技术的竞争。

摄影术发明于19世纪20年代的法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受到公众青睐，成为本书所述时期大量复制现实作品的手段，并成为19世纪50年代法国的一种商业。从事这种行业的主要是艺术界的失意文人，例如纳达尔（Nadar，1820—1911），对他们来说，摄影就是艺术成就，就是经济成功。有些小企业家也进入这个开放的、相对而言投资不大的行业。资产阶级，尤其是踌躇满志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廉价肖像，这就为摄影术的成功提供了基础（英国摄影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是生活优越的太太小姐和绅士手中的玩物。他们无非是为了实验的目的或业余爱好而已）。人们很快就可以看出，摄影术摧毁了表象艺术家的垄断局面。早在1850年，一位保守的评论家就说摄影肯定会严重危及“艺术的所有分支，诸如凸版印刷、石版印刷，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写实画、肖像画等”的存在。[15]摄影完全是自然的翻版，把“事实”本身直接变成形象，而且似乎还很科学，传统的艺术怎能与它竞争呢（除了色彩可一比高下外）？摄影是不是会取代艺术呢？新古典主义者和（这时）反动的浪漫派艺术家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并认为这是人们所不想见到的。法国画家安格尔（J.A.D.Ingres，1780—1867）认为摄影是工业进步对艺术领域的不当侵犯。法国诗人兼散文家波德莱尔也持同样看法，只是他从很不一样的角度说：“所有配得上艺术家称号和真正酷爱艺术的人，是不是也该用艺术去搞乱工业呢？”[16]他们两人认为摄影的适当角色只能充作一种辅助性的技术，和文学中的印刷、速写等相似。

奇怪的是，受摄影直接威胁的写实派却没有发出一致声讨的言论。他们接受科学和进步。诚如左拉所言，难道法国印象派画家马奈的画不是像他自己的小说一样，都是受了贝尔纳科学方法的影响吗（见第十四章）？[17]然而，他们在为摄影辩护的同时，他们的文艺理论又反对艺术只是单纯地、分毫不差地反映自然。自然主义评论家韦伊（Francis Wey）说道：“造就一位画家的不是他的画，他的色彩，或他惟妙惟肖的逼真，而是上帝赐给他的精神，是上天惠予他的灵感……造就画家的不是他的手，而是他的头脑，手只能听命于脑。”[18]摄影是有用的，因为它可帮助画家提升到超越单纯复制的层次。写实主义者挣扎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理想和现实之间，他们同样反对摄影，但在反对时总不那么理直气壮。

这场辩论十分激烈，但终于用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方式——版权——解决了。法国根据大革命时期的法律（1793年保护艺术财产权），反对剽窃、抄袭，但对工业产品的保护就含糊得多，如民法第1382条所示。所有的摄影师都竭力争辩说，那些购买他们作品的顾客，买到的不只是便宜、清晰的照片，还有艺术的精神价值。与此同时，有些摄影师对名声的重要性却知之不多，他们经不起赚钱的诱惑，遂将销路很好的人物照片盗版复制出售，这暗示了人物照片的原版并没有被当作艺术而受到法律保护。这场辩论直到1862年才有结论，因为梅塞·梅耶和皮埃森（Messrs Mayer and Pierson）公司控告其对手盗版复制加富尔伯爵和帕默斯顿子爵的照片，这个案件经一级又一级的法院审理，最后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摄影毕竟是艺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它的版权。然而——工业技术进入艺术世界后就出现许多复杂问题——法律是否能以单一的标准进行裁决呢？如果版权与道德发生冲突怎么办呢？如果摄影师发现女性裸体的商业价值，特别是将它制作成可随身携带如“名片”般大小的照片，那么这个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女人的裸体照，不论是站姿还是卧姿，只要一丝不挂，完全暴露，就会对肉眼造成刺激”[19]，这样的照片就是猥亵、淫秽的，19世纪50年代有条法律已宣判它们是淫秽的。然而在19世纪中期，拍摄女子半裸照片的摄影师，像他们后来更为大胆的同行一样，以激进的写实主义艺术来反驳伦理道德上的论点，只是他们此时反驳无效。技术、商业和前卫派组成了地下联盟，映照出金钱和精神价值之间的官方同盟。官方观点不会不占上风。如果谴责这样一位摄影师，检察官也等于谴责了“那个自称自己是写实主义但掩盖了美的画派……那个用现实女子替代希腊和意大利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之间美丽仙女的画派，一群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仙女，顷刻间在塞纳河畔臭名远扬，岂不可悲”。[20]马奈的演说于1863年发表在《摄影杂志》（Le Moniteur de la Photographie），这一年他发表了他的《草地上的午餐》。

所以写实主义既是模棱两可，又是自相矛盾。写实主义的难题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不去理会“学院派”画家的烦琐无聊（“学院派”画家只画能被接受的、能找到买主的画），让科学和想象、事实与理想、进步与永恒……之间的关系自然发展就行。严肃的画家，不论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评态度，还是合乎逻辑地认真接受其主张，处境都更加困难，而且19世纪60年代开创了新的发展阶段，更使他们的处境从困难重重到无法解决。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史固然复杂，但始终紧密连贯。不过随着库尔贝的标题式“写实主义”，亦即自然派的“写实主义”的出现，这段历史遂告结束。从德国绘画史家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以19世纪60年代作为其19世纪绘画研究的时间下限，便可看出这10年的特性。此后出现的，或者说此时已随印象派一起出现的作品，已不再与过去相连，而是向往未来。

写实主义的根本困境是题材和技术问题，同时又是题材和技术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就题材而言，问题并不是单纯的要不要选择一般的题材，摒弃“高贵的”、“杰出的”题材；或选择“受尊敬的”艺术家没有触及过的题目，摒弃充斥在学院里的题材，就像热忱的左翼政治艺术家——例如革命巴黎公社社员库尔贝——所做的那样。[21]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认真从事自然写实主义创作的艺术家，当然都倾向于这种做法，因为他们只能画他们眼睛真正看到的，即对事物的感觉和印象，而不是思想、品质或价值。《奥林匹亚》（Olympia）这幅画并不是理想化的维纳斯女神，而是——用左拉的话来说——“马奈在她露出其年轻略微失去光泽的裸体时，悄悄临摹下来的”[22]，而最令人吃惊的是，此画竟在形式上与提香（Titian）的名画《维纳斯》遥相呼应。然而，写实主义是画不出维纳斯的，只画得出裸体女人，就像它画不出高贵、庄严、权威，而只能画出戴着皇冠的人们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考尔巴赫（Kaulbach）画的德皇威廉一世加冕图远不如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和安格尔画的拿破仑一世的原因。至于其中是否有政治因素暂且不论。

因而写实主义从政治上看来似乎是激进的，因为它较擅长当代和大众题材。［“当其他艺术家用画维纳斯来纠正自然时，他们撒了弥天大谎。马奈问自己，他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不讲实话？于是他把我们带到奥林匹亚，看到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女子，这个女子就像我们在街上所看到的那些女子一样，瘦削的肩上拖着一条薄薄的褪了色的长方形羊毛披巾”，以及更多具有这类情调的东西（左拉）。］[23]然而事实上它却限制了，或根本杜绝了艺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而这项作用正是1848年前艺术的主要使命，理由很简单，没有思想和判断便没有政治画。写实主义几乎已把19世纪上半叶最普遍的政治画形式即历史画，完全排除在严肃艺术之外，因而自19世纪中叶起，历史画便急速下降。主张共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库尔贝的自然派写实主义，并没有为政治性的革命艺术打下基础，在俄国也没有，俄国的自然主义技术只是革命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门徒用来讲故事时所使用的次要伎俩，所以跟学院派绘画很难区分，除了主题有所不同外。写实主义标志着一个传统的结束，但不代表另一个传统的开始。

艺术的革命和革命的艺术开始分道扬镳，尽管理论家、宣传家，如“四八年人”托雷（Théophile Thoré，1807—1869）和激进的左拉竭力要把它们撮合在一起。印象派之所以重要，不是由于他们的题材大众化——星期天郊游、民间舞蹈、城市风貌、剧院、赛马场、妓院等等，足足涵括资本主义社会半个世界的内容——而是因为它在创作手法上有所创新。然而，这些手法只是借助与摄影类似的技术，或借鉴摄影以及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以进一步追求真实的再现，追求再现“眼睛看到的东西”。这暗示它们将放弃过去绘画中约定俗成的手法。当光线投在物体上，眼睛“真正”看到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已被众人接受的有关蓝天、白云或面部相貌的标准画法所呈现的那样。它的目的原是要把写实主义变得更加“科学”，结果却不可避免地使它脱离人们的常识，直到新技术成为新的惯用手法为止。事实正是这样。我们现在在欣赏马奈、雷诺阿（A.Renoire，1841—1919）、德加、莫奈和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1830—1903）的作品时，我们能毫不困难地一眼看懂。但他们也曾一度无法被人们理解，连罗斯金也曾对着美国画家兼雕刻家惠斯勒（James MacNeill Whistler，1834—1903）的作品发出惊呼：“活像是泼在公众脸上的一罐颜料！”

这个问题只是暂时性的，但这种新艺术还有两方面更不好处理。首先，它必须使绘画克服其先天有限的“科学”特质。比如，从逻辑上说，印象主义代表的不只是一幅画，而是完美的彩色立体影片，光线照在物体上能不断产生变化。莫奈从不同侧面画了一系列法国卢昂大教堂的作品，企图以油彩和画布来呈现这种效果，结果与理论相去不远。但是，如果对艺术的科学性追求无法产生出任何特定的结论，那么其所获得的结果不过是摧毁大家已然接受的视觉常规，“现实”代替不了这个准则，也无其他任何准则来代替它，只是出现大量与它相差无几的准则而已。归根结底——但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还远远得不出这个结论——在对同一事物做出几种不同的主观感觉后，可能没有办法从中进行选择。一旦能够做出选择时，对完美的客观追寻也就转变成主观的完全胜利。追求艺术的科学是条很吸引人的道路，因为如果科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那么个人主义、竞争就是其他价值。正是学院训练和艺术标准等堡垒，有时不自觉地用新的“原创性”标准来代替“完美”、“正确”的古老标准，它们遂为自己的最终被取代打开了大门。

其次，如果艺术与科学相似，那么它应和科学一样具有进步的特点，进步使“新的”或“后来者”（在某些条件下）变成“先进的”。这对科学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大多数在科学领域默默耕耘的人，在1875年对物理的了解显然比牛顿和法拉第更多更好些。然而在艺术上则不尽然：库尔贝之所以比法国画家格罗（Antoine Jean Gros，1771—1835）更高明，并不是因为库尔贝较晚出生，也不是因为他是写实主义者，而是因为他的天赋更高。同时，“进步”一词本身也是含混不清，因为进步可用于，实际上也真的用于历史上所有已被看到的演变，这些演变都是（或据信是）前进的；同时也可用于企图促成未来理想的变革。进步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事实，而“进步主义者”一词更只是政治用语。艺术上的革命者通常很容易与政治上的革命者相混淆，尤其是对思路混乱的人来说，例如蒲鲁东；而且艺术上和政治上的革命者也都很容易和另一种极不相同的东西相混淆，即“现代性”。“现代性”这个词最早的可查记录是出现在1849年。［“总而言之，库尔贝……表现了时代，他的作品与孔德的《实证哲学》，与瓦舍罗（Vacherot）的《实证形而上学》和与我本人的《人权》和《内在正义》是不谋而合的；也等同于就业的权利和工人的权益；等同于宣布资本主义灭亡和生产者的自治权；等同于盖尔（Gale）和斯珀津姆的颅相学；等同于拉瓦特（Lavater）的相面术。”（蒲鲁东）］[24]

在这个意义上，若要成为“当代”就必须在题材之外追求变革和技术革新。诚如波德莱尔明察秋毫地指出，假如表现当下是一大欢乐，不仅是因为当下所可能具有的美，同时也由于“作为当下，它具备了若干基本特征”，那么每个要继续成为“当下”的艺术，就必须找到自己特有的表现形式，因为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能充分地代它表达，如果真的有谁能够表达的话。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客观上确实有的“进步”，但是，只要了解过去的一切方法必须让路给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方法，那肯定是“进步的”，因为后者肯定更好些，因为它们是当代的。艺术必须不断更新，在更新的时候，每一代改革者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至少是暂时失去——大批传统主义者和强敌，这些人都缺少年轻的兰波所说的“眼光”（他为艺术的未来制定了不少规则）。简而言之，我们现在开始发现我们已处于我们熟悉的前卫世界之中——虽然这个词在当时还不存在。如果要回顾前卫艺术的宗谱，一般不必追溯到法兰西第二帝国之前——文学上不会超过波德莱尔和福楼拜，绘画上不会超过印象派。从历史上看，个中缘由基本上还是个谜，然而确定年代的特征是很重要的。这个年代代表着下述企图的失败：创造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相一致（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无批评）的艺术，一种如实证主义所言能体现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现实、进步和自然科学的艺术。

5

这个失败固然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但影响更大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阶层：学生，年轻知识分子，踌躇满志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群放荡不羁、不修边幅的人——拒绝采纳（不论时间长短）资产阶级尊重观以及很容易与他们混在一起的人们。大城市里出现越来越多专供这些人聚会的特区——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和巴黎北方的蒙马特区（由于绘画转向写实主义——即户外——农村里遂也出现画家聚居的奇怪区域，这些地方范围不大，例如巴黎周围、法国东北部的诺曼底海岸和稍晚的普罗旺斯。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这种现象似乎尚不多见）。这些地区很快成为前卫派的中心，而像兰波那种如饥似渴地在沙勒维尔（Charleville）等地阅读杂志和异端诗歌的年轻叛徒，就像被地心引力吸引一样，纷纷向中心靠拢。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们构成一个不可忽略不计的市场（一个世纪后这种市场被称为“地下市场”或“反主流文化市场”），但销售额不大，不足以养活这批前卫艺术家。由于资产阶级日益希望把艺术紧紧抱在自己怀里，因此愿意让资产阶级拥抱的艺术家——美术系学生、充满野心的作家等等——也就成倍增加。米尔热（Henry Murger）所写的《波希米亚生活一瞥》（Scenes of Bohemian Life，1851年），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生活带来盛行一时的风尚以及与18世纪的户外宴会一样的时髦。这些艺术家、作家在西方世界的世俗天堂里与资产阶级逢场作戏，但不属于资产阶级。这个世俗天堂也是艺术中心，意大利再也不能与这个艺术中心一试高低。在19世纪下半叶，巴黎约有一两万自称为艺术家的人。[25]

虽然这个时期的革命运动几乎完全发生在巴黎拉丁区——例如布朗基主义者——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将反主流文化的人等同于革命者，但是这些前卫艺术家并无特定的政治立场，或根本没有政治立场。在画家中，极左派的印象画家毕沙罗和马奈于1870年逃到伦敦，以躲避参加普法战争；塞尚躲在其乡间避难所里，对其最亲密的朋友左拉的政治观点丝毫没有兴趣。马奈、德加——他们都因个人收入而成为资产阶级——以及雷诺阿都悄悄地参加战争而避开了巴黎公社；库尔贝在巴黎公社运动中只是个一般的人。对日本版画的爱好可以把印象派、超级共和派的克里蒙梭（Clemenceau）和激烈反对巴黎公社的龚古尔兄弟联系在一起。如同1848年前的浪漫派艺术家一样，他们之所以联合，只是因为他们都憎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权——此处指的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痛恨由庸才、虚伪和利润统治的时代。

直到1848年，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拉丁区仍希望有个共和或来一场社会革命，而且对更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强盗贵族”甚至勉强表示敬佩，敬佩他们冲破了传统贵族社会的障碍，尽管也非常痛恨他们。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1869年），说的就是19世纪40年代这个暴风雨世界里年轻人心中的这个希望以及他们的双重失望：对1848年革命的失望和对接踵而来的时代的失望。在新的时代里，资产阶级胜利了，但他们背弃了自己的革命理想——自由、平等、博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失望最大的莫过于1830—1848年的浪漫主义。从空幻写实主义转变到“科学”或实证写实主义的过程中，仍保留——也许还发展了——社会批判的部分，至少是冷嘲热讽，然而却失去了想象力［杜庞卢（Dupanloup）阁下认为，凡在地方上主持过一些忏悔的牧师都承认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十分准确］。接着又转变成“为艺术而艺术”，或只关心语言的格式、风格和技巧。“每个人都有灵感”，年迈的诗人戈蒂耶（Gautier，1811—1872）对一位年轻人说：“每个资产阶级都会因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边落下而感情起伏。但诗人有技巧。”[26]当一种新的幻想艺术形式从1848年时还是孩提甚至还未出生的那代人中出现的时候——兰波的主要作品于1871—1873年问世，杜卡斯（Isidore Ducasse）于1869年发表其《马尔多鲁之歌》（Chants de Maldoror）——这种艺术将是秘传的，是不理性的，而且不管其初衷为何，也是非政治的。

由于1848年梦幻的破灭以及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俾斯麦的德国、帕默斯顿和格莱斯顿的英国、伊曼纽尔的意大利等现实政府的胜利，西方资产阶级艺术在绘画和诗歌的带动下开始分为两支：一是为广大公众喜爱的，一是为少数自我设限者享用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未像前卫派所虚构的那样宣布他们为非法，但一般说来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那些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前已达成熟阶段而且至今仍受我们敬爱的美术家和诗人，对当时的市场通常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也的确经常引起社会争议：库尔贝和印象派、波德莱尔和兰波、早期的拉斐尔前派、英国诗人评论家斯温伯恩（A.C.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及画家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等等。很显然，艺术界的情况不全是如此，甚至完全依靠资产阶级赞助的艺术也不全是如此，除了这时期有对白的话剧外，关于这种话剧最好少提为妙。这也许是因为，那些困扰视觉艺术的“写实主义”难题，对其他艺术领域的困扰程度较轻些。

6

这些难题对音乐毫无影响，因为没有任何表象派写实主义能在音乐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若想将它引入音乐之中，就必须使用比喻，或依靠语言、剧情。除非是合并为瓦格纳式的总体艺术（即瓦格纳那种包罗万象的歌剧），或塞进简单的歌曲，否则音乐的写实主义就意味着它能代表某种明确的情感，包括可辨认出来的性情感（就像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更普遍的情形是，它们通过民俗音乐的主题来表达民族主义的情感，例如盛行一时的国民乐派作曲家——波希米亚的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俄国的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N.Rimsky-Korsakov，1844—1908）和穆索尔斯基等，挪威的格利格（Edvard Grieg，1843—1907），当然还有德国人（可不是奥地利人）所做的。但是如我们前面所提，严肃音乐欣欣向荣的原因，与其说是它道出了真实世界，倒不如说它表达了精神世界，因而它除了提供其他许多东西外，还提供了一种宗教替代品。如果想要演出，那它就得合乎赞助人的口味或符合市场需求。到了这个程度，它就能从内部反对资本主义世界，而且易如反掌，因为当音乐家对资产阶级进行鞭挞时，他们不但觉察不到还可能以为音乐家是在表达他们的追求和他们的文化辉煌呢。所以，音乐繁荣了，但或多或少仍建立在传统的浪漫主义基础上。音乐界的急先锋是瓦格纳，他也是音乐界最著名的公众人物，因为他确实成功地使财力最雄厚的文化当局和资产阶级成员相信他们就属于精神贵族，远远高于庸俗不堪的广大群众，只有他们才是艺术的未来（瓦格纳能做到这点得感谢疯疯癫癫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

散文，特别是最具资产阶级时代艺术形式特征的小说，也日渐兴盛，但原因却与音乐正好相反。语言不像音符，它不但表现了“真实生活”，也表达了思想。语言跟视觉艺术也不一样，它并不真正去模仿生活。所以，小说的“写实主义”没有发生任何当摄影引进绘画时立即产生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有些小说可能会把重点放在如记录文学般的绝对真实上，有些则倾向将题材扩大到不适于体面人看的领域（法国写实主义小说家两者都喜欢），然而谁能否认，甚至最不擅长文字、最主观的人所写的真实世界故事，通常也最能代表当代的真实社会！这个时期的小说没有一部不能改写为电视连续剧。小说很灵活，作为一个类别，它甚受大众欢迎，成就斐然。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如瓦格纳的音乐，法国几个画家，也许还有几首好诗——这个时期艺术上的最高成就非小说莫属：俄国的、英国的、法国的，也许甚至还有美国的（如果我们加上梅尔维尔的《白鲸》），而且（除梅尔维尔外）最伟大作家的最伟大作品几乎都立即被接受，如果不总能获得理解的话。

小说的伟大潜力在于它的领域极宽，最广阔、最雄心勃勃的主题都操持在小说家的手中，请看：《战争与和平》弄得托尔斯泰如痴如醉，《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1866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心力交瘁，《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则令屠格涅夫费尽心血。小说家企图掌握住整个社会的现实。司各特（Scott）和巴尔扎克借由彼此相关的故事系列反映整个社会，然而奇怪得很，这时期最伟大的天才小说家并未遵循这个模式。左拉要到1871年才开始进行他对追溯第二帝国的大部头描绘［《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the RougonMacquaret series）］，加尔多斯（Pérez Galdós，1843—1920）于1873年开始其回顾性的《民族插曲》（Episodios Nacionales），德国小说家、剧作家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1816—1895）则在1872年开始撰写其《祖先》（Die Ahnen）。在俄国以外，这些巨大创作努力所取得的成功有大有小，而在俄国则一律获得成功。一个兼容了狄更斯、福楼拜、艾略特、萨克雷和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等诸多成熟作家的时代，是不需要害怕竞争的。然而，小说最大的特点和它之所以成为这个时代典型艺术的原因，是因为小说是通过神话和技巧（像华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那样）来完成其雄心勃勃的创作目的。与其说小说像暴风雨般袭击了创作天堂，倒不如说它是坚忍不拔、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进创作天堂。为此，小说在承受最小损失的情况下，也开始被翻译成他国语言。这个时代至少有位天才大作家成为真正的国际人物，他就是狄更斯。

但是，如果我们在讨论资产阶级胜利时代的艺术时，仅局限于讨论艺术大师和他们的杰作，特别是局限在少数几个人身上，那就有失偏颇了。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时代也是艺术走向大众的时代，因为有了复制技术，一件作品复印无数张后形象依然清晰；技术与交通结合起来便产生了报纸和杂志，尤其是附有插图的杂志；同时群众教育事业的开展更使艺术进入平常人家。这时期真正为多人所知的艺术作品——指其知名度超出了少数“有修养者”的范围——并不是我们今天欣赏不已的作品。当然也有极少例外，狄更斯便是这极少例外中最突出的一位（然而狄更斯是以记者的身份写作的，他的小说是连载发表的。对数以千计的读者来说，他更像演员，因为他的作品充满戏剧舞台场面的对白）。销路最广的是大众报纸，英国和美国的销售量创空前纪录，达25万份，甚至50万份。美国西部火车车厢里和欧洲手工业工人小屋里贴的是英国画家兰西尔的《山谷之王》（Monarch of the Glen）（或自己本国相应的画），或美国总统林肯、意大利爱国者加里波第，或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的肖像。“高尚文化”中的乐曲，只有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的曲调能借由遍布各地的意大利街头手风琴手而进入普通人的耳朵，或许瓦格纳的某段乐章也可因被改成结婚进行曲而得与大众相见——但不是歌剧本身。

然而，这本身就是一场文化革命。随着城市和工业的胜利，广大群众开始出现分野，而且区别日益尖锐：一部分是“现代化”的，也就是城市化的、识文断字的人；另一部分是接受主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内容和日益失根的“传统”人。两者的分野越来越明确，因为农村过去的遗产和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模式越来越不相干：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波希米亚工人，已不再用民谣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而用歌厅里的蹩脚通俗歌曲来描述他们自己的生活——一种与他们父辈很少有共同之处的生活。这是一个空白地带。现代通俗音乐和娱乐业的祖先，那时就开始为文化要求不高的人填补这个空白；而自助团体和组织就为更活跃、更自觉、要求更多的人来填补这个空白。从本书所述时期结束起，这个空白则越来越常是通过政治运动来填补。在英国，城里歌厅星罗棋布的时代也是合唱团和工人阶级管乐队的时代，这些音乐团体在工业社会成倍增加，其所表演的大众“古典”曲目多半选自高尚文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十年的文化流向都是单向的——从中产阶级往下传播，至少在欧洲是如此。甚至即将成为无产阶级最有特色的文化形式，即供大众观赏的体育活动，也是发源于中产阶级。这时期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为各项运动筹组俱乐部，并规划比赛，从而使体育规则得以定型——例如英式足球。要到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体育活动才真正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英国是最卓越的“体育大国”。早些时候的平民体育，例如板球，已在英国兴起。但此时英国纯专业化的平民体育却呈下降态势。原有的几项体育活动实际上已告消失，例如专业化的赛跑、竞走、划船比赛等。）

农村最传统的文化模式遭到连根拔起，其原因与其说是人口流动，不如说是兴办教育的结果。一旦群众接受了小学教育，传统文化便不可能再以口耳或面面相传的方式为基础。于是，文化遂分裂成识字者的高级文化（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不识字者的低级文化（即落后文化）。教育和全国官僚机构将农村居民变成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集合，他们的名字被分成两种，一是昵称和绰号，是邻居和亲戚称呼时用的（如“跛脚巴奎脱”），一是对学校、政府当局使用的正式姓名（如“弗朗西斯科·冈萨雷斯·洛佩斯”）。新生的一代实际上都能操两种语言。有越来越多的人，企图以“方言文学”的形式拯救古老语言［如安岑格鲁贝（Ludwig Anzengruber，1839—1889）写的农民话剧；巴恩斯（William Barnes，1800—1886）用多塞特（Dorset）方言写的诗；路透（Fritz Reuter，1810—1874）用德国北部方言写的自传以及1854年费利布里热（Félibrige）协会运动意欲复活的普罗旺斯文学］。但这对中产阶级罗曼蒂克的怀旧病、民粹主义或“自然主义”皆无吸引力。

用我们的标准来看，传统文化在这个阶段的衰落幅度还是比较小的。然而其意义相当重大，因为在这一时期，传统文化尚未从新兴无产阶级或城市反主流文化当中得到反馈（农村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反主流文化）。因此，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文化不可避免地与大获全胜的中产阶级等同起来，并凌驾在处于从属地位的广大群众之上。在这个时期，这种主从状态几乎是无法改变的。

[1]R. Wagner, ‘Kunst und Klima’, Gesammelte Schriften (Leipzig 1907), III, p.214.

[2]Cited in E. Dowden, Studies in Literature 1789-1877 (London 1892), p.404.

[3]Th. v. Frimmel, Lexicon der Wiener Gemäldesammlungen (A-L 1913-14); article: Ahrens.

[4]G. Reitlinger, The Economics of Taste (London 1961), chapter 6. I have relied much on this valuable work, which brings to the study of art a hard-headed financial realism suitable to our period.

[5]Asa Briggs, Victorian Cities (London 1963), pp.164 and 183.

[6]Reitlinger, op. cit.

[7]R. D. Altick, The English Common Reader (Chicago 1963), pp.355 and 388.

[8]Reitlinger, op. cit.

[9]F. A. Mumby, The House of Routledge (London 1934).

[10]M. V. Stokes, ‘Charles Dickens: A Customer of Coutts & Co.’, The Dickensian, 68 (1972), pp.17-30. I am indebted to Michael Slater for this reference.

[11]Mulhall, op. cit.; article: Libraries. A special note should be made of the British publiclibrary movement. Nineteen cities installed such free libraries in the 1850s, eleven in the 1860s, fifty-one in the 1870s (W. A. Munford,Edward Edwards [London 1963]).

[12]T. Zeldin, France 1848-1945 (Oxford 1974), I, p.310.

[13]G. Grundmann, ‘Schlösser und Villen des 19. Jahrhunderts von Unternehmem in Schlesien’, Tradition, 10, 4 (August 1965), pp.149-62.

[14]R. Wischnitzer,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European Synagogue (Philadelphia 1964), chapter X, especially pp.196 and 202-6.

[15]Gisèle Freund, Photographic und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 (Munich 1968), p.92.

[16]Freund, op. cit., pp.94-6.

[17]Cited in Linda Nochlin (ed.), Realism and Tradition in Art (Englewood Cliffs 1966), pp.71 and 74.

[18]Gisèle Freund, Photographie et Société (Paris 1974), p.77.

[19]Freund, op. cit. (1968), p.111.

[20]Freund, op. cit. (1968), pp.112-13.

[21]For the question of artists and revolution in this period, see T. J. Clark, The Absolute Bourgeois (London 1973) and Image of the People:Gustave Courbet (London 1973).

[22]Nochlin, op. cit.., p.77.

[23]Nochlin, op. cit.., p.77.

[24]Nochlin, op. cit., p.53.

[25]Even in that lesser centre of Bohemia, Munich, the Münchner Kunstverein had about 4,500 members in the mid-1870s. P. Drey, Die wirtschaftlichen Grundlagen der Malkunst. Versuch einer Kunstökonomie (Stuttgart and Berlin 1910).

[26]‘In art the handicraft is almost everything. Inspiration-yes, inspiration is a very pretty thing, but a little banale; it is so universal. Every bourgeois is more or less affected by a sunrise or sunset. He has a measure of inspiration.’Cited in Dowden, op. cit., p.405.

第十六章　结语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头上有苛政。根据进步的原则，天意早该没有了。

——内斯特罗，维也纳喜剧作家，1850年[1]

自由主义的胜利时代开始于革命的失败，结束于漫长的经济萧条。第一个路标一目了然，它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和另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而第二个路标则不尽然。然而历史并不顾念是否对历史学家方便，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对此还不甚了解。依照戏剧的要求，这本书结束时应安排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例如1871年的德国统一和巴黎公社，或是1873年的股票暴跌，但是戏剧的要求与现实不一样，经常很不一样。资本时代的小路并没有结束在可鸟瞰全景的制高点上，也没有结束在大瀑布前，而是结束在景色不太容易辨认的转弯处，也就是1871—1879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如果我们必须指出个具体日子，那就让我们选一个能象征“19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但不要和什么特定事件有关，免得将它不必要地凸显了。就让我们选择，比如说，1875年吧。

紧接着自由主义胜利而来的新时代，将是大不一样的。经济上，它迅速离开私营企业自由竞争、政府不加干预，或德国人称之为“曼彻斯特主义”的道路（即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正统的自由贸易道路），而朝向大型工业公司［卡特尔（cartel）、托拉斯（trust）、垄断集团］、政府积极干预、正统政策迥然不同但经济理论不一定很不一样的道路。英国律师戴雪（A.V.Dicey）长叹道：个人主义的时代已于1870年结束，“集体主义”时代来临了。戴雪看到“集体主义”长驱直入，辗转难眠。在我们看来，他所看到的“集体主义”多数是不重要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是对的。

资本主义经济在四个重要方面发生变化。首先，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技术时代，不再受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明和方法：一个新能源的时代（电力、石油、涡轮机、内燃机等），一个基于新材料之上的新机械时代（钢铁、合金、有色金属等），一个植根于科学之上的新工业时代，例如正在扩大的有机化学工业。

其次，我们日益进入一个由美国首开其先河的国内消费市场经济。这种新形态的形成是由于群众收入的提高（欧洲提高的幅度还不很大），更由于先进国家的人口增长。1870—1910年间，欧洲人口从2.9亿增加到4.35亿，美国人口从3850万增加到9200万。换句话说，我们进入一个大规模生产的阶段，包括某些耐用消费品的生产。

再次，从若干方面来说，这点最具决定性意义——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令人困惑的逆转。自由主义的胜利时代事实上就是英国工业在国际上处于垄断地位的时代，中小企业可以自由竞争，保证获得利润，而且困难很少。后自由主义时代则是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工业经济——英国的、德国的、美国的——在国际上进行竞争，在经济萧条期间，它们发现要获得足够利润非常困难，于是竞争更加激烈。

最后，竞争更导致了经济集中、市场控制和市场操纵。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说道：

经济增长如今已成为经济斗争——一场将强者与弱者截然分开的斗争，一场打击一部分国家信心、坚定另一部分国家志气的斗争，一场牺牲老的、照顾那些新兴国家的斗争。原本对未来的进步发展充满无限信心的乐观情绪，已让位给迟疑不决和某种痛苦挣扎。而这一切又强化了激烈的政治竞争，政治竞争又反过来加剧了经济斗争，这两种竞争在掠夺土地的浪潮和“势力范围”的追逐中会合，并因之被称作新帝国主义。[2]

世界自此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里的帝国主义既是广义的（包括经济组织的结构变化，例如“垄断性资本主义”），也是狭义的，“低度开发”国家以附属国的地位被纳入由“先进”国家统治的新世界经济秩序。其原因除了竞争（导致各强权竞相将世界划归为自己的商业保留地，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市场和资本出口的刺激外，同时也由于大多数先进国家因气候和地质原因而缺少原料，这些原料的重要性日见明显。新技术工业需要石油、橡胶、有色金属等原料。到19世纪末，马来亚已成为闻名的锡产地，俄国、印度和智利是锰产地，新喀里多尼亚为镍产地。新的消费工业需要飞速增长的原料数量，不仅是先进国家可以生产的原料（例如粮食和肉类），还有它们无法生产的原料（如热带和亚热带的饮料和水果，以及国外的蔬菜、制皂用的油脂等）。“香蕉共和国”如同锡、橡胶和可可殖民地一样，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世界一分为二，一为先进地区，一为低度开发地区（从理论上讲两者是互补的）。这种现象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时已开始具有其特殊的现代形状。这种新的先进／依附模式将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为止，中间只有短暂间歇。而这便是世界经济的第四项重大变化。

从政治上看，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意味着自由的结束。在英国，1848—1874年间，除两次为期短暂的例外，一直是辉格／自由党（从广义上说是托利／保守党以外的政党）在执政。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辉格／自由党执政时间总共不超过8年。在德国和奥地利，19世纪70年代的自由党已不再是政府在议会里的主要基础，如果政府需要这样一个基础的话。他们的衰退，不仅是因为他们强调自由贸易、廉价政府（相对来说也就是无所事事的政府）的思想主张被击败，也因为选举政治的民主化（见第六章）摧毁了他们认为其政策可代表广大群众的幻想。一方面，由于经济萧条，代表某些工业和全国农业利益的保护主义压力加大了。贸易更加自由的发展趋势发生逆转，俄国和奥地利在1874—1875年，西班牙在1877年，德国在1879年，实际上各地皆是如此。除了英国外——即使在英国，从19世纪80年代起，自由贸易也开始受到压力。另一方面，下层的“小人物”要求保护他们不受“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要求社会福利、建立失业公共保护措施、制定最低工资，这些日益高涨的呼声，在政治上发挥了十分强大的作用。“上层阶级”，不管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贵族，还是新兴的资产阶级，都不再能够代表“下层”说话了，更关键的是，他们不再能够获得“下层”不求回报的支持了。

所以，一个新的、日益混乱紧张的局面（以及在此局面下出现的新政治格局）正在形成，反民主的思想家预见到形势不妙。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1870年写道：“人权的现代说法包括了工作权利和生存权利。人们再也不愿将最重要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处理，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不可能获得的，而他们认为只有在政府的强行规定下方可获得。”[3]思想家感到头痛的不仅是穷人提出的据说是乌托邦式的要求——有权过温饱生活，还有穷人强行获得这个权利的能力。“群众要求安定，要求工资。如果他们能从共和当中获得安定和工资，他们会紧紧依靠共和；如果能从君主制度获得安定和工资，他们会紧紧依靠君主制度。如果两者都无法给予他们，他们毫不犹豫地会支持首先保证他们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体制。”[4]政府不再由传统赋予它的合乎道德的自主权和合法性来控制，也不再能够相信经济法则不会遭到破坏，政府实际上会日益成为无所不能的极权国家，虽然理论上它只是为大众达到目的的工具。

以今日的标准而言，当时政府作用的增加还很有限，虽然在本书所述时期，几乎各地政府的平均开支（也就是政府的活动）都增加了，主要是由于公债大幅度增加的结果（自由主义、和平、不接受津贴的私营企业堡垒，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除外）。政府开支的增加在海外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这些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都在进行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办法是引进资金。然而，各方面的社会开支仍是少得可怜，也许只有教育经费例外。另一方面，政治上有三种倾向从经济萧条的新时期混乱中冒了出来（经济萧条导致各地社会爆发骚乱和不满）。

第一，最明显也最新奇的，是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和运动的出现，它们一般都带有社会主义倾向（也就是日益倾向马克思主义），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既是先驱，又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典范。虽然这时候的政府和中产阶级认为它们最危险，然而事实上，社会民主党是赞成自由主义理性启蒙运动的价值和假设。第二个倾向不但不接受启蒙运动的遗产，而且事实上还坚决反对。蛊惑人心的反自由、反社会主义政党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它们如果不是从先前隶属于自由党分支机构的阴影下冒出来的，例如后来变成希特勒主义鼻祖的反犹太、泛日耳曼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便是从直至当时为止在政治上一直韬光养晦的教会羽翼下冒出来的，例如奥地利“基督教社会运动”。（出于各种原因，在这些教会组织中，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立场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天主教大公会议未能在群众政治中有效地发挥其巨大潜力，除了在一些天主教居少数地位的西方国家，而天主教在这些国家中也只能发挥压力团体的作用——例如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德国“中央党”。）第三个倾向是群众性民族主义政党和运动从先前的激进自由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有些争取民族自治或民族独立的运动逐渐趋向社会主义，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特别是当工人阶级在本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但这只是民族社会主义，而非国际社会主义［如所谓捷克人民社会主义者（Czech People’sSocialist）或波兰社会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而且民族成分多于社会主义成分。其他民族主义政党或运动的意识形态，则纯粹以血统、土地、语言以及所有被看作是种族传统的内容为基础，别无其他。

然而这些新趋势并没有动摇先进国家在19世纪60年代发展出的基本政治格局，逐步地、不情愿地走向民主立宪政体。不过，非自由主义的群众政治着实吓坏了各国政府，不管在理论上它们是多么可以被接纳。政府在学会操作这套新制度之前，有时——明显是在“大萧条”时期——会陷入惊恐万状之中，并实施高压统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还不允许从血洗中幸存下来的巴黎公社社员重新参与政治活动。俾斯麦知道如何驾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但不知道如何对付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或群众性天主教政党。1879年，他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格莱斯顿对爱尔兰也实行高压统治。不过，这只是个暂时阶段，而非永久趋势。资产阶级政治的框架（在存有这个框架的国家），要到进入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膨胀到突破点。

这个时代的确陷入了“大萧条”的麻烦时期。但是，如果太强调大萧条的色彩，反倒会造成错误印象。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不同，其经济困难本身非常复杂，也都有一定难度，因此历史学家甚至怀疑用“萧条”这个词来形容本卷所述时期结束后的20年是否妥当。历史学家错了，但他们的怀疑提醒我们不要采取过分戏剧性的处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都没有崩溃。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缓慢地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修改了自由主义，还留有充分的余地。然而那些被殖民统治的、低度开发的贫穷落后国家，其情况便有所不同，例如俄国这类处于胜利者世界和受害者世界之间的国家，其情况也不一样。在这些国家中，“大萧条”开创了即将到来的革命时代。但在1875年后的一两代人之间，胜利的资产阶级仍固若金汤。也许信心比以前弱了一些，因而资产阶级声称它仍信心十足未免有点儿刺耳。也许资产阶级对其前途有点儿担心，然而“进步”无疑仍会继续下去，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以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笼统说来是以自由社会的形式继续下去。“大萧条”只是一个插曲。未来不是还有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生活提升与和平吗？20世纪难道不会是19世纪更加辉煌、更加成功的翻版吗？

我们今天知道，20世纪不是19世纪的翻版。

[1]Johann Nestroy, Sie Sollen Ihn Nicht Haben (1850).

[2]D. S.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1969), pp.240-41.

[3]Burckhardt, op. cit., p.116.

[4]Burckhardt, op. cit., p.171.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张晓华等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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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品：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公司 www.yuntrust.cn
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8月第2版
字 数：368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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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7463-6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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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

——1875—1914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贾士蘅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言
序曲
第一章 百年革命
第二章 经济换挡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
第四章 民主政治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第六章 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第八章 新女性
第九章 文艺转型
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
第十一章 理性与社会
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
尾声 我真正是生活在黑暗时代！
注释

序言

本书虽然出自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之手，却不是为其他学者而写。它是为所有希望了解这个世界，并认为历史对于了解世界大有裨益的人而写的。虽然我希望本书能使读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0年有一些了解，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告诉他们这段时期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如果读者想对史实有更多了解，只需查阅数量庞大且通常相当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我在本书中设法要做到的，和之前的两册——《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和《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1848-1875）一样，是要了解和解释19世纪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解和解释一个处于革命性转型过程中的世界，在过去的土壤上追溯我们现代的根源；或者更重要的，视过去为一个凝聚的整体，而非许多单独题目的集合，例如国别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的集合（历史研究的专门化往往会将这种看法强加于我们）。自从我对历史开始感兴趣以来，我便始终想知道过去（或现在）生活的这些方面是如何连在一起的，又是为什么连在一起的。

因而，本书（除了偶尔的例外情形）不是叙述性或系统化的说明，更不是在炫耀学问。读者最好视它为一种理论的展现，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各章来追踪同一个主题。虽然我已尽力让非历史学家了解它，可是这个企图是否成功读者必须自己判断。

我没有办法向许多作者致谢，虽然我往往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我却参考了他们的著作。我更没有办法向这些年来我从同事和学生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许多构想表示谢意。如果他们在本书中认出自己的构想和言论，他们至少可以责备我误解了他们或误解了事实，或许我也确实如此。然而，我还是可以向那些使我得以将对这个漫长时期的全神贯注浓缩到这一本书中的人致谢。1982年，我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开了一门为期13次的演讲课，完成了本书的草稿。我对于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以及发出这一邀请的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都非常感激。1983—1985年，利华休姆信托基金会（Leverhulme Trust）给了我一个荣誉研究员的职位，使我可以得到研究上的协助。巴黎的“人文科学研究所”（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和克莱门斯·赫勒（Clemens Heller），以及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和麦克唐纳基金会（Macdonnell Foundation），使我在1986年有几个安静的星期完成本书的正文。在协助我做研究的人当中，我尤其感谢苏珊·哈斯金斯（Susan Haskins）、瓦妮莎·马歇尔（Vanessa Marshall）和詹娜·帕克博士（Dr. Jenna Park）。弗朗西斯·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校读了有关文艺的各章，艾伦·麦凯（Alan Mackay）校读了有关科学的各章，帕特·塞恩（Pat Thane）校读了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章，使我少犯了一些错误，不过我怕错处仍在所难免。安德烈·希福林（André Schiffrin）以一位朋友和典型的受过教育的非专家身份阅读了整本手稿——本书乃是为这样的非专家而写。我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beck College）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有许多年，如果没有这一经验，我怀疑我是否会产生撰写19世纪世界史的构想。因此，此书也是献给那些学生的。

序曲

回忆就是人生。由于总是一群活人在回忆，它遂成为永恒的演进。它受限于记忆和遗忘的辩证法，觉察不出自己连续的变化，它可以有各种用途，也可以做各种控制。有时它可以潜伏很长的时间，然后突然复苏。历史永远是为已不存在的事物所做的片面和有问题的复原。记忆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并与无穷的现在依偎相连。历史是过去的再现。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1984年[1]

除非我们同时也明白基本结构上的变化，否则只描述事件的经过，即使是以全世界为范围，也不大可能使我们对今日世界上的各种力量，有较好的了解。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新构架，一种新的回溯方式。这些也就是本书所想要呈现的。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64年[2]

1

1913年夏天，有一个年轻女孩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所中学毕业。对那时的中欧女孩来说，这是相当不寻常的成就。为了庆贺她毕业，她的父母决定送她出国旅行。不过在当时，让一个富裕人家的18岁女子单独暴露于危险和诱惑之下，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因此他们想找一位适当的亲戚来照顾她。幸运的是，在过去几代由波兰和匈牙利西迁致富而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亲戚中，有一家过得特别好。奥尔贝特（Albert）叔叔在地中海东部各地——君士坦丁堡、士麦那（Smyrna）、阿勒颇（Aleppo）和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开了一家连锁商店。在20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和中东有许多生意可做，而奥地利长久以来便是中欧对东方贸易的窗口。埃及既是一个适合文化自修的活博物馆，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欧洲中产阶级高级聚居地。在当地用法文很容易沟通，而这位小姐和她的姐妹，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家寄宿学校已学会流利的法文。当然，埃及有许多阿拉伯人。奥尔贝特叔叔欣然欢迎他的亲戚。于是这位小姐乘坐一艘轮船由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前往埃及。该港是奥匈帝国的主要港口，碰巧也是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寄居地。这位小姐便是作者未来的母亲。

若干年以前，一个年轻男子也旅行到埃及，但他是从伦敦去的。他的家庭背景普通得多。他的父亲在19世纪70年代由俄属波兰移民到英国，以制造家具为业。他在伦敦东区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尽量设法养育他原配所生的一个女儿和继室所生的8个儿女（其中大多数是在英国出生）。除了一个儿子以外，其他的孩子都没有经商的天分或意愿。只有最小的孩子有机会受到一点儿教育，日后成为南美的采矿工程师，当时南美尚是大英帝国一个非正式的部分。然而，所有的孩子都热衷于学习英文和英国文化，并且积极地英国化。其中一个后来成为演员，一个继承了家中的家具制造业，一个成为小学教师，另外两个进入当时正在发展中的邮政服务业。那个时候，英国刚占领埃及不久（1882年），因此，其中一个兄弟便到尼罗河三角洲上代表大英帝国的一小部分——埃及从事邮政和电信工作（Egyptian Post and Telegraph Service）。他认为埃及很适合他的另外一个兄弟，这个兄弟非常聪明、和气，有音乐天分，体育运动样样精通，并且具有轻量级拳赛冠军的水准，如果不需要靠自己谋生，他的特质可让他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事实上，他正是那种在殖民地的货运事务所工作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工作更容易的英国人。

这个年轻人便是作者未来的父亲。因此，他是在帝国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使他们相聚的地方遇见未来的妻子的。这个地方便是亚历山大港郊外的体育运动俱乐部，后来他们的第一个家便在这个俱乐部附近。在本书所谈的时代之前，在这样的地方发生这样的邂逅，并使这样的两个人缔结姻缘，都是极端不可能的事。读者应该知道原因何在。

然而，我以一件自传式的逸事作为本书的开始，有更严肃的理由。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在历史和记忆之间都有一块不太明确的过渡区。这块过渡区是介于两种过去之间，其一是可相对不带感情予以研究的过去，其二是掺杂了自身的记忆与背景的过去。对于个人来说，这块过渡区是由现存的家庭传统或记忆开始的那一点起，一直到婴儿时代结束——也就是，比方说，从最老的一位家人可以指认或解说的最早的一幅家庭照片起，到当公众和私人的命运被认为是不可分开而且互相决定的时候止［“我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遇见他”；“肯尼迪总统（Kennedy）一定是在1963年死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波士顿”］。这块过渡区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它特有的模糊和朦胧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永远会有这么一块时间上的无人之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或对于任何人来说，它绝对是历史最难把握的一部分。对于作者本人而言，由于作者在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出生，而父母在1914年时分别是33岁和19岁，帝国的年代正好处于这个不太明确的区域。

但是，不仅个人如此，社会也是这样。我们今日所生活的世界，其男男女女大致是在本书所讨论的这个时代成长，或在其直接的影响下成长。或许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此刻，情形已不复如此（谁又能确知），但在20世纪的前2/3，情形确实是这样。

比方说，让我们来看一看对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名单：1914年时，列宁［Vladimir Ilyich Ulyanov（Lenin）］44岁，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Dzhugashvili（Stalin）］35岁，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30岁，凯恩斯（J. Maynard Keynes）32岁，希特勒（Adolf Hitler）25岁，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945年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38岁，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40岁，甘地（Mahatma Gandhi）45岁，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25岁，毛泽东21岁，胡志明、铁托［Josip Broz（Tito）］与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均为22岁，也就是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小两岁，比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小9岁。再看一看文化领域内的重要人物。比如根据1977年出版的《现代思想辞典》（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所收录的文化人物为抽样标本，其结果如下：

由此我们可明显看出，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认为帝国的年代对这个时代的思想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我们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它在历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因此，不仅是少数与1914年前直接有关的在世者，面临着如何看待他们的私人过渡区的问题，而且，在比较非个人的层次上，每一个活在1980年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1980年乃是由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代所塑造的。我不是说较远的过去对我们而言较不重要，但是它与我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处理遥远的时代时，我们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来者的身份面对它们，很像西方的人类学家着手调查巴布亚（Papuan）的山居民族一样，如果它们在地理上、纪年上或感情上是足够遥远的，这样的时期，便可以完全通过死者的无生命遗物——书写、印刷或雕刻、物品和形象而存在到今日。再者，如果我们是历史学家，则我们知道我们所写的，只能由其他的陌生人来判断和纠正——对于这样的陌生人而言，“过去也是另一个国度”。我们的确是借由我们自己的时代、地点和形势来假设过去，也倾向于以我们自己的方式重新塑造过去，去看待那些我们的目光可以洞悉的事物，以及那些我们的看法允许我们认出的事物。不过，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带着我们这一行惯用的工具和材料，研究档案和其他一手资料，阅读数量庞大的二手文献，一路走过我们前辈学者许多代以来所积累的辩论和异议，走过不断变化的风尚和不同的解释与重要的阶段，永远好奇，（也希望能）不停地问问题。但是，除了那些以陌生人身份争论一个我们不复记忆的过去的其他当代人以外，我们的工作也不会遭遇什么阻力。因为，甚至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1789年的法国或乔治三世时期的英国，也是我们通过官方或民间学究所学得的第二手或第五手知识。

当历史学家想要努力钻研仍有目击者存活的时代时，两种相当不同的历史概念便互相冲突，或者，在最好的情形下，互相补充：学术性的和实际存在的、档案的和个人记忆的。由于每个人都已在心中与自己的一生达成妥协，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学家。如同冒险进入“口述历史”领域的人所知道的，从绝大多数人的观点看来，这样的历史学家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他们的贡献，却有基本的重要性。对那些访问老兵和政客的学者而言，从印刷品上所得到的资料，将较接受他们访问者记忆中的资料更多也更可靠，但是他们却可能误解这些文字上的资料。而且，不像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那样，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被那些曾经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加以纠正。这些人回忆往事，摇摇头说：“但是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不过，彼此对峙的这两种历史观点，在不同的意义上都是对于过去的合乎逻辑的重建。历史学家有意识地以为它们是如此，这样至少可以予以说明。

但是，不明确区域的历史则不同。其本身是有关过去的自相矛盾未能完全理解的形象。它有时比较模糊，有时显然精确，永远是由学术与公众和私人的二手记忆所传达。它仍是我们的一部分，但不再是我们个人所能影响的。它所形成的，类似那些斑驳的古代地图——充满了不可靠的轮廓和空白，搭配着怪物和符号。这些怪物和符号被现代的大众媒体所夸大。正因为这个不明确的区域对我们而言很重要，遂使媒体也对它全神贯注。多谢媒体的恩赐，这种片段和象征的形象至少在西方世界已成为持久记忆的一部分：“泰坦尼克”（Titanic）号邮轮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在沉没后的75年，还具有最初的冲击力，不断出现在报纸杂志的大标题中。而当我们为了某种原因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时期，我们心头闪过的这些形象，比起以往那些常使非历史学家联想起过去的形象和逸事［当无敌舰队接近英国时，德雷克（Drake）在玩滚木球游戏，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的钻石项链或“让他们吃蛋糕”，华盛顿正在横渡特拉华河（Delaware River）］，与时代的联系更密切。后面这些形象和逸事没有一件会片刻影响到严肃的历史学家。它们超出了我们的领域。但是，即使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能保证以同样冷静的态度，看待帝国时代那些已成为神话的形象，如“泰坦尼克”号邮轮、旧金山大地震和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吗？

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较，帝国的时代都更大声疾呼要求摘下神秘面纱，正因为我们（包括历史学家在内）已不再置身其中，但是又不知道它有多少尚在我们里面。这并不意味着它要求揭露或揭发贪污腐败（它所肇始的一项活动）。

2

我们之所以迫切需要某种历史透视法，是因为20世纪后期的人们，事实上还牵扯在止于1914年的那个时期之中。这也许是由于1914年8月是历史上最不可否认的“转折点”之一。当时人认为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现代人也一样。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并且坚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间确有一贯的连续性和转折处。毕竟，历史不是公共汽车——当车子抵达终点时，便换下所有的乘客、司机及乘务人员。不过，如果有一些日期不只是为了划分时代的方便，那么1914年8月便是其中之一。在当时人的感觉中，它代表了资产阶级所治所享的世界的终止，也标志着“漫长的19世纪”的终止。历史学家已学会谈论这个“漫长的19世纪”，它也是我们这一套三册书的主题——本书是最后一册。

无疑，这就是它能吸引这么多业余和专业史家，与文化、文学和艺术题目有关的作家、传记作家、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人，以及同样多的时装设计师的原因。我猜想：在过去的15年间，仅在英语世界每个月至少有一本关于1889—1914年的重要书籍或论文出现。它们大多数是写给历史学家或其他专家看的，因为如前所写，这段时期不但对于现代文化的发展非常重要，也为大量而且激烈的历史辩论提供了框架。这些国际或国内的辩论大多始于1914年的前几年。它们的主题非常广泛，举几个例子来说，有帝国主义、劳工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英国的经济衰退、俄国革命的性质和起源等。在所有的辩论主题中，最著名的显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到现在已有好几千册，而且继续以可观的速度争相推出。它是一个活的主题，因为不幸的是，自1914年后，世界大战起源的问题便挥之不去。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中，帝国年代所关心的事物显然与现代的重叠性最大。

将纯粹专论性的文献放在一旁不谈，这个时期大多数的作家可分为两类：回顾类与前瞻类。每一类往往都将注意力集中于本时期一两个最明显的要点上。在某种意义上，由1914年8月这个不能通过的峡谷的这一头望向那一头，它似乎是异常遥远且无法回归的。而同时，矛盾的是，许多仍旧是20世纪晚期特色的事物，均是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最后30年。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骄傲之塔》（The Proud Tower），是描写战前（1890—1914年）世界的畅销书。它是前一类最为人所熟悉的例子。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对于现代法人组织管理的研究——《看得见的手》（The Visible Hand）可代表第二类。

就产量及销路而言，回顾类几乎一定占优势。一去不返的过去，对于优秀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挑战。他们知道就时代已经不同这一点来说，它是不可了解的，但是它也具有使人产生怀古思想的极大诱惑力。最不具理解力和最易动感情的人，也会不断尝试去重新捕捉那个时代：一个上等和中产阶级倾向于赋予它黄金色彩的时代，一个“美好的时代”（belle époque）。当然，这种办法非常合乎娱乐业者和其他传媒制作人、时装设计家的口味。在电影和电视的推波助澜下，它恐怕已成为公众最熟悉的版本。这种视点当然是令人不满的，虽然它无疑捕捉到了这个时期的一个高度可见面，毕竟是这一方面将“财阀政治”和“有闲阶级”这样的词汇引入公众的谈话之中。这种版本是否比那些思想成熟但情感更为恋旧的作家版本更不切实际，恐怕尚有争论余地。这些作家希望证明：如果没有那些可以避免的错误或不可预测的事件，失去的乐园当年也不会失去；没有这些错误和事件，当年更不会有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或任何应对1914年前的世界的失落负责的事物。

另一些历史学家比较注意与大断裂相反的事物，也就是说，许许多多具有我们当代特色的事物，乃是起源于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有些起源是非常突然的。他们致力于寻找那些明显的根苗和前例。在政治上，构成大多数西欧国家政府或主要反对势力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都是1875—1914年的衍生物，而其家族的另一支——统治东欧的共产党亦然（统治非欧洲世界的共产党，也是仿效东欧共产党组织，不过在时代上晚于这一时期）。事实上，民选政府、现代民众政党、全国性有组织的工会，以及现代福利法，也都是衍生自1875—1914年年间。

在“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名目下，这一时期的“先锋”（avant garde）风格接掌了20世纪大半的高尚文化产品。甚至到今天，虽然有一些先锋派或其他学派不再接受这种传统，他们却仍使用他们所拒绝的说法来形容自己（后现代主义）。同时，我们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这一时期三项创举的支配：现代形式的广告业、现代报纸杂志的倾销，以及（直接或通过电视的）电影。科学和工业技术在1875—1914年后显然有长足进步，但是，普朗克（Planck）、爱因斯坦和尼尔·玻尔（Niels Bohr）那个时代的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还是有明显的连续性存在。至于工业技术方面，石油动力的汽车、飞机，都是帝国年代的发明，直到今天仍主宰着我们的自然风景和都市面貌。我们已改进了帝国时期所发明的电话和无线电通信，但未能予以更换。回顾历史，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或许已不再符合1914年以前所建立的构架，但绝大多数的定向指标仍是有用的。

然而，以这样的方式介绍过去是不够的。帝国年代与现在是否连续的问题无疑仍然十分重要，因为我们的感情仍然直接牵扯在这段历史之中。不过，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来，在孤立的情形下，连续和不连续是无足轻重的事。那么，我们该如何为这个时期定位？过去与现代的关系毕竟是写史者与读史者最关心的所在。他们都想要，也应该想要了解过去如何变为现在，他们也都想要了解过去，但主要的阻碍是过去不似现在。

《帝国的年代》虽然可以独立成册，但主要是作为“19世纪世界历史全盘考察系列”的第三册和最后一册。这里所谓的“19世纪”是指“漫长的19世纪”，也就是大约从1776年至1914年。作者最初无意着手这么一项具有疯狂野心的计划。这些年间，我断断续续写成这三册书，除了第三册外，其他两册最初都不是这三部曲的一部分。它们之所以可以连贯，是因为它们对19世纪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由于这个共同看法已能连贯《革命的年代》和《资本的年代》，并且延伸到《帝国的年代》（我希望如此），它当然有助于连贯帝国的年代与其后的年代。

我用以组织19世纪的中轴，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特有的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转型。这三部曲是由富有决定性的“双元突破”开始的：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前者在资本主义不断追求经济增长与全球扩张的带动下，创造了具有无限潜力的生产制度；后者则在互有关联的古典政治经济和功利主义哲学的补充下，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三部曲的第一册——《革命的年代》便是以这种“双元革命”的概念为主轴。

“双元革命”赋予资本主义经济十足的信心来进行其全球征服。完成这项征服的是它的代表阶级——资产阶级，而他们所打的旗号，则是其典型的思想表现——自由主义的思想方式。这是第二册的主题。这一册涵盖了革命充斥的1848年到大萧条的19世纪70年代。在这段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和经济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们的实际胜利非常明显。法国大革命所针对的“旧制度”，其政治阻力已被克服，而这些旧制度本身，看上去也正在接受一个凯歌高奏的资产阶级领导权，接受它所代表的经济、制度和文化进步。在经济上，原先受限于腹地狭隘所导致的各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困难，这时已获克服，这主要得归功于工业转型的扩散以及世界市场的大幅度拓展。在社会上，革命年代贫民爆炸性的不满情绪此时也逐渐平息。简而言之，持续而无限制的资产阶级进步的主要障碍似乎均已铲除，因而其内部矛盾所造成的可能困难，一时间似乎还不致引起忧虑。在欧洲，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分子，似乎较任何其他时期都少。

可是，资本年代的矛盾却渗透并支配了帝国的年代。在西方世界，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和平时代，然而，它也造成了一个同样无与伦比的世界战争时代。不论它所展现的外貌如何，在发达工业经济体中，它是一个社会日益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提供了一小群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征服并统治庞大帝国的能人，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在其旁边激起反叛和革命的联合力量，这些力量终将吞噬这个时代。自1914年起，世界已笼罩在对全球战争的恐惧与事实之下，笼罩在对革命的恐惧（或希望）之下。而这两种恐惧都是直接根源于帝国年代所表现的历史形势。

由工业资本主义所创造，也为工业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人阶级，其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运动已在这期间突然出现，并且要求推翻资本主义。他们是出现在高度繁荣和扩张的经济中，出现在那些他们拥有最强大势力的国家中，并出现在资本主义带给他们的境遇不像以前那么悲惨的时刻。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已经延伸到（或行将延伸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苦大众，甚至有史以来第一次涵盖了妇女。但是这个延伸的代价，却是迫使其中坚阶级（自由主义资产阶级）退守到政权边缘。因为选举式的民主政治，亦是自由主义进步不可避免的产物，已在大多数国家扫除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这是一个可深刻感受到身份危机而且必须转型的时代。他们传统的道德基础，正在他们自己所累积的财富、舒适和压力下崩溃。连它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存在，都逐渐受到其经济制度转型的危害。为股东共有而且雇佣经理和行政人员的大企业机构或法人，开始取代了拥有和管理其本人企业的真正个人和家族。

这样的矛盾无穷无尽，充满了整个帝国年代。事实上，如本书所记，这个时代的基本模式，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和世界，逐渐向其“离奇死亡”迈进。它在到达最高点的时刻死去，成为所有矛盾的最大牺牲者，而这些矛盾都是因其前进而产生的。

尤有甚者，这一时期的文化和知识生活，竟充分意识到这个逆转模式，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行将死亡，意识到它们需要另一个世界。然而，真正符合这个时代特征的是，对于即将到来的剧变，人们既早有预期，又始终误解和不信。世界战争即将来临，但是没有任何人，甚至最棒的先知，能确切知道它会是什么样的战争。而当世界真正处于地狱边缘之际，决策者却完全不相信他们正在冲向地狱。伟大的新社会主义运动是具有革命性的，但是对他们的多数而言，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不断增加的多数自然会凌驾于日渐消减的少数之上。然而，对那些期望真正造反的人而言，它却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的首要目标便是创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此作为迈向下一阶段的必要前奏。因而，革命分子即使想要超越帝国年代，也还得先留在里面。

在科学和艺术方面，19世纪的正统被推翻，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多新近受过教育的学识之士，更坚信那些在当时甚至连先锋派都拒绝的事物。如果发达世界的民意测验家1914年前曾经计算持希望乐观态度与失望悲观态度的人数，那么他将发现持希望乐观态度的人占了大多数。矛盾的是，他们的比例在新的一个世纪（也就是当西方世界接近1914年时）竟会比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来得更高。当然，这份乐观不但包括那些相信资本主义未来的人，也包括那些希望它会被废弃的人。

与其他时期相比，帝国年代的不凡和特殊之处在于：在这个时代内部，不存在其他逆转的历史模式，或可逐渐破坏其时代基础的历史模式。它是一个全然内化的历史转型过程。直到今天，它仍在持续发展。这个漫长的19世纪的特异之处，在于这个世纪将世界变得面目全非的巨大革命力量，竟是倚靠在一种特定的、有其历史性的脆弱工具之上。正好像世界经济的转型，在一段非常重要的短暂时期，是与英国这个中型国家的命运认同一样。当代世界的发展，也与19世纪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认同。与它有关的构想、价值、假设和制度，它们在资本年代似乎获得的胜利程度，正显示出这个胜利在历史上的短暂性质。

在本书所涵盖的这段历史时期，西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社会与文明，显然并不代表现代工业世界的永恒形式，只是代表其早期发展的一个阶段。支撑20世纪世界经济的结构，即使当它们还是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也不再是商人在19世纪70年代会接受的“私人企业”式经济结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支配世界革命的记忆，已不复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渗透它的文化，已不再是1914年前所了解的那种资产阶级文化。当时完全掌握世界经济、思想和军事主力的大陆，如今已不再是世界经济、思想和军事的主力。不管是一般的历史或特殊的资本主义历史，都不曾在1914年告终，不过世界的极大部分，都已经通过革命进入一个基本上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帝国的年代，或列宁所谓的“帝国主义”的年代，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事实上列宁也没有说它是。他只是在他那本深富影响力的小册子的初版中，称它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他死后，帝国主义重被命名为“最高阶段”。）可是，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观察家，而且不仅是敌视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家，会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几十年的历史，那个他们活过的世界，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阶段。无论如何，它似乎已为一个与过去非常不同的世界做了准备。而自1914年以后，世界果真变得与以往完全不同，虽然它的改变方式与大多数先知所预期或预言的不一样。我们已不再能回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20世纪晚期对于复兴19世纪资本主义精神的呼吁，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自1914年以后，资产阶级的世纪已属于历史的陈迹。

第一章
百年革命

荷根（Hogan）是一位先知……先知兴尼西（Hinnissy）是一个能预见困难的人……荷根是今天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但是明天会有事情发生。

——杜利先生说，1910年[1]

1

百年纪念的各种庆典都是19世纪晚期发明出来的。美国独立革命的百年纪念（1876年）和法国大革命的百年纪念（1889年）都是以一般性的万国博览会作为庆祝方式。在这两个百年纪念日当中的某一时刻，西方世界受过教育的公民开始意识到：这个诞生于发表《独立宣言》、修筑世界上第一座铁桥和猛攻巴士底狱（Bastille）诸事件之中的世界，现在已经100岁了。19世纪80年代的世界和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究竟有什么不一样？（《革命的年代》第一章曾概述了那个较古老的世界。）

首先，它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世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几乎均已为人所知，也都或详细或简略地被绘制成地图。除了无关紧要的例外情形以外，探险不再是“发现”，而是一种运动挑战，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或国家竞争的成分，其中最典型的企图便是想要支配最恶劣、最荒凉的北极和南极。1909年，美国的皮里（Peary）击败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对手，赢得率先到达北极的竞赛。挪威的阿蒙森（Amundsen）在1911年抵达南极，比不幸的英国船长司各特（Scott）早了一个月。（这两项成就没有也不预期有任何实际的重要性。）除了非洲大陆、亚洲大陆以及南美洲部分内陆地带以外，铁路和轮船已使洲际和横跨数洲的旅行由几个月的事变成几个星期的事，而不久又将成为几天的事：随着1904年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完工，只要十五六天的时间便能从巴黎抵达海参崴。电报使得全球各地的通信沟通成为几小时之内的事，于是，西方世界的男女——当然不止他们——以空前的便捷和数量，进行长距离的旅行和通信。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1879年时，几乎有100万旅客前往瑞士旅行。其中20万以上是美国人，这个数字相当于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的5%以上。这个事实在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时代，会被视为是荒谬的幻想[2]。（有关于这一全球化过程的较详尽记述，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三章和第十一章。）

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密度大为增加。由于人口统计数字，尤其是18世纪晚期的人口统计数字带有极大的臆测性，这些数字说不上精确，使用它们也是危险的。但是，我们可以大致假定：19世纪80年代可能生活在地球上的15亿人，是18世纪80年代世界人口的两倍。和过去一样，亚洲的人口数目最大，但是，根据最近的推测，亚洲人在1800年虽占世界人口的2/3左右，到1900年时，却已降至55%。人口次多的是欧洲人（包括人烟稀少的俄属亚洲），由1800年的2亿人，到1900年的4.3亿人，几乎增加了一倍以上。再者，欧洲大量的海外移民也造成了世界人口最戏剧性的改变：1800—1900年间，美洲人口由3 000万左右上升到将近1.6亿，其中尤其显著的是，北美的人口由700万左右上升到8 000万以上。非洲这块备受破坏的大陆，其人口统计数字我们自认所知甚少，不过可以确定其人口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均缓慢得多，这100年间至多增加了1/3。在18世纪末叶，非洲人口大约是美洲人口总和的3倍，可是到19世纪末叶，美洲人口可能比非洲人口多得多。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太平洋诸岛，其人口虽然由于欧洲人的迁移而由假想中的200万人膨胀到或许600万人，但因其数字太小，在人口统计上不具什么分量。

然而，这个世界就某方面而言，虽然在人口数上正日渐增加，在地理上则日趋缩小、整合，成为一个因流通的货物和人口、资金和交通，以及因产品和构想而结合得日益紧密的行星。可是，在另一方面，它却也开始逐渐产生各种区划。如同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一样，18世纪80年代，地球上有富有和贫穷的地区，有进步和落后的经济社会，有较强势和较弱势的政治组织和军事单位。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时有一道鸿沟将世界的主要地带与南方和北方分隔开来。这个主要地带是阶级社会、国家以及城市的传统所在地，由少数具有读写能力的精英负责管理。而使历史学家大为高兴的是，他们也留下了许多文字记录。而这个地带的北方和南方地区，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注意力集中的地方。然而，在这个庞大的地带之内，在这个由东方的日本延伸到大西洋中北海岸，又因欧洲人的征服而进入南北美洲，并为大多数人口所居住的庞大地带之内，其各项发展虽然极其悬殊，却似乎不是无法克服的。

就生产和财富而言，更别提文化了，各主要前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差异，以现代的标准来说，是相当小的，或许可说是在1—1.8之间。事实上，根据一项最近的估计，在1750—1800年间，我们今天所谓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大致是一样的。不过，这或许是由于中国太过庞大而且相对比重太高的关系。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1/3左右，其一般生活水准事实上可能较欧洲人为高[3]。18世纪的欧洲人诚然会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聪明的观察家会把它视为在任何方面不如欧洲的经济文明，更不会视它为“落后国家”。但是，在19世纪这100年当中，西方国家，也就是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革命的基地，与其他地方的差距正日益扩大，由缓慢到迅速。到1880年时，根据同样的调查显示，“发达世界”的人均收入，大约为“第三世界”的两倍。到了1913年，更高达“第三世界”的三倍以上，而且距离越拉越大。这个过程颇为戏剧化：1950年时，两者之间的差异是1∶5，1970年更达1∶7。尤有甚者，“第三世界”与“发达”世界中真正已开发地区（也就是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但出现得较早，而且扩大的速度也更为戏剧化。1830年时，这些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第三世界”的两倍，1913年时更高达7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纯粹是统计学上的思维产物，是以居民人数去除国民生产总值。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比较上虽然是有用的，却无法说明那个区域中任何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也不能说明其间收入的分配情形。只不过，在理论上，一个“人均”数字较高的国家，比“人均”数字较低的国家，可以分配到的收入较多。）

工业技术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予以强化。在法国大革命后的一个世纪，人们逐渐看出：贫穷落后的国家很容易被击败和征服（除非其幅员非常辽阔），因为它们的军备技术处于劣势。这是一个新的现象。1798年拿破仑（Napoleon）的入侵埃及，是装备相去无几的法国军队和埃及本地军队之间的战斗。欧洲军队的殖民地征伐，其成功不是由于神奇的武器，而是由于其较大的侵略性、残忍性和最重要的一点——良好的组织纪律。[4]可是，在19世纪中叶渗透到战争之中的工业革命（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四章），却借着高性能的炸药、机枪和蒸汽运输（见第十三章）更增强了“先进”世界的优势。因此，由1880—1930年的这半个世纪，将是炮舰外交的黄金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铁的时代。

因此，1880年时，我们所面对的不完全是一个单一的世界，而是一个由两部分所合成的全球体系：一部分是已开发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另一部分是落后的、依附的、贫穷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说法也很容易导致误解。第一（较小的）世界，虽然其内部的差异悬殊，却因历史的关系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支柱，而（大得多的）第二世界，除了其与第一世界的关系——也就是其对第一世界可能或实际的依赖以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可促成其走向一致的因素。除了都是由人类组成之外，中国与塞内加尔（Senegal）、巴西与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摩洛哥（Morocco）与尼加拉瓜（Nicaragua）之间，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第二世界既不因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而一致，也不因制度，乃至我们今日以为依赖性世界最显著的特色——大众的贫穷而一致。因为，以贫富分类的办法只适用于某种形式的社会，也只适用于某种结构的经济，而在依赖性世界中，许多地方并不是这样的社会，也不是这样的经济。除了性别以外，历史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包含某些社会不平等。可是，就算印度的土王到西方访问时可以得到西方百万富翁所享受的待遇，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酋长却无法得到，甚至连想都别想。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民，当他们离开家园之后往往都变成工人，也就是沦为“贫民”阶层，但若以此来认定他们在其故乡所扮演的角色，就会相当离谱了。无论如何，在当时的世界上仍有许多幸运之地，尤其是在热带，那些地方的人们不必担心吃住或休闲的匮乏。事实上，当时尚有许多小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工作与休闲的概念不但不具意义，甚至也没有表示这些概念的字眼。

如果说当时的世界的确存在这两个部分，那么它们之间的界线并不分明。这主要是由于主导和经手完成全球经济——在本书所论时期也包括政治——征服的那组国家，因历史以及经济发展而具有一致性。这组国家包括欧洲，而且不仅是那些明明白白地构成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核心的地区——主要是在欧洲西北部和中部，以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欧洲也包括一度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南部区域（自16世纪以来，这些地区已成为穷乡僻壤），以及最初创建伟大海外帝国的征服者：尤其是亚平宁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它也包括广大的东部地区，这个区域的基督教国家——也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和后裔—1 000多年来不断抵御来自中亚的一波波军事入侵。其中最后一波入侵缔造了伟大的奥斯曼帝国，该帝国曾在16—18世纪控制了东欧庞大地区，不过到19世纪，该帝国已逐渐被逐出。虽然1880年时它仍旧控制横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不小的地带（现今希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部分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全部）以及一些岛屿，但是它在欧洲的日子行将结束。许多重新被征服或解放的领土只能在礼貌上被称作“欧洲”，事实上，巴尔干半岛在当时仍被称为“近东”，因而，西南亚才会变成所谓的“中东”。另一方面，驱逐土耳其人出力最大的两个国家，虽然其人民和领土都付出了备受蹂躏的代价，但它们却因此而跻身欧洲强权之列：奥匈帝国，以及更重要的俄国。

因此，大部分的“欧洲”充其量也不过是位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核心区的边缘。在某些地区，其大多数居民显然与其当代人和统治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纪。比如说，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亚得里亚海（Adriatic）沿岸地区或布科维那（Bukovina）地区，1880年时，约有88%的居民都没有读写能力，而在同一帝国的另一部分——下奥地利（Lower Austria）——只有11%的人口没有阅读识字能力。[5]许多受过教育的奥地利人和梅特涅（Metternich）一样，认为“亚洲开始于维也纳的东行公路处”，而绝大多数的北意大利人视其他意大利人为某种非洲野蛮人，但是在这两个王国中，落后地区只是其国家的一部分。在俄国，“欧洲或亚洲”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除了浮在上层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外，从白俄罗斯（Byelorussia）和乌克兰（Ukraine）向东直到太平洋的整个地区，距离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遥远。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确是大家热烈辩论的题目。

不过，如果我们把少数几个被巴尔干山民孤立起来的地区排除在外，我们可以说：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对第二世界所进行的海陆扩张，已将第一世界的落后部分与进步部分紧密相连。虽然两个世纪以来，俄国的统治者已不断推行有系统的西化运动，并且取得对西面边界显然比较进步的地区如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部分波兰的控制，但是俄国的确是落后的。然而在经济上，俄国确实又是“西方”的一部分，因为其政府所采取的显然是西方模式的工业化政策。在政治上，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殖民开拓者，而非殖民地。而在文化上，俄国境内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口，又为19世纪西方文明增添了荣耀。布科维那，也就是奥匈帝国最偏僻的东北地区（1918年，这个地区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而1947年后，又变成乌克兰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一部分），当时可能还生活在中世纪，但是它的首府泽诺维兹（Czernowitz，Cernovtsi）却有一所杰出的欧洲大学，而其经过解放和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则绝不是属于中世纪。在欧洲的另一端，以当时的任何标准来说，葡萄牙都是弱小而落后的。它实际上是英国的半殖民地，而只有对它深具信心的人才能看出那儿有什么经济潜力。可是，葡萄牙不仅仍旧是欧洲的独立国家之一，也由于其辉煌的过去而仍旧是一个伟大的殖民帝国。它之所以保持它的非洲帝国，不仅是因为互相竞争的列强无法决定如何瓜分这个帝国，也因为它是“欧洲的一员”，它的属国不应被视为是尚未接受殖民的处女地。

19世纪80年代，欧洲不仅是支配和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核心，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从来没有比这个世纪更称得上是欧洲的世纪，即使未来也不可能。从人口上说，欧洲人在19世纪末所占的比例远高于19世纪初——从每五个人当中便有一个欧洲人上升到每四人当中便有一个。[6]虽然这个旧大陆将数百万的人口送到各个新世界，但是它本身人口的增长却更迅速。虽然单是其工业化的速度和冲击，已使美洲在未来一定会成为全球经济的超级强权，可是在当时，欧洲工业的生产额尚超过美洲两倍以上，而重要的科技进展，仍旧主要是来自大西洋的东面。汽车、摄影机和无线电最初都是从欧洲产生发展出来的。（日本在现代世界经济上是一个起步十分迟缓的国家，不过在世界政治上发展却较快。）

至于高雅文化方面，白种人的海外殖民世界仍旧是完全依靠旧大陆。就以“西方”为模范这一点而言，在非白人社会极少数受过教育的优秀分子中间，这种情形更为明显。在经济上，俄国的确无法与美国的迅速成长和财富媲美。然而在文化上，拥有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1821—1881）、托尔斯泰（Tolstoy，1828—1910）、契诃夫（Chekhov，1860—1904）、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1840—1893）、鲍罗廷（Borodin，1834—1887）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v，1844—1908）的俄国，无疑是个强国，但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和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美国却不是，甚至把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加进去也不是——詹姆斯早已迁移到和他气味较为相投的英国去了。欧洲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仍旧主要是属于富有和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他们也适合在这样的环境和为这样的环境发挥美化作用。自由主义的贡献便在于它呼吁将这种精英文化加以普及，使一般大众都可随时接触到。博物馆和免费图书馆便是它典型的成绩。比较倾向民主和平等的美国文化，一直要到20世纪的大众文化时代才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在这一期间，即使是与技术进步有密切关联的各种科学，由诺贝尔奖最初25年得奖人的地理分布判断，美国不仅落在德国人和英国人之后，甚至也落在小小的荷兰后面。

但是，如果说“第一世界”的某些部分应该被划入依赖和落后的那一边，那么几乎整个“第二世界”均属于这样的地区。在“第二世界”当中，只有自1868年起便有系统“西化”的日本（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八章），以及以欧裔移民为主的殖民地（1880年时，这样的欧裔移民主要仍来自西北欧和中欧）不属于落后世界；当然海外欧裔未能淘汰的原住民又当别论。这种依赖性——或更确切地说，由于这些社会既不能躲避西方的贸易科技，或找出其代替物，也无法抵抗配备西式武器和以西方方式组织的士兵——使许多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社会，同样成为19世纪历史创造者的受害人。有一个残忍的西方才子，用一种一言以蔽之的强横口吻说：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马克沁重机枪，而他们没有。[7]

与这项差异相较，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an Islands）这样的石器时代社会和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教世界这类复杂的都市化社会，其间的种种差异似乎无足轻重。虽然这些地区的艺术令人赞叹，其古文明成就令人称奇，而其主要的宗教哲学，至少和基督教一样，或较基督教更能博得某些西方学者和诗人的激赏。但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基本上，它们都得任由载着商品、士兵和各种思想的西方船舶所摆布。对于这些船舶，它们无能为力，而外来的船舶则依照对入侵者有利的方式改变了它们的世界，完全不顾被侵略者的感觉。

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两种世界的分野，是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家，或城市与乡村文明之间的简单分野。“第二世界”拥有比“第一世界”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城市，例如北京和君士坦丁堡。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更在第二世界当中造就了许多不成比例的大都会中心，通过这些中心，资本主义的经济之河才得以畅通。19世纪80年代的墨尔本（Melbourne）、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加尔各答（Calcutta）等地各有50万左右的居民，比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米兰（Milan）、伯明翰（Birmingham）或慕尼黑（Munich）的人口更多。而孟买（Bombay）的75万居民，是除了六七个欧洲大城市以外，任何地方都赶不上的。虽然，除了少数特殊例外，在第一世界的各种经济形态中，城镇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比乡村来得高，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发达”世界仍旧是十分农业性的世界。只有六个欧洲国家的农业雇佣人口少于男性人口的一半——通常都占男性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这六个国家都可说是典型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不过其中也只有在英国，其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的1/6，其他五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30%—45%之间[8]。诚然，“发达”地区那种商业化的经营型农业与落后地区的农业具有明显差异。1880年前，除了都对畜舍和田地感兴趣以外，丹麦的农夫和保加利亚的农夫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共同点。不过，农耕，如同古代的手工艺一样，是一种深深植根于过去的生活方式，19世纪晚期的民族和民俗学家，当他们在乡村找寻古老的传统和“民间遗风”时，便了解到这一点。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农业，也还是会庇护这些传统和遗风。

相反，工业却不完全局限于第一世界。暂且不说在许多依附性和殖民式经济中已拥有基础设施（像港口和铁路）和开采型工业（矿场），以及在许多落后的农业地区也已出现了村舍工业，甚至某些19世纪的西式工业，在像印度这样的依附性国家中往往也有适度发展，有时其发展还会遭到其殖民统治国家的实业家，尤其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者的强烈反对。更有甚者，连金属业也已深入到第二世界。印度的大型钢铁工厂塔塔（Tata），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开始运作。同时，小家庭工匠和包工式工场的小额生产，仍然是“发达”世界和大部分依附性世界最常见的情形。虽然德国的学者不安地预测到，面对工厂的竞争和现代的分配法，它将要进入一个危机时期，但是，就整体而言，当时它仍是相当有力的存在。

不过，我们大体上仍然可以拿工业当作现代化的标准。19世纪80年代之际，在“发达”世界（和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日本）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称得上是工业国家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甚至那些依然是以农业立国，或者至少人们不会立即把它们和工厂与熔炉联想在一起的“发达国家”，在这个时期也已开始向工业社会和高科技看齐。比方说，除了丹麦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不久以前尚是以贫穷和落后出名的，可是短短数十年间，其每人拥有电话的比率已高出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任何地区；[9]它们所赢得的诺贝尔科学奖也比美国多得多；此外，它们也即将成为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根据地，这些运动乃是针对工业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发起的。

更为明显的是，我们可以说“先进的”世界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都市化，而且在极端的情形下，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世界。[10]1800年，欧洲人口数目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只有17个，其总人口不到500万；到了1890年，这样的城市有103个，其总人口已达1800年的6倍以上。始自1789年的19世纪所造成的并不是有成百万居民在其中快速走动的都市蚁丘，虽然在1880年前，又有三个城市和伦敦一样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相反，它所造成的是一个由中型和大型城镇所构成的分布网，而这类拥有稠密人口或诸多卫星城镇的分布网，正在逐渐侵蚀附近的乡村。在这些城镇网中变化较为显著的，通常是那些新兴市镇，例如英国的泰恩塞德（Tyneside）和克莱德塞德（Clydeside），或是那些刚开始大规模发展的地区，例如德国鲁尔区（Ruhr）的工矿带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煤钢地带。同时，这些地区并不需要包含任何大城市，除非这些地区兼具有首府、政府行政中心或其他功能；也不需要拥有大型国际港口，但是它们往往能聚集数量众多的人口。奇怪的是，除了伦敦、里斯本（Lisbon）和哥本哈根（Copenhagen）以外，1880年时，欧洲国家的城市通常不会兼具首都和国际港口的双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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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三言两语（不论多深奥、多明确）来形容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经济差异不是件容易事，那么要概述它们之间的政治差异也不会轻松到哪里去。除少数的地方性差异外，当时的“先进”国家，显然有一个为大家所向往的结构和制度模式。这个模式基本上包括：一个大致统一的国家，在国际上拥有独立主权，足以为其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享有显然是自由和代议制的单一政体和各种法制（也就是说，它应拥有一部宪法和各种法规），然而，在较低层次上，它还得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和创制权。这样的国家应该由“公民”所组成，所谓“公民”是指在其领土之内，享有某些基本法律和政治权利的个体居民的集合体，而不是由，比方说，公司或其他各种团体和社群所组成。公民与全国性政府的关系应该是直接的，不应由公司等群体居间调停。这个模式不但是“已开发”国家的希望（1880年时，所有“发达”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这个模式），也是所有不愿隔绝于现代化的国家的希望。就上述标准而言，自由立宪的民族国家模式并不限于“已开发”世界。事实上，在理论上遵循这个模式运作的最大一群国家位于拉丁美洲，不过它们所遵循的模式属于美国联邦主义，而非法国中央集权主义。当时，这一群国家一共包括17个共和国和一个帝国——巴西帝国，不过它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崩溃。然而，实际上，拉丁美洲以及东南欧某些名义上的立宪君主国，其政治现实和宪政理论毫不相干。未开发世界的绝大部分并不具备这种国家形式，有些甚至不具有任何国家形式。它的某些部分是由欧洲列强的属国所构成，并直接由欧洲列强所统治。不久以后，这些殖民帝国便将大幅扩张。有些部分，如非洲内陆，其所包含的政治单位，严格地说，称不上是欧洲人所谓的“邦国”，不过当时的其他称谓（“部落”）也不适当。还有一部分则是非常古老的帝国，例如中国、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帝国与欧洲历史上的某些帝国十分相似，不过它们显然不是19世纪式的领土国家（“民族国家”），而且显然即将被淘汰。另一方面，同样的不稳定性（如果不一定是同样的古老性）也影响到某些至少是属于“已开发”世界或居于“已开发”世界边缘的老迈帝国，其原因也许只是因为这些帝国——沙皇的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王室的奥匈帝国——的“强权”地位实在不够稳固。

就国际政治来说（也就是，就欧洲政府和外交部的统计数目来说），照我们今天的标准看来，当时世界上堪称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实体，其数目非常有限。1875年前后，欧洲这样的实体不超过17个（其中包括六个“强权”——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以及奥斯曼帝国），南北美洲有19个（其中有一个名副其实的“霸权”——美国），亚洲有四五个（主要是日本及中国与波斯这两个古老帝国），非洲也许有三个勉强称得上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其中美洲的共和国数量冠于全球。此外，几乎所有的独立主权国家都是君主政体（在欧洲，只有瑞士和1870年以后的法国不是），不过在已开发国家中，它们大多是立宪君主国，至少官方已朝某种选举代议制的方向表态，欧洲方面仅有的例外是位于“开发”边缘的帝俄和显然属于受害者世界的奥斯曼帝国。然而，除了瑞士、法国、美国，可能还包括丹麦以外，上述的代议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奠基在民主的选举制度上（在这个阶段，只有男性才拥有投票权）。（由于不能断文识字者便不具选举权，再加上军事政变频繁，我们无法将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归类为任何民主政体。）不过大英帝国的某些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倒是相当民主，事实上，除了美国落基山（Rocky Mountain）区的几州之外，它们甚至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民主。然而，在欧洲以外的这类国家，其政治上的民主都是建立在原住民——印第安人等已被淘汰的假设上。在那些无法用把他们赶到“保护区”或通过种族绝灭的办法将他们加以淘汰的地方，他们也不属于政治群体的一部分。1890年时，美国6 300万的居民中，只有23万是印第安人。[11]

至于“已开发”世界的居民（以及设法或被迫模仿它的地区居民），其成年男性越来越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最低标准：在法律上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合法的农奴制度在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合法的奴隶制度，在西方或西方所支配的世界也均告废除，即使是在其最后的避难所——巴西和古巴也已接近尾声。19世纪80年代，所有的合法奴隶制度均已消失。然而，法律上的自由和平等与现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却有着明显的矛盾。法朗士（Anatole France）讽刺的说法，巧妙地表现出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说：“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豪华大饭店（Ritz）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不过，在“已开发”的世界，除了社交上严格限制的特权外，现今决定分配方法的，基本上是金钱的有无，而非出身或在法定自由和身份上的差异。而法律上的平等也不排除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重要的不仅是金钱，还包括实际上的权势。有钱有权的人，不仅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还可以运用许多法外强制力量。生活在意大利南部和美洲内地的居民都很清楚这一点，更别提美国的黑人了。可是，那些不平等依旧是正式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一部分的地方，与它们至少在表面上是与官方理论相违的地方，两者之间仍然有很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类似于刑讯依然是司法程序中的一种合法形式（如中国的清朝），与刑讯在官方的规定上已不存在，但其警察心照不宣地知道哪些阶级是“可刑讯”、哪些是“不可刑讯”［套用小说家格林（Graham Greene）的字眼］的差异。

这两大世界之间最清楚的区别是文化上的，最广义的“文化”上的。及至1880年，在“已开发”世界中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的男人与越来越多的妇女，都具有阅读和书写的能力。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一般而言均已从古代宗教——传统主义和迷信的堡垒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几乎垄断了对于现代工业技术而言越来越必要的那种科学。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任何大多数居民不具有阅读和书写能力的国家或地区，几乎必然会被归类为“未开发”或落后地区，反之亦然。因此，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俄国以及巴尔干国家，最多也不过处于开发边缘。在奥匈帝国（匈牙利除外）境内，捷克地区的斯拉夫人、操德语的居民，以及读写能力较低的意大利人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ia），代表了这个国家比较进步的部分，而大半没有读写能力的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则代表了其落后的部分。其居民大半没有读写能力的城市，如当时所谓的“第三世界”的情形，更是落伍的有力凭证，因为通常城镇居民的读写能力都比乡村居民高得多。这种识字率的差异反映了相当明显的文化因素，譬如说，和天主教徒、穆斯林及其他宗教信徒相比，基督教教徒和西方的犹太人比较鼓励大众教育。一个如瑞典般贫穷而且绝对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1850年时，不能读写的人数尚不到10%，这种情形在信奉基督新教以外的地区是很难想象的（所谓信奉基督新教的地区，是指邻接波罗的海、北海和北大西洋的大多数国家，并且延伸到中欧和北美）。另一方面，它也明确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以法国人为例，1901年时，没有读写能力的渔夫是工人和家庭用人的三倍，农夫则是他们的两倍，半数的商人没有读写能力，而公务员和专业人士显然读写的能力最高。自耕农的读写能力比不上农业雇工（不过差不了多少），但是在不太传统的工商业领域，雇主的读写能力通常都比工人来得高（不过不比其办公室职员高）。[12]在现实中，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由于在官方的主持或督导之下，全民初等教育日益加强，在本书所论时期，“已开发”国家的教育可以说是相当普及了，但是这种大众教育绝不能与通常属于极少数精英分子的教育和文化混为一谈。就少数精英的读写能力而言，第一和第二世界之间的差异较小，不过欧洲知识分子、伊斯兰教或印度教学者，以及中国的清朝官吏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点（除非他们都采用欧洲模式）。然而，就像俄国的情形那样，民众虽有许多是文盲，却不妨碍其国家的极少数人创造出令人赞叹的文化。不过其中仍有某些制度代表了“开发”地带或欧洲人的支配特性，其中最显著的便是世俗大学（大学在这个时候还不一定是指19世纪德国式的现代设置，这种德国式大学当时正在西方各地兴起），以及为了各种不同目的而设立的歌剧院。这两种设置，都反映了具支配性的“西方”文明的渗透。

3

分辨进步与落后、已开发和未开发世界的差异，是一件复杂而且无益的事。因为这样的分类在性质上是静态和简化的，但是要归类的现实却非如此。19世纪的特色是“改变”：依照北大西洋沿岸生机勃勃的区域的方式，或为了迁就这个区域的目的而改变，在这段时期，北大西洋沿岸乃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除了一些边际性的和日渐减少的例外情形，所有的国家，包括那些直到当时仍极孤立的国家，都至少在外表上被这种全球性改变的触角所掌握。另一方面，甚至“已开发”国家的最“进步”地区，也因为继承了象征古老和“落后”的传统遗产，而在这个进步的世界里包含了些许反抗改变的社会。历史学家绞尽脑汁想要寻找一个最好的办法，以便有系统地说明这种既普遍存在而又因地不同的改变，说明其众多模式和相互作用，以及其主要方向。

19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观察家，应该会对这种直线性的变化方式印象深刻。在物质方面，在知识和改变自然的能力方面，它像是拥有专利似的，以至改变就意味着进步，而历史——至少现代历史似乎即等于进步。进步是以任何可以测量或人类选择去测量的上升曲线来加以评估的。历史经验似乎已为继续不断的改进，甚至那些显然还需要改进的各种事物提供了保证。300多年前，聪明的欧洲人还把古罗马人的农业、军事技术乃至医药视为典范。不过200年前，对于现代人是否能超越古人一事，大家还在认真地讨论。18世纪末叶，专家们还在怀疑英国的人口是否会继续增加。然而上述疑虑到了这个时代，都已成为难以置信的事了。

在科技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生产和交通量的发展上，进步表现得最为显著。现代机械绝大多数是以蒸汽为动力，并由钢铁制成。煤已成为最重要的工业能源，在俄国以外的欧洲，有95%的能源是来自煤矿。欧洲和北美的山溪，一度曾决定许多早期纺织厂的地点，其名称便可使我们想起水力的重要，可是现在它们又重新成为农村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虽然到了19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发电和内燃机均已成为事实，但是电力和石油尚不十分重要。及至1890年，甚至连美国也不能宣称它拥有300万盏以上的电灯，而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欧洲最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德国每年所消耗的石油还不到40万吨。[13]

现代科技不仅是无法否认、频奏凯歌，同时也是历历可见的。其生产机器，虽然照现代标准来看并不特别强大（在英国，1880年时它们的平均马力还不到20匹），但通常体积都相当庞大，而且主要是由钢铁制成，就像我们今天在科技博物馆所看到的那样。[14]而19世纪最最巨大和最最强大的发动机，也是最容易看到和听到的产品，便是数十万具的火车头，以及在一缕缕浓烟之下，拖在其后的275万辆客货车。它们是19世纪最戏剧性的发明之一，一个世纪之前的莫扎特（Mozart）在撰写其歌剧时，根本不曾梦想过会有这种产物。由闪亮铁轨铺成的巨大网络，沿着平原、跨越桥梁、穿过山谷、穿越隧道，甚至翻过像阿尔卑斯山主峰那么高的山隘。各条铁路共同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公共建设。它们所雇佣的人力，超过任何工业。它们驶往大城市中心，在那里，同样便捷和巨大的火车站正庆祝它们的胜利；它们同样也伸向19世纪文明未渗入的最遥远的乡村。到了19世纪80年代早期（1882年），每年几乎有20亿人次乘坐火车旅行；自然，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欧洲（72%）和北美（20%）。[15]在西方的“已开发”地区，当时可能没有几个男人一生中从未与铁路有过接触，甚至连不太外出的妇女，也都或多或少接触过火车。或许只有电报这种现代科技的另一产物的知名度超过了火车，绵延在一望无际的木杆上的电报线网络，其长度是世界铁路总长的三或四倍。

1882年时，全球共有2.2万艘汽船，虽然它可能是比火车头更有力的机器，但只有少数走近港埠的人才看得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比较缺乏代表性。1880年时，它们的总吨位仍然（但也只是）较帆船少，即使在工业化的英国也不例外。就世界的船舶总吨位而言，1880年时，靠风力的船舶与靠蒸汽动力的船舶，其吨位比率仍然几乎是3∶1。不过，在接下来的10年间，这种情形即将发生戏剧性改变，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将大为增加。虽然木材已换成铁，蒸汽取代了风帆，但在船只的建造和装卸上，传统仍然统治着水路运输。

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的严肃的外行观察家，对于当时正在孕育或正在产生的科技革命究竟投入了多大的注意力？这时候，正在酝酿或推出的科技变革包括各种涡轮机和内燃机，电话、留声机和白炽电灯泡（这些都刚发明），汽车［19世纪80年代，戴姆勒（Daimler）和本茨（Benz）让它投入使用］以及19世纪90年代出产或制造中的电影放映机、飞行器和无线电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观察家已期待并预测到与电力、摄影和化学合成这些他们所熟悉的方面有关的重要进展。而他们对于科技应该可以发明机动引擎使道路运输机械化这个明显而迫切的问题得以解决一事，也不会感到诧异。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够预先想到无线电波和放射性，但他们必定曾经臆测到人能飞上天这件事（人类何时不做此臆想），而由于这个时代科技上的乐观主义，他们也必然相信它有实现的一天。当时的人们的确对于新发明如饥似渴，越是戏剧化的发明便越受欢迎。1876年爱迪生（T. A. Edison）在美国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门罗公园（Menlo Park）建立了或许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私人实验室，当他在1877年推出第一部留声机时，顿时成为美国人的大众英雄。然而尽管如此，任何观察家都绝不会预料到这些新发明对消费者社会所造成的实际改变。因为，除了美国以外，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尚未引起相当的注意。

因此，进步的最明显表现是在“已开发”世界的物质生产方面和快速而广泛的交流方面。这类进步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在19世纪70年代，肯定尚未给亚洲、非洲以及除南端以外的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居民带来好处。我们也不清楚它为南欧各半岛或帝俄大半居民到底带来了多大好处。即使在“已开发”世界，利益的分配也非常不平均。根据法国官方对19世纪70年代法兰西共和国丧葬的分类，有3.5%为富人，13%—14%为中产阶级，82%—83%为劳工阶级（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二章）。不过，我们也很难否认这些地区的平民境遇的确有一些改进。在某些国家中，每一代人平均身高的递增情形在1880年前便已开始，但是那时并不普遍，而且比起1880年后的情况，当时的改善也微乎其微。（营养绝对是人类身高增加的决定性因素。）[16]1880年时，人们的平均寿命还相当短：在主要的“已开发”地区是43—45岁，德国在40岁以下，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则在48—50岁之间。[17]（20世纪60年代，这些国家的平均寿命大约是70岁。）虽然对这个数字影响最大的婴儿死亡率此时正开始明显下降，但是整体而言，19世纪的平均寿命确实是呈上升趋势。

简而言之，即使是在欧洲的“已开发”地区，穷人的最高希望或许仍是拥有一份足以糊口的收入、一片遮风挡雨的屋顶和一件足以御寒的衣服，尤其是在其生命周期最脆弱的时刻，亦即当夫妇俩的子女尚不能谋生，以及当他们进入老年之际。在欧洲的“已开发”地区，人们不再以为自己真的会挨饿。甚至在西班牙，最后一次饥荒也在19世纪60年代便告结束。然而，在俄国，饥荒仍然是生活中的重要危机：迟至1890—1891年，俄国还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饥荒。在日后所谓的“第三世界”当中，饥荒仍然不时可见。相当比例的富裕农民确实正在出现，而在某些国家中，也有一部分“值得尊敬的”技术工人或手工艺人能有多余的金钱，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物品。但是，实际上，企业家和商人所瞄准的市场对象，仍是具有中等收入的人。当时在供销上最值得注意的创新，乃是始自法国、美国和英国，并已渗透到德国的百货公司。波马舍百货公司（Bon Marché）、惠特利万国百货商店（Whiteley’s Universal Emporium）、华纳梅克百货公司（Wanamakers），其顾客对象都不是劳工阶级。拥有众多顾客的美国，已经在筹划以中等价格货物为主的大众市场，但是即使在美国，贫民的大众市场（“廉价”市场）还是少数小企业的专利，这些小企业认为迎合贫民是有利可图的。现代的大量生产和大众消费经济尚未到来。不过，为期不远了。

在当时人们还喜欢称为“道德统计学”的那些领域，进步似乎也是明显的。具备读写能力的人数显然在增加。在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初，每一个英国居民每年大约寄两封信，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上半叶，却增加到42封，这不是文明进步的指标吗？1880年时，美国每月发行1.86亿份报纸杂志，而1788年时却只发行33万份，这不也是文明进步的指数吗？1880年时，参加英国各种学会进修科学的人数或许是4.5万人，大约比50年前多了15倍，这又是不是文明进步的指标呢？[18]无疑，若以十分可疑的犯罪统计数字，和那些希望（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谴责非婚姻性行为的人随便猜度出来的道德品质来看，自然会显示出较不确定或较不令人满意的趋势。但是，在那个时期，“先进”国家中随处可见自由立宪制度和民主趋向，这能不能视为与当代不寻常的科学和物质胜利互补的道德改进迹象？英国国教主教和历史学家曼德尔·克赖顿（Mandell Creighton）宣称：“我们一定要假定人类事物已在进步当中，正如向来撰写历史所根据的科学假设一样。”[19]当时有多少人会不赞成他的话？

在“已开发”国家中，很少有人不赞成。不过有人或许注意到，即使是在世界上的这些部分，也是相当迟才有这样的共识。在世界的其余地方，即使有人曾想到过，当时的大多数人也是甚至根本无法理解这位主教的主张。新奇的事物，尤其是城市居民和外国人从外面引进的新奇事物，是干扰古老习惯的事物，而非带来改进的事物。而实际上，它所带来的干扰已被证明是不可抗拒的，而其带来的进步却又薄弱得无法取信于人。世界既不是进步的，也不应被认为可能会进步：这种观点同时也是“已开发”世界中坚持反对19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所力主的（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六章）。至多，如果光景不好不是由于饥荒、旱灾和时疫等自然或神力的狂妄行为，则我们可望借着回复到以前不知为何被遗弃的真实信仰（譬如《古兰经》的教义），或借着回复到某种公正和秩序的真实或想象中的过去，而恢复人类生活预期的标准。无论如何，古老的智慧和古老的习惯是最好的，进步只意味着年幼的人可以教训年长的人。

因而，在先进国家以外的地区，“进步”既不是明显的事实，也不是具有真实基础的假设，而主要是外来的危险和挑战，那些因它而受惠或欢迎它的人，是一小撮统治者以及认同外国和反对宗教的人。那些被北非的法国人称为“文明者”的人，正是那些断绝与其过去及同胞的联系的人。他们如果想要享有作为法国公民的好处，有时便得被迫处于这样的自我隔绝境地（比如说在北非得放弃伊斯兰教律法）。而许多新兴社会主义政党将会发现，甚至在与欧洲进步地区相毗连或被进步地区所环绕的落后地区当中，也很少有几个地方的乡间居民或零星的城市贫民，愿意追随明确表示反传统的现代化人士。

因而，世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在较小的那部分，“进步”是自身产生的；在大得多的另一部分，“进步”却是以外国征服者的姿态闯进来的——一小撮当地的通敌者帮着它闯进来的。在第一部分当中，甚至一般大众也认为进步是可能的、可取的，而且在某些地方，进步正在发生。在法国，任何准备在竞选中拉票的明智政客和重要政党，都不会自称为“保守派”。在美国，“进步”是全国性的意识形态。在19世纪70年代拥有成年男子普选权的第三大国德意志帝国，自称为“保守的”政党，在这10年的选举中所赢得的选票还不到1/4。

但是，如果进步真的这么强有力，这么普遍和为大家所欢迎，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人们为什么不太欢迎甚至不大愿意参与呢？这种不愿意，只是由于过去的重负吗？（这种重负将以不均匀但不可避免的方式逐渐从还在它下面呻吟的那些人的肩膀上卸下。）一座资产阶级文化特有的殿堂——歌剧院不是很快就将利用橡胶业所赚得的赢利，在亚马孙河上游1 000英里的马瑙斯（Manaus）兴建起来吗？［这个地方位于原始的热带雨林区内，因发展橡胶业而被牺牲的印第安人，根本没有机会欣赏到威尔第的《游吟诗人》（Il Trovatore）。］成群好斗的拥护维新者，如墨西哥名副其实的“科学家派”（científicos），不是已经主宰了他们国家的命运，或者预备像奥斯曼帝国同样名副其实的“团结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for Union and Progress，通常称为“青年土耳其”）一样，主宰他们国家的命运？日本不是已经打破它好几个世纪的孤立，接受了西方的习惯和思想，并将其本身转化为现代强权吗？（它的强大力量，不久便由军事胜利和对外扩张具体展现出来。）

不过，世界绝大多数居民对西方资产阶级所推举的生活方式的拒绝，却比成功模仿它的企图更值得注意。于是，第一世界那些征服成性的居民（当时尚能将日本人排除在外）自然会推导出下列结论：基于生物学上的差异，大多数人类都无法达到理论上只有白人（或者，更狭义地说，具有北欧血统的人）能够取得的成就。人类可区分成不同“种族”的观念，几乎和“进步”的想法一样深入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在万国博览会（World Expositions）这个歌颂进步的伟大国际庆典中，有些“种族”是位于科技胜利的摊位，有些则是做配角的“殖民亭”或“土著村”。甚至在“已开发”国家中，人们也日渐被分成两类：其一是拥有充沛精力和优秀才能血统的中产阶级；其二则是因为基因不良而注定低人一等的懒惰大众。生物学自此开始被某些人用来作为不平等的解释，尤其是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

可是，诉诸生物学的这个事实，也使那些改革者的失望变得更加戏剧化，那些改革者企图实施其国家现代化的计划，却遭到其同胞的漠视和抗拒。拉丁美洲诸共和国的理论家和政客，认为其国家的进步有赖于“亚利安化”（Aryanization），亦即经由异族通婚而使其人民越来越“白”（巴西），或实际上以引进欧洲白人的办法来替换现有人口（阿根廷）。无疑，这些统治阶级都是白人或自以为是白人，而其政治精英中的欧裔非伊比利亚姓氏也开始不成比例地增加。但是即便在日本，虽然今天看起来不大可能，但在那个时期，“西化”似乎困难重重，以致有人以为：想要完成西化，只有注入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方遗传因子（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八章和第十四章）。

这类借用伪科学胡乱加以治疗的政治医术（比较本书第十章），使得作为普遍愿望的进步与其实际的不规则进展之间的对比，更加戏剧化。只有某些国家似乎真能以不等的速度，将其自身转化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立宪政府和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许多国家和社群当中，“先进的”（一般而言也是富有的）与“落后的”（一般而言也是贫困的）人中间，也有一道鸿沟。当那些生活在中西欧，处境优越、受过教育而且业已被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和富人，面对从东欧贫民窟逃向西方的250万同胞时，便会有此感觉。这些野蛮人真的和“我们”是同一种族吗？

由于进步世界内外的野蛮人，其数量如此之多，以致进步只局限于极少数人当中，少数可以控制野蛮人而使文明得以维持的人当中。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不是说过吗，“只要其目的是为了改进野蛮人，则专制政府便是对待野蛮人的正当政府形式。”[20]但是，进步还有另一个更深刻的难题：它会把大家带到哪里？就算世界经济的全球性征服——这项征服越来越倚重科学与技术的向前推进——的确是无可否认的，是普遍的、不可逆转的，因而也是不可避免的，就算到了19世纪70年代，想要阻止它们甚或减缓它们的企图也越来越不切实际，越来越归于沉寂，甚至那些致力于保存传统社会的势力有时也已经尝试使用现代社会的武器来达到这个目的——如同今日那些使用电脑和广播节目传播《圣经》的教义者；就算代议政府所代表的政治进步和读写能力普及所造成的道德进步会继续下去，甚至会加速进行，然而，进步果真会把我们带向穆勒所谓的文明的跃升吗？年轻的穆勒曾经明确指出，这个进步的世纪应是：一个更完善的，更明显拥有人类和社会最佳特质的，更臻于完美的，更快乐、高尚和聪明的世界，甚至国家。[21]

到了19世纪70年代，资产世界的进步已到了可以听到比较富有怀疑，甚至比较悲观的意见的阶段。而且这些意见又因19世纪70年代种种未曾预见的发展而得到加强。文明进步的经济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在将近30年史无前例的扩张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危机。

第二章
经济换挡

合并已经逐渐成为现代商业体系的灵魂。

——戴雪（A. V. Dicey），1905年[1]

任何资金和生产单位之所以合并，都是为了尽可能减少生产、行政和销售成本。其着眼点在于借着淘汰毁灭性的竞争，而取得最大的利润。

——法班公司（I. G. Farben）创办人卡尔·杜斯保（Carl Duisberg），1903—1904年[2]

有几次，资本主义经济在科技领域、金融市场、商业和殖民地等方面，已经成熟到世界市场必须极度扩张的程度。整个世界的生产将提升到一个新的、更包容一切的层次。在这个时候，资本便开始进入一个迅猛增长的时期。

——格尔方德（帕尔乌斯）［I. Gelphand（Parvus）］，1901年[3]

1

1889年，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即第二国际）成立的那一年，有一位著名的美国专家在对世界经济做过通盘考察之后指出：自1873年起，世界经济的特征便是空前的骚动和商业不景气，他写道：

它最值得注意的特色，是它的普遍性。它既影响到牵涉战争的国家，也影响到维持住国内和平的国家；影响到拥有稳定通货的国家，也影响到通货不稳定的国家……影响到奉行自由交易制度的国家，也影响到其交易多少受到限制的国家。它在像英国和德国这样的古老社会当中是令人叹息的，在代表新社会的澳大利亚、南非和加利福尼亚也是如此。对于贫瘠的纽芬兰和拉布拉多（Labrado）居民而言，它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对于阳光灿烂、蔗田肥沃的东、西印度群岛居民而言，也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同时它也没有使居于世界交易中心的人更为富有，然而通常在商业波动最剧烈和最不稳定的时刻，他们的获利也最大。[4]

虽然有些日后的历史学家认为难以理解，但这种通常以比较平淡无奇的方式所表示的看法，却是许多当时观察家们所共有的。因为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基本节奏的商业周期，虽然在1873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确实造成了一些严重的不景气，可是从未趋于停滞的世界生产，仍旧继续戏剧性地向上攀登。在1870—1890年间，在五个主要产铁国中，铁的产量不止增加了一倍（由1 100万吨增加到2 300万吨），而现今已成为工业化指数的钢产量，也增加了20倍（由50万吨增加到1 100万吨）。国际贸易持续大幅度增长，虽然其速度不似以前那样快得令人晕眩。在这几十年中，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经济大步前进，而工业革命也波及了像瑞典和俄国这样的新国家。若干新近整合到世界经济中的海外国家，开始步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因而难免也导致与20世纪80年代十分相似的国际债务危机，特别是这两个时期的债务国家也大致一样。由于阿根廷铁路系统在五年间增长了一倍，而阿根廷和巴西每年也吸引到20万移民，因此在拉丁美洲的外国投资于19世纪80年代蹿升到令人咋舌的大数目。我们可以把如此壮阔成长的生产时期称为“大萧条”吗？

今日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一点可能会抱怀疑态度，但是当时的人却不曾如此。这些聪明、灵通却忧心忡忡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难道都得了集体妄想症吗？认为这是个“大萧条”时期实在挺荒谬的，甚至某些具有先见之明的预测，即使在当时看来也有些言过其实。并不是所有深思熟虑的保守人士都和韦尔斯（Wells）持同样看法，他说他已感觉到野蛮人正在整军待发的威胁，这次他们将来自内部，而非如古代那样从外入侵，他们想要攻击当前的社会组织，甚至文明持续性本身。[5]但是，还是有人认同韦尔斯的感受，遑论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希望资本主义能在其不能克服的内部矛盾下崩溃。这个不景气的时代似乎显示出这些矛盾。如果当时的社会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经济以及随之而起的社会弊病，那么19世纪80年代文学和哲学中的那种悲观调子（参见第四章以及第十章），便无法完全解释。

经济学家和商人所担忧的，是未来的经济学宗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1888年提出的那种长期的“低物价、低利息和低利润”。[6]简而言之，在19世纪70年代公认的剧烈崩溃之后（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二章），当时的问题不是生产而是利润。

农业是这次利润下降最显著的受害者，事实上，农业的某些部分已深陷在最不景气的经济地带，而它所导致的不满情绪更是造成了最直接和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在前几十年间产量激增的农业产品（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章），如今已充斥整个世界市场，在高昂的运输成本保护下，多数市场仍能抗御大量外国农产品的竞争。农产品的价格在欧洲农业以及海外出口的经济当中，都发生了戏剧性的暴跌。1894年时，小麦的价格只有1867年的1/3多一点儿，对于购买者而言，这当然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对农民和农业雇工来说，却是灾难。当时，农民和农业雇工仍占工业国家男性工作人口的40%—50%（只有英国例外），在其他地方更可占到90%。有些地区，同时发生的天灾，更使情况雪上加霜。譬如说，1872年开始的葡萄虫传染病，使法国水果酒的产量在1875—1889年间减少了2/3。对任何牵涉世界市场的国家中的农民而言，这不景气的几十年都不是好过的日子。农民的反应随其国家财富和政治结构的不同而不同，从选民的骚动一直到反叛都有，当然还包括因饥荒而造成的死亡（比如1891—1892年俄国的情形）。19世纪90年代横扫美国的平民党（populism），其核心正是小麦产地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1879—1894年间，在爱尔兰、西班牙、西西里和罗马尼亚，都曾发生多起农民叛乱，或被视为叛乱的骚动。在已经没有农民阶层而不需要为此发愁的国家，例如英国，自然可以任其农业萎缩：在这些地方，小麦耕地面积在1875—1895年间整整消失了2/3。有些国家，例如丹麦，积极推行农业现代化，并改而经营利润较大的动物产品。还有一些政府，例如德国，尤其是法国和美国，则采用关税制度来维持其农产品价格。

然而，两种最普遍的非官方反应却是大量向外移民和成立合作社。无土地的人和拥有土地却因捐税过高等原因而穷困的农民，占了外移者的大半。而拥有生产潜力的农民，则占了参加合作社者的大半。19世纪80年代，老牌移民国家的海外移民比率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峰（爱尔兰“大饥荒”后10年间的特殊情形除外）。而意大利、西班牙和奥匈帝国真正的大量海外移民，也从这个时期开始，继而跟进的是俄国和巴尔干诸国。（1880年前，南欧唯一大量向外移民的国家是葡萄牙。）这是一个将社会压力保持在反叛和革命之下的安全阀。至于合作社，则为小农提供了适度的贷款。到了1908年，德国超过半数的独立农民，都隶属于这样的小银行［19世纪70年代由天主教徒雷弗森（Raiffeisen）创办］。同时，合作购买供应品、合作推销和合作加工（其中重要的有乳制品加工以及丹麦的腌熏猪肉）的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多国兴起。1884年之后的10年间，当法国农民为了自身利益而牢牢抓住那条使工会合法化的法律时，为数40万的农民几乎都隶属在2 000个这样的工会里面。[7]到了1900年，美国约有1 600家合作社生产乳制品，大半分布在中西部。而新西兰的乳酪农业，更是在农民合作社的控制之下。

商业也有自己的难处。在一个经过洗脑、认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才是经济灾祸的时代，人们很难想象19世纪的商人竟然更担心物价下跌。在这个就整体而言堪称通货紧缩的世纪中，再没有比1873—1896年的情形更严重——在这段时期，英国物价下跌了40%。合理的通货膨胀不但对债务人有利（每一个负担长期贷款的屋主都明白），也促成了利润率的自动提升，因为以较低成本所生产的货物，当它们可以出售时，是以当时较高的物价水准售出。相反，通货紧缩却有损利润率。如果市场能因此大幅度地扩展或许可抵消这一点，但是，事实上当时市场的成长并不够快，一方面是因为新的工业技术使产量能够而且也必须快速增加（如果工厂要赚钱的话）；一方面因为互相竞争的生产者和工业经济的数目也在成长当中，因而大大提高了整个生产能力；同时也因为日用必需品的大众市场尚在缓慢拓展。即使是对资本产业而言，日新月异的性能、更有效的产品利用以及需求的变化都可以造成很重大的后果：1871年5月—1894年8月间，铁的价格足足下跌了50%。

更进一步的困难是：商业的生产成本在短时间内并没有像物价那样急速下跌。因为，除了少数例外，工资不可能按物价跌落的比例减低，而各个厂商也负担了相当大而且已经过时或行将过时的厂房和设备，或者负担了新的厂房和设备，在利润偏低的情况下，这些新厂房和设备将无法如预期那样快速赚回本钱。对世界某些地区而言，情形更为复杂，因为白银的价格及其与黄金的兑换率都在逐渐下跌，并曾一度上下波动而且不可预测。在金价和银价都稳定（如1872年以前的许多年间）的前提下，以贵金属（世界货币的基础）计算国际支付是相当简便的方式（大约15个单位的白银等于一个单位的黄金）。然而，当兑换率变得不稳定时，建立在不同贵金属之上的通货交易，便没那么简单了。

是否有补救物价、利润和利率偏低的方法？对许多人而言——如当时轰动一时但今天已为大家所遗忘的关于“复本位主义”的辩论所示——一种反转的货币主义应该是解决办法。这些人以为物价的下跌主要是由于全球性的黄金短缺，而（通过采取金本位的英镑，也就是金镑）黄金已成为当时世界支付体系的唯一基础。由于白银的产量已大量增加，尤以美洲为然，因此若同时采用以黄金和白银为基础的制度，便可因货币的膨胀而刺激物价高涨。那些受到强大压力的美国大草原农民，以及经营落基山银矿的业主，都对通货膨胀抱有极大兴趣。通货膨胀此时成为美国民粹运动的主要政纲，而人类将被钉在黄金十字架上的预言，也给了伟大的民权拥护者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不少辩论灵感。而在布赖恩所喜爱的其他议题上，如应以字面解释《圣经》的真理并必须禁止宣讲达尔文学说等，他无疑都是输家。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银行业、大企业和政府，并无意放弃金本位制度。金本位对他们而言就像“创世记”对布赖恩一样，都是必须遵奉的金科玉律。无论如何，当时只有不包括在核心国家之内的墨西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主要是以白银为基础。

政府通常比较容易听信利益团体和选民团体的话，这些人力促政府保护国内生产者对抗进口货的竞争。他们之中，不但有庞大的农民集团，也包括重要的国内工业团体。工业家们设法凭借不许外国竞争对手进入的办法，将“生产过剩”减少到最低限度。至少在商品贸易上，“大萧条”结束了漫长的经济自由主义时期（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二章）。（资金、财务交易和劳力的自由移动，甚至可能更为显著。）保护性关税由19世纪70年代晚期的德国和意大利（纺织业）首开其端，自此永远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并于19世纪90年代早期在法国的梅利纳（Méline，1892年）以及美国的麦金莱（McKinley，1890年）惩罚性关税中，达到最高峰（见下表）。

欧美各国平均关税：1914年[8]

*1890年49.5%，1894年39.9%，1897年57%，1909年38%。

虽然英国偶尔也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强大挑战，可是在所有主要的工业国中，它却是唯一牢牢坚持无限制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这其中的道理很明显，更何况英国没有众多农民，因而也不必担心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选票问题。英国绝对是工业产品的最大输出国，而且在本书所述阶段越来越以出口为导向，尤其是在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在这方面，它超过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只略逊于某些小型的进步经济国，例如比利时、瑞士、丹麦以及荷兰。英国可以说是资金、“隐形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以及运输服务的最大出口国。事实上，在外国竞争已侵略到英国的工业之际，伦敦市和英国运输业却在世界经济当中扮演着更为核心的角色。反过来说，虽然大家常常忘记这一点，但英国早已遥遥领先其他国家成为世界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而且主宰了，甚至可以说构成了某些出口品的世界市场。以蔗糖、茶叶和小麦为例，19世纪80年代，英国大约购买了全部国际贸易量的半数。1881年时，英国几乎购买了世界外销肉品的半数，以及较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羊毛和棉花（欧洲进口量的55%）。[9]事实上，由于在萧条期间英国已听任其国内的农业生产缩减，因此它的进口倾向更为显著。到了1905—1909年间，约有56%的谷物以及76%的乳酪和68%的鸡蛋是来自国外。[10]

因而，自由贸易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允许海外的农产品生产者以其产品交换英国的制造品，从而加强了英国和落后世界的共生；英国的经济力量基本上是建立在这个落后世界之上。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农牧人、澳大利亚的羊毛生产者和丹麦的农民，对于鼓励其国内制造业都不感兴趣，因为作为英国这个经济太阳系中的行星，日子可以过得很不错。然而，英国的牺牲却也不小。如前所述，自由贸易意味着当英国的农业站不住脚时，它便会任其倒下去。英国是唯一一个甚至连保守党政治家也随时愿意抛弃农业的国家，虽然这个政党在很久以前也主张保护贸易。没人会否认这样的牺牲比较容易，因为那些非常有钱并在政治上仍有强大力量的地主，如今从都市地产和投资有价证券当中获得的收入，几乎和农田租金不相上下。可是，自由贸易会不会如保护主义者所害怕的那样，也意味着随时可以牺牲英国的工业？由20世纪80年代英国所采取的非工业化政策看来，100年前的这种恐惧似乎不是不切实际的，毕竟资本主义所要生产的不是任何特殊产品，而是金钱。虽然这个时候已可明显看出：在英国政坛上，伦敦市的意见要比外郡工业家的意见占更大的分量，可是一时之间，伦敦市的利益似乎不会和大部分工业区的利益相冲突。于是，英国仍旧支持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只有在无限制移民一事上例外，因为英国是最早通过反对（犹太）外国人大批涌入的歧视性立法的国家之一（1905年）］，这样一来，遂给了采取保护主义的国家控制其国内市场和拥有充分外销拓展空间的双重自由。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从来就不曾停止争论这场国际保护主义复兴所造成的影响，或者易言之，停止争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这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在19世纪这100年中，世界经济核心部分的基本单位越来越倾向于由“国家经济”所构成，亦即英、德、美等国的经济。虽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巨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年）用了这么一个实用主义的书名，然而在纯粹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中，“国家”这个单位是没有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单位是无法再缩减的企业原子，是受到将赢利尽量扩大或将亏损尽量缩小的规则所驱使的个人或“厂商”（有关厂商的讨论不多）。他们所能运作的“市场”是以全球为范围的。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正如革命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它并不赋予政府任何地位。更准确地说，政府作为一项经济因素，其存在只会干预“市场”的自主和自发运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看法是有一点儿道理的。一方面，它似乎合理地假定（尤其是在19世纪中期的经济自由化之后，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二章）：促使这样一个经济运作和增长的，是其基本单位所做的经济决定。另一方面，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全球性的，而且也只能是全球性的。在19世纪，这种趋势日渐明显，因为它的运作范围已延伸到越来越遥远的地方，并且对所有地区都造成越来越深刻的改变。更有甚者，这样的经济不承认边界的存在，因为在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干预生产因素自由活动的地方，它的效果最好。因而，资本主义不仅在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在理论上也是国际性的。其理论上的理想境界，是以国际分工来保障经济的最大增长。它的评估标准是全球性的：在挪威尝试种植香蕉是不合理的，因为在洪都拉斯（Honduras）生产香蕉的成本低得多。它对于地方性或区域性的反对之声根本置之不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不得不接受其假设所可能引出的最极端，甚至最荒谬的后果，只要这项假设可以说明它将带来最好的全球性效果。如果资本主义可以证明全世界的工业生产都应集中在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正如其80%的手表生产当时是集中在瑞士的一个小地区一样）[11]，或者可以证明全法国人都应迁移到西伯利亚（正如数量庞大的挪威人当时的确因移民而迁移到美国一样），那么它没有任何理由应反对这样的发展。（1820—1975年间，有85.5万左右的挪威人移民美国，这个数目几乎是1820年的挪威人口总数。[12]）

因此，就经济而言，英国在19世纪中期垄断了全球工业的情形有什么不对呢？或者，在1841—1911年间几乎失去其一半人口的爱尔兰，这样的人口发展又有什么不对呢？自由经济理论所承认的唯一均衡，是全世界性的均衡。

但是，实际上，这个模式是不够的。逐渐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既是一群固体集团的结合，也是一个易变的流体。不论构成这些集团的“国家经济”（也就是以国家边界所界定的经济）起源是什么，也不论以它们为基础的经济理论（主要是德国理论家的理论）具有怎样的缺陷，国家经济之所以存在，乃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如果比利时仍然是（和1815年前一样）法国的一部分或统一的尼德兰的一个区域（如它在1815—1830年间那样），那么恐怕没有人会把比利时视为欧洲大陆最早的工业经济体。然而，一旦比利时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经济政策和其居民经济活动的政治重要性，都会因这个事实而形成。诚然，从以前到现在都不乏像国际金融这类基本上是国际性，而且因此避免了国家制约的经济活动。可是，即使是这种超国家的企业，也都非常留意该如何把自己附属于一个重要的国家经济当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860年后，（大半为德国人所有的）商业银行家家族往往都将其总行由巴黎迁到伦敦。而大银行家族中最具国际性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其各分行的营业好坏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位于主要国家的首都当中：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强劲有力，而那不勒斯（Naples）和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则不然（法兰克福分行拒绝迁往柏林）。在德国统一之后，法兰克福已不再具有以往的重要性了。

自然，这些论述主要是适用于世界的“已开发”部分，也就是适用于可以在竞争对手面前保护其工业经济的国家，而非地球的其余地方；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经济体而言，不管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它们都得依赖“已开发”的核心地带。这些地区或许是别无选择，因为殖民强权已决定它们的经济未来，帝国经济已将它们转化为香蕉或咖啡共和国。要不就是它们往往对其他的发展选择不感兴趣，因为作为由母国所构成的世界经济的农产品专业生产者，也自有好处。在世界的边缘地带，“国家经济”如果曾经存在的话，其功能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已开发”世界不只是许多“国家经济”的总和。工业化和不景气已把它们转化成一群敌对的经济体，其中一个经济体的获益似乎就会威胁到其他各经济体的地位。不仅是商号之间彼此竞争，国家之间也互较高下。因此当新闻界揭露了外国的经济侵略之后，例如威廉斯（E. E. Williams）的《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1896年）或弗雷德·麦肯齐（Fred Mackenzie）的《美国侵略者》（American Invaders，1902年），[13]英国的读者便有芒刺在背的不安感。相比之下，他们的父辈当年在面对外国技术已超越他们的（正确）警告时，是多么镇静。保护主义已表现出国际经济竞争的形势。

但是，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可以确切地说：保护主义是要将每一个民族国家用一组政治防御工事环绕起来，以抵御外国入侵，而过分普遍的保护主义，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是有妨碍的。这一点即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得到充分证明。然而，在1880—1914年间，保护主义既不普遍，而且除了偶尔的例外，也不具阻碍性；再者，如前所述，它只限于商品贸易，而未影响到劳力和国际金融交易的流动。就整体而言，农业保护主义在法国奏效，在意大利失败（意大利的回应是农民大量迁移），在德国则庇护了大农户。[14]而工业保护主义则拓宽了世界工业的基础，因为它鼓励各国工业以其国内市场为目标，而这也带动了各国工业的迅速增长。根据统计数字，在1880—1914年间，生产和商业的全球性增长无疑比在实行自由贸易的那几十年高出许多。[15] 1914年时，在都市化或“已开发”的世界中，工业生产的分配情形已比40年前更均匀。1870年时，4个主要工业国囊括了全球制造业生产额的近80%，然而到了1913年，它们却只生产了全球制造业生产额的72%，不过这个生产额是1870年的5倍。[16]保护主义对这种平均化究竟有多大影响尚待商榷，然而，它不会造成发展的严重停滞却似乎是相当清楚的。

可是，如果说保护主义是发愁的生产业者对这场不景气本能的政治反应，它却不是资本主义对其困难最重要的经济回应。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回应乃是经济集中和经营合理化，套用美国的术语来说，便是“托拉斯”（trust）和“科学管理”——此时，美式术语已开始决定全球风尚。托拉斯和科学管理的目的都在于增加利润，在竞争和物价下跌的冲击下，当时的利润已饱受压缩。

经济集中不应与严格定义的垄断（由一个企业控制市场）混为一谈，也不应与较广义的垄断（由一小撮具有支配性的企业控制市场）混为一谈。诚然，招致公众谴责的戏剧化资本集中的确是属于这一种，它通常是由厂商间的合并或市场控制的安排所造成，而根据自由企业的理论，这些厂商应该要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互相残杀才对。这便是美式的托拉斯，以及甚为德国政府喜爱的“辛迪加”（syndicate）或“卡特尔”（cartel）——主要在重工业方面。“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Rhine-Westphalian Coal Syndicate，1893年）控制了当地90%左右的煤产量；1880年，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控制了美国精炼石油的90%—95%。这两者当然是垄断性企业。而占了美国钢产量63%的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的“十亿元托拉斯”，实际上也是如此。显然，在“大萧条”期间，远离自由竞争、向合并独立企业发展的趋势已经异常明显，[17]并且在全球繁荣的新时代还会继续下去。在重工业中，在迅速成长的军备工业这样密切依靠政府订单的工业中（参见第十三章），在石油和电气这类革命性的新能源工业中，在交通，以及在某些像肥皂和烟草这类日用必需品的制造业中，垄断或由一小撮具有支配性的厂商控制市场的趋势，是无可否认的。

然而，控制市场和淘汰竞争对手，只是比较一般的资本主义集中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既不普遍也非不可逆转的方面：例如1914年，美国石油业和钢铁业的竞争情形便较10年前还大。因此，若以1914年的情形而言，把这个始于190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称为“垄断性资本主义”，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不过，我们如何称呼它并不重要（“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等），只要我们同意（也必须同意）合并牺牲了市场竞争而获得进展，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牺牲了私人小商号而获得进展，大商业和大企业牺牲了较小的商业和企业而获得进展，而这种集中显示出由一小撮支配性实业或企业控制市场的倾向。这一点，甚至在英国这种老式的小规模和中型竞争性企业的坚固堡垒中，也很明显。由1880年起，供销模式也发生了革命。“食品杂货商”和“肉贩”现在不单是指一个小零售商，而越来越经常地是指那些拥有上百家分行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商号。在银行业中，具有全国网络的大型合股银行，当时以极快的速度取代了小型银行：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并吞了164家小银行。1900年后，如前所述，老式的或任何形式的英国“乡村银行”，都已成为“历史古董”。

像经济集中一样，“科学管理”（这个词到1910年左右才使用）也是因“大萧条”而产生。它的创始者和提倡者泰罗（F. W. Taylor，1856—1915），于1881年开始在问题严重的美国钢铁业展开他的构想。利润在不景气中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与日俱增的公司规模和复杂性，表明传统的、凭经验的、粗枝大叶而实际的企业经营方法，尤其是生产方式，已经不合乎时代需求了。因而，需要一套更合理、更科学的方法来控制、监督并规划那些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大型企业。这项由泰罗主义全力以赴并被日后大众等同于“科学管理”的任务，便是如何能让工作人员多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时采用了三种主要方法：（一）将每一个工作人员从工作群中孤立出来，将他、她或这个工作群对工作过程的控制，转移到管理人员身上。这个管理人员要确切指示这个工作人员去做什么以及完成多少产量，而其所根据的是（二）系统地将每一个过程分解为按时间调节的组成因素［“时间——动作研究”（time-motion study）］，以及（三）利用各种不同的工资给付制度，提高工作人员的增产动机。这种以成果作为支付标准的制度很快便广为传播，但是在实际运用上，照字面解释的泰罗主义于1914年前不管在欧洲，或者甚至在美国，几乎都没有什么进展，而在战前最后几年，也不过是管理界所熟悉的口号而已。1918年后，泰罗的名字和另一位大量生产的先驱亨利·福特（Henry Ford）一样，同时在布尔什维克（Bolshevik）的计划经济者和资本主义者之间，成了合理使用机械和劳力以使生产尽量扩大的代名词。

不过，很清楚的一件事是：在1880—1914年间，大型企业的结构转化，从生产到办公室和会计工作，都有重大进步。现代法人组织和管理等“看得见的手”，已取代了亚当·斯密意指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于是，高级职员、工程师和会计师开始接下业主兼经理的工作。股份有限公司或联合企业取代了个人，至少在大型企业中，典型的实业家现在很可能不是创办家族的一员，而是领薪水的行政人员，而监督他的大概会是一个银行家或股东，而非负责经营的资本家。

还有第三种摆脱企业困境的可能办法——帝国主义。“不景气”和殖民地瓜分热潮在时间上的巧合，时常受到人们的注意。历史学家对于这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密切的关系，至今仍争论不休。无论如何，如下章将要说明的，它们的纠葛要比简单的因果关系复杂得多。不过，大体上不可否认的是：为资本寻找更有利润的投资环境的压力，正如为生产寻找市场的压力一样，也促进了向外扩张。1900年时，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领土扩张不过是商业扩张的副产品。”[18]而他绝不是从事国际事务和政治事务的人士当中，唯一持这种看法的人。

我们还必须提一下“大萧条”的最后一个后果或副产品，亦即大萧条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这种骚动不仅发生在因农产品价格崩溃而震颤不已的农民当中，也出现在工人阶级里面。我们还不十分明白，为什么“大萧条”会在无数国家引起工人阶级的大规模动员，而在其中若干国家其动员的时间竟由19世纪80年代末期一直延伸到大规模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出现。因为，矛盾的是，导致农民萌生过激想法的物价下跌，相当明显地降低了赚取工资者的生活花费，而在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它无疑促成了工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但是，在此我们只需注意：现代的各种劳工运动也是不景气时期的产物。在第五章中，我们将对这些运动做进一步分析。

2

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球经济管弦乐队所演奏的是繁荣的大调，而不再是此前的不景气小调。建立在商机蓬勃基础上的富足繁荣，构成了今日欧洲大陆还称之为“美好时代”的背景。这种从愁云惨雾突然转成幸福安乐的变化，实在太过戏剧性，以致平庸的经济学家得要寻找某种特别的外在力量去解释它，比如说他们在南非克朗代克地区（Klondike，1898年，最后一处西方淘金热所在地）或其他地区所发现的大量黄金当中，找到了一个机械之神。整体说来，比起某些20世纪晚期的政府，经济史学家通常对于这种基本上属于货币理论的课题并不太感兴趣。然而，情况好转的速度实在太过惊人，以致一位慧眼独具的改革者格尔方德，以帕尔乌斯（Parvus）这个笔名写文章指出：这种好转表示一个崭新而漫长的资本主义急速进展时期即将开始。事实上，“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长期繁荣之间的对比，已为有关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长周期理论提供了第一个臆测根据，后人已将该理论与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联系在一起。当时大家都以为：那些曾对资本主义未来，甚至对其即将崩溃做出悲观预测的人，显然是错了。马克思主义者则开始热烈地讨论这项突变对于他们的未来运动有何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需要“修正”。

经济史学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时期的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势力的重新分配，亦即英国的相对衰落和美国尤其是德国的相对，甚至绝对进展；另一个问题是长期和短期的波动，换句话说也就是康德拉季耶夫的“长周期”理论，这个波动的下跌与上扬，将本书所论时期整齐地划分为两半。

在原则上，人口由4 500万上升到6 500万的德国，以及人口由5 000万上升到9 200万的美国，理应赶上领土较小而且人口较少的英国，我们自然无须为此大惊小怪。然而，即使如此，德国工业出口的增长速度仍然十分惊人。在1913年前的30年间，它们的数量由不及英国工业出口总数的一半，增加到比英国的出口数量更大。除了在可以称为“半工业化国家”（其实也就是大英帝国真正或实质上的“自治领地”，包含其经济属地拉丁美洲）的地方以外，德国制造品的出口量都较英国多。它们在工业世界的出口量超出英国1/3，甚至在未开发世界也比英国高出10%。同样不足为奇的是，英国再也无法维持它在1860年左右的“世界工厂”地位。因为即使是20世纪50年代处于世界霸权巅峰的美国（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1860年的英国大了三倍），其钢铁生产也无法达到世界产量的53%，纺织品产量也未能企及世界产量的49%。再一次，我们无法确切解释为什么（甚至是不是）当时的英国经济增长会步向减缓和衰落，虽然学者们的相关讨论异常多。不过，这里的重点并不在于谁在这个成长中的世界经济里面进步得较多、较快，而是其整体性的全球成长。

至于康德拉季耶夫的循环理论——称它为严格的“周期”乃是以假设为论据的狡辩——的确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增长的性质问题，或者，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关于任何世界经济增长的问题。不幸的是：直到目前，尚没有任何关于经济自信和经济不安这种奇异轮换（它们共同形成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周期”）的理论，能广为大家接受。其中堪称最有名且最好的理论是熊彼特（Josef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熊氏将每一次的“下降趋势”和一组经济“创新”的利润潜力耗竭紧紧联系在一起，再将新的上扬与新的一组创新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创新主要（但不仅是）是技术性的，其潜力都有耗竭的一天。因而，作为经济增长中“领先部分”的新工业（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棉纺业和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铁路），如同过去一样，会成为将世界经济由它暂时陷入的困境中拉出来的机器。这个理论似乎相当可信，因为自18世纪80年代起，每一个长期的上扬阶段确实都与新的而且越来越在技术上富有革命性的工业有关：这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那个25年的繁荣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段时期可以说是这类全球性经济繁荣时期中最不寻常的。对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高潮而言，其问题在于：这一时期的创新工业——广泛地说，包括化学和电气工业，以及与即将和蒸汽机展开激烈竞争的新能源有关的工业——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支配世界经济活动。简而言之，由于我们无法充分解释这些问题，所以康德拉季耶夫的周期理论并不能帮我们多少忙。它顶多是让我们可以宣称：本书所论时期涵盖了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但这件事本身也不足为奇，因为一个整体性的全球经济现代史，很容易落入这个模式。

然而，康德拉季耶夫的分析有一点是必然与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时期密切相关的，即世界上的工业部分（因继续不断的生产革命而成长）和世界农业产量（其增长主要是由于新生产地带，或新近成为专门从事出口生产地带的不连续开发）之间的关系。1910—1913年间，西方世界可供消费的小麦产量，几乎是19世纪70年代平均数的两倍。但是，这项增加大半来自少数几个国家：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的俄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西欧（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农业产量的增长，只占新供应量的10%—15%。因此，即使我们忘却了像毁灭澳大利亚半数绵羊的八年大旱（1895—1902年），以及1892年后危害美国棉花的棉铃象甲虫（boll-weevil）害，世界农业增长率在最初的跃进之后趋向缓慢，似乎也是不足为奇的。再者，“贸易条件”往往也对农业有利而不利于工业，也就是说：农夫在购买工业产品上所花的钱比较少或绝对少，而工业花在购买农产品上面的钱比较多或绝对多。

有人认为这种贸易条件的转变，可以解释1873—1896年间的物价下跌，以及自那以后一直到1914年乃至1914年以后的物价显著上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贸易条件的这种改变，会对工业生产的成本造成压力，因而也对其可图的利润造成压力。对这个美好时代的“美好事物”而言，可谓幸运的是，当时的经济结构允许将利润所受到的压力推到工人身上。实质工资的迅速增长是“大萧条”时期的特征之一，现在显然慢了下来。1899—1913年间，英国、法国的实质工资事实上还下降了。1914年前那几年，社会上之所以充满紧张气氛甚至爆发冲突，部分便是由于这一点。

那么，是什么使当时的世界经济充满活力？不管详细的解释是什么，问题的关键显然可以在工业国家的中央地带找到——这个地带日渐围绕着北温带延伸——因为这些国家是全球增长的发动机，是生产者，也是市场。

这些国家此刻在世界经济中心区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成长迅速的，而且不断延伸的生产集团。它们现在不仅包括19世纪中期已完成工业化的大小中心（其本身大多也在以令人印象深刻，乃至几乎无法想象的速度扩张），例如英国、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和捷克；也包括一系列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区域，像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意大利北部、匈牙利、俄国，甚至日本。它们也形成了越来越大的世界货物和服务购买团体：这个团体越来越靠购买为生，也就是对传统农业经济的依赖越来越低。19世纪对于“城居者”的一般定义，是“住在有2 000居民以上地方的人”。可是，即使我们把标准稍微提高到5 000人，欧洲“已开发”地带和北美地区的城居者比例，到1910年时，已分别由1850年的19%和14%上升到41%，而且约有80%的城居者是住在人口两万以上的市镇（1850年时只有2/3），而这些人中，又有一半以上是住在拥有十余万居民的城市当中。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的城市当中，储存着庞大的顾客群。[19]

再者，承蒙不景气时期物价下跌的恩赐，即使将1900年后实质工资的逐渐下降计算在内，顾客手上可以花的钱还是比以前多得多。这种顾客日渐增加的情形，甚至在穷人当中也不例外，商人如今已认识到其意义。如果说政治哲学家害怕大众的出现，推销员却欢迎他们。在这个时期，广告业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分期付款的销售办法，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其意图是让收入不多的消费者也有可能购买大型产品。而电影这种革命性的艺术和行业（参见第九章），从1895年的无足轻重，成长到1915年时超越了贪婪的梦想的炫耀财富的举动。

相较于电影制作费的高昂，那种由王公支持的歌剧显得异常寒酸，而这一笔笔高昂的电影制作费用，竟都是来自只付五分钱的观众。

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字来说明世界“已开发”地带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性。虽然海外新地区和海外经济已有相当可观的增长，虽然有史无前例的大量人口因移民海外而流失，然而，19世纪欧洲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实际是上升了。其增长率由前半个世纪的每年7%，上升到后半个世纪的8%，而在1900—1913年间，更上升到几乎13%。如果我们把欧洲加上美国这个深具购物潜力的都市化大陆，以及某些正在迅速发展但规模小得多的海外经济，那么我们便拥有一个“已开发”世界的轮廓——它的面积占地球的15%左右，却包含地球上40%左右的居民。

这些国家因而形成了世界经济的大部分：它们加起来构成了国际市场的80%。尤有甚者，它们还决定了世界其余部分的发展；这些其余部分的经济是靠着供应外国需要而成长。如果乌拉圭和洪都拉斯当年没有外力干预，我们无法想象它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无论如何，它们恐怕都难逃被干涉的命运。巴拉圭一度不想加入世界市场，但却被强大的力量逼了进来。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四章。）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它们之中的一个生产牛肉，因为英国有牛肉需求；另一个生产香蕉，因为有一些波士顿商人认为美国人会花钱吃香蕉。某些卫星经济会比另一些卫星经济来得成功，不过，它们越成功，对中央核心区的经济越有利。对于中央核心区而言，这样的成长意味着它的货物和资本有更大和不断成长的市场。世界商船的增长可大致标示全球经济的扩张程度。在1860—1890年间，其增长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总吨位约在1 600万吨到2 000万吨之间；然而在1890—1914年间，它几乎增加了一倍。

3

那么，我们该如何概括帝国时代的世界经济呢？

第一，如前所说，它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比以前广大得多的经济。已经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部分都有所扩展，在欧洲是因为俄国以及此前与工业革命少有接触的瑞典和荷兰的工业革命；在欧洲以外，则是由于北美和日本的发展所致。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大为增长（1880—1913年间，这些货物的国际贸易几乎增加了三倍），因而其专业生产区和整合入世界市场的地区，也大为增长。加拿大在1900年后跻身世界小麦主要生产者之列，其收获量由19世纪90年代的每年平均5 200万蒲式耳（蒲式耳是一个计量单位。它与千克的转换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农产品之间是有区别的。）上升到1910—1913年间的两亿蒲式耳。[20]阿根廷也在同一时期成为小麦的主要出口国之一，绰号燕子的意大利劳工每年都会横渡一万英里的大西洋，去收割阿根廷的小麦。帝国时代的经济是一体的，在这个经济体中，巴库（Baku）和顿涅茨盆地（Donets Basin）都是工业地区的一部分；欧洲将货物和女孩一并出口到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新城市；而在位于亚马孙河上游1 600公里的橡胶业市镇当中，歌剧院在印第安人的尸骨上盖了起来。

第二，如前所述，帝国时代的世界经济显然较以前更为多元化。英国不再是唯一的工业化国家，甚至不再是唯一的工业经济。如果我们把四个主要经济国的工业和矿业生产（包括建筑）加在一起，1913年时，美国占总数的46%，德国占23.5%，英国占19.5%，而法国占11%。[21]如同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帝国的年代，基本上是国与国竞争的年代。再者，“已开发”和“未开发”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比1860年更多样、更复杂。1860年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半数的出口货物都是运往同一个国家——英国。1900年时，英国所占的比例已降至25%，而第三世界出口到其他西欧国家的数量，已超过出口到英国的数量（31%）。[22]帝国的年代不再是只有一个中心。

世界经济的这种日趋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它对英国金融、贸易和运输服务的依赖所掩盖，这种依赖不但继续维持，事实上还与日俱增。一方面，伦敦市仍是世界国际商业交易的控制盘，而且比以前更甚，以至单是它的商业和金融服务收益，便几乎足以弥补它在商品贸易上的庞大赤字。另一方面，英国的国外投资和巨大的商业运输势力，在一个依赖伦敦而且以英镑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中，更加强了英国的中心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英国也仍然具有绝对的支配力。1914年时，法国、德国、美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以及其他国家，共占世界海外投资总额的56%，而英国一个国家就占了44%。[23]1914年时，单是英国的轮船船队，便比其他欧洲国家商业船队总和还多12%。

事实上，英国的中心地位此时正因世界的多元化而增强。因为，当那些刚刚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体从“低开发”世界购买越来越多的原料时，在它们当中便累积了对“低开发”世界相当大的贸易赤字。英国独力重建了全球性的平衡：借着从它的竞争对手处进口更多的制造品；借着将自己的工业产品外销到依附性世界；更借着它所拥有的庞大隐性收入，这些收入是来自银行业、保险业等国际商业服务，也来自它巨额的外国投资对这个世界最大债权人的支付。英国工业相对式微，从而加强了它的金融地位和财富。截至当时在利害关系上仍能保持相当和谐的英国工业和伦敦市，自此开始爆发冲突。

第三，是乍看之下最为明显的科技革命。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代，电话和无线电报、留声机和电影、汽车和飞机，均成为现代生活景观的一部分，同时也借着真空吸尘器（1908年）和阿司匹林（唯一普遍使用的发明药剂）这样的产物将科学和高科技带入一般家庭之中。我们也不应忘记自行车，像其他这个时期所发明的对世人有所裨益的各种机器一样，它对人类行动解放的贡献立刻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可是，在我们将这组了不起的新发明歌颂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别忘记这只是今日的回顾性看法。对于当时的人而言，主要的创新是在于借着对蒸汽和铁的改进——钢和涡轮——不断更新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气、化学和内燃机为基础的革命性工业，诚然已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尤其是在生气勃勃的新经济体当中。毕竟，福特已在1907年开始制造他的T型车（Model T）。可是，单拿欧洲来说：1880—1913年间所修筑的铁路，其全长和1850—1880年间那个最早的“铁路时代”是一样的。在这些年间，法国、德国、瑞士、瑞典和荷兰，已大致将其铁路网扩大了一倍。英国在工业上的最后胜利—1870—1913年间，英国奠定了它在造船业上几乎独霸的地位——是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办法所取得的。新的工业革命尚在加强而非取代旧的工业革命。

第四，如前所述，是资本主义企业结构和做法上的双重转型。一方面，这个时期有许多新的发展，例如资本的集中可使人区别出“企业”和“大企业”的那种增长幅度，自由竞争市场的萎缩，以及1900年前后的各种发展，这些发展曾使观察家想为这个显然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时代，贴上一个适当的标签（参见下一章）。另一方面，人们借着将科学方法应用到工业技术、组织和计算之上，以求有系统地实现生产和企业经营的合理化。

第五，是日用必需品市场的不寻常转型，即量与质的同时转型。随着人口、都市化和实际收入的增长，此前多少限于粮食和服装（也就是基本维持生活所需）的大众市场，现在开始主宰了生产日用必需品的工业。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项发展比有钱有闲阶级在消费上的显著增长更为重要，因为后者的需求模式并没有显著改变。在汽车工业上，造成革命的是福特T型车而非劳斯莱斯（Rolls-Royce）汽车。与此同时，革命性的工艺技术和帝国主义又有助于为大众市场创造一系列新奇的货物和服务，其范围从这个时期大量出现在英国劳动阶级厨房中的瓦斯炉，到自行车、电影和极为普通的香蕉等。1880年前，这些物品的消费市场几乎不存在。这项转型最明确的后果之一，便是开创了大众媒体。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大众媒体。19世纪90年代，英国一份报纸的销售量已达到100万份，而法国的报纸也在1900年前后达到这个销售数字。[24]

凡此种种不但表示生产方式已转型为现代所谓的“大量生产”，同时也暗示了包括信用购物（主要是分期付款）在内的配销转型。因而，1884年时，英国开始有1/4磅标准包装的茶叶上市。这项发展将使无数诸如立顿爵士（Sir Thomas Lipton）之类的食品杂货大亨，可以从大城市的工人后街当中赚取财富。立氏的游艇和金钱赢得了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友谊，这位声名狼藉的国王特别容易被一掷千金的百万富翁所吸引。立顿的分店由1870年的一家也没有，增加到1899年的500家。[25]

第六，大众市场的转型也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第三类经济的显著成长，亦即公家和私人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例如办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务业。我们只需举英国的例子便可见其成长之一斑，英国在其极盛时期，曾以小得离谱的办公室作业支配整个世界经济：在其总数大约950万的就业人口中，1851年时仅有6.7万名公职人员和9.1万名商业雇员。到了1881年，在商界就业的人士已超过30万人（几乎全是男性），不过公务人员只上升到12万左右。但是，到了1911年，商界雇佣了大约90万人（其中17%为女性），而公职人员则增加了三倍。自从1851年后，商业雇员的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增加了5倍之多。我们将在别处再讨论这种白领和非劳动阶级人数剧增的社会后果。

第七，接着我将提一下这个经济的最后特点，那就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日益融合，政府和公众角色的日益增强，或者是像戴雪律师这样的自由派理论家所认为的：“集体主义”牺牲了旧日良好的强劲个人或志愿企业，达成了具有威胁性的进展。事实上，这项特色是竞争性自由市场经济萎缩的征候之一；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是以竞争性自由市场经济为理想，而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情形亦是如此。然而，1875年后，人们日渐怀疑具有自主性和自我调整能力的市场经济，一旦失去国家和政府当局的协助，其有效性将如何。如今，这只操纵市场的手已经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一方面，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所看到的，政治的民主化往往使得不情愿和备受困扰的政府走上采取社会改革和福利政策之路。它们也被迫采取政治行动以保护某些选民群体的经济利益，例如保护主义，以及美国与德国对抗经济集中的措施（成效较差）。另一方面，国家与国家间的政治竞争日渐和各国企业群体之间的经济竞争结合在一起，因而，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它遂促成了帝国主义的现象，也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者，它们也导致了军备工业的发展，而政府在这类工业当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不过，虽然公众所扮演的策略性角色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它在经济上的实际重要性却并不大。这类相反的例子在当时也层出不穷：例如英国政府买下中东石油工业的部分利益，并且控制了新出现的无线电（两者都有军事重要性）；德国政府也随时预备将其部分工业国有化；以及俄国政府由19世纪90年代起有系统的工业化政策。可是，虽然如此，各国政府和舆论却都以为政府在这方面只不过是私人经济的小补充而已，即使欧洲在公共事业和服务领域的（主要是地方性）政府管理上有显著进步，也无法改变这种看法。虽然社会主义者不大考虑社会主义经济所具有的问题，但是他们却不同意这种认为私人企业为至高无上的看法。他们或许曾经把这样的私营企业视为“地方自治的社会主义”，不过这类企业大半是由既无社会主义意愿也不同情社会主义的地方官员所把持。由政府大规模控制、组织和支配的现代经济，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875—1914年间，在大多数强国迅速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政府的支出往往呈下降趋势，虽然备战的开销使这部分费用陡然攀升。[26]

“已开发”世界的经济便是以这些方式增长和转型的。可是，令当时“已开发”世界和工业世界人士大感惊异的，不只是其经济的明显转型，更是其明显的成功。他们十足是生活在一个昌盛的时代。甚至劳动大众也从这场扩张中受惠，由于1875—1914年间的工业经济属于劳动力异常密集的工业经济，因此便为涌入城市和工业的男男女女提供了几乎无限制的且不需技巧或可迅速学会的工作机会。这便是大批移民美国的欧洲人能够适应工业世界的原因。不过，如果说这种经济的确提供了工作机会，但是它对贫困现象的减轻却成效有限。在历史的大半时间里，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都把贫困当作其注定的命运。在劳动阶级的回顾中，1914年前的几十年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对于欧洲的富人甚至一般中产阶级而言，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时代。诚然，对这些人而言，“美好的时代”是在1914年以后失去的。对于战后的商人和政府而言，1913年永远是个坐标点，他们希望由艰难困苦的时代回到这一点。从阴沉和艰难困苦的战后岁月往回看，这个不寻常的战前繁荣时期，似乎是他们企望回复的“正常状态”。可是这样的向往只是徒然。因为我们看到：促成这个美好时代的那些趋势，正是驱使它走向世界大战、革命和分裂的趋势。它们使得失去的乐园一去不复返。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

只有完全的政治迷惑和天真的乐观主义可以阻止我们认识下列事实：所有由文明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在扩张贸易上投注全力，在一段看似和平竞争的过渡期后，贸易扩张已明显即将到达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权力将独自决定每一个国家能在地球上瓜分多少经济控制权，也将决定其人民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其工人赚钱的可能性。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94年[1]

德皇说：“当你们置身中国人当中……要记住你们是基督教的先锋，并用你们的枪尖戳穿你们所见到的每一个可恨的不信基督教者。让他了解我们西方文明的意义……而如果你们偶尔顺便捡到一点儿土地，绝不要让法国人或俄国人把它抢去。”

——《杜利先生的哲学》，1900年[2]

1

一个由已开发或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决定其步调的世界经济，非常容易变成一个由“先进地区”支配“落后地区”的世界，简而言之，也就是变成一个帝国的世界。但是，矛盾的是，1875—1914年这段时期之所以可称为“帝国的年代”，不仅是因为它发展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同时也基于另一个老式得多的理由。在世界近代史上，正式自称为“皇帝”，或在西方外交官眼中配得上“皇帝”这个称号的统治者人数，恐怕正是在这段时期达到最大值。

在欧洲，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土耳其和（就其作为印度领主而论的）英国的统治者，都自称是“皇帝”。其中有两个（德国和英印）乃是19世纪70年代的新产物。它们冲抵了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终结的损失，而且还绰绰有余。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中国、日本、波斯以及埃塞俄比亚和摩洛哥，习惯上其统治者也被承认有此称号。而在1889年之前，巴西还有一个美洲皇帝存在。我们也许还可在这张名单上加上一到两个更为虚幻的“皇帝”。1918年时，这张名单中的5个已经消失。而如今（1987年），在这群精选出来的超级君主当中，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亦即日本天皇，这个日本皇帝的政治姿态甚低，而政治影响力也无关紧要。［摩洛哥的苏丹比较喜欢“国王”（king）的称号。伊斯兰教世界其他的小苏丹，都不会也不可能被视为“诸王之王”。］

在比较重要的意义上，本书所论时期显然是一个新型的帝国时代——殖民帝国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霸权，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不曾遭遇到严重挑战，但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25年间，西方国家还不曾企图将这种霸权正式转化为有系统的征伐、兼并和统治。1880—1914年间，这种有计划的侵略野心开始出现，而欧洲和美洲以外的绝大部分，都被瓜分成一小撮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美国和日本——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管辖区。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所牺牲的乃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前工业时代的欧洲殖民帝国。西班牙虽企图延伸它在西北非所控制的领地，然而它的受害还是比葡萄牙严重。不过葡萄牙在非洲的主要领地［安哥拉（Angola）和莫桑比克（Mozambrique）］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主要是由于它们的近代竞争对手无法在如何瓜分它们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可是1898年时，却没有类似的竞争可以阻止美国夺取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遗迹（古巴、波多黎各）以及在太平洋的遗迹（菲律宾）。在名义上，亚洲伟大的传统帝国大致仍保持独立，不过西方列强已在其领土内割划出一块块“势力范围”，乃至直接管辖区；这样的区域有时甚至可涵盖其所有领土（如在1907年英、俄、波斯协议中所规定的）。事实上，这些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无能，使这种变相占领的方式被视为理所当然。它们之所以还能维持名义上的独立，或是因为它们是方便的缓冲国（如暹罗——现在的泰国——将英国和法国的东南亚殖民地分隔开来，或如阿富汗隔开了英国和俄国）；或是因为敌对的帝国强权无法对分割的方式达成协议；或是仅仅因为它们的面积太大。唯一能抗拒正式殖民征服企图的非欧洲国家是埃塞俄比亚，它曾令意大利这个势力最弱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无进展。

世界上有两大区域事实上已被完全瓜分：非洲和太平洋地区。太平洋上已无独立国家，这整个地区当时已完全为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美国以及（扩张规模仍然有限的）日本所瓜分。及至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无关紧要的西非利比里亚共和国，以及部分摩洛哥尚未完全被征服以外，非洲已完全属于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葡萄牙和（多少沾点儿边的）西班牙所有。如前所述，亚洲仍保持了大部分名义上的独立地区，虽然较古老的欧洲帝国已开始从其原有的领地当中进行扩张或连接工作：例如英国将缅甸并入它的印度帝国，并且在中国西藏地区、波斯和波斯湾地区建立或加强它的势力范围；俄国则是深入中亚，并（较不成功地）延伸至太平洋岸的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荷兰人在印尼的边远区域建立了更坚实的控制；法国征服了中南半岛（拿破仑三世在位时所发动），日本借由牺牲中国在朝鲜和台湾地区的权益（1895年）以及牺牲俄国的权益，建立了两个几乎是全新的帝国。地球上只有一个广大地区还大致未受到这个瓜分过程的影响。就这方面来说，1914年的美洲，和1875年乃至19世纪20年代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加拿大、加勒比海群岛（Caribbean Islands）以及加勒比海沿海地区以外，美洲拥有一群独特的独立自主共和国，而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政治地位除了它们的邻国外，也很少为人所看重。它们在经济上是已开发世界的附庸一事，再明显不过。可是，即使是越来越致力在这个广大地区维护其政治和军事霸权的美国，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要将它加以征服或统治。美国唯一直接兼并的地区仅限于波多黎各（古巴仍保有名义上的独立）以及新开凿的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两侧。这片土地乃是另一个小型的名义上独立的共和国的一部分。由于一场轻而易举便告成功的地方革命，这个小独立共和国得以与面积大得多的哥伦比亚（Colombia）分开。在拉丁美洲，列强的经济控制和必要的政治强大压力，都是在没有正式征服的情况下取得的。当然，美洲也是当时地球上唯一没有列强激烈竞争的广大地区。除了英国以外，其他欧洲国家在美洲所拥有的殖民地都不超过18世纪殖民帝国的零星遗迹（主要是加勒比海），而这些遗迹多半没有重大的经济或其他重要性。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认为有什么好理由值得去向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挑战并进而与美国为敌。（门罗主义是美国政府于1823年正式提出的，其后又予以重述和修订。宣言中表示美国对于任何欧洲列强在西半球的殖民和政治干预都将予以反抗。后来该主义遂被引申为美国是西半球上唯一有权力在任何地方进行干预的强国。随着美国国势日益增强，欧洲国家也越来越不敢对门罗主义掉以轻心。）

这种由一小撮国家瓜分世界的情形（也就是这本书名的由来），堪称是地球日益分为强与弱、进步与落后这个趋势的最壮观表现，这个趋势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1876—1915年间，地球上大约有1/4的陆地，是在六七个国家之间被分配或再分配的殖民地。英国的领土增加了400万平方英里左右，法国的领土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左右，德国取得100多万平方英里，比利时和意大利各取得将近100万平方英里。美国取得约10万平方英里，主要是夺自西班牙之手；日本从中国、俄国和朝鲜取得的面积也有约10万平方英里。葡萄牙在非洲的旧式殖民地扩张了大约30万平方英里。西班牙虽然在净值上是一个输家（输给美国），却也设法在摩洛哥和西撒哈拉沙漠捡拾了一些石头较多的领土。俄罗斯帝国的发展比较难以度量，因为它完全是进入邻接地区，并且是继续沙皇专制政权好几个世纪以来的领土扩张。再者，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日本也夺取了俄国的一些领土。在主要的殖民帝国中，只有荷兰不曾——或者拒绝——取得新领土。它只扩大了对印尼群岛的实际控制，长期以来，荷兰人一直是正式占有印尼群岛。在小型的殖民国家当中，瑞典清除了它唯一剩下的殖民地，把这个西印度小岛卖给法国；丹麦也将采取同样的行动，只留下冰岛和格陵兰（Greenland）作为其属地。

然而，最壮观的现象却不一定最重要。当世界局势观察家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分析这个似乎是国家和国际发展模式当中的明显新局面时，他们认为殖民帝国的创立只是其许多方面之一；与19世纪中期由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主控的情形显著不同。正统观察家认为：一般而言，这是一个国家扩张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如前所述，政治和经济因素已经无法清楚分开，而政府在国内和国外都发挥了越来越积极和重要的作用。非正统观察家更是明确指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新阶段乃是源自他们在这一发展中所目睹的各种不同趋势。列宁于1916年出版的小书，是对这个不久便被称为“帝国主义”现象的最有力分析。在这本总共10章的小书中，一直到第6章才讨论到“列强的瓜分世界”。[3]

不过，就算殖民主义只是世界事务一般变化的一个方面，它显然也是最快速明显的方面。它可作为更广泛分析的起点，因为“帝国主义”一词，是在19世纪90年代对殖民地征伐的讨论中，首次成为政治和新闻词汇的一部分。同时它也在这个时期取得其经济含义，而且一直保持至今。因此，这个词汇以往所代表的政治和军事扩张形态，对了解这个时期的帝国主义帮助不大。皇帝和帝国当然是古老的，但帝国主义却是相当新颖的。这个词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尚未出现，马克思死于1883年）在19世纪70年代首次进入英国政治，19世纪70年代晚期，尚被视为一个新词，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突然变成一般用语。及至1900年知识分子开始为它著书立说之时，套用最早对它加以讨论的英国自由党员霍布森（J. A. Hobson）的话说：“（它已）挂在每个人的嘴上，用以表示当代西方政治最有力的运动。”[4]简而言之，它是为了描述一个全新现象而设计的全新词汇。这个明显的事实，已足以在诸多有关“帝国主义”的激烈辩论中剔除掉下列学派的看法，亦即：“它不是什么新观念，事实上它或许只是前资本主义的遗存。”无论如何，当时人们的确认为它是新颖的，并把它当作一件新事物来讨论。

围绕这个棘手主题的各种议论非常热烈、密集而且混乱，以致历史学家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理清它们，以便可以看出实际现象的本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大多数议论并不是针对1875—1914年间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一个很容易引起强烈感情的主题，也是关于列宁式的帝国主义分析，它凑巧将成为1917年后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思想，也将成为“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思想。使这个议论特别风行的原因，在于那些支持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自19世纪90年代起便拼得你死我活，于是，这个词语言本身也逐渐染上一种恶劣色彩，直至今日仍看不出去除的可能。“民主”一词因为具有正面有利的含义，甚至其敌人也喜欢宣称自己“民主”，然而“帝国主义”却正相反，它通常是遭到非议的，因此一定是别人干的。1914年时，很多政客以自称帝国主义者为傲，但是在20世纪之后的进程中，他们几乎已销声匿迹。

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分析是以当代作家的各式看法为依据，这些作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它的要点是：新兴帝国主义的经济乃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伟大的资本主义强权将世界瓜分成正式的殖民地和非正式的势力范围。而列强在瓜分过程中的竞争，便是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在此我们不需讨论“垄断资本主义”如何导致殖民主义（关于这点，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也有分歧），也不需研究这种分析如何在20世纪后期扩大成范围更大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假定，海外经济扩张和海外世界的开发利用，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批评这些理论并不特别有趣，对于本书的脉络而言，也不太相关。我们只需注意一点，那就是有关帝国主义的讨论，非马克思派的分析家往往与马克思派的分析家相反，而这种情形遂使这个议题变得更加混乱。非马克思派的分析家往往否认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帝国主义，与一般资本主义或与19世纪晚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特殊阶段有任何必然关系。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有任何重要的经济根源，否认它在经济上有利于宗主国，他们也不承认落后地区的开发利用对资本主义有任何必要意义，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经济也不见得有任何负面影响。他们强调帝国主义并未引起帝国强权之间不可收拾的敌对竞争，而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也没有确切关系。他们排斥经济上的解释，而致力于心理、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解释。不过，他们通常会刻意回避国内政治的危险领域，因为马克思主义分析家往往强调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宣传对宗主国统治阶级的好处，即它可抵消大众劳工运动对劳动阶级日渐增强的吸引力。这些反击，有的强劲而且有效，不过若干论点却彼此互不相容。事实上，许多反帝国主义的开创性论述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反帝国主义论述的缺点在于：它并没有真正解释经济、政治、国家与国际事务上的种种发展在时间上的巧合，这种巧合对1900年左右的人们而言实在极其明显，以致他们想要找出一个通盘解释。它也无法解释为何当时人会认为“帝国主义”既是新事物又是历史上的中心发展。简言之，这类文献大半不过是在否认当时十足明显、现在也十足明显的事实。

把列宁主义和反列宁主义放在一边，历史学家所要重建的第一件明显事实，也是19世纪90年代没有人会否认的事实，即瓜分世界有其经济上的重要性。证明这一点并不等于解释了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所有关系。经济发展并不是某种哑剧表演，而历史的其他部分也不是它的傀儡。就这一点而论，即使是全神贯注于如何从南非金矿和钻石矿中牟利的商人，也绝不能被视作一架赚钱机器，他对于那些显然与帝国扩张有关的政治、情感、意识形态、爱国情操乃至种族诉求，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不过，如果我们可以确定这段时期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与其向偏远地区的扩张具有某种经济上的关联，那么再将全部的解释重心放在与此无关的帝国主义动机上，便显得不太合理。即使是那些似乎和征服非西方世界具有关联的动机，如敌对列强的战略考虑，在分析的时候也必须记住它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甚至在今天，中东的政治虽然绝不能以简单的经济理由予以说明，但如果不将石油考虑在内，也无法得到确切的讨论。

于是，19世纪最主要的事实之一便是单一全球经济的创建，这个经济一步步进入世界最偏远的角落。借着贸易、交通，以及货物、资金和人口的流动，这个日趋紧密的网络逐渐将已开发国家联系在一起，也将它们与未开发国家结成一体（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三章）。要不是这样，欧洲国家没有理由对刚果盆地（Congo basin）这类地方的事务感兴趣，或为某个太平洋上的环礁进行外交谈判。这种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它在19世纪中期以相当大的幅度加速进行。1875—1914年间，它仍然继续增长，虽然在速度上相对来说较不惊人，但就分量和数量而言却大了许多。1848—1875年间，欧洲的出口量增长了四倍以上，但1875—1915年间却只增加了一倍。1840—1870年间，世界的商船吨位仅由1 000万吨上升到1 600万吨，但随后的40年间却翻了一番，同时全世界铁路网已由1870年的20万公里，猛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0万公里以上。

这个日渐紧密的交通网，甚至将落后和先前的偏远地区引入了世界经济，并在富有、进步的古老中心地区，创造出对这些辽远地区的新兴趣。事实上，一旦人们进入这些地区之后，许多这样的区域乍看之下简直就是“已开发”世界的延伸。欧洲人已在此殖民开发，灭绝或赶走了原住民，创建出了城市，而无疑也将适时创造出工业文明：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以西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阿尔及利亚以及南美洲的南端。总之，上述地区虽然遥远，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却与那些因为气候关系而使白人殖民者不感兴趣的地区不同，引用一位当时的杰出帝国行政官员的话，“小量的欧洲人还是可以来此，以他的资金、精力和知识，发展出最可获利的商业，并且取得其先进文明所需的产品。”[5]

那个先进的文明现在正需要外来产物。由于气候或地质因素，当时科技发展所需要的某些原料，只有在遥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或只有在遥远的地方才能大量获取。例如这个时期的典型产物内燃机，靠的便是石油和橡胶。当时绝大多数的石油仍旧来自美国和欧洲（俄国以及产量少得多的罗马尼亚），可是，中东的油田已成为层出不穷的外交冲突和欺诈的主题。橡胶完全是热带产物，欧洲人利用残暴压榨的手段，从刚果和亚马孙雨林区取得，而这种暴虐的行径正好成为早期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抗议目标。不久之后，马来亚也开始广植橡胶树。锡来自亚洲和南美洲。此前许多无关紧要的非铁金属，如今已成为高科技所需的钢合金的必要成分。这类非铁金属有些在“已开发”世界随处可得，尤其是在美国；另一些则不然。新兴的电气和汽车工业亟须一种最古老的金属——铜。铜的主要蕴藏区以及最终生产者，都是20世纪后期所谓的“第三世界”——智利、秘鲁、扎伊尔（Zaire）和赞比亚（Zambia）。当然，对于贵金属永远无法满足的需求始终是存在的。这种需求在本书所论时期将南非转化成全世界最大的黄金出产地，当然还包括它的钻石财富。矿业是将帝国主义引入世界各地的主要先锋，也是最有效的先锋，因为它们的利润令人万分心动，就算专为它修筑铁路支线也是值得的。

除了新技术的需求外，宗主国的大量消耗也为粮食制造了一个迅速扩展的市场。单纯就数量而言，这个市场乃是由温带的基本粮食所主宰。谷物和肉类已在欧洲殖民者的若干区域——南北美洲、俄国和澳大利亚——廉价地大量生产。但是它也改变了长久以来（至少在德国）特别被称为“殖民地货物”的产品市场，它们已在“已开发”世界的食品杂货店中销售，这类产品包括糖、茶、咖啡、可可粉以及其衍生物。随着快速运输和保藏方法的改善，如今也可享用到热带和副热带水果，它们使“香蕉共和国”成为可能。

英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每人平均消耗1.5磅的茶叶，19世纪60年代提高到3.26磅，19世纪90年代更升到5.7磅，这些数字表示19世纪90年代英国每年平均要进口2.24亿磅茶叶，而19世纪60年代只需9 800万磅，19世纪40年代更低至4 000万磅。不过，当英国人抛弃了他们以前所喝的几杯咖啡，而灌满了来自印度和锡兰（Ceylon）的茶水时，美国人和德国人却以越来越惊人的分量在进口咖啡——尤其是由拉丁美洲进口。20世纪初期，居住在纽约的家庭每周约需消耗掉一磅咖啡。教友派的饮料和巧克力制造商乐于推出各种不含酒精的点心，其原料多半来自西非和南美。1885年创办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的波士顿精明商人，在加勒比海地区创立了他们的私人帝国，以供应美国先前认为无足轻重的香蕉。当时的市场首次充分证明了新兴广告业的效能，而充分利用这个市场的肥皂制造商，已将目光转向非洲的植物油。种植园、领地和农场，是帝国经济的第二支柱。宗主国的商人和金融业者则是第三支柱。

虽然这些发展创造了大企业的新分支，而这样的大企业（如石油公司），其赢利是与地球某些特殊部分牢不可分的，不过它们并未改变已经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的情况和性质。然而，它们却改变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它们将这些地区转变成一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综合体。这些地方日渐成为一种或两种农产品的专业生产地。它们把农产品出口到世界市场，而把自身完全寄托在世界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上。马来亚越来越等同于橡胶和锡，巴西是咖啡，智利是硝酸盐，乌拉圭是肉类，古巴则是糖和雪茄。事实上，除了美国以外，甚至白种人的殖民地在这个阶段也无法进行工业化，因为它们也受到这种国际专门分工的限制。这些殖民地可以变得极度繁荣，即使是用欧洲标准来衡量亦然，尤其是当其居民系由自由、好斗的欧洲移民所组成时，这些居民在选举产生的议会中一般都具有政治影响力，而他们的民主激进主义可能相当令人害怕，不过原住民通常是被排除在“居民”之外。（事实上，白人的民主政治通常不允许原住民享有他们为吝啬的白人所赢得的利益，它甚至拒绝承认原住民是一个完整的人。）在帝国的年代，一个想要移民海外的欧洲人，最好是去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或乌拉圭。别的地方，包括美国在内，都不是很理想。这些国家都发展出劳工和激进民主政党，甚至政府，以及抢在欧洲国家之前很久的大规模公共社会福利制度（新西兰、乌拉圭）。但是，它们的繁荣只是欧洲（基本上也就是英国）工业经济的补充，工业化对它们没有好处，至少对与农产品外销有利害关系的人没有好处。母国也不会欢迎它们的工业化。不论官方的说法如何，殖民地和非正式属地的作用只是补充母国的经济，而非与它们竞争。

那些不属于所谓（白人）“殖民资本主义”（settler capitalism）的依附性区域，其情况便没有这么好。它们的经济利益在于资源和劳力的结合；劳力意指“土著”，其成本很小，而且可以一直维持在低廉的水平。然而，由地主或洋行商人——当地的、从欧洲来的，或两者皆有——控制的寡头政治和政府（如果有的话），却可从该区外销土产品的长期扩张中受惠，这类扩张只会偶尔被短暂但有时（例如阿根廷1890年的情形）相当戏剧性的危机所打断——危机的原因可能是贸易周期、过分投机、战争或和平。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它们的部分市场，但是这场战争还是距离这些依附性生产者相当遥远。在它们眼中，开始于19世纪晚期的帝国时代，一直延续到1929—1933年的大萧条（Great Slump）。虽然如此，在本书所述时期，它们已日趋脆弱，因为它们的运气日渐成为咖啡（1914年时，已占了巴西外销总值的58%，以及哥伦比亚外销总值的53%）、橡胶、锡、可可、牛肉或羊毛价格的函数。但是在农产品价格于1929年大萧条期间垂直下跌之前，与外销和债权的无限制扩张相较，这种脆弱性似乎不具有长期重要性。相反，如前所述，在1914年之前，贸易的条件怎么说也是有利于农业生产者。

不过，这些地区对于世界经济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并不能解释当年的主要工业国家为何争先恐后地将地球瓜分为许多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反帝国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当中，曾提出各种不同的瓜分理由。其中对大家来说最熟悉的是，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可为剩余资本提供较国内利润更高的投资环境（因可免除外国资本的投资竞争）。这个理由，也是最没道理的一个。由于英国资金的输出在19世纪最后三十余年大幅上涨，而且从这些投资中所得到的收入对于英国的国际收支又确为必要，于是，当时有些人便像霍布森一样，自然而然地将“新帝国主义”和资本输出联系在一起。但是这股巨大的资金洪流，事实上很少流进新的殖民帝国：英国的国外投资大多流入正在迅速发展且一般而言较为古老的白人殖民地（这些地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不久即将被认为是实质上的独立“自治领”），以及像阿根廷和乌拉圭这类可称为“荣誉”自治领的地方，当然还包括美国。再说，大部分这样的资金（1913年时为76%）都投在铁路和公共事业公债之上。这类公债的利息确实比投资英国公债好一点儿（前者平均5%，后者平均3%），但除了主办的银行家外，其利润通常都比不上国内的工业资本。[6]它们一般只被视为安全而非高回报的投资。不过上述种种并不表示投资人不想靠殖民地大发横财，或不想靠殖民地来维护他们已做的投资。不论其意识形态为何，布尔战争（Boer War）的动机都是黄金。

比较合理而普遍的殖民扩张原因，是为了寻找市场。当时，许多人认为大萧条时代的“生产过剩”可以用大规模的外销予以解决。商人永远希望能填满拥有庞大潜在顾客的世界贸易空白区，因此他们自然而然会不断寻找这些未经开发的地区：中国是商人始终想要猎获的地区（如果它的三亿人口每人买一盒白铁大头钉，那么将会有多大的利润啊），不为人知的非洲则是另一个。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各城市商会曾为外交谈判可能使它们的商人无法进入刚果盆地一事大为恼怒。当时人认为刚果盆地可以为他们带来数不尽的销售期望，尤其是当时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Ⅱ）正把刚果当作一个富有利润的事业加以开发。[7]（事实上，即使在酷刑和屠杀使得顾客人数大量减少之前，利奥波德所偏爱的那种强迫劳动，也无法鼓励人均购买力。）

当时全球性经济的困难形势，在于好几个“已开发”经济体同时感到对新市场的同样需求。如果它们够强大，那么它们的理想将是要求“低开发”世界市场实行“门户开放”。但是，如果它们不够强大，它们便希望能分割到一点儿属于自己的领土——凭借着所有权，它们国家的企业可居于垄断地位，至少可享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对第三世界未经占领部分的瓜分，便是这种需求的合理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1879年后盛行于各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延伸（参见第二章）。1897年时，英国首相告诉法国大使说：“如果你们不是这么坚决的保护主义者，我们也不至于这么渴望兼并土地。”[8]单就这个情形而言，“新帝国主义”乃是一个以若干互相竞争的工业经济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天然副产品，而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压力显然强化了这项发展。帝国主义者并不曾指望某一个特殊殖民地会自动变成理想中的黄金国，不过，这种情形真的在南非发生了——南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出产地。殖民地充其量只被视为区域性商业渗透的适当基地或出发点。当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依循国际上的流行方式，努力经营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殖民地时，某位国务院官员便曾清楚地指出这一点。

在这一点上，夺取殖民地的经济动机，渐渐与达成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政治行动纠结在一起，因为任何一种保护主义都必须在政治力量的协助下运作。英国殖民的战略动机显然最强。长久以来，英国一直在地理要冲上广置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控制了进入陆地或海洋的枢纽，成为英国商业世界和海权范围的重要门户，而随着轮船的兴起，它们也可充当加煤站。［直布罗陀（Gibraltar）和马耳他（Malta）岛是第一种情形的古老例子；百慕大（Bermuda）和亚丁（Aden）则是第二种情形的有用实例。］强盗式的分赃也在其中具有象征性或实质上的意义。一旦互相敌对竞争的列强开始划分非洲和大洋洲的地图，每一个强国自然都会设法不让其他强国得到过大的区域，或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一小片土地。一旦列强的地位开始和能否在某个棕榈海滩（或者更可能是一片干燥的灌木林）升起它的国旗扯上关系，占领殖民地本身就变成了地位的象征，不论这些殖民地的价值如何。甚至连向来不把帝国主义等同于拥有正式殖民地的美国，到了1900年左右也感到不得不顺应潮流。虽然德国殖民地的经济价值不大，战略价值更小，然而它之所以大为恼怒，就是因为它这样一个强大而富有潜力的国家，所拥有的殖民地竟会比英国、法国少那么多。为了衬托它的强国地位，意大利坚持侵占一片片显然毫不起眼的非洲沙漠和山地，而它在1896年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失败，无疑使它的地位大为降低。

如果列强指的是已经取得殖民地的国家，那么小国似乎就是那些“无权”拥有殖民地的国家。1898年西美战争（Spanish-American War）的结果，是西班牙失去了其殖民帝国剩余部分的大半。如前所述，由新的殖民主义者瓜分葡萄牙非洲帝国剩余部分的计划，当时也在慎重讨论当中。只有荷兰人安静地保存了它主要位于东南亚的古老殖民地。（比利时国王被允许在非洲割据他的私人领地，只要他允许大家都可以进入这块地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愿意将伟大的刚果河盆地的任何一个重要部分拱手让与他人。当然，我们也应该提一下：由于政治原因，亚洲和美洲都有一片广大地区是欧洲列强所不能予以瓜分的。在美洲，欧洲剩余殖民地的形势已为门罗主义所冻结，只有美国才有采取行动的自由。在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列强竞争的目标是在那些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波斯和奥斯曼帝国——中争取势力范围。只有俄国和日本例外。俄国在扩大其中亚面积上是成功的，但它想取得中国北部大片土地的企图却落空了。日本借着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取得了朝鲜和中国台湾。总之，掠夺殖民地的主要舞台是在非洲和大洋洲。

于是，帝国主义的战略解释也吸引了一些历史学家。他们试图用保护通往印度之路和掌握印度的海陆缓冲地区——这两种需要可使印度免除任何威胁——来解释英国在非洲的扩张。我们的确应当记住：就全球而言，印度乃是英国的战略中心。这个战略不但要求英国控制通往这个大陆的短程海道（埃及、中东、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南部）和长程海道（好望角和新加坡），也要求它控制整个印度洋，包括非常重要的非洲海岸及其腹地。英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警觉性向来十分敏锐。此外，在某些对这个目的而言相当重要的地区（例如埃及），一旦当地原有的权力崩溃，英国便会一步步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政治影响，甚至实际统治。可是，历史学家的这些说明并不能解释帝国主义的经济动机。首先，他们低估了占领某些非洲领土的直接经济动机——其中夺占南非的经济动机最为明显。无论如何，西非和刚果的争夺主要也是经济利益的争夺。其次，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度之所以是“帝国皇冠上最明亮的一颗宝石”和英国的全球战略中心，正是由于它对英国经济具有非常实质的重要性。印度在本书所述时期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远超过任何时期。英国的棉织品高达60%销往印度和远东，仅印度一地便占了40%—45%，而印度又是通往远东的门户。同时，英国的国际收支关键亦在于印度所提供的国际收支盈余。再次，本土政权的崩溃（也就是有时引起欧洲人在其以前不屑统治的地区建立统治权的原因）便是由于经济渗透逐渐损害当地结构所致。最后，企图证明在19世纪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内部发展之中，不具有任何足以导致世界领土再划分的动机纯属徒劳，因为那个时期的世界资本主义显然与19世纪60年代不同。此时它已包含许多互相竞争而且尽量保护自己不为对方所利用的“国家经济”。简言之，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正如在伊斯兰教社会中，宗教和社会是分不开的一样。想要建立一种完全无关经济的“新帝国主义”的解释，就和想要把经济因素排除在工人阶级政党兴起的原因之外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

事实上，劳工运动或者更广泛而言民主政治（参见下章）的兴起，都对“新帝国主义”造成了明显可见的影响。伟大的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在1895年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想要避免内战，他便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9]大多数的评论家都意识到所谓的“社会帝国主义”是借着帝国扩张所产生的经济改良、社会改革或其他方式，来减轻国内的不满情绪。毫无疑问，当时的政客必然已充分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可能的好处。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基于“内政第一”的考虑。罗兹式的社会帝国主义（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带给不满意民众的经济利益）或许是最不中肯的解释之一。我们没有什么确凿证据足以说明：殖民地征服对宗主国绝大多数工人的就业或实质收入有多大影响［就个别情形而言，帝国可能是有用的。康沃尔郡（Cornwell）的矿工集体离开当地衰落中的锡矿而前往南非矿区。他们在南非赚了很多钱，可是却因肺病而较平常早逝。康沃尔的矿场主冒的生命危险则较小，他们是花钱进入马来亚的新锡矿区］，而主张海外殖民可以为人口过剩国家提供安全的想法，也不过是煽动群众的幻想。事实上，在1880—1914年间，虽然找个地方移民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可是移民人口当中却只有极少数会主动或被迫选择任何国家的殖民地。

比较中肯的解释应该是，帝国扩张可为选民带来光荣，进而减轻其不满情绪。有什么能比征服外国领土和有色人种更光荣呢？特别是这些征服也用不了多少钱。更普遍的情形则是帝国主义还可鼓励劳工阶级，尤其是不满意的劳工阶级，认同帝国政府和国家，并不知不觉地赋予这个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在一个群众政治的时代（参见下章），即使是古老的制度也需要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当时的人对这一点认识得十分清楚。英国在1902年举行的加冕典礼乃是经过重新设计的，它之所以备受赞誉，是因为它的设计表达出“由一个自由民主政治所承认的世袭国王，已可作为一个其人民遍及世界的统治权的象征”。[10]简而言之，帝国是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黏合剂。

这种为爱国主义摇旗呐喊的特殊形式，其效用如何尚不甚清楚，在自由主义和比较激进的左派已取得稳固地位的反帝国、反军阀、反殖民或反贵族传统的国家更是如此。无疑，在某些国家中，帝国主义极受新兴中产阶级和白领阶层的欢迎，这些人的社会身份大致是建立在他们声称自己是爱国主义所选定的媒介物（参见第八章）之上。今日我们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说明当时的工人对于殖民地征伐抱有任何自发热忱，遑论战争，同样，我们也不能指出他们对新旧殖民地抱有多大兴趣（那些白人殖民地除外）。企图以帝国主义来荣耀其国民——如1902年英国设立了一个“帝国日”——恐怕只可能迷住那些学童听众。下面我们将再次讨论帝国主义比较一般性的吸引力。

不过，我们无法否认，自认为较有色人种优越并应进而支配他们的想法，在当时的确非常受欢迎，因此也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取向。在伟大的万国博览会（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二章）中，资产阶级的文明始终以科学、技术和制造品的三重胜利自豪。在帝国的年代，它也以其殖民地自豪。在19世纪末叶，此前几乎从未耳闻的“殖民地大帐篷”（colonial pavilions）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889年，有18个这类帐篷衬托了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1900年则有14个吸引了巴黎游客。[11]无疑，这是有计划地引起大家注意的手段，不过，如同所有成功的宣传一样，它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它触及了公众的想望。于是，殖民地展示一炮走红。英国的庆典、皇室丧葬和加冕典礼之所以十分壮观，就是因为其过程像古罗马的凯旋式一样，展示了穿戴金银华袍、态度温顺恭敬的印度土邦主——这些人是志愿效忠，而非俘虏。军队游行也更为多彩多姿，因为队伍中包含了包头巾的锡克教徒（Sikhs）、蓄髭的拉其普特人（Rajputs）、面带微笑但对敌人毫不留情的廓尔喀族（Gurkhas）、土耳其非正规骑兵和黝黑高大的塞内加尔人。当时人眼中的野蛮世界正听命于文明的指挥。甚至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维也纳，对海外殖民地完全没有兴趣的维也纳，一个阿散蒂人（Ashanti，加纳的一个行政区名）的村落也迷住了无数参观者。画家亨利·卢梭［Henri（Douanier）Rousseau］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热带地区充满渴望的人。

因而，将西方白人、有钱人、中产阶级和贫民团结在一起的优越感，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仅是因为这些人都享有统治者的特权，尤其是当他们身临殖民地时。在达卡（Dakar）或蒙巴萨岛（Mombasa），再卑微的文书也是一个主子，被那些在巴黎或伦敦甚至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的人们称为“绅士”，而白种工人也能指挥黑人。但是，即使是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最起码的人类平等的地方，这种想法也隐藏在统治政策当中。法国相信应将其属地居民转化为法国人，转化为概念上的“我们高卢祖先”的后裔。他们和英国人不同，英国人深信孟加拉人（Bengalis）和约鲁巴人（Yoruba，西非尼日尔河下游居民）基本上不是英国人，也永远不会是英国人。可是这些“文明”土著阶级的存在，足以彰显大多数土著的缺乏“演进”。各殖民地教会都致力于使非基督教徒改信正统的基督教，只有在殖民地政府积极劝阻（如在印度），或这个任务无法达成时（如在伊斯兰教地区），他们才会放弃。

这是一个大规模从事传教的典型时代。（1876—1902年间，《圣经》共有119种译本，在此之前的30年只有74种，1816—1845年更是仅有40种。1886—1895年间，非洲的新教传教机构共有23个，比前一个10年大约多了三倍。[12]）传教事业绝非帝国主义政治的代理人。它常常反对殖民地的官僚，而将改宗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是，上帝的成功却是帝国主义进展的函数。贸易是否能随国旗而至可能还是未定之数，但是毫无疑问，殖民地的征服却为传教行动做了最有效的开路行动——例如在乌干达（Uganda）、罗德西亚［Rhodesia，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Zimbabwe）］和尼亚萨兰［Nyasaland，今马拉维（Malawi）］。而如果基督教果真坚持灵魂平等，它却也强调了身体的不平等，即使是教士的身体也不平等。传教是白人替原住民做的事，而且是由白人付款。然而，虽然它的确使原住民教徒大增，但至少有半数的教士仍旧是白人。1880—1914年间，恐怕得用显微镜才能找出一名非白人主教。及至20世纪20年代，天主教才任命第一批亚洲主教。此时，这个千载难逢的传教活动已整整进行了80年。[13]

至于最热心致力于全人类平等的运动，是借着下列两种声音来表达的。在原则上以及往往在实际上，世俗左派都是反帝国主义者。英国劳工运动的目标也包括印度解放，以及埃及和爱尔兰的自由。左派人士对殖民战争和征伐的谴责向来毫不犹豫，并往往因此触犯众怒（如英国反布尔战争人士的情形）。激进分子不断揭露发生在刚果、发生在非洲岛屿的可可种植地，还有发生在埃及的悲惨事件。在1906年的竞选活动中，英国自由党便抓住了公众对南非矿场上“中国苦役”的指责，并因此赢得大选。可是，在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时代来临之前，除了少得不能再少的例外情形（如荷属印度尼西亚），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很少真正组织殖民地的人民去反抗其统治者。在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之内，公开接受帝国主义，或认为帝国主义至少是那些尚未准备好自治之民族的必经阶段的人，通常只是少数的修正主义者或费边社（Fabian）右翼人士；不过，为数不少的工会领袖，如果不是对殖民地问题不感兴趣，便是认为有色人种基本上是威胁健壮白人劳工的廉价劳力。禁止有色移民的压力，在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间促成了“白色加州”和“白色澳大利亚”的政策。这种压力主要是来自工人阶级，而兰开夏工会也和兰开夏棉纺织业主共同反对印度实行工业化。在1914年前的国际政治中，绝大部分的社会主义仍是欧洲人和白种移民或其后裔的运动（参见第五章）。殖民主义对他们而言尚不太具有利害关系。事实上，他们在对于资本主义这个新“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在1890年后期发现了这个阶段）的分析和定义中，正确地指出了殖民地的兼并和开发利用是这个新阶段的一个表征和特色：这个表征和特色像它所有的特色一样不可取，但还不是核心所在。很少有社会主义者像列宁那样，已经注意到这个位于世界资本主义边缘的“易燃物质”。

在社会主义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当中，将殖民主义整合进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概念，在原则上无疑是对的，不过其理论模式的细节却不一定正确。有的时候，它也和当时的资本主义者一样，太过于夸大殖民地扩张对于母国经济的重要性。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无疑是“新的”。它是一个竞争时代的产物，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之间的竞争，不但新鲜而且紧张，因为在一个商业不确定时期，扩张和保卫市场的压力都特别沉重（参见第二章）。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关税和扩张共同成为统治阶级之诉求”[14]的时代。它是脱离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的过程的一部分，同时也意味着大公司和垄断企业的兴起，以及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较大干预。它隶属于一个全球经济的边缘部分日趋重要的时期。它是一个在1900年时似乎很自然，而在1860年时却又似乎难以置信的现象。所有想要将帝国主义的解释与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特殊发展区分开来的企图，都只能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活动，虽然它们通常都很渊博，有时也很敏锐。

2

但是，关于西方（以及1890年后的日本）冲击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以及有关帝国主义的“帝国”方面对宗主国的重要性，我们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类问题比第二类容易解答。帝国主义对经济的影响是重要的，可是，最重要的还是它们造成的深刻不平等，因为母国与属国间的关系是高度不对称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戏剧化也是决定性的，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却可能微不足道，无关宏旨。古巴的兴亡要视糖价和美国是否愿意进口古巴的糖而定，可是，即使是非常小型的“已开发”国家——比如说瑞典——也不会因为古巴所生产的糖突然全部从市场上消失，而感到严重不便，因为它们不会只依赖这个地区作为其食糖供应地。对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任何地区而言，其所有的进口货几乎都来自一小撮西方宗主国，而其所有的出口也几乎都是运往这些国家，但是，宗主国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贸易，虽然在1870—1914年间稍有增加，都仍不过是聊备一格。在整个19世纪，大约80%的欧洲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都是在“已开发”国家之间进行的，欧洲的国外投资亦然。[15]就流向海外的货物和投资而论，它们大多进入一小撮以欧裔殖民者为主并且迅速成长的经济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等，当然，还有美国。在这一点上，从尼加拉瓜和马来亚所看到的帝国主义时代，和从德国或法国所看到的帝国主义时代是很不一样的。

在几个宗主国之中，帝国主义显然对英国最重要。因为英国的经济霸权，向来是以它和海外市场以及农产品来源的特殊关系为关键。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制造品，除了在1850—1870年间的兴盛岁月以外，从未在正值工业化的经济市场上特别具有竞争力。因此，尽可能保持它对非欧洲世界的出入特权，对英国的经济而言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16] 19世纪晚期，它在这个方面表现得相当成功，眨眼之间便将正式或实际上属于英国君主的面积扩大到地表的1/4（英国制的地图骄傲地将这1/4染成红色）。如果我们把实际上属于英国卫星经济、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非正式帝国”也算在内，那么地球上大概有1/3的地区在经济上是英国式的，在文化上亦然。因为英国甚至将它奇怪的邮筒形状外销到葡萄牙，也把类似哈罗德百货公司（Harrods Department Store）这样的典型的英国机构外销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到了1914年，这个间接受其影响的区域，有许多已逐渐受到其他强国的渗透，尤以拉丁美洲为最。

然而，除了那个最大、最丰富的矿脉——南非的钻石和黄金——以外，这种成功的防卫性作业和“新”帝国主义的扩张并没有多大关系。南非的矿脉立时造就了一群大半是德裔的百万富翁——文赫家族（Wernhers）、贝兹家族（Beits）、艾克斯泰因家族（Ecksteins）等。他们大多数也立即被纳入英国上流社会——只要其第一代肯花大把银子夸耀自己，这个上流社会对暴发的接受度是无与伦比的。它也引起了一场规模最大的殖民地冲突，也就是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South African War），这场战争压制了当地两个小共和国的抵抗，这两个小共和国是由务农的白人殖民者所建立的。

英国在海外的成功，大半是由于对其已有属国和领地更有系统的开发利用，或是借助它特殊的经济地位——在像南美洲这样的地区，英国是当地出口货的主要进口国，也是主要投资国。除了印度、埃及和南非以外，英国的经济活动大多是在实质上独立的国家，如白人的自治领，或像美国和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进行。在这些地方，英国的政治行动不曾也不能进行。因为，当（大萧条以后所建立的）外国债券持有人联合公司（Corporation of Foreign Bandholders）面对著名的拉丁美洲暂停偿债或以贬值的通货偿债而叫苦连天之时，英国政府无法有效支持它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人，因为它爱莫能助。在这方面，大萧条是一场决定性的考验，因为它引起了一场重大的国际债务危机，也使宗主国的银行陷入严重灾难。1890年的“巴林危机”（Baring crisis），起因便是巴林银行太过无节制地卷入拖欠债务的阿根廷财政旋涡。而英国政府所能做的，只是设法让这个大商号不致破产。如果政府准备以外交势力支持投资人（1905年后越来越如此），那么它想要对抗的乃是受到其本国政府支持的他国企业，而非依赖于它的世界的政府。［当时确有几桩炮艇经济事件，例如委内瑞拉、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的情形，但是它们对这种普遍现象的改变程度有限。有的地方团体和政府支持英国的经济利益，有的则持敌视态度。当然，如果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选择，英国政府和资本家不会不支持有助于英国利益的一方：在1879—1882年间的“太平洋战争”中，他们便支持智利对抗秘鲁，而1891年时，他们却支持智利总统巴尔马塞达（Balmaceda）的敌人。事实上，英国支持的主角是硝酸盐。］

事实上，如果把好坏年份放在一起考虑，英国资本家从他们非正式或“自由的”帝国中，还真是获利不少。1914年时，英国几近半数的长期公共投资是放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1900年后，超过一半的英国储金是花在海外投资上。

当然，英国也在新的殖民世界中取得了它应有的一份。而由于英国的国力和经验，它的这一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或许也更有价值。如果说法国占领了西非的大半，那么英国在这个地区所占有的四个殖民地却控制了较密集的非洲人口、较大的生产能力和贸易优势。[17]可是，英国的目的并不在于扩张，而是在于避免别国入侵这些它已用贸易和资本予以主宰的领土，当时大半的海外世界均是如此。

然而，其他的强国是否也能从它们的殖民地扩张中获得合乎比例的利益？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正式殖民只是全球性经济扩张和竞争的一环。而对两大工业强国——德国和美国——而言，殖民并非它们的主要环节。再者，如前所述，与非工业世界的特殊关系对英国具有极大的经济重要性，对其他国家却不然（可能只有荷兰例外）。我们只能相当有把握地说：首先，在寻求殖民地的驱策力上，经济潜力较小的宗主国也有适度的增加。对这样的国家来说，殖民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劣势——对法国而言，则是可以弥补它在人口和军事上的劣势。其次，在所有国家中，都有一些特殊经济团体——其中最显著的是与海外贸易有关的经济团体以及使用海外原料的工业——强力敦促政府进行殖民扩张，而它们所持的理由自然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幌子。最后，虽然有些这样的团体从这种扩张当中得到许多好处［比方说，1913年时，“西非法国公司”（Compagnie Française de l’Afrique Occidentale）支付26%的股息[18]］，然而大多数名副其实的新殖民地却没吸收到多少资本，而其经济结果也非常令人失望。［虽然1913年时，法兰西帝国贸易的55%都是以母国为对象，法国却未能将其新殖民地充分整合到它的保护主义系统当中。这些地区和其他区域以及宗主国之间已有固定的经济往来。由于未能打破这样的固有模式，法国不得不通过汉堡（Hamburg）、安特卫普（Antwerp）和利物浦（Liverpool），购买它所需的大部分殖民地产品，比如橡胶、皮革和毛皮、热带木材等。］简而言之，新殖民主义是一个由诸多国家经济体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竞争时代的副产品，同时又因贸易保护主义而得以加强。然而，就宗主国与殖民地的贸易额在其总贸易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不断增加这件事而论，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并非十分成功。

可是，帝国的年代不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地球上少数“已开发”地区征服全球的行为，已借着武力和制度，借着示范和社会转型，改变了人们的意象、理想和希望。在依附性国家当中，这种改变除了对当地的精英分子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未造成什么影响。不过，我们当然也应该记住：在某些区域，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帝国主义或与之有关的基督教传教工作，创造了接受西式教育的社会精英。今日非洲国家使用法语与英语的分野，恰恰反映出法国和英国殖民帝国的分布。（这两个殖民帝国在1918年后，瓜分了原德国殖民地。）除了非洲和大洋洲的基督教传教工作曾使许多人改信西方宗教以外，大多数的殖民地人民都尽可能不去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同时，令比较刚愎的传教士懊恼的是：殖民地人民所接纳的西方进口宗教很少是信仰本身，而多半是西方宗教中有利于他们的传统信仰和制度系统的成分，或符合他们需要的成分。正如由热心的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带给太平洋岛屿的户外运动一样，西方观察家所见到的殖民地宗教，往往和萨摩亚群岛（Samoan）的板球一样令人意外。甚至在那些传统宗教只流于形式的地方也不例外。但是，殖民地也很容易发明它们自己特有的基督教，这个情形在南非（真正有大批原住民改信宗教的非洲地区之一）尤其显著。南非的“埃塞俄比亚运动”（Ethiopian movement），早在1892年便脱离了传教团体，建立了一种与白人认同较少的基督教。

因而，帝国主义带给依附性世界的精英分子以及可能的精英分子的，基本上是“西化”。当然，早在这个时代之前，它便已展开这项工作。对于所有面临依赖或征服的政府和精英而言，这几十年的经验已使他们明白：如果不西化，便会被毁灭（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七、八和十一章）。而事实上，在帝国时代启发这些精英分子的各种意识形态，在时间上都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至19世纪中期。当时它们采取了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形式，这个现代化的学说，启发了巴西、墨西哥以及早期的土耳其革命政府（参见第十二章）。精英分子对西方的抗拒仍是西化的，即使在他们基于宗教、道德、意识形态或政治实用主义而反对全盘西化之际亦然。穿着缠腰布、身怀纺锤（劝阻工业化）的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不仅受到艾哈迈达巴德市（Ahmedabad）机械化棉纺厂主的支持和资助，而其本人也是一个显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并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律师。如果我们只把他看成一个印度传统主义者，便无法真正了解他。

事实上，甘地本人充分说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有影响。甘地出身于地位相当于一般商人和放贷者的阶级，这个阶级以往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西化精英关系不大，可是他却得以在英国接受专业和政治教育。19世纪80年代晚期，甘地开始着手撰写一本英国生活指南，以期对像他这样家境普通却想去英国念书的学生提供帮助。在那个时候，去英国念书是印度有志青年最渴望的选择。这本指南以绝佳的英文写成，书中指导他们许多事情，从如何搭乘轮船前往伦敦和寻找宿舍，到虔诚的印度教徒该如何解决饮食问题，乃至如何习惯西方人自己刮胡子而不依赖理发师的习俗[19]。甘地显然既不将自己视为一个无条件的西化者，也不无条件地反对英国事物。与日后许多殖民地解放先驱在其宗主国短暂停留期间的情形一样，甘地选择到意识形态与他较为投合的西方社交圈中走动。以他的情形而言，他选择了英国素食主义圈——他们绝对也是赞成其他“进步”思想的人。

甘地学会在一个由“新帝国主义”所创造的环境中，运用消极抵抗的办法，动员传统民众去达成非传统目的的特殊技巧。可想而知，这个办法是西方和东方的融合，因为他公开表示他在思想上受到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和托尔斯泰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无法想象来自俄国的政治花粉如何能在印度受精开花，但是到了20世纪第一个10年，这种现象在印度的激进圈中已十分普遍。不久之后，在中国和日本的激进分子当中也将非常普遍。）因钻石和黄金而繁荣的南非，吸引了许多印度普通移民。在这个新奇的环境中，种族歧视为不属于精英阶级的印度人创造了一种随时可以进行现代政治动员的形势。甘地便是借着在南非为印度人的人权奋斗，而得到他的政治经验并赢得他的政治驱动力的。那时，他还无法在印度本国进行这些活动。最后他回到印度，成为印度民族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但这是1914年战争爆发之后的事。

简而言之，帝国的年代一方面创造了培养反帝国主义领袖的环境，一方面也创造了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第十二章）开始回应其呼声的环境。但是，如果我们以对西方的反抗为主轴，来陈述在西方宗主国支配和影响下的民族和区域历史，将会是一种时代错误和误解。它之所以是一种时代错误，是因为大多数地区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时代，除了下面将谈到的例外情形以外，都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期间。它之所以是一个误解，是因为它将现代民族主义的内容——独立、民族自决、领土国家的形成等（参见第六章）——引入尚未也尚不可能包含它的历史记录当中。事实上，最先接触这些思想的人，是西化的精英分子。他们是借由造访西方和西方设立的教育机构而接触到这些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正是在西方教育机构里面形成的。从英国回来的印度年轻人，可能带回来马志尼（Mazzini）和加里波第（Garibaldi）的标语，但是当时恐怕没有几个旁遮普（Punjab）居民，更别提像苏丹（Sudan）这样地区的居民，会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

因此，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文化遗产，是它为各类少数精英所兴办的西式教育。因为，少数因此具有读写能力的幸运者，可进而发现一条升迁捷径，亦即承担教士、教师、官僚或办公室工作人员等白领工作。在某些地区，他们也可能出任新统治者的士兵或警察，他们穿着统治者的服饰，并接受他们对时间、地点和内政的奇异想法。当然，这些人都是具有行动潜力的少数精英，这便是为什么这个甚至以人类的一生寿命来衡量也是相当短暂的殖民主义时代，却会留下如此长远影响的原因。丘吉尔曾经说过：在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整个殖民主义经验（由最初的占领到独立国家的形成），也不过就是一个人的寿命那么长，这的确是个惊人的事实。

依附性地区对主宰它的世界又有什么反作用呢？自从16世纪起，异国经验便是欧洲扩张的一项副产品，不过，启蒙时代的哲学观察家，往往将欧洲和欧洲殖民者以外的奇异国度视为欧洲文明的道德测量器。拥有高度文明的异国，可反映出西方制度的缺点——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所言——而尚未受文明干扰的异族，则往往被视为高尚的野蛮人，其自然而且令人钦慕的举止正说明了文明社会的腐化。19世纪的新奇之处，是欧洲人越来越认为非欧洲人及其社会卑下、不可取、薄弱、落后，甚至幼稚。它们应该是被征服的对象，至少应该是必须接受真正文明教化的对象，而代表这个唯一的真正文明的，是商人、传教士和一队队携带枪炮、烈酒的武装士兵。在某种意义上，非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在这个唯有靠武力和军事科技才能生存的时代，显然不太具有力量。堂皇壮丽的北京城，可曾阻止西方野蛮人不止一次的焚烧抢掠？式微中的莫卧儿帝国首都，一个在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的《棋手》（The Chessplayer）中显得如此美丽的城市，又何曾抵抗住英国人的进攻？对于一般欧洲人而言，这些地方已成为他们轻视的对象。他们所喜欢的只是战士，最好是那些可以招募进殖民地军队的战士［锡克教徒、廓尔喀人、柏柏尔人（Berber）、阿富汗人、贝都因人（Bedouin）］。奥斯曼帝国赢得了勉强的敬意，因为它虽然已趋没落，却还拥有足以抵抗欧洲军队的步兵。当日本开始不断在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后，它才逐渐被欧洲人平等视之。

然而，也就是这种紧密的全球交通网络，这种可以轻易踏上外国土地的情形，直接或间接地加强了西方世界和异国世界的冲突和交融。真正认识到这两点并加以思考的人并不多，虽然在帝国主义时期确有增加，因为有些作家刻意使自己成为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人，他们包括以航海为业的知识分子［比如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和最伟大的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士兵和行政官员［比如东方通路易·马西农（Louis Massignon）］，或殖民地的新闻从业者［比如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不过，异国事物已日渐成为日常教育的一部分：在卡尔·梅（Karl May，1842—1912）那些深受欢迎的青少年小说中，想象中的德国主角漫游于美国的蛮荒西部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世界，有时也溜进黑色非洲和拉丁美洲；惊险小说的恶棍中，已出现了不可思议但权力无边的东方人，如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小说中的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英国男孩所读的廉价杂志故事中，也塑造了一个富有的印度人，他操着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奇怪的半吊子英语。它甚至已成为日常经验当中一个偶然但可预料到的部分：野牛比尔（Buffalo Bill）的“蛮荒西部”（Wild West）表演，以其充满异国情调的牛仔和印第安人，于1887年后征服了欧洲，而在越来越考究的“殖民地村落”或伟大的万国博览会中，也可看到这类展览。不论其原意为何，这些奇异世界的剪影都不是纪录片式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一般而言都加强了“文明人”对“原始人”的优越感。它们之所以充满帝国主义的偏颇，乃是由于——如康拉德的小说所示——异国世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结，主要是通过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正式或非正式渗透。从实际的帝国经验当中借来的日常用语，多半都用在负面事物上。意大利工人把破坏罢工者称为“crumiri”（北非某个部落语）；意大利政客将南方的投票部队唤作“ascari”（殖民地原住民军队）；“caciques”原本是西班牙南美帝国的印第安酋长，在欧洲则成了政治头子的同义词；“caids”（北非原住民酋长）指的是法国的帮派头目。

但是，这类异国经验也有比较正面的地方。部分好思考的行政官员和士兵（商人对这类事情没什么兴趣），开始认真探究他们自己的社会与他们所统治的社会之间的差异。他们也对此进行了许多杰出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印度帝国），并改变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这项成就大半是殖民地统治，或有助于殖民地统治的副产品，而且大半无疑是基于对西方知识优越于一切的坚定感和自信感。宗教这个领域或许是一个例外，对于公平的观察者而言，美以美教派是否比佛教高明，他们并不十分肯定。帝国主义也使西方人对来自东方（或自称来自东方）的精神事物兴趣大增，有时还进而信仰。[20]尽管后殖民理论对这种认知多有批评，我们仍不应将西方学术中的这一支简单贬为对非欧洲文化的傲慢毁谤。至少，它们当中最好的那部分是相当看重非欧洲文化的，认为它们应予以尊敬，并从中获取教益。在艺术领域，尤其是在视觉艺术领域，西方先锋派对非西方文化是一视同仁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他们大致是受到非西方文化的启发。这种情形不仅见于代表精粹文明的异国艺术（如日本艺术，日本艺术对法国画家的影响非常明显），也见于那些被视为“原始的”异国艺术，尤其是非洲和大洋洲艺术。无疑，它们的“原始风味”是它们的主要吸引力，但我们无法否认，20世纪早期的前卫人士教会了欧洲人把这样的作品视为艺术品（往往是伟大的艺术品），教导他们只看其艺术本身，而不论其出处为何。

帝国主义的最后一方面也必须一提，亦即：它对宗主国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帝国主义使这两个阶级的胜利变得更戏剧化，好像没有什么事是它们办不到的。一小撮主要位于西北欧的国家，主宰了全球。使拉丁民族以及斯拉夫民族愤愤不平的是：有些帝国主义者甚至喜欢强调条顿（Teuton）民族以及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特殊征伐功绩。这两个民族之间虽然不乏敌对竞争，然而据说却是具有亲密关系的，这一点可从希特勒对英国的不情愿的敬意中得到证明。这些国家的少数上层和中产阶级——官员、行政人员、商人、工程师——有效地行使着支配权。1890年前后，6 000多一点儿的英国官员，在7万多一点儿的欧洲士兵协助下，统治了几乎3亿印度人。欧洲士兵和为数多得多的原住民军队一样，只是听取命令的佣兵，而且是不成比例地由较古老的本土殖民地军队——爱尔兰人——中抽调组成的。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形，但绝非不普遍。绝对的优越性莫此为甚。

因此，直接与帝国有关的人数相对而言很少，但是他们的象征意义却非常巨大。1899年，当大家认为作家吉卜林——印度帝国的诗人——即将死于肺炎时，不仅英国人和美国人（吉氏不久前才献给美国一首谈论“白种人的负担”的诗，论及美国在菲律宾的责任）很悲伤，连德国皇帝也拍了一通电报以示慰问。[21]

可是，帝国的胜利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例如宗主国统治阶级对帝国所采行的统治政策，显然完全不同于本国，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而且越来越难解决。在宗主国内部，如我们即将提到的，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似乎无可避免地日渐风行，而且注定会继续风行下去。然而在殖民帝国中，实行的却是独裁政体：一方面借着有形的威逼，一方面依靠殖民地对宗主国优越性的消极归顺——这种优越性大到似乎无法挑战，因而遂变得合理合法。士兵和自律的殖民地总督，统治了地球上的好几个大洲；可是在宗主国国内，无知和卑下民众的势力却无比猖獗。在此，我们不是可以学到一个尼采（Nietzsche）在《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中所指的那种教训吗？

帝国主义也引发了不确定性。首先，它造就了一小群白种人（因为，如优生学这门新学问不断告诫的：甚至大多数的白种人也注定是低下的）与极大量的黑种人、棕种人和或许最重要的黄种人的对抗形势，德皇威廉二世便曾号召西方团结起来以应付“黄祸”。[22]一个赢得这般容易、基础这般薄弱的世界帝国，一个因为几个人的少数统治和多数人的不抵抗便可轻松统治的世界帝国，真的能长久维持吗？吉卜林，这位最伟大或许也是唯一的帝国主义诗人，以其关于帝国无常性的预言，迎接那个代表帝国骄傲的伟大时刻—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

远方召唤，我们的舰队逐渐消失；

炮火在沙丘和岬上沉落：

看呀，我们昨天所有的盛观

是和尼尼微（Ninevah）和泰尔（Tyre）一般！

上帝赦免我们，

以免我们忘记，以免我们忘记。[23]

他们炫耀地计划在新德里（New Delhi）为印度修建一座壮丽新都，然而克里蒙梭（Clemenceau）却预言它将成为一长串帝国废墟中的一个。克氏是唯一抱怀疑态度的观察者吗？而他们在统治全球上的脆弱度，真的比统治国内的白种群众大这么多吗？

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体两面的。如果说帝国（以及统治阶级的统治）对其统治下的臣民而言是不堪一击的（虽然当时并非如此，一时之间也不会成为事实），那么其内部统治意愿的销蚀，那种为证明适者生存而做的达尔文式奋斗意愿的削弱，会更加轻易地将其击溃。权力和事功所带来的奢华，不也正是妨碍其继续努力的杀手吗？帝国不是导致了核心地区的依靠心理和野蛮人的最后胜利吗？

这些问题在那个最伟大也最脆弱的帝国当中，引发了最为不祥的答案。这个帝国在面积和光荣上超过以往的所有帝国，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濒于衰败。即使是勤奋工作而且精力充沛的德国人，也认为帝国主义已逐渐等同于只会导致衰败的“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的国家”。暂且听听霍布森对这种恐惧的看法：

如果中国被瓜分，则西欧的更大部分，将在外表和性质上，和英国南部、蔚蓝海岸，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充满旅行车队和旅馆的地方一样：一小群富有的贵族，靠着从远东抽取股息和年金为生；在他们身旁是人数稍多的职业侍从和技艺工人，以及一大群私人仆佣和运输业工人。所有的主干工业均将消失，主要的食物和制造品，都以贡物的方式由非洲和亚洲流进来。[24]

资产阶级的“美好时代”就这样解除了武装。威尔斯（H. C. Wells）小说中那个迷人无害、过着在阳光中嬉戏的生活的埃洛伊（Eloi），将会受到他们所依靠的黑色摩洛克人（Morlocks）的摆布，并且完全无法抵抗。[25]德国经济学家舒尔采——格弗尼茨（SchulzeGaevernitz）写道：“欧洲将会把体力劳动的负担——先是农业和矿业，再是工业中较为费力的劳动——转移给有色人种，而它自己则心满意足地依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而这种情形，或许正在为有色人种日后的经济和政治解放铺路。”[26]

这便是打扰“美好时代”睡眠的噩梦。在这些噩梦中，帝国的梦魇和对民主政治的恐惧合而为一。

第四章
民主政治

所有因财富、教育、才智或诈术，而适合领导人群并有机会领导人群的人——易言之，所有统治阶级的派系——一旦普选制度确定之后，便必须服从它，并且，如果时机需要，也必须诱骗和愚弄它。

——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1895年[1]

民主政治尚在测试之中，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招致耻辱。诚然，它也尚未发挥全力，其原因有二，其中之一的影响多少是永久性的，另一个则比较短暂。首先，不论财富的数字有多大，它的权力将永远无法与之相称。其次，新被赋予投票权的阶级，其组织的不健全已令它无法对先前存在的均势做出任何重大改变。

——凯恩斯，1904年[2]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没有一个现代世俗国家会忽略向大众提供能造成集会机会的法定假期。

——《美国社会学学报》，1896—1897年[3]

1

本书所述时期开始于在欧洲统治者及其惊恐的中产阶级当中所爆发的国际性歇斯底里症，这种歇斯底里症乃是1871年为时短暂的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所引起的。在平定了巴黎公社之后，胜利者对巴黎居民展开大屠杀。这场屠杀的规模之大，在文明的19世纪国家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甚至以我们今日比较野蛮的标准来看，也十分可观（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九章）。可敬的社会所发作的这场短暂、残忍，却也极具当时特色的盲目恐慌，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民主化。

诚如睿智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云：民主政治是人民大众的政治，而大众整体而言是贫穷的。穷人和富人、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其利害关系显然不会一样。但是，就算我们假设这两个阶级的利害关系一致或者可以一致，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也不太可能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作家所谓的“上流人士”一样。这便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基本困境。自由主义虽然听命于宪法和选举产生的独立议会，但它却借着不民主的作风尽量回避它们，也就是说，它不赋予大多数本国男性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遑论全部的女性居民了。在本书所论时期开始之前，民主的稳固基础是建立在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时代讲究逻辑的法国人所谓的“法定国家”（the legal country）和“实质国家”（the real country）之间的区别上的。维护“法定国家”或“政治国家”的防御工事，乃是投票权所需的财产和教育资格，以及在大多数国家当中已经制度化的贵族特权（如世袭的贵族院）等。自“实质国家”深入到“法定”或“政治”国家政治范围的那一刻起，这种社会秩序便有了危险。

如果那些无知粗俗的民众，那些不了解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的优美和逻辑的民众，控制了各国的政治命运，那么政治上将发生怎么样的事呢？他们很可能会走向引爆社会革命的道路，1871年社会革命的短暂出现，曾使衣冠之士大为惊恐。古代暴动式的革命似乎不再迫在眉睫，但是，随着投票权逐渐扩大到拥有财产和受过良好教育以外的阶级，革命的危险难道不会尾随而来？难道这种情形不会像未来的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在1866年所害怕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主义吗？

可是，自1870年后，大家已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各国政治的民主化已势所难免。不论统治者喜欢不喜欢，民众都会走上政治舞台。而后者也的确这么做了。19世纪70年代，法国、德国（至少就全德国而言）、瑞士和丹麦，已经实行了建立在广大投票权（有时甚至在理论上是男性普选权）基础上的选举制度。在英国，1867和1883年的“改革法案”几乎将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由占20岁以上男子的8%增加到29%。在一次为争取选举权民主化的改革而举行的总罢工后，比利时于1894年扩大了其选民人数，从成年男性的3.9%增加到37.3%。挪威在1898年将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由16.6%增加到34.8%。随着1905年革命，芬兰更独树一帜地将其民主政治普及到76%的成年人都拥有选举权。1908年，瑞典选民人数也增加了一倍，以向挪威看齐。1907年，哈布斯堡王朝中的奥地利那一半已实行普选；意大利也在1913年跟进。在欧洲以外，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然已称得上是民主国家；阿根廷在1912年也成为民主国家。以日后的标准来说，这种民主化尚不完备——一般所谓的普选权，其选民人数都只介于成年人口的30%—40%之间。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妇女的投票权也不再仅是乌托邦式的口号。19世纪90年代，白人殖民地的边缘有了最早的妇女投票权——美国怀俄明州（Wyoming）、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南部。在1905年到1913年间，民主的芬兰和挪威也赋予了妇女投票权。

虽然这些发展是由代表人民的意识形态信念所促成的，可是促成它们的各国政府对它们并不热衷。读者们已经看到，即使是那些在今日看来最彻底、最具有历史传统的民主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也是到相当晚近才决定放宽其选举权，更别提直到1918年仍拒绝有系统的民主化的荷兰（不过，荷兰和比利时的选民人数增加率差不多）。政客在他们（而非某些极左派）尚能控制选举的时候，也许会听任选举权做预防性的扩充，法国和英国的情形或许便是如此。在保守人士之中，有像俾斯麦一样的愤世嫉俗者，他们相信民众在投票时仍会秉持传统的效忠（或如自由派所说的无知和愚蠢），因此他们认为普选将会加强右派而非左派的力量。但是，即使是俾斯麦也宁可不在支配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冒险尝试，他在普鲁士仍维持了绝对亲右的三阶段投票制。事实证明这种防备是聪明的，因为大众选民已无法由上层予以控制。在其他地方，政客不是屈服于人民的暴动和压力，便是顺应他们对国内政治冲突的估计。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害怕迪斯雷利（Disraeli）所谓的“轻举妄动”所导致的可怕后果。诚然，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义骚动以及俄国革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强化了民主运动；不过，不论民主化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在1880—1914年间，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已顺应了这个不可避免的潮流。民主政治已经无法再行拖延。自此，问题就变成该如何操纵它了。

最原始的操纵办法还是挺容易的。例如，可以对普选产生的议会权力加以严格限制。这是俾斯麦的模式，亦即将德国国会（Reichstag）的宪法权力降到最低程度。在其他地方，则借着经由特殊（和权重的）选举团体和其他类似机构所选出的第二议会——有时（如在英国）是由世袭的议员组成——来节制民主的代议会。财产选举权的基本原理仍得以保持，并借由教育资格予以增强（比方说，在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受过较高教育之人拥有额外的选举权；英国则为大学保留了特殊席位）。1890年，日本开始采用具有上述限制的议会政治。这种“变种的投票权”（英国人的称谓），还可利用为己党利益擅自改划选区的有效设计（奥国人所谓的“选举几何学”）而予以加强。这种设计是借着篡改议员所代表的选举区，而将支持某些政党的力量极小化或极大化。对那些胆小或谨慎的选民，可用公开投票的方式对他们施加压力，在有权有势的地主和其他赞助人的监视之下犹然。丹麦把公开投票一直维持到1901年，普鲁士到1918年，匈牙利到20世纪30年代。如美国城市领袖所熟知的，赞助可以产生为某种共同目的而采取一致行动的政治组织。在欧洲，意大利的自由党员乔瓦尼·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已被公认为随从主义政治学的高手。投票年龄的最低限制颇富弹性：由民主瑞士的20岁到丹麦的30岁不等。当投票权扩大之际，年龄限制往往也会提高一点儿。而借由复杂化的过程使人不易前往投票，从而简单破坏其效力的行动，也始终不乏新例。在1914年的英国，估计约有半数工人阶级，是经由这个办法被剥夺其公民权的。

不过，这些制动策略虽然可以使政治车轮趋向民主政治的运动减慢，却无法阻止它的前进。西方世界（1905年以后甚至包括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正在清楚地走向以日渐扩大的普通人民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这些制度自然会导致为了选举或借由选举所组织的群众政治动员，其目的在于对全国性政府施加压力。这也意味着群众运动和民众政党组织、大众宣传政治学、大众媒体（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发展大众化或低级趣味的“黄色”报纸），以及给政府和统治阶级带来不少新麻烦的各项发展。对历史学家来说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如今已在欧洲公开的政治讨论场合中消失，因为日益增长的民主化已使人们甚至不敢稍微坦白地公开加以讨论。政党组织候选人难道会告诉他的选民说，他们太愚笨无知，不知道在政治上什么是最好的，而他们的要求也很荒谬，会危及国家的未来？又有哪个政治家敢不口是心非，以免其谈话被那些包围在身旁的记者传到最遥远的酒店去？政客越来越被迫取悦大众选民，甚至不得不直接和民众对话，或间接利用大众新闻报道（包括其竞争对手的报纸）这只传声筒。俾斯麦或许从来不曾对精英以外的听众发言。然而，在1879年的选举战中，格莱斯顿（Gladstone）已将群众助选引入英国（或者也包括欧洲）。除了政治的局外人，再没有人会以辩论1867年英国改革法案时的那种坦白和真诚，来讨论民主政治的可能后果。不过，当统治者隐藏在浮夸的言语背后之时，对政治的严肃讨论则退入知识分子和少数有学识并关注这些问题的民众的圈子。这个民主化的时代也是新政治社会学的黄金时代。是涂尔干（Durkheim）和索列尔（Sorel）、奥斯特罗戈尔斯基（Ostrogorski）和韦布（Webb）、莫斯卡、帕累托（Pareto）、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和韦伯的世界（参见第十一章）。[4]

自此，当统治阶级真的想说真心话时，他们必须在权力回廊的隐蔽处进行，例如俱乐部、私人的社交晚餐、狩猎会或周末的乡间住宅。在这些场合中，精英分子彼此见面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于在国会辩论或公众集会上的争论笑剧。因而，民主化的时代转变成公众政治伪善，或者更准确地说，口是心非的时代，从而造就了政治讽刺作品的时代：杜利先生的时代，以及尖锐滑稽且才华横溢的漫画杂志的时代——这些漫画杂志中，典型的有德国的《简单》（Simplicissimus）、法国的《奶油碟子》（Assiette au Beurre）或维也纳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火炬》（Fackel）。没有任何聪明的观察家会放过“公开论述”和“政治实情”之间的缝隙。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便在针对1906年自由党选举大胜所写的讽刺短诗中，捕捉到这个缝隙：

依赖特权，伴同醇酒、妇人、桥牌的可恨权力崩溃了；

伴同醇酒、妇人、桥牌的民主，重获其统治权。[5]

那么，如今为了政治行动而群起动员民众的是哪些人呢？首先，是那些在此之前没资格参与政治，或被排斥在政治系统之外的社会阶层，它们之中的好几个可组成相当混杂的联盟、联合或“人民阵线”。其中最可畏的是工人阶级，如今它已在一个明确的阶级基础上于各政党和运动中从事动员。我们将在下一章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由若干不满意的中间社会阶层所组成的庞大但尚欠明确的联盟，他们并不确定自己是比较害怕富人还是比较害怕穷人。这个联盟包括由工匠和小商店主人所构成的旧式小资产阶级，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之下逐渐凋零，也包括人数正在迅速增加的“非劳力的白领的”新下中阶级，他们在大萧条时代及嗣后构成了德国政治中的“工匠问题”和“中等阶级问题”。他们的世界是由“小人物”对抗“大”势力所决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小”这个字——如英文中“小人物”（little man）、法文中“小商人”（le petit commerçant）和德文中“小人物”（der kleine Mann）中的“小”字——正是其标语和口号。法国的许多激进社会主义杂志都骄傲地在名称中冠上“小”字：《小尼斯人》（Le Petit Niç ois）、《小普罗旺斯人》（Le Petit Provençal）、《小沙兰特人》（Le Petit Charente）和《小特尔瓦人》（Le Petit Troyen）。小是值得自豪的，但太小就不行。因为小财产和大财产一样需要对抗集体主义，而文书和技术劳工的收入虽然可能非常接近，但文书的优越性必须予以保护，他们不能与技术劳工混为一谈；已确立的中等阶级尤其不欢迎中下阶级与他们平起平坐。

“小人物”同时也是杰出的政治修辞学和煽动法的活动领域。在那些具有深厚的激进民主主义传统的国家，其强大或绚丽的政治修辞学都将“小人物”固定为左派，虽然在法国，其中包含有极大成分的盲目的爱国主义和仇外情绪。在中欧，其民族主义是无限制的，尤其是在反犹太这个议题上。因为犹太人不仅可被视为资本主义者（尤其是资本主义中打击小工匠和小商店主人的代表——银行业者、商人、新兴连锁商店和百货公司的创办人），也可被视为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而更普遍的情形，是被视为损害古老传统和威胁道德真理以及家长制的人。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反犹运动在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和罗马尼亚，已成为有组织的“小人物”政治运动的一个主要成分。它在别处的重要性也不应低估。谁能从19世纪90年代震撼法国的反犹太骚动、为期10年的巴拿马丑闻以及德雷福斯案件（法国参谋部的德雷福斯上尉于1894年时被误认为替德国做间谍活动而定罪。在一场使整个法国为之分裂、震动的还他清白的运动之后，他于1899年被免罪，最后在1906年得到复职。这个事件在欧洲各地都留下不小的创伤），猜想到这个时期在这个拥有4 000万人口的国家，只有6万犹太人？（参见第六章及第十二章）

进行政治动员的群众当然还包括小农。在许多国家，小农仍占人口中的大多数，至少仍是最大的经济群体。自19世纪80年代起，也就是在不景气时代，小农和农夫越来越经常被动员为经济上的压力团体，并在许多情形不同的国家，例如美国和丹麦、新西兰和法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批加入合作购买、推销、成品加工和信贷的新组织。不过，虽然如此，小农却很少在政治和选举上以阶级的意义动员起来——假设这么庞杂的一个群体可以算作一个阶级的话。当然，在农业国家中，没有一个政府胆敢忽视农耕者这么庞大的一群选民的经济利益。可是，就小农在选举上的动员而论，即使是在某一特殊政治运动或党派的力量显然是依靠小农和农夫支持的地方（例如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民粹党或1902年后俄国的社会革命分子），小农也是在非农业的旗帜下进行动员的。

如果说社会群体已做了这样的动员，那么公民团体也基于宗教和民族性之类的局部效忠而进行了联合。之所以说它们是局部性的，是因为即使是在单一宗教的国家，以信仰为基础的政治大动员，也永远是与其他宗教或世俗集团对立的团体。而民族主义的选举动员（在某些地方，例如波兰和爱尔兰，这项动员也等同于宗教的选举动员），几乎永远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自发运动。它们和政府所宣传倡导的爱国主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有时也逃避政府的控制；它们和宣称代表“国家”以对抗少数民族颠覆的政治运动（通常是右派），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参见第六章）。

然而，这种政治告解式的群众运动，其兴起却颇受罗马天主教会的阻挠。罗马天主教会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团体，具有最惊人的动员和组织其信徒的能力。自从1864年的《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和1870年的梵蒂冈大公会议起，政治、党派和选举便是罗马教会想要摒弃的悲惨的19世纪的一部分（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有些以谨慎的态度建议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代思想妥协的天主教思想家，他们的备受排斥可以证明天主教会此时仍旧不接受这类思想（1907年，教皇庇护十世曾谴责“现代主义”）。除了完全反对和特别维护宗教实践、天主教教育、教会“易受政府损害以及易受政府与教会的不断冲突损害”的制度以外，在这个世俗政治的炼狱世界，天主教会还能有什么政治活动呢？

因此，虽然——正如1945年后的欧洲历史将证明的——基督教政党的政治潜能很大（在意大利、法国、联邦德国和奥地利，它们脱颖而出，成为主要政党，而且除了法国以外，至今仍是主要政党），虽然这种潜能显然随每一次选举权的扩大而增加，但是教会却拒绝在它的支持之下组成天主教政党。不过，自19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教会也认识到了将工人阶级由无神论的社会革命争取过来的好处，以及照顾其主要支持者——小农——的必要。然而，虽然教皇对天主教徒关心社会的新政策给予祝福［1891年的新事件通谕（Encyclical Rerum Novarum）］，教会对于日后将创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基督教民主党的人士，却抱怀疑态度，并不时予以敌视。教会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这些政治人物就像“现代主义者”一样，似乎已与世俗世界不可取的趋势妥协，也因为教会对于新天主教的中间和中下阶层核心分子感到不安，这些城市和乡村的核心分子在不断扩张的经济中争取到行动空间。伟大的煽动政治家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1844—1910），是在违抗奥地利神职组织的情况下，于19世纪90年代成功地创立第一个主要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政党［即今日人民党（People’s Party）的前身，该党在1918年后的大半时间统治着独立的奥地利］。该政党以反犹太主张征服了维也纳中下阶级。

因此教会通常支持各种各样的保守或复古政党，或是多民族国家内附属天主教的民族以及没有感染世俗病毒的民族主义运动，它和这些团体保持了良好关系。它通常支持任何人反对社会主义和革命。因此，真正的天主教民众运动和政党，只见于德国（它们之所以产生，是为了反抗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的反教士运动）、荷兰（该地所有的政治活动皆采取信仰组合的方式，包括基督新教的和非宗教性的组合）和比利时（早在民主化以前，天主教徒和反教士自由党员已形成了两党政治）。

基督新教的宗教政党甚至更为稀少，而在它们存在的地方，信仰的要求往往与其他口号合而为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如在大多不信奉国教的威尔士人中间），反民族主义［如反对爱尔兰自治而愿与英国联合的阿尔斯特（Ulster）新教徒］，自由主义（如英国的自由党，当古老的辉格党贵族和重要的大企业在19世纪80年代向保守党投诚之后，不信奉国教的团体更因之得势。不信奉国教者指英格兰和威尔士非英国国教的新教徒）。而在东欧，政治活动中的宗教自然是无法脱离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包括俄国的国家民族主义。沙皇不仅是东正教领袖，而且也动员东正教徒抵制革命。至于世界上的其他伟大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更别提局限于特殊群落和民族的教派，在受其影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范围之中，并不知道有西方民主政治的存在，而西方民主政治也与它们毫不相干。

如果说宗教具有深厚的政治潜力，那么民族认同同样是一种不可轻视而且事实上更有效的推动力。在1884年英国投票权民主化之后，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赢得了该岛上所有的天主教席位。在103个议员当中，有85个形成了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查尔斯·斯图尔德·帕内尔（Charles Steward Parnell，1846—1891）背后训练有素的方阵。在任何选择以政治来表达其民族意识的地方，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人显然会以波兰人的立场投票，捷克人则以捷克人的立场投票。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那一半，便因这种民族划分而告瘫痪。事实上，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日耳曼人和捷克人的多次暴动和反暴动之后，其议会政治已完全崩溃，因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在议会中成为多数。1907年奥地利普选权的诞生，不只是对压力让步的结果，也是为了动员选民大众去投非民族政党（天主教，甚或社会主义）的票，以对抗势不两立、争吵不休的民族集团。

严格形式的（有纪律的政党运动）政治性群众动员尚不多见。即使是在新兴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cy）的那种单一和包括一切的模式也绝不普遍（参见第五章）。不过，构成这种新现象的因素当时几乎随处可见。首先，出现的是作为其基础的组织构架。理想的群众政党运动必须在一个中央组织复合体外加上一个地方组织或支部的复合体，每一组织都应有为了特殊目的而设的地方支部，并整合到一个具有较为广泛的政治目标的政党之中。因此，1914年的爱尔兰民族运动遂包括了联合爱尔兰联盟（United Irish League），这个联盟乃是为选举而组成的全国性组织，亦即在每一个议员所代表的选区当中都可见到其踪影。它组织了许多选举集会，并由联盟会长出任主席。出席集会的人士不仅包括它自己的代表，也包括同业公会（工会支部的城市企业联盟）的代表、工会本身的代表、代表农民利益的土地和劳工协会（Land and Labour Association）的代表、盖尔人运动协会（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的代表、类似古爱尔兰修道会（Ancient Order of Hibernians）之类的互助会代表，以及其他团体代表。（附带一提：古爱尔兰修道会乃是爱尔兰本岛和美洲移民的联系桥梁。）这是一个动员核心，是国会内外民族主义领导人士的联系环节，也构成了支持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选区范围。这些积极分子尽可能将自己组织到大众之中，因此在1913年时，爱尔兰为数300万的天主教人口中，已有13万联合爱尔兰联盟成员。[6]

其次，各种新兴的群众运动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它们不只是为了支持特殊目的（如维护葡萄栽培）而组成的压力和行动团体。当然这类有组织的特殊利益团体也是成长迅速，因为民主政治的逻辑便是要求各种利害团体向理论上应对它们相当敏感的全国性政府和议会施压。但是，像德国农民协会（Bund der Landwirte，1893年成立，次年就有20万农民参加）这样的团体，却不属于任何政党，虽然它的态度显然倾向保守，而它又几乎完全为大地主所控制。1898年时，它的支持者包括分属于5个不同政党的118名德国国会议员（总数共397名）[7]。

和这种不论其势力多么强大的特殊利益团体不同，新兴的政党运动代表了整体的世界观。是其整体的世界观，而非特殊或不断改变的具体政治计划，构成了其成员和支持者的“公民宗教”。对于卢梭、涂尔干以及社会学这门新学问的其他理论家而言，公民宗教应该可使许多现代社会因之结合。不过，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能扮演阶段性的黏合剂。使那些新近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团结一致的要素乃是：宗教、民族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先驱意识形态，不论其运动同时也代表了什么样的实质利害关系。

矛盾的是，在那些具有强烈革命传统的国家，例如法国、美国，勉强也算上英国，它们以往的革命意识形态，也有助于新旧精英分子驯服至少部分的新动员起来的群众，而它们所用的策略，对北美13州的7月4日演讲者而言，是习以为常的。英国的自由主义乃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传人，它也从未忘记其前辈曾为了清教徒的利益而参与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的行动。［自由党党魁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自掏腰包于1899年在英国国会前面为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立了一座雕像。］自由主义成功地维持了大众劳工党的发展，这种发展一直维持到1914年后。更有甚者，成立于1900年的英国工党（Labour Party），也这样跟随在自由党的脚步之后。法国的共和激进主义尝试以挥舞共和与革命的旗帜来对付其敌人，并吸收动员群众，它们也的确得到一些成功。“左派无敌人”和“所有好的共和党员团结一致”等口号，颇有助于将新兴的民众左派与统治第三共和国的中心人物结合在一起。

最后，就其运作的方式而言，群众动员可说是全球性的。它们或是粉碎了古老的地方性或区域性政治体制，或将它推到不重要的地位，要不便将它整合进较为广泛的全盘性运动。总之，在民主化的国家，全国性政治活动并没有为纯区域性的党派保留多少发挥空间，即使在德国和意大利这类具有显著区域差异的国家亦然。因此，在德国，汉诺威（Hanover，至1866年方为普鲁士所兼并）的区域特征——明显的反普鲁士和对旧日威尔夫（Guelph）王朝的效忠——也只能表现为投给全国性政党的选票比例比其他地方稍少而已（85%，别处为94%—100%）。[8]因此，信仰或种族上的少数人，或者就此而言的社会和经济上的少数群体，有时局限于特殊地理区域的这一事实，不应误导我们。与旧日资产阶级社会的选举政治相反的是，新的民众政治越来越与以地方权贵为基础的旧式地方政治无法相容。在欧洲和美洲，仍有许多地区——尤其是在伊比利亚和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南部和拉丁美洲——的保护人，也就是地方上的有权有势者，可以将整批受保护者的选票“交付”给出价最高的人，甚至更大的保护人。即使在民主政治当中，“老板”也从未消失。但是，在民主政治中，由政党制造名人，或使他不致在政治上陷于孤立无助的情形，还是比相反的情形多得多。努力使自己适应民主政治的年长精英，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在“地方性保护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发展出各种折中方式。而事实上，在旧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新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充满了老式“名人”和新政治操盘者、地方老板，或其他控制地方政党命运的人士的复杂冲突。

因此，取代名人政治的民主政治，就其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言，并没有以人民取代权势，而是以组织——委员会、政党名人、少数积极分子——取代权势。这个充满矛盾的事实，不久便为实际的政治观察家注意到。他们曾指出这种委员会［或英美所称的干部会议（caucuses）］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甚或指出其“寡头政治的铁律”——米歇尔斯认为他可以从自己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中得出这项铁律。米歇尔斯也注意到新群众运动崇拜领袖人物的倾向，不过他过于重视这一点了。[9]因为，在本书所述时期，那种自然会以某些全国性群众运动领袖为中心的崇拜，例如对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元老）或倍倍尔（Bebel，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画像的崇拜，其实信念的成分远大于个人的成分。再者，当时很多群众运动并没有富有领袖气质的领导者。当帕内尔在1891年因私生活混乱和天主教与非国教徒的道德冲突而失势时，爱尔兰人便毫不迟疑地抛弃了他。可是，没有任何领袖能像他那样激起人们对他的私人效忠，而帕内尔神话在他死后很久还在流传。

简而言之，对其支持者而言，政党或运动是代表他们也为了他们而采取行动。因此，组织便很容易取代其成员和支持者，而其领袖又可轻易地支配组织。于是，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绝非人人平等的共和国，但是因为它们能结合组织和群众支持，因此便拥有庞大且几乎无可置疑的地位：它们是潜在的政府。事实上，20世纪的几次主要革命，都是以制度化为政权系统的政党运动取代旧体制、旧政府和旧有的统治阶级。这种潜力之所以非常可观，是因为较古老的意识形态组织显然缺乏这种力量。比方说，这个时期的西方宗教似乎已失去自行转化为神权政治的能力，而它当然也不想这么做。［这种转化的最后一个例子，或许是1848年后在犹他州建立的摩门教共和国（Mormon Commonwealth）。］胜利的教会所建立的，至少在基督教世界，是由世俗机构所经营的教士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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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的民主化运动其实才刚开始要改变政治。可是，它的言外之意有时已十分明确，对那些国家统治者及其所要维护的阶级而言，这些言外之意已引起了最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是维持国家的团结，乃至存在的问题，在面临民族运动的多国政治中，这个问题显然已万分急迫。在奥匈帝国，它已经是政府的中心问题，而即使是在英国，大规模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也粉碎了已确立的政治结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维持国内精英分子认为是切合实际的政策的持续推行，尤其是有关经济事务的政策。民主政治不是像商人所认为的那样，会不可避免地干预资本主义运作并导致不良后果吗？它不会威胁英国所有政党都绝对拥护的自由贸易吗？它不会威胁健全的金融和所有可敬的经济政策的根本原理吗？它不会威胁到金本位制度吗？最后一项威胁在美国似乎已迫在眉睫。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的大规模动员，其最激烈的言辞便是攻击——援引其伟大的演说家布赖恩的话——将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之举。比较一般化，却也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面临以社会革命为诉求的群众运动威胁时，该如何保卫既有社会的合法性，甚至其实际生存。这些威胁之所以非常危险，是因为经由鼓动选出但又时常因无法协调的党派冲突而告分裂的议会，其效能显然不高，而不再以拥有独立财富之人为基础，反以依靠政治兴家致富之人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又无疑是腐败的。

上述现象都是我们所无法忽视的。在分权的国家，例如美国，政府（也就是总统所代表的行政部门）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民选议会的，不过也很可能因权力的制衡而瘫痪。（但是民主选举总统又会招致另一重危险。）欧洲式的代议政府，其政府（除非仍在旧式王权的保护之下）在理论上必须依靠民选议会，因此其各种问题更是难以克服。事实上，这些政府好像进出旅馆的旅行团一样来来去去——一个国会的多数党崩溃，另一个就继之主政。欧洲民主政治之母——法国——或许是这项纪录的保持者。自1875年到欧战爆发的39年间，法国一共有过52个内阁，而其中只有11个维持了一年或一年以上。诚然，同样的名字往往在这些内阁中一再出现。因此，政府和政策的有效持续，便自然是掌握在常设的、非由选举产生的和隐形的官僚人员手中。至于说腐败，它也许不会超过19世纪初叶的情形：19世纪初，像英国这样的政府，也会将名副其实的“国王下面的肥缺”和赚钱的闲差分配给他们的亲戚和侍从。可是，即使它实际上没超过19世纪初叶的情形，它也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白手起家的政客必须用种种方法兑现他们对商人或其他利益团体的支持或反对。而使这种腐败更显突出的原因在于：至少在西欧和中欧，清廉是常设的资深公务员和法官的必备操守——在法治国家，此时他们大多仍受到保护，并没有选举和赞助的顾虑（只有美国是一大例外）。［然而即便是在美国，1883年也成立了一个“文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为独立于政治赞助的“联邦文官体系”（Federal Civil Service）奠定了基础。但是，赞助在大多数国家仍较通常所假设的更为重要］。政治上的腐败丑闻不仅发生在对金钱转手不加掩饰的国家，例如法国（1885年的威尔逊丑闻，1892—1893年的巴拿马丑闻），也发生在对金钱转手加以掩饰的国家，例如英国［1913年的马可尼（Marconi）丑闻，两个白手起家的政府人物：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鲁弗斯·伊萨克斯（Rufus Isaacs）——日后的最高法院院长和印度总督——均牵连在内］。［在凝聚性甚高的统治名流内部，令民主观察家和政治道德家吃惊的交易，并不罕见。曾任财政大臣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也就是温斯顿·丘吉尔之父，欠了罗斯柴尔德大约6万英镑；罗斯毕尔德对英国的金融兴趣是可想而知的。这笔债的大小，可用下列数字说明：这笔钱相当于那年英国所得税总额的0.4%。］[10]当政府基本上可说是以政治恩惠购买选票的办法来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时，议会的不稳定当然可能与贪污有关——政治恩惠几乎无可避免地皆具有财政上的重要性。如前所云，意大利的焦利蒂便是利用这一策略的高手。

当时社会的上流人士，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危险具有深切了解，而且一般而言，对大众日益增强的中心地位的危险性，也有深切了解。从事公务之人对此皆忧心忡忡。比方说法国正派言论的堡垒——《时代》（Le Temps）和《两个世界杂志》（La Revue des Deux Mondes）的编辑，在1897年出版了一本顾名思义的书——《普选权的创立：现代国家的危机》（The Organis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The Crisis of the Modern State）[11]，而好学深思的保守党殖民地总督和日后的阁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1854—1925年），则曾在1902年私下称英国的国会为“威斯敏斯特的暴民”（that mob at Westminster）[12]。不仅如此，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文化普遍的悲观主义（参见第九章和第十章），无疑反映了领袖人物被以前的追随者抛弃的感觉；呈现了高级精英挡不住平民的感觉；说出了受过教育而且富有文化修养的少数人（也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被那些“刚从目不识丁或半野蛮状态解放出来的人”欺凌的感觉[13]，也表达了被那股日渐汹涌的平民文明潮流所淹没的感觉。

新的政治形势只是一步步地发展，而随着各国内部情况的不同，发展也不甚均衡。这种情形使我们不太容易对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治做个比较通盘性的考虑，而就算做了也几乎没有意义。使无数政府和统治阶级陷于类似困境的，似乎是自19世纪80年代起在国际上突然出现的大规模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参见下一章），不过，在事过境迁的今日，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并不是仅有的使政府头痛的运动。广泛地说，在大多数有限宪政和有限选举的欧洲国家，自由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期所拥有的政治支配力量（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六章和第十三章），在19世纪70年代已逐渐崩溃。就算不考虑其他理由，这至少也是“大萧条”的副产品。1870年在比利时，1879年在德国和奥地利，19世纪70年代在意大利，1874年在英国，除了偶尔的短期掌权之外，自由资产阶级再也不曾支配大局。在接下来的新时期，欧洲再也没有出现同样的政治模式。不过在美国，曾经领导北方赢得内战胜利的共和党，基本上赢得了总统的连任，一直到1913年为止。只要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像革命和“分离”之类的基本挑战可以挡在议会政治之外，政治家便可用重组那些既不想威胁政府又不想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士的办法，来应付议会中的多数党。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和挑战都是可以挡在外面的。不过，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突然出现了一个顽强好斗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集团。这个集团存心瓦解英国下议院，并在下议院中扮演着关键的少数派角色。它的出现立刻改变了议会政治，以及跳着端庄的双人芭蕾的两个政党。它至少在1886年促使前辉格党中的百万贵族和自由党商人匆匆加入保守党，而这个保守并且反对爱尔兰自治的政党，日渐发展成土地财主和大商人的联合政党。

在别处，形势虽然更戏剧化，事实上却比较容易处理。在西班牙的王权恢复（1874年）之后，反对者的分裂（共和党为左派，王室正统派为右派）使得在1874—1897年的大半时间掌握政权的卡诺瓦斯（Cánova s，1828—1897），可以操纵政客并举行一次毫无政治意义的农村选举。在德国，互相冲突的成分相当软弱，以致俾斯麦可以在19世纪80年代从容统治，而奥匈帝国可敬的斯拉夫党派的温和作风，也有利于文雅时髦的塔弗伯爵（Count Taaffe，1879—1893年执政）。法国的右派拒绝接受共和，它是选举中永远的少数党，但由于军队没有向文人当局挑战，因而，共和政体在历经无数次的震撼危机（1877年、1885—1887年、1892—1893年以及1894—1900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仍能屹立不堕。在意大利，梵蒂冈对世俗和反教权政府的抵制，使德普雷蒂斯（Depretis，1813—1887）可以轻易地执行将反对政府者转化为支持政府者的政策。

实际上，对政治体系唯一真正的挑战处于议会之外，是来自下面的反叛，但是，当时的立宪国家对此还不必太过担心，而军队，甚至在以革命宣言著称的西班牙，也没有什么动静。不过，在叛变和武装士兵都不时可见的巴尔干国家和拉丁美洲，军队乃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非潜在的挑战者。

但是，这种形势却似乎无法持久。当各个政府面对政治上显然无可妥协的势力的兴起时，它们的第一本能往往是压制。善于操纵有限选举权的政治高手俾斯麦，当他在19世纪70年代面对他视之为向“群山之外”的反动梵蒂冈效忠的有组织天主教群众时（因而有ultramontane一词，其义为“山外之人”，引申为“教皇至上论者”），竟手足无措，只好对他们展开反教权战争（所谓19世纪70年代的文化斗争）。面对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他也只能在1879年宣布这个政党是非法的。由于回复到明目张胆的专制主义看来已不可能，事实上也不可思议（被禁的社会民主党也获准推出其候选人），因此他在这两件事的处理上都失败了。政府迟早都必须容忍新的群众运动——对社会主义者的容忍，要到1889年俾斯麦失势之后。奥地利皇帝在其首都落入具有煽动性的基督教社会党（Social Christian）之手以后，三度拒绝该党的领袖卢杰担任维也纳市长，直到1897年才接受这件已成定局的事实。1886年，比利时政府以武力镇压了工人的罢工和暴动风潮（西欧最恼人的风潮），并将社会主义者逮捕入狱，不论他们是否牵涉骚乱。可是7年之后，在一次有效的总罢工推动下，比利时政府只得承认某种普遍的选举权。意大利政府在1893年打击西西里的小农，1898年打击米兰制造业工人，可是，在米兰制造了50具尸体以后，政府改变了方向。广泛地说，19世纪90年代这个社会主义酿成群众运动的10年，代表了一个转换点。一个新的政治战略时代开始了。

成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代读者，可能会奇怪当时为什么没有任何政府认真考虑抛弃立宪和议会政体。因为1918年以后，自由立宪政体和代议民主政治的确在许多阵线上退却，虽然1945年后又再度恢复。然而在本书所述时期，情况却非如此。甚至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也未导致整个选举和议会的废除。不像1849年（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一章），即使是俾斯麦在他掌权末期玩弄暂停或废止宪法的构想，德国也不曾就此走向复古。资产阶级社会对于何去何从可能曾感到焦虑，但它仍然很有自信，因为全球经济汹涌向前的好景，是激不起悲观主义的。甚至在政治上持温和看法的人（除非他们有相反的外交和财政利害关系），也盼望俄国发生革命。人们普遍以为，俄国革命会将欧洲文明的污点转化为正派的资产阶级自由国家。而在俄国内部，1905年革命不像1917年的十月革命，它的确曾得到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热心支持。在无政府主义者盛行暗杀的19世纪90年代，各国政府都保持了相当的冷静，当时共有两位君主、两名总统和一名首相遭到暗杀［意大利的翁贝托一世（King Umberto）、奥地利的伊丽莎白女王、法国的卡诺总统（Sadi Carnot）、美国的麦金莱总统和西班牙的卡诺瓦斯首相］。1900年后，在西班牙和部分拉丁美洲以外的地区，已没有人真的为无政府主义感到困扰。法国警察早已准备了一长串公认可能对国家安全有危害的黑名单，其中主要是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革命分子和反军国主义的颠覆分子。可是，1914年战争爆发之际，法国内政部长甚至懒得去拘捕这些人。

但是，如果说（不像1917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就整体而言，资产阶级社会尚未立即感受到严重的威胁，那么19世纪的价值观和历史期望，也还没有受到严重损伤。人们仍普遍认为文明的行为、法治和自由的制度惯例，都将继续其长期的进步。当时残留下来的野蛮行为还很不少，尤其（据“高尚人士”所深信）是在下层社会和有幸被白人殖民的“未开化”民族之中。甚至在欧洲，也还有像俄国和奥斯曼这样的国家，其理性之烛明灭不定或根本尚未点燃。可是，从那些震撼全国和国际舆论的丑闻，正可看出处在和平时期的资产阶级世界，对教化的期望有多高：德雷福斯事件是源自拒绝查究一件审判有失公正的事情；1909年的费瑞（Ferrer）丑闻，是由于处决了一名被误控在巴塞罗那领导暴动风潮的西班牙教育家；1913年的札本（Zabern）事件，则是由于20个示威者在一个阿尔萨斯市镇被德国军队关了一夜。在20世纪晚期的今天，我们只能以世风日下的喟叹回顾本书所述时期：在今天世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屠杀，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眼中，却是土耳其人和部落民族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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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当统治阶级尽一切力量去限制舆论和选民大众，限制后者对其本身和国家利益以及重要政策的形成和延续发挥影响力的同时，他们也选择了新的战略。他们针对的主要目标，是1890年左右突然以群众现象出现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参见第五章）。而其结果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比民族主义运动容易对付——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或者说已经登上台面，并进入一个好战、自治论和分离主义的新阶段（参见第六章）。至于天主教徒，除非他们与某种自治论的民族主义认同，否则也很容易整合，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是保守的（即使像卢杰这种比较少见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人士亦然），而通常只要能保护天主教的特殊利益，他们便心满意足了。

甚至在爱好和平的斯堪的纳维亚，只要雇主在放弃以暴力手段对付罢工，进而与工会取得和解的态度上，远不及政治人物的表现，那么要将劳工运动纳入制度化的政治赛局当中，便是一件困难的事。大企业日益强大的力量尤其不肯屈服。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德国，1914年前雇主这个阶级始终未与工会和好。甚至在英国这个工会早在原则上（而往往也在实际上）被接受的国家，19世纪90年代仍可见到雇主们对工会进行反攻，尽管政府官员采取和解的政策，而自由党领袖也一再向选民保证并极力争取劳工选票，但仍然无济于事。就政治层面而言，问题也很困难。新的劳工党派和依附于1889年第二国际的党派一样，拒绝与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制度妥协；不过，他们对地方政府的妥协性便高得多（非革命性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劳工政治活动便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到了1900年，显而易见，温和改革派已在所有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中出现；事实上，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温和改革派也找到其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伯恩斯坦主张：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一切，其最终目的毫无意义。他主张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曾在1897年后的社会主义世界，引起了耻辱、迫害和热烈辩论。与此同时，群众选举制的政治（甚至最马克思主义式的政党也热烈予以拥护，因为它让他们的群众以最大的可见度增长）也只能安静地将这些政党整合进它的体系之中。

社会主义者现在当然还不能进入政府。人们甚至不能期望他们容忍“反动的”政客和政府。可是，最起码在将温和的劳工代表引入赞同改革的较广泛阵线这一点上——结合所有民主人士、共和人士、反教权人士或“人民代表”，对抗反对这些高尚奋斗目标的敌人——颇有成功机会。1899年起，法国在瓦尔德克·卢梭（Waldeck Rousseau，1846—1904）的领导下，有系统地推行这项政策。卢梭缔造了共和联合政府，以打击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公然向它挑战的敌人。在意大利，先是由札纳戴利（Zanardelli）推行这一政策，札纳戴利的1903年政府依靠了极“左”派人士的支持；随后，推诿和调解高手焦利蒂也萧规曹随。英国在经历19世纪90年代的一些困难之后，自由党员和成立不久的劳工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英国工党前身）于1903年达成选举协定，使它在1906年以工党的身份进入英国国会。在其他地方，基于对扩大选举权的共同兴趣，社会主义遂与其他民主人士携手合作。例如，丹麦在1901年出现了欧洲第一个堪称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党派支持的政府。

议会中间派向极左派主动示好，其原因通常不是为了想得到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因为即使是规模较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大多数情形下也可轻易从议会赛局中被去除，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类似大小的共产党在欧洲的遭遇。德国政府用所谓“政治大联合”（Sammlungspolitik）的办法——将誓言反对社会主义的保守人士、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集结成多数的办法——抑制最难对付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向左派主动示好的原因，反倒是想开拓驯服这些政治野兽的各种可能性，统治阶级中的明智之士未几即认识到这些可能性。这项怀柔策略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结果，而雇主的不向威逼妥协及其所激起的大规模工业冲突，也未使事情更容易解决。但是，大体而言它还是成功的。至少它得以将大规模劳工运动分裂成温和派和不妥协的激进派，并将通常是少数人的激进派孤立起来。

然而，民主政治在其不满意情绪较不剧烈时，是比较容易驯服的。因此，新的战略便意味着大胆推行社会改革和福利方案，可是此举却逐渐破坏了19世纪中期自由派对政府的著名承诺，亦即不涉足为私人企业和自助组织所保留的领域。英国法学权威戴雪（Dicey，1835—1922）已看出：社会主义自1870年起即利用滚动的蒸汽压路机，将个人自由的地表压成集中管理和平均化的营养午餐、健康保险和年薪制度等暴政。而他的确说对了几分。永远按理行事的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已决定用颇具雄心的社会保险方案，来消灭社会主义者的煽动口实。继他走上这条路的，还有奥地利和1906—1914年的英国自由党政府（老人年薪、官办职业介绍所、健康和失业保险）。甚至法国在几度迟疑以后，也在1911年实施年薪制度。奇怪的是，现今“福利国家”的杰出代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却起步甚迟，而若干国家也只做了一点儿象征性的姿态，卡内基（Carnegie）、洛克菲勒（Rockefeller）和摩根（Morgan）等人的美国，则完全没有这方面措施。虽然1914年时，象征性（在理论上）禁止童工的法律甚至在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也已存在，但在美国这个自由企业的乐园，联邦法律还是管不到童工。工伤赔偿法到1905年时已相当普遍，可是国会对它们不感兴趣，而一般法院则谴责它们违宪。除了德国以外，1914年前这类社会福利方案仍相当有限。甚至在德国，它们显然也未能阻止社会主义政党的成长。无论如何，这个趋势已经确立了，只是在欧洲新教国家和澳大利亚速度较快罢了。

戴雪强调：一旦“不干预政府”的理想被抛弃后，政府机关的作用和重要性将会无可避免地不断增强。就这点而言，他也是对的。照现代的标准看来，当时的官僚政治规模还不算大，不过却成长迅速，尤以英国为最。在1891—1911年间，政府所雇佣的人数增加了三倍。1914年前后，欧洲公职人员在所有劳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从法国的3%（颇出人意料），一直到德国和瑞士的5.5%—6%（瑞士的情形也同样出人意料）。[14] 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内，这个数字已提高到10%—13%。

昂贵的社会政策可能会减少经济所依赖的企业家的赢利，但是没有这些昂贵的社会政策，政府可以取得民众的效忠吗？如前所述，当时的人认为帝国主义不仅可以支付社会改革所需的费用，而且它本身也是大家所喜欢的。而后来的发展却是战争，或至少是对战胜的期望具有更大的煽动潜力。英国保守党政府在1900年的“卡其选举”（Khaki election，利用战争热潮而得到多数人投票的选举）中，利用南非战争击败其自由党对手。而美国的帝国主义成功地利用人们喜爱炮声的心理，于1898年与西班牙作战。事实上，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01—1909年担任总统）所领导的美国统治精英，刚刚才发现荷枪的牛仔是美国主义、自由和本土白人传统的真正象征，可利用它来抵抗成群入侵的大批低下移民以及无法控制的大城市。自此以后，这个象征便被普遍利用。

然而，问题的症结却广泛得多。各国的政权和统治阶级在以民主方式动员的群众心中具有正统性吗？本书所述时期的历史大半都是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这个任务相当急迫，因为古老的社会机制显然在各地都处于崩溃之中。德国保守党员（基本上是效忠大地主和贵族的选举人）在1881—1912年间，流失了半数选票。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选票有71%来自居民不到2 000的村落，只有5%来自居民超过10万的大城市，然而前者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正不断下降，后者却正是大批人潮的涌入地。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普鲁士贵族产业上，旧式的效忠可能仍可奏效，于是保守党在此掌握了几乎一半的票数。但是，即使就整个普鲁士来说，他们也只能动员选民的11%—12%。[15]另一个主力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形势更富戏剧性。这个阶级的胜利，是由于粉碎了古老阶级组织和群落的社会凝聚力，选择市场而非人际关系，选择上流社会而非群众。因此，当群众走上政治舞台追求其本身的利益时，他们自然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一切。这种情形在奥地利最为明显。19世纪末，奥地利自由党员只剩下一个由德国城市中产阶级和犹太人所构成的残存孤岛。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的堡垒——维也纳自治市——已沦陷给民主激进派、反犹太人士、新兴的基督教社会党以及社会民主党。甚至在布拉格（Prague）这个资产阶级核心尚能代表人数日益减少的德语居民（大约为数3万人，到了1910年时，只占全部人口的7%）利益的地方，他们同样既得不到日耳曼民族主义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的效忠，也得不到社会民主党或在政治上已被动员起来的德国工人的效忠，甚至得不到一部分犹太人的效忠。[16]

那么，名义上仍由君主所代表的政府，其情况又怎样？在某些国家，其本身在当时可能还是相当新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帝国并没有任何相关的历史先例，遑论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法国、西班牙以及内战后的美国，其政权可能是最近的失败、革命和内战的产物，拉丁美洲各共和国递嬗频仍的政权，自然更是典型代表。在王国制度长久确立的地方——即使是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共和的鼓动也是（或者看来是）绝不可忽略的。全国性的骚动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可以把其所有臣民或公民的忠诚视为理所当然吗？

因而，这是一个促使政府、知识分子和商人发现“非理性”的政治意义的时刻。知识分子动笔为文，政府则采取行动。英国政治科学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在1908年写道：“任何以重新检讨人性作用作为其政治思考基础的人，必须以设法克服本身夸大人类理智的倾向为开端。”沃拉斯意识到他正在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撰写墓志铭。[17]于是，政治生活越来越流于形式，并且充满了公开的和潜在的象征以及引起大家注意的手段。由于以往确保隶属、服从和效忠的方法（主要是宗教性的）已经不大管用，对于某种替代品的公开需求便借着传统的发明而得到满足；这种发明，是利用像王冠和军事光荣这类业经考验证明能引发感情的旧事物，以及如前所述（参见前一章）利用像帝国和殖民地征服这类新事物。

和园艺一样，这种发展是上面种植（或预备好随时可种植）和下面成长的混合。政府和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当他们在制定新的国定假日（如1880年法国规定7月14日为国庆日），或发展出英国君主政体的仪式化（自19世纪80年代，便越来越趋向神圣性和拜占庭式）时，他们很清楚这样做的意义。[18]事实上，在1867年选举权扩大以后，英国的法律诠译者，仍明白地将宪法区别为“有效的”部分和“庄严的”部分。前者是统治借以进行的部分，后者的功能则是让民众在被统治时心悦诚服。[19]大量巍峨的大理石等石材建筑物在专家的规划下填满国内空地（政府急切地想借此证实其合理合法性，尤其是在新德意志帝国），而这项计划除了充实无数建筑师和雕刻家的荷包之外，并不具任何艺术上的好处。英国的加冕典礼，此时已为了吸引民众注意力而自觉地组织成政治意识形态形式。

可是，他们并没有创造出在感情上令人满意的仪式和象征。他们只是发现和填补了一个空虚之处，这个空虚之处是自由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所造成的，也是向民众表态的新需要和这些民众本身的改变所造成的。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发明和同样产生在这几十年间的对于大众市场、大众展览与娱乐商业的发现，是并行不悖的。广告业虽然是美国内战之后的发明，却直到此时才首次获得应有的认知。海报便是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产物。一种共同的社会心态（“群众”心理学已成为法国教授和美国广告大师的热门话题）将1880年开始举办的“皇家马术比赛”（Royal Tournament，一种公开展示的军事和戏剧表演活动）和黑池海边（新兴无产阶级的喧嚣游乐场）海边的灯饰联想在一起；将维多利亚女王和柯达（Kodak）女郎（20世纪最初10年的产品）联系在一起；将威廉皇帝为霍亨索伦家族统治者（Hohenzollern ruler）竖立的纪念碑与（法国画家）劳特雷克（ToulouseLautrec）为著名杂耍艺人所绘的海报衔接在一起。

在那些自发的民间情感可资开拓操纵的地方，或可将非官方群众活动涵括进去的地方，官方若能主动出击，自然会获得最大的成功。法国的7月14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庆日，是因为它一方面唤起了人民对大革命的眷恋，另一方面满足了人民对法定狂欢节的需求。[20]德国虽然用了无数吨的大理石和其他石材，还是无法将皇帝威廉一世尊为国父。但是，当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被皇帝威廉二世革职）逝世之际，政府却乘机利用了非官方民族主义的热忱，这种热忱让德国人竖立了上百根“俾斯麦纪功柱”。反过来，非官方民族主义也在军事强权和全球野心的驱使下，被焊接到其素来反对的“小日耳曼”（Little Germany）当中。这一点可由《德国至上》（Deutschland Uber Alles）战胜比较谦和的国歌以及新兴普鲁士德国的黑白红旗战胜旧有的1848年黑红金旗当中看出。这两项胜利都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21]

因此，当时的各个政权正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想要控制各种足以代表其境内人民的符号和仪式，尤其是通过对公立教育制度（特别是小学，也就是民主国家以“正确”的精神“教育我们未来主人翁”［这是罗伯特·罗（Robert Lowe）1867年的措辞[22]］的必要基础）的控制；而在那些教会不具有政治可信度的地方，则是借由对出生、婚姻和死亡等重大仪式的控制。在所有这些象征之中，最强有力的或许是音乐，其政治形式为国歌和军队进行曲。在这个苏泽（J. P. Sousa，1854—1932）和爱德华·埃尔加（Edward Elgar，1857—1934）的时代，国歌和军队进行曲都被拼命演奏。（在1890—1910年间，为英国国歌所谱的曲子，其数量之多，空前绝后[23]）当然，国旗是最重要的象征。在没有君主的地方，国旗本身便可以在实质上具体代表政府、国家和社会。美国学校每日举行的升旗仪式自19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推广，终于成为普遍的做法。[24]

拥有可资动员而且普遍为人所接受的象征的政权，实在是无比幸运。比方说，英国君主便是一例。他甚至以劳动阶级的节庆——足球协会杯决赛——作为他每年出席各种场合的首站，以借此强调大众公开仪式也可等同于大规模壮观场面。在这一时期，公开的政治仪式场地（如德国国家纪念碑周围）和可兼作政治活动场所的新运动场和运动馆，都开始成倍增加。较年长的读者，应当还记得希特勒在柏林运动宫（Sportspalast）所发表的演说。而可以与某个拥有大规模民间支持的伟大奋斗目标相结合的政权也是幸运的，例如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以及共和国。

由于国家和政府正在与非官方群众运动竞逐团结和效忠的象征符号，于是，群众运动遂开始设计其自己的反象征符号。比方说，当先前的革命国歌《马赛曲》（Marseillaise）被政府接受后，非官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便设计了《国际歌》（Internationale）。[25]虽然常有人把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视为这类分离社群、反社会和反文化的极端例子（参见下章），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不够地道的分离主义者，因为他们仍旧借由他们对教育（也就是公立学校系统）、理性和科学，以及对（资产阶级）“古典艺术”的价值信念，与官方文化有所关联。毕竟，他们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在语言和信仰的基础上建立敌对的学校系统，从而与政府进行对抗的，是宗教和民族主义运动。不过，如我们在爱尔兰这一例子中所看到的，所有的群众运动都很容易在反政府的核心周围，建立起由协会和非法社群组成的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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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政治团体和统治阶级，在处理这些潜在的或事实上的颠覆性大规模动员上，成功了吗？整体说来，除了奥地利外，他们都成功了。奥地利是个多民族国家，而每个民族都把它们的期望寄托在别的地方。奥地利之所以能勉强维持，靠的不过是皇帝约瑟夫（Francis Joseph，1848—1916年在位）的长寿、持怀疑论和唯理主义观念的官僚行政体系，以及对境内若干民族来说，它毕竟是几种可能命运中最差强人意的事实。大体而言，这些群体还是愿意被整合到这个国家里面。虽然世界其他地区的形势相当不同（参见第十二章），可是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西方而言，在1875—1914年间，尤其是1900—1914年间，虽然不乏惊慌、出轨，仍不失为一个政治上的稳定时期。

这段时期，排斥现有政治体系的运动，如社会主义，仍在控制之下，要不——除非它们的力量不够大——也是被当作主流舆论的催化剂。或许这便是在法兰西共和国促成“保守”、在帝制德国强化反社会主义的原因，没有任何事物比共同的敌人更能促进团结。甚至民族主义有时也不难处理。威尔士的民族主义加强了自由主义，并且把它的斗士劳合·乔治推举成政府首脑、民意煽动者以及与民主激进派和劳工取得和解的调停者。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在1879—1891年的一连串戏剧性事件之后，似乎因土地改革和政治上对英国自由主义的依靠而平息。泛日耳曼极端主义，因威廉一世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而甘心接受“小日耳曼”。甚至比利时的佛兰德斯人，也仍留在天主教政党内，天主教政党从不诘难这个双民族的一元政府。极右和极左派的不妥协者可以予以孤立。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宣称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时它们还忙于别的事情。当大战在1914年爆发时，它们大多数在爱国情感的驱使下，与它们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团结一致。西欧唯一的主要例外，事实上却证明了这个法则。因为英国的独立劳工党之所以坚持反对战争，正是因为它也具有英国“非国教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长久爱好和平的传统。这个情形，使英国成为自由党阁员为这样的动机而在1914年8月相率辞职的唯一国家。

接受战争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的表现并不是很热衷。他们之所以接受战争，主要是因为害怕被追随者遗弃；他们的追随者，在自发热忱的激励之下，踊跃从军。在没有征兵制的英国，1914年8月到1915年6月之间，共有200万人志愿服役。这个事实，以令人悲伤的方式证明了整合式民主政治活动的成功。1914年，只有在几乎尚未认真着手使贫穷公民认同于国家的地方（例如意大利）或者在几乎无法使贫穷公民与国家和政府产生认同的地方（例如捷克人的情形），民众才会对战争漠不关心，甚至反战。大规模的反战活动，要到很久之后才真正展开。

由于政治整合成功了，各政权因此只需面对当下的直接的行动挑战。这种不安状态的确在扩散，尤以战前最后几年为最。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核心国家尚未陷入革命或准革命的局势下，它们只能构成对公共秩序而非社会制度的挑战。法国南部葡萄酒农的暴动，奉派前往镇压他们的第十七团的兵变（1907年），贝尔法斯特（Belfast，1907年）、利物浦（1911年）和都柏林（Dublin，1913年）的几近全面罢工，瑞典的全面罢工（1908年），甚至巴塞罗那的“悲剧周”（tragic week，1909年），其本身都不足以动摇政权的基础。尽管它们的确很严重，而且还是复合经济的脆弱程度的征候。虽然英国绅士素以冷静闻名，但是当1912年英国首相阿斯奎斯（H. H. Asquith）在宣布政府决定对煤矿工人总罢工让步时，他还是哭了起来。

我们不应低估这类现象。即使当时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在战前最后几年，他们已经常可感觉到巨变之前的社会骚动。在这些年间，豪华饭店和乡间别墅都会不时发生暴力事件。它们凸显了“美好时代”政治秩序的无常和脆弱。

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高估它们。就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国家而言，破坏“美好时代”稳定（包括其和平）的，是俄国、奥匈帝国和巴尔干诸国的形势，而非西欧甚或德国的形势。在大战前夕使英国政治形势陷入危险的，不是工人反叛，而是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极端保守的上议院对抗下议院，军官集体拒绝听命于致力实现爱尔兰自治的自由党政府，因此形成了宪政危机。无疑，这样的危机部分是由于劳工动员，因为上院想要盲目抵制却又无力抵制的，是劳合·乔治的杰出煽动能力。劳合·乔治的方法，旨在将“人民”留在统治者的系统组织内。不过，这些危机之中最后也最严重的一个，其起因则是自由党员在政治上主张（天主教的）爱尔兰自治，以及保守党员支持阿尔斯特地区的新教极端分子对爱尔兰自治进行武装抗拒。议会民主这种程式化的政治游戏，自然是无力控制这种局面，就像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仍可看到的那样。

虽然如此，在1880—1914年间，统治阶级还是发现——纵然他们心存怀疑——议会民主政治已证明它可与资本主义政权的政治和经济稳定相媲美。如同这个制度一样，上述发现至少在欧洲还是新颖的，这对社会革命分子来说不啻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先一直认为，民主共和国虽然摆明是“资产阶级的”，却也是社会主义的前奏，因为它允许，甚至鼓励无产阶级进行政治动员，鼓励被压迫民众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政治动员。因此，不论它愿意还是不愿意，它都会看到无产阶级在与其压榨者的冲突中获得最后胜利。可是，在本书所论时期行将结束之际，马、恩的信徒却听到迥然不同的调子。1917年，列宁主张：“民主共和国是资本主义所能有的最好外壳。因此，一旦资本主义控制了这个最好外壳，它便可以牢固地确立它的权势，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没有任何改变可以动摇它——不论是人事的改变、制度的改变或政党的改变都一样。”[26]和平常一样，列宁所注意的主要不是一般性的政治分析，而是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形势做有力辩论。列宁发表这段话的目的是针对当时的俄国临时政府，支持苏维埃掌权。总之，我们要注意的不是他的主张是否正确。他这项主张很有商榷余地，未能认出保护诸国免于社会动乱的经济和社会层面，以及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我们应注意的是它的似是而非。在1880年以前，这样的主张对于那些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主义支持者和反对者来说，几乎是同样难以置信。即使是对政治上的极左派而言，给予“民主共和国”如此负面的判断也是很难想象的。在1917年列宁提出这个意见的背后，西方已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民主化经验，而战前的15年，这种经验尤为丰富。

但是，政治的民主与繁荣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结合，其稳定性会不会只是当时的一种幻象？当我们回顾1880—1914年这段岁月之际，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种结合的脆弱及其范围的有限。它一直局限在西方少数几个成功发达的经济体之中，通常也跨不出具有漫长立宪历史的几个国家。民主政治的乐观主义，也就是对历史无可救药的信念，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它在全世界的进展都是不可遏抑的。但是，它毕竟不是未来全世界的模范。1919年时，俄国和土耳其以西的整个欧洲，均有系统地重组为民主式国家。可是，在1939年的欧洲，还有多少民主国家存在？当法西斯主义和其他独裁政府兴起时，许多人提出与列宁相反的理论，甚至列宁的信徒也不例外。但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抛弃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想法也同样是错的。1945年，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再度复活，自此以后，它一直是许多资本主义社会最喜好的制度——这些社会多半经济繁荣，而且没有对立或分裂的困扰，因此才支撑得起这么一个在政治上堪称便利的制度。不过，这种制度在20世纪晚期联合国的150多个成员国中，只在极少数国家能有效实施。1880—1914年间的民主政治进展，既未预示它的永久性，也未预示它的全球胜利。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我认识了一个名叫施罗德（Schröder）的鞋匠……他后来去了美国……他给了我一些报纸。我因为心情不好，所以看了一点儿。之后，我越看越有兴趣……报上把工人的苦况以及他们如何依靠资本家和地主描写得万分真实，令我十分惊愕。好像我的眼睛从前都没有睁开似的。该死的！他们在那些报纸上写的都是实话。我到那天为止的一生，便是一个证明。

——一位德国劳工，1911年前后[1]

他们（欧洲的工人）感到重大的社会变迁必须尽快到来；由上流人士主宰政治并拥有和享受政权的人间喜剧已经闭幕；民主政治的时代即将开始，劳动者为其自身所做的奋斗，将比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更为优先，后者只是工人之间无目标的战斗。

——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1909年[2]

无产阶级的人生，无产阶级的死亡，本着进步精神的火葬。

——奥地利工人丧葬协会箴言[3]

1

在选民人数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的情形下，大多数的合格选举人，一定会是贫苦、不安和不满的选民。他们无法逃脱其经济和社会境遇，以及由此境遇所衍生的种种问题。易言之，他们不得不受其阶级境遇的主宰。其人数因工业化潮流正在吞噬西方而显著增加，其出现越来越不可避免，其阶级意识似乎会直接威胁到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个阶级便是无产阶级。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是自由党内阁成员）曾警告英国国会说，如果保守、自由两党的政治制度崩溃，则将为阶级政治所取代，当他在说这番话时，心中所想的，正是这些人。

在所有被西方资本主义浪潮淹没甚或包围的国家，以劳力赚取工资度日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从南美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大牧场和智利的硝酸盐矿场，一直到西伯利亚东北冰天雪地里的金矿区（大战前夕，此处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和屠杀）。在任何需要修筑工事，或需要在19世纪已不可或缺的市政服务和公共事业（例如瓦斯、供水和垃圾处理）的地方，在任何将全球经济连为一体的港口、铁路和电报到达的地方，都可看到他们的身影。在五大洲的许多偏远之处，矿场即将被发现。到了1914年，北美洲、中美洲、东欧、东南亚和中东的油田也已被大规模开采。更重要的是：甚至在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城市市场也由在某种工业设施中工作的廉价劳力，供应加工过的食物、饮料、酒和简单的纺织品。而在某些劳动力廉价国家，比如印度，相当规模的纺织乃至钢铁工业也在发展之中。可是，工资工人增加最快，并已形成诸如劳工这类可资辨识的阶级的地方，主要是在早已完成工业化，或在1870—1914年间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的国家，也就是说主要在欧洲、北美、日本和某些海外白人的大规模殖民地区。

工人的增长，主要是将前工业时代两大劳动力储藏区的人们转移过来。这两个储藏区一是需要手工技艺的行业，一是农村——当时大多数人仍住在农村。到了19世纪末，都市化或许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进展得更快、规模更大，而重要的移民激流（比方说来自英国和东欧的犹太聚居区）是由乡镇涌入，虽然有时是人数不多的市镇。这些人可以，也确曾由一种非农业工作转到另一种非农业工作。至于由田地上逃离的男男女女，即使他们还想务农，也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样的机会。

一方面，西方正在进行现代化和已经现代化的农耕，需要的长工比以往少得多。不过现代农业倒是雇佣了相当多的季节性劳工，这些劳工往往来自遥远的地方，工作季节一过，农人对他们便没有任何需求。德国的波兰“萨克森行走者”（Sachsengönger）、阿根廷的意大利“燕子”（据说他们拒绝在德国担任收割工作，因为由意大利去南美比较便宜而且容易，工资也较高）、[4]美国的跳火车越境者乃至那时便不时可见的墨西哥人，都是季节性劳工。虽然如此，农业的进步毕竟意味着从事耕作的人数减少。在1910年的新西兰，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工业。那个时候，新西兰人完全是倚靠极端有效率的农业维生，尤其专精家畜和乳制品业。可是，当时新西兰却有54%的人口住在市镇，更有40%（这个比例是不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地区的两倍）从事服务业。[5]

同时，落后地区尚未现代化的农业，也已无法再为可能成为小农的人提供足够的土地。当他们被迫向外迁移之际，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想做一辈子劳工。他们希望“到达美国”（或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几年以后赚够了钱，便在某个西西里、波兰或希腊村落给自己买一点儿土地、一幢房子，并让邻居把他们当有钱人来尊重。他们之中的少数后来的确回去了，但大多数都留了下来，进了建筑队、矿场、钢厂，或加入其他只需要卖力气而不需要别的技能的都市和工业领域。他们的女儿和新娘便充当了家仆。

19世纪晚期以前，有许多人用手工方法制作最为大家熟悉的都市日用必需品，如衣服、鞋袜、家具等等。这些人从骄傲的工匠师傅，一直到工资甚低的技工或顶楼缝纫女，形形色色，无所不有。可是如今，机器和工厂生产开始威胁他们的生计，虽然他们的产量已有可观增加，可是就算他们的人数似乎没有戏剧性减少，他们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却显著下降。在德国，从事制鞋的人数在1882—1907年间只稍有减少（由40万人左右减少到37万人左右），但是在1890—1910年间，皮革的消耗量却倍增。显然，绝大部分的额外生产，是由1 500家较大的工厂所制造（大工厂的数目自1882年以后已增加三倍，所雇佣的工人几乎增长了6倍之多），而非来自不雇佣工人或雇佣十个以下工人的小作坊，这类小作坊的数目下降了20%。1882年时，小作坊雇佣的工人占制鞋业工人的93%，如今只占63%。[6]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中，前工业式的制造业为各项新工业储备了人才，这些人才数量虽然不多，但绝非无足轻重。

另一方面，因为在这个经济扩张时期对于劳动力显然有无限需求，尤其是对那种随时可以投入其扩张部分的前工业劳动力，于是，在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中，无产阶级人数逐渐以可观的速度增加。由于当时的工业增长还是依靠手工技巧和蒸汽技术的结合，或者如建筑一样尚未大幅改变其方法，因此当时所需求的仍是旧有的手艺技巧，或将铁匠和锁匠的传统技巧运用到新的机器制造工业。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受过训练的熟练技术工人（一群有确定地位的前工业时代工资工人），往往在早期各经济体的无产阶级发展上，构成了最积极、最具训练且最有自信的成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是一位车木工（倍倍尔），而西班牙社会主义党领袖则是一位排版工人［伊格莱西亚斯（Iglesias）］。

当工业劳动还停留在非机械化而且不需特殊技术的阶段，不但任何生手都可从事，而且由于其所需劳力甚多，因此当生产额增加时，这类工人也会随之激增。举两个明显的例子来说，营造业（修造工厂、运输和迅速成长中的大城市基础建筑）和煤矿业都雇佣了无数工人。德国从事营造业的工人，由1875年的50万人左右，增加到1907年的将近170万人，即从总劳动力的10%左右，增加到将近16%。1913年，英国有不下125万名工人（1907年时，德国有80万）维持世界经济发展所需的煤产量（1985年时，英德两国的数字分别是19.7万和13.75万）。另一方面，想借着各种专门的机器和程序（由非技术性劳力操作）来取代手艺和经验的机械化，也对那些低廉无助的生疏劳工大开欢迎之门，这个情形在美国尤为明显。美国原本就缺少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技巧，而生产部门对此也不怎么需要。（福特说：“想要成为技术工人的意愿并不普遍。”）[7]

在19世纪将尽之际，没有任何已经工业化、正在工业化或正在都市化的国家，会感受不到这些史无前例、显然无名无根的劳动群众的存在。他们已经形成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可避免地日渐增加，而且很可能在不久之后会成为大多数。虽然在美国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已较蓝领工人为多，可是在其他地方，由于工业经济多元化，以及扮演其主力的第三产业（办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务业）尚在起步阶段，因此它们的主要发展与美国相反。在前工业时代，城市居民主要是从事服务业，因为甚至连工匠通常也是小店主。可是现在，城市已成为制造业中心，到了19世纪末，在大城市（也就是有10万居民以上的城市）中约有2/3的就业人口是集中在工业界。[8]

当19世纪末的人们回顾以往，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要推工业大军的进展，而在各镇各区之内，十之八九要算是工业专门化的现象。典型的工业城市（通常有5万到30万居民，当然，在19世纪初，任何拥有10万居民的城市便可算是大城市）往往给人单色调的印象，顶多也只有两三种相关色彩：鲁贝（Roubaix）、罗兹（Lodz）、邓迪（Dundee）、洛威尔（Lowell）是纺织业；埃森（Essen）、米德尔斯伯勒（Middlesbrough）是煤、铁、钢，或三者的搭配；查洛（Jarrow）和巴罗（Barrow）是军备和造船；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或威德尼斯（Widnes）则是化学品。在这点上，它们与新兴的数百万人大城市（不论是否为首都），不论在大小和性质上都不一样。虽然某些宏伟的首都也是重要的工业中心（柏林、圣彼得堡、布达佩斯），可是通常首都不是该国的工业核心。

再者，虽然这些民众庞杂不一，可是他们似乎越来越成为大型复合公司的一部分，由数百人到数千人的工厂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重工业的新中心。埃森的克虏伯公司（Krupp）、巴罗的维克斯公司（Vickers）、纽卡斯尔（Newcastle）的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其每个工厂的劳工皆以万计。但是，在巨型工厂或作业场工作的工人仍是少数。甚至在1913年的德国，雇佣10名以上劳工的工厂也只占23%—24%，[9]然而这些人却越来越显眼，并且是不太容易对付的少数群体。而且，不论历史学家在回顾时会得出什么结论，对于当时人而言，这些工人群体实在为数庞大，而且无疑还在不断增长。他们使已经确立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他们在政治上组成一个阶级，结果会如何呢？

以欧洲的情况而言，这正是当时的突发现象，并且会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下去。只要是在民主和选举政治允许的地方，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群众党派（大半是由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激励，因为就其定义来说，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革命性的）便会在信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男人（有时甚至是女人）领导下出现在社会上，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880年时，它们几乎还不存在，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外，这个刚于1875年完成结盟的政党，当时已是一个有分量的选举势力。可是，到了1906年，大家已把这些政党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一位德国学者可以出版一本讨论“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书。[10]大规模的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在当时已是常态，如果不存在才是叫人吃惊的事。

事实上，到了1914年，甚至美国也有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党，1912年，其候选人几乎得到了100万张选票；在阿根廷，社会主义政党也在1914年得到10%的选票。而在澳大利亚，一个公认的非社会主义的劳工党，已经在1912年组成联邦政府。至于欧洲，只要环境允许，社会主义和劳工政党都会是重要的选举力量。一般说来，它们的确还是少数党，不过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已是最大的全国性政党，得到高达35%—40%的选票，而每次选举权的扩大，都意味着工业群众准备选择社会主义。他们不但投票，还组织成庞大的群体：比利时劳工党在1911年时拥有27.6万党员；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则有100多万党员，而与这些政党有关、往往也由它们所创办的间接性劳工政治组织，其规模甚至更大，例如工会和合作社。

并非所有的劳工团体都像北欧和中欧那么庞大、整齐而且有纪律。但是，即使在工人团体是由积极的非正规团体或地方好斗者组成的地方，只要它们已预备好在各种动员发生时扮演领导角色，那么这些地方的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便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它们在全国性的政党当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所以法国的这个党派，虽然在1914年时，其7.6万名党员既不团结，也称不上是大数目，却凭借着140万张选票而选出103位代表。在意大利，这个党派的党员人数虽然更少（1914年时是5万人），却也得到几乎100万张选票。[11]简而言之，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都以（因人而异的）极端可惊人或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增长。它们的领袖因增长曲线中所显示出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只要看工业化的英国在这些年间所做的全国人口调查记录，便可知道劳动阶级已注定会成为全民中的多数。无产阶级正在加入这类政党。根据理性而且具有统计头脑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这些政党所赢得的选票比例迟早会超过51%——这个似乎具有魔力的数字在民主国家中，绝对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或者，正如社会主义的新颂歌所云：“第二国际将包括全人类。”

我们不需抱这种乐观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不过，在1914年前几年，甚至那些已获得奇迹般成功的政党，显然还是可以动员极大的潜在支持力量，它们也的确在动员。而19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劳工政党的快速上升，自然会带给其党员、支持者和领袖一种兴奋的感觉，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并相信其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发展。对于那些在工厂、作坊和矿场中动手出卖劳力的人而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光明希望的时代。套用俄国社会主义歌的一句歌词：“走出黑暗的过去，未来之光照耀通明。”

2

乍看之下，工人阶级政党的显著上升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它们的力量基本上是来自其政治诉求的单纯性。它们是所有为工资而出卖劳动力之人的政党。它们代表这个阶级来对抗资本主义者及其政府，它们的目标在于创造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将以工人借其自身力量争取到的解放为开始，而它也将解放全人类，除了那些为数越来越少的压榨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才得到系统阐述，并日渐主宰了大多数这样的新政党，因为它对这些主张的明白宣示，使它具有庞大的政治渗透力。大家只要知道所有的工人都必须加入或支持这样的政党就够了，因为历史的本身已保证了它的未来胜利。

这个学说乃是假定：当时有一个具有足够人数的工人阶级存在，这些人一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无产阶级”，也充分相信社会主义者对这一阶级的处境和任务的分析是正确的——它的首要任务是形成无产阶级政党，而且不论他们还打算做些什么别的，他们都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并非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同意政治活动有这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反政治的少数分子。这些人主要是受到了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启发。）

但是，几乎所有观察过工人阶级情况的人，都同意所谓的“无产阶级”绝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即使在一国之内也不是。事实上，在许多新政党兴起以前，人们在谈论“工人阶级”时，习惯用的便是复数而非单数。

被社会主义者笼统冠以“无产阶级”称号的群众，其内部区分其实非常明显，以至我们根本不期望能够根据任何事实断言他们具有单一的阶级意识。

现代工业化工厂中的典型无产阶级，往往还是一个小型但迅速成长中的少数，他们与大多数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大不相同。后者在小作坊、农场小屋、城市陋巷或露天底下从事形形色色的工作，这些工作充斥在各城市、农村乃至乡下地区。制造业、手工艺或其他专门职业，往往极具地方性也最受限于地理环境，而他们并不认为彼此的问题和处境是一样的。例如，在完全是男性的锅炉制造工和（英国）主要是女性的棉织工之间，会有多少共同的地方？或者，同一港埠的船坞技工、码头工人、成衣匠和建筑工人之间，又有多少共同的地方？这些区别不仅存在于阶级之间，也存在于阶级之内，也是水平的：技工和力工间的区别；“可敬”人士和职工（既自尊也为别人所敬重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工人贵族、下贱可鄙的劳动阶级和介于两者之间者的划分；乃至不同等级的熟练技工的歧视，排字工人看不起泥水匠，泥水匠看不起油漆匠。再者，在相等的群体之间，不但有区别，也有竞争。每一个群体都想要垄断某个特殊行业，这样的竞争，又因工业技术的发展而加剧。工业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旧有的程序，创造了新的程序，使旧有的技术变得无关紧要，也使原本清楚的传统界限（比方说，什么应该是锁匠的职责，什么又是铁匠的职责）变得无效。在雇主强而工人弱的地方，管理阶层通过机器和命令，强行规定其自己的劳动力区划。但是在其他地方，技术工人可能会进行令人难堪的“界限争夺”。这类争夺在英国的船坞时有发生，尤以19世纪90年代为最，往往使那些未涉入职业争斗的工人陷入失控的闲散状态。

除了上述种种区别，当时还有更为明显的社会和地域的差异，以及国籍、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出现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业界是从本国境内的所有角落征召其迅速成长的大量劳工，而且事实上，在这个大规模跨国和越洋迁徙的时代，它们也从国外征召劳工。从某种角度看来似乎男男女女都集中于一个“工人阶级”的现象，换个角度却变成社会断片的四散横飞、新旧社群的放逐离散。只要这些区别能使工人分化，对于雇主来说显然就是有用的，因此也受到雇主的鼓励。这种情形尤以美国为最，美国的无产阶级大半是由各种各样的外国移民所构成的。甚至像落基山脉中的西部矿工联盟（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也因为美以美教派康沃尔技工和天主教爱尔兰生手之间的争斗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些康沃尔工人是硬岩专家，在地球上任何对金属做商业性开采的地方，都看得到他们。没有什么技术的天主教爱尔兰工人，则是在英语世界边疆上任何需要力气和艰辛劳动的地方都可找到。

不论工人阶级内部的其他差异是什么，使他们陷入分裂的无疑是：国籍、宗教和语言的不同。爱尔兰不幸的分裂典型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甚至在德国，天主教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抗拒也比新教工人来得顽强；而波希米亚（Bohemia）的捷克工人也拒绝被整合到由德语工人所支配的泛奥地利运动中去。马克思曾经告诉社会主义者说：工人无祖国，只有一个阶级。社会主义人士的这种国际主义热情之所以引起劳工运动的注意，不仅是由于它的理想性，也因为这往往是它们运作的基本先决条件。维也纳有1/3的工人是捷克移民，布达佩斯的技术工人是德国人，其余工人则是斯洛伐克人（Slovaks）或马扎尔人（Magyars）。在这样的城市中，如不诉诸国际主义又怎么能动员工人？贝尔法斯特这个伟大的工业中心，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在说明：当工人的自我认同主要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而非工人甚或爱尔兰人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幸运的是，诉诸国际主义或区际主义（inter-regionalism）的结果，并非完全无效。语言、国籍和宗教歧异本身，并不会阻止统一的阶级意识形成，尤以各国的工人群体各在劳工市场有其地盘，因此不需互相竞争时为然。只有在这些歧异代表或象征“跨越阶级界限的严重群体冲突”，或这些差异似与所有工人的团结势不两立的地方才会造成大麻烦。捷克工人对德国工人的怀疑，不是基于他们的工人身份，而是基于他们的国家把捷克人当低等人看待。当阿尔斯特的天主教爱尔兰工人，看到1870—1914年间天主教徒越来越被排除在技术工作之外，而这种工作因此几乎全被新教徒垄断，并且这个情形还获得工会的赞同时，他们显然不会对阶级团结的呼吁产生好感。即使如此，阶级经验的力量还是很强，因此，工人与其他特定群体（比如波兰人、天主教徒等等）的认同，只会缩小而非取代原有的阶级认同。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个工人，不过是特定的捷克、波兰或天主教工人。虽然天主教会深深嫌恶阶级的划分和冲突，它还是不得不组成（或者至少宽容）工会，甚至天主教同业工会，不过它还是比较喜欢劳资联合组织。其他的认同真正排除的，不是阶级意识本身，而是“政治性的”阶级意识。因而，即使是在阿尔斯特的派系意识战场，当时还是有工会运动以及组织劳工政党的一般倾向。但是，只有在不涉及下列两项主宰生存和政治辩论的议题时，工人才有团结的可能。这两项议题是宗教和爱尔兰地方自治，天主教和新教工人（橘色和绿色工人）无法在这两点上达成协议。在这样的情形下，某种工会运动和工业斗争是可能的，但是（除了在每一个群落之内，而且只是微弱和间歇的）以阶级认同为基础的单一政党却不可能出现。

工业经济本身所发展出的庞杂结构，是另一个妨碍工人阶级意识和组织的因素。在这一点上，英国是相当例外的情形，因为英国已经拥有强大的非政治阶级意识和劳工组织。这个工业化先驱国的拟古倾向，使一种相当原始而且大半分散的工会主义（主要是行业工会），深植于各地的基本工业当中；基于好几种原因，该国工业的发展较少借由机器取代劳动力，而主要是通过手工操作和蒸汽动力的结合。在这个旧日的“世界工厂”的所有大工业中——棉纺织、冶矿、机械与船舶建造业——都有劳工组织核心的存在，这样的核心，可以转化为群众工会主义。1867—1875年间，同业工会实际上已得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法律地位和特权，以至好斗的雇主与保守的政府和法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未能减缩或废除它们。劳工组织不仅存在并为大家所接受，而且也非常强大，尤以在工作场所为然。这种异常独特的劳工力量，将来会为英国工业经济带来许多问题，甚至在本书所论时期，它已成为工业家的最大难题，这些工业家正想借着机械化和科学管理将它消灭。1914年之前，他们在最重要的几个事例上均未获成功，不过就本章的目的而言，我们只需注意英国在这方面的异常即可。政治压力有助于加强作坊的力量，但是事实上，它不需要取而代之。

其他地方的情形就相当不同。粗略地说，有效力的同业工会，即作坊、工地或中小型企业，当时只在现代（尤其是）大规模的工业边缘发生作用。其组织在理论上或许是全国性的，但实际上却是极端地方性和分权的。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最有效的工会组织，是以地方劳工办公室为中心所组成的小型地方工会联盟。法国总工会（CGT）规定，只要有三个地方工会便可组成一个全国工会。[12]在现代化工业的大工厂中，工会根本无足轻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自由同业工会”（Free Trade Unions）的力量，并不见于莱茵河西部地区和鲁尔重工业区。在美国，大工业中的工会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几乎已被淘汰，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告恢复。但是它在小型工业和建筑业的行业工会中生存下来，并受到大城市市场的地方主义的保护。在大城市中，迅速的都市化以及靠行贿取得市府契约的政治活动，使工会拥有较大的生存空间。真正能取代由一小群有组织的劳工组成的地方工会和（主要是技术性）行业工会的，是那种可在间歇性罢工中看到的工人总动员，不过这种动员只是偶尔的、暂时的，同时也是地方性的。

当时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情形。其中之一是矿工与其他熟练工匠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些熟练工匠包括木匠、制雪茄烟者、锁匠、机械师、印刷工人等等。无论如何，这些强壮男子明显具有从事集体斗争的倾向，他们在黑暗中劳苦工作，和他们的家人一起住在像矿坑一样危险而且令人难受的孤立社群中，但是正是这种工作和社群的共同性以及工作的艰辛和危险，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甚至在法国和美国，煤矿工人也断断续续地组织了强大工会。由于采矿的无产阶级人数众多，又显著集中在某些区域，因此它们在劳工运动中的潜在（在英国是实际的）作用，是相当令人畏惧的。（矿工之所以特别团结，其原因可从德国矿工的打油诗中看出：面包师可以独自烘烤他们的面包；细木工人可以在家干他们的活；但是不论矿工走到哪里，附近都要有勇敢忠实的伙伴。）[13]

另有两个部分重叠的非技术性工会主义也值得注意：一是运输，另一是公职。公务员（甚至在日后成为公职工会根据地的法国）当时尚被排除在劳工组织之外，而这一点显然妨碍了铁路的工会化，因为铁路往往是国有的。在地广人稀的地方，私人铁路的不可或缺性，赋予其雇员相当的战略力量，尤其是火车驾驶员和火车乘务员，然而，在其他地方，即便是私人铁路的工会也不容易组织。铁路公司绝对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型企业，如果想要组织它们，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几乎涵盖全国网络的组织：例如“伦敦和西北铁路公司”（London and Northwestern Railway Company），该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控制了6.5万名工作人员、7 000千米长的路线和800个车站。

相形之下，运输的另一个关键项目——海上运输——却异常地方化，仅限于海港及其附近。由于这些地方往往是整个经济的枢纽，因此，任何码头罢工经常会演变成一般性的运输罢工，甚至酿成全面罢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大量出现的经济性全面罢工主要都是港埠罢工：的里雅斯特港、热那亚（Genoa）、马赛、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这些无疑都是大规模的战役，但是由于非技术劳工的乌合性，它们还不大可能形成永久性的大规模工会组织。但是，铁路运输和海上运输虽然不同，它们却同样对于全国的经济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一旦中断，国家的经济便会瘫痪。在劳工运动不断成长之际，各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致命危机，并积极寻找相应对策，其中最激进的一个例子是：1910年，法国政府决定征召15万铁路工人入伍（亦即以军队的纪律约束他们），借此平息一次全面性的铁路罢工。[14]

然而，私人雇主也认识到运输的战略价值。在1889—1890年间的英国工会化风潮中（这一风潮乃由水手和码头工人罢工肇始），雇主的反攻便是以对抗苏格兰铁路工人的一次战役和对抗大海港的大规模但不稳定的工会化的一连串战役开始的。相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劳工攻势，也将其本身的战略攻击力量设定在煤矿工人、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联盟（也就是港口雇工）的三强同盟上。当时，运输显然已被视为阶级斗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运输业的情况与另一个冲突区相比显然清楚得多，可是这个冲突区不久便证明它更具决定性——那就是重要而且不断成长的金属工业。因为在这个工业领域，劳工组织的传统力量，即具有技术背景而且加入行业工会的技术工人遭遇到伟大的现代工厂将他们（或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贬为半技术作业员，负责操作那些日趋专门的复杂的机械工具和机器这一现实。在这个工业技术迅速挺进的前沿，利害的冲突异常明显。一般说来，在和平时代，形势对管理阶级有利，但是1914年后，在大规模军备工厂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劳工激进化的锋芒。从金属制造工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之后的乞灵于革命一事，我们便可推想出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紧张状态。

即使我们不把农业劳动阶级算在内，工人阶级也是个性质不一，而且不容易统一成具有单一凝聚力的社会群体。（劳工运动也想组织和动员农业劳动阶级，可是一般说来成效不大。）［意大利是一个例外。意大利的“土地工作者联盟”（Federation of Land Workers）是个超级大工会，它也为日后共产主义在意大利中部和部分南部地方的影响力打下了基础。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可能也在无土地的劳工当中具有类似的影响。］然而，它们却逐渐趋向统一。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3

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借助于组织所采纳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将其新福音带给人民大众，在此以前，除了压榨他们和命令他们安静、服从以外，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忽略了这些民众，甚至小学也不例外，它们只负责教诲公民尽他们应尽的宗教责任。各种有组织的教会，除了少数属于平民的教派外，皆迟迟不肯进入无产阶级领域，不肯接触那些与古老乡村和城市教区如此不同的人群。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工人是默默无闻和为人所遗忘的一群。中产阶级社会调查家和观察家的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他们是多么默默无闻，而看过画家梵高（Van Gogh，曾进入比利时煤田传播福音）书信的人，也可以了解他们是多么为人所遗忘。社会主义者往往是最先去关照他们的人。在情况适合的地方，他们最会让形形色色的工人群体（从技术工人或好战先锋，到所有的户外工作者或矿工）深刻感受到一种独立的身份——“无产阶级”的身份。1886年前，列日（Liège）周围山谷中的比利时农场雇工（传统上以制造枪支维生），从没有发起过任何政治活动。他们过着收入微薄的生活，只有养鸽子、钓鱼和斗鸡才能使男人的生活略有变化。但是自从“工人党”（Workers Party）来到他们中间那刻起，他们便全体入党。从此以后，维斯德谷地（Val de Vesdre）80%—90%的居民都投票给社会主义政党，甚至当地天主教的最后防线也遭到破坏。列日附近的居民发现他们自己和根特（Ghent）的织工有同样的身份和信仰（他们甚至连根特人的语言——弗拉芒语——也不懂），因此也和任何具有单一且普遍的工人阶级理想的人，分享了同样的身份和信仰。煽动者和宣传家将所有贫穷工人团结一致的信息，带到其国家最偏远的角落。他们同时也带来了组织。没有这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工人便不能以一个阶级的形式存在。而通过组织，他们得到一群发言人，这些发言人可以清晰地表达出男男女女的感情和希望，那些男男女女原本无法自行表达。这些人也拥有或发现了可以表达他们所感觉到的真理的言辞。没有这种有组织的集体主义，他们只是贫穷的劳动者。因为，简洁陈述前工业世界劳动贫民人生哲学的古代智慧大全，如格言、谚语和诗歌，现在已不够用了。他们是新的社会实体，需要新的反映。这种认知开始于他们从新发言人口中听到下列信息的那一刻：你们是一个阶级，你们必须表现出你们是一个阶级。因而，在极端的情形下，新政党只需宣布他们的名称——“工人的政党”——就足够了。除了这个新运动的激进分子外，没有人将这种阶级意识的信息带给工人。这项信息将那些预备超越彼此间的差异，进而承认这一伟大真理的所有人团结在一起。

大家都准备承认这项真理，因为，将工人或准工人与其他人（包括社会上普通的“小人物”）分隔开来的鸿沟正在加宽。因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越来越孤立；尤其因为，劳资双方的冲突是一个越来越具有主导性的实际存在。在事实上被工业也为工业所创造的地方，情形更是如此，譬如：波鸿（Bochum，1842年有4 200名居民，1907年有12万居民，其中78%为工人，0—3%为资本主义者）和密德堡（1841年有6 000名居民，1911年有5万—10万居民）。这些主要于19世纪下半叶迅速成长的矿业和重工业中心，比起稍早作为典型工业中心的纺织业市镇，其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更难见到不在某方面支配他们的非受薪阶级人士（业主、经理、官员、教师、教士），除了小工匠、小店主和酒吧老板——这些人供应穷人有限的需要，他们依靠他们的顾客维生，因而也适应了无产阶级环境。（在许多国家，酒店经常是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支部的聚会场所，而酒店老板也经常是社会主义好战者。）波鸿的消费品生产者，除了一般的面包师、屠夫和酿酒商外，还有几百个缝纫女工和48个女帽商。但是，它只有11个洗衣妇、几个制帽者、8个皮货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半个制作手套（中上阶层典型身份象征）的人。[15]

可是，即使是在拥有各式各样的服务业和多元性社会的大城市，除了在公园、火车站和娱乐场所这些中性地带以外，机能性分工加上这个时期的市镇计划和房地产发展，也日益将阶级与阶级隔离开来。旧日的“大众化区域”随着这种新的社会隔离而式微。在里昂，丝织工暴动的古老根据地“红十字区”（La Croix-Rousse），在1913年被形容为“小雇员”区，“蜂聚的工人已离开高原以及通往高原的斜坡”。[16]工人由这个古老的城市搬到罗讷河（Rhȏne）对岸和他们的工厂宿舍。被逐出城中区之后，新工人阶级住处的阴沉单调，笼罩了柏林的威丁（Wedding）和新克尔恩（Neuköllun）区，维也纳的法渥瑞腾（Favoriten）和奥塔克林（Ottakring）区，伦敦的波普拉（Poplar）和西汉姆（West Ham）区。这些地方和迅速成长中的中产和中低阶级的住宅区和郊区恰成对比。如果说传统手工艺广为大家讨论的危机，像在德国一样，将工匠中的某些群体逼成反资本主义和反无产阶级的激进右派，那么它也可以像在法国的情形，加强反资本主义的极端激进主义或赞成共和的激进主义。对其职工和学徒而言，这些危机一定会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再者，承受强烈压力的原始农舍工业，不是往往也像早期与工厂制度共生的手摇纺织机织工一样，认同无产阶级的处境吗？在德国中部的丘陵地带、波希米亚和其他地区的这种地方性社群，遂成为这个运动的天然根据地。

所有工人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社会秩序的不公平，但是他们据以判断的关键却是他们与雇主的关系。新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与工作场所的不满情绪无法分开，不论这样的情绪是否表达在罢工和较少见的有组织工会里面。地方性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往往与当地主要工人的某一特殊群体有关，这些政党导致或反映了他们的动员。在法国的罗阿讷（Roanne），织工们形成了工人党（Parti Ouvrier）的核心：1889—1891年间，当这个地区的纺织业组织起来以后，这些农村地区的政治立场立刻由“保守反动”转为“社会主义”，而工业冲突也已进入政治组织和选举活动中。可是，如19世纪中期英国劳工的例子所示，工人以雇主（资本家）阶级为主要政敌的态度与他们进行罢工和组织的意愿，并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传统上的共同阵线使劳动生产者、工人、工匠、小店主和中产阶级团结一致，对抗闲散和“特权”，而信仰进步的人（也是一个打破阶级界限的联盟）则对抗“保守反动”。可是，这个大致造成自由主义早期历史和政治力量的联盟（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六章）崩溃了，不仅是因为选择式民主政治揭露了其各类成员的利害分歧（参见第四章），也因为越来越以规模和集中为象征的雇主阶级［如前所见，“大”这个关键字眼出现得更频繁了，例如英文的“大”企业（big business）、法文的“大”实业（grande industrie）、“大”雇主（grand patronat），以及德文的“大”实业（Grossindustrie）］，[17]更明显地踏入政、商、特勾结不分的三角地带。它加入了英国爱德华时代煽动政治家所喜欢责骂的“财阀政治”，这种“财阀政治”在从不景气走向经济扩张的时代里，越来越常借由新兴大众媒体自我炫耀。英国政府的首席劳工专家声言：报纸和汽车（在欧洲是富人的专利）使贫富之间的强烈对比成为必然。[18]

但是，当针对“特权”的战斗与以往发生在工作场地及其周边的战斗结合在一起时，由于第三产业的兴起，体力劳动者与地位较高的阶层的差距便越来越大。服务业在某些国家成长得迅速而惊人，创造了一个工作时不需把手弄脏的社会阶层。从前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工匠和小店主，可以被视作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的过渡地带或真空地带。可是这些新兴下中阶级和上述的小资产阶级不同，它们将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分隔开来，而他们好不到哪里去的经济收入（往往只比高工资工人多一点儿），促使他们更为强调自己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以及自己与地位较高人士的相同性——这些相同性是他们希望拥有或认为自己应该拥有的（参见第七章）。他们形成了孤悬在工人之上的一个阶层。

如果说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涵括所有体力劳动者的阶级意识，那么第三项因素更从实际上给予加强，此即日益纠结的国家经济和国家政府。国家政府不但形成了公民生活的结构，树立了它的特性，也决定了工人奋斗的具体条件和地理界限，而且它的政治、法律和行政干预，对于工人阶级的生存也越来越重要。经济越来越趋向以一个整合的系统运作，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这个系统中，同业工会不再能以一个集合了许多地方单位的松散组织发挥作用，并把地方事务作为首要关怀。与之相反，它被迫采取全国性观点，至少对它自己那一行是如此。在英国，有组织的全国性劳工冲突这种新现象最初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而全国性罢工的幽灵，也在20世纪最初10年由运输和煤矿工人召唤到世人面前。与此相呼应的是，各种工业开始磋商全国性的集体协议，在1889年前，这种举动几乎是不存在的，然而到了1910年，这种情形显然已稀松平常。

工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工会）越来越倾向于将工人组成综合性团体，每个团体涵盖一种全国性实业［“实业工会主义”（industrial unionism）］。这种倾向，反映了上述以经济为一个整合体的事实。“实业工会主义”的灵感，源自他们认识到“实业”已不再是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一个理论类别，而是正在变成全国性的行动或战略概念，不论其地方性多么强固，它都是工会战斗的经济骨架。虽然英国的煤矿工人热爱他们的煤矿区，甚至他们的矿坑自治权，但在意识到其本身问题和习惯的独特之后，南威尔士和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法夫郡（Fife）和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却在1888—1908年间，基于这个理由结合成全国性的组织。

至于政府，选举的民主化加强了其统治者希望避免的阶级团结。扩大公民权的抗争对工人而言自然是带有阶级意味的，因为争执的焦点（至少就男人来说）正是无产公民的选举权。财产限制的标准不论多中庸，都会排除掉一大部分工人。相反，在尚没有得到普选权的地方，至少在理论上，新社会主义运动必然会成为普选权的主要拥护者，并以发动示威和威胁全面罢工作为争取手段。比利时在1893年便碰上了这种麻烦，此后又发生过两次；1902年的瑞典和1905年的芬兰也一样。这个现象，证明并加强了他们动员新皈依社会主义的民众的力量。甚至刻意反民主的选举改革，也可增强全国性的阶级意识，只要它们把工人阶级的合格选举人组成一个分离（和没有充分代表权的）选举区，例如1905年俄国的情形。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将选举活动视为脱离革命轨道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政党的全力加入使他们大为惊恐。这些选举活动只会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单一的全国一致性，不论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如何分裂，其结果都一样。

更有甚者，是政府统一了这个阶级，因为任何社会群体都必须越来越采取对全国性政府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达成其政治目的——它们或是赞成或是反对全国性法律的制定或推行。没有任何其他阶级比无产阶级更需要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采取积极行动，以补偿孤立无援的集体行动的不足，而全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越多，政治人物对这个庞大的危险的选民团体的要求便越（被迫要）敏感。19世纪80年代，英国维多利亚中期的旧式工会和新兴劳工运动之所以分裂，其关键问题便在于劳工要求经由法律来规定每天工作8小时，而非经由集体磋商来确立这个工作时数。这意味着：制定一条普遍适用于所有工人的法律，也就是全国性的法律。充分意识到这项要求之重大意义的第二国际，甚至认为应制定一条这样的国际性法律。这项国际性口号的确自1890年起造成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游行，该运动的确是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最深刻也最感人的展现。（1917年时，终于获得自由而能庆祝这个节日的俄国工人，甚至放弃他们自己的历法，以便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士同一天游行。）[19]［众所周知，1917年时，俄国的恺撒历比我们的格列高利历（Gregorian Calendar）晚13天，因此才有“十月革命”发生在11月7日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矛盾现象。］可是，促使工人阶级团结在每个国家之内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取代了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希望和主张，只有少数高尚的斗士和行动家对此持有不同看法。如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阶级在1914年8月所表现的那样，除了短暂的革命时刻以外，其阶级意识的有效框架仍旧是国家以及政治意义上的民族。

4

关于工人阶级在1870—1914年间形成了有意识和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这个一般性的主题，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在此介绍实际上和可能的种种变化，包括地理、意识形态、国家、地方性等等。在非白人的世界（例如印度，当然还有日本），即使工业发展已不可否认，工人阶级显然尚未形成具有上述意义的社会群体。阶级组织的这种进展，在时序上不是匀速发展的。它在下列两个短暂时期中进展得特别迅速。第一次大进展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末到19世纪90年代初，这些年间发生的突出事件，有劳工国际性组织的重新建立（称为第二国际，以区别于1864—1872年间的第一国际），以及劳工阶级希望和信心的象征——五一劳动节。在这些年间，若干国家的议会首次出现一定数目的社会主义者，而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已拥有强大势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1887—1893年间也增加了一倍（由10.1%增加到23.3%）。第二次大进展发生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到1914年间——俄国革命对这项进展具有重大影响，尤以中欧为最。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在选举上的重大进展，如今更得到选举权普及的助力，后者让它可以有效地增加选票。同时，一波一波的劳工骚动，推动了有组织的工会力量的一大跃进。虽然细节随各国情形而有极大的不同，这两波迅速的劳工进展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随处可见。

可是，劳动阶级意识的形成，不能简单等同于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成长，虽然，也有一些例子显示工人对其政党和运动几乎完全认同，尤其是在中欧和某些工业特区。因而，1913年时，一位对德国中部选区［瑙姆堡——梅泽堡（Naumburg-Merseburg）］进行选举分析的观察家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只有88%的工人投票给社会民主党。显然，在这儿，一般都以为工人便等于是社会民主党员。[20]但是这种情形既非典型，甚至也非常见。越来越常见的情况是非政治性的阶级认同，不论工人是否认同于“他们的”政党，工人都感觉到自己是另一个工人世界的一分子。这个世界包含但远远超越了“阶级政党”。因为，这个世界是以另一种生活经验为根据，以另一种生活方式为根据。这种生活方式超越语言和习惯的区域性差异，表现在他们共有的社会活动上（比方说，特别表演给劳动阶级看的那些运动，例如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英国足球），甚至表现在阶级特有的衣着打扮上，例如众所周知的工人鸭舌帽。

不过，如果没有劳工运动的同时出现，那么甚至阶级意识的非政治表现，也将既不完整又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正是通过这种运动，多元的工人阶级才结合为一个单一阶级。但是，反过来说，因为劳工运动本身已转变成群众运动，于是，也浸染了工人对所有四体不勤之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非政治的，但也是直觉的。这种普遍的“劳工运动”，反映了群众政党的真实情形。因为这些政党与小而非法的组织不同，绝大多数是由体力劳动工人所组成。1911—1912年，在汉堡的6.1万名社会民主党党员之中，只有36名是“作家和新闻记者”，外加两个高级专业人士。事实上，其党员中只有5%是非劳动阶级，而这5%当中又有半数是旅店主人。[21]但是，对非劳工的不信任，并不妨碍他们对来自其他阶级的伟大导师（如马克思本人）的崇拜，也不妨碍他们对少数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开创元老、民族领袖和雄辩家（这两种人的作用往往不易区分）或“理论家”的崇拜。而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政党成立的最初30年，它们吸引了理应接受这种崇拜的中产阶级伟大人才：奥地利的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1918）、法国的饶勒斯（Jaurès，1859—1914）、意大利的图拉蒂（Turati，1857—1932）和瑞典的布兰廷（Branting，1860—1925）。

那么，这个在极端情况下实际与该阶级共同扩张的“运动”，指的是什么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它都包括了工会这个最基本、最普遍的工人组织。不过，这些工会的形式各色各样，而力量也互不相同。它也经常包括合作社，合作社主要是作为工人的商店，偶尔（比如在比利时）也可成为这个运动的中央机构。（虽然工人合作社与劳工运动具有密切关系，并且事实上形成了1848年前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和新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然而，这却不是合作社最辉煌的部分，其最辉煌的部分是表现在意大利之外的小农和农场主身上。）在拥有大规模社会主义政党的国家，劳工运动可以包括工人实际参加的每一种组织：从摇篮到坟墓——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火葬场。由于他们反对教权，因而赞成“进步人士”热情提倡的火葬，认为它更适合这个科学和进步的时代。[22]这些组织可以涵括1914年时拥有20万会员的德国工人合唱团联盟（German Federation of Worker Choirs），1910年时拥有13万成员的自行车俱乐部共同体（Workers’Cycling Club“Solidarity”），到工人集邮会（Worker Stamp Collectors）和工人养兔会（Worker Rabbit Breeders），这些团体的踪迹至今仍偶尔可以在维也纳的郊区旅店中看到。但是，大体上，这些运动都附属于某个政党，或是其组成部分，或至少与它有密切关联。这个政党是它最重要的表现，并且几乎永远或是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或是简简单单地称为工党或劳工党，也可能兼有两个名字。不具有组织的阶级政党或反对政治的劳工运动，虽然代表乌托邦或左翼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几乎永远处于弱势。它们只能代表个别好战者、传播福音者、煽动者和罢工领袖组成的变化不定的核心，而非大规模结构。除了在永远和欧洲其他地区发展相左的伊比利亚半岛外，无政府主义并未在欧洲其他地方形成劳工运动的主要意识形态，甚至连弱势都谈不上。除了在拉丁国家以及俄国——如1917年革命所示——以外，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

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政党（大洋洲是一大例外）都盼望一种社会基本变革，因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或被人认定将往这个方向发展，如英国的工党。在1914年以前，它们认为在劳工阶级自组政府并（也许）着手进行这项伟大的转型之前，最好尽量少和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有所牵连，更要少和政府打交道。受到中产阶级政党与政府引诱并与之妥协的劳工领袖，除非他们闭口不语，否则一定会受到咒骂。麦克唐纳（J. R. MacDonald）在与自由党员进行选举安排时，便不敢大肆宣扬，这项安排首次让英国工党在1906年的国会当中拥有一定的代表权。（我们不难了解，这些政党对地方政府的态度要正面得多。）许多这类政党之所以举起马克思红旗，或许是因为马克思较任何左翼理论家更能向它们说明三件似乎听起来同样合理而又令人鼓舞的事：在目前的制度下，没有可预见的改革可以改变工人阶级被压榨的情形；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他曾详加分析），使推翻目前的社会而代之以较好的新社会一事，不太能确定，而由阶级政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将是这个光荣未来的创造者和继承人。因而，马克思向工人提供了类似于宗教的保证——科学显示出他们的最后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非常有效，以至连马克思的反对者，也大致采纳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因此，这些政党的演说家和理论家以及他们的敌人，一致假定他们需要一场社会革命，或他们的行动具有社会革命的含义。但是，“社会革命”这个词的确切意义，指的不过是当社会由资本主义转成社会主义，当一个以私有财产和企业为基础的社会转变成一个以公有生产和分配为基础的社会，[23]必定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革命。不过，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确切性质和内容面貌的讨论，却出奇得少。它们给人的印象一片模糊，只是笼统地保证现在的不良情形将会有所改善。在这个时期，劳动阶级政治辩论的所有议题，都集中在革命性质这个焦点上。

即使当时有许多领袖和好战者太忙于眼前的各种奋斗，以致对于较遥远的未来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个时期所争论的问题，却不是全盘改造社会的信念。基本上它比较像是那种希望借由突然、狂暴的权力易手而达成社会基本改变的革命，而这种想法可从马克思和巴枯宁（Bakunin）一直追溯到1789年甚至1776年的左翼传统。或者，在比较一般性的千禧年信仰的意义上，它较像是一场伟大的改变，这场改变的历史必然性，应该比它在工业世界实际显现的更为迫近，而事实上，也的确较它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或希望初现的19世纪90年代更为迫近。然而，即使是老练的恩格斯，这个曾回顾每隔20年便会竖起防御工事的革命时代的人，这个曾经真正持枪参加过革命战役的老前辈，也警告说：1848年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而如前所示，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资本主义行将崩溃的想法似乎已无法取信于人。那么，数以百万计的在红旗下动员起来的劳动阶级，他们将做些什么？

在运动的右翼，有些人提议集中精力追求改进和改革——这些是劳动阶级可以从政府和雇主那里争取到的——而较远的将来则听其自然。总之，反叛和暴动并不在他们的计划表上。不过，即使如此，仍然没有几个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世的劳工领袖曾放弃新天堂的想法。伯恩斯坦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曾鲁莽地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应该按照流行的资本主义加以修正（修正主义），而社会主义所假设的目标，要比在追求它时一路上所可能赢得的改革更为次要。他受到劳工政治家的严词谴责，但这些政治家对于实际推翻资本主义，有时显得极没兴趣。如某位曾对20世纪最初10年德国社会主义会议进行观察的人士所云：劳动阶级的好战分子对于推翻资本主义一事，不过是三心二意。[24]新社会的理想，不过是赐予工人阶级希望的口惠罢了。

那么，在这个旧制度看上去绝不会很快崩解的时代，新社会如何能产生？考茨基有点儿困窘地将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形容成一个“虽然以革命为号召，却不制造革命的政党”。[25]这句话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问题所在。然而（如社会民主党那样），只在理论上维持对社会革命的起码承诺，例行公事般地在选举中检测这个运动日渐增长的力量，并且依靠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去造成它命定的成功，这样做便够了吗？如果这指的是劳工运动可借此自我调节，以便在它无力推翻的制度体系内运作，那么答案是：不够。如许多激进或好战人士所感受到的，这个号称不妥协的阵线却以可悲的组织纪律为借口，隐藏了妥协、消极，它拒绝命令动员起来的劳工大军采取行动，并压制群众的自发性斗争。

因而，不配称为激进左派的叛徒、草根工会好斗者、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分子，他们所排斥的，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认为这些政党无疑是修正主义派，并因为从事某些政治活动而日趋官僚化。不论当时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如欧洲大陆通常的情形），还是英国的费边社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它们的议论大致相同。相反，激进左派喜欢采用可绕过政治这个危险泥沼的直接行动，特别是能造成类似革命效果的总罢工。1914年前10年间所盛行的“革命工团主义”（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便结合了这种全力以赴的社会革命分子和分散的工会的尚武政策，这一结合多多少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有关。在这个运动不断成长并趋向激进化的第二阶段，除西班牙外，它已成为少数几百个或几千个无产阶级工会激进分子和少数知识分子的主要意识形态。在这一阶段中，劳工的不安状态相当普遍而且具有国际性，同时社会主义政党对于它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和应该做些什么，也有点儿举棋不定。

1905—1914年间，西方典型的革命分子很可能就是某种工团主义者。矛盾的是，他们拒绝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政党的意识形态，因为政党会以此作为不发动革命的借口。这对马克思的亡灵是有点儿不公平，因为打着他旗号的西方无产阶级各政党，其最显著的特色便是马克思对它们只有十分有限的影响。其领袖和好战者的基本信念，往往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激进左派如出一辙。他们同样相信理性可对抗无知和迷信（也就是教权主义），进步将战胜黑暗的过去，也相信科学、教育、民主，以及三位一体的自由、平等、博爱。即使是在三个公民里面就有一个投票给社会民主党（1891年正式宣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德国，1905年前，《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每版只发行2 000—3 000册，而工人图书馆中最受人欢迎的思想著作，是从其书名便可知其内容的《达尔文或摩西》（Darwin versus Moses）。[26]实际上，德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少。德国最著名的“理论家”，是由奥匈帝国或俄国进口的，前者如考茨基和希法亭（Hilferding），后者如帕尔乌斯（Parvus）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因为由维也纳和布拉格向东走，四处可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而在这些地区，马克思主义仍保存了其未曾淡化的革命冲力，以及其和革命的明显关联——因为在这些地区，革命的希望是立即而真实的。

而事实上，这里便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模式的关键所在，也是1914年以前15年间历史上许多其他模式的关键所在。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在双元革命的国家，事实上，也出现在西欧和中欧的许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每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回顾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革命——法国大革命，而任何出生于滑铁卢（Waterloo）之役那一年的人，很可能在60年的一生当中，直接或间接经历过至少两次甚或三次革命。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自以为是这一传统的正统延续。在他们庆祝新的五一劳动节以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庆祝的是三月节，也就是1848年维也纳革命受难者的纪念日。但是，社会革命当时正迅速从其最初筹划的地带撤退。而在某些方面，大规模、有组织，尤其是有纪律的阶级政党的出现，反倒加速了社会革命的退却。有组织的群众集会、经过仔细计划的群众示威游行，取代了叛乱和骚动，而非为叛乱和骚动铺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国家中，“红色”政党的突然出现，对于其统治者而言，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但是，它们之中没几个真的希望在自己的首都搭建断头台。它们可以承认这类政党是其体系中的激烈反对团体，不过，这个体系提供了改进和修好的余地。尽管惑人的言辞皆指向相反方向，但当时的确没有，或尚未有，或不再会有血流成河的社会。

促使新政党（至少在理论上）致力于彻底的社会革命，以及促使一般工人群众将自己托付给这些政党的原因，确实不是资本主义不能带给他们某些改进。就大多数希望改进的工人看来，其原因是所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改善，都必须通过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行动和组织方可达成。事实上，在某些方面，选择集体改进一途的决定，使他们无法做其他选择。在意大利的某些区域，贫苦无地的农业劳工选择了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并因此放弃了大规模向外移民一途。工人阶级的一致性和休戚之情越强，则固守于工会和合作社之中的社会压力便越大。不过，这样的压力并不妨碍——尤其是就矿工这样的群体而言——他们立志要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好让他们将来可以脱离矿坑。在工人阶级好斗者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以及他们的群众支持背后，主要是强加于新劳动阶级的被隔离世界。如果他们还有希望——他们那些组织起来的成员的确是骄傲而且满怀希望的，那是因为他们对这个运动抱有希望。如果“美国梦”是个人主义的，那么欧洲工人的梦便是集体性的。

这场运动是革命性的吗？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所有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强大的一个，从它大多数党员的行为来判断，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它不属于暴动式革命。但是，当时欧洲有一个广大的半圆形地带，弥漫着贫穷不安的气氛。在这个地带里的人们的确在计划革命，至少在其中的某个部分，也果真爆发了革命。这个地带由西班牙通过意大利的许多地区和巴尔干半岛，进入俄国。革命在这个时期从西欧转移到东欧。下面我们还将讨论欧洲大陆和世界革命地带的命运。在此，我们只需注意：东方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了其原来富有爆炸性的含义。在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回到西方，并传播到东方，成为社会革命最完美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形一直延续了20世纪的大半时间。与此同时，在主张同一理论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其沟通上的裂缝正在不知不觉地加大加深。一直到1914年，因大战爆发暴露出这道裂缝，人们才惊觉其程度之严重。这一年，长久以来赞赏德国社会民主党正统的列宁，发现其首要理论家竟是一个叛徒。

5

在大多数国家中，纵然有民族和信仰上的分野，社会主义政党显然是在逐渐动员其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可是，除了英国以外，无产阶级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满怀自信地说“还不是”）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一旦社会主义政党取得了群众基础，不再只是宣传家和煽动者的学派、精英干部的组织或四散的地方性根据地，它们显然便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工人阶级身上。19世纪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进行有关“农业问题”的密集辩论，正可反映这种现象。虽然“农民”注定会消失（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20世纪后半期的事实便是如此），但是在眼前，社会主义可以或应该为那些靠农业维生的人做些什么？这些人占德国人口的36%、法国人口的43%（1900年）。而它又能为当时还是以农立国的那些国家做些什么？社会主义政党的诉求对象必须从单一的劳动阶级向外扩大，这种需求可从各个角度加以说明和辩护：由简单的选举人或革命考虑，一直到一般性的理论基础。（“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它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政党，其目标在于将所有的社会团体由现在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更高的形式”。）[27]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需要，因为无产阶级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会被其他各阶级的联合力量以投票的方式制服、孤立，甚至压抑。

但是，社会主义政党认同于无产阶级这件事，使它比较不容易对其他社会阶层产生吸引力。这种认同使得政治实用主义者、改革家、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裹足不前，这些人宁可将社会主义从一个阶级政党扩大到一个“人民政党”。它甚至也妨碍了负责执行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虽然愿意将主义交给分类为“理论家”的少数同志，但他们也认识到：唯有把工人当作工人，他们才能赋予政党真正的力量。再者，替无产阶级量体裁衣的政治要求和标语——如每天工作8小时和社会化——也无法使其他社会阶层感兴趣，甚至会因为其中含有剥夺他们权利的威胁而使他们采取敌对立场。社会主义者很少能够冲破庞大而孤立的工人阶级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他们的好斗者和他们的群众，往往都会感到相当舒适。

可是，这些政党有时还不只对劳动阶级具有吸引力，甚至那些“最坚持与单一阶级认同”的群众政党，也公开从其他社会阶层中获得支持力量。比方说，在有些国家，其社会主义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农村世界不和，却攻占了一大片乡村地区，而且得到的不只是可以归类为“农村无产阶级分子”的支持。这个情形见诸法国南部、意大利中部和美国的许多地区。在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最稳固的根据地，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信仰《圣经》的贫穷白人农民当中。在该州的23个最富乡村气息的郡里面，1912年社会主义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得了25%以上的选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加入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的小工匠和小商人，其数目与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相衡量显然过多。

无疑，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拥有古老强大的（世俗）左翼政治传统（例如共和、民主和激进等）的地方，社会主义似乎是这项传统的自然延伸。在左翼显然是一支庞大力量的法国，那些乡间草根知识分子和共和价值观念的斗士——小学教员——颇为社会主义所吸引。而第三共和国的主要政治集团，也在尊重其选区理想的动机下，于1901年将自己命名为共和激进和激进社会主义党（Republican Radical and Radical Socialist Party，它显然既非激进，也非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政党之所以能从这样的传统当中汲取力量，如前所述，只是因为即使它们认为这些传统已不够用，它们也赞成这些传统。因而，在那些选举权受到限制的国家，它们对于民主投票权的强力抗争，便得到其他信仰民主主义者的支持。由于它们是最不具有特权的阶级政党，自然会被视为对抗不平等和“特权”的主要旗手，自美国和法国掀起革命的那刻起，这项抗争对于政治激进主义便极其重要。而在当时更是如此，因为它从前的许多旗手，如自由派中产阶级，如今已跻身特权行列。

社会主义政党因其作为绝对反对富人的政党的身份而受惠更多，它们所代表的阶级，无一例外全是穷人，虽然照当时的标准来说不一定是非常穷困。它们以不绝的热情公开谴责剥削、财富和财富的日渐集中。于是，穷困者和被剥削者，即便不是无产阶级，也可能会觉得这个政党跟他们意气相投。

第三，社会主义政党几乎在定义上便是献身于19世纪那个关键性概念——“进步”的政党。它们（尤其是马克思派）坚信历史必然会朝向更好的未来迈进，这个未来的确切内容可能并不清楚，但是一定可以看到理性和教育、科学和技术的加速胜利。当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想象他们的乌托邦时，他们脑中浮现的是电气和垃圾自动处理机。“进步”，如果只作为希望的同义词，是那些财产很少或没有财产的人所渴望的，而资产阶级世界和贵族文化近来对“进步”的质疑（见下），更加深了“进步”与平民和激进政治的联系。社会主义者无疑已从“进步”的声誉中受惠，从所有信仰进步的人，尤其是那些在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传统中成长的人中受惠。

最后也最奇异的一点是：作为局外人和永远的反对党（至少到革命时为止），给了他们一个有利条件。由于他们是局外人，他们显然由少数分子那儿吸引到比统计数字多得多的支持。这些少数分子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殊的，例如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即使他们是舒适的资产阶级也不例外），以及法国的新教徒。由于它们永远是反对党，未受统治阶级的污染，它们可以在多民族的帝国中吸引受压迫的民族，这些民族可能是基于这个缘故才集合在红旗之下。如我们在下章中将看到的，沙皇俄国的情形显然如此，而其最戏剧化的例子是芬兰人。正是这个原因，使芬兰的社会主义党在法律许可它接受选票时，便立刻获得37%的选票。1916年，它获得的选票更增加到47%，成为该国事实上的全国性政党。

因此，名义上是无产阶级的各政党，其所获得的支持在相当程度上可超越无产阶级。在出现这种事实的地方，一旦情况合适，便可轻易地将这些政党转化为执政党。事实上，1918年后也的确如此。然而，要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体系，则意味着必须放弃革命分子，甚至激进反对分子的身份，然而在1914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也确实得不到公众支持。第一位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是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1899年），米勒兰后来成为法国总统。虽然他当初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借口，是想在紧迫的反动威胁之下团结维护共和，但他还是被郑重地逐出这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运动。在1914年前，没有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会愚蠢到犯他那样的错误。（事实上，在法国，社会党一直到1936年才加入政府。）在大战之前，从表面上看，这些政党始终是纯粹而不妥协的。

然而，我们必须问最后一个问题：史学家能单就他们的阶级组织（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组织），或是单就劳动阶级聚居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所表现的一般阶级意识，来撰写工人阶级的历史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自觉是这个阶级的一分子，并以这个阶级的模式行动。这种意识可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进入完全始料未及的区域。譬如说，在加利西亚失落的一隅，极度虔诚的犹太哈锡德教派（Chassidic）织工，曾在当地犹太社会主义者的协助之下进行罢工。可是，许多穷人，尤其是最穷苦的人，并不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其行为也不像无产阶级。他们自认为属于注定贫穷的一群，是被遗弃者、不幸者或边缘人。如果他们是来自乡间或外国的移民，他们或许会聚居在可能与劳动阶级贫民窟重叠的区域，但他们聚居的区域更容易为街道、市场，以及被合法或非法的无数小巷弄所主宰。在这样的区域中，贫苦的家庭苟延残喘，他们中只有某些人真正从事赚取工资的工作。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工会或阶级政党，而是邻居、家庭、可以给他们好处或提供工作的保护人、宁愿推卸责任也不施压的政府官员、教士，以及同乡——任何一个可以使他们在陌生的新环境中把日子过下去的人、事、物。如果他们属于古老的内城庶民，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下层世界的赞赏，并不会使他们更为无产阶级化或更具政治性。阿瑟·莫里森（Arthur Morrison）所著的《雅各的一个孩子》（A Child of the Jago，1896年）的世界，或阿里斯泰德·布鲁昂（Aristide Bruant）的歌曲《巴黎拜尔维区和米尼蒙当区》（Belleville- Ménilmontant）的世界，除了都对富人怀有愤恨感之外，均不是阶级意识的世界。英国杂耍歌曲中的世界［如格斯·艾伦（Gus Elen）所唱：攀上梯子拿个望远镜／我们可以看见苦役者沼泽（Hackney Marshes）／如果中间没有隔着这些房子］，那个讽刺、嫌恶、冷淡、怀疑、听天由命和不关心政治的世界，更接近于自觉的工人阶级世界，不过它的主题，例如岳母、妻子和无钱付房租，却属于任何在19世纪都市中备受压迫的群体。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世界。事实上，矛盾的是，它们之所以未被遗忘，是因为它们比标准无产阶级那种可敬、单调而且特别狭隘的世界，更能吸引当时的政治家。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拿它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进行对比。贫穷老百姓的文化，乃至传统的被遗弃者的世界，已逐渐变成无产阶级意识的一部分，一个它们共同的部分。它们彼此承认，而在阶级意识及其运动的强势地区（例如柏林和海港汉堡），前工业时代的贫穷世界也能与它取得一致，甚至鸨母、窃贼和买卖赃物者也会向它致敬。虽然无政府主义者不这么想，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特有的事物可以贡献给它。他们确实缺乏积极分子的永久斗志，更别说投入，然而，如任何积极分子都知道的，这也是任何地方的大部分普通劳动阶级的共性。激进分子对于这类死气沉沉的消极和怀疑态度，有说不完的抱怨。既然一个有意识的工人阶级正在这个时期成形出现，前工业时代的平民遂被吸引进它的势力范围。如果他们没有被吸引进它的势力范围，那么他们便会被历史所遗漏，因为他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真正的受害者。

第六章
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快逃，祖国来了。

——意大利农妇对其子说[1]

他们的语言已变得复杂，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识字。他们读书，或者至少学习从书中获取知识。文学语言的词汇和习惯语法以及拼字而得的发音，往往战胜地方语言的惯用法。

——H.G.韦尔斯，1901年[2]

民族主义攻击民主政治，破坏反教权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并逐渐损害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和国际合作主义……它宣称自由主义的方案已告终结。

——阿尔弗雷多·罗柯（Alfredo Rocco），1914年[3]

1

如果劳动阶级政党的兴起是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副产品，那么民族主义在政治活动中的兴起则是另一个。民族主义就其本身而言，显然不是新鲜事（参见《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可是，在1880—1914年间，民族主义却戏剧化地向前大大跃进，而且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也都发生了改变。这个词本身便说明了这些年的重要性。因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在19世纪末首次出现之际，是用来形容若干法国和意大利的右翼思想家群体。这些群体激烈地挥舞国旗，反对外国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支持其本国的侵略性扩张，这种扩张，行将成为这些运动的特色。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德国至上》取代了其他竞争歌曲，而成为德国事实上的国歌。虽然民族主义一词最初只是形容这个现象的右翼说法，它却比1830年以来欧洲政治家所采用的笨拙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y）一词更为方便，因此，它逐渐被应用于所有以“民族奋斗目标”为政治活动极致的那些运动，亦即所有要求自决权的运动，也就是促成某一民族群体形成一个独立国家的运动。在本书所述时期，这种运动的数目，或自称是代表这项运动发言的领袖人数，以及其政治重要性都有显著增加。

各式“民族主义”的基础都是一样的，即人民愿意在情感上与“他们的民族”认同，并以捷克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或任何其他民族的身份，在政治上进行动员。这种自发情绪是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而政治的民主化，尤其是选举，则提供充分动员它们的机会。当国家在进行这类动员时，它们将这种情绪称为“爱国心”，而出现在已经确立的民族国家中的原始“右翼”民族主义，指的乃是政治极右派对爱国心的垄断，他们可借此将所有异己归类为某种叛国者。这是一种新现象，因为在19世纪大半时期，一般人是将民族主义与自由激进运动混为一谈，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混为一谈的。除此之外，民族主义并不特定和政治光谱上的某个颜色认同。在那些尚未建立自身国家的民族运动中，有些是与右翼或左翼认同，有些则对右翼和左翼都漠不关心。事实上，如前所述，有些运动（颇为有力的运动）虽然实际上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动员男男女女，但却是意外造成的，因为其主要诉求是社会解放。虽然在这一时期，民族认同显然已是或已变成各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若说民族诉求与任何其他诉求是矛盾的，那就不对了。民族主义的政客和其对手，自然是会支持一种诉求排斥另一种诉求，好像戴了一顶帽子之后便不能同时戴另一顶帽子。但是，历史事实却非如此。在本书所谈论的这个时期，一个人大可同时是具有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分子和爱尔兰爱国主义者。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便是代表之一。1916年，康诺利因领导都柏林的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而遭处决。

不过，在实行群众政治的国家当中，由于诸多政党必须争取同一群支持者，它们当然必须做出彼此互斥的选择。

以阶级认同的理由诉诸其可能支持者的新劳工阶级运动，很快便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发现——一如在多民族区域常见的情形——自己正在与下述政党竞争，那种政党要求劳工阶级和可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是捷克人、波兰人或斯洛文尼亚人而支持它们。因而，新兴劳工阶级运动一旦真的成为群众运动，它们便立刻全神贯注在“民族问题”上。几乎每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经过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列宁和年轻的斯大林——在这一时期都曾参与过有关这个主题的热烈辩论，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急迫和重要。[4]

在民族认同成为政治力量的地方，民族主义构成了政治活动的底层。即使当它们自称是特别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时，它们五花八门的表述也使其极不容易分辨。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民族认同在本书所述时期无疑更为普遍，而政治活动中民族诉求的重要性也日渐增加。然而，更重要的无疑是政治民族主义内部的一组主要变化，这组变化将对20世纪造成深远影响。

这组变化有四个方面必须一提。第一，如前所述，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及其被政治右翼所接收。这点将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法西斯主义身上得到极端表现，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便根源于此。第二，与民族运动发展中的自由阶段相当不同，它是假设涵括独立主权国家之形成的民族自决，不仅适用于那些证明其本身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具有生存能力的民族，也适用于任何自称为一个“民族”的群体。1857年时，在19世纪民族主义伟大先知马志尼的构想中，“民族的欧洲”包括12个相当大的实体（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五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威尔逊总统（President Wilson）的民族自决原则出现了26个国家（如果将爱尔兰包括在内便是27个）。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便说明了新旧假设之间的不同。第三，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假设：除了完全的国家独立之外，任何形式的自治都无法满足“民族自决”。在19世纪的大半时间里，对于自治权的要求大多不曾想到这一点。第四，当时出现了一种用种族以及尤其是用语言来界定民族的趋势。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有某些主要位于西欧的政府自认为它们可代表“民族”（例如法国、英国或者新建立的德国和意大利），也有某些政府虽然以别的政治原则为根据，也因它能代表其居民的主要成员而被视为某种民族（沙皇便是这样，以同时是俄罗斯和东正教统治者的身份，享有大俄罗斯民族的效忠）。在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之外，其他国家内部的无数民族，并不曾构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建立之后。当然，波兰人从不曾放弃复兴遭俄、德、奥瓜分的独立波兰的活动。英国中的爱尔兰人亦然。当时也有各种民族群体，基于不同的原因而居住在他们十分想要隶属的国家和政府疆界之外。不过，其中只有某些民族群体造成了政治问题，比方说1871年被德国兼并的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居民。［1860年被统一不久的意大利政府让给法国的尼斯（Nice）和萨伏伊（Savoy），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不满。］

无疑，自19世纪70年代起，民族主义运动的数目增加了许多。不过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年间，在欧洲所建立的新民族国家，比德意志帝国形成前40年间所建立的要少得多。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40年间所建立的国家，例如保加利亚（1878年）、挪威（1907年）和阿尔巴尼亚（1913年），也不具有什么重要性。［1830—1871年间建立或为国际所承认的国家有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所谓1867年的“妥协方案”（Compromise），也等于是由哈布斯堡王朝授予匈牙利广泛的自治权。］如今，不仅是芬兰人和斯洛伐克人这些此前被认为是“不具历史”的民族（也就是，以前从未拥有独立国家、统治阶级或文化精英的民族）在进行“民族运动”，而且像爱沙尼亚人（Estonians）和马其顿人（Macedonians）这类除民俗学热衷者外，此前几乎根本无人过问的民族，也开始兴起“民族运动”。而在久已建立的民族国家中，区域性的人口现在也开始在政治上以“民族”的身份进行动员。比方说，19世纪90年代，威尔士在一位本地律师劳合·乔治的领导下组织了“青年威尔士”（Young Wales）运动，我们在下面还会谈到劳合·乔治；又比方说，1894年时，西班牙成立了一个“巴斯克民族党”（Basque National Party）。而几乎同时，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则在犹太人中间发动了犹太复国运动（Zionism），在此之前，犹太人对于它所代表的那种民族主义一无所知。

这些运动通常都声称是为某个民族发言，可是其大多数都尚未得到它们所欲代表的民族的多数支持。不过，大规模的向外移民赋予更多落后群落成员强烈的怀乡诱因，使他们想与他们遗留下来的事物认同，并接纳新的政治构想。不过，大众确实越来越认同于“民族”，而对许多政府和非民族主义的竞争对手而言，民族主义的政治问题恐怕已越来越不容易处理。或许，大多数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欧洲局势观察家都认为：在意大利和德国完成统一，以及奥匈帝国达成妥协之后，“民族原则”大致不会像以往那么具有爆炸性。甚至，当奥匈帝国当局被要求在其户口调查中加入一项对语言的调查时［这是1873年国际统计学大会（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ongress）建议的］，他们虽不是很热衷，却也没有拒绝。然而，他们认为应该给一点儿时间，让过去10年间激烈的民族倾向冷却下来。他们非常有把握地假定，到1880年再度举行户口调查时，这种倾向便会冷却下来。可是他们却大错特错了。[5]

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重要的不是当时的民族奋斗目标在各个民族中所得到的支持程度，而是民族主义的定义和纲领的改变。我们现在早已习惯用人种和语言来定义民族，因而忘记了这个定义基本上是19世纪晚期发明的。我们不需详细讨论这件事，只需要记住：在1893年盖尔联盟（Gaelic League）成立一段时间之后，爱尔兰运动的理论家才开始将爱尔兰民族奋斗的目标和对盖尔语的维护连为一体，而一直到同一时期，巴斯克人才以其语言（而非其历史上的宪法特权）作为其民族独立的根据，并且，关于马其顿人是不是与保加利亚人比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更为相像的热烈辩论，在决定马其顿人应与这两个民族中的哪一个结合上不具任何重要性。至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更进一步主张犹太民族和希伯来文（Hebrew）是同一回事，然而，自从被巴比伦人（Babylonian）俘虏之日起，再也没有任何犹太人真的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文。它是在1880年才被人发明为日常用语（与神圣的仪式性语言或博学的国际混合语言有别），而当时发明的第一个希伯来文词汇，便是“民族主义”。而犹太人之所以学它，是把它当作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标记，而非沟通工具。

这么说并不表示在之前语言不是一个重要的民族问题。它是若干民族识别的标准之一，而一般来说，语言问题越不突出，一个民族的民众与其团体的认同便越强烈。语言并不是那些只把它当作沟通工具的人的意识形态战场，因为要对母亲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以及邻居之间的交谈语言进行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大多数犹太人实际上所说的语言是意第绪语（Yiddish，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在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左派采用这种语言之前，它几乎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而大多数说它的犹太人，也不在乎许多官员（包括奥匈帝国的官员）甚至拒绝接受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上百万人选择成为美国的一分子，美国显然没有单一的民族基础，而他们之所以学英语是为了必需或方便。他们努力地使用这种语言，并不是为了任何与民族灵魂或民族延续有关的基本原理。语言的民族主义，是书写和阅读的人所创造的，不是说话的人所创造的。而那些可从中发现其民族基本性格为何的“民族语言”，往往是人为的。因为，它们必须由地方性或区域性方言——由无文字的实际口语所组成——的拼图玩具中，将这些方言加以汇编、标准化、一元化和现代化，以供当代人和文学之用。古老民族国家或知识文化的主要书写语言，很久以前便经历过这个编纂和更正的阶段：德文和俄文在18世纪，法文和英文在17世纪，意大利文和卡斯蒂利亚（Castile，西班牙中部以及北部地区）文甚至更早。对大多数语言群体较小的语言来说，19世纪是“大师”辈出的时期，这些大师确立了其语言的词汇和正确用法。对若干语言——比如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巴斯克语和波罗的海语等——来说，大师的时代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

书写语言与领土和制度具有密切但非必然的关系。以“民族意识形态和纲领的标准模式”自命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是领土性的，因为它的基本模范是法国大革命的领土国家，或至少接近于可对其清楚划定的疆界和居民进行全盘政治控制的国家。在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又是个极端例子，因为它显然是一个假借的计划，在几千年来赋予犹太民族“永久性、凝聚力和不可毁灭之标志”的实际传统中，并没有先例，与它也缺乏有机的关联。这项运动是要求犹太人去取得一片当时已被另一个民族占领的领土（对赫茨尔来说，这片领土甚至和犹太人不必有任何历史关联），以及说他们已有几千年不说的语言。

这种民族与特定地域的认同，在大规模迁徙的世界（甚至在非迁徙性的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造成了许多问题，以至另一种民族的定义也被发明出来，尤其是在奥匈帝国和散居的犹太人中间。在这种定义中，民族不被视为“一群居民所附着的一块特殊土地”所固有的，而被视为“自以为属于一个民族的一群男男女女”所固有的，不论他们碰巧住在哪儿都一样。这些男男女女皆享有“文化自治权”。支持“民族”地理论和人文论的人，便这样被锁定在激烈的争执之中，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里面，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亲纳粹派之间。这两种理论都不十分令人满意，不过人文论比较无害。无论如何，它不曾让它的支持者先创造一片领域，而后再将它的居民塞进正确的民族形状中去；或者，套用1918年后新独立的波兰领袖毕苏斯基（Pilsudski）的话：“国家造就民族，而非民族造就国家。”[6]

根据社会学理论，非领土派几乎无疑是对的。“非领土”指的并非男男女女（除了少数几个游牧或散居的民族）不牢牢地附着于他们称为“家园”的那块土地，尤其当我们想到：在历史上的大半时间内，绝大部分的人都属于植根最深的人——靠农业为生的人。但是，那块“家乡领域”并不等于现代国家的领域，正好像现代英文“fatherland”（祖国）一词中的“father”（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父亲。那时的“乡土”（homeland）是彼此具有真正的社会关系的人类的真实群落所在地，而非在成千万人口（今日甚至成亿人口）当中创造“某种联结”的虚构社会。词汇本身便可证明这点。西班牙文中的“patria”（家园、祖国），一直到19世纪后期才与西班牙具有同样大小的范围。18世纪时，它还只是指一个人出生的地方或市镇。[7]意大利文中的“paese”（乡或国）和西班牙文中的“pueblo”（民），也仍然可以意指一个村落或国家的领域或居民。［德国电视连续剧《家园》（Heimat）的力量，正是在于剧中人物对“小祖国”亨斯鲁克山（Hunsrück Mountain）的经验与其对大祖国德国的经验的结合。］民族主义和国家接掌了亲属、邻居和家园，其所造成的区域和人口规模使它们成为隐喻。

但是，人们所习惯的真正群落，如村庄和家族、教区、行会、会社等等，因为显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涵盖他们生活中大多数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步向式微。随着它们的式微，它们的成员感到需要以别的东西来取代它们。而虚构的“民族”共同体正可填补这一空白。

这一虚构的“民族”共同体无可避免地附着在19世纪典型的现象——“民族／国家”——之上。因为就政治而言，毕苏斯基是对的。固定不仅造就民族，也需要造就民族。政府通过普通但无所不在的代理人——由邮差和警察到教师和（在许多国家的）铁路员工——而直接向下接触到其境内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它们可以要求男性公民（最后甚至要求女性公民）积极地报效国家。事实上，便是他们的“爱国心”。在一个越来越民主的时代，政府官员不能再依靠传统社会阶级较低的人服从阶级较高的人的稳定秩序，也不能再依靠传统宗教来确保社会服从。他们需要一个团结国民的办法，以防止颠覆和异议。“民族”是各个国家的新公民宗教。它提供了使所有公民附着于国家的黏合剂，提供了将民族国家直接带到每一个公民面前的方法，并可平衡人们对那些“超越政府的事物”（例如宗教、与国家不一致的民族或人种，或更突出的阶级）的效忠。在立宪国家，借着选举而参与政治的民众人数越多，这样的要求便越有机会提出。

再者，甚至非立宪国家，如今也珍视那种可以用民族的理由（可发挥民主诉求的效果，但没有民主政治的危机），加上他们有责任服从上帝所认可的政府官员的理由，来向其臣民提出诉求的“政治力量”。19世纪80年代，在面临革命的鼓动时，甚至俄国沙皇也开始采取下述那个19世纪30年代就有人向他祖父建议但未获采用的政策，即沙皇的统治不但要以独裁政体和正教原则为依据，也要以民族为依据——乞灵于俄罗斯人是俄罗斯人这个事实。[8]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所有19世纪的君主都必须穿戴上民族的化装服饰，因为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他们所统治国家的本地人。成为英国、希腊、罗马尼亚、俄国、保加利亚，或其他需要君主国的统治者或统治者配偶的那些王子和公主（大半是日耳曼人），为了尊重民族原则，而将他们自己归化为英国人（如维多利亚女王）或希腊人［例如巴伐利亚的奥托（Otto）］，进而学习另一种他们在说的时候会带有口音的语言。虽然他们与这个国际亲王工会——或许我们应该说这个国际亲王之家，因为他们都是亲戚——其他成员的相像度，远比与自己的臣民大得多。

使国家民族主义甚至更为必要的，是工业技术时代的经济和其公私管理的性质需要民众接受小学教育，或至少具有识字阅读的能力。由于政府官员和公民之间的距离拉大，而大规模的迁徙致使甚至母子和新婚夫妇之间也隔着几天或几个星期的路程，19世纪遂为口语沟通崩溃的时代。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学校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好处：它可以教导所有的孩童如何成为好臣民或好公民。在电视流行以前，没有任何媒体和世俗宣传可以和教室相提并论。

因此，就教育来说，在大多数欧洲国家，1870—1914年间乃是小学的时代。就连那些素以良好教育制度闻名的国家，小学教师的人数也猛然增加，瑞典增加了三倍，挪威也差不多。比较落后的国家也开始迎头赶上。荷兰小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在1870年前还没有建立公立教育制度的联合王国，小学生的人数则增加了三倍；在芬兰，它增加了十三倍；甚至在文盲充斥的巴尔干国家，小学的孩童数目也增加了四倍，而教师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三倍。但是国民教育系统，也就是主要是由国家组织和监督的教育系统，需要以国语教学。教育和法庭与官僚制度一样（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五章），也是使语言成为国籍主要条件的一大力量。

国家因而创造了“民族”，也就是民族爱国心，并且至少为了某种目的，特别急迫和热切地创造了在语言上和管理上具有一致性的公民。法兰西共和国将小农转化为法国人。意大利王国在“创造了意大利”之后，顺从阿泽利奥（Azeglio）的口号（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五章第2节），全力用学校和兵役“制造意大利人”，结果有成有败。美国规定：懂英语是作为美国人的条件之一，而且自19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引进基于这种新公民宗教的真正崇拜（在其不可知论宪法下所能拥有的唯一崇拜），其表现方式是在每一所学校中，每天举行向国旗效忠的仪式。匈牙利尽一切力量想将其多民族的居民转化为马扎尔人。俄国坚持将其较小的诸民族俄罗斯化，也就是以俄文垄断教育。而在那些多民族得到相当承认，且允许小学乃至中学以某种别的方言教学的地方（如奥匈帝国），国语仍在高等学府享有决定性优势。因此，非主流民族若能在其国家当中争取到自己的大学，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例如在波希米亚、威尔士和佛兰德斯）。

国家民族主义不论是真实的，或是为方便而发明的（例如上述君王的例子），都是一种双刃的战略。当它在动员某些居民的时候，也疏远了另一些居民——那些不属于或不想属于该国主要民族的居民。简而言之，由于它将那些为了某种原因拒绝接受官定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群落区分开来，遂使得非官方民族的那些民族更容易被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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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许多其他民族不拒绝接受官方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地方，为什么有些民族拒绝接受呢？毕竟，对于小农来说（而且对于其子女来说更甚），成为一个法国人有相当多的好处。事实上，任何人除他们自己的方言或土语以外能学会另一种主要的文化和升迁用语，都可带来不少好处。1910年时，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1900年以后他们来到美国时口袋中平均有41美元），[9]有70%已成为会说英文的美国公民，虽然他们显然不想停止说德语，也不曾放弃德国式的感情。[10]（平心而论，很少有几个州真的尝试干涉少数语言和文化的私生活领域，只要它不向官定“国家民族”的公开优势挑战即可。）除了宗教、诗歌、社群或家庭感情以外，非官方语言很可能无法与官方语言竞争。虽然今日我们可能难以相信，但是在那个进步的世纪，的确曾有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情感的威尔士人，承认他们古老的凯尔特语地位较低下，甚至有些人想要为它实行安乐死。（这个名词是1847年在国会讨论威尔士教育的委员会上，一个作证的威尔士人说的。）当时有许多人不仅选择由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也选择由一个阶级转换到另一个阶级，而这样的迁移很可能意味着国籍的改变，至少是语言的改变。中欧充斥着拥有斯拉夫姓氏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也充斥着其姓名乃照德文字面翻译或修改斯洛伐克姓名而成的马扎尔人。在这个自由主义的充满流动性的时代，美国和英语并非唯一发出公开邀请的国家和语言。而乐于接受这种邀请的人很多，尤其是当他们事实上不需要因此而否认其渊源时。在19世纪大半时期，“同化”（assimilation）绝不是一个坏字眼，它是许多人想要做到的一件事，尤其是那些想要加入中产阶级的人。

某些民族中的某些人之所以拒绝“同化”，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被允许成为官方民族的完整成员。最极端的例子是欧洲殖民地的原住民精英，他们被施以其主子的语言文化教育，以便代表欧洲人管理殖民地居民，但是欧洲人显然不以平等态度对待他们。在这一点上，迟早会爆发冲突，尤其是因为西方教育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明确表达其要求的具体语言。1913年，一位印尼的知识分子用荷兰文写道：为什么荷兰人期望印尼人庆祝荷兰人从拿破仑统治下解放的一百年纪念？如果他是一个荷兰人，“我不会在一个其人民独立被窃走的国家，张罗独立庆典。”[11]

殖民地的民族是一种极端情形，因为从一开始起，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种族优越感，任何程度的同化也不能将黑皮肤的人变成“真正的”英国人、比利时人或荷兰人，即使他们和欧洲贵族一样有许多财富、有高贵的血统和对运动的品位——许多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印度土王便是如此。可是，即使是在白人的范围内，表面与实际之间仍有显著的矛盾：他们一方面对任何证明他有意愿和能力加入“国家民族”之人提供无限制的同化机会，另一方面却又拒绝接受某些群体。对于那些在当时根据仿佛高度合理的理由，假设同化的范围可以并不遥远的人来说，这种矛盾更是戏剧性，这些人就是西化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犹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一名法国籍犹太人参谋的受害事件），会不仅在犹太人中间，也在所有自由主义者之间，造成这么不成比例的恐怖反应，并且直接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

1914年以前的半个世纪，是著名的仇外时代，因而也是民族主义者的反动时代。因为，即使不说全球性的殖民主义，这也是一个大规模流动和迁徙的时代，尤其是在大萧条那几十年，也是社会局势紧张的时代。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到了1914年时，大约有360万人（几乎是总人口的15%）已经永久离开了休战时期的波兰领土，其中还不包括每年50万的季节性迁徙者。[12]由此而产生的仇视外人心态，不是来自下层社会。它最始料未及的表示，那些反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表示，是来自根基稳固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实际上永远不大可能遇见纽约下东城的定居者，或住在萨克森收割工工棚里的人。韦伯虽然具有不存偏见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学术眼光，可是他也逐渐对波兰人产生了强烈敌意（他正确地指控德国地主大批进口波兰人充当廉价劳工），并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参加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日耳曼联盟（Pan-German League）。[13]美国对于“斯拉夫人、地中海民族和犹太人”的种族偏见，实见于当地的白人中间，尤其是信仰新教、以英语为母语的资产阶级中上层人士。这些人，甚至在这一时期，已发明了他们的本土英雄神话：那些在广漠西部行侠仗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牛仔（幸而未组成协会）——神话中的广阔天地与大城市膨胀中的危险蚁丘，真有天壤之别！［三位代表这个神话的美国东北部精英，是欧文·威斯特（Owen Wister），他在1902年出版了《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画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Frederick Remington）和稍后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4]］

事实上，对这些资产阶级来说，贫穷外国人的涌入，既加剧了也象征着人数日增的都市无产阶级所引起的诸多问题。这些人结合了国内外“野蛮人”的特征，这些特征似乎行将淹没高尚者的文明（参见第二章）。他们同时也凸显出社会在应付急速变化的各种问题上的明显无能，以及新群众不可原谅地未能接受旧有精英的优越地位，而这种情形尤以美国为最。波士顿是富有而且受过教育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裔、信奉新教的传统资产阶级的中心，而限制移民联盟（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正是于1893年在波士顿成立的。在政治上，中产阶级的仇视外人，几乎可以确定比劳动阶级的仇视外人更为有效；劳动阶级的仇外只是反映邻居间的摩擦，以及对压低工资、竞求工作机会的恐惧。不过，实际上将外国人排除于劳力市场之外的，是区域性的劳动阶级压力，因为对雇主来说，进口廉价劳工的诱因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在完全拒绝接纳陌生人的地方，如在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实施禁止非白人移民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这种仇外不会造成全国性或社群之间的摩擦，但是，在那些当地社群已遭歧视（如白人统治下的南非的非洲人或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的地方，它自然很容易加速摩擦。不过，在1914年前，工人阶级的仇视外人很少发挥实际效用。整体而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即使是在美国，造成的反外国劳工骚动也出人意料的少，而在阿根廷和巴西，这类骚动几乎可以说不曾发生。

不过，进入外国的移民群体，不论他们是否曾遭到当地人的仇视，都很容易生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一旦离开了故乡村落，便不能再假定自己是一个不需要定义的民族，如波兰人和斯洛伐克人，也不仅是因为他们移入的国家强加给他们的新定义，如美国将此前自以为是西西里人或那不勒斯人，甚至卢卡（Lucca）人或萨勒诺（Salerno）人等的移民，全部归类为“意大利人”。这种情感的产生是因为他们需要社群间的互助。除了家人、朋友和这些由故国来的人以外，这些刚迁徙到新奇陌生环境中的人，能指望向谁求助？（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之内，每个不同区域的迁徙者也和自己区域的其他迁移者团结在一起。）有谁能了解他？或者更确切地说，有谁能了解她？因为女人的家务领域使她们比男人更依赖单一语言。在最初的移民社区中，除了类似于教会这样的团体以外，还有谁能使他们成为一个社群，而非一堆外国人？他们的教会即使在理论上是世界性的，实际上却是民族性的，因为它的教士是和教徒来自同一个民族。而且不论他们用什么语言做弥撒，斯洛伐克的教士都需要用斯洛伐克语和教徒说话。于是，“民族”成为人际关系的真正网络，而不仅是一个虚构社会。只因为远离故国，每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实际上和他所遇见的每一个斯洛文尼亚人都有一种可能的私人关系。

再者，如果这类移民要在他们所在的新社会以任何方式组织起来，则组织的方式必须能允许他们彼此沟通。如前所述，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国际主义的，而且像自由主义者一样（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三章第1及第4节），它们甚至梦想一个全人类说单一世界语的未来——在“使用世界语”的小群体之间，这个梦仍然存在。例如，考茨基在1908年时还希望全体受过教育的人最后都会结合为一个使用单一语言的民族群体。[15]可是在当时，它们却面临了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问题：匈牙利工厂中的工会，可能需要以四种不同的语言发布罢工命令。[16]它们很快就发现，民族混杂的部门工作效率较差，除非工作人员已经能以两种语言沟通。劳动阶级的国际性运动，必须是民族或语言单位的合并。在美国，实际上成为工人大众政党的民主党，也必须以“族裔”联盟的形式发展。

民族迁徙的情形越甚，造成无根民众彼此冲突的城市和工业发展越迅速，这些被连根拔起的民众之间的民族意识基础便越广。因此，就新的民族运动来说，流亡往往是它们主要的孕育期。未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马萨里克（Masaryk），是在匹兹堡（Pittsburgh）签署捷、斯两族合组国家的协议，因为有组织的斯洛伐克群众基础是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而非斯洛伐克。至于在奥地利被称为鲁塞尼亚人（Ruthenes）的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落后山区居民（1918—1945年间并入了捷克），他们的民族主义只在移民到美国的罗塞人当中构成了有组织的形式。

移民间的互助和互保，可能有助于其民族的民族主义成长，但却不足以解释它的产生。然而，就移民间的民族主义是以移民对旧日故乡风俗的模糊怀念为基础而论，它无疑与故国正在孕育民族主义的那种力量有相似之处，尤以较小的民族为然。这就是新传统主义，是一种防御性或保守性的极端看法，用以抵抗现代化、资本主义、城市工业，以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扩散，抵抗这些力量对旧日社会秩序所造成的破坏。

天主教会支持巴斯克和佛兰德斯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许多小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些小民族受到“自由派民族主义”的排斥，在自由派眼中，这些小民族显然无法变成“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国家”。教会的支持显然带有传统主义的成分。在这个时期人数激增的右翼理论家，往往发展出对以传统为根据的文化区域主义的喜好，如普罗旺斯（Provence）的本地语言推行运动。事实上，20世纪晚期西欧的分离主义和区域主义运动（布列塔尼语、威尔士语、普罗旺斯语），其思想渊源均来自1914年前的右派思想。相反，在这些小民族中，资产阶级和新兴无产阶级通常都不喜欢小型民族主义。在威尔士，劳工党的兴起逐渐损害了威胁要接管自由党的青年威尔士民族主义。至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自然也喜欢大国或世界的市场，而不喜欢小国或区域的狭窄拘束。在俄属波兰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远高于该国的平均水平），当地资本家对于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都不热衷，而根特那些公开以法国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始终是佛兰德斯民族主义分子痛恨的对象。虽然这种漠不关心并不十分普遍，但它已强大到使罗莎·卢森堡误以为波兰的民族主义不具有资产阶级基础。

但是，使传统的民族主义分子更沮丧的，是农民这个最传统的阶级对于民族主义竟也只有微弱的兴趣。巴斯克民族党成立于1894年，其目的在于维护所有古风，抵抗西班牙人和无神论工人的侵犯，可是说巴斯克语的农夫对它却不具热忱。像大多数其他这类运动一样，它主要是都市中产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的团体。[17]

事实上，本书所述时期的民族主义进展，大致是由这些社会中间阶层所带动的现象。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称它为“小资产阶级的”颇有几分道理。而它与这些阶层的关系，也有助于解释我们已经谈到的三个新特点：语言上的好战政策，要求组成独立国家而非接受次等的自治权，以及政治上的转向右派和极右派。

对于由大众背景中兴起的中下阶级来说，事业和方言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从社会开始以大众阅读书写能力为支撑的那刻起，如果他们不想沦入纯粹靠口语沟通的下层社会（偶尔在民俗学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则其口语必须或多或少地官方化，以作为官僚政治和教育的媒介。大众（也就是小学）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因为它只能用大多数人能够了解的语言。（威尔士语或某种方言或土语禁止在教室使用，曾在地方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记忆中留下许多创伤。这种禁止不是由于国家具有支配性民族的某种极权主义的要求，而几乎可以确定是由于当政者真正相信：除非以官定的语言教学，否则教育便会有所欠缺，而一个只懂一种语言的人作为一个公民的能力和其职业前途，都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妨碍。）以一种纯粹的外来语施教的教育，不论这种外来语是活的还是死的，只适用于精心挑选的少数人，只有这些人花得起相当的时间、费用和气力，去获得对它的纯熟使用。官僚政治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因为它能决定一个语言的官定地位；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中，它是需要阅读识字能力的最大雇主。因而自19世纪90年代起，在奥匈帝国中，关于不同民族混居地区的街名应该用什么语言书写，以及关于特殊助理邮政局长和铁路站长应该由哪一个民族的人来担任，便产生了无穷的琐碎斗争，甚至危及政治活动。

但是，只有政治力量才可以改变次要语言或方言的地位（众所周知，所谓次要语言和方言，只不过是没有军队和警察力量作为后盾的语言和方言）。因此，在这个时期精心的语言调查和统计数字背后，隐藏了许多压力和反压力。（比方说，尤其是1910年比利时和奥地利的语言调查和统计数字。）方言的政治要求，便是依据这样的调查和统计数字。因此，至少在部分情况下，每当出现如比利时的情形，即操双语的荷裔比利时人数目显著增加时，或出现如巴斯克的情形，即巴斯克语的使用在迅速成长中的城市几乎消灭时，便会有民族主义者为语言而发起动员。[18]因为只有政治压力可以为实际上不具竞争能力的语言，赢得作为教育或大众沟通媒介的地位。这一点，也只是这一点，才使得比利时在1870年正式成为一个双语国家，使得弗拉芒语在1883年成为佛兰德斯中学的必修科目。但是，一旦一种非官定语言赢得了官定地位，它便会自动创造出相当可观的具有方言读写能力的政治选民。以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而论，在它1912年总计480万的中小学学生当中，可能或实际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比例，显然比在1874年总计220万的中小学学生中来得高，遑论以各种互相敌对的语言进行教学的10余万名新增教师。

可是，在多种语言的社会，接受以方言传授的教育，并可因这种教育而得到职业升迁的人，或许仍会觉得自己的地位较卑下，或“因社会地位不佳而享受不到大多数人享有的权益”。虽然他们往往因为比只会说精英语言的势利小人多懂一种语言，而在竞争次要的工作机会时占有优势，可是，他们还是会认为在谋求最高层职位时他们居于不利地位，而他们这种感受似乎也无可非议。因而，当时有一种压力，要求将方言教学由小学教育延伸到中学教育，最后延伸到完整教育系统的巅峰——方言大学。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说威尔士和佛兰德斯对于这样一所大学的需求是高度政治性的。事实上，威尔士在1893年成立的国立大学，曾一度是威尔士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民族机构。那些母语不是官定方言的人，几乎一定会被排除在文化和公私事务的较高范围之外，除非他们会说高级的官定方言；文化和公私事务，一定是以这种方言进行的。总而言之，新的中下阶级乃至中产阶级仍接受斯洛文尼亚语或弗拉芒语教育这一事实，凸显了主要奖赏和最高地位仍属于说法语或德语者的现象，虽然这些人不屑去学习次要语言。

可是，要克服这个固有障碍，却需要更多的政治压力。事实上，所需要的是政治权力。说白一点儿，就是必须强迫人们使用方言达到某些目的，虽然他们通常宁可使用另一种语言来达到这些目的。匈牙利坚持在教学上要用马扎尔语，虽然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匈牙利人，过去和现在都非常明白，在匈牙利社会中，除了最官僚性的任务以外，至少懂得一种国际通用语言，是必备的技能。强制性或形同强制的政府压力，是将马扎尔语变成书面语言的必要条件。马扎尔语在变成书面语言之后，便可在其境内为所有的现代目的效劳，即使在其本土之外没有任何人看得懂。只有政治力量——归根结底也就是政府的力量——可望达到这样的目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其生计和事业前途与其语言有关的人，不大可能会问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可使其语言发展更为兴盛。

就这方面说，语言民族主义对于分离是具有内在偏见的。相反，对于独立国家的领土要求，又似乎越来越和语言分不开，以至我们看到官方对盖尔语的支持在19世纪90年代介入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虽然（或者实际上因为）绝大多数的爱尔兰人显然非常习惯使用英语。而犹太复国主义则复活了希伯来语作为日常用语，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犹太人语言可以使他们建设一个领土国家。我们可以对这种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制定语言的努力做一些有趣的反思，因为有些将失败（如使爱尔兰人重新改说盖尔语）或半失败［如编制更挪威式的挪威语（Nynorsk）］，而另一些将成功。然而，在1914年前，它们通常缺乏必要的政府力量。1916年时，实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语的人不超过1.6万人。

但是，民族主义也以另一种方式和中间阶层紧密联系，这种方式也促使它和中间阶层的人士转向政治上的右派。仇视外人一事对于商人、独立工匠和某些受到工业经济进步威胁的农民，很容易产生吸引力，尤其（再重复讲一次）在财政紧迫的不景气时期。外国人逐渐变成资本主义的象征，而资本主义正是瓦解古老传统的力量。因此，自19世纪80年代起流行全西欧的政治反犹太主义，和犹太人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关联。在4 000万人口中只有6万犹太人的法国，它的效力最强大；在6 500万人口中有50万犹太人的德国，它的效力也不弱；在犹太人占人口15%的维也纳亦然。（犹太人占布达佩斯人口的1/4，可是反犹太主义在布达佩斯却不构成政治因素。）这种反犹太运动所针对的是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其他“小人物”眼中的资本主义荼毒者，“美好时代”典型资本家的卡通造型，不只是一个戴高顶丝质礼帽和抽雪茄烟的胖男人，而且还有个犹太鼻子，因为在犹太人所主导的企业领域中，他们不仅与小商人竞争，同时也扮演给予或拒绝给予农民和小工匠信贷的角色。

因而，德国社会主义领袖倍倍尔觉得反犹太主义是“白痴的社会主义”。可是，当19世纪末政治反犹太主义兴起时，最吸引我们注意的不是“犹太人等于资本家”这个公式（在东欧和中欧许多地方，这个等式并非不成立），而是它和右翼民族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该运动有系统地对抗其支持者的潜在或公开的仇外心态，以致对外国人和犹太人的深刻厌恶，在这个群体中往往显得较从前更为可耻。它标示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许多大国中的明显右倾，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德国民族主义的古老群众组织（许多体操协会），由承继1848年革命的自由主义作风，转为具有侵略性、军国主义和反犹太姿态。此时，爱国精神的旗帜已成为政治右派的所有物，左派不容易掌握它们，虽然在有的地方爱国精神和法国的三色旗一样，认同于革命和人民奋斗的目标。于是，左派人士认为炫耀国名和国旗，可能会有被极右派污染的危险。一直到希特勒上台，法国左翼才重新充分运用激进派的爱国精神。

爱国精神之所以转移到政治右翼，不仅是因为它以前的思想伙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陷于一片混乱，也是因为以往显然使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配合的那种国际形势，不再有效。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或许甚至到1878年的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为止，国际形势都显示出：一个民族国家的获利，不一定是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损失。事实上，欧洲地图虽因两个主要的新民族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创建，和巴尔干半岛上若干小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改观，可是却没有发生战争或对国家间的国家体系造成不可忍受的破坏。在大萧条以前，像全球自由贸易之类的事物，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或许对英国好处最多）。可是自19世纪70年代起，这样的宣称听起来已不再真实。而当全球性的冲突再一次逐渐被认为是一种严重的、虽然尚未成为迫切的可能时，那种认为其他国家简直就是威胁者或牺牲者的民族（国家）主义，便因之得势。

在自由主义危机中出现的政治右派运动，一方面培育了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也受到它的鼓舞。事实上，最初以新出现的“民族主义者”一词自称的人，往往是那些因战败刺激而采取政治行动的人，例如1870—1871年德国战胜法国之后的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1862—1923）和保罗·德罗列德（Pau l D erou lè de），以及1896年意大利羞耻地败于埃塞俄比亚之手以后的恩里科·柯拉蒂尼（Enrico Corradini，1865—1931）。他们所创建的运动（这个运动使普通词典上出现了“民族主义”一词），在相当程度上是有意反对当时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反对议会政治）。[19]在法国，这种运动一直只是聊备一格，比方说，1898年创立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caise），便迷失在不切实际的君主主义和出言不逊的无趣言谈之中。意大利的这种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政治运动，建立在沙文主义、仇外以及对于扩张国土、征服甚至战争行动的日渐理想化上。

对那些无法精确解释其不满的人而言，这样的民族主义特别能够替他们表达集体的愤恨。一切都是外国人的错。德雷福斯案使法国的反犹太主义有了特殊武器，不仅因为被告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外国人在法国参谋总部干什么？），也因为他被指控的罪名是替德国当间谍。相反，德国的好国民每当想起他们的国家正遭到其敌对联盟有系统的包围（如他们的领袖常提醒他们的），便吓得战栗不已。与此同时，像其他好战民族一样，英国人已做好准备，要利用那股反常高涨的仇外兴奋情绪，来庆祝世界大战的爆发。这股仇外情绪说服了英国皇室将其日耳曼姓氏改为盎格鲁——撒克逊姓氏——温莎（Windsor）。无疑，每一个土生土长的公民，除了少数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几个知识分子、国际性商人和国际贵族及王族俱乐部的成员外，都感受到某种程度的爱国狂热。无疑，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在内，都深深浸染了19世纪的种族优越感（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节，以及本书第十章），以至他们很容易相信自己的阶级或民族在先天上便较其他人优越。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在各帝国的人民间加强这样的诱惑。但是，无可怀疑的是，最热烈响应民族主义召唤的那些人，多半都介于“社会上已有确立地位的上层阶级”与“最下层的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

对于这个发展中的中间阶层来说，民族主义也多少具有实际的吸引力。它提供了他们作为国家“真正捍卫者”的集体身份（回避他们为一阶级的说法），或者作为（他们非常垂涎的）完整的资产阶级身份申请者的集体身份。爱国心补偿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卑下地位。因此，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英国，在1899—1902年的帝国主义南非战争中，其接受招募的工人阶级的曲线，完全反映了经济形势，随失业率而升降，但是中下阶级和白领阶层青年响应招募的曲线，却清楚反映了爱国宣传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军人的爱国心可为他们带来社会报偿。在德国，它为就读中学到16岁（即使未能继续学业）的男孩，提供了出任预备军官的机会。在英国，如战争将说明的，甚至连替国家服务的办事员和售货员也可以成为（用英国上层阶级严峻的术语来说）“暂时的绅士”。

3

可是，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的民族主义，不只局限于失意的中产阶级或反自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法西斯祖先所诉求的那种意识形态。因为，毫无疑问，在这个时期能够提出或包含全国性诉求的政府、政党或运动，多半可享有额外利益；相反，那些不能或不为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居于不利地位。无可否认，1914年战争的爆发，在主要作战国家激起了真正的（虽然有时是短暂的）大众爱国精神的勃发。而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全国性工人阶级运动败给了分解为“以每一个民族的工人为基础”的个别运动。奥匈帝国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帝国尚未崩溃之前便已崩溃了。

不过，作为“民族运动和挥舞国旗的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性的广泛诉求之间，有一点截然不同。前者看不到国家建立或扩张之后的情形。它的纲领是反抗、驱除、击败、征服、驾驭或淘汰外国人。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只要能在一个爱尔兰民族、日耳曼民族或克罗地亚民族的独立国家（完全属于他们的国家）中，维护其爱尔兰人、日耳曼人或克罗地亚人的特性，宣布其光荣的未来，或为达到这个目标尽一切牺牲，就足够了。

事实上，正是这一点使它的吸引力只能局限在下列范围内：热情的理论家和好战者、寻找凝聚力和自我定义的不定型中产阶级、可以将他们所有的不满归咎于罪恶的外国人的群体（主要是挣扎中的小人物），当然，还有那些对那种“告诉公民说有爱国心便够了的意识形态”大表欢迎的政府。

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单有民族主义是不够的。矛盾的是，这一点在尚未获得自决的民族的实际运动上最为明显。在本书所论时期，真正得到民众支持的民族运动（并非所有想得到的都能得到），几乎全是那些将民族和语言的诉求与某些更强有力的利害或动员力量（包括古代和现代的）相结合的民族运动。宗教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天主教会，那么佛兰德斯人和巴斯克人的运动在政治上便会微不足道。没有人会怀疑：天主教信仰赋予受异教统治的爱尔兰和波兰民族主义一种一致性和群众力量。事实上，在这个时期，爱尔兰的芬尼亚勇士团成员（Fenians，最初是一个世俗、事实上反教权的运动，诉诸各种信仰的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已成了一大政治力量，其原因在于他们允许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认同于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

更令人惊异的是，如前所述，那些最初以国际主义和社会解放为主要目标的政党，也发现自己成了民族解放的媒介物。独立波兰的重建，不是19世纪完全致力于独立的无数政党中的任何一个所能领导的，而是由隶属于第二国际的波兰社会主义党完成的。亚美尼亚（Armenian）的民族主义亦然，犹太人的领土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建立以色列的不是赫茨尔或魏茨曼（Weizmann），而是俄国人所启发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虽然有些此类政党在国际社会主义中受到批判，因为它们把民族主义置于社会解放之前，可是这样的批判却不适用于另一些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政党，因为后者是在意外地发现它们代表了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芬兰的社会党、格鲁吉亚（Georgia）的孟什维克（Mensheviks）、东欧大片地区的犹太人联盟，甚至拉脱维亚绝对非民族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相反，民族主义运动也觉察到：就算不提出特定的社会纲领，至少也要表现出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心，因为这可带给它们不少好处。其中最典型的是出现于工业化的波希米亚——被同受劳工运动吸引的捷克人和日耳曼人分占——的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的运动。（1907年，社会民主党员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得到38%的捷克选票，成为最大政党。）捷克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最后成为独立捷克的代表性政党，并且提供了最后一任总统——贝奈斯（Beneš）。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启发了一个年轻的奥地利人，这个人把他们的名称和他们结合“反犹太极端民族主义”和“含糊的人民主义社会煽动法”的态度，带进了战后的德国。此人便是希特勒。

因而，当民族主义被调成鸡尾酒时，它才真的普受欢迎。它的吸引力不只在于它本身的滋味，也在于它掺和了其他的某种成分或多种成分。它希望能借这些成分来解消费者精神或物质上的干渴。但是，这样的民族主义虽然还是名副其实的，却不是挥舞国旗的右派所希望的那样——它既不那么好斗又不那么专心致志，而且确乎不那么反动。

矛盾的是，在各种民族压力下行将瓦解的奥匈帝国，却展现出民族主义的极限。在20世纪最初10年，虽然帝国中绝大多数的人民毫无疑问已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民族，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人认为这一点和对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支持有任何矛盾。甚至在大战爆发之后，民族独立仍然不是重要的争论点。在奥匈帝国的各民族中，只有四个民族（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对政府抱有坚决的敌意，其中三个可以与帝国境外的民族国家认同。然而对大多数民族而言，它们并不特别想要冲破这个某些狂热的中产阶级或中下阶级口中的“诸民族牢狱”。在战争过程中，当不满和革命的情绪真正上升之际，它也是先以社会革命而非民族独立的方式呈现。[20]

至于西方交战国，在战争期间，反战情绪和对社会的不满日渐压制了群众军队的爱国心，但却未曾摧毁。如果要了解1917年俄国革命对国际所造成的不寻常影响，我们必须牢牢记住：1914年心甘情愿，甚至满怀热忱走上战场的人，是受到爱国思想的感召。这种爱国思想不能局限在民族主义的口号中，因为它带有公民责任意识。这些军人奔赴战场，不是因为嗜好作战、嗜好狂暴和英雄气概，也不是要追求右派那种民族自大狂和民族主义的无限制扩张，更不是因为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敌意。

正好相反。所有实行群众民主政治的交战国，其国内宣传都说明了：它们所强调的不是光荣和征伐，而是“我们”是侵略或侵略政策的受害者，而“他们”代表了对于“我们”所体现的自由和文明价值观的致命威胁。尤有甚者，男男女女之所以能够因战争而予以动员，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感到这场战争不只是一般的武装格斗，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将因“我们的”胜利而更好，而“我们的”国家，用劳合·乔治的话来说，将成为“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度”。因此，英国和法国政府声称它们是在维护民主和自由，抗御君主权力、军国主义和野蛮习性（“德国兵”），而德国政府则声称它是在维护秩序、法律和文化的价值观，抗御俄国的独裁政体和野蛮习性。征伐和帝国扩张可以是殖民战争的宣传素材，却不是这场大冲突的宣传素材，即使在幕后主宰各国的外交部也一样。

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民众，1914年是以公民和平民的身份走上战场，而非以战士或冒险家的身份走上战场。可是，这个事实恰恰足以说明在民主社会当中，爱国心对政府运作的必要性及其所具有的力量。因为，只有把国家目标视为自己的目标，才可以有效动员民众。1914年时，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都有这种想法，他们便是因此而动员。一直到为期三年无比惨烈的屠杀和俄国革命的例子出现，才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想法错了。

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就尽可能最广义的范围来说……一个人的“自我”，是他能声称属于他的一切事物的总和，不仅包括他的身体和精神力量，也包括他的衣服和他的房屋、他的妻子和儿女、他的祖先和朋友、他的名誉和著作、他的土地和马匹，以及游艇和银行存款。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

带着极大的兴致……他们开始购物……他们全力以赴，就好像在为事业冲刺一样；做为这个阶级，他们谈的、想的和梦的都是财富。

——H.G.韦尔斯，1909年[2]

这个学院是因创办人的爱妻的建议和劝告而创办的……其宗旨是给予上层和中上层的妇女最好的教育。

——录自霍洛威学院（Holloway College）创办宗旨，1883年

1

现在让我们反过来看看似乎受到民主化威胁的那些人。在资产阶级从事征服的19世纪，成功的中产阶级对于他们的文明深具信心，他们一般也很自信，而且通常没有财政上的困难，但是一直要到19世纪后期，他们的物质生活才称得上是舒舒服服。在此之前，他们也过得很不错：周围环绕着装饰华丽的牢固物品，身着大量织物，买得起他们认为适合他们身份而不适合比他们低下的人的物品，消耗很多食物和饮料，或许有点儿消耗过量。至少在某些国家，饮食是非常考究的：所谓的“资产阶级食品”（cuisine bourgeoise），至少在法国是一个赞美美食的词汇。众多的仆人弥补了家中不舒适和不实际的地方，但无法掩盖这些缺陷的地方。一直到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才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称的物质设备，这些是为了迎合其认定的主力中坚的需要而设计的，这些中坚分子包括商人、自由职业者或较高级的公务人员及其眷属。他们不一定指望贵族的身份或富豪的那种物质报酬，但是他们却远胜于那些买了这样东西便不能买那样东西的人。

许多世纪以来，大多数资产阶级的矛盾之处，是其生活方式是后来才成为“资产阶级式”的，这种转型是由其边缘而非由其中心开始，而且所谓特殊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只有短暂的胜利。这或许便是为什么走过当年的人，常常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1914年以前的时代，视之为“美好的时代”。让我们以探讨这个矛盾，作为综述本书所述时期中产阶级机遇的开始。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当时是指郊区的房子和花园，很久以来，这已不再一定是“资产阶级式的”。像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它也来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我们最初可在花园郊区中看到，这种花园郊区，是19世纪70年代像诺曼·萧（Norman Shaw）这样的建筑师，为舒适但不一定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所规划开拓的［贝德福特公园（Bedford Park）］。这种聚落一般是为比英国类似聚落的居民更富有的阶层所发明的，它们发源于中欧市郊，如维也纳的小屋区（Cottage-Viertel）与柏林的达伦（Dahlem）和绿林区（GrunewaedViertel）。后来又扩及社会较低阶级，出现在中下阶层的郊区，或大城市边缘未经计划的“亭台式”迷宫。最后，通过投机的建筑业者和理想主义的市镇设计者，进入到半独立的街道和聚落，以期为部分舒适工人捕捉以往的村落和小市镇精神。理想的中产阶级住宅不再被视为市街的一部分，例如“城市住宅”或其代用物——一个面朝市街、自命为华厦的大建筑中的一个公寓。相反，它是四周围绕着青葱草木的小公园或花园中的都市化或准确地说郊区化的别墅。它成为非常强烈的生活理想，不过，在非盎格鲁——撒克逊的城市中尚不适用。

这样的别墅和它最初的模型——贵族和士绅的别墅——相比，除了规模较小和成本较低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私生活方便，而不是为了争取地位或装模作样。诚然，这些聚落大致是单一阶层的社区，与社会其他部分隔绝的事实，使它们更容易集中力量来追求舒适生活。这种隔绝的产生，有时甚至不是故意的。在社交上抱理想主义态度的（盎格鲁——撒克逊）设计家，其设计的“花园城市”和“花园郊区”，和那些特意为了中产阶级从比他们低下的人群中移开而开辟的郊区，走的是同一条路线。而这种外移，其本身也表示资产阶级要放弃其统治阶级的身份。1900年左右，一个当地的富人告诉他的几个儿子说：“除了重税和暴政以外，波士顿城什么也不能给你们。你们结婚以后，找个郊区盖幢房子，参加一个乡间俱乐部，并以你们的俱乐部、家庭和子女作为生活中心。”[3]

但是，这些传统别墅或乡间大宅的作用正相反，甚至和其资产阶级的竞争对手和模仿对象——大资本家的豪宅——的作用相反。后者如克虏伯家族的山陵别墅（Villa Hügel）、阿克罗埃家族（Akroyds）和克罗斯雷家族（Crossleys）的堤野大宅（Bankfield House）和美景大厦（Belle Vue），正是后两个家族支配了羊毛业城市哈利法克斯（Halifax）的烟雾腾腾的生活。这样的建筑，是权势的外罩。其设计是为了替统治阶级的某个高级分子向其他高级分子以及较低阶层炫耀其财富和威望，也是为了组织具有影响力和支配性的事业。如果内阁是在奥尼姆公爵（Duke of Omnium）的乡村府邸组成的，则克罗斯雷地毯公司的约翰·克罗斯雷在他50岁生日那天，至少要邀请他在哈里法克斯自治市议会的49位同事，到他设于英格兰西北湖区的府邸欢聚三日，并在哈里法克斯市政厅开幕当天，招待威尔士亲王。在这样的府邸中，公私生活是不分的，有其被认可的外交与政治上的公开功能。这些职责的要求优于居家安适的要求。我们不认为阿克罗埃家族会只为了其家族用途而建造一座绘有古典神话场景的宏伟楼梯，造一间雕梁画栋的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图书室和九间接待用的套房，或可容纳25个仆人的厢房。[4]乡绅无可避免地会在其郡中运用其权力和影响力，正如当地的大企业家不会放弃在伯利（Bury）和茨维考（Zwickau）运用其权力和影响力一样。事实上，只要他住在城市，即使是一名普通的资产阶级，也不容易避免借着选择他的住处，或者至少他公寓的大小或楼层、他能指挥仆役的程度、他的服装和社交往来的礼节，来显出（应说强调）他的地位。一位爱德华时代证券经纪商的儿子后来回忆到：他们家比不上福尔赛一家（Forsytes），因为他们的房子不能俯视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s），不过离得也还不算太远，因而勉强不失身份。“伦敦的社交季”他们是没分的，但是他母亲平日午后都会正式地“待在家里”，并曾经举行许多晚宴，晚宴中有从惠特来万国百货商店请来的“匈牙利乐队”。同时，在5月和6月，他们也会按时举行或出席几乎每天都有的餐宴。[5]私生活和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公开展示，是无法明确区分的。

前工业革命时期，上升中的中产阶级，由于他们虽然可敬但仍低下的社会地位，或由于他们清教或虔信派的信仰，再由于资本累积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因此大半被排除于这些诱惑之外。是19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的好运，使他们跨入成功者的世界。但是，这同时也为他们强加上了旧式精英的那种公共生活方式。不过，在这胜利的一刻，有四项发展鼓励了较不正式、较私人化的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第一项是政治的民主化。它逐渐降低了除了“最高尚和最不可轻视者”以外的所有中产阶级的公共和政治影响力，在某些情形下，（主要是自由派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被迫完全从政治活动中撤出。这些政治活动已为大众运动或大众选民所支配，这些选民拒绝承认那些不是真正针对他们的“影响力”。在19世纪末叶，维也纳文化一般都被认为是某个阶级和某个民族的文化，即中产阶级犹太人的文化，这个阶级和民族已不再被允许扮演他们所希望的角色，也就是德国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即使是非犹太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找不到太多追随者。[6]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及其作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一位古老骄傲的汉萨（Hanseatic）同盟城市贵族之子——所代表的文化，是已经从政治中撤退的资产阶级文化。波士顿的卡伯特家族（Cabots）和洛威尔家族（Lowells），虽然尚未被从政治中逐出，但是他们对于波士顿政治的控制权即将交给爱尔兰人。19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北部的家长制“工厂文化”宣告瓦解，在这种文化中，其工人可以是工会的会员，但他们仍然追随雇主的政治倾向，并且庆祝其雇主的周年纪念日。1900年后工党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在工人阶级选民中具影响力的地方中产阶级，在19世纪90年代拒绝放弃提名地方上的“著名人士”（也就是像他们自己那样的人）竞选国会和市镇议会席位的权力。资产阶级在保持其政治权力这点上，此后它所能动员的恐怕只有影响力，而非徒众。

第二项发展是胜利的资产阶级和清教价值观念中的某些关联变得略微松动。这样的价值观念，以往非常有助于资本累积，而资产阶级也往往以这样的价值观念自我标榜，表示他们与懒散而放荡的贵族和懒惰而好饮贪杯的劳工有别。对地位稳固的资产阶级而言，钱已经赚到了。它可能不直接来自它的出处，而是由纸张所做的规律性付款。这些纸张所代表的“投资”，即使不是源自远离伦敦四周六郡的世界上的某一遥远地区，其性质也可能是隐匿不明的。钱往往是继承来的，或分给不工作的儿子和女性亲戚。19世纪晚期的许多资产阶级是“有闲阶级”——这个名称是当时一位相当有创意的无党派美国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发明的，凡勃伦写了一篇关于它的“理论”的文章。[7]甚至有些真正在赚钱的人，也不需要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至少如果他们是在（欧洲的）银行业、金融和投机买卖中赚钱是如此。总之，在英国，他们剩下足够的时间去追求其他事物。简言之，花钱至少和赚钱一样重要。花钱当然不必像非常富有的人那般挥霍，在“美好的时代”，非常富有之人的确多的是。甚至比较不富裕的人也学会了如何花钱追逐舒适和享受。

第三项发展是资产阶级的家庭结构趋于松弛，这种现象反映为家庭妇女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下章再讨论这个问题），以及一个比较独立的“青年人”类别的出现，这个类别指的是介于少年和适婚年龄之间的年龄群，他们对于艺术和文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参见第九章）。“青年”和“现代”两个词有时几乎可以互用，如果“现代化”意有所指，则它指的是品位、室内装饰和风格的改变。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两种发展在地位稳固的中产阶级中均已历历可见，而在其最后20年间尤其显著。它们不仅影响了休闲方式，也大大增加了资产阶级住宅作为其妇女活动背景的作用。当时休闲的方式是旅游和度假。如维斯康蒂（Visconti）的《魂断威尼斯》（Death in Venice）正确说明的，当时进入其荣耀时期的海滨和山间大旅馆是由女客的形象所主宰。

第四项发展是属于或自称属于或热切希望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数正在稳定增长，简言之，就是整个中产阶级的人数在稳定增长。将所有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事物之一，是关于居家生活方式的某种基本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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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政治民主化、自觉意识浓厚的工人阶级的兴起，以及社会流动，都为那些属于或想要属于这些中产阶级某一层次的人，造成了社会身份的新问题。为“资产阶级”下定义出名地不容易（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3、第4节），当民主政治和劳工运动的兴起使得那些属于资产阶级（这个名称日渐变成不洁的字眼）的人在公开场合否认有这么一个阶级存在时，要为其下定义就更不容易了。在法国，有人主张大革命已废除了所有阶级；在英国，有人主张阶级——不是那种封闭式的世袭阶级——并不存在；在声音越来越多的社会学领域，有人主张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形成过于复杂，不能如此简化。在美国，危险似乎不在于民众会以一个阶级的方式动员起来指称压榨他们的人为另一个阶级，而是在于：在他们追求平等的宪法权利时，他们可能会因宣称自己是中产阶级，而减少了原本属于精英分子的有利条件（除了无法争辩的财富事实以外）。社会学这门学科，是1870—1914年间的产物。由于社会学家喜欢以最适合他们意识形态观念的方式重新将人分类，遂使这门学问至今仍受困于有关社会阶级和身份的无穷辩论。

再者，随着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加上确定谁属于、谁又不属于社会“中间地位”或“阶层”的传统等级制度已告式微，这个“中间社会区域”（及其内部）的界限遂变得异常模糊。在习惯于较古老分类方法的国家，情况又有不同。以德国为例，如今在资产阶级（Bürgertum）和它下面的中产阶级（Mittelstand）之间，又增添了复杂的区别。资产阶级又分为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有产阶级（Besitzbürgertum）和借由较高教育而取得中产阶级身份的教养阶级（Bildungsbürgertum），而中产阶级则看不起小资产阶级（Kleinbürgertum），西欧的其他语言也只能在“大”或“上”“小”或“低”这些字眼上拨弄资产阶级的变换和不精确分类。但是，究竟该如何决定谁能自称属于任何这样的阶级？

基本的困难在于自称为资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毕竟，资产阶级构成了社会的最高一层。甚至在古老的土地贵族未被淘汰（例如在美洲）或未被剥夺其应有特权（例如在共和法国）的地方，贵族在“已开发”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姿态也显然较前为低。英国的土地贵族在19世纪中叶曾经维持了突出的政治参与和绝对多数的财富，但是它现在也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1858—1879年间，在去世的英国百万富翁中，有4/5（117人）尚是地主；1880—1899年间，只有1/3多一点儿，而在1900—1914年间，这个百分比甚至更低。1895年前，在几乎所有的英国内阁中，贵族都占多数。[8] 1895年后，他们从来不曾是多数。即使在贵族已经没有正式地位的国家，贵族的称号也绝不会受人轻视。自己无幸取得贵族称号的美国富人，则赶紧借着让女儿缔结“金钱婚姻”的方法，在欧洲购买贵族称号。胜家（Singer）缝纫机公司老板的女儿便因此成为波利尼亚克公主（Princess de Polignac）。不过，即使是古老而且根深蒂固的君主国，如今也承认金钱和门第已是同样有用的标准。德皇威廉二世认为：“满足百万富翁对于贵族勋章和特许状的渴望，是他作为统治者的责任之一。但是要授予他们这些权位却有一个条件，那便是他们必须做慈善捐赠以用于公益事务。或许他是受了英国模式的影响。”[9]观察家大可如此认为。在1901—1920年英国所创造的159名贵族中，除了那些因军功而受封者外，另有66名商人（其中大约一半是工业家）、34名专业人士（其中绝大多数是律师），只有20个人是凭借其土地背景。[10]

但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那么资产阶级与较低阶层之间的界限也极不清楚。这一点对“古老的”下层中产阶级或独立工匠、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影响不大。他们的经营规模使他们固着于较低层次，事实上也令他们与资产阶级对立。法国激进派的方案，便是围绕着“小即是美”这个主题而做的一系列变化。“小”这个字，在激进派的集会中总是不断重复。[11]它的敌人是“大”——大资本、大企业、大金融、大商人。同样的态度也见于德国的同类人士，不过在德国，它带有民族主义、右翼和反犹太色彩，并不是共和和左翼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的激进派受到快速工业化的强大压力。从高位者的眼光看来，不仅是他们的“小”使他们无法取得较高身份，他们的职业也同样不适合，仅有的例外情形是，他们的财富可大到令人们完全想不起他们原来的出身。不过，财富分配制度的戏剧性转型，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使某些修正成为必须。到今天，“杂货商”一词在上中阶级看来仍旧带有轻视的意味，但是在本书所论时期，有一个靠着袋泡茶致富的立顿爵士，一个借着肥皂赚钱的勒伍豪勋爵（Lord Leverhulme）和一个靠冷冻肉发财的威斯泰勋爵（Lord Vestey），他们取得了贵族的称号和蒸汽游艇。然而，真正的困难是由于服务业的大幅度拓展。这些在公私办公室中工作的人显然居于从属的地位并领取工资酬劳（虽然这样的工资称为“薪水”），但是他们的工作又显然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有赖于正式的教育资格（虽然其资格并不高）。尤有甚者，这些男人（甚至一些女人）大半坚持自己不是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而且往往付出极大的物质代价来追求可敬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个办事员“下层中产阶级”和高层专业人员，甚或日渐增多的受薪行政主管和大企业经理之间的界限，引起了另一个新问题。

就算不提这些新兴的下层中产阶级，显而易见的，新兴中产阶级或申请中产阶级身份的人，其数目也在迅速增加，这种情形引起了分界和定义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由于定义理论标准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更难解决。“中产阶级”的条件为何，在理论上比那些构成贵族身份（例如出身、世袭称号、土地所有权）或工人阶级的（例如工资关系和体力劳动）条件更难决定。不过在19世纪中期，这个标准是相当明确的（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除了受薪的高级公务员以外，这个阶级的人需要拥有资本或投资收入，并且或许是雇佣劳工的独立营利企业家或是“自由”职业（一种私人企业）的从业员。重要的是，在英国所得税的呈报上，“利润”和“报酬”是列于同一个项目之下。可是，随着上面提到的改变，要从一大群中产阶级群众中，甚至从更大一群渴望这一身份的众人中辨别出“真正的”中产阶级，这些标准就变得不大管用。他们并非全都拥有资产，但是许多以较高教育程度代替资产而无疑具有中产阶级身份的人，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资产，而他们的人数正大量增加。1866—1886年间，法国医生的人数多少稳定地保持在1.2万人左右，但到了1911年时，已增加到2万人；在英国，1881—1901年间，医生的人数由1.5万人增加到2.2万人，建筑师的人数由7 000人增加到1.1万人。在这两个国家，这种增加都远超过成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他们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雇主（除了是仆人的雇主以外）。[12]但是，谁能说领取高薪的经理不是资产阶级。经理们已日渐成为大企业的一个必要部分，至此，如1892年时一位德国专家所指出的：“旧式小企业那种亲密和纯私人的关系，已完全无法运用到这种大型事业上。”[13]

所有这些中产阶级的大多数成员，至少就他们大半是双元革命之后的产物而论（参见《革命的年代》“导言”），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过去或现在的社会流动性。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正如一位法国观察家在英国所注意到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正在社会中攀升的家庭，而资产阶级则是已经到达顶点或一般被认为已位于高原之上的家庭。[14]但是这样的快照，几乎拍不出这个动作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似乎只能由类似于电影的社会学予以捕捉。“新社会阶层”是甘必大（Gambetta）眼中法国第三共和国政权的基本内涵——他无疑是想到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在没有事业和财产的背景下，通过民主政治而得到影响力和收入。“新社会阶层”甚至在大家认为“已经到达”之时，也不曾停下脚步。[15]相反，它们已“达到”改变资产阶级性质的程度吗？那些靠着家产悠闲度日的资产阶级第二代和第三代——那些有时会反对仍是资产阶级核心的价值观念和活动的人——不应该算是资产阶级吗？

在本书所论时期，经济学家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一个以追求利润的私人企业为根本的经济（如无疑支配了西方“已开发”国家的经济），不需要其分析家去思索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构成“资产阶级”。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唐纳斯马克亲王（Prince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帝制德国时仅次于克虏伯的第二大富豪）在功能上是一位资本家，因为其收入的9/10是来自他拥有的煤矿、工业和银行股份、房地产合股，以及1 200万—1 500万马克的利息。另一方面，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他的世袭贵族身份绝非无关紧要。因此，将资产阶级界定成一群男女组成的团体，以及这个团体与下层中产阶级该如何区分的问题，和分析这一时期的资本家发展并没有直接关联（只有那些坚信资本制度有赖于个别的私人企业家的人，不这样认为），不过，资本家的发展当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而且可以阐释其组织形式。（当时有一些思想家主张，官僚化和企业家价值观念的日益不为大众所喜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会逐渐减弱私人企业家的作用，因此也逐渐降低资本主义的作用。韦伯和熊彼特便是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

3

因而，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成员乃至以此自称自许的成员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单凭其金钱还不足以为自身及子孙购买“尊敬和特权身份证”的人来说，确立“可公认的标准”是件迫切的事。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有三种确立这项身份的主要办法变得越来越重要——至少在那些“谁是谁”的不确定性已经上升的国家中正是如此。［收录国家知名人士的参考书——不是像《哥达年鉴》（Almanach de Gotha）那类皇家和贵族人物指南——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版。英国的《名人录》（Who’s Who，1897年）或许是最早的一本。］这三种办法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它们必须能清楚地区别中产阶级分子和工人阶级、农民与其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们也必须提供一个排他的阶级组织，但不能把爬上这个社会阶层的入口封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一个标准；休闲活动，尤其是新发明的体育运动，是另一个标准，但是，正式的教育越来越成为（而且至今仍是）其主要指标。

虽然在一个日益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时代，经由学习得来的才智和专门知识可以获得金钱上的报偿，虽然它为接受英才教育的人才开拓了较宽广的事业（尤其是正在扩张中的教育事业本身），但是教育的主要功能却不是功利主义的。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青少年可以推迟赚钱维生的时间。教育内容反倒是次要的，事实上，英国“公立学校”男生花费许多时间学习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及1890年占法国中学课程77%的哲学、文学、历史和地理对就业的价值都不太大。甚至在讲求实际的普鲁士，1885年时，古典的文科高级中学（Gymnasien）学生仍然比现代的注重技术的理科高级科学语文中学（Realgymnasien）与高级职业学校（Ober-Realschulen）多了三倍。再者，能为孩子提供这样的教育开支，其本身便是社会地位的指标之一。一位普鲁士官员以标准的日耳曼人作风，计算出在31年中他花了他收入的31%给他的三个儿子接受教育。[16]

在此之前，正式的教育（最好有某种证书）对于一位资产阶级分子的上升是无关紧要的，除非他是从事公务或非公务方面的学术工作。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训练学术方面的人才，再加上为年轻的绅士提供饮酒、嫖妓或运动的适宜环境。对于这些年轻的绅士来说，实际的考试根本不重要。19世纪的商人很少是从大学毕业的。法国的综合工科学校在这个时期并不特别吸引资产阶级精英。一位德国银行家在1884年劝告一位刚起步的工业家要摒除理论和大学教育，他认为理论和大学教育只是休息时的享受，就像午餐后的一支雪茄烟。他的建议是尽快进入实际操作领域，找一个财务上的赞助人，观察美国并吸取经验，把高等教育留给那些“受过科学训练的技师”——企业家将来会用得着这些技师。从企业的观点来说，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常识，不过它却令技术人员感到不满。德国工程师愤恨地要求“与工程师的生活重要性相当的社会地位”。[17]

学校教育主要是提供进入社会上公认的中等和上等地带的入场券，以及使进入者在社交上习惯那些使他们有别于较低阶级的生活方式。在某些国家中，即使是最小的离校年龄（大约是16岁），也可保障男孩子在被征召入伍时可以被归类为具有军官资格的人。随着时代的演进，中产阶级年轻人通常会接受中学教育到18—19岁，在正常的情形下继而接受大学教育或高等职业训练。整体而言，在学的人数仍然不多，不过在中学教育的阶段增加了一些，在高等教育阶段则有比较戏剧性的增加。1875—1912年间，德国学生的数目增加了三倍以上；1875—1910年间，法国学生的数目增加了四倍以上。然而，1910年时，介于12岁到19岁的法国青少年，上中学的比例仍然不到3%，总计7.7万人，而撑到毕业考试的只占这个年龄层的2%——其中半数考试及格。[18]拥有6 500万人口的德国，在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共有12万左右的预备军官，大概是该国年龄介于20岁到45岁男子总数的1%。[19]

这些数字虽然不怎么大，但却比古老统治阶级的一般人数大得多—19世纪70年代时，这个统治阶级的7 000多人，拥有英国全部私有土地的80%，并构成英国贵族的700多个家庭。19世纪早期，资产阶级还可以借由非正式的私人网络将自己组织起来，可是现在这些数字已大到无法形成这样的网络，部分是因为当时的经济高度地方化，部分则由于对资本主义具有特殊喜好的宗教和种族上的少数群体［法国的新教徒、教友派教徒、一位论派（Unitarians）、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已发展出互信、亲属和商业交易的网络，这样的网络遍布许多国家、大陆和海洋。［关于这种喜好的原因曾有许多讨论，在本书所述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例如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桑巴特）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论各家的解释为何——所有这些群体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对于其少数身份的自觉——当时的事实依然是：这种小群体，如英国的教友派信徒，已几乎完全将他们自己转化为银行家、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团体。］在全国性和国际性经济到达最高峰的时候，这种非正式的网络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因为牵涉在内的人数很少，而有些企业，尤其是银行和金融业，更逐渐集中于一小撮金融中心（通常也就是主要民族国家的首都）。1900年左右，实际控制世界金融业的英国银行界，只包括住在伦敦一个小地区的几十个家族。他们彼此相识，常去同样的俱乐部，在同样的社交圈走动，并且互相通婚。[20]莱茵——威斯特伐里亚钢铁辛迪加（Rhine-Westphalian Steel Syndicate）共包括28家公司，它们也构成德国钢铁业的绝大部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是在一小撮人的非正式谈话中形成，并在饭后的闲谈和高尔夫球场上定形。

因此，这个非常庞大的资产阶级，不论是旧有的还是新兴的，很容易便可成为精英组织，因为它可运用与贵族类似的办法或贵族的实际技巧（如在英国）。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尽量设法加入贵族阶级，至少通过其子女，或借助于模仿贵族式的生活。可是，如果就此认为他们在面对古老的贵族价值观时会放弃资产阶级的价值观，那就错了。一则，通过精英学校（或任何学校）以适应社会一事，对传统贵族并不比对资产阶级更重要。因为精英学校（如英国的“公立学校”）已将贵族的价值观吸收到针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公共服务而设计的道德系统。再者，贵族的价值观如今已越来越以挥金如土的奢华生活方式作为品评标准，而这种方式最需要的就是钱，不论钱从哪里来。金钱因而成为贵族的判断标准。真正传统的土地贵族，如果他不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且参加与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关的种种活动，便会被放逐到一个衰落的狭隘世界之中，忠诚、骄傲，在社交上只是勉强够格，就像西奥多·丰塔纳（Theodore Fontane）《斯特施林》［Der Stechlin，古代勃兰登堡（Brandenburg）容克（junker，乡绅）价值观的有力挽歌，1895年出版］一书中的人物一样。伟大的资产阶级运用了贵族以及任何精英群体的手法，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学、大学适应社会需要的真正测验，是为社会中力争上游的人而设，不是为已经到达社会顶端的人而设。它将一个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地区非国教派园丁的儿子，转化为剑桥大学的导师，而导师的儿子又经由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和国王学院，造就成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恩斯显然是一位充满自信的文雅精英，以至我们对他母亲的童年竟是在外郡的浸信会茅舍中度过一事甚感惊讶。而且，终其一生，凯恩斯都是他那个阶级的骄傲的一员——他日后称这个阶级为“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21]

不足为奇，这种使学生或许可以取得资产阶级身份，乃至一定可以取得资产阶级身份的教育，自然会日渐发展，以适应其不断增加的人数。这些人中，有些是已经得到财富但尚未得到身份的人（例如凯恩斯的祖父），有些是其传统身份有赖于教育的人（例如贫穷的新教牧师和报酬比较丰厚的专业人员的子弟），更多的是较不为人尊敬、但对其子女抱有很大希望的父母。作为入门必要初级阶段的中学教育成长迅速，其学生的人数从增加一倍（例如比利时、法国、挪威和荷兰）到增加五倍（例如意大利）不等。19世纪70年代晚期到1913年间，保证学生能取得中产阶级身份的大学，其学生人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大致增加了三倍（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变动不大）。事实上，到了19世纪80年代，德国观察家已经在担心大学录取人数已超过经济体系对中产阶级的容纳度。

对“上层中产阶级”——比方说，1895—1907年间跻身德国波库地区最高纳税阶层的五个大实业家[22]——而言，其问题在于：这种一般性的教育发展，并未提供充分的身份标记。可是，与此同时，大资产阶级不能正式自绝于较其地位低下的人，因为它的本质正是在于它的结构必须接纳新分子，也因为它需要动员或者至少需要安抚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以对抗活动力日强的工人阶级。[23]因而，非社会主义的观察家坚持说：“中产阶级”不仅在成长，而且规模异常庞大。德国经济学巨擘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认为，他们占了总人口的1/4，但是他不仅将“收入不错但不顶多的新官员、经理和技师”包括进去，也将工头和技术工人涵盖进去。桑巴特的估计也差不多，他认为中产阶级有1 250万人，而工人阶级则有3 500万人。[24]这些估算数字基本上是可能反对社会主义的选民人数。在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一般认为构成“投资大众”的人，从宽估计也不会超出30万之多。[25]总之，真正根基稳固的中产阶级分子，极不愿意欢迎较低阶级加入到他们中间，即使这些人衣冠楚楚也无济于事。更典型的情况是，一位英国观察家草草地将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一律归为“公立小学的世界”。[26]

因而，在大门敞开的各体系中，非正式但明确具有排他性的圈子必须确立起来。这件事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最容易办到。1870年以前，英国还没有公立小学教育（在此之后的20年，上小学还不是义务性的），1902年以前，英国尚未设置公立中学教育，除了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古老大学外，也没有重要的大学教育。（苏格兰的制度比较广泛，不过苏格兰毕业生如果希望升迁发达，最好是能在牛津或剑桥大学再拿一个学位或再考一下试。凯恩斯的父亲在取得伦敦的学位以后便是如此。）1840年起，英国为中产阶级兴办了无数非常名不副实的所谓“公立学校”，其模范为1870年众所公认的9所古老学校，它们已成为贵族和绅士的养育所（尤其是伊顿公学）。到了20世纪最初10年间，公立学校的名单已增加至64—160余所（视排他性或势利的程度而异），这些或昂贵或较不昂贵的学校，声称其目的在于将学生训练成统治阶级。[27]许多类似的私立中学（主要位于美国东北部），也旨在培育体面或者至少是富有人家的子弟，以便他们接受私立精英大学的最后锤炼。

在这些大学中，正如在许多德国大学生团体中，私人协会如学生俱乐部或更有声望的美国大学学生兄弟会（Greek-letter Fraternity，指北美各大专院校的自治互助会组织，通常都采用能表达其目标或理想的希腊字的前几个字母为名称）又吸收了甚至更具排他性的群体作为补充——在古老的英国大学中，其地位为寄宿“学院”所取代。因而，19世纪晚期的资产阶级是一种教育开放和社会封闭的奇异组合。之所以说“开放”，是因为有钱便可入学，或者甚至有好的成绩便可入学（通过奖学金或其他为穷学生所想的办法）。之所以说“封闭”，是因为大家都了解，有的圈子平等，有的圈子不平等。这种排他性是在社交上的。德国大学联谊会中的学生愿意为了决斗而醉酒受伤，因为决斗可以证明他们有别于较低阶级，是绅士而非平民。英国私立学校地位的微妙等级，是以那些学校彼此在运动场上的竞技输赢来决定。美国精英大学的团体，至少在东部，事实上是由运动竞技的社交排外性来决定，它们只在“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内部举办各种竞赛。

对于那些刚爬升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人而言，这些社会化的手法，为他们的子弟确立了无可置疑的身份。女儿们的学术教育没有硬性规定，而在自由和进步的圈子外也没有保障。但是，这种手法也有一些明显的实际好处。19世纪7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的“校友”制度，说明了教育机构的产物已构成了一个堪称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网络，也将年轻和年长的校友结合在一起。简而言之，它使一群异质的新成员，有了社交的凝聚力。在这一点上，运动也提供了许多正式的黏合剂。借由这些方法，一所学校、学院、一个联谊会或兄弟会——经常有校友重访并往往出资协助——构成了一种可能的互助群体（往往也是在商业上的），并进一步结成“大家庭”网络，这个“家庭”的成员可以说均具有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个网络，在本地或区域性的亲戚关系和商业范围之外，提供了可能的联络渠道。正如美国大学学生兄弟会的指南在谈到校友会迅速发展一事时，便曾指出［1889年，“生命、学识、友谊兄弟会”（Beta Theta Phi）在16个城市中设有分会，1912年更扩及110个城市］，这些校友会形成了“有教养人士的圈子，若非借它之力，这些人根本不会相识”。[28]

在一个全国性和国际性企业的世界，这种网络的实际潜力可以由下列事实说明。“Delta Kappa Epsilon”这个美国兄弟会，1889年时拥有6位参议员、40位众议员、1位洛奇（Cabat Lodge，美国政坛同名祖孙档中的祖父）和那位西奥多·罗斯福。到了1912年时，它更拥有18位纽约银行家（包括摩根在内）、9位波士顿富豪、标准石油公司的3位董事，以及中西部具有类似分量的人物。一位未来的企业家［例如皮奥瑞亚（Peoria）］在一所常春藤大学通过“Delta Kappa Epsilon”兄弟会的严酷入会仪式，对他确实不会有什么坏处。

当资本家的集中情形日益具体，而纯粹地方性乃至区域性的实业又因缺乏与较大网络的联结而告萎缩时——如英国“乡村银行”的迅速消亡——上述这些组织除了社会上的重要性外，更有了经济上的重要性。可是，虽然这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制度，对于已有确立地位的经济和社会精英分子是方便的，它对于那些想加入或者想借其子弟的同化而得以加入的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学校是中产阶级较低下分子的子弟借以高攀的阶梯。即使是在最以培育英才为宗旨的教育系统中，也很少有几个农民之子，更少有几个工人之子，能爬到最低的台阶以上。

4

虽然“最顶层的一万人”（upper ten thousand，意指上流社会）的排他性比较容易建立，却无助于解决“最顶层的10万人”的问题（这些人居于顶尖人物和老百姓之间的不明确地带），更无助于解决更为庞大的下层中产阶级的问题。下层中产阶级与下层工资较高的技术工人之间，在财产上差距极小。他们的确属于英国社会观察家所谓“雇得起佣人的阶级”，在约克（York）这样的地方大城，他们占了总人口的29%。虽然19世纪80年代以后，家仆的人数不再上升或者甚至下降，因而赶不上中产阶级的发展速度，可是除了美国以外，中层甚至下层中产阶级不雇用佣人还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就这一点而言，中产阶级还是一个主子阶级（比较《资本的年代》），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可使唤几名女仆的主妇阶级。他们一定会让他们的儿子，甚至越来越多地包括他们的女儿，接受中等以上的教育。因为这可使男人有资格担任预备军官（或1914年英国平民军队中的“暂时绅士”），也可使他们成为有望驾驭其他人的主子。但是，他们之中有为数庞大而且不断增加的成员，在正式的意义上已不再是“独立的”，他们已成为从雇主那里赚取工资的人，即使这样的工资用了其他比较委婉的名称。在旧日那种特指企业家或独立专业人士的资产阶级，以及那些只承认上帝或政府权威的人士之外，现在有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逐渐壮大，这些人是在政府团体和高科技资本制度中工作的受薪经理、行政主管和技术专家，这样的公私阶层制度，其兴起曾引起韦伯的警告。与旧日独立工匠和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并肩而立而且夺其光彩的，是正在成长中的办公室、商店和行政部门的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在数目上确实十分庞大的阶级，而经济活动由第一、第二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又注定使这个阶级更加蓬勃。到了1900年，它们在美国已经比实际的工人阶级更大，不过这是一个例外情形。

这些新的中层和中下层中产阶级的人数太多，而就其个人而言，往往又太无足轻重。他们的社会环境太过松散无名（尤其是在大城市），而经济和政治运作的规模太大，不能像计算“上层中产阶级”或“上等资产阶级”那样以个人或家庭来计算他们。无疑，在大城市当中情形一直是这样，可是1871年时，住在10万人以上城市的德国人不到5%，而1910年时却提高到21%。于是渐渐地，确认中产阶级的方式不再完全以“列入”该阶级的个人为对象，而是按照集体表征：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他们所住的地点、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这些集体表征可以标识出他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地位，可是就个人而论，还是同样无法指认。对于公认的中产阶级而言，这些表征指的是收入和教育的结合以及和民众出身者之间的明显距离，这种距离可表现在，比方说，在与不比他们身份低下的人交际时，他们还是惯常使用文雅的标准国语和代表高尚身份的口音。下层中产阶级，不论是新是旧，显然是身份不同而且较为低下，因为他们“收入不足，才能平庸，而又与民众出身者相近”。[29]“新兴”小资产阶级要设法与工人阶级划清界限，这一目标往往使他们成为政治上的激烈右翼。“反动”便是他们谄上傲下的方式。

“坚实”而无可置疑的中产阶级主体，人数不多。20世纪早期，死于联合王国并留有超过300镑遗产（包括房子、家具等等）的人，不到全民的4%。可是，即使超过舒适程度的中产阶级收入（例如一年700镑到1000镑）或许是高薪工人阶级的10倍之多，却不能与真正的富人，遑论与巨富相提并论。在地位稳固、可识别和富裕的上层中产阶级与当时所谓的财阀之间，还有一道深广的鸿沟。一位维多利亚晚期的观察家说：“这道代表了世袭贵族与财富贵族中间那条传统界限的鸿沟，已被抹去大半。”[30]

居住地带的隔离（往往是在一个适当的郊区），是将这些舒适的人群组织成一个社会群体的方法之一。如前所述，教育是另一个办法。19世纪最后25年间，体育运动已经制度化，并成为将上述两种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枢纽。大约这个时期在英国定型的运动（英国也赋予它模式和词汇），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到其他国家。一开始，它的现代形式基本上是与中产阶级有关，而不一定与上等阶级有关。以英国的情形为例，年轻的贵族可能会在任何形式的体能勇技上一试身手，但是他们的专长是与骑马和杀人或动物有关的运动，或是攻击人与动物。事实上在英国，“运动”（sport）一词原本只限于这类事情，今日所谓的游戏或体能竞赛的“运动”，当时是归类为“娱乐”。和以往一样，资产阶级不仅采纳而且也改变了贵族的生活方式。贵族之流照例也喜欢显示昂贵的事物，如新发明的汽车。在1905年的欧洲，人们正确地将汽车形容为“百万富翁的财产和有钱阶级的交通工具”。[31]

新的运动也渗入工人阶级，甚至在1914年以前，工人已经热衷于某些运动（当时在英国或许有50万人玩足球），许多群众更是热切地观看和仿效。这个事实为运动设立了一个判断的标准——业余性质，或者正确地说，对于“专业运动员”的禁令和严格的阶级隔离。没有一个业余运动员可以有优异的成绩，除非他可以拿出比劳动阶级花得起的更多时间在一项运动上，除非他有报酬可拿。中产阶级最典型的运动，如草地网球、橄榄球、美式足球（虽然有些辛苦，当时仍是大学生的运动），或者尚未发展成熟的冬季运动，都顽强地拒绝职业化。业余性的理想更有联结中产阶级和贵族的好处，它在1896年初创的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中被奉为神圣定律。奥运会是一位赞赏英国公学制度的法国人顾拜旦所创办的，并以它的运动场为灵感。

运动被视为构成新统治阶级的一项重要因素，而这个统治阶级又以公学训练出来的资产阶级“绅士”为榜样，学校在将运动介绍给欧洲大陆时所发挥的作用，便足以说明这个事实。同样清楚的是：运动具有爱国，甚至军国主义的一面。但是，它也有助于创设中产阶级生活和团结的新模式。1873年发明的草地网球，迅速成为中产阶级郊区的典型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它是由两性一起玩的游戏，因而为伟大的中产阶级的子女提供了一个结交异性朋友的途径。这些年轻人不是经过家庭介绍的，但无疑具有类似的社会地位。简言之，它们拓宽了中产家庭狭隘的交友圈，而且，通过“草地网球收费俱乐部”的交际网络，从许多独立的家庭小组织中创造出一片社交天地。“客厅很快便萎缩成不重要的场合。”[32]如果没有郊区化和中产阶级妇女的逐渐解放，网球是不可能盛行的。登山、新兴的骑自行车运动（欧洲大陆最早的工人阶级大众运动），以及从滑雪衍生出的各种冬季运动，也相当得力于两性间的吸引力，因此也在无意间对妇女的解放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尔夫球俱乐部在盎格鲁——撒克逊中产阶级专业和商业人士的男性世界，也将发生同样重要的作用。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在高尔夫球场上所达成的一项早期商业交易。高尔夫球场是块广大的不动产，需要俱乐部会员花大钱修建和维持，其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将在社交上和财务上不合格的人士排斥在外。这种游戏的社交潜力，像乍现的启示一样惊醒新兴中产阶级。1889年以前，整个约克郡只有两座高尔夫球场；1890—1895年间，新成立了29座。[33]事实上，在1870年到20世纪早期，各种有组织的运动形式征服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寻常速度，表明它满足了一种社会需要。感受到这一需要的人，比真正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多。矛盾的是，至少在英国，大约与此同时，工业上的劳工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皆以具有自我意识的群体出现，以集体的生活方式或行动风格为自己定位，以显示彼此间的差别。运动是中产阶级创造的，如今则分化为明显能够标志阶级身份的两类。它是自我定位的一个主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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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社会上，1914年之前几十年的中产阶级，是以三项主要发展为特色的。在较低的那一头，有点儿资格自称为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增加。这些人是从事非体力劳动的雇员，他们与工人的差别，不在于收入的多寡，而在于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工作服式（“穿黑色外套的人”，或者，如德国人所说的“硬领”的劳工阶级），以及他们自称自许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较高的那一端，雇主、高级专业人士和较高级经理、受薪行政人员和资深职员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当英国的户口调查在1911年首次按照阶级登记人口时，这些人实际上都被分类为“第一阶级”。与此同时，靠二手利润为生的资产阶级男女——清教徒的传统可从英国内地税捐处（British Inland Revenue）将这样的利润归类为“不劳而获的收入”一事上透露出来——也增长得相当迅速。当时只有相对少数的资产阶级真正从事“赚钱”的工作，但可以分给他们亲属的累积财富却比以前大得多。在中产阶级的最顶端则是极为富有的财阀。1890年早期，美国已经有4 000多个百万富翁。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战前的几十年都是好日子；对于比较幸运的人而言，这几十年更是异常安逸。新兴的下层中产阶级在物质上的收益很少，因为他们的收入可能不比技术工匠多（虽然这是以“年”而非“周”或“日”计算），但工人不必花很多钱修饰外表。然而，他们的身份无疑使他们居于劳动大众之上。在英国，下层中产阶级的男人甚至可以自认为是“绅士”。“绅士”一词原指有土地的上流社会人士，但是，在这个资产阶级的时代，它特有的社会意义已经消失，成为泛指任何实际上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从来不等同于工人）。他们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比父母过得好，而且希望将来他们的子女会过得更好。不过这种体认似乎不曾减轻他们对地位较高及较低者的愤恨之感。这种无可救药的愤恨感，似乎是这个阶级的特色。

那些毫无疑问属于资产阶级世界的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因为，任何一个年收入几百英镑（绝对算不上大钱）的人，都可过上非常如意的生活，而此刻的生活方式，又非常令人称心满意。伟大的经济学家马歇尔以为［见《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位教授每年花费500英镑便可享有不错的生活，[34]他的同事——凯恩斯的父亲——证实了他的说法。老凯恩斯每年有1 000英镑收入（薪水加上继承的资产）。这样的收入，使他可以住在一幢贴有莫里斯壁纸（Morris-wallpaper）的房屋，雇三名正规的仆人和一位女家庭教师，每年度两次假（1891年时，在瑞士的一个月假期花了这对夫妇68英镑）。他每年设法节省出400英镑，便可以尽情享受他集邮、捕蝴蝶、研究逻辑和打高尔夫球的嗜好。[35]每年想办法花比这多100倍的钱，并不是难事。而“美好时代”极端富有的人，例如美国的大富翁、俄国的大公爵、南非的黄金巨豪以及各式各样的国际资本家，正是在竞相奢侈花费。但是，一个人不必是大亨，便可享受到人生极大的欢乐。比方说，1896年时，一套用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编成图案的碗碟，可以在伦敦商店以不到5英镑的价格购得。19世纪中期因铁路发展而建筑的国际性大饭店，在1914年以前的20年间达到最高点。到今天，它们有许多还沿用当时最著名的大厨师的名字——利兹（César Ritz，Ritz一词目前就是豪华饭店的意思）。超级富翁可能常常光顾这些华厦，但这些饭店主要并不是为他们而建，因为超级富翁会修建或租用他们自己的华屋。它们招徕的顾客，是中等的富人和过得不错的人。罗斯伯里勋爵在新开的塞西尔饭店（Hotel Cecil）用餐，但吃的不过是6先令一份的标准餐。以真正富有者为对象的活动，其价码是根据另一个标准。1909年时，一套高尔夫球杆和球袋，在伦敦索价1.5英镑，而新推出的奔驰汽车，其基价是900英镑。［文邦夫人（Lady Wimborne）和她的儿子拥有两辆这样的奔驰汽车，另有两辆戴姆勒（Daimler）、三辆达拉克（Darracq）及两辆那比尔（Napier）。］[36]

1914年前的日子，无疑是资产阶级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同样不需怀疑的是，吸引最多公众注意力的那种有闲阶级，又是如凡勃伦所说的那些大肆挥霍，以此来建立个人身份和财富的人。这些人的竞争对象并不是较低下的阶级，因为后者身份太低，甚至引不起他们的注意；他们是在与其他大亨竞争。摩根对于“维持一艘游艇要花多少钱”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你得问这个问题，那么你便维持不起”），以及洛克菲勒在听说摩根死后留下8 000万美元遗产时同样不一定可信的评语（“我们还以为他是有钱人呢”），便可说明这个现象。在那镀了金的几十年间，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艺术品商人［例如约瑟夫·杜维恩（Joseph Duveen）］说服亿万富翁，让他们以为只有搜集古代大艺术家的作品，才能确保他们的身份；成功的杂货商如果没有一艘大游艇便称不上体面；没有哪个矿业投机家不养几匹赛马以及拥有一幢（最好是英国的）华丽别墅和松鸡狩猎场，而他们单是在爱德华时代一个周末浪费的食物的分量和种类（乃至食物的消耗量）都令人难以想象。

可是，事实上如前所述，最大部分的私人收入多半是花费在富有人家的妻子、儿女以及其他亲戚所从事的非营利活动上。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参见第八章）。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以为，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房间”，亦即一年500英镑，而韦布夫妻伟大的费边式联姻，是以她在结婚时获赠的一年1 000英镑为基础。许多良好的奋斗目标都从不支薪的协助和财务赞助中获益，这些目标从借由对穷人进行社会服务以达成和平和节制饮酒——这是中产阶级积极分子清理贫民窟的时代——到支持非商业性艺术。20世纪早期的艺术史，充满了这样的赞助。一位叔父和一连串贵妇的慷慨，成全了里尔克（Rilke）的诗歌，卢卡奇（Lukacs）的哲学和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诗歌，以及卡尔·克劳斯的社会评论，也都是由其家族的企业所资助；家族企业也使托马斯·曼在他的文学生涯开始获利之前可以专心写作。引另一位私人收入的受益者福斯特的话：“红利进门，高尚的思想升起。”它们在别墅和公寓内外升起，这些地方的陈设，是采用“艺术及工艺”运动（art-and-crafts movement）的风格，这项运动仿自中古工匠对那些付得起工资者所采用的办法。它们也在“有教养的”人家升起，对这些人家而言，只要口音和收入是对的，即使此前认为是不可敬的职业，也可以如德国人所云：请进家来。后清教徒时代中产阶级的另一奇怪发展，是到19世纪末它已随时愿意让它的子女走上职业性舞台——这时舞台已获得公众的认可。比彻姆药品公司（Beecham’s Pills）的继承人托马斯·比彻姆爵士（Sir Thomas Beecham），选择把时间花在指挥戴留斯［Delius，布拉德福特（Bradford）羊毛贸易业人家的子弟，英国著名作曲家］和莫扎特（Mozart，无此优异条件）的乐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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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成员在这个富裕的年代开始游手好闲，并迅速远离此前赋予他们身份、责任和奋发精力的清教徒伦理——强调工作、努力、节约致富、责任和道德热诚的价值观——这个富有征服性的资产阶级时代还繁荣得起来吗？如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看到的，恐惧（不，应该说是耻辱）、害怕和羞于在未来当寄生虫的想法困扰着他们。闲暇、文化、舒适都是很好的事。（这个“阅读《圣经》的一代”仍牢记上帝对金牛崇拜者的惩罚，对于以奢侈浪费公开炫耀财富之举，仍然抱相当的保留态度。）但是，这个把19世纪据为己有的阶级，不是正在从它的历史命运中退缩吗？它如何（如果办得到的话）能将它过去和现在的价值观念调和在一起？

这个问题在美国几乎尚未出现。在美国，虽然有些企业家为他们的公共关系发愁，但是这些生气勃勃的企业家，并未感觉到什么不确定的痛苦。只有在新英格兰那些献身于大学教育和专业服务的世家当中，如詹姆士家族（Jameses）和亚当斯家族（Adamses），才能找到对其社会感到十分不舒服的男女。关于美国的资本家，我们只能说：他们有的赚钱赚得太快，而且赚进的是天文数字，以至他们的教育强迫他们反对下面这项事实，即对人类、甚至对资产阶级而言，单是资本积累本身，并不是人生的充分目标。（卡内基说：“聚积财富是一种最坏的偶像崇拜，没有任何偶像崇拜比对金钱的崇拜更有损人格。如果我再继续因商业而忧虑不已，而且专心致志于在最短的时间里赚钱，必将使自己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37]然而，绝大多数的美国商人不能与公认非凡的卡内基相提并论，卡内基捐了3.5亿美元给世界上各种杰出的奋斗目标和个人，同时却没有明显影响到他在斯基波堡（Skibo Castle）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不能和洛克菲勒相提并论，洛克菲勒仿效卡内基慈善基金的新办法，在他于1937年逝世之前，其所捐出的款项已较卡内基更多。这种大规模的慈善事业，像搜集艺术品一样，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可使他们在日后公众的心目中留下慈善家的形象，以美化他在其工人和商业竞争对手眼中的无情掠夺者形象。对于绝大多数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说，致富，或者至少相当富有，仍然是人生的一个充分目标，也是其阶级和文明的充分理由。

在进入经济转型时代的西方小国中，我们也觉察不出什么大资产阶级的信心危机。例如，易卜生曾写过一部著名的戏剧来叙述一群挪威地方市镇上的“社会栋梁”（1877年出版）。和俄国的资本家不一样，他们没有理由感觉到整个传统社会的分量和道德，由大公们到农夫，更别说受他们压榨的工人，都跟他们针锋相对。与此正相反，在俄国这个国家的文学和生活中，我们看到令人惊奇的现象，如以其胜利为耻的那个商人［契诃夫所著《樱桃园》（Cherry Orchard）中的洛巴克兴（Lopakhin）］，以及资助列宁等共产党员的伟大纺织业巨子兼艺术赞助人萨瓦·莫洛佐夫（Savva Morozov）。不过，即使是在俄国，迅速的工业进步也为他们带来自信。矛盾的是，后来将1917年的二月革命转化为十月革命的，是俄国雇主在前20年间所得到的信念，即“在俄国，除了资本主义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经济制度”，而且俄国的资本家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其工人就范。（如一位中庸的工业领袖在1917年8月3日所云：“我们必须坚持……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在当前这个时代，资产阶级的制度是不可避免的，而由于不可避免，便应该得到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些统治国家的人，应该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思想和行动。”）[38]

无疑，在欧洲已开发的部分，许多商人和成功的专业人员，仍然感到时机对他们有利，可以扬帆乘风破浪。不过，传统上支撑这些帆的两根桅杆，此刻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两根桅杆，一是由业主所经营的公司，另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当时，一位德国的经济史家确曾如释重负地谈道：受薪职员所经营的大企业和自主企业家在卡特尔中失去的独立，“距离社会主义还很远”。[39]但是，单是私人企业和社会主义可以如此相提并论一事，已经说明了这个时期的新经济结构，与众所公认的私人企业理想有多大的距离。至于资产阶级家庭基础的削弱（其妇女成员的解放是一大要因），如何能不损伤到这个对其仰赖甚巨的阶级的自我诠释（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2节）？对这个中产阶级而言，“可敬”即等于“道德”，而道德又极端仰赖于其妇女的外在行为。

资产阶级长久以来的特殊意识形态和忠诚，在这段时期所发生的危机，除了对某些自命虔诚的天主教群体以外，至少在欧洲，又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而且还毁坏了19世纪资产阶级的强固轮廓。因为资产阶级向来不仅信仰个人主义、自我尊重和财产，也信仰进步、改革和温和的自由主义。在19世纪上层社会永恒的政治战斗（“运动”或“进步”派与“秩序派”之间的战斗）中，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站在“运动”的一方，不过，他们对秩序也非完全无动于衷。但是，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进步、改革和自由主义此刻都出现了危机。当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毋庸置疑，而至少在大萧条的怀疑与犹豫心态之后，经济的进步似乎还是可以断言的，虽然它引起了通常由危险颠覆分子所领导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如前所见，就民主政治而言，政治进步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概念。至于文化和道德领域的情形，则似乎越来越使人感到迷惑。什么样的时代能塑造出尼采和巴雷斯？他们在20世纪成为年轻一辈的精神领袖，而这些年轻人的父辈当年在思想上却是受到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和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0—1882）的指引。

随着德国资产阶级世界的得势和成功，这种情势的知识面显得更令人迷惑。在德国，中产阶级的文化向来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简单明了的风格不太亲近，然而，启蒙运动却深植于法英两国的自由主义当中。德国在科学和学术上，在工艺和经济发展上，在礼貌、文化和艺术上，以及同样重要的在国势上，无疑都是一个巨人。或许，就各方面来说，它是19世纪最可观的国家成功故事。它的历史显示了进步。但是，它真的信奉自由主义吗？就算它信奉自由主义，19世纪末德国人所谓的自由主义，与19世纪中叶为大家所接受的各种真理，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德国大学甚至拒绝传授在其他地方已普遍接受的那种经济学（参见第十一章）。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是来自完美的自由主义背景，毕生自视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而事实上，就德国的标准而言，也是一个十足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可是，他也激烈地信仰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且至少一度倾心于右翼民族主义，以至加入了泛日耳曼联盟。或者还可以看一看托马斯·曼两兄弟的文学内战。海因里希·曼［Heinrich，德国以外的人之所以知道他，或许（而且不公平的）是因为他的作品曾被改编成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所主演的电影《蓝天使》（Blue Angel）］是一位古典理性主义者和亲法的左翼分子。托马斯·曼却激烈地批评西方“文明”和自由主义，并拿它们（以熟悉的条顿民族方式）与德国的“文化”对比。可是，托马斯·曼的整个事业，尤其他对希特勒兴起和胜利的反应，说明他的根源和内心是属于19世纪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两个兄弟中，哪一个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的立场又是什么？

再者，如前所述，当各自由政党的优势在大萧条期间纷纷崩溃之际，资产阶级政治也变得更为复杂、分化。在英国，从前的自由主义者转趋保守；在德国，自由主义分化式微；在比利时和奥地利，它的支持者转向左派和右派。所谓“自由主义者”究竟是代表什么？或者，甚至在这些情形下的“自由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意思？一个人必须是思想上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吗？毕竟，20世纪时，在大多数国家中，典型的企业和专业阶级成员，往往公然站在政治中心的右方，而且，在他们的下面，还有人数日增的新兴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这些人对公然反对自由主义的右翼，具有发自内心的亲近感。

旧有的集体认同逐渐削弱的情形，又因两个越来越迫切的问题而显得更为明显。这两个问题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参见第三章和第六章）和战争。在此之前，自由资产阶级并不热衷于帝国征服，虽然（矛盾的是）其知识分子应该对治理印度这个最大的帝国主义财产的方法负责（参见《革命的年代》第八章第4节）。资产阶级虽然可以让帝国的扩张和自由主义取得协调，但是往往无法使它们融洽一致。关于征服，最激烈的鼓吹者通常更为右倾。另一方面，信奉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原则上既不反对民族主义也不反对战争。然而，他们向来只不过把“国家”（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内）视为演化的一个临时阶段，这个演化将朝向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社会和文明。他们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显然无生活能力之弱小民族的独立要求，抱有怀疑态度。至于战争，虽然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应该予以避免，战争只能在信奉军国主义的贵族和不文明的人群中引起热切的情绪。俾斯麦那句切合实际的名言，即德国的问题只能以“铁和血”来解决，其用意便在于恐吓19世纪中叶信仰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众。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它也果然达到了这个目的。

显然，在这个帝国纷建、民族国家主义扩张和战争日渐迫近的时代，这些情操已经不再切合世界的政治实况。一个人如果曾在20世纪重述那些在19世纪60年代，乃至19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普遍经验的常识，那么到了1910年时，他会发现上述常识已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萧伯纳（Bernard Shaw）的戏剧，在1900年后便因这样的冲突而得到一些喜剧效果］。[40]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预期：现实取向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多半会对其自身的立场动摇采取迂回曲折、避重就轻的解释，要不便是保持缄默。事实上，这正是英国自由党政府首脑所采用的办法，他们一面答应让英国参战，一面又假装不答应。但是我们看到的还不止于此。

当资产阶级的欧洲在越来越舒适的物质生活中走向灾难时，我们观察到一个资产阶级的奇异现象，或者至少是在其大部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奇异现象。他们心甘情愿地，甚至热切地跃进地狱。我们都知道那些像坠入情网般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欢呼的年轻男子。（1914年前，未来年轻女子的那种好斗性，还不容易看出来。）一位平常极其理性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和剑桥使徒——诗人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写道：“感谢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一刻。”意大利未来派作家马里内蒂（Marinetti）写道：“只有战争知道如何使智力回春、加速和敏锐，使神经更愉快、更活泼，使我们从每日背负的重压下解放，使生命添加滋味，使白痴具有才能。”一位法国学生写道：“在军营的生活和炮火之下，我们将体验到我们内在法国力量的最大迸发。”[41]但是，很多较年长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的命长到懂得懊悔的时候，也将以欣喜和骄傲的宣言迎接战争。在1914年之前的许多年，已有人观察到欧洲人弃绝和平、理性和进步的理想，而追求狂暴、本能和激烈的发展。有一部研究那个时期英国历史的重要著作，便把其书名定为“自由主义英国的离奇死亡”。

我们可以将这个书名延伸到整个西欧。在他们新近收获的物质享受中，欧洲中产阶级却感到浑身不自在（虽然当时新世界的商人还没有这样）。他们已丧失了他们的历史使命。那些无条件地衷心赞颂理性、科学、教育、启蒙运动、自由、民主和人类进步——这些资产阶级一度骄傲显示的事物——的歌曲，如今只能出自那些思想结构属于过去那个时代、跟不上新潮流的人。在其1908年发表的《进步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rogress）一书中，才华横溢而又富反叛性的思想怪杰索雷尔，就针对工人阶级而非资产阶级做出此警告。知识分子、年轻人和资产阶级政客，在瞻前顾后之余，仍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或将是为了最好的未来。然而，欧洲上等和中等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却保持了对未来进步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这个信念是以他们最近处境的惊人改进为基础的。这一部分包括妇女，尤其是1860年后出生的妇女。

第八章
新女性

按照弗洛伊德（Freud）的说法，妇女的确不能从读书中获益，而且就整体而言，妇女的命运也不能借以改善。再者，在性的升华上，妇女也不能和男子有同样的成就。

——《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会议记录》，1907年[1]

母亲14岁那年离开学校。她马上得去某个农场工作……稍后，她到汉堡去帮佣。但是他们允许她的兄弟学点儿东西，他成为一名锁匠。当他失业时，他们甚至让他再做一次学徒，跟随一位印刷业者。

——格雷特·亚潘（Grete Appen）谈她的母亲（1888年出生）[2]

女性主义运动的要旨，在于恢复女性的自尊。其最重大的政治胜利、最高的价值也止于此。它们教导妇女不要贬低自己的性别。

——凯瑟琳·安东尼（Katherine Anthony），1915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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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由西方中产阶级的脉络来思考本书所论时期一半人的历史，似乎是荒谬的。毕竟，西方的中产阶级，即使是在“已开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开发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过是一个较小的群体。可是，就历史学家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妇女身份的改变和转型这一点来说，这样做却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改变和转型中有最惊人的一项——“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一时期，其开拓与推进几乎仍限于社会的中产阶级，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就统计数字而言较不重要的社会上层阶级。虽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数目虽小但却前所未有的活跃妇女，在以前完全属于男人的领域成就卓著，例如罗莎·卢森堡、居里夫人（Madame Curie）、贝丽阿特斯·韦布，但在当时，妇女运动的规模仍然相当有限。尽管如此，它还是大到不仅可以推出一小群开拓者，也能够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造就一种新人类——“新女性”。由19世纪80年代起，男性观察家开始对她们进行思考与争论。她们也是“进步作家”的主人翁，比如易卜生笔下的娜拉（Nora）和丽贝卡·威斯特（Rebecca West），以及萧伯纳的女主角——或者更准确地说——反派女主角。

就世界绝大多数的妇女而言，那些住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和南欧农业社会的妇女，其情形尚没有什么改变；任何地方的大多数劳工阶级妇女，其境况的改变也都很小。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例外的，即1875年后，“已开发”世界的妇女生育子女数目开始显著下降。

简而言之，世界上的这一部分，显然是在经历所谓的“人口学上的变迁”，由古老模式的某个形态，大致说来便是由高死亡率所中和的高生育率，改变到现在所熟悉的模式，也就是为低死亡率所补偿的低生育率。这一转变如何又为何发生，是人口史家所面对的大难题之一。就历史来说，生育率在“已开发国家”的陡降是相当新鲜的事。

附带一提：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无法同时下降，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人口的壮观激增。虽然部分由于生活水准提高，部分由于医学革命，死亡率已呈戏剧性下降，可是在第三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生育率仍然很高，直到战后30年才开始下降。

在西方，生育率和死亡率的配合较好。生育率和死亡率显然影响到妇女的生活和感情，因为影响死亡率的最突出的因素，是一岁以下婴儿死亡率的陡降，而这种陡降在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间也成为明确的趋势。比方说，在丹麦，19世纪70年代，1 000个新生儿中，平均有140个夭折，但是在1914年前的倒数5年中，这个数字保持在96左右。在荷兰，这两个数字是将近200和100多一点儿。（在俄国，20世纪最初10年的早期婴儿夭折率大约是250‰，而19世纪70年代，大约是260‰。）不过，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较少的子女生育数要比更高的子女存活率对妇女的人生改变更为显著。

妇女的晚婚、不婚（假定非婚生子女的人数不增加），或某种形式的节育办法（所谓节育，在19世纪几乎等同于禁欲或中止性交），都可确保较低的生育率。（在欧洲，我们可以不考虑大规模杀婴。）事实上，西欧行之已有数百年的特殊婚姻模式，都曾使用过上述办法，但以前面两种居多。不同于非西方国家的一般婚姻模式——也就是女孩子早婚，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不婚——前工业时代的西方妇女往往晚婚（有时20多近30岁才结婚），而单身男子和老小姐的比例也很高。因此，即使在18、19世纪人口快速增加的时期，在“已开发”或“开发中”的西方国家，欧洲的生育率也比20世纪第三世界的生育率低，而其人口增长率，不论照过去的标准看来如何惊人，也比20世纪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率低。不过，当时已有妇女结婚率提高的一般倾向，而且她们的结婚年龄也较前提早，然而生育率却呈现下跌之势，这意味着刻意的节育必然已经相当普遍。对于这个令人激动的问题，有的国家正在自由讨论，有的国家则讨论得较少。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讨论的重要性，远比不过无数对夫妇有力而沉默地决定“限制其家庭人数”。

在过去，这样的决定大多是维持和扩大家族财力策略的一部分。由于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住在乡下，因此这个策略的目的便是确保土地可以世代相传。19世纪控制后裔人数的两个最惊人的例子，是大革命后的法国和大饥荒后的爱尔兰，其动机主要是农民想借由减少土地可能的继承人数目，来防止家族土地分散零落，在法国的情形是减少子女的人数；在比较虔信宗教的爱尔兰，则是借由将平均结婚年龄提高到欧洲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使单身男子和老小姐的数量增多（最好是用宗教上受人尊敬的独身形式），当然还包括将多余的后嗣全部送到海外充当移民等方式。因而，在这个人口增长的世纪便出现了罕见的例子：法国的人口保持在只比稳定多一点儿的水平，而爱尔兰的人口事实上是下降的。

控制家庭大小的新形式，几乎可以确定不是基于同样的动机。在城市中，它们无疑是源于对较高生活水准的渴望，这种情形尤以人数日增的下层中产阶级为然。这些人无力承担同时支付许多幼小子女的开销和购买现在有可能购买的更多日用品与服务的重负。因为在19世纪，除了贫穷的老年人以外，没有人比收入低而又有一屋子小孩的夫妇更为贫穷。但是，节育的原因或许也部分是由于这个阶段的某些改变，使子女更多地成为父母的拖累。例如：子女上学和受训练的时期越来越长，他们在经济上必须依靠父母，而有关童工的禁令和工作的都市化，也减少或淘汰了子女对于父母来说微薄的经济价值。比方说，在农场里，他们可以干一点儿活。

同时，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以及在男人和女人对人生的期望上，节育都指出了重大的文化变迁。如果希望子女日后能比父母过得好（对前工业时代的大多数人而言，这是既不可能也不为人所期望的），则必须让他们的人生拥有较好的机会，而较小的家庭可使父母给每一个子女更多的时间、关怀和财力。而且，这个“改变和进步的世界”已经打开了改善社会和就业机会的大门，如今的每一代都可期望比上一代拥有更多机会，而这也告诉了男男女女：他们自己的人生，不必只是他们父母人生的重复。道德家或许会对只养育一个或两个孩子的法国家庭大摇其头，可是无可怀疑的，在夫妇私下的枕边谈话中，节育却暗示了许多新希望。

因此，节育的兴起指出了新结构、新价值和新期望。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改变已渗透到西方劳动阶级的妇女圈内。不过，她们之中，绝大多数只受到极微小的影响。事实上，她们大致皆居于“经济系统”之外。传统上所谓的“经济系统”，只包括那些自称受雇或有“职业”的人（家庭雇佣不算）。19世纪90年代，在欧洲的已开发国家和美国，大约2/3的男性，都在这个标准下被分类为“有职业的”，而大约3/4的女人（在美国是87%）是“无职业的”。（不同的分类法可能产生不同的数字。因而，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那一半，包括47.3%的就业妇女，而在经济状况迥然不同的匈牙利那一半，只包括不到25%的就业妇女。这些百分比是以全民为根据的，孩童和老人都算在内。[4]）更精确地说，在所有介于18岁到60岁之间的已婚男人之中，95%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就业者”（如在德国），而19世纪90年代时，所有已婚妇女当中，只有12%的人是“就业者”。不过一半的未婚女人和大约40%的孀妇，都是有职业的。

即使是在乡村，前工业时代的社会也不全是一成不变。生活的条件在改变，甚至妇女生存的模式也不会代代相同。不过，除了气候或政治灾祸以及工业世界的影响会造成戏剧性的改变以外，在这50年中，我们几乎看不出任何戏剧性的变化。对于世界“已开发”地区之外的绝大多数农村妇女而言，工业世界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她们生活的特点，是家庭责任和劳动的不可分割。她们在同一个环境里恪尽这两种责任。在这个环境中，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妇女从事他们因性别而不同的工作——不论这个环境是在我们今日所谓的“家庭”或“车间”。农夫需要妻子做饭和生小孩以外，也需要她们种田；手艺工匠需要妻子帮着做活。有某些职业——例如军人或水手——可以长期地将许多男人单独集合在一起，而不需要女性，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种纯粹的女性职业（或许卖淫或与之类似的公共娱乐是例外），其大多数时间通常不是在某个家庭环境中工作的。因为，即使是受雇为仆人或农业劳工的未婚男女，也是住在雇主家中。只要世界上大部分的妇女继续像这样生活，为双重的劳动和比男性低微的身份所桎梏，那么对于她们，我们所能说的顶多也不过是孔子、穆罕默德或《旧约》时代所能说的那一套。她们不是不在历史里面，而是不在19世纪的历史里面。

诚然，其生活模式当时正受到经济革命所改变（不一定变好）的劳动阶级妇女，其人数很多，而且日益增加。改变她们的那种经济，其第一个方面便是今日我们所谓的“初始工业化”，即适应广大市场而出现的家庭手工业和外包工业的惊人增长。只要这样的工业继续在结合了家庭与生产的环境中作业，那么它便无法改变妇女的地位。不过，有些家庭手工制造业特别适合女性（像制造花边或编草帽），因而给了农村妇女稀有的优越条件：她们可以不必依赖男人而赚取一点儿现金。然而，家庭手工业一般所促成的，却是减弱传统上男女工作的差异，尤其是家庭结构和策略的转型。一旦两个人达到工作的年龄，便可以成家；子女是家庭劳动力的可贵生力军，因此在生孩子时，不需要考虑农民担心的土地继承问题。因此，传统上用来平衡下一代与其赖以维生的生产方式的复杂机制，即控制结婚年龄、选择婚姻对象与控制家庭的大小和继承等，也宣告崩溃。对于人口增长的后果曾有许多讨论，但是与本章有关的，是它对于妇女生活史和生活模式的较为直接的影响。

偏巧，到了19世纪晚期，各种初始工业，不论是男性工业、女性工业或男女双性工业，都成了较大规模制造业的受害者，正如工业化国家中的手工生产一样。就全球而言，日益盘踞在社会调查者和各政府心头的“家庭工业”，仍然不少。19世纪90年代，它占德国全部工业就业人口的7%，瑞士是19%，奥地利或许多到34%。[5]这样的工业一般被称为“苦工”，在新出现的小规模机械化（值得注意的是缝纫机）和声名狼藉的低廉工资与被压榨劳力的协助之下，这些工业在某些情形下甚至还有所发展。然而，当其劳力越来越女性化，而义务教育又剥夺了它们的童工（通常是它们必要的一部分）时，它们便越来越失去其“家庭制造业”的性质。在传统的初始工业渐被淘汰之际（手摇纺织、支架编结等），绝大部分的家庭工业都不再是一种家庭事业，而成为报酬过低的工作——妇女可以在简陋小屋、阁楼上和后院中进行的工作。

家庭工业至少让她们一边有可以赚钱的事做，一边又可以照顾家庭和孩子。这便是为什么需要钱花但又离不开厨房和幼小子女的妇女，相率从事这种工作的原因。因而，工业化对于妇女地位的第二项重大影响，是更为剧烈的：它将家庭和工作场所分开。如此一来，妇女便大致被排除于公认的经济（领工资的经济）以外，使妇女传统上相对于男性而言的低下地位，因经济上的依赖性而更变本加厉。例如，农民没有妻子便几乎不能称其为农民。农场的工作需要男人也需要女人，虽然其中一性被认为具有支配力量，但若就此假定家庭收入乃由一性而非两性赚取，却是荒谬的。但是在新式经济中，家庭收入通常越来越是由某位特定的成员赚取。这类成员外出工作，在固定的时候由工厂或办公室回家。他们所带回来的钱，则分配给其他家庭成员使用。这些其他成员，即使其对家庭的贡献在其他方面也是同样必要的，却显然不直接赚取金钱。虽然主要的“赚取面包者”通常是男人，带钱回家的人却不一定只有男人。但是，不容易由外面带钱回家的人，通常却是结了婚的女人。

这种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顺理成章地造成一种性别——经济的划分。对于妇女而言，她主要的功能是理家，尤其是在家庭收入不固定和不宽裕的情况下。这一点可以解释中产阶级为什么经常抱怨劳动阶级妇女在这方面的不足。类似的抱怨在前工业时代似乎并不普遍。当然，除了富有之外，这个情形也造成了夫妻间的一种新互补性。只是，无论如何，妻子不再赚钱回家。

主要的“养家者”必须设法赚到足够养活全家人的钱。因而，他（因为他通常是男性）的收入最好固定在足够维持大家生活的层次，不需要家中其他人出力赚钱养家。相反，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最多不过被认为是贴补家用，而这一点，又加强了传统认为妇女（当然还有儿童）的工作低下而且待遇不佳的想法。毕竟，付给妇女的工资可以少一点儿，因为她不必赚钱养家。由于收入高的男人的工资会因收入差的妇女的竞争而减低，他们自然便要设法尽可能排除这样的竞争。如此一来，妇女便被迫在经济上依靠男人，或从事永远的低工资职业。同时，从妇女的观点来说，依赖就成了最适宜的经济策略。由于靠自己赚取一种好生活的机会很少，她得到好收入的机会，便在于和能赚大钱的男人结合。除了高级娼妓（想当高级娼妓，不比日后想当好莱坞影星容易）以外，她最有前途的事业便是婚姻。但是，即使她想赚钱过日子，婚姻也使她极不容易这样做，部分因为家事和照顾丈夫子女使她离不开家；部分是由于大家认为所谓的好丈夫是好的“养家者”，因而男人更坚持传统上不想让妻子工作的态度。在社会上，让人家看到她不需要工作，即是她的家庭并不穷困的明证。所有这一切都旨在使一个已婚妇女沦为依附者。习惯上，妇女在婚前都会外出工作。而当她们孀居或被丈夫遗弃时，更往往不得不外出工作。但是她们在为人妻时，一般是不出外工作的。19世纪90年代，德国已婚妇女中只有2%从事为人所认可的职业；1911年的英国，也只有10%左右。[6]

由于许多成年的男性“赚取面包”者，其本身显然无法赚取足够的家庭收入，因此女工和童工的工资事实上对家庭的预算而言往往是必要的。再者，由于女工、童工的工资出名的低廉，而对他们又很容易施以威吓（尤其因为许多女工是年轻的女孩），资本主义经济就鼓励尽量雇佣他们，只要男人不反对，法律和习俗不禁止，或者工作的性质不过分耗用体力。因此，即使是根据人口调查的有限资料来看，从事工作的女人还是很多。人口调查无疑过分低估了“受雇”已婚妇女的数量，因为她们许多有报酬的工作并未申报，或与妇女的家事无法区分：如招收寄宿者，兼差为清洁妇、洗衣妇等等。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10岁以上的英国妇女34%均“受雇于人”，男人则有83%，而在“工业界”，德国的妇女占18%，法国的妇女占31%。[7]在本书所论时期刚开始时，妇女在工业界的工作仍然几乎完全是集中在少数几种典型的“女性”部门，尤其是纺织业和成衣业。不过，食品制造业雇佣的妇女也越来越多。然而，大多数以个人身份赚取收入的妇女，却是在服务业中工作。奇怪的是，家仆的人数和比例却有极大的差异。它在英国所占的比例或许比任何其他地方都高（或许比法国或德国高两倍），但是到了19世纪末，却开始显著下降。以英国这个极端的例子而言，1851—1891年间，这一数目增加了一倍（由110万人上升到200万人），而在这段时期的其余年份，又几乎保持稳定。

就整体而言，我们可以把19世纪的工业化（用其最广泛的意义），视为一个往往将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排挤出经济体系的过程。在这个经济体系的正式定义中，唯有能从中获取个人现金收入者，才算是“受雇者”。这种经济学至少在理论上将娼妓的收入算作“国民所得”，但不将其他妇女类似但无报酬的婚姻或婚外活动纳入“国民所得”；它将有报酬的仆人算作“受雇者”，但无报酬的家务劳作排除在外。它使经济学上所承认的“劳动”在某种程度上男性化，就好像在对妇女工作深具偏见（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2节）的资产阶级世界，它造成了企业的男性化一样。在前工业时代，亲自照顾产业或事业的妇女虽然并不普遍，但是仍得到承认。到了19世纪，除了下层社会以外，她们越来越被视为反常的怪物。在下层社会，穷人和较低阶级的卑下地位，使人们不可能将为数众多的女性小店主和市场女贩，旅馆和宿舍女管事、小商人和放利者看得那么“反常”。

如果说经济被如此男性化，那么政治也是。因为，当民主化挺进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投票权在1870年以后逐步扩大时（参见第四章），妇女却被有计划地排除在外。因此，政治基本上成为男人的事，只在男人所聚集的酒馆或咖啡馆中，或在男人参加的集会中讨论。而妇女则被局限于私人的生活中，因为当时认为只有这样才适合她们的天性。这也是一种相当新的想法。在前工业社会的大众政治（从村落的舆论压力，到赞成旧式的“道德经济”暴动，乃至革命和临时建筑的防御工事）中，贫穷的妇女不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具有为大众所承认的地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游行到凡尔赛宫，向国王表达人们对控制食物价格之要求的是巴黎的妇女。在政党和普选的时代，她们却被撇在一边。如果她们还能施展任何影响力，那也必须通过她们的男人。

事实上，最受这些过程影响的是19世纪最典型的新阶级妇女，即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妇女。对农村妇女、小工匠和小店主等的妻女而言，她们的情况改变不大，除非她们和她们的男人也被卷进这个新经济体系当中。事实上，在新处境中经济无法独立的妇女，与在旧日卑下处境中的妇女，其差异并不很大。在这两种处境中，男子都是具有支配力的一方，妇女则是次等人——由于她们根本没有公民权，我们甚至不能称她们为次等公民。在这两种处境下她们都得工作，不论她们有没有工资。

在这几十年间，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妇女，都看到她们的地位因为经济的关系而有相当大的变化。首先，结构的转型和科技本身已改变并大大增加了妇女就业赚取工资的范围。除了帮佣业的式微外，最惊人的变化首推出现了许多以女性为主要从业人员的职业：商店和办公室中的职业。在德国，女性店员由1882年的3.2万人（总数的1/5），增加到1907年的17.4万人（大约是总数的40%）。在英国，1881年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雇佣了7 000名妇女，但是1911年时却雇佣了7.6万名。“商业和企业书记”的数目，由6 000人增加到14.6万人——这得归功于打字机。[8]小学教育扩大了教学的行业，这种职业在若干国家（例如美国，在英国也日渐普遍）惊人地演变成女性的行业。甚至在1891年的法国，应征成为“共和国黑色轻骑兵”那种待遇不好的终身军人的女性数量也首次超过男人；[9]因为妇女可以教导男孩，但让男人去承受教育人数日益增加的女学生的诱惑，却是不可思议的。于是，某些这种新空缺遂可加惠于工人乃至农民的女儿，不过更多的是加惠于中产阶级和新旧下层中产阶级的女儿。她们尤其感到有吸引力的，是那些相当为社会所尊敬或者（牺牲其较高工资水准）被视为为了赚取“零用钱”而工作的职位。（“管理仓库的女孩子”和秘书通常来自家境好一点儿的人家，因而往往可得到其父母的津贴……在几种行业中，例如打字员、秘书和店员……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女孩子那种“打工”的现象。[10]）

妇女社会地位和期望的改变，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呈现得异常明显。不过，妇女解放运动比较明显的各方面，当时还大致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妇女。我们不需要过分注意其最壮观的一面——有组织的女性“参政权扩大论者”（suffragists）和“妇女参政权论者”（suffragettes）为妇女投票权所做的积极的，（在英国等国家）甚至戏剧化的活动。以一种独立的妇女运动来说，它除了在少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以外，并不具太大的重要性。而即使是在这几个国家，它也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达到目的。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主张妇女参政已成为一种重要现象，它虽然可衡量出有组织女权运动的公众力量，但在进行的同时，却也显示出它的重要缺陷——其诉求主要仅限于中产阶级。像妇女解放运动的其他方面一样，在原则上，妇女选举权受到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强烈支持，而至少在欧洲，这些政党事实上对解放后的妇女，提供了可以参与公共生活的绝佳环境。然而，虽然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左翼（不像过去强烈男性化、激烈民主和反教权的左翼部分）与主张妇女参政的女权主义重叠，而且有时受它吸引，但却无法不看到大多数工人阶级妇女在疾苦下的辛劳。这些疾苦比政治权利被剥夺更为迫切，而且不大可能因取得投票权而自动消除。然而，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妇女参政权论者却不重视这些问题。

2

回想起来，这个解放运动似乎是很自然的，甚至连它在19世纪80年代的加速发展，乍看之下也不足为奇。如同政治上的民主化一样，赋予妇女较大程度的平等权利和机会，早已暗含在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不论它对家长的私生活会造成多大的不方便和不相宜。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内部的各种转型，无疑为妇女（尤其是女儿）提供了更多机会。因为，如前所述，它造就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经济独立的妇女有闲阶级（不论婚姻状态为何），她们遂要求从事种种非家务性的活动。再者，当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男子不再需要从事生产时，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便开始从事以前吃苦耐劳的商人喜欢留给其女眷参加的文化活动。如此一来，性别的差异无可避免地缩小了。

再者，某种程度的妇女解放，对于中产阶级的父亲而言或许是必要的。因为，绝非所有中产阶级家庭，以及几乎没有什么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富足到可以给其不结婚又不工作的女儿一个舒适的生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拒绝妇女进入俱乐部和职业协会的中产阶级男子，热衷于教育其女儿，以便将来她们可以独立一点儿。无论如何，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怀疑自由主义的父亲对这些事情是真正信服的。

劳工和社会主义这类解放无特权者的重大运动，其兴起无疑也鼓励了妇女去追求自身的自由。她们构成1883年成立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的1/4会员，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且，如前所述，服务业和其他第三产业的兴起，为妇女提供了范围较广的工作，而消费经济的兴起，又使她们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中心目标。

虽然“新女性”的出现，其原因可能不像乍看上去那么简单，但我们却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寻找这些原因。举例来说：在这段时期进入第一个光荣时代的广告业，以其一贯无情的现实主义，认识到妇女因控制购物篮而日渐占有经济上的中心地位。不过，我们却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这个事实严重地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在一个即使是在穷人中也能发现大众消费的经济中，广告业必须针对妇女，因为他们的赚钱对象，是决定家庭采购单的那个人。至少，她必须受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体制的较大尊重。销售系统的转型，如复合商店和百货商店逐渐侵蚀街角的小店和市场，而邮购也日益淘汰沿街叫卖的小贩，经由顺从、奉承、展示和广告，资本主义将这种尊重制度化了。

然而，虽然比较贫穷或绝对贫穷的人，其绝大部分的花销都是购买必需品或为习惯所固定，但资产阶级的贵妇，却久已被当作有价值的顾客看待。此时，被视为家用必需品的范围已经扩大，但是妇女个人的奢侈品，比如化妆用品和日新月异的时装，主要还是限于中产阶级。妇女的市场力量尚未对改变其身份发挥多少作用，尤其是对早已具有这种力量的中产阶级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广告业者和新闻记者认为最有效的技巧，甚至可能使妇女行为的传统框架更为稳固。不过在另一方面，妇女市场的确为妇女专业人员开创了相当数目的新工作职位，而许多这样的专业人员，对于女权主义也相当积极。

不论这个过程有多么错综复杂，起码就中产阶级而言，在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间，妇女的地位和希望无疑有了惊人的改变。这个情形最明显的征兆，是女子中学教育不寻常的扩展。在法国，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男子公立中学的数目大致稳定在330—340所之间。但是女子公立中学，却由1880年的一所也没有，增加到1913年的138所。而在这些公立中学就读的女孩，其数目（大约3.3万）业已达到中学男生的1/3。英国在1902年以前尚未建立国立中学系统，1904—1905年到1913—1914年间，男子中学的数目由292所上升到397所，但是女子中学的数目却由99所上升到与男子中学类似的数目（349所）。［男女合校（几乎总是地位较低）增长得较缓慢，由184所增到281所。］在约克郡，到了1907—1908年，在中学就读的女生数目大致与在中学就读的男生相等。但是，更有趣的是：到了1913—1914年，16岁以上仍继续就读英国国立中学的女孩，其数目比同类的男孩多得多。[11]

并非所有的国家对（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女孩的正式教育，都有类似的热忱。它在瑞典的进展比在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进展慢得多，在荷兰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在比利时和瑞士进展很小。意大利只有7 500个学生，几乎谈不上有这样的教育。相反，到了1910年，德国大约有250万的女孩接受中等教育（比奥地利多得多）。而颇令人惊奇的是，1900年的俄国也已达到这个数目。它在苏格兰的增长比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增长慢得多。女子大学教育就没有这么不均匀，唯一的例外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以及理所当然的美国。俄国的女大学生人数从1905年的2 000人，增加到1911年的9 300人，而美国1910年的大学女生总数是5.6万人，虽不到1890年的两倍，但已是其他国家大学系统所望尘莫及的数字。1914年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大学女生的人数在4 500—5 000人之间，奥地利是2 70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美国和瑞士，1860年起女子便可上大学，但是在奥地利要到1897年，在德国要到1900—1908年（柏林）。除了医学以外，及至1908年，只有103名妇女由德国大学毕业。而在同一年，第一位妇女受聘为德国大学教授［在曼海姆（Mannheim）的商业学院］。到当时为止，各国在女子教育进步上的差异，尚未引起史学家的特别注意。[12]

这些女孩（除了一小撮渗透进男性大学的以外）都无法接受和同龄男孩同样的教育。但是，即使是中产阶级妇女接受正式中学教育的情形已为人所熟悉，而且在若干国家的某些圈子里已经是正常现象的这个事实，也堪称史无前例。

年轻妇女地位改变的第二项，也是比较难以计量的征兆，是她们在社会上取得较大的行动自由，不论是在自己个人的权利上，或是在她们与男人的关系上。对于“可敬”家庭的女孩子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传统上她们所受到的约束最大。在公共跳舞场合经常可见的非正式社交舞会（也就是不在家中或为特殊事件举办的舞会），反映了习俗约束的放松。到了1914年，西方大城市和游憩胜地比较开放的年轻人，已经相当熟悉富有煽动情欲作用的韵律舞蹈。这些舞蹈暧昧而又富有异国情调（例如起源于阿根廷的探戈舞、起源于美洲黑人的切分法舞步），不时可见于夜总会和（更惊人的）旅馆的下午茶时间或餐宴上。

这种行动自由不仅表现在社交上，也表现在实际的“行动”上。虽然妇女的时装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戏剧性地解放，可是在那种于公共场合捆绑女体的织物和鲸须制甲胄消失以前，已经出现了宽松和飘拂的衣裙。19世纪80年代唯美主义的风气、新艺术，以及1914年前夕的时装风尚，都有助于这种衣裙的流行。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妇女由资产阶级昏暗的或灯光照明的室内逃避到露天来一事，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也意指得以——至少在某些场合——从衣着和束腹所造成的行动局限中解脱，而束腹也在1910年后为更具伸缩性的胸罩所取代。易卜生在描述其女主角的解放时，以“一股新鲜空气进入她位于挪威的家”作为象征，并非偶然。运动使青年男女可以在家庭和亲属的范围以外相逢和结伴。妇女（虽然为数不多）成为新成立的旅游俱乐部和登山俱乐部的会员，而伟大的自由器械——自行车——解放女人的比例比解放男人来得高，因为女人更需要自由行动。它带给女人的自由，超过贵族女骑士所享有的自由。因为这些女骑士出于女性的羞怯，冒着相当大的受伤危险，仍然采用侧骑。通过日渐增加而且不大规矩的夏日游乐场度假（冬季运动除了两性混合滑冰外，尚在萌芽时期），中产阶级的妇女还可再得到多少自由？（她们的丈夫通常留在城里的办公室中，只偶尔和她们一起前往这些游乐场。）（对于心理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能已经在弗洛伊德的病历中，注意到假日对于病人好转所发生的作用。）总之，虽然有许多人反对，但男女在一起游泳时无可避免会暴露的身体尺度，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廉耻观所无法容忍的。

我们很难说这种行动自由的增加，如何造成中产阶级妇女更大的性解放。未婚的性关系，确实还只限于这个阶级中故意解放的女孩；几乎可以肯定她们也想要其他解放的表现，不论是政治性的或其他的。

一位俄国妇女回忆道：在1905年以后，“对一个‘进步的’女孩来说，很难不费唇舌就拒绝进步的要求。外地的男孩子要求不多，接吻便够了，但是由首都来的大学生……却很不容易拒绝。‘小姐，你是老古板吗？’谁愿意当老古板？”[13]这种解放的年轻妇女到底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她们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数最多，在地中海国家几乎没有（这个情形可以解释俄国流亡妇女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进步和劳工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在西北欧（包括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城市中或许相当多。私通几乎可以确定是中产阶级妇女最普遍的婚外性活动形式，它或许随着或许未随着她们的自信而增加。由闭塞生活中解放的乌托邦梦想式的私通［例如19世纪《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式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同法国中产阶级夫妇所享有的婚外情自由（例如见于19世纪法国的通俗戏剧），是非常不同的。（附带一句，这些19世纪的小说和戏剧都是出自男人的手笔。）然而，19世纪的私通和19世纪的性一样，都无法予以量化。我们只能确定：这种行为在贵族和时髦的圈子里，以及在容易保持体面的大城市中（得到像旅馆这样考虑周到和非人格化的制度之助）最为普遍。（这些观察完全只限于中等和上等阶级。它们不适用于农民和都市劳动阶级妇女的婚前和婚后性行为，当然，这些妇女所占的人数最多。）

然而，如果研究数量的历史学家有点儿为难，那么研究性质的历史学家却无法不惊讶于这个时期男性有关妇女的刺耳言论，在他们的言谈之间，妇女已逐渐被认定是淫荡的。许多这样的说法，都旨在以文学和科学的方式，重申男性在体力和智力上的优越，以及妇女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地位和辅助功能。这些内容是不是足以显示他们对妇女优越性的恐惧，似乎不是十分重要。哲学家尼采经常被人引用的对男人的训谕——去找女人时不要忘记带鞭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1883年）］[14]——事实上并不比克劳斯对妇女的赞美更具性别歧视。像克劳斯一样坚持不把那些能保障男人善用其天分的东西赋予妇女的观念，[15]或者像心理学家麦比乌斯（Möbius）所坚持的“与自然疏远的文化男人，需要自然的妇女与之搭配”的说法，可能带有（例如对麦比乌斯来说）所有为妇女而设立的较高教育机构均应予以毁弃的意味，也可能（如对克劳斯来说）不具这个意思。不过，它们的基本态度是相似的。然而，当时有一种确切而新颖的坚定信念：妇女对于性欲具有强烈兴趣。对克劳斯而言，“妇女的淫荡是男人智力充电的地方”；19世纪末的维也纳，这个现代心理学了不起的实验室，提供了对妇女性欲最复杂世故也最无拘束的认可。克里姆特（Klimt）画笔下的维也纳妇女，遑论一般妇女，是带有强烈情欲的形象，而不只是男人性幻想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显然反映了奥匈帝国中等和上等阶级的某些“性”实况。

改变的第三个征兆，是公众对于妇女的注意力显著增加，妇女被视为具有特殊利益的团体和拥有特殊希望的个人。无疑，商业的嗅觉最先捕捉到特殊妇女市场的气味，例如，新创办的《大众日报》有为中产阶级的下层妇女开设的专属版面，另外还有一些为新近具有读写能力的妇女所出版的杂志。但是，甚至市场也体会到把女人视为有成就者而不仅是纯消费者，在宣传上会极具价值。1908年盛大的英法国际博览会，便捕捉到这种时代风格。展出者的促销攻势，不仅和第一个专为奥林匹克设计的运动场相配合，也和一个位于博览会中心地位的“妇女工作大厦”（Palace of Women’s Work）相配合。后者展出死于20世纪最初10年以前的皇室、贵族和平民出身的杰出妇女遗物，如维多利亚女王年轻时的素描、《简·爱》（Jane Eyre）一书的手稿、南丁格尔（Nightingale）的克里米亚马车等，也陈列了妇女的针线活儿、工艺、书籍插画、摄影等等。［然而，当时的一般情形是：妇女艺术家大多喜欢在“艺术大厦”（Fine Arts Palace）展出其作品。但妇女工业会议（Women’s Industrial Council）却向《泰晤士报》投诉，说1 000多名受雇于博览会的妇女，其工作环境令人难以忍受。[16]］我们也不应忽视在竞争场合（运动再次成为一个明显的例子）脱颖而出变得卓然有成的妇女。温布尔登（Wimbledon）在男子网球单打开始举办的6年之后举办女子网球单打，又隔了6年之后，法国和美国的网球锦标赛也开始举办女子网球单打，在当时，这是我们今日无法想象的革命性创举。因为，甚至不过20年前，可尊敬的甚至已婚的妇女，若没有家庭男人的陪同而在这种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还是不可思议的事。

3

基于明显的原因，历史学家比较容易记录追求妇女解放的有意识运动，以及成功深入到此前属于男性生活的禁区的妇女。两者都包括能言善辩，以及因为稀少而有记录可稽的西方少数中等和上等阶层妇女。这些记录之所以完善，是因为她们的努力，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只是因为她们的存在，便曾引起无数的抗拒和辩论。这些少数妇女的高可见度，减低了人们对妇女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性改变的注意。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历史性的改变，只能间接觉察。诚然，如果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好斗的发言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的有意识发展，也无法完全予以把握。因为这个运动的重要部分，以及英国、美国、（可能）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以外的大多数运动参与者，并不认同于特殊的女权主义。相反，她们比较认同于一般性解放运动（如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妇女解放部分。不过，我们还是必须简略看一看这少数人。

如前所述，各种特殊的女权运动规模不大，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它们的组织只包括几百或者最多一两千人。它们的成员几乎完全来自中产阶级，而它们与资产阶级的认同，尤其是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认同，给了它们力量，也决定了它们的极限。在富裕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以下，妇女的投票权、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外出工作和参加专门职业团体，以及争取和男性一样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尤其是财产权），都不容易像其他问题那样引起共同为社会除恶的热忱。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产阶级妇女之所以能有相当的自由去争取这些要求，至少在欧洲，是因为她们将家事的重担交给一群人数多得多的妇女——她们的仆人。

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极限，不仅是社会和经济的，也是文化的。她们的运动所渴望的那种解放——也就是在法律上和政治上与男人享有同样的待遇，以及以个人（不论性别）的身份参加社会生活——是建立在一种与传统“女人的地位”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模式想象上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想要借着将其妻子由蛰居带进“客厅”，以表示他们西化的孟加拉男子，却在他们与妇女之间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紧张气氛。因为这些女人不明白，在她们失去无疑是属于她们的那部分家庭——虽然是附属性，但却可以完全自主——之后，她们能得到什么。[17]定义明确的“妇女范围”——不论是妇女个人在家庭的关系上，或集体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上——或许会让进步人士认为那只是压抑妇女的一个借口，而且，事实显然也是如此，然而，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削弱，却更是如此。

可是，在这种限制范围之内，它已赋予妇女个人和集体力量，而这些力量不完全是可以忽视的。比方说，她们是“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承传者，“舆论”的基本制造者，某些公共行动（如保卫“道德经济”）世所公认的发起者，而同样重要的是，她们不但是学会操纵她们男人的人，也是在某些主题和形势上，男人应当顺从的人。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不论在理论上有多么绝对，在集体的实行上并非没有限制。这个情形和专制君主的神权统治并非无限制的专制政治一样。这个说法并不是要为那种统治辩护，但是它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下已学会操纵这个制度的妇女，会对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的要求冷淡以对，这些要求看起来并无法提供这种实际的有利条件。毕竟，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社会，绝不愚蠢、往往也不被动消极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法国妇女，也没有群起支持争取妇女投票权的奋斗。

由于时代在改变，加上妇女的附属性又是普遍、公开而且令男子骄傲的事实，因此妇女解放运动还是有充分的活动空间。矛盾的是，这些运动之所以在本时期有可能得到妇女大众的支持，并非因为它们是什么特殊的女权运动，而是因为它们是人类普遍解放运动中的妇女那一部分。因而，遂成了新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诉求之一。它们特别致力于妇女的解放：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有关社会主义最受欢迎的阐述，是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为演艺人员和极少数甚受人喜爱的精英女士以外的妇女，提供了最优惠的公共环境，去发展她们的个性和才能。但是它们的目标尚不止此，它们还允诺社会的整体转型，而如同每个重视实际的妇女都很明白的，这表示必须改变男女两性的古老模式。（这并不是说这种转型将如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所预料的，只采取社会革命的形式。）

就这一点而言，欧洲大多数妇女真正的政治选择，不在于选择女权主义或男女混合的政治运动，而在于选择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或社会主义。各教会与19世纪的进步拼命斗争（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六章第1节），维护在传统社会秩序中妇女所拥有的权利。它们的热忱日趋强烈，因为它们的信徒以及在许多方面它们的实际成员，都正在戏剧性地女性化。到了19世纪末，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自中世纪以来，当时的女性宗教专业人员比任何时期都多。19世纪中叶以后，最著名的天主教圣人都是女性一事，显然不是偶然的：圣女贝尔纳黛特（St. Bernadette of Lourdes）和圣女特雷莎（St. Teresa of Lisíeux）（两人均在20世纪早期被封为圣徒），而教会又明显鼓励崇拜贞女圣母马利亚。在天主教国家，教会为妻子提供对付丈夫的最强有力而且为其所憎恨的武器。因而，如在法国和意大利，许多反教权主义都带有明显的反女性色彩。而另一方面，各教会拥护其妇女的代价，是要它们的虔诚支持者接受其传统的服从和附属地位，并且责难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妇女解放运动。

在统计数字上，选择通过虔敬的行为去维护自己的妇女，远远超过选择解放的妇女。诚然，虽然从一开始，社会主义的运动便吸引了异常能干的妇女先锋（如人所料，主要是从中等和上等阶级），但是，1905年以前，在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中却看不出具有重要地位的妇女。19世纪90年代，向来势力都不很大的法国工人党，只有不到50名妇女党员，约占2%—3%。[18]当她们大批被征召时（例如1905年后的德国），其中大多是信仰社会主义的男子的妻女或母亲。在1914年前，虽然德国的百分比已经相当大，但却还比不上（例如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几乎占30%的妇女党员，或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党几乎占40%的妇女党员。[19]工会中的妇女会员百分比始终不大—19世纪90年代，除了英国以外，几乎都可略去不计；20世纪最初10年通常不超过10%。然而，由于妇女当时在大多数国家中并没有投票权，我们没有表明她们政治取向的最方便指标，因此进一步的推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1913年妇女在有组织工会中所占的百分比如下：英国10.5，德国9，比利时（1923）8.4，瑞典5，瑞士11，芬兰12.3。］[20]

因此，绝大多数的妇女都置身于任何形式的解放运动之外。再者，即使是那些其生活、事业和意见都显示她们极其关心打破传统“女性范畴”的妇女，她们对于正统女权主义的奋斗，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热忱。妇女解放运动早期曾经造就了一群杰出妇女，但是她们之中有些最卓越的代表（如罗莎·卢森堡和贝阿特丽斯·韦布），并不认为应该把她们的才能局限于任何一性的奋斗目标上。诚然，到这个时候，取得公众的承认比较容易一点儿了：1891年起，英国的参考书《当代男士》（Men of the Time）将其书名改为《当代男士和女士》（Men and Women of the Time），而那些以妇女或妇女特别感兴趣的事物（如儿童福利）为目的的公共活动，如今也为自身赢得一些名声。不过，妇女在男人世界的前进道路仍然崎岖，成功需要极大的努力和天分，而成功的人为数不多。

她们之中，绝大多数都从事通常认为与传统妇女气质一致的活动，例如表演和（中产阶级妇女，尤其是已婚者的）写作。1895年所记载的英国“当代妇女”，绝大多数都是作家（48人）和舞台人物（42人）。[21]法国的柯莱特（Collette，1873—1954年）便兼有两种身份。在1914年前，已经有一位妇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的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1909年］。专业性事业之门也为妇女敞开，例如，在教育界和新兴的新闻业，前者是随着女子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大幅增长而开始；后者则是始于英国。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中，政治活动和激进公共活动成为另一种有前途的选择。1895年的英国杰出妇女中，最大的一个百分比（1/3）是列为“改革家、慈善家”等。事实上，如来自专制政体下的俄国而在各个不同国家从事活动的若干妇女［罗莎·卢森堡、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h）、亚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安娜·库里斯齐奥夫（Anna Kuliscioff）、安吉莉卡·巴拉班奥夫（Angelica Bala-banoff）、爱玛·戈德曼（Emma Goldman）］，以及其他国家的少数几位妇女［英国的贝阿特丽斯·韦布，荷兰的亨丽埃塔·罗兰——霍尔斯特（Henrietta Roland-Holst）］所说明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性政治活动，为她们提供了别处赶不上的机会。

在这方面，它与保守的政治活动不一样。保守政治活动在英国（不过很少在别的地方）得到许多贵族女权主义者的效命，但它却不曾提供上述机会。［女权主义的《英国妇女年鉴》（Englishwoman’s YearBook，1905年），共包括了158位有爵位的贵妇，其中有30位公爵夫人或女公爵、侯爵夫人或女侯爵、子爵夫人或女子爵以及伯爵夫人或女伯爵。该书涵括了英国所有公爵夫人或女公爵的1/4。[22]］而它也与自由党的政治活动不一样，在这段时间，从事自由党政治活动的政客，基本上都是男人。不过，诺贝尔和平奖颁赠给一位妇女［伯莎·冯·苏特内尔（Bertha von Suttner），1905年］，象征着妇女如今在公共领域中成名的可能性提高了些。虽然妇女在医学上建立了小规模但迅速拓展的滩头阵地（188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20位女医师，1901年有212位，1911年有447位），可是，妇女最艰巨的工作，却在于抵抗有组织的专业男人的制度化或非正式的强烈抗拒。这一点或可帮助我们衡量居里夫人（专制俄国的另一产物）的不平凡成就，她在这段时期曾两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1903年、1911年）。虽然这些大师不足以说明妇女对男人所主宰的世界的参与情形，但由于牵涉的人数很少，这样的参与可能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可联想到一小群解放妇女在1888年后的劳工运动复兴中所发挥的作用：她们包括安妮·贝赞特（Annie Besant）和埃莉诺·马克思（Eleanor Marx）；我们也可联想到对于幼小的独立劳工党很有贡献的巡回宣传家：伊妮德·斯泰西（Enid Stacy）、凯瑟琳·康韦（Katherine Conway）和卡罗琳·马丁（Caroline Martyn）。不过，虽然所有这些妇女几乎都支持女权，而且（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她们绝大多数也强烈支持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运动，可是，她们对它的注意却很有限。

那些集中注意它的人，通常致力于政治运动，因为，她们所要求的权利和投票权一样，需要政治和法律上的改变。她们几乎不能寄望于保守政党和宗教政党，她们与自由主义和激进政党的关系（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思想方式与自由主义和激进政党相近），有时也是紧张的，这种情形尤以英国为然。1906—1914年间，阻碍英国来势强劲的妇女参政运动的正是自由党政府。偶尔（例如在捷克和芬兰人中间），她们也会与主张国家解放的反对运动结合。在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中，妇女被鼓励集中注意力于女性的事物，而许多社会主义的提高女权论者果真如此。其原因不仅在于劳动妇女的被压榨情形明显需要采取行动予以纠正，也因为她们发现：虽然她们的运动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追求平等，可是在这个运动中却需要特别为妇女的权利和利害奋斗。因为，一个自由或革命好战者的小规模先锋，其与大规模劳工运动之间的差异，是在于后者所包括的不仅主要是男人（也许是因为大半赚取工资的和甚至更多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都是男性），而且这些男人对妇女的态度也是传统的；他们基于工会会员的利益，又倾向将待遇低廉的竞争者排除到男人的工作范围之外，而妇女正是廉价劳动力的典型。然而，在各种劳工运动之内，这些问题却因妇女组织和委员会的增加而减色，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尤以1905年后为然。

在提高女权运动的各种政治问题中，议会选举投票权是最为突出的。1914年前，虽然女子在美国几个州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地方政府议会选举中拥有投票权，但是除了澳大利亚、芬兰和挪威，全国性的妇女投票权尚不存在。除了美国和英国，妇女投票权并不是一个动员妇女的运动，或在全国性政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议题；不过，在美国和英国，它已在上等和中等阶级的妇女中得到大力支持，在政治领袖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中也得到不少协助。这项运动在1906—1914年间，因妇女社会和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也就是“妇女参政权论者”）的直接行动战术而变得戏剧化。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关注主张妇女参政的运动，而忽视为了其他奋斗目标而形成的妇女压力团体的广大政治组织，这些目标包括与其性别有关的——如反对“白奴贸易”，也包括和平和禁酒运动。如果她们的第一项努力不幸未获成功，她们对于第二项努力的获胜（亦即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禁酒令），却是贡献良多。不过，在美国、英国、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地区，妇女的独立政治活动（除了作为劳工运动的一部分以外）仍旧是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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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有另外一股女权主义混入关于妇女的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辩论之中，此即性解放。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许多妇女公开传播类似节育这种得到正派人士支持的主张，却遭到无情迫害，由此可知一斑。1877年，贝赞特夫人的子女抚养权因此被剥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和玛丽·斯托普斯（Marie Stopes）的子女抚养权稍后也被剥夺。但是，最棘手的是，它不太容易进入任何运动的组织。只要在必要时能够保持体面，普鲁斯特（Proust）伟大小说中的巴黎上等阶级社会，或像纳塔莉·巴尼（Natalie Barney）这类独立而且往往准备充足的女同性恋，会很轻易地接受性自由，不论它是正统还是异端。但是，像从普鲁斯特的小说中可以看出的，他不将性解放和社会或私人的幸福，乃至社会的转型混为一谈，而且，他也不欢迎这样的转型。相反，社会革命分子的确致力于妇女性选择的自由［恩格斯和倍倍尔所赞美的傅立叶（Fourier）性乌托邦，尚未完全被遗忘］，而这样的运动吸引了反传统者、乌托邦主义者、狂放不羁者，以及各种各样的反文化宣传者，包括那些宣称与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共寝的人。像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和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这样的同性恋，像哈夫切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这样拥护性宽容的人，以及像贝赞特和奥利弗·施赖纳（Olive Schreiner）这类各具品位的解放妇女，均被吸引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小圈子里。没有结婚证书的自由结合不仅被接受，在反教权运动特别强烈的地方，它简直是必需。可是，从列宁日后与太过注意性问题的女性同志发生小冲突一事，可以看出关于“自由恋爱”应该指什么，而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又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大家的意见仍然很不一致。心理学家奥托·葛罗兹（Otto Grosz，1877—1920）是一名罪犯、吸毒者，也是弗洛伊德早期的学生。他的成功，是通过海德堡（Heidelberg）的知识和艺术环境［至少是通过他的情人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姊妹——韦伯、劳伦斯（D. H. Lawrence）等人的情人或妻子］，通过慕尼黑、阿斯科那（Ascona）、柏林和布拉格。像他这样提倡无限制解放本能的人，是对马克思没有什么好感的尼采派哲学家。虽然他受到一些1914年前狂放不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赞颂（但也遭到其他人的反对，说他是道德之敌），而且赞成任何会毁灭现存秩序的事物，但他却是一个几乎无法放进任何政治组织的自负者。简而言之，就作为一项方案而言，性解放所引起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要多。在反传统先锋的圈子外，它的计划吸引不了太多人。

它所引起的一个大问题，是在一个拥有平等权利、机会和待遇的社会中，妇女的未来确切性质是什么。在此，要紧的是家庭的未来，因为它的关键在于为人母的女性。妇女由家务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比较容易想象，中等和上等阶级（尤其是在英国），大致借着用人和借着将其男性子孙及早送进寄宿学校的办法，摆脱家务的负担。在一个用人不容易请到的国家，美国的妇女向来鼓吹节约劳动力的家庭技术转型，如今也开始如愿以偿。在1912年的《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中，克里斯蒂娜·弗雷德里克（Christine Frederick）甚至将“科学管理”引进家庭（参见第二章）。1880年以后，煤气炊具开始普及，不过速度不是很快。自战前的最后几年起，电气炊具也开始普及，而且比较快速。“真空吸尘器”一词在1903年出现，而1909年以后，电熨斗已出现在持怀疑态度的公众面前。但是它们的胜利还有待两次大战的间歇期的到来。衣服的烫洗也开始机械化（尚未在家庭中出现），1880—1910年间，美国洗衣机产量增加了5倍。[23]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工艺技术的理想国抱有同样的热忱。他们赞成比较集体化的安排，也集中注意力于幼儿学校、托儿所和食堂的供应（如早期的学校餐厅），以便妇女可以将为人母的责任与工作和其他活动结合在一起。

妇女解放运动难道不会指向以某种其他的人类组合方式，取代现有的核心家庭吗？在这个民族学空前发达的时代，人们已知道核心家庭绝不是历史上唯一的家庭形式。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Westermarck）的《人类婚姻史》（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1891）到1921年时已销售了五版，并被译为法文、德文、瑞典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日文，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已做出必要的革命性结论。可是，虽然乌托邦和左翼革命分子已开始实验新的公社形式（其最持久的产物将是位于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屯垦制度），但我们却可以有把握地说：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领袖和甚至更绝大多数的支持者，更别提没有那么“进步”的个人，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是虽有转型核心但基本不变的家庭。但是，对于以婚姻、家庭管理和做母亲为其主要事业的妇女，大家的看法却不一致。正如萧伯纳向一位已解放的女性记者所说的，妇女的解放主要是关于她自己。[24]虽然有些社会主义的温和派为家庭和炉灶辩护（例如德国的“修正主义者”），但左翼的理论家一般都认为妇女的解放将因其出外就业或对外界的兴趣而达成，因而他们极力地鼓励之。可是，一旦把解放和为母之道结合起来，问题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了。

这个时期中，大量（或许大多数）已解放的中产阶级妇女，如果她们选择在男人的世界闯出一番事业，则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将是不生育、拒绝结婚和往往（例如在英国）真的守贞。这种现象不仅反映了对男性的敌意，有时也伪装女性对另一性别的优越感，如在盎格鲁——撒克逊投票权运动的边缘所看到的那样。它也不只是当时人口结构的副产品，那个时候，有的国家女性多于男性（1911年在英国，女性较男性多133万多人），使许多女人不可能结婚。结婚仍是许多非体力劳动的职业女子所企望的事情。她们会在结婚的那天放弃教书或办公室职位，即使并不需要这样做。这种情形反映了将两种要求很高的职业结合在一起的真正困难。在那个时候，只有异常的物力和协助才能使一个女人同时胜任这两项工作。在缺乏这样的物力和协助的情形下，像阿马莉·里巴·塞德尔（Amalie Ryba Seidl，1876—1952）这样的工作人员和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在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中毕生的尚武政策达五年之久（1895—1900年），以便为她的丈夫生三个孩子。[25]而照我们的标准来说更不可原谅的是，杰出但为人所忽略的历史学家伯莎·纽沃尔（Bertha Philpotts Newall，1877—1932），认为她必须辞去剑桥大学格顿学院（Girton College）的教职，因为她的父亲需要她而她也非去不可，这已是迟至1925年的事了，[26]但是，自我牺牲的代价很高。选择事业的妇女——例如罗莎·卢森堡——知道她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而且正在付出这个代价。[27]

那么，在1914年以前的50年间，妇女的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不是一个如何去衡量变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去判断变化的问题。这些变化，就任何标准来说，对为数甚多的妇女（或许对都市化和工业化西方的绝大多数的妇女）而言，都是很可观的，而对于少数的中产阶级妇女，更是戏剧性的。（但是，值得重新说明的是：这些妇女全部加起来，也只构成全人类女性的一个小百分比。）根据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她要求男女平等权）简单而初步的标准，在妇女进入此前认为是男性专利的职业和专业上，当时已有极大的突破。在此以前，男性往往不顾常识，甚至不顾资产阶级的习俗，独占这些职业和专业。例如男性的妇科医生主张：由妇女去医治妇女的特殊疾病是尤其不适合的。到1914年时，虽然只有很少妇女能跨过这道鸿沟，但是在原则上，这条路已经打通了。虽然表面上与此相反，妇女为争取平等公民权的奋斗（以投票权为象征）却行将获得重大胜利。不论在1914年前遭到如何激烈的反驳，不到10年，在奥地利、捷克、丹麦、德国、爱尔兰、荷兰、挪威、波兰、俄国、瑞典、英国和美国，妇女在全国性选举中都已初次获得选举权。［事实上，在欧洲只有拉丁语系国家（包括法国）、匈牙利、东南欧和东欧比较落后的地区，以及瑞士，妇女尚未享有投票权。］显然，这个了不起的改变，是1914年前奋斗的极致。至于在民法面前的平等权利，虽然有些比较重大的不平等已经废除，但得失却没有这么明显。在工作待遇的平等上，这时并没有重大进展，除了可以不计的例外情形，妇女与男子做同样的工作，可预期的待遇却低得多。她们可望得到的工作，由于被视为“妇女的工作”，待遇因此也很低。

我们可以说，在拿破仑以后的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所高唱的“人权”，现在也延伸到妇女身上。女性行将和男性一样获得相等的公民权，而且，不论怎么吝啬和狭窄，事业之门现在也向她们的才能开放，就像对男性一样。如今回顾，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进步的局限性，就好像看出最初“人权”的局限性一样。它们是受到女性欢迎的，但并不足够，尤其是对于绝大多数因贫困和婚姻而不得不依靠男性为生的女性而言，是不够的。

但是，即使是对那些认为解放乃势所必然的妇女——地位稳固的中产阶级妇女（虽然也许不包括新旧小资产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的妇女），以及适于工作年龄的年轻未婚女性——来说，它也产生了一大问题。如果解放是指从私人和往往独立存在的家庭、家人以及个人关系的范围中解脱出来，也就是由她们长久以来禁锢其间的场所中逃出，她们能不能，又如何能保持她们特有的妇女气质——那些并不是在一个为男子所设计的世界中男人强加给她们的气质？换句话说，女性如何能以女性的身份，在一个为不同构造的性别而设计的公共活动范围内与他们竞争？

由于每一代关怀妇女社会地位的人所面对的情况都不同，这个问题或许根本没有永恒的答案。每一个答案或每一组答案，可能都只能满足回答者所面对的历史。那些投身解放运动的第一代西方城市女性，她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对于在政治上活跃、文化上能言善辩的杰出开拓先锋，所知甚多，但对于不活跃和不能言善辩的先锋却所知甚少。我们只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风靡西方的解放妇女的风尚，亦即采自1914年以前“前进分子”（尤其是大城市的艺术放任主义者）所预见的风格，是结合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化妆品的普遍使用，化妆在以往虽然是以取悦男子为业的女性（妓女和其他若干演艺人员）的特色，可是战后的“爵士乐一代”已公开地普遍使用化妆品。她们现在开始展示身体上的若干部分，由双腿开始（19世纪的女性必须将双腿遮起来，不让好色的男人看见）。其二是战后的流行款式，这些款式是要尽量减少使妇女看上去与男子不同的第二性征——剪短传统的长发，将胸部弄得尽可能得平坦。和短裙一样，束腹的抛弃和胸罩的行动自如，都是自由和呼唤自由的象征。这些是老一辈的父亲、丈夫或其他掌握传统家长权威的人所不可能容忍的。它们还暗示了其他什么吗？或许，在职业妇女先锋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1883—1971）所发明的“小黑裙”的流行风潮中，它们也反映了妇女在工作和公开场合中的非正式装扮，也必须展现出优雅的一面。但是这一点我们只能臆测。可是，我们很难否认：解放后的流行迹象，指出的是相反而不一定相容的方向。

正如战争期间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1918年的妇女解放流行风潮，最初都是由战前的前卫款式中拓展出来的。更精确地说，它们在大城市的波希米亚区域中流行，像是在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蒙马特区（Montmartre）和蒙巴纳斯区（Montparnasse）、切尔西（Chelsea）、施瓦宾格（Schwabing）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想，包括其意识形态上的危机和矛盾，往往可在其艺术中找到虽然经常令人迷惑难解，但却具有特色的表现。

第九章
文艺转型

他们（法国的左翼政客）对于艺术非常无知……但是他们都假装多少懂一点儿，好像他们是真的爱好艺术……他们之中的一个佯作剧作家，另一个乱拉小提琴，还有一个假扮着迷的瓦格纳崇拜者。他们都搜集印象派的绘画，阅读颓废派的文学作品，而且以对喜好某种极端贵族式的艺术为傲。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915年[1]

在具有教育出的聪慧、敏感的神经和消化不良的人中间，我们找到了悲观主义的信仰……因此，悲观主义的信条不大可能对坚强而实际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产生影响力。我们只能在某些非常有限的所谓唯美主义的诗歌和绘画中，在它们赞美病态和自觉理想的倾向中，找到悲观主义的蛛丝马迹。

——莱恩（S. Laing），1885年[2]

过去必然比不上未来。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怎么能承认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有任何优点？……这便是我们何以要否认逝去的好几个世纪令人魂牵梦萦的光辉，也是我们何以要与高奏凯歌的机械技巧合作，这种技巧，将世界牢牢地掌控在它的速度之网中。

——未来派作家马里内蒂，1913年[3]

1

也许没有什么能比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之间的文艺史，更足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身份危机。在这个时代，创作性文艺和其欣赏大众都失去了方向。前者对这个形势的反应，是朝着创新和实验发展，逐渐和乌托邦主义或似是而非的理论衔接。后者，除非是为了流行和附庸风雅，否则便会喃喃地维护自己说：“他们不懂艺术，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或者，他们会退缩到“古典”作品领域，这些作品的优异，已为累世的舆论所保证。但是，所谓舆论这种概念，其本身也正受到批评指责。由16世纪起一直到19世纪末，大约有100件古代雕刻品具体表现了大家一致同意的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它们的名称和复制品，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西方人所熟悉的：《拉奥孔》（Laocoön）、《望楼的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垂死的格斗者》（Dying Gladiator）、《除刺的男孩》（Boy Removing a Thorn）、《哭泣的尼奥比》（Weeping Niobe）等等。或许除了《米罗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以外，几乎所有这些雕像均在1900年后的两代之间被遗忘。《米罗的维纳斯》于19世纪早期被发现之后，便被巴黎卢浮博物馆保守的主管人员挑出来，一直到今天还深受大众赞赏。

再者，到了19世纪末叶，传统高尚文化的领域又受到甚至更为可怕的敌人的侵袭。这个敌人是投普通人所好（部分文学例外），并在工艺和大众市场联手影响下发生了巨变的艺术。在这方面最不寻常的革新是电影。电影和爵士乐及其各种不同的衍生音乐，当时虽然尚未奏捷，但是1914年时，电影已在许多地方出现，并且行将征服全球。

当然，夸大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文化中大众性和创造性艺术家的分歧，是不明智的。在许多方面，他们的意见仍然相同，而那些以革新者自命并因此遭到拒绝的作品，不但被吸收到有教养的人士视为“出色”又“普及”的艺术主体中，而且以淡化的、有选择性的形式，融入广大群众的艺术中。20世纪后期深受大众喜爱的音乐会曲目，不仅有18和19世纪的“古典作品”，也有这一时期作曲家的作品。“古典作品”仍是主要的演奏曲目，例如马勒（Mahler）、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德彪西（Debussy），以及许多在本国知名的作曲家［埃尔加、沃恩·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雷格尔（Reger）、西贝柳斯（Sibelius）］。国际性的歌剧曲目正不断扩大［普契尼（Puccini）、理查德·施特劳斯、马斯卡尼（Mascagni）、列昂卡瓦洛（Leoncavallo）、亚纳切克（Janáĉek），当然还包括瓦格纳——瓦格纳在1914年前的20年便已成名］。事实上，大歌剧曾盛极一时，甚至还为了迎合时髦的观众，以芭蕾舞的形式吸取了前卫艺术（avant garde art）。在这一个时期享有盛名者，到今天仍是传奇人物，如卡鲁索（Caruso）、夏里亚宾（Chaliapin）、梅尔巴（Melba）、尼金斯基（Nijinsky）。“轻古典作品”、轻松活泼的小歌剧，以及基本上以方言演唱的歌曲和小品，也盛极一时，例如奥匈帝国的轻歌剧［雷哈尔（Lehar，1870—1948）］和“音乐喜剧”（musical comedy）。从旅馆大厅和茶室管弦乐队、音乐台，以及时至今日仍在电梯等公共场合播放的音乐曲目，均可证明其吸引力。

这一时期“严肃的”散文文学，今日看来，已经拥有并且能够保持住它的地位，不过在当时，它却不一定广受欢迎。如果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托马斯·曼或普鲁斯特的名望今日已实至名归地上升（他们绝大部分的作品是发表在1914年以后，不过，哈代的小说却大半是在1871—1897年间问世），那么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和韦尔斯、罗曼·罗兰和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和拉格勒夫的运气，就比较变化无常。易卜生和萧伯纳、契诃夫和（在其本国的）霍普特曼（Hauptmann），均已熬过了最初的丑闻期，而成为古典剧坛的一部分。就这一点而言，19世纪晚期视觉艺术的革命分子——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画家——到20世纪已被接受为“大师”，而不是其仰慕者的现代性指标。

真正的分界线贯穿这一时期。这指的是战前最后几年的实验性前卫艺术，除了在“进步的”一小群人士（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批评家，以及具有流行感的人）之外，它始终未曾在广大的群众中得到真正自发的欢迎。他们可以自我安慰地说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但是，就勋伯格（Schönberg）来说，未来却没有出现——没有像瓦格纳那样有前途。［不过，我们却可以说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已享有名声。］梵高的未来出现了，立体派（Cubist）艺术家却没有。陈述这一事实并不是要评判艺术作品，更不是要低估其创造者的才能，有许多画家的才华确实非常超群。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是一个禀赋超常且极其多产的画家。可是，我们很难否认，今人是把他当一个特殊人物来赞美的，而不是因为出于对他的深远影响的景仰，或因为对他作品的单纯欣赏（除了几幅画，主要是他前立体派时期的作品）。他很可能是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具有全方位才能的艺术家。

可是如前所述，以他们的成就来整体考虑这个时期的艺术，就像史学家对19世纪早期艺术所采用的方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艺术在这段时期是异常兴盛的。单是可以花较多时间在文化上的都市中产阶级人口和财富增加的事实，以及下层中产阶级和部分工人阶级，这些具有读写能力和对文化如饥似渴之人的数量大增，就足以保障这一发展。1870—1896年间，德国的剧院数目增加了三倍，由200家增加到600家。[4]在这段时期，英国的漫步音乐会（Promenade Concerts，1895年）开始举办；新成立的美第奇学会（Medici Society，1908年）为渴望文化的人大量生产伟大画家的廉价复制品；蔼理士（以研究性学知名）编辑了收录伊丽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时代剧作的廉价的美人鱼丛书（Mermaid Series），而像世界名著（World’s Classics）和人人文库（Everyman Library）这样的丛书，又将国际文化带给没有什么钱的读者。在顶级富豪当中，古代画家的作品和其他昂贵的艺术品，其价格由于美国百万富豪的竞购，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为这些富豪出主意的是商人和与他们共事的专家，如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这两种人都从艺术品的交易中获取了暴利。某些与文化圈关系较深的富人（偶尔也包括巨富）和经费充足的博物馆（主要是在德国），不仅购买了旧日最好的艺术作品，也收藏新近最佳的艺术创作，包括极端前卫派的作品。前卫艺术之所以能在经济上挺下来，主要是由于一小撮这类收藏家的资助，例如俄国商人莫洛佐夫和史楚金（Shchukin）。文化修养较低之士，则请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或波蒂尼（Boldini）为他们自己，或者更常为他们的妻子画像，并请时髦的建筑师为他们设计住宅。

因此，如今那些更富有、更具文化修养也更民主化的艺术欣赏者，无疑也更富热忱和接纳性。毕竟，长久以来作为富有中产阶级地位指标的文化活动，在这段时期取得其具体象征，得以表现更多人的渴望或少许的物质成就。这样的象征之一是钢琴。由于可分期付款，许多人在财务上都负担得起。它现在进入急于表现其时髦的职员、工资较高的工人（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及生活舒适的农民的客厅中。再者，文化不仅代表个人的也代表集体的热望，这种情形，在新兴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中尤为显著。在一个民主的时代中，艺术也成为政治的手段和成就，这种现象使建筑家和雕刻家得到许多物质报偿。建筑家为国家的自我庆贺和帝国的宣传建造巨大的历史纪念物，[5]将大量石造物竖立在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和印度。而雕刻家更以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雕像，大至德国、美国的巨型人像，小至法国乡村的半身塑像，来供应这个被称为“雕像狂”的黄金时代。

艺术不能以纯粹的数量来衡量，而其成就也不仅是开支和市场要求的函数。可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这段时期，有更多人想当创作艺术家谋生，或者这样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中占了较以前更高的比例。有人指出，艺术之所以纷纷脱离举办官方公开展览的官方艺术组织［如“新英国艺术俱乐部”（New English Arts Club），维也纳和柏林的直言不讳的“分离组织”（Secessions）等，以及19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印象派画展的后继者］，主要是由于这个行业和其官方机构已过于拥挤，而这两者又多半是掌握在年纪较大或已成名的艺术家手中。[6]我们甚至可以说：因为每日和定期出版物（包括绘图出版物）的惊人增长，广告业的出现，再加上由艺术家——手工匠和其他拥有专业地位者设计的日用必需品的广受欢迎，当个职业创作家现在比以前更容易维持生活。广告业至少开创了一种新的视觉艺术形式，并于19世纪90年代陶醉在其小规模的黄金盛世——海报的时代。无疑，由于专业创作者的剧增，自然产生了许多商业化作品，或是其文学和音乐从业者所愤恨的作品。他们在写作轻歌剧或流行歌曲的时候，心中梦想的是交响乐；或者，像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那样，在艰苦地撰写书评、“论说文”或文艺专栏时，脑中所想的却是伟大的小说和诗歌。但是这样的工作有报酬可拿，而且报酬还不错。心怀热望的女记者（或许是新妇女专业人员中最大的一群），光是供稿给澳大利亚的报纸，便可保证每年150英镑的收入[7]。

再者，无可否认，这个时期艺术创作本身也相当发达，而其涵盖的西方文明范围，也较以前任何时期更广。音乐在此之前已拥有一张国际性的曲目单，尤其是源自奥地利和德国的曲目。可是，就算我们不把音乐算在内，本时期的艺术创作也显得前所未有的国际化。我们在前面谈到帝国主义的时代时，已经提到异国影响（19世纪60年代以后来自日本，20世纪最初10年来自非洲）对西方文学的促进作用（参见第三章）。在通俗文学上，由西班牙、俄国、阿根廷、巴西以及尤其是北美传来的影响，广泛传播于整个西方世界。但是，即使是公认的精英文化，也因为个人可以在较宽广的文化地带移动自如而显著地国际化。我们并不认为被某些国家文化威望所吸引的外国人，是真正的“归化”。这种威望曾使希腊人莫里亚斯（Moreas）、美国人斯图尔特·梅里尔（Stuart Merrill）、弗朗西斯·维雷——格里芬（Francis VieléGriffin）和英国人王尔德，用法文写作象征主义作品，也帮助波兰人康拉德和美国人詹姆斯、庞德（Ezra Pound）在英国树立声誉，并确保巴黎派（cole de Paris）的画家，出现本国人少而外国人多的现象，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包括：西班牙人毕加索、格里斯（Gris），意大利人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俄国人夏加尔（Chagall）、利普希茨（Lipchitz）、苏丁（Soutine），罗马尼亚人布朗库西（Brancusi），保加利亚人帕斯金（Pascin）和荷兰人凡东根（Van Dongen）。在某种意义上，这只是知识分子向全球扩散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时期中，他们以移民、访客、定居者和政治难民的身份，或是通过大学和实验室，散布于全球各城，孕育国际性的政治和文化。［由俄国来的这类流亡异国者在其他国家政治上的作用，是大家所熟悉的，如：罗莎·卢森堡、帕尔乌斯和拉狄克（Radek）在德国，库里斯齐奥夫和巴拉班奥夫在意大利，拉帕波特（Rappoport）在法国，多布罗贾努——盖雷亚（Dobrogeanu-Gherea）在罗马尼亚，戈德曼在美国。］相反，我们也可联想到19世纪80年代发现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学（译本形式）的西方读者，在英国艺术和工艺运动中找到灵感的中欧人，以及1914年前征服时髦欧洲的俄国芭蕾舞。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高尚文化的基础是本地制品和进口品的合并。

然而，如果对那些在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以被视为“颓废”自傲的文学艺术和创作人才而言，这是正确的说法，那么在这个时期，民族性的文化，至少就其较不因袭保守的表现而言，显然是健康发展的。要在这个模糊领域做出价值判断是出名的困难，因为，民族情感易于使人夸大其民族语言所能达到的文化成就。再者，如前所述，这个时期有许多进步的书面文学，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人能够了解。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以盖尔文、匈牙利文或芬兰文写成的散文以及（尤其是）诗，其伟大之处必然仍是人云亦云，正如对不懂德文或俄文的人来说，歌德或普希金（Pushkin）诗歌的伟大之处，也必然是人云亦云。在这方面，音乐比较幸运。无论如何，或许除了前卫派的称誉，当时并没有公认的判断标准，可将某个民族性人物从其同时代人中挑选出来，说他享誉国际。鲁本·达里奥（Rubén Dario，1867—1916）可说是当代拉丁美洲最好的诗人吗？他很可能是。不过我们所能确知的，只是这个尼加拉瓜国民是以一位有影响力的西语世界诗歌改革者的身份，享誉国际。建立文学评判国际标准的困难，使诺贝尔文学奖（1897年创设）得主的选择，永远令人不满意。

在那些于高尚文艺上拥有“公认威望”和“持续成就”的国家，文化的成果或许不大看得出来。不过即使是在这些国家，我们也注意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第三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文化上（与世纪中叶相较）的活泼生气，以及此前相当光秃秃的创作性文艺树枝上的新叶的成长，其中包括英国的戏剧和作曲，奥地利的文学和绘画。但是，尤其可观的却是在小型和边远国家，或此前不大为人注意或久已沉寂的地区，文艺的发展欣欣向荣，例如在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或波希米亚。这一点在国际性的时尚上尤为明显，例如20世纪后期名目繁多的新艺术［青春风格（Jugendstil）、自由风格（Stile Liberty）］。它的核心地区不仅限于一些大型文化首都（巴黎、维也纳），在多少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首都尤为明显，如布鲁塞尔和巴塞罗那、格拉斯哥（Glasgow）和赫尔辛基。比利时、加泰罗尼亚和爱尔兰，都是显著的例子。

或许自17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其余部分都不曾需要像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那样注意低地国家南部的文化，因为这段时期，梅特林克（Maeterlinck）和维尔哈伦（Verhaeren）曾短期成为欧洲文学上的大名人［他们之中的前一位至今仍为我们所熟悉，因为他是德彪西《佩莱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éas et Mélisande）的剧作者］，詹姆斯·恩索尔（James Ensor）成为绘画上一个熟悉的名字，而建筑家霍塔（Horta）开创了新艺术，凡·德·威尔德（Van de Velde）将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现代主义”带入德国建筑，康斯坦丁·默尼耶（Constantin Meunier）又发明了无产阶级建筑那种千篇一律的国际型。至于加泰罗尼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现代主义的巴塞罗那［在其建筑家和画家中，高迪（Gaudi）和毕加索最负盛名］，在1860年时恐怕只有最富自信心的当地人才曾幻想过这样的光荣。而1880年的爱尔兰文艺观察家，也不会预料到30年后这个岛上会培育出这么多的杰出作家（主要是新教徒）：萧伯纳、王尔德、伟大的诗人叶芝（W. B. Yeats）、约翰·M·辛格（John M. Synge）、年轻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其他比较地方性的名人。

可是，单是将本书所论时期的文艺历史写成一篇成功者的故事是不行的，虽然就经济和文化的民主化来说，它的确是一篇成功者的故事，并且在低于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的层次上，就其创作成就的广泛分布而言，它也是一个成功者的故事。因为，即使我们留在“高雅文化”的范围之内（而高雅文化已经因工业技术的发展而即将过时），被归类为“优良的”文学、音乐及绘画的创作家和公众，他们都不这么看待这个时期。当时当然仍有一些充满信心和胜利的表现，尤其是在艺术创作与工业科技重叠的边缘地带，如纽约、圣路易、安特卫普、莫斯科（非凡的喀山站）、孟买和赫尔辛基的伟大火车站，这些19世纪的公共华厦仍旧被建造成艺术上的宏伟不朽之物。单是科技工艺上的成就——如埃菲尔铁塔和新奇的美国摩天大楼所说明的——便能使那些否认其美学吸引力的人为之目眩。对于那些渴望读写能力并日渐拥有这类能力的人来说，单是可以接触到高雅文化本身，便是一种伟大的胜利（高雅文化当时仍被视为过去和现在的连续，“古典”和“现代”的连续）。（英国的）“人人文库”以丛书的方式呈现高雅文化的成就，从荷马到易卜生，从柏拉图到达尔文。[8]当然，以公共雕像和公共建筑墙壁上的雕刻绘画来歌颂其历史文化的活动［如巴黎索邦大学和维也纳城堡戏院（Burgtheater）、大学及艺术史博物馆的墙壁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蓬勃。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在蒂罗尔地区（Tyrol）的争斗，便因双方分别在该地塑立对但丁和中世纪抒情诗人沃尔瑟·冯·德·福格威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的纪念物而白热化。

2

不过，19世纪后期并不是一个充满胜利和文化自信的时代，而“世纪末”（fin de siècle）一词为人所熟悉的含义，更是相当引人误解的“颓废”。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许多已成名的艺术家和渴望成为艺术家的人（我在此想起年轻时的托马斯·曼），均以“颓废”为傲。普遍的情形是：“高雅”艺术在社会中显得局促不安。不知何故，长久以来被视为与人类心灵同步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在文化领域所显现的历史进程却与预期的不一样。德国知识界第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格维努斯（Gervinus）在1848年前宣称：德国政治事务的安排，是德国文学另一次繁荣发展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9]在新德国真正成立以后，文学史教科书满怀信心地预测这个黄金时代即将来临。但是，到了19世纪末，这种乐观的预测转变成对古典传统的赞颂，以及对当代作品的批驳，认为它是令人失望或不可取的。对于比好为人师的一般腐儒更伟大的人物来说，“1888年的德国精神代表了1788年德国精神的退化”（尼采语）一事，似乎已显而易见。文化似乎是庸才的一种斗争，借以使自己变得坚强，以对抗暴民和怪人（两者大致连为一体）的支配。[10]在革命年代的今古之争中，今人显然获得胜利；可是如今，古人（不只限于古典时代）又再一次掌握大权。

教育普及所造成的文化民主化，甚至因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对文化如饥似渴者的增加所造成的文化民主化，其本身已足以驱使精英人物找寻更具有排他性的文化身份象征。但是，这个时期文艺的主要危险，乃在于当代文艺和“现代”文艺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最初，这种分歧并不明显。事实上，1880年以后，当“现代主义”成为口号，而现代意义的“前卫”一词开始偷偷溜进法国画家和作家的会话中时，公众性与富有冒险性的文艺之间的间隙，实际上似乎是在缩小。其中的原因，部分是因为（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和社会呈紧张状态的那几十年间）各种有关社会和文化的“进步”看法似乎正在自然融合；部分是因为中产阶级的许多重要品位显然更具伸缩性，这点或许是由于公众认识到已解放的（中产阶级）妇女和年轻人是一个独立群体，加上资产阶级已进入比较无拘无束和以休闲为取向的时期（参见第七章）。地位稳固的资产阶级大众，其堡垒——大歌剧——在1875年时，曾被比才（Bizet）作品《卡门》（Carmen）中的平民主义所震撼，到了20世纪的最初10年，却不仅接受了瓦格纳，也接受了以下层民众为主题的抒情格调和社会写实主义的奇异结合［马斯卡尼《乡村骑士》（Cavalleria Rusticana，1890）；夏庞蒂埃（Charpentier）的《路易丝》（Louise，1900）］。它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使像理查德·施特劳斯这样的作曲家功成名就。施特劳斯1905年的独幕歌剧《莎乐美》（Salome），结合了所有为震撼1880年的资产阶级而设计的因素，包括根据一个好斗而且声名狼藉的唯美主义者（王尔德）的著作所写的象征主义歌词，以及不妥协的后瓦格纳音乐的格调。在另一个商业性更重的层次，反传统的少数人的品位如今已可在市场出售，这一点，可以从伦敦家具制造商希尔斯（Heals）和纺织品商利伯蒂（Liberty）的财富上看出。在英国这个文体风格地震的震中，早在1881年，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这两个传统思想的代言人，便以轻歌剧《忍耐》（Patience）讽刺了一个王尔德笔下的人物，并且攻击上流社会年轻妇女对手持百合花的象征主义诗人而非健壮的骑兵军官的偏好；不久以后，莫里斯和艺术工艺运动，又为舒适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口中所称的“我的阶级”）的别墅、农村小屋以及居家设计，提供了范本。

当时，人们使用同样的字眼来描述社会、文化和审美上的各种革新，更加说明了这种辐辏的现象。“新英国文艺俱乐部”、新艺术，以及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杂志《新时代》（Neue Zeit），均使用加诸“新女性”之上的相同形容词。年轻和春天是用来形容德国版的新艺术，例如，“年轻维也纳”（Jung-Wien）的艺术叛徒，以及以春天和成长作为五一劳动节示威象征的设计家。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瓦格纳的“未来音乐”具有一种自觉的社会政治表象，甚至左翼政治革命分子［萧伯纳，奥地利社会主义领袖阿德勒，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Plekhanov）］，都认为他们觉察到了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今天，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觉察不出的）。事实上，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左派，甚至可在尼采这个伟大但绝非政治“进步”派的天才中，发现其意识形态的优点。尼采这个人，不论他还有什么其他特点，都无疑是“现代的”。[11]

无疑，“先进的”概念自然会与那些受“人民”启发的艺术风格相契合，或与那些以被压榨人民，甚至劳工奋斗为题材的艺术风格紧密相连。在社会已经意识到的萧条期，这类作品为数甚多，其中许多（如绘画）是出自不赞同任何艺术反叛宣言的人之手。“先进分子”自然会赞美那些视粉碎资产阶级为“正当”题材的人。他们喜欢俄国小说家（大半由“进步分子”发掘并在西方宣扬）、易卜生［在德国，还包括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如年轻的汉姆生（Hamsun）和更出人意料的斯特林堡（Strindberg）］，特别是极端“写实”的作家或艺术家。这些人都被可敬的人物指控为将注意力过分集中于社会的污秽底层。他们往往（有时是暂时地）又被各种民主的左翼派别所吸引，如左拉和德国剧作家豪普特曼。

同样不足为奇的是，艺术家超越了不动感情的“写实主义”，并以新方式表现他们对受难人群的热情。例如，当时尚默默无闻的梵高，挪威社会主义者蒙克（Munch），以《1889年耶稣基督进入布鲁塞尔》一文呼吁社会革命的比利时人恩索尔；或纪念手摇纺织机织工反叛的凯绥·柯勒惠支（Käthe Kollwitz）。可是，好斗的唯美主义者和信仰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拥护“颓废派”的人和类似“象征主义”这类有意使大众无法接近的学派，也宣称他们同情社会主义（如王尔德和梅特林克），或者至少对无政府主义表现出相当兴趣。胡斯曼（Huysmans）、勒贡特·德·列尔（Leconte de Lisle）和马拉美（Mallarmé），都是《反叛》（La Révolte，1894年）的读者。[12]简而言之，在20世纪到来之前，政治上和艺术上的“现代性”之间，并不存在裂缝。

以英国为基地的建筑和应用艺术革命，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最后无法和谐的共存。产生包豪斯派建筑（Bauhaus）的“现代主义”，竟是植根于英国的哥特式建筑。在这个烟雾弥漫的世界工厂，这个因利己主义而破坏艺术的社会，这个小工匠已被工厂浓烟吞噬无形的地方，由农民和工匠所构成的中世纪，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更令人满意的社会和艺术典范。由于工业革命是一个无法更改的事实，中世纪遂无可避免地成为他们对未来世界的灵感，而非可以保存或可以复原的事物。从莫里斯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晚期浪漫派的中古崇尚者如何变成一位马克思派的社会改革者。使莫里斯及其艺术工艺运动具有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方式，而非他作为设计家、装饰家和艺术家的多方面天才。这项艺术革新运动，其宗旨在于重铸艺术与生产工人之间一度断裂的链锁，并企图将日常生活的环境——由室内陈设到住宅，乃至村落、城市和风景——予以转型，因此，它并不以有钱有闲阶级的品位改变为满足。这项工艺运动具有异常深远的影响，因为它的冲击超出了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小圈子，也因为它启发了那些想要改变人类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对于生产实用物品和相关教育部门有兴趣的实际人士。同样重要的是，它吸引了一群思想进步的建筑师。这些人在很容易吸引他们的“理想国梦想”和其宣传家的鼓吹之下，纷纷投入新颖而迫切的“都市计划”之中——“都市计划”一词，在1900年后为大家所熟悉。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于1898年所建的“花园城”，或者至少是“花园郊区”，便是他们的作品之一。

随着这个艺术工艺运动的发展，艺术的意识形态已不仅是创作者和艺术鉴赏家之间的风尚，因为它对社会变迁的许诺，使它和公共制度以及改革派的公共机关官员发生了联系，而这一点又使它介入到公共事务当中，诸如艺术学校的设立、城市或社区的重建或扩大等。它也使艺术工艺运动中的男人（以及显著增加的）女人实际接触到生产，因为它的目的基本上是要生产“实用艺术”，或在真实生活中可以使用的艺术。莫里斯留下来的最持久的纪念物，是一组让人惊叹的壁纸和织物设计，这些设计在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上还可以买到。

这种社会审美观和工艺、建筑、改革结合的极致，是19世纪80年代在英国的示范和宣传推动下横扫欧洲的新风格。这种风格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其中“新艺术”（art nouveau）一词最为大家熟悉。这是一种具有审慎的革命性、反历史、反学院并一再强调其“当代性”的风格。它充分结合了不可或缺的现代科技——其最杰出的不朽代表是巴黎和维也纳的大众运输车站——和传统工匠寓装饰于实际的工艺。直到今天，这种结合主要还是指一种繁复的曲线装饰，这种装饰乃是以生物的图案（植物或妇女）作为模仿基础的。它们是当代特有的自然、青春、成长和律动的比喻。而事实上，甚至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具有这一风格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均与社会主义和劳工有关——比如在阿姆斯特丹兴建工会总部的贝尔拉格（Berlage），在布鲁塞尔兴建“人民之家”的霍尔塔。基本上，新艺术的胜利，是借由家具、室内装饰图案以及无数较小的家用物件——从蒂芙尼（Tiffany）、莱丽（Lalique）和渥克斯达特（Wiener Werkstätte）等商店出售的昂贵奢侈品，到通过机械仿制使它们得以扩散进郊区住宅的台灯和餐具。它是最早征服一切的“现代”风格。（在写完这一段以后，作者用一只韩国制造的茶匙搅拌茶叶，这只茶匙的装饰图案，显然就是出于新艺术。）

可是，在新艺术的核心地区却有一些瑕疵，这些瑕疵很可能是它很快便从文化场合至少是高雅文化场合消逝的原因。这便是驱使先锋艺术走向孤立的各种矛盾。无论如何，在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对“先进”文化的渴望之中，即在对全面更新抱有希望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在面对“群众社会”的悲观之中，它们之间的紧张状态只是暂时隐藏。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当人们已清楚看出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其结果不是革命而只是有希望但依照惯例是有组织的民众运动时，艺术家和唯美主义者便认为它们已不具有启示性。在维也纳，最初为社会民主所吸引的克劳斯，已在新的世纪与它脱离。它已无法使他感到兴奋，因为这个运动的文化政策必须考虑其无产阶级好斗者的传统品位，但又得在现实中与低俗的恐怖小说、浪漫小说和其他种种垃圾文学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艰苦战斗。[13]创造一种人民艺术的梦想，与“先进”艺术的欣赏者基本上是上等与中等阶级人士这一事实发生冲突，只有极少数艺术家的创作主题可以在政治上为工人好斗者接受。与1880—1895年间的先锋艺术家不一样，新世纪的先锋艺术家，除非是上一代的遗老，否则均不为激进政治活动所吸引。他们不关心政治，有些派别甚至转向右倾，如意大利的未来派。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以及伴随两者而来的氛围，才能再度将文艺革命与社会革命融合在一起，并在立体派和“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上面投射一道回溯性的红色光辉：1914年以前，这样的关系并不存在。老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1912—1913年抱怨道：“今日大多数的艺术家都采取资本主义观点，并且完全抗拒当代伟大的自由理想。”[14]而巴黎的先锋艺术家的确是将全部精力都投注于技术的辩论，不涉足任何思想和社会活动。[15]1890年时，谁会预料到这种情形？

3

可是，在前卫艺术当中尚有更多矛盾之处。这些矛盾都与维也纳分离派格言中所提到的两件事的本质有关（“给我们的时代以艺术，给艺术以自由”），或与“现代性”和“真实”的本质有关。“自然”仍旧是创造性艺术的题材。甚至日后被视为纯粹抽象派先驱的瓦西里·康定斯基（V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在1911年时也拒绝与它完全断绝关系，因为如此一来便只能画出“像领带或地毯上”的那种图案。[16]但是，如我们在下文将看到的，当时的艺术是以一种新起的、根本上的不确定感，去回应自然是什么这个问题（参见第十章）。它们面对着一道三重难题。姑且承认一棵树、一张脸、一件事具有客观和可描写的真实性，那么描述如何能捕捉它的真实？在“科学”或客观意义上创造“真实”的困难，已经使得印象派艺术家，远远超越象征性传统的视觉语言（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五章第5节），不过，事实证明他们并未越出一般常人理解的范围。它将他们的追随者进一步带进修拉（Seurat，1859—1891）的点彩法，以及对基本结构而非视觉外表的真实追寻。立体派画家借助塞尚（Cézanne，1839—1906）的权威，认为他们可以在立体的几何图形中看到基本结构。

其二，在“自然”和“想象”之间，或在作为描绘的沟通艺术与作为概念、情感和价值观的沟通艺术之间，存在着二元性。困难不在于该由它们之中选择哪一个，因为即使是极端实证主义的“写实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完全不动感情的人类照相机。困难在于被尼采的尖锐眼光诊断出来的19世纪价值危机，也就是将概念和价值观转化为创造性艺术的（描述性或象征性）传统语言危机。1880—1914年间，传统格调的官方雕像和建筑物狂流，淹没了整个西方世界，从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1886年）到伊曼纽尔纪念碑（Victor Emmanuel Monument，1912年），它代表着一个正在死亡的—1918年后显然死亡的——过去。可是，对于其他（往往是异国情调的）风格的寻求，不仅反映了对旧风格的不满，也反映了新风格的不确定感。西方人从古埃及和日本到大洋洲岛屿以及非洲的雕刻品中，追寻这种另类风格。在某种意义上，新艺术可说是一种新传统的发明，不过这种新传统日后并未成立。

其三，当时还有真实性和主观性如何结合的问题。由于“实证主义”的部分危机（下章中将详细讨论）是坚持“真实”不仅是存在的、有待发现的，也是一件可借由观察家的心灵，去感觉、塑造甚至创造的事物。这种看法的“弱势”说法是，真实在客观上的确存在，但是只能通过那个了解和重建它的个人的想法去了解，例如，普鲁斯特对法国社会的观察，是一个人对其记忆进行漫长探索的副产品。这种看法的“强势”说法则是，除了创作者本身以及其以文字、声音和颜料所传达的信号外，真实性一无所有。这样的艺术在沟通上一定会出现极大的困难，而它也必定会趋近唯我论的纯主观主义。于是，无法与之共鸣的批评家便以这个理由将它草草了结、不予考虑。

但是，先锋艺术家除表现其心境和技巧外，当然也想传达点儿什么。然而，它想要表现的“现代性”，却给莫里斯和新艺术致命一击。沿着罗斯金——莫里斯路线的对于艺术的社会革新，并没有赋予机器真正的地位，而机器却是此时资本主义的核心，套用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话来说，在资本主义的时代，科技已学会复制艺术品。事实上，19世纪后期的先锋派艺术家，想要延续旧时代的方法去创造新时代的艺术。“自然主义”以扩大题材的方法，尤其是将穷人的生活和性包括进去，将文学领域扩大为“真实”的再现。已确立地位的象征主义和讽喻语言，被修改或改编为新概念和新希望的表示法，如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莫里斯图像学，以及“象征主义”的其他先锋派。新艺术是这一企图的极致——以旧语说新事。

但是，新艺术如何能精确表达工艺传统所不喜欢的世界，即机器社会和现代科学？伴随新艺术而来的商业时尚，以大量生产的方式复制了树枝、花卉和女性等装饰图案和理想主义，而这不正是莫里斯工艺复兴的反证吗？正如威尔德——他最初是莫里斯和新艺术潮流的追随者——所感受到的情感主义、抒情风格和浪漫精神，难道不会和生活在机器时代的新理性现代人相矛盾吗？艺术一定不能表现那种反映科技经济的新人类理性吗？在简单实用的功能主义与工匠的装饰快乐之间，难道没有矛盾吗（新艺术便是从这种快乐中拓展出错综复杂的装饰）？建筑家阿道夫·鲁斯（Adolf Loos，1870—1933）宣称“装饰便是罪”，而这句话同样是受莫里斯和相关工艺启发的。显然，已有许多建筑师，包括最初与莫里斯乃至新艺术有关的人，比如荷兰的贝尔拉拉、美国的沙利文、奥地利的瓦格纳、苏格兰的麦金托什（Mackintosh）、法国的奥古斯特·佩雷（Auguste Perret）、德国的贝伦斯（Behrens），乃至比利时的霍尔塔，如今都走向功能主义的乌托邦，回复到不受装饰物遮蔽的纯净线条、形式和素材，并采用那种不再和泥瓦匠、木匠混为一谈的科学技术。正如其中一位建筑家穆特修斯（Muthesius，一如当时的风气，穆特修斯热爱英国的“本土风格”）在1902年所主张的：“机器只能创造出朴实无华的形式。”[17]我们已置身于包豪斯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世界。

即使这种理性的纯粹性牺牲了将结构与雕刻、绘画和应用艺术等装饰完全融合的堂皇热望（这种理想是莫里斯从他景仰的哥特式大教堂中看到的，那是一种视觉上的瓦格纳式“整体艺术”），但对建筑家来说，其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他们兴建的建筑物结构来说，工艺传统是不相干的，而装饰则是应用修饰。以新艺术为极致的艺术，此时还希望能看到两者的结合。但是，即使我们能了解朴素对新建筑家的吸引力，我们也应该说：绝没有使人信服的理由足以说明，为什么革命性科技在建筑上的使用，必须伴随着剥夺装饰的“功能主义”（尤其是它往往成为反实用功能的审美观）；或者为什么除了机器之外，任何东西看上去都应该像机器。

因此，我们大可合理地用传统建筑的21响礼炮，去向革命性科技的胜利致敬。建筑上的现代主义运动，并没有强迫性的“逻辑”。它所传达的主要是一种情感上的信念：传统以历史为根据的视觉艺术语言，对现代世界来说，已不适宜也不够用。更精确地说，他们认为这样的语言，不可能表达19世纪所创造的新世界，只会使它更晦涩不明。长成庞然大物的机器，似乎粉碎了它以前所藏身的艺术外观。他们认为旧日的风格再也无法传达人类悟性和价值观的危机，是这个革命的时代造成了这一危机，现在又被迫面对它。

马克思曾经指责1789—1848年间的革命分子，说他们“用咒语召遣过去的灵魂和魔鬼为自己服务，并且从它们那儿借来名目、战争口号和服装样式，以便用这种由来已久的伪装和借来的语言，展示世界历史的新景致”。在某种意义上，先锋派艺术家也用同样的理由责备传统主义者和世纪末的现代主义者。[18]他们所缺乏的只是一种新语言，或者他们不知道这种新语言会是什么。尤其是当新世界最可辨认的一面是旧事物的瓦解时（科技不算），什么样的语言可以用来代表这个新世界呢？这便是新世纪开始之际“现代主义”的困境所在。

因此，指引先锋派艺术家的，不是对未来的幻想，而是对过去幻想的逆转。事实上，如在建筑和音乐领域，他们往往是传统风格的杰出运用者。他们之所以放弃传统，如极端瓦格纳派的勋伯格，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些风格已不可能再改良。

当新艺术将装饰推到极致之后，建筑家遂抛弃了装饰；当音乐沉溺在瓦格纳时代的伪色觉当中时，作曲家就抛弃了音调。长久以来，画家们的困扰是，旧有的画法不足以再现真实的外在和他们内心的感觉。但是，除了在大战前夕开拓完全“抽象”领域的极少数人（值得注意的是几个俄国先锋派艺术家）外，他们都很难放弃画点儿什么的行为。先锋派艺术家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大致说来，他们多半采纳如马克斯·拉斐尔（Max Raphael）这样的观察家所言的色彩与形式较内容重要的观点，或选择专心追求情感形式的非象征性内容［“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或者接受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拆卸象征性真实的传统因素，并以不同的秩序或无序予以重组（立体派）。[19]只有因依赖具有特定意义和发音的文字而备受拘束的作家们（虽然是少数人）已开始尝试，但大多数却感到还不容易发动类似的正式革命。抛弃文学写作传统形式（如押韵诗和格律）的实验，既不新颖也不算有野心。于是作家们引申、扭曲和操纵能以一般词汇叙述的内容。幸运的是，20世纪早期的诗作乃是19世纪晚期象征主义的直接发展，而非对象征主义的反叛。因此它能产生里尔克、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1880—1918）、格奥尔格（George,1868—1933）、叶芝、布洛克（Blok，1880—1921）和许多伟大的西班牙作家。

自从尼采以来，当代人从不怀疑艺术的危机反映了19世纪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这场危机正在以不同方式逐渐摧毁它的生存基础——构成这个社会并作为其秩序的价值、惯例和知识体系。日后的历史学家曾从一般和特殊的——如“世纪末的维也纳”——艺术层面，来探索这场危机。在此，我们只需注意两件事。第一，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先锋派艺术家，曾在1900—1910年间的某一个时刻明显决裂。对于业余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个决裂的年代可以有若干选择，而1907年立体主义的诞生不失为一个方便的分水岭。在1914年的倒数前几年，几乎所有后1918年的“现代主义”的不同特征，均已出现。第二，自此以后，先锋派便发现它所前进的方向，是大多数公众既不愿意也不能够追随的。理查德·施特劳斯这位背离曲调通性的艺术家，在1909年的《埃勒克特拉》（Elektra）失败以后，认为公众将不再拥护他这位商业大歌剧的供应者了。于是他东山再起，回复到比较接近《玫瑰骑士》（Rosenkavalier，1911年）的风格，并获得极大成功。

因此，在“有文化修养的”主流品位和各种不同的少数派之间，便裂开了一道鸿沟。这些少数派高举他们持异议的反资产阶级的叛徒身份，表现出对大多数人无法接近并以为可耻的艺术创作风格的赞赏。这道鸿沟上只有三座桥梁。第一座是一小撮像德国工业家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这样的既开明又富有的赞助者，或像康维勒（Kahn-weiler）这样的经纪人，他们能够欣赏这个规模虽小但在金钱上极具回报性的市场的商业潜力。第二座是时髦上流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比以前更热衷于千变万化但肯定不属于资产阶级的风格，特别是富有异国情调和惊世骇俗的风格。第三座桥竟是商业，这显得很矛盾。由于缺乏对审美的先入之见，工业遂能认识到建筑的革命性技术和实用风格的经济价值——工业一向如此，而商业也看出前卫派技术用于广告会相当有效。“现代主义”的评断标准对于工业设计和机械化大量生产，具有实际价值。1918年后，商业赞助和工业设计将成为贯通最初与高尚文化前卫艺术有关的各种风格的主要作用力。然而，1914年前，它还局限在孤立的包围圈中。

因而，除非把他们当作祖辈看待，否则过分注意1914年前的“现代主义”先锋派艺术家，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当时，绝大多数人（即使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或许从未听过，比方说，毕加索或勋伯格。另一方面，19世纪最后25年的革新家，已成为中产阶级文化包袱的一部分。新的革命者属于彼此，属于城市特定区域咖啡馆中异议青年的好辩团体，属于新“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旋涡主义（vorticism：未来主义的一支，以旋涡纹构成图画）］的批评家和宣言起草人，属于小杂志和少数对于新作品及其创作者具有敏锐观察力和品位的经理和收藏家。例如迪亚吉列夫（Diaghilev）和阿尔玛·辛德勒（Alma Schindler）。甚至在1914年前，辛德勒已经由马勒前进到科柯什卡（Kokoschka）、格罗皮乌斯（Gropius）以及表现派的弗朗茨·魏菲尔（Franz Werfel）（这是较不成功的文化投资）。他们被部分高级时髦人物所接纳。如此而已。

尽管如此，1914年倒数前几年的先锋派艺术家，仍然代表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史上的一个基本断裂。但是他们未能实现的，却是他们志在促成的20世纪真正的文化革命。这个革命当时正在发生，它是社会民主化的副产品，是由将目光投注在完全非资产阶级市场的企业家居间促成的。不论是借助平民版本艺术工艺方式，还是借由高科技，平民艺术即将征服世界。这项征服，构成了20世纪文化最重要的发展。

4

平民艺术的较早阶段并不一定都很容易回溯。在19世纪晚期的某一个时刻，群众大量拥向迅速增长中的大城市，一方面为通俗戏剧娱乐打开了有利市场，一方面也在城市中占领了属于他们的特殊区域。狂放不羁的流浪者和艺术家也觉得这些区域极富吸引力，如蒙马特区和施瓦宾区。因此，传统的通俗娱乐形式被修改、转型和专业化，并随之产生了通俗艺术的原始创作形式。

当然，高雅文化圈，或者更准确地说，高雅文化圈的狂放边缘，也察觉到这些大城市娱乐区的通俗戏剧圈。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先锋派或艺术浪子、性叛逆者，一直赞助拳师、赛马骑师和舞蹈家的上等阶级纨绔子弟，在这些不体面的环境中感到万分自如。事实上，在巴黎，这些通俗的成分被塑造成蒙马特区的助兴歌舞和表演文化，这些表演主要是受惠于社会名流、旅客和知识分子。而其最伟大的归化者——贵族画家劳特雷克——更在其大幅广告和石版画中，使这些表演永垂不朽。先锋派资产阶级的下层文化，也在中欧表现出发展的迹象。但是在英国，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深受唯美主义知识分子欣赏的杂耍戏院，却比较名副其实地是以通俗听众和观众为对象。知识分子对它们的赞美是公正的。不久之后，电影便会将英国穷人娱乐界的一位人物，转化为20世纪上半期最受大家赞赏的艺术家——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889—1977）。

在比较一般的通俗娱乐层次，或是穷人提供的娱乐——酒店、舞厅、有人驻唱的饭馆和妓院，国际性的音乐革新在19世纪末开始出现。这些革新的溢出国界和漂洋过海，部分是通过旅游和音乐舞台的媒介，主要是借由在公共场合跳交际舞的新风气。有些只限于在本地流行，如当时正处于黄金时代的那不勒斯民谣（canzone）。另一些具有较大扩张力的，则在1914年前进入到欧洲上流社会，例如安达卢西亚的弗拉门戈舞（flamenco，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班牙的平民知识分子热切地予以接纳），或布宜诺斯艾利斯妓院区的产物——探戈舞。这些异国情调和平民创作，后来都不及北美非洲裔的音乐风格那般辉煌并享有世界声誉。这种风格（又是通过舞台、商业化的通俗音乐以及交际舞）在1914年时已经横渡大洋。它们与大城市中的半上流社会（demi-monde）艺术相融合，偶尔也得到落魄狂放之士的支援和高级业余人士的欢呼致敬。它们是民俗艺术的都市对应物，现在已形成商业化娱乐业的基础，不过它们的创造方式却与它们的宣传方式完全无关。但是，更重要的，这基本上是一种完全不拜资产阶级文化之赐的艺术，不论是“高雅”艺术形式的资产阶级文化，或是中产阶级轻松娱乐形式的资产阶级文化。相反，它们行将由底层改变资产阶级的文化。

真正的科技艺术革命是建立在大众市场的基础上，此时它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向前推进。其中两项科技——经济媒体，即“声音的机械广播”和报刊，当时还不太重要。留声机的影响力受到其硬件成本的限制，大致上只有比较富有的人家才买得起。报刊的影响则受限于对老式印刷字体的依赖。稳固的中产阶级精英阅读《泰晤士报》《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和《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一般报刊的内容多半打碎成小而独立的专栏，以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不太愿意全神贯注的读者容易阅读。它那种纯视觉化的革新——粗体标题、版面设计、图文混排，尤其是广告的刊登——是极富革命性的。立体派画家认识到了这一点，遂将报纸的片段放进他们的画里。但是，唯一名副其实在报刊的兴盛下得以创新的沟通形式恐怕是漫画，它甚至可以说是现代连环漫画的最早形式。报纸将它们从通俗小册子和大幅印刷物中接收过来，并为了技术上的理由而予以简化。[20]大众报刊自19世纪90年代开始销量达到100万份以上，它改变了印刷物的环境，但没有改变它的内容或各种共生体。这或许是因为创办报纸的人多半都受过良好教育而且一定是富人，因而他们所体认到的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价值观。再说，在原则上，报纸和期刊也没有什么新颖之处。

电影（后来还通过电视和录像带）日后将主宰并改变20世纪的所有艺术。不过在这个时期，电影却是全新的，不论在技术上、制作方式上或在呈现真实的模式上。事实上，电影是第一种在20世纪工业社会来临之前不可能存在的艺术。在较早的各种艺术中，都找不到类似的事物或先例，甚至在静态的摄影术中也找不到（我们可以认为摄影不过是素描或绘画的一个替代物，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五章第4节）。有史以来第一次，动作的视觉呈现从直接的现场表演中被解放出来；有史以来第一次，故事、戏剧或壮观的场面，得以从时间、空间和人物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更别提从旧日对舞台幻影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摄影机的移动、其焦点的可变性、摄影技巧的无限范围，特别是能将纪录影片剪成合适的大小而后随心所欲予以组合或重新组合，立刻都成为明显的事实，也立刻为电影制作人所运用。这些电影制作人对于先锋派艺术通常不具任何兴趣和共鸣。可是，没有其他艺术比电影更能戏剧性地表现一种完全非传统的现代主义的要求和意外胜利。

就成功的速度和规模而言，电影堪称是举世无双。一直到1890年左右，移动式摄影才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虽然法国人是放映这类活动影片的主要开拓者，电影短片却几乎是在1895—1896年间，同时在巴黎、柏林、伦敦、布鲁塞尔和纽约首次放映，当作赛会场所、露天市场或杂耍表演的新奇玩意儿。[21]不过短短12年，美国每周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数便高达2 600万，也就是说高达当时全美国人口的20%。他们大多数是去为数8 000到1万家的镍币影院。[22]至于欧洲，甚至在落后的意大利，当时各大城市中已几乎共有500家电影院，其中单是米兰便有40家。[23]到了1914年，美国的电影观众已上升到几近5 000万人。[24]到了这个时候，电影已成为大产业了。电影的明星制度已经发展出来［1912年卡尔·莱姆勒（Carl Laemmle）为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所制定的］。而电影业业已开始在洛杉矶的山坡上植根，这个地方正在逐渐成为它的全球性首都。

这种不寻常的成就，首先应归功于这些电影先驱除了为大量民众提供有利润的娱乐以外，对其他事物一概没有兴趣。他们以马戏杂耍等娱乐主持人，有时甚至是以小规模赛会表演商人的身份进入电影工业，比如第一位电影显要人物法国的夏尔·百代（Charles Pathé，1863—1957），不过，他并不是典型的欧洲娱乐业者。比较常见的情形是（与美国的情形一样），他们是贫穷但精力旺盛的犹太移民商人，如果衣服、手套、毛皮、五金器具这些行业拥有同样的利润，他们也会很乐意从事。他们为了充实他们的片库而制片。他们毫不迟疑地以受过最少教育、最不聪明、最不复杂世故和最不长进的人们作为对象，这些人坐满了镍币影院。而环球电影公司（Universal Films）的莱姆勒、米高梅公司（Metro-Goldwyn-Mayer）的梅耶（Louis B. Mayer）、华纳兄弟和福克斯公司（Fox Films）的福克斯（William Fox），都是在1905年左右从这些小电影院起家的。在1913年的《国家》杂志（The Nation）中，美国的平民党对较低阶级用5美分入场券所获得的这个胜利大表欢迎，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为了给工人生活添加一些较高尚的事物，遂将电影贬抑为劳动阶级堕落者寻求逃避的消遣。[25]因此，电影的发展，乃根据自古罗马以来屡试不爽的大受欢迎的模式。

再者，电影享有一项始料未及但绝对重要的有利条件。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之前，它只能放映影像而无法发出声音，所以不得不以默片方式呈现，只有音乐伴奏的声音间歇打断默片的放映。这一点，使得二流的乐器演奏者就业机会大增。因而从巴别塔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电影发展出一种世界语言。这种世界语言使它们可以不必顾忌实际上的语言隔阂，从而开发出全球市场。

毫无疑问，电影这项艺术的革命性创新（几乎全是1914年前在美国发展出来的），在于它需要完全借由受技术操纵的眼睛向可能是全球性的公众讲话。同样毫无问题的是，这些把高雅文化的先锋派艺术勇敢地抛在后头的创新，大受群众欢迎，因为这种艺术除了内容以外，把一切都改变了。公众在电影中所看到和喜好的，正是自有专业娱乐以来，使听众／观众惊讶、兴奋、发笑和感动的那些事情。矛盾的是，这却是高雅文化对美国电影业具有重要影响的唯一一点。1914年时，美国的电影业已向征服和完全支配全球市场迈进。

当美国那些马戏团主持人依靠来自移民和工人的五美分使自己变成百万富翁时，其他的戏剧和杂耍表演主持人（更别提某些镍币影院唯利是图的商人），正在梦想着如何开发体面的家庭观众的较大购买力和较高“品位”，尤其是美国新女性和其子女的流动资金。（因为镍币影院时代的观众，75%是成年男性。）他们需要昂贵的故事和声望（“银幕古典作品”），而美国电影制片削价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却无意冒这样的风险。但是，这类影片可以从电影先驱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进口，当时法国的电影产量尚占全世界的1/3。由于欧洲拥有正统戏院及其固定的中产阶级市场，因此遂成为富有野心的娱乐电影的天然源头。如果《圣经》故事和世俗古典作品［左拉、大仲马（Dumas）、都德（Daudet）、雨果（Hugo）的作品］搬上舞台可以成功，那么搬上银幕为什么不能成功？由成功女演员如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主演的剧服华丽的进口电影，或拥有史诗般壮阔场面的外来电影（意大利人的专长），在大战前几年间，从商业的角度看来都是成功的。1905—1909年间逐渐明显的趋势是由纪录片转向剧情片和喜剧片。受到这一戏剧性转向的刺激，美国的电影制作人家开始着手自行制作电影小说和史诗。而这些，又给了像格里菲斯（D. W. Griffith）这类美国白领的二流文学人才一个机会，去将电影转化成一种主要的和原创的艺术形式。

好莱坞的基础是建立在下列两者的交会上，一是镍币影院的平民主义；二是人数同样庞大的美国中产阶级所企盼的戏剧和情感。它的长处和短处，皆在于它的注意力完全聚焦于大众市场的票房。它的长处首先是经济上的。欧洲的电影选择了受过教育的观众，而牺牲了未受教育的大众，虽然这个选择曾遭受到平民党演艺人士的抗拒。［“我们的这项行业是借着其通俗的吸引力而进步，它需要所有社会阶级的支持。它绝对不能沦落到只给富有阶级当宠物的地步，这些人可以花几乎和去剧院同样的钱购买电影票。”——《电影生涯》（Vita Cinematografica），1914年。[26]］若非如此，谁会去制作20世纪20年代德国著名的乌发电影合股公司（UFA Films）的电影？与此同时，美国电影业已充分开发其大众市场，虽然在理论上，其人口基础不超过德国人口基础的1/3。这一点，使它可以在国内降低成本并赚取到高额利润，因而能用削价竞争的办法征服世界其他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使这个具有决定性的有利条件更为有利，并使美国的地位天下无敌。无限的资源也将使好莱坞能从世界各地重金聘请人才，尤其是从战后的中欧。不过它却不一定能充分利用这些人才。

好莱坞的弱点也同样明显。它创造了一个具有不寻常潜力的不寻常媒体，但是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这个媒体在艺术上是微不足道的。今日还在上映或受过教育的人还记得的美国默片，除了喜剧以外，为数寥寥。就当时制片的异常高速而言，它们只占所有产品的一个完全不具意义的百分比。诚然，在意识形态上，它们的信息绝非无效或微不足道。如果说已没有什么人还记得当年大量推出的低成本B级电影，那么它们的价值观却已在20世纪后期慢慢注入美国的高层政策。

无论如何，工业化的大众娱乐引起了20世纪的艺术革命，而这件事与先锋派艺术没有什么关联。因为在1914年前，先锋派艺术并不是电影的一部分，而它似乎也对电影不感兴趣，只有一位俄国出生的立体派艺术家例外，据说1913年时，他曾构想一系列的抽象影片。[27]一直到大战中期，先锋派艺术才开始重视这个媒体，而那个时期它已几乎成熟。1914年以前，典型的先锋派艺术表演形式是俄国的芭蕾舞，伟大的经纪人迪亚吉列夫为这种芭蕾动员了最具革命性和异国情调的作曲家和画家。但是俄国芭蕾毫不犹豫地以富有和出身良好的文化精英为对象，正如美国的电影制作人尽可能以人类的共同特性为对象。

于是，20世纪的“现代”或确确实实的“当代”艺术，出乎意料地发达起来。它为文化价值观的守护者所忽视，而它发展的速度之快使人联想起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但是，除了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它是极度的资本主义——之外，它不再是，也不再能是资产阶级世界和资产阶级世纪的一部分。它算得上是资产阶级式的“文化”吗？1914年时，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士，几乎都会回答说他们不这么认为。可是，这项新颖而富革命性的大众传媒，却比精英文化强有力得多。它对表现大千世界的新方法的追寻，占了20世纪艺术史的绝大篇幅。

1914年时，维也纳的两位作曲家比绝大多数的其他艺术家更明显地代表了旧日传统，不论是以因袭的形式还是以革命的形式。他们是埃利希·沃尔夫冈·科恩戈尔德（Erich Wolfgang Korngold）和勋伯格。科恩戈尔德是中产文化音乐界的神童，当时已热衷于交响乐、歌剧等等。日后，他成为好莱坞有声影片最成功的作曲家之一，也是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导演。勋伯格在促成19世纪古典音乐的革命之后，在维也纳度过一生。他毕生都没有赢得听众的喝彩，但是得到许多音乐家的赞美和经济资助。这些音乐家比较善于适应环境并且富有得多。他们不需借助从勋伯格那儿学到的东西便可从电影业中赚钱。

因而，造成20世纪艺术革命的那些人，并不是那些以这项革命为己任的人。在这方面，艺术和科学截然不同。

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

物质世界由什么构成？以太、物质和能。

——莱恩，1885年[1]

一般人都同意，在过去的50年间，我们对于遗传学基本定律方面的知识，有了极大提高。事实上，我们可以公正地说，在这段时期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比这个领域有史以来所取得的总和更多。

——雷蒙德·珀尔（Raymond Pearl），1913年[2]

就相对论的物理学而言，时空不再是宇宙基本内容的一部分。现在大家都承认它们是结构。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914年[3]

有的时候，人类理解和建构宇宙的整个方式，会在相当短暂的时期内改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这种转变，在当时还只有很少的国家中极少数人可以理解，乃至可以观察到。有时，甚至在正值转型的知识和创造性活动领域之内，也只有少数人能够了解和观察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有转变发生，或以同样的方式被改变。比较完整的研究，必须区别那些人们意识到直线前进而非转型（例如医学）的领域与那些已经发生革命的领域（例如物理学）；区别那些经过巨变的旧科学与其本身便构成各种革新的新科学（因为它们诞生于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代，例如遗传学）；区别那些注定会成为新舆论或正统的科学理论与那些将留在其学科边缘的科学理论（例如心理分析）。它也必须区别经受过挑战，但已成功地重建为大家所接受的理论（例如达尔文学说），与19世纪中期知识传统的若干其他部分——那些除了在较浅易的教科书中可以看到，此外已不见踪影的部分，如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的物理学。而它也当然必须区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这个时期，像传统的人文科学领域一样，社会科学正日渐与自然科学分离，并造成了一道日甚一日的鸿沟。大半在19世纪被视为“哲学”的学术，似乎正消失在这道鸿沟中。而且，不论我们如何形容这个全球性的表现，它都是真实的。这个时期的知识景观——那些命名为普朗克（Planck）、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高峰，此刻正在浮现，遑论勋伯格和毕加索——显然与1870年聪明的观察家自以为看到的知识景观极不相同。

这个转型可分为两种。在知识上，它意味着不再以建筑师或工程师的方式去理解宇宙：一个尚未完成的建筑，不过为期不远；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建筑，为因果律和自然律的坚实骨架所维系，用理性和科学方法的可靠工具所建造；一个知识的建构，但也传达了越来越逼真的宇宙客观真理。在洋洋得意的资产阶级世界的观念中，由17世纪承继而来的巨大的静态宇宙结构，加上17世纪以后因延伸到新领域而扩张的结构，不仅产生了永恒感和可预测性，也造成了转型。它产生了演化（至少在与人类有关的事情上，演化可轻易被等同于长期的“进步”）。然而，现在已经崩溃的，正是这种宇宙模型和人类对它的了解方式。

但是，这种崩溃有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在资产阶级世界的知识建构中，古代宗教的力量已从对宇宙的分析中剔除，在这个宇宙内部，超自然和神奇的事物并不存在。而且，除了视宇宙为自然律的产物外，在相关的分析中也几乎不带感情。不过，除了次要的例外情形，知识的宇宙似乎与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直觉把握（“感官经验”）相吻合，也与人类推理作用直觉的看法相一致。因而，当时仍然可以用机械（撞球式的原子）模型去思考物理和化学。（事实上，在被忽略了一段时期之后，不久将被打碎成较小粒子的原子，这个时期又恢复成物理科学的基本结构单元。）可是，宇宙的新建构却越来越不得不抛弃直觉和“常识”。也可以说，“自然”变得较不自然但更容易理解。事实上，虽然我们今天都根据以新科学革命为基础的技术生活，也与它共存；虽然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其视觉外观已因它而改变，而一般受过教育者的谈论也经常模仿它的概念和词汇，可是甚至到今天，我们还完全不清楚这场革命究竟被一般公众的思想吸收了多少。我们可以说，它是在存在上而非在知识上被接受了。

科学和直觉的分离过程，或许可以用数学这一极端例子予以说明。在19世纪中叶的某一时刻，数学思想的进步，开始不仅造成一些与感官了解的真实世界相冲突的结果（例如非欧几何学），而且也造成震撼数学家的结果——他们像伟大的康托尔（Georg Cantor）一样，发现“我看到，但是我不相信”。[4]布尔巴基（Bourbaki）所谓的“数学的病理学”于此开始。[5]在19世纪数学“两个精力充沛的有待研究领域”之一的几何学中，好像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现象都出现了，如没有正切（tangent）曲线。但是当时最戏剧性和“不可能”的发展，或许当推康托对于无穷数的探究。在这项探究所造成的世界中，直觉的“较大”和“较小”概念不再适用，而算术的规则不再产生预期的结果。用希尔伯特（Hilbert）的话来说：它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进展，一个新的数学“乐园”，而前卫的数学家拒绝被排斥于这个乐园之外。

一个随后被大多数数学家遵循的解决办法，是将数学从它与真实世界的对应中解放出来，并将它转化为任何假定，只要它具有严格的定义，并且不会自相矛盾。自此以后，数学便断绝了对任何事物的信任，除了游戏规则外。罗素对于重新思考数学基本原则一事贡献极大，这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数学成了舞台的中心。用罗素的话来说：数学是一门没有任何人知道它在说什么的科目，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所说的话里面哪些是真的。[6]它的基本原则，是借着严格排除任何诉诸直觉的事物而重新加以明确表达。

这种情况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困难，也造成了若干的知识困难。虽然从数学形式主义者的观点来说，数学和真实世界的关系是互不相干的，但这种关系的存在却是不可否认的。20世纪“最纯净的”数学，曾一再在真实世界中找到某种对应，而且的确有助于解释这个世界或有助于我们借助科技主宰这个世界。哈代（G. H. Hardy）是一位专门研究数论的纯数学家，他曾骄傲地声称他所做的任何事都没有实用价值。可是，即使是哈代，也曾提出一项实用理论，一项现代人口遗传学的基础理论［所谓的哈代——温伯格定律（Hardy-Weinberg law）］。数学游戏和与之对应的真实世界的结构，其关系的性质为何？这个问题对于数学家的数学能力来说或许是不重要的，但是，事实上即使是许多形式论者，如伟大的希尔伯特，似乎也曾相信一个客观的数学真理，那就是：数学家如何看待他们所运算的数学实体的“性质”或他们的定理的“真实性”并非无关紧要。由法国人庞加莱（Henri Poincaré，1854—1912）发起，荷兰人布劳威尔（L. E. J. Brouwer，1882—1966）领导的“直观论”（intutionism）学派，激烈地排斥形式主义，如果需要，他们甚至不惜放弃许多最杰出的数学推理上的成果，这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曾经引发对数学基础的重新思考，尤其是康托尔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集合论（set theory），这项理论是在某些人的激烈反对下提出的。这场发生于纯思想尖端领域的战役，其唤起的激情，足以说明借由数学来了解世界的旧日链锁一旦崩溃，将会带来多么深刻的知识和心理危机。

再者，重新思考数学基本原则这件事，也绝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想要把它建筑在严格定义和不会自相矛盾的说法上的企图，其本身也遭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日后将1900—1930年这一段时期，转化为“基本原则的大危机时期”（布尔巴基）。[7]强行将直觉排除在外这件事，只有借着缩小数学家视野的办法才能做到。在这个视野以外，存在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如今已为数学家和数理逻辑学家所发现，20世纪最初10年的早期，罗素便系统地说明了若干矛盾，而这些矛盾也提出了最深刻的难题。最后，在1931年，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Kurt Gödel）证明：为了某些基本目的，矛盾根本不能被淘汰，我们不能用不导致矛盾的有限步骤，去证明数学的若干公理是一贯的。然而，到了那个时候，数学家们已经习惯与其学科的不确定性共存。不过，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数学家，离这点还远得很呢！

除了对少数人，数学的危机一般是可以忽略的。然而为数多得多的科学家，到最后，甚至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却都牵涉进伽利略或牛顿物理宇宙的危机之中。大致可以确定这场危机开始于1895年，而其结果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宇宙取代了伽利略和牛顿的宇宙。这场危机在物理学界遭遇的抵抗比数学革命来得少，也许是因为它没有公然向传统的对于确定性的信仰和自然律挑战。这一挑战要到19世纪20年代才会到来。另一方面，它却从外行人那里遭遇到巨大阻力。事实上，迟至1913年，一位学识渊博而且绝不愚笨的德国科学史家，在其长达四册的科学评介中，断然不提普朗克——除了视他为认识论学者外——也不提爱因斯坦、汤姆逊（J. J. Thomson），或一些今日不大可能被遗漏的人士；他也否认当时科学界有任何不寻常的革命正在发生，他指出：“认为科学的基本原理现在似乎变得不稳固，而我们的时代必须着手进行重建，乃是一种偏见。”[8]如我们所知，现代物理学离绝大多数的外行人都很遥远，甚至离那些往往抱着雄心大志想要向外行人诠释其内容的人也很远，这样的企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激增。这种情形，正如烦琐神学的较高领域离14世纪欧洲绝大多数的基督教徒十分遥远一样。左翼思想家日后排斥相对论，说它与科学的概念不相容；右翼思想家则将它贬为犹太人的想法。简言之，自此以后，科学不仅成为很少人可以了解的事物，也成为许多人明知自己对其依赖日深，却又不表赞许的事物。

科学对经验、常识和广为大家接受的概念所造成的冲击，或许可从以太（luminiferous ether）这个问题得到最充分的说明。这个问题就像在18世纪化学革命发生以前用以解释燃烧的“燃素”问题一样，现在几乎已被大家遗忘。以太据说是一种充满宇宙的物质，具有可以伸缩、稳固、无法压缩和无摩擦性等性质。当时人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以太的存在，但是，在一个本质上是机械性的而又不相信任何所谓“远距离行动”的世界观中，它非存在不可。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的物理学充满了波，由光波开始（其实际速度到这时初次确定），后又因电磁学研究的进展而大量增加，自麦克斯韦（Maxwell）以后，电磁学也开始研究光波。然而，在一个机械观的物质世界，波必须是某种东西的波，正如海的波浪是水的波浪一样。当波的运动越来越成为这个自然世界观的中心时（引一位绝不天真的当时人的话），“就所有有关它存在的已知证据都是在这段时期所搜集的来说，以太是19世纪所发现的。”[9]简而言之，它之所以被发明，是因为正如所有权威物理学家所主张的［持异议者非常少，其中包括发现无线电波的赫兹（Heinrich Hertz，1857—1894）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1836—1916）］，“我们将不可能懂得光、辐射、电或磁；如果没有它，或许不会有像万有引力这样的东西”。[10]因为机械性的世界观需要它通过某种物质媒介来发挥作用。

可是，如果它存在，它必然具有机械的特性，不论这些特性有否借着新的电磁学概念而被人详细叙述。这个问题引起了相当大的困难，因为自法拉第（Faraday）和麦克斯韦的时代起，物理学便采用两种观念上的体系，这两种体系不容易结合，而且事实上彼此越走越远。其中之一是个别的“粒子”（matter）物理，另一个是连续的“场”（field）物理。最简便的假设似乎是：就移动中的物质而论，以太是固定的。洛伦兹（H. A. Lorentz，1853—1928）曾经详细说明这种理论，洛伦兹是一位杰出的荷兰科学家，他与其他的荷兰科学家共同致力于使本书所述时期成为可以与17世纪相媲美的荷兰科学黄金时代。但是这个理论如今已可进行测试，而两位美国人——迈克耳孙（A. A. Michelson，1852—1931）和莫雷（E. W. Morley，1838—1923）——在1887年一项著名而且富想象力的实验中，曾尝试验证这个理论。这项实验的结果似乎不可解释。由于它不可解释，加上它又与根深蒂固的信念不符，因此在1920年以前，科学家们不断尽可能地小心重复这项实验，可是结果都一样。

地球在静止以太中的移动速度为何？将一道光线分为两部分，沿互相成直角的两道等长通路来回移动，而后又再度合为一道光线。如果地球循这道光线其中之一的方向移动，则在光这一部分的前进中，仪器的移动应使两部分光线的路线不相等。这应该是可以检测出来的。但结果却不能。以太（不论它是什么）看起来好像是和地球一起移动，似乎也随着任何其他被度量的东西一起移动。以太似乎根本没有物理特征，或者是任何与物质有关的理论都无法解释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就是抛弃已经确立的宇宙科学形象。

不会使熟悉科学史的读者感到意外的是，洛伦兹喜欢理论甚于事实。因此，他想要把迈克耳孙和莫雷的实验搪塞过去，以便挽救那个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杠杆支点”的以太。[11]他那种不同寻常的理论使他成为“相对论的施洗者约翰”。[12]假设时间和空间可以稍微拉开一点儿，以便当一个物体在面对它移动的方向时，看上去比当它静止或面对反方向时短，那么，迈克耳孙和莫雷的仪器可能掩盖了以太的静止性。有人认为，这个假说非常近似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1905年）。但是洛伦兹和他同时代人所做的，却是打碎了那个他们竭力想要保全的传统物理学。可是爱因斯坦不然。当迈克耳孙和莫雷得到令人惊奇的结论时，爱因斯坦还是一个小孩。他在进行研究之际，随时准备扬弃以往的古老观念。没有绝对的移动。没有以太，就算有，物理学家也对它不感兴趣。无论如何，物理学的旧秩序已注定要消亡。

从这个富有教育意义的插曲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符合科学和科学史家承自19世纪的唯理主义理想，即事实胜于理论。由于电磁学的发展和许多种新辐射能的发现——无线电波（赫兹，1883年）、X线［伦琴（Röntgen），1895年］、放射能［贝克勒尔（Becquerel），1896年］，由于将正统理论延伸为各种奇形怪状的需要日增，由于迈克耳孙和莫雷的实验，理论迟早将做根本更动以符合事实。无足为奇的是，这种改变没有立刻发生，但其速度已经够快了。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个转变发生在1895—1905这10年间。

另一个结论正好相反。在1895—1905年间瓦解的自然世界观，其立足点不是事实，而是对于宇宙的先验假设。这个假设部分立足于17世纪的机械模型，部分立足于甚至更古老的感官直觉和逻辑。将相对论应用在电动力学（electrodynamics）或者任何其他事物之上，其困难并不比应用在古典力学上更大。自伽利略起，古典力学的地位已被视为理所当然。关于两个牛顿定律都适用的体系（如两列火车），物理学只能说：它们是相对的移动，而非有一个处于绝对的“静止”。以太之所以被发明，是因为大家所接受的宇宙机械模型需要像它这样的东西，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绝对移动和绝对静止之间竟没有任何区别，在直觉上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它的发明使得相对论无法延伸到电动力学或一般的物理学定律。简言之，使这场物理学革命如此富有革命性的，不是新事实的发现（虽然确乎有一些事实的发现），而是物理学家的不情愿重新考虑其典范。照例，愿意承认国王没穿衣服的，绝非那些复杂世故的聪明人，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去发明理论，以便解释这些衣服为什么既华丽又看不见。

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第二个结论对历史学家来说要比第一个有价值得多，因为第一个结论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物理学会发生革命。旧日的范式通常不会（那时也不曾）抑制研究的进行，或抑制那些似乎不但与事实符合而且在知识上也相当丰硕的理论的形成。它们只会产生一些如今回顾起来认为不必要和复杂得不恰当的理论（如以太的情形）。相反，物理学上的革命分子——主要属于“理论物理学”，这门学问当时尚未在数学和实验室仪器之间取得被承认的特有领域——基本上并没有什么意愿去廓清介于观察与理论之间的矛盾之处。他们自有一套想法，有时甚至是为纯粹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成见所感动，例如普朗克所追寻的“绝对”。这些想法驱使他们在教师的反对之下进入物理界，教师们认为，物理学中只剩下一些小角落有待整理；这些想法也激励他们进入别人认为没有趣味的那部分物理学。[13]普朗克的量子论（quantum，1900年宣布），代表了新物理学的第一项公开突破。然而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最令人惊奇的却是他的孤立感、被误解感和几乎近于失败的感觉。这些感觉似乎始终不曾离开他。然而，在其本国或国际上，很少有几个物理学家比他在世时享有更大的荣誉。1875年，普朗克完成其学位论文，此后25年间，年轻的普朗克想要让他敬仰的资深物理学家了解、回应，甚至只是阅读他的著作却徒劳无功（这些物理学家有的日后终于同意了他的理论），在他看来，其著作的确定性是毋庸置疑的。他之所以会有上述感觉，大半便是由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从回顾中看到，科学家们已逐渐认识到其领域中未解决的问题，并着手尝试解决，有的路走对了，大半却走错了。但是事实上，如科学史家提示我们的：至少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时候起（1962年），这已不是科学革命的运作方法。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时期的数学和物理学转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再者，对于那些不把焦点放在理论学家专门性辩论上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宇宙科学形象的改变，也牵涉这项改变与其同时代事物的关系。知识的形成并不是自发的。不论科学和其所在社会之间的关系性质如何，它与其发生的那个特殊历史时机之间的关系性质又如何，这种关系总是存在的。科学家所认识到的问题、他们所用的方法、那些他们认为一般而言尚令人满意或在特殊情形下够用的理论、他们用来解决这些理论的构想和模型，上述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是那些生活与实验室或书房只有部分关系的男男女女的问题。

这些关系之中，有的非常单纯，几乎一眼即可看出。细菌学和免疫学的发展原动力，大部分是来自帝国主义，因为各大帝国提供了征服热带疾病的强烈诱因，因为像疟疾和黄热症这样的热带疾病，抑制了白人在殖民地区的活动。[14]因而在英国首相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和190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罗纳德·罗斯爵士（Sir Ronald Ross）之间，便产生了直接关联。民族主义的作用也绝不可忽视。1906年，德国官方力促瓦塞尔曼（Wassermann）加紧研究梅毒测试（该研究为血清学的发展提供了诱因），因为他们认为法国人在这项研究上进展超前而急欲迎头赶上。科学和社会之间的这种直接关联，有些是出于政府或企业的资助与压力；有些较为重要的科学成果则是在工业技术的需求刺激下产生的。[15]虽然忽视这类直接关联是不明智的，但是仅以这类关联进行分析，却也无法令人满意，尤其是在1873—1914年间。如果我们撇开化学和医学不谈，那么，科学与其实际用途之间的关系绝非密切。因而在19世纪80—90年代，德国的工学院经常抱怨说其数学家不肯只教授工程师所需要的数学，而到了1897年，工程教授更与数学教授公开交战。大多数的德国工程师虽然受到美国进步的启示而在19世纪90年代设置了工艺实验室，但实际上却与当时的科学没有密切接触。相反，工业也抱怨各大学对它的问题不感兴趣，只专心于本身的研究，不过即使是其本身的研究也进展得相当缓慢。在1882年以前不让他儿子上工学院的克虏伯，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才对（与化学截然不同的）物理学发生兴趣。[16]简而言之，大学、工学院、工业和政府之间，并没有协调彼此的兴趣和工作。政府所资助的研究机构的确正在出现，但是它们还谈不上先进。虽然基础研究以前也曾得到过私人资助，可是主要的协调机构威廉皇帝学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今天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一直要到1911年才告成立。再者，虽然各政府无疑已开始委托进行甚至督促它们认为重要的研究工作，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政府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主要委托者，除了贝尔（Bell）实验室外，工业亦然。再者，除了医学以外，此时只有化学已充分整合了研究与应用，然而化学在本书所论时期根本没有发生基本或革命性的转型。

在当时的工业经济中，有许多技术进步。电力可以任意取得，真空排气机和正确的度量仪器也被发明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技术进步，上述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解释中的必要因素，其本身并不是充分的解释。我们必须继续寻找。我们能够借着分析科学家的社会和政治成见，来了解传统科学的危机吗？

这些成见，显然主宰了社会科学。而且，即使是在那些似乎与社会和社会问题直接有关的自然科学中，社会和政治因素往往也非常重要。在本书所论时期，这种情形相当明显。在生物学直接和社会人接触的那些领域，以及在所有那些可以和“进化”的概念及达尔文这个越来越政治化的姓名扯得上关系的领域，社会和政治因素都很重要。两者都带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力量。19世纪时，种族歧视的重要性说多大便有多大。就种族歧视来说，生物学对于理论上主张人类平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它将可见的人类不平等，由责备社会转而责备“自然”（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节）。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生而低下。因此，生物学不仅可能是政治右派的科学，也可能是那些怀疑科学、理性和进步者的科学。很少有思想家比哲学家尼采更怀疑19世纪中叶的真理，包括科学在内。可是他自己的著作，尤其是他最雄心壮志的《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17]却可视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衍生物。该书的论点是以“物竞天择”为根据，在天择的演进下，注定会产生一个“超人”新种族。它将支配较愚笨的人，正如人类在自然界支配和利用牲畜一样。而生物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在“优生学”和“遗传学”这门新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上尤其明显。遗传学大约在1900年左右出现，不久之后（1905年）由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命名。

优生学比遗传学早得多。它指的是将农业和畜牧业常用的选育法运用在人类身上。其名称出现在1883年。它基本上是一项政治性运动，几乎完全局限于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分子。他们力促政府采取积极或消极的行动，去改良人类的遗传条件。极端的优生学家相信，如要改良人类和社会情况，只有对人种做遗传上的改良，即集中全力鼓励优良的种系［通常认为是资产阶级或像“北欧人”（Nordic）那种肤色适宜的种族］，而淘汰不喜欢的种系（一般认为是穷人、殖民地人民和不受欢迎的陌生人）。相对温和些的优生学家，则为社会改革、教育和一般环境的改良留下一些余地。不过，优生学虽然可以变成一门法西斯主义或种族歧视的伪科学，并在希特勒手下成为有意识的种族绝灭，可是，在1914年前，它并不特属于中产阶级政治的任何一支，反倒是与当时暗含优生学意义的种族理论相似。在这项运动盛行的国家中，优生学的理论可见于自由主义者、社会改革者、费边派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派别的意识形态激烈辩论中。（节育运动与这些优生学的主张息息相关。）不过在遗传与环境的战斗中，或者套用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的话，在“天性”与“教养”的战斗中，左派不可能独钟遗传。于是，在这段时期，医学界显然对遗传学缺乏兴趣。因为当时医学的伟大胜利是建立在环境上面，一方面借着治疗微生物疾病的新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始于巴斯德和科赫（Koch）的时代，并促成细菌学这门新科学的诞生］，一方面则通过公共卫生的改良。皮尔森认为：把150万英镑花在鼓励健康的繁衍上，胜于在每一个镇区为消灭肺结核病兴建一所疗养院。可是，医生和社会改革家都不大愿意相信他的话。[18]而他们是对的。

使优生学“科学化”的，正是1900年后遗传学的兴起。遗传学似乎表示：环境可以根除遗传的影响，而大多数或所有的特征，都由一个单一的基因所决定，即可以用孟德尔学说的方法选育人类。虽然有些科学家投身于遗传研究，是由于“种族文化至上的影响所致”［比如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和皮尔森］，[19]我们却不能据此认为遗传学是出自优生学的偏见。另一方面，在1900—1914年间，遗传学和优生学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密切的。虽然1914年前至少在德国和美国，科学和带有种族歧视的伪科学之间的分野绝不清楚，可是英国和美国的杰出科学家均与这个运动有关。[20]不过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却使得严谨的遗传学家离开专心致志的优生学家的组织。无论如何，遗传学中的“政治”因素是相当明显的。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缪勒（H. J. Muller）于1918年宣布：“我从来没有对抽象观念的遗传学感兴趣，我对遗传学的兴趣始终是源自它和人类的基本关系——人的特点与其自我改进的方法。”[21]

如果我们必须从对社会问题的迫切关注这个脉络来看待遗传学的发展（优生学声称它能对这些问题提供生物学的解决办法，有时还可替代作为社会主义方案），遗传学所符合的演化理论，也有其政治上的重要性。近年来，“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也再度使我们注意这件事。“物竞天择”这个理论，从一开始便与社会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物竞天择”的关键模型“生存竞争”，当初便是从社会科学中得来的［马尔萨斯（Malthus）］。19世纪末20世纪初，观察家们注意到“达尔文主义中的危机”。这个危机造成了各式各样的臆测——所谓的“生机论”（vitalism）、“新拉马克主义”（neo Lamarckism，1901年时的称谓）等等。这场危机不仅是出于对已成为19世纪80年代的正统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的科学性的质疑，也是对其较广泛的意义存疑。从社会民主党员对达尔文学说的明显热衷，便可看出它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科学性的。另一方面，虽然在欧洲具有支配性的政治达尔文主义认为它有助于加强马克思的看法，即自然和社会的演化过程与人类的意志和意识无关，而每一位社会主义者也都知道它终将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然而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强调自由竞争，并将它奉为自然的基本定律，认为最适应环境的人（如成功的商人）终将战胜不适应的人（如穷人）。对于低下种族和民族的征服，或敌对国家之间的交战，也可以说明乃至保障适者生存的说法［德国的贝恩哈迪将军（General Bernhardi），在他1913年的著作《德国和下一次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中，便曾如此表示］。[22]

这类社会论题也进入到科学家自身的辩论之中。因此，在遗传学早期，孟德尔派学者（在美国和实验主义者当中最具影响力）便和所谓的生物统计学家（biometricians，在英国和数学统计学家当中较受强调），展开了一场难以休止的争论。孟德尔长期为人所忽视的遗传律研究，1900年在三个国家同时分别被发现，而且，不管生物统计学如何反对，它已成为现代遗传学的基础。不过有人说，20世纪的最初10年被生物学家硬塞进其麝香豌豆报告中的遗传因子理论，是1865年时孟德尔在他修道院的菜圃中不曾想到的。对于这个论题，科学史家曾提出好几个理由，而其中一组理由显然具有清楚的政治意义。

经过大幅度修改的“达尔文主义”能恢复其作为科学正统理论的地位，主要得归功于孟德尔遗传学和下述新发明的携手合作，即将不可预测和不连续的遗传学“跃进”、变种或反常现象，引进“达尔文主义”当中。这些变异大多无生存或生育能力，但偶尔可带来演化上的好处，物竞天择便建立在其基础上。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将它们称为“突变”（mutations）。德弗里斯是好几个在同一时代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规律的学者之一，他曾受到英国最主要的孟德尔派学者贝特森的影响，贝特森对变异方面的研究（1894年），特别注意物种原始的突变性。但是连贯和突变不只限于植物育种。生物统计学大师皮尔森，甚至在对生物学发生兴趣以前便拒绝接受突变理论，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可永久有助于社会任一阶级的伟大重建工作，是由革命达成的……人类的进步，像自然一样，从不跃进。”[23]

皮尔森的主要反对者贝特森，绝不是一名革命分子。如果这位不同寻常的人的看法有任何鲜明的特色，那便是他嫌恶现存社会（不包括剑桥大学，他希望剑桥大学不要有任何改革，除了可招收女生入学之外，一切保持原状），厌恨工业资本主义和“污秽的小商人利益”，以及他对封建过去的怀念。简而言之，对于皮尔森和贝特森来说，物种变异是一个科学问题，但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在特殊的科学理论和特殊的政治态度之间画上等号是无意义的，而事实上也往往是不可能的，尤其在像“演化”这样的领域——这个领域适用于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识形态比喻。用科学家的社会阶级来分析它们也是无意义的。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这方面的科学家在定义上都属于有职业的中产阶级。不过，在生物学这样的领域，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是分不开的，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太过明显。

虽然理论物理学家，甚至数学家也都是人，但是在他们身上，这样的关系却不太明显。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政治影响可以硬塞进他们的辩论之中，但是意义不大。帝国主义和大众劳工运动可能有助于说明生物学的发展，但是简直不可能有助于符号逻辑和量子力学的发展。1875—1914年间，研究之外的世界大事并没有直接干涉他们的工作。这种情形和1914年以后或18世纪末19世纪初不一样。在这个时期，知识界的革命不能和外在世界的革命相提并论。可是，令每一位历史学家惊奇的是：科学世界观在这段时期的革命性转变，已成为更一般性和戏剧性趋势的一部分，即放弃长久以来为人所接受的价值观、真理、看待世界的角度，以及在概念上组织世界的方式。普朗克的量子论、孟德尔的重新被发现、胡塞尔（Husserl）的《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和塞尚的《静物和洋葱》（Still Life with Onions），这些都发生在1900年。我们也可随机选择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的《无机化学》（Inorganic Chemistry）、普契尼的《托斯卡》（Tosca）、柯莱特第一本描写克劳丁（Claudine）的小说，或罗斯丹（Rostand）的《雏鹰》（L. Aiglon）作为新世纪的开始。但是，在若干领域中的戏剧性创新，却是异常惊人的。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这项转变的线索。它是负面而非正面的，因为它未能以相等的替换物取代一个被视为有条有理、可能包罗万象的科学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中，理性与直觉是不冲突的。如前所述，理论家本人也感到困扰和迷惑。普朗克和爱因斯坦都不愿意放弃那个合理、因果律和决定论的宇宙，虽然这个宇宙为他们的工作带来极大麻烦。普朗克和列宁同样对马赫的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怀有敌意。相反，马赫虽然是19世纪末自然宇宙体系的少数几个怀疑者之一，日后却也对相对论持同样的怀疑态度。[24]如前所述，数学家的小圈子曾为数学真理是否可以超越形式而发生争执，进而走向分裂。布劳威尔认为，至少自然数字和时间是“真”的。真实的情形是，理论家发现他们正面对着无法化解的矛盾，因为甚至连符号逻辑学家致力克服的那些“疑题”（也就是“矛盾”的委婉说法），也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如罗素日后承认的，即使是他和怀特海（Whitehead）辛苦半天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1910—1913年）一书，也未能予以解决。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是退回到新实证主义——它将成为20世纪最有望被大家接受的科学哲学。19世纪晚期出现的新实证主义倾向［其代表人物有迪昂（Duhem）、马赫、皮尔森以及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不可以和新科学革命发生以前主宰自然和社会科学的那种实证主义混为一谈。那个实证主义认为它可以找到有条理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即将受到真实理论的挑战，即受到用科学方法发现的自然“事实”的挑战。而这些与神学和形而上学随便臆测判然有别的“可靠”科学，将为法律、政治、道德和宗教提供坚实的基础。简单地说，也就是为人类赖以结合和构筑希望的方式提供坚实的基础。

像胡塞尔这样的非科学批评家指出：19世纪下半期，现代人的整体世界观完全由实证科学所决定，并被它们造成的“繁荣”所蒙蔽，这意味着当时的人正冷漠地避开真正与人性有关的决定性问题。[25]新实证主义将注意力集中于实证科学本身的概念性缺点上。有些科学理论现在看起来已不够用，它们似乎也被视为“一种语言的束缚和定义的曲解”，[26]而有些图示的模型（如撞球式原子）又无法令人满意。在面临这样的理论和模型时，他们选择两种互为关联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难。一方面，他们提议在不带感情的经验主义乃至唯实论的基础上重建科学；另一方面，他们则主张将科学的基础严格地加以公式化和定理化。如此一来，便可在不影响到科学实际运作的情况下，将人们的诠释从“真实世界”中剥离开来，即剔除掉那些有关内部一致性和命题实用的不同“真理”。如彭加勒所云：科学的理论“既不真也不假”，只是有用而已。

有人指出，19世纪末叶新实证主义的兴起有助于科学革命的产生，因为它容许物理概念在没有先验宇宙观、因果律和自然律的干扰下进行转型。不论爱因斯坦对马赫如何推崇，这种说法显然都过分高估了科学哲学家，也过分低估了当时公认的科学普遍危机——新实证主义的不可知论和数学、物理学的再思考，只是这个危机的某些方面而已。如果我们想从历史的脉络中观察这项转型，我们就必须把它视为这项普遍危机的一部分。而如果我们要在这项危机的诸多方面找出一个共同特性，一个程度不等地影响到几乎所有思想活动特性，那么答案必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它们全都要面对“进步”始料未及、不可预测和往往无法理解的结果。说得更精确点儿，便是要面对进步所导致的各种矛盾。

我们可以拿“资本的年代”最骄傲的事物来做比喻。人类修筑的铁路，可望将旅客带到他们从不知道也尚未去过的目的地，虽然旅客对这些目的地一无所知、全无体验，但他们却不曾怀疑这些地方的存在和性质。正如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笔下的月球旅客，他们既不怀疑这颗卫星的存在，也不怀疑到了那儿之后他们将会看到和将会发现的事物。根据外推法，他们可以预测20世纪必定是19世纪中叶更进步、更辉煌的版本。（不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却预言宇宙最后将以冰冻终结，因而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悲观主义提供了基础。）可是，当人类火车稳稳驰向未来之际，旅客在放眼窗外时，看到的却是一派出乎意料、充满迷惑而且令人烦恼的景色，这真是车票上指明前往的地方吗？他们是不是上错了火车？更糟糕的是：他们上对了火车，只是火车却不知为何要将他们载向他们既不想要又不喜欢的方向。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噩梦般的形势是如何发生的？

1875年以后的几十年间，知识史上充满的不仅是期望变为失望之感（如一位幡然醒悟的法国人的玩笑话：“当我们还有一位皇帝时，共和国是多么美好。”），更是期望适得其反之感。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这种逆转的感觉同样困扰着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参见第四章）；文化领域也不例外。在文化领域，自19世纪80年代起，它产生了一个描写现代文明衰亡的资产阶级文学形式，这种形式的规模虽小，却也兴盛了一阵子。日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马克斯·诺尔道（Max Nordau）所著的《退化》（Degeneration）一书便是一个好例子——狂热得恰到好处的好例子。尼采以其能言善辩、充满威吓的口吻预告了这场即将来临的灾难，虽然他没有清楚地说明这场灾祸的确切性质。尼采比任何人都更善于表达这种期望的危机，他借着一连串充满空幻直觉、未明真理的诗歌和预言警句，来传述这种危机感，虽然这种方式与他奉行的理性主义哲学讨论方式互相矛盾。自1890年起，他的中产阶级（男性）追随者人数便不断上升。

在尼采看来，19世纪80年代先锋派艺术的颓废、悲观和虚无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时髦；它们是“我们伟大的价值观和理想的必然结果”。[27]他认为，是自然科学造成它自己的内部崩溃，塑造出它自己的敌人，一种反科学。19世纪政治经济所接受的思想方式，足以导出极端的怀疑论。[28]这个时代的文化，正受到其自身产物的威胁。民主政治产生了社会主义；平庸造成了天才的不幸覆没；软弱成就了力量。这正是优生学家所弹的调子，只不过他们的论调比较平淡并带有实证主义的味道。在这种情形下，全盘考虑这些价值观和理想以及它们所属的概念体系，不是非常重要的事吗？因为无论如何，“重估一切价值”已经在进行之中。当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这类反思已比比皆是。唯一坚守19世纪对科学、理性和进步信仰的严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不受这种对当下充满幻灭感的影响，是因为它展望未来的“民众”胜利。而这些“民众”的兴起，正在中产阶级思想家中间造成极大的不安。

打破已确立的解释规范的科学发展，其本身便是这种期望转型和倒逆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阶段，这种过程可出现在任何男女身上，出现在他们面对当下并拿它和自己或父母的期望相比较时。我们能否假定，在这种气氛中，思想家会比其他时候更易于质疑既有的知识方法，更容易去思索，至少是去考虑当时仍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和19世纪早期不同，这种反映在心智产物上的革命，当时并非正在进行，而是正在被期待。它们隐含在资产阶级世界的危机之中，这个世界已不能再以其旧日的方式去了解。以全新的角度看待大千世界，进而改变个人的展望，不仅是比较轻松的，也是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法做到的。

然而，这种知识上的危机感，完全是一个少数人的现象。在接受过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种危机感只局限于直接牵涉到19世纪世界观崩溃的少数人，而非所有人都深切感受到。当时牵涉其中的人数非常少，因为即使是在科学教育已戏剧性发展的地方——例如德国，1880—1910年间，德国研修科学的学生人数增加了8倍，他们仍是以千计而非以万计。[29]而绝大多数的理工科学生，在学成之后不是进入工业界，便是投身于相当刻板的教学工作。他们不大会为宇宙形象的崩溃而发愁。（1907—1910年间，英国自然科学专业1/3的毕业生，都出任小学教师。）[30]在专业科学家中人数比例最高的化学家，当时尚处于新科学革命的边缘。直接感受到思想震撼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而这两种人的数目尚未快速增长。1910年时，德国和英国物理学会的会员加起来大约700人，而英国和德国化学学会的会员人数，加起来是前者的10倍以上。[31]

再者，即使是就它最广泛的定义来说，现代科学仍是一个集中于少数地区的团体。新诺贝尔奖得主的分布，说明现代科学的主要成就仍然集中于传统上科学进步的地区，也就是中欧和西北欧。在最初的76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32]除了10名以外，其余皆来自德国、英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低地国家、奥匈帝国和瑞士。只有3名来自地中海区域，2名来自俄国，3名来自迅速成长但尚属次要的美国科学界。欧洲以外地区的科学和数学成就，主要是来自在英国进行的研究工作，这类成就有的非常重要，例如新西兰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的情形。事实上，科学团体的地理集中度更高。在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中，60%以上来自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科学中心。

同样，尝试发展19世纪自由主义替代品的西方知识分子，即欢迎尼采和非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人数也不多。他们的代言人只有几十个，而他们的公众基本上是属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一代。除美国之外，这些教育精英还是极少数。1913年时，在比利时和荷兰总数1 300万—1 400万的人口中，只有1.4万名大学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减去芬兰）几乎1 100万的人口中，只有1.14万名大学生。即使是在教育发达的德国，其6 500万人口中，也只有7.7万名大学生。[33]当新闻记者谈到“1914年的那一代”时，他们所指的通常是坐满一个咖啡桌四周的年轻人，在替他们结识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一群朋友说话，或者是剑桥大学或海德堡大学某些自命为思想潮流领导者的少数人。

然而这个事实，不应使我们低估新思想的影响，因为数字不能说明知识上的影响。获选进入小规模剑桥讨论会的总人数（这些人一般称为“使徒”），在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只有37人。但是这些人中，却有哲学家罗素、摩尔（C. E. Moore）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未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数学家哈代，以及好几个在英国文学界极负盛名的人物。[34]在俄国的知识圈，1908年时，物理学和哲学革命已经造成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列宁认为他不得不提笔写一本大书来反驳马赫，他认为马赫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影响既严重又有害，这本书的书名是“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不论我们对列宁的科学判断有何想法，他对于政治实况的评估却是高度实际的。再者，在一个（如克劳斯这位新闻界的讽刺家兼敌人所云）已经由现代媒体塑造的世界中，重大知识改变的扭曲而通俗化的概念，不用多久便会渗透到广大的公众之中。1914年时，爱因斯坦的名字只限于这位伟大物理学家自己的家中，根本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是到了大战晚期，“相对论”已成为中欧娱乐餐厅里的笑话主题。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爱因斯坦的理论对绝大多数的外行人来说都是无法理解的，但他却成为继达尔文之后，唯一一个其姓名和形象广为世界各地受过教育的外行群众所熟悉的科学家。

第十一章
理性与社会

他们相信理性，就好像天主教徒相信圣母马利亚一样。

——罗曼·罗兰，1915年[1]

在精神病患者身上，我们看到侵略的本能受到抑制，然而阶级意识却予以解放。马克思说明了文明如何使得侵略的本能合理化：借助了解压抑的真正原因，也借助适当的组织。

——艾尔弗雷德·阿德勒，1909年[2]

我们不同意下述那种陈腐说法，即认为文化的整体现象可以被推论成“物质”利害的产物或函数。不过，我们却相信：特别注重用经济条件去分析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是富有创意和想象力的。只要能谨慎应用这个原则并不受武断偏见的束缚，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方法仍会继续下去。

——马克斯·韦伯，1904年[3]

或许在此应该提一提另一种面对知识危机的方式。因为当时对于不可思议的事物的思考方法，有一种是同时拒绝理性和科学。我们不容易度量19世纪最后几年这种知识逆流的强度，甚至今日回顾起来，也不容易了解其强度。因为，它那些能言善辩的斗士，有许多是属于才智上的地下群体或声名狼藉的群体社会，如今早已为人遗忘。我们很容易忽略当时流行的神秘主义、巫术、魔术、心灵学（parapsychology，曾盘踞在一些杰出英国知识分子心头），以及横扫西方文化边缘的各种东方神秘主义和狂热信仰。不可知和不可解的事物，比浪漫时代早期以来的任何时刻更受人欢迎（参见《革命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节）。我们可以附带一提，早期这些事物原本主要是盛行在自学成才的左派之间，如今却往往飞速转向政治上的右派。因为这些非正统科目已不像从前那样，是那些以往的学术怀疑者所喜欢的伪科学，比如颅相学、顺势疗法（homeopathy）、通灵术和其他形式的心灵学，而是对科学和所有科学方法的排斥。然而，这些反启蒙主义对于先锋派艺术虽然有相当大的贡献（例如通过画家康定斯基和诗人叶芝），它们对自然科学的贡献却是微乎其微的。

事实上，它们对一般大众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对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来说，古老的知识真理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相反，它们已经由那些认为“进步”尚有无限前途的男男女女的成功予以证实。1875—1914年间，主要的知识发展是民众教育和民众自修的大跃进以及公众阅读行为的普及。事实上，自修和自我成长是新兴劳动阶级运动的一个主要任务，也是对其斗士的主要吸引力。而新式教育教导给大众的或受到政治左派欢迎的，是19世纪那种合理、确实的科学，是迷信和特权的敌人，是教育和启蒙运动的主宰精神，是进步的确定和保证以及下层阶级的解放。马克思主义比其他社会主义更具吸引力，关键便在于它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达尔文和发明活字印刷的谷登堡（Gutenberg），与潘恩（Tom Paine）和马克思一样，备受激进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员尊敬。社会主义者不断在其言词中引用伽利略“而它仍然在转动”这句话，用以说明劳动阶级的奋斗终将获得胜利。

民众不断在前进，也不断在接受教育。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小学教员的数目大增。在法国这类学校较多的国家，增加了大约1/3；在英国、芬兰这类以往学校较少的国家，更增长了7—13倍；其他国家则介于两者之间。中学教员人数可能增加了四或五倍（挪威、意大利）。这种不断前进也不断接受教育的事实，足以将古老科学的阵线向前推进，虽然其后方补给基地即将陷入重组状态。对于学校教员来说，至少在拉丁语国家，科学课程意味着培养百科全书编纂者（Encyclopaedists）的精神，意味着进步和理性主义，以及一本法国手册称为“精神解放”[4]的现象（1898年）——一般人很容易把它视为“自由思想”或从教会和神的控制下解放。如果说这样的男男女女有什么危机，那也绝不是科学或哲学的危机，而是那些靠特权、压榨和迷信维生的人的世界危机。而在西方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以外的世界，科学即使在相对实际的意义上，也意指权力和进步。它意味着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由那些科学家、那些受实证主义启蒙的寡头政治精英，强加在落后和迷信的农村民众身上，例如老共和国时期的巴西和波尔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时期的墨西哥的民众。它意味着西方科技的秘密。它也意味着使美国富豪合法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最足以显示科学和理性这种简单的福音快速进展的证据，是传统宗教的戏剧性退却，这种退却至少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欧洲心脏地带。这并不代表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即将成为“自由思想家”（套用当时的俗语）。当时的大多数人，几乎包括其全数妇女，仍然深信本地本族宗教中的那些鬼神及仪式。如前所述，各基督教会便是因此而显著女性化。当我们考虑到所有大型宗教都不信任妇女并且坚持她们的地位低下，而且有一些，比如犹太人，更几乎将她们排除于正式的宗教崇拜之外，那么，妇女对神祇的效忠对理性主义的男人来说似乎是不可理解和令人惊异的。他们往往认为这正是妇女卑下的另一证据。因此，神祇和反神祇合谋对付她们。只不过在理论上主张男女平等的自由思想者，在这样做的时候会感到惭愧而已。

再者，在绝大部分的非白人世界中，宗教仍然是谈论宇宙、自然、社会和政治的唯一语言。它既表达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也认可了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宗教已成为动员男男女女的力量，这个力量可使他们完成西方人企图用世俗词汇加以说明却无法充分表达的目的，英国政客可能希望将圣雄甘地贬低为利用宗教唤醒迷信大众的反帝国主义煽动家。但是，对这位圣雄来说，神圣的精神生活不只是用来获得独立的政治工具。不论意义为何，在意识形态上，宗教是无处不在的。20世纪最初10年的年轻孟加拉恐怖分子，日后所谓的印度马克思主义的温床，最初乃是受到一位孟加拉苦行修道者及其传人辨喜（Swami Vivekananda）的启发。（辨喜的吠陀哲学教义，今日是通过一种删改过的加利福尼亚版本而为人所知。）这些恐怖分子将辨喜的教义解释成一种呼吁，呼吁附属于外国势力的这个国家发动起义，并赐给全人类一种普世信仰。（“噢！印度……凭着你优雅的怯懦，你能得到只有果敢和英勇才能得到的那种自由吗？……噢！力量之母，请除去我的懦弱，除去我的懦弱，让我成为一个大丈夫。”——辨喜。[5]）据说，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最初是通过半宗教团体而非世俗政治，培养出他们以全民族为基础的思想和组织习惯”。[6]当地中产阶级对于西方的接纳［通过梵天运动（Brahmo Samaj）］这样的团体（参见《革命的年代》第十二章第2节）以及对于西方的排斥［借由1875年成立的雅利安社（Ary Samaj）］，便是采用这种方法，遑论“通神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下面我们将谈谈这个团体与印度民族主义的关系。

如果说连印度已获解放而且支持西化的受教育阶级，都认为他们的想法和宗教分不开（或者就算认为分得开，也得小心隐藏这个想法），那么，纯粹世俗化的意识形态措辞，显然对民众没有什么吸引力。他们进行反叛之际，很可能便是打着其神祇的旗帜，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穆斯林因其共同的主人土耳其苏丹的失势而发起的抗英行动，或在“基督国王”的名号下展开的反对墨西哥革命的行动。简而言之，若以全球而论，认为宗教势力在1914年时已比1870年或1780年弱小许多，是很荒谬的想法。

可是，在资产阶级的心脏地带（虽然也许不包括美国），不论是作为一种知识上的力量或是民众之间的影响力，传统宗教都正以空前的速度消退。在某种程度上，这几乎是都市化的自然后果，因为我们大可肯定，在其他方面一律相当的情形下，城市对宗教虔信的反对态度要比乡村来得强烈，而大城市又常比小市镇更严重。而且，当来自虔诚乡村的移民与不信宗教或持怀疑态度的当地市民同化之后，城市的宗教感遂变得更为淡漠。[7]在马赛，1840年时有一半的人星期天会上教堂，但是1901年时，只有16%的人上教堂。更有甚者，拥有欧洲45%人口的天主教国家，在本书所论时期，其信仰的崩溃速度尤其惊人。因为它受到（引一句法国教士的抱怨）中产阶级理性主义和学校教师社会主义的联合进攻，[8]更受到解放理想与政治思考的联手出击——政治上的思考，使得与教会的斗争成为关键性的政治问题。“反教权”一词最初于19世纪50年代出现在法国，而自19世纪中叶起，反教权主义便成为法国中间派和左派政治活动的中心，互助会的组织曾一度为反教权者所控制。[9]

反教权主义之所以成为天主教国家的政治重心，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罗马教会选择了完全排斥理性和进步的态度，因而只能与政治右派站在同一边；其二是，对于迷信和反启蒙主义的斗争，不但未曾分裂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反倒使自由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联合一致。精明的政客在呼吁所有好人团结合作之际，一定会牢记这一点。法国以联合阵线来化解德雷福斯事件，并且立刻终止了政府对天主教会的支持。

这场斗争造成了教会和法国政府在1905年的分裂，它的副产品之一，是好斗的脱离基督教化运动（de-christianization）的加快进行。1899年时，利摩日（Limoges）教区只有2.5%的孩童没有受洗；这个运动正值最高潮的1904年，这个百分比已高达34%。[10]但是，即使是在教会和政府的斗争并非政治中心议题的地方，平民劳工运动的组织或普通男人（因为妇女对信仰要虔诚得多）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也都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在19世纪末叶的意大利北部，原本信仰虔诚的波河流域，如今也频频发出宗教式微的抱怨。1885年时，2/3的曼图亚（Mantua）居民，已不在复活节时做弥撒。1914年前迁徙到洛林（Lorraine）炼钢厂的意大利劳工，几乎都不信神。在西班牙（或应说是加泰罗尼亚）的巴塞罗那和比克（Vich）教区，1900—1910年间，在出生第一周受洗的婴儿已减少了一半。[11]简而言之，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进步和世俗化是携手并进的。由于各教会所享有的官方垄断地位已日渐遭剥夺，于是，进步和世俗化遂挺进得更快。在1817年以前仍然拒斥和歧视非英国国教徒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很快便不再是英国国教教士的安全岛。虽然1891年时牛津各学院的院长大多仍旧是神职人员，但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教授仍具有神职人员的身份。[12]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反方向的小涡流。例如，上流社会的英国国教徒改宗血统更纯的罗马天主教，19世纪末叶的唯美主义者为多彩多姿的仪式所吸引，特别是非理性主义者和反动派对宗教的支持态度。对非理性主义者而言，传统信仰在知识上的悖理性，正是它优于理性的明证；对反动派来说，即使他们已不相信古代的传统和阶级壁垒，他们还是会予以坚守，例如法国保皇派和极端天主教派“法兰西行动”的思想领袖莫拉（Charles Maurras）。诚然，有许多人依然奉行宗教，而在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中，更有许多是虔诚的信徒，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却很少显露在他们的著作中。

简而言之，在思想上，西方的宗教在20世纪最初10年的早期，已较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受到压制，而在政治上，它又全面撤退，至少是撤退到对外来攻击设防的信仰圈子中。

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携手并进，自然使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左派大受其惠。而古老资产阶级所信仰的科学、理性和进步，正是在这些派别中开花结果。

这种（已经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转化）旧日的确定性体系最重要的继承者是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学说的主体，是在马克思死后由他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推演出来的，并体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在许多方面，考茨基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实证主义科学信念的最后胜利。它是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必然论的、演化论的，并且坚决地主张“历史法则”和“科学法则”是同一回事。考茨基最初只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视为“不过是将达尔文学说应用到社会发展上”，并于1880年指出，社会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教导他们“从旧世界观转变到新世界观的过程是无法抗拒的”。[13]矛盾的是，像马克思主义这种牢牢附着于科学的理论，竟会对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戏剧性创新抱持怀疑的态度。也许是因为，它们看来似乎会削弱唯物论（也就是自由思想和决定论）所强调的许多极具吸引力的确定事物。只有在新知荟萃的维也纳知识界，马克思主义才与这些发展保持接触。然而，即使俄国知识界的革命分子对这类创新贡献更多，但激进分子更依附于马克思主义宗师的唯物论。［例如，弗洛伊德接收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在维也纳伯加锡路（The Berggasse）的公寓；心理分析家中忠诚的社会民主党员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与维克多无亲戚关系），则于1909年在这个公寓中宣读了一篇研究“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文章。同时，维克多的儿子弗里德里克，是一位科学家和马赫的仰慕者。[14]］因此，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没有什么专业上的理由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兴趣。而且，虽然他们之中有一些在政治上属于左派（如在德雷福斯事件时的法国），也很少有人对马、恩产生兴趣。在该政党唯一一位职业物理学家的劝告下，考茨基甚至不曾发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德意志帝国曾针对这位物理学家通过所谓的《艾伦法》（Lex Arons，1898年），禁止社会民主党学者在大学任教。[15]

然而，不论马克思个人对于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进步具有什么样的兴趣，他却将他的时间和思考能力完全投注在社会科学上。对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16]在意大利、中欧、东欧，尤其是在专制俄国，即濒临社会革命和瓦解的区域，马克思立刻吸引了许多极端聪颖之士的支持，虽然有的支持为时短暂。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有的时候（如19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年轻的学界知识青年，都是某种革命分子或社会主义者。而且如同日后第三世界历史上常见的情形，他们大多数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欧，虽然为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所举行的大众劳工运动规模很大，但富有强烈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为数却很少，奇怪的是，当时正进入早期工业革命的荷兰却是一个例外。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哈布斯堡王朝和帝制俄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前者如考茨基和希法亭，后者有罗莎·卢森堡和帕尔乌斯。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影响力，主要是借助于当时的一些批评人物而扩大的，这些人可充分感受到它在政治及思想上的挑战，并批判它的理论或对它所提出的知识问题找出非社会主义的回应。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或批评者，当然更包括19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出现的前马克思主义者或后马克思主义者，如杰出的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Croce，1866—1952），对他们而言，政治因素显然是具有支配性的。在英国这种不需要为强大的马克思主义劳工运动发愁的国家，没有什么人会去多注意马克思一眼。但在劳工运动势力强大的国家，即使是像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1851—1914）这么杰出的奥地利教授，也得从他们的教师和阁员职务中抽出时间，去反驳马克思的理论。[17]当然，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想法没有相当程度的知识吸引力，它也不大会激发出这么丰富的重量型著作，不论是赞成它的还是反对它的。

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冲击，说明了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困难。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人类的行为和问题，而人类在观察他们自己的事情时，绝不会是中立和不带偏见的。如前所述，即使是在自然科学上，当我们由无生命世界移向生命世界时，意识形态便会顿时重要起来，尤其是对于直接牵涉到人类的生物学。

社会和人类科学，完全是在那些最具爆炸性的地带运作，其所有理论都直接牵连到政治，而意识形态、政治和思想家的处境，也都会造成莫大的干扰。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或任何时期，一个人很可能既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潘涅库克（A. Pannekoek，1873—1960）。潘涅库克的专业同事无疑会认为他的政治活动与他的天文学是不相干的，而他的同志也会觉得他的天文学与阶级斗争没有关系。然而如果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则没有人会认为他的政治活动和他的理论毫不相干。社会科学往往为了这个理由在同一领域曲折盘旋、反复穿越，或是绕着一个圈圈打转。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它们缺乏普遍为人所接受的知识、理论主体，缺乏一个有组织的研究领域，一个可借着理论的调整或新发现声称获得进步结果的领域。而在本书所述时期，“科学”这两个支脉的分歧更是日甚一日。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新现象。在信仰进步的自由主义全盛时期，似乎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和若干经济学的重要学派——和自然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研究理论架构，即进化论（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节）。社会科学的核心研究，是有关人类如何由原始状态发展到现在的状态，以及对现在的理性探求。一般认为，这个过程是人类历经不同“阶段”的进化，虽然在其边缘会留下较早阶段的残余，或类似的活化石。对于人类社会的研究，就像地质学或生物学这类演化学科一样，都是一门正面的科学。作家写一本名为“物理学和政治，或论“物竞天择”及“遗传”原理在政治社会上的应用”（Physics and Politics，Or though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selection’and‘inheritance’to political society）的书，似乎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19世纪80年代，将这样一本书收纳在伦敦出版商的“国际科学丛书”（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eries）之中，并和《能量保持》（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光谱分析研究》（Studies in Spectrum Analysis）、《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肌肉和神经生理学通论》（General Physiology of Muscles and Nerves）以及《货币和交易技巧》（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并列，也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18]

然而，这种演化论既不契合哲学和新实证主义的新风尚，也不被那些开始怀疑进步似乎走错方向的人所接受，这些人显然也反对演化必然产生的“历史法则”。成功地整合入进化论的历史学和科学，现在又被分离开来。德国的学院派历史家拒绝把“历史法则”视为归纳科学的一部分。在致力于研究特殊、独特和不可重复的事物，乃至“以主观心理学的方式看待事物”的人文学科中，归纳科学都没有存在的空间——在主观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始客观主义之间，隔了一道鸿沟。[19]19世纪90年代，在欧洲资深史学期刊《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动员之下，对历史法则理论发起了大力攻击，虽然最初是针对那些过于偏向社会学或其他科学的历史家，然而不久却可看出，他们主要的开炮对象是社会民主党员。[20]

另一方面，那些可望使用严格的数学论据或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的社会和人文学科，也抛弃了历史的演化论，有时还会因此松一口气。甚至是那些不可能运用上述方法的学科，如心理分析学，也这么做。一位知觉敏锐的历史学家，曾经形容心理分析学是“一种非历史性的人类和社会理论”，它可以（如对弗洛伊德那群维也纳自由主义朋友来说）使脱轨和失控的政治世界变得较容易忍受。[21]19世纪80年代，一场经济学的激烈“方法战”，也将矛头指向历史。得胜的一方，在另一位维也纳自由主义者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领导下，不但代表科学方法的观点（演绎而非归纳），也代表有意将此前广阔的经济学视野狭隘化的看法。持历史性想法的经济学家，或是被驱逐到怪人和鼓动者的地狱边缘（如马克思），或是如当时主宰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所要求的，将他们重新划归到别的行业，如经济史家或社会学家，而将真正的理论交给那些新古典平衡状态的分析家。这种情况意味着历史动力学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以及那些经济波动和危机的问题，大致均被排除在这项新学术正统之外。因而，经济学成为这个时期唯一不受非理性问题干扰的社会科学，因为就定义来说，所有不能以某种理性方式加以描述的事物，均不属于经济学的范畴。

像经济学一样，曾经是社会科学中最早出现而且最具信心的语言学，现在似乎对其以往最伟大的成就——语言演化模型——失去了兴趣。身后启发了二次大战之后所有结构主义方法的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当时却是将全副精力集中于沟通的抽象和静态结构，而词语正好是这种沟通的一个可能媒介。社会和人文科学的从业人员，尽可能与实验科学家同化。例如，一部分心理学家冲入实验室去追求有关过程、学习和行为实验模式的研究。这类研究催生了美俄两国的“行为主义”（behaviourism）理论［巴甫洛夫（I. Pavlov，1849—1936）、华生（J. B. Watson，1878—1958）］，但这种理论几乎无法用来指引人类心智。因为人类社会太过错综复杂，即使是一般的人类生活和人际关系，也不适用实验室那群实证主义者的简化法，不论他们有多么杰出；关于随着时间而出现的变化的研究，也不能用实验方法加以进行。实验心理学影响最深远的实际后果是1905年以后比奈（Binet）在法国创始的智力测验，因为它发现用显然具有永久性的智力商数来决定一个人智力发展的极限，比决定这个发展的性质、过程或结果更容易一些。

这种实证主义或“严格的”社会科学日渐发展，滋生了许多大学学系和专业。但是在它们身上，却看不到什么可以和革命性的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的意外发展和震撼力。事实上，当时它们正处于转型期，这种转型的开拓者已在稍早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边际效应和平衡状态的新经济学，可以追溯到杰文斯（W. S. Jevons，1835—1882）、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和门格尔。他们的创新工作，完成于19世纪60—70年代。虽然第一本以实验心理学命名的杂志要到1904年才由俄国人别赫捷列夫（Bekhterev）创立，但该学科却可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德国冯特（Wilhelm Wundt）学派。在语言学家当中，革命性的索绪尔的名声尚不出洛桑（Lausanne），因为他的盛名是建立在身后发表的讲义上面。

社会人文科学比较富戏剧性和争议性的发展，均与资产阶级世界知识上的世纪末危机密切相关。如前所述，这场危机以两种形式出现。社会和政治本身，在这个群众的时代似乎都需要再思考，尤其是社会的结构和凝聚的问题，或（就政治而言）公民效忠和政府合法性的问题。经济学之所以能免除重大的思想震动，或许是因为西方资本经济当时没有面临同样严重的问题，就算有，也只是暂时性的。总而言之，对于19世纪有关人类理性和事物自然秩序的假定，当时又有了新的怀疑。

这场理性危机在心理学上尤其明显，从它不妥协于实验案例，而尝试面对人类整体心灵一事便可看出。一个借着将个人的有用才干发挥到最大极限以追求合理目标的善良公民，最后会留下什么？如果这种追求是奠基在动物般的“直觉”之上［麦克特嘉（MacDougall）］[22]；如果理性只是摇晃于无意识波动潮流上的一叶小舟（弗洛伊德）；甚至如果理性只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在它周围只有以薄幕相隔，而且全然不同于其他潜在意识”（詹姆斯）？[23]这些疑问对于文学巨著的读者、艺术的爱好者，或者偏于内省的成熟成年人来说，当然是再熟悉不过。可是，它们要到这个时期，才成为所谓人类精神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它们无法融进实验式或问卷式的心理学，而这两种针对人类精神的调查方式，是以不融洽的形态共存的。事实上，这个领域最富戏剧性的创新者弗洛伊德，创造了精神分析这门学科。精神分析自绝于其他心理学派。自一开始，传统科学界便对它自称具有科学地位和治病功能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它却对少数解放的外行男女知识分子，发挥了快速惊人的影响力，其中有些人主修的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韦伯、桑巴特）。至少在德意志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1918年后，含糊的弗洛伊德式专门名词已渗透进外行受教者的一般言谈之中。纵有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恐怕仍是这个时期唯一一个尽人皆知的科学家。无疑，这是因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借口，可让男男女女将他们的错误行为，归咎于他们无可奈何的事，例如他们的无意识状态。这更是因为，世人可以正确地将弗洛伊德视为性禁忌的破除者，或可不正确地认为他赞成不要压制性欲。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性欲已成为公开讨论和调查的主题，而在文学当中，又完全不避讳地大肆着墨［只要看看法国的普鲁斯特、奥地利的阿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和德国的弗兰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普鲁斯特谈论男性和女性同性恋。施尼茨勒是一位医生，他对男女随便杂交有直白的描写。魏德金描写青少年的性欲］，而性也正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中心。当然，弗洛伊德不是唯一、甚至不是第一个深入研究性欲的作家。1886年，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的《性精神病》（Psychopathia Sexualis）一书发明了“受虐狂”（masochism）一词。此书出版后，立刻出现了一群为数日增的性学家。弗洛伊德并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性学家，和克拉夫特——埃宾不一样，性学家大多数都是改革家。他们想要设法使公众宽容各种形式的非传统（“不正常”）性倾向，并为具有那些性倾向的少数人提供咨询，进而解除其罪恶感［霭理士、马格努斯·赫兹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霭理士在1897年开始发表他的《性心理学研究》（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赫兹菲尔德医师于同年开始发表他的《性不明确事件年鉴》（Jahrbuch für sexuelle Zw ischenstufen）。］特别关切性问题的公众，对弗洛伊德的兴趣不大。对他感兴趣的，是许多已获解放的男女读者。他们刚从传统犹太——基督教的禁忌中逃离出来，开始接受他们久已察觉到的力量巨大、无处不在而且多种多样的性冲动。

不管是弗洛伊德派还是非弗洛伊德派，是个人性还是社会性，心理学所注意的不是人类如何推理，而是他们的推理能力对于他们的行为影响有多大。在这样做时，它往往以两种方式反映这个大众的政治和经济时代。这两种方式都非常重要：一种是借由勒庞（Le Bon，1841—1931）、塔尔德（Tarde，1843—1904）和特罗特（Trotter，1872—1939）等有意反民主的“群众心理学”，这些人主张，在群聚的民众当中，所有人都会失去理性行为；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广告业。广告业对心理学的热衷是众人皆知的，这门行业早就发现不能用论理的方式来卖肥皂。谈论广告心理学的著作，1909年以前便已问世。然而，多半是以个人为对象的心理学，不必与一个演变中的社会的各种问题纠缠不清。变了形的社会学则不然。

社会学或许是我们这个时期社会科学最富创意的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努力钻研构成本书主要内容的那些历史性变化的最重要的尝试。因为，该领域最著名代表人物全神贯注的基本问题便是政治性问题。在过去，社会的凝聚是出于习俗和传统上对宇宙秩序的接受，这样的秩序通常是由某种宗教认可，并一度赋予社会服从和规则的正当理由。可是，这种情形已成往事。那么，如今社会该如何凝聚？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社会如何发挥政治体系般的功能？简而言之，一个社会如何应付民主化和大众文化无法预知而且使人烦恼的后果？或者，更广泛地说，它如何应付资产阶级社会演化的后果，这种演化，看来似乎正要导出另一种社会？这一组问题，使得今人眼中的社会学创造者，有别于那些受到孔德和斯宾塞启发而现今大半被遗忘的实证主义演化论者（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节）。在此之前，后者代表了社会学。

新社会学不是一门已确立甚或有严格定义的学科，日后也不曾对它的确切内容达成国际性的一致意见。最多，只是在这个时期的某些欧洲国家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学术“领域”。它围绕着少数几个人、几种期刊、几个学会乃至几个大学讲座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涂尔干和德国的韦伯。只有在美洲，尤其是美国，冠上社会学家称号的人才比较多。事实上，许多现在被划归为社会学的作品，其作者皆以其他科目的学者自居：凡勃伦自视为经济学家，厄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自视为神学家，帕累托自认是经济学家，莫斯卡自以为是政治科学家，甚至克罗齐也以哲学家自居。赋予这个领域某种一致性的，是想要了解社会的企图，而这个社会已无法再通过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理论来了解。然而，不像社会学较后时期的风气，在这一时期它所注意的主要是如何遏制改变而非如何进行转变，更别提彻底改革社会。因此，它与马克思的关系亦不甚明确。在今天，马克思往往和涂尔干及韦伯共同被视为20世纪社会学的开山鼻祖，但是他的信徒并不是很喜欢这种标签。正如当代一位德国学者所云：“暂且不说他的学说的实际后果，以及其追随者的组织，即使从科学的观点来看，马克思所打下的结，我们也必须花很大的气力才能解开。”[24]

某些新社会学的从业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各社会的实际运作，以区别于自由主义理论对它们的假定。因而，在今日被称为“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便产生了大量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多半是以新兴选举式民主政治和民众运动的经验为基础（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韦布夫妇）。有的集中讨论社会的凝聚力量，这些力量足以抵挡因阶级群体冲突所产生的社会分裂；有的则将焦点放在自由社会将人类贬为一群分散迷惑的无根个人的倾向（社会的反常状态）。因此，像韦伯和涂尔干这类最杰出的思想家，即使他们几乎都持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立场，也全神贯注于宗教现象。他们主张所有的社会既不需要宗教，也不需要具有相同功能的事物来维持它们的结构，而且所有的宗教成分都可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仪式中找到，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当时被视为是人类婴孩时期的残余（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节）。相反，在帝国主义的协助及要求下，人类学家得以就近研究的原始野蛮部落，此时已不再被视为过去演化阶段的展示，而被视为具有实际功能的社会制度。

但是，不论各社会结构和凝聚力的性质为何，新社会主义都无法避免人类历史演化的问题。事实上，社会演化仍然是人类学的核心。资产阶级社会由哪儿来，又将到哪儿去，这个问题对韦伯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两者所持的理由也相仿。因为韦伯、涂尔干和帕累托这三个不同程度的自由主义怀疑论者，都将全副精力贯注于新兴社会主义运动，并且想借着从更普遍的观点来描述社会演化，以反驳马克思，或者说是反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对马克思式的问题提出非马克思式的答案。这个现象在涂尔干身上最不明显，因为在法国，马克思除了为旧日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巴黎公社分子的革命学说提供略带红色的色彩以外，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在意大利，帕累托（在后人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数理经济学家）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但是认为它不会导致所有统治阶级的覆灭，只会使一批统治精英取代另一批精英分子。在德国，韦伯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因为他接手了非常多的马克思式的问题，并以不同于“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加以回答。

总而言之，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激励和决定社会主义发展的，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感，以及人们的认识，即有必要采取某种方法，以防止它崩溃或转变为各种不同的（无疑较不可取的）社会。它彻底改变社会科学了吗？或者甚至为其开拓者想要建筑的一般社会科学提供充分的基础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人或许持怀疑的态度。但是，另一个相关问题的答案却比较肯定。他们曾提出一种办法以避免他们所希望阻止或扭转的革命崩溃吗？

他们不曾。因为随着时序推进，革命和战争的同时到来已越来越迫近。我们接着就要探究这个问题。

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

你听说过爱尔兰的新芬党（Sinn Fein）吗？……它是一个最有趣的运动，与印度所谓的极端主义者运动非常相似。他们的政策不是祈求恩惠，而是夺取恩惠。

——尼赫鲁（时年18岁）与父亲的谈话，1907年9月12日[1]

在俄国，君主和人民都是斯拉夫人。人民只因为受不了专制政治的迫害，便愿意牺牲成百万的生命以追求自由……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国家时，我更是情绪激昂。因为，它不但有像俄国一样的独裁政体，而且200年来，我们都生活在外来蛮族的践踏之下。

——一位中国革命分子，约1903—1904年[2]

俄国的工人和农夫，你们不孤独！如果你们成功地推翻、打倒和毁灭封建的、受警察支配的、属于地主的专制俄国，那么，你们的胜利将是全世界对抗暴政和资本斗争的导火线。

——列宁，1905年[3]

1

到此为止，我们探讨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回春期，认为它是一段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时期：许多政权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十分昌盛兴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似乎是相当可信的。在经济上，大萧条那些年的阴影尽除，代之而起的，是20世纪最初10年阳光璀璨的扩张和繁荣。原先的政治体系不大知道如何应付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骚动、矢志革命的大规模劳工阶级政党，以及公民为了其他理由而发起的大规模动员，而今，它们似乎发现了颇具灵活性的办法，可以先遏制和整合一些，然后孤立另外一些。1899—1914年这15年之所以是“美好的时代”，不仅是因为这些年是繁荣景气的年份，对于有钱人来说，生活异常具有吸引力，对于最顶尖的富者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黄金岁月，也是因为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统治者或许会为未来发愁，但并不真正害怕现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权，大致说来似乎仍罩得住。

可是，世界上有许多地区却显然不是这样。在这些地区，1880—1914年间，是一个经常可能发生、可能就要发生甚或真正已经发生革命的时代。虽然有些这样的国家不久即将陷入世界大战，可是对它们来说，1914年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分水岭，平静、稳定和秩序的时代不是在这一年突然破裂、瓦解的。在某些国家，例如奥斯曼帝国，世界大战本身只是若干年以前便已开始的一连串军事冲突中的一段插曲。在另一些国家，可能包括俄国但一定少不了奥匈帝国，世界大战基本上是其国内政治问题无法解决的后果。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伊朗、墨西哥）中，1914年的战争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简而言之，对地球上的广大地区，即构成1908年列宁称之为“世界政治火药库”的地区而言，[4]就算没有1914年这场大灾难的干扰，稳定、繁荣和自由进步也绝不可能继续下去。相反，1917年后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稳定富裕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将会以某种方式被拖进全球性的革命动乱之中，而这种动乱会从这个互相依靠的单一世界体系的边缘上展开。

资产阶级的世纪，主要是以两种方式造成其边缘地区的不稳定：一种方式是逐渐破坏其经济的古老结构和其社会的平衡；另一种方式是摧毁其固有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生存能力。第一种方式的效应比较深远，比较具有爆炸性。它说明了俄国和中国革命与波斯和土耳其革命的差别。但是第二种却更清楚可见。因为除了墨西哥以外，1900—1914年间的全球地震带，主要便是涵盖了那个庞大的古帝国区，其中有些帝国甚至可追溯到蒙昧远古。这个地理区是由东方的中国延伸到奥匈帝国，再延伸到西边的摩洛哥。

就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和帝国的标准来说，这些古老的政治结构是东倒西歪、陈旧过时的，而且如许多当时信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所主张的，注定会消失。它们的崩溃和分裂，为1910—1914年的革命提供了环境，也为欧洲未来的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提供了土壤。在这些年间覆亡的帝国，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政治势力。中国虽然有时会陷于分裂，偶尔也曾遭受征服，可是至少有2 000年之久，它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和文明中心。伟大的帝国科举考试筛选出学者士绅作为中国的统治阶级，这项制度定期举行了1 000余年，只有偶尔的间断。当科举考试在1905年遭到废除，帝国的末日也为期不远了（事实上只有6年）。波斯在类似的一段时期也曾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和文化中心，不过它的命运起落更戏剧化。它比它伟大的敌手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存在得更久，在被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穆斯林、蒙古人与土耳其人征服以后，又数次复活。奥斯曼帝国虽然年轻得多，却是一连串游牧征服者的最后一个，这些征服者自匈奴王阿提拉汗（Attila the Hun）的时代起，便由中亚乘骑出征，推翻并占领了东西地域，使柔然人（Avars）、蒙古人、各系突厥人相继臣服。由于奥斯曼帝国首都设在君士坦丁堡［之前的拜占庭（Byzantium），“帝王之都”］，它遂成了罗马帝国的直系后裔，罗马帝国的西面一半在公元5世纪已告崩溃，但是东面一半却继续存在了1000年，一直到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为止。虽然自17世纪末叶起，奥斯曼帝国已告式微，它却仍拥有横跨三洲的庞大疆域。再者，它的绝对统治者苏丹，也被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视为教主，因此也成为先知穆罕默德和那些公元7世纪征伐者的传人。上述三大帝国在6年之间，都转型为西方资产阶级式的君主立宪国或共和国。在世界史上，这6年显然标志着一个重要时期的结束。

俄罗斯和奥匈这两个庞大而摇摇欲坠的多民族欧洲帝国，此时也行将崩溃。它们不是很相似，不过却都代表同一种政治结构——把国家当家族财产般统治——这种结构越来越像19世纪的史前遗迹。再者，这两个帝国都声称继承了恺撒［Caesar，罗马皇帝的称谓，俄国的“沙皇”（Tsar）和哈布斯堡的“皇帝”（Kaiser）都是由这个字转音而来］的称号，前者是通过其仰赖东罗马帝国的野蛮祖先，后者则是托其中古祖先唤起了西罗马帝国记忆之赐。事实上，它们都是晚近的帝国和欧洲强权。再者，不像古老的各大帝国，它们位于欧洲，位于经济开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边界，因此从一开始，便部分被整合进经济上的“先进”世界，而其“强权”身份，又使它们完全整合进欧洲的政治体系——欧洲这个大陆的定义，基本上便是政治性的。（因为亚洲大陆向西延伸到我们称之为欧洲的地带，这块地区与亚洲的其余部分并没有显著的地理界线。）因此，如果与中国、墨西哥或伊朗革命那种较为微弱或纯区域性的影响相比较，俄国革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对欧洲和全球政治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欧洲衰弱帝国的问题，是它们同时跨处两个阵营：进步的和落后的、强势的和衰弱的、狼的与羊的。那些古老帝国只是纯粹的受害者。除非它们能设法从西方帝国主义那里取得富强的秘诀，否则便注定崩溃、被征服或附属于人。到了19世纪末，这种态势已经非常清楚，而古老帝国世界当中的大型国家和统治者，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尝试学习它们所谓的西方教训。但是，只有日本成功完成了这个艰难的工作，到了1900年时，它已变成狼中之狼。

2

在伊斯兰教王国最西边的摩洛哥，苏丹政府曾经尝试扩张其管辖权，并对无政府、顽强而且家族互斗不休的柏柏尔人实行某种有效控制，不过不怎么成功。事实上，摩洛哥在1907—1908年发生的事件，甚至不一定称得上是革命。如果不是由于帝国主义扩张的压力，在古老的但19世纪已呈朽腐之态的波斯帝国，同样不可能发生革命。波斯当时受到俄国和英国的双重压力，它竭力想逃避这样的压力，于是从比利时（日后的波斯宪法便以比利时为蓝本）、美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请来顾问和帮手，不过他们也发挥不了什么制衡作用。当时的波斯（伊朗）政治已经隐含了三股革命潜力，这三股力量将在日后汇聚成引爆1979年更大规模革命的力量：对国家衰弱和社会不公具有深切体会的西化知识分子；对外国经济竞争富有深刻感受的市场商人；以及伊斯兰教导师团体——这些宗教导师代表了伊斯兰教什叶派（Shia），该派拥有波斯国教的地位，足以动员传统民众。上述人士都深切了解到西方影响与《古兰经》的无法相容。激进分子和宗教导师的联合，已在1890—1892年间展示其力量。在1892这一年，帝国政府不得不取消一位英国商人的烟草专卖权，因为国内发生了暴动、起义以及一次相当成功的对烟草出售和使用的联合抵制，甚至波斯国王的妻妾也参与这项抵制。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俄国的第一次革命，暂时消除了加诸波斯的折磨，而给了波斯革命分子鼓励和方略。因为，打败这个欧洲皇帝的强国，不仅是亚洲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因而，不仅是激进解放分子将宪法视为西式革命的明显标志，较广大的公众也将它看成一种“神秘的力量”。事实上，许多宗教领袖相率前往圣城库姆（Qom），以及许多市场商人协同逃往英国公使馆（连带造成德黑兰商业的停顿），在1906年时，为波斯赢得了议会选举和一纸宪法。然而英俄两国1907年的和平瓜分波斯协议，却使波斯的政治改革胎死腹中。因此，波斯的第一次革命实际上已在1911年结束，不过在名义上，波斯仍保有一纸类似1906—1907年的宪法，一直到1979年革命为止。[5]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其他帝国强权能向英国和俄国挑战，反倒使得波斯这个国家和它的君主政体得以生存下来。波斯君主除了一旅哥萨克（Cossack）军队外，根本没有什么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旅哥萨克军队的旅长，建立了最后一个王朝，史称巴列维王朝（Pahlavis，1921—1979年）。

在这方面，摩洛哥比较不幸。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角，是地球上一个特别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它看上去是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任何海军攻击范围内的国家都适合攻占的对象。而这个君主国内部的软弱，使它更易为外国的野心所乘，而各个掠夺者之间的争执所引起的国际危机，特别是1906—1911年的危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具有重大的催化作用。摩洛哥最后遭到法国和西班牙瓜分，并以在丹吉尔（Tangier）设立自由港来照顾国际上（例如英国）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虽然摩洛哥失去独立，但由于其苏丹已不再控制互相争战的柏柏尔人家族，遂使法国尤其是西班牙，对这一区域的实际征服变得困难而且旷日持久。

3

伟大的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其内部危机都是古老而深刻的。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的清朝政府便承受了许多重大危机的震撼（参见《资本的年代》）。它方才克服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威胁，为此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放弃帝国中央的行政权而听凭外国人摆布。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建立了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而且几乎霸占了帝国的主要财源——中国的海关总署。慈禧太后（1835—1908）虽能震慑其国人，但外国人却不那么怕她。在她的统治下，这个衰弱的帝国似乎注定会在帝国主义联合的猛攻下消失。俄国进入东三省，其敌手日本又将俄国从东三省逐出。在1894—1895年的甲午海战之后，日本夺取了中国台湾和朝鲜，并且积极准备下一步侵略。与此同时，英国已经扩大了其香港殖民地，并且觊觎西藏。德国在中国北部占据了一些基地；法国人在其印度支那帝国周围施加影响力，并在中国南方扩展其阵势；甚至弱小的葡萄牙，也在1887年迫使中国割让澳门。可是虽然群狼愿意联合对付其猎物——比方说，1900年以镇压所谓的义和团之乱为借口，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德国、美国、奥地利和日本联合占领并抢劫北京城——但在如何分割这一庞大帝国的问题上，却无法达成协议。尤其是因为美国这个新兴的帝国强权，坚持对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即它也要享有与早期帝国主义者同样的权利。和摩洛哥的情形一样，这些在太平洋上对中华帝国进行的你争我夺，也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较为直接的结果是，它们一方面保住了中国名义上的独立，一方面却造成了这个世界最古老政治实体的崩溃。

当时，在中国有三大股反抗力量。第一股是中国朝廷中的儒家资深官吏，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西式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受西方启发的日本式）现代化，可以拯救中国。然而，西化却正意味着必须摧毁他们所代表的道德和政治体系。即使没有受到宫廷阴谋与分裂的掣肘，没有因为对技术的无知而削弱，并能免除每几年便来一次的外国侵略，保守人士领导的改革还是注定会失败。其次，人民起义和秘密会社这个古老而强大的反对传统，仍旧和往日一样强大。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北部有900万—1 300万人死于饥荒，而黄河决堤证明了负有护堤责任的帝国的失败。因而，虽然太平天国失败了，但是各种不满成分还是结合起来强化了这个传统。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事实上就是一次群众运动，其领导阶级乃由义和团的组织所形成，这个组织便是庞大而古老的白莲教秘密会社。可是，基于明显的理由，这些反叛的锋刃表现为杀气腾腾的仇外情绪和反现代化。它是针对外国人、基督教和机器而来。虽然它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某些力量，但却无法提供规划或前景。

当时只有在中国南部，也就是商业和贸易一直占重要地位而外来帝国主义又为本地某些资产阶级奠定发展基础的地方，才具有这种转型的基础，尽管它是狭小而不稳定的。当地的统治群体已经在悄悄脱离清王朝。只有在这里，古老的秘密会社才会与意欲建立民主共和国家的现代化具体方案相结合，甚至对它发生兴趣。孙中山（1866—1925）从南方新兴的共和革命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领导者。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怀有对清朝根深蒂固的敌意，都痛恨帝国主义，这种痛恨可用传统的仇外言辞或假借西方革命思想的现代民族主义加以明确阐述；也都支持社会革命的概念，革命分子从古代反朝廷起义的论调，转变为现代西方革命的论调。孙中山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或者更准确地说，土地改革）——虽然是承继自西方的政治词汇（尤其是穆勒的措辞），但事实上，甚至是那些缺乏西方背景（孙中山乃是接受教会教育而且到处旅行的医生）的中国人，也可将它们视为反清老调的合理延伸。而对于那一小群主张共和的城市知识分子来说，秘密会社对于接触都市，尤其是乡村的民众，更是不可或缺。它们也有助于在海外组织华侨的支持团体，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最初便是在政治民族主义的诉求上，动员这些团体。

不过，秘密会社（如日后共产党也将发现的）绝不是新中国的最佳基础，而来自南方沿海的西化或半西化激进知识分子，其人数和影响力仍然不够强大，组织也不够完善，无法取得大权。同时，启发他们的西方自由主义典范，也不曾提供治理清朝帝国的具体办法。清朝帝国在1911年的一场（南部和中部的）革命中覆亡。然而，实际上，一时取代清朝的不是一个新政权，而是一堆不稳定的地区性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权力主要都握在“军阀”手中。之后的将近40年间，中国不曾出现稳固的全国性政权，直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为止。

4

奥斯曼帝国久已摇摇欲坠，不过，与任何其他古老帝国不同，它的军事力量一直强大到足以使列强军队焦头烂额。自17世纪末叶起，它的北面疆界因俄国和奥匈帝国的挺进，而被迫退到巴尔干半岛和外高加索。巴尔干诸国那些信仰基督教的附属民族，则日渐骚动。在敌对列强的鼓励和协助下，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地区已被转化为一群多少带点儿独立成分的国家，这些国家不断蚕食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帝国大多数的边远地区，例如北非和中东，久已不在奥斯曼经常性的有效统治之下。它们现在越来越（虽然不一定是正式地）落入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之手。到了1900年，形势已经很清楚。除了部分地区以外，从埃及和苏丹（Sudan）西边延伸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都已落入英国的统治和影响之下。黎巴嫩以北的叙利亚是一个例外，法国人掌握了这一带的大权。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是另一个例外，由于当时尚未在半岛上发现石油或其他有商业价值的东西，列强遂大方地把它留给当地部落酋长和贝都因（Bedouin）传教士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去争夺。事实上到了1914年，奥斯曼土耳其几乎已经完全从欧洲消失，也从非洲剔除。它只在中东维持一个软弱的帝国，而中东的这部分也未熬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不像波斯和中国，奥斯曼土耳其可为其崩溃中的帝国找到直接的替换物：一大群居住在小亚细亚，拥有共同血统、语言的土耳其穆斯林。这些人口可以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而这种民族国家，乃是以它们所接受的19世纪西方模式为基础。

这种情形，几乎不是那些西化官员当初所设想的。西化公职人员在法律和新闻等新兴世俗专业人员的协助下（伊斯兰教律法不需要立法这一行业。1875—1900年间，具有阅读书写能力的人增加了三倍，为更多的期刊打开了市场），想用革命的办法来复兴帝国，因为帝国本身不太热衷推动的现代化计划已告搁浅。以“青年土耳其”一名为人所熟知的团结进步委员会，是成立于19世纪90年代。它在俄国革命的余波中于1908年初掌政权，企图塑造一种以法国18世纪启蒙信念为基础的超越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的全奥斯曼爱国主义。他们最珍爱的那种启蒙运动，乃是经受孔德的实证主义所启发。它结合了对科学和现代化的热切信仰、等同于宗教的世俗地位、非民主式的进步（引实证主义者的一句格言：“秩序和进步。”），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计划。可想而知，这种思想方式自然会吸引落后、传统国家的一小群执政精英，因为他们想用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国家推进20世纪。这种思考方式或许从不曾像在19世纪末叶的非欧洲国家那么具有影响力。

和其他帝国的情况相同，土耳其的1908年革命也以失败收场。事实上，它加速了土耳其帝国残余部分的崩溃，又为政府添上古典自由主义宪法、多党派议会制度等负担。这些体制都是为资产阶级国家设计的，对资产阶级国家而言，政府的统治越简单越好，因为社会事物皆掌握在元气充沛而且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下。“青年土耳其”政权继承了帝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德国的承诺。这一点是它的致命伤，因为它将土耳其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那方。[6]

因此，土耳其的现代化是从自由主义和议会政治的结构转移到军事和独裁体制，从对世俗帝国政治效忠的希望，转移到纯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现实。由于它再也无法忽视族群内部的效忠，也无法驾驭非土耳其民族，1915年后，土耳其不得不使自己成为一个民族单一的国家，即将尚未被整批驱逐或屠杀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Kurds）等强行同化。建立在族裔和语言之上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甚至染有以世俗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帝国美梦。因为，西亚和中亚的大多数地区（主要在俄国境内），其居民皆说着各种不同的土耳其语，土耳其当然想把这些人包括在“泛土耳其”同盟之中。因而，在“青年土耳其”内部，其政策便由主张西化和跨民族的现代化，转变到西化但具有强烈民族性乃至种族歧视性的现代化——如民族诗人和思想家格卡尔普（Ziya Gökalp，1876—1924）代表的那种。以实际上废除帝国本身为发端的真正土耳其革命，要到1918年后，才在这类思想的支持下展开。但是，它的内容已隐含在“青年土耳其”的宗旨之中。

于是，土耳其和波斯及中国不一样，它不仅消灭了一个旧政权，而且也相当快速地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土耳其革命或许缔造了当代第一个推行现代化的第三世界政权。这个政权激烈地推行进步、反传统的启蒙运动，以及一种不受自由辩论困扰的民粹主义。由于缺乏革命性的中产阶级，或任何革命阶级，于是知识分子和（战后尤其是）军人遂接掌了政权。他们那个强硬而成功的领袖凯末尔将军（Kemal Atatürk），日后残忍无情地实行“青年土耳其”的现代化计划：他宣布共和国成立；废止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罗马拼音代替阿拉伯文字；摘下妇女的面纱并将她们送进学校；如果需要，还可以军事力量强迫男人戴圆顶高帽或其他西式头饰，而非传统头巾。土耳其革命的弱点主要在于它的经济，它不被数目庞大的农村土耳其人接受，也无法改变农民社会的结构。不过，这次革命的历史性意义非常重大，历史学家从来都不曾充分认识这一点。他们只注意到1914年前土耳其革命的直接国际性后果——帝国的崩溃和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催化——以及1917年后伟大得多的俄国革命。在这些事件的争辉之下，土耳其当代的各项发展遂显得毫不重要。

5

一场更受人忽视的革命于1910年在墨西哥展开。这场革命在美国以外的地区，都没有引起什么注意。这部分是因为在外交上，中美洲是美国独家的专属后院（它那位被推翻的独裁者曾说过：“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部分是因为在一开始，这场革命的含义尚未清楚表露。19世纪拉丁美洲共爆发了114起武装政变——直到今天，这些政变所导致的“革命”，仍是为数最庞大的一种——而墨西哥革命在一时之间，似乎与它们没有明显区别。[7]等到墨西哥革命出现时，它作为第三世界农业国家最早的一次大型社会动乱，却又因俄国革命的爆发而备受忽视。

尽管如此，墨西哥革命的意义却不容忽视。一方面，因为它是直接根源于帝国世界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因为它是殖民地和非独立世界爆发的第一场大革命——在这样的世界中，劳动阶级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虽然反帝国主义以及日后所谓的殖民地解放运动，确实在新旧殖民帝国境内进展着，可是它们似乎不曾严重威胁到帝国的统治。

大体看来，对殖民帝国的控制还是像取得它们一样容易。唯一的例外，是阿富汗、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这类尚在抗拒外来征服的山岳战士控制的地带。“土著起义”往往不需花费多少气力便可平定，不过有时所采用的手段也相当残忍野蛮，如德属西南非［今天的纳米比亚（Namibia）］赫雷罗人（Herero）所遭遇的情形。在社会和政治比较复杂的被殖民国家，反殖民和主张自治的运动诚然已开始发展，不过却往往无法联合受过教育的少数西化人士和仇外的古代传统护卫者，以波斯为例，这些传统主义者可形成相当大的政治力量。这两种人的互不信任可想而知，从而使殖民强国坐收渔人之利。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反抗的中心力量是伊斯兰教导师，他们那时已为了这个目的结为组织，然而世俗的进步分子却想成为共和左派的法国人。在突尼斯（Tunisia）保护国，反抗的中心是受过教育和主张西化的人士，这些人已在筹组立宪政党。这个新宪法党（Neo-Destour Party）的领袖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在1954年成为突尼斯独立国的领袖。

在伟大的殖民强国中，只有最古老、最伟大的英国，出现了无法永久统治的严重征兆（参见第三章）。它默许白人殖民地实质上的独立（1907年后称为“自治领”）。由于这种政策不会引起反弹，因此也很少造成任何问题，甚至在南非也一样。在经过一场艰苦的战争之后，被英国兼并的布尔人似乎因为自由党所做的宽大安排，加上英国和布尔白人必须共同对付占多数的有色人种，因而遂与英国取得一致。事实上，南非并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造成任何问题。之后，布尔人又再度接掌这个次大陆。英国的另一个“白色”殖民地爱尔兰，曾是而且到现在还是麻烦不断。不过，土地联盟（Land League）和帕内尔领导的那段火爆岁月，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似乎已因爱尔兰政治上的纷争，以及政府采取压制与土地改革并用的政策而暂告平息。1910年后，英国的国会政治使爱尔兰问题再度复活，但是其暴动分子的大本营仍然狭小不稳，以致他们想要扩大其势力的战略，基本上只是另一次注定失败、注定招致殉难的反叛。英国对这次反叛的镇压，使得爱尔兰人起而抗暴。这正是1916年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之后的形势，这次起义是由一小撮完全孤立的武装好战分子所发起的失败的小暴动。和往常一样，战争暴露了看似牢固的政治建筑物的脆弱。

在其他地方，英国的统治似乎没有遭遇直接威胁。可是，其最古老和最新近的两个属地，显然已发展出名副其实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即使在1882年阿拉比巴夏（Arabi Pasha）的青年士兵暴动平定以后，埃及也不甘心被英国占领。由土耳其派任的埃及总督（khediev）和当地大地主构成的统治阶级（其经济久已整合进世界市场），以明显的不热衷态度，接受了英国殖民总督克罗默勋爵（Lord Cromer）的管辖。日后称为华夫脱（Wafd）的自治运动组织和政党已逐渐形成。英国的控制仍然相当稳固，事实上要到1952年才告结束，但是这种直接的殖民统治十分不受欢迎，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2年）遭到废止，改以比较间接的管辖方式，后者意味着政府要在某种程度上埃及化。在同一年中（1921—1922年），爱尔兰赢得了半独立，埃及赢得了半自治，这个事实显示出帝国已开始进行第一次部分撤退。

印度的解放运动情况更是严重。在这个几乎有3亿居民的次大陆，一个具有商业、金融、工业和专业影响力的资产阶级与一群由受过教育的英印官员构成的重要骨干，越来越愤恨英国人的经济压榨，也越来越不满于自己在政治和社会上的低贱地位。我们只要读一读福斯特的《印度之旅》（A Passage to India），便可以明了其中的原因。主张自治的运动已经出现。这个运动的主要组织是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1885年成立，日后成为民族解放政党），它率先反映了这种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也显示出聪明的英国行政官［例如艾伦·奥克塔文·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休姆事实上创立了这个组织］想借着承认令人起敬的抗议的办法来解除骚乱的武装。然而，到了20世纪早期，因为显然非政治性的神智学的影响，国大党已开始逃避英国的保护。作为东方神秘主义的仰慕者，这门哲学的西方大师往往对印度深表同情。其中有一些，如前世俗主义者和前社会主义好战分子贝森特夫人，轻而易举地转变成印度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和锡兰人，自然乐意看见西方人认可他们的文化价值观。然而，国大党虽然日渐强大，同时持严格的世俗和西方思想，仍然是一个精英组织。不过，一种以诉诸传统宗教的方式来动员未受教育民众的鼓动方法，已经在印度西部出现。提拉克（Bal Ganghadar Tilak，1856—1920）针对外人威胁而发起的护卫圣牛运动，便获得相当普遍的成功。

再者，到了20世纪早期，已有了另外两个甚至更为庞大的印度民众运动养成所。印度移居到南非的移民已开始形成集体组织，以应付该地的种族歧视。而如前所述，印度不合作运动的主要代言人，是一位年轻的古吉拉特（Cujerati）律师甘地。甘地在1915年回到印度后，转而成为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而动员印度民众的主要力量（参见第三章）。甘地展现了圣人政治家在第三世界政治中的强大作用。与此同时，一种比较激进的政治解放运动也在孟加拉出现。孟加拉有其复杂精致的本土文化、庞大的印度中产阶级、人数异常众多的受过教育而且具有普通职位的下中阶级以及知识分子。英国人要将这个大省份划归伊斯兰教统治区的计划，使反英骚动在1906—1909年间大规模蔓延（这个计划后来流产）。从一开始，比国大党更激进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便没有整合到国大党中。在这个阶段，它结合了以印度教为诉求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类似于爱尔兰和俄国民粹主义者（Na-rodniks）的西式革命运动。它在印度制造了第一个严重的恐怖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印度北部还有其他的恐怖活动组织，主要是以从美国回来的旁遮普移民［“卡德尔党”（Ghadr Party）］为基础——到了1905年，它已成为警方的头痛问题。再者，最初的印度共产党党员［例如罗易（M. N. Roy，1887—1954）］也是在大战期间出现于孟加拉恐怖主义运动之中。[8]虽然当时英国人对印度的控制力仍然强大，可是聪明的行政官员已经看出：朝向适度自治的退化发展，虽然进行得很慢，却终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自治的建议最初是由伦敦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

全球帝国主义最脆弱的地方，是非正式的殖民灰色地带而非正式的殖民帝国，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墨西哥当时的确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依靠其强邻的国家，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它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决策。它是类似于波斯那样的国家，而非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再者，如果经济帝国主义是一股可能的现代化力量，那么墨西哥的本土统治阶级并非不愿接受。因为在拉丁美洲各地，构成当地统治精英的那些地主、商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日日夜夜都梦想着进步的到来，那种能赐予他们机会去完成国家使命的进步。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落后、衰弱又不受人尊敬。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处于西方文明的边缘，而他们又自视为这个文明的一个必要构成部分。进步意指英国、法国以及越来越清楚的美国。墨西哥的统治阶级，尤其是紧邻美国强势经济影响力的墨西哥北部统治阶级，虽然轻视英美商人和政客的粗野、没风度，却不反对将自己融入世界市场，并进而加入进步和科学的世界。事实上，在革命中脱颖而出的，便是墨西哥最北一州经济上最先进的农业中产阶级领袖。相反，现代化最大的阻碍，是广大的农村人口。这些人大半是印第安人，他们僵化冷漠，完全陷在无知、传统和迷信的深渊。有些时候，拉丁美洲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就像日本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一样，对他们的人民感到失望。在资产阶级世界盛行一时的种族歧视影响下（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节），他们甚至渴望对其人口结构进行一次生物学转型，以便他们能接受进步的观念。巴西和南美洲南端的地区是借着大量引进欧洲人，日本则借着大量与白人通婚。

墨西哥的统治者并不特别喜欢白人大量移入，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北美洲人。他们已在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借着诉诸一段大致虚构的独立历史，借着与前西班牙时代的阿兹特克（Aztec）帝国认同而得到合法化。因此，墨西哥的现代化排除了生物学幻想，而直接致力于利润、科学和进步，这些都是由外国投资和孔德哲学促成的。被称为“科学家”的那群人，将全部精力投注在这些目标上。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也就是世界帝国主义经济向前大挺进的整个时期，墨西哥出现了一位无可匹敌的全国政治领袖——迪亚斯总统。在其总统任内，墨西哥的经济发展相当可观，不少墨西哥人从中获利，尤其是那些能够挑拨欧洲敌对企业家［如英国石油和建筑大亨威特曼·皮尔逊（Weetman Pearson）］，并让他们与俨然具有支配地位的北美人闹翻，以坐收渔人之利的人。

当时和现在一样，介于格兰德河（Rio Grande）与巴拿马之间的各政权的稳定性，皆取决于华盛顿特区的态度是否友善。华盛顿特区是个好斗的帝国主义特区，而它当时所持的看法是：“墨西哥只不过是美国的经济属地。”[9]迪亚斯希望借着挑起欧洲与北美投资者的不悦来保住其国家的独立。为此，美墨边界以北的人都非常不喜欢他。当时美国非常热衷于以武力干预中美洲小国，但墨西哥面积太大，不适合做军事干预。然而到了1910年时，华盛顿已无意再浇爱国者（如标准石油公司，这家公司被英国在墨西哥这个主要产油国中享有的影响力所激怒）冷水，这些人早已想将迪亚斯推翻下台。毫无疑问，墨西哥革命分子由北方的友善邻居身上受惠很多。使迪亚斯政权更脆弱的是，在以军事领袖身份夺得大权之后，他便大量减缩军队，理由很明显，因为他认为兵变比民众造反的危险性更大。没想到他却面临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武装革命，而他的军队，不像大多数拉丁美洲军队，无法镇压这场革命。

迪亚斯之所以会激起群众革命，正是因为他成功地推动了惊人的经济发展。他的政权偏袒富有生意头脑的地主，尤其因为全球性的繁荣和铁路的快速发展，使以前无法到达的地方转眼成为极具潜力的财宝库。中部和南部某些村社，原是在西班牙皇家法律下面受到保护的组织，并在独立的最初百来年日益强化，然而在迪亚斯上台30年间，他们的土地却被有计划地剥夺。于是他们构成了这起农业革命的核心分子，其领袖和代言人是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1879—1919）。碰巧，莫雷洛斯（Morelos）和格瑞洛（Guerrero）这两个农业动荡状态最严重、也最容易动员的州，离首都都很近，于是，对国家大局的决定性就更大了。

第二个不平静的地区在北方。墨西哥北方已迅速［尤其是在1885年击败阿帕切（Apache）印第安人以后］由一个印第安边疆转型为经济活力充沛的边区，与邻近的美国边区互相依存。当地住有许多潜在的反叛者。他们来自以前攻打印第安人的拓荒群落，现在其土地已被剥夺；来自愤恨自己被击败的亚基（Yaqui）印第安人；来自新兴和日渐成长的中产阶级，以及大量充满自信的流浪客，他们拥有自己的枪支和马匹，在空旷的牧野和矿区中四处可见。维拉（Pancho Villa）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是土匪、牛贼，最后成了革命将军。此外还有成群有权有钱的大地主，如梅德若家族（Maderos）——梅德若家族或许是墨西哥最富有的家族。这些大地主会与中央政府或当地的地主联盟来竞争该州的控制权。

这些可能的反动群体，事实上很多都是迪亚斯时代大量外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受益人。使他们产生异议，或者更准确地说，将一场有关迪亚斯总统再度当选或可能退休的普通政治争论转化为革命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墨西哥经济日渐整合进世界经济，或者更准确地说，整合进美国经济。美国1907—1908年的经济衰退，对墨西哥造成了灾难性影响。它直接造成墨西哥国内市场崩溃以及对墨西哥企业的压榨。同时间接引起在美国失去工作的墨西哥赤贫劳工，大批涌回墨西哥。于是，现代和古老的危机碰在一起，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和农作物的歉收，使食物价格高涨，超过了穷人的购买能力。

在这种情形下，一场选举战争遂变成了大地震。迪亚斯虽然错误地允许对手公开竞选，却轻易地击败了其主要挑战者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但是，令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是，这位失败的候选人竟照例发动叛乱，在北方边区和农民反叛中心造成一场社会和政治动乱，使政府无法进行有效控制。迪亚斯失势，马德罗接掌政权，但不久却被暗杀。美国想在互相争雄的将军和政客中找出一位容易驾驭的腐败者，扶植他建立一个稳固政权，但是没有成功。萨帕塔在南方将土地重新分配给他的农民徒众；维拉在他必须付钱给他的革命军队的时候，没收了北方地主的土地。他宣布，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有钱人，他这样做是在照顾自己人。到了1914年，谁也料想不到墨西哥接着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无可怀疑，这个国家正在承受社会革命的震撼。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后革命时代的墨西哥形势才渐渐明朗化。

6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19世纪后期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俄国，要不是因为那场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革命，终将继续演变成一个繁荣的自由主义社会。对于当时人来说，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要问当时人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需要革命而且必定会发生革命，答案无疑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俄国当时是一个庞大、行动迟缓而且无效率的国家。它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皆处于落后状态，1897年时全俄1.26亿人口中，有80%是农民，1%是世袭贵族。对19世纪晚期欧洲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俄国的组织都太过老式陈腐，完全是一种官僚化的独裁政治。因此，除非能说服沙皇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大改革，否则唯一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方法便是革命。第一个办法在大多数人看来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表示第二个办法就行得通。由于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因此从中庸保守到极端左派的俄国人士，都不得不成为革命分子。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革命？

沙皇政府自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后便了解到，俄国如要保住其强权地位，便不能再完全依靠它的广大幅员、众多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庞大但原始的军队。它需要现代化。俄国和罗马尼亚一样，是欧洲最后的农奴制度根据地。1861年农奴制度的废除，原是为了将俄国农业拉进19世纪，然而，这项政策既未造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农民阶级（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章第2节），也未使农业现代化。1898—1902年间，欧俄部分的谷物平均产量，只有每英亩不到9蒲式耳，而同时的美国却有14蒲式耳，英国更高达35.4蒲式耳。[10]虽然如此，大片开辟的外销谷物生产区，还是使俄国成为世界的主要谷物供应国。由19世纪60年代早期到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全俄谷物的净收获量增加了160%，外销也增加了五到六倍，然而这却也使俄国农民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价格。在世界农业的不景气期间，小麦的价格几乎下跌了一半。[11]

虽然1891年的饥荒使人注意到农民的不满情绪，可是由于农民在村落之外基本上无人闻问，这为数几近一亿人的不满，很容易被忽略掉。然而这种不满，不仅因贫穷、缺乏土地、重税和低谷价而尖锐化，同时也可通过集体村社这个潜在的重要组织予以凝聚。矛盾的是，这些集体村社是因为农奴解放而加强了其受官方认可的地位；1880年，又由于某些官吏认为它们是对抗社会革命分子的忠诚基地，而予以增强。不过却有另一群人持相反的立场，他们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催促尽快将村社废除，把土地转为私人财产。革命分子也因类似的辩论而分裂。民粹主义者（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九章）认为革命的农民公社，可以作为俄国直接社会主义化的基础，从而避开资本主义发展的惨剧。可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分子却认为这已不再可能，因为公社已经分裂成互具敌意的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也欢迎这种发展，因为他们比较相信工人。在这两种辩论中，双方都宣称农民公社是重要的。在保有公社的50个欧俄省份中，公社拥有80%的土地，这些土地定期按照公社的决定而重新分配。诚然，在比较商业化的南方地区，公社的确正在崩溃，但比马克思主义者所想象的要慢；在北部和中部，它几乎仍然和最初一般坚实。在它仍然坚实强固的地方，它有时会为神圣俄国的沙皇表达村落舆论，但有时也会发出革命的呼声。在它遭到侵蚀的地方，它将绝大多数的村民聚集在一起，发动声势浩大的抗御。事实上，对革命而言幸运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的“村落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发展，还不足以妨碍全体农民（不论贫或富）一致参与大规模运动，以对抗乡绅和政府。

不论他们持什么样的看法，俄国公众生活（不论合法或非法）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同意沙皇政府对于土地改革处理不当而且忽视农民。事实上，由于政府将农业人口的资源用在19世纪90年代由政府主持的大规模工业化之上，遂使农民原已强烈的不满更为强烈。因为乡村代表俄国的大宗税收，而这份税收同高保护性关税以及庞大的外来资金一样，都是专制俄国实行经济现代化以增加国力所必需的。私人资本主义与国营资本主义的混合，其结果十分可观。1890—1904年间，俄国铁路长度增加了一倍（部分是由于修筑了横越西伯利亚的铁路），而在19世纪的最后5年间，煤、铁和钢的产量也都增加了一倍。[12]但是另一方面，专制俄国现在出现了一个迅速成长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个阶级集中在几个主要工业中心的庞大工厂复合体中。因此，俄国也开始出现劳工运动，而劳工运动显然致力于社会革命。

迅速工业化的第三个后果，是俄国西方和南方边陲区域不成比例的发展，而这两片地区皆不属于大俄罗斯民族的居住地，例如波兰、乌克兰以及阿塞拜疆（Azerbaijan，石油工业）。社会和民族的紧张状态都为之升高，尤其是因为俄国专制政府想要借助19世纪80年代以后有系统的教育，推行俄国化政策，加强它对这些地区的政治控制。如前所述，足以证明社会和民族不满情绪已经结合的事实是，在若干（或许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政治动员中，有些新兴社会民主（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衍生活动，已经变成事实上的“民族”政党（参见第六章）。斯大林以一名格鲁吉亚人而成为革命俄国的统治者，这与拿破仑以一名科西嘉人而成为革命法国的统治者相比，更不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

专制俄国占领了被瓜分的波兰的最大部分。自从1830年起，欧洲所有自由主义者都熟悉也同情以士绅为基础的波兰抗俄民族解放运动。不过，自从1863年的起义被击败之后，革命性的民族主义已销声匿迹。（俄国所兼并的部分，形成了波兰核心。在被德国兼并的部分，也由少数波兰民族主义分子进行了势力较弱的反抗。不过，被奥地利兼并的部分却与哈布斯堡王朝达成相当不错的妥协。哈布斯堡王朝需要波兰的支持，以在其互相斗争的诸民族中保持政治平衡。）1870年后，在“全俄罗斯之专制君主”统治的帝国心脏地区，可能就要爆发一场革命的新想法，已是欧洲自由分子所熟悉而且支持的论调。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专制政体已显出内在、外在的软弱迹象，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出现了一个高能见度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参与者最初几乎全是来自所谓的“知识分子”：贵族士绅、中产阶级和其他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子弟，以及比例之高前所未有的女性，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包括了相当数目的犹太人。这类革命分子的第一代主要是民粹党人（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九章），他们仰赖农民，但是农民却不注意他们。他们在小团体的恐怖行动上表现得较为成功，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是1881年事件——在该事件中，他们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虽然恐怖主义不曾严重削弱专制政治，它却使俄国革命运动引起了国际的注意，而且有助于促成除了极右派外几乎普遍具有的共识，即俄国革命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民粹派在1881年后遭到消灭或驱散，不过在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他们再度以一个“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的形式复兴，到了此时，各村落已愿意聆听他们的诉求。他们后来成为左派的主要农村政党，不过他们也使其恐怖主义支派再度复活，此时恐怖主义已为秘密警察所渗透。［秘密警察长阿泽夫（Azev，1869—1918）面临着复杂的任务，一方面，他得暗杀够多的杰出人士以满足他的同志，另一方面他又得交出够多的同志以满足警方，以不失去双方对他的信任。］像所有寄望于俄国革命的人一样，他们大量吸收西方传来的适当理论，而借助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他们也致力于研读社会主义革命最具权威的理论家马克思的著作。由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解决办法在社会和政治上并不可取，因此在俄国，那些如果生在别处便会是自由主义分子的人，在1900年以前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至少曾做出如下预测：资本主义的发展终将走向被无产阶级推翻的阶段。

因而，无不为奇的是，19世纪70年代在民粹主义运动废墟上成长的革命运动，便是马克思主义运动。不过，它们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尚未组织成一个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或者，更准确地说，尚未组成一个隶属于共产国际的社会民主组织，这个组织基本上是个互相敌对、不过也偶尔合作的复合体。虽然在这个时期最强力支持社会民主政治的群众，或许仍然是栅栏移民区［Pale，犹太联盟（Jewish Bund，1897年）的根据地］北部的无产阶级工匠和户外劳动者，可是以工业无产阶级为基础建立一个政党的构想，已有某种实际根据。在追溯俄国社会民主党派的发展过程时，我们已习惯于将脉络放在马克思革命组织的某个特殊派别身上，这个派别是由列宁领导的，列宁的兄弟曾因暗杀沙皇而遭处决。由于列宁拥有结合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非凡禀赋，因此使得这个派别显得特别重要，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记住下面三件事。首先，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俄文的bolshe为“多数”之意，由于他们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有效大会上暂居多数，故名之）只是俄国社会民主政党发展中的若干倾向之一，而社会民主政党又与帝国其他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党有别。其次，它要到1912年才成为一个独立政党，因为到那时它才真正成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最后，在外国社会主义者或一般俄国人眼中，不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似乎是无法理解或次要的；它们都应受到支持和同情，因为它们都是专制政治的仇敌。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不同，在于它的组织较好、较有效率，且较可信赖。[13]

虽然农村的动荡状态在农奴解放以后已平息了好几十年，可是沙皇政府却明白地看出：社会和政治的动荡状态不但方兴未艾，而且甚具危机性。如1881年后一波波对犹太人的屠杀所显示的，专制政府不但不曾阻挠，有时反而鼓励大众反犹，而民众对反犹运动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只是俄国中部和东北部的大俄罗斯人不如犹太人集中的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居民那么热衷。日渐遭受虐待、歧视的犹太人，越来越为革命运动所吸引。另一方面，了解到社会主义潜在危险的俄国政权，遂开始玩弄劳工立法，甚至在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在警察的保护下，组织过短暂的反贸易工会，而这些组织日后有效地发展成真正的工会。实际上，1905年革命的导火线，正是因为工会的示威群众遭到屠杀。总之，自1900年起，俄国的局势已经非常明显：社会动荡正在迅速上升。长久以来半隐半露的农民骚动，在1902年左右纷纷爆发。同时，工人也在顿河边的罗斯托夫（Rostov-on-Don）、敖德萨（Odessa）和巴库（Baku）发动几近全面的罢工（1902—1903年）。

不稳定的政权最好避免危险的外交政策，可是俄国的专制政府却一头栽了进去。作为一个强权（不论它是如何懦弱），它坚持在帝国主义的征服中发挥它自认为应当发挥的作用。它选定的地盘是远东，横越西伯利亚的铁路便是为了渗透远东而修筑的。在此，俄国的扩张遇上了日本的扩张，两者都以中国的权益作为牺牲。除了中国这个无可奈何被迫与日本交战的倒霉大国之外，俄罗斯帝国是20世纪第一个低估日本的国家。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有8.4万名日人被杀，14.3万名日人受伤，[14]但对俄国而言，却是一场迅速而屈辱的灾祸，并且凸显了俄国专制政府的软弱。甚至自1900年开始组成政治反对势力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大胆进行公开示威。沙皇意识到革命风潮日渐升高，就加速议和。可惜和约尚未缔结，革命便于1905年1月正式爆发。

如列宁所言，1905年革命是一场“用无产阶级的方法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它用的是“无产阶级的方法”或许过于简单，虽说首先促使政府退却，日后又再度施压使政府在10月17日颁布类似宪法文件的，是首都的大规模工人罢工，以及帝国大多数工业城市的响应性罢工。再者，自动将自己组织成委员会（苏维埃）的，无疑是拥有村庄经验的工人。在这些苏维埃中，10月13日成立的“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St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Deputies），其作用不仅是一种工人会议，它还曾短期扮演首都最有效的实际权威。社会主义政党很快便认识到这些会议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参与，如圣彼得堡年轻的托洛茨基（L. B. Trotsky，1879—1940）。（其他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大多处于流放之中，无法及时回到俄国采取积极行动。）工人的干预虽然十分重要（他们集中在首都和其他政治敏感中心），可是，使专制政府不胜抵抗的，却是在黑土（Black Earth）区、伏尔加河流域以及乌克兰部分地方的大规模农民暴动以及军队的崩溃［此一崩溃因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的兵变而更为戏剧化］。弱小民族同时动员的革命抵抗，也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当时人可以，而且也确实把这场革命视为“资产阶级”革命。不仅中产阶级压倒性地赞成革命，学生（和1917年10月不一样）也为它全面动员，而且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无异议地接受下列看法：如果革命成功，也只能建立一种西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赋予人民言论、行动以及政治自由权，在这个制度中，马克思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还得延续下去。简而言之，当时人一致认为由于俄国太过落后，因此无法把社会主义列入当前的革命日程表中。不论在经济和社会上，俄国都还没做好采用社会主义的准备。

这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只有社会革命党人例外，社会革命党仍旧梦想着将农民公社转化为社会主义单位，只是这个美梦已越来越难以实现。矛盾的是，这个梦想只在巴勒斯坦的屯垦区（kibbutzim）真正实现过。这样的屯垦区是典型的帝俄农民产物，由信仰社会民族主义的都市犹太人在1905年后由俄国移植到圣地。

可是，列宁和帝俄当局一样清楚地认识到：俄国自由主义或其他任何资产阶级，在数量和政治上都太过微弱，不足以接管帝俄，正好像俄国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太过薄弱，不足以在没有外国企业和政府的主动协助下完成俄国的现代化。即使是在革命的最高峰，官方也只做了有限的政治让步。让步的结果根本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宪法，只不过是一个间接选出的杜马（Duma，国会）。这个国会对于财务只有有限的权力，对于政府和宪法则一点儿权力也没有。当1907年革命的动荡状态大致平息，而人为操纵的选举仍然无法产生一个态度温和的国会时，宪法的大半内容已遭废除。俄国诚然没有回复到专制政体，但实际上其帝制已经重建。

但是，如1905年证明的，这个帝制是可以推翻的。与孟什维克派（Mensheviks）这个主要的劲敌相比较，列宁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识到：由于资产阶级过于软弱或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制造出来。它将由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由职业革命家（列宁对20世纪政治的惊人贡献）组织和领导，并依靠渴望土地的农民大众的支持——农民在俄国政治上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而其革命潜力也已获证明。大致说来，这便是列宁派在1917年以前的立场。由工人自行掌权，跳过资产阶级革命而直接进行下一阶段社会革命（“不断革命论”），这种想法在革命期间确曾短暂浮现于人们心头，即使它不过是为了刺激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当时人认为，没有西方的无产阶级化，俄国社会主义政权将不具备长期存在的机会。列宁曾经思考过这种论调，但最终予以驳斥，认为它不切实际。

列宁派的前景，主要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成长之上，建立在仍旧支持革命的农民身上，以及民族解放力量的动员和联合之上，只要它们与专制政府为敌，这些力量便明显是革命的资产。（因此，虽然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全俄罗斯的政党，一个好像非民族性的政党，列宁却仍坚持自决权乃至与俄国脱离的权利。）当俄国在1914年倒数前几年进入另一回合的大规模工业化时，无产阶级确实在不断成长。而蜂拥进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工厂的年轻农村移民，又比较倾向于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而非温和的孟什维克。更别提那些笼罩在悲惨烟雾之下的煤、铁、纺织和烂泥营区——顿涅茨盆地（Donets）、乌拉尔山区、伊凡诺夫（Ivanovo），这些地方一直都倾向于共产主义。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几年之间，无产阶级的士气虽然低落，可是1912年后，他们再度掀起不安的巨浪。这道巨浪因西伯利亚勒拿河（Lena）金矿区200名罢工工人被屠杀而变得汹涌澎湃。

但是，农民会是永远的革命分子吗？在能干而有决心的大臣斯托雷平（Stolypin）的主持下，沙皇政府对1905年革命的回应，是创造一个人口众多而且倾向保守的农民团体，同时借着全心全力投入俄国式的英国“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以改进农业的生产率。为了维护那些拥有商业头脑的企业性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村公社已有系统地被打碎成一块块私人土地。如果说斯托雷平押在“强大稳重者”身上的赌注赢了，那么在村落富人和拥有土地的穷人之间，必定会发生社会两极化的现象，也就是列宁所宣称的农村阶级分化。但是，在面临真正的可能性时，列宁以其对政治实情惯有的无情眼光，认识到这种分化并无助于革命。我们无法确知斯托雷平的立法终究会不会达成预期的政治效果，这种立法在比较商业化的南方省份广被接纳，尤其是在乌克兰，但在别处效果便差得多。[15]然而，由于斯托雷平本人在1911年被逐出沙皇政府，不久后又被暗杀，加上1906年时帝国本身只剩下8年的和平岁月，因此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实际的答案。

不过我们可以清楚指出的是，1905年革命的失败，既未为帝制创造出“资产阶级”代替物，也未赋予帝制超过6年的喘息时间。到了1912—1914年，俄国显然再度沸腾着社会动荡。列宁相信，革命的形势已再度到来。到了1914年夏天，革命的障碍只剩下沙皇官僚、警察和军队的赤诚效忠。和1904—1905年不一样的是，这些军队既未丧失士气，也未忙于别的事。[16]另一个有碍革命的因素，或许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这些知识分子因1905年的失败而消沉，大致已放弃政治激进主义而接受非理性主义和前卫艺术。

和欧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大战的爆发使不断升温的社会和政治骚动低落下来。当人们对战争的热情消失之后，帝俄的末日便已昭然若揭。1917年，它灭亡了。

在1914年时，革命已震撼了由德国边界到中国诸海的所有古老帝国。如墨西哥革命、埃及骚动和印度民族主义所显示的：革命正开始正式或非正式地侵蚀新帝国主义。然而，它的结果在各地都尚未明朗化，而在列宁所谓的“世界政治火药库”中闪烁的火花，其重要性也被轻率地低估了。当时人们还无法看出俄国革命会造就一个共产党政权（世界上的第一个），而且会成为20世纪世界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正如法国大革命是19世纪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一样。

可是，当时人们已经可以清楚看出的是，在全球广大社会地震带的所有爆发中，俄国革命无疑具有最大的国际影响力，因为即使是1905—1906年的暂时震动，也导致了戏剧性的直接后果。它几乎促成了波斯和土耳其的革命；或许也加速了中国的革命。而且，在其刺激之下，奥地利皇帝采纳了普遍选举权，而这项制度却使奥匈帝国的政治难题为之转型，并且统治更趋不稳。因为俄国是一个“强权”，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五块基石之一，而且若以国内的疆域计，它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的一个。在这样一个国家发生的社会革命，注定会有深远的全球性影响。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在18世纪后期的无数革命中，法国大革命也因之成为最具国际重要性的一个。

但是，俄国革命潜在的影响力会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为广大。俄罗斯帝国由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德国边界，单就其幅员和多民族性来说，它的崩溃也较欧洲或亚洲比较边远或孤立国家的崩溃更具影响力。俄国身跨征服者和受害者、进步者和落后者世界这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更使它的革命在欧洲和亚洲都激起广泛回响。俄国既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国家，又是一个科技上的中古农业经济国家；它既是一个帝国强权，又是一个半殖民地。俄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成就，足以媲美西方世界最进步的文明，可是1904—1905年间，它的农民士兵却对其日本对手的现代化感到惊讶。简而言之，俄国革命似乎对西方的劳动组织者和东方的革命分子具有同等影响力，德国和中国都随其震荡而摇晃。

帝制俄国说明了帝国的年代全球的所有矛盾。一俟世界大战枪响，它们便会同时迸发。这场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欧洲日渐了然却又无力阻止的。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

在（1900年3月27日的）辩论中，我解释道……据我了解，所谓的世界政策，其任务只是支持和推进我们的工业、我们的贸易，扩张我们人民的劳动力、活动和才智。我们无意执行侵略性的扩张政策。我们只想保护我们在世界各地顺理成章地取得的极重要利益。

——德国首相冯·比洛（von Bülow），1900年[1]

如果她的儿子是上前线去，那个妇人不一定会失去他。事实上，矿坑和铁路调车场是比军营更危险的地方。

——萧伯纳，1902年[2]

我们将赞颂战争——世界唯一的保健法——的尚武精神，爱国精神，带来自由者的破坏性姿势，值得一死的美丽构想，以及对妇女的藐视。

——马里内蒂，1909年[3]

1

自1914年8月起，欧洲人的生活便受到战争的包围、充塞和萦绕。在本书写作之际，欧洲大陆绝大多数70岁以上的人，在其一生中都至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除了瑞典人、瑞士人、南部爱尔兰人和葡萄牙人以外，所有50岁以上的欧洲人，都曾至少经历过一次世界大战。即使是那些在1945年后出生的人，即在欧洲境内战火不再交织以后出生的人，也几乎未见过哪一年是全球太平无事的。而且，他们永远都生活在第三次世界核战争的阴影里。几乎所有政府都告诉其人民，核战争之所以能制止，只是因为国际军备竞赛已经造成战争一起大家便同归于尽的态势。即使已经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避开了全球性的灾祸，几乎就像欧洲列强在1871—1914年间躲过了大规模战争一样，但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时期称为和平时期呢？因为，如伟大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云：

战争不只包括会战或作战行动，它还包括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双方都明白表现出以会战作为斗争手段的意念。[4]

谁能否认这正是1945年后的世界大势呢？

1914年前的情形与此之同。在那个时候，和平是欧洲生活的正常和预期状态。自1815年以后，还不曾发生过将全欧列强一道卷入的战争。自1871年以后，更不曾有任何一个欧洲强权命令其军队向另一个欧洲强权开火。列强在弱国中寻找它们欺侮的对象，也在非欧洲世界物色它们下手的对象。不过它们有时错估了对手的抵抗力：布尔人给英国人带来的麻烦远超出预期，而日本人则在1904—1905年轻轻松松地打败俄国，并使自己成为强权。在离欧洲最近的领土最大的潜在受害者——长期以来已陷于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境内，战争的可能性的确永远存在，因为其附属诸民族皆想要争取独立和扩大地盘，于是彼此争战不休，并将列强卷入它们的冲突之中。巴尔干一向以欧洲火药库著称，事实上，1914年的全球性爆炸也是由此开始。但是“东方问题”是国际外交日程上非常熟悉的一项，虽然它百年来连续不断地制造了许多国际危机乃至一场相当严重的国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但它却从来不曾完全失控。不像1945年后的中东，对大多数未在那儿住过的欧洲人来说，巴尔干半岛是属于冒险故事的领域，是德国儿童作家卡尔·梅这类作者的作品场景或轻歌剧的舞台。19世纪一般人对巴尔干战争的印象，是萧伯纳《武器和人》（Arms and the Man）中所描写的样子。这本书和其他类似的作品一样，后来由维也纳的一位作曲家于1908年改编为以音乐为主的电影——《巧克力士兵》（The Chocolate Soldier）。

当然，当时有人已预见到一场欧洲大战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盘踞在各国政府及其参谋本部心头，也盘踞在广大公众心头。自19世纪70年代早期起，英法小说和未来学陆续推出一般而言并不切实际的未来战争描绘。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已着手分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哲学家尼采更以疯狂但富预见性的口吻赞扬欧洲的逐步军国主义化，并且预言未来的那场战争“将向野蛮人招手，甚至唤起我们的兽性”。[5]19世纪90年代，战争的忧虑促成了多次“世界和平会议”［World（Universal）Peace Congress，第21届“世界和平会议”原定1914年9月在维也纳举行］、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最初的“海牙和平会议”（Hague Peace Conferences，1898年）。出席这些国际会议的，是大致抱着怀疑态度的各国政府代表。这些只是最初的集会，自从各国政府在会议中对于和平理想提出坚定但理论性的承诺之后，类似的集会便不断开下去。20世纪的最初10年，战争显然是快要发生了。到了20世纪的最初20年，它的逼近已是众人心知肚明的。

可是，大家并未真正预期到它的爆发。甚至是在1914年7月国际危机最紧急的时刻，采取毁灭性步骤的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他们正在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过去一样，他们当然能想出一个解决办法。而反战者也无法相信他们长久以来预言的灾祸，现在真的降临了。甚至到了7月底，奥地利已向塞尔维亚宣战之后，国际社会主义领袖聚集一堂，他们虽然深深感到困扰，但仍然相信一场全面战争是不可能爆发的，和平解决危机的办法总会找到。7月29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德勒说：“我个人并不相信会发生全面战争。”[6]甚至那些按下毁灭电钮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想打仗，而是因为阻止不了这场战争。比方说，德皇威廉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询问他的将军们：这场战争究竟能不能不同时攻打俄国和法国，而仅局限在东欧？将军们的答案是：很不幸，这是办不到的。那些亲手构筑战争工厂的人，以一种目瞪口呆无法置信的神情，注视着战争巨轮的转动。1914年以后出世的人们，很难想象那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能“真正”爆发的想法，是如何根植于大灾难之前的生活结构中的。

因而，对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及对1871—1914年的大部分时间来说，欧洲战争只是一种历史回忆或关于某个不确定未来的空谈。在这一时期，军队在西方社会的主要功能是非战斗性的。除了英国和美国之外，所有的重要强国当时都实行征兵制，不过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被征召。随着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兴起，将军和政客们对于带有革命倾向的无产阶级加入军队，深感不安，事后证明这种不安是多虑了。对于一般征召入伍的士兵而言，他们所感受到的似乎是军队生活的劳苦而非光荣。入伍成为一个男孩的成年仪式，之后将有两三年的辛苦操练和劳役。军装对女孩子具有莫名的吸引力，勉强使服役的苦日子容易忍受一点儿。对于职业军人来说，军旅是一种职业。对于军官来说，它是成人玩儿的儿童游戏，是他们较平民优越的象征以及阳刚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对于将军们来说，如同历史上的惯例，它是政治阴谋和事业猜忌的场所——在军事领袖的回忆录中充斥着这类记载。

对于政府和统治阶级来说，军队不仅是攘外安内的武力，也是取得公民效忠乃至积极热忱的办法，因为有些公民会对群众运动产生令人困扰的同情，而这样的运动又会逐渐损毁社会和政治秩序。和小学一样，兵役或许是政府手上最有力的办法，可借以灌输正当的公民行为，至少可将村落居民转化为国家（爱国）公民。通过学校和兵役，意大利人就算还不会说标准国语，至少也听得懂。而军队也将意大利面这种原本属于贫穷的南方地区的食物，转化成全意大利的习惯。对非战斗性的公民而言，多彩多姿的街头军事表演——游行、仪式、旗帜和音乐——也为他们增添了不少娱乐、灵感和爱国心。对于1871—1914年间欧洲非军事性的居民来说，军队最令人熟悉而且无所不在的那一面，或许当推军乐队。公共场合和公园若少了它们，简直不可想象。

自然，士兵偶尔也会执行他们的首要任务。当社会面临危机之际，他们可能被动员来镇压骚动和抗议。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必须担忧舆论和其选民的政府，通常会小心防范军队射杀民众的可能性。士兵对平民开火的政治后果往往很坏，而士兵拒绝对平民开火的政治后果甚至更危险，如1917年的彼得格勒（Petrograd）事件。不过在这段时期，军队还是经常被动员，在其镇压之下的国内受害者人数已多到无法忽略，即使是在一般认为并未濒临革命的中欧和西欧国家——如比利时和荷兰——也不例外。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死于军队镇压的人数自然非常可观。

对于军队来说，镇压国内平民是一项安全的任务，但是偶尔爆发的战争，尤其是殖民地的战争却比较危险。不过，这里所谓的冒险是医学上而非军事上的。1898年为美西战争动员的27.4万名美军中，阵亡的只有379人，受伤的只有1 600人，但是死于热带疾病的却不下于5 000人。无怪乎各国政府竭力支持医学研究。在这个时期，医学终于可以相当程度地控制黄热病、疟疾，以及当时仍被称为“白种人坟墓”区的其他祸患。1871—1908年间，法国每年平均在殖民地的开拓中丧失8名军官，包括其中唯一可能导致严重伤亡的越南，在这37年总数约300名的阵亡军官中，有半数死于该地。[7]我们不应低估这些战役的严重性，特别是因为受害者的损失惨重得不成比例。即使对侵略国家来说，这类战争也绝不是乘兴出游。1899—1902年间，英国共派遣15万士兵前往南非，阵亡和受伤致死者共2.9万人，死于疾病的有1.6万人，而花费则高达2.2亿英镑。这样的代价当然不可忽略。不过，在西方国家，士兵的职务危机大致比不上某些平民工人，尤其是运输工人（特别是海运）和矿工。在这段歌舞升平岁月的最后三年间，英国每年平均有1 430名煤矿工人丧生，16.5万名（劳动力的10%以上）受伤。而英国的煤矿意外事故发生率，虽较比利时和奥地利为高，却比法国低一点儿，比德国低30%，而只有美国的1/3强。[8]冒着最大的生命和肢体风险的并非军人这一行。

因此，如果不计英国的南非战争，我们可说强国的士兵和水手，其生涯是相当平静的。不过帝俄和日本军队的情形例外。帝俄在19世纪70年代与土耳其缠斗，1904—1905年间又与日本打了一场惨烈战争。日本人则在对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中获胜。这样的生涯，仍可在好兵帅克［Schwejk，1911年哈谢克（Jaroslav Hašek）杜撰的人物］完全没有战斗的回忆和奇事中看出。帅克是奥地利皇家军队著名的第九十一团前士兵。参谋本部自然是尽责备战。他们大多数也照例根据上一次重大战事的经验或回忆来进行战备改良。身为最伟大的海军强国，英国人自然对陆上战争只做有限准备。不过，在1914年之前几年与法国同盟者安排合作事宜的将军们，越来越明白未来战争对他们的要求会多得多。但是就整体而言，预言战争将因军事技术进展而发生可怕转型的人，是平民而非士兵。将军们，甚至某些在技术方面比较开明的海军将官们，对于这些进展的了解也相当迟缓。资深的业余军事家恩格斯常常提醒大家注意他们的迟钝。但是1898年在圣彼得堡发表厚达六册的《未来战争的技术、经济和政治诸种方面》（Techn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Coming War）的，却是犹太人资本家伊凡·布鲁赫（Ivan Bloch）。在这部预言性的著作中，他预测到壕堑战的军事僵局将导致长久冲突，而这种冲突必须付出的经济和人力代价，将使交战国陷入耗竭或社会革命。这本书迅速被翻译成数种语言，但是对军事计划却没有任何影响。

虽然只有某些平民观察家了解未来战争的灾难性，不知情的各国政府却一头栽进军备竞赛中——这种军备的新奇性，足以促成这些灾祸。19世纪中叶已经逐步工业化的杀伐技术（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四章第2节），在19世纪80年代有了戏剧性的进展，不仅是由于小型武器和大炮的速度、火力在本质上发生了革命，也是因为更有效率的涡轮机、更有效的保护性铁甲和足以承载更多大炮的能力，造成了战舰的改变。附带一提，甚至非战斗性的杀戮也因“电椅”的发明（1890年）而改变，不过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行刑人仍旧坚持使用古老而历经考验的办法，例如绞刑或砍头。

军备竞赛的明显后果之一，便是钱花得越来越多，尤其是因为各国都想跑在前面，或至少不落于人后。这场军备竞赛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晚期，起初并不激烈；20世纪逐渐加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达到高潮。英国的军费开支，在19世纪70—80年代大致都保持稳定，不论就整体预算所占的百分比或平均每人的负担而言皆如此。但是，随后便从1887年的3 200万英镑，上升到1898—1899年的4 410万英镑，以及1913—1914年的7 700万英镑。其中增长最壮观的显然是海军，因为其投射武器乃是当时的高科技军备。1885年时，海军花了政府1 100万英镑，和1860年差不多，然而在1913—1914年，这个数字已攀升到四倍之多。德国同期的海军支出增长更是惊人：由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每年9 000万马克，上升到几近4亿马克。[9]

这种庞大开支的后果之一，是它们需要较高税收，或是膨胀性借贷，或是两者都要。但是另一个同样明显但往往为人所忽略的后果，是它们已日渐使祖国的毁灭成为大规模工业的副产品。诺贝尔和卡内基这两位认识到是什么使他们成为炸药和钢铁富豪的资本家，想借着将其部分财富用于和平目的以作为补偿。在这件事上，他们是特例。战争和战争产业的共生现象，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政府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因为，正如恩格斯在1892年所说：“当战争成为大工业的一支时，大工业遂成为政治上的必要条件。”[10]相反，政府也成为某些工业分支的当然成分，因为除了政府外，还有谁能为军事工业提供顾客？它所生产的货物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间无休无止的竞争所决定，因为各国政府都想为自己取得最先进因而也最有效的武器供应。更有甚者，各国政府所要求的武器生产，不只限于当前的实际所需，还得应付未来战争的不时之需。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让它们的工业维持远超出和平时期所需的生产能力。

无论如何，各国因此不得不保护强大的国家军备工业，承担其技术发展的大部分成本，并使它们获利。换言之，它们必须保护这些工业不受狂风暴雨袭击，这种狂风暴雨会威胁到航行在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大海上的资本主义企业船只。政府当然也可以自己从事军备制造，而且事实上它们早就这么做了。但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或至少就自由英国而言——它们宁可与私人企业进行某种合作。19世纪80年代，私人军火商承担了1/3以上的军备合约，19世纪90年代提高到46%，20世纪最初10年更上升至60%。附带一提，当时政府随时预备给他们2/3的保证量。[11]无怪乎军火工厂几乎全为工业巨子所有，或是工业巨子所投资的。战争和资本集中携手并进。在德国，大炮大王克虏伯在1873年雇佣了1.6万名员工，1890年增加到2.4万人，1900年更达4.5万人左右。当1912年第50万门克虏伯大炮离开工厂时，克虏伯手下共有7万名员工。在英国，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在其位于纽卡斯尔的主厂中雇佣了1.2万人，1914年时，这个数目增加到2万人，超过泰恩塞德（Tyneside）地区所有金属业工人的40%，这还不包括靠阿姆斯特朗公司转包合约维生的1 500家小工厂员工。这些小工厂也很赚钱。

像美国当代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一样，这些巨大的集中工业，如果没有各政府间的军备竞赛，便会变得一文不值。因此，大家往往想让这些“死亡商人”（和平倡议者喜用的词汇）为英国新闻记者所谓的“钢铁和黄金之战”负责。我们是否可以就此推论说军火工业助长了军备竞赛，有必要时还发明国家劣势或“脆弱之窗”的说法，说利润优厚的契约可以消除这些问题。一家专门制造机关枪的德国工厂，设法在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上登了一则新闻，说法国政府计划拥有加倍的机关枪。德国政府于是在1908—1910年订购了价值4 000万马克的同款武器，使这家工厂的股息由20%提高到32%。[12]一家英国工厂辩称其政府严重低估了德国人重整海军军备的进度，促使英国政府决定把战舰数量加倍，而该公司则从每一艘大型军舰身上获得25万英镑的利润。像维克斯公司（Vickers）代理商希腊人巴兹尔·扎哈罗夫（Basil Zaharoff，后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协约国服务而被授予爵位）这类温文尔雅但行为可疑的人，特别注意让列强的军火商只把次要和即将过时的产品卖给近东和拉丁美洲诸国，这些国家随时都愿意购买这样的五金器具。简而言之，现代的国际死亡贸易当时已在热烈进行。

可是，就算科技人员的确大力游说陆军将领和海军舰队司令（这些人对阅兵比对科学更熟悉）购买最新的大炮，以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我们也不能就用军火制造商的阴谋来解释世界大战。诚然，1914年倒数前5年，由于军备的积聚已达可怕程度，因而使形势更具爆炸性。诚然，至少在1914年夏天，动员死亡武力的机械作用已无法节制。但是，使欧洲陷入大战的，并不是这种竞赛式的整军经武，而是当时的国际形势。

2

自1914年8月迄今，大家从未停止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用掉的墨水、所消耗的纸张、所牺牲的树木以及忙碌的打字机，比回答历史上任何其他问题都多，甚至比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讨论更多。随着时间流转，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转型，这样的讨论也一次又一次重新掀起。在欧洲刚陷入这场大灾祸之初，好战者便开始自问，为什么国际外交未能阻止战祸发生，并且相互指控，认为对方应为战争负责。反战者也立刻展开他们自己的分析。公布了帝俄秘密文件的1917年俄国革命，指控帝国主义应为战争负责。战胜的协约国以“德国应负起全部战争责任”作为1919年凡尔赛和会的基调，并且推出汗牛充栋的文件和历史著作来讨论这一主题，然而却是相反的看法居多。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然使这种讨论再度复活。而若干年后，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左派历史学急切地想要以强调他们自己对于德国责任的看法，以求与保守和纳粹德国的爱国主义正统学说分道扬镳时，这种讨论又死灰复燃。关于危害世界和平的各种争议，自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以来便从未停止过，而且无可避免地想在过去各次世界大战的渊源与当前国际的展望之间，寻找可能的相似之处。虽然宣传家喜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慕尼黑）的情形做比较，历史学家却越来越为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相似之处感到不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渊源再一次成为亟待解决且切中时宜的问题。于是，任何想要解释（历史学家在这个时期也非解释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何爆发的历史学家，都陷身于深广澎湃的海域。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删去历史学家不必回答的问题，而让其工作简化一点儿。其中最主要的是“战罪”问题。这是属于道德和政治判断的范围，与历史学家关系不大。如果我们的兴趣在于为什么欧洲长达一世纪的和平会变成世界大战的时代，那么“是谁之过”这个问题便无关紧要。就好像对于研究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战士会在10和11世纪征服欧洲无数地区的历史学家来说，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法律上站不站得住脚，也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一样。

当然，我们往往能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某些方面。很少有人会否认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姿态基本上是侵略和扩张主义的，而其敌方的姿态基本上是防御性的。也没有人会否认，本书所述时期的帝国扩张战争，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是由美国和英国挑起的，而非由其受害者引发。无论如何，每个人都知道，19世纪的各国政府不管如何注意其公共关系，都将战争视为国际政治正常的偶发事件，而且都相当诚实地承认他们很可能会率先采取军事行动。作战部尚未被普遍委婉地称为国防部。

然而，可以绝对确定的是，1914年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强国的政府想打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而且和19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不一样，它们甚至不想与另一个欧洲强国爆发有限的军事冲突。足以说明这个情形的事实是：在与列强的政治野心直接抵触的地方，即在殖民地的征服与瓜分之中，它们的无数冲突往往以某种和平安排来化解，甚至最严重的摩洛哥危机（1906年及1911年）也都解除了。到了1914年前夕，殖民地冲突似乎已不再为互相竞争的列强带来不可解决的问题。这个事实甚至被误用来证明：帝国主义的敌对竞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关。

当然，列强绝不是爱好和平的，更谈不上反战。即使是在它们的外交部竭力想避免一场公认的灾难时，它们还是不曾放弃打一场欧洲战争的准备，只是有些人看不出来罢了。［雷德尔海军上将（Admiral Raeder）甚至宣称：1914年时，德国的海军参谋部并没有对英国作战的计划。[13]］20世纪的最初10年，确实没有一个政府想要追求唯有诉诸战争或不断的战争威胁才能达成的目的——如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所追求的。当法国的盟国俄国先因战争、继以失败和革命而无法动弹之际，德国的参谋长曾提出乘机进攻法国的主张，但未获批准。德国只是在1904—1905年，利用法国暂时孤立无援的黄金机会，对摩洛哥提出帝国主义的要求。这是一个可以处理的问题，没有人想为此挑起一场大战，实际上也不曾。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政府想打一场大战，不论它多么有野心、多么轻举妄动和不负责任。当老皇帝约瑟夫在1914年向他注定毁灭的臣民宣布战争爆发的消息时，他曾说道：“我并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尽管战火是其政府挑起的，但他这句话却是发自肺腑。

我们最多可以说，在缓缓滑向战争深渊的某一点上，战争似乎已变得不可避免，以致有些政府决定选择一个最佳或至少不是最不利的时刻率先发动战争。有人认为德国自1912年起便在找寻这一刻，事实上也不可能比这更早。1914年的最后危机，是由一件不相干的暗杀所促成——一位奥地利大公在巴尔干半岛深处的一个偏远城市萨拉热窝被一名学生恐怖分子暗杀。在这个危机中，奥地利当然知道它对塞尔维亚的恐吓，是冒了世界大战的风险；决定支持其盟邦的德国，则使大战的发生几无转圜余地。奥地利的陆军部长在7月7日指出：“天平的倾斜对我们不利。”难道不该在它倾斜得更厉害之前动手吗？德国人也是这么想。只有在这个严格的意义上，“战争责任”的问题才略具意义。但是，正如这件事所显示的，1914年夏天的危机和之前的无数次都不一样，所有的强权都将和平一笔勾销，甚至英国也不例外——德国人原本期望英国人会保持中立，以便增加它同时打败法国和俄国的机会。［德国的战略，即1905年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预计先对法国发动猛烈一击，再转而对付俄国。前者意味着将入侵比利时，而这样一来遂给了英国参战的借口。］除非它们都相信和平已遭到了致命伤，否则即使到了1914年，仍然不会有任何列强愿意向和平挥出致命一拳。

因此，挖掘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源的问题，并不等于找出“侵略者”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根源于一种越来越恶化，而且逐渐超出各国政府控制能力的国际形势。慢慢地，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列强集团。这种和平时期的对立集团，是首次出现的新产物。其形成基本上是由于欧洲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这个帝国是在1864—1871年间以外交和战争牺牲了别国的利益而建立（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四章）。它想要以和平的联盟自保，对抗主要的输家法国，而联盟又适时造成反联盟。联盟本身虽然意味了战争的可能性，却不必然导致战争，甚或更容易发生。事实上，德国首相俾斯麦虽然在1871年后的几乎20年间，是多边外交棋赛众所公认的世界冠军，他却是专心致力于维持列强间的和平，并且十分成功。强权集团只有在联盟的对立变成永久性时，尤其是在它们之间的争执变得无法处理时，才会危及和平。这种情形将在下一个世纪发生。但关键是，为什么发生？

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紧张状态（20世纪80年代，人们还在思考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一个重大差异。自1945年起，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敌对国家是美国与苏联一事，人们从不怀疑。但是对19世纪80年代的人们而言，1914年的阵容尚无法预测。当然，某些可能的同盟国家和敌对国家很容易看出来。单凭德国在1871年兼并了法国大片地方（阿尔萨斯——洛林）一事，便可知道德国和法国将互相为敌。德国和奥匈帝国联盟的持久性也不难预测。俾斯麦在1866年后缔结这一联盟，因为新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政治均衡，必须仰仗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存在。俾斯麦看得非常清楚，一旦哈布斯堡王朝崩解为各个民族碎块，不但会导致中欧和东欧国家制度的瓦解，也将毁灭由普鲁士主宰的“小日耳曼”的基础（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一章第2节）。1871—1914年间最持久的外交组织，便是成立于1882年的“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事实上它是德奥同盟，因为作为第三国的意大利不久便告脱离，最后还在1915年加入了反德阵营。

再者，因其多民族问题而卷进巴尔干诸国动乱，而在1878年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a-Hercegovina）后又牵涉更深的奥地利，显然在那个地区与俄国敌对。［南方的斯拉夫民族，部分是在奥匈帝国奥地利那一半的统治之下（斯洛文尼亚人，住在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人），部分是在奥匈帝国匈牙利那一半辖下（克罗地亚人、部分塞尔维亚人），部分是属于帝国共同管辖权之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余是小型独立王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小公国门的内哥罗），或在土耳其统治下（马其顿）。］虽然俾斯麦尽可能与俄国维持亲密关系，但是可以预见，德国迟早会被迫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做一选择，而且它只能选择维也纳。再者，一旦德国放弃俄国，如19世纪80年代晚期的情形，俄国便会顺理成章地靠向法国，而1891年也果真发生了。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就已预料到这样的联盟，而它当然是冲着德国来的。因此，到了19世纪90年代早期，两个强权集团已在欧洲形成了对峙局面。

不过，这种对峙虽然使国际关系更显紧张，却还不至于使全面欧战势所必然。因为法国和德国争议的问题（即阿尔萨斯——洛林）与奥地利没有什么利害关系，而可能导致奥地利和俄国冲突的问题（也就是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有多大），对德国来说并不重要。俾斯麦曾说：巴尔干半岛不值得牺牲一名波美拉尼亚榴弹兵。法国和奥匈之间没有真正的争执，俄国和德国之间也没有。更有甚者，使德国和法国不和的问题虽然永远存在，大多数法国人却根本不认为那值得一战，而导致奥匈帝国和俄国不和的问题虽然（如1914年所示）比较严重，却只是间歇发生。结盟系统之所以转化成定时炸弹，主要是由于下列三项发展：不断改变的国际形势因列强之间的新冲突和新野心而愈发不稳；联合作战的想法使集团对峙更显强固，以及第五个强国英国的介入。（没有人担心意大利的背叛变节。说意大利是一个“强权”，只不过是国家间的客套话。）英国在1903—1907年，出乎众人，甚至自己的意料，加入了反德阵营。若想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最好追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敌对。

对于英国的敌人和盟邦来说，“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都是令人惊讶的。在过去，英国既没有与普鲁士摩擦的传统，也没有任何永久性冲突的理由，与现在称为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也一样。另一方面，自1688年起，在任何欧战之中，英国几乎都是与法国为敌。此时的情形虽然由于法国已不再能主宰欧洲大陆而有所不同，但两国间的摩擦仍然不断增加，主要是因为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强国，经常得竞相争取同样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例如，它们因埃及而不睦。英法都垂涎埃及，但是英国占领了埃及，外加法国出资修建的苏伊士运河。在1898年的法绍达（Fashoda）危机中，敌对的英法殖民军队在苏丹的偏远地区对垒，战争似乎会一触即发。在瓜分非洲时，一方的获利往往是建筑在另一方的牺牲之上。至于俄国，在所谓“东方问题”的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带，以及在介于印度和俄属中、西亚之间有欠明确且争执激烈的地区（阿富汗、伊朗以及通往波斯湾的区域），大英帝国与专制俄国向来是死敌。俄国人进入君士坦丁堡和向印度扩张的可能性，对于英国的历届外相而言，都是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这两个国家甚至在英国介入的唯一一场19世纪欧战中交锋（克里米亚战争），迟至19世纪70年代，一场英俄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低。

就英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模式来说，与德国作战的可能性太遥远，根本不必考虑。英国外交政策的主旨是维持均势，而与任何欧洲大陆强国缔结永久性联盟的做法，似乎都与这项主旨不符。与法国联盟基本上不大可能，而与俄国联盟更是不可思议。可是，再难以置信的事终究也成为事实：英国同法国、俄国缔结永久联盟以对付德国。英国化解了与俄国之间的所有争论，甚至真的同意让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一提议随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消失。然而，这项惊人的转型是如何又为何发生的呢？

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传统的国际外交游戏，其参与者和规则都已改变。首先，它进行的地理范围比以前大得多。以前的敌对和竞争（除了英国以外）大致限于欧洲和邻近地区，现在已是全球化和帝国式的——美洲大部分地方不包括在内，华盛顿的门罗主义使美洲注定成为美利坚帝国扩张的场所。必须排解以免它们恶化为战争的国际纠纷，在19世纪80年代可能因西非和刚果而起，19世纪90年代晚期可能因中国而起，1906年和1911年因西北非和解体中的奥斯曼帝国而起，它们的机会比因任何非巴尔干欧洲而起的可能性更大。再者，现在又加入了新的游戏者。仍然避免欧洲牵累的美国，如今在太平洋上已是一个积极的扩张主义者；日本则是另一位玩家。事实上，1902年的英日同盟正是走向三国协约的第一步，因为这个新强国的存在（它不久就说明它事实上可在战争中打败俄国），减轻了俄国对英国的威胁，从而加强了英国的地位，连带促使俄英争执的化解成为可能。

国际权力游戏的全球化，自动改变了英国的处境。此前，它是唯一真正具有世界性政治目标的强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的大半时间里，欧洲在英国外交算盘上的功能便是不要出声，以便英国可以在全球进行经济活动。这便是欧洲均势和“不列颠和平”（Pax Britannica）的结合精义。“不列颠和平”是由唯一一支足以横扫全球、控制世界各大洋各航线的海军所担保的。19世纪中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所有海军加起来还比不上英国一国。不过到了19世纪末，情况已经不同了。

其次，随着全球性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这种国际游戏所下的赌注也与以前大不相同。这并不表示，用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名言来说，此后战争只是以其他方式所做的经济竞争。这个看法是当时历史决定论者感兴趣的，因为他们看到许多由机关枪和炮舰所造成的经济扩张实例。不过，这是过分简化的说法。即使说资本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必须对失控的世界性冲突负责，我们也不能据此断言资本家本身是有意识的好战者。对于商业出版物、商人的私人通信和业务通信，以及银行业、商业和工业代言人所发表的公开宣言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商人都认为国际和平对他们有利。事实上，只有当战争不会干扰到日常生活时，它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年轻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当时尚不是经济学的激进改革者）之所以反对战争，不仅是因为它将造成许多朋友丧生，也因为如此一来，人们便无法依循根据日常生活惯例而制定的经济政策。自然，当时也有一些好斗的经济扩张主义者，但是，自由派新闻记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却几乎确切表达了商业人士的一般意见：认为战争有利于资本，是一种“大错觉”。1912年，他曾以此为名写了一本书。

由于国际和平是资本家——甚至可能是除了军火制造商以外的实业家——繁荣扩张的必要条件，而自由主义的国际商务和金融交易也有赖于此，商人怎么可能希望打扰国际和平？显然，从国际竞争中获益的人没有抱怨的理由。正如今日渗透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对日本没有什么不好一样，德国工业在1914年前对它也很满意。那些遭受损失的人自然会要求他们的政府施行经济保护政策，不过这绝不等于呼吁战争。再说，英国这个最大的潜在的输家甚至抗拒这些要求。虽然英国自19世纪90年代起的确有点儿畏惧叫阵式的德国竞争，以及德国和美国资金的流入英国国内市场，但英国商人仍然压倒性地支持和平。至于英美关系，我们还可进一步讨论。假设单是经济竞争便可促成战争，那么英美的竞争与敌对理应构成军事冲突的准备条件——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如此认为。然而，正是在20世纪最初10年，英国总参谋部已不再为英美战争预做任何防范性措施。自此以后，英美冲突的可能性已完全被排除。

可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世界朝国际竞争、帝国主义扩张、冲突和战争的方向推进。1870年以后，如历史学家所指出：

由垄断到竞争的改变，或许是决定欧洲工商企业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斗争，这种斗争将强者和弱者分开，打消某些人的志气而使另一些人坚强，牺牲古老的国家而鼓励新兴、饥饿的国家。原本深信未来将不断进步的乐观心理，已被不确定的剧痛感——最猛烈的剧痛之感——所取代。凡此种种都强化了竞争，也为日益尖锐的竞争所加强，这两种形式的竞争已经合一。[14]

显然，经济的宇宙已不像19世纪中叶那样，是一个环绕着英国这颗恒星运行的太阳系。如果全球金融和商业的交易仍旧（而且事实上越来越）通过伦敦进行，英国却显然不再是“世界工厂”，也不再是其主要的进口市场。相反，它的相对式微已经很明显。好几个相互竞争的国家工业经济彼此对峙。在这种情形下，经济竞争与各国政治乃至军事行动，已经紧密交织，无法分割。大萧条时期保护主义的复兴，是这一合并的第一个后果。从资本的观点看来，政治支持对于抵挡外国侵略可能是必要的，而在国家工业经济互相竞争的地方，或许也不可或缺。从国家的观点来说，自此以后，经济既是国际势力的基础，也是其准绳。在这个阶段，一个“政治强权”若不同时身兼“经济强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转变可以由美国的兴起和帝俄的相对削弱得到说明。

相反，经济势力的转移以及随之改变的政治和军事均衡，难道不会引起国际舞台上的角色重新分配吗？显然，一般德国人是这么认为的。德国令人惊愕的工业增长，赋予它强大的国际分量，这是当年普鲁士所比不上的。在19世纪90年代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之间，旧日针对法国的爱国歌曲《莱茵河上的警戒》，迅速为《德国至上》的全球性野心所驾凌。《德国至上》事实上已成为德国的国歌，不过尚未正式化。

经济和政治——军事势力的认同之所以如此危险，不仅是因为敌对国家在世界各地竞逐市场和原料，也因为列强对近东和中东这类经济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往往是重叠的。石油外交早在1914年前便已是中东政局的一大关键要素，胜利属于英国、法国、西方（尚不包括美国）石油公司和一位亚美尼亚代理商卡洛斯特·古本江（Calouste Gulbenkian），他可赚取5%的佣金。相反，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战略渗透，不但使英国人发愁，也促成土耳其在战争中加入德国一方。但是，当时局势的新奇之处在于：借助经济和政治的结合，即使是将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和平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也无法平息国际上的敌对竞争。1871—1889年间，俾斯麦曾以无与伦比的技巧处理这种敌对竞争。如俾氏所深知的，控制它的关键在于刻意限制目标。只要各国政府能够精确说明其外交目的——例如边界移动、王朝婚姻、从他国获得的“补偿”——便可能通过评估和安排来解决。当然，如俾斯麦本人在1862—1871年间证明的，两者都不排除可控制的军事冲突。

但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特色，正是它的无限性。标准石油公司、德意志银行、戴比尔斯钻石公司，其自然疆界是在宇宙的尽头，或其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使传统的世界政治结构日趋不稳定的，正是这种世界新模式。虽然列强仍致力于维持欧洲的均势和稳定，可是出了欧洲，即使是最爱好和平的强国，也会毫不犹疑地向弱国挑战。诚然，它们会非常小心地控制住它们的殖民地冲突。它们似乎从未提供大战的导火线，但却无疑促成了国际好战集团的形成。日后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便是始于英法在1904年取得的“真诚谅解”（Entente Cordiale），这种“谅解”根本就是帝国主义的交易。法国放弃对埃及的权利，以换取英国支持法国对摩洛哥的特权，摩洛哥这个受害者也是德国觊觎的对象。不过，列强毫无例外都想要扩张和征服。英国的问题是，如何在新侵略者辈出的情况下保住其全球霸业，因此，它的姿态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尽管如此，英国也出兵攻打南非各共和国，甚至毫不迟疑地打算与德国共同瓜分葡萄牙的殖民地。在全球性的大洋中，所有的国家都是鲨鱼，而所有的政治家都了解这一点。

但是，使世界局势更为险恶的是，众人不自觉地接受了政治势力理应随经济发展无限增加的观念。19世纪90年代，德国皇帝便据此为他的国家要求“利于发展的空间”。俾斯麦当年也曾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他实际上为新德国取得的地位，比普鲁士一向所享有的要强大得多。可是，俾斯麦有能力限定他的野心范围，小心地避免事情失控。而对威廉二世来说，那项要求只是没有内容的口号。它只不过正式提出“比例原则”：一个国家的经济越强大，则其人口越多，其民族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便越高。因此，一个国家应得的地位在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口号是：“今日德国，明日全世界。”这种无限制的能力论可以表现在政治、文化民族主义与种族偏见的言辞之中。但是这三种言辞的有效公分母是一个统计曲线不断攀升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没有经济扩张做基础，政治要求根本不具意义。比方说，19世纪波兰知识分子坚信他们（那时尚不存在）的国家在世界上负有救世主的使命，但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实际层面而言，虽然德国民族主义的煽动言辞带有浓厚的反英性质，但是当时的危险却不在于德国想要取代英国的全球性地位。相反，危险的根源在于一个全球性的强权需要一支全球性的海军，而德国已从1897年开始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支舰队的另一个附加价值，是它所代表的不再是旧日的德国诸邦，而是统一的新德国。它的军官团不再代表普鲁士的乡绅或其他贵族，而代表新兴中产阶级，也就是新国家。提尔皮茨海军上将（Admiral Tirpitz）是扩张海军的倡议者。他否认德国计划建立一支可以打败英国的海军，它想要的只是一支具有威胁性的海军，足以强迫英国支持德国的全球性，尤其是殖民地要求。此外，一个像德国这么重要的国家，能没有一支与之匹配的海军吗？

但是，从英国的观点看来，德国舰队对英国海军的威胁，不只是单纯的数量压力——当时敌对列强的联合舰队总吨位已超出英国甚多（虽然这样的联合是完全不可能的），英国舰队甚至已无法维持它的最低目标：其海军实力必须超出另外两大强国的总和（“两个列强的标准”）。和其他海军不一样的是，德国舰队的基地全在北海，正对着英国，因此它所针对的目标当然是英国。依英国看来，德国基本上是一个大陆强权，而如哈尔福德·麦金德（Sir Halford Mackinder）这类地缘政治学者所指出的（1904年），这种陆上强国已比英国这个中型岛屿享有更大优势。海上利益对德国当然是有限的，但大英帝国却完全依赖其海上航线，事实上，它也将（除了印度以外的）各个大陆留给陆上强权国家的军队。即使德国舰队完全不做任何举动，它还是会牵制住英国船只，使英国不容易，乃至不可能控制它认为最关键的海域（例如地中海、印度洋以及大西洋海道）。海军之于德国，不过是国际地位和全球野心的象征，对于大英帝国却是生死攸关的事。美洲海域可以（而在1901年确乎）丢给友善的美国，远东海域可以让给美国和日本，因为在这个阶段，这两个强国似乎只有纯区域性的兴趣，而这些区域都与英国的利益无害。然而，德国海军即使是一支区域性的海军（它并无意永久如此），对于英伦各岛和大英帝国的全球性地位都是一种威胁。由于英国主张维持现状，德国主张改变现状，因此就算德国不是有意，也必然会造成英国的损失。这种紧张状态再加上两国间的工业竞争，无怪乎英国会把德国视为其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于是，它自然会与法国接近，而一旦俄国的威胁又被日本减少到最低程度，它当然也不忌讳与俄国合作。俄国的失败破坏了英国外交大臣们长久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欧洲均势，而在人们的记忆中，这种失衡还是第一次。德国成为欧洲最具军事支配力的强国，而它在工业上的成就早已是欧洲各国畏惧的对象。出人意料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由“三国同盟”的形成（1882年）到“三国协约”的建立（1907年），花了几乎1/4世纪。我们无须通过错综复杂的细节，去研究它们的发展。我们只需记住，它们说明了帝国主义这一阶段的国际摩擦是全球性和地方性的，没有人（尤其是没有英国人）知道列强之间的利害、恐惧和野心矛盾会把他们带往哪个方向。而且，虽然许多人都感觉到它们将把欧洲带向大战，但没有一个政府知道该如何应对。大家一再想打破这种集团体系，或者至少超越两个集团，建立或恢复友谊关系（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德国与法国、俄国与奥地利）来抵消它。可是，这两个集团被不具弹性的战略和动员计划所增强，越来越显稳固，而欧洲则在经历一连串国际危机之后，终于失控，滑向了战争。1905年后，这些危机通常都是诉诸战争威胁来解决的。

自1905年起，发生于“资产阶级”社会边缘的新一波革命，造成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又为即将爆炸的世界添加了新燃料。1905年的俄国革命暂时使帝俄陷于瘫痪，从而鼓励德国伸张它对摩洛哥的要求，甚至威胁法国。由于英国支持法国，柏林被迫在1906年1月的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会议上让步，毕竟为了一个纯粹的殖民地问题而挑起一场大战是不符合政治利益的，更何况德国海军自认它还不足以与英国海军作战。两年以后，土耳其革命破坏了列强在近东这个活火山悉心建造的国际均势。奥地利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因而引发了与俄国的冲突，直到德国威胁将在军事上支持奥国，这个危机方告化解。1911年因摩洛哥而起的第二次国际大危机，基本上与革命无关，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野心。德国派遣了一艘炮艇，摆好姿势，打算拿下摩洛哥南方的阿加迪尔港（Agadir），但是由于英国威胁要支持法国作战，德国才被迫撤退。至于英国究竟有没有这个意思，却是无关紧要。

阿加迪尔危机说明两大强国间的任何冲突都会将它们带到战争边缘。当土耳其帝国因1911年意大利攻占利比亚，1912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着手将土耳其由巴尔干半岛逐出而逐渐崩溃之际，所有的列强都没有任何举动，其原因或是由于不愿得罪可能的同盟国意大利（意大利此时尚未表明参加哪一方），或是由于害怕被巴尔干诸国拖进无法控制的情况中。1914年的发展证明了它们当时的态度是多么正确。它们僵在那儿不动，看着土耳其几乎被逐出欧洲，看着获胜的巴尔干小国继续第二次内战，看着它们在1913年重绘巴尔干地图。列强唯一能做的，是在阿尔巴尼亚成立一个独立国家（1913年），并依惯例由一位德国亲王出任君主。下一次的巴尔干危机是发生在1914年6月28日。这一天，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前往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进行访问。

使形势更具爆炸性的，是这个时期强权的国内政局不断将其外交政策推进到更危险的地带。如前所述（参见第四章及第十二章），各政权原本运作稳定的政治机器，自1905年便开始吱吱作响。在转化为民主公民的过程中，臣民的动员和反动员，越来越不容易控制，也不容易吸收整合。民主政治本身隐含着一个高风险因素，即使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也不例外，即真正的外交政策并非国会，甚至自由党内阁所能决定的。使阿加迪尔危机从一次欺诈良机转变为一场冲突的关键，是劳合·乔治的一篇公开演讲，这篇演讲使德国除了作战或退却之外别无选择。然而非民主政治甚至更糟。我们能不能说：1914年7月欧洲悲剧性崩溃的主要原因，是中欧和东欧的民主力量无法成功控制其社会好战分子，以及专制君主不肯将权力交给他忠诚的民主子民，而交给那些不负责任的军事顾问？[15]最糟糕的是，那些无法解决其内政问题的国家，会不会把赌注压在对外战争的胜利之上，以期借此化解内政难题呢？尤其是当他们的军事顾问建议：既然战争已成定局，现在就是最好的开战时机。

虽然英国和法国也有许多困难，它们的情形显然不同于此。意大利的形势或许是如此，不过幸好意大利的冒险主义不足以发动世界大战。德国的情形是这样吗？历史学家反复不断地争论德国内政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似乎是（如同其他列强的情形），群众性的右翼鼓动激化了军备竞赛，尤其是海军。有人则指出，劳工的不安状态和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胜利，使得统治精英渴望以国外的成功来平息国内的麻烦。诚然，有许多保守分子，如拉提堡公爵（Duke of Ratibor），认为为了重新建立旧日的秩序，必须打上一仗，而1864—1871年的情形便是个好例子。[16]不过，这或许只能证明平民对于其好战将军的主张会减少一点儿怀疑态度。那么，俄国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对政治解放做出适度让步之后于1905年重建的沙皇政权，大概认为它最有希望的复兴战略，便是诉诸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军事光荣。事实上，如果不是军队坚定热切的效忠，1913—1914年的形势，会比1905—1917年间的任一时刻更容易爆发革命。不过，1914年的俄国显然不希望战争。只是，借助这几年令德国将领颇感畏惧的军事集结，俄国乃得以在1914年筹划一场前几年显然无法进行的战争。

然而，有一个强国不得不用军事赌博来赌它的生存，因为如果不这样它似乎注定会灭亡。这个国家就是奥匈帝国。自19世纪90年代中叶起，奥匈帝国即受困于越来越棘手的民族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南部斯拉夫民族的问题似乎最难缠也最危险。首先，因为他们不仅和帝国境内其他拥有政治组织的民族一样麻烦，一样争先恐后地抢夺好处，而且又因它们分属于实施语言弹性政策的维也纳政府和推行严酷马扎尔化的布达佩斯政府，而使情况更为复杂。匈牙利南部斯拉夫民族的鼓动，不仅蔓延到奥地利，更使这个二元帝国一向不怎么和谐的关系日益恶化。其次，因为奥地利的斯拉夫问题无法与巴尔干政治分开，而且自1878年后，由于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两者之间的关系更是纠缠不清。再者，由于当时已有一个独立的南部斯拉夫国家塞尔维亚存在（遑论门的内哥罗，一个荷马式的小高地国家，有抢劫的牧羊人、打抢的盗匪、世俗和宗教首领，这些首领喜好派系斗争和英雄史诗），更足以引诱帝国的南部斯拉夫异议者。最后，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几乎注定了奥匈帝国的厄运，除非它可以明确表示它仍是一个无人胆敢骚扰的巴尔干强国。

一直到他临终之际，刺杀斐迪南大公的加夫里若·普林西普（Gavrilo Prinĉip）都不敢相信他那根小小的火柴会引爆整个世界。1914年的最后危机是如此的不可预知，如此的令人伤痛，而在回顾时又如此的令人难忘，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奥地利政治事件——维也纳认为它需要“教训一下塞尔维亚”。当时的国际气氛似乎相当平静。1914年6月，没有任何一国的外交部曾预测到任何麻烦，而且这几十年来，公众人物被刺杀已是平常之事。大体上，甚至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强权欺压一个麻烦小邻国这类事件。然而，就在萨城事件之后五个多星期，欧战爆发了。从那时到今天，约有5000种书籍企图解释这个显然无法解释的事件（除了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瑞士以外，所有欧洲国家最后都卷入其中，日本和美国后来也加入了）。接下来的答案似乎清楚而且无关紧要：德国决定全力支持奥地利，也就是不去平息这场危机。其他国家也无情地跟进。因为到了1914年，集团间的任何冲突——期望对方让步的任何冲突——都会将它们带至战争边缘。而只要超越过某一点，不具弹性的军事动员便无法挽回。“制止的措施”已无力再制止，只能毁灭。到了1914年，任何事件，无论多么不具目的，甚至是一个无能的学生恐怖分子在欧洲大陆被遗忘一角的行动，只要任何一个锁定在集团和反集团系统中的强权决定把它看得很严重，都可以导致这样的冲突。

简而言之，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在1914年倒数前几年合流。再度受到社会革命威胁的俄国，饱尝复合帝国解体威胁的奥匈帝国，甚至因两极化和政治划分而受到无法动弹之威胁的德国，全都倾向于军事和军事解决办法。甚至法国也不例外。虽然法国上下一致不情愿付税也不情愿花钱大规模重整军备，1913年选出的总统却呼吁向德国报仇，并且发表好战言论以回应将军们的意见。这些将军如今带着凶狠的乐观，放弃了防守战略，想要横渡莱茵河进行猛攻。英国人喜欢战舰甚于士兵，海军一直为大众所爱，对自由党而言，它是贸易的保护者，是国家的光荣。和陆军的改革不同，海军的恐吓带有政治上的吸引力。甚至政客当中也很少有人认识到：要与法国联合作战表示要有一支庞大的陆军并且实行征兵制，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设想海军和贸易战以外的可能。不过，虽然英国政府到最后仍然主和，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害怕造成自由党政府的分裂而拒绝表明立场，但它却不可能考虑置身于战争之外。幸而德国在施里芬计划中蓄谋已久的入侵比利时之举适时发生，给了伦敦一个道德借口，以采行外交和军事上的必然手段。

但是，除了英国以外，所有的好战者都准备以庞大的征兵部队来进行这场战争，那么欧洲的群众对于这场群众战争，又有什么反应呢？1914年8月，甚至在战火燃起之前，1 900万，甚至可能5 000万的武装士兵，已在边界上对峙。[17]当这些群众被征召到前线时，他们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战争对平民会有什么影响，尤其是在——如某些军事家准确预测的——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的情况下？英国人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因为他们完全依靠志愿兵去增援他们区区20个师的职业军人（法国有74个师，德国有94个师，俄国有108个师）；因为其工人阶级的食物主要是来自海外；因为他们极端害怕封锁；因为在战争前几年政府面临了当时人不曾经历过的社会紧张和骚动；也因为爱尔兰具有爆炸性的形势。自由党首相约翰·莫莱（John Morley）认为：“战争的气氛不可能有利于带有类似1848年情绪的民主制度下的秩序。”[18]（矛盾的是，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可能因战争而挨饿的恐惧，使海军战略家联想到可以用封锁的方式，使其人民挨饿来动摇德国。战争期间，他们的确这样做了，而且相当成功。[19]）但是，其他列强的国内气氛也同样困扰着政府。认为1914年各国政府之所以迫不及待参战是为了平息内部的社会危机，是错误的。他们最多只能希望爱国心可使严重的抗拒和不合作减低到最低程度。

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基于自由、人道和宗教的反战立场，以往在实际层面上向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虽然除了英国以外，没有任何政府愿意接受其国人以良知为由拒服兵役。总体说来，有组织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激烈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而第二国际甚至在1907年致力于发动反战的国际性全面罢工。但是冷静的政客并不把这当一回事，虽然一位右翼狂人在大战开始前几天暗杀了伟大的法国社会主义领袖兼雄辩家饶勒斯，因为饶勒斯竭力想挽救和平。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反对这类罢工，因为几乎没有人相信那是可行的，而且无论如何，如饶勒斯所承认的，“一旦战争爆发，我们便不能再采取进一步行动”。[20]如前所示，虽然警察小心翼翼地列出反战好斗分子的名单，法国内政部长却甚至不屑于拘捕他们。民族主义最初也不是一个严重的异议因素。简而言之，政府的诉诸武力并未遭遇到有效的阻力。

但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各国政府的预估却发生了错误。和反战者一样，各政府也对爱国热忱的不寻常高涨意外万分。他们的人民竟以这般热忱投入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他们伤亡的人数至少有2 000万，这还不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应生婴儿和死于饥饿疾病的平民。法国官方原先估计会有5%—12%的海陆逃兵，但事实上，1914年时只有1.5%的人躲避征募。英国人的政治反战性格最强，它也深植在自由党、工党与社会主义的传统之中，可是在战争最初的8个星期，志愿从军者共有75万人，接下来的8个月又增加了100万人。[21]德国人如大家所预料的，根本不曾萌生违抗命令的想法。“等到战争结束，而我们数以千计的善良同志骄傲地宣称‘我们曾因英勇作战而获颁勋章’之时，谁还敢说我们不爱祖国？”这句话是出自一位好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员，那时他刚于1914年赢得铁十字勋章。[22]在奥地利，不只是具有支配性的民族为短暂激昂的爱国情绪所震撼。如奥地利社会主义领袖阿德勒所指出的：“甚至在民族斗争中，战争也仿佛是一种拯救，一种不同事物将临的希望。”[23]甚至在预计会有100万逃兵的俄国，在总数1 500万的征募者中，也只有几千人抗命。群众追随着国家旗帜，而遗弃了反战领袖。事实上，至少在公众圈中，反战领袖已所剩无几。1914年时，曾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欧洲各民族是以愉快的心情去屠杀他人，也为他人所屠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再也不曾如此。

他们为那一刻的来临感到意外，但不再为战争的事实感到意外。欧洲已习惯于战争，就像人们看待暴雨将至的心情。就某种意义来说，战争给当时人带来一种解放和释然的感觉，尤其是对中产阶级年轻人而言。这样想的男人也比女人多得多。不过工人相对缺乏这种感受，农民更是。就像人们期待暴风雨能打破厚密云层，洗净空气。战争意味着肤浅妄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即将终止，令人生厌的19世纪渐进主义即将终止，宁静与和平的秩序即将终止。这种秩序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也是尼采公然抨击的对象。它就像在大礼堂等待了很久之后，一出伟大而令人兴奋的历史剧终于开幕；在这出戏中，观众便是演员。战争意味着决定。

人们真的认为它是跨越历史界限、标出文明断代、不只是为教学方便而设定的少数日期吗？或许是的，虽然从1914年留下的记录看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战争很快便会结束，世界将再度回复到1913年的“常态”。爱国和好斗的年轻人，像投入一种新的自然力量般投入战争，“就像泳者跃进纯净之水”。[24]即使这是他们的幻想，也显示出一种彻底的改变。认为这场战争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的感觉，或许在政治世界最为强烈。不过很少有人像19世纪80年代的尼采那样，清楚地察觉到“一个怪异的战争、骚动和爆炸的时代”已经开启，[25]而左派甚至更少有人能像列宁那样，在诠释的过程中，从里面看到希望。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战争是直接的双重灾祸，因为一个致力于国际主义与和平的运动突然崩溃，以至无能为力，而在统治阶级领导下的民族团结和爱国浪潮，不论如何短暂，都在好战国家横扫所有政党，乃至深具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而在旧政权的政治家中，至少有一个人看出了一切都已改变。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在英德开战那一晚，注视着伦敦白厅（Whitehall）的灯光逐渐熄灭，他不禁叹道：“全欧的灯光都要灭去了。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

自1914年8月起，我们便生活在怪异的战争、骚动和爆炸的世界，即尼采预先宣告过的世界。于是，对于1914年前那个时代的记忆，总是笼罩着一层眷恋薄幕，总在模糊之中将它视为一个充满秩序、和平的黄金时代，前途一片光明的黄金时代。不过，这种对旧日的缅怀，是属于20世纪最后几十年而非最初几十年的。在灯光熄灭之前的历史学家从不曾注意它们。他们全神贯注的，也是本书从头到尾全神贯注的，必然是要了解和说明：和平的时代，充满自信的资产阶级文明、财富日渐增长时代，以及西方帝国的时代，如何在其体内孕育了战争、革命和危机时代的胚胎。这个胚胎终将使它毁灭。

尾声
我真正是生活在黑暗时代！

“天真”这个字眼是愚蠢，舒展的眉表示冷漠。那些笑逐颜开的人尚未收到可怕的新闻。

——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937—1938年[1]

之前的几十年，首次被视为一个不断稳定地向前迈进的漫长、几乎黄金色的时代。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有当一个时代落幕之后，我们才能开始了解它，因而，只有当我们进入下一个时代，才能让自己承认上一个时代的正面特征。我们现在想要强调这个时代的种种麻烦，我们拿它和以前的时代做强烈对比。

——艾伯特·O.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86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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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13年前欧洲中产阶级分子提到“大灾难”这个字眼，几乎一定是与少数几个创痛事件有关，与他们漫长但大致平静的一生所涉及的少数创痛事件有关，比方说：1881年维也纳的卡尔剧院（Karl theater）在演出奥芬巴赫（Offenbach）的《霍夫曼的故事》（Tales of Hoffmann）时不幸失火，导致1 500人丧生；或是泰坦尼克号邮轮（Titanic）沉没，其受难者也大致是这个数目。影响到穷人生活的更严重灾难——如1908年的墨西拿（Messina）大地震，这次地震比1905年的旧金山地震更严重，却更不受注意——以及永远跟着劳动阶级的生命、肢体和健康的风险，往往仍引不起公众注意。

可是1914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致肯定地说：即使是对那些在私生活中最不容易遭遇灾祸的人而言，“大灾难”这个词也一定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克劳斯在他批判性的时事剧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人类文明的末日”。事实虽不致于斯，但在1914—1918年前后，曾在欧洲各地以及非欧洲广大世界度过其成年生活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时代已经发生了戏剧性改变。

最明显而直接的改变是，世界史如今似乎已变成一连串的震荡动乱和人类剧变。有些人在短短的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战后的全球革命、一段全球殖民地的革命解放时期、两回大规模的驱逐异族乃至集体大屠杀，以及至少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到使人怀疑资本主义那些尚未被革命推翻的部分的前途。这些动乱不但影响到战争地带，更波及至距欧洲政治动乱相当遥远的大陆和国家。再没有谁比走过这段历史之人更不相信所谓的进步或不断提高的了。一个在1900年出生的人，在他或她还没活到有资格领取退休养老金的年纪，便已经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或借由大众媒体同步经历了这一切。而且，动乱的历史模式还会继续下去。

在1914年前，除了天文学外，唯一以百万计的数字是各国的人口以及生产、商业和金融数据。1914年后，我们已习于用这么惊人的单位来计算受难人数，甚至只是局部战争（西班牙、朝鲜半岛、越南）的伤亡人数（较大的战争死伤以千万计），被迫迁移或遭放逐者（希腊人、德国人、印度穆斯林、剥削贫农的富农）的人数，乃至在种族大屠杀中遇难者（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数目，当然少不了那些死于饥馑和流行性传染病的人数。由于这些数字往往缺乏精确记录或无法被人们接受，因此引发过不少激烈争辩。但是争辩的焦点不过是多几百万或少几百万。即使是以我们这个世纪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也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天文数字，更不能赋予它们正当理由。它们大多数是发生在人口增长速度没那么快的地区。

这种规模的大屠杀远超过19世纪人们的想象范围，当时就算真有类似事件，也一定是发生在进步和“现代文明”范围以外的落后或野蛮世界，而在普遍（虽然程度不等的）进步的影响下，这种行为注定会减少。刚果和亚马孙的暴行，依现代标准来说虽然不算十分残酷，却已使帝国的年代大为震撼［参看康拉德所著《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因为它们代表文明人将退回到野蛮。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事态——比方说，刑讯再度成为文明国家警察所用的方法之一——如果发生在上一个世纪，不仅会深受舆论攻击，也会被视为是回复到野蛮作风，违反了自18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发展趋势。

1914年以后，大规模的灾祸和越来越多的野蛮手段，已成为文明世界一个必要的和可以预见的部分，甚至掩盖了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持续而惊人的进步，乃至世界上许多地区人类社会组织无可否认的进步，一直要到20世纪第三个25年发生了世界经济大跃进，这些进步才不再为人忽略。就人类的物质进步和对自然的了解控制而言，把20世纪视为进步的历史似乎比19世纪更令人信服。因为，即使欧洲人成百万地死去和逃亡，留下来的人数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高大、健康和长寿。他们大多数也生活得更好。但是，我们却有充分理由不再把我们的历史放在进步的轨道上。因为，甚至当20世纪的进步已绝对无可否认时，还是有人预测未来不会是一个持续上升的时代而是可能甚或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另一次更致命的世界大战、生态学上的灾祸、可能毁灭环境的科技胜利，乃至眼前的噩梦可能造成的任何事故。我们这个世纪的经验，已经教会我们活在对天启的期待中。

但是，对于走过这个动乱时代的资产阶级来说，这场灾难似乎不是一个横扫一切的意外剧变或全球性飓风。它似乎特别是冲着他们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而来。它的可能后果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无法预防的，也就是群众社会革命。在欧洲，战争不只是造成了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西麓以东每一个国家和政权的崩溃和危机，也诞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权，这个政权一步步有系统地将这场崩溃转化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颠覆、资产阶级的毁灭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这个政权，便是在沙皇俄国崩溃之后建立的俄国共产党政权。如前所述，在理论上致力于这个目的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在“已开发”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均已存在，但拥有议会制度的国家政客，断定它们不可能真正威胁到现状。不过，战争、崩溃和俄国革命加在一起，已经使这个危险步步逼近，而且几乎势不可挡。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不但主宰了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紧接下来那些年的历史，也主宰了自此之后的整个世界历史。它甚至为长期的国际冲突添上内战和意识形态战争的外衣。截至20世纪后期，它仍旧（至少是单方面地）支配着超级强权的冲突辞令，虽然只要瞄一眼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便知道当时根本不可能爆发单一的全球革命，这场革命据说将打倒国际术语中的“已开发市场经济”；尤其不可能导致一场由单一中心所发动的全球性单一革命，这场革命旨在建立一个整体的、不愿意或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社会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是在列宁真实或想象的阴影中塑造而成，正如西方19世纪的历史，是在法国大革命的阴影中形成一样。这两段历史最后都脱离了覆盖其上的阴影，但并不彻底。正如1914年的政客们甚至还在臆测“战前那些年的心情是否和1848年相似”一样，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或第三世界任何地方，如果有某一政权被推翻，大家便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势力”重新燃起希望或恐惧。

世界并未社会主义化，虽然在1917—1920年间，不仅列宁认为它很可能发生，甚至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统治者，也认为这是必然的趋势。有好几个月，甚至欧洲的资本家，至少是他们思想上的代言人和行政官员，似乎都已放弃希望，静待死亡。因为他们面对着自1914年起力量大增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而且在德国、奥地利等国，这类运动已成为该国旧日政权崩溃以后仅存的有组织的支持力量。不管什么都比布尔什维主义好，即使是和平让位。有关社会主义的广泛辩论（主要发生在1919年），例如经济应进行多大程度的社会主义化、如何将它社会主义化，应该赋予无产阶级多少新权力等，并不是为了争取时间的战术性举动。它们只是顺势发展的结果，因为这个制度的严重危机时期很短（不论真正的或想象的），根本不需要采取任何剧烈步骤。

由今视昔，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惊恐是被过分夸大了。最可能发生世界革命的那个时刻，也不过只在一个异常衰弱和落后的国家里，留下唯一的共产党政权。这个国家的主要资产在于广大的幅员和丰富的资源，这些将在日后使它成为一个政治的超强力量。它也留下了反帝国主义、现代化和农民革命的相当潜力（当时主要在亚洲引起了共鸣），以及追随列宁的1914年前的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工业国家，这些共产主义运动通常代表劳工运动的少数派。日后的发展可以证明，“已开发市场经济”的诸经济和社会是相当坚强的。要不然它们不大可能从30多年的历史风暴中平安脱身，未曾爆发社会革命。20世纪到目前为止仍充满了社会革命，在它终结之前可能还有更多。但是已开发的工业社会对它所具有的免疫力，远超过其他社会，只有当革命变成军事失败和征服的副产品时，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发生。

因此，虽然有一阵子甚至连维护世界资本主义主要防御工事的人，都认为它行将崩溃，但革命却不曾摧毁它。旧日的秩序战胜了这项挑战。但是在对抗之际，它已将自己（也必须将自己）转化成与1914年判然有别的样子。因为，1914年判然有别以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面对杰出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伊利·阿列维（Elie Halévy）所谓的“世界危机”时，显得完全不知所措。它要不就让位，要不就等着被推翻。否则，它便得同化成某种非布尔什维克、非革命性的“改革式”社会民主政党。1917年后，这样的政党果真在西欧出现，并成为延续社会和政府的主要护卫者，因此遂由反对党变成可能或实际的执政党。简而言之，它可以消失或使人认不出来。但是旧日的形式已无法再存在。

意大利的焦利蒂（参见第五章）是第一种命运的例子。如前所述，他异常成功地“处理了”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的意大利政治：安抚并驯服劳工，收买政治上的支持者，有欠光明地处理公务，让步并避免冲突。在其国内战后的社会革命形势中，这些战术已完全不管用。资产阶级社会的稳定重建，是凭借了武装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它们正式向无法凭一己之力酿成革命的劳工运动挑战。（自由主义的）政客支持它们，想要将它们整合进自己的系统之中，但是徒劳无功。1922年法西斯接管政府，此后，民主政治、议会、政党和旧日的自由主义政客均被淘汰。意大利的情形只是许多类似情形中的一个。1920—1939年间，议会民主制度几乎从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消失，不论是非共产党国家还是共产党国家。［1939年时，在27个欧洲国家当中，可以称得上是具有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只有英国、爱尔兰自由邦、法国、比利时、瑞士、荷兰和四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刚刚加入）。除了英国、爱尔兰自由邦、瑞典和瑞士以外，这些民主政体不久均在法西斯德国的占领下或因与法西斯德国联盟而暂时消失。］

之前也讨论过的凯恩斯（参见第七章），是第二种选择的例子。最有趣的是，他实际上终其一生都是英国自由党的支持者并且自视为“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一员。在年轻的时候，凯恩斯是一位几近完美的正统派。他正确地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毫无意义，也与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文明无法相容。当他在1914年出任战时政府的专业顾问时，他赞成对“正常状态”尽量少加干扰。再者，他认为伟大的（自由党）战时领袖劳合·乔治，就是因为凡事都迁就军事胜利，才把英国带入经济地狱。（他对于抵抗法西斯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然会持有不同的态度。）当他看到欧洲大多数地区和他视之为欧洲文明的事物在失败和革命中崩溃，虽然感到十分惊骇，但是并不意外。再一次，他正确地断定：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政治性条约，会妨碍德国（因而也包括欧洲）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回复到资本主义的稳定状态。眼看着战前“美好时代”（也就是他和他那批剑桥朋友非常喜欢的时代）无可挽回地步向消亡，凯恩斯遂立志将他可观的才智、创造力和宣传天才，全部投注在寻找一种从资本主义手中挽救资本主义的办法。

因此，他便在经济学上创造了革命。经济学在帝国的年代是与市场经济结合最密切的一门社会科学，而且它也躲掉了其他社会科学明显感受到的危机之感（参见第十章）。危机，首先是政治的危机，而后是经济的危机，便是凯恩斯重新思考自由主义正统学说的基础。他成为主张由国家来管理、控制经济的急先锋，尽管凯恩斯显然献身于资本主义，但他倡议的那种经济如果放在1914年前，必然会被每一个“已开发”工业经济中的每一个财政部视为社会主义的前奏。

我们之所以特别把凯恩斯挑出来讨论，是因为他有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日后在思想和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主张，说明资本社会如想要生存，就必须把整体的经济发展交由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管理，乃至计划，如有必要，还得将自己转化为混合式的公／私经济。这种学说在1944年后很受改革派、社会民主与激进民主派的理论家和政府的支持。只要它们（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还不曾独创出这样的构想，便会热诚地予以采纳。因为1914年以前的那种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已经死亡的教训，大家几乎都已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大萧条岁月中领受到了，甚至拒绝为其新理论更换标志的人也领受到了。自20世纪30年代起，整整有40年之久，支持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知识分子都是孤立的少数，除了那些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商人。那些商人因为过分关注自身的特殊利益，因而无法在整个体系当中找出最有利于他们的位置。

大家必须接受这个教训，因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替代物，不是市场引发的复苏，而是崩溃。这场崩溃并不是革命分子所希望的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但是，它或许是一个基本上借由周期性起伏运作的经济制度有史以来唯一一次真正危及制度本身的经济危机。

因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余绪之间的岁月，是一个充满危机和骚动的时期。帝国时代的世界模式在各种蓬勃发展的力量撕扯下宣告崩溃，之前那段漫长的歌舞升平的繁荣，静静地形成了这些蓬勃发展的力量。是什么崩溃了？答案很清楚。崩溃的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以及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视之为任何“文明”皆热切渴望的标准。毕竟，这是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在20世纪中叶以前，未来是什么样子尚不清楚，就算新的发展或许可以预料，但也因为它们与人们在骚动时代所习以为常的事物非常不同，以致人们几乎过了30年的时间才认识到当时发生了什么。

2

后续那个崩溃转型时代并且持续至今天的这段时期，就影响世上一般男女（其数目在工业化世界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加）的社会转型而言，或许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具革命性的一个时期。自从石器时代以来，世界人口第一次不再由靠农业和家畜维生的人所构成。全球除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的1/4地区之外，农民在这个阶段都是少数，而在“已开发”国家，更是极少数。这种现象是在短短的一代人之中发生的。于是，世界——不只是旧日的“已开发”国家——已经都市化。包括大规模工业化在内的经济发展，以1914年以前不可思议的方式迈向国际化或在全球进行重新分配。当代的科技，依靠内燃机、晶体管、袖珍计算机、到处可见的飞机、小小的自行车，已经渗透到地球这颗行星的最偏远角落。甚至在1939年，也很少有人想象到商业会如此没有止境。至少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已开发”国家中，社会结构，包括传统的家庭和家族结构在内，已经产生戏剧化动摇。于今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使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运作的事物，多半都是从过去继承或接收过来的，然而其发展的过程又适合将这个过去毁灭。就历史的标准而言，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期之内，不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的男女的记忆范围。它们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最大规模和最不寻常的世界经济扩张的产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后的100年，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结局的预言似乎已经兑现。但是，尽管他们的信徒已经统一了世上1/3的人类，他们所预言的无产阶级将推翻资本主义一事，却未实现。

显然，对这个时期而言，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伴随它的一切，都属于那个不再具有直接决定性的过去。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晚期都是这个漫长的革命性转型期的一部分。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这种转型的革命性质已可辨认出。历史学家可以注意下面的奇怪巧合：20世纪的超级繁荣距离19世纪的伟大繁荣整整100年（1850—1873年，1950—1973年），于是，20世纪晚期的世界经济困境，正好在19世纪大萧条之后的100年展开。但是，这些事实之间没有任何关联，除非将来有人可从中发现某种有规律性的经济周期，然而这是相当不可能的。要解释困扰20世纪80年代或20世纪90年代的事物，我们不需要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

可是，20世纪晚期的世界仍然是由资产阶级的世纪所塑造，尤其是由本书所探讨的“帝国的年代”所塑造，确确实实的塑造。比方说，日后为20世纪第三个25年的全球繁荣提供国际架构的世界金融安排，是那些在1914年便已成年的人在20世纪40年代协商出来的。而主宰这些人的历史经验，正是帝国的年代走向崩溃的那25年。在1914年已经是成人的最后几个重要政治家或国家元首，要到20世纪70年代方才逝世（例如毛泽东、铁托、佛朗哥、戴高乐）。但更重要的是，今日的世界乃是由帝国的年代及其崩溃留下的历史景观所塑造的。

这些遗产中最明显的一项，是世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国家（或以此自称的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基于我们在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十二章中尝试概述的原因，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了1/3以上人类的生活。不论前人曾对从中国诸海到德国中部的欧亚大陆，外加非洲和南北美洲少数几个地区的未来做过什么样的预测，我们都可相当有把握地说：那些自称实现马克思预言的政权，一直到群众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出现之前，皆不曾出现在前人展望的未来之中。它们所呈现的模式和意识形态，接着启发了落后、附属或殖民地区的革命运动。

同样明显的另一项遗产，是世界政治模式的全球化。如果说那些习惯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国家（附带一提，这些国家不赞同“西方列强”），已构成20世纪后期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那是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帝国时代列强分割世界的遗留物。法国殖民地的丧失大约产生了20个新国家，从大英帝国殖民地衍生出来的国家更多。而至少在非洲（在写作本书之时，非洲有超过50个在名义上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所有的新国家都沿用根据帝国主义协商所划定的疆界。再者，如果不是由于帝国时代的发展，我们很难想象在20世纪晚期，这类国家受过教育的阶级和政府，大多数皆使用英语或法语。

另一项较不明显的遗产，是所有的国家都应以（其本身也以）“民族”来形容。我在前面曾经说过，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一项19世纪欧洲的产物）可以充当殖民地解放的意识形态，而殖民地的西化精英分子也的确为了这个目的才将其引进；同时也因为在这段时期，“民族国家”的概念适用于各种大小的类似群体，而不像19世纪中叶的“民族原则”开拓者所认为的那样，只适用于中型或大型的民族。在19世纪晚期以后诞生的大多数国家（而自威尔逊总统之后，也被授予“民族”的地位），几乎都是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国家，而在列强殖民地纷纷丧失之后，更出现许多小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12个非洲国家人口低于60万人，其中还有两个不到10万人。）就民族主义已渗透到旧日的“已开发”世界之外来说，或者就非欧洲政治已吸收了民族主义而言，帝国时代的传统仍然存在。

帝国时代的余波也同样出现在传统西方家庭关系的转型之中，尤其是在妇女的解放上。无疑，这些转型自20世纪中叶起，比之前任何时代的规模都大得多，但事实上，“新女性”一词正是在帝国时代才首次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而致力于妇女解放的政治和社会群众运动，也是在当时才发展成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西方的女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可能已进入一个崭新而旺盛的阶段，其原因或可归功于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大量从事家庭以外的工薪职务。然而，这只是一项重大历史性发展的一个阶段。这项发展可以追溯到本书所述时期，而且从实际层面考虑，也无法追溯得更早。

再者，如本书尝试说明的，今日的大众文化都会特色，从国际性的体育比赛到出版物和电影，多半都是诞生于帝国时代。甚至在技术上，现代媒体也不是全然新创的，而是把引自帝国时代的两种基本发明物——机械性的复制声音和活动影像——使用得更普遍、更精巧。

3

今日我们的生活，有许多方面仍是承继19世纪，特别是帝国的年代，或由其所形塑。想要找出这些方面并不困难，读者无疑可举出许多例证。但是回顾19世纪的历史，这便是能有的主要见解吗？老实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很难平心静气地回顾这个世纪，回顾这个由于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而创造了世界历史的世纪。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个时代特别容易使人动感情，因为它是世界史上的欧洲时代。而对英国人来说，它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英国是这个时代的核心，而且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对于北美洲的人来说，在这个世纪，美国不再只是欧洲外围的一部分。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在这个时代，其以往的所有历史，不论有多悠久、多杰出，都到了必须停止的时候。1914年后他们将遭遇些什么，回应些什么，都已暗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14年之间的机遇里。

这是一个改造世界的世纪。它所造成的改变虽比不上20世纪，但是由于这种革命性和持续性的改变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新现象，因此显得更为惊人。在回顾之际，这个资产阶级和革命的世纪，似乎是突然上升到我们的视线之内，正好像纳尔逊的作战舰队已准备好随时采取行动，甚至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也很高：瘦小、贫苦、满身鞭痕、酒气冲天的军舰水手，靠着生了虫的干面包维生。在回顾中，我们也认识到：那些创造这个时代并且逐渐参与其中的“已开发”西方世界，知道它注定会有不寻常的成就，并认为它必定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消除它道路上的所有障碍。

不管是过去或未来，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19世纪那样，男男女女都对今生抱有那么崇高、那么理想主义的期望：天下太平；由单一语言构筑的世界文化；不仅追求同时也可解答宇宙大多数基本问题的科学；将妇女从其过去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借由解放工人进而解放全人类；性解放；富足的社会；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世界。凡此种种，都不仅是革命分子的梦想。顺着进步之路迈向乌托邦理想境界，是这个世纪的基本精神。当王尔德说不包括乌托邦的地图不值得要时，他不是在开玩笑。他是在替自由贸易者科布登（Cobden）和社会主义者傅立叶（Fourier）说话，替格兰特总统（President Grant）和马克思（马克思不排斥乌托邦理想，但不接受它的蓝图）说话；替圣西门（SaintSimon）说话——圣西门的“工业主义”乌托邦，既不能算是资本主义也不能算是社会主义，因为它兼具两者。19世纪最典型的乌托邦，其创新之处在于：在其间，历史不会终止。

资产阶级希望通过自由主义的进步，达到一个在物质上、思想上和道德上皆无穷进步的时代。无产阶级或其自命的代言人，则期盼经由革命进入这样的时代。尽管方法不同，但两者的期望是一致的。在这个资产阶级的世纪，最能表达其文化希望，传述其理想之声的艺术家，是像贝多芬这样的人。因为贝多芬是奋斗成功的代表人物，他的音乐征服了命运的黑暗力量，他的合唱交响乐以解放人类精神为极致。

如前所述，在帝国的年代中，曾有一些既深刻又具影响力的声音预言了不同的结果。但大体说来，对于西方多数人而言，这个时代似乎已较任何时刻更接近这个世纪的承诺。自由主义通过物质、教育和文化的改进，实践其承诺；革命承诺的实践则借助了新兴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借助了它们的出现，它们所集结的力量，以及它们对未来胜利的坚定信念。如本书所尝试说明的，对某些人而言，帝国的年代是一个不安和恐惧日增的时代。但是，对于生活在资产阶级变动世界中的大多数男男女女而言，它几乎可以确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我们现在可以回顾这一希望。我们现在仍可分享这一希望，但不可能不带着怀疑和不确定的感觉。我们已经看到，有太多乌托邦承诺的实现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先进国家当中，现代通信意味着运输和能源已消除了城乡的差异。在从前人的观念中，唯有解决了所有问题的社会才可能办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的社会显然不是如此。20世纪已经历了太多的解放运动和社会狂喜，以至对它们的恒久性没有什么信心。我们之所以还存希望，因为人类是喜欢希望的动物。我们甚至还有伟大的希望，因为纵然有相反的外表和偏见，20世纪在物质和思想进步上（而在道德上和文化进步上则未必）的实际成就，是异常可观而且无法否认的。

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为那些从恐惧和匮乏之下解放出来的自由男女，创造一个可以在善良的社会中一道过好日子的世界。我们还可能这样希望吗？为什么不？19世纪告诉我们：对完美社会的渴望，不可能由某种预先划定的设计图（摩门教式、欧文式等）予以满足。即使这样的新设计会是未来的社会蓝本，我们也不可能在今天就知道或决定它将是什么样子。找寻完美社会的目的，不是要让历史停止进行，而是要为所有的男男女女打开其未知和不可知的种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人类而言幸运的是，通往乌托邦之路是畅通无阻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条路是可能被阻塞的：被普遍的毁灭所阻塞，被回归野蛮所阻塞，被19世纪所热望的希望和价值观的瓦解所阻塞。历史——这一君临19和20世纪的神力，不再如男男女女过去认为的那样，给予我们坚实的许诺，许诺人类将走入想象中的幸福之地，不论这个地方的确切形貌如何。它更不能保证这种幸福的境界真的会出现。历史的发展可能全然不同。我们知道这点，因为我们是生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世界中。而我们也知道，19世纪的成就虽然巨大，这些成就却非当日所预期或梦想的。

然而，就算我们不再能相信历史所承诺的美好未来，我们也不必认定历史必然走向错误。历史只提出选题，却不对我们的选择预做评估。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此中证据确在，不容人所忽略。如果世人能够避免自我毁灭的愚蠢行为，这个成就获得实现的百分比将更高。然而，这并不等于确定无疑。未来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是它将出乎人们的意料，即使是目光最远大的人的意料。

注释

序曲

[1] P. Nora in Pierre Nora (ed),Les heux de la memoire, vol I,La Répubhque (Paris, 1984), p. xix.

[2] G. Barraclough,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London, 1964), p. 1.

第一章 百年革命

[1] Finlay Peter Dunne,Mr Dooley Says (New York, 1910), pp. 46-7.

[2] M. Mulhall,Dictionary of Statistics (London, 1892 edn), p. 573.

[3] P. Bairoch, ‘Les grandes tendances des disparites economiques nationales depuis la Revolution Industnelle’ inSeven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Edinburgh 1978 Four‘A’ Themes (Edinburgh, 1978), pp. 175-86.

[4] See V. G. Kiernan,European Empires from Conquest to Collapse (London, 1982), pp. 34-6, and D. R. Headrick,Tools of Empire (New York, 1981),passim.

[5] Peter Flora,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 A Data Handbook, I (Frankfurt, London and Chicago, 1983), p. 78.

[6] W. W Rostow,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and Prospect (London, 1978), p. 52.

[7] Hilaire Belloc,The Modern Traveller (London, 1898), p. vi.

[8] P. Bairochet al, The Working Population and Its Structure (Brussels, 1968) for such data.

[9] H. L. Webb,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lephone in Europe (London, 1911).

[10] P. Bairoch,De Jéricho à Mexico Villes et économie dans l’histoire (Paris, 1985), partie C, passim for data.

[11]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1957 (Washington, 1960), census of 1890.

[12] Carlo Cipolla,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m the West (Harmondsworth, 1969), p. 76.

[13] Mulhall,op cit, p. 245.

[14] Calculated on the basisof ibid, p. 546,ibid, p. 549.

[15] Ibid, p. 100.

[16] Roderick Floud,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Einflusse auf die Korpergrossen von Europaern seit 1750’,Jahrbuch fur Wirtschqftsgeschchte (East Berlin, 1985), 11, pp. 93-118.

[17] Georg v. Mayr,Statistik und Gesellschaftslehre, II:Bevolkerungsstatistik, 2(Tubingen, 1924), p. 427.

[18] Mulhall,op. cit. , ‘Post Office’, ‘Press’, ‘Science’.

[19]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Cambridge, 1902), Ⅰ, p. 4.

[20] John Stuart Mill,Utilitarianism, On Libert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Everyman, edn, 1910), p. 73.

[21] John Stuart Mill, ‘Civilisation’ inDissertations and Discussions (London, n. d. ), p. 130.

第二章 经济换挡

[1] A. V. Dicey,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905), p. 245.

[2] Cited in E. Maschke, ‘German Cartels from 1873-1914’ in F. Crouzet, W. H. Chaloner and W. M. Stern (eds. ),Essays in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London, 1969), p. 243.

[3] From ‘Die Handelskrisen und die Gewerkschaften’, reprinted inDie langen Wellen der Konjunktur. Beitrage zur Marxistischen Konjunktur-und Knsentheorie von Parvus, Karl Kautsky, Leo Trotski und Ernest Mandel (Berlin, 1972), p. 26.

[4] D. A. Wells,Recent Economic Changes (New York, 1889), pp. 1-2.

[5] Ibid. , p. vi.

[6] Alfred Marshall,Official Papers (London 1926), pp. 98-9.

[7] C. R. Fay,Coope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1908; London, 1948 edn), 1, pp. 49 and 114.

[8] Sidney Pollard,Peaceful Conques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urope 1760-1970 (Oxford, 1981), p. 259.

[9] F. X. v. Neumann-Spallart,Ubersuhten der Weltwirthschaft, Jg. 1881-82 (Stuttgart, 1884), pp. 153 and 185 for the basis of these calculations.

[10] P. Bairoch,‘ Città/Campagna’ in Enaclopedia Einaudi, III(Turin, 1977), p 89.

[11] See D. Landes,Revolution in Time (Harvard, 1983), p. 289.

[12]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Cambridge, Mass. , 1980), p. 750.

[13] Williams’ book was originally a series of alarmist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 imperialist W. E. Henley’sMew Review. He was also active in the anti-aliens agitation.

[14] C. P. Kindleberger, ‘Group Behavio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9 (Feb. 1951), p. 37.

[15] P. Bairoch, Commerce extirieur et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i’Europe au XIXe sicle(Paris-Hague, 1976), pp. 309-11.

[16] (Folke Hilgerdt),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eign Trade (League of Nations, Geneva 1945), pp. 13, 132-4.

[17] H. W. Macrosty,The Trust Movement in British Industry (London, 1907), p. i.

[18]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Cleveland and New York, 1959), p. 44.

[19] Bairoch, De Jéricho à Mexico, p. 288.

[20] W. Arthur Lewis,Growth and Fluctuations 1870-1913 (London, 1978), appen-dix IV.

[21] Ibid. , p. 275.

[22] John R. Hanson Ⅱ,Trade in Transition: Exports from the Third World 1840-1900 (New York, 1980), p. 55.

[23] Sidney Pollard, ‘Capital Exports 1870-1914: Harmful or Beneficial?’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xxviii (1985), p. 492.

[24] They wereLloyd’s Weekly andLe Petit Parisien.

[25] P. Mathias,Retailing Revolution (London, 1967).

[26]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of J. A. Lesourd and Cl. Gérard, Nouvelle Histoire Économique I: Le XIXe Siècle (Paris, 1976), p. 247.

第三章 帝国的年代

[1] Cited in Wolfgang J. Mommsen,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20(Chicago, 1984), p. 77.

[2] Finlay Peter Dunne,Mr Dooley’s Philosophy (New York, 1900), pp. 93-4.

[3]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Latest Stage of Capitalism’,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mid-1917. The later (posthumous) editions of the work use the word ‘highest’ instead of‘latest’.

[4] J. A. Hobson,Imperialism (London, 1902), preface; (1938 edn), p. xxvii.

[5] Sir Harry Johnston,A History of the Colonization of Africa by Alien Races (Cambridge, 1930; first edn 1913), p. 445.

[6] Michael Barratt Brown,The Economics of Imperialism (Harmondsworth, 1974), p. 175; for the vast and, for our purposes, oversophisticated debate on this subject, see Pollard, ‘Capital Exports 1870-1914’,loc. cit.

[7] W. G. Hynes,The Economics of Empire. Britain, Africa and the Mew Imperialism, 1870-1895 (London, 1979),passim.

[8] Cited in D. C. M. Platt,Finance, Trade and Politics: British Foreign Policy,18151914 (Oxford, 1968), pp. 365-6.

[9] Max Beer, ‘Der neue englische Imperialismus’,Neue Zeit, xvi (1898), p. 304. More generally, B. Semmel,Imper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English Social-Imperial Thought 1895-1914 (London 1960).

[10] J. E. C. Bodley,The Coronation of Edward VII: A Chapter of European andImperial History (London, 1903), pp. 153 and 201.

[11] Burton Benedictet al. , The Anthropology of World’s Fairs. San Francisco’s Panama 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of 1915(London and Berkeley, 1983), p. 23.

[12] Encyclopedia of Missions (2nd edn New York and London, 1904), appendix iv, pp. 838-9.

[13] Dictionnaire de spirituality (Paris, 1979), x, ‘Mission’, pp. 1398-9.

[14] Rudolf Hilferding,Das Finanzkapital (Vienna, 1909, 1923 edn), p. 470.

[15] P. Bairoch, ‘Geographical Structure and Trade Balance of European Foreign Trade from 1800 to 1970’,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3 (1974), pp. 557-608,Commerce extérieur et developpement économique de l’Europe au XlXe siècle, p. 81.

[16] P. J. Cam and A. G. Hopki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itish Expansion Overseas, 1750-1914’,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xxiii (1980), pp. 463-90.

[17] J. E. Flint, ‘Britain and the Partition of West Africa’ in J. E. Flint and G. Williams (eds ),Perspectives of Empire (London, 1973), p. 111.

[18] C. Southworth,The French Colonial Venture (London, 1931), appendix table 7. However, the average dividend for companies operating in French colonies in that year was 4 6 per cent.

[19] M. K. Gandhi,Collected Works, Ⅰ 1884-96 (New Delhi, 1958).

[20] For the unusually successful, for a while, incursion of Buddhism into western milieux, see Jan Romein,The Watershed of Two Eras (Middletown, Conn. , 1978), pp. 501-3, and the export of Indian holy men abroad, largely via champions. drawn from among Theosophists Among them Vivekananda (1863-1902) of ‘Vedanta’ can claim to be the first of the commercial gurus of the modern West.

[21] R. H. Gretton,A Modern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ii, 1899-1910 (London, 1913), p. 25.

[22] W. L. Langer,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00-1902 (New York, 1968 edn), pp. 387 and 448. More generally, H. Gollwitzer,Die gelbe Gefahr Geschichte eines Schlagworts Studien zum imperiahstischen Denken (Gottingen, 1962).

[23] Rudyard Kipling, ‘Recessional’ inR Kipling’s Verse, Inclusive Edition 1885-1918 (London n d ), p. 377.

[24] Hobson,op cit (1938 edn), p. 314.

[25] See H. G. Wells,The Time Machine (London, 1895).

[26] H. G. v Schulze-Gaevernitz,Bntischer Imperialisms und enghscher Freihandel zu Beginn des 20 Jahrhunderts(Leipzig, 1906).

第四章 民主政治

[1] Gaetano Mosca,Elementi di scienza pohtica (1895), trs as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 1939), pp. 333-4.

[2] Robert Skidelsky,John Maynard Keynes, I (London, 1983), p. 156.

[3] Edward A. Ross, ‘Social Control vii Assemblag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ii (1896-7), p. 830.

[4] Among the works which then appeared, Gaetano Mosca (1858-1941),Elementi di scienza politica,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Industrial Democracy (1897), M. Ostrogorski (18541919),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Political Parties (1902), Robert Michels (18761936),Zur Soziologie desParteiwesens in der modernen Demokratie (Political Parties)(1911), Georges Sorel (1847-1922),Reflexions on Violenc (1908).

[5] Hilaire Belloc,Sonnets and Verse (London 1954), p. 151, ‘On a General Election’, Epigram xx

[6] David Fitzpatnck, ‘The Geography of Irish Nationalism’,Past & Present, 78 (Feb 1978), pp. 127-9.

[7] H.-J. Puhle,Pohtische Agrarbewegungen in kapitahstischen Industriegesellschaften (Gottingen 1975), p. 64.

[8] G. Hohorst, J. Kocka and G. A. Ritter,Sozialgeschichtliches Arbeitsbuch Materiahen zur Statistik des Kaiserreichs 1870-1914(Munich, 1975), p. 177.

[9] Michels,op cit (Stuttgart, 1970 edn), part vi, ch 2.

[10] R. F. Foster,Lord Randolph Churchill, A Political Life (Oxford, 1981), p. 395.

[11] C. Benoist,L’Organisation du suffrage unwersel La crise de l’etat moderne(Paris, 1897).

[12] C. Headlam (ed ),The Milner Papers (London, 1931-3), 11, p. 291.

[13] T. H. S. Escott,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Victorian Age (London, 1897), p. 166.

[14] Flora,op cit, ch. 5.

[15] Calculated from Hohorst, Kocka and Ritter,op cit, p. 179.

[16] Gary B. Cohen,The Politics of Ethnic Survival Germans in Prague 1861-1914(Princeton, 1981), pp. 92-3.

[17] Graham Wallas,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London, 1908), p. 21.

[18] David Cannadine, ‘The Context, Performance and Meaning of Ritual: The British Monarchy an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c 1820-1977’ in E. J. Hobsbawm and T. Ranger (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1983), pp. 101-64.

[19] The distinction comes from Walter Bagehot’s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first published in theFortnightly Review (1865-67), as part of the debate on the Second Reform Bill, i e on whether to give workers the vote.

[20] Rosemonde Sanson,Les 14 Juillet fite et conscience nationale, 1789-1975(Paris, 1976), p. 42, on the motives of the Paris authorities in combining popular amusements and public ceremony.

[21] Hans-Georg John,Politik und Turnen die deutsche Turnerschaft als nationale Bewegung im deutschen Kaiserreuh von 1870-1914 (Ahrensberg bei Hamburg, 1976), pp. 36-9.

[22] ‘I believe it will be absolutely necessary that you should prevail on our future masters to learn their letters’ (Debate on the Third Reading of the Reform Bill, Parliamentary Debates, 15 July 1867, p. 1549, col I) This is the original version of the phrase which, shortened, became familiar.

[23] Cannadine,op cit, p. 130.

[24] Wallace Evan Davies,Patriotism Parade(Cambridge, Mass 1955), pp. 218-22.

[25] Maurice Dommanget, Eugène Pottier, membre de la Commune et chantre de l’Internationale (Paris, 1971), p. 138.

[26] V. I. Lenin,State and Revolution, part 1, section 3.

第五章 世界的工人

[1] The labourer Franz Rehbein, remembering in 1911 From Paul Gohre (ed ),Das Leben ernes Landarbeiters (Munich, 1911), cited in W Emmerich (ed ),Proletansche Lebenslaufe, 1 (Reinbek 1974), p 280

[2] Samuel Gompers,Labor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and London, 1910), pp. 238-9.

[3] Mit uns zieht die neue Zeit Arbeiterkultur in Osterreich 1918-1934 (Vienna, 1981).

[4] Sartonus v Waltershausen,Die italiemschen Wanderarbeiter (Leipzig, 1903), pp. 13, 20, 22 and 27. I owe this reference to Dirk Hoerder.

[5] Bairoch,De Jéricho àMexico, pp. 385-6.

[6] W. H. Schroder,Arbeitergeschichte und Arbeiterbewegung Industnearbeit und Organisationsverhalten im ig undfruhen 20 Jahrhundert (Frankfurt and New York, 1978), pp. 166-7 and 304.

[7] Jonathan Hughes,The Vital Few American Economic Progress and its Protagonists (London, Oxford and New York, 1973), p. 329.

[8] Bairoch, ‘Citta/Campagna’, p. 91.

[9] W. Woytinsky,Die Welt in Zahlen, Ⅱ,Die Arbeit (Berlin, 1926), p. 17.

[10] Warum gibt e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ketnen Sozialismus? (Tubingen, 1906).

[11] Jean Touchard,La Gauche en France depuis 1900 (Paris, 1977), p. 62, Luigi Cortesi,Il Socialismo Itahano tra riforme e nvoluzione Dibatti congressuali del Psi18921921(Bari, 1969), p. 549.

[12] Ma xi me L ero y,La Cou tû me ouv ri ère (Pan s 1913), 1, p. 387.

[13] D. Crew,Bochum Sozialgeschwhte emer Industnestadt (Berlin and Vienna 1980), p. 200.

[14] Guy Chaumel,Histoire des chemmots et de leurs syndicats(Paris, 1948), p. 79, n 22.

[15] Crew,op cit, pp. 19, 70 and 25.

[16] Yves Lequin, Les Ouvriers de la région lyonnaise, I, La Formation de la classe ouvrière régionale (Lyon 1977), p. 202.

[17] The first recorded use of ‘big business’(OED Supplement 1976) occurs in 1912 in the USA,‘Grossindustrie’ appears earlier, but seems to become common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18] Askwith’s memorandum is cited in H. Pelling,Popul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Late 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1968), p. 147.

[19] Maurice Dommanget,Histoire du Premier Mai (Paris, 1953), p. 252.

[20] W. L. Guttsman,The German Social-Democratic Party 1875-1933(London, 1981), p. 96.

[21] Ibid, p. 160.

[22] Mit uns zieht du neue Zelt Arbeiterkultur in Osterreich 1918-1934 Eine Ausstellung der Osterreichischen Gesellschaft fur Kulturpohtik und des MeidhngerKulturkreises, 23 Janner-30 August 1981 (Vienna), p. 240.

[23] Constitu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24] Robert Hunter,Socialists at Work (New York, 1908) p. 2.

[25] Georges Haupt,Programm und Wirkhchkeit Du Internationale Sozialdemokratievor 1914 (Neuwied, 1970), p. 141.

[26] And perhaps even more popular, the anti-clerical Corvin’sPfaffenspiegel [H-J Steinberg,Soziahsmus und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Zur Ideologie der Partei vor dem ersten Weltkneg [(Hanover, 1967), p 139] The SPD Congress (Parteitag) 1902 observes that only anti-clerical party literature really sells. Thus in 1898 the Manifesto is issued in an edition of 3000, Bebel’sChristenthum und Soziahsmus in 10, 000 copies, in 1901-4 the Manifesto was issued in 7000 copies, Bebel’sChristenthum in 57, 000 copies.

[27] K. Kautsky,La Questione Agrana (Milan, 1959 edn), p. 358. The quotation is at the start of Part ii, 1c.

第六章 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1] I owe this quotation from the Italian writer F. Jovine (1904-1950) to Martha Petrusewicz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2] H. G. Wells,Anticipations (London, 1902, 5th edn), pp. 225-6.

[3] Alfredo Rocco,What Is Nationalism and What Do the Nationalists Want? (Rome, 1914)

[4] See Georges Haupt, Michel Lowy and Claudie Weill,Les Marxistes et laquestion natwnale 1848-1914 études et textes (Paris, 1974).

[5] E. Brix,Die Umgangsprachen in Altosterreich zwischen Agitation und Assimilation Die Sprachenstatistik in den zisleithanischen Volkszahlungen 1880-1910 (Vienna, Cologne and Graz, 1982), p. 97.

[6] H. Roos,A History of Modern Poland (London 1966), p. 48.

[7] Lluis Garcia i Sevilla, ‘Llengua, nacio i estat al diccionano de la reial academia espanyola’,L’Avenf, Barcelona (16 May 1979), pp. 50-5.

[8] Hugh Seton-Watson,Nations and States (London, 1977), p. 85.

[9] I owe this information to Dirk Hoerder.

[10]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Naturalization and Citizenship’, p. 747.

[11]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1983), pp. 107-8.

[12] C. Bobinska and Andrzej Pilch (eds ),Employment-seeking Emigrations of the Poles World-Wide XIXand XX C. (Cracow, 1975) pp. 124-6.

[13] Wolfgang J. Mommsen,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189-1920 (Chicago, 1984), pp. 54 ff.

[14] Lonn Taylor and Ingrid Maar,The American Cowboy(Washington DC, 1983), PP. 96-8.

[15] Hans Mommsen,Nationalitdtenfrage und Arbeiterbewegung (Schriften aus dem KarlMarx-Haus, Trier 1971), pp. 18-19.

[16] History of the Hungarian Labour Movement. Guide to the Permanent Exhibition of the Museum of the Hungarian Labour Movement (Budapest, 1983), pp. 31 ff.

[17] Marianne Heiberg, ‘Insiders/Outsiders; Basque Nationalism’,Archives Europknnes de Sociologie, xvi (1975), pp. 169-93.

[18] A. Zolberg, ‘The Making of Flemings and Walloons: Belgium 1830-1914’,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 (1974), pp. 179-235; H.-J. Puhle, ‘Baskischer Nationalisms im spanischen Kontext’ in H. A. Winkler (ed. ),Nationalisms in der Welt von Heute (Gottingen, 1982), especially pp. 60-5.

[19] Enciclopedia Italiana, ‘Nazionalismo’.

[20] Peter Hanak, ‘Die Volksmeinung wahrend den letzten Kriegsjahren in OsterreichUngarn’ in R. G. Plaschka and K. H. Mack (eds. ),Die Auflosung des Habsburgerreiches: Zusammenbruch und Neuorientierung im Donauraum (Vienna, 1970), pp. 58-67.

第七章 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1] William James,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New York 1950), p. 291. I owe this reference to Sanford Elwitt.

[2] H. G. Wells,Tono-Bungay (1909; Modern Library edn), p. 249.

[3] Lewis Mumford,The City in History (New York 1961), p. 495.

[4] Mark Girouard,The Victorian Country House (New Haven and London, 1979), pp. 208-12.

[5] W. S. Adams,Edwardian Portraits (London 1957), pp. 3-4.

[6] This is a basic theme of Carl E. Schorske,Fin-de-Siècle Vienna (London, 1980).

[7] Thorstein Veble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Institutions (1899).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1959.

[8] W. D. Rubinstein, ‘Wealth, Elites and the Class Structure of Modern Britain’,Past & Present, 76 (Aug. 1977), p. 102.

[9] Adolf v. Wilke,Alt-Berliner Erinnerungen (Berlin, 1930), pp. 232 f.

[10] W. L. Guttsman,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 (London, 1963), pp. 122-7.

[11] Touchard,op. cit. , p. 128.

[12] Theodore Zeldin, France, 1848-1945 (Oxford, 1973), i, p. 37; D. C. Marsh, The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of England and Wales 1871-1961(London, 1958), p. 122.

[13] G. A. Ritter and J. Kocka,Deutsche Sozialgeschichte. Dokumente und Skizzen. Band ii 1870-1914 (Munich, 1977), pp. 169-70.

[14] Paul Descamps,L’Éducation dans les écoles Anglaises (Paris, 1911), p. 67.

[15] Zeldin,op. cit. , I, pp. 612-13.

[16] Ibid. , II, p. 250; H.-U. Wehler,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8 (Gottingen, 1973), p. 126; Ritter and Kocka,op. cit. , pp. 341-3.

[17] Ritter and Kocka,op. cit. , pp. 327-8 and 352; Arno Mayer,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Europe to the Great War (New York, 1981), p. 264.

[18] Hohorst, Kocka and Ritter,op. cit. , p. 161; J. J. Mayeur,Les Débuts de laIIIe République 1871-1898 (Paris, 1973), p. 150; Zeldin,op. cit. , 11, p. 330. Mayer,op. cit. , p. 262.

[19] Ritter and Kocka, op. cit. , p. 224.

[20] Y. Cassis, Les Banquiers de la City à l’époque Edouardienne 1890-1914 (Geneva, 1984).

[21] Skidelsky,op. cit. , 1 p. 84.

[22] Crew,op. cit. , p. 26.

[23] G. v. Schmoller,Was verstehen wir unter dem Mittelstande? Hat er im 19. Jahrhundert zu-oder abgenommen? (Göttingen, 1907).

[24] W. Sombart,Die deutsche Volkswirthschaft im 19. Jahrhundert und im Anfangdes 20.Jahrhunderts (Berlin, 1903), pp. 534 and 531.

[25] Pollard, ‘Capital Exports 1870-1914’, pp. 498-9.

[26] W. R. Lawson,John Bull and His Schools: A Book for Parents, Ratepayers andMen of Business (Edinburgh and London, 1908), p. 39. He estimated the ‘middle class proper’ atc. half a million.

[27] John R. de S. Honey,Tom Brown’s Univer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ctorian Public School(London, 1977).

[28] W. Raimond Baird,American College Fraternities: A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ety System of the College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detailed account of each fraternity (New York 1890), p. 20.

[29] Mayeur,op. cit. , p. 81.

[30] Escott,op. cit. , pp. 202-3.

[31] The Englishwoman’s Tear-Book (1905), p. 171.

[32] Escott,op. cit. , p. 196.

[33] As can be verified from the Victoria County History for that county.

[34]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8th edn 1920), p. 59.

[35] Skidelsky,op. cit. , pp. 55-6.

[36] P. Wilsher,The Pound in Tour Pocket 1870-1970 (London, 1970), pp. 81, 96 and 98.

[37] Hughes,op. cit. , p. 252.

[38] Cited in W. Rosenberg,Liberal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rinceton, 1974), pp. 205-12.

[39] A. Sartorius v. Waltershausen,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1815-1914 (2nd edn Jena 1923), p. 521.

[40] E. g. inMan and Superman, Misalliance.

[41] Robert Wohl,The Generation 0/1914 (London, 1980), pp. 89, 169 and 16.

第八章 新女性

[1] H. Nunberg and E. Federn (eds. ),Minutes of the Vienna PsychoanalyticalSociety, 1:1906-1908 (New York, 1962), pp. 199-200.

[2] Cited in W. Ruppert (ed. ),Die Arbeiter: Lebensformen, Alltag und Kultur (Munich, 1986), p. 69.

[3] K. Anthony,Feminism in Germany and Scandinavia (New York, 1915), p. 231.

[4] Handwo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Jena 1902 edn), ‘Beruf, p. 626, and ‘Frauenarbeit’, p. 1202.

[5] Ibid. , ‘Hausindustrie’, pp. 1148 and 1150.

[6] Louise Tilly and Joan W. Scott,Women,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1978), p. 124.

[7] Handworterbuch, ‘Frauenarbeit’, pp. 1205-6.

[8] For Germany: Hohorst, Kocka and Ritter,op. cit. , p 68, n. 8; for Britain, Mark Abrams,Th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People 1911-1945 (London, 1946), pp. 60-1; Marsh,op. cit. , p. 127.

[9] Zeldin,op. cit. , II, p. 169.

[10] E. Cadbury, M. C. Matheson and G. Shann,Women’s Work and Wages (London 1906), pp. 49 and 129. The book describes conditions in Birmingham.

[11] Margaret Bryant,The Unexpected Revolution (London 1979), p. 108.

[12] Edmée Charnier, L’Évolution intellectuelle féminine (Paris, 1937), pp. 140 and 189. See also H.-J. Puhle, ‘Warum gibt es so wenige Historikerinne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7 Jg. (1981), especially p. 373.

[13] Rosa Leviné-Meyer,Leviné (London, 1973), p. 2.

[14] First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1891.

[15] Caroline Kohn,Karl Kraus (Stuttgart, 1966), p. 259, n. 40; J. Romein,TheWatershed of Two Eras, p. 604.

[16] Donald R. Knight,Great White City, Shepherds Bush, London: 70th Anniversary, 1908-1978 (New Barnet, 1978), p. 26.

[17] I owe this point to a student of Dr S. N. Mukherjee of Sydney University.

[18] Claude Willard,Les Guesdistes (Paris, 1965), p. 362.

[19] G. D. H. Cole,A History of the Labour Party from 1914 (London, 1948), p. 480; Richard J. Evans,The Feminists (London, 1977), p. 162.

[20] Woytinsky,op. cit. , n,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se data.

[21] Calculated fromMen and Women of the Time (1895).

[22] For conservative feminism, see also E. Halevy,A History of the EnglishPeopl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61 edn), vi, p. 509.

[23] For these developments see S. Giedion,Mechanisation Takes Command (New York, 1948),passim; for the quotation, pp. 520-1.

[24] Rodelle Weintraub (ed. ),Bernard Shaw and Women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77), pp. 3-4.

[25] Jean Maitron and Georges Haupt (eds.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mouvement ouvrier international: L’Autriche (Paris, 1971), p. 285.

[26] T. E. B. Howarth,Cambridge Between Two Wars (London, 1978), p. 45.

[27] J. P. Nettl,Rosa Luxemburg (London, 1966), 1, p. 144.

第九章 文艺转型

[1] Romain Rolland,Jean Christophe in Paris (trs. New York, 1915), pp. 120-1.

[2] S. Laing,Modern Science and Modem Thought (London, 1896), pp. 230-1, originally published 1885.

[3] F. T. Marinetti,Selected Writings, ed. R. W. Flint (New York, 1971), p. 67.

[4] Peter Jelavich,Munich and Theatrical Modernism: Politics, Playwriting and Performance 1890-1914 (Cambridge, Mass. , 1985), p. 102.

[5] The word was coined by M. Agulhon, ‘La statuomanie et l’histoire’,Ethnologic Frangaise 3-4 (1978).

[6] John Willett, ‘Breaking Away’,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8 May 1981, pp. 47-9.

[7] The Englishwoman’s Year-Book (1905), ‘Colonial journalism for women’, p. 138.

[8] Among the other series which cashed in on the thirst for self-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Britain, we may mention the Camelot Classics (1886-91), the 300-odd volumes of Cassell’s National Library (1886-90 and 1903-7), Cassell’s Red Library (1884-90) Sir John Lubbock’s Hundred Books,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lso publisher of Modern Classics from 1897) from 1891, Nelson’s Classics (1907-)-the ‘’Sixpenny Classics only lasted 1905-7 and Oxford’s World’s Classics. Everyman (1906-) deserves credit for publishing a major modern classics, Joseph Conrad’sNostromo, in its first fifty titles, between Macaulay’sHistory of England and Lockhart’sLife of Sir Walter Scott.

[9] Georg Gottfried Gervinus, Geschichte der poetischen Mationalliteratur der Deutschen, 5 vols. (1836-42).

[10] F. Nietzsche,Der Wille zur Macht in Sdmtliche Werke (Stuttgart 1965), ix, pp. 65 and 587.

[11] R. Hinton Thomas,Nietzsche in German Politics and Society 1890-1918 (Manchester, 1984), stresses-one might say overstresses-his appeal for libertarians. Nevertheless, and in spite of Nietzsche’s dislike of anarchists (cf.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in Sämtliche Werke, VII, pp. 114, 125), in French anarchist circles of the 1900s ‘on discute avec fougue Stirner, Nietzsche et surtout Le Dantec’ [Jean Maitron,Le Mouvement anarchiste en France (Paris, 1975) i, p. 421].

[12] Eugenia W. Herbert,Artists and Social Reform France and Belgium 1885-1898 (New Haven, 1961), p. 21.

[13] Patrizia Doghani,La ‘Scuola delle Reclute’ L’Internazionale Giovanile Socialista dallafine dell’ottocento, alia prima guerra mondiale (Turin, 1983), p. 147.

[14] G. W. Plechanow,Kunst und Literatur (East Berlin, 1955), p. 295.

[15] J. C. HoIl,La jeune Peinture contemporaine (Paris, 1912), pp. 14-15.

[16] ‘On the spiritual in art’, cited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6 Feb 1984, p. 28.

[17] Cited in Romein,Watershed of Two Eras, p. 572.

[18] Karl Marx,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19] Max Raphael,Von Monet zu Picasso Grundzuge einer Aesthehk und Enlwicklung der modernen Malerei (Munich, 1913).

[20] The role of countries with a strong democratic and populist press, and lacking a large middle-class public,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cartoon is to be noted. For the importance of pre-1914 Australia in this connection, see E. J. Hobsbawm, Introduction to Communist Cartoons by ‘Espoir’ and others (London, 1982), p. 3.

[21] Peter Bachlin,Der Film als Ware (Basel 1945), p. 214, n. 14.

[22] T. Baho (ed ),The American Film Industry (Madison, Wis 1985), p. 86.

[23] G. P. Brunetta,Storm del cinema itahano1895-1945(Rome, 1979), p. 44.

[24] Bahio,op cit, p. 98.

[25] Ibid, p. 87, Mil uns zieht die Neue Zeil, p. 185.

[26] Brunetta,op cit, p. 56.

[27] Luigi Chianni, ‘Cinematography’ inEncyclopedia of World Art (New York, London and Toronto, 1960), iii, p. 626.

第十章 确定性的基石：科学

[1] Laing,op cit, p. 51.

[2] Raymond Pearl,Modes of Research in Genetics (New York, 1915), p. 159. The passage is reprinted from a 1913 lecture.

[3] Bertrand Russell,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as a Field for ScientificMethod in Philosophy (London, 1952 edn), p. 109.

[4] Carl Boyer,A History of Mathematics (New York, 1968), p. 82.

[5] Bourbaki,Éléments d’histoire des mathématiques (Pans, 1960), p. 27. The group of mathematicians publishing under this name were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ir subject primarily in relation to their own work.

[6] Boyer,op cit, p. 649.

[7] Bourbaki, p. 43.

[8] F. Dannemann,Die Maturwissenschqften in ihrer Entwicklungund ihremZusammenhange (Leipzig and Berlin, 1913), iv, p. 433.

[9] Henry Smith Williams,The 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Sci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1900), p. 231.

[10] Ibid, pp. 230-1.

[11] Ibid, p. 236.

[12] C. C. Gilhspie,The Edge of Objectivity (Princeton, 1960), p. 507.

[13] Cf. Max Planck,Scientific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Papers (New York, 1949)

[14] J. D. Bernal,Science in History (London, 1965), p. 630.

[15] Ludwig Fleck,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a Scientific Fact (Chicago, 1979, orig. Basel, 1935), pp. 68-9.

[16] W. Treue and K. Mauel (eds ),Naturwissenschaft, Technik und Wirtschaftim 19 Jahrhundert, 2 vols (Gottingen, 1976), 1, pp. 271-4 and 348-56.

[17] Nietzsche,Der Wille zur Macht, book iv, e g pp. 607-9.

[18] C. Webster (ed), Biology, Medicine and Society 1840-1940 (Cambridge, 1981), p. 225.

[19] Ibid, p. 221.

[20] As is suggested by the titles of A. Ploetz and F. Lentz,Deutsche Gesellschaftfur Rassenhygiene (1905 ‘German Society for Racial Hygiene’), and the Society’s journalArchiv fur Rassen-und Gesellschaftsbiologie (‘Archives of Racial and Social Biology’), or G. F. Schwalbe’sZeitschrift fur Morphologie und Anthropologic, Erb-und Rassenbiologie (1899 ‘Journal for Morphology, Anthropology, Genetic and Racial Biology’) Cf J. Sutter,L’Euginique Problèmes-Méthodes-Résultats (Paris, 1950), pp. 24-5.

[21] Kenneth M. Ludmerer,Genetics and American Society: A Historical Appraisal (Baltimore, 1972), p. 37.

[22] Cited in Romein,op cit, p. 343.

[23] Webster,op cit, p. 266.

[24] Ernst Mach inNeue Osterreichische Biographic, I (Vienna, 1923)

[25] J. J. Salomon,Science and Politics (London, 1973), p. xiv.

[26] Gillispie,op cit, p. 499.

[27] Nietzsche,Wille zur Macht, Vorrede, p. 4.

[28] Ibid, aphorisms, p. 8.

[29] Bernal(op cit, p. 503) estimates that in 1896 there were perhaps 50, 000 persons in the world carrying on ‘the whole tradition of science’, of whom 15, 000 did research. The number grew from 1901 to 1915 there were in the USA alonec 74, 000 first degrees or bachelor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2577 doctoral degrees in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D. M. Blank and George J. Stigler,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Scientific Personnel (New York 1957), pp. 5-6]

[30] G. W. Roderick,The Emergence of a Scientific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1967), p. 48.

[31] Frank R. Pfetsch,Zur Entwicklung der Wissenschaftspohtik in Deutschland 1750-1914 (Berlin, 1974), pp. 340 ff.

[32] The prizes have been taken to 1925 so as to allow for some lag in recognizing achievements of the brilliant young in the last pre-1914 years.

[33] Joseph Ben-David, ‘Professions in the Class Systems of Present-Day Societies’,Current Sociology, 12 (1963-4), pp. 262-. 9

[34] Paul Levy,Moore G. E. Moore and the Cambridge Apostles(Oxford, 1981) pp. 309-11.

第十一章 理性与基石

[1] Rolland,op cit, p. 222.

[2] Nunberg and Federn,op cit, 11, p. 178.

[3] Max Weber,Gesammelte Aufsa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Tubingen, 1968), p. 166.

[4] Guy Vincent,L’Ecole pnmaire frangaise Etude soaologique (Lyon, 1980), p. 332, n. 779.

[5] Vivekananda,Works, part iv, cited inSedition Committee 1918Report (Calcutta, 1918), p. 17 n.

[6] Anil Seal,The Emergence of Indian Nationalism (Cambridge, 1971), p. 249.

[7] R. M. Goodridge, ‘Nineteenth Century Urbanisation and Religion Bristol and Marseille, 1830-1880’,Sociological Yearbook of Religion in Britain, I (London, 1969) p. 131.

[8] ‘La bourgeoisie adhere au rationnahsme, l’instituteur au socialisme’ Gabriel Le Bras, Etudes de sociologie réligieuse, 2 vols (Paris, 1955-6), i, p. 151.

[9] A. Fliche and V Martin,Histoire de l’Église Le pontificat de Pie IX (2nd edn Paris, 1964), p. 130.

[10] S. Bonnet, C. Santini and H. Barthelemy, ‘Appartenance politique et attitude religieuse dans I’immigration italienne en Lorraine siderurgique’,Archives de Sociologie des Réligions 13 (1962), pp. 63-6.

[11] R. Duocastella, ‘Geographie de la pratique religieuse en Espagne’,Social Compass, xii (1965), p. 256, A. Leoni,Sociologia e geografia religiosa di una Diocesi saggio sulla pratica rehgiosa nella Diocesi di Mantova (Rome, 1952), p. 117.

[12] Halevy,op cit, V, p. 171.

[13] Massimo Salvadon,Karl Kautsky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London, 1979), pp. 23-4.

[14] Not to mention the sister of the socialist leader Otto Bauer who, under another name, figures prominently in Freud’s case-book See Ernst Glaser,Im Umfeld des Austromarxismus (Vienna, 1981),passim.

[15] For this episode seeMarx-Engels Arckv, ed D Rjazanov (reprint Erlangen, 1971), ii p. 140.

[16] The fullest discussions of the expansion of Marxism are not available in English , cf E. J. Hobsbawm, ‘La diffusione del Marxismo, 1890-1905’,Studi Stonci, xv (1974), pp. 241-69,Storia del Marxismo, 11 Ilmarxismo nell’età della seconda Internazionale (Turin, 1979), pp. 6-110, articles by F. Andreucci and E. J. Hobsbawm.

[17] E. v Bohm-Bawerk,Zum Abschluss des Marxschen Systems (Berlin, 1896), long remained the most powerful orthodox critique of Marx. Bohm Bawerk held cabinet office in Austria three times during this period.

[18] Walter Bagehot,Physics and Politic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872. The 1887 series was edited by Kegan Paul.

[19] Otto Hmtze, ‘Über individualistische und kollektivistische Geschichts auffassung’,Histonsche Zeitschrift, 78 (1897), p. 62.

[20] See in particular the long polemic of G. v Below, ‘Die neue histonsche Methode’,Histonsche Zeitschrift, 81 (1898), pp. 193-273.

[21] Schorske,op cit, p. 203.

[22] William MacDougall (1871-1938),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London, 1908).

[23] William James, Varieties of Religious Belief (New York, 1963 edn) p. 388.

[24] E. Gothein, ‘Gesellschaft und Gesellschaftswissenschaft’, inHandworterbuch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Jena, 1900), iv, p. 212.

第十二章 走向革命

[1] D. Norman (ed ), Nehru, The First Sixty Years,1 (New York, 1965), p. 12.

[2] Mary Clabaugh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5(New Haven, 1968), p. 118.

[3] Collected Works,ix, p. 434.

[4] Selected Works (London, 1936), iv, pp. 297-304.

[5] For a comparison of the two Iranian revolutions, see Nikki R Keddie, ‘Iranian Revol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88 (1983), pp. 579-98.

[6] John Lust, ‘Les societes secretes, les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la revolution de 1911’ in J. Chesneaux et al (eds),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societés secrètes en Chin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Paris, 1970), p. 370.

[7] Edwin Lieuwen, Arm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and New York, 1961 edn), p. 21.

[8] For the transition, see chapter 3 of M. N.Roy’s Memoirs (Bombay, New Delhi, Calcutta, Madras, London and New York 1964)

[9] Friednch Katz, The Secret War in Mexico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Mexican Revolution (Chicago and London, 1981), p. 22.

[10] Hugh Seton-Watson, The Russian Empire 1801-1917 (Oxford, 1967), p. 507.

[11] P. I. Lyashchenko, History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Economy (New York, 1949), pp. 453, 468 and 520.

[12] Ibid,pp. 528-9.

[13] Michael Futrell, Northern Underground Episodes of Russian Revolutionary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Through Scandinavia and Finland (London, 1963), passim.

[14] M. S. Anderson, The Ascendancy of Europe 1815-1914.(London, 1972), p. 266.

[15] T. Shanin, The Awkward Class (Oxford, 1972), p. 38 n.

[16] I follow the arguments of L. Haimson’s pathbreaking articles inSlavic Review,23 (1964), pp. 619-42 and 24 (1965), pp. 1-22, ‘Problem of Social Stability in Urban Russia 1905-17’.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

[1] Fürst von Bülow, Denkwürdigkeiten,I (Berlin 1930), pp. 415-16.

[2] Bernard Shaw to Clement Scott, 1902: G. Bernard Shaw, Collected Letters, 18981910 (London 1972), p. 260.

[3] Marinetti, op. cit. ,p. 42.

[4] Leviathan,part 1, ch. 13.

[5] Wille Zur Macht, loc. cit. ,p. 92.

[6] Georges Haupt, Socialism and the Great War: The Collapse of the SecondInternational (Oxford, 1972), pp. 220 and 258.

[7] Gaston Bodart, Losses of Life in Modern War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Oxford 1916), pp. 153 ff.

[8] H. Stanley Jevons, The British Coal Trade (London, 1915), pp. 367-8 and 374

[9] W. Ashworth, ‘Economic Aspects of Late Victorian Naval Administrati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xxii (1969), p. 491.

[10] Engels to Danielson, 22 Sept. 1892: Marx-EngelsWerke,xxxviii(Berlin 1968), p. 467.

[11] Clive Trebilcock, ‘“Spin-off” in 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Armaments and Industry, 1760-1914’, Economic History Review,xxii (1969), p. 480. 12 Romein, op. cit. ,p. 124.

[12] Admiral Raeder, Struggle for the Sea (London, 1959), pp. 135 and 260.

[13] David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Cambridge, 1969), pp. 240-1.

[14] D. C. Watt,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1967), i, p. 220.

[15] L. A. G. Lennox (ed. ), The Diary of Lord Bertie of Thame 1914-1918 (London, 1924). pp. 352 and 355.

[16] Chris Cook and John Paxon, European Political Facts 1848-1918 (London, 1978), p. 188.

[17] Norman Stone, Europe Transformed 1878-1918 (London, 1983), p. 331.

[18] A. Offner, ‘The Working Classes, British Naval Plans and the Coming of the Great War’, Past & Present,107 (May 1985), pp. 204-26, discusses this at length.

[19] Haupt, op. cit. ,p. 175.

[20] Marc Ferro, La Grande Guerre 1914-1918 (Paris, 1969), p. 23.

[21] W. Emmerich (ed. ), Proletarische Lebensldufe (Reinbek, 1975), ii, p. 104.

[22] Haupt, op. cit. ,p. 253 n.

[23] Wille zur Macht,p. 92.

[24] Rupert Brooke, ‘Peace’ inCollected Poems of Rupert Brooke (London 1915).

[25] Wille zur Macht,p. 94.

尾声：我真正是生活在黑暗时代！

[1] Bertolt Brecht, ‘An die Nachgeborenen’ inHundert Gedichte 1918-1950(East Berlin, 1955), p. 314.

[2] Albert O. Hirsch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Seven Exercises in Retrospection (Center for US-Mex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December 1986), p. 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 -- 2版.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8

书名原文：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ISBN 978-7-5086-7460-5

Ⅰ. ①帝… Ⅱ. ①艾… ②贾… Ⅲ. ①世界史－1875-1914 Ⅳ. ①K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1495号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著者：［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译者：贾士蘅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郑明萱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言与谢语

导言 鸟瞰20世纪

第一部分 大灾难的年代
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

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
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
第五章 共御强敌
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艺术
第七章 帝国告终

第二部分 黄金时代
第八章 冷战年代

第九章 黄金年代
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
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
第十四章 危机20年

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
第十七章 先锋派已死——1950年后的艺术
第十八章 魔法师与徒弟：自然科学流派
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参考文献

版权页

序言与谢语

任何一位当代人欲写作20世纪历史，都与他或她处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不同。不为别的，单单就因为我们身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过去的时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须）由外向内观察，经由该时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资料，或依后代的史家撰述为凭。作为本书作者，本人一生的经历，恰与本书讨论的大部分时期重叠。其中多数时候，从青少年岁月开始，一直迄今，我对公共事务均极敏感。也就是说，我以一个当代人的身份，而非以学者角色，聚积了个人对世事的观感与见解。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一辈子作为学史之人的学术生涯中的多数时间，我始终避免将亲身所处的从1914年以来的时期当作研究题目。不过我倒不回避以其他身份，对这个时代发表见解。“本人的研究专期”——借用史学界的术语来说——乃是19世纪。但在此刻，我却觉得已经可以从某种历史角度，对1914年以来到苏联解体的“短20世纪”（Short Twentieth Century），进行一番观察。有关这段时期的学术文献及档案史料，已经在人数庞大的20世纪历史学者努力之下堆积如山。但是我对这个时期的认识，除了极少处偶尔引用之外，却不是根据这些纸上来源。

关于20世纪的史料如此浩瀚，绝非一己之力可窥其全貌，甚至仅限一种语言也不可能。我们对这段史实熟悉的程度，绝对不可能如同——比如说——研究古典文物制度或古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的史学家们，对那漫长年月里写下的片纸只字，以及一切有关那漫长年月的著作论述所认识得那般深厚。然而即使有此作为借口，本人对这个时代的认识，若以当代史学界的博学功力判断，可能会显得不够全面深刻。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只有向那些特别尖锐、最有争议的题目之中深入挖掘——比如冷战史实或30年代历史——达到满足我自己的要求为止；也就是说本书所陈列的观点，都能在专家研究的明察秋毫之下站得住脚。当然，我的企图不可能完全成功。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一定暴露了我的无知，以及某些具有争议的论点。

因此，本书的立足基点，看起来自然有几分奇特不平衡。它的资料来源，除了多年来广泛芜杂的多方阅读之外，并有本人在“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执教时，在研究生课堂上讲授20世纪史所必须涉猎的各种著作。除此，我也以一个亲身经历“短20世纪”者的身份，累积了许多个人对当代的知识、回忆及意见，亦即扮演社会人种学家所谓的“参与性观察者”的角色，或者索性归之于一名周游过许多国家并且随时张大眼睛四下观看的旅行者身份，也就是我的祖先称之为“好管闲事之人”吧。这一类经验的历史价值，其可贵并不在我身历其境、亲临重大的历史现场；也不在于我知晓，甚或亲眼见过创造历史的大人物或政治家。事实上，根据本人偶尔在这一国或那一国（主要以拉丁美洲为主）扮演新闻工作者四下打听的经验发现，与总统或决策人士进行交谈，往往没什么收获。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物大多是为了公开记录发言。真正能带来启示光亮者，是那些可以或愿意自在谈话，并最好对国家大事没有负担责任之人。不过，能够亲自认识人、地、物，虽然难免有主观误导之嫌，却也使人获益匪浅。也许单单是30年的光阴过去，亲眼看见同一个城市今昔之比——不论是西班牙的瓦伦西亚（Valencia）或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就足以使人惊觉20世纪第三个25年之中，社会变迁之迅速与巨大。又或许是几句多年前的对话，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却深藏在记忆之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如果作为一名史家，能够将这个世纪整理出一点意义，多半归因于本人时时观察聆听的结果。希望以此所得的一点心得，可以经由本书传送给读者一点信息。

本书写作的来源，当然也少不了我的诸位同事、学生，以及其他在本书写作之际，被我强行打扰的任何一位。在某些方面，欠下的人情自然很多。有关科学的篇章，承蒙我的朋友艾伦·梦凯（Alan Mackay FRS）及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的校正，艾伦不但是一位结晶学的权威，而且更如百科全书般博闻强识。经济发展方面的部分文字，由我在“新学院”的同人，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兰斯·泰勒（Lance Taylor）亲自校读。更多的地方，则有赖大量阅读论文、聆听讨论，并在“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UNU/WIDER）举办的多项总体经济问题研讨会上，仔细侧耳倾听获得的心得。这个位于赫尔辛基（Helsinki）的研究机构，在贾亚瓦德纳博士（Dr.Lal Jayawardena）的领导之下，已成为国际一大主要学术重镇。整体而言，本人以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这家令人仰慕的学术机构停留的那几年夏天中，所获裨益实在匪浅。这个协会以其接近苏联的地理之便，兼以其对苏联最后几年事务的学术关心，让我得到直接感受的良机。对于我所请教的人士的建议，在此并未一一采纳；如在我笔下呈现谬误，也是作者本人之过。从同人之间的研讨会上，我也受惠良多，学术中人在这类场合会面，主要是为了彼此挖掘知识。但是本人正式或非正式请教过的同人如此之多，不可能一一在此致谢。我甚至从有幸执教的新学院各国弟子之中，也随带获得了许多真实资料，在此也无法分别列出。不过其中我要特别感谢厄古特（Ferdan Ergut）及朱尔卡（Alex Julca）呈交的学期报告，它们大大扩展了我对土耳其革命及第三世界移民与社会流动的视野。我也要感谢学生吉塞克（Margarita Giesecke）所作《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APRA）及1932年秘鲁真理城（Trujillo）叛乱》的博士论文。

随着时间愈接近现在，20世纪史家的工作愈得求助于两项资料来源：一是报刊，一是统计调查报告。前者包括每天的日报或定期刊物，后者包括由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搜集举办的各项经济及多方调查统计。伦敦的《卫报》（Guardian）、《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以及《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自然是我要感谢的三家大报。至于联合国及其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各种刊物，也为我提供了无数宝贵资料，谨在书目中一一敬列。而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虽然在实际活动中它全然失败，但是国际联盟在经济事务调查分析上所做的无价贡献，尤以其首创的堪称最高峰的《工业化与世界贸易》（Industrialization and World Trade，1945），却值得我深致感谢。上述一切都是着手进行任何有关20世纪经济、社会、文化等变迁的讨论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来源。

本书所叙各项内容，除了明显属于作者个人的判断观点之处，其余便只有恳请读者包涵，完全以信任作为原则了。作者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在这样一本书中引经据典卖弄学问。下笔之际，我尽量将参照引用的地方，局限于实际原文以及各项统计量化数据的原始出处——有时候来源不同，数字亦有差异——偶尔也引用一些事例，以佐证某些可能会令读者觉得不比寻常、意想不到或不甚熟悉的陈述文字；或作者本人某些具有争议性的看法，也需要一点其他的意见参考。这一类的参考出处，在文中都用括号注明；其篇章全名，则在书末列出。但是这份书目不过是一张书单，仅用以详列本书中直接引述或提及的文字来源，其目的并不在提供一份进一步系统化研读的指南。有关进一步阅读的指南，本书后面另外有一份推荐书单。总而言之，以上所言的参考来源和书中页下附列的注脚，其用意并不相同，后者纯粹是为正文提供解说定义而作。

不过，在此作者依然应该点出某几部特别值得致意或仰赖尤重的大作，以免原作者误会本人不知感谢。总的来说，我欠两位友人的研究成果尤深：一位是勤于搜集量化数据、孜孜不倦的经济史家贝罗赫（Paul Bairoch），另一位是曾担任“匈牙利科学院”（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长的贝伦德（Ivan Berend）。作者之所以有“短20世纪”的概念，原始构想即来自这两位友人。至于“二战”后的世界政治通史方面，卡佛柯瑞西（P.Calvocoressi）所著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Since1945），为我提供了最翔实可靠，有时却辛辣锋利——此情自可体会——的指南向导。有关二战的题目，米瓦德（Alan Milward）的精彩杰作《战争、经济、社会：1939—1945》（War，Economy and Society1939—1945），令我获益尤多。而1945年的经济事务，作者发现魏氏（Herman Van der Wee）所著的《繁荣与变乱：1945—1980》（Prosperity and Upheaval：The World Economy1945—1980），以及阿姆斯特朗、格兰、哈里逊（Philip Armstrong，Andrew Glyn，John Harrison）三位合著的《194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Since1945）所提供的内容最为有用。此外，沃克（Martin Walker）的《冷战》（Cold War）一书，其分量实际上远比一般书评的评价高得多，值得我们看重。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左派的消长，本人要特别感谢伦敦大学玛丽皇后暨威斯特费德学院（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的萨松博士（Dr.Donald Sassoon），他慨然将其这方面的未完巨著，借与我先行阅读。苏联方面的历史，我要特别感谢列文（Moshe Lewin）、诺夫（Alec Nove）、戴维斯（R.W.Davies）、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几位的研究成果；中国方面，要感谢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舒朗（Stuart Schram）；伊斯兰世界，要感谢拉比达斯（Ira Lapidus）、凯迪（Nikki Keddie）。书中有关艺术的论点，则得益于威列特（John Willett）论魏玛文化方面的著作（加上他本人的谈话），并要感谢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至于本书第六章得助于格拉佛拉（Lynn Garafola）所著的《佳吉列夫》（Diaghilev），自是明显不过。

我还要特别向以下实际参与本书制作过程的多位人士，表示深深谢忱。首先，是我的两位研究助理：伦敦的贝德福德（Joanna Bedford）以及纽约的格兰德（Lise Grande）两位女士。在此，我要特别强调对格兰德小姐深致谢意。若无她的杰出表现与无尽付出，本人在学识认知上出现的巨大疏漏，势将永远无法填补；许多半记半忘的事迹及出处，也不可能予以一一查证。我也要特地感谢为我打字誊稿的西尔斯（Ruth Syers）以及马伦尼·霍布斯鲍姆（Marlene Hobsbawm）。后者系以一名对现代世界持极大兴趣，却非学术身份的读者的观点，预读书中篇章。本书的写作，就是以马伦尼这样的读者为对象的。

前面，作者已经表明对新学院诸弟子的无尽谢意，有他们耐心聆听我在台上讲授，种种观念与阐释方能在其中逐渐成形，在此，我将本书敬献给他们。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1993—1994年写于伦敦-纽约

导言　鸟瞰20世纪

12位文艺和学术界人士对20世纪的看法：

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我的一生——我一定得这么说一句——历经20世纪，却不曾遭逢个人苦难。然而在我的记忆之中，它却是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

西班牙人类学家巴诺哈（Julio Caro Baroja）：“在一个人的个人经历——安安静静地生、幼、老、死，走过一生，没有任何重大冒险患难——与20世纪的真实事迹……人类经历的种种恐怖事件之间，有着极为强烈显著的矛盾对比。”

意大利作家莱维（Primo Levi）：“我们侥幸能活过集中营的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这种感想，固然令人不太自在，却是在我读了许多受难余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所写的各种记载之后，才慢慢领悟。多年以后，我曾重读自己的手记，发现我们这一批残存的生还者，不但人数极为稀少，而且根本属于常态之外。也许是运气，也许是技巧，靠着躲藏逃避，我们其实并未陷落地狱底层。那些真正掉入底层的人，那些亲见蛇蝎恶魔之人，不是没能生还，就是从此哑然无言。”

法国农艺学家暨生态学家杜蒙（René Dumont）：“我看20世纪，只把它看作一个屠杀、战乱不停的时代。”

诺贝尔奖得主、意大利科学家蒙塔尔奇尼（Rita Levi Montalcini）：“尽管发生了种种事情，20世纪毕竟发生了几项革命，是往好的方向走去……例如第四阶级的兴起，以及女人在数百年横遭压制之后得以崭露头角。”

诺贝尔奖得主、英国作家戈尔丁（William Golding）：“我只是止不住地想，这真是人类史上最血腥动荡的一个世纪。”

英国艺术史学者贡布里奇（Ernest Gombrich）：“20世纪的最大特征，就是世界人口繁殖增长的可怕速度。这是个大灾难，是场大祸。我们根本不知道对此如何是好。”

美国音乐家梅纽因（Yehudi Menuhin）：“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句话为20世纪做个总结，我会说，它为人类兴起了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是同时却也摧毁了所有的幻想与理想。”

诺贝尔奖得主、西班牙科学家奥乔亚（Severo Ochoa）：“最根本的事项，便是科学的进步，成就实在不凡……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大特色。”

美国人类学家弗思（Raymond Firth）：“就科技而言，我认为电子学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一项发展。至于思想观念，可能则由一个原本相当富于理性与科学精神的观点，转变成一个非理性也比较不科学的心态。”

意大利史学家瓦利安尼（Leo Valiani）：“我们这个世纪，证实了所谓正义、公理、平等等种种理想的胜利，不过是短暂的昙花一现。但在同时，只要我们有办法将‘自由’继续存留，还是可以从头再来……不必灰心，甚至在最绝望的情况下也不要丧志。”

意大利史学家文图里（Franco Venturi）：“历史学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20世纪没有别的，只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去了解它。”（Agosti and Borgese，1992，pp.42，210，154，76，4，8，204，2，62，80，140，160.）

1

1992年6月28日，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事先未经宣布，突然造访战火中的萨拉热窝（Sarajevo）。当日的此城，已是一场巴尔干半岛战事的中心焦点，到这年年底，这场战事的牺牲代价将高达15万条人命。密特朗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国际舆论，有关波斯尼亚（Bosnian）危机的严重性。的确，看着这位年迈体衰的贵客，在枪林弹雨中来到此地，真是一个令人注目和感佩的镜头。但是密特朗之访，却有一层完全为人忽略的理由，虽然这正是此行的中心关键：他的造访日期。为什么这位法国总统，要特别选在这一天前往萨拉热窝？因为6月28日，正是当年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于1914年在萨城被刺身亡的日子。不过数周时间，这起暗杀事件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凡是密特朗这个年纪的欧洲人，只要读过几年书，此时、此地，与当年那场由政治错误与失算导致的历史性大灾难，其间的种种纠缠、关联，一定会立刻浮上心头，再度闪现眼前。今日的波斯尼亚，又一次陷入危急关头，还有什么行动，能比选上这样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日子来访，更具有高度的戏剧性，更令人正视这场危机的含义呢？可是除了少数几名专业史学家和年纪很大的人以外，一般都未能明白其中这层强烈的暗示意义。历史的记忆，已经死去。

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说是20世纪末期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许许多多身处世纪末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成长背景，似乎是一种永远的现在，与这个时代的众人的共同过去，缺乏任何有机的联系。因此在这个两千年纪元将尽之际，历史学者的地位遂愈发比以前重要；因为他们的任务，便是记住已经为其他人所忘怀的历史经验。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的角色也应该比以前扩大，不再只是单纯地作为一位记年记事、搜集资料的人，虽然这些也是他们的必要功能。回到1989年际，如果能举办一场国际研讨会，回顾一下两次大战后实行的和平解决方案，相信各国政府、尤其是高级外交官，必能由此获益匪浅。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显然都早已忘记当年是怎么一回事了。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1914—1991年间的“短20世纪”；不过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回述发生于这段时期的往事。当然，任何一个被他的学生问过下面这样一个问题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有关当年的一些基本常识，在今天也不能视作理所当然了。我的一位聪明的美国弟子问道，既然有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表示从前还有过一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本人写作本书的宗旨，是为求了解、阐释为什么事情会如此发展，以及彼此之间有何意义关联可言。而对于一辈子走过“短20世纪”年月，如我这般年龄的人来说，本书不免亦有一种自传性的意味。我们等于是在叙述、详谈（以及在纠正）我们自己记忆中的往事啊！而且，我们是以男女演员的身份——不论我们的角色是多么渺小，不管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角色——回溯在那个特定的时空里，在那个大时代历史舞台之上演的一出戏剧。而同时呢，我们也如同在观察自己的这个时代；更有甚者，我们对这个世纪持有的观点，正是受到那些被我们视为关键时刻的影响所形成的。我们的一生，是这个世纪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凡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读者，比如在本书写作之际才进入大学求学的学子，请不要忘记这个重点。对各位来说，甚至连越战也是古老的史前事情了。

可是对于我这一代，以及具有以上这种背景的历史学者来说，过去永远不能抹去。因为我们所属的时代，是一个依然以公众人物或公众事件为街道及公共场所命名的年月（例如战前布拉格的威尔逊车站，以及巴黎的斯大林格勒地铁站）。那个时候，和约书上依然有人签字，因此也得有个名字以供辨认（例如《凡尔赛和约》），那时候的战争纪念碑，也仍旧令人怀想起过去的年月。因为当其时也，公众事件仍然是我们生活肌理中紧密的一部分，而非仅是我们私人生活里画下的一个记号而已。它们左右了我们的人生，于公于私，都塑造了我们生活的内容。对于作者本人来说，1933年的1月30日，当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的那一天，并不单纯是日历上的随便哪个日子，而是柏林的一个冬日午后，一个15岁的少年，在威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西柏林一个区）附近的学校放学之后，正与他的妹妹一起往哈伦塞（Halensee）回家途中，看到了这个头条消息。即使到现在，我还可以回想这则新闻，仿佛梦境一般。

可是拥有这一段成为今生永不可分离的过去的人们，并不仅限于这位执笔作书的老迈史者。在广袤无垠的地表之上，但凡有一定年纪之人，无论个人背景或人生经历如何，都尝过这同样一段重要经验。它为我们全体戴上标记，就某种程度而言，更是以同样方式。80年代末裂作数片的世界，其实正是1917年俄国革命冲击之下造成的同一世界。我们众人身上，都因此留下痕迹；只是我们都习惯用二元对立思考，将现代工业经济分成“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两种不能并存、相互排斥的绝对选择，才能想明白。一个代表着以苏联为模式的经济体制，另一个则把其余的全部照单全收。现在看来，情况应该比较清楚，这种二分法实在是一种武断，甚至近乎不自然的思考方法，只能置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才能有所了解。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即使作者在此刻执笔之际，就算用回溯的眼光望去，的确也难再找出其他比此更为实在的区分方法，亦即将美国、日本、瑞典、巴西、韩国，一股脑儿全部并作一堆；并把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式经济体系，与东亚及东南亚的国家算作另外一边——虽然后者显然并不曾像前者一般，于80年代以后一齐纷纷瓦解。

更何况，在十月革命震荡终结之后存活下来的世界，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一方的制度前提作为模式来形成的。失败的一方，或是那些与失败者有所勾结的国家，非但销声匿迹，而且根本被逐出历史及精神生活。唯有在“善恶”之争的精神大战里，尚扮演着“仇敌”的角色。（这种下场，可能同样也正发生于输掉了20世纪下半期的冷战者身上，只是程度也许不同，为期不致如此长久。）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信仰战争的世纪里度过一生，如此活受罪，正是其中必须忍受的代价之一。褊狭、不能容忍，是其中的最大特色。甚至连那些自诩思想多元开放的人，也认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大到可以容纳各种对立竞争的世俗信仰永久并存的地步。信仰或意识形态的争执对峙——正如这个世纪历历所见的此类冲突——往往给历史学家寻找真相的路途造成重重障碍。史家的主要任务，并不在判定谁是谁非，而在力求了解那些最不能为我们所理解的事物。但是挡在了解道上的路障，不只有我们本身固执的想法，也还有形成这种种想法的历史人生经验。前一种障碍，比较容易克服，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句法国谚语“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tout comprendre c'st tout Pardonner），其实并不正确，其中并没有真理存在。我们去了解德国历史上的纳粹时期，并把它放在历史的背景中予以观照，决非去原谅种族屠杀罪行。总而言之，凡是亲身经历过这个不寻常世纪的人，自然都免不了对它有些意见。而了解，才是最困难的一门功课。

2

“短20世纪”，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起，到苏联解体为止，如今回头看来，应该属于一段具有前后一贯性的历史时期。如今这段时期已告终了，我们该怎么为它整理出一点意义？没有人知道，未来的下个阶段将会如何，第三个千年纪元将是何种面貌；虽然我们可以肯定，它的情形，将在“短20世纪”的影响下成形。然而，就在80年代末期及90年代初期，世界历史的一个纪元告终，新的一幕开始，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对于20世纪的史家而言，这的确是最重大的一条信息；因为他们虽然可以鉴诸以往而预见将来，根据对过去的了解，揣测不可知的未来，可是他们却不是赛马场上的刺探，可以预先打听出下一世纪的世事行情。史家敢于开口报告分析的战况，是那些胜负早已判明的赛事。无论如何，在过去三四十年里面，不管他们用以述说预言的专业身份为何，各种预报家的记录可谓糟糕无比，只剩下政府及经济研究机构还对它们存有几分信心——也许，这份信心也根本是假装的。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可能每况愈下。

在本书中，“短20世纪”仿佛一张三联画，或者说，像一个历史的三明治。从1914年起，到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大灾难的时期（Age of Catastrophe）。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25至30年期；这短短数十年光明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改变，恐怕远胜任何长度相当的历史时期。如今回溯起来，它确可以视为某种黄金年代（Golden Age）；事实上，当这段时期于70年代初期结束之后，便立即被人这般看待。而20世纪的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其实对世界的极大部分来说，例如非洲、前苏联，以及欧洲前社会主义地区，根本就是又一灾难时期。随着80年代过去，90年代揭幕，反思过去种种及未来茫茫之余，弥漫的气氛乃是一种世纪末的悲观心情。站在90年代的制高点上望去，“短20世纪”仿佛是由一个时代前往另一个时代，途中短暂地穿过一段黄金时期，最后进入一个问题重重、不可知的将来——但是未来不见得就是世界末日。历史学家也许动辄喜欢以“历史终结”的口吻提醒空谈之人，未来却会依然继续进行。关于历史，只有一项通则可以绝对成立，那就是只要有人类，历史就会继续下去。

本书的论点，就是基于这项原则组织而成。它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是19世纪（西方）文明崩溃的起点。这个文明，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科学、知识、教育、物资的进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发光发热。这个文明，也深信欧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一切革命的诞生地。它的经济力渗透深广，它的军事武力征服各地；世界的绝大部分，都屈服在它的脚下。它的人口不断增加，增至全人类的三分之一（包括欧洲众多的海外移民及其后代子孙在内）。它的主要国家，更成为世界政治体系的舞台所在。[1]

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结束的数十年间，却是这个社会的灾难时期。40年间，跌跌撞撞，它由一场灾难陷入另外一场灾难。有的时候，甚至连最优秀的保守人士，也不敢打赌这个社会能否继续存活。两场世界大战，打得世界落花流水。接着又是两股世界性的动乱及革命浪潮，使得另一个为历史注定、势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登上政治舞台。一出场，其势力就覆盖了全球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还多，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席卷了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早在帝国年代（Age of Empire）之前及在其中兴建起来的巨大殖民帝国，此时却七零八落、化为尘土。在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之际，仍屹立不动、趾高气扬的现代帝国主义，论起它的全部历史，却维持了不过一代之久——比如说，其长度也不过就如丘吉尔（1874—1965）的一生罢了。

更有甚者，世界经济危机之深，连最强盛的资本主义经济也难以承受。一向可列为19世纪自由派资本主义最大成就的全球性单一世界经济体系，此时似乎也走上败亡之路。即使与战火及革命远隔重洋的美国，好像也随时都会濒于倒闭。经济摇摇欲坠，自由派民主政体的建构也等于从1917—1942年间的地表上一扫而空，只剩下欧洲边缘地带、北美及澳大利亚尚能幸免。法西斯（Fascism）及它的卫星极权势力，正快速地在各地挺进。

此时此刻，为了自卫，只有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暂时携手，起来合作迎战，方才挽回了民主的一条小命。这确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但在事实上，这场对抗希特勒的战争之所以终能获胜，主要是靠苏联红军之力，而且也只有红军出马，方能成功。这段“资”“共”合作抵抗法西斯的时期——基本上属于30年代及40年代——就许多方面来说，不啻为20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和最重要的决定性时刻。同样，就许多方面来看，它也是多数时间互为死对头的“资”“共”之间，其关系最富历史性诡谲的一刻。只有在这反法西斯的短暂岁月里，双方才暂时放下成见，对付共同敌人。苏联打败了希特勒，是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权的最大成就；只要将上一次大战之时沙皇俄国的经济表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经济做一比较，即可立见分晓（Gatrell／Harison，1993）。若无苏联付出的代价，今天在美国以外的西方世界，恐怕将只有各式各样的独裁政权，高唱着法西斯的曲调，而非今日这百花齐放的自由派国会政治了。这个奇异的世纪，其中最矛盾和讽刺的真相之一，就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十月革命，其所造成的最长久的成效，却反而救下它的死敌一命。战时已经如此，平时亦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正由于有着它的存在刺激，资本主义方才幡然大悟，并出于不安之故，着手进行改革，同时并因苏联的“计划”体制大受欢迎，从中又得到某些改革灵感。

经济大萧条、法西斯、战争，自由资本主义总算从这三场灾难中死里逃生。但是前途多艰，继之而起的尚有革命风潮在全球各地的挺进。随着苏联在战后崛起成为超级一霸，如今各方的革命遂聚集在它的大旗下联合成军。

但是回顾起来，全球性社会主义得以挑战资本主义，事实上其最大的力量来源，却只能寄托在对手本身的弱点之上。若无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在先，则无十月革命，更无苏联的成立在后。而那以社会主义为名，实行于前沙皇帝国横跨欧亚的广袤领土之上的经济制度，也根本不可能自认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不管是它自己，或是外人，也都不会把它当成一条全球性的可行之路。然而发生于30年代的大萧条，却给了它这个机会，使得它看起来似乎确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正如同法西斯的挑战，也令苏联成为击败希特勒不可或缺的一环，遂使它摇身一变，成为两大超级强国之一。接下来两强之间的对峙，更主导了“短20世纪”的下半叶，世人全在这个冷战主调之下胆战心惊——可是与此同时，世界局势却因此而趋于稳定；若没有以上这种种演变，苏联不可能在20世纪中叶稳操社会主义的龙头达15年之久。这个阵营帐下的人口，占全人类的三分之一；而它们的经济，一度看来也大有超过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趋势。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资本主义，是如何起死回生，竟能出乎众人意料（包括它自己在内）地虎虎生风，一鼓作气跃进了1947—1973年间的黄金时期——这段时间的繁荣，不但史无前例，可能也是少有的例外——这个问题，或许是20世纪历史学者所面对的最大题目。及至目前为止，依旧众说纷纭：本人在此，也不敢自诩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答案。也许还得再等上一段时日，直到20世纪下半叶的历史“长周期”可供全部回顾之际，才能有一个差强人意的研究结果出现吧。因为站在此刻，虽然已经可以回溯黄金时代的全貌，可是随之发生的危机20年期（Crisis Decades）却尚未终结。不过其中有一项发展，亦即因此造成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惊人变迁，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快速、最根本的大改变，如今绝对可以开始进行评估。本书第二部分，将对这个层面进行多方讨论。未来第三千年纪元中研究20世纪史的历史学家们，论到20世纪在历史上留下的最大印记，恐怕就要数这段不寻常时期中发生的种种事情吧。因为它对世界各地人类生活造成的重大改变，影响不但深远，并且再也不能逆转。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在继续进行之中。苏联帝国落幕之际，众家新闻人员及评论家纷纷以为“一段历史就此告终”；其实他们都错了。更正确的说法应该这样：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之际，那段由石器时代揭起序幕的一页七八千年人类历史，至此终于告一段落。因为截至当时，绝大多数人类都系以农牧为生，这段漫长的农牧年月，到此总算落幕。

跟这种社会、经济、文化发生的大变动相比，发生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两方之间的一段对峙历史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相形之下便狭小许多——不论个中有无国家或政府涉入，如美苏两强即分别自命为其中一方代表。也许从长期观点而言，不过就像16、17世纪的宗教或十字军运动所带来的意义一般吧。不过对亲身经历过“短20世纪”任何一个时期的人们来说，这些事件自然关系重大。同样，它们在本书中也分量极重，因为这是一部由20世纪的当代作者，写给20世纪后半叶的当代读者阅读的著作。社会革命、冷战、大自然，以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限度、它的致命缺陷、它最后的瓦解，凡此种种，俱在本书中有所讨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却不可忘记，即受到十月革命激励而起的各个政权，它们最大也最长久的冲击影响，即在于有力地加速了落后农业国家现代化的脚步。事实的发展显示，它在这方面的主要成就，恰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年代大致相符。至于这个想将我们祖先建立的世界打入坟墓的对手，其策略到底有多灵光，甚至到底有几分真正的意识自觉，在此无须讨论。我们将会看见，直到60年代初期为止，它们似乎至少与我们并驾齐驱。虽然这个观点在苏联社会主义解体后的今天看来，不免荒谬可笑，极不近情理，但是当其时也，却有位英国首相对美国总统表示，苏联的“经济行情看好……看起来颇有赶上资本主义社会的架势，在物质财富的竞争中很快就会获得领先地位”（Horne，1989，p.303）。然而，这些话如今都没有意义了。最简单明了的一点，就是到了80年代，身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加利亚，与非社会主义的厄瓜多尔（Ecuador），两国的相似之处，却远比其各自与1939年时的本国或对方更为接近。

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巨大影响（其影响至今依然不能全面估计，不过绝大部分属于负面），乃是黄金时期之后的数十年危机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桩事件。可是这段时间里的危机，却不仅苏联解体一个方面，而是长达数十年的全面或全球性重大危机，其影响深度、广度虽然不同，却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不论各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制度如何，无一能够幸免。因为那段黄金的岁月，已经在历史上首次为人类建立起了一个单一的全球性世界经济，而且其一体的关系愈来愈紧密，多数超越国家的疆界进行运作（跨国性营运作业），因此，也越来越凌驾于国家疆土的意识之上。于是传统上为众人所接受的一切国家政权建构观念，遂受到重大破坏。一开始，70年代出现的病态，只被众人满怀希望地当作世界经济大跃进中的一时挫折。既然是暂时现象，各个政治经济体制的国家便着手寻找暂时的解决之道。但是问题的状况愈来愈清楚，看来这将是一场长期的痼疾，于是资本主义国家便开始寻求激进手段，通常是遵从主张绝对自由开放市场的世俗神学的教诲。当年在黄金时期极为管用，如今却一概失灵的各项政策，为这门理论唾弃。可见这剂极端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特效药，也同样不能令衰弱的经济真正回春。进入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发现，自己再度陷入困境。原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积累的旧病复发：社会上大量失业，严重萧条循环出现，无家可归的乞丐满街，贫富之间的差距比之前更甚，国家岁入有限，而支出却如无底洞般有增无减。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如今也同样委顿脆弱不堪，甚至与过去截然相反，正逐步——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后果——趋向衰败。它们的瓦解，意味着为“短20世纪”画上一个句号，一如当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20世纪的起始。于是就在这最后的音符上面，也结束了我这部“短20世纪”的历史终曲。

本书最后的尾声——正如任何有关90年代初期的著作亦将如此一般——对不可知的未来试做展望。世界一部分的废去，正证明身体的其余部分也有疾病。随着80年代的告终，时光进入90年代，世界危机的性质愈来愈为明显：如今不独经济普遍不景气，政治也到处出现毛病。从南斯拉夫的伊斯特里亚（Istria）到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之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剧变，不但造成了一大片不稳定的政治真空地带，前途未卜，内战频仍，同时也将稳定了国际关系40年之久的国际政治体系完全破坏。其实即使连各国的国内政局，基本上也有赖这种稳定的世界局势，如今屏障既除，其多变莫测之势随之暴露无遗。经济上的紧张不安，进一步损害了自由派民主的政治体系。不论国会制或总统制的民主政体，原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运用自如的制度，此时亦开始呈现不稳。第三世界的各式各样政治体制，也同样遭受重大破坏。除此之外，现代政治的基本单位，所谓领土、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包括立国最悠久、最稳定的在内，如今都发现在超国或跨国性的经济势力之下，自己的权力日渐缩小。而自己的疆土、国力，也在国内的地区分离主张以及民族群体的对立冲突之下，被拉扯得四分五裂。这类团体之中——历史的荒谬是如此可笑——有些竟提出过时要求，主张为自己成立完全不切实际的微型主权“民族国家”地位。政治的未来一片迷离，可是在“短20世纪”告终之际，它的危机重重却显而易见。

世界经济前途暗淡，世界政治动荡不安，但是更令人彷徨的现象却是弥漫各处的社会道德危机。这正反映50年代之后，人类生活所经历的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于是危机20年的人间，处处回照出这一片茫然的混乱现象。自从“现代”于18世纪初期出场，击败了“古代”以来，但凡现代社会所赖以存在的各项理念、前提，亦即为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共同持有的“理性”与“人性”假定，如今却都一一陷入莫大的危机之中。而当年也唯有经由这个共识，方才使他们暂时捐弃成见，携手做出决定性的行动，对付扬弃这份信念的法西斯。1993年，德国保守派观察人士史德姆（Michael Stürmer）就曾对东西之间的信仰问题，提出以下极为中肯的评论：

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奇特的平行对应。在东方，国家的教条一向坚持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但是即使连西方的我们，过去也对这同一类口号深信不疑：也就是人类正迈向当家做主、掌握自我命运的路上——只是我们的版本，也许比较没有那么正式及绝对罢了。但是时至今日，这种自以为全能的口吻已经从东方完全消失，只剩下相对的“在我们这里”（chez nous）——东西两方，都已遭到重大挫折。（Bergedorf，98，p.95.）

这个时代对人类唯一可夸耀的贡献，可说完全建立在以科技为基础的重大物质成就进步之上。然而矛盾的是，到了这个时代结束之际，西方的舆论与自命为思想家的人士，却起来大为排斥这项物质的胜利。

但是道德的危机，并不只是现代文明的独有特征。这是有史以来即存在的人类关系形态，乃是我们沿袭自“前工业”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过去形态。而且也正基于此——如今我们都可以了然了——现代社会方才得以运作。道德危机，并不是某一种特定社会形态才有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形态共有的。历世历代以来，人类不断发出奇怪的呼声，寻找那不知芳踪何处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渴求那无以名之的“社团”（community），这个现象其实是飘零失落的一代的吁求。而这一类的字眼，今日依然可见，可是却已经失去它们的原本意义，只剩下走了调的无味陈腔。再也没有可供群体认同的手段了，唯一的方式，只有靠界定不在自己群体的外人了。

对诗人艾略特（T.S.Eliot）来说，“世界即是如此结束——不是砰的一声消失，而是悄悄耳语地淡去”。“短20世纪”告终的方式，事实上两者皆具。

3

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与1914年相比如何？前者满住着五六十亿人口，可能高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3倍。更何况在短促的20世纪年月里，因人为原因而死亡的人数之高，更为人类史上仅见。最近一次对“以百万为死亡单位计”（megadeaths）的估算，死亡数为1.87亿人（Brzezinski，1993），相当于1900年时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90年代的多数人，身高比父母高，体重比父母重，饮食较佳，寿命也较长——虽然在80年代和90年代，非洲、拉丁美洲及前苏联境内遭遇空前灾难，的确使这个改善的现象难以置信。就产品服务的能力与花样而言，90年代的世界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为富足。否则，它怎能养活这自有人类以来，人数最为庞大的全球人口呢？直到80年代，世上多数人的生活水准也比他们父母为佳，在已开发的经济领域之内，甚至比他们自己原先所求所想的还要好。20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间，人类社会甚至好像寻得了妙方法宝，至少，可以将其无边财富的一部分，以不失公平的方式略加分配，让富国的工人阶级也能沾光。可是到了世纪之末，不平等的现象再度严重，甚至大量出现在前社会主义国度：在那里，原本至少还保有着某种程度的均贫。至于新时代人类的教育程度，显然也比1914年时高出许多：事实上，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得以将多数人纳入识字阶级——至少在官方的统计里可以如此显示。然而这项成就若换在1914年出现，可能远比时值世纪之末的现在显得更有意义。因为在官方认定的“最低识字能力”与一般对精英阶级期待的读写程度之间——前者与“功能性文盲”常有着极为模糊的界线——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且日益加深。

革命性的科技突破，也不断地充满了这个世界。这些胜利所赖以存在的自然科学成就，回到1914年前，虽然可以预见，在当时却几乎都还不曾着手进行。在所有衍生的实际用途之中，最让人注目的发展可能要数传播输送，时空的限制从此几乎不再存在。在这个新世界里，平常人家所能获得的信息、娱乐，远比1914年的皇帝多；每天、每时、每刻，源源不断输入。轻轻按触几个键，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就可以彼此交谈。最实际的效果，则在缩短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以往城市占有的文化优势从此完全消失。

它的成就如此奇妙，它的进步如此无双，那么为什么，当这个世纪结束之际，却不是在对它的讴歌之中欢声落幕？相反地，却是一片局促不安的抑郁氛围？为什么，一如本篇篇首所列的名家小语所示，回首望人间，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深思心灵，都对这个世纪表示不满，对未来更缺乏信心？其中原因，不单单因为这是一个人类史上最残酷嗜杀的世纪，其间充满了战祸兵燹，其程度、频率、长度以及死在其战火下的人们不计其数，在20年代期间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与此同时，也由于它为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由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一直到有计划的种族灭绝。“短20世纪”，不似“漫长的19世纪”：19世纪是一段看来如此，事实上也几乎不曾中断的长期进步时期，包括物质、知识、道德各方面，文明生活的条件都在不断改善之中。反之，自从1914年以来，原本在发达国家及中产阶级环境里视为常态的生活水准（而且当时的人极有信心，认为这种生活条件也正往落后地区及较不开化的人口扩散），却出现异常显著的退化征候。

这个世纪教导了我们，而且还在不断教导我们懂得，人类可以学会在最残酷而且在理论上最不可忍受的条件之下生存。因此，我们很难领会自己这种每况愈下的严重程度——而且更不幸的是，我们堕落的速度愈来愈快，甚至已经陷入我们19世纪祖宗斥之为野蛮的境地。我们已经忘记，当年的老革命家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听说爱尔兰共和人士竟在英国国会大厅（Westminster Hall）安置炸弹，不禁大受惊吓。因为身为一名老战士，他认为战争应该是向战斗人员，而非对着非战斗人员。我们也忘了，谈到当年沙皇帝俄时代，曾引起世界舆论激愤，并促使数以百万俄国犹太人于1881—1914年间横渡大西洋流亡的屠犹事件，其实按照现代大屠杀的标准而言，当时遇害的人数其实极微，简直无足轻重，不过以十计算而已，而非成百，更不要说以百万计了。我们还忘了当年某次国际大会曾经规定，战争中的交战行为，“决不可于事先未曾明确预警之下即行开始。预告的方式，须陈明理由正式宣战；如不能如此，将用宣战的最后通牒代替”。我们记忆所及，最近有哪一回战争是在如此明说暗示之下方才开始？在20世纪频仍的战祸之中，攻击行为的对象愈发以敌国的经济、基础建设及平民百姓为主要目标。自从“一战”以来，所有交战国家里面，不幸丧生于战火下的平民人数，远比军事伤亡惨重（只有美国是唯一例外）。我们之中，又有多少人还记得？回到1914年时，以下一段话还为各方视为理所当然的圭臬：

什么是文明的战争？教科书告诉我们，乃是尽量以挫败敌方之武装力量为目的；否则，战争必将进至其中一方完全灭绝方告终止。“欧洲国家之所以已经习于这项作战原则……自有其道理存在。”

（Encyclopedia Britannica，XI ed.，1911，art：War.）

而酷刑，甚至谋杀现象等，竟在现代国家中再度复活，这种现象，虽然并未完全受到忽略，可是我们却忽视了其代表的重大意义。这种倒退，与漫长年月之中（自18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正式废止酷刑起，直到1914年）好不容易才发展完成的法治制度，岂不啻背道而驰的大逆转吗？然而，正踩在“短20世纪”尽头的这个世界，与当年起点时刻之间的比较，并不是一道“孰多孰少”的历史计算题。因为两者之间，有着极大的“质的不同”，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分别述说。

第一项变化，这个世界再也不以欧洲为其中心。在它的春去秋来之间，欧洲已然日渐衰败。当20世纪开始之际，欧洲犹是权势、财富、知识以及“西方文明”的当然霸主。可是时至今日，欧洲人及其在世界各地的后裔，却已由可能高居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顶峰，一降而为最多不过六分之一的地位。他们是人数日渐稀少的少数，他们的国家，其人口增长率几乎或甚至为零。他们的四周，满是贫穷地区不断涌入的移民，多数时候——除了1990年之前的美国以外——他们自己也是高筑壁垒，全力遏阻这股狂潮。而以欧洲为先锋开拓出来的工业江山，如今也向他处四迁。过去一度隔洋向欧洲翘首盼望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连两洋国家美国在内，都将眼光转向太平洋。他们看见，那里才有未来——不管这“未来”到底代表什么。

1914年时的“诸强”，全部为欧洲国家，如今都已不复当年。有的，例如苏联——沙皇俄国的继承者，已经消失；有的则声势大落，被贬黜到区域性或地方性的地位——也许只有德国例外。“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的设置，这份想要为欧洲建立一个“超国家”单一实体的苦心，并因此为欧洲联合创造出一种共识的努力，以取代旧有对历史源流的国家政府的个别效忠，正足以证明欧洲力量式微的深重。

然而欧洲势力的衰颓，除了对政治史家而外，是否是一项富有普遍重大意义的演变呢？也许事情并非如此。因为这只是表明世界的经济结构和知识文化结构有了某些变化。即便在1914年，美国就已在世界上占据主要的工业经济地位。而在“短20世纪”里征服了全球的规模化生产与大众文化，在那时也是以美国为开路先锋、标准模范和一大推进力量。美国，尽管有其独到之处，却是欧洲在海外的延伸，更在“西方文明”的头衔之下，被认作是与旧大陆同气连枝的一家人。不论美国未来的展望如何，从90年代回头望去，美国的确可以将此世纪视作“美国人的世纪”，是一页看它兴起、看它称雄的历史。而19世纪那一些工业化的国家，如今集合起来，也仍为地球上的一霸，是全球财富、经济、科技力量最为雄厚集中的一群。它们的人民，也还是生活水准最高的人间骄子。在世纪末的今天，它们工业的密集度虽然减退，它们的生产虽然移向其他大陆，但是它宝刀未老，这些变化毕竟为它们尚存的实力所弥补，而且不仅仅是补足而已。因此，就此而言，若以为旧有以欧洲为尊或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已然全面衰败，那就过于肤浅了。

第二项变化的意义，则较第一项为重大。在1914年至20世纪90年代之间，全球已经逐渐一体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而且也是回到1914年时不可能出现的状况。事实上，就众多目的而言，尤以经济事务来说，全球已经成为基本运作单位。而旧有以领土国家政治为界定的“国家经济”，却一落而为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也许，在未来21世纪中叶的观察家眼里，“地球村”的建设工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依然还未曾进入高层阶段——地球村一词系于60年代为麦克鲁汉所创（Macluhan，1962）。可是不可否认，某些经济性与技术性的事务，以及科学性的活动，那时的确已经改头换面。而个人生活的许多重要层面，也在其中发生改变，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所难以想象的传播输送的高速进步。然而20世纪末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色，可能是在国际化脚步日益加速与公众建构以及人类的集体行为之间的紧张状态，开始趋于缓和。说也奇怪，私人行为却能与这个有卫星电视、电子邮件、越洋上班、在印度洋岛国塞舌尔（Seychelles）欢度佳节的新世界协调无间，安之若素。

第三项变化就某些方面而言，也是最令人心焦的一项改变，则为旧有人际社会关系模式的解体，而一代与一代之间的连接，也就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崩裂而去。这种现象，在实行西方版资本主义的最发达国家里尤为显著。在那些国家中，不论正式或非正式的思想，一向皆为一种非社会（a-social）的绝对个人主义价值观所把持；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后果，即使连力倡这种个人至上的人士也不免为之悔叹。不过，这种趋势举世皆有，不是发达国家一处如此；再加上传统社会及宗教的没落，以及“实存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或自我瓦解——更加有愈发强化之势。

如此一个社会，由众多以自我为中心、以追求自我满足为目的的个人所组成（所谓满足，究竟是冠以利润、乐趣，或其他任何名目，在此无关紧要）。而个人之间，除了这个相通点外，其余则毫无关系。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社会，一向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里面已经隐隐然焉。早在革命时代以来，各种色彩的意识形态观察家们就已预言，维系旧社会的约束力迟早将会解体，并一步步紧追它的进展。早年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便针对资本主义扮演的革命角色大为发挥，此话也已经耳熟能详：“资产阶级……已经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封建族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不过上面这番话，却不曾道出革命性资本主义新社会在实际运用上的全部真相。

新社会的真实状况，其实并不在于将自己由旧社会继承的一切事物予以封杀，却在选择性地对过去予以改造，以符合一己之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毫不犹豫，便急急引进“经济上的激进个人主义……将经济过程之中的一切传统关系，撕成两半”（意指凡是一切有碍它的东西）。与此同时，却担心文化上（或行为道德上）进行“激进个人主义实验”的不良后果（Daniel Bell，1976，p.18）。这其中，其实并没有任何所谓“社会学上的矛盾”（sociological puzzle）存在。因为“自由市场”的法则，虽然原与——比如说——清教徒的伦理道德、不求近利、不图立即回报、勤勉的工作观、家庭的责任与信任等等毫无关系，但是若欲建立一个以私有企业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最有效的手段，莫过于与以上这些推动力量相结合。而那些主张废弃道德的个人造反观点，自然得戒之忌之。

马克思和其他预言家的眼光没错，旧日的价值观与社会关系，果然随风飘散。资本主义本身，其实是一股具有不断革命性的大力量。它将一切解体，甚至连它发展乃至生存所寄的“前资本社会”的部分也不放过。根据逻辑演绎，它自己自然也难逃一死。它自毁长城，锯断自己端坐的枝干，至少锯掉了其中一枝。自20世纪中叶起，它就开始拉动它的锯子。黄金时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惊人的爆炸扩张，在此冲击之下，连同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也就是石器时代以来，影响社会最为深远的重大革命——资本主义所赖以存在的枝干开始崩裂，最终终于断裂。这是一个“过去”已经在其中失去地位的世界——甚至包括眼前的过去在内。这是一个旧日的地志航图，那个曾经个别的、集体的，引导人类生活的指南针，如今在新世界里已不能再给我们指引。我们行经路途的景观已经改变，我们航向的大海不复旧观。值此世纪之末，也许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可让我们看见，像这样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世界，将会以何种面目存在。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旅程将把我们带向何方；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的旅程应该把我们带往何处去。

于是，在20世纪步入尾声的时刻，一部分人恐怕已经面对面地碰上如此这般的状况了。而在新的千年里面，更多的人，迟早也得好好正视。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人类未来的方向应该已经比今天清楚许多。我们可以回望带我们走过历史的来时路，这也正是本书所欲达到的写作宗旨。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形貌如何，虽然作者已经忍不住在书中对某些问题试作思索——也就是在方才陨灭的那个时期的残破之中，所浮升的一些现象。让我们一起盼望，但愿新来的年月将是一个较美好、较公平也较有生机的新世界。因为旧的世纪逝去时，其临终景象并不美啊！

[1] 有关西方文明的兴衰因由，作者曾以一套历史三部曲的著作，为这个“漫长的19世纪”试做叙述剖析（1780—1914）。如有必要，本书也将引用这三卷书中的文字以做进一步的说明：《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The Age of Empire，1875—1914）。

第一部分　大灾难的年代

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

一个个死灰的面容，喃喃诅咒，满布恐惧，爬出壕沟，翻过沙袋，

腕上的表针，嘀嘀嗒嗒，

偷偷瞄一眼，双拳紧握，

希望，陷落在泥浆里

跌撞。哦，老天，求求你叫它停了吧！

——英国反战作家沙逊

（Siegfried Sassoon，1947，p.71）

为避免轰炸行为有太过“野蛮残忍”之嫌，在名义上，轰炸目标最好限于军事设施，手段也不宜太过激烈，以保持文明作战的风度。如此虚张声势，看似妥当，却无人愿意挺身直言真相。其实空战一开始，这一类表面限制不但不合时宜，事实上也难以执行。不过恐怕得过些时日，待得下次再有战事，大家才会对空战的本质建立真正的认识。

——《1921年轰炸准则》

（Townshend，1986，p.161）

（萨拉热窝，1946）走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街头，可以看到许多年轻女子的头发已经开始发白，有的甚至已经完全花白。这些脸孔都很年轻，却布满痛苦折磨的痕迹。只有她们的身材体形，才透露出她们实在都还没有老啊！我仿佛看见，这场战争的毒手是如何摧残了这些娇颜弱质。

我们不能再让这种景象重演。这些红颜顶上的白发，不久会变得更为灰白，终至连红颜也将消失。实在太惨了。这些未老的白头，这些被偷走的无虑青春，真是后人看我们这个时代的最真写照啊。

仅以此小文纪念她们。

——《路边记闻》

（Andri，1992，p.50）

1

“全欧洲的灯光都要灭了。”1914年，英德两国正式开战的那个晚上，英国外交大臣葛雷（Edward Grey）望着伦敦政府行政区点点灯火悲叹：“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奥匈帝国的讽刺戏剧大家克劳斯（Karl Kraus），此时也在维也纳着手进行一部长达792页的反战时事剧以为这场大战作注。剧名就叫《人类文明末日》（The Last Days of Humanity）。他们两人，都将这场大战视作一个世界的结束，而当时有这种想法者更不乏其人。结果，人类文明并没有就此完结。然而，从1914年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开始，一直到1945年8月14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数天——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的31年之间，世局动乱不已，某些时候，难免令人觉得世界恐怕真的离末日不远了。那些被人类虔信为造物主的诸神，有时一定极为懊恼，悔不该当初造了我们呢。

人类毕竟逃过了这一浩劫。但是19世纪崇高伟大的文明大厦，也从此在战火中灰飞烟灭。若不认识战争，就无法了解20世纪这短暂历史的本质。战争是这个时代的印记。这整个时代，就是在世界大战中生活、思想。有时枪声虽止，炮火虽息，却依然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要谈这一个世纪的历史，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要谈这段历史起始之时天下大乱的年代，就得从头说起，从那弥漫世界31年的战乱讲起。

对成长于1914年以前的一代而言，这个分水岭前后对照的差异实在太大，许多人——其中有我父母那一辈，至少包括同时代的中欧居民——简直无法把现在和过去做任何连接。在他们眼里，“太平年月”一词指的就是“1914年以前”，那以后，世情起了变化，再也不配这个美好的名称了。这种心情其实不难体会。回首1914年，那个时候世界上已经有一百年不曾打过大型战争。所谓大型战争，是指所有的大国，或至少有许多大国一起参与的战争。当时国际舞台上的主角，计有欧洲六“强”（英、法、俄、奥匈帝国、1871年扩张为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加上统一之后的意大利），以及美日两国。那个时候总共只发生过一场两强以上交兵却迅即收场的战争，那就是英法两国合力对付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4—1856）。而且，就算有强国参与，多数冲突也是速战速决。至于其中打得最长久的战争，并不是国际冲突，而是美国境内南北相争的四年内战（1861—1865）。而当时一般战争的长度多以月计，有时甚至在几周内就告终了（1866年的普奥战争即为一例）。总之，从1871—1914年的几十年间，欧洲总有战事，却从来不曾有过大国军队攻入敌国境内的事例。只有在远东地区，1904—1905年，日俄交战于中国东北，日本击溃了俄国，从而也加速了俄国革命的脚步。

因此，20世纪以前，人类可说根本没有过“世界级”的大战。18世纪英法两国曾屡屡交手，战场跨海越洋，从印度、欧洲，一直打到北美。可是1815—1914年的百年间，大国间的战争几乎都不出自家门前的区域。当然，帝国（或准帝国）的远征军经常远赴海外，对付那些不及自己强悍的对手，则是另一回事。这一类开拔到域外的战争，往往势不均、力不敌而呈一面倒，比如美墨战争（1846—1848）、美西战争（1898），以及英法两强扩张殖民帝国势力的诸多战役均属此类。不过，偶尔一两次，也有小国寡民被欺负得太厉害，忍无可忍大发威风的情况出现。像在19世纪60年代，法国就不得不黯然退出墨西哥；1896年，意大利也撤离了埃塞俄比亚（Ethiopia）。现代国家当年面对的那些强敌，尽管武器精良并占尽优势，最终仍不免全军撤退，至多只能尽量延长其占领的时日罢了。而且，这一类远赴外洋异域的军事行动，充其量只能作为冒险文学或19世纪新发明的行业“战地记者”笔下的材料而已。对于发兵国、胜利国本国绝大多数的居民来说，可说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

但是这一切，到了1914年都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席卷了每一个强国，事实上除了西班牙、荷兰、北欧三国以及瑞士之外，全欧洲都加入了这场战争。更有甚者，各国军队还被一一派往他国执行战斗任务；许多时候，这种情况往往是破天荒第一遭。加拿大部队到法国作战；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则跑到爱琴海的一个半岛上去凝练国家意识——“加里波利”（Gallipoli）之役变成了澳新两国立国的神话——然而，这一切现象当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改变，却要数美国人的参战。他们将开国之父华盛顿的千叮万嘱不要“蹚欧洲浑水”的警告抛置脑后。美国的加入，从此决定了20世纪历史的面貌。美国印第安人被派到欧洲、中东，中国劳工来到西方，非洲人则成为法国部队的一员。除了中东地区之外，发生在欧洲地区以外的军事行动，规模都很小，但海战的范围却再度升格到全球范围：1914年在南美马岛（Falkland Islands）的外海，大战双方揭开了海战的序幕。而协约国舰队几次和德军潜艇交手的决定性战役，也都发生在大西洋北部及中部的海面及水下。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规模，更毋庸举证说明。全世界所有的独立国几乎无一幸免，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皆受到战火波及。只有拉丁美洲诸国的参与可说有名无实。殖民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人民，更是身不由己，毫无选择的余地。欧洲境内除了日后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瑞典、瑞士、葡萄牙、土耳其、西班牙，欧洲境外除了阿富汗地区，全球各国不是加入战斗，就是遭敌占领，或两者都不能免。作战地区，遍及五大洲三大洋。南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an islands）、北非沙漠、缅甸、菲律宾各地的殖民区，这些遥远陌生的地名，现在和北极、高加索山区（Caucasian）、诺曼底（Normandy）、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库尔斯克（Kursk）一样，都成了报纸读者和无线电听众耳熟能详的名词——其实这根本就可说是一切无线电新闻快报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大家上了一堂世界地理课。

20世纪的大小战争，不论是一地一区的地区性战争，或波及全球的世界级大战，总体规模都是空前的。1816—1965年的150年间各场战争中，根据美国专家依死亡人数排名——美国人就喜欢搞排行榜这一套——前四名都发生在20世纪：分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37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和朝鲜战争，每次都死了100万人以上。而回到后拿破仑时代的19世纪，有记录可循规模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是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大约死亡了15万人。拿到20世纪来，这个数字勉强只能跟1932—1935年玻利维亚（Bolivia，人口约100万）与巴拉圭（Paraguay，人口约140万）两国的厦谷战争（Chaco War，编者注：指1932—1935年间，玻巴两国为争取厦谷地区主权的武装冲突。此战约造成十余万人伤亡，并导致两国经济萧条，军人执政，影响甚大）相比。简单地说，进入1914年，人类从此开始了大屠杀的年代（Singer，1972，pp.66，131）。

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起因，本书作者已在另一本著作《帝国的年代》中略述。本书篇幅所限，就不再讨论了。这次大战基本上是一场欧战，英法俄三国协约，对抗由德国与奥匈帝国组成的所谓“同盟国”（Central Powers）。塞尔维亚和比利时则分遭奥德两国攻击，也立即卷入了战火。（奥国攻打塞尔维亚，大战因此爆发；德国攻打比利时，则出于战略的运用。）旋即，土耳其与保加利亚也加入了同盟国的战线。而另一边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也迅速扩展成声势浩大的多国联合。意大利是被引诱进来的，希腊、罗马尼亚还有葡萄牙（名义上的味道比较重）也纷纷被拖下水。最实际的要数日本，它几乎立刻加入协约国，为的是接替德国在远东和西太平洋的地位。对于这个区域以外的事务，日本却毫无兴趣。而其中影响意义最为重大的成员则为美国，于1917年加入协约国。事实上，美国的介入具有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

德国人当时面对着两面作战的可能，和日后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如出一辙。首先，由于与奥匈联盟，德国被卷入巴尔干地区的战事（不过由于同盟四国当中有三国，奥、土、保都在这个地区，就战略而言，问题并不那么紧急），但是德国还有另外两个战场，它的计划是往西先将法国一举击溃，然后立即挥师东进，在沙皇帝国来不及动员其庞大的军事力量之前，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拿下俄国。两次大战，德国均出此计，因为它不得不这样做。［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这种迅速奇袭的手法有了一个名字，叫作闪电战（blitzkrieg）。］而德国的锦囊妙计前后两次也都几乎奏效，可是，最后却功败垂成。德军在宣战之后五六周，经过中立的比利时等地，挺进直入法国，却在巴黎东边几十里外的马恩河（Marne）上被挡住了（后来在1940年时，德方的计划则成功了）。然后德军撤退了一些，双方临时造起防御工事——法方有比利时所余地区相助，以及英国一支地面部队支援。英方这支军力，后来变得极为庞大。这两道防线相互平行，延伸极快，从佛兰德斯地区（Flanders）沿英吉利海峡一带，一直抵达瑞士边境，连一丝缝隙也没有。法国东部和比利时一大部分地方，落入德军手里。以后的三年半里，双方对峙的情况不曾有过任何重大的改变。

这就是所谓的“西线”（Western Front），西线战事从此成为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见的杀戮战场。几百万人隔着沙袋筑起壁垒，彼此虎视。他们日夜在战壕里面，过着像老鼠跳蚤般的日子，事实上根本也就是人鼠同居。将领们一再想要突破对峙的僵局，于是每回攻击令一下，便是几昼夜甚至几周无休止的炮火轰击——日后一位德国作家将之形容为“一阵阵钢铁狂风”（Ernst Jünger，1921）——企图“弱化”敌人，迫其转入地下。然后时机一到，我军便爬越沙包，身上密密缠绕一圈又一圈带有倒刺的铁丝圈作为保护，一浪一浪拥入此时已成“无人的地界”：举目一片狼藉，积水成潭的弹坑，连根倒的树干，泥浆满身的弃尸。大伙儿继续前进，一直到敌人的机关枪再将他们扫射倒地为止——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数。德军在1916年（2月到7月）曾试图突破凡尔登（Verdun）的防线。那一仗总共有200万兵士交手，死伤即达100万人。可是德方没有得逞。为了迫使德军停止在凡尔登的攻势，英方在索姆河（Somme）发动攻击。这一仗打下来，英军牺牲了42万人——其中有6万人，在头一天攻击行动里就告丧命。这次大战西线的战争以英法两国部队为主，难怪在两国人民的脑海中，这次大战才是真正的“大战”，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烈多了。法国在这场大战里面，失去了两成兵役年龄的男子。我们若再将俘虏、伤兵、终身残疾、容貌被毁者——这些“面目全非”之人，战后成为活生生的战争写照——一道算进去，法国每3名军人里面，恐怕只有1人能够毫发无损地打完这场大战。英方也好不到哪里去，500余万兵员当中，能够全身而退者也没有多少。英国整整失去了一代——50万名30岁以下的男子在大战中身亡（Winter，1986，p.83）——其中尤以上层阶级损失最重。这一阶层的青壮年人生来就得做绅士、当军官，为众人立榜样，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自然也就先倒在敌人的炮火之下。1914年从军的牛津、剑桥学生，25岁以下者半数不幸为国捐躯（Winter，1986，p.98）。德国损失人数虽然远超过法国，但由于它军事年龄总人口高出更多，死亡比例就比较小了——13%。比起来，美国的损失显然少得多（美军阵亡人数11.6万人，英国近80万人，法国160万人，德国180万人），但这同样可以证明西线战事的残酷，因为这是美军唯一参与的战区。两相比较，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的总人数，虽是上一次大战的2.5倍至3倍之多，可是1917—1918年间美方的军事行动，就时间上而言，几乎不到一年半，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却长达三年半；就地点上来说，也只限于狭小一区，不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作战规模的庞大。

西线战事的恐怖，还有更阴暗的后果。这一次战斗经验，使得人类的战争及政治都变得更为残酷：如果大家可以不计后果，死伤无数都在所不惜地打上这么一场，那么再来一场又有何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是被征入伍的兵员——好不容易存活下来，自然憎恶战争。可是却有另一批人，他们虽然也走过这一场残酷的战争，却并不因此而反对它。相反地，那一段有勇气与死亡随行的共同经验，却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野蛮残忍的优越滋味。他们这种心态，在女性和那些没有作战经验的人面前，更是流露无遗。战后初年，极右派阵营就充斥这一类人——前线作战的年月，是他们人格形成的重要人生阶段，希特勒不过是其中一名罢了。但是，另外一头极端反战的心理，也同样产生了负面效果。战后，至少在民主国家里，政界人士都心知肚明，选民再也不会容忍1914—1918年那般杀戮重演了。因此1918年大战结束之后，英法两国采取的政策，正如越战终结之后的美国政策一样，都假定在这种选民反战的心理上面。短时间来看，这种怕事心态促成了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西方战区的军事胜利。因为德方的两个主要对手，一个是躲在残缺防线后面怯懦不前，而一旦防卫瓦解立刻弃械就擒的法国；另一个则是逃避唯恐不及，生怕再次把自己卷入大规模的地面战斗，免得重演1914—1918年的历史再度造成自家人民惨重死伤的英国。而就比较长期的影响而言，民主国家的政府为了爱惜自己国民的性命，却不惜将敌方百姓视为草芥。1945年落在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其实并不能以求胜为借口，因为当时盟国得胜已如囊中取物。原子弹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减少美军继续伤亡。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大概还有一个念头，就是不想让当时的盟邦苏联占去击败日本的大部分功劳罢了。

回头再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况陷入胶着状态，德国在东线的军事行动却保持进展。战事初起的头几个月，坦能堡（Tannenberg）一役，德军彻底粉碎了俄军拙劣的攻击行动。接下来，德军在奥军忽好忽坏的间歇支援之下，把俄国军队赶出了波兰。虽然俄军偶尔还会来一下反击行动，同盟国的军事行动显然已占上风，俄国只能采取守势，试图阻止德军的挺进而已。至于巴尔干地区，也在同盟国的掌握之中，只是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摇摇欲坠，军队表现也时强时弱。而巴尔干当地的协约国成员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损失就异常惨重了。就比例而言，这两国军队受创最重。因为虽说协约国联军占有希腊，但直到1917年夏天同盟国阵线崩溃之前，协约国联军部队都不曾有过任何进展。意大利原打算在阿尔卑斯山区另开辟战场对付奥匈帝国，计划却没有成功。主要的失败原因在于意大利士兵不愿为外国政府送命，更何况没有几个意大利兵懂得这些外国佬的语言。

1917年，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卑斯山区的卡波雷托（Caporetto）遭到重创，意军甚至还得靠其他联军部队调兵支援——此役后来在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笔下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与此同时，法英德三国正在西线打得你死我活；俄国方面的战情也每况愈下，沙皇俄国政局越发不稳。哈布斯堡的奥匈帝国则一日日走上分崩离析的末路。而老大帝国的瓦解，正是当地民族主义运动乐于见到的趋势，盟邦诸国的外交部门虽然老大不愿意，也只有任其发展。但是大家都知道，欧洲政局从此必将纷扰不安了。

战争双方都绞尽脑汁，想要打破西部战线的僵局。西线胜利无望，谁都赢不了这场大战，更何况海军方面的战况也陷入胶着。除了几次奇袭之外，一般而言，海上的控制权操在同盟军手里。可是在北海一带，英德两国的战舰狭路相逢，彼此牵制、动弹不得。双方只开过一次火（1916年）却不分胜负。不过总算把德国舰队困在老家出不了门，两相抵消，协约国还是占了便宜。

双方也都试过打科技战。最擅长化学的德国人，把毒瓦斯用到战场上。结果证明，这种武器既野蛮又没有多大用处。日后1925年签订《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签约国发誓不得使用化学武器。这倒是各国政府出于真心，为人道缘故反对某种特定战争手段的唯一一次共识。事实上，虽然大家还是继续进行化学军备，同时也全力防备敌人出此伎俩，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倒都真的没违约使用化学武器。（编者注：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多次使用过化学武器。）不过人道主义的感情，却无法阻止意大利人使用毒气对付殖民地人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道德急剧败坏，毒瓦斯又重新出现。80年代两伊战争中，西方各国热心支持的伊拉克，便毫无顾忌大量使用毒瓦斯，对象不分军队平民。）此外，英国首先创制了履带装甲车，称为“坦克”，一直沿用至今。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将领，却看不出坦克有何惊人之处，更别提把它派上用场了。至于刚刚发明不久的飞机，还有德国那种状似雪茄的充气飞船，虽然还不大可靠，协约国和同盟国两方却都开始用它们演练空中投弹，还好效果不佳。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空战终于在战争中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尤以用来吓唬平民百姓最为有用。

1914—1918年间，影响效果最为宏大的科技新武器是潜艇。交战双方既然打不退彼此的军队，就只好转谋断绝对方粮食。英方所有的补给都靠海运，窒息英伦三岛的最佳途径，自然就是用潜艇不断发动无情攻击，拦截运粮的船只。1917年，德国这一招差不多都快奏效了，联军最后才想出了克制之法。可是这一场围海绝粮战，正是促使美国参战的主要原因。而英国也不例外，使出浑身解数，全力封锁德国的补给，不但想饿死德国人，也要置德国战时经济于死地。英方的封堵政策，结果出乎意料地成功，原因在于德国人并没有发挥他们一向引以为荣的效率与理性，经营战时德国的经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可见分晓。两次大战里面，德国军事的机器运作优秀精良，举世无匹。1917年盟国若不曾向美国求援，在没有源源不绝美国物资供应之下，单凭德军的优越，便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光看德国即使在奥地利拖累之下，还能勉强取得东部战区的胜利，就可想而知其实力之惊人。1917—1918年间，俄罗斯帝国被德国赶出战场，导致内部爆发革命，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Bolshevik）夺得政权。新政权与德国议和，订立“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Brest-Litowk Peace），从此退出大战，还失去旧俄在欧洲一大部分的领土。德俄停战之后（1918年3月），德军开始有余力全力对付西部战场，最后也的确突破了西线的防御，再度向巴黎进发。此时幸有美军大力增援，装备不断涌入，联军才喘过一口气来。可是联军曾一度战况紧急，似乎真的大势已去。不过，这已经是德军的最后一搏，它自己也知道已成强弩之末。待联军于1918年夏开始发动攻势，不消几周，大战就告终了。同盟国不但彻底认输，而且完全崩溃。1918年秋天，革命风潮席卷了中欧与东南欧，跟前一年俄国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俄国革命见下章）。从法国边境直到日本海，原有的政府全部都垮台了。胜利国的政局也同样受到震撼，虽然英法两国的政府就是战败也不至于解体，但是意大利就难说了。至于战败国家，更没有一个能在革命的震荡中幸免。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政治外交先贤——比如法国的塔里兰（Talleyrand），或德国的俾斯麦（Bismarck）——我们若能把其中任何一位请出地下，请他看一看这场大战，老先生一定会奇怪，为什么这些貌似聪明的政治人物，不能想个折中办法解决一场战祸，反而眼睁睁地让1914年的美好世界毁于一旦呢？还有一件事也很奇怪。在过去，大多数“非革命性质”以及“非意识形态”之争的战争，往往都不必打到这种玉石俱焚，非置对方于死地的地步。回看1914年，意识形态显然和敌我阵营毫无关系。当然打起仗来，双方都得动员舆论炒作，攻击对方的不是，比如俄国对德国文化，英法民主政治对德国专制，等等。不过有关意识形态之争，也就仅止于此。再进一步来看，俄国和奥地利在战况紧急之时，也曾一再恳求友国考虑和谈。而且，当时有此建议者不只俄奥两国。那么为什么，列强最后还是坚持走上拒和之路，非要分个绝对胜负不可呢？

原因是这样的。过去的战争目标不但有限而且特定。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一样，它的野心没有尽头。帝国时代开始，政治和经济活动成为一体。国际政治斗法，完全以经济增长和经济竞争为出发点。但正因为如此，从此具体的边界与尽头都消失了。对美国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以及垄断南非钻石出产的英商戴比尔斯公司（De Beers Diamond Corporation）而言，世界的尽头才是它们自然的边界。或者换个方式来看，这些大公司大企业本身扩张能力的极限，才是它们自然的边界（Hobsbawm，1987，p.318）。说得更具体一点，对英德这两个主要竞争对手而言，天边才是它们的界限。而德国一心想取代英国国际霸权和海洋王国的位置，如果德国的愿望得逞，国势日衰的英国的地位自然更趋低落。因此，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霸权争夺战。至于法国的赌注，虽然不在全球，却同样生死攸关：法国的人口、经济，跟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这种趋势好像已经无法避免。法国能否继续跻身诸强之列，也受到严重挑战。在这种种情况之下，一时的和谈妥协，也不过拖延时日而已。转头再看德国，它为什么不肯等一等，让自己日渐强大的国势，加上各方面领先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地建立自以为配得上的地位呢？何况这段时间又不会太久，德国迟早会达到这一步的。事实上，我们只要看看今日德国，虽然两度沦为战败国，又没有独立的军事力量，今天在欧洲的地位，却远比1945年前军事强权的德国稳固多了。但德国之所以能有今天这个不容动摇的位置，主要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两国不管多么不情愿，也只有接受自己已成低一等国家的地位。同样，今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力量再大，也得体认一个事实：1945年以后，德国单独称霸的这个念头，已是他生无望、此生休矣。但是回到20世纪初，皇权和帝国主义仍然甚嚣尘上之际，德国当然想要独霸全球（当时德国的口号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英法两国也仍不失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老大，自然不容德国在旁边变得强大。战争爆发，交战双方都迫不及待地宣称，自己是为了这个或那个崇高的目标而战。放在纸面上，谁都可以就这些不重要的事情让步，可是归根结底，此战真正的重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的胜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无条件投降”。

就是这样一个损人不利己的可笑念头，搞得交战双方两败俱伤。战败国因此走上革命之路，战胜国也精疲力竭彻底破产。后来到了1940年，德国部队虽然居于劣势，却轻而易举拿下法国，法国人赶忙向希特勒俯首称臣，原因就出在法国已经在1914—1918年间流够了血了。1918年之后，英国也完全失去往日的气势。这一场超出它自己国力的战争，已经把英国经济彻底摧毁。更糟糕的是，经由赔款方式与强制和平获得的完全胜利，把重新恢复一个稳定、自由、小资产阶级式的欧洲的最微小的机会都粉碎了，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很快便指出了这一点。如果德国的经济力量不能汇入欧洲的整体经济体系，也就是说，如果德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所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能为其他各国认识和接纳，欧洲将永无宁日。不过对当年那些一心力战德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而言，这一点根本不在考虑之中。

几个胜利的大国（美英法意）制定的和平条款，也就是通常众人所称的《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不过这个名称并不尽然正确。[1]

这份和约的内容主要着眼于五个因素。其一，欧洲许多政权纷纷垮台，再加上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权兴起，对各地革命活动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详见第二章），这是第一项考虑。其二，便是好好管束举协约国之力也几乎无法招架的德国。这一点，始终是法国最大的心事，原因自然不言而喻。其三，便是重新划分欧洲的版图，一方面为了削弱德国的力量，再一方面则由于沙皇俄国、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Ottoman）三帝国解体之后，欧洲与中东留下一大片空白亟待填补。想要继承这些土地的多是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至少在欧洲地区是如此。对此，战胜国持鼓励态度，只要这些人都反共就可以了。事实上，重新分配欧洲版图，主要依据的原则是“民族自决”，依语言族系建立不同的民族国家。当时被各国视为救星国代言人的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就极为热情地支持这项信念。可是，将这块语言民族纷杂的是非之地，整整齐齐地分为一个个民族国家，对隔岸观火的外人来说，自然不觉有何不妥。然而民族自决说来简单，如此划分的后果却惨不忍睹，带来的灾难一直到90年代的欧洲还没有结束。90年代将欧洲大陆裂为寸断的诸国冲突，事实上正是当年《凡尔赛和约》作下的孽啊！[2]

至于中东地区，多按原有英法两国的势力划分——唯一的例外是巴勒斯坦地区：原来英国在战时一心为了赢取国际犹太人的支持，曾轻率含糊地许诺犹太人建立一个“家园”。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一项令人难忘、留给后代头痛的难题。

其四，则是战胜国内部的政治因素，以及战胜国之间的摩擦——实际上主要就是英法美三国。内部政治作用影响的最大后果，竟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本国总统一手促成的和约。美国最后还是退出了和约的签订，造成无比深远的影响。

其五，就是绞尽脑汁避免类似大战的重演，这一场大战让世界尝尽了苦果。可是各国的努力却失败得很惨。短短20年后，世界又重新点燃了战火。

防范布尔什维克主义，重划欧洲版图，这两项任务基本上相互重叠。因为对付革命俄国的最佳手段，就是排上一圈反共国家组成的“隔离带”——不过这是假定初生的苏维埃俄国能够生存下去；而这一点在1919年之际，还很难说。而这些新国家的领土，其中多半，甚至全部，都是从沙俄版图挖出来的，因此，它们对莫斯科的敌意绝对可以保证。因此从北到南，大小国家一一建立起来：芬兰，是经列宁同意正式脱离的自治区；波罗的海沿岸三小国爱沙尼亚（Estonia）、拉脱维亚（Latvia）、立陶宛（Lithuania），历史上从来不曾建立国家；波兰被外族统治了120年后终于再度恢复独立。还有罗马尼亚，从哈布斯堡王朝接收了奥地利、匈牙利一部分领土，又并入沙俄治下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版图一下子扩大了两倍。这些土地当初都是德国从俄国剪下来的，若非布尔什维克党夺权，本来理当归还俄国。西方盟国原来的打算，是把封锁带一直建到高加索山区。可是这个如意算盘没打成，因为土耳其虽然不是共产党国家，当时却在闹独立革命，对英法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自然没有好感，反而和革命俄国交好。至于布列斯特媾和条约后建立的两个短命独立小国，亚美尼亚（Armenia）和格鲁吉亚（Georgia），以及英国原打算扶助的盛产石油的阿塞拜疆（Azerbaijan）独立，也因布尔什维克在1918—1920年革命内战中获胜以及1921年《苏土条约》签订告吹。总之，在东边这一带，只要是在他们的军事打击有效圈内，西方大国大致接受德国原先在革命俄国设定的边界。

东拼西凑，还剩下一大片土地没有主儿，这片土地主要在前奥匈帝国版图之内。于是奥地利缩减成由残余日耳曼人组成的国家，匈牙利也只剩了马扎尔人（Magyar）余部。至于前奥地利的斯洛文尼亚（Slovenia）、前匈牙利的克罗地亚（Croatia），还有原本独立的一些小牧民国家，都一股脑儿并入塞尔维亚变成了南斯拉夫（Yugoslavia）。而门地内哥罗（Montenegro）那一片苍凉山区的居民，失去独立之后，便一块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他们觉得自己的英雄气概，至少还受到共产主义的重视。这个地区过去和帝俄很有渊源，黑山上剽悍英勇的战士，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捍卫沙俄的信仰，以对抗土耳其异教的侵入。此外，原为哈布斯堡王朝工业中心的捷克（Czech）区，也和原属匈牙利的斯洛伐克及罗塞尼亚（Ruthenia）两个农村地区合并，成为一个新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至于罗马尼亚则一下子跃升为一个多元民族的混合国家，波兰和意大利也各有所获。其实像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这两国的成立，既没有道理，更缺乏任何历史条件。这种瞎拼乱凑的动机，完全出于对所谓民族立国意识的盲信。一是以为共同民族背景即可和平共处，二是以为小国林立对大局无益。于是民族大编队之下，南部的斯拉夫人（也就是南斯拉夫人）和西边的斯拉夫人（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都分别集中到这两个斯拉夫人组成的国家去。不出所料，这种强迫式胡乱点出来的政治鸳鸯谱，到头来并不稳固。结果，除了土地被人七折八扣大为缩减的奥地利与匈牙利两国之外——其实它们的损失也并不那么大——不管是挖自沙俄，还是划自哈布斯堡王朝，最后，在所有这些新成立的国家里，内部民族成分之紊乱复杂，实在不亚于它们起而取代的前身帝国。

惩罚性的和约，立论点在于国家应该为战争以及战争的结果担负唯一的责任（也就是所谓的“战争罪”），主要是用来对付德国，好压得它不能复兴。虽说普法战后法国割让给德国的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地区，此时归还了法国，德国东边好大一块地方也给了重新复国的波兰（亦即东普鲁士与德国其余地区中间的“波兰走廊”），可是压制德国的任务，并不单靠削减德国面积，主要手段还是靠削减德国精锐的海空军力。限制其陆军人数不得超过10万人；向它索取几乎永远偿还不完的战争债（付给战胜国的赔款，以弥补后者因作战付出的代价）；派兵占领德国西部部分地区；还有厉害程度不减前面诸项的最后一招撒手锏：将德国原有的殖民地全部夺去。（这些前德国殖民地，则由英国及其自治领地、法国、日本一起瓜分。其中日本所得比例比较少一些。鉴于帝国主义作风越来越不受欢迎，“殖民地”现在都改称为“托管地”，好像借此即可保证这些“落后地区”人民的幸福——因为如今是由文明人类托付帝国势力代管，因此，后者绝对不会再剥削当地以自肥了。）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每条每款，列得清清楚楚，除了有关各国领土分配事项之外，可说详细至极。

至于如何避免世界大战再度爆发，战前欧洲“列强”合力谋取和平的打算显然已经彻底失败了。现在换一个法子，美国总统威尔逊向这些精干顽固的欧洲政客建议，由各独立国家组成一个国际联盟。威尔逊是出身普林斯顿的政治学者，满脑子自由主义的热情理想。他主张借着这个国际组织，在纠纷扩大失控之前，当事国就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并且最好由公开斡旋处理（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因为这一仗打下来，众人也开始指责过去国际惯用的交涉方式为“秘密外交”。这种反应，主要是因协约国于战时定下的秘密协定而造成的。当时盟国往往不顾当地居民的意愿与利益，任意约定事后如何划分欧洲及中东地区的版图。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沙皇政府的旧档案里，发现了这些敏感文件，立刻将之公之于世，所以大家需要想法减少此事造成的伤害。国际联盟的设立，的确属于当时制定和平协议的构想之一，可是却完全失败，唯一的功能只是搜集了不少统计资料而已。不过“国联”成立开始几年，倒也真解决了一两件尚未危及世界和平的国际纠纷，比如像芬兰与瑞典对阿兰群岛（Aland Islands）的争执即为一例。[3]但美国最终拒绝加入“国联”，使得它完全失去成立的意义。

事实上，《凡尔赛和约》根本不足以作为稳定世界和平的基础，这一点，我们无须一一详列两次大战之间的历史来证明。从一开始，这就注定流年不利，因此再度大战可说无可避免。我们前面说过，美国几乎刚开头就打了退堂鼓，但如今世界已经不再唯欧洲独尊，任何协议若没有美国这个新强国支持，一定难以持久。这一点，不论在世界经济或世界政治上都不例外。我们下面就可以看出来。原本的欧洲两强，事实上可说世界两强——德国和俄国，这会儿不但遭人赶出国际竞争的赛场，而且根本不被当作独立的角色看待。只要他们两国中间有一个重回舞台，光靠英法两国一厢情愿立下的和平协定怎能长久？因为意大利也对协定不满意呢。而且迟早，不管德国还是俄国，也许两个一道儿，都会再度站起来称雄的。

因此，就算和平还有那么一丝希望，也被战胜国不肯让战败国重建的私心给毁灭了。盟国原想百分之百镇住德国，并且不让共产党俄国成为合法政权，但不久便明白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尽管心里有数，适应这个事实却很困难。于是各国心不甘情不愿，适应的过程拖得很长。法国尤其老大不愿意，它希望德国永远衰弱不振，到后来才好不容易放弃这个念头（英国人倒放得开，不曾对战败和被侵略的滋味耿耿于怀）。至于苏联，这个战胜国的眼中钉，众人恨不得它完全消失。俄国革命期间，盟国不但在精神上支持反革命的军队，甚至还派兵支援。此时苏俄度过大战活下来，盟国自然不觉得有什么好高兴的。（为了重建被大战、革命、内战毁坏得衰败不堪的经济，列宁曾经提出极为优厚的条件鼓励外国投资，而战胜国的生意人竟然不屑一顾。）苏维埃俄国因此被迫走上孤立发展之途。到了20年代初期，这两个被欧洲邻邦放逐的国家——苏联与德国，却曾一度为了政治原因携手。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世界经济活动能够蓬勃成长，重新恢复为扩张型的国际经济体系，也许人类就还有希望避免这二度战火，至少也有延后的可能。不幸的是，战后数年到了20年代中期，正当众人可以将过去种种不快逐渐抛诸脑后之际，世界经济一蹶不振，陷入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危机（详见第三章）。此时德日两国正由极右派当权。军国主义出头，便一意孤行，决意以对抗代替协商，以剧变代替渐变，即使诉诸军事武力也在所不惜。从这个时候开始，再次大战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只是迟早的问题了。凡在30年代成长的人，那时天天都提心吊胆地等着战争爆发。成群飞机向城市丢炸弹的景象，还有那头戴防毒面具像瞎子般在毒瓦斯中摸索前进的影子，一直在我们那一代人止不住的胡思乱想中出现。后来飞机投弹的噩梦，果然像预言般准确；至于毒瓦斯的想象，还好没有发生。

2

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著作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少。导致这个现象出现的原因很简单，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没有一位严肃治学的历史学者，会质疑德日意三国发动侵略的事实（虽然他们对意大利扮演的角色比较不那么确定）。至于其他国家，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身不由己被拖进战争的旋涡。它们都不想打仗，而且大多数都想尽办法回避。对于这个问题——到底何人或何事掀起这场大祸最简洁利落的答案，那就是希特勒。

历史的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答复的。我们前面已经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世界局势极不稳定，欧洲尤其如此，远东亦然。这种情况之下，自然没有人认为和平可以持久。对现状不满的国家，并不只限于战败国。当然就战败国来说，尤以德国为最，自有充分理由怨恨当时的状况，而事实也是如此。德国不分党派，从最左的共产党到最右的希特勒的国社党（National Socialists），都异口同声指责《凡尔赛和约》太不公平，根本无法接受。说来也矛盾，如果德国内部真要发生革命，对国际冲击的程度反而可能会小一些。请看当时两个真正革命了的战败国，俄罗斯和土耳其，正都一心忙着处理国内事务，包括防卫自家边界，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跟国际局势捣乱，它们反而是30年代要求维持世界稳定的力量。事实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也一直保持中立。反过来看，意大利和日本虽然算胜利一方，心中却也老大不痛快。不过日本还算比较实际一点，不像意大利胃口太大，远超自己国力所能负荷。不管怎么说，意大利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仗，毕竟也有不少收获。虽然实际所得不能跟战时协约国贿赂它加入时许下的利益相比，但是意大利在阿尔卑斯（Alps）山麓、亚得里亚海（Adriatic）还有爱琴海（Aegean Sea）区，都新获不少领土。然而，主张极端国家主义、帝国野心十足的法西斯派，战后却赢得意大利政权，这个事实，正反映该国人心的不满（见第五章）。至于日本，已经成为远东一霸，自俄国退出舞台，日本陆海军的力量愈发不容忽视。事实上，日本的军事地位，或多或少已因《1922年华盛顿海军协定》（Washington Naval Agreement of1922）为国际承认。这项协定规定美英日三国海军军力比例，应分别为5∶5∶3。从此，这项协定终于结束了多年来英国在海上的独霸地位。虽然如此，日本仍不满足。日本工业化的速度，当时正在突飞猛进，自然使得它感觉自己在远东该得的一份理当比白人帝国给它的一杯羹更大才是——虽然就绝对数字来说，日本当时的经济规模还小得很，20年代后期，只占世界工业总产量的2.5%。日本也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弱点，现代工业经济需要的各种自然资源，可以说它一样没有。这些资源靠进口，进口就难免受到外国海军的威胁而中断。日本的产品要出口，就得仰赖美国市场的照顾。日本军方的理论是，到中国去建立一个庞大的陆地帝国，可以缩减日本的运输线，日本的实力就有保障，不再那么脆弱了。

总而言之，1918年之后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和平终究不能维持，其中固然有种种因果，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之所以爆发，究其原因，还是由于德日意三国的不平衡心理而发动侵略所致，它们从30年代中期开始，便相互订下一连串盟约互通声气。1931年日本出兵中国东北；1935年意大利进占埃塞俄比亚；1936—1939年间，德意两国共同介入西班牙内战；1938年初德国进兵奥地利，同年又重挫捷克斯洛伐克，占去该国部分领土；1939年3月德国全面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较早意大利已出兵占领阿尔巴尼亚）。这些都是逐步导向世界大战的重要事件。最后德国向波兰提出无理的领土要求，终于造成战争全面爆发。对应于以上这些侵略事件，我们也可以一一细数国际上无力对付侵略者的窘相：国际联盟阻止日本出兵中国东北宣告失败；1935年意大利侵犯埃塞俄比亚，无人予以制止；德国单方宣布《凡尔赛和约》无效，并在1936年重新对莱茵兰地区（Rhineland）进行军事占领，英法两国只能眼睁睁任其发生；英法拒绝插手西班牙内战（“不干预原则”）；对奥地利被德国占领一事也不闻不问；1938年德国提出《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勒索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夕，英法两国又临阵撒手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1939年8月，苏联竟也与德国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Hitler-Stalin Pact），对抗希特勒的国家又少了一员。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一方真的不愿开打，并且想方设法避免开战，与此同时，另一方则拼命讴歌伟大的战争使命——像希特勒那样一心求战——到头来，等到大战真的全面爆发，战争进行的实际方式、时间以及对手，也不见得是这些侵略者当初料到的。日本国内就算军国主义的势力再大，恐怕也不希望靠全面大战达到自己的目的吧（它最主要的目标只是留在远东称霸，也就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之所以掉进世界大战的泥沼，完全由于美国也有份的缘故，至于德国原本的打算到底如何，它想怎么打，何时打，与谁打，希特勒这人没有记录自己决定的习惯，各家看法也始终不一。不过有两件事很明显：一是1939年，德国对波兰发动战争（波兰背后有英法两国助阵），显然不在希特勒原定计划之内。至于日后与美苏两强同时作战，恐怕也是德国将领与外交官最大的噩梦吧。

德国打这场仗，和1914年没有两样，必须一鼓作气，出手便成功才行；日本的情况也一样。一旦旷日持久，对方开始联手之后，双拳难敌四手，就远非德日两国之力所能对付了。它们也根本就没有打算打持久战；至于那些需要长期生产的武器，更不在它们考虑之列。（相反，英国虽然在陆战受挫，一开始就已打定主意进行持久的消耗战，把财力集中在精密昂贵的武器上。时间一久，英国和盟方的军火生产量自然便赶过德国。）至于日本方面，第一，不曾卷入1939—1940年德国对英法的作战；第二，也没参加1941年以后德国对苏联的进军，所以相比之下，没有这种对付联手敌人之苦。不过早在1939年，日本就曾在中国与西伯利亚交界处与苏联红军非正式地交过手，当时日方伤亡颇重。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开始，日本交战的对象也只是英美两国，苏联并不在内。倒霉的是日本碰上的对手，偏偏就是资源不知比日本丰富多少倍，肯定会赢得这场战争的超级强国美国。

有一段时间，德国的运气似乎还不错。30年代战争脚步日益接近之际，英法两国没有和苏联交好，结果后者才与希特勒谈和。而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O.Roosevelt）也因为国内政治牵制之故，只能在书面上支持他比较倾向的一方。所以一开始，1939年爆发的战争只能算是欧战。事实上在德国入侵波兰，又于三周内和中立的苏联瓜分该国之后，所谓欧战，已变成纯粹由德国与英法对打的西欧战争了。1940年春天，德国不费吹灰之力又分别攻下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轻松得简直有些可笑。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四国均被德国占领，法国则被分成两半：一部分由德国直接占领治理，另一半则变成附庸“政府”，首都设在法国乡间的温泉疗养胜地维希（Vichy，维希政府的主要成员，多数来自法国各保守势力，这批人不愿意把法国再称作“共和国”，故指称为“政府”）。现在全欧只剩下英国与德国作战了，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英国和衷共济，誓与希特勒周旋到底，绝不妥协。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原本中立的法西斯意大利却走错一步棋，放弃了小民自守、两不相涉的立场，倒向德国一边。

就实际意义而言，欧战至此可说已告结束。不错，英国有英伦海峡及皇家空军这两道屏障，使得德国无法越雷池一步，但是英国也没有本事回攻欧陆，更别提打败德国了。1940—1941年几个月当中，英国独力支撑着。这段时间，至少对那些战火余生的人来说，可算是英国人历史上极了不起的一个时刻。不过，英国幸存的机会十分渺茫。1940年6月，美国重新部署其“半球防卫”计划，基本上认定没有必要再给英国任何支援。而且，就算英国有机会逃过一劫，美国也只把它看成外围的防御基地。与此同时，欧洲版图也被重新划分。根据德苏协议，除了德国占领的波兰部分以外，苏联进占它在1918年失去的欧洲领土及芬兰。1939—1940年间，苏联红军曾与芬兰打了一场烂仗，将苏联国界向列宁格勒（Leningrad）以外稍微推出一点。至于当年《凡尔赛和约》从原哈布斯堡治下划分出来的诸国，果然短命，现在重新规划，落入希特勒的统治。而英国原想将战事延伸至巴尔干地区，结果不出所料宣告失败，反使整个半岛，连希腊诸岛在内都沦入德军之手。而德国盟邦意大利在军事上的表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奥匈帝国还差劲。意大利部队在非洲节节败退，几乎快被主要基地在埃及的英国赶出它在非洲建立的势力范围。德国的非洲劲旅在军事天才隆美尔将军（Erwin Rommel）指挥之下，挥师穿过地中海直入非洲，大大威胁了英国在中东的整个地位。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矛头一转，入侵苏联，战端又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的一天，德国此举毫无道理可言——反把自己陷入两面作战的泥淖——而斯大林做梦也想不到希特勒会出此下策。可是希特勒此举自有他的理由：能够拿下东方这个陆地大国，不但资源丰富，又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供应，是再合理不过的策略。可是他跟其他的军事专家一样（日本除外），低估了苏俄抵抗的能力。不过，希特勒的估计也不算完全离谱，因为当时的苏联实在一团糟：30年代的大清洗，把红军整得支离破碎（见第十三章），国内一片低沉，恐怖氛围充斥，斯大林自己对军事一窍不通，却又喜欢横加干涉。一开始，德军在俄国势如破竹，一如其在西部战区的表现，进展极为神速。不到10月初，德军就已经打到莫斯科近郊，一时之间，连斯大林也心慌意乱、斗志全无，打算向德方求和了。但德军的良机稍纵即逝，苏联腹地太大，人员众多，苏联人又格外地强悍爱国，打起仗来狠猛无情。不过，苏联之所以能够获得喘息重整的机会并打败德军，它的优秀将领终于可以放手一干却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其中有一些刚从古拉格劳改营（gulags）释放出来］。纵观斯大林统治期间，只有在1942—1945年时停止过恐怖统治。

希特勒原打算在3个月之内就解决俄国，现在计划落空，德国就等于已经失败了。它的装备和补给，都无法支持一场持久的战争。德方拥有和制造的飞机坦克，甚至远比英苏两国为低，这还不包括美国的数字在内。酷寒的冬天过后，1942年德国再度发动攻势，这一次固然也跟以往各战役一般，打得非常漂亮。德军甚至深入高加索山区，直逼伏尔加河（Volga）下游河谷，可是对战局已经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影响了。1942年夏天到1943年2月之间，德军攻势最后终于被苏军阻止，从此动弹不得，终至陷入包围，被迫在斯大林格勒投降。从这一刻开始，转而由苏军采取攻势，但一直到大战结束，苏联也只打到柏林、布拉格和维也纳一线。然而斯大林格勒一役之后，人人都知道大局已定，德国的失败只是迟早的问题了。

与此同时，战争虽然还是以欧洲为主，战火却已经扩展到全球各地，主要是英国各殖民地兴起的反帝国主义风潮所致。大英帝国此时还算是世界级的霸主，仍有余力镇压叛逆的殖民地人民。南非的布尔人（Boer，南非荷兰血统的白人）若有亲希特勒倾向，即有被英国殖民当局拘留的危险——这批荷裔亲德派战后重新出头，1948年，南非开始执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即出于这帮人之手。1941年春天，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夺得伊拉克政权，旋即被英方扑灭。此外，希特勒在欧洲的军事胜利，也造成东南亚帝国势力的部分真空，这一点意义尤其重大。日本乘机而入，填补真空，以法国遗在中南半岛的无助孑民的保护人自居。日本代表的轴心（Axis）势力，竟然开始在东南亚伸出魔爪，被美国视为不可容忍之事，于是对日实行严厉的经济压力，而日本的对外贸易及资源供给，都依赖海上运输。就是这一冲突，导致两国之间开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Pearl Harbor），世界性大战终于爆发。几个月之内，日本席卷了全部东南亚大陆及岛屿，耀武扬威地准备从缅甸西部进取印度，并有从新几内亚南取澳大利亚空旷的北部地区之势。

也许，日本与美国的正面开战终不可免，除非日本放弃它建立一个经济帝国的野心。这个经济帝国，美其名曰“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的中心政策。但是，罗斯福当政的美国，眼见欧洲国家姑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Mussolini）的后果，自然不容自己重蹈英法的覆辙，一味容忍日本扩张的行动。不管怎么说，美国一般的舆论，总把太平洋地区（不像欧洲）视作美国正当的活动范围，意义上和拉丁美洲是美国的禁脔差不多。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只限于不管欧洲的闲事。事实上，正因为西方对日的禁运政策（其实就是美方的禁运），以及对日本资产的冻结，才迫使后者孤注一掷贸然行动。因为这一下策，完全依赖海运进口的日本经济，不出几日势必气绝而亡。日本贸然赌下这一注，风险非常大，结果不啻自杀之举。但是日本建立南方帝国的企图，也只有这么一个机会，而且稍纵即逝，不得不好好把握。它认为此举若要成功，必先锁住美国海军，因为这是唯一能干扰日本行动的力量。然而这样一来，也意味着美国会立即参战。想想看美国超强的国力与资源，这一战日本是输定了。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希特勒的举动。他在苏联战区已经倾注全力且分身乏术，却为什么还要莫名其妙地向美国宣战呢？如此一来，美国国内政治阻力大减，罗斯福政府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欧洲战场与英国并肩作战。在华盛顿当局眼里，纳粹德国在全球对美国地位——以及对世界的威胁，绝对比日本大得多了。因此，美方的精力及资源便自然大多集中于欧洲战场。结果证明，美方策略非常正确。美国参战之后，盟国一共又花了3年半的时间方才击败德国，可是在这之后不出3个月，便把日本解决了。希特勒对美宣战的愚蠢行动令人费解，不过他一向过分低估美国的力量，尤其看不起美国在经济与科技上的潜力。他总以为民主政体办事缺乏效率，决策因循拖拉。希特勒唯一瞧得起的民主政权只有英国，因为他认为后者并不算完全民主的政体，这一点他倒没看错。

德军进攻苏联，日本向美开战，这两件事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不过当时并不能马上看出端倪，因为德军势力在1942年中期正好达到高峰，而且一直到1943年，德国也没有完全失去军事上的主动。此外，西方盟国迟至1944年方才有效地重返欧洲大陆。盟军在北非战场的行动虽告胜利，终于将轴心力量赶了出去，并因此攻入意大利，可是其攻势却被德军挡住，不再能越雷池一步。与此同时，西方盟军对付德国的主要武器，只有靠空军，而事后的研究显示，这一招效果其实很差，最大的用处，只不过杀死平民百姓、毁灭城市罢了。当时盟国唯一能够挺进的部队只有苏军；此外在巴尔干半岛，主要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及希腊地区，也有一些受共产党影响的地下武装反抗力量让德意头痛，但盟方的反击力量也仅此而已。不过丘吉尔说得没错，珍珠港事件一发生，他便信心十足地宣称，如今胜券在握：“完全看我们自己如何运用压倒性的力量取胜了。”（Kennedy，p.347.）到1942年底，盟军必胜的事实不再有人怀疑。盟国开始为必胜的未来进行筹划了。

话说到此，我们不必再跟着以后的战役一一讨论。我们只需注意，在西方战场一面，德军反抗的力量始终很强，甚至在1944年6月盟军重新挥师返回欧洲大陆之际，仍然如此。当时德国内部的状况，也跟1918年德皇威廉的境遇不同，并没有任何反希特勒的革命，只有普鲁士传统的优秀军事力量的核心分子——德国的军事将领，曾于1944年7月密谋铲除希特勒。这些优秀的军人是理性的爱国者，不愿意疯狂地去追求瓦格纳歌剧《诸神的黄昏》（Gätterdämmerung）中暴毙式的结局。因为他们知道，如此德国必亡无疑。但是这批军官的举动缺乏普遍支持，最后不幸失败，全部死在希特勒死硬分子手里。至于东方的日本，更是坚持顽抗到底，没有半分动摇的意思。因此，美国在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迫使日本赶快投降。1945年盟方的胜利是全面的，轴心国的投降是毫无条件的。战败国完全被战胜国占领，也没有正式媾和的过程。除占领军之外，盟国不承认任何战败国官方的存在，至少在德国和日本两地绝对如此。若论当时最接近和平协商的行动，恐怕要数1943—1945年间，包括美英苏三巨头在内的数度会商。三强在会商中预分战争的胜利果实，并试图决定战后彼此的相对关系（此举不大成功）。这些会议前后计有四次：1943年在德黑兰（Teheran）第一次；1944年在莫斯科第二次；1945年初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Yalta）第三次；1945年8月在被占领德国的波茨坦（Potsdam）第四次。但是效果比较显著的会议，却要算1943—1945年间，各盟国之间举行的一连串磋商。会商中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定下总体架构，其中包括联合国（United Nations）的设立，第九章将有进一步讨论。

因此，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比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更为彻底，除了1943年意大利中途倒戈，政权更换之外，从头到尾，双方均不曾认真考虑妥协。战后意大利并没有落入被人占领的命运，盟国只把它当作战败国，并承认意大利政府的存在。（这还多亏德国人，以及它扶持的墨索里尼政权——法西斯“社会共和国”——会力守半个意大利达两年之久，盟军始终奈何不得。）两边之所以不妥协，道理也很简单。这是一场信仰之战，换个现代名词，就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又显然是一场生死存亡之战。从波兰和苏联被德国占领之后的惨状，还有犹太人惨遭大规模屠杀的消息中（后来渐渐传到外界难以置信的耳朵里），众人学到一个教训：一旦落入德国纳粹政权手中，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与奴役。因此这是一场没有限制、无所不用其极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大规模集体战争，又升级为全面的战争。

这一仗打下来，损失简直难以估算，因为大战中除了军人之外，平民更死伤无数（与上一次大战不同）。其中许多极惨烈的杀戮，往往发生在无人有余力或者根本顾不上计算死伤的时间地点。直接因战争死亡的数字，据估计大约是上一次大战（其实也是估算）的3—5倍之间（Milward，p.270；Petersen，1986）。换个方式来看，苏联、波兰、南斯拉夫三国，分别损失全部人口的10%—20%。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日本和中国，则分别损失4%—6%的人口。至于英法两国的死亡人数，远比上一次大战为低——只有1%，美国数字略高。不过这些都只是推测罢了。有关苏联的死亡人数，先后曾有不同的估计，甚至包括官方统计在内，分别是700万，1100万，甚至近于2000万、5000万。但是，整体的死亡规模如此巨大，在统计上算得再精确又有什么意义？如果历史学家算出，犹太人其实只死了500万人，甚至400万，而不是600万时，难道就能减轻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恐怖于万一吗？（不过600万这个数字，是一开始的粗算，绝对是估多了。）德国围攻列宁格勒的900天里（1941—1944），到底有100万人，还是五六十万人因饥饿或力竭而亡，又有多大区别呢？事实上，除了直觉的想象外，对于这些数字，我们又能抓住其中多少真实的含义？陷身德国的570万俄国战俘里面，有330万名不幸死去（Hirschfeld，1986），这个数字，对一般读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场战争，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男人死得比女人多。战后苏联一直到1959年，35—50岁的年龄群中，每7名女人还只有4名男人（Milward，1979，p.212）。战火中倒塌的房子，可以再盖；死去的人，却再也不能复生。侥幸存活下来的人想要重建正常的生活，多么艰难啊！

3

我们一般都有一个观念，以为现代战争一向都影响国内每一名男女老少的生活，并动员绝大多数国民；我们总认为，现代战争使用的武器数量惊人，一向都得将整个经济投入生产；我们又认为，现代战争的武器一向都造成难以形容的大量伤亡，彻底地主宰并改变了交战国的面貌。殊不知，这些现象其实只有在20世纪以后方才发生。不错，过去的确也有过悲剧性的毁灭战争，也有过预示现代式可怕战争的前例，比如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即为一例。一直到今天为止，美国史上最惨烈的战争还要算为时4年的南北战争（1861—1865），死亡男子无数，比美国后来参与的所有战争死亡总人数还多，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但在20世纪以前，影响一般社会生活的战争往往属于例外。拿破仑四处征伐欧洲的年代里，简·奥斯汀（Jane Austen）可以安坐家中写她的小说。对不清楚时代背景的读者来说，肯定猜不出当时是这样一个烽火连天的时代，我们从她的小说里嗅不出一丝战争的气息。但在事实上，出现在奥斯汀笔下的年轻男子，某些人一定参与了当时的战事。进入20世纪，我们实在难以想象有哪一位小说家曾用这种笔法描写20世纪战火下的英国。

虽说20世纪总体战（total war）这个怪物，并非一开始就成了庞然大物，不过从1914年开始，总体战的形态便已成形，这一点绝对正确。即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英国就已动员了12.5%的男子入伍，德国动员了15.4%，法国动员人数几乎达17%。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般来说，各国积极从事军事任务的动员人数，平均约为20%左右（Milward，1979，p.216）。我们可顺便提一下，像这样大规模的长期总动员，得靠两种力量才能维持：一靠现代化高生产力的工业经济，二靠大部分经济活动掌握在非战斗人口的手里。在传统的农业经济里，除了偶尔季节性的征用以外，就没有能力供应如此众多兵源，至少在温带气候区如此。因为到了农忙时节（比如收获季节），全民都得出动帮助农事。其实就算在工业化的社会，长期挪用如此大量的人口，对社会也是一项极大的负担。这也就是现代大规模战争之下，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因而加强的原因。女子也因此走出家庭，进入社会，造成女性就业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女性就业还只是暂时情况；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成为永久性的社会现象了。

20世纪的战争是大规模的战争。人类在这些战争里使用和毁灭的东西，数量之巨，已达前人不能想象的地步。因此德文用Materialschlacht——也就是物资战，形容1914—1918年的西线战争。拿破仑当年运气好，当时法国工业生产规模小，他却还能在1806年以全部不过1500发的弹药，打垮了普鲁士的军队，赢得耶拿会战（Battle of Jena）。可是后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的军工生产计划一天就是1万发到1.2万发。到了战争末期，甚至高达每日20万发。连沙俄也能够日产15万发，等于一个月450万发。规模如此庞大，难怪工厂里的机械工程作业彻底革新了。至于其他比较不属于破坏性质的物资生产，让我们回忆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一共订制了5.19亿余双袜子和2.19亿余条裤子。而德国部队呢，在其繁文缛节的官僚传统之下，单单一年之内（1943年），就造了440万把剪刀，以及620万个印盒，以供军事单位盖章所需（Milward，1979，p.68）。大规模的战争，需要大量的生产配合。

可是生产也需要有组织、有管理——即使其目的是为了理性冷静地杀人，是为了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毁灭人命，依然需要组织管理，像德国纳粹的死亡集中营那样。总而言之，总体战可说是人类所知规模最为庞大的产业，需要众人有意识地去组织、去管理。

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前所未见的新课题。自从17世纪政府接管永久部队（常备军），不再向战争贩子租用兵力以来，军事已经变成政府的职责。事实上，军队与作战，很快就变成一种“产业”，或所谓的经济联合，规模远比私有产业大得多。因此19世纪工业时代兴起的大规模民间产业，如像铁道及港口的兴建工程往往需要借重军方的专业及管理人才。政府各个部门，几乎都投入武器及各种战争物资的生产。一直到19世纪末期，才逐渐由政府与专业的民间军火工业合作，形成某种共生的产业联合，尤以一些需要高科技的部门为最，例如大炮及海军装备的研究生产，等等。这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谓“军事工业联合”的前身（参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三章）。不过从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直到1914年之间，每有战争，除了某些工业难免受到波及之外——比如说服装业就得扩大生产供应军衣——基本上，战时经济也只是平时经济的扩展而已（所谓一切“照常营业”）。

政府方面主要着眼于财政上的考虑：如何应付战争的支出。该靠贷款，还是直接征税呢？不论贷款还是征税，又该怎么做才好？在筹措经费挂帅之下，国库或财政单位自然就变成了战时经济真正的司令官。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打就是这么久，远远超过政府当初预期；人员军火消耗如此惊人，“照常营业”的如意算盘当然打不下去，财政官员也无力继续主导了。政客不计代价一心只想谋胜，国库人员只有大摇其头（年轻的凯恩斯当时即在英国国库任职）。凯恩斯等人的看法自然没有错，英国实在力不足负两次大战的重担，该国经济也因此受到长远的负面影响。然而，如果现代式的大战实在无可回避，大家就应该对成本、生产——甚至整个经济——好好地仔细筹划管理不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一面打，一面才学到这方面的经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事先仔细研究过上次大战得来的教训，于是一开始，大家就学乖了。可是现代战争打到一个地步，政府必须全面接管经济，各种计划及物资的分配也必须极为详密具体（跟平时的经济机制完全两样）。虽说政府已有战时经济的心理准备，但直到好一阵子之后，众人才慢慢体会其中深入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初起，各国之中，只有苏联和纳粹德国拥有某种程度具体控制经济活动的方式。这自然是因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多少师法德国在1914—1918年期间实行的战时计划经济（参见第十三章）。至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这方面的组织渠道根本就不存在。

奇怪的是，尽管德国有开明专制官僚行政系统的传统及理论基础，两次总体大战打下来，在政府主导的战时经济上面，德国的表现却还不及西方民主国家——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法两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美两国（有关苏联式的计划，详见第十三章）。其中原因到底何在，我们只能臆测，不过优劣事实俱在，却不容人置疑。德国方面，在动员物资全面支援战争上的组织力、效率都不行——不过一开始，德国原打算速战速决，自然不需要全面性的动员——对于平民经济需要的照顾也不够周全。相反，侥幸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法两国人民，战后的情况却远比战前要好上一些，就算感觉上比较穷苦，英国工人的实际收入反而增加了。可是德国人却较前饥贫，实际工资也较前为低。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数字比较难对照，尤其因为：第一，法国一下子就投降了；第二，美国比大家都富有，所受的压力也小得多；第三，苏联则比较贫困，压力大得太多。基本上，德国的战时经济，等于有全欧洲供其剥削利用。但到战事完毕，德国各方面的实质损失却远超过西方其他交战国家。大致总合一下，英国的财力虽然比较差，到了1943年，平民消费甚至降低了20%以上，但及至最后大战结束，英国老百姓的伙食和健康却比别人都好，这多亏该国战时经济能够有系统、有计划地公平分配整体资源，不致过度牺牲社会中任何一部分。德国的做法刚好相反，完全基于不平等的原则。德国不但全力剥削它占领下的欧洲人力资源，对非本族更视为劣等民族。极端到——比如对波兰人、俄国人，还有犹太人——甚至根本把他们当作随时可以牺牲、生命如草芥的奴工。到1944年时，德国境内的外国劳动者，已高达其总劳动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军火业便占去了30%。德国本国的劳动者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多只能说，他们起码还保留着1938年的实际收入水准。此外，战争期间，英国儿童的死亡和患病率不断降低。反观一向以粮产丰富闻名的法国，自1940年被德国占领统治之后，境内虽不再有过战火，法国人各年龄层的平均体重却减轻了，健康普遍变差了。

总体战在管理上造成的革命，自是不容置疑。对于科技和生产是否也有革命性的影响呢？换句话说，总体战到底是促进了还是妨碍了经济的发展？简单地说，总体战使得科技更为进步发达，因为先进的交战国不但在军事上求胜，更需要在技术上竞争，才能发展出更精良、更有效的武器装备以克敌制胜。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盟国担心纳粹德国发展核武器的话，原子弹恐怕根本不会出现，20世纪也不会在核能研究上投下大笔经费了。至于其他某些专为作战开发的科学技术，较之核能更容易移转为和平用途——航空和电脑即是二例。这一切都证明一个事实，战时科技之所以加速发展，主要为应付作战及战备之需。若在平时，如此庞大的研究经费，恐怕根本不能通过成本效益的预算，至少在态度上要犹犹豫豫，进展也较为迟缓（参见第九章）。

不过，科技为战争服务一事并不新鲜，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一向建立在科技的不断创新之上。种种科技的进步发明，迟早都会发生，并不以战争为限。如果没有战争，发展的速度恐怕还会更快（人类没有战争？当然是痴人说梦，不过为讨论方便，我们先这样假定好了）。不过战争却有助于专门科学技术知识的扩散，对工业组织及大量生产的方法也都有深远影响。但是一般来说，战争的作用，主要还是在于加快变革的速度，而非激发变革本身。

战争是否促进经济增长呢？就一面来说，绝对没有。战争中，生产性资源的损失极为严重，远比工作人口的流失还大。苏联战前25%的资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消耗殆尽。德国损失了13%，意大利8%，法国7%，英国较低，只有3%（不过这些数字必须和战时的新建设相抵消才更准确）。苏联的例子最极端，战争对它造成的净经济效益完全属于负面。1945年战争结束，它的农业完全毁于战火，战前实行的五年计划也全告泡汤。硕果仅存的，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军火工业，举国上下饿殍遍地、满目疮痍。

但从另一面来看，大战显然对美国经济裨益良多，增长率在两次大战期间都极为惊人，尤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最，年增长率高达约10%，甚至胜过其他任何时期，可谓空前绝后。美国在两次大战中都占了便宜，不但本土远离实际战区，更成为友邦的兵工厂。再加上美国经济规模庞大，可以有效地扩大组织生产，这一点远非其他各国能及。两次大战带给美国最长远的经济影响，恐怕就是在1914年至本书写作的1991年整整几十年当中，赋予美国全球性的极大的经济优势。这种绝对的优势，削弱了它的竞争对手，使美国经济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如果说，战争对美苏两国的经济影响是两个完全的极端（前者两次大战都得渔利，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尤为创巨痛深），至于其他各国的情况，则介于两者之间。不过就总体的分布曲线来说，一般而言，都比较接近苏联的状况。只有美国才是独吃的大赢家。

4

我们还不曾讨论战火连绵的大时代对人类本身的冲击，人类究竟为这两场大战付出几许代价？我们前面虽然提过大量的死伤数字，但那只是其中一部分代价而已。说也奇怪，“一战”的伤亡虽然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惨重，在当时却更受世人重视，不但各地纪念碑林立，每年更虔诚地大事纪念停战日。俄国因为革命的关系，特别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自然情有可原；可是这种现象不独苏联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可与上一次大战“无名英雄碑”媲美的纪念举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每年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休战纪念日”（1918年11月11日）的气氛，也每况愈下，逐渐失去当年神圣严肃的意义。探其因由，也许早在上一次大战之际，世人原不知道牺牲会如此惨重；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都心里有数了。所以前者1000万人死亡带来的打击，要比后者的5400万更为巨大。

大战本身的全面性，双方不计代价、不择手段誓死战到底的决心，都对世人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种种不人道的残酷行为在20世纪愈演愈烈的现象呢？1914年之后，战争行为越发残忍野蛮，事实俱在，想否认都不行。本来到了20世纪初年，强暴凌辱人类的灾难已在西欧正式绝迹。但自1945年以降，我们却又开始视种种残暴不仁的现象为家常便饭，对于联合国三分之一会员国（其中包括某些最古老、最文明的国家）陷入人间地狱的惨状也无动于衷（Peters，1985）。

然而，残暴程度的提高，主要不是因为人类潜在的兽性被战争激发并合理化了。当然这种现象，也的确在某些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身上出现，尤以那些出身极右派国家主义阵营的武夫之流，例如狙杀小队、“义勇军”（Free Corps）分子等。他们自己有过杀人的经验，又曾亲见袍泽惨死，在正义的大旗之下，虐待击杀几个敌人，又算什么值得踌躇犹疑的大事呢？

但是世界越来越残酷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战争“民主化”的奇怪现象。全面性的冲突转变成“人民的战争”，老百姓已经变成战争的主体，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目标。现代所谓的民主化战争，跟民主政治一样，竞争双方往往将对手丑化，使其成为人民憎恶至少也是耻笑的对象。过去由专业人士或专家进行的战斗，彼此之间都还存有一分敬意，也比较遵守游戏规则，甚至还保有几分骑士精神，如果双方社会地位相类，更是如此。过去双方动武，往往也有其一定的规则，在两次大战战斗机驾驶员的身上，我们依稀可见这种古风。法国导演雷诺阿（Jean Renoir）那部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战影片《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就曾对此现象多有着墨。而且，除非受到选民或报界压力的束缚，政界人士外交人员往往可以心平气和地与敌方宣战、媾和；正如拳击手在开打前相互握手，拳战后共同畅饮一般。但到了我们这一个世纪的总体战，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俾斯麦时代或18世纪战争的模式已经荡然无存。像现在这种需要鼓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战争，已经不能再像过去贵族式战争那般有规有矩。因此我们必须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政权的所作所为，以及包括非纳粹德国军队在内的德国人，他们在东欧地区的种种作风固然可鄙，但也都是出于现代战争必须将敌人形象恶魔化的合理需要。

战争变得愈加残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战争本身的非人化。血淋淋的杀人行动，如今变成一个按钮或开关即可解决的遥远事件。科技手段之下，死亡牺牲都不再活生生于眼前发生，这与传统战斗里亲手用刺刀剜出敌人的脏腑，从准星中瞄见敌人的身影倒下，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战场上死命瞄准的枪口下，射倒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串统计数字——甚至连这个数字也不真实，只是假设的统计而已，正如当年美国在越战中对敌人死亡人数的估计一样。从高空的轰炸机看下去，地面上的一切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和物，而变成一个个无生命的投弹目标。性情和善的年轻男子，平常做梦也不会把刺刀插进任何乡下孕妇的肚子；一旦驾起飞机，却可以轻而易举对着伦敦或柏林的满城人口摁下按钮投下炸弹，或在长崎投下末日的原子弹。那些工作勤奋的德国科员，若命他们亲自将犹太人载到铁丝网缠绕的死亡集中营，绝对千万个不愿意；可是坐在办公室里，却可以不带私人感情，日复一日安排火车班次，固定往波兰的屠杀场开出一班班死亡列车。这真是20世纪最残忍的事情，可以完全不涉个人感情，全然组织化、例行化，在远处执行残忍的暴行，有时候甚至可以解释成不得已而出的下策，此情此心，实在可痛复可哀。

从此，世界便习惯这种前所未有、以天文数字论的万民辗转流离与遭屠杀死亡，人类甚至需要创造新词汇来描述这种现象：“无国之民”“集体灭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会杀害不计其数的亚美尼亚人——一般估计为150万人左右——这可算是人类史上第一个有计划集体消灭整个民族的事例。第二次再度发生，便是比较为人所知的纳粹杀害犹太人的事件了，一共约杀死了500万人——各界对这个数字仍有争议。（Hilberg，1985.）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大革命期间，几百万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又有几百万人在强迫“交换原籍人口”名义下，被迫远离家园。原住在土耳其的130万希腊裔人，被遣返希腊。40万土耳其人，也被“亲爱的祖国”勒令召回。20余万保加利亚人，搬到与他们民族同名，版图却已缩小的地方。150万到200万俄国人，有的从俄国大革命逃离出来，有的则是革命内战中战败逃亡的一方，现在都无家可归。为了这一批俄籍流浪人，以及32万名逃离土耳其灭种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前者是主要对象），国际联盟特别签发一种新文件，也就是所谓的南森护照（Nansen Passport），专门发给无家可归的失去国籍的人使用。在这个行政体系日益复杂的世界里，这些可怜人却没有身份，在任何国家的行政体系中都不存在。南森护照之名源于北极大探险家挪威的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之姓。南氏除了探险之外，平生致力帮助孤苦无援之人，曾主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难民救济计划，于192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根据粗略估计，1914—1922年之间，世界一共制造出400万到500万难民。

但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一批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的数字可算小巫见大巫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难民的悲惨境遇前所罕见。据估计，1945年5月以前，欧洲大概已经有4050万人被迫连根拔起，这还不包括被迫前往德国的外籍劳动者，以及在苏军到达之前逃走的德国人（Kulischer，1948，pp.253—273）。德国战败以后，一部分领土被波兰与俄国瓜分吞并，从这一带，还有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南欧原有的德国人居住区，一共逃出了1300万德国人（Holborn，p.363）。这些难民最后都由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收纳。任何回归新联邦的子民，都可以在那儿得到公民身份，建起新的家园。同样，新成立的以色列，也赋予地球上每一个犹太人“归国权”。但是，除了在这种大流离的年代，有哪个国家会认真提出这种慷慨的建议？1945年，盟军胜利部队在德国一共发现了1133.27万各种不同种族国籍的“战争难民”，其中1000万人迅即被遣回原籍——可是有一半人却是在违反本人意愿之下，被强迫送回的（Jacobmeyer，1986）。

以上只是欧洲的难民。1947年印度殖民地恢复独立，造成1500万难民流离于印巴之间，这还不包括后来在内部冲突中死亡的200万人在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另一个副作用——朝鲜战争，害得500万韩国百姓变成难民。以色列人在中东建国——这是大战引起的又一后续影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UNWPA）的难民册上，又增加130万巴勒斯坦难民。与巴勒斯坦难民潮行进方向相反的队伍，则是60年代120万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其中绝大多数原本都是难民。简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掀起的战祸，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每一天，千千万万的人在受苦、在流离，甚至死去。更可悲的是，人类已经学会苟活于这悲惨的天地之间，再也不觉得这种现象有什么奇怪之处了。

回头看看，由奥地利大公王储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开始，一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31年的动乱时光，就好比17世纪德国史上30年战争的翻版。萨拉热窝事件——当年的第一次萨城事件——不啻一个天下大乱时代的开始。其中经历的变乱与危机，就是本章和以下四章讨论的内容。但是对1945年以后的时代而言，20世纪发生的31年战争，在人们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却跟17世纪那一场30年战争不同。

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20世纪的31年战乱，之所以被划分成一个单一的年代，主要是从史家的角度观之。对那些身历其境的人来说，前后两次大战虽有关联，却是两场有所区别的战争，中间隔着一段没有明显战争行为的“两战间歇期”。这段无战时期，对日本而言，只有13年（日本于1931年在中国东北开战）；对美国来说，则长达23年（美国一直到1941年12月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另一个原因，也出于这两场战争各有千秋，自有其历史个性及特色。两次大战发生的大屠杀都无与伦比，也都因科技的发明为下一代留下不可磨灭的噩梦：1918年以后，人们日夜恐惧毒瓦斯与空袭轰炸；1945年以后，人们则日夜担心那蘑菇状原子云的大破坏。两次大战都在欧亚极大地区造成了社会的大崩溃与革命——我们在下一章会详加讨论。两次大战也都使交战双方精疲力竭、国力大衰。唯一的例外只有美国，两次都毫发无伤反而更见富裕，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宰。然而，两战之间的差异又是何等惊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它燃起了一些希望——在国际联盟领导下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世界；重返1913年时繁荣的世界经济；甚至对那些高呼俄国革命万岁的人来说，他们也有着不出数年甚或数月间被压迫的弱势阶级即可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美梦。可是这种种希望幻想很快便破灭了。过去已经过去，再也追不回来；未来距离远，不知何日可期；而眼前呢，除了20年代中期飞快流逝的短短几年之外，眼前只有一片辛酸。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相反，确实达成了几项成果，至少维持了好几十年。大动乱时期产生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社会经济问题，似乎也都消失无痕。西方世界的经济进入了黄金时代，西方民主社会在物质生活显著改善之下政局稳定。战火也转移到第三世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革命也为自己找到了出路。旧殖民帝国的海外殖民地纷纷独立，尚未独立的也指日可期。共产党国家则齐拥在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超级强国的苏联老大哥旗帜之下，自成集团，似乎随时可以在经济增长上与西方诸国一较短长。结果，东西方经济竞赛的美梦只是一个幻影，但是却一直拖到60年代才开始逐渐破灭。如今回头看看，当时甚至连国际局势也相当稳定，虽然那个时候因为身在其中，反而不识其真实面目。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一个与前一次大战不同之处：战争期间的老敌人——德、日两国，均重新整编归入（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而大战之后的新敌人——美、苏两国——彼此也从来不曾真正开火。

甚至连两次大战之后的革命，也有着显著的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革命，是基于亲身经历大战者的对战争本身的厌恶，他们认为这种无端的厮杀毫无意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革命，却出于众人同仇敌忾之势——共同敌人虽指德国日本，更概括地说，却也包括了帝国主义势力。这第二场革命即使再恐怖，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却因师出有名而感到天经地义。但就像两次世界大战本身一般，在史家眼中，这两类战后革命仍同属一个过程。下面就让我们对这一点进行讨论。

[1] 严格来说，《凡尔赛和约》只是对德和约。对奥和约是《圣日耳曼和约》（Saint Germain），对匈牙利和约是《特里阿农和约》（Trianon），对土耳其和约是《塞夫尔和约》（Sèvres），对保加利亚和约是《纳伊和约》（Neuilly）。这些都是巴黎近郊的公园或城堡名。

[2] 《凡尔赛和约》导致的祸源，包括南斯拉夫内战，斯洛伐克分离运动引起的骚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脱离苏联，匈牙利与罗马尼亚对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领土权的纠纷，摩尔多瓦（Moldova，前比萨拉比亚）的分离运动。讲到这里，不能不提起轰动性最强的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n）建国运动，像这类事件，1914年以前不但不存在，而且根本不可能发生。

[3] 阿兰群岛位于芬兰、瑞典之间，原属于芬兰一部分，可是当地人口都只讲瑞典语。芬兰重新独立之后，野心勃勃地推动芬兰语运动，国际联盟仲裁之下，避免了阿兰群岛脱离芬兰加入瑞典的行动，但以两当事国保证，该岛人民保有说瑞典语的权利，芬兰本土居民不得强行移入。

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布哈林说：“我认为，我们今天正开始进入一个革命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很长，也许要花上50年的光阴，革命才能在全欧，最后在全世界，获得全面胜利。”

——蓝塞姆，《1919俄国六周记》

（Arthur Ransome，1919，p.54）

读雪莱的诗（更别提3000年前埃及农民的哀歌了），令人不寒而栗。诗中声声控诉压制与剥削。后之世人，是否依然会在同样的压制剥削之下读这些诗？他们是否也会说：“想不到，连那个时候……”

——1938年德国诗人布莱希特

读雪莱诗《暴政的假面》有感（Brecht，1964）

法国大革命以降，欧洲又发生了一场俄国革命。等于再次告诉世人，祖国的命运，一旦全然交托给贫苦卑贱的普罗大众，哪怕敌人再强悍，也终将被赶走。

——录自1944年意大利战时游击队

吉奥波纳第十九旅宣传壁报（Pavone，1991，p.406）

革命是20世纪战争之子：特定来说，革命指1917年创立了苏维埃联盟的俄国革命。到了1931年战争时代的第二阶段，苏联更摇身一变，成为世上数一数二的超级强国。但由广义来看，则泛指作为20世纪全球历史常数的历次革命。然而，若单凭战争本身，其实不足为交战国带来危机、崩溃与革命。事实上在1914年之前，一般的看法恰恰相反，至少对那些旧有政权而言，众人都不认为战争会动摇国家。拿破仑一世即曾大发牢骚，认为奥地利皇帝就算再打上100次败仗，也可以继续逍遥，照样做他的万世皇帝——不然你看，普鲁士国王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军事上遭到惨败，国土又丢了大半，却还在那里当王。可是我拿破仑，贵为法国革命的骄子，却没有这种好命，只要吃上一次败仗，地位就大为不保。可是到了20世纪，情况完全改观。总体战争对国家人民需求之高，史无前例，势必将一国国力所能的负荷推至极限。更有甚者，战争代价的残酷，国家民族甚而濒于崩溃的临界点。纵观两次总体大战的结果，只有美国全身而退，甚至比战前更强。对其他所有国家来说，战争结束，同时便意味着大动乱的来临。

旧世界的命运，显然已经注定要衰亡了。旧社会、旧经济、旧政体，正像中国谚语所说，都已经“失天命”了。人类在等待另一个选择、另一条路径。而1914年时，这一条新路大家都很熟悉，在欧洲多数国家里面，社会主义党派就代表着这个选择（参见《帝国的年代》第五章），另有国内工人阶级的支持，内心则对历史注定的胜利充满信心，似乎革命前途一片大好，似乎只等一声令下，人民就会揭竿而起，推翻资本主义，以社会主义取而代之。一举将战争无谓的痛苦折磨，转变为富有正面价值的积极意义：因为痛苦折磨，原本就是新世界诞生时必有的流血阵痛啊。而俄国革命，或更精确一点，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正好向举世吹响了起义的号声。十月革命对20世纪的中心意义，可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于19世纪媲美。事实上，本书所论的“短20世纪”，时序上正好与十月革命诞生的苏俄大致吻合。这个巧合，实在不是偶然。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造成的反响，却远比其前辈深远普遍。如果说法国大革命追寻的理想，传之后世的生命比布尔什维克为长，1917年革命事件产生的实际后果，却比1789年更为深远。一直到目前为止，十月革命催生的组织性革命运动，在现代史上仍数最为庞大可畏的势力。自伊斯兰创教征服各地以来，全球扩张能力最强的力量，首推这股革命运动。想当年，列宁悄悄抵达彼得格勒（Petrograd）的芬兰车站（Finland Station），三四十年之间，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落在直接衍生于那“震撼世界的十日”（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Reed，1919）的共产党政权之下。这种共产党组织形式，正是列宁一手组织创建的标准模式。在1914—1945年间长期战争的第二阶段里面，全球又掀起了革命的二度高潮，而这一次，多数革命群众便开始追随苏联的脚步。本章的内容，即是这两阶段革命的历史经过；不过重点自然落在1917年初具雏形的首次革命，以及它对众多后续革命产生的特殊影响。

总而言之，这第一次的革命，深刻影响了日后所有继起革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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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991年的几十年当中，有好长一段时间，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都号称比资本主义优越，它不但是人类社会可以选择的另一条路，在历史上也注定将取代前者。这段时间里，虽然有人否定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却毫不怀疑它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除去1933—1945年间是一大例外（参见第五章），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70多年间，国际政治完全着眼于两股势力之间的长期对抗，也就是旧秩序对社会革命之争。而社会革命的体现，则落实在苏联与共产国际身上，彼此兴荣，息息相关。

1945年起，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股对抗势力的背后，分别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双方挥舞着毁灭性的武器相互恫吓。但随着时局变迁，两极制度较量的世界政治模式，显然越来越不合实际了。到了80年代，更跟遥远的十字军一般，与国际政局已经毫无关系。不过两种制度对峙的意向亦非无中生有，自有其成因。比起当年法国革命高潮时期的激进派雅各宾党人（Jacobin），俄国十月革命可说更为彻底，更无妥协余地。十月革命人士认为，这场革命的意义，不只限于一国一地，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革命；不只为俄国带来了自由与社会主义，进而也将在全世界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在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心目中，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的胜利，只不过是第一阶段，最终目标是要在世界战场上赢得布尔什维克的广大胜利。除此全面胜利，别无意义可言。

当年沙皇治下的俄国，革命时机已臻成熟。若不革命，简直无路可走。19世纪70年代以后，凡对时局有清醒认识的人都认为，像这样的革命一旦爆发，沙俄必定垮台（参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二章）。到了1905—1906年之后，沙俄政权对革命风潮已经完全束手无策，大势之所趋，更没有人再心存疑问了。如今溯往现昔，现代某些史家论道，若非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接着又有布尔什维克革命，沙皇俄国当已蜕变为繁荣自由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而当年的俄国社会，其实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此说只是事后诸葛亮，倘若回到1914年以前的时节，恐怕得用显微镜才找得着有此预言之人。1905年革命事件平定之后，沙皇政权从此一蹶不振，但是政府的颟顸无能依然如昔，社会上的不满浪潮却更升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幸好军队警察及公务人员依旧效忠政府，否则革命必将一发不可收拾。大战一起，民众的热情与爱国心果然被转移了方向，一时冲淡了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其实这种以外患掩内忧的大挪移法，每个交战国家皆如此，但在俄国却难以持久。到了1915年，病入膏肓的沙皇政权，似乎又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一回大势所趋，1917年3月[1]革命再起，果然不出世人所料，一举推翻了俄国的君主政权。除去死硬的守旧反动派之外，西方政界舆论一致拍手喝彩。

在浪漫派人士的想象中，从苏联集体农庄营作的经验出发，一条阳光大道便直通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然而这只是浪漫的一厢情愿，一般的看法却正好相反，认为俄国革命不可能是也不会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像俄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在世人心目中一向就是贫穷、无知、落后的代名词，根本不具备转型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至于马克思（Karl Marx）认定的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工业无产阶级，虽然重点分布于俄国各地，却仍是极少数。其实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否认这种看法。沙皇政权及农奴制度的垮台，最多只能促成一种“资产阶级革命”。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将在新政局之下继续进行（不过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最后结局自然只有一种）。而俄国当然也不是与世隔绝的国家；版图之广，东接日本，西抵德国；国势之强，名列屈指可数的控制世界的“列强”之一。像这样一个国家，一旦发生革命，对国际局势必然产生震撼性的影响。马克思本人晚年曾经希望，俄国革命可以像雷管一般，接着在工业更发达、更具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西方国家引爆一连串的革命。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际的国际政局，似乎也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不过这中间有一件事很复杂。如果说，当时的俄国仍未具备马克思主义者心目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那么退而求其次，所谓自由派“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在俄国也同样时候未到。就算那些理想不过为资产阶级革命之人，也得想办法找出一条路来，不能单靠人数很少的俄国自由派中产阶级。因为俄国的中产阶级不但人数少，更缺乏道德意识及群众支持；何况俄国也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可与他们相容。1917—1918年自由选举选出的立宪会议（后旋遭解散）当中，主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主派——立宪民主党（Kadet），所占席位不到2.5%。俄国只有两条路好走：一是绝大多数根本不知资产阶级为何物，也根本不在乎它是什么玩意儿的工农民众起来，在革命路线党派（这一类人要的自然不是资产阶级式的俄国）的领导之下赢得选举，翻转俄国资本主义的性质。另一条道路，也是可能性比较大的，则是当初造成革命的社会力量再度涌动起来，越过资产阶级自由派，走向另一个更激进的阶段［借用马克思的话，就是所谓的“不断革命论”。1905年，这个名词曾为年轻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所用而再度流行］。其实早在1905年，列宁便一改前衷，认为自由主义这匹马，在俄国革命大赛场上永远不能出头。列宁这项评估，可谓相当实际。但是，当时的他也很清楚，俄国其实也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这也是所有俄国及其他国家共产党人共同的认识，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来说，他们的革命，一定得向外扩散方能有成。

而从当时的局势来看，这种想法也极有实现的可能。大战结束了，各地旧政权纷纷倒台，全欧洲陷入革命爆发的危机，战败国犹如累卵。1918年，四个战败国（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的统治者，均失去了他们的宝座。连前一年即已去位、败在德国手下的俄国沙皇在内，一共五位。甚至连意大利，也因国内社会一片动荡，革命几乎一触即发，连带其他战胜国家，也一起受到极大的震撼。

我们前面已经看见，全面战争为欧洲造成极大的压力，使其社会开始扭曲变形。本来战争刚刚爆发之际，国民曾激起过一阵爱国热潮，然而随着战争扩大，高潮慢慢退去。到了1916年，战争的疲乏感已经转变成一种阴郁静默的敌意，进而更演变成一种无休止无意义的杀戮。可是交战双方，谁也不愿意先住手。当初1914年战事初起，反战人士只有一股无能为力的感觉。然而战事蹉跎，师疲无功，到了1916年，他们开始觉得，自己的看法已经足以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了。从下列事件，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反战情绪弥漫的过程。1916年10月28日，奥地利社会党领袖暨创始人之子阿德勒（Friedrich Adler），竟然在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蓄意谋杀了奥国首相史德格伯爵（Count Sturgkh）——插叙一句，这还是达官要人没有今天所谓安全人员随身保护之前的年代——这桩暗杀事件，不啻是一种公开的反战手段。

早在1914年之前，社会主义运动就已坚持反战。而此刻普遍的反战情绪，自然有助于提高社会主义者的形象与分量。后者愈发老调重弹，比如英国、俄国，以及塞尔维亚的独立工人党，就从不曾放弃其反战的立场。至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党派，即使党的立场支持作战，党内的反对派，却往往是最大的反对声音。[2]同时，在主要交战国家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开始在大型的军火工厂中酝酿，最后成了工业和反战势力的中心。这些工厂中的工会代表都是技术工人，谈判地位有利，变成了激进派的代名词。而高科技海军里的高级技术人员也纷纷加入同一行列。德俄两国的主要海军基地，基尔（Kiel）及克朗施塔德（Kronstadt），最后分别变成革命运动的中心。再后来，法国在黑海的海军基地一度兵变，阻碍了法军介入1918—1920年的俄国内战参与进攻和封锁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军事行动。反战势力从此有了中心和动力。难怪奥匈帝国的邮电检查人员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军中信件的语气逐渐有了改变：从原来的“但愿老天爷赐我们和平吧”，转变成“我们已经受够了”，甚至还有人写道：“听说社会党要去议和了。”

从哈布斯堡政权检查人员留下的记录中，我们还可以证明一件事，自大战爆发以来，头一桩顺应民心的政治事件，就是俄国的大革命。自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权成功之后，和平的呼声与社会革命的需求更汇合成为一股潮流：1917年11月到1918年3月之间调查问卷中，三分之一表示，和平希望在俄国；另外三分之一认为，和平希望在革命；还有五分之一认为，和平的希望在俄国与革命，两者皆不可缺。其实俄国大革命对国际带来的反响，向来很明显：早在1905—1906年发生的第一次革命，就已经震撼了当时残存的几个大帝国，从奥匈帝国，经由土耳其、波斯，一路到了中国，都受震动（参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二章）。到了1917年，全欧洲已经变成一堆待燃的火药，只等着随时引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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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的情况一塌糊涂，不但革命时机成熟，大战中也打得精疲力竭，随时在败亡的边缘上。俄国最后终于倒了下来，成为东欧及中欧地区第一个在“一战”压力下崩溃的国家。最后的爆炸迟早都会发生，人人心里有数，只是不知道爆炸的导火线会在何时以及何种情况之下引燃。其实一直到“二月革命”爆发之前的几周，连当时流亡在瑞士的列宁，都不敢确定今生自己能否亲眼看到革命成功。到了最后关头，造成沙皇政权垮台的导火索，系一群女工的示威事件（示威之日，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后来的“三八妇女节”）。另有普提洛夫（Putilov）铁厂的工人，向来以立场强硬出名，因与资方发生纠纷，被厂方勒令停工。于是他们与女工联合，发起一场总罢工，示威游行的队伍，越过冰冻的河面，一直向首都中心进发。可怜他们所求无多，也不过就是面包罢了。沙皇的军队起初踌躇不愿动手，最后不但拒绝了镇压群众的命令，还与民众保持着友好的气氛，甚至连一向对沙皇忠心耿耿的哥萨克卫戍部队，也不肯向民众开火。沙皇政权的脆弱，此时完全暴露无遗。混乱了4天之后，军队终于哗变，沙皇退位，政权由一个自由派的“临时政府”暂时接管。当时与俄国协约的西方诸国，对沙皇退位难免表示同情，甚而伸出援手——因为它们担心，沙皇政权走投无路之下，可能会退出大战，进而与德国单独签订和约。这一场街头混乱，无人策划领导，纯属偶发事件，短短4天，却结束了一个老大帝国。[3]

更精彩的在后头：革命之于俄国，恰如水到渠成，彼得格勒的民众竟然立刻宣称，沙皇的倾覆等于全世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直接到来。而列宁最大的作为，就是扭转了这个无法控制的局面，将群情澎湃的无政府状态一转而为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所利用。

取沙皇政权代之的俄国新政权，并不是一个亲西方的自由宪政政体，更无心与德国作战。当时存在的其实是革命的真空状态：一边是毫无实权的“临时政府”；另一边则是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纷纷成立的“基层群众”性地方会议［亦即苏维埃（Soviet），会议之意[4]］。这些“基层群众”政治组织握有相当的实权，至少拥有否决大权——可是对于这个权力有何妙用，以及如何使用这个权力，或是应该怎么发挥，却一窍不通。各个不同的革命党派组织也纷纷出现——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有两派：布尔什维克（Bolshevik，译者注：在俄文中即“大”之意，意译为“多数派”，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孟什维克（Menshevik，译者注：在俄文中即“小”之意，意译为“少数派”，主张与资产阶级联手，进行自由化改革）。此外还有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ies，译者注：主张土地国有，以暗杀为革命手段），以及其他无数的左派小团体，一一抖落原先非法的身份，从地下现身——这些党派团体，极力争取各地苏维埃，以图扩大自己的阵营。但是一开始，众人之中只有列宁有灼见。他指出，各地的苏维埃，可作为政府的另一途径（列宁曾有名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是沙皇政权甫落，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革命党团林立，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这些林林总总的名号，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就算知道，也不辨其中异同。他们只明白一件事，就是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听命于权威了——甚至连那些自以为见识高过他们一等的革命权威，也用不着去理会。

城内的贫民只有一样要求，就是面包。至于其中的工人，则希望待遇改善、工时减少。而其他的俄国老百姓，80%都靠务农为生，他们的要求，无非是土地而已。此外不分工农，众人都一致希望赶快停战。但是一开始，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倒不反对这场战争，他们反对的只是过严的军纪，以及上级给予下级军士的恶劣待遇。于是提出“面包！和平！土地！”这些口号的团体，很快便获得民众极大的支持。其中最有效果者，要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从1917年3月间几千人的小团体，不到同年夏初，便迅速成长为25万党员的大党。冷战时期，西方曾对列宁有过一种错觉，以为他最擅长的手法乃组织突袭。殊不知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人唯一的真正财产，在于能认识及把握群众的需要，并能追随群众，进而领导群众。举例来说：列宁发现，小农心中想要的东西，其实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相反——不是土地共有，而是土地分配给个别家庭农场经营。一旦认识这个事实，列宁毫不犹豫，立刻认定，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便是实现这种经济上的个人主义。

两相比较，临时政府却只知道一味颁布法令，根本看不出自己毫无约束国人服从的能力。革命之后，俄国的资本家、经理人，曾试图恢复工人秩序，却招众怒，反刺激工人走向更极端。1917年6月，临时政府坚持发动另一次军事攻击。军队实在受够了，于是小农出身的士兵纷纷开小差，擅自返家与乡人一道分田去了。返乡的火车开到哪里，革命的火焰也就蔓延到哪里。临时政府垮台的时机，虽然一时尚未来到，可是从夏天开始，激进的脚步却在军队和城市不断加速，形势对布尔什维克党越来越为有利。立场激进的社会革命党，作为民粹派（Narodniks）的继承者，获得小农阶级民众压倒性的支持（见《资本的年代》第九章），愈发助长极左派的出现。结果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党人越走越近，十月革命后曾有一段短时期共同执政。

于是布尔什维克——究其性质，实属工人政党——在俄国各大城市成为多数大党，在首都圣彼得堡和大城市莫斯科两地，声势尤其浩大，在军中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张。在布尔什维克强大压力之下，临时政府的存在前景愈发暗淡。8月间，一位保皇派将军发起反革命政变，政府还得求助于首都的革命势力以对付，于是地位更显不保。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者，情绪愈发激动极端，夺权之势终不可免。最后的关头来临，与其说是夺权，倒不如说布尔什维克把现成权力捡起来更为贴切。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轻易地夺取冬宫（Winter Palace），这就是十月革命。对于当天这个过程，有人曾说，日后苏联大导演爱森斯坦（Eisenstein）拍名片《十月》（October）之时（1927年10月），拍摄现场的受伤人数，恐怕比真正十月革命的伤亡还要多。那时，临时政府仿佛一下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连半个留守抵抗的人也没有。

从临时政府注定垮台的败迹出现开始，一直到今天，人们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始终争执不下，其实其中多数意见都具有误导的意味。反共派的历史学家往往认为，此事根本就是列宁一手策划的暴动或政变，以实行其反民主的基本立场。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谁导演了临时政府的垮台，乃在临时政府下台之后，该由何方何人接替。或者说，何方何人有此能耐，可以胜任接手的工作。早在1917年9月，列宁就不断地说服党内对此犹豫不决的人，他表示，时机稍纵即逝，权力送上门时，若不好好把握，必将从此与我们党无缘。同样紧急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列宁问自己，也问大家：一旦掌权，“布尔什维克有能力继续维持这份权力吗？”事实上，任谁想要统治这个火山爆发般的革命俄国，到底又能有什么妙计可安天下呢？除了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一个党敢单独地正视这个重任。列宁在他撰写的宣传小册里指出，甚至在党内，也不是人人有他这番决心魄力。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北方军中，形势一片大好，到底该图一时之便，此时此刻立即夺权好呢，还是应该静观其变，视情势发展成熟再定？这实在是个令人举棋不定难以回答的大问题。可是德军已经兵临城下，正逼近今日爱沙尼亚所在的北方边界，离俄国首都只有数里之遥。而那个临时政府，情急之际，肯定不会将政权交予苏维埃，反而极有可能向德军弃城投降。列宁行事，一向做最坏的打算，他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把握这一时机，“那真正无政府主义的声浪，可能会比本党的气势还要更高”。列宁条分缕析，最后说服了党内其他人士：作为一个革命党，如果不理睬群众与时机共同要求我们夺权的呼声，那么我们与不革命的人又有何不同呢？

因此，夺权一事，其本身无可辩论，问题则出在长期的展望上面。就算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两地的权力，能延伸到俄国全境，并得以在各地稳住政权，进而打击无政府主义及反革命势力，又该如何进行长期规划？列宁本人，一心以“转变苏维埃俄国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苏维埃新政府的第一任务（所谓苏维埃，主要就是指布尔什维克）。他这番打算，其实是一个赌注，希望可以利用俄国革命，进而在全世界，至少在欧洲地区引发革命。他经常表示：“除非把俄国与欧洲的资产阶级完全毁灭……社会主义的胜利，怎么能够到来？”现阶段，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其实也就是它的唯一任务，就是将到手的权力好好执掌下去。于是新政府呼吁工人维持正常生产的进行；与此同时，除了宣称其施政目标是将银行收归国有，以及由“工人当家做主”，从原有的管理阶层接过权力之外，新政权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实际动作。其实自革命以来，以上一切早已实行，现在只不过盖个章，加上官方认可使之正式化而已。除此之外，新政府对人民就没有更多的承诺了。[5]

而新政权也的确支撑了下来，它熬过了与德国签的《布勒斯特——里多夫斯克和约》的惩罚，几个月后，德国自己也战败。这个和约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乌克兰（Ukraine）、苏俄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以及外高加索区，统统从苏俄版图中割离出来（其实当时外高加索已不在苏俄治下。不过后来乌克兰及外高加索又重新成为苏联领土）。布尔什维克既然是世界造反的中心，西方协约各国自然不会对它太客气。在协约国财力支援之下，苏俄境内出现了各种反革命的军队（即“白军”）和政权。英、法、美、日、波兰、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各国军队纷纷开上苏俄土地。1918—1920年间，苏俄内战打得不可开交，极其血腥残忍。战争到了最惨烈的地步，苏维埃俄国除了伸入芬兰湾的列宁格勒小小一角之外，对外海口全部被封锁，只剩下乌拉尔山一带与现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之间的俄罗斯中部与西部，成为一个广大的封闭内陆地区。新政权空空如也，红军又匆匆组成，真正帮了共产党政府最大的忙的，其实是“白军”本身的问题。“白军”部队不但拙劣无能，内部又倾轧不和，与小农群众间的敌意也日益加深。而白军的忠诚是否可靠，西方列强也颇有疑问，如何调动那些反叛意识很强的士兵有效攻打新政权，实在令人担心。待到1920年末，布尔什维克终于赢得内战的最后胜利。

于是，出乎众人意料地，苏维埃政权竟然劫后余生，从此存活了下来。布尔什维克党不但维持住了政权，其寿命甚至比1871年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还要长（巴黎公社昙花一现，只维持了两个多月。布尔什维克党掌权之后两个月零十五天，列宁骄傲欣慰地指出，其政权已经比当年的巴黎公社还长了）。其实，新政权还不仅只此寿数。此后，它熬过了危机灾难不断的年月，德国的占领、国内各地的分离行动、反革命活动、内战、外国武装势力的干涉，以及大饥荒与经济崩溃。日复一日，它没有别的路好走，随时面临着两项生死存亡的选择：一是解决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一是应对即刻将临的大难。许许多多的事情，都需要立刻做决定，谁又有工夫去考虑长远后果，去斟酌这些决定会为革命带来何等影响呢？眼前如果犹豫不决，恐怕连政权都将不保，又哪来长期后果好忧虑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革命新政权只好走一步算一步，来一件解决一件。待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从烦恼痛苦的灰烬中重新站起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和当初列宁在芬兰车站时对它的构想越来越远了。

无论如何，这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毕竟成功了。革命政权存活的原因有三：其一，党员达60余万的共产党，权力集中，组织严密，为革命提供了一个极其特殊有力的建国工具。不管当初共产党在革命之中的角色如何，1902年以来，列宁不遗余力，一手发展维护的这个组织模式，最终毕竟有了自己的特色和地位。“短20世纪”涵盖的这几十年当中，世界各地的革命政权不论大小，几乎多少都有一点苏联的影子。其二，布尔什维克党是唯一有心并且有力将俄国巩固成为一个国家的政党。正因为共产党有这份心力，那些与它政治立场不同的爱国军官，才愿意加入红军，为其出力效命，红军队伍才得以更快地发展壮大。对这些爱国的旧俄军官而言，他们当时的抉择，看重的不在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建立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在于维护国家完整，使其不致沦入像其他战败帝国一样分崩离析的下场。前车之鉴不远，眼前就有奥匈帝国与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做例子，而史家抚今追昔，同样赞成他们的想法。因为有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出现，苏俄的领土才不致步前两个帝国的后尘，总算保持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的领土完整长达74年之久。其三，革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是农业苏俄的核心，也是新成立的部队的主力——紧要关头，农民们认为，如果让士绅阶层回来掌权，好不容易分得的土地恐将不保，倒不如留在红军统治下比较保险。1918—1920年的苏俄内战，因有农民相助，布尔什维克才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后来的事实证明，苏俄农民当初还是太乐观了一点。

3

在列宁的心目中，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达到世界革命——可是这场世界革命，始终没有发生，苏维埃俄国却因此走上贫穷落后的孤立之路；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在当时就被命定了，至少被狭窄地限定了（参见第十三章与第十六章）。不过十月革命之后，紧接的两年之间，革命浪潮的确席卷了全球。对随时准备作战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来说，他们对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并非不切实际。德文国际歌中的第一句，就是“全世界的人民，听到了号声”。而这个号声，便响自圣彼得堡——自1918年苏俄迁都，移到战略地位比较安全的莫斯科之后[6]，又从莫斯科传来。革命的号声，洪亮清晰，声声可闻。不论何处，只要有工人及社会主义的运动，不论其意识形态如何，都可以听到革命的号角。而且号声所传到之处，无论远近，也不只限于工人及社会主义的阵营，如古巴的烟草工人也成立了“苏维埃”式的会议，虽然在古巴境内，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苏俄在海角天涯的哪一方。至于1917年以后的两年时光，在西班牙史上素有“布尔什维克二年时期”之称，其实当地闹事的左派分子，属于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列宁的主张南辕北辙。1919年在中国北京，1918年在阿根廷科尔多瓦（Córdoba），也分别爆发了学生革命运动。革命的浪潮不久便波及整个拉丁美洲，当地各类马克思主义团体及党派在这段时期诞生。国际共产主义革命旋风横扫之下，主张印第安民族运动的墨西哥强硬好战人士洛伊（M.N.Roy）的声势大跌，因为1917年，当地革命正值最高潮时，自然不谈民族感情，反而与革命俄国认同：马克思、列宁的肖像，开始与本土阿兹特克帝国（Aztec）的皇帝莫克特苏马（Moctezuma）、墨西哥的农民革命领袖萨帕塔（Emiliano Zapata），以及各式各样印第安族人的肖像并列，成为当地革命者崇拜的对象。这些人物肖像，至今仍可在官方画家所绘的大型壁画上见到。其后不出数月，洛伊来到莫斯科，为新成立的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策划，在其解放殖民地的政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印尼民族解放运动中主要的群众组织伊斯兰教联盟（Sarekat Islam），也立即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当地的荷兰社会主义者史尼维勒特（Henk Sneevliet）引介之故。土耳其一家地方报纸则写道：“苏俄人民的壮举，有朝一日，必将成为灿烂的太阳照耀全人类。”居住在澳大利亚遥远内陆的那些剪羊毛的工人（多数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对政治理论显然毫无兴趣，却也为苏维埃成为工人国家而欢呼。在美国，长久以来强烈坚持社会主义的芬兰移民（Finns），也成批地成为共产主义信徒。这些芬兰裔的工人，在明尼苏达凄清萧瑟的矿区小镇频频聚会，会中往往充满宗教气氛：“只要列宁的名字一被提到，立刻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在神秘的静默里，洋溢着宗教式的狂喜迷醉，我们崇拜着从苏俄来的每一件事物。”（Koivisto，1983.）简单地说，世界各地都将十月革命视作震撼全球的大事。

通常与革命有过亲身接触的人，比较不容易产生宗教式的狂热，可是照样还是有一大批人因此信仰共产主义。其中有返乡的战犯，不但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忠实信徒，后来还成为其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这样的例子有克罗地亚的机械工人布洛兹（Josef Broz），也就是后来南斯拉夫的共产党首脑铁托元帅（Tito）。也有访问革命俄国的新闻从业人员，像《曼彻斯特卫报》的兰塞姆（Arthur Ransome）。兰塞姆虽不是出名的政治人物，却是个素负盛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对航海的一腔热情，常在其迷人的作品中流露。还有一位受到革命鼓舞的人物，布尔什维克的色彩更少，也就是日后写出伟大文学名作《好兵帅克》（The Adventures of the Good Soldier Schwejk）的捷克亲共作家哈谢克（Jaroslav Hašek）——哈谢克发现，破天荒头一遭，自己竟会为了一个理想而战。听说更令他惊奇的是，醉生梦死了一辈子，竟从此醒来，再也不沾杯中物。苏俄内战时期，哈谢克加入红军，担任人民委员。可是战后回到布拉格，他却再度沉迷醉乡，重新回到以往无政府主义暨波希米亚式的生活。他的理由是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不合他的口味。然而革命，却的确曾是他追求的理想。

发生在苏俄的革命，不只激励了各地的革命人士，更重要的是在世界各地掀起了革命的浪潮。1918年1月，夺取冬宫数周后，新政府正拼命设法，想与不断挺进的德军媾和。正在此时，一股大规模的政治罢工及反战示威，却开始横扫中欧各地。革命的浪头，首先打向维也纳，然后经过布达佩斯与捷克一带，一路蔓延到了德国，最后在奥匈帝国亚得里亚海军事变中达到高潮。同盟国的大势已去，其陆军部队也迅即解体。9月间，保加利亚农兵归乡，宣布成立共和国，向首都索菲亚（Sofia）进发；但政府在德方协助之下，义军的武装终遭解除。10月里，哈布斯堡的君王在意大利前线打了最后一场败仗，从此下台。各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怀着一线希望，纷纷宣告成立。它们的想法是，比起危险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想来胜利的协约国总该比较欢迎它们的出现吧（这个想法倒也没错）。事实上，苏俄呼吁人民群众停战媾和，西方国家早就担心不已——更何况布尔什维克党人还公布了协约国秘密瓜分欧洲的战时协定。协约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计划。计划中玩起民族主义牌，对抗列宁关于各国人民联合的呼声。此外，该计划将由许多小型民族国家合成一道长墙，共同围堵“红色病毒”。同年11月初，德国各地陆海军士兵纷纷哗变，由基尔的海军基地开始，革命风潮传遍德国。共和国宣布成立，皇帝退位逃往荷兰，代之而起成为国家元首的是一位马具工出身的社会民主党员。

于是东起符拉迪沃斯托克，西到莱茵河，各地一片革命怒潮。但这是一股以反战为中心的革命风潮，社会革命的色彩其实很淡。因此大战结束，和平来到，革命的爆炸力便和缓许多。对哈布斯堡、罗曼诺夫、奥斯曼，以及东南欧小国的农民士兵及其家人来说，革命的原因不外有四：希望获得土地、对城市的疑惧、对陌生人（尤其是犹太人）的担心，以及对政府的疑惧。因此农民们虽然起来革命，却并不具有布尔什维克性质。这种情况，在奥地利、波兰部分地区、德国的巴伐利亚，以及中欧南欧的绝大部分地区皆是如此。农民的不满，必须经由土地改革的手段方能安抚，甚至连一些保守反革命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芬兰也不例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民既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党派铁定无法在民主式普选中获胜，布尔什维克出头的机会更为渺茫。不支持社会主义，并不表示农民在政治上偏向保守派，可是这种心态对具有民主性质的社会主义运动当然极为不利。在苏俄等国家，选举式的民主形式甚至因而完全废止。布尔什维克原本召开了一个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这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即一直沿用的革命传统），可是10月之后不到几周，却马上把它解散了；其中原因正在于此。至于按威尔逊的主张设立的一连串小民族国家，虽然内部的民族冲突并未就此消失，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活动余地却从此大为减缩。这正中协约国促和人员的下怀。

但是俄国革命，对于1918—1919年间欧洲革命的影响实在太深，因为这个原因，对于世界革命的前途，莫斯科当局难免怀抱着十足的信心。即使对我这样的历史学者，依照当时情况看，似乎只有德皇治下的德国，能够幸免革命浪潮的席卷——即使德国当地的革命人士，恐怕也这样看。不论在社会上或政治上，德国都相当稳定，工人阶级运动的声浪虽强，立场却极为温和，要不是大战之故，武装革命根本不可能在德国发生。德国不像沙皇俄国，不像摇摇欲坠随时会倒塌的奥匈帝国，也不像所谓“欧洲病夫”的奥斯曼，更没有欧陆东南山区那些使枪弄棒、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野性山民。总而言之，德国根本就不像一个会发生大动乱的国家。跟战败的俄国以及奥匈帝国两地货真价实的革命比起来，德国绝大多数的革命战士与工人，不但守法，也相当温和。德国人的性情，就跟俄国革命党揶揄他们的笑话一模一样——不过这笑话可能是捏造的：如果告示禁止公众践踏草地，德国革命者们也会自然遵命改走人行道。

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水兵起来革命，将苏维埃的旗帜带到全国各地；就在这样一个国家，一个由柏林工人和士兵组成的苏维埃，任命了社会主义德国政府负责人。俄国的两次革命，在德国一气呵成，似乎一次就达成了：皇帝一下台，首都政权马上落入激进分子手里。不过德国的革命，其实只是一时的。在战败与革命的双重打击之下，旧有的军队、国家，以及权力组织，都暂时性地全面崩溃。然而不出几日，原有的共和政体重新掌权，再也不惧怕那些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主义者，甚至在革命后数周内举行的首次选举当中，竟也不曾获得多数票。[7]至于共和政府，更不把刚刚匆匆成立的共产党放在心上。共产党的两名男女领导人，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很快便被陆军的枪手谋杀。

尽管如此，1918年德国掀起的革命，毕竟再度增加了苏俄布尔什维克的希望。此外，尚有两事更加助长了它的雄心：一是1918年间，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共和国寿命虽短，却确确实实地存在过。二是在1919年春天，在领导人遇害之后，苏维埃共和国在慕尼黑宣告成立。同样，这个共和国的寿命虽然短暂，意义却颇为深长，因为慕尼黑是德国艺术、人文、反传统文化以及啤酒（啤酒此物，政治颠覆的意味总算比较淡）的重镇。与此同时，就共产主义西进的意义而言，匈牙利方面曾兴起一场意义更重大的事件，即1919年3月至7月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出现。[8]德匈两国的共产党政权，当然都被残酷的手段迅速扑灭。但是由于对温和派社会民主党的失望，德国工人很快便变得相当激进了，许多工人转而支持独立社会民主党，1920年之后，更转而支持共产党，德国共产党因而成为苏维埃俄国以外，规模最大的共产党。1919年，可谓西方社会最为动乱不安的年代。然而也就在这一年里，布尔什维克党人进一步扩大革命的努力，却同时宣告失败。第二年，也就是1920年，坐镇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们，眼见革命浪潮迅速销声匿迹，却依然没灰心丧气。一直到1923年，他们才完全放弃德国革命的希望。

现在回头反思，其实布尔什维克党在1920年犯下一个大错，因此造成国际工人运动的永久分裂。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不该照列宁派先锋的模式，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成一小群精英性质的“职业革命战士”。我们都已看到，十月革命广受国际社会主义人士的认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地社会主义运动转为激进，力量也变得极为强大。除了极少的例外，一般都非常赞成参加布尔什维克新发起的第三国际（Third International）。布尔什维克发起新共产国际的用意，是为取代第二国际（1889—1914），后者已因无力对抗大战而告破产。[9]

事实上，当时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挪威等国的社会主义党派，也都已经投票通过，决定加入第三国际。反布尔什维克的死硬守旧派，已在社会主义党派内成为少数。但是列宁和他的党的目标，并不只是要同情十月革命的人士团结起来，造成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而已，他们打算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由以革命征服为职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组成。凡不赞成列宁路线的党派，都被挡在共产国际的门外，甚至遭到驱逐的命运。列宁派认为，第五纵队式的投机心理与改革论调毫无意义，而马克思批评过的“白痴国会”，不用说更一无是处。这些在体制中改革的论调，只会削弱党的力量。在布尔什维克的心目中，战斗就要来临；而战场上，只需要战士。

可是布尔什维克的论点，只能在一种条件之下成立：那就是世界革命仍在继续进行，而且革命战斗就要打响。但到了1920年，形势已经明朗；欧洲局势虽然仍不稳定，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却已经不再在西方各国的议程上了。不过，苏俄的共产党政权，也已很巩固了。不错，当共产国际在苏俄集会之际，从局势上看，共产主义运动似乎大有可为。已在内战中获胜的红军正与波兰作战，一路向华沙进发，大有顺带将革命大浪扑往西方的气势。这场短暂的苏波之战，起因出于波兰的领土野心。原来大战之后，沦亡150年的波兰终于重新复国，欲重申其18世纪的疆界权利。这些土地深入苏俄腹地，位于今白俄罗斯（Belarussia）、立陶宛以及乌克兰一带。红军的挺进，在苏联著名作家巴伯尔（Isaac Babel）的文学巨作《红色骑兵》（Red Cavalry）中，有着极为出色的描写，这本书广受当代人士的好评。为此喝彩之人，包括日后为哈布斯堡王朝写挽歌的奥地利小说家罗斯（Joseph Roth），以及土耳其未来的领袖暨国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然而，波兰工人却未能起来响应红军的攻势，红军在华沙门口被挡了回去。从此，尽管表面仍有活动，西线从此无战事。不过，革命大势向东，却甚有收获，进入了列宁一向密切注意的亚洲。事实上，在1920—1927年之间，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完全寄托在中国革命的身上。在国民党领导之下，革命军势如破竹，一路前进，国民党成为当时全国解放的希望，其领袖孙中山（1866—1925），不但欢迎苏联的模式、苏联的军援，同时也接纳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他的革命大业。1925—1927年国共联手挥师北伐，从他们在中国南方的根据地出发，横扫中国北方。于是自1911年清王朝覆灭以来，一直到日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清党，屠杀无数共产党人为止，中央政府的号令，总算第一次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执行。而共产党在中国处境的艰难，证明了一件事，便是当时亚洲的时机尚未成熟。而且，即使当革命在亚洲似乎一时大有可为之际，也难掩革命在西方的挫败。

到1921年，革命大势已去，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革命退守回了苏维埃俄国，但在政治上，布尔什维克党的势力却也已经不能动摇（参见第十三章）。革命从西方的议程上黯然退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虽然看出这个事实，却不愿意痛快承认。它开始呼吁那些被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赶出去的走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党派，与共产党联手组成“联合阵线”。但是这“联合阵线”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后几代的革命人士却为此长期争辩，并造成分裂。布尔什维克这番努力来得太迟了，社会主义运动永久分裂之势已经形成。左派的社会主义者、个人及党派大多数回到由反共温和派领导的社会民主运动阵营。新起的共产党，在欧洲左派当中最终成为少数。而且一般来说——除了少数的例子，如德国、法国及芬兰——共产党人即使革命热情高涨，始终只能屈居小党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到30年代才有所变化（参见第五章）。

4

多年动乱，留下了一个庞大却落后的国家。它的领袖，一心一意想建立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而动乱的结果，也产生了一个政府，一个纪律严密的国际运动，或许更重要的是一代革命者。他们在十月革命举起的旗帜之下，在总部设在莫斯科的运动领导之下，致力于世界革命的大业。（有一度，他们曾希望革命的总部，不久即将从莫斯科迁到柏林。两次大战之间，共产国际的官方语言甚至是德文而非俄文。）但是欧洲形势稳定之后，革命又在亚洲受挫；一时之间，世界革命到底该如何进展，革命人士恐怕都茫无头绪。共产党在各地发动的个别武装暴动（1923年在保加利亚及德国，1926年于印尼，1927年在中国，以及最反常迟至1935年在巴西发生的一次）都一败涂地。但是两次大战之间，时局诡谲不定，股市崩溃，经济大衰退，希特勒崛起执政，自然给了共产主义者推进革命的希望（参见第三章及第五章）。尽管如此，到了1928—1934年之间，共产国际忽然转向极端革命的褊狭言论。这项转变，毫无现实基础可言。因为不管它口号多响亮，事实上革命运动在各地既没有夺权的希望，也没有执政的条件。唯一可以解释莫斯科立场转趋极端的理由，是斯大林夺权成功后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弥补苏联政府与革命运动之间日渐明显的分歧。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不可避免，自然得与世上其他的国家共存共处——1920年开始，国际社会逐渐承认苏联政权——而革命运动的目的，却是要推翻所有的政府。两者间的矛盾，不言而喻。

结果，苏联的国家利益，终于盖过了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利益，后者被斯大林缩减成苏联国家政策的工具，受到苏联共产党的严格控制。共产国际遭解散，成员遭清算，这些完全依“苏共”的意思而定。世界革命的理想，只存在于往日美丽的辞藻中。事实上只有在两个条件之下，革命方被容许存在：一是不危害苏联的国家利益，一是受到苏联的直接控制。1944年之后共产党政权的推进，在西方政府眼中，根本只是苏联权力的延伸。这一点，他们倒把斯大林的心意看得很透，坚守传统的革命人士，同样也看出了这个事实。他们严厉地斥责莫斯科不但不要共产党夺权，反而一味加以压制，甚至对那些成功的革命，例如南斯拉夫及中国（参见第五章），苏联也不喜欢。

但是尽管在这种苏联至上的心态之下，苏联存在的意义，仍不只限于又一个超级大国而已。自始至终，甚至连它最腐败自私的特权阶级，也对其使命深信不疑。苏联存在的基本目的，不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在资本主义之外，为人类社会建立另一条更好的生存之路吗？若不是为了这个理由，过去几十年来，那些面容冷酷的莫斯科官员，何必不断地以金钱、武力资助南非黑人共产党联盟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游击队呢？即使在后者推翻种族隔离政策的机会微乎其微时，苏联的支援也从不间断？然而，长久以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了解一项事实：莫斯科鼓吹的世界革命，不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当年的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坚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并终将“埋葬”资本主义。但到了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长期掌权的时代，连这种信念也逐渐衰退了。或许正是共产主义者对全人类使命感的极端衰微，可以解释何以到了最后，苏联连一点挣扎的力量都没有便轰然解体了。

但对于早年献身世界革命的一代来说，这些犹疑踌躇都不存在；十月革命的光辉激励了他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1914年之前），都深信人类社会必将发生巨大变化，一切邪恶、忧伤、压迫、不平，都将从此消失，美好生活必然到来，马克思主义已经以科学及历史的论证给了保证。现在，十月革命发生，不正证明这个大变革已经开始了吗？

为解放全人类，这支革命部队的纪律必然严明，手段一定无情。但是真正计算起来，革命战士的总人数前后恐怕不出数万。德国诗人暨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写诗纪念国际运动的职业勇士，颂扬他们“身经万国疆场，远胜换履次数”。可是这些斗士的人数极少，最多不过数百。他们是职业革命者，万万不可与一般共产党人混作一谈。后者则包括当年意大利共产党最兴盛时，党员号称超过百万，被意大利称作“共产党大众”的广大支持群众。对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共产党支持者来说，美好新社会的梦想也很真实，事实上，根本不脱离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可是一般群众提出的誓言，最多不过建立在阶级与团体的基础之上，绝非个人牺牲式的献身革命。职业革命者跟他们不一样，人数虽少，却举足轻重。不了解职业革命者，就无法了解20世纪个中的变化。

若没有列宁派“新一类党派”的出现，若没有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职业革命者的献身，十月革命之后短短30多年之间，全世界怎么可能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呢？这批革命中坚力量信仰坚定，对世界革命总部莫斯科忠贞不贰。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各地共产党员，不再分属个别宗派（就社会意义而言），都可以将自己视为共产主义大家族中的一员。亲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虽然历经脱党、清算种种风波，领导者不断易人，然而一直到1956年革命的热血与真诚消散之前，它们始终不曾分裂。相形之下，追随托洛茨基的那一群人，却意见分歧，四分五裂。共产党员人数虽少——1943年墨索里尼下台之际，意大利共产党只有男女党员5000名，而且多数方从狱中出来或流亡归来——却是1917年二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真正传人。他们是百万大军的核心栋梁，国家和人民未来的领导者。

对当年那一代人来说，尤其是对历经大动乱年头的一代人来说，不管当时多么年少，革命都是他们有生之年亲身经历的事实。资本主义命在旦夕，指日可待。眼前的日子，对那些将能活着见到最终胜利的人来说，不过是过渡的时期罢了。然而成功不在个人，革命斗士不会个个活着见到胜利。［1919年，慕尼黑苏维埃失败，苏俄共产党员莱文尼（Levine）在行刑赴死前曾说：“容先死之人先请假了。”］如果说，连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没有多大信心了，共产党人又怎会相信它能残存？他们的一生，就证明了这个事实。

让我们看看两位德国年轻人的例子。他们曾一度短暂相爱，却为1919年的巴伐利亚苏维埃革命献出一生。女孩子名叫奥尔嘉·伯纳里欧（Olga Benario），是一位业务鼎盛的慕尼黑律师之女；男孩是一位学校教师，名叫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中文名李德）。奥尔嘉后来在西半球组织革命，爱上巴西叛军领袖普雷斯特（Luis Carlos Prestes），最后以身相许，结为夫妇。普雷斯特在巴西丛林地带长期领导革命，曾说服莫斯科方面支持1935年在巴西的一场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奥尔嘉被巴西政府遣送回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最后死在集中营里。而同一时间，布劳恩则比较顺利，向东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的驻华军事专家，并成为参加举世闻名的中共“长征”的唯一外国人。长征后布劳恩回到莫斯科，最后回到了民主德国。除了在20世纪的上半叶之外，有哪段时期，能使两个曾彼此交错的生命有如此曲折离奇的经历？

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吸收了其他所有社会革命的思想，将它们一一推往极端激进的方向。1914年之前，世界各地的革命思想，原多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为主流，与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无关。除东欧地区以外，马克思只被视为人民群众的导师，为众人指出一条历史命定却非暴力的胜利之路。可是到了30年代，无政府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已经没有力量，最后据点只剩下西班牙，甚至在无政府主义热情一向胜过共产主义热情的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其实连西班牙内战也旨在消灭无政府主义分子，相形之下，共产党声势反显得微不足道。）从此，莫斯科外围的各地社会革命人士，莫不奉列宁与十月革命为圭臬，日后纷纷与受共产国际排挤的、与共产国际有异议的团体合流，深受它们的鼓舞。而共产国际及“苏共”则在斯大林的钳制之下，大力铲除异己。当时异端人士之中，声誉最高者要数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托氏与列宁共同领导十月革命，并一手建立红军——可是他的行动完全宣告失败。托氏曾发起“第四国际”，试图与斯大林的第三国际抗衡，却声微势小，几近无形。1940年，托洛茨基在流亡地墨西哥被斯大林手下暗杀身亡。当时他的政治影响力已经一落千丈，微不足道了。

简单地说，作为社会革命人士，越跟着列宁及十月革命的脚步，越意味着将成为莫斯科路线的共产党党员或同路人。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之后，各地共产党在反法西斯阵线上统一联合，消除了原有党派路线的分歧，赢得工人及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如此一来，更向莫斯科中央接近靠拢。渴望推翻资本主义的热血青年，纷纷成为正式共产党员，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革命运动认同。在十月革命里成为正统革命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此时则以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宣讲的为正统。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则是向全球传播伟大马列经典的中心所在，除它以外，举世再无任何一处比它更有能力可以同时肩负解释和改变世界命运这两大任务。这种情况，一直到1956年以后才有所改变：斯大林的路线在苏联破产，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势消力薄。原本和斯大林路线不同的左派团体及人士，纷纷进入公众视线，但是后者虽然起了变化，却依然笼罩在十月革命巨大的影响之下。1968年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激进学生运动，其实都带有明显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甚至尼察也夫（Nechaev）的气息，跟马克思则扯不上任何关系。任何人只要对思想史稍有研究，都可以嗅出其中的味道。可是就连这股学潮，也唤不回无政府主义理论或运动了。相反地，1968年则在学术界掀起一股马克思理论的潮流——可是其各种版本，恐怕却要使马克思本人大吃一惊。各种所谓的“马列”团体，更是方兴未艾，纷纷联合起来，指斥莫斯科及老共产党组织不够革命化和列宁化。

矛盾的是，正当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在各地如火如荼全面进行之际，共产国际本身，却反而把当初1917—1923年间革命的原始策略放弃了。换句话说，它甚至处心积虑，打算使用与1917年大相径庭的手段进行权力转换（参见第五章）。1935年起，批判性的左翼文学纷纷指责莫斯科不但一再错失革命时机，甚至进而排斥革命，背弃革命；因为莫斯科根本不打算革命了。但是“苏维埃中心路线”运动唯我独尊，不容异己，一直到它自己从内部开始瓦解之日，外界的批评才发生作用。只要共产党运动阵线联合一天，只要它能保持惊人的整体性一日，对全世界绝大多数信仰全球革命的人来说，苏维埃革命便是唯一的路线，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1944年至1949年间，各地再度掀起革命风暴，许多国家与资本主义决裂，走上共产主义之路。谁能否认，这些国家的革命，哪一个不是在正宗苏维埃路线的共产党羽翼下方才完成？一直到1956年以后，其他革命路线才逐渐崭露头角，提出有效的政治主张或革命方式，关心革命的人士也才开始有了真正的选择。但是，就连这些另辟蹊径的路线——例如托洛茨基思想、毛泽东思想，以及受1959年古巴革命影响建立的各种团体等等（古巴革命见第十五章）——往往不出列宁的窠臼。在最左的路线上，势力最庞大、实力最雄厚的团体，仍然要数老共产党组织。然而，革命的理想热情，早已远去了。

5

世界革命的动力，主要在其共产党形式的组织，也就是列宁所谓的“新一类党派”。列宁这项创举，可说是20世纪社会组织模式的伟大创新，可以与中古时代基督教会的僧侣制度及各式神职组织相媲美。它组织虽小，效率却出奇的高，因为党可以向成员要求完全的牺牲奉献。它纪律之严，胜过军队，可以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任何代价，执行党的意志决策。党员高度服从奉献的精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然而，这种“革命先锋党”的模式与它致力推动的革命（它所推动的革命，偶尔也有成功的例子）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清楚。唯一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此模式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以及战时），方才确立。因为列宁党派本身，其实是以少数精英领袖（先锋）的形式起家（当然在革命胜利之前，他们号称“反精英”），可是革命，正如1917年的例子，乃是群众所为。革命一旦爆发，燎原之势，不论精英还是反精英，都无法控制全局。事实上，列宁模式所吸引的对象，往往是社会上原有精英阶层的年轻一辈。这种现象，以第三世界最为明显：优秀青年大量加入组织，壮烈地进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间或也有成功的例子。30年代，巴西共产党势力大为扩展，主力即为原统治阶级地主家庭的年轻知识分子及下级军官（Martins Rodrigues，1894，pp.3390—3397）。

但在另一方面，对真正的“群众”来说（有时也包括那些积极支持“先锋组织”的人士在内），他们的感受却往往和领袖们的意见相抵触。尤其在真正大规模群众运动时矛盾更明显。因是之故，1936年7月西班牙军方政变，起来反抗当政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政府，立刻导致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出现社会革命。好战分子，尤其是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人士，自然纷纷着手将各地的生产组织集体化。但是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却一致反对，而且，只要抓住机会，便尽可能取消公有，恢复原来的制度。公有制的优劣，至今仍是当地政治界和历史学界讨论不休的话题。这次事件同时也掀起一股反偶像、抗旧习、杀教士、反圣职的风潮，情况之烈，空前绝后。其实自1835年发生大骚乱以来，以教会为发泄攻击的对象，就成为群众运动的一种现象。那一年，巴塞罗那（Barcelona）市民因为不满某场斗牛的结果，火烧教堂泄愤。这一回，则大约有7000名神职人员惨遭杀害——几乎是该国神父僧侣总数的12%—13%；不过其中修女所占比例较小，——仅在东北地方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ha，亦即Gerona）教区一地，就有6000余座圣像遭到破坏（Hugh Thomas，1977，pp.270—271；M.Delgado，1992，p.56）。

这次恐怖事件造成两声余响：西班牙革命左派的领袖及发言人，纷纷出面抨击群众行为的不当；虽然在骨子里，他们自己也是狂热的反教会分子。甚至连那些一向以憎恶教士出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做得太过分了。可是对参与群众运动的民众而言，包括许多当时在场旁观的人在内，看法却完全两样。他们觉得，革命就是要像这样才叫革命：永远地而不是一时象征性地推翻社会原有的秩序、原有的价值。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做法，都属次要（M.Delgado，1992，pp.52—53）。领导人当然可以一味坚持革命的主要敌人是资本主义而非可怜的教士。但群众可不这么想，他们的看法与之迥异。（换到另一个不似伊比利亚半岛如此男性化崇尚武力的社会里，群众运动是否也会这样疯狂地残杀旧偶像呢？这其实是一个需依现实情况而定没有答案的问题。不过，若对女性态度认真研究，也许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吧。）

事实证明，所谓革命发生，政治秩序解体，偶像权威崩溃，街头百姓完全靠自己（妇女也在内，如果男人让她有这个自由的话）的这种革命形式，在20世纪里可谓绝无仅有。即使连最接近这种情况的事例，也不例外，1979年伊朗政权在革命之下骤然崩解，德黑兰群众一致起来反抗国王，虽然绝大多数都属自发的活动，却不是完全没有组织的乌合之众。多亏伊朗固有的伊斯兰教组织，旧政权刚灰飞烟灭，新政权就已建立。虽然它得再花上一点时间，才真正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见第十五章）。

另外一个事实则是，自十月革命以来，除了某些地区性的突发事件以外，20世纪在各地发生的历次革命，通常若非由突发政变（多数几乎均属军事政变）夺得首都所致，便是长期武装抗争（多为农民运动）的最后胜利。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军旅生涯往往为那些受过教育却缺乏关系和财富的优秀青年提供了开创一番大事业的出路。在这些出身卑微的低级军官中间（有时甚至连士官阶层也在内，不过比较少），同情激进派及左翼者甚为普遍。因此因政变起头的革命，往往在如埃及［1952年自由军官革命（Free Officer Revolution）］，以及中东地区的国家出现（1958年的伊拉克、50年代以来不时发生革命的叙利亚、1969年的利比亚等等）。在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中，军人更是不可或缺的主角。虽然他们夺权的动机，很少是出于明确的左翼立场，就算发动之初，确实出于左倾意识，却鲜见长期的坚持。不过1974年，葡萄牙曾发生一场军人政变，使观察家大为惊异：一群年轻军官，对葡萄牙长期从事的殖民地战争感到幻灭而走上激进道路，起来推翻了当时世上掌政最久的右翼政权，即所谓“康乃馨革命”（Revolution of Carnations）。与军官们联手出击的队伍，包括地下组织的共产党人，以及各种各样的马克思派团体。但它们最终分道扬镳，总算使欧洲共同体成员松了一口气。事后不久，葡萄牙也很快加入欧洲共同体。

至于发达国家，由于其社会组织、意识传统以及军队肩负的政治功能与第三世界不同，具有政治野心的军人往往向右翼靠拢，至于和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合作，却不合他们的个性。诚然，在由德军手里收复法兰西帝国各殖民地的战斗中，前帝国在当地训练的士兵——他们被升为军官的人数少之又少——往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前法属殖民地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就是最显著的例子），然而，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与戴高乐（de Gaulle）麾下的自由法国部队（Free French）并肩作战，而且人数占多数的殖民地士兵，战时战后，却都尝到了相当失望的滋味。他们不但经常地受到歧视，而且跟其他多数不属戴高乐派的法国地下抵抗人士的命运一样，战事一结束，马上就被打入冷宫。

在法国光复后举行的正式胜利游行队伍里面，自由法国部队显示的肤色，远比真正为戴高乐派赢得战斗荣誉的成员“白”得多了。总而言之，当年虽曾有过5万名印度士兵加入日本人策动的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但就整体而言，为帝国势力效命的殖民地人的部队，即使在当地人领导之下，也始终对帝国忠心耿耿，最起码不曾带有任何其他的政治色彩（M.Echenberg，1992，pp.141—145；M.Barghava and A.Singh Gill，1988，p.10；T.R.Sareen，1988，pp.20—21）。

6

20世纪的社会革命人士，一直到很晚才发现了以游击战走向革命之路的手段。究其缘故，或许是因为历来游击战多属农民运动特征。而农民运动，往往不脱传统的思想气质，在心存怀疑的城市新派人士眼中，大有保守反动甚至反革命的嫌疑。说起来，在法国大革命以及拿破仑将革命带往全欧的时期里，所谓各地势力庞大的游击队，千篇一律，不都把矛头指向法国吗？那些非正规军的游击活动，可从来不是为了法国以及法国革命的理想而发动的。因此，一直要到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游击队”一词才正式收入马克思主义者的词汇。至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苏俄红军与白军内战期间，于正规部队作战之外，也曾多次发起非正规队伍的格斗。它们把发动这种攻击方式的作战力量称为“游击队”（partisan）。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地受苏维埃精神激发而起的地下抵抗运动，均奉此战术为正宗。回想起来，当年西班牙内战之际，游击式的行动几乎不曾出现，倒真是一件怪事。因为在佛朗哥（Franco）部队占领的共和地区，游击战大有一显身手的余地。事实上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共产党曾从外围组织了势力相当庞大的游击中心。可是在大战以前，游击战根本就不属于革命家的作战方式。

中国则是例外。在那里，某些共产党领袖（但非全部）开始采用游击战术——时间发生在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翻脸放弃国共合作发动清党之后。加以共产党在各地城市（如1927年，广州）策划的暴动纷纷失败，不得不走上游击之路。毛泽东就是主张这个新战略的主要人物——最终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从事了15年以上的革命后，认清了一桩事实：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在国民党政府有效统治之外。毛泽东还非常推崇描写中国绿林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从中他又体会到一个事实：自古以来，游击战就是中国社会冲突中使用的传统手段。1917年间，青年毛泽东就曾叫追随他的学生效法梁山好汉精神。1927年，毛泽东在江西山区建立了他的第一个独立游击队根据地。凡是受过古典教育熏陶的中国人，都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的神似（Schram，1996，pp.43—44）。

可是中国革命者的策略，不论何等英明，拿到国内交通比较进步、现代政府也惯于统治全国地区（不管多么遥远及困难）的国家里面，却完全行不通了。事实上，后来的发展证明，甚至在中国本地，短时间内游击策略也无法成功地开展。（编者注：作者不了解中国革命，长征并非游击策略失败的结果，而是与国民党军队打正规的阵地战的结果。）国民政府发动数次猛烈的攻击，终于在1934年，迫使共产党放弃了他们在华中各省建立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其传奇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撤退到人烟稀少、相对偏远的西北边区。

自从1920年，巴西起义军首领诸如普雷斯特等人，在落后的丛林地区倒向共产党之后，没有任何重要的左翼组织再采取游击路线。唯一的例外是由尼加拉瓜（Nicaragua）桑地诺将军（César Augusto Sandino）领导的与支援该国政府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所发生的战斗（1927—1933）。50年后在尼加拉瓜又爆发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 Front of National Liberation）的革命。［令人不解的是，共产国际却以走游击路线的姿态，描绘巴西一位革命人士蓝皮欧（Lampião）。蓝氏出身绿林，是巴西连环故事书中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而毛泽东本人，一直到古巴革命之后，才成为革命运动的指路明星。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却为游击革命带来了直接且普遍的推动力：希特勒德国及其盟邦的部队，占领了包括苏联部分领土在内的欧洲的大部，各国自有组织地下抗敌运动的需要。希特勒转对苏联发动攻势之后，各种共产党运动纷纷动员地下抵抗活动，尤以武装抵抗为最，声势日益浩大。德军最后的溃败，各地抵抗组织有其不同程度的贡献（见第五章）。大战结束，欧洲各处的占领军政权或法西斯政权，一一冰消瓦解。一些在战时武装活动特别出色的国家，此时便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者取得了政权，或至少曾试图取得政权（计有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先有英方后有美方军事干涉的希腊等国）。一时之间，甚至连意大利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以北地区，也有落入共产党政权手中的可能（虽然时间可能不长）——可是左翼革命人士并没有动手，其中原因至今仍有争议。至于1945年以后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成立的共产党政权（中国、朝鲜以及法属印度支那），事实上也应看作战时抵抗运动的延续。因为即使在中国，也要到了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才开始重新发展势力，迈向夺权之路。世界社会革命的第二波，源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当年第一波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般——虽然在实际上，两者有着极大的差别。这一回，革命夺权之路，始于发动战争，而非对它的厌恶。

至于革命新政权的性质及政策，将在别处予以讨论（参见第五章及第十三章）。在本章里，我们关心的焦点在于革命的过程。20世纪中叶发生的革命，往往是长期作战后获得胜利的果实；这迥异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跟俄国十月革命的过程也有差别，甚至与中国封建王朝、墨西哥的波菲里奥政权［Porfirian，编者注：系指迪亚斯（Díaz）独裁政权，1876—1880年及1884—1911年］慢动作式的解体（参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二章）也完全不同。其间的差异，可以分为两点。第一，谁发起革命，谁胜谁负，谁取得政权，一目了然，毫不含糊——这一点跟成功的军事政变相同。“短20世纪”的革命发动者，都是与苏联胜利之师有联系的政治团体，单靠地下抵抗力量，当然不能打败德日意三国的军队——甚至在中国也不例外。（至于西方各胜利国，自是强烈反共的政权。）革命之后，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力中断或真空。相反地，轴心势力败亡之后，各地强大的抵抗力量中未曾立即取得政权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西方盟国维持强大势力的地区（例如朝鲜南部、越南），另一是内部反轴心力量分裂的国家，例如中国，1945年大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重振声势，与当年共同抗日如今却日益腐败衰颓的国民党政府对抗，一旁则是冷眼旁观的苏联。

第二，游击夺权须出城下乡，离开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传统势力所在的都市及工业中心，转入内地农村地区。更精确地说，游击战最理想的地点，就是在树丛中、深山上、森林里，并进占远离人烟、杳无人迹的边远地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攻占城市，必先以农村包围城市。从欧洲抵抗运动的观点来看，要在都市起事（例如1944年夏的巴黎暴动，以及1945年春的米兰暴动），还得等战争结束，至少也得等到自己这一地区的战事停止后才有可能。1944年华沙事件，就是都市起义时机未成熟的写照，不少起义者的弹夹里，通共只有一发子弹，一时声势虽然浩大，最后仍归徒然。简单地说，对大多数的人口而言，甚至在革命国家里，由游击到革命之路既远又长。这条路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等待，什么事也不能做，直到变革由他处而来。在抵抗运动里，真正能发挥效果的斗士，以及他们所能动员的一切组织及力量，无疑只是极少数。

即便在他们掌握的地区，游击组织也必须有群众做后盾方可发挥作用。何况在长期冲突对抗当中，游击力量需从当地大批地招兵买马添补帮手。因此，（比如在中国）原本由工人与知识分子组成的党派，慢慢扩充为由农民出身的士兵组成的军队。但这支由出身于农民的士兵组成的部队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简单的鱼水关系。在典型的游击区，任何被穷追烂打的非法组织，只要行为收敛一点（照当地的标准而言），乡里人都会予以同情，并且支持他们去对抗入侵的外国部队或政府派来的任何人员。但乡下的地方派系根深蒂固，赢得其中一方的友谊，往往意味着马上得罪另外一方。1927—1928年间，中国共产党曾在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却想不通其中道理。他们意外地发现，将某个村子苏维埃化之后，固然可以借着宗族乡亲的好处，一个带一个，建立起一系列的红色根据地。可是相对地，同时却也陷入这些村庄恩怨宿仇的浑水之中——红色根据地的对头，也依样画葫芦建起类似的白色恐怖区。共产党人曾说：“有时候，本来应该是阶级斗争，却反而摇身一变，竟成了东村斗西村。”（Räte-China，1973，pp.45—46）高明的游击革命人士，往往会对付这种诡谲莫测的情况。可是正如南斯拉夫作家暨共产党要人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回忆南斯拉夫游击战时所说，解放一事，极其复杂，绝非只是被压迫人民一致起来对抗外来征服者那般简单。

7

但不管怎么说，共产党现在可说是心满意足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西起易北河（Elbe），东到中国海，全都是他们的天下。当年激励他们起来的世界革命，显然在各处大有进展。共产主义势力不再仅限于一个贫弱孤立的苏维埃联盟。环顾四周，在第二波世界革命大潮推动之下，起码已经出现了12个共产党国家，或至少在酝酿之中。而核心正是世上唯一两家无愧其霸权盛名之一的苏联（超级大国之名，早在1944年即已出现）。更有甚者，世界革命的浪潮依然方兴未艾，因为旧有殖民帝国在海外的领地，正纷纷瓦解争取独立。种种情势之下，共产主义革命岂不大有可为，更上一层楼？再看看各国的资产阶级，它们自己岂不也都为资本主义的前途担忧？至少在欧洲地区是如此。法国的实业家在重建工厂之余，岂不也扪心自问，国有化政策或干脆由红军当政，恐怕才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吧？保守派法国史学家勒鲁瓦·拉杜里（Le Roy Ladurie）后来回忆，当年即深受亲人这种疑惑心情的影响，毅然于1949年加入法国共产党。（Le Roy Ladurie，1982，p.37.）再听听美国商业部副部长于1947年3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报告，他说：欧洲多数国家已经摇摇欲坠，随时就会崩溃瓦解；至于其他国家，也都风雨飘摇，饱受威胁，好不到哪里去。（Loth，1988，p.137.）

这就是当时那些革命儿女的心情，那些地下组织成员走到明处，经过战斗或抵抗运动，或从监狱、集中营走出来，或经过流亡岁月，终于重见天日，进而为国家前途负起责任的男男女女的心情。而此时此刻，他们的国家正在一片废墟里。他们之中，有人可能再次注意到一个事实：推翻资本主义，最容易着手的地方不在其心脏地区，恐怕反而是资本主义最不振或几乎不存在的地方吧。但回过头来，谁又能否认世界大势的确已经戏剧性向左转了？大战方歇，如果说新掌权的共产党领导人有任何忧虑的话，绝不是担心社会主义的前途。他们忧虑的是：如何在有时难免存有敌意的民众当中，重建被战火毁坏的家国；如何在重振国力确保安全之前，对付资本主义势力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说来矛盾，共产党国家疑惧不定，西方国家也同样不能高枕无忧。第二波世界革命之后全面笼罩世界的冷战，根本就是相互疑惧的结果。东怕西，西怕东，不管谁的恐惧比较有凭据，这一切都是1917年十月革命种下的果，同属十月革命以来的一个大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步入尾声，只不过它还要再花上40年的时间方宣告结束。

但是，世界的确已经因此改观。也许改变的方向，不完全如列宁以及那些深受十月革命精神感召者所期望的一般。离开西半球，世上几乎找不出几个国家，不曾经过某种程度的革命、内战、抗敌活动，或从外国占领下光复，或从殖民帝国手下挣脱出来。而各帝国主义国家见到大势已去，为防后患，也纷纷主动退出各自的殖民地。（至于欧洲地区，唯一不曾经历这些动乱的国家只有英国、瑞典、瑞士而已，或许冰岛也可以包括在内。）甚至在西半球地区，除了被当地挂上“革命”头衔的政府急剧更迭之外，几次大的社会革命（包括墨西哥、玻利维亚、古巴等国的革命及后续发生的其他革命），完全改变了拉丁美洲的面貌。

如今，真正以共产主义之名进行的革命已寥寥无几。不过只要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依然由共产党领导，那么说共产主义已经完结就还为时尚早。然而，世界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旧制度、旧社会了：就好像法国一旦经历了大革命及拿破仑时代，就再也不可能回头一般。同理，各处的前殖民地也证明，想要重返被外人殖民以前的生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对现在已经放弃共产主义的前共产党国家来说，他们的现在，以及他们的可以想见的未来，也必将永远带着当年取代了真正革命精神的反革命特别印记。我们绝不可能设想苏联时代不曾发生，将它从俄罗斯或世界的历史里一笔抹杀。圣彼得堡，再也不可能恢复1914年以前的面貌了。

除了深远的直接影响之外，1917年以后发生的世界动荡，还带来许多影响同样重大的间接后果。俄国革命之后，世界开始了一系列殖民地独立的运动。在政治上，一方面有残酷的反革命势力出现（其形式包括法西斯主义及其他类似的形式，参见第四章），另一方面，也为欧洲国家社会民主党派带来参政机会。或许多数人都已忘记，其实1917年以前，所有的工人党及社会革命党派（除了近乎边缘地带的大洋洲地区以外），都情愿长期留在反对党的地位，一直等待社会主义全面胜利那一刻的到来。第一批（非太平洋区）社会民主党政府，或联合性的政府，成立于1917—1919年间（计有瑞典、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几年之内，又有英国、丹麦、挪威等国相继成立类似政府。我们也许太健忘了，其实这些社会民主党派的立场之所以温和，一多半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人太过激进，另一方面，也因为原有的政治体系急于收编它们。

简单地说，1914—1991年这77年的“短20世纪”，少不了俄国革命及它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时，苏联还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救星：资本主义因有苏联帮助，方才打败希特勒德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因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存在，刺激资本主义对自己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最矛盾的是，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年代，苏联竟然完全免疫。这种现象，促使西方社会放弃了对传统派自由市场正宗学说的信仰。我们在下一章将对此一探究竟。

[1] 当时俄国历法仍用西洋旧历（Julian），而西方其他基督教国家则已改用格里高利新历（Gregorian）。前者比后者慢了13天。所以一般所说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按新历其实发生在当年3月；当年的“十月革命”，则发生在新历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彻底改革了俄国历法，也对俄国传统拼字法进行了改革。革命对社会影响之深，由此可见。我们都知道，即便如历法之类如此小的改变，往往也得靠社会政治的大震动才能达成。法国大革命最深远的影响就是造成公制计量单位的推行。

[2] 1917年，德国的一个重要党派，独立社会民主党（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ic Party，USPD）因反战立场，与主战的多数社会党（SPD）正式分裂。

[3] 二月革命付出的人命代价虽比十月革命略高，死亡人数却并不算多，累计有53名军官，602名士兵，73名警察，以及587名平民（W.H.Chamberlin，1965，vol.l，p.85）。

[4] 这一类的“会议”，应起源于俄国各地村庄社区的自治经验，1905年革命时，在工厂工人中纷纷兴起，成为一种政治组织。直选代表组成的会议形式，对于世界各地工人组织来说，并不陌生，也很合乎他们固有的民主意识，“苏维埃”一词在国际上极受欢迎，有时意译成当地语言（会议），有时则按俄文音译。

[5] 我告诉他们：“你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爱拿什么就拿什么，我们一定支持你们。可是别荒废了厂里的生产，好好维护它。要知道生产还是有用的。把有用的事情都接下来做，你会犯错误，可是从错误当中，你就学会了。”（见列宁：《人民委员会活动报告》，1918年1月11日及24日。Lenin，1970，p.551）。

[6] 沙皇俄国的首都原叫圣彼得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德国味太重改成彼得格勒。列宁死后，又易名为列宁格勒（1924年）。近年苏联解体时，又改回最早的原名。苏联（以及其斯拉夫族血统比较重的附庸国）喜欢在地名上搞政治的讲究。而党内不时清算斗争，众人上台下台，把命名一事弄得更为复杂。于是伏尔加河上的察里津（Tasritsyn），改名为斯大林格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此地曾发生过一场激烈战役，可是斯大林死后，又更名为伏尔加格勒（Volgograd）。直到本书撰写时，还保持着这个名字。

[7] 温和派的多数社会民主党只得到38%的票数——这还是他们历来最高的数字——革命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则只得到7.5%。

[8] 短命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之后，大批政治人物及知识分子流亡海外。其中部分人日后竟在事业上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比如电影大亨科达爵士（Alexander Korda），以及影星贝拉·路格西（Bela Lugosi），后者很有名。

[9] 所谓第一国际，指马克思在1864—1872年间组织的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

美国自建国以来，历届国会审度国势，莫有本届所见之兴旺繁荣……美国企业所造财富之盛，美国经济实力之雄，不但美国之民均享其利，域外世人也同受其惠。今日生存之必要条件，已由生活所需，进入美衣美食豪奢之境地。生产不断扩大，内有日增之国民消费吸纳之，外有益盛之贸易通商推动之。美国今日之成就，实足快慰。美国未来之前途，实很乐观。

——美国总统柯立芝，《国情咨文》，1928年12月4日

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

——伦敦《泰晤士报》评论，1943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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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假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战祸，世界的经济与文明，原本相当稳固，大战的灾难虽然深重，却只造成一时的中断。战争一过，只需将瓦砾颓垣清除干净，便可以若无其事地一切重来，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继续一路走下去。就好像1923年日本关东的大地震，日人掩埋了30万名死难者，清除了使得二三百万人无家可归的废墟，便重新再造起一个跟过去一模一样，但是抗震力比以前高出许多的城市。如果历史真能如此，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面貌又将如何？这个答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像这种不曾发生，而且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凭空揣测，自然毫无意义。不过这个问题也不是真就毫无意义，两次大战之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大崩溃，到底对20世纪历史有何等深刻的影响，透过对前面这个假定性问题的讨论，我们才能获得真知灼见。

世界经济如不曾大崩溃，希特勒肯定不会出现。十之八九，也绝对不会有罗斯福这号人物。至于苏维埃式的经济体系，就更不可能与资本主义世界匹敌，对后者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欧洲以外，或说西方以外的地区，因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程度之大，更令举世瞩目。这些问题本书另有篇章讨论。简单地说，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我们一定得对经济危机有所了解，才会有认识。而世界经济大崩溃，正是本章的主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造成的主要破坏多半在欧洲，但并没有将旧世界全部毁坏。可是世界革命的浪潮，也就是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衰落过程中最戏剧性的一幕，却席卷了更为广大的地区：西起墨西哥，向东一直到中国。而殖民地独立运动的声浪，也由西北非的马格里布（Maghrdb，包括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及摩洛哥等地），一直到印度尼西亚。不过，此时世界上也有很大一片区域的人民，跟大战的炮火与革命的巨浪距离极为遥远，丝毫未受波及，其中最显著的国家与地区，便是自成天地的美国，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危机，却是地地道道的全球大灾难，至少在全然依赖非个人市场交易制度的地区，人人都无法逃避这场风暴。事实上，多年来自以为天之骄子、远离那些倒霉地带的美利坚合众国，在这场经济狂飙中首当其冲。因为人类经济史上，撼动级数最强烈的“大地震”——发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其“震中”就在一向自诩为全球安全港的美国。一言以蔽之：两次大战之间，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看来似乎崩溃了。如何才能恢复旧貌？无人知晓。

其实，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向来不曾风平浪静。每隔一段时间，长短不定，或大或小，总会有某种程度的波动，这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19世纪以来的实业家，对所谓涨跌更迭的“景气循环”都很熟悉。通常每隔7—11年，景气萧条的轮回就会大同小异地重复一次。但到了19世纪末叶，这个周期忽然拉长了许多，引起了众人的注意。大家发现，过去几十年来，原本的周期长度有了异常的改变。大约1850年起，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全球呈现一股前所未有的景气趋势。可是接下来，经济发展却又陷入不稳定状态，时间长达20多年之久（有些经济学家将这段时期称作经济大衰退，不过此说多少有点不够准确）。不过20多年的不稳定过去之后，世界经济又持续繁荣了很长一段时期（参见《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第二章）。20世纪20年代初期，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N.D.Kondratiev）发现，由18世纪末期开始，经济发展遵循着一种“长周期”（long wave）模式在发展循环，周期长度涵盖五六十年。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理论，从此成为经济学专著里经常出现的名词。（斯大林初期，康德拉捷夫不幸成为其专政的第一批牺牲者。）不过康德拉捷夫本人及其他学者，都无法为此现象做出满意的解释；某些统计学者怀疑其正确性，甚至从根本上否认长周期现象的存在。然而根据长周期理论，当时为时已久的世界经济景气繁荣，又该到走下坡路的时刻了。[1]康氏的推测不幸言中。

在过去，不管是波动还是循环，也不论其周期是长或短，实业界及经济界的人士，都将之当作一定的现象，正如同农家习惯于季节的变化，接受天气的好坏一般。景气来或去，任谁也没有办法：好时节机会来临，坏年头问题重重。个人或企业，可能大获巨利，也可能不幸破产。相信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社会学家，跟马克思持同一看法，认为一次又一次的周期循环，都是由资本主义本身衍生的，最终将证明其内部不可克服的冲突性。因此在他们的眼里，历次的波动循环，已经把资本主义带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危险境地。但是，除了这一批人之外，一般都以为世界经济只会更好，就像19世纪一般，不断地成长进步下去，仅仅在其间偶或出现一些循环性的短期突变。可是现在，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可能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经济波动似乎对体制本身产生了莫大的威胁。更糟糕的是，在许多重要方面，长时期持续成长的曲线，似乎就要发生断裂了。

从工业革命开始，一部世界经济史，根本上就是一部科技不断加速进步的历史。其间的经济发展虽不平衡却呈持续增长趋势，企业活动快速地“全球化”扩张联合。总之，世界性的分工日益精细复杂，流动交换的网络日趋密集。世界经济的每一部分，都和全球性的组织体系密不可分。即使在大动乱的岁月，科技进步的脚步也不曾稍停片刻，这一方面改变了世界大战的时间，另一方面也因大战而产生变化。虽然对那个时代的人们而言，当时的生活体验以1929—1933年间的经济大萧条最为深刻，事实上，在那几十年中，经济的成长并未停止，只不过缓慢下来而已。当时，全球最强的经济力量首推美国，但是1913—1938年间，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只有区区8%。至于世界总的工业生产总值，在1913年后的25年之间，增长一共只有80%左右，约为前四分之一世纪增长率的一半（W.W.Rostow，1978，p.662）。这个数字，我们在本书第九章也将会看到。若和1945年之后的增长相比，差异更为惊人。不过，如果火星上有人在遥遥观察地球的话，人类经济活动曲线上短期的曲曲折折，都将隐而不现。从长期来看，世界经济显然一直在持续增长。

然而，换由另一个层面来看，此说显然又不成立。到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经济活动的全球化趋势，似乎开始停顿。当时不管用什么衡量，世界经济都陷入停滞萧条，甚至有倒退的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可说是人类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移民潮规模最大的时期；可是现在这股洪流却干涸了，或换句话说，被战争和政治上的限制阻止了。1914年以前，15年间，几乎有1500万人踏上美国的领土。然而在之后的15年里，这股人流却缩减了三分之二，总数只有550万。到了30年代，以及之后战争的年月里，更成涓涓细流，几乎完全停止，一共只有75万人进入美国（Historical Statistics I，p.105，Table C89—101）。至于从伊比利亚半岛移出的移民，一向以拉丁美洲为最主要的目的地，也由1911—1920年10年间的175万，降到30年代的不到25万。20年代后期，世界贸易逐渐从战争的破坏及战后初年的危机中恢复，攀升到比1913年稍高的程度，可紧接着又落入大萧条的深渊。到大动乱年代末期（1948年），贸易总量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前稍强（W.W.Rostow，1978，p.669）。然而，回溯19世纪90年代到1913年，贸易量却跃升了两倍以上，而1948—1971年间，则更高达5倍以上。更令人惊奇的是，在两次高速增长之间的萧条时期里，欧洲及中东两地还出现了许多新国家。国家多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自然也应相对增加，因为原本属于国内性质的商业交易（如原奥匈帝国及沙俄），现在都转变为国际性质的活动（世界贸易的统计，通常统计国家间发生的交易）。至于战后及革命后产生的人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潮，理当也该推动而非缩减国际移民人数的增长。可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甚至连国际资本流动资金也呈干涸之势。1927—1933年间，国际借贷额减少了90%以上。

为什么会有这种经济停滞的现象发生呢？看法甚多，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体美国。因为当时的美国，除了少数原料仍需进口之外，已渐趋完全自足之势。（但在事实上，美国向来就不甚依赖外贸。）可是此说有个漏洞，当时甚至连倚重贸易的国家，如英国及北欧诸国，也同样呈现停滞的现象。大势所趋，理所当然地各国纷纷提高警觉；而它们的警惕防范，不能说是做错了。大家使出浑身解数，尽力保护本国的经济，以免受到外来冲击的威胁；也就是说，尽力回避显然已经产生重大的问题的世界经济。

实业界及各国政府本来都以为，度过了大战时期的一时困难，世界经济好歹总会恢复1914年以前的快乐时光吧。那种天下欣欣向荣的景象，是他们习以为常的正常状态。事实上，大战之后，的确也有过一阵兴旺的气象，至少在那些未受革命或内战摧残的国家里，似乎前景确实一片看好。但是官商两界，都对工人及工会势力暴涨的趋势大摇其头；增加工资、缩减工时，势必提高生产成本。然而，战后的适应调整，远比当初预料的难。1920年，物价及景气一起崩溃，劳动力需求大副减少——以后的12年里，英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未曾低于10%；工会也失去了半数成员。因此，雇主的操控力再度坚定回升，但是经济何时恢复繁荣，仍然扑朔迷离。

于是，从盎格鲁—撒克逊的势力范围开始，以及战时的中立国，一直到日本，各国都竭尽全力缩紧通货，力图把本国经济拉回稳妥的老路，回到原本由健全金融制度及金本位制保证的稳定货币政策上去。但这一政策难以应付战争的超强需求。1922—1926年间，它们的努力或多或少，也有些成效。可是西有战败的德国，东有混乱的苏联，终于无法阻止货币系统的大解体；其崩溃之势，只有1989年后部分前共产党国家的遭遇可以与之相比。当时最极端的例子是1923年的德国，其币值一下骤降为1913年币值的一万亿分之一。换句话说，德币的价值已经完全等于零。其他的例子虽然没有这么极端，却同样令人咋舌。我的祖父一向喜欢向晚辈讲一个故事：奥地利通货大膨胀期间，[2]他的保险单刚好到期。于是将之兑现了好大一笔款子，可是这笔一文不值的货币，只够他在最爱光顾的餐馆喝杯饮料而已。

长话短说，总之，在货币空前贬值下，私人储蓄被一扫而空，企业资金来源成了真空状态，德国的经济，只得长年依赖对外大量借款。这使得它变得更为脆弱，世界经济萧条一发生，德国受创甚重。而苏联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没有发生把私人货币储蓄一扫而光的严重情况。最后，在1922—1923年间，各国政府决定停止无限制地印发纸币，并且彻底改换币制，总算遏制住了通货继续膨胀的势头。可是一向靠固定收入及储蓄为生的德国民众，等于全体陷入灾难之中。不过在波兰、匈牙利及奥地利诸国，原有的通货总算还保留了一丁点少得可怜的价值。这段经历，在当地中产及中下阶层身上留下的创伤自然可想而知，因此造成了中欧地区人民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心理。至于使民众习惯长期的病态通货膨胀，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明出来的玩意儿。[3]这个对付之策，就是把工资及其他收入紧随物价，依其指数而做相对的调整——“指数化”（indexation）一词，在1960年开始使用。

到了1924年，大战刚结束时的风暴总算静下来。大家似乎可以开始向前看，期待着时局重返某位美国总统所谓的“正常状态”。一时之间，世界经济的确也好像在往全球增长的方向走去。虽然原料及粮食的生产地区，尤以北美农家为最，对农产品价格在短期回升之后再度遭挫，感到极为不安。百业兴隆的20年代，对美国的农民来说，可不是个黄金时代。而西欧各国的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对照1914年之前的标准来看，甚至高到病态的程度。我们很难想象，即使在20年代大景气的时期（1924—1929），英、德、瑞典三国的失业率，竟然平均高达10%—12%的地步；至于丹麦和挪威，甚至不下17%—18%。只有在失业率平均只有4%的美国，经济巨轮才在真正地全速前进。这两项事实，都表明整个经济体系存在着一大薄弱环节。农产品价格下滑（唯一阻止之法只有积压大批库存不发），证明了需求量无法赶上生产。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项事实，那就是当时的景气，其动力主要来自工业国之间资本的大量流动，而其中最主要的流向就是德国。单德国一国，就在1928年吸收了全球资本输出量的半数；借款额之巨，高达20万亿到30万亿马克，而且其中半数属于短期贷款（Arndt，p.47；Kindleberger，1986）。德国经济因此变得更为脆弱，1929年美国资本开始撤出时，德国果然经不住打击。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出几年，世界经济再度遭难，自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只有美国小镇里那些褊狭自满的中产阶级生产者，才会有另外一种想法。这些人的幼稚面目，已由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作品《巴比特》（Babbitt）介绍，逐渐为西方读者所熟悉。同时，共产国际也曾预言，经济危机将于景气巅峰再度发生。共产国际认为——至少其发言人相信或假装相信——这场动乱将造成新一轮的革命浪潮。事实上，接下来的情况完全相反，危机来势之快，令人无法招架。大难开始的序幕（甚至连非历史学家也人人皆知），是发生在1929年10月29日的纽约股市大崩溃。可是这场大灾难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却谁也不曾预料到，甚至连革命者在最乐观的时刻也不曾预见。这场经济激变，几乎等于世界资本经济的全面解体。整个经济体系，如今都牢牢锁在恶性循环当中，任何一个经济指数出现下落，都使其他指数的跌势更为恶化。（唯一不曾下滑的只有失业率，此时正一次又一次地接近天文数字。）

国际联盟的专家所见果然不错，北美工业经济惊人的大萧条，不久便立刻波及另一全球工业重地的德国（Ohlin，1931），可惜没有人听警告。1929—1931年间，美德两国工业生产额均跌落了三分之一左右。可是这个数字，不过是各行业的平均值，看不出其中特定行业蒙受的巨大损失。单以美国的电气巨头威斯汀豪斯公司来说，1929—1933年的销售额剧降三分之二；两年之间，净利润则跌落了76%（Schatz，1983，p.60）。农林业也发生重大危机，粮食及原料价格无法再靠增加库存维持，开始直线滑落。茶和小麦的价格一下子跌了三分之二，丝价则跌了四分之三。因此，凡以农产品出口贸易为主的国家，一律遭到空前的打击，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巴尔干诸国、玻利维亚、巴西、英属马来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埃及、厄瓜多尔、芬兰、匈牙利、印度、墨西哥，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这些还只是1931年曾由国际联盟列举的国家。总之，大萧条的现象，这回货真价实，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了。

至于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日本、波兰、英国，对西方（或东方）传来的震波也极其敏感，同样受到强烈的冲击。为了供应美国大量增长的丝袜需求，过去15年来，日本丝业已经将产量提高了3倍；可是现在丝袜市场暂时消失了——这等于一夜之间，日本丝在美国90%的市场便化为乌有。日本另一项重要农产品米的价格也受到打压，分布在东亚和南亚的一大片主要产米区自然也不能幸免。小麦价格跌得更惨、更彻底，比米价还要便宜。一时之间，据说连一向以稻米为主食的东方人也转而改食小麦。可是就算面粉大受欢迎——就算这是真的——稻米大宗出口国，如缅甸、法属中南半岛、暹罗（今泰国）的农民可就更遭殃了（Latham，1981，p.178）。米价一路下跌，稻农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弥补办法就是种得更多，卖得更多，结果把价钱压得更低。

对于以供应市场尤其是输出为主的农民来说，这种情况不啻倾家荡产，除非他们恢复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经济。一般来说，大部分出口国家都还能利用这条出路，因为非洲、南亚、东亚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农家，仍多保持较小规模，总算还可以有一点缓冲的余地。但是巴西可就惨了，完全变成资本主义浪费和萧条严重程度的代名词，当地咖啡种植户为了阻止价格暴跌，竟把过剩的咖啡拿给火车的蒸汽机当煤烧。（世界市场上销售的咖啡，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来自巴西。）一直到今天巴西人务农的比例仍然相当高。20世纪80年代经济的激变，带给他们的打击比当年的大萧条更甚，因为至少早年的农家对这些农产品寄予的希望远比后来为低。

话虽如此，殖民地农业国家的民众依然受到相当的冲击。比如黄金海岸（今加纳）的白糖、面粉、鱼罐头，及稻米的进口量就一下子跌了三分之二，（小农式）可可市场跌至谷底，杜松子酒的进口量缩减更凶，直落了98%（Ohlin，1931，p.52）。

至于那些靠工资生活的男男女女，对生产手段既无法控制，又不能有一般人的正常生活（除非有家可归，可以回去种田维持生计），经济萧条的直接后果就是失业。当时失业之普遍可谓史无前例，时间之长，更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经济大衰退最严重的时期（1932—1933），英国、比利时两国的失业人口比例为22%—23%，瑞典24%，美国27%，奥地利29%，挪威31%，丹麦32%，德国更高达44%以上。同样令人瞩目的是，即使在1933年景气恢复之后，30年代的失业状况也始终不见显著好转，英国和瑞典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16%—17%左右，奥地利、美国及北欧其余的国家，则维持在20%以上。西方唯一成功解决失业问题的国家，只有1933—1938年的纳粹德国。在众人的记忆里，工人阶级还不曾遭遇过这样可怕的经济灾难。

更糟糕的是，在当时，包括失业救济在内的公众社会生活保障，不是根本不存在（例如美国），要不就以20世纪后期的标准来说，简直微薄得可怜。对长期失业的人口而言，救济金只是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用。正因为这个缘故，生活保障始终是工人最大的心事：不但随时失去工作（即工资）需要保障，也要应对生病、意外，以及注定老来却无依靠的境地。难怪工人家庭最希望儿女找到的差事，钱少一点没关系，可是一定要稳妥可靠，并且提供养老金才行。但是即使在英国，这个失业保险最普及的国家，投保的工人人数也不到总数的60%—能够有这个数字，还多亏早在1920年，英国便因大量人口失业而不得不这样做。至于欧洲其他地区（德国例外，在40%以上），持有失业保险的人数最少有低到零的，多则也不过四分之一（Flora，1983，p.461）。原本习惯于间歇性就业或周期性短期失业的人，现在发现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仅有的储蓄耗尽了，杂货铺里也不能再赊账了，山穷水尽，完全无路可走。

大量失业对工业国家政局造成最为严重的打击。因为对许多人来说，经济大萧条最直接、最显著的后果就是大量失业。虽然经济学家指出（逻辑也同样证明），事实上，在境况最糟糕的时刻，多数人依然有工作。而且两次大战期间，物价下跌，粮食价格甚至比最萧条的时期降得更快，就业工人的日子，其实比以前更好。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笼罩那个时代的形象，是施粥的救济餐厅，是歇业的钢铁工人“饥饿大行军”聚集都会首府，向他们认为该负责任的人抗议。政界人士也无法忽略一个事实：德国共产党里高达85%的党员都没有工作。那些年里，共产党员增加的速度几乎不下于萧条年间的纳粹党；在希特勒上台前几个月，增长的速度甚至还要更快（Weber，I，p.243）。

失业现象及后果如此严重，难怪被人看作是对国家最为沉重甚至致命的打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伦敦《泰晤士报》一篇评论写道：“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Arndt，1944，p.250.）像这样一段话，在过去工业化的历史中，从来不可能出现，真可谓一针见血，比起任何考据研究，都更能充分解释战后西方政府实行的种种措施的缘由。

说也奇怪，大萧条的冲击，在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政界人士心中，反而更为深刻，胜过平民百姓。对一般大众来说，失业的滋味固然很苦，农产品的价格固然跌得太重，可是他们以为，不管用什么政治手段——或左或右——总有办法可以替他们解决这天外飞来的不公现象，因为穷老百姓期望其实很低。但在事实上，旧有的自由经济体系架构，偏偏正缺乏这样的解决手段，技穷之下，决策人士更是窘态毕现。为了短期内解决国内危机，他们只好牺牲世界整体经济繁荣的基础。4年之内，国际贸易下降了60%（1929—1933），同时期里，各国却加速地高筑壁垒，力图保全自己国内的市场及通货免受世界性经济风暴的冲击。可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此一来，全球繁荣所必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也将分崩离析。1931—1939年间签订的510项各国商业协定之中，60%不再包括国际贸易制度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able nation status）。至于少数依然保存的，优惠内容也大幅减低（Snyder，1940）。[4]在当时来看，这种恶性循环真不知有没有终结的那一天。

这一切对政治环境自然有莫大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创伤最惨重的悲剧，我们在下面将有进一步的讨论。不过在探讨短期冲击之前，必须先研究一下经济衰退所导致的长期重大意义。一言以蔽之：这场经济大萧条足足摧毁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1931—1932年间，英国、加拿大、北欧诸国以及美国，都一律放弃了长久以来被视为国际汇率稳定所需要的金本位制度。到了1936年，连一向对金条笃信不疑的比利时、荷兰甚至法国，也纷纷效尤。[5]象征意味更浓的事件，发生于1931年，甚至连大英帝国也放弃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要知道自1840年以来，在经济上，自由贸易对于英国，就如同在政治上美国宪法对于美国一般，同是两者身份形象的象征。英国从世界经济体系中撤退，放弃了自由贸易的原则，愈发凸显了当时各国急于保护自家经济的现象。说得更明确一些，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压力之下，不得不将社会政策的考虑列为优先，经济事务只好屈居其次了，否则政治后果会很严重，德意志等国的例子就摆在那里——不分左右，各种党派都被迫走上日趋激进之路。

于是，凡在过去就以提高关税为手段、抵制外国竞争、保护国内农业的国家，现在把关税提得越发高了。但单靠提高关税还不够，大萧条期间，各国政府开始提供补助，保证农产品价格，收购过剩的产品，或者干脆付钱给农家，叫他们停止生产。1933年之后，美国就曾出此下策。70年代和80年代，在“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之下，欧洲共同体几乎被人数日益稀少的农户所享有的补贴政策给拖垮。而这个奇怪的矛盾政策，其实正是大萧条留下的余祸。

至于工人阶级，战后各国致力于消除大量失业的现象，“完全就业”成为改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首要任务。倡导这项政策的人士虽然不止一位，但其中最出名的先觉者和前锋，要数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他认为铲除永久性大量失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出发点政经兼顾。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完全就业工人的收入，将为经济制造消费需求。这项看法固然相当正确，可是除此而外，增加需求的方式其实还有许多。英国政府之所以迫不及待，单单挑上这一项急忙实行的缘故——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急忙推动——主要在于大量的失业对政治、对社会都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个事实，大萧条期间大家都亲眼看见过了。众人对此深信不疑，以致多年后当大量失业现象再度出现，尤其在80年代初期严重不景气的时期，许多观察人士（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以为社会动乱将会再起。结果，出乎意料，混乱并未发生（参见第十四章）。

社会之所以不曾大乱，主因在各国鉴于惨痛教训，大萧条之后纷纷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1935年美国通过《社会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时，已无人对此感到惊异。多年以来，各发达工业国——除了少数例外，如日本、瑞士及美国——都普遍推行规模庞大的福利政策，使得大家都习以为常。我们几乎忘了，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几个符合现代定义的“福利国家’。甚至连向来以福利完善著称的北欧国家在内，当时也不过刚起步而已。事实上福利国家一词，一直到40年代以后才开始被人使用。

大萧条重创之大，更使一个现象显得愈发突出：那个早与资本主义分道扬镳的国家——苏联，却仿佛免疫似的，丝毫不为所累。当世界上其他国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陷入一片停滞之时，唯独苏联，在其五年计划指导下，工业化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之中。最保守的估计，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便增加了3倍。1938年时，苏联工业生产总值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已从1929年的5%跃升为18%。同一时期，美英法三国的比例，却由全球总额的59%跌落为52%。更令人惊奇的是，苏联境内毫无失业现象。于是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1930—1935年间，一小群人数虽少却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经济界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他们看到苏联经济虽然处处可见其原始落后、缺乏效率的痕迹，更暴露出斯大林集体化和大规模镇压的残暴无情，可是这些印象，都不及苏联经济不为萧条冲击并产生了一定成就的印象深刻。因为这些外来访客一心所想解决的问题，并非苏联内部真正的政治经济问题。他们关心的对象，乃是自身经济体系的崩溃和西方资本主义失败的程度。苏维埃制度有什么秘诀？有何值得学习的经验？答案是确定的。于是模仿苏联五年计划之举纷纷出笼。一时之间，“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比利时、挪威的社会民主党派，甚至开始正式采用“计划”。英国政府最受敬重的元老，也是英国国教重要一员的索特爵士（Sir Arthur Salter），此时也出书鼓吹计划一事的重要性，书名为《复苏》（Recovery）。他在书中主张，社会经济必须经过妥善筹划，方能避开类似大萧条性质的恶性循环。英国政府内许多持中间路线的大小官员，也组织了一个不分党派的智囊团体，称作“政治经济计划会”（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anning，PEP）。年轻一代的保守党人士，如日后出任首相的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1894—1986），则纷纷自命为计划派的发言人。甚至连标榜反共的纳粹德国，也剽窃了苏联的点子，于1933年推出所谓的“四年计划”。（其实1933年之后，德国纳粹本身应付大萧条的方案也有相当成效。不过由于某些原因，纳粹的成功未引起国际同样的重视，我们在下章将有所讨论。）

2

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在两次大战之间陷入困境？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美国。欧洲经济萧条的责任，也许有一部分可以归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交战诸国身上。可是美国的本土远离战火，后来虽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参战时间却极为短促。更有甚者，美国经济不但未因大战受损，反而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深得战争之利。1913年，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工业生产量占全球总量三分之一以上，仅次于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到了1929年，美国已经占据全世界经济总量42%以上；而英法德欧洲三大工业国家的总和，却只有区区28%。（Hilgerdt，1945，Table I.14.）这个数字变化实在惊人之极。具体来看，1913—1920年间，美国钢铁产量增加了四分之一，世界其他地区却减少了约三分之一。（Rostow，1978，p.194，Table III.33.）简单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各方面都已成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不亚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度称霸的地位。只有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的领先优势才暂受重挫。

更进一步来看，大战不只强化了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工业生产国的地位，同时也将它变成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战争期间，英国为应付战争支出，不得不变卖许多海外资产，而它在全球的投资额损失了四分之一，其绝大部分在美国。法国损失更重，几乎达半数，多数源于欧洲的革命及殖民地崩溃所致。而美国呢，战争初起，尚是个债务国，到了战事结束，却摇身一变成为国际主要的债权国了。同时由于美国的海外业务多集中在欧洲及西半球（当时英国仍是亚非地区最大的投资国），美国对欧洲的影响自然是举足轻重的。

总而言之，要了解世界经济危机，必须从美国着手。美国毕竟是20年代最大的出口国，同时也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进口国家。至于原料与粮食的进口量，美国更包办了15个最商业化国家进口总数的40%。难怪萧条大风一起，必需品类例如小麦、棉花、白糖、橡胶、蚕丝、铜、锡、咖啡的生产国首当其冲，一败涂地（Lary，pp.28—29）。作为主要的进口国家，同样，美国也成为不景气下最大的牺牲者。1929—1932年间，美国进口量跌落70%，出口量也以同样程度锐减。从1929年到1939年，世界贸易额缩减了三分之一，美国出口则几乎暴跌一半。

这并不是说，欧洲即能脱去导致萧条的责任，而事实上，欧洲方面的问题大多是因为政治因素。巴黎和会（1919年）对德国索取数额未定的巨额赔款，以补偿战胜国战费及战争损失。为了替这项赔款的正当性找借口，和约中还特别加上一条“战争罪”（war-guilt）款项，将大战的责任全部推到德国头上。而这种“罪在一国”的欲加之罪，不但在历史上站不住脚，反而加速促成德国民众国家意识的高涨。至于确切的赔款数字，由于美国认为应依德国付款能力而定，而其他战胜国——尤以法国为最——则坚持德方须全数负担；相持之下，只好妥协，最后签订的和约中，对赔款的额度没有确定。协约国要求如此苛刻，主要是为了可以不断地对德国施加压力，使其从此一蹶不振；至少法国的心意在于此。到了1921年，赔款数字总算讲定为1320亿德国金马克，相当于当时的330亿美元。如此天文数字，大家都知道德国根本就无法偿还。

“赔款”一事，在美国主导之下，引发了无数争论、危机及斡旋。如今德国固然欠下协约国赔款，协约国本身，在战时也向华盛顿借了一大笔债。美国希望两者并作一道解决，自然惹得友邦非常不高兴。战胜国索赔的数字，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几乎等于1929年全德总收入的1.5倍。而协约各国对美国的债务，同样也高得吓人。英国对美欠债相当于英国全国总收入的一半；法国欠美国的数字则等于法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二（Hill，1988，pp.15—16）。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规定了德国每年偿还的数字；1929年的“杨格计划”（Young Plan），又将付款表重新调整，并附带在瑞士巴塞尔（Basel）成立了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无数国际金融机构之先河。（本书写作之际，这家清算银行仍在营业。）由于实际原因所致，到了1932年，包括德国及协约国在内，所有的付款都告终止。只有芬兰曾经偿付过对美的战时债务。

在这里我们不用讨论得太详细，可是有两件事却不能不予注意：首先，年轻的凯恩斯曾发表一篇论文，强烈抨击巴黎和会的决议，他的看法的确很有见地。凯恩斯本人曾是英国出席和会的低级代表之一，在这篇名为《和平对经济的影响力》（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文里，凯恩斯主张，德国经济若不恢复元气，欧洲势将无法保证社会稳定，恢复经济发展及自由文明。法国为了保住本身的“安全”，强制不使德国抬头，对经济将具有反作用。事实上，法国也自身难保，根本无力执行自己设下的抑德政策。虽然1923年间，法国曾借口德国拒绝付款，出兵占领了德国的工业中心区，最终法国不得不接受现实，容忍德国在1924年后分期偿付赔款，德国经济也因此得到莫大的动力。其次，德国偿付赔款的方式也是一大问题。凡想压制德国，使其继续衰弱下去的国家，都强要德国付现。因为可想而知，若让德国以现有生产或出口所得折现赔付，势必增强它的生产力，反而对竞争对手不利。事实上，各国共同施压，强迫德国大量举债赔款，因此德国赔款来源多为20年代向美国借贷的大笔贷款。从德国对手的观点来看，这种办法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使德国深陷债务之中，无力扩大出口，以平衡债务，德国进口量也果然显著增长。但是这迫使德国以债养债整套做法的后果，我们都已经看见了，最终使德国及欧洲诸国对美国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1929年华尔街股票大跌之后，美国对外贷款资源发生危机，可是美国向外出借的能力，早在股市崩溃之前就开始衰退了。大萧条期间，赔款付款这建筑在沙滩上的架构，一股脑儿全部倒塌。到了最后，付不付款，对德国或世界经济都无所谓了；付款停止，对德国产生不了任何正面作用，因为其经济已经完全解体。1931—1933年间，为国际付款所做的各项安排也一一破产。

然而，两次大战之间经济之所以严重崩溃，大战期间及战后欧洲的分崩离析及政治纷乱，只能为其提供一部分理由。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可以从两方面讨论。

其一，当时，国际经济呈现极端不平衡的局面，美国的高速增长，和世界上其他各国根本不成比例。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因为美国与1914年之前作为全球中心所在的大英帝国不同，前者自给自足，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要。因此之故，美国又有一项与英国不同之处：它根本不在乎国际账务支付是否稳定，更不会出面维持。而过去英国身为大的出口国家，深知国际贸易是用英镑结算，所以极其注意维持其币值的稳定。美国之所以不甚需要他国，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对外来的资金、劳动力，以及（相对而言）日常必需品的需求，都较以往任何时候为低，只有少数原料例外。美国的出口，对世界其他地区虽然很重要——好莱坞等于独霸了全球的电影市场，但对本国的重要性而言，却比任何工业国家都小得多。美国退离世界经济舞台中心，对全球影响到底有多重大，这也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美国经济学家及政治人物显然深受这类说法影响，认为美国的消极导致了萧条的发生。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极力说服华盛顿当局改弦更张。于是1945年后，美国便开始全力担负起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责任（Kindleberger，1973）。

其二，经济大恐慌的缘由，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当时世界经济产生的需求不够，不足以维持长期的扩张。我们已经看见，20年代的繁荣现象基础其实相当脆弱，甚至美国亦然，当时美国农业已经开始不景气。跟众人对伟大爵士时代的神话印象相反，一般人的工资并未大幅上升。到了景气末期，最后股价暴涨的几年，工资甚至开始迟滞不前（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SA，I，p.164，Table D722—727）。当时的现象是，工资落后不动，可是利润却不成比例地大幅跃升。结果富者愈富，占有全国资产的一大半。这种情况，在所有自由化市场暴涨时都是如此。工业生产力不断快速增加，可是大众需求却无法配合，赶不上亨利·福特（Henry Ford）最盛时期大量生产的步伐。结果就是生产过剩，投机盛行，接下来引发的便是总体的崩溃了。在此，不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如何争论，甚至到了今天他们还在争辩不休，但是，当时凡对政府政策有兴趣的人士，都对需求普遍不足的现象印象深刻，连凯恩斯也不例外。

最后的大崩溃终于来临，对美国的打击自然最为猛烈。又因为之前由于需求增长不足，商人便大幅扩大消费信用以刺激需求。如此一来，全面崩溃的打击更重。（我们如记得80年代后期的现象，应当觉得这段历史相当眼熟。）自欺的乐观分子投机成风，又有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欺世盗名的财务专家煽风点火，[6]房地产界一度异常兴旺，早在大崩溃前的好几年就达到巅峰。银行吃了大亏，一身坏账，开始对新申请的房屋贷款以及重新抵押，一律予以拒绝。可是为时已晚，已经来不及了，（1939年）将近半数的房屋贷款无法履行偿付责任，平均一天有1000户住宅被查封。在此冲击之下，美国数千家银行一个接一个倒闭（Miles et al.，1991，p.108）。[7]当时全美国各种中短期的私人贷款，总额高达65亿美元，其中仅汽车贷款一项，就占了14亿美元（Ziebura，p.49）。另外一项因素，更使经济受到信用暴增的影响。美国消费者借款的目的不是花在传统的衣食上，而衣食消费弹性很小。一个人再穷再苦，日常生活所需也有一定的基本额，降不到哪里去，同样，就算收入增加了两倍，日常需用也不会同比例增加。可是美国民众贷款购买的不是解决基本温饱的东西，而是当时美国已经开始大力鼓吹的现代消费社会的耐用消费品。然而车子、房子，并不是急需之物，随时可以延后，需求弹性很受收入的影响。

因此，除非大家都觉得不景气只是一时现象，对未来都抱着相当信心，否则像这样大的危机带来的冲击自然异常严重。1929—1931年间，美国汽车产量骤减了一半。跌落得更厉害的是以低收入者为对象的留声唱片（所谓的黑人唱片及爵士乐唱片）出版量，这些唱片有一段时间几乎完全销声匿迹。总而言之，“这一类新产品和新生活方式，跟铁路、新式轮船、钢铁，及生产机器工具都不一样，后者有助于降低成本，前者却得依靠收入快速普遍地增加，以及众人对未来持有的高度信心。”（Rostow，1987，p.219.）不幸的是，此刻完全崩溃的正是大众的收入和信心。

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周期萧条最后终于结束了。1932年后，各方面的迹象都明确显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某些地区的经济甚至开始呼啸前进。到了30年代末期，日本和瑞典的生产量——不过后者稍差一点——几乎已达不景气前的两倍，到了1938年，德国经济已超出1929年的四分之一（不过意大利却无此好运）。甚至连经济状况最恶劣的英国也出现复苏，不过众人希望的景气却始终不曾到来。世界依然陷在一片萧条中，其中以经济最强国美国为最，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施行一连串“新政”（New Deal）以刺激经济——其中不乏相互矛盾之处——却无法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1937—1938年，美国经济确曾一度强力复苏，可是旋即再度崩溃，还好这一回惨跌的规模，比1929年后稍小。汽车制造业一向是美国工业的标杆，却始终未能恢复到1929年时期的高峰；到了1938年，汽车总产量还停留在1920年的水准（Historical Statistics，II，p.716）。身处90年代的人，回顾当年，最先想到的便是当时评论人士的悲观气氛。优秀的经济学家认为，若任由资本主义自生自灭，便只有萧条停滞一途。早在巴黎和会时，凯恩斯便提出这种看法。现在大恐慌过后，美国更弥漫这种悲观的论调。难道任何经济体制一旦趋于成熟，都得走上这条长期停滞萧条的不归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是另一个对资本主义前途持悲观论调的学派代表。他曾表示：“在任何经济长期衰退之下，甚至连经济学家也会受到时代氛围的感染，跟众人一同沉沦，提出萧条将从此长驻不去的悲观理论。”（Schumpeter，1954，p.1172.）抚今追昔，也许未来当史家回顾1973—1991年的历史之际，也会惊异于70年代和80年代众人的顽固乐观气息，当时的众人，一味否定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再度陷入不景气的观点。

不过萧条尽管萧条，30年代其实是一个工业科技发明极有成就的十年，塑料的发展应用即为一例。事实上还有一个行业——也就是如今被称为media的娱乐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有突破性进展，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如此。大众广播普及，好莱坞电影工业欣欣向荣，照相凹版印刷的发明使得报纸开始登载图片，更属惊人创举（参见第六章）。大量失业、经济低迷的年代里，灰色的城镇中建起一家又一家如梦中皇宫般的电影院，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因为票价实在太便宜了，而且失业打击最重的老小两辈，别的没有，如今最多的就是时间，他们纷纷以看电影打发时光。社会学家也发现，在不景气的年代，夫妻共同从事休闲活动的比例，也比以前大为提高（Stouffer/Lazarsfeld，pp.55，92）。

3

大萧条实在太严重了，致使社会大众无论是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深信：这个世界一定从根本上出了什么大毛病。有谁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理吗？当权主政者显然束手无策，而那些一味相信19世纪传统自由主义老方子的家伙看来也不中用，已经没有人再听信他们了。至于那些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他们再聪明，还能值得我们几分信任？稍早之前，他们还在大吹法螺，声称一个运作得当的自由市场经济，绝不可能发生大萧条了。因为在市场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下，生产如果过量，必定很快就会（根据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人提出的经济法则）进行自行调整。然而言犹在耳，他们自己已经同大伙一道陷身大萧条的乱流。古典经济学说认为，消费需求下降，连带使得实际消费减少，此时利率必将随之以同等比例降低，刚好满足了刺激投资之所需。因此，因消费需求减少而留下来的空缺，正好可以由投资方面的增加而补足。可是到了1933年，经济上的现实情况，实在很难令人继续相信这种理论了。失业率直线上升，自由派经济的旧论却认为，兴建公共工程，并不能真正提高就业率（英国财政部即持此论）。因为羊毛出在羊身上，投资额只有一笔，公共工程的经费不过是私人工程的转移。如果把同样这笔钱花在后者身上，照样可以制造同额的就业。可是，现在这番话似乎说不通了。也有经济学家主张，任由经济自行发展，干涉越少越好。有的政府则直觉以为，除了紧缩通货以求力保金本位制外，上上策就是坚守正统的财政手段，平衡预算，缩减支出。这些做法，显然也无济于事。事实上，萧条持续之下，另有许多学者——包括当时即大力抗辩并在日后40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代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内——都认为传统的放任政策，只会使情况愈加恶化。对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大萧条时期的人来说，当时纯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显然已经名誉扫地，却居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全球不景气中，再度死灰复燃，成为主导的思想，真令人不可思议。这种奇特的健忘现象，正好证实并提醒大家历史的一项重要功能：不论是提出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实务的执行者，两者的记忆都很差，太难令人置信。他们的健忘，也活生生地阐明一桩事实：社会的确需要史学家，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大家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

而且不管怎么说，一旦社会经济越来越受大型企业控制，“完全竞争”就会完全失去意义。甚至连一向反对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者，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毕竟不错，而他的资本集中的预言，尤为准确。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还能使人信服吗（Leontiev，1977，p.78）？一个人不必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无须对马克思发生兴趣，就可以看出，两次大战之间的资本主义与19世纪的自由竞争经济多么不同。事实上，早在华尔街股市大崩盘以前，瑞士就有位银行家睿智地指出，经济自由主义不再是普世准则的失败现象（1917年以前的社会主义亦然），正好解释了迫使各国转趋独裁式经济制度——如法西斯、共产主义，以及不顾投资人利益自行其是的大公司企业等——的缘由（Somary，1929，pp.174，193）。到了30年代末期，传统自由主义主张的自由开放型市场竞争，已经飘然远去，全球经济形态只剩下呈鼎足并立之势的三种模式：一是市场经济，一是政府间贸易（如日本、土耳其、德国及苏联，均由政府计划或控制经济方面的活动），以及由国际公共社会组织或半公共组织（如国际必需品大宗物资协会等）管制下的部分经济活动（Staley，1939，p.231）。

在这种情况及气氛之下，难怪大萧条对政治及民众观念的影响至深至速。当时的政府，不分左右，例如右有美国胡佛政府（1928—1932），左有英奥两国的工党政府，都只好怪它们运气不佳，为何刚巧在这个大乱当头的年代当政，于是只有纷纷下台。不过其中变化，还都不像拉丁美洲地区那般剧烈：当地政府或政权更迭之速，1930—1931年两年之内，共有12国改朝换代，其中10国是以军事政变的形式变更政府。南美以外的地区变化虽然没有这么激烈，但总的来说，到30年代中期，恐怕找不出几国政府未改头换面。各国的政局，也都与股市大崩溃以前大不相同。欧洲和日本开始急速向右转，唯一的例外，只有北欧的瑞典和南欧的西班牙。前者于1932年迈入其半个世纪社会民主党统治的时代，后者的波旁（Bourbon）王朝在1931年让位给一个不幸且短命的共和国。这段历史，我们在下一章有更多的探讨，在这里先就德日两国几乎同时兴起的军国主义政权做一些论述（日本于1931年，德国于1933年）。国家主义和好战风气在德日两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出现，不啻为经济大萧条为政治带来的最深远最恶劣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栅门，在1931年就打开了。

革命左派的大失败，重新加强了极右派的力量，至少在大萧条最恶劣的年头是如此。萧条一开始，粉碎了共产国际在各地重燃社会革命战火的希望；共产主义运动非但不能向苏联以外地区扩展，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衰落状态。究其原因，共产国际的自杀政策实难推卸责任。共产国际不但大意地小觑了德国纳粹主义的危险性，并且一意追求无异于小宗派自绝他人的隔离政策，将社会民主党派及工人政党发起的组织性工人群众运动，视为其最大敌人（它们甚至称工人政党为“社会主义法西斯”）。[8]现在看起来，这种褊狭的路线实在令人诧异得不敢相信。到1934年，原为莫斯科世界革命希望所寄并且是共产国际中成长最快最大的德国共产党（KPD），已遭希特勒一手摧毁。至此，组织性的国际革命运动，包括非法的与合法的在内，都告势衰力微。当时，连中国共产党也被国民党从乡村游击地区清剿，踏上万里长征之路，一路跋涉到边区去。1934年的欧洲，只剩下法国共产党尚未从政坛消失。至于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此时距“向罗马进军”（March on Rome）已有10年，而且正陷入国际大萧条最艰难的时期。墨索里尼踌躇满志，对共产党已不再存有戒心，那一年为庆祝进军罗马十周年纪念，竟将数名共产党员由狱中释放（Spriano，1969，p.397）。可是不几年间，这一切又将改变（参见第五章）。但当时的情况很明显，大萧条造成的直接冲击，与社会革命人士的期望完全相反，最起码在欧洲地区绝对如此。

左派势力的衰退并不限于共产党。希特勒夺权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从政坛消失了。一年之后，在短暂的武装抵抗之后，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政权也告垮台。至于英国的工党，早就在1931年成为大萧条的牺牲者（或许是因为坚信19世纪正统经济教条而把自己给害了吧）。工党领导的行业工会，自1920年以来会员人数损失过半，此时自然势力大减，甚至连1913年的情况还不如。总之，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进程都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欧洲地区以外，情况却大不相同。北美地区正迅速向左转，美国新上任的总统罗斯福执政后（1933—1945），开始实施一连串相当激进的新政措施。墨西哥则在总统卡德纳斯（Lázaro Cardenas）领导下（1934—1940），重新恢复早年墨西哥革命的生气，尤以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最为显著。加拿大饱受萧条打击的大草原上，也掀起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运动之风，其中包括主张平分社会权益，以达到公平分配购买力的“社会信用党”（Social Credit Party），以及今天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的前身“平民合作联盟”（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依照30年代的标准，这两者都可以列入左翼阵营。

至于拉丁美洲一带，大萧条引起的政治冲击就更一言难尽了。当地重要出口产品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一泻千里，各国财政破产，政府及执政党派便像九柱戏的木柱一般，此起彼落，倒得一地都是。可是它们倒落的方向，却不尽相同。不过倒向左派的，即使短暂，也远比右派为多。阿根廷在长期文人统治之后，从此进入军政府时期。虽然具有法西斯气质的右派首领，例如乌里布鲁（Uriburu）将军不久便靠边站（1930—1932），阿根廷当局的路线，仍然很明显地倾向右派，即使它可能是属于传统式的右派。而智利在皮诺切特将军（Pinochet）统治之前，原来很少有军人专政，这时也推翻了该国少有的军人独裁总统伊瓦涅斯（Carlos Ibañez，1927—1931），并以暴风之势迅速地向左转。1932年，在葛洛夫上校（Marmaduke Grove）率领之下，该国甚至成立了一个短命的“社会主义者共和国”（Socialist Republic），日后并依欧洲模式，发展成极为成功的人民阵线运动（参见第五章）。在巴西，大萧条结束了统治长达40年之久的“老共和”的寡头统治（1889—1930），瓦加斯（Getulio Vargas）上台执政。瓦加斯这个人，最贴切的形容应该是国家主义者兼民粹主义者（参见第四章），巴西从此在他统治下前后分别有20个年头。至于秘鲁，左转的势头非常明显，不过秘鲁新党派当中力量最强大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这是西半球各国依欧洲式工人阶级建党的党派里面，少数成功范例之一——其革命却告失败（1930—1932）。[9]哥伦比亚的向左倒更是不言而喻，在30年保守的政权统治之后，现在换自由主义人士当家，其总统深受罗斯福新政影响，一心以改革为职责。拉丁美洲纷纷转向激进的现象，在古巴更上一层楼。罗斯福一上任，这个美国保护国的人民深受激励，竟起来推翻了当时在位的总统。这位总统大人，被民众恨之入骨，甚至以当时古巴的标准而言，都简直腐败得不像话。

在广大的殖民地区，大萧条更加带动了反帝国主义的风潮。一方面由于殖民地经济生存所需（至少是当地公共财源及中产阶级所需）的大宗基本物资，价格大幅度滑落。另一方面则因原本属于大都会经济的国家，现在也加强自身农业和就业的保护，却完全不顾这些措施将给其殖民地带来怎样的打击。一言以蔽之，欧洲各国的经济事务决策，一律从国内因素考虑。长此以往，自然无法兼顾生产地复杂的经济利益（Holland，1985，p.13），它们庞大的帝国也因此解体（参见第七章）。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萧条的降临，从此开始了大多数殖民社会政治动荡不安的年代。殖民地人民无可宣泄，自然只有宣泄到（殖民地）政府身上。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方才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同样也不安宁。英属西非及加勒比海一带的社会状况，由于出口作物的危机（可可和蔗糖）开始出现紊乱现象。不景气的年头里，在反殖民运动已经开始的地区，尤其在政治鼓动已经影响到一般群众的其他地方冲突愈见激烈。同一时期，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Moslem Brotherhood，于1928年成立）的势力正在大举扩张；印度民众也在甘地领导之下（1931年），开始第二次全面动员（参见第七章）。瓦莱拉（De Valera）领导的爱尔兰激进派共和人士，则赢得了1932年爱尔兰地区的大选。这场胜利，或许也可以看作是针对经济崩溃而起的反殖民的回响吧。（译者注：爱尔兰最后终告独立，瓦莱拉任首届总统。）

大萧条影响所及，全世界一片摧枯拉朽。震撼之深之广，也许可以从下面的全球快速扫描中一窥究竟。短短几年甚至数月之间，世界各地从日本到爱尔兰，从瑞典到新西兰，从阿根廷到埃及，到处都掀起了政治的大动乱。然而，这些短期的政局变动，虽然极为戏剧化，大萧条冲击的深度，却并非仅从这个角度衡量。事实上，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灾难，一举摧毁了众人的希望：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再也不可能重返漫长19世纪的旧日时光。1929—1932年无疑是一道深谷，从此之后，重回1913年的美好，不但根本不可能，连想都不必想。老派的自由主义不是已经死去，就是残阳夕照末日不远。如今在思想知识界及政治舞台上，共有三股势力争霸。马克思共产主义是其一。毕竟，马克思本人的预言似乎就要实现了；1938年，就有人在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上这样宣布。更有甚者，对于大萧条，苏联显然具有相当的免疫力。第二股势力则是改良式的资本主义。这一派学说，不再奉自由市场为经济的圭臬，转而私下与非共产党工人运动性质的温和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相结合，有时甚而建立长久的联系。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派被证明最为成功。可是当时在短期之内，它至多只是受到古典自由市场失败刺激而起的一种实验心理，并未完全将之当成一种有意识的政策或选择在推动。他们总以为萧条过去，就绝不可能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因此，1932年后瑞典执行的社会民主政策，就是针对正统经济思想失败而做的应变措施。该国新经济政策主要设计者之一的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就认为1929—1931年间的英国工党政府之所以一败涂地，即在于该党太相信传统经济主张之故。还有一派在后来取代了已经破产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说，而当时尚未成熟，还在酝酿阶段。对此派学说影响贡献最大的著作，首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此书到1936年才出版问世。一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战后，各国政府才开始依国民所得统计为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管理经济事务。不过在30年代——恐怕多少受到一点苏联的影响——它们就已经越来越从整体上来看待一国经济，并依此评估本国的总产出和总收入。[10]

至于第三股势力所走的路线，就是法西斯路线了。经济的萧条使得法西斯主义变成世界性的运动，说得更确切一些，成为世界一大威胁。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理论，自19世纪80年代即已成为国际的思想正统。可是德国知识界的传统，却一向敌视新古典理论（这一点与奥地利知识分子大相径庭）。德国版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兴起，主要动力即来自这个敌视传统。而政府毫不留情，务必消除失业现象的心态，也同样助长了法西斯的蔓延。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德国不顾一切应对大萧条的手段，比起其他国家，却的确见效既快又成功（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成绩就没有那么突出了）。不过对早已茫然不知所措的欧洲来说，德国的做法并没有太大的不妥。在因大萧条而日益高涨的法西斯浪潮之下，有一件事情却变得愈发清楚：在这个大动乱的年代，随风而逝的不只是和平、社会的安定，以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甚至连作为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基石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也日暮途穷。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过程如何演变形成。

[1] 从康德拉捷夫长周期理论出发，往往可以做出极为正确的预测——这在经济学上倒是少有的情况——这种准确度极高的现象，使得许多历史学家，甚至包括经济学家，均深信其中必定有一定的道理存在，只是我们不知其所以然罢了。

[2] 纵观19世纪，物价异常稳定。到了19世纪末，物价竟然比19世纪初还要低出许多，因此老百姓都习惯这种日子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单是“通货膨胀”一词，就足以抵得过我们现在所说的“通货疯狂膨胀”（hyper-infiation）给人们带来的震撼了。

[3] 至于在巴尔干地区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通货膨胀问题虽然严重，当地政府对其却始终不曾完全让经济失控。

[4] 所谓“最惠国”条款，事实上与其字面意义完全相反。它真正的意思是作为商业伙伴的国家，彼此以“最惠国”身份相互对待。实际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最惠的对象。

[5] 最原始的形式是将货币的单位，比如一元钱，与一定重量黄金的价值固定。如有必要，银行将根据这种标准予以兑现。

[6] 20世纪20年代，法国心理学家库埃（Emile Coué）的理论曾经风靡一时，其实并不是没有缘故的。库埃大力鼓吹自我暗示的乐观心理作用，方法是每天对自己重复这句话：“每天每事，我都更好更强。”

[7] 美国式的银行体系，不容许欧洲式在全国各地设有分行的巨型银行系统存在。因此，美国银行均属规模甚小的地方银行，范围充其量不过遍及一州。

[8] 莫斯科走火入魔到这种地步，竟在1933年勒令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P.Togliatti）收回他提出的一项建议。陶里亚蒂认为，或许至少在意大利，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共产党的头号敌人。当时希特勒其实已经开始掌权，但共产国际一直到1934年才改变路线。

[9] 其他成功的例子还包括智利、古巴的共产党。

[10] 开此风的政府是1925年的苏联和加拿大。到1939年，官方正式统计国民所得的国家已经增为9国；而国际联盟则掌握26国的估算数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立即有了39国的统计数字。到了50年代，更增为93国。从此以后，虽说国民所得往往并不能反映国民真实的生活水准，却如同各国国旗一般，成为独立国家不可或缺的标志。

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

纳粹现象超乎理性范围所能分析。其领袖以上天之口吻谈世界霸权及毁灭；其政权，以最恶劣的种族仇恨意识为基础；其国家，却是欧洲文化经济最先进的国家之一。然而这样的国家却一心为祸，灭绝5000多万人口，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无数——其恶行之极致，竟以机械化手法屠杀犹太人达数百万之众。史家面对奥斯威辛（Auschwitz），只能哑然无语不知从何说起。

——克肖（Ian Kershaw，pp.3—4）

为祖国、为理想献出生命！……不，光死不足以成事。即使在最前线，杀敌才是第一。……死算不得什么，死并不存在。没有人想到自己会死，杀、杀、杀，这才是正事，这才是待你我开拓的疆域。是的，只有上前去杀，才是你全部意志的体现。因为只有通过杀，你的意志才能在另一人身上完成。

——一位法西斯社会主义共和国年轻志愿军的书信（Pavone，1991，p.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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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生于19世纪的前朝遗老而言，20世纪灾难时代的种种变化发展之中，最使他们深受震撼的就是人类自由文明价值观和制度的解体。多少年来，起码在所谓的“先进”或“进步中”的地区，生活在19世纪的人，已经将自由文明的进步视为理所当然。自由文明的价值观：不信任专制独裁；誓行宪政，经由自由大选选出政府及代议议会以确保法治社会；主张一套众所公认的国民权利，包括言论、出版及集会的自由。任何国家、社会，均应知晓理性、公共辩论、教育、科学之价值，以及人类向善的天性（虽然不一定能够完美）。而这些价值观点，在整个19世纪内，显然在不断地进步；观其情况，也势必将一直发展下去。到1914年时，连欧洲仅存的最后两家专制政权——沙皇俄国和奥斯曼——也都开始让步，先后走上立宪之路；伊朗甚至还向比利时借了一套宪法使用。1914年以前，唯一能向这套价值观挑战的只有三股力量：其一是传统的势力，例如罗马天主教会，借教义设下障碍采取守势，防范优越的现代精神。其二是一小群知识分子，向既有势力挑战，并预言传统必亡。这些人多半出身“名门”，来自传统文化势力的中心，他们挑战的对象，其实有一部分就是自己曾生活在其中的旧文明。其三即是民主力量。总体说来这是一股使人烦神的新现象（见《帝国的年代》）。一些既无知又落后的群众，确应对其抱有戒心。他们一心想靠社会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再加上人类潜在缺乏理性，恐怕极易为人煽动利用。但在事实上，无论是新兴的群众民主运动，还是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连其中最最狂热危险的分子，也对理性、科学、进步、教育与个人自由的信条，有着同样的热情，不管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他们的热情绝不亚于任何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五一劳动纪念章（May Day），一面是马克思的肖像，另一面是自由女神像。社会主义运动挑战的对象，乃是经济制度，而非宪政及文明教化，当时以倍倍尔等为首的法、德等国的社会民主党派，即使组成政府，也绝不会是“人类已有文明”的断送者。当时，出现断送文明的政府还遥远得很。

从政治层面来看，自由民主的制度其实已经大有进展。1914—1918年间，世界虽然爆发了那场野蛮的战争，民主却因而更前进。除了苏联是个例外，大战后冒出来的国家，不分新旧，基本上都成立了代议国会性质的政权，甚至连土耳其也不例外。从苏联边界以西，1920年的欧洲举目皆是实行代议制的国家。自由立宪政府的基本建制，乃是经由选举产生代议议会及（或）国家元首。当时凡是独立国家，一律采用此制。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记住，两次大战之间，全球虽说共有65个独立国家，绝大多数却均位于欧美两洲。而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还在殖民统治之下。独立国家当中，1919—1947年间，只有5国从未举行过选举。而这5国都是些孤立的政治化石，包括埃塞俄比亚、蒙古、尼泊尔（Nepal）、沙特阿拉伯（Saudi Arabia），以及也门（Yemen）。在这段时期，另5国则有过一次选举，对自由民主政治的态度，显然不太友善，分别是阿富汗（Afghanistan）、国民党执政的中国、危地马拉（Guatemala）、巴拉圭（Paraguay），以及当时仍称为暹罗的泰国。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能有选举存在，足以表明自由政治思想——至少在理论上如此——渗透之强之广了。同样，选举的存在和次数也只是表面现象，我们不能由此便断定一国是否有真正民主。1930年以来，伊朗曾有过6次选举，伊拉克则有过3次，而这两国无论哪一个都算不得民主国家。

不过，选举式的代议政权在当时的确相当普遍。然而，从墨索里尼所谓的“进军罗马”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轴心国势力达于巅峰的20年间，自由政治制度的盛况却发生灾变，开始快速地消退。

1918—1920年间，欧洲有两国的立法议会遭到解散，或不再行使职权。到了20年代，这个数字变成6国；30年代变为9国。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占领之下，又有5国宪政宣告失败。简单地说，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唯一不曾间断并有效行使民主政治的欧洲国家，只有英国、芬兰（勉强而已）、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瑞典和瑞士而已。

至于集中了另一群独立国的美洲地区，情况则比较不一致，但与民主制度的进展也绝对相去甚远，能够一贯维持宪政体制而非独裁的国家的名单极短，只有加拿大、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美国，以及经常被众人忘掉的“南美瑞士”暨南美唯一真正的民主国家——乌拉圭（Uruguay）。我们最多只能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毕，南美的政局忽而向左，忽而往右。除此之外，全球其他地区多为殖民世界，因此根本就不算自由主义的政权，即使以前曾经有过自由主义意识的宪法，如今也日益远去了。1930—1931年间，日本政权被自由派拱手让给军国主义势力。泰国则试验性地迈出步伐，往立宪之路小试几步。20年代初期，土耳其政权落入新派军事领导人凯末尔的手中，凯末尔力倡现代化，却绝不容任何选举影响他的大业。总而言之，横贯亚、非、大洋洲三个大陆，只有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始终一贯民主。至于位于非洲的南非，由于绝大多数民众都被排除在白人宪政之外，故也算不得真正民主。

简单地说，纵贯整个大灾难的时代，政治自由主义在各地面临大撤退，到1933年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之际，自由阵营败退之势更加剧了。1920年时，全世界原本一共约有35国拥有民选的立宪政体（至于确切数字，得依拉丁美洲那几个共和国的定义而定）。到了1938年，却只剩下17国左右了。再到1944年，全球64个国家当中，恐怕仅余12个民主宪政国家。政治趋势实在再为明显不过。

共产主义运动，往往被视作1945—1989年间对自由政体最大的威胁。基于这项假定，我们便有必要提醒自己，回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自由政体的大敌，其实却是右派的政治势力。所谓“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原本是用来形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或起源于该党对自己的提法。这个名词，一直到1945年以前，都只限用在法西斯式政权身上。当时的苏俄与世隔绝（1922年起，改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根本无力向外扩展共产主义。斯大林当政之后，苏联更无意向外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列宁主义派（或其他任何派别）领导的社会革命一度短暂弄潮，随即销声匿迹。而（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运动则摇身一变，从颠覆势力转而成为维持国家的力量，其心向民主，实在无可怀疑。在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里面，共产党都居于少数党地位。难得有几个势力强大的，却往往难逃被镇压的命运。社会革命的力量的确可畏，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也令人疑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掀起的革命风暴，都证实这种担忧绝非过虑。可是回到两次大战之间自由主义大衰退的20年间，但凡可以算作自由民主的政权，没有一个是被左派推翻的。[1]这段时间，最大的危险纯粹来自右派。而当时的右派，不但危及立宪代议制的政体，更在思想意识上，对民主自由所依存的自由文明构成莫大威胁。其势甚嚣尘上，极有发展成世界性政治运动的潜力。仅用“法西斯”一词，已经不足以概括这股风潮。但若说法西斯与其无关，却也又不尽然。

法西斯不足以概括这股风潮，因为当时起而倾覆自由派政权之流并非均属法西斯一派。法西斯脱不了干系，则因为不论首创其名号的意大利式法西斯，或后来沿袭法西斯作风的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通常简称国社党、纳粹党），都对其他反自由的势力群起效尤起到了刺激作用。意德两国的法西斯党派政权，不但支持各国的极右派，更为国际右派带来一股历史的自豪感：30年代右派之盛，当时看来显然就是人类未来希望所寄。某位政治学泰斗说得好：“东欧的独裁君主、官吏、军人，还有（西班牙的）佛朗哥，纷纷以法西斯为师……实在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啊。”（Linz，1975，p.206.）

拉丁美洲的军事政变，属于比较传统的武力颠覆政权形式。接班上台之人，往往是不具特定政治主张的独裁者或军事将领。除此之外，当时推翻自由民主政权的势力，一共可分三类。这三类势力，一律反对社会革命，而它们之所以兴起，实归因于对1917—1920年摧毁旧社会之风潮的反动。这三股势力也全属独裁统治，对自由政体怀有极大敌意，不过某些时候，其动机所在，往往出自实际的考虑，而非原则的分歧。老派的反动人士，虽然会出面禁止某些党派的活动，尤其是共产党的组织，但通常不会将所有党派一律赶尽杀绝。1919年，匈牙利的苏维埃式共和国昙花一现，很快告终，保守派霍尔蒂（Horthy）上台执政。霍氏的头衔是海军上将，并称匈牙利依然是个王国，虽然这个王国既无国王，也乏海军。霍尔蒂以集权治国，维持18世纪寡头政治的老形式，虽有国会，却不民主。而三类右派政权，也都对军警部门青睐有加，特别倚重军人武夫。因为这些人可以直接防御颠覆力量，事实上，军人也往往为拥立右派的最大势力。各类右派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推崇国家主义。仇外、战败、帝国衰落，固然是造成国家至上思想盛行的一部分原因，但挥舞国旗呐喊，又何尝不是建立统治地位，并赢取民心的最佳手段？不过虽有很多相同，这三种右派依然有其相异之处。

老派的独裁者或保守人士，例如匈牙利的霍尔蒂将军，芬兰的曼纳林元帅（Mannerheim，在芬兰新独立后的红白两军内战中获得胜利），波兰的毕苏斯基上校（Pilsudski，波兰的解放者，后为元帅），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国王（南斯拉夫即大战之前的原塞尔维亚等地，此时合并为南斯拉夫），以及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等，这些人除了坚决反共之外，在政治上，都没有特别的主张。若有任何主张，也不过是该阶级固有的传统偏见而已。他们也许和希特勒的德国联盟，也许与自己国内的法西斯运动结合，但是这些做法，都只出于两次大战间的非常时期。因为当时最“自然”的同志，就出自右派。不过本国立场的考虑当然优先，往往胜过了这种同盟的意识。就以英国的丘吉尔来说，其作风在一般右派当中虽很特别，当时却仍是个十足的右派保守党员。他对墨索里尼的右派意大利虽然不满，同时也实在不愿声援西班牙共和国军队对抗佛朗哥将军的队伍，可是德国对英国的威胁一出现，他立刻加入国际阵营，成为反法西斯的斗士。而就另一层面来看，在本国之内，这些老派的反动人士，恐怕也得面对真正的法西斯运动兴起的反对风浪，而后者有时会获得群众相当的支持。

第二股右派势力，则带来一种所谓“组织化国家统制”（organic statism，编者注：“组织化”是指“以机构为参政基本单位的”）的出现（Linz，1975，pp.277，306—313）。这一类保守政权，重点不在于如何捍卫传统秩序。它别有用心，刻意建立一种新政策，以抗拒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和工人第一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种意识形态，缅怀的是想象中的中古世纪或封建社会的古风，虽然有阶级、有贫富，可是人人各安其所，没有阶级斗争，众人接受自己在阶级制度中的地位。组织化的社会，包括了每一个社会群体或“特权阶层”，而这些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上有其一定的角色及功能，却合为一个集体性的实体存在。这股思潮造成各种名目的“统合主义”（corporatism）理论的兴起。统合主义主张，以各种经济团体的代表权，取代个人式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这种以团体为单位的制度，有时被称为“组织化”参与或“组织化”民主，赞同者认为比真正的民主形式为佳。然而事实上，理想归理想，在实行上，组织化民主往往难逃权威统治的罗网。国家的意志高于一切，命令的发布执行由上而下，权力多半操纵在一群官僚手中，更有甚者，在这类政权中选举式的民主制度，不是受到限制，就是全遭消除［套用匈牙利首相贝特棱伯爵（Bethlen）的说法，所谓“民主，乃是依据统合集体意志的矫正手段”］（Ranki，1971）。这类统合主义国家之中最彻底、最典型的例子，要数某些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其中尤以大独裁者萨拉查（Oliveira Salazar）治下的葡萄牙为最。葡萄牙的右派保守政权，是全欧反自由主义统治当中寿命最长的一个（1927—1974）。除了葡萄牙外，统合派政权也曾在奥地利出现，时间在民主政治崩溃之后一直到希特勒侵入该国为止（1934—1938）。而佛朗哥将军统治的西班牙，多少也带有一点统合国家的味道。

这一类的反动政权，论起源及动机，都比后起的法西斯古老，两者之间虽有着相当的差异，可是却缺乏明显的界限。因为它们的目标也许并不一致，却拥有共同的敌人。早在1870年举办的首届议决教皇无错的梵蒂冈公教会议（Vatican Council）上，罗马天主教会就已表明坚决反动的立场。但是天主教当然不是法西斯。事实上，教廷对主张极权的世俗政权深恶痛绝，对法西斯也反对到底。可是，天主教国家展示的“统合国家”（corporate state）形式，到了（意大利）法西斯的圈子，却更为发扬光大。意大利有着天主教的传统，这自然是被统合思想吸引的主要原因。而那些实行统合主义的天主教国家，有时根本就被直呼为“神职派法西斯”（clerical fascist）。法西斯派之所以得势于天主教国家，可能直接源自整合派天主教义（integrist Catholicism），如比利时自由党领袖德格雷尔（Leon Degrelle）领导的雷克斯特运动（Rexist）。当年天主教会对希特勒推动的种族主义态度暧昧不明，这一点常为人所注意。但天主教会还有另外一些举动却较少为人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会中人有时甚至包括身居要位的高级神职人员曾给予纳粹亡命余孽及各类法西斯党徒相当的资助，其中不乏被控犯有血腥罪行的战犯。教会之所以和反动派甚至法西斯拉关系，是因为它们都共同憎恶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在教会眼里由此衍生的一切祸害：民主、自由，当然更少不了那罪大恶极的“目中无神的共产主义”。

而在事实上，法西斯的年代，的确也成为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当时在国际上，右派最得力的支持者就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是天主教会却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与右派认同，不免为那些关心社会问题的天主教徒，制造出相当的道德困扰。到法西斯全面溃退时，原本就不甚积极反对法西斯的神职阶层，此刻遭受的政治问题更不在话下。相反地，反对法西斯的立场，或为爱国而加入抵御外敌的行动，却破天荒地为民主派的天主教派（基督教民主政治）在教会中建立了合法的地位。至于在天主教徒居于少数的国家，基于实际需要，也开始出现党派拉罗马天主教徒选民的选票，这主要是维护教会利益以防世俗势力的侵蚀，德国、荷兰即为两例。至于在正式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里，教会也极力拒绝向民主自由的政治低头。而教会另外一大烦恼，则来自主张无神论的社会主义。天主教对社会主义头痛至极。教会在1891年提出一项社会政策，这对天主教来说不啻前所未有的新举措，这项政策强调在维护家庭及私有财产的神圣之余，社会也有必要的义务照顾工人阶级，不过，资本主义的“神圣性”却不在教会认可之列。[2]各界受新思潮影响的天主教徒，不论是主张社会主义，还是倾向自由思想，或其他打算组织天主教徒工人工会之人，都经由罗马教廷的这项政策获取了第一个立足点。本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Benedict XV，1914—1922）曾短暂地允许过意大利一个规模庞大的（天主教）人民党（Popular Party）成立，一直到法西斯兴起之后，该党才垮掉。但除了意大利，其他各国的民主及社会主义天主教徒，均属政治上的少数。到30年代法西斯势力崛起，具有新思想的旧教教徒，方才正式公开露面。他们人数依然稀少，比如公开声援西班牙共和国的天主教教徒，就是数量极少而修养极好的一群人。而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徒，都一面倒地支持佛朗哥将军的保守反动势力。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地下抵抗运动，倾向民主及社会主义的教徒，方才能以爱国之名而非意识主张，名正言顺地崭露头角，获取最后胜利。不过总而言之，基督教民主政党在欧洲的胜利不在当时，直到日后才逐渐出现，而且更要迟至数十年后，才在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得势。在这段自由主义普遍呈现颓势的年代，除了极少的例外，教会对这个现象还真感快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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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右派力量已论其二，现在剩下的就是那真正的法西斯主义了。法西斯运动又可分为几支，其一便是赋予法西斯现象其名的意大利。而意大利法西斯是社会主义倒戈者、新闻记者墨索里尼的杰作。墨氏的名字贝尼托（Benito），是为纪念矢志反对神职势力的墨西哥总统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而取，十足象征墨索里尼的老家罗马涅（Romagna）地区反教廷的传统。连希特勒都毫不隐瞒，自己那一套，原师法墨索里尼的道统，对墨索里尼本人自是无限尊敬。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暴露出其无能的弱点之后，希特勒的敬意也始终不减。为了回报希特勒，墨索里尼也响应了前者的反犹运动，但这是之后很久的事情了。而在1938年之前，墨索里尼本人领导的运动，则根本不见反犹的影子；意大利自全国统一以来，也从来不曾有过反犹的举动。[3]不过，意大利确也曾鼓励并资助过其他地方类似法西斯精神的运动，并在最意想不到之处，发挥了某种程度的影响力：犹太人锡安复国“修正主义”（Zionist Revisionism）的创始人杰保汀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即深受法西斯主张影响。这一支走犹太复国运动的路线之人，日后于70年代在贝京（Menachem Begin）领导之下，入主以色列政府。不过单靠意大利法西斯，不足以造成国际社会的关注。

1933年初，希特勒若不曾夺取德国政权，法西斯主义绝不可能变成大趋势。事实上，意大利地区以外，凡是稍有成就的法西斯运动，都在希特勒上台之后方才成形，其中尤以匈牙利的箭十字党派（Arrow Cross）为最，该党曾在匈牙利有史以来首次举行的不记名投票中（1939年），囊括了25%的选票。另外一个例子是罗马尼亚的铁卫队团体（Iron Guard），该派获得的实际支持比前者更大。墨索里尼曾提供财源一手扶持某些地区的活动，例如帕韦利奇（Ante Pavelich）领导的克罗地亚族恐怖团体乌斯达莎（Ustashi，编者注：原文Ustasa，暴动者之意，主张克罗地亚独立）。可是一直要到30年代，转向德国寻求精神和金钱资助之后，这些团体才开始大展宏图，并在思想上向法西斯靠拢。总而言之，希特勒若未曾在德国夺权成功，法西斯思想根本不可能如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领导之下成为左翼大军一般，一举举起右翼大旗，并以柏林为总部，演变成一种普遍的运动潮流。但是，尽管后有希特勒予以发扬光大，法西斯主义毕竟不曾发展成一股重要的运动，最多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鼓动那些与德国狼狈为奸之人罢了。至于各国传统的极右派，尤其是法国，不论其如何野蛮反动，却一律拒绝跟随法西斯的乐声起舞：这些右派分子只有一个立场，除了国家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其中部分人士甚而加入地下抗德运动。因此之故，法西斯潮流之所以对欧洲造成较大冲击，全是因为当时德国国际霸权地位不断提高之故。否则，各国原本与法西斯无缘的反动统治阶层，又何必自找麻烦，装模作样频向法西斯分子暗送秋波呢？正是在德国声势震撼之下，葡萄牙的萨拉查，才于1940年宣称他与希特勒两人交好，英雄“所见略同，而携手同盟”（Delzell，1970，p.348）。

1933年后，各股法西斯势力，一致意识到德国霸权的势力，然而除了这个共同点之外，彼此之间却难寻出相似之处。像这样一类理性不足、全靠直觉意志当家的运动，理论基础往往甚为薄弱。虽然在保守知识分子活跃的国家里，如德国即是一例，反动理论家深受法西斯思想的吸引，可是吸引他们的成分，往往是法西斯表面粉饰性的层面，而非法西斯主义真正的核心思想。墨索里尼虽然有宫廷理论家金泰尔（Giovanni Gentile）为其御用，希特勒也有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在一旁大敲边鼓，可是墨索里尼大可请理论走开，于法西斯的存在也无妨碍。而希特勒本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更不在乎海德格尔是否支持。此外，法西斯也不主张如“统合国家”等特定的国家组织形态，希特勒很快便对这类做法失去兴趣了。更何况一国之内，企业组合群立的现象，从根本上就和以个人为参政基本单位的平民社会观念（Volksgemeinschaft，or People’s Community）相冲突。甚至连占法西斯思想中心地位的种族主义，一开始也不见于原版的意大利式法西斯。相反地，法西斯主义却和右派非法西斯者，持有很多相同的看法，如国家主义、反共立场以及反自由主义等等。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尤其在非法西斯性质的法国反动团体当中，更为接近：双方都喜欢采用街头暴力形式，以达成本身的政治要求。

至于法西斯与非法西斯的右派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存在，采用由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方式。传统的保守分子，往往悲叹民主的出现，对全民政治感到极端厌恶。而鼓吹“组织性国家”的旗手，则恨不得越过民主阶段，直接进入统合主义。法西斯主义，就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气氛之中，借着动员群众，发光发热，并利用盛大的公众场面，维系其象征意义——例如德国的纽伦堡（Nuremberg）群众大会；意大利民众齐集威尼斯广场（Piazza Venezia），遥瞻墨索里尼的身影在阳台上招手致意——不论法西斯还是共产党，得权之后，也都一再使用种种运用群众力量的象征举措，始终不曾放弃这个法宝。法西斯可说是一场“反革命”的“革命”：它的“革命”性质，在于其词汇，那些自以为是社会受害者提出的动听请求，也在其主张全面改变社会形态的呼吁之中。此外，它还刻意借用改造社会革命主义者的符号，越发体现其“革命”气质。希特勒一手组织“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 Socialist Workers Party），借用（略事修改）左派红旗为自己的党旗，并在1933年立即响应，以红色革命的“五一”劳动节作为德国的法定假日。党名、党旗、法定节日，纳粹袭用社会革命运动手法的意图，明显已极。

法西斯与传统右派，还有另外一项不同之处。虽说前者也大鼓其如簧之舌，主张回到传统的过去，而那些恨不得一手抹掉过去这个纷乱世纪的怀古派，也给予法西斯热烈的支持；然而归根究底，法西斯并不是西班牙内战期间在纳瓦拉（Navarra）地区大力支持佛朗哥将军的保皇党王室正统派（Carlist），也非印度甘地，一心想返回工业革命以前那种朴素自然、小村落手工制造生产的年代。在真正的意义上，法西斯毕竟不属于传统主义的运动潮流。不错，法西斯也认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至于这些“价值观”到底有没有“真价值”，则是另一回事，在此不予讨论）。法西斯抨击自由派要求从父权之下解放出来的主张，认为妇女应该留在家中，生养众多子女。法西斯也不信任现代文化，认为它会腐蚀社会人心，其中尤以现代派的艺术为罪大恶极。这些艺术家被德国国社党当成堕落下流的左翼文人，是“文化界的布尔什维克党徒”。但是尽管如此，法西斯的中心路线——意德两国的法西斯运动——也却不图保留保守秩序的传统守护人，亦即国王与教会。法西斯的打算，是设立一个与传统势力全然无关的领导体系取而代之，而新领导阶层则出自白手起家、自我奋斗的成功者。他们的合法地位，经广大群众的支持而确立，靠世俗的思想意识而巩固。而他们作为基础的世俗思想，有时甚至可以狂热到类似宗教崇拜的地步。

因此，法西斯推崇的“往日时光”，不过是人工制造的假物。他们的传统，是人为的发明建造。即使连法西斯宣扬的种族主义，也与美国人寻根续谱的意义不同。后者是为了万世血统纯正的虚荣，想要证明自己是16世纪英格兰萨福克（Suffolk）乡间某位具有武士身份的小地主的具有纯正血统的后裔。可是法西斯的种族思想，却来自19世纪末期后达尔文主义（post-Darwinism）遗传科学的杂家学说（遗传学在德国特别受欢迎）。说得更明白一点，法西斯倾心的是应用遗传派［亦即优生学（Eugenics）］，该派妄想借用优胜劣汰的过程，选留优种，剔除劣种，创造出一支超级的优秀人种。而这一支借希特勒之力将命定主宰世界的人种，是无中生有的，并非历史上真正存在的种族，本来连个名字也没有，到了19世纪末期的1898年，才由某位人类学家为其创造了一个新种名：所谓“北欧民族”（Nordic，也指日耳曼人，意指居住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高个长颅、金发白肤的人）。法西斯主义的信仰原则，既对18世纪的遗产如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感到深恶痛绝，连带之下，自然应该不喜现代化的发展及进步才对。可是矛盾的是，遇有实际需要，它却又迫不及待，忙将自己那一套疯狂无理的念头，与现代科技连在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其曾以思想意识的理由，削减本身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参见第十八章）。在打击自由主义一事上面，法西斯更获得全面胜利。文明社会出现法西斯这种现象，证明了人类可以一手推销如精神错乱般的人的人生理念，一手却牢牢掌握当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文明。两者并行，不费吹灰之力。这种两极矛盾的奇特组合，从20世纪后期，基本教义派极端分子以电视、电脑为工具大肆发挥其募款能力的现象，令人可见一斑。

因此，极端的国家主义，兼有保守圈子的价值观点，以及从群众出发的民主政治，再加上本身自创的一套野蛮无理的新型意识。但是，对此我们尚须做进一步的阐释。极右派兴起的非传统主义运动潮流，早在19世纪末期，即在欧洲数国出现。当时，自由主义之风日甚一日（亦即社会在资本主义之下加速改变面貌的现象），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四处传播，工人阶级的运动，声势日益浩大。一股民族大迁徙的移民潮，也将一波又一波的外来民族带往世界各处。在自由主义、社会运动、移民浪潮等种种挑战之下，极右派的反动心理应势而生。这些离乡背井的男女老少，不但漂洋过海，远去异邦，就是在一国之内，人口更大量地由乡间迁往都市，从东区移向西区，换句话说，人人离开家园，去到陌生之地。反过来看，陌生外乡人涌向的去处，正是其他民族的家园。每100名波兰人中，就有15名永远去国远适，另外尚有每年以50万计的季节性波兰外出劳动力，这些移民当中，多数都加入移入国的工人阶层。19世纪末期移民潮正如同20世纪末期移民潮的预演。各国民众兴起一股仇外情绪，仇外心绪表达于外，最普遍的现象就是种族主义，即保护本地民族的纯正，免受外来劣等民族的污染或淹没。连向来笃信自由思想的德国社会学大家韦伯（Max Weber），都深惧波兰移民过盛，有段时期竟也认为，“泛日耳曼民族联盟”（Pangerman League）有其必要。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境内反移民运动的气氛同样狂热。乃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反移民心理之盛，竟使自由女神之邦关上大门，拒绝向往自由的子民进入。而当初女神巨像之耸立，本是为了欢迎这些子民来到她的怀抱啊！种种事例，可见种族主义心理深重之一斑。

各种右派潮流运动的根源是一股社会小人物的愤怒之情。小人物身处社会之中，一边是大公司大企业的巨石迎面击来，一边是日益升高的工人运动壁垒挡住去路，两面夹攻之下，小人物一切美梦都告粉碎。即使未曾破灭，那变化中的世情，不是夺走他们原来在社会中占有同时也深信本身该有的可敬地位，便是剥夺了他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中自己有能力、有权利取得的身份地位。这种不满的情绪，在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的运动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19世纪最后25个年头里，以仇恨犹太民族为宗旨的政治运动，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而当时犹太人遍布各地，正好成为这不公平世界中一切可恨事物之所寄。更何况犹太人一心尊奉启蒙思想，又因为在法国大革命里插了一脚获得解放。但是也正因为他们对这些新时代思想运动的参与，更使其成为众矢之的。犹太人是万恶资本家、有钱人的象征，也是革命煽动者的象征，更代表着这一代“无根的知识分子”，是传播邪恶力量的媒介。犹太人重视知识，更使得他们在一些需要教育背景的职业竞争中，取得较大的优势，而在他人眼中，这种竞争，除了不公平，当然还是只有不公平。此外，犹太民族又代表着外族外民与外人。至于基督教那一向坚信的旧思想：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元凶首恶，犹太民族之罪，自然更不在话下。

西方人痛恨犹太人的情绪，的确相当普遍深入。而犹太人在19世纪社会的地位也相当暧昧不明。当时罢工的工人，甚至与种族主义意识无关的工人运动，往往动不动就攻击犹太人开设的店面。工人也经常假定自己的雇主是犹太老板（在中欧及东欧的大部地区，这一点倒相当正确）。然而，我们却不可因此将这些工人视为德国国社党的原型。他们最多只像爱德华时代英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般［如布卢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由于天生认为排犹为理所当然，因此在政治上成为激进右派反犹路线的同路人。在中东欧地区，犹太人是农村居民购买生活所需及与外界经济活动联络的中间人，所以当地小农反犹情绪的历史比较久远，也更具爆炸性。新时代新世界的大震动，对斯拉夫、马扎尔、罗马尼亚的乡农来说，是如此不可理解，而生活却有莫大的变化。这一切，更是只有怪罪到犹太人的头上了。而传说中犹太人杀害基督教幼童以为献祭牲礼的传统迷信，这一群肤色黝黑的无知乡民依然深信不疑。因此，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一到，对犹太人的屠杀迫害（Pogrom）自然不可避免。1881年，社会革命者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后，俄国的反动分子，就曾鼓动民众向犹太人报复。在这种社会历史及心理背景之下，一条直路大道，便从原本的反犹情绪，笔直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灭犹行动了。而传统的反犹主义，也为东欧的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其中尤以罗马尼亚的“铁卫队”与匈牙利的“箭十字”为著。至少在前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的王朝境内，传统反犹运动和法西斯的反犹现象有很多联系。相较之下，在号称日耳曼第三帝国（German Reich）的德国境内，农村及地方上的反犹情绪，虽然也根深蒂固，并且极为强烈，但其暴力倾向却很低，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比较默认犹太人的存在。1938年间，德军铁蹄进占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当地犹太人逃往柏林，却惊异地发现此地的街头不见同样的反犹情绪。柏林街头的反犹暴力，来自上级的命令，1938年11月对犹太人的攻击就是一例（Kershaw，1983）。19世纪中东欧民间对犹太人的间歇屠杀，虽也极其野蛮残忍，但若和一个世纪之后，大规模系统化的灭犹行动相比，却不免小巫见大巫了。1881年死在俄皇亚历山大事件中的犹太人人数甚少，1903年死于基什尼奥夫（Kishinev，今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屠杀者，则约为四五十人左右。可是数目虽低，却引起举世——当然的——公愤，因为当时，在20世纪野蛮行为尚未来临之前，小小的牺牲，便足以令那些以为文明应当不断进步的世人侧目。甚至到了1905年时，随着俄国农奴的起义，虽有更多犹太人不幸遭到屠杀，但是根据以后更高的比较标准而言，当时的死伤人数也显得相当少——全部只死去800人左右。相形之下，到了1941年德军向苏联境内挺进之际，3天之内，立陶宛人就在维尔纽斯（Vilnius，今立陶宛国都）杀害了3800名犹太人。数字虽高，却还是大规模有计划集体屠杀犹太人开始之前的死亡人数。

激进右派的新兴运动，一开始虽然出于传统的褊狭心态，最终却在根本上改变了旧传统的结构。对于欧洲社会的中下阶层魅力特别大。19世纪90年代已形成的国家主义派知识分子，更以此为其中心理论。而“国家主义”（Nationalism）一词本身，就是在那十年当中，由反动阵营一群新发言人新创出来的名词。于是中产阶级，以及中下阶层的好战之士，一举而向右。这种向右大转变的现象，多发生于民主及自由主义思想不甚昌盛的国家，或自身不与民主自由认同的阶级。换言之，主要都是一些尚未经历类似法国大革命重大转变的国家与地区。事实上，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阵营里面，例如英法美三国，革命的传统弥漫一切，足以抵挡任何大规模的法西斯运动。美式的民粹主义，固然有种族主义的心态，而法国的共和人士，也许有大国沙文主义自大无比，却万不可将之与法西斯混为一谈：这两者都属于左派，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原型。

然而这并不表示，一旦法国革命精神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老调不再重弹，革命老将就不再追随新起的政治口号了。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挥舞着纳粹旗帜的活动者，多来自地方上的专业人士，包括兽医、土地测量员等等，而他们原都是当地自由派的一员，属于受过教育，从乡下教区环境之下解放出来的新一代。同样，日后到了20世纪，正统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解体，许多体力劳动者从此无所忌讳，根深蒂固的沙文思想与种族偏见，便开始宣泄无遗。在过去，他们虽然也不免接触这些偏激思想，但为了效忠工人运动起见，他们不好意思跟自己支持的党派唱反调。党的立场既是热情反对顽固的沙文主义及种族思想，自己当然不便公开表露真实的感受。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世界排外仇外以及种族歧视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体力劳动阶层之中。但是回到法西斯主义初期，这类想法却仅局限于四体不勤的劳心者。

某些历史学者，迫不及待地想要为纳粹支持者翻案，凡是1930—1980年间对这方面所做的“任何”研究，都想将其中原有的共识予以推翻（Childers，1983；Childers，1991，pp.8，14—15）。然而，法西斯思想兴起并发展的年代里，以中产及中下阶层为其主要支持者的现象，却是连这一批学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鉴于对法西斯党阶层成分的研究甚多，就以其中一个对两次大战期间奥地利议会成员的分析为例：1932年，当选维也纳区议员的国社党员之中，18%是自由职业者，56%为白领阶层、写字间职员及政府公务人员，16%属于蓝领阶层。同年在除维也纳以外的5个入选奥地利议会的纳粹党人中，16%为自由职业者和农民，51%从事写字间职员等职，另10%为蓝领工人（Larsen et al，1978，pp.766—767）。

这些数字，并不表示法西斯运动得不到工人阶层广泛支持。姑且不论罗马尼亚铁卫队的领导层成分如何，支持这个组织的绝大部分民众，毕竟还是来自贫农大众。至于匈牙利箭十字团体的选民，则多属工人阶级（共产党在该国不合法，而社会民主党则因受到霍尔蒂政权的包容而在选票上付出代价，成员始终不多）。在奥地利，自1934年社会民主党受到重挫之后，大量的工人选票流失到纳粹党去，此种趋势，在乡间尤其明显。更有甚者，一旦法西斯政权身份确定，建立了合法的群众地位之后，如德意两国的法西斯党，许多原本支持社会主义或共产党的工人，也都纷纷转向与新政权认同，人数之多，实在不是坚持左派传统的人愿意看见的。不过尽管如此，法西斯路线毕竟跟农业社会的根本传统相违（除非像在克罗地亚地区，受到罗马天主教会之类组织的帮助而强化）。而一般与有组织的工人力量认同的党派，在意识形态上，也往往和法西斯思想势不两立。因此，支持法西斯的核心民众，自然要以社会上的中产阶级为主。

然而，法西斯的原始要求，到底能引起中产阶级民众多少共鸣，这却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它对年轻一代中产阶级的吸引力之强，自是不在话下，众所周知，欧洲大陆的大学生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一向都强烈倾向极右派。1921年（即早先“进军罗马”事件发生之前），意大利法西斯党成员的13%为学生。至于德国，早在1930年时，就已经有5%—10%的学生加入党派，但那些在日后成为纳粹党员的德国人，在这个时候，多数对希特勒还没有多大兴趣（Kater，1985，p.467；Noelle／Neumann，1967，p.196）。我们也可以看出，法西斯党员之中，中产阶级的前军官比例甚高。这些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前所未有的旷古大战，战事虽然惨烈，却是他们人生事业的高峰。与战时璀璨的成就相较，后来的平民生活实在太平淡，太令人失望了。当然，有这类心态之人毕竟只是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属于对行动派醉心的人。而对多数人而言，最大的威胁是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降低，不管这是真实的地位，还是传统心态自以为应有的地位。总之，随着维系旧有社会秩序架构的变形崩裂，极右派的要求，在他们耳中变得更为动听。德国币值在通货膨胀之下，已经变得一文不值，继之又是全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双重打击实在太重，连中产阶级的中高层公务人员的政治立场也走上极端。这些中高级的政府官员的职位，通常都被视为铁饭碗，若非情势极端险恶，谁不乐得在那些缅怀下台皇帝威廉的老派保守爱国政权之下逍遥自在呢？要不是国家已经在他们眼前、在他们脚下四分五裂了，谁又愿意为兴登堡元帅（Field Marshal Hindenburg）领导的共和国卖命呢？两次大战之间，多数与政治没有关系的德国百姓，都相当怀念德皇威廉统治的帝国时代。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虽然多数联邦德国居民都以为德国史上最好的日子就是现在（只是想当然），但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中，却有42%觉得1914年以前的年代比现在更好。相形之下，只有32%深受今日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打动（Noelle／Neumann，1967，p.196）。1930—1932年间，一批又一批右派及中间路线的资产阶级选民，纷纷倒向纳粹，但是，这些人并不是法西斯的真正建筑师。

鉴于两次大战之间政治斗争路线划分的方式，保守派的中产阶级自然有可能成为法西斯的支持者，甚至成为后者的同路人。一般而言，对自由主义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右派。但就既有社会秩序来说，其威胁却在左派。夹在中间的中产阶级百姓，只好依自己心中最恐惧之事选择依从。传统派的保守人士，通常比较同意法西斯宣传家的论调，随时可以与之携手，对付共同的头号敌人。2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阵营在报界极得好评，甚至到了1930年，也有着相当不错的舆论评价。唯一不给他们好脸色的，只有自由派的左翼文人。英国著名的保守人士，擅长恐怖小说的约翰·巴肯（John Buchan）曾这样写道：“多亏了法西斯主义的大胆实验，否则过去这10年来，政坛人士恐将交白卷，毫无建树可言。”（Graves／Hodge，1941，p.248.）这倒是真的，通常擅写恐怖小说之人，少有为左派思想所动者。希特勒之所以夺权成功，还得感谢传统右派阵营的一臂之力，可是一旦上台，他却过河拆桥，把他们全部给消灭了。至于西班牙的佛朗哥将军，也将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小党派长枪党（Falange，西班牙法西斯党派）招纳到门下，因为他领导的阵营，是以右派全体大联合为名，共同对抗1789年及1917年两场革命的幽灵，虽然这两场革命之间有何不同他并不清楚。佛朗哥运气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正式站到希特勒的一边，可是他却派了一支志愿部队“蓝色分队”（Blue Division），前往苏联战区与德军并肩作战，对付那一群主张无神论的共产党人。而法国的贝当（Pétain）元帅，当然更不是法西斯或纳粹一路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法国被德占领地区当中，世人很难分辨，到底哪些法国人是真正的法西斯及德国走狗，哪些又只是拥护贝当元帅领导下的维希政府的小配角。两者之间，实难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某些法国人的父祖，曾在德雷福斯事件中（Dreyfus，译者注：1894年，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因受反犹阴谋陷害而被判叛国罪。事件爆发，法国各界均卷入这场风暴，各政治党派也分成两个阵营，互相攻讦。法国文学家左拉因支持德氏，而被迫离开法国）加入反德雷福斯的一边，不但深恨犹太人，对这个共和国更无好感——维希政府里一些元老，自己当年甚至就干过这桩事——于是在上一辈或本身这类情绪的影响下，糊里糊涂，便染上了倾心“希特勒欧洲”狂热分子的色彩。简单地说，所谓两战之间右派分子“自然”的大联盟成员范围极广，从主张老式反动思想的传统保守派，一直到濒于法西斯病态心理边缘的偏激分子，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有。但是保守主义及反革命者，力量说起来强大，通常却很少行动。因此法西斯主义的出世，不啻为他们带来一股蓬勃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看见保守力量战胜混乱时局的实例。（亲法西斯意大利的那群人，与人辩论时总喜欢拿这件事做例子：“在墨索里尼领导之下，连火车也准时了。”）正如1933年之后，活跃的共产党为群龙无首茫然无向的左派提供了一股极大的吸引力一般，一时之间，法西斯的成功，宛如为右派指出了未来的光明大道。在国社党夺得德国政权之后尤其如此。更有甚者，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法西斯竟然也叩开了——想想看在全球所有这些国家之中——保守派英国政治的大门，时间虽然短暂，却足以证明这股“实证效果”的强大。英国政坛最显赫的人物之一，莫斯利爵士（Oswald Mosley）皈依法西斯的门下，报界巨子之一的罗瑟米尔子爵（Lord Rothermere），也为法西斯大吹法螺。前者领导的运动，不久即为该国可敬的政坛人士所唾弃，后者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也旋即停止了对英国法西斯联盟（British Union of Facists，莫斯利所创）的支持。但是法西斯的思想，居然能够赢得两人的欢心，不可不谓意味深长。毕竟当时的大英帝国，仍被世人视作政治社会稳定的模范。对于这个荣誉，它也当之无愧。

3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激进右派的呼声之所以甚嚣尘上，总的来看，毫无疑问，是对社会革命以及工人阶级势力的壮大的反动——事实上，社会革命及工人阶级势力的壮大也是真实的。就个别而言，右派针对的目标，自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若没有以上这个新势力、新现象的出现，世间也就不会有法西斯的存在了。虽说自19世纪末期以来，那些替极端右派思想煽风点火的宣传家，就已经在欧洲多国政坛上野心勃勃地大声疾呼，但是直到1914年以前，他们的行动全部都在相当的控制之下。就这个观点而言，一些法西斯辩护士的看法也许没有错：都是因为先有了列宁，而后才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但若要说法西斯本身的野蛮行为无罪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谬论。80年代某些德国历史学家，就企图为法西斯开脱罪责，他们认为，都是先有俄国革命开了野蛮的先例，才有法西斯受其影响起而模仿（Nolte，1987）。

然而，若要肯定“右派基本上是对革命左派的反作用力”的说法，必须先提出两项重要的补充条件。首先，我们不可忽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对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也就是以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为主信仰国家主义的士兵阶层。这一群德国青年男子，在1918年11月苏俄因革命退出战争之后，痛失杀敌立功的良机，对人生英雄岁月的不再而大感怅惘。这批所谓的“前线战士”［front-line soldier（frontsoldat）］日后在极右派的运动当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希特勒本人，就是其中一员。他们当年来不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显身手，建功立业，此时却成为第一批极端国家主义阵营暴力部队的主要成员，意大利的战斗团（Squadristi），德国的义勇军（Freikorps）皆是。1919年初，密谋杀害了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的德国军官，即属这一类人。早期意大利法西斯成员当中，更有57%是上次大战的退伍战士。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部残忍强暴的杀人机器，而这些人的兽性，虽在当时不得宣泄，日后却因终能得逞而沾沾自喜。

同时在左派鼓吹下，从自由派人士开始，一直到反战、反军事的各种运动，世人对大战的大量屠杀嫌恶已极，普遍希望和平，却忽略了一小撮好战人士的出现。他们的人数，在比例上虽然极小，实际数目却不可低估。1914—1918年间的战事虽然可怖，对这些人来说，却是一场重要的经验，带给他们无比的激励。军服、纪律、牺牲——不管是自我还是他人的牺牲——以及鲜血和权力，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活在世上的意义［除了其中一两位之外（尤以德国为最），这些勇夫不曾对战争出版过任何著作］。他们是当代的“兰博”（Rambo），自然成为极右派争取的当然目标。

我们要补充的第二点是，右派反动的风潮，并非只针对布尔什维克党人而发，右派反对的是所有此类的运动，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右派人士看来，工人运动不仅威胁到既有的社会秩序，根本就是传统秩序解体的罪魁祸首。列宁其人，与其说是“真正的威胁”，不如视为“威胁的象征”更为贴切。在许多政客眼中，社会主义的工人党派并不可畏，它们的领导人其实相当温和。可怕的是工人阶级显示的实力、信心，及其极端的走向。旧有的社会主义党派，在此冲击之下，焕然一新，变成一股崭新的政治力量，进而成为自由主义国家不可或缺的后盾。难怪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自1889年以来，社会主义宣传家大声疾呼的中心要求，即一天工作8小时的要求，马上在欧洲各国让步之下获得实现。

工人阶级的潜在力量如此强大，保守派观之思之，不觉胆战心惊，感到深受威胁。眼看那些雄辩的反对党头目、工会领袖摇身一变，纷纷上台成为政府官员，他们看在眼里，滋味自然不好受。但是比较起来，更令人心惊之事，却是这股新兴力量蕴涵的威胁意味。算起来，这伙人不都属于左派吗？回到当年社会紊乱不安的年代，实在很难划分他们跟布尔什维克有何不同。老实说，大战刚结束的那几年，要不是共产党拒绝接受，许多社会主义党派早就欣然投入其怀抱了。“进军罗马”之后，墨索里尼刺杀的那个家伙马泰奥蒂（Matteotti）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头目，其实只是个社会主义分子。传统的右派，恐怕把坚持无神论的苏联看成了全世界罪恶的渊薮。可是1936年间的骚动，表面看来好像是以共产党为目标——对共产党开刀，唯一的原因只是它是人民阵线成员当中最弱小的一环罢了（参见第五章）——事实上，他们所要对付的对象，却是当时风起云涌深得民意的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而后者的气势，一直到内战时期才结束。列宁和斯大林之所以成为法西斯反动思想兴起的起因，其实完全是事后找的借口。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右派反弹，为什么往往以法西斯的形式占得上风？这一点也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其实激进性质的右派，在1914年以前就已存在——它们的特性，是普遍患了歇斯底里的国家主义及恐外症，将战争及暴力予以理想化，思想褊狭，倾心高压统治，狂热地反自由主义、反民主、反无产阶级、反社会主义、反理性、重血统、贵身份、恋土地，一心想要重回已经被现代世界破坏了的旧价值体系。在右派自己的圈子中，某些知识分子、极端分子虽有政治影响力，却始终不曾占有任何支配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激进分子的机会却来了。旧政权纷纷倒台，随之而去的是原有的统治阶级，以及为其发挥权力、影响、霸权的整套体系。但凡是旧系统依然运作良好的地方，法西斯之流毫无活动余地。比如在英国，虽然曾造成一些小小骚动（如前所述），却一点进展也没有，传统的保守右派始终掌握全局。至于在法国方面，一直到1940年败于德国之前，法西斯派也没成多大气候。法国虽有传统的极右派——主张君主制的法兰西行动派（Action Francaise），以及拉罗克上校（La Rocque）率领的火十字团（Fiery Cross）——它们虽然急于痛击左派，却算不上法西斯党。事实上，其中有些人甚至还参加了左派地下抗敌组织。

此外，在新兴的独立国家里面，若有新起的国家主义者或团体执政，往往也无须法西斯主义效劳。新兴的统治阶级，立场也许反动，手段极可能专制，但若论起其有法西斯的性质，往往言过其实。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反民主右派集团，通常只是在嘴皮子上与法西斯认同，骨子里却完全是两家人。新复国的波兰在集权好战者统治之下，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部分则属于民主政权，两者却均不见有分量的法西斯运动发展。此外，法西斯的势力，同样不见于塞尔维亚部族在新成立的南斯拉夫聚居地。即使在法西斯或类似运动侵入的国家，如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甚至包括佛朗哥的西班牙——虽然佛朗哥本人不是法西斯——领导人本身也许是老牌的右翼或反动分子，但除非万不得已屈服在德国压力之下（例如1944年的匈牙利），通常都将法西斯势力控制得相当牢固。当然，在这些少数国家主义者当权的新旧国家里面，法西斯自有其不可忽视的魅力，至少看在可以借此向意大利以及德国（1933年之后）索取某些财源及政治帮助的份儿上，向法西斯靠拢不是傻事。比如当年的（比属）佛兰德斯、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等国就是打的这个主意。

能够让右派极端分子得势的条件有：国家元首、统治机制没什么作用；百姓人心涣散，茫然不知所从，对国家局势极度不满，不知道到底应该跟从何人的脚步；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大有社会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之迹象，事实上却又缺乏革命的条件；国家主义兴起，对1918—1920年间制定的和约极端憎恨。在各种状况齐集之下，原有的特权统治阶级束手无策，人们不免会对极右派的主张心动，并向其求援。1920—1922年，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政府之求诸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1932—1933年，德国保守派之求诸希特勒的国社党，便都是势穷力竭而出的下策。同理，极右派的运动组成了庞大的组织力量，有时甚而组成穿着制服的非正规部队（墨索里尼的战斗团）。经济大萧条期间，极右派还在德国组成大规模的投票部队。然而，德意两国虽然成为法西斯国家，法西斯党却不是靠“夺权”上台。无论法西斯分子如何喜欢吹嘘自己“占领街头”和“进军罗马”的辉煌战绩，法西斯之所以登上德意两国的政坛，却是在原有政权的许可之下实现的（在意大利，甚至是出于原政权的主动）。也就是说，它们是以“宪政合法更替”的形式上台的。

法西斯党真正的新计谋，是一旦登台称王，就再也不肯遵守旧有的政治规则。只要是它有办法控制的地方，不论大小，法西斯一律全盘吃掉。所谓权力完全转移，即消灭所有对手的过程，在德国不过两年（1933—1934），在意大利则较为长久（1922—1928）。但是不论时间长短，一经确立，内部就再也没有约束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力量了。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在一位超级民粹的“元首”（Duce；Führer）领导之下，形成一个权力无限的独裁政权。

笔锋至此，不得不提一下，一般对法西斯主义有两个不甚恰当的看法。其中一个与法西斯派有关，但为许多自由派历史学家借用。另一个是与正统的苏维埃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关。总而言之，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法西斯式革命”。而法西斯主义本身也不是“独占性资本主义”或大企业的体现。

法西斯运动的确带有几分革命运动的气质，因为只要法西斯顺应社会需求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大改变，并且反对资本主义及寡头的独占，它就具备了几分革命的成分。可是，革命法西斯这匹驽马，却始终不曾起跑。纳粹全名虽为“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可是任谁如果对党名中的“社会主义”部分认真的话，希特勒马上便将其打入冷宫——希特勒本人，显然并不把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当回事儿。所谓回归中古时代的小民世界，小农工匠、汉斯少年、金发姑娘，人人安分守己世代相传的乌托邦社会毕竟不可能在20世纪这个重要的国家里实现［唯一的例外，恐怕是纳粹二号头子希姆莱（Himmler）一手规划的梦魇国度。在那里，他计划制造出一个血统纯正的人种来］。更不要说在世界上所有政权之中，德意两国一心一意，只想朝现代化及科技进步的方向前进。

因此，国社党最大的成就，在于一举清除了旧有的帝国阶级及制度。事实上希特勒掌权之后，唯一曾经起来向他挑战反抗的只有旧贵族阶级的普鲁士陆军，此事发生于1944年7月。事后，这批军官全被消灭。因此，德国旧有的上层阶级和组织制度，先有纳粹的铁腕粉碎在先，继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占领军进一步彻底扫除在后，这些事实上却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牢固的基础。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成立的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1918—1933）则不然，充其量不过是战败的德意志帝国少掉一个皇帝罢了。不过若论社会政策，纳粹也的确为民众做了几件事：法定假日、国民体育运动，以及计划中的“国民车”等等［国民车的构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众所皆知的“大众车”（Volkswagen，即beetle）］。但是国社党最大的建树，还在于为德国扫除了经济大萧条的现象，其功效之强，比其他任何政府都大。这还多亏纳粹反自由的立场，纳粹根本就不相信什么自由市场的玩意儿，方才放手一搏。话虽如此，纳粹不过是老酒装新瓶，一个重新改装重新得力的旧式政权，在根本上，并非迥异于以往的全新政权。这一点，德国跟30年代军国主义的日本相同（相信不会有人把当时的日本视作革命性的政权），两者都是实行一种非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本国的工业系统，推上令人瞩目的高峰。至于法西斯意大利，不论是经济或其他成就，比起德国则不过尔尔，我们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意大利的战时经济出奇地差，所谓“法西斯革命”的高论，不过是嘴上说得好听罢了。当然对国民大众来说，这个美丽的辞藻虽属口吐莲花，却是真心实意。而意大利的法西斯跟德国完全是两回事，后者是在大萧条的痛苦经验，以及魏玛政府无能表现的夹击之下被激发出来的，而意大利法西斯却是旧统治阶级公开的维护者，是为抵御1918年后因革命造成的动荡而产生的。事实上，它多少带有19世纪以来意大利统一过程中的传统，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较前更强大的中央政府，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意大利法西斯也算功不可没。比如说，历届政府中它是唯一能够彻底镇压西西里黑手党（Sicilian Mafia）以及那不勒斯卡莫拉秘密会党（Neapolitan Camorra）势力的。然而就历史的意义而言，意大利法西斯的目标及功业都不重要，最要紧的在于它为全球首创了反革命风潮成功的新范例。墨索里尼的作为，给了希特勒极大的灵感，而希特勒也从未忘记恩师的启示，意大利的事在他的心头上也始终居于首位。而由另一方面来看，长久以来，在各种右派运动之中，意大利法西斯一直是个特例。它不但容忍“现代派”（Modernism）前卫艺术的存在，甚至还有几分欣赏。更重要的是，直到1938年墨索里尼与德国采取同一阵线以前，意大利法西斯对于反犹太的种族主义思想也始终不感兴趣。

至于法西斯是“垄断资本家”化身的说法也值得商榷。谈到那些超级大企业组织，只要政府不真的将之收为国有，它跟哪一种政权都可以水乳交融，而无论哪一个政权，也都不得不与其交好。所谓法西斯对“垄断性资本利益”的体现程度，其实并不高于美国民主党的新政，或英国工党政府，以及德国的魏玛共和国。30年代初期的德国大企业并不特别想要这个希特勒，他们若有选择，恐怕还比较喜欢正统的保守主义。一直到经济大萧条袭击世界，德国企业界才开始对希特勒稍微看重些。待到希特勒上台，企业界方才开始衷心拥戴地，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企业甚至开始使用强制劳动力以及死亡集中营的死囚。另外，犹太人的资产遭到没收，德国人的大小企业自然利益均沾。

然而，对资本主义企业而言，法西斯主义自然有几项其他政治体制不及的地方。首先，法西斯清除了（至少击败了）左派的社会革命，事实上等于是抵挡红色浪潮的中流砥柱。其次，法西斯统治下，没有工会组织，管理阶层不受任何限制，可以随心所欲使用其劳动力。许多大老板、经理人，他们管束属下奉行的教条，根本就是法西斯本身的“领导原则”，而法西斯主义也充分授予其合法地位。再次，工人运动既然不存在，政府便可采取虽不合理，却对企业极为有利的整治萧条的手段。1929—1941年间，同一时期在美国，前5%消费阶层的（全国）总收入，跌落了20%（英国和北欧则呈类似却较平均的跌势）；可是德国却跃升了15%（Kuznets，1956）。最后，我们曾经提过，法西斯相当擅长刺激工业的增长及现代化——虽然在风险性和长期科技计划方面，比西方民主国家要落后一截。

4

假设经济大恐慌不曾发生，法西斯主义在历史意义上还会占有一席之地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光靠意大利单打独斗，缺乏震撼世界的条件。意大利之外，20年代的欧洲，也没有什么前途看好的极右派反革命运动，当时极右派欲振乏力，而主张起义的共产主义社会革命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因不是别的：1917年后掀起的革命激情已经逐渐消退。世界经济局势也正日渐好转。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极右派人士以及他们组成的非正规军，虽然也曾受到德意志帝国时代社会的中坚军事将领、公务人员等辈的支持，但可想而知，后者的着眼点，主要在于确保新生的共和国能够守住保守和反革命的立场，更重要的是，维持德国在国际的地位，保持活动的余地。因此支持归支持，遇到紧要关头非做选择不可的时候，保守集团毫不犹疑，还是会回头力保现状。1920年右派发动的卡普叛变（Kapp Putsch），及1923年慕尼黑暴动即是二例——也就在慕尼黑的暴动中，希特勒头一回上了报纸的头条。然而一旦经济情况好转（1924年），国社党的势力立刻一落千丈，变成了微不足道的小党。1928年的大选中，国社党敬陪末座，只得到2.5%—3%的选票，仅为共产党得票率的五分之一，更不及社会民主党的十分之一。票数之低，甚至还比不上当时德国最小的党派——斯文温和的德国民主党（German Democratic Party），其票数只有后者的半数多一点。然而两年之后，国社党却跃升为德国第二大党，一举攻下18%的选票。4年之后，1932年夏，更登上德国第一大党的宝座，席卷了全部选票的37%。但是在真正民主式选举进行的期间，国社党就没有这么威风了。希特勒现象之所以能从一种偏激的边缘政治，地位一再跃升，最终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显然都是拜大萧条所赐。

然而，尽管经济大萧条是促成法西斯得势的一大原因，若没有德国凑上一脚，法西斯主义也不可能在20世纪30年代一发不可收拾，变成力量如此庞大、影响如此深的狂潮。论国土面积和经济军事潜力，更不要说其地理位置，德国都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国家，不管由哪一类型的政府执政，都不会影响其政治地位的重要。两次世界大战的惨败，却都不曾打垮德国深厚的实力，即可见一斑。20世纪即将结束，德意志毕竟仍是欧洲大陆的第一大国。德意志之于法西斯，正如苏联之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为左派夺下了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足足占有全球六分之一的陆地”——共产党人在两次大战之间常常喜欢这么说），使得共产主义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扬眉吐气。即使共产党势力在苏联境外势消力弱之际，其重要性也一样不容忽视。同样，希特勒夺得德国政权，足以证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成功，从此法西斯车轮开足马力，一举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以后的10年里，德意两国同样推行军事扩张，大逞其狼子野心（参见第五章）——又有亚洲的日本隔洋助阵，声势更见强大——东西携手，共同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动向。如此一来水到渠成，其他一些条件合适的国家或运动，自然也深受法西斯主张的吸引，纷纷寻求德国和意大利的庇护——而德意两国野心勃勃，正中下怀，自然欣然接纳它们的投靠。

在欧洲地区，这一类投入法西斯怀抱的运动多属政治上的右派，其中道理自然不言而喻。在犹太复国运动的阵营里，有意大利法西斯倾向的一派杰保汀斯基率领的“修正路线”，显然就自居为右派。对于复国运动组织中占绝大多数主张社会主义和自由派的左翼团体，杰保汀斯基派采取对立的立场。不过，法西斯之所以能在30年代在国际社会甚嚣尘上，单靠德意两大强国推波助澜，就足见其实力了。其实在欧洲地区以外，其他各国几乎不具备任何促使法西斯思想诞生的条件。因此，若连这些国家也出现法西斯分子，或出现受法西斯影响的运动风潮，其政治意义，不论就位置还是作用而言，法西斯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就更值得玩味了。

当然话说回来，欧洲法西斯在海外的确也有其回响存在。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首领穆夫提（Mufti），以及其他各地反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有英方做后台），自然觉得希特勒的反犹太意识跟自己意气相投。虽然在传统上，伊斯兰教始终与各种异教徒并居并存。至于所谓“雅利安种”（Aryans）的印度教（Hindu）徒，则自以为血统高人一等，是真正原版的雅利安人，瞧不起同居印度次大陆的肤色较深的其他民族。这种心态，与现代斯里兰卡（Sri Lanka）岛上的僧伽罗（Sinhalese）极端分子相同。而南非荷兰人后裔的布尔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加入盟国的南非政府拘留。战后南非实行种族隔离（1948年），领导这项政策的一些人便是当年关在拘留营里的布尔人。他们的心态意识，自然与希特勒有几分渊源——一是对种族思想深信不疑；二是受盛行于尼德兰低地一带的加尔文教义影响，具有极右派的气质。但若因此便说法西斯不同于共产党，根本不曾存在于亚非地区（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在欧洲移民当中），因为它似乎与当地政治没关系，这种说法却不能成立。

就广义而言，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与德意结盟，在一条阵线上共同作战。日本国内的政治，更全为右派把持。东西之间，轴心国家真是心神交会，意气相投。日本人种族意识之强，举世无出其右，他们自认为是全球最优秀的民族。为了维护种族的纯正及优越，在军事上，日本人深信自我牺牲、绝对服从、禁欲自制是必要的美德。日本人崇尚武士道的精神，也必然衷心信服希特勒党卫军（SS）的精神口号（‘Meine Ehre ist Treue’最贴切的翻译，恐怕就是“荣誉，即盲目的服从”）。当时的日本社会阶级制度谨严分明，个人则全然奉献于国家和天皇，对于自由、平等、博爱，更是绝对地排斥。瓦格纳歌剧里蛮族世界的众神，神圣纯洁的中古骑士，尤其是日耳曼山林的自然风光，充斥着德国民族主义（Volkisch）的梦幻，种种神话传说，日本人心领神会，接纳吸收毫无困难。日德两民族都具有同样的特质，可以在野蛮的行为里糅进纤细精致的美感：集中营里残忍的屠夫刽子手，却喜好舒伯特的四重奏。如果法西斯思想可以移译为禅家偈语，日本人八成也会趋之若鹜，唯恐迎之不及吧。但是他们自家的“精神食粮”已经够用，不需要法西斯再来锦上添花。不过，却也有部分日本人士看出东西方法西斯精神的共同点，大力鼓吹日本加强与欧洲法西斯的认同。这些人士包括日本驻欧洲法西斯国家的驻外人员。但最卖力者，则是专门暗杀政坛人物的超国家主义恐怖团体，谁若被它们认为爱国不力，势必难逃毒手。此外，尚有声名狼藉的日本关东军，在中国烧杀掳掠，无所不为。

但是，欧洲法西斯运动风潮意义重大，并非区区东方式封建思想外带帝国式国家使命所能包含。法西斯兴起于民主的时代这个属于黎民百姓的世纪。单单就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形成一股“运动”潮流，众人从自己中间选出领袖，进而以前所未有的革命为目标的意义而言，对裕仁天皇治下的日本，根本就是匪夷所思格格不入的观念。日本相中德国的东西，仅是普鲁士的陆军及传统，只有这两样事物，才正合日人的胃口。简单地说，日本的军国主义虽然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貌似神似，骨子里面日本人却绝对不能算作真正的法西斯。至于日本人跟意大利人之间的精神接壤，其间的距离，就更为遥远了。

再论其他那些希冀德意援手的国家。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一时之间，轴心国势力似乎胜券在握，那些纷纷来投奔法西斯的诸国，思想意识的认同，更不是它们主要的动机。虽然在表面上，例如克罗地亚乌斯达莎等奉行国家主义的小国，由于其一线生存完全靠德国，因此毫不踌躇地大肆脸上贴金，吹捧自己比希特勒的党卫军还要纳粹。此外，两次大战之中，争取爱尔兰统一的爱尔兰共和军，以及以柏林为基地的印度国家主义分子，也都有人向德国谋求合作，我们若因此便将它们当作“法西斯”，那可是大错特错。因为它们的动机乃是建立在“敌人之敌，便是吾友”负负得正的原则之上。事实上，当年爱尔兰共和军的首领莱恩（Frank Ryan），就曾经与德方有过合作协议。可是莱恩其人，却是法西斯思想的反对者。反对之强烈，甚至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加入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大战佛朗哥，最后被佛朗哥军俘获送交德国。像这样一类的例子，应该不至于影响我们的判断。

看过欧亚非三洲之后，还剩下另一大洲。在这片大陆之上，不可否认，欧洲法西斯的思想确曾发挥过不可忽视的冲击力。那就是美洲大陆。

在北美地区，欧洲风云激起的反响，主要局限在特定的移民群内。这些来自欧洲的人，带着故国旧有的思想移居新大陆，比如迁自北欧及犹太的移民，就具有一股亲社会主义的气质。另外有一些人，则不忘故国之恩，对别去的母国多少留有几分依恋，因此在德国情愫影响之下——意大利也包括在内，不过程度淡得多——美国的孤立主义自有来由。虽然在实际上，并没有足够证据显示大量的美国人转为法西斯派。德国国防军部队的那一套行头及迷彩军装，振臂高呼向元首敬礼的形象，与北美本地的右派组织及种族歧视活动（最著名的有美国三K党），可并不是一家人。当时美国境内，反犹太的情绪自然极为强烈，不过此时反犹太的右派化身——如库格林神父（Coughlin）从底特律向外播出的广播讲道节目即是一例——其灵感来源，其实跟欧洲天主教右派统合主义比较接近。30年代美国最典型的意识现象，以美国人眼光来看，显然属于极端激进的左派传统。10年之间，这一类民粹派煽动的行为中，成就最大的人要数夺得路易斯安那州长席位，以独裁手法治理该州的休伊·朗（Huey Long）。美国左派以民主之名大肆削弱民主，以平等主义为要求，大大赢得贫苦民众的欢心。至于小资产阶级之徒，以及天生就具有反革命自卫本能的富贵人家，自然对之恨之入骨。可是美式的政治风潮，不论左右，都不属种族主义。因为不管哪一种派系的运动，只要呼喊着“人人是王”（Every Man a King）的口号，怎么也不可能与法西斯传统沾亲带故。

法西斯思想在美洲大陆的势力，只有在拉丁美洲地区方才开了张。不但有政坛人士深受影响，例如哥伦比亚的盖坦（Jorge Eliezer Gaitán，1898—1948）以及阿根廷的庇隆（Juan Domingo Persón，1895—1974），也有国家政权正式以法西斯名号成立，例如1937—1945年间，瓦加斯在巴西成立的“新国度”（Estado Novo，即New State）。当时美国政府深恐法西斯风气煽动之下，纳粹势力在南美增大，会向北美形成包抄之势。其实这种担忧根本是过虑，因为法西斯对拉丁美洲诸国的影响，多半仅限于本国政治。除了阿根廷明显地倾向轴心国力量之外——不过只有在庇隆当政前后方才如此（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半球的政府一律加入美国阵线作战，起码在名义上属于盟国一方。但另有一个事实也不可否认：当时某些南美国家的军队制度，均师法德国，有的还由德国甚至纳粹教官负责训练。

格兰特河以南的美洲地区（Rio Grande，译者注：格兰特河是美墨边界河流，其南即指整个拉丁美洲），之所以深受法西斯的影响，理由其实很简单。在这些国家看来，1914年之后的美国，已不复当年反帝先锋的形象。19世纪的美国，是追求进步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朋友，在外交上，曾帮助他们对抗英法西三国的帝国或前帝国势力。可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译者注：此战美方获胜，美国从西班牙手里夺取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继之而来的墨西哥革命（1910年），更不要说石油和香蕉工业的兴起，使得拉丁美洲政治圈子掀起了一股反美、反帝国主义的风潮。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华盛顿当局显然只对炮舰外交和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战果感兴趣，至于对拉丁美洲风起云涌的反对运动则没有丝毫阻止的行为。秘鲁的阿亚·德拉托雷（Victor Raul Haya de la Torre）建立了反帝国主义阵线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阿亚·德拉托雷的野心是以全拉丁美洲为目标，不过其联盟组织只在其本国秘鲁奠定了一定的地位。他的计划，是请尼加拉瓜著名的反美运动桑地诺部队的军官为教官，为其组织训练出一批颠覆分子来（桑地诺军队曾于1927年后实行游击作战，长期对抗美方的占领。80年代的尼加拉瓜桑地诺党革命，其革命感召力就来自当年的桑地诺运动）。这些再加上经济大萧条的打击，30年代的美国看来雄风不再，称霸美洲的声势大减。罗斯福总统放弃了诸位前任坚持的炮舰政策，在南方的邻国眼里，这不但是一种“睦邻”的手势，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国势的衰弱（这一点他们却看错了）。因此，30年代的拉丁美洲不再把北方的邻居看作自己的导师。

但是向大西洋另一边望去，法西斯显然成为30年代的成功典范。拉丁美洲这块大陆，向来是在文化霸权地区寻找灵感。它们的领袖，总是不断向外眺望，渴望寻得一份可以帮助本国富强现代的秘方。如果说，世上真有这样一个典范，可供这些想要更上一层楼的拉丁政客模仿学习，那么自然非柏林、罗马莫属。因为伦敦、巴黎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灵感，而华盛顿更是毫无作为。（至于莫斯科，仍被外界视为社会革命的典型，因此多少限制了其政治上的吸引力。）

然而，不论这些拉丁美洲的领导者们，如何感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两人提供的政治养分，他们本身的作风及成果，却与其师法的欧洲诸国有着巨大的差异。当年玻利维亚革命政权的总统，私下曾亲口承认，欠下法西斯不少思想恩情。作者至今犹记当时听到此语时心中感受的惊诧之情。玻利维亚的战士及政客，眼里虽然看着德国的榜样，手底下实现的组织结果，却是1952年的革命。革命不但将该国的锡矿收归国有，并为印第安小农阶级实行了激进的土改政策。在哥伦比亚国内，伟大的人民保护师盖坦，不从右派着手，却一举夺下了自由党（Liberal Party）领导人的位置，要不是他于1948年4月9日在波哥大（Bogota）遭人暗杀，当选总统后势必引导该国走上激进的路线。暗杀盖坦的事件，立刻在哥伦比亚首都掀起大规模的暴动（包括警察在内），很多省首府还马上宣布成立革命公社。拉丁美洲首领汲取于欧式法西斯榜样的所谓政治养分，其实是后者对行动果断的人民领袖的神化。可是拉丁美洲革命者打算动员并且的确动员起来的群众，却不是欧洲法西斯那些因害怕失去本身拥有的东西，因而起来反抗的一群。而被动员起来的众人对抗的大敌，不是外人（虽然庇隆派和阿根廷的其他党派都难否认其反犹太的色彩），却是本国的寡头阶层——也就是富人，当地的统治阶级。庇隆的核心群众来自国内的工人阶级，而他最基本的政治团体，则是他于各地培养的大规模工人运动中发展出来的类似工人政党的组织。巴西在瓦加斯领导之下的运动也有同样的结果。该国的陆军当局先于1945年逼迫他下台，最终又于1954年逼迫他自杀。而痛悼瓦加斯之死的，则是他曾给予社会保护以换取政治支持的都市工人阶级。欧洲的法西斯政权，摧毁了工人运动，而受其灵感激发而起的拉丁美洲领袖，却相反地一手发展了工人运动。不管两者在思想意识上有何等亲密关系，就历史意义而言，这两种不同的运动却断断不能混作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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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各类运动的兴起，正是灾难大时代自由主义衰亡现象的一部分。虽然自由阵营的败退，以法西斯主义出现为其最具戏剧性的高潮，但若完全用法西斯来解释自由主义的衰亡，这种看法，即使用在30年代也值得商榷。因此，在本章结束之前，我们必须为自由主义的衰落找出真正的原因。不过先得澄清一个经常为人混淆的观点：那就是把法西斯主义误认为国家主义。

法西斯主义往往迎合国家主义者追求的热情及偏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仔细计较起来，属于半法西斯的统合国家，如葡萄牙和奥地利（1934—1938），虽然其主要灵感源自罗马天主教会，却不得不对其他异族或无神的国家民族稍加提及。更进一步来看，对被德意两国占领地区的法西斯活动而言，原始的国家主义很难推行。用到那些靠外人征服本国，而发卖国财之人的身上，国家主义自然更行不通了。条件若适合，这些国家有人还能跟德国认同，彼此同在大条顿民族的旗帜之下（例如比利时的佛兰德斯地区、荷兰、北欧诸国）。可是站在法西斯立场上，有着另一个更为方便得力的观点［此说曾由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Goebbels）大力宣传］，却是与国家主义矛盾的“国际主义”之说。在国际主义的观点下，德国被看作未来欧洲秩序（European order）的核心，更是此秩序唯一的保证力量。当然其中更不可少查理曼（Charlemagne）光荣，以及反共产主义的要求。在欧洲一系列观念建立发展的过程中，所谓“欧洲秩序”，曾沾染过浓厚的法西斯气味。难怪到了战后，欧洲的史学家们对这个名词都不大喜欢多费笔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德国旗帜下作战的非德国部队往往也以超国际的成分为借口。

从另一角度来看，国家主义者也一律支持法西斯。希特勒野心勃勃（墨索里尼多少也可以算在内），不由令人起戒心，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例如波兰、捷克）。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在第五章将会看见，多国反法西斯的运动，往往也造成一股主张爱国主义的左派势力。尤其是大战期间，抗敌的地下组织多数由“民族阵线”或政府领导，这股对抗轴心的力量，深入政治系统的各个层面，却独缺法西斯主义之徒及其同路人。广义而言，各地国家主义是否倒向法西斯阵营，其中最大的决定因素，完全看其本身在轴心势力占上风时得失的轻重。此外，也得看他们对他国他族（例如犹太人、塞尔维亚族）的仇视深浅，是否更胜于他们讨厌德国或意大利的程度。因此，波兰人虽然极其厌恶俄国人和犹太人，可是鉴于德国纳粹在立陶宛与乌克兰部分地区（1939—1941年间被苏联占领）的所作所为，却始终与纳粹德国不大搭界。

那么，为什么自由主义曾在两次大战之间花果飘零，销声匿迹，甚至在不曾接受法西斯思想的国度也不例外？西方国家中，亲历过这段时间的极端分子、社会主义者，以及共产党人，都将之视作资本主义垂死挣扎之兆。他们认为，建筑在个人自由之上，并透过国会民主实行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已经再也负担不起了。因为无意中的巧合是，各种自由权利同时也为温和改革派的工人运动建立了强大的群众基础。面对着无法解决的经济难题，再加上日益强盛的革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只会回到旧路，使出高压的手段，也就是说，诉诸某种类似法西斯路线的办法。

1945年开始，资本主义与民主自由重新恢复生机，再度蓬勃发展。胜利的光环下，世人往往忘却当年灰暗的论调里面，煽动性的言辞固然不少，但依然有几分道理存在。一国之内，对于国家及社会制度的可接受性，国民若缺乏基本的共识，民主政治势必难以发挥真正的功效。至少在国民之间，应该对社会方向具有磋商协议的共识及准备。而共识与准备，却需要先有了经济繁荣才能实现。直截了当地说，1918年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时的欧洲，一场社会激变不是迫在眉睫，就是已经临头。众人对革命恐惧至极，整个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加上部分地中海地区，共产党连合法地位都难以取得，左右两派在思想意识上鸿沟很深，右派跟温和左派之间也无法沟通，1930—1934年间，奥地利的民主政治因此受到严重打击而垮台。不过从1945年至今，与当年同样的两党系统——罗马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者——却使奥地利的民主开出了灿烂的花朵（Seton Watson，1962，p.184）。西班牙的民主政权，也在30年代受到同样的压力。相形之下，到了70年代，西班牙竟然能够经磋商协谈，便将佛朗哥遗下的独裁统治和平转变为多元的民主政体，不能不令人惊叹。

但当年各个政权又有哪一处能够稳如泰山，安然躲过经济大萧条的袭击呢？德意志的魏玛共和国之所以不能支撑，原因是大萧条冲击之下，共和国再也无法继续它与雇主及工人组织力量之间一向所维持的默契了。而这种默契，却正是十多年共和国之所以能维持不致沉沦的主要原因。经济萧条大风一起，工业界与政府无计可施，只有实行经济社会缩减的下策，随之而来的，自然便是大量的失业。到了1932年中期，单凭国社党及共产党两党之力，便夺去了德国全部选票的绝大多数。而支持共和国立场的其他党派，则一落而为只有比三分之一略高的选票。相反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民主政权的繁荣，无可否认，主要是建立在这些年来经济奇迹的繁荣之上，战后新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然也不例外（参见第九章）。只要政府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分配满足各方的需求，同时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准也一直在稳定上升，民主政治的温度就会保留在温和的度数，而不会冒升到沸点。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大家都愿意妥协让步，在意见上取得一致。甚至连坚信非推翻资本主义不可的革命战士，恐怕也觉得就实际而言，维持现状并不如理论上那么难以忍受。而资本主义大本营中最顽固的分子，在追求信仰之余，应该也认同社会安全体制的必要性，认为工会与雇主定期谈判调整工资福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

然而，大萧条本身种种迹象显示，它也只是自由主义溃败的其中一个原因而已。因为同样的状况——工人组织拒绝接受萧条造成的裁员，在德国导致国会政府垮台，最终促成希特勒被提名主政；在英国，却只不过使国家由工党政府发生大急转，转向了一个（保守派）“国家主义政府”而已。可是这项转变，却依然在英国原有的政治体系，一个稳定到简直难以动摇的国会体制里面运作。[4]可见萧条并不会自动造成代议民主体制的中止或流产。美国及北欧国家因萧条而产生的政治变化，也同样证实这一论点（美国有罗斯福的新政，北欧则有社会民主派的胜利）。只有在拉丁美洲，政府财政的极大部分是靠一两项主要产品出口的收入，一旦萧条的无情魔掌将其价格打入无底深渊（参见第三章），不论当地政府采取何种形态存在——绝大多数是军事统治——便马上纷纷自动倒台。同样，智利和哥伦比亚两国的政局，也走上了与之前完全相反的路。

归根结底，自由式的政治形态是有其弱点存在的。因为其中的政府组织代议式的民主政体，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一直具有说服力的治国方式。而大灾难时代各国的经济社会情况，连保证自由民主政体存活的条件都嫌不够，更不要说让其发生功效了。

民主政治的首要条件，在于公认的合法地位。民主虽然建立在这项公认的基础之上，民主自己却无法制造这项公认。唯一的例外，是在根基稳固的民主国家里面，经常性投票行为的本身已经授予其选民——甚至包括势力很小的团体在内——一种“选举就是予以当选政府合法化地位的过程”的意识。可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很少有几个民主政体根深蒂固，事实上，直到20世纪初期，除美法两国以外，世界上根本找不出几个民主国家（参见《帝国的年代》第四章）。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至少有十个国家不是刚刚成立，就是刚重新建立。因此对居民来说，这些政权都没有特定的合法地位。至于稳定的民主政权，更如凤毛麟角。总之，大灾难的年代里，各国的政治状况通常都危机四伏。

民主政治的第二项重要条件，在于各种成分的选民（the people）中，拥有相当程度的相容性。选民的选票将决定众人普选共有的政府。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其实并不把“选民”看作个别不同的群体、社区，及各式拥有特定利益的集团，虽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实际参与政治之人，看法完全相反。照自由主义的正式讲法，“选民”属于一种理论的概念，而非由真人结合组成的实体。这些自足完备的个人，形成人民大会的总体。他们投下的选票，加起来便决定了代议政治里的多数与少数，多数作为政府，少数则有反对党的身份。一国的民主选举，若能超越不同人口之间的分野，或至少可以协调沟通彼此之间的冲突，这个民主便具有存活的条件了。可是回到革命激变的年代，阶级斗争而非阶级和谐才是政治游戏的法则，意识上与阶级上的不妥协性，可以彻底破坏民主的政治。再有一件，1918年后大战和约的笨拙手法，硬将各国依不同种族或宗教划分成立（Glenny，1993，pp.146—148），更加深了日后民族宗派冲突。今天站在20世纪末期的我们，都知道这按清一色方式立定国界的手法，正是伤害民主的根源。前南斯拉夫和北爱尔兰地区今日不断的战乱，就是当年的遗毒所致。在波斯尼亚一地，3种不同民族和宗教的人民，各依其种族背景和宗教信仰投票。而北爱尔兰的阿尔斯特（Ulster），住有两群势不两立的居民。非洲的索马里（Somalia），62个政治党派代表着62个不同的部落或部族，自然无法为民主政治提供任何基础，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索马里所能预见的，就是永无休止的纷争与内战。除非其中一支力量出奇强大，或有外来势力支持建立起（非民主的）支配地位，才能取得片刻的“安定”。三大古老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覆灭，使得三个原本统治着多个民族、政府立场超脱民族意识之外的超级大国从此消失，代之而起的则是更多的多元小国，每一个国家，都至少与国界以外的某一个——最多甚至有二到三个——种族的社群认同。

民主政治的第三项重要条件，在于民主政府不会做太多的治理。国会之所以存在，主要目的不在治理，却在于制衡那治理的人，美国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就清楚地阐释了这一点。民主政府的设计本意，是为刹车制动之用，结果却担上了引擎发动的担子。革命时代以来，主权性的议会逐渐增多，虽然一开始只有少数人具有选举权，但参政权却逐渐普遍。可是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公民的生活行动大多不属政府管辖的范围，而处于自我规范的经济社会，处于非官方私有的结社团体之中（市民社会）。[5]单靠选举出来的议会代表管理政府当然不易，民主派规避这项困难的妙方有二：一是对政府，甚至对国会立法的期望不要太高；二是不管政府——其实就是行政当局——如何怪诞不经，依然确保其继续经营下去。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看见，一群管你上台下台，始终独立存在，经由指派任命的公务人员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政府不可或缺的经营工具。所谓国会多数的意见，只有在重大并具有争议性的行政政策面临决定之际，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政府首长的第一要务，就是在国会里组织维系适当的支持力量，因为除了美洲各国之外，当时国会式政权的领袖，通常都非经直接选出。至于那些实行限制性选举权的国家（即只有少数富有的人、有权势的人，或一些其他特殊人物才能拥有参政权），寻求多数认同的动员整合就更方便容易了。因为这些身份特殊的“众人”，对它们的集体利益（所谓的“国家利益”）都持有共同一致的看法，更不必说有权力参与选举的阶层拥有的惊人财力了。

20世纪的降临，却使得政府治理的功能愈加重要。旧有的政府职责，局限于提供基本法则规范企业及市民社会行为，局限于提供军警监狱以维持国内治安及防外来侵害。旧政治圈里原有一句绝妙好词，以“守夜”职责来形容政府功能，这句妙语，却随着时代演变，跟“守夜人”这个职业一般，已经开始过时了。

民主的第四项重要条件是富裕繁荣。20世纪20年代民主的破产，或因为不堪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紧张压力所致（例如匈牙利、意大利、葡萄牙），或由于国家冲突而亡（例如波兰、南斯拉夫）。30年代民主政治的倾覆，则是因为受不住大萧条的打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魏玛共和国与20年代的奥地利，再看看今日德意志联邦与1945年后的奥地利，两相比较，自然一目了然。国家一旦富强，连国内各族之间的冲突也不再那么难于处理了，只要各个弱势团体的政客都能从国家这个大碗里面分得一匙就可以了。当时中东欧各国中，只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那就是重农党当权的捷克，而该党的力量所在，也就在于人人分得一杯羹这项原则：各个民族均分利益。但到了30年代，连它也支撑不下去了，再也无法维持境内各族——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匈牙利、乌克兰——共聚一条船上。

在这种种情况之下，民主反而成为将原本就不可妥协的群体正式分化的工具了。何况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各群体无法共存，民主政府都难长治久安。如果更进一步，无论哪一国以最严格的代表比例制度执行民主代议的理论，情况就会更为艰难。[6]一旦遇到危机，国会里没有多数可以依循时，另谋解决之路的诱惑就更大了，例如德国即是一例（英国却完全相反[7]）。甚至在安定的民主政体，多数国民也将民主政体里政治分化的因素看作民主制度的成本，而非效益。竞选的广告往往大肆宣传，表示候选人的政见不是出于政党路线，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即可见一斑。一旦危难临头，民主的成本代价太高，民主的好处可就更难看出来了。

因此，在继旧有政权而起的新国度里，以及绝大多数地中海与拉丁美洲国家当中，民主政治不啻一株萎弱的幼树，企图在满地石块的贫瘠土地上挣扎生长。这一点，实在不难了解。民主政治最大的辩护是，虽然不够理想，但总比其他任何制度为佳吧。此一说辞其实也极无力，两次大战之间，这番话听来更没有说服力。连向来拥护民主的斗士，此时也哑然无言。民主潮流的没落，似乎无可挽回，甚至在老牌民主国家美国境内，观察家也严肃悲观地表示：“即使美国也可能无法幸免。”（Sinclair Lewis，1935.）当时没有人预言或期待民主会有战后的复兴，更别提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主政体竟一时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政府形式——虽然为期甚短。回首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岁月，自由政治体制的没落，仿佛只是其征服全世界之路上的一小段挫折。不幸的是，随着公元两千年的到来，民主政治的前途却又开始不太明朗了。民主制度的优点，在50年代和90年代之间这段时期曾一度极为明显。可是这个世界，也许又要再度进入一个民主优点不那么明显的时期了。

[1] 1940年苏联吞并爱沙尼亚，算是最接近左派推翻既有政权的例子。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国，当时已迈过独裁统治的岁月，正进一步走上比较民主的宪政阶段。

[2] 罗马教皇在颁给全球教会人员的“新事件通谕”（Rerum Novarum）中，宣告这项政策。40年后，正值经济不景气的最低潮，又再度于“40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中提出，时间上自然不是巧合。这项主张，一直到今日仍为天主教会社会政策的基石，并在“新事件通谕”发布百年纪念的1991年，再度由教皇保罗二世的通谕“百年通谕”（Centesimus Annus）予以证实。不过历次通谕定罪轻重的比重，却依政治情况有所不同。

[3]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意大利军队断然拒绝将其占领区内的犹太人——主要在法国东南部及巴尔干部分地区——送交德国人或任何人予以处决。看在这一点上，墨索里尼的国人实在值得我们的尊敬。但是在意大利本地，虽然政府显然也同样缺乏消灭犹太人的干劲，当地为数不多的犹太族群却有半数尽遭灭绝。不过，意大利境内某些犹太人之所以遭难，是因为他们的武装反法西斯的身份，而非种族主义下无辜受害的牺牲者。（Steinberg，1990；Hughes，1983.）

[4] 面临萧条问题，英国工党政府在1931年分裂。工党内的部分领袖，以及某些支持他们的自由派人士，一起倒向保守派的一边。接下来的大选，保守派获得全面大胜，一直到1940年5月都稳坐宝座，未曾受到挑战。

[5] 日后在80年代，东西两方都将发现充满着怀旧情绪的言论，众人不切实际地期盼，希望回到一种建立在诸如此类理想化基础之上的19世纪的世界。

[6] 民主选举制度不断运用的排列组合——不论是比例制或其他任何方式——都莫不是为了竭力保证或维系稳定的多数统治，得以稳固政治系统中的政府。可是比例制选举政治的本质却反使这项目标更难达到。

[7] 英国根本就拒绝任何形式的比例代表制（它的原则是“赢家通吃”）。英国人中意的是两党政治，其他党派都只是微不足道的点缀——一度称霸英国政坛的自由党（Liberal Party），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该党始终保持在全国大选中得到10%的选票（直到1992年依然）。可是德国不然，其比例代表制虽然对大党还是比较有利，但在1920年后，5个主要党派和10多个小党派中，却没有一党能够取得三分之一的席位（只有1932年的纳粹党是例外）。在多数党不曾出现的情况下，宪法授予行政元首以紧急权力，也就是说，民主暂时取消了。

第五章　共御强敌

明天，对于年轻人而言，是纷飞的诗歌，是湖边的漫步，是数周的完美恳谈；明天，骑车飞驰，穿过夏日傍晚的野郊。但是今天，是战斗的时刻。……

——英裔美籍诗人奥登诗作《西班牙》

（W.H.Auden，Spain，1937）

亲爱的妈妈啊，所有人之中，我知道您将最为悲痛，因此我最后的思念属于您。请不要因我的死亡而责备任何人，因为是我，为自己选择了这条命运之路。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虽然我的神智清楚，却找不出恰当的言辞。我加入了解放者的行列，就在胜利的光芒已经开始闪耀之际，我却要死去了……不一会儿，我就要与23名同志一同被枪决了。

战争一旦结束，您一定得设法争取到一笔养老金。他们会把我留在狱中之物都交还给您，我带走的，只有爹爹的贴身内衣，因为我不想冷得发抖……

再说一次再见吧。您千万要有勇气啊！

不孝子

史巴泰可敬上

——1944年，法国马努尚（Misak Manouchian）地下抵抗组织成员、钢铁工人史巴泰可绝笔，时年22岁（Lettere，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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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调查可说是20世纪30年代诞生于美国的产物，因为原属市场研究者常采用的抽样调查的方式，自1936年盖洛普（George Gallup）开始，方才正式延伸至政治领域。而早期根据这个新方法采得的各项民意当中有一项，恐怕会使罗斯福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方才出生的读者大吃一惊。1939年1月，以“如果德苏之间开战，你希望哪一方获胜”为题做调查，被问的美国民众之中，有83%希望苏联胜利，支持德国者只有17%（Miller，1989，pp.283—284）。在这个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为基调的世纪里，在这个以苏联为首宣扬十月革命反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并做表率的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当中，美国民意竟然舍德就苏，不但不支持在政治上坚决反共、在经济上公认为资本主义的德国，反而出现这种对世界革命发源地苏联大表同情，至少也颇为偏向的论调，不是很奇怪吗？更有甚者，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境内倒行逆施，一般人都认为这段时期正是其统治最残酷的时期。

这一段舍德就苏的民意史，自然属于历史上的一次例外，时间也相当短暂，充其量约略可从1933年美国正式承认苏联算起，一直到1947年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在“冷战”中正式对抗为止。不过更确切一点来看，应该只包括1935—1945年的10年时间。换句话说，这段时期的范围，正好以希特勒德国的兴亡为始终（1933—1945年，参见第四章）。以此为背景，美苏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双方都认为德国远比对方对自己的威胁更为严重。

当时美苏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实在超出传统国际政治关系或强权政治可以解释的范畴。而且正因为如此，各国之间突破常规的合纵连横，并携手作战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意义便显得格外重大。各国最后之所以联合对德，其中真正的主要因素，是因德国之所作所为并非只是在上次大战不公处置的前提之下，急欲为自己讨回公道。德国的政策及野心，事实上完全受到特有的意识形态左右——简单地说，德国根本就是法西斯强权。反之，如果略过法西斯主义不提，德国现实政治权力的经营，各国一时尚可勉强容忍。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各国对德国的态度，是反对、是怀柔，还是抗衡，必要时甚至是战是和，均视当事国国策及大局情况而定。事实上，在1933—1941年之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各主要国家，基本上都根据这项原则对待德国。因此，伦敦与巴黎当局对德国一味姑息（实际上是慨他人之慷而让步）。莫斯科也一反以往与德国对立的立场，改为中立，以求在国土上有所收回。甚至连意日两国，虽然基于共同利益与德国结盟，1939年时，却也发现国家利益第一，先不妨暂时观望，不忙着涉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阶段的战局。但是最后事实演变的结果，证明众人都无法幸免于希特勒发动这场战争背后所依循的逻辑。意大利、日本、美国，纷纷被拖下水。

于是在30年代，局势随着时间推移越发明显，国际（主要以欧洲为主）势力的平衡越来越成了大问号。西方各国的政治问题，从苏联开始，一直到欧洲、美国，已经不再能单纯地由国与国间的竞争抗衡来解释。如今这场冲突，是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冲突（不过，从第七章可以看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却不能诠释受到殖民主义控制的亚非政局），而且事实的发展也证明，这场属于意识形态的战争，其中的敌我之分，不是当时所谓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而是以下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大决战：一方是自18世纪启蒙运动及多次大革命以来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其中自然包括了俄国革命）；另一方则是这种革命思想的头号死敌法西斯思想。简单地说，冲突的双方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若是回到19世纪，将以“反动”与“进步”之名划清界限，并会决一死战的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两个名词已经不再如当年那般适用了。

这是一场国际性的全面战争，因为它在西方多数国家，引发了同样的问题。这也是一场国内战争，因为在每一个国家内部都存在赞同和反对法西斯两种的力量。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一国国民对本国国家及政府自发的爱国之心占有过这么不重要的地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原有的欧洲国家里，至少有十国的领导层已经换人，继任者却是战争爆发之初（有的则像西班牙，是于内战之初）原属反对党或因政治原因流亡的人，至少也是一批认为当时本国原有政府不道德或不合法的人。这些男男女女，通常是来自各国政界的核心人物，他们当时都选择了向共产主义（即苏联）而非自己祖国的效忠之路。“剑桥间谍”（Cambridge spies），和产生更大政治影响的佐尔格间谍网[1]［编者注：由苏联情报员佐尔格（Richard Sorge）于1933—1941年间在日本所建立的情报网］中的日本人，不过是众多这类群体中的两个而已。因此，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奸走狗”（quisling）一词的发明——源自挪威一位纳粹的姓名——则是用来形容在希特勒铁蹄之下，那些基于思想观念的认同，而非纯属贪生怕死，甘为当时其国政府敌人效力的政界人物。

这种矛盾状况，甚至连那些纯粹为爱国心所动，而非由全球反法西斯意识形态出发的人士也不例外。因为传统的爱国主义，如今也分裂为二。坚持帝国精神并强烈反共的保守人士如丘吉尔，以及天主教背景很深的人如戴高乐，如今都选择与德国作战一途。这一类人之所以反德，并非对法西斯素有敌意，而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秉持的英国国家精神或法国国家精神。然而，即使就这一类人士而言，他们坚持的目标也属于一场国际层次的“国内”（civil）战争；因为对于爱国一事，他们的观念并不见得与其政府的立场相合。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16日法国开始谋和行动，戴高乐却于18日赴伦敦宣布，“自由法国”将在他的领导之下继续作战，对抗德国。他的这项行动，事实上是对当时法国的合法政权的反叛。这个政府不但已经依据宪法决定结束作战，其决定也已获得当时绝大多数法国人的支持。而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的丘吉尔，假定面对与戴高乐相同的情况，必定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事实上，万一大战的结果是德方获胜，丘吉尔一定会被他国的政府以叛国论罪，就像战时协助德国与苏联作战的苏联人于1945年后被本国当作卖国贼论罪一般。同理，诸如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民族，战时却在希特勒德国的羽翼之下，头一次尝到了国家独立的滋味（虽然是有条件的独立）。战时独立的领袖，究竟是应被该国人民视为爱国英雄，还是应被视为与法西斯沆瀣一气的通敌者，就只能依民众观点而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在斯洛伐克与克罗地亚两族内部各有民众支持。[2]

于是各国境内民心分歧，最后之所以汇合成一场既属国际战争，也是国内战争的全面性世界大战，究其原因，就在于希特勒德国的崛起。更确切一点来说，决定性的关键，出在1931—1941年间德日意三国发动并吞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动。希特勒的德国，更是侵略行动的主力。三国之中，也只有德国最最公然无情，决意摧毁革命时代“西方文明”的各项制度与价值观体系，它也是最有能力执行其野蛮计划的一国。于是一步又一步，凡是有可能成为德日意魔掌下牺牲者的国家，便眼睁睁地看着这三个后来被称为“轴心势力”的侵略强权逼近它们的铁蹄。逼到最后，终于只有战争一条路。1931年开始，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就像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法西斯即战争”（fascism means war）。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1932年，日本占据中国内蒙古地区，并攻陷上海。1933年，希特勒取得德国政权，明目张胆毫不掩饰他的野心计划。1934年奥地利发生了一场短暂的内战，民主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半法西斯式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最大作为，便是抗拒德国的野心并吞；并在意大利的协助之下，镇压了一场谋杀奥地利首相的纳粹政变。1935年，德国宣布废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一系列和约，重新以陆海军强国的姿态出现，并（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夺回德国西部边界的萨尔区（Saar），又以极端侮慢的姿态，悍然退出国际联盟。同年，墨索里尼也以同等轻慢国际舆论的态度，进攻埃塞俄比亚，并于1936—1937年间，将该国当作殖民地征服占领。随着这项侵略行动，意大利又师法德国，一手撕毁了它的“国联”会员证。1936年，德国收复莱茵失地，西班牙则在德意两国的公然协助与干预之下，发起一场军事政变，掀开了西班牙内战的序幕——我们在下节将对此多有描述。于是法西斯两大强国正式结盟，形成所谓的“罗马—柏林轴心”。与此同时，德日两国签订一纸“反共公约”（Anti-Comintern Pact）。1937年，不出所料，日本果然发动侵华战争，从此中日全面大战，一直到1945年才结束。1938年，德国也觉得侵略时机成熟，于当年3月吞并奥地利，没遭到任何军事抵抗。然后在接连恐吓之下，10月间的慕尼黑协定终于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割让命运，在没有任何军事冲突的情况之下，这个国家大部分领土以“和平”方式转移，并入希特勒德国；至于余下部分，也于1939年3月全部为德国占领。而数月间一直按兵不动、未曾展露其帝国狼子野心的意大利，见此大受鼓励，便也出兵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紧接着德国再度出于领土要求，引发了波兰危机，震惊了整个欧洲。1939—1941年的欧洲大战由此爆发，并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除了希特勒纳粹德国崛起为一大主要因素之外，各国最后交织发展成一张国际大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时自由民主国家一再软弱退让，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些国家，却刚巧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不论是独力对敌还是联合出击，它们或无能为力或不愿采取行动。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正是因为自由主义陷入危境，方才导致法西斯与极权势力的高涨及其言论的得势（参见第四章）。于是两相对照，一边信心十足野心勃勃，另一边却怯懦胆小恐惧让步。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便是这种情况的最佳写照。从那时起，在有关西方政治的讨论里面，“慕尼黑”一词成为懦弱退却的同义词。慕尼黑协定造成的耻辱，当时人们立刻便感受到了，连那些亲手签订协定之人也不例外。这份耻辱的来源，不单单在于拱手送给希特勒一个廉价的胜利，更在于签约之前，众人对战争持有的那份恐惧心理，以及签约之后，众人如释重负，认为总算不惜任何代价，终得一免战争的解脱情绪。听说法国总理达拉第（Daladier）在一手签下了这个出卖盟友的协定之后，曾经羞惭地喃喃说道：“真是疯了。”他心中已经准备好回国时面对国人的嘘声。没想到迎接他的群众不但没有嘘声，巴黎人反而很兴奋，欢迎他回来。因此当时苏联之所以能得众望，众人之所以不愿对其境内发生的暴行加以批评，究其原因，主要便是苏联坚持反对纳粹德国。与西方世界的迟疑比较，相形之下，苏联的立场多么显著地不同。因此，当1939年德苏两国竟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际，带来的震荡也就更为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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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动员抵抗法西斯即德国阵营的号召，需要三方面的响应。其一，凡在对抗轴心势力一事上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政治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其二，拟定一套实际可行的抗敌方针。其三，各国政府做好准备，彻底实行这一套抗敌方针。而在事实上，这项动员计划一共花了8年工夫才大功告成——如果我们把全速迈向世界大战的起点从1931年算起，前后甚至有10年之久——然而，当时众人对这三项号召的反应，常常犹疑迟钝、反应不一。

联合一致对抗法西斯。基本上，这第一项呼声比较有可能赢得大多数人的立即响应。因为法西斯对异己者“一视同仁”，无论是何门何派的自由主义分子、社会主义者、共产党，还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政权或苏维埃政权，一律被其视为大敌，务必摧毁。套句英国老话，大家若不想被逐个“绞死”，那就最好彼此“绞在一起”合力对敌。当时，在“启蒙左派”（Enlightenment Left）的阵营里，共产党原是最具分裂性质的一支政治势力。它们的炮火（攻击斗争，不幸正是政治激进分子的特色）往往不打向那最明显的敌人，反而集中全力攻击身边的头号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可是希特勒夺权之后，18个月间，共产党的方针便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一举成为反抗法西斯联合阵营当中最有组织也最有效率（一向如此）的斗士。共产党的转变，根除了妨碍左翼阵营内部携手合作的最大阻力。不过，左翼内部彼此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怀疑心态，却依然萦绕不去。

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本质上属于一种同心圆式的围堵（与斯大林共同提出）。当时共产国际已经选出保加利亚籍的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为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在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审判中，公开向纳粹当局勇敢挑战，激起各地反法西斯的洪流。[3]于是以工人阶级联合势力组成的“联合阵线”（United Front）为基础，共产党开始与民主人士及自由人士组成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携手合作，形成广大的选民及政治联盟。除此之外，随着德国力量的挺进，共产党更进一步拟出策略，将前述两阵线扩大成为“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在此思想指导之下，众人不分意识形态、政治信仰，一律以法西斯（或轴心势力）为众人的头号敌人。这项由左而中而右，超越政治路线的反法西斯联合阵线——法国共产党“向天主教徒伸出友谊之手”，英国共产党拥护一向“声名狼藉”、专门对付共产党的丘吉尔——却较不为传统左派所接受。一直到了战争迫在眉睫，实在不得不出此下策之际，后者方才勉强相从。然而中间路线与左派人士相结合，在政治上的确有其道理存在。于是“人民阵线”分别在法国与西班牙两地稳住阵脚（法国是最先试用此策的国家），一举镇压了国内的右派势力，在选举中获得戏剧性的大胜（西班牙于1936年2月，法国于同年5月）。

中间路线者与左派联手在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证明以往分裂不和的不明智。左派阵营内部的人心，更开始显著地向共产党转移，尤其以法国为著，然而，共产党的政治基础虽然扩大，反法西斯的力量却不曾真正受惠。事实上，法国人民阵线虽然在选举中得到多数支持，并选出法国有史以来首次的一名社会主义人士知识分子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领导的政府，可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三方结合获得的实际票数，却只不过比三者于1932年的选票总和多出1%而已。西班牙人民阵线领先对手虽然比此稍多一点，新政府却要面对几乎达半数依然反对它的选民（西班牙左派的力量，比前还更强盛）。但是尽管现实不尽理想，胜利的果实毕竟甜美，胜利不但激发了当地的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希望，更带来了陶醉的喜悦。但在事实上，当时英国工党的境遇极惨，先有经济萧条，后有1931年的政治危机——议席一溃而为只占50席的惨况——4年之后，票数虽有上升，却始终不曾恢复萧条前的盛况，其议席仅略多于1929年的半数。1931—1935年间的保守党票数虽有减少，也仅从61%左右略降为54%。1937年起由张伯伦领导的所谓英国联合政府（其名日后成为姑息希特勒的代名词），事实上拥有雄厚的多数民意基础。如若1939年的战事不曾爆发，英国必于1940年举行大选，相信保守党必能再度轻骑过关。其实，除了斯堪的那维亚的社会民主党派甚有所获是为例外之外，西欧各国在30年代的选举结果，并没有反映人们大规模向左转移的迹象。反之在东欧和东南欧选举制度依然幸存的地区，却有相当多的选票流向右翼。但是新旧大陆之间的政治气象则截然不同，1932年美国大选，民主党的选票由1500—1600万票骤升至几乎高达2800万票。4年后的1936年，罗斯福再度获胜，此番赢得的选票比前稍少（此事除了选民之外，人人跌破眼镜）。不过就选举意义而言，罗斯福政治生涯的高峰已于1932年过去。

因此，传统右派的众家对头，虽然在反法西斯的呼声之下组织起来，其支持人数却不曾因此而有所增加。总的来说，反法西斯比较能够动员政治上的少数分子，远胜其对主流多数的影响。而在非主流的少数当中，又以知识分子及关心艺术的人士最具接受其观点的开放心态。因为国家社会主义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及其对既有文明价值观的敌意，文学艺术人士首当其冲，感受最为敏锐（至于另一批受到国家主义暨反民主思潮鼓动而兴起的国际文学流派，则不在此类人士之列，见第六章）。于是纳粹种族主义立即采取行动，造成散布于这些尚存宽容气氛的园地里的犹太及左翼学者大批流亡。纳粹分子敌视知识自由的心态，立刻使得德国各大学几乎三分之一的师资力量遭到被逐的命运。希特勒上台的同时，便是纳粹版“焚书坑儒”的开始：“现代派”文化受到猛烈攻击，凡属犹太人及其他不合纳粹心意的书籍均遭焚烧。令人感到沉痛的是，对于排犹一事，除了某些确属倒行逆施的行为之外——如纳粹集中营，以及剥夺犹太裔德国人的权利，令其离群索居，贬为下等人，等等（根据当时的标准，只要祖父、外祖父中有一位犹太血统便被判为犹太人）——当时一般民众并不以此为意，充其量将其视为一时有限度地脱离常轨罢了。因为说起来，集中营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向来不过是恐吓共产党人的法宝，以及专门用来关押反叛人员的牢狱，老派保守分子对其还颇具好感。而大战爆发之际，各集中营里一共只有8000余名犯人（这一类监狱，后来转变成数十万人，甚或数百万人遭受恐怖酷刑的死亡集中营，则是在战争进行当中才发生的演变），直到战争开始之前，不论纳粹当局对犹太人何等野蛮，何等凶残，其对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似乎也仅限于集体逐出，而非集体屠杀。何况若从政治以外的角度看，当时的德国虽有不甚可称道之处，却是一个国势安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并拥有一个颇受人民爱戴的平民政府。但在貌似正常的表象之下，有心人却可以从当时出版的书籍之中——包括“领袖”本人所著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发现一个事实：在种种挑动种族情绪充满嗜杀口吻的言辞背后，以及达豪（Dachau）、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等地集中营里发生的残酷谋杀里面，还潜藏着一个处心积虑并意图将现有文明完全翻转颠覆的企图。因此，30年代第一批大规模起来反对法西斯的社会人士，即属西方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当时虽只是少数学生，多数却出身“人人敬重”的中产家庭，其本人在将来也将跻入中产阶级之列）。这批人的实际人数虽然少，影响力却极为可观，当然也是因为其中包括新闻界从业人员在内之故。这些新闻工作者频频向西方非法西斯国家保守的读者群及决策人士发出警讯，提醒他们注意纳粹主义背后真正的本质。在这一方面，新闻界人士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至于如何抵制法西斯阵营的兴起，实际的方针在纸面上看来既简洁又合理。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侵略者的行为（国际联盟的存在，就为这个目标提供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运作架构）。对侵略者的狼子野心，绝不可有任何妥协让步，可采用威胁恫吓的手段——必要时采取共同行动，并付诸实施——以吓退或击败侵略者的意图及行动。苏联外长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1876—1952），便自命为这项“集体共同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防御体系的发言人。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妨碍众人合作的最大难处，在于人心不齐。当时（于今犹然），各国就算对侵略者同具疑惧之心；彼此之间，却也有其他现实的利害冲突，以致意见不合行动不一。

双方之间最明显的隔阂，在于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对抗。一方是处心积虑一心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最终建立遍布全球之无产阶级政权为己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方则是洞悉苏联心意视其为叛乱倾覆行为的始作俑者及教唆之徒的西方国家。这种造成双方貌不合神亦离的情况，到底产生多少影响，使得众人无法顺利合作，实在很难估计。虽说1933年之后，世界上主要国家多已承认苏联政权，而且只要合乎自身利益，各国政府随时愿意与之修好，但在各国内外，却依然存在着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并将其视为人类的头号敌人。这种情况，与1945年后冷战时期的反共情形殊无二致。英国情报机构更集中一切力量，专事对付共产主义者的威胁，甚至迟至30年代中期，方才放弃将共产党视作主要目标的做法（Andrew，1985，p.530）。无论如何，当时许多保守人士都认为——尤以英国为最——这一切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就是德苏之间开战，鹬蚌相争，一举将两个产生祸害的力量减弱，甚至毁灭掉。就算布尔什维克败在德国手里，但同时能使后者国力大减，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于是西方政府迟迟不愿与苏联有效协商，甚至到了1938—1939年间，众人联合抵抗希特勒的必要性已经迫在眉睫，不容任何人否认之际，各国依然不改其狐疑态度。抗阻合作的力量之大，迫使1934年以来便与西方站在同一阵线，坚定带头反对希特勒的斯大林一反前定，深恐自己落入单独对付希特勒的泥淖之中，于是在1939年8月与德国签下了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希望依此条约，苏联可以置身事外，坐观德国与西方各强相斗，互挫锐气，而苏联则得以坐收渔利，并根据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取回苏俄自革命以后失去的一大片西部领土。最后事实证明，斯大林这个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但是他这番举动，却与前此共同御德的意愿遭到失败一般，再次证明各国之间利害分歧之严重。而1933—1938年间，纳粹德国之所以能令人咋舌地顺利兴起，几乎未曾受到任何抵制，极可能便肇因于此。

尤有甚者，由于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加上经济力量等种种缘由，各国政府的全球战略也有很大差异。比如以美日两国为例，它们的重心分别在太平洋地区以及美洲，欧洲的局势与它们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关系。对于英国而言，欧洲大陆的风云也同样无足轻重，因为它一心仍然看重于自己的世界帝国地位，并以维持全球海上霸权的战略为主——虽然在事实上，英国国势已经大衰，其两重目的一重也难以达到。至于东欧各国身处德俄两强之间，情势使然，国策自然受其地理位置左右，尤其在后来的局势发展之下，西方各国显然不能保护它们时更是如此。其中更有一些国家，已于1917年后自苏俄取得部分土地，因此它们虽然反德，却也不愿见到任何抗德的联盟行动把苏联势力再度带回到自己的国土之内。但是最后事实证明，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给法西斯有效打击的联合行动，却少不了苏联这一份力量。再从经济角度观之，英国等国都心知肚明，上一回已经发动过一场远超自己财力物力所及的大战，如今再度面对重整军备的局面，便都不禁望而却步。简而言之，各国虽然都认识到轴心势力的存在确属一大威胁，但是在认知与行动之间却有一段极长的距离。

而自由派的民主思想，更扩大了这道“知易行难”的鸿沟（依照自由民主观念的定义，它天生便与法西斯和极权思想格格不入）。民主自由的政体，不但减缓甚或阻碍了政治上的决策过程——美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对于那些不受民意欢迎的理念方针，执行起来必然更为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行。于是某些政府便以此为借口，掩饰自己的颟顸麻木。而美国的例子更进一步显示，甚至像罗斯福总统这般具有广大民意基础的总统，也无法违背选民意志，推行自己反法西斯的方针政策。因此要不是珍珠港事变，以及希特勒对美宣战，美国自始至终必将置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因此除此两大事件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其他任何理由让美国投入这场战争。

可是，真正使西方重要的民主国家——例如英法两国——抗敌意志削弱的症结所在，却不是民主政治的运作，而是上次大战的悲惨记忆。这段伤痛，不论是选民还是政府，举国上下都痛铭于心，永远不能忘怀。因为那场战争造成的冲击，不但史无前例，而且无人幸免。若以人命计（而非以物质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对英法两国来说，远比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牺牲为大（参见第一章）。因此它们不计任何代价，务必防止这类战事的再起。只有在用尽一切政治手段，却依然无计可施之下，方才会诉诸一战。

然而，各国这种“不愿开战”的心理，却不可与“拒绝作战”一事相混淆。不过法国身为上次大战交战国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此时军中的士气，确已因此大挫。参战各国，没有一个是兴致勃勃、快快乐乐去的，即使连德国人也不例外。而在另一方面，所谓完全无条件的和平绥靖论调，虽然曾于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流行一时，却从来不曾成为一场普遍的群众运动；到1940年，更完全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上对于“基于良知理由的反战人士”虽然相当容忍，但是事实上真正“拒绝作战”的人数却也少之又少（Calvocoressi，1987，p.63）。

至于非共产党的左翼众人，自1918年后，对战争及军国主义的残酷行为更是深恶痛绝，比起1914年以前的厌战心理，其厌恶程度更甚（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但是尽管反战，不计代价的和平理论仍是少数人的看法，即使在反战呼声最强的国家法国也不例外。1931年在英国主张和平主义的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由于一场意外的选举混乱，发现自己变成英国工党的领袖。到1935年，却又被迅速无情地赶下领袖宝座。英国工党与1936—1938年间由社会主义者领衔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不同，我们不能责其不够坚定，缺乏对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该责备的，却是其拒绝支持实施必要的军备措施，例如重整军备、进行征兵等可以彻底发挥抗德作用的备战措施。同此，共产党人虽然从来不会为和平言论所诱，却在这一点上，与英国工党政府同样失策。

左翼阵营在当时，其实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就一方面来说，众人虽战栗于“一战”的阴影，并对未来一战怀有不可知的恐惧，如今却因反法西斯的声势浩大受到鼓舞，因而动员起来。法西斯主义本身，具有强烈的战争意味，足以使人起来与之决一死战。而就另一方面而言，对法西斯徒有对抗，却不诉诸军事行动，分明难有成功之望。更进一步来说，若想单凭众人的坚定意志，以和平手法使纳粹德国甚至墨索里尼意大利覆灭，这种想法等于妄想。这不但是对希特勒的本质太不了解，对德国境内的反对力量也寄予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总而言之，凡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当时便都很清楚一个事实，那便是最终不免一战。不论策划何种方案，以求避此一祸，大家也知道终属徒然。犹记得当时众人的内心深处——作为历史学家，作者也不得不求助自己的记忆——都料定战争一定会来，都知道自己必将走上战场，甚至为此送命。作为法西斯的反对者，大家都知道，一旦大战爆发，别无选择，只有走进战斗队伍。

然而，左派人士在政治上两难的局面，并不能用来解释其政府失败的原因。因为有效的军备措施是否实施并不在于政党政治中国会的决议，甚至在某一时期政客们对选举的顾忌也不能决定一切。但是各国政府，尤其是英法两国，实在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伤害得太重。法国经此一战，筋疲力尽，已到了严重失血的地步，国力之弱，可能连战败的德国还不如。自德国复兴之后，法国更瞠乎其后，若没有盟国撑腰，可说什么都不是。而其他唯一与法国有同等利害关系，可与之携手的欧洲国家，只有波兰以及继承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各小国。但是这几个国家实在太弱小，根本无济于事。于是法国举全国财力，下全部赌注于区区一线防御工事——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这是以一名不久即为人所忘的部长之名而命名——希望借此可以像当年凡尔登（Verdun）一役，以大量伤亡遏制住德军的攻击（参见第一章）。除此之外，法国人唯一的指望只有英国，1933年之后，更只有指望苏联。

而英国政府呢，同样也意识到自己在根本上的虚弱。在财力上，实在打不起另一场战争。在军事上，英国也不复拥有一支可以同时在三大洋及地中海作战的强大海军。与此同时，真正让英国操心的倒不是欧洲，它最头痛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这支力量不足的军力，挽回自家在地域上前所未有的庞大但实质上却濒临解体的帝国残业。

英法两国都深知自身的国力太弱，无力维持于1919年建立的国际政治秩序。它们也都知道，目前这种局势极其不稳，继续维持实在难上加难。再战一场，非但无益，徒招更大损失。因此眼前的上上之策，便是与再度兴起的德国磋商，以求建立一个较为持久的欧洲秩序。但是这种做法，显然便意味着向日渐强大的德国让步。不幸的是，新复兴的德意志帝国，却掌握在黩武独夫希特勒的手中。

所谓“绥靖”政策，自1939年以来即被报界口诛笔伐，可以说声名狼藉。但我们不得不提醒自己，其实这种做法，在当时许多西方政客眼中看来极有道理。这些人心里并不十分反对德国，在根本上也没有强烈反对法西斯的热情。尤其对英国人来说，欧洲大陆的版图更迭，特别是在那些“我们极不熟悉的遥远国度”（张伯伦语，1938年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里发生的变化，可不是什么令英国人血压升高的大事。（法国人可就不同了。可以想象，任何有利于德国的举动，都使得法国人神经紧张。德国迟早会跟法国作对，可是法国弱得很，哪里禁得起？）但是如果再来一场世界大战，定会使英国经济崩溃，大英帝国也必然瓦解大半。后来事实证明，果如所料。虽然从社会主义者、共产党、殖民地独立运动领导者，以及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观点来看，只要能够打倒法西斯，他们随时愿意付出这笔代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对讲究理性与实际的大英帝国统治者来说，如此牺牲实在太过分，绝无必要。

然而事实发展显示，希特勒德国的纳粹主义根本不讲道理，其政策目标既无理性又无止境，与之妥协谈判，无异于与虎谋皮。扩张侵略，先天就是希特勒这套系统的基本质素。除非众人趁早认命，接受德国必然取得支配霸权的局面——也就是打定主意，不去抵抗纳粹挺进的行动——否则战争必不可免，只是迟早而已。因此在30年代，意识思想便在政策形成上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如果德国的意图是由纳粹思想挂帅，那么讲求现实政治的做法就完全失去可行性。有识之士于是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与希特勒之间完全没有妥协余地。不过，前者对现实状况的评估虽然相当正确，其结论却建立在极不实际的理由之上。他们之中，有人认为法西斯在原则及先验上难以容忍而反法西斯；有人则站在同属先验性质的立场上持另外一种理由反对法西斯——他们以为，我的国家“代表的理念正义之所在”，岂可妄言牺牲低头（丘吉尔即为第二类人士之代表）。丘吉尔的矛盾是：这一套浪漫伟大的念头应用在政治判断之上，自1914年以来已经证明一错再错——包括他自己一向沾沾自喜自以为高明的军事对策在内——可是面对德国问题，这一宝却竟然给他押中了，再合乎实际不过。

反之，主张姑息手段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对当时状况的看法却一点也不实际。甚至到了1938—1939年间凡是头脑清楚的人，都可看出要与希特勒达成任何协议是难于登天之时，那群姑息主义者却抱着他们莫名的和平幻想仍不死心。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会发生1939年3月到9月间那场黑色荒谬的悲喜剧。可笑的一幕，终于以一场大战的形式宣告结束——这却是一场其时其地，没有一个人想打的战争（甚至连德国人也不例外）。而英法两国，一直到1940年德国发动闪电战将它们摧枯拉朽般扫到角落之际，才弄清楚自己作为交战国家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大势所趋，英法虽然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事实，却始终无法面对现实，从而认真考虑与苏联洽谈合作一事。然而若没有苏联参与，盟国既不可能拖延战争，更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事。若没有苏联相助，张伯伦提出的承诺——保证助东欧各国抵挡德国的突击攻势——无异于一张废纸。伦敦与巴黎当局其实并不想打仗，充其量只愿意显示一下制止战争的实力。此时，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都认为不动武简直不切实际。斯大林一再遣使与西方协商，建议双方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同布阵，奈何对方置之不理。德军铁蹄开进波兰，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还意存观望，打算与希特勒重开谈判。事实上，希特勒也盘算到张伯伦可能会有此想法（Watt，1989，p.215）。

结果，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却意外地落了空，西方各国向德宣战。宣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各国政界人物想要一战，却出在希特勒自己身上。慕尼黑协定之后，希特勒的东进政策太过分，使得姑息派完全没有退路。原本对反抗法西斯一事无所谓的广大群众，现在一经动员，起而相抗，这种形势都是希特勒本人一手造成。从根本上来说，1939年3月德国正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一事，彻底地改变了英国的民意，舆论一反过去妥协的论调，转而支持抵抗法西斯。民心向背既定，政府虽不情愿，也只有被迫从之。英国政府的政策既转了方向，法国政府别无他计，也只有立即跟进，追随自己这个唯一还算有点办法的盟友。于是破天荒第一遭，英国国民同仇敌忾，决意与希特勒作殊死战，不再分歧不合。可是为时已晚，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德军铁蹄迅速无情地踏进波兰，并与斯大林瓜分该国。斯大林退居中立，不知自己后患已定。一场德国大唱独角戏，英法虚张声势的“静坐战”（phony war），便在西方世界妄求和平的假象后到来。

其实在慕尼黑会议以后，不管哪一种现实政治的言辞，都无法再解释姑息者的做法了。一旦大局明朗，开战之势不可避免——而在1939年，又有谁能否认这个形势？——唯一可做的事，应该只有加紧备战，可是当时西方各国却不这样做。矛盾的是，在大势已定之前，即使在张伯伦执政之下的英国，也自然不愿希特勒的霸权在欧洲出现。虽然法国彻底崩溃之后，英方曾认真考虑与德议和，换句话说就是接受战败的事实。而在法国的政客与军人当中，虽说失败主义弥漫，悲观气氛冒头，法国政府却并不打算也不会放弃最后一线渺茫的希望。一直到1940年6月，法国守军全面瓦解，这种念头才终止。然而法国的政策有气无力，左右不逢源。它第一不敢依照权力政治中强者为王的法则早早低头；第二不敢追随左派抵抗人士的先验理念起而抗德；第三同样不敢贸然照右翼反共派的先验理念对付共产党。对左派来说，天底下再没有一件事能比打倒法西斯更为重要（不论是法西斯思想本身，还是希特勒的德国）。对右翼而言，“希特勒如果失败，即意味着对抗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壁垒——极权体系——的彻底瓦解。”（Thierry Maulnier，1938in Ory，1976，p.24.）我们很难断定到底是什么因素左右了这些政治人物的行动，因为他们的决定，不但受其本身才智的影响，他们判事的眼光，也为其固有的偏见，以及先入为主的观念、希望、畏惧等所蒙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回忆，尚在众人脑中萦回；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体制，似乎也正面临最后灭亡的局面。西方政治家对固有制度失去信心，充满自我怀疑，这种茫然疑虑的心理，在欧洲大陆比英国更为严重。众人的确担心，他们真的不敢肯定，在这种无望的情况之下，抵抗政策到底能否发生作用，前途未卜，胜负犹不可期，为此付上高昂代价，是否值得。但是对英法两国多数政界人士来说，他们至多只能做到一个尽力维持目前不甚令人满意也难以持久的局面。而在这一切现象后面，又有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命中注定在劫难逃，法西斯主义是否毕竟胜过另外一条路呢？另外一条路即社会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之路。如果说，在法西斯的菜单上只有意大利式法西斯一道菜，保守人士或温和派政客恐怕便少有人疑虑了；甚至就连丘吉尔也倾向意大利。可是现实的问题却是，大家面对的法西斯不只是墨索里尼，而是还有希特勒。但在30年代，尽管意大利并非法西斯的掌门人，各国政府与外交人士依然络绎于罗马道上，纷纷前去和意大利交好，希望借此可以稳定欧洲局势，或者至少把墨索里尼拉得与希特勒远一点，不让他与他的得意门生牵手合作。我们不可轻看这种企图与盼望的意义，不幸的是，种种笼络手段最后却都没有成功。虽然连墨索里尼本人一开始也相当实际，尽量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我行动空间。一直到1940年，他才做出结论——虽然是个错误的结论，却并非完全没有理性依据——认为德国大胜已成定局。于是他也急忙跟进，向西方盟国宣战。

3

20世纪30年代各国面对的重大难题——到底是守在国境内各自为战，还是跨越国境彼此联合作战——至此大局已明，显然是属于后者。这其中又以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最能体现这种趋势。西班牙内战，就成了国际对抗最典型的范例。

如今回溯当年，我们难免不解：为何一场西班牙内部冲突，竟然立即演变扩大，迅速煽动了欧美两地左右双方的同情火苗，而西方知识界的响应更令人惊奇不已。西班牙其实只是欧洲的边缘配角，其历史又一向与以比利牛斯山（Pyrenees）为界的欧洲各国不同节拍。自拿破仑时代以来，西班牙向来与欧洲大小战事无关；事实上，它也不打算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世纪初期以来，欧洲政府已经对西班牙不甚关心，只有远在大西洋另一岸的美国，倒曾激怒它大动干戈。两方一场短暂交手，便使这个建立于16世纪的老大帝国的海外仅余疆土全失，被国际新秀的美国尽数抢去——包括古巴、波多黎各，以及菲律宾群岛等地。[4]作者同代人总以为，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其实不然。我们已经看见，佛朗哥将军本人绝对算不上法西斯人物；他的胜利，也对国际政治没有任何重大影响。西班牙内战只不过使得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历史，再度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了30年。

这个一向与外界发展极不同步，并且封闭自足的国度，内部爆发的一场政治纷争，竟然变成30年代各国间殊死斗争的象征，却是另有原因的。西班牙内战显露了当代基本的政治问题：一边是民主与社会革命；一边则是绝不妥协、坚持反革命的反动阵营。就第一面来说，西班牙是当时欧洲唯一酝酿革命并爆发的国家。就第二面而言，西班牙境内则有天主教会作为反动势力的源头，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世界发生的大小事件一律排斥。但是说也奇怪，在内战爆发以前，左右各种党派不论其思想来源是由莫斯科引导，或是受法西斯思想启发，都不曾在西班牙有过任何重要的表现。因为西班牙自有其古怪的政治活动：左有极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右则有极端激进的王室正统派。[5]

1931年间，西班牙发生了一场革命，政权从波旁王朝手中和平转移到自由人士手中。这些立意善良的自由主义人士，颇具19世纪拉丁裔国家反对神权的共济会精神。可是西班牙穷苦阶层的怨恨太深，这股怨气遍及城乡，自由派的政府既无法妥善控制，也未曾推行任何社会改革（即土地改革）予以缓解，于是在1933年被保守势力赶下台。新政府上台之后，采取高压政策镇压各地动乱，例如1934年镇压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n）地方的矿工之乱。政府高压之下，革命的潜在热情日益升高。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从北邻法国频频招手，主张左翼人士不分党派共同合作，以选票对付右派。当时正不知如何是好的西班牙左派，发现这个新观念倒不失一项好计。甚至连以西班牙为其全球最后据点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一反过去认为选举一事配不得真正革命大业的藐视态度，开始呼吁支持者使用这个属于“资产阶级之恶”的手段——不过投票尽管投票，无政府主义人士却始终不曾出马竞选玷污自己的风骨。1936年2月，人民阵线在选举战中打了一场胜仗，虽属小胜，毕竟获得了多数选票。并在协调之后，夺得西班牙国会（Cortes）可观的多数席位。左派联合获得的战果，不在诞生了一个有为的左派政府，却在为积压已久的民怨提供了一个发泄的出口。接下来数月当中，这个形势越发明显。

传统的右翼政体既告失败，西班牙再度发生军事政变。这是一种由它首创，一种已经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特色的拉丁国家政治手段。于是正当西班牙左派将眼界超越国界，拥抱全球共产党人民阵线之际，西班牙的右派也开始向法西斯势力靠拢。不过，西班牙境内虽然也有小规模的法西斯运动，例如长枪党等，右派与国际法西斯联合的现象却主要是教会及君主主义者干的。在教会及鼓吹君主制的人士眼里，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目中无神的可恶程度相当，两大恶者当中无论与哪一方都没有妥协余地。至于意德两国，则希望从西班牙右派的得胜里获得一点道德支持，此外或可沾点儿政治利益。于是选举之后，西班牙的军事领袖开始认真酝酿政变。他们需要财力和实质的帮助，意大利便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谈妥了条件。

不过，在当时民主选举胜利和全民政治运动高涨的气氛之下，发动军事政变的时机并不合宜。军事政变的成功背景，在于民心向背，而军人的意向更是决定因素。政变者发现自己发出的信号不被接受，便默默地承认失败了。标准的军事政变，最恰当的时机是在民意不明显，或政府失去合法性地位之际，可是当时的西班牙并不具备以上任何一项条件。西班牙将领在1936年7月17日发动政变，虽于几处城镇得手，却在很多地方遭到民众和忠于政府的部队的强烈抵抗，他们原打算夺占包括首都马德里在内的两大都市的计划也告流产。一心想要消灭革命的政变，反而加速了社会革命在部分地区的进行，并且更进一步，发展为蔓延全境的一场长期内战。交战的双方，一边是经由选举组成的共和国合法政府，如今更扩大延伸，包括了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甚至加上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与之共存者还有各地击败了政变的人民义军。而另一边则是叛乱的军方将领，自居为对抗国际共产主义入侵的国家主义圣战战士。将领之中，年纪最轻而且最具政治智商者是佛朗哥，他随即成为新政权的领导人。随着战争年月的推移，这个政权逐渐取得了权威，变成一党的一统天下，成为从法西斯开始，一直到君主制、王室正统派和激进主义者的右派大混合，并取了一个极其可笑的怪名字：西班牙传统长枪党（Spanish Traditionalist Falange）。内战的交战双方，都亟须外人支持，它们也都向个别的可能支持者寻求帮助。

西班牙军事政变一发生，外界反法西斯的舆论立即对共和国加以声援。可是各国非法西斯性质的政府，例如苏联和法国等刚刚上台的人民阵线社会主义政府，虽然心向共和国，但表现却远比舆论谨慎（意大利与德国则立刻派遣部队、运送军火，援助它们支持的军方）。法国很想伸出援手，事实上也曾给共和国某些（在官方上可以“不予承认”的）帮助。后来却因国内意见不合，加上英国政府的插手，方才被迫采取“不干预”的官方政策。至于英国政府，对伊比利亚半岛局势采取极为敌视的态度，认为当地正陷入社会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高涨的恶劣局面。西方中产阶级及保守舆论，一般也多持相同看法。不过除了天主教会及倾向法西斯的派别之外，众人对西班牙将领倒也不甚十分认同。而苏联虽然坚定地站在西班牙共和国一边，却也加入由英国一手促成的不干预协定（Non-Intervention Agreement）。该协定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德意两国前往相助西班牙将领。不过这一目的却没有人认真看待，各国无意也无心达成。于是原本便“模棱两可的含混协定，很快就沦为徒具形式的假惺惺”（Thomas，1977，p.395）。1936年9月起，苏联便开始高高兴兴地——也许官方并不完全正式地——将人员物资送往共和国。结果，所谓的不干预，只表示英法两国对轴心国势力在西班牙大量插手的现象袖手旁观，拒绝予以任何干预而已。如此一来，不仅意味着它们对共和国完全放弃，同时也进一步显明了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双方对大言不惭主张不干预人士的鄙视心理产生的原因。列国之中，唯有苏联出力帮助西班牙合法政府，名声因而大振。西班牙国内外的共产党人，也随之水涨船高，声势大振。因为它们不但在国际上组织了援助西班牙的力量，同时也亲身参与，成为共和国军事行动里的中坚。

甚至远在苏联动员援助西班牙之前，自由派中包括左派极端分子在内，就立即把西班牙人民的奋斗当作切身攸关的大事。30年代英国最优秀的诗人奥登，曾写道：

在干燥的四方地面之上，那块残然零地，多么炎热，

非洲一隅，如此粗糙地焊接于富饶多产的欧洲，

在那河道纵横切割的土地之上，

我们的思想具化形体；我们的狂热赫赫成形，如此精准鲜活。

西班牙内战的意义不仅于此。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男男女女拿起武器，迎上前去与节节逼近的右派作战，为士气颓丧不断败退的左翼阵营挽回了颓势。早在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志愿旅第一批分遣队于10月间抵达它们未来的基地以前，甚至在第一批有组织的志愿部队——意大利自由派社会主义运动“正义与自由”（Giustizia e Libertá）——在前线出现之前，大批的外国志愿者便已经赴西班牙为共和国作战了，最终一共有55国以上4万多名年轻的外国志愿者前来参战。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对这个国家的认识最多只限于在学校地图上获得的知识，可是现在，却有许多位战死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相形之下，志愿站在佛朗哥一边作战的外国人，却只有千把人而已（Thomas，1977，p.980）。两相对照，其中意味颇耐咀嚼。为帮助在20世纪后期特有的道德世界里成长的人们了解，我们在此必须澄清一件事实：所有这些前往西班牙出力的志愿人士，他们既非想去大发其财的商人，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之外，也非寻求刺激的冒险家，这一群人都是怀着一个理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而战。

对于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自由分子与左派来说，西班牙内战到底意义何在，当年的印象如今已经很难说得清了。但是对我们这些年事已高，早已活过《圣经》为我们命定的70年寿数的时代生还者而言，这是唯一一个至今动机依然纯正、理由依然迫切的政治目标。当年如此，今日回顾依然如此。回想起来，它恍如一场史前旧事，即使在西班牙本地，也属于一场前尘旧梦。可是在当时奋力反抗法西斯的人士心中，这却是他们奋斗的最中心、战斗的最前线。因为只有在这场战斗里，抗争的行动得以不断，一连持续了两年半以上。只有在这场战斗里，他们得以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即使不能穿着军服正式直接上战场，也可以借着募集款项、救助难民，并发起活动向那些胆小如鼠的政府不断施压，而以间接的方式参与。然而佛朗哥领导的国民政府日占上风，形势显然无法逆转，共和国的败局已定，大限就在眼前。危急之势，更令众人感到刻不容缓，务必凝聚力量，携手共抗在世界各地的猖獗的法西斯势力不可。

至于西班牙共和国呢，虽然有各方同情（事实上极为不足的）及协助，从一开始，却只能打一场被动的防守战而已。现在回头考察，其中症结显然出在它本身力量的微弱上。根据20世纪人民战争的标准来看，1936—1939年共和国战争的输赢姑且不论，英勇事迹尽管可泣，论其表现实在不佳。究其原因，部分出于它不会充分发挥游击战术。说也奇怪，这项对付传统军队的最佳的非正规战术，其名称及来历虽然出自西班牙，却在西班牙这场战争中不见踪影。佛朗哥领导的国民政府，政令军令统一；共和国部队却政见分歧，而且——虽有共产党的协助——军事目标和行动也杂乱不一。待觉悟之际，为时已晚。共和国的最好表现则在防守上，幸亏它不断抵挡住对方的致命攻击，政权方才得以延续，否则早在1936年11月马德里陷落之际，内战就可以结束了。

那时，西班牙内战毫无预示未来法西斯溃败的兆头。就国际观点而言，此战只是一场小型欧洲战争，由法西斯和共产党国家交手。而后者在态度上比较谨慎，意志上也没有前者坚定。至于西方民主国家，除了不干预政策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敢肯定。就西班牙国内而言，这场战争则证明了右派总动员的效率远比左派的大集合为高。最后左派全面溃败，数十万人丧失了性命，数十万难民流落他乡，辗转于几个愿意收留他们的国家。西班牙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除了绝无仅有的少数例外，在内战中都与共和国同一阵线。此时他们侥幸烽火余生，很多人也沦为浪迹他乡的难民。而共产国际也倾其所有，动员旗下最能干的人前来相助。日后成为南斯拉夫解放者和政权首领的铁托元帅，此时也从巴黎招募组织一批又一批的志愿兵，送往支援西班牙的国际志愿旅中。缺乏经验的西班牙共产党当时事实上由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一手领导，陶里亚蒂是1939年最后一批逃离西班牙的人。在这一仗中，西班牙共产党失败了，并且也知道自己难逃一败。苏联虽曾派遣本国最出色的将领前往西班牙助战，最后也同遭失败命运。这批苏联军事人才，包括日后俄国多名元帅，有科涅夫（Konev）、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ky）、沃罗诺夫（Voronov）、罗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以及日后苏联海军司令库兹涅佐夫上将（Kuznetsov）等。

4

然而未来那股在佛朗哥获胜不数年间即将击败法西斯势力的力量，却因西班牙内战而略具雏形。从中我们也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组合：各国联合战线，从爱国保守人士开始，一直到社会革命人士，共同作战，以求击退国家的共同敌人，同时也促成社会的再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一方来说，甚至包括英美两国在内，此战不仅只求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为了替人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众人急欲返回1913年的世界；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没有一人梦想返回1939年——甚或1928年、1918年的年代。大战中，在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政府，虽然战事紧急，却同时也全力推动社会福利及全面就业的政策。主张这项政策的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编者注：即《社会保险及联合服务报告》，是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问世于英国仍处于大战黑暗时期的1942年，却也并非偶然。在美国对战后草拟的政策里，对于如何防止希特勒式的人物再起，也只是附带提上一笔。致力于战后计划的美方人员，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如何从大萧条及30年代中取得教训，使这类悲剧不再重演。至于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在地下抵抗运动人士看来，解放与社会革命更是密不可分，至少也该有重大变革。更有甚者，从东到西，战时被德国占领的所有欧洲国家，胜利后新成立的政府都属于同一性质：它们不带任何特殊意识形态倾向，属于集合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国民结合。有史以来，欧洲政坛之上头一次出现了共产党员与保守人士、自由分子、社会民主人士，并肩共同组阁执政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自然难以持久。

罗斯福与斯大林，丘吉尔与英国社会主义者，戴高乐与法国共产党人，这些人当然是因面对共同威胁方才携手。但是十月革命的支持者与其死敌之间，彼此的敌意及疑心若未减低，势必无法达到这种难能可贵的合作程度。西班牙的内战，即为日后的合作预先铺了路。在自由派总统及总理领导之下的西班牙政府，面对将领叛变，不得不向外求援，但是在法律上及道德上，它毕竟是西班牙合法的政府。此事甚至连反革命的政府也不能否认；而连那些为保全自己而背叛西班牙政府的民主人士，也不免有愧于心。西班牙政府坚称——甚至连对其影响力日深的共产党也如此表示——社会革命其实非其目的。而共和政府在其能力范围以内，的确也会尽力控制并扭转革命造成的结果——此事实在大出革命狂热分子所料。共和政府与共产党都坚称，内战的主要问题不在革命，而是如何维护民生。

有趣的是，这种立场并非仅仅出于机会主义，也不是如极左派所指控的那样是一种对革命的背叛。它反映了一种微妙转变的心态，由起来抗争，过渡为渐进主义；由对立冲突，过渡为谈判调停；甚至经由国会选举，达到掌权之路。看看西班牙人民对政变的反应——显然多是倾向革命[6]——共产党从中发现了一项新的策略。这项策略，本来是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因对付共产党运动而采取的应急措施，现在却因此为革命大业创造了新办法。即战时政治及经济的特殊情况，反而促成一种“新型民主”的产生。支持叛军的地主和资本家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的产业，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叛国。经济结构既然发生变化，政府便得进行规划，必要时加以接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而是由于战时经济的需要。照此发展下去，最后若获胜利，如此这般的“新型民主，势必成为保守精神的死对头……为西班牙工人群众在未来的政治经济夺权上提供莫大的保证。”（ibid.，p.176.）

因此在1936年10月间共产国际颁发的小册子中，对于1939—1945年间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政治形态有相当正确的描述。这将是一场欧洲大战，由各界“人民”“国家阵线”政府、地下抗敌联盟共同发起，并将在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之下进行。战争结束之际，由于资本家的产业均被征用——被征用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作为资本家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或通敌的缘故——被占领区的群众力量势将获得极大进展。事实发展，果不其然。在中欧和东欧的好几个国家里面，战争之路果然由反法西斯直通“新型民主”的大道，共产党更在新型民主政权里居于领导者地位。不过在事实上，一直到冷战爆发之际，这些战后新政权并没有立即脱胎换骨向社会主义制度大转弯，或以全面消灭政治多元及私有制为目标。[7]至于在西方国家里，多年的战争及最后的胜利虽然也为社会及经济带来类似的冲击，但是政治气候则截然不同。西方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并非出于民众的压力（这一点与上一次战后不同），而是因为政府本身在原则上认为应该进行改革。这些政府，部分是由原来的改革派人士当家，例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部分则是由各派反法西斯地下抗敌运动发展而成的改革派，及国家复兴党派组成。简言之，对抗法西斯之战，最终都导向左派之路。

5

但在1936年，甚至到了1939年时，西班牙战争背后的真正意义仍远未被认识到。共产国际的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在白费了10年的努力之后，终于被斯大林从他的日程表上抹去——至少一时仿佛如此。他不但一转而与希特勒交好（虽然双方都知道难以持久），甚至还指示共产国际运动放弃反法西斯的策略。这项决定愚不可及，也许只能用一个理由解释，就是向来以不愿意冒任何风险闻名的斯大林不愿为此冒风险。[8]但是到了1941年，共产国际总算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反对法西斯的理由。这一年，德国入侵苏联，美国因而参战，简单地说，对抗法西斯之战终于演变成一场国际性的大战，从此，这场战争不但具有军事性，同时也带有高度的政治意义。美国的资本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携手合作。欧洲境内每一个国家——不包括当时尚仰西方帝国主义鼻息的依附国家在内——但凡有志之士，不分政治意识形态，从左到右，只要愿意起来抵抗德国或意大利，现在都因大战而有合作之机。更何况欧洲各参战国家除英国以外，都已落入轴心势力手中，因此这场抗敌志士之战，基本上便属于一场平民之战，或可说由前述平民组成的武装之战。

欧洲各国地下抗敌运动的历史真相，至今多数依然如神话般成谜。因为战后各国政权的合法地位，主要是基于战时抗敌的表现。法国的例子尤其极端，因为胜利之后的法国政府，和1940年与德求和并合作的政府毫无任何事实上的传承。而法国地下抗德组织的力量，一直到1944年依然很弱，其武装力量更差，民众的支持并不普遍。战后的法国，是由戴高乐将军一手重建。戴高乐立国的根基其实是基于一个信念：那就是永恒不朽的真正法国从来不曾接受过战败的事实。他本人便曾说过：“地下抗敌活动，不过是侥幸得胜的纸老虎。”（Gillois，1973，p.164.）时至今日，法国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则依然不变：只有那些地下抗敌志士，以及加入戴高乐自由法国部队者，才算是大战的勇士。事实上因地下抵抗神话兴起的欧洲政权，并不止法国一国。

对于欧洲的地下抵抗运动，在此必须先做两点阐明。首先，一直到1943年意大利退出大战之前，地下活动的军事力量很弱，除了在巴尔干部分地区以外，不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其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在政治上及道德层面。法西斯势力在意大利泛滥二十余年，极受欢迎，甚至连知识分子也予以支持。但在1943—1945年间各地普遍的地下抵抗运动浪潮之下，意大利的群众发生重大转变。意大利的中部及北部，便曾兴起一股武装党派运动，近10万民众加入战斗，其中45000名不幸阵亡（Bocca，1966，pp.297—302，385—389，569—570；Pavone，1991，p.413）。有了这类抵抗运动的光荣记录，意大利人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将墨索里尼的记忆丢在脑后。可是德国民众却没有这么轻松，无法将自己与1933—1945年间的纳粹活动划清界限，因为他们始终团结在他们的政府身边，一路支持到底。德国内部的抵抗人士，主要是一小群共产党人和普鲁士军方保守人士，以及一批稀稀拉拉的宗教人士及自由派人士，这些人不是早已于战火中死去，便是陷身于集中营。相反地，一帮法西斯同路人以及被占领国的通敌者，自1945年后便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对抗社会主义的冷战揭幕，这类人才又重新活跃于西方国家的军事及情报行业，在地下秘密活动中大显身手。[9]

其次，除了波兰是一大例外之外，欧洲地下抵抗运动的政治路线多向左倾，其中原因十分明显。各国的法西斯分子、极右派、保守人士，这些当地的有钱有势阶层，心里最恐惧的就是社会革命，因此对德国多表同情，至少不会起来反对。而一向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右派的地方主义者，或那些规模较小的国家主义运动，对德国也心存好感，甚至一心希望从中得利，借着与德国合作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弗拉芒、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等国家。此外，我们也不可忽略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坚决反共的立场，它们天生便与共产主义誓不两立。各地虔诚的天主教徒，对教会又一向言听计从。不过，教会中的政治相当复杂，若随便将之划归为“通敌派”也不甚妥。但是就基本立场而言，右派中的人起来反抗法西斯，往往不是其所属政治路线里的常态。比如丘吉尔和戴高乐，就是其意识阵营里的特殊情况。然而话说回来，再死硬的右派传统分子，一旦家国有难，直觉反应自然也是起来保家卫国。若说他们缺乏这种爱国心，当然令人难以置信。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难怪共产党人士在地下抵抗运动中的表现如此引人注目了。大战期间，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而在政治上有极大收获，其影响力于1945—1947年间达到高峰。只有德国一地，大批共产党人在1933年惨遭逮捕杀害，接下来三年里又不断从事自杀式的英勇对抗，始终不曾恢复元气。除此之外，甚至在那些离社会主义很远的国家，例如比利时、丹麦、荷兰等，共产党的得票率也比以往倍增，获得了10%—12%的选票，成为国会第四大甚而第三大的势力。法国共产党更在1945年的选举中一跃而成该国的最大党，并首度领先它多年的竞争对手社会党势力。共产党在意大利的收获更为惊人，战前它们原本只有一小部分核心干部，人数既少，又遭重重围剿，地位非法——1938年，连共产国际也口口声声威胁要将其解散——可是两年之间，在抵抗运动的声势之下，水涨船高，竟然一变而为拥有80万人的大党；到1946年，更几乎达200万名党员之众。至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主要是以内部的地下武装力量对抗轴心势力，这类国家的政治党派，便更多以共产党为主要力量。共产党势力之强，连丘吉尔这个对共产党最不感兴趣的人，一旦大局明朗化，也不得不见风转舵，放弃了南斯拉夫的保皇派米哈伊洛维奇（Mihailovic’），将英国政府的各项援助转到由铁托领导的部队身上，因为后者对德国人造成的威胁显然比前者大得多。

共产党人之所以以地下抵抗为己任，其中有两重原因。一是列宁一手策划的先锋党（vanguard party），正是用来培养一批纪律严明又大公无私的革命中坚。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在行动上发挥最大效率。二是当时极端险恶的形势，例如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非法地位所遭受的迫害，以及战争本身带来的患难，种种恶劣的环境状况等，完全符合当初设计出这一批“职业革命者”的目的，此时正好让他们大显身手。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群共产党斗士，“认清了地下抵抗运动一事的可能性”（M.R.D.Foot，1976，p.84）。就这一点而言，共产党人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有极大的不同。后者认为，在缺乏合法地位的前提之下，即未经选举、公共议事等合法程序，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活动。而对法西斯的当权或德国的占领，社会民主党派在大战期间往往销声匿迹，近乎冬眠。等到战争过去，黑暗已尽，运气好的还可以复出，如德奥两国的社会主义者，挟带着往日旧众的支持重新崛起，准备在政坛上再显身手。这些人士在战时虽然也与抵抗运动有联系，但由于基本架构不同的缘由，参与人数比例甚低。更极端的例子则有丹麦，该国的社会民主党派政府甚至在德国占领期间也始终当政，一直到战争结束才下台。虽然我们基本假定它们与纳粹并非同一声气，但是这段历史对该党声誉损害甚重，费了好多年工夫才重建声誉。

共产党之所以在抵抗活动中声名大振，还有另外两项因素：其一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国际性；其二则为共产党人为理想献身的无比坚定的信念（参见第二章）。共产主义思想的国际性质，比起其他任何限于一国一族的爱国要求，更能打动倾向反法西斯的男女民众，并将之动员起来。比如在法国境内，即有西班牙内战的难民成为西南地区武装游击力量的主力——到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前，总数达12000人（Pons Prades，1975，p.66）。此外，还有来自17国的难民、劳工移民，在移民工人组织（Main d’Oeuvre Immigrée，MOI）的名义之下，为共产党执行了某些最为艰险的任务，如马努尚地下抗敌组织（Manouchian Group）。这个小团体由亚美尼亚和波兰的犹太人组成，曾在巴黎对德国军官发动攻击。[10]在其热情与信念的鼓舞下，共产党人奋不顾身，英勇牺牲，连敌人都对他们萌生敬意。他们的种种伟大事迹，在南斯拉夫作家德热拉斯所著的《战时纪实》（Wartime）一书里，有极为生动翔实的记载。甚至连某位政治立场温和的史学家，也称颂共产党人为“勇者之最”（Foot，1976，p.86）。他们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因此能够熬过监狱和集中营的折磨，生还者比例甚高，但是他们牺牲仍然极为惨重。法国的共产党中央，素来不为人喜欢，甚至连别国共产党人也对其十分厌恶，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便完全否认他们是“血肉筑成的党”（le parti des fusillés）——大战期间，至少有15000名共产党斗士，在敌人虎口下惨遭杀害（Jean Touchard，1977，p.258）。共产党对热血青年的号召力极大，尤其是对青年人。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这类国家里，一般群众很少支持积极的抗敌活动，共产党便更显突出。此外，知识界也极受共产党感召。知识分子最能够在反法西斯的大旗下动员起来，他们往往成为无党派抵抗运动组织的核心（虽然这些组织通常都带有左翼色彩）。法国读书人爱上马克思，共产党文化人则主导着意大利的文艺界。这种左翼当家的现象，在两国都持续了一代之久，究其根由，均是因受到了战时抵抗运动影响。影响所及，不管他们是否亲身加入抵抗行列，例如某家大出版公司即曾骄傲宣称，战时社内每位员工都曾拿起武器打过游击，或只是站在一旁默默赞同，有些人或其家人，事实上恐怕还站在另外一边，但众人都共同感到共产党那股强大的吸引力。

不过，除了在巴尔干地区游击势力的根据地之外，共产党在战时一般并不曾尝试建立革命政权。当然，就算有心一试，他们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以西的政治实力显然不足。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却出在各国共产党矢志效忠的苏联身上。这位老大哥，严厉禁止他们各自问鼎政权。而那些成功的共产党革命（例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后来的中国），事实上都违背了斯大林的意愿。苏联的观点是，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各国国内的行动上，战后的政治进程，都应该延续战时反法西斯联盟的架构。也就是说，苏联希望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维持一种长期共存或共生的架构。苏联认为两大阵营在战时的联合将促生一种所谓的“新型民主国家”。随着这些新型民主政权内部不断更迭，日久必将造成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变革。这种一厢情愿的苏联式世界观，很快在现实的冷战长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如此彻底，如今大多数人已不复记忆。当年斯大林曾经力促南斯拉夫共产党维持该国的君主政权，而英国共产党也在1945年极力反对解散丘吉尔于战时成立的联合内阁，也就是说，当时将把英国工党送上台执政的大选，竟然受到同为左派的英国共产党极力反对。斯大林当时的诚意不容我们抹杀，他甚至以行动佐证，于1943年和1944两年，先后分别一手解散了共产国际与美国共产党。

斯大林的心意，在其决策下越发明显。他的决策方针，借用某位美国共产党领袖之语，就是“绝不在危及……联合的情况及方式下，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Browder，1944，in J.Starobin，1972，p.57）。但是如此一来，正如同其他观点不同的革命者的认识一样，势必与世界革命永远分道扬镳。社会主义将从此局限于苏联境内，除此之外，则不出那些经由各国外交协商，决定交与苏联势力进占的地区——基本上大多为大战终止之际为苏联红军占领的地带。而且，即使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些新形态的“人民国家”之中，共产主义的前途也还未卜，无法如火如荼地立即展开。但是历史向来不顾政策设计者的本意，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只有一点例外。全球在1944—1945年间的协议之下，一分而成两大势力范围，至少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落在这种划分之下，从此楚河汉界，了无变动。30年间，除了偶发的短暂事件之外，双方均不曾越界犯边，也未曾有过任何公开正面的冲突或对立。因此万幸的是，冷战的人间毕竟没有升温成热战的地狱。

6

自由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御法西斯的国际联盟，并不因斯大林一厢情愿，想于战后与美国携手的美梦而有所强化，但也正因为斯大林美梦的昙花一现，反而越发印证双方合作的强度、深度的不足。当时这一场跨越思想意识形态的国际联手行动，显然仅属于一种军事上的合作，以共同对抗纳粹侵略。若没有纳粹德国的野心在前，并攻打苏联及对美国宣战，把战事推向最高潮，这类合作永远都不会出现。战争的本质，证明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意义深远：这是一场军事与民间力量加上社会变革力量的总动员，对盟国而言，尤其如此。这次大战，是改革家的战争，其中原因有二：一是连最有信心的资本主义势力，此番也不得不承认若不改弦更张，要想赢得这场长期战争势必无望。二是由于短短20年间大战再度爆发，十足显明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一切努力的破产。而众人不能联合共御强敌，不过是诸多失败中的一小起败绩而已。

社会改革的新希望将与胜利一同到来的心态，可以从当时各国民意的演变中越发显明。奇怪的是，尽管其他参战国或重新复国的国家的民众都能畅所欲言，表达这种想法，唯独在美国，自1936年以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却稍见减少，共和党则大幅上升。当时的美国关注焦点都集中在内政事务，比起其他任何一国，美国为战争付出的代价也最少。反之，在真正意义上选举能够举行的其他国家里面，民意却普遍向左倒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属英国，广为世人崇敬爱戴的丘吉尔，竟然在1945年的大选中败下阵来，而工党的票数却有50%的跃升，被选民送上台去执政。接下来的5年里，工党政府在英国进行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其实保守党和工党两党，为大战效力不分上下，选民的抉择则显示胜利与社会改革两者缺一不可。这种鱼与熊掌务必得兼的意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各国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不过，当时的民意虽然看似激进，甚至一度将前法西斯或通敌的战时政府推翻下台，我们却也不用过分渲染其中激烈的程度。

至于其他靠游击革命或红军而解放光复的欧洲国家，实际局势则较难判定。其中最起码有一项因素，使得这项民意认定的工作难上加难。这些地区，曾经发生过大量的种族灭绝行动，并有大批人口被流放迁徙。同样一个国家，战前战后虽然挂着同样一个名字，人事却已大非，很难判定民意的变化走向。在这一大片地区里，曾经被轴心势力侵占的诸国，其人民绝大部分都将自己看作轴心势力施暴的受害者。其中却也有例外，那便是与这一片地区大多数国家政治立场相左的斯洛伐克与克罗地亚——它们在德国羽翼之下，战时均曾获得表面的独立国家的地位——以及德国的盟邦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民众，当然还有迁住于这些地区的德国人。不过，尽管大多数人都自认为是德国铁蹄下的受害者，却不意味着他们便赞同共产党发动的地下抵抗运动（也许犹太人是个例外，大家都不放过他们），更不表示他们因此便对苏联大表认同（除了那些一向偏爱苏联的巴尔干斯拉夫裔人是为例外）。比如波兰人，便普遍对德苏两国恨恶交加，对于犹太人，更是天生具有反感。至于1940年被苏联强行占领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在1941—1945年间难得可以表示意见的那几个年头里，则反苏反犹却亲德。在罗马尼亚境内，共产党人和地下抗德运动两不见踪影，在匈牙利也少得可怜。反之，保加利亚则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亲苏感情，不过地下活动的声势却不见配合。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一向为该国大党之一，此时则在真正的自由大选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史以来的最大党派。但是政治立场上的种种分歧，却随后在苏联占领下迅速化成空谈。游击武力的胜利，虽然不能与公民投票的意义相提并论，但是绝大多数的南斯拉夫民众，却都真心欢迎铁托游击队的胜利。唯一的例外，只有作为少数的南斯拉夫日耳曼后裔，以及克罗地亚乌斯达莎的政权（该政权大肆屠杀塞族，大战落幕，塞族进行了残忍报复），再加上塞尔维亚地区人们较为传统，以致铁托领导的共产党活动，以及后来的抗德战争，始终不曾在这一地区开花结果。[11]至于希腊，虽说斯大林断然拒绝支援共产党及亲左翼人士——其对手则有英国为其撑腰——该国却不改其分裂传统纷争不休。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更为复杂，只有对该国民族关系具有深入研究的人，才敢对共产党胜利之后民心向背贸然尝试分析。但是，尽管各国情况不一，总的来说，当时都正在向着社会巨大变革的时代迈进。

说来奇怪，环顾世界，苏联（连同美国）却是唯一不曾因大战带来重大社会及制度变革的国家。战争揭幕及落幕之际，苏联的统治者都是斯大林一人（参见第十三章）。但是尽管如此，大战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稳定性造成的压力却不可谓不大，在政府管制特别厉害的乡间地区尤为严重。若不是纳粹主义根深蒂固地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德国侵略者恐怕将会赢得许多苏联民众的长期支持。相反地，苏联最后终获胜利，主要却是基于境内多数民族爱国情切——也就是苏联本土的人民，他们是红军部队的核心，是危急存亡之际苏联政府发出紧急呼吁的对象。事实上在苏联国内，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的官方名称正是“伟大的卫国战争”（the Great Patriotic War），而此名也确实恰当。

7

走笔至此，作为一名史学家，作者的笔锋必须转叙其他场景，以免落入只重西方的褊狭窠臼。因为截至目前，本章所叙很少涉及世界上其他更大部分的地区。其实就日本与东亚大陆之间的冲突而言，其中种种关节，与西方形势不可谓毫无牵连。因为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正为极端军国主义的右派把持，而中国的抗日主力则为共产党。至于拉丁美洲地区，更一向紧紧追随欧洲的意识风向，热心输入各种盛行的思想，例如法西斯、共产主义等等。墨西哥尤为其中之最，在卡德纳斯总统（1934—1940任总统）的领导之下，于30年代重新燃起大革命的烈火，更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极力为西班牙共和国助阵。事实上在共和政府战败之后，墨西哥是全球唯一继续承认共和国为西班牙合法政权的国家。然而，对绝大多数亚非地区以及伊斯兰世界而言，法西斯不管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或某一侵略国的国策，向来都算不得也永远不是这些国家与人民的大敌，更不要说是他们唯一的仇敌了。他们真正仇恨的是“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而绝大多数的帝国主义势力，碰巧都是实行自由民主的国家，例如英、法、荷、比、美等国。更重要的是，除去日本是唯一的例外之外，所有的帝国霸权，清一色都是白人。

根据逻辑推理，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因此帝国强权的敌人，自然有可能成为挣脱殖民锁链、争取自由解放者的伙伴。甚至连日本，虽然在自己的殖民禁脔之内也有它特有的倒行逆施之处——这一点，韩国、中国等地的人民均可作证——但是对东南亚和南亚各地，日本人却可以摆出非白人民族的斗士的姿态，并号召当地反殖民的力量起来反抗白人。因此，此地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便与反法西斯的斗争背道而驰。因此之故，1939年斯大林与德国立约，虽使西方左翼人士大感沮丧，东方印度及越南两地的共产党人却不以为有什么不对，反而高高兴兴地专心对付英法。可是到了1941年，德国反扑苏联，殖民地的共产党为扮演好同志的角色，只得被迫更改意愿和计划，放下自己的大事不论，先把轴心国势力打退再说。这种做法不但不受欢迎，就策略而言也极不高明，因为其时正是西方殖民帝国最为脆弱的时刻，即使还不到倒塌的地步，却也极为不堪一击。于是，对共产国际的铁腕约束不甚介意的当地其他左派人士，便趁此机会大举活动。1942年印度国大党发起英国人“退出印度”（Quit India）的运动。孟加拉派的激进分子博斯（Subhas Bose），则替日方组成了一支印度解放军，成员来自日军袭印之初，印度部队中为日方所擒的战俘。缅甸与印尼两地的反殖民武装分子，也正中下怀，认为大战乃天赐良机。将这种不择手段的反殖民逻辑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近乎荒谬的例子，要数巴勒斯坦的一个偏激的犹太边缘团体。它与德国谈判（经由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治下的大马士革），要求德国助其一臂之力，将巴勒斯坦由英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这批人眼中复国运动的首要大事——该团体中某名好战人士，即日后成为以色列总理的沙米尔（Yitzhak Shamir）。但是诸如此类的举措，并不表示殖民地人民在意识上偏好法西斯。不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民族，既与犹太复国派的移民时生龃龉，纳粹的反犹主张自然颇投他们所好。而位于南亚大陆的印度，其中必也不乏相信纳粹神话，自以为属于所谓雅利安优秀种族之人。可是这些多属例外情况（参见第十二及十五章）。

反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解放运动，向左派一面倒，最终并与全球性的反法西斯运动汇合，至少在大战末期如此。其中缘故，必须加以说明。西方的左派其实便是反帝国主义理论与政策的摇篮，而殖民解放运动的支持力量也来自走国际左派路线的人士。自1920年布尔什维克人士在里海边上的巴库组成“东方民族国会”（Congress of the Eastern Peoples）以来，共产国际和苏联更成为其主力。更有甚者，独立运动的众多未来的领袖及倡议者，在本国多属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他们到殖民地的宗主国，往往只有在当地自由主义者、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以及共产党人的圈子里，才能找到不含种族主义色彩、反对殖民主义的温暖氛围。这些人均属于现代化的改革派，而所谓怀古派的中古神话思想、纳粹论调，以及其中浓烈的种族排外意味，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传统“地方意识”及“部落主义”的重弹，只代表本国饱受帝国主义剥削利用的落后状态。

简单地说，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与轴心势力合作，基本上只能属于一种战术手段。即使在东南亚一带，虽说日本的统治不似旧帝国般控制严密，而且由非白人之手施于白人之身，这种局面也只能维持一个短暂的时期。原因在于日本人本身具有极为褊狭的种族意识，因此对于解放其他殖民地的意愿自然不甚高（事实上这段日本统治时期果然极短，因为日本很快战败）。而法西斯主义，或所谓轴心式的国家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吸引力也不甚高。由另一方面来看，以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这类人物为例，虽然他毫不迟疑便投入1942年大英帝国危机年的英国人“退出印度”反抗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与共产党大异其趣），可是尼赫鲁却始终深信，独立自由之后的印度，应该建立一个奉行社会主义的新社会。而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必将成为印度的盟友，因为苏联典范俱在，甚至有可能成为印度立国的榜样。

鼓吹殖民地独立的领导人本身，在他们意欲解救的广大民众当中，往往居于少数。可是这个事实，却更使其向反法西斯的力量汇集。因为绝大多数殖民地民众的心灵感情，比较容易受到法西斯同类要求的惑动与动员。这一类感情包括了传统思想、宗教与民族的排外性，以及对现代世界的疑虑心理，等等。若不是因为纳粹有无比的种族优越感，他们早已为纳粹感召。但在事实上，民气虽然可用，当时却不为任何一方充分动员，至少不曾发挥过重大的政治作用。虽说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教的确在1918—1945年间进行过大规模的动员，对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敌意甚深的哈桑伊斯兰教兄弟党（Hassan al-Banna’s Muslim Brotherhood）更曾于40年代成为埃及民众宣泄民怨的旗手，该组织与纳粹意识的结合，更非暂时性战术的应用，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意，证实了其中意味的深长，但是最后真正在伊斯兰国家登台掌权的人物，有些虽然是站在宗教激进主义群众的肩头登上台，骨子里却是属于主张现代改革派的人。发动1952年埃及革命的低级军官，便是殖民地解放后的那批知识分子。他们与埃及为数甚少的共产主义团体一直有联系，而后者的领导成员却凑巧多为犹太籍人（Perrarlt，1987）。至于在印度次大陆，所谓“巴基斯坦”自成一地的概念（这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产物），有人将之形容为“一群非宗教精英分子的精心设计，他们一方面受到伊斯兰教大众领土分离主张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与属于多数的印度教人口竞争，只好将自己的政治社会称为一种‘伊斯兰’式的宗教社会，而非国家分离运动”——此种描述极为正确（Lapidus，1988，p.738）。在中东的叙利亚，策动百姓的先驱则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Ba’ath Party）党人，该党于40年代由两位在巴黎接受法式教育的教师创立。他们的思想尽管充满了阿拉伯的神秘气息，在意识形态上却属于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叙利亚的宪法，对伊斯兰教信仰就一字不提。而伊拉克的政府（一直到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为止），则是由各种不同的国家主义军官、共产党人以及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人混合而成，名目虽然不同，却同样致力于阿拉伯世界的联合，以及社会主义的追求（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古兰经》却不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目标。至于阿尔及利亚，由于当地特殊原因，加上该国革命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此中不乏前往法国的大量劳工移民），阿尔及利亚革命因此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教成分。不过（1956年）革命人士却一致同意，“他们的革命乃是一场斗争，旨在反对违反时代潮流的殖民主义，而非一场宗教战争”（Lapidus，1988，p.693）。人们还建议建立一个社会民主的共和国，最后阿尔及利亚在宪法上成为实行一党制的共和国。事实上唯有在反法西斯的年代，正宗的共产党派才能在部分伊斯兰教世界中得到广泛的支持，其中尤以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三国为突出。一直要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世俗派主张现代化改革的政治呼声才在激进主义思想复兴之下逐渐淡去（参见第十二章与第十五章）。

发达的西方国家反法西斯，它们的殖民地则反殖民，双方的利害冲突，必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浮现。而眼前众人却取得暂时的一致，共同在一种对战后社会转型的憧憬上找到交点。苏联与殖民地的共产党，正好在鸿沟中间为双方搭桥。因为对于一方来说它们代表着反帝国的精神，而对另一方来说，它们则意味着对胜利的全面投入。不过，发生在殖民地的战争，与欧洲舞台不同，战争的结束并不曾为共产党带来政治的果实。只有在几个特殊例子里，反法西斯的战争与国家社会的解放运动相结合。例如日本侵略者对于中朝两国，既是殖民者又是法西斯。而法国殖民政府对于中南半岛［越南、高棉（今柬埔寨）、寮国（今老挝）］，既是当地人民追求自由的敌人，又在日军席卷东南亚之际屈服于日本。数国的共产党便分别在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的领导之下，于战后高奏凯歌。至于其他各处待解放的殖民地领导人，虽然多数出身于左派领导的运动，可是他们在1941—1945年间的活动却多少受到击败轴心势力为第一任务的影响。然而他们的行动虽受牵制，他们对于轴心势力失败后的局势，却也同样抱着乐观的向往。如今的两大超级强国显然对旧日殖民政策不抱好感，至少在表面上如此。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现在正由举世皆知坚决反殖民的党派当权，旧殖民主义的势力及合法性，如今都遭到严重削弱，自由希望的美景，似乎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日后的事实发展果然如此，可是在传统帝国的顽强抵抗之下，人们却为此付出了血腥的代价。

8

轴心国的失败，更精确一点地说，德日两国的失败，自是众多人愿意见到的结果。只有愚忠的德日人民，多年发挥最高效率作战到底，如今却只有为祖国的溃败伤心。但是自始至终，法西斯所能动员的力量也只局限在其核心国家之内。对于外围，最多只能在意识形态上零星收编极右派的少数分子，而后者在本国也往往不成气候，只是政治上的边缘人物。这其中有希望借着与德国的联盟实现自己目的的国家主义团体，也有许多在战争侵略下成为纳粹军征用的帮凶。至于日本，它所能动员的资源更是少得可怜，最多只不过在黄种人中短暂地激起过一股同种相怜的感情罢了。而欧洲法西斯的做法，却在保守的有钱人中间赢得极大拥护，因为它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罪恶之首”莫斯科来势汹汹之下，为其提供了最有力的防御作用。此外，大企业对法西斯的支持，自然出于实际考虑，与思想原则没有关系。法西斯既已战败，它也就失去了效力。总而言之，纳粹主义纵横欧洲12年，如今留下的唯一后效，便是极大一部分的欧洲土地都变成了受布尔什维克党人摆布的舞台。

于是，法西斯兵败如山倒，宛如土块扔入河中迅速崩解，立时灰飞烟灭，永远消失于政治舞台。法西斯只有在意大利一地依然苟延残喘，多年来始终有一支以墨索里尼为师尊的新法西斯运动“意大利社会运动”（the Movimento Sociale Italiano）在意大利政坛上扮演着无足轻重的小配角。法西斯势力之所以从政治圈里销声匿迹，并非只因为它当年的主角已被永远排除（其实有许多人依然在政府和公众生活里插有一脚，在经济活动上更是活跃），与德日两国昔日国民心灵的创伤幻灭，也不无关系。这些人的外在与道德世界，已经都于1945年同时毁灭，因此对他们来说，继续效忠过去的信仰，对实际生活反而有不良后果。现在盟军来到，带来他们的制度与方式，将其加在战败国人民的身上，前者铺下轨道，后者的火车便只能循着这个方向开去。于是只有调整自己，重新面对这刚一开始极为迷乱难以理解的新生活。若一味抱着以往的旧思想不放，不但无济于事，反而徒增烦恼。纳粹主义的旧梦，除了平添回忆，对1945年后的德国毫无好处。因此即使在一度是希特勒大德意志国家重镇的奥地利，战后的政局也立即恢复旧貌，重返1933年前的民主政体。唯一与前不同之处，只是如今稍带点左倾意味（说也奇怪，在复杂的国际政治中，原为纳粹作伥的奥地利，却被列入无辜的受害国之一）。一时风云不可一世的法西斯，此时就如风卷残云，当初因乱世而出，如今因太平而灭。它毕竟从来不曾是个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即使在理论上也没有这种地位。

同时，就另一方面而言，尽管反法西斯的组合成员多么庞杂不一，时间多么短暂，在它旗下联合起来的力量，其范围却极其广大。更有甚者，这种结合有着正面的价值理念，而且从某些层面而言，更具有持久性的延续生命。在意识形态方面，反法西斯的精神建立于众人共有的价值观念及希望，也就是启蒙时代和革命时代的价值理念：经由理性与科学，为人类创造进步；普及教育与民选政治制度；不凭世袭，人人天生平等；不恋传统，建立具有前瞻性的社会。种种观念手段，各国的认识和实行方式也许并不一致，但却有许多与西方民主理念相去甚远的国家，也纷纷选择以“民主”或“人民共和”为国名，例如曼吉斯都（Mengistu）治下的埃塞俄比亚，巴烈（Siad Barre）下台以前的索马里政权，金日成的朝鲜，还有阿尔及利亚和共产党统治的民主德国，等等。虽然名不副实，其意义却也不可轻易抹杀。若是回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这一类国家必定为各国法西斯、极权主义甚至传统的保守思想一类政权所鄙视并大加挞伐。

再由其他层面看，众人共同的冀望也离共有的实际状况相差不远。不论是西方式的立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抑或第三世界的国家，同样致力于种族与两性间的平等。虽然大家都力有未逮，离共同的理想程度尚有一段距离，可是在做法上却大同小异。[12]各国政府都是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权，更值得一提的是，各国几乎都有意并主动地放弃了市场经济的绝对优越性，改用由国家积极管理计划的路线。在今天这个“新自由经济神学”盛行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回到40年代早期，直到70年代，最负盛名的一向主张“全面市场自由论”的经济大师，如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等人，曾经以先知自命，大声疾呼，警告西方资本主义若如此向计划性经济道路贸然偏行，等于走上了“通向奴役之路”的险径（Hayek，1944）。但在事实上，资本主义却一跃而步入了经济奇迹的阳关大道（参见第九章）。各资本主义国家坚信，政府若再不出手干预，世界经济必将再次陷入两次大战之间的巨大灾难，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人民铤而走险，激进地采取共产主义的政治险招——就像他们会一度选择了希特勒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深信，若要脱离落后依附的经济地位，只有靠国家动手一条路。在苏联楷模的鼓舞激励之下，也唯有社会主义，才是各个前殖民地眼中的光明大道。而苏联这个老大哥自己，以及其他新近加入它这个大家庭的新成员们，更是什么都不相信，只信中央计划的法力无边。于是东西两方，以及第三世界，都纷纷带着同样的信念，跃入了战后的新世界：那便是借着铁与血，借着政治动员，借着革命手段，终于换来对轴心国势力的最后胜利，如今正为人类开辟了社会转型变革的新纪元。

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想法倒不失为正确。因为自古以来，社会和人类生活的面貌，从来不曾经历过广岛、长崎两朵蘑菇云后发生的巨大改变。但是千百年来，历史更替演变的轨迹，却往往不循人的意志行进。即使是那些制定国策之人的意念主张，也不能决定历史的轨迹于分毫。这个世代以来，人类社会实际发生的转型变化，既非人定也不从人愿。尽管战时千筹万策，战后的世界却马上出现了计划以外的第一起意外事故：那就是烽火刚息，因反法西斯而形成的战时伟大联合便立刻瓦解。共同的敌人一旦不存，众志从此也无复合一。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再度分道扬镳，一变而回原本誓不两立彼此虎视眈眈的死敌。

[1] 有人认为，1941年后期根据佐尔格极为可靠的情报来源显示，日本并不打算进攻苏联，因此斯大林才断然决定将主力部队调往西部前线。当时德军已经兵临莫斯科的城郊（Deakin and Storry，1964，Chapter13；Andrew and Gordievsky，1991，pp.281—282）。

[2] 这只是意见上的不同，却不能成其与法西斯通敌的理由，不能替“以暴制暴”的行为开脱罪责。1942—1945年间，克罗地亚境内即因此血流成河。斯洛伐克的混乱，恐怕也与此有关。

[3] 希特勒掌权之后一个月内，位于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神秘烧毁。纳粹政府立即归咎于共产党，利用这个机会大肆镇压共产党人。共产党则反控此事全是纳粹自己一手导演，以达其迫害共产党人的目的。一名素来是革命同路人的荷兰人卢贝（Van der Lubbe），以及当时共产党议会党团的负责人和3名在柏林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保加利亚人均因此被捕。卢贝独来独往，精神有些错乱，和纵火一事有关系。可是另外被捕的那4名共产党人，以及德国共产党组织，明显是被纳粹罗织罪名。但是根据目前各项历史考证，也没有发现有纳粹在后面指使纵火的嫌疑。

[4] 西班牙依然在摩洛哥留下了最后一个立足点，当地好战的柏柏尔人（Berber）一直在反抗。柏柏尔人骁勇善战，同时也是西班牙陆军中英勇的士兵。此外，往南在非洲一带，西班牙还有几处零星领土，不过外人都不记得了。

[5] 王室正统派是一群坚决的君主主义者，思想极端传统，在农村拥有大量支持者，主要根据地在那瓦尔一带。他们曾参与19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两场内战，支持西班牙皇室的一支。

[6] 依照共产国际的说法，西班牙革命是以全社会为基础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属于一场全民战争，一场民族之战，更是一场反法西斯的革命。（Eregli，October1936，Hobsbawm，1986，p.175.）

[7] 即使到新冷战期间，共产国际情报中心会议召开研讨大会时，保加利亚代表柴文科夫（Oko Tchervenkov）还依然从这个方向讨论其国家的前途。（Reale，1954，pp.66—67，73—74.）

[8] 也许斯大林担心共产党人太热心参与法英等国的反法西斯活动，会被希特勒看成他私底下背信弃约，将此作为攻击他的借口。

[9] 据1990年一位意大利政治人物透露，以“剑”（Gladio或the sword）为名的神秘反共武装组织，是于1949年成立，以备万一欧洲国家为苏联占领，将可继续留在敌后从事抵抗活动。其成员的武装及财源由美国提供，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及英国秘密特工机构负责训练。这类组织的存在，除了少数特殊人物外，一般均瞒着所在国的政府。在意大利一地，这类组织的成员是由法西斯余孽组成。轴心国势力撤退之前，将他们留在该地作为抵抗活动的核心分子。这些人又重新寻找到新的存在价值，摇身一变，成为狂热的反共分子。直到70年代，连美国特工单位都认为共产主义势力已不复有入侵的可能，这些“剑客”（Gladiators）便又为自己找到新的活动场地，成为右派恐怖分子，有时甚至假托左派之名行事。

[10] 作者的一位友人，即曾在捷克人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任内，担任过MOI副司令一职。此人是来自波兰的犹太裔奥地利人，其主要任务，是在驻法德军当中组织反纳粹的宣传。

[11] 不过居住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两地的塞尔维亚族与门的内哥罗民众，却强烈支持铁托（铁托游击部队里17%的军官是门的内哥罗人）。铁托的本族克罗地亚的主要势力也大多倾向于他，斯洛文尼亚族亦然。游击队的作战地区多半在波斯尼亚一带。

[12] 各国妇女在大战期间，以及对地下抗敌和解放运动所做的重大贡献，很快被各国政府忘得一干二净。

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艺术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彩笔下的“巴黎”，就是一个小小的“宇宙”……那个外在的天体大宇宙，与这个小小人世间的种种物象殊无二致，同样有着十字路口，鬼魅的车流灯影交错闪烁。生活之中充斥着不可解的相关事件，纠葛缠绕，两者之间具有惊人的相似。超现实主义的诗情蕴意，便是在描摹这一片乱中有序的离奇地域。

——本雅明，《单向街》

（Walter Benjamin，One Way Street，1979，p.23）

新建筑主义在美国似乎进展甚微……鼓吹这股新风格的人士过分热心，老是喋喋不休地大发议论，其执拗的教训口吻，与信仰单一税制者如出一辙，几至令人反感的地步。……然而辛苦说教之下，至今只有工厂建筑设计受其影响，再不见其他任何信徒风从。

——门肯（H.L.Mencken，1931）

1

时装设计师们，一向被谑称为是不具备理性分析能力的。但是说来奇怪，他们对事物未来走向的预见能力，有时却胜过以预测分析为业的专家。这种现象，毋宁说是历史上的超级之谜，对于专事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来说，更是一个中心议题。无论何人，若想探索大动乱时代对人类高级文化活动，即高级纯艺术，尤其是先锋派的艺术，带来何种冲击，实不可不究其中奥妙。因为一般人相信，早在资产阶级自由社会崩解之前的几年，先锋派艺术的出现便已预见这场变局的发生（参见《帝国的年代》第九章）。到1914年，几乎所有可以包括在“现代主义”（modernism）这把涵盖虽广却定义不清的大伞之下的各门艺术均已问世：立体派（cub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及未来派（futurism）等，此时都已纷纷出笼。现代主义在绘画上纯粹抽象，建筑上重功能避繁饰，音乐上全然抛弃音律（tonality），文学上与传统彻底分道扬镳。

今天被许多人认定为“现代派大师”的名单上，有许多人在1914年时，便已摆脱不成熟阶段，不仅创作甚丰，有的已卓然成为大家。[1]大诗人艾略特，其作品虽然到1917年才出版，此时已俨然是伦敦先锋派文艺界的一员了。这段时期，他曾与美国诗人庞德（Pound）共同执笔，为刘易斯（Wyndham Lewis）主编的《鼓风》（Blast）写稿。这一些人，最晚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成名，可是作为现代派名家大师，他们的盛名在40年后依然不衰。虽说还有很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方才崭露头角的新人，有些竟然也能通过考验，跃登“现代主义名家”的文化名人之列。不过老一代人仍领一代风骚的现象，却更令人诧异。[2]［至于勋伯格（Schönberg）的后继之秀——贝尔格（Alban Berg）与韦伯恩（Anton Webern）——也可算是19世纪80年代的一辈。］

因此事实上，在已成气候的“正统”先锋派艺术地盘里，似乎只能举出两项于1914年后才出现的新事物：达达主义（Dadaism）与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前者的虚无色彩，在西欧地区逐渐演化为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或可谓为其先导。后者则自东而来，诞生于苏联大地。构成主义由真实的对象出发，逸入三度空间骨架并以具有游移性质为上品的结构，在露天造型上取得了最大的构成形式（如巨型的轮子、大勺等）。它的精神风格，很快便被建筑界及工业设计界吸取；而最大的吸收者，是美国建筑师格罗皮乌斯（Gropius）于1919年在德国创立的包豪斯（Bauhaus）工业暨设计学院（后文续有介绍）。但是表现构成主义的代表作里，那些规模野心最大的工程，不是始终未建成［如塔特林（Tatlin）设计的有名的旋转斜塔，原是为颂扬共产国际而设计］，就是昙花一现，只在苏维埃早期的公众仪式中短暂地出现过。论其手法风格，新奇虽新奇，但是构成主义的唯一成就，仅在于建筑学上的对现代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而已。

达达主义的成员多是1916年流亡瑞士苏黎世的一批成员混杂的流亡人士（当时同在该地的另一群流亡者，是由列宁领导静候革命爆发的一批人）。达达主义是他们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孕育了这个战争恶果的社会提出的一种抗议，他们在无限郁闷苦恼中却矛盾地带着一股虚无论的气息，抗议的对象也包括这个虚空苦闷社会中的一切艺术形式。既然排斥所有的艺术，达达主义自然便不拘泥于任何外在的形象法则，不过在表现技巧方面，他们还是借鉴了1914年之前兴起的先锋派艺术（立体派及未来派）的一些手法。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拼贴技法（collage），也就是把各式碎布纸片，包括图画碎片，拼贴在一起。达达主义基本上来者不拒，但凡能挑战传统资产阶级艺术趣味的，都可纳入门户。惊世骇俗，是达达主义者的不二法门，是他们的向心凝聚力。因此1917年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在纽约，把搪瓷小便壶当作“现成艺术”（ready-made art）展出，便完全体现了达达主义的真髓，杜尚从美国返回之后，便立即拜入达达门下。不过他后来更进一步，宁可下棋，也默然拒绝从事任何与艺术有关的行为，则根本有违达达主义的精神。因为达达主义什么都是，却绝不是安静沉默。

至于超现实主义，同样也排斥现知的一切艺术形式，对于惊世骇俗的表现手法一样着迷（下文将有描述）。但是比起达达主义，它对社会革命更为积极，因此便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抗议表现了。单看它的发源地是在法国这个凡有流行必有理论的国家，这一点便可想见。事实上我们可以断言，随着达达主义在20年代初期的退潮，超现实主义便应运而生。前者因战争与革命而孕育，战争结束，革命偃旗息鼓，流行便也渐去。后者遂成为新时代的艺术呼声，“以心理分析暴露的无意识状态为基础，重振人类的想象活力，并对魔幻性、偶然性、无理性，以及象征、梦境多有强调注重”（Willett，1978）。

从某一角度来看，这其实是浪漫思想以20世纪的打扮重新粉墨登场（参见《革命的年代》第十四章），不过却较前者带有更多的荒谬性与趣味。超现实主义不似主流的“现代派”一类，却如“达达主义”一般，对形式创新没有多大兴趣：不论是无意识地信笔成篇，笔下随意流出字串，即所谓“自动写作”（automatic writing），或以19世纪一丝不苟的学者精细风格，如达里（Salvador Dali，1904—1989）勾勒那只溶化在沙漠中的表，都不是超现实主义者的兴趣所在。超现实主义重要的关键，在于它承认即兴自发式想象（spontaneous imagination）的无穷能力，不受任何理性系统控制，由碎片中产生和谐，从涣散中产生内聚，从全然不合理甚或不可能之中，形成内在的逻辑。比利时画家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1898—1967）的作品《比利牛斯山中的城堡》（Castle in the Pyrenees），就是以一种风景明信片般的风格仔细绘成。城堡从一块巨石之巅冒出来，仿佛从中衍生而出一般。只有那块大石，犹如一个巨蛋，飘浮于海面上的天际之间，也是以同样细腻的写实笔法为之。

超现实主义实在是先锋派艺术门下的一大创新。它的新奇之处，可由它制造惊吓、难解及尴尬笑声等种种情绪反应的能力证明，甚至在老一派的先锋派人士中间也不例外。坦白说，这正是笔者当年，当然是年轻不成熟的眼光，对1936年国际超现实主义伦敦大展（International Surrealist Exhibition），以及日后一位巴黎友人超现实主义画家作品的反应（这位朋友坚持以照片般的精确度，用油画描绘人体内脏，实在令我百思不解）。然而如今回溯往昔，这项运动的成果却极丰硕，虽然其风行之地主要在法国和深受法国影响的国家，但是它的精神风格，同时也影响了众多国家的一流诗人，如法国的艾吕雅（Eluard）、阿拉贡（Aragon），西班牙的洛尔卡（García Lorca），东欧以及拉丁美洲有秘鲁的瓦利霍（César Vallejo）、智利的聂鲁达（Pablo Neruda）。甚至直到多年以后，它仍可在南美大陆特有的“魔幻现实”（magical realist）写作风格中找到痕迹。超现实主义的图形与想象，如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马格里特（Magritte）、米罗（Joan Miró，1893—1983），甚至包括达里在内，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更为20世纪的中心艺术电影，提供了一片真正沃土，不似已然风流云散的更早期先锋派艺术，电影的确受超现实主义惠泽良多，不只是布努艾尔（Luis Buñuel，1900—1983），更包括20世纪最重要的编剧家普维（Jacques Prévert，1900—1977）。而对卡蒂埃布烈松（Herri Cartier-Bresson，1908— ）来说，他的摄影新闻（photojournalism）也同样欠下超现实主义的恩情。

总的来看，这一切均是高级艺术的先锋革命，是其发扬光大的极致。这场革命，描绘的对象乃是世界的崩溃，而早在这个世界真正粉碎之前，它就已经出现。在这个变动的时代里，这场艺术革命共有三件事值得注意：先锋派艺术成为既定文化的一部分，至少被吸收入日常生活的脉络之中。尤有甚者，它竟被高度地政治化了，其性质之强烈，比起革命年代以来世界任何高级艺术更甚。然而我们却也不可忘记，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它却始终游离于大众的趣味之外，即使连西方群众也不例外——虽然它已日复一日浸入日常的生活领域，只是众人犹未觉其程度之深罢了。当时，接受它的人数，虽然比1914年前的极少数为多，超现实主义却仍不是被多数人真正喜爱并自觉欣赏的艺术形式。

然而，虽说先锋派艺术已成为既定文化的中心部分，却不意味着它已取代了古典和流行艺术的地位。它的角色，乃是对前者的一种补充，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于文化及其作用具有浓厚的兴趣。其实当时国际歌剧舞台上演出的剧目，与帝国时代大同小异，依然是19世纪60年代初期出生的作曲家的天下，如德国的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意大利的马斯卡尼（Mascagni），或更早者如意大利的普西尼（Puccini）和莱翁卡瓦洛（Leoncavallo），捷克的雅那切克（Janacek）等。以上诸人，均属“现代派”外围。广义而言，至今犹然。[3]

不过歌剧的传统搭档——芭蕾，却改头换面，在伟大的俄国歌剧制作人佳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1872—1929）的带动之下，自觉地成为一项先锋派艺术的媒介，主要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自他的《游行》（Parade）一剧于1917年制作上演之后［此剧由毕加索设计，萨蒂（Satie）作曲，科克托（Jean Cocteau）作词，法国的阿波里耐（Guillaume Apollinaire）作表演简介］，由立体派人士如法国画家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格里斯（Juan Gris，1887—1927）做舞美设计，由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ey）、法拉（de Falla）、米约（Milhaud）、普朗克（Poulenc）编写或改作的乐曲等，从此成了“礼仪之必要”“时尚之不可缺”（de rigeur）。与此同时，舞蹈和编舞也随之换上现代派的风貌。1914年前（至少在英国一地如此），“后期印象派大展”（Post-Impressionist Exhibition）原本备受庸俗大众鄙夷，斯特拉文斯基所到之地，莫不引起骚动非议。正如现代派画展于1913年在纽约军械库展览会（Armory Show）以及其他地方造成的轩然大波一般；但是到了战后，一般人在“现代派”惊世骇俗的展示之前，却开始噤然无声。这是向那已经名誉扫地的战前世界断然告别，这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的文化革命的坚决声明。先锋派艺术经由现代芭蕾，彻底利用其独特的融合手法，将它自身独特的吸引力，与流行时尚的魅力，以及精英艺术的地位融为一体，再加上新出的《时尚杂志》（Vogue）的推动，于是先锋派就破土而出，冲破了一向阻挡它的堤防。20年代，英国文化新闻界一位知名的人士曾写道，多谢佳吉列夫的制作，“大众才有机会，正面地欣赏当代最杰出却也最常被取笑的画家的设计。他带给我们不再流泪哭泣的现代音乐，不再引发嘲笑声的现代绘画”（Mortimer，1925）。

佳吉列夫的芭蕾，不过是促使先锋派艺术流传的媒介之一。而先锋派本身，也呈多样化，因国而异。当时的巴黎，虽然继续垄断着精英文化，并有1918年后美国自我流放文人和艺术家的涌入，愈发强化其领导地位，例如海明威、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一代，但是传播西方世界的先锋派艺术，却不只一支，因为旧世界不再拥有统一的高级艺术。在欧洲，巴黎正与莫斯科—柏林轴心袭来的风格对抗，一直到斯大林和希特勒解散了苏德两国的先锋派人士并使先锋派艺术沉默为止。而前哈布斯堡和奥斯曼两大帝国的残存之地，人们也各走其艺术之路，在无人在乎它们的文学地位，因语言障碍也无人愿意有系统认真译介的情况之下，与外界长期隔离，直到30年代反法西斯人士向外流亡为止。至于大西洋的沿岸，西班牙语系的诗作虽然繁荣，却在国际上毫无冲击力，到1936—1939年间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这束繁花才得以向外界显露。甚至连最不受语言阻隔的艺术，例如形象与声音，也未取得应有的国际地位，只要将德国作曲家兴德米特（Hindemith）或法国的普朗克（Poulenc）在国内外的声名比较一下就可知道。英国教育界的艺术爱好者，甚至对两次大战之间巴黎派（Ecole de Paris）名气较小的人物都耳熟能详，可是对德国最重要的表现主义大家，如诺尔迪（Nolde）、马尔克（Franz Marc）的大名，却可能从未听过。

所有的先锋派艺术中，恐怕只有两门艺术，被所有相关国家中为“新款艺术”摇旗呐喊者所一致热爱：电影与爵士音乐（jazz）。而这两项艺术，也都是新世界而非旧世界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电影原被先锋派莫名地忽略（见《帝国的年代》），却在战争期间开始为其拥戴。从此，先锋派人士不但得向这项艺术形式本身及其最伟大的代表人物卓别林（Charlie Chaplin）顶礼膜拜（凡有点名气的现代诗人，几乎无不向卓别林献上一作以表敬意）；艺术家本人，也开始投入电影制作，尤以魏玛共和国和苏维埃俄国为最，它们真正地独霸了当地电影的生产制作。于是“艺术电影”的正典精品，于大动乱时期在各地出现，在小众的电影庙堂之内，接受那群“高品位”的电影爱好者的瞻仰，这类电影主要也是由这一类先锋派人士创作。例如苏联大导演爱森斯坦于1925年摄制的《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即被公认为空前杰作。凡是观赏过这部作品的观众，都永远不会忘记哥萨克兵一路扫射，攻下奥德萨（Odessa）阶梯的那一幕。作者即为观众之一，曾于30年代在伦敦市中心广场某家前卫戏院观赏。有人曾赞扬此片中这个情节为“一切默片的经典，甚至可能是整个电影史中最具影响力的六分钟”（Manvell，1944，pp.47—48）。

自30年代中期起，知识界开始欣赏带有民粹风味的法国电影，如克莱尔（René Clair）、让·雷诺阿（Jean Renoir，大画家雷诺阿之子）、卡内（Marcel Carné）、前超现实派普维（Prévert），以及先锋派音乐卡特尔“六人组”（Les Six）的前成员奥瑞克（Auric）。这些作品，一如非知识界喜欢提出的批评一般，看起来比较没趣，虽然其艺术价值显然比千万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每周在愈来愈豪华的大电影院中所观赏的电影为高（即好莱坞的电影）。而在另一方面，精明的好莱坞娱乐商人也跟佳吉列夫一般灵敏，立即嗅出先锋派艺术可能带来的厚利。当时联合影城的卡尔·勒姆利（Carl Laemmle），可能是好莱坞大亨中最不具知识趣味者，却在每年重访其祖国德国之际，借机招募大批新人才，吸收大量新观念。于是其影棚出产的典型成品，如恐怖电影《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和《吸血鬼》（Dracula）等等，有时根本就是德国表现主义原作的翻版。中欧导演如朗格（Lang）、刘别谦（Lubitsch）、怀尔德（Wilder）也纷纷横渡重洋来到美国；这些人在本国几乎都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人群”，对好莱坞本身也产生重大影响。至于技术人才的西流，如弗洛伊德（Karl Freund，1890—1969）及舒夫坦（Eugen Schufftan，1893—1977），他们的贡献更不在话下。有关电影和大众艺术的发展方向，后文将有更进一步的讨论。

至于“爵士年代”的“爵士”，源起于美国黑人音乐，和以切分式节奏的舞乐，加上背离传统的器乐编曲手法，在先锋艺术界立即掀起热烈反响。其中原因，不完全在爵士乐本身的优点，更多的因素，却是出于这种表现风格乃是现代派的又一象征，代表着机器时代与旧时代的决裂。简单地说，这是文化革命的又一宣言——包豪斯成员的相片，便是与萨克斯管合影。可是，虽然爵士乐已被公认为美国对20世纪音乐的一大贡献，爵士作品的真正爱好者，当时却仅限于极少数的知识圈内（无论先锋与否），直到20世纪下半时期方才改观。而当时，对爵士乐滋生真心热爱的人，往往属于人数甚少的极少数——如作者本人，就是在别号“公爵”的爵士乐巨匠埃林顿（Duke Ellington）1933年莅临伦敦之后，成为爵士乐迷的。

现代主义的面貌虽然多样，两次大战之间凡想证明自己既有文化素养，又能紧跟时代的人，莫不挂上“现代主义”的招牌。不管他们是否真的读过、看过、听过，甚至喜欢这些当时为众人认可的大家作品，若不能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一番，简直就不可思议，如艾略特、庞德、乔伊斯、劳伦斯等，就是30年代前半期英国“文艺青年”口中的流行词汇。更有趣的是，各个国家的文化先锋，此时亦将“过去”重新改写或重予评价，以符合当代的艺术要求。他们告诉英国人，绝对得把弥尔顿（Milton）及丁尼生（Tennyson）给忘了，如今崇拜的对象，应换作多恩（John Donne，1572—1631）才是。当时英国最负盛名的批评家、剑桥的利维斯（F.R.Leavis），甚至为英国小说编列出一部新的“正典法统”，或所谓“大传统”，与一脉相承的传统完全相反。因为历代以来，凡是不入这位批评家法眼的文学创作，通通一律予以除名，甚至包括狄更斯（Dickens）的大部分作品也不能够幸免，只有《艰难时世》（Hard Times）一作侥幸过关；虽然一直到当时为止，这部小说都被认为是这位大文豪的次要作品。[4]

至于对西班牙绘画爱好者来说，例如穆里罗（Murillo）被打入冷宫，起而代之务必欣赏赞扬的大家则是格列柯（El Greco）。尤有甚者，任何与资本年代及帝国年代有关的事务（除去先锋派艺术之外），不但被冷落排斥，而且根本就被扫地出门，从此消失不见。19世纪学院派画作的价格非但一落千丈，直到1960年之前，简直无人问津，愈发显示了这种改朝换代的激烈现象（相对地，印象派及其后的现代派作品则身价上涨，不过幅度不大）。同理，若有人对维多利亚式建筑稍有赞美，便有故意冒犯“真正”高品位且有过于保守之嫌。即使是自幼生长在自由派资产阶级式伟大建筑维也纳的旧都“内城”环绕之中的作者本人，却在新时代文化氛围的耳濡目染之下，受一种习气影响，认为这些旧建筑不是矫揉造作，便是浮饰虚华，或甚至两罪并俱。不过，一直要到了五六十年代，它们才真正遭到“大批”铲除的命运，这可谓现代建筑史上损失最惨重的10年。也正因如此，到1958年，才有“维多利亚学社”（Victorian Society）成立，欲图保存1840—1914年间的建筑。但这已经是“乔治亚社”（Georgian Group）成立的20余年之后了，“乔治亚社”的立社宗旨，就是为了保存那些命运不比此期凄惨的18世纪遗产。

先锋派艺术风格对商业电影的冲击，更显示“现代主义”已经深入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它的行动拐弯抹角，仍是经由一般大众不视为“艺术”的制作生产途径，最后并依据某些美学价值的先验标准而判其高下：主要是靠公共宣传、工业设计、商业平面美术以及日常用品。因此在现代主义大家中，匈牙利裔美籍建筑师暨设计师布罗伊尔（Marcel Breuer）著名的管式座椅（tubular char，1925—1929），就同时带有一股意识风格和美学任务（Giedion，1948，pp.488—495）。可是这把椅子风行现代世界，却并非以先锋派宣言的姿态出现，而是它朴素实用的设计——方便搬动并可多把叠放。但是无可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到20年间，西方世界的都市生活便已布满了现代主义的印记，甚至在美英两国，在20年代对现代主义似乎完全不能接受，如今也伏在它的脚下。流线型的风格，从30年代开始——不论适合与否——风靡了全美各项产品的设计，与意大利的未来派应合。起源于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大展”（Paris Exposition of Decorative Arts）的“装饰艺术”（Art Deco），则将现代派的几何多角线条（angularity）及抽象风格（abstraction）带入家庭生活。30年代出现的现代出版业平装本革命企鹅丛书（Penguin Books），也是举着柴齐休德（Jan Tschichold，1902—1974）的前卫印刷风格的旗号。不过现代主义的攻势，仍未能直接命中一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谓现代派建筑的国际风格，才全面席卷城市景观。虽然它的主要号手及实行家如格罗皮乌斯、勒·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莱特（Frank Lloyd Wright）等人，早已活跃一时。在此之前，除去某些特例之外，绝大多数的公共建筑，包括左派兴建的平民住宅计划在内，都极少展现现代主义的雪泥鸿爪（一般原以为，左派对富于社会意识的新建筑，应该表示亲近才是）。唯一的影响，只是它们都对建筑物的装饰线条表示极度厌恶而已。20年代工人阶级聚居的“红色”维也纳，曾大兴土木重建，主其事的建筑师大多在建筑史上默默无闻，即或小有地位，也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角色。可是与此同时，日常生活中的次要用品，却正在现代主义的冲击下快速改头换面。

这种现象，有多少是归功于美术工艺（arts-and-crafts）的流行以及新艺术（art nouveau）的影响，其中先驱型的艺术在其中身先士卒，投入日常用品的制作？有多少是来自苏联（构成主义）人士的影响，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刻意为针对大众生产的设计带来革命？而又有多少纯粹是出于现代主义与现代家庭科技（例如厨房设计）之间的内在契合？这些问题，都得留予艺术史来决定。事实的发展，则是如下：一个为期短暂的机构，主要是为担任政治和艺术先锋中心的目的成立，却为两代人制定了建筑和应用艺术的风格主调。此即包豪斯，也是魏玛共和国及日后德绍（Dessau）的艺术及设计学校（1919—1933）。这所学校与魏玛共和国存在时期相近，希特勒夺权之后，纳粹主义者将该校解散。与包豪斯有关系的艺术界人士名录，仿佛是莱茵河至乌拉尔山之间的现代艺术名人录：计有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法宁格（Lyonel Feininger）、克利（Paul Klee）、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马列维奇（Malevich）、利西茨基（El Lissitzky）、莫霍伊·纳吉（MoholyNagy）等等。包豪斯的影响所及，不仅及于以上诸位人士，自1921年起，甚至刻意离开旧有的工艺与（先锋的）美术传统，转向实用及工业生产的设计，例如汽车车体（格罗皮乌斯）、飞机座位、广告平面设计（苏联构成主义大家利西茨基的一大嗜好）等等，也受其影响。更别忘了1923年间德国通货疯狂大膨胀期间，100万和200万马克大钞的设计，也得算上一笔。

包豪斯在当时被认为极具颠覆意味，这从它与那些对它缺乏好感的政客之间，素来存在种种不合即可看出。事实上在大灾难的时期里，“严肃”艺术始终为这一种或那一类的政治使命所左右。到了1930年，这股风气甚至影响了英美两国。前者在当时欧洲革命的风暴之中，仍是一处可以寻得社会及政治稳定的避风港；而后者虽然远离烽火的战场，却距经济的大萧条不远。政治上的使命，当然并不仅限于向左看齐，虽然在对艺术有强烈爱好的人眼里，尤其当他们依然年少之际，的确很难接受创造性天才竟然不与进步性思想同步同途的事实。然而现实的状况不然，尤其以文学界为最，极端反动的思想，有时更化为法西斯的实际手段，这种现象在西欧也屡见不鲜。不论是身在国内还是流亡在外，例如英国诗人艾略特和庞德、爱尔兰诗人叶芝、挪威小说家汉姆生（Kunt Hamsun，1859—1952，汉姆生是纳粹的狂热支持者）、英国小说家劳伦斯，以及法国小说家塞利纳（Louis Ferdinand Céline，1884—1961）等等，其实都是这一类文学人士的突出者。不过苏联向外流亡的各路人才，却不可随便归入“反动”之流（虽然其中有些人确实如此，或转变如此）。因为拒绝接受布尔什维克的外移者中，持有的各种政治见解很不相同。

尽管如此，我们却可以说，在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之后的年月里吸引了先锋派艺术界的是左派，而且经常是革命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以及那反法西斯的岁月中甚至更甚。事实上，由于爆发了战争及革命，使得许多原本在战前与政治无关的苏法先锋派运动，从此也染上政治色彩。不过刚一开始，多数苏联先锋派人士对“十月革命”却无甚热情。随着列宁产生的影响将马克思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并成为社会革命唯一的重要理论及意识形态，先锋派纷纷接受这个被纳粹甚为正确地称为“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Kultur-bolshewismus）的新信仰。达达主义兴起，是为了革命；它的继起者，超现实主义，所面对的唯一难题也只在该走哪一条革命路线，而其门下绝大多数，舍斯大林而选择了托洛茨基。莫斯科—柏林联手，是建立于共有的政治共鸣之上，对魏玛文化影响极大。密斯·凡德罗为德国共产党设计了一座纪念碑，悼念被刺身亡的斯巴达克思主义者（Spartacist）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格罗皮乌斯、塔特（Bruno Taut，1880—1938）、勒·柯布西耶、梅耶（Hannes Meyer），以及整个“包豪斯学派”（Bauhaus Brigade），都接受苏维埃委托从事设计——当时在大萧条的背景之下，不论在思想意识或建筑专业方面，苏联对这些西方建筑师的吸引力显然大得多——甚至连从根本上说政治色彩并不强烈的德国电影界此时也开始激进，大导演帕布斯特（G.W.Pabst，1885—1967）的所作所为即可证明。帕布斯特对描述女人的兴趣，显然比表现政治事务浓厚多了，日后并心甘情愿地在纳粹羽翼下效命。可是在魏玛共和国的最后几年，他却曾执导了多部最为激进的作品，包括布莱希特与韦尔（Weill）合作的《三分钱歌剧》（Threepenny Opera）。

悲哀的是不分左派右派，不论他们献身的政治理想为何，现代派艺术家却被当局及群众所排斥——而对手对其攻击之猛，更不在话下。除了受到未来派影响的意大利法西斯是例外，新兴的极权政府，无分左右，在建筑上都偏爱旧式庞然大物似的建筑及街景，在绘画雕刻上钟情激越壮阔的表现，在舞台上青睐古典作品精致细腻的演出，在文学上则强调思想的可接受性。希特勒本人，便是一名饱受挫折的艺术家，他最后终于找到一位年轻能干的建筑家施佩尔（Albert Speer），总算借其之手，一了他那种巨大无朋的创作观念。而墨索里尼、斯大林及佛朗哥将军等人，虽没有这等个人艺术野心，却也都各自兴建了一栋栋恐龙式的大建筑群。因此德苏两国的先锋派艺术，都无法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的新政权下生存。原本在20年代作为一切重大先进艺术先驱的德意志和苏联，便几乎从文化舞台上销声匿迹。

如今回溯起来，我们可以比当年看得更为清楚，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崛起，对文化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先锋派艺术，深植于中东欧的革命土壤之内；艺术的良种，似乎生长在熔岩纵横的火山上。此中因由，并非单纯出自政治革命政权的文化当局给艺术革命家的官方关注（即物质资助），胜于它们所取代的保守政权——即使其政治当局对艺术本身并无热心。苏联的“教化政委”（Commissar for Enlightenment）卢那察尔斯基（Anatol Lunacharsky），就积极鼓励先锋派艺术的创作，虽然列宁本人的艺术品位偏向传统。1932年被德意志第三帝国赶下台前的普鲁士社会民主政府，也对激进派指挥克勒姆佩雷（Otto Klemperer）鼓励有加，遂令柏林的众多歌剧院成为1928—1931年间最先进音乐的展示场。但是除了这个因素以外，时代的动荡不安，使居于中东欧地区的人，心灵更加敏感，思想更加尖锐。他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感，不是一个美好人间，却是一个冷酷世界。而也正是促成这股冷酷悲情背后的残忍现实及悲剧意识，却令某些原本并不杰出的艺术家们，变得更加敏锐。例如美国的特拉文（B.Traven），原是一名主张无政府的天涯浪子，一度与1919年短命的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有些关系，此时却拿起笔来，动人地描述了水手与墨西哥的故事，后改编为电影，即为休斯顿（John Huston）导演、亨佛莱·鲍嘉（Humphrey Bogart）主演的《马德雷山脉宝藏》（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这部电影即是以特拉文的故事为蓝本拍摄的。若无这部作品，特拉文大概会默默无名终了一生。但是一旦艺术家不再感到人世的苦难荒谬不可忍受，他的创作动力也就会随之失去，所余者只有技术上的矫情，却失去了内在激情。如德国讽刺大家格罗茨（George Grosz）于1933年移居美国后的创作就是如此。

大动乱时代的中欧先锋派艺术，很少表达出“希望”的感觉，尽管其献身政治革命的同志，有意识形态及对未来乐观愿景的鼓舞。这些地方先锋派艺术的最大成就，多数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上台之前即已完成。“对希特勒，我实在无话可说。”[5]

奥地利的讽刺大家克劳斯，就曾对希特勒政权如此讥讽，然而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可是滔滔不绝（Kraus，1992）。这些艺术作品的创作背景，是末日的动荡与悲情，包括柏格的歌剧《伍采克》（Wozzek，于1926年首次演出），布莱希特与韦尔合作的《三分钱歌剧》，及《马哈哥尼城的兴衰》（Mahagonny，1931），布莱希特与艾斯勒合作的《采取的手段》（Die Massnahme，1930），巴伯尔的小说《红色骑兵》（Red Cavalry，1926），爱森斯坦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及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Alexanderplatz，1929）。而哈布斯堡帝国的倒塌，也促使众多文学杰作潮涌，从克劳斯的惊世剧作《人类文明末日》到哈谢克的诙谐作品《好兵帅克》，还有罗斯《忧伤的悲歌》（Radetsky Marsch，1932），慕席尔（Robert Musil）不断自我反思的作品《无行之人》（Man without Qualities，1930）等等皆是。终20世纪，没有任何政治事件，曾在创作的心灵上激起过如此大的波澜。唯一的例外，也许也只有爱尔兰的革命与内战（1916—1922），还有墨西哥的革命（1910—1920）——俄国革命却不曾有此作用——曾分别借着前者的剧作家奥凯西（Ocasey），以及后者的壁画家（此事象征意义更甚），以他们个别的方式，激发本国艺术创作。这一个注定倾覆的帝国，隐喻着另一个本身也注定幻灭崩离的西方精英文化：这个意象，长久以来便已在中欧人心灵的阴暗角落潜伏。旧有秩序的告终，在大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的《杜伊诺哀歌》（Duino Elegies，1913—1923）中获得宣泄。另一位以德文创作的布拉格作家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则以更绝对的方式，表达出人类那全然不可理解的困境：个人的与集体的。卡夫卡的作品，几乎全是在其身后出版面世。

因此，这个艺术，乃是

创造于世界溃散的日子，

诞生于地基崩离的时刻。

以上是古典学者暨诗人豪斯曼（A.E.Housman）的诗句，他与先锋创作之间，自然是背道而驰（Housman，1988，p.138）。这门艺术的观照角度，是“历史守护神”（angel of history）的观点。而这名守护天使，根据犹太裔德籍马克思学派人士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的观点，正是克利画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中的那一位：

他的脸庞面向过去。我们所认为属于一连串的事件，在他眼中，却只是一桩单一的大灾难，其中的残骸灰烬，不断堆积，直到他的脚下。哦，但愿他能留下，唤醒死者，修补那已毁的残破碎片！但是从乐园的方向，却起了一阵暴风，如此狂厉凛冽，吹得天使的双翅无法收起。狂风使他无力招架，不断地将他送往未来之境。他背向着未来，脚下的残灰却快速增高，一直进入天际。这股狂暴的大风，就是我们称作进步的狂飙啊。（Benjamin，1971，pp.84—85.）

在崩离瓦解地带以西的地方，悲剧及大祸难逃的意识虽然稍轻，可是未来的前途同样黯淡不明。在这里，虽有大战的创伤累累，但是与过去历史的相连感却不曾明显断裂。一直到了30年代，那个萧条、法西斯俱生，以及战争日近的10年间方才改观。[6]即使如此，如今回溯起来，当时西欧知识分子的情绪心灵，似乎不似中东欧那般彷徨绝望，希望的感觉也浓厚得多。他们在中欧的同伴，从莫斯科到好莱坞，正四处飘零，而在东欧的同伴，则陷于失败及恐怖的魔掌之下噤声无语。而居于西欧的他们，却觉得自己仍在捍卫那虽然尚未毁灭，却备受威胁的价值观念，并为一度曾活跃于其社会的思想意识，重新点燃火炬，若有必要，甚至可以进行改造以图存留。我们在第十八章将会看见，当时西方知识界之所以对苏联的所作所为认识不清，主要是出于一种观念，认为它依然是代表“启蒙理性”对抗“理性解体”的一大力量，象征着“进步”的原始单纯意义，它的问题远比本杰明所说，“从乐园吹来的那股狂风”为少。只有在极端反动分子中间，才可以发现那种“世界已陷入不可理解的悲剧”的末世意识；或如当时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1903—1966）的笔下，世事已成斯多葛禁欲派（stoics）的一幕黑色喜剧；或更如法国小说家塞利纳所描述——甚至包括好讥嘲的犬儒在内——人世间均犹如一场噩梦。虽然当代英国年轻先锋派诗人中最杰出的奥登，也认为历史是悲剧，他的深刻感受见于《西班牙，美术之乡》（Spain，Musée des Beaux Aits），然而以他为中心的那群先锋派团体，却觉得人类的困境并非不可接受。英国先锋派艺术家中给人深刻印象者，莫过于雕刻大家亨利·摩尔（Henry More，1898—1986）以及作曲家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1913—1976）。但论其二人给人的感受，仿佛只要世界危机不去打扰他们，他们就可以让它从旁边掠过。可是世界的危机，毕竟不曾放过一人。

而先锋派艺术的概念，在当时依然仅限于欧洲的文化领域及其外围地带。甚至在这里，艺术革命的开拓先锋们也仍旧心存渴慕地引颈望向巴黎，有时甚或伦敦，而伦敦此时的分量虽轻，却足令人惊异不已。[7]而纽约则不是期盼的目标。这种现象表示，在西半球的领域以外，非欧洲的先锋派圈子几乎完全不存在；而它在西半球的存在，却与艺术实验和社会革命牢不可分。那时，它的最佳代表莫过于墨西哥革命的壁画家，画家们的意见只有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人上有分歧，对于墨西哥革命人士萨帕塔与列宁两人却共同爱戴。墨西哥画家里韦拉（Diego Rivera，1886—1957）就曾坚持将萨帕塔和列宁的像，绘入他为纽约洛克菲勒中心新大厦所绘制的壁画中——此画是装饰艺术的一大胜利，仅次于克莱斯勒大楼（Chrysler Building）——惹得洛克菲勒家族大为不快。

但是对非西方世界的多数艺术家而言，根本的问题却在“现代化”而非“现代主义”。作家们如何才能将本国本地的日常语言，转化成富有变化、包罗万象，适用于当代世界的文学用语，正如19世纪中期以来的孟加拉人（Bengalis）在印度所做的改革一般？文艺界男士（在这个新时代里，或许包括文艺界女士在内）如何才能以乌尔都（Urdu）语创作诗词，而不再依赖一向以来凡作诗非以古典波斯文不可的文学传统？如何以土耳其文，取代那被凯末尔革命扔入历史垃圾箱的古典阿拉伯文（同时一并被扔掉的，还有土耳其的毡帽和女子面纱）？至于那些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国度，该当如何处理它们的固有传统，如何面对那些不论多么优雅动人，却不再属于20世纪的文化艺术？其实单抛弃传统一事，就具有十足的革命意味；相比较之下，西方那此起彼落，以这一波现代化对抗那一波现代化的所谓“革命”，更加显得无所谓甚或不可理喻。然而，当追求现代化的艺术家同时也是革命者时，这种情况更为显著，事实上的情况也多是如此。对于那些深觉自己的使命（以及自己的灵感来源），乃是“走入群众”，并描述群众痛苦，帮助群众翻身的人来说，契诃夫（Chekhov）与托尔斯泰（Tolstoy）两人，显然比乔伊斯更符合他们的理想典范。甚至连从20年代起即已耽于现代主义的日本作家（极可能是接触意大利“未来派”而形成），也经常有一支极为强烈的社会主义或共产“普罗”中坚队伍（Keene，1984，chapter15）。事实上，现代中国的著名作家鲁迅（1881—1936），即曾刻意排斥西式典型，却转向俄罗斯文学，因为从中“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编者注：引自鲁迅《南腔北调集》中《祝中俄文字之交》。）

对于大多数视野并不仅限于本身传统，也非一味西化的非欧洲世界创作人才而言，他们的主要任务，似乎在于去发现、去揭开、去呈现广大人民的生活现实。写实主义，是他们的行动天地。

2

就某种方式而言，东西艺术因此产生结合。因为20世纪的走向愈发清楚，这是一个普通人的世纪，并将由普通人本身所创造的艺术，以及以普通人为对象而创造的艺术所垄断。两大相关工具的发明，更使普通人的世界有了前所未有的呈现和记录，即报告文学（reportage）和照相机。其实两者皆非新创（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十五章及《帝国的年代》第九章），可是却都在1914年后，才进入黄金年代。作家，此时不但自视为记录人或报道人（尤以美国为最），更开始亲自为报纸撰稿，有些甚至亲自写报道性的作品，或一度成为报人，例如海明威、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辛克莱·刘易斯等人皆是。1929年首度纳入法语辞典，1931年登列英语辞典的“报告文学”一词，于20年代成为公认具有社会批评意识的文学与视觉表现类型。对其影响最大的是苏联的革命先锋派人士。后者高举现实的旗帜，力抗被欧洲左派谴责为人民鸦片的大众通俗娱乐。捷克共产党新闻工作者基希（Egon Erwin Kisch），就因《匆匆报道》（Der rasende Reporter，1925）而名声大噪，此词就因他在中欧大为流行。《匆匆报道》，是他一连串报道的首篇篇名。报道性的作品，也遍传西方先锋派圈中，主要渠道是通过电影。它的起源，显然出自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896—1970）所著的《美国》（USA）三部曲中（这位作家左倾时期的作品）。书中以“新闻片”（Newsreel）及“电影眼”（the Camera Eye）——暗指先锋派纪录片导演维尔多夫（Dziga Vertov）——等片段交互穿插，构成故事情节。在先锋左派手中，“纪录片”成为一种自觉性的运动。到了30年代，甚至连报章杂志界中顽固的实际派，也可以以这一类作品获取更高的知识和创作声望。他们将电影胶卷中的片段——通常充任不要紧的补白作用——添添补补，升级成气势较为壮大有如“时光隧道”（March of Time）般的纪录性质，并借用先锋派摄影的技术创新，例如20年代共产主义的《工人画报》（AIZ）首创的手法，为画刊杂志创下了一个黄金时代：美国的《生活杂志》（Life）、英国的《图画邮报》（Picture Post）、法国的《看》（Vu）等皆是。不过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以外，此种风格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大为风行。

“摄影新闻”的兴起，要归功于以下原因。其一，那些发现了摄影技术这个媒介的摄影人才（甚至包括某些女性在内）；其二，世人以为“照相机不会撒谎”的错觉（即相机镜头下捕捉的世界，似乎可以代表“真实”人生）；其三，技术的改良进步，新型的迷你相机可以轻易拍到那些不是刻意摆出的自然姿态，例如1924年推出的莱卡相机（Leica）。可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却要数电影在世界各地的流行。男男女女，都知道可以通过摄影镜头看到真实人生。当时，印刷品的发行虽然也有增加（如今更在通俗小报上面与凹版印刷相片交错排列），可是却在电影大军的压境下相形失色。大灾难的年代，是电影大银幕称雄的年代。到30年代末期，英国人每买一份报纸，就有两人买一张电影票（Stevenson，pp.396，403）。事实上，随着不景气日益严重，世界被战争的千军横扫，西方电影院观众的人次也达空前高潮。

在这个视觉媒体新秀的世界之中，先锋派艺术与大众艺术相互交融、彼此影响。在旧有的西方国度里，教育阶层和部分的精英思想，甚至进而渗入大众电影领域，于是有了魏玛时代的德国无声电影，30年代的法国有声电影，法西斯思想被扫除之后的意大利电影界，分别创造了黄金时代。其中恐怕要数30年代具有民粹风格的法国影片，最能将知识分子对文化的需求与一般大众对娱乐的需求相结合。这些作品是唯一在高品位中，犹不忘故事情节重要性的作品——尤其是“爱”与“罪”的题材——同时也是唯一能表达“高级笑话”（good joke）的影片。而通常一旦让先锋派（不论政治或艺术）完全自行其是——如纪录片流行潮及鼓动艺术（agitprop art）即是——它们的作品却很少能影响到大众，只能限于极少数的小圈子中欣赏。

然而，这个时期的大众艺术之所以意义重大，并非由于先锋派的参与投入。最令人深刻难忘的，乃是大众艺术已经日益取得无可否认的文化优势地位，即使如我们在前所见，在美国之外，当时的大众艺术，犹未能摆脱教育阶层趣味的监督管辖。夺得独霸地位的艺术（或者应该说娱乐）形式，是以最广泛的群众为目标，而非人数日渐浩大的中产阶级，或品位仍停留在保守阶段的低下阶层。这些艺术趣味，仍然垄断着欧洲“大道”（boulevard）、“西区”（West End）舞台，或其他种种品位相当的表演国度——至少，一直到希特勒将这些产品的制作者纷纷驱散之前是如此，可是他们的兴趣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个中级趣味的领域里，最有趣的趋势要数其中一种类型，于此时开始如火如荼地发展。这就是早在1914年前，即已崭露头角，却完全不能预料日后竟大受欢迎的侦探推理题材小说，现在开始一本又一本地推出长篇。这个新的文学类型，主要属英国风味——可能得归功于柯南·道尔（A.Conan Doyle）的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他笔下的这名高明大侦探，于19世纪90年代成为举世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更令人惊奇的事实，却是这个类型具有强烈的女性及学者色彩。侦探小说的创始先锋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1—1976）的作品，到今日依然畅销不衰。侦探小说的各种国际版本，也深受英国创下的模式影响，也就是一律将凶杀案的谜团，当作客厅里的斯文游戏，需要几分智慧才能破解。就仿佛高级的填字游戏，靠几处谜样的线索找出答案——这更是英国的独家专长。这种文学类型，最适合用以下观点视之：诉诸那面临威胁，却尚不至完全被破坏的既有社会秩序。谋杀，在此成为中心焦点，几乎是促使侦探采取行动的唯一事件。它侵入一个原本井然有序的天地，如俱乐部的场所，或某些常见的专业场所，然后抽丝剥茧，一路循线索找出那只烂苹果，确保全桶其余的完好无损。于是经侦探的理性手法，问题获得解决，小小世界也再度恢复井然秩序；而侦探本人（大多数是男性），同时也代表那小小的大千世界。因此，主角务必为“私人”侦探，除非警探本人（与他的多数同僚不同），也属于上中阶层的一员。这是一个虽然拥有相当自我肯定却极度保守的文学类型，与同时代兴起的较为恐怖的间谍小说不同。后者也多出自英国，在20世纪下半期大受欢迎，其作者的文学水平也属平平，通常是在本国的秘密特务机关中找到合适的职位。[8]

早在1914年，具有现代气息的大众媒体，已在许多西方国家成为当然。但是它们在大灾难时代的惊人发展，依然令人叹为观止。美国报纸发行数的增加，比人口还要快，于1920—1950年间激增一倍。到了那个时期，在典型的“发达”国家里，每1000名男女老少，就有300至350份报纸，北欧和奥地利国民的报纸消耗量，比此更甚。至于都市化的大英帝国国民，也许更由于英国的报刊出版是全国发行而非限于地方，每1000名人口竟然购读高达600份的报纸，的确令人咋舌（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48）。报业是以识字阶层为对象，不过在基本教育普及的国度里面，它也尽量利用图片与漫画（漫画当时尚未为知识分子青睐），并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新闻用语：如语气夸张鲜明，极力攫取读者注意力，故作通俗，音节尽量减少，等等，以满足一般识字程度不高民众的需求。这种风格，对文学的影响不谓不重。而另一方面，电影对其观众的识字程度要求甚低，等到它于20年代末期学会开口讲话以后，英语国家的观众更不需要认识任何字了。

更有甚者，电影不像报纸，后者在世界多数地区，都只能引起一小部分精英阶层的兴趣。电影刚一起步，便几乎以国际性的大众媒体姿态出现。无声电影及其已经通过考验能以跨越不同文化的电影符号，原有可能成为国际性的共同语言。它的黯然下台，很可能是促使英语在世上通用，并发展成20世纪后期国际语言的一大原因。因为在好莱坞的黄金年代里，电影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只有日本例外，其大型电影产量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其他地区，即使将印度包括在内，好莱坞生产的影片也几乎等于它们的总和（当时印度已经年产170部影片，其观众人数几乎与日本等同，并与美国极为接近）。1937年间，好莱坞一共制作了567部影片，其速度等于每周超过10部。在资本主义的垄断性生产力与社会主义的官僚化之间，其中的差异，就在前者年产电影567部，而苏联于1938年却只能号称生产了41部。不过基于明显的语言因素，这种由一家独霸全球的异常现象自然不能持久。果然它没能熬过“影棚制度”的解体。好莱坞的影棚作业，于此时达到高峰，宛如机器般大量制造美丽梦境，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顷刻间烟消云散。

大众媒体的第三项：无线电广播，则是崭新的当代发明。它与前两者不同，纯粹建立在个人是否拥有在当时还是精密机器的收音机上，因此基本上多限于相对较为繁荣的“发达”国家境内。意大利的收音机台数，直到1931年前始终不曾超过汽车的拥有数（Isola，1990）。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拥有收音机比例最高的国家地区，有美国、斯堪的纳维亚、新西兰、英国。在这些国家里面，收音机的持有数以惊人速度增长，甚至连穷人也买得起。1939年在英国的900万台收音机中，有半数为每周工资在2.5英镑至4英镑之间的平民持有——这算是普通收入——另外200万拥有者的所得则比此为低（Briggs，II，p.254）。因此大萧条的数年间，广播听众呈倍数激增，增长比例可谓空前绝后，此事也许也不足为奇了。因为无线电广播改变了穷人的生活内容，尤其是对困守家中的穷家妇女，其影响力前所未有。收音机将外面的世界带进她们家中，从此这些最为寂寞的人不再完全孤单。凡是可以通过说话、歌唱、演戏，以及所有能以声音传达的事物，如今她们都能自由控制选择。这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尚无人知晓的新兴神奇的媒体，到股市大崩溃的那一年，竟已获取了美国千万家庭的欢心，到了1939年，更高达2700万家，1950年时，超过4000万户。这个惊人的发展趋势，真是可惊可叹！

可是无线电广播，与电影以及改革后的大众报业不同，并不曾大幅度改变人类观照现实的角度。它不会创造新的观照方式，也不曾在感官印象与理性观念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参见《帝国的年代》）。它只是一个媒介，不是信息本身。但是，它可以向数不尽的数百万听众同时说话，而每一名听者，都觉得它是在向自己单独发言。因此无线电成了传播大众信息的有力渠道；统治者及销售人员，也迅即发现它是上好的宣传广告工具。到30年代初期，连美国总统和英国国王，也分别认识到自己在收音机上“围炉夜话”（fireside chat）和圣诞节广播谈话（分别于1932年和1933年）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对新闻需求迫切，无线电更地位确立，成为一代政治工具与一大信息媒介。欧洲大陆各国的收音机数大幅度增加，有时甚至呈倍数甚或倍数以上跃升，只有某些在战火中遭受重大牺牲的国家是为例外（Briggs，III，Appendixc）。至于欧洲以外的国家，增幅更为惊人。不过一开始即已控制美国空中频道的无线电广播的商业用途的发展，在他处的进展则不及美国顺利。因为根据传统，对国民影响力如此强大的一个媒介，政府自然不愿轻易放弃。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便始终维持其公共垄断机构（public monopoy）的地位。与此同时，凡容许商业广播播出的地方，其经营单位都一律得对官方意见表示应有的尊重。

无线电收音机文化的创新之处，在今人眼中极难辨认，因为许许多多由它领导创新的项目，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固定的一部分，如体育评论、新闻报道、名人访谈、连续剧，以及任何以集数形式播出的节目均是。它带来的诸多影响之中，最重大、最深刻的便是依据一个严格规定的时间表，将众人的生活同时予以私人化与固定化。从此，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休闲，都被这张作息表牢牢控制。然而奇怪的是，这个传播媒介以及后来继起的电视机和录像机，虽然基本上是以个人与家庭为接收中心，却也创造出它独有的公共空间。于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原本互不认识的陌生人们，碰面之际，却都知道十之八九对方昨晚上大概也收听了那场大比赛的转播，那出最受欢迎的喜剧节目，丘吉尔的演说，以及新闻报道的内容。

受到无线电广播影响最大的一门艺术是音乐，因为它完全摆脱了声音本身及机械对原音传送的种种限制。音乐，是最后一项挣脱出人体对口头传播所作的禁锢的艺术，早在1914年前，即已因留声机的发明进入机械复制的新纪元，不过当时却犹在多数人所能及的范围以外。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留声机及唱片固然终于抵达大众手中，然而“种族唱片”市场的几乎崩溃（即美国大萧条期间的典型穷人音乐），却证实这种扩张繁荣的脆弱性。而唱片本身的技术质量，虽然在1930年左右大为改进，却依然有所限制，长度便是其中一项。更有甚者，它的花样种类，也得视销路决定命运。可是无线电广播，却头一次使得音乐的播送没有边界，在远距离外也可听闻。并且一次播放时间，可以超过5分钟，没有任何间断。在理论上，它的听众人数也毫无限制。于是少数人的音乐就得以普及（包括古典音乐在内），无线电广播也成为唱片推销的最主要手段，至今依然。可是收音机并未改变音乐的面貌，它对音乐的影响，显然次于舞台和电影（后者也开始学会将音乐在片中再现），可是若没有无线电广播出现，音乐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包括它在日常作息中如听觉壁纸般担任的背景地位，肯定难以想象，也许根本便不可能产生。

因此，垄断着大众通俗艺术的几大力量：报业、摄影、电影、唱片、无线电广播，基本属于科技与工业的发展结果。然而自19世纪后期以来，在一些大城市的通俗娱乐角落里，某种独立的真实创作精神，也已经开始明显地迸发涌现出来（参见《帝国的年代》）。进入20世纪，这股创作灵感的源泉一点也未枯竭，随着媒体革命反而更上一层楼，远超过当初源起的原始环境。于是阿根廷的探戈（tango）正式登场，尤其更从舞蹈扩大而为音乐，并于20年代和30年代达到成就和影响的巅峰。当探戈天王巨星加戴尔（Carlos Gardel，1890—1935），不幸于1935年因飞机失事殒命时，全拉丁美洲为之同声哀悼，更由于唱片的作用，永垂不朽长存乐坛。桑巴（samba）对巴西的象征作用，也如探戈之于阿根廷，乃是20年代里约热内卢狂欢节（Rio carnival）大众化的产物。然而一切新音乐形式之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影响最为深远者莫过于爵士乐在美国的发展，爵士乐主要是受到南部黑人移往中西部及东北部大城市的冲击形成，是专业演艺人员（多系黑人）独有的艺术性音乐。

不过，这些大众化创新及发展的力量，在本土之外往往有其限制；比起20世纪下半叶产生的革命性变化，当时的状况也有所不及。因为进入20世纪第二个50年，以最明显的例子为证，某个由美国黑人蓝调音乐直接承袭的名词“摇滚”，竟然一举成为全球青少年文化的共同语言。不过回到20世纪上半叶，除电影外，大众媒体与通俗性作品的创造力虽然远不及后来的下半场热闹（后文将予讨论），其质量之高，却已足以令人咋舌，尤以美国为最。此时的美国，已经开始在这些行业中处于执牛耳地位，具有无可挑战的优势。其中原因，自然多亏它高人一等的经济优势和对于商业及民主的投入，以及在大萧条后，罗斯福民粹政策的重大影响。在通俗文化的领域里，世界是美国的，其他的都处于次要地位。在这些娱乐业里面，再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发展出来的模式，可以获得如此尊崇的国际地位——不过，某些国家确实也拥有相当广泛的地区性影响（例如埃及音乐在伊斯兰世界）；不时偶有异国风情，进入国际商业通俗文化主流，造成一时流行（例如拉丁美洲的伴舞音乐）。唯一特殊的例外是运动。在大众文化的这一方舞台之上，任谁欣赏过巴西足球队全盛时期的演出，能够否认运动也是一门艺术？而美国的影响力，始终仅限于华盛顿政治的支配范围之内。正如板球，只有在当年大英帝国米字旗飘扬过的地方，才是一门大众运动；同样，在美国陆战队登陆以外的地方，棒球的势力始终极微。真正拥有世界性地位的运动，只有足球。这个在当年随着英国经济的足迹，携往全球其所到之处的竞技产物，就从北极冰区，到赤道热带，带给了球迷许多以英国公司或海外英国人为队名的球队，例如圣保罗运动俱乐部（Sao Paulo Athletic Club）。这个简单却极优雅的运动，没有复杂的规则与装备，可以在任何大小、尺寸符合并大致不失平坦的开放场地练习。它之所以走遍全球，完全是出于其作为运动本身的优点所致。随着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的揭幕（乌拉圭夺魁），足球确实已成为真正的国际性运动。

不过依据我们当代的标准，此时的大众运动，虽然已经走上国际化之路，却仍然相当原始。它们的从业人员，尚未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喙吞噬。伟大的体育明星，例如网球名将，也依然还是业余运动员（也就是类似传统的中产阶级地位）。即使身为职业运动员，收入也不比普通技术工人高出多少，例如英国足球界即是。至于欣赏的方式，也依然得靠面对面亲临观看，因为连收音机的转播，也只能借着播音员的声音分贝，将赛况的紧张气氛传送而已。电视时代，以及运动员天文数字的高薪，有如电影明星身价一般的日子，离此时尚有几年时光。但是，我们在后文将会看见（第九至十一章），其实为时也不太远了。

[1] 登上这份名单的大师，画坛有法国的马蒂斯（Matisse）、西班牙的毕加索（Picasso）；乐坛有德国的勋伯格、苏联的斯特拉文斯基；建筑界有美国的葛罗皮乌斯和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文坛有法国的普鲁斯特（Proust）、爱尔兰的乔伊斯（James Joyce）、德国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奥地利的卡夫卡（Franz Kafka）；诗人有英国的叶芝（Yeats）、美国的庞德、苏联的勃洛克（Alexander Blok）和女诗人阿赫马托娃（Anna Akhmatova）等多人。

[2] 后起之秀中值得一说者，包括苏联小说家巴别尔（Isaac Babel，生于1894年）、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生于1897年）、美国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生于1899年）、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Garcia Lorca）、艾斯勒（Hanns Eisler）（以上三人均生于1898年）、美国作曲家韦尔（Kurt Weill，生于1990年）、法国作家萨特（Jean Paul Sartre，生于1905年）、英裔美籍作家奥登（W.H.Auden，生于1907年）等人。

[3] 除了极少的例外以外，例如贝尔格、布瑞顿，1928年后乐坛的主要创作，例如《三分钱歌剧》（The Threepenny Opera）、《马哈哥尼城的必衰》（Mahagonny）、《乞丐与荡妇》（Porgy and Bess），都不是为正式歌剧院的演出而作。

[4] 为了公平起见，在此必须声明，对于狄更斯这位伟大作家，利维斯博士最后毕竟找出比较没有那么不恰当的言辞予以赞美，也许多少有点勉强。

[5] ‘Mir fällt zu Hiller nichts ein.’不过在长期沉默之后，克劳斯却能洋洋洒洒，就这个题目发挥了数百页长的文字。

[6] 事实上，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文学作品，直到20年代方才开始出现。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所著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是于1929年才出版，好莱坞版的电影剧于1930年问世，18个月时间，即以25种文字售出250万本。

[7]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Jorse Luis Borges，1899—1986），尤其以崇尚英国出名；亚历山大城的出色希腊诗人卡瓦菲（C.P.Cavafy，1863—1933），则以英文为其第一语言；20世纪最伟大的葡萄牙大诗人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88—1935）亦然，至少在写作上如此；吉卜林（Kipling）对布莱希特的影响，更是众所周知。

[8] 现代这种“冷酷”派惊险小说，或所谓“私人侦探”小说的文学始祖，其大众性则远比早期侦探推理小说为重。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1894—1961）其人就是平克顿（Pinkerton）侦探社的警探出身，其作品则刊载在一些廉价杂志上。讲到这里，唯一将侦探小说转变成纯文学的作家，只有比利时自学成才的西默农（Georges Simenon，1903—1989），纯靠为人卖文鬻字为生。

第七章　帝国告终

他在1918年投身恐怖分子的革命阵营。在他婚礼当天，他的革命导师也在场。自此开始一直到1928年他死亡之时为止，10年之间，他不曾与妻子共同生活一天。革命人的钢铁纪律，就是远离女人……他常常告诉我，印度若能效法爱尔兰的方式奋斗，必将获得自由。我就是在与他共事之时，开始读到丹·布伦（Dan Breen）所著的那本《我为爱尔兰自由而战》（My Fight for Irish Freedom）。丹·布伦是玛斯特达（Masterda）心目中的理想。他还依爱尔兰共和军的名字，把自己的组织也命名为印度“共和军吉大港支部”（Chittagong）。

——杜特（Kalpana Dutt，1945，pp.16—17）

殖民地官员天生就有一种特性，他们不但容忍殖民当地贿赂贪污的恶劣文化，并且还有意加以鼓励。因为这种现成的恶习，正方便他们控制那一群蠢蠢欲动，而且经常有异议的广大人口。在这种方式下，如果一个人有所企图（不论是想打赢官司、取得政府合同、获得英王颁授勋爵名位，或是弄到一份公家工作），都可以借着向握有权力之人行贿而达到目的。至于所行之“贿”，倒不一定都以金钱（此举既露骨又粗鄙，在印度的欧洲人很少愿意用这种方式弄脏他们的手）。馈赠的方式，可能是交情或尊敬，热情的款待，或对某些“善事大义”的慷慨捐款。但是最被看重的方式，则是对英国统治的忠诚。

——卡里特（M.Carritt，1985，pp.63—64）

1

19世纪之际，曾有几个国家——多数是沿北大西洋岸边——不费吹灰之力，便征服了世界上其他非欧系的国家。在这几国的势力范围以内，它们倒不忙着占领并统治臣下之地，却靠政治经济的系统，加上其组织及科技，在各地建立了比直接统治更为优越的无上地位。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不但改变了世界，统治了世界，更成为一种模范的典型。1917年以前，且是全人类唯一的模范，凡不愿被时代巨轮扫过或辗死之人，莫不以其为师。1917年后，苏维埃共产主义虽然提供了另一条路，但是在基本上，仍然属于同种性质的典范，不同之处仅在于共产党扬弃了私有企业与自由主义的制度。因此，少数几个国家，在19世纪臣服了世界上众多国家，成为人类共主。而对非西方国家来说，甚至更精确一点，对西方世界北部以外的国家而言，它们在20世纪的一页历史，根本上就决定于其与作为时代共主的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如此依存主调之下，史学家若想从国际角度观察“短20世纪”的演变之势，笔下的地理重心，难免出现不对称的情况。然而除此处理方式之外，别无他途。这种做法，绝非认同任何民族甚或种族优越的心态，也不表示史学家赞同那些国家至今仍存在的自满意识。事实上，本人在此声明，坚决反对汤普森（E.P.Thompson）所称，一些先进国家对落后贫穷地区持有的“无比恩惠”的优越态度。可是事实俱在，在“短20世纪”的年代里，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是属于被动的他处衍生（derived），而非主动性的原生自发（original）。各处非资产阶级性质社会中的优秀分子，纷纷模仿西方先进国家开拓的榜样。西方模式，基本上被视为代表着开创进步的社会。其形式，体现于财富与文化的雄厚；其手段，出于经济及科技的“开发”；而其组织，则立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各式变体。[1]除了“西化”“现代化”，或随便你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它的名称，世界上其实并没有第二个可供实际参考的模式。反之，也只有政治上为了好听，才出现把“落后现象”细分为各种不同层次的委婉说法（列宁就曾经迫不及待地将他自己的祖国，与其他“殖民落后国家”划清界限）。殖民地纷纷独立之后，国际外交上便充盈着这一类虚饰的名词（如“欠发达”“发展中”等等）。

达到“发展”目的的实际操作模式，可以与多种不同的信仰意识形态并行不悖，只要后者不妨碍前者的实行即可。比如发展中国家，如信仰伊斯兰教不因为《古兰经》未曾认可，或尊奉基督不由于《圣经》从未允许，更不因为与中古骑士风格相违或不合于斯拉夫精神，便因此禁止机场的兴建。反之，一国的信仰基调，若不单单在理论上，并且在实际上与“开发”过程大唱反调，其开发结果便注定失败。不怕刀枪入，可令弹头反转去，不管众人对这些奇门遁甲的神术信得多么入迷多么虔诚，不幸的是，法术神技却从来也没有灵验过。电报电话，可比通灵大师的感应术来得有效多了。

然而如此说法，并非看轻各个社会本身特有的传统、信仰与意识观念。旧社会在接触“开发”之际，原有的观念或许修正，也可能始终一成不变，但是必将以此为依据对新世界做出价值判断。比如说，不论是传统主义或社会主义，两方都同时看出，在资本式自由主义经济高呼胜利之余——包括政治层面在内——人生道德却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全失，唯一的关系，只剩下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谓的人类“交易性格”（propensity to barter），人人只顾追求个人的满足与利益。就维系道德体系、重整人生秩序而言，就确认“开发”“进步”造成的毁坏而言，随着船坚炮利、教士商人，以及殖民官吏而带来的新观念，往往不如资本主义出现以前，或非资本主义式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系统来得有价值。因此，后者便动员传统社会的群众，起来对抗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代表的现代化，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同对抗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输入的外来侵略者。不过，传统思想的力量有时虽然颇为成功，但是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凡在落后世界发动的自由解放运动，很少有受传统或新派传统意识激发或由其完成者。唯一的例外，只有基拉法特（Khilafat）运动在英属印度发起的保王运动（编者注：1920—1922年间的伊斯兰教区域性叛乱）。他们要求保留土耳其苏丹的名号，作为世界各地信徒的哈里发（Caliph），伊斯兰教国王之意，并主张维持原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的疆界，以及由伊斯兰教徒取得伊斯兰圣地的控制权（Holy Places of Islam），包括巴勒斯坦地区。运动为时虽短，却可能是迫使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采取大规模不合作平民抵抗的主要原因之一（Minault，1982）。然而在宗教名义下发起的群众动员——“教会”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力，毕竟仍大于世俗“国王”——多属防守姿态。不过偶尔也有宗教大军冲锋陷阵，领头顽强抗敌的情况出现。比如墨西哥的农民，即曾在“基督国王”的大旗之下，奋起抗拒墨西哥革命政教分离的运动（1926—1932）。在其史官的笔下，农民的壮举化作史诗般浩荡的“基督精兵”（Meyer，1973—1979）。除此之外，以宗教激进主义者为主力的大规模动员力量，一直到20世纪最后的数十年间，方才出现成功的事例——在这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中间，甚至产生一股回归传统的奇异现象。矛盾的是，新一代所要回归的，若在当年他们有学问的祖父、父亲眼里，却恐怕都是务必扫除的迷信野蛮呢。

与本土传统两相映照，这一切的改革计划，甚至包括其中的政治组织与形态——使依赖他人生存者追求解放，令落后贫穷者奋力进取——所有的灵感理念，全部来自西方：自由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世俗的政教分离主义（secularist）、教权主义（clericalism），还有资产阶级社会用以进行公共生活事务的种种形式——新闻界、公共会议、党派、群众活动。种种新思想、新制度，虽然有时不得不假借社会大众信服的宗教口吻推行，根本上却都出于西方。这种现象，意味着20世纪在第三世界发动改造之人，事实上只限于当地居于少数的优秀人物，有时甚至少到屈指可数的地步——因为在这些地方，莫说处处不见民主政治的制度以及必要的教育知识，甚至连初级的识字程度也只限于极其少数的阶层。印度次大陆地区在独立以前，90%的人口为文盲，认识西文（即英文）者更是凤毛麟角——1914年前，3亿人里，大约只有50万懂得外文，也就是每600人中仅有1人。[2]即使在教育程度最高的西孟加拉（West Bengal），独立之初（1949—1950），每10万人中也只有272名大学生。可是这个数字居然还是北印度心脏地区的5倍之高。然而，这群天之骄子人数虽少，发挥的影响力却极为惊人。英属印度之下最主要的行政区之一孟买（Bombay Presidency），到19世纪末，该区38000名祆教男子里面，四分之一以上娴熟英语，难怪个个成为活跃于印度次大陆的贸易商、工业家、金融家。而1890—1900年间，经孟买高等法院核准办案资格的百名律师之中，即包括日后独立印度里两名最重要的领袖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和印度独立后的首任副总理帕特尔（Vallabhai Patel），并有巴基斯坦未来的国父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Seal，1968，p.884；Misra，1961，p.328）。在西方教育之下，这批精英在本国历史上发挥了全方位的作用。作者本人就认识一家人，可以充分证明这种现象之一斑。这家人的父亲，是位地主暨业务发达的律师，也是英国统治下有地位的社会人物。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曾在外交界任职，后来并荣膺省长之职。母亲则是印度国大党于1937年间成立的地方政府中的首位女部长。4个孩子均在英国接受教育，3个曾经加入共产党；其中一位日后成为印度陆军总司令，第二位则成为共产党的国会议员，第三位历经一番动荡政治生涯之后，成为甘地夫人政府中的一名首长，至于第四名兄弟，则在商界一展身手。

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表示深受西方洗礼的优秀精英，对于外来文化价值观便毫无异议地一切照单全收。国外事物虽同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个人之间的观点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从百分之百的吸收同化，到对西方深刻的不信任，什么情况都有。然而在疑纳之间，却都深信唯有采用西方的新制度及新发明，方能维系本国特有的文明。各国现代化运动中，推动最有力且最成功的例子，首推日本明治维新。然而日本之维新，事实上并不以日本的全盘西化为宗旨，却在保守传统日本的再生。同理，第三世界的维新之士所寄于西方者，不在其表面的理论文字，却在其本身寄寓的言外文章。因此，殖民地纷纷独立的年代里，社会主义（也就是苏联式共产主义）很受刚从殖民政权解放的新政府的欢迎。不单单因为反对帝国主义一向是城市左派的主张，更由于苏联的计划性工业化模式深得其心。在它们的眼里，苏联式的计划可以使落后的本国进步。这项目的，远比解放本国大众更为重要——且不管这一国的穷苦阶级，到底该如何定义（参见第十二章）。同样，巴西共产党虽始终推崇马克思的学说，并主张超越国界的工人联合；但自1930年以来，强调建设发展的“民族主义”，却成为该党党纲的一项“主要成分”，其受重视之程度，甚至与工人利益相冲突也在所不惜（Martins Rodrigues，p.437）。总而言之，这些一手改变落后地区面貌的领袖人物，不论是有意无意，更不论其目的为何，现代化，即对西方模式的仿效，往往是这些人达到目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

第三世界的精英分子，在思想观念上与一般平民百姓有极大的差异。精英与平民之间唯一的共通点，往往只剩下对白人种族主义（即北大西洋白人）的同仇敌忾。但是就这种被歧视的心理而言，下层社会的匹夫匹妇（尤以“匹妇”为甚），被洋人歧视的感受反不如上层人士为深，因为下层阶级的小老百姓，在本国社会的身份地位一向就不如人，与肤色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伊斯兰世界，则有共同的信仰维系上下众人——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一律蔑视——不过在其他非宗教性的文化里，就少有信仰共系一国之感情了。

2

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到了帝国时代更为发扬光大，深入全球每一角落，彻底地改变了人类世界的面貌。自十月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脚步虽然曾在苏联大门口短暂停留，其势却已不复可挡。1929—1933年间的经济大恐慌，因此成为反帝国主义及第三世界争取解放运动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因为挟带着资本主义而来的北大西洋势力，来势汹汹；任何一个地区，只要在西方商人及政府眼中稍具某种程度的经济吸引力，不论其该地原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如何，都将无可逃遁，被卷入世界市场。唯一的例外，只有那些不适于人居住的地区，如阿拉伯的沙漠地带，在石油或天然气发现以前虽然神秘多彩，却因为缺乏经济价值，一时得以逃过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撒下的天罗地网。一般来说，第三世界对世界市场的贡献多属农产品及原材料的供应，包括工业原料、能源，以及农畜产品等。同时也为发达国家资金提供了投资的出路，包括政府贷款、运输通讯和城市的基础建设。若无这方面的建设，从属国的资源就没有那么方便供其剥削了。1913年间，英国四分之三以上的海外投资——当时英国资金的输出，还超出其他各国资金输出的总和——都集中在政府股票、铁路、港口，以及运输方面（Brown，1963，p.153）。

然而，这些从属国家之所以工业化，却非任何人有意的计划，即使在南美国家也不例外。畜牧业发达的南美洲，将当地出产的肉类加以处理，做成罐头以便运输，本是最合理的发展。可是罐头工业的出现，其意并不在帮助南美国家的工业化。说起来，葡萄牙不也有沙丁鱼装罐业及葡萄酒装瓶业？可是葡萄牙并未因此而工业化。该国的工业化，也不是这两项工业建立的目的。事实上，北半球各国政府及实业家对待这些从属国家的主要做法，是以出口养进口，也就是让这些从属国家以当地农产品的收入，换购西方国家制造业的成品。1914年以前在英国控制下的世界经济，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参见《帝国的年代》第二章）。不过实际上，除了某些由殖民者建立的国家所谓“移居国资本经济”（settler capitalism）之外，一般从属国对西方国家产品的消化并不大。印度次大陆上3亿居民，中国境内4亿人口，皆贫穷不堪，加上本地生产足够国民日常所需，实在没有多余的能力再向外购买任何产品。不过大英帝国运气好，在它称霸世界经济的年头，中印两国贫苦大众的购买力虽小，但是7亿之众的锱铢之数加起来，毕竟还是可以维持兰开夏（Lancashire，英国纺织工业重地）棉纺工业的生意继续运转。英国纺织业利益之所在，与北半球诸国其他制造业没有两样，无非是使得依附性市场对其产品依赖日深，以至走上完全依附之路。也就是让前者始终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型经济状态之下。

然而，不管西方是何居心，他们的如意算盘却往往无法全盘得逞，部分原因，也就出在世界经济社会那股强大的吸引力。本土经济一旦被投入了这股买进卖出的商业社会大旋涡，当地市场便油然而生，连带刺激了当地消费产品的生产活动。而本地的生产设施，购置成本自然也比较低廉。另外部分原因，则由于多年从属地区的经济生产，尤以亚洲为最，原本便具有高复杂度且悠久的组织源流及制造背景，更拥有相当成熟复杂的生产技术，以及丰富优良的人力资源。于是巨型的集散城市，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悉尼，到孟买、上海、西贡，便成为北半球诸国与从属世界联络的典型环节。在进口业务大伞一时的笼罩之下，这些城市纷纷兴起了自己的工业，虽然这种趋势并非其统治者的本意。很长时期以来，进口的兰开夏棉织品不但距离遥远，而且价钱昂贵。现在近在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孟买北边的商业中心）或上海的本地厂家——不论是由当地人自办或是为外商代理——不必花费太多力气，便可轻易就近供应印度或中国的市场。事实上，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地的真实写照，英国棉织业的前途便也就此断送。

马克思的预言显然很符合逻辑，工业革命的火花最终果然传遍了全世界。可是我们在深思马克思的预言之余，却又不得不为另一个现象感到惊诧：直到帝国时代结束为止，事实上直至1970年以前，绝大部分的工业生产，始终不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之门。若打开世界工业地图来看，30年代后期的唯一改变，是苏联五年计划的实施（参见第二章）。迟至60年代，位于西欧和北美的原有工业心脏地带，依然包办了全世界七成以上的总生产毛额。至于“附加性价值生产”（value added in manufacturing），也就是工业性的出产，更几乎高达八成（Harris，1987，pp.102—103）。旧有西方世界独霸的重心，一直到20世纪后三分之一之际，才发生重大并显著的转移，其中包括日本工业的兴起——1960年时日本的生产总额，还不及全球工业总额的4%。因此直到70年代，经济学家才开始著书讨论“国际分工的新现象”。换句话说，也就是旧心脏地带的工业力量，在此时方才开始出现衰退的现象。

帝国主义，也就是那“旧有的国际分工形式”，在骨子里显然便有一股积极强化核心大国垄断工业地位的倾向。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刻意延续落后国家落后状态的做法，曾在两次大战之间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力抨击。1945年后，新兴起的一批研究各种“依附论”的学者，也对帝国主义的自私心态提出严厉批评。这一类的攻击固然理直气壮，然而矛盾的是，工业建设在早年之所以始终留在老家而不曾向外扩展的真正原因，却正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说得更精确一点，主要是因为当时运输通讯的科技不够完善，妨碍了工业种子的传播。要知道企业以牟利为目的，以资本累积为手段。根据它们的逐利性，若无必要，显然没有非将钢铁生产留在宾夕法尼亚州（州内的匹兹堡为美国钢铁重镇）或鲁尔（Ruhr，德国工业重地）不可的理由。但是工业国的政府则不同，尤其是那些倾向保护主义或拥有庞大殖民地的国家，为保护本国工业，自然会使出全部手段，极力遏止具有潜在竞争可能的对手出现。其实就根本而言，建设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政府也不无好处。但是列数各殖民国家，只有日本在这方面进行过有系统的尝试。1911年并吞朝鲜之后，日本曾在那里设立了重工业。1931年后，又分别在中国东北、台湾两地兴建重工业。日本的动机，在于它看中了殖民地丰富的资源，加上地理位置接近，正可弥补本国原料稀少的缺憾，直接为日本的工业化效命。此外，在作为世界上最大殖民地的印度，殖民政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始惊觉该地工业自给及防御力量不足。于是双管齐下，开始采取一系列由政府保护并直接参与的开发政策，以促进当地工业的建设和发展（Misra，1961，pp.239，256）。如果说，战争使得殖民地官吏觉醒，使他们体会到自身工业不足的害处，那么1923—1933年间的经济大恐慌，更使他们在财政上深受压力。农产品价格下降，殖民政府维持收入的来源只有一个办法，便是提高制造品的关税，连带影响到连由母国（英国、法国，或荷兰）制造进口的产品也难逃高税率的命运。洋商经营的公司在此以前一直享受免税进口的优惠，殖民地在它们眼中虽然属于边陲次要的市场，此时却也深深感到在当地设厂直接产销的必要（Holland，1985，p.13）。不过，尽管有战争和萧条两大因素的刺激，依附性经济世界在20世纪前半叶的生产重点，绝大多数依然停留在直接由土地出产农产品的农业经济性质。两相对照，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经济则开始出现了“大跃进”，原本属于依附地位国家的经济生活，也从此开始了戏剧性的转折。

3

就当时实际状况而言，亚非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命运，可谓全部操在北半球少数几国手中。各国上下，也都深切体会处处由人不由己的悲哀。更有甚者，（除了美洲地区以外）多数国家不是被西方势力直接占领治理，便是受其辖制支配。人们心里都很清楚，即使本国政府的管辖权犹在（例如“被保护国”、土邦等），保护国代表大人的“忠告”，却不可不仔细聆听。即使像中国这样依然享有独立地位的国家，外人在境内也享有着至高无上的治外法权和征收关税权。外侮如此之甚，逐外之思自然难免。不过中南美洲则不然，该处全数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有美国抱着老大思想，把中美洲小国当作自己事实上的被保护国。美国这种当家老大哥的心态，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以及最后的三分之一时期中表露得最为强烈。

但是1945年以来，原殖民世界已经全然改观，纷纷变为一群在表面上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以今日的眼光回溯，这个情况似乎不但不可避免，也是殖民地人民长久以来期望的实现。就某些有悠久政治实体历史的国家而言，此言自然不是空话。比如亚洲诸大国中国、波斯、奥斯曼，其他或许还有一两个国家，例如埃及也可包括在内。其中尤以由绝大多数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为最，例如以汉族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以及以等于伊朗国教的伊斯兰什叶教派（Shiite）为主体的伊朗。这一类国家的人民，对外人普遍具有强烈的憎恶情绪，因此往往易被政治化。难怪中国、土耳其和伊朗三国，成为由内部爆发重大革命的舞台。然而这三国实属例外，因为所谓建立于永久领土的政治实体，外有固定疆界与其他政体相隔离，内受独一性常设政权的统辖治理，即一般理所当然认定的独立主权国家的观念，对其他绝大多数殖民世界的人民来说，根本毫无意义可言。即使存在，一旦超越了个别村庄的范畴，这项观念便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在拥有永久性及固定性农业文化的地区亦然）。事实上，即使当地人民具有“我群我族”的意识，比如某些被欧洲人以“部落”之名称呼的特定结合地区，既与其他族群共存、杂处并分工，却在领土上分隔的概念，往往不可思议，超出他们所能领会的范围。在这一类的地区，唯一能为20世纪独立国家形式奠定基础的疆界，只有西方帝国侵略竞争之下产生的势力范围。外来的势力将这些地面任意割裂，分疆划域，通常却完全不顾当地固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因此，殖民结束后的世界，几乎全然依照当年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疆界。

更有甚者，第三世界的人民不但对西方人深恶痛绝（痛恨的原因不一：有的在宗教立场上痛恨这些不信其教的西方人；有的则痛恨他们带来种种无神邪论的现代发明，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或单纯出于对一般大众生活方式改变的抗拒，认为种种改变徒然百害而无一益——这种想法，其实不无几分道理），本国精英阶层以现代化为唯一途径的信念，老百姓也极力反对。在这种思想观念不一的状况之下，要想组成共同抗御帝国势力的统一阵线，自然极为困难。更有甚者，在某些殖民国家，即使殖民统治者对当地人无论尊卑，一律视之为劣等民族予以轻视侮辱，也依然难唤起全民团结起来共同对外。

因此，在这一类国家里面鼓吹国家运动的中产阶级，其主要任务便是如何争取传统人士及反对现代化的大众的支持；与此同时，却又不致破坏本身设定的现代化大计。早年印度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人士之一，如火气十足的提拉克（Bal Ganghadar Tilak，1856—1920），在争取中低阶层广大民众支持一事之上——而非只图争取位于印度西部地区的乡亲——掌握的方向便极为正确。他不但捍卫印度圣牛及10岁女童即可结婚的传统，面对“西方”文明及崇拜“西方”文明的本国人士，他更力主古老印度文化或所谓“雅利安”文明及其宗教的优越性质。印度民族运动主战派的第一个重大阶段，出现于1905—1910年，主要便以这一类“本土性”的名目发动，甚至连孟加拉的那批年轻恐怖分子也不例外。最终圣雄甘地动员了印度各地的村落和市集，数以百万的印度老百姓，都是受了他由印度教优越性为出发点的观念的感召。同时，甘地也同样注意不致失去与现代化派人士联合，并充分认识到其的必要性（就实际意义而言，甘地本人其实不失为现代化派的一员）（参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三章）。此外，他极力避免与印度境内伊斯兰教民众的对立——主张武力建国的印度教革命主张先天便具有反伊斯兰教倾向。甘地一手将政治人物塑造为圣人形象；他的这项运动，主张以集体的、消极的手段，达成革命的目的（即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更有甚者，他还巧妙地运用了正在发展演变中的印度教本身。因为在印度教千变万化、无所不包、含糊混沌的面目及教义中，包含着接纳改革创新的潜在力量。甘地便充分利用并开发了这股力量，从中完成其社会性的现代化运动，例如对印度传统种姓制度的扬弃就是如此。然而晚年的甘地，在被刺之前，却承认自己的努力还是失败了。刺杀他的凶手，原是遵循提拉克一派的传统，主张印度教排他独尊地位的主战分子。甘地知道，自己最中心最基本的努力到头来还是落空了。就长远观点而言，广大民众之所动，与强国立种之所需，两者之间终难于协调。最后，自由独立后的印度统治者，属于“既不缅怀过去，也不希冀恢复古印度光荣”的一群人。他们“对印度的过去，既无感情共鸣，也不求了解认识……他们的目光，对准西方；他们的心灵，深受西方先进的吸引”（Nehru，1936，pp.23—24）。与此相反的，在本书写作时，主张提拉克反现代立场的传统派，依然有好战的印度人民党（BJP）为代表，即使到了现在，他们始终是一般反对势力的中心，也是印度境内的一大分裂力量。其分裂性的影响，不但存在于广大百姓当中，也可见于知识分子。圣雄甘地曾想将印度教建立为一个同时保有民粹传统，并具有革新进步双重精神的新文化。他这项短暂的努力，从此完全消失了。

类似的模式，也曾经出现于伊斯兰世界。不过，就主张现代化的伊斯兰人士而言，不论自己私下的信仰为何，他们对全民虔奉的宗教（即使在革命改革成功之后）也必须表示尊重。伊斯兰世界尚有另一项不同于印度之处，即前者的改革派人士虽然也试图为伊斯兰教义注入改革及现代化的新义，但论其动机，却不在动员一般平民，事实上也不曾发生过这种作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 Afghani，1839—1897，编者注：埃及民族主义及泛伊斯兰主义代表人物）曾在伊朗、埃及、土耳其等地拥有拥护者，其拥护者阿布达（Mohammed Abduh，1849—1905）则在埃及兴起徒众，阿尔及利亚则有巴迪斯（Abdul Hamid Ben Badis，1889—1940）。以上这些人宣扬的思想，不在平民百姓的村庄里，而是在知识殿堂的学校及大学。课堂之上，自然可以找到一批与其反欧洲势力信念共鸣的听众。[3]然而伊斯兰世界中真正的革命党，以及其中的杰出人物（如第五章所述），却属与伊斯兰教无关的世俗革新分子。例如土耳其的凯末尔，舍弃土耳其传统的红色黑缨毡帽（为19世纪的发明），而戴圆顶窄曲边的英式硬毡礼帽，并以罗马字母取代了带有伊斯兰教痕迹的阿拉伯字体。事实上，他一举将伊斯兰宗教与国家法律的关联打破。不过尽管如此，近年来的历史再度证实，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还是在反现代的民众信仰上最易获得实现的基础（例如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简言之，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人士，与一般民众有着根本的冲突，双方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前者往往也是民族主义者，而民族主义本身，便是一个全然非传统的新观念。

因此，在1914年以前，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事实上并不如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般显著。我们因为看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半个世纪内，西方各国和日本的殖民势力几乎全遭扫尽，便自然产生了这种假定。但即使在拉丁美洲地区，尽管民众对本身依附性的经济状况感到不满，对坚持在该区维持军事势力的唯一国家美国尤感深恶痛绝，这份仇外的情绪，在当时却尚未发展成当地政治的重要资源。西方殖民帝国当中，只有英国在一些地区面临某种程度的问题，即无法以警察手段解决的问题。1914年之前，英国即已将内部的自治权利交给拥有大量白人移民的殖民地区。1907年开始，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自治领”成立。而在纠纷不断的爱尔兰地区，英国也做出将来授予自治地位的承诺（“地方自治”）。至于印度和埃及，不论从帝国本身利益的角度看，或由当地对自治甚至对独立的主张来看，整个事实的发展已经相当明显，两者都需要用政治手段寻求解决。1905年开始，对于印度、埃及两地的民族运动而言，可说已经出现民众普遍支持的迹象。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毕竟是一系列首次严重震撼世界殖民主义的事件，并且摧毁了当时的两大帝国（德意志和奥斯曼；二国辖下的领土，遭到以英法两国为主的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暂时击倒了另外一个大帝国——沙皇俄国（然而不到几年的工夫，俄国便重新取得其在亚洲的属地）。对于各地屈于经济依从地位的殖民地而言，英国迫切需要动员当地的资源应付战事，在战争的需求及压力之下，殖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加上十月革命爆发，旧政权相继垮台，接下来又有爱尔兰南部26郡既成的独立事实（1921年）。外来的帝国势力，第一次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到大战结束，埃及由札格卢勒（Said Zaghlul）领导的华夫脱党（Wafd），受到美国威尔逊总统言辞的激励，破天荒提出了全面独立要求，历经3年的挣扎奋斗（1919—1922），终于迫使英国将这个保护国转变为一个在英国控制之下的半独立国家。有了这套转换公式，英国便很方便地应用到它从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取得的其他亚洲领地，即伊拉克和约旦。（唯一的例外是巴勒斯坦地区，依然由英国人直接治理。英国在大战时期，一方面为求犹太复国主义人士相助对抗德国，另一方面却又动员阿拉伯人对抗土耳其的势力，因此对犹阿双方均做出了承诺。两相矛盾之下，手忙脚乱，百般努力也无法摆平。）

但是在英国最大的殖民地印度，就很难找出一个简单的标准公式，应对当地日益动荡不安的局面。1906年，印度国大党首次采用“自治”一词为口号，现在这个口号渐渐向前逼进，已经演变成要求全面独立的呼声。革命年代的来临（1918—1922），更促使印度次大陆全民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生态发生质变。部分原因是出于伊斯兰教民众起来反英；另一部分原因，却出在1919年那动荡的一年里，英方某位将领过度反应的失误上。他大肆血腥杀戮，将没有武装的民众四面包围，使其毫无退路，惨遭杀害的人数高达数百人［即“阿姆利则大屠杀”（Amritsar Massacre）］。不过造成印度民族主义运动改变的主因，却在于工人一波又一波的罢工；再加上甘地本人，以及立场已转趋激进的国大党频频呼吁，鼓动大规模的平民不合作运动。一时之间，一股几乎有如千禧年的兴奋气氛，整个地攫取了自由解放的运动潮流。甘地宣称，“自治”的美景，即将在1921年前到来。而政府当局却“对当前局势造成的骚动现象，毫无寻求任何解决办法的迹象”。一个村镇又一个村镇，因不合作运动完全瘫痪。印度北部广大地区的乡间，例如孟加拉、奥里萨（Orissa）、阿萨姆（Assam）局势一片混乱，“全国各地许多的伊斯兰教民众，境况恶劣，心情甚为沉重”（Cmd1586，1922，p.13）。从此时断时续，印度政局开始进入难于控制的局面。到最后印度一地终于得以保全，不致坠入群众无法无天、四处叛乱起事的野蛮黑暗局面，恐怕多亏包括甘地本人在内的国大党多数领袖的努力，因为他们不愿往毁灭之路走去。也许正因如此，加上领袖们对自己缺乏充分信心，以及他们始终相信英国政府真心想帮助印度改革的诚意——这份信念虽然受到动摇，却不曾完全消除——终于才保全了英国人统治的地位。1922年初，基于“平民不合作”运动已经导致某地村庄屠杀的缘故，甘地宣告停止推行这项运动。从此，我们可以说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开始转向仰仗甘地的居中调节远超过使用武力镇压的阶段。

这个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当时在英国本土，虽然还有一群主张帝国主义的死硬派，丘吉尔便自命该派的发言人，但自1919年以后，英国统治阶级真正通行的看法却是，类似于“自治领地位”的某种形式的印度自治，已属大势所趋必然发展的方向了。他们同时认为，若想保全英国势力在印度的前途，必须与印度精英阶层达成协议，包括民族主义人士在内。英国在印度的单方面统治，最终必将结束，只是迟早的问题罢了。印度一地既是整个不列颠帝国殖民统治的核心，因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目前看来不免岌岌可危。唯一的例外，只剩下非洲地区，以及散布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水域的几处岛屿。在那里，帝国大家长的统治地位，所幸尚未受到挑战。英国在全球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土地面积，在两次大战之间达到前所未有的巅峰；然而与此同时，英国统治者对其维持原有老大帝国霸权的信心，却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继续称霸显然已经不可能，对各地殖民地纷纷瓦解和自治风潮，基本上都不进行任何抗拒，主要原因正出于此。恐怕也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1945年之后，其他各大帝国，尤以法国为著，也包括荷兰在内，却依然试图以武力维持其殖民帝国的地位。因为它们的帝国，并未为大战所动摇。唯一令法国头痛的问题是尚未完全征服摩洛哥。可是北非阿特拉斯（Atlas）山间，那好战的柏柏尔族（Berber），基本上只属一件待解决的军事麻烦，而非政治问题。事实上柏柏尔人的问题，对摩洛哥当地西班牙殖民政权威胁的严重性，远比对法国为大。1923年，一位柏柏尔族的知识分子阿卜杜勒·克里姆（Abd-el-Krim），宣布在高地成立里夫（Rif）共和国，受到法国共产党及其他左派人士热烈的支持。在法国政府协助之下，该派于1926年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击溃。从此，高山上的柏柏尔人重操旧业，在海外回到法西两国的殖民军队中为其作战效命，在家乡则抗拒任何一种中央政府形式的存在。至于法属的伊斯兰教殖民地区以及法属中南半岛一带，追求现代化的反殖民运动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真正出现。只有突尼斯一地，曾经有过小小的发展。

4

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基本上只有大英帝国本身受到震撼。可是1929—1933年之际的经济大恐慌，却整个地动摇了居于依附地位的世界。因为就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地区的经济在帝国主义时代一直有持续的增长，甚至连大战也不曾中断这种繁荣，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与大战地区距离遥远。而当时许多殖民地的人民，与扩张中的世界经济自然也尚未发生任何关系，更不觉得自己遭受到任何与以前不同的新影响。对于那些自古以来就胼手胝足，辛苦挖掘运送的黎民百姓来说，自己日夜从事的劳动，究竟是在哪一种全球性的环境之下，又有什么相干，有什么不同呢？不过尽管如此，帝国式殖民的经济毕竟给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相当影响，在以出口为生产重心的地区情况尤其显著。有些时候，这些改变甚至早已以某种为当地民众或外来统治者认知的政治形态浮现。20世纪初至30年代，秘鲁的农庄田园经济开始转型，变成了沿海的制糖工厂，或内陆高地的商业性牧羊场。于是印第安族劳动者原本向海边城市移居的涓涓细流，开始汇变为一股洪流，新思想随之向传统的内地逐渐渗透。因此到30年代，一个位于安第斯山脉（Andes）3700米之上、外人极难到达、“极为遥远”的小村落瓦斯坎卡（Huasicancha），却已经在辩论到底哪一个全国性党派最能代表它的利益了（Smith，1989，esp.p.175）。不过绝大多数时候，除了当地人之外，外人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这些小村落已经发生了多少改变。

比如说，对于一个几乎从来不曾用过金钱，或仅在有限用途上使用金钱的经济社会而言，一旦进入一个以金钱为唯一交换标准的经济世界里，意味着什么样的变化？那些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众多岛屿，即是一例。财货、劳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易，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原有的社会价值，事实上甚至连原有的社会分配形式，也都因此发生变化。对于以产米为主、处于母系社会、位于马来西亚的森美兰州的（Negri Sembilan）农民来说，祖宗传下的土地，一向是由女人担负主要的耕种责任，而且也只能经由女子继承。至于丛林之间，新近由男人清理开垦出来用以种植次要作物的土地，却可以直接留传给男性。但是随着橡胶价格的上涨，其利润比稻米为高，两性之间原有的平衡便开始改变，由男性相传承的家产分量愈形加重。这项转变，加强了传统伊斯兰教派领袖的地位。他们一心以父系威权为主，自然无时无刻不想把他们的“道统”观点强加于当地的风俗习惯之上。更不要说当地的统治者及其家族，也是该区普遍母系社会当中唯一实行父系社会的例外（Firth，1954）。依附性的经济社会，便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改变与转型。但是生活于其中的各个社群，与外界的直接接触却很少，就马来西亚社会的例子而言，也许只是经由一名中国贸易商人的中间活动。而商人本人呢，最常见的情况，恐怕原来是一名来自中国福建的农民或工匠。母国的文化传统，使其习惯于勤俭维生，尤有甚者，使其深谙金钱奥秘复杂的功用。但是，除了这两项不同的特点之外，这位出身寒微的中国商人的天地，距亨利·福特及通用汽车现代世界的距离同样甚为遥远。

尽管殖民世界产生了这些变化，世界性的经济看来却依然遥远，因为它带来的迅即及可辨识的冲击力，基本上并无巨变性的影响力。不过在印度和中国等地，却有一些集中工业地区出现，它们成长快速，劳力低廉。因此1919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冲突斗争便开始不断蔓延，其中工人甚至成立了以西方模式为师的工人组织。此外，还出现一些大型港口和工业城市，以此为据点，依附性经济的世界便与操纵其命运的外在世界经济相互往来。例如孟买、上海（其人口总数由19世纪中期的20万人，一跃而为20世纪30年代的350万）、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规模较小的卡萨布兰卡（Cassblanca）。卡萨布兰卡的人口自开埠成为现代港口城市之后不到30年的时光里，便增长为25万之众（Bairoch，1985，pp.517，525）。

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却改变了一切。依附性地区与通都大埠，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的利益，一下子猛烈相互冲击，冲击力之大明显可见。单就农产品价格一项，便足以造成这种强烈的效果。一向为第三世界经济赖以生存的农产品价格惨跌幅度，远低于他们向西方购进的成品的价格增幅（参见第三章）。于是殖民主义与经济依附的状态，甚至对那些曾由其中受惠的人而言，也变得无法接受了。“开罗、仰光、雅加达［即荷属时期旧称的巴达维亚（Batavia）］，各地学生纷纷抗议。并不是由于政治的希望渺茫，而是因为眼前的萧条，已经将以往支持殖民主义的心态一扫而空，其父母一代对殖民主义的接受度至此荡然无存。”（Holland，1985，p.12.）其实其中原因不止于此：一般平民百姓的在生活中，也第一次感受到天灾以外的大震撼（战争时期除外）。这种灾害非祈祷可以解决，只有抗议一条路。于是，政治动员的广大基础自此成形，在农民生活广受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影响的地区里尤其如此，如西非沿海，以及东南亚一带均是。与此同时，大萧条也对依附地区的国内外政局，造成极不稳定的状态。

因此20世纪30年代是第三世界关键性的10年。主要原因，并不全在萧条导致政治走上激进的方向，却更在萧条为政治激进的少数人与本国一般人民之间建立了共同的接触面。这种情况，在印度等地已经有民族主义运动动员民众的国家也不例外。30年代初期，印度再度掀起范围广大的不合作运动浪潮，英国政府最后让步，同意颁布一部妥协性的宪法。1937年，印度各地首次举行省级选举，国大党获得全国性的支持。在心脏地区恒河（Gange）一地，其党员人数便由1935年的6万余人，暴增为30年代末期的150余万（Tomlinson，1976，p.86）。这种现象，在迄今尚未如此广大动员过的国家里更为显著。未来时代群众政治的轮廓，不论模糊或清晰，从此开始逐渐成形，例如拉丁美洲的民粹主张，便以具有极权性格的领袖为基础，开始寻求都市工人的支持。加勒比海等地的工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他们的领导人，日后都有成为党派要人的可能。风尘仆仆往来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工人移民，成为该国革命运动的强大基础。而在越南等地，则出现了一个与小农有强烈联系、以共产党人为基础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至少在马来亚一地，萧条的年月从此打断了殖民统治当局与小农大众的结合力量，为未来的政治发展，挪出一片空间。

到30年代结束，殖民主义的危机，已经延伸至其他各大帝国。虽然其中的意大利和日本二国，当时仍在不断扩张之中（前者刚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后者则正力图征服中国），不过它们的好日子也不长久。至于1935年时颁布的印度新宪法，原为英方殖民政府勉强与势力甚嚣尘上的印度民族主义妥协的产物，此时却因国大党在各地选举中的全面胜利，成为英国向印度民族主义一大让步的象征。在法属北非地区，严肃的政治运动首次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地兴起，甚至连摩洛哥也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事件，而法属的印度支那，在正统的共产党鼓动之下的群众运动第一次变得高涨。在印尼，荷兰也力图维持控制，而印尼“对于近年来发生于东方各种运动的感应，一向与其他国家不同”（Van Asbeck，1939）。其不同之处，倒不在于它比别人格外安静，而在当地各种的反抗势力，例如伊斯兰、共产党，以及世俗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但内部分歧不断，彼此之间也冲突频频。甚至在一向被殖民当局看作安宁的加勒比海地区，特利尼达（Trinidad）的油田地带也兴起了一连串的罢工事件。而牙买加的农林垦殖区及城市，也于1935—1938年间转变为暴乱不断遍及全岛的冲突之地，暴露出这以前从未见过的民众不满情绪。

在这段骚动不安的年月里，只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一片死寂。然而在1935年后，萧条的年月却也为这片沉默不语的大地带来了罢工。罢工的怒火，由中非的产铜带点燃。伦敦当局从中认识到一个事实：农村男子由乡间大量移往矿区的情况，对社会、对政治都有着不安定的破坏力量。于是，它呼吁殖民政府改革现状，要他们筹设部门，着手改良工人的工作环境及条件，以稳定工人阶级。1935年至40年代兴起的罢工风浪，遍及全非洲，可是基本上却不具任何反对殖民统治的政治意味。除非我们把当时以黑人为对象的非洲教会及预言家迅速扩张的现象，以及如产铜带兴起的千禧年瞭望运动（Watchtower，源自美国）等反对世俗政府运动的流行，也算作政治性的产物。殖民政府首次开始寻思反省经济变化对非洲农业社会带来的不安定后果——事实上当时非洲社会正度过一段相当繁荣的增长时期——并且开始鼓励社会人类学者对这一题目进行深入研究。

然而就政治角度而言，当时的非洲殖民当局似乎大可高枕无忧。在广大的非洲乡间，此时正是白人行政官僚的黄金时期。不论当地有无唯唯诺诺的土著“头目”居间协调，一切都是那么顺畅快意。有时为了便于殖民当局的“间接”统治，还特意设置“头目”一职以便管理。至于非洲的城市知识阶层，则受过新式教育，对现况日渐不满。到了30年代中期，他们的人数已经相当庞大，足以维持一个极为兴旺的政治性报业的存在，例如黄金海岸［Gold Coast，即今加纳（Ghanan）］的《非洲晨邮报》（African Morning Post），尼日利亚的《西非导航报》（West African Pilot），以及科特迪瓦（旧称象牙海岸，Ivory Coast）的《科特迪瓦侦察兵报》（Éclaireur de la Côte d’Ivoire）。《科特迪瓦侦察兵报》曾带动一场运动与高级军官及警方对抗，要求政府采取手段重整社会，并为遭受经济重创的失业人士及非洲农民争取福利。（Hodgkin，1961，p.32.）非洲当地倡导民族主义的政治领袖，此时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们的思想受到美国兴起的黑人运动影响，受到人民阵线时代的法国影响，甚至受到共产党运动的影响。[4]这些思潮在伦敦的西非学生联盟（West African Students Union）中开始流传。日后非洲各共和国的总统之中，有几位也于此时登上舞台，例如肯尼亚的首任总统肯雅塔（Jomo Kenyatta，1889—1978），以及后来成为尼日利亚总统的阿齐克韦（Namdi Azikiwe）。不过当时，以上各位都还不曾为欧洲各国的殖民当局带来过任何辗转难眠的夜晚。

殖民帝国在全球的终结，于1939年时虽有可能出现，但是否当时真的已经迫在眉睫，就作者记忆所及，并不尽然。回想那一年，在某所专为英国及“殖民地”共产党学生建立的“学校”里，校中气氛并没有反映这种看法，然而当时若说有人对时局的演变抱有期望，还有谁能比那批年轻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乐观呢？真正使得殖民世界全然改观的事件，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缘由极为复杂，不过绝对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大决斗。而且一直到1943年局势扭转之前，几个殖民帝国都始终居于下风。法国不用说，一下子便在敌人面前屈辱地溃败了。它的属国属地，只有在轴心势力的开恩允准之下，方得苟延残喘。而在东南亚及西太平洋一带，英属、荷属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拥有的几处殖民地，也都尽入日军魔掌。即使在北非地区，德国也一逞所愿，势力大长，势力范围距离亚历山大港仅有区区数十公里，当时情况严重到英方甚至曾一度认真考虑撤出埃及的地步。只有沙漠以南的非洲一带，依然在英方等严密的控制之下。事实上，英国还不费吹灰之力，将意大利势力逐出了东部的海岬（埃塞俄比亚）。

这些老大殖民帝国真正的致命伤，在于战争一事显示了一个事实：原来这些白人，以及他们不可一世的国家，也有招架不住耻辱地被人打败的一天。原来这些大帝国，外强中干，即使终于打了胜仗，却再也没有力量重整旗鼓了。1942年，印度国大党高喊着“退出印度！”的口号，发起了一场重大运动。其实这场运动尚不是英方在印度受到的最大考验，因为运动很快便被平定了。真正让英方统治地位陷入严重考验的事件，是55000名印度官兵的反叛。他们投效一名国大党的左翼人士博斯，成立了一支“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aional Army）。而博斯其人，则决意寻求日本支持以谋求印度独立（Bhargava/Singh Gill，1988，p.10；Sareen，1988，pp.20—21）。日本老谋深算，它的动机可没有印度士兵那般单纯。日本的政治显然受到该国海军的影响，意图利用印度士兵的肤色问题居间挑拨，并俨然以殖民地的解放者自居。日本玩弄种族牌的手法颇具成效（不过却无法在海外华人的身上得逞；在越南它也同样失败，让法国继续维持当地统治地位）。1943年，日本人甚至在东京组织了“大东亚国家会议”（Assembly of Greater East Asiatic Nations）。[5]出席的各国“总统”“总理”，来自日本人操纵的各国傀儡政府，包括中国“汪伪政权”、印度、泰国、缅甸与“伪满洲国”。各个殖民地内的民族主义分子，尽管很感激日本的支持，以印尼为例，日本给予的协助的确非同小可，可是感激归感激，大家心里却看得很清楚，不可能跟日本站在一边。一旦日本败局已定，殖民地众人便立刻掉转枪口。与此同时，他们却永远忘不了先前看透的事实：西方帝国何等不堪一击。虽然美国很快因为国内的反共思想致使华盛顿当局一改初衷，反而成为第三世界旧有保守势力的捍卫者，但众殖民地人民却没有忽视另外一桩事实：那就是战胜了轴心国势力的两大强国罗斯福的美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尽管动机不同，基本上对旧有的殖民主义却都抱有恶感。

5

旧有的殖民体系，果然在亚洲首先宣告破产。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原法属），于1945年宣布独立。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47年独立。1948年则有缅甸、锡兰（Ceylon，即斯里兰卡）、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1946年，美国予从1898年以来即占有的菲律宾群岛正式独立地位。至于日本帝国，自然已经在1945年寿终正寝。伊斯兰教北非一带，殖民势力也岌岌不保，不过一时还算稳住阵脚。撒哈拉以南的广大非洲地区，以及加勒比海和太平洋诸岛，则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只有在东南亚地区，殖民政治的解体遭到殖民当局的顽强抵制，尤以法属中南半岛为著（即今越南、柬埔寨、老挝）。盟军胜利之后，共产党的地下抗日团体在伟大的胡志明领导之下宣告越南独立。而法国却在英美两国先后支援之下，犹作困兽之斗，发动攻击，企图重新夺取这块土地，并控制这个新生的国家，与胜利的革命为敌。法国最后毕竟还是失败了，于1954年退出越南。可是美国不愿放手，继续妨碍着越南的统一，并在分裂的越南南半部扶持起一个附庸政权。等到这个政权也要不保，美国便在越南发动一场长达10年的战争，一直到1975年，它自己也终于败出越南为止。10年之间，美国在这个不幸的国家投下的炸弹之多，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总数。

至于东南亚其余地区，殖民势力的负隅抵抗就没有那么严重了。荷兰国力大衰，已经无法在分布海域极广的印尼群岛备置足够的武力。不过若荷兰真有意动武，绝大多数的岛屿倒可作为砝码，作为荷兰与占优势地位人口5500余万的爪哇部族（Javanese）之间的平衡（荷兰的表现比英国好得多了，不曾将原殖民地任意划分成数个独立小国）。但是荷兰人一旦发现美国无意将印尼作为如越南般防御共产主义世界的重要防线，便立即弃守。事实上，印尼离共产党统治甚远，新兴的印尼民族主义人士，刚刚于1948年平定了当地共产党发动的一场革命。这一表现，使美国相信荷兰军力还是回欧洲，专心对抗苏联的威胁更能发挥作用，远比留在远东维持它的殖民统治来得划算。因此，荷兰人打道回府，只在美拉尼西亚群岛中的大岛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西半部，残留一方海外殖民的立足点。到60年代，荷兰这最后的据点也终于移交给印尼。而在马来半岛一带，英国却发现自己左右为难，一边是当地传统的苏丹统治，在帝国羽翼之下，势力已经相当强大。而在另外一边，却是截然不同且相互猜忌的两大族群：马来人与华人——并且各有各的激进一面。受到共产党鼓舞的华人，是大战期间当地唯一的抗日团体，因而具有相当影响力。一旦冷战揭幕，西方自然不容任何共产党人在前殖民地掌权，更不用说华人的共产党了。1948年后，英国花去了12年的工夫、5万名士兵、6万名警察，加上当地20万人的警力，才将一支以华人游击武装为主力发动的革命平定。在此我们不妨一问，马来亚若没有那些可以一保大英帝国英镑稳赚不赔的锡矿和橡胶，英国人是否还会如此甘心乐意地付出代价，进行这些行动呢？不过无论怎么说，马来亚脱离殖民统治一事，都不会是件单纯容易的事。一直到了1957年，问题总算才解决，得到马来亚保守分子及华人百万富豪双方尚满意的结果。1965年，以华人居民为主的新加坡脱离马来亚宣告独立，成为一个富有的城市国家。

英国看得比荷法两国清楚，多年在印度的经验告诉它，一旦民族主义运动认真严肃地开展之后，帝国唯一的自保自利之道便只有放手，不可再坚持正式的统治权力。1947年，英国在自己的统治地位大为不保之前，便毫不反抗地退出了印度次大陆。锡兰（1972年更名为斯里兰卡）和缅甸两地，也在同样的情况之下获得独立。锡兰是又惊又喜，欣然接受；缅人则略有犹疑。因为缅甸的民族主义分子，虽然是由反法西斯的人民自由联盟（People’s Freedom League）领导，却也曾与日本人合作。他们对英国敌意甚深，刚一独立，便立即拒绝加入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在英属众多前殖民地当中，缅甸是唯一不曾加入的国家。伦敦方面的用意，是想借这个没有任何责任义务约束的组织，至少为大英帝国留住一份回忆；冀望的眼光，甚至投注到同年宣布独立于英联邦之外的爱尔兰共和国。总而言之，英国人能以和平的方式，由世界上最大一片为外人辖治的土地上迅速退出，虽可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但这一场善功，却仍非完满成功之举。因为英国固然全身而退，印度当地却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它被划分为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另一个则是虽无宗派，却以信印度教为主的印度人组成的印度。分治之时，约有数十万民众因宗教对立惨遭杀害，另外则有数以百万的居民离开祖居的家园，被迫迁往当时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地方。这个惨痛的结果，绝不是印度民族主义人士、伊斯兰运动，或前帝国统治者任何一方的初衷。

所谓一个另立门户的“巴基斯坦”，由印度分离出来，这个想法，到底是如何在1947年演变成最后的事实呢？事实上，连巴基斯坦这个名字，都是迟至1923—1933年才被一群学生叫出来的。这个问题，这个“如果当初……”的疑惑，一直到今天还在纠缠着学者专家及爱做梦的人。我们现在事后可以看出沿宗教信仰划分印度，等于为日后的世界立下了一个极为不祥的先例。对此，需做进一步的阐明。就某一方面来说，当年之过，虽不是任何一方的过错，却也是众人共同的过错。在根据1935年宪法举行的选举中，国大党在各地大获全胜，甚至包括大部分的伊斯兰教地域在内。原本宣称代表少数社群的另一全国性党派穆斯林联盟（Moslem League），表现却极不理想。国大党这个非宗教、非宗派政治势力的崛起，自然令许多仍然没有投票权的伊斯兰教徒胆战心惊（当时多数的印度教徒也没有投票权），深恐印度派势力从此坐大。因为在一个以印度教民众为多数的国家里，国大党的领导人物自然也多是出身于印度教。这场选举下来，国大党非但不曾特别关注穆斯林民众恐惧的心理，也没有配予他们额外的代表名额。选举的结果，反而更加强化了国大党为自己设定的地位：它是全印度唯一的全国性大党，代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方共同的子民。也就是这个印象，促使穆斯林联盟那位难缠的强硬领袖真纳与国大党决裂，走上了最终导致两族分离的绝路。不过到1940年为止，真纳始终反对穆斯林独立建国的主张。

到了最后，却是一场世界大战将印度一分为二。就某方面来说，这场大战是英国君临印度的最后一场大胜利，同时，却也是它精疲力竭吐出的最后一口气息。这是英国在印度最后一次动员了全印度的人员及经济力量共赴一场为不列颠效命的战争。这场大战的规模，更胜1914—1918年的战争。然而，这一回战争行动却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意愿。这一回，人民已经在一个全国性的解放运动下联合起来；这一回，作战的对象也与上次大战不同，是随时会袭来的日军。最后的战果固然辉煌，付出的代价却过于惨重。国大党的反战立场，不但迫使其领导人物退出政治舞台，1942年后，甚至被下到狱里。战时经济造成的压力，也使穆斯林中原本支持英国统治的重要成员心存嫌隙，转投穆斯林联盟的军营，其中尤以当今巴基斯坦旁遮普（Punjab）的成员最显著。穆斯林联盟的势力迅即跃升，成为一大群众力量。与此同时，德里的殖民政府唯恐国大党的声势对战事不利，开始故意并有计划地利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敌对心理制造事端，以图瓦解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在此，英国人的确难逃“裂而治之”的阴谋了。为求胜利，英方殖民当局不择手段，不但毁了自己，也抹杀了自己在道德上的正当意图：那就是在印度次大陆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众多社群和平共存，同治于一个单一公正的政府和法律之下。可是机会一去不回，等到大战结束，族群自治的政治引擎已经发动，永远无法回头了。

到了1950年，除了印尼一地之外，亚洲各国的殖民政治已告全面结束。同一时期在西面的伊斯兰地区，由波斯（伊朗）开始，一路到摩洛哥，局势也由于一连串的群众运动、革命政变、叛乱起事而全面改观。首先发难的，是伊朗境内西方石油公司的国有化（1951年），以及该国在共产党支持的莫沙德（Muhammad Mussadiq，1880—1967）领导之下，向民粹主义的转变（苏联大胜之后，共产党在中东地区获得某种程度的影响力，自是不足为奇）。莫沙德后来则于1953年在美英两国特务人员主导的政变中被推翻。埃及则有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1918—1970）领导的自由军官（Free Officers）起来发动革命（1952年）。接下来，伊拉克和叙利亚人民推翻了西方的附庸政权（1958年）。埃及、伊拉克、叙利亚三国的政局大势已定，即使英法两国联手，再加上新成立的反阿拉伯的国家以色列三方合作，极力在1956年苏伊士战争（Suez War，参见第十二章）中企图把纳赛尔拉下台来，但是举三国之力，却也无法再逆转大局。法国则在阿尔及利亚残酷地力拒当地国家独立运动（1954—1962）。阿尔及利亚与南非一样，虽然两者情况不同，但都属于当地原住民与大批欧洲移居者难于共存的棘手地区，因此解除殖民统治的问题格外困难。阿尔及利亚进行的战争尤其残酷，在这些原本是想要追求文明的国家里，军警特务队伍的残暴行为却从此深化成为制度的一部分。种种诸如电击舌头、乳头、阴部等不人道的酷刑，自阿尔及利亚战事开始，日后便被广泛采用。在阿尔及利亚终于赢得独立之前，这场战争已经导致法国第四共和政权垮台（1958年），第五共和政权也几乎不得幸免（1961年）——虽然戴高乐将军早已认识到阿尔及利亚独立终将无可避免。同一时期（1956年），法国政府却悄悄地与北非另外两个保护国突尼斯和摩洛哥就其自治独立进行协商（突尼斯日后成立共和国，摩洛哥则维持君主政权）。同年，英国也悄然无声地放手让埃及南方的苏丹离去。在英国失去对埃及的控制之后，苏丹也已经变得无法控制了。

各家老牌帝国，到底是在何时恍然发现大势已去，意识到帝国时代已近尾声，这个问题并没有清楚的答案。英法两国一度曾企图重建往日的全球霸权，在1956年苏伊士战争进行最后一击，意图合以色列之力，用军事行动推翻埃及纳赛尔上校的革命政权。如今回头看去，显然命运已定，回天乏术。可是当时的伦敦巴黎当局者迷，看不出其中真相。这段插曲的结果，是一场灾难性的大失败（以色列的观点自然不同）。更可笑的是，当时的英国首相艾登（Anthony Eden），简直集颟顸无能之大成，幼稚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场行动几乎尚未发动，便在美国压力之下取消，却将埃及推向苏联阵营。1918年以来“英国在中东的时代”，即英国在该地区占有绝对霸权地位的时代，从此永远地告终了。

到50年代末期，各个殖民帝国都已心知肚明，认识到过去实行的正式殖民手段必须彻底放弃。只有葡萄牙依然执迷不悟，面对帝国的解体不肯觉醒。葡萄牙本身经济落后，政治孤立，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殖民方式。它还需要剥削在非洲的资源，加上其经济体系缺乏竞争能力，剥削之道也只能出于直接统治。至于南非及南罗得西亚（Southern Rhodesia，津巴布韦的旧称），这几处拥有庞大白人移民的非洲国家（肯尼亚除外），也拒绝配合最终必将产生非洲本地人政权的政策。南罗得西亚的白种移民，甚至径自宣布脱离英国独立（1965年），以免走上黑人多数统治的命运。然而，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比利时在非洲拥有比属刚果）三地的政府，都决定面对现实，认为与其长期争斗下去，最终殖民地仍不免独立，反而使其落入左翼政权的手中，倒不如主动让它们在政治上正式独立，还可以维持其经济文化的依附性。只有肯尼亚一带，爆发过大规模的骚乱及游击战，即1952—1956年的矛矛运动（Mau Mau Movement），不过主要也仅限于基库尤部落（Kikuyu）。在非洲其他地区，预防性的殖民地自治政策，在执行上可谓相当成功。只有比属刚果（Belgian Congo），在殖民政治结束之后便立刻陷入无政府状态，进而发展成一场内战及国际斗法的场所。至于英属非洲，前黄金海岸（今加纳）原已有一人民大党的存在，由才智卓越的非洲政治家，也是全非有名的知识分子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领导，于1957年获得独立。至于法属非洲的几内亚（Guinea），戴高乐原建议其加入所谓的“法兰西共同体”（French Community），名为自治，骨子里却想使其继续对法国经济保持高度的依赖。几内亚首领杜尔（Sekou Toure）断然拒绝，于是该国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便于1958年匆匆独立，一贫如洗，只好成为黑人领袖当中，第一个转而向莫斯科求援者。英法比三国在非洲其余的殖民地，到了1960—1962年间，几乎都获得自由。剩下几处，也很快走上同样的路途。只有葡萄牙所属殖民地以及一些由白人移民建立的独立小国拒绝将统治权交回当地人民手中。

60年代，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几处大岛，安安静静地解除了殖民状态。至于其他一些小岛屿，也在此后的20多年，一批批渐次独立。印度洋太平洋两洋诸岛，则先后在60年代末期及70年代宣告独立。事实上到1970年之前，世界上已找不出几处有相当面积的地区，还留在前殖民势力或其移民政权的直接统治之下，只有非洲中部和南部例外，当然，还有处于战火中的越南。帝国时代，至此终于进入尾声。然而在短短不到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各帝国的势力似乎还永远无法摧毁。甚至在距本书写作时不到30年前，世界多数居民还在帝国势力的统治下。往日已矣，永无回时，帝国往昔的荣光，只有在伤感的前帝国文人的笔下追寻，在电影镜头中黯然回味。可是由前殖民地诞生的国家里，新生一代的当地作家，却开始执笔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这个新的起点，开始于一个独立的新时代。

[1]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绝对二分法，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说法，并不能通过分析性的考验。政治二分法的心态，充分反映当初大规模工人运动之下的社会主义理论，不过是一种企图把现有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翻转过来，彻底加以改变的概念。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的“短20世纪”，共产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长期冷战对峙，愈加强化了二分法的观念。事实上，与其把美国、韩国、奥地利、中国香港、联邦德国、墨西哥等国家和地区，一股脑儿全部归并到“资本主义”旗下，不如把它们列入不同名号更为恰当。

[2] 本数字是根据受过西式中等学校教育人口的统计数字而定。（Anil Seal，1971，pp.21—22）

[3] 在法属的北非地区，当地农民对神明的崇拜是由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菲派（Sufi）神人控制主宰，后者尤为改革派攻击责难的目标。

[4] 不过非洲各国的领导人当中，却没有一人成为或继续作为共产党员。

[5] “亚洲”（Asiatic）一词的另一种拼法，即今天通用的“Asian”，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流行，原因不详。

第二部分　黄金时代

第八章　冷战年代

尽管苏联依然使出浑身解数，意欲扩展其影响力，世界革命的目标却已不再在其议程上。即使连苏联本身的内部状况，也不容其恢复以往的革命传统。若比较当年德国与今日苏联的威胁性，我们一定得考虑……其中基本的不同之处。两相比较，苏联人突然给世界带来大灾难的可能性，绝对远比战前的德国为低。

——罗伯茨（Frank Roberts），英国驻莫斯科使团向英外务部报告书，

伦敦，1946年（Jensen，1991，p.56）

战争经济，为许多人创造了一份轻松稳定的好差事。其中有数以万计的文武官僚，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的工作内容，不外制造核武器及计划核战争。也有数百万的工人，他们养家糊口的职业，全在于这套核子恐怖行业的存在。还有科学家与工程师，他们的任务，则是找出可以提供百分之百安全保证的决定性“科技突破”。此外，还有绝不轻言放弃其丰厚战争财的军火商，以及推销其恐怖理论，鼓吹战争之必要性的战争专家学者。

——巴尼特（Richard Barnet，1981，p.97）

1

从原子弹落地开始，到苏联解体的45年间，全球历史的走向并非一成不变的单一期。在以后数章的讨论里，我们可以看见45年的光阴，以70年代为分水岭划分为两大时期（参见第九章及第十四章）。不过由于国际上存在的一种特殊状况始终笼罩其间，这两大时期因此熔铸为同一种模式存在：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对峙的所谓“冷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方熄，人类便又立即陷入了一场可以称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新战局。正如大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战争，并不只限于战斗行为；事实上，只要战斗意愿明白可知，这段时间都可算作战争。”（Hobbes，chapter13.）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显然是“短20世纪”第二阶段的主调，正符合霍氏对战争的定义。一整个时代的人，都在全球核大战的阴影下成长，大家都相信这场核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并将造成人类的大灾难。当然有些人以为，其实双方都无意发动攻击，但是连他们也不得不抱着悲观的想法，因为“墨菲定律”（Murphy’s Law）正是人类事务的最有力法则（“如果事情有变糟的可能，迟早一定会变糟的”）。更不幸的是，随着时间流逝，政治上、科技上，一件又一件可能会出问题的事情纷纷出笼。核对抗的状况有增无减，演变成长期存在的对抗；基于“保证同归于尽”（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即MAD）的“疯狂”心理，“以核止核”变成防止任何一方摁下按钮造成人类文明自取灭亡的唯一途径。这种自杀动作，所幸并未发生；但是几乎有40年之久，人类每天都生活在其恐怖的阴影之中。

客观而论，冷战之所以特别，就在于世界大战的威胁性其实并不存在。更进一步来看，尽管双方大言滔滔，尤其是美国一方，两个超级大国的政府却已默默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全球武力分布的事实；其分布状况虽然极不均衡，基本上却相当稳定，难以动摇。苏联的势力范围，局限在当时的红军占领区，以及其他共产党武装势力的占领地带，并从此不曾试用武力向外扩张半步。而美方的势力，则涵盖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并加上西半球及诸大洋，一手接收了前殖民势力旧帝国主义的霸权范围。同样，它也尊重苏联的霸权地盘，双方两不相犯，互不越雷池一步。

在欧洲地区，各国边界已在1943—1945年间划定。根据有二：一是基于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三巨头多次高峰会议的协定；二是基于唯有红军才能击溃德国的政治事实。不过其中也有几处未定界，尤以德奥两国为多。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将东西两方占领的德国地界一分为二，同时将各国驻奥部队全数退出。于是从此奥地利成为瑞士第二——一个坚守中立的小国家，欣欣向荣，外人眼红之余，只有以“枯燥无聊”名之（倒也相当正确）。而西柏林则成为苏联在德国的地盘里的一座孤城，苏方虽不情愿，却也不打算坚持，默默接受了这个事实。

至于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东西方势力的取向就没有这么泾渭分明了。其中只有日本一地例外，从一开始，便由美国一方独占，不但将苏联排除，其余大小各参战国也一律不得染指。至于其他地区，旧殖民帝国的殖民统治已濒临瓦解；1945年时，它们在亚洲大陆更已回天乏术。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旧的势力即将离去，但是在后殖民时期（postcolonial）新起的各个国家却属未定之数。如同我们在以后几章将看见的（第十二章和第十五章），于是这一带便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的必争之地，终冷战之日，明里暗里，冲突龃龉无时或止。双方在此处的地界始终模糊不定，跟欧洲的泾渭分明完全不同。共产党地盘向外扩张，发生什么很难预料，更别提事先协商予以划定了（即使是暂时性、含糊性的协定也难取得）。因此，虽说苏联并没有让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的打算，[1]事实上却发生了。

然而，即使在这些很快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地区里，不几年间，促成国际政局趋于稳定的条件也逐渐成形。因为态势越来越明显，后殖民时期的各个新兴国家，多数虽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共鸣，本身却也不是共产党国家。事实上对于国内政治的处理，多半还持有反共态度，在国际事务上则采取“不结盟”的立场（nonaligned，即不加入由苏联领导的军事集团）。简单地说，从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开始，一直到70年代，共产党中国早已不属于唯苏联马首是瞻的社会主义阵营了。

根据事实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便很快地稳定下来，并且一直维持到70年代国际形势进入另一个长期危机时期时，才开始变化。在此之前，两大超级强国都颇安于世界并不均分的现实，并竭力避免以公开的武力冲突去解决任何疆界上的争议，以免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正式开战。双方的行动准则，其实跟一般的想法以及冷战的词汇恰恰相反，都以为“长期和平共存”确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即使到了紧要关头，尽管在表面的官方言论上，两边好像快要甚至已经打起来了，事实上，彼此私下却依然相信对方必能自我约束，有所节制。朝鲜战争期间（1950—1953），美国参战，苏联却不曾正式加入，虽然美国政府很清楚，中共方面其实足足有150架由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Walker，1993，pp.75—77），可是这项情报却秘而不宣，因为美国估计得很准，莫斯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被卷入战争。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其实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双方最担心的事情，就是那些虚张声势的备战姿态被对方误以为真，以为己方真的在为开战做准备（Ball，1992；Ball，1993）。

这种心照不宣，以“冷和”（Cold Peace）代“冷战”的默契，一直到70年代都还颇行得通。1953年，苏联智囊团正悄悄卷土重来，乘民主德国一场严重的工人暴动，开始重建共产党势力。当时苏联就已经知道（或可以说学到了），美国表面上要把共产党势力“席卷”倒转（roll back）回去，事实上这番呼吁，不过是在空中广播上的宣传战罢了。从此以后，凡在苏联地盘发生的事件，西方都完全袖手旁观；这种态度，从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应，即可证实。冷战时期，双方虽然都口口声声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但在事实上各国政府的基本决策并不遵循这项方针，倒是私下明争暗斗的情报活动，才真正发挥了冷战中决一死战这一口号的精神。于是，描绘谍报谋杀的间谍小说，便成了现实世界国际斗争影响下一项最具代表性的副产品。而此类小说之中，始终又以英国作家的地位最高，例如弗莱明（Ian Fleming）笔下的邦德（James Bond），以及勒卡雷（John Le Carré）笔下的甘苦英雄，两位主人翁都在英国特务机构供职，这些人物形象总算在笔下人间的世界里，为现实权力政治中日渐式微的英国人挽回一点颜面。不过，情报英雄的活动固然比实际的权力游戏具有戏剧性，若认真比较起来，除了在某些第三世界的小国之外，苏联秘密警察（KGB）、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等情报机构的影响力还是很小的。

在这么微妙的背景下，这段漫长的紧张对抗期里，到底有没有过真正危险至极，有可能触发世界大战的一刻呢？当然，其中也会有过几回险路走得太多了，难免碰上意外的时候。这个问题很难作答。细想起来，最具爆炸性的时期，可能要从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他的“杜鲁门主义”（Truman Doctrine，“本人相信美国的政策，绝对是帮助那些起来对抗外侮的民族”）开始，一直到1951年4月，这同一位总统把在韩国的美军总司令，就是那位不听主帅调度的麦克阿瑟将军（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解职为止。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极为害怕欧亚大陆的非共区会爆发革命或濒临解体。而这份担忧，可说并非全属过虑——因为环顾现实，岂不见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了中国大陆？反过来从苏联这一面看，也正面对着美国在核武器上的垄断，以及其威胁性不断升高的反共叫嚣。1948年铁托领导南斯拉夫自行其是，成为破坏苏联共产党集团团结的第一道裂口。更有甚者，从1949年开始，中国已由这样一个政府来领导，它不但全力投入了朝鲜战争，而且一心一意准备对付一场真正核大战的爆发。[2]这一点，中国与其他国家所持的“以核止核”心态大异其趣。总而言之，形势诡谲，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原子弹在广岛投放后的第四年（1949年），以及美国氢弹爆炸成功后的9个月（1953年），苏联也分别获得了这两种核武器的制造能力。从这一刻开始，两大超级强权便放弃了以战争对付对方的手段，因为一旦开战，无异为彼此签下一纸自杀协约。至于美苏曾否认认真考虑向第三世界采取核行动，例如1951年美国对朝鲜战争，1954年美国为援助法国之于越南，以及1969年苏联对中国等等，其意向并不分明，不过最后的事实是都不曾采用。但是其中有过几回，虽然双方都肯定没有真正诉诸核武器的用意，却都曾出言恫吓对方：例如美方为求加速朝鲜越南两处的和平谈判（1953年，1954年），以及1956年苏联要挟美法退出苏伊士运河，等等。可恶的是，正因为双方都深信对方无意打仗，自己也从不打算摁那致命的按钮，反而越发虚张声势，动不动便以核武器相威胁以达谈判目的，或借此在国内达到政治企图（此乃美国）。事实证明，这种有十足把握的心理战效果果然不错，但却把整代的百姓给害惨了，天天心惊肉跳，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便是一种完全没有必要的动作。一连数日，不但差点把全世界投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战火，事实上也把双方的高层决策人士吓得清醒过来，一时之间，总算变得比较有理性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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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40年间，两个阵营不断增强军备以相抗衡。可是这种长期武装对峙的形势，却建立在一项不切实际而且毫无事实基础可言的假定之上：那便是世界格局极其不稳，随时可能爆发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只有永久地相互牵制下去，才能防止世界大战于万一。这种心理现象，究竟从何而来？首先，冷战之说纯系一种西方观点，如今回头看去固然可笑不堪，但是当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余震之下，却属自然反应。当时众人都认为人类的灾难时期尚未完结，世界资本主义和自由社会的前途依然未卜。多数观察家都认为，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前车之鉴，此次战后也必有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连美国也难以幸免。某位在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便曾于1943年做此预测，警告美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量失业和工业失序的经济低潮”（Samuelson，1943，p.51）。大战胜利以前，华盛顿当局分身乏术，对经济事务自是无暇全神顾及。但是对于战后的国策方针，美国政府用在避免另一场经济大萧条袭击所花费的心血，更胜于为防止另一场战争发生所做的努力（Kolko，1969，pp.244—246）。

华盛顿之所以担心“战后将爆发大乱”，动摇“世界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三方面的安定”（Dean Acheson，cited in Kolko，1969，p.485），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当时各参战国家，除了美国之外，战后一片废墟。而且在美国人眼里，各国人民饥寒交迫，很有可能铤而走险投入社会革命的怀抱，走上与提倡自由企业、自由贸易，以及自由投资的国际自由经济体系相反的道路。而美国及全世界却只有在贯彻自由精神的国际经济制度之下才有未来。更有甚者，战前的国际社会，此时已全面瓦解，广大的欧洲大陆之上，以及欧洲以外的更大一片土地，只剩下美国独力面对着声势日益浩大的苏联。全球政局的未来难卜，唯一可以确定的却是在这个紊乱不安、随时可能爆炸的世界上，如果有任何情况发生，资本主义及美国一方只会更加衰弱，而以革命起家的政权却会更加强势。

至于那些重获解放的国家，战事刚停，对于各国中间派立场温和的政治人物来说，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论在朝在野，这些人士都为共产党人的壮大而大伤脑筋，唯有向西方盟国可以求得一点支援。而共产党人却在战火中崛起，声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有时甚至一跃而为国内最大党派，拥有人数最多的选民。法国总理（社会党）便曾前往华盛顿提出警告，表示若无经济援助，他极有可能败于共产党之手。1946年全欧歉收，紧接着一场酷寒严冬，更令大洋两岸的欧美政坛同感心惊肉跳。

再意气相投的伙伴，战争一旦结束，往往也会分道扬镳。更何况原本就只是一时勉强的结合，一边是资本主义的最大强国美国，另一边是在本身势力范围之内俨然以老大哥自居的苏联，面对战后种种情况，两方势必非决裂不可。但是纵然如此，也无法充分解释美国政策之所以强烈恐共的理由——不过除了英国以外，美国其他友邦及羽翼对反共一事却没有这般热衷——美国的政策，至少在其公开表示的意见里，主要是针对莫斯科将发动全球征服行动这种最坏的打算而定。美国认为苏联心怀不轨，意欲导演一场无神论的“共产世界阴谋”行动，随时准备推翻自由国度。但是在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当时被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称为“我们现代的自由社会——新形态的资本主义”（Horne，1989，vol.Ⅱ，p.283），其实根本就不曾面对任何可以想见的危机。以此来观照肯尼迪（J.F.Kennedy）的竞选言论，就更令人费解了。[4]

为什么有人把“美国国务院专家”对局势的展望视作替天行道的“天启洞见”？（Hughes，1969，p.28.）为什么冷静镇定的英国驻苏外交人员，在拒绝将苏联与纳粹德国做任何比较之余，却也在报告中指出，世界“正面对着一种可以称之为现代版的16世纪宗教危机，在这场现代宗教战争中，苏联的共产主义正与西方的社会民主政治以及美国版的资本主义为敌，共争世界霸权”？（Jensen，1991，pp.41，53—54，Roberts，1991.）如今回溯起来，事实上也极有可能。苏联在1945—1947年间显然毫无扩张之意，也不打算扩大它在1943—1945年间高峰会议为社会主义集团定下的地盘。事实上在莫斯科控制的国家及共产主义运动里面，各个政权往往刻意“不去”依苏联的模式建国，反而在多党制国会民主之下，实行混合性的经济制度。这种做法，不但跟“无产阶级专政”大异其趣，却“更趋于”一党专政的事实。在共产党内部文件里面，甚至将无产阶级专政称为“既无用处又无意义的举措”（Spriano，1983，p.265）。（事实上唯一拒绝遵从这项新路线的共产党，却是如南斯拉夫一类脱离莫斯科的控制，并为斯大林极想搞垮的革命政权。）更有甚者，虽说苏联军队是其最大军事资产，可是苏联军队复员之速却不下于美国，红军人数由1945年最盛时期的1200万人，到1948年，已经骤降为300万人。这一点甚为外界所忽略（《纽约时报》，1946年10月24日；1948年10月24日）。

因此就任何理性的层面探讨，当时的苏联，其实对红军占领范围以外的任何人都没有眼前的威胁。当时，筋疲力尽的苏联正力图从战争的灰烬中振作起来，它的国民经济一片凋敝，政府的信用除了在苏联以外完全扫地，完全失去了向心力。至于西部边陲一带，更与乌克兰及其他各种民族主义的游击武装多年龃龉不断。它由斯大林独揽大权，而斯大林对外是力避冒险添乱，对内则残酷无情（参见第十三章）。苏联对外援是求之若渴的，因此在短时间之内去冒犯唯一有能力向它伸出援手的超级强权美国，自然无利可图。身为一名共产党人，斯大林当然相信共产主义最终必将取资本主义而代之，这一点毋庸置疑；从这个信仰出发，两大制度之间任何形式的共存必难长久。不过正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斯大林手下的计划专家，却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陷入危机。他们显然相信，在美国霸权撑腰之下，资本主义还有好长一段路可走，因为当时美国财富及势力的增幅之大，实在太明显（Loth，1988，pp.36—37）。这一点，其实正是苏联担心的要害。[5]苏方在战后采取的姿态，与其说是野心勃勃的攻势，倒不如说是但求自保的守势更为贴切。

总之，尽管苏联自顾不暇，但是形势使然，双方却不得不都采取对抗的政策。一方是苏联，对自己朝不保夕的地位心知肚明；另一方则是世界超级强国美国，对中欧和西欧瞬息万变的局势，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扑朔迷离的政局也同样不安。就算没有意识形态牵涉其中，对峙局面恐怕也难避免。1946年初，美国外交官凯南（George Kennan）首先提出并为华盛顿当局积极采纳的“遏制政策”（containment）。凯南本人，便不相信苏联真的在为共产主义“理想”卖力，而他自己，更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战争的先锋，这一点从其日后职业生涯中可见一斑（唯一的例外，是他对民主政治的评价甚低，因此大加反对）。凯南其人，其实只不过是一名由旧式权力政治学派出身的苏联问题专家，美国驻欧人员之中不乏这号人物，在此类人眼中，沙皇俄国派，或是布尔什维克派，都属于一个落后野蛮的社会。而俄罗斯人向来便有一种“缺乏安全感的传统直觉”，其统治者更是一群充满了这种恐外心理的人。这个国家，总是自绝于外面的世界，一向为独裁者所统治，总是处心积虑地从事死亡斗争，很有耐性地等着对手彻底毁灭。既不合作也不让步，判断和行动，从不诉诸理性，只能听凭武力，硬碰硬地解决。在凯南眼里，共产主义无疑火上浇油，更大大地增加了旧俄帝国的危险性，因为它标榜着举世最最无情的乌托邦思想，即垄断全球的思想意识，为这个举世最最凶残的势力添翼。因此依照凯南这套理论实行起来，便意味着唯一能与苏联抗衡的强国美国绝对不能有半分妥协。无论苏联是否信仰共产主义，都得将之“遏制”，以防其毒素影响渗透。

这是美方的观点。反之，从莫斯科的角度看来，为了保全进而利用本身在国际上刚建立却不堪一击的庞大势力，唯一的途径就是跟美方的做法完全一样：绝不妥协。谁都没有斯大林本人清楚，自己玩的这一手其实力量有多单薄。1943—1945年间，苏联还是对付希特勒不可或缺的力量，甚至也被看作将是击败日本的主力，罗斯福和丘吉尔即曾在数次峰会中，尤其是雅尔塔会议，许下诺言，答应给苏联许多好处。这些在苏联眼中经由历次会议讲定的地区，比如1945—1946年间议定的伊朗与土耳其国界，斯大林一口咬定，绝不松口。除了这些要塞地区之外，苏联也许可以考虑撤离，但若妄想重开雅尔塔会议，门儿都没有。事实上在那段时间里，斯大林的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无论出席大小国际会议，有名地专会祭出“不”字真诀。当时美国已拥有核武器，虽然才刚起步。直到1947年12月，虽然制造了12颗原子弹，却没有飞机可以运送，军中也没有够格的装配人员（Moisi，1981，pp.78—79）。至于苏联，却仍两手空空。除非苏联先让步，美国绝不会给它任何经济援助。然而这一点却正中莫斯科的要害，就算是为了最迫切需要的经济援助，它也不能有半点示弱让步的表示。而美国呢，本来就不打算给苏联任何好处。雅尔塔会议之前，苏联曾请求美国战后予以借款，可是美国声称这份文件已经“误置”，再也找不着了。

简单地说，正当美国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苏联世界霸权而担忧的同时，莫斯科却为了眼前美国在全球除了苏军占领区以外的各个地区显示威风的事实而难以安枕。当时国力远比各国全部加起来还要强大的美国，轻而易举便可以将国疲民乏的苏联收入麾下。面对这种态势，坚持到底绝不妥协，自然是最合逻辑的应对之术。我们不妨称之为莫斯科的纸老虎计吧。

话虽如此，就算两强势不两立，长期对抗不肯妥协，也并不表示战争的危险便迫在眉睫。即使在19世纪，英国外交人员虽然同样认为防止沙皇俄国向外扩张的唯一途径，便是凯南式的“遏制”之法；但在事实上他们也都非常清楚，公开对抗的机会甚少，至于开战的危险更微乎其微。相互之间的非妥协性，也不意味着你死我活的政治殊死斗争，或宗教性质的大决战。不过其中有两项因素，却使双方相对抗的局势由理性层面变为情绪层面。跟苏联相同的是，美国也是世界上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大国，多数美国人都深信这种形态是举世皆应风从的典范。跟苏联相异的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幸的是，美国这民主的特征，对世界局势来说却更具有危险性。

原因如下。虽说苏联政府，同样也得努力给自己在国际竞争场上的死对头美国抹黑，不过，它却大可不必费心争取本国国会的支持，也不用管本党是否能在国会和总统大选中赢得选票。可是民主国家的美国政府则不然。于是美国的大小政治人物，不管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滔滔不绝的反共辞藻，或是像杜鲁门总统的海军部长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el，1882—1949）一般，精神错乱，竟以为苏联人正从他医院的窗口爬进来而自杀；众人纷纷发现，反共预言的夸大口吻不但听起来义正词严，而且其妙用无限，简直难以拒而不用。对于正确认识到自己已经升任为世界级霸权的美国政府而言，国内“孤立主义”之风，或所谓国防上的防卫性主张仍然很盛。因此若外有强敌，不啻提供了打破这种孤立心态的工具，行动起来反而更能得心应手。因为如果连本身的安全都受到威胁，那么美国自然义无反顾，再不能像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独善其身，势必非负起世界领导地位的重任不可——当然连带也享受其中带来的好处。说得更实在一点，只有在集体歇斯底里的恐惧心态下，美国总统方可名正言顺地向素来以抗税出名的美国民众大肆开征，以推行其对外政策。在这个以“个人主义”和“私有企业”立国的国家里，在这个连“国家”本身的定义，都以跟“共产”针锋相对的两极意识字眼界定的国度里，即所谓的“美国精神”（Americanism），反共自然受到人民的真心欢迎和相信（我们也不可忽略那些来自苏维埃东欧国家移民选票的意义）。其实当年美国国内会发生那阵污鄙的白色恐怖迫害运动，那股无理性的反共风潮，始作俑者，并非美国政府，而是一小撮微不足道的煽动家。[6]这一群人发现，对内部敌人的大量告发责难，可以在官场上获得极大的政治利益，例如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本人甚至并不特别反共。其中的好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胡佛（J.Edgar Hoover，1895—1972），更深谙个中三昧。也就是借反共之名，长保个人利益之实。在一手建立冷战模式的人当中，有一位甚至把共产党势力的威胁冠以“原始人发动的攻击”（the attack of the Primitive）之名（Acheson，1970，p.462）。在这种情绪煽动之下，迫使华盛顿当局的政策不得不加速走向极端，尤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之后那段时间表现最为强烈。至于造成中国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罪名，自然也都怪到莫斯科的头上。

与此同时，对选票极度敏感的美国政客们，极力主张美国政府及友邦执行一种既能打退“共党野心”狂潮，又最经济实惠，对美国百姓优裕生活干扰最低的如意政策。这一套政策不但是指一种以“炮弹”，而不以“人员”取胜的核战略，也包括一项于1954年提出的“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的全面策略。即一旦敌人来犯，即使对方仅采取传统型武器小规模攻击，我方也必须以核武器报复。简单地说，在政客多方钳制下，美国政府发现自己动弹不得，被局限在一种攻击性的地位，最多只能在战术上找到一点变通的余地。

于是双方进入一场疯狂的军备竞赛，最终目的显然只有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一条路。一切行动方针，唯以一群所谓核武器将领或核武器专家的意见是从。而这类人任职的首要条件，就是忽略其中不合理性的现象。行将卸任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原是老式的温和派军人，现在却眼见自己坐镇于这个步入混乱的时代。不过艾森豪威尔本人，倒不曾被这个现象冲昏头脑，将之称为“军事和工业的大结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敌我双方，都投入艾森豪威尔所说的狂流，也就是人力物力大集合，夜以继日，以备战一事为生为谋。这段时期各国在国防工业上的投入胜过以往任何和平时期。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自然也鼓励本国的军事工业利用多余的生产力吸引国外客户，武装本国战友。更重要的是，争取利润可观的外销市场，同时却将最先进的军备及核武器留给自己使用。因此就实际而言，超级强国基本上还是有核武器的垄断地位。1952年英国人发展了自己的核技术，说来矛盾，同时也达到英国的另一目的，即减少对美国依赖的程度。接下来中法两国，也分别在60年代进入核国家之列（法国的核武器完全是独力完成，跟美国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终冷战时期，这些国家的核发展对大局都无足轻重。到70年代和80年代，其他许多国家也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其中以色列和南非（印度或也可以计入）最为引人注目。不过一直到1989年两极对立的世界秩序终结以前，核武器扩散不曾在国际上引发任何严重问题。

如此说来，到底该由谁为冷战的局面负责呢？这种辩论，就像一场你来我往始终难分胜负的意识形态网球赛一般，一方把过错全部推在苏联身上，另一方则将罪咎一股脑儿怪在美国头上（说来有趣，持此见解者却大多是美国的异议分子）。既然找不出结论，我们难免就想做和事佬居中调停，认为一切都是因双方彼此疑惧的误会造成。由于相持不下，结果越害怕越抗拒，最后才演变成“两大武装阵营，高举不同大旗，全力动员对抗”（Walker，1993，p.55）。这种说法完全正确，然而却不能道尽全部事实真相。它可以解释1947—1949年双方前线的“冻结”（congealing）现象；也可解释从1949—1961年柏林围墙建成，德国国土遭到的一步步划分。这项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各国的反共力量，不得不在军事上形成同盟，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其中只有法国的戴高乐将军，胆敢不理会美国的指使）；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东西方思想分水岭另一边的东欧诸国，同样也无法逃脱向苏联全面臣服的命运（其中也只有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可以不理睬莫斯科的号令）。可是这一套说辞，却无法说明冷战中带有替天行道意味的天启口吻。这道“天命”呼声，来自美国。而西欧各国的政府，无论国内共产党势力大小，却都一律井然风从，全心全意反共，誓死抵抗苏联的可能入侵。若要在美苏之间择一而事，无论哪一国都不会有片刻犹疑；甚至连那些向来在传统上、政策上，或经协商决定坚守中立者也不例外。奇怪的是，其实在这些号称民主政治的大小国家里面，所谓“共产世界阴谋论”，跟它们的国内政局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至少在大战刚结束的几年内是如此。民主国家中，也只有美国总统是因以反共为号召而当选（例如1960年肯尼迪），但在实际上就国内政治而言，共产主义之于美国，正如同佛教之于爱尔兰般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若要论起所谓的十字军东征精神，并让它在国际强权对抗的现实政治之中扮演一角，这扮演十字军大将者就是华盛顿当局。但是在事实上，肯尼迪的竞选辞藻固然雄辩滔滔，论其中关键深意，其实不在警告共产主义强权将支配全球的危言耸听，却在维系眼前美国独霸实权的呼吁。[7]不过我们也得加上一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各成员国虽然对美国政策不完全赞同，但是只要那个实行恐怖政治制度的军事强权存在一天，就只有在美国的保护之下，自己的安全才有保障，因此也就心甘情愿地唯美国马首是瞻了。这些国家对苏联不信任的心态，绝不下于美国。总而言之，“遏制政策”固然合乎众人心意，彻底消灭共产主义一事则不尽然。

3

冷战时期最明显的现象，便是双方的军事对抗，以及西方各国日盛一日的疯狂核竞赛。但是这两项却不是冷战造成的最大冲击。竞相制造储存的核武器，从来不曾启用，两个核大国，却曾加入三次战事（但彼此不曾亲自交手）。美国及其盟友（以联合国为其化身）深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震撼，于是在1950年介入朝鲜战争，企图阻挡北方的共产党政权向这个分裂国家的南部入侵。结果美方大占上风，得意之余，在越南战场上故技重施，可是这一回却吃了败仗。而苏联在军援亲苏的阿富汗政府，对抗有美国撑腰并由巴基斯坦提供人员的游击队8年之后，于1988年决定退出。简单地说，超级强国在军备竞赛上花费不赀，所得却很有限，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成果。战争阴影的不断威胁，反而推动了国际和平运动，但和平运动以核武器为最大的反对目标。在欧洲部分地区，反核风潮不时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却被冷战的推动者视为共产党的秘密武器。不过，解除核军备的成效也不甚明显，只有美国年轻一代的反战分子，在越战时期掀起的反征兵浪潮颇具功效（1965—1975）。但至冷战结束，种种运动的呼声，如今都成了崇高理想的记忆，只留下一点儿当年的新鲜枝节为今人所用，比如1968年后反文化小团体所用的反核符号，以及环保人士对任何核用途一律反对的偏颇态度，这些都是当年运动残留的产物。

冷战效应之中，更为明显的一项则为其政治作用。冷战几乎立竿见影，将两个超级大国控制下的世界，立即分成水火不容的两个“阵营”。当初欧洲各国国内政坛左右通力合作，反法西斯之战终获胜利，到了1947—1948年，却又立刻分为亲共与反共的两大阵营（其中只有三大主要交战国为显著例外，即英美苏三国）。在西方，共产党从此被逐出政坛，成为政治流浪儿。1948年意大利举行大选，如果当时共产党获得胜利，美国甚至计划出兵干预。而苏联也不甘示弱，将非共分子从麾下所谓的“多党制人民民主国家”内全部扫除，重新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的专政。同时成立了一个新的国际共产党组织（共产党情报局）以与美方抗衡，不过说来特别，这个新组织比其前身，不但权限大为缩减，对象也仅以欧洲为主。1956年国际局势的紧张局面渐趋和缓，共产党情报局也便悄然解散了。苏联的铁腕紧紧控制着东欧各国，奇特的是，只有芬兰一国得以逃过这个厄运。原来苏联大发慈悲，1948年竟然让芬兰政府将共产党从政府部门里除名。斯大林为什么放过这个小国，却不在那里建立卫星国政权，其中原因至今是谜。也许芬兰人的好战之气，把他给吓住了，怕他们再度拿起武器反抗吧。芬兰先后曾在1939—1940年与1941—1944年间起义，斯大林可不想再度卷进一场一发不可收拾的大战。至于桀骜不驯的南斯拉夫，他也曾尝试收编，可是铁托不吃苏联那一套，南斯拉夫终于在1948年与莫斯科正式决裂，从此自行其是，哪一伙也不参加。

共产党集团国家的内部政治，可想而知，从此一党专政不容他人置喙，然而一党专政的脆弱性从1956年开始越发明显（参见第十六章）。至于与美国联盟的各个国家，内部政局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单一；不过大小党派，除了共产党外，对苏维埃制度都深恶痛绝，在这一点上大家倒是意见一致。因此就外交政策而言，无论由谁上台执政都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大战中的两个前共同敌国日本与意大利，美国一手替他们把政治问题变得极为简单，在这两国内建立了等于永久一党制的系统。在东京，美国鼓励自民党成立（Liberal Democratic Party，1955）。在意大利，美国则坚持将反对势力从台上扫除，因为这个反对党刚好正是共产党；意大利政权便交到天主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手中，另外则视情况需要，偶尔也拉其他党派进来凑数，例如自由党派、共和党派等等。60年代开始，意大利除上述党派之外其他唯一的重要党派社会党，自1956年跟有多年交情的共产党划清界限之后，便同天主教民主党一同组织联合政府执政至今。如此安排之下的结果是，意大利共产党及日本社会党的势力从此均被镇住，成为国内主要的反对大党。依此体制成立的政府，则贪污腐败至极，终于在1992—1993年间东窗事发，内情之丑陋连意日两国的民众都目瞪口呆。丑闻既经曝光，朝野党派跌入冰点，与当初为保持美苏全球势力平衡而支持他们的势力，同时陷入窘境。

一开始，罗斯福的顾问曾经在盟军占领下的德日两国试行过反独占性的政治革新。虽然不久美国即改弦更张，与这项设计反其道而行之，可是幸好还有一件事足可让美国的盟邦大感安慰，那便是一场大战已经将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明目张胆的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其他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右派组织或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从众人可以接受的政治舞台上一扫而空。因此在所谓的“自由”对“极权”的纷争中，以上诸般力量固然是对付共产党最有力的成分，如今既然销声匿迹，自然不可能像德国的大企业或日本的大商社大财阀一般，再度被动员为“反共大业”效力了。[8]主力部队既去，西方冷战派政府的政治基础如今便只剩下战前的左派社会民主人士，以及非民族主义的温和右派。如此一来，与天主教会挂钩便变得格外有用，因为教会的反共立场及保守性格，自是舍我其谁、天下第一。更妙的是，教会出身的“基督教民主党派”（参见第四章）不但拥有可信赖的反法西斯记录，尚有一套（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1945年后，这些党派在西方政治上扮演了中心角色；在法国为时甚短，在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诸国则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参见第九章）。

然而，冷战对欧洲各国内政的冲击，远不及其对欧洲国际政局影响为大。问题重重的“欧洲共同体”因冷战而生。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政治构想，借着永久性的安排（至少是长久性的），进而统一各个主权国家经济活动、法律系统（就某种程度而言）。1957年初成立时，创始国有6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到1991年，正当其他各种冷战时期的产物也开始摇摇欲坠之时，已经又有另外6国（英国、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希腊）加入。此时欧洲组织的设计，已倾向在政治经济一体化上更进一步，形成更密切的组合，最终目的是在欧洲建立联邦或联邦式的永久政治联合体。

欧洲组织，跟1945年后欧洲出现的其他大小事物一样，原是由美国一手促成，却转而对抗美国。此中情由演变，证明美国势力之盛，同时也反映其模棱两可之处，以及其影响力毕竟有其限度的事实。更进一步，我们也可看出各国因顾忌苏联，竟愿放弃分歧，团结在一起。它们害怕的对象并不只限于苏联，以法国为例，德国始终是它最大的顾忌。此外，各前参战国和被占领国家的担心程度虽然没有法国那么强烈，却也都不愿见到中欧地区重新兴起一个强大国家。现在大家却发现自己被套牢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与强大的美国，以及在经济军事上都再度复兴的德国结成盟友——所幸后者的国土已经大不如前，被截分成了两半。当然众人对美国也有顾虑。说起来美国是对抗苏联不可或缺的伙伴，可是这个伙伴却不甚可靠，更别提——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它总是把自己世界霸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连它盟友的利益也可以退居其次。大家可别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各种安排和设计决策，都是以“美国经济利益为最高前提”（Maier，1987，p.125）。

但是对美国的盟友而言，幸好1946—1947年间的西欧形势太紧张，华盛顿当局不得不仔细斟酌。它决定当前的第一要务便是复兴欧洲，不久对日本经济也做出同样的结论。于是一个大规模帮助欧洲重整旗鼓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便在这种背景下于1947年6月正式开锣。这项新计划与以往野心式的经济外交不同，多数是以赠援的形式而非借款。根据美国原本设计的方案，是想在战后建立一个基于自由贸易、自由汇兑以及自由市场的世界经济体系，并由美国当家做主全权支配。还好各国再度红运当头，单就一项因素而论，便使得美国的如意算盘完全不切实际。欧洲和日本资金紧张，对日益稀有的美元求之若渴，自由化的贸易与国际付款方式根本不可能立即实现。而美国一家之力，也无法强人所难，将自己对欧洲一厢情愿的理想强加于人，也就是全面实行单一的欧洲援助计划，依美国的模式，包括其美式政治及繁荣的自由企业经济制度，将欧洲各国塑造为一个单一的欧洲共同体。但美国这个政治理想根本行不通，首先，英国就还把自己视作世界级的大国，法国则日夜梦想跻身强国之列，并且一心一意，务必把德国压得抬不起头来，最好让德国陷于永久分裂。这两国对美国的构想当然咬牙切齿。可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若要完全实行马歇尔计划的构想，欧洲在军事上必须结盟，才能共同对付苏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其结果。但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欧洲复兴，一个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公约组织，少不了强大的德国经济，而强大的德国经济，必须靠德国重整军备才能强化。如此一来，法国唯一的退路便是想法子跟德国纠缠不清，两家搞成一家，世仇死敌才能从此断绝冲突。于是法国便提出自己一套版本来搞欧洲联合，也就是“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1950），进一步扩展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或一般所称的“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也称Common Market，1957），最后简化为“欧共体”，1993年起，则改名为“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历来其总部均设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可是其核心却建立在法德两国的合作之上。欧洲组织，其实是针对美国构想另起炉灶的欧洲统一方案，然而冷战结束，原先欧洲组织及法德合作所依赖的基础便也随之消失。1990年德国统一，欧洲势力顿然失衡，但德国统一之后经济困难重重，却也是事先不曾预料到的。种种演变，欧洲统一的前途愈发难卜。

美国虽然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完全实现对欧洲政治经济制度设计的细节，不过它的国力毕竟强大，不容许各国在国际政治上不与它同步。欧洲联合对苏是美国的主意，欧洲军事联盟也是它的构想。于是德国获准重新武装了，欧洲渴望中立的念头也被打消了，西欧各国在国际上的动作，都在美国的统一号令之下。只有过那么一次，它们打算自作主张独立行事，也就是1956年的苏伊士战争，英法两国准备联手对埃及，可是此战最后也在美国压力之下流产。压在美国气焰之下的盟友或保护国，最了不起的伎俩也只是消极抵制，既离不开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同时又拒绝充分合作（法国戴高乐正是此中高手）。

但是随着冷战年月一天天地过去，华盛顿虽然在欧洲军事合作和政治动向上始终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可是美国对欧洲经济的控制却一日弱于一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心，如今渐渐由美国移往西欧和日本，而美国人则觉得，两者都是自己一手拯救并予重建的受惠者（参见第九章）。原本在1947年物以稀为贵的美元，多年来迅速流出美国。再加上美国自己，外则在全球各地用兵（主要的例子当推1965年后美军在越南的行动），内则雄心勃勃，大肆推行各项社会福利措施。如此大的内外开支，却偏好用赤字预算方式贴补，于是美元向外逆流之势越发不可收拾，其中尤以1960年的情况最为恶劣，因此美国用以推动并保证战后世界经济的基石美元，日衰一日。在理论上，美元是由美国诺克斯堡（Fort Knox）金库积存的大量金条保证——诺克斯堡贮藏的金量几乎占全球四分之三——但是实际上，美元根本就只是成堆成打泛滥成灾的纸币及书面上的账目。美元的稳定性既然来自可以与一定黄金兑换的保证，于是行事谨慎的欧洲人，由作风超级谨慎、对黄金特别信任的法国人带头，在国际汇兑上便要求以可靠的黄金，兑换极有贬值可能的用纸印制的美元。如此一来，黄金便如决堤般涌离诺克斯堡。需求既多，金价自然大涨。其实在整个6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期，美元及国际货币偿付体系的稳定性，都不能再单靠美国本身的准备金为保障，其中也多亏欧洲各国中央银行的捧场——在美方压力之下——不要求以黄金兑换手中的美元，并参加“黄金总库”（Gold Pool）的运作，稳定市面上的黄金价格。可是这种权宜之计好景不长，1968年“黄金总库”干涸见底宣告解体。就事实而言，美元作为标准兑换货币的地位从此告终，并于1971年8月被正式放弃。国际偿付体系的稳定随之而去，美国或任何一个单独国家的经济力量，再也不能单方面控制全局。

冷战终了，美国的经济霸权也所剩无几，连带之下，甚至连它维持军事霸权的费用，也再不能单靠自己的腰包独力支付。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对付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基本上依然以美国为主，可是这一回，掏腰包的却是其他支持华盛顿行动的国家——不管它们是主动慷慨解囊还是勉强被动捐献。这一仗打下来，参战的大国竟然还赚了几文，倒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怪事。所幸对众人而言，除了倒霉的伊拉克人民之外，战事不出几天就结束了。

4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某一段时期里，冷战似乎向恢复理智的方向走了几步。1947年以来直至朝鲜战争高潮的数个危险年头中，世界总算有惊无险，不曾发生任何爆炸性的事件。即使是斯大林之死（1953年），虽然也在苏联集团引发了一阵大地震，最终毕竟安全度过。西欧各国发现，自己不但不必在社会危机之中挣扎，反而开始进入一个始料未及的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时代。下一章将对这段时期做更进一步的讨论。老派的外交人士，专门有个行话用来形容紧张关系的缓和，也就是“缓和”（detente）。现在“缓和”一词已变成家喻户晓的名词了。

缓和现象首先出现于50年代的最后几年，当时正是赫鲁晓夫（N.S.Khrushchev）在斯大林死后的一片混乱中当上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时候（1958—1964）。赫鲁晓夫外表看来似乎是一介莽夫，其实骨子里却很能干，令人钦佩。他相信改革，主张和平共处，将斯大林一手建立的集中营清理一空，并在接下来几年里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领衔主角。他恐怕也是唯一由农村男儿出身，跃登世界大国领袖地位之人。赫鲁晓夫与肯尼迪——肯尼迪是美国20世纪最被称誉的总统（1961—1963任美国总统）——一个喜欢虚张声势，专以大声恫吓冲动行事为能事，另一个则善于故作姿态，喜欢玩弄手段。两人中间有过一段相当紧张对立的时期，“缓和”首先要面对的便是这道难题。于是两个超级大国，由两名超级危险玩家负责掌舵；而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充满着危机感，觉得自己在经济上节节败退，输给了50年代突飞猛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如今看来实在很难想象，但是在当时人的眼里，苏联在卫星科技、太空领域上的惊人成就，岂不证明了它在科技上已经胜过美国（其实很短暂）？再看，社会主义岂不出乎众人意料，竟在距佛罗里达仅数十公里的古巴大获全胜（参见第十五章）？

反过来从苏联的角度看，它也同样焦虑不已。首先，华盛顿当局的言辞暧昧，不过其中充满了挑衅的意味绝对错不了。其次，苏联本身又与中国在基本路线上决裂，当时中国口口声声指责它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强硬。面对这项罪名，原本主和的赫鲁晓夫也只有板起面孔，被迫采取相对来说不与西方妥协的态度。与此同时，各殖民地的解放进程，以及第三世界的革命行动，突然纷纷加速（参见第七、十二及十五章），形势似乎对苏联大为有利。于是美国提心吊胆，同时却又信心十足；苏联信心十足，同时却又提心吊胆。双方为了柏林，为了刚果，为了古巴，相互威胁恫吓，僵持得不可开交。

局势表面看起来惊险诡谲，事实上若为这段时期算一笔总账，却可以得出一个国际局势仍相当稳定的结论。两强之间，还保持着一种尽量不去吓倒对方和世人的默契，而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设立的热线电话，便是此默契的最佳象征（1963年）。柏林墙的设立（1961年），则确定了东西双方在欧洲最后一条不确定的界线。对于开在自家门前的共产主义小店古巴，美国也默不作声地接受了。古巴革命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火花，分别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点起了星星之火，可是却不曾掀起燎原之势，最后甚至明灭不定奄奄将息（参见第十五章）。1963年肯尼迪被刺，1964年赫鲁晓夫被看不惯他鲁莽冲动作风的苏联当权派送回老家。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核武器的管制也大有进展：诸如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禁止核扩散条约的签署（赞成国都是已经拥有核武器，或不打算取得核武器的国家；而反对者则是正在建立自己核军备的几国，例如中国、法国与以色列），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reaty，SALT）的签订，美苏甚至还针对双方的反弹道导弹（Anti-Ballistic Missiles，ABMs）达成某些协议。更有意义的是，美苏两国之间的贸易，长久以来由于政治上的龃龉本已濒临停滞，随着60年代进入70年代，却开始欣欣向荣。世界局势一时之间情况大为看好，前途一片光明。

前途其实并不光明。70年代中期，世界开始进入所谓“二度冷战”的阶段（参见第十三章）。这段时间与世界经济的大变化相始终，也就是1973年起绵延20年之久的长期经济危机，于8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潮（参见第十四章）。然而超级强国竞赛中的双方，一开始并没有警觉到经济气象起了变化，它们只察觉到一件事：在产油国的卡特尔组织，即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功行动之下，能源价格出现了三级跳。现在看来，此事加上其他几项事件发展，似乎表示美国控制世界的地位逐渐有下降的迹象。可是当时，两个超级大国毫无察觉，还对本身经济实力的稳固沾沾自喜。比起欧洲，经济发展的减速对美国影响显然小得多；而苏联呢——上帝若要毁灭谁必先令其踌躇满志——还以为自己一路顺风，一切都照着计划顺利进行呢。继赫鲁晓夫而起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掌权20年间，如今被苏联改革人士冠之以“停滞时期”（the era of stagnation）。可是当时在勃列日涅夫看来，世界形势确有几分值得他乐观的理由，单就其中一项，就可以令他理直气壮：苏联从6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发现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请看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国际市场价格水涨船高，已经暴涨4倍，便是明证。

经济事务除外，当时尚发生了另外两件关系密切的事件，以今观昔，似乎也使超级大国之间势力的平衡产生了波动。首先，美国纵身跃入一场主要战争，出现多种看来显示美国挫败及不稳定的迹象。越战一事，使美国全国人心颓丧，意见分歧，各地混乱的暴动示威反战游行，在电视上频频播映，一位美国总统因此下台。10年鏖战（1965—1975），美国如众所料，在大败之下无功而退。意义更深远的则是，越战道破了美国的孤立。因为遍数美国之众友邦，竟没有一国派兵前往与其并肩作战，甚至连象征性的助阵也不曾有。美国为什么要去蹚这一趟浑水，为什么不顾敌友的警告——美国盟邦、其他中立国家，甚至连苏联都劝美国不要介入——却要让自己卷入这场注定毁灭的战争呢？此中缘由，实在令人费解，只有把它当作一片扑朔迷离、令人困惑、充斥了偏执的历史浓雾。迷雾中，但闻冷战中众主角摸索的脚步声。

如果说，越战还不足以证明美国孤立，那么1973年发生在犹太赎罪日（Yom Kippur）的阿以之战，总可以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吧。多年来，美国已经让以色列发展为它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而这场战争，便发生在以色列与由苏联供应装备的埃及和叙利亚之间，以色列的飞机和弹药都不足，形势紧迫，只有求美国火速支援。然而欧洲各国友邦，除了依然坚持战前法西斯主义的葡萄牙外，竟然一律拒绝伸出援手，甚至不准美国飞机使用美国在其境内的基地进行援以行动，最后美国物资是经大西洋中部葡属的亚速尔群岛（Azores）才运抵以色列。美国政府认为，阿以之战与其利害攸关——外人实在很难悟出其中的道理——事实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甚至还正式做出核战警告。这是古巴危机以来，此类警告首次再度出现。基辛格其人，干练狡诈，而此举正是他一向的标准作风（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在白费力气苦战，想要避免不名誉的弹劾下场）。可是基辛格虽巧舌如簧，却并没有动摇友邦的立场，它们担心的是自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其重要性胜过对美国区域性策略的支持。美国说得再天花乱坠，唇焦舌燥，也不能说服大家相信它的区域性布局与对抗共产主义有何相关。阿拉伯国家经由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力量，已经发现了一种有力武器，即是用石油供应量的削减，以及石油禁运的恫吓，足可阻止各国不敢前来相助以色列。更进一步，它们还发现自己可以大幅提高世界石油的价格。世界各国的外长，也不得不注意到一向号称全能的美国，对此趋势全然无能为力，束手无策。

超级大国在全球势力上的平衡，以及冷战中双方在各个区域相互对抗的局面，虽然尚未因越南与中东两次事件的本身而改变，美国的力量及地位却因此大为削弱。不过在1974—1979年之间，全球很大一片地区再度吹起一股新的革命大风（参见第十五章），这是“短20世纪”当中的第三次革命浪潮。一时之间，仿佛超级大国间的平衡开始被打破，局势似乎开始变得对苏联有利。亚非各地，甚至包括美洲本土，众多政权纷纷转向苏联——从实际的角度而言，不啻为被陆地包围苦无对外港口的苏联提供了军事尤其是海军的基地。第三次世界革命，适逢美国在国际上遭到挫败，两相激荡，二度冷战于此展开。其中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在70年代踌躇满志的心态，对此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段时期的冲突现象，主要由第三世界的大小战争构成，有越南前车之鉴，现在美国不敢再犯当年同样的错误，只在后面间接撑腰。此外，双方更疯狂地加速核军备竞赛。但是两相比较，各地烽火连天的厮杀，比起核竞赛更缺乏理性。

至于欧洲局势——虽有1974年葡萄牙革命，又有西班牙佛朗哥政权的结束——至此显示已经完全安定下来，双方楚河汉界，界线分明；事实上两个超级大国，都把它们竞争的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欧洲的“缓和”局面，为尼克松（1968—1974年任美国总统）与基辛格时期的美国提供两大得分良机：一是将苏联势力由埃及逐出，一是非正式地使中国加入反苏联盟；其中后者代表的意义更为重大。而各地兴起的革命浪潮，却都具有对抗保守政权的态势。美国既一向借着这些保守政权自居为全球的保护人，如今形势逆转，正好为苏联提供了机会，一个可以采取主动的好机会。随着葡萄牙在非洲殖民统治的崩溃瓦解，旧有地盘安哥拉（Angola）、莫桑比克（Mozambique）、几内亚—佛得角（Guinea-Cape Verde）等地，一一落入共产党手中。随着埃塞俄比亚国王被革命民众推翻，埃塞俄比亚政治风向转向苏联，苏联海军快速成长，在印度洋两岸获得一个又一个重要基地。随着伊朗国王狼狈下台出逃，美国人情绪大坏，所有舆论民意几达歇斯底里的地步。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美国一看见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就以为天下大乱将至，风声鹤唳，认为苏联势力不久即将挺进印度洋岸、波斯湾口？[9]（参见第十六章第3节。其中部分原因，恐怕可以归之于美国人对亚洲地理的惊人无知。）

与此同时，苏联方面毫无道理的扬扬得意心态，助长了美国人的抑郁忧心。其实远在美国宣传家大言不惭，事后往自己脸上贴金，吹嘘如何一手赢得冷战，整垮死对头之前，勃列日涅夫政权就已经引导苏联走上败家破产的灭亡之路了。它在军备上投下大笔费用，使得苏联国防支出平均年增长4%—5%，从1964年开始长达20年之久（系根据真实数字统计）。这场军备竞赛毫无意义可言，唯一能够让苏联感到安慰的事情，便是如今自己总算可以在导弹发射台上和美国平起平坐了，这是1971年。到1976年时，它的发射台数字更居于优势，以25%领先美国（不过苏联的实际弹头数目始终不及美国）。其实早在当年古巴危机之时，苏联微不足道的核弹头就已经把美国震慑得不敢轻举妄动，多年疯狂竞赛下来，双方储存的实力早就可以把对方毁灭多次了。苏联更不断努力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在全球海面争得立足之点（其实说成在海面以下取得一席之地更为恰当，因为其海军军力是以核潜艇为最重要的主力）。就战略观点而言，苏联此举并不实际，不过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就有在世界各地扬旗示威的权利，因此借海军展现实力为一种政治手段，倒也情有可原。但是苏联不再端坐家中守其地盘的事实，却让美国各位冷战斗士感觉宛如遭到雷击，若不及时展现实力，再度号令天下，此中态势，岂不证明西方霸权时日无多？莫斯科踌躇满志，早将当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步步为营的那份谨慎抛到九霄云外。苏联信心不断上升的姿态，越发肯定了美国人的担心。

华盛顿当局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应，当然不是基于实际的理性考虑。虽然美国的声望大不如前，但就实质而言，其实美国实力较之苏联，依然具有决定性的优势。再以两大阵营的经济力量和科技水准相比较，西方（及日本）的优势更是无法估计，差距何止千里万里。粗糙僵化的苏联，也许可以凭它的无比蛮力，比谁都更有办法建造出一个19世纪80年代那种19世纪式的强大经济（Jowitt，1991，p.78），但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就算它的钢铁产量比美国多出80%，生铁产量比美国多出两倍，发动机产量比美国更胜5倍，如果它不能调整自己，适应并赶上这个建立在以硅晶与软件产业为基础的时代经济，就算传统重工业的产品再多，对它又有什么帮助（参见第十六章）？而当时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苏联打算发动战争，其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是跟中国开战），至于军事进攻西方，毫无实行的可能。所谓苏联发动核攻击之说，全都是80年代西方冷战人士的自我梦呓，以及西方政府的高调宣传。其结果适得其反，反而让苏联人大为恐慌，认为西方很可能先下手为强，对苏联发动核攻击，其中1983年某段时间，苏联甚至以为西方核弹随时便要打来（Walker，1993，chapter13）。美国的危言耸听，更在欧洲触发了冷战时期以来规模声势最为浩大的反核和平运动，极力反对在欧洲部署新一批的导弹。

未来21世纪的史学家，既远离了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的亲身经历的记忆，对于这一时代的疯狂军备竞赛、政治预言，以及美国政府在国际上进行的怪诞行为，尤其是里根执政年代（1981—1989）初期发生的怪事必将感到大惑不解。这些史家若想了解其中真相，必须在主观性上从探讨美国人的心理入手。美国连遭大患，种种深刻的失败感、无力感、耻辱感，其痛之深，其耻之烈，实在令70年代美国政要们深感痛心疾首。尼克松为了没有价值的丑闻，名誉扫地黯然下台；继之而起者又是连着两任毫无分量的总统。总统人事的失序，越发使得美国人心上这些重创的痛楚加深。雪上加霜，伊朗人质事件中，美国外交人员竟然被当作人质并用以相胁，让其深感羞辱；中美洲数小国接连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提高油价，造成二度国际石油危机。种种事件，更使美国人的痛苦达到极点。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于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其主政时代的美国政策，完全是以扫除多年铭刻在心的羞辱感为出发点。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可以了解里根之所以大耍铁腕，拼命展示美国高高在上、绝不容任何挑战、绝不能动摇其称霸地位的作风。为了重振雄风，美国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以军事行动对付特定目标，例如1983年入侵加勒比海小岛格林那达（Grenada）；1986年发动大规模海空攻势袭击利比亚；至于1989年对巴拿马发动军事攻击，规模更大，但更无意义可言。里根显然摸准了人们的心理，看透了他们自尊受到的伤害之深。这份能耐，也许正和他是二流好莱坞影星出身有关吧。美国人心理的重创，最后在死对头突然暴毙之下得到一点安慰，现在总算又只剩下自家是世界一霸了。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节，我们也可在1991年美国对付伊拉克的海湾行动中，看出一点蛛丝马迹。美国人是想借着教训伊拉克的机会，为1973年和1979年两度石油危机所遭受的奇耻大辱，找回一点迟来的心理补偿。想当年，堂堂地球上的最大强国，竟然奈何不了区区几个第三世界弱国凑合的组织，眼睁睁地被它们以断油的威吓要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在这种心理背景之下，里根所发动的那场“神圣”战争——至少在表面看来如此——其全力对抗那股“邪恶帝国”势力的种种行动，与其说是为了重建世界权力平衡的实际目的，不如看作帮助美国愈合创伤的心理治疗手段。因为重建世界平衡的这项工程，早在70年代末期，便已悄悄进行。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美国民主党总统及英德两国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政府领导之下已经开始重整军备。而且从一开始，非洲地区建立的左翼新政权，便受到美国支持的运动及国家的严密牵制。美国势力在非洲中部和南部一带，进展得颇为成功，并与那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俨然锐不可当的南非共和国共进退。在西非一带，美国的锋芒就没有那么锐利了［不过苏联势力在两地则有古巴派遣的远征部队给予重要帮助，证明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忠心耿耿，一心以效命第三世界革命并与苏联联盟为职责］。里根对冷战的努力，却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并不在平衡世界霸权。

里根的贡献不在实质意义，却在于意识形态，也就是西方世界对黄金时代之后（参见第十四章），世界总是在层出不穷的麻烦及不确定性中打转的一种反应。黄金时代进行的各项社会经济政策显然宣告失败，长久以来执政的走中间路线的党派及温和派社会民主党派，一一下台，现在换成一批致力于“企业至上”，坚持“完全放任”的右派政府上场。这是80年代发生在好几国的情况，其中又以美国的里根以及英国信心十足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Thatcher）最为突出。在这批右派新贵眼里，50年代和60年代由国家大力推动，但从1973年开始便不再有经济成就做后盾的福利式资本主义，根本上就是出自社会主义的一截枝丫，正如经济学家暨意识形态专家哈耶克所言，是所谓“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而苏联，也正是这种社会福利制度的最终产物。里根风格的冷战，不仅是针对外面的“邪恶帝国”而来，对内而言也是为针砭罗斯福的新政思想而发。总而言之，便是坚决反对福利国家，以及国家以任何形式介入社会、经济生活。里根政治的死敌就是共产主义及自由主义。

说来凑巧，苏联也正好在里根年代的末了瓦解，美国宣传家不免大吹法螺，认为这都是美国发动抗苏灭苏之功。美国发动了冷战并大获全胜，如今已经将敌人彻底击溃，令其毫无翻身余地。这是一批老战士对80年代演变所做的阐释，我们其实不必把他们的说法看得太认真。当时根本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美国政府预计到或看出来苏联即将解体。待到苏联真的垮台，也不见美方预先对此事做过任何准备。尽管它的确希望对苏联施加经济压力，可是美国自己的情报却显示苏联的体质还硬朗得很，绝对可以继续与美国进行长期军备竞赛。即使在80年代早期，美国还错估了苏联的境况，以为后者还在得意扬扬地从事全球侵略。事实上就连里根本人，不管他的讲稿代笔人替他撰写的言辞为何，不管他那经常显然不太灵光的脑袋到底在想些什么，在他的心底深处，也相信美苏两国共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情况。但是他认为美苏共存的基础，不应该建立在相互以核恫吓的平衡点上，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刚好，另外有人与他共此清梦，那就是苏联新上任的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1986年两强在秋意正浓的冰岛相会，在接近极地的萧瑟气氛里，一场奇特却热烈的高峰会议恰好展开。戈尔巴乔夫的心意，在此会中显示得清清楚楚。

冷战结束，因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方或双方俱皆如此，认清了核竞赛邪恶无理性的本质，并且相信对方也真心诚意，愿意结束这场疯狂可笑的竞赛。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建议可能比较容易由一位苏联领袖采取主动，因为莫斯科方面向来不像华盛顿，并不把冷战当作圣战似的一直挂在嘴边；也许是由于苏联不必把民情放在心上之故吧。但是反过来说，正因其言辞不像华盛顿那么激烈，事到如今，谋和之议若出自苏联领袖之口，其诚意恐怕很难取信于西方各国。因此之故，全世界欠下戈尔巴乔夫的情就更重了。因为他不但首倡此议，而且更凭一己之力，成功地说服了美国政府及西方众人相信他心口如一，的确有此诚意。当然，我们也不可低估里根总统所做的贡献，正因为他简单纯粹的理想主义心态，才能突破层层迷雾，冲出围绕在他身边形形色色的各种魔障，例如意识形态贩卖专家、神经错乱的狂热分子、妄想升官发财的野心家、亡命之徒、职业战士等，凭自己的单纯相信了戈尔巴乔夫的诚意。就实质而言，冷战可说在雷克雅未克（Reykiavik，1986年）和华盛顿（1987年）两次高峰会议之后便告结束。

苏联之所以解体，是否是因冷战结束而导致的呢？这两大历史事件，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颇有关联，但在过程上却各有其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一向自诩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另一选择。既然资本主义大限未到，而且看起来也丝毫没有将要离世的迹象，那么社会主义若要作为世界的另一种前途、希望，成功与否，就要看它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竞争实力的高下了——不过，如果1981年时所有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债务国一起翻脸不认账，并拒绝履行向西方贷款的偿付责任，我们倒很想知道资本主义将会变成什么模样——但是后者多年来几度推陈出新更上一层楼，当年经济大萧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别有过一次鼎力革新。70年代时，又在传播和信息事业上经历了一场“后工业式”（post-industrial）的革命转型。而社会主义国家却一路落后，这种愈演愈烈的形势在1960年后变得极为明显，它的竞争能力已经完全失去。总而言之，只要两者之间的竞争，是以两大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强国对峙的形式出现，任何一方只要技不如人，必将遭到毁灭的下场。

此外，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开支之大，均远超出其经济能力负荷。到80年代，美国的债台已经高筑到3万亿美元之巨，其中绝大部分花在军事用途上，但是这个天文数字，幸好还有世界性资本主义的系统提供缓冲。苏联的压力同样也不轻，可是环顾内外，却没有人与之共同分担这个重荷。就比例而言，苏联军费之高，约占其总产值的四分之一。而美国在80年代的战争支出虽也不低，可是却只占其数字庞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出于某种历史的原因，加上政策运用得当，原本依附于美国生存的各国经济增长壮大，甚至青出于蓝，比美国还要出色。到70年代结束，欧洲组织和日本两方的生产总和，已经超出美国60%。反过来看看苏联阵营的其他国家，却始终无法自力更生，每年尚得耗费苏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巨款补助。从地理及人口分布来说，这些苏联希冀有朝一日可以通过革命压倒资本主义全球垄断的落后国家，总共占全世界总数的80%。可是就经济分量而言，却微不足道，居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至于科技的发展，西方更一日千里，以几何级数增长。双方差异之大，判若霄壤。总而言之，冷战从一开始，双方就是势不均、力不敌的。

可是，其原因并不是与资本主义及超级强权对抗削弱了社会主义。造成它如此下场的原因有两层：一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缺陷，经济结构失衡，超速扩展；二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更有活力，更加先进，也更具优势。因为若单就政治观点而言，就像冷战中人，喜欢以“自由世界”对“极权世界”的词汇代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明壁垒，视两者为永远无法也不愿衔接的峡谷深渊之两壁，[10]如果双方只是自行其是，老死不相往来，也不进行自杀性的核战争，其中一方就算再不济也可以支撑下去。因为只要能够一直躺在铁幕后面，就算中央计划式的经济效率再低、组织再松散，也可以勉强苟活，最坏也不过苟延残喘逐渐衰亡，也不至于猛然崩溃。[11]

可是，在60年代苏联式经济制度开始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相互影响之际，便种下了社会主义被挫败的因子。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还不肯痛下决心，着手改革经济，反而贪图一时方便省事，追逐利用世界市场上出现的新资源（例如借油价上涨大发横财，或因借款得来容易便大量举债等等）；此举无异自掘坟墓（参见第十六章）。冷战中置苏联于死地者并非“对抗”，而是“缓和”。

就某种意义而言，华盛顿当局那批激进的冷战派的看法倒也不失正确。如今回望，我们可以清楚看见，真正的冷战其实已经于1987年华盛顿高峰会议之际便告结束。但是一直要到众人亲见苏联霸势已去，或寿终正寝，全世界才肯承认冷战真的已经终结这一事实。40年来堆积的疑惧仇恨，40年来军事工业巨兽的耀武扬威，不是一夜之间就可消除扭转的印象。双方的战争机器继续运转，情报机构也依然风声鹤唳，把对方的每一个动作，都当成企图勾引己方上当、松弛警觉的诡计。一直到1989年苏联开始发生剧变，1991年苏联宣告解体，大家才不再能假装若无其事，更不能自欺欺人，好像什么变化都没有发生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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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总的来说，国际舞台的面貌，因冷战产生了三方面彻底的改变。首先，冷战一举消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种种冲突对立，往日的恩怨情仇，在非此即彼的美苏对立之下，全都黯然失色。有的完全消失了，因为帝国时代的大业已经不再，随之而去的自是殖民时期为争地盘的你争我夺。有的风卷云散了，因为除了两大真正“强国”之外，其余在过去称王称霸的“各大强国”，如今已经沦落为国际政治里的二三流角色。彼此之间的关系，非但不再具有自主性，而且更只限于地区性意义。1947年后，法德（联邦德国）两国之所以放下世仇深恨，不再刀兵相见，并不是因为法德从此不再翻脸，事实上法国时时想跟德国闹别扭，却由于两国同属美国阵营，一起在华盛顿帐下效命，何况有美国在西欧充当领导者角色，绝不会允许德国再有出轨的行动。但是即使如此，通常在传统上，大战之后各国必定心有疙瘩：胜方唯恐败方死灰复燃，恨不得它永世不得翻身；败方则希望可以重新振作，再世为人。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局势，则不是如此。这种胜负双方顾忌心理消失之速，实令人惊诧不已。对于联邦德国与日本迅速恢复战前强大地位并再度武装的事实——不过不是核武装——西方各国很少介意，只要在事实上，这两国都臣服在美国号令之下就行了。就连苏联及其臣属，虽然与德国有过极其痛苦的经验，但是它们对于德国再起造成的威胁，也只在表面上叫骂而已，而非出于真心的恐惧。令莫斯科不能安枕的眼中钉，不是德国军队，而是部署于德国国土上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导弹。但是如今冷战时代过去，以前各大国间一直隐而不现的冲突，却极可能再起。

其次，冷战也“稳定”了国际局势，并因此使国际上许多未决事务或临时性的安排，呈现一时定格的稳定现象。德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46年中，德国始终陷于分裂状态，即使不属于法定状态，至少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也属既成事实。它总共分为四大块：一是于1949年成立联邦共和国的西区；二是1954年变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中区；其余两地则是奥得河（Oder）和尼斯河（Neisse）以外的东区，此处的德国人尽遭驱逐，土地则被并入波兰和苏联两国。冷战结束，苏联解体，靠西的两块德国国土重新统一；可是原东普鲁士被苏联并吞的地方却成孤立之势，向东与俄罗斯其他地区隔着现已独立的立陶宛遥遥相望。如此一来，只剩下波兰一国面对德国，指望它信守1945年的疆界约定，此事实在没有什么把握。冷战时期的稳定假象，并不代表着真和平；除了欧洲是个例外之外，冷战年代不表示战争已被忘怀。从1948—1989年，此起彼落，人世间难得有一年安静而没有重大冲突。不过，大小冲突多少都在控制之下，或被迅即扑灭，因为人人都害怕一发不可收拾，引发超级大国之间一场公开大战，即核战争。原属英国保护国的海湾石油富国科威特（1961年独立），多年来紧邻的伊拉克一再对其重申领土主张。可是这项多年宿怨，却一直要到海湾不复成为超级大国争权的焦点后，方才付诸行动，爆发成一场大战。回到1989年之前，作为伊拉克军火厂的苏联，一定会强烈反对巴格达（Baghdad）在此地区采取任何贸然行动吧。

各国内部的政治情况，自然不及国际情势那般暂时“稳定”，不过在大体上纵有变动，也不改其向超级大国之一靠拢的主要趋势。美国是绝不容许意大利、智利或危地马拉的政府内有任何共产党或亲共人士。同样，若有麾下国家不听指挥，苏联也绝不轻易放弃派兵教训的机会，看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遭遇便知。诚然，对于麾下友好国家的多元及多样性，苏联的容忍度远较美国为低，可是它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能力，也同样逊于美国。甚至早在1970年之前，苏联对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三国就已经完全失控了。对于古巴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个人色彩极其强烈的作风，它也不能不退让三分。至于其他第三世界的大小国家，虽然由苏联供给武器，并与其一同憎恨美国，但舍此共同利益不谈，苏联也毫无任何真正的控制力量可言。各国之中，甚至没有几国愿意在国内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但是在两极对立及反帝国主义的逻辑下，再加上权力斗争、政治势力、贿赂收买等几项因素的相互运作，敌我双方阵营对峙的局面多少还保持着稳定的状态。除中国外，若非内部发生革命，世界上没有一个重要国家曾经倒戈向敌方靠拢。而革命，依照美国在70年代的经验，往往非两个超级大国可左右。与美国的联盟关系，虽然令诸友邦日感掣肘，并在政策上窒碍难行［1969年东进政策（Ostpolitik）事件，德国政府即深受其苦］，可是它们也始终不曾打过退堂鼓，脱离这个令人感到日益棘手的合作关系。因此一些力量薄弱、政局不安、毫无防御能力的国家靠冷战之赐，竟然也莫名其妙地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这些小国，置身于国际丛林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原本恐怕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红海与海湾间，便充斥着这一类的弱国小邦——原子弹蘑菇云的恐怖阴影，不但保障了西欧民主自由国家的生存，附带也使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之类的政权有了苟活的机会。小国存在的最佳时机，就是冷战年代，因为冷战过去，原本暂时获得解决或一时束之高阁的种种问题便立刻重新摆上台面，无可逃避了。

再次，多年不断的军备竞赛、冲突之下，世界因冷战贮存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军火。40年来工业大国竞相加强军备，以防随时可能爆发的大战；40年来超级大国在全球拼命发放军火，争取同志、笼络友人；更何况40年来所谓“低强度”（Low Intensity）的战祸不断，偶尔更引发了几场规模较大的重要战争。军火充斥全球是当然后果。于是以军火工业为导向的经济体系，或国防工业在其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自然忙于军火外销的经营。因为此中不但有可观的经济利益，至少也可以让本国政府感到心安理得，证明其天文数字的军事预算并非全然浪费，毕竟也有其经济价值。全球各地突然兴起的一股军政府浪潮（参见第十二章），更提供了难得的大好市场。加以自油价革命以来，地表底下的黑金，忽然为第三世界的苏丹酋长们带来以前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巨大财富，自此军火业不但有超级大国培植，更有因石油暴富国家的钞票喂食。于是不分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走下坡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英国，纷纷投入军火出口。因为除此之外，它们实在没有任何足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重要产品。“死亡交易”的内容，不仅限于唯有政府才能负担的重型军火，随着游击战和恐怖行动猖獗时代的来临，便携式轻型武器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这些轻武器的重量轻，体积小，其杀伤力却不低。进入20世纪后期，活跃于都市丛林的黑社会地下活动，更为军火产品进一步提供了巨大的民间市场。在这种环境下，以色列制造的乌齐冲锋枪（Uzi）、苏联制造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Kalashnikov），以及捷克出品的西姆太可斯炸药（Semtex），竟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

于是在竞相购买、生产军火的马拉松竞赛中，冷战之火生生不息。超级大国扶持的当事者之间，继续着它们的零星小战。即使旧有的冲突已结束，即使战争的原始发动者想要罢手，战事却仍在当地继续下去。因此安哥拉全国独立民族同盟（UNITA）的叛军部队，始终留在战场上与该国政府作对。虽说始作俑者的南非与古巴，早已撤离了这个倒霉的国家，而美国和联合国组织，也已经否定游击部队的存在，转而承认对方的合法地位，不过它们的武器供应，绝对不虞匮乏。以索马里为例，其军火武器供应，先有苏联（当年亲美的埃塞俄比亚皇帝还在位时），后有美国（埃塞俄比亚皇帝下台，换由亲莫斯科的革命政权当家）。进入“后冷战时期”的今日，索马里已成哀鸿遍野的饥馑之地，战祸连年，一片无政府部族相残的乱象。粮食生产一片荒芜，要什么缺什么，唯有枪炮弹药、地雷雷管、军用运输设备，源源供应不绝。虽有美国及联合国大量动员进行和平援助，但是粮食及和平的输送却比军火难多了。而在阿富汗一地，美国也曾将大批手持型毒刺（Stinger）防空导弹及发射器，给当地反共的部落游击队，以抵制苏联在该地区的制空权。美方估算果然正确，此举的确有效，最后苏联人撤出了阿富汗。可是美苏势力虽去，当地却战火依然，就像什么变化也不曾发生。唯一的改变是如今心腹大患苏联飞机既去，部族中人开始转售防空导弹发大财，因为国际市场对其需求日大。见此态势，美国大感不安，绝望之余，只有出以10万美元一枚的高价，意欲购回自家制造的武器，可是此计竟大大地失败了［见《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93年5月7日24版；《共和报》（Repubblica），1994年6月4日版］。正如歌德（Goethe）笔下魔法师的学徒所叹：“请神容易送神难。”

冷战骤然结束，原本支撑着世界架构的桅梁突然抽去，甚至连各国内部政治结构也因此岌岌可危，只是对于第二项的变化，很多人尚未察觉。旧梁既去，剩下世界半塌半立，一片凌乱，因为能取而代之的新梁尚无踪影。美方的发言人一厢情愿，以为如今唯我独尊，气势必然更胜往昔，必将可以在旧有两极秩序的残墟废址之上，建立起一个“世界新秩序”。这个想法，很快便被证明不切实际。世界再也不可能恢复冷战前的旧貌了，因为太多的人事已经改观，太多的面目已经消失。地表上所有地标，已然倾圮；旧日地图，尽已废去。巨变之下，向来习惯于某种一定世界观的政客和经济专家，如今发现自己毫无能力领会并掌握新问题、新事物的本质。1947年美国之所以能够一针见血，观察到必须大刀阔斧、迅速恢复西欧经济力量，是因为当时的危险之源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势力界定清楚，面目分明。比较起来，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世界的倒塌，其突然性及其对政治和经济的震撼效果，远超过当年西欧各国摇摇欲坠之势。而且早在80年代末期，这种趋势便已出现——可是各个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完全不认为全球危机将至，更不知大家必须群策群力，研商紧急应对之计，原因正是其中的政治意义不明，不似当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极对立般易于界定。因此各国的反应迟钝，只有联邦德国稍有例外，其实连德国人也完全看错并低估了问题的本质，从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合并后的困难重重中即可看出。

冷战结束对世界的影响冲击非同小可。即使其他与冷战同时出现的种种因素不曾发生——如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遭遇大危机，以及苏联阵营最后瓦解前面临的重重险境——其惊险万状之处，依然不能减于万一。不过史家的任务，既只在描述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就不必徒费笔墨，猜想不同情节的假设了。事实证明，冷战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非国际冲突矛盾的结束。一个旧时代已经过去，不光是苏联及东欧，对全世界也是如此。这个过程中有几处代表一个时代结束的历史性关键时刻，连身在其中的当代人也可以清楚辨认：1990年前后，显然便是人世间一个如此的转折点。但是人们虽然都看出旧事已了，然而未来如何，是忧是喜，是好是坏，却充满着一片迷茫，无人能够料定。

迷茫之中，似乎只有一事确凿，再也无可逆转：那就是自冷战开始，世界经济遭遇的万般变化，连带着受其影响的人类社会，变化之深、之剧，史无前例。影响所及，彻底改变了世貌人情，再也不可能幡然回头了。种种变化在历史上的意义，在千年之后的历史书上应该占有更多更大的篇幅，其意义必定远比朝鲜战争、柏林事件、古巴危机、巡航导弹种种事件更重大深远。现在，便让我们看一看人类世界从冷战中脱胎换骨的面貌。

[1] 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Cominform）召开成立大会，其世界局势报告书中对中国形势几乎绝口不提——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可是却将印尼、越南列为“加入反帝阵营”的生力军，并把印度、埃及、叙利亚列为对反帝阵营“有好感”的国家（Spriano，1983，p.286）。迟至1949年4月间蒋介石弃守国都南京，各国驻华使节之中，也只有苏联大使一人随其撤往广州。6个月后，毛泽东便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Walker，1993，p.63）。

[2] 据说毛泽东曾对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表示：“谁告诉你意大利定会幸存？（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人也将剩下3亿，但这足以使人类继续延续下去了。”毛泽东对核大战泰然处之，并且认为它还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好处。这种想法，真把他在1957年国外的同志吓得瞠目结舌（Walker，1993，p.126）。

[3] 当时美国已经在苏土边界的土耳其境内部署导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为以牙还牙，决定如法炮制，打算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牵制美国（Burlatsky，1992）。美国以战争要挟，迫使赫鲁晓夫打消此意，同时美国也撤回自己在土耳其的导弹。其实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左右告诉他，苏联导弹是否进驻古巴，对双方的战略平衡毫无影响，倒是对总统本人的声望举足轻重（Ball，1992，p.18；Walker，1988）。当年美国由土耳其撤出的导弹，事实上已报废。

[4] 肯尼迪在竞选时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共产主义贪婪无度，一意孤行，独霸世界之心无日或止。……这不只是一场军备上的竞赛，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争霸战：也就是在属于天意的神圣自由，与逆天无神的残忍暴政之间的一场殊死决战。”

[5]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经提出一项计划，建议于大战结束10周之内，在苏联境内20个主要城市投放原子弹。此时要是苏联获悉这项消息的活，恐怕更要担心害怕了。

[6] 在这批不名誉的迫害黑手之中，后来唯一有分量的政坛人物只有尼克松，他也是战后美国总统当中，最令人厌恶的一位（1968—1974年任美国总统）。

[7] “我们将重铸实力，再做天下第一，没有假如，没有但是，第一就是第一，没有任何条件。我不要世人去揣摩赫鲁晓夫先生的动向是什么，我要全世界都急于知道美国的动向是什么。”（Beschloss，1991，p.28.）

[8] 冷战刚开始，各个情报机构以及其他各种特务组织，就已经开始有系统地着手雇佣前法西斯分子。

[9] 美国对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也放心不下。美国人的逻辑是这样的：试想，得克萨斯州边界仅在卡车数天行程之外，因此尼加拉瓜造成的威胁性岂不更大？这种看法是美国无知浅陋的又一佐证，也是美国幼稚的课堂地图教育带来的标准政治地理观念。

[10] 例如美国人把“芬兰化”（Finlandzation）一词（意指向苏联寻求中立的地位），用作反面“滥用”的意思。

[11] 最极端的例子，可以由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山小国阿尔巴尼亚为证。阿尔巴尼亚虽然极其贫穷落后，但30余年与世隔绝的日子，还是靠自己一步步活过来了。但一旦那道将它与西方隔离的藩篱倒塌之后，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立刻乱成一摊烂泥。

第九章　黄金年代

过去40年里，摩德纳（Modena）眼见大跃进的发生。从最早意大利统一（Italian Unification）之日起，一直到大跃进发生之前，人们始终陷在一个不断等待、长期等待的处境里，其间偶尔有些短暂的改进。但是猛然间，却开始了彻底的转型，于是一切都以闪电的速度开始进行。而现在一般人享受的生活，以前只限于一小批特殊阶层。

——穆基奥里（G.Muzzioli，1993，p.323）

一个人只要头脑清醒，肚子饿的时候绝不会把身上仅存的一块钱用去买食物以外的东西。可是一旦衣足食饱，他就会开始考虑其他用途。在电动刮胡刀和电动牙刷之间，便可以说动他做一选择了。因此，在价格和成本之外，消费者需求，也成为另一项可以管理并操纵的东西。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1976，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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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观事探理，往往与史学家相似：只有在回顾往事时，才能认清自身经验的本质。50年代时，众人开始意识到年头的确越来越好，若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日子相比，更见其佳。持有这种想法者，尤以那些国势蒸蒸日上的“发达国家”的居民为最。1959年，英国某位保守党首相保住首相宝座，赢得大选的口号便是：“你可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日子吧。”这句话显然相当正确。但是一直要到这段欣欣向荣的美景过去，进入动荡不安的70年代，等待着的是伤痕累累的80年代，观察家才幡然醒悟——主要是以经济学家为首——恍然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界，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结束了一个在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极为特殊的时期。众人搜索枯肠，想要为这个时期拟一个恰当的名称，于是法国有“光辉30年”，英美社会则有“四分之一世纪黄金年代”（Marglin and Schor，1990）的种种说法。金色的光辉，在随之而来数十年黑暗的危机背景衬托之下，越发显得灿烂。

众人之所以如此迟钝，花这么多年时间才认识到当年美景的特殊之处，其中原因有几个。对美国来说，繁荣不是什么新鲜事，毫无革命性的突破可言，只不过是战争时期经济扩张的持续而已。自从大战时期开始，这个国家就受战争之赐而发达，不但没有遭到任何物质损失，全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反而增加三分之二（Van der Wee，1987，p.30）。到战争结束，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已一跃几乎占全球的三分之二。但也正因为其架构之庞大及跃升之迅速，美国经济在战后黄金时代的表现，相对地也就不如其他国家在此时期增长率惊人，因为后者起步的基础远较美国差。1950—1973年间，美国的增长率均低于其他工业国家（英国除外）；更重要的是，其经济增长较其前期的活力也更见逊色。其他工业国家中，包括即使连增长远较他国迟缓的英国在内，均突破了本国过去的纪录（Maddison，1987，p.650）。事实上就美国而言，从经济和科技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非但没有进步，反呈相对性的倒退。美国人单位工时的生产力，与他国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以1950年这一年为例，虽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德法两国的两倍，日本的五倍，并超出英国一半，其他国家却急起直追，追赶之势，一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仍未停止。

日本和欧洲各国战后的首要目标，自然一致以恢复在大战中损伤的元气为主。因此1945年后的头几年里，各国衡量本国成功的标准，不是以未来为尺码，而是完全建立在与过去水准接近的程度之上。对于非共产党国家而言，这项疗伤止痛的过程，也意味着必须将心中对战争及战时抵抗运动遗留的害怕心理，即对社会革命与共产党势力的恐惧感抛诸脑后。到1950年时，多数国家（德日两国除外）均已恢复战前的生活水准。但是早期的冷战，加上当时法意两国国内残存的强大共产党势力，却使当时众人不敢稍存安逸之心。总而言之，一直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终于真正感受到增长在物质上带来的种种好处。以英国为例，这种感觉直到50年代中期才变得明显起来。在此之前，相信没有一个政治人物能在任何选举当中，以前述麦克米伦的竞选口号获得胜利。即使在意大利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EmiliaRomagna）如此富庶的地区，所谓“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带来的惠泽，也要到60年代才变得逐渐普遍（Francia，Muzzioli，1984，pp.322—379）。更有甚者，一般在一个普遍富裕的社会中存在的秘密武器，即社会上的全面就业现象，也一直要到60年代，欧洲失业率约为1.5%之际，才成为普遍的趋势。而在50年代，意大利还有8%的失业率。简言之，进入60年代，欧洲各国才理所当然地看待自己无比繁荣的现象。从此开始，“有见识”的观察家都一致认为，经济大势从此只会永远地向前走，向上升。1972年，联合国某位职员曾在报告中写道：“60年代的增长趋势，无疑也将于70年代初期与中期继续进行……目前看不出任何因素会对欧洲各国经济的外在环境造成重大影响。”随着60年代的发展，由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组成的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也将它对未来增长的预估修正为更乐观的数字。到70年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经济增长的预测（“依保守的中等估计”），更被设定为5%以上（Glyn，Hughes，Lipietz，Singh，1990，p.39），但是事实发展证明，结果全然不是这样。

如今回顾观察，30年的黄金岁月，基本上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30年间，这些国家占了全球总产值的75%，以及出口总值的80%以上（OECD，Impact，1979，pp.18—19）。但是在当时还有另外一层原因，使得这个繁荣时期一时不易为人所察觉。那就是在50年代，经济高潮的现象似乎是一种世界性的发展，与特定的经济区域无关。事实上刚一开始，新扩张地盘的社会主义国家仿佛还占了上风。苏联在50年代的增长率，胜过西方任何一个国家；而东欧各国经济增长之速，也几乎不下于苏联，尤以过去一向落后的国家最为快速，而已经工业化或半工业化的国家则较为缓慢（不过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德国却远远落在非共产党领导的联邦德国之后）。到了60年代，东欧集团的增长开始失去动力，但是它在黄金年代国民所得的增长，却稍高于（苏联则较低）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IMF，1990，p.65）。到了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变得明显地领先于社会主义国家了。

然而，黄金年代毕竟仍不失为世界性的现象，虽然对世上绝大多数人口来说，他们生活的国度贫穷落后，这繁荣富裕的景象始终不曾近在眼前（不过联合国有关专家却想方设法，要为这类国家粉饰）。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不断激增，1950年后，非洲、东亚、南亚三地的人口，35年之间足足增加了一倍有余；拉丁美洲人口增加的速度更为惊人（World Resources，1986，p.11）。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第三世界更是饥荒频仍，哀鸿遍野。代表着这饥荒的标准形象，就是瘦骨嶙峋的异国儿童，频频出现于西方家庭晚餐后的电视屏幕上。可是回到黄金年代，却没有这种集体大饥荒的现象出现。唯一的例外，只有因战争及政治原因造成的悲惨后果。事实上当时人口数目倍增，平均寿命也延长了7年，若将1960年的数字与1930年相比，更高达17年之多（Morawetz，1977，p.48）。当时粮食产量的增加胜过人口增长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及各个主要非工业地区均属事实。50年代，在每一个“发展中的地区”，平均国民粮食生产每年均增加1%。只有拉丁美洲稍为逊色，但亦呈增长之势，只不过速度不及他处辉煌而已。进入60年代，世界各非工业地区的粮食生产依然保持增长，可是速度却异常缓慢（拉丁美洲再度例外，只是这一回它却一反落后姿态，领先其他各国）。总之，穷国于50年代和60年代的粮食生产总和，其增长均胜过发达国家。

到了70年代，在一些原本属贫穷地区的国家之间，也开始出现了极大的差异，因此若再将这些国家的数字混为一谈，便失去意义。如今某些地区，如远东和拉丁美洲，生产力增长之速，远超过其人口的增加；而非洲地区则欲振乏力，每年以1%的速度呈落后之势。到80年代，在南亚和东亚以外的世界贫困地区，国民粮食生产完全停止增长（即使在以上这两个地区，增长率也比70年代为差，如孟加拉、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至于其他的一些地区，则比其70年代的水平减少甚多，甚至直线下降，其中尤以非洲、中美洲和亚洲近东为最（Van der Wee，1987，p.106；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2，pp.113—115）。

同时，发达国家的问题却完全相反。它们的烦恼是粮食生产过剩，多到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的地步。因此到了80年代，它们的对策有二：一是大量减少生产，二是如欧洲国家的做法，因“奶油成山”“牛奶成河”，便将其产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穷国倾销。穷国的生产者无法与之竞争，于是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上，荷兰乳酪的价钱比在荷兰本地更低。说也奇怪，一边是粮食过剩，一边是饥肠辘辘，这种景象在30年代的大萧条中，曾经引起世人多少愤慨，如今到了20世纪的后半叶，却少有人闻问。此中差异，衬托出60年代以来，贫富两个世界之间差距日益加深。

不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伐自然在世界各地加速进行，这种现象，甚至包括了第三世界。在旧大陆的西方，西班牙和芬兰等地，发生了戏剧化的工业革命。而在“货真价实”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参见第十三章），也开始建立了大规模的工业部门。至于第三世界，所谓的“新兴工业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NICs），虽然在黄金年代之后才出现，但是其中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却急速减少，一些国家至少也不再偏重以农产品作为换取其他进口商品的手段。到80年代末期，只有15国仍靠农产品的出口换购半数的进口。除了新西兰之外，这些国家都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FAO，The State of Food，1989，Annex，Table11，pp.149—151）。

世界经济以爆炸性的速度增长着，进展之快，到60年代，已经形成前所未有的繁荣。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初期20年间，世界各地制造业的总产量一跃增加4倍之多。更有甚者，全世界工业品的贸易额则增长了10倍有余。而同一期间，全球的农产品总产量虽不及工业产品增幅惊人，竟也大量增加。这一回，农产量的增长，不像以往多靠新耕作面积取得，而是由于现有耕地生产力的提高。每单位公顷的谷物收获量，在1950—1952年和1980—1982年两个三年之间，增产达两倍，而在北美、西欧，以及东亚三地，则更激增两倍以上。同时，全球的渔业产量于再度萎缩之前，也跃增了三倍（World Resources，1986，pp.47，142）。

爆炸性增长的同时，却造成一项为当时众人所忽略的副作用，如今回首，却早已隐含着危险之势，即地球环境的污染，以及生态平衡的破坏。除了热心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人士，以及其他人文及自然稀少资源的保护者之外，这两项问题于黄金年代极少为人注意。其中原因，自然是盛行的思想观念作祟，认为衡量进步的尺度，在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控制力，控制越强，进步越大。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深受这个观念的影响，因此完全不顾生态后果，贸然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就时代而言已属落后，以铁与煤为主的重型工业。但是即使在西方世界，旧有19世纪工业家所持的座右铭，所谓“哪儿有垃圾，哪儿就发财”之说（就是“污染即金钱”），也依然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对此深信不疑者，尤以筑路建屋的房地产界为主，再度在土地投机上发现了牟取暴利的机会。这条发财之路绝对不会出错，只要挑对了一块地，然后静坐守株待兔，土地价格自然就会直线上升而达天价。只要地点好，地产投机商几乎无须任何成本，即可摇身一变而成百万富翁。因为他可以以土地上未来的建筑物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只要土地的价格持续上升（不管已建未建，有住户或空房），还可以一路继续地借下去。但是到了最后，高筑的债台及泡沫堆积的幻象终有破灭的一天，于是跟以往出现过的繁荣时期一样，随着房地产界连带银行的倒台崩溃，黄金年代画上了句点。终点来临之前，世界各地的许多都市，不论大小，都已因“开发殆尽”而告毁灭。旧有的中世纪大教堂都市文明景观，例如英国伍斯特（Worcester）、西班牙在秘鲁建立的殖民大城利马（Lima），都是被这股开发狂潮毁灭。因为当时东西两方当局都同时发现了一个解决房荒的妙法，就是将大量生产的工厂手段，应用于平民住宅的兴建之上，不仅完工快速，而且成本低廉。于是各个都市的郊外，便充斥着这类面目呆板、缺乏变化、样子咄咄逼人的大批高楼公寓住宅。60年代，恐怕将在人类都市化的历史上永远留下最具毁灭性十年的臭名。

事实上回顾当时的心理，众人不但对生态和环境毫无担忧之心，反而沾沾自喜，大有一种自我满足的成就感。岂不见19世纪污染的后果，如今已臣服于20世纪的科技进步及生态良心之下吗？1953年起伦敦市内禁燃煤炭，区区一举，岂不已将狄更斯小说中熟悉的雾都景象，那时不时席卷伦敦城的茫茫深雾，从此一扫而空？几年之后，岂不见鳟鱼又游于一度曾在那里绝迹的泰晤士河上游？乡野四郊，过去作为“工业”文明象征的一排排大量吞吐着浓烟的巨大工厂，如今岂不也为轻巧安静的新型厂房取代？交通方面，更有飞机场取火车站而代之，成为人类运输的典型建筑。随着乡间人口的疏散，新一批住户开始迁入，多数以中产阶级为主。他们涌向弃置的村庄农场，感到自己前所未有地更接近于大自然。

尽管如此，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冲击极其深远，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而且这方面的变化，并不只限于都市和工业；影响之深广，众人最后终于醒悟，即使农业活动也深受冲击。而这股冲击的影响，自20世纪中叶以来，越发显得明显。其中原因，主要是出于地层中石化能源的开发利用（即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天然能源）。而自19世纪开始，就有人为这些能源的开采耗尽而担忧。事实上新能源却不断被发现，超过人类能够利用它们的速度。当然，全球能源的消耗量自然急剧增加，如1950—1973年间，美国一地的用量甚至迅猛增加了两倍（Rostow，1978，p.256，Table III，p.58）。黄金年代之所以金光灿烂，其中一个原因，是出在1950—1973年的整整24年间，沙特阿拉伯所产的原油每桶不到2美元。在那一段时间里，能源成本低廉得近乎可笑，而且更有日趋走低之势。说来矛盾，一直到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终于决定提高油价，以反映汽车交通所能负荷的真正成本之后，以石油为主要燃料的运输方式大量增长的后果，才开始受到生态观察家们的认真注意及对待。但是为时已晚，汽车保有量多的大都会的天空已经灰蒙蒙一片，尤以美国的情况最为严重，首先最令人担忧的现象，就是都市里含混着黑烟的浓雾。除此之外，大量排出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在1950—1973年之间足足增加2倍，这意味着这种气体在大气层中的密度以每年近1%的比例增高（World Resources，TableⅡ.1，p.318；Ⅱ.4，p.319；V.Smil，1990，p.4，Fig.2）。至于破坏臭氧层（ozone）的化学物质氯氟烃（chlorofluorcarbons）的产量，更呈惊人的直线速度增加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氯氟烃的使用几乎等于零，但是到1974年，每年有30万吨以上的单一化合物（one compound），以及40万吨以上的他种化合物被排入大气层（World Resources，TableⅡ.3，p.319）。制造这些污染的罪魁祸首，首推西方各个富国，然而苏联也难推其责任。苏联的工业发展，对环境生态的破坏尤重，制造出来的二氧化碳污染，与美国旗鼓相当，1985年几乎达到1950年的5倍（就平均人口制造的污染而论，美国自然遥遥领先）。这段时间当中，只有英国一国，真正做到了降低居住人口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Smil，1990，Table I，p.14）。

2

起初，黄金年代这股惊人的爆炸增长之势，似乎仅是过去增长的重复，只不过这一次幅度尤为巨大而已。1945年前的美国，即曾经历这股蓬勃的增长；如今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的典范模式，正向全球各地蔓延。就某种层次而言，这个现象的确属于一种国际化的趋势。比如汽车时代早已在北美降临，可是一直要到大战之后方在欧洲地区出现，并在更以后的时间，才以比较缓和的姿态出现在社会主义的世界以及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之中。与此同时，对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们而言，卡车和公共汽车，则在低廉的油价之下成为大众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如果西方富裕社会的兴旺，可以以私有汽车的增长率衡量——以意大利为例，即由1938年的75万辆激增为1975年的1500万辆（Rostow，1978，p.212；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82，Table175，p.960）——那么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则可由观察其卡车数量的增加速度而得。

世界经济的大繁荣，就美国而言，是继续以往的增长趋势，就其他国家地区而言，则是一路急起直追。亨利·福特提出的大量生产模式，跨洋越海，成为新兴汽车工业忠实遵循的不二法则。而在美国本土，福特式教条则延伸至其他生产和制造行业，从房屋兴建，以至快餐食物，五花八门不一而足（麦当劳的兴起，可谓战后一大成功范例）。过去仅为少数特殊阶层生产或服务的产品，如今开始大量生产，向广大的群众推出，带着大规模人潮涌向阳光海岸的旅游业即为一例。大战之前人次，北美地区前往中美及加勒比海的观光旅客，每年最多不超过15万人次；可是1950—1970年20年间，这个数字却从30万人次暴增为700万人次（US Historical Statistical，p.403）。至于前往欧洲地区旅游的数字，自然更为惊人。单以西班牙一地为例，该国直到50年代后期为止，毫无大规模旅游业可言，但是到80年代末期，每年却迎来5400万人次以上的游客（Stat.Jahrbuch，1990，p.262）。以往被视为豪华奢侈的享受，如今已成为家常便饭，标准的生活舒适条件，至少在富国如此，如冰箱、家用洗衣机、电话等等。1971年时，全球已有2.7亿部电话机，主要是在北美和西欧地区，而其扩展之势，更以加速度的比例增加，10年之后，即已倍增。在发达国家，平均每两人便有一部以上的电话（UN World Situation，1985，Table19，p.63）。简言之，这些国家的居民，如今已经可享用他们父辈中只有极富之人才能拥有的种种享受，其中当然只有一事例外，这些“服务”的提供者，已由机械代替了仆役。

更有甚者，我们对这一时期最为深刻的印象，莫过于其中经济繁荣的最大动力，多是来自科技方面的种种突破与革命。科技不但将众多旧有产品改良，并且进而促成大量新产品的出现，其中许多是闻所未闻，在战前甚至是难以想象的新发明。某些革命性的产品，如命名为“塑料”的合成物质，是于两次大战之间研发而成。有些则已经进入商业生产的阶段，如尼龙（nylon，1935）、聚苯乙烯（polystyrene）、聚乙烯（polythene）等。另外有些产品，如电视机，以及磁性录音带的技术，此时却才刚刚结束试验的阶段。此外大战时对高科技的需求，更为日后的平民用途开发了众多革命性的处理过程，例如雷达、喷气式引擎，以及为战后电子产品与信息科技奠定基础的各种重要观念与技术。这方面的发展，以英国表现为最强（后由美国接手延续），远胜一心以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德国人。如果没有这些战时打下的研究基础，那么1947年发明的晶体管，以及1946年发明成功的第一部民用计算机，必将延后多年方能出现。也许是幸运，首次于战时为人类所开发，却使用于毁灭用途的核能源，就整体而言，始终停留在平民经济的范畴之外，唯一的最大功用，仅在全球电力生产方面略尽其能（至少到黄金年代为止均系如此）——1975年，核能发电约占全球发电量的5%。然而种种发明创新问世的年代与目的，无论是出于两次大战之间或之后的科学研究，或基于两次大战之间的技术甚或商业开发，甚或来自1945年后突然猛进的“大跃进”时期，例如50年代发明的集成电路，60年代的激光技术，以及各项由太空火箭衍生的技术发明，就我们探讨的宗旨而言，其中先后分野其实并不重要。但是有一点不同，那就是黄金年代的繁荣，对种种甚至常人难懂的先进科学研究倚重之深，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高深专业的科研技术，如今往往在数年之内，即可于应用领域找到实际用途。两百年来的工业发展，甚至包括农业在内，终于开始决定性地跨越了19世纪为我们设下的技术藩篱（参见第十八章）。

对于一个观察者而言，这段科技大地震时期至少有三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它完全改变了富国居民日常生活的面貌（贫国亦然，只不过程度较轻）。有了晶体管及体积小而时效长的电池，如今即使在最遥远偏僻的村庄，也可以收听到无线电的广播。又有了“绿色革命”，为稻麦耕作带来了巨大转变（人人脚上一双塑料鞋，取代了以往的赤足）。任何一位欧洲读者，只要看一下自己身边各式各样的物品，即可证明这第一点所言不虚。冰箱里丰富的宝藏，满是前所未有的新奇之物（其实连冰箱本身，也是1945年前很少有家庭拥有的奢侈品）。冷冻处理的各式食品、工厂环境大量饲养生产的家禽产品、加了催生剂及其他各种化学物质以改变味道的肉类，有的甚至是“仿制的无骨上等好肉”（Considine，1982，pp.1164ff），还有那绕过半个地球空运而来的新鲜产品，在这个时代以前，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与1950年比较，各种自然的或传统的物质，如木材、以传统方式处理的金属制品、自然纤维或填充料，甚至包括陶瓷在内，种种材料在我们各家厨房、家用器具、个人衣物当中所占的比例，的确都呈现急速下降的趋势。然而，在经营者大肆吹嘘推销下（经常是有系统地极尽夸张之能事），个人卫生美容用品的产量之大，及其花样名目之繁多，却往往使我们忽略其中到底含有几分真实性的创新。科技的翻新变化，使得商家认为只有新奇，才是促销的最好手段。这种诉诸新奇的推销手法，从合成清洁剂（是于50年代成形进而成为“一代产品”），到膝上的便携式电脑，应用面之广无所不包。这其中所持的假定是，“新”就是“好”。“新”，不单代表着更上一层楼，“新”，简直就意味着“革命”性的突破。

这一类假新奇之名的产品除外，其他代表真正新科技新突破的产品同样层出不穷：电视机、塑料唱片（1948年问世），其后的大盘录音带（卡式录音带于1960年推出）、磁片CD，以及取代以往那种大而笨重的便携式小型晶体管收音机等等——笔者的第一部携带式收音机，是60年代后期获赠于一位日籍友人。此外尚有数字型手表、袖珍计算器（其动力先为电池，后为日光能源），以及后来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摄影器材，及录像产品。种种新发明共有的一个最大现象及意义，在于这些新产品的体积不断缩小，越来越方便随身携带，其研制销售的范围及市场因而也越发扩大。然而科技革命的象征，在另外一些表面似乎毫无改变的产品上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比如个人休闲用的小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其实已经从头到脚全部彻底更新。船上的各项设备，无论是桅杆还是船体，风帆还是索具，导航还是航行工具，都与两次大战之间的船只截然不同。唯一不曾改变的部分，只剩下它的外形和功用。

第二，各项发明突破涉及的科技越复杂，从发现或发明到商业生产的过程也同样地越复杂，其间必须经历的程序更是精细繁多，所费不赀。研究与开发（R＆D）于是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发达市场经济体”超越其他地区的领先优势，便也因此越发强化（我们在第十六章将会看见，科技创新并未在走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国家出现）。70年代在这些“发达国家”里，每百万人口便有千名以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孜孜不倦致力于科技研发项目。可是同样的人口，在巴西却只有250名科技人员，印度有130名，巴基斯坦60名，肯尼亚及尼日利亚更只有微不足道的30名左右（UNESCO，1985，Table5.18）。更有甚者，由于创新已成为一种持续的过程，以至于新产品的开发成本，也变为生产成本中庞大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而这项成本，更有与日俱增之势。即以极端的军火工业为例，区区金钱成本一事，已不再是考虑的问题。新研制成功的装备，往往还来不及应用到实际用途上，就得完全毁弃另起炉灶，因为比它更先进的发明已经出炉了（自然也更为昂贵）。这种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对生产厂商却有着极大的利益。至于其他比较以大规模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如化学制药而言，一项大众真正迫切需要的新药物的问世，在专利的保护之下，往往可以在没有竞争的状况中为厂家赚取丰厚的利润。如此巨大的利润，被制造商解释为从事进一步研究绝对不可或缺的资金。而其他比较不容易获得垄断性保护的行业，只有尽快大捞一笔，因为一旦类似产品进场竞争，价格势将一落千丈。

第三，种种新科技产品，绝大多数均属于资本密集，并具有减省人工劳动或取代人工劳动的一大特性（当然对于那些具有高层次技术的科学家及技师而言，他们贡献的劳动不在此限）。黄金年代的最大特色，因此便在于它需要不断地投入大量资本；与此同时，它也越来越不需要人力，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剩下消费者一角。然而经济冲刺的力量太大、速度太快，终一代人，都不曾意识到这一发展现象。相反地，经济增长如此猛烈，一时之间，甚至在工业国家里面，工人阶级的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但未曾改变，有时甚至呈上升之势。在美国以外的各个发达国家中，战前不景气及战后复员累积下来的劳动力，在大量需求之下很快干涸，各国只好不断由本国乡间及国外涌入的移民中，汲取新一批的就业人口。甚至连在此之前一直被隔离在就业市场以外的已婚妇女，也开始纷纷加入，而且数字不断增加。尽管如此，黄金年代追求的最高理想，虽然是在逐步实现之中，却是以“无人”方式进行生产，甚至提供劳务：自动化的机器人，在生产线上组装汽车；一排又一排安静无声的电脑，控制着能源生产；飞驰而过的火车，不见一人驾驶。在这样的一个经济活动里面，人类唯一的重要用途只有一项：就是扮演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可是问题的症结就出在这里了。黄金年代的岁月里，这一切看来似乎犹在遥不可及的将来，一切是如此的不真切，就好像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曾警告众人未来宇宙将在“熵”（entropy）之下，进入永久黑暗的死亡一般。

其实正好相反。所有那些大动乱时代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噩梦，仿佛都已经迎刃而解，不攻自散。那可怕却无法避免的忽而繁荣、忽而萧条的周期，那在两次大战之间恶魔般撕裂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周期，如今均已飘然远去，只化作一连串轻微波动的痕迹留在人间。这一切，自然都多亏世人的智慧，开始聪颖地运作着总体经济管理的理论，至少那些如今身为政府智囊的凯恩斯学派专家，对此都深信不疑。大量失业，在60年代发达的国度里，真不知何处去寻。请看欧洲的失业人口，只占劳动力总数的1.5%；日本更仅有1.3%。（Van der Wee，1987，p.77.）只有北美地区的大量失业现象还不曾完全抹去。贫穷？当然，绝大多数人类仍然陷于穷困之中，可是在工业劳动人口的旧心脏地带，《国际歌》里的那一段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尚有何意义可言？这些工业重地的劳动工人们，如今人人不久就可购得自己的汽车，每年还有带薪休假，可以在西班牙的海滨自在逍遥。就算日子难过，不幸陷入经济难关，不也有那一日比一日慷慨、越发无所不包的国家福利，一手接过他们的各项需要，例如生病、事故、灾难，提供在此之前连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各种保护，甚至连穷人最恐惧害怕的年老岁月，如今都有福利制度一肩担当。他们的收入，不但与年俱增，而且几乎呈自动理所当然的增加。谁说不是呢？难道他们的收入不会永远地升高下去？生产体系制造提供的种种产品和服务，使得以前视为奢侈的豪华享受，成为每日正常的自然而然的消费项目。消费的幅度及广度，一年比一年更为扩张。从物质的角度而言，人类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人们唯一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些幸福国度的子民已然享受的种种好处，扩展至全人类，扩展至那些显然仍占世上绝大多数的不幸子民。他们至今甚至尚未进入“发展”“现代”的阶段呢。

于是，人世间还有什么问题尚待解决呢？一位极为聪颖杰出的英国社会政治学家，曾在1956年如此说道：

传统社会学家的思想往往为经济问题所霸占。这些经济问题，有的来自资本主义，有的来自贫穷，有的来自大量失业，有的来自污秽肮脏，有的来自不安定，有的甚至来自整个系统可能面临的完全崩溃……可是如今资本主义经过大量改革之后，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除去偶发性的小型萧条之外，以及某些一时的账务平衡危机，全面就业的目标应该可以达到，至少足以维持住某种可以控制的稳定度。而自动化的推行，相信更可以逐渐稳定并解决目前还存在的生产不足问题。前瞻眺望，若依我们目前的生产率继续下去，50年之内，我国全国的总产出即可增至目前的3倍。（Crosland，1957，p.517）

3

面对着这种异常繁荣，可谓人所未料的经济增长，我们到底该如何解释其中发生的原因？更何况在它的前半生里，这个欣欣向荣的经济体系原本似乎一直在近乎毁灭的死亡线上垂死挣扎。这一段长时间的经济扩张与富强康乐，是跟随在同样一段漫长时期的经济萧条、无限烦恼的大灾难之后而来。此中的循环往复，毋庸我们在此解说。因为自从18世纪末期以来，此类高低往返，长达50年的长周期现象，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调。我们在第二章讨论过，在“大灾难期”的时候，人们便开始注意到循环的经济现象，但是其中原因何在，却始终捉摸不清。长周期理论，一般是以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之名传世。就长期角度而言，黄金时代不啻是康氏长周期上扬的又一例证，正如1850—1873年间维多利亚时期的大景气——说也奇怪，百年前这个景气岁月的年份，与百年之后的景气几乎完全吻合——以及维多利亚后期暨爱德华时期的另一景气一般。几次上扬的时期，其前后也都曾出现过长期的下沉阶段。因此，20世纪的黄金时代，不用在这方面另做解释，我们需要探讨的事物，却是这一次上扬的幅度与深度。因为其中所表现的程度，正好与其之前出现的危机与萧条恰成对比。

资本主义经济此番出现的大跃进，以及因此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社会冲击，幅度之广，实在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当然从表面看，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有着很大的空间可资发展，以求赶上堪称20世纪工业经济楷模的美国。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既不曾受到战争的破坏，也未受战败或胜利的丝毫影响，只有那经济萧条的大恐慌时期，为它划下了一道短浅的伤痕。事实上，其他国家的确也全力以赴，有系统地企图仿效美国。这个全力仿美的过程，加速了经济发展的脚步。模仿容易创新难，前去适应修正一个已存的科技体系，显然远比重起炉灶从头做起容易得多，有了模拟仿效的基础，发明创新的能力日后便自然随之而来，这一点，日本就是最好的例证。然而急起直追心态提供的动力，并不能全然解释大跃进的现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核心深处，尚兴起了一股重大的机制改革与重组，而在经济活动的全球化方面，同样也掀起了一个极为强大先进的发展浪潮。

资本主义本身的改变，促成了一种“混合式经济制度”的出现，使得国家更易进行现代化经济事务的计划与管理，同时也相对地大大推动了需求的增加。战后发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往往是一连串由政府支持、监督、引导，有时甚而由政府主动计划、管理的工业化发展的故事。这一类由政府主导的成功事例涵盖全球，从欧洲的法国、西班牙，一直到远东的日本、新加坡、韩国皆是，例外情况少之又少（例如中国香港）。与此同时，各国政府也信誓旦旦，致力于全面就业的形成，并设法尽量减少社会上生活的不平等，即全力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安全制度。经由以上这两项政治承诺，奢侈类产品打开了大众消费的市场，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通常越是贫穷的阶层，耗费在基本所需如食物一项开支的比例越高，这项极为合理的观察，是以“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而闻名。回到30年代，即使在富甲全球的美国，家计中三分之一的开销，依然是用在食物上面。可是到了80年代初期，食物开支却一落而为13%，剩下的百分比，都花在其余用项之上。黄金年代来临，“市场”也变得民主化了。

国际化的进步，则大大提高了世界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因为如今国际分工愈加精密成熟。刚一开始，这种精细分工的现象只限于所谓“发达国家”的领域，即归属美国阵营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仍多处于各自为政的状况（参见第十三章），而50年代第三世界一些最为活跃的发展中国家，则选择了一条隔离式的计划经济工业化之路，全力发展本身的工业生产，取代由国外厂家输入的工业产品。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国家，却与海外其余世界进行贸易，而且往往占尽上风，因为交易的条件当然对它们极为有利，也就是它们可以极为廉价的代价，取得所需的原料和粮食。不过真正呈爆炸性增长的贸易项目却属工业产品，以工业化核心国家之间的交易为主。1953年后，20年之间，制造业产品的世界总贸易额跃增了10倍以上。19世纪以来，制造业在全球贸易中始终占有着一个极为稳定、稍少于半数的比例，如今却直线上升，一跃而为60%以上（W.A.Lewis，1981）。此外，即使纯粹以数字而言，黄金年代也反映着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活动之频繁旺盛。1975年中，仅以资本主义阵营的7大国为例（7国为加拿大、美国、日本、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即占据全球汽车总数的四分之三，几乎不下于其电话机的占有比例（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82，pp.95ff，1018ff）。不过，尽管如此，新的工业革命的浪头，却不再仅限于地球上某一特定地区了。

资本主义内部的重组，再加上经济事务的国际化，形成黄金时代的核心。至于科技革命带来的冲击，其例虽多，但是否能解释黄金时代的缘由，却不及前面两项显著。我们已经讨论过，这数十年间欣欣向荣的新工业化现象，多数是建立在旧有科技之上的旧有工业经济不断向外扩散于新兴国家的结果。比如社会主义国家，拾起了19世纪西欧各国的牙慧，即后者赖以起家的煤炭和钢铁工业；而欧洲各国，则向20世纪的美国学步，仿效其石油和内燃机的新兴工业。高级研究鼓励的科技生产，恐怕一直要到1973年后的危机年头开始，才对民间工业产生大规模的冲击。1973年后，几项在信息科技和遗传工程方面的突破发展开始纷纷出现，与此同时，科技在其他未知领域也有了重大的进步。各项主要新发明之中，立即在战后发挥其改变世界力量者首推化学制药。它对第三世界人口的影响，可说是立竿见影的（参见第十二章）；它对人类文化的冲击，虽然没有这么迅速，在当时却也指日可待——60年代和70年代在西方世界兴起的性革命浪潮，全靠抗生素出现才成为可能。抗生素的发明，使得滥交等的危险度大为降低，原因有二：其一如今性病轻松可治；其二从60年代开始，避孕药四处供应，唾手可得（但是性放纵的危险性，在80年代又随着艾滋病重回人间）。

总而言之，创新性的高科技发明，迅即成为经济大规模景气当中的一部分。单独来看，虽然不具决定性的力量，整体而言，我们却不可将它由黄金年代成因的解释理由中排除。

战后的资本主义，正如前面所引克罗斯兰（Crosland）之语：“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所谓老店新貌，正像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所言，是一个旧系统的“新”版本。黄金年代的种种面貌，绝非只是由两次大战之间的错误中幡然回头，重归旧有世界的“正常”老路，维持住“高比例的就业率……并享有高层次的经济增长”而已（H.G.Johnson，1972，p.6）。从基本核心而言，此番繁荣再来，是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政治的两大联姻（借用美国人的术语来看，即罗斯福的新政政策），其中向苏联借鉴之处甚多，而后者首开世界各国计划经济之先河。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当建立于这桩联姻体制的政策不复有经济上的成功保证之际，一批奉自由市场学说如神明的经济学者，开始对计划一词口诛笔伐，恨之如见蛇蝎。因此如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等辈，从来就不属于实际派的人士，虽然我们可以在言辞上勉强说服他相信，一些有悖自由主义原则的经济手段也有其效力可言，但是这派人士会以他们高妙的辩词，全力主张在事实上这种效力根本属于乌有。他们是“自由市场即等于个人自由”的信徒，因此自然便如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著作书名所示，《通向奴役之路》（The Rood to Serfdom），对任何有悖这项法则的手段大加挞伐。即使在经济恐慌大萧条的深谷之中，他们也坚守着市场理论最纯粹的原则。而随着全球各地不同的市场制度及政体的相互促进影响，世界越发富庶，资本主义（再加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再度繁茂。这些人却继续坚持其书生之见，挞伐着种种使得黄金年代发光发亮的缘由。于是在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再也没有人倾听这些老信徒的喃喃呓语了。

此外，资本主义的改头换面，事实上是经过一批人的深思熟虑才实现的，尤其要靠大战最后几年那些身居要津的英美人士，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两次大战之间的恶劣体验，尤其是经济大恐慌时期残留的恐怖回忆，其创痛巨深，使得没有一个人梦想着重返空袭警报响起之前的战前岁月。这种心态，和上一次大战之后政界人物急欲恢复当年景象的心理恰恰相反。拿着战后世界经济秩序蓝图规划大笔的政坛学界“诸公”（当时女性还不被容许踏入公共事业的门槛），都曾身历大萧条的低谷，例如凯恩斯，自1914年之前开始，他们便已在公共事业的舞台上演出。如果说单靠30年代经济低潮的惨痛记忆，还不足以磨砺他们亟待改革资本主义的欲望，那么刚刚结束的一场政治生死斗，这场与大萧条之子纳粹德国的殊死战，其致命之处，却是再明显不过了。更何况眼前还面对着共产主义运动及苏联势力的西进浪潮，高大的浪头，正卷向失去了作用的资本主义，意欲吞噬这满地的残骸。

对这批决策人士而言，当时一共有四项事情非常明显。第一，两战之间的灾难动乱，绝对不可以让它再临人间。而动乱灾难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全球贸易和金融制度的崩溃，方使得世界分崩离析，落入奉行独裁的国家经济或帝国之手。第二，全球经济体系在过去确曾有过稳定的局面，而其主控力量则在英国经济的霸权——或至少由其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及其货币系统（即英镑）所维系。但是到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年月，英国及英镑均不复强大，再也不能挑起稳定世界经济的重担，这副担子，如今只剩下美国及美元可以承接了（这个结论自然使得美国人大为兴奋，其他国家人士则不尽然）。第三，大萧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自由市场毫无约束地任意发展所致。因此，当今之计必须经由公共计划和经济管理的帮助，或借此从市场内部的架构着手，方可加强市场经济的生机和活力。第四，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着眼，绝不可再容许大量失业现象出现。

至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决策者，他们对于全球贸易和金融体制的重建自然毫无置喙之地，然而对于旧有市场制度自由主义的扬弃，众人却深有同感。本来由国家主导计划的经济政策，从法国直到日本，在许多国家都非新鲜事，而某些工业甚至根本属于国有或国营，早是众人相当熟悉的安排，1945年后，也在西方国家更加普遍。国营的趋势完全与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之间的争议无关，不过战时种种地下抗敌的政治活动，自然有为这股风气造势之功，使其在战后一时甚为风行，1946—1947年间法国和意大利通过的新宪法，即为一例。反之，在社会主义政府执政15年后的挪威，不论在绝对数字上还是在比例上，国营企业的规模却都比联邦德国为小，而后者自然绝非再是一个向往专制主义的国家。

至于战后在欧洲甚嚣尘上的社会主义党派，以及各种工会势力，更在这股新兴的改良式资本主义潮流中如鱼得水，因为就实质意义而言，它们并无自己的经济主张。只有共产党人例外，而他们的政策不外夺权上台，然后便一路跟着苏联老大哥的脚印走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左派人士相当实际，掌权后始终保持国内私有企业的部门原封不动。1945年的英国工党政府则不然，可是对于改革大计，却持袖手旁观的消极态度，对于经济计划一事，其漠不关心的程度更使人惊异不已。相形之下，当时非社会主义的法国政府，对计划性现代化大计表现得很积极，与英国政府恰成对比。事实上左派政府的主要心力，都花在改良工人阶级选民的生活条件，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改革之上。可是对于经济改革的大事，左派政府除了一味主张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之外，其实并无良方。事实上，就连铲除资本主义一事，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也不知从何下手，更无一人进行尝试。因此，社会民主党只有依靠强大的资本经济，借着前者创造财富之余，才能进而帮助其达到本身的社会目的。事实上，也只有一个认识到工人及社会民主重要性的改良式资本主义，才能吻合此派政府的中心目标。

简单地说，各人的目的虽然有异，但是在战后的政客、官员，甚至许多企业家的心目中，重归完全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老路，却是断然不可行的。至于在众人眼中列为首要目标的基本政策，例如全面就业，遏制共产集团，使落后的甚或已遭毁灭的经济迅速现代化，等等，则不但具有列为当前第一要务的急迫性，更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力量存在。在此先决条件之下，甚至连一向致力于经济政治自由主义的国家，也开始了种种治国手段，而这些手段若在以往施展，必定会被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说起来，这种以国家为先导的经济政策，其实也正是英国甚至美国于战时实行的经济政策，于是人类的未来，便正好靠这种“混合式的经济制度”了。虽然旧式正统学说的主张，如财政的平衡、币制和物价的稳定，仍不时被考虑，但是这些说法的力量却大大不及从前。1933年以来，一向在经济田地里用以吓阻牵制通货膨胀与赤字财政的稻草人，如今再也不能赶走雀鸟，可是田地里的庄稼却似乎不受侵扰，依然继续蓬勃地生长着。

种种改变，实在非同小可；种种改变，甚至竟使美国资本主义政客阵营中一位顽固派人士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于1946年对国人做出以下表示：“美国的民众，如今对于‘计划’一类的字眼再也不会感到畏惧……民众已经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的政策一如个人，一定非得计划不可。”（Maier，1987，p.129.）此外还有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莫内（Jean Monnet，1888—1979），他原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大拥护者，并对美国经济制度称羡不已，此时却变成法国经济计划的热情支持者。风气所及，原本力主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罗宾斯（Lionel Robbins），一度曾全力维护正统经济学说与凯恩斯派大战，并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与哈耶克一同主持讲座，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英国战时半社会主义式经济制度的领导人物。30年间，“西方”思想界与决策者中有着一种共识，尤以美国为著；这种共识，不但决定着资本主义国家该有的行动方针，更操控着它们不该从事的绝对禁忌。它们共同的目标，是要创造出一个生产日增的世界，一个国际贸易不断增长的世界，一个全面就业、工业化、现代化的世界。它们全力以赴，意欲实现这个经济大同的世界。如有必要，它们甚至愿意诉诸混合经济，以政府控制管理的手段，有系统地实现这个目标。它们也愿意与有组织的工会运动合作，只要后者不与共产党同路。资本主义的黄金岁月，若无这个共识，势无可能成形。而这个共识，就是众人意识到“私有企业”的经济体制（“私有企业”另有一较受欢迎的名词，即“自由企业”[1]）必须从它自己形成的困境中拔出，方才能够存活。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资本主义虽然进行了自我改革，但是在检讨这个以前不能想象的大变革的积极意愿的同时，这家经济新饭馆的大厨们开出来的新菜单到底效果如何，却值得我们慎思明辨。其中的分野线，实在很难判别。因为经济学家就像政治人物一般，往往善于将成功的案例归功于自己政策的聪明睿智，而在黄金年代的时期里，即使连当时最软弱的经济体如英国，也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貌。如此一来，更使众人沾沾自喜，庆贺自己妙计成功。不过，其中虽然也许有几分表功的暧昧，我们却也不可因此便忽略其政策的精心设计之处，自有其足可骄傲的地方。以1945—1946年间的法国为例，即开始推动一连串有意设计的计划，将法国工业经济带上现代化的大道。这个将苏联式经济理想综合而成一个资本主义混合式经济制度的构想，必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因为在1950—1979年的20余年间，法国从原本代表着经济发展迟滞、饱受众人嘲笑的形象摇身一变，竟然在追赶美国生产力的经济竞赛里，取得远比其他任何主要经济国家为佳的优异表现，甚至比起德国也要更胜一筹（Maddison，1982，p.46）。但是归根结底，各个政府各个不同政策之间孰优孰劣（这些政策，往往与凯恩斯的大名有不解之缘，但是凯恩斯本人却早已于1946年谢世），这个话题我们还是留待经济学家辩论吧。要知道经济学家一族，素来就以好激辩、好争论而闻名。

4

宏观的立意与微观的应用之间存在的差异，在国际经济重整一事上特别显著。所谓从大萧条中得到的“教训”（这个名词在40年代经常被人挂在嘴边），成为战后国际经济制度改革的前事之师。美国的霸权当然已是既成的事实，有的时候，虽然改革的构想是来自英国，并由英国首先发起，但是要求众人付诸行动的政治压力却往往来自华盛顿。遇到意见相左时，例如凯恩斯与美国发言人怀特（Harry White）[2]，即曾在新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一事上各持己见，但占上风的也往往是美方的意见。在原始的构想里，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秩序，是属于国际新政治秩序的一部分，而国际新秩序的实现，乃是经由大战末期筹划成立的联合国。但是到冷战期间，联合国的原始模式开始崩溃，此时各国才依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约”（Bretton Woods Agreements），正式成立“世界银行”（World Bank），又名“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国际组织，至今仍然存在，并在维持汇率稳定上发挥作用，同时也负责处理国际上债务支付平衡的问题（balance of payment）。除此之外，各国却不曾成立任何机构专管其他方面的国际经济事务（比如基本民生物资价格的控制，以及维持全面就业的国际性方针等等），即使有所拟议，往往也未能彻底实施。原本曾建议成立的“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最后却仅以“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的形式出现，这个组织只能经由定期协商的手段降低各国之间关税的壁垒，比起当初构想的规模及范围均逊色许多。

简单地说，计划这一片美丽新世界的衮衮诸公，原本打算借着一系列的经济组织来实行他们远大的构想，就这一方面而言，他们的理想算是失败了。从战火中重新建设的世界，并未按他们所想的方式运作。这个世界，并没有形成井然有序的国际体系，环绕着多边自由贸易及偿付系统生生不息地运转。美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在大战胜利后不到两年便告瓦解。然而，寄托于联合国的政治理想虽然失败了，国际贸易及兑付的制度却开始发生作用，虽然与原始预期的构想并不尽然吻合。事实上黄金年代的确不失为一个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及货币稳定的时代，就这一点而言，战时制订计划的人的理想总算获得实现。而这方面的成功，毫无疑问，主要得归功于美国及美元在国际经济上占有的压倒性支配地位。而美元的稳定，很大一部分的功劳却要靠其与黄金维持一定的兑换比例之赐——一直到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美元与黄金固定的关系宣告破灭为止。我们切切要记得一件事情：在50年代，美国一国，便分别独占全球发达国家资本总额及总产量的60%左右。即使到了资本主义世界欣欣向荣的黄金年代高潮时期（1970年），美国也仍然持有发达国家资本额总数的50%，其产量也接近各国总产量的半数（Armstrong，Glyn，Harrison，1991，p.15）。

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则是另外一大主要原因。与美国人的想法正好相反，自由贸易资本经济的最大障碍其实并不在于其他国家实行保护主义，却在美国本身传统的关税制度，以及美国人一心一意，务必大量扩展本国出口额的心态所致。而华盛顿当局在战时的计划专家们，认为美国出口扩张，是“达到美国全面有效就业的必要手段”（Kolko，1969，p.13）。于是大战刚结束，制定美国政策的人们，便野心勃勃地打算开始大肆扩张。结果冷战开始，才迫使他们重新考虑，从更长远的角度看问题。冷战改变了他们的心意，使他们发现唯有尽快帮助未来的竞争对手加速发展，才能对付眼前刻不容缓的政治需求。有人认为，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甚至可将冷战视为推动全球大繁荣的主要动力（Walker，1991）。虽说这种想法也许有失夸张之嫌，但是马歇尔计划巨额的慷慨援助，对于被援国的现代化显然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如奥地利和法国。美方的援助，对联邦德国和日本的转型增长更有加速之功。当然，即使没有美国相助，德日两国迟早也将成为经济强国，其中关键所在，单看一个事实足矣：作为战败国家，它们既无法决定自己的外交方针，自然便无须往军费的无底洞里倒钱，反而因此大占便宜。但是反过来看，美援在德日两国复兴上所扮演的角色也绝对不可忽略，我们只消问一句，如果德国的复兴必须仰欧洲的鼻息，德国经济将会变成什么模样？要知道欧洲各国就怕德国势力再起。同样，如果美国先不曾于朝鲜战争，后不曾在越战这两次战争时期将日本建成它在远东的工业基地，日本经济恢复之速度能与事实上发生的状况相比吗？日本生产总值于1949—1953年间（朝鲜战争时期）能够加倍，全靠美国资金资助；13年后的1966—1970年间（越战时期），日本再度进入增长巅峰，自然更非巧合——这段时间日本的年增长率不下于14.6%。因此，我们绝不可低估冷战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虽然就长期观点而言，各国将宝贵资源浪费于军备竞赛之中，对经济自然造成了破坏性的负面影响，而其中最极端的例子首推苏联，最终对该国经济造成致命的打击。同理，即使是美国，也因为强化军事力量的需要而导致经济力量的萎缩。

总而言之，战后的世界经济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运转的经济。从维多利亚中期以来，国际上各项生产因素自由移动所遭遇的阻碍，从未比现在更少过。其中只有一项例外，那就是国际上移民潮的恢复似乎异常缓慢，仍然陷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紧缩状况之中。其实这也只是一种假象。因为促成黄金年代大繁荣的动力，不仅来自原本失业如今重返就业市场的劳动人口，更包括内部移民的大洪流。这股洪流从乡村移向都市，从农业移向工业（尤其来自高地的贫瘠地带），从贫穷地区移向富庶地区。于是意大利南部居民涌入伦巴第（Lombardy）和皮德蒙特（Piedmont）两地的工厂；而意大利中西部的托斯卡纳（Tuscan），20年间，更有高达40万的佃农离弃了他们的田地。东欧地区的工业化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建立在大批移民之上的过程。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的内部移民，其实从根本上可以列入国际性的迁移，因为当初这批外来人口初到此地，并非出于谋职求生的动机，却是1945年后大批难民流离失所，被迫离乡背井远赴异地的结果。

然而，尽管存在着以上这种人口大量移动的事实，在这种经济迅速增长、劳动力急剧短缺的年代里，在这个西方世界致力于资源和产品自由流动的经济体系里，各国政府的政策却汲汲于抵制移民，全力反对人口的自由移动，此番现象就更值得我们注意了。通常当这些政府发现自己在无形中允许移民流入时（例如加勒比海及其他英联邦地区的居民，因具有合法英国子民的身份有权在英国本土定居），便举起铁腕关上大门，断绝外来人口的移入。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一类的移民——多数来自开发程度较为落后的地中海一带国度——往往只能获得有条件的暂时居留，以备一旦有事，可以轻易将其遣返。不过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日益增多，许多移出国也开始加入这个合作组织（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使得遣返工作日渐困难。总之，到70年代初期，约有750万人口流入发达的欧洲国家（Potts，1990，pp.146—147）。但是，即使在黄金年代的岁月里，移民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到了1973年后日子转为艰难的20年里，移民问题更在欧洲民众当中掀起一股公开仇外的心理。

尽管如此，黄金年代的世界经济，却一直停留在“国与国间”（international）而非“跨国”（transnational）的活动层次。世界各国相互贸易的活跃，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甚至连美国，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国家，此刻也开始伸出触角。1950—1970年间，美国向世界各地输出的总额不但一跃而增4倍；而且从50年代起，它也成为消费产品的一大进口国，到60年代末期，美国甚至开始从国外进口汽车（Block，1997，p.145）。然而，各个工业国家虽然彼此交易采购，它们绝大多数的经济活动却仍然在本国之内。即使在黄金年代的最高潮期，美国的出口总值也不及国内生产总值的8%。更令人惊讶的是，甚至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其出口总值的比率也只比美国的比率略高而已（Marglin and Schor，p.43，Table2.2）。

然而，跨国性的经济活动，此时也开始崭露头角，这种趋势从60年代起尤其显著。在跨国性的经济活动里面，政治范畴的国家疆域，以及国与国的界线，不再能规范经济活动的范畴，最多只是跨国活动中错综复杂的因素之一。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个所谓的“世界经济”开始成形，其中不但没有任何特定的国家地区与疆界领域，相反地，反而进一步为各国经济活动界定了所能施展的极限，甚至连最强盛的国家也无法逃出它的掌握。70年代中期的某段时间里，像这样一种超越国界的经济体，逐渐开始成为一股笼罩全球的强大势力。1973年后开始的危机20年里（Crisis Decades），这股势力不但继续发展，而且发展得愈发快速，事实上，说起这20年的重重问题，其实大可怪罪跨国经济的兴起。当然，跨国经济是与“国际化现象”的增长同时并进。1956—1990年间，全球产品的出口比率一跃增加两倍（World Development，1992，p.235）。

在这股跨国之风里，共有三个层面特别明显，即跨国性的公司（又称为“多国公司”）、国际性分工的新组合，以及所谓境外融资的兴起（offshore finance）。其中又以最后一个层面境外融资，不仅是跨国现象崛起的最早形式之一，也是最能生动展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逃避国家控制或其他任何控制的高明手法。

所谓“境外”一词，大约于60年代开始进入公众词汇，是用以描述企业钻法律漏洞，一种将总部在海外小国注册的逃税手段。这些大企业所在的境外小国或领地，往往异常大方，给予企业充分自由，允许它们不必受在本国境内必将面临的各项限制和税金等。因为到20世纪中叶，只要是正常的国家或领地，不论其立国宗旨如何致力于保护追逐个人利润的最大自由，此时为了全民整体利益着想，均已对合法企业的经营行为设下某种程度的控制及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仁慈大方的小国，例如库拉索岛（Curacao）、维尔京群岛（the Virgin Islands）、列支敦士登（Liechtenstein）等，便在其企业及劳动法上大玩法律漏洞的高招，这种复杂却高明的手法，正合大公司的口味，可以在后者的财产损益表上制造出惊人的奇迹。因为“境外性质的最高精神，即在于将众多的法律漏洞，一变而为生机蓬勃毫无管束的企业结构”（Raw，Page and Hodgson，1972，p.83）。当然，这种境外手法的运用，在金融交易方面可以发挥最大的功用。至于巴拿马和利比里亚两国，长久以来在船只注册上大发其财，因为其他国家商船的船主，觉得本国对工人及安全管制的规定太过烦琐，于是纷纷前来，巴拿马和利比里亚两国政客因此获得莫大的收入。

60年代中期，有人小小地动了一个脑筋，立刻便使国际金融旧中心的伦敦，摇身一变也成为全球境外活动的一大重地。这项手法，便是“欧洲货币”（Eurocurrency）——也就是“欧洲美元”（Euro dollars）——的发明。这些欧洲美元留在境外不归，存进美国境外的银行，主要目的是避免美国银行法的诸多限制。自由流动的所谓“欧洲美元”，成为一种可流通转让的金融工具。再加上美国在海外日渐增多的投资，以及美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巨大开支，其数额开始大量累积，并开始形成一个毫无管制的全球性市场，其中主要是以短期借款为主。“欧洲美元”市场的净值，由1964年的140亿美元左右，到1973年增加到约为1600亿美元，5年之后，更几乎高达5000亿美元。当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忽然发现自己的钱多得不知如何投资是好，欧洲美元市场便成为产油国家资本投注的游戏场地，大笔金钱宛如个人牌戏般，循环往返（参见第十六章第2节）。于是美国首先发现，自己成了这场国际金融游戏中任人摆布的牺牲者，只见一笔比一笔更盛的巨额独立资金，绕着地球一周又一周地由一种货币换成另外一种货币，一路追逐快速的利润回收。最终，各国政府都在这场游戏下牺牲，因为它们不但无法控制汇率，也无法管制全球货币的供应量。到90年代初期，各国中央银行联手出动，也无法起任何作用了。

总部设在一国，经营却遍布多国的公司，自然越发要扩展它们的业务。这一类“跨国公司”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美国便有很多，从1950年计有7500家，到1966年已增长为25000家，而它们的分公司绝大多数位于西欧及西半球（Spero，1977，p.92）。但是其他国家也逐渐开始跟进，比如德国的赫希斯特化学公司（Hoechst），在全球各地45个国家与117家工厂有直属或合伙的关系，其中除了6家工厂之外，其余均是1950年后才建立（Fröbel，Heinrichs，Kreye，1986，Table IIIA，p.281ff.）。跨国性企业的新鲜之处，在于其经营规模的庞大。80年代初期，美国跨国大公司的出口总值即占美国全国总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而其进口总值也几达美国总进口的半数。英国境内的数字更为惊人（包括英国本国及外来的跨国企业在内），竟然占据英国出口总量的80%以上（UN Transnational，1988，p.90）。

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这些进出口数字并无任何意义，因为所谓跨国企业的主要功能，即在“整合内化跨越国境的众多市场”，即独立于政治国家及国界限制之外的作业。一般有关进出口的统计数字（多数仍是由各国分别搜集统计），事实上等于跨国性企业内部的贸易数字，例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在全球各地40个国家设有业务。跨国企业既然能够跨国经营，自然愈发强化了资本集中的趋势。这种现象，自马克思以来即为世人所熟悉。1960年时，据估计全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200家公司的营业总额，等于非社会主义集团国民生产总值的17%；1984年更升高为26%。[3]而这一类的跨国公司，多数是在“发达国家”设总部；事实上在名列所谓“两百最大”的公司当中，85%将总部设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4国，余下的15%则分布于其他11个国家。然而，这些超级巨型公司与本国政府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到黄金年代末期，除了日本公司及某些以军火为主的企业，它们简直可以被视同为本国政府及国家的利益。当年底特律某位介入美国政界的汽车大亨曾经对此有过一句名言：“凡是利于通用汽车的事，必然也利于美国。”可是随着时间过去，这种利益息息相关的联系也开始模糊。因为如今本国的市场、本国的业务，以“美孚石油公司”（Mobil Oil）为例，不过是该公司在全球上百个市场中的一个，再以德国奔驰汽车公司（Daimler-Benz）为例，更只是畅销全球170余国当中的一国而已。母国市场的地位，怎么可能再在跨国公司遍及全球的业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对一个国际性的石油公司而言，在其企业经营的策略逻辑里，无论是母国、沙特阿拉伯，还是委内瑞拉，在它经营的天平上必将一视同仁。即一方面计算利益得失，一方面比较公司本身与各个政府相对力量的大小，依此制定公司决策的方针。

企业的交易活动与企业的经营，逐渐脱离传统的国家界限，这种趋势，并不仅限于少数几家巨型公司。随着工业生产逐渐由作为工业化资本化先锋的欧美地区向外迁出——迁出的速度一开始相当缓慢，后来越来越快——跨国性的生产经营方式也随之愈发显著。诚然，终黄金年代，欧美各国始终保持其主要经济引擎的地位。50年代的中期，工业国家制成品的出口总数中，有五分之三是在工业国家圈内相互销售，到70年代，比例更上升为四分之三。但是也就从此刻起，情况开始有了转变，发达国家向世界其余地区输出制成品的比例开始增加，而意义更为重大的是，第三世界也开始向发达工业国家输出工业成品，而且数额比例不低。随着落后地区传统的主要出口项目开始减弱（除了能源是一大例外，这还多亏石油输出国家起来闹了一场价格革命），它们开始向工业化的路途转进，虽然只是拼拼凑凑，速度却奇快无比。1970—1983年间，以前在全球工业品出口总值一直仅占5%的第三世界突飞猛进，一下子增加了一倍以上（Fröbel et al，1986，p.200）。

新的国际分工从此开始，旧秩序便难以维持。德国的大众公司（Volkswagen）在阿根廷、巴西（三家工厂）、加拿大、厄瓜多尔（Ecuador）、埃及、墨西哥、尼日利亚、秘鲁、南非及南斯拉夫各地设立了汽车工厂，这些海外工厂都是于6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建立的。第三世界的工业不但满足本地日渐增长的需求，同时也行销全球。它们的产品中，有的完全由本地生产（例如纺织产品，到1970年，其生产中心已由旧工业国纷纷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有的则成为跨国生产作业中的一环。

国际分工的新现象，可说是黄金年代特有的一项发明，不过这个趋势一直要到后来方才完全发展成熟；而交通运输传播方面兴起的革命，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唯有进步的交通运输，才能在符合经济效益之下，将一样产品的制造分在多地进行，比如说休斯敦、新加坡、泰国等，同时利用航空货运，将半成品转运于三处完成，并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控制整个流程的进行。60年代中期开始，各主要电子工业的厂家便投入这种国际化生产线的潮流。生产线上移动的路径，不再只限于单一地点的厂房之内，却环绕着地球进行，其中的某些生产线则终止于特设的“自由加工生产区”（free production zones），或一些境外工厂之内。这一类特殊的作业区，如今在各地纷纷兴起，尤以有大批廉价年轻妇女劳动力的穷国为最，而这也是跨国企业逃避单一国家管束的另一新手法。南美亚马孙丛林（Amazon）深处的马瑙斯（Manaus），便是此类“自由生产区”的先驱之一，为美国、荷兰、日本众多厂家生产纺织品、玩具、纸类制品、电子产品、电子表等各式各样的消费产品。

世界经济的政治层面，因此在结构上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改变。随着全球作业日益演变成一家，大国的国家经济体系逐渐拱手向境外中心让步，而境外中心的所在地却往往以小国甚或超级小国居多。旧殖民帝国的解体，自然促成这一类小国数字的增加。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统计，到1991年结束时，全世界少于250万人口的经济体共有71个之多（其中18处的人口甚至不到10万）。这个数字表明，全球具有独立经济体身份的政治实体当中，有五分之二属这一类的超小单位（World Development，199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们的经济力量原本被世人当作取笑的对象，根本不将其当作真正的国家看待。[4]事实上不论过去或现在，面对着现实面目狰狞的国际丛林，这些小国也不具任何足以捍卫自己名义上独立地位的实力。可是进入黄金年代，却开始出现一件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军事上它们虽不足自保，在经济上却毫不逊色，借着直接投入全球经济的生产行列，它们也可以像大国般欣欣向荣，有时其表现甚至比大国更佳。于是便有诸如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一类的城市国家兴起，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见到这类政治体繁荣的时代，必须回溯到中古时期。还有海湾沙漠地带的一角小地，摇身一变，成为国际投资市场上的一大玩家（科威特）。更有那一处又一处的境外藏身之地纷纷出现，保护着众家公司逃避国家法律的约束。

如此一来，20世纪晚期在各地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便越发站不住脚。因为一个独立的科西嘉（Corsica）或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势必无法单独生存。它所能获得的唯一独立，只不过是在政治上脱离了原来的国家而已。在经济上，如此小国势必将对跨国性的经济实体依赖更重，而后者对经济事务的影响多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对于这些巨大的跨国公司而言，一个最合乎其心意、最方便其运作的世界，自然便是一个充满着小国或根本不成其为国的世界。

5

任何一项工业，一旦其生产作业的转移在技术上实际可行，并在成本效益上得到肯定，势必由高成本地区迁至劳动力低廉的地带。与此同时，经营者也发现（其实并不意外），原来其他肤色种族的工人，在技术层次和教育水平上至少并不比白种工人逊色。这点发现，对于高科技的工业来说，自然是锦上添花，又一样绝妙好处。但是除此之外，黄金年代的景气之所以由旧工业地带的核心国家扩散至其他地带的原因，还有一项特别值得考虑的因素，是由“凯恩斯派”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特有的几项组合造成。即所谓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是建立于一个大众消费的基础之上，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劳动人口不但全面就业，工资也与日俱增，而且更受到越来越好的保障。

这种组合之所以成形，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纯系一种政治性的结构所致。其立足点在于多数“西方化”国家左右两派产生共识，因而形成一种极为有效的政策。法西斯极端国家主义的右派余孽，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政治舞台上一扫而光；共产主义左翼，也被冷战远远抛在后面。这个组合，同时也奠基于劳资双方某种有形无形的默契，双方同意，将工人方面的要求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以免因成本过高导致利润的亏损。同时，众人也认为未来必可持续一定程度的高利润，因为唯有如此，方可解释不断投注巨大资金的必要性。若无这些庞大资金的投入，黄金年代的生产力不可能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事实为证，市场经济中最先进最工业化的16国里，其投资额每年以4.5%的比率增加，比起1870—1913年间，增长速度差不多是3倍。这个增长率，由于包括了增长较为缓慢的北美地区在内，不然还会更为惊人（Maddison，1982，Table5.1，p.96）。事实上，这种劳资关系的安排组合，是以三角关系呈现，由政府居间妥协，正式或非正式地帮助劳资双方进行制度化组织性的谈判活动。而在这个新时代里，工人一方已经被习惯性地称为资方的“社会伙伴”，至少在德国如此。但是黄金年代黯然结束，这类安排开始受到自由市场经济神学一派的肆意攻击，贴上了旧词新用的“统合主义”标签。不过这个莫须有的无稽之名，不但早已快被世人淡忘，而且跟两次大战年间的法西斯主义根本毫无关联（参见第四章第1节）。

回头再看黄金年代的劳资谈判安排，基本上是一种皆大欢喜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最佳状况。对当时的雇主而言，业务是如此兴隆，利润是如此丰厚，长期的景气繁荣之下，自然对谈判协商的方式大表欢迎，因为如此更有助于企业从事前瞻性的计划安排。至于工人方面，既有固定上涨的工资及公司福利可得，又有政府从旁不断扩充更为慷慨的社会福利，当然是何乐而不为。政府也有好处，首先，政治大为稳定，共产党元气大伤，失去了着力点（意大利则为例外）。其次，经济环境条件的可测性也因此增加，有利于如今各国开始奉行的总体经济管理。黄金年代的岁月里，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经济表现的确优良，单看其中一项因素足矣，那便是随着全面就业的实现，以及实际收入的不断增加，再加上社会安全福利的推动（需要时自有国家财源支付），大众大量消费的时代终于第一次降临（至于北美地区则早已开始，大洋洲一带可能亦然）。更有甚者，在这个众人陶醉自得的60年代，某些政府甚至莽撞到保证提供失业者（当时很少有人失业）高达原收入80%的救济金的地步。

黄金年代的政策制定，直到60年代末期，仍然考虑以上的政策方针。大战后的各国政府，纷纷走上改革之路。美国有罗斯福主义者；西欧的各原交战国，则一片由社会主义主导或倾向社会民主路线的新气象。其中只有联邦德国例外，因为该国直至1949年才有独立的政治组织及选举出现。1947年以前，甚至连共产党也在各国政府中插上一脚（参见第八章第3节）。而地下抗战的悠悠年月，更使得此时开始崭露头角的保守党派也难逃改革影响，如联邦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直至1949年，该党仍认为资本主义的体制不利于新生的德国（Leanman，1988）。但改革之风如此巨大，保守人士若想逆风而驶必然难上加难。英国的保守党，甚至将1945年工党政府的改革功劳归为己有。

但是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改革的风潮虽然盛于一时，但是却迅速停息，不过各国的脚步并不一致。到了50年代的大景气时期，全球各地几乎均由温和保守派的政府所主导。美国（1952年起）、英国（1951年起）、法国（除了一段短期的联合政府时期之外）、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六国的政坛之上，左派完全偃旗息鼓。只有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权，依然握在社会民主党派的手中，至于其他小国，也有社会主义党派继续在联合政府中共同执政。左派撤退之势，明显可见，它们的退却，并非由于失去社会主义人士的支持，更不是出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势力的衰退，共产党在法意两国仍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党派。[5]它们的销声匿迹，更与冷战的兴起无关。极少的例外可能是在德国及意大利，前者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德国统一不靠谱儿，后者的社会民主党则依然与共产党同声出气。当时的每一个人，除了共产党以外，当然都坚决反苏。十年景气里，人们都一致反左，这实在不是一个进行任何重大变革的时刻。

但是到了60年代，各国共识的重心却又开始向左转。这个转变之所以出现，其中部分原因，也许出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凯恩斯式的管理学说下日渐退却，甚至在坚持古典阵营的死硬派国家，例如比利时和联邦德国，也不例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上一辈的老先生开始退出舞台——这些曾经照管过资本主义一代稳定复兴的前辈：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生于1890年）、德国的阿登纳于1965年（Konrad Adenauer，生于1876年）、英国的麦克米伦于1964年（生于1894年），甚至连伟大的法国戴高乐将军（生于1890年）也不例外，均在这段时期一一告别政坛。一时间，世界政坛上一片返老还童、青春重现之象。事实上对温和左派的人士而言，50年代与他们是如此不投机，而黄金年代的巅峰时期则与他们真正是情投意合，此时，只见他们再度在西欧各国的政府中活跃起来。这股又开始向左转的趋势，部分原因来自选票方向的转移，如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典等国的选民。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其势更猛，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均于此时达到他们的最盛时期。不过就一般而言，各地选举结果多半仍极稳定——选举的方式，往往过分夸大了规模其实很小的转变。

然而，在政治风气向左转的同时，这十年间的公众生活也出现了一种极大的转变，即在实质意义上完全符合“福利国家”字眼的国家开始正式出现。在这些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里，社会福利开支的项目，包括收入水准的维护、民众医疗和教育的提供，成为国家总开支的最主要部分；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人数，也是国家机构里人数最多的。以70年代的英国为例，社会福利人员占全国公务员的40%，瑞典更高，达47%（Therborn，1983）。以此为大致衡量标准出发，第一批真正的福利国家约在1970年出现。在冷战缓和的年代里，军费开支的降低，当然也自动促成了其他方面比例的提高，其中尤以美国的例子，最能显示出这项改变的真实性。1970年越战最高峰时，美国学校教职员的人数却首次开始大量多于“国防人员”（Statistical History，1976，II，pp.1102，1104，1141）。到70年代结束，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均变成真正的“福利国家”，其中6国的福利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60%以上（分别为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黄金年代终了，如此庞大的福利负担自然造成相当的问题。

当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政治生活，如果还不算沉寂到令人昏昏欲睡的程度，起码也似乎是一片宁静祥和。说来也是，除了共产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在海外争权夺利造成的危机与核威胁之外（1956年有英国在苏伊士运河冒险，1954—1961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掀起战火，1965年后美国在越南战场上鏖战多年），还有什么让人提起精神的事呢？正因为如此安静的背景，1968年间全球突然冒起的激进学生运动，才会让政客及老一派知识分子大感吃惊，一时之间措手不及。

学生运动的突如其来，显示出黄金年代的平衡稳定开始出现动摇的迹象。在经济上，生产力和工资不断增长，其间的平衡全赖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才能保持住稳定的利润。但如今生产力不再持续增加，工资却依旧不成比例地继续上升，无可避免，自然会导致不稳定的失衡后果。黄金年代的出现，全凭生产力与消费者的购买力之间，两者同在增长上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这是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可说完全不曾存在过的奇妙现象。工资增加的比例，必须快到使市场上始终保持活力的气象，可是却不能快到对企业的利润造成损害。然而，在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年代，该如何控制工资？更概括地来看，需求如此活跃，市场如此繁荣，如何控制物价也是一门学问。换句话说，到底该如何驾驭通货膨胀这匹难驯的野马，或至少将之约束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此外，黄金年代的存在，也靠美国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高高在上的地位。美国主控世界——虽然有时并无意义——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剂及保证人。

60年代时，黄金时代的各个环节都开始露出疲态。美国霸权的地位衰退，以黄金美元为基准的世界货币体系也随之瓦解。在一些国家里，劳动生产力增长开始减缓，而以前推动着工业大景气的内部移民——这个提供劳动力来源的贮水槽——更有干涸见底的迹象。20年时光流转，新一代已经长成，对这些成年男女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悲惨经验，如大量失业、没有安全感、稳定不变甚或直线下落的物价等，都只是历史书上的文字，而非他们切身经历。这群人对生活、对未来的期望，完全根据自己这个年龄层的实际经验及感受，即全面的就业，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Friedman，1968，p.11）。60年代，全球爆发起一阵工资猛涨的狂潮，不论引发这股风暴的原因为何——劳动力短缺、雇主努力压住实际工资上涨的幅度，或如法意两国的例子，因学生反抗的大浪潮引发，但关键所在，是这一代已经习惯于不愁没有工作的工人们突然发现，长久以来，虽有工会为他们定期谈判谋得固定的加薪，但是实际的上涨幅度，却远比他们自己在外面市场上议价所取得的为少。市场性供需的真相披露——在此，我们或可察觉到一股向劳资斗争回归的古典趋势（1968年后“新左派”即据此振振有词）。然而无论如何，1968年前那温和冷静的谈判场面，至此已不复存，黄金年代末期的人心的确大有改变了。

劳动人口的心理现象，与经济事务的动作有着极为密切直接的关系。因此工人心理一旦变化，震撼力远比学生风潮为大——虽然后者的运动风潮为媒体提供了更有戏剧性的素材，也为唾沫横飞的评论家提供了更多的话题。学生的反抗运动，实质上是属于政治经济生活之外的现象，动员的对象只是人口中极小的一群。这群天之骄子，甚至不被视为公众领域中的特定群体，而且既然他们多数仍在就学，根本就在经济生活的领域之外，唯一可以沾得上边的角色，只是作为摇滚唱片的购买者而已。总而言之，这是一群（中产阶级的）青少年，他们的文化意义远胜于政治意义。西方学生运动展现的政治意义，倏忽而逝，与第三世界和极权国家不可同日而语（参见第十一章第3节和第十五章第3节）。但是反过来说，却也具有一种象征性的警告意味，向那些以为已经将西方社会问题永远解决了的成人，提出一个“记得你终将一死”的警告。因为黄金年代改革派大家克罗斯兰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途》（The Future Socialism），美国社会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的《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米尔达尔的《超越福利国家》（Beyond the Welfare State），以及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均出版于1956—1960年之间。他们的立论，也都一律建立于同样的假定，即在如今这个基本上差强人意的社会里面，靠着不断的改进，内部必将愈发和谐。总而言之，他们都对组织性的社会共识深具信心。然而，事实发展证明，这种协调共识局面的寿命，并没有活过60年代。

因此，1968年并非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非一个时代的开始，却只是一个信号。它与工资暴涨不同，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也不同，与1972—1973年间的谷物大景气，1973年石油输出国家掀起的石油危机更相径庭。而在经济史家搜索枯肠，企图为黄金年代的倏然结束找出一个理由的努力里面，也不占有任何重要的地位。黄金年代的结束，其实并不完全在学者的意料之外。70年代初期，在急速上升的通货膨胀影响下，又有全球货币供应不断增加，及美国赤字大量上升，经济扩张的脚步疯狂加速。情况开始变得不可收拾，借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世界经济体系有“过热”（overheat）的危险。1972年7月起的12个月之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额跃增了7.5%，而实质工业生产力则增长了10%。对那些犹未忘记维多利亚大景气年代是如何结束的历史学家而言，当时很可能都在担心，眼前的疯狂景气不久就要进入直线下落的时期。他们的顾虑也许不无道理——不过作者非常怀疑，当时可有何人曾预见到1974年的大崩溃。而且即使在它发生之后，恐怕也没有人把它当作真正的危机处理。因为当时先进工业国的国民生产总额虽然的确出现大幅度的滑落——这是大战以来从未发生的现象——可是在人们心里，只把它类比为1929年的经济危机。而且当时也并未出现任何真正大动乱的征兆。一如往常，当时的人震惊之余，连忙从过去旧景气崩溃的原因中寻找答案，把它解释为“一时不幸的混乱所致，未来即使重复，规模也将小得多。目前的种种冲击，主要是因某些可避免的错误造成”。以上是引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McCracken，1977，p.14）。头脑简单的人，更把一切罪过都怪到“石油输出国组织”大小酋长的贪婪头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徒然把世界经济结构里发生的重大变化，归于运气不佳，或只是可以避免的意外，这种想法实在有必要重新检讨。而这一回，世界经济结构的确面对着一个大变化，崩溃之后，再也无法恢复过去大步前进的姿态了。一个时代宣告结束，1973年以后的10年，世界再度进入一个危机的时代。

于是黄金年代的光彩尽失。然而在它发光发亮的日子里，黄金年代却为人类带来了有史以来变化最富戏剧性、最迅速、影响最为深远的革命。下面，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这些革命。

[1] “资本主义”一词，正如“帝国主义”一样，往往在公开讨论中回避使用，因为在公众心目中，此词原本带有着反面印象。一直要到70年代，政治人物及宣传家才开始骄傲地公开宣称自己为“资本主义者”（capitalist）。开此新风气之先者，首推企业杂志《福布斯》（Forbes）。该杂志于1965年开始，即在其出版宗旨中以“资本家的工具”自居——这句话原出于美国共产党的用语，《福布斯》杂志却故意将其取来反其义用之。

[2] 矛盾的是，日后怀特本人却遭到迫害，成为美国白色恐怖事件的牺牲者，被人带上共产党秘密同路人的帽子。

[3] 这一类估计数字的使用必须尽量小心，最好的方法是只将其看作大致的参考。

[4] 欧洲地区历史悠久的几个小国，例如安道尔（Andorra）、列支敦士登、摩纳哥（Monaco）、圣马力诺（San Marino）等，直到1990年初才为联合国同意未来有可能成为成员国。

[5] 但是从整体而言，左派终究是小党小派，甚至连其中大党也不例外。它们最高的得票记录，是由英国工党于1941年创下的48.8%。可笑的是，在这场左派最光荣的一役里，胜利的果实实际上却由保守党以微弱优势夺走；这得怪英国特有的奇特选举制度。

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

莉莉：我奶奶老爱跟我们谈大萧条的日子如何如何。书报杂志上也常有这一类的话题。

罗伊：他们老是喜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有饭吃，有这个那个的。因为说到30年代呀，他们总是爱跟我这么说，大家都快饿得活不下去了，又没有工作，又这个那个的老一套。

巴奇：我从来没有不景气过，所以我才不在乎它怎样呢。

罗伊：照我们听的那一套，你不会喜欢活在那个时代的。

巴奇：反正，我又不活在那个时候。

——美国广播名人暨作家特克尔

（Studs Terkel，Hard Times，1970，pp.22—23）

（戴高乐将军）上台之际，全法国共有100万台电视机……到他退隐时，全法国已有1000万台电视机了。法国这个国家就好像在做娱乐事业一般；可是昨天的戏院之国，与今日的电视之国，却完全是两码子事。

——德布雷（Regis Debray，1994，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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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人类遇到从未经历过的新事物时，虽然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更看不出其中的所以然来，却往往搜索枯肠，想要为这未知的现象找出一个名目。就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知识分子正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一切新名词当中，都少不了一个“后”（after）字，通常是以拉丁字衍生的同义字“后”（post）字出之。几代以来，用以厘定20世纪人类生活精神领域的各式各样的名词，便纷纷被冠上了一个“后”字。于是这个世界，以及其所有的相关层面，成为后工业（post-industrial）、后帝国（post-imperial）、后现代（postmodern）、后结构主义者（post-structuralist）、后马克思主义者（postMarxist）、后谷登堡（post-Gutenberg），后这后那，凡事皆“后”。这些加在字首的前缀，就像葬礼一般，正式承认了一代一事的死亡。但是对于死后来生的性质，人们却不但缺乏共识，甚至根本不能确定。人类历史上变化最富戏剧性、最迅速也最为普遍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便在这样一种气氛之下，进入了身历其境的当代人的意识深处。对这场变革转型的记录，即是本章的主旨。

综观这场社会转型的最大特色，就是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度与普遍性。诚然，在此之前，发达国家——就实际意义而言即中西欧和北美地区，以及其他地区俨然世界骄子的少数富人——长久以来，便已生活在经常的变化之中，在他们的世界里，科技不断进步，文化不断更新。对这一类人而言，进一步的全球性大变革，不过是加速并加强他们原已熟悉的变化罢了。说起来，30年代中期的纽约客，不是已仰首瞻望着那座傲视全球的摩天大楼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1934）？帝国大厦稳坐世界第一楼的宝座，直到70年代才被取而代之，而挑战者的高度，也不过多出仅仅三十几米而已。因此，物质增长的量变，到底对生活造成何等质变的冲击，这个问题不但要经过好一段时间方引起世人注意，更别说如何去有效测量其中的程度了。而此种迷茫现象，即使在前述的优越地区也不例外。但在全球性的层面上，这番变动却突如其来，宛如地震似的排山倒海。因为在50年代，地球上80%的人突然结束了中古时代的生活。更确切的形容是，世人在60年代，开始感受到中古时代的确寿终正寝了。

就许多层面看，亲身经历这种种蜕变的人，往往无法掌握其中变化的全部意义。因为这些经验对他们本身而言，仅仅属于渐进式片断性的变化，正如同在个人生活当中，无论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但在变化发生的当时，却很少将其视为影响整个人生的大变革。一个乡下人决定进城找工作了，此事在他的心里，比起从军，或与两次大战中战时经济生活对英德两国男女的影响比较，在变化上又有什么更持久的意义呢？他们进城时，不曾打算从此永远改变生活方式，虽然在事实上结果却是如此。当局者迷，只有局外人每隔一段时间重返前者生活的场景时，才能感受出其中变化的巨大。即以西班牙东岸大城瓦伦西亚（Valencia）为例，笔者上一次到此地是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这方地面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想想看西西里一名50年代入狱的来自农村的囚犯，服刑数十年后出狱，重返巴勒莫。只见当年的乡间，已在房地产开发之下变得面目全非，真有着恍如隔世之感。“以前的葡萄园，现在全都变成堂皇的大建筑了。”这位老兄满脸迷茫，不敢相信地对我大摇其头。世界变化之快，连历史的时间长河，也得用更短的间隔来度量了。不到10年（1962—1971），远离城市的库斯科（Cuzco，位于秘鲁）地区已经变成两个世界：10年前，那里的印第安人原本都穿着传统服饰，10年后却都已改穿西服。70年代末期，墨西哥某小镇市场上的众多摊贩，纷纷使用日本造的小型计算机为客人结账，10年之前，根本还没有半个当地人听说过这个东西呢。

于是1950年以来，世人便生活在如此高速变化的历史之中。如果你年纪不太大，并在各处经常有一定程度的走动，便可以感到此中经验的独特。自60年代之后，西方年轻人更发现如今前往第三世界国家旅行，不但可行，更成为一种时尚。此时若欲观察全球的蜕变，只需睁大一双眼睛即可。然而作为史家，却不可以片段的印象及零星的见闻为满足——不管这些印象见闻的意义多么重大——必须一一深入记录，并予厘清方可。

20世纪下半叶中变化最巨大、影响最深刻的社会变革，首推传统小农经济的死亡，这一变化，永远切断了我们与过去的血脉联系。自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绝大多数人都依土地或海洋为生，地上的禽畜、水里的鱼虾，供应了人类。即使在工业化的国家里，甚至进入20世纪，农牧业人口仍然在就业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只有英国一地除外。记得在笔者的学生时代，也就是30年代，小农阶级迟迟不去的现象，往往被人用来反驳马克思的预言——马克思认为小农阶级必将从地球消失。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农渔业人口低于总人口20%的国家，英国除外，全球也只找得出一个比利时而已。甚至连美国与德国这两大经济强国——当时世界上工业化最彻底的两个国家——其农业人口虽然已呈稳定性的下降，此时却仍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法国、瑞典、奥地利三国的比例，更在35%—40%之间。至于其他落后的农业地区，以欧洲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例，每5名居民里，就约有4名依然靠土地为生。

现在再来看看20世纪第三个四分之一的年代，情况全然改观了。80年代初期，每100名英国人或比利时人当中，只有不到3名仍然从事农业方面的生产。因此对一名普通的英国人而言，在他每天的生活里面，碰上一位一度在印度或巴基斯坦务农之人的机会，远比碰上曾在英国本土务农者的概率为高。这种情况实在不足为奇。而美国境内农牧业人口的数目，也不断下降至相同的比例。不过由于长久以来，美国务农的人数本来就在急剧减少，此刻的超低数字自然也就无甚令人吃惊。相形之下，在劳动人口中占有如此低的比例的美国农民，却能够生产出难以估量的粮食，流往美国本土及世界各地，才是最令人惊诧不已的事实。回到40年代，没有人能预想到待到80年代初期，凡是在“铁幕”边界以西的国家，已经没有一国仍有10%以上的人口在从事农业，只有爱尔兰共和国，以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葡萄牙两国除外（爱尔兰的比例也只比这个数字稍高而已）。但是即使在1950年农业人口约为半数的西班牙、葡萄牙，30年后的此刻，也分别降为14.5%和17.6%。此中意义，不言而喻。西班牙的农民人数，在1950年后的20年间减半；葡萄牙则在1960年后的20年间走上同一道路（ILO，1990，Table2A；FAO，1989）。

种种数字比率，实在令人咋舌。以日本为例，农业人口从1947年占总人口的52.4%，急速降为1985年的9%。换句话说，这段时间等于一名年轻士兵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归来，到他由普通职位退休时的长度。再看看芬兰的一位小姑娘——这是笔者亲闻的一个真实人生故事——生下来是农家之女，第一次结婚嫁作农人之妇，但是她从中年开始，却已经彻底改头换面，变成一名世界都会的知识分子及政治人物。回到1940年间，当她父亲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在对苏战争中不幸牺牲，留下孤儿寡母无所依靠时，全芬兰还有57%的人口从事农林牧工作。待到她45岁时，这个比例却已经不到10%了。个人生涯与国家发展，两相对照，芬兰人由农牧始，终而却进入一个完全相异的生活环境，也就实在不足为奇了。

于是在这些于工业化大道上一路往前猛冲的国家里，马克思的预言似乎终于实现了，也就是工业化的结果，果然使得小农阶级一扫而空。但是真正令人惊奇的发展，却发生在其他显然远远落后的国家里面，因为它们的农业人口，也同样出现空前的下降趋势。这些国家贫穷落后，联合国不得不千方百计想出种种名目称呼，用以粉饰它们贫穷落后的状态。就在那些“前途光明远大”的左派年轻人口口声声引用毛泽东的策略，大事庆祝广大农民百姓终于围剿都市安于现状保守派的革命成功之际，这些广大的农民百姓，却一个个静悄悄地抛弃了他们的家园，前往城市谋生去了。在拉丁美洲一地，20年间，哥伦比亚（1951—1973）、墨西哥（1960—1980），甚至包括巴西在内，农民人数急速减半。而多米尼加共和国（1960—1981）、委内瑞拉（1961—1981）、牙买加（1953—1981）三国变化更剧烈，锐减了三分之二。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除了委内瑞拉外，其农民人数都高占全部就业人口的半数，甚或绝大多数。但是很快地到了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全境除了中美一带的小国和海地外，没有一国的农民没有变成少数。西半球伊斯兰世界的情况也大同小异。30年间，阿尔及利亚的农民由75%锐减为20%，突尼斯从68%降为23%。摩洛哥的例子虽然没有如此戏剧性，其农业人口却也于10年（1971—1982）内失去原本的多数地位。至于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50年代中期仍有半数人口在土地上胼手胝足；可是20年间，前者的比例却已减半，后者也降为不到三分之一。伊朗则从50年代中期的55%左右，进入80年代中期降为29%。

与此同时，欧洲的农业地区农民自然也早已停止耕耘土地了。到80年代，甚至连东部及东南欧历史最古老、最悠久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区（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希腊），农民人口也减到不足全部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有的比例甚至更低，如保加利亚便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1985年只占16.5%）。欧洲及中东一带，只剩下土耳其一个国家仍旧坚守着农业文化不放，土耳其的农业人口虽然也呈下降之势，可是进入1980年，却依然占有绝对多数的地位。

如此一来，全球只有三大地区，依旧被村庄和田地所占有：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以及中国。只有在这些地区，才可以找到那些不曾为农耕人口下降之势的裙角掠过的国家。这些地方，在举世风云变幻的几十年间，从事种植庄稼及饲养牲畜的人口，仍旧保持着相当稳定的比例，尼泊尔为90%，利比里亚为70%左右，加纳约为60%。甚至印度——实在令人不得不有点惊讶——竟然在独立后的25年间，还维持着高达70%的比例；即使到了1981年，也不过稍微下降而已（66.4%）。无可否认，到“极端的年代”结束为止，这些以农业为主的地区，仍占全人类人口的半数。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农业经济也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濒临破灭的边缘。以印度为例，它坚实的农业人口虽是中坚力量，如今都在周围国家农业人口快速流失的包围之下，例如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三国的农民，早已经不再占有多数地位了。同样，自80年代开始，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国，也已走上了同一途径。至于东亚新兴的工业地区例如中国台湾、韩国，当然更不例外——而就在1961年，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两地犹有60%以上的人口在田间操作。更有甚者，南部非洲一些国家以农业为主的现象，更属于种族隔离下的班图幻象［编者注：班图人（Bantu stan）为非洲中、南部黑人之总称］。以妇女为主的当地农业，实际上仅只是一个依赖大批外移男性劳动力的经济的表象；这些男性劳动人口，在白人城市及南部矿区里工作，他们的所得，才是当地经济活动的中坚。

于是静悄悄地，世界上绝大多数大陆上的农业人口向外大量移出，农业岛屿的这种现象更为严重。[1]但是这个现象中最显眼之处，便是这种农业上大变化的出现，只有部分是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至少在这以前属于小农经济的地区如此。我们曾经在第九章中看到，发达国家已经摇身一变（只有一两个例子除外），成为世界粮食的主要供应国；与此同时，它们实际的农业人口却持续下降，一减再减，其比例有时甚至减少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这种现象，纯粹只是在资本密集下造成的单位人口生产量激增所致。其中最立即可见的因素，首推发达富有国家农民个人拥有的农耕机械。其数量之大，不但是其生产力激增的最大佐证，也是年轻苏联共和国的宣传图片里，那些袒胸露背驾驶着耕耘机械的农人的象征。不幸的是，苏联自己却在这方面一败涂地，彻底地失败了。至于另外一个表现虽然没有如此明显，意义却同样重大的因素，则属农业化学、选种育种，以及生化科学方面的突飞猛进。种种背景之下，农家不但不再需要过去科技发展前农忙时不可或缺的大批帮手，甚至连农家本身及长工的数目也随之减少。若有需要，在进步的现代交通运输帮助之下，也无须将这些雇工长年留在乡间。于是在70年代苏格兰牧羊业的珀斯郡（Perthshire）里，短暂的剪毛季节中，最划算的方式莫过于由新西兰运来一批批剪毛的专业工人。南北两半球季节相异，苏格兰与新西兰的剪毛季节正好错开，皆大欢喜。

至于世界上其他的贫苦地区，农业革命也同样如火如荼，虽然较为零星。事实上，若没有所谓“绿色革命”[2]输入的灌溉技术改良和“科学”农业帮助——虽然其长期影响至今仍有争议——南亚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生产，势将无法供应当地大量快速增加的人口。再从整体而言，第三世界各国，以及第二世界以前属于社会主义或现仍为社会主义的部分国家，在粮食上不但不能自给自足，更无法扮演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一般而言粮食生产应该大量有余，足可用于出口的角色了。这一类的国家，最多也只能从事以出口为目的专门性的农产品生产，以供应发达国家的需要。至于本国人民的粮食所需，若不是来自北美粮食生产过剩的对外倾销，就只有在田间的泥泞里以最古老原始的方式继续以挥镐拉犁的劳力密集型的方式生产了。既然田里的劳动依旧需要他们，他们显然没有理由抛离这样一个农业环境他去。唯一的原因，恐怕便是人口大量的爆炸激增，使得可耕作的田地日渐稀少吧。但在事实上，许多小农外流的地区里，例如拉丁美洲，土地开垦的比例却往往很低，一大片未开拓的广阔地域里，只有屈指可数的乡人移往垦殖，哥伦比亚与秘鲁便是其中两个例子。这以外的地方，往往成为当地游击活动的根据地。反之，在亚洲农业依旧兴旺的土地上，却有着世上人口最稠密、耕作最密集的地带，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从250人至2000余人不等（南美的平均人数仅为41.5人）。

农村的人口日渐稀少，城市却开始被人潮挤满。20世纪的下半叶，世界出现了空前的都市化现象。8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人口已有42%居于城市。若不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广大人口仍然居于乡间之故——中印两国占亚洲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三——都市人口的比例势必已成为多数（Population，1984，p.214）。可是即使在农业世界的心脏地带，人口也开始从乡间流向城市，往大城的集中之势尤为明显。1960—1980年间，肯尼亚的都市人口倍增，虽然1980年的都市总人口比例依然只有14.2%，可是该国每10名城市居民当中，却几乎有6名是住在首都内罗毕（Nairobi），而20年前，这个比例只有10∶4。在亚洲地区，人口动辄数百万的大都市更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通常多为所在国的首都。例如汉城（首尔）、德黑兰、巴基斯坦旧都卡拉奇（Karachi）、雅加达、马尼拉、新德里和曼谷等大都市，1980年的人口均已突破500万，有的甚至高达850万。以此趋势估计，公元2000年时，将会分别增加到1000万至1350万之间。可是回到1950年时，除了雅加达外，以上诸城没有一地的人口数在150万以上（World Resources，1986）。80年代人口狂潮大量拥向都市的现象，事实上确以第三世界为最：开罗、墨西哥城、圣保罗和上海四大都市，人口均超过八位数字。矛盾的是，发达国家的都市化程度，虽然仍旧远胜于贫穷地区（除了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外），它们内部超级大城的人口却开始纷纷消解。早在城市居民向郊区逃散，向城外社区开始迁移之前，发达国家的都市便已在20世纪之初达到了它们的巅峰时期。如今这些旧都市中心，在夜晚便成了寂然一片的空城，白天在其间工作、购物、娱乐的人潮都已出城返家。当墨西哥城的人口在1950年后的30年间几乎暴增5倍之际，纽约、伦敦、巴黎三地的人口却开始慢慢离开都市，向都市的外郊逐渐迁去。

然而，却在一种相当奇特的情况下，西方地区城乡之间的新旧两个世界，人潮却开始交融。发达国家所谓的标准型“大都市”，如今是由一大片市区性聚集点面相连而成。其间往往有工商业或行政中心，若从空中俯瞰，可以看见这里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仿佛一片山脉连绵，除非如巴黎等地，不准摩天大楼兴建是为例外。两地之间的连接，始自60年代开始在公共运输上发生的一场新的革命——或可视为在个人拥有汽车风气的压力之下，私有汽车交通文化面临的一大挫败。自从第一条市内电车路线和第一个地下铁路系统于19世纪后期兴建以来，都市人从未见过如此盛况——如此之多的新地铁，如此众多的郊区大众运输系统，在如此之多的城市出现——从维也纳到旧金山、从汉城到墨西哥，新系统纷纷建立起来。与此同时，都市中心向四郊分散的现象，也在各地持续进行，各地社区及郊区的新兴地带，纷纷建立起自己的购物及娱乐设施，其中最有名、最显著的便是由美国首开风气之先，兴建于都市周边地带的室内型“购物中心”。

然而在第三世界，城乡之间的交通连接却极不完善，虽然也有大众运输系统存在（多数是难担重任的过时系统），以及无数破旧不堪的私营老爷车充当长途汽车及“集体搭乘式”的计程车，运送着人潮来往。第三世界都市内部的发展，单看在突然之间，人口暴涨至1000万甚或2000万的疯狂事实，自然便难逃七零八落、杂乱无章的混乱现象。更何况在这些新兴都市里的各个社区，原本都是由七拼八凑临时搭盖的陋室起家，十之八九，是拣到空地便盖起来的违章建筑。这一类城市里的居民，每天恐怕得耗费数小时的时间往返于工作和住家的地点（因为固定的差事难找，一旦找着必须紧紧抓住）。与此同时，为了一享难得的娱乐，他们也愿意花上同样长的时间，不辞长途跋涉，前往几处稀少的公共场地朝圣。例如巴西旧都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市内足可容纳20万名观众的玛拉卡那（Maracaná）球场便是一例，在那里，市民可以一睹各路足球英雄各显神技。事实上，在新旧世界里，交相融合的现象，已经不断地演变为一组又一组在表象上依旧独立自足的大小社区的连接，不过就西方国家而言，社区的独立自足性往往更为正式。此外，西方富裕社会的绿地空间——至少在市郊一带如此——也远比贫困拥挤的东方和南方世界为多。于是在都市贫民窟及违章建筑里面，人类与顽强的蟑螂、老鼠共居着。发达国家“内城”（inner city）残存的废墟之外，城市之间是一片广大无人区的奇异地面，如今则成了鼬鼠、狐狸、浣鼠等众生出没活跃的野生世界。

2

这段时间里，世界同时兴起了另一种趋势，其变化之大不下于小农阶级的没落，其普遍性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需要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职业的出现。初级教育的普及，即国民基本的识字能力，事实上等于是世界各国政府一致追求的目标。因此到了80年代末期，只有那些实在无药可救或是诚实得不得了的政府，才有勇气承认本国的半数人口仍为文盲。其中更只有10个国家——除阿富汗外，全部位于非洲——承认国内只有不到20%的国民能读能写。识字率的提高，的确有着惊人的成就；共产党革命政权统治下的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就更给人印象深刻。当然，若依它们所称，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竟能全数扫除文盲，速度之快，有时难免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其中尽管不无疑问，中级教育甚或高等教育工作人员的需求量，却的确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至于已经毕业，或是正在就学的人口数字，自然也同样快速增加。

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尤为显著。在此之前，接受大学教育者犹如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只有在教育普及、大学林立的美国是一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德、法、英这三个国力最强大、发展最先进、教育最普及的国家，三国加起来1.5亿的人口里，大学生的人数只有微不足道的10万多，即占三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然而到80年代后期，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苏联等国的学生已以数百万计（这只是欧洲数国而已），更别提巴西、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美国这个大众高等教育的先驱增长之速自然更不在话下。到了这个时期，凡是推广教育不遗余力的国家，大学生人数均占总人口——男女老少尽在内——的2.5%以上。少数几个特殊的例子当中，大学生的比率甚至达到3%。在这样的国家里，20—24岁的年龄层中往往有20%的人仍在就学，这种比率并不稀奇。甚至那些对推广学校教育一事一向比较保守的国家，例如英国和瑞士，大学生的比率也升至1.5%。但是，学生群数字最大的比率，却出现于经济上离发达水准尚有一段遥远距离的国家，例如厄瓜多尔（3.2%）、菲律宾（2.7%）、秘鲁（2%）。

这一切不但是全新的现象，而且其势更突兀。“根据60年代一项针对拉丁美洲大学生所做的研究调查显示，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事实即为学生人数的稀少。”（Liebman，Walker，Glazer，1972，p.35.）当时美国学者曾经下过如此结论，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墨边界格兰特河以南的拉丁美洲世界，对于高等教育的立场，沿袭了欧洲主张少数精英精神——虽然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学生人数，每年其实在以8%的速度增长。事实上，一直要到60年代，学生的地位才比以前有显著的上升，逐渐演变为一支不可否认的重要政治和社会力量。1968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片学生激进主义的狂潮，而学生的声势，远比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真正统计数字的比例为大。话虽如此，学生人数激增却也是铁的事实，绝对不可忽视。1960—1980年的20年里，单在名校云集的欧洲一地，一般国家的学生人数普遍呈3—4倍的增长之势，而联邦德国、爱尔兰、希腊三国，更有4—5倍的增加，芬兰、冰岛、瑞典和意大利则为5—7倍，至于西班牙和挪威两国，增长更高达7—9倍（Burloiu，Unesco，1983，pp.62—63）。整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学生朝大学窄门挤入的现象却没有如此显著，乍看之下，似乎让人不由不生起好奇之心，因为它们特别以本身大众教育的普及为骄傲。到70年代至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日益深重，高等教育学生的人数更遥遥落在西方国家之后了。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高等教育人口，更比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为低。

但是进一步探讨一下，这种现象还值得奇怪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高等教育不断扩张的结果，到80年代初期，至少已经在7个国家里面产生了10万名以上的大学教职人员。西方高等教育扩张的现象，其实是由于需求的压力所致，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却无须对需求产生任何回应。对于计划人士及政府官员来说，现代经济对行政人员、师资力量和技术专家的需求量，自然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为高。这些人员，都需要经过训练方可产生，而大学及其他类似形式的高等学府，传统上便是提供这类训练的最佳场所，是公职人员及特殊专家的培养场所。人才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对教育民主的迷信，固然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与此同时，学生人数暴增的速度，却远超过纯粹理性计划本身所能设想的程度。

事实的发展是，但凡有能力、有机会的家庭，都迫不及待地把子女送入高等学校之门。因为唯有高等教育，才是子女未来的最佳保证。他们可以因此获得较好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经由教育晋升较高的社会地位。60年代中期，美国调查人员曾访问拉丁美洲各国学生，其中认为大学教育可以在未来10年之内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人数，高达79%—95%。相对的，只有20%—38%的学生以为，大学文凭可以为他们带来比其家庭现有情况更高的经济地位（Liebman，Walker，Glazer，1972）。事实上有了大学文凭，收入水准势必比非大学生为高，而在那些教育不甚普及的国家里，毕业证书更好比是铁饭碗。毕业生不但可以在国家机器里获得一份工作，权势、影响力及金钱上的强取豪夺，更随仕途而来。总而言之，毕业证书便是一把打开真正财富之门的金钥匙。诚然，多数学生的家庭背景，原本均胜过大部分家庭，否则明明是养家糊口的工作年龄，父母又哪能供得起他们多年的学费呢？但是也不见得他们全是出自富贵人家，通常父母都为子女的教育做出极大的牺牲。韩国的教育奇迹，据说便奠基于农家父母的卖牛所得，才尽力让子女跻身尊贵的学人之列（1975—1983年的8年间，韩国学生人数由总人口的0.8%一跃而为3%）。凡是成为一家中第一位大学生的孩子，有谁不能体会其中的良苦用心？全球景气使得无数小康家庭，包括白领阶层、公务人员、店家、小生意人、农家，在西方甚至连收入丰厚的技术工人在内，也有能力供子女求学。西方的福利国家，1945年由美国首开风气，以各种助学金的方式，大量提供退伍军人学费补助——不过多数学生还是准备过着极为简朴的求学生涯。在讲求民主平等的国家里，更把中学毕业后继续进修一事，视为学生理所当然的权利。以法国为例，即使到了1991年，依然认为国立大学应该完全开放，认为选择性招收学生不合法（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可没有此等权利）。于是青年男女纷纷涌进大学之门，政府便得尽快兴办更多的新大学容纳他们——美国、日本，及其他少数国家除外，大专院校几乎普遍为公立，少有私立大学。兴办新大学的热潮，以70年代为最盛，几乎倍增。[3]此外，60年代纷纷独立的前殖民地新兴国家，也都坚持设立本国学府。大学，就如国旗、航空公司、军队一般，都被这些新兴国家认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独立象征。

除了一些极小的国家或极度落后的国家之外，各国的男女青年学生及教职员等，动辄数以百万计，少则也有数十万。他们或集中于广大却与外界隔绝的校园里，或潮涌入大学城内，众多大学生随之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一种新兴力量。大学生这个现象是超国界的，他们跨越国界进行交流，分享沟通彼此的观念经验，其势从容，如鱼得水，交换的速度却又极为迅速，对于新科技的传播及运用，他们比起政府部门也更为得心应手。60年代发展的情况证明，学生群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激进作用，他们向国内外表达其对社会政治不满情绪的方式也颇为不凡。在一些极权国家里，学生更是唯一能够采取集体政治行动的群体。因此，当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学生人数不断膨胀之际，在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1973年后的学生人数却被迫下降，由全部人口的1.5%减少为1.1%。其政治意义不可不谓深远。1917年以来，革命者昼思夜想，希望有一天各地同时爆发世界性的社会运动，而在1945年后的黄金年代里，最接近这个梦想的一刻恐怕就要数1968年。那一年，全球学生发起运动，从西方世界的美国和墨西哥，到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学生运动浪潮，其中多数是受1968年5月巴黎学生暴动事件的刺激。当时的巴黎，可说是一场撼动全欧的学生运动的震中。老一代的观察家，如阿隆（Raymond Aron）一辈，对学生的行动颇不赞同，斥之为一场街头闹剧，不过是一种为发泄情绪的所谓“心理剧”罢了。然而，学生运动虽然算不上革命，但也绝非如阿隆眼中所视，只是一种儿戏。算算1968年这一年的总账，法国有戴高乐将军时代的结束，美国有民主党政府时代的终止，中欧共产党国家则对自由派共产主义的希望幻灭。随着特拉泰洛尔科（Tlatelolco）的学生大屠杀事件，墨西哥政治也从此静静地展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1968年的骚动（其风波一直延续到1969年及1970年），最终却不能变为一场革命，事实上也从来不曾有过发展成为革命的趋势。其中原因，即在始作俑者是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再多，动员力量再大，单凭这批学生，毕竟不能成事。学生在政治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为另一股人数更多却极易引爆的团体——工人，扮演了发出信号或引爆雷管的角色。于是在1968—1969年间，学生运动在法意两国引发了巨大的罢工浪潮。但是20年来，全面就业的经济美景，为工薪阶级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此刻虽然罢工，但“革命”一事，却是这些工人脑海里最不曾想到的一件事情。这之后一直要到80年代，学生运动才再度出现，但是这一回出现的地方，却是在彼此相距不下千里的几个国家，例如韩国、捷克斯洛伐克等。而且这一回，学生们的反抗运动非同小可，似乎确有引爆革命的架势。至少，他们的声势之大，使得政府也不得不予以正视，把他们当作一种真正的威胁看待。1968年的伟大梦想失败以后，某些激进学生确也曾诉诸小团体的手段，进行恐怖活动以达革命目的。这一类的活动，虽然在宣传上形成了相当轰动的效果（至少也满足了他们最主要的动机之一），但是对实际政治发展，却少有重大的影响。而且，若真有任何实质影响的迹象，政府也说做就做，往往立刻采取手段。70年代，在那场所谓的“肮脏战争”（dirty war）里，南美一些政府便曾无所不用其极，对学生进行有系统的迫害和残杀。在意大利，也发生过幕后贿赂谈判的丑事。20世纪最后10年唯一能够逃过这种悲惨下场的，只有西班牙巴斯克（Basque）民族主义恐怖分子团体自由党（ETA），以及在理论上属于共产党的秘鲁农民游击组织“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后者乃拜阿亚库乔（Ayacucho）的大学师生所赐方才问世成形，是他们送给该国人民的一项可怕礼物。

在此，我们就感到几分困惑了。黄金年代众多的社会因子当中，为何独独这个新起的社会群体学生，会选择一条左派激进的道路呢？一直到80年代，甚至连民族主义一派的学生也爱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红色头像，缝制在他们的旗帜上（只有反共产党政权的学生暴动例外）。

这种现象显然远超出社会层级的范畴。新兴的学生族群，基本上属于一组青少年龄群，即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一个短暂停留驻足的时期。学生中，更包括人数快速增长、比例甚大的女学生。学生时期，是女性在短暂的青春及永远的性别之间一段暂停的时间。稍后，我们将探讨某些特殊的青少年文化现象，这些文化不但将学生与其他他们同龄的族群相结合，也与新女性的意识息息相关——后者影响之广，甚至远在大学校园之外。年轻的族群，尚未在成人世界定居下来，传统上便有着饱满昂扬的精神，更是狂乱无序的所在，试问中古大学校长对年轻学子的印象，答案也必定没有两样。于是一代又一代资产阶级的欧洲父母，便劝诫一代又一代对长辈充满不信任的儿子说（后来更包括女儿）：一个人在18岁的时候，固然充满了革命热情，但等到35岁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事实上，这种热情随着年龄退去的观念，在西方文化里如此根深蒂固，某些国家，也许多数是大西洋两岸的拉丁系国家，甚至完全不把学生的好战习性放在心上，有时连年轻一辈武装游击的行动也轻描淡写。年轻的心是活泼的，是激动的。有个笑话说得好：（秘鲁首都）利马的圣马科斯（San Marcos）大学的学生，在进入社会从事与政治无关的中产阶级专业之前，必须先在一些激进的队伍“为革命服役”——不过这是在所谓正常生活还能在这个国家进行的年头（Lynch，1990）。墨西哥学生也学到两样功课：一是机关吸收新人的对象，往往来自大学生，而二是学生时代的革命表现愈激烈，毕业后得到的差事就愈好。甚至连我们可敬可爱的法国，到了70年代初期，也有某位前激进分子在政府中出类拔萃，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然而以上种种现象，依然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批天之骄子，这一群有着比其父母、比其非学生的同辈更好前途的年轻学子，竟然会受到政治激进路线的强烈吸引——只有极少数例外。[4]当然，事实上绝大多数的学生都在安心求学，他们对激进的政治路线毫无兴趣，专心一致，只求取得将来可以帮助自己飞黄腾达的学位。可是听话的多数学生，比起好闹事的少数，所受到的关注却远为逊色，不过，后者的比例虽低，论其绝对数字却也不可小觑。这些在政治上活跃的少数，借着各式各样的公开活动，往往独霸了大学校园生活的焦点，他们在墙上贴满海报，信笔涂鸦乱画，又举办一连串的会议、游行、罢课，有声有色。这种左翼激进的程度，在落后国家虽不少见，在发达国家却是极为新鲜的事情。因为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欧、西欧和北美三地的多数学生，通常若非右派，便是对政治漠不关心。

学生人数暴增一事的后果，也许可以为此事提供一个答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学生人数不足10万。到1960年，已经暴涨一倍，超过20万人；10年之内，又再度呈三级跳升到65.1万余人（Flora，p.582；Deux Ans；1990；p.4）（这10年间，学习人文学科的学生人数增加几乎3.5倍，学习社会科学者更增加4倍之多。）学生暴增之下第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学生与校方的冲突。一批又一批涌入大学之门的学生，许多都是一家几代以来才出的第一位大学生。校方措手不及，不论在硬件设施、软件师资，以及治校观念上，都无法应付这一股暴涨的洪流。此外，随着这一年龄层继续求学人数的增加，如在法国一地1950年为4%，1970年则上涨为15.5%，上大学已经不再是什么非同小可的特权及奖赏，大学校规加在这些年轻（通常两袖也清风）“小大人”身上的约束便自然难以忍受了。学子们对于校方权威的憎恶，很容易便扩张延伸，变成对任何一种权威都产生反抗的心理，因此，（西方）学生往往倾向左派。于是60年代，便成为学生运动“超水准”（par excellence）演出的时代，此事实在不足为奇。再加上各个国家又有其他种种特殊的原因火上加油，学生运动愈演愈烈，如在美国有反越战风潮（事实上即反兵役），在秘鲁则有种族仇恨事件（Lynch，1990，pp.32—37）。不过学生骚动不安的现象实在普遍，一一个别解释反显多余。

再从另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这一个学生新群体，却与社会上的其他族群以一种相当尴尬的角度相对立。与其他历史悠久、地位已经确立的阶层或社群相比，学生在社会上既无确定的地位，与社会之间也无固定的相关模式，学生者，至多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少年时期而已——这一股学生暴增的新浪潮，在战前微不足道得简直可怜（号称教育程度优良的1939年德国，仅有学生4万名）。就许多方面而言，学生大众的存在，正暗示着孕育出这批新大众的社会本身的问题。从问题到批评，不过一个跑步的距离。这批新人类如何适应社会？这社会又是怎样一种社会？学生群体如此青春年少，这些青春之子与其父母之间的鸿沟如此深阔，问题待解答的程度便越发紧急，年轻人的态度便越重要。年轻的孩子属于战后一代，他们的父母则难忘当年惨痛，时时不忘比较，当前的美景，大大超出他们的所想所望。而年轻人的心中，对战后惊人的增长却缺乏亲身经历与渐入佳境的意识，他们心中的不满，便毫无缓冲的余地。新的世界，新的时代，是这些校园年轻男女经历的全部，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对现状的想法与父母一辈截然相反，他们只觉得凡事都应该更美好、更不同，即使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怎样反叛达到这个目的。而他们的老一辈呢，习惯了过去失业恐慌的日子，至少也永生难忘，如今情况大为好转，对于大规模的暴动事件自然便毫无兴趣。学生群的不安，正好在全球不景气达到高潮的节骨眼上爆发，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他们要反抗的事件，尽管模糊盲目，却正是这个现存社会具有的种种特质，而非由于社会的进步不够。矛盾的是，这起运动的始作俑者，原是一批与经济利益不相关的学院中人，但是他们起来骚动的结果，却触动了另一批向来以经济动机为其出发点的群体。后者受学生运动启发，发现原来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可以索取远比目前所得更多的东西。于是欧洲学潮的直接影响，便是一连串工人罢工的活动，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并且改善工作条件。

3

工人阶级，与徜徉于城郊校园或城中校园的大学学子不同，当时并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变化。一直迟至80年代，工人人数才开始呈大幅度的下降。然而，甚至早自50年代开始，人们高谈阔论、交口相谈的都是人类将如何进入一个“后工业的社会”。在这个后工业的社会里，革命性的科技更新转化，不但将使生产达到新的经济规模，而且完全无须人工操作。凡此种种对工人阶级的不利预言，自然使得以工人群众支持起家的政党及政治运动，在70年代以后开始大为恐慌。但是在事实上，这种普遍误以为工人阶级将逐渐凋零的现象，其实是一种统计上的错误，至少从全球性的角度而言是如此。

虽然自1965年开始，美国从事制造业的人数开始下降，到1970年后，下降之势愈趋明显，但是除了美国外，整个黄金年代，全球各地的劳动工人阶级其实相当稳定，甚至连老牌工业国家也不例外，平均约占就业总人口的三分之一。[5]事实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1国当中，有8国的工人人数，即8个最发达国家，在1960—1980年间继续增长。在新兴的非共产党欧洲工业国家里，工人自然更是有增无减，到1980年才进入稳定状态。日本的增长更为快速，进入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保持相当平稳的数字。至于那些全速工业化的共产党国家，尤以东欧为著，工人阶级的人数更以前所未有的倍数激增。这种情形，自然也出现在第三世界全力追求工业化的国家，如巴西、墨西哥、印度、韩国等等。简单地说，直到黄金年代结束，全世界的工人数字不但大增，在全球人口当中，制造业人口的比例也比这以前高出很多。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例如英国、比利时和美国等，1970年时各国工人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均比无产阶级意识觉醒、社会主义党派激增的19世纪90年代为高。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人阶级的数字才开始出现大量萎缩的现象。

在此之前，世人之所以会产生劳动阶级正日趋解体的错误印象，主要是因为工人阶级内部，以及生产过程当中发生的种种转变，而非由于工人实际人数的大量减少。如今19世纪及20世纪初叶的旧工业已经渐走下坡，当时这些工业是整个工业活动的代表，给人印象之深刻，更使其衰落的现象愈发引人注目。以煤矿工人为例，一度号称以数十万计，在英国更以百万计，如今却比大学生的人数更为稀少。美国钢铁工人的人数，甚至少于麦当劳快餐连锁店的员工人数。而一些传统工业即使未曾消失，也由旧工业重镇移往新兴的工业国家，例如纺织、成衣、制鞋等工业均出现大量外迁的现象。联邦德国境内，纺织及制衣业的工人人数，在1960—1984年之间跌落一半以上。到了80年代初期，德国制衣业每雇100名德国工人，便在海外雇有34名，但是在不过14年前的1966年，每100名中却还不到3名。至于钢铁和造船工业，根本上便从早期工业国的土地上消失，纷纷转移地盘，改在巴西、韩国、西班牙、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国。旧有的工业带，如今变成了“生锈带”（rust belts）——这个名词首先发明于1970年的美国——而原本与旧工业如同一体的老工业国家，例如英国，多数却走了工业解体的道路，工厂旧地，不是变成现身说法的活博物馆，就是垂垂欲死，记录着一个已经消失的过去，商场上的新兴冒险家借此招徕游客，生意还颇为兴隆。在南威尔士一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原有13万人以采煤为生，当最后一处煤矿在此地消失，硕果仅存的老煤矿工人开始充当导游，带着游客下矿井一窥他们当年工作的黑暗深渊。

于是新兴工兴取代了旧有工业，两者的面貌完全不同；不但出现的地点经常有异，在结构上也往往大异其趣。80年代的流行术语，例如“后福特时代”[6]，便透露了其中玄机。由生产线连接的大量生产的自动工厂，整个城市或地区投入某一单一工业（例如底特律和都灵的汽车工业），工人阶级住家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形成一股紧密连接的力量——以上种种似乎均是古典工业的特征。虽然不尽正确，其中的真正意义却并不仅限于象征的意义。进入20世纪，凡是旧工业结构复苏活跃的地方，例如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有意追求“福特式作业”时，其与两次大战之间，甚或1914年前的西方工业世界相同之处往往极为明显——类似之处，还包括以汽车（例如巴西圣保罗）或造船［例如波兰格但斯克（Gdansk）］工人为主干的工人组织，在工业都市中心的兴起壮大——正如当年美国的汽车业联合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和钢铁业工会（Steel Workers’unions）的兴起，是由1937年的大罢工而发轫。于是旧工业进入90年代继续存活下来，只是如今均已进入自动化，并有其他一些改变。相反的，新型工业与旧工业却完全不同。在标准的“后福特”工业地带，如中北意大利一带的威尼托（Veneto）、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等地，均不见旧工业特有的大型工业城市特征，如独霸一方的厂家或巨大工厂的踪影。这些新工业地区，往往是由散布乡内及镇上的工厂组成，其网络从郊外的作坊到外表极不起眼（却属高科技）的工厂到处都是。某家欧洲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即曾问过博洛尼亚（Bologna）市长，可否愿意考虑让该公司一大工厂进驻该市。对此建议，市长很有礼貌，却断然地敬谢不敏。[7]他表示，他的博洛尼亚，繁荣进步——刚巧也属共产党的治下——很知道如何照顾自己以农业性工业为主的社会及经济：还是让都灵、米兰这些大城，去担心它们这类工业大城必有的问题吧。

于是工人终于成为新科技之下的牺牲品，进入80年代尤其如此，生产线上缺乏特殊技术及半技术的男女工人，更难逃这个命运，自动化的机器生产，轻易便可取代他们的地位。随着50年代和60年代全球大繁荣进入尾声，70年代和80年代便成为世界普遍不景气的年代。回想当年极盛时，生产作业虽然愈来愈节省人力，工人人数却不断膨胀（参见第十四章），如今好景不再。8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使得40年不见的大量失业状况重现人间，至少在欧洲尤为严重。

对一些缺乏远见的国家来说，一场工业大屠杀于此时开始。1980—1984年仅仅5年时光，英国制造工业损失了25%。欧洲六大老牌工业国从事制造业的人口，从1973年到80年代后期之间，减少达700万之众，几乎等于四分之一；其中半数在1979—1983年间消失。到80年代末期，旧工业国的工人阶级更见减少，新工业国却日渐兴起。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平民就业总人口当中，从事制造业者只占四分之一；美国损失更重，已不到20%（Bairoch，1988）。原来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里，随着工业的发展，人口势必日趋工人阶级化，以至绝大多数都将成为（体力劳动）工人。这种臆想，与事实的发展变化相去甚远。其实除了英国是最显著的一大例外之外，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阶级始终在各国居于劳动人口的少数。然而，至此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的危机已出现，在旧工业世界尤为严重。它的败象，远在其问题趋于严重、转向世界性之前便已出现。

这个危机不是阶级本身的危机，却属阶级意识的危机。在19世纪末叶（参见《帝国的年代》第五章）的已开发国家中，各行各业工人大众在出卖自己的力气以求糊口之余，发现众人原来可以结成一个工人阶级组织。他们也发现，原来这个事实可以作为他们生而为人、在社会上求生存奋斗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至少，他们当中有相当数目的人得出这个结论，便起而支持以工人为主体的党派及运动（这些党派及运动的意向宗旨，从其名称即可一览无遗，如工党等），数年之间，便成为声势浩大、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工人们不但结合在一双双为劳动弄脏的粗手及微薄的工资之下，他们绝大多数，更属于完全缺乏经济安全感的贫苦大众。虽然工人运动的主要人物并不至于穷到无立锥之地，但是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是朴素的，离中产阶级的需求甚远。事实上在1914年以前，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与耐用消费品的享用完全沾不上边，即使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也只有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地的工人享有这个福气。英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曾于战时被派往考文垂（Coventry）的兵工厂进行考察。只见考文垂军火生意兴隆，市场繁荣。这位同志回去之后，张大着嘴巴对伦敦友人——作者本人正在其中——惊讶地说道：“你想得到吗？在那里，连同志们也有小汽车！”

工人阶级之所以自成一体，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与社会上其他阶级隔膜太多所致。他们有独特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他们人生的机会受到极大限制。与白领阶层相比，虽然后者在经济上也同样感到拮据，在社会的阶梯上却享有较大的流动性。工人子女从未想进入大学深造，事实上也鲜有人跻身学府，一旦达到停学的最低年龄（通常为14岁），多数便不打算继续求学。实行君主制的尼德兰，在战前10至19岁的年龄层中，过此年纪继续进入中等学校者只占4%。至于实行民主的瑞典和丹麦，比例甚至更低。工人的生活、工人的住家、工人的预期寿命，均与他人不同。当50年代工人阶级与众不同的痕迹依然相当明显之际，最早几位由（英国）工人家庭出身，有幸获得大学学位的少数幸运儿当中的一位，曾如此表示：“这一类人的住家往往有一定模式……他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往往是租房子住。”（Hoggart，1958，p.8.）

工人生活里尚有一项中心要素，也是他们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即在其生活中处处可见的集体性的气质，一切都是多数的“我们”，支配取代个别的“我”。当年的工人运动及党派，之所以能够打动工人阶级的内心，其中力量就在工人中间一个普遍的信念：像他们这样的人，若要改变命运，个人无能为力，只有靠集体的行动才能奏效；而最有效的集体方式，便是通过组织，不论是经由相互救济的手段，还是罢工、投票均可。反之，他们也相信，正因为劳动工人数字的庞大及情况的特殊，集体行动便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掌握的方式。工人发现，凭一己之力，挣脱本身“阶级”网罗（在美国，则为其“阶级意识”网罗）的机会虽然也非绝无仅有，但是却不甚符合其阶级特有的自我意象。此外，“我们”支配“我”的现象并不仅出于功能性的理由，事实上，工人阶级私人的空间如此狭小，根本便无所逃遁于公众的方式，尤其是已婚妇女，她们悲苦的一生、狭小的生活范围局限于一家四壁之内，必须在市场上、街巷中、公园里与邻里共过公共生活。由于家中缺乏空间，孩子们必须在街头或公园嬉戏，年轻男女得出外跳舞或约会，男人们则在大众酒馆（public house）里闲扯瞎混。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无线电广播问世，才彻底转变生活空间只能局限在家内的工人妇女生活——但也只有少数幸运国家的妇女有此福气。在此之前，除了私人性质的小聚会之外，各种形式的娱乐都是以公众的方式，甚至在某些贫穷国家里，早年连电视也放在公共场所供民众共同观赏。于是从足球大赛、政治集会，一直到假日出游，生活中的娱乐，往往均以众人“共襄盛举”的方式进行。

从各种层面综合来看，在较发达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凝聚一体的意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达到高峰。到黄金年代，由于造成工人意识的各种因素遭到破坏，便一路渐走下坡。市面的繁华，市面的就业，以及一个真正大量消费社会的来临，彻底地改变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面貌。而且转变之势，一直在持续进行之中。从当年他们父母的标准来看——如果年岁大一些，甚至与本身的记忆对照——他们实在不能再算穷人了。不论由哪一方面衡量，生活上处处可见水准的提高，远超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以外的民众从前的想象。科技的进步，以及市场运作的原则，使得生活空间愈发地私人化。有了电视，无须再亲临球场看比赛；有了录像机，不必再挤进电影院看电影；有了电话，不用上广场或市场也可以与朋友交流。在过去，工会会员或政党成员往往喜欢出席支部会议或政治集会，因为开会时除了讨论正事以外，也是一种生活休闲的方式。如今娱乐方式都变得平民化、私人化了，除了极端好勇斗狠者外，众人开始把时间转移到其他更有趣的事物上去（以往在竞选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与民众面对面的接触，如今效果也不再突出。这种活动之所以继续实行，只是基于传统，并为了给愈来愈趋少有的党团活跃分子打气而已）。贫穷与集体化生活为工人凝聚起来的共同意识，便在民生富裕与私人化之下解体了。

解体的缘由，并非出于工人阶级的面目难以辨别——事实上自50年代末期开始，下一章将介绍的新兴青少年文化，其独特之处，不论服饰音乐，都是向工人阶级学的（参见第十一章第2节）。真正原因，在于富裕如今已是多数人能力可及之事。说起来，拥有一辆“甲壳虫”大众轿车，比拥有一辆奔驰轿车，两车车主的差异，显然远胜有车无车的分野，更何况就从理论上说，甚至连昂贵的轿车，也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到。如今的工人，尤其在进入婚姻生活必须把开支全用在柴米油盐之前的最后单身阶段里，也可以把钱花在奢侈品上了。面对这个现象，60年代兴起的时装和美容用品工业立刻做出反应，紧抓住这个趋势不放。于是在新开发出来的高科技奢侈品市场上，从最高价位到最低价位，其间的距离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如最贵的哈苏（Hasselblad）相机，与最便宜的奥林巴斯（Olympus）或尼康（Nikon）相机之间，两种都能拍出相片，不同处只在地位象征而已。总之，从电视开始，以往只有百万富翁才能享有的个人用品及服务，如今在最普通人家里也可见到。简单地说，全面就业及实质性大众消费社会的影响，已使旧有发达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大为提高，至少就部分层面而言，远超过其父辈当年胼手胝足方才勉强糊口的生活上限——老一辈的收入，主要都用在基本生活所需上。

更有甚者，当时尚有其他几项发展趋势，更进一步扩大了不同行业工人阶级之间的差距。不过这些现象，要到全面就业的黄金时代结束，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在新自由主义向福利政策及“统合主义”体系施压之际，方才转趋明显。此前工人阶级中较弱的一环，已经在福利政策的资助下得到极大的庇护。一旦经济景气转劣，工人阶级中的最上一层，即技术工人及管理阶层，往往比较容易适应现代化高科技的生产事业。[8]他们所在的地位，事实上也可以帮助他们从自由化市场中获得实际的利益——尽管另一群运气比较不佳的兄弟，却从此受挫而不支。因此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若将最下层五分之一工人群众的生活与其他工人比较，相去之远竟比一个世纪以前还要严重。英国的例子虽然极端，也可见其转变之一斑。而最上层十分之一的工人，收入总值却高达最低层十分之一的3倍。这些位居顶层的工人阶级，沾沾自喜于本身境况蒸蒸日上之余，逐渐开始有一种想法：作为国家及地方上的纳税人，自己等于在补助那些依赖社会福利维生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下层阶级这个带有恶意的名词，于80年代出现，于是这些完全靠公共福利制度维生的人，便成为前者的眼中之钉；除了一时紧急的必要救济之外，对于长期性的补助必欲除之而后快。过去维多利亚时代贫穷即等于“无品无格”的老观念，此时又死灰复燃，而且壁垒分明远比前更甚。因为在早先全球一片景气的美好时光里，全面就业照顾绝大多数工人的物质所需，福利金额便也水涨船高。到了依赖救济人数大增的今日，比起当年维多利亚时代的贱民“残渣”，这一大堆由“福利”供养的“无耻之徒”，日子舒适的程度比以前简直有天壤之别。看在其他认真工作的纳税阶层眼里，这种舒服日子，根本就不是这些不劳而获者配得的待遇。

因此，那些有技术在身的，“人格应得尊重的”人，便发现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可能是破天荒第一遭——开始右转。[9]更何况传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团体，有鉴于急需公共救济的人数不断上升，此刻更致力财富的重新分配及社会福利，因此对上层工人的右倾更有火上浇油之势。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的成功契机，主要有赖技术工人脱离工人阶层所致。工人阶级的凝聚力量日渐离析，或可看作工人结合形式的转变，更促成了工人阶层的分崩解体。于是有技在身之人，以及有能力往上爬者，纷纷迁出都市内城，更有公司行号、大小企业向四郊及乡区迁移的助长，市内原本一度以工人住户为中坚的老社区，或所谓的“红色地带”（red belt），不是一落而为特定人群的聚居地，便是重新装修更新变成中产阶级的新住处。而新起的卫星城镇及绿色城郊，其单一阶级集中的程度，则远逊以往都市里的状况。留在都市内城的平民住宅，过去原是为工人阶级的坚实核心所建，住户也多是有能力定期支付租金的房客；如今却沦为社会边缘人、问题人，以及寄生于福利者的移居地。

与此同时，大量的移民潮流，也带来一股至少自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以来，一直局限于美国境内，在某种程度之下也包括法国的现象，即工人阶级种族的多元化及多元化造成的种种后果和冲突。但是其中问题的症结，并不全在种族多元化本身，不过不同肤色者的移入（或肤色原为相同，却被硬分为不同的情况，如北非人在法国），则往往将人脑子里潜意识的种族歧视恶性激发出来；甚至连一向被认为对种族主义具有免疫能力的国度，如意大利和瑞典也不例外。传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力量的式微，愈使种族主义冒头；因为前者向来激烈反对此类歧视，往往极力阻止其群众内部出现带有种族主义心态的反社会言论。然而，除去纯粹的种族主义的因素不谈，传统上——甚至于19世纪——外来的劳动力很少引起工人阶级里不同族裔之间的直接冲突。因为各个特定的移民群在整个经济中都有其特有的专门行业，他们在自己的活动领域里进一步扩大势力，甚而有独霸之势。多数西方国家里的犹太移民，均大量从事于制衣业，却从来不曾进入其他行业，比如汽车制造业。再举遍及世界的印度菜为例，其从业人员来源集中特殊之处更为罕见。伦敦和纽约两地，以及全球各处印度餐馆里的人手，多数是聘自孟加拉某特定区域的移民圈锡尔赫特地区（Sylhet），这种现象，即使到了90年代依然不衰。即使不曾形成独霸的局面，移民群也往往聚居于一定地区，或集中在一定的工厂作坊或行业工作，而不涉及其他地区及行业。因此，在如此这般的“区隔化的劳动力市场”之中（套句时髦的流行行话），个别族裔工人内部便油然产生坚强的团结意识，并得以长期维系。既然族裔团体之间没有竞争，除了极少数的例外，[10]本身境况的好坏自然难以归罪于他族他群。

但是时过境迁，在众多因素影响下，加上战后西欧的移民政策多是由政府主导，以应付劳动力匮乏之需，新一批的移民开始进入移居国原居民从事的行业，并拥有同等同样的工作权益。不过例外的情况也有，如官方特意将外来工人与本国工人正式隔离，使前者自成一级，作为短期且地位也较低的“客工”（guest-worker）。但是无论哪一种处理方式，压力都因而升高。法定权利劣于他人的外来男女工人，对本身利益的看法自然与那些享有优惠待遇者截然不同。反之，英法两国的本地工人，一方面虽然不介意与摩洛哥工人、西印度群岛工人、葡萄牙工人，以及土耳其工人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并肩工作，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绝不愿意看见这些外国佬，尤其是那些一向被认为集体上先天便属于劣等的国籍之人升级加薪，爬到自己的头上指手画脚。同理，不同的移民族群之间，也有着类似的紧张存在，虽然他们都共同憎恨着移居国对外来者的态度。

简言之，回溯当年传统性质的工人政党与运动成形的年代，各行各业的工人（除非因不可克服的民族或宗教因素分裂），可以假定同样的政策、策略及制度的改变将同使他们受益，这种情况如今不再自动发生。再加上生产方式的改变，所谓“三分之二的社会”的出现，“劳动性”与“非劳动性”工作之间日益模糊的分野，使得此前无产阶级大众分明可见的轮廓日渐模糊。

4

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另一影响工人阶级和发达国家社会的一大因素，其中尤以已婚妇女的角色为最，这不啻为革命性的新现象。这方面的改变实在惊人，1940年，全美女性工作人口中，只有不足14%的比例为有夫有家的已婚妇女。到1980年，却已超过半数，仅在1950—1970年间便已倍增。不过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人数日增的现象，自然绝非自今日起始。自19世纪末叶开始，女性便已大批进入办公室、店铺，以及其他某些服务业，如电话接线员、看护性职业等等。这一类工作形成所谓“第三产业”（tertiary occupation）的大量扩张，相对地便侵蚀到作为第一及第二产业的农工业，并将对前两类产业造成绝对性的损害，事实上第三产业的兴起，正是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发展趋势。至于女性就业人数在制造业方面的演变，则发展不一。在旧有的工业国家里，传统上女性就业人口大量集中的劳动密集工业，例如纺织及制衣业，此时已衰退。在新近变成“生锈带”的国家及地区里，那些向来由男性为主的机械工业，更别说充满着男性意象的其他行业，如矿业、钢铁业、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此时也同样步上衰途。反之，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及第三世界增长的制造业里面，对女工求之若渴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则开始兴旺（女工在传统上不但工资较低，也较男工易于管理）。于是女性在当地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大增，不过非洲毛里求斯（Mauritius）由70年代初的20%到80年代一跃而超过60%的例子也是绝无仅有。至于在发达工业国家里的增减，则依各国情况而定，一般而言，即使增加也多以服务业为主。事实上女性无论在制造业或第三产业就业，其工作性质并无多大分别，因为她们多数是充任次要的职位。而某些以女性为主的服务性行业，也有极为强大的工会组织，尤以公众及社会服务单位为主。

此外，女性也以极为惊人的比例追求更高的教育；因为时至今日，唯有教育，可能指引一条迈向高级专业之门的坦途。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在多数发达国家之中的女学生比例，仅为全体学生总数的15%—30%，只有芬兰这个女性解放的国度例外，当时该国女学生的比例已经高达43%。但是即使到了1960年，女学生在欧美两地从未超过半数，唯一的例外为保加利亚，这是另一个较不为人知的亲女性国度（就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鼓励女性求学较为积极，例如民主德国的增长速度便胜过联邦德国）。可是除教育外，在其他增长女性福祉的项目上的成就则不甚精彩。然而，到1980年，在美国、加拿大及6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由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占鳌头——半数或半数以上的学生已为女性。此时全欧只有4国的女性学生不及总数的四成（希腊、瑞士、土耳其和英国）。一言以蔽之，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现象，如今已与男子一样普遍。

已婚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多数均兼母职，及高等教育的惊人扩展，为60年代起女性主义运动的强力复苏（至少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如此）提供了发展背景。事实上若不考虑这两大因素，妇女运动将无法理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爆发以来，女性已在欧洲北美一带众多的地区，争取到了投票权及平等民权等莫大成就（参见《帝国的年代》第八章）。可是从此之后，虽然法西斯及反动政权一时甚嚣尘上，也未破坏她们已有的成就，但女性运动却从阳光之下移入阴影之处。其后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以及东欧和东亚部分地区革命的成功，女性1917年以来争得的权利终于普及世上多数国家。其中尤以法国和意大利的妇女终获投票权一事最引人注目，事实上此时在所有的新兴共产党国家、拉丁美洲（战后10年），以及除了极为少数的前殖民地外，妇女均开始获得这项权利。到60年代时，但凡有选举之地，妇女们均已获得投票权利，只有某些伊斯兰国家，以及——说也奇怪——瑞士是个例外。但是，妇女运动却始终未从阴影中重新走出。

因为以上种种改变，并非由于女性主义者的压力，对于妇女权利地位的伸张也无任何直接的重大影响，即使在投票确有其政治效果的少数国家之内也不例外。然而60年代起情况开始改观，首先由美国发难，紧接着便迅速普及西方其他富裕国家，并延伸入第三世界受过教育的高级妇女圈内——不过一开始，社会主义世界的心脏地带却未受到影响——女性主义再度出现惊人的觉醒。这一类运动现象，虽然基本上属于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中产阶层，但是进入70年代，尤其在80年代，一股空前的趋势却在酝酿进行之中，成就之大远非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所可比拟。新一波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上较不具特定的形式，可是却遍及女性大众的全体。事实上作为一个族群，如今妇女已是一大政治力量，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改变。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最早也是最惊人的范例，首推罗马天主教国家内传统上原本虔信不移的女性信徒的反抗。她们起来抗争以期打破教廷不再受人拥戴的教条的限制，最显著的事例即意大利公民投票赞成离婚（1974年）及较为开放的堕胎法（1981年）。其后又有虔诚的爱尔兰共和国选出一名女性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就任总统。罗宾逊原为律师，与罗马教会道德准则自由化（1990年）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到90年代初期，两性之间政治意见的分歧愈发显著，此事由多国举办的政治民意调查结果可见一斑。政客们开始追逐讨好这股新女性自然不足为奇，其中尤以左派为著，因为工人阶级意识的衰退，已经使左翼党派的传统选票大量流失。

女性新意识及其利益的影响甚广，单就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就业角色的改变一事并不足涵盖全部。这场社会革命造成的改变，不仅限于妇女本身在社会上活动的性质，更重要的变化，却包括她们扮演的角色，即传统对其角色的期待，尤其是她们在公众事业中的地位及成就。因为纵有众多重大的改变，如已婚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却不一定会有预期中随之而来的其他转变，在苏联就是。在20年代初期革命乌托邦的热情理想幻灭之后，俄国已婚妇女发现自己一肩双挑，不但得负起负担家庭收入的新职责，还要照常操持原有的家务，可是公私两面的两性关系及地位却毫无改变。总之，妇女虽然大量涌入受薪工作，一般而言却与她们对本身社会地位及权利看法的改变并无一定关系。真正的推动原因，或许是出于贫穷，或许出于雇主对女工的偏好（因为她们不但比男工便宜，也比他们听话），又或许纯系由于女性为家长的家庭数目大量增加所致。本国及本地的男子大批移往外地求生，例如南非乡下人纷纷进城，亚非地区男性不断涌进海湾国家皆是。最后，不可避免留下女性单独持家，独力支撑一家支出所需费用。此外，我们也不可忘却几次大战造成男性大量惨遭杀戮的可怕后果，1945年后的俄罗斯一地，便因此变成五女对三男的不平衡局面。

然而，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确实也起了莫大的变化。她们对本身角色的期待，以及世界对她们的看法，都有了重大甚至革命性的改变，此中事实俱在无可否认。然而，某些妇女在政治上获得的新成就，固然有目共睹，不过这个现象却不能用来直接衡量该国妇女在整体上的地位。以由男性文化为主导的拉丁美洲为例，80年代中，拉丁美洲妇女被选入各国国会的比例为11%，远胜于妇女地位更为“解放”的北美。此外，在第三世界的国家里，也有相当数量的妇女开始执掌国家及政府的领导职位，但是其权力来源，却袭自家庭中的男性，例如印度的甘地夫人（Indira Gandhi，1966—1984）、巴基斯坦的贝·布托（Benazir Bhutto，1988—1990；1994），以及要不是军方否决，将已出任缅甸领袖的昂山素季（Aung San Auu Kyi），她们都是因为大人物千金的身份，才有这份地位。至于以遗孀资格执掌国事的女性，则有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Sirimavo Bandaranaike，1960—1965；1970—1977）、菲律宾的克拉松·阿基诺（Corazon Acquino，1986—1992），以及阿根廷的伊莎贝尔·庇隆（Isabel Peron，1974—1976）。这些新一代女强人的接班掌权，在意义上与多年前神圣罗马帝国的玛丽亚·特里萨（Maria Theresa）和英格兰的维多利亚分别接管哈布斯堡王朝和大不列颠帝国的宝座并无二致。事实上在以上所述由女性治国的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度里，女领袖高高在上的地位，与其国中妇女所受的压制正成鲜明对比，大大表现出女领袖的出现非属常态。

但是话虽如此，若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在任何情况之下，在任何共和国里，由任何女性接任国家领导地位一事，在政治上皆属不可想象的。可是1945年后却开始全然改观，1960年，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成为全球第一位女总理，到1990年，先后已有16国由女性担任或曾经担任政治首脑（World’s Women，p.32）。90年代，非托父荫或夫荫之赐，却由自身努力通过常规政治途径跃登国家领导人地位的女性，虽属少数，也开始在政治地平线上出现，前后有以色列（1969年）、冰岛（1980年）、挪威（1981年）、立陶宛（1990年）、法国（1991年），英国更不在话下（1979年），此外更有与女性主义距离无比遥远的日本，竟然有女性出任最大反对党（社会党）的党魁。虽然女性在政治团体中的地位仍多属象征性的（最多可作为一种具有政治压力的群体），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内也不例外，但是世界政治的面目，的确在急速变化。

尽管有此改变，世界各地妇女变化的脚步却不一致。不论是公众生活，或是相关的妇女运动政治目标，在第三世界、发达国家，以及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世界三者之间，仅可做勉强的比较。在第三世界里，犹如当年沙皇治下的俄国，纵然正在发展或已经造就出一批少数格外解放和“先进”的妇女（正如沙皇时代女性的知识分子及行动家，多数是固有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性），但是从西方的角度而言，低下阶层教育贫乏的妇女大众却依然被排斥在公众生活的门外。像前述这一类稀有的少数妇女精英阶层，即使在殖民帝国时代的印度便已存在，甚至在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势力再度将妇女推回不能抛头露面的地位之前，连几处宗教限制较不严的伊斯兰国家也有她们的踪影出现，其中尤以埃及、伊朗、黎巴嫩、西北部非洲阿特拉斯山地的马格里布一带为著。对这些获得解放的少数而言，本国的上层社会有一块可供她们活动的公众生活天地。在那里，她们可以悠然行动与感受，一如她们（或她们在西方的妇女姊妹）在欧洲北美的生活一般。唯一的不同，也许在她们对其文化中传统性别习俗及家庭义务方面，放弃的速度不及西方女性，至少不及西方非天主教的女性为快。[11]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化”第三世界里已经获得解放的妇女的条件，就远比非社会主义的远东国家为优越。远东国家传统力量深重，连上层的妇女也得依然屈从。日韩两国受过教育的妇女，一旦在解放的西方生活一段时日，往往对回归故国后文化的拘束深感畏惧。在她们固有的文化里面，妇女隶从男子的社会意识此时方才稍有动摇。至于社会主义世界的情况，则有诸多矛盾之处。就事实而言，东欧的妇女已一律进入领薪的就业人口，至少就业男女两性的数目相当（各为九成），远比世界其他地区为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一向视男女的地位平等及女性解放为己任，而其主张的层面更是无所不包[12]——列宁及其妻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ya）是少数几位特别赞成男女分担家务的革命者。更有甚者，从民粹派开始，一直到马克思派的革命运动，始终热情洋溢欢迎妇女，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加入，更为她们提供了格外宽广的活动空间。这种现象，到70年代依然显著，由左派恐怖主义运动里妇女成员之多可见一斑。但是尽管如此，除了少数例外，例如罗莎·卢森堡、菲舍尔（Ruth Fischer）、波克尔（Anna Pauker）、拉帕修娜莉亚（La Pasionaria）、蒙塞妮（Federica Montseny）等，女性在党内最高层中却依旧无闻，有时甚至毫无踪影。在新成立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度里，她们的地位甚至更不显眼，[13]事实上女性在领导班子中似乎于革命成功后完全失踪。虽然偶尔也有一两个国家，例如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的确也为妇女同胞提供了高等教育等格外良好的机会，帮助其在公众生活中出人头地，可是就整体而言，共产党国家妇女的地位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二致，即或有一些重大改变，益处也不见得随之而来。每当妇女涌入某些对她们开放的行业之后，例如以苏联为例，在女医生成为多数之后，该行业的地位及收入却也同时降低。苏联妇女与西方的女性主义者一般，长久以来习惯于工作，如今却梦想回到家中，享受只需担负一项责任的“奢侈”生活。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原始的革命理念，是以转变两性关系为目标，希望能够从此改变传统由男性主导的制度与习俗。可是这个理想一如沙滩上城堡般瞬间消散，甚至连认真追寻它的国度也不能幸免，例如早年的苏联。一般而言，1944年后成立的欧洲共产党新政权，根本从未朝此方向真正努力过。在落后国家里，事实上多数共产党政权都建立于落后国家之内，提升女性地位，改变两性关系的尝试，往往为传统人士以被动不合作的态度抵制。不管法律如何规定，这些人都坚决认定女性的地位就该比男子低。不过女性解放活动中的种种英勇事迹，当然也非全然徒劳。法律及政治上的同等权利，教育及职业门径的开放，甚至包括揭开面纱随意出入公共场所的自由在内，种种解放妇女的成就绝非小可。此中差异之大，与激进主义者治国或复活的国家相比较，即可见一斑。更有甚者，在某些妇女实际地位远不及理论允诺程度的共产党国家里，甚至在一些政府推行不道德的做法，打算重新将妇女定位为生儿育女的传统角色时（30年代的苏联即是），单看新体制赐予她们个人的选择自由，包括性行为的选择自由在内，就已是空前未有的盛举，远比新政权成立以前为大。真正限制此中理想彻底体现的原因，不全在法律或风俗习惯的抵制，却出于物质上的短缺，例如避孕药物的不足。诸如此类的妇科需要，往往不是计划经济考虑的重点，其供应量往往微不足道甚至到稀有的地步。

社会主义世界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努力上，纵有其成功、失败之处，却始终不曾造成特定女性主义运动的出现。事实上仅看共产党国家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特性，任何政治活动，若非由政府发起势不可能成气候的情况，即可得出女性主义自然也无法生存的结论。更进一步来看，即使将这项考虑除外，在此之前西方女性运动关心的话题，事实上也难以引起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的认同与回应。

一开始，西方女性，尤其是开女性主义风气之先的美国妇女，她们关心的重点主要是与中产阶级女性息息相关的议题，至少是那些在形式上影响她们的事物，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显著。美国是女性主义者夺城破寨，首先施压获得突破性成功的第一站，美国女性的就业状况，便大大反映了这番努力的程度。1981年之前，美国女性不但将男子由非管理性质的办公室及白领工作中扫地出门（不过这些职务虽然受人尊重，地位甚低却是事实），同时更大举进攻房地产经纪人要塞（几乎达半数），以及约为40%的银行和财务经理的职衔。至于在知识性的专业方面，传统的医药行业和法律行业，则依然将女性限制于桥头堡一带活动，不过她们的收获虽然不尽理想，却也不容忽视。此外，尚有30%的大专院校教职员，25%以上的电脑专业人员，22%左右的自然科学从业人员，如今是由女性担任。然而在男性独霸的劳动性职业方面，无论技术性或非技术的工作，女性却始终没造成任何显著的突破：仅有2.7%的卡车司机、1.6%的电气工人，以及0.6%的汽车修理工是女性。这些行业对女性攻势的抗拒之强，不下于男医生和男律师的作风，后者仅挪出14%的空间让与女医生和律师。不过女性对这一类男性独占的行业攻势甚强，其全力以赴之势绝对不可小觑。

我们只消将几本有关60年代新女性主义先锋的著作随意浏览一下，即可发现女性问题背后潜存的阶级意味（Friedan，1963；Degler，1987）。这些问题主要围绕着同样一个议题，那就是“女性该如何兼顾事业与婚姻家庭”。但是只有拥有这种机会的女性，才会面临这种困扰，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妇女，以及所有的贫穷女子，却没有这种机遇。这一类议题的宗旨为男女平等，而1964年的《美国民权法案》（American Civil Rights Act）原意只为防止种族歧视，但从加入“性别”一词后，平等观念便成为促进提升西方妇女法律及制度地位的最佳武器。可是“平等”一词与“平等待遇”或“机会均等”不同，前者假定不论在社会或其他方面，男女之间毫无差异。可是从世界绝大多数妇女，尤其在贫穷女子的眼中看来，女人在社会上之所以居于劣势的理由，主要就是由于性别差异，即她们不是男子。因此，“性别的问题”要用“性别的手段”来解决，比如对怀孕和母职的特殊照顾及保障，或保护妇女不担心受到另一性的暴力攻击等等。然而，对于如产假一类与工人阶级妇女切身相关的问题，美国的女性主义却迟迟不曾顾及。虽然女性主义发展到后来阶段，也开始注意到“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两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女权运动者在强调带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抽象个人主义，并使用“权利平等”法律以为武器之余，一时之间，却难与“男女之间不必完全相同”的观念相协调。[14]

更有甚者，50年代和60年代女性要求走出家庭、进入职业市场的呼声，事实上在经济状况良好、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已婚女性中间，还带有着一股极为强烈的意识动机，是其他阶层妇女所没有的。因为对于前者而言，其中的心理因素与经济动机无关。反之，贫穷人家或家计拮据的已婚妇女，在1945年后出外工作的原因没别的，残酷一点来说，则是因为如今儿童不再工作了。童工现象如今在西方几乎完全消失，相反的，让儿女接受教育，因而改善增加其人生发展机会的期望却给为人父母者带来比以前为重的财务负担。简单地说，“在过去，儿童必须工作，使母亲待在家中负起持家育儿的责任。而如今，当家中需要额外收入贴补家用之际，出外工作者则是母亲而非儿童。”（Tilly／Scott，1987，p.219.）新一代妇女虽有家用电器助一臂之力（洗衣机功劳尤大），并有各色现成食品解决炊事之苦，但出外工作一事，若非子女数减少势无实现可能。但是对于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而言，丈夫已有了适合其身份、地位的可观收入，妻子再出外工作，其实对家用并无太大助益。只看一项事实便知：在当时开放给女性从事的工作里面，女性所得的待遇往往比男人低许多。尤其当妻子出外之际，还得另雇人手代劳家务并照顾子女（例如清扫女工；在欧洲，则有帮忙做家务以交换食宿和学习语言的外籍女学生）。扣除这项开支之后，所余之数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在这些中产阶级圈子里面，妇女若依然出外工作，最大动机便出于自由及自立的需求了。已婚妇女要有自己的地位，她不要只做丈夫及家庭的附属品，她要世界将她当作一个个人看待，而非只是某一族类的一员（“只不过是人妻、人母而已”）。至于收入的重要性，则不在实质的经济意义，却在其中代表的独立精神：她可以自由花用这笔钱或将之储存，无须再请示丈夫。但是随着双薪中产阶级家庭的增加，家中预算自然也开始建立在两份收入之上。中产阶级子女进入大学的现象日趋普遍，父母为子女提供财务帮助的时段也愈长，可能一直延长到25岁以上甚至更久。至此中产阶级已婚妇女的职业便不再是宣示独立的象征，转而与穷人的需求相同，成为一项贴补家用的经济来源。但是与此同时，工作代表的解放意义依然存在，从“通勤式婚姻”（commuting marriage）事例的增多即可见其中一斑。夫妻二人在遥远两地工作的代价甚高（不只是财务上的代价），但在交通和传播革命的帮助下，如今这种相隔两地的婚姻在专业界如学术圈中，自70年代始却日益普遍。在过去，中产阶级的妇女往往毫无二话，一定会随丈夫工作的调动而迁移（不过子女一旦超过某个年龄，却不见得跟随父亲搬家）。如今则不然，妻子的事业，妻子对自己事业地点的决定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至少在中产阶级的知识人士圈内如此。因此就这个层面而言，男女之间，最后总算平等相对待了。[15]

在发达国家里，属于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以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为对象的女权运动，最终开始向外扩散，成为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呼声，那就是“妇女的解放”，至少是“妇女自我认定”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早期的中产阶级女性主义，对象面纵然狭窄，有时并不能直触西方社会上其余女性关心的焦点，但是它毕竟为所有女性提出了她们共同关心的议题。社会的动荡，触发了种种道德、文化上的大革命，促进了许多社会及个人行为习俗的大变革，妇女课题也随之变得日益紧急。在这场空前未有的文化革命中，妇女扮演的角色非同小可，因为这关系着并标志着传统家庭形式定义的变化。而妇女，一向就是家庭最核心的成员之一。

下面，我们便来看看这是一场怎样的文化革命。

[1] 农业人口向外大量移出的现象，除去无人的南极大陆不算之外，约占全球陆地的五分之一。

[2] 所谓绿色革命，是指有系统地将高收成作物的新品种引入第三世界地区，并配以专门适合这些新品种的方式耕作。这项革命主要于20世纪60年代后开始。

[3] 就这一点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也没有任何选民压力的问题需要考虑。

[4] 在这些极其少数的例子中，苏联是其一。苏联学生与东欧及中国学生不一样，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主义分崩离析的年代毫无分量。相反地，苏联的民主运动被认为是一场“四十来岁的革命”。年轻一代已经道德颓丧，士气低落，只在一旁扮演观众的角色。

[5] 这些老牌工业国家包括比利时、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瑞典和瑞士。

[6] 后福特时代，这个名词的兴起，是左派企图对工业社会重新思考而出现的，并由利比兹（Alain Lipietz）使之流行。他是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Gramsci）那里借得此语。

[7] 该市市长曾亲口对笔者转述此事。

[8]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美国技术工人及工头的人数由就业总人口的16%降至13%。同一时期的“劳动工人”比例却由31%降为18%。

[9] 主张重新分配、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遭到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中产阶级的重要成员，以及工资较高的工人阶层，便因此与民主社会主义这项选择分道扬镳，转而形成支持保守政府议案的新多数。（Programma2000，1990.）

[10] 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便往往被有组织地排挤于技术工人行列之外，后者则日益发展为新教徒独霸的职业。

[11] 在几个天主教国家里，例如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80年代的离婚及再婚率远比西欧、北美其他国家为低。此事绝非偶然。这4国的离婚率为0.58‰，而其余9国（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荷兰、瑞典、瑞士、英国、加拿大、美国）的平均则为0.25‰。至于再婚数字在全部婚姻中所占的比率，则前4国为2.4‰，后9国平均为18.6‰。

[12] 因此堕胎是德国共产党极为看重甚至可以因而起来反对的一项权利。民主德国的堕胎法令，因而远比深受基督教民主联盟影响的联邦德国为宽。德国于1990年统一，但是德国民法绝对禁止堕胎，进一步使得其中的法律问题愈发麻烦。

[13] 1929年，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63名正式或候补成员当中，只有6名女性，1924—1929年间，党内504名主要人物里，也只有7%是女性。

[14] 因此美国的反歧视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即在某些社会资源及活动的取得上，给予某一群体优惠的待遇，只能在以下的假定下才能代表平等精神的真意义：这只是暂时的帮助手段，一旦在获取上建立了真实的平等，优惠待遇便应逐步解除，换言之，此种优惠的目的，应该旨在祛除于同一竞争手段之中加诸某些竞争者身上的不公平障碍因素，而反歧视行动有时确也在此假定上完成了任务。可是论到永久性的差异，反歧视的意义便不适用了。比如让男子拥有优先修习花腔女高音（coloratura）课程的权利；或坚持根据理论上的可取性，军队应该依照人口的比例，将50%的将领名额保留给女人担任。诸如此类的建议自是可笑已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论男女，只要他或她有意愿并有资格演唱歌剧《诺尔玛》（Norma）中的女角，或在军队中带兵，我们都不应剥夺他（她）们实现其愿望的机会。

[15] 另外一种情况虽然不大常见，出现频率却也在日益增加，那就是丈夫面临随妻子工作他迁的难题。90年代任何一位学术界的人，交往圈中应该都有人经历过此种情况。

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莫拉（Carmen Maura）在片中扮演一名接受过变性手术的男子，由于与他／她的父亲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异常关系，因此对男性绝望，改而与另一名女子建立了女同性恋（我猜想）的关系，后者由马德里一位有名的男性易装癖者所扮演。

——保罗柏曼，《村声杂志》影评（Village Voice，1987，p.572）

示威行动之成功，不在动员人数之多寡，而在其吸引媒体注意的强度。只要有50名聪明家伙制造声势成功，在电视上有5分钟的报道，其政治效果也许稍微有点夸张，不亚于50万名的示威群众。

——布笛厄（Pierre Bourdieu，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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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文化革命的最佳途径，莫过于从家庭与家族关系入手，也就是从性别与家庭的角色结构上着眼。虽然在多数社会里面，人伦与两性关系，对各种骤变的抗拒性极强，但是也非一成不变。此外，世界各文化的外在表现虽有不同，但是一般而论，在广大地区之内，基本模式都大同小异。不过也有人认为，就社会经济和科技层面而言，在欧亚大陆（包括地中海左右两岸）与非洲其他地区之间，却有着极大的差异（Goody，1990，XVII）。因此如一夫多妻之制，虽说几乎已经在欧亚大陆全然绝迹（除某些特权团体和阿拉伯世界），却依然在非洲大陆方兴未艾，据说其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婚姻，属于多妻制的婚姻关系（Goody，1990，p.379）。

话虽如此，人类种族虽多，却依然有几项共同的特征，比如正式婚姻制度的存在，以及依此享有与配偶进行性关系的专属特权（所谓“淫乱”，是全世界共同声讨的莫大罪行）。此外尚有婚姻关系中丈夫对妻子（“夫权”）、父母对子女以及长辈对晚辈的优势支配地位，家庭组合包括数位主要成员等等，诸如此类，都是人世间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论亲族关系网涵盖的亲疏远密，不论其中相互的权利义务复杂单纯，基本上，内部都存在着一种核心的关系——也就是一对夫妻加上子女——即使在外部大环境里，一同生活的家族或群体比此为大。一般以为，核心家庭是在资产阶级和各种个人主义思想兴起的影响之下，才于19世纪至20世纪逐渐脱离原有较大的家庭与亲族单位，进而演变成西方社会的标准形式。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认识不够，对工业时代之前的社会合作关系及其理论基础更有着极大的误解。核心家庭之存在，不始于现代工业社会，即使在具有标准共产性质的社会制度里面，如巴尔干半岛斯拉夫国家实行的所谓“共同家庭”（zadruga），“每位妇女勤劳操持的对象，均以家庭为最基本的定义，即其夫其子。除此之外，她们才轮流挑起照顾邻里大家庭中未婚者及孤儿的责任”（Guidetti／Stahl，1977，p.58）。诚然，核心家庭存在的现象，并不表示外围的亲族关系便也大同小异。

然而到了20世纪的下半叶，源远流长的核心式基本安排，开始有了剧烈的改变，尤以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为烈（不过即使在西方世界，各地分布也呈不一之势）。英格兰和威尔士，可列为变化最剧的特例——1938年时，每58对夫妇中，只有一对以离婚收场（Mitchell，1975，p.30—32），到80年代中期，每2.2对新婚夫妇就有一对分手（UN Yearbook，1987）——这股趋势，在自由放任的60年代开始加速，70年代结束，前述两地的已婚夫妇，每千对便有十对以上离婚，其数字为1961年的5倍（Social Trends，1980，p.84）。

这个现象自然绝不限于英国一地。事实上，在一些传统道德具有强烈约束力（如天主教）的国家里面，其中改变愈发明显。在比利时、法国和荷兰三地的离婚率数字（每千人中的年离婚数）于1970年至1985年的15年间，几乎跃增3倍。更有甚者，即使在一向对这一类束缚限制较轻的国家，如丹麦、挪威，同时期的离婚率也增加近两倍。西方人的婚姻，显然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转变。根据7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某家医院妇科的病历记录显示，前往就诊的妇女之中，“已婚者显然大为减少，生育意愿也大为降低……对两性之间的关系适应，显然也有态度上的改变。”（Esman，1990，p.67.）由这个横断面看到的女性新现象，即使回到离当时10年之前的加州，恐怕也难找到。

独居者（即没有配偶，也不为任何较大家庭成员的人）的人数，也开始直线上升。20世纪前三分之一时期，英国独居人数一直保持不变，约居全国总户数的6%，之后便开始缓缓增加。但是从1960年开始直到1980年，20年间，独居比率竟由12%一跃而为22%。到1991年，更高达全国总户数的四分之一（Abrams，Carr Saunders，Social Trends，1993，p.26）。在西方许多大城市里，独居人口甚至占其总户数的半数。反之，传统的西方核心家庭模式，即由已婚的父母带着子女同住的家庭，显然呈败落之势。在美国一地，核心家庭的比例，20年间（1960—1980）由44%猛降为29%。在瑞典，80年代中期出生的婴儿，几乎有半数是由未婚妈妈所生（Worlds Women，p.16），核心家庭比例也由37%降至25%。甚至在其他于1960年时犹有半数为核心家庭的发达国家内（加拿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英国），到了1980年，核心家庭的比例也剧降，变为绝对的少数。

就某些极端的例子而言，甚至连核心家庭名义上的典型模式地位也失去了。1991年时，全美58%的黑人家庭，是由单身妇女支撑门户，70%的黑人儿童，由单身母亲生养。相较于之前的数字，核心家庭大为减少。如1940年，全美“非白人家庭”之中，只有11.3%是由单身母亲主持，甚至在城市里也只占12.4%（Franklin Frazier，1957，p.317）。甚至在1970年，也只有33%而已（New York Times，1992年5月10日）。

公众对性行为、性伴侣及生殖关系观念的巨大改变，与家庭危机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方面的变化，可分为正式与非正式两方面，两者中的重大转变，都有确定的年代可考，并与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变动相始相生。从正式的改变看，这是一个两性关系大解放的年代，不论是异性关系（主要是就女性自由而言，过去一向比男性少许多），还是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各种形式非传统性关系，都大大地解脱了桎梏。英国绝大多数的同性恋行为，于60年代下半期开始，不再构成犯罪理由，比美国稍迟几年——伊利诺伊州是美国最先对鸡奸解禁的一州，于1961年判为合法（Johansson／Percy，p.304，1349）。即使在天主教的意大利，也于1970年宣布离婚为合法，并于1974年以公民投票再度认定。1971年，避孕药物及生育控制资料在意大利开始合法销售，1975年，新家庭法取代法西斯时期以来一直残存的旧法律。最后，1978年堕胎正式变为合法，1981年全民投票加以确认。

随着法律限制日益减少，一些原本被列入禁止的行为，如今实行起来自然更为方便，获得的宣传效果因而也非同小可。可是在法令与日益松弛的性关系之间，与其说前者使后者放宽限制，不如说后者追认这股新氛围的存在。1950年时，只有1%的英国妇女曾于婚前与未来的丈夫同居过一段时间，80年代初期，这个数字跃升为21%（Gillis，1985，p.307）。可是不论多少，未婚夫妻同居与否，都跟当时的立法没有任何关系。以往三令五申视为禁忌的行为，现在不但被法律及宗教所许可，同时也为风俗道德并邻里议论所接受。

种种潮流，当然并未以均等的程度向全球流动。虽说凡在准许离婚的国家，其数字都有上升（这是假定以正式形式解除婚姻的行为，在各国都具有同样意义而言），可是婚姻制度本身，在某些国家却特别地不稳定。80年代，凡罗马天主教会的（非共产党）国家，婚姻关系均比较稳定。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的离婚率，甚至连拉丁美洲在内，都较一般为低。甚至在以世故自诩的墨西哥和巴西，前者每23对夫妇中，也仅有一对离婚；后者更低，为33∶1（不过古巴更低，为40∶1）。此外尚有亚洲的韩国，以其经济发展之速而言，婚姻观念可说依然出奇保守（11∶1）。日本更奇，甚至到了80年代，离婚率还不及法国的四分之一，比起随时准备离婚的英美两国男女，更有天壤之别。即使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离婚数字高低也依国情不同，不过一般均比资本主义国家为低。其中只有苏联与众不同，倒是一大例外：苏联人民急于打破其结婚誓约的心理，仅次于美国（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36）。各国变化程度不一，倒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但是同一种变化，却能跨越国界普遍渗透“现代化”世界的现象，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探讨的课题。其中最惊人的现象，莫过于全球的大众通俗文化，或更确定一点，其中的青少年文化，所展现的面貌类似精神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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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离婚、非婚生子女、单亲家庭（绝大多数是单身母亲）泛滥的现象，显示着两性之间的人伦关系陷于危机，那么全球各地兴起的一股青少年强势文化，则显示世代之间人伦关系的重大转变。青少年作为一支具有强烈自我群体意识的族群，年龄层从青春期发育开始一直到25岁左右，已经发展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而发达国家少年男女的青春期萌动，更比上几代提早数年（Tanner，1962，p.153）。60年代和70年代最惊人的政治现象，就是这一年龄层的社会总动员。在政治意味比较没有那么浓厚的国家，这一代为唱片业带来了巨大财富，75%—80%的总出片量，基本上是摇滚音乐，全部被14岁至25岁之间的消费者买去（Hobsbawm，1993，pp.28，39）。60年代，各种对正统文化持异议的人士期待的政治激进活动，也由这个年龄层的男女一手包办。他们向下排除儿童，甚至连青年期也一概排除（对他们来说，青年期之意，即意味着还不太成熟的半成人）；向上除了几位大师级人物尚能豁免之外，更完全否定30岁以上众人的一切人性地位，天地之间，唯我族群独尊。

各地激进极端的青年男女，除了在中国是由年迈的毛泽东领军之外（参见第十六章），其他都是由同龄的群体带队。当时覆盖全世界的学生运动浪潮，更是如此，即使连学生运动引发的工人事件，如1968—1969年间法意两国的工人运动也往往由青年工人发起。也只有从来不曾有过半点实际人生经验的年轻人，才会提出如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和意大利次年“炎热的秋天”那般大胆可笑的口号：“我们什么都要，而且现在就要！”（‘tutto e subito’）（Albers/Goldschmidt/Oehlke，pp.59，184）。

青少年作为追求“自治”地位的新族群，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更因某种现象，大大扩展其象征意义。其象征意义之丰富，可说自19世纪初浪漫时期以来所未有：英雄的年轻岁月，与其肉体生命同时终结。这种生命倏忽而逝的英雄形象极为普遍，在50年代便以早逝的歌星詹姆斯·迪安（James Dean）开其端。其后成为青年文化宣泄口的摇滚乐坛，更找到标准的理想象征：巴迪·霍利（Buddy Holly），贾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滚石乐团的布赖恩·琼斯（Brian Jones），鲍勃·马利（Bob Marley），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以及其他多位广受崇拜的偶像人物，都成为早夭生活方式下的牺牲者。他们的死亡，之所以沾染上浓烈的象征气息，是因为他们代表的青春，先天就拥有永恒的意味。演员这份行业，也许可以从事一生，可是作为一名“青春偶像”（jeune premier），却注定只能发出片刻的光芒。

青少年一族的成员虽然一直在变，通常一个人能够跻身所谓学生“代”的年限，往往只有三四年极短的时间，但是后浪推前浪，它的座位始终不空，一定有人填。青年人认识到自身是促进社会的一个因子，这种青年自我意识增长的现象，也日益为社会所觉察。而其中的商人自是不遗余力，大为欢迎。至于老一辈人，虽不情愿，也只有勉力接纳。市面上充斥着针对青少年的产品，为凡是不愿意在“儿童”与“成人”之间选择其一者，开辟了另一个广大的空间。到60年代中期，甚至连巴登·鲍威尔（Baden Powell）自己一手创建的英国童子军组织（English Boy Scouts），也不得不把组织名称的男童部分去掉，作为向时代气氛低头的表示。他还将制服中原有的宽边圆帽，换成强制意味比较不那么强烈的法式贝雷帽（Gillis，1974，p.197）。

其实社会中分出年龄层团体，此事并不自今日始，即使在资产阶级式的文明中，社会也一直承认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性功能的发育上已臻成熟，可是在心智及其他生理方面仍在继续成长，对于成人生活也毫无实际接触与经验。现在则由于青春发育期提前开始，身高体形也提早达到成人期的身量（Floud et al，1990），这一群人的年龄日益降低，但是并不能改变社会一向便有他们存在的事实。唯一造成的改变，在于青少年与父母师长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升高，因为后者依然坚持将他们当作小孩看待，可是青少年自己却觉得已经长大了。传统资产阶级往往以其青年男子会度过一段喧嚣狂乱的成长期为理所当然，在这段“年轻放荡”的日子过去之后，必将“安定”下来。新时代兴起的新青少年文化，却在三方面与以往的看法大异其趣。

首先，所谓“青春期”，如今不再被视作成人的预备时期，却意味着完成人生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人生，就像运动一样，以青少年时为其高峰（在今天，又有多少数不清的少年希冀在运动场上扬名），一过30岁，便显然开始走下坡路了，对运动的兴趣也大为降低。可是社会的现实正好相反，权势、成就、财富，却随着年龄增加（只有运动界及某些演艺界是例外，又或许纯数学也可算作其一吧）。这个现象，毋宁说是人世间不合理安排的又一佐证。直到70年代，战后世界可谓完全掌握在老人手里，“老人政治”现象之盛，甚至比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换句话说，这些在位的老人——绝大部分是男性，女性少之又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的甚至在大战开始时便已成年。这种老人当道的现象，不独资本主义世界（阿登纳、戴高乐、佛朗哥、丘吉尔），甚至连共产党世界也不例外（斯大林、赫鲁晓夫、毛泽东、胡志明、铁托），并包括各前殖民地的大国（甘地、尼赫鲁、苏加诺）。即使在军事政变出身的革命政权当中，也少见40岁以下的领袖——而事实上以军事政变达到政治改变的，往往多由低级军官为之，因为比起高级将领，前者的行动就算失败，损失也比较少。因此当年仅32岁的卡斯特罗夺得古巴政权时，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一时间在国际上引起不小冲击。

但是，世界虽然仍握在老人手里，他们却已经默默地，也许甚至不觉地，将位子一点一点地让给年轻一代了。至于欣欣向荣的化妆品业、护发用品业、个人清洁品业，更受年轻消费者欢迎。这些行业的繁荣兴旺，绝大多数得益于少数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1]60年代末期开始，各国兴起一股将投票年龄降至18岁的趋势，即美英德法四国。对于青年男女开始（异性）性交的年龄，社会上也有普遍认可降低的迹象。另一个趋势却是，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老人比例大增，以及——至少在幸运的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里——老化现象的延后，退休年龄却提早来到，到了公司经营拮据之时，“提前退休”竟成了裁员的最佳渠道。大公司主管年过40，一旦失业，会发现处处碰壁，觅职之难不亚于白蓝两领职工。

青少年文化的第二项新特征，直接由第一项而来：这项新文化运动成为“发达市场经济”的主力部队。一是因为当今年轻一代，代表着一股极为集中强大的购买力量；二是由于如今每一代新起的成人，本身也都曾是具有自我意识的青少年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既走过这段社会化的路程，精神上自然接受其洗礼，带有其标志。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科技惊人发展，吸收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自然比年长保守者占上风，或至少比适应能力已渐僵化的年龄层占有极大的优势。美国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日本的日立（Hitachi），不论其管理阶层的年龄分布如何，新电脑、新软件的设计人员，却都在二十多岁的年龄段中。虽说这些机械程序的设计，都是以“人人都能用”为原则，可是对那些不曾和新科技一起成长的那代人来说，显然比新生一代吃亏多了，孩子们如数家珍，父母却完全没有概念的新事物、新知识越来越多，相形之下，父母所能教给儿女的东西仿佛越来越少。两代之间的角色，似乎来了一个大翻转。美国大学校园更首开风气之先，来来往往的青年学生人人一条破牛仔裤，他们要学工人百姓的穿着，故意不要像他们的长辈那么高贵讲究。这副打扮，逐渐向外传播开来，于是不分上班放假，处处可见到牛仔裤。在某些所谓“创意型”或嬉皮式的工作圈里，甚至可以看见牛仔裤的主人，顶着一头灰白的头发。

都市青少年文化还有第三项与众不同的特质，即其惊人的国际化现象。牛仔裤与摇滚乐，成为现代摩登少年的标志，成为注定将变为多数的少数人的记号。这种现象，不独在一般正式容忍它们存在的国家存在，就连苏联的青少年，从60年代开始至今，也纷纷追逐这股牛仔摇滚之风（Starr，1990，chapters12—13）。有的时候，摇滚歌曲中的英文歌词甚至无须翻译，同样可以令青少年如痴如醉。此情此景，固然反映美国通俗流行文化及生活方式风靡全球所向无敌的霸权地位，我们同时却也要注意一个真相：其实西方青少年文化的心脏重地本身，也是与文化沙文现象持相对立场。这种反文化沙文的心态，尤其可以从他们对音乐趣味的取舍看出来。他们非常欢迎来自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风格，80年代开始，更对非洲风情情有独钟。

文化霸权的现象并非自今日始，但是其中的运作方法已经全然改观。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美国电影业是其主要的传播媒介，事实上也是当时唯一拥有全球发行网的行业。二次大战之后是电影观众人数的鼎盛时期，高达数亿。随着电视及各国电影事业的兴起，以及好莱坞影棚作业体制的结束，美国电影业的霸势稍有失色，也流失了许多观众。1960年美国电影的年产量，即使将印度日本两大电影王国除外，也不及全球影片总产量的六分之一（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61），不过后来它还是扳回几许颓势，再振雄风。至于电视事业，由于市场分布甚广，语言类别过多，美国倒从来不曾计划在国际上建立与电影独霸程度相当的王国。因此它的青少年文化风格，乃是借着某种非正式的渗透直接散布；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它的信号乃是经由英国转送，对外扩大传播。其中媒介，先为唱片，后是录音带；而两者的行销渠道，不论今时还是以往，却都是以有年头的古老方式，即无线电广播。年轻人中日盛一日的国际旅行风气，将一小群一身牛仔衣裤的青年男女——人数虽少却日渐增多——连带着他们的影响力，川流不息地送往世界各地。各国大学之间，从60年代开始，也建立了快速交流传播的设施。于是借着向世界各地传送的文化形象，借着徒步天涯年轻旅人的亲身接触，借着各国大学生日益密切的联络网路，更重要的，借着广大消费社会时尚流行的强大力量及侪辈压力，青少年文化向世界各地传送，一个国际性的青少年文化于此诞生。

这股新文化可能会在更早以前产生吗？答案是绝对的否定。因为若不到这个节骨眼儿上，青少年文化的皈依人口定将减少许多，不论就绝对数字或相对数字而言，皆是如此。因为只有到了这个年代，就学年限才大为延长，大学里也才开始同时广收男女学生。同年龄的青年男女，从此在校园里共同生活，青少年文化的人数，因此大为扩张。更有甚者，那些提早离开学校，加入全职就业市场的少年男女（在一般发达国家中，多为14岁至16岁之间），在金钱上也远比先辈拥有更为独立的支付能力。这还得多亏黄金时代百业兴盛、全面就业的繁荣所赐，也得感谢他们父母一辈经济能力的好转，子女收入对家用负担贡献的比例，自然也相对减轻。青少年市场于50年代中期首度被商人发现，掀起了流行音乐工业的革命。在欧洲，则彻底改变了以大众市场为导向的时尚工业的面目。英国的“青少年潮”（teen-age boom），即在此时开始，其主要基础，是来自都会中骤然集中的一批收入颇丰的年轻少女，她们涌入不断扩增的写字楼和商店工作，手上可支配的收入往往比少男为多，再加上当时女孩子尚未染上传统男性特有的花费习惯如烟酒等，因此她们用在其他消费上的能力自然更为可观。少女们“雄厚的消费实力，首先在以女性为主要对象的行业上显现出来，如女衬衫、裙子、化妆品，及流行歌曲唱片等等”（Allen，1968，pp.62—63）。至于流行歌曲演唱会广受少女的欢迎更是不在话下，她们是会场上最招人注意也是嗓门最高的一群。青少年的购买实力，可以从美国唱片的销售量一窥究竟，从1955年摇滚乐问世时的2.77亿美元开始，飙升为1959年的6亿美元，再到1973年的20亿美元（Hobsbawm，1993，p.29）。在美国5至19岁的年龄层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在1970年时用来购买唱片的费用，至少是1955年的5倍。而且国家越富，唱片业越兴隆，美国、瑞典、联邦德国、荷兰、英国等国的青少年，平均每人花费在唱片上的金钱，高达其他财力不及但也在快速发展中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的7至10倍。如今既可以独立恣意遨游于五光十色的市场之间，青少年自然更易为自己找到物质和文化的认同标记。但是在这个认同新象征的背后，却愈发横亘着两代之间巨大的历史鸿沟，或可说存在于1925年之前与1950年后出生者间的重大差距。这一代父母子女之间的代沟，远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为深，从60年代开始，家有青少年的父母都深深感受此中问题的尖锐及严重性。新时代青少年所居住的社会，与旧时代割断了脐带关系，有的因革命而改头换面，例如中国、南斯拉夫、埃及；有的由于被外来势力占领，例如德国、日本；有的则因为自殖民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年轻的一代，没有大洪水以前的世界记忆。上下两代，老少之间，他们唯一的共同经验，可能是一起经历了一场国家大战，例如英俄两国的老少曾经一度团结，共度时艰。除此之外——即使当老辈人愿意谈谈过去，就像多数的德国人、日本人和法国人勉强为之一般——少年人对长一辈的经验、感受，可谓完全懵然不知。对一名印度的年轻人来说，国会之于他，只不过是一个政府或一架政治机器而已，怎么叫他去了解老一辈曾经将国会视作一国奋斗争取自由之象征的感受？纵横世界各大学经济系的印度青年学子才俊，又怎么能够了解课堂上老夫子的感慨万千？对于年长的后者来说，想当年自己在殖民时代的最大野心是能够向大城里面的榜样“看齐”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黄金时期的到来，加深了这条代沟，至少到了70年代方才中止。生长于全面就业光明时期的少男少女，如何能体会挣扎于30年代经济萧条黑暗中的苍老心境？反之，满身创伤诚惶诚恐的老一代，又怎吃得消年轻浪子的洒脱？对后者来说，工作一事，不再是多年漂流于暴风海上好不容易才寻得的避风港（特别是一份既安定又有养老金保障的工作），工作随时唾手可得，如果忽然想去尼泊尔充电一阵子，工作更是随时可弃之物。这种代沟，并不只限于工业国家，因为农民人口的大量减少，也在农工两代与人力机器之间，裂下一道断层深痕。法国老一辈的历史教授，都生长于每个法国孩童均来自农村或至少在乡间度过假期的时代，如今却发现自己得大费周章地向1979年的学生解释，挤奶女工的活儿是怎么回事，堆着粪堆肥料的农舍庭院又是什么模样。这道巨大代沟，甚至波及一向居于20世纪惊涛骇浪边缘的众多人口——世界人口的绝大部分——一向以来，政治上的各项骚动只是远远扫过他们。其中种种热闹纷扰，除了对个人生活造成很少影响的部分，他们都兴趣索然不予置评。可是如今，这份安静清闲却不再有了。

诚然，不论新事物的裙角是否再度掠扫他们而去，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都比以往年轻了。在大多数人口出生率始终居高不下的第三世界国家里，于20世纪下半期任何一个时期当中，都有五分之二到半数国民的年龄在14岁以下。不论他们家族之间的关系有多亲密，生活中传统网络的制约有多强大，新一代人口如此众多，两代之间在人生的经验期望上，无法不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90年代初期，海外流亡多年的南非政治人士重回祖国，虽然飘舞着同样的旗帜，同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效命，可是他们的心情，与南非各地城镇新起的年轻“同志”，却有着极大的不同。相反地，索韦托（Soweto）的多数群众，这些在曼德拉（Nelson Mandela）入狱多年后才出生的一代，除了把他当作一个象征或圣像之外，实在难有相通之处。就许多方面来说，这些国家的代沟其实比西方更大，因为后者的老少之间，至少还有永久性的制度，以及政治上的延续性为之相连。

3

青少年文化就广义而言，更成为新时代人类文化革命的母体，其内涵包括了风俗活动的规则、休闲方式的安排，以及日渐形成的都市男女主要的商业艺术。因此这项文化革命有两个最重要的特色：一方面它是通俗的、平民化的；一方面它却又是主张废弃道德的。这两点在个人行为上尤为显著，每个人都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外界的限制规范处于最低点。但在实际上，人人却又摆脱不了同辈及风尚的压力，众人的一致性反而不比以往低。这一点，至少在同辈之间或次文化群体中是如此。

上流社会从“庶民百姓”中撷取灵感获得启发的事例，其实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当年法国有玛丽皇后（Queen Marie Antoinette）突发奇想，以假扮农家女挤奶为乐。这且不论，浪漫人士也对农村的民俗文化、民歌、民舞大为欣赏，崇拜不已。在他们时髦善感的同好之中，则有一批知识分子，如波德莱尔（Baudelaire），对贫民生活突发幽情（nostalgie de la boue）。此外，尚有维多利亚的上流人物，特别喜欢跟社会阶层比自己低下的人发生关系，他们觉得此中趣味无穷，至于其对象的性别为何，则视个人喜好而定（这种心态直至20世纪末期仍未绝灭）。在帝国时代，经由平民艺术的兴起，及大众市场性的娱乐精华电影，这两项新艺术形式的蓬勃发展冲击之下，文化影响首次有系统地自下而上发动（参见《帝国的年代》第九章）。不过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大众与商业娱乐的风向主流，主要仍以中产阶级的趣味为先导，或至少也以其名行之。古典的好莱坞电影界，毕竟是“受人尊敬”的行业，它颂扬的社会理想，遵循着美国强调“家庭价值”的路线；它揭露的意识形态，充满了爱国情操的高尚口吻。诸如《安迪·哈代》（Andy Hardy，1937—1947）等“促进美国生活方式”的“好电影”成为好莱坞制片的道德标准模式（该片连出15集，曾因以上优良主题赢得一座金像奖）（Halliwell，1988，p.321）。凡是与这个道德世界相违的作品一如早期的匪盗电影，即有将宵小之徒理想化的危险——好莱坞在追求票房之余，便得赶紧恢复这个小世界中的道德秩序。其实它的自我设限已经很严格了，好莱坞制作道德规范里规定（1934—1966），银幕上的亲吻镜头（双唇紧闭式的亲吻），最多不得超过30秒。好莱坞最红、最轰动的作品，比如《飘》（Gone with the Wind），是根据中产阶级大众的通俗小说摄制。这些电影里描绘的文化世界，完全吻合萨克雷（Thackeray）笔下的《名利场》（Vanity Fair），或罗斯丹（Edmond Rostand）《西哈诺》（Cyrano de Bergerac）一剧中的众生相。只有那轻松歌舞剧或马戏团杂耍小丑出身的喜剧电影，才能坚持其凌乱无秩序的平民风格，不被这一股中产阶级之风所同化。可是到了30年代，连它也站不住脚了，在明灿亮丽百老汇大街型喜剧，也就是所谓的好莱坞“疯狂喜剧”（crazy comedy）的压力之下溃退。

于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百老汇“音乐剧”脱颖而出，一鸣惊人。这种花团锦簇的音乐喜剧，以及点缀其间的舞曲歌谣，事实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的趣味——不过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爵士音乐的影响，此风是否还能成其气候。这些作品的写作对象，是纽约中产阶级的成年观众，其中的词情曲意，也都是为这一群自以为是都会新秀的男女而作。我们若将百老汇大家波特（Cole Porter）所作的词曲，与滚石乐团随便比较一下，即可发现两者之间大异其趣。好莱坞的黄金年代，与百老汇的黄金年代相互辉映，都建立在一种市井平民与体面人物共生的混合趣味之上。

50年代与众不同的新奇之处，在于上层与中间阶层的年轻男女——至少在对世界风气日起领导作用的盎格鲁—撒克逊青年中间——开始大量模仿并吸收都市底层社会的人或被他们以为属于这一阶层者的行为事物，诸如音乐、衣着甚至语言皆是。摇滚音乐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50年代中期，摇滚乐突然横空出世，从原本被美国唱片公司列入专以贫穷黑人为对象的“种族类”（Race），或“蓝调类”（Rhythm and Blues）音乐当中，一跃而成全球年轻族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人青少年的世界语言。工人阶层中的时髦小伙子，过去模仿上流社会的高级时尚，或向中产阶级次文化，例如波希米亚式艺术家，暗自效仿，工人阶级里的姑娘更擅此道。可是现在形势逆转，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平民阶层的年轻男女，在市场上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而且反过来，开始领导贵族的时尚。随着牛仔裤的风头大健（男女皆然），巴黎的高级流行时装（haute couture）若不是暂时偃旗息鼓，就是干脆接受失败事实，挟带着自己的响亮名号，或直接或授权，下海做起大众市场的生意——附带一句，1965年，是法国女装业裤装产量超过裙装的第一年（Veillon，p.6）。英国年轻的上流男女，纷纷改掉去原本一出口即可证明自己身份的纯正无误的口音，改用一种接近伦敦一带工人阶级的腔调。[2]体面的上等男子——上等女子也不甘示弱，急起直追，也开始模仿劳动工人、士兵等职业的粗犷口吻，喜欢偶尔在说话当中带起脏字。这种说粗话代表男性气概的作风，原本绝对是受人鄙夷的下流行为。文艺界也绝不居于人后，某位颇有才气的剧评家，即在广播中用起“干”（fuck）这个脏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童话世界的历史上，灰姑娘化身的美女，从此不再需要凭华服丽饰于舞会中夺魁了。

西方世界中上等阶层青年男女的品位，忽然一下子大转弯，改向平民风格涌去。即使在第三世界也有这种趋势，巴西的知识分子即领一时风骚，大力推动原源自平民的“桑巴舞”[3]。数年之后，则有中产阶级的学生，涌向革命理念的政治及意识形态。两者之间，若有似无，也许有也许没有连带的关系。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有人知道答案，时尚流行却常常有预言作用。自由主义气息重新点燃之下，同性恋亚文化慢慢抬头，对流行时装及艺术风尚起了重大的带头作用，影响所及，在年轻男性中间尤为显著。然而不论是性别取向的改变，或喜好品位的日趋平民化，两者都可看作是年轻一代向父母辈价值观反抗的手段；更精确一点说，这是他们在一个上一代的规则价值已经不再适用的世界里，为自己摸索方向的新语言方式。

新青少年文化中带有的强烈废弃道德意识，一旦化为理性语言，其精神面表达尤为清晰，如1968年5月巴黎的口号：“严禁禁止”（It is forbidden to forbid）；以及作风激烈的美国流行歌手杰里·鲁宾（Jerry Rubin）的名言：“凡是没在牢里蹲过的家伙，都不值得相信。”（Wiener，1984，p.204.）照传统的思想来看，乍听之下，这些好像是属于政治性的宣言，其实不然，他们想要废弃的对象，其实跟法律也没有半点关系。政治法律，都不是他们反抗的目标。年轻一代的口号，不过是个人心声、私人感情欲望的公开流露，正如同1968年5月的另一句口号：“我把我的欲望当真，因为我相信我欲望的真实性。”（Katsiaficas，1987，p.101.）他们的欲望，也许以示威、群体运动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有时也许甚至造成群众暴动的效果。可是这一切表象的核心，却是强烈的主观感受。“我个人的事就是政治的事”，成为新一代女权主义的重要口号，其效果可能也是多年激进运动中持续最久的一环。其中意义，不只限于政治行为是以个人动机成就为满足，更指出政治面的成功标准，系于其对个人的影响。对某些人来说，所谓政治的定义很简单：“凡是让我烦心的事，都可以算作政治。”70年代一本书的书名，便将此中奥秘一语道破：《胖也是女权主义的论题》（Fat is a Feminist Issue，Orbach，1978）。

1968年5月还有一句口号：“一想到革命，就想要做爱。”这句话要是落在革命前辈列宁耳朵里，甚至连当年因主张滥交而被列宁痛斥的维也纳共产党人菲舍尔听了必定也会大惑不解（Zetkin，1986，pp.28ff）。反之，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一代，即使是那些具有强烈政治观念的激进青年，也一定不能了解布莱希特笔下，早年献身共产国际之士的心情与作为——奔走世界各地传播共产主义，“连做爱时脑子里也想着心事。”（Brecht，1976，II，p.722.）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年轻革命者的心中大事，绝对不在自己能为革命带来什么成就。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他们自己的行为本身，以及其中的感受。做爱与搞革命纠缠不清，难分难解。

因此，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自然相辅相成，是为一体的两面了。而其中最能够打破国家、父母、邻里加诸我们身上的限制、法律、习惯的，莫过于性与毒品。不过性这件事，源远流长，其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由来已久，其实用不着年轻人费心发掘。尽管保守派诗人忧心忡忡地吟道“性交，始于1963”（Larkin，1988，p.167），可是这句话并不表示，在60年代以前性交是什么稀奇事。诗人的真意，在于性交一事的公众性质与意义从此开始发生改变。他举了两个例子为佐证，一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一书的解禁，二是披头士的第一张唱片问世。然而，对于以前一向遭到严禁的事物，反抗的姿态其实不难表明；凡是在过去受到容忍的事物，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地被容忍，例如女子的同性恋关系，就特别需要点出来，如今正有一种反抗的姿态产生。因此同性恋者公开现身，表明态度，便变得特别重要。可是吸毒一事却正相反，除了烟酒是广为社会接受的癖好而外，麻醉药物一向仅限于小团体与次文化中（虽然这次文化的分布，三教九流都有），并没有包容性的法令。毒品的风行，当然不只是一种反抗姿态，因为吸食毒品本身带来的感官刺激便有莫大的吸引力。可是正因为吸毒是非法行为（通常也属于一种社交行为），吸毒，便不但具有高度挑衅叛逆的痛快意味，更使人有高高在上，不把那些严令禁止者看在眼里的满足心理。西方年轻人最盛行吸食的毒品是大麻（marihuana），其实大麻对人体的伤害恐怕还不及烟酒为害之烈，此事更证明其中所涉心理的微妙。60年代，在摇滚歌迷和激进学生汇集的美国海岸，吸食毒品与示威抗议往往似乎是不可分离的事物。

各种行为的解禁，社会规范的松弛，不但愈发推动种种此前被视为禁戒行为的实验与频率，也大大地增加了这些行为的曝光率。因此在美国，即使在一向带动全美风气的旧金山和纽约两地（两地又相互影响），同性恋公开，到60年代方正式开始。至于其形成有政治压力的团体，则要到70年代（Duberman et al，1989，p.460）。种种激烈变化，其中最大意义在于有形无形之间，推翻了长久以来根深蒂固于社会和历史当中，经由社会规范、传统、禁令所传达、认可、象征的人类伦理关系。

更有甚者，这股推翻旧秩序的力量，不来自任何一种条理井然的社会新秩序，虽然有人觉得必须正名，硬把功劳归在“新自由意志主义”（new libertarianism）名下。[4]其中真正的动力，是来自个人欲望巨大无比的自律力量，其假定是建立一个人人自我规范的个人主义世界并推展至极限的境地。传统禁令的叛逆者对人性的假定竟然与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如出一辙，至少对于人类心理动机的看法，他们与出售货物的劳动者极为一致。后者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攻心为上。

根据这个共识，世界上数十亿芸芸众生的存在，均是基于其个人欲望的追求。这些欲望，包括了各式各样在以往被禁止被反对，可是在现在都一一被社会允许并存在的大小欲望。如今被默许的原因，非因道德的解禁，却由于世人心中充满了它们。直到90年代，官方均不再试图将毒品合法化，而继续以不同程度的刑罚加以禁止，虽然效果始终很差。60年代开始，市场上对可卡因的需求量突然大增，尤以北美的中产阶级需求最大，此风其后也迅即传至西欧。这股趋势，跟不久前海洛因在劳动阶层中流行的现象极为类似（也以北美为主要市场）。贩毒的暴利，首次使得作奸犯科变成大手笔经营的大事业了（Arlacchi，1983，pp.215，208）。

4

20世纪后期的文化革命，是一场个人战胜社会的革命，换言之，是一场打破了人类与社会交织的纹理的革命。长期以来，社会的纹理不但界定了人类之间真正的关系与组织形态，也决定了人类关系的一般规范，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对待的预期行为模式。社会中人的角色，虽然不一定正式以成文规定，但事先都有脉络可循。因此，一旦旧有的行为成规被打破或失去其理性基础，人的心中便感惶惶不安、无所依凭。上一代熟悉这套法则，如今深感所失；下一代不谙人事，只知道眼前这个变调社会。两代之间，自然难以沟通理解了。

在这种变异的氛围之下，自然便出现了80年代一位巴西人类学家笔下的冲突情境。通常作为一名巴西中产阶级的男性，在其强调荣誉与羞耻心的传统地中海文化熏陶教化之下，面对现代社会日渐增多的抢劫强暴事件，照理，身为一名绅士，他应该宁死也会挺身保护自己的女友或钱包。而一名淑女，也应宁死不屈，绝不愿遭到这种“比死更可怕”的厄运。但是到了20世纪末期大都市的生活现实里面，任何抵抗恐怕也挽回不了女子的“名节”与口袋里的钱财。于是最理性的处理方式，便是屈从听命，以免激怒了盗匪，反而会使恶人真正出手伤人，甚至置人于死地。至于妇女名节，所谓婚前保持处女之身，婚后矢志忠贞不贰，在20世纪80年代受教育开放影响的男男女女当中，在他们对性行为所持的假定及现实的行为之下，名节到底又是在为什么而持守呢？但是正如人类学家的研究显示，尽管在新思想、新道德的冲击之下，这一类经历依然使受害人创巨痛深，在心头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即使是其他程度比较轻微的遭遇，也往往带来精神上的不安与折磨，比如一般非暴力性质的正常性交等等。旧的规范就是再不合理，一旦不存，取而代之者也不一定就是某种合理的新秩序，既无法则，又缺乏共识，反使众人惶惶不可终日。

所幸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类社会里，旧有的社会纹理与风俗，虽经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史无前例的动荡变革，虽有损毁，却尚未完全解体，不可不谓人类大幸。旧秩序脉络的存在，对贫苦人尤其重要，因为亲族邻里的济助扶持，是人在变动世界中生存成功不可或缺的助力。在第三世界多数地区里，亲族邻里的网络更是一切资源的汇集，包括信息的提供、劳力的分工、人力与资本的共同来源、储蓄功能的机制，以及保障社会福利安全的合作系统。事实上，若除去家族之间亲密的合作关系，地球上某些地区的经济成就范例，如远东一带，恐怕根本无法解释。

在比较传统的社会里，由于新时代企业经济的成功，旧有基于不平等关系建立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因而遭到破坏，一方面是因为如今机会均等，人人可以力争上游，另一方面则出于原有不平等结构的理论基础已遭蚀损。因此在过去，家财万贯、放浪形骸的印度王侯，向来可以为所欲为尽情享受，不担心臣民觊觎或憎恨（正如英国皇家拥有纳税豁免权从来无人质疑，一直到90年代才改变）。因为王公贵族属于并代表了社会阶级中甚或宇宙间的特殊角色，他们的地位身份，被人以为是维护安定其王国不可或缺的力量及象征。在稍微有点出入的类似情况下，日本企业大亨所享有的特权及豪奢，也同样比较不为人所非议。只要他们拥有的荣奢并非专供其个人享用，而是伴随着他们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的功能角色附带而来即可。就像英国内阁成员的轿车、官邸等特权享受，是属其职位而非个人，一旦去职，不出数小时内这些豪华物品也随其职务而去。日本的财富分配，其贫富不均处事实上远不及欧美社会严重，可是80年代日本在经济大繁荣之下，个人财富累积之巨，以及毫无隐讳地招摇展示，却使日本有钱人生活水准高的现象，及其与一般日本国民之间的对比愈显突出——日本人民的生活条件，远逊于欧美——这种强烈对比的印象，即使在远处遥观也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原因，或许是由于有史以来，日本大众第一次开始认为日本有钱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已经不足以保障他们理所当然的特权享受之故。

至于西方，数十年的社会革命造成了影响更为深重的大破坏。其极端之处，可以从西方对意识形态的公开讨论中一窥究竟。尤其是那不经深思熟虑，缺乏任何分析深度，只因众人作如此想便公开宣示中更可一见。信手即可拈来的例子，就是曾在女权主义者圈中流行一时的一项主张，认为妇女的家务劳动，也应该以市场价格估算（必要时甚至该以此为准付酬）；或以极其抽象兼且毫无限制的个人“选择权利”为由（所谓个人，是指女性），[5]主张堕胎改革一事的正当性。而新古典经济学派（neo-classical）的势力无孔不入，在西方世俗社会中愈发取代了神学的传统地位，加以在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美国法律影响之下（美国文化霸权自有推波助澜之功），诸如此类的言论更受到鼓励，愈发甚嚣尘上。甚至连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为其提供了政治言论的出口，她曾说过：“只有个人，没有社会。”（There is no society，only individuals.）

理论固然偏激，实践行为也毫不落后。7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社会改革家，见到精神病患者及弱智者在病院受到的可怕对待，惊骇之余，发起运动，尽力将患者从隔离中解放出来，改由“社区邻里来照顾他们”。可是在西方社会的都市里，如今已经没有共同生活、彼此扶助的社区邻里挑起这个责任了。家族关系也荡然无存，谁也不认识这些被人遗忘的可怜人，于是只有像纽约一类的街头，收容这些社会的弃儿，大街小巷，充斥着无家可归的流浪人，每日自言自语，乞讨为生，一只破塑料袋，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如果运气不好（也许可以算作运气好，看你从哪一个角度而言），总有一天，他们会从当初赶他们出来的医院迁到监狱里去。而在美利坚，监狱已成了美国，尤其是美国黑人中，有社会问题的人的主要收容所。1991年，高居全球人口比例第一的美国监狱囚犯——每10万人中便有1人在狱中——据报告有15%为精神病患者（Walker，1991；Human Development，1991，p.32，Fig.2.10）。

新道德标榜的个人主义，对西方传统家庭以及组织性的宗教体系造成了最大的破坏，两者皆于20世纪的后三分之一时期崩解。过去将罗马天主教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凝聚力量，如今以惊人的速度裂为碎片。终60年代，加拿大魁北克（Quebec）地区参加弥撒的人数，由占总人口的80%骤降为20%；该地法裔加拿大人传统上偏高的出生率，也一降而竟至低于加拿大的平均数（Bernier／Boily，1986）。女性的解放运动，或更明确一点，女性对节育一事的要求，包括堕胎及离婚的权利，更在教会与作为19世纪教会信徒主体的女性之间，划下最为深刻的裂痕（参见《资本的年代》）。这个歧异不和的现象，在天主教国家如爱尔兰、教皇自家门内的意大利，甚至在共产主义失势后的波兰，都一天比一天更为显著。献身神职或其他宗教形式生活的人数，连年锐减；真心或表面愿意信守独身圣洁的人，也一日少于一日。简言之，不管其中转变是好是坏，教会对信徒道德物质生活的辖制权势大减；教会对道德与生活设下的戒律，与20世纪后期人的现实行为之间，有了一个深邃的黑洞。至于其他对信徒支配力一向不及天主教的西方各教会，甚至包括某些古老的新教教派在内，其数量势力之衰退更为迅速。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传统家庭凝聚力松弛之下所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我们都知道，家庭不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更是社会合作的经济机制，是维系农业社会，以及早期工业经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主力。因为19世纪末期，资本尚未大量集中；而现代大公司组织前身的大型企业，即那只将要在市场活动上补充亚当·斯密那只“无形之手”的“有形之手”（Chandler，1977），当时也还没兴起，因此社会上缺乏一股“不具个人性”的资本企业结构。[6]可是家庭之所以在经济活动上扮演着主要角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当时的市场，依然缺乏任何一个私有利润制度作业中不可或缺的主要成分，即对权利义务的信任——或其法律的化身，合同执行力的保障。这方面的工作，在过去一向需要靠国家（17世纪主张个人主义政治学说者，对此知之甚详），或亲族社区的力量来完成。因此国际贸易、银行金融等在远地的操作经营涉及的巨大利润及高度风险，往往得靠家族方式的结合始能获得成功，若由具有共同宗教团结意识的群体进行则更佳，如犹太人、教友派信徒（Quakers）、胡格诺教徒（Huguenots，编者注：法国加尔文派教徒之称）等等即属此例。事实上即使到了20世纪后期的今天，这一类的关系组合，依然是犯罪组织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黑社会集团经营的生意，既属违法，自然便没有法律来保护或保障它的合同契约，唯一可以信任的，只有家族的关系及死亡的威吓。黑社会组织中最成功者，首推卡拉布里亚（Calabrian）黑手党，其成员就包括一家数名兄弟在内（Ciconte，1992，pp.361—362）。

时移势迁，非经济性群体的密切团结逐渐受到破坏，其中的道德关系也随之不存。固有道德体系存在的时间，也比资产阶级工业社会为早，已被接受成为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然而如今旧有的道德词汇，凡权利责任、相互义务、罪恶美德、牺牲奉献、良心道德、奖赏处罚等，种种定义人际社会关系的观念，已经无法再转译为满足新时代人类的新语言了。一旦这些观念制度不再被人视为规范社会秩序的方法，不再能保证社会合作及社会生命的延续，它们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规范组织能力也就消失于无形。它们的身价一落千丈，从制约社会行为的真实力量，缩减成为个人观点，最多也只能要求法律承认其所占有的至高意义。[7]生活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期性。社会人生的罗盘针上，不再指向永远的北方；地图地标，也一无所用。从60年代开始，茫然无主的现象在多数发达国家愈为显著，促成了各种五花八门新理论的诞生。从主张极端市场开放的自由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通常却都避开价值判断的重心不谈。充其量，也只把价值判断贬为无限制个人自由之下唯一仅存的公约数而已。

社会大解放，一开始自然广受众人欢迎，认为其好处无限，付出的代价甚低，只有根深蒂固的顽固反动派，才对之深恶痛绝。众人也丝毫不曾将社会解放的意义，与经济自由化联想在一起。而几个幸运国家，繁荣浪潮不但为它们的人民带来了富庶，更因其极为慷慨且包罗万象的社会福利而愈加强化。一时之间，社会解体残留的痕迹似乎尽去。单亲家庭（以母职为主），虽然依旧意味着可能一辈子不得从贫穷翻身，可是在现代福利国家的制度下，却也保证其基本的生活受到终身保障。退休金、福利措施，以及人生晚年的养老院，替社会照顾了它的老人；因为儿女若不是不能，就是不再感到有义务抚养自己年迈的双亲。同样，传统上其他原属于家庭的责任，如抚育婴儿的任务，也由母亲移转到托儿所、育婴院，一如社会主义人士所愿，照顾了工作妇女的需要。

于是在形形色色先进思想的号角指挥下，不论是基于理性的计划推论，还是实际人生的历史走向，都朝同一个方向迈进。其中包括对于传统家庭的各种批评——或因其置女人、儿童、青少年于屈从的地位，或从普遍性解放的观点为之。总之，理论与事实同时并进。物质上，集社会之力提供的公众帮助，显然优于多数家庭所能为自己准备的（或因贫穷或其他原因）。单看民主国家的孩童，历经两次大战，却比以前更为健康，营养也更为均衡，显然足以证明此说的正确。20世纪末，尽管主张自由市场的政府及人士频频攻击，福利制度却依然存于最富有的数国而不坠。更有甚者，社会学家及人类学家都观察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即“政府主导的制度越多，一般而言，亲族角色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好也好坏也好，“家族的地位，的确因工业社会中经济与社会愈发个人化而降低”（Goody，1968，p.402—403）。简而言之，早就有人预言，共同体（Gemeinschaft）正拱手让位给共有的社会（Gesellschaft）——社区与个人，在一个彼此不知姓名的社会中相互关联。

就物质所得的益处而言，现代的社会经济，显然远胜建立于社区及家庭组织的传统经济活动。一般人恐怕不曾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到20世纪中期以前，现代工业社会仍然大量依赖旧有社区及家庭价值与新社会的共生共存。因此前者迅速崩解造成的冲击，自然非同小可。这种现象，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开始流行的年代尤为明显，也就是80年代，这时，所谓形容社会最底层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8]一词进入了社会政治科学的词汇。下层阶级，意指全面就业的发达市场社会里，那群无法或不愿在市场经济中取得本身及家人生计者。而这个市场经济，在兼有社会福利安全制度补助之下，显然运作良好，起码可以满足社会上三分之二这类人口的需要，至少一直到90年代都如此。德国社会民主派的政治人士格洛茨（Peter Glotz），对此情况甚感忧心，因此发明了一个新名词：“三分之二的社会”（the Two-Thirds Society）。“下层阶级”一词本身，正如“下层社会”（under world）一般，意味着一种排除于“正常”社会的地位，往往需要接受公共的供给（贫民住宅与福利救济）。不足之处，唯有从黑市甚或灰色经济谋取，也就是政府财政以外的经济活动与来源。然而，由于家庭关系的破裂在这些社会层级中尤为显著，它们所能进入的地下经济极为有限与不稳。因为即使在官方管制范围以外及非法的经济活动当中，若无亲密的亲族关系，也难有效运作。这一点，我们从第三世界及其大量涌入北美的移民当中可以证实。

美国的黑种人（Negro）[9]，绝大部分是都市贫民，因此便成为此类“下层阶级”的代表性人口。他们被逐于正常社会之外，既不属于这个社会，就许多黑人年轻男性而言，也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事实上，多数年轻黑人，尤以男性为主，根本就将自己视为法外之民或反社会的一伙。但是这种现象与肤色无关，并不只限于黑人。随着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以劳动力为主的工业日渐衰败，这一类不幸的“下层阶级”开始在许多国家陆续出现。政府主管单位为照顾一般民众居住需要而兴建的平民住宅，如今住满了“下层阶级”的住户，可是这里的居民却毫无社区意识，更缺乏亲人之间提供的互助关系。在这个霍布斯笔下的暴民丛林当中，充斥着行为暴力嚣张的青少年，居民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连传统社区意识残存的最后一线——邻里关系——也几乎消磨殆尽了。

只有在家族关系解体尚未影响到的国度里，社区意识总算有某种程度的残留。在那里，比邻而居的众人，依然有着社会动物以外的其他关系，社会秩序也因而得以保留，只是他们多数却生活在赤贫的经济情况下。巴西的“下层阶级”即为一例。80年代中期，该国60%以上的收入，由20%的上层人口尽数囊括；而社会最底层的40%人口，却仅得总收入的10%甚至更少（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4，p.84）。生活中，不但社会地位不平等，经济地位也不相符。但是巴西的下层社会，就一般而言，却不像发达国家都市里的贫民那般茫然，后者在旧有的行为规范解体、取而代之的却是一片不确定的空白之下，生活中普遍存在着深刻的不安全感。20世纪末最悲哀的奇怪现象就是在20年内战不断的北爱尔兰地区，尽管其社会经济落后，加上烽火连天，失业严重，可是就一般衡量社会安宁及稳定的标准而言，北爱尔兰居民的生活，却不但胜于英国绝大多数的都市，甚至更为安全。两相比较，岂不矛盾悲哀至极。

传统价值崩溃所带来的最大冲击，不在其失去了过去由家庭与社区提供的各项经济扶持，因为这些功能，在富庶的福利国家里往往可以获得替代品，不过在贫穷的国度里，绝大多数的人口却依然只有亲族之间的相助可以依靠（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参见第十三章及第十六章）。传统价值崩溃带来的最大危机，在于规范人类行为的价值体系及传统习俗的解体。传统规范的消失，普遍为众人所感受，因此在美国有所谓“认同性政治意识”（identity politics）的兴起，以取代传统性认同的不复存在（这一现象于60年代末期开始变得相当显著）。认同所系者，一般以族裔、民族或宗教为主。此外尚吹起一股火药味很强的怀旧运动，意图恢复一个安全有序的假想年月。诸如此类的新风气，反映了人心缺乏导向的惶惑。但是这些运动只是绝望求救的呼声——在茫茫人海中找得一个“社区”归属，在孤独世界中寻得一个家庭投靠，在无情丛林中觅得一处藏身之地——而非积极实行的计划。通常徒用重刑，显然难以解决或吓阻日益猖獗的犯罪现象。可是每一个深谙政海三昧的政客都知道，循规蹈矩的老百姓已经对种种反社会的行为忍无可忍，因此不管他们要求处罪犯以重刑的呼声是否理性，聪明政客自然得向其压力屈服。

旧社会结构及价值的解体，对人类政治的危险之处即在于此。更有甚者，随着80年代时光的进展，在纯粹市场经济的大旗之下，兴盛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开始受到震撼。

亚当·斯密以为，个人利益的追求，需要几项动力。其中包括他认为是人类行为动机本源的“工作劳动习惯”（the habit of labour），以及延后取得劳动回债的意愿，即为将来报酬所做的储存及投资，相互信任的习俗，以及在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当中的其他种种外显态度。这些因素，是资本主义体系运作的需要，可是与个人利益的追求却没有实质关系。家庭为早期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以上所提的各项动机。因为所谓的“工作劳动习惯”，服从与效忠的习性（包括公司主管对公司的效忠），以及其他各种与个人利益极致化之理性选择无关的行为，都成为早期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整体之一部分。这些条件若不存在，资本主义依然可以运作，可是却会变得极为怪异，甚至对企业经营本身也会造成困扰。这种异常现象，从盛行一时的大企业“收购”行动（take over）中可以看出。此外80年代曾经兴起一股席卷超级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如英美两国）金融界的投机之风，彻底破坏了以生产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与利润追求之间的一切关系，更可让我们一窥此中怪象之一斑。增长，不能只建立在利润的追求之上；因此在其他凡是没有忘记这个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德国、日本、法国），前述英美两国风行一时的怪焰狂潮，便无法轻易兴风作浪。

波拉尼（Karl Polanyi）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世纪文明的倾圮加以研究，并从中获得一个结论。那便是19世纪文明赖以建立的各项前提，具有极为特殊并为前人所未见的特性，即有关于市场经济自律性和普遍性的各项前提。他认为，亚当·斯密所主张的“人类交易天性”，促成了“一个以此交易天性为一切活动之源的工业制度，人类在其中的经济、政治、知识，以及精神层面的各种活动，都受此天性支配”（Polanyi，1945，pp.50—51）。此说诚然有一定道理，可是波拉尼对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象，却难免有过度夸张之嫌。同样，众人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追求，往往也不能一定保证国家的富强；两者相关的程度，亚当·斯密也有过誉之处。

人类生存活动的必要条件——空气——往往被我们视为当然；同理，资本主义也忽略了其生存于斯，运作于斯，承袭于以往的环境条件。只有一旦忽然空气质量产生问题，我们才发现它是多么重要。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之所以成功，即在于它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最高利润的追求与积累，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三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发生的文化变革，不但侵蚀了资本主义承袭的历史环境资产，也证明了一旦这些资产荡然无存，资本主义的运作必将遭遇困难。70年代和8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风行，最终终于站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废墟上宣布获得胜利。然而历史很有讽刺意味，胜利的一刻，也就是其运转开始不灵的一刻。市场经济胜利了，但是它的缺陷，它运转的不灵，却再也无法粉饰了。

文化变革冲击之大，居于旧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都市型“工业市场经济”自然感受最深。但是这场20世纪末叶文化动乱散发出的无比冲击，同时也彻底改换了“第三世界”的社会和经济面貌。以下，我们就对这所谓的“第三世界”进行探讨。

[1] 30%为北美，19%为日本，剩下的16%—17%，由世界其余85%的人口中（比较富有的）成员所分享。

[2] 不过这种口音的改换，在伊顿（Eton）公学一位副校监的建议下，该校的贵族子弟早于50年代末期便已开始。

[3] 巴西流行音乐乐坛的祭酒奥兰达（Chico Buarque de Holanda），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前进史观学者，并曾是该国30年代知识文化圈中的重要人物。

[4] 要知道此“自由意志”，与传统巴枯宁（Rakunin）或克鲁泡特金（Kropotkin）无政府主义主张的“自由意志”大不相同，更绝非后者的复燃。无政府主义相信借着自发性、无组织、反权威的自由意志行动，可以为众人带来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国界的公平新社会。不过比起当时甚为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却又较为接近60年代和70年代叛逆学生群的理念了。

[5] 任何一种主张本身的合法性，绝不可与其支持论点相互混淆。一家之中丈夫、妻子、儿女的夫妇亲子关系，怎么能与市场上买主卖主的交易关系相提并论，连在纯理论的观念上也不可类比。同理，生育与否，即使出于单方面的决定，也绝非一个仅仅关系决定者本人的重大问题。但是以上两项论点，却也绝不能损害以下主张的正当性，即对于改变妇女家庭地位的努力，以及堕胎权利的主张，可以同时成立，绝无相违背处。

[6] 大公司企业组织的资本主义世纪到来之前，大型企业的运作模式（垄断性资本主义），并非汲取私有企业的经营经验，而是师法国家或军队的庞大官僚系统，这一点从铁路员工穿着制服一事上即可证明。事实上，这些大型企业往往是由国营或非营利性质的公营，例如邮电服务等。

[7] 这表明在失去控制的个人主义社会之下，至少在美国，所谓作为其中心观点（法律或宪法上）的“权利”一词，与传统观念里一体之两面的权利与义务，有着极大的悬殊。

[8] 这些下层阶级，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被称为“社会渣滓”（residuum）。

[9] 本书写作时，美国黑人的正式名称已经改为“非洲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不过这类名称往往一再改换，就作者有生之年，已经改变几次：有色人种（Coloured）、黑种人（Negro）、黑人（Black）等，而且我相信仍会继续变换下去。种种名目的演变，无非是向美洲黑奴后裔表示尊重之意，作者在此采用的黑种人一词，乃是众多善意称呼中沿用最久的。

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我以为）无书可读，夜来在他们（埃及）乡间大宅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一把舒服的椅子，一本好书在手，坐在凉快的阳台上，那才叫惬意生活。可是我有位朋友却提醒我道：“你确实以为，那些乡下大地主吃过晚饭，不会出来坐在阳台上，头上一盏大灯照着，是吗，而不是推测？”这一点，我倒从没想过。

——拉塞尔·帕夏（Russell Pasha，1949）

每回只要话锋转到互助的话题上面，提到以贷款帮助村民，大家就一定同声感叹，哀叹村民之间越来越不合作了……一面感叹，一面少不了提到另一种世风日下的现象，那就是村子里的人对金钱越来越计较。于是大家又异口同声，一起对“过去的好时光”思念不已：想当年那个时节，同村有难，众人随时都乐意相助。

——阿卜杜勒·拉希姆（M.b.Abdul Rahim，1973）

1

殖民地独立运动及各地的革命，将世界的政治地图全然改变。在亚洲一地，为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国家如今一下子跃增5倍。1939年时只有一个独立国家的非洲，此时也暴增为50国左右。甚至在19世纪第一次殖民解放风潮下出现了20多个拉丁共和国的美洲，新一起的殖民解放大潮又为此地添加了一打新成员。这些数字固然惊人，但其中最重要的意义则不在此，却在这些新国家大量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所代表的分量和压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依附性地区的人口开始爆炸性地增长，不但改变了世界人口的平衡，而且这项改变还在不断进行之中。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也许是始自16世纪，人口增长的重点一向多以发达世界为主，即欧洲本地或源自欧洲的地区；其人口总数1750年不足全球20%，到了1900年已一跃几乎达到人类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增长虽在“大灾难时期”暂告中止，可是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又再度以前所未有的三级跳大量增加，而这一回增加的来源，却集中在以前受少数帝国治理或征服的地区。我们若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作为“发达世界”的代表，其人口总和到80年代，仅占全人类的15%而已；且其比例下降之势，已成无可避免之势（幸亏还有移民人口撑场面），因为其中好几个“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已经减到来不及补充其自然淘汰的速度了。

就算我们假定，世界人口最终将在21世纪某段时间于100亿大关（姑且按目前的推算估计）稳定下来，[1]贫穷国家人口暴增的现象，也堪称20世纪最根本的一项改变，并在“黄金年代”末期首度引起国际人士一片忧心。1950年以来，世界人口于40年间激增两倍；而非洲一地的人口，更有可能在不到30年间便能倍增。如此高速的增长，实属空前现象，引起的实质问题，自然也无先例。试想，在一个60%人口均为15岁以下的国家里，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及经济状况，问题之棘手便可想而知了。

贫穷地区人口的暴增，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的震动及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其中原因有二。一是与“发达国家”过去在历史上的同一发展阶段相比，如今穷国的人口增长率高出太多；二是一向以来保持人口稳定的死亡率，自40年代以来开始直线下降——比起19世纪的欧洲，减少百分之七八十（Kelley，1980，p.168）。当初欧洲地区死亡率降低甚缓，生活和环境逐步改善后方才变得快些；可是“黄金年代”则不然。现代科技像飓风一般扫及贫穷国家。在这股现代化药物及运输革命的浪潮之下，自40年代以来，医药上的种种创新突破开始挽回大批人命（比如滴滴涕及抗生素）。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力仿佛可以回天（过去唯一的成功案例，只有天花疫苗可以比拟）。出生率居高不下（经济繁荣时更持续上升），死亡率则直线下降（墨西哥的人口死亡率在1944年后的25年之间减半），人口数字开始急剧增加，可是外在环境的条件、经济，以及各项制度，却未必有同等程度的相应改变。人口的暴增，同时更造成贫富之间更大的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尽管两处的经济正以同等的速率增长。同样是比30年前增加两倍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一个人口稳定的国家来说，若与另一个人口同时也暴增两倍的国家如墨西哥相比，两者之间，国民分配所得自然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了。

有关第三世界的任何记述，都必须以其人口数字为首要大事，因为人口的暴增，正是第三世界之所以存在的中心事实。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世界迟早也必将走上人口专家所谓的“人口组成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阶段，即由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双管齐下，达到人口数字的稳定；也就是进入子女数减少，两个恰恰好，一个不嫌少的家庭模式。这种“人口组成转变”的趋势，果然如所料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尤以东亚地区为著。可是，到“短20世纪”告终为止，绝大多数贫穷国家却还不曾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只有前苏联集团国家例外——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国家里，贫穷迟迟不去的主因。某些国家人口负担之重，每年必须为新生的千万余张小口张罗粮食。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之下，政府不得不强制节育，或限制每家子女的人数（其中最著名者即数70年代印度的绝育政策）。可是，这种手段显然无法真正解决任何国家的人口问题。

2

人口问题固然头痛，可是当战火甫息，殖民的枷锁刚刚解除，贫穷国家首要考虑的却不是它们的人口问题。它们的心事，是自己该采取何种姿态立于世界？

有几分不出所料，它们多数都采取了或被迫采取了由旧殖民主子体系衍生出来的政治形式。而少数由社会革命或长期解放战争之中诞生的新政权（两者最后的效果相同），则多半遵循苏联革命立下的模式。因此就理论而言，新世界里逐渐出现了无数实行国会制度并实行选举制的共和国度，再加上一小部分由一党制主导的所谓“人民民主共和国”（理论上说，这些国家都民主了，可是只有共产党国家及社会革命政权，还要强调“人民”当家做主，在其正式国名上再加上“人民”或“民主”的头衔）。[2]

“民主”也好，“人民”也罢，可是就实质而言，这类名号却名不副实，最多只能表达新国家想在国际上扮演的角色而已。在事实上，更如拉丁美洲国家的宪法般不切实际，其中原因如出一辙，即它们往往缺乏足够的物质和政治条件帮助它们达到理想。这种情况，连社会主义形态的新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它们基本上属于极权政治，又有一党制的结构，事实上也较自由性质的共和国政体更适合其非西方背景下的国情。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国度里，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便是（文人的）党高于军队。可是到了80年代，几个由革命党领导而诞生的政权，例如阿尔及利亚、贝宁（Benin）、缅甸、刚果共和国、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以及索马里，再加上有几分古怪的利比亚，均是在政变的军人统治之下。正如叙利亚和伊拉克也是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府治下一般，虽然两者版本不同、彼此敌对。

事实上，也正是军政府的泛滥或动辄便有陷入军政府的倾向，使得宪法也许不同、结盟地位各异的第三世界，表现出同一面貌。我们若不计第三世界的几个主要共产党国家（朝鲜、中国、中南半岛数国，以及古巴等等），并将墨西哥革命以来已经长久建立的墨西哥政权除外，1945年以来恐怕很难找到几个没有出过几个军人政权的共和国来（至于其余少数君主国家，除了某些例外如泰国外，倒好像还安全一点）。只有印度，到本书写作为止，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国家。它不但始终如一，不曾打破民选政府主政的局面，而且其政府，也一直由经常性并具相当公正性的普选选出——不过印度是否便配称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则要看我们如何诠释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了。

世人对军事政变及军政权已经如此习以为常，即使在欧洲也不例外，我们在此不得不提醒读者，其实就当时军政权甚嚣尘上的规模而言，实属一股前所少有、极为新奇的现象。1914年，全球的主权国家里，除了拉丁美洲外，没有一国是在军政府的统治下。但是军事政变，在拉丁美洲诸国是传统的一部分，更何况其时其地，唯一不在文人政府治下的主要共和国家也只有墨西哥一国而已，而墨西哥则正在革命及内战的战火中鏖战不已。当时，好战黩武的政权固然不少，也有许多国家的军方拥有超过分内应有的政治影响，更有如法国军官般对其政府极为不满的国家，可是在一般正常稳定的国家里，军人还是坚守其服从天职，以及远离政治的传统。说得更精确一点，即或他们确有参政的事实，但也只像上层阶级妇女一般，于幕后暗施手腕，在表面上却无声无息。

因此军事政变性质的政治文化，完全是一种充满着不安定的政局与非法政府的新时代下的新产物。有关军事统治的认真探讨，首先出现于1931年，是由意大利记者马拉帕尔泰（Curzio Malaparte），援当年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思维提出；他的大作《军事政变》（Coup d’État）写出时，正值大灾难时期的中途。到20世纪下半阶段，超级大国之间的权力一时获得平衡，国际局势似乎转安，各国政权也同样近乎稳定，军方参与政治的现象便更普遍了。单单是因为全球新国林立，多数均缺乏合法传承政统，加上政治路线不定，政局经常不安，便可以解释这种强势军方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武装部队往往是环视国内唯一可以发动政治行动（或任何行动）的力量。更有甚者，由于超级大国在国际上进行的冷战，多数是由盟邦或附属政权的军队出面的，两强自然以金钱及武器多方补给己方帐下的成员。有的时候，更是你去我来，轮流供应，如索马里，便有美苏两强先后分别予以武装。如此一来，坦克开上了政治舞台，军人在政治上大展身手的空间就更多了。

共产主义的核心国家在党的领导下，在理论上，军方臣服于文人政府的治下。至于西方阵营里的核心国家，由于极少出现政局不稳的现象，加上国家具有充分控制军队的机制，军人参政的机会大受限制。因此佛朗哥将军谢世以后，西班牙在新国王的支持下，各方能协商成功，开始迈上一条自由民主政治的大道。与此同时，那批顽固守旧的佛朗哥派曾于1981年酝酿一场政变，也被立时平定，因为国王断然拒绝接受。在意大利，则有美国幕后支持的力量，如当地强大共产党势力组成政府，将随时准备起来推翻，因此意大利的文人政府始终得以保全。不过70年代时，该国军方、情报单位，及地下恐怖组织的重重黑幕后面，却出现过一连串各种无从解释的政治活动。遍数西方世界的军官，只有在老大帝国无法忍受殖民地纷纷脱离统治的心头恨之下（即惨败于殖民地之痛至巨至深），才会受到诱惑，对军事政变产生跃跃欲试之心，如50年代法国在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两地的失守，以及70年代葡萄牙帝国在非洲地域的崩溃（不过葡萄牙之变带有左倾意味）。然而，法葡两国军方旋即又回到文人政府控制之下。欧洲地区唯一有美国做后盾（但可能是由当地主动发端）的军政权，事实上只有希腊一地，是于1967年由一群极右派上校军官发动建立。当时的希腊，仍陷于早年内战的阴影之下（1944—1949），共产党人和反共分子双方阵营之间的尖锐对立依然未休。这个由一群蠢军官发动成立的政权恶名昭彰，专以残忍手段对付异己为能事，7年之后，便因其政治智商太低而倒台。

相反地，在第三世界的国度里，却存在着军人随时干政的诱因，其中尤以新成立的小国为最，它们国小势微，数百名武装军人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何况枪杆子又有国外势力来支援，有时根本就由国外势力出马代劳。再加上政府经验不足，能力不够，于是混乱腐败层出不穷，一片狼狈之象。其实，通常在多数非洲国家出现的典型军人统治者，往往是真心打算收拾这一乱七八糟局面的有心人，而非冀求个人飞黄腾达的独裁者。他们本身虽然一时掌权，却希望文人政府不久便可接手，可是这份心愿常常陷于惘然。最后，治国与文人当政的理想两皆落空，这也就是为什么非洲军事头目的政权难以长久的原因。但是不管何人主政，只要当地政府有落入共产党之手的可能，尽管机会极为微小，保证便有美国前来相助。

简单地说，军事政治正如军事情报一般，往往崛起于正常政治力量及情报系统出现真空的时间地点。这种政治形态往往并无一定名号标志，却出于周围环境不安定所致。然而，对这些出身于前殖民地或依附型经济的国家来说，它们致力的国策，往往需要本身有安定的政局并有有效率的政府机构才能成事。可是这却偏偏正是它们所缺乏的条件，因此军事统治便在第三世界成为政治主调。它们一心一意，追求经济的独立“发展”，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之后，在世界革命及全球殖民解放之下，过去建立在农产品原产地上的繁荣已经没有前途，再也不能专靠供应帝国主义国家的世界市场为出路了。这一类旧有的经济楷模，有阿根廷和乌拉圭两国的大牧场为先例，墨西哥的迪亚兹和秘鲁的莱古亚（Leguía），曾满怀希望地仿效。但是自从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不景气后，这类老路显然已经行不通。更何况在民族主义以及反帝国主义的呼声下，一国之政策自然是以脱离对前帝国势力的依附为当务之急。于是，便有苏联出头为新生国家的“发展”另辟蹊径，作为各国仿效的楷模。1945年后数年之间，正是苏联最为神气活现的时刻。

野心比较大者，便大声疾呼，意图进行有系统的工业化，以结束落后的农业经济体系，其手段或以中央计划式的苏联为师，或发展国内工业以取代进口。其间手法或许有异，却同样需要政府的行动与控制。野心较小者，虽然不似前者志向远大，例如梦想着建立起自己庞大的热带钢铁工厂，巨型水坝下筑起巨型水力发电设施，源源不绝带动工厂的巨轮运转，却同样一心一意打算用自己的力量，控制并开发本国资源。在过去，石油往往是由与帝国强权关系密切的西方私营企业一手把持，如今各国纷纷效法1938年墨西哥的先例，一律收归国有国营。至于那些避免国有化政策的国家，也发现国境之内，“一油一气在手”，不啻是与外国大公司谈判的最佳筹码——1950年后，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bian American Oil Company，简称Saudi Aramco）首开先例，二一添作五答应与沙特阿拉伯平分收益，尤其让其开始尝到甜头——事实上到了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根本便以全球为目标，大幅提高原油价格。此事之成为可能，全是因为世界石油的所有权此时已由大公司手上移到为数甚少的几个产油国家所致。但是简单地说，即使是这些快活享受外来新旧资本家扶持的国度——所谓“新”者，是指当代左翼所指的“新殖民主义”——也是在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下为之。终80年代，以此手法经营最为成功的国度首推法属科特迪瓦。

推动现代化最失败者，则数那些过分低估本身落后所造成的限制的国家。它们技术落后，经验不足；技术人才、行政人员、经济专家都缺乏；人口大多为文盲，对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方案既不熟悉又无回应。因此，理想定得愈高，失败相对愈惨。某些国家好高骛远至极，定下的目标连发达国家都难达到，比如由中央全面计划的工业化目标。与苏丹同为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最先获得独立的加纳，便在这种不切实际的理想下，企图建立起一个由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而浪费了自己积累的两亿美元家底（来自高涨的可可价格及战时收益。这个数字，甚至比独立印度的英镑库存还高）。恩克鲁玛一手倡导的“泛非联盟”，更是野心勃勃地高调。结果雄心不果，一败涂地。而60年代可可价格大幅滑落，雪上加霜。到1972年，加纳的宏图完全失败，这个小小国度内的工业，仅能靠各种保护手法如高关税、价格管制，及进口执照而苟存。黑市经济盛行，贪污腐败泛滥，至此一发不可收拾，在该国长存，成为无法根除的祸害。工薪阶层有四分之三都在国家单位就业，自给生存所依赖的基本农业却完全受到忽略（许多非洲国家亦然）。1966年，恩克鲁玛政权为第三世界司空见惯的军事政变推翻，这个国家随之继续朝幻灭路上走去，途中但见此起彼落，军人上台下台如家常便饭，偶或有文人政府昙花一现地点缀其间。

这些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诸非洲新国的记录虽然不堪回首，但若论及其他地区的前殖民地及依附型国家，其发展成就却不容忽视。这些地区和国家，选择了一条由国家主导计划的经济发展之路，因此自70年代以来，国际人士间便开始有了所谓新兴工业国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NICs）的流行用语，而除了中国香港之外，这些新工业国的形成，都是建立在国家领导的经济政策之上。但凡对巴西和墨西哥两国国情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政府插手的结果，往往是极端的官僚化，无比的腐败及浪费，可是与此同时，几十年来也为巴西和墨西哥两国创造了7%的年增长率。总而言之，尽管官僚腐败，两国却如愿地转型成功，成为现代化的工业经济。事实上，有一度巴西甚至高居非共产党世界中的第八大工业经济国家。此外，巴西和墨西哥两国人口众多，足以提供广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发展国内工业取代进口的政策，在此可以发挥作用，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如此。巴西的国营事业，一度曾经达到该国国内生产总额的近半数，全国最大的20家公司里，国营单位即占19家。而墨西哥的国营事业人员，更为总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公有单位的薪资账册总额，占了全国总工资的五分之二（Harris，1987，pp.84—85）。至于远东地区的国家，由国家直接经营的程度则较轻，多是由一些蒙政府许可的私人企业集团运作，但是信用和投资的控制则操纵在政府手上。因此表面的方式虽然不同，其经济发展对政府的依赖则如一。50年代和60年代，全球各地可说都吹着计划及国家主导的经济风，在新兴工业国家地区里面，此风甚至一直吹到了90年代。至于风行之下产生的经济效益，其成败则要看个别状况及人为因素而有异。

3

可是增长的情况，不论是否由政府控制，对第三世界绝大多数自给自足的老百姓而言，都没有重大的利益可言。因为即使在某些靠一两样大宗出口商品为主要财源的殖民地或国家里（例如咖啡、香蕉、可可等），这些经济作物也往往集中于有限的几个地区。于是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地方，连中国在内，广大的人口依然以农业为生。只有在西半球一带，以及西部伊斯兰世界的乡间，在几十年间，才戏剧性地由农业社会蜕变成为大都会（参见第十章）。其实只要土地肥沃，人口不致过度拥挤，如黑非洲，一般而言，老百姓多能自给自足，无须外求。这些土地的居民，多数根本不需要政府来帮倒忙，因为当地的政府多半力量太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如果官府势力变得苛扰太重，老百姓也可以不去惹它，或干脆退而采用自力更生的老法子。环顾各地，少有其他地方拥有像黑非洲这么好的优势，可以轻轻松松地走进独立年代。可惜不旋踵间，这个大好条件却被糟蹋掉了。与非洲相比，亚洲及伊斯兰世界农民的日子往往穷苦得多，至少在粮食等食物方面，贫穷到苦不堪言的地步，而且其境况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改善过，例如印度地狭人稠，生存的压力自然远比非洲为大。然而，对许多平民百姓而言，解决之道却是越少和那些倡导经济改革致富者接触越好。长久以来，他们的祖先，以及他们自己本人，都已经学到一个经验，那就是“外头来的绝对没有好事”。一代又一代默默的思索中，他们领悟到了一个事实：与其多求利润，不如减少风险，才是上上之策。不过，这些老百姓并不因此便成为全球经济革命中的“化外之民”，因为这股革命浪潮泛滥四方，不论远近，连最偏僻与外界缺乏联系的地区，也难逃其浪头侵袭——塑料瓶、汽油桶、老古董的卡车——当然更少不了政府的机关衙门，而其功能便是制造公文。但是这个办公室写字间世界的出现，充其量不过将人口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大族群：一边是一个生存行动于其间的统治阶层，另一边则是完全与其无涉的小民。因此在第三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里，最大的分野便在“沿海”与“内地”（或都市与边区）的区别。[3]

麻烦的事却正出在这里。现代化往往与政府携手而来，因此“内地”被“沿海”管辖，边区为都市治理，不识字者自然也只有受制于识字之人了。太初有“道”，“道”即“文字”。在加纳独立前不久成立的议会，其104名成员中，68名有某种程度的小学以上教育程度。南印度特伦甘纳地区（Telengana）106名的立法委员里，则有97人有中等以上的教育程度，并有50位大学毕业生。可是这两地绝大多数的居民，当时却多属目不识丁的文盲（Hodgkin，1961，p.29；Gray，1970，p.135）。更有甚者，凡想在第三世界“国家级”政府出人头地者，只会当地通行的语言还很不够，还得通晓几种国际语言当中的一种（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或中文），至少也必须懂得新政府将当地方言混合而成的“国语”才成，例如斯瓦希里语（Swahili，东非、刚果等地的语言）、印尼官话（Bahasa）、混杂语言等。唯一的例外，只有在拉丁美洲地区，官方的书写文字与一般民众的通行语同属一种语言（葡萄牙文或西班牙文）。试观印度一地，1967年海得拉巴（Hyderabad）举行的公职选举中，34名候选人里只有3人不谙英语（Bernstorff，1970，p.146）。

因教育程度好而占的优势，甚至连最落后、最偏僻之民也逐渐感受到了。他们自己不一定能分占这个优势，尤其在他们享受不起这个条件的时候，更特别感受到其中的不同。知识就是权力，这句话不但具有象征意义，在事实上根本就是如此。在某些国家里，所谓政府，所谓国家，对其子民而言，无异于一部庞大的机器，其目的即在榨取他们的资源、血汗，以供国家雇用的员工享用而已。因此知识即权力的意义，在这些国家愈发明显。有了教育，往往意味着有可能在国家机关谋得一份差事，有时甚至十拿九稳，保证可以得到一个职务，[4]运气好的话，更可以变成一辈子的铁饭碗，从此吃喝不尽，招权纳贿，公物私用，将某些职位私下给家人或朋友。一个小村庄——比如说，姑且在中非吧——投资在村里一名年轻人身上，培养他受了教育，从此全村的指望便在这项教育投资所保证的回收之上，也就是公职的所得及公务员身份的保护。一份公务生涯如果经营得成功，收入极为可观，是一国当中待遇最好的职业。在60年代的乌干达（Uganda），一个公务人员的薪水（指其合法正当的收入），高达其国人平均收入的112倍（英国的比数则为10：1），其中意义可想而知（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70，p.66）。

凡是乡下穷人（或他们的下一代）也有可能受惠于教育的地方，便可见众人普遍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例如拉丁美洲，第三世界中以此地区与现代化距离最近，离殖民时代也最遥远）。“大家伙都想要学点什么东西。”1962年时，某位在马普切印第安族（Mapuche Indians）中搞活动的智利共产党人，便曾对笔者如此表示：“可是我本人并不是知识分子，没法子教他们书本上的玩意儿，便教他们踢踢足球。”求知若渴的欲望，自50年代起，是推动南美居民大量由乡村迁往都市的一大原因。迁徙的惊人结果，是乡间为之一空。各项调查都显示，都市生活的吸引力，极大成分在于可为子女的教育和训练提供更好的机会。在城里，他们“可以变得不同”。多种新机会中，首先自然是学校教育为未来提供了最佳的前景，可是退而求其次，即使如开车这种简单技术，到了落后的农村地区，也可以成为改善生活的重要技能。驾驶技术成为成功之本，这是一位来自安第斯山脉克丘亚族（Quechua）村落的乡人的心得；也是他教导效法他的脚步进城、到现代世界打天下的表兄弟及侄儿外甥的第一课。岂不见他本人一份救护车司机的工作，正是一大家族迈向成功的基石吗（Julca，1992）？

至于拉丁美洲以外的农业人口，也许一直到了60年代，甚至更后的时期，才开始逐渐有系统地认识到现代文明代表着希望，而非威胁。不过在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制定的改革政策当中，领导者可能对其中一事特别寄予厚望，认为它可以对农民造成吸引力，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五分之三以上以农业维生的人口：即土地改革。这项概括性的政治口号，在农业国家里却包罗万象，从大规模土地所有权集中到重新分配给农民及没有土地的劳动者，一直到封建领地及佃户制度的扫除，地租的减低，租耕制度的改良，以及革命性的土地国有化及集体化，等等。

这一类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内风起云涌，是为行进步伐最为激烈紧凑的10年，因为政治光谱上不论左右及幅度，都可见向这个方向的行动。在1945—1950年间，世上半数人口居住的国家，都在进行着某种程度的土地改革——在东欧，以及1949年后的中国，进行的是共产主义式的土地改革；原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前印度，则是因为殖民解放而起的改革；在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则是出于日本战败的结果，或可视为美国的占领政策所致。1952年埃及爆发革命，土地改革之风开始吹进西方的伊斯兰世界：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纷纷先后跟上开罗的脚步。1952年玻利维亚掀起革命，南美地区从此也走上土地改革之路。不过墨西哥仍可算作首开风气之先的国家，自1910年革命以来，或者更为精确一点，自30年代革命在墨西哥再起以来，便已经大力鼓吹土地均分（agrarismo）。不过，政治上的呼声虽然很多，学术上的统计研究尽管不断，拉丁美洲的革命事例毕竟不足，加之殖民岁月遥远，战败经验稀少，真正的土地改革终究难以兴起。一直要到卡斯特罗在古巴发动革命（为古巴带来了土地改革），使土地改革进入了中南美洲的政治进程，情况才改观了。

对于主张现代化的人而言，土地改革的好处不止一个方面：政治上的意义自不待言（不论是革命政权，或正好相反的反革命政权，双方均可借此赢得农民支持），在思想上更为动听（例如“土地还给劳动人民”等口号），有时甚至还可以达到某些真正的经济目的，虽然绝大多数的革命人士或改革家，对于仅仅将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的手段究竟能造成几分改善，并未抱着太大期望。事实上在玻利维亚和伊拉克两国分别于1952年和1958年实行土地重新分配之后，农业总产量反而急剧下降。不过为求公平起见，我们也得指出，在其他农业技术及生产力原本便已极高的地方，以前对土改诚意抱怀疑态度的农民，一旦获得自己的田地，很快便发挥极高的生产潜能。埃及、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便是最好的例子，其中又以中国台湾的成就最为惊人（Land Reform，1968，pp.570—575）。维持一个广大农民群体的存在，其动机其实与经济无关，过去如此，现在亦然。因为现代世界演变的历史证明，农业生产的大量提高，恰好与农业人口的减少成反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逆向增减的现象尤为明显。不过土地改革的意义，不可因此抹杀，因为它毕竟也证明了在自耕农制度下，尤其是以现代化手段经营农作物的较大型农家，其效率绝对可以与传统大地主佃户制度，或帝国主义的大规模农庄运作媲美，而且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比起其他某些半工业化集中经营的办法，例如1945年后，苏维埃式巨型的国营农场，以及英国在坦噶尼喀（Tanganyika，今坦桑尼亚）生产花生的手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过去，咖啡之类的农作物，甚至连橡胶及糖在内，一向被认为只能以大规模农庄的方式栽植经营。这种手段，虽说如今比起某些缺乏技术的小农，依然占有极为明显的优势，却已绝非必要的经营方式了。不过归根结底，自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世界在农业上获得了重大进展，所谓科学选种的“绿色革命”，毕竟还是由具有企业经营头脑的农家开始的，印巴边境的旁遮普即为一例。

尽管如此，土地改革的经济动机却绝非出自生产力的提高，而是着眼于平等的考虑。就长期并整体的观点而言，一开始，经济成本往往会扩大国民所得分配不均的状况，但是最终必将缩短其间的距离。黄金时代末了，发达西方国家人民在经济生活上达到的平等程度，高于第三世界，即可见其真实性的一斑。不过近年来由于经济衰退，以及一些人士对自由市场抱着近乎宗教神学的迷信，所得不均的现象又再度在某些地区出现。拉丁美洲的贫富不均最为严重，非洲居次，但是在一些亚洲国家里面，贫富的差距却相当接近。这几个地区，都曾在美国占领军的协助或直接经营之下，进行了一场极为激烈的土地改革，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Kakwani，1980）。贫富不均的现象少，自有其社会性及经济性的好处，往往被观察家们视为这些国家工业化成功的一大动力。观察家们也同时认为，巴西经济的发展忽冷忽热，几度前进却又跌倒，往往欲达“南半球美利坚”的经济宝座而不得。巴西人民的贫富严重不均，到底应为其欲进不得的挫败担负几分责任——贫富不均，可容国内工业增长的市场因此受限，自不可免。拉丁美洲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如此严重，各国又缺乏大规模组织性的土地改革，两者之间，实在很难说没有任何关联。

土地改革，当然为第三世界的小农阶级欢迎，至少在土改还未转变为集体或合作农场的形式之前是如此——这种转变，是共产党国家的常例。然而，欢迎归欢迎，在个体小农与倡导现代化的城市改革家之间，双方对土改的期待却南辕北辙。前者对总体性经济面对的问题毫无兴趣，与国家政治的观点不同，对土地的需求也非建立在一般性的大原则之上，而自有其个别特定的主张。秘鲁改革派将领组成的政府曾于1969年推动激进的土改，企图一举摧毁该国大地主的田产制度（haciendas），即因此而失败。原来秘鲁印第安高地的牧民，一向为安第斯山脉大农场提供劳力，双方共存的关系虽然不甚稳定，可是改革对这些牧民的意义，却仅仅意味着重返祖传的“本土”，回到这一直被大地主隔离的原有牧场。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始终牢记着祖先传下来的家园疆界，这份损失，他们永远也不曾忘怀（Hobsbawm，1974）。改革前旧有的生产运作方式，他们无意维护，事实上现在都归入合作社区（comunidades）及原有员工的所有权下了；对于改革后合作式经营的实验，或其他任何新奇的农业制度，也都不感兴趣。他们急于保持的东西，乃是过去传统生活圈（虽不平等）中，所存有的传统互助手段。因此在改革进行之后，他们却回头“入侵”合作制下的共有田产（其实现在他们都具有共同经营者的身份），仿佛在大田庄与其族人社区之间（以及各个社区之间），土地的冲突纠纷犹存，一切都未改变（Gómez Rodríguez，pp.242—255）。对这些边区的牧民而言，改革与否，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仔细探讨起来，真正最接近小农理想的土地改革，恐怕要属30年代墨西哥的尝试，这场改革将共有土地的权利给各个村落，完全交由农民照自己的意愿决定土地共有方式（ejidos），究其立意，是假定小农均从事于自给性的生产耕作。这一措施在政治效果上获得极大成功，可是在经济上与墨西哥日后的农业发展却没有任何关联。

4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前殖民地蜕变而成的数十个新国家，再加上一向也是依赖旧帝国主义工业世界生存的拉丁美洲绝大多数国家，很快发现自己被聚集在统称“第三世界”的名号之下，此事原不足为奇——有人认为这个称号是于1952年诞生（Harris，1987，p.18）——与第三世界相对，则有发达工业国家组成的“第一世界”，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为成员的“第二世界”。虽说这种将埃及与加蓬（Gabon）、印度与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New Guinea），一股脑儿归作同类社会的方式极为可笑，可是在情理上也非完全不通。因为这些国家都一穷二白（与“发达”世界相比），[5]且无独立生存能力，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它们的政府也都一心一意想要“发展”，同时却也都不信任外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即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相对利益”结构），或在国内实行任由私有企业自行发展的政策，能够帮助它们达到发展的目标。且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场经济大萧条及大战本身的历史教训，就值得它们警惕，作为其后事之师。加上冷战的无情铁腕紧扼全球，只要还有任何自由可以掌握本身行动步调的国家，自然都小心翼翼，避免加入两大联盟的任何一方。总而言之，也就是极力避开人人闻之色变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不向一边倒去，并不意味着“不结盟”国家便对冷战双方持有完全相同的反对立场。“不结盟运动”的倡导者——1955年在印尼万隆（Bandung）首次国际大会之后，即开始采用此名——往往属于前殖民时代的激进革命人士，例如印度的尼赫鲁、印尼的苏加诺、埃及的纳赛尔，以及脱离共产党阵营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等。这几位人士，正如其他众多由前殖民地兴起的新政权中人一般，都将自己定位为具有自我特色的社会主义者（即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包括柬埔寨的王家佛教社会主义（Royal Buddhist Socialism）在内。因此它们都对苏联具有某些同情认可，至少愿意接受苏联提供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这原不足为奇，因为冷战开始，在东西两个世界相分隔的一刻，美国便急忙放弃过去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开始在第三世界寻求其中最为保守政权的支持，动作极为明显。美方寻求的对象，包括（1958年革命前的）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以及伊朗国王治下的伊朗——此四国组成“中央条约组织”（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CENTO）——加上“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SEATO）中的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三国。这两个组织成立的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主体以防堵苏联势力的军事体系（不过前两个组织却未曾发挥重要作用）。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原以非洲、亚洲为主的不结盟圈，至此形成三洲共同势力，其拉丁美洲的成员，自然来自西半球国家中对北半球苏联最不痛快的几国。不过万隆不结盟运动的非共产党国家，如实际加入西方联盟阵营的第三世界亲美国家一般，并没有任何实质亲苏的行动。它们并不想蹚超级大国在全球对峙的浑水，因为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例所呈现出来的，若有冲突发生，它们将永远是战火中倒霉的第一线。两大阵营之间的疆界（即在欧洲的界线）越稳定，一旦枪起炮落，弹头就越有可能落在亚洲某处的山头，或非洲某地的丛林里。

然而超级大国的对峙，虽然主导着世界各地国与国的关系，有时甚而有助于稳定国际形势，却始终无法完全操纵全局。第三世界中即有两个地区，当地固有的紧张关系，基本上与冷战本身毫不相干，但是其压力不但演变成长期的冲突，并导致该地间歇性的战火。这两个地区即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北区（两地冲突都非偶然，均源于帝国主义离去前故意将该区分割的安排）。印度北部的冲突局面，还比较容易独立于全球的冷战之外，虽然巴基斯坦一心一意想把美国卷进来——不过一直到80年代阿富汗的战争爆发，巴基斯坦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参见第八章及第十六章）。因此，该地区先后爆发的三场地区性战争，西方所知甚微，记忆更少：1962年中印两国为未定边界掀起的战火（中国获胜），1965年印巴之战（印度轻松大胜），以及1971年印巴两国再次的冲突——起因是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在印方支持下独立。在这几场战争中，美苏双方都扮演着友好的中立调停角色。可是中东局势却无法如此隔离，因为其中直接关系着很多美国盟邦：以色列、土耳其，及国王治下的伊朗。而当地接连不断的革命——1952年的埃及、50年代和60年代的伊拉克和叙利亚、60年代和70年代的南部阿拉伯，以及1979年伊朗国王巴列维政权的被推翻——不论是军人或文人政变，都证明该地区社会状况的不稳。

尽管如此，这些地区性的冲突，在基本上却与冷战没有必然的关系：第一批承认以色列这个新国家的国家中便包括苏联，可是以色列日后却定位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盟友。而阿拉伯世界或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其国际路线不分左右，对内则一致联合打击共产党。造成该地区分裂的原因，是以色列的犹太移民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比英国蓝图设计为大的犹太人国家（Calvocoressi，1989，p.215）。以色列此举，使得70万名非犹太裔的巴勒斯坦居民被迫流离失所，这个人数，恐怕比1948年的犹太人口为多。以色列为达到开疆辟土的目的，每10年便打场战争（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1982年）。历史上与以色列强行建立国土的行动最接近的前例，便是18世纪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二世（FrederickⅡ）。腓特烈从奥地利手中夺取了西里西亚（Silesia），从此连番作战，以求取得各方承认他对该地的所有权。多年战争下来，以色列将自己建设成中东地区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同时也取得了核国家的地位。可是它却与邻国永远交恶，不但无法与邻邦建立起稳定的关系，居住于其延伸国境内或流亡于中东各地的巴勒斯坦人，更是心中疾愤，永难与其修好。苏联解体，虽使中东地区从此不再成为冷战前哨，可是其爆炸性的局势却一如从前。

另外三个次级的冲突中心，也使中东一地的冲突动力不断：东地中海，波斯湾，以及土耳其、两伊、叙利亚四国的边境地带。三者中最后一个地区的冲突之源，是几度寻求独立未果的库尔德人（Kurds）——1918年美国威尔逊总统曾经轻率提出建议，鼓励库尔德人争取国家独立。可是多年来库尔德族始终无法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盟国支持，结果只把自己跟该区各国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库尔德族人骁勇善战，向以山间游击作战能力闻名天下。它的邻人也一有机会，便想方设法欲将其赶尽杀绝，包括80年代的毒气攻击。至于东地中海区的状况，由于希腊与土耳其两国同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相比之下尚属宁静。不过希土两国也有冲突，二者的冲突甚至曾导致土耳其人1974年一度侵入并重新划分塞浦路斯（Cyprus）。可西方强国、伊朗、伊拉克三方在波斯湾称雄争霸的结果（伊朗此时已由革命政权当政），却造成8年残忍的血战（1980—1988），并于冷战结束之后，依然掀起了美国及其盟邦在1991年与伊拉克的一场闪电大战。

第三世界中却有一个地区，即拉丁美洲，与全球及地区性的冲突可称距离甚远，这隔离的局面一直到古巴闹起革命为止。拉丁美洲，除了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小岛和南美大陆上几小片地区外——如圭亚那，以及当时仍叫英属洪都拉斯（British Honduras）的伯利兹（Belize）——一般脱离殖民的年代甚早。就文化和语言的层面而言，此地的居民属于西方人。甚至连其穷苦民众，也多为罗马天主教徒。除了安第斯山脉某些地区及中美一带，其居民也都能说或懂一种欧洲语言。从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者手中，拉丁美洲社会沿袭了一套复杂精细的种族等级制度；同时，却也因其以男性为主的征服历史，开始了一段种族杂婚的传统。中南美洲大地之上，鲜有纯正的白种血统，只有在原住民稀少的南美南端一带（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南部），由于拥有大量的欧洲移民是为例外。但是不论混血或纯种的社会，个人成就及社会地位的因素，都使种族区别不明显。早在1861年，墨西哥便选出了一位显然具有萨波特克印第安（Zapotec）血统的胡亚雷斯为总统。就在笔者写作本书之际，阿根廷和秘鲁两国，也分别由黎巴嫩伊斯兰教移民和日本移民出任总统。相比之下，这种选择在美国却依然无法想象。到今日为止，在其他各大洲饱受种族政治和种族建国主义荼毒之下，拉丁美洲始终能免于这种恶性循环。

更有甚者，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虽然了然于自己身处所谓“新殖民”的依附地位，但是其所依附的唯一帝国美国，毕竟识时务，不曾以坚船利炮对付拉丁美洲的几个大国——不过对其他国微势弱的小国，美国却毫不犹豫立即动武，丝毫不曾假以辞色。而从美国南部边境的格兰特河开始，一直到南美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止，中南美洲各国也都相当识相，深谙向华盛顿看齐靠拢，方为立国上策的真谛。成立于1948年的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OAS），总部即设在华盛顿，向来对美国言听计从。于是当古巴竟敢起来革命时，美洲国家组织便连忙将它扫地出门。

5

然而，就在第三世界及基于其理念起家的各种思想意识正如日中天之际，第三世界这个观念本身却开始破碎瓦解。各国分野差距之大之巨，到了70年代愈加明显。事到如今，已经不是一名一词所能涵盖包括。虽说第三世界之名依然相当好用，足可以区分世界上众多穷国与富国。当时被称为“南”与“北”两大区域之间的贫富鸿沟，显然仍在日渐深阔之中，区别差异自不可免。“发达”世界（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6]诸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与落后国家（“低度”和“中度”经济发展地区）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1970年，前者为后者的14.5倍；到1990年，更扩大到高于24倍（World Tables，1991，Table1）。但是尽管如此，第三世界的成员显然已经不再具有单一同种的属性了。

造成这种“一种尺码”不再符合各家身量的最大原因，来自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的价格战中获得胜利，使得世界上首次冒出了一批以前不管以任何标准衡量，都属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今它们却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性的超级富国；其中更以那些人烟稀少，由酋长苏丹（多为伊斯兰教）统治的沙漠或丛林小国为最。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50万名国民为例（1975年），在理论上，他们每人都拥有13000美元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为同一时期美国的两倍（World Tables，1991，pp.595，604）。像这样一类国家，如何再与——比如说巴基斯坦，那种鸽子笼式的国家继续相提并论？穷困的巴基斯坦，国民平均生产总值仅有可怜的130美元。至于其他人口较多的产油国，自然无法达到如此暴富的程度。可是石油致富毕竟证明了一个新现象：这些只靠单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即使其他方面再落后不足，却可以因此变为极富。就算这些得来容易之财，千篇一律都被任意挥霍，[7]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来得容易去得快，到90年代初期，沙特阿拉伯已经把自己搞成债务国了）。

其次，众所共睹，第三世界中某些国家已经快速地转变成为工业国家，加入第一世界阵营——虽然相比之下，其财力依然逊色许多。以韩国为例，该国工业建设的成果虽然惊人，其国民平均生产总值（1989年），却仅比欧共体最贫穷的成员葡萄牙稍高而已（World Bank Atlas，1990，p.7）。但是，即使不论质的差异，韩国也不可再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相提并论。两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于1969年完全相同，到70年代中期，依然相去不远，同属一个等级；但如今双方差距则已有5倍之遥（World Tables，pp.352，456）。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于是一个新类别，所谓“新兴工业国”的称号于此时诞生，上了国际术语的名册。这张榜，并没有一定的版本及定义，可是入榜者一定都包括了“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第三世界工业化突飞猛进，因此马来西亚、菲律宾、哥伦比亚、巴基斯坦、泰国，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也曾经榜上有名。事实上这一类快速兴起的工业力量，跨越了三大世界的界限，因为若严格而论，原有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即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西班牙和芬兰，以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包括在新兴工业国的行列之内。至于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自然更不在话下。

事实上在70年代，观察家开始注意到一种“国际分工的新秩序”，也就是以世界性市场为对象的工业生产，开始由此前独霸此业的第一代老工业经济地带，向世界其他地区大量转移，这种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跨国经济体出于精打细算，刻意将其生产及供给的作业，由旧有工业中心转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所致。而转移的结果，最终连高科技工业中一些极为精密的高级技术作业，例如研究发展的工作，也随之外流。现代交通运输及通讯上产生的革命性进步，更促成全球性生产作业的可行性及经济效益。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也用心良苦，不断以征服出口市场的手段，以达到本国工业化的目的。有时甚至宁可放弃对本国市场的固有保护，也在所不惜。

有心人只要往北美任何一个购物中心，勘查一个其中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原产地，即可见经济全球化现象之一斑。这股趋势，自60年代起慢慢展开，1973年后，在世界经济遭遇困难的20年中开始突飞猛进。其进展程度之快，可以再次以韩国为例佐证。50年代末期，该国80%的就业人口仍在从事农业，而其四分之三的国家总收入，也由农业收入而来（Rado，1962，pp.740，742—743）。1962年，韩国开始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到8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在其国内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十分之一。至此，韩国已经一跃而为非共产党国家当中第八大工业经济力量。

对于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它们在国际统计数字的排行榜上却敬陪末座（有些甚至一落千丈），其落后的程度，甚至连国际盛行的委婉掩饰，所谓“发展中”一词，也难以为它们粉饰打扮。因为它们不但穷不堪言，而且还在不断退步落后之中。于是一批超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被分出来归为一类，用以涵盖1989年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30美元的30亿人口（这么点钱还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有幸拿到手）。这个新归类法，是用以区别这些超级赤贫国家，与其他境况比较没有如此凄惨的第二类国家，以及境况更为宽裕的第三类国家作一区分。前者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其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第一类的3倍。后者包括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其生产数字则为第一类的8倍之多。至于世上最富裕的一群国家，其8亿人口在理论上平均每人可分得18280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换句话说，他们的收入，为位居全球最底层的五分之三人口的55倍（World Bank Atlas，1990，p.10）。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在实质上越发趋向全球化——尤其在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世界经济的性质转变得更为市场化及以赢利为取向——投资人及企业家纷纷发现，对他们的赢利目的而言，世界上有很大一片地区其实根本无利可图。除非，或许吧，他们可以靠贿赂的手段，诱使当地的政客及公务员，将后者从可怜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得来的公款，浪费在军备或无谓的虚名建设之上。[8]

上述这一类国家，许多都在非洲这块不幸的大陆上。冷战结束，外来的经济援助也告断绝。过去几十年间，这些多以军事援助形式出现的外援，却已经将它们其中某些国家例如索马里，变成了军营及永远的战场。

更有甚者，随着贫国之间的差距愈深，人类在地表上的移动，跨越各个不同的地区和国别，也出现了最频繁的全球性高潮。富国的观光客，以前所未有的人潮涌入第三世界。以伊斯兰教国家为例，80年代中期（1985年），16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每年接待300万名游客；700万人口的突尼斯，招待200万名；300万人口的约旦，有200万的游客（Din，1989，p.545）。反之，穷国的劳动者也源源不绝地向富国移去，只要客居国不曾筑坝阻挡，涓涓之水便汇成浩浩之流。到1968年，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人数（突尼斯、摩洛哥，尤以阿尔及利亚为最），近达法国外来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1975年5.5%的阿尔及利亚人口向外移出）；而进入美国的移民当中，则有三分之一来自拉丁美洲——当时主要多来自中美洲国家（Population，1984，pp.109）。虽然这些工人多来自附近同一地区，但也有相当人口，由南亚甚至更远地方而来。不幸的是，在苦难的70年代和80年代的年月里，各地天灾人祸频仍，饥荒、族群清算、内战外患，造成了男女老少的大流亡，这股难民潮与劳工移民开始混淆不清。第一世界各国的态度，在理论上致力于帮助难民，在实际上却一心一意阻止穷国人口移入，于是在政策法律上都形成严重的矛盾。因此除了美国真正允许甚或鼓励第三世界大量移民之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差强人意——其余各国，都屈服于本国国民日盛的惧外心理，采取了闭门拒纳的政策。

6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跃进”的成就惊人，再加上其日趋国际化的现象，不仅使得旧有的单一第三世界观点不再适用，更将第三世界的所有民众有意识地带进了现代世界。面对这个新世界，他们不见得喜欢，事实上如今风行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激进主义”团体——以伊斯兰地区为著，但也并不仅限于伊斯兰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在名义上属于传统派的运动主张，根本上便是向现代化挑战反抗的一种行动。（需要正名的是，并非所有激进主义派别都如此。[9]）不过反对尽管反对，他们却都知道，如今自己身处的世界已经跟其父辈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了。这个新世界，是随尘土满天的乡间小路上的巴士及卡车，以及石油泵和装电池的晶体管收音机来到他们面前的。晶体管收音机将一个崭新的世界带到他们眼前——对那些不识字的人来说，传入耳中的广播电波，有时甚至还是以他们没有文字的方言形式出现——虽然收听广播是移居都市者才能享有的特权。可是在这里基本上每个人都曾在都市工作过，即便自己不曾在城里打过工，几乎也都有三亲四友住在大城市，在那儿讨生活打天下。因为乡间人口以百万计地拥向都市，甚至在以农村为主的非洲，动辄人口达三四十万的都市如今也不少见，例如尼日利亚、扎伊尔、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加纳、科特迪瓦、乍得、中非共和国、加蓬、贝宁、赞比亚、刚果、索马里、利比里亚等。于是村镇与城市密不可分，紧紧连接在一起。甚至连最偏远的地方，如今也生活在塑料板、可乐瓶、廉价电子表、合成纤维的世界中了。而在奇妙的历史逆向反转之下，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竟然也开始在第一世界国家里推销它们本土的技能或物品。于是欧洲城市的街头，可以见到一小群一小群南美安第斯山脉来的印第安游民，吹弄着他们的感伤的笛乐。纽约、巴黎、罗马的人行道上，则有西非的黑人小贩，售卖各色小玩意儿给西方大城里的居民；正如这些大城市居民的先祖，曾前往非洲大陆经商一般。

凡是大城市，自然便成了变化汇集的中心点，别的姑且不论，大城市照定义天生便代表着现代。一位来自安第斯山区的移民，便经常指教子女道：“利马更先进，诱惑也多。”（Julca，1992.）也许进城之后，乡下人还是用老家带来的工具为自己建立起遮风避雨之地，盖起一片片跟在种田的家乡无异的破屋茅舍。可是城里毕竟太新奇了，充满了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物，眼前的一切，都与过去如此地不同与矛盾。在年轻女人身上，这种变化的感受尤其显著。于是从非洲到秘鲁，都对女人进城之后行为就变了样的现象发出同声悲叹。一位由乡下进城的男孩子，便借用利马一种老歌（huayno）唱出了抱怨之声：

当年你由家乡来，是个乡下小姑娘；

如今你住在利马，秀发梳得像个城里妞；

你甚至还说“请”等等，我要去跳个扭扭舞；

别再装模作样，别再自以为神气，

你我眉梢发际，其实半斤八两。[10]

（Mangin，1970，pp.31—32.）

其实就连乡间，也挡不住这股现代意识之流（即使连尚未被新品种、新科技、新企业组织及营销方式改变的农村生活，也不能幸免），因为从60年代起，亚洲部分地区，已有因科学选种而兴起的谷物耕植“绿色革命”，稍后，又有为世界市场研发成功的新外销农产品。大宗商品航空货运的兴起，以及“发达”世界消费者的新口味，是这一类易腐坏产品（热带水果、鲜花）及特殊作物（可卡因）成为外销农作物新宠儿的两大原因。农村因此所受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新旧两面的冲击，在哥伦比亚亚马孙河边区一带最为强烈。70年代，该地成为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大麻的中继站，大麻在此炼制成可卡因。这一新天地的出现不过几年工夫，它是由不堪国家及地主控制而迁移至此的拓荒者所开辟的。他们的保护神，则是一向以小农生活捍卫者自居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这个无情残酷的新市场，自然与向来以一枪、一狗、一网即可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方式发生冲突。试想一小片丝兰（yucca）地、香蕉田，怎能与那虽不稳定但一本万利的新作物相抗衡？这个暴利的诱惑怎能抗拒？旧式的生活又怎能抵挡那毒贩横行、酒吧歌厅充斥的新兴城市？

于是乡间的面貌也改变了，可是其转变却完全依赖城市文明及城市工业的动向。乡间的经济状况，更常视本乡人在城里所能挣得的收入而定。如种族隔离下的南非，所谓“黑人家园”的经济，即建立在这种模式之上。当地10%—15%的经济来源，来自留守原地者的收入，其余则完全依靠外出打工者在白人地域工作所得（Ripken and Wellmer，1978，p.196）。乡下男女进城，发现人生原来另有一片天地，不管是本人亲身体验，或邻舍辗转相告。矛盾的是，第三世界的情况与第一世界部分地区一样：正当农村经济在城市的冲击下被乡民遗弃之际，城市却可能反过来成为农村的救星。如今大家发现，生活并不一定得永远像祖先那么艰苦惨淡，并不是只能在石头地上筋疲力尽，讨得那最基本的糊口之资。在风光无限旖旎但也正因此收成太少的农村大地之上，从60年代起十室九空，只剩老人独守。与此同时，以南美高地的村庄为例，村人虽然纷纷进城谋生，在大都市里觅得生存之道，如售卖水果（或更确切一点，在利马贩卖草莓），家乡村庄的牧野风光，却因此得以保存，甚至重生。因为综合外出户与留居户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农村收入已由农业性质，转为非农业性质（Smith，1989，chapter4）。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秘鲁高地这个极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里发现，许多出外乡民并未改行从事工业生产活动，他们谋生的选择是成为小贩，变成第三世界“非正式经济”活动网中的一员。因此在第三世界里，社会变革的媒介，极可能便是这一群由外出人组成，以某种或多种方式挣钱的中层及中低层新兴阶级。而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尤以在最贫穷的国家为最，就是上述往往官方无法统计的非正式经济活动。

因此，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原本存在于第三世界少数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统治阶级，与其广大群众之间的那道巨大鸿沟，开始在社会的转型下逐渐缩小。至于这项转变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以及转变过程中新的意识形态为何，我们不得其详。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多数连像样的统计机构都不具备，也缺乏市场及意见调查研究，更没有社会科学的院所及学人的研究资料可供参考。不过，即使在文件记录最进步完善的国家里，凡是由基层群众发动的社会活动，刚开始往往难于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人的新文化、新时尚初起之时，往往难于预料掌握之故。有时，甚至连那些靠年轻人赚钱的人，如流行文化行业从业者，对于新萌芽的趋势走向也懵然不觉，更别说父母辈了。然而话虽如此，在少数特权精英阶层的意识层下，在第三世界的城市里，显然毕竟有一种不明的因素在激发、在萌动。甚至在那完全沉寂，有如一泓死水的比属刚果（今扎伊尔）亦然。否则，除此之外，我们又如何解释，在那死气沉沉的50年代，该地却兴起了一种于60年代和70年代非洲最有影响力的流行音乐（Manuel，1988，pp.86，97—101）？讲到这里，我们又如何解释，这个一直到当时为止，不但对当地人受教育一事抱反感，对任何内部政治活动也厌恶有加的殖民地；这个在外人眼中，无异于“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闭关自守，对外界敬谢不敏”的刚果（Galvicoressi，1989，p.377），竟会在1960年，突然政治觉醒，使得比利时人赶紧拱手让出，任其独立？

不管50年代多么纷乱，到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转型的大势已经明显，在西半球如此，在伊斯兰世界情势确凿，在南亚及东南亚几处主要国家也是。矛盾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居于第三世界地位的地区里，即苏联的中亚及高加索区，改变的迹象却最为微妙。其实世人往往不知，共产党革命也是一种保守动因。共产主义的革命，是以转变人类社会中特定的层面为目标，如国家的权力、财产的关系、经济的结构及类似的项目等等。除此而外，却将其他事务冻结在革命以前的状态，至少也严防谨守，绝不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渗透，倾覆动摇其半分。共产党政权最有力的武器国家权力，其实对改变人类行为相当无力，远不及吹捧或批评它的正反两面辞藻（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或相对的“极权暴政”）想象的厉害。一般以为，居住在苏联与阿富汗边境之北的乌兹别克（Uzbeks）和塔吉克（Tadjiks）两族，其教育文化和经济生活，显然要比他们居于南方的族人要高出许多。其实不然，居于南部的族人并不比居于北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70年的族人差到哪里去。同样道理，1930年以来，民族之间的流血斗争似乎也已式微，而且可能从来就不曾需要共产党统治当局烦恼操心（不过在这数十年的集体社会生活中，骇人听闻的事件却仍难免：苏联法律年鉴中，就曾记载过一起因集体农庄上打谷机意外绞死人而引发的仇杀事件）。但是时光流转，到了90年代初期，往日旧观再现，使得观察家必须提出警告，认为“车臣地区（Chechnia）大有自我灭族之虞，因为绝大多数的车臣家庭，都卷入了某种家族仇杀或复仇的纠纷之中。”（Trofimov／Djangava，1993.）

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文化效应，有待未来的史家作春秋，眼前我们尚无法细究。但是有一个现象却很明显，那就是即使在传统性极强的社会里，过去用以维系向心力的相互义务与习俗关系，如今都面对着日愈增加的压力。学者发现：“加纳以及非洲各地固有的家族关系，在巨大的负荷之下勉力支撑运作。就好像一道旧桥，多年来在高速往来的交通重压之下，年深日久，桥基已经崩裂……农村的老一代，与都市中的年轻人，相隔着数百英里破旧难行的道路，以及数百年来的新发展，彼此深深地隔离着。”（Harden，1990，p.67.）

至于政治上的矛盾比较容易厘清。随着大量人口——至少就年轻人及都市居民来说——涌入现代世界，对于过去一手创造殖民后第一代历史的一小撮西化精英阶层而言，他们的垄断地位自然开始遭到挑战。同样受到挑战的，还有当初新国家赖以建立的建国章程、思想意识，以及公共事务言论使用的词汇、语法。因为这一批又一批的都市或都市化的新居民，尽管受过极好的教育，但单就人数众多一点而言，他们毕竟不是旧有的精英阶层。后者来往的对象，是外来的殖民者，或自己留洋归来的同类。多数时候，尤以在南亚为最，前者对后者极为忌恨。总而言之，贫苦大众对西方19世纪追求世俗成功的人生观不表同感，在西方的几个伊斯兰国家，在原有的非宗教领袖与穆斯林民众的新兴力量之间，冲突日显，而且爆炸性愈为严重。从阿尔及利亚到土耳其，凡是实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有关宪政法治的价值观念，尤其是保障妇女权利方面，其捍卫者多属领导该国由殖民政权解放出来的世俗政权，或其一脉相传的继承者（如果至今还存在的话）。因此，政府以军事力量，与民意相抗衡着。

这类冲突发生的地区，并非仅限伊斯兰教国家；与进步观念敌对的人士，也不只是贫苦大众。印度人民党印度教徒的强烈排他性，即获得新兴的企业和中产阶级的支持。80年代，一股意外的种族宗教国家主义潮流，更将原本平静繁荣的佛教国家斯里兰卡，一转而成杀戮战场，其野蛮程度，只有萨尔瓦多可以相比。其争端植因于两个社会转变的因素：一是旧有的社会秩序瓦解，农村产生巨大的自身定位危机；二是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群体（Spencer，1990）。广大的乡村地面，因人潮的出入而改变；现金式交易的经济，使得贫富差距愈深；教育带动的社会流动分布不均，带来了动荡不安；过去虽然划等分级，却至少能使人人各得其所的固有阶级地位，其具体的表征、语言，也日渐消失淡去。凡此种种，都使乡间人们忐忑不安，天天生活在对家园前途未卜的焦虑之中。于是一些具有强调“集体结合”意味的新象征新仪式，开始纷纷出现，其实即使连这种“集体结合”意识的本身，也属于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例如70年代在佛教界突然兴起的会众膜拜活动，取代了过去固有的私人性质的家庭祈祷。此外在学校运动会上，以借来的录音机播放国歌的开幕典礼，也属于这种心理。

凡此种种，都是一个变动中的世界，一个随时可以点燃爆炸的社会的政治百态。而所谓国家政治这个玩意儿，原是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人的发明和认知。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里，根本是前所未有，或至少不曾获准实行的外来之物，于是更使其变幻莫测。至于其他地区，如果向来便有基层群众运动性质的政治传统，或安静的大多数一向默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那么某种程度的社群意识，便多多少少得以延续，如哥伦比亚人，生来都有一丁点儿这类意识，不是自由派便是保守党，这项传统，已经延续了100多年——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的读者都该知道这种情形。旧瓶新酒，也许瓶中的内容被他们改变，瓶外的标签则无二致。印度的国大党亦然，印度独立以来半个世纪之间，该党几度分裂、改革，但是一直到90年代，除去少数几次短暂例外，印度大选的得胜者，始终属于那些以该党历史目标及传统为对象的人。同样，共产主义在他处也许宣告解体，可是在印度教派的西孟加拉地区，左派传统根深蒂固，加上良好的政绩，使得共产党在该区几乎等于永远执政。在那里，抵抗英国争取国权的象征及代表，不是甘地，也不是尼赫鲁，却是恐怖分子及武装抗英领袖博斯。

更有甚者，基本结构本身的改变，则使第三世界某些国家的政治，走上同样为第一世界熟悉的老路。例如工人阶级的兴起，争取工人权利及组织工会，即在“新兴工业国家”重现，巴西、韩国，以及东欧国家的发展就是证明。虽说并不一定成为1914年前出现在欧洲的大规模社会民主运动的翻版，也不见得可以成立政治性的工人党派；可是80年代的巴西，毕竟也成功地产生了一个类似的全国性政党，即工人党（Workers’Party，PT）。不过在巴西工人运动的总部，圣保罗的汽车工业里，其政治传统则由民粹劳动法及共产党好战派组合而成。支持其运动的知识分子，也持坚定的左派立场。而帮助工人运动站稳脚跟功不可没的当地天主教神职人员，同样也属于左派传统。[11]

同理，工业的快速增长，也造就了大批接受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他们的颠覆性虽然较小，却也对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原有权威统治阶层走上平民化的道路表示欢迎。他们对开放的渴望之切，可以在80年代的拉丁美洲、远东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以及苏联集团的国家里窥得一斑。其争取开放的背景成果或有不同，其心意则如出一辙。

然而在第三世界里，依然有着广大地区前途未卜。社会变化究竟将对它们产生何种政治影响，仍是未知数。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半个世纪的动荡不安必将继续存在。

下面，我们就得转过头来看看另外一个世界。这一部分的世界，对于殖民地独立以后形成的第三世界而言，似乎提供了一个较西方模式合宜，激励性也较强的典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系，所谓的“第二世界”。

[1] 如果20世纪人口暴增的趋势继续持续，人类一场大难必不可免。200年前，人口数字首次突破第一个10亿大关，第二个10亿花了130年，第三个10亿35年，第四个10亿15年。到20世纪80年代，世界人口总数已达52亿。

[2] 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前，下列国家均在国名上缀以“人民”（people’s）、“民众”（popular）、“民主”，或“社会主义”的称号：阿尔巴尼亚、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孟加拉、贝宁、缅甸、保加利亚、柬埔寨、中国、刚果、捷克斯洛伐克、埃塞俄比亚、民主德国、匈牙利、朝鲜、老挝、利比亚、马达加斯加、蒙古、莫桑比克、波兰、罗马尼亚、索马里、斯里兰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越南、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PDR Yemen）、南斯拉夫。圭亚那（Guyana）则独树一帜，自称为“合作共和国”（cooperative republic）。

[3] 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类似的城乡对比同样可循，例如苏联境内哈萨克的原住民，便坚守着祖传的畜牧业不肯放弃，以致工业化及城市生活几乎为俄罗斯裔移民所独占。

[4] 举例来说，到80年代中期为止，例如贝宁、刚果、几内亚、索马里、苏丹、马里（Mali）、卢旺达（Rwanda）、中非共和国等国都是如此（World Labour，1989，p.49）。

[5] 只有极少数几个例外，例如阿根廷。不过，阿根廷虽然在大英帝国的荫庇之下，一直到1929年间都得以食品出口国的身份夸富，可是自英国势力衰微后，元气始终不得恢复。

[6] OECD由大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包括：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爱尔兰、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加拿大、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后又容纳了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及土耳其。

[7] 浪掷石油收入的现象，却绝非仅限于第三世界国家。法国某位政界人士闻悉英国北海发现石油，即曾预言性挖苦道：“他们一定会把它胡乱花掉，最后搞得一塌糊涂。”

[8] 一般而言，以下标准大概八九不离十。一项20万美元的交易额，用其中5%，可以买得一位高级事务官员的帮助。交易额提高到200万时，同样的比例，可以有常务副部长为你卖力。进入2000万之级，部长或高级幕僚可以为你出力。达到2亿时，便可得到国家元首的关照了。（Holman，1993.）

[9] 拉丁美洲常有改宗皈向的“激进主义派别”出现。它其实是当地教徒反对天主教会的古老不变状况的一种“现代派”运动。另一种“激进主义”则带有“种族国家主义”的味道，如印度。

[10] 尼日利亚的奥尼夏市井文学又对非洲女子有了新形象的描绘：“女孩子如今再也不是依偎在父母膝下那样传统的安静、乖巧、朴实的好宝宝了。她们开始写情书、忸怩作态，向男朋友要礼物，甚至会欺骗男人了。她们再也不是唯父母之命是从的小姑娘了。”（Nwoga，1965，pp.178—179.）

[11] 巴西的工人党与波兰的团结工会，除了一个倾向于社会主义，一个反对社会主义之外，两者相似之处颇为惊人。两党都拥有极具诚意的领袖人物（前者是造船厂的电气工人，后者是汽车厂的技术工人），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智囊团，并拥有社会的强烈支持。甚至，巴西工人党也打算取代反对它的共产党组织。

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度与社会，不但为世界带来历史性的分野，而且也在马克思学说与社会主义的政治之间，划下一道界线。……十月革命之后，社会主义人士的策略与视野改变了，开始着眼于政治实践，而非徒穷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

——瑟伯恩（Göran Therborn，1985，p.227）

今天的经济学家……对于实质性与形式性经济功能运作之间的对比，较以前有更完备的认识。他们知道社会上有一种“次级经济”（second economy）的存在，说不定还有“三级经济”呢。他们也知道，有一组虽非正式却普及的实务暗地流传。若没有这些居间补缀，就什么都不灵光了。

——列文（Moshe Lewin in Kerblay，1983，p.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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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年代初期大战及内战的尘埃落定，尸体及伤口上的血迹终于凝结，1914年前原为沙皇统治下的东正教俄国，此时绝大部分领土，又以一个大帝国的姿态完整再现。但是这一回，新的帝国却在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统治之下，并且一心一意为建设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而努力。苏维埃俄国，是众家古老王朝暨古老宗教帝国之中，仅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下的硕果。奥斯曼帝国灰飞烟灭了，它的苏丹，原是虔诚穆斯林的哈里发。哈布斯堡王朝倾成废土了，它的帝王，一直与罗马天主教会有一层特殊的政教关系。两大帝国，都解体在战败的压力之下。只有俄国，依然维持其多民族的面貌，从西边的波兰边界，向东延伸，直至与东方的日本为邻。它之所以得以独存，十月革命显然是绝对因素。因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1917年以来维系联盟的共产党体系废弛之后，以前迫使其他大帝国溃散的因素，也开始在苏联境内出现或复现。当时前途未卜，但是在20年代早期站起来的苏俄，却毕竟仍是一个统一的单一国家，而且疆土广阔，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并决心致力于建设一个与资本主义迥异且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

1945年时，退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地区大幅增加。在欧洲，自德国易北河（Elbe）到亚得里亚海一线以东，以及整个巴尔干半岛，除了希腊和土耳其的一小片土地之外，尽入其版图。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战后为红军占领，并于日后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地区，都投往社会主义帐下。俄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1917年革命后失去的领土，以及以前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部分地区，也在1939—1945年间分别为苏联收回或占领。同时，社会主义阵营更在远东一带大有所获，先后有中国（1949年）、朝鲜北部（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1945年）加入，前法属中南半岛（越南、老挝、柬埔寨）于漫长的30年间（1945—1975），政权易帜投入共产党治下。除此之外，共产党势力沿着另几处扩展，包括西半球的古巴（1959年），以及70年代的非洲，不过基本上到1950年社会主义在全球的地盘已经大致划定。而且，多亏中国人口众多，第二世界一下子便拥有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但是如果不算中国、苏联、越南三国（越南人口也有5800万），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算不上人口众多的国家，从蒙古的180万到波兰的3600万不等。

以上各国于60年代实行的社会主义，套用苏联意识形态的术语，属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有点含混不清，好像意味着另外应该还有着别种较好的社会主义，只因基于事实，目前真正在实行的只有这么一种。而这一地区，也正是欧洲在告别80年代进入90年代之际，其社会经济系统及政权纷纷崩溃离析的国家。至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权目前仍在进行改革，其中以中国为最。

社会主义地区第一件值得我们观察的事，便是终其终结之日，基本上都自成格局，单独存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一个自足自存的自我天地，与外界的资本主义，或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世界经济往来甚少。即使在黄金时期的大景气里，国际贸易高峰的年代，已开发市场的出口货物中，也只有4%输往所谓的“中央计划型经济”地区。甚至到了80年代，由第三世界输往该地区的比例也不过如此。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身的出口数额虽然有限，它们向外界输出的比例，倒比后者输入的为高。不过论其60年代的国际贸易额（1965年），还是以社会主义集团内部的相互交易为多，约占三分之二[1]（UN International Trade，1983，vol.1，p.1046）。

60年代起，东欧国家虽有鼓励旅游事业的政策，第一世界向第二世界的人口流动却依然甚低，其中原因显而易见。至于向“非社会主义”的移民及短期旅行，也受到严格限制，有时甚至完全不可能。论起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体制，基本以苏联模式为师，其独特之处可说举世难匹。它们是建立在绝对的一党统治之上，阶级严格，层次分明——经济事务由中央计划，统一支配号令；政治意识由马克思、列宁思想主导，全民高度统一。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借用1940年起苏联的用语）的隔离或自我隔离状态，在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解体，但是两大世界之间隔膜的程度，仍令人惊诧不已——更何况这还是一个传播及旅行发生革命性进展的时代。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国家的消息几乎完全对外封锁，对内也同样严密封锁外面的世界动态。如此的封闭隔离，甚至使得第一世界中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居民，对这些国家的事物也感到隔膜困惑。因为这些国家的过去及现在，它们的语言与行动，跟自己的距离实在太远，太没有办法了解了。

两大“阵营”的隔绝，根本原因自然出于政治原因。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视世界资本主义为其头号敌人，一旦世界革命实际可行，务必灭绝铲除。但是梦想中的革命并未实现，苏联反遭隔离，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所包围。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为强大的几国政府，也多致力于防范苏联这个全球社会主义制度中心，日后且必欲去之而后快。苏联政权直至1933年才为美国正式承认，足以证明它在后者心中一直存在的非法地位。更有甚者，当一向作风实际的列宁，在事实上已经紧急到准备大让步，以求国外资金帮助苏俄重建经济之际，这番努力却全告惘然，因此年轻的苏联，事实上非走上自足式的发展之路，与其余的世界经济体制隔绝不可。矛盾的是，经济隔绝的事实，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为它提供了最有力的论点。它的与世隔绝，使得它幸免于1929年华尔街崩溃带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大灾难。

到了30年代，政治再度影响经济，强化了苏联经济的隔绝性。更有甚者，1945年后连苏联翼下的世界，也被卷入这同样的孤立形势。冷战开始，东西两大阵营的政治经济关系宣告冻结。事实上双方之间的经济关系，除了最微不足道（或绝密）的事情之外，事无巨细，均需经过彼此政府的严密控制，因此两边贸易全为政治关系所左右。一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才与外界更广的经济世界有所交流。如今回望从前与外隔绝的经济天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变化正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结束的开始。然而从纯理论的角度看，当年历经革命洗礼及内战重生的苏联经济，其实并非没有理由与另一世界经济体系产生较事实发展更为密切的关系。纵观全球，就有芬兰的实例证明，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与西式经济密切联系的共存可能——芬兰从苏联进口的比例，一度即曾高达其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并以同样比例输往苏联。然而史家在此所关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不是“可能”“或许”的理论假设，却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俄国的新主人布尔什维克党人，当初从不认为自己可以在孤立隔绝之中求生，更不曾将自己设想为任何一种自足性集体经济的核心。在马克思及其追随者所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各项条件之中，在这个硕大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碉堡里面一样也没有，反而成了欧洲“社会经济落后”区的代名词。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为，俄国革命，势必引发先进工业国家的革命之火，因为后者已经具备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一如本书前面所述，1917—1918年，这种形势似乎的确蓄势待发。而列宁当时惹人争议的举措——至少马克思主义者之中，曾为此争论不休——看来也不无几分道理。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路上，莫斯科只是暂时的指挥中心，一旦时机成熟，其永久总部应该迁往柏林。同理，难怪1919年成立的世界革命参谋总部共产国际的工作语言，并不是俄语而是德语了。

但是形势急转直下，一时之间，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得胜地盘就只有苏俄一处了（不过苏联的共产党政权显然也不短命）。全球革命大业既不可期，眼下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努力目标自然只剩一件，那就是尽快将其落后贫穷的祖国改造成一个进步的经济社会。为完成这项使命，第一任务便是打破迷信，扫除文盲，加快进行科技及工业的现代化革命。于是乎，建立在苏维埃制度之上的共产主义，其目标基本上便成为改造一个落后国家使其成为现代化国家。如此全力集中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手段，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眼里，也颇有几分吸引力。当时，后者正陷于莫大的灾难，惶惶然寻找重振雄风之路，苏联模式对于西欧、北美以外地区的问题而言，更有直接意义，因为苏俄落后的农业社会，正是这些国家的影子。苏联提出的经济发展方案——在国家统筹和中央计划之下，超高速发展现代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各项基础工业及基本建设——似乎正是针对其难症的良方。莫斯科的模式，不仅在本质上比底特律或曼彻斯特模式为佳（因为它正代表着反帝国主义的精神），事实上也更为合宜，尤其适合那些缺乏私有资本及大量私人企业的国家。于是“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发挥，大大鼓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才脱离殖民地位的新国家，其政府排斥共产主义之余，却拥抱社会主义（参见第十二章）。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除捷克斯洛伐克、未来的民主德国，以及匈牙利（匈牙利的开发层次，较前二者稍低），一般属落后的农业经济，因此苏联这一张经济处方，看来也很合用。于是各国领导人物纷纷行动，真心实意，热情地投入这场经济建设的时代大潮之中。同时，苏联的处方似乎也颇为有效——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尤其在3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之迅速，胜过日本以外的所有国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15年间，“社会主义阵营”的增长速度，也远较西方为快。其势之盛，使得苏联赫鲁晓夫得意之余，以为只要其国经济增长曲线继续以同等比率上扬，社会主义生产领先资本主义之时，指日可待，甚至连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也不得不如此相信。回到50年代，持相同看法的人其实不止一位，很多人相信这种趋势不是没有可能。

有趣的是，遍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却从不见两位导师在任何一处，提及日后成为社会主义中心指导原则的“中央计划”，以及以重工业为第一优先的超高速工业发展。当然“计划”，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里原属理所当然的内在属性，此事自不讳言。不过回到1917年前，当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各色人等正忙着与资本主义对抗之际，对于代之而起的经济制度究竟该采取何种路线，根本无暇多顾。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自己虽然已经一脚踏进社会主义，却并不急于冒险深探，冒入那不可知的深处。只因紧接着内战烽起，形势骤然逆转，大势所趋之下，才促成1918年的全国工业国有化，以及接下来的“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而布尔什维克政府才得以筹措资源，指挥全军，与反革命和国外势力进行一场生死决斗。凡是战时经济——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必不可免和国家的计划与控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列宁的计划灵感，得自德国在1914—1918年间的战时经济榜样（不过我们也已看见，德国模式恐怕并不是当时这一类经济模式的最佳案例）。共产党的战时经济政策，自然在原则上便倾向公共财产及公共管理的手段，并废除市场及价格的经济机制。更何况一场全国性的战事骤来，在毫无准备之下，资本主义特征根本没有多大用处，完全不具备仓促应战的能力。再加上当时共产党内，的确也有几名理想派的人士存在。如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便认为内战是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基本架构的绝佳时机。危机时期经济的严重衰微，普遍性的物资短缺，基本生活所需物资，如面包、衣服、车票等的限额配给，种种斯巴达式的一面，也都成为社会主义理想的先兆。事实上，待苏维埃政权在内战（1918—1920）战火中得胜再生之际，不管眼前的战时经济一时之间多么管用，再往前继续走去，这条路子显然就行不通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农民反抗军队征用粮食（枪杆子是战时经济之本），以及工人反抗生活的艰难。另外部分原因，则在于战时经济的手段，根本无法使这个等于已经毁灭的经济复苏：几年的兵荒马乱，苏联钢铁产量从1913年的420万吨，跌为20万吨。

列宁其人，行事作风一向实际，于是从1921年他宣布了“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等于重新引入市场原则。事实上——套用他自己的话——从“战时经济”退出，进入“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阶段。然而这个时候，苏俄本不如人的经济再受重挫，规模一落为其战前十分之一（参见第二章）。大规模工业化，以及由“政府计划”达到这一目标的双重需要，自然便成为苏维埃政府的首要重任。“新经济政策”虽然解散了“战时共产主义”，但是由政府强行控制一切的手段，却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模式。第一家主持计划的机构，“俄罗斯电气化国家委员会”（the State Commission for the Electrification of Russia），即于1920年成立，其任务自然是科技的现代化。可是次年成立（1921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Gosplan）的目标却极为广泛，该机构一直以此名存在，直到苏联解体。它不但是所有国家级计划单位的主管单位及指导者，且成为20世纪国家宏观经济的总枢纽。

“新经济政策”在20年代，曾在苏联引起激烈的争论，到了80年代戈尔巴乔夫掌权的初期，再度掀起争论高潮——不过这一回争端的原因却完全相反。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显然被众人视为共产主义败退的标志，至少也表示在高速大道上前进的队伍，被迫一时逸出正路。至于如何再重回正道，路径方向却不甚明确。激进派人士，例如和托洛茨基一路之人，主张尽快与新经济政策分道扬镳，并提倡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行动，这项意见最终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得到采用。而中间一派的温和人士，以布哈林为首，则将战时共产主义年代抛在脑后。对于苏联的现状，他们深刻认识到一个事实：革命之后，这个国家比以前更受小农文化的主宰，布尔什维克政府在这样一个环境氛围中运作，在政治经济上的受限可想而知，因此这派人士赞成“渐变”。而列宁本人的看法，自1922年他突遭病变之后，便无法再清楚表达，他1924年初便谢世了。可是在他难得可以表示一些意见的时候，看来似乎是站在“渐变”一边。而另一方面，80年代的辩论，却属于一种回溯性的探索，想从历史的角度，为当年实际继“新经济政策”而起的斯大林路线，另外找换一条社会主义的可能选择，即一条新路，一条与20年代左右两派不同的社会主义之路。抚今追昔，当年的布哈林俨然便是日后的戈尔巴乔夫的原型。

不过这些争论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如今回头想，我们发现一旦“无产阶级革命”不能攻克德国这块重地之后，在苏联境内建立社会主义力量的立论也便失去效用。更糟糕的是，内战下残存的国家，比革命之前沙皇统治下的境况还要落后。诚然，沙皇、贵族、士绅，还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被扫地出门了，200万人逃到国外，造成人才流失，苏联国内知识分子中坚元气大伤。在革命的浪潮之下，一扫而空的还包括沙皇时代累积下来的工业建设。连带而去的，尚有大量工厂工人，他们所提供的社会及政治实力，是布尔什维克赖以起家的基础。革命和内战接连而来，工人伤亡惨重，不幸未死者也四下流散，或由工厂转而坐上了国家和党的办公桌。残留下来的国家，是一个灾难更深于以往的国家。苏俄大地上，是死守一隅，完全缺乏革命动力的无数农民，居住在一个又一个回头走老路的农村里面。对于农民大众而言，革命则赐他们以土地（此事根本与早期马克思派的判断相违）。更干脆一点的说法是，1917—1918年间土地为农民所分配占有的事实，被革命视为胜利及存活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就许多方面而言，“新经济政策”时期不失为这个农业国家一个短暂的黄金年月。高悬在农民大众之上的，则是已经不能再代表任何人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观事一向清楚，深深体会到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唯一可恃者只有一个事实，即是苏维埃政权有可能继续作为被众人接受的既存政府。除此之外，它一无所有。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真正在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却是一群能力不足的大小官僚，而且平均而论，这些官僚的教育和其他水平都比以往为差。

如此政权，能有什么选择？更何况它还在国外政府和资本家的重重隔离之下。国家的资产及投资，也被革命尽数征用。说起来，“新经济政策”在重建已经毁于1920年的苏联经济上，成就极为出色。到1926年，苏联的工业产量大致已恢复战前水平——虽然事实上其战前水平也没有多了不起。一般而论，它还是如它在1913年般，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人口前后均占82%）（Bergson/Levine，1983，p.100；Nove，1969）。这个比例庞大的农民人口，他们想向城里卖什么，买什么；他们打算把多少收入存下来；那些数以百万计留在农村生活，而不愿进城做穷人的民众，又有多少打算离开田地：他们的动向意愿，左右着国家的经济前途。因为除了所得税外，这个国家毫无其他任何投资资本及劳力资源。政治考虑除外，“新经济政策”若继续实施下去，不论修正与否，最多也只能达到差强人意的中度工业建设。更有甚者，在工业发展更上一层楼之前，农民百姓可向城市购买的货品极为有限，自然情愿坐在老家吃喝，也懒得将所余售出。这种情况称为“剪刀危机”，两刃齐下，终于把“新经济政策”活活扼死。60年后，一把类似的剪刀，不过这一回却是一把“无产阶级”牌剪刀——同样窒息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苏联工人问道：为什么去卖力提高生产，去挣更多的工资？工资再多，国内经济也做不出足够的像样东西，吸引他们购买。可是相反地，苏联工人若不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又哪有这些东西生产出来呢？

因此，“新经济政策”注定会走上一个死胡同。这个由国家掌舵，靠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策略，注定不能长久。身为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其内部与“新经济政策”不合的政策实在太强：新社会才成立，如果现在又回头推动小规模商品生产及小型企业，难保不又走上老路，把大家刚刚推翻的资本主义唤了回来。然而，布尔什维克党人却犹豫不决，不愿意采取另一途径——若舍“新经济政策”不用，就只有以高压手段达到工业化了，即意味着第二轮的革命风暴。这新的革命，将不是由下而上发动，而是国家权力从上向下强制推行。

接下来在苏联的钢铁年代里，手操大权的斯大林可谓一个极为少见的统治者——也许有人会认为他与众不同，其严厉统治施展之广，历史上少有。相信当时的苏联若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内其他人领导，老百姓的苦头一定较少，受难人数也必然较少。然而其时其国其民，苏联若采取任何急速的现代化政策，残酷无情必然难免，人民的牺牲必重，手段也难逃强制。中央号令支配式的经济，以重重“计划”推动建设，其结果必不可免会趋向军事型的管理，而非企业式的经营。但是从另一方面而言，正如军事行动往往有民众精神拥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的拼命工业化行动，就在它为人民带来的“血汗与泪水”之中得到支持。丘吉尔深知一理：牺牲的本身，可以化为最大的鼓舞力。说来也许难于相信，即便是斯大林式的苏联经济，也的确拥有着相当的支持——虽然其再度迫使可怜的小农转为牢牢套于土地的农奴，并将其重要的经济环节建筑在400万到1300万劳改营（古拉格）狱工身上——但这份支持拥护，显然绝不来自小农阶级。

众多的“五年计划”，从1928年开始取代了“新经济政策”。这种“计划经济”难免粗糙——远比20年代那批首开计划之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学者的精密计算为粗糙；而较之20世纪后期政府及大公司企业的计划工具，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学者自然又拜下风。基本上，这些五年计划的功用仅在创造新工业。至于如何经营，都不在考虑之列。而开发次序，则基本以重工业及能源生产为优先，二者同为大型工业经济的基石，即煤、钢铁、电力、石油等等。苏联矿产的资源富饶，因此前述的开发方向既合理又方便。一如战时经济——其实苏联的计划经济也可以算作一种战时经济——其生产目标的设定，往往可以不顾实际成本及成本效益的考虑（事实上必须经常如此）。在这种非生即死的拼命情况之下，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突然发布紧急命令，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令大家竭力赶工交卷。“危机处理”“紧急作业”，便是它的管理方式。于是苏联经济，便在经常性的作业之中，突如其来，每隔一阵子便来一下抽搐，全民总动员“发狂似的超额劳动”一番，以完成从上而下的紧急命令。斯大林时代终于过去，继之而起的赫鲁晓夫，竭力设法另寻他途，使苏联经济形成制度化作业，而不要只在“咆哮”之下才能发生作用。总之，斯大林深谙“狂风突袭”之道，将其奥妙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一再定下不合理的天文数字为目标，激使国人付出超人式的努力。

更有甚者，目标定了之后，还必须让负责人等明白其中的意义、细节，进而彻底遵照施行。如此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深入各地，连亚洲内陆的遥远边区村落也不例外——但是这些负责宣传及执行任务的行政管理人员、技师工人，却多数经验少、教育程度低，他们一向习惯的工具，是木制的犁耙而非机器——起码第一代是如此。卡通画家大卫·洛（David Low）在30年代访问苏联时，曾画了一幅漫画：一名集体农庄女工，“心不在焉地在给一台拖拉机挤奶”。基层人员素质低，更使整体计划质量降低，于是全部重任便落在仅有的上层少数人身上，中央集中化的程度日益加重。当年拿破仑手下的将领技术欠佳，参谋人员挑起重担。同样，苏联所有的决策，也愈来愈集中于苏联体系的最顶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高度集中化，虽然弥补了管理人才的短缺，可是却使苏联经济体系以及各个方面形成严重的官僚化。[2]

如果说，苏联经济仅以维持半自给状况为满足，并只求为现代工业奠定基础，那么这个主要于30年代赶工出来的粗糙体制，倒也发挥了它的作用。更有甚者，在同样粗糙的方式之下，它还发展了自己特有的伸缩余地。通常在现代经济那套繁复精密且相互关联的体制之下，牵一发即动全身，设定一套目标甲，往往会影响另一套目标乙的施行。可是苏联则不然，事实上就一个落后原始、外援断绝的国家而言，号令式支配型的工业化措施，虽然不乏生产浪费及效率低下之处，却能够发挥令人叹服的惊人效果。在它的指挥之下，数年之间，便将苏联一变而为数一数二的大工业国，并能一洗当年沙皇憾事，不但熬过对德苦战，最终还击垮了两次大战的敌人德国。当然战争期间，苏联的损失也很惨重，一时曾失去了包括占其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广大土地，苏联各大工业领域的工厂也在战火下毁了半数。苏联人民的牺牲，更是举世无匹。世上少有几个国家，赶得上苏联在这场战事中，尤其是30年代间所遭受的惨重损失。苏联经济始终将国民消费所需列为最低优先，1940年间，苏联鞋袜产量低到全国平均每人仅一双略多，但它却保证人人可以获得最低额度的供应。这个系统，由控制（贴补）价格及房租的手段，给众人工作，供众人吃、穿、住，还有养老金、健康保险，以及原始粗陋的众生平等地位。直到斯大林死后，特权阶级才一发不可收拾。更重要的是，这个体制还给予众人教育机会。像这样一个文盲普遍的国家，竟能转变成现代化的苏联，如此成就，无论以何种尺度来衡量都非同小可。对数以百万计出生于村野的人来说，即使在当年最艰苦的年代，苏联的发展之路也意味着新视野的开启，代表着由无知的昏昧走向光明先进的城市。至于个人的启迪、事业的开发，自然更不在话下。新社会证据确凿，不由得民众不信服。更何况，除此之外，他们又哪里认识第二个不同的社会呢？

然而苏联现代化的成功故事，却不包括农业部门，以农业为生的人口遭到了遗弃。因为工业化的发展，是踩在被剥削、被利用的农民大众的脊梁上走出来的。苏联的农民及农业政策，实在乏善可陈，几乎一无是处。倘若尚有一处可堪告慰，那便是他们负起“社会主义初级积累”[3]的大业重任。其实并不止农民群体，苏联工人，同样也挑起开发资源、为未来打基础的沉重任务。

小农大众，也就是苏联人口的大多数，不仅在法律上、政治上均列于次级地位（至少直到1936年的宪法制定为止，不过这部宪法根本没有任何效力），他们的税负较他人为高，生活的安全保证却不如。更有甚者，取代“新经济政策”而起的基本农业政策（便是集体化的合作农场和国营农场制度），不但造成农业的大灾难，而且始终未从灾难状况中脱离出来。最直接的打击，是谷类产量的锐减，牲口数目也顿失其半，造成1932—1933年间的大饥荒。原本就甚低的苏联农牧业生产力，在集体化制度推波助澜之下，愈发陷入低谷，直到1940年时，才逐渐恢复“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水平。同时，也更助长了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1950年的灾难。苏联当局为挽救这一股低落之势，便大力地推动机械化，但却同样成效不明显，始终没有起色。战后苏联农业虽曾一度振作，甚至有余粮可供出口，可是却永难恢复当年沙皇统治下的出口大国地位。到这段复兴时期过去，其农产品再也无法供应国内人口所需。于是自70年代初期开始，苏联必须依赖世界谷物市场的供给，有时甚至高达其总需求的四分之一。要不是集体制度还为小农开了一扇方便门，留下了一线生机，允许他们耕作少量的个体自留地，并可在市场出售其田间所得（1938年间，个体地只占总耕地的4%），苏联的消费者除了黑面包外，恐怕就没啥可吃的了。简而言之，苏联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却只将一个极无效率的小农农业，转换成一个同样极无效率的集体农业而已。

但是苏联的种种弊端，其实往往反映着国家社会政治状况，而非布尔什维克设计的本质目的。合作制度及集体作业，若以不同程度与私有耕耘制相互混合运作，本也可以获得成功，如以色列实施的集体农业屯垦制度（kibbuzim），就比苏联制度更具共产主义特色。而纯粹的小农制度，却往往将精力投往向政府索取补助，反而不肯多花力气，改善增加土地生产。[4]然而苏联的农业政策，毫无疑问，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失败，可是后起的社会主义政权里面，拾其牙慧者却不乏其国，至少在刚起步时是如此。

苏联发展之路上还有另外一大弊端，那就是它硕大无比、膨胀过度的官僚体系，即在其政府集中号令下的畸形产物。其庞大繁复，连斯大林本人也对付不了。事实上甚至有人认为，30年代后期由斯大林一手导演的“大恐怖”，其实是他走投无路情急之下想出来的对策，用以克服“官僚阵营的重重障碍，对政府控制禁令的种种回避伎俩”。至少，他的用意也在防范官僚系统演变成僵化的统治阶级。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僵化的结果终于出现。可是政府每次欲改进行政效率及弹性的尝试，却都难逃失败命运，反使行政系统愈加臃肿，其存在更不可少。到30年代的最后几年，行政人员每年以二倍半于总就业人口的速度增长，战争逐渐到来，苏联已经发展成每两名蓝领工人，就有一名行政人员的头重脚轻之势。于是在斯大林的高压统治之下，这一批领导精英的最上层，如人所说，不啻一群“拥有权势的特殊奴隶，随时随地都在大难边缘。他们的权势、他们的特权，永远笼罩在一股‘记着，你总逃不了一死’的阴影之下”。斯大林死后，或者说在最后一位“大老板”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赶下台后，苏联体系内，便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沉滞僵化的发生了。

最后使得苏联制度陷于绝亡的第三项缺陷，却是它缺乏弹性的僵化。苏联式的生产，一味致力于产量的提高，而产品的种类和质量，则完全于事先决定。其体系内部，毫无一种变换“产量”及“品质”的调节机制（其产量目标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不断上扬）。创新发明，更非此制度所长。事实上，在苏联的经济制度中，“发明”根本不能为其所用，而且也不会用在与“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不同的民间经济之上。[5]至于消费者需要的供给，既非通过反映其喜好的市场环境，也非基于以消费为取向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里，国家计划机器扮演了决定一切的角色。充其量我们只能这么说：虽然苏联工业结构本身，继续偏向于生产资料生产，它同时却也提供了更多的消费品。只是其分销系统实在太过糟糕，更有甚者，组织性的功能几乎完全不存在。因此要没有“次级”或所谓“黑市”经济，苏联境内的生活水准，根本不可能有效提高。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的改善很惊人，而黑市经济的增长之快，自60年代结束以来尤为快速。地下经济的活动规模，自然缺乏官方文件的统计，在此我们只能大略猜测。但是到70年代后期，据估计，苏联都市人口花费在私人经营的消费、医疗，及法律服务方面的支出，约有200亿卢布，另外还要花掉70亿卢布的保安“小费”（Alexeev，1990）。这个数字，几乎可以与当时苏联的进口总额相等。

简单地说，苏联体系的设计用意，在于尽快将一个极落后、开发度极低的国家，早早送上工业化的大道。它也假定，它的人民将满足于一种最基本的生活水准，只要有足以保证其生存所需的最起码的社会物质条件，一切都好说话。至于这些基本生活水平的高低，则全看这个进一步工业化的经济体系，在其全面总增长的巨流当中，能够疏漏下多少给人民消费了。说起来，尽管这个体系极其缺乏效率，极其浪费，却毕竟达到了上述目标。1913年在沙皇治下的俄国，虽有着全世界9.4%的人口，却仅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6%，以及工业生产总值的14.6%（不过其农业产量，却只比其人口比例稍高而已）（Bolotin，1987，p.148—152）。苏俄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而它维持近半世纪之久的超级大国地位，事实上也靠工业化的成果所赐。然而后来的发展，却有违共产主义者先前的期望。当苏联经济发展大车向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的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便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这么一个制度，却是1944年后，世界上将近三分之一人口所在的国家经济沿袭的范本。

苏联革命，同时也发展出一个极为特殊的政治制度。欧洲左派的群众运动，包括布尔什维克党隶属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社会主义运动在内，都从以下两项政治传统出发：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一脉相传的雅各宾时期革命传统——选举式，有时甚至直接式的民主——以及集中式的行动导向。19世纪末叶在欧洲各地风起云涌的工人群众及社会主义运动，不论是以党派、工会、合作组织，甚或以上三种结合的面貌出现，其内部结构及政治志向，都具有强烈的民主气息。事实上，凡在普遍选举权宪法尚未存在的地方，以上这些运动，往往就是促其出现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前者在根本上，便一心以政治行动为主要任务。苏联的政治制度，却扬弃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民主性质（与其经济制度一般，后来也纷纷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国家提供范本），虽然在理论上不断保持着它的科学内涵，不赞同个人独裁。[6]简而言之，正如苏联经济是一个统制式的经济，苏联政治也是统制式的政治。

苏联政治制度的演变，部分反映出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变化的历史，部分反映了当时年轻苏维埃政权面对的重重危机及紧急形势，部分还反映出独裁者本人的怪异性情——这个格鲁吉亚地区一名酒鬼鞋匠的儿子，早先曾读过神学院，后来则在自封的“铁人”政治称号之下以铁腕统治苏联。首先，由列宁精心设计，并以一批训练精良的职业革命干部组成，专在中央领导分配下从事任务的先锋党团组织，其本身便极具发展为强权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其他众多革命热情不下于布尔什维克的苏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当时便已提出警告。因为如此一来，党便可以取代它口口声声领导的人民；（被选出来的）委员会，则可以取代一般党员，甚至取代固定代表大会的意见；以至于最高领导者大权在握，一人号令天下。（理论上虽经由选举诞生）实际上定于一尊的元首，取代了一切。这种层层“取而代之”的危险趋向，有什么法子可以制止呢？当时列宁本人虽然不想也不能做个大独裁者，而布尔什维克党，也从来不像个军中幕僚单位，反而倒更像一个永远争辩不休的学社社团（其实凡属左翼意识形态的组织，都爱争爱辩），可是这种“取而代之”的危险性，却不因此而有所减少。十月革命之后，这种趋势愈发接近事实，党由一个不过几千人的组织，摇身一变，成为拥有数十万，最终甚至数百万专业组织者、行政官员、管理者、监督者的庞大政党。这些人声势浩大，成为主流，压倒了原有“老布尔什维克”的声音，也盖过了1917年前加入他们合作的其他社会主义人士，如托洛茨基。他们与传统左翼原有的政治文化毫不相通，他们只知道党永远正确，只知道上级的决定务必执行。因为唯有如此，革命的果实方能得以保存。

革命之前，不论党内外对于民主、对于言论自由、对于人民自由、对于宽容异己，对以上种种事项的态度看法为何，1917—1921年间的政治社会氛围，却使得任何一个意欲挽救苏维埃政权于危机之中的政党，都不得不陷于愈发走向权威统治模式的境地。其实一开始，苏联并非马上便成为一党政府，它也不排斥反对力量的存在。可是它却以一党独裁的姿态，靠着强大情报安全工作，以及全力打击反革命的恐怖，赢得了一场内战。同样，它也放弃了党内民主的原则，于1921年宣布，禁止党内对政策之外其他的政策进行集体讨论。在理论上指导它的“民主集中制”精神，如今“民主”不存，只剩下“中央集权”。它甚至不再遵照自己的党纲行事，原定每年举行的代表大会越来越时有时无，到斯大林时代，更变成无固定时间，偶一为之的稀奇大事。“新经济政策”年代虽然缓和了非政治层面的气氛，然而就党的形象而言，却没有多大好处。一般的感觉认为，党已成为了饱受攻击的少数分子，虽然也许有历史站在它的一边，可是眼前的行事方向，却不合国家现状及民众的心意。从上而下发布的全面工业化革命号令，遂使整个系统愈发走向强制权威，比起内战年代，其残忍无情，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套连续实行权力的机制，如今更具规模。于是在“权限分离”之中剩下的最后一项成分，即“党”与“国”之间的分野，苏联“政府”最后留下的运作空间日益缩小，这个卑微存在的狭小空间，最终也全部消失。只见一党垄断，定于一尊的领导高高在上，绝对的权力在握，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屈从在他的号令之下。

就在这个时候，苏联体系在斯大林手中变成了一个独断专制政权。这个政权无孔不入，不但要全面整体地控制其人民生活、思想的各个层面，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但凡可以控制之处，也完全受制于整体制度的目标与成就。至于目标为何，成就何在，则由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界定指令。这样一个世界自然绝非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设想的未来，也非发展自马克思路线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及其旗帜下的众多党派所期。因此与卢森堡同任德国共产党领袖，并与她同于1919年被反动军官暗杀的李卜克内西，虽然其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却从不认为自己属于马克思派。而奥地利马克思派（Austro-Marxists）虽然名列马克思的门下，并且也戮力于马克思的学说，可是却毫不犹疑地别出心裁，另辟蹊径。甚至连被共产党官方正式视为异端者，也依然被人视为理所当然，合乎法统的社会民主派人士——如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即因其“修正主义”（revisionism）而被戴上这顶异端帽子（事实上，伯恩斯坦也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正宗编辑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强制每个人思想统一的主张，领导们拥有绝对不会出错的圣质（单个人拥有这种天才已难以想象），这种论调，若回到1917年前，根本不可能在任何社会主义者的脑海中出现。

就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信徒来说，它在根本上便属于一种激情的个人承诺，它是一组希望，一组信仰，具有某种世俗宗教的特点——不过论其宗教性，并不见得多于那些非社会主义群体的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一旦变成一股洪流，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原本微言大义的精幽理论就难免变形。最佳，也只不过流于僵化独断的教条；最糟，则幻化成人人须敬而礼之、认同效忠的旗帜象征。这一类的群众运动，正如某些深具真知灼见的中欧社会主义人士早已指出的，往往具有敬仰甚至崇拜领袖的倾向。不过大家都知道，左翼党派内部素来喜欢争辩，因此个人崇拜多少受到抑制。在莫斯科红场上兴建列宁陵墓，将这位伟大领袖的遗体防腐处理，永存于此以供瞻仰。这番举动，与革命甚至与俄国本身的革命传统都毫无关系，显然是为了苏联政权，意欲在苏联落后的农民大众之中，激发出类似对基督教圣者及遗骨遗物的崇拜热情。我们也可以说，在列宁一手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中，所谓正统性的思想，以及对异己的不容忍，多少是以实用性的理由出发，而不仅是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列宁就如同一名杰出的将领——其人基本上属于计划行动的好手——他可不要队伍里人人有意见，个个议论不休，因而造成实际效率的损失。更有甚者，正如所有讲求实际的天才们一般，他也深信，唯有他自己的意见最对最好，因此没有多余的工夫去听他人纠缠。就理论上而言，列宁属正统派，甚至可说是一名激进主义的马克思门徒。因为他很清楚，像这样一个以革命为基本要义的理论，若对其要义文字有任何瞎搞胡掰，都可以促使“妥协修正”意见的出现。但是在实际上，他却毫不迟疑，着手修改马克思的观点，并任意增添内容；同时却为自己辩称，实质上始终忠于伟大导师的教诲不变。在1917年前的岁月里，列宁不但一直领导着俄国左翼路线内（甚至在俄国社会民主圈内）饱受攻击的少数，而且更是这一支力量的代表，因此获得了一个不容异己的名声。可是一旦情况改变，他却毫不踌躇，一如他往年坚决地排除反对者一般，立刻便伸出手来欢迎他们。即使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后，他也从不倚仗自己在党内的权势压人，反而一直以立论为出发点来说服众人——我们甚至看见，虽然他位高权重，却也不是从来不曾面临挑战。要是列宁后来没有早死；相信他一定会继续激烈抨击反对者，就像在当年内战时期一样，他那以实际为用、不容异己的作风，必将没有止境。不过尽管如此，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列宁预想到甚或能够容忍自己身后竟会发展出那一种无孔不入、全面性、强制性的国家暨个人全民信仰的共产主义宗教。斯大林也许并不是自觉地创设出这个宗教，他可能只是懵懂地跟随着当时自己所见的主流现象：一个由落后农民组成的国家，一个权威独裁、讲求正统教理的巨大传统。但是若无斯大林，这个极权新宗教很可能不会出现；若无斯大林，这个新宗教模式绝对不会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政权，或为它们沿袭模仿。

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也许可以接受保守政府下台，由自由分子接班的念头。因为后者纵使上台，仍将不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本质，可是资产阶级政权，却绝对不能容忍共产党接手。同样，一个共产党政权，也同样不能忍受被一个必定动手恢复旧秩序的力量所推翻。可是这个假定，却不意味着苏联一定会出现个人的独裁，是斯大林其人，一手将共产党的政治制度，转换成非世袭的专制君主制。[7]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个矮小[8]谨慎、缺乏安全感、永远疑心重重的斯大林，活脱脱就是罗马传记大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笔下《罗马十二帝王传》（Lives of the Caesars）中帝王的再现，而不是一名现代政治世界的现代人物。他外貌平凡，一般不易给人产生深刻印象，斯大林一直使用八面玲珑的斡旋手段，一直到他升至顶层为止。当然，即使在革命之前，他就已经凭着这项了不起的天赋，进入党的高层；在临时政府垮台之后的首任政府里，斯大林就出任民族部部长。然而在他最后过关斩将，终于登上顶峰，成为无人挑战的党内领袖（事实上也是国家领袖）之后，则一概使用令人恐惧的手段，来处理党务或其他任何他个人权力所及之事。

同样，他将“马列主义”简化为简单绝对的教义问答、教条式口号的做法，也不失为将新观念灌输给第一代识字人的上乘方式。[9]而他的恐怖作风，也不可仅视为暴君个人无限度权力的滥用。诚然，斯大林本人一定颇享受那种大权在握、得以呼风唤雨的乐趣，那种令人恐惧，定人生死的权力感；但是他对本身地位所可带来的物质收获，却漫不经心。而且，不管心理上、精神上，斯大林并无乖僻怪诞之处，他的恐怖手段其实和他的谨慎作风一样，都是他在面对难以控制的局面时，一种同样理性的应对策略。不论是恐怖还是谨慎，都是基于他避免风险的原则考虑。两者分别反射出他的缺乏自信，不能肯定自己的“评估状况”能力（套用布尔什维克的术语，即对状况“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能力）。这一点，却正是列宁的极大优点，两个人的个性气质可谓大相径庭。斯大林恐怖“立业”的唯一意义，只能表示他终身不悔，顽固追求那想象中的乌托邦的世界。甚至在他死前数月，在他最后出版的书中仍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再坚持、再主张。

统治苏联的政治权力，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十月革命中取得的唯一收获，而权力，也是他们可以用来改变社会的工具。但是这项权力，却不时遭逢来自不止一方，并且不断再现的困难夹击。斯大林曾有一套理论，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权力的数十年后”，阶级斗争反而会变得愈加激烈。他这套说法的真正意义即在于此，否则换作其他任何角度，都是讲不通的。只有前后一贯地、残忍无情地、坚持地使用权力，才能除去各种可能的障碍，走上最后成功的阳关大道。

基于这套假设而决定的政策，其中有三项因素促成其走向无比凶残的荒谬境地。

其一，斯大林相信，只有他才知道前途如何，而且一心一意、全力为之。诚然，无数的政治家及将领们，都有这种“舍我其谁”的心态，可是只有那些真正绝对权力在握之人，才能迫使众人也一起相信只有他才最行。因此在30年代掀起的大清算高潮，与此前的恐怖捕杀不同，这一回清洗的对象，是针对党内而言，尤其是它的领导阶层。原因在于许多原来支持斯大林的强硬派党员开始后悔（包括那些20年代全力支持他对付反对人士，并且真心拥护集体大跃进及五年计划的人）。他们如今发现，当时手段的无情，造成牺牲的惨重，已经超过他们所愿接受的程度。这些人当中，相信有许多人都还记得，当年列宁便不肯为斯大林撑腰，不愿让他接班，理由就在他行事作风太过残暴。苏联共产党第十七届大会揭幕，会中形势，即显示党内对斯大林有着相当的反对力量存在。这股反对势力，对他的威胁究竟几何，我们永远都无从得知。因为从1934—1939年，有四五百万党员及干部因政治理由被捕，其中约四五十万未经审判即遭处决。到1939年春天，第十八届党代表大会召开，当初1934年参加第十七届会议的1827名代表中，只有37名侥幸仍得以再度出席（Kerblay，1983，p.245）。

这种难以形容的恐怖，不是出于什么“为求伟大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信念，也非基于“这一代的牺牲再大，与未来世代因此得受的福祉相比，却又算得什么”的理想。它是一种不分时空永远全面作战的原则的体现。列宁主义，基本上是从军事角度思考——就算布尔什维克所有的政治词汇均不能证实此点，仅看列宁本人对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崇敬，即可证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也许正因为列宁思想中带有着强烈的“唯意志论”气息，使得其他马克思人士极不信任列宁，将其斥为布朗基派（Blanquist）或“雅各宾”之流。“谁胜谁负？”是列宁的处世箴言。这场斗争，是一场不是全输就是全赢的战争，胜者赢得全部，输家倾其所有。我们知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即使连自由国家也采取这种心态作战，准备不择手段，对敌方人民毫无保留地施以任何苦难折磨（回到第一次大战时，无尽苦难的承受对象甚至在自己的部队内）。于是没有事实基础，毫无理由地便将整批人送去牺牲的做法，也的确成为战争行为的一部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将所有日裔美国公民，英国将境内所有德奥籍居民，一律关入拘留营内即为例。美英两国的理由，乃是基于这些人当中可能潜有敌方奸细。这场不幸的变调，是在19世纪以来文明进步之下忽然有野蛮复萌的悲剧。此情此景，却像一股黑暗势力的漫漫长线，一直贯穿着本书涵盖的悠悠岁月。

所幸在其他实施宪政民主、拥有新闻自由的法治国家里，体制中自有某些对抗牵制这类思想的力量存在。可是在绝对极权的国家就没有这种力量，虽然最终也会发展出某种限制权力的规定。不为别的，单单为了求生存的本能，以及当全面权力的使用扩展到无限的时候，它自然会生出自己毁灭的苦果来。偏执妄想，就是滥用权力到极致的最终结果。斯大林死后，陆续登场的接班人等，相继都有一种默契，决定要为这段血腥年月画上句号。然而斑斑血迹，斯大林岁月究竟一共付出了多少人命代价，（一直到戈尔巴乔夫年代）只有内部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及海外学者和宣传家去细心追查。从此，苏联政界中人总算能寿终正寝，有时甚至得享天年，进入50年代，古拉格牢狱逐渐空去。虽然以西方标准而言，苏联仍是一个未能善待其国民的社会，但是至少，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大规模地逮捕处决自己的人民了。事实上到80年代，苏联人民死于犯罪事件、民间冲突，以及国家之手的风险率，甚至低于亚非美三洲的许多国家。但是尽管如此，它毕竟仍是一个警察国家，一个权威统治的社会，而且依据任何实质标准，也还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只有官方认可或批准的信息，才可传达一般人民，至少从法律意义上讲，传达其他任何的信息均属触犯法律。这一切到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政策才改变。至于行动及居住自由，更要看官方的准许而定。这项规定在苏联境内虽然越来越有名无实，可是到了边境地带，甚至与另一个同属“社会主义”的友好国家相邻之地，却变得真实无比。从这些角度而言，苏联实际上不及沙皇时代。更有甚者，虽然就日常事务而言，苏联社会是以法治为准，可是行政当局的特殊权力，即任意逮捕、下狱，及境内流放的情况，却依然存在。

苏联铁幕时代付出的人命代价，恐怕将永远无法确切估算，因为甚至连官方对处决人数及古拉格囚犯的统计，不论是现有的或日后可能面世的数字，都无法涵盖所有的死难损失。而且依人不同，估算的差距更有极大出入。有人曾如此说过：“对于这段时期里苏联牲口的死伤数目，我们知道的反而比被苏联政权滥杀的反对派人数更清楚。”（Kerblay，1983，p.26.）1937年人口普查的数字始终秘而不宣[10]，更使这项估算工作难上加难。但是不论各项估计使用的假定如何，前后直接间接的死难人数绝对高过七位数，甚至达到八位数。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我们是否采取“保守”估计，将其定位于1000万，而非2000万甚或更高，实在都无关紧要了。面对这种骇人的天文数目，只能令人感到不可饶恕，完全不能理解，更不要说为杀人凶手做任何辩解。在此作者还要添上一笔，不带任何评论：1937年，苏联总人口据称为1.64亿，比起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8）原先预估的人口总数，一共少了1670万。

不过，尽管如此，苏联体制绝不是一个“极权”政体。“极权”一词，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在共产党的批评者中盛行起来。究其源流，此词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于20年前发明的“夫子自道”，用以形容自己追求的目标所在。可是自此之后，却被外人挪借，专为批评意大利法西斯及德国纳粹之用。“极权”代表着全方位无所不包的中央集权体制，不但对其人民施以外在的全面控制，甚至更进一步，以对宣传及教育机制的垄断，成功地将它所推动的价值观念，在人民心中内化。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1948年出版），即为西方世界描绘出极权社会达于极点时的画面：一个平民大众都被洗脑的社会，在“老大哥”无所不在的严密监视下生活作息。偶尔只有一两个寂寞的孤人，才会发出不同的异议。

这个最高境界，自然是斯大林意欲达到的目标。可是若换作列宁及其他老派的党员，闻此必然大怒，更不要说马克思了。就将领袖“神化”而言（“神化运动”，日后被人美其名曰“个人崇拜”），或将他塑造成集美德于一身的圣人斯大林大致有一点成就，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的讥讽描述。但是说来矛盾，斯大林在这方面的成果，却与他个人的绝对权力无关。当1953年斯大林的“噩耗”传来，某些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之外的共产党人，的确流下了满怀真情的伤心泪，这种人还不少。他们认为，斯大林象征并且激发了他们投身的运动大业，而且他们也都是真心自动地投入斯大林阵营。这些外国人不知真相，可是苏联老百姓却都心知肚明，只有他们才知道自己命中已经吃了多少苦头，而且还在继续受煎熬。然而尽管如此，只因为斯大林是这片大地上铁腕的合法统治者，只因为他是现代化了的这片大地的领导人，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也便代表着他们自己的某一部分。更何况，在最近一次战争的经验里面，斯大林又作为他们的领袖，至少对苏联而言，真正为国家赢得了一场艰苦胜利。

然而，不论从哪个角度评断，苏联式的体制实在谈不上“极权”二字，因此不得不让人怀疑“极权”一词，到底有几分确切的用处。这个体制，一未能实现有效的“思想控制”，二更不曾造成“思想改宗”。相反地，反而使人民对政治隔阂到令人惊异的程度。马列主义的官方学说，与广大民众之间没有任何明显关系，因此在他们身上自然发生不了感应。这门奥秘难懂的学问，只有那些打算在这条路上成就功业之人，才会对它发生兴趣。在经过40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匈牙利，当问及途经布达佩斯马克思广场上的路人“马克思何许人也”时，他们的回答是：

他是位苏联哲学家，恩格斯是他的朋友。我想想看，还什么可以讲的？噢，他死的时候年纪很大了。

对大多数苏联人民而言，高层对政治及意识思想发表的公开谈话，除非与他们日常生活问题有切身关系（但是这种情况很少），恐怕很难有意识地吸收。只有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建筑在号称理性“科学”的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才不得不对其仔细聆听、认真看待。这种制度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乖乖听话，不公开表示异议，体制便赐予他们丰富的特权与优惠。矛盾的是，也正因为这个事实，总算在国家严密的控制之外制造了一个社会出口。也只有如斯大林般的残忍凶暴，才能封杀住非官方的知识思考。一旦恐惧的冰封开始融化，不同的声音便立刻于50年代在苏联境内出现——《解冻》便是才气纵横的爱伦堡（Ilya Ehrenburg，1891—1967）魔掌余生所作的一本极具影响力的寓意小说。在60年代和70年代，不同的声音百花齐放，成为苏联舞台上的首要场景。这些声音，包括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分子，在不肯定的情况下开始试探地表达包括纯粹知识性、政治性，以及文化性的不同意见。不过在表面上，苏联官方仍然维持着口径一致的“单一文化”（monolithic）——这个名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最爱用的。这种现象，进入80年代变得更为明显。

2

除了苏联，其他共产党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而在它们内部执政的共产党，也都是师法苏联模式，即斯大林的模式。就某种程度而言，甚至连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虽说早在30年代，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中共便已从莫斯科获得了实际的自治地位。至于那些位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会员，与其接近的程度也许较轻，例如卡斯特罗的古巴，以及70年代崛起于亚非及拉丁美洲试图正式与苏联模式同化的大小短暂政权。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可见到一党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官方审定推行的文化思想、中央集中式的国家计划经济。此外，甚至也不乏在苏联军队及特务人员直接占领的国家里，当地政府往往被迫遵循苏联榜样，比如依照斯大林的模式，对地方上的共产党分子进行公审清算。可是这种司法闹剧，当地共产党并没有自动自发的参与热情，在波兰和民主德国，甚至想办法完全避免，因此当地始终没有共产党要人被杀或被送交苏联情报单位。不过在与铁托决裂之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当地领袖——保加利亚的柯斯托夫（Traicho Kostov）、匈牙利的莱耶克（Laszlo Rajk）分别遭到处决。斯大林在世最后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也发起一阵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审判之风，许多重要人物遭劫。这股清算狂潮，带有强烈的反犹气息，当地共产党原有的领导阶级被粉碎。这些现象，与斯大林本人愈来愈严重的妄想症状有多大关系，很难判定。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健康与精神状态，都已日走下坡路，他甚至还打算把自己最忠诚的拥戴者也清除掉呢。

40年代出现的新政权，虽说在欧洲地区都与红军的胜利有关，可是其中只有4国，波兰、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罗马尼亚（当地原有的共产党，最多不过数百余名，其中多数还不是罗马尼亚本族人），再算上匈牙利，其政府是由红军直接扶上台的。至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其共产党政权可算是自家成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则在1947年获得40%的选票，证明当时人民对他们真心拥戴。至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影响力，受到该国普遍亲苏感情而强化。而中国、朝鲜，及前法属中南半岛的共产党势力——或者说，在冷战阵势摆明之后，位于这些国家北方的共产势力——则与苏军无关。1949年后，其他一些较小的共产党政权，有一段时间甚至曾受惠于中国的支持。至于日后以古巴为始，陆续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成员，也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方才挣得入会资格。不过非洲地方的游击解放运动，却有苏联集团的大力帮助。

然而，即使在完全靠红军扶持的共产党国家，刚一开始，新政权也享有过一段短时间的合法地位，并获得民众相当时期的真心支持。我们在第五章曾经看见，在一片触目所见尽皆废墟的焦土上重建新世界，激发了许多青年人及知识分子。不论党及政府多么不受欢迎，但是它们投入战后重建工作的那股精力、决心，毕竟赢得众人也许勉强但是一致的赞同。事实上新政权在这方面获得的成就，的确不容否认。我们已经看见，在一些落后程度比较严重的农业国家里，共产党政府全力进行着代表进步与现代的工业化运动，这些举措获得的回响，绝不只来自党内的高官。谁敢怀疑，像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这一类的国家，竟然会以在战前看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步。只有那些原本就比较不落后，却为苏联占领或强征的地区，或是那些拥有发达都市的地带，如1939—1940年间移交与苏联之处，以及德国的苏军占领区内（1954年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好长一段时间内，由于1945年后苏联本土急需重建之故，对它们的资源大加掠夺，才使得这些地区在复兴的平衡表上赤字一片。

政治上，这些共产党国家无论是自发或被外力强加，基于反西方势力的团结理由，都在苏联的领导下，结合成一个集团。甚至连1949年由共产党人全面掌权的中国，尽管自30年代中期毛泽东成为中共一致拥戴的领导人后，莫斯科对它的影响已相当薄弱，对此也表示支持。毛泽东一方面向苏联表示友好，一方面却坚持独立自主。而重实际的斯大林呢，也小心翼翼，不愿与这位其实极为独立的东方兄弟大党搞坏关系。到50年代，赫鲁晓夫却把双方关系搞僵，结果招来了一场大决裂，中国随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开始向苏联的领导地位挑战——虽然不大成功。不过，对于欧洲地区为苏军所占领的国家及共产党政权，斯大林的态度却没有那么怀柔了，一部分原因自然因为他有恃可凭，苏联的部队还驻在东欧，另外则由于他也以为，自己可以依赖当地党对莫斯科以及对他个人的真心效忠。因此当1948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竟然敢违抗苏联旨意，甚至快到公开决裂的地步，斯大林自然大吃一惊。要知道，南斯拉夫领导层向来十分忠诚，南斯拉夫几个月前才获殊荣，被指定为重组后的冷战共产国际总部（共产党情报局）所在地。苏联越过铁托，试图向忠实于它的南斯拉夫的好兄弟直接呼吁，可是没有什么重大回应。斯大林此惊非同小可，典型的反应，当然便是向其他卫星政权的共产党头目们开刀，掀起一场大清算。

然而，南斯拉夫的拂袖而去，并未影响共产党圈内的其他成员。一直要到1953年斯大林死去，苏联集团才逐渐出现政治溃散的现象。等到苏联官方也开始对斯大林大肆抨击，并于1956年在苏“二十大”上也对斯大林谨慎地试探评判之后，这个现象更为明显。攻击的内容，虽然仅对苏联国内一群极少数的听众发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讲，对其他国家共产党一律保密——可是苏联政治已告分裂的风声，不久便传到外面。此事在苏联控制的欧洲地区，立即引起了回响。不到几个月，由波兰改革派共产党组成的新领导班子，为莫斯科当局平和接受（也许是中国忠告之故）。匈牙利却爆发了一场革命，改革派纳吉（Imre Nagy）宣布结束一党统治，这项主张苏联也许可以容忍，因为苏联自己内部对此也意见不一。可是纳吉的动作太过火，竟然同时宣布匈牙利从此中立，退出华沙组织。此举苏联可绝对不能容忍，1956年11月，匈牙利革命被苏联军队大举镇压平息。

苏联集团发生的这场内部大危机，却不曾为西方联盟趁火打劫（只不过趁机大肆宣传而已），证明东西双方关系的稳定，两边都心照不宣，接受了彼此的势力范围。50年代和60年代间，除了古巴以外，[11]全球各国均不曾出现过任何足以扰乱这种微妙平衡关系的重大革命变化。

政治层面既被牢牢控制，其与经济之间的发展便也难于分野。因此在波兰和匈牙利，人民既已清楚表示对共产主义缺乏热情，政府就不得不在经济上做出让步。波兰重新解除了农村的集体化政策，虽然此举并不见得提高该国农业的效率。最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势力，在冲向工业化的大浪中获得极大的强化，同时也被政府所默认。说起来，1956年一连串发生在波兹南（Poznan）的事件，就是因工业化运动造成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80年代末期团结工会的最后胜利，波兰的政治经济动态，都处在与那无可抗拒的力量（共产党政权），以及与那无法制服的工人阶级的对峙中。一开始并没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最终终于组成一股古典式的工人运动洪流，并与知识分子结为联盟，最后并发展成政治运动，正如马克思的预料一模一样。可惜的是，马克思门徒不禁哀叹，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非但不反对资本主义，反而掉过头来倒打社会主义一耙，反对政府减轻对基本生活成本的大量津贴负担。于是工人便起来罢工，最后往往在一场政治危机之后，由政府让步打消此意。至于1956年革命被镇压之后的匈牙利，苏联在该国设立的领导阶层，倒具有比较真诚并有效果的改革。首先，卡达尔（János Kádár，1912—1989）有系统地将匈牙利政权进行自由化的改革（多半也有苏联重要人物的默许），并与反对势力讲和。于是在实际上，在苏联许可的限度之内，不费一兵一卒，完成了原先1956年的革命目标。就这一点而言，直到80年代，匈牙利可以说相当成功。

可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就完全两样。自从50年代初期凶残的清算风暴结束之后，人民变得政治冷淡，不过却小心翼翼，开始试着解除斯大林套上的箍咒。进入60年代下半时期，这一发展如滚雪球般加速扩大（包括共产党内的斯洛伐克人），为党内提供了潜在的反对力量。1968年党内发生政变，当选党的书记的是斯洛伐克人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因此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问题，即经济改革刻不容缓的重大压力，以及如何在苏维埃式的体系里，注入一点理性和弹性，在60年代也成为难以抗拒的洪流。我们在以下将会看见，这种感觉，此时普遍感染了整个共产党集团。经济上解除中央极权，这项要求本身虽然不具政治爆炸力，可是一旦与知识解放甚至政治解放的呼声相结合，就立刻变得极具爆炸性了。在捷克斯洛伐克，这项要求的呼声尤其强烈，一方面固然由于斯大林作风在捷克实行得特别残酷且长久，再一方面也因为眼前政权的真相，与自己心中依然保有的理想差距太大，令许多共产党员感到心惊不已（这种感受尤以党内知识分子为强烈。当初纳粹统治前后，共产党的确拥有过民众的真心拥戴）。正如许多被纳粹占领过的欧洲地区，共产党曾是地下抵抗运动的核心，吸引过无数年轻的理想分子，他们的奉献承诺，在那时候是一种多么无私的保证。希望的明灯，加上可能面对的苦难与死亡，除此之外，一个人在加入共产党时（就像笔者的一位友人，于1941年在布拉格参加共产党时的心情一般），难道还会有其他什么期望吗？

一如常态，改革的动力往往来自上层，即来自党内，其实看看各共产党国家的结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避免。1968年“布拉格之春”（Prague Spring），在政治文化动荡骚乱的先导之下，与当时全球性学生运动同时爆发（参见第十章）。这一场全球学生运动，属于极少数能够跨越地理阻隔及社会阶级鸿沟的事件。于是从加州、墨西哥，到波兰、南斯拉夫，各地同时发动了多场社会运动，多数以学生为中心。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行动纲领”，本来是否会为苏联接受，很难论定，不过它当时试图由一党独裁转向多党民主的举动，的确相当危险。东欧苏维埃集团的凝聚力量（恐怕甚至连其基本存在在内），都似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布拉格之春”愈发暴露并进而深化了这道内部裂痕。一边是缺乏群众支持的强硬派政权（比如唯恐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将导致自己国内也趋不稳的波兰与民主德国），它们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批评甚激；另一边则是为多数欧洲共产党，并为改革派匈牙利人热烈支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民众。后者的支援力量，尚来自集团之外，包括南斯拉夫有铁托领导的独立共产党政权，以及1965年来以齐奥塞斯库为新领导的以民族主义立场与莫斯科渐远的罗马尼亚（但是对于国内事务，齐奥塞斯库却与共产党改革派完全背道而驰）。铁托与齐奥塞斯库均曾访问布拉格，受到当地民众英雄式的欢迎。此情此景，是可忍孰不可忍，莫斯科内部纵有分歧迟疑，也决定当机立断，以武力推翻布拉格的政权。苏联此举，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画上了句点——其实它早已于1956年出现裂痕——但是也帮助苏联集团再度苟延了另一个20年。不过从此开始，它的结合只能在苏联军事干预的恐吓之下勉强存在。在苏联集团的最后20年里，甚至连执掌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也对自己的作为失去了真正信仰。

与此同时，独立于政治事件之外，对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要求，变得更为刻不容缓。就一方面而言，非社会主义的发达经济在此时开始突飞猛进，繁荣景象前所未见（参见第九章），越发加深两大体系之间的差距。这种现象，在一国之内两制并存的德国尤为明显。就另一方面而言，原本直到50年代一直领先西方的社会主义经济，此时却明显地开始落后。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5.7%的年增长率（几乎与1928—1940年间头12年的工业建设同速），一路下滑，先降为60年代的5.2%，70年代前半期的3.7%，以及后半期的2.6%，到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前的5年（1980—1985），已经陷入2%的低谷（Ofer，1987，p.1778），东欧国家的记录同样悲惨。为了使系统变得比较有弹性，60年代，苏联集团各国纷纷开始进行改革的尝试，基本上是解除中央全盘计划的手段，甚至连柯西金为总理的苏联也不例外。可是除了匈牙利外，一般都并不特别成功，有些甚至起步维艰，毫无成效，或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由于政治上的理由，根本不让实行。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内的独行侠南斯拉夫，出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敌意更一举废除了中央计划型的国有经济，在70年代进入一段茫然不定的新时期。东西双方，已无人再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抱有任何期待，人们都认定它绝对不可能迎头赶上非社会主义的经济了，而且，恐怕连并驾齐驱都难办到。不过当时，虽然张望前路，路上云雾似乎比以前为多，但是短时间内，似乎也无足堪忧。然而，不久这个状况就要改变了。

[1] 这项数据纯系以苏联及与其结盟的国家为准，不过从中也可获得大致参考。

[2] “要是计划中心得向每个主要生产团体、每个生产单位，都发出指导细则，再加上中间计划层缺乏，中心的工作负担，必然重不堪言。”（Dyker，1985，p.9.）

[3]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以征收和掠夺达到的“初级积累”，原是资本主义获取原始资本的必要手段。由此起步，资本主义才进一步发展其内部的资本积累。

[4] 在80年代上半期，以集体农业为主、耕地面积仅略低于法国四分之一的匈牙利却有比法国高的农产品产量。而波兰的耕地面积约为匈牙利3倍，农产品总值仅及后者的半数。法波两国均非集体农业制度。（FAO Production，1986；FAO Trade，Vol.40，1986）

[5] 所有发明之中，只有三分之一在经济领域内找到应用途径。即使如此，进一步的普及推广也极少。（Vernikov，1989，p.7.）以上所引大概是指1986年的情况。

[6] 因此，最能表现共产党特色的中央集权，始终保持着“民主集中制”的官方称号。1936年出炉的苏联宪法，在纸面上也属于典型的民主宪法，对于容纳多党选举的内容，更不下于美国宪法的规定。其实这部宪法的内容也非虚饰门面，因为其大部分是由1917年之前老马克思主义者布哈林执笔起草。布哈林显然深信，这种宪法适用于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7] 某些共产党国家，甚至朝世袭的方向发展，与君主制之间的神似就更强烈了。若在早期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人士眼里看来，此势必可笑至极，难以想象。

[8] 斯大林涂抹香膏的遗体，原存放于红场寝陵，后于1957年移走；在此之前，作者曾于该处亲眼看过。其人权力极大，而看到其体形之矮小，当日的震撼我至今犹记。然众多电影和照片，却都隐去斯大林身高只有5.3英尺的事实。其中含义，值得玩味。

[9] 以1939年出版的苏联共产党《简史》（Short History）为例，就教学角度而言，却是一部上乘之作。

[10] 种种估计程序，都存在许多不肯定的地方（详情参见Kosinski，1987，pp.151—152）。

[11] 50年代的中东革命——埃及1952年、伊拉克1958年——虽然为苏联外交带来较大的活动余地，事实上却与西方的担忧相反，并未改变两方势力的均衡，主要是由于几处共产党势力活跃的政权，对内都大肆清共，如叙利亚和伊拉克。

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

第十四章　危机20年

前些日子，曾有人问我对美国的竞争力有何看法。我答复道，这个问题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列。我们NCR（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的人，只把自己看作一个在国际上竞争的公司，只是本公司的总部刚好设在美国而已。

——谢尔（Jonathan Schell，NY Newsday，1993）

特别令人感到痛楚的是，（大量失业的）后果之一，可能会造成年轻人与社会上其他部分人日渐疏远。根据当代的调查显示，年轻人还是愿意工作，不管工作多么难找，他们也依然希望建立一番有意义的事业。更广泛地说，如果未来这10年的社会，不但是一个“我们”与“他们”渐行渐远的世界（这他我之别，大致上代表着资方与劳动者一方之分），而且更将是一个多数群体本身也日趋分裂的世界。即工作人口之中，年轻及保障较不足的一群，与经验较多、保障较全的另一群人，彼此之间极为不合。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一定会有某种危险存在。

——经合组织秘书长（Investing，1983，p.15）

1

1973年后的20年间的历史，是一页世界危机重重、失去支点大举滑落入不安定的历史。但是一直要到80年代，世人才明白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当年的基石已经粉碎，再也不能成形。直到世界的一部分全面倒塌之后——实际“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与东欧集团——这次危机的全球性方才为人认识。在此之前，发达的非共产党地区自然更不承认危机的存在，多年来，众人都仍将每一次的经济难题，称为过渡性的“景气萧条”（recessions）。半个世纪以来，令人联想起大灾难时期的“不景气”（depression）和“大萧条”（slump）二词，于是成为至今犹未完全解禁的禁语。更有甚者，只要提一下这个字眼，就可以使人不寒而栗，回想起当年那个恐怖的阴魂。甚至当说80年代的“景气萧条”是“5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时，连这句话也得小心使用，不敢直指那段相对照的时期，即30年代。（广告人的文字魔术，已经被人类文明提高为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一环；可是文明本身，如今却陷落在它自己这个专长构筑幻境的机制之中。）只有到了90年代初期，才有人敢开始承认（例如在芬兰），目前的经济难题，确实比30年代还要糟糕。

就许多方面而言，这种情形实在令人困惑不已。为什么世界经济变得不再稳定？正如经济学家的观察一般，各项有助经济稳定的因素其实比以前更强——虽然一些自由市场国家的政府，例如美国的里根与布什、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与她的后继者，试图将其中几项因素的力量减弱（World Economic Survey，1989，pp.10—11）。旧有的大量生产制度中的一大关键所在——难于控制的“存货周期”（inventory cycle）——在电脑化的存货管理以及更好更快的通信传输下，影响力已经大大降低。如今生产线上可以配合需求变化，随时调整产量：扩张期“刚好赶上”（just in time）大规模的生产，缩减期“原地不动”静待存货销清。这项新方法是由日本人首先试行，并在70年代科技的帮助下成为事实。其宗旨是减少存货，只需生产足够数量，“刚好赶上”经销商的所需即可。总之，生产能力的弹性大幅度升高，随时根据需求变化，在极短的时间内灵活调度。这不再是一个亨利·福特的时代，而是贝纳通（Benetton）的时代。与此同时，政府开支之大，以及名列政府支出项目下的私人收入——社会福利金及救助金等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也有助于经济的稳定。前述两项政府开支的总和，如今已高居国内生产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说，在这个危机时代里有什么东西上涨的话，恐怕就数这两项了。单是失业救济金、养老金，以及医疗费用的增加，就足以推动它们的上涨。这个危机时代，一直延伸到“短20世纪”末期。我们大概得再等上数年，才能等到经济学家也拿起历史学家的最后武器——后见之明——为这个时期找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诚然，将7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的经济困难，拿来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难题相比，在方法上自然有其缺陷；虽然在这个新的20年里，另一场“经济大萧条”的恐惧时时萦绕人们心头。“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次？”许多人都这样问。尤其是在1987年时，美国（及世界）股市一场极具戏剧化的大跌，以及1992年国际汇兑发生危机之后（Temin，1993，p.99），忧心之人更多了。1973年开始的数十年危机，其实并不比1873年后的数十年间更接近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意义（虽然1873年那段时期也被人视作大萧条），这一回，全球经济片刻也未崩溃——不过当黄金时代于1973—1975年结束时，的确有几分类似古典的循环性萧条。当时发达市场经济体的工业生产在短短一年之内骤降一成，国际贸易则跌落13%（Armstrong，Glyn，1991，p.225）。黄金时代过后，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虽然持续增长，可是比起之前的大好时光，速度显然缓慢许多，只有某些“新兴工业国家”（多数位于亚洲，参见第十二章）是例外，后者进行工业革命的历史甚短，自60年代才开始。但是总的来说，一直到1991年，先进经济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始终在增长，只有在景气萧条的1973—1975年和1981—1983年间，两度稍微受到短暂停滞的干扰（OECD，1993，pp.18—19）。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国际工业品贸易，也在继续增加之中，进入80年代的大发展时期，其加速增长之势甚至可与黄金年代媲美。到“短20世纪”的末期，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国家的富庶程度与生产力，总体来说，甚至远超过70年代初期，而依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全球经济，此时也比当年更为活跃。

但在另一方面，世界上另有一些角落的状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在非洲、西亚，以及拉丁美洲，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完全停止增长，到了80年代，多数人反而变得比以前贫穷。这10年当中，非洲及西亚的产量多数时候都在走下坡路，而拉丁美洲则在最后几年也陷入同样境地（UN，World Economic Survey，1989，pp.8，26）。对这些地区而言，80年代无疑是它们严重不景气的时代。至于在西方原为“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地区，80年代始终保持着差强人意的增长幅度，可是1989年后完全崩溃。它们陷入的危机险境，若以“大萧条”命名倒很合适。进入90年代初期，这些国家的状况甚至更惨。从1990年开始到1993年4年之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年跌落，其跌幅分别为17%（1990—1991）、19%（1991—1992）、11%（1992—1993）。波兰经济到了90年代初期虽然开始多少转趋稳定，可是纵观1988—1992年间，波兰的国内生产总额总共锐减了21%以上。至于捷克，则减了20%；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更惨，损失高达三成甚至更多。综观这些国家在1992年中期的工业生产，只有1989年的半数到三分之二之间（Financial Times，1994年2月24日；EIB papers，November1992，p.10）。

焦点转向东方，情况则完全相反。就在苏联集团经济纷纷崩溃解体之际，中国经济却开始了惊人的增长跃升，对比之强烈，再没有比这个更令人称异的现象了。在中国，事实上再加上自70年代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地图上最充满活力的一个角落（东南亚及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在内，“萧条”一词，可谓毫无意义——说来奇怪，90年代初期的日本却不在这些幸运国家之列。然而，尽管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在繁荣增长，其中的气氛却不轻松。凡是资本主义在战前世界最为人指责的缺陷，如“贫穷、大量失业、混乱、不稳定”等，本来在黄金时期已被扫除长达一代时间，1973年后却开始重现。经济增长，为严重的不景气一再打断，先后计有1974—1975年、1980—1982年，以及80年代结束时三次，规模之大，绝非“小小的景气萧条”所可形容。西欧地区的平均失业率由60年代的1.5%猛升为70年代的4.2%（Van der Wee，p.77）。在80年代末期景气繁荣的最高峰，欧共体的失业率，竟然平均高达9.2%，1993年更爬升到11%。半数失业人口的赋闲时间甚至超过一年，更有三分之一长达两年以上（Human Development，1991，p.184）。问题是黄金年代的战后婴儿潮已经过去，潜在的就业人口本应不再继续膨胀，而且不论年头好坏，通常年轻人的失业率也都高于年纪较长者。在这种情况下，永久失业率若有任何变化，照常理应该呈缩减之势。[1]

至于贫穷混乱，到了80年代，甚至连许多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也发现如今自己“又开始”习惯于每日乞丐流连街头的景象了。更骇人的是，流浪者栖宿檐下、藏身硬纸板的镜头，大家也都变得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如果警察尚未干涉，把他们从众人视线之内移走的话。1993年，无论在哪一个夜晚，纽约市内都有23000名男女露宿街头或栖身收容所内。这个数字，实在只是小意思——要知道从1993年开始倒数回去的5年之中，全纽约市更有3%的市民，头上一度没有片瓦遮盖（New York Times，1993年11月16日）。在英国（1989年），则有40万人被正式列入“无家可归”之列（UN Human Development，1992，p.31）。回到50年代，甚至70年代早期，有谁能预想到今天这般惨状？

无家可归贫民的重现，是新时代里社会及经济愈发严重不平等现象的一环。其实根据世界性的标准，“发达市场经济”富有国家在收入分配上，其实并不至于太不公平——至少尚未达到极为不公。在这些国家中，分配最不均的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瑞士四国，20%居于最上层的家庭所得，平均为20%最下层的8—10倍。至于那高居顶尖的10%的家庭，他们带回家中的收入，通常更高达全国总收入的20%—25%。而瑞士、新西兰最顶端的天之骄子，以及新加坡与香港的富人，其所得比例更高。但是上述差距，若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秘鲁、牙买加或委内瑞拉的不平等状况相比，自然更属小巫见大巫，后者的富人收入，高达其本国总收入的三成以上。至于危地马拉、墨西哥、斯里兰卡、博茨瓦纳（Botswana）等国，贫富差距之大，更是不在话下，有钱人收入的比例，占全国总收入四成之多。至于有着举世贫富悬殊冠军头衔的巴西，[2]在这个社会不公达到极致堪称“社会不公纪念碑”的国度里，最下层的20%人口中，一共只得全国总收入的2.5%以供分用；而最上层的20%，却几乎享有三分之二。至于那居于顶端的10%，更掠去高达半数之多（UN World Development，1992，pp.276—277；Human Development，1991，pp.152—153，186）。[3]

然而，在这“危机20年”里，贫富不均的现象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愈发严重。原本黄金时代众人都已习以为常的“自动加薪”（即几乎等于自动增加的实际收入），如今也已黯然终止，更使人有雪上加霜之感。贫富两极的比例都开始增加，双方差距的鸿沟也随之扩大。1967—1990年间，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以及在5万美元以上的美国黑人人数都有增多之势，牺牲者自然是居于中间的一层（New York Times，1992年9月25日）。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富有国家的实力比以前更为雄厚，同时整体而言，如今其子民也有黄金时代慷慨设置的社会安全福利系统垫底，因此社会不安的程度比原来可能为低。可是社会安全福利的负担太沉重，如今的经济增长却远较1973年前为低。在出快于进、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政府财政自然日见拮据。然而尽管百般努力，富国的政府——多数为民主国家——却始终无法削减这方面的巨大支出，甚至连有所抑制都感到极难，[4]即使那些对社会福利救济最不存好感的国家亦然。

回到70年代，可没有半个人会预料到——更不可能有所打算——日后竟会一变至此。到90年代初期，一种缺乏安全感、愤恨的气氛开始弥漫，甚至连多数富国也无法幸免。我们将会看见，这种氛围，造成这些国家的传统政治形态的解体。到了1990—1993年间，人们再也无法否认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确已经陷入不景气的事实。但是如何救治，却没有人敢认真地拍胸脯儿，只能暗暗希望霉头赶快过去。然而，有关危机20年的最大真相，倒不在资本主义好像不如当初黄金年代灵光，问题却出在它的整体运作已经完全失控。世界经济不稳定，大家都束手无策，不知如何修理，也无人有仪表可以操纵。黄金时代所用的主要仪表，即由国家或国际上协调拟定的政府政策，现在已告失灵。危机20年，是一个国家政府失去其经济掌控力的时代。

这个现象，一时之间并不很明显，因为大多数的政治人物、经济学家、企业人士，（照例）看不出时代经济已经走在永久性的转向关头。多数政府在70年代提出的对策，只是短期的治标方法，他们以为，不消一两年的工夫，大局必会好转，重回往日繁荣增长的景象；已经灵验了一代之久的锦囊妙计，何必无事生非随便乱改？于是这10年的故事，事实上根本就是寅吃卯粮，举国向未来借光的故事——就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的政府而言，它们的对策便是对外大笔借债，希望短期之内即能归还——并祭起凯恩斯派经济管理的老方子来治新症。结果，在70年代绝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均是由社会民主政府登台（或在保守派失败之后，再度复出），如英国于1974年，美国于1976年。它们自然不可能放弃黄金时代的当家法宝。

当时提出的另外唯一一项对策，来自主张极端自由主义一派的经济神学。这一群长久以来属于孤立地位的少数，笃信绝对自由的市场制度，早在股市崩溃之前，就开始对凯恩斯学派及其他主张国家计划的混合经济与全面就业的阵营展开攻击。这个长久以来因循套用的政策显然不再灵光，1973年后尤其严重，愈发使得这批个人主义门下老打手的信念更加狂热。新增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于1974年颁给了哈耶克，更促使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风气在此后的盛行。两年后，这个荣衔再度归于另一位极端自由主义的名将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5]于是1974年后，自由市场一派的人士开始转守为攻——不过一直要到80年代，他们的论调才成为政府政策的主调。其中只有智利例外，该国的恐怖军事独裁政权在1973年推翻人民政府之后，曾让美国顾问替它建立起一个毫无限制、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可见在自由市场与政治民主之间，本质上并无真正关联（不过，在此得为哈耶克教授说句公道话，他可不像那些二流冷战宣传家一般，硬说两者确有关联）。

凯恩斯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战，论其内容，并不是两派经济专家在纯粹学术上的对峙；论其动机，也不是为当前种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困境寻找答案。［比如说，当时有谁曾经考虑过，那种迫使70年代必须造出一个新经济名词“滞胀”（stagflation）来形容的现象——经济增长停滞，物价却一味上涨，两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意外组合？］根本上，这是一场两派完全不相容的意识思想之战，双方都提出自己的经济观点。凯恩斯派认为：多亏有优厚薪金、全面就业，以及福利国家三项特色，才创造了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则是经济扩张的能源。经济不景气，就该加入更多需求打气。新自由主义一派则反驳道，黄金时代的自由政治经济气候，使得政府及私人企业不致采取控制通货膨胀和削减成本的手段，才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也就是利润，得以不断上升。总而言之，他们主张，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自由市场上“看不见的手”，必能为“国富”（wealth of nations）带来最大幅度的增长，国内财富收入的分配亦能因此维持长久。这套说法，却完全为凯恩斯学派否定。两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可是双方的经济理论，却都将某种意识形态，即对人类社会持有某种先验性的看法，予以理性化了。比如说，实行社会民主制的瑞典，当年曾是20世纪一大经济成功典范，可是新自由主义分子对它却既不信任又有反感。厌恶的原因，并非由于瑞典不久就会一头撞入危机20年——其实当时无论哪一类型的经济，都将不免于这个噩运——却因为瑞典的成功，乃是奠定于“瑞典著名的经济模式，以及其中集体主义性质的平等观及合作论”上（Financial Times，1990年11月11日）。相反地，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政府，即使在其经济颇获成功的年代，也为左派不喜，因为她的政府，乃是建立在一个没有社会观念，甚至反社会的自我中心观念之上。

这方面的潜在立场，基本上根本无法提出讨论。比如说，假定我们可以证明，医用血液最好的获取途径，乃是来自那些愿意以市场价格交易的自愿卖血者。像这样一种说法，有可能驳倒拥护英国义务献血制度的正统言论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蒂特马斯（R.M.Titmuss）在其《赠予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一书中，即曾为献血制度慷慨陈词。他也同时指出，其实英国这种非商业性的献血方式，论效率并不比商业性差，安全度则更有过之。[6]在其他相同条件下，社会成员若愿意慷慨伸手，帮助其他不知名的同胞，像这样一个社会，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总比众人袖手旁观为佳。正如90年代初期，由于选民起来反抗当地猖獗的贪污现象，意大利政治体系为之崩溃——唯一不曾为这股正气大雪崩埋陷者，只剩下那些体制外的党派。选民的愤怒，并非因为许多人真正身受贪污之害，其实相当数目的人，甚至绝大多数，都从中受惠，而是出于道德立场。总而言之，挥舞绝对个人自由大旗的旗手们，面对着无限制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不义，却能视若无睹（如80年代绝大多数时间里的巴西），甚至当这样一种制度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时，依然不改其坚持的主张。反之，相信平等和社会公平的人（如笔者），却一有机会就表示，即使如资本主义式经济的成就，也唯有在国民所得维持相当平衡的基础之上，才最能稳固，例如日本。[7]同时，双方还将自己的基本信念，进一步转换成实用观点。比如说，以自由市场价格决定资源分配，是否合乎理想，或只应属次要手段，等等。然而唾沫横飞之余，两边还是要提出实际处理“经济发展减缓”的适当办法，才算得上真本事。

从政策层面观之，“黄金时代经济学”支持者的表现并不甚佳。部分原因，是因他们被自己的政治主张及意识倾向所束缚，即全面就业、福利国家，以及战后的多数议会政治。进一步说，当黄金时代的增长再不能同时维持“企业利润”和“非企业所得”的增加时——两项目标中，势必非有一边牺牲不可——这批人士便被资本和劳动者两边的需要夹在中间了。以瑞典为例，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社会民主政治的楷模国家，靠着国家对工业的补助，并大量分配及扩张国家与公共的就业机会，于是全面就业获得相当成功，因此成为整体福利制度的一大延伸。但是全面就业的政策，依然得依赖以下的手段才能维持：限制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对高收入采取惩罚性的税率，以及庞大的财政赤字。一旦“大跃进”的年代一去不返，这些自然便都成为治得了一时、救不了永久的暂时手段。于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切都颠倒过来，等到“短20世纪”之末，所谓“瑞典模式”，即使在原产国也黯然撤退了。

然而，其中的最大打击，莫过于1970年后世界经济的趋于全球化，国际化浪潮所过之处，各国政府莫不在这个难于控制的“世界市场”之下低头——恐怕只有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美国不致受其摆布。（更有甚者，这个“世界市场”对左派政府的不信任，显然远超过右派。）甚至早在80年代，富有的大国，例如法国（当时在社会党政府领导之下），也发现仅凭自己单方面的手段，已经无法重振经济。在密特朗总统上台两年之内，法国便面临财政平衡（balance-of-payments）危机，法郎被迫贬值，凯恩斯派的“需求刺激”理论也只好束之高阁，开始改弦更张，改用“带人情味儿的节约政策”。

而在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人们也感到一片迷茫，到了80年代末期更明显。一旦黄金时代不断上涨的繁荣浪潮退去，那些原本在政府政策掩护之下的浪费、低效，自然一一暴露，新自由主义人士开始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大加攻击。而许多“混合号”经济大船，确实也有不得不改头换面之处，它们生了锈的船体，经此“新自由”清洁剂大加刷洗之后，确实颇有一番焕然一新的姿态。最后，甚至连英国左派都不得不承认，撒切尔夫人对英国经济大刀阔斧所下的猛药可能有其必要。80年代时的人们，对国营事业及行政效率普遍感到失望，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一味把企业当成“好的”，政府看作“坏蛋”——根据里根之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根本就是问题的本身”——事实上不但对经济无济于事，而且也行不通。即使在里根执政的年代，美国中央政府的支出也高达全国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同一时期的欧共体国家，平均更达四成（UN World Development，1992，p.239）。如此庞大的开销，固然能以“成本效益”观念进行企业化的经营（虽然事实上常常相反），但是它们既不是也不能以“市场”的方式运作——即使一般空唱意识高调者硬要如此。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派的政府在现实需要之下，也不得不插手管理指挥，同时却振振有词，表示自己只不过是在刺激市场的活力罢了。更有甚者，国家在经济事务里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根本不能减少。看看所有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性格最强的政权中，首推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在其执政14年后，英国人的税负反而远比当年工党时期为重便可知晓。

事实上遍观全球，并没有任何一个所谓完全建立在新自由主义之上的经济政策——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有1989年剧变之后的前苏联集团社会主义各国。它们在一些西方“经济天才”的指点下，梦想一夜之间，便变成自由市场，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灾情惨重。反之，执新自由主义政权牛耳的里根时的美国，虽然表面的正式政策是全力看紧国库——预算平衡（balanced budgets）——并遵从弗里德曼的“货币供需政策”（monetarism），但事实上，却是采用凯恩斯派的方法，以花钱为手段，通过惊人的赤字与军备支出，才从1979—1982年的不景气中脱身。同样在货币政策方面，华盛顿非但不曾任由美元依本身的价值及市场的运作决定，反而自1984年后，重新通过外交压力刻意操纵（Kuttner，1991，pp.88—94）。种种事实证明，最坚持自由放任经济制度的国家，在骨子里，却往往是国家主义观念最深刻，也最不信任外面世界的国家。里根治下的美国，及撒切尔夫人的英国，便是其中两个最显著的例子，史家在此，无法不注意其中莫大的矛盾之处。总之，进入9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再度受挫，新自由主义的凯歌也只有悄然中止。尤其在众人愕然发现，当苏联共产主义落幕之后，如今世上活力最足、增长最快的经济，竟然是共产党中国。西方那一批专门在企业管理科系发表高论，写作“管理学新章”的所谓专家学者（企业管理丛书是现今出版最多的宠儿），于是都急忙浏览孔老夫子的教训，或许他老人家对此等成功的企业精神，有何秘密指示也未可知。

危机20年的经济困境，不但格外恼人，而且极具社会颠覆的危险，因为其荣衰起伏，恰好又碰上结构上的大变动。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经济问题，与黄金时期的问题完全不同，乃是当时的特殊产物。那时的生产体系，已经在科技革命下全然改观，而且更进一步，已然以相当程度的“全球化”（或所谓“跨国化”）获得惊人成果。此外，我们在前几章已经有所讨论，黄金时期产生的革命性潮流，对社会文化、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甚至早在70年代就已不容忽视。

以上种种现象，可以从工作场景及失业现象获得最好的了解。工业化过程中一个最普遍的趋势，便是以机器技术替代人工技术，以机器“马力”取代人的体力，结果自然是把人赶出工作场所。它也“正确地”假定，在不断的工业革命下，经济增长规模庞大，必将自动产生足够的新工作，取代不再需要的旧行业——不过像这样一种经济运作，到底要多少人失业，才称得上是有效率，各方对此，却意见不一。黄金时期的发展，显然为这种乐观看法提供了实据。我们在第十章曾经看见，当时工业的增长之猛，甚至在最工业化的国家里，工人的数目和比例也未曾严重下降。然而进入危机20年，工人需求的减缩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出现，即使连扩张程度平和的国家也不例外。1950—1970年，美国长途电话的通话次数增加5倍，接线员人数只减少了12%。可是到了1970—1980年，通话次数增加3倍，接线员却锐减四成（Technology，1986，p.328）。不管是相对地或绝对地，工人人数都在不断减少之中，而且速度极快。这数十年间日益升高的失业不仅是周期现象，而且更属结构性的失业。年头不佳时失去的工作，到了年头变好也不再见找回。而且，它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永久性的失业，并不只是由于工业大量转移，从旧工业国家及地区转向新生地带，将旧工业中心变成“生锈带”（rust-belts）而已——有时甚至仿佛彻底蜕皮一般，将原有的工业遗迹从都市景观中连根拔去——事实上，一些新兴工业国家本身的兴旺现象更可观。8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内部就有7个这类国家，[8]囊括了全球24%的钢铁消耗量，以及15%的产量（钢铁的产用量依然不失为工业化的极佳指数）。更有甚者，在经济潮流穿越国界，自由来去各国之间的世界里（劳工移民的流动却属例外，乃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劳动密集的工业自然只有向外发展，从高工资国家移向低工资地区，即由资本主义的核心富国如美国，走向周边的穷国。若能以得克萨斯州工资十分之一的工钱，在对岸墨西哥的华雷斯市（Juárez）雇得人手，即使程度较差，也比留在河这一边的埃尔帕索（EI Paso）合算。

甚至在尚未工业化或刚起步的国家里，机械化的规律也成了最高原则。于是原本最为廉价的人工，由于迟早被机器取代，反而变成一项最昂贵的成本。这些国家，同样也难逃世界性自由贸易竞争规律的控制。以巴西为例，当地工人比起底特律或沃尔夫斯堡（Wolfsburg）虽低廉，可是圣保罗的汽车工业，却同样步上密歇根和下萨克森（Lower Saxony）的后尘，面对机械化之后劳动力过剩的难题（至少在1992年，作者即听当地工会领袖如此说）。就实际目的而言，机器的效率及生产力，可以经常地，甚至不断地靠科技更新提高，而它的成本却可以同时大幅度下降。可是人类则不然，将航空交通的万里高速，与短跑选手的百米纪录两相比较，即可一见端倪。总而言之，无论在任何一段长度的时间里，人工成本都不能减低到该社会所认可——或以任何标准衡量——足以维持人类基本生存所需的水准以下。人体的功能，在根本上就不是为了资本主义式的效率化生产而设计。科技越进步，人工成本与机械相比就越为昂贵。

这场危机20年的历史悲剧，即在于生产线上抛弃人工的速度，远超过市场经济为他们制造新工作的速度。更有甚者，这个过程，在全球愈演愈烈的竞争，在政府（政府也直接或间接是最大的单一雇主）肩上日重的财政负担等因素作用之下越发加速。更严重的是，1980年后，更被当时那一批仍占上风的自由市场神学不断施压，要求将工作机会，移转为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企业经营形式；其中尤以将就业市场转往私营公司一事，造成的影响最大。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集团，除了自己的金钱利益，当然天生就对其他一律不感兴趣。大势所趋之下，意味着政府及其他公营事业单位，不再扮演着一度被称为“最后可以投靠的雇主”角色（World Labour，1989，p.48）。而行业工会的力量，在经济不景气中及新自由主义政府的敌视之下，也日渐衰落，越发促成人工淘汰趋势的演变，因为会员工作的保障，一向是工会最宝贵的任务之一。总之，世界经济在不断地扩张，可是扩张之中，原本可以为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特定条件的男女自动制造工作的机制，此时的运转却显然失灵了。

换句话说，当年农业革命来到，一向在人类历史记载上占有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始成为多余的一群。在过去，这些不再为土地所需要的数百万劳动力，只要愿意工作，只要他们做惯农活的身手（如挖土筑墙）可以重新适应，只要有能力学习新技能，随时都可以被他处求人工若渴的职业所吸收。可是，当这些职业也不再被需要时，他们将何去何从？即使其中的某些人，可以经过再训练，转行至信息时代不断扩张的高层次工作（这些工作往往越来越需要较高的教育程度），其数量却不足以吸收由旧生产线上淘汰下来的人潮（Technology，1986，pp.7—9，335）。就这个层面而言，那些仍在继续涌出乡间的第三世界农村人口，真不知下场将是如何？

至于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度失业者，如今都有福利制度可以依靠，然而，那些变成永久性寄生福利的一群，却被其他认为自己是靠自己工作糊口的人所憎恨鄙视。而穷国的失业人口，只好加入庞大却暧昧隐蔽的“非正式”或所谓“平行”（parallel）经济，男女老少，做小工、当小差、交易买卖、因利就便，也不知靠些什么法子生活着。这些人在富有的国度里则形成（或可说再度形成）愈发与主流社会隔离的“下层阶级”。他们的问题，被视为无法解决的“既成事实”，而且是无关紧要的次要问题，因为他们反正只是一群永久的少数。于是美国本土黑人在自己国境内形成的“种族聚居社会”（ghetto），[9]就是这种地下世界社会的教科书标准实例。其实“黑市经济”（black economy）现象，在第一世界也并非不存在，研究人员曾经惊讶地发现，90年代初期，英国的2200多万户人家，竟持有100亿英镑现金，平均每家460英镑。这个数字如此之高，听说是因为“黑市只以现金交易”（Financial Times，1993年10月18日）。

2

不景气的现象，再加上以排除人力为目的的经济结构重整，使得危机20年的时代充斥了一股阴霾的政治低压。一代人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全面就业的繁荣，就业市场上信心饱满，大家都相信找工作不难，自己所要的差事随时就在那一个角落等待。80年代初期的萧条乌云初起，也只有制造业工人的生活受到威胁。一直要到90年代初，这种工作不保、前途未卜的忧虑，才开始降临到如英国等国白领阶层与专业人员的心头。英国境内，最繁荣的行业中，有半数人担心丢掉工作。这是一个人们迷失方向、不知所措的年代，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更早已遭到破坏，纷纷崩溃粉碎（参见第十章及第十一章）。“美国史上十大谋杀案件……八件是于1980年后发生”，通常犯案者多是三四十岁的白人中年男子，“在长久孤寂之后，挫折已极，充满着愤怒感”，因而在遭到人生重大打击如失业或离婚之后，一触即发犯下滔天大案。[10]这种现象，难道是巧合吗？或许，甚至连对其有推波助澜之“功”的“美国境内那种日益猖獗的仇恨文化”（Butterfield，1991），可能也不尽属偶然吧？这股恨意，在80年代开始通过流行歌曲歌词公然唱出来，更显露在电视、电影日益明显的暴力镜头中。

这股失落不安的感觉，对发达国家的政治地层造成巨大的裂痕。甚至在冷战告终，西方几家国会民主政治赖以稳定的国际势力平衡状态也从此遭到破坏之前，即已出现。碰上经济不顺的年头，不管谁当政，选民自然会把罪过怪到他们头上，可是危机20年政治生态的最大特色，却在于当政者的受挫，不见得就能使在野者获利吃香。其中最大的输家，是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它们借以赢取支持民众欢心的最好武器——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措施——如今一一失去了它的效力。而它们的选民基石——工人阶级——也一溃而成碎石片片（参见第十章）。在跨国性的经济世界里，国内工资暴露于外国竞争冽风之下的程度更甚以往，而政府插手庇护他们的能力也更趋减低。同时，萧条气氛下，人心涣散，传统集结在社会民主大旗下的各方人士开始离心离德：有人工作暂稳（相对地），有人饭碗不保，有人仍守住带有强烈工会色彩的老区和老企业，有人则迁移到比较不受威胁、不属于工会的新区和新企业去。至于那批在坏年头里到处不受欢迎的倒霉受害者，则一沉到底，沦落为“下层阶级”。更有甚者，自从70年代开始，许多支持者（主要是年轻人或中产阶级）离开了左派阵营，转向其他运动——其中尤以环保、女性运动，以及其他所谓的“新社会运动”为著——更进一步削弱了社会民主党派的力量。90年代初期，工人和社会民主性质的政府，再度成为如50年代般稀有的现象，因为甚至连那些由社会主义人士象征性领导的政府，不管是出于自愿或勉强，也放弃了它们的传统政策。

踏进这个政治真空的新力量，是一个各色掺杂混合的大拼盘，从右派的惧外症与种族主义开始，经过主张“分离主义”（secessionism）的大小党派，一直到比较左的各种名目“绿”党及其他种种“新社会运动”，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中有部分在本国建立了相当的地盘，有时甚至在一地一区成为一霸；不过到“短20世纪”之末，尚无一支新军，能够真正取代原有确立的旧政治势力。至于其他群体获得的支持，则强弱不定、波动甚大。然而，多数有影响力者，均放弃普遍性公民民主政治的标签，改投向某种个别群体性的认同，因此对于外国及外人，以及美法革命传统代表的全盘接收的民族国家体制，有着发自心底的敌意。我们在后面将讨论这类新“认同性政治”现象的兴起。

然而，这些运动之所以重要，不光在其积极内容，而且在其对“旧政治”的驳斥。其中某些势力最庞大者的主要基础，便建立在这种否定性之上，例如意大利主张分离主义的“北方联盟”（Northern League），以及1992年竟有两成的美国选民，在总统大选中将选票投给了党外怪胎——一名得克萨斯州富佬。1989年和1990年，巴西和秘鲁，甚至真的基于“此人名不见经传必然值得信任”的原因，分别选出了新的总统。而英国则全亏采取“非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unrepresentative electoral system），才免于70年代以来不时有第三大党诞生的危机。英国的自由派人士，先后或是独立，或与由工党分出的社会民主派联合出击，或双方合并，一度获得足与其他两大党之一旗鼓相当的民众支持——甚或更胜一筹。自从30年代那前一个不景气的时期以来，发生于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那种具有悠久执政记录的老政党却大量流失支持基础的崩散状况，可谓闻所未闻——如法国的社会党（1990），加拿大的保守党（1993），意大利政府党派（1993）。简单地说，在危机20年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固有的稳定政治结构开始分崩离析。更有甚者，很多新兴的政治力量中，最有增长潜力的，往往属于以下成分的结合：民粹性质的煽动渲染，高度曝光的个人领导，以及对其他国家或人民的敌意心理。面对这种情景，活过两次世界大战之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有几个能不感到心灰意冷？

3

1970年起，类似的危机其实也开始侵蚀属于“中央计划经济”的“第二世界”，只是这个趋势，一时尚未为人注意。病状开始时被极度缺乏弹性的政治制度所隐蔽，其病情随后却因同样原因而成沉疴，因此当变局来临时，其势更感突兀，例如70年代末期毛泽东去世后的中国，以及1983—1985年间勃列日涅夫死后的苏联（参见第十六章）。经济上，从6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中央计划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显然已迫切需要改革；进入70年代，更处处出现退化迹象。此时此刻，也正是这个制度的经济——跟世上其他国家一般，即使程度不及——开始曝晒于跨国性世界经济烈日之下，饱受其难于控制的流动与无法预期的波动之苦。苏联大举进入国际谷物市场，以及70年代石油危机造成的巨大冲击，更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临终场景添上戏剧化的一笔。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不再与外隔绝，不再是不受世界市场风吹草动影响的自给性地区经济了。

东西两大阵营，不但在任何一方都无法控制的跨国经济下奇妙地结合起来，冷战局势下权力系统间的相互依赖，愈使其密不可分。我们在第八章已经看见，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夹在它们之间的世界，曾因此获得一个稳定的局面，因此当平衡不复之际，双方便都先后陷入混乱。而乱子不只在政治上出现，也包括经济层面。当苏联领导的政治体系突然倒塌，原先在其势力范围内发展出的各区经济分工与网络，便也随之崩离零落。原有的队伍既散，其中的国家及地区，如今便只好一个个独自面对它们根本不具备任何条件应对的世界市场。同样，西方世界也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将这一批新来乍到的大批游勇——旧共产主义“平行世界体系”（parallel world system）的残余——整编入自己的世界市场之中。而且就算后者有心加入，欧共体却拒不收纳。[11]芬兰的经济，是战后欧洲最成功的实例之一，到苏联体系垮台，也随之陷入严重萧条。联邦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实力，也由于其政府完全低估了吸纳人口达1600余万的民主德国所需的经济实力及难度（其实，民主德国还只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比例相当小的一支），而为自己及欧洲全体带来了莫大的负荷及挫伤（应该强调的是，德国银行曾有警告，政府却一意孤行）。然而这一切，却是未曾预料到的后果，事实上一直到苏联集团真正解体之前，事先谁都未料到此事竟会发生。

总而言之，过去想也不曾想过的事情，如今在西方发生了，也在东方出现了；而过去隐而不现的问题，如今也开始一一浮现。于是无论东西方，环境保护运动成为70年代的重大议题，从鲸鱼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Lake Baikal），保护的对象五花八门。由于在苏联集团社会内，公共讨论受到限制，我们无法精确地寻索出其种种重大观念发展的过程，不过到1980年，这些政权内部一流的前改革派经济学者，例如匈牙利的科尔奈（Janos Kornai），就已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值得注目的负面分析，并对苏联式社会体系的缺陷进行探讨。这方面的批评著作，在80年代开始对外发表，可是其酝酿却显然早在新西伯利亚（Novosibirsk）及其他的学术圈内进行多时，至于各共产党领导人物本身，到底在何时也真正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其时间表更难拟定。因为自从1989—1991年后，这些人都喜欢将自家改宗的日期向前提早。经济上如此这般，政治上的发展更难逃此路，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即为一例，至少在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均如此。不管它们对列宁的历史崇敬与历史感情多深多厚，若能从头再来，相信众多的改革派共产党人士，都希望放弃列宁留下的政治遗产，虽然在表面上，少有人愿意如此公开承认（为改革派所赞赏的意大利共产党，却是例外）。

社会主义世界的改革家们，他们的希望是将社会主义转变成类似西方社会民主性质的制度。他们所欲效法的对象，乃是斯德哥尔摩（Stockholm）而非洛杉矶——在莫斯科或布达佩斯，可看不见多少私下仰慕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自由化学说的人。但是说起来，这些改革派的运气实在不佳，社会主义体制的危机，正好碰上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危机期，同时也是社会民主制度的危急时刻。更倒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突然遭难，使得渐进的改革计划非但不受欢迎，事实上也难实行。更何况此时的西方，又碰上鼓吹纯粹自由市场之流的激进意识（暂时），刚摆脱苏联阵营的各个政权，便不幸地误撞上这股理论大风，从中寻求灵感。殊不知在实际上此路不通的真相，各地皆然。

不过，尽管东西两方的危机并行，而且同样都因政治、经济原因被卷入同一股国际危机风暴之中，其中却有两项极大的不同。对共产党世界来说，至少在苏联翼下的世界如此，它们的制度如此僵硬，这场危机就成了生死大事，结果是难逃一劫。可是经济存亡，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却始终不是疑问，其政治系统虽呈崩离之状，其体制的存活则不成问题（至少目前尚无问题）。这个事实，或许能解释——虽然却不能证实其正确性——美国某位作家何以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际，令人难以置信地公然宣称，人类未来的历史将从此走上永远的自由民主之路。总之，资本主义体系只有在一件事上出现不稳的状况：它们作为单一领土的国家开始受到动摇。不过在90年代初期，遭受分离主张威胁的西方民族国家中，还没有一国真正走上分裂之路。

回到当年大灾难的时代，资本主义反而似乎接近末日，那一场经济大萧条，当时一本书的名字曾将其形容为“这场最后的危机”（This Final Crisis，Hutt，1935）。然而却少有人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未来，做出任何末世预言。不过法国有位历史学家暨艺术经纪人，倒曾坚定预测西方文明将在1976年寿终正寝，因为以前一直肩负资本主义前进重担的美国经济，如今已经气衰力竭（Gimpel，1992）——这种说法，不无几分道理，他同时又表示，目前不景气的衰退现象，将“一直继续，进入下一个千年”。对此，我们只能公平地加上一句，其实直到80年代末期为止，也难得有人以为苏联已近末路。

然而，也正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流动性较强，同时较不易控制，西方社会所受的破坏，也因此远较社会主义国家为重，所以就这一方面而言，西方的危机更显严重。而苏联与东欧社会的组织形态，乃是因制度本身的崩溃而告支离，却不是造成制度崩溃的原因。以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这两个可以相比较的社会为例，传统德意志的习惯及价值观念，似乎在共产主义的密遮严盖之下，反而比在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里保存得较为完整。而由苏联移入以色列的犹太人，则让以色列出现了古典音乐复兴的场景，因为听现场演奏会的习惯，至今还是他们之前所在国家中再正常不过的文化生活之一，至少对犹太人是如此。事实上那里喜欢音乐的人，并未缩减成一小群以中老年人为主的少数。[12]莫斯科和华沙的居民，也较少有纽约或伦敦市民的心头烦恼：明显升高的犯罪率、公众的缺乏安全感，以及种种难以预料的问题，例如青少年暴力等。在共产党的社会里，自然也少有人公然展示那些甚至连西方也会大感愕然，为保守人士怒斥为文明败坏的例证，并黯然叹息为“魏玛”的怪行为。

东西社会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几分可归因于西方社会巨大的财富以及东方严格的管制，答案很难料定。其实就某些方面而言，东西方进展的方向颇为一致。两方的家庭规模都变小了，婚姻的破裂更自由了，人口的增长也几乎趋于零（至少在都市和工业化地区如此）。西方传统宗教在两边的影响力也急剧减弱——不过上教堂的人数一时倒未减少——虽然调查显示，在前苏联的俄罗斯地方，宗教信仰似有复兴之象。1989年后，波兰妇女也显然开始像意大利女性一样，不再愿意让天主教会指定她们婚配的对象——虽然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波兰人曾经基于民族主义及反苏心理，对教会拥有强烈的依恋之情。简单地说，在共产主义的政权里，可供形形色色次文化、反文化、地下文化生存的空间有限，不同的声音往往受到压制。更何况在这些国家里，经历过真正无情的恐怖时期的人们，即使在统治之手变得比较宽松时，也倾向于保持顺从的姿态。不过，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显现的相对平静，并非由于惧怕所致；它的人民，完全因体制而与外界隔绝，既不曾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这种隔离状况自然也使其免受西方社会转型的全面冲击。他们经历的变化，都是经由国家行为或自身对国家行为的反应而来。但凡国家不打算进行改变的层面，通常便也维持着大致不改的旧观。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上的矛盾之处，即在于它其实是保守防腐的。

4

在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区（包括那些如今正走上工业化的地区），却没有一个概括性的词句可以完全形容。凡是可以从整体出发探讨的现象，笔者均已在第七章和第十章中有所交代。危机20年对第三世界地区的影响，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的，在不同地区具有非常不同的表现。我们怎可将韩国，这个在1970—1980年间电视机拥有率从总人口6.4%跃升为99.1%的国家（Jon，1993），与一个如秘鲁般半数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比1972年还要多——而且平均消费水平也在直线下降的国家相提并论（Anuario，1989）？更何况撒哈拉沙漠以南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非洲国家？浮现在印度次大陆上的不安定状况，原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而到了索马里、安哥拉和利比里亚等地，其紧张状态，却属于一个濒临毁灭的世界，一个少有人对其前途感到乐观的离乱大陆。

对于异多同少的第三世界，其中只有一种概括性的叙述还算恰当：这些国家几乎都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1990年，它们的巨额债务从国际债务国的三大巨头开始：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从600亿到1100亿美元不等），到各自欠下上百亿美元的28国，乃至欠有一二十亿的“小债务国”。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监察的96个“中”“低”收入经济地区之中，只有7国外债被列为显著低于10亿美元以下（世界银行职责所在，对此一定得打听清楚）。这7国名单，包括如莱索托（Lesotho）、乍得等国家，其实就连它们的外债，也比数十年前超出几倍。1970年时，外债在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只有12国，在百亿以上的没有一国。但是到1980年时，以实际名目而言，却已有6国欠下的债务之高，几乎等于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甚或更高。到了1990年，更有24国的“所欠”多于他们的“所产”，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全部非洲地区。债务相对最高的国家，通常多位于非洲——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索马里、赞比亚（Zambia）、刚果、科特迪瓦——自然不足为奇，它们有些饱受战争摧残，有些则受到产品外销价格下跌的冲击。然而肩负这笔巨大债务最为沉重的地方，即外债高达全国总出口四分之一或以上的国家，却不只非洲一地，而是遍布于其他各大洲。事实上以全球的角度而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的外债对出口比例，倒没有恶劣到以上所说的程度，比起南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以及中东地区，可算好得多了。

这笔惊人的庞大数字，事实上没有一文将予偿还，可是银行只要一直有利息可赚——1982年的平均年息为9.6%（UNCTAD，1989）——就不在乎是否拿得回本金。80年代初期，国际金融界确实出现过一阵恐慌，因为从墨西哥开始，拉丁美洲几个主要的债务国家一贫如洗，连利息钱也付不出来。西方银行体系几乎濒于崩溃，几大银行在70年代肆意放债（正当石油收入如洪水涌进，急于寻找投资去处时），如今利钱落空，就严格技术而言已经形同坏账。好在拉丁美洲的巨型债务国不曾共同采取行动，富国经济总算大难不死，经由个别安排，重新定下了还债的时间表。银行也在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支持之下喘过气来，逐步将坏债从账面勾销，在技术上维持住了偿付能力。债务危机虽未就此终止，至少不再有致命危险。当时，恐怕是自1929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面临的最险关头。这一页故事，其实至今尚未终结。

债务高涨，这些贫穷国家的资产，或潜在的资产却并未增加。在危机年代里面，以利润或可能利润绝对挂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显然决定将第三世界的一大部分从投资地图上完全抹去。1970年时，在42个“低收入经济”的地区里，19国的外来净投资全部为零。到1990年，更有26国全然失去了争取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事实上在欧洲地区之外几乎达100个“低”“中”收入的国家里，只有14国有5亿美元以上的外来投资额，10亿以上者更只有8国，其中4国在东亚及东南亚一带（中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3国在拉丁美洲（阿根廷、墨西哥、巴西）。[13]不过愈发走向跨国整合的世界经济，也并没有完全忽略了那些境外之地，一些面积较小、风景较美的地区，都有成为旅游胜地，以及避开政府管辖的境外天堂潜力。此外，原本乏人问津的地方，如果忽然发现了可资利用的资源，情况也会大为改观。然而就整体而言，世界上有极大部分地区完全从世界经济的队伍中退出；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从的里雅斯特（Trieste）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广大地区，似乎也加入这个“化外”行列。1990年，吸引了任何外来净投资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UN World Development，1992，Tables21，23，24）。至于前苏联的广大地域之内，显然也有某些资源丰富的地区或共和国，引来像样儿的真正投资。同时，却另有一些运气不佳的地带，只能自己挣扎了。但是不管命运如何，前第二世界的多数国家，如今正一步步向第三世界的地位“看齐”。

因此危机20年的主要影响，即在于贫富国家之间的鸿沟日阔。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1960年的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工业国家的14%，到1987年更跌落为8%。而那些“最不发达”（least developed）国家的境况更惨（包括非洲和非非洲的国家），竟由原来的9%，一降而至5%[14]（UN Human Development，1991，Table6.）。

5

随着跨国性经济控制世界的密网渐趋收紧，同时也严重地毁坏了人类社会的一大制度，即自从1945年来属于普遍性的一大制度：建立在领土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因为如今这些国家，对其事务控制掌握的范围日渐缩小，凡是其行动运作是立足于领土疆界之内的各类组织，如行业工会、国会、国家公共广播系统等等，从此失灵。反之，其行动运作不为领土疆界所局限的另一类组织，例如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市场，以及卫星时代的全球媒体传播事业，却开始高唱凯歌。过去可以操纵附庸政权一举一动的超级大国，例如今也失去踪影，更加强化了这种国界模糊化的趋势。甚至连民族国家在20世纪中所创设的那个最无可取代的重大功能：经由社会福利、教育，或医疗以及其他各项资金分配的“转移性支付”手段，所达到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如今在理论上也无法于国界之内自足了——虽然在实际上多数会继续如此——不过，超国家组织，如欧共体，目前已开始在某些方面予以补助。在自由市场神学家如日中天的时节，国家观念甚至更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因为其时兴起了一股大风，使得许多原本在原则上由公共事业从事的活动，均被分解“回归”于“市场”之手。

矛盾的是，或许无足惊讶的是，民族国家衰颓的现象，却与一股将旧有领土切割成很多新的小国的热潮并进。这些分割领土的主张，多数是基于某些群体对民族语言文化独立的要求。一开始，这股自治分离运动之风的兴起——主要自1970年后——多属于一种西方国家的现象，在英国、西班牙、加拿大、比利时，甚至瑞士、丹麦均可见到；70年代初期以来，更在中央集权色彩最淡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境内出现。共产主义的危机来临，遂将此风吹至东方，在那里，1991年后方才成立的名义上的新民族国家（new and nominally national states），较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为多。不过直到90年代，加拿大边境以南的西半球并未受到此风半点动摇。至于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国家瓦解的其他地区，例如阿富汗及非洲部分，取代旧有国家而起的新形态，却多是无政府的混乱局面，而非分离成众多的新国家。

这种发展的确充满了矛盾，简单地说，这些新的小国面对的种种烦恼，论其源头，与旧国时代来自同一缺陷，而如今国小势弱，毛病却反而更大。但是它同时又无甚惊奇，因为时至20世纪末期，世上唯一现存的国家模式，只有划疆立界、拥有自主机制的一种类型——简而言之，即革命时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模式。更有甚者，自从1918年以来，世界上所有政权都在“民族自决”大原则的旗下，而其定义更日益局限在语言文化的种族范畴之内。从这个角度出发，列宁与威尔逊总统的看法不啻一致。《凡尔赛和约》之下的欧洲，以及后来成为苏联的广大地界，都建立在由民族国家形成的组合之上。以苏联为例（南斯拉夫日后也仿苏联前例），则由这一类民族国家联合而成，后者在理论上——然非实际——有从联合中分离的权利。[15]这类联合体一旦解体，自然沿着事前划定的界限而分裂。

然而在事实上，危机20年的分离民族主义，却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民族国家草创期大有不同，它根本属于三种现象的结合。其一，现有民族国家对本身降格为区域成员之事极力抗拒。这种现象，在80年代欧共体成员国（或准成员国）努力保有自主权一事上愈发明显。这些国家的政治性格也许相去甚远——如挪威和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但是在与本国攸关重大的事务方面，它们却如出一辙，同样想在泛欧全体的标准化中，保持自己一地一国的自主性。然而，传统上作为民族国家自卫的主要支柱，即保护主义，在危机20年里显然比当年大灾难时期脆弱许多。全球性的自由贸易，此时依然是最高理想，令人惊讶的是，甚至也不失为当代事实——在国家统一号令的经济制度崩溃之后，更是如此——虽然某些国家暗地保护自己对抗外来竞争，据闻日本与法国就是个中高手。不过意大利人竟然也有高招，始终能让自家汽车——菲亚特（Fiat）——占住国内市场大饼的特大一块，尤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这些都只能算作后卫性的防守，虽说愈战愈烈而且有时颇为成功，但是最激烈的火线，往往是在经济以外并涉及文化认同之处。法国人——德国人在某些程度之内亦然——就拼命争取，意图保全为自家农民提供的高额补助。其中原因，不但是因为农家握有攸关的选票，同时也由于法国人真心相信，一旦小农式的农业不存在——不管这种方式多么不经济，多么缺乏竞争力——那田园风光，那悠久传统，那法国国家特征的一部分，也将随之毁灭。而美国也一再要求法国，开放影片及视听产品的自由贸易，可是法国人却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支持之下大力抗拒。因为若应美国所请，美国娱乐事业挟着好莱坞的旧日雄风，在大有重建世界影视霸权的气势之下，其产品必将泛滥法国的公私银（屏）幕（虽说这些以美国为基地的娱乐事业，如今已为多国所有并控制）。但是真正原因还不止此一端，法国人还觉得——倒也不失正确——岂可让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商业化经营，导致法语影片生产的末日。不论经济的理由为何，人生当中，毕竟还有一些必须刻意保护的东西。如果说，就算我们可以证明，在原地兴建豪华旅馆、购物中心、会议厅堂，将为国民生产总值带来较原有观光旅游更大的增值，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难道便会因此认真考虑，竟把自己的沙特尔圣母大教堂（Chartres Cathedral）或泰姬陵（Tai Mahal）铲为平地吗？像这一类的问题，只需提出，答案便不言而喻了。

其二，最可以用富者的集体自我中心做一番描述，同时也反映了各个大陆之内，国家之间，以及地区之内贫富差异愈大的现象。老式的各民族国家，不论是中央或联邦性质，以及如“欧盟”类的超国家联合实体，通常都负起开发其整体区域的责任，就某种程度而言，也平摊了它们之间总体的负担与利益。这种举动，意味着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可以从比较进步富有的地区获得补助（经由某种中央分配的机制体系），有时甚至予以优先投资，以求缩小差距。但是欧共体组织实际得很，它的成员资格，只授予贫穷落后程度不致造成其余成员国过度负担的国家。这种挑肥拣瘦的实际作风，却不见于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NAFTA）。美国和加拿大（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万美元），只好挑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其八分之一的墨西哥这一重担。[16]而一国之内，富区不愿意补助贫区的心态，一直为研究地方政府的学者所熟悉，美国就是最佳例证。美国的“都市内城”（inner city）贫民汇集，更由于原居民纷纷迁离，向郊区出奔，以致税收不足，其中的问题即多肇因于以上所述心理。谁愿意替穷人出钱？洛杉矶的富裕郊区，如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和马利布（Malibu）两地，即因此选择退出洛杉矶市；90年代初期，东岸的史坦登岛（Staten Island）也出于同样理由投票主张脱离纽约。

危机20年里的分离立国运动，有一部分即起因于这种集体的自我中心心态。南斯拉夫的分离压力，来自“欧裔”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力量，源于大声叫嚣的位于“西部”的捷克共和国。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两地，是西班牙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拉丁美洲一带唯一最重大的分离运动，也出自巴西最最富庶的一州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而其中最可代表这种自扫门前雪心理的，当属80年代末期兴起的伦巴第联盟——日后改称北方联盟——其目标，乃是将以意大利“经济首都”米兰为中心的地区，自政治首都罗马的统治分离出来。该联盟不断提及过去中古时代的荣光，以及伦巴第当地的方言，这是民族主义者常用的煽动性辞藻。可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却在于富区不愿自家的肥水外流。

其三，或许主要是属于一种反应，一种对20世纪文化革命，即在传统社会常态、纹理即价值的解体之下，产生的回音。发达世界中有许多人，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社会文化变革中成为弃儿。“社群”（community）一词，在这数十年间被滥用得如此空洞抽象，不切实际——例如“公关族”“同性恋族”等等——因为原有社会学意义的所谓社群，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再难找到。于是所谓“认同群体”（identity group）兴起，即一个人可以毫无疑惑，确实肯定地“归属”于某种“族类”；这种现象，自60年代末期开始，即在一向擅长于自我观察的美国境内为人指出。其中绝大多数，自然都诉诸共同的“族群”背景，不过但凡以集合性分离主义为目标者，都喜欢借用类似的民族主义式语言，比如同性恋捍卫者即爱用酷儿族（the queer nation）一语。

这种“新族”现象，在最具有多族群结构的国家里也层出不穷，显示所谓认同群体的政治性质，与传统的“民族自决”大相径庭。后者追求的目标，是创造出一个拥有一定国土的国家，与特定的“人群”认同，基本上属于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可是分离国土的要求，对于美国黑人，或意大利人而言，并不是他们“族群政治”的一环。同样，加拿大境内乌克兰裔的政治属性，也不属乌克兰而是属加拿大。[17]事实上，在天生便属于异质社会的都市内部，其族群政治或类似政治的本质即在相互竞争，即不同的族群在一个非族群的国家里面，各自发挥效忠己群的心理为政治作嫁，共为分食那一块资源大饼而较劲。如纽约市政客操纵改划选区，以为拉丁裔、东方裔及同性恋团体选出代表，这种人一旦当选，所求于纽约市者自然更多。

族群认同政治，与世纪末的种族国家主义具有一项相同之处，即两者都坚称，在一个人对群体的认同里，包含着某种关系到生存和所谓与生俱来、不可更易而因此属于永久性的个人特质。而这些特质只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所共有，除此之外，别无他人拥有。绝无仅有的排他性，便成了最高定义，因为各个人类社会之间的相异性，事实上已经极为稀薄。于是，美国的犹太年轻人迫切寻“根”，因为当年指认他们为犹太族的鲜明印记已经失去效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隔离歧视更不复见。加拿大的“魁北克”，虽然口口声声力主自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但是魁北克之在加拿大成为一支主要力量，却正在它褪下了直到60年代以前始终“截然不同”的鲜明色彩之后方才发生（Ignatieff，1993，pp.115—117）。都市社会中的种族成分变迁流动，若高举种族分辨群体的绝对依据，实有专断造作之嫌。以美国为例，除黑人、西班牙语裔，以及具有英国及德国血统者是为例外之外，在美国当地出生的各个民族女性，至少有六成是与外族通婚（Lieberson，Waters，1988，p.173），于是“个人的认同性”愈发需要建立在“他人的不同”之上。若非如此，我何以存？德国的新纳粹光头党，穿制服、理光头、踏着四海皆同的青少年文化的音乐起舞，若不痛打当地的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如何确立他们的德国属性？若不尽数剪除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人，又如何在那有史以来的多数时间里面，即为各民族、各宗教混居为邻的地面上，建立起我们克族（Croat），或塞族（Serb）的“特有”性格？

这种高度排他性的认同政治，不论其终极目标为何，不论其是否要求建立独立国家，其悲剧性却在于它根本就行不通，众人只能在表面上佯装它是可以实现的事实。布鲁克林（Brooklyn）的美籍意大利人，对本身的意大利特色极为强调（可能还日益强烈），他们喜欢用意大利语彼此对谈，为自己对本来应该是母语的语言不甚流利感到抱歉。[18]可是他们生活工作的所在，明明是美国经济社会，意大利语除了对某些极小的特殊市场而言，根本无关紧要。至于所谓黑人、印度人、俄罗斯人、或女性、或任何一种认同群体，自有其本身不可对外言喻、不可为外人了解的心理，这种说辞，只有在其唯一功能，即为鼓励这种观点的机制里，才能生存，一旦出外根本站不住脚。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研究的物理学，并不是伊斯兰物理学；以色列工程师学的工程学，也不是犹太哈西德派（Chassidic）专有的工程学。甚至连文化民族主义观念最强烈的法德两国，也不得不承认身在科技专家学者共同合作的地球村里，势必需要一种类似中世纪拉丁文般的国际共通语言；而今世的国际语言，恰好是英语。也许在历代的种族屠杀、集体驱逐、“种族净化”之下，在理论上，这个世界已经依种族被分裂为许多同质性的领土。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动（工人、旅客、生意人、技术专家，等等），时尚的风行，以及全球性经济无孔不入的触角，而无可避免再度变成异质性的社会，此情此景，于中欧历历在目；而此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却曾遭过“种族净化”的毒手。此情此景，也必将发生在一个日益都市化的世界里面。

因此，认同式的政治，以及世纪末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用来处理20世纪末期种种困境难题的方法，它只是面对这些难题时产生的情绪反应。然而在20世纪接近尾声之际，解决这些难题的机制何在，方法何在，却显然越来越成问题。民族国家不再能挑起这个任务。可是谁能呢？

自从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以来，世人不知设立了多少机构以处理这类问题。联合国的创立，乃是建立于美苏两强继续肩负国际事务的假定上，可是这个美梦不久便破灭了。不过比起它的前身国际联盟，联合国毕竟还有一项成就差强人意。它总算历经了20世纪下半叶的时光而始终存在；而它的成员资格，也逐渐成为国际上正式承认一个国家独立主权的身份证明。然而根据其本身宪章所定，联合国的权力来源及资源全部来自成员国的授予，因此它并没有独立行动的权力。

国际间对协调的需要既然日增，危机20年里，新国际组织纷纷出现的速度便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快。到80年代中期，全球已有365个官方的国际组织，而非官方的不少于4615家，比70年代初期增加两倍有余（Held，1988，p.15）。更有甚者，对于诸如环境生态保护等重大事宜，人们也愈发认识到有立即采取国际共同行动的必要。可惜唯一能够达成以上目标的程序，却旷日废时，拖泥带水，因为国际协定必须经过各个国家分别签字认可方能生效。在保护南极大陆及永久禁止猎鲸二事上，其效率之迟缓即可见一斑。而80年代的伊拉克政府，竟然将毒气用在自己国民身上，等于从此打破了世界上少有几项真诚的协定之一，即1925年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公约》，更进一步削弱了现有国际手段的效力。

幸好除此之外，国际行动的保证还有两条路子可走，而这两项方法在危机20年里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强化。其一，许多中型国家纷纷将国家权力交出，自动让给超国家的权力机构掌握，因为它们感到本身的力量不足，无法继续单独在世上屹立。80年代改名为“欧洲共同体”，再于90年代改为“欧洲联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于70年代成员加倍；进入90年代，也极有再度扩张的可能，同时并不断强化它对成员国事务的决定权力。其成员数目的增加，以及欧盟本身权力的扩大，虽然难免引发各成员国政府及国内舆论的不满及抗拒，可是其权力规模的增长，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欧盟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它非经选举设立的布鲁塞尔中央机构，可以独立裁定决策，完全不受民主政治的压力左右。唯一极为间接的影响，只有经由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举行定期会议及协商（各成员国政府则是由选举产生）。欧盟特殊的办事方式，使得它可以以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的方式有效运作，只需受到某些特定的否决权牵制而已。

联合国际行动的另外一项武器，同样是在免除主权国家及民主政治的牵制之下运作，其程度或无过之，但起码旗鼓相当，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设立的国际金融组织，其中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最为重要（参见第九章第4节）。这两家机构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寡头垄断支持之下，于危机20年里获取了日益强大的决定权力——这几大国是以“七大工业国”（Group of Seven）的模糊头衔命名，而“七大工业国”的寡头势力，自70年代以来，渐有成为正式制度化存在之实。国际汇兑的风云变幻，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以及1989年后苏联集团经济的瓦解，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必须仰赖富国鼻息，倚仗后者是否同意出借贷款的意愿行事。而种种借款，更日益走上一个先决条件，即债务国的经济政策，必须合于国际金融组织的心意。80年代正值新自由经济神学意气风发之际，其主张表现为政策是有系统地走向私营化，以及实行自由化市场的资本主义。这两项政策，被强行加诸那些已经倾家荡产，根本没有丝毫力量抗拒的政府身上；也不管它们对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能否产生直接影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即是一例）。凯恩斯和怀特，若见到当初自己建立的这两个世界金融组织竟然一变至此，将不知做何感想。他们当初怀有的目的——更别说两人在各自国内达到全面就业的目标——与今天的演变完全不同。然而，这项疑问纵然有趣，但是却没有任何意义了。

然而，这些却是极为有效的国际社会的权力机构，尤其是富国将政策强加于穷国之身的最佳利器。20世纪即将结束，这些政策的后效如何，对世界的发展将有何种后果，答案依然尚未完全出现。

世界上有两大地区，将对它们的效果进行检验。一个是苏联地区及与它相关的欧亚地带的经济，它们自共产制度解体之后已经衰败。另一个是充满了社会火药库的第三世界。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见，自从5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已成为地球上政局不安定的最大来源。

[1] 1960—1975年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之内，15到20岁之间的人口暴增约有2900万之多。但是到1970—1990年间，却只增加了600万人左右。附带说一句，80年代欧洲年轻人的失业率惊人地高，只有实行社会民主制的瑞典和联邦德国例外。欧洲年轻人的失业率相差幅度很大（1982—1988），从英国的20%以上，到西班牙的40%以上，以至挪威的46%（World Economic Survey，1989，pp.15—16）。

[2] 真正的冠军，也就是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高于0.6的，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国家，但是也同样位于美洲。所谓基尼系数，是一种衡量贫富不均程度极为方便的指标，其量表刻度，由代表收入分配均等的0.0开始，一直到极端不平等的1.0为止。洪都拉斯在1967—1985年的系数为0.62，牙买加为0.66（UN Human Development，1990，pp.158—159）。

[3] 某些贫富最为悬殊的国家，往往缺乏相应的比较数据，这些国家，自然也少不了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以及亚洲的土耳其和尼泊尔。

[4] 1972年，14个名列这些富国行列国家的政府年度支出，平均约有48%是用在平价住宅、社会安全福利、社会救济及医疗费用上，1990年时更增加为51%。这14国为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奥地利、比利时、英国、丹麦、芬兰、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依据UN World Development，1992，Table II计算而得）。

[5] 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设立，一直到1974年以前，获奖者显然都不属于主张“自由放任政策”的一派。

[6] 90年代初期，部分国家的输血单位就发现（当然不是英国），某些接受商业来源输血的病人，不幸被带有免疫失调／艾滋病毒（HIV／Aids virus）的血所感染，蒂特马斯这项立论便获得实证。

[7] 80年代，日本最富有的20%人口的总收入，是为最贫穷的20%的4.3倍。这个比例，比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工业国家都低，包括瑞典在内。反观欧共体内工业最发达的8个国家，其贫富收入的比例平均则为6倍，美国更高达8.9倍（Kidron/Segal，1991，pp.36—37）。换个角度来看，即1990年的美国，拥有93名10亿级富豪，欧共体有59位——这还不包括寓居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33人——日本则仅有9名（出处同上）。

[8] 这7国分别是中国、韩国、印度、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Piel，1992，pp.286—289）。

[9] 至于由加勒比海及拉丁美洲移往美国的黑人移民，基本上则与其他移民社区没什么不同，也不似美国本土黑人，如此自外于劳动力市场的门槛。

[10] “对于数百万迈进中年，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的人来说……尤其真切。他们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如果又忽然失去工作，真是无人可以投靠。”

[11] 作者还记得1993年某次国际讨论会上一位保加利亚人的痛苦呐喊：“你们要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已经失去了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我们出口的东西，欧共体又不要。作为联合国的忠实成员国为了配合对波斯尼亚的封锁，我们也不能把东西卖给塞尔维亚。我们无路可走，到底还有何处可去？”

[12] 在世界两大音乐都会之一的纽约，据说90年代初期前往观赏古典音乐的观众，只占城市全部人口1000万中的2万——3万。

[13] 8国中剩下的另一个引起投资者兴趣的国家，说来有些奇怪，竟是埃及。

[14] “最不发达国家”这一类别是由联合国确定，多数仅有300美元以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则是另一种衡量方式，根据“国际购买力平价”（international Purchasing power parities）量表而定，显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在当地所购之值，而非单以官方汇率为准。

[15] 这一点它们与美国联邦大不相同。自从1865年南北内战结束以来，美国各州即无单方面退出联邦的权利——或许，得克萨斯州是一例外吧。

[16] 欧盟中最贫穷的成员葡萄牙，其199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欧共体会员平均数的三分之一。

[17] 通常当地的移民社区，至多只能形成某种所谓的“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distance nationalism），以代表它们的来源或所选择的国家，不过这一类行动都属相当极端的民族主义政治倾向。北美的爱尔兰人和犹太人，是这一派的开山始祖。但是随着国际上移民带来的离乡背井现象日渐增多，这一类组织大有愈发衍增之势，如来自印度的锡克教移民圈即是一例。远距离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后，更有蒸蒸日上的气象。

[18] 作者曾在纽约百货公司无意听到这类对话。其实他们当初移民来美的父母或祖父母辈，讲的多半是那不勒斯语、西西里语，或卡拉布里亚语（Calabrian），而根本不是意大利语。

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1974年1月，阿贝贝（Beleta Abebe）将军于视察半途，顺路在戈德（Gode）营部停留……不想次日竟有报告抵达皇宫，将军已被那里的士兵拘捕，并强迫他吃下士兵伙食。那些伙食腐坏到无以复加，有些人担心将军恐怕会因此生病死去。（埃塞俄比亚）皇帝连忙派遣贴身禁卫军的空军前往，总算把将军救出，送往医院诊治。

——《皇帝大人》

（Ryszard Kapus’cińs ki，The Emperor，1983，p.120）

咱们把（大学实验农场上）能宰的牛全都宰了。可是正在动手大宰的当儿，那里的农妇却开始痛哭失声：为什么要这样痛宰这些可怜的牲口？它们到底干了什么错事？太太小姐们这么一哭，噢，可怜的东西，咱们也只好停手不干了。可是咱们大概早已经宰掉了四分之一，差不多有80头左右。咱们的意思是把它们全部宰光，可是不行哪，因为农家妇女们都开始哭了起来。

咱们在那儿待了一会儿之后，便有一位先生骑上他的马儿，跑到阿雅库乔那一头去，他是去告诉大家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到了第二天，整件事都在空中之声电台（Las Voz）的新闻里播报出来。新闻播出，咱们刚好就在回去的路上，有些同志正巧带着那种小不点儿的收音机。大伙便都听着，哈，这可让咱们感觉挺好受的，可不是吗？

——“光辉道路”某位年轻成员语（Tiempos，1990，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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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第三世界的种种变迁及逐渐解体的现象，与第一世界有一点根本上的不同。前者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革命区域——不管其革命已经完成、正在进行，或有望来临——而后者的政治社会情况，一般而言，在全球冷战揭幕时大多相当稳定。至于第二世界，也许内部蒸汽沸腾，可是对外却都被党的权威及苏联军方可能的干预严密封锁。只有第三世界，自1950年以来（或自它们建国以来）很少有国家未曾经历革命、军事政变（其目的也许是镇压革命、防范革命，或者甚至是促成革命），或其他某种形式的内部军事冲突。到本书写作为止，唯一能够避免这种命运的只有印度，以及几处在长寿的家长式权威人物统治之下的前殖民地，例如马拉维（Malawi）的班达（Dr.Banda）——前身是尼亚萨兰（Nyasaland）殖民地——以及（一直到1994年为止）科特迪瓦那位仿佛异常长寿的乌弗埃·博瓦尼（M.Felix HouphouetBoigny）。这种持续性的政治动荡不安，便成了第三世界共有的一大现象。

这种现象，美国自然也看得很清楚。作为“保持国际现状”的最大护法师的美国将第三世界的动荡种子归咎于苏联；至少，它也把这种骚乱状态，看作对方在全球霸权争夺战中的一大资产。几乎自冷战开始，美国便全力出击对抗这一威胁，从经济援助开始，到意识形态宣传，正式与非正式的军事颠覆，一直到发动战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它采取的方式，以与当地友好政权或收买当地政权合作为上策，可是如有必要，即使没有当地拥护也不惜为之。于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战火告息，世界自19世纪以来进入最长一段和平时期的同时，第三世界却成了一片战区。到苏联体系瓦解以前，据估计，1945—1983年间发生过100次以上“大型战争、军事行动与军事冲突”，死亡人数高达1900万人——甚至也许达2000万人——这些大小战事几乎全部发生在第三世界：其中900万死在东亚，350万在非洲，250万在南亚，50余万在中东。这还不包括当时刚开火，堪称残酷至极的两伊战争（1980—1988）；只有拉丁美洲的死难人数较少（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5，p.14）。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牺牲者据统计为三四百万人（该国总人口也不过3000万人）（Halliday／Cumings，1988，pp.200—201），而长达30年的几次越南战争（1945—1975），其惨烈更列所有之冠。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美国军方大规模直接参与的仅有战事，各有5万名美军因此阵亡。至于越南百姓与中南半岛其他居民的人命损失，更是难以估算，最保守的统计也应有200余万。然而除此以外，其他间接与反共有关的战争，其残酷程度也与此不相上下，尤以非洲地区为最。据估计1980—1988年间，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共有150万人死于反政府的战争（两国人口共为2300万），另有1200万人则因此流离失所，或濒临饥饿威胁（UN，Africa，1989，p.6）。

第三世界的革命潜力，也多具有共产党属性，不为别的，单就这些殖民地独立运动领袖均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一事即可看出，他们从事的解放手段及现代化运动，也以苏联为师，采取同一路线。这些人若受过西式教育，可能甚至将自己视为马克思与列宁的追随者。不过，强有力的共产党派在第三世界相当少见，而且除在蒙古、中国和越南以外，共产党在本国的解放运动中均未扮演过主要角色——然而，毕竟也有几处新政权看出列宁式政党的长处，并借鉴或移植挪用，如1920年后孙中山在中国。另有一些获得相当势力及影响的共产党派，则不是靠边站（例如50年代的伊朗和伊拉克），就是惨遭大肆荼毒。1965年的印尼，在一场据说有亲共倾向的军事政变之后，约有50万名共产党或有共产党嫌疑者遭到处决——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政治屠杀。

几十年来，基本上苏联都采取相当实际的态度，来处理它与第三世界革命派、激进派，或解放运动的关系，因为苏方并不打算，也不期望，扩大它现有在西方世界的共产党地盘，以及中国在东方一带的介入范围（不过它对中国的影响力无法全盘控制）。这种政策，即使在赫鲁晓夫时代（1956—1964）也不曾改变。当时各地有许多“国产”革命，乃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权，共产党却不曾在其中扮演任何重要角色，最著名的例子首推古巴（1959年）和阿尔及利亚（1962年）。而非洲殖民地纷纷独立，也将当地各国领袖人物一一推上权力舞台，他们的野心目标，最多不过是“反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苏联之友”的头衔。尤其在苏联伸出援助之手，提供科技等各项不带旧殖民主义腐败气息的援助时，更愿与苏联交好。倾向此道者不乏其人，例如加纳的恩克鲁玛、几内亚的杜尔、马里的凯塔（Modibo Keita），以及比属刚果以悲剧收场的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卢蒙巴不幸被刺身亡，因此成为第三世界的烈士神明，苏联为纪念其人，特将1960年为第三世界学生成立的“人民友谊大学”（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改名为“卢蒙巴大学”。莫斯科同情这类新兴的非洲政权，并且予以协助，可是没有多久，就放弃对他们过度乐观的期望。例如比属刚果这个庞大的前殖民地，在匆忙被授予独立之后，立刻步上内战之途。苏联于内战中为卢蒙巴派提供军火援助，对抗美国和比利时的代理或傀儡政权（刚果内战并有联合国部队介入，为两个超级大国所不喜），结果令人失望。[1]而各地新政权中的一支，卡斯特罗的古巴，出乎众人意料地正式宣布自己是共产党政权时，苏联虽将之收编旗下，可是与此同时，却不打算因此永久地破坏它与美国的关系。一直到70年代中期，都没有任何明显证据显示，苏联意欲借革命将共产党阵营地盘向前扩展。即使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动作也表示它只是无心栽柳，刚巧从中得利罢了。老一辈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赫鲁晓夫一心一意，只指望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可以把资本主义埋葬而已。

事实上，当1960年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受到中国以革命之名挑战时（挑战者还包括各种名目的马克思派别），第三世界遵从莫斯科号令的各家政党，也始终维持其刻意的修正路线。在这一类国家里，资本主义——就其存在而言——不是它们的敌人，它们的敌人是资本主义的前身（pre-capitalism）的利益，以及在背后支持这些邪恶势力的帝国主义（美国）。武装斗争，并非向前跃进，却是携手“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广大人民或民族阵线。简单地说，莫斯科的第三世界策略，延续着30年代的共产国际路线，反对一切说它背离十月革命宗旨的指责（参见第五章）。这项政策，自然激怒了那些主张枪杆子打天下的人，可是有时却颇为奏效，例如60年代初期在巴西和印尼，以及1970年在智利。但是也许无足惊讶的是，一旦这个策略达到目的，却立刻为继起的军事政变所中断，随后而来的便是恐怖统治。1964年后的巴西，1965年后的印尼，以及1973年的智利，就是明证。

尽管如此，第三世界毕竟成为那些依然深信社会革命之人的信仰希望基石。它拥有世上绝大多数的人口，它仿佛一座遍布全球，随时等待爆发的火山，它是一处稍有震动，便预示大地震即将来临的地震带。即使是那位认为意识形态已经在黄金时代自由安定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里告终的学者（Bell，1960），也承认千禧年与革命的希望并未就此消失。第三世界的重要性，并不限于有十月革命传统的老革命家，或对50年代虽兴旺却世俗的平庸现象感到灰心的所谓浪漫人士，整个左翼路线，包括人道主义的自由派，以及温和派的社会民主党人，都需要一样东西赐予他们理想——单单是社会安全制度立法，以及不断升高的实际所得，哪里足够——第三世界，可以保存他们的理想；而遵循启蒙运动伟大传统的党派，除了理想之外，也需要实际的政治以供他们行动。少了这些，他们便无法生存。否则，我们如何解释那些主张非革命性的进步楷模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以及那相当于19世纪宣教团使命的20世纪后期（新教）“世界基督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种种热情支援第三世界的举动？就是这股热情，在20世纪后期引导着欧洲各地的自由派人士，扶持着、维系着第三世界的革命者与革命活动。

2

最使革命正反两方同感惊讶的事情是，自从1945年后，游击战，似乎成为第三世界革命——也是世界各地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共有32场战争名列1970年编的“游击战大事年表”，除了其中3项以外——40年代末期的希腊内战、50年代塞浦路斯，及1969年北爱尔兰对抗英国——其余全部发生在欧洲、北美以外的地区（Laqueur，1977，p.442）。自此之后，这张名单很快又加长了。但是革命都是从山林草莽间发动的印象，并不尽然正确，这未免低估左翼军事政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后面这种方式，在葡萄牙于1974年戏剧性地创下首例之前，在欧洲似乎不能发挥作用，可是却是伊斯兰世界的家常便饭，在拉丁美洲也非意料之外。1952年的玻利维亚革命，便是在矿工与军方叛变分子携手之下发起；而秘鲁社会最激烈的改革，则是由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的军事政权推动。同样，都市民众具有的革命潜力，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旧力量，1979年的伊朗革命，以及日后的东欧社会，就是最佳例证。不过回到20世纪的第三阶段，世人的眼光都以游击战为焦点，游击战术的优越性，也一再为不满苏联路线的激烈左派思想家所鼓吹。与苏联交恶分裂以后的毛泽东，1959年后的卡斯特罗——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卡斯特罗那位英俊潇洒的同志、天涯浪子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即是其精神领袖。至于实行游击战术最成功的头号队伍越南共产党，先后击败法国和强大的美国，受到举世热烈推崇。可是，这些共产党却极不鼓励各家崇拜者在左派意识的内斗中自相残杀。

50年代的第三世界，充斥着层出不穷的游击战，而这些战事，几乎全部发生在殖民势力（或移居当地的殖民者）不愿放手让前殖民地轻易和平独立的国家里——例如分崩离析的大英帝国治下的马来亚、肯尼亚茅茅运动和塞浦路斯。至于其中最严重的战事，则发生在日薄西山的法兰西帝国，例如阿尔及利亚与越南。但是说也奇怪，最后将游击战推上世界头版地位的事件，却是另一桩规模小得多的行动——肯定比马来亚叛乱为小（Thomas，1971，p.1040）——不按常理出牌，结果却大获成功，于1959年1月1日取得加勒比海古巴岛政权的一场革命。卡斯特罗其人，其实倒也不是拉丁美洲政治场上不常见的人物：年轻、强悍、充满领袖魅力、出身良好的地主家庭；政治观点模糊，却决心一展个人英勇——管它是在哪一种自由抗暴的旗帜之下，只要恰当时机出现，就决心在其中成为一号英雄。甚至连他提出的口号，也属于旧的解放运动，虽然可敬，却缺精确的内容（“没有祖国就是死”——原为“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以及“我们会出头”）。在哈瓦那大学（Havana University）舞枪弄棒的少年当中，度过一段默默无闻的政治学徒期后，卡斯特罗投入对抗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将军（Fulgencio Batista）政府的阵营——巴蒂斯塔当年以士官身份，于1933年军事政变中首次登场后，就是古巴政坛上家喻户晓的残暴人物，并于1952年再次夺得政权，一手废除宪法。卡斯特罗以积极行动的姿态进行抗争：1953年攻击一处军营，然后坐牢、流亡，再度率领游击队打回古巴，并在二度进击之际，在偏远的山区省份巩固了势力。这场准备并不充分的赌博，竟然大获回报——其实就纯粹军事角度而言，挑战的难度并不高。那位游击战的天才领袖，阿根廷医生出身的格瓦拉，只带领了148名士兵，便继续前往征伐古巴其余地方，最后大功告成时，全体人马也只增加到300人而已。而卡斯特罗本人的部队，则只在1958年12月，占领了第一座拥有千名人口的村镇（Thomas，1971，pp.997，1020，1024）。一直到1958年前，卡斯特罗的最大成就——不过的确也非同小可——在于他显示了小小一支非正规的军队，却可以控制一个广大的“解放区”，而且能抵挡正规军的攻击——当然后者士气低落，已是公认事实。卡斯特罗之所以获胜，在于巴蒂斯塔的政权本身脆弱不堪，除了为自己利益者外，别无真诚拥护，其领导人物本身，又在腐化之下怠惰懒散。于是从民主资产阶级到共产党，各方政治路线联合的反对力量一兴起，独裁者自己的左右军警爪牙也认定他气数已尽，这个政权便立刻垮台了。卡斯特罗提供了这个气数已尽的证明，他所率领的势力自然便成了正统。叛军胜利的一刻，多数古巴民众均真心感到解放来临，从此希望无穷；而这个解放与希望的象征，就体现在那位年轻的叛军指挥者身上。“短20世纪”，是充满了天生领袖气质人物，站在高台之上、麦克风前，被群众当作偶像崇拜的年代。在这些天才英明的领袖当中，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卡斯特罗一样，拥有如此众多深信不疑、满心爱戴的听众。这名身材高大、满脸胡须的英雄，一身皱巴巴的军装，毫无时间观念，一开口就能够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小时。虽然内容复杂，思绪紊乱，却能赢得群众毫无质疑的全神倾听（包括笔者在内）。终于有这么一回，革命成为众人的集体蜜月经验。它会带我们往哪里去？一定是什么更好的所在吧！

50年代拉丁美洲的各路反叛人士，最后难免发现，革命不能单靠本大陆历史上解放英雄的教诲，例如全拉丁美洲的革命英雄玻利瓦尔（Bolívar），以及古巴自己的伟人马蒂（José Martí），1917年后的反帝社会革命传统，即左派理论，显然也不可缺。两者都主张“农业改革”——不管它代表什么意思——而且，（至少在表面上不曾说明）都具有反美的情绪。尤其是贫穷的中美地带，“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套用墨西哥老一辈强人迪亚斯（Profirio Díaz）的话。而卡斯特罗一帮人虽激进，但是除了其中两人，他本人及他的同志们都不是共产党，甚至也不曾表示得到任何马克思流派的同情和支援。事实上，古巴当地的共产党——是智利以外拉丁美洲的唯一这类大党——不但与他们毫无渊源，一开始甚至不表同情，直到相当晚才有部分人参与卡斯特罗的活动。双方关系显然极为冷淡，害得美国外交人员及政策顾问常有争议，搞不清楚卡斯特罗这一股人马到底赞成还是反对共产党。如果的确是共产党，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竹在胸，很知道该怎么处置——它已经在1954年解决过一个危地马拉改革派的政府了——可是现在，却显然认定古巴这帮人不是共产党。

但是当时发生的各种状况，却在促使着卡斯特罗的运动一直往共产主义方向走。从那些倾向于拿起枪杆子打游击的人开始，他们所鼓吹的一般性社会革命理论，到麦卡锡参议员在美国掀起反共高潮的10年间，都使得反对帝国主义的拉丁美洲起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较为情投意合。全球性的冷战局面，更使整件事水到渠成。如果新政权讨厌美国——十之八九，一定如此——只消对美方投资造成威胁，保证可以得到美国头号大敌的同情支援。更有甚者，卡斯特罗经常在数百万民众前独白式的治理作风，也不是治天下的方式，就连任何一个小国或革命也不能长久。即使是民粹主义，也需要某种形式的组织；而共产党则是唯一站在革命一方，并可以提供给他这种组织的团体。双方彼此需要，不久便结为一体。不过，到1960年3月，早在卡斯特罗发现古巴必须走社会主义路线，自己也得变成共产党之前（但是他这个共产党，自有其别具一格的风格），美国便已经决定把他当作共产党来处置，中央情报局被授命进行推翻他的任务。1961年中央情报局策动古巴流亡人士进攻猪湾（the Bay of Pigs）失败，一个共产党政权的古巴便在美国最南端小岛基韦斯特（Key West）的百余公里外存活下来，并在美国封锁之下，对苏联的依赖日深。

当保守主义的气焰在全球兴盛了10年之后，再也没有另一场革命能像古巴一样，令西半球及发达国家的左翼人士欢欣鼓舞了，也只有这场革命，为游击战做了最佳宣传。古巴革命里什么都不缺，要什么有什么：有山林草莽的英雄浪漫；有学生出身的年轻领袖，贡献出他们青春岁月的慷慨无私——年纪最长者也仅过而立之年。一个快乐喜气的民族，在一个热带的旅游天堂，带着伦巴韵律的脉动气息。更重要的是，它的成就、它的作为，可以被举世的左派人士欢呼。

事实上，古巴的成功，最可能向它欢呼的是批评莫斯科的人。长久以来，这些人对苏联决定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为第一优先的政策极为不满。卡斯特罗的榜样，激励了拉丁美洲各地好战派的知识分子。这片大陆，一向充满了随时准备扣动扳机，以英勇无私为荣，更爱展现英雄作风的热血人物。一段时间过去，古巴开始鼓动南美大陆上的叛变行动，格瓦拉更不断鼓吹他是泛拉丁美洲革命的头号斗士，大力主张应该制造出“两个、三个、更多的越南”来。至于思想方面，则有一位年轻聪颖的法国左派（舍此其谁？）提供了合用的理论。他整理出一套理论，即在一个革命成熟的大陆上，唯一所缺的，就是将小队武装送入山区，据山为营，形成群众解放斗争的“中心焦点”（focus），便能水到渠成（Debray，1965）。

于是这股游击风遂席卷了拉丁美洲，一群群热情激昂的青年男子，纷纷在卡斯特罗、托洛茨基或毛泽东的旗帜之下发动了他们的游击战争。可是只有在中美洲及哥伦比亚，由于当地拥有农民支持武装斗争的基础是为例外之外，这些游击武装都同遭立即覆灭的下场，只遗下无名英雄及赫赫人物的尸骨遍地——包括格瓦拉本人死于玻利维亚，以及另一名与他同样英气勃发、教士出身的叛军领袖托雷斯（Camilo Torres）神父死在哥伦比亚。这项战略的策划效果实在欠佳，尤其是如果条件得当，在这些国家进行持久并有效果的游击战其实不无可能。1964年以来，具有正式共产党身份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Armed Forces of the Columbian Revolution，FARC）一直延续至今，其活动到本书写作时仍在进行就是证明。80年代在秘鲁兴起的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道路运动”，则是另一例证。

然而，虽然农民也走上了游击之路，游击战本身却绝非一个农民运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是极为罕见的例外。游击运动进入第三世界的乡间，主要是年轻知识分子的作为，而这些年轻人的来源，先为本国已有身家基础的中产阶级，随后又有一批农村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男女为新鲜血液（男性为主，女性较少）。日后当游击战由内陆的农村转到都市，例如60年代后期某些第三世界左派革命的做法（例如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及欧洲），[2]其成员也不外以上两种来源。事后的发展显示，在都市里，游击队反而比农村容易行动，因为前者（多为中产阶级）无须借助其他力量。这些“都市游击队”或“恐怖分子团体”发现，在都市中可以达到更震撼的宣传效果，杀伤力也更为惊人——例如1973年佛朗哥元帅指定继承人海军上将布兰科（Garrero Blanco）之死，即是分离运动组织巴斯克自由党所为；以及意大利总理莫罗（Aldo Moro）于1978年被刺，是意大利红色旅（Red Brigades）所为——而这些攻击行动的能力，更是不在话下。总之，在都市进行游击战，战果比在本国乡间推动革命辉煌多了。

即使在拉丁美洲，政局变化的主力也是来自文人政客以及军方。60年代，一个个右翼军政权席卷南美大部分地区，其原因其实并非针对武装叛乱——至于中美一带，军政府始终流行，只有革命时代的墨西哥及小国哥斯达黎加是例外，后者甚至在1948年一场革命之后，一举将它的军队消灭了——阿根廷的军方推翻了民粹派首领庇隆，庇隆的势力，则来自工人组织及穷人的力量（1955年）。自此之后，阿根廷军人间歇执政，因为一方面庇隆派的群众运动始终难以摧毁，另一方面却再也没有稳定的文人政府起而代之。1973年庇隆自国外流亡返国，这一回，则有当地许多左派抓着他的裤脚助阵。庇隆之归，再度显示其支持者的实力。于是军队又一次发动流血行动，标榜爱国而夺回大权，一直到他们输掉了那场短暂、无谓却具有决定性的马岛之战（1982年），被赶下台为止。

巴西军方在1964年接管政权，赶走的也是类似敌人。巴西伟大的民粹领袖瓦加斯（1883—1954），他的传人在60年代初期开始左转，提倡民主化及土地改革，并对美国政策提出质疑。其实出现于60年代末期的小规模游击活动，对军政权根本不具威胁，却成为后者大肆无情镇压的借口。不过70年代初期以后，当局的铁腕渐有放松之势，到1985年，并将政权交还文人，这一点不可不提。至于智利军方的大敌，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其他进步派人士的左翼联盟——欧洲人（对此智利亦不例外）所称的“人民阵线”（参见第五章）。这个联合阵线，早于30年代便曾在智利赢得选举，当时华盛顿对此没有如今紧张，智利也被一般公认为文人执政的宪政体制。联合阵线的首脑，社会主义人士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于1970年当选总统，但是政权不稳，随即于1973年为一场背后有美国支持（恐怕是美方主谋）的军事政变推翻。智利从此又是1970年军政权的当家行为盛行——处决、屠杀（官方或半官方式），有系统地折磨虐待监狱犯人，政治反对人士相继大批流亡。军方首脑皮诺切特将军执政的17年里，在经济上却执行极端的自由主义。因此再度证明，别的不论，政治的自由民主，与经济的自由主义，在现实上并非绝对的天生伙伴。

1964年后，玻利维亚的革命政权被军方推翻，此举也许和美国担心古巴在玻利维亚的影响日盛有关。当年浪子英雄格瓦拉，便在一场时机不成熟的游击行动里于玻利维亚不幸身亡。可是玻利维亚这个国家，不管其统治者多么残忍，却不是一个能让任何当地军人长久统治的地方。于是在一连串将军上台下台更替执政之间，在他们对毒品贸易的暴利越来越眼红心动之际，玻利维亚军政权于15年后结束。至于乌拉圭的军队，则利用当地一场极为高明的“都市游击”运动为借口，进行司空见惯的残杀，可是最后在1972年造成军方夺权的最大原因，却是“广义左派”（Broad Left）人民共同阵线的兴起，直接与该国传统的两党政治相抗衡。但是这个可称为南美唯一民主政治最为悠久的国家，总算保住其一定的传统，最终毕竟否决了军事统治者赐予他们的那部戴着手铐脚镣的残缺宪法，并于1985年重由文人执政。

在拉丁美洲、在亚洲、在非洲，游击战术堪称成就非凡，并且有可能再上一层楼。但是若将战场移到发达国家，游击之路则无甚意义。不过在第三世界农村与都市游击战双管齐下之际，第一世界年轻的叛逆者和革命者——或只是文化上的持不同政见者——受到的激励日深，自是无足惊讶。有关摇滚乐的报道，便将当年伍德斯托克（Woodstock）的音乐节（1969年），比作“一支和平的游击队”（Chapple and Garofalo，1977，p.144）。格瓦拉的画像，则被巴黎东京的示威学生当作偶像般举来抬去；他那头戴贝雷帽、满脸络腮胡、显然充满男性气息的模样，打动了每一颗心，甚至连“反文化”圈中最不具政治色彩的心灵，也因此为之跳跃不已。虽然第一世界的左派在实际示威活动之中，较常用的口号往往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名字，但是全球“新左派”在1968年曾有过一场极为完备的调查，格瓦拉的大名却是最常被提起的一个——仅次于哲学家马尔库塞（Marcuse）。于是在对第三世界游击队的支持之下，以及1965年后，美国青年反抗被政府送去与第三世界游击队作战的抗议声中，左派因此产生了大联合的声浪；唯一能与这两股凝聚力相媲美者，只有反核一事。《地上的可怜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一书的作者，原是加勒比海地区一名心理学者，曾参与阿根廷的解放战争。书中讴歌暴力，认为它是被压迫者的一种精神解放形式。知识圈中的某些行动派阅此深受震撼，此书随之便成了他们的重要经典，影响日大。

简而言之，身穿迷彩服出没于热带丛林的游击形象，成为60年代第一世界激进派的中心印象，甚至是他们最主要的灵感。“第三世界论”者相信，世界的解放，将由周边穷苦的农业地带发动完成，这些被剥削、被压榨、被众多文献称为“世界体系”里的“核心国家”所迫、沦于“依附地位”的广大地区，却要回头来解放全世界。这个理论，抓住了第一世界左派理论家的心。如果说，根据“世界体系”说，世上的烦恼之源，不是出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却在于第三世界于16世纪陷于欧洲殖民主义之手，那么，只要在20世纪，将历史的过程反转过来，第一世界感到束手无策的革命人士，便能有突破之路，冲出这个无能为力的困境了。难怪有关这方面最有力的言论，往往来自美国的马克思派，因为想要靠美国的内部力量，产生赢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希望，实在太渺茫了。

3

时至今日，在繁荣兴旺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度里，若以叛乱骚动，以及群众运动的古典模式引发社会革命，这种可能性如今根本没有人认真考虑了。然而就在西方繁荣的最巅峰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核心内，各国政府却忽然意外地——刚开始甚至大感不解地——发现自己竟面对着一种仿佛类似旧式革命的现象。此中现象，透露了貌似稳固却实有漏洞的政权的弱点。1968—1969年间，一股反叛狂飙，吹遍了三个世界（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暴动的浪头，为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各地学生——送往各个角落。此时甚至在中型的西方国家里，学生人数也已经数以十万计，不久更要高达以百万计（参见第十章）。更有甚者，学生除了人数众多，更有三项政治特征助其威风，愈增其政治要求的效力。其一，他们全部聚集在硕大无朋的知识工厂中，动员容易，比起社会真实大工厂里的工人，空间时间绰绰有余。其二，他们通常都在各国首都大城之内，随时在政客的耳目及媒体的照相机紧盯之下。其三，身为受教育的阶级，经常也是殷实的中产阶级之后，而且更是供本国社会擢取统治新秀的来源（举世皆然，尤以第三世界为最），当局对他们自然多有容忍，不会像对付下等阶级般轻易开枪扫射。在欧洲，不论东西，甚至在1968年5月的巴黎，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暴乱及街头冲突当中，学生都不曾遭到严重的伤亡。有关当局小心谨慎，全力避免造成伤亡。至于在确有重大屠杀事件发生的地方，如1968年的墨西哥城——在军队驱散一次公共集会的骚乱中，根据官方统计，共有28人死亡，200人受伤（González Casanova，1975，vol.Ⅱ，p.564）——墨西哥政治日后的轨道，因此而永久地改变了。

学生人数的比例虽然不高，但是由于以上缘故却极有影响。尤其在1968年的法国，以及1969年“炎热秋季”的意大利，学生暴动引发了巨大的工人罢工浪潮，甚至造成全国经济暂时瘫痪。然而，它们毕竟不是真的革命，也不可能发展成真正革命。对工人来说，他们加入这些行列，只是从中发现一个机会，原来自己在劳动力市场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而这个议价实力，他们已经默默积聚了20年而不自觉。工人，不是革命者。至于第一世界的学生骄子，他们对推翻政府、夺取权力这类锱铢小事，更不看在眼里。不过1968年5月法国的一场学生大乱，却也差点使戴高乐将军跌下宝座；事实上，也的确缩短了他的统治生涯（戴高乐于一年后告老退休）。而同一年美国学生的反战示威，则将约翰逊总统（L.B.Johnson）拉下台来（第三世界的学生，对权力的现实面看得比较清楚；至于第二世界的学生，则深知自己对权位最好敬而远之）。西方学生的叛乱行动，文化革命的色彩较浓，是一种抗拒的表现，排斥社会上由“中产阶级父母”价值观所代表的一切事物，其中细节已在第十章和十一章内有所讨论。

尽管如此，这一代反叛学生里面，毕竟有相当数目之人因而开始注意政治，他们自然都接受了激进革命及全面社会转型的教导，以他们的精神领袖为导师——非斯大林派的十月革命偶像马克思，以及毛泽东。自从反法西斯的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走出家门，不再限于莫斯科正统理论的禁锢，吸引了西方大批年轻的知识群众（对于第三世界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魅力自然从来没有停息）。这是一个奇怪的马克思学说现象，不以行动为战场，却在讨论会中、学术场上喋喋不休，再加上当时学术界流行的各类思潮，有时还凑上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识思想、国家主义、宗教学说。这一片大千世界的声音，完全从课堂上迸发而出，而非工人生活的实际体验。事实上，这些思想、讨论，与这一群马克思新门徒的实际政治行为毫不相干。他们大声疾呼，主张进行激进的战斗手段，而这种战斗行为，其实根本不需要任何研究分析。当初的乌托邦理想如泡沫破灭之后，许多人又回到——或可说转向——左派的老路上去（例如法国的社会党，即在此时重整，意大利共产党是另外一例），而如今的左翼党派，在年轻新鲜血液的注入后，也颇有部分振兴的气象。这既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运动，自然也有许多成员被拉入学术圈的阵营，在美国的学术界里，便因此造成政治文化激进分子空前众多。另有部分人，则视自己为继承十月革命传统的革命者，遂纷纷参加或重建列宁式训练有素的小团体，最好是秘密性质的“先锋”型干部组织为佳，以向大型团体渗透，或以恐怖行动为目标。于是在这方面，西方与第三世界合而为一，后者也有数不尽的非法战将，摩拳擦掌准备以小团体的暴力，补偿前线大规模的败退。70年代的意大利，曾出现各种名目的“红色旅”，可能便属于布尔什维克一系在欧洲最重要的劲旅。于是一个奇特的秘密世界从此冒出，在这里，国家主义的行动团体，与社会革命意识的攻击部队，共同在国际密谋网中相结合。其中有“红军”（一般规模甚小）、有巴勒斯坦人、有西班牙巴斯克叛乱分子、爱尔兰共和军，以及其余形形色色各路人马，并与其他非法地下网络相重叠，同时又为情报组织所渗透，受到阿拉伯与东方国家所保护，必要时甚至予以援助。

这是一个大千世界，是谍报小说恐怖故事作家笔下最好的素材，对后者来说，70年代真不啻黄金时光。这是西方历史上残暴与反恐怖行为并行的最黑暗时期，这也是现代残暴势力横行的黑色时代。死亡与绑架者的魔爪伸延，还有那标志不明、使人“神秘失踪”的汽车横行——可是人人都知道那些车辆来自军警，来自特务谍报单位，来自已经脱离政府掌握，更别说民主手段能控制的超级组织。这是一场难以启齿的“肮脏战争”。[3]甚至在拥有深厚宪法程序传统的国家，例如英国，也可见到这种不堪手段的运用。北爱尔兰冲突初起的早年，便曾出现过相当严重的状况，引起“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关切，纳入其有关虐待状况的报告书中；而最恶劣的例子则来自拉丁美洲。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虽然并没有太多人予以注意，不过它们却并未受到这股邪恶风气的感染，它们的恐怖时代已经抛在背后，国境内也没有恐怖分子活动。只剩下一小群持不同政见者深知，在他们的处境之下，笔的力量远胜于剑。或者可以说，打字机的威力（再加上西方公众的抗议支援），远胜过炮弹的破坏力量。

60年代末期学生的反抗运动，是旧式世界革命的最后欢呼。这个运动，从两方面看皆具有革命意义。其一，在于其古老的乌托邦理想追寻，意欲将现有价值观做永久性的翻转，追求一个完美的新社会。其二，在其诉之以行动的实际运作方式：走上街头，登上山头，架起防栅，爆炸袭击。这也是一股国际性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因为革命传统的意识思想，从1789—1917年，始终是普遍性国际性的追求——甚至连巴斯克主张分离运动的自由党，这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团体及60年代的标准产物，也宣称自己与马克思有些瓜葛。而另一方面，也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世界真正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社会——至少在那些高谈阔论思想意识的学生圈里，世界的确是一家了。同样的书刊，纷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罗马、汉堡各地的书店出现，而且几乎同时出现——1968年时，马尔库塞的著作，更是这些书店架上必备的一本——同样的一群革命者，穿过大陆，横渡大洋，从巴黎到哈瓦那、到圣保罗、到玻利维亚。60年代末期的学生，是将快速廉价的电传视为理所当然的第一代人。索邦（Sorbonne）、伯克利（Berkeley）、布拉格，无论何地有事，学生群都能毫无困难地立刻体会，因为这是同一个地球村发生的同一事件的一部分。而根据加拿大大师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60年代的又一时髦人物）的指示，我们都生活在这同一个地球村中啊！

然而这一场仿佛像是革命的运动，却不是1917年那一代革命者所认识的世界革命。它只是一个已逝的春梦，梦想的事物其实早已不存在了。其中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种自欺的假象，好像只要我们假装战斗的壁垒已经筑起，它就真的筑起，在共鸣的魔力下自动筑起。难怪那位保守派的才子阿隆（Raymond Aron），会将巴黎的“1968年5月事件”打趣成一出街头大戏，或是一场心理实验剧罢了（psychodrama）。

再没有人指望西方世界会真的爆发社会革命了。多数的革命者，甚至不认为工人阶级——那被马克思誉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一群——在根本上属于革命的同路人；只有那些对正统教条依然忠心的人，才会抱着这个说法不放。在西半球，无论是拉丁美洲坚守理论的极左派，还是北美学生的实际行动派，旧有的“无产阶级大众”甚至被他们嗤之以鼻，被视为激进主义的大敌。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无产阶级”者，如今若不是享有优惠待遇的工人阶层中的贵族，就是爱国心迷的越战拥护者。革命的前途，现在只在第三世界（人口正在迅速减少之中的）农民手里了。然而这些小农百姓，必须靠远处而来的武装福音使徒——在卡斯特罗、格瓦拉们的率领之下——才能觉醒，才能将他们从过去的被动服从中摇撼出来。这个事实，却显示旧有的信念似乎已露疲惫：所谓“地上被诅咒的一群”（damned of the earth）——那被《国际歌》颂扬的一群——必将“全靠我们自己”挣开他们的锁链的说法，这种历史必然性的推论，显然不大说得通了。

更有甚者，即使在革命已经成为事实，或极可能发生的地方，它还真能保有它的世界性吗？60年代革命者希望所寄的各种运动，事实上根本与传统革命的普遍性背道而驰。越南、巴勒斯坦，以及各式殖民地的游击解放运动，其关心焦点，都只集中在本国本民族。它们之所以与外面较大的天地有所关联，只是因为其领导人或许是共产党之故。而只有共产党人，才有较为世界性的任务在身。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冷战世界体系之下的两极结构，自动将它们归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旧有的普遍取向，如今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从中国即可明证。而目标超越国界的革命，只在某些区域性的行动中保存下来，例如泛非、泛阿拉伯，尤其是泛拉丁美洲等注过水的运动。这一类运动，倒也拥有某种普遍程度的真实性，至少对于讲同一种语言（如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并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游走的好战派知识分子是如此，例如那些流亡者及叛变行动的策划人。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之中某些人的确具有国际性的色彩——尤以卡斯特罗一路为最。格瓦拉本人，便曾在刚果作战；而古巴也曾于70年代，派军队往非洲合恩角及安哥拉协助当地的革命政权。但是出了拉丁美洲左派的大门，到底有多少人真心期待社会主义的解放，能获得一场全非洲或全阿拉伯的胜利？由埃及、叙利亚，加上附带的也门，三角组成的短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nited Arab Republic，1958—1961），不久即解体。叙利亚和伊拉克，虽由同样主张“泛阿拉伯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两国间却时起摩擦。岂不恰恰证明，超国家的革命主张的脆弱，及其在政治现实上的不实际吗？

世界革命已然褪色，最戏剧性的证据，却正来自致力于世界革命的国际运动的解体。1956年后苏联以及在它领导之下的国际运动，开始失去独家控制，不再能一手掌握革命目标，及其目标背后具有团结效力的理论意识。如今已有许多不同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几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甚至连那少数于1956年后，依然在旗帜上保留斯大林肖像的共产党，也有了两三种的不同模式（中国、阿尔巴尼亚，以及与正统印度共产党分家的印度共产党）。

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运，在1956—1968年间瓦解。1958—1960年间，中国与苏联正式决裂，并呼吁其他各国效法，退出苏联集团，另行组织共产党派与之较劲（不过成果甚微）。而其他共产党派（以西方为主），则在意大利领头之下，公开表示与莫斯科保持距离。甚至连最初的1947年“社会主义阵营”，如今也开始分裂成对苏联效忠程度不一的各种队伍，从全面效忠的保加利亚起，[4]一直到完全自己当家做主的南斯拉夫。1968年苏联军队入侵捷克，其目的在于以另外一套政策，取代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实行的新政策。苏联此举，最终断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从此之后，甚至连执行莫斯科路线的共产党派，也开始公开批评苏联，并采取与莫斯科意见相左的政策——例如“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种种唱反调的现象，便成为正常状况。国际共运的落幕，也是其他任何一种主张国际路线的社会主义或社会革命的尾声，因为这些异议分子与反莫斯科人士，除了各成一派之外，再也无法组成有效力的国际组织。唯一尚能模糊唤起全世界解放传统印象的机构，只剩下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1951）。这个组织，如今代表的却是已经正式放弃任何一种革命路线的政府和党派，其中多数在西方；更有甚者，多数甚至连对马克思思想的信仰也完全放弃了。

4

1917年10月的社会革命传统早已丧失——有人甚至认为，连革命的老祖宗，1793年法国雅各宾派一脉的传统也已完全失传——促成革命爆发的社会政治动荡却始终存在，社会不安的火山依然活跃。7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告终，新的革命浪潮，开始席卷世界大部分地区。紧接着进入80年代，苏联共产党集团发生危机，最终导致它们在1989年间发生剧变。

70年代的革命事件，虽然大多数发生在第三世界，但事实上其地理分布及政治体制的牵涉范围极广。令人惊奇的是，序幕的揭起却首先发生于欧洲：1974年4月，欧洲大陆寿命最长的右派政权葡萄牙先被推翻；不久，相比之下极为短命的希腊极右翼军事独裁也宣告倒台。1975年，佛朗哥元帅总算尽享其天命谢世，西班牙政权在和平转移下由权威统治走上国会政治，这个南欧国家回归宪政民主的漫长之旅至此终于完成。以上这些转变，其实都可以看成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在欧洲留下的未了之账的最后清算。

葡萄牙革命政变中的激进军官，是在葡萄牙与非洲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游击部队的多年作战之下，徒劳无功的挫败感中产生。葡萄牙军队从60年代初期开始，就在那里征战不休，虽然葡军并未有重大战局，可是在小小的殖民地几内亚比绍，却碰上了恐怕名列非洲解放领袖能干之首的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60年代末期，竟能打成了两军对峙、僵持不下的局面。刚果冲突之后，又有南非当局为加强“种族隔离政策”（apartheid）火上浇油——划出一块黑人“家园”限其居住；以及沙佩维尔（Sharpeville）大屠杀等——非洲游击运动在60年代遂迅速繁衍。不过一般而言却不甚见成效，加以部落互斗，中苏对抗，其势更形衰颓。进入70年代初期，苏联的援助大增，游击战又再度死灰复燃。可是，最后还是由于葡萄牙本国起了革命，各殖民地才于1975年获得独立。莫桑比克与安哥拉却马上投入了一场更为血腥残暴的内战，起因又是由于南非与美国从中介入之故。

正当葡萄牙帝国崩溃之际，另一个非洲独立资格最久的古老国家，也同时爆发重大革命。为饥荒所苦的埃塞俄比亚，老皇帝于1974年被赶下宝座，政权最终为一个与苏联密切合作的左派军人集团所把持。苏联因此也将它在这一地区的支持对象，由索马里的巴雷军事独裁政权身上转开，当时，后者正热情地对马列主义心向往之。而埃塞俄比亚的新政权在国内一直有人挑战，终于也在1991年被推翻，取而代之者，则是同样走马克思路线的地区性解放或分离运动。

这一类变化，为投效社会主义（至少在纸面上投效）的政权创造了新的流行。达荷美（Dahomey）宣布自己是一个“人民共和国”，虽然它还是在军人统治之下，同时也已将国名改为贝宁。同样在1975年，马达加斯加，即马拉加西（Malagasy），在司空见惯的军事政变之后，宣布致力于社会主义。军人当政的刚果，更强调自己作为一个“人民共和国”的特色——此小刚果非彼大刚果。后者是前者的巨大强邻，现已改名扎伊尔的比属刚果，执政者是贪婪出名的亲美军人蒙博托（Mobutu）。而南方的罗得西亚，即今津巴布韦（Zimbabwe），白人移民企图在此建立一个由白人统治的独立政权，11年尝试未果之后，终在两大游击运动日增的压力下于1976年画上句号。但是两股游击势力，则因部落认同及政治倾向有异而分裂不合（一方亲苏，一方亲中）。1980年津巴布韦在其中一名游击首领的统治之下宣告独立。

在纸面上，这些运动都属于1917年革命世家的一员；在事实上，它们却是截然不同的一支异类。这种变调是无可避免的后果，尤其因为当初马列主义者精心研究设计的社会，与今日撒哈拉沙漠以南后殖民世界的非洲国家之间，有着极大的分野。唯一符合他们分析条件的非洲国家，只有那个由移民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度，经济发达、工业发达的南非。于是一股跨越部落种族界限的真正群众解放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在南非出现；为其助一臂之力者，有当地另一股真正的群众工会运动，以及效能极高的共产党。到冷战结束，甚至连坚持种族隔离的政权也不得不向其低头。但是即使在此地，革命的运动力也非普遍存在，某些部落对革命的使命感特强，有些却相形甚弱——例如祖鲁族（Zulus）——这种状况，自然也为种族隔离政权从中利用某些力量，发挥了某些效用。至于非洲其他地区，除了一小群受过教育及西方化的都市知识分子之外，一般建立于所谓“国家民族”或别种因素之上的动员目标，根本上，其实只是基于向本部落效忠或部落之间的联合而已。于是愈发给帝国主义者以可乘之机，鼓励其他部落向新政权发出挑战——安哥拉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像这一类国家，若与马列思想有任何关联，充其量也只是借用它的秘方，以组成训练有素的干部党团及权威体制罢了。

美国从中南半岛的撤退，更加强了共产主义的挺进。越南全境，如今已经在共产党政府独一无二的完全统治之下，类似政权也在老挝与柬埔寨出现。

70年代末期，则见革命的大浪直接扑向美国。中美洲及加勒比海一带，原是华盛顿铁腕独断的禁脔，如今却似乎迤逦向左驰去。1979年的尼加拉瓜革命，推翻了这个小共和国内的首脑人物索摩查家族（Somoza）；萨尔瓦多的游击队势力日益猖獗；坐镇在巴拿马运河旁的托里霍斯将军（Torrijos），更是一个问题人物。可是这些状况，对美国在此地的独霸其实都没有造成严重威胁，至少绝不比当年古巴革命的冲击为大。至于1983年发生在小岛格林纳达（Grenada）让里根总统动员全军一击的革命事件，更微不足道。但是这些成功的革命事例，却与60年代的失败恰成强烈对照，因此，一时之间，确让华盛顿在里根总统的年代（1980—1988），兴起了一小阵歇斯底里的恐慌。这些事件都属革命，自是毋庸置疑，不过其中却带有极为眼熟的拉丁美洲风情。最令传统老左派惶惑不解的新鲜事是其中竟有马克思派的天主教士支持，甚而领导叛乱行动。传统的左派，向来是反教士的世俗运动，看到这种新现象自是匪夷所思。这股风气的始作俑者，起于古巴革命，[5]在哥伦比亚一场圣公会大会（1968年）支持的“解放神学”下，进而有了法理基础。这种趋势在最最意想不到的圈子当中——饱学的耶稣会教士——得到了有力支持。至于梵蒂冈的反对，自是意料中的事。

这些貌似与十月革命传统有裙带关系的70年代革命，事实上却与十月革命相去甚远。史家固然能看出这中间的差异，然而换在美国眼里，却难免把它们一律视为共产党强权的全球攻势。这种推理，一部分是出于冷战年代的游戏规则：一方所失，必为另一方所得。既然美国已经与第三世界的保守势力站在一边——进入70年代尤甚——自然愈发发现，如今自己站在革命的输家一方。更有甚者，华盛顿认为，应该对苏联核武器的进展提高警觉。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已经落幕了，黄金年代里美元扮演的主角也随之下台。在越南战场上，美国果然如世人早已料定般终告败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于1975年撤出越南，美国的超级强权地位遂大为动摇。自从巨人歌利亚（Goliath）被年轻大卫的弹弓击倒以来，人间还未见过这等大不敌小的败仗。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大搞石油政变，要是当时的美国信心强一点，说不定就不会如此不加抵抗，便轻易屈服了。看到1991年对伊拉克的海湾一战，更令人不得不有此一问。石油输出国组织是啥玩意儿？不就只是一群阿拉伯的轻量级国家，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在军事上也尚未装备到家，只不过靠着它们的油井，向世人强索高价罢了。

美国眼看着自己在全球霸权的滑落，自然视这一切为向它的最大挑战，更认为这是苏联独霸世界野心的信号。70年代的革命，因此带来所谓的“二度冷战”（Halliday，1983）。这一回，跟以往也没有两样，是由双方的代理政权披挂上阵拼死斗活，主要战场便在非洲，后来又延伸到阿富汗——阿富汗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第一次亲自出马，派军队跨出自家地盘作战的战争。但是苏联自己，想必也看出新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对它极为有利——这个说法，我们也不能一概抹杀。至少，苏联一定觉得，眼前局势可以为自己的损失扳回一局。当时它在中国和埃及两地的影响力，由于华盛顿大拉交情从中作梗，遭到重大的外交挫败。此外，苏联虽然不曾去蹚拉丁美洲的浑水，可是却在别处大染其指，尤以非洲为最，其牵涉程度比以往都要为甚，且有相当程度的收获。单看苏联竟允许卡斯特罗的古巴派军队前赴埃塞俄比亚和安哥拉，分别对抗美国在索马里新出炉的代理政权（1977年），以及有美国在背后撑腰的叛军行动安哥拉全国独立联盟（National Union for the Total Independence of Angola，UNITA）与南非军队，即可看出个中蹊跷。于是在苏联发表的各项声明中，除了百分之百的共产党政权以外，现在也把“倾向社会主义”的国家包括在内。于是安哥拉、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南也门和阿富汗等国，便都顶着这个称谓参加了1982年勃列日涅夫的葬礼。这些革命政权并非由苏联起，也不控制在苏联手中，可是苏联无疑对它们大表欢迎。

然而接下来各个政权纷纷垮台，或被推翻，却证明不论是苏联的野心，或是“共产党的世界阴谋”，都与这些天翻地覆的大变动扯不上真正关系。不看别的，就连苏联自己也难逃命运的掌握。1980年起，它也开始趋于不稳，到80年代结束更完全解体。“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以及其瓦解本身有几分可以视为革命，均将在另一章有所讨论。不过在东欧各国出现危机之前，曾发生的另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对美国打击之重，比70年代其他任何变化更为深刻——然而却与冷战毫无关系。

这就是发生在1979年的推翻了国王的伊朗革命，这是70年代最大的一次，也势必被历史记载为20世纪最重大的社会革命之一。革命发生，是针对当时伊朗国王急进激变的手段而爆发。伊朗国王一有美国坚定的撑腰，二有该国石油的财富做后盾（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大闹油价革命之后，伊朗也因而暴富），还推动闪电式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建设（其大肆扩充军备，更是不在话下）。作为一名拥有强大恐怖秘密警察力量的绝对君主，该有的夸大狂特征伊朗国王都有了；除此而外，他显然也希望成为西亚地区的一方霸主。就他的观点而言，现代化即意味着农业改革，于是众多的小户佃农，被改变成众多缺乏经济规模的小农；或变成失业劳动力，只好往大都市另寻生计，德黑兰（Teheran）人口由180万（1960年）骤增为600万。而政府特别看重的资本密集高科技农业，却使得劳动力愈加过剩，对平均农业产值却毫无好处，于60年代和70年代间一直下降。到70年代末期，伊朗所需的粮食多需要依赖进口。

农业既然不行，国王遂愈发倚重靠石油收入养活的工业，而伊朗工业在世界无法竞争，只有靠国内保护推动。农业衰退，工业不行，巨额的进口——军火自是大宗——再加上高涨的油价，伊朗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对多数与现代经济部门或都市新兴工商阶级没有直接关系的伊朗人民来说，他们的生活水准，在革命前数年间极可能不升反降。

伊朗国王大力推动的文化现代化运动，也产生了反弹作用。国王伉俪确有心改善妇女的生活地位，可是在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里，这种做法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日后阿富汗共产党也会有同样发现。至于伊朗国王对教育的热情诚意，却为他自己制造出相当人数的革命学生与知识分子（不过伊朗半数人口仍为文盲）。而工业化则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战略地位，尤以石油工业为最。

伊朗国王得到王位，是于195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下重返宝座的一场返国政变，当时曾与极具规模的群众运动对抗，因此国王并没有太多的民意基础及合法地位可资倚仗。他本人出身的巴列维王朝（Pahlavis），其实也是源于早年发动的另一场政变，开朝始祖礼萨王（Reza Shah），原只是哥萨克旅的一名士兵，于1925年僭夺了皇室的头衔。不过在60年代和70年代，旧有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者，都在秘密警察的铁掌下动弹不得，地方上及族群性运动遭到镇压，而左派的游击团体——无论正统的马克思派或伊斯兰式马克思主义——自然也难幸免。以上这些势力，都无法提供革命爆发的火花，因此这一场惊天动地的大爆炸，基本上属于都市性的群众运动——颇有回归1789年巴黎及1917年圣彼得堡古老传统的意味——而伊朗乡间，则始终一片沉寂。

那一朵火花，来自伊朗大地上的特殊风土，即素有组织并在政治上极为活跃的伊斯兰宗教导师，他们在公共政坛上占有的积极地位，是其他伊斯兰教世界所未有，即使在什叶教派（Shiite）内部也属少见。宗教导师，加上集市上的商人工匠，向来在伊朗政治中扮演着行动派的角色，现在又动员上新起的都市群众，后者人数庞大，有充分的理由起来反抗。

这一股综合大力量的领导人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 Khomeini），年高望重，充满了报复心理。他曾在一处名为库姆（Qum）的圣地领导过多起示威，抗议一项就土地改革进行公民投票的提案，以及警察对宗教导师活动的镇压。于是60年代中期起他流亡国外，并公开抨击伊朗王朝违反伊斯兰教义真谛。进入70年代中期，他开始宣传一种完全采取伊斯兰形式的政府，鼓吹宗教导师有责任起来反抗暴政，甚至进一步取得权力。简单地说，就是发起一场伊斯兰式的革命。这种观念，的确是一项极端的创新，即使对政治行动一向积极的什叶教派宗教导师也不例外。霍梅尼的教诲，通过后《古兰经》时代的新工具——录音机——传播给穆斯林大众，而大众也侧耳倾听。于是虔诚的年轻学生在1978年于圣城库姆付诸行动，发动示威，抗议据说是为秘密警察策划的一起暗杀。游行的学生惨遭枪杀。更多的示威，更多的游行，为牺牲的烈士举行哀悼。这类活动每四十天便重复一次；人数愈增愈多，到同年底，已有上百万人走上街头向当局抗议示威。游击队也开始采取行动，在一场极具成效的关键性罢工里，石油工人关掉油田，集市商人关上店门，全国陷入瘫痪，军队不是无法便是拒绝镇压暴动。最终，1979年1月16日国王逃亡，伊朗革命获得胜利成功。

这场革命的新奇之处，在于其意识形态。世界各处的革命原本一直到此时为止都遵循同一种思想，在基本上，也都基于同一种词汇，即1789年以来的西方革命传统。更精确一点，始终在某一种世俗左派，即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路线上。传统性的左派的确也曾在伊朗出现，并且极为活跃，而它在推翻国王一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例如策动工人罢工——事实上也不容小觑。但是革命新政权一起，左派势力便立刻被扫除。伊朗革命，是第一次在激进主义旗帜下发起并获胜的革命，也是第一起靠民粹神权取代旧政权的革命。而这项民粹神权宣示的计划目标，乃是要返回公元7世纪的社会——或者换句话说，既然我们所谈的是一个伊斯兰的世界，它所要重返的乃是神圣的《古兰经》撰成之际，穆罕默德出奔（hijra）之后的社会环境。对老一派的革命者来说，这种新发展就如同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竟然起来领导1848年的罗马革命般不可思议。

伊朗革命虽然成功，然而这并不表示从此革命的大纛就将在宗教呼声之下挥舞。不过从70年代起，在人数日增的伊斯兰世界里，宗教运动的确也成为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群中的一大政治力量，并受到伊朗革命的激励而转趋公开叛乱。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教众，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当权的叙利亚起来反抗，被残酷地予以镇压；在虔诚的沙特阿拉伯，拥向那最神圣的神座之处；在埃及由一名电机工程师的领导，刺杀了该国总统；这一切，都发生在1979—1982年间。[6]然而除此之外，毕竟没有任何革命教导能够取代1789年和1917年传下的革命传统；除了将旧政权推翻以外，毕竟没有任何主导计划，从事世界性的改造。

伊朗革命的现象，甚至也不代表旧有的传统从政治场上消失，或就此失去了推翻政权的力量。不过苏联共产主义的瓦解，的确将传统革命的角色从世界极大部分抹去。但是在拉丁美洲，它依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当地在80年代爆发的最大叛乱行动，秘鲁的所谓“光辉道路”，即以毛泽东思想为帅旗。它在非洲，在印度，也还是生气勃勃。更有甚者，出乎冷战一代意料的是，苏维埃式的“先锋”统治党派，即使在苏联解体后犹存世间，尤以落后国家及第三世界为最。它们不但在巴尔干南部的选举中赢得胜利；在古巴，在尼加拉瓜，在安哥拉，甚至在苏联部队退出之后的喀布尔，它们也证实自己并非纯粹扮演苏联的傀儡。然而，就是在这些地方，旧革命传统的精神也遭侵蚀，而且常常从内部毁坏。例如在塞尔维亚，当地的共产党一改本来面目，变成主张大塞尔维亚沙文主义之党。又如在巴勒斯坦运动里，世俗左派的领导地位正不断受到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侵蚀。

5

20世纪末期的革命，因此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既有革命传统的萎缩，一是群众力量的复兴。我们已经看到（参见第二章），1917—1918年以来的革命，很少有建于基层群众基础之上者。多数由行动派的少数推动，全力投入，组织有素；或从上层发动，强制实施，如军事政变或军方占领——虽然这并不表示在适当的状况之下，它们就没有真实的群众基础（只有当变动是来自外来的征服者时，情况才会有所不同）。但是到20世纪末期，“群众”再度回到舞台上，这一回，不再只是充任背景的角色，反而一转身担纲演出。而少数人的行动主义，则以农村或都市游击队及恐怖分子的姿态出现，继续在发达世界活动，而且甚至成为当地固有的现象。在南非的重要地带，在伊斯兰教的区域，它们也是经常不断的景观。根据美国国务院的统计，国际恐怖事件已由1968年的125起，增加到1987年的831起，牺牲的人数则由241人增为2905人（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65）。

政治暗杀的名单也愈来愈长——埃及的萨达特总统（Anwar Sadat，1981）、印度的甘地母子（Indira Gandhi，1984；Rajiv Gandhi，1991）不过其中一二。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巴斯克自由党在西班牙，这两个团体的活动也都属于典型的小群暴力行为。它们的优点是，可以凭很少的数百人，甚至数十人完成任务，因为有兴隆的国际军火贸易源源供应的爆炸力超强、价格低廉、携带方便的武器炸药相助。这是三大世界日趋野蛮的一大征候，生活在20世纪末期的都市人群，愈发学会如何日日生活在为恐怖不安浸染的气氛之中。但是这些行动，对政治革命的真实贡献却极小。

但是群众的力量则不然。正如伊朗革命所显示的，数以百万的百姓，随时愿意走上街头，对革命有很大影响。10年后的民主德国亦然，民主德国的民众，打定了主意，用他们的双脚，用他们的汽车投票，纷纷向联邦德国方向出发，显示其反对民主德国政权的决心。这一场大迁移，事先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自发性的现象——不过匈牙利决定大开门户，自然也有加速促成的作用。短短两个月内，在柏林墙倒塌之前，即有13万民主德国人踏上这条西奔之路（Umbruch，1990，pp.7—10）。还有罗马尼亚，是电视媒体第一次抓住革命那一刻镜头的地方。被政权召集来到公共广场上的民众，不但没有鼓掌喝彩，反而开始嘘声四起，独裁者松弛下垂的老脸，反照的正是群众显现的革命意志。更有在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占领之处，掀起了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intifada），从1987年发起之时开始，便显明从今而后，以方只能用全力镇压，方能维持它的占领。按兵不动，默许接受，已经镇不住澎湃汹涌的巴勒斯坦民情。一向缺乏活力的迟钝黎民，到底是受到什么刺激忽然翻身采取行动？——现代传播科技，例如电视、录音机，使得即使最偏远隔离之人，也难自外于世局冲击——但是归根结底，群众蓄势待发准备上阵的态势，才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所在。

但是群众运动，并不曾也不能单靠自己便推翻政权。某些实例显示，这股力量，有时甚至立即被高压挡了回去。民众大规模运动的最大成就，在于凸显出政权已经失去其合法的代表地位。在伊朗，以及在1917年的圣彼得堡，政权合法性的失去，是以最古典标准的形式展示，即军警拒绝继续听命于政权。在东欧，群众运动则让已经在苏联拒伸援手之下锐气大挫的旧政权认清事实，恍然之间自己的气数已尽。这真是列宁教科书的标准范例：人民用脚投票，可能比真正的选票更为有效。当然，单单靠老百姓不能成事，革命不会因此便成功。他们不是军队，只不过是一群民众而已，或是各个人在统计上的聚合。他们需要有人领导，需要有政治上的结构或策略才能使革命奏效。伊朗民众之所以能够动员是出于一场反对国王政权的政治抗议运动，但是将这个运动转化成革命的关键，却在数百万人欣然从之。群众应上层政治号召，直接大规模地介入。众多先例，也都符合这同一类的模式——例如20年代和30年代印度国大党呼吁民众对英国采取不合作运动（参见第七章），以及阿根廷有名的“效忠日”（Day of Loyalty）上，庇隆总统的支持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广场（Plaza de Mayo）要求释放他们被捕的英雄（1945年）。更有甚者，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在其人数，却在如此众多的人数可以在一个让他们高度发挥效果的状况下行动。

为什么用脚投票的现象，在20世纪最后10年当中成为政治场上如此重大的一部分，对此我们还不甚了解。若试探其原因，其中之一，必定由于在这段时期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几乎在世界各处都加大。不过在设有政治机制经常了解民意，并有方式让民众表达其政治倾向的国家，差距日重的现象，不足以造成革命，或导致上下之间完全断层。全民一致丧失信心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是在早已失去或从来不曾拥有合法基础的政权（例如以色列在其占领地），而在当权者极力掩饰事实真相的地方更为显著。[7]但是即使在国会体制稳定的民主政体内部，大规模反抗现实政治或政党体系的示威活动也经常发生。如1992—1993年意大利的政治危机，以及诸多国家出现的新选民力量。这股强大新趋势的共同现象，即在其对任何固有的政党都不予以“认同”。

然而群众运动的复苏还有另外一项因素，即全球的城市化，尤其在第三世界为最。在早期古典的革命时代，从1789—1917年，旧政权都是在大都会中遭到推翻；可是后来新起的政权，却是在话都讲不清楚的乡村草民拥戴之下成为永久。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革命，其新奇之处，即在于革命是从乡间发动，一旦胜利之后，再进入城市。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除了几处实在落后的地区之外，革命又开始从城市发动，甚至在第三世界也不例外。这种趋向，势无可免，因为如今任何一个大国家的人民大多居于城市（至少看来如此），而且，也由于权力中心所在的大都市，足以抵挡农村来的挑战（现代科技之功，自然绝不可没）——只要当权者尚未失去民心。阿富汗战争（1979—1988）即证明，一个以城市为基地的政权，依然可以在农村反叛力量层出的典型游击战乡间继续生存。因为它有人撑腰，有人给资金，更有现代高科技的武器装备，甚至在它一度完全依赖的外国军队撤出之后，也依然可以不为所动。纳吉布拉（Najibullah）总统的政府，出乎众人意料，在苏联军队撤退数年之后依然残存。即使它最后终于垮台，也不是出于喀布尔不再能对付农村武力，而是因为他自己麾下的职业士兵倒戈。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也照样屹立于伊拉克而末倒，虽然军队元气大伤，却依旧能够南征北战，对付其国内的反叛势力，其中原因，即在他未曾失去巴格达市（Baghdad）。20世纪后期的革命，必须在都市起事才能成功。

这一都市革命会否继续进行？20世纪的四大起革命风云：1917—1920年、1944—1962年、1974—1978年、1989年至今，是否还会有另一波排山倒海的洪流？回头望去，世间不经过几场革命、武装反革命、军事政变、平民武装冲突，[8]而能存在于今的政权屈指可数。看过了这样一个流血革命的百年，谁还敢下赌注，担保和平宪政式的转变，真能在普天之下胜利成功？——1989年时，某些深信自由民主宪政的人士欣喜若狂之余，便曾有此等空想预言。然而进入第三个千年阶段的世界，可并不是一个拥有安定国度与社会的世界。

不过，虽然世界肯定将继续充满狂乱不安——至少极大一部分地区将会如此——这些变乱的本质却依然不明。在“短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的世界，是处于一种社会崩溃而非革命危机的状态，虽然其中难免也包括如70年代伊朗般的国家。在那里具备起来推翻已然失去合法性并为民众所憎恨的政权的条件，在足以取而代之的领导带动之下，民众掀起革命反抗；如本书写作时的阿尔及利亚，以及在种族隔离政权下台之前的南非（不过，即使革命的条件潜在或已存在，革命也非必然成功）。然而在今天，像这样一鼓作气、集中焦点对现状不满的现象并不很多，一般较普遍的情形，多为分散式的排斥现有状况，或政治组织不存在，或对政治组织感到极端的不信任。总而言之，也许根本就属于一种解体的现象，各国的国内外政治也只有尽其所能，竭力地适应。

这个新现象也充满了暴力不安——罪恶之重，比前更甚——同样关键的是，并有各式武器横流。以希特勒夺得德奥两个政权之前的几年为例，当时种族之间的紧张与仇恨虽重，却很难想象他们会恶化到如同今天的新纳粹青少年光头党（neo-Nazi teenage skinheads）一样，纵火焚毁一户土耳其移民人家，烧死了其中6人。然而到了1993年，当这种激烈行动发生在德国的宁静深处，特别恰好又是在其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传统最为深厚的索林根（Solingen）城内，却已是司空见惯、令人见怪不怪的常事了。

更有甚者，具有高度爆破力的武器弹药，如探囊取物，随手可得，以致一度为发达社会独霸的军备优势，也不再是世间的理所当然。前苏联集团境内，如今是一片贫穷不堪、贪欲横流的混乱现象。核武器的拥有甚至制造方法，极有可能流入政府以外的团体手中——这种骇人的可能性，也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了。

因此，进入第三个千年的世界，显而易见，必将仍是一个充满了暴力政治与激烈政治剧变的人间。唯一不能确定的是，我们不知道这一股乱流，将把人类引向何处。

[1] 一位出色的波兰记者，当时从（理论上属于）卢蒙巴派的省份发回报道，对于刚果当地的无政府现象有着极为生动的描述（Kapuszinski，1990）。

[2] 其中最大的例外要数所谓“隔离聚居”型（ghetto）的游击战争，如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为期短暂的美国黑人运动“黑豹党”（Black Panthers），以及由难民营中产生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它们的成员多为或全为街头之人，而非来自学术研讨会的殿堂，在隔离聚居处缺乏显著的中产阶级。

[3] 有关阿根廷“肮脏战争”（1976—1982年）中的“失踪”与被害人数，最正确的估计约为1万人左右（Las Cifras，1988，p.33）。

[4] 保加利亚好像还真的要求过苏联收它成为正式一员，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可是苏联却以国际外交为由拒绝。

[5] 作者记得曾在哈瓦那亲耳听见，卡斯特罗本人对此也感到惊异。在他又一次长篇大论的伟大独白演说里，对于这种新发展大表愕然，不过他敦促听众们张开双臂，对这一批新战友表示欢迎。

[6] 至于同时期显然也属于暴力型政治的宗教运动，则缺乏普遍性的取向目标（事实上根本刻意排除），因此通常应视为种族性质的动员较为恰当，例如斯里兰卡僧伽罗族的佛教好战派，以及印度境内的印度教及锡克教激进主义等。

[7] 即使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垮台前的4个月，当地选举还依然给执政党高达98.85%的选票。

[8] 若除去那些人口不足50万的小国不计，世界上持续实行“宪政”政体的国家只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瑞典、瑞士，以及大不列颠（除去北爱尔兰不算）。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遭到占领的国家，则不被列入宪政连续未断之列。不过若真要计较起来，倒也有几处前殖民地或落后地区，从不知军事政变或国内武装挑衅为何物，因此也可视为“无革命”国家：如圭亚那、不丹（Bhutan）、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

（革命俄国的）状况，全靠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绝不容许任何地下权力的市场存在（就好像一度曾发生于教会的情况一般）。要是一旦欧洲那种金钱与权力相结合的现象也渗透进了俄国，那么败亡的恐怕不是国家，甚至也不是党，而是共产主义本身了。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979，pp.195—196）

单单靠一个官方党纲，再也不能作为指导行动的方针。不止一种的意识思想，各种混合的想法与参考架构，如今一起并存。不但在社会上如此，甚至在党内，在领导阶层中亦然……除了官方的辞令以外，一个教条式的“马列主义”，再也不能适应这个政权的真正需要了。

——卢因（M.Lewin in Kerblay，1983，p.xxvi）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

（《邓小平文选》第2卷）

1

70年代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忧心其在经济上相当不如人的落后状态。不论别的原因，单看紧邻它的日本，竟然是一个最为辉煌灿烂的资本主义成功范例，就令它着急不已。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绝不只能看作苏联共产党的一个分支，而中国作为苏联卫星集团一员的色彩更浅。即以一点来论，中国的人口便远比苏联为多，事实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为多。中国的实际人口数也许不能肯定，但是一般估计，地球上每五个人里，便有一人是住在中国（东亚及东南亚一带，也有大量的华裔人口移居）。更有甚者，中国民族的同一性不但远超过其他许多国家——94%的人口为汉族——并且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虽然其间或有分裂中断），至少可能已有2000年历史之久。更重要的是，在2000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在绝大多数关心天下事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与典范。反之，在所有其他由共产党政权获胜执政的国家中，除了极其少的例外，由苏联开始，都是自认为文化边区，相比于先进文明中心显然落后的不毛之地。斯大林年代的苏联为什么极声尖叫，一再强调自己不必依赖西方的知识科技，大力坚持自力研制从电话到飞机所有先进的创新发明，就是它自认不如的心态的明显流露。[1]

但是中国可不这样想。它认为——相当正确的看法——自己的古典文明、艺术和文字，以及社会价值观系统，是其他国家公认的精神鼓舞及模仿对象，对日本尤其恩深泽重。像这样一个文化大国，不论由集体角度看，或从个人地位与其他任何民族相比，自然毫无半点知识文化不如人的自卑感觉。而中国周围的邻近国家，也没有一国能对它造成丝毫的威胁；再加上中国发明了火药，更可高枕无忧，轻而易举将犯境的野蛮人拒之境外。于是中国人的优越感，更获得进一步的肯定，虽然这种心态，曾使得它在面对西方帝国的扩张时一时措手不及。19世纪时，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变得再明显不过——因为科技不如人，直接便表现为军事上的不如人。但是这种落后现象，事实上并非由于中国人在技术或教育方面无能，寻根究底，正出在传统中国文明的自足感与自信心。因此中国人迟疑不愿动手，不肯像当年日本在1868年进行明治维新一样，一下子跳入全面欧化的“现代化”大海之中。因为这一切，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卫者——古老的封建国家——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打倒孔老夫子学说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

中国共产党，因此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又兼有民族主义气质——希望这个字眼不致有反答为问的嫌疑。点燃共产主义火把的爆炸物，是中国人民极端的贫困受压。首先是中南部沿海大城市帝国主义租界（有时并有不失现代的工业）里的工人群众（上海、广州、香港），其后则有占中国90%人口的小农加入。中国农民的状况，甚至比都市人口更惨，后者的平均消费是前者的两倍半还有余。中国之贫穷，西方读者难以想象。在共产党取得政权时（根据1952年的数据），中国平均每人每天只有半公斤的粮食得以糊口，每年也仅有0.08公斤的茶叶可享用。至于他或她的足下，则每约五年才有一双新鞋上脚（China Statistics，1989，Tables31，15.2，15.5）。

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性格，既通过上层与中层出身的知识分子体现，他们为20世纪的中国政治运动，提供了大多数的领导人才，也透过中国民众普遍感受的情感体现。中国人民认为，那一批批野蛮的洋鬼子，不论对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中国人个人而言，或对中国作为国家整体来说，都没有半点好处。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每一个有点实力的外国势力，中国都受过它们的欺压，曾被它们击败，惨遭它们瓜分，受到它们的剥削和利用。因此，中国人这种深恶痛绝的感受，自然绝不是无的放矢。早在封建王朝覆灭之前，中国便已经掀起过数次带有传统意识色彩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例如1900年的义和团。而共产党的抗日，无疑是共产党翻身的关键时刻，使它由一个被看作是业已溃败的社会乱源（即这个党30年代所处的地位），摇身一变，成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和代表。共产党同时呼吁对中国的穷苦百姓进行社会解放，自然使得它对国家民族进行解放复兴的政治目标，在以农民为主的大众眼里更为可信。

因此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比它的对手占有优势。1911年封建王朝覆灭后的中国，到处是军阀割据。（早期的）国民党，打算在这满地残破上重建一个强大单一的新共和国，一时之间，两党的短期目标似无不同之处。双方的政治基础，都在中国南方较先进的几处大城市（共和国便定都其中之一）；双方的领导阶层，也都由颇为类似的知识精英组成——不过一方较亲企业，另一方则贴近农工大众——比如说，两边都拥有同样比例的传统地主与士绅阶级出身的男子，即中国的传统精英分子，不过共产党内，西式教育程度较高者似乎较多（North／Pool，1966，pp.378—382）。双方发起运动之始，也都出于20世纪初年的反帝国主义思潮，并经过“五四运动”（1919年北京学生教师发起的一场民族思想浪潮）愈发强化。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是一位爱国者、民主人士，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他接受苏维埃俄国的教导及支持——当时唯一的革命及反帝国主义力量——同时发现布尔什维克式的一党模式，比西方模式更适合他完成任务。事实上，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主要大党，多半是通过这个与苏联携手的路线之故。中共不但由此进入正式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到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后，更进入民国政府，将其势力延展至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大军。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1887—1975），始终不曾在全中国实现全面控制，虽然他在1927年与苏联闹翻，并且进行清党，镇压共产党人。而后者当时拥有的群众基础，主要仅是一小群都市工人阶级而已。

于是共产党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农村，在那里，掀起了一场对抗国民党的游击战，但是整体而言，成效甚微——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混乱，以及莫斯科对中国现状的不了解，显然有损害作用。1934年，在那场英雄式的“万里长征”之后，中共军队被迫退居西北部边区的遥远角落。种种形势，使得长久以来即赞成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策略的毛泽东，在中共扎根延安年间，跃居而成为无可置疑的当然领袖。但是就共产党本身的发展而言，新形势却没有提供任何前景。相反地，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止，国民党却逐步确立了它对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统治。

但是国民党毕竟缺乏吸引中国人民大众的真正目标，再加上它当时放弃了同时也具有现代化及复兴民族意义的革命路线，因此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终究没有成为另一个凯末尔——凯末尔同样也领导了一场现代化、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一方面与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友，一方面又利用本地的共产党为己用，然后再一脚踢开；只是凯末尔的手段没有蒋介石那么咄咄逼人罢了——蒋介石跟凯末尔一样，同样拥有一支军队，可是这却不是一支向国家效忠的军队，更无共产党军队具有的革命气节。这支军队的成员，是那些知道大可凭一杆枪、一身制服，在动乱中打出天下的一帮人。而带队的军官，则是一群深谙“枪杆子可以出政权”同时也深信“枪杆子出财富”的家伙。蒋介石在城市中产阶级中，拥有相当的拥护基础，海外华侨对他的支持恐怕更大。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却有九成住在城市之外，中国土地亦有九成属于乡间。这些广阔的地域——如果有半点控制的话——都在当地有势力的人手中，从拥兵自重的军阀，到前朝遗留的士绅，不一而足，而国民党则与他们达成妥协。日本人大规模发动侵华，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日军对其精华力量所在沿海各城市的猛烈攻击。而在中国其余各地，国民党则终于成为它一向有可能变成的又一个地主加军阀的腐化政权，就算它从事抗日，效果也极其有限。与此同时，共产党却动员了群众，在敌后进行抗日，卓有成效。待到一场几乎毫不留情大败国民党的短暂内战之后，共产党于1949年全面接收中国，封建王朝结束之后40年的统一中断的局面，总算告一段落。对于所有中国人民来说——除了逃到他处的国民党残余是例外——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是中国政权正统的真正继承人。在众人眼里，它也被如此看待。因为凭着多年实践马列主义党纲的经验，共产党的统治足以通令全国，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严格体系，从中央开始，一直到庞大国土最偏远的乡野——在多数中国人的心目里，一个像样的国家就该如此。组织纪律，而非教条学说，是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对这个变化中的世界的最大馈赠。

然而，共产党中国绝非只是旧式帝国的复兴。当然，中国文明的千年不坠，共产党受惠良多。因为在这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当中，中国老百姓学会了如何面对应“天命”而生的政权统治；而那些当政主事之人，也娴熟了治理之道。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共产党国家，竟会在其政治辩论中，引用16世纪某官员对嘉靖皇帝的忠耿进言。[2]50年代有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当时即语出惊人（包括本书作者在内）做此预言：到21世纪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即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的政府制度，恢复伟大国家与文明的旧观。

刚开始的头几年里，这似乎也是中国老百姓得到的赏赐。农民的粮食生产，在1949—1956年间，增产了七成之多（China Statistics，1989，p.165），大概是因为他们尚未受到太多干扰之故吧。到中国开始介入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虽然难免引起相当一阵恐慌，但是面对强大的美军，中共军队竟然能先挫其势，后又能拒其于雷池之外，这份力量实在不容小觑。而工业与教育的发展计划，从50年代中期也已开始。从1956年起，中国与苏联的友谊迅速恶化，1960年两大共产党政权终告决裂，于是莫斯科尽撤其重要的科技与各项援助。但是中国人民的磨难并不由此而起，援助的撤退只使其加深罢了。他们遭受的磨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1955—1957年间农村的高速集体化；二是1958年的工业“大跃进”运动，接着有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恐怕也是20世纪史上人类最大的一场饥荒；[3]三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浩劫，随着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才告结束。

几场浩劫性的冒进，一般以为，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毛泽东本人。他的政策，在中共中央内部往往只得到勉强地接受，有时甚至面对公开坦率的反对——“大跃进”中便可见最显著的例子。他对付这些反对意见的手段，就是掀起“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本质，才能对这些事件做进一步的认识；而毛泽东本人，就是党最佳的代言人。它是一场“后十月革命”的运动，是通过列宁才接触了马克思，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是经过斯大林的“马列主义”才知道了马克思。毛泽东本人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看来几乎全部袭自斯大林派所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9年）［History of the CPSU（b）：Short Course of1939］。直到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毛泽东始终未曾跨出国门，其理念知识的形成，全是植根于中国本土。但是即使是这种理念，也有与马克思主义接近之处，因为所有的社会革命梦想，都有其共通之处，而毛泽东呢——毫无疑问具有十分诚意——正好抓住了马列主义中几点符合他见解的地方，用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然而他所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众人异口同声，意见完全一致的社会，“个人全面自我牺牲，全面投入社会集体，最终将止于至善……一种集体主义的神秘思想”，事实上正好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完全相反，至少在理论及终极目标上，后者的主张，乃是个人全面的解放与自我的完成（Schwartz，1966）。中共以为，一个人可以经由改造，产生精神的变革力量。这种强调心灵变化能力的看法，虽然是先后得自列宁和斯大林两人对意识知觉与自由意志力量的信仰，可是未免发挥得过火了。尽管列宁对政治行动决心的作用深信不疑，可是他却从不曾忘却现实——他怎么能？——他知道行动的效力，受到现实状况的局限；甚至连斯大林，也清楚其权力的行使有其限制。然而，若非深信“主观意志”的力量无限，若不是以为只要愿意，人定可以移山胜天，“大跃进”这种过火行为，根本难以想象，又怎么可能发生？专家可以告诉你，什么事办得到，什么事办不到；可是只要有了革命狂热，却可以克服一切物质障碍，意志力能够转变外物。因此“红”的意义，并不在其比“专”重要，而在它指出了另一条路。1958年间，中国各地同时掀起一阵热情高潮，这股热情，将使中国“立即”工业化，一跳跃过好几个年代，进入未来。而在未来，共产主义必将“立即”全面实现。于是无数劣等的自家后院高炉，纷纷投入了生产洪流；靠着土法炼钢，中国的钢铁产量在一年之内翻番——到1960年时，甚至还真的增加3倍以上。可是1962年，却又跌回比“大跃进”之前还要低的程度。这些土高炉，只是转型中的一面。另有24000个“人民公社”，于1958年中短短不到两个月内成立；公社内的农民，代表着另一面的转型。这些公社，是地地道道十足的“共产”，不但将农民生活所有的内容都全部集体化了，包括家庭生活在内，例如公社一手包办的幼儿园和食堂，解脱了妇女家务和育儿的操劳，反之，却将她们编成队伍送下田去——并以六项基本供应，全面取代农家的劳动所得与金钱收入。这六项供应是：粮食、医药、教育、丧葬、理发和电影。显然，这一套并不灵。不出数月，在众人的消极抵制之下，公社制度中最极端的例子终于被放弃，不过一直要到1960—1961年间，天灾人祸一起造成了大饥荒（正如斯大林推动的集体化行动一般）方才结束。

就一面来说，这种对意志力量的信仰，其实主要来自毛泽东对“人民”的信仰：人民随时愿意接受转变，因此也愿意带着他们的创造力，以及所有固有的智慧与发明能力参与这项伟大的大跃进工程。基本上，这是艺术家浪漫的观点，就是这股浪漫心态，引导他不顾党内其他领导人士提出的疑虑与务实忠告，径自于1956—1957年间，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呼吁旧精英分子出来响应，自由发表他们的看法。毛泽东发起这个运动，是基于一项假定，他以为这些老知识分子，或许已经在革命中（甚或由于他本人的感召），完全改造了。结果，正如其他“感召力量比较欠佳”的同志所担心的一般，这股自由思想的突然奔流，反证明众人对新秩序毫无一致认同的热情。毛泽东心中对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那股不信任心理，于是获得证实；他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不信任，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最高表现程度。10年之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等于完全停摆，原有的知识分子纷纷被送到乡间劳动。[4]然而毛泽东对农民群众的信任却始终不变，“大跃进”期间，在同样的“百家争鸣”（即发挥各地的本土经验）原则之下，他力促后者找出种种办法解决生产问题。毛泽东在根本上深信，斗争冲突、紧张压力，不但是生命中不可或缺之事，而且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中国重蹈旧社会的覆辙。因为旧社会坚持的和谐不移，正是中国的弱点所在——这一点，其实是毛泽东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出论点支持自己想法的又一章。革命，以及共产主义本身，必须靠不断的一再斗争，方能保持血脉畅通而不阻塞。革命，永远不能停止。

毛泽东路线的奇特之处，即在其“既是极端的西化，却同时又局部地回归传统”。传统模式，事实上正是毛泽东政权甚为倚重的基础。至于以苏联为师，具有高度重工业倾向的工业化发展，更是绝对的第一优先。“大跃进”的荒谬，主要来自一种盲目的看法——这一点中苏相同——认为不但要以农业养工业，与此同时，农业还得想法子自力更生，因为所有的资源都必须投入到工业中。这种重工轻农的做法，意味着以“精神”回馈，取代“物质”诱因。转为现实，在中国就变成以无止境的“人力”替代不可得的“科技”。中国乡间，始终作为毛泽东体系的基石，正如同当年游击年代以来，一直未曾改变。“大跃进”运动排山倒海而来，中国乡间又成为工业化的最佳场所，这一点则与苏联不同。在毛泽东的统治之下，中国不曾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都市化发展——又与苏联不同——一直要到80年代，农村人口才降到80%以下。

毛泽东执政的20年间，掺杂着超现实的幻想。对这种混乱，世人自然感到震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若以饱受贫穷折磨的第三世界标准而言，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其实不算坏。毛泽东时期结束时，中国人平均粮食消耗额（以卡路里计）刚好居世界各国的中等（median）以上，并高于美洲14国、非洲38国，在亚洲也属居中——远超过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以外的南亚及东南亚全部地区（Taylor／Jodice，Table4.4）。中国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也由1949年的35岁，增加为1982年的68岁——死亡率则持续下降（Liu，1986，pp.323—324）。而即使将大饥荒考虑在内，从1949年到毛泽东去世，中国人口还是由5亿左右增长为9.5亿多，可见得中国经济毕竟有法子喂饱大家——比起50年代的水平略见增长——衣物类的供应也比前稍有进步（China Statistics，Table T15.1）。至于中国教育，却同时遭到饥荒与“文化大革命”的波及，甚至连初级教育也不例外。天灾人祸之下，分别使入学人数锐减2500万左右。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毛泽东去世的那一年里，全中国进入初小的学童人数，比起当年他取得政权时多出6倍，即高达96%的注册率，比起即使在1952年还不及50%的比例，当然更见成就。诚然，纵使到了1987年，20岁以上的全部人口当中，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目不识丁或属半文盲——女性中不识字的比例，更高达38%—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读书识字，在中国是一件极为困难之事；1949年以前出生的34%的人口当中，有幸完全就学者可谓少之又少（China Statistics，pp.69，70—72，695）。简单地说，在持怀疑心理的西方观察家眼里——其实有很多人根本缺乏怀疑的精神——毛泽东时期的成就也许不堪一提；可是换作印度人或印尼人来看，他的成就却相当不凡。对于80%属于农民阶级、与外界隔绝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自然也比较满意了。他们的期望，最多也就同其祖先一般。

不过在国际舞台之上，中国自革命以来显然大为落后，尤其与非共产党的邻国相比，表现更见不如。它的平均国民经济增长率，虽然在毛泽东执政期间颇为出色（1960—1975），可是比起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这几个中国政府必然密切注意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显然相形失色。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固然庞大，却只与加拿大的总值相当，比意大利要少，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Taylor/Jodice，Table3.5，3.6）。总之，50年代中期以来，在伟大舵手带领下的这趟迂回之旅，险象环生，之所以尚能持续进行，是因为毛泽东于1965年在军队支持之下，发动了一场刚一开始是由学生领头的无政府“红卫兵”运动，借以对抗已经在默默跟他唱反调的党中央领导人士，并用以对付所有知识分子。这就是陷中国于10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到了最后，毛泽东必须调动军队入场，方能收拾残局，重新恢复秩序。同时发现他自己也不得不稍作妥协，将党的控制力做某种程度的恢复。毛泽东本人显然已到了生命的晚期，没有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便缺乏实质支持。于是1976年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去世后不久，由其遗孀江青领头的“四人帮”便几乎即刻被捕。紧接着邓小平率领的实用主义路线，便马上登场了。

2

邓小平在中国实行的新路线，不啻为最坦白公开的承认：“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构造需要改革。而且除了中国而外，当世界由70年代步入80年代时，凡是世上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显然都出了极大的弊病。只见苏维埃式的经济动力渐缓，所有可以计算的重要增长数字，也随着1970年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逐期降低：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品、农业生产、资本投资，实际平均所得，都是如此。就算没有在真正的退化之中，苏联经济毕竟露出疲态，宛如牛步进行。更有甚者，苏联不但未变成世界贸易里的工业巨人，反而在国际市场上倒退。回到1960年，它的输出品还以机械设备、运输工具，以及金属及其产品为大宗；到了1985年，却转以能源为主（53%，即石油及天然气）。反之，它如今的进口货物中，几乎有60%为机械及金属类等，以及工业消费产品（SSSR，1987，pp.15—17，32—33）。换言之，苏联的地位已经宛如专事生产天然资源的殖民地一般，为其他较先进的工业经济提供能源——事实上，后者主要就是它本身在西方的附庸国家，尤以捷克斯洛伐克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主。而后两国的工业，也可以依赖苏联无限制且要求不高的市场供应，[5]无须从事重大改进以弥补自身不足。

事实上到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不但经济落后，连一般性的社会指标，例如死亡率也停止下降，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打击之重，莫此为甚——因为根据社会主义的精神，它应无须过度倚重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即可经由社会正义，改进一般人民的生活质量。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人民于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共产主义体系瓦解前的20年内几乎毫无变化——事实上还时有下降之势。这实在是一个值得严肃深思的问题，因为同时间在其他多数国家里面，平均预期寿命却在延长（值得一提的是，甚至连古巴，以及一些可以获得数据的亚洲共产党国家，此时都在增长之中）。1969年时，奥地利、芬兰、波兰三国人民，平均可享同样寿数（70.1岁）；但是到了1989年，波兰人的预期寿命却比奥芬两国少了4年。也许这表示活着的人比较健康，例如人口学家即如此认为，但是那也只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可以继续救活的病人，换到社会主义国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Riley，1991）。各地的改革人士，包括苏联在内，对此趋势都不免忧心如焚（World Band Atlas，1990，pp.6—9and World Tables，1991，passim）。

就在此时，另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反映出苏联制度的日趋衰败，即“特权阶层”（nomenklatura）一词的出现（此名似乎是通过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字传到西方）。直到那时为止，共产党的干部，即列宁国家的统治系统骨干，在国外一向为人敬重，并享有几分不情愿的艳羡之情。虽然其手下败将的本国反对派，例如苏联的托洛茨基派，或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曾指出这支队伍也颇有官僚腐化的潜在危险。不过在50年代，甚至进入60年代，西方一般的看法——尤其是美国——却认为共产主义向全球挺进的秘密法宝正在其中，在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系统，及它那完全不容派别歧见、无私无我的干部队伍，忠心耿耿地执行着党的“路线”（Fainsod，1956；Brzezinski，1962；Duverger，1927）。

但在另一方面，“特权阶层”一词（这个名词在1980年以前几乎默默无闻，只在苏共行政体系的词汇中出现而已），却正好暗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那种自私自利的官僚系统的弱点所在：也就是无能与腐败的混合体。事实上情况也愈来愈明显，苏联本身的经营，的确是在一个走后门、拉关系、照顾自己人等充满了营私舞弊的系统之中进行。

除了匈牙利，自从布拉格之春以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气馁之余，事实上都放弃了认真改革的努力。至于偶尔有几个企图重拾中央计划经济旧路的例子，或以斯大林式（例如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或采用毛泽东式以精神力量及道德热情取代经济理论（例如卡斯特罗），有关它们的后果在此还是少提为妙。勃列日涅夫的年代，最后被改革人士冠上“停滞时期”的称号，原因就在其政权根本放弃了任何认真的尝试，以挽回这个显然走下坡的经济。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小麦喂饱百姓，比在自家努力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容易多了。靠无所不在的贪污贿赂，为这部生锈的经济引擎上油润滑，也比大加清洗、重新校正——更别提把整部机器换掉——简单多了。将来会怎么样，谁又知道呢？至少在眼前，能保持着让消费者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最不济，不要让他们太不高兴——显然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在70年代的前半期里，苏联居民可能还觉得日子过得不错，最起码，比起他们记忆中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

欧洲“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头痛的问题，在于此时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不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苏联，可以置身于世界性的经济之外，因此也免疫于当年的“大萧条”。如今它与外界的牵连日重，自然无法逃遁于70年代的经济冲击。欧洲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以及苏联，再加上第三世界的部分地区，竟成为黄金时期之后大危机下的真正牺牲者；而“发达市场经济”虽然也受震荡却终能历经艰难脱身而出，不曾遭到任何重大打击（至少直到90年代初期是如此）。这实在是历史的莫大讽刺。事实上直到90年代初期以前，某些国家如联邦德国、日本，更是一路冲刺毫无半点踉跄。相比之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得面对自身日益棘手的制度问题，同时还得应付外面那个问题丛生且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它们自己，则越来越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个中情况，也许可以用国际石油危机的暧昧例子解释。一场危机，改变了1973年后的世界能源市场，论其影响，因正反两面俱在，因此极为暧昧。在全球产油国的卡特尔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压力之下，当时极低廉的油价（其实就实际价格而言，自大战以来甚至一路下降），于1973年间几乎猛涨4倍，到了70年代末伊朗革命之后，又再度做三级跳。涨幅之大，实在超出想象：1970年时每桶油价为2.53美元，到80年代后期，每桶已经高达41美元左右。

一方的石油危机，对另外一方却显然福星高照，其中好处有二：对包括苏联在内的产油地而言，黑油摇身一变成为黑金，就好像一张保证每周中奖的彩票一般，不费吹灰之力，数以百万的钞票滚滚而来。一时之间，腰包鼓胀的苏联不但可以省却经济改革的麻烦，也可以靠石油进账支付它向西方日益增多的进口。在1970—1980年的10年间，苏联输往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由原本占其总出口的不足19%的比例，跃升为32%（SSSR，1987，p.32）。有人认为，就因为忽然有了这股意想不到的财富，才使得勃列日涅夫政权在革命浪潮再度扫遍第三世界的70年代中期，跃跃欲试，意图与美国在国际上一争短长（参见第十五章）；而也正因如此，使它一头撞进了自杀性的军备竞赛（Maksimenko，1991）。

石油危机带来的另外一项机遇，在于不断由亿万富豪产油国（这些国家的人口通常极少）向外奔流出去的油元，如今正在国际银行体系手中，以借款形式存在，等着任何想借钱的人开口。发展中国家当中，鲜有几国抗拒得了这股诱惑，于是纷纷伸手将一笔又一笔的巨款塞进口袋，终于引发了80年代初期世界性的债务危机。至于向这股铜臭风屈服的社会主义国家——最显著者为波兰和匈牙利——这些钱仿佛天赐神助，不但可以用来投资刺激增长，同时也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然而，种种现象却只使得80年代的危机愈发严重，因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花钱如流水的波兰又是最佳例证——实在缺乏弹性，根本不具备利用这股资源的能力。为了对付上涨的油价，西欧国家的石油消耗量降低四成（1973—1985），可是同一时期的东欧，却只减少了两成稍多一点。两者之别，非常分明（Köllö，1990，p.39）。苏联的生产成本猛升，罗马尼亚的油田干涸，能源经济化的利用愈发艰难。到80年代初期，东欧陷入了严重的能源危机，继而造成粮食及制造品的极度短缺（除了如匈牙利这类债台高筑，通货膨胀愈烈，实质薪金走低的国家之外）。这就是当“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步入最终证明为其最后10年的时刻所面临的状况。唯一能够解救这种危机的方法，便是返回斯大林的老路，严格实行中央号令及约束——至少在“中央计划”尚能作用的地方是如此（但是如匈牙利和波兰两国，中央计划早就不灵了）。这项老法子，在1981—1984年间，倒也起了一些作用，债务普遍降低35%—70%（只有波匈两国例外）。一时之间，仿佛点燃了一种幻觉，认为可以无须进行基本改革，便能重新恢复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果却更促成了一场“大跃‘退’”，债务危机再现，经济前景愈发黯淡（Köllö，p.41）。这就是当戈尔巴乔夫登上领导人宝座时苏联的状况。

3

谈过了经济，现在我们转过来看看“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因为正是政治问题，造成了东欧与苏联走向1989—1991年的剧变与解体。

政治上，东欧是苏联体系的致命要害，而波兰（匈牙利亦然，不过程度较轻）更是它最脆弱的部分。我们已经看见，自从“布拉格之春”以后，这一地区的大小卫星国，显然都已失去其正统的合法地位。[6]它们之所以继续维持，完全是在国家的高压之下，并有苏联干涉的威吓作为后盾——或如匈牙利那种属于最好的情况，赐予人民远超东欧其他国家的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相当程度的自由，才得以苟延残喘，可是很快又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瘫痪。然而，除了波兰之外，各国却难有重大的组织性政治力量或公开反对派出现。波兰因有三项因素汇合，使得这个力量得以产生。其一，该国舆论甚为一致，因为众人不但憎恨当朝政权，并且有反苏（并反犹）情绪，故能在罗马天主教意识挂帅的波兰民族主义下联合。其二，教会在波兰境内，始终有独立的全国性机构。其三，波兰的工人阶级，从50年代中期以来，先后靠大规模罢工多次证明自己的政治实力。长久以来，波兰政权早就听任民情，默许容忍其行动，甚至有撤退屈服的迹象。例如1970年的罢工，即令当时的共产党领袖下台，只要反对者不会形成组织性的力量即可。政权本身施展的范围，事实上已经缩小，濒临危险关头。可是70年代中期起，波兰当局却要开始面对一股具有政治性质的组织化工人运动，这股势力，不但有精于政治运动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作为后盾——主要以“前马克思主义者”为主，还有企图日益扩大的教会支持。而教会之所以受到激励，是因为1978年罗马天主教选出了历史上第一位波兰裔的教皇，即保罗二世所致。

1980年，行业工会的运动“团结工会”大奏凯歌，事实上它也是一股以大罢工为武器的全国性公开反对运动。它的胜利，证明了两件事：波兰的共产党政权已山穷水尽，但是它却又不可能被群众骚动的方式推翻。1981年教会曾与国家默默合作，悄无声息地抑制了一场苏联武装干涉的危险（苏方其实正在认真考虑插手），双方同意实行几年戒严，由武装部队司令维护政局。后者既有共产党的身份，又拥有国家合法地位，应该可以说得过去。于是由警察而非军队出面，治安迅速恢复。但是对经济难题始终一筹莫展的政府当局，却没有任何良策对付那继续存在并作为有组织的舆论宣泄口的反对势力。眼前只剩下两条路：不是苏联人决定插手，就是当局让位，放弃一党执政的局面。但是当其他卫星国一面紧张地注视波兰局势的发展，一面也徒劳地力图阻止本国人民起而效尤之际，有一件事很重要：那就是苏联再也没有干预的打算了。

1985年，一位热情的改革者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其实并非偶然。若不是重病缠身的前总书记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1941—1984）之死，改革的时代早在一两年前就开始了（安德罗波夫本人，也早在1983年就已经与勃列日涅夫时代划清界限）。苏联的轨道内外，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政府都很清楚，重大的转变势在必行。然而，即使对这位新的总书记来说，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却依然一片朦胧。

为戈尔巴乔夫所声讨的“停滞年代”，事实也是苏联精英阶层处于激烈政治文化动荡的年代。这些人不但包括那一小群高居苏联阶梯顶层（即真正决定并唯一能决定政治方针的人），以及自我选拔诞生的共产党领导；同时也涵盖人数相当多、受过教育及技术训练的中产阶级；以及实际负责国家运转的经济管理人员，包括各种学术界的科技知识分子、专家、主管等等。就某一方面而言，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代表这新一代受过教育的骨干——他学的是法律。而斯大林派干部一步步爬上来的老路，却是由工厂出身，经由工程或农经学位进入党和国家的大机器（令人惊讶的是，这条正统老路似乎依然不衰）。而且这股大骚动的深度，并不能以如今公开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人数为准——后者至多也许只有数百人。各种被禁或半合法的批评或自我批评，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即渗透进苏联都市的文化圈，包括党和政府内部的重要部门，尤以安全和驻外机构为著。否则，当戈尔巴乔夫高声一呼“开放”，那种四方响应的现象，实在很难找出其他可能的解释。

然而政治和知识阶层的响应，却不可与苏联广大人民的反应混为一谈。因为苏联老百姓跟欧洲多数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不同，始终接受苏联为他们的合法政权。最起码，也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无从知道，还会有其他政府存在（除了1941—1944年间，在德国占领下是例外。德国的统治，当然不可能让他们欣赏）。1990年时，但凡60岁以上的匈牙利人，多少都有共产党统治之前的记忆，也许是青春岁月，也许是成年时期。可是遍数苏联原有国境之内，却找不出一名88岁以下的人有这类第一手的经验。如果说，苏联政府当政的历史悠久，可以一直回溯到内战时期，始终不曾中断；那么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其延续性更为长久，几乎无时或断（1939—1940年间，那些新获或重得的西部边界领土例外）。如今的苏联，不过是旧有的沙皇俄国换人经营罢了。这也是为什么在80年代末期前，苏联境内均不曾出现过任何重大的政治分离主义的原因，只有波罗的海沿岸一带，以及西部的乌克兰例外，或许也包括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今摩尔多瓦。（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在1918—1940年间曾为独立国家，乌克兰在1918年前属于奥匈帝国而非俄罗斯帝国，比萨拉比亚于1918—1940年间则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但是即使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公开的不同意见，也比俄罗斯境内多不了多少（Lieven，1993）。

更有甚者，苏维埃政权不但是根于斯长于斯，土生土长的本国货（随着时间过去，甚至连起初带有强烈大俄罗斯风味的党本身，也开始向其他欧洲及外高加索地区的共和国吸收新人），就连其中的人民，也借着种种难以确切描述的方式，同样地调整自己，与政权配合；当然政权也试着适应他们。正如讽刺家和不同政见者季诺维也夫（Zinoviev）所指出，世上的确有一种所谓“新苏维埃人”存在——虽然正如苏维埃境内的一切事物一般，这个新人的表里之间，与他外在公开形象差异甚大（当然，这个他换作她也是一样，不过新苏维埃“女”人少之又少）。他或她在这个体制里安之若素，自在得很（Zinoviev，1979）。在这里，生活有保障，福利又完全，虽然水准平平，但是货真价实、丝毫不假。这的确是一个在社会上、经济上，众生都平等的社会，至少也是社会主义传统理想之一的实现，也就是拉法格（Paul Lafargue）所说的“什么都不做的权利”（Right to Idleness，Lafargue，1883）。更有甚者，对大多数苏联人民而言，勃列日涅夫年代可不是什么“停滞时期”，却是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祖父母，所知道所生活过的最好时代。

难怪改革家们发现，自己面对的顽敌，不只是苏联的官僚系统，更包括苏联的人民大众。某位改革派即以那种反庶民阶级的典型口吻，满腔不快地写道：

我们的制度，已经制造出一批由社会供养的个人，他们对“索取”的兴趣，可比“给予”高得多。所谓平等主义，已经完全侵蚀了苏联，而这就是这种政策之下产生的结果……社会分成了两个部分，一边是做决定、做分配的人，另一边则是听命于人、被动接受的人。这种状况，对我们社会的发展大车，形成了一个主要的刹车效果。苏维埃人种（Homo sovieticus）……既是压舱底的底货，又是停止前进的刹车。就一方面来说，他反对改革；就另一方面而言，他同时又是维系现有体系的基础（Afanassiev，1991，pp.13—14）。

社会上与经济上，苏联社会大部分维持着相当大的稳定。其中缘故，无疑部分来自高压及言论的检查，以及苏联人对其他国家的无知，可是这却绝对不是全部原因。不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匈牙利，苏联始终不曾发生过类似1968年学生暴动一类的事件。即使在戈巴尔乔夫的领导下，其改革运动也不能将年轻人大举动员（除了在西部主张民族主义的地区之外）。这一场改革运动，正如有人所说，乃是“三四十岁者的叛变”，即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可是却又在勃列日涅夫那倒也不难过的麻痹年代之前出生的一代。种种情况，可是偶然？苏联境内要求改革的压力，无论来自何方，肯定不是由基层群众而起。

事实上，它的动力来自上方，而且也唯有来自这个方向。这位热情洋溢、诚意十足的共产党改革家，到底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之下，继承了斯大林的宝座，于1985年3月15日成为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个中情由，外界仍不甚了然。这段秘密，恐怕要到苏联最后数十年的历史成为史学界研究的对象时——而非仍为互相攻讦或自我辩护的现在——才能真相大白。但是无论如何，重要的并不是谁在克里姆林宫里党同伐异、上台下台，而是其中存在的两项条件，才使得像戈尔巴乔夫这类人得以上台掌权。其一，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共产党领导阶层中日益严重而且越发遮掩不住的腐败现象，看在党内依然笃信共产主义思想的一群人眼里（不管这种信仰是以多么扭曲的形式出现），自然会感到愤怒不已。而一个共产党，不管堕落到什么程度，如果其中缺少一些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那就像一个罗马天主教会，没有由天主教徒出任主教及枢机主教一般；因为两者都是建立在真实信仰的体系之上。其二，那些受过教育、有科技能力、真正保苏联仍运作不息的一群人，他们都深深感到，若不再用激烈手段，进行根本上的变革，苏联经济迟早会完蛋。不单单因为体制内天生缺乏效率弹性，同时也由于它意欲登上军事霸权宝座，越发深化了它的弱点——像这样一个衰退中的经济，根本就不可能支撑它的军事需求。自从1980年以来，军事需求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压力，已达危险境地，因为忽然之间，苏联军队发现，多年以来自己头一次直接投入战场——苏方派军队前往阿富汗，以援助当地建立稳定局面。阿富汗从1978年开始，便在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民民主党（People’s Democratic Party）统治下，然后又陷入冲突分裂。但是冲突两方都提倡土改与女权，得罪了当地的地主阶级、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以及其他相信维持现状是上策的人士。50年代初期以来，阿富汗一向都安安静静地坐在苏联的影响圈内，不曾发生过任何令西方人士血压升高的大事。但是美国却选择了视苏联行动为大规模向自由世界军事进犯的看法，于是通过巴基斯坦，美国的金钱、武器，开始源源不绝涌入，将先进武器装备，送到伊斯兰激进主义派别的高山战士手中。结果不出所料，在苏联大举支援之下，应战的阿富汗政府轻易地守住国内各大城市，可是苏联为这场战争付出的代价却非同小可。最终——华盛顿方面，显然有人极有此意——阿富汗变成了苏联的越南。

可是，除了立即跟美国结束二度冷战——而且越快越好——终止这个令苏联经济大出血的对峙局面之外，苏联这位新领袖还有什么其他法子可想？这项决定，当然是戈尔巴乔夫短期需实现的目标，也是他的最大成就。因为在令人惊讶的极短时间之内，他甚至说服了多疑的西方政府，使它们相信苏联确有此意。这项成就，为他在西方赢得了莫大好评及持久名望，却恰与苏联国内对他日益缺乏热情的状况成对比，最后在1991年，他终于成了这种局势之下的牺牲品。如果说，有谁只手结束了40年的全球冷战，那么，这项荣誉当然非戈尔巴乔夫莫属。

50年代以来共产党经济改革者的目标，均为通过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得失计算的手段，企图使中央控制计划的经济更为理性化及弹性化。匈牙利的改革家们，就在这个方向上走了相当路程：要不是苏联于1968年派军进占，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也将有更大成就。两国也都希望，这一手段，同时可以有助于政治制度的自由及民主化。这也是戈尔巴乔夫的立场，[7]他认为如此才能恢复或建立一个比“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为佳的社会主义制度。至于全然放弃社会主义，苏联境内有影响力的改革家们也许有过如此想法，然而事实上极不可能。不论别的，单政治方面就极难实行。80年代，苏联内部首次开始对自己的缺点失误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分析，但是为时已晚，在别处曾有过改革经验的经济学家们，此时已经看出，这个体制已经不可能由内部改革了。[8]

4

戈尔巴乔夫以两个口号，发动他改造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运动，一是“重建”，政治经济并行；一是“公开性”（信息自由）。

结果证明，在重建与公开性之间，却有着不可调解的冲突存在。因为唯一能让苏联体制运作或转型的事物，就是沿袭斯大林时代的党政合一发号施令的结构。这种结构，即使回到沙皇年代，也是俄国历史中熟悉的景象。改革从上而来，可是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本身的结构，却成为进行改革的最大障碍。这个系统是由它所造，它也为此调整适应，它在其中有着极大的既得利益，现在要它为这个系统找出第二条路，实在是勉为其难。[9]当然，现实的障碍绝对不止这一项；而且历来的改革派（不独苏联），都喜欢把国家人民反应冷淡的原因，怪罪到“官僚体系”身上。但是有一件事却不能否认，那就是对于任何重大改革，国家机器都多半反应迟钝，骨子里更藏着一股敌意。“公开性”的目的，即在动员国家机器内外的支持，以对抗这种反抗势力。但是如此一来，却正好毁掉了唯一还可以行动的一股力量。我们在前面也曾提过，苏维埃的制度及运作方法，基本上是军事性的，军队民主化，并不能改进它们的效率。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再需要这个军事化的系统，那么在动手毁掉之前，就应该仔细筹划，先把替代的文人系统建立起来，否则改革非但不能带来重建，反而会导致崩溃。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便是陷在“公开性”与“重建”之间，日益深刻的断层中了。

更糟糕的是，在改革人士的心目中，“公开性”远比“重建”更具有确定的内容。公开意味着引进——或重新引进——一个建立于法治与公民自由之上的宪政民主体制。背后的含义，便是党与政的分离，并将加大政府的作用，由党还政于国家（这一点当然与斯大林主政之后的发展完全背道而驰）。如此一来，自然导致一党专政系统的结束，党所扮演的领导角色从此告终。这种结果，显然也意味着“苏维埃制度”将在各个层级复活——可是这一回，却将通过真正选举诞生的代表组成，层层相沿，一直到位于最上一层的“最高苏维埃”。后者则将是一个具有实权的立法议会，而强大的行政部门的权力由它所授，同时也受它控制。至少，在理论上如此。

事实上，新的宪政体制最后也真的设立了。可是新经济的改革系统，在1987—1988年间却几乎不见成形。因为第一，私营小企业——“次级经济”的多数形态——合法化的推行不见诚意。第二，原则上却又决定让那些永远亏损的国营事业自行破产。经济改革的高调，与日走下坡的经济现实的鸿沟只有越来越深。

这种状况实在危险已极。因为宪政的改革，只是徒然将现有的一套政治机制换掉，改成另外一套而已，至于新制度到底该做些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却未获得解答。不过可想而知，民主政治的决策过程，显然比军事号令系统累赘多了。对多数人来说，如今有了新的制度，一方面表示每隔一阵子就有一次选举，大家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做出真心选择；而选举之间，也有机会听听反对派人物批评政府。而在另一方面，“重建”所依据的准绳，并不在于经济的大原则为何，却在它日复一日的日常表现，其成效可以轻易指明并测量——判断的标准，完全在其成果。就大多数苏联人民而言，所谓成果，就表现在他们的实际收入、为收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接触范围之内商品劳务的数目种类，以及获取的难易程度之上。不幸的是，经济改革家们对自己所反对、所要扫除的事物，虽然界定得很清楚，但是在积极的另一面上，即他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那个由公私或合作经营的大小企业，在经济上有生存力，在运作上有自主权，并在“经济决策中心”的总体统筹之下配合无间的经济社会——却终始只是空论的高调而已。这徒然是一种理想，表示在鱼与熊掌之间，改革派想要两者兼得，一方面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另一方面又不失去社会主义的优点。但是实际的方法为何，如何才能把一个由国家主导、中央号令的经济体制，过渡成为理想中的新制度，却没有人有半点主意。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可想见的未来必然有公私营制度并行的经济体系里，到底该如何运作，同样也无人知晓。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派的极端自由市场主义，之所以吸引年轻的改革知识分子，就在于它提供的处方不只是一剂猛药，同时也许诺他们，所有的毛病都将迎刃而解，自动痊愈（结果它并没有这种灵效——其实事先就该料到）。

最接近戈尔巴乔夫一派改革家理想的蓝图，恐怕要数1921—1928年间的“新经济政策”了。当年的模式，留下了几许模糊的历史记忆。说起来，这项政策毕竟“卓有成就，在农业、贸易、工业、财政诸方面都颇有一番复兴气象，于1921年后维持了几年的好时光”。同时它也“靠市场之力”，重新使一个已经崩溃的经济恢复健康（Vernikov，1989，p.13）。更有甚者，从结束极左路线以来，一项极为类似的市场自由化和地方分权化政策已在中国开花结果，获得了惊人成就。80年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仅次于韩国，年均几乎高达10%（World Bank Atlas，1990）。反观20年代的苏联，民不聊生、科技落后，且大部分为农业；而到80年代的苏联，却已经高度都市化和工业化。但是国内最为先进的工业部门，即军事——工业——科学的大结合体（包括太空计划在内），却只能依赖那独一无二的唯一顾客。如果说，假定80年代的苏联一如当年，80%的人口仍为农民（就像80年代的中国一样），“重建”效果可能就会大不相同。因为在一名农村居民的心里，今生对财富的最大野心，恐怕便只是拥有一台电视机——可是早在70年代，苏联就已经有七成的人民，每天平均观看一个半小时的电视了（Kerblay，pp.140—141）。

但是中国固然在时间上有着落后，这一点却不能完全解释两国在“重建”效果上的显著对比。至于中国人依然小心翼翼，保持着他们的中央号令体制原状不变，也非造成两个差异的全部原因。中国的文化传统，到底对中国人有何帮助，使其能够在无论哪一种社会之下，都对经济发展产生动力，这个问题，就得留待21世纪的史学家去探索了。

1985年时，有没有人严肃地认为，6年之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及它的共产党，即将不存于世？事实上，连欧洲其他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也都会一起消失？从西方政府对1989—1991年间共产党世界的失败完全没有准备的迹象看，他们所做的种种预言，所谓西方的意识思想大敌即将覆灭云云，其实只是把平常的公开辞令小做修改而已。事实上将苏联加速逼近断崖绝壁的真正原因，是“公开性”导致的权威解体，以及“重建”对原有机制造成的无尽破坏，两者相乘，却不曾提供另外一个替代之道，人民生活水平因而愈发下降。同时，苏联却又走上多党制的选举政治，全国终于陷入无主的经济混乱：自从计划经济问世以来，苏联头一回不见五年计划（Di Leo，1992，p.100n）。种种因素凑在一起，造成强大的爆炸力，苏联政治经济一统的薄弱基础，至此完全破坏无遗。

因为此时的苏联，正在结构上快速地步向地方化，尤以勃列日涅夫长期执政时发展最快。它的各个共和国之所以还能联合，主要是由于集合全苏联存在的党政军制度及中央计划所致。然而在事实上，苏维埃联盟只是由“自治封建领主”组成的一个体系，各个地方上的首领们——共和国的总书记、其手下的地方司令，以及维持经济运转的大小生产单位主管——只有在对莫斯科党中央机器的依赖这一点上结成一家。后者对他们具有提名、调职、罢黜、选举的权力，以视需要完成莫斯科“精心设计”的计划任务。在这些极为宽泛的权限之内，各地首脑其实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力。事实上，要不是有着那些负责实际业务者发展出一套作业网络，在中央之外建立了侧面的横向关系，苏联经济根本无法动作。在苏联名义上的中央计划表相内部，实际进行的手法，却是各地同病相怜的地方干部，以协商、交换、互惠的方式彼此帮忙，这套系统也可称为另一个“次级经济”。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苏联日趋成为一个复杂的工业化与都市化社会之际，那些担任实际生产、分销及民生任务的事务中坚，对于高高在上的政务官及纯粹党的官员，显然越来越离心离德。因为后者虽然是他们的上司，但是除了中饱私囊以外，职务及功能却不清楚——勃列日涅夫当政时代，这些人当中营私舞弊者大有人在，而且其索求无度，常令人叹为观止。人们对特权阶级贪污现象的反感越来越重，于是促成要求改革的原始动力。而戈尔巴乔夫的“重建”政策，也获得经济部门的干部支持，尤其是那些在军事——工业生产单位服务的人，更衷心希望这个在效率上停滞不前、在科技上麻痹不灵的经济体系，在管理上能够有所改进。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事情到底已经恶劣到了什么地步。更有甚者，这些人也不需要党来继续干扰，就算党的官僚系统不存在了，他们依然会存在。他们才是不可或缺之人，党却不是。事实上果不其然，苏维埃联盟解体了，他们却存留下来，如今，在新组成的“工业科学联盟”（Industrial-Scientific Union，NPS，1990）及其后继者中，扮演着中坚的角色。其后并于共产主义破产之际，在自己原先负责管理却没有合法所有权的企业里面，获得成为合法所有人的可能。

然而，党领导的中央指令制度虽然腐化，虽然没有效率，甚至几乎全然僵化，可是它毕竟是一个以控制为基础的经济之所系。如今党的威信既失，一时之间，取而代之的却不是宪政民主的权力，反而是国中无主的茫然。事实上，这正是当时发生的真实情况。戈尔巴乔夫，以及他的继位者叶利钦（Boris Yeltsin），均将其权力基础由党转向政府。作为一个宪政总统，他们更合法地积累自己的统治权力，有些时候，甚至比苏联任何一位前任享有的权威都大，连斯大林也不例外（Di Leo，1992，p.111）。但是除了在新成立的民主议会（或所谓宪政公共议会）内部以外，会外根本没有人给予“人民大会”（People’s Congress）及“最高苏维埃”半点注意。苏联境内，已经无人管事，也没有谁听谁的了。

于是就像一个破损的巨型油轮驶向暗礁一般，无人掌舵的苏联逐渐漂向解体的命运。而最后终将造成崩离的裂缝，其实早已在了：一边是联邦制度之下的地方自主权力系统，一边则是拥有自主动力的经济体系。而苏联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官方理论，一向建立在民族自治之上，其中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10]，以及各个共和国内部的自治地区，因此民族主义的罅隙，早就暗存在系统之内——不过在1988年之前，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之外，各地倒不曾在“分离”上起过念头。直到1988年时，才有第一家民族主义“阵线”及运动，在“公开性”的呼声下成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亚美尼亚四国）。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分离的主张也不见得是对中央而发——甚至在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亦然——主要是反对能力不济的戈尔巴乔夫派地方党团；或如在亚美尼亚，是与隔邻的阿塞拜疆对抗所致。它们当时的目标，均非独立，不过到1989—1990年间，民族主义的呼声却迅速趋向极端。原因有三：其一，各地匆匆赶搭选举式民主列车所造成的冲击；其二，现存的党的势力集中全力顽抗，与激进派之间冲突日烈，两方势力在新选出的议会中激烈斗争；其三，戈尔巴乔夫与他的眼中钉——原为他手下的败将、后为他竞争对手、最终成为他接任者的叶利钦——两人之间的嫌隙也日益加深。

激进派的改革人士，为击破各级党组织的高垒深沟，基本上只有向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者寻求支持，于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愈发巩固加强了后者的力量。在俄罗斯本地，大声疾呼俄罗斯利益第一的新目标，于是也成为激进派的一个有力武器，在他们赶走躲在中央权力机构壁垒背后的党官体系的斗争中，发挥了极大作用。这种俄罗斯利益高于周边共和国利益的主张颇具吸引力，因为后者不但接受前者补助，日子也过得比俄罗斯本身舒服。不平感觉，在俄罗斯民众心中越来越强。而叶利钦其人，原是旧有社会出身的党内老干部，手腕高明，左右逢源，不但会玩老一套的政治把戏（作风强悍、个性狡猾），也懂得新政治中的一切手段（善于煽动、制造气氛、深谙面对媒体之道）。对他来说，爬上顶峰之路，即在攫得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大权，如此即可越过戈尔巴乔夫掌管的苏联体制。因为截至当时为止，在苏联与其最大成员俄罗斯联邦之间，实无太大区别。但是叶利钦一手将俄罗斯也变成跟大家一样的共和国，等于在事实上敲响了苏联的丧钟，并改由他统治的俄罗斯来取代。其后于1991年发生的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经济上的解体，加速了政治上的解体；而经济解体之所以发生，却是由政治解体促成的。随着五年一度“计划”的停止，以及党中央命令的告终，苏联根本没有一个可以有效运作的“全国性”经济体系。取而代之的，只见各个社区、各个地方、各个单位，只要力能为之，便都一窝蜂地赶紧坚垒自保、寻求自足，或进行双边交易。对拥有庞大事业单位的地方城镇党政军负责人来说，这其实是他们惯有的生存手法。生产单位与集体农庄之间，一向靠物物交换，以工业产品换取粮食。举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为例：列宁格勒的共产党领导人吉达斯波夫（Gidaspov），即曾以一通电话，解决其市内严重的粮食短缺危机。吉达斯波夫打电话给哈萨克的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Nazarbayev），双方议定以前者的鞋类和钢铁，换取后者的谷物（Yu Boldyrev，1990）。但是即使这一类由旧有党的首脑人物安排的交易，事实上也等于国家指令式的分配系统。结果实施“地方经济自由化法令的真正效果，似乎便是造成‘地方独立运作意识’（Particularism）及自主自治的兴起，并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行为”（Di Leo，p.101）。

一条漫漫的不归路，终于在1989年后半期，正当法国大革命200周年那年，到了再也不能回头的最后关口。当时，法国“修正派”史学专家正忙着证明当年的一场革命，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或与20世纪政治无甚关系。然而正如18世纪的法国，20世纪末叶的苏联政治体系，也是在新建立的民主（或大致上可算民主）议会于夏天召开之后，随即于同年出现瓦解现象。1989年10月到1990年5月的数月之间，经济解体也成无法挽回的定局。不过这个时候，世人的目光却正紧盯着另一场虽属相关，事实上却为次要的突发事件：欧洲共产党卫星政权的骤然垮台，这同样是一场事先完全不曾预料的演变。从1989年8月开始，至同年年底，欧洲地区的共产党势力相继瓦解，不是被逐下台，便是从此消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纷纷加入行列；除了罗马尼亚之外，甚至不曾发一枪一弹。紧接着，巴尔干半岛上两家非苏联门下的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与阿尔巴尼亚，也退出了共产党政权之列。德国实现了统一，南斯拉夫则很快陷于分裂内战。这一连串惊人的发展过程，不但天天在西方世界的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而且也受到其余各洲共产党政权的密切注视。这些一旁严密观察的共产党国家，从激进改革派的中国（至少在经济事务上是如此），一直到强硬坚持旧式中央集权的古巴（参见第十五章）。对于苏联当局贸然放手，纵身便跳进全面开放、削弱权威的大胆作风，它们恐怕都心存疑虑，不以为然。自由化及民主运动的风潮袭至中国，中国政府决定以最明确的手段——显然是在相当的迟疑与激烈的内部争执之后——重建它的权威。1989年后共产党政权的相继倒台，于是只局限于苏联及其轨道上绕行的卫星政权（并包括在两次大战间选择了苏联羽翼而非中国支配的蒙古）。三家犹存的亚洲共产党政权（中国、朝鲜、越南），以及遥远孤立的古巴，则未曾受到直接影响。

5

1989—1990年间发生的演变，其实可以看成一场东欧革命。这种观点似乎相当合理，更何况时间上正当1789年的200周年。至于就这些事件彻底推翻了当政政权而言，确也有其革命性质可言。然而革命这个字眼，虽然不失恰当，在此却难免有几分误导作用。因为事实上，这些东欧政权没有一个是被人民“推翻”的。除了波兰外，也没有一国内部拥有一股力量，不论是有组织或临时聚合，足以对当局造成严重的威胁。更有甚者，正因为波兰有一支强大的政治反对势力，反而愈发保证其共产制度不会于一夕间突然倒闭。相反地，波兰是通过不断协商改革的过程，才取代了原有制度；这种情况，与1975年佛朗哥将军去世之后，西班牙过渡到民主政体的安排颇类似。而当时各东欧卫星国面对的最大威胁，只可能来自莫斯科，可是后者已经将心意表露无遗，绝不会再像1956年和1968年那样，插手管它们的闲事了——也许是因为冷战已近尾声，它们对苏联的战略地位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吧。如果这些国家还打算生存下去，照莫斯科看来，它们最好赶紧追随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的自由化、弹性化改革路线。同理，莫斯科也不会跑到柏林或布拉格，帮它们强迫死硬派屈服。总而言之，它们现在全得靠自己了。

苏联撒手不管，越发造成东欧共产党政权的破产。它们之所以依然在位，只不过因为多少年来，它们已经在自己周围制造了一个真空地带。持不同政见者除了移居国外（如果有可能的话），或由知识分子组成一些微不足道的群体之外（人数极少），在现有状况之下，共产党政府的权力并没有第二种势力可以取代，众多的东欧百姓只有接受眼前一切，因为他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供选择。但凡有活力、有才干、有野心之人，都只能在体制内工作，因为所有需要这些能力的职位，甚或任何能让他们公开发挥才能的途径，都只在体制内部存在，或得到体制的允许方可进行。甚至那些与政治无关的活动，如撑竿跳或下棋等技能也不例外。这项原则，甚至延伸到登记在案注册许可的反对团体，主要是一批文人（共产党的体制渐衰，才允许这些势力公开存在）。可是这些不曾选择移民之途的不同政见者，却在共产主义失势之后吃了苦头，发现自己被人列为旧政权的同谋。[11]难怪多数人宁愿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虽然如今权威已逝，不满的声音不再受到严厉处罚——这种过日子的方式，包括表现出对体制依旧支持的行动，例如投票或游行。但是在骨子里，只有天真的小学生还相信这个体制。旧政权倒台之后，饱受众人愤怒抨击，其中原因之一，即在于：

在那些装饰门面的选举中，大多数人之所以去投票，主要是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后果——虽然并不很严重。他们参加硬性规定的游行活动……因为警方轻而易举，就可以招来告密者。只需施以小惠，再加上一点小小压力，后者便同意从命了（Kolakowski，1992，pp.55—56）。

但是尽管表面屈从，却少有人真心信任这个体制，也无人对它保持忠诚，甚至连当政者也不例外。但是当最后群众终于不再被动，开始喊出他们的不满，当局显然大吃一惊——这惊愕的一刻，已经被捕捉到并被永远记录在录像带上，即1989年12月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面对众多群众，不想众人发出的竟是嘘声，而非忠实掌声——可是令共产党首脑惊奇的事情，并不是人民的不满情绪，而是他们竟然付诸行动。于是当出现民意难违的那一刹那，没有一个东欧政府下令开枪，各政权都自动悄然让出大权。只有罗马尼亚例外，其实即使在那里，临垮台前的抵抗也极短暂。事实上，它们也许再不能重夺政权，而且也没有一国做此尝试。各地的极端共产党派，更没有一人起来为他们的信仰——甚至为了这40年来成绩其实不算平平的几处共产党统治——战死在壕沟里面。因为如果他们起来作战，到底是为了捍卫什么呢？是事实摆在眼前，他们已经远落后于西方邻国，如今更一路下滑，证明完全不可救药，连认真改革及高明处方都回天乏术的经济呢？还是那一套在过去，曾经支持其共产党前辈奋斗，如今却已然失去的存在理由，即所谓“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并注定取而代之”的那个体制呢？事到如今，还有谁再相信这个天方夜谭？——虽然回到40年代甚或50年代，这段理论看来并非不可行。如今即使连共产党国家，也不再联合一致，有时甚至还彼此交战（例如1979年的中越之战），因此还可以再谈什么“共产主义阵营”？旧日理想如今仅存的希望，只有那十月革命的国度——苏联——依旧是全球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事实了。也许只有中国除外，其他所有的共产党政府，以及第三世界众多的共产党派、政权及运动，大家都很清楚，幸亏有这位大哥撑场面，才能与对方阵营的经济及战略霸势相抗衡，挽回一点平衡局面。可是如今的苏联再也不能承担，显然决意卸下这项政治军事重担。甚至连那些并不依靠莫斯科为生的国家，例如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也顿然感到若有所失。这才发现苏联一解体，损失多么重大。

无论如何，在东欧，一如在苏联，过去一直靠旧信仰支持的共产党人，如今已成过去。1989年时，但凡年纪在60岁以下者，已经没有几个人还有着把共产主义与爱国情操并为一体的经验了，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地下抵抗运动；至于50岁以下的人，更少有人对那个时代有第一手的亲身记忆。因此当政者的合法地位，完全要靠官方辞令及老一辈话说当年事迹来维持。[12]上一代之外，甚至连党员本身，也可能不再是旧意义的共产党了；他们只不过是一批事业有成的男男女女（哦，女性实在很少），而他们所在的国家，刚巧是由共产党统治罢了。时辰一变——如果情况允许——他们二话不说，立刻便会改投门派，换上不同的行头。简单地说，主管苏维埃卫星政权的人们，早已失去了对本身制度的信心——也许从来就不曾有过。如果这套系统还能运转，他们就继续运转它。待到形势明朗，连苏联老大哥自己都砍断缆绳，任它们漂流而去，改革派政权便试着谋求和平转移（例如在波兰和匈牙利）。强硬派则仍然坚持到底（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一直到大势已去，人民显然不再服从听话，才弃械投降——虽然事实上它们依然可以指挥军警。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形，原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旦认清自己气数已尽，便都静静地自行下台。这一招，无形中却正给了西方宣传家一记耳光。因为后者早就一再辩称，要“极权政权”自动地和平交出大权，无异于缘木求鱼。

短时间内，取而代之者是一群代表着不同声音的男女（在此，女性再度极少），或是那些曾经组织过，甚或成功地号召过群众起来示威，向旧政权发出和平退位信号的人。除了拥有教会和行业工会作为反对力量基石的波兰之外，上述人士多为某些极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并属于阶段性的领袖——而且正如1848年革命时（作者正好想起这个先例），多属于学界中人或文人——一时之间，发现自己忽然变成一国人民的领导，于是属于不同政见的匈牙利哲学家、波兰的中古历史学者，便都被列入总统或总理的考虑人选。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有一位剧作家哈维尔（Vaclav Havel）真的当上总统，身边则围绕着一群奇奇怪怪的顾问，从丑闻不断的美国摇滚乐手，到哈布斯堡贵族家族成员——施瓦岑贝格王子（Prince Schwarzenberg）。有关“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讨论，在各地掀起一股如海啸般的浪潮——由市民志愿团体或私人性质活动的大结合，取代以往权威政府的角色。此外，众人也纷纷谈论，如何重返起初的革命原则，恢复它的本来面貌。[13]啊，就像在1848年一般，这一刻自由与真理的火光却不曾久存！新气象一闪即逝。各国政治，以及它们的执政职务，不久便复归那些通常原来就会占有这些职位者的手中，担负特殊使命而起的“阵线”或所谓“市民运动”，正如它倏忽而生一般，便昙花一现地倏忽谢去。

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苏联。苏联共产党及政府的倾覆，一直到1991年8月之前，进展都较缓慢。“重建”政策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戈尔巴乔夫的遭民众反对，都一天比一天更为明显。然而西方对苏联国内的现象却不曾认识清楚，对戈尔巴乔夫始终保持着极高（其实也应当）的评价。种种演变，使得这位苏联领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背后密谋行动，不时在苏联政治走上议会化之后兴起的不同政治群与权力群中，改换并选择战友。这种做法，使他失去了早先与他并肩作战的改革派的信任（后者在他一手扶持之下，已经成为一支对国事举足轻重的力量），而权力已经被他一手击破的党的集团，对他也同样疑惧丛生。戈尔巴乔夫，在过去与未来的历史上，都是一名悲剧人物，是一名如“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1855—1881）般的共产党版“解放者沙皇”（Tsar-Liberator）。他摧毁了他所要改革的事务，最终，连他本人也在这个过程中遭到毁灭。[14]

风度迷人、态度诚恳、真心为共产主义理想所动，却眼见它从斯大林兴起以来彻底失败的戈尔巴乔夫，说来矛盾，事实上却是一个个人色彩强烈的组织者，与他自己一手创造的民主政治格格不入。他坐在委员会里计划研讨的作风太强，不容易采取果断行动；他与都市和工业性格的俄罗斯经验相距太远——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管理经历——无法如老共产党领导人般，深刻地体会现实的基层群众的一面。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他缺乏一套有效的经济改革策略（自从他下台以后，也不曾有人有过），却在于他与本国民众的日常经验距离太远。

他这方面的缺陷，若与另一名同一代人的共产党领袖相比，便可一目了然。年纪也是50余岁的纳扎尔巴耶夫，于这一次改革风潮中在1984年接掌亚洲的哈萨克加盟共和国。但是他正如苏联其他许多政治人物一般（却与戈尔巴乔夫，事实上更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任何一名政坛人士不同），乃是由工厂基层起家，然后才一路升至完全的公职生涯。他从党务转为政府工作，成为其共和国的总统，大力推动必要的改革，包括地方化及市场化。并先后度过戈尔巴乔夫下台和苏共解体的两起风波——可是这两项发展，他都不表欢迎。苏联解体之后，他也依然是空虚苍白的“独联体”（Community of Independent States）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纳扎尔巴耶夫一向是个实际派，他不遗余力，有组织地推动各项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的改革政策。他也小心翼翼，确保市场性的改革不致造成社会混乱。市场运作是必要的，但是毫无控制的价格上涨则绝对不行。他最青睐的策略，就是与苏联（或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双边交易——他赞同组成一个“中亚苏维埃”共同市场（Central Asian Soviet common market）——并与国外资金一同创办企业。他也不反对激进派的经济主张，因为他不但从俄罗斯招来一批这一派的学者，甚至远赴非共产党国家，请来一位创下韩国经济奇迹的智囊人物。种种举措，显示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真正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范例颇有认识。生存之道，甚至迈向成功之道，其主要成分，恐怕不多在动机的善良，却在靠现实主义的坚定行动吧。

苏联在其最后几年的光景，就仿佛一场慢动作的大灾难。1989年欧洲卫星政权纷纷瓦解，再加上莫斯科勉为其难接受了德国统一的事实，证实苏联已不复为国际上的一个大国，更别提其超级霸权的世界地位了。1990—1991年间海湾危机风云突起，苏联依然无能为力，无法扮演任何一种角色，只不过再度强调它无可挽回的败落之势。就国际观点而言，苏联就好似经历了一场大战，遭到全面溃败——只是事实上并没有这场战争。但是它仍然保留着它作为前超级大国身份的军力及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这反而对它的政治活动造成某些局限。然而，苏联国际地位的下降，虽然助长了某些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张，尤以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和格鲁吉亚为最——立陶宛首先一试，于1990年3月挑衅地先行宣布独立[15]——苏联最后的解体，却不是来自民族主义的压力。

苏联的瓦解，主要是由于中央权力的解体，迫使境内各个区域或下级单位，不得不开始自己照顾自己，并全力抢救眼前这已一塌糊涂的残存经济。苏联最后两年发生的大小事情，背后都有饥饿和短缺两项因素存在。改革派失望灰心之余（他们多数是开放政策下最明显的受惠者——学者们），被迫走上预言式的极端：除非旧系统完全瓦解，有关它的一切全部毁去，否则将一筹莫展。就经济角度看，即以完全私有化彻底粉碎旧的一套，并以百分之百的自由市场立即取而代之，而且不计任何代价，务在必行。于是在数周或数月之内，迅速推动这项计划的惊人蓝图出笼了。当时甚至有一个所谓“五百天计划”之说。可是这些政策，并非基于对自由市场及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认识，但是来自英美经济学界的访问学者及金融专家，对此却热烈推荐。后者的高见，同样也不是基于对苏联经济真相的任何了解。双方都认为，现有的制度（或者换句话说，目前还存在着的那个中央指令制度），远不如以私有财产制及私人企业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他们也同时看出，旧有的系统即使再经修补，也必将注定灭亡。以上看法固然相当正确，但是他们却不曾处理实际上的问题，即如何将这样一个中央计划指令型的经济，转型变成任何一种的市场驱动经济。相反地，他们只一味抽象论证，证明在5年经济期内，市场经济将带来何等好处。他们声称，一旦供需法则得以自由发挥，届时货架上将自动堆满一度为厂商积压的商品，而且价格实惠合宜。可是长久以来受苦受难的苏联百姓，知道这种好事不会发生——等到旧系统消失之后，这种震荡式的自由派疗法，也曾获得短期施行，结果好梦果然没有成真。更有甚者，当时凡是态度严肃的观察家，都相信到了公元2000年时，苏联经济的国营部门，还将占有极大比例。这种公有制与私有制并行的混合经济，根本就为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信徒所驳斥。他们毫无操作或转变这种经济的良策。

但是最后的关头来临，却不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政治风暴。因为在苏联现有的整个体制里，从党开始，计划人员、科学家，一直到政府、军队、安全机构、体育单位，根本无法接受所谓苏联体系全面分裂的说法。至于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其他任何民众有无如此冀求，甚至曾经臆想过这种情形——即使在1989年后——我们也不能臆测。不过，事实上却不大可能，因为在1991年3月的一场公民投票里，毕竟仍有76%的苏联选民，依然希望维持苏联架构——虽然我们对这个数字也许有所保留——“以更新的联邦形式，由各个具有主权且平等的加盟共和国组成，不分国籍种族，人人自由的权利都有保障。”（Pravda，1991年1月25日）。苏联的解体，当然也不是联邦内任何一名重要政治人物的正式政策。但是中央权力的解散，终究不免加强了离心势力的力量，分裂势成定局，何况又有叶利钦从中搅和，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主星渐黯，他的幸运明星直入中天。事到如今，联盟已成一个影子，只有各加盟共和国才是千真万确的实物。4月底，在9个主要加盟共和国的支持之下，[16]戈尔巴乔夫开始协商一纸“联盟条约”（Treaty of Union），颇有1867年“奥匈帝国协议”（Austro-Hungarian Compromise）的折中风味，其主要精神在于维持一个中央联邦的权力所在（并设立直选诞生的联邦总统），主管军事外交，并与世界各国协调有关经济事宜。条约于8月20日生效。

对于旧有的党政势力而言，这又是戈尔巴乔夫另一次的纸上谈兵，跟他以往开出的处方一样注定失败，因此这股势力视这纸条约为联盟的墓碑。于是就在生效两天之前，几乎包括苏联中央所有重量级人物在内：国防和内政部长、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克格勃）的头目、苏联副总统和总理，以及党内要人，宣布总统暨总书记不再管理国家事务（度假时遭到软禁），改由一个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接管国家政权。这其实不太算是一场政变——莫斯科无人被捕，甚至连广播电台也未被接收——却是一种宣示，表示真正的权力机器现在又回来当家了，重回秩序与大政，相信民众一定会热烈欢迎，至少也会默不作声静静接受事实。而此举最后失败，其实也不是因为民众起来革命或骚动，因为莫斯科市民始终保持安静，那一项吁请众人共同罢工，反对政变的要求也无人理睬。正如苏联过去许多页历史一样，这是一场由少数演员踩在长期受苦的民众头上的演出。

不过也不尽然——短短10年之前，只消一声令下，宣布实权谁属，即可大事敲定。但是反过来说，即使到了10年后的此时，多数苏联民众还是低首服从，一声不吭。根据一项调查，48%的苏联百姓，以及70%的党委（这一点倒不必惊讶），支持这一“政变”（Di Leo，1992，pp.141，143n）。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嘴里不肯承认，事实上国外也有许多政府以为政变将会成功。[17]可是旧式党政军权力的认定，在于全面普遍自动地赞同，而非一一清点人头。然而到1991年时的苏联，中央权力已不复存在，全民服从也无踪迹。如果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真政变，倒有可能在苏联多数地区成功，获得多数民众支持。而且，纵使军队及安全部门内部有裂隙、情况不稳，应该也可以召集足够的部队，在首都进行一场成功叛变。可是今天的情形已然改观，徒然在形式上象征性宣布权力，已经不够了。戈尔巴乔夫毕竟没错：“重建”政策，改变了这个社会，打垮了阴谋叛变者的企图。可是，也同样击垮了他自己。

象征性的政变，可以用象征性的反抗击退。因为主谋者最没有准备也最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出现内战。事实上他们的举动，其用意正好与民意不谋而合，即在于制止民众最害怕发生的变故，即演变成一场冲突。因此，当灰影朦胧的苏维埃联盟，与主谋者采取同一步调之时，灰蒙色彩不及联盟的俄罗斯共和国——如今在刚由相当多数选票选为总统的叶利钦当政——却没有随之而去。数以千计的民众，赶到叶利钦的指挥部捍卫助威，而叶利钦本人则为了全球电视观众大做表演，故意向驻扎在他门口的坦克部队挑衅，部队大感尴尬。主谋者经过这一场对抗，除了自认失败，还有何计可施？叶利钦的政治禀赋及决断能力，与戈尔巴乔夫的风格恰成对比。此时见机不可失，他便大胆地并且也很安全地解散了共产党，并将苏联仅余资产尽纳俄罗斯腰包。数月后苏维埃联盟正式告终，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被推到为世人遗忘的角落。原本准备接受那场政变的外面世界，现在自然接受了这个显然有效的叶利钦政变，并将俄罗斯视为已故苏联在联合国以及其他所有组织的当然继承人。原本打算抢救苏联老骨架的企图，反而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更为突兀、更无可挽回地被完全拆散了。

但是，经济、国家、社会，各种问题却一项也未解决。就某方面而言，现在反而比原来更糟，因为其他共和国，都开始害怕起俄罗斯——在此之前，它们根本不用担心不讲民族主义的苏联。更何况俄罗斯民族主义，正是叶利钦手上最有用的一张好牌，可以用来笼络以大俄罗斯人民为核心的军队，而且，由于其他共和国内住有大量的俄罗斯族居民，叶利钦也暗示可能有重划版图的必要，于是更加速了全面分离的脚步：乌克兰立刻宣布独立。突然之间，原本被中央集权一视同仁的广大人口（包括大俄罗斯本土人民在内），现在却头一回开始担心莫斯科会以大欺小，为本国利益欺压他们。事实上，这份心事也终结了在表面上维持一个联盟的假象，因为继苏联而起的“独联体”幻影，不久便失去所有的真实性。甚至连苏联所余的最后一支队伍，那支在1992年奥运会上击败美国、极为成功的联合代表队（United team），也注定不能长久。于是苏联的瓦解，逆转了几乎达400年的俄罗斯史，使得这个国家重返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1672—1752）之前的领土与国际地位。自从18世纪中期以来，不论是在沙皇抑或共产党治下的俄国，一直是世界上一大强国。因此它的解体，在的里雅斯特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造成一个现代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权力真空，除了1918—1920年俄国内战的一段短时间是例外。这一片浩大无垠的地域，充满着混乱、冲突与潜在的巨变。而这也是这个千年将尽之际，有待世界上外交家与军事家处理和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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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以两项观察，作为本章的一结论。其一，自从伊斯兰创教的那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固然是唯一能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建立起广大地盘的一种信仰，然而它拥有的实际支配力，却如此表面。虽说西起易北河，东到中国南海，马列主义曾以一种简单化的面目，成为这一片大地上民众的正统教条。可是一旦推行这个信仰的政权不存在，它也于一夜之间立刻消失。像这般惊人的历史现象，也许可以用两个原因来解释。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基于多数人信仰的宗教，却是一个“基本干部骨干”的信仰，或借用列宁之语，乃是靠“先锋队”杀敌陷阵。而且，甚至连毛泽东那有名的比喻，所谓游击队在农民大众中成功活动叫“如鱼得水”，这也暗指着两种不同的成分：一是主动的“鱼”，一是被动的“水”。非官方的工会及社会主义运动（包括某些大规模的共产党派），也许与他们所在的社区或选民共息共存，如煤矿村镇之例。可是另一方面，共产党的管理阶层却全都是——经由挑选和限定的——少数精英。“群众”是否赞同共产主义，并不在于他们本身的信仰，却在于他们对共产党的评价——共产党政权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与他人相比又如何。一旦共产党不再能掩盖事实，不再能将民众与外界隔离起来，那么不需直接接触，只消听到外头一点风声，就足以动摇人民之前对共产党的评价。更进一步，共产主义也属于一种工具式的信仰：“目前”之所以有价值，完全在于它是达到尚不明确的“未来”的手段。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为爱国而战，眼前的牺牲可以换得将来的胜利——这种将目光放在未来的理想式信仰，比较适合少数宗派或精英群体，却不适合作为普世教众的原则。因为后者的运作范围——不论它终极的盼望多么伟大——却落在，也一定要落在平常人日常生活的范畴之内。即使对共产党的干部而言，一旦他们献身的目标，那普世得救的千禧年国度，变成不可望也不可即的未来时，便也得将目光投注在世俗生活的平凡满足之上。但是一旦这种转变发生——相当常见的情况——他们到底该怎么做，党已不再给予他们任何指导。简单地说，依照共产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它要求的判断标准，是眼前立即的成功；对失败，则竭力反对。

可是，到底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矛盾的是，苏联的瓦解，却正好为马克思自己所做的一番评析，提供了最有力的论点之一。马克思在1859年写道：

人类为求生存，在他们社会生产的手段中，进入一种独立于其意志之外的绝对必要关系，即一种与其物质生产力特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可是发展到了某一阶段，社会中的物质生产力，却开始与现有的生产关系，或换用法律观点表示，即与此前运作的财产关系，发生了矛盾。因此，原本作为生产力发展形式的这些关系，此时却成为手铐脚镣。于是我们便迈进了革命时期。

马克思笔下所述，即在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超结构下，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型成先进的工业社会，此时却与旧有的生产力发生冲突。原本是生产力的力量，反而转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再也没有比社会主义革命更清楚明白的实例了。于是依此理论发动的“社会革命时期”，它的第一项结局便是旧系统的解体。

可是旧的垮了，有什么新的可以替代吗？在此我们却不能如19世纪的马克思那般乐观。他认为一旦旧制度灭亡，必能引进更好的新制度，因为“人类只会提出自己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可是“人类”，或可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917年提出来的问题，却是在他们的时空环境之下无法解决的问题，至少不能完全解决。而在今日，恐怕也要很有信心的人才敢宣称，在可预见的将来，将会有显而易见的答案，解决苏联社会主义失败后产生的种种问题。同样，又有谁敢夸口，在下一代的时代里，灵感将会从天而降，使前苏联及巴尔干半岛上前共产党政权的百姓们，忽然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随着苏联的解体，“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实验也到此告终。因为即使在社会主义依然存留甚或成功的地方，例如中国，也放弃了原有的理想，不再从事以完全集体化为基础——或可说集体共同拥有而毫无市场机制——由单一中央计划控制的经济社会。“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是否会再度复活？答案是绝对不会照着苏联的发展模式复活，恐怕也不会以任何形式复活。唯一的例外，只有全面的“战时经济”，或其他类似的紧急状况。

因为苏联的实验，并非建立在取代全球资本主义的规模上，却是一组在特定时空的历史场合下产生的特定反应，用以解决一个广大无垠却惊人落后的国家的特殊状况。这个历史时空，不可能再回头出现。而革命在其他各地的失败，更迫使苏联只得独力发展社会主义。可是苏联，依照1917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致看法（包括俄罗斯本国的马克思派别在内），却是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结果强行尝试之下，虽然达到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就非同小可——可是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令人无法原谅的惨重人命牺牲、最终陷入死胡同的瘫痪经济，以及一个令人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的政治制度。［“俄国马克思思想之父”普列汉诺夫（George Plekhanov）不是就曾预言，十月革命的成就再大，最多也只能造成一个红色的“中国式帝国”而已？］至于其他在苏联羽翼下兴起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面对着同样不利的条件，也许程度较轻而且人民代价远没有苏联惨重。因此这一类型的社会主义，若想再复生或振兴，机会不但渺茫，而且也没有人想要它，更毫无必要可言——甚至在有利条件存在时也无必要。

苏联实验的失败，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大计划有何影响？令世人对它产生几许怀疑？这却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大问题。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在基本上，乃是建立于一种社会对生产、分配及交换手段拥有主权，并从事计划性经济的制度。这种经济理想，在理论上自有其合理性，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为经济学家所接受——奇怪的是，这套理论的创始者，却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非社会主义的纯经济学家们。不过实行起来，难免会有实际上的明显缺陷——至少，官僚化就是一种。此外，如果社会主义也打算考虑消费者本人的喜好，而非只是一味告诉他们何者对他们有益，就势必得从“价格”入手——至少一部分地——由市场价格与“会计价格”（accounting prices）两者并进。这个话题，在30年代自然非常热门，事实上，当时西方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也已假定，必须通过“计划”（最好是非中央集权式的计划），配合“价格”双管齐下。但是去证明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实际运作，当然并不是要证明——比如说，比起黄金时期混合经济年代某些比较公平的经济制度，前者一定比较优越。而且即使可行，世人也不一定愿意采纳。在此，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主要是将整体性社会主义的问题，与特定性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验做一区分。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表示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便不可行。事实上，就因为苏联式中央指令计划的死胡同经济走不通，无法将它自己改造成“市场性社会主义”，更证实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十月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它只能制造出自己这一种支配型社会主义。记得30年代最成熟、最有智慧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之一朗格（Oskar Lange），离开美国重返祖国波兰，为建立社会主义鞠躬尽瘁，到最后进入伦敦一家医院死在病床上。临终前，他曾对友人及前来看望他的仰慕者说过一些话，作者也在其中。根据我的记忆，以下便是他的感想：

如果说20年代时我在俄国，我会是一名布哈林派的渐进主义者。如果有机会为苏联的工业化进言，我会建议一套比较有弹性的特定目标，就像那些能干的俄国计划工作者所做的一样。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却要问我自己，反复地问：有没有可能，会有另一条路，可以取代当时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凡事一把抓、冷酷无情、实际上等于没有计划的、胡乱冲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我真希望我可以回答：“有。”但是我不能。我找不到任何答案。

第十七章　先锋派已死——1950年后的艺术

艺术可以作为一项投资，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才兴起的一种新观念。

——《品位经济学》

（G.Reitlinger，1982，vol.2，p.14）

白色系列的大件商品，例如电冰箱、电炉，以及过去那一切雪白的磁制器具，那些在以往推动着我们经济运行的白色玩意儿，如今都上了淡彩了。这是一种新现象。而且市面上也有很多普通艺术品跟它们搭配。非常好的东西。你打开冰箱取橘子汁，就有魔花曼德拉（Mandrake the Magician）从墙上走下来看着你。

———《分隔的大街：美国》

（Studs Terkel，1967，p.217）

1

历史学家总喜欢将艺术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单独处理，与其所在的背景分离开来——包括作者本人在内——却不管事实上的根源与社会联结得有多扎实、有多深刻。我们总将艺术人文，当作一支拥有自身特定规则的人类活动，因此也可以在这种隔离的条件下加以评价。然而在革命为人类生活面貌带来重大改变的时代里，这种对某层面的历史进行单独研究的老法子，虽然现成，虽然方便，却显得越来越不合实际了。其一，这不只是因为“艺术创造”与“人工巧制”之间的分野越来越趋模糊——有时甚至完全消失。或许是因为在20世纪末的时刻，那群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们认为，若硬要决定莎士比亚的《麦克白》（Macbeth）与《蝙蝠侠》（Batman）孰优孰劣，不但是不可能也是没有意义的做法，而且有反民主的嫌疑。其二，同时也由于种种决定艺术事件产生的力量，也越来越起于艺术本身之外。在这个科技革命高度发展的时代，许多因素更属于科技性的一面。

科技为艺术带来的革命，最明显的一项就是使艺术变得无所不在。无线电广播已将音波——音乐与字词——传送到发达世界的家家户户，同时也正继续向世界的落后地区渗透。可是真正让无线电广播普及全球的却是晶体管及长时效电池的发明。前者不但缩小了收音机的体积，也使其更便于携带；而后者则使收音机摆脱了官方正式电力网的限制（即以都市为主的限制）。至于留声机及电唱机都是老发明了，虽然在技术上经过改进，可是使用起来，却仍然显得笨重不便。1948年发明的LP唱片（long-playing record），在50年代很快便受到市场欢迎（Guiness，1984，p.193）。它对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来说，乐趣良多，因为这类乐曲的长度往往很长——与流行乐曲不同——很少在旧式78转的35分钟限制之内结束。可是真正使得人们走到哪里，都可以欣赏自己爱好的音乐的发明，却是盒式录音带，可以放在体积日趋缩小、随处携带并用电池供电的录放机内播放。盒式录音带于是在70年代风靡全球，而且还附带有便于复制的好处。到了80年代，音乐便可以处处飘送处处闻了。不管进行什么活动，人人都可以戴着耳机，连接到一个其尺寸可以放进口袋的装置，静静地私下享受由日本人首先发明（经常如此）的这项玩意儿了。或者正好相反，从装有大功率喇叭的手提式大型收音录音机（ghetto-blasters）——因为厂商还未成功地设计出小型喇叭——向所有人的耳朵强迫传送。这个科技上的革命，有着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影响。1961年，戴高乐总统成功地呼吁法国士兵，起来反对他们司令官策动的政变。到了70年代，流亡在外的未来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的演说，也以此传进伊朗，广为流传。

电视机则始终未曾发展成收音机那么便于携带——也许是因为一旦体积缩小，电视机所损失的东西远比声音为多——可是电视却将动态的音像带入家庭。更有甚者，虽然电视远比收音机昂贵笨重，却很快就变成了无边无界、随时可看的必要家电，甚至连某些落后国家的穷人，只要都市里有这份设备网络，也都可以享受。80年代时，例如巴西就有八成人口可以看到电视。这种现象，远比美国50年代、英国60年代，分别以电视新媒体取代电影和无线电收音机作为标准大众娱乐方式的情况更为惊人。大众对电视的要求简直难以招架。在先进国家里（通过当时仍算比较昂贵的录像机），电视更开始将全套电影视听带入家庭。为大银幕制作的影像效果，虽然在家中的小屏幕上打了一点折扣，可是录像机却有一项优点，那就是观者几乎有着无穷无尽的选择（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包括什么片子以及什么时候观看。随着家用电脑的日趋普及，这方小屏幕似乎更变成了个人与外界在视觉上的连接点。

然而科技不但使得艺术无所不在，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印象。这是一个以流行乐的标准制作方式制作电子合成音乐的时代；这是一个随便哪个儿童都会摁下按钮定格、倒带重放的时代（而过去唯一可以倒退重读的东西，只有书本上的文字）；这也是一个科技出神入化，可以在30秒电视广告时间之中，就尽述一则生动故事，使传统舞台效果相形见绌的时代。对于在这样一个时代中长大的现代视听大众来说，现代高科技可以让他在数秒之内转遍全部频道，怎么可能再叫他捕捉这类高科技出现之前的那种按部就班、直线式的感受方式？科技使得艺术世界完全改观，不过受其影响最大最早者，首推流行艺术与娱乐界，远胜于“高雅艺术”，尤其是较为传统的某些艺术形式。

2

可是，艺术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乍看之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变化，恐怕要数以下两项：一是大灾难时期过后，世界高雅艺术的发展发生了地理上的变化，由精粹文化的传统中心地带（欧洲）向外移出；二是基于当时全球空前繁荣的景象，支持高雅艺术活动的财源也大为增加。但是若再仔细研究，却可发现，其实情况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值得欢欣鼓舞。

“欧洲”不再是高雅艺术的大本营（对1947—1989年间的多数西方人而言，所谓欧洲即指“西欧”），已是众所周知的共同认识。纽约，以它取代了巴黎艺术之都的地位而骄傲。这一转变，表示如今纽约才是艺术市场的中心，换句话说，艺术家们在这里成为高价商品。意义更为重大的变化，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其政治意味，似乎比其文学鉴赏的品位更令人寻味——从60年代起，开始认真考虑非欧洲作家的作品。在此之前，这方面的作品几乎完全被他们忽略——只有北美地区例外，自1930年辛克莱·刘易斯首次得到这项桂冠以来，便陆续有其他得主出现。到70年代，凡是严肃的小说读者，都应该接触过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而严肃的电影欣赏者，也一定都会对自50年代起由黑泽明（Akira Kurosawa，1910—1998）领衔，先后征服世界影坛的多位日本大导演，或印度孟加拉的导演萨耶吉雷（Satyadjit Ray，1921—1992）崇敬不已，至少也得在嘴上赞不绝口。1986年，第一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士，尼日利亚的索因卡（Wole Soyinka，1934—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没有人感到大惊小怪了。

艺术重心由欧洲远移，在另一项绝对视觉艺术上，也就是建筑上，表现更为显著。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现代派建筑艺术于两次大战之间甚少建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派”才声名大噪，在美国达到巅峰，在这里出现的作品最大又最多，而且还更上一层楼，主要是通过美国于70年代在世界各地密如蛛网般的连锁酒店，向全球输出它仿佛梦幻宫殿的奇特形式，为仆仆风尘的高级经理及络绎于途的游客提供服务。通常这种典型的美式设计，一眼即可认出，因为它入门处一定有一间大厅，或宛如一处大温室的通道，里面花木扶疏，流水潺潺，并有室内或室外型的透明电梯上下载客，只见随处都是玻璃，满眼都是剧院式的照明。这样的设计，是为20世纪后期的资产阶级所建；正如传统的标准歌剧院建筑，是为19世纪的资产阶级而造一般。可是现代派流风所及，不止美国一地，在别处也可见到其知名的建筑：柯比西耶在印度建起了一整座都城昌迪加尔（Chandigarh）；巴西的尼迈耶尔（Oscar Niemeyer，1907—　）也有类似伟业——新首都巴西利亚（Brasilia）。至于现代派潮流中最美丽的艺术品（也是由公家委托而非私人投资兴建），大概首推墨西哥城内的国立人类学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1964）。

而原有的艺术中心欧洲，显然在战火煎熬下露出疲态。只有意大利一地，在反法西斯自我解放的精神鼓舞下（多由共产党领导），掀起一股文化上的复兴，持续了10年左右，并通过意大利“新写实”（neo-realism）电影，在国际上留下其冲击的印痕。至于法国视觉艺术，此时已不复具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巴黎派的盛名，其实就连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光彩，也不过是1914年前霞光的余晖罢了。法国小说家的名气，也多建立在理性而非文采本身上：不是徒然玩弄技巧，例如50年代和60年代的新小说（nouveau roman），就是像萨特那种非小说性质的作者，以其丰富的创造性作品闻名。1945年之后法国从事纯文学的“严肃”小说家们，一直到70年代，有哪一位在国际文坛上获得声名？大概一位也没有吧。相形之下，英国的艺术界就活跃多了，其最大的成就可能要属伦敦于1950年后转型为世界乐坛及舞台的主要表演场地之一。此外，英国也出了几名前卫建筑家，他们凭着大胆创新的作品，在海外，例如巴黎、德国斯图加特（Stuttgart），闯出比在国内更大的名气。然而，虽说战后英国在西欧艺坛所占的地位比战前高几分，可是它向来最擅长的文学成就却不甚突出。即以诗而论，小小的爱尔兰在战后的表现，就可胜过英国而有余。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其丰富的资源与其艺术成就相比，或者说，拿它辉煌的魏玛时代，与今天的波恩相比，反差可谓惊人。这种令人失望的表现，不能只用希特勒12年统治留下的创伤一味搪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战后50年的岁月里，联邦德国文坛上最活跃的几名才子［策兰（Celan）、格拉斯（Grass），以及由民主德国来的众多新秀］，都不是联邦德国本地出生，却来自更向东去的几处地方。

众所周知，德国，在1945—1990年间陷于分裂状态。两德之间的强烈对比，却反映出高雅文化流向的奇特一面——一边是积极实行民主自由、市场经济、西方性格的联邦德国；另一方则是教科书上的标准实例，典型的共产党中央集权。但是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它反而花叶繁茂（至少在某些时期如此）。不过这种现象，显然并不能应用于所有艺术项目，当然也不会出现在某些国家。

更有甚者，艺术既然由官方赞助，可供艺术家选择发挥的空间自然因而缩小。空旷的广场，矗立着一排又一排“新维多利亚式”的建筑物——一提及此，莫斯科的斯摩棱斯克广场（Smolensk Square）便马上映入我们脑海中——这种50年代的标准风格，有一天也许会有人欣赏，可是对建筑这门艺术究竟有何贡献，恐怕只有留待将来评定吧。不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在某些国家里，当地共产党政府对文化活动的补助极多，出手甚为大方，显然对艺术恩惠良多。80年代西方的前卫歌剧导演，便是自东柏林罗致的人才，这应该不是没有缘故吧。

而苏联呢，则一直保持着化外之地的状态，与1917年以前的那段辉煌岁月相比，实在今非昔比，甚至连1920年前后的动乱时代也不如。只有诗坛例外，因为唯有诗，是最可以在私下进行的一项艺术；而且也唯有靠诗，伟大的俄罗斯传统，才能在1917年后继续保持——阿赫玛托娃（Akhmatova，1889—1966）、茨维塔耶娃（Tsvetayeva，1892—1941）、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1890—1960）、勃洛克（Blok，1890—1921）、马雅可夫斯基（Mayakovsky，1893—1930）、布罗斯基（Brodsky，1940—　）、沃兹涅先斯基（Voznesensky，1933—　）、阿赫玛杜琳娜（Akhmadulina，1937—　）。而苏联的视觉艺术，却因受意识形态、美学、制度等多方面的严格限制，再加上长期与外隔绝，受到极大伤害。狂热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风，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部分地区开始兴起，例如索尔仁尼琴所表现的正统及崇尚斯拉夫风格，以及帕拉加诺夫（Sergei Paradjanov，1924—　）电影中所传达的亚美尼亚中古神秘主义气息等。其中原因，即在艺术家无路可走，他们既然反对政府及党标榜的一切事物（正如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便只有向本土的保守风格吸取传统。更有甚者，苏联的知识阶层，不但完全隔离于政府体系之外，与苏联一般平民大众也格格不入。后者接受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地位，并调整自己，默默配合这个他们唯一所知的生活方式；而事实上在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有着长足进步。知识分子憎恨统治者，鄙视被统治者，即使在他们讴歌农民，将理想化的俄罗斯精神寄寓在苏联农民形象上时也不例外（例如那些“新尚斯拉夫派”）。其实，他们理想中的农民化身早就不存在了。对于富有创意的艺术工作者而言，这实在不是理想的创作氛围；矛盾的是，一旦加诸知识活动的高压禁锢销蚀崩散，却反使种种创作才情萌动。极可能以20世纪伟大文学家盛名传世的索尔仁尼琴，却还得写小说来谆谆教诲——《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A Day，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癌病房》（The Cancer Ward）等等——正因为他还不能自由说教、随意批判历史与现实。

至于共产党中国，10年动乱，中国的中等和高等教育等于完全停滞，西洋古典音乐及其他各类音乐活动也全面停止（有时甚至将乐器破坏殆尽）。全国的影剧剧目，也削减得只剩下数部政治意识“正确”的样板戏，一再重复上演（由伟大舵手的妻子，曾是上海二流明星的江青亲自挑选编排）。

但是在另外一面，创作力的光辉却在共产党政权下的东欧大放光彩，至少在强调正统的禁锢稍有放松之际便立即光芒四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电影界，在此之前，即使在本国也默默无闻，自50年代末期开始，却出人意料突然遍地开花，有段时期甚至成为奇片的重要来源之一。一个如电影这般依赖政府资金的艺术，竟然能在共产党政权之下卓有成就，实在比文学创作的表现更让人惊讶。因为文学作品，可以私下写就“藏之柜底”，或写给圈中密友传阅。[18]事实上，多名共产党国家的作家即在国际上享有殊荣——尽管当初他们执笔之初，设定的读者群也许甚小——包括民主德国，以及60年代的匈牙利。民主德国产生的文学人才，远比富庶的联邦德国为多；匈牙利的作品直到1968年后，才通过国内外的移民流动而传到西方。

这些人才有一项共同条件，是发达市场经济的作家及电影人少有的，更是西方戏剧工作者梦寐以求的理想，即一种被公众需要的感觉（美英两国的戏剧工作者，从30年代开始，就染有政治激进主义的癖好）。事实上，在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及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也唯有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才能为老百姓——至少为其中受过教育者——表达心声。这一类感受，并不限于共产党国家的艺术家，同样也出现于那些知识分子也与当前政治制度不和，虽然并非毫无限制却多少可以公开畅所欲言的国家里面。以南非为例，便因种族隔离制度的刺激，使得反对者当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这块土地上前所未有的现象。50年代中，墨西哥以南拉丁美洲的多数知识分子，一生中恐怕也都曾经历过某段时期成为政治难民的日子。他们对西半球这一地区的文化贡献，自是不容忽略；土耳其知识分子的情况亦然。

然而，某些艺术在东欧开花吐蕊，其中意义，并不仅限于在政府的容忍下扮演反对角色。年轻的艺术家们，事实上是受到希望之火的激扬；他们希望在战争的恐怖岁月终于过去之后，自己的国家能够步入一个新纪元。他们当中某些人——虽然如今再不愿提起——当初甚至真正感觉到青春之帆，正在理想国的清风下饱满颤动，至少战后初年如此。少数几位，甚至一直受到所处时代的激励，例如第一位引起外面世界注意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瑞（Ismail Kadaré，1930—　），与其说他是霍查（Enver Hoxha）治下强硬派政权的传声筒，不如说是这个小小山国的代言人，为它在世界上第一次赢得一席之地（卡达瑞后于1990年移居外国）。但是大多数人，却很快走上程度不一的反对之路。不过反对归反对，在这个政治系统二元相对的世界，他们却也常常拒绝了眼前唯一的另一条路——不论是穿过联邦德国边界出奔，或是通过“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的广播，都非他们所愿。即使在如波兰之类的国家，纵使当前政权已经遭到全面反对，但是除了年轻人外，一般人对本国自1945年来的一段历史清楚至极，所以他们知道在宣传家不是黑便是白的两极对比中，还有那深浅浓淡不同的灰色地带。这份对现实无奈的辨识能力，使得捷克导演瓦伊达（Andrzej Wajda，1926—　）的影片增添了一份悲剧色彩。60年代30余岁的捷克导演，以及民主德国作家沃尔夫（Christa Wolf，1929—　）、穆勒（Hein er Mül l er，1929—　）等人的作品，那种暧昧难明的气氛，便是因为他们的梦虽已碎，却始终不能忘却。

一个奇怪的现象却是，在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及第三世界的某些地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往往享有极大的尊荣，并比一般民众拥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及某些特殊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他们甚至可能位列国中最富裕的一群，并享有出国的权利，有时甚至有机会接触国外文学。在各个第三世界国家里，身为知识分子，甚或艺术家，却是国家的代表。拉丁美洲首屈一指的优秀作家们，不论其政治立场如何，几乎一律有外放出使的机会，尤以巴黎为最理想的地点，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UNESCO）的总部在此，但凡有意的国家，都可以派驻好几名人员，来到这人文风流的“左岸”（Left Bank）咖啡胜地。而大学教授，也有加入政府组阁的指望，其中又以经济部门为首选。80年代艺术界人士纷纷艺而优则仕，摇身一变成为总统候选人，真的登上总统宝座的现象似乎最近才有（例如秘鲁某位小说家即出马竞选；而共产党下台后的捷克和立陶宛总统大位，则真的由文人出任），事实上早在几代以前，在欧洲、非洲两洲某些新生国家即已有过先例。它们往往将尊位荣衔，授予本国少数几位能在国外享有大名的杰出公民——多半是钢琴演奏家，例如1918年的波兰；或法文诗人，例如塞内加尔；或舞蹈家，例如几内亚。但是反过来，大多数发达西方国家的小说家、戏剧家、诗人、音乐家等艺术人士，则往往与政治完全扯不上关系，甚至连他们当中具有理性倾向者亦然。唯一的例外，可能只有文化部门的职位，例如法国、西班牙两国文化部长一职，即由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和森普隆（Jorge Semprún）分别出任。

在这个空前繁荣富裕的时代，投注于艺术的公私资金自然远胜以往。甚至过去从来不甚积极照顾艺术的英国政府，80年代后期也以极大手笔，在艺术项目上足足花去10亿多英镑，相形之下，它在1939年却只有90万英镑的艺术类支出（Britain：An Official Handbook，1961，p.222；1990，p.426）。至于私人赞助的比重则较低，只有美国例外。在财务优惠的鼓励下，美国的亿万富豪热心捐助教育、学术、文化，出手比世上任何一处都为大方。这一方面是出于对生活中更高层次事物的真心喜爱，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第一代的企业大亨，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社会缺乏正式的社会等级，能够有一点文化世家贵族的地位，总是聊胜于无了。于是这些大手笔的艺术豪客们，不但纷纷将自己的收藏品捐献给国家或市立艺术馆（这是过去的老做法），更竞相成立以自己命名的展览场地，至少也在已有的博物馆内，拥有一处自己的画廊。而其中的艺术品，则根据拥有者或捐献者规定的形式展出。

至于艺术市场，从50年代起，更发现将近半世纪之久的不景气已经解套。艺术品的价格，尤其是法国印象派、后期印象派以及近世最出名的早期巴黎现代画派（modernism）的作品，开始暴涨直达天价。直到70年代时，国际艺术品市场的重心，首次由伦敦转至纽约。此时国际艺术品市场的价位，已与《帝国的年代》一书中记录的时代的最高纪录相等，进入80年代疯狂暴涨的市场，更屡破纪录一路狂升。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作品的价格，于1975—1989年15年之间，暴涨了23倍（Sotheby，1992）。不过从此开始，艺术品市场的面貌已经再不能与过去等同。不错，有钱人依然继续收藏——一般来说，世禄旧家的银子，偏爱老一辈大师的珍品；而新出炉的富贵人，则追逐新奇的名作。不过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是为了投资而购买艺术品，与过去竞购金矿股份是同一动机。“英国铁路养老基金”（the British Rail Pensions Fund），就在艺术品上大赚几笔（听从了最佳的建议）。像这样一个出购对象，当然不能视为艺术品的爱好者。而最能凸显80年代末期艺术品交易特色的一宗买卖，则首推澳大利亚西部一名暴富的大亨，以3100万英镑的价钱，购得一张梵高（Van Gogh）作品。购买艺术品的一大部分资金是由拍卖单位借贷，双方自然都希望价钱可以继续上涨，这样，不但作为银行贷款抵押品时的身价可以更高，经纪人也可从中获得更丰厚的利润。结果，两方都大失所望：珀斯（Perth）的邦德先生（Bond）落得破产下场，投机风造成的艺术品市场景气，也于90年代初期全面破灭。

金钱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往往暧昧难明。20世纪后半期的重大艺术成就，是否有几分归于金钱推动，殊难料定。不过只有建筑除外，在这个领域里，一般来说大就是美，至少也比较容易获得入选旅游手册。但在另一方面，还有另一项经济上的发展，对艺术显然产生了莫大影响，即艺术融入学术生活，进入高等教育的学府——后者的快速扩充，前文已经有所讨论（第十章）。这种现象，具有普遍及特定的两种层面。总的来说，20世纪文化的决定性发展，首推以大众为对象的通俗娱乐事业，其革命性的蓬勃增长，不但将传统高雅艺术推往局限于精英阶级的小圈子内；而且自20世纪中期开始，这个精英文化圈的成员也多属有较高教育程度之人。戏剧和歌剧的观众、本国文学经典及纯文学诗作散文的读者、博物馆及艺术的参观者，绝大多数都是至少完成中等教育的人。只有社会主义世界例外，因为它始终不向以最大利润为取向的娱乐事业越其雷池一步——不过一旦共产党政权倒台，它却再也不能拒其于门外了。任何一个20世纪末期的都市文化，都是以大众娱乐业为基础，例如电影、广播、电视、流行音乐等，不一而足。精英阶层虽然也分享这一通俗文化（自然由于摇滚乐攻城略地所致），但是作为知识分子，同时却难免为它添加几分学院派的气味，以便更合乎自己的高品位。除去这一点交流之外，这两类群众完全隔离。因为大众市场工业争取的大多数人，只能在极偶然的机会下一窥艺术门径，亲身接触所谓“高雅文化族”夸口的艺术类型。如1990年的世界杯足球大赛，竟有帕瓦罗蒂（Pavarotti）演唱普契尼（Puccini）的咏叹调开场；或亨德尔（Handel）、巴赫（Bach）的古典乐，成为电视广告的背景配乐。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打算加入中产阶级，就不必费事观赏莎士比亚名剧。反之，若真有意跃身中产之列（最当然的途径就是通过中等学校的规定考试），就无法避免跟莎翁笔下的主人翁照面了，因为他们都是学校考试的指定科目中的。最极端的情况，可以以阶级分明的英国为例：那里的报纸分为两种，一种以受教育阶级为对象，另一种以未受教育者为对象；视其内容，宛如两个星球的产物。

而就特定一面而言，高等教育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原本不具商业价值的男女学人，也带来了市场天地。这种情况，尤其在文学上最为突出。诗人在大学开课，至少也成为驻校诗人。在某些国家里面，小说家与教授的职业甚至重叠到极大的程度，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随之于60年代活跃起来。因为在可能的读者群中，大多数都对培养出这种类型的氛围极其熟悉，即学院文学。它不以一般小说的主题，即男女的情爱为素材；却转而处理其他更为奥秘难解的题目，进行学术的交流、国际的对话，表达校园的絮语、学子的癖好性格。更危险的是，学术的需要，反过来也刺激了合乎这一类解剖式研讨分析的创作的出现，并学大文豪乔伊斯，靠作品中的复杂性——如果不是由于其费解度——而身价十倍。乔伊斯日后作品拥有的评论人数，恐怕不下于真正的读者数。于是诗人的诗，是为其他诗人而作，或者说，是为了可能研讨其作品的学人而作。于是在学校薪水、研究补助金，以及修课必读书单的保障之下，这一群非商业的艺术创作骄子，虽然不见得有富贵荣华的指望，至少也可以过一份舒适的生活。学院吹起的这股新风，却又造成另一种附带效应，破坏了已取得的地位。因为这些皓首穷经、追究每一个字义、不放过每一个意象的现代训诂学者，竟然主张文字独立于作者之外，只有读者的领会，才是决定作品内容的真正尺码。他们认为，阐释福楼拜（Flaubert）作品的评论者，其对《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拥有的创作者地位，不下于福楼拜这位作者本人——恐怕更胜作者本人。而且，因为一部作品的流传，只能经由他人的阅读，尤其是出于学术目的的研读，才得以存世。其实长久以来，这项理论即为先锋派戏剧工作者所拥戴，对他们来说（也是老一派的演员经纪人及电影大亨的意料之中的事），不论莎士比亚或威尔第（Verdi），只不过提供了原始素材，至于真正的阐释，则有赖他们大胆发挥，具有刺激的挑动性发挥更佳。然而这一类做法有时固然极为成功，却同时更加深了高雅艺术难以领会的晦涩。因为如今它们成了评论的评论，阐释的阐释，对前人的批评的批评，为他人的意见提意见；除了同行之外，很难解其中之妙。这一风气，甚至影响到民粹派类型的电影新导演，因此在同一部影片里，一方面向高品位的精英推介自己广涵厚蕴、博大精深的电影修养——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了解影片中所要传达的暗喻，另一方面却只要拿那些血腥色情的东西满足通俗大众（当然最好连票房在内）就可以了。[19]

21世纪的文化史家，对20世纪下半期高雅艺术的成就，将会有何种评断？这个答案显然很难猜测。不过，他们一定会注意到一个变化，那就是曾绚烂于19世纪并延续至20世纪上半叶的“标准艺术类型”进入20世纪的下半叶时，却开始出现至少是地区性的凋零现象。雕塑，便是会立即进入我们脑海的一个例子。不论别的，单看这门艺术最主要的形式，即公共性的纪念建筑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乎等于完全死亡，即可见其一斑。只有在专政的国度里，还可见到新作品处处耸立——只是质和量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这是世人都同意的观点。至于绘画，即使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相比，也难免会让人立刻产生今非昔比的印象。细数1950—1990年间的画家，恐怕很难找出一位举世公认的大师级人物（比如说，其作品值得本国以外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家）。可是若拿出两战之间的名单，浮上心头的马上便有好几位世界级大师，至少可以列出巴黎派的毕加索、马蒂斯、苏蒂恩（Soutine，1894—1943）、夏加尔（Chagall，1899—1985）、鲁奥（Rouault，1871—1958），以及克利等两三位苏（俄）和德国大家，再加上一两位西班牙及墨西哥的画家。像这样一份重量级的名单，20世纪下半期如何与之相比？就算把纽约“抽象表现派”（abstract expressionism）的几位代表人物，如培根（Francis Bacon），以及几位德国人包括在内，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不堪一比吧。

至于古典音乐，老风格的日走下坡，也被外表的欣欣向荣所蒙蔽；因为演出的人数及场次虽然大增，演出的剧目和曲目却始终限于古典作品。1950年后创作的歌剧新剧目，有多少在国际或本国的剧目中奠定地位？事实上世界各地的歌剧，一直在不停地循环重复演出老戏，它们的作者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也出生于上一世纪的1860年。除了德英两国而外——亨策（Henze）、布瑞顿，以及最多再加上其他两三位——一般作曲家根本很少尝试创作大型歌剧。而美国人，如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1918—1990），则偏爱风格比较不那么正式的另一类型：音乐剧。此外，除了俄国人外，如今世上还有多少作曲家在谱写曾在19世纪被称作器乐演奏之王的交响乐？[20]音乐天赋依旧很高、音乐人才仍然充沛的今天，这些人才却纷纷放弃了传统的表现途径——虽然古典音乐，在“高雅艺术”市场上依然占有支配的地位。

19世纪另一项艺术类型——小说，显然也有类似的全面退却迹象。不错，小说依然在大量地生产着，并且被人购买。但是，我们若要为20世纪下半期的文学界，仔细寻找其中的伟大小说及伟大小说家——那种以整个社会横剖，或整个时代历史纵深为主题的作品及作者——却得向西方文化中心地区的外围勘察——唯一的例外，恐怕又是苏联。随着索尔仁尼琴早期作品的问世，小说再度浮上台面，成为苏联作家整理其斯大林时期生活经验的主要创作方式。苏联而外，小说的伟大传统则在几处西方文化的边陲地带出现，例如西西里的兰佩杜萨（Lampedusa），其作品是《花豹》（The Leopard），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Ivo Andric′）、克尔莱札（Miroslav Krleža），以及土耳其等地的作家。至于拉丁美洲，当然更可以找到它的踪迹。50年代以前，此地的小说除了在作者本国以外，在外界都默默无名。可是自此开始却脱颖而出，声名鹊起，从此紧紧地抓住了文坛的注意焦点。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A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这部立即被全球公推为传世杰作的伟大小说，就来自哥伦比亚，一个小到连发达国家受过教育的人，都很难在地图上指认的国家——直到它与可卡因连为一体、相互为伍为止；可是它却为世人创造了一部伟大作品。而犹太裔小说的地位，在多国境内也值得瞩目——尤以美国和以色列为著——它的兴起，或许反映出犹太民族在希特勒荼毒下遭受的创痛至深。这一份惨痛的创伤经验，犹太作家感到自己必须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和克服，才能有所交代吧。

高雅艺术及古典文学的没落，自然并非出于人才的凋零。就算我们对天才及奇人在人世间的分布变化不甚了然，却可以很有把握地假定，时至今日，促使这些人才显示其天赋的原因，已经发生相当剧烈的变化。其表现的渠道、动机、形式，以及刺激，也都产生巨大变化。古典的没落，实在不是因人才供应的减少。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今天的意大利托斯卡纳人，才艺便没有以前出色，我们甚至也不可以假定，他们的审美趣味，必不及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古世纪。归根结底，今天的艺术人才，根本放弃了寻求表达的旧方式，因为新方式已诞生，其吸引力更甚，报酬更丰。正如年轻一代的“前卫”作曲家——即使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例如奥瑞克和布瑞顿，即可能受不住诱惑，改替电影配乐而不为弦乐四重奏作曲。而绘画上的许多细节，如今已被照相机的胜利取代，以时装的展示为例，便由照片完全代替，再无须劳动画笔细描。至于连载小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已濒临死亡，进入电视时代，更全面投降，让位于屏幕上的连续剧。而电影，更取代了小说和戏剧的双重地位。因为在工厂式的好莱坞大制作制度沦落以后，新一代的电影不但容许个人才情更大发挥，而且有大量的电影观众，回归于各自家中的电视机前，先是收看电影节目，接着观赏录像带。在今天的文化社会中，若每有一位热爱古典文化的人士，可以从不过五名依然在世的剧作家中，正确地说出两部舞台剧的作者，相对地，就可以找出50名电影迷来，能够如数家珍，背出一打甚至一打以上导演的重要作品。事实上这是理所当然，再自然也没有的结果。唯一仍在挽救传统艺术类型，使其不致进一步快速坠落的，只剩下旧式“高雅文化”所伴随的社会地位了。[21]

然而，眼前还有两项更重要的因素，也在破坏着古典艺术的高雅文化。其一，是大众型的消费社会在世界各地大奏凯歌。自60年代开始，与西方世界的人们如影随形的画面——在第三世界都市地区也与日俱增——从生到死，全是广告和表现消费文化、致力大众商业娱乐的各色事物。商业性流行音乐的声音，充斥于都市生活的空间，弥散在户内户外。与这种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渗透比较，所谓“高雅艺术”的冲击，即使在那些“最有文化修养者”的身上，恐怕至多也只能间歇接触、偶一为之吧。何况又有科技的进步，使得声光画面更上一层楼，使得一向以来，作为高雅文化作者写就的言情小说，专攻男性读者的各类恐怖小说，或在这个一切解放的时代里，一些色情文学或黄色作品都开始泛滥——还能在职业、教育或其他学习目的以外找到阅读意义的认真读者，在今天已成为少之又少的稀有动物。教育的革命，虽然在名目上大大扩增了受教育的人数，可是实际的阅读能力，却在许多理论上应该全民识字的国家里日见低落。因为印刷文字，已经不再是一扇大门，可以让人进入那超越口耳相传阶段以外的广大世界。50年代以后，甚至连西方富有国家受过教育者的儿女，也不再像其父母一辈，那么自然地亲近书籍了。

如今支配着西方消费社会的东西，再不是神圣经书，更非凡人作品，却是商品——或任何可以金钱购买之物——的品牌商标。它们印在T恤上，附在其他衣物之上，宛如神奇的护身符般，使穿者好像立登龙门，在精神上取得了这些名牌所象征并应有的生活方式（通常属于一种年轻有活力的青春形态）。而成为神祇偶像，受到大众消费娱乐社会膜拜的，则是明星与罐头。难怪在50年代，在消费民主社会的核心重地，一群执当时牛耳地位的画家，会在这些偶像的制造者面前俯首称臣。因为比起旧有的艺术形式，后者的威力实在非凡。于是“波普艺术”的画家们，例如沃霍尔（Warhol）、利希腾斯坦（Lichtenstein）、劳申伯格（Rauschenberg）、奥尔登伯格（Oldenburg）等，开始以无比的精确度，以及同样无比的麻木，全力复制美国商业大海的视觉装饰：汤水罐头、旗帜、可口可乐瓶、玛丽莲·梦露。

以19世纪的定义而言，这种属于“匠人工艺”（art）的新时尚自然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其中却正证明大众市场所以称雄的基础，不但建立于满足消费者的物质需要，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基于满足消费者的精神需要。长久以来，广告代理商就已经模糊地意识到这个事实，因此在他们发动的广告宣传中，推销的并“不是牛排，而是烤牛排的滋滋香味”（not the steak but the sizzle）；不是香皂，而是美丽的倩影；不是一罐罐的罐头汤水，而是一家人用餐的其乐融融。50年代越来越明显的一种趋势，即在这类广告手法，具有一种可以称之为美感经验的层面，一种制作者必须全力以赴、竞争提供的普通群众性创作活动（偶尔或带有主动性的创造，多数时候则属被动性）。50年代底特律的汽车设计，带有太多的巴洛克装饰线条，就正是基于这项观点。60年代，有一批优秀的文化评论家，开始深入探讨在此之前一直被贬斥为“商业艺术”，或毫无美感层次的创作活动。换句话说，就是那些真正吸引街头凡夫俗子的玩意儿（Banham，1971）。而老一派的知识分子，现在越来越被形容为“精英分子”，他们过去一向瞧不起平凡大众，认为后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大公司大企业要他们相信的东西（“精英”一词，于60年代为新一派的激进主义热情采纳）。然而50年代的降临，却借着“摇滚乐”的胜利凯歌，最戏剧化地证实了大众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至少，可以认出自己喜欢的东西（“摇滚乐”之名，原是青少年语，来自北美黑人聚居文化圈内那些自成腔调的都市蓝调）。靠摇滚乐大发其财的唱片工业，并不是摇滚乐流行的创造者，更从不曾策划摇滚乐的诞生；它们只不过是从首先发现摇滚乐的业余者及街角小店手中，把它接收下来罢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摇滚乐自然受到一些腐蚀作用。“匠人工艺”（如果可以用这个字眼形容）的精髓，被视为来自泥土本身，而非泥土之中长出的奇花异果。更有甚者，随着民粹意识同为市场和反精英激进主义共同拥抱，重要的已经不在如何分辨好坏，或区分繁简，却在看出哪一种艺术吸引的人比较多，哪一种吸引的比较少。在这种新思潮的冲击之下，旧有的艺术观念自然没有多大空间可以容身了。

但是除此之外，另有一个破坏高雅艺术更大的因素，即“现代主义”的死亡。自从19世纪晚期以来，不以实用为目的的美术创作，即在现代主义的提携下得以扶正。而“现代主义”更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打破一切限制束缚的有力辩白。创新，是现代主义的真精神。借科技以为譬喻，所谓“现代”（modernity），即暗地假定艺术也是进步式的，因此今日新潮，一定胜于昨日旧风。于是循此定义，现代艺术是“先锋”者的艺术（“先锋”一词，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艺术批评语汇），也就是少数人的艺术。在理论上，有朝一日必将能夺得多数人艺术的地位；可是在实际上，却由于尚未多数化而沾沾自喜。不论其特定的形式如何，基本上“现代主义”是对19世纪资产阶级自由派趣味及旧习的反动，包括社会与艺术两方面。同时也基于一种认识，认为有必要为科技上与社会上都已经发生惊天动地大革命的20世纪，创造一种比较合适的艺术形式。简单地说，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德皇威廉，或美国威尔逊总统御下的旧日艺术，根本就不适合现代人的身份和趣味（参见《帝国的年代》第九章）。理想上，这两项目标可以相辅相成，如立体派，即是对维多利亚画派的驳斥，也是一种取代这种旧画风的新途径，同时更是一组由还其本我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还其本我的“艺术作品”。但是在实际上，两项目标却不见得同时发生，正如很久以前，杜尚的便壶和达达艺术精心传递的艺术虚无主义，即已证实此论的不实。这些东西，并不打算被视为任何艺术，事实上根本就反艺术。但是在理想上，“现代派艺术家”又以为他们在20世纪所寻找的社会价值，与将之诉诸文字、声音、图像的方式应当自然融合汇流；正如它们在现代派建筑上斐然的成果一般。因为现代的建筑，不正是一种以适合社会乌托邦理想的形式，将社会乌托邦体现出来的建筑风格吗？但是在这里，形式与实质却再度缺乏合理的逻辑联系。比如说，为什么勒·柯布西耶建造的“辉煌城”（cité radieuse）内的高楼，就一定得是平顶，而不是斜顶的呢？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现代主义”曾在20世纪上半期发挥过极大作用。当时，其理论基础的薄弱处还为人所忽略；其应用公式在发展上的局限性也尚未为人完全测试（例如十二音阶音乐、抽象艺术等）；而其质地织造，也还不曾被内部的矛盾与潜在的罅沟所断裂。过去的战争、现存的世界危机、未来可能爆发的世界革命，种种经验，使得先锋派的创新，仍然与社会的希望紧紧熔铸在一起。反法西斯的岁月，延后了反思的时刻。现代主义依然属于先锋派，依然列身对立面，只有工业设计界和广告代理界将它纳入主流。现代主义，尚未成为正统。

除了社会主义政权之外，现代主义之风，随着对希特勒的胜利也吹遍全球。现代派艺术与现代派建筑风靡美国，于是大小画廊，与素有名望大公司的办公室里，便挂满了这一类的作品。美国城市的商业区，充斥着所谓“国际风格”的象征符号——细长的长方盒子条条竖立，直上云霄，但是那扁平的楼顶，倒不像在“摩天”，反似削平了脑袋以“顶天”。有的姿态优雅，例如密斯·凡德罗的西格拉姆（Seagram）大楼；有的徒有其高，例如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两楼均在纽约市）。美国的这股新趋向，在旧大陆也受到几许相随，而现在众人都倾向将“现代主义”与“西方价值”等同观看。视觉艺术上的抽象主义——所谓“抽象艺术”（non-figurative art）——与建筑上的现代主义，遂成为既有文化景观的一部分，有时且成为其中的主调。甚至连在两股风气似乎已行停滞的英国，此时也有死灰复燃之势。

但是60年代末期起，对现代主义反动的现象开始愈为明显；到80年代，在“后现代”（post-modernism）的标签之下，这股风气变得更加时髦起来。“后现代”其实说不上是一种“运动”，它的精神，在于拒绝现有的任何艺术评价标准；事实上，根本拒绝任何标准存在的可能。“后现代”在建筑上首先亮相，便是在摩天大楼顶层盖上18世纪新古典奇彭代尔式（Chippendale）的山形墙尖顶。最令人感到刺激的，乃是向现代派挑战者不是别人，竟就是“国际风格”一语创始人之一的约翰逊（Philip Johnson，1906—　）本人。眼前尽是随意线条的曼哈顿（Manhattan）的天际轮廓，在批评家的眼里，原是现代城市景观的标准模型；如今他们却发现原来那全无结构的洛杉矶市，才有其优点存在。放眼望去，只见有细节，却没有形状；这真是“各行其是”者的天堂乐园——或许是地狱。而现代派建筑外表上看来也许毫无理性可循，事实上却始终遵循着美感道德的法则行事。但是后现代兴起了；从此开始，什么规矩都没有了。

回首现代派运动在建筑上的成就，实属有目共睹。自从1945年以来，在它名下的建筑，包括将世界连成一家的飞机场，还有工厂、办公大楼，以及许许多多依然待建的公共建筑物，如第三世界国家的首都，以及第一世界里的博物馆、大学和戏院。当60年代，全球大兴土木，纷纷重建它们的都市时，也是由现代主义发号施令。此外，由于现代派建筑在材料工艺上的创新，可以于短时间内兴建起大批平价住宅，进度既快，成本又低，于是连社会主义国度的地平线上也出现了它的芳踪。现代主义无疑造就了相当数目的美丽建筑，有的甚至可列入不朽杰作。丑陋者也不在少数，最多的却是毫无特色、缺乏人性的蚂蚁窝。而战后现代派在绘画雕塑上的成就，相形之下，就逊色很多，而且其表现也往往比两战之间的前辈差劲。试将50年代巴黎画派的作品，与20年代同派的画作并列，两者孰优孰劣一望可知。战后的现代派艺术，是一系列用越来越穷急的伎俩，以求迅速建立个人特有风格的商标；是一连串沮丧与放弃的显示［在“非艺术”洪流的袭击之下，旧派别纷纷消失，如波普艺术、迪比费（Dubuffet）的原生艺术（art brut）之类］；是胡涂乱抹，以及与其他种种残余剩屑的拼凑组合。或者说，是将那种纯为投资目的而制作的“艺术”以及此类艺术的收藏者，一并降至可笑境地的荒谬手法。比如说，在一块砖或一堆土上，加上一个人名即成——是之谓“抽象艺术”（minimal art）；或为避免艺术成为一项商品，故意掐短它的寿命，以去除其永久性——“行为艺术”（performance art）是也。

于是从这些林林总总的过火“先锋”中，人们嗅出了现代派的死亡气息。未来不再是他们的了，不过到底会是谁的，也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是他们却知道，自己的边缘地位，比前更甚。而且，论概念的表达与理解，若与那些只以赚钱为目的者靠科技达到的惊人效果相比，现代派波希米亚画室实验的形式创新，根本就只是小孩子过家家。未来画派（Futurism）在画布上对速度所作的描摹，怎堪与真实速度相比？甚至只消在火车头驾驶台上架起一台摄影机——而且此事谁都会做——也比企图靠画布捕捉的速度不知真实上千万倍。现代派作曲家制作的电子音乐，他们的实验音乐会，更是每一个乐团都深知的票房毒药。他们的实验结果，又怎能与将电子乐带进百万人音乐生活的摇滚乐相比？如果将所有“高雅艺术”的人口分成小圈圈，难道先锋派艺术家们看不出自己这一圈小到无以复加，而且还在不断缩小着？只要随便把勋伯格作品的销售量与肖邦的比一比，便一望可知。而随着波普艺术的兴起，甚至连现代派视觉艺术的最大重镇，也失去了它的霸权地位。具象一门，再度成为嫡系正统。

因此，“后现代主义”攻击的对象，便包括那自信自满的一帮，也包括那江郎才尽的一门。换句话说，自信自满者，即那势必继续进行的活动——不论风格如何变换——例如建筑、公共工程。而江郎才尽者，则属于在本质上并非不可或缺之流，例如匠人式的大批制造画作，以便单张售卖。这两项都遭到后现代的攻击反对。因此，若误以为后现代的风气仅限于艺术界，如同较早的先锋派一样，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我们知道，所谓“后现代”一词已经广布各界，其中有许多根本就与艺术毫无关系。到90年代，世上已经出现了“后现代”哲学家、“后现代”社会科学家、“后现代”人类学家、“后现代”史学家，以及在过去始终无意向先锋派艺术术语借鉴——就算恰好与其有些瓜葛——的其他各行各业。文学批评对其热烈采用，自是当然反应，不足为奇。事实上“后现代”这股时尚，在法语知识圈中曾以各式各样名目打过先锋——如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等等——然后一路推销到美国院校的文学科系，最终并打进其余人文和社会科学。

所有的“后现代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对客观性现实的存在存疑；或可说，对以理性方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极表怀疑。它们都倾向于一种激进的“相对观点”（relativism），因此，它们也都对一个建立在相反假定之上的世界的本质，提出挑战——换句话说，它们质疑的对象，就是这个被以此为出发点的科技所转型的世界，以及反映其本质的所谓进步的意识形态。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奇特但并非完全不能预料的矛盾现象。至于范围比较限定的高雅艺术界，其中矛盾就没有这么严重，因为正如我们所知（参见《帝国的年代》第九章），现代派的先锋艺术家们，已经将所谓“艺术”的局限发挥到了极致（至少，凡是可以做出成品，并或售或赁，或以任何方式，以“艺术”之名，离开创作人之手的获利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内）。可是“后现代主义”造成的效应，却是一道鸿沟（主要是代沟）。深隔在两岸的人，一边对眼中所见的新风格的虚无无聊，感到恶心之至；一边却认为把世界看得太过“严肃认真”，正是已成荒废之过去遗留下的又一陈俗。“文明的垃圾堆积场上……盖着塑胶伪饰”，曾如此激怒了著名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最后的中流砥柱——社会学家与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可是后现代主义者却认为，这又有什么大不了（Hughes，1988，p.146）？

因此“后现代主义”并不只限于艺术一门。不过，这个名词之所以首先出于艺术，恐怕却有几个很好的理由。因为先锋派艺术的核心本质，即在寻求崭新的方式，用以表达那些不再能以过去旧辞令表达的事物，即20世纪的新现实。这个愿望，是20世纪伟大梦想中的一个；而另外一个，即在为这个现实寻求出激烈的转变。两者在不同的意义上同具有革命意义，可是它们处理的对象却又是同一世界。它们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曾有某种程度的配合；其后在1914年至击溃法西斯之间的岁月里，又再度相随出现。因这两个时代的创作人才，往往都在这两方面带有革命色彩，至少颇为激进——通常均属左派，不过绝非人人如此。然而，两股理想都遭梦断。但是在事实上，它们对两千年世界造成的改变如此深远，以致两个留下的痕迹自然也不可能轻易抹去。

如今回溯起来，先锋派革命的大业，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一是由于其理性上的恣意专断，另一则出于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社会在制作模式上的艺术创作本质。在过去数百年里，前卫的艺术家所做的任何意图性宣示，论其目的与手段，也即目标和方法，几乎都缺乏必然的一贯性。某种特定的创新形式，并不一定便是拒斥旧形式的必然结果。刻意回避音调的音乐，不见得就是勋伯格的序列音乐（serial music）——勋伯格序列音乐，是建立于半音阶上十二个音符排列而成——而且，这也不是序列音乐的唯一途径；反过来说，序列音乐也不一定就是无调之乐。至于立体主义，不管它多么富于吸引力，更毫无理论基础可言。事实上，就连放弃传统程序规则的决定本身，也与某种特殊新方法的选择一般，纯是一种极为武断随意的作为。“后现代”移植到棋术之上，所谓20年代时“超高现代”（hyper-modern）的棋论——这一类棋手包括雷蒂（Réti）、格朗菲德（Grünfeld）、尼姆佐维茨基（Nimzowitsch）等等——其实并没有改变棋赛本身的规则。他们只不过充分利用证伪法，与传统的棋路唱反调——塔拉什（Tarrasch）的“古典”棋派——故意以不寻常的手法开棋，并注意观察中央地带，而不一举占领。多数作家，尤其诗人，采取的也是同样做法。他们继续接受传统设定的程序，比如在合适之处，就遵守格律韵脚，却在他处以其他方式，刻意推陈出新。因此卡夫卡便不及乔伊斯“现代”，因为他的文字没有后者大胆。更有甚者，现代派人士虽然自诩其风格有知识上的理性基础，比如说表达机器时代（或其后的电脑时代）的时代精神，但是事实上两者之间，却仅限于暗喻关系。总而言之，一方是“在这个纪元里，具有‘科技复制性’的‘艺术所为’”（Benjamin，1967），另一方却是只知道艺术家个人灵感为何物的旧有创作模式；两者之间，若企图产生任何同化，自然只有失败一条路。创作，如今基本上已经变成合作而非个人，科技而非手工。50年代时，法国一批年轻的影评人曾发展出一套电影理论，认为电影是独一创作者（auteur）的作品，即导演一人的成就（这个理论的基础，来自他们对三四十年代好莱坞B级电影的热爱）。可是此说根本不通；因为协调妥善的分工合作方式，不但在过去是并且在现在也是影视业和报章杂志业的不二法则。20世纪创作的典型模式，往往是应大众市场而生的产品（或副产品）。进入这些行业的创作人才，绝不比古典19世纪资产阶级模式的人才为差，可是却再也没有古典艺术家孤人独行的那份奢侈。他们与古典前辈之间，唯一尚存的环节，只有通过古典“高雅艺术”的有限部门。而这个部门的运作，即使在过去，也一直在集体的方式下，通过舞台进行。如果黑泽明、维斯孔蒂（Lucchino Visconti，1906—1976）、爱森斯坦——试举3名绝对可以名列20世纪最伟大艺术家的大师，3人都有剧院经验——如希望以福楼拜、库尔贝（Courbet），甚至狄更斯等艺术家独自营造的方式创造，恐怕没有一位能取得什么成就吧！

正如本雅明的观察所示，这个“科技复制性”的世纪，不仅改变了创作方式——因此电影，以及其他所有由电影而生的事物（电视、录像带），就成为20世纪的中心艺术——而且也改变了世人观照现实并体验创作物的方式。19世纪资产阶级文明里的典型标志，例如博物馆、画廊、音乐厅、公共剧院，为世间文化的膜拜者提供了瞻仰的庙堂，可是却不再是20世纪的方式途径了。如今挤满在这些古典“教堂”里的信众，少有本地的人，多是被旅游业带来的外国游客。旅游与教育，于是成为这种艺术消费形式的最后要塞。今天经历过这种文化经验的人数，自然远比以往为多。可是就连这些在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Florence Uffizi）急急挤到前排，然后在一片静默的敬畏中，瞻仰名画《春》（Primavera）的观众，或是那些为准备考试，才不得不阅读莎士比亚，结果却深受感动的学子，他们日常的生活环境，却是另一种与此迥异的大千世界。感官印象，甚至连概念思想，都由四面八方向他们同时袭来——头条、画面、内文、广告，在报纸上并列纷呈；而眼睛一面浏览着报页，耳机里同时又传来阵阵声音；于是图像、人声、印刷、声音，五花八门、斑然杂陈——可是这一切信息的接收状态，却难有中心，虽然目不暇接、耳不暇听，却无一样信息，可以博得他们短暂的专注。长久以来，游园、比赛和马戏杂耍式娱乐的运作方式，已经是都市人的街头经验。这从浪漫时代以来，就为艺术家和批评家所熟悉。到了今日，其新奇之处则在科技使得艺术如水银泻地，浸入人们的生活。要想避开美感体验，再也没有比今天更难的了。但是“艺术行为”，却反而在汹涌澎湃的文字、声音和影像的洪流当中消失了，在这个一度被称为艺术的广大空间里失去了踪影。

它们还可以被称为艺术吗？对有心人而言，永久性的伟大作品，依然可以辨认出来。虽然在发达国家中，由个人创作，并且只可归于其个人的创作愈来愈少。即使连那些不以再制复制为目的，除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单件工程或创造，也难再归功于单独一人，只有建筑还算例外。资产阶级文明盛世的审美规则，还可继续判断评定今天的艺术吗？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年代的久远与否，向来不适用于艺术。创作作品的好坏，绝不因其古老就变得比较美好（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谬见）；也不会由于年岁较浅，就忽然高人一等（例如先锋派即持这种谬论）。而后面这项取舍标准，于20世纪后期与消费者工业的经济利益结合中，变得极为可笑。因为大众消费的最高利润，即来自倏忽即逝的短暂流行，以及以高度集中却为时甚短的使用为目的的迅速且大量的销售。

就另一方面而言，在严肃与胡闹之间，在伟大与琐细之间，在专业与业余之间，在美好与拙劣之间，还是有可能也有必要进行艺术上的区分。更何况一群利之所在的人，竟口口声声，拒绝这种区别的存在。有些人大言不惭地宣称，只有销售金额，才是区分优劣的唯一准绳；有些人则自以为高人一等主张是精英，是优异；还有些（例如后现代派）竟主张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客观判定。因此，辨认工作更加成为必要。事实上，只有有贩卖意识的思想者，以及贩卖商品的推销员，才胆敢厚颜无耻地如此公开表示。但是在私下里，连这些人当中也有多位知道如何鉴别“好”“歹”。1991年时，某位生产极具规模的英国大众市场珠宝商，即曾掀起一场风波。原来他告诉满会场的企业界人士，他的利润，都来自卖烂货给那些根本没有品位使用好东西的傻瓜。这位老兄不像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他知道价值的判定仍然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然而，如果这种判别仍有可能，是否便适用于今天的世界呢？这是一个对绝大多数都市居民来说，生活与艺术、内感与外情，甚至连工作与娱乐，两者差异愈形模糊，彼此领域益发重叠的世界。或者说，在传统艺术依然可以寻得栖身之地的学院小圈圈外，这些判定标准是否仍然有效？实在很难回答。因为这一类的问题，不论找答案或拟问题，都难免有以假定为论据的循环论证嫌疑。提笔写一篇爵士乐史，或对爵士乐的成就进行讨论，均可借用与古典音乐研究极其类似的角度，只需充分考虑两者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此种艺术形式特有的听众及经济生态即可。然而同一种研究方式，是否也能适用于摇滚乐呢？答案却很模糊。虽然不论爵士与摇滚，两种音乐都源自美国的黑人音乐。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和帕克（Charlie Parker）的成就为何？两人胜于同时代人的优点何在？答案已经有了，而且极为明确。可是反过来说，对一个这辈子从来没有特别钟情过哪一种乐风的人，要他或她在过去40年畅游于摇滚江河的无数摇滚团体之中，硬挑出一支队伍，岂不难上加难？霍利迪（Billie Holiday）的歌声舞曲，即使在她逝世多年后才出生的听众，也能与之产生共鸣。反之，曾在60年代搅动无比激情的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s）如今若非他们同代之人，又有谁会兴起任何类似当年的那种热情？同样，反观今日对某一种声音、某一种图像的狂热激情，到底有多少是基于认同的归属意义？也就是说，它们之受到喜爱，是因为本身的美妙可贵，抑或只因为这是一首“我们的歌”？我们实在不能回答。而在我们能够答复这个问题之前，21世纪当代艺术所将扮演的角色，甚至存亡，都将始终面目隐晦。

可是科学则不然，它角色清楚，任务分明。

[1] 俄国在1830—1930年百年间的知识暨科学成就实在惊人，并在科技上有数项极为辉煌的创造发明。然而俄国的落后，却使这些成就很少能转化为经济生产。然而，少数几名俄国人的才智，与其在世界上的名气，愈使俄国不及西方的巨大差距更为突出。

[2] 见1959年《人民日报》载《海瑞谏帝书》。该篇作者吴晗，并于1960年为北京京剧团编了一出名为“海瑞罢官”的戏。几年后，这出戏却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发动的借口（Leys，1977，pp.30，34）。

[3]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1959年全国人口为6.7207亿。依照前7年每年至少20‰的自然增长率推算（确切数字是21.7‰），1961年时中国人口应该到达6.99亿。可是事实上却只有6.5859亿，换句话说，即比预期数字少了4000万（China Statistics，1989，Tables T3.1and T3.2）。

[4] 1970年时，全中国“高等学校”的学生总数仅有48000人，技术学校学生23000名（1969年），师范学校15000名（1969年）。研究生人数资料的缺乏，显示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研究所的设置。1970年，一共只有4260名学生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学习自然科学，学习社会科学者仅90名。这是一个当时拥有8.3亿人口的国家（China Statistics，Tables T17.4，T17.8，T17.10）。

[5] “在当时这些制定经济政策的人眼中，苏联市场仿佛是一块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地。苏联可以保证必要的能源及原料产量，为全面不断增长的经济发展做后盾。”（D.Rosati and K.Mizsei，1989，p.10）

[6] 巴尔干半岛上发展较落后的地区，例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南部、保加利亚等，也许是例外。因为那里的共产党，仍然在1989年后的第一次多党选举中获得胜利。但是好景不长，共产党制度在此地显露的衰落，不久也变得极为明显。

[7] 甚至在他正式当选之前，戈尔巴乔夫即曾公开表示，他对极为“广义”而且实际上等于社会民主派的意大利共产党的立场甚表认同。

[8] 其中最重要的论著，是匈牙利学者科尔奈的大作，尤以其《短缺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一书最著名（Amsterdam，1980）。

[9] 1984年，时值某次类似的改革中，一名中国官员曾如此告诉作者：“我们正在重新把资本主义的成分带进我们的体制里，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打开门让自己走进去的，到底是什么世界？自从1949年以来，大概除了上海有几位老人家以外，全中国没有半个人有过经验，知道资本主义这玩意儿是怎么回事。”

[10] 除了俄罗斯是幅员最广的一员之外，还有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哈萨克、吉尔吉斯、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塔吉克、土库曼、乌克兰、乌兹别克。

[11] 甚至连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作家，例如索尔仁尼琴，其写作生涯也是始于体制内。为了推动改革派的目的起见，索尔仁尼琴最初几部小说曾为当局允许或鼓励出版。

[12] 这显然不是第三世界共产党国家，例如越南的情况。在那里，解放战争一直到70年代中期还在进行。可是解放战争中造成的内战分裂，恐怕却在民众脑海中留下更鲜活的印象。

[13] 作者记得，1991年某次华盛顿研讨会上曾对此进行讨论。西班牙驻美大使便一语道破个中情况，他还记得1975年佛朗哥将军死后，西班牙年轻学生（当时主要是自由派的共产党）及以前的学生们也有过类似感觉。他认为，所谓“市民社会”，只表示一时之间，那些发现自己真的在为民请命的年轻的热心人们，却误以为这是一种永久现象。

[14] 亚历山大二世解放农奴，并采取一连串的改革措施，结果却被在他统治期间第一次成为一大势力的革命党人暗杀身亡。

[15] 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者，虽然曾因向阿塞拜疆伸张对喀拉巴克（Karabakh）山区的主权，因而引发了联邦的解体危机，它却还不敢过分造次到希望苏联消失，因为若非苏联，根本不会有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的存在。

[16] 即除去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以及摩尔多瓦、格鲁吉亚、吉尔吉斯3个加盟共和国以外的9国。吉尔吉斯不曾支持的原因不明。

[17] “政变”发生的第二天，芬兰政府的官方新闻摘要，仅在共4页的公告第3页的下半截处，简略提及戈尔巴乔夫遭到软禁的消息，却没有附加任何评论。直到政变企图显然失败时，芬兰才开始表达一些观点。

[18] 不过复制的工作仍然工程浩大，因为唯一的工具，只有手动打字机和复写纸，比这先进的科技还完全没有。为了政治上的理由，“重建”前的共产党世界不使用复印机。

[19] 因此德帕尔马（Brain de Palma）的《铁面无私》（The Untouchables，1987）一片，在外表看来，好像不过一部刺激热闹的警匪片，描写黑道分子卡彭（Al Capone）横行的芝加哥。但是片中却原样引用了爱森斯坦导演的《战舰波将金号》的一节。对于不曾看过原片那一段有名镜头，婴儿车一路跌撞冲下敖德萨阶梯的观众来说，便一定不解其意。

[20] 罗科菲耶夫（Prokofiev）写了7首，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写了15首，甚至连斯特拉文斯基也曾写过3首交响曲。可是这些交响乐却都属于（或者说，成于）20世纪的第一个50年里。

[21] 一位才华横溢的法国社会学家，即曾在其著作《高人一等》（La Distinction）中，对“文化”制造社会“阶级”的现象进行分析。

第十八章　魔法师与徒弟：自然科学流派

你认为，今天世上还有一块可供哲学容身之地吗？

当然。可是，却只能建立在目前科学的知识与成就之上……哲学家们再也不能把自己隔绝起来，与科学不相往来了。科学，不但已经大大地扩大并改变我们对生命和宇宙的观念，对于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也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88）

气体动力学（gas dynamics）中的标准内容，是该作者担任古根海姆奖金研究员（Guggenheim Fellowship）时完成的。它的形式，根据作者自己所言，是受到行业的需要左右。在这样一个架构里，针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予以证实，随之被视为一项重要步骤，因为它可以促成“通过对细微地心引力影响的考虑，造成弹道精确度”的改进。战后物理学的发展，愈来愈集中于这类具有军事应用的领域。

——雅各布（Margarev Jacob，1993，p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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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在20世纪无孔不入，20世纪也对自然科学依赖日深，这两方面都史无前例。但是，自伽利略（Galileo）被迫放弃自己对天文的学说以来，还没有一个时代像20世纪这般，对自然科学感到如此不自在。这种二律背反的现象，正是20世纪史学家必须处理的一大课题。不过在作者冒昧一试之前，对于这个矛盾现象，有几个方面得先交代清楚。

回到1910年，英德两国的物理学家、化学家人数，全部加起来约有8000人。到80年代末期，全世界实际从事研究实验的科学家及工程师们，据估计在500万名左右。其中有100万人，是在科学头号大国的美国；比此稍高一点的人数，则在欧洲。[1]

虽说科学家的总数，仍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即使发达国家亦然——可是他们的人数，却在继续惊人地增加，在1970年后的20年间，几乎呈倍增之势，连最先进的国家也不例外。事实上到80年代末期，科学家人口只是一座更大冰山的小尖顶而已。这座冰山，是一股庞大的潜在科技人力，反映出20世纪下半期教育革命的成果（参见第十章），代表着全球总人口的2%，及北美人口的5%（UNESCO，1991，Table5.1）。而真正的科学家，越来越通过高级“博士论文”的方式选拔，博士学位便成为进入科学这门行业的必备门票。以80年代为例，任选哪一个西方先进国家，平均每年每百万人口中，便产生出134名的自然科学博士（Observatoire，1991）。这一类的国家，也在科学上花了天文数字的投资，而且其款项多来自公共资金——甚至连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事实上，某些最昂贵的所谓“大科学”，除了美国，还没有其他任何一国单独玩得起呢（到了90年代，连美国也供不起了）。

但是其中却有一个崭新现象。虽然约九成的科学论文（论文数则每十年倍增一次），都以4种文字面世（英、俄、法、德），事实上以欧洲为中心的科学发展，却在20世纪宣告终了。大灾难的时期，尤其是法西斯主义暂时得逞的那个年头，已经将科学的重心移向美国，并且从此就由美国长执牛耳。1900—1933年间，美国科学家得诺贝尔奖者只有7人，但到1933—1970年间，却暴增为77人。其他由欧洲移民组成的国家，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实力经常被人低估的阿根廷，[2]也成了境外中心、独立的研究重镇。不过其中也有一些国家，例如新西兰和南非，却基于国小或政治之由，重要科学家们纷纷出走外流。与此同时，非欧洲系科学家也迅速崛起，尤以东亚及印度次大陆为首，且增长情况惊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遍数亚洲地区，只有一人得过一次诺贝尔科学奖的荣衔——印度的物理学家拉曼（C.Raman）于1930年获物理学奖。但自1946年以来，却已有10位以上得主的大名，是来自日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区。当然，光看诺贝尔奖记录不足为凭，明显有低估亚洲的科学振兴之嫌；正如单凭1933年前的得奖名单，也有小觑当时美国的科学进展之虞。不过值此世纪末时，世界上的确也有部分地区，论其科学家的人数，不但实际数字偏低，相对比例更低，比如非洲和拉丁美洲。

但是惊人的是，亚洲裔桂冠得主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美国名下得奖，而非以本籍获此荣衔（事实上在美国得主里，身为第一代移民者竟有27名之多）。因为在这个日益国际化的世界里，自然科学家讲的是同一种国际语言，采取的是同一种研究方法，却出现一种怪异现象，那就是反使他们大多集中于一两处拥有合适设备资源的研究中心，即少数几个高度发达的富国之内，其中尤以美国为最。当年的大灾难时期，世上的天才智囊为了政治理由纷纷从欧洲出逃；但是1945年以来，主要却是为了经济原因由贫国改投富国。[3]这一趋势并不足为奇，且看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研支出，竟占全球总科研开支的四分之三即知。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少得可怜，甚至不及2%—3%（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89，p.103）。

但是即使在发达国家里，科学家的分布也渐渐失去分散性，一方面因为人口及资源集中（为了效率之故），另一方面则由于高等教育的巨大增长之下，无形地在教育机构中形成了一个等级，或所谓寡头阶级。50年代和60年代时，美国半数的博士，是出自15家最负盛名的大学研究院，因此愈发吸引了最出色的年轻科学家趋之若鹜。在一个民主的民粹世界里，科学家却成为社会上的精英阶级，集中在数目极少、资助很多的几处研究圣地。作为“科学族”，他们以群体的姿态出现，因为对他们从事的活动而言，沟通交流（“有人可以共谈”），是最重要的中心条件。于是随着时间过去，他们的活动对非科学家的外人来说，越发如谜，奥不可解——虽然作为门外汉的一般凡人，借着大众化的介绍文字（有时由最优秀的科学家本人执笔），拼命地想去听懂。事实上随着各门科学的日益专深，甚至连科学家之间，都得靠学刊之助，才能向彼此解释自己本行之外的发展动态。

20世纪对科学依赖程度至深，自是毋庸多言。在此之前，所谓“高级／精深”科学，即那种不能从日常经验取得，非多年训练无法从事——甚至无法了解——最终以研究进修为最高顶点的知识学问，与今日相比，实际应用范围极狭窄，直至19世纪末时才开始改观。17世纪时的物理学和数学，主宰着工程师们；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中期，18世纪末期及19世纪初期在化学和电气方面的发现，已成为工业及传播不可或缺之物。专业科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探索，也被认为是必要的前锋，甚至可带来科技上的进步。简单地说，以科学为基础的科技，早已是19世纪资产阶级世界的核心；虽然一般实际之人，并不晓得该把这些科学理论成就如何应用是好。唯一用途，只能在恰当时候派上用场，转为意识形态发挥：例如牛顿定理之于18世纪，以及达尔文学说之于19世纪末期。可是除此之外，人类生活的绝大多数方面，继续为生活经验、实验、技能，以及训练过的常识所主导，充其量，也只能将人生累积的现有最佳方法技巧，有系统地传播而已。其中包括农业、建筑、医药，以及其他各种供应人生需要及享受的多项人类活动。

但是到了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情况发生了改变。进入“帝国的年代”，不但现代高科技的雏形开始出现——单举汽车、航空、无线电广播、电影等为例足矣——现代科学理论的轮廓也于此时成形，如相对论、量子论（the quantum）、遗传学（genetics）等等。更有甚者，连最奥秘、最具革命性的科学发现，如今也被视为可以有立即实际应用的潜能：从无线电报到X线的医学用途，都是深奥理论应用在实际技术上的实例，两者都是19世纪90年代的发现。不过，尽管“短20世纪”的高等科学面貌，在1914年之前即已可见；尽管新世纪的高等技术，也已潜藏在高等科学之中，但是就当时来说，后者毕竟仍不是一件时时处处不可缺少，没有它难以想象每日如何生活行动之物。

然而，这却正是时至今日，当两千年正近尾声之际的现象。我们在第九章中已经看见，建立于高级科学理论研究之上的应用技术，垄断了20世纪下半期经济的兴旺繁荣，而且此景不限于发达世界。若没有已达目前农艺之境的遗传科学，印度和印尼两国，便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喂饱它们爆炸般增长的人口。到20世纪结束时，生物科技已成为农业和医药领域极为重要的一环。这一类先进科技的应用，给人印象最深之处，即在其根据的理论及发现本身，根本远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范畴之外（包括最先进最发达国家在内），所以事实上全世界只有极少数人——也许几十位，至多数百名——从刚一开始，就能领悟到它们可以应用在实际用途之上。当年德国物理学家哈恩（Otto Hahn），在1939年初发现核裂变时，甚至连某些物理界最活跃的成员，例如伟大的玻尔（Niels Bohr，1885—1962），也怀疑这项发现能否在和平或战争上找到实际用途；至于眼前直接的应用，自然更是存疑。如果当初深谙其潜在用途的物理学家们，不曾把这项发现告诉将军和政治家，这类武夫和政客铁定永远懵然不知——除非后者本身也是高级物理学家，不过此事极不可能。再以图灵（Alan Turing）1935年那篇为现代计算机理论奠定基石的著名论文为例，本来也只是数理逻辑学家（logician）纯理论性的初探而已。战争爆发，给了他及其他科学家试将理论应用于实际的机会，主要是为破译密码。然而当图灵论文初发表时，除了少数几名数学家外，连有兴趣一读之人都没有，更别说予以重视。甚至在他自己的同事眼中，这名外貌粗拙、脸色苍白的天才，当时不过是一名嗜好慢跑的后进新人，根本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大人物——至少在作者记忆里的他，绝非如此（可是他谢世以后，在同性恋者圈中却广受膜拜，颇有一代圣者之势）。[4]事实上，甚至当科学家的确在尝试解决众所周知的重大问题时，也只有极少数的聪明人，在与世极为隔绝的知识圈中，清楚知道这中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记得当年作者在剑桥从事研究时，克里克（Crick）和沃森（Watson）二位学者，也正在该处进行其著名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双螺旋”（the Double-Helix）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一经发表，他们的成就立即被公认为20世纪最具决定性的突破。虽然我甚至记得，当时曾与克里克在应酬场合碰面，可是我们当中的多数人，却懵然不知就在离我们学院大门不过数十码处，那个我们每天走来走去经过的实验室里，以及我们每日闲坐喝酒的小酒吧中，正酝酿着一项非凡的发明。我们的不知情，倒也不是由于对这些事情没有兴趣，而是从事这类高深活动之人，找不出任何理由相告。因为对于他们的工作，我们既不可能有任何贡献；对于他们遇到的难题，恐怕更连听都听不懂吧。

然而，不论科学发明多么艰深难懂，一旦发明出来，便立即转向实际科技用途。因此，晶体管是1948年固体物理研究（即稍有瑕疵的结晶的电磁性质）产生的副产品（8年之内，发明者便荣获诺贝尔奖）；正如1960年发明的激光，也非来自光学研究，却是研究电场中分子共振的附带结果（Bernal，1967，p.563），激光的发明人，也很快得到诺贝尔奖。而剑桥和苏联物理学家卡皮察（Peter Kapitsa，1978），也由于低温超导的研究获此殊荣。1939—1946年间战时的研究经验证实——起码对盎格鲁—撒克逊裔而言——只要将人力物力资源大力集中，再困难的科技难题，也可以在几乎不可能的短时间内解决。[5]于是更加鼓励了不计成本，只要于战争有利，或于国家名誉有益的各种先锋性科技研究（如太空计划）。因此，越发加快了实验室科学转为实用技术的速度，其中某些项目，在日常生活中更是用途广泛。激光，就是实验科学快速摇身一变，成为实用技术的最佳例证。1960年首次于实验室中出现，到80年代末期，已经以激光唱盘（compact disc）的形态推广到消费者手中。生物科技的脚步更快。脱氧核糖核酸再制的技术（DNA recombinant）——就是将一种生物基因，与另一种生物基因组合合并的技术——其实际用途的应用性，1973年首次获得认可。不到20年的光阴，生物科学已经是医学和农业研究上主要的投资项目了。

更有甚者，全息理论及其应用的爆炸性增长，使科学新发现如今更以越来越短的时差，转变为种种终端使用者根本不需知其所以然的实用科技。最理想的成果，就是一组连傻瓜也会按的键钮，只要按对了地方，就可以触发一连串自我行动、自我校正，甚至能够自我决策的程序，并且不再需要一般人有限且不可靠的智慧及技术，再予以任何指令。其实更理想的情况是，这一组程序可以事先以程序全盘设定，完全不用人插手，只要在出错之时更正即可。90年代超级市场的结账台，就是去除人为行动的最佳例证。收款员只要会认钱，知道什么是元角分，什么是一元十元，再把顾客递来的钱数，打进收款机即成。自动扫描机则将商品上的条码转成价钱，全部计算好，再从客人所付的金额减去，然后便告诉收银员该找多少零钱回去。这一连串程序背后的实际操作，其实极为复杂，要靠一组非常精密详尽的软硬件设备才能进行。但是除非出了什么差错，这一类20世纪末期的科技奇迹，往往只需收款员认得基本数字，具有最低限度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以及耐得住无聊就可以了。不需要识字，更不用有学问。对收款员来说，这中间到底怎么回事，机器怎么知道客人该付多少，自己又该找多少，根本无关紧要，虽不懂也不必懂。他们的操作条件，并不需要知道其背后的所以然。魔法师的徒弟，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学问不够了。

就实际目的而言，超级市场的结账台，的确代表着20世纪末期人世的常态。先进前卫的科学技术奇迹，不需要我们有任何认识，也不需我们进行任何修改——就算我们真的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就可以轻松使用。因为别人会替我们，甚至已经替我们想好做好了。更有甚者，即使我们本身是这一行或那一行的专家，即也能够设计、制造，或如果东西出了毛病，知道如何修理——面对着每天日常生活中所有其他科学技术结晶的产品，也不得不屈就门外汉的身份。而且，即使我们真的了解，深悉其中的奥妙原委，事实上这份知识也无必要，与我们实际的操作使用毫无关系。就好像扑克牌到底如何制造，对一名（诚实的）玩牌者而言，又有何意义可言？传真机的设计（为什么洛杉矶塞进一张纸头，伦敦就如样复制吐出一张），乃是为了那些对其中道理毫无概念者所制造。同样的传真机，换由电机系教授使用，也不会因此便产生更佳的效果。

因此，通过紧密联系人类生活行动的实用技术，科学每天都向20世纪的世界展示着它的神奇功力。不但不可或缺，而且无所不在——就像安拉之于虔诚的穆斯林一般——甚至连最偏远的人类社会，也知道晶体管收音机和电子计算机之为何物。人类这股可以产生超人奇效的能耐，究竟于何时成为共有的普遍意识，说法虽然纷纭，尤其在“发达”工业社会的都市里，确定时日更不可考，不过一般来说，肯定从1945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后即已存在。无论如何，20世纪，是一个科学改变了世界以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的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依此推论，20世纪的意识形态，应该沐浴在科学的胜利光辉中发扬光大，正如19世纪的现世意识一般，因为这是人类意志的伟大成就。同理，传统宗教思想对科学的抗拒，19世纪对科学产生的重大疑虑，至此也应该更加削弱才是。因为宗教的影响力，不但在20世纪多数时期日渐衰微（我们在后面将会有所讨论），即使连宗教本身，例如发达世界中其他任何人类活动一样，也开始倚重奠定于高等科学的现代技术。遇上紧要关头，一名20世纪初年的天主教神父、伊斯兰教经师，或任何宗教的智者，都大可根据15世纪的方式，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宛如伽利略、牛顿、法拉第（Faraday）、拉瓦锡（Antoine Laureat Lavoisier）等人从来不曾存在似的。事实上，这一类19世纪的科学技术，对于他们的宗教活动并无大碍，与其神学或经典内容也没有不甚相容之处。可是时至一个梵蒂冈不得不通过通信卫星举行圣餐仪式，16世纪以来一直保存在意大利都灵（Turin）教堂，被罗马教会宣称为耶稣受难后的裹尸巾，也可以用辐射碳（radio-carbon）鉴定年代以辨真假的今天，就很难令人忽略其中的矛盾之处了。霍梅尼流亡在外，向伊朗民众传播他的谈话，使用的媒介是盒式录音机；而决定献身于《古兰经》训诲的国家，同时也全力进行本身的核武装。当代最精密复杂的科学，通过经由它们产生的实用技术，被人类在“事实上”（de facto）全盘接受。在20世纪末的今日纽约，高科技电子产品和摄影器材的销售，竟多成为哈西德教派中人的专业——哈西德是美国东部地区一支弥赛亚的犹太宗派，除了仪礼严格并坚持穿某种18世纪波兰服装之外，还以对知识追求具有狂热爱好闻名。就某种形式而言，所谓“科学”一词的优越性，甚至以正式的姿态为今天的宗教所接受并承认。美国的新教激进主义者，即驳斥进化论不符合《圣经》的教训（即宇宙今日的面貌，是6日之内的创造所成），要求学校以他们所称的“创世论科学”（creation science）取代达尔文学说，至少也应该两说并陈。

但是尽管如此，人们在20世纪与其最大成就和最大依靠之间，却感到局促不安。自然科学的进步，是在充满着疑惧的背影之下进行，偶尔甚或燃起仇恨，排斥理性及其一切产品。在科学与反科学之间的不明地域，在永恒的寻求真理之中，在充满着幻想预言者的世界里，一种新文学类型（主要是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期，大多由盎格鲁——撒克逊裔所特有）因而产生，即“科幻小说”。这一新的类型，于19世纪正进尾声时，由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最先提出，并由韦尔斯（H.G.Wells，1866—1946）首发其初。虽然在科幻作品最幼稚的表现里，例如电影、电视上常见的“太空西部片”，宇宙飞船是驰过太空的马匹，死光枪是其六发式的左轮枪，充其量不过是借用高科技的新玩意儿，延续其冒险幻想片的旧风而已；可是在20世纪下半期一些比较严肃的科幻作品中，却可见其偏向幽暗沉郁，至少对人类现状与未来不敢肯定的模糊观点。

人们对科学的疑惧，主要基于四种感觉而生：科学的奥妙深不可解；科学的实用及后果晦不可测，甚至有灾祸可能；科学越发强调了个人的无助，并有损及权威之虞。我们更不可忽略那第四种心情，即就其对自然秩序造成的某种干扰程度而言，科学天生便具有危险性质。前两种想法，为科学家及一般人所共有；后两种感情，多为外行人所独具。作为门外汉的个人，面对这种无助感觉，只有去寻找那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事物帮助，也即循哈姆雷特（Hamlet）所云，“天地之间，有许许多多事物……远超过你的大道理所能想象”。他们的解脱之道，就是拒绝相信这些事物可以用“正式科学”解释；并饥渴地信仰那幽不可解的迷雾——“正因为”这些谜团看来不合情理，极端荒唐。至少，到这个未知并且不可知的世界里，人人平等，大家都一样无能为力。科学的胜利愈明显，寻求不可解的饥渴愈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原子弹告终，战后不久，美国民众（1947年）就开始沉迷于看见大批“不明飞行物”（UFO）出现（美国佬这股新风气，不久就为一向是他们文化跟屁虫的英国人所跟从），显然是受到科幻小说的想象激发。他们坚信，这些不明飞行物，肯定是由外太空文明来的访客；其文明不但与我们不同，而且更比我们优异。其中最狂热的“目击者”，甚至口口声声宣称，亲眼见形状怪异的外来客，从这些“飞碟”之中现身；有的还表示被它们招待上船兜风呢。这种现象，成为世界性的奇观，不过若打开这些天外来客的分布图一看，就可发现来客们特别偏爱盎格鲁—撒克逊族，老喜欢在他们的地域上空降落或打转。此外，若有谁对“不明飞行物”现象提出任何疑问，就被这批UFO迷斥之为科学家的小心眼儿，因为他们不能对此现象提出解释，因而产生的嫉妒心理作祟。甚至还有阴谋论一说，认为某些人故意将高级智慧隐瞒起来，好让一般人永处“不可使知之”的无知之中。

这些想法，却与传统社会对魔术和奇迹的信仰不同，也与人类自古以来即对神明灵怪永远充满好奇的心情有异。在传统的社会里，现实中发生的奇物异事，往往是不可完全控制的人生中当然的一部分——事实上，看到一架飞机，或拿起话筒讲话这类经验，远比自然中的奇异现象令传统人惊异多了。而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从单面木刻的传奇故事开始，一直到今天美国超级市场收款处摆卖的通俗杂志，更充斥着种种古灵精怪的诡异报道。今天人们的反应，都不属以上感情，却是对科学主张及统治的一种反抗，有时甚至是有意识的抗拒心理。例如自从科学家证实了氟可以有效降低现代都市人的蛀牙之后，一些边缘团体（又以美国为风气中心），便起来强烈反对在饮用水中加氟的做法。反对的理由，不但是基于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选择是否要降低蛀牙的自由，而且更把加氟视为卑鄙的阴谋（这是最极端的看法），是有心人想借这种强制下毒的手段，戕害一般大众的身体。库勒里克（Stanley Kubrick）导演的《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1963）一片，即对这类意识有极为生动的描写，将人类对科学的怀疑以及对其后果的恐惧，完全表露无遗。

随着生活日益为现代科技——包括其中的医学技术——及与之同来的风险所吞没，北美文化的孱弱体质，也有助于这类疑惧心理的散布。美国人好诉讼，喜欢上法庭解决人生一切问题的这种奇怪癖性，更让我们看清他们心中存有的恐惧（Huber，1990，pp.97—118）。岂不见杀精型避孕药（spermicides）导致畸形胎儿吗？岂不见高压电线对附近居民的健康有害吗？专家有专家的判断标准，平常人则有他们的希望和恐惧，两者之间的鸿沟，更由于双方在意见上的差距而愈深。在专家只顾“一万”的冷静分析里面，可能认为利害相权之下，为了更大的利益，值得付出少量风险。但是对只怕“万一”的个人来说，自然只希望风险为零（至少在理论上如此）。[6]

事实上，这种恐惧感正是只知道自己生活在科学掌管之下的平凡男女，对未知的科学威胁所持有的害怕心理。而其恐惧的强度与焦点，则依观点不同，以及对现代社会怀有的畏惧而有异（Fischhof et al.，pp.127—152）。[7]

然而，在20世纪的前半叶，对科学造成最大戕害的来源，却非上述这些在科学不可控制的无穷威力下，卑躬屈膝的平凡众生，而是那些自以为可以控制科学的人。综观世上，一共只有过两家政权（除了日后向激进主义回归的政权为特例之外）乃是基于“主义”主动干涉科学研究，两者都致力于技术上的无限进步。其中一家，甚至致力于一种与“科学”视为一体的意识形态，并对理性及实验的征服世界，发出欢声庆祝。但是斯大林作风与德国纳粹主义，都是为了实际技术的目的才采纳科学；而科学之为物，却是向一切以先验性真理形式存在的世界观及价值观提出挑战。因此在实际上，这两家政权都拒斥科学，不能接受它向既有事物挑战的姿态。

因此，两家政权都对“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大感不安。纳粹斥其为“犹太”邪说，苏联思想理论家则将其归之于不够“唯物”（materialists）——这个字眼，在此是根据列宁的定义而论——不过在实际上，双方却对此容忍，因为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绝对少不了标准的“后爱因斯坦”物理学家。不过纳粹主义却将犹太人和各种反对派扫地出门，不但使它自己尽失欧洲的物理天才，同时也等于一举毁灭了20世纪初期德国科学原有的优越地位。1900—1933年间，66个诺贝尔物理和化学奖中，有25个落在德国；但是1933年以来，德国得奖率却不及十分之一。德苏两政权与生物科学也不搭调。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政治，吓坏了严肃的遗传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纷纷与其保持距离，不愿与任何培选人类基因的政策搭上关系，主要是被种族主义者对优生学的狂热激情所吓阻（这项政策，还包括消灭在优胜劣汰法则之下的“不适者”）。不过悲哀的是，我们得承认，当时在德国生物学和医学界中，确也有许多人相当支持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Proctor，1988）。至于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政权，则基于意识形态理由，与遗传学格格不入。因为其国家政策所致力的原则主张，只要付出足够努力，“任何”改变均可达到。可是科学却不以为然，指出不论就总体的进化而言，或特定的农业而论，这都是不可能的结果。至于在其他情况之下，两大派进化论生物学家之间的争议，则得靠讨论会和实验室才能解决——一派追随达尔文，认为遗传特质由天生基因决定；另一派则师法拉马克（Lamarck），主张遗传物质是后天产生，在生物一生中获得并演化完成——事实上，在大多数科学家的眼中，此事已经尘埃落定，胜方属达尔文派。不论别的，单就找不到自后天取得遗传物质的满意证据，就可以决定答案了。但是在斯大林的治下，一位偏激的非主流生物学家李森科（Trofim Denisovich Lysenko，1898—1976），曾以拉马克式的主张，赢得政治当局的支持。他认为若根据拉马克的程序，缩短一般旧式生产和饲养过程，农业生产将可大增。在当时那种时候，与当局唱反调自然是极为不智之举；苏联最负盛名的遗传学家、院士瓦维洛夫（Nikolai Ivanovich Vavilov，1885—1943），就因为不同意李森科的谬论（其他的苏联正派遗传学家也对李森科不以为然），病死劳改营中。不过苏联生物学致力驳斥遗传学说，根据外面世界的了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成为全体遵行的官方立场，并至少一直延续到斯大林死后才告终止。像这一类无理性的政策，对苏联科学戕害之大，自然后患无穷。

德国纳粹与苏联两大政权，虽然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却有一种共同信仰，认为它的公民都赞同一个“真正的信条”，只不过这个信条不是天定神谕，而是由世俗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威裁定。因此，众多社会民众对科学同有的不安感觉，在此终于找到正式的官方口径——这里不像其他国家，后者在19世纪漫长的时期中，都已学得一门功课，就是民众的个人信念茫不可知。事实上正统宗教式世俗政权的崛起，正如我们在前所见（参见第四和第十三章），原是大灾难时期的副产品，寿命并不久长。无论如何，硬要把科学塞进意识形态的紧身衣内，根本就有违效果，如果还真的认真去实行，其结果可想而知（例如苏联乱搞其生物科技的做法）。就算放手让科学自由，却坚持意识形态至上，其现象也可笑至极（例如德苏的物理学界）。[8]进入20世纪后期，官方再度对科学理论施加条件的作风，则由以宗教激进主义为基础的政权接手。但是这些人与科学之间格格不入的不安感觉，却一直持续着，更何况科学本身一日千里，越来越不可思议和不可确定。不过要到20世纪下半叶，这种心理才转由基于对科学实际效应的恐惧所促成。

诚然，科学家自己比谁都清楚，也比谁都早知道，他们的发现可能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自从第一颗原子弹实际使用以来，某些科学家便向他们的政府首脑提出警告，要当心世界现在有了这个毁灭性的力量可供驱使。但是在科学与潜在灾祸之间画上等号，却是20世纪下半叶才发展出的概念。其第一阶段——核战争的噩梦——属于1945年后超级大国对抗的时期。第二阶段，则属于70年代揭幕的危机时期，范围更为广泛。但是回到大灾难的时期，也许是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严重减速，人类还心安理得，大做其人定胜天的科学美梦。至少，如果最糟糕的情况真的发生了，人们也以为自然之力无穷，自有办法重新调整，适应人类闯下的祸事。[9]而另一方面，当时唯一令科学家辗转难安之事，只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理论到底代表着什么意义。

2

“帝国的年代”中的某一时期，科学家们的发现发明，与基于感官经验（或想象）的“现实”之间的那个环节，忽然断裂。而在科学与基于常识（或想象）的“逻辑”之间的环节，此时也同时断落。两项断裂，彼此强化，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倚重用纸笔写数学公式之人，而不靠实验室内诸公。20世纪，于是成为理论家指导工程师的世界，前者告诉后者应该找些什么，并且应该以其理论之名寻找。换句话说，这将是一个数学家的世界——不过根据作者得自权威的指点，只有分子生物学，由于其理论依然很少是例外。并非观察与实验降为次要，相反地，20世纪科技的仪器、技术，比起7世纪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改变都更巨大，其中有几项甚至因此获得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诺贝尔奖。[10]即以一事为例，电子显微镜（electron microscope，1937）和射电望远镜（radio telescope，1957）的发明，便突破了历来光学显微镜放大的限制，使得人类可以更深入地近观分子甚至原子世界，远眺遥远宇宙苍穹。近几十年来，在计算机的协助之下，种种程序过程的自动化，以及愈加复杂的实验活动与计算，更使实验人员、观察人员，以及负责建立模型（model）的理论人员更上一层楼。在某些领域，例如天文学，仪器的进步更造成重大发现——有时却属无心栽柳的意外结果——并由此更进一步推动理论的创新。基本上，现代天体学（cosmology）便是由以下两大发现所促成：一是哈勃（Hubble）根据银河系光谱（spectra of galaxies，1929）分析所做的观察结论——宇宙在不断扩张之中；一是彭齐亚斯（Arno A.Penzias）与威尔逊（Wilson）于1965年发现了天体背影辐射（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电波杂音（radionoise）。但是，对“短20世纪”的科学研究而言，虽然理论与实务依旧并重，指挥全局者却已是理论大家。

对于科学家本身来说，与感官经验及常识告别，不啻意味着从此与本行经验原有的确定感，以及过去惯用的方法分道扬镳。这种现象的后果，可由20世纪前半期众科学之后的极为重要的学科——物理学——的演变一见分晓。诚然，物理学的关心焦点，仍旧是小到（不论死活）一切物质的最小成分，大到物质最大组合的质性结构。就这方面而言，它的地位依然无可动摇，即使在世纪末了的今天，仍旧是自然科学的中央梁柱。不过进入20世纪的第二时期，物理学的宝座却面临生命科学（life science）的挑战；后者则因50年代后的分子生物学革命而完全改观。

所有科学之中，再没有一门学问，比牛顿物理的世界更坚实、更连贯、更讲求方法。但是普朗克（Max Planck）和爱因斯坦的理论一出，再加以源自19世纪90年代放射线发现的原子理论问世，却使其根基完全动摇。古典物理学的世界是客观的，即在观察工具的限制条件之下（如光学显微镜或望远镜），可以对事物进行适当观察。古典物理学的世界也绝不模棱两可：任何一种物体或现象，不是此就是彼，不是如此便是那般，其间的分野一清二楚。它的定律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论微观世界或大天体，在任何时空下均能同样成立。衔接各个古典物理现象的机体，也明白可辨，可以用“因果”关系的名词表达。在这个基本观念之下，整个古典物理学世界的系统属于一种“决定论”（determinism），而实验室实验的目的，则专在摒除日常生活笼罩的复杂迷障，以展现其确定性的本相。只有傻瓜或小孩子，才会声称鸟群或蝴蝶可以不顾地心引力定律自由飞翔。科学家当然知道世上有这种“不合科学”的说法，可是作为科学中人，这些“胡说八道”不关他们的事情。

但是到了1895—1914年间的时代，古典律的世界却被人提出质疑。光束，到底是一道连续的波动，还是如爱因斯坦依据普朗克所言，乃是一连串间断的光子（photons）放射而成？也许，有时候最好把它看作光波——也许，有时候以光点为宜。可是波粒之间，有没有任何关系？如有，又是何种关联？光之为物，“到底”是啥玩意儿？伟大的爱因斯坦本人，在他提出这道难解谜题的20年后也说：“对光，我们现在有两种理论，两种都不可或缺，可是——有一件事却不能否认——尽管理论物理学家花了20年之久，两种理论之间，却仍旧找不出任何逻辑关系。”（Holton，1970，p.1017.）而原子之内，到底有何乾坤？现在众所周知，原子已经不是最小物质了（因此与其希腊原名的意味相反），既非最小，自然也非不可再分之物，其中更有大千世界，包含着更小更基本的各种物质。有关这方面的第一项假定，是于1911年卢瑟福（Rutherford）在曼彻斯特（Manchester）发现原子核（atomic nucleus）后提出——这项伟大发现，可谓实验式想象力的光荣胜利，并奠定现代核子物理学的根基，更开了最终成为“大科学”的先河——他发现原子核外，尚有电子循轨道环绕，正如一个具体而微小的太阳系样。但是更进一步研究，探索个别原子结构——其中尤以1912—1913年间玻尔的氢结构研究为最著名，玻尔本人对普朗克的“量子说”也有所知——却再度发现实际与理论不合。在他的电子，与他自己所说的“各项观念连贯交融，令人称羡，不愧是电动力学（electrodynamics）的经典理论”（Holton，1970，p.1028）之间，存在着重大冲突。玻尔提出的模型虽然不失有效，具有精彩的解释及推测能力，可是却与古典的物理世界大异其趣。从牛顿的机械观点观之，简直“可笑并违反理性”，而且根本否认原子大千世界的内部真相。因为在实际上，电子是跳跃式而非循序渐进，或在不同的轨道出没。发现它的一刹那，也许在此轨道上；下一瞬间，可能又在彼轨道上。来去之间，到底有何玄机？也非玻尔模式所能解释。

科学本身的肯定性，便随着这个“次原子”层次观察现象的过程本身发生改变，随之动摇：因为我们越想固定次原子级粒子（particle）的动向，它的速度却越发变得快不可捉。电子的“真正”位置到底何在？有人便曾如此形容过这方面的努力：“看到它，就得打昏它。”（Weisskopf，1980，p.37.）这种矛盾，即德国那名年轻优秀的物理学家海森伯格，于1927年归纳出的著名理论：“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并以其大名传世。而此定理之名，着重在“不准”本身，的确意义非凡，因为它正表明了“新科学”中人的忧心所在。“旧科学”的十足肯定，已被他们抛在身后，“新科学”的一切却那么不可捉摸。并不是他们本人缺乏肯定，也非他们的结果令人怀疑，相反地，他们的理论推演，看起来再天马行空，再不可思议，最后却一一均为单调无聊的观察实验所证实。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起（1915年），即为如此——相对论的最早证据，应是由1919年英国一支日食观察队提出，队员们发现某些遥远星光，一如相对论所推测，向太阳折射而去。其实就实际目的而言，粒子物理学与牛顿物理学无异，其规律同样可测——虽然模样性质大异其趣——但是至少在原子一级以上，牛顿与伽利略的学说依然完全有效。令科学家紧张的是，新旧之间，却不知如何配合是好。

到了1924—1927年间，在20世纪前25年里令物理学家大感不安的二元现象，却突然一扫而空，或可说一时靠边站。此中功臣，得归因于数学物理一门的崛起，即在多国同时出现的“量子力学”（quantum mechanics）。原子世界之内的“真相”原不在“波”或“粒”，却在无可分解的“量子状态”（quantum states），能以“波”或“粒”任一种状态表述。因此，硬将其编列为连续或间断的动作，根本毫无意义。因为我们不可能亦步亦趋，紧追着电子的脚步观察。现在不行，将来也永远不能。于是古典物理的所谓位置（position）、速度（velocity）、动量（momentum）等观念，超出某个地步便不能再予应用，即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所点明的界限。当然，出了这个界限，自有其他观念可循，可以产生较有把握的结果。即（负极）电子，被限制在原子内部，贴近（正极）原子核之下，所产生的特定“波纹”或震动“模式”（pattern）。在这个有限空间里接连发生的“量子状态”，便形成了频率不同却规则清晰的模式，并一如各个相关能量般，可经由计算取得，正如奥地利的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于1926年时所示。这些电子模式，具有惊人的预测及解释效力。因此多年以后，当钚（plutonium）首次为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原子反应堆提炼成功，正式踏上制造第一颗原子弹之途时，虽然所得数量极少，根本无法观察其性质，但是根据钚元素原子本身的电子数，再加上其94个电子绕行核子的震动频率，就凭这两项资料，无须其他，科学家就得以正确估出，钚将是一种褐色金属，每立方厘米的质量约为20克，并有某种电导热导作用及延展性质。至于“量子力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原子、分子或任何其他由原子出发的更高组合，却能保持稳定；同时也指出，加上何种程度的额外能量，将可改变此等稳定状态。事实上，便曾有人赞叹道：

甚至连生命现象——举凡脱氧核糖核酸的形状，以及各种不同的核苷酸（nucleotides），在室温下皆能抗拒“热运动”（thermal motion）——都是基于这些根本模式存在。甚至连一年一度的春暖花开，也是基于不同核苷模式的稳定性而发生的（Weisskopf，1980，pp.35—38）。

然而这种种对自然现象探索的伟大突破，效果虽丰，却是建立在过去的废墟之上，并刻意回避对新理论的质疑。所有以往被科学理论认定为肯定恰当的古典信条，如今都已作废，新提出的理论虽然匪夷所思，众人却将疑心暂时搁置。这种现象，不只老一代的科学家感到烦恼。以剑桥迪拉克（Paul Dirac）的“反物质”（antimatter）说为例，“反物质”说即是于他发现其公式可以解决某种电子状态之后提出。借用他的公式，可以对带有“低于”虚空空间零能力的电子状态加以解释。于是对日常事物毫无意义可言的“反物质”概念，迅速为物理学家大加采用（Steven Weinberg，1977，pp.23—24）。这个字眼本身，便意味着一种不让任何“既有现实”的成见，阻碍“理论演算”进步的刻意心态：管它“现实”如何，迟早总会赶上理论公式推算的结果。不过，这种观念毕竟不易被接受，甚至连那些早已将伟大卢瑟福的教诲忘在脑后的科学家也不例外。卢瑟福曾经有言，任何物理学说，若不能向酒吧的女招待解释清楚，就不是好理论。

可是即使在“新科学”的开路英雄当中，也有人根本不能接受“旧日肯定”时代的结束，甚至包括新科学的开山始祖，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两人在内。爱因斯坦本人，即曾以一句名言，一吐他对“纯粹或然率式的法则”——而非“决定性的因果论”——的怀疑：“神，可不掷骰子”。他并没有大道理可以辩解，可是“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量子力学不是真理”（M.Jammer，1966，p.358）。提出量子革命理论的各位大家们，也曾企图左右通吃，以一套包一套的说法，去除当中的矛盾之处：薛定谔便希望他的“波动力学”（wave mechanics），可以澄清电子“跳”轨的现象，将之解释为一种能量变换的“连续”过程。如此，便可面面俱到，保存古典力学对空间、时间及因果关系因素的考虑。开拓新科学的先锋大师，尤以普朗克和爱因斯坦为著，对自己领头走出的这条新路正在犹豫之间，一闻此说，不禁大为释怀。可是一切尽皆徒然。新球赛已开场，旧规则再也不适用了。

物理学者，能否学着与这种永久的矛盾相安呢？玻尔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势在必行。自然万象的宏大完整，受到人类语言特色的限制，不可能只用单一的描述解释它的全部。描叙自然的模型，不可能只有一种，唯一能够抓住现实真相之道，只有从多种角度以不同方式报告之、集中之、互补之，“将其中外在有差异、内在有矛盾的各方面形容描述，以无尽的组合重叠之”（Holton，1970，p.2018）。这便是玻尔“互补论”（complementarity）的基本原理，一种近似于“相对性原理”（relativity）的形而上学观念，原是他由那些与物理学毫不相干的作家的理念得来，并认为此中精神，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玻尔提出“互补论”，并非有意鼓励原子科学家更进一步，却只是一种想要安抚他们的困惑茫然的好意。它的魅力，原在理性之外。因为我们众人，不只是聪明绝顶的科学家们，都知道世间事多繁复，同一种事物，本身便有多种不同方式可以观照；有时候也许不能类比，有时候甚至相互矛盾，但是每一种方法，都应该由事物的整体面去体会。可是，这种种不同之间，到底有何联结相关，我们却茫然不知。一首贝多芬奏鸣曲产生的效应，可以从物理、生理、心理多方面研究考察，也可以纯粹通过静耳倾听吸收。可是这种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之间，究竟如何关联，却无人知晓。

但是尽管多方脱解，不自在的感觉仍然存在。就一方面来说，我们有新物理在1920年的大合成，提供了解开自然奥秘的钥匙，甚至到20世纪后期，量子革命的基本观念也依然继续应用。但是自从1900—1927年以来，除非我们将计算机技术理论造就的“非线性式研究”（non-linear analysis），也视为离经叛道的激烈新改变，物理学界可说无甚剧烈变动，却只在同样观念架构之下做演进式的跃进而已。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其中却有着总体性的不连贯存在。1931年时，这种不协调的现象，终于扩展至另一学科——连数学的确定性也面对重新考虑。一位奥地利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Kurt Godel）证实，一组原理永远不可能靠它本身成立；若要显示其一致性或无矛盾性，必须用外界另一组陈述才行。于是证明“哥德尔定理”，一个内部无矛盾、自和谐的世界，根本便属匪夷所思的想象了。

这就是“物理学危机”（crisis in physics）——借用英国一位年轻马克思派学人考德韦尔（Christopher Caudwell，1907—1937）大作的书名（这名自学成才的学者，后在西班牙不幸殒命）。这不但是一个“基础的危机”（crisis of the foundations）——正如数学界对1900—1930年间的称谓（参见《帝国的年代》第十章）——也是一般科学家共有的世界观念。事实上，正当物理学家对哲学性问题耸耸肩膀，回头继续埋头钻研他们面前的新领域时，第二阶段的危机却也正大肆闯入。因为到30年代和40年代，显现在科学家眼前的原子结构，一年比一年更复杂。什么正核子负电子的二元原子世界，哪有这么简单。现在原子家族里面，住着一大家“子”，飞禽走兽，万头攒动，日盛一日，冒出各式各样的新成员，其中有些着实奇怪得很。剑桥的查德威克（Sir Edwin Chadwick），于1932年首先发现这一大家“子”新成员中的一名，即不带电的“中子”（neutron）——不过其他“子”，如“无质之子”（massless），及不带电的“中微子”（neutrino）等，在理论上早就推论得之。这些次原子的粒子，如蜉蝣朝露，寿命几乎都很短暂；品目之多，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科学”的高能加速器撞击之下，繁生增多。到50年代末期，已经超出百种以上；而其继续加增之势，也看不出有任何停止的可能。自30年代开始，更由于以下发现，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即在那些将核子及各种电子结合一处的各种带电小“子”之外，另外还有两种来路不明的力量，也在原子之家当中发挥作用。一个是所谓的“强作用力”（strong force），负责将中子及带正电的质子（proton）在原子核内结合起来；至于造成某些粒子衰变现象的责任，则得怪罪到其他所谓“弱作用力”（weak force）的头上。

在这一切大变动中，在20世纪科学崛起的颓垣之中，却有一项基本事物，而且在根本上属于美学的假定，未曾受到挑战。事实上，正当“测不准”的乌云，笼罩在其他所有方面时，这项假定却一枝独秀，越发为科学家所不可缺少。他们如诗人济慈一样，都相信“美即真，真即美”——虽然他们对美的取舍标准，跟济慈并不一样。一个“美好”的理论，本质上便是一项对“真理”的推论，其立论一定线条高雅，简洁流畅，其格局必然气势恢宏，纵览全局。它一定既能综合，又能简化，正如历来伟大的科学理论所证明，都是如此。伽利略与牛顿时代产生的科学的革命即已证实，同样一种法则，掌管天，也操纵地。至于化学的革命，也将物质所系的世间的形形色色、万物万貌，简化成92种系统相连的基本元素。而19世纪物理学的胜利果实，也显示在电学、磁学与光学现象三者之间，有其共同根源。可是新一代的科学革命，带来的却非简约，而是复杂。爱因斯坦那不可思议的相对论，将地心引力形容为一时空曲线，的确将某种恼人的二元质性带进自然：“就一方来说，是舞台，即这道弯曲的时空；就另一面而言，则是众演员，也就是电子、中子、电磁场。可是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联系。”（Steven Weinberg，1979，p.43.）在他一生当中最后的40年里，爱因斯坦这位20世纪的牛顿，倾注全部精力，想要找出一个“统一场论”（unified field theory）好将电磁场与引力作用合为一家，可是他却失败了。现在可好，世间忽然又多出了两股显然毫不相干的力量，与电磁场及地心引力也谈不上什么关系。次原子级众粒子的不断繁生，即使再令人感到兴奋，毕竟只能属于一种暂时的、前期的真理。因为不管在细节上多么美好，新时代的原子图，总是比不上旧原子图美观，甚至连20世纪纯讲实际者流——对这种人来说，任何假说，并没有别的判定标准，只要管用就成——有时也会忍不住做做美梦，希望能有一个高雅、美好又全面，可以解释任何事物的“事事通”理论（everything theory）——借用剑桥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Hawking）之言。可是这个美梦似乎难以成真，虽然从60年代起，物理学又再度开始认识到这种综合总览的可能性。事实上，到90年代，物理学界普遍相信，他们已经离某种真正的基本层次不远。其层粒子的众多名目，可能可以简化到几种相当简单却一致的子群。

与此同时，种种异类学科如气象学（meteorology）、生态学（ecology）、非核子物理（non-nuclearphysics）、天文学（astronomy）、流体力学（fluid dynamics），以及其他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数学分支，先是在苏联独自兴起，其后不久也出现于西方世界，更有计算机作为分析工具相助。在它们之间那广大界线不明的地域里，一股新的综合之流开始兴起或谓复兴，可是却顶着一个稍带误导意味的头衔——“混沌论”（chaos theory）。这项理论揭示的道理，与其说是在全然决定论的科学程序之下那不可测知的后果，倒不如说自然在其千形百态之中，在其种种大异其趣又显然毫无相干的形貌之内，包含着一种惊人的普遍形状与模式。[11]混沌理论，为旧有的因果律带来了新意义。它将原有的“因果关系”，与“可预测性”之间的关节打破，因为它的意义，不在事本偶然，却在那遵循着特定起因的最后结果，其实并不能事先预测。这项理论，也加强了另外一项由古生物学家首开风气，并引起历史学家普遍兴趣的新发展。即历史或进化发展的锁链，虽然在事后可以获得充分一贯性的合理解释，可是事情演变的结果，却不能在起始之时预料。因为就算是完全同样的一条路，初期若发生任何变化，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在当时看来多么明显地无足轻重，“演化之河，却会岔流到另外一条完全大异其趣的河道上去”（Gould，1989，p.51）。这种情况，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后果至为深远。

但是更进一步，新物理学家的世界，还有着完全有悖常理的层次，不过只要这股悖理保留在原子的小世界内，还不致影响人类的日常生活——这是连科学家本人也居住的世界。可是物理学界中，却至少有一项新发现无法与世如此隔绝。即那项非比寻常的宇宙事实：整个宇宙，似乎正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在不断扩张之中——此事早已为人用相对论预测，并于1929年经美国天文学家哈勃观察证实。这件扩张大事，后于60年代为其他天文数据证实（可是当时却连许多科学家也难以接受，有人甚至赶忙想出另外一说对抗——所谓的天体“稳定论”）。因此，叫人很难不去臆测，到底这项无限高速扩张，将把宇宙（以及我们）带往何处？当初是何时开始？如何开始？宇宙的历史又为何？并由“大爆炸”（Big Bang）从头谈起。于是宇宙天体学开始活跃兴盛，更成为20世纪科学中炙手可热、最容易转为畅销书大卖的题材。而历史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也许只有地质学及其相关副学科依然例外）也因此大为提升——本来一直到此时为止，后者都很傲然地对历史不表兴趣。于是在“硬性”科学与“实验”之间，二者原本天生一对的亲密关系，渐有逐渐削弱之势。所谓实验，本是对自然现象予以复制再现的手段；时至今日，请问科学，如何借实验再现那些在本质上天生就不可能重复的事象？扩张中的宇宙，使得科学家与门外汉同感狼狈。

这个深感困惑的窘状，证实前人所言不虚。早在大灾难时期，即有有心人关心此事，并有明眼人一语道破。他们深信，一个旧的世界已告结束，即使尚未终止，至少已身处末期的大变乱中；可是在另一方面，新世界的轮廓却仍朦胧难辨。对于科学与外在世界两项危机之间，伟大的普朗克斩钉截铁，认为有着不可否认的绝对关系：

我们正处在历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时刻。此时此刻，正是危机一词的充分写照。我们精神暨物质文明中的每一支系，似乎都已抵达重大的转折关头。这种面貌，不仅表现在今日公共事务的实际状态之上，同时也存于个人与社会生活一般基本价值观中。打倒偶像的观念，如今也侵入了科学殿堂。时至今日，简直找不出一条科学定律，没有人予以否定。同时，每一种荒唐理论，也几乎都找得到信徒翕然风从（Planck，1933，p.64）。

这是一位成长于19世纪凡事确定气氛之中的德国中产阶级，面对着大萧条与希特勒崛起的时代氛围，感慨万千，说出此言，自是再自然也没有的反应了。

但在事实上，他这股阴郁消沉，却与当时多数科学家的心情恰恰相反。后者的看法与卢瑟福一致，卢瑟福对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表示（1923年）：“我们这些人正生活在一个非凡的物理学时代。”（Howarth，1978，p.92.）每一期科学学刊，每一场研究讨论会——因为科学家对于将竞争与合作集于一堂的喜爱之情，比以前更甚——都带来令人兴奋的新消息、大突破。此时的科学界依然很小（至少如核物理及结晶学这一类先锋性质的学科，仍是如此），足以为每一位年轻研究者带来跃登科学明星的机会。科学家，有着一席令人敬羡的崇高地位。英国前半世纪的30名诺贝尔奖得主中，多数来自剑桥；而当年剑桥，事实上“就是”英国科学本身。当时我们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心里自然都很清楚：要是自己的数学成绩好，真正想就读的就会是哪一门科系了。

在这种时代气氛之下，说真的，自然科学的前途自然只有一片光明，除了更进一步的凯歌胜利，更上一层楼的发明，还会有什么不同的展望呢？眼前的种种理论，虽有支离零碎之憾，虽有不完美处，虽有即兴拼补之嫌；但是再看看科学的光明未来，这一切毛病都可忍受，因为它们都将只是暂时性的。不过20余岁，就得到那至高无上的科学荣誉——诺贝尔奖——这些年轻得主，有什么必要为未来担忧？[12]然而，对这一群不断证实“所谓‘进步’，是多么不可靠的真相”的男子来说（偶然亦有女性），面临着大时代的灾难变乱，正对着他们自己也身处其中的危机世界，又怎能置身事外，不为所动？他们不能，也不会置身事外。大灾难的时代，于是成为一个相对比较起来，科学家也不得不受政治感染的少有时代之一。其中原因，不只是因为许多科学人士，由于种族或意识不为当局所容而大规模由欧洲外移，足以证明科学家也不能视个人政治免疫为理所当然。追究起来，30年代的典型英国科学家，通常多是剑桥反战协会（Cambridge Scientists Anti-War Group）的一员（此会为左派），他或她的激进观点，更在其前辈不加修饰的激烈赞同之中获得证实。后者则从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一直到诺贝尔奖得主，尽皆赫赫有名之士：结晶学家贝尔纳（Bernal）、遗传学家霍尔丹（Haldane）、化学胚胎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3]、物理学家布莱克特（Patrick M.S.Blackett）和迪拉克，以及数学家哈代（G.H.Hardy）。哈代甚至认为，整个20世纪，只有另外两名人物，列宁与爱因斯坦，足以与他的奥地利板球英雄布雷德曼（Don Bradman）并列匹配。至于30年代典型的美国物理学家，到了战后的冷战年代，更有可能因其战前或日后持续的激进观点，而遭遇政治上的困扰。例如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以及两度荣获诺贝尔奖（其一为和平奖）和一座列宁奖的化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而典型的法国科学家，往往是30年代人民阵线的同情者，在战时更热烈支持地下抵抗运动——要知道多数法国人都不是后者。至于典型由中欧逃出的流亡科学家，不管他们对公共事务多么缺乏兴趣，此时也几乎不可能对法西斯不含敌意。而走不成或留下来在法西斯国度或苏联的科学家们，也无法置身于其政府的政治把戏之外——不管他们本人事实上是否同意当局的立场——不谈别的原因，光是那种公开作态的手势，便令他们无法回避。就像纳粹德国规定向希特勒致敬的举手礼，大物理学家劳厄（Max von Laue，1897—1960）便想尽方法避免：每回离家之前，两手上都拿着一点东西。自然科学与社会或人文科学不同，因此这种泛政治的现象极不寻常。因为自然科学这门学问，对人间事既不需要持有观点，也从不建议任何想法（只有生命科学某些部分例外）——不过它倒经常对“神”，有所意见主张。

然而科学家与政治发生联系，更直接的因素，却因为他们相信一件事（极为有理），那就是外行人根本不明白——包括政治人物在内——若妥当使用，现代科学将赐予人类社会多么惊人的潜能。而世界经济的崩溃，以及希特勒的崛起，似乎更以不同方式证明了这项观点（相反地，苏联官方及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自然科学的信仰投入，却使当时西方的许多科学家，误以为它才是一个比较适合实现这种潜力的政权）。于是科技专家政治上与激进思想合流，因为此时此刻，唯有政治上的左翼，在它对科学、理性、进步的全面投身之下——它们则被保守派讽刺以“科学至上主义”（scientism）之名[14]——自然，代表着认识并支持“科学的社会功能”的一方。《科学的社会功能》（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是当时一本极具影响力的宣传性书籍（Bernal，1939），可想而知，其作者正是当时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家——天才横溢，充满战斗气息。同样典型的事例，还有法国在1936—1939年间的人民阵线政府，专为科学设立了第一个“科学研究次长”职位，由居里夫人之女，也是诺贝尔奖得主的约利埃－居里（Irène Joliot-Curie）出任并成立“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CNRS），至今仍为提供法国研究资金的主要机构。事实上情况日趋明显，至少对科学家是如此，科学研究不但需要公共资金支助，由国家发动组织的研究更不可少。英国政府的科学单位，于1930年时，一共雇有743名科学人员——人手显然不够——30年后，已经暴增至7000人以上（Bernal，1967，p.931）。

科学政治化的时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达到巅峰。这也是自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时期以来，第一场为了军事目的，有系统并集中动员科学家力量的战争。就成效而言，盟国一方的成就，恐怕比德意日三国轴心为高，因为前者始终未打算利用现有的资源及方法速战速决赢得胜利（参见第一章）。就战略而言，核战争其实是反法西斯的产物。如果单纯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根本不会打动尖端的核物理学家，劳驾他们亲自出马，呼吁英美政府制造原子弹——他们本身多数即为法西斯暴政下的难民或流亡者。到原子弹制成，科学家却对自己的可怕成就惊恐万状，到了最后一分钟还在挣扎，试图劝阻政客和军人们不要真的使用；事后，并拒绝继续制造氢弹。种种反应，正好证明了“政治”情感的强大力量。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掀起的反核运动，虽然在科学界普遍获得很大支持，主要的支持者，却还是与政治脱不了干系的反法西斯时代的科学家们。

与此同时，战争的现实也终于促使当政者相信，为科学研究投下在此之前难以想象的庞大资源，不但可行，而且在未来更属必要。但是环顾世上各国，只有美国一国的经济实力，能够在战时找得出20亿美元巨款（战时币值），单单去制造一个核弹头。其实回到1940年前，包括美国在内，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恐怕连这笔数字的小零头做梦都舍不得孤注一掷地投在这样一个冒险空想的计划之上。更何况此中唯一根据，竟是那些书呆子笔下所写的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神秘公式演算。但是等到战争过去，如今唯有举国的经济规模，才是政府科学支出及科学人事的界限了。70年代时，美国境内的基本研究，三分之二是由政府出资进行，当时一年几乎高达50亿美元，而其雇用的科学家及工程师人数，更达百万余名（Holton，1978，pp.227—228）。

3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的政治气温骤降。实验室里的激进思想，于1947—1949年间迅速退潮。当时，在他处被视为无稽之谈或怪论的思想，却在苏联成为科学家必奉的圭臬。其严重程度，甚至连一向最忠贞的共产党信徒，也发现李森科一派的谬论难以接受。更有甚者，情况越来越明显，各个以苏联制度为楷模的大小政权，不论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实在都缺乏魅力，至少对科学家是如此。而在另一方面，不论宣传家叫嚣得多么卖力，东西两大集团之间的冷战对抗，始终不曾唤起如法西斯主义曾在科学家中间激起的政治热度。或许是因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理性主义之间，素有传统的亲近关系之故。也或许是由于苏联不似纳粹德国，从来没有那副可能吞没西方世界的赫赫架势。

至于发达的西方世界，其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声音，在自然科学的领域里保持了一代沉默。如今自然科学享受着它在知识上的成就，以及取之不竭的大量资金支持。政府及大企业对科学研究的慷慨解囊，的确助长了一批视庞大研究资金为当然的研究人员。在本身的范围之外，他们的研究工作到底有何广泛的影响及意义——尤其当它们属于军事性项目时——科学家情愿不去自寻烦恼。他们唯一的动作，至多也只有提出抗议，反对当局不让他们发表此中的研究结果而已。事实上，以1958年为迎接苏联挑战而成立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为例，在它那如今已经博士成林的队伍当中，多数成员就如同军队中的行伍一般，对其工作任务的理论根据不多置问。但是回到40年代后期，科学家们却对是否加入政府机构专事战时生化研究，仍然痛苦不已，犹豫不决。[15]时过境迁，如今这一类单位招人时，显然就没有这么多麻烦需要考虑了。

有点意外的是，步入20世纪的下半叶，却是在苏联集团的地面上，科学出现了比较强烈的“政治”气息——如果带有任何一种气息的话。事实上苏联全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主要发言人，竟是一位科学家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1921—1989），也绝非由于偶然（萨哈罗夫是40年代末期苏联氢弹制造的主要负责人）。科学家，是大批新兴科技专业里中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人物。这个阶级，是苏联制度的最大成就；可是与此同时，这个阶级却也最直接警觉到制度的弱点所在。苏联科学家对其制度的重要性，远胜过他们西方世界的同行。因为是他们，也唯有他们，才使得这个其他方面一无是处的落后经济，可以神气活现地面对美国，以另一超级大国的姿态出现。事实上在一段短时间内，他们甚至帮助苏联登峰造极，在科技的最高顶点领先西方，即太空的探险。第一颗人造卫星（即Sputnik，1957年），第一次男女航天员同舱飞行（1961年、1963年），以及第一次太空漫步，都是由苏联首开先河。苏联科学家集中在研究机构或特殊的“科学城”里，当局又刻意加以怀柔，并容许某种程度的自由范围，加以能言善道，可以侃侃而谈，难怪实验研究的环境中会培养出不满的批评声音。因为苏联的科学家们，其声望地位之高，原是其本国境内其他任何行业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4

政治及意识形态气温的波动，是否影响到自然科学的进展呢？比起社会和人文学科——更不要说意识思想及哲学本身——答案是其实少得太多了。自然科学对科学家所处时代的反映，只能在经验论者方法学的范围之内显示，而这项方法，则必然成为在认识论上属于不确定时代的标准法则。即可以通过实验证明，证实为“无误”的假说——或借用英国的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1902）所说，或许多科学家也有自家版本的相同说法——可以经由实际验证，证实为“错误”的假说。于是便替科学“意识化”的走向，加上了某种限制。可是经济学则不然，虽然也受逻辑及一贯性条件的规范，却发展成某种形式的神学地位——在西方世界，可能更是一代显学。也许正因为经济学能够——并且一向如此——摆脱开这种假设验证的束缚，而物理学却不能。因此，有关经济思想上的学派矛盾、风气改换，很容易便可以用来反映当代经验与思潮的演变。可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天体宇宙学，却没有这种能耐。

不过，科学毕竟多少也能反映它的时代，虽然无可否认，某些重大的科学进展，其发生全然来自内部，与外界无关。因此无可避免，难怪理论学者眼见次原子家族中的粒子成员胡乱大爆炸之余，尤其在它们于50年代加速现身之后，不得不开始寻思一种简化之道。于是这个由质子、电子、中子，以及其他所有众“子”组成的假想新“终极”粒子，（在一开始）其性质之偶然，可以从它的命名看出：夸克（quark，1963）——原是取自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不久，夸克家族也被一分为3种（或4种）次族——并各有其“反夸克”（anti-quarks）成员——分别以“上”“下”“奇”“魅”名之（编者注：现今又发现了“底”“顶”两种）。更有带领“风骚”（charm，编者注：夸克质性之一种）的一群夸克，每个成员有个别的“质色”（colour，编者注：夸克质性又一种）为特性。这些字眼，与它们平常的字义完全大异其趣。于是一如其他例子，科学家根据这个理论，成功地做出推测；同时使其中另一项事实隐而不彰，即以上任何一种夸克的存在，在90年代都还未发现任何实据证明。[16]这些新发展，到底简化了原有的原子迷宫，还是又为它加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复杂性？这个问题，得让有资格的物理学家判定。但是我们心中存疑的外行人欣羡之余，却不得不想起19世纪末期的前车之鉴。当时多少精力，都耗费在无望的追求之中，以保持科学界对“以太”（aether）的莫名信仰。直到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研究问世，才打破了这个科学神话，把它与“燃素”（phlogiston）一同放逐到“假理论”的博物馆中（参见《帝国的年代》第十章）。

理论的构成，与它们欲解释的现实之间，却如此缺乏联系（除非其目的是为证实假说为误），于是使其门户洞开，大受外在世界的影响。在一个深受科技左右的世纪里，机械式的类比岂不因此再度插上一脚？只是这一回的类比，是以动物与机器之间，在传播和控制技术上的对照出现，1940年，就有了一些以各种不同名目问世的理论——例如控制论（cybernetics）、系统论（general systems theory）、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等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在晶体管发明之后即以惊人速度发展的电子计算机，具有高度的模拟能力。因此一向以来，被视为有机体（包括人类在内）物理和精神的动作范畴，现在极易发展出机械模式模拟之。20世纪后期的科学家们，谈起人脑，就仿佛它根本上是一部处理信息的系统。而20世纪下半叶最熟悉的辩论主题之一，便是“人类智慧”与“人工智慧”之间，是否有区别？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如何区别？总而言之，即指人脑中到底有哪一部分，是理论上不能在电脑中以程序设计的？这一类科技模型的出现，更加速了研究进展，自是毋庸置疑。人体神经系统的研究——电子神经脉冲（electric nerve impulses）学——若无电子研究的推动，能有什么成就？不过追根究底，这些类比都属于还原论者（reductionist）的观点。将来有一天在后人看来，恐怕正如今之视昔，就好像18世纪用一组杠杆形容人体行动般的粗浅简陋。

某些类比，的确有助于特定模式的建立，但是出了这个范畴，科学家个人的人生经验，难免就会影响他们观照自然的途径了。我们这个世纪——借用某位科学家回顾另一位科学家一生时所言——是一个“渐进与骤变同时渗透人类经验”的世纪（Steve Jones，1992，p.12）。既然如此，科学当然也难逃此“劫”。

在19世纪资产阶级进步与改造的时代，科学的范例（paradigm）是由连续与渐进所掌握，不论自然的动力为何，它都不可以擅自跃动。地表上的地质变迁及生命演进，都非惊天动地地阔步迈进，而是一小步一小步地逐级改变。甚至那看来似乎极为遥远的未来，那可以想见的宇宙末日，也将是逐渐缓慢地结束。根据热力学（thermo dynamics）的第二定律，一点一点地，虽然感觉不到，却最终不可避免，“能”将转化成“热”，即“宇宙热寂”论（heat death of the universe）。但20世纪科学的世界观，却发展出一个全然不同的画面来。

根据这项新观点，我们宇宙的诞生，是源自150亿年以前的一场超级大爆炸。而且根据本书写作时的天体推论，这个宇宙消灭之时，也必然以同样一种轰轰烈烈的形式灭亡。在这个宇宙里，星球的生命史，包括众多行星的历史在内，也如宇宙一般，充斥着大洪水般惊天动地的大混乱：新星（nova）、超新星（supernova）、大红巨星、白矮星、黑洞等各式各样的名堂——凡此种种，回到20年代以前，最多只被归类于周边性的天文现象。长久以来，多数地质学家都抗拒大陆板块大规模侧向移动的说法，例如在整个地球历史中，大陆曾在地表向四处漂移，虽然此中的证据非常多。他们反对的理由，大多是基于意识立场，从“大陆漂流说”的主将韦格内（Alfred Wegener）所遭遇的争议可知。反对者认为绝不可能，因为根本没有造成这种移动的地质物理机制存在。但是他们这种说法，就实际证据而言，正如凯尔文（Lord Kelvin）曾于19世纪主张，当时地质学者提出的地球时间表必然有误一般，至多只是一种先验性的假设。因为根据当时的物理学知识，将地球年龄估算得远比地质学所需要的年代为年轻。但是自从60年代开始，以往难以想象的臆说，却成为地质学崇奉的常识正统，即全球性的板块移动，有时甚至有巨型板块快速漂移发生——“板块构造说”（plate tectonics）之说。[17]

更重要的是，也许是自从60年代以来的“直接大灾难说”，通过古生物学，重回地质学与进化理论之门。这一次，这似乎“初逢乍见”的新证据，其实早已为人熟悉，每个小孩子都知道，恐龙于白垩纪时期在地球上灭种绝迹。因为在过去，达尔文的教诲如此深入人心，人们都依他所说，把生物进化视为一种缓慢细微的渐进过程，延续在整个地质历史之中，而非某种大变动（或创造）的突然结果。以至于像恐龙灭种，这种显然属于生物大灾变的现象，很少引起人的注意。反正地质的时间表一定够长，足供任何可见的演变结果发生。因此说起来，在人类历史遭此巨变的时代，进化间断的现象再度受到注目，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还可更进一步指出，在本书写作时，最受地质和古生物巨变说学者青睐的说法，就是从天而降的外太空袭击，即地球与一个或多个大型陨石相撞。根据一些计算，某些大到足以毁灭文明的太空游星——等于800万个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每30万年就会来访地球一次。这一类的情节，一向是遥远的史前史的一部分，回到核战争纪元以前，有哪一位严肃的科学家会正眼瞧它一眼？进化缓慢的过程中，时不时被相当突然的变动打岔，这种“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理论，虽然在90年代依然是争议之说，可是却已经成为科学界内部激辩的议题之一了。再一次，作为门外汉的我们旁观之余，不得不注意到在离平凡人类思想最遥远的一行里，近年来兴起了两大数学分支：60年代出现的“灾变论”（catastrophe theory），以及80年代问世的“混沌论”。前者属于60年代，在法国首先发展的“拓扑学”（topology）之一支，主张对渐变造成的突然断裂现象，加以探究，即在连续与间断之间，有何相关关系。后者是源起于美国的新学说，建立于情况发生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及不可测性的模式之上。即明明很细小的事件（例如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却可在他处导致巨大后果（造成飓风）。但凡经历过20世纪后数十年动乱的人，应该都会理解，为什么像这一类混沌和灾变的图像，也会进入科学家和数学家的脑海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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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70年代起，外界开始更间接也更强烈地侵入了实验室和研究室的领域。因为世人发现，原来以科学为基础的科技，在全球经济爆炸之下力量更显强大，同时却对地球这个行星——至少就地球作为生命有机体的栖息地来说——产生了根本甚至可能永远无法挽回的深远影响。漫长的冷战年月里，人们的脑海及良心，都被笼罩在人为核战争的灾难噩梦之中。可是眼前的生态灾难，却比核战争更令人心不安。因为美苏之间一场世界核大战，毕竟可以想法避免，而且最后事实证明，人类的确逃过了这场浩劫。但是科学性经济增长造成的副作用，却没有核战争那么容易避开。1973年，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与莫利纳（Molina）两位化学家，首次注意到在冰箱和新近大为流行的喷雾产品中广泛应用的化学物质，氟碳化合物（作为制冷剂被广泛使用，fluorocarbons），已经造成地球大气臭氧层的减少。若在更早以前，这种变化很难发现，因为这一类化学物质（CFC11和CFC12）释放的总量，在50年代初期之前，一共不到4万吨。可是到1960—1972年间，却总共有360万吨进入大气层。[18]到90年代，大气中“臭氧层空洞”，已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了。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臭氧层将会多长时间告竭，会在什么速度下，到达连地球的自然修复能力也无法补救的程度。人们也都知道，就算把CFC全部消除，它也肯定会再出现。“温室效应”（greenhouse effect）一说——在人为产品不断释放大量气体之下，地球温度将不可控制地继续升高——于1970年左右开始引起认真讨论，并于80年代成为专家与政治人物共同关心的第一件大事（Smil，1990）。这其中的危险性的确真实无比，虽然有时难免过于夸大。

大约与此同时，出现于1873年间的新词“生态学”——用以代表生物学的一支，处理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开始获得它如今众所周知的“类政治”含义（E.M.Nicholson，1970）。[19]这一切，都是世间经济超负荷增长和繁荣的产物（见第九章）。

种种烦恼忧心，足以解释为什么进入70年代，政治及意识形态再度开始环绕自然科学。更有甚者，这种外界压力，甚至渗进科学内部，科学中人也开始进一步辩论，由实际及道德角度出发，探讨科学研究是否有予以限制的必要。

自从神权治世的时代结束以来，这类问题从未被人如此严肃看待。疑问来自一向对人事具有直接牵连（或看来似乎有所直接牵连）的学科：遗传学和进化生物学。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之间，生命科学已在分子生物学的惊人突破之下，出现了革命性的大改变。分子生物学揭示了决定生物遗传的共同机制：“遗传密码”（genetic code）。

分子生物学的革命成就，其实并不意外。生命现象，必须，也一定能够，以放之万物皆准的物理化学角度解释，而非生命体本身具有的某种特异性质，这种观念，1914年后已成理所当然。[20]事实上，早在20年代，英国、苏联两国的生物化学界，就已经提出基本模型（多数带有反宗教的意图），描述地表上可能的生命来源，始于阳光、甲烷（methane）、氨（ammonia）、水；并将这个题目，列入严肃的科学研究议程——顺便提一句，对宗教的敌意感，继续激发着这一行研究人员的前进：克里克和鲍林两人就是最好的例证（Olby，1970，p.943）。

数十年来，生物方面的研究始终以生化为最大推动力，然后物理的分量也逐渐加重。因为人们发现蛋白质分子可以结晶，然后以结晶学的方式进行分析。科学家也知道有一样称作“脱氧核糖核酸”的东西，在遗传上扮演着中心角色，也许便是遗传之钥本身：它似乎是基因的基本成分，遗传的基本单位。基因（或遗传因子），到底如何“造成另一个与它完全一样的结构，甚至连原始基因的突变性质也原样移植（Muller，1951）？即遗传到底如何发生？如何进行？这个问题，早在30年代后期，即已成为学界认真探讨的题目。到了战后——借用克里克本人的话——“奇妙大事显然不远”。克里克与沃森两人，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并用一个非常漂亮的化学机械模型，显示这个结构可以解释“基因复制”的功能。这一出色的成就，其光彩绝不因为50年代初期也有其他研究人员获相同结论，而有任何减弱。

脱氧核糖核酸的革命成就，“生物学上独一无二的最大发现”（伯诺之语），随之在20世纪后半叶主导了整个生命科学的研究。基本上，它是以“遗传学”为中心范畴，因为20世纪的达尔文学说，就是纯粹以遗传、进化为主题。[21]但是这两个题目一向以棘手闻名，一是因为科学模型本身，便经常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内——达尔文学说，即受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Malthus）思想影响（Desmond／Moore，chapter18）；二则由于科学模型也经常反馈政治，为其添加燃料——如“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种族”的观念，便是这种相互为用的最佳例证。纳粹种族政策的不堪回首，使得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多在此列），简直不敢想也不能碰这个题目。事实上，许多人甚至认为，若对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由遗传决定的差异，进行有系统的探究，可能有根本上有违正当的嫌疑；因为这类研究结果，也许会鼓励种族主义的言论出现。更广泛地来看，在西方国家里，“后法西斯”时代的民主平等观念，再度掀起旧日对“先天抑后天”“自然或养成”（nature/nurture）的争辩，即“遗传或环境孰重”的问题。简单地说，个人的特质，兼受遗传与环境两面影响，既有基因的成分，也有文化的作为。但是保守派往往迫不及待，乐意接受一个一切由遗传注定的社会，即无法由后天改变先天上的不平等。相反地，左派人士却以平等为己任，戮力宣称所有的不平等都可以用社会手段除去，他们是彻头彻尾的环境决定论者。于是争议的战火，便在“人类智商”讨论上爆发开来（因为它牵涉到选择性或普遍性教育的问题），并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质。智商问题，远比种族问题牵涉面广，虽然它也离不开后者的瓜葛。至于到底有多广？连同女性主义运动的再兴（参见第十章），于是有某些思想家进而宣称，在“心智面”“精神面”上，男女之间所有的一切差异，基本上都是因文化，也即环境决定而成。事实上时下流行以代表“文化社会性别”的“性”（gender），取代代表“生物性别”的“性”（sex）的风气，即意味着“女性”在扮演其“社会角色”方面，实与男人无异，并不属于另一种不同的生物性类别。因此凡是想涉足这一类敏感题目的科学家，都知道“他”自己必不可免地踏进了一个政治雷区。甚至连那些小心翼翼步入的人，如哈佛的威尔逊（E.O.Wilson，1929），所谓“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的先锋战士，也不敢直截了当地把话说个清楚明白。[22]

促使整个情形火上浇油者，却是科学家自己。尤其是生命科学中最具社会色彩的学科——进化理论、生态学、动物行为学，以及种种对动物社会行为进行研究的科目。他们未免过度喜欢应用拟人化的隐喻，动不动便把结论应用到人类身上。社会生物学家——或是那些将其发现煽风点火，进一步加以通俗化的人——表示，远古以前的数千年里，原始男人作为一个狩猎者，被自然挑选出来，适应并养成其广大生存空间中比较具有掠夺性的性格（Wilson，1929）。这种物质，通过遗传，甚至到今天依然牢牢控制着我们社会的存在。这下子惹恼的不只是女人，连历史学家也大为不悦。进化理论家并将自然的淘汰选择——视为生物学上的重大革命主张——分析成“自私基因”（the Selfish Gene）从事生存竞争的结果（Dawkins，1976）。如此一来，甚至连赞同“硬性派”达尔文主义的人，也不禁感到茫然，到底遗传基因的选择，与人的自我本位、竞争合作，有什么关系呢？于是科学再一次遭到批评围攻，不过说来意义深长，这一回炮火却非来自传统宗教，只有激进主义团体例外——不过这批人的意见在知识上不值一顾。如今神职中人，也接受了实验室出来的领导地位，尽量从科学性的宇宙天体学中，寻找合乎神学教训上的慰藉。所谓“大爆炸”理论，看在信者眼里，岂不正是世界是由某神所造的证据？在另一方面来说，60年代和70年代的西方文化革命，也对科学的世界观发动一股属于“新浪漫”（neo-romantic）、非理性的强烈攻击，而且随时可以由激烈先进，变得保守反动。

但是“硬性”科学纯研究的中心碉堡，不像在外围打野地战的生命科学，很少为外界的攻击所动。这种局面，一直到70年代方才改观。因为如今情况越来越清楚，科学研究，已经不能与因其技术所造成，而且几乎是立即造成的社会后果分家。真正立即引起人们讨论是否应对科学研究予以限制的导火线，是由“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而起——必然包括人类及所有其他生命形式的基因工程在内。有史以来头一次，甚至连科学家本身也发出这种疑问之声，尤其在生物学界之内。因为事到如今，某些根本上具有作法自毙性质的科技成分，已经与“纯研究”密不可分，更非事后而起的附带效果。事实上，它们根本就是基础研究本身——如基因组（Genome）计划的任务，就是标出人类遗传的所有基因。这些批评，严重破坏了长久以来，一直被所有科学家视为科学中心的基本原则（多数科学家依然持此看法），即除了在极边缘性质的范畴之内，必须向社会道德的信念有所让步之外，[23]科学，应该随着研究追求带领的脚步，极力追求真理，至于科学研究的成果，被非科学之人如何使用，科学家无须负责。但是到了20世纪的今天，正如一位美国科学家于1992年所言：“在我所认识的分子生物学家中，没有一个人，不在生物科技工业上投下某些金钱赌注。”（Lewontin，1992，pp.31—40.）再引另一位所言：“（所有）权状况，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的核心。”（同上，p.38。）所谓科学纯粹的振振有词，还不令人更起疑窦吗？

如今问题症结所在，不在真理的追求，却在它已经无法与其条件及其后果分开。与此同时，主要的争论，也于对人类持悲观或乐观看法之间展开。认为对科学研究应该有所限制或自我限制的人士，他们的基本假定，在于依照人类目前的状况，尚不足以处理自己手上这种旋转乾坤，能以令地球改变的巨大能力；甚至连其中带有的高度风险，也缺乏辨认能力。事到如今，即使连极力抵抗任何限制的魔法师们，也不敢相信他们的徒子徒孙了。他们表示，所谓无尽无涯的追求，“是指基本的科学研究，而非科学的技术应用，后者则应该有所限制。”（Baltimore，1978.）

其实，这些争议根本无关宏旨。因为科学家都知道，科学研究，决非无边无垠，完全自由。不说别的，单就研究本身，必须依赖有限资金的提供，便可明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应该有人告诉科学家什么可做，或什么不可做；却在提出限制及方向者，究竟属谁，并依据何种标准提出。其实对多数科学家来说，他们所在的研究单位，往往是由公共资金直接或间接支付，因此其监管大权，是在政府手中。但是不论政府多么真诚地致力于自由研究的价值，它的取舍标准，自然与普朗克、卢瑟福或爱因斯坦所认定的不同。

政府取舍的标准，依据先天的定义，不在“纯”研究本身的先后次序——尤其在这种研究所费不赀时——更何况全球大景气结束之后，甚至连最富有的国家，其收入也不再持续攀升，领先于它们的支出，人人都得开始做预算了。而其标准，不是也不能是“应用”研究的先后次序——尽管其中雇用了多数的科学家们。因为总的来说，这一类研究并非以“拓展知识”为动机（虽然有可能附带达到）；它们的目标，乃是为了实用目的的需要寻求解答——比如为癌症或艾滋病找出某种治疗方法。在这里，研究人员追求的课题，并不一定是他们本人感兴趣的课题，可是却具有社会功能或经济效益——至少，也是那些项下有钱的研究科目（虽然私下里他们也许希望，这些工作可以带他们回到基本研究的本行上去）。在这种情况之下，如再空喊高调，主张人天生就需要“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探索心、实验心”（Lewis Thomas in Baltimore，p.44），因此若对研究加以限制，是可忍孰不可忍也云云；或夸夸其谈，认为知识大山的高峰，一定得去攀登，不为别的——借用典型登山迷的话——“就因为山在那里”，这实在只是玩弄虚夸的辞令了。

事实的真相，在于“科学”之海（所谓科学，多数人是指“硬性”的自然科学）实在太浩瀚了，它的力量实在太大。它的功能，实在不能为社会及它的出钱人所缺少，因此实在不能任由它去自行设法，自行其是。科学所处状况的二律背反在于20世纪的科技大发电厂，以及因它而生的经济成就规模，愈来愈倚靠那相对而言人数甚少的科学家们。可是在后者心里，因其活动而产生的巨大后果，却属于次要考虑，有时甚至近乎微不足道。对他们来说，人类能够登月，或能将一场巴西足球大赛的图像，发射到人造卫星，再传往远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的屏幕上供人观赏，实在无足兴奋，远不及下面这项发现有趣：在寻找传播干扰现象的解答之余，意外验明，确有某些天体背影杂音存在，因此证实了某项有关宇宙起源的理论。然而，正如古希腊著名数学家阿基米德（Archimedes）一般，科学家们知道，自己是生活在一个不能了解，也不在乎他们的作为的世界；这种现象的形成，他们其实有份。科学家大声疾呼要有研究自由，却正如为其城叙拉古（Syracuse）设计兵器御敌的阿基米德的抗议呼声一般，对侵略者的兵丁毫无意义——这些敌兵，对他的呼声不顾（“看在老天的分上，别把我的几何图给搞坏了。”），径自将他杀死，——他的心意，固然可以理解，可是却不见得切合实际。

唯一能够保护他们的，只有他们手中那把钥匙，那把可以开启变动天地的巨大能力的金钥匙。因为这股力量的施展，似乎越来越得靠着这一小群令外人费解却拥有其特殊恩赐的精英，并且得让他们尽情发挥才成——跟一般人相比，他们对外在权力财富的兴趣较低（不过到了20世纪的后期也改观了），但是依然不减其令人费解之处。但凡在20世纪之中不曾如此行动的国家，都因此懊悔不已。于是所有国家，不遗余力，都大力支持科学发展。因为不像艺术及大多数人文活动，没有如此维护支持，科学研究势必无法有效进行，虽然它一方面也尽量避免外来的干涉。可是政府，对终极性的真理没有兴趣（除了那些基于意识或宗教立国者外），它们关心的对象，只是工具性、手段性的真理。它们之所以也乐于资助“纯”研究的项目（即那些眼前无用的研究），充其量只是因为有一天，这些研究可以产生某些有用的东西。或者，是为了维系国家名誉。因为即使在今天，追求诺贝尔奖的重要性，毕竟依然优先于奥运会奖牌，是一项甚为世人所重的荣衔吧。因此，这才是今日科学研究和理论的胜利构造所赖以确立的基础。也唯有靠着它们，20世纪，才将于后世被人缅怀为一个人类创造了进步的世纪，而不只是一片人类悲剧的时代啊！

[1] 当时苏联的科学家人数比欧洲更多（约有150万人）。

[2] 有3名诺贝尔奖得主，均得于1947年之后。

[3] 麦卡锡白色恐怖时期，美国也一度有过人才外流。此外苏联集团（匈牙利于1956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于1968年，苏联于80年代），也不时偶有大批政治叛逃事件。民主德国的人才，也有固定流向联邦德国的现象。

[4] 图灵于1954年自戕身亡，起因是被判定有同性恋的行为。在当时，同性恋仍被视为罪行，是一种可以用医药及心理疗法治疗的病态。图灵因无法忍受强制加诸他的治疗而结束了自己的性命。不过，与其说他是60年代之前视同性恋为犯罪的英国社会的受害者，不如说他被自己的无知所害。他的性爱癖好本身，不论是住校求学期间，还是国王学院、剑桥，以及战时生活在布莱切利（BletchIey）密码破译部门那一群有名的奇人怪士之中，其实并不曾为他招来麻烦。总之，战后在他前往曼彻斯特之前，他的生活方式，在他生活的小圈子里始终安然无事。只有像他这种不知世事，不清楚多数人生活所在的真实世界为何之人，才会糊涂到跑去向警察告状，抱怨他一位（暂时）男友抢占了他的公寓。警方才有机会一举两得，同时逮到两名不法之徒。

[5] 现在大概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纳粹德国之所以造不出原子弹，并非因为德国科学家不知道如何去造，或不曾尝试去造（勉强程度不一），却是由于德国的战争机器，不愿意或不能够投入必要的资源。他们放弃了这项计划，改制成本效益似乎较为集中、回报也较快的火箭。

[6] 就这方面而言，理论与实际差距之大，实在惊人。因为实际上并不怕冒相当风险的人们（如坐在行驶于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内，或搭乘着纽约地铁），却因为阿司匹林在极少情况下可能有副作用而坚决拒服。

[7] 参与实验者依据风险效益，对25项科技进行评估：冰箱、复印机、避孕药、悬索桥、核能发电、电子游戏、诊断用X线、核武器、电脑、疫苗、饮用水加氟、屋顶太阳能接收器、激光、镇静剂、一次成像相机、地热发电、汽车、电影特技、杀虫剂、鸦片麻醉、食物防腐剂、心脏手术、商业航空、遗传科学和风车（Also Wildavsky，1990，pp.41—60）。

[8] 因此纳粹德国虽允许海森伯格（Werner Heisenberg）讲授相对论，却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他提及爱因斯坦的名字（Peierls，1992，p.44）。

[9] “大家可以高枕无忧，因为造物主已经预先设下安全机关，渺小的人造不了太大的反，闯不了天大的祸。”［1923年诺贝尔奖得主密立根（Robert Millikan）1930年语。］

[10]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荣获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项的得主当中，便有20余名，是全部或部分由于发明出新的研究方法、仪器或技术而得奖。

[11] “混沌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发展，与19世纪初期科学界“浪漫”派的崛起有关。这一学派以德国为中心［自然哲学运动（Naturphilosophie）］，是针对“古典”机械观而发动，后者则是以英法为发展中心。有趣的是，这门新学问中的两大名家——费根鲍姆（Feigenbaum）与利比查伯（Libchaber）——其灵感来源，则是因阅读歌德（Goethe）两篇大作（Gleick，pp.163，197），一是其强烈反牛顿的《色彩论》，一是其《论植物演变》，后者可以视为反达尔文进化理论的一支（有关自然哲学运动，参见《革命的年代》第十五章）。

[12] 1924—1928年间发生的物理学革命，是由一群1900—1902年间出生者所发动——海森伯格、泡利（Pauli）、迪拉克、费米（Fermi）、约利埃（Joliot）。至于薛定谔、德布罗意（de Broglie）、玻恩（Max Born）3人，当时也不过30余岁。

[13] 李约瑟后来成为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名家。

[14] 科学至上主义一词，于1936年在法国首次出现（Guerlac，1951，pp.93—94）。

[15] 作者还记得，当时一位生化学家友人的窘况（原为反战人士，后转为共产党员），他即在英国有关部门内取得如此一个职位。

[16] 我的朋友马多克斯（John Maddox）则表示，这全看一个人对“发现”一词的定义而定。有关夸克的某些效应，已经被辨认出来，可是却非以“本来面目”单独出现，而是以“成对”或“三个”的方式露面。令物理学家迷惑的问题，并非夸克是否存在，而是为什么它们从不单个存在。

[17] 这种“初逢乍见”的新证据，主要包括：（1）遥远的两块大陆，彼此的海岸曲线却分明“吻合”，尤其是非洲的西海岸和南美的东海岸；（2）这些事例的地质成分，也极其类似；（3）地面动植物的地理分布状况。20世纪50年代时，一位地质物理学同行即对此全然否定——这是在“板块构造说”大突破即将出现以前不久——作者还记得当时感到的强烈惊讶，他甚至拒绝考虑这种现象有必要加以解释。

[18] 联合国《世界资源报告》（UN World Resources，1986，Table II，pp.319）。

[19] “生态学……也是一项主要的知识学科及工具，赐给我们一个希望：也许人类进化可以予以改变，可以使之转向，走上一条新的路途。如此，人类就不会再对他自己未来所依赖的环境，随便糟蹋了。”

[20] 在生命体特定的空间范围之内，所发生的时空事项，如何可以用物理化学解释？（E.Schrodinger，1944，p.2.）

[21] 它也与实验科学的一种——数学机械变量——“有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其他不能完全量化或试验的生命科学学科里——如动物学和古生物学——它未能引起百分之百热情欢迎的原因吧。参见勒文亭（R.C.Lewontin）所著《进化演变的基因基础）（The Genetic Basis of Evolutionary Change）。

[22] “从目前已有的资料中，我的一般印象是如此：人类，就具有影响行为的遗传多样性的质度与广度而言，是一种典型的动物物种。如果这种比较不失正确，人类的精神面，已由过去的教条定理简化成可检验的假说。但是在目前美国社会这种政治氛围之下，这番话实在很难启口，在学术界某些部门中，甚至被视为罪无可恕的异端邪说。但是，社会科学若要完全诚实，就需要公允地正视这个观念……科学家应该对遗传性行为的多样化加以研究，总比出于好意，故意同谋沉默为佳。”（Wilson，1977，Bi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p.133）以上这段拐弯抹角的谈话，若变成口语就是这个意思：世上有种族，并且由于遗传的缘故，在某些特定方面，种族之间天生就永远不平等。

[23] 比如说，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对人体实验的严格限制。

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纪元的开端，它的一大特色，便是极度的不安、永久的危机，并缺乏任何“不变的现状”……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我们正处在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所形容的世界历史一大危急关头。这个关头的意义，绝不逊于1945年后的那一回——虽然克服种种困难的条件，似乎较以往为佳。可是如今世界，既没有胜利的一方，也没有被击败的一方，甚至在东欧也是如此。

——施图尔默（M.Sturmer in Bergedorf，1993，p.59）

虽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偏重的理想已告解体，它们打算解决的问题却依然存在：社会优势地位的滥用，金钱势力的无法无天，权和钱力量相结合，完全引导着世界的发展方向。如果20世纪为全球带来的历史教训，尚不足为世人产生防患于未然的预防作用，那么红色的呼啸旋风，势将卷土重来，再度全部重演。

——索尔仁尼琴（New York Times，1993年11月28日）

能够身经三次改朝换代——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这个岁数，竟也能够亲眼见证联邦共和国（波恩）也寿终正寝了。

——穆勒（Heiner Muller，1992，p.361）

1

“短20世纪”，即将在问题重重中落幕。没有人有解决方案，甚至没有人敢说他有答案。于是20世纪末的人类，只好在弥漫全球的一片迷雾中摸索前进，循着朦胧足音，跌跌撞撞地进入第三个千年纪元。我们只能肯定一件事，那便是一页历史已告结束。除此之外，所知甚少。

两百年来第一次，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是一个毫无任何国际体系或架构的世界。1989年起，新兴领土国家林立，国际上却没有任何独立机制为它们决定疆界——甚至没有立场超然可资作第三者从中调停——足以证明国际结构不足之一斑。过去出面“排难解纷”，确定未定之界，或至少认可未定之界的超级大国，都上哪儿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它们的监督之下，重划欧洲及世界版图，这里划一条国界，那儿坚持举行一次“全民公决”，这些昔日的胜利者，又到何方去了（说真的，往日外交场上视为家常便饭的国际工作会议，多实在，多有成效。哪像今天那些高峰会，只不过搞搞公关，照几张相，就匆匆了事）？怎么也不见踪影了呢？

新的千年将即，真的，那些国际新旧强权，到底都在哪里呢？唯一还能留下撑撑场面，还能被人用1914年大国定义看待的，也就只有美国一国了。而实际上呢，情况却很暧昧。俄罗斯经过一场地动山摇，版图大为缩小，回到17世纪中叶的大小，自彼得大帝以来，它的地位还没有这么渺小过。而英法两国也一落千丈，降格为地区性的势力，即使手上再有核武器，也不能掩饰此中落魄。至于德国、日本，的确堪称经济两“强”，可是两国都不觉得有必要像以往一般，加强武力以助其经济声势——就算现在没人管它们了，可以自由行事——不过世事难测，它们未来意向如何，无人敢保证。至于新成立的欧盟组织，虽然一心以其经济合作为范例，进一步寻求政治同步，但在事实上却连装都装不出来。老实说，今日世界上的大小新老国家，除了极少数外，等到21世纪度完头一个25年时，能以目前状况继续存在者恐怕不多。

如果说国际舞台上的演出者妾身未明，世界面对的种种危机也同样面目不清。“短20世纪”，大战不断；世界级的战争，不管冷战热战，都是由超级大国及其盟友发动，每一回的危机都日益升级，大有最后核武器相见，不毁灭世界不罢休的架势。所幸悲剧终能避免，这种危险显然已远去。未来如何，犹未可知。但是世界剧场上的各位主角，如今不是悄然下台，就是黯然退居陪衬，意味着一场如旧日形态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极不可能发生。

然而旧战虽了，并不表示从此世间再无战争。80年代时，即有1983年的英国与阿根廷马岛之战，以及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为证，人世间永远会有与超级大国国际对峙无关的战火。1989年以后，欧、亚、非各地军事行动频仍，多至不可计数，虽非件件正式列为战争——在利比亚、安哥拉、苏丹、非洲合恩角，在前南斯拉夫、摩尔多瓦，以及高加索山与外高加索地区的几个国家，在永远蓄势待爆的中东地区，以及前苏联的中亚及阿富汗。在此起彼伏，一国接一国崩溃解体之中，经常弄不清楚到底谁在交手，而且为何交手。因此一时间，这些军事动作很难界定，极不符合传统“战争”的定义，既不是国际交战，也非国中内战。然而黎民百姓身在其间，烽火之中何来安宁，当然不可能觉得天下太平。像波斯尼亚、塔吉克、利比里亚几地，不久前还在和平度日，此刻自然深感离乱之痛。除此之外，90年代巴尔干局势的动荡，更证明地区性的相残杀戮，与较易辨识的旧式战争之间，并无明显界限，随时可以变成后者。简单地说，全球大战的危机并未消失，只是战争的性质改变了而已。

至于那些国势较强、较稳、较受老天眷顾的几个国家——例如欧盟组织，则与相邻地带的烽火连天有云泥之别；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诸国，也与波罗的海对岸的前苏联地区命运有别——眼见倒霉的第三世界，骚动不安、屠杀残酷，它们可能满以为自己幸得豁免，殊不知此想大错特错。传统民族国家的纷争，也足够使它们惹火上身。其中关键所在，倒不是它们会解体分家，而是20世纪下半期新起的一种风气，即毁灭的力量已经进入民间或落入个人之手，于是暴力与破坏处处可见，世上无一地可以幸免。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削弱了这些国家，至少，也剥夺了它们独自有效运作的能力，而这能力，原是世上所有疆界已定的地区当中，一国国家权力的主要凭证。

时至今日，一小群政治不满团体，或其他任何不同政见组织，无时无地，都可以造成破坏毁灭，例如爱尔兰共和军在英国本土的行动，恐怖分子撞击纽约世贸大楼之举（1993年）。不过到“短20世纪”结束，这些破坏活动导致的损失，除了保险公司所费不赀以外，整体而言还算客气。因为跟一般的想法相反，其实这种零星式的个别行动，论杀伤对象、范围，比起国家发动的正式战争，远不及后者不分青红皂白殃及无辜的程度。也许正因为前者的目的（如果有其目的）在于政治，而不在军事之故吧。此外，除去使用爆炸物之外，这类恐怖行动多用单人操作的武器，较适合小规模的杀戮，而非大肆屠杀的重型炮火。不过有朝一日，将核武器设计成小团体武器也并非没有可能，看看制造核武器的材料及知识唾手可得，已经在世界市场上满天飞的情况便可推断。

更有甚者，毁灭武器的普及化和民间化，使治安的成本增加。正因为如此，当面对着北爱尔兰境内天主教徒与新教徒民兵间的正式开火，虽然双方人数不过数百，英国政府也不得不到场坐镇，派遣约2万名士兵的部队，以及8000名武装警察，长期驻扎，年耗费高达30亿英镑。而国境之内的小规模骚乱，换在国外发生自然更为头痛。甚至连相当富有的国家，碰到国际上这种烦恼事，也不得不考虑是否花得起这种没有限制的费用。

冷战结束之后，立即发生数起事件，愈发显示出国家威力日益减弱的现象，波斯尼亚和索马里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此中状况，更点明新千年中，最大可能的冲突来源，是贫富地区之间愈益快速加深的巨大鸿沟。贫与富，富与贫，彼此相互憎恨。于是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兴起，显然并非只是抵制“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意识，而且更进一步，根本就是反对“西方”本身。因此这一类运动的成员，便着手伤害西方的旅客以达目标（例如在埃及），或大举谋杀当地西方住客（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反之，西方富国之内则盛行仇外思想，其最激烈处也直接指向第三世界的外来者，欧盟国家堤坝高筑，阻挡第三世界前来打工的贫民洪流。甚至在美国，事实造成的无限制移民，也开始遇到严重的反对。

不过就政治和军事而言，双方都远在对方势力所及之外。虽然在任何可想见的南北公开对抗之中，北方诸国仰仗其科技优势和财富强大，往往势在必赢，例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即为铁证。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即使有核武器——假定也有维修和发射的能力——也不能造成有效恐吓。因为西方国家，例如以色列、海湾战争中的盟军，有打算也有能力，在后者尚未造成真正威胁之前，先发制人，发动大军，摧毁力弱不堪匹敌的对手。从军事观点而言，第一世界实在可以把第三世界视为毛泽东所说的“纸老虎”。

然而，在“短20世纪”后半叶里，情况却越来越清楚，尽管第一世界可以在战役中击败第三世界，却无法赢得战争。或者换个角度，即使可以赢得战争，却也不能真正保证可以进行军事性的占领。早先帝国主义的最大资产，在于殖民地被殖民者一旦占领，往往愿意俯首称臣，乖乖地听命行事，让少数占领者管辖，可是这种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回到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纳入帝国统治可以无虞，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论到如何绥靖这不幸为战火蹂躏的国家，所有政府的军事顾问，都主张非数十万大军常驻不可，换句话说，等于动员一场大战所需的兵力。当年的索马里（Somaliland）殖民地，向来难搞，一度甚至得劳驾英国军队出动，由一位少将率军。但在整个殖民时期，伦敦及罗马当局，却从来不曾闪现过该处会闹出英国及意大利殖民政府大为棘手问题的念头，甚至连素有“疯子毛拉”（Mad Mullah，编者注：“毛拉”是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之称的阿卜杜拉（Muhammad ben Abdallah），也不在它们眼下。然而日换星移，到了90年代初期，美国及联合国数十万的占领部队，一旦面对着目的不明、时间不确定的长期占领的选择，竟然便立即不名誉地打退堂鼓了。甚至连美国的无边威力，碰上邻近的海地事件，也不得不退避三舍。传统上原是华盛顿当局卫星附庸的海地，在当地一名将领的指挥下，领着由美方一手装备训练的部队，坚决拒绝一位美国（勉强）支持的民选总统归国，并挑战美国前来进攻。但是美国一口拒绝，正如它当年在1915—1934年间的决定一样。倒不是因为只有1000余人的海地军队难以对付，而是因为如今美方根本就不知道如何用外力解决海地问题。

简单地说，20世纪是在全球秩序大乱中落下帷幕。这种混乱现象，性质不明确，控制无方法，止息更遥遥无期。

2

这里的无能为力，不是因问题本身的难度，及世界危机的复杂性；却在不分新旧，一切对策显然均已失灵，无法对人类进行任何管理改进。

“短20世纪”，是一个宗教性思想大战的年代。但是其中最凶残血腥的一宗，却来自19世纪遗下的世俗宗教思想，例如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个中的神祇，则是抽象的教条，或被当作神人般的政治人物。这种献身世俗宗教的虔敬狂热之极致，也许在冷战步入尾声时即已渐走下坡（包括五花八门的个人崇拜），至少原本属于普世教会的现象，已经减为零星对立的宗派。然而世俗宗教的力量，不在其能够动员如同传统宗教般所能激发的热情——其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者几乎从未做此尝试——却在他们口口声声，声称能为危机中的世界提出永久性答案。糟糕的是，随着20世纪的告终，它们的失败之处，却正在其不能提供这个答案。

苏联的解体，自然使众人将注意力集中在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失败，苏式社会主义垮台，正表示全民所有制度行不通。举凡生产的手段，以及无所不包的计划，都在国家及中央的手里，完全不借助市场或价格机制的调节，这种制度，如今已全盘失败。而历史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也都主张将生产、分配及交换的手段由社会全体拥有，并全面铲除私有企业，不再以市场竞争进行资源分配。因此苏联的失败，即非共产社会主义希望的破灭——不论马克思抑或其他——虽然环顾世上，并无一国政权真正宣称属于社会主义经济。不管任何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个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及精神鼓舞之所在，未来能否继续存在，势将属于世人争辩的题目。但是显然易见，如果马克思老先生一直活着，而且继续作为一位大思想家（此事想来无人怀疑），那么自1890年以来，为号召政治行动并掀起社会主义运动而形成的马克思思想众版本中，恐怕没有一家能以其原有面目出现吧。

而在另一方面，与苏维埃制度相反的另一种乌托邦思想，也显然破产。即对完全自由经济的迷信坚持，认为经济资源的分配，应该全部由毫无限制的市场与完全开放的竞争决定。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产生最高效益，不但提供最多的财富与工作，且能带来最大幸福，并是唯一配得上“自由”之名的社会形式。事实上，如上所述的“完全放任”社会，从来就不曾存在。还好，不像苏维埃式的乌托邦，在80年代之前，世上还没有人试图建立过极端自由主义的理想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在整个短促20世纪时期，都只是作为一种原则而存在，乃是针对现在经济制度的不见效与对国家权力的膨胀提出批评。西方国家里，以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此最为向往，一再尝试，到“铁娘子”下台，其经济之颓势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但是甚至连英国的尝试，也只敢渐进为之。待到前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向外求医诊治，西方顾问提出的药方却是“休克疗法”（shock therapies），立刻以“自由放任”的特效药取代旧制度。结果自然是惨不忍睹，造成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的多方大灾难。新自由主义神学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徒然好看，却与实际完全脱节。

苏维埃模式的不济，肯定了资本主义支持者的信念：“没有股票市场，就没有经济社会。”而极端自由主义的失败，却证实社会主义的看法比较合理，人类事务之重要，包括经济在内，的确非比寻常，绝不可全由市场处理。而一国经济之成功，显然更与其经济大家的名望无关。[1]不过站在历史的角度言之，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势不两立，各为不能共存的两个极端，诸如此类的争执辩论，看在未来时代眼里，恐怕只是20世纪意识形态冷战的余波吧。在三千年纪元的岁月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也许正像16、17世纪的天主教和宗教改革者为谁是真基督教的争论一般，到了18、19世纪，却全属无谓的辩论。

较之两极制度的明显崩溃，最大的危机，却在于实行中间路线或混合经济者，同样亦陷茫然。这一类的政策，主导了20世纪中最予人深刻印象的多项经济奇迹。它们以实际手法，配合个别条件及思想意识，结合公有及私有、市场与计划、国家和企业。但是这里的问题，却不在某些高明的知识理论在应用上出了毛病，因为这些政策的长处，不在理论的完整，却在实际运作的成功——问题的症结，就出在连这些实际的成果，如今也已遭到侵蚀。危机20年的出现，证明黄金时代的各项政策也有限制，可是却找不出其他令人信服的方法取代。同时暴露无遗的，则是1945年以来因世界经济革命，而对社会、文化产生的种种冲击，以及为生态带来的潜在毁灭后果。简单地说，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人类的集体建制，已经不能再控制人类行动造成的共同后果。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之所以流行一时，在思想上的吸引力之一，即它是以“越过人类集体决定”为宗旨。让每一个个人追求他或她的快乐满足，完全没有限制阻碍，如此不论结果为何，必将进入所能达到的最佳后果。换作另外任何一条路——这些人竟然主张——效果都将不及这个最佳手段。

如果说诞生于革命年代及19世纪的思想，到了20世纪末期，发现自己已濒临穷途末路；那么人类最古老的指路明灯，即传统式的宗教，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同样不能为世人提出可行之路。西方宗教已一塌糊涂，虽然在少数几国——最奇怪的是由美国领军——隶属某教堂并经常举行宗教仪式，依然为一般生活的固定习惯（Kosmin／Lachmann，1993）。总之，新教派的力量急速下降，立于20世纪之初的大小教堂，到世纪之末，却都已人去楼空，于是不是出售，便是改作他用。甚至如英国威尔士一带，这个当初靠新教建立起国家认同的地方，也同样一蹶不振。而从60年代始，如前所见罗马天主教之衰落更是急转直下，甚至在天主教享有反抗极权象征地位的前共产党国家，共产党失败之后，此地的羊群也与他处一般，渐有背离牧者远去的迹象。有些时候，一些宗教观察家们以为在后苏联的东正教地区，抓住了一点回归宗教的蛛丝马迹。可是在世纪末的此刻，这种发展趋势却不大可能，缺乏有力的证据——虽然绝非无稽之谈。各式基督教派的谆谆教诲，不管其佳言美意如何动听，愿意静心聆听的善男信女如今均已减少。

传统宗教力量的衰亡，并不因战斗性强的宗派兴起而有所弥补，至少在发达世界的都市社会中如此。各种新异宗派及聚教众而居的现象流行，世间男女逃脱他们不再能理解的世界之余，纷纷投入各种以无理性为最大追求的怪异信仰；凡此种种，亦不能挽回宗教势力流失于万一。社会上虽然充满了这一类奇宗异派，但是事实上其群众基础却很薄弱。英籍犹太人当中，只有3%—4%属于某支极端保守型宗派或团体。美国成人人口里面，隶属于好战式宣教派者也不到5%（Kosmin／Lachmann，1993，pp.15—16）。[2]

至于居于边缘位置的第三世界，情况自然大不相同。不过远东地区的广大人口照例要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在孔老夫子的传统教诲之下，几千年来，就已与正式的宗教无缘——虽然其中不乏非正式的民间宗派。除此而外，在其他的第三世界里，宗教传统，一直是其世界观的骨干。此时此刻，随着一般平民也成主角常客，自然令人以为传统宗教在这个舞台上的势力也应越发强大。这种揣测，事实上也正是20世纪最后数十年的动态，因为主张并倡导其国家现代化的少数世俗精英，毕竟只是广大人民群众里的少数（参见第十二章）。政治化宗教的追求，于是越发强大，正因为旧有宗教依其本质，便与西方文化和无神富国为敌。在旧宗教的眼里，后者不但是导致社会紊乱的媒介，而且压榨凌逼穷国日盛。这一类运动在本国境内攻击的目标，便是那些开着奔驰轿车、女子也皆解放的西化富人阶级，这种现象，不啻更添几分阶级斗争意味。这群宗派团体，在西方随之以“极端宗教激进主义者”而闻名（此名其实有误导作用）。名字也许新潮，论其性质本源，却来自一个人为想象的“过去”；在那里，不再缥缈虚无，一切都比较稳定可靠。但是一来时光不能倒转，二来（比如说）古中东牧民社会的意识思想，与今日社会的实际问题根本不能挂钩，因此这类观念，自然无法发生丝毫启迪作用。所谓极端宗教激进主义者的现象，正如维也纳机智大家克劳斯对“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所下的注解：“它的本身，正是它所要治疗的对象。”

而那一时之间，仿佛热闹成一片的口号思想杂烩——简直令人难以将它们称为意识形态——也陷在同样委顿不振的局面里。它们生长在旧制度、旧意识的灰烬之上，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漫漫杂草丛生于炮火之后的欧洲各大城市残垣一般。这便是仇外思想与认同政治的兴起。但是拒绝接受那难以接受的眼前现实，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参见第十四章）。事实上随着21世纪的开始，最能接近这类思想的政治手段，也就是威尔逊——列宁式的主张，认为所谓有相同种族语言文化的民族，应拥有“民族自决权利”，如今却已沦为野蛮悲惨的一幕荒诞剧。90年代初期，许多理性的观察人士，开始将政治因素排除（除了某些主张民族主义的行动分子）——也许是头一回开始公开提出——或许放弃“民族自决权利”正是时候。[3]

理性思考宣告失效，群情却越发激烈，这种情形并不是第一次。于是走投无路之下，在这个危机年代，以及各地国家、制度纷纷崩解之际，便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爆发力量。正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的憎恨情绪曾经造成法西斯思想的猖獗一般；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第三世界发出的宗教性政治抗议，以及迫切寻求认同安全感与社会秩序的饥渴呼声，就为某些政治力量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建立“社区家园”的要求，习惯上恰与建立“法律与秩序”的呼吁相呼应）。这些力量于是进而推翻了旧有政权，建立了新政权。然而，正如法西斯也不曾为大灾难的时代提供解决办法一样，它们也不能为21世纪的世界提出答案。在“短20世纪”的末了，甚至看不出它们能否组织出全国性的群众力量，一如当年在法西斯攫得决定性的国家权力之前，即已将法西斯思想捧上政治强权的那股群众势力。细数其最大资产，恐怕只在它可以不受那与自由主义形影不离的学院派经济学的干扰，以及反政府者的滔滔言论罢了。因此，如果政治的气候决定工业应该收归国有化，就绝不会有乱议国是的相反意见前来阻挠，尤其是在它们根本不懂这些“胡说八道”有何意义之际。其实，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不论由谁去做，也都不见得比别人更清楚该做些什么。

3

当然，本书作者同样也不知如何是好。不过，某些长期的发展态势极为明确，在此可就其中几项问题略作陈述，至少，也可以找出可能解决的条件。

长期而言，未来两大中心议题将是人口和生态。各地人口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即已呈爆炸性的增长，一般认为，将于2030年左右在100亿边缘稳定下来，即1950年人口总数的5倍。主要的缓慢因素，将来自第三世界出生率的降低。如果这些预测爆出冷门，世人对未来所做的一切赌注估计都将出差错。但是即使这个推算大致不离谱吧，届时人类也将面对一个历来不曾面临的全球性大问题，即如何维持世界人口稳定。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如何保持世界人口在一定级数的上下，或以一定趋势稍许增减（至于全球人口剧降的情况，虽然不大可能，却非完全不能想象，不过将会使问题更加复杂）。然而，不管人口是否稳定，各地人口必然继续向外迁移，使得不同区域之间已有的不均衡状态更加恶化。总的来说，未来也将如“短20世纪”时期一般，发达的富国，将是人口首先达到稳定的国家，甚至还会趋于减少，正如20世纪90年代之时，已有数国出现这种现象。

若以萨尔瓦多或摩洛哥的标准而言，那么富国中的男女，人人都称得上是有钱人家。拥有大量青壮劳动力的穷国国民，只能在富有世界中共争那卑微工作。富国则长者日增，孩童日少，势将在以下三者之间做一选择：第一，大量开放门户欢迎移民；第二，于必要时高筑栅栏防范移民（长期而言此举可能不切实际）；第三，另谋他法。最可能的途径，也许是给予暂时性的工作许可及有条件的移民，不授予外来者以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也等于创造出一个根本上不平等的社会。这种安排，从干脆表明态度的南非、以色列两国的“隔离政策”（这种极端的状况，虽然在某些地区日渐减少，却尚未完全消失），一直到非正式的容忍移民（只要他们不向移入国有所要求），情况不一。因为这些劳务移民，纯系将此地视为前来工作挣钱之处，基本上仍以本国本乡为立根之地。20世纪后期交通运输进步，再加上贫富国家之间收入悬殊，这种住家与就业在两地分别并行的现象将更加可行。长此以往（甚至就中期而言），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摩擦是否因而更大，未来发展仍未可知，这将在永远的乐观者与幻灭的怀疑者之间，成为争辩不休的题目。

这类分歧，势必于未来数十年之间，在各国政治及国际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自是毋庸置疑。

至于生态问题，虽然就长期而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却没有立刻的爆炸作用。这个说法，并无小觑生态问题重要性的用意——不过自生态一事于70年代进入公共意识和公众议论的领域以来，世人确有以末日立即临头的口吻来讨论的错误倾向。然而，虽说“温室效应”也许不会使公元2000年时的海平面升高到足以淹没孟加拉和荷兰全境的程度，而地球上每天，物种不知死多少的状况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一个像“短20世纪”般的经济增长，如果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假定有此可能），对地球的自然环境，包括身为其中一部分的人类而言，势必造成无可挽回的灾变。它不会使这个星球毁灭，也不会使其完全不可栖息，但是一定会改变这个生物圈内的生命形态，甚至有可能不适合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以任何接近今天人数的状况继续居住。更有甚者，现代科技越发加速了我们这个物种改变环境的能力，因此就算我们假定改变的速度不再加快，剩下能让我们寻找对策的时间，也将只能以数十年而非数百年计了。

生态危机的脚步逼近，究竟有何对策可行？关于这个答案，只有三件事可以肯定。第一，必须是全球性的努力，而非局部性的方案。当然，个别而言，如果全球污染的最大制造者，即那仅占全球人口4%的美国人，能够将他们消费的油价提高到合理的程度，也许可以为挽救地球的工作，多争取一点时间。第二，生态政策的目的，必须“彻底”与“合理”双管齐下。而只靠市场性的解决，例如将皮箱的环境成本，加入消费者商品与劳务的价格之内，便是既不彻底也不合理的做法。美国之例可证：甚至稍微增加一点能源税，都足以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不可克服的政治阻力。1973年以来的油价记录也可佐证，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里，6年之间，能源成本暴增12至16倍，也不足以减少能源的使用，却只能使它的使用更有效率而已。同时反更鼓励其他一些在环保上效果可疑的新能源——例如化石燃料（fossil fuel）的投资。这些发展，势将再度造成油价的下降，并鼓励更多浪费。而在另一方面，种种诸如零增长世界的拟议——更别谈返璞归真，人类与自然共生的诸般幻想——也都根本不切实际。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所谓的零增长，势必冻结各国之间已有的不平等现象。瑞士一般居民自然可以忍受，印度的普通老百姓却不能同意。难怪支持生态论调的主要来源，大多是富有国家以及所有国家中那生活优裕的有钱人及中产阶级（那些靠污染赚钱的生意人除外）。而贫穷国家人口猛增，普遍失业，自然要更多更大地“开发”了。

但是不论富有与否，支持生态政策绝对正确。就中期而言，发展增长的速率应该限制在“足以存活”的层次——不过这个名词已经好用到无甚意义了——而从长期着眼，在人类与其消耗的（可更新的）资源，及其活动对环境产生的效果三者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的立足点。但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推测，到底该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以及在何等的人口、科技与消费层次上，才能达到这一平衡。科学的专门知识，自然可以为我们打造出避免那不可挽回的危机的钥匙，可是此中平衡的建立，却不属科学与技术范畴，而是政治与社会议题。然而有一事绝对无可否认，一个建立在以无限牟利为目的，并以彼此竞争于全球性自由市场为手段的经济事业之上的世界经济，势必与经济增长和生态平衡的理念不协调。从环保的角度而言，如果人类还想要有未来，危机20年的资本主义就将没有前途。

4

其实单独而言，世界经济的问题并不严重。若放手任其为之，世界经济必然继续增长。如果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出现任何波动，也必定是因为世界再度于千年之末以前，进入了一个繁荣扩张的时期。虽然这份繁荣，短期内将因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余震、世界部分地区陷入无政府的战乱现象，以及世人过度投入全球自由贸易的无限热情（对于此份幻想，经济学家似乎比历史学家要更不切实际）而暂时受挫。不过，经济扩张的前景极其无限。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黄金时代，基本上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大跃进，这个经济区域也就大约有6亿人口居住的20个国家（1960年）。全球国际化与国际生产的重新分配，将继续促使世界60亿人口中的其余大多数迈进全球经济的领域。此情此景，相信连最悲观的人士也得承认，企业的前途极为光明。

但是其中却有一大例外，即在贫富国家之间，差异的鸿沟不但日渐加深，而且无可反转。这种贫富差异深化的现象，因80年代给第三世界的重大打击，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步入贫穷而愈发加速。而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始终不会大幅滑落，这道差距看来好像只会有增无减。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无限制的国际贸易，将使贫国与富国的距离逐渐接近；这种想法，不但与历史事实正好相反，也不合一般常识。[4]一个建立在不平等更加深化的世界经济体系，未来头痛的问题只有日重一日。

经济的活动，绝不能自外于它的大环境及它造成的后果而独立存在。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20世纪后期的世界经济，共有三大层面值得世人提高警惕。其一，科技不断进步，更使人类劳动力脱离商品和劳动的生产过程，却不会为这些被遗弃的劳动力，提供足够或类似的工作替代；也无法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足以吸收这些余下的人工。黄金时代曾出现于西方的全面就业，如今甚至连短时间的恢复也无人敢预期。其二，人力虽然依旧是一大生产主力，经济的全球化却使工业中心开始转移，由劳动力成本昂贵的富国，移向在其他条件相同之下，却拥有廉价劳动力为其最大优点的国家。于是便造成以下各种后果：工作由高工资地区转向低工资地区；同时高工资地区的工资（基于自由市场运作的原则），也在全球工资市场的竞争压力之下下降，旧有的工业国，例如英国只好也跟上廉价劳动力的路子，却在社会上带来爆炸性的后果，以致无法在这个基础上与新兴工业国家竞争。历史上诸如这一类的压力，通常是由国家采取行动抗衡，例如举起保护主义大旗。然而，这正是20世纪末世界经济的第三项隐忧，即由于世界经济的繁荣胜利，以及自由市场意识的高举，使得因经济变动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冲击，不再有有效的工具予以处理，至少，也减弱了处理的力量。世界经济，便成为一台力量日渐强大却无法控制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究竟能否控制？即或能够，又由谁来控制？这个现象，自然同时带来了社会与经济的问题。在某些国家里（例如英国），其直接严重的程度，显然更甚于另外一些国家（例如韩国）。

黄金时代的经济奇迹，是以“发达市场经济”实际收入的增高为基础，因为大量消费的经济，需要大批拥有足够收入的消费者，消化高科技的耐用消费品。[5]在高工资的劳动力市场里，这类收入多属劳动性的工资所得，而如今这笔收入面临威胁，经济对大量消费的依赖却更甚往昔。诚然，在富有国家的消费市场上，其劳动力已因由工业移向第三产业而趋稳定——第三产业的就业情况，一般而言也较少变化——而移转性收入的大幅增加（多数是社会安全暨福利收入），对消费市场的稳定也不无贡献。以上收入，约占8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成；回到20年代，却仅不到4%（Bairoch，1993，p.174）。此中变化，也许可以解释当1987年华尔街股市大幅滑落时，虽是自1929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却不像30年代的那样，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萧条。

然而，就连上述这两项提供安定作用的收入形式，如今也正面临破坏之中。随着“短20世纪”步入尾声，西方政府及“正统”经济学派开始一致同意，公共社会安全与福利的负担太重，必须予以削减。同时，在第三产业中向来最为稳定的几项行业里面，大规模的人事裁减也成家常便饭，例如国家机关、金融业，以及就科技而言重复多余的大量办公室型工作等等。不过对于全球性经济而言，一时将不致造成直接威胁，只要旧市场的相应萎缩，可以由世界其余地区的扩张相应弥补即可。或者说，从全球观点而言，只要实际收入增加者的人数，其增长率始终超过其余人口即可。用更残酷的口吻说明，如果全球经济可以无视一小群贫穷国家，径将其列为无关大局的经济末节，那么，它自然也可置本国境内的穷人于不顾，只要那些值得看重的消费者人数够大够多即可。从企业经济观及公司会计学的高台鸟瞰下顾，谁需要那占美国人口10%，从1979年以来实际时薪直线下降几乎达16%的一群？

从经济自由主义隐含的全球角度再度观之，不平等的增长现象根本无关紧要——除非可以在全球的层面之上，显示出负面多于正面的总体效果。[6]从这个角度观察，只要成本比较的结果许可，就经济而言，法国便没有理由不全面停止农业生产，而改向国外全面进口粮食。同样的，只要科技及成本效益可行，也没有理由不把全世界的电视生产，一律搬到墨西哥城。但是这种观点，自然不能被此身同在“国家”经济及“全球”经济范畴之下生存的世人（即所有国家的政府及其境内居民）全盘接受。其中最大的原因，自是我们无法规避世界性变乱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

不论这一类问题性质为何，一个毫无限制，且无法控制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显然不能提供答案；更有甚者，它极可能使得永久性失业和增长低落的现象更加恶化。因为一切以理性处事，专事追求利润的公司企业，选择途径无他，自然是：第一，尽可能裁减人员，要知道人事费用可比电脑昂贵多了；第二，尽可能削减社会安全税负（或其他任何税负）。全球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同样也不可能解决以上问题。其实直到70年代以前，不论是国家或世界资本主义，从未在完全自由开放的情况下运作一天，即使有过，也不见得曾经从中获益。以19世纪为例，就可以举出一点质疑：当时真正的状况，“恰好与古典模式相反：自由贸易，与不景气及保护主义同时发生，或者说，前者可能正是造成后两项发生的主要因素。而最后一项，恐怕也正是今日多数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有今日发展程度的主因”（Bairoch，1993，p.164）。至于20世纪的经济奇迹，更非遵循“自由放任”，根本是反其道而行之。

因此，主导了80年代，并在苏联体系倒闭后志得意满的经济自由化及“市场化”高调，事实上不能持久。9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爆发危机，加以所谓“休克疗法”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败涂地，已经令许多此前的兴奋相随者进行反思——1993年的经济专家顾问竟宣称“也许马克思毕竟没错”。这种话在以前谁能料到？然而，回归现实的道路上，却又遭遇两大阻碍。其一是缺乏重大的政治威胁，例如社会主义及苏联集团，或像纳粹之攫取德国政权在当时造成的重大危机。这一类的威胁，本书已经一再显示，都是促使资本主义进行自身改革的重大因素。然而，如今苏联已然解体，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也日趋没落解体，第三世界在传统战争中的军事意义很小，以及发达国家的真正穷人，已经贬落而成少数的“下层阶级”身份——凡此种种，都降低了主动改革的刺激。而极右派运动气焰高涨，前共产党国家对旧政权传人的支持意外地复活，也不啻世界的一大警讯。到90年代，此中的警告意味更浓。其二是全球化的过程本身，在国家保护机制的解体之下更加强化。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体系，被得意地赞扬为“财富的制造场……被举世视为效果最宏大的人类发明”。可是论到这项伟大发明的社会成本，其中的牺牲者却不复有往日的国家手段来保护了。

但是《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这同一篇社论，却也同时表示（1993年12月24日）：

然而，这股力却有其不完美处……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之下，全球三分之二左右人口从中所得的益处却很低微。甚至在发达的经济地区里，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人口，也不见利益涓滴下流，反见财富不断向豪富回流。

随着21世纪的脚步日近，眼前的第一任务更为明显。我们没有时间再对着苏联的残骸幸灾乐祸了。世人应该重新考虑：资本主义内在的缺陷究竟是什么？对症下药，应当从哪里下手？而缺陷若消除，资本主义体系是否仍将恢复本来面目？正如美籍捷克裔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循环波动现象，“不似扁桃体，可以单独分离个别处理。相反地，却如心跳，正是表现心跳征候的机体的本质所在”（Schumpeter，1939，I，V）。

5

苏联体系瓦解了，西方评论家的直接反应，便是此事证实了资本主义及自由民主政治的永久胜利。但是在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政治之间，两项观念的不同却常为北美某些浅薄的政治观察家所混淆。诚然，在“短20世纪”的末期，资本主义的体质固非处于最佳状态，但是苏式的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已回生乏术。但是在另一方面，自由民主政治的展望，却不能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凡是处于90年代初期的严肃观察人士，都不会对它抱同样的乐观态度。最大的指望，也只能稍带信心地预测：就实际而言，世界各国（也许那些受神明启示，坚持宗教激进主义路线的国家得除去不计）都将继续表示全力拥护民主、举办某种形式的选举，并对那些有时纯属理论性的反对意见予以容忍。与此同时，则大力粉饰门面，将它们各自的装饰加在自由民主的意义之上。[7]

当前政治局势的最大征候，其实正是各国政局的不稳定。在绝大多数国家内，现有政权能否安度未来的10年或15年，依最乐观的估计，情况都不大可靠。甚至连相形之下，政府制度及政权转移较为稳定的国家，例如加拿大、比利时或西班牙，未来10年或15年内，它们能否依然保持其单一国家地位，也是一大问号。其未来继起政权的性质形式——若有任何继起政权——也因此不能肯定。简单地说，政治这门学问，“未来学”难有用武之地。

不过全球政治景观之上，却有几个特征极为突出。其一，正如前面已经指出，是民族式主权国家的衰落。民族国家，乃是理性时代以来主要的政治建制。它的成立，一方面通过国家对公共权力及法律的垄断，一方面则因为就多数目的而言，它也是政治行动有效的行使场地。民族国家地位的降低，来自上下两项因素。就第一方面而言，它的权力功能，正快速地让与各种超国家级的组织机构。另一方面，也由于大型国家及帝国的纷纷瓦解，小国林立，在国际无主的乱阵中缺乏自卫能力之故。而在国境之内，各国也逐渐失去对国事的传统独霸权力，私人保安和快递服务的兴起，恰好证明原本普遍由国家部门负责的事务，正大权旁落至民间手中。

不过这些发展，并未使国家成为多余或无效的一项存在。事实上就某些方面而言，在科技的相助之下，国家对个人的监督控制能力反而加强。因为所有财务、行政事项、大小银钱出入（除了小笔现金交易之外），可能都有电脑忠实记录；而一切通讯对话（除了在户外当面交谈），也可以予以截听记录。但是尽管如此，国家的形势已经变了。本来自从18世纪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下半叶为止，民族国家的管辖范围、势力、功能，莫不持续扩增。这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主要特征。不论个别政府的性质为何——自由、保守、社会民主、法西斯，或共产党——在现代化大势达到高峰之际，“现代”国民的生活种种，几乎都由本国政府的“所为”或“所不为”全面操纵（除了在两国冲突时，局势就非本国政府单方面所能控制了）。甚至连全球性力量造成的冲击，例如世界经济的兴衰大势，也通过政府决策与建制的过滤方才及于民众。[8]然而到20世纪末，民族国家却开始被迫改取守势，去面对一个它不再能控制的世界经济；面对它自己一手创立、以解救本身国际性不强的超国家机构，如欧盟组织；面对财政上日渐明显的无能为力，再不能给予其公民短短几十年前还能信心十足提供的各项服务；更有甚者，面对它再也无法依据它自己的标准，去维护公共法律及社会秩序，而这些正是它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功能。当年在国家权力蒸蒸日上的年代，它将如此众多的功能大包大揽，集于一身，并为自己设下如此雄伟的目标，维持绝对的公共秩序与控制。昔日何等风光，与今天的落魄衰颓两相对照，越发使其无能为力的痛苦加重。

然而，世人如要向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及环境问题挑战，国家及政府——或其他某种代表公共利益的权力形式——就越发不可缺少。或者像40年代的资本主义改革所示，如果经济体系打算继续勉强地运行下去，国家的存在更不可少。若无政府机制在上，对国民所得进行配置及再分配，（比如说）旧有发达国家内的人民将落于何种下场？它们的经济，全系于一个所得者日益稀少的基础之上。紧夹在这群有限所得者的两边，一边是人数日众、不再为高科技经济需要的劳动人口；一边是人数也同样膨胀却不再有工作收入的老年公民。当然，若说欧盟组织的民众，在其每人收入总值平均于1970—1990年之间跃升了80%的条件下，却于1990年时，“供不起”在其1970年视为当然的收入及福利水准，此话自是虚妄（World Tables，1991，pp.8—9）。但是这种局面，若无国家居间，绝无可能存在。假定——并非全无可能——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达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工作有得，其余四分之三则全无收入的状况，如此这般20年后，经济发展也足以产出双倍于以往的国民收入总值。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公共权力外，谁会且谁能保证，全民皆有保障，至少可以有最低限度的收入及福利？谁能够抗拒那在危机20年中，如此显著，急趋于一方的不平等大势？根据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验判断，施援来救者绝非自由市场。如果那些年的教训带给世人任何证据，那就是世间最大的政治课题——自然包括发达的世界在内——不在如何扩增国家财富，却在如何分配财富，以利人民福祉。分配的课题，对急需更多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巴西，就是忽略社会问题后果的最大例证。1939年，巴西的平均国民收入几乎为斯里兰卡的两倍半；80年代结束时，更高达6倍有余。可是斯里兰卡的居民，在主食补助及免费的教育医疗下（直到1979年末期），其新生儿的平均预期寿命，却比巴西高出数年；它的婴儿死亡率，于1969年也仅有巴西半数，1989年更减为巴西三分之一（World Tables，pp.144—147，52—127）。若比较两国的文盲人数，1989年时，巴西更几乎达亚洲这个岛国的两倍。

社会财富的分配，而非增长，势将主导着21世纪的政治舞台。非市场性的资源配置——或至少对市场性配置予以毫不留情的限制——是防止未来生态危机的主要途径。不管采取哪一种手段，人类在21世纪的命运前途，全在公共权力的重新恢复。

6

于是我们便面临着一个双重难题。决策权力单位的性质、范畴——无论是国际级、超国家级、国家级或国家以下级的权限，单独运作或联合——其中分别究竟为何？与其决策所关系的民众之间，又将属何种关系？

第一个问题，就某种角度而言，是一种技术性的问题。因为公共权力的机构早已各就各位，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在原则上也早已存在。不断扩张之中的欧盟组织，即为这方面的议题提供了许多材料，虽然就国际级、超国家级、国家级，以及国家以下级单位组织之间彼此的实际分工而论，任何特定的建议、方案，必然为某人某国所憎恨抵制。现有的国际社会的权力机构，其功能显然太过专门，即使它们试图扩展权限，对上门借钱的国家强制其政治或生态主张。可是欧盟这个组织，恐怕将维持其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独特地位，因为它是欧洲历史情境之下的特殊产物，除非在苏联的残垣断壁之中，会重新组成某种类似的整合组织。除此之外，一般超国家级决策的进展速度固然会增加，其速度却不可预测，不过我们可以一窥其可能的运作状况。事实上，它早已经在运转之中，通过大规模国际贷款机构的全球银行经理人，代表着最富国家资源的寡头集合，刚巧也包括了世上最强盛的国家。随着贫富之间的差距日增，行使这一类国际权势的范围也似乎更为扩大。头痛的问题却出在这里：自70年代以来，拥有美国政治后台支持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家国际机构，开始有系统地钟情于符合自由市场“正统”学说、私有企业，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不但正合20世纪后期美国的经济口味，而且也颇有19世纪英国的经济风格，可是却不见得切合世界的真正需要。如果全球性的决策欲发挥其潜在功能，这一类偏颇政策势必非有所改变不可。然而短期之内，却不见有这种可能。

第二个问题，却与技术性的处理无关。此中问题所在，是出于值此世纪之末世界所面临的两难之局。今日的世界，一方面致力于某种特殊品牌的政治民主，同时却又碰上与总统及多党选举无关的根本政策难题——即使这类选举不曾使问题更加复杂。已往的20世纪，是一个凡“夫”俗“子”的世纪——至少在女性主义兴起之前是如此——因此概括地说，这个难题根本便是身在其中者的两难之局。这是一个政府可以——有人会说，一定得——为“民有”、“民享”的时代，可是却又是一个在实际上，完全无法交由“民治”的年代，甚至不能由那些通过竞选选出的代议会来治理。这种矛盾其实由来已久。自从全民投票政治逐渐成为常态，不仅仅为美国一国特有以来，民主政治的难处（本书在前面已经有所讨论）即已成为政治学者及讽刺家熟悉的题目。

然而民主的困境，现今却变得更加尖锐，一方面是由于民意调查的时时刻刻监视，以及无所不在的媒体时时刻刻煽风点火，舆论变成上天入地无可逃遁之事。另一方面，则由于公家当局需要做出更多的决定，却非区区民意舆论可以为其指点方向。经常的情况是，当局可能得做出为大多数选民所不喜欢的决定，而各个选民，则出于私人原因予以反对，虽然在总体上，也许这些决定有益全体。因此到了世纪之末，某些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便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主张加税的提议，无异是在选票上的自杀。选举，于是成为参选人竞相对财政漫天扯谎的舞台。与此同时，选民与国会——包括绝大多数投票人及当选人在内——却得时时面对外行人根本不具资格发表意见的决定，比如说，核能发电的何去何从。

不过甚至在民主国家里，也有过民众与政府的目标一致，政府享有合法地位并拥有人民信任的时刻，双方和衷共济，有强烈的祸福与共的感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军民。除此之外，也有过其他时候，由于状况特殊，使政坛大敌之间产生基本共识，让政府放手而为，追求众人皆无基本歧义的政策，例如黄金年代的西方国家。而政府也常常需要依赖专家意见，这类意见是外行的行政当局不可或缺的。当这些科技顾问开口时，只要口径一致——或至少同多于异——政策上的争议往往得以减少。只有在专家学者意见分歧时，外行的决策者才陷入黑暗，仿佛陪审团碰上检辩双方分别招来心理专家作证一般，双方莫衷一是，只有胡乱摸索。

但是我们业已看见，危机的20年，破坏了政治事务的共识，以及一向以来为知识界共知共识的真理，尤其在那些与政策制定相关的学科里，更是如此。至于全民携手，军民一体，站在政府背后共赴国难的情景（或反过来政策与人民强烈认同），到了90年代也变得极为少有。诚然，世界上的确仍有许多国家的人民，认为一个有力、活跃、负有社会责任、配得某种自由行动程度的政府乃势不可缺，因为它的任务是追求全民幸福。不幸的是，在20世纪末，真正符合这种理想的政府却很少见。即或有，却大多出在以美国式个人至上为立国典型的国家，并不时为诉讼纠纷及政党利益所污染。更多国家的政府，则软弱或腐败到人民根本不期待它能为公共福祉有所建树的地步。这一类国家往往在第三世界屡见不鲜，不过正如80年代的意大利，在第一世界也非闻所未闻。

因此，所有的决策者中，最不受民主政治头痛问题干扰的便是以下各项了：私营大企业、超国家级组织——非民主政权自然也包括在内。在民主政治的体制里，决策过程很难不受政客插手，唯一的例外，只有在某些国家里，中央银行的行动总算可以逃其掌握（一般可真希望这种例子也能在他处如法炮制）。不过越来越普遍的状况，却是政府先斩后奏，尽量绕过选民或议会；或者造成既成事实，让选民去头痛是否推翻定局的难题。因为民意难测，且又分歧不一，更常有迟钝惰性，因此或者就此轻骑过关也未可知。于是政治更加成为规避逃遁的手法，因为政治人物岂敢说出逆选民之耳的建议。更何况冷战结束，政府再不能轻易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从事秘密行动，因此这种规避隐晦的策略，可能将会愈发流行。甚至在民主国家，越来越多的决策体也将脱离选票掌握，唯一留下的间接联系，只有任命这些单位的政策本身，当初总算是由选民决定。政府权力的中央化和集中化，如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英国的所为，更有增加这类不需听从选民意志行事的特别任命单位的趋势——俗称“类非政府机构”（Quasi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Quango）；甚至连权限分立不曾有效确立的国家，也发现这种悄然铲除民主的伎俩甚为方便好用。至于像美国之类的国家，此举更不可缺。因为在体制内行政立法司法分立之下，若循正常途径——除了幕后协商之外——有时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决议。

到20世纪末，甚多选民已经放弃政治，干脆让“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去为国事操心——“政治阶级”一词，似乎源于意大利。这些政治阶级，彼此互相研读对方的演讲词、评论，是一群特殊利益的职业政治家、新闻从业者、政治说客，以及其他种种在社会信任度调查中敬陪末座的职业人。因为对多数人而言，政治过程与其根本毫不相干，最多只对个人生活有些影响而已。而且与此同时，生活的富裕、生活空间及娱乐形式的私人化，再加上消费者的自我本位，已经占满了一般人日常的生活内容，于是使政治变得更加不重要与无趣。而另外有一些选民，发现从选举中一无所得，也断然决定弃政治而去。1960—1988年间，前往美国总统大选投下一票的蓝领工人比率，跌落了三分之一（Leighly Naylor，1992，p.731）。此外，由于组织性群众政党的衰落——不论是阶级或意识形态取向——将平常百姓转为热情政治公民的动力也从此告终。对于多数百姓而言，如今甚至连那种与国家认同的集体意识，也已改头换面，得借由全民性的运动、球队，或种种非政治性的象征来号召，其所能赢取的向心力远比国家机制为大。

也许有人曾想，如此一来，民众的政治热情既失，当局应该无虞掣肘，大可放手制定政策才是。事实上，效果刚好相反。剩下来继续热心鼓吹的人士——有时也许是出于公共福祉，更多时候却是为了个别群体利益——对政治的掣肘程度，不下于一般性目的的政治党派，有时甚至可能更甚。因为压力团体与一般性政党不同，它们可以个别集中火力，专注在特定的单一目标之上。更有甚者，由于政府有系统地采取回避选举过程的手段，更加扩大了大众媒体的政治功能。媒体深入每一家庭，在公共事物与一般男女老少之间，提供了到目前为止最为有力的传播工具。媒体无孔不入的能力，对当政者希望保持沉默的话题挖掘报道不遗余力，同时也给予一般大众发表其感想、发泄其感情，一吐在正式民主渠道设计中不能畅所欲言的心声的机会。媒体，因此成为公共事务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政客利用它，也顾忌它。科技的进步，更使得媒体的威力难于控制，甚至在高度独裁的国家里也是如此。而国家权力的没落，更使得非独裁国家对媒体力量难以垄断。随着20世纪的结束，媒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显然比政党及选举系统更为重要，并极有可能如此持续下去——除非政治之路突然转弯，远离民主而去。然而媒体对抗政府秘密政治的效果固然很大，却绝非实现民主政体本义的手段。

媒体、全民选出的代议机构，甚至连“人民”本身，都无法以“治理”一词的实际意义进行“治理”。而在另一方面，拥有“治权”的政府，或任何从事公共决策的类似形式体，却也不再能反民意或无视民意而行之，一如人民也无法反政府或无政府而生存。不管好或坏，20世纪的凡夫俗子，势将以集体势力的角色留名青史。除去神权式的政治之外，每一个政权，如今都得从人民那里取得权力来源，甚至连那些大规模凌虐残杀本国百姓的国家也不例外。一度流行的“极权主义”称谓，即意味着民粹主义的观念。因为如果“人民”的想法无关紧要，即他们对那些假其名统治他们者做何感想不重要，又何必麻烦“人民”去思索其统治者认为恰当的看法呢？对老天、对传统、对上级，甘心服从，社会上阶级分明，政府从中获取百姓一致遵从的时代，已经渐成过去式了。甚至连伊斯兰的“激进主义”政权，目前最兴旺的神权政治，也不是以安拉的旨意行之，而是在普通百姓大量动员，向不受欢迎的政府进行抗争之下方才获得。不论“人民”是否有权选出自己的政府，“人民”力量对公众事务的干涉能力——不论主动或被动——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事实上，正因为遍数20世纪史，无比凶残的暴政层出不穷，欲以少数势力强加多数的事例也历历俱在——如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更证明权威压迫力量的有限。甚至连最无情、最残忍的统治者，也警觉到徒有无限大权，并不能取代政治资产及权力技巧，即公众对政权当局的合法认同意识，相当程度的主动支持，以及统治者的决策治理能力。此外，人民需有服从意愿——尤其于危急时刻——这种意愿一旦消失（例如1989年间的东欧），政权便只有下台一条路，虽然它们仍然拥有政府中文武官员及特工单位的拥护。简单地说，正与表面的现象相反，20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独裁者尽可以在有违“全体”民众的情况下掌权“一段”时间，或在违反“部分”民众之下“永久”掌权，却不能“永久”地违反“所有”民众。诚然，对处在长期被压迫状态下的少数弱者，或那些遭受了一代以上普遍苦难的可怜人而言，这种真相并不能带来任何安慰。

这一切，不但不能答复早先提出的问题，即在决策者与人民百姓之间，关系究竟为何，相反地，反而越发增加寻找答案的难度。有关当局的政策，必须考虑人民的爱憎（或至少多数公民的意愿）——即使它们的目的，事实上并不在反映民意。与此同时，它们却也不能单凭民意便制定方针。更有甚者，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若在一般大众身上实行起来，比强加于“有力群体”更要难上三分。命令少数几家巨型汽车公司遵守硬性规定的尾气排放标准，可比说服数百万驾驶人减少其耗油量容易多了。欧洲每一个政府也都发现，将欧盟未来的前途交予选民之手，效果必然不佳，至少难于推测。每一位观察世局的有心人也都知道，步入21世纪的初期，许多势在必行的决策都必将不受欢迎。也许只有另一个繁荣进步时代的来临——如20世纪的黄金时代——才能减少这种箭在弦上的压力，软化人民大众的心情。可是不论是回归20世纪60年代的繁华，或危机20年社会文化紧张状态的放松，依目前看都不大可能。

如果全民投票权依然是普遍的政治原则——看来应该如此——世人似乎便只有两项选择。一是凡在现有决策过程尚未离开政治轨道的地方，迟早都会避开选举，绕道而行——或者说，摆脱那因选举而不断进行的对政府的监督。有赖选举产生的机构，行动也会越来越隐晦，躲躲藏藏，如同乌贼一般，在浓浊黑暗的瘴气之后，混淆一般选民大众的视听。而另外一项选择，即是重新建立共识，容许当局拥有适量的行动自由，至少在众多公民不致感到不适的范围之内行事。其实这种政治模式，自18世纪中期拿破仑三世以来，已有先例可循；经由民主选举，为人民选出一位救主，或为国家选出一个救国政权——即“国民投票表决式民主”（plebiscitary democracy）。这种政权，不一定通过宪法执政，可是若在旗鼓相当的候选人竞选之下，经过诚实合理的选举确认，并容许某些反对声音的存在，确可以合乎世纪末民主合法政权的标准。不过这种方式，却对自由主义式国会政治的前景无所助益。

7

作者一路写来，并不能为人类提供答案。世人能否解决、如何解决世纪末面临的问题，此处并没有答案。本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解决的条件在哪里；却不能指出这些条件已经具备多少，或有几分正在酝酿之中。本书提出的讨论，也可以让我们明白我们所知何其有限，以及20世纪担负决策重任诸人的认知何等贫乏（已往种种，尤其是20世纪下半期发生的各种事情，他们事先几乎毫无所知，更别说有所预测）。更进一步，也证实了许多人早已疑心的事实：所谓历史——在其他许多更重要的事情以外——乃是人类罪行与愚行的记录。我们只能记录，却不能预测。预言，一点用处也没有。

因此，本书若以预测结束，自是愚不可及。发生于“短20世纪”的巨大变动，已经使得世事难以辨认；而目前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更将使其难以理清。妄做揣测，岂非痴人说梦！依照眼前的形势看来，似乎比80年代更令人感到前途黯淡。此时作者以下面的一段话，结束对“短20世纪”历史三部曲的长卷论述：

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此中证据确凿，不容忽视。如果世人能够避免毁灭自己的愚蠢行动（即以核战争自杀），这一可能实现的百分比必将很高。

然而作者现在虽然年事已高，不再能期待在其仅余的有生之年，还可亲眼见到重大的好转马上发生，却也不能否认假以时日，给世界以25年或半个世纪，事情也许会有转机的可能。无论如何，眼前这后冷战时期的分崩离析，很可能只是暂时性的阶段——虽然在世人眼里，比起在两度世界“热”战之后出现的崩溃破坏，这段时间似乎已经拖得更长了。然而不论希望或恐惧，都不属于预言的范畴。我们知道，虽然人类对细部的结果茫然无知、惶惑不确，但是在这不透明的云层背后，那股形成20世纪的历史力量，仍将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科技变迁，这个过程，已成为过去两三百年人间的主调。我们所生活的动荡世界，被它连根拔起，被它完全改变。但是我们深深知道，至少有理由假定，这种现象不可能无限期永久继续下去；未来，不是过去的无限延续。而且种种内外迹象已经显示，眼前我们已经抵达一个历史性危机的关键时刻。科技经济产生的力量，如今已经巨大到足以毁灭环境，也就是人类生存所依的物质世界基础。我们薪传自人类过去的遗产，已遭融蚀；社会的结构本身，甚至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社会基石，正因此处在重大的毁灭转折点上。我们的世界，既有从外炸裂的危险，也有从内引爆的可能。它非得改变不可。

我们不知道自己正往何处去。我们只知道，历史已经将世界带到这个关口，以及我们所以走上这个关口的原因——如果读者同意本书的论点。然而，有件事情相当简单。人类若想要有一个看得清楚的未来，绝不会是靠着过去或现在的延续达到。如果我们打算在这个旧基败垣上建立新的千年，注定将失败。失败的代价，即人类社会若不大加改变，将会是一片黑暗。

[1] 其实若真有任何关联，恐怕也正好相反。奥地利曾一度拥有最负盛名的经济理论家之一，可是当时其经济状况（1938年前）却绝对没有成功之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经济开始走向成功，却没有一名足以载誉国外的经济学家。至于德国，甚至拒绝在大学里承认国际上认可的知名经济学说，它的经济成就也不曾因此受挫。再论每一期《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里面，引用过多少名日韩经济学者的理论？不过反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实行社会民主制度，国内欣欣向荣，自l9世纪后期以来，即出过多名享誉国际的经济理论大家。这是反面也可成立的例子。

[2] 在此列入者，包括自称为五旬节派（Pentecostal）、基督会（Churches of Christ）、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 Witnesses）、安息日基督复临派（Seventh Day Adventists）、神召会（Assemblies of God）、圣洁教会（Holiness Churches）、“重生派”（Born Again）、“神授派”（Charismatic）等。

[3] 试比较1949年时，一位俄裔流亡反共人士伊林（Ivan Ilyin，1882—1954），曾做以下预言：如果“后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境内，“按种族和领土进行不可能的严格划分”，后果将不堪设想。“最保守的假定，我们将会有20个单个‘国家’，无一国疆界没有争议，无一国政府拥有实权，无法、无律、无军，更无真正可按种族界定的人口，只有20个空洞的挂名而已。而且慢慢地，出现地区分离或原国解体，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新国家将会继续成形，这一个个的新国，又将再度为了人口及领土与邻居发动长期斗争，最终俄罗斯必将陷入永无止境的连年内战。”（Chiesa，1993，pp.34，36—37.）

[4] 一般最常提起的成功实例，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例如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其人口还不及第三世界总数的2%。

[5] 其实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其出口总额中，于1990年输往第三世界的比例竟低于1938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其1990年的输出总额只有不到五分之一销往第三世界地区（Bairoch，1993，Table6.1，p.75）。这种情况，一般人都不清楚。

[6] 事实上原来经常如此。

[7] 因此，某位新加坡外交官宣称，发展中国家或许可因“延后”实施政治的民主而受惠。等到政治民主终于到来时，这些国家又表示，也不会如西方式民主那么放任随便。它们的民主，应该较具有几分权威色彩，强调共同福祉而非个人权利，通常是一党独裁，并几乎一律拥有中央式的官僚体制及“大而有为的强力政府”。

[8] 因此贝罗赫（Bairoch）表示，瑞士的国民生产总值之所以于30年代低落，瑞典却反而增高——虽然大萧条对瑞士的冲击其实较不严重——其中原因，“主要是由于瑞典政府采取了广泛的社会与经济措施；而瑞士联邦当局，却无为而治，缺乏从中干预的手段”。

参考文献

Abrams, 1945: Mark Abrams, The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People, 1911—1945 (London, 1945)

Acheson, 1970: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1970)

Afanassiev, 1991: Juri Afanassiev, in M. Paquet ed. Le court vingtième siècle, preface d’Alexandre Adler (La Tour d’Aigues, 1991)

Agosti/Borgese, 1992: Paola Agosti, Giovanna Borgese, Mi pare un secolo: Ritratti e parole di centosei protagonisti del Novecento (Turin, 1992)

Albers/Goldschmidt/Oehlke, 1971: Klassenkämpft in Westeuropa (Hamburg, 1971)

Alexeev, 1990: M. Alexeev, book review i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l4,pp. 171—73 (1990)

Alien, 1968: D. Elliston Alien, British Tastes: An enquiry into the likes and dislikes of the regional consumer (London, 1968)

Amnesty, 1975: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on Torture (New York, 1975)

Andrić, 1990: Ivo Andrić, Conversation with Goya: Bridges, Signs (London, 1990)

Andrew, 1985: Christopher Andrew, Secret Service: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Intelligence Community (London, 1985)

Andrew/Gordievsky, 1991: Christopher Andrew and Oleg Gordievsky, KGB: The Inside Story of its Foreign Operations from Lenin to Gorbachev (London, 1991)

Anuario, 1989: Comisión Economica para America Latina y el Caribe, Anuario Estadistico de America Latina y el Caribe: Edición 1989 (Santiago de Chile, 1990)

Arlacchi, 1983: Pino Arlacchi, Mafia Business (London, 1983)

Armstrong, Glyn, Harrison: Philip Armstrong, Andrew Glyn, John Harrison, Capitalism Since 1945 (Oxford, 199/ edn)

Arndt, 1944: H.W. Arndt, The Economic Lessons of the 1930s (London, 1944)

Asbeck, 1939: Baron F.M. van Asbeck, The Netherlands lndies’ Foreign Relations (Amsterdam, 1939)

Atlas, 1992: A. Fréron, R.Hérin, J. July eds, Atlas de la France Universitaire (Paris, 1992)

Auden: W.H. Auden, Spain (London, 1937)

Babel, 1923: lsaac Babel, Konarmiya (Moscow, 1923); Red Cavalry (London, 1929)

Bairoch, 1985: Paul Bairoch, De Jéricho à Mexico: villes et économie dans l’histoire (Paris, 1985)

Bairoch, 1988: Paul Bairoch, Two major shifts in Western European Labour Force: the Decline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of the Working Class (mimeo) (Geneva, 1988)

Bairoch, 1993: Paul Bairoch,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 Myths and Paradoxes (Hemel Hempstead, 1993)

Ball, 1992: George W. Ball, ‘JFK’s Big Moment’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pp.16—20 (13 February 1992)

Ball 1993: George W. Ball, ‘The Rationalist in Power’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2 April l993, pp. 30—36

Baltimore, 1978: David Baltimore, ‘Limiting Science: A Biologist’s Perspective’ in Daedalus 107/2 spring 1978, pp. 37—46

Banham, 1971: Reyner Banham, Los Angeles (Harmondsworth, 1973)

Banham, 1975: Reyner Banham, in C.W.E. Bigsby ed. Superculture: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and Europe, pp. 69—82 (London, 1975)

Banks, 1971: A.S. Banks, Cross-Polity Time Series Dat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1971)

Barghava/Singh Gill, 1988: Motilal Barghava and Americk Singh Gill, Indian National Army Secret Service (New Delhi, 1988)

Barnet, 1981: Richard Barnet, Real Security (New York, 1981)

Becker, 1985: J.J. Becker, The Great War and the French People (Leamington Spa, 1985)

Bédarida, 1992: François Bédarida, Le génocide et la nazisme: Histoire et témoignages (Paris, 1992)

Beinart, 1984: William Beinart, ‘Soil erosion, conservationism and ideas about development: A Southern African exploration, 1900—1960’ in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11, 1984, pp. 52—83

Bell, 1960: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Glencoe, 1960)

Bell, 1976: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1976)

Benjamin, 1961: Walter Benjamin, ‘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Reproduzierbarkeit’ in Illuminationen: Ausgewählte Schriften, pp. 148—184 (Frankfurt, 1961)

Benjamin, 1971: Walter Benjamin, Zur Kritik der Gewalt und andere Aufsätze, pp. 84—85 (Frankfurt 1971)

Benjamin, 1979: Wai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1979)

Bergson/Levine, 1983: A. Bergson and H.S. Levine eds. The Soviet Economy: Towards the Year 2000 (London, 1983)

Berman: Paul Berman, ‘The Face of Downtown’ in Dissent autumn 1987, pp. 569—73

Bernal, 1939: J.D. Bernal, 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 (London, 1939)

Bernal, 1967: J.D. Bernal, Science in History (London, 1967)

Bernier/Boily: Gérard Bernier, Robert Boily et al., Le Québec en chiffies de 1850 à nos jours, p. 228 (Montreal, 1986)

Bernstorff, 1970: Dagmar Bernstorff, ‘Candidates for the 1967 General Election in Hyderabad’ in E. Leach and S.N.Mukhejee eds, Elites in South Asia (Cambridge, 1970)

Beschloss, 1991: Michael R. Beschloss, The Crisis Years: Kennedy and Khrushchev 1960—1963 (New York, 1991)

Beyer, 1981: Gunther Beyer, ‘The Political Refugee: 35 Years Later’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XV, pp. 1—219

Block, 1977: Fred L. Block, The Origi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order: A Study of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 (Berkeley, 1977)

Bobinska/Pilch 1975: Celina Bobinska, Andrzej Pilch, Employment-seeking Emigrations of the Poles World-Wide XIX and XX C. (Cracow, 1975)

Bocca, 1966: Giorgio Bocca, Storia dell’ Italia Partigiana Settembre 1943—Maggio 1945 (Bari, 1966)

Bokhari, 1993: Farhan Bokhari, ‘Afghan border focus of region’s woes’ in Financial Times, 12 August 1993

Boldyrev, 1990: Yu Boldyrev in Literaturnaya Gazeta, 19 December 1990, cited in Di Leo,1992

Bolotin, 1987: B. Bolotin in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 11, 1987, pp.148—52 (in Russian)

Bourdieu, 1979: Pierre Bourdieu,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Paris,1979), English trs: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1984)

Bourdieu, 1994: Pierre Bourdieu, Hans Haacke, Libre-Echange (Paris, 1994)

Britain: Britain: An Official Handbook 1961, 1990 eds. (London, Central Office for Information)

Briggs, 1961: Asa Briggs, The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vol.1 (London, 1961); vol.2 (1965); vol.3 (1970); vol.4 (1979)

Brown, 1963: Michael Barratt Brown, After Imperialism (London, Melbourne, Toronto,1963)

Brecht, 1964: Bertolt Brecht, über Lyrik (Frankfurt, 1964)

Brecht, 1976: Bertolt Brecht, Gesammelte Gedichte, 4 vols (Frankfurt, 1976)

Brzezinski 1962: Z.Brzezinski, Ideology and Power in Soviet Politics(New York, 1962)

Brzezinski, 1993: Z. Brzezinski, Out of Control: Global Turmoil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1993)

Burks, 1961: R.V.Burks, The Dynamics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 (Princeton,1961)

Burlatsky, 1992: Fedor Burlatsky, ‘The Lessons of Personal Diplomacy’ in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XVI (41), 1992

Burloiu, 1983: Petre Burloiu,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urope 1975—80 (UNESCO, Bucharest, 1983)

Butterfield 1991: Fox Butterfield, ‘Experts Explore Rise in Mass Murder’ in New York Times 19 October 1991, p. 6

Calvocoressi, 1987: Peter Calvocoressi, A Time for Peace: Pacifism, Internationalism and Protest Forces in the Reduction of War(London, 1987)

Calvocoressi, 1989: Peter Calvocoressi, 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 (London, 1989 edn)

Carritt, 1985: Michael Carritt, A Mole in the Crown (Hove, 1980)

Carr-Saunders, 1958: A. M. Carr-Saunders, D. Caradog Jones, C. A. Moser, A Survey of Social Conditions in England and Wales (Oxford, 1958)

Catholic: The Official Catholic Directory (New York, annual)

Chamberlin, 1933: W. Chamberlin, 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1933)

Chamberlin, 1965: W.H. Chamberl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1, 2 vols (New York, 1965 edn).

Chandler, 1977: 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 1977)

Chapple/Garofalo, 1977: S. Chapple and R. Garofalo, Rock’n Roll Is Here to Pay (Chicago, 1977)

Chiesa, 1993: Giulietta Chiesa, ‘Era una fine inevitabile?’ in II Passagio: rivista di dibattito politico e culturale, VI, July-October, pp. 27—37

Childers, 1983: Thomas Childers, The Nazi Voter: The Social Foundations of Fascism in Germany, 1919—1933 (Chapel Hill, 1983)

Childers, 1991: ‘The Sonderweg controversy and the Rise of German Fascism’ in (unpublished conference papers) Germany and Russia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 8, 14—15 (Philadelphia 1991)

China Statistics, 1989: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9 (New York, 1990)

Ciconte, 1992: Enzo Ciconte, ‘Ndrangheta dall’ Unita a oggi (Barri, 1992)

Cmd 1586, 1992: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md 1586: East India (Non-Cooperation), XVI, p. 579, 1922. (Telegraphic Correspondence regarding the situation in India.)

Considine, 1982: Douglas M. Considine and Glenn Considine, Food and Food Production Encyclopedia (New York, Cincinnati etc., 1982). Article in ‘meat’, section, ‘Formed, Fabricated and Restructured Meat Products’.

Crosland, 1957: Anthony Crosl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 1957)

Dawkins, 1976: Richard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1976)

Deakin/Storry, 1966: F.W. Deakin and G.R. Storry, The Case of Richard Sorge(London, 1966)

Debray, 1965: Régis Debray, La 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Paris, 1965)

Debray, 1994: Régis Debray, Charles de Gaulle: Futurist of the Nation (London,1994)

Degler, 1987: Carl N. Degler, ‘On re-reading “The Woman in America’” in Daedalus,autumn 1987

Delgado, 1992: Manuel Delgado, La Ira Sagrada: Anticlericalismo, iconoclastia yantiritualismo en la España contemporanea (Barcelona, 1992)

Delzell 1970: Charles F. Delzell ed., Mediterranean Fascism, 1919—1945 (New York, 1970)

Deng, 1984 Deng Xiaoping,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1975—1984) (Beijing,1984)

Desmond/Moore: Adrian Desmond and James Moore, Darwin (London, 1991)

Destabilization, 1989: United Nations Inter-Agency Task Force, Africa Recovery Programme/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South African Destabilization The Economic Cost of Frontline Resistance to Apartheid (New York, 1989)

Deux Ans, 1990: Ministè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Enseignement Supérieur, Deux Ans d’ Action, 1988—1990 (Paris, 1990)

Di Leo, 1992: Rita di Leo, Vecchi quadri e nuovi politici: Chi commanda davvero nell’ex-Urss? (Bologna, 1992)

Din, 1989: Kadir Din, ‘Islam and Tourism’ i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 16/4, 1989,pp. 542 ff.

Djilas, 1957: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London, 1957)

Djilas, 1962: Milovan Djila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London, 1962)

Djilas, 1977: Milovan Djilas, Wartime (New York, 1977)

Drell, 1977: Sidney D. Drell,‘Elementary Particle Physics’ in Daedalus 106/3,summer 1977, pp. 15—32

Duberrnan et al, 1989: M. Duberman, M. Vicinus and G. Chauncey, Hidden From History: Reclaiming the Gay and Lesbian Past, New York, 1989

Dutt, 1945: Kalpana Dutt, Chittagong Armoury Raiders: Reminiscences (Bombay, 1945)

Duverger, 1972: Maurice Duverger, Party Politics and Pressure Groups: 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New York, 1972)

Dyker, 1985: D.A. Dyker, The Future of the Soviet Economic Planning System (London,1985)

Echenberg, 1992: Myron Echenberg, Colonial Conscripts: The Tirailleurs Sénégalais in French West Aftica, 1857—1960(London, 1992)

EIB Papers, 1992: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Cahiers BEI/EIB Papers, J. Girard, De la recession à la reprise en Europe Centrale et Orientate, pp. 9—22, (Luxemburg, 1992)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article ‘war’ (11th edn, 1911).

Ercoli, 1936: Ercoli, On the Peculiarity of the Spanish Revolution (New York,1936); reprinted in Palmiro Togliatti, Opere IV/i, pp. 139—54 (Rome, 1979)

Esman, 1990: Aaron H. Esman, Adolescence and Culture (New York, 1990)

Estrin/Holmes, 1990: Saul Estrin and Peter Holmes, ‘Indicative Planning in Developed Economies’ i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4/4 December 1990, pp. 531—54

Eurostat: Eurostat. Basic Statistics of the Community (Office for the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uxemburg, annual since 1957)

Evans, 1989: Richard Evans, 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from the Nazi Past (New York, 1989)

Fainsod, 1956: 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Cambridge MA, 1956)

FAO, 1989: FAO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world and regional review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Rome, 1989)

FAO Production: FAO Production Yearbook, 1986

FAO Trade: FAO Trade Yearbook vol. 40, 1986

Fitzpatrick, 1994: Sheila Fitzpatrick, Stalin’s Peasants (Oxford, 1994)

Firth, 1954: Raymond Firth, ‘Money, Work and Social Change in Indo-Pacific Economic Systems’ in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vol. 6, 1954, pp. 400—10

Fischhof et al., 1978: B. Fischhof, P. Slovic, Sarah Lichtenstein, S. Read, Barbara Coombs, ‘How Safe is Safe Enough? A Psychometric Study of Attitudes towards Technological Risks and Benefits’ in Policy Sciences 9, 1978, pp.127—152

Flora, 1983: Peter Flora et.al., Stat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1815—1975: A Data Handbook in Two Volumes (Frankfurt, London, Chicago, 1983)

Floud et al., 1990: Roderick Floud, Annabel Gregory, Kenneth Wachter, Height, Health and History: Nutritional Statu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750—1980 (Cambridge, 1990)

Fontana, 1977: Alan Bullock and Oliver Stallybrass eds., The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Ideas (London, 1977 edn)

Foot, 1976: M.R.D. Foot, Resistance: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Resistance to Nazism 1940—1945 (London, 1976)

Francia, Muzzioli, 1984: Mauro Francia, Giuliano Muzzioli, Cent’anni di cooperazione: La cooperazione di consumo modenese aderente alla Lega dalle origini all’unificazione (Bologna, 1984)

Frazier, 1957: Franklin Frazier,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57 edn)

Freedman, 1959: Maurice Freedman, ‘The Handling of Money: A Note on the Background to the Economic Sophistica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Man, vol. 59, 1959, pp. 64—65

Friedan, 1963: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1963)

Friedman 1968: Milton Friedman,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LVIII, no. 1, March 1968, pp. 1—17

Fröbel, Heinrichs, Kreye, 1986: Folker Fröbel, Jürgen Heinrichs, Otto Kreye, Umbruch in der Weltwirtschaft (Hamburg, 1986)

Galbraith, 1974: J.K.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2nd edn, Harmondsworth, 1974）

Gallagher, 1971: M.D. Gallagher, ‘Léon Blum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6, no. 3, 1971, pp. 56—64

Garton Ash, 1990: Timothy Garton Ash, The Uses of Adversity: Essays on the Fate of Central Europe (New York, 1990)

Gatrell/Harrison, 1993: Peter Gatrell and Mark Harrison, ‘The Russian and Soviet Economies in Two World Wars: A Comparative View’ 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XLVI, 3, 1993, pp. 424—52

Giedion, 1948: S. Giedion, Mechanisation Takes Command (New York, 1948)

Gillis, 1974: John R. Gillis, Youth and History (New York, 1974)

Gillis, 1985: John Gillis, For Better, For Worse:British Marriages 160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1985)

Gillois, 1973: André Gillois, Histoire Secrète des Français à Londres de 1940 à 1944 (Paris,1973)

Gimpel, 1992: ‘Prediction or Forecast? Jean Gimpel interviewed by Sanda Miller’ in The New European,vol. 5/2, 1992, pp. 7—12

Ginneken/Heuven, 1989: Wouter van Ginneken and Rolph van der Heuven,‘Industrialisation,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1950—87):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in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28, 1989/5, pp. 571—99

Gleick, 1988: James Gleick, 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 (London, 1988)

Glenny 1992: Misha Glenny, The Fall of Yugoslavia: The Third Balkan War (London,1992)

Glyn, Hughes, Lipietz, Singh, 1990: Andrew Glyn, Alan Hughes, Alan Lipietz, Ajit Singh,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 in Marglin and Schor, 1990, pp. 39—125

Gómez Rodríguez, 1977: Juan de la Cruz Gómez Rodríguez, ‘Comunidades de pastores y reforma agraria en la sierra sur peruana’ in Jorge A. Flores Ochoa, Pastores de puna

(Lima, 1977)

González Casanova 1975: Pablo González Casanova, coord. Cronología de la violencia política en America Latina (1945—1970), 2 vols (Mexico DF, 1975)

Goody, 1968: Jack Goody, ‘Kinship: descent group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vol. 8, pp.402—3 (New York, 1968)

Goody, 1990: Jack Goody, The Oriental, the Ancient and the Primitive: Systems of Mamage and the Family in the Pre-lndustrial Societies of Eurasia (Cambridge, 1990)

Gopal, 1979: Sarvepalli Gopal, Jawaharlal Nehru: A Biography, vol, ii, 1947—1956 (London, 1979)

Gould, 1989: Stephen Jay Gould, Wonderful Life: The Burgess Shale and the Nature of History (London, 1990)

Graves/Hodge, 1941: Robert Graves, and Alan Hodge, The Long Week-End: A Soci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1918—1939 (London, 1941)

Gray, 1970: Hugh Gray, ‘The landed gentry of Telengana’ in E. Leach and S.N. Mukherjee eds. Elites in South Asia (Cambridge,1970)

Guerlac, 1951: Henry E. Guerlac, ‘Science and French National Strength’ in Edward Meade Earle ed., Modern France: Problems of the Third and Fourth Republics (Princeton, 1951)

Guidetti/Stahl, 1977: M. Guidetti and Paul M. Stahl eds., Il sangue e la terra: Comunità di villagio e comunità familiari nell Europea dell 800 (Milano, 1977)

Guinness, 1984: Robert and Celia Dearling, The Guinness Book of Recorded Sound (Enfield, 1984)

Haimson, 1964/5: Leopold Haimson, ‘The Problem of Social Stability in Urban Russia 1905—1917’ in Slavic Review,December 1964, pp. 619—64; March 1965, pp. 1—22

Halliday, 1983: Fred Halliday, The Making of the Second Cold War (London, 1983)

Halliday/Cumings, 1988: Jon Halliday and Bruce Cumings, Korea: The Unknown War (London, 1988)

Halliwell, 1988: Leslie Halliwell’ s Filmgoers’ Guide Companion 9th edn, 1988, p. 321

Hànak, 1970: Peter Hànak,‘Die Volksmeinung wä hrend des letzten Kriegsjahres in Österreich—Ungarn’ in Die Auflösung des Habsburgerreiches. Zusammenbruch und Neuorientierung im Donauraum, Schriftenreihe des österreichischen Ost-und Südosteuropainstituts vol. Ill, Vienna,1970, pp. 58—66

Harden, 1990: Blaine Harden, Africa, Despatches from a Fragile Continent (New York, 1990)

Harff/Gurr, 1988: Barbara Harff and Ted Robert Gurr, ‘Victims of the State: Genocides, Politicides and Group Repression since 1945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Victimology, I, 1989, pp. 23—41

Harff/Gurr, 1989: Barbara Harff and Ted Robert Gurr, ‘Toward Empirical Theory of Genocides and Politicides: Identific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ases since 194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 1988, pp. 359—71

Harris, 1987: Nigel Harris, The End of the Third World (Harmondsworth, 1987)

Hayek, 1944: Friedrich von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1944)

Heilbroner, 1993: Robert Heilbroner, Twenty-fir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 1993)

Hilberg 1985: Raul Hil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New York, 1985)

Hill, 1988: Kim Quaile Hill, Democracies in Crisis: Public policy responses to the Great Depression (Boulder and London, 1988)

Hilgerdt: See League of Nations, 1945

Hirschfeld, 1986: G. Hirschfeld ed., The Policies of Genocide: Jews and Soviet Prisoners of War in Nazi Germany(Boston, 1986)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art le, 89—101, p. 105(Washington DC, 1975)

Hobbes: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London, 1651)

Hobsbawm 1974: E.J. Hobsbawm, ‘Peasant Land Occupations’ in Past &Present, 62, February 1974, pp. 120—52

Hobsbawm, 1986: E.J. Hobsbawm, ‘The Moscow Line’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olicy 1933—47’ in Chris Wrigley ed. Warfare, Diplomacy and Politics: Essays in Honour of A.J P. Taylor, pp. 163—88 (London, 1986)

Hobsbawm, 1987: E.J.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1870—1914 (London, 1987)

Hobsbawm, 1990: E.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1990)

Hobsbawm, 1993: E.J. Hobsbawm, The Jazz Scene (New York, 1993)

Hodgkin, 1961: Thomas Hodgkin, African Political Parties: An introductory guide (Harmondsworth, 1961)

Hoggart, 1958: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Harmondsworth, 1958)

Holborn, 1968: Louise W.Holbom, ‘Refugees 1: World Problem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XIII, p. 363

Holland, R.F., 1985: R.F. Holland, European Decolonization 1918—1981: An introductory survey (Basingstoke, 1985)

Holman, 1993: Michael Holman, ‘New Group Targets the Roots of Corruption’ in Financial Times, 5 May 1993

Holton, 1970: G. Holton, ‘The Roots of Complementarity’ in Daedalus, autumn 1978, p.1017

Holton, 1972: Gerald Holton ed., The Twentieth-Century Sciences: Studies in the Biography of Ideas (New York, 1972)

Horne, 1989: Alistair Home, Macmillan, 2 vols (London, 1989)

Housman, 1988: A.E. Housman, Collected Poems and Selected Prose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ristopher Ricks (London, 1988)

Howarth, 1978: T.E.B. Howarth, Cambridge Between Two Wars (London, 1978)

Hu, 1966: C.T. Hu, ‘Communist Educ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R. MacFarquhar ed.,China Under Mao: Politics Takes Command (Cambridge MA, 1966)

Huber, 1990: Peter W.Huber, ‘Pathological Science in Court’ in Daedalus, vol. 119, no. 4,autumn 1990, pp. 97—118

Hughes, 1969: H. Stuart Hughes, ‘The second year of the Cold War: A Memoir and an Anticipation’ in Commentary, August 1969

Hughes 1983: H. Stuart Hughes, Prisoners of Hope: The Silver Age of the Italian Jews 1924—1947 (Cambridge MA, 1983)

Hughes, 1988: H. Stuart Hughes, Sophisticated Rebels (Cambridge and London, 1988)

Human Development: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1990, 1991, 1992)

Hutt, 1935: Alien Hutt, This Final Crisis (London, 1935)

Ignatieff, 1993: Michael Ignatieff,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London, 1993)

ILO, 1990: ILO 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 Retrospective edition on Population Censuses 1945—1989 (Geneva, 1990)

IMF, 199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World Economic Outlook: A Survey by the Staff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able 18: Selected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1950—1988 (IMF, Washington, May 1990)

Investing: Investing in Europe’s Future ed. Arnold Heertje for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Oxford, 1983)

Isola, 1990: Gianni Isola, Abbassa la tua radio, per favore. Storia dell’ ascolto radiofonico nell’ Italia fascista (Firenze, 1990)

Jacobmeyer, 1985: Wolfgang Jacobmeyer, Vom Zwangsarbeiter zum heimatlosen Ausländer: Die Displaced Persons in Westdeutschland, 1945—1951 (Gottingen, 1985)

Jacob, 1993: Margaret C. Jacob, ‘Hubris about Science’ in Contention, vol. 2, no. 3 (Spring 1993)

Jammer, 1966: M. Jammer, The Conceptual Development of Quantum Mechanics (New York, 1966)

Jayawardena, 1993: Lal Jayawardena The Potential of Development Contracts and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tracts, UNU/WIDER: Research for Action (Helsinki, 1993)

Jean A. Meyer, La Cristiada, 3 vols (Mexico D.F., 1973—79); English: The Cristero Rebellion: The Mexican People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1926—1929 (Cambridge, 1976)

Jensen, 1991: K.M. Jensen ed.,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The Novikov, Kennan and Roberts ‘Long Telegrams’ of 1946,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Washington 1991)

Johansson/Percy 1990: Warren Johansson and William A. Percy ed., Encyclopedia of Homosexuality, 2 vols (New York and London, 1990)

Johnson, 1972: Harry G. Johnson, Inflation and the Monetarist Controvery (Amsterdam, 1972)

Jon, 1993: Jon Byong-Je,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South Korean experience, International Inter-Agency Forum o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September 20—22 1993, Seoul

Jones, 1992: Steve Jones, review of David Raup, Extinction: Bad Genes or Bad Luck? 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 23 April l992

Jowitt, 1991: Ken Jowitt, ‘The Leninist Extinction’ in Daniel Chirot ed., The Crisis of Leninism and the Decline of the Left (Seattle, 1991)

Julca, 1993: Alex Julca, From the highlands to the city (unpublished paper, 1993)

Kakwani, 1980: Nanak Kakwani,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verty (Cambridge, 1980)

Kapuczinski 1983: Ryszard Kapuczinski, The Emperor (London, 1983)

Kapuczinski, 1990: Ryszard Kapuczinski, The Soccer War (London, 1990)

Kater, 1985: Michael Kater, ‘Professoren und Studenten im dritten Reich’ in Archivf Kulturgeschichte 67/1985, no. 2, p. 467

Katsiaficas, 1987: George Katsiaficas, The Imagination of the New Left: A global analysis of 1968 (Boston, 1987)

Kedward, 1971: R.H. Kedward, Fascism in Western Europe 1900—1945 (New York, 1971)

Keene, 1984: Donald Keene, 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Era (New York, 1984)

Kelley, 1988: Allen C. Kelley,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XXVI, December 1988, pp.l685—l728

Kerblay, 1983: Basile Kerblay, Modern Soviet Society (New York, 1983)

Kershaw, 1983: Ian Kershaw, Popular Opinion and Political Dissent in the Third Reich:Bavaria 1933—1945 (Oxford, 1983)

Kershaw, 1993: Ian Kershaw, The Nazi Dictatorship: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 3rd edn (London, 1993)

Khrushchev, 1990: Sergei Khrushchev, Khrushchev on Khrushchev: An Inside Account of the Man and His Era (Boston, 1990)

Kidron/Segal, 1991: Michael Kidron and Ronald Segal, The New State of the World Atlas,4th ed (London, 1991)

Kindleberger, 1973: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19—1939 (London and New York, 1973)

Kivisto, 1983: Peter Kivisto, ‘The Decline of the Finnish—American Left 1925—1945’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XVII, 1, 1983

Kolakowski, 1992: Leszek Kolakowski, ‘Amidst Moving Ruins’ in Daedalus 121/ 2,spring 1992

Kolko, 1969: Gabriel Kolko, The Politics of War: Allied diplomacy and the world crisis of 1943—45 (London, 1969)

Köllö, 1990: Janos Köllö, ‘After a dark golden age—Eastern Europe’ in WIDER Working Papers (duplicated), Helsinki, 1990

Komai: Janos Komai, 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1980)

Kosinski, 1987: L.A. Kosinski, review of 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sation and the Terror Famine’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13, no. l, 1987

Kosmin/Lachman, 1993: Barry A. Kosmin and Seymour P. Lachman, One Nation Under Go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1993)

Kraus, 1922: Karl Kraus, Die letzten Tage der Menschheit: Tragödie in fünf Akten mit Vorspiel und Epilog (Wien-Leipzig, 1922)

Kulischer, 1948: Eugene M. Kulischer Europe on the Move: War and Population Changes 1917—1947 (New York, 1948)

Kuttner, 1991: Robert Kuttner,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National Purpose and the Global Economy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91)

Kuznets, 1956: Simon Kuznets, ‘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vol. 5, no. l, 1956, pp. 5—94

Kyle, 1990: Keith Kyle, Suez (London, 1990)

Ladurie, 1982: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Paris—Montpellier: PC-PSU 1945—1963 (Paris, 1982)

Lafargue: Paul Lafargue, Le droit à la paresse (Paris, 1883); The Right to Be Lazy and Other Studies (Chicago, 1907)

Land Reform: Philip M. Raup, ‘Land Reform’ in art. ‘Land Tenur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vol. 8, pp. 571—75 (New York, 1968)

Lapidus, 1988: Ira Lapidus,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Cambridge, 1988)

Laqueur, 1977: Walter Laqueur, Guerrilla: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tudy (London, 1977)

Larkin, 1988: Philip Larkin, Collected Poems 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nthony Thwaite (London, 1988)

Larsen E., 1978: Egon Larsen, A Flame in Barbed Wire: The Story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 (London, 1978)

Larsen S. et al., 1980: Stein Ugevik Larsen, Bernt Hagtvet, Jan Petter, My Klebost et. al., Who Were the Fascists?(Bergen—Qslo—Tromsö, 1980)

Lary, 1943: Hal B. Lary and Associate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US Dept of Commerce (Washington, 1943)

Las Cifras, 1988: Asamblea Permanente para Ios Derechos Humanos, La Cifras de la Guerra Sucia (Buenos Aires, 1988)

Latham, 1981: A.J.H. Latham, The Depression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1914—1939 (London and Totowa NJ, 1981)

League of Nations, 1931: The Course and Phases of the World Depression (Geneva, 1931; reprinted 1972)

League of Nations, 1945: Industrialisation and Foreign Trade (Geneva, 1945)

Leaman, 1988: Jeremy Lea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est Germany 1945—1985 (London, 1988)

Leighly, Naylor, 1992: J.E. Leighly and ]. Naylor, ‘Socioeconomic class Bias in Turnout 1964—1988: the voters remain the same’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3 September, 1992, pp. 725—36

Lenin, 1970: V.I. Lenin, Selected Works in 3 Volumes (Moscow, 1970: ‘Letter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the Moscow and Petrograd Committees and the Bolshevik Members of the Petrograd and Moscow Soviets’, October 1/14 1917, V.l.Lenin op. cit, vol. 2, p. 435; Draft Resolution for the Extraordinary All-Russia Congress of Soviets of Peasant Deputies, November 14/27, 1917, V.I. Lenin, loc. cit, p. 496; Report on the activities of the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January 12/24 1918,loc. cit., p. 546

Leontiev, 1977: Wassily Leontiev, ‘The Significance of Marxian Economics for Present-Day Economic Theory’ in Amer. Econ. Rev. Supplement vol. XXVIII, 1 March 1938, republished in Essays in Economics: Theories and Theorizing,vol. 1, p. 78 (White Plains, 1977)

Lettere: P. Malvezzi and G. Pirelli eds Lettere di Condannati a morte della Resistenza europea, p. 306 (Turin, 1954)

Lévi-Strauss: Claude Lévi-Strauss, Didier Eribon, De Près et de Loin (Paris, 1988)

Lewin, 1991: Moshe Lewin, ‘Bureaucracy and the Stalinist State’ unpublished paper in Germany and Russia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hiladelphia, 1991)

Lewis, 1981: Arthur Lewis, ‘The Rate of Growth of World Trade 1830—1973’ in Sven Grassman and Erik Lundberg eds,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Past and Prospects (London, 1981)

Lewis, 1938: Cleona Lewis, America’s Stak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1938)

Lewis, 1935: Sinclair Lewis, It Can’t Happen Here (New York, 1935)

Lewontin, 1973: R.C. Lewontin, The Genetic Basis of 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1973)

Lewontin, 1992: R.C. Lewontin, ‘The Dream of the Human Genome’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8 May 1992, pp. 32—40

Leys,l977: Simon Leys, The Chairman’s New Clothes: 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1977)

Lieberson, Waters, 1988: Stanley Lieberson and Mary C. Waters, From many strands:Ethnic and Racial Group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New York, 1988)

Liebman/Walker/Glazer: Arthur Liebman, Kenneth Walker, Myron Glazer, Latin American University Students: A six-nation study (Cambridge MA, 1972)

Lieven, 1993: Anatol Lieven, The Baltic Revolution: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3)

Linz, 1975: 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J.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Macropolitical Theory (Reading MA, 1975)

Liu, 1986: Alan P.L. Liu, How China Is Ruled (Englewood Cliffs, 1986)

Loth, 1988: Wilfried Loth, The Division of the World 1941—1955 (London, 1988)

Lu Hsün: as cited in Victor Nee and James Peck eds, 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From 1840 to the Present, p. 23 (New York, 1975)

Lynch, 1990: Nicolas Lynch Gamero, Los jovenes rojos de San Marcos: El radicalismo universitario de los aňos setenta (Lima, 1990)

McCracken, 1977: Paul McCracken et al., Towards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Stability (Paris, OECD 1977)

Macluhan, l962: Marshall Macluhan, The Gutenberg Galaxy (New York, 1962)

Macluhan, 1967: Marshall Macluhan and Quentin Fiore,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New York, 1967)

McNeill, 1982: 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 (Chicago, 1982)

Maddison, 1969: Angus Maddison, Economic Growth in Japan and the USSR (London, 1969)

Maddison, 1982: Angus Maddison, Phases of Capit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1982)

Maddison, 1987: Angus Maddison, ‘Growth and Slowdow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es: Techniques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XXV, June 1987

Maier, 1987: Charles S. Maier, In Search of Stability: Explorations in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1987)

Maksimenko, 1991: V.I. Maksimenko, ‘Stalinism without Stalin: the mechanism of “zastoi” unpublished paper in Germany and Russia in the 20th Centu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hiladelphia 1991)

Mangin, 1970: William Mangin ed., Peasants in Cities: Reading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Urbanization (Boston, 1970)

Manuel, 1988: Peter Manuel, Popular Musics of the Non-Western World: An Introductory Survey (Oxford, 1988)

Marglin and Schor, 1990: S. Marglin and J. Schor eds,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 (Oxford, 1990)

Marrus, 1985: Michael R. Marrus, 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1985)

Martins Rodrigues, 1984: ‘O PC B: os dirigentes e a organizaçāo’ in O Brasil Republicano, vol. X, tomo III of Sergio Buarque de Holanda ed., Historia Ceral da Civilizacāo Brasilesira pp. 390—97 (Saõ Paulo, 1960—84)

Mencken, 1959: Alistair Cooke ed. The Viking Mencken (New York, 1959)

Meyer-Leviné, 1973: Rosa Meyer-Levine, Leviné: The Life of a Revolutionary (London, 1973)

Miles et al., 1991: M. Miles, E. Malizia, Marc A. Weiss, G. Behrens, G. Travis,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and Process (Washington DC, 1991)

Miller, 1989: James Edward Miller, ‘Roughhouse diplomacy: the United States confronts Italian Communism 1945—1958’ in Storia delle relazioni internazionali, V/1989/2, pp. 279—312

Millikan, 1930: R.A. Millikan, ‘Alleged Sins of Science, in Scribners Magazine 87(2), 1930, pp. 119—30

Milward, 1979: Alan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45 (London, 1979)

Milward, 1984: Alan Mil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5—51 (London, 1984)

Minault, 1982: Gail Minault,The Khilafat Movement: Religious Symbolism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India (New York, 1982)

Misra, 1961: B.B. Misra, The Indian Middle Classes: Their Growth in Modern Times (London, 1961)

Mitchell/Jones: B.R. Mitchell and H. G. Jones Second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mbridge, 1971)

Mitchell, 1975: B.R.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London, 1975)

Moisí, 1981: D. Moisí ed., Crises et guerres au XXe siècle (Paris, 1981)

Molano, 1988: Alfredo Molano, ‘Violencia y colonizacion’ in Revista Foro: Fundacion Foro Nacional por Colombia, 6 June 1988 pp. 25—37

Montagni, 1989: Gianni Montagni, Effetto Gorbaciov: La politica internazionale degli anni ottanta. Storia di quattro vertici da Ginevra a Mosca (Bari, 1989)

Morawetz, 1977: David Morawetz, Twenty-five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950—1975 (Johns Hopkins, for the World Bank, 1977)

Mortimer, 1925:Raymond Mortimer,’Les Matelots’ in New Statesman, 4 July 1925, p. 338

Muller, 1951: H. J Muller in L.C. Dunn ed. Genetics in the 20th Century: Essays on the Progress of Genetics During the First Fifty Years (New York, 1951)

Müller, 1992: Heiner Müller, Krieg ohne Schlacht: Leben in zwei Diktaturen (Cologne,1992)

Muzzioli, 1993: Giuliano Muzzioli, Modena(Bari, 1993)

Nehru, 1936: Jawaharlal Nehru, An Autobiography, with musings on recent events in India (London, 1936)

Nicholson, 1970: E.M. Nicholson cited in Fontana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Ecology’ (London, 1977)

Noelle/Neumann, 1967: Elisabeth Noelle and Erich Peter Neumann eds, The Germans:Public Opinion Polls 1947—1966 p. 196 (AIIensbach and Bonn, 1967)

Nolte, 1987: Ernst Nolte, Der europäische Burgerkrieg, 1917—1945: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Bolschewismus (Stuttgart, 1987)

North/Pool, 1966: Robert North and Ithiel de Sola Pool, ‘Kuomintang and Chinese Communist Elites’ in Harold D. Lasswell and Daniel Lerner eds, World Revolutionary Elites: Studies in Coercive Ideological Movements (Cambridge MA, 1966)

Nove, 1969: Alec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London, 1969)

Nwoga, 1970: Donatus L Nwoga, ‘Onitsha Market Literature’ in Mangin, 1970

Observatoire, 1991: Comité Scientifique auprès du Ministère de l’Education Nationale, unpublished paper, Observatoire des Thèses (Paris, 1991)

OECD Impact: OECD: The Impact of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on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Manufactures: Report by the Secretary-General (Paris, 1979)

OECD National Accounts: OECD National Accounts 1960—1991, vol. 1 (Paris, 1993)

Ofer, 1987: Gur Ofer, ‘Soviet Economic Growth, 1928—1985’ 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XXV/4, December 1987, p. 1778

Ohlin, 1931: Bertil Ohlin, for the League of Nations, The Course and Phases of the World Depression (1931; reprinted Arno Press, New York, 1972)

Olby, 1970: Robert Olby, ‘Francis Crick, DNA, and the Central Dogma’ in Holton 1972, pp. 227—80

Orbach, 1978: Susie Orbach, Fat is a Feminist Issue: the anti-diet guide to permanent weight lo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8)

Ory, 1976: Pascal Ory, Les Collaborateurs: 1940—1945 (Paris, 1976)

Paucker, 1991: Arnold Paucker, Jewish Resistance in Germany: The Facts and the Problems (Gedenkstaette Deutscher Widerstand, Berlin, 1991)

Pavone, 1991: Claudio Pavone, Una guerra civile: Saggio storico sulla moralità nella Resistenza (Milan, 1991)

Peierls, 1992: Peierls, Review of D.C. Cassidy, Uncertainty: The Life of Werner ‘Heisenberg’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3 April l992, p. 44

People’s Daily, 1959: ‘Hai Jui reprimands the Emperor’ in People’s Daily Beijing, 1959, cited in Leys, 1977

Perrault, 1987: Gilles Perrault, A Man Apart: The Life of Henri Curiel (London, 1987)

Peters, 1985: Edward Peters, Torture (New York, 1985)

Petersen, 1986: W. and R. Petersen, Dictionary of Demography, vol. 2, art: ‘War’ (New York—Westport—London, 1986)

Piel, 1992: Gerard Piel, Only One World: Our Own To Make And To Keep (New York, 1992)

Planck, 1933: Max Planck, Where Is Science Going? with a preface by Albert Einstei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ames Murphy (New York, 1933)

Polanyi, 1945: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London, 1945)

Pons Prades, 1975: E. Pons Prades, Republicanos Espaňoles en la 2a Guerra Mundial (Barcelona, 1975)

Population, 1984: UN Dep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ceedings of the Expert Group, Hammamet (Tunisia) 21—25 March 1983 (New York, 1984)

Potts, 1990: Lydia Potts, The World Labour Market: A History of Migration (London and New Jersey, 1990)

Pravda, 25 January 1991.

Proctor, 1988. Robert N. Proctor, Racial Hygiene: Medicine Under the Nazis (Cambridge MA, 1988)

Programma 2000: PSOE (Spanish Socialist Party), Manifesto of Programme: Draft for Discussion, January 1990 (Madrid, 1990)

Prost: A Prost, ‘Frontières et espaces du privé’ in Histoire de la Vie Privé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à nos Jours vol. 5, pp.l3—153 Paris, 1987

Rado, 1962: A. Rado ed., Welthandbuch: internationaler politischer und wirtschaftlicher Almanach 1962 (Budapest, 1962)

Raw, Page, Hodson 1972: Charles Raw, Bruce Page, Godfrey Hodgson, Do You Sincerely Want To Be Rich? (London, 1972)

Ranki, 1971: George Ranki in Peter F. Sugar ed., Native Fascism in the Successor States: 1918—1945 (Santa Barbara, 1971)

Ransome, 1919: Arthur Ransome, Six Weeks in Russia in 1919 (London, 1919)

Räte-China, 1973: Manfred Hinz ed., Räte-China: Dokumente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1927—31) (Berlin, 1973)

Reale, 1954: Eugenio Reale, Avec Jacques Duclos au Banc des Accusés à la Réunion Constitutive du Cominform (Paris, 1958)

Reed, 1919: John Reed, 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 (New York, 1919 and numerous editions)

Reinhard et al, 1968: M. Reinhard, A. Armengaud, J. Dupaquier, 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 3rd edn (Paris, 1968)

Reitlinger, 1982: Gerald Reitlinger, The Economics of Taste: The Rise and Fall of Picture Prices 1760—1960 3 vols (New York, 1982)

Riley, 1991: C. Riley, ‘The Prevalence of Chronic Disease During Mortality Increase: Hungary in the 1980s’ in Population Studies, 45/3 November 1991, pp. 489—97

Riordan, 1991:J. Riordan, Life After Communism, inaugural lecture, University of Surrey (Guildford, 1991)

Ripken/Wellmer, 1978: Peter Ripken and Gottfried Wellmer, ‘Bantustans und ihre Funktion für das südafrikanische Herrschaftssystem’ in Peter Ripken, Südliches Afrika: Geschichte, Wirtschaft, politische Zukunft, pp. 194—203, Berlin, 1978

Roberts, 1991: Frank Roberts, Dealing with the Dictators: The Destruction and Revival of Europe 1930—1970 (London, 1991)

Rozsati/Mizsei, 1989: D. Rosati and K. Mizsei, Adjustment through opening of socialist economies in UNU/WIDER, Working paper 52 (Helsinki 1989)

Rostow, 1978: W.W. Rostow,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and Prospect (Austin, 1978)

Russell Pasha 1949: Sir Thomas Russell Pasha, Egyptian Service, 1902—1946 (London,1949)

Samuelson, 1943: Paul Samuelson, ‘Full employment after the war’ in S. Harris ed., Post-war Economic Problems, pp. 27—53 (New York, 1943)

Sareen, 1988: T.R. Sareen, Select Documents on Indian National Army (New Delhi, 1988)

Sassoon, 1947: Siegfried Sassoon, Collected Poems (London, 1947)

Schatz, 1983: Ronald W. Schatz, The Electrical Workers. A History of Labor at General Electric and Westinghous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

Schell, 1993: Jonathan Schell ‘A Foreign Policy of Buy and Sell’ (New York Newsday, 21 November 1993)

Schram, 1966: Stuart Schram, Mao Tse Tung (Baltimore, 1966)

Schrödinger, 1944: Erwin Schrödinger, What Is Life: The Physical Aspects of the Living Cell (Cambridge, 1944)

Schumpeter, 1939: Joseph A.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and London, 1939)

Schumpeter, 1954: 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1954)

Schwartz, 1966: Benjamin Schwartz, ‘Modernisation and the Maoist Vision’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China Under Mao: Politics Takes Command (Cambridge MA, 1966)

Scott, 1985.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5)

Seal, 1968: Anil Seal, The Emergence of Indian Nationalism: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1968)

Sinclair, 1982: Stuart Sinclair, The World Economic Handbook (London, 1982)

Singer, 1972: J. David Singer, The Wages of War 1816—1965: A Statistical Handbook (New York, London, Sydney, Toronto, 1972)

Smil, 1990: Vaclav Smil, ‘Planetary Warming: Realities and Responses’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6, no. l, March 1990

Smith, 1989: Gavin Alderson Smith, Livelihood and Resistance: Peasant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Land in Peru (Berkeley, 1989)

Snyder, 1940: R.C. Snyder, ‘Commercial policy as reflected in Treaties from 1931 to 1939’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0, 1940, pp. 782—802

Social Trends: UK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Social Trends 1980(London, annual)

Solzhenitsyn, 1993: Alexander Solzhenitsyn in New York Times 28 November 1993

Somary, 1929: Felix Somary, Wandlungen der Weltwirtschaft seit dem Kriege (Tübingen, 1929)

Sotheby: Art Market Bulletin,A Sotheby’s Research Department Publication, End of season review,1992

Spencer, 1990: Jonathan Spencer, A Sinhala Village in Time of Trouble: Politics and Change in Rural Sri Lanka (New Dehli, 1990)

Spero, 1977: Joan Edelman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New York, 1977)

Spriano, 1969: Paolo Spriano, Storia del Partito Comunista Italiano Vol. II (Turin, 1969)

Spriano, 1983: Paolo Spriano, I comunisti europei e Stalin (Turin, 1983)

SSSR, 1987: SSSR v Tsifrakh v 1987, pp. 15—17, 32—33

Staley, 1939: Eugene Staley, The World Economy in Transition (New York, 1939)

Stalin, 1952: J.V. Stalin,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 (Moscow, 1952)

Starobin, 1972: Joseph Starobin, American Communism m Crisis (Cambridge MA, 1972)

Starr, 1983: Frederick Starr, Red and Hot: The Fate of Jazz in the Soviet Union 1917—1980 (New York, 1983)

Stat. Jahrbuch: Federal Republic Germany, Bundesamt fiir Statistik, Statistisches Jahrbuch für das Ausland (Bonn, 1990)

Steinberg, 1990: Jonathan Steinberg, All or Nothing: The Axis and the Holocaust 1941—43 (London, 1990)

Stevenson, 1984: John Stevenson, British Society 1914—1945 (Harmondsworth, 1984)

Stoll, 1990: David Stoll, Is Latin America Turning Protestant: The Politics of Evangelical Growth (Berkeley, Los Angeles, Oxford, 1992)

Stouffer/Lazarsfeld, 1937: S. Stouffer and P. Lazarsfeld, Research Memorandum on the Family in the Depressio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New York, 1937)

Stürmer, 1993: Michael Stürmer in ‘Orientierungskrise in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 Perspektiven der Demokratie an der Schwelle zum 21. Jahrhundert’ in Bergedorfer Gespriichskreis, Protokoll Nr 98 (Hamburg-Bergedorf, 1993)

Stürmer, 1993: Michael Stürmer, 99 Bergedorfer Gesprächskreis (22—23 May, Ditchley Park): Wird der Westen den Zerfall des Ostens überleben? Politische und ökonomische Herausforderungen für Amerika und Europa (Hamburg, 1993)

Tanner, 1962: J.M. Tanner, Growth at Adolescence, 2nd edn (Oxford, 1962)

Taylor/Jodice, 1983: C.L. Taylor and D.A. Jodice, World Handbook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3rd edn (New Haven and London, 1983)

Taylor, 1990: Trevor Taylor, ‘Defence industr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Rev. Internat.Studies 16, 1990, pp. 59—73

Technology, 1986: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Reemploying Displaced Adults (Washington DC, 1986)

Temin, 1993: Peter Temin, ‘Transmiss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7/2, spring 1993, pp. 87—102)

Terkel, 1967: Studs Terkel, Division Street: America (New York, 1967)

Terkel, 1970: Studs Terkel, Har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1970)

Therbom, 1984: Göran Therbom, ‘Classes and States,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s 1881—1981’ in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A Socialist Review, no. 13, spring 1984, pp. 7—41

Therbom, 1985: Göran Therbom, ‘Leaving the Post Office Behind’ in M. Nikolic ed. Soc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p. 225—51 (London, 1985)

Thomas 1971: Hugh Thomas, Cuba or the Pursuit of Freedom (London 1971)

Thomas, 1977: Hugh Thomas, The Spanish Civil War (Harmondsworth, 1977 edition)

Tiempos, 1990: Carlos Ivan Degregori, Marfil Francke, José López Ricci, Nelson Manrique, Gonzalo Portocarrero, Patricia Ruíz Bravo, Abelardo Sánchez León, Antonio Zapata, Tiempos de Ira y Amor: Nuevos Actores para viejos problemas, DESCO (Lima,1990)

Tilly/Scott, 1987: Louise Tilly and Joan W. Scott, Women, Work and Family (second edition, London, 1987)

Tittnuss: Richard Tittnuss, The Gift Relationship: From Human Blood to Social Policy (London, 1970)

Tomlinson, 1976: B.R.Tomlinson,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Raj 1929—1942:The Penultimate Phase (London,1976)

Touchard, 1977: Jean Touchard, La gauche en France (Paris, 1977)

Townshend, 1986: Charles Townshend, ‘Civilization and Frightfulness: Air Control in the Middle East Between the Wars’ in C. Wrigley ed. (see Hobsbawm, 1986)

Trofimov/Djangava, 1993: Dmitry Trofimov and Gia Djangava, Some reflections on current geo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North Caucasus (London, 1993, mimeo)

Tuma, 1965: Elias H. Tuma, Twenty-six Centuries of Agrarian Refor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5)

Umbruch: See Fröbel, Heinrichs, Kreye, 1986

Umbruch, 1990: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Umbruch in Europa: Die Ereignisse im 2. Halbjahr 1989. Eine Dokumentation, herausgegeben vom Auswärtigen Amt (Bonn,1990)

UN Africa, 1989: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Inter-Agency Task Force, Africa Recovery Programme, South African Destabilization: The Economic Cost of Frontline Resistance to Apartheid (New York, 1989)

UN Dep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1984: See Population, 1984

UN International Trade: UN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 1983

UN Statistical Yearbook (annual)

UN Transnational, 1988: United Nations Centre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World Development: Trend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1988)

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 1970: 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1970 Report on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 (New York, 1971)

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 1985: UN Dep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1985 Report on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 (New York, 1985)

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 1989: UN Dep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1989 Report on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 (New York, 1989)

UN World’s Women: UN Social Statistics and Indicators Series K no. 8: The World’s Women 1970—1990: Trends and Statistics (New York, 1991)

UNCT AD: UNCT AD (UN Commission for Trade and Development) Statistical Pocket Book 1989 (New York, 1989)

UNESCO: UNESCO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the years concerned.

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US Dep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3 vols (Washington, 1975)

Van der Linden, 1993: ‘Forced labour and non-capitalist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Stalinism’ in Tom Brass, Marcel van der Linden, Jan Lucassen, Free and Unfree Labour (IISH, Amsterdam, 1993)

Van der Wee: Herman Van der Wee, Prosperity and Upheaval: The World Economy 1945—1980 (Harmondsworth, 1987)

Veillon 1992: Dominique Veillon, ‘Le quotidien’ in Ecrire l’ 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 En hommage á Francois Bédarida: Actes de la journée d études de I’IHTP, pp. 315—28 (Paris CNRS, 1993)

Vernikov, 1989: Andrei Vernikov, ‘Reforming Process 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Soviet Economy’, WIDER Working Papers WP 53 (Helsinki, 1989)

Walker, 1988: Martin Walker, ‘Russian Diary’ in the Guardian, 21 March 1988, p. 19

Walker, 1991: Martin Walker, ‘Sentencing system blights land of the free’ in the Guardian, 19 June 1991, p. 11

Walker, 1993: Martin Walker, The Cold War: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1993)

Ward, 1976: Benjamin Ward, ‘National Economic Planning and Politics’ in Carlo Cipolla ed., Fontana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6/1 (London, 1976)

Watt, 1989: D.C. Watt, How War Came (London, 1989)

Weber, 1969: Hermann Weber, Die Wandlung des deutschen Kommunismus: Die Stalinisierung der KPD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2 vols (Frankfurt, 1969)

Weinberg, 1977: Steven Weinberg, ‘The Search for Unity: Notes for a History of Quantum Field Theory’ in Daedalus, autumn 1977

Weinberg, 1979: Steven Weinberg, ‘Einstein and Spacetime Then and Now’ in Bulletin,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xxxiii. 2 November 1979

Weisskopf, 1980: V. Weisskopf, ‘What Is Quantum Mechanics?’ in Bulktin,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 Sciences, vol. xxxiii, April 1980

Wiener, 1984: Jon Wiener, Come Together: John Lennon in his Time (New York, 1984)

Wildavsky, 1990: Aaron Wildavsky and Karl Dake, ‘Theories of Risk Perception: Who Fears What and Why?’ in Daedalus, vol. 119, no. 4, autumn 1990, pp. 41—60

Willett, 1978: John Willett, The New Sobriety: Art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Period (London, 1978)

Wilson, 1977: E.O. Wilson, ‘Bi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Daedalus 106/4, autumn 1977, pp. 127—40

Winter, 1986: Jay Winter, War and the British People (London, 1986)

‘Woman’, 1964: ‘The Woman in America’ in Daedalus 1964

World Bank Atlas: The World Bank Atlas 1990 (Washington, 1990)

World Development: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annual)

World Economic Survey, 1989: UN Dep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World Economic Survey 1989: Current Trends and Policies in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1989)

World Labour, 1989: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LO), World Labour Report 1989 (Geneva, 1989)

World Resources, 1986: A Report by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and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1986)

World Tables, 1991: The World Bank: World Tables 1991 (Baltimore and Washington,1991)

World’s Women: see UN World’s Women

Zetkin, 1968: Clara Zetkin, ‘Reminiscences of Lenin’ in They Knew Lenin: Reminiscences of Foreign Contemporaries (Moscow, 1968)

Ziebura, 1990: Gilbert Ziebura, World Economy and World Politics 1924—1931: From Reconstruction to Collapse (Oxford, New York, Munich, 1990)

Zinoviev, 1979: Aleksandr Zinoviev, The Yawning Heights (Harmondsworth, 1979)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郑明萱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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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电子书
版 次：2017年8月第2版
字 数：768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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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书书号：978-7-5086-7462-9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ITIC Publishing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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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一战前的世界

[英]查尔斯·埃默森 著

杨楠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导论

第一章 世界的中心
伦敦 世界城市

巴黎 永恒的，世界的
柏林 强力之都
罗马 教皇的飞机
维也纳 影与光
圣彼得堡 东方的巨人

第二章 古老的新世界
华盛顿特区 共和国、国家、帝国

纽约 大都市
底特律 未来样板
洛杉矶 繁荣！
墨西哥城 门罗的遗产

第三章 远方的世界
温尼伯—墨尔本 海外的不列颠

布宜诺斯艾利斯 南方之星
阿尔及尔 共和国的光辉
孟买—德班 帝国的织锦
德黑兰 在外国的眼皮底下
耶路撒冷 犹太人故乡的不满

第四章 大国的微明
君士坦丁堡 历史的潮汐

北京—上海 从沉睡中苏醒
东京 旭日
伦敦 天际之外
尾声 1913之后

注释

致谢

导论

1913年，《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编辑弗朗西斯·里格利·赫斯特（Francis Wrigley Hirst）发表了一篇题为“海外旅行”（Foreign Travel）的随笔。[1]他在这篇文章中描述了那个年代的全球化，这一过程似乎随着过去的一个又一个十年而越发加速。

赫斯特写道：“铁路和轮船已经使伦敦到芝加哥的旅程比两个世纪前伦敦到爱丁堡还要快，还要舒适”——

英国的舒适用品、美国的奢侈品、法国的大餐、德国的侍者，只要有钱便轻易可得。只要一个地方的娱乐活动丰富，空气清新适合养病，或者做买卖的市场条件良好，就会有很不错的旅馆。资本的眼睛是雪亮的，不停地搜寻着最高的利润和充分的安全感，不带任何民族偏见。它一直在寻找机会，对旅行的爱好也随着设施的完善而增强。瑞士是欧洲的第一个游乐场。现在的世界已经遍布游乐场，精力旺盛的游民和疲惫的赚钱人士乖乖地蜂拥而至，加入时髦社交、消遣娱乐或医疗调养等形形色色的活动中。非洲沙漠、克什米尔、加利福尼亚州、日本、加纳利群岛、百慕大、希腊群岛、乌干达、不列颠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对于当代的环球旅行者来说都不算太远。商业旅行者无处不在，“本社记者”对战争和战争谣言的追寻就像猎人追踪猎物一样敏锐。

旅行在赫斯特的生平年代（1913年他39岁）变得便宜多了，这里所谓的旅行不仅包括富裕的旅行者追求新鲜体验，还包括移民追求光明未来。他写道：“于是，为了乐趣或利益的旅行者数量稳步增长也就不足为奇了。”

环球旅行一向险象环生，现在却可以以海上航游的形式出售给好奇的旅行者，在奢侈的条件下实现。汉堡—美洲公司（Hamburg-American Line）定期推出乘“克利夫兰”号（Cleveland）汽船环游世界的旅程，从纽约到欧洲，之后经苏伊士运河到达印度、缅甸、菲律宾、香港、日本、夏威夷和旧金山，一共只需650美元。“（环游世界）这样一项重大事业往往洋溢着浪漫的气氛和冒险精神。”这段旅程的宣传资料如是说。[2]然而，当代旅行者享受到的舒适条件是先前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在“克利夫兰”号汽船上，甲板之间通电梯，客舱之间还可以互通电话。船上配备着一间供业余摄影师使用的暗室，一间存有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的藏书室，还有一间健身房，内有电动器械，其中一些是马鞍的形状。这段旅程的最后一段是从旧金山返回纽约，在1913年还只能走横贯大陆铁路。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通航，这让后来的旅行者得以走海路完成整个旅程。

本书是一种另类的环球旅行。从欧洲的首都城市——伦敦、巴黎、柏林、罗马、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出发，行至美国城市——华盛顿、纽约、底特律、洛杉矶和墨西哥城，之后是更广阔的世界各地——温尼伯、墨尔本、布宜诺斯艾利斯、阿尔及尔、孟买、德班、德黑兰和耶路撒冷，最后来到1913年欧洲以外各大帝国主要城市的核心——君士坦丁堡、北京、上海和东京。

这样做的用意并不是要记录单单这12个月内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发生了些什么，更不是要谨慎小心地寻找出次年夏天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是历史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场战争的责任归属便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学家将指责的矛头对准过普鲁士社会的军国主义、德国统治世界的野心、德国内部的政治危机、奥匈帝国的冒险主义、奥匈帝国内部的政治危机、俄国的帝国主义、俄国内部的政治危机、欧洲的联盟体系、对欧洲文化衰落的恐惧、火车时间表残酷无情的逻辑，或者是上述几项或全部的结合。[3]个别外交官的作为和疏忽必然会影响欧洲各个大使馆所做出的决定。对于国力和意图以及二者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何走向的相关评估，这一切都在改变着不同的政治家、君主和将军在脑海中对战争的推演。当今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1914年6月奥匈帝国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并没有昭示战争的必然性。事实上，战争从何时开始走向必然——如果有这样一个时间点的话，是不是在很久以前或者很久以后——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4]历史学家大多承认，1914年英国的参战并非命中注定，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5]就算战争真的开始了，战争的过程和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取决于一系列偶然因素，以及诸如经济实力、行政效率、人口等更为恒定的因素。[6]在《虚拟的历史》（Virtual History）中，一个个偶然因素发生了改变，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历史中的偶然性、可能性和路径依赖性。[7]

世界大战为何在1914年爆发，战争又为何持续了四年，为了探索这些问题而做出的努力，从历史和政治角度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只有努力尝试去理解过去，才有望从中学到东西，不论理解得多么有限。然而正如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所言，一心一意地探索战争的起因，在揭露过去的同时反而要冒着曲解过去的风险：

……从欧洲战前数十年间所发生的大小事件中查找到的起因，像天平的砝码一样累积，终于让结论从可能走向了必然。偶然、选择和行为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抽离了出来。[8]

我们知道最终发生了什么——一场把世界闹得天翻地覆的战争。正因如此，当我们回首世界在战争之前的样子时，视野会变得狭隘。因为战争是在欧洲爆发的，我们自然倾向于将目光聚集在战前时代欧洲汹涌澎湃的希望与野心上，却忘了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9]我们听信那些在1913年便预言了战争的人，就会对另外很多没有预言到战争的人视而不见，其实这些人在战争最终到来时甚至感到震惊。[10]1910年，作家、和平宣传者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发表了著名的宣言，认为在20世纪早期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一场有利可图的战争是“大幻觉”（不过，他还没有全然否定其可能性）。[11]即便是认为战争有可能甚至很可能发生的人，在展望未来时也是相当镇定的，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任何一场战争都只是对于体制的一次短暂冲击，而不是长达四年的流血牺牲。对于过去，只需问一个问题——战争为什么发生——便有很大可能让此外的一切都成为证据，根据它们在答案中所发挥的作用来决定是用还是弃。这或许是必然的。人们很可能只是把1913年的世界视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接待厅，却不能就其本身来看待——用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名言说，就是“还原其本来面目”。[12]

事后之明当然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不能只用后来发生的事情来折射出1913年的世界——当然，这一年中的某些利害关系确实是我们从后往前看才看到的。但我们至少可以尝试用当代的眼光、以未来的开阔性来观察1913年的世界，看清它错综复杂的全貌。通过阅读个人对那个时代的记录和报纸的报道，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阅读派驻东京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外交人员搜集整理的、向上级通报特定时间内特定国家情况的密报。我们还可以将目光投向这个世界上那些西方历史学家关注较少的地区，也就是西方以外的世界，因为那些地区与欧洲战争导火索的牵涉没那么明显和直接。

因此，相比很多关于这段时间的书，本书所设定的目标一方面更朴素，另一方面也更宏伟。朴素是因为本书不求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解释——应当将本书当作对战争起源的历史记录的补充，而不是这些记录的替代品。朴素还因为本书只关注这一年，而没有像另外一些历史学家那样精彩地描绘出漫长的19世纪的全貌。[13]它更多是按照地理顺序而非年代顺序进行的。但书中又有独特不凡的抱负，就是要真实地描绘出1913年的世界全景图。这些描述通常是从当时的旅行者和作家的角度出发，那些人大多是西方人，但也会有当年的亲历者的视角，不论高低贵贱，有名无名，是不是西方人。本书试图再现他们的世界。书中贯穿的理念是，将1913年以及之前的那些年作为一段全球化程度空前、交流联系频繁、思想丰富多样的时期来探讨。[14]1913年是可能之年，而非命定之年。

关于1913年的世界，我们在写作时往往会回溯至更久以前。写作中有时还会明显地体现出我们对于这段时间的看法是歪曲的，因为对它比较熟悉，或者因为时间上比较接近——对于我们本身所处的时代，我们倾向于在心理上将它压缩，而对于祖辈们所处的时代，我们则倾向于将它延展开来。然而对于生活在1913年的人们来说，他们与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的距离并不比我们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距离更远：东欧剧变、个人计算机的出现、比尔·克林顿的总统任期都处在这一时期内。1901年，外国军队进占北京紫禁城，镇压以打击西方利益为目标的义和团运动，这个事件与1913年之间的距离，恰似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件与我们今天之间的距离。仅仅100年前的1913年，成千上万名参加过美国内战的老兵，在那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的地点、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底斯堡集会。在20世纪初，19世纪的阴霾依然阴魂不散。

与之相类似的是，1913年的世界与我们之间虽然隔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但并非与我们自身的时代全然无关。这层关系不仅仅是指我们许多人都了解过曾经生活在一百年前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我的祖父母都曾生活在1913年；我的祖父当时还是个小伙子，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乡村，乘坐蒸汽机车上学。）另外还有一点，一百年前的世界从很多方面来讲，绝对是现代化的。

1913年，我们的世界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对于“全球化”这个词，现在人们往往不假思索地认为它指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一种现象，然而它早在1913年就已经在进行了——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当年的全球一体化程度比现在还要高。在“一战”之前的那一年，关于全球性社会或者国际法规则下的世界这些理念，已经是稀松平常，尽管当时的制度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正如英国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G. P.古奇（G. P. Gooch）在1912年所言：“文明成了国际性的。”[15]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的前身于1913年开张。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是从美国单极时代转变为更具潜在竞争性的多极时代，这与一百年前英国相对衰落、亚洲重新苏醒、新兴强国试图在别的国家设立的世界体系中分一杯羹的状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的相似也让人心神难安。此外，在文化和科技方面，很多被我们视为现代典型的事物，例如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现代艺术、飞机、电话、汽车，甚至空投炸弹，在1913年就已经出现了。

本书给出了一份精选和一种诠释。就此意义来看，它像是一幅肖像画。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世纪前的世界之旅——原来那个年代根本没有那么遥远。

第一章
世界的中心

1913年根特（Ghent）世界博览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 et Internationale）。世界博览会意在赞颂人类进步，宣告欧洲文明的统治地位。18个月后，这座城市被德国军队占领。

欧洲人在观察1913年的世界时，就像是白雪皑皑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希腊众神：自身位于高处，脚下是广袤的大地。

就此来看，作为一名欧洲人，就意味着占据了人类发展的巅峰。过往的种种文明或许建造了伟大的城市，发明了代数和火药，但无一可以与在欧洲兴起、通过这块大陆空前的财富和势力而展现出来的物质和科技文化相媲美。帝国是这种文化的终极产物，这个词语既有不可抗拒的优越性，也是世界进步的架构原则。就连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等一些欧洲小国的国旗，都曾飘扬在更为广阔的世界的角落，不论是加勒比海的众多岛屿、东南亚群岛，还是非洲中部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欧洲大国中只有奥匈帝国依然没有成为殖民帝国。作为一名欧洲人，特别是欧洲男人，会把自己看作世界中心，所有的距离测量都以此为起点，所有的时钟校准都以此为标准。

科技创新打破了距离的屏障，把世界变小，商品、财富和人员的流动让世界变得更加融合。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欧洲作为这些发展进步的引擎室，必然要有最为稠密的铁路网和交错纵横的电话线。无情的等级逻辑指引着不断壮大的工业企业，经济似乎让个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欧洲代表着相互依赖的极致：每个国家都依赖着邻国的资源、市场或去往世界其他地方的通道。在欧洲人看来，应当敢于去殖民，控制世界，这是事物的自然规律，相应地，这个世界也必然要在欧洲得到展现。

1913年，最能体现出欧洲一体化的国家，大概就是工业化、和平、双语、将中立写入了宪法的比利时。在这一年里，佛兰德斯的中世纪城市根特和几年前的布鲁塞尔一样，举办了世界博览会，通称世博会。每个参加国都委托建造了自己的展馆，庆祝本国在人类共同的工业文明高地上迈出的每一步，从教育到艺术，从电力到体育运动。你可以倾听着静谧的喷泉声，漫步在万国大道（Avenue des Nations）上，从邻国荷兰来到遥远的波斯。你可以参观1900年那场标志性的世博会举办地巴黎的别致展馆，或者新古典主义的加拿大馆，或者更加现代化的德国馆。

因为是帝国时代，因为这里是比利时，你或许会在刚果馆驻足，翻开一本纪念比利时人在殖民过程中的英勇事迹的书。书的作者问道：“英勇的殖民者们在非洲的灌木丛中风餐露宿，远离祖国母亲，开创文明事业，她（比利时）能够延续这份事业，难道不应归功于国家自身和国家荣誉吗？”[1]比利时人贪婪地搜刮非洲的橡胶，由此积累了大量财富，其间有数以千计的刚果人牺牲。1908年还有一段不光彩的小插曲，比利时前任国王个人所有的刚果由于管理不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最终刚果由比利时政府正式接管。[2]对于以上两点，这本书只字未提。但这些都不重要——世博会是用来赞颂世界各国的发展的。它并不会去调查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样的发展。

18个月后，根特这座城市被外国军队占领，在德国的铁丝网后面黯然失色。但是在1913年，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一世还在欢迎德国家具和英国手工艺品的宣传展览大举入侵。鼓励参展的一本小册子上写道：“就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而言，对于人类才智所取得的不断进步，根特世博会将会是一次颇具分量的肯定。”[3]金色和白色的博览会建筑物坐落在众多布局合理的花园中。到了夜里，整个场地亮起新时代明亮的标志——电灯。前来的游人会以为自己正处在欧洲世界的中心、发展与命运的十字路口，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比利时社会民主人士亨利·拉方丹（Henri la Fontaine）因其在国际和平局（International Peace Bureau）的工作获得了191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他还是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协会联盟（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的创始人］。8月，和平宫（Peace Palace）在荷兰城市海牙开张，这里是致力于借助谈判的力量而不是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本部所在地，而海牙与根特之间的距离只有一百英里。美国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慷慨承担了和平宫的建造费用，建筑材料来自世界各地：荷兰的砖、法国的砂岩、瑞典和挪威的花岗岩、奥地利的木质地板。在建筑内部，英国的彩色玻璃俯瞰着美国的青铜雕像，还有巴西的红木和椴木、中国和日本的丝绸卡通画和瓶饰、土耳其的地毯。装饰在建筑物顶部的钟塔来自瑞士。和平宫的熟铁门来自德国。[4]

对于某个特定阶级的人们来说，“欧洲”不仅仅是对于一块大陆的地理描述，或者是天真的国际主义者的梦想，它是活生生的现实。例如英德混血的贵族哈里·凯斯勒（Harry Kessler），他酷爱写作，理查德·施特劳斯大获成功的喜歌剧《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的剧本就是由他所作。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欧洲就像是一本翻开的书，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他从欧洲人的角度理解起来都是同样容易的。从1913年开始，他的日记记录了他与拥有德国血统的英国玛丽王后（Queen Mary）一起用餐（他还贬低了她的谈话技巧），与爱尔兰剧作家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共进晚餐（萧伯纳是法德英三国结盟的拥护者），与俄国芭蕾舞团经理尼金斯基（Nijinsky）共进午餐，拜访法国小说家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他曾向凯斯勒吐露：“我们不会打仗的，因为不出30天就会被打得落花流水……我们法国的政客心里都明白”）。[5]

凯斯勒的社交和政治人脉无疑是十分广泛的，但他也毫不例外地将欧洲视为一个单独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确因国家之间的斗争而四分五裂，然而文化和阶级、贸易和旅游形成的纽带让这层关系更加错综复杂。贵族一向有能力游遍欧洲，现在则轮到中产阶级了。这年夏天，俄国青年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y Prokofiev）陪同母亲到柏林、巴黎、伦敦和瑞士旅行。这年的早些时候，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完成了一本主要著作的初稿之后，登上一列从伦敦开往米兰的火车（之后又乘船去了开罗）犒劳自己；12月时，他正在法国里维埃拉（Riviera）的罗克布伦（Roquebrune）。[6]这一年5月，英国首相阿斯奎斯（Asquith）去威尼斯旅行，前一年夏天他曾与妻子、女儿和温斯顿·丘吉尔一起乘坐海军部的“女巫”号（Enchantress）游艇游览了亚得里亚海这段海岸线，此番是故地重游。这一次，他在威尼斯，把《贝德克尔旅行指南》（Baedeker）紧紧地攥在胸前，他变得和每一个一丝不苟、志同道合的欧洲游客一样，会向一起乘坐贡多拉的乘客们提出“是谁画了哪位圣人、在哪座教堂”之类的问题。[7]

对于欧洲的有闲阶级，以及越来越多的职业中产阶级，或者至少是那些有钱也有时间用来花钱的人来说，可以通过从温泉小镇到海滨胜地的一段段火车旅行来感受这个大洲，充其量偶尔会被各种装扮的海关官员拦下，接受他们客客气气的询问。这些欧洲人所居住的大洲遍布着豪华大酒店，例如圣莫里茨（St. Moritz）新开张的卡尔顿（Carlton）酒店（据酒店所有者称，这间酒店原本是作为俄国沙皇的行宫），还有尼斯用绚丽的黄金和大理石打造的内格雷斯科（Negresco）酒店。想要疗养的人会去亚希莫夫（Jáchymov）的镭疗养所，玛丽·居里就是在那里取得了用于放射性研究的沥青铀矿。想要晒太阳和寻找灵感的人经常会去威尼斯利多（Lido）岛上的德班大酒店（Grand Hôtel des Bains），之前有一部很受欢迎的德国小说的背景就设在那里。[8]如果到了蒙特卡洛，发现一位英国绅士和一位奥地利外科医生用法语交谈，同时还在打量着一位打牌连着输的俄国将军，这样的场面一点儿也不稀奇。

爱国主义虽然是实实在在的，却并没有否定活跃在这样一个欧洲社会中的世界主义。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并不妨碍一个人认可外国的社交同人，欣赏别国的优点。第二年夏天，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这一事件打开了欧洲战争的最后一道闸门。事发当时，政治家、将军和作家们全都发现自己正在敌人的国家度假，他们早已习惯不假思索地跨越国境线了。俄国的阿列克谢·勃鲁西洛夫（Alexei Brusilov）将军在德国。[9]塞尔维亚陆军司令拉多米尔·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将军在奥匈帝国。温斯顿·丘吉尔正在德国北部的基尔（Kiel）参加一场英德海军活动。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在祖国波兰的扎科帕内（Zakopane）。

这些年化为了一段无比惨烈的历史，后来当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提笔写下当年的经历时，他回忆道，一个讲法语的比利时诗人在听到德国齐柏林飞艇的坠毁声时放声大哭，因为这是欧洲前进道路上的一场悲剧。茨威格记得自己作为奥地利人，却为法国飞行员的功勋而欢呼：

……由于我们为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感到自豪，欧洲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氛围以及欧洲的全民意识正在形成。我们心想，任何一架飞机都能轻松飞越的国界是多么的徒劳，海关工作和边防巡守是多么的迂腐、虚伪，与明显追求团结一致、世界大同的时代精神是多么的格格不入！[10]

欧洲有闲阶级共同的社交经历可以塑造出他们的共性意识。与之相类似的是，欧洲的前卫女性在为争取选举权的事业并肩战斗，世界语的使用者对一种新的语言充满了共同的期待。欧洲工人阶级的团结意识也在社会主义学说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化。欧洲的贵族阶级与他们的外国远房表亲一起赛艇、赌博、应酬；欧洲的中产阶级揣着旅行指南，逛着博物馆；欧洲的工人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常设办事处位于布鲁塞尔。这时的欧洲属于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奥地利社会主义者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立者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这个强大的政党当时是德国国会的第一大党。就连英国的左派领袖凯尔·哈迪（Keir Hardie）和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也曾赴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参加大会。出国旅行对于欧洲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他们的代表可以做到，采用的是与运煤出矿和运钢出厂相同的交通运输方式。

围绕着一些原则性问题，譬如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中可以实现何等程度的改革、农业社会中的革命潜在性、社会主义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关系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争论，进而导致分化。然而尽管如此，国际工人阶级团结一心，扫清了这一切。1912年11月，来自23个国家的553名代表齐聚瑞士，投身于统一与和平的大业。[11]事实上，1913年的根特世博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战争，而是比利时的一次大罢工。在工人的团结面前，难道还有可能发生战争吗？人们被国家的概念所唤起的对国家的忠心，甚至比不上一两代人以前对一个地区或城市的忠心。这样下去，国家的概念岂不是要最终成为一件怪异的纪念品？国家岂不会像邦国一样消亡？

关于民族性格的传闻，赤裸裸的民族主义，甚至还有更让人担心的、对战争的赞颂，这一切都在影响着欧洲的文化精英和高级知识分子。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威尔（Maurice Ravel）表示，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的音乐与“我对法国音乐的感受”之间隔着一道“深渊”。[12]意大利的未来主义流派既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同时又对本国大肆抨击，表示战争是“世界上唯一的清洁之法”。[13]被滥用成风的达尔文科学与尼采哲学似乎认为人类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尼采也发表过这样一种不怎么有名的言论，认为与此同时“欧洲本身也想要合而为一”）。[14]法国的“文化”（culture）经常被人拿来同德国的“文化”（Kultur）相比较（德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更阳刚，更侧重思考，而法国文化更阴柔，更侧重对话）。艺术家和作曲家都很在意自身的文化腹地，不论相对于国家层面如何。上至诸如斯拉夫人之类的超国家集团，下至诸如布列塔尼（Brittany）和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之类的地方性区域，民间文化都在世纪之初迅速普及开来。然而，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更“原始”（并不一定是欧洲）的文化形式的兴趣也变得更加广泛，认为其中蕴含着新奇的灵感。

然而在某些方面，欧洲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圈，与工人阶级和有闲阶级一样，正在朝欧洲的一系列共同运动发展，而对这一系列共同运动的定义，更多地取决于它们与过去所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与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流派之间的关系。[15]欧洲建筑师的建筑风格都非常相似，他们经常接受外国的委托，不论是在柏林、伦敦还是维也纳，所要面对的现代城市问题都是一样的。欧洲的大艺术家和大作家们频繁出国举办展览，甚至出国居住：1913年，法国画家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在柏林“风暴画廊”（Der Sturm）举办了一场个展，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居住在讲意大利语的奥匈帝国城市的里雅斯特（Trieste），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居住在慕尼黑，俄国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居住在意大利卡普里（Capri）岛，意大利人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和德·基里科（de Chirico）居住在巴黎，同样居住在巴黎的还有西班牙人毕加索以及犹太裔俄国人夏加尔（Chagall）。在潜意识领域，弗洛伊德（Freud）的《梦的解析》（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于1913年首次发行英文版。

决定欧洲人的艺术和音乐品位的，除了国家的民众，还有购买时不只看国家的活跃的收藏家阶层，以及从维也纳到巴黎的咖啡馆中都能找到的泛欧洲文化评论杂志。在舞蹈方面，1913年探戈风靡全欧洲，甚至到了某些教会和政治领袖试图下令禁止的程度。更高层次的还有欧洲音乐家和舞蹈家的巡演，其中佳吉列夫（Diaghilev）的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样的巡演也促进了欧洲丰富多变的时代文化的形成。

特别是在音乐领域，尽管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涌现出了一批特色鲜明的民族作曲家——包括德国的瓦格纳、奥匈帝国的布鲁克纳、英格兰的埃尔加，更有挪威的格里格、俄国的柴可夫斯基、奥匈帝国捷克语区的斯美塔那——然而民族的隔阂并非难以逾越。在大多数城市都可以听到来自欧洲各国的音乐。在各个地方都可以学习音乐：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回忆起战前她的弟弟很想去莱比锡或德累斯顿学习作曲。[16]画家和音乐家的国籍并不能保证其在本国受欢迎，抑或在他国受排挤。1913年，即便是在巴黎——“沙文主义”一词的来源地法国的首都——贝多芬也是音乐厅中上演作品最多的作曲家，他的作品出现在至少716场音乐会中。（最受欢迎的法国作曲家圣桑只有279场，排在他前面的还有1913年恰逢百年诞辰的瓦格纳、舒曼和操着一口流利法语的波兰人肖邦。）

《贝多芬传》的作者、法国人罗曼·罗兰在1904—1912年发表了十卷本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 Christophe）。他立志写出一部真正的欧洲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德国作曲家约翰·克利斯朵夫·克拉夫脱（Johann Christopher Krafft）及其法国友人奥里维·耶南（Olivier Jeannin）的一生，正是共同的欧洲音乐经典让两人结谊。[17]这样的故事是一种超越性文化的愿景，在德法两国都能被读者接受。当然，这并非世间常态：据驻巴黎的比利时大使记载，在巴黎的剧院内，观众们会对戏剧中表现出来的反德情绪鼓掌叫好，反德戏剧《阿尔萨斯》（L’Alsace）也在那里大获成功（就连罗兰自己也有底线，他认为阿尔萨斯和洛林无疑是法国而不是德国的）。[18]尽管存在着类似的争论，狭隘民族主义也深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更博大的欧洲文化构想却并未消失，反而在诸多方面得以复苏。

1913年夏，欧洲的贵族知识分子聚集在海勒劳（Hellerau）的文化节上，这座德国田园城市本身就是受到一个英国样板的启发而建的。在这里，他们成了真正的欧洲先锋派艺术家。中世纪的欧洲统一是由天主教和拉丁文的文化专制所定义的，那种当然也算是统一，毕竟每个礼拜日都有数百万人用同一种语言做礼拜，然而这一次却并非如此。这是一个躁动鲜活的艺术景观。但它的欧洲性甚于民族性，追求共性而非个性。

站在社会顶端的是那些最显赫的欧洲人，也就是欧洲的君主，他们之间形成的王朝关系网深深地烙印着共同的欧洲血统。特别要提到三位君主，他们每个人身上著名的优缺点也在描述着各自所统领的国家，他们是：英王乔治五世（George V），可靠又迟钝；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乖僻又自负；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在一些人面前忠诚保守，在另外一些人面前却缺乏主见和定力。他们三个人都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后代，彼此是表兄弟关系，其中乔治和尼古拉长得非常像，很难分清谁是谁。欧洲各国所组成的大家庭也在这三个人身上得到了体现。

欧洲秩序持久性的象征。1913年，柏林，沙皇尼古拉二世和英王乔治五世在表兄德皇威廉二世女儿的婚礼上。一家报纸的大标题是“统治着世界1/3的宾客们”。

1913年5月中旬，表兄弟三人相聚在柏林，参加维多利亚·路易丝公主（Princess Victoria Luise）与坎伯兰的恩斯特·奥古斯特王子（Prince Ernst August of Cumberland）的婚礼。这位公主通常被叫作“小公主”（Prinzesschen），是德皇唯一的女儿。出席婚礼的有“一大群王子”。[19]这场婚礼标志着以德皇威廉二世为首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王室与恩斯特·奥古斯特王子所属的汉诺威（Hanover）王室最终和解，解决了王室之间私底下的争端。它同时也发挥着公共作用，成了这个“空前繁荣和快乐”的社交季节的关注点。[20]这对皇家眷侣在真爱的作用下，克服了王室之间的分歧，传为一段佳话，仿佛廉价通俗小说永恒的主题放大在了皇室成员身上。回想起这对新婚夫妇，有人用“让所有真正的柏林人备感亲切的、难以抑制的感伤”来描述。[21]维多利亚·路易丝远比她的父亲更擅长驾驭现代媒体，她只喜欢摆出无比华丽的造型上相，开心地“微笑、摆造型、换姿势，让每一个摄影师都有机会”。

这场婚礼占据欧洲报纸的社会版长达一个星期。对于读到这一消息的人，或者在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的电影院看到了从柏林发回来的新闻影片的人，英王和俄国沙皇的出席必然让婚礼显得更加意味深长。这三位统治者的出席，也许证实了君主制尽管日渐式微，却是欧洲政局中一股重要的调和之力。人们不会指望君主之间有什么外交往来，事实上这方面的工作大多是由君主的外交代表来完成的，以此来保证君主们不会肆意妄为，做出脑力所不能及（或者不符合宪法）的事情。然而尽管如此，这次会面至少深化了信任。《每日图片报》（Daily Graphic）认为：“当身为近亲的大国君主们可以在公开场合会面，将亲情完完全全地表露出来时，我们总是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当下的政治前景是清晰的。”[22]柏林的商店出售英国国王和王后的肖像，还有拿来向他们挥舞的米字旗。国王乔治五世借机对英国民众发表讲话，告诉大家要“保持促进与这个收养你们的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相互理解，这样有利于确保世界和平”。[23]（这年夏天晚些时候，国王把自己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送去德国，爱德华乘坐汽车沿着莱茵河旅行，顺便探望了他的表亲，还到柏林拜访了德皇。）[24]

在过去的数年间，由于巴尔干半岛的战争、法德两国在北非的僵持等等，乔治五世一直神经紧张，因此他的这番话相当于对共同利益做出了重要提示，同时也化解了性急之人的感情迸发。1913年，已经退休的德国将军弗里德里希·冯·伯恩哈迪（Friedrich von Bernhardi）所作的《德国与下一场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依然大受欢迎，书中给德国出主意，说走上强国之路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开战。[25]仅仅几个星期前，威廉皇储（Crown Prince Wilhelm）发行了一本爱国书籍，序言中把当代社会诋毁成“太喜欢拿世界大同来自夸了”，还宣称“永远和平的可能性纯属白日做梦”。[26]他指出，战争是由于一个新兴大国遭到了不合情理的限制，自然也要把自己的动能释放出来，正如闪电是由于不同电荷的云层和地面之间的电压必然要释放出来。

上述观点蛊惑了一些人。泛日耳曼主义者的设想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或者进一步歪曲到种族的层面上，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能够来一场大清算。因此这类人自然会支持。但这些观点也并不算特别新鲜。欧洲对德国口头上逞军国主义之能已经习以为常，人们在传统观念中通常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毕竟英国也有侵略主义者，俄国也有泛斯拉夫主义者，法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或许还是最强硬的。更重要的一点是，威廉皇储毕竟不是德皇，只是德皇一个叛逆的儿子。伯恩哈迪也只是一个退休的将军，并不在任。德皇本人是借皇室婚礼的契机回归到他擅长的角色上来，作为一个世故之人、和事佬，他宽宏大量地释放了两名英国国民——特伦奇（Trench）上尉和伯特兰·斯图尔特（Bertrand Stewart）。这两个人因假扮游客从事针对德国海上防御的间谍活动而被关押在克沃兹科（Glatz，波兰语Kłodzko）要塞。英国国王和俄国沙皇出现在德国皇帝家里，岂不证明了只要欧洲各个王朝之间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不会有灾难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柏林大街小巷中欢呼的人群岂不证明了两国之间亲切友好的感情基调？

筹划安排强化了皇室间的和睦关系，任何政治上的分歧都显得黯然失色。乔治五世到达柏林勒尔特（Lehrter）火车站后，和德皇一起骑马来到皇宫，英王穿的是普鲁士龙骑卫队（Dragoon Guards）的制服，佩戴的绶带还表示他是普鲁士黑鹰骑士团（Order of the Black Eagle）的成员，而德皇穿着英国的制服，佩戴着英国嘉德勋章（Order of the Garter）宽大的蓝色缎带，戴着一顶铜头盔。车队进入皇宫时，鸣礼炮101响致意。第二天，沙皇也到了，仪式没有那么隆重，但加强了安保，有200名魁梧的俄国警探推搡着人群。根据记载，沙皇尼古拉二世此行并没有带上他的德国妻子，民众迎接他时的态度也比较冷淡。但德国皇室方面采取了补救措施，把俄国和德国的国旗铺在歌剧院屋顶。[27]一家英国报纸对于这一系列事件的报道有着这样一个大标题——“统治着世界1/3的宾客们”。[28]这个标题并不算太夸张。

这些头脑清醒、知识丰富、具有国际思维的欧洲人并不是犬儒主义者，但也没那么容易上当。他们仍旧可以相当冷静地从奥林匹斯山上打量1913年的世界。他们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化、无可匹敌的优越地位，仅仅是家里的一小撮煽动分子、革命分子和军人作风的人在扰乱和平，而大步前进和发展保障了他们的未来。当然，到了某一时刻，事物的发展会由盛转衰。但不会是今天，也不会是明天。一切尘埃落定之时，会再次恢复到均衡状态，重新平静下来。奥林匹斯山依旧神圣不可侵犯，它面临的威胁并非微不足道，但也不是拿它没有办法。

太阳一如从前，每天清晨从乌拉尔山脉后方升起，照耀着欧洲，每天傍晚落入广阔的大西洋下。我们头顶的星辰依然钉在苍穹之上。我们的宇宙依然在平稳、沉默地继续着它的进程。

伦敦
世界城市

有一个小小的岛群与欧洲大陆西北沿岸隔海相望，在1913年，它的首都伦敦已经成了世界上有史以来人口最多的城市、空前庞大的帝国之都、全球秩序的支点、世界金融的核心。在这一年的几个月里，根特或许充当了展示世界的窗口，但用当时人的话说，伦敦是一场“永恒的世博会”。[1]古典派思想的前任印度总督寇松（Curzon）勋爵说伦敦“正在成为基督教确立之后的前三个世纪中的罗马，以及很久以后的拜占庭”。[2]伦敦既然位于作为天地中心的欧洲，那么称它为世界中心也是很合理的。

伦敦的人口有700多万，是纽约和巴黎的1.5倍，将近柏林的2倍。几十年前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对伦敦的描述依然符合现状，“人类最大的聚集地——世界最全面的概览”。[3]由于伦敦规模庞大，甚至连其中一些小型的民族社区都要比其他地方的整座城市还大，包括这些民族的祖国的城市。一本旅行指南上写道：“伦敦的爱尔兰人比都柏林还多，苏格兰人比阿伯丁还多，犹太人比巴勒斯坦还多，天主教徒比罗马还多。”[4]

但伦敦之所以在世界上取得如此的地位，居民数量只是一小部分原因。遥远的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新西兰都有英国的国民，对于他们来说，伦敦代表着盎格鲁—撒克逊帝国的秩序——对其中一些人来说，伦敦代表的是“家乡”。在白厅的走廊上和威斯敏斯特宫的议会厅里，在自由党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个政治决策，这些决策影响着亚洲、非洲以及离英国本土更近的爱尔兰无数人民的未来。英国外交部来来往往的欧洲大使都被典型的英国人爱德华·格雷爵士看在眼里，由此我们也能够认识到伦敦在维护世界和平上处于外交核心地位，它正在试图施加强硬手段解决巴尔干问题。白金汉宫的外部刚刚装修一新，居于其中的是国王兼皇帝，无论是新加坡的商人还是牛津街（Oxford Street）的店主，都对攥在手里的、他那深入人心的形象同样熟悉。在世界上最大的码头——伦敦码头，每天都有货物运过来，映衬着每一个伦敦人的财富与品位。锡兰肉桂、加拿大皮草、牙买加朗姆酒、印度茶叶……这些货物又会被运往世界各地，为他们赚钱。在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流言蜚语漫天飞舞，世界货币暗流涌动，关于远在南非或阿根廷的商业利益的传言，由于有某种特定的好处或者特定的保证，便会让全球市场物价上涨或者下跌，发财或破财只在几个小时之间。世界上那些较小的城市，比如莫斯科和里约热内卢，以及这些城市所在的国家，都要依靠伦敦来筹集财政资金。《经济学人》得意地称：“伦敦开出来的票据是一种国际货币形式。”[5]

泰晤士河在这一切之中穿流而过，从亨利（Henley）面朝河畔、整整齐齐的船坞，流至伦敦市中心时，河水已经严重污染、臭气熏天，最后在河口处汇入大海。“人们的梦想、联邦的种子、帝国的萌芽”顺流而下，大英帝国的记录者约瑟夫·康拉德产生了这样的思考。[6]沿河往上，帝国的征服者得胜而归，国家的财富滚滚而来，世界各族人民蜂拥而至。

上述这些之中最重要的是乔治五世帝国的臣民。从也门、索马里和印度次大陆而来的印度水手是最具异国情调的，然而在伦敦东区也是屡见不鲜，英国商船上每七个水手中就有一个是印度水手。如今这些印度水手已在伦敦定居，形成了伦敦最早的一批穆斯林社区。[7]在伦敦的中心区域，更常见的是勤奋好学的、年轻的帝国臣民，他们从加纳、尼日利亚和印度来到伦敦学习法律，正如大约25年前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一样。其中的一些人或许会留在伦敦当律师，一些人会回老家，还有一些人会到以英国的法律实务和原则为主导的帝国其他角落，发挥自己的才能。所有这些人中最为我们所熟悉，以至于很难注意到的，莫过于伦敦人在自治殖民地那边的英国血统的亲戚，他们的上一代或者上上一代可能来自肯特的某个农场，或者苏格兰低地的某个村庄。帝国的归国人员中包括国王陛下忠实的反对派领袖、保守党人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他出生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此外还有分成两派的爱尔兰人，南部的大多数人在过去的50年里一直谋求在都柏林成立一个议会，在岛内实行地方自治，而阿尔斯特（Ulster）的新教徒认为地方自治是天主教的阴谋，不惜以命相阻。

在1913年，对于普通的伦敦人来说，帝国思维已成习惯。一个从殖民地过来的首相，或者印度土帮主，都没什么稀奇的。两年前乔治五世举行加冕礼，帝国的众多名人前来参加，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伦敦公交线路的宣传语也以帝国自比。一条线路上这样写道：“公共巴士联结着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恰似国旗联结着帝国的商业贸易。”[8]《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刊登过这样一则苏丹度假广告：“这里有着理想的冬季气候，永远干燥、晴朗、凉爽；我们提供快速汽船和豪华列车卧铺车厢。”[9]根据这个描述来看，苏丹当地还有大型猎物供人尽情打猎。

帝国各个殖民地和自治领的代理机构散布在整座城市：加拿大、西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新西兰和南非在维多利亚街（Victoria Street），魁北克在国王道（Kingsway），新南威尔士（New South Wales）在坎农街（Cannon Street），新斯科舍（Nova Scotia）在蓓尔美尔（Pall Mall），昆士兰（Queensland）在河岸街（the Strand），维多利亚在墨尔本广场（Melbourne Place）。前任加拿大总督格雷伯爵（Earl Grey）觉得这还不够。他认为应当单独建造一座“自治领大楼”，“作为一个巨大的地标，它应当俯瞰其所在的整个区域，同时也应彰显出自身的特点，宣传远方辽阔的自治领是多么的壮丽，多么的重要”。[10]1913年7月，乔治五世为待建的澳大利亚大楼（Australia House）奠基，这座大楼把澳大利亚的各个代理机构集中到了一座单独的建筑中。对于这件事，伦敦的澳大利亚人用他们当地的原住民语言喊着“coo-ee”。据《每日快报》报道：“这是一种拉长声的口号，听上去很悲伤，一声又一声地喊着，在伦敦人听来格外新鲜，差点儿被吓到。” [11]

每个人都能在伦敦找到容身之处。不论我们如何想象，在高层政治领域，德国和英国之间互相看不起，但一个来自波罗的海海滨城市柯尼斯堡（Königsberg）或者西里西亚城市布雷斯劳（Breslau）的学生到了伦敦，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可以加入圣潘克拉斯（St. Pancras）火车站附近的德国健身馆，参观牛津街附近的德国文化协会办公室，去达尔斯顿（Dalston）的德国医院求医，只是不能加入每周三上午在摄政街（Regent Street）甘布赖纳斯（Gambrinus）餐厅聚会的德国军官俱乐部，以及办公处设在布莱恩斯顿广场（Bryanston Square）的旅英德国家庭女教师协会。[12]大约有10万名德国人生活在英国。[13]虽然从德国港口登船前往英国的德国年轻人会被要求证明自己不是为了逃避兵役，但不论是乘船从不来梅或汉堡出发（对于柏林人和北德人），还是从荷兰的弗利辛恩（Vlissingen）或者比利时的奥斯坦德（Ostend）出发（对于南德人更方便），入境英国都是不需要护照的。1913年6月，水晶宫（Crystal Palace）举办了一场英德合展（效仿1908年的英法合展）。此次展览的英国主办方之一说：“一定不能让表亲之间渐渐疏远。”[14]这种感情早在几年前发行的一本名为“我们的德国表亲”（Our German Cousins）的书中就曾有所体现，而这本书的发行方、诺思克利夫（Northcliffe）勋爵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据说还是极端反德的。[15]

《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向它的德国读者建议道，夏季5—7月是游览伦敦的最佳时节。这段时间正是所谓的“伦敦社交季”，英国的富贵阶层让伦敦成了他们社交日程的中心。与之相反，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里，英国贵族会回到通风良好的乡间别墅和苏格兰荒原。而1913年的伦敦社交界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化。就在妇女参政论者埃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为了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事业，在艾普森德比（Epsom Derby）赛马大赛上冲到国王的赛马前蹄下之后第二天，即6月5日晚间，血统混杂的欧洲贵族云集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Royal Albert Hall）的一场慈善活动上，活动的主题是17世纪的凡尔赛宫廷舞会。俄国的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Prince Felix Yusupov）原本想亲自扮演路易十四，但到了最后时刻却把自己的角色（和装束）转交给了德国的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Grand Duke of Mecklenburg-Strelitz），自己宁愿扮成法国水手。俄国芭蕾舞女演员安娜·巴甫洛娃（Anna Pavlova）在舞会上献舞。“当‘光之城’（City of Light）还是世界社交中心时，假面舞会（bal masqué）风靡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每日邮报》写道，“而如今伦敦这些盛大的化装舞会一场赛一场的华丽，引领着愈演愈烈的时尚潮流，这岂不是证明伦敦的社交生活已经从各个首都城市之中脱颖而出了？”[16]

《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提议道，富裕的德国游客来到伦敦，如果不想麻烦亲友，还可以住在伦敦的大酒店，“现代安乐设施一应俱全”，在固定的进餐时间还有小型管弦乐队演奏小夜曲。“要求没那么高”的旅行者，也就是穷游者，可以去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不卖酒的旅馆或者德国移民经营的客栈寻找住宿。这里的食物以法国菜为主，大多数酒店都提供某种烤杂排，而素食主义者也可以选择到弗尼瓦尔街（Furnival Street）的“食物改良”（Food Reform）或者托特纳姆宫路（Tottenham Court Road）气派的“希恩水果午宴厅”（Shearn’s Fruit Luncheon Saloon）进餐。想要寻找家的感觉，可以去Löwenbräu餐厅和Zum lahmen Pferd餐厅，或者维也纳咖啡馆（Café Vienna）。

22岁的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第一次到俄罗斯帝国以外旅行时，只会用英语说“赛马俱乐部”和“厕所”，这让他寸步难行。尽管如此，伦敦似乎依然是一个开放的、充满无数可能的世界。[17]走在摄政街和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上时，他说：

我的目光一直被不计其数的航运事务吸引着，那些远洋邮轮模型个子很大，做得很艺术，有的还切开了一些部分，展示出了内部的结构和布局，这些模型为事务所的平板玻璃窗增色不少。还有色彩明亮的印度和美国彩图，一大堆相应的旅行指南和宣传手册。放眼望去，像这般引人入胜的陈列，在圣彼得堡，甚至是巴黎都无处可寻，这让伦敦看上去似乎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以至于在俄国人看来完全是痴心妄想的印度或南美之旅，在这里却是相当正常甚至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

事实证明，他到温莎（Windsor）附近时遇到了更多的麻烦，不过反复用不标准的发音重复了几次“温莎”之后，他还是拿到了所需的门票。普罗科菲耶夫在伦敦只停留了几天，却在海德公园（Hyde Park）见到了国王乔治五世以及来访的法国总统普恩加莱（Poincaré）。他在伦敦的一间音乐厅享受了一个晚上（他一个字都听不懂，却还是放声大笑），还认识到“伦敦比巴黎更容易遇见美人”，并下决心“学好英语，这对于我将来的旅行是必需的”。

青年律师N.罗摩奴阇斯瓦米（N. Ramunajaswami）先生来自世界上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落，他从印度出发，经过了四个星期的旅程。当英国第一次映入眼帘时，他把兴奋的心情写进了日记中：

当时是三点多钟，我看见了这个国家的白垩岩海岸，这个在一场场为自由和良知而战的、难忘的历史性战役中赢得了胜利，因而走向辉煌的、伟大而自由的国家。我一直发自内心地渴望和向往的英国海岸，如今亲眼看见，不禁感到一阵激动的快乐。虽然周围的空气很冷，但眼前的多佛尔（Dover）让我心花怒放，感觉浑身暖洋洋的。[18]

真正到了伦敦时，罗摩奴阇斯瓦米首先是从伦敦公交车的上层观察这座城市。他把行李存放在贝斯沃特（Bayswater），之后前往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和牛津街，再到金融城。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罗摩奴阇斯瓦米参加了埃伦·特里（Ellen Terry）夫人关于莎士比亚作品中女性角色的一场讲座，还去了几次剧院。他参观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在艾普森看了几场赛马，游览了剑桥（据说有百余名印度学生）和牛津，还参观了罗德板球场（Lord’s Cricket Ground）、上议院、伦敦动物园（他很喜欢里面的北极熊）、杜莎夫人蜡像馆（在1913年展出了巴尔干各个交战国君主的蜡像）、英国国家博物馆、泰特美术馆、国家美术馆和国家肖像馆。他在白厅的皇家联合军种博物馆（Royal United Services Museum）看到了滑铁卢战场的模型、查理一世（Charles I）的斩首令，以及据说是土耳其苏丹送给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的钻石饰物，因纳尔逊在1798年的尼罗河口海战（the Battle of the Nile）中打败了法国人。

不列颠及其帝国的政治热忱从未衰减。在海德公园的演讲者之角（Speakers’ Corner），罗摩奴阇斯瓦米听到一位妇女参政论者正在向路人大声疾呼。他用印地语tamash形容这种场合，意思是“奇观”。他还去了潘克赫斯特（Pankhurst）夫人亲自主持的更大型的集会。当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位于伯蒙齐（Bermondsey）的总部揭匾时，他也在场，现在该党的成员已经获得了国会席位。他去了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英国分支的一场集会，支持这次集会的是该党的英国创始人之一威廉·韦德伯恩（William Wedderburn）爵士，参加集会的还有后来的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他参观了致力于改善大英帝国内部各民族之间关系的世界种族大会（Universal Races Congress）办公室。扎根在帝国首都的是一个更大的在英印度人社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遇见他们的代表。

罗摩奴阇斯瓦米对伦敦最深刻的印象自然是城市的巨大，但除此之外还有井然的秩序和警察的礼貌。他很欣赏英国保守与自由的结合，这里的人们不喜欢华而不实的空想，而是愿意不断改变自己，去适应新的事物。对于这一点，他认为英国要优于印度。英国人对帽子的执念令他感到诧异。一天，他大胆深入伦敦东区贫困的工人阶级中，并评论道：“如果伦敦只有东边的一部分，甚至不比马德拉斯（Madras）的某些贫民区好到哪里去。”但总的来说，他还是认为伦敦象征着大英帝国的伟大，以及大英帝国对印度的保护权。

罗摩奴阇斯瓦米买了两件东西带回印度——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留声机。他从多佛尔乘船到加莱（Calais），结束了这次一生之旅。返程途中，罗摩奴阇斯瓦米盛赞伦敦留给他的印象：

伟大的伦敦啊！我是多么爱你！……我永远忘不了这里的公园和花园，荒野和草甸，塔楼和石碑，隧道和桥梁，地铁、巴士和汽车，剧院和画廊，商店和旅馆，礼堂和教堂，大楼和宫殿，还有最重要的警察和人民。

罗摩奴阇斯瓦米是以帝国的印度子民的身份来到英国的。他离开时也是怀着身为印度的帝国主义者的态度，信仰着帝国的道德情操，同时寻求提升印度在帝国中的地位。伦敦，作为世界城市、一国之都、帝国都市，也发挥了自身的作用：它的规模和多样性震慑着所有接近它的人。他们不得不承认，伦敦是理所当然的全球势力中心，是帝国的顶峰和自证。

然而，这样的伦敦也并非十全十美。当罗摩奴阇斯瓦米告别伦敦之时，他用一连串的排比抒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伦敦真的只是其众多区域的总和——人与建筑、广场和花园的集合吗？这是一座富有帝国色彩的城市，甚至可以说是傲慢，但它并没有一个极点，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方面汇聚在一起。它结构松散，也就是缺乏主题。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游历欧洲时写道：“这座城市乍一看，好像大到所有的区域都不重要了。”[19]

这或许要归咎于历史。柏林在40年的时间里，从普鲁士的穷乡僻壤迅速发展成为帝国首都，现已被一个神经兮兮的暴发户下令修建的宏伟大道塞满了；巴黎则是由于一位皇帝担心发生内乱，把整座城市大肆改造了一番。伦敦和它们不一样，多年以来一直在缓慢发展，沿着泰晤士河扩张，渐渐将冷冷清清的村庄转变为边远的自治市，道路也顺着8个世纪前《末日审判书》（Domesday）中所确定的参差不齐的边界线延伸。城市只进不出。特别是在东边，伦敦金融城的内部和周围，街道弯弯曲曲，房屋狭小，没有公共空间，建筑风格乱七八糟，根本不把关于规模和协调的现代法令放在眼里。虽然伦敦容纳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总人口的1/5，却并没有经过总体规划。这座城市是英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的产物，是对于宏伟蓝图固有的疑心。

前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认为，伦敦乱无秩序的发展与大英帝国的扩张相类似，后者按照约翰·西利（John Seeley）的著名说法，是“心不在焉地”取得的。[20]在伦敦市长官邸（Mansion House）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寇松表示，虽然“大家都认定我们的伦敦是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最了不起的城市”，但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不经过深谋远虑就发展起来，或者没有踏踏实实地按照计划来发展的大城市”。[21]

对于伦敦及其所属的帝国，寇松认为：

……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发展起来的。它们之所以取得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一是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二是受到了上天的眷顾，三是偶然因素，至于最后一点，我们更愿意认为是人民的聪明才智。大英帝国及其首都如今都已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的我们必须总结和反思自己所在的位置，为未来做打算，因为不论对于这个国家还是这座城市，结果必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大英帝国及其首都会因为过度膨胀，在强烈的离心趋向作用下垮掉；或者与之相反，如果吸收多方意见，经过深思熟虑，具有先见之明，那么大英帝国及其首都就有可能建立起新的和谐统一体，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确保未来不会逊色于美好的过去。

从更狭隘的角度来看，寇松认为伦敦在英格兰（在他看来，英格兰和英国是一回事）的作用，与巴黎在法国的作用并不相同。每个法国小镇都拿自己的乡土气息跟首都比，都渴望成为小巴黎。对于在巴黎度过的时光，法国公民会叹息、回味、庆祝。反观伦敦，它所代表的是义务、排场、权力和产业。人们对它引以为傲、忠心耿耿，却没有向往和眷恋。巴黎是一个理念，在每次复述中焕然一新；伦敦是一个事实，在实际经验中逐渐成形。法国人可能会希望自己是巴黎人，但英国人很少会希望自己是伦敦人。反倒是英国的乡村，郡城周围铺满落叶的小路，这样的景象才能够激起英国人更深刻的情感。寇松对来到伦敦市长官邸的听众们说：“一个英国人到了大英帝国的海外领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一个赛马场。”第二件事是建一个高尔夫球场；第三件事是“把大礼帽和长礼服收起来，在所有的场合都戴草帽，以此斩断与伦敦的一切联系”。

这座城市本身是零零碎碎的，拥有无数个市中心，无数条高街，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历史。“伦敦”包括了贝尔格莱维亚（Belgravia）、梅费尔（Mayfair）、肯辛顿（Kensington）既有的居民区以及牧羊人的丛林（Shepherd’s Bush）和女王公园（Queen’s Park）的新兴地区；它既可以是汉普斯特德（Hampstead）的大楼，也可以是东区混杂在一起的工厂和贫民窟。城市的边界向外推进，变得愈发模糊。当地的铁路线把埃塞克斯（Essex）和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乡下的“通勤村”纳入了伦敦的范围内，而电气化的大都会线也连接起了西边的米德赛克斯（Middlesex）和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东边的沃尔瑟姆斯托（Walthamstow）和莱顿（Leyton）的村庄，也同早先南边的斯特里汉姆（Streatham）和巴勒姆（Balham）一样，并入了这座正在扩张的城市。北边，新建的半都市化“田园城市”莱奇沃思（Letchworth）意在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创造出一个幸福的环境，减轻伦敦在扩张过程中的压力，并且不仅为英国，还为全世界未来的新城镇建设提供一个样板。1913年，莱奇沃思的缔造者之一尤尔特·屈尔潘（Ewart Culpin）进行了世界巡回演讲，演讲的主题是这些新城镇如何推动社会改革。[22]

即便在这座肆意扩张的都市的中心区范围内，也可以看到城市的多面性：商业的伦敦、政治的伦敦、娱乐的伦敦、博物馆的伦敦、纪念碑的伦敦，最后还有寇松所说的“数百万底层人民的伦敦，那个神秘陌生、高深莫测、让人费解的伦敦”。伦敦可以是世界的中心、帝国的首要城市、联合王国的首都，但它自己的中心又在哪里呢？

在一些人看来，伦敦的中心位于西区某处。澳大利亚风景画家、曾参与决定澳大利亚大楼建筑师人选的阿瑟·斯特里顿（Arthur Streeton）选择了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他的画作《帝国中心》（The Centre of Empire）完成于1902年，画中的特拉法加广场包裹在薄雾之中，却闪烁着微光，鸽子围绕着纪念英国最伟大的海军英雄的纳尔逊纪念柱（Nelson’s Column）飞翔。背景中有伦敦政治和皇室生活区的烟囱，英国军队总部所在地、皇家骑兵卫队大楼的圆顶清晰可见。在这幅画中，观察者可以俯视白厅——帝国政府所在地、政府各部的大本营。斯特里顿表示，帝国的中心位于这个政权、军权和王权的连接点，因此这里也是伦敦的中心。

但更多人认为另一个贸易与财富的连接点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中心。生于丹麦的画家尼尔斯·莫勒·伦德（Niels Moeller Lund）在1904年的画作《帝国之心》（The Heart of Empire）中，把银行交叉口（Bank junction）作为伦敦的地理和道德核心。从表面上看，银行交叉口只是一个拥挤的交叉路口，车水马龙，三面分别是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皇家交易所（Royal Exchange）和伦敦市长官邸，也就是寇松1913年发表演讲的地方。但伦德选取了一个较高的视点来描绘这个地方，俯视着街上的喧嚣。圣保罗大教堂高耸于街景之上，这意味着在英国国教中，上帝准许这个帝国在世间追财逐利。和斯特里顿不同，伦德在《帝国之心》中所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伦敦西区宏伟的广场和宽阔的街道。这幅画是受金融城商人们的委托而画的，因此也是以他们的视角，展现出伦敦金融城的大街小巷。

伦敦中心，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政治核心一景。澳大利亚画家阿瑟·斯特里顿画于1902年的特拉法加广场，白厅的政府办公室在画的一侧。

在伦敦多达700万的人口中，只有2万人真正居住在金融城的1平方英里内。然而有将近40万人每天在这里上班，这些人戴着同样的圆顶硬礼帽，每天早上来到工作单位，囚禁在银行的账本或者保险公司的办公桌后面。埃利斯·鲍威尔（Ellis Powell）在《城市机制》（The Mechanism of the City）中写道：“从早上6点一直到将近午夜，成千上万个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的人流，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一小块区域，也就是我们称之为金融城的这‘1平方英里’。”[23]（据《经济学人》推算，当时的公共交通年客运量已经接近20亿人次。[24]）下午4点，人潮反向流动，金融城的职员逐渐离去：

一年到头，每天都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在庞大的人群异常拥挤的某些地点……场面真的很惊人，不论是人群的规模，还是组成人群的个人行色匆匆、煞有介事、心事重重的面貌。一个富有思想的观察者，无论是来自这个世界，还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必然会问自己：“这些人是谁？他们每天忧心忡忡地往返于郊区的住宿地和这个丰富多彩的日间活动大舞台，目的是什么呢？”[25]

金融城的职员介于贫穷的工人阶级和体面的中产阶级二者之间。对他们来说，金融城的1平方英里涵盖了所有的职业抱负、晋升希望，以及对于沦落到更贫穷的伦敦底层社会的恐惧。E. M.福斯特（E. M. Forster）的小说《霍华德庄园》（Howard’s End）中，悲剧的职员伦纳德·巴斯特（Leonard Bast）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所有拥有雨伞的人”。[26]当金融城中的人说到“大厦”时，他们指的是伦敦证券交易所，不是议会大厦（Houses of Parliament），更不是他们自己的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生于丹麦的画家尼尔斯·莫勒·伦德画在《帝国之心》（1904）中的伦敦金融城。

1913年1月，金融城对未来还是相当乐观的。《经济学人》发表社论称：“如果爱德华·格雷爵士（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能够保证在这一年里欧洲天下太平，与德国友好体谅，那么我们便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今年会是更加繁荣的一年。”[27]年初，对和平的展望看上去一片光明，欧洲的大国正空前团结地维系着和平。对于诺曼·安吉尔的论点——在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情况下，战争不可能发生——金融城中的人虽然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却非常买他的账。安吉尔在前一年面向银行家学院（Institute of Bankers）发表了一场好评如潮的演讲。他在演讲中不吝溢美之词，说银行家们仅仅是不断地在国际运作，就能用金环把世界紧紧地绑在一起，就是在为和平的事业做贡献。[28]

金融城作为世界财富聚集地的地位似乎并未被撼动。这里确实像是由经济法则代管的。推崇自由市场的《经济学人》大声呼吁：“自由贸易和自由黄金市场是我们相对于所有竞争者的两大重要优势，也是伦敦维持世界银行家和金融家地位的主要手段。”[29]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依托，黄金的稳定性不言自明。所有的货币都要通过作为媒介的黄金来确立彼此之间的汇率关系。出现贸易不平衡时，就会通过从一国到另一国的金条流动来解决。这些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利率差，从长远来看，势必会让这些国家重新结盟。时任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主席温斯顿·丘吉尔对他的曼彻斯特选民说：“这是国际贸易中已知的定理，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商人都知道，它在巧妙、自动、普遍、即时地发挥着作用。”[30]他还总结道：“到公元2000年时也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在更有思想的观察者看来，对于树大招风的金融城的担忧是有原因的——担心金融的国际性利益可能会与整个英国或者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帝国的地方性利益发生冲突。随着金融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全球化（而不是帝国化），这种冲突必然会愈演愈烈，也许很快就会变得严重起来。

英国的繁荣当然并不完全依赖伦敦的金融家们。到了1913年，这个国家依然是制成品和原材料的出口大国。全国有100万煤矿工人。虽然英国矿工的人均产出不及美国同业者的一半，但英国依然是世界第二大生产国，从地底下挖出来的煤远远超过国内的锅炉和炉排所消耗的。德国的3/4、瑞典的4/5、法国和西班牙的2/5煤炭进口都来自英国。[31]联合王国依然承担着全世界14%的制造生产，这个数字比19世纪60年代时的1/3大幅下降，是美国的一半，只是稍稍落后于德国，是法国和俄国的两倍还多。[32]1913年1月，《经济学人》报道称：“从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以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工业分支都得到了蓬勃发展，大不列颠领先世界的造船业和航运业达到了空前的繁荣。”[33]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英国在所有这些领域中的地位渐渐下降，发展的速度也落后于另外一些国家，却依旧保留着之前工业优势时代的习惯和观念。唯独在全球化金融管理和国家资本输出这两个领域，英国还保持着绝对优势，事实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优势。全世界将近一半的外商直接投资来自英国，这个比例与美国在1960年达到顶峰时的表现相当。[34]一部分投资每年以盈利和红利的形式流回国内，大多数的投资都留在国外。另外一些收益来自英国在外国证券市场上价值40亿英镑的间接投资，比如俄国的铁路债券和马来亚（Malaya）的橡胶公司。[35]金融城对于英国的经济布局日益重要，但这并不是所有人都乐意看到的。整个国家是不是仅仅依靠前人的劳动所积累下来的财富维系着？金融城把自己摆在全球金融的十字路口，降低伦敦的货币成本，做廉价买卖，这样能让英国和大英帝国变得强大吗？金融城固然重要，但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如此脆弱，是不是一个潜在的软肋呢？金融城为英国投资者创造机会，把他们的钱送到国外去，这难道不是在妨碍国内的工业投资吗？

20世纪伊始，英国一些实业家和政治家坚信，自由贸易，也就是开放资本市场的孪生姐妹，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有利于他们了。前任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成了他们得力的鼓吹者，号召加大力度保护国内工业和帝国贸易。英国对帝国的出口占出口总量的1/3，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但这样的贸易现如今真的应该在帝国的某个共同贸易区得到巩固，却在周围建起一道高墙阻挡其他国家吗？[36]对贸易保护措施的需求违背了根深蒂固的自由贸易原则，而这些原则恰恰是英国经济领域的知识分子从小就受到的教导。这样的举措还会让金融城面临利益被截断的风险，而这些利益的存在正是由于保持了开放自由的资金和货物流动。有一种观点就是要从根本上否认这种冲突的存在，他们所依据的论点是有利于金融就有利于工业。“如果国家繁荣，那么伦敦金融城也会繁荣”，反之亦然，这是1906年金融城的一位显要人物的主张，类似的观点早在100年前就曾经出现过。[37]另外还有很多人担心金融城的影响力现在大到过分了，正在破坏所有富有远见的帝国经济战略，把金融暴发户（nouveaux riches）的财富和爱好都嵌入国家结构中。英国果真如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所言，只是在成为一个追求私利的“足球运动员、股票交易员、酒馆和音乐厅常客”的民族吗？[38]

对于这个问题，1913年的一桩丑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桩丑闻的中心是马可尼（Marconi）公司，它是由首次传送跨越大西洋无线电信号的意大利电气工程师马可尼所建立的。三年前，英国政府和马可尼公司进行了公开讨论，打算委托其在世界各地建造一系列无线电台，让帝国最偏远的地方也能进行无线通信。这将会成为帝国的神经系统，让整个机体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都能够有效运作。虽然谈判内容理论上是保密的，但由于预期定会成交，马可尼公司的股票价格从1911年到1912年翻了10倍。据说众位政府部长也购买了股份。这暗示着他们滥用了职权，来掌握继而利用市场洞察力。

特别要提到的是以下两位政府要员：司法部长鲁弗斯·艾萨克斯（Rufus Isaacs），他有一个兄弟在马可尼公司工作，以及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正是他担心英国正在走向衰落，成为一个股票交易员的国度。据披露，两人确实都购买了公司的股份，不过两人都否认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国会为此召开了一次议会询问。温斯顿·丘吉尔冲上前去为他的自由党同僚部长们辩护，抨击这次询问听信“谣言”，任由这些指控侵犯人格尊严（包括他自己的尊严）。他辩称，整个事件都散发着政党政治的气息，任何一份议会报告发布之前，可信性就已经被大大削弱。这次询问的报告最终发出的时候，参与人士也果真按照党派分成了两派——自由党拼命洗白他们的同僚，保守党则是抹黑他们。英国政界在党派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艾萨克斯和劳合·乔治逃过了一劫。艾萨克斯已经是英国首位犹太裔内阁大臣，后来他还担任过印度总督和外交大臣。劳合·乔治后来出任英国战时首相。矮胖的丘吉尔曾经为自由党同僚辩护，结果却叛投了保守党，在后来的竞选中胜出，担任首相一职。但马可尼丑闻给伦敦之心和帝国之心留下了一抹苦涩，暗示其腐败堕落。

每天在金融城流动的财富并没有让伦敦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很多伦敦人受雇在金融城担任职员、律师和股票经纪人，然而在伦敦的其他地区，还有更多人在血汗工厂、码头和制造厂做苦工。这些工人的收入很低，日薪很难得到保证，在工作过程中往往冒着生命和伤残的危险。雇主们把这些劳动力看成是可以随意利用的一大批人力，而不是一群独立的雇员，这些工人有时就要任凭他们摆布，毫无办法。自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人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预计未来还会有进一步的改善，1910年的《城镇规划法案》力争实现“健康的家庭、美观的住房、舒适的城镇、高贵的城市、宜人的郊区”。[39]然而内城的情况依然很糟糕。很多建筑物被烟熏黑，又被雨漂白。当罗摩奴阇斯瓦米乘坐巴士来到东汉姆（East Ham）时，他评论说这里还不如印度城市马德拉斯。他乘坐往任何方向行驶的巴士都会看到类似的贫民区——大概除了西行的。

左翼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女性团体的一员莫德·彭伯·里夫斯（Maud Pember Reeves）关注了南伦敦的兰贝思（Lambeth）路、汪兹沃思（Wandsworth）路和莱斯顿（Lansdowne）路之间的一块街区，对于该地居民的社会环境，她把调查结果写成了一本书——《用一英镑度过一星期》（Round About a Pound a Week）。[40]她描写道，兰贝思的很多妇女文化程度较低，她们的孩子死亡率较高，除了食物和房租，还要交丧葬保险费，她们只吃得起“管饱的、油腻的”食物，还有就业不足的问题（虽然完全失业者很少）。楼房里住着的人们彼此之间全都十分了解，一直吵吵嚷嚷也在所难免，然而这些居民却有着强烈的地方社区意识。

据里夫斯计算，伦敦的富裕阶层仅仅拿出收入的一小部分，就可以在南肯辛顿住上豪宅，然而伦敦的贫民拿出1/3的收入，也只能住几间阴暗潮湿的屋子。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把这种地方叫作家，邻里之间彼此都认识。中产阶级和贫民的生活和态度有天壤之别。到了夏天，当一位善良的费边社调查员谈论起温暖宜人的天气时，兰贝思的一名居民抱怨道：“小姐，这天气对您来说是很宜人，但什么吓人的虫子都出来了。”[41]

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里夫斯描绘的城市贫困一直阴魂不散。她对限制家系大小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嗤之以鼻，呼吁更大程度的国家干预。这些人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却看不到理应目睹的繁荣，她为他们表达了义愤。这些街坊的男男女女拖家带口移居到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却总会回首“他们的”城市中“他们的”街坊。

伦敦的另一位记录者托马斯·霍姆斯（Thomas Holmes）放眼于更广阔的背景，而不只是局限在兰贝思的一小块地方。他的主题是伦敦底层社会中“关于人性的零零碎碎”：60岁的盲人在一盏难闻的灯所发出的光亮中做假花，年轻的寡妇在孩子们都睡着的时候做纸箱子。霍姆斯估计至少有5万名妇女处于类似的境地：“当她们有工作时，就要工作，没日没夜地工作，没什么工作可做时就只能挨饿。”[42]离议会大厦不远的泰晤士河堤岸（Thames Embankment）上有夜间施舍处。他写道，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孩子的葬礼只是其他孩子的一场庆典”。

霍姆斯提出了一些很残酷的解决办法：对“无可争议的弱智者”实行终身监禁，把流浪者送到拘留营去。霍姆斯主张，无计划的移民，作为英国传统的安全阀，并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反倒是“助长邪恶，因为势必会让我们国家完全无法履行公民责任的人越来越多”。想要背井离乡的都是有雄心壮志、积极主动的人，而不是废物。而对于三级刑事犯罪者实行强制移民也可能会起到作用。

然而霍姆斯提出的办法大多需要国家作为福利的守护者参与进来，而不是冷酷无情地惩罚和拘留犯人。英国很多进步的社会运动，以及独立工党的40名国会议员，都支持建设这样一个积极的国家。这也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提出的梦想，1913年年初，他们都在如饥似渴地翻阅着致力于社会改革事业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创刊号。德国的政治制度或许饱受诟病，但在福利政策上，它被看作可供效仿的榜样。渐渐地，改革不再是左派的一句口号，而成了一种期望。

1913年夏天，拉格泰姆席卷了伦敦。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抱怨说，他洗土耳其浴时的按摩都是拉格泰姆的节奏。还有人说他敢肯定他的打字员们现在连打字都是这种节奏。但这座城市仍然可以通过一场盛典中的繁文缛节，呈现出更庄重的面貌。国王乔治五世前脚刚访问了柏林，伦敦又做好了准备，迎接英国最古老的宿敌、如今已经是最亲密的友邦的领导人：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

英法两国更多的是贬损而不是赞扬对方的成就，更习惯于彼此杀戮而不是拥抱。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这次访问是一个非同寻常的转折点。数百年间，英国国王一直在争夺法国的王位。17世纪，两国的陆军在欧陆战场上交战，两国的舰船在公海上交战。18世纪，王朝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帝国之间的敌对，英国和法国打了第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在美洲、亚洲和非洲兵戎相见，子弹横飞。法国为了报复，支持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从巴黎传出了危险的异端邪说“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拿破仑战争让这两个国家恶战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仇恨。对英国人来说，法语理所当然被认为是脏话的代名词。

随着时间的流逝，再加上19世纪50年代两国在克里米亚联手抗击俄国人的一场短暂的战争，拿破仑时代的敌对情绪或许有所缓和。但即便法国的存在对英国的威胁减小了，敌对关系转向仅仅是竞争对手的关系，两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却依然很大。法国虽然被永久性地赶出了北美和印度，却在远东和非洲建立了一个帝国，抵消了在英国面前的连番落败。然而这两个大国甚至在远东和非洲也发生过冲突。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中，一小股法国军队在行军途中穿越了非洲中部，宣布对苏丹南部的法绍达的所有权。但英国方面的压力迫使法国做出了外交让步，两国约定了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就在世纪之初，法国在爱尔兰还有情报人员，他们在考虑如何帮助民族主义者，以及法国军事力量的介入会导致怎样的局面。[43]大约40年前，法国末代皇帝拿破仑三世被推翻，之后他到英国乡间避难。后来，他的遗孀也还在那里生活。

然而到了1913年6月，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受到了真诚热烈的欢迎。他的游艇抵达第一站朴次茅斯（Portsmouth）时，英国皇家海军鸣响礼炮，演奏《马赛曲》相迎。当天下午，乔治五世在伦敦的一座维多利亚车站等候雷蒙·普恩加莱。这座车站装饰着三色旗，从车站到白金汉宫的道路上方高挂着一面旗帜，上面画着盾牌，盾牌上用法语写着“法兰西共和国。‘我们是同伴’”（ R. F., République française. ‘Nous sommes camarades’）。国王乔治五世和普恩加莱总统共同检阅了爱尔兰卫队（Irish Guards）的一个支队后，乘坐一辆敞篷四轮马车，在皇家骑兵卫队（Household Cavalry）的护送下游览了伦敦市中心。“人群中发出热烈的欢呼声。”《每日图片报》的一名记者写道。海德公园就是普罗科菲耶夫见到国王和总统的地方，据报道，这里的欢呼喝彩尤为热烈。[44]当晚的国宴上，英国国王用法语向共和国总统致辞。

这次访问主要是礼仪性质的，对于另外那些幕后人员的工作来说，就像是为了营造气氛而播放的音乐。普恩加莱来到温莎，在爱德华七世国王和维多利亚女王的墓前献花。他访问了伦敦的法国侨民，将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授予了《费加罗报》（Le Figaro）驻伦敦记者。他对金融城赞不绝口，观看了一场马展，还参观了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的一场汽车展。尽管如此，这次访问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毫无深意的会面。事实上，普恩加莱总统在对英国人民的致辞中明确表示了这层意思：

不仅在欧洲，更是在全世界，海洋中永不止息的滔滔巨浪把我们两个伟大的殖民大国团结在一起，连接起我们的海岸，让我们的思想和利益不断地交换。为了文明的进步以及维护世界和平，大不列颠和法兰西两国人民应当团结一心，这也正符合事物的本质。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或许能让我们空前强烈地感受到团结的必要性和益处。[45]

普恩加莱所说的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关系欧洲列强在北非的地位。德国在1905年和1911年强硬抗议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扩张，称其违背了法国不扰乱地区现状的外交承诺。1905年，德皇威廉二世骑着一匹白马造访了丹吉尔（Tangiers），提出了这一点；1911年夏天，德国以保护德国公民这样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派出“豹”号（Panther）炮舰到阿加迪尔（Agadir），引发了欧洲对战争的恐慌。柏林希望英国能够三思，保持中立，放任德国威胁恐吓。在这次事件中，英国支持了法国，表示两国几年前签订的《英法协约》 （Entente Cordiale）不会改变。普恩加莱的伦敦之行正是为了巩固英法两国的团结，共同面对来自世界各地新崛起的大国的挑战。

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英国和法国走得太近。如果法国把英国的支持当成在欧洲挑战德国的邀请呢？这一年2月，一位英国客人在德国大使馆的私人宴会上说：“如果他们以为他们（法国人）可以像夏洛克一样，凭着他们的契约，榨取英国人大量的血肉，那么我们显然离全面战争更近了一步。”[46]温斯顿·丘吉尔的母亲，出生在美国的伦道夫·丘吉尔夫人（Lady Randolph Churchill）补充道：“如果他们是在等待那个的话，可要等上很久。”（事实上，英国和法国的军官已经讨论过英国在欧洲战事中提供军事支持的可能性，不过这还只是对于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的一个计划，并不是一张空白支票。）

《经济学人》赞同普恩加莱的说法，法国和英国成为朋友是事物的本质——事实上这是“在表达这样一种趋势，慢慢地，世界上文明的共同体之间必然不会再有战争”。[47]但该杂志继续道：“一个人可以同时结交两个好朋友，而且他的这两个好朋友完全有可能意见不合，那么他们可以很幸运地向这个共同的朋友吐露心声。”《经济学人》认为，说到底，由于和德国的商业关系，英国正渐渐把德国从潜在敌人的名单上划掉，因为“跟头号客户过不去是最愚蠢的行为”。所以为了在和平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好稍微保持一点儿距离。

对于英国和法国新建立起来的友谊，不应把它看成是让这两个国家（加上俄国）共同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相反，经过了一个世纪与日俱增的全球一体化，自由理性用悦耳的声音吟咏道：“我们和法国的共同利益维护了欧洲和平——这也是我们和德国共同的目标。”

正如伦敦金融城的财富既流向全世界，也来自全世界，因而控制了全球金融。在这个和平来之不易的世界上，有伦敦作为世界一大集成之地，英国也可以与所有国家为友，与世无争。

巴黎
永恒的，世界的

早在1913年，在英吉利海峡建设一条隧道、用钢筋把英法两国联结在一起的方案就已提交讨论。然而在这样一条隧道建成之前，从伦敦到巴黎的旅行者，即便是总统，也面临着在巨浪滔滔的大海上航行的风险，不论是从纽黑文（Newhaven）到迪耶普（Dieppe），从伦敦到布洛涅（Boulogne），还是从多佛到加莱。走最后这条路线，只需六七个小时就能从世界之都伦敦到达巴黎，一个渴望变得更宏伟也更朦胧的城市：20世纪之都，正如其在19世纪的地位一般。

纵观法国北部，从伦敦出发的火车深入皮卡第（Picardy）腹地，在亚眠（Amiens）穿过索姆河（Somme）。游客到了这里，如果时间不太紧的话，可以停下来瞻仰这座城市13世纪的大教堂，它是哥特风格在欧洲最完美的典范之一。教堂的彩色玻璃颇负盛名，是欧洲古老的基督教遗产的象征。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前往巴黎途中曾经在此驻足。他付给导游两法郎，登上了教堂屋顶，他俯视着圣人雕像上的点点烛光，看到的是一种“对人类至高无上地位的华丽肯定、人类理想的力量、人类想象力的丰富广阔”。[1]

1913年夏初7月，法国大奖赛（French Grand Prix）即将在这座城市周围举办，人们对驾驶着法国制造的标致EX_3的法国车手乔治·布瓦洛（Georges Boillot）寄予厚望，游人在这里也可以感受到比赛带来的些许刺激。如果天色已晚，不妨在亚眠的法英大酒店（Hôtel de France et de l’Angleterre）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这家酒店让人回想起英法两国作为世仇的遥远时代，其间的1431年，圣女贞德在鲁昂（Rouen）被处以火刑，她的一座雕像屹立在亚眠大教堂。天主教徒贞德拯救法国国王、抵御外敌入侵的故事，依然回荡在1913年的法国人心中。不论是保皇派天主教徒，还是法兰西共和派，都会把她当成反抗外敌的标志性人物，团结在她的周围。前一年，普恩加莱和其他共和派民族主义者，这些不希望回到天主教徒国王时代的人，提议设立一个纪念她的全国性节日。但从贞德的时代往后，法国民族主义反抗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说到底，在人们记忆中的1870年，攻占亚眠的并不是背信弃义的英格兰军队，简而言之，是德国人。

普恩加莱总结道，对于很多法国人来说，在1913年，想要忘记这些事实并不容易。40多年前，普恩加莱在法国东部洛林的家园就曾遭受普鲁士军队的践踏。一开始他的家人就逃离了德国人，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南部一家又一家旅馆辗转了好几个星期，而加莱到法国首都的火车如今正穿行在这片田野和果园间。后来他的家人回到巴勒迪克（Bar-le-Duc），发现自己家被德国人侵占了。年少的普恩加莱后来写道：“讨厌的士兵待在房子里，有一个人在我们的餐具柜上画了个骷髅图，还有个人像哥萨克人一样，往我们的炖肉上吐口水。”[2]到了1871年，崭新的德意志帝国在古老的法国王宫凡尔赛宫宣布成立，法国的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并入德意志帝国，这一切让法国备感屈辱。

法国失去了土地和人口，民怨沸腾。普恩加莱本身就是洛林留在法国那一部分的参议员。在巴黎的协和广场（Place de la Concorde），代表现已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城市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一座雕像，经常被蒙上黑布。在法国报纸上，这两个“失去的省份”被描写成一个幼小的孤女，作为德国军国主义恶棍魔爪下的法国贞洁烈女的典范。[3] ［在德国，这两个省自然被刻画成日耳曼母亲（Mutter Germania）的女儿。］[4]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丧失，时时刻刻都在羞辱着国家的荣誉，深深地烙印在法国民族主义者的意识中。更极端的煽动性民族主义者主张“复仇”（la revanche）。但对包括普恩加莱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那样做太过火了：复仇的确大快人心，失去的省份当然也应该回归法国，但为了这样的目的而战，既无可能，也不合意。据称法国作家雷米·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曾有言道，这两个省份既不值他需要用来写作的右手小指，也不值他需要用来弹雪茄烟灰的左手小指。[5]更重要的是，尽管法国民族主义报刊经常怀念阿尔萨斯和洛林，但尚不清楚当地的人民究竟愿不愿意为法国的复仇而战：1913年年初，法国阿尔萨斯人领袖亨利·凯斯勒（Henri Kessler）写信给一家法国报纸，说他那里的人民比起加剧法德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愿意作为德国的一部分寻求自治。[6] ［几个月后，德国军队在扎本（Zabern，又名萨维尔纳，Saverne）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或许又会让他产生别样的感受。[7]］

法国民族主义作家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1905年受到普恩加莱亲自推荐，成为颇负盛名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他把祖国法国阴暗的右翼信仰总结为“土地与死亡”（la terre et les morts）。[8]在法国北部，这些话语经过亚眠传向巴黎，也许会让普恩加莱回想起过去的一次次败北——或许还让他预见到了未来。几个月前，德国扩军，因此法国政府也出台了一项法律，把兵役年限从两年延长至三年，此举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或许还有大部分法国民众，都反对这些措施，认为这样做对于法国的领土防卫目标无益，是受到了更好战的俄国人利益过多的影响，而俄国人只是希望法国军队将来能够与德国交战，他们还花钱请一些法国民族主义报刊登载他们的论证。5月，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带领15万名法国抗议者聚集在培圣吉外（Pré-Saint-Gervais），发表演讲称政府并没有追求更积极的和平政策，而在此之前已有75万人联名请愿。在伯尔尼举行的一场和会上，有190名法国代表和参议员出席，共同出席的还有34名德意志帝国议会（Reichstag）议员。但是对于普恩加莱这样的人来说，这一切只是顺带一提：法国只有保持警觉，准备充分，才能避免历史重演。他的政策就是和平政策，只不过是通过力量来实行的和平政策。那年夏天晚些时候，普恩加莱最终还是成功地经由议会推出了三年兵役的法律。

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摆出标志性的姿势，反对兵役从两年延长至三年。

从很多方面来说，爱国的法国人在思索1913年法国的处境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满足。首先，这个国家也许比近代历史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1870年，法国屈服于普鲁士的淫威之下，最终法律与秩序的军队与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部队在巴黎的街巷展开了一场内战，而现在的法国比那时候还要团结。现在的法国也同样比世纪伊始之际更加团结。彼时，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引发了群情激奋，亲朋好友反目成仇。1895年，军事法庭宣判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Captain Alfred Dreyfus）为德国犯下间谍罪。对于军方是否有所隐瞒，害他蒙冤入狱，以及他究竟是不是法兰西共和国心脏的犹太人叛徒的证据，法国在这些问题上内讧不断。

在一些人看来，德雷福斯的宗教背景早已注定了他的罪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一问题更多的是国家性问题。如果军方说德雷福斯有罪，那么他一定有罪：要是反对，就是在怀疑军队的荣誉。然而在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看来，整个案件就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冤案，打着爱国的旗号，本质却是反犹的偏见。因此这是为公正原则而战，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精神而战。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们在这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军事法庭初审之后过了11年，德雷福斯最终得以平反。但到了1913年，德雷福斯早已退伍，以他为名的这次事件也已经是陈年旧闻。反犹主义依然凶残，却淹没在了更具普遍性的法国民族主义运动中。

法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有很多上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旧伤，纵使没有痊愈，也进行了消毒处理。虽然经过了1905年的政教分离，但天主教徒此时普遍把法兰西共和国作为民族的表达方式。1909年，圣女贞德接受赐福时，共和派和天主教徒都把她当作永恒的法兰西的象征，团结在她的周围。在罗马，教皇庇护十世（Pius X）在赐福礼上还特意亲吻了法国的三色旗。[9]在巴黎，法国民族主义领袖保罗·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用几十年前还难以想象的话语向圣女贞德致敬：“我一直是基督教爱国者，也将永远是天主教共和派。”[10]好一个天主教共和派！在19世纪70年代，不论是奥尔良派还是正统派的保皇党所支持的王朝复辟，都是很有可能实现的。到了1913年，还有一些人浪漫地怀恋着保皇主义，但他们已经处在政治力量的边缘地带。法国锻造出了一个新的共同点，核心在于对法兰西祖国的热爱，如今的法兰西共和国作为其政治形态也得到了认可。普恩加莱本人所推行的正是这种全国性的集结。越来越多的人在方方面面接受了法国政府的形态。当前的政治也是围绕着更世俗的问题，例如选举改革和税收。

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法国仍旧是大国，是一等强国。法国海军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法国的陆军盖世无敌，尽管保持与德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难。法国积聚起了世界第二大帝国，从印度支那到圭亚那，触及地球上的每一个大洲，甚至包括大洋洲。这个帝国仍然在扩张，尤其是在北非。与拥有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英国不同，法国本身并没有一块大陆或者次大陆，但它有阿尔及利亚，虽然人口还不算多，但离祖国很近。这个帝国是很多人骄傲的缘由，也是一部分人财富的源泉。它也渐渐成了重要的兵源之所在。1913年7月的巴士底日（Bastille Day），在隆尚（Longchamp）赛马场举行的阅兵式上，普恩加莱将国旗授予了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塞内加尔、印度支那、马达加斯加、乍得和加蓬的25个殖民地军团。[11]法国在全世界的投资仅次于英国，位居第二。特别是在俄国，法国投资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伦敦是无可争议的全球金本位结算所，然而法国也对拉丁货币同盟（Latin Monetary Union）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该组织以巴黎为主导，让欧洲多个国家的货币可以互相流通。

法国工业的规模或许远远比不上德国和英国，但技术先进，是电影业［卢米埃尔兄弟（the Lumière brothers）和百代电影公司（Pathé）］和欧洲汽车工业（米其林、雷诺、标致）的领头羊。德国或许能造出笨重的齐柏林飞艇（Zeppelin），被法国杂志描述为既难看又危险，但法国人是制造飞机的专家，他们的飞机造型更美观，操纵更灵活，速度也更快。早在1909年，法国人已经首次飞越英吉利海峡，1911年又首次飞行至罗马，经过梵蒂冈上空时，连教皇也惊奇不已。1913年，又是法国人首次飞越地中海，法国人首次将飞机降落在圣地（Holy Land），法国飞行员飞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高度，法国人首次表演了飞机翻筋斗（在根特世博会上又为热心观众们表演了一次）。和法国飞行员一样，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échnique）和巴黎中央理工学院（École Centrale）培养出来的法国工程师也富有冒险精神，天赋异禀，这些都是他们的德国同行梦寐以求的品质。只有巴黎中央理工学院毕业生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这样的法国人，才能设计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座巴黎铁塔。（1913年，与时俱进的埃菲尔正在潜心研究空气动力学。）

抛开国力和影响力这些实际的考量，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依旧是一个文明大国。商业领域或许不算，但社交和外交领域的通用语是法语，不是英语。法式烹调被视作优雅的标准，法国厨师是烹饪艺术最有资格的代言人。法国的时尚潮流引领世界。法国的大学或许不如牛津和剑桥那样知名，在国内的地位也不如德国的大学，却吸纳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他倡导直觉主义，主张生命冲动（l’élan vital）。法国还培养出了很多伟大的数学家，其中包括雷蒙·普恩加莱的堂兄亨利。在过去的12年里，法国科学家、作家和人道主义者获得了至少15个诺贝尔奖，和德国的17个相差不大，远大于英国的6个，美国的3个就更不必说了。

最重要的是，法国依然拥有巴黎。虽说伦敦统治着地平面，但巴黎不也在高空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吗？至少巴黎更美。罗摩奴阇斯瓦米在返回巴哈拉姆普尔（Berhampore）的途中也曾在巴黎短暂停留，连他这样的大英帝国忠诚子民也不得不承认巴黎的美，不过他还担心这样想算不算背叛了伦敦。罗摩奴阇斯瓦米写道，“请原谅我这样想，不过我斗胆认为（比起英国首都），巴黎最好的区段更富有艺术之美，布局也更为整齐，”不过“除了关于艺术美的这些方面，我还是果断偏爱伦敦”。[12]

但巴黎不仅如此。对于生活在那里的巴黎人——包括城郊的250万人——也对于每天纷至沓来捕捉城市气息的数千名游客来说，巴黎依然是那座光之城：人类的灯塔。人类生存的永恒真理表露无遗、生命的普遍原则得以确立之地，依然是巴黎。巴黎是一座充满了传说的城市，同时也是一座砖石垒砌的城市，是居民、游客和梦想到此一游的人们集体想象的产物。只要还有人相信这些传说，巴黎的魅力就会一直留存。只要巴黎魅力不减，法国就依旧伟大。

对于来到法国首都的游客来说，从地球上最高的人造建筑物埃菲尔铁塔顶端的观景台放眼望去，便能够将艳丽迷人的巴黎尽收眼底。

埃菲尔铁塔下方西边是巴黎的游乐园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曾经是国王和皇帝的狩猎场，如今每天下午都是人山人海，戴着硬草帽的男人和情妇一起散步。西北方向有星形广场（Place de l’Étoile），还有雄伟壮观的凯旋门（Arc de Triomphe），纪念过去的拿破仑时代法国的胜利。比伦敦的任何一条大街都要壮观的香榭丽舍（Champs-Elysées）大街，在1871年曾被德国军队踩在脚下。我们的视线顺着香榭丽舍大街来到协和广场，这一带有克里雍大饭店（Hôtel Crillon），还有法国汽车俱乐部（Automobile Club de France），在这里，巴黎上流社会对速度与危险顶礼膜拜。视线越过正前方镀金的巴黎歌剧院，可以看到屹立在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最高处的天主教圣心堂（Sacré-Cœur）。这座建筑规模巨大的教堂，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民众捐款建造起来的，它使人清晰地回想起法国的天主教传统，也象征着对过去无信仰状态的忏悔，而如今圣心堂四周围绕着毫无宗教信仰可言的咖啡馆、夜总会和舞厅，迎合着各种预算和口味的人们。

站在埃菲尔铁塔上，正下方就是巴黎第7区（arrondissement），此区内有法国议会、军事学院、外交部以及在这里工作的部长和官员，是法兰西帝国的中心。东边的塞纳河两岸是巴黎的老城区，巴黎圣母院（Nôtre Dame）就坐落在塞纳河中央的西岱岛（Île de la Cité）上。河的“左岸”（虽然从埃菲尔铁塔往下看是在右边）是索邦大学（Sorbonne）所在的拉丁区（Latin quarter），保存着法兰西民族和共和国英雄骨灰的先贤祠（Panthéon）就坐落于此。无比优雅的卢浮宫，这座世界上最壮观的美术馆，绵延在河的“右岸”（虽然从埃菲尔铁塔往下看是在左边）。1911年，卢浮宫的《蒙娜丽莎》被盗，尚未找回。更远处几乎要看不到的地方是玛莱（Marais）区，曾经是巴黎工人阶级的中心，如今是犹太移民的集中地。再往后，围绕着巴黎北面和东面边缘的一块弧形区域内，是巴黎的平民区（quartiers populaires），巴黎市井生活的一面，美丽城（Belleville）和梅尼蒙当（Ménilmontant），40年前巴黎公社就是在这里进行了最后的浴血奋战。

1910年的《贝德克尔旅行指南》特别提到：“现代巴黎单调的整体外观为人诟病。”[13]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巴黎的大部分都在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的密切监督下经过了重建，拓宽的林荫大道使得路障的建设变得更加困难，还方便了军队的行动。这次重建要求公寓楼的风格和高度必须统一，建设成一个更有整体美的城市，新兴资产阶级可以宣称这座城市属于他们，而不属于贫穷的手艺人、懒惰的流浪汉和富有的贵族。

然而奥斯曼的工作并没有折损巴黎的魅力，而是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壮观。《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感慨道，巴黎的一些地区和意大利没什么两样，另外一些则是中世纪风格。站在埃菲尔铁塔上观察这座城市，便能够看出这种多样性：

塞纳河上的一队队商船和驳船给人一种海港的错觉，特别是天黑之后。夜里的林荫大道灯火通明，表明这是一座游乐之城，永远都在过节。引人入胜的周边环境，再加上布洛涅、万塞讷（Vincennes）、默东（Meudon）和蒙莫朗西（Montmorency）的森林，为这座诱人的首都城市增添了另一抹丰富多变的魅力，没有谁能够不留遗憾地弃城而去。

埃菲尔铁塔已经屹立了25年，成了法国现代性的雄伟象征，来到巴黎的游客以及世界各地的更多人都能够一眼认出它来。埃菲尔铁塔在20世纪初曾被计划拆除，但后来它被巧妙地改作无线电塔，由此激发了把铁塔作为现代象征的新一轮艺术鉴赏潮流。在法国画家罗伯特·德劳内和俄国画家马克·夏加尔的画作中，在出生在瑞士的诗人布莱兹·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和出生在意大利的作家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曾因涉嫌盗窃《蒙娜丽莎》而被短暂拘留）的颂词中，都有它的身影。从1913年7月起，埃菲尔铁塔成了全球的钟塔，“世界的钟表”，这架势自然也让每一个巴黎人感受到了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14]埃菲尔铁塔向世界各地发送强力的无线电信号，临近中午的时候一次，午夜时分一次。世界会记得巴黎依旧在，全世界的时钟都要根据这个信号来校准。罗伯特·德劳内一幅油画的落款是：“铁塔致全世界”（La tour à l’univers s’addresse）。

巴黎普世影响力的神话就这样继续着。事实要更加复杂一些，它本身就暗喻着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法国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单一国家，法兰西共和国的号召力将各个地区和各种身份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不久之前，世界上还没有公认的时区，甚至在法国国内也没有单一的时区。在过去，这倒是无关紧要。在“所有人类活动都在当地钟塔的指引下进行”的世界里，地点决定了时间。但是在现在的世界里，电报和铁路要依照标准时间而不是当地时间，在之前那样一个世界通行的东西，放到现在就显得太落后了。1913年，路易·乌勒维格（Louis Houllevigue）在《巴黎杂志》（Revue de Paris）中指出：“如果按照地方时间来算的话，乘火车从巴黎到布雷斯特（Brest）要比从布雷斯特到巴黎少花54分钟；正午时分从尼斯（Nice）发出的一则新闻到达巴黎的时间是11点40分。”[15]（为了让赶时间的乘客更有余裕，法国火车站的时钟还要慢5分钟，这更是让外国人摸不着头脑。）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法国于1891年在巴黎设定了本土和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国家时间。如今加莱和比亚里茨（Biarritz）的时钟显示的是同样的时间。但国际上的时间标准化早已领先一步，从设定国家时间，发展到了校准和设定各个国家时间的固定间隔。这就需要确立一个起始点，其他的时区都要参照这个时区。人们将伦敦郊区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格林尼治标准时间（Greenwich Mean Time）作为标准，这个标准时间比巴黎慢几分钟。在这个密切联系的世界上，设立一个世界性的基准是出于实际考量，由于同样的原因，国家时间也必然要取代地方时间。但这同样也是出于安全考量：通过无线电向海上轮船报时，轮船便可以更加准确地定位。1911年，法国也顺应时代的要求，把国家时间调整成比巴黎标准时间慢9分21秒，采用了和格林尼治处于同一经度的诺曼底村庄阿尔让唐（Argentan）的标准时间。巴黎没能让世界采用基于自身地理位置的时间系统，如今却成了世界的定时器。1912年，一场以时间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准备让埃菲尔铁塔发挥新的作用，巴黎也成了新成立的国际时间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 l’Heure）所在地。[16]

罗伯特·德劳内1910年的作品《埃菲尔铁塔》。法国“生命冲动”的象征、深受当时艺术家喜爱的埃菲尔铁塔，在20世纪初曾被计划拆除。到了1913年，铁塔已经被改作无线电塔，向全世界广播巴黎时间。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黎的普世地位和政治有关：永远走在时代的前沿。1789年，国王被送上断头台，巴士底狱被攻占。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在1830年迎来了法兰西第一帝国，之后君主制度复辟，巴黎第二次废黜了一位正统派波旁王朝国王，让一位更开明的奥尔良派君主取而代之，把自己塑造成了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捍卫者。正是在这段时间，德国作家卡尔·路德维希·伯尔内（Karl Ludwig Börne）移居巴黎，称其为19世纪的首都。[17]1848年，发生在法国的另一次革命引发了席卷欧洲的起义风暴，也促使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从巴黎回到了再次成为欧洲革命中心的布鲁塞尔。1871年，巴黎又一次成为政治暴力的中心，激进的巴黎公社同时与德国人和从普法战争（the Franco-Prussian War）的灾难中诞生的新一届保守派法国政府两面作战。在巴黎，国家秩序的重建让一万人牺牲在街垒。另有一万人被就地处死，此外还有数千人被流放到太平洋的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

巴黎是一座政治激进主义的城市，偶有暴力，但除了这样的形象以外，巴黎给人的印象是游乐之都——包括违禁的游乐。在漫长的19世纪里，终究是这种印象占了上风：巴黎是典雅与奢华的世俗之城，却也是艺术家和诗人、贫困及其悲剧的浪漫之城。

热情狂放、华丽张扬、标新立异的巴黎波希米亚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然而直到40年后才在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音乐中成为不朽。[18]到了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奥斯曼男爵如火如荼的城市重建，巴黎放浪不羁和穷奢极欲的名声也传开了，被描述为新巴比伦，或者“欧洲娱乐家”。[19]它是马奈（Manet）的《奥林匹亚》（Olympia）所在的城市，画中描绘了一个裸体的交际花，自信的目光突破画布，注视着巴黎沙龙一众男士中的某一个，仿佛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替身顾客。[20]它也是左拉（Zola）的《娜娜》（Nana）中所描述的城市，这部作品记叙了一个轻歌剧少女明星的一生，她勾引男人，最终毁掉了他们，也毁掉了自己。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为这座城市的普世性写下了新的一笔，来自遥远的日本和缅甸的展览品使之成了世界的橱窗。

巴黎公社暂时性地恢复了这座城市的政治激进主义之名。在1789年、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中，后继政权都曾在巴黎成功建立，但这一次不同，巴黎公社更需要的是遗忘而不是纪念。对于除社会主义者以外的大多数共和主义者来说，巴黎公社没有任何荣耀可言，只能使人回想起那场灾难。然而巴黎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人们过得无忧无虑，还增加了酒色娱乐消费。民粹主义从政治转向休闲娱乐。从1870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巴黎的咖啡馆从2.2万家增加到4.2万家。[21]巴黎成了修拉（Seurat）的城市，他画出了《喧嚣舞》（Le Chahut）中在舞厅里故意掀起裙子给管弦乐队和观众看的女郎，还有大碗岛（La Grande Jatte）悠然自得的巴黎小资产阶级，一个戴着大礼帽的花花公子和情妇一起散步。巴黎也是图卢兹—罗特列克（Toulouse-Lautrec）和德加（Degas）的城市，后者是雕刻温柔的芭蕾舞女的雕塑家，也是画马戏团、妓院和舞厅的画家。

世纪之初也是巴黎的巅峰时代，这时的巴黎似乎诞生了所有的流行时尚，也接受了所有艺术家的敬意。唯有在巴黎，才能下午参观卢浮宫，晚上听一场轻歌剧，之后如果想要来一场冒险的话，就去还没怎么现代化的蒙马特区，在死老鼠（Rat Mort）舞厅听吉卜赛音乐直到天明，或者加入煎饼磨坊（Moulin de la Galette）露天咖啡馆的平民中。围绕着“林荫大道”（Grands Boulevards）一带，巴黎成了欧洲有钱人和浪荡子的游乐场，他们每到日落时分就要抉择何去何从，是去女神游乐场（Folies Bergère）还是去里彻（Richer）路，去红磨坊（Moulin Rouge）还是去星形广场，这些地方的观众每晚都要换一批，他们把烦恼抛之脑后，也把钱送到同一批歌手和舞者手里。在巴黎也能吃好喝好，例如丽兹（Ritz）酒店的午餐，杜兰德（Durand）餐厅和帕亚尔（Paillard）餐厅的晚餐，事实上现代餐厅就是在这座城市诞生的。当然巴黎也依旧是性都，不论是直接到城里的众多妓院之一买春，还是通过包养情妇这种更迂回、更微妙的办法。

如果说伦敦是全世界过来投钱的地方，那么巴黎就是把自己打造成了全世界过来花钱的地方。人们在伦敦做生意，在巴黎召开国际会议：从1900年到1913年，在法国首都召开了426次国际会议。相比之下，布鲁塞尔有168次，伦敦有141次，柏林有96次（纽约在这方面比较冷清，只有14次，还比不上挪威首都奥斯陆）。[22]19世纪90年代，德皇贬称巴黎为“世界淫窝”，不过他心里明白，他自己的首都无论经过了怎样的发展，在魅力和国际影响力上还是无法与巴黎相提并论。[23]1900年，巴黎第四次举办世界博览会，这四次一次比一次成功。1900年的世博会吸引了约5 000万名游客，这个数字比法国或英国的总人口还要多。巴黎因此主张对20世纪的所有权。

长期以来，美国人尤其喜爱巴黎，作为美国清教主义及其狭隘商业精神的一剂解药。[24]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乘快速船来到勒阿弗尔（Le Havre），想要为这份爱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结果反倒让自己再次陷入爱河。在亨利·詹姆斯发表于1903年的小说《使节》 （The Ambassadors）中，55岁的刘易斯·兰伯特·斯特瑞塞（Lewis Lambert Strether）被派到欧洲，他的任务是将未婚妻的儿子查德（Chad）从巴黎的道德危险中解救出来——查德交往了一位优雅（且年长）的巴黎女朋友。斯特瑞塞反而发现自己被这座城市吸引了，由此在巴黎的城市之光中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25]在《使节》发表的那一年，一个富裕、年轻的美国人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和兄长利奥（Leo）一起移居巴黎。她在他们位于巴黎花街27号（27 rue de Fleurus）的公寓成立了一家知识分子沙龙，墙上挂满了描绘巴黎的当代艺术作品。

来到巴黎的游客就这样为这座城市的神话添砖加瓦，他们自己也成了其中一部分。1913年，一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游客评论道：“巴黎是一块磁铁，吸引着全世界形形色色的人，也是全世界黄金的堆积场。”这座城市让她屏息凝神，而伦敦或许除了雾以外并不会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

一旦你在这里（巴黎）生活过，醉倒在它的美妙之中，感受到它的神秘气息，迷上它高深莫测的品格和无拘无束的生趣，那么你就永远属于它了。这座城市充满了高贵之美和诱人之魅。你无法定义这种魅力，却能够感受得到——它占据着你的身心。你长吸一口气，它就是那沁人心脾的甘美。你的生活精彩而又紧张，这正是你所期待的，这就是巴黎。[26]

这座革命之城也就到此为止了。现在的巴黎是典型的充满诱惑、刺激和奇观的城市，人们毫无节制地消费它，去感受而不是去理解它：游乐之城，偶有危险。这是一个神话，巴黎人可以自己为之添砖加瓦，和这座城市所做的一样，美化他们自身的世俗气息。

到了1913年，巴黎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业的头号招牌：它对世界的吸引力有增无减。巴黎是一件商品，被复制在明信片和海报上，被制作成瓶装香水出售。世界各地开了上千家巴黎咖啡馆，它们渴望重塑真正的法国首都的街头氛围，包括那里的花花公子、穿着体面的闲人、各式各样的流氓犯罪团伙，哪怕只有区区一瞬间。那些到过真正的巴黎的游客，要是不买些强塞进手里的俗气纪念品，就别想脱身。所谓“巴黎的物品”（Article de Paris），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纪念品——而“纪念品”（souvenir）这个词在法语中是“回忆”的意思——它可以是任何东西，比如假花或者皮包。

事实上，这些东西更有可能是在巴黎东区批量生产的，而不是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作坊手工制造的。但这并不重要。正如1 000年以前的圣地遗物，东西的价值一部分在于它的出处，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它被主人所赋予的意义，以及被骄傲地摆在壁炉架上或者门口上方时受到的崇拜。纪念品当然是暂时的，但这种暂时经过了永恒的点触。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给他在圣彼得堡的朋友寄回了29张埃菲尔铁塔的明信片。他还订购了一套黑色西装，裤子是黑白格子花纹的，他品尝了威士忌和苏打水，首次体验了双人床。他在日记中写道：“巴黎整座城市都是异乎寻常的美丽、热闹、欢乐、迷人。我感觉这里就是世界之巅，到处都是新鲜有趣的事物。”[27]

但1913年的巴黎比起1900年时那座宏伟的城市，未免显得有些俗气吧？每天早上都有一火车一火车的游客从加莱来到巴黎，准备进行一天忙碌的观光。而产业化的旅游业，以及从中渔利的廉价小贩和骗子，岂能无损于这座城市的浪漫？普罗科菲耶夫刚从海尔德街（rue Helder）上的酒店出来，就被一个法国人缠上了，那人卖给他一张地图和一打明信片，还“偷偷地向我兜售一捆淫秽图片”。[28]德莱塞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他问那个小贩有没有母亲或姐妹，她们看到这些东西又将做何感想，就这样把小贩赶走了。[29]《贝德克尔旅行指南》说这些卖卡片的小贩在郊区的火车上危害极大，还告诫女性读者不要经常出入“大道”北边的那些咖啡馆，在那种地方非常容易被人误会，还有可能被人骚扰。这本书还建议，无论是男性游客还是女性游客，天黑以后都不要去巴黎那些少有人去的地方，要时刻提防“扒手大军和另外一些小流氓，那些人一眼就能认出外地人，特别擅长占外地人不了解情况的便宜”。[30]普罗科菲耶夫的母亲或许不像年轻的儿子那样容易受到外界影响，面对巴黎，她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哦，到巴黎了，’我们从巴黎北站（Gare du Nord）的出口出来时，妈妈说，‘不过也没什么特别的。’”[31]

一些巴黎人担心巴黎是不是正在失去某些魅力和个性。1913年1月的《巴黎人》（Parisia）杂志痛斥了香榭丽舍大街的商业化。“那边已经有了一个发光牌，这边还要再立一个标杆，远处还新增了一面大广告牌；业主们胆子大了起来，给自己找到了商机，招贴和广告越来越明目张胆，越来越挑逗。”一名记者这样批评在楼前放广告的风气，这股风气破坏了道路的视觉协调性，完全是为了卑劣的目的而出卖了这条大街。“看阳台上挂着的那些大金字，再看那些花里胡哨的牌子，向你抛过来的‘媚眼’就像扒手对你的口袋送出的‘秋波’，”激烈的批评继续道，“俗气的电广告牌能把盲人的瞳孔烧坏，看你能不能承受得了这样的强光吧。”[32]

或许破坏更严重的地方是蒙马特区，这里曾经是巴黎艺术气息与浪漫情怀的熔炉。就在伦敦招待雷蒙·普恩加莱的那一天，伦敦的报纸报道了蒙马特区逐渐的变化。有人写道：“老蒙马特正在被一点一点地抽离，很快就会变得只剩下回忆”——

整个四艺（Quat’z’Arts）领域那些穿着肥大的裤子、系着松垮的领带、留着长发、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发现，在这个被遗忘的村子里，最后的避难所也已经处于绝境了，他们不知道眼下要躲到哪里才能求得一份安宁。巴黎正在进犯这座神圣的孤山，而赋予这座孤山个性与魅力的一切都正在消逝。[33]

如今，艺术家们转移了阵地。马蒂斯（Matisse）住进了巴黎西南郊伊西莱穆利诺（Issy-les-Moulineaux）的一间小资别墅。西班牙画家巴勃罗·毕加索长期居住在巴黎，他的画室位于巴黎南部蒙帕纳斯公墓（Montparnasse cemetery）对面的舍尔歇街（rue Schoelcher）上。现在的蒙马特区只是一个吸引游客的圈套，对于过去荣耀的拙劣仿制品。

1913年的巴黎仍旧是欧洲的文化之都，不过比起1900年，这顶桂冠稍微有点儿松动了。维也纳和慕尼黑，甚至伦敦和柏林，都在撼动法国首都曾经毋庸置疑的主宰地位。然而评论家兼艺术家雅克—埃米尔·布兰奇（Jacques-Emile Blanche）写道：“基调仍旧要由法国来定。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巴黎，就是为了看看我们都制作了些什么，为他们四海一家的理论寻求我们的认可。”[34]巴黎依旧是艺术创新的中心，毕加索和布拉克（Braque）的立体主义从这里诞生。巴黎也依旧是画家举办画展、出售作品的地方。巴黎还是开拓事业或者发起运动的地方。1909年，意大利人菲利波·马里内蒂（Filippo Marinetti）在巴黎《费加罗报》的头版用法语发表了未来主义宣言，宣告了追求速度、新奇和暴力的一场自发的煽动性艺术运动的诞生。仅仅过了两个星期，这份宣言就登上了一家意大利报纸，只不过声势减弱了不少：

8.我们经过了这么多世纪，已经到了天涯海角！……既然我们一定要撞开“不可能”的神秘之门，又有什么好回眸？时间和空间已经死在了昨天。我们已经生活在绝对之中，因为我们已经创造出了生生不息、无处不在的速度。

9.我们要赞美战争——世界上唯一的清洁之法——军国主义、爱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行为、会杀人的美好构想、对女性的蔑视。

10.我们要摧毁博物馆和图书馆，与道德主义、女权主义以及一切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懦弱作战。[35]

现代艺术不断变化的先锋，即“前卫”这一概念，也是在巴黎形成的。

然而尽管巴黎依旧是文化现代性的裁定者，进行艺术尝试的平台，但它现在的角色一方面是欧洲文化的陈列柜，也就是商店橱窗，另一方面是法国文化的宣传广告。曾经的印象主义是由巴黎人的品位和巴黎的艺术家决定的，而这些新的视觉艺术活动则不然，根本看不出是法国的。表现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扎根在德国。未来主义倒是在一家巴黎报纸上出现的，但它的领袖是意大利人，以及形式上多少有些不同的俄国人。另一方面，巴黎的戏剧近些年来占领了维也纳、意大利甚至比利时的戏剧季。[36]1913年的一次艺术活动由于性质大胆，在观众中引起了骚动，也由此声名远扬，而它本身几乎都是外国元素：那就是《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的演出，俄国芭蕾舞演员随着俄国作曲家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创作的音乐翩翩起舞，演出所在的剧院也因其日耳曼风格的线条而被批评为“蒙田大街（Avenue Montaigne）上的齐柏林飞艇”。[37]

“现在法国人在自家地盘都要待不下去了。”雅克—埃米尔·布兰奇写道。之所以还让巴黎来宣布对世界艺术的最高裁决，完全是出于习惯。因此与其说巴黎征服了世界，不如说是世界征服了巴黎，殖民于巴黎，使之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布兰奇总结道，巴黎正在迅速成为“欧洲的中央车站”，现在它的原创性和推动力都是外来的。[38]

1913年，尽管法兰西儿女为祖国争得了无数荣誉和至高地位，但法国人得意扬扬、装腔作势的背后，却隐藏着挥之不去的恐惧。

在世界博览会的灿烂阳光下，现在对未来的威胁恐怕比10年前更大。1913年，电影《方托马斯》（Fantômas）占领了首都的大银幕。在现代世界日常生活的背景下，电影中的同名反英雄犯下了一件又一件精心设计的罪案。电影海报上的方托马斯戴着大礼帽和面具，犹如幽灵一般占据着血红的天空，睥睨着脚下的巴黎，埃菲尔铁塔只到他的膝盖处。方托马斯暗示着近乎玄秘的现代性力量，日常生活中黑暗神秘的另一面，恶灵不但没有被驱逐，反而以一种更加危险的新形态回归了世界。

由于人们对速度、飞机和汽车顶礼膜拜，对于现代性诸如此类的恐惧得到了些许缓释，但这种恐惧或许涉及一系列更广泛的问题，围绕着法国与周围不断变化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法国是不是已经过了鼎盛时期？法国的伟大是事实吗？抑或是一种感官记忆，好似马塞尔·普鲁斯特于1913年出版了第一卷的伤感小说《追忆似水年华》（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中所描写的，小玛德莱娜蛋糕融化在上颚的滋味？说到底，法国是不是正在悄然无声地落后于它的那些竞争对手，尤其是德国？

1913年，虚构的犯罪大师方托马斯的幽灵，玄秘的现代性力量的象征，占领了法国的大银幕。

一些人觉得即便只是提出这种问题，就算没到失败主义的程度，也是过于宿命主义了。普恩加莱自己有时也会宣称，谈论法国的衰落就是不爱国的表现。至于衰落的原因，莱昂·都德（Léon Daudet）等极右派作家把目标指向了德国和犹太人的阴谋，让·饶勒斯的国际社会主义也成了另一个靶子。每有10本表明衰落原因的书，其中只有两本是在赞扬法国在爱国联盟和为国献身的精神理念下的光荣复兴。法国的民族主义很激进，是因为它先天虚弱，人们打算利用它来推动复兴，仿佛一个国家的伟大只要有自信便可，而无须决定性的事实。

在一些人看来，关于法国的历史衰落人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以及对于法国的未来人们需要担心的一切，都能在法国的人口统计资料中找到答案。雅克·贝蒂荣（Jacques Bertillon）在意外畅销的一篇专题论文中明确指出：“所有的法国人都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难解的问题：要怎样才能不让法国消失，让法兰西民族继续存在于世？”[39] 贝蒂荣问道，法国拥有全欧洲最优良的农业用地，可为何每平方英里的土地所养活的人口数却不及英国的一半？在过去的30年间，英国的人口增加了1 000万，德国增加了1 800万，而法国为何只增加了200万？现在，就连意大利的人口都快要赶上法国了。

法国人口相对减少，原因是多方面的：法国的上层阶级出生率低，继承法倾向于打压大家族（因为大家族容易造成产业集团扩大化），还有法国夫妻的性习惯，特别是“俄南之罪”（Crime of Onan，体外射精或手淫）。此外，贝蒂荣还引证了巴黎的音乐厅——“轻音乐和拙劣、邪恶的副歌”的巢穴——大受欢迎的事实，那些暗示着小家庭更好的戏剧、避孕药的应用，以及他认为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关系的反生育运动。邻国比利时的一名警察局局长曾以涉及淫秽出版物为名，叫停了一场避孕措施教育展，贝蒂荣对此表示称赞。他和1913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生理学家夏尔·里歇（Charles Richet）一道，成立了全国人口增长联盟（Alliance nationale pour l’accro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不知疲倦地游说法国议会采取行动，试图扭转人口减少的趋势（不过成效不大）。

事实正如贝蒂荣所看到的那样，法国人口相对减少，引发了一连串的威胁。为了和德国的兵员数保持一致，法国已经要求更大比例的男性人口服兵役。这实际上也是1913年普恩加莱四处游说，主张把兵役期限从两年延长至三年以应对德国扩张的原因之一。

往后，这一问题还将变得更加严峻。法国只得越来越多地依赖身体不那么强健的新兵，以及来自殖民地的新兵。这一切都被德国的军事策划者或者他们的助手看在眼里。10年前的一个德国人这样写道：“男人不愿从军，女人拒绝生育，这样一个民族会变得麻木，失去活力，注定要受控于一个年富力强的民族。”[40]贝蒂荣问道，军事实力减弱的法国会不会最终变得像波兰一样，被欧洲的其他大国瓜分？

但事情还不止如此。在历史上，英国的大规模移民巩固了祖国不列颠与广阔的海外领土，特别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这些殖民地之间的联系。然而从法国到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移民向来不多，总体人口增长速度慢也是原因之一。贝蒂荣认为这种情况容易削弱殖民扩张的势头，淡化帝国的内部联系。即便是在法兰西帝国的宝石阿尔及利亚，非阿拉伯人口中很多都没有法国血统。与此同时，在欧洲内部，讲法语的人数相比于讲德语的人数大幅下降（现已不到后者的一半），这意味着伏尔泰的语言将不再普及，法国也将随之丧失文化上的影响力。

阅读贝蒂荣的分析，人们仿佛看到法国在梦游的状态下走向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毁灭。如果没有了愿意为国而战的人民，法国的成就又有何价值？普恩加莱等人认为法国可能会与德国一决高下，甚至是非常有可能，而果真如此的话，法国要拿什么去扳倒德国？或许是信仰？举国团结一心？还是年轻人的爱国精神？

1913年，两名天主教知识分子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和阿尔弗雷德·德·塔尔德（Alfred de Tarde）用笔名阿加顿（Agathon）发表了《昨日的青年》（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他们激烈地反驳了将人口统计学视为天命的观念。他们描写了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20年，即189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也就是他们这一代。他们称这一代人与悲观主义、半吊子的父辈们截然不同。相比之下，这年轻一代所受的启发来自行动和牺牲的理想、体育文化和旅行探险，这是天主教信仰的再发现，它取代了上一代人盛行于世纪之初的放荡主义。年轻一代在知识分子界的核心人物是莫里斯·巴雷斯和提出“生命冲动”的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年轻一代的倡导者是保罗·克罗岱尔（Paul Claudel）和天主教徒、德雷福斯支持者、民族主义者夏尔·佩吉（Charles Péguy）。“世界主义”的索邦大学曾经有很多饶勒斯的追随者，而现在民族主义者的人数更多。

马西斯和德·塔尔德解释说，这一代人宁愿到殖民地从军也不愿留在国内享福。他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应届毕业生克利普费尔（Klipfell），他报名参军，在摩洛哥服役；另一个是伟大的法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的外孙欧内斯特·普西卡里（Ernest Pischari），他想要到非洲灌木丛中服役。马西斯和德·塔尔德写道：“在爱国信仰和尚武精神的熏陶下，这些年轻人一旦得到机会，定能成就英雄事业。”[41]他们认为这一代人将会成为法国的救星。

柏林
强力之都

西奥多·德莱塞在他的欧洲之旅接近尾声的时候写道：“巴黎曾经风光过，也无疑会继续风光下去。”继而又说：“伦敦满足于走极端保守的路线。”[1]但柏林最辉煌的时期就在眼前。“那里有血性，有希望，还有喜怒无常、贪欲无度的瓦格纳气质。”德莱塞的这番评价恰逢瓦格纳的百年诞辰，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1913年有100多万游客来到柏林，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座生气勃勃、活力四射的城市。这座城市包裹在德意志帝国的外表之下，内在却依旧是普鲁士的首都。它被认为是欧洲最现代化的城市，工业强市，科学之都，一座炫耀性的城市。游客们的感受丰富多样。一些人眼中的柏林是一座大都市，比其他任何一座城市都更具未来和都市气息，更加现代化，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德意志帝国所拥有的全球经济力量。而另外一些人看到的是一个暴发户的形象，大肆张扬着新兴的繁荣，却没有一点儿高雅品位，整个就是一座丑陋、野蛮的城市。在很多人心中，这两种想法是交织在一起的。

柏林的游客中超过1/3是俄国人，他们在这里大概比在祖国呼吸得更自由一些，或许是在柏林身上看到了一个迅速工业化的半民主国家所能取得的成就。[2]第二大游客群体是奥地利人，他们把柏林视为德语区范围内的竞争对手城市，紧张不安地打量着它。第三大游客群体是美国人，他们往往觉得柏林这座城市至少还是现代化的，让他们回想起自己的祖国。但他们不会久留于此。阿德龙大酒店（Hotel Adlon）的老板忧伤地表示：“他们只在这里住三天，之后就纷纷奔向各个温泉镇……他们在巴黎花的钱是最多的。”[3]

西奥多·德莱塞初到柏林时，正乘着马车，从玻璃和钢铁铸就的、华丽壮观的腓特烈大街（Friedrichstrasse）火车站，一路颠簸至绿树成荫的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这也是柏林对香榭丽舍大街做出的浮夸回应，前面就是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 Gate）：

这里的一切，毫不夸张地说，真的是一切，都和美国一样新，甚至更新，也就是德国式的新！这里的出租车司机是我见过的最高大魁梧、虎背熊腰、膀大腰圆、最有德国味（Deutschiest）的家伙。

法国画家夏尔·于阿尔（Charles Huard）也把同样的风景画成了一捆素描，后来又把这些素描编入一本讲柏林的书中。这本书尖酸刻薄，反映出了法国人对德国人普遍的刻板印象：骄傲自大、盛气凌人、缺乏魅力。一个来自柏林的熟人曾经向他保证，菩提树下大街比罗马的克尔索（Corso）大街更漂亮，比巴黎的那些大街和伦敦的皮卡迪利大街更贵气。而在他眼里，那“的确是一条很宽的林荫大道，但种的都是些普通的树，不受待见的栗树和干枯的菩提树；瘦骨嶙峋的马拉着难看的马车……我彻底幻灭了”。[4]在克兰茨勒（Kranzler）糕点铺门前的露台上，于阿尔看到“一个胖子贪婪地舔着勺子”，而人行道上“身材结实、健壮的人们来来往往，神色傲慢，拒人于千里之外”。

来自东方的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惊讶于柏林的火车站数量，不确定自己该在哪一站下车：“柏林的某某站到了，我们应该在这站下车，不对，还要再走一段，于是又到了柏林的某某某站，不对，还没到；最后到了柏林的腓特烈大街站，我们得赶紧挤出去，因为火车只停两分钟，之后又要开往柏林的某个站了。”[5]普罗科菲耶夫与母亲在凯宾斯基酒店用午餐，吃龙虾，喝香槟，重振精神。他觉得这座城市具有“令人难忘的日耳曼气质”，一条条宽阔、笔直的大街贯穿蒂尔加藤（Tiergarten）公园，这座城市中央公园曾经是霍亨索伦王朝历代国王的狩猎场。他还评论说柏林没有美女，至少都不如让他魂牵梦萦的圣彼得堡姑娘乌姆内卡亚（Umnenkaya）那样迷人。

对于第一次乘坐巴黎、圣彼得堡或维也纳发出的火车来到柏林的游客，1912年的一本旅行指南《专业旅行者的柏林》（Berlin für Kenner）建议他们下了火车以后直奔人群。[6]这本旅行指南的建议是，从腓特烈大街火车站——也就是德莱塞、普罗科菲耶夫与母亲下车的那一站——出发很方便，先向南步行至莱比锡大街（Leipziger Strasse），在这条街上有柏林最壮观的景点之一：韦特海姆（Wertheim）百货，它和A.扬道尔夫公司（A. Jandorf & Co.）、蒂茨（Tietz）以及柏林西边最新建立的Kaufhaus des Westens（简称卡迪威，KaDeWe）是柏林最大的百货商场。旅行指南对此的解释是：“人们会自发地走进去，然后便立刻陷入柏林生活的疯狂迷乱之中，无法自拔。”韦特海姆的确是一座城中之城，这里不仅可以购物，还有图书馆、美术馆、屋顶花园、照相馆、售票代理处和几家餐厅。一些观察者指出，这一类的百货商场是柏林人身份的熔炉，因为贵族和中产阶级在这些地方混杂在一起，柏林人共同发扬着一种新的炫耀性消费文化。[7]对于百货商场能和柏林的博物馆和美术馆相提并论，成为这座城市的亮点，一些更拘谨的德国人表示愤慨，认为百货商场证实了柏林愈演愈烈的铺张浪费之风，破坏了中产阶级勤俭节约、通过教育提升自我的传统美德，或许还弱化了因正直而闻名的普鲁士风骨。

从韦特海姆出来，沿着莱比锡大街来到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特拉法加广场和星形广场仿佛在柏林合二为一。在这里，最明显的感受就是这座城市的活力：“映入眼帘的景象令人难以置信，人潮涌动，灯火辉煌，车水马龙——那就是柏林！”以上是描绘柏林的画家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希纳（Ernst Ludwig Kirchner）和路德维希·迈德纳（Ludwig Meidner）眼中的波茨坦广场，是现代大都市的表现。次年，迈德纳在他的现代城市绘画指导书中这样写道：“一条街道并不是由各种色调构成的，而是风吹过一排排窗户时的呼啸，各种各样的车辆之间奔腾的光束，上千个跃动的球面，零零落落的人和广告，以及嗡鸣的、无形的色彩集合在一起的轰击。”[8]

这就是柏林：色彩缤纷，巨大开阔，以一种卖弄的姿态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现代化。柏林这座城市遍布着自动售货机和报刊亭、电话和有轨电车。1895年时，柏林的人均电话拥有数量是伦敦的8倍；到了1911年，虽然世界范围内的电话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柏林的人均电话拥有数量依旧是大英帝国首都的两倍。[9]柏林有轨电车网的总长度相当于从德意志帝国东北的柏林到西南的美茵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之间的距离。1913年，柏林最新的一座地铁站——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站投入运营。这年年底，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正准备赴任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的新职位。柏林终究还是一座科学之城——而且并不排斥犹太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sation）的总部就设在柏林。

然而在柏林走马观花的游客不太容易看到柏林的另一面，也就是德国电气公司（Allgemeine Elektricitäts-Gesellschaft，简称AEG）的创始人之子、德国犹太人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称之为“工厂城市”（Fabrikstadt）的一面。这些工厂沿着城西的一条条运河和环形铁路而建，围绕着市中心构成了一条从西北到西南的大弧线，从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的西门子公司生产车间，经过了AEG公司的各个工厂。这是由于德国的电气工程行业——闻名世界的涡轮机和发电机、电报机和电话机的制造者——选择柏林作为大本营，毗邻欧洲最好的几所理工大学以及该行业的众多大客户：德国军队、铁路和邮政。[10]巴黎或许保住了“光之城”的桂冠，而此时的柏林也以“电之都”（Elektropolis）的称号为傲。

美国人沃尔特·库恩（Walt Kuhn）来到柏林，为纽约军械库艺术展寻找欧洲艺术品，他自然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活力四射的一面，虽说或许不那么亲切。“这座城市和市民都让人感觉不‘自在’。”他给妻子写信说。[11]他还将柏林的交通与纽约类比：“警察确实是在吓唬人，但你要么跳起来，要么就只能跌跌撞撞地行进。”

柏林是从一个驻防小镇发展起来的，普鲁士也是军事化社会，这两点依旧体现在这座城市条条框框的拘束感上，试图驯服柏林不安分的一面，把它束缚在普鲁士秩序的枷锁中。据比利时大使回忆，在布洛涅森林和伦敦的公园，人们都可以躺在草坪上，然而到了蒂尔加藤公园，只见精心照料的草坪上立着“禁止”的告示牌。[12]德莱塞这样描述高级官僚的日常状态：

德国的警察戴着锃亮的铜头盔，系着铜腰带；柏林的哨兵穿着灰色长款军大衣，肩上扛着步枪，眼睛藏在高帽投下的阴影里，身后是黑白条纹的岗亭，每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落，每一座机关大楼前，都明晃晃地部署着这样的哨兵；德国军方和皇家的汽车在专用车道上高速行驶，前方所有的交通都要清除，官僚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小旗子在汽车底杠上耀武扬威地招展着，在你的身边飞掠而过。[13]

戴着钉盔的军官形象是让人一眼就能认出的普鲁士象征，因此有一本英文的柏林旅行指南就选择用它作为封面，在伦敦一家拥挤的书店里，只需远远地一瞥便能心领神会。[14]

在柏林，普鲁士军事起家和军事传统的影响力从未淡去，无论是往日军事胜利的纪念碑，没完没了的阅兵式，柏林公园里的铜管军乐队，还是柏林壮观的中央大街上和高档咖啡馆中穿着奇异制服的军人，包括皇帝本人在内。1906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让服从军令的普鲁士传统变成了一场闹剧。一个身份卑微的鞋匠威廉·福格特（Wilhelm Voigt）穿着一个军官的二手制服，在街上拦下了几名真正的德国士兵，命令他们跟随自己到科佩尼克（Köpenick）市政厅去。到了市政厅，他仅仅凭借着自信，再加上手下的几名士兵做担保，就又从市长手里要来了4 000马克，后来他换上平民的衣服，带着钱跑掉了。他对这身军装会产生怎样的效果非常自信，甚至还在半路上征用了一列火车。福格特被抓到了，最终在1908年被皇帝赦免。威廉皇帝觉得，福格特的这场恶作剧到头来不是恰恰证明柏林已经笼罩在等级观念和遵从权威的意识中了吗？到了1913年，“科佩尼克上尉”已经成了柏林的民间传说。

社会上潜在的军事化也显露出了更加隐晦的迹象。柏林占地面积很大的公寓楼群被称为Mietskasernen，字面意思是“出租的兵营”，源于公寓的面积以及毫无个性、千篇一律、准军事化的特点。在柏林西边的格鲁内瓦尔德（Grunewald）林区，大清早总能碰见参加“漂鸟运动”（Wandervogel）的一群群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所在的童子军社团受到军国主义者威廉皇储的支持，也就是1913年发表战争中的男子气概赞歌的那位。就连万湖（Wannsee）湖畔的公开体操表演都喜欢展示军人般的精准和矫健身姿。1913年6月，新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落成典礼，它将成为1916年柏林奥运会的举办地，因此，肩负着提高德国奥运会成绩重任的德意志帝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也不出所料地是一名军人——维克多·冯·波德别尔斯基（Victor von Podbielski）将军。[15]

普鲁士邦的条理性在柏林的街道上表现得十分明显，总会有一大批清洁车把街道打扫得一尘不染（然而对骑自行车的人来说却更加危险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柏林的公共卫生大为改善。到了1913年，一本英文旅行指南可以这样评价：“柏林的饮用水好极了，特别干净、清爽，而工人阶级竟然更喜欢喝啤酒，这实在是太奇怪了，不过他们偏偏就是更喜欢喝啤酒。”[16]虽然汉堡在不久前的1892年爆发了一场霍乱，但柏林当局定期使用消毒剂消毒，保障了城市的安全。[17]

无论官僚对于让柏林有效发挥其城市职能起着怎样的作用，无论军队里如何暗流涌动，私人的娱乐消遣总是少不了的。不可能按照某些保守派喜欢的那样，完全让上层来管理社会。瀚蓝斯湖（Halensee）有月亮公园（Luna Park），柏林的任何一家大酒店都有下午五时茶会，洋溢着打情骂俏的氛围。和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1913年的探戈热潮也席卷了柏林，尽管皇帝禁止穿军服的军官跳探戈。柏林的素食餐厅（在1902年共有152家）和裸体主义社团甚至好像还带有一丝反主流文化的意味，更不必说柏林的夜生活了。[18]

因为只有到了夜里，这座城市才会卸下伪装，把白天的条条框框换成夜晚的纵情恣肆。《专业旅行者的柏林》以一种好似推销的夸张语气评论道：“柏林的夜生活和其他任何一座城市，甚至是巴黎都不一样，这表明柏林是一座世界城市（Weltstadt）。”[19]这本旅行指南还十分肯定地告诉游客们，市中心的腓特烈大街一带以及从菩提树下大街至莫伦大街（Mohrenstrasse）一带，有许许多多的夜总会（Nachtlokalen），打扮入时的柏林人经常光顾这些很晚才打烊的酒吧。“何不跟着他们一起进去呢？”旅行指南建议道，“不用非得在红磨坊或者豪华舞厅（Palais de Danse）喝香槟，摩泽尔（Mosel）葡萄酒或者波尔多（Bordeaux）葡萄酒同样能够让人心满意足。”（德莱塞有着不一样的经历：他发现在豪华舞厅只能花20马克买一瓶香槟，这个价格差不多是一套新西装的1/3。）[20]这些地方离柏林新建的大酒店，比如富丽堂皇的阿德龙大酒店（位于菩提树下大街1号）或者稍微差那么一点点的漫步大道（Esplanade）酒店都不远，相对比较安全些。旅行指南提到了很有用的一点，“可以安心地带着妻子一起去”。夜深以后，还可以到Lindencasino赌场或者至少要营业到凌晨4点的Toni Grünefeld酒吧继续享受夜生活。

此外还有另一种形式的探险，旅行指南称之为“闲逛之旅”（Bummeltour），把（男性）游客带到更工业化、更脏乱的柏林北部。正因如此，“最好让妻子留在酒店”。这里的夜生活可以一直持续到天亮。到了早上6点钟，人们可能还在星星酒馆（Café Stern）或者埃尔泽塞尔大街（Elsässer Strasse）的Erlanger Krug、歌德或者瓦尔哈拉（Walhalla）这些刚刚开门营业的酒馆，为辉煌灿烂的柏林、至高无上的柏林、酩酊大醉的柏林干杯。柏林估计有两万名妓女，此外还有大概两千名男妓，这个时间也是他们最后的工作时间。[21]（虽然在德国，同性恋是违法的，但柏林却是欧洲的——因此也是世界的——同性恋之都。）在一些清晨营业的酒馆里，把身份证件藏起来才是明智之举，以防警察突袭。不过正如旅行指南得意扬扬的声明所言：“那也是柏林生活！”（Auch das ist Berliner leben!）仿佛在一场柏林之旅中，如果没有跟法律与秩序的捍卫者过过招，就是不完整的。在对权威无条件服从的风气下，做到这样已经是极限了。

早晨回到酒店的外国游客，一路上或许会捕捉到柏林的另一面，都市工人阶级的柏林，也就是拉特瑙所谓的“工厂城市”里的工人们。1913年，巴黎只有不到四成的工人从事工业劳动，而柏林则有六成。[22]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于1906年写道：“我们最多只是发现，在清晨五六点钟，我们经过一夜的歌舞或者斗牌，疲惫不堪地回到家时，或者去火车站赶早班车时，他们（工人阶级）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然后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便突然闪现在眼前，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成百上千的人，三两成群，组成一条条长队，迈着轻快的步伐“去上班”。他们大多不发一言，手里拿着劳动工具或者咖啡罐。他们……现在正奔向巨大的摩洛神[1]的怀抱，那就是在6点钟响起汽笛声的工厂。汽笛声宣告了工厂的囚徒们个人生活的结束，重新开始要等到十一二个小时之后，而6点钟的我们已经再一次舒舒服服地爬上了床。[23]

这就是柏林的底层社会，用《专业旅行者的柏林》中的话说，是“光鲜奖牌的背面”。在柏林，工会的势力很大，1905年共有22.4万名成员。[24] 1910年，柏林有15万工人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普鲁士修改选举法，1911年还有20万工人来到特雷普托公园（Treptower Park），谴责帝国在摩洛哥的外交政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分析和社会民主在这座城市盛行。柏林的保守派势力也许想要忘记柏林的这个样子，但罢工或者疾病的爆发却让他们不得不去面对。波兰犹太人、社会民主党，后又成为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记述了三个穷人约瑟夫·盖厄（Joseph Geihe）、卡尔·梅尔希奥（Karl Melchior）和卢西恩·什奇普捷罗夫斯基（Lucian Szczyptierowski）的事例。由于身染怪病，他们从柏林街头卑微的小人物一下子变成了中产阶级浓厚兴趣与积极关注的对象。“（这三个人）一辈子都未曾让人如此感兴趣”，卢森堡一针见血地指出，而“现在这是多大的荣幸啊！……对于他们胃里的东西，世人一度是全然漠视的，可现在却勤奋地研究了起来，在所有的报纸上高谈阔论”。[25]

所有人都觉得，柏林或许还不像伦敦那样重要，而且过于工业化和粗鲁，远不如巴黎那样迷人，但它前途无量，和今日的上海一样，是一座不容忽略的城市。

19世纪初期的柏林基本上只是一座灰扑扑的驻防小镇，位于普鲁士平原中央，人口刚够20万，是普鲁士历代国王的王都，一个德意志北部邦国的人造首都，排场大过实际地位。“普鲁士的首都和普鲁士本身一个样，”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于1814年写道，“这里的建筑和机构与这里的人同样年纪，仅此而已，因为它们都是同一个人的作品。”这个人就是腓特烈大帝，不过他更喜欢说法语，大多数时间都不在柏林，而是在柏林附近波茨坦（Potsdam）的无忧宫（Sanssouci）度过。[26]

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为AEG公司设计的现代主义风格的透平机制造车间。柏林不只是德意志帝国的首都，它本身也是一座工业强市，既是“工厂城市”，也是志存高远的“世界城市”。

然而在1871年，普鲁士首都摇身一变，得到了一个新身份，成了刚刚在凡尔赛宫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自那以后，柏林飞速发展，成了欧洲主要的工业城市之一，也渐渐获得了世界城市的称号，正如德国也向往成为世界强国。人们能够充分地感觉到，柏林将会反映出德国本身的活力和国际影响力。现在这个国家的钢产量超过了英、法、俄三国的总和，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化学品（用英国轮船运送到消费者手中），更何况它的电气工程还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7]德国的银行家和商人在全世界考察，发现有待占领的市场和有待满足的消费者。他们于1913年在基尔创立了一家研究机构来研究这一问题。

1913年，柏林的人口已经接近400万，而且还在继续增长。突破500万只是时间问题，再这样下去，超过伦敦的600万也不在话下。19世纪的柏林——用老一辈人的话说，叫“老柏林”（Alt Berlin）——与在原地发展起来的这座大都市并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这座大都市从柏林相对贫穷的中心地区，发展到工业化的北部和东部，再到西部的新区和格鲁内瓦尔德的中产阶级别墅区。拉特瑙在格鲁内瓦尔德的国王大道（Königsallee）拥有一座极其华丽的别墅，这座别墅与每天为他赚钱的那些工业建筑大相径庭。

为了强调普鲁士在历史上的丰功伟业，赋予其庄严的意味，威廉二世皇帝在纪念物和纪念碑上斥下巨资。（德莱塞把由此产生的那些雕像称为“反人类的罪恶”。）[28]柏林当然已经有了胜利纪念柱（Siegessäule）——一座富丽堂皇的凯旋柱，顶端是金雕像。在此基础上，皇帝又在选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的一端建起了一座教堂，纪念他同样也叫威廉皇帝的祖父。这是一座大教堂，他希望有朝一日这座教堂在新教徒中能够具有圣彼得大教堂在天主教徒中那样的地位。威廉皇帝还是考古爱好者，经常去爱奥尼亚海的科孚岛（Corfu）度假，并且有所“发现”。他个人对于德国在古代世界考古宝藏中的收获非常感兴趣，还怂恿著名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把自己贮藏的宝物留给柏林这座城市。1902年，他亲自主持了帕加马祭坛（Pergamon Altar）新的收藏地落成仪式，后来的帕加马博物馆于1912年动工。[29]他还主持了胜利大道（Victory Avenue）的落成仪式，这是一个雕像公园，雕刻着普鲁士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上溯至12世纪的阿尔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 der Bär），不过其中的一些雕像看上去却疑似当代宫廷中的马屁精。

20世纪之初，柏林的各个行政区都遵循皇帝的指示，建造的市政厅塔楼一个比一个高，外观一个比一个华丽，对历史的参考让整座城市有了大杂烩的特征。在新克尔恩（Neukölln）的里克斯多夫（Rixdorf），德国北部的诸多建筑风格融入一座模仿13世纪的锡耶纳市政厅（Palazzo Pubblico of Siena）而建的塔楼中，而科佩尼克市政厅（Rathaus）就尝试了这种趋近德国北部的哥特式风格。

数十年过去了，在柏林建起了很多使人想起哥特遗产的市政厅，以及历史英雄纪念碑，但即便如此，柏林这个欧洲首都中的后起之秀，却从未抛弃标新立异的作风。柏林城主要的传记作者之一、艺术评论家卡尔·谢弗勒（Karl Scheffler）有一句绝妙的形容，这座城市被下了“永远在变化，绝不会消停下来”（immerfort zu werden und niemals zu sein）这样一道判决。[30]1899年，身为柏林人的瓦尔特·拉特瑙也承认柏林是暴发户。的确，“柏林是城市中的暴发户，也是暴发户的城市”。[31]不过，这并没有什么丢脸的。他评论道：“德语中的暴发户指的是白手起家的人。”

在某种意义上，柏林的发展速度决定了它只可能成为暴发户，为了跟上城市人口增长，飞快地建房盖楼。（事实上，1911年约有6万名柏林人住在地下室。）[32]很多游客认为柏林更像是美国而不是欧洲的城市。“相比之下，连芝加哥都显得古色古香，”马克·吐温在19世纪90年代写道，“柏林的大部分看上去像是上个星期才建好的，其余的部分也只能稍微看出一抹更加黯淡的色调，像是有6—8个月的样子。”[33]柏林身上的美国气息挥之不去。1910年，卡尔·谢弗勒进一步指出，柏林不只是像美国，而且还正在美国化，德国其他地区亦受其影响，对此他的态度至少是矛盾的。[34]

土生土长的汉堡人谢弗勒写道，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对于柏林完全没有家的感觉。柏林不是他们的城市，这种感觉与巴伐利亚人对于慕尼黑，或者莱茵兰（Rhineland）人对于科隆的感觉不同。慕尼黑和科隆都曾经是地方的政治活动中心，本身就是重要的城市，而当时的柏林还只是一个名声好一点儿的村庄。有1/5的英格兰人生活在伦敦，1/8的法国人生活在巴黎，而只有1/20的德国人生活在柏林，这些人大多来自德国东部，也就是普鲁士，而不是西部。因此对于国家整体来说，柏林并不算是自然形成的首都，而是由一批批外来者组成的殖民首都。它处在偏远的易北河东部，居住在那里的是一群“冷漠无情的拓荒者”。

最糟糕的是柏林文化生活的矫揉造作，这一点也遭到了谢弗勒的批判：“也只有柏林人可以对歌德不甚了解，却对上一个季度流行的诗人了如指掌。”由于缺乏艺术底蕴，又没有足够的创造力来打造属于自己的风格，柏林只好用其他的风格东拼西凑，却只是囫囵吞枣，良莠不分。谢弗勒很欣赏现代主义高雅大方的简洁性，以及哥特风格的中世纪优雅。他建议《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把彼得·贝伦斯最近为AEG公司设计的透平机制造车间收录进去。[35]但他认为柏林的新建筑大多不怎么样。这些建筑透露出的品位很成问题，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建筑理念都很混乱，是借过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因此柏林的建筑师们在德国的其他地方投下了一片粗陋的阴影——“世界城市的阴影”。

但这片阴影却有一个极其特别的形式——它和皇帝本人的形象基本一致。谢弗勒写道：“皇帝和现代的柏林人一样，都怀有一种紧张不安的需求，想要做出一番事业，富有进取精神，奉行乐观主义和物质主义，拥有同样的本能、同样的表现欲、同样变化无常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他在建筑艺术最衰败的时候产生了大兴土木的欲望”。正如同皇帝有意干涉国家美术馆的购置策略，他还打算运用自己身为皇帝的特权来否决不合心意的柏林建筑方案，为他认可的工程助推。“但凡是成功的画家、建筑师、工程师和造船师，几乎无不蒙受皇帝提出的很多专业意见之恩。”一名英国的宫廷观察者委婉地评论道。[36]柏林就这样带着其统治者的缺点建设了起来。

威廉二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他喜欢旅行。他积极跟上最新的科技发展步伐，并就此发表自己的见解。虽然他试图表现得自信满满，却很容易陷入一阵阵消沉沮丧和自我怀疑的情绪中，这也是他那个时代典型德国人的特征。在宫廷生活中，他既可以墨守成规让人敢怒不敢言，又可以是万民拥戴的一缕清风，和诸如犹太船王阿尔贝特·巴林（Albert Ballin）这样的人交好，而皇帝的上一代对于这类人是不屑一顾的。但他还有另一个爱好：制定规矩。

1913年注定属于皇帝。他29岁时继承父亲腓特烈三世的帝位，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如今25年过去了。而现在距离普鲁士军队在莱比锡打败拿破仑军队，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威廉皇帝无论走到哪里，都想要成为关注的焦点，在他看来，这样的巧合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这两个周年纪念合并成了一场长达一年之久的庆典：为他本人，为德国，也为以他为首的霍亨索伦王朝。这一切都反映出了皇帝对于国家政治应该如何运行所持有的极端保守的观念：德意志民族要听从皇帝的领导。

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不言而喻的：涉及宪法和德国历史。首先，德意志民族具体指的是哪些人？从民族和语言的角度来看，德意志帝国的人民绝大多数是日耳曼人，但并不完全是，东部的一些省份以波兰人为主。即便在日耳曼人内部，也有很多分支。由于历史原因，天主教徒对于德意志民族并没有什么归属感，至少普鲁士人是这样看待的。双方都在互相猜忌。帝国也并没有把所有讲德语的人囊括进来：还有很多人在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安居乐业。

从宪法的角度讲，虽然皇帝是德国唯一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是奥地利皇帝，不是德国皇帝——但他并不是德国唯一的君主：巴伐利亚还保留着国王，之前其他的王国也都保留着当地的统治者或者他们的继任者。这些邦国还保留着相当程度的政治自治权，独立于柏林，因此也就是独立于皇帝。正如谢弗勒所言，这些地方的人民并不需要接受来自施普雷河（Spree）畔的那座城市的政治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指示。在德国内部，普鲁士邦的人口和经济影响力都远胜于其他各邦，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德国宪法和文化上的联邦制相抵触的。普鲁士邦的选举采取的是极不公平的三级投票制，严重偏向富人，因此从根本上保证了保守人士成为多数派。

在帝国的层面上，皇帝的海军与陆军首脑身份给了他一定的军事特权，让他能够沉浸在他喜欢的秩序井然的军事环境中。他负责任命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这给了他双重的授权，增强了他对德国政治制度整体上的影响力。不过皇帝的宰相在帝国事务上也还远远达不到一手遮天的程度。他的所作所为还要受到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约束。尽管普鲁士议会的选举制度保证了保守派人士成为多数派，然而帝国议会的选举权放得更开，赋予所有25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因此议员群体相对不那么听话，极大地推进了民主法制建设。对于帝国的法律，需要在帝国议会上进行投票表决，因此帝国议会理论上可以驳回国家预算，这为议会提供了一个不那么锋利却具有潜在威力的办法来对政府施加影响。虽然威廉皇帝执意要求新的帝国议会大厦入口处刻上“为了德意志统一”（Der deutschen Einheit）的铭文，而不是原本计划的更加自由主义的“为了德意志人民”（Dem deutschen Volke），但皇帝的大臣们并不能像对待军队那样，对德国的政治统一发号施令；他们不能诱骗或威胁选民只投票给官员或者保守派，而一旦选举产生了帝国议会，他们就必须接受这样的结果。[37]在1912年的大选中，有超过1/3的德国人民把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选出了110人进入议会。在身为帝国首都但同时也是德国社会主义之都的柏林，社会民主党赢得了3/4的选票。

1913年，德国军队在法国失地阿尔萨斯—洛林的扎本小镇独断专行，导致帝国议会要求宰相辞职。

1913年年底的扎本（萨维尔纳）事件，实实在在地挑战了仅凭皇帝便可决定宰相人选的原则，而这是皇帝权力的一个重要部分。这次挑战的导火索是一件小事：驻防小镇扎本的一名军官用带有侮辱性的词语“Wackes”称呼当地居民，似乎是在煽动手下的士兵，一旦和当地人发生冲突就杀掉他们，因而激起了民愤。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只需对当事军官金特·冯·福斯特纳（Günter von Forstner）少尉做出惩罚，当地人的情绪便会冷静下来。事实上，面对随之而来的民愤，军方独断专行，采用低劣手段控制群情，还使用武力进行威慑。军队的表现很荒唐，当地人以此作为笑柄，立刻遭到了逮捕。柏林的议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阿尔萨斯—洛林——实际上还有德国——究竟是谁在统治？是军队还是民政机关？帝国议会要求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辞职。虽然他们没能成功——宰相本人拒绝辞职，而只有社会民主党和一个波兰的小党派愿意就此事进行投票表决——但挑战已经开始了。议会已经明显有了更加独立的趋势，事实上是反对的趋势。帝国议会显然也愿意对军队的作用提出质疑，因而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德国莫非正在朝着英国那种更纯粹的议会制度发展？

因此当1913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帝国臣民内部的观点已经产生了严重分歧，而这些都是深受爱戴的皇帝一手造成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皇帝太胆怯，他们建立了诸如泛德意志同盟（Pan-German League）和德意志陆军联盟（German Army League）之类的议会外组织，这些组织不受皇帝控制，然而却在煽动着外交政策方面的公众舆论。甚至连生来就赞同君主制理念的保守派，也觉得皇帝有点儿不够圆滑——他总是盲目自信地发表漫无边际的陈词滥调，在采访中经常会错意，演说技巧也不高明。即使是在这个霍亨索伦王朝之年，《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的一位社论作者还是这样写道：“我们不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要写皇帝和‘他的’人民，或者德国人民和‘他们的’皇帝。” [38]

长期以来，威廉皇帝在位期间一直以热衷各类庆祝活动而闻名。一家“左倾”的报纸指出：“德意志帝国必须要忍受仿佛永无止境的官方庆典。这些庆典像电影院里的胶卷一样接二连三地出现。”[39]但是在1913年，对于总觉得自己很受欢迎的皇帝来说，国家、王朝和个人三方面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反倒给他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再次尝试提升个人威望，更加坚定自己作为国家统一凝聚力的身份。当他为原本阴郁的皇宫带来一股朝气与时尚，对神气的牛角胡如痴如狂，自己也蓄起这种充满活力的胡子时，他是不是找回了自己1888年即位之初的一丝兴奋之情呢？德国政治制度的复杂构成、薄弱环节和古代遗风，在一名温和的皇国民族主义者的热情中，真的不会被遗忘吗？如果说德国还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至少能让威廉皇帝拥有他的一席之地吧？

和往年一样，1月27日皇帝生日是举国同庆的一天。在皇帝的个人授意下，柏林歌剧院上演了一场喜剧，标志着庆祝活动的开始。（威廉皇帝自诩为音乐评论家以及广义上的油画和雕塑鉴赏家，兴致上来时经常要插一脚进去，要不然就是公开阐述自己对艺术本身的见解。）三天后，皇宫发布了如下公告：

我今年的生日引出了一系列庆典活动，再次将100年前普鲁士王国崛起过程中的各项重大事件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愿对过去的纪念能够一直有助于提醒当下的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对祖国的亏欠，激励我们像100年前的祖先们所做的那样，把同样的忠诚、奉献和团结精神投注在上帝赐予我们这一代的那些事业上。[40]

在这一年里，皇帝为了参加各项庆典活动走遍了整个德国：他来到了巴伐利亚的凯尔海姆（Kelheim），庆祝巴伐利亚支持德国的度量衡标准（尽管在历史上再次被征服，而且是从巴伐利亚王室的角度来看待的，并不是从更广义的民族觉醒意识角度）。10月，皇帝驾临莱比锡，为民族大会战（Battle of the Nations）纪念碑揭幕（却缺席了同期在市里举行的工业博览会，让当地的工业界要人大失所望）。在柏林，皇帝不仅要应对5月的皇室婚礼，还在6月出席了格鲁内瓦尔德奥林匹克体育场的落成典礼（为此，皇帝身边的随从尝试策划了一场更加平易近人的庆祝活动，而没有采取约定俗成的军队游行）。6月晚些时候，皇帝还检阅了行业协会游行（Festzug der Innungen），柏林的各个中世纪行业协会向君主致敬。这完全是一场反现代的游行，因此也被社会主义新闻界批评为“中世纪的假面舞会”。[41]一些人无疑是喜欢这种表演的，不过有大批军队拦着他们不让靠近。很多人觉得这种庆典华而不实，和他们生活的现代德国非常不搭调。所以说1913年的这些庆典不仅没有遏制住皇帝影响力下降的颓势，反而可能是适得其反。

据比利时大使回忆，发行的纪念币是一枚塔勒，价值3马克。硬币的正面是国王骑在马背上，士兵们挥舞着剑和枪，下方有“与上帝同在，为了国王和祖国”（Mit Gott für König und Vaterland）的字样，上方是“国王一声令下，全员一往无前”（Der König rief und Alle, Alle kamen）。[42]硬币的背面是一只鹰战胜了一条蛇，以及“上帝与我们同在！”（Gott mit Uns!）这些文字指的是发生在1813年的事情，据一个世纪后的神话传言讲，当时的普鲁士国王号召人民保家卫国，他们对一个人做出了这番回应（历史记录是截然不同的，不过这些都是小分歧）。这些硬币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德国统一的种子不仅来源于俾斯麦的政治谋略，与王室的积极主动也有很大关系。

100年后，武士国王的概念，一统天下、大显国威的国君，这一切自然吸引着威廉皇帝尚武的一面。威廉皇帝表示自己与军队是为彼此而存在的。他欣赏军队的盛大排场和等级制度——当然站在最高处的是他本人。他对崭新的德意志帝国海军寄予厚望，感到无比自豪，想要让他的英国表亲另眼相看（尽管这在伦敦明显引发了恐惧）。他对德国国际政策的言论也让人欢欣鼓舞，在他看来这是德国贸易范围的必然结果。对于外交部提出的建设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以此在中东地区扩大德国势力的方案，他表示强烈支持。他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炫耀自己的军事知识和意向的机会：据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回忆，1913年他去威廉皇帝的办公室拜访，发现办公桌旁的皇帝并没有坐在椅子上，而是坐在军用鞍上，称这样更有助于“清晰、简明的思考”，之后他穿着一件深绿色军服，佩着一把镀金的猎刀，戴着一顶羽毛装饰的帽子，招呼年轻的亲王乘坐一辆疾驰的轿车去歌剧院。[43]更重要的是，皇帝支持1913年德国进一步扩军，这次扩军也导致法国把兵役年限从两年延长至三年。他偶尔也会表达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未来必有一战的悲观预想。

但威廉皇帝除了战士的形象——虽然是个绣花枕头般的战士——还兼有和事佬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这两种形象互不相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这有什么不对呢？毕竟在1913年时，皇帝见证的不仅是25年的德国经济增长，还有持续了25年的和平。除了一些零散的小规模冲突，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争，德国也每每止步于战争边缘（这也让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非常丧气，认为皇帝懦弱没用，不能胜任真正的普鲁士领袖）。德国人成了国际和平主义的代名词。1913年，皇帝对维也纳采取了强硬干涉，劝阻奥匈帝国不要在巴尔干的混战中越陷越深，虽然维也纳的一些人想要借正在进行的巴尔干战争之机收拾塞尔维亚，防止它把自己国家的斯拉夫人口吸引过去，或者在南面雄霸一方。皇帝自认为是欧洲外交能手，试图左右逢源，不过他的外交官们私下里对他的评价也许并没有这么高。

1911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日耳曼学家本杰明·艾德·惠勒（Benjamin Ide Wheeler）提名威廉二世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1913年，德国内外突然涌现出一大批文章，称其为“和平皇帝”（Friedenskaiser）。这一年6月，德国和平运动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弗里德（Alfred Fried）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他写道：

作为和平人士，他的荣耀堪称伟大，而且还将变得更加伟大，他作为和平英雄青史留名的愿望也必将实现。未来历史学家所处的位置，会让他们对我们所经历的这个伟大、不安的时代一览无余……这些历史学家会把他称为这个变化过程中令人肃然起敬的力量，会赋予他“伟大的斡旋者”之名。[44]

[1] 摩洛神，《圣经》中以儿童为祭品的火神，比喻需要做出重大牺牲的人物或事业。——译者注

罗马
教皇的飞机

说到1913年欧洲蒸蒸日上的大国，欧洲人大多会把目光投向柏林。意大利则更像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国度，富人和艺术家的游乐园。他们和意大利的没落贵族混在一起，租一座破烂的宫殿，租金还抵不上格鲁内瓦尔德的一栋小房子，或者置身于欧洲的体面人士之中，在威尼斯愉快地度过一个月。人们对意大利的印象是美丽而又贫穷，这两点具有同等的吸引力，而且也是南欧对北欧富裕与活力的反衬。

在傲慢的北欧人的想象里，意大利是一个富有艺术美的国家，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对于这样的旅行者来说，佛罗伦萨是一定要去的目的地，至少和罗马是同一个级别的。佛罗伦萨毕竟是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的诞生地，美第奇小圣堂（Medici chapel）的所在地，是文艺复兴之城。意大利是自然与人类之美的陈列柜，在这片土地上，歌剧仅仅是对生活的一种自然表达——当代最著名、最受欢迎的歌剧作曲家都是意大利人。“我完全相信意大利会让来访者得到真正的净化和升华，”在E. M. 福斯特的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中，菲利普·赫里顿（Philip Herriton）说，“意大利是世界的学校和游乐园。”[1]这种笼统的表述在痴迷于意大利的北欧人身上表现得很典型，正如100多年前的歌德一样。菲利波·马里内蒂等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有意识地反对这些看法。马里内蒂于1909年写道：“我们在意大利发表这份兼具破坏性与煽动性的暴力宣言，是因为我们想要把意大利从腐败的教授、考古学家、导游和古董商人手中解救出来。”[2]

外国人把意大利的艺术和建筑描述得无比美妙，却很容易忽略这个国家在当代的影响力。在列强林立的欧洲大陆上，意大利王国当然要排在德国、法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后，然而它却还是在那些国家之间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置。诚然，意大利直到1861年才由萨伏依王朝（House of Savoy）统一，而整个意大利民族也尚未完全融合。一些那不勒斯人和西西里人或许更忠诚于他们的地方和教派，而不是意大利王国，后者在他们眼里基本上相当于北方的皮埃蒙特王国（Kingdom of Piedmont）的扩充，而米兰人也看不起他们的南方同胞，认为他们和自己曾经渴望统治的北非人民一样原始古老、尚未开化。“北方与南方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一位社会主义评论家写道，“而处境悲惨的那个民族漂洋过海”，源源不断地，或者季节性地移民美国或阿根廷。[3]意大利的工业，譬如都灵的菲亚特汽车公司（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di Torino）和倍耐力（Pirelli），事实上也的确集中在北方。这个国家北方以外的大部分地区依然是农民的耕地，很多农民都不识字。福斯特笔下的一个人物写道：“这种地方似乎不可能走出中世纪。”[4]

然而，意大利也正在转变为一个现代的欧洲民族帝国。对于1913年的选举，最近提出的选举法将选民范围扩大至800多万意大利人，这个数字比之前翻了一番还多（和法国一样，很久以后才赋予妇女选举权）。很多北欧人把意大利看作一个无足轻重、落后混乱的国家组织。对于这些北欧同胞，英国作家理查德·巴戈特（Richard Bagot）写道：

我总是怀疑，在那个国家旅行了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的同胞们，能否理解他们所见所闻的真正意义，哪怕是最表层？对于意大利在过去50年中的成就，他们心里究竟有没有一丁点儿概念？根据我经常听到的、来自他们的评价和非难，我猜他们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他们忘记了，如果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那么英格兰也不是；我们所生活的国家用了近千年的时间才发展至此，以适合这样一个民族的标准，去衡量另外一个建国只有50年的民族，完全是不公平的，而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5]

他暗示这些人或许觉得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永远陈旧腐朽、积贫积弱才好，正如他们“为现代罗马人每天的破坏行径而发出愤愤不平的哀号”，或者一旦“有哪座古老的建筑为了满足像罗马这样迅速膨胀的大城市愈发紧迫的需要而被拆除”，就会给伦敦的《泰晤士报》写信。[6]

1913年1月，刚刚在殖民地打了一场仗的意大利万人部队回到罗马，举行了一次列队游行，他们所属的意大利陆军的规模已经接近于英国。意大利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一艘“但丁·阿利吉耶里”号无畏舰，其所属的海军可以以各种方式在地中海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意大利在非洲拥有殖民地：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的厄立特里亚（Eritrea），在上一年一场与奥斯曼帝国的小规模战争中，意大利表面上看是胜利了，因此又从对方手中得到了利比亚。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了飞机，主要用于侦查，但朱利奥·加沃蒂（Giulio Gavotti）中尉出动飞机向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投下了炸弹。[7]在亚历山大港长大、襁褓中由苏丹奶妈哺育的菲利波·马里内蒂歌颂战争中的暴力，认为它将意大利与“野蛮”非洲的活力重新结合，同时也肯定了意大利的现代冲力。[8]著名的意大利诗人乔瓦尼·帕斯科利（Giovanni Pascoli）认为，正如普法战争促使德国凝聚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在利比亚的战争也是意大利和意大利人重生之路上的一次严峻考验：

任何人如果想知道（意大利）现在的情况，就去看看它的陆军和海军吧……海陆空，山地和平原，半岛和岛屿完美地融为一体。肤色白皙、不苟言笑的阿尔卑斯山区战士与肤色黝黑、身材修长的西西里战士并肩作战，高大的伦巴第掷弹兵与瘦小的撒丁燧发枪手勾肩搭背……看看那些光荣牺牲者和以身负重伤为荣的伤者名单吧：你会觉得自己是在记忆和修正一个地区的地理学问，那里不久之前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啊，你们这些为国捐躯的神佑者！……50年前，意大利建国。在这神圣的50周年纪念日上……你们证明了意大利民族也已经铸就。[9]

这类作家都对Italietta嗤之以鼻，这是一个安宁的小意大利的概念，以生活充裕舒适的中产阶级为主，但实质上别有一番情趣。这正是意大利首相乔瓦尼·乔利蒂（Giovanni Giolitti）理想中的国家形态。而这类作家却为意大利描绘出了一片灿烂的未来，作为一个受欧洲兄弟国家尊敬的国家，依然历历在目的昔日罗马帝国合适的继承者。

对于意大利国家命运的这种宏伟构想，激发了意大利在非洲进一步殖民的渴望，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在1896年的阿杜瓦战役（the Battle of Adowa）中，意大利被打得落荒而逃，狼狈不堪。这些构想煽动了意大利对巴尔干半岛的兴趣，那里的一些意大利人梦想让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重新成为意大利的势力范围。正如法国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对阿尔萨斯和洛林怀着复仇主义雄心，意大利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也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让曾经属于意大利但现属法国的城市尼斯回归祖国，还要求意大利名义上的同盟国奥匈帝国归还讲意大利语的的里雅斯特和蒂罗尔（Tyrol）。困难之处在于尼斯人民实际上在50年前的一次公投中就已表示归属法国，这一点却被人忽略了。事实就是法国和奥匈帝国都不太可能未动干戈就把土地割让出去，而这一点也被敷衍过去了。或许这并不重要吧。毕竟一些意大利人想要的恰恰是一场战争。马里内蒂把的里雅斯特形容为“我们美丽的火药桶”（notre belle poudrière）。[10]

所以说虽然意大利并不是1913年欧洲外交的主线，但是在巴尔干外交中却不容忽视，在对于欧洲势力更广义的思虑中也不容小觑。罗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城市地位，如今大国纷纷设立大使馆，这正是在外交领域重拾地位的标志。罗马再也不是只要有游客就好了，虽然他们带来的麻烦无非就是偶尔会向领事打听一个不安分的丈夫的行踪，或者一个被偷的包的下落。得把意大利当回事儿才行。

如果说有哪座城市比巴黎更配得上永恒，那么一定是罗马。这里有着罗马帝国的兴衰，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关于罗马帝国的一切，大多来自城市里的大量遗迹，位于市中心的考古大道（Passeggiata Archeologica）。罗马帝国灭亡后，这座城市也衰落下来，之后又得到了新的角色，作为罗马教会所在地、教皇国（Papal States）首都、罗马天主教所在地。罗马成了神父与修女、教堂与修道院之城，人口照罗马帝国期间的峰值骤减，工业发展停滞，犹太人被关进隔离区。然而如今的罗马已经是年轻的意大利王国的首都，洋溢着自由和反教权的气氛，这个新生国家的官僚们也住了进来。1861年，罗马的人口还不到20万，到1913年至少有50万：虽然少于米兰和那不勒斯，更远不及伦敦、巴黎和柏林，却仍算得上是相当惊人的增幅。巴黎始终名声在外，柏林迫切地展示自己的成就，罗马和它们不同，这座城市的地位正在恢复。

尽管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宣告成立——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为意大利复兴运动高呼“罗马或死亡”的口号，复兴运动通过战争实现了意大利的统一——但罗马直到10年后才并入意大利王国。那是1870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为了保卫法国本土，被迫召回用来保护教皇世俗权力的驻军，意大利军队借此良机占领了罗马。之后的数十年间，人们以“首都罗马”（Roma Capitale）之名构思了一些规划方案，目的是让意大利王国的首都从教皇的飞地转变成一座可以与欧洲其他首都相媲美的城市。古罗马精神（Romanità）重获新生，意大利也超越了考古学书籍和《贝德克尔旅行指南》，登上了20世纪的世界历史舞台，闪现着过去与未来的荣耀。[11]

1911年6月举行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Vittorio Emanuele）纪念碑官方揭幕仪式，标志着意大利宣告统一50周年纪念活动达到了最高潮。这座巨大的纪念碑由大理石和炫白的石灰石筑成，用来纪念这位率军征服了罗马的国王。意大利建筑师朱塞佩·萨科尼（Giuseppe Sacconi）设计的这座纪念碑耸立在罗马的天空中，罗马女神上方屹立着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的骑马雕像，更上方是古典装束的16个人物，分别代表意大利的16个地区。这座纪念碑既是在回溯历史，也是在暗示意大利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光辉灿烂的未来——却跟教会全然无关，它的象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它的选址位于曾经归罗马帝国管辖的卡比托利欧山（Capitoline Hill），以表雄心壮志。它要俯瞰全城。为了得到更壮观的远景，放大视觉上的宏大观感，附近的建筑都被清除掉了。[12]它被称作“祖国的圣坛”，硬是挪用了这样一个富有宗教意义的称谓。事实上，这座纪念碑完全挡住了一座教堂，除了台伯河对面圣伯多禄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的穹顶，这面又多了一个焦点。仿佛是要证明新生的意大利的自由主义性质一样，围绕这次揭幕仪式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一场选美比赛，有300名佳丽竞争“罗马女王”的桂冠。[13]

旧与新。1911年，飞机首次飞掠罗马梵蒂冈上空。

事实上，意大利更加名正言顺的二把手——教皇庇护十世（Pius X）——沿袭了之前历任教皇的传统，拒绝承认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的完全合法性，不过比起以前，可能是更加流于形式。庇护十世之前的倒数第二任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在19世纪70年代自称为梵蒂冈的囚徒，无法踏出一步。虽然庇护九世和过去400年里的所有教皇一样是意大利人，但他并不为意大利建国而庆祝，反而认为意大利王国侵占了曾经的教皇领地。自那时起，教会和国家在罗马冲突不断，一方是顽固的反教权人士，另一方是倔强的罗马教廷，由教皇无误论的精神信仰支撑着，两方还都有一些狂热的支持者。1899年，在罗马的宗教裁判所原址立起了被其处以火刑的焦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雕像，这个蓄意挑衅的举动在鲜花广场（Campo dei Fiori）导致了一场罗马教廷感召下的骚乱。在1913年以前，罗马教会不允许意大利天主教徒在意大利的选举中投票，因为投票会被看作将合法性授予一个非法政权。直到1913年，通过所谓的《真蒂洛尼条约》（Gentiloni Pact），教皇才将这条禁令部分取缔，而目的也仅仅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候选人赢得选举。罗马人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的世俗环境中，而这个国家已经走过了数十年的岁月，并非像天主教会宣称的那样偏离正道，那么罗马人对这类法令到底有多在乎呢？这个问题尚无定论。几乎所有的罗马人都自认为是天主教徒，然而符合投票资格的人大多投了票。外国的天主教徒或许还能在梵蒂冈感受到半神圣的氛围——就连西奥多·德莱塞这样的美国冷淡教友也很珍惜接近教皇的机会——罗马的上流社会中也依然存在着一些所谓的“黑”沙龙，只接纳对教会有政治倾向的人。[14]但比起这些超级保守的狂热信徒，大多数罗马人在思想和精神上都没有这么严重的倾向。他们即便出于习惯定期去教堂做礼拜，欢庆一个个圣人的节日，可对于梵蒂冈的阴谋诡计却是冷嘲热讽，对它的神圣性充满怀疑。“他（罗马人）的座位离舞台太近了，对于场面调度（mise en scène）的工作方式再熟悉不过了。”巴戈特写道。[15]

贾科莫·巴拉（Giacomo Balla）1913年的作品《抽象速度：车已驶过》[Abstract Speed （The Car has Passed ）]。悠闲国度意大利同样也是未来主义之乡。马里内蒂有言道：“我们想要把意大利从腐败的教授、考古学家、导游和古董商人手中解救出来。”

一些意大利人瞧不起罗马，说它过于老派，沉湎于历史中，腐败堕落，热衷于议会制而不是实际行动。一家民族主义报刊发文指出：“鱼从鱼头开始发臭，意大利从罗马开始腐朽。”[16]马里内蒂作于1912年的诗歌《教皇的飞机》（The Pope’s Aeroplane）具有非凡的未来主义想象，他想象着一架飞机飞越古老与超现代兼具的意大利。在这首诗中，他将罗马视为一座“巨大的鼹鼠丘”，散发着钩心斗角的政治味道，直冲天际。类似的叠句还有不少。虽然意大利政府定都罗马，但罗马的天命并未完成。对于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帮手，比如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面讨好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来说，罗马只是经过了重建，却尚未复苏。

然而到了1913年，大多数意大利人和一些游客都已看清了这一点：意大利再也不会充当欧洲历史的牺牲品——四分五裂、战乱不断、任人宰割。意大利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国了。那么它会不会变得更加强大呢？或许达不到英法的水平，但可以向奥匈帝国看齐，后者是意大利在亚得里亚海的竞争对手，也是欧洲（除瑞士以外）唯一一个拥有相当规模的土生土长的意大利少数民族的国家。《教皇的飞机》是一首速度与危险的赞歌，在这首诗中，飞机的俯冲和拉升让人头晕眼花，火车在下方的铁轨上蜿蜒蛇行。全诗在马里内蒂对意奥战争的想象中结束，但只是在表达某些更深沉的内容，也就是将意大利从过去中解放出来的一场战争：

我自由又强大！……

突然之间，我这个意大利人

摆脱了基督教的压迫，

也冲破了天主教的囚禁！……

向维也纳前进！……前进！[17]

维也纳
影与光

意大利王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在阿尔卑斯山丘中的阿迪杰河谷接壤，北面那座城市特伦托的意大利语名字是Trento，德语名字是Trient。16世纪，特伦托因罗马天主教会在这里召开了一场会议而名噪一时。自那以后，这座城市又回到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只是间或随着王朝的更迭而易主，却总是会回到在风云变幻的欧洲政局中岿然不动的哈布斯堡王朝手中。如今的特伦托，是哈布斯堡王朝曾经广阔无垠、现已寥寥无几的意大利属地中的一块，是皇室的遗存，欧洲民族国家中的异类，而管辖它的是这些国家中最庞大、最具历史感的异类：奥匈帝国。

1909年，特伦托当地的社会主义政党邀请贝尼托·墨索里尼过来一起工作，因此他在这里暂住了一阵子。在1913年，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南欧和中欧之间一条主干道上的铁路枢纽。它的北边是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天然通道——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布伦纳山口的另一边就是奥地利的国土了，那里的人说德语，不过他们的口音和方言会把北德人吓得发抖。

从布伦纳山口到因斯布鲁克（Innsbruck）只有几十英里，再往远走几个小时就能到维也纳——那里有圣史蒂芬大教堂（St. Stephen’s Cathedral）、霍夫堡皇宫（Hofburg palace）及其现已83岁高龄的主人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人们还可以在喜欢的咖啡馆中找到一个钟爱的角落。走近奥匈帝国的首都，不难想象出这样的情景——冲出寒冷街道边的双层大门，钻入一间热乎乎的咖啡馆，领班喊着客人的名字，笑脸迎客，微微鞠躬，悄悄吩咐手下的员工准备好客人在一天的这个时间段最喜欢喝的咖啡：如果时间还早，就准备kapuziner（柯璐娜啤酒），如果时间不早了，就准备fiaker（加朗姆酒），装在特定的玻璃杯或者咖啡杯里，一如既往，一如将来。

打开1913年的奥匈帝国地图，首先会被它的面积所震撼。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从西边的瑞士一路延伸至东边的黑海，北接德俄两大帝国，南下深入巴尔干半岛。1908年，奥匈帝国更进一步，正式吞并波斯尼亚，这块领土之前已经由维也纳管辖了30年，但在形式上仍属于奥斯曼帝国。这一事件让俄国的民族主义者灰心丧气，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国家视为巴尔干国家天然的监护者。对于奥匈帝国的边境来说，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已经近在咫尺，或者说一个炮弹就能打过去。1913年，奥地利的将军们在考虑是否要参与巴尔干战争、是否要冒与俄国开战的风险解决掉哈布斯堡王朝家门口的麻烦时，也将这一点纳入考虑。（《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推出的奥匈帝国分册中，把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列为便游目的地。）[1]所有这些领土的人口共有5 000万——略多于法国或英国，略少于德意志帝国。在奥匈帝国的广阔腹地上，有湖光山色，葡萄园和渔村，积雪和阳光。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中，波希米亚盛产铁和煤，加利西亚（Galicia）盛产石油，让这片土地能够自给自足。[2]帝国内部既有像德国一样富裕的工业化地区，也有另外一些像俄国一样贫穷的地区。它就像这个世界本身一样丰富多彩。帝国对内交易，也对内投资：或许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全世界。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是因为在任何一张稍微详细点儿的奥匈帝国地图上——无论是民族、宗教还是政治地图——总会看到一些令人触目惊心的东西：或许算不上彻彻底底的分裂，但还是能够体现出哈布斯堡王朝领土内部彼此迥异的本质。《贝德克尔旅行指南》指出，波希米亚、施蒂利亚（Styria）、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萨尔茨堡、卡尼鄂拉（Carniola）、摩拉维亚（Moravia）、加利西亚、奥属西里西亚（Austrian Silesia）、布科维纳（Bukowina）和匈牙利是左侧通行；卡林西亚（Carinthia）、蒂罗尔、伊斯特拉（Istria）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是右侧通行。[3]美国一本关于奥匈帝国的书中说：“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过去与现在如此纠结。”[4]奥匈帝国的气候学家将帝国称作“自然实验室”。[5]社会主义领袖维克多·阿德勒所说的“世界史实验室”或许更为确切。［1914年，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更是称之为“毁灭世界的试验场”。］[6]不论采用哪种政治体制，能够让如此丰富多彩的国度保持统一，都堪称一大奇迹。

奥匈帝国的语言或者民族地图，比如根据1910年人口普查结果绘制出来的那批地图，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惊人胆大的抽象派画家画出来的油画，挥洒上大量不同的颜色，没有哪个色调特别突出，整体给人的感觉犹如万花筒般多姿多彩。在特伦托附近，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臣民们说意大利语。从瑞士边界到多瑙河流域的一大长条区域，以及沿着德意志帝国边界的一带，人们说德语。波希米亚内地和布拉格以捷克语为主，但也有其他语言。再往东，喀尔巴阡山脉北麓的波兰人说波兰语，南面的斯洛伐克人说斯洛伐克语，其中还有一些人说德语。在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最东端，当地的农民基本上都是说方言的，语言学家把这些方言粗略地归为鲁塞尼亚语（本质上是乌克兰语），而在该地区最大的城市利沃夫（在不同语言中有Lviv、Lwów、Lemberg几种写法），波兰语是第一语言。沿着哈布斯堡帝国的边境顺时针移动，这些地区的居民说的是罗马尼亚语。往布达佩斯方向去，西南方向散布着一些说罗马尼亚语的人，但人口明显是以匈牙利人居多，这些人构成了哈布斯堡统治之下的第二大语言群体。最后是巴尔干半岛，哈布斯堡王朝的旗帜飘扬在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头顶上方。

所有这些语言群体对于帝国整体及其内部不同地区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一些群体分散在帝国内部不同的行政体系中，还有一些则多多少少是统一的。一些群体放眼于哈布斯堡王朝国土以外的同胞们：南斯拉夫人（对塞尔维亚），波兰人（对德国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同胞），罗马尼亚人（对罗马尼亚），鲁塞尼亚人（对俄国的乌克兰人，不过这些鲁塞尼亚人并不一定想变得跟他们一样），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怀有泛日耳曼主义的信条，更倾向于德意志帝国而不是奥地利帝国）。另外的群体则完全分布于帝国内部，其中包括捷克人和匈牙利人。

哈布斯堡王朝疆域的宗教地图也体现出类似的多样性，只不过没那么触目惊心，清晰的线条并不像阴影那么多。奥匈帝国的臣民大多信奉天主教，但不完全是。在匈牙利的一些地方，譬如德布勒森（Debrecen）周边地区，当地人信奉新教。塞尔维亚人信奉东正教，在宗教上更亲近俄国人而不是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人。与此同时，在说罗马尼亚语的地区，东正教与一位论派正在争夺教派主导权。在波斯尼亚，情况又不一样，为数众多的塞尔维亚人大多信奉东正教，但少数派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也不容小觑。犹太人社区分布在帝国的各个地区，但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部——以及首都维也纳。犹太人在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中，在法律和医疗领域，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相比之下，奥匈帝国的政治地图要简单得多，国家的版图分为两半：按理来说应该是西部的奥地利［依照莱塔河（Leitha）命名为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或者简称奥地利］和东部的匈牙利［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a），或者简称匈牙利］。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但那仅仅是表象——正因如此才产生了问题。这是因为这种二元体制掩饰不住奥匈帝国本质上过于复杂的语言和宗教结构。在奥地利，日耳曼人是最大的群体，然而他们也只占总人口的1/3多一点儿。在匈牙利，匈牙利人还不到总人口的一半。

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土上，之所以采用二元体制，说到底还是因为某一时刻的软弱，出于皇室自身的生存需要——这一点也暴露无遗。这要追溯到50年前的1867年，当时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还很年轻。在前一年中，与哈布斯堡皇室争夺德意志领导权的暴发户普鲁士，在萨多瓦（Sadowa，捷克语Sadová）附近进行的克尼格雷茨战役（the Battle of Königgrätz）中打败了他的军队。在失败的阴影下，弗朗茨·约瑟夫委派撒克逊人博伊斯特男爵（Baron Beust）与帝国的第二大族群——匈牙利人谈判，以防他们像前些年扬言的那样借机彻底脱离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7]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折中，或者说妥协。匈牙利人同意留下，但要求重新制定宪法，坚持要求古老的圣伊斯特万（St. Stephen，匈牙利战士的主保圣人）领地由布达佩斯管辖，不论这些地区的人口现状如何。哈布斯堡王朝国土的两半都有各自的议会，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布达佩斯——而布达佩斯议会则是依照巩固马扎尔（匈牙利）乡村贵族优势地位的制度选举产生的。但这两个部分拥有同一支军队，有同样的外交政策和财政系统。除了奥地利政府和匈牙利政府外，还有一个由帝国首相领导的中央政府，它只能在少部分地区行使职能。所有这些政府都效忠于同一位君主——弗朗茨·约瑟夫，然而他本人的地位如今也有所变化：他在奥地利是皇帝，但在匈牙利是国王。因此在1913年，他的统治也是“K. u. k”，“皇帝和国王的”（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这个“和”字是在1867年之后加上去的，意在明确帝国和王国是完全独立的，又属于同一个主体，这个概念对于从小受到圣三位一体的奥秘熏陶的人们来说，无疑是说得通的。）后来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写了一篇小说，关于他长大的那个帝国，他将“K. u. k”称为“卡卡尼国”（Kakania）。[8]弗朗茨·卡夫卡的荒谬感无疑与他所在的布拉格的政治体制有一定关系。

即便是在19世纪60年代，也没有多少人认为这样的安排是完美的折中方案——一开始，这种方案的内容每过十年就要重新谈判，因此这两大实体之间必然会定期发生激烈的争执，雷打不动。但就当时来看，折中是最好的选择。从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个人的角度来看，折中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今后是要改的，也许是在帝国军队能够重新编制、打败普鲁士军队、再次登上德意志政治舞台的中心之时。不过，事情并没有照这样发展。至1871年，普鲁士再次获胜，这次的对手是法国，而德意志帝国也就此宣告成立。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但奥匈帝国却被折中方案牢牢地困住了。1867年的这份协议到了1913年，已经成为写入宪法的既成事实——虽然并不完善，但截至当时，它存在于世的时间已经超过了皇帝的大多数臣民。

在帝国的层面上，一些人担心二元制对军事备战的影响。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侄子、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正在为指挥军队的语言问题而发愁，特别是和匈牙利部队打过交道以后，这些人甚至在他面前也只肯讲匈牙利语（这是不符合规定的）。[9]世纪之初，匈牙利人曾要求建立一支独立的匈牙利军队，被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驳回。这一问题变得愈发严重，成了一大顽疾。

帝国的体制必然让国内的各个民族走上各自的发展道路。波兰人已经适应了二元体制，这些年来也涌现出了一些重臣，比起处在德国人和俄国人压迫之下的同胞们，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还趁势在鲁塞尼亚人面前作威作福。相反，捷克人对整个二元体制感到失望，因为它使得匈牙利人凌驾在他们头上，把他们变成了次等民族：哪里能够承认圣瓦茨拉夫（St. Wenceslas）领地，使之与圣伊斯特万领地平分秋色呢？以捷克人为主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作为一个整体，正在迅速成为帝国的工业重地。这些地区的人口中，40%从事工业劳动，为奥匈帝国生产了大量的铁，还拥有斯柯达这样一个巨大的军工厂。这一切更加强化了捷克人的这种情绪。[10]诚然，捷克人的经济地位正在提升，说捷克语的人拥有的工厂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地方政府的行政语言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究竟是采用德语，还是德捷双语？

这些问题最终还是从语言族群之间其他的政治分歧中凸显了出来，这意味着维也纳的奥地利议会在1913年已经差不多要靠肢体语言了。允许使用的语言多达10种（德语、捷克语、波兰语、鲁塞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却没有口译员，所有写在纸面上的东西都只用德语。[11]议会上秩序混乱，人们出言不逊——有时甚至还会打起来。1907年，奥地利（不包括匈牙利）的男性公民获得了普选权，但政治局面并没有像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所希望的那样变得更好管理。政府在必要的时候以法令统治。前来参观维也纳议会的游客们看到这样的场面，瞠目结舌。其中一个来自上奥地利的落魄青年画家阿道夫·希特勒，兴奋地握紧了拳头。[12]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列宁此时正居住在奥属加利西亚，用他的话说，这里“和俄国差不多”。他从克拉科夫的报纸上得知这些情况，此时的他正在为下一次党会做准备，读报是他工作之余的消遣，其间他还会在冬季滑雪，在春季去塔特拉山脉（Tatra mountains）远足。[13]来自格鲁吉亚的鼓吹者、银行劫匪约瑟夫·朱加什维利（Josef Djugashvili），又名斯大林，（用一个希腊的假名字）被派到维也纳，向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取经，以便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运用在俄国的民族问题上。[14]

在匈牙利王国，匈牙利人推行的是将所有其他民族——特别是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马扎尔化的激进政策，坚决主张独尊马扎尔文化。其他民族纷纷表示抗议，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也没能平息他们的愤怒。克罗地亚人虽然在匈牙利王国中取得了官方自治权，但仍然受到匈牙利人任命的统治者的压迫，并开始寻求与他们的南斯拉夫同胞塞尔维亚人结成某种政治联盟，甚至想要大刀阔斧地重建帝国，将国土一分为三，分别是奥地利、马扎尔和南斯拉夫三个行政区。塞尔维亚人在帝国中的处境是最恶劣的：这个民族被弄得四分五裂，奥地利管辖的达尔马提亚有10万人，匈牙利有50万人，此外理应是自治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Croatia-Slavonia）有65万人，最近得到的波斯尼亚省还有85万人。[15]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关系一直不睦——还曾一度筹备过军事计划，如果情况有恶化的趋势，就会实施这些计划，在匈牙利重新确立哈布斯堡王室的统治。[16]

所以说，1913年的奥匈帝国是矛盾与过时制度的累积、不同民族与宗教的混合、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的杂烩、王朝统治下的乱局——长期以来，精打细算的联姻，得天独厚的好运，本是权宜之计，后来却变得一发而不可收的折中，一切汇聚在一起，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虽然一些维也纳人，当然还有弗朗茨·斐迪南皇储，可以花上很长时间钻研地图，试图为哈布斯堡王朝的这个国家想出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或许是三方联邦，或许是更类似于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所有民族的联邦，或许是单一制国家——然而事实上这样的解决办法并不存在，或者说至少在政治上绕不开强大的反对势力。考虑到全面推行体制改革所要付出的代价，在各个地方重新取得平衡是短期之内所能期待的最好的情况了。弗朗茨·斐迪南认为有必要煞煞匈牙利人的威风，并打算力排众议坚持到底，甚至考虑动用武力。或许在他即位之后，情况会有所改变。

尽管国情无比复杂、千变万化，尽管多年以来国家的完整性一直是如履薄冰、危情不断，然而奥匈帝国仍然像维也纳普拉特（Prater）公园巨大的摩天轮一样转动着。帝国的宪法结构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但到头来总会落在同一个地方。帝国一直转个不停，年复一年，风雨无阻，就像维也纳摩天轮一样。这好歹也是一种制度，或许算不上有多么辉煌，和奥匈帝国一样只是疲于应付。［19世纪末担任奥地利首相多年的爱德华·塔弗（Eduard Taaffe）将自己的治国方略形容为“让君主国的所有民族保持一种不满的状态，而这种不满情绪要控制得非常稳定、平衡”。］[17]如果政治过于动荡或者过于沉滞，无论是哪一种，人们也都可以选择无视它。斯蒂芬·茨威格后来回忆道：“一个普通的维也纳人拿起晨报，第一眼看过去的不是议会事件或者国际大事，而是剧院的节目单。”[18]生活中还有更重要的事物。

在很多人看来，奥匈帝国最持久的特征简而言之就是它的存在本身。这样一个事实岂不是证明了帝国骨子里的韧性？岂不是证明了它的长命是有道理的？甚至还可能证明了它的必要性。如果奥匈帝国不复存在又将如何？德国来统治？俄国来统治？还是开战？这些选择都没有什么吸引力，除了对少数大德意志人来说，他们会很乐意与更强大的大哥合作。帝国至少为平稳增长的繁荣提供了一个框架，尽管地区分布不均（奥地利中心地区的平均收入是以波兰人为主体的加利西亚的三倍）。[19]虽然奥匈帝国以农业为主——1910年，奥地利一半以上的人口和匈牙利2/3以上的人口依然在务农——但它正在稳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只不过走的是法国的路子，发展速度要慢于高速工业化的德国。[20]

而帝国通过集中多方力量，不是也打造了大于各个局部相加的整体吗？其成果就是这样一个强国，所有的组成民族，包括匈牙利人在内，想必都不会希望这个国家消失。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开国元勋、维也纳议会中的捷克民族主义领袖之一托马斯·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于1893年宣称：“我们想要让奥地利继续保持强国地位，但我们也希望奥地利对内同样强大有力。”[21]他谋求的并不是独立，而是改革，即便是在1913年：“我们的……计划并不是为了削弱别人，而是为了增强整体。我们知道，如果整体一无是处，那么我们也都得跟着遭殃。”他说，问题在于改革的进程似乎已经停滞了。似乎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他说，奥地利的政治家就像是吞进了一把雨伞，动弹不得，生怕它什么时候就突然张开了。

甚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像这样岿然不动，说到底也并不算太坏。这对专横跋扈的政府起到了遏制作用。这种状态下的奥匈帝国更像是一座凌乱的大房子，有许多互相连接着的房间，这个地方曾经风光过，在里面闲逛也很愉快。罗伯特·穆齐尔回忆起卡卡尼国：“这里也有一种步调，但并不太快”——

这里的道路上当然也行驶着汽车，但并不太多！这里的人们也准备征服天空，但并不太上心。时不时有船开往南美或东亚，但并不太频繁。人们没有争夺世界市场或世界霸权的野心。这里位于欧洲的正中心，古老的世界轴线交汇之处，“殖民地”和“海外”这样的词语听起来生涩又遥远。人们也有一定的奢侈心，但绝不像法国人那样过分讲究。人们热衷于体育运动，但并不像英国人那样狂热。庞大的军费开支压得人们喘不过气，却仅够让这个国家在列强中保住倒数第二的位置。首都也比世界上其他那些最大的城市要小一点儿，但还是远远大于一般的大城市。[22]

因而对于内部骚动不安的奥匈帝国来说，长期以来的危机已经成了一种常态，但这并非无药可救。正如受人尊敬的英国记者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在1913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所言：

君主，政治家，或许还有各民族的谬误、弱点或者偏见，也许真能再次将这个君主国推向毁灭的边缘；灾难可能意味着崩溃瓦解的预言将要成真；但经过我连续10年的观察和体验——而且是斗争不断、危机重重的10年——对于这样一个深谋远虑的哈布斯堡王朝，我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能够让它的这个君主国失去在欧洲大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它的内部危机往往是发展，而不是衰败的转折点。[23]

1913年，和1813年一样，和1713年一样，一个没有了哈布斯堡王室的欧洲简直难以想象，至少在他们的首都维也纳是这样的。当年的一张维也纳图画明信片展现的是上了年纪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佝偻着身体，伏在一张小办公桌上签署文件、批准晋升、同意将一位军官从一个卫戍部队调任到另一个。1908年，德皇威廉二世亲自带领一个德国王公贵族代表团访问维也纳，向哈布斯堡家族历史的活化石——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即位60周年道贺。这位老人已经在位太久了。为什么不换人呢？

维也纳早已习惯了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戏剧性，这里的人把生活当作舞台，在上面公开练习，构成了维也纳生活的集体神话。往日的辉煌——或者至少是辉煌的残影——让人们在更加纷乱的现在散发出自信的光彩。这座城市的居民扮演着分配给他们的角色，向他人和自己的表现道贺。每年有10万名外国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着浓厚的维也纳怀旧气息，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24]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Die Fledermaus）是维也纳最受欢迎的一部轻歌剧，于1874年首演，那时的维也纳正在努力摆脱股市崩溃的阴影。如今40年过去了，这部歌剧中的一句话或许恰恰是维也纳真言的最佳诠释：“幸福就是忘却那些不可改变的事实（Glücklich ist, wer vergisst, was doch nicht zu ändern ist）。” [25]

1913年居住在奥匈帝国首都的俄国人列夫·托洛茨基。列宁在加利西亚过着流亡生活。斯大林来到维也纳学习奥匈帝国的民族政策。

列夫·布隆施泰因（Lev Bronstein），又名托洛茨基，这些年一直在维也纳从事新闻记者工作，过着不太稳定的生活。他笔下的维也纳是“对政治和知识的兴趣、对音乐的热爱、四种欧洲语言以及复杂的欧洲关系网的中心”。[26]虽然席勒和歌德的雕像表明这座城市的文化是日耳曼文化，但帝国的状态使之成为超民族的城市，而人口使之成为多民族的，甚至是富有异域风情的城市。城市里的吉卜赛人和东方犹太人（Ostjuden）表明亚洲不再像将近100年前梅特涅（Metternich）所说的那样，始于维也纳门外——东方恰恰始于圣史蒂芬大教堂的阴影中。

维也纳虽然在欧洲城市中仍有相当地位，但再也不能和伦敦平起平坐了，无论是从政治实力还是单纯作为一个城市来看。1910年，维也纳有200万人口。它或许是欧洲仅次于巴黎的游乐之城。这座城市并不像柏林。与德国首都相比，当前奥匈帝国的首都的边缘未免显得有些破败，也没那么刺激。“维也纳没有夜生活，”《维也纳星期一报》（Wiener Montags Journal）发牢骚道，“维也纳人10点钟都睡着了。10点钟大门都锁上了。”这样做是为了省下监管费，因为过了这个时间就要付给每一栋公寓大楼的每一个看门人一小笔费用。[27]还有一篇文章批评维也纳的灰尘太多，抱怨说“柏林街上一天的人比维也纳一年到头的人还多，反倒更干净”。还有人写道，柏林的百货商场都能被列为旅游景点，反观维也纳的百货商场，完全就是“旧货商场”。这些话的言外之意，当然是完全承认现在的柏林是真正的强力之都，两大帝国早在1879年（萨多瓦大败之后仅过了13年）就结成的军事同盟中，德国无疑是大哥。

然而大多数维也纳人更喜欢他们自己的城市，喜欢它独特的魅力、瑕疵、特色——这反映出的正是他们自己。柏林一身戎装，维也纳穿着一条华美的长裙。柏林把精力转化成势力的震撼，希望用自身的强大来感染别人，而维也纳给人的感觉更内敛，即便在标榜皇家正统时也可以自嘲一下。卡尔·克劳斯是典型的维也纳讽刺艺术最著名的大师，据说他曾有言：“柏林严肃但并不绝望，维也纳绝望但并不严肃。”[28]斯蒂芬·茨威格写道，维也纳放弃了在欧洲或者世界的政治霸权，转而获得了在艺术领域的至高地位，这也是它进行独特的自我表达的关键。[29]

实际上，柏林规模庞大，人情冷漠，它让个体感觉到自己对于这座城市无关紧要，进而与之疏远。维也纳的宏大更容易掌控，当然也很壮观，却并没有压迫感。（如果说这座城市让一部分游客——比如阿道夫·希特勒——感觉疏远，那也是由于这里的社会，有些人永远无法领会维也纳人轻浮与严肃绝对人性化的结合、一边流泪一边大笑的含义，当然也就无法融入这样的社会。）维也纳环城大道（Ringstrasse）两边的宏伟建筑取代了19世纪50年代拆除的城墙，这些建筑富有古色古香的典雅气质，表现出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整体性，远非卡尔·谢弗勒认定的德国首都粗陋的建筑冒险主义可比。

维也纳老城中心的浪漫胜过整个德国首都，而且给人留下了更大的哥特式想象空间。20世纪之初，美国一本关于维也纳的书推荐了这样一场月光之旅：

每一个转弯处都要留意浪漫的美景、微妙的情氛和意料之外的发现。这座城市的一半被黑影吞噬，另一半沐浴在灿烂的光芒中，散发着银闪闪的光泽，仿佛黎明般晶莹剔透。这是玛瑙与蛋白石交相辉映的光彩，女像柱上长胡子的脸笼罩在这之下，仿佛呈现着生灵扭曲的怪相……荒无人烟的街道像银色的缎带一样蜿蜒着，渐渐地，如梦似幻的忧伤情绪悄然袭来，一个人徘徊着，静静地端详这座沉睡在银色天幕之下的城市……[30]

最重要的是，维也纳拥有柏林所没有的东西：传统。维也纳流行着这样一首歌曲：

只有一座帝都，

只有一个维也纳，

只有一个贼窟，

它的名字叫柏林！[31]

（1913之前的那些年，鉴于维也纳的捷克人口日益增长，后两行歌词被改成了：“外面是维也纳人，里面是波希米亚人！”）[32]

在奥匈帝国首都，传统是自上而下的：宫廷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本人就是这个帝国运行了68年的节拍器。年初，英国报纸报道称皇帝身体衰弱，结果却是虚惊一场，皇帝只不过是感冒缠身，他的这场感冒比之前的几十年里更加难愈：

皇帝晚8点就寝，早5点起床，克茨尔（Kerzl）医生喜欢在一边看着他吸入蒸汽。那些见到医生在美泉宫后院里穿行的人，却忘了皇帝喜欢早起，还以为医生是仓促之下被召进皇宫的。早上5点钟，医生总是和皇帝在一起，还有中午，皇帝在大长廊走来走去，那里栽了一小片松树林，他享受着树木散发出来的清香。他非常怀念每天抽烟的时光，当咳嗽不见好转时，克茨尔医生不让他抽烟。[33]

皇帝一直在履行帝王之责，一晃60多年过去了，宫廷生活的规律性对皇帝本人来说，或许也算是一种慰藉。失去了妻子（15年前在日内瓦被一个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暗杀）和儿子［1889年和比他年轻很多的情人玛丽·韦切拉（Marie Vetsera）女男爵双双殉情］后，如今他已经近乎生无可恋。皇帝和城堡剧院（Burgtheater）的女演员卡塔琳娜·施拉特（Katharina Schratt）交往已久，这种关系对于任何一位有自尊心的奥地利贵族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频繁的书信往来传递感情，而不是炽热的激情火花。[34]

即便偶有桃色丑闻传出，但宫廷的本质并未曾改变，这让维也纳人心里感到踏实，他们是奥匈帝国的政治旋涡中风平浪静的中心。大多数维也纳人由于出身低微，根本无法参加一场盛大的皇家宴会，这样的事实只是再一次证实了维也纳努力地维护了传统。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驻维也纳大使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John Lothrop Motley）谈道：“一个奥地利人身上可能结合了莎士比亚、伽利略、纳尔逊和拉斐尔的特质，但如果他没有祖上四代贵族的出身，就无法在上流社会得到承认。”[35] 50年后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也会回答说“完全正确”。他根本不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自己的习惯，他很讨厌电话，他在霍夫堡皇宫点的是煤油灯而不是电灯，他以故步自封为荣，此外他还拘泥于宫廷礼仪——其实是18世纪的宫廷礼仪，沿袭自更古老的16世纪的西班牙宫廷。[36]

1913年，严格遵循传统的皇帝对自己的侄子、假定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很是冷落，因为他娶了地位低下的捷克贵族索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这对叔侄二人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无法挽回的破坏（而德皇威廉二世巧妙地利用了弗朗茨·斐迪南的心理，他邀请大公夫妇与自己和皇后四人共进晚餐，借此强调自己虽然有极端保守的一面，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在广阔的社会中，这些礼仪习惯虽然矫揉造作、形式主义、迂腐保守、近乎无稽之谈，但至少对于某些维也纳居民来说却是一种乐趣。斯蒂芬·茨威格的一部剧在城堡剧院大受欢迎，导演本人也回访了他，这就表示他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到了绅士的行列，他对此感到很高兴。[37]

宫廷为一些美术馆和剧院，当然还有歌剧院——宫廷歌剧院（Hofoper）——冠上了皇家的头衔。希特勒画了宫廷歌剧院的很多外景，也曾在歌剧院里对奥地利犹太人作曲家、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在他1908年被任命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指挥之前）指挥的瓦格纳歌剧如痴如醉。[38]1913年是瓦格纳的百年诞辰，宫廷歌剧院在魏因加特纳（Weingartner）的指挥下，上演了瓦格纳歌剧的一系列传统剧目。《阿依达》（Aïda）的作曲者威尔第的歌剧并没有特别突出——一大原因就是威尔第的音乐与意大利复兴运动联系过于密切，而正是意大利复兴运动削弱了哈布斯堡王朝对特伦托和的里雅斯特这两座意大利姊妹城市的控制。[39]

但维也纳的音乐还远不止是皇家的特权——和德皇威廉二世不同，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自己就很少去歌剧院，他的爱好显然要更朴素些。音乐也并不是贵族的专利，狩猎才是。音乐倒不如说是维也纳人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其中很多是犹太人）而言，但终究还是对于整座城市而言。音乐和戏剧是严肃的。茨威格指出，在维也纳，“低了一个半音”都会被人发现。“作品不单单是在首演时受到专业评论家的指点，”他写道，“还要日复一日地受到全体观众的指点，由于不断对比，侧耳聆听，观众们的耳朵也变得越来越敏锐”：

政治、行政管理和社会风气都相当宽松，人们对于不修边幅的作风也都能和和气气地包涵，对于很多违反规则的行为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对于艺术，他们的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因为这是关系城市荣誉的生死存亡问题。每一位歌手、演员、音乐家，始终要尽力做到最好，否则就会失去立足之地。在维也纳，当一个受人爱戴的明星是很美好的，但想要保持这种地位并不容易，容不得一丝一毫的松懈。[40]

这座城市向来有这样一种传统，就是让那些最伟大的作曲家在贫困中死去，之后又会纪念他们，例如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圆舞曲之王”小约翰·施特劳斯是个著名的例外，1913年，在他妻子的住宅开了一家纪念他的博物馆。[41]

在这些年里，维也纳共有8个大型交响乐团（包括维也纳医生交响乐团）。有247个男声合唱团，其中包括由杂货商协会、奥塔克灵（Ottakring）啤酒厂的工人、单独的工厂和公司以及事业单位的某些分支机构所组建的合唱团。维也纳商人合唱协会（Wiener Kaufmännischer Gesangverein）在音乐会上演唱韦伯、李斯特和瓦格纳的作品。［奥地利现代作曲家阿诺尔德·勋伯格还担任过合唱音乐协会（Chormusikverein）的指挥。］轻歌剧在维也纳剧院（Theater an der Wien）、维也纳人民歌剧院（Volksoper）和约翰·施特劳斯剧院上演——仅仅在1913年一年就有11部新作涌现。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Salomé）没能通过维也纳的审查，因此未能在维也纳上演。相反，《蝙蝠》在宫廷歌剧院大受欢迎，也因此得到了维也纳传统守护者们的祝福。

圆舞曲之城维也纳，严格恪守着传统，在欢乐中衰败，然而这样的情况存在着一些问题。维也纳作为文化实验熔炉的角色被淡化了。这是维也纳一个突出的矛盾：这样一个传统的捍卫者竟然也可以是现代性的温床。

维也纳绚烂的外表下究竟隐藏了多少东西，也许维也纳人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1913年，年过五旬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每天都要对他的病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进行精神分析；在这一年里，他出版了《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一书，揭示了个人与集体的神经症。城市风景明信片也可以让维也纳的现代主义者们感到挫败，他们包括卡尔·克劳斯，他每两星期就要在自己的报纸《火炬报》（Die Fackel）上解构感伤主义，还包括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在他看来，维也纳建筑过分注重装饰，因此是颓废的表现，对此他的回应是“装饰就是罪恶”（ornament ist vebrechen）。1910年，路斯将他的这句格言投入实际运用，建造出了著名的、位于米歇尔广场（Michaelerplatz）的“没有眉毛的房子”（Haus ohne Augenbrauen）——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窗户没有装饰性的过梁。（据说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因此再也不在皇宫里他最喜欢的那扇窗前远望；希特勒干脆在画中的这个位置画了另外一座房子，就此克服了这座建筑物的存在所造成的问题。）[4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维也纳一名被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他详细分析了一个阶级、一座城市和一个帝国长期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美国出版的一本旅行指南中说：“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过去与现在如此纠结。”

现代性甚至还染指了维也纳人心中最神圣的领域——音乐，但也不乏争议。1913年3月31日，阿诺尔德·勋伯格指挥了一场音乐会，演奏的是自己与同一派别的另外两位奥地利作曲家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和安东·韦伯恩（Anton Webern）的作品。贝尔格的《艾腾贝格之歌》（Altenberg Lieder）引发了骚乱，甚至导致警方介入，正如几个月后那场更加著名的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演出在巴黎引发的骚乱。[43]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在写作中大胆直白地谈性说爱，挑战了维也纳社会的伪善。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和他的导师、分离派（Sezession）运动的领军人物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在油画中也有如此直白的表现。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位犹太钢铁巨头和艺术赞助人之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开始向传统的哲学思想发起挑战。[44]

像这样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在众多领域向既定的文化秩序发起激烈的挑战，并不只是巧合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情况是一个团体的产物，这个团体中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将日耳曼人的“教养”（Bildung，指自我修养）视为人类最高目标之一。同时也是由于这个团体规模极小，是一个彼此联系极为紧密的知识分子阶层。阿诺尔德·勋伯格不仅是作曲家，还是著名的表现主义画家，蓝骑士（Blaue Reiter）的成员。他在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所拥有的、自己的作品《和声学》（Theory of Harmony）的空白页上写道：“我从你这里学到的东西或许比一个人应该学到的还要多。”[4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将阿图尔·施尼茨勒视为知性上的另一个自己。斯蒂芬·茨威格写道：“一个奥地利人可以在咖啡馆了解当下发生的所有国际大事，同时和身边的朋友们一起讨论，除此之外，或许再也没有什么能像这样帮助他培养灵活的头脑和国际视野了。”茨威格自己最喜欢的咖啡馆是Café Griensteidl，就在米歇尔广场上阿道夫·路斯的“没有眉毛的房子”隔壁。[46]

但轰轰烈烈的文化领域所具有的这种一致性，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或许也是维也纳特质的产物，既是在反抗这座城市的传统，也反映出维也纳生活中更深邃的潜流。在弗洛伊德笔下，梦是愿望的实现，玩笑是内心精神紧张状态下的产物：用大笑的表象来掩饰更加黑暗的现实。[47]对于他生活的这座城市，这是他笔下最绝妙的描述。

“在欧洲，人们对维也纳的印象是永远的星期天。”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在1906年这样写道。他继而写道：“维也纳是一座翩翩起舞的幸福之城，这里的人民温和无害，有一点儿放纵，不怎么积极，也不怎么能干，但心地善良，维也纳在外也一直保留着这样的名声。”[48]巴尔表示这只是错觉。他写道，真正的维也纳人“永远在咒骂”，尽管如此，却还是希望“永远得到赞美……他们总是在抱怨，总是在威胁”。巴尔的这本书被帝国当局列为禁书。[49]它太犀利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它说得太对了。

在政治方面，传说中随和宽容的维也纳事实上正在尝试民粹政治，其实是剧场政治，这往往会转变为大众的反犹主义共识。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增加，这些犹太人为了逃避迫害，摆脱贫困，从更遥远的东方，特别是俄罗斯帝国远道而来。当时的维也纳为他们提供了法律保护——从1867年开始保证他们享有同等权利——以及改善经济状况的条件（不过人们还是把1873年的股市崩溃怪罪到犹太人头上）。新来的东方犹太人在利奥波德城（Leopoldstadt）定居下来，进一步壮大了维也纳历史更悠久且普遍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口。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维也纳的总人口为200万，其中有17.5万宗教意义上的犹太人。这个比例要低于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然而维也纳却酝酿出了一种特别的民粹反犹主义倾向，最开始带头的是格奥尔格·冯·舍内雷尔（Georg von Schönerer），后来换成了1897—1910年间担任维也纳市长的卡尔·卢埃格尔（Karl Lueger）。

新来的东方犹太人普遍被刻画成兜售廉价商品的小贩，从异国他乡流落至此，穷困潦倒，神秘兮兮。［那些和他们信奉同一宗教但已经被同化了的犹太人，有时也这样看待他们，认为这些新来的是一个未开化的团体，显然并不愿意为融入日耳曼文化更高层次的价值观而改变他们的服饰、语言或者犹太村庄（shtetl）的传统。］与此同时，维也纳人对城市中那些在商业和职业领域取得了成功的犹太人也很嫉妒。维也纳大学40%的医学院学生、1/4的法学院学生，以及相当一部分的新闻记者都是犹太人——当然还有维也纳的很多知识分子，譬如弗洛伊德、马勒、克劳斯和茨威格。[50]卡尔·卢埃格尔不加掩饰地使用“犹太人”作为与“小人物”作对的各种现代性力量的简称。为这种乱糟糟的局面添油加醋的，是一个决定性的、自相矛盾的因素：犹太人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者的形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是犹太人，这一点被当成了证据。1905年的俄国革命爆发后，卡尔·卢埃格尔警告维也纳的犹太人，“我们维也纳人是反犹的”，“犹太人一旦对我们的祖国构成了威胁”，就要毫不留情地收拾他们。[51]

在一些更狂热的维也纳人看来，维也纳犹太人种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合在一起，构成了犹太人企图霸占世界的惊天大阴谋，首当其冲的就是维也纳。虽然这些看法未必是以最极端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但这座城市的大环境中就包括天主教的反犹传统，因此大多数维也纳人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些观念。在1913年，维也纳很多被同化的犹太人并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危险，他们将整个问题看作民粹主义言辞的一次实践。毕竟卢埃格尔也不是一直都在坚决反犹。维也纳被同化的犹太人不仅仅是日耳曼文化忠实的拥护者，还受到法律的保护。斯蒂芬·茨威格不知是忆起了过去，还是记错了过去，总之他这样写道：“作为个人，我必须要承认，无论是在学校，在大学，还是在文学界，我从未因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遭到一丝一毫的压迫或侮辱。”[52]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通婚很普遍。

但反犹主义虽然只是维也纳生活的背景，却衍生出了一系列根深蒂固的设想和偏见，这是非常危险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偏见造成了严重后果。在一些犹太人看来，这表示同化的道路也许是走不通的。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在担任《新自由日报》（Neue Freie Presse）杂文版编辑时，曾接收过斯蒂芬·茨威格的手稿，他开始觉得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犹太人的国家。赫茨尔领导的运动叫作犹太复国运动，遭到了维也纳很多犹太高级知识分子的抨击，因为这看上去像是要放弃同化，拉比们的抨击则是因为它的本质是民族而非宗教的。尽管如此，这场运动还是愈演愈烈，最终选择了巴勒斯坦作为欧洲犹太人复国的可行之地，鼓励犹太人移民去那里。赫茨尔去世9年之后的1913年9月，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维也纳召开。

就在维也纳召开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同一个月里，还召开了有关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治的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的规模要远大于前者。维也纳救护车队的罗斯纳（Rosner）医生宣读了一篇关于伤口紧急处理的论文。格赖尔（Greil）先生讲述了剧院里安装防火卷帘、把舞台和观众隔离开的重要性。沃特曼（Wortmann）先生谈到了某些更重要、更切身的问题，那就是或许已经有迹象表明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堪忧。1912年，他告诉来自国内外的听众，维也纳有1 387起自杀事件，而且这个数字正在“不断飙升”。[53]

1913年的开局与之前那些年毫无二致。1月，伦敦《标准晚报》的开年报道就是关于奥匈帝国的首都，该报之前就已经把这座城市描述成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城市，当时用了这样一个大标题——“病态的维也纳年轻人：一家咖啡馆内的三起自杀案”。[54]据报道，三个年龄分别为18岁、17岁和16岁的男孩儿午夜一同前往一家咖啡馆，点了咖啡，加入氰化钾，一饮而尽，几分钟后便倒地抽搐死亡。其中一个男孩儿给父母留了一封信，解释说是由于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另外两人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而他们三个人却一起照了张相，把相片寄给了各自的父母。还有一个女孩儿应该也收到了这张相片，但据《标准晚报》报道，“这一事件中并不涉及感情问题”。第二天，这件事就从报纸上销声匿迹了。三个人戏剧性的悲惨死亡，和其他很多人一样，转眼之间就被人遗忘——成了一个统计数字。

而同年晚些时候的另一起自杀事件，却给斯蒂芬·茨威格带来了恐惧的“醒梦”。这本是一起个人事件，却昭示着奥匈帝国如今在道义和政治上的失信，为一片祥和的表象下阴晴不定的氛围推波助澜。[55]那就是生前担任军事情报部门首脑的阿尔弗雷德·雷德尔（Alfred Redl）事件。如果奥匈帝国决定干涉巴尔干半岛的事务，对抗塞尔维亚，那么俄国很可能成为维也纳的军事对手，然而到了1912年，俄国已经完全知晓了奥匈帝国的主要作战计划。计划被窃取了。作为奥匈帝国一大支柱的军队中有内鬼。

这时的雷德尔已经从军事情报部门首脑的职位调到布拉格，担任当地军队指挥官的参谋长。因此他并不知道他的继任者为了找出军队中的间谍而采取的那些非常手段。每天有好几百封可疑信件被拆开检查。其中有一个包裹引起了调查人员的特别注意，收件人是尼孔·尼泽塔斯（Nikon Nizetas），寄出地是东普鲁士的Eydtkuhnen，距俄国边界只有几英里。[56]这个包裹内有6 000奥地利先令，这么大一笔钱竟然放在奥匈帝国的邮局存局侯领。此外它还牵涉一个已知被俄国情报部门使用过的地址。这个包裹到达了位于Fleischmarkt的维也纳邮政总局，之后就一直放在那儿，等待这位神秘的尼泽塔斯先生前来领取。警察部署在附近一座大楼的一个房间里，通过一根电线与邮局保持联系。当尼泽塔斯先生现身时，邮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会按下隐藏按钮，Postgasse10号的电铃就会响起。他们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连续蹲守了6个星期。

1913年5月24日，星期六，快到下午5点时，一名灰衣黑帽男子来到邮局，认领尼泽塔斯名下的一个包裹。至于后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则是众说纷纭。一说是警察跟丢了尼泽塔斯，反复折腾了好几次才追上他：有人记下了黑帽男子离开时乘坐的出租车车牌号，过了20分钟，警察正好又碰见这辆出租车，虽然被出租车拉到Kaiserhof咖啡馆的那个乘客已经不在了，但出租车站的一个男孩儿记得有一名符合尼泽塔斯特征描述的男子搭乘另一辆出租车往Klomser酒店去了。另一说是警察自己在出租车后面保持一定距离跟踪着，及时赶到，从出租车司机口中问出了那名乘客的目的地，尼泽塔斯是走去那里的。但所有的版本都一致认为是警察的运气太好了。尼泽塔斯把用来拆邮件的小折刀的刀鞘落在了出租车后排。警察把小折刀的刀鞘带到Klomser酒店，放在接待处，交代接待员说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捡到刀鞘还回来了。尼泽塔斯拿起了刀鞘。尼泽塔斯就是阿尔弗雷德·雷德尔。

雷德尔为什么要这么做？主要原因是俄国人知道了他的同性恋身份，以此敲诈他，就这样过了10年。但他后来也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误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因此也就难以自拔地继续下去。前来认领那把小折刀的刀鞘是他的一大失误，作为一名老练的情报官，他应该知道要站得远远的才行。之后搜查雷德尔在布拉格的公寓时，发现了给斯特凡·霍林卡（Stefan Horinka）的未写完的情书。斯特凡·霍林卡是陆军中尉，他想要结束这段同性恋关系，雷德尔被捕当天和他争吵过。据说雷德尔每个月给霍林卡大约900克朗。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这样的细节不可避免地泄露了出去。

雷德尔和军队至少还有保全颜面的可能，只要不把这件事呈上法庭，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案件。雷德尔无疑深知自己已经插翅难飞，那天晚上，在警察的监视下，他和一个老朋友共进晚餐。回到酒店后，他的叛国罪被推上了台面。他请求借用一把军用手枪，得到了允许。凌晨1点多，在Klomser酒店附近的鹅卵石街道上，短促地回荡起了一声枪响，阿尔弗雷德·雷德尔成了1913年维也纳自杀时间最晚的人。

随后，夜晚重新归于平静。再过几个小时，皇宫就将笼罩在曙光之中，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又要醒来了。有人会把前一天的新闻进行汇总，上报给皇帝，并布置这一天的计划。维也纳摩天轮将要开始转动。哈布斯堡帝国也将继续运作下去。

圣彼得堡
东方的巨人

1913年复活节，沙皇尼古拉二世送给妻子亚历山德拉一件珍贵的礼物：一颗法贝热（Fabergé）彩蛋。彩蛋的外部装饰着华丽的金质双头鹰、皇冠和罗曼诺夫王朝18位男女沙皇精美的微型画像，上至尼古拉的先祖、沙皇米哈伊尔，他成为俄国领袖时正好是300年前。[1]但这颗彩蛋真正的工艺成就在于内部。它里面有一个蓝钢球，分别展示了1613年俄罗斯沙皇国的疆域和1913年俄罗斯帝国的疆域。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此时，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黑海到中亚，从中国边境到普鲁士边境，都能看见双头鹰的标志。总而言之，这些领土组成了陆地上最大的疆土连贯的帝国，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疆土连贯的帝国。三个世纪以来，这个帝国不断扩张，数十年如一日，成为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最有力的凭据。

这一整年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在庆祝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出版沙皇尼古拉的传记，竖立纪念碑，为十字架和圣像赐福，新教堂落成，其中包括圣彼得堡Nikolaevskaya火车站附近那座能容纳4 000名信徒的教堂。格林卡的《为沙皇献身》（A Life for the Tsar）上演了无数次，用来纪念伊凡·苏萨宁（Ivan Susanin）的英勇献身。据说他骗过了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外敌，自己把他们引到隆冬的森林深处，他和那些人都无法逃出生天，从而救了沙皇一命。

在夏季，沙皇尼古拉一家沿着伏尔加河旅行，从下诺夫哥罗德（Nizhny Novgorod）到科斯特罗马（Kostroma）和雅罗斯拉夫尔（Yaroslavl），这些地方与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的传说密切相关。首相科科夫佐夫（Kokovtsov）伯爵以政治家的眼光察觉到，河边的民众“兴味索然”，凛冽的寒风之下，来到河边瞻仰沙皇的“盛装打扮、世代务农”的农民寥寥无几。不过在科斯特罗马，有一座罗曼诺夫纪念碑揭幕，这里民众的热情似乎是发自肺腑的：“天气回暖，民众的情绪也跟着暖和了起来。”[2]皇室家族感受到了俄国人民对沙皇表露出来的忠心，这让他们永生难忘：“当我们走过时，匠人和工人们跪地亲吻他的影子。欢呼声震耳欲聋。”[3]在莫斯科，有更多的游行队伍、演说和极具象征意义的纪念碑，意在将俄国与皇家的命运搭在一起，权力的仪式也更多。

同期制作的两部影片囊括了俄国近代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这段历史几乎等同于罗曼诺夫家族史。生产纪念马克杯、饼干罐、香烟盒，发行沙皇肖像邮票——然而传统主义者担心这样做可能会让沙皇的尊容被俄国的邮政局长们玷污。整个帝国大大小小的东正教堂里都在宣读沙皇发布的一份声明，重申沙皇对俄国国民生活发展的担当。在圣彼得堡新建的清真寺中，布哈拉（Bukhara）酋长、希瓦（Khiva）可汗和俄国杜马中的穆斯林议员都会接受这样的教导，“忠君爱国是上帝和先知穆罕默德提出的要求”。[4]

在俄国首都，银行家们把一张100万卢布的支票放在金盘里献给沙皇，这张支票可以在国家银行提现，此举体现出他们在慷慨大方的同时也缺乏想象力。[5]帝国偏远地区的政府官员们也在筹划将更加朴素的贡品寄送给沙皇，以表敬意，同时也以此提醒中央不要忘了他们这些人。西伯利亚西南的城镇托博尔斯克（Tobolsk）一度是俄国的殖民中心，如今却因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而没落，当地人决定派司铎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Dmitri Smirnov）前往俄国首都，向沙皇进献创造奇迹的Abalakskaya圣像复制品。1891年，青年时代的尼古拉曾经向这个圣像祷告。[6]

1913年2月21日的圣彼得堡迎来了30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头戏。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也与那个时代息息相关。正是在1613年的这一天，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全俄贵族齐聚的缙绅大会（Zemsky Sobor）上被推举为沙皇。他是被推举的，而不是选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关键。按照负责掌管纪念仪式的30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说法，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是被缙绅大会全员齐心协力地推上了沙皇之位，为了将俄国从内忧外患中解救出来。这在当代的暗示已经很明显了：1913年和1613年一样，人们要认识到沙皇与俄国人民之间有着直接且不容改变的紧密联系，形成了一种玄妙的联合，他充当着人民的父亲、向导、信仰的捍卫者。这种关系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它所暗含的全心全意的忠诚与服从也不容破坏。举例来说，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即杜马——1905年革命爆发后，沙皇被迫召开国家杜马——应当协助君主履行责任，而不是暗中破坏他的专制独裁。尼古拉并不喜欢“皇帝”（Emperor）的头衔，这对他来说仅仅意味着国家领袖华而不实的虚名。他更喜欢古老的俄国“沙皇”（Tsar）头衔，它的内涵是拜占庭的专制主义和君权神授，君主与臣民合而为一。[7]

虽然庆典从头到尾遍布着东正教的标志和符号，但神圣宗教会议（Holy Synod）的教会长老们提出的把300周年纪念活动的重头戏放在7月11日，也就是米哈伊尔·罗曼诺夫在教堂加冕的日子进行的建议，却遭到了300周年纪念委员会的否决。若是着重强调这个日子，给人的感觉像是在暗示沙皇的正统地位来源于东正教本身。而沙皇应该被视为东正教的捍卫者，而不是反受其制；他是被上帝和俄国人民选定的，而不是被司铎选定的。

那天上午8点整，从彼得保罗要塞（Peter and Paul Fortress）向阴沉的天空中发射了雷鸣般的21响礼炮。以此为信号，一些游行队伍开始向市中心的喀山大教堂聚集，队伍中大多是宗教人士，但也有前来支援的民族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教堂的钟声响起，军乐队演奏。圣彼得堡的大街上空无一人，商店拉下门帘，上面装饰着沙皇的肖像、旗帜、双头鹰以及电灯组成的华饰。彼得堡举足轻重的画家姆斯季斯拉夫·多布任斯基（Mstislav Dobuzhinsky）发出了“没品位、太寒酸”的怨言，但大多数人的感受是更加正面的。当地一家报纸《彼得堡公报》（Petersburgskaia gazeta）的记者报道说：“一切看起来都比昨天更光鲜、更美好、更灿烂。”[8]比起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老家寂寥的土路，这样的反差让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颇受震撼。据他描述，街道是“空前的沸腾”，那是当天上午9点，距离主要的典礼开始还有几个小时，他匆匆赶到喀山大教堂，手里紧紧攥着入场券。[9]

来自俄国各个角落的4 000人缓缓聚集在大教堂内，人声鼎沸。斯米尔诺夫觉得自己被烛火在枝形吊灯、刀剑和金色穗带上的反光“震惊了，闪瞎了眼睛”。《新时报》（Novoe Vremia）的记者也同样受到震撼，描写了“女士们的钻石、勋章和星章、制服上的金银，这一切是多么的耀眼”。[10]斯米尔诺夫在大教堂内找到了一个靠前的位置，可以纵观活动全程，目睹沙皇驾到，现在的他正在翘首以盼。也有人对自己的位置不怎么满意。杜马主席米哈伊尔·罗江科（Michael Rodzianko）强烈抗议将杜马代表的位置排在沙皇任命的国家评议会成员后面，这好像是在暗示他们处于次要地位。他要求调换位置，最终赢得了这场小型政治斗争的胜利。

随着会众落座，在安提阿牧首（Patriarch of Antioch）的指引下，在来自俄国和其他东正教国家，包括当时正处于巴尔干战争中的塞尔维亚的司铎的支持下，庆祝的礼拜仪式开始了。沙皇一家乘坐敞篷马车，从冬宫出发，沿着涅瓦大街（Nevsky Prospekt）来到喀山大教堂，这是多年以来沙皇与大批民众最亲近的一次接触，不过还是有一支哥萨克骑兵卫队将他围在中间，阻拦人群。斯米尔诺夫这样描述沙皇驾到的场面：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南面的入口。开门之后，大街上传来热烈的“万岁”欢呼声，向受人爱戴的君主和他的家人致意……随后，陛下进入了教堂——万众期待，万民景仰的陛下……你一直都在全心全意地尊敬他，视其为被上帝选中的那一位，对他怀着最深刻的崇敬和无限的信奉，视其为整个俄国唯一的支柱、捍卫者和希望，俄国的红日（用流行的话说）……[11]

见此情景，司铎热泪盈眶。他后来写道：“有时我会想：我们的价值观真的出错了、弱化了吗？”他回想起之前的那些年，工人动乱，街头抗议示威，1905年的政治革命，对日战争败北，1908年俄国在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这一事件上陷入外交困境，1911年时任首相被暗杀，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同胞们还在交战。然而一看到沙皇，看到他的臣民们聚集在喀山大教堂的穹顶之下，四周围绕着神圣教会的圣像，有关俄国团结统一和国家地位的疑虑就全都打消了，仿佛晨雾被太阳的热度驱散。“愁云惨雾都哪儿去了？”他问道，“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据警察估算，圣彼得堡有25万人，也就是将近全城1/10的人口，在公园参加了民众的庆祝活动，群众与温度计上平稳下降的水银柱、酒精的作用和即将举行的庆典之间形成了绝妙的配合。此时的彼得保罗要塞灯火通明，装饰着三幅巨型肖像：罗曼诺夫王朝的建立者沙皇米哈伊尔、圣彼得堡的缔造者彼得大帝，以及他们的继任者尼古拉二世。[12]圣彼得堡音乐学院的镀金大厅完全笼罩在水晶吊灯发出的光芒中，22岁的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在这里指挥了一场向沙皇致敬的小型音乐会（然而沙皇并不在场），上演的作品必然要包括《为沙皇献身》中的选段——两天之后，整部作品在马林斯基剧院（Mariinsky Theatre）上演，皇室家族亲临现场。[13]

当晚7时30分许，太阳已经沉入地平线之下，向寒冷澄澈的天空发射的一连串烟花，再次用罗曼诺夫王朝迸发的华美照亮了天空。之后，夜幕再度降临。

俄罗斯帝国最引以为傲的是领土面积，其次是人口数量，再次是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之下的民族多样性。以上三点都大到不可思议，从沙皇米哈伊尔加冕到沙皇尼古拉二世作为主角的300周年庆典这段时间内，以上三点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增长。

然而，帝国的面积还有增加的余地。俄罗斯帝国的北方边境是冰封的北冰洋。那里还有更多的岛屿有待发现和探索。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因1905年日俄战争失利而受阻，这场失利让俄国威望扫地，爱国者们很难承受［其中包括沙皇本人，他年轻时曾经周游日本，险些被暗杀，所以一直管日本人叫“猴子”（makaki）］。[14]但这场败仗并不足以成为俄国向满洲和蒙古扩张的永久性障碍，蒙古最近成立了受俄国保护的政府，基本上已经是俄国的傀儡了。在更遥远的西方，中亚和中东的边陲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和俄国争夺势力的地区，两国之间已经达成了势力分布协议。但这两大帝国之间的竞争依然在暗中进行着——彼此都心知肚明，这不可能是外交和军事棋局中的最后一招。最后，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悬而未决的边境一带笼罩着互相猜忌的气氛——俄国人毕竟支持了巴尔干地区形形色色的斯拉夫民族独立运动，这也正是1913年土耳其人的战争对象。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既是基督教正统的所在地，又是地中海的出海口）垂涎已久，而他们可以借保护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之名，向安纳托利亚（Anatolia）中央扩张。

居住在俄罗斯帝国的确切人口数仍未可知。但据中央统计局估计，从1897年的上一次人口普查——矛盾重重，沙皇尼古拉颇有个性地将自己的职业归为“地主”——到1913年，在此期间，人口增加了约30%。[15]因此在300周年的这一年，公布出来的数字上升为至少1亿7 513万7 800人，几乎是美国人口的两倍，比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法国的人口加在一起还多。[16]（这些人大多生活在乌拉尔山近侧的俄罗斯欧洲部分，但仍有约4 500万沙皇子民生活在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那里到北京和东京的距离比到巴黎或伦敦还近。）从这样的人口中产生了一支规模首屈一指的常备军——1913年的兵力大大超过100万——以及丰富的人力储备，远远大于其他任何国家现有的规模。

俄国庞大的人口是众多民族与宗教的混合体，俄罗斯民族本身只占不到一半。再加上波兰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奥匈帝国人称他们为鲁塞尼亚人，而俄罗斯人称他们为小俄罗斯人），总共占据了不到3/4的人口。其余的人口包括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和日耳曼人。这些群体中，有些已经被俄罗斯人的社会同化，有些勉强接受了俄罗斯人的优势地位，还有些受到压迫。（俄国的犹太人是又一大难题，他们尚未被视为一个“民族”，法律对他们权利的限制甚至比对另外的沙皇子民更加严苛。）1913年，俄罗斯帝国出版了49种语言的书籍。[17]

俄国是如此庞大，如此丰富多样：但人们对它的理解又有多么透彻呢？就连负责管辖帝国某一部分的那些人，都认识到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了解十分有限。19世纪90年代，负责区域事务的一位当地贵族承认：“我们对图拉（Tula）乡村的了解和对非洲中部一样。”[18]罗曼诺夫家族成功地将如此广袤的领土凝聚在一起，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但他们或者其他任何人真的统治了俄国吗？罗曼诺夫王朝的政权是不是仅仅在为俄国的重重矛盾、为无人收拾的烂摊子打掩护呢？

在小说《彼得堡》（Petersburg）中，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巧妙地捕捉到了圣彼得堡官僚（chinovniki）的妄自尊大，以及他们对于掌控俄罗斯帝国混乱现状的无能为力。他尖锐地评述道，首先，帝国首都是存在的：

——在地图上：有两个小圆圈，大的套小的，圆心是一个黑点；以这个没有量度的数学意义上的点为开始，它精力充沛地宣告自身的存在；从那个地方，从这个点，如洪水般涌出了一大堆新出版的书籍；从这个看不见的点，飞出了政府通告。[19]

事实上，很多俄国人长期以来一直把圣彼得堡当作一个人工城市，俄罗斯帝国的首都，而并没有真正把它当作俄罗斯的首都。将这座城市描述成近乎幽灵般的幻影，别雷并非首开先河。

这座城市并不是由于处在古代商路的交叉口而自发形成的。它是沙皇勒令建造的，彼得大帝决定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往芬兰湾边一块尚未开发的土地上，在那里，波罗的海海风的气息会激励俄国人将目光投向西方，将他们从俄国教堂焚香的腐臭中解放出来。圣彼得堡因此成了一个独裁者——或者按彼得大帝喜欢的说法，叫作开明君主——绝对权力的象征。这座城市始建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视为彼得大帝愚蠢行为的产物，成千上万的俄国人为之付出了生命，终于在沼泽地里建起了这样一座城市，古典式的建筑立面完美无瑕。但建造这座城市也是有政治意图的：它是俄国现代化的先锋，是向世界展示俄国、向俄国展示世界的窗口，这座城市意在主张俄国是欧洲的，且一定是欧洲的。“彼得堡”和“莫斯科”被强行用作俄国不同版本的未来的口号。

关于俄国首都的一切都显示出其缔造者的西化野心，首先是城市名，采用的是德语中的彼得“堡”（burg）而不是俄语中的彼得“格勒”（grad）。［当地人将他们的城市简称为“彼得”（Piter），这是那位沙皇名字的荷兰语形式，使人想起彼得大帝年轻时在荷兰度过的时光。］这座城市最初的建筑是一座要塞——彼得保罗要塞，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庆典的第一响礼炮就是在这里鸣放的。如今这座要塞已经从军用转变为俄国最森严的监狱——和莫斯科、斯摩棱斯克（Smolensk）、下诺夫哥罗德等更为古老的俄国城市不同，圣彼得堡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堡垒”（kremlin），而是面朝波澜壮阔的涅瓦河，冬天冰冻的河面成了滑冰场和市场。城市的运河网呈半圆形，从涅瓦河岸向外辐射，使人联想起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布局。彼得大帝年轻时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学习造船的基础知识。圣彼得堡壮观的中央大街涅瓦大街修得笔直，唤起的是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观念，而不是俄国的灵性。城市中最大的一座码头名为英国码头（English Quay），还有一座岛屿名为新荷兰岛（New Holland）。

圣彼得堡的建筑——海军部大厦、塔夫利宫（Tauride Palace），甚至是东正教的喀山大教堂——都带有欧洲的影子。城市中一些最雄伟的建筑其实是欧洲建筑师设计的。沙皇的冬宫，以及圣彼得堡其他很多著名的大厦，都是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弗朗切斯科·巴尔托洛梅奥·拉斯特雷利（Francesco Bartolomeo Rastrelli）的作品。城市中有很多雕像也出自外国雕刻家之手。其中最著名的彼得大帝雕像是在他去世很久以后，德国出生的叶卡捷琳娜女皇委托法国人艾蒂安·莫里斯·法尔科内（Etienne Maurice Falconet）制作的，她希望彼得堡人能够认可自己继承彼得大帝的衣钵。圣彼得堡法国学院（French Institute）院长路易·雷奥（Louis Réau）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写道：“如果说任何一位有教养的欧洲人都必然会仰慕彼得大帝的都城，那么这一定是法国人的功劳，因为仅仅是他们这些人的贡献就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还要多。”[20]

1913年，有些人觉得圣彼得堡来自北方的高贵典雅中带有一丝冷漠，有些过于西化了，具有像雪花一样复杂的对称性，却失去了俄罗斯人的亲切热情。他们渴望有更多的斯拉夫元素，让人回想起更加悠久的历史。［在离圣彼得堡不远的沙皇村（Tsarskoe Selo），尼古拉二世拥有一个17世纪风格的村庄，那里可以让他在先代中神游。］[21]圣彼得堡文化精英的领军人物亚历山大·伯努瓦（Alexander Benois）告诉他们，要扯下“亲斯拉夫的尿布”，去发现圣彼得堡独有的美，因为它既有俄罗斯韵味，又有西方色彩，而不要吹毛求疵地认为它不伦不类。[22]他与人合编的《往年》（Starye gody）杂志专注于19世纪的圣彼得堡，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伯努瓦通过与彼得堡剧团经理佳吉列夫等人合作，创办艺术杂志《艺术世界》（Mir iskusstva），推出了一套具有古典协调性的建筑语汇，强调开放空间（一些人说不应该有人的存在）和全景。（一些人建议赶走喀山大教堂周围的小商贩，以净化教堂的外观。）1912年，伯努瓦与志同道合的彼得堡人，也就是所谓的传统保护主义者一道，建立了一座老圣彼得堡博物馆，致力于保护这座城市古典的整体性免遭俄国其他地方和现代性的侵蚀。

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大获全胜。例如很多圣彼得堡人讨厌新建的滴血救世主教堂（Church of the Saviour on Spilled Blood），这座教堂实际上是效仿莫斯科的圣瓦西里大教堂（St. Basil’s Cathedral）而建。1907年，尼古拉二世在36年前祖父亚历山大二世遭遇暗杀的地点主持了教堂落成仪式。教堂一个个金色的洋葱形圆顶刺穿了圣彼得堡平坦的天际线，提醒人们这里依然是俄国，而不是什么理想化的18世纪欧洲城市。它们与这座城市其他的部分毫不搭调，却完全符合尼古拉对俄国的憧憬。

更重要的是，包括伯努瓦在内，没有人能够阻止圣彼得堡发展壮大——城市在扩张，需要新的住宅、新的办公楼，它正在从贵族宫殿之城逐渐转型为中产阶级之城，从政治城市转型为商业城市，从艺术城市转型为工业城市。到了1913年，圣彼得堡已经成为欧洲第四大城市，拥有200万人口，其中有20万工人。这年冬天，来自托博尔斯克的司铎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在Nikolaevskaya火车站下车，来到了他33年未曾见过的地方，他发现自己所处的这座城市已经从一国之都转变为欧洲大都市。“我大吃一惊，”他写道，“嘈杂的声音和喧嚣的人流让我感到震耳欲聋。”[23]

随着1913年滚滚向前，对罗曼诺夫王朝庆典活动的回忆也开始褪色。随着300周年庆典的金叶开始凋落，俄罗斯帝国也显露出了错综复杂的真面目，这也是摆在它面前的真正考验——以及形形色色的未来展望。

事情在许多方面并没有那么糟糕：事实上现在的情况或许要好于前些年，并且在进一步好转。诚然，大多数俄国人还是比法国公民或者哈布斯堡王朝的子民更贫穷。但他们的绝对人数意味着整个俄罗斯帝国的国民产出量是奥匈帝国的两倍，已经超过了法国，增长速度也比这两个国家都要快。[24]在俄国的较大城市，欧洲商品的广告牌林立。这难道不是给即将到来的一个更大的消费市场的预付定金吗？整个1913年，伦敦的《泰晤士报》都在发行以俄国为主题的特别增刊，向外国投资者宣扬俄国的形象。它传达出来的对于俄国未来的经济展望，已经十分清楚了。

1913年，俄国这个巨人并不仅仅活跃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爆炸式发展。1913年有望成为俄国农业的丰收年，农村的收入也在增加。30年来，俄国在世界工业中的占比一直在不断提高，如今更是在进一步加速增长。帝国的出口品——木材、金属、南高加索的粮食和石油——从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港口涌向四面八方。流入俄国的外资占俄国银行资本的四成，外商在俄国工业，包括电车和火车、矿山、金属加工和发电厂的投资，也占到了四成。[25]在欧洲流行的说法是，世界政治是围绕着某几个世界性帝国而巩固的——没有人怀疑俄国是其中之一。如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所言：“俄罗斯帝国和蒙古的空间是如此巨大，二者在人口、小麦、棉花、燃料和金属方面的潜力不可估量，因此一个巨大的经济世界……会在那些地方发展起来。” [26]

这一切当然也可能被战争妨碍。在圣彼得堡股票市场买进卖出的证券交易者也许会听到外面传来游行的声音，呼吁俄国加强对巴尔干地区的干涉。3月，保加利亚的拉德科·迪米特里耶夫（Radko Dimitriev）将军在圣彼得堡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他参加了滴血救世主教堂的礼拜仪式，人们为他高唱战意盎然的保加利亚国歌《流淌的马里查河》（Shumi Maritsa）。[27]但在俄罗斯帝国发展经济的同时，它与最大的政治对手德意志帝国的经济联系也变得更加紧密，俄国的进口总量有一半来自德国，出口总量的1/3流入德国。[28]这对于欧洲整体的政治稳定当然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科科夫佐夫伯爵在给沙皇的一份被大量报道的备忘录中写道：“俄国当前最需要的是外部的和平环境，目的是借此良机将生产力发展到必需的程度。”[29]

倘若发生战争，俄国也越来越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她的军队已经从1905年失败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改良了装备和制度。虽然欧洲各个大国的政府对于俄国在1913年的国力莫衷一是——按照一贯的风格，最刻薄的是俄国人自己——但所有这些国家都认为俄国的国力必将与日俱增。[30]（至于这到底是欧洲的稳定因素，抚平了德国人的战意，还是不稳定因素，诱使俄国在巴尔干或近东地区得寸进尺，依然有待观望。）次年，德国宰相对他的私人秘书透露说：“未来属于俄国。”[31]

首先，对于俄国走上革命道路，当前还看不出什么明显的迹象。圣彼得堡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工人罢工显然是人们担忧的一大原因，1913年的罢工次数成倍增加。但工人运动并不是俄国独有的现象，工人们的要求也并没有特别的政治性——他们和格拉斯哥、杜塞尔多夫和米兰的工人一样，要求的是提高工资和工作条件，减少老板的干涉，以及更安全的工作环境。种种迹象表明，事实上革命者对无产阶级的掌控有松动的趋势，如果说他们真的曾经将无产阶级一手掌控的话。圣彼得堡的金属加工工人将布尔什维克报纸《真理报》（Pravda）批为“工人群众虚构出来的领袖”，指责他们曲解了“工人们的某些判断和决定的含义，基于他们内部考虑，而他们所考虑的内容完全违背了工人们的利益和意愿”。[32]与此同时，更大力度的工厂监察也在改善工作环境。推出健康保险，承诺降低工业生活中的风险。俄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为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社会合作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报纸传达出一种意气风发的共同文化。英国历史学家伯纳德·佩尔斯（Bernard Pares）几年前对俄国做出的这番评价，放在1913年依然适用：

有很多未受过训练的记者发表一些不祥的论调，夸大其词，几乎让公众对这个伟大的国家心灰意冷，然而尽管如此，庄稼依然在生长，民生也依然在发展。我们要看到的是，一种介于专制与革命之间的中间项正在逐渐形成……不论是否伴随着动乱……各大主要因素正在改变，虽然缓慢，但确确实实是在改变，而俄国也终将走上复兴之路，忠于过去，且自信未来。她远不至于衰落，反而会更有能力参与欧洲的公共事务。[33]

在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的这一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名记者写道：“没有哪一份期待看起来像是过分自信或者盲目乐观的。” [34]

不过话说回来，俄国发展中所面临的经济和政治的挑战依然令人心悸。俄国国内的黑暗势力依然很强大，俄国政府的组织结构依然摇摇欲坠。虽然俄国幅员辽阔，但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金叶都可以隐藏这样一个事实——这片土地的很大一部分是荒芜的不毛之地，冬季封冻，夏季化为沼泽，没有公路和铁路，杳无人烟。尽管农村收入有所提高，但农村为数众多的未受教育的贫困人口对国家造成了很大负担。帝国人口的多样性让人叹为观止，但这却增加了施政难度。针对个别民族的拙劣的高压政策并没有取得成功，而是适得其反，强化了这些民族与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对立。与此同时，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也一直怀疑帝国更多地维护了被征服民族而不是俄罗斯本民族的利益。

似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俄国这样，生活不稳定，暴力司空见惯，赤裸裸的野蛮。各类事故——火灾、工业事故、矿井崩塌、冰河开裂、道路交通事故、火车事故、电车事故——每天都要随随便便地夺去数十个俄国人的生命。在乡下，虽然农奴制已经废除了50年，但挥之不去的封建思想依然大行其道。司法审判也就是那么回事，但落实起来倒是粗暴直接：据报道，一个8岁孩子的母亲由于往将军的马腿之间扔了一根棍子而遭受鞭笞，一个10岁的孩子由于向邻居的院子里扔石头而遭受鞭笞。[35]在城市里，俄国报纸上满是关于足球流氓的报道，人们认为这是社会秩序的既定原则正在崩溃的信号。[36]

俄国的未来主义者在他们的艺术和诗歌作品中歌颂这种足球流氓精神，表达了惊醒世人、让他们抛下资产阶级价值观的愿望。1912年，未来主义者发表了一份运动宣言，标题是“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A Slap in the Face of Public Taste）。1913年12月，他们把一部未来主义歌剧搬上了圣彼得堡的月亮公园剧院，剧中的太阳作为启蒙开化的象征，被抓了起来，然后被杀掉了。歌剧创作者中的两位——马秋申（Matiushin）和卡济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在一次采访中说：“他们想要让世界陷入混乱，粉碎既成的价值观。”[37]“到底是谁更疯狂？”《彼得堡公报》发问道，是未来主义者，还是花了9个卢布就为了“看丑陋的装饰品和一些穿着大号衬衫的怪人，听他们注定招来嘘声和骂声的胡言乱语”的那些人？[38]

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的圣彼得堡，展示俄国现代性的一扇窗口，而它身后广大的内陆地区尚不发达。

关于流血事件的记忆依然鲜活。1913年2月，300周年庆典期间，沙皇尼古拉步入喀山大教堂，他的脚下正是1901年一群学生被哥萨克士兵砍倒的地方，当时学生们正在庆祝一名政府大臣被暗杀。1905年革命，6万名工人聚集在冬宫门前，他们的领袖是一名佩戴着十字架的司铎，拿着呈递给沙皇的一份忠心耿耿的请愿书，而帝国军队却对着他们乱枪扫射，那一幕距离现在也仅仅过去了8年。去年，西伯利亚的勒拿河附近，罢工的金矿工人也遭到了开枪镇压，死伤数百人。20世纪最初的那些年里，黑色百人团（Black Hundreds）对俄国犹太人展开集体迫害，政府却袖手旁观，甚至是纵容，这使得俄国乡下成了反犹屠场的代名词。

1905年革命之后，虽然进行了法制改革，但国家依旧保留着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的特权，而且往往是强权。警察若是听到了一个他反对的词语，例如“宪法”，就可以驱散一场公众集会。国内移民受到控制，这样的机制对俄国的犹太人尤为残暴，他们被局限在所谓的“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中，只有少数人例外，比如要被归类为妓女的犹太妇女。就连外国人在俄国也得提心吊胆。来到俄国的一名意大利游客路易吉·维拉里（Luigi Villari）描述说：“你来到俄国，脑子里想的全都是通行证、宪兵、秘密警察、虚无主义小说和西伯利亚。”你会很紧张，“不得不反复核对证件……眼前浮现出俄国监狱的样子，被无所不知的警长刨根问底”。[39]

从很多方面来看，俄国的形象比双头鹰所代表的更瘦弱，虽然爪子锋利，却是有气无力。俄国并不是每个街角都有一名警察——事实上，俄国警察占总人口的比例要低于德国和英国。维拉里对俄国边防警卫的忧虑最终被证明纯属无稽之谈——边检就是个笑话。“在这些海关官员眼皮底下，我就算带着整整一箱革命文学作品也能通过。”他写道。[40]但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果，要归因于专制的反复无常，而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政策，前者是整个俄国官场的一大特点。俄国的行政结构——多层次，多种管辖权，不同的机构表面上有着同一个目标——好像是专门为了降低效率而存在的。这样一个国家或许足以让人民勉强保持闷闷不乐的顺从，但如果说这就是秩序，那也只是流于表面。现代政府还有更加复杂的任务，比如筹集资金，或者进行战争。面对这种，政府就束手无策了。俄国军队1905年战败的内情中，充斥着种种骇人听闻的、组织计划混乱的实例。

一个人越接近事情的核心，越接近圣彼得堡、杜马和沙皇本人，就越会因俄国面临的挑战，或许可以说是机制而感到沮丧。杜马在波将金（Potemkin）的塔夫利宫召开——这也为俄国政治体制的现实罩上了民主的“波将金门面”[1]。尽管杜马的存在已经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当然也让民意变得更加难以忽视，但俄国通往真正的立宪议会政府之路并不是一条政治发展的坦途，而是充满了艰难险阻的曲径。300周年庆典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沙皇将杜马视为自己的附庸，是顾问性质的，更有很大可能是临时的。杜马本身的意见也并不统一，而是分裂为自由派和保守派，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力争倒退回更简单的时代的那些人。

沙皇本人的政府理论，正如俄国一位前首相于1912年描述的那样，是非常幼稚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做的都是好的；如果人民看不到，那是因为他们是凡夫俗子，而我是上帝选定的。”[41]或许这就是俄国的规矩。“让欧洲夸耀他们的宪法去吧，”深受尼古拉二世宠信的弗拉基米尔·梅谢尔斯基（Vladimir Mescherskii）写道，“全欧洲只有俄国需要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未来……最高权力需要绝对的权威和自由，因为只有它依然保持着纯洁，没有被腐败的毒药所染指。”[42]然而如果想要沙皇专制走上开明专制而不是古老的独裁道路，那么沙皇本人就必须得是开明的。但尼古拉并不是彼得大帝。众所周知，他智力有限。甚至连相信以沙皇为代表的体制的那些人，也对他感到失望。他非常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有言道，俄国最具权势的人，就是最后一个向沙皇进言的人。很难知晓沙皇真正的想法，也很难预测他会如何行动。“我们的沙皇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谜样的人物，”一位政治家在他的日记中坦言，“今天他是右派，明天他会变成什么样却是一个谜。”[43]

他不但拿不准自己的想法，还总想着扰乱别人的工作。一位前任大臣写道，沙皇“非常热衷于密函和小伎俩”，然而实行起来手腕拙劣，必然会让自己陷于“泥坑或血池”之中。[44]最近的例子就是沙皇暗地里与改革派首相彼得·斯托雷平（Pyotr Stolypin）作对。（最终斯托雷平以辞职相威胁，迫使沙皇接受了俄国西部地方政府改革的提案。）1911年，斯托雷平在基辅歌剧院遭遇暗杀。据说沙皇曾为自己瞎管闲事请求原谅，只是为时已晚。

沙皇的身后又是些什么人呢？有一个罹患血友病的9岁男孩儿，人们看到他出现在公众场合，会惊讶得倒吸一口凉气；有一个弟弟，因违抗沙皇的意愿娶了一个有婚史的平民而被剥夺了继承权；有一个出生在德国的妻子，拒绝抛头露面，而当她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时，总是紧张得快要崩溃一般；还有“长老”（starets）拉斯普京（Rasputin），所谓的“圣人”，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的影响力非常大，在皇宫里作威作福。

年底，乌克兰基辅的一家法院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人们想起了俄国这个国家的一大痼疾，也就是反犹主义的痼疾。在法庭上受审的是犹太职员梅纳海姆·门德尔·贝利斯（Menahem Mendel Beilis），捏造给他的罪名是谋杀当地一名男青年，在宗教仪式上进行血祭。记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写道，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身像之下，一场司法公正的滑稽剧正在上演，“被仇恨、怀疑和谎言所败坏”。[45]证人们遭到威胁，警察满嘴谎言。唯一的“证据”来自当地一名精神病学教授伊万·西科尔斯基（Ivan Sikorskii）的小声陈述，他的证词与他的职业背道而驰。对此，纳博科夫写道：

无论再过多少年，当研究我们这场审判、研究我们公共生活的未来历史学家翻开这些速记报告时……他们将会读到满篇的胡言乱语，在一个精神病学教授立起的科学权威的大旗下、从最低劣的反犹文献资料中找出来的所谓确证。他们会诧异地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和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一样，贝利斯事件也成为一个轰动世界的案例，激起了很多写给报社的读者来信和公众宣传活动，支持与反对兼而有之。很多人自忖，受审的也许并不是贝利斯，而是俄国本身。[46]最后就连特地选出的乌克兰农民陪审团也无法忍受如此的不公，宣告贝利斯无罪。但俄罗斯帝国已经腐朽了。沙皇也一样，人们都觉得他支持俄国的反犹主义，以此号召大家拥护这个与自由主义对立、与未来对立的政权。

罗曼诺夫王朝300周年的这一年里，皇室依然在圣彼得堡一手遮天。俄国的政治主要围绕着沙皇、他的政府、杜马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但皇室家族更愿意在15英里以外的沙皇村生活，那里相比之下更具私密性。想在圣彼得堡看到沙皇，要比在维也纳看到弗朗茨·约瑟夫，或者在柏林看到威廉皇帝更困难，哪像威廉皇帝，一天好几次乘坐汽车从歌剧院飞速赶往皇宫，每次都要穿不一样的制服。沙皇的皇后在圣彼得堡贵族的社交生活中更是完全不见踪影，这对她的名声也有不好的影响。走在圣彼得堡的大街上，你或许可以忘掉沙皇，忘掉杜马的嘈杂声，完全融入这座城市本身：它如今已经是一座现代城市，现代性的熔炉，也许正预示着俄国与欧洲其他现代大国并驾齐驱的未来。

虽然圣彼得堡被帝国的各个民族主宰着，尤其是俄罗斯人，但这座城市却有一种国际化的感觉。这里有一个热闹的英国侨民区。体面人士之间普遍讲法语，还有一家法语报纸报道法国国内的各类新闻，用法语报道俄国政治，也必然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法国毋庸置疑的伟大。[法国学院开设了关于伏尔泰的课程，《圣彼得堡杂志》（Journal de Saint Pétersbourg）刊登了一系列关于尼古拉的祖先亚历山大一世的头号敌人——拿破仑的文章。]一个由5万人组成的德国人社区拥有至少7座教堂、5个唱诗班、一座剧院和两家日报，他们为此深感自豪。[47]

1913年，身穿制服的仆人和宏伟的宫殿，依然昭示着这座城市的特征——贵族教养、贵族财富。弗拉迪米尔·德·别林斯基（Wladimir de Belinsky）在《圣彼得堡杂志》上撰文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首都有圣彼得堡这么多的搬运工，他们构成了一个部族，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一个国家！”[48]然而在贵族的旧宫殿旁边，是中产阶级的新宫殿。喀山大教堂对面屹立着胜家缝纫机公司俄国分公司，建筑所采用的是巴黎或布达佩斯的现代风格，而不是彼得堡的传统风格。沿着涅瓦大街再往前走一些，是叶利谢耶夫（Elisseeff）熟食店，它的商品宣传采用了法语、德语和俄语。这条街上的广告牌上，从英国茶到法国香水无所不包，刺激着顾客们的购买欲。[49]

多年以后，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报道贝利斯审判的那名记者的儿子——依然能够一口气说出圣彼得堡童年时光里的那些英国商品：

皮尔斯（Pears）皂，干的时候是黑焦油色，用潮湿的手指拿到光下，却仿佛黄宝石一般，人们在晨浴时总是需要它的关照。把英国折叠式浴盆的橡胶下盖打开，里面起泡沫的水流到污水筒里，浴盆的重量也一点点减轻，这种感觉很是愉悦。“我们不能给膏加量，那么我们就给管加长。”英国牙膏如是说。早餐时，汤匙在从伦敦进口的金黄糖浆中转呀转，镀上一层层金灿灿的糖圈，再拿出来往俄罗斯面包黄油上抹开沉甸甸的一大坨。各种让人感到舒适、赏心悦目的东西，从涅瓦大街上的英国商店源源不断地涌来：水果蛋糕、嗅盐、纸牌、画谜、条纹上衣、洁白的网球。[50]

涅瓦大街上，海军部大厦与丰坦卡（Fontanka）运河之间的55座大楼中，有28座带有银行，这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既要储蓄，也要投资。[51]（1913年，普罗科菲耶夫在Nikopol Mariupolsky冶金公司投资了4 000卢布，后来又投资了水泥行业——这两大行业在经济扩张和城市建设的时代很有前途。）[52]

从涅瓦大街快走10分钟就到了阿斯托利亚酒店（Astoria Hotel），圣彼得堡最豪华、最新的酒店，十足的现代化风格，即使放在柏林、斯德哥尔摩或者哥本哈根也不会显得突兀。酒店对面的大楼也同样引人注目，那是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意志帝国新建的大使馆，它的设计师彼得·贝伦斯正是几年前设计了柏林的AEG公司透平机制造车间的那位。虽然大楼的立面张扬地展示着按照圣彼得堡风格设计的古典柱，但这些柱完全没有用圣彼得堡风格的任何装饰加以美化。英国记者乔治·多布森（George Dobson）对这座城市的感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加劲儿”，加快速度大步迈向现代化。[53]他写道：“不到10年前”——

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圣彼得堡只有两条大街，似乎吸引了所有的人——涅瓦大街和大海大街（Great Morskaia Street）——相当于俄国首都的牛津街和摄政街。如今已经有其他很多重要的大街，例如花园大街（Sadovaya Street）和戈罗霍娃街（Gorokohovaya Street），铸造厂大街（Liteyny Prospect）、苏沃洛夫大街（Soovorofsky Prospect）和沃兹涅先斯基大街（Voznesensky Prospect）同样也是繁忙拥挤的交通主干道。人们的脚步也加快了，以前，比起其他欧洲首都喧嚣忙碌的人群，他们简直像是在爬。

多布森提到了电影院的普及——1913年圣彼得堡有130家——在电影院里，人们可以观看一部300周年庆典的电影，或者更有可能观看俄国最受欢迎的电影女演员薇拉·霍洛德纳亚（Vera Kholodnaya）主演的一部关于暗恋的默片。[54]他提到了电灯的普及，特别是在冬天。虽然城市的外围还有很多木制房屋，但在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房屋开始采用砖石结构。他谈到城市中机动车交通的出现，还为往日冬天里雪橇在白雪覆盖的道路上静静驶过的冬寂不再而感到惋惜。他提到有轨电车自1907年开始营运以来，一次可以承载五六十人，渐渐取代了马车。

仰望1913年的圣彼得堡上空，或许会看到更加引人入胜的东西，进一步证明了俄国摆脱过去、跃向未来之路：那就是俄国最新的飞机，四引擎的Grand，其他飞机在它面前只不过是“空中皮艇”。[55]飞机的设计师伊戈尔·西克尔斯基（Igor Sikorsky）是在门德尔·贝利斯事件中提供反犹“证据”的那位基辅教授的儿子，他在接受一家圣彼得堡报纸采访时表示：“虽然起步比别人晚……但我们（俄国）在飞行和建设中逐渐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我们并没有落后于师傅，而且很快就会超过他们。”美国发明家爱德华·艾奇逊（Edward Acheson）1913年年初曾在圣彼得堡的帝国技术学会（Imperial Technical Society）发表演讲，直截了当地表示“俄国——未来的国度！”[56]

诚然，这座城市里依然有廉租公寓，naemnye kazarmy，这个词从德语的Mietskasernen而来。这座城市里有无家可归的人，他们能不能熬过严酷的冬天都成问题。大多数工人的公寓根本没有自来水，夜晚用推车把排泄物运走。城市中的有轨电车上张贴着红色大字的布告，提醒居民不要饮用生水，要先烧开了再喝。圣彼得堡的死亡率比君士坦丁堡还要高。1908—1909年，约有3万人感染霍乱；1913年，沙皇自己的女儿也感染了霍乱。[57]

但在这样一个正在从古代遗风转向现代的国家，这一切或许只是一座城市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不可避免的成长之痛。当然，其他一些欧洲城市几十年前就遇到了这类问题，但并没有什么质的不同。难道俄国就不能像欧洲的其他地方那样克服这些问题吗？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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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的根特世博会并不像前几届那样成功。一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根特虽然有很吸引人的蕾丝店，但它毕竟不是巴黎。世博会的组织者也很倒霉：那年5月，一场大火烧毁了法属印度支那展馆；9月，又有一家德国餐厅起火，火势蔓延开来。但或许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1913年，国际事务和展览已经成了例行公事，千篇一律。随着展会一次又一次举办，人们对它们的期待值越来越低，并不觉得有多么了不起。国际主义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后来所说的，是“正常的、必然的、永恒的，除了在未来的发展进步方面”。[58]

他继而言道，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种族与文化斗争，垄断、限制、排外，这样的规划会对这片乐土造成破坏，但基本上就像日报一样只供消遣”。当然，不论是在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罗马还是圣彼得堡，这样的规划一直占据着报纸的头版。有大量关于巴尔干战争的报道。同样得到广泛报道的还有相关的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更不必说法国民族主义、意大利殖民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英帝国主义和俄国反犹主义。但它们也有争夺报纸版面的竞争对手：皇室婚礼、议会辩论、政治丑闻、社会丑闻、罢工、庆典和周年纪念、银行股价、俄国铁路股票、南非黄金和加拿大小麦。对一些人来说，战争这个词意味着现代生活的真相——争夺地位。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个来自过去的词语，应该永远留在那里。对于很多人来说，战争只是一个词语。就算真的发生，也通常是在世界的其他角落，交战双方要么是难以置信的英勇，要么是难以想象的懦弱，而且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比较贫穷，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

同时，世界向欧洲来，从欧洲去，欧洲依旧是世界的中心，在变迁之海上波澜不惊。

[1] 此处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典故。1787年，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出巡克里米亚途中，波将金为了取悦女皇，在第聂伯河沿岸建立了一批可以移动的假村庄欺骗女皇。“波将金村”也由此成为弄虚作假、装潢门面的代名词。——译者注

第二章
古老的新世界

1913年3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就职典礼。几个月前，威尔逊对一位友人谈道：“如果我的任期需要以处理对外问题为主，那将是命运的讽刺。”美国金融制度改革是他对内改革的头号任务。

1913年，从旧世界到新世界旅行需要乘船。人们可以从南安普顿、瑟堡（Cherbourg）或者汉堡乘坐快速汽船出发，渡过北大西洋。还有更多笨重的大船从那不勒斯或者热那亚、的里雅斯特或者阜姆（Fiume）驶向美国。上层甲板上，海风吹拂着那些为了公务或休闲的旅客。下层甲板上的旅客更有可能是移民，尼古丁与汗臭混杂的气味充斥其间。

在海上航行了四五天的时候，一些旅客或许会略微产生恐惧的战栗，因为此时的他们可能已经靠近了前一年“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的那片海域。“泰坦尼克”号带走了大西洋两岸的一大批精英人物——约翰·雅各·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本杰明·古根海姆（Benjamin Guggenheim）、英国记者威廉·托马斯·斯特德（William Thomas Stead）、美国总统的军事助手——还有其他很多很多不为人知者。但大多航程都平安度过。大西洋航行的安全性也在不断提高。1913年10月，“沃尔图诺河”号（Volturno）汽船着火，发出的无线电信号唤来了另外十几艘船只前来营救。

美国人去欧洲做生意，在旧世界观光，或许还会和欧洲贵族家庭联姻。欧洲人来美国追求更好的生活，美国政治自由，普通人仿佛有无穷无尽的发财机会，这些都在吸引着他们。欧洲人对于过去50年里美国惊人的经济发展有数不清的疑问——美国的人均工业产值是50年前的六倍。相比之下，英国还不到两倍。“泰坦尼克”号上的遇难者威廉·托马斯·斯特德早在1901年就著有《世界的美国化》（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1913年，意大利历史学家古列尔莫·费雷罗（Guglielmo Ferrero）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谜”（The Riddle of America）的文章。[1]法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贵族政治家保罗—亨利·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Paul-Henri d’Estournelles de Constant）男爵，跟随着大约80年前的同胞托克维尔的脚步，往“今日美国”（Les Etat-Unis d’aujourd’hui）题材的著作堆里再添新品。美国的概念深深地印刻在欧洲人的想象中，正如美国的产品在欧洲家庭已经屡见不鲜。

前一年匿名发表的小说《行政官菲利普·德鲁》（Philip Dru, Administrator）描绘了不久以后的美国，欧洲的游客若是碰巧读到这本书，也许会好奇心大增——如果更加详细地品读，或许还会想要下船。这本美国出版的书中有着对美国奇异而荒诞的展望，设想出了这个国家在1920年，第二次内战前夕的样子。他们不会想到，书中的主人公菲利普·德鲁得到的纽约地址是“曼德尔大楼”（Mandell House），顺着这条线索就能找到这本书的作者：得克萨斯州商人、民主党疏通者、爱德华·曼德尔·豪斯“上校”（Edward Mandell House，军衔为荣誉性质的）。只有非常关注美国政坛的人才能够认识到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义——此人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最亲密的政治顾问。

《行政官菲利普·德鲁》开篇，同名主人公盛情招待高傲的女朋友格洛丽亚·斯特朗（Gloria Strawn），一边发表对美国近况的看法。他告诉她：“财富已经积累得如此雄厚，以至于少数人将要扼杀多数人，广大群众中酝酿着阴沉、反抗的不满情绪。”[2]美国工业发展造成的赢家与输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对于“城市里的劳动者和农场里的生产者”来说，前途是“黑暗、绝望的”。德鲁解释说，美国经济的不景气造成了美国政治的不景气。美国失去了天生的统治阶级的真正领导——豪斯会把自己和德鲁归为其中的荣誉成员——政治主动权已经转移到了操纵者和骗子手里。惨烈的结局可想而知：

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财富比这个强大的共和国更能目空一切，垄断更牢固……下一场解放人类的大战将会在这个国家打响，打赢。一个文明民族的鲜血和艰苦努力将会改变世界，黯淡了2 000年的伯利恒之星将会再次闪耀出恒久灿烂的光芒。

在这篇小说中，德鲁离开了军队，在纽约定居下来，近距离观察着现代城市生活中严酷、不公的现实。

与此同时，《行政官菲利普·德鲁》的情节也走向了国家的层面。它描写了鬼才参议员塞尔温（Selwyn）操纵的一个政治阴谋是如何呈现的，他利用美国的民主，将人力和财力集中投入在12个关键州每一个选区的区区1 000名中间选民身上，然后想方设法说服、哄骗、贿赂他们投出“正确的”选票。选举就是这样赢的。塞尔温选择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西部州长詹姆斯·R.罗克兰（James R. Rockland），作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反过来，罗克兰也运用一流的政治操纵技巧——呈现出造访华盛顿的可能性和高官要职的权力——来吸引关键州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的额外支持。他利用塞尔温关于这些人的信息数据库，能够知道需要拿出多少，拿出什么。

罗克兰赢得了总统大选，但为他带来胜利的阴谋最终却完完全全以尼克松的方式破灭了：塞尔温用来记录私人房间对话的一个声控激活的录音设备，揭露了他败坏美国民主的行径。随着阴谋被公之于众，菲利普·德鲁又重新走到台前，领导了一场反对塞尔温和罗克兰的军队叛乱，这是为了开辟政坛新局面而进行的一种政治运动。西部各州纷纷响应。南方痛苦地回想起了之前的内战和随之而来的、名不副实的“重建”时期带给他们的贫困，于是也响应了他。

德鲁在纽约上州的艾尔玛（Elma）取得了一场压倒性的胜利。随后他宣布当选为“共和国行政官”，开始落实大刀阔斧的激进改革方案：开征联邦所得税，将国家基础工业国有化，限制每周工作时间，对工业的集中进行更加严格的调控，废除罢工、以推行员工分红制作为回报。并不满足于此的妇女被赋予了投票权，宪法也经过了修改。

对外，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德鲁通过协商谈判，使美国、欧洲和日本达成了一项地缘政治协议。加拿大并入美国，同时美国军队介入墨西哥“拨乱反正”。德鲁向战败的墨西哥人保证，他无意吞并墨西哥或者索要赔款，然而：

……未来我们的国旗将成为你们的国旗，你们将直接受到美国的保护……会设计出一份公平的方案。在此方案中，当前为少数人所有的土地将会为多数人所有。再过一代，站在这片美丽土地上的都将是受过教育的、兴旺发达的、幸福美满的人民。

经过7年的独裁统治，美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德鲁效仿乔治·华盛顿，拒绝终生担任国家首脑。他和格洛丽亚驾船驶入落日余晖。祝福者们“在沉默的悲伤中”看着他们的船消失在太平洋中：“他们心系何方？他们能否回来？所有人都在问，但没有人知道答案。”

爱德华·曼德尔·豪斯并不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菲利普·德鲁》也并不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品，作者又深谙当时的政治体制和体制中的各方压力，可以说这本书是很具启发性的。1913年3月，威尔逊总统在华盛顿的就职典礼前夕，豪斯得到了一个在威尔逊政府任职的选择机会。但他和小说中的塞尔温一样，更青睐幕后参谋的角色。

《菲利普·德鲁》的主题正是美国在进步时代的主题：这个国家努力度过了充满经济与社会大变革的半个世纪，内部并不安定，国家尚未完整。[3]人们害怕大企业——控制着国家铁路、钢铁厂和华尔街的那些大公司——会压垮美国的事业和精神，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这份恐惧已是老生常谈。欧洲人把新世界看作一股蒸蒸日上的世界力量，而美国人却在回首旧世界，吸收他们的文化以及移民，不论好赖。内战结束50年后，南方依旧消极对待国家建设。虽然美国的经济如今是世界上最富裕的，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工业生产的各项指标上超过了英国，但在政治上，这样的经济实力却并没有得到有力的控制。经济管理机制很无力：到了1913年，美国甚至还没有一家中央银行。从一个由小村镇组成的国家，每个村镇都有各自的政治腹地，到一个大城市遍布的国家，相距甚远的各大城市联系紧密，表现出一个统一国家的推动力。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换中，美国还只是在半路上。

美国想要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国家，有些办法是1913年的任何一名观察者都十分清楚的。这年1月，包裹邮递推出了一项全国性的包裹业务，使得爱达荷州博伊西（Boise）的一桩买卖可以被直接运送到佐治亚州萨凡纳（Savannah）的客户手中。10月，威尔逊总统在华盛顿手一挥，随即引爆数吨炸药，突破了巴拿马运河最后的阻碍，将北美大陆的东西海岸连接起来。这一年里，在“一个政策——一个系统——普遍服务”的口号下，贝尔电话公司宣传着他们系统的国家建构作用：

电话让通信变得快速、直接，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信息技术打破了距离的屏障……贝尔系统中有750万台电话，连接东西南北，将整个国家凝聚成一个大型的邻舍。每天，信息技术把我们拉近2 700万次，以此开发我们的共同利益，促进我们的共同交易，增进我们人民的爱国精神。[4]

第一个横贯大陆的电话直到1915年才打通，但进步的过程——以及铁路的铺设——拉近了美国的距离，同时也拉近了世界的距离。[5]

这样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随着美国成为一个国家的大业得以完成，它又将在世界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在《菲利普·德鲁》中，豪斯上校把美国想象成一个全球性的和事佬，干涉墨西哥，并且通过军事力量和吸引力相结合的方式，将整个北美洲置于自己的荫蔽之下。但1913年的美国还不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没有全球外交霸主的派头。当年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的沃尔特·海因斯·佩奇（Walter Hines Page）发现他的大使馆竟然位于一座经过了改造的公寓楼里，要穿过两家廉价商店之间昏暗肮脏的走廊才能进去。很难通过这样的环境看出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然而敏锐的观察者们明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且伴随着人口增长，一部分是来自欧洲的移民——美国必将参与更大范围内的事务中去。正如佩奇在给威尔逊总统的信中写道：“我们正处在国际性的博弈中——并不是陷在旧世界的诡计、负担、悲痛和忧伤中，而是不可避免地走在通向领导地位和令人欢欣鼓舞的未来统治权的道路上；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身在其中，只有我们自己不知道。”[6]美国再也不能游离于世界之外，安守这份孤立的正直，以一座遥远的“山上的城”[1]自居。未来的美国需要立足于世界，依照全球政治的现实检验它的道德目的：如何以原则的名义、在为国效劳的过程中行使权力，当其他国家未能采取美国为其最大化利益所做出的决定时，又要如何处理。美国作为正在国际秩序中取得应有地位的新兴大国，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像大西洋对面的欧洲大国一样？美国作为新世界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如今它会不会变得更像是旧世界？

美国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其他任何强国一样，受到了帝国的诱惑。19世纪末，美国打败西班牙，美利坚帝国开始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形成，从菲律宾到波多黎各。这第一波帝国主义热潮受到了两位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和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支持。但这项事业是美国的，而不是政党政治的。1901年，普林斯顿大学学者伍德罗·威尔逊用简明的语言阐述了美国作为一个帝国的责任。这份责任并不是给予菲律宾各族人民“全新的美国式自治制度”。他认为，这些东西“对于仍处在政治发展童年时代的不发达民族来说，并不是祝福，而是诅咒”。相反，他的国家要担负起的责任，就是给菲律宾人带来一个“政府，以及管辖，这些本身是符合道德的，因此会让他们接受教化，本身是纯粹坚定的，因此会让他们得到提升和稳定，还要引导他们接受正义与自由的基本概念”。[7]

如果说欧洲人对这种感情习以为常，那是因为它来自更博大的帝国文化。多年以来，威尔逊一直随身携带大英帝国的大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诗《如果》（If），叠得整整齐齐，揣在外套口袋里。[8]虽然美国人不喜欢用“帝国”一词来描述他们的海外领地，但他们为持续不断的霸行辩护时所采用的论据，与法国或英国思维正常的帝国主义者们所采用的并没有本质区别。还有一些人不这样看，他们担心美国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帝国，却会迷失自我。美国最著名的杂文大家、曾经是“狂热帝国主义者”的马克·吐温，建议美国国旗应该为了菲律宾而改动一下，把白色条纹改成黑色，把星星改成骷髅图。[9]

1912年，豪斯发表了《菲利普·德鲁》，而另一边，有四个人在竞争这个半成型、半统一的美国的总统职位。现任总统威廉·塔夫脱（William Taft）以共和党身份参选。他的前一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抛弃了共和党，以进步党候选人身份参选，由于在竞选游说过程中对一次暗杀行动做出了一贯矫健的反应，得到了“公麋”的绰号。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以社会主义者候选人身份参选。担任过一届新泽西州州长的伍德罗·威尔逊以民主党身份参选。爱德华·豪斯已经在为威尔逊效力，在民主党内部帮他争取到了得克萨斯州对他参选的支持。现在他就要看看他选择的这个人能否一路披荆斩棘，问鼎白宫了。

没有人会怀疑，可能获胜的只有两人，威尔逊和罗斯福，而共和党一派明显对威尔逊青睐有加。两人都提出了美国复兴的构想。罗斯福在“新国家主义”的大旗下，主张利用现代世界的推动力为国效劳。一个重新强大起来的国家，将会巧妙地让现代商业贸易的规模和效率所释放出的能量改变方向。而威尔逊主张“新自由”，这是一份内容宽泛的政治宣言，表明了对普通人的扶持和对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涌现出来的工业巨头，也就是所谓的“托拉斯”的管控。威尔逊承诺让自由竞争回到市场当中，让希望回到立足于小镇的美国。

对于过去数十年间的经济集中程度，两位候选人均表示赞成，不论是在财富方面，还是就少数人对国家整体经济的影响力而言。伍德罗·威尔逊提出，“美国的生活已经不再是20年前的样子了”：

我们的经济情况发生了彻彻底底的变化，从顶点跌到了谷底；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我们的生活结构。旧的政治公式并不适用于当前的问题，这些公式现在读起来就像是从被遗忘的时代抽出来的文件。[10]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应变化后的这些情况：是激进的集中式大修，还是将受到新经济阻碍的竞争与主动的传统力量释放出来。

说到底，罗斯福和威尔逊在未来方案上的区别，既有性格因素，也有分析思路上的原因。罗斯福极为自信，坚信自己能够凭一己之力自上而下地改造美国。威尔逊的性格更为保守，受到了英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启发。在他看来，罗斯福就像是一个危险的杂耍演员，如若当选，则注定会成为一个铁腕人物。威尔逊自己对社会的展望更有组织性，是从他自己出身的奋斗阶级开始，自下而上地实现稳定的复兴。他在竞选游说中表示：“并不是花支撑着根，而是根支撑着花。”

威尔逊谈到罗斯福，说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挑战者，一个“真实而鲜活的人物，他们（选民）见了他，为他欢呼，把嗓子都喊哑了，投给他千百万张选票”。威尔逊自己在公众的眼里，则是“一个模糊的、难以揣摩的人物，身上更多的是观点意见和对学术的痴迷，而不是有着人性特征的血肉之躯”。[11]罗斯福无疑也会赞同，他把威尔逊视为一个守旧、怯懦的保守者，过去的观念根深蒂固。

然而，威尔逊却让人感受到了他的实力。他发布了一段非常具有倾向性的竞选影片：《老办法与新办法》（The Old Way and the New）。他在全国巡回演讲中批评官商勾结——以用来保护美国国内特殊利益产业的各项进口关税为代表——表示这种现象“不符合美国的作风”。他抨击“大型、非个人”企业的崛起，认为这是在预示着消灭竞争、把个人变为谄媚的雇员。他警告说，有事业心的中产阶级“在这些过程中饱受压榨，而我们所受的教导称其为繁荣的过程”。美国真正的生命力来自美国各个社区的自由精神，而这种精神现已是岌岌可危。他警告说：“如果美国阻挠地方，将会扼杀这个国家。”他宣称：“华尔街的财富总量无法表示美国人民的活力。”

威尔逊是长老会牧师的儿子，本人也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响，上述这些观念等于是向美国社会的道德秉性提出了挑战。企业的非个人属性具有抹杀人们心中的个人责任概念的风险。这样一个主要由企业来驾驭的美国，会让人忘记在小型社区塑造出来的美国价值观：

……那时的美国渗透在每一个村子、每一条幽谷中，那时的美国在辽阔的大草原展现着她的巨大力量，上至山腰，下至地底，燃遍了事业的星火，富有雄心壮志的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成为工业巨头，而不是受雇于人；想要立业的人们无须遥望远方的城市，只需环顾左邻右舍，他们的信用取决于自身的性格，而不是人脉关系，他们的信用与他们已有和潜在的品质成正比，而不看持有多少股票……[12]

威尔逊就这样把一系列经济问题转化成了一系列道德问题。他自己本来是因对手退出而成了党内领袖，共和党的内部分裂又让他占了选举算法的便宜，如今他却转变为反叛的候选人，成为一场谋求变革的道德运动的领袖。他本人是追求进步的，但提出来的是有组织有系统的变化，他的建议是“不能随便拿来一张纸就确定明天的生活要变成什么样”，而是“要把新事物编织进旧事物中”。对于正在经历着深刻社会变化的美国所引发的焦虑，他做出了回应，并且清醒冷静地做出了保证。他在1912年的大选中拿下了48个州中的40个，这也反映出1912年，也就是《菲利普·德鲁》发表的这一年进入尾声之际的美国民情。1913年年初，伍德罗·威尔逊就任总统。

[1] 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在1630年的一次布道“基督徒慈善的典范”（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中，引用了《马太福音》5章14节耶稣的登山宝训中关于盐和光的隐喻：“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温斯罗普的布道让人们普遍相信美国是“神的国家”，因为它被比喻成一个“山上光辉的城”，这是美国例外论的早期例子。山上的城此后逐渐成为美国政客的流行语。——译者注

华盛顿特区
共和国、国家、帝国

1913年3月4日，威尔逊宣誓就职。四年前，塔夫脱的就职典礼因为一场暴风雪被迫改在室内进行。四年后，威尔逊可以在室外的美国国会大厦东门廊宣誓，将台下聚集的25万人尽收眼底。

到了这时，总统就职典礼已经成了一项全国性的盛会，为国家的公共生活带起节奏，吸引游客到首都去。美国汽车俱乐部的旅游观光部门给出了一系列建议，指导游客如何从纽约开车到华盛顿，走连接美国金融中心和政治中心的收费道路和泥道，经过费城，但要不惜一切代价绕开巴尔的摩。[1]据《纽约时报》报道，距离总统就职典礼还有几天，华盛顿就已经充满了商业气息。人们可以花20美元入住城里的大酒店，但必须住满5天才行。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上的酒店更贵，高达每晚50美元。游行路线上的办公室和私人住宅的租金也一并上涨。就职典礼当日，蜂拥的人群中夹杂着普林斯顿大学的青年学生，穿着威尔逊母校的代表色——橙色和黑色。前总统塔夫脱，“我们见过的输得最惨、最心平气和、最得人心的总统竞选失败者”，将总统一职交给威尔逊时笑容满面。[2]尽管塔夫脱在大选中屈居第三，但他作为正式的共和党候选人，到底还是分流了足够多的选票，从而阻止了脱党的罗斯福重回白宫。

这座城市从建城之初就注定会让人铭记在心。华盛顿古典风格的建筑和城市雕塑中体现出来的共和美德，以新总统——仅仅是内战以来的第二位民主党总统——就职典礼为代表的国家凝聚力，城市规划展现出来的帝国豪气，每一个方向上的壮美远景，这一切都会让游人深受感染。外地人在联合车站（Union Station）下了火车，便能感受到路易·圣戈当（Louis Saint-Gaudens）的花岗岩雕塑“铁路铺设的进展”（The Progress of Railroading）的凝视。这六座石像位于车站正门入口上方，既表现了美国的现代性——其中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代表火，泰勒斯（Thales）代表电——同时又重申了古老的正义价值观，并提醒正在进行城市化的美国，不要忘记田间劳动的价值。在罗马农神刻瑞斯（Ceres）傲然挺立的雕像旁，刻着托马斯·杰斐逊也会赞同的话：“农场。家庭最好的归宿。国民财富的主要来源。文明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天佑。”

英国大使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指出，纽约的“异国色彩都快要赶上它的美国风情了”，而华盛顿拥有一项更崇高的使命：

……要成为整个国家威严与宏伟的化身；要成为……万都之都……充分表现出美国观念中的精粹，美国思想中的最开阔、最光明的一面，呈现出这样一个国家的首都应有的理想形态。[3]

华盛顿不仅是美国的第一大政治城市，还是联邦政府的私有领域，总统就职典礼给了它大放异彩的机会。

威尔逊站在装饰着美国国旗的国会大厦前，面对彩色灯光下的美国国徽，迎接着楼顶上的观众从上往下的视线，提出要为人们“阐释个中缘由”。“政府发生了变化。”他抑扬顿挫地说。但这只不过是国家需要重新恢复道德目标而显露出的外在迹象。说客们为了“一己私利”败坏了政府。国家是富裕了，但“恶与善并肩而来，腐蚀了太多的纯金”：

我们一直以我国的工业成就为荣，但至今为止仍没有停下来全面细致地计算一下我们的人民为之付出了多少代价，失去生命的代价、筋疲力尽的代价，所有这些重担和负荷经年累月、冷酷无情地压在男人、女人和儿童身上，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又付出了多少骇人听闻的代价。

因此当前的任务是恢复：“净化、审议、修整和纠正邪恶，而不损害善德，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过程变得纯净、人性化，而不使之弱化、满怀感伤。”威尔逊列举了几项要务：削减进口商品关税；建立国家银行系统，使获得信贷变得更加容易，剥夺资本所有人一手遮天的权力；对限制竞争、浪费国家自然资源的工业体系进行改革；将国家工人的健康纳入法律保护。

威尔逊肩负起了沉重的期望。有一篇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就职典礼不仅是总统的接力棒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手上，更意味着“往日已逝，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4]几个月前，一名德国记者预测威尔逊不仅会当上“政府首脑，更会成为美国政治思想的领袖”。在圣彼得堡，一家俄国报纸表达了这样的期待：“如果未来的总统不被险恶的党派势力麻痹了意志和主动权的话，他也许会为美国开辟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真正的政治诚信时代。”[5]推崇过“新自由”之后，威尔逊现在要做的是实现它。威尔逊的就职演说中并没有提到国际事务。当选之前几天，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家埃德温·格兰特·康克林（Edwin Grant Conklin）面前谈道：“如果我上任后需要以处理对外问题为主，那可真是命运的捉弄，因为我的一切准备都是针对国内问题的。”[6]

威尔逊的就职演说体现了他对政府的理解，以及他在执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的演说诚恳而又豪迈。《经济学人》将威尔逊的说服力与之前历届总统的就职演说进行了对比，相比之下，之前的那些更像是出自“秘书、助理秘书和速记员的笔下”。[7]新总统的演说言简意赅，不像林肯或杰斐逊那样修辞迭出。一位社论作者评论道：“新总统显然明白，总统职务并不是用来佩戴的奖章、用来展示的奖品，而是一项需要谨慎对待的棘手任务。我们觉得他应该是对的。”[8]华盛顿也很快便发现，对于美国行政部门首脑和公正不阿的公共利益捍卫者身份，威尔逊是严肃对待的。上任之后的第二个月，华盛顿就再次召集国会，这比惯例和宪法规定的都要提前。寻求晋升为联邦政府任命的职位或者某国大使的那些支持者，发现白宫的大门对他们关上了，让人捉摸不透、看上去不动声色的威尔逊因此得到了“斯芬克斯”的绰号。同年晚些时候，他出席了国会的一场联席会议，亲自发表了一份国情咨文。对于这件事，他的前任们很少会这样亲力亲为。

3月4日当晚并没有举行传统的就职舞会，总统觉得太轻浮了。而他则是来到肖汉姆酒店（Shoreham Hotel），和让他感觉最自在的普林斯顿大学1879届同学共进晚餐。后来他在给一个老同学的信中写道：“你可以肯定的是，星期二晚上我只听从内心的指示，参加79届的晚宴是我在那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9]《菲利普·德鲁》的作者豪斯上校现已成为威尔逊最亲密的政治心腹，远离公开场合，不过还是同新上任的总统及其内阁一起出席了一场午宴，很多内阁成员都是在豪斯的促成下选出来的。他更愿意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大都会俱乐部（Metropolitan Club）旁观这场就职典礼。

夜幕降临，美利坚民族有了新的捍卫者，联邦政府有了新的领袖，华盛顿也有了新的主人。

即便是在1913年，华盛顿也有一个要甩掉的名声。它是出了名的内省。正如亨利·詹姆斯所言：“华盛顿只谈论自己，再无其他。”[10]威尔逊初次会见新闻界的“先生们”时，曾经力劝他们，不要告诉全国人民华盛顿在想什么，而要“告诉华盛顿全国人民在想什么”：

……然后我们会掌握情况、采取行动，我们会充分地了解全国各地的最新民情，这些情况不会过时，也不会腐烂，人们也会开始关注这些，意识到他们必须根据国家的目的、国家的需要来投票，为经过了阐释的国家总体利益投票，只有这条路。[11]

5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威尔逊发表了相关的又一通老生常谈的牢骚。他抱怨道：“城里说客云集，随便往哪个方向扔一块砖头都能砸中一个——虽然你很想扔砖头。”[12]

游说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方面是由于威尔逊主张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的缘故。1913年夏初，安德伍德关税法案（Underwood Tariff Bill）通过众议院来到了参议院，说客们为了让他们的特定产业继续享有某种关税保护而到处活动。威尔逊“新自由”议程的重头戏——进口关税大幅度下调，开征联邦所得税来弥补损失——险些演变成痛苦的慢性死亡，总统亲自出马干预才得以幸免。

但城里出现了这么多说客，同时也反映出华盛顿在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了。在18世纪，选择华盛顿而不是费城或纽约作为国家首都，是为了让联邦政府远离各州狭隘的政治生活。因此，随着政治中国家性要素的比重增长，华盛顿自然也变得愈发重要。阿尔弗雷德·莫里斯·洛（Alfred Maurice Low）发表社论称：“美国人民有意无意地成了联邦主义者，而华盛顿则是联邦主义的象征。”[13]

根据洛的回忆，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如果不是迫不得已，绝对不到华盛顿去”。那时的华盛顿是“一个烂泥坑，城市中的邋遢鬼，衣冠不整，四仰八叉，胳膊肘从袖子里露出来，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些补丁有多丢人，还傻乎乎地为身上的污垢和不修边幅的外表而自鸣得意呢”。他认为这一切如今已经有所改观。现在度蜜月的人们对华盛顿就像对尼亚加拉瀑布一样青睐。

区区几十年前，政治和社会的“要地”还是各州的首府，它们的特点是没那么多讲究，人们亲切热情，每个人都能够亲自去认识他们选出来的代表。相反，华盛顿是关系疏远的“铁石心肠的后妈”。到了华盛顿，大家的好朋友、以小名相称的普通州议员比尔·琼斯，会摇身一变，成为一本正经的国会议员威廉·琼斯，“只有少数选民认识他……其他人只知道他的名字”。[14]

如今华盛顿正在成为政治要地，将更多的形式规范带入政治之中，让大多数美国人更加了解这座城市，同时也变得更加高贵典雅。过去人们去华盛顿出差，现在人们去华盛顿定居。从内战到1913年之间，以华盛顿为主体的哥伦比亚特区人口翻了两番还多：从7.5万增加到33万多。

之前那个笨手笨脚、蓬头垢面、躺成大字形的大姑娘，如今已经出落成一名优雅的世故女子，她以自己的美貌傲视群芳，对自己的权力了然于心。华盛顿，曾经的烂泥坑，如今只存在于记忆之中，而且是无人愿意唤醒的一段记忆。烂泥和脏雪随着旧风俗和旧观念一并消逝了。宽阔的大街铺得平平整整；宏伟的大道绿树成荫；公共建筑并没有为了美观而牺牲实用性，而是兼顾实用性与艺术性；一流的酒店和餐厅、剧院、商店、还有很多精美的住宅——这一切让华盛顿成为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首都之一。[15]

华盛顿已经跻身于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列，它虽然比大多数欧洲首都要小，但凭借其政治地位和美丽的市容，足以与那些城市平起平坐。法国人保罗—亨利·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男爵的评价肯定了它的这般地位。在周游美国的途中，他兴高采烈地回想起华盛顿的城市规划是由他的同胞皮埃尔—夏尔·朗方（Pierre-Charles l’Enfant）做出的。他提到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雕像位于城市的中心位置——这位法国将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与乔治·华盛顿并肩作战，还以乔治·华盛顿的名字为自己唯一的儿子命名。他称赞道：“创建一座大城市，却将公园或花园的魅力赋予它的街道……这个梦想让华盛顿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他大肆盛赞华盛顿女人的优雅，这也反映出了城市本身的美丽和新产生的世俗气息。

我看着她们来来往往，对自身充满肯定，对自身的魅力充满自信，也对这份自信感到满意……啊，世故的美国女人！选举产生的女王，民主制度的贵族，你们的丈夫、父亲和你们的国家要挣多少钱才能一直够你们打扮啊！我们可以肯定这笔钱有一大部分会花在巴黎……[16]

德康斯坦赞美了华盛顿前卫的优雅背后来自欧洲的灵感，但他同时也视其为对华盛顿经久不衰的美国特色的一项挑战。德康斯坦写道，当初定都于此的时候，没有人会料到美国会扩张得这么快，以至于华盛顿早已不再是美国人民的地理中心，而是成了东部的边缘地区，与太平洋沿岸相距几千英里。

那么，她（华盛顿）到底要面朝何方呢？是朝向过去，朝向隔海相望的旧世界，还是朝向仅仅是名义上以她为中心的新世界？这相互影响的两个世界，究竟哪一个影响力更大？新世界会染上旧世界的痼疾吗，还是恰恰相反，抵抗住它们的侵蚀呢？[17]

这些观察者忽略的，或者可能刻意无视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古典风格的建筑立面和柱廊背后，在对共和主义公平价值的颂扬背后，在深受欧洲影响的华盛顿会将美国欧洲化还是帝国的华盛顿会将世界美国化这一问题背后，华盛顿本质上依然是一座美国南方城市。有1/3的城市居民是黑人，他们基本上是城市人口中最贫穷、受教育程度最低、健康状况最差的群体。1913年10月，记者约翰·帕尔默·加维特（John Palmer Gavit）给报社的白人老板、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of Colored People）的建立者之一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Oswald Garrison Villard）写信说：

华盛顿本质上是一座南方城市；这里占大多数的白人秉持着南方对黑人的观点，来到这里的北方人很快就会反对黑人，比起南方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18]

教堂巷（Church Alley）。在国会大厦视野所及之处，共和国的承诺仍未兑现。华盛顿特区光鲜的外表之下，依然是一座南方城市。

尽管华盛顿的黑人有不少是在联邦政府中任职的，因此也有发迹的希望，但城市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穷困潦倒的黑人。大约1/5的黑人，也就是1.6万人，生活在城市中卫生条件堪忧的后巷里，站在国会大厦锃亮的白色圆顶下，往往能够看见这些地方。这些人是社会改革家查尔斯·弗雷德里克·韦勒（Charles Frederick Weller）和尤金妮亚·温斯顿·韦勒（Eugenia Winston Weller）笔下“被忽视的邻居”。[19]韦勒夫妇指出，巷子里的居民“与大街和大道两旁的居民没有任何交集”，只有华盛顿以白人居民为主的富裕阶层和外来的游客，才有资格端详那一条条宽敞的林荫大道。

通向这些隐蔽居所的是截然不同的蜿蜒道路。多年以来，有本事的人们居住在大道两旁引人注目的住宅中，对于就在他们身后的巷子屋中的生活一无所知，或者是无动于衷。一国之都让人触目惊心的社会差距大抵如此。[20]

巷名就体现出了这些意思：“污水桶路”“私酒”，还有颇具讽刺意味的“宪法巷”。近距离观察揭示了这些巷子酝酿出来的社会环境——让人望而生畏的健康状况、轻微犯罪、文盲、不稳定的家庭、对酒精的依赖：

午后，在一个挤满了孩子和大人的小房间里，安妮·萨蒙斯躺在肮脏破烂的长沙发上，虚弱地转动着脑袋，气喘吁吁。她的小婴儿正在焦躁不安地吸吮着肺结核母亲贫瘠的乳房，7岁的孩子哈蒂正在和另外7个小孩子在房间里玩耍。包括6名成人在内，总共有15人一辈子都住在这间小小的四室房屋里，而时不时还有些不正经的房客寄宿在这里。虽然家里的母亲玛丽亚·萨蒙斯是个大美人，看不出有什么恶劣的品性，但她的5个成年女儿个个都有私生子女。萨蒙斯太太自己生了16个孩子，夭折了5个。一个儿子进了精神病院。女儿安妮患了肺结核，命不久矣。[21]

所有飞速发展的美国城市和欧洲城市都有贫民窟。在大多数城市中，居民是按照出身聚居的。在巴黎，布列塔尼人聚居在从布列塔尼开来的火车到达的蒙帕纳斯车站附近。在维也纳，犹太人倾向于定居在火车北站（Nordbahnhof）附近的利奥波德城以及一些犹太教堂附近。然而没有哪座城市像华盛顿一样，贫民窟与非贫民窟之间的物质差异如此清楚，贫民窟的种族内涵如此明显。在一些人看来，这意味着陋巷问题并不是贫穷的问题，而是另外的问题，而对此应当接受或者忽略：

有些人会问，“为什么这些人都是黑人”，得出的结论要么是那个种族成员的生活条件无关紧要，要么是陋巷生活的罪恶和问题只不过是有色人种固有属性的产物……“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层出不穷的逮捕记录、小屋和陋巷生活的低标准，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 [22]

另外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至1913年，巷子里的人口有所减少。韦勒夫妇的书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个溃烂了数十年的社会危机的关注。1912年，一个社会改革家组织星期一晚间俱乐部（Monday Evening Club），发表了一份华盛顿有人居住的巷子清单，意在提醒普通市民注意市内某些区域的情况，这座城市已经被世人拿来当作美国的典型了。总统夫人、出生在南方的埃伦·阿克森·威尔逊（Ellen Axson Wilson），把扫除华盛顿贫民窟作为她的头号社会事务。1914年8月，她在临终时欣慰地得知，宪法规定对国家首都负责的国会，正在加紧通过一项整修陋巷、改善住房的法令——《小巷住宅法》（Alley Dwelling Act）。

埃伦·阿克森·威尔逊的丈夫当选为美国总统，很多人对此喜闻乐见，认为这意味着南方不再是政治荒漠了。自从1865年击中亚伯拉罕·林肯头部的一颗子弹把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推上总统的位置，华盛顿第一次迎来了自家人担任新的统治者。1913年2月，威尔逊就职典礼的前一个月，《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刊登了一篇题为“掌权的南方”（The South in the Saddle）的文章。但伍德罗·威尔逊对待南方以及对待与南方难解难分的种族问题，态度非常不明确。毫无疑问，总统确实来自南方，但真的可以说他是南方人吗？

威尔逊出生于谢南多厄河谷（Shenandoah Valley）中的弗吉尼亚州斯汤顿（Staunton, Virginia），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Augusta, Georgia）种植棉花的乡下长大。周边的乡村地区有一半人口是黑奴，奥古斯塔有1/3人口是黑奴。1861年内战爆发时，威尔逊只有四岁，他还记得，对于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以及这对美国和平来说意味着什么，人们议论纷纷。他的家人在战争中分道扬镳。两个叔叔在联邦军中担任高级军官。他的父亲虽然出生在北方的俄亥俄州，却成为邦联的长老会创始人之一。他的母亲出生在英格兰。1909年，伍德罗·威尔逊在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的一场演讲中表示“孩子绝不会忘记童年”，对他而言这意味着“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唯一一个不需要为我解释什么的地方，就是南方”。[23]

这一切都对他的1912年大选有利。在威尔逊妻子埃伦的出生地，佐治亚州罗马（Rome, Georgia），《论坛先驱报》（Tribune-Herald）的编辑称，这位民主党候选人“身上有着南方人的血性、南方人的骨气、南方人的胆识”。威尔逊在这次选举中总共拿下了40个州，而票数过半的州全部集中在南方。在亚拉巴马州，他得到的选票是第二名的四倍。密西西比州的选民把9成选票投给了他。威尔逊在南方以外也获胜了，但从没有这样的压倒性优势。

然而威尔逊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南方之子——至少在他的选民以充满偏见的眼光看来，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他在国家而不是地区的层面上开展自己的事业。他坚决把自己和妻子的南方口音改掉。他曾在北方的普林斯顿大学学习，虽然后来又回到南方的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就读。1880年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时，他还为“邦联的失败”叫好，主张对南方来说“重建的严酷和愚蠢也比无依无靠的独立要好”。[24]在他的政治哲学中，国家和睦比一个地区的局部利益更重要。他对内战的解释是，南方并非为了保护蓄奴的权利而战，而是为宪法赋予的退出的权利而战。他认为这项权利是合理的，却用错了地方。正如他在《剑桥近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关于他的那一章节中所言：

南方和北方一样，是为了一项原则而战：正是这一点让战争有了尊严，让悲剧有了双重的动机。但南方为之而战的原则，意味着在变化之中岿然不动；它保守，没有创造性；它逆着时代与命运的潮流……事实证明，北方在物质上占据压倒性优势；而她还具有另外一项更大的优势：她是为了联邦，为了一个伟大国家持久的和平、和睦与实力而战。[25]

1913年7月4日，5万名内战老兵聚集在宾夕法尼亚州乡下低地，半个世纪前的内战最关键战役之一的战场——葛底斯堡。这次活动的总花销达到100万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由宾夕法尼亚州政府拨款，但联邦政府和另外几个州的政府也给予了资助。[26]在世的年纪最大的老兵是来自纽约上州112岁高龄的韦斯（Weiss）少校，年纪最小的也有61岁。这次集会传达出来的信息很明确。一名记者写道：“这些老兵知道真正的战争意味着什么（当今的世人都没有他们了解得透彻），他们决心借这次机会完成对国家最后的效忠，告诉全世界，北方与南方早已冰释前嫌。”[27]“蓝衫军”与“灰衫军”，“北方佬”与“南方佬”，50年前在枪林弹雨中拼得你死我活，如今却在当时的战场上互相拥抱。

威尔逊出席了纪念活动。他向埃伦坦言，自己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身为美国总统的责任感，并不是完全出于本人的意愿：“一旦身为美国总统，我就再也没有其他身份。”[28]但他不得不出席，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职位，二是他的南方出身。如果他不在葛底斯堡露面，人们会误以为他对战争结果不以为然。

威尔逊在纪念活动上发表了演讲。他赞颂“我们全心全意热爱的这个伟大国家的活力、完善和能力”。他号召人们将战争中的精力运用到维护国内和平与国家经济发展大业上。他说，如今“矿井、森林和田野，商店和工厂，都在供应着军需”。[29]

1913年，5万名老兵相聚在葛底斯堡，纪念伟大的内战50周年。“但这个国家达到了建国之初设下的宏大的标准了吗？”美国总统威尔逊问道。

他没有提到奴隶和奴隶制度的字眼儿，一次都没提过。他只在一个场合使用了“种族”一词。他问这个国家“有没有达到建国之初设下的宏大的标准”，这是在暗示美国的承诺并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些标准是笼统的，并不具体，适用于全体美国人，而不是总人口中某个特定的小团体。他重申了“向人类的道德判断发出的朴实呼吁，恳请人们注意，一个为人而不是主人服务的政府如今终于建立起来了”。

威尔逊的这番话本身确实是非常崇高的。这番话是在重复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那场演说的内容不久之后就刻在了华盛顿宏伟的纪念堂的石壁上，纪念堂的设计和选址在1913年正式获批。林肯本人在他那场更著名的演说中，并没有明确提到奴隶制度，而是通过重申“人皆生而平等”这一主张加以暗示。但林肯的演说是在1863年内战进行期间，任何一名听者都明白内战更深层次的原因。而单就威尔逊的演讲来看，不可能领会到当年的人们为何在葛底斯堡打仗——只知道他们曾经打过仗，而问题现已解决。

但事实上并没有解决。在华盛顿甚至有恶化的趋势。威尔逊长期以来一直将种族问题作为一大难题。和许多思想开放的男男女女一样，他认为这个问题对国家的发展来说是次要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解决，就好比人们认为黑人的文明水平较低，却也在缓慢而稳健地提升。一些非裔美国领袖提倡一种类似的渐进主义途径，这些人中包括早年为奴、如今身为塔斯基吉学院（Tuskegee Institute）院长的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30]并不是只有美国人认为“白人”文明比其他民族的文明更先进——事实上这在世界各地都已是老生常谈了，远不止于这些至高特权的受众所属的国家和民族。

埃伦·阿克森·威尔逊扫除华盛顿陋巷的承诺，体现出了对于不那么幸运的城市居民的某种责任感——尽管这也许更多的是出于慈善救济的传统，本质上并不是对不公正的激烈抗议。威尔逊和他的妻子一样，对于黑人所处的困境表达了最基本的同情。但他认为这项事业最好交给时间来完成，自己从未打算贸然出手，哪怕只是一项微小的举措。1902年，威尔逊出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就职典礼，也邀请了布克·T.华盛顿，但他不能像其他来宾那样和全体教员安排在一起，也不能出席正式晚宴。被问到非裔美国人有没有可能在这所大学学习时，威尔逊回答说：“虽然本校的校规中并没有说不允许黑人入学，但这个地方整体的氛围和传统就是这样，从来没有黑人申请入学，而且……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可能出现在实际情况中。”[31]直到1947年，普林斯顿大学才走出了第一个黑人毕业生。

尽管如此，黑人政治领袖们还是在1912年总统大选中支持了威尔逊，而支持那个由林肯领导的、为了废除南方各州的奴隶制度甚至不惜打一场内战的共和党的传统，也就此打破。在竞选游说期间，威尔逊对非裔卫理公会（African Methodist Church）一位颇有影响力的主教说，他们（非裔美国人）可以指望他做到“公平处理”，说“我最真挚的希望就是看到公平贯彻在每一件事情上，并不仅仅是勉强得来，而是慷慨大方、热诚愉快地实现公平”。[32]他说他将会高声反对私刑——这在美国就相当于俄罗斯的那些屠杀——不过又对这番话加以修饰，说宪法并没有赋予他实际干预废止私刑的权力。人们普遍认为威尔逊信仰的长老会教义会让他成为白宫中黑人利益的坚定捍卫者。“我们由衷地相信，”一名社论作者在W.E.B.杜波依斯（W. E. B. Dubois）建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会刊《危机》（Crisis）上写道：

即便是面对着模糊到让人困惑的承诺，面对着等级森严、冥顽不化的南方，也最好还是选伍德罗·威尔逊当美国总统，一劳永逸地证明一下，民主党在黑人问题上到底敢不敢民主。[33]

他们很快就失望了。这一年8月，纽约的联合有色民主（United Colored Democracy）主席罗伯特·N.伍德（Robert N. Wood）给威尔逊写了一封信。他开篇写道：“流着黑人血统的1 000万人民，对于维护在这个伟大的民主制度中身为公民的权利，怀着合情合理的渴望，为了表达这些人的感受和想法，我本不情愿却迫不得已、恭敬却认真地，就您的政府在我国有色人种状况方面实行的方针向您提出抗议。”[34]他承认威尔逊一直在忙于国家事务。然而他力图使总统意识到，在国会参众两院现已获得了多数党地位、并且充分渗入威尔逊自己的内阁的民主党中，有一些反动分子领导了一场将非裔美国人降为“农奴身份”的运动。要想说服黑人选民放弃“对共和党迷信般的崇敬”向来不容易。除此之外，一个“就连欧洲最低劣的废物都有大把机会”的国家，如今却不给美国的黑人公民机会，这实在是说不过去。

这里的问题并不是南部各州以种族和平的名义，在所谓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1]的袒护下，在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范围以外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这里的问题是在联邦政府内部，在华盛顿，在威尔逊的眼皮底下，在他完全有权去整顿的范围内的种族隔离问题。由南方民主党内阁成员掌权的政府各部门，从办公室下手，开始采取隔离制度，颠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融合。伍德写道：“我们对此感到愤恨，根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渴望和白人在同一间屋子里吃饭，或者和白人共用肥皂和毛巾。”而是因为：

……在我们看来，在喝汤、用肥皂这类事情上实行种族隔离，意味着一场完全剥夺有色人种喝汤用肥皂的权利、将他们彻底赶出美国公务员队伍的运动已经初露端倪。[35]

威尔逊的幕僚长约瑟夫·帕特里克·塔马尔蒂（Joseph Patrick Tumulty）为这封信做了一个备注，建议总统彻底详读。总统或许按他说的做了。但不论他到底有没有时间读这封信，他终究还是没有鼓起精神回复这封信。

几天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三位领袖发表了一份被广泛刊登的公开信，信中对这件事情的陈述毫不含糊。信中指出，“联邦政府此前从未以肤色为由歧视文职员工”。然而现在：

联邦政府将有色人种隔离开来，仿佛仅仅和他们接触一下就会被玷污一样……分派给他们的都是些次要的常规事务，没有凭借个人价值晋升高位的驱动力，而对于本国的全体白人来说，这项权利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那些出生在外国的意大利人、法国人、俄国人、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子女亦然，他们如今也在进入政府部门。[36]

威尔逊逃避了与黑人领袖就这一问题的会面。他撤回了自己建立种族委员会调查相关问题的承诺。直面种族问题的挑战时，威尔逊没能沉住气，而是大肆斥责那些指责他的人缺乏耐心。

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坚持不懈，自行展开调查，并于9月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随后被送到白宫。[37]对有色人种的冷落有轻有重，例子不计其数。其一，财政部一个叫泰森（Tyson）的会计被降职，调到别的部门。他接受这次调查时说“他被调到别的部门时，像小孩子一样大哭，主要原因并不是被降职，而是由于他觉得把他从和包括女性在内的白人同事一起共事了10年甚至更久的办公室调走，是对他个人有意见”。但从本质上讲，种族隔离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个人，而是有系统的，既有种族主义因素，又有经济因素：

就有色人种员工而言，工作中的竞争已经不复存在了。有色人种中为数不多的、凭借自身的业务水平暂时还没有被隔离的那些人，迟早也要离开政府部门，而他们空出来的位置当然要由白人来填补……[38]

一些人辩称种族隔离制度让政府运作得更加顺畅，让不同族群更好地发挥了各自的技术特长。这份报告反驳那些人说，要想“衡量女人和男人的相对能力，最好是坚决要求女人专门从事3K[2]，禁止她们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

威尔逊的高尚情操、对“新自由”的热情、挑战既得利益集团的意愿——这一点在支持削减关税一事上表现得何其明显——并没有在华盛顿的走廊和办公楼内部得到贯彻。他推诿搪塞，视而不见，把这一切推到参议院民主党同僚们的偏见上。美国在这座都城坚持了自己老派的一面。

[1] 吉姆·克劳法是1876—1965年美国南部各州的种族隔离法。——译者注

[2] 3K（家务劳动）来自德语中的Kinder、Küche、Kirche（子女、厨房、教堂）。——译者注

纽约
大都市

在1913年，如果说华盛顿代表着美国过去未完成的成就，那么纽约就是美国未来暧昧不明的象征。在一些人看来，纽约是美国在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民众心中的灯塔，兑现着刻在自由女神像基座上的承诺。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纽约的移民人口正在把欧洲的恶习移植到美国的土地上，预示着美国即将走向堕落。

纽约人将这座城市视为美国商业贸易的发电机。1913年，纽约超过伦敦，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它也已经是美国顶尖的金融中心。因此可以说纽约的财富证明了这座城市的活力以及这个国家的实用主义，同时也确保了国家未来的繁荣。但在另外一些人眼中，纽约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这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不仁不义，这座城市赖以生存的是外地创造出来的财富，它像是一个机器，把财富和权力集中到华尔街金融家的阴谋集团手中。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来说，从各种意义上讲，纽约就是美国；正如英国记者W. T.斯特德的评论，“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仅仅是纽约的垫脚石”。[1]

纽约和那个时代其他正在发展中的大城市一样，存在着诸多弊端：与巨额财富紧密相连的社会剥夺，城市劳动人口拥挤的生存环境，住房不足。纽约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名政府官员写道，担任纽约市长是“能够委托给世界上任何一个市政官员的最重大的行政任务”。[2]但纽约的腐败也自成一派。

纽约的政府已经成了“笑柄、嘘声和耻辱”，当地民主党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作为纽约的影子政府，下达发放公共契约、买通选民的指示。[3]1913年，在改革派的一腔怒火下，纽约暂时脱离了坦慕尼的控制。前一任市长在1910年遭到暗杀未遂，或许是受到了那次事件挥之不去的影响，他在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轮船上暴毙身亡，之后一位年轻、生涩的反坦慕尼候选人当选为市长。但很多人怀疑纽约政治和社会两方面的改革步伐能否继续下去。“改革派一方是应有的人性，”一个愤世嫉俗却又精明敏锐的观察者写道，“而坦慕尼一方是实际的人性。”[4]在最后的分析中，他评论道，纽约州级别的清教徒立法者在奥尔巴尼（Albany）正襟危坐，城里的同胞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要由他们说了算，坦慕尼的确是纽约市反抗他们意愿的手段：

到底还是坦慕尼的办法最方便、最容易。对酒吧、赌场、妓院的老板，坦慕尼只有一句话：“每个月给我这么些钱，我就罩着你们。”对于这样的结果，每个人都满意。法律还留在法典中，那是对纽约“道德”一张光鲜的证明书；法律并没有付诸实施，因此谁都没有感受到它的不便之处；而不予执行所带来的收入养肥了坦慕尼。

1913年，纽约州自己被卷入了政治丑闻之中。1913年10月，针对前国会议员、现任州长威廉·苏尔策（William Sulzer）违反选举法的弹劾取得了成功。（他真正的罪行可能是拒绝接受坦慕尼下达的任命指令。）但在乱七八糟的纽约政坛，他却在次月通过选举进入了纽约州众议院。

纽约的政治腐败被渲染得世人皆知。人们的理解是，这与城市的道德败坏密切相关。纽约穷人的罪行是很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卖淫、赌博和轻微犯罪。1913年，据小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资助的一份报告估算，纽约市有1.5万名妓女，其中很多掌握在移民关系网手里。另外一些报告得出的数字高达这个数字的两倍。著名废奴主义者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孙子莱曼·比彻·斯托（Lyman Beecher Stowe）声称，警察自己都已经向腐败妥协了，“对赌博、售酒、卖淫几乎充耳不闻”。[5]这座城市因此为持续不断的伤风败俗创造了条件。

富裕人士的缺陷更加隐晦，但在小镇或者纽约州北部的观察者看来，真实性毫不打折，从国家长期的健康状况来看，或许更加令人担忧：坐享其成而不亲力亲为的倾向、爱财的倾向、自私的倾向。曼哈顿的一名医生约翰·H.格德纳（John H. Girdner）对“纽约病”做出了诊断，这种病会传染，感染着他的纽约同乡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他写道，在极端的病例中，“病人除了赚钱或者满足身体的某些欲望时，从不动用脑灰质来进行思考”。[6]随着美国的城市化进程，观察者们担心，这个国家会不会变得更浮华、更贪婪、更个人主义——更像纽约？

有钱人的罪恶是最复杂的，或许也最容易让人把纽约这座城市的形象与不劳而获的特权联系起来：过量财富的新式堕落行为。《纽约时报》对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小说《都市》（The Metropolis）做出了负面评价，嘲笑这本书把城市上层阶级刻画成一场荒谬的“室内装修、兰花、浴缸以及其他巴比伦式奢侈的邪恶特色的狂欢”——却也承认辛克莱很快就会找到愿意相信这些的读者。[7]

纽约，美国资本主义的顶峰，新巴比伦，所有这些形象都来自一个人口、物质和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的时期。几十年前，纽约主要是些五六层的建筑物，集中在曼哈顿下城，被两侧的哈德孙河（Hudson）和东河（East River）夹在中间。1867年，只在曼哈顿的大街上才有法律禁止家禽家畜上路。[8]之后纽约渐渐扩张，越过曼哈顿岛周围的水域，探入邻居的后院，其间建造了一连串长达一英里的大桥，并于1910年在哈德孙河底开通了一条隧道。1898年，隔水相望的布鲁克林（Brooklyn）、皇后区（Queens）和史泰登岛（Staten Island）也并入这个庞然大物之中。唯有泽西市（Jersey City）依旧保持着独立地位。

然而，纽约并不仅仅是美国贸易与金融的枢纽。它本身也是一座巨大的工业城市。曼哈顿依然是一大服装制造中心，移民工人蜗居在城市边缘的公寓大楼中，富裕一些的居民则沿着第五大道往中央公园附近的宽敞空间迁居。更重型的工业——精炼厂、造船厂和铁路修理厂——限制在更安全的距离以外，坐落在布鲁克林、布朗克斯（the Bronx）和史泰登岛。纽约并不满足于为国家的经济生活领跑，还要指点国家的文化品位——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纽约引以为荣的是900家电影院，几座名字取得颇为豪迈的“歌剧”院（其中包括布朗克斯的一座崭新的歌剧院），以及100多座剧院，为“愿意赌一把碰碰运气的新人制作者”时刻敞开大门。[9]结果也有可能是一场代价高昂的失败。一名观察者写道：“纽约漠不关心的那些人和事，依然留在城里，在42街附近，等待着一场静悄悄的小型葬礼。”一座真正大都市的充沛活力让纽约激情四射。对于所有到过纽约的人，以及很多没有到过纽约的人，纽约都会狠狠地烙印在他们的意识中。

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是这个时代旅行经历最丰富的人，他在1913年把到达纽约时的情景描述为感觉上的超载。和古往今来的旅行者一样，他惊讶于入境时美国海关和移民局既天真又生硬冒昧的迎接词：“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你是一夫多妻者吗？你是白痴吗？你是否曾表现出精神异常的迹象？”[10]刚过了膀大腰圆的共和国神圣卫士这一关，他就融入一首活动、噪音、色彩与商业精神的交响曲之中。

“这里是各色人种的大杂烩，”洛蒂写道，“日本人、留着欧洲发型的中国人、希腊人、黎凡特人、发色浅淡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在华盛顿的同乡德康斯坦一样，洛蒂也评论了女人的优雅和美丽——“只要她们别不施粉黛地暴露在电灯下就好，因为那样的话会把她们照得像尸体一样惨白”。他看见了“富丽堂皇的商店，玻璃窗后面是长长的货架，和我们这里的林荫大道一样长”。电力在整个城市的普及令他感到诧异，“比我国厉害1 000倍”。但没有电也就没有纽约——空调让愈发庞大的建筑物在夏天里保持凉爽，电力照明照亮了因周围高楼林立而变得阴暗的角落。洛蒂说，纽约“像是在这无数的电流、放射力量和光线的影响下颤动着，噼啪作响——人就好像自己被电到了，一直在那儿颤抖着”。西百老汇（West Broadway）高架铁路下方，除了噪音还是噪音：“奇形怪状的火车车厢里塞满了人，在头顶上方不停地驶过，火星四溅，让人头晕目眩。”“从这里回国以后，”洛蒂感叹道，“会觉得巴黎是一个美好的、古色古香的小地方。”[11]

最重要的是，洛蒂为遍布全市的大型电力照明广告着了迷。对于前一年在时代广场树立起来的电子公告牌，他补充道：

到处都是这些五颜六色的灯光，闪烁着，变幻着，一次又一次地组合成各种不同的字母，在建筑物的正面化作飞流直下的瀑布，或者像紧绷的旗帜一样穿过轨道。但你需要把目光投向空中——虽然在听到地铁的轰鸣时，你会本能地看向地面。只有在空中，在屋顶上方，才能看到光最奢侈的构造物。那里有广告牌，新的消费产品在上面摇曳生姿……雨伞推销员展示了一位用撑开的雨伞打手势的淑女。缝纫用品商人展现出一只大猫，浑身被火黄色的光照亮，弄散了一个红色线团，被乱线缠住了……转眼之间，这些幻象被光描绘出来，变幻，消失，复现，速度非常快，快到让人目不暇接。没有点灯的摩天大楼楼顶躲藏在烟雾之中，有时会亮起一张巨型广告牌，仿佛从天而降，把一个由红色灯光字母组成的名称敲进你的灵魂之中，却又迅速消散，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在一个东方（欧洲）人看来，这一切都让人无所适从，甚至有点儿可怕。但这一切又是那么有趣，那么巧妙，我乐在其中，几乎可以说是钦羡。[12]

洛蒂从《纽约时报》的25层大楼俯瞰纽约，称这座城市为“现代主义之都”，说自己对于看到的一切既沉迷又惊恐。他在日记中写道：“从这里看过去，这座城市大到无边无际：视野所及之处，电勾勒出弯弯曲曲的轨迹，颤动，闪烁，发出炫目的光芒，最终在地平线上化为一抹四散的微光，仿若北极光。”[13]

洛蒂错过了几个月后更壮观的一场光宴。1913年4月24日晚七点半，威尔逊总统在白宫按下一个按钮。坐落在东北方向200英里处的世界最高建筑物伍尔沃斯大厦（Woolworth Building），顿时沐浴在寒冷夜空闪烁的电光之中。[14]

1910年提出建造伍尔沃斯大厦时，预算是500万美元，计划的高度是625英尺。[15]1913年大厦建成之时，预算和高度都有所增加。大厦的设计师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问委托人弗兰克·温菲尔德·伍尔沃斯（Frank Winfield Woolworth），这座高楼到底要建多高，据说伍尔沃斯的回答是“比大都会人寿保险大楼高50英尺”。几年前完工的大都会大楼是纽约当时最高的建筑物。[16]吉尔伯特也顺理成章地把他的设计提高到750英尺，之后又提高到792英尺。

伍尔沃斯是遍布全美的一家连锁廉价商店的创始人，他打算让这座大厦成为自家商店永久的广告。[17]（大厅里还有他本人拿着一枚硬币的雕塑，造型颇为怪异。）单就广告效果而言，倒是不枉他的这笔投资。但他还打算让这座大厦本身也成为一次有利可图的投机，办公室的租金是全世界最高的。大厦坐拥惹人眼红的地段，华尔街和布鲁克林大桥近在咫尺。背对百老汇的圣保罗礼拜堂（St. Paul’s Chapel），面向伍尔沃斯大厦，右边是市政厅，据说在这样一个地方能够看到三个世纪以来的纽约建筑中最壮丽的典型。但对于摩天大楼为何能够在纽约市异军突起，卡斯·吉尔伯特给出了最恰当的表述。吉尔伯特解释说，一座摩天大楼就是一台“能让土地生钱的机器”。

对此，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1913年楼高委员会（Heights of Building Commission）成立，并对此进行调查。据调查，在一年中白昼最短的12月21日，伍尔沃斯大厦和胜家大楼（Singer Building）都在正午投下了超过1 000英尺长的影子。伍尔沃斯大厦曾经向意欲招徕的“律师、金融机构和高级公司”承诺“永远有光照和空气”，然而却拒绝将这些条件给予附近的办公室。公共安全问题是一定要考虑的。两年前，位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一座10层建筑物最高几层楼的三角内衣工厂发生火灾，导致100多人死亡。自那以后，纽约的工厂车间都用英语、意大利语和意第绪语涂写了禁止吸烟的标志。但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在高楼中早晚要出事，到时候地面上的消防部门几乎是无能为力。伍尔沃斯大厦落成典礼之前一个月，曼哈顿区长乔治·麦卡内尼（George McAneny）告诉纽约市俱乐部成员，“摩天大楼的时代正在逝去”。他预言在并不算太遥远的未来，会迎来这样一个时代，到那时，“这座城市再也不会兴建摩天大楼，而当下这个大兴土木的时代会被视为一桩奇谈”。[18]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摩天大楼会被认为是典型的美式建筑，标志着旧世界和新世界城市景观之间的天壤之别。在欧洲，没有哪座建筑物像纽约最高的那几座摩天大楼一样嚣张——虽说欧洲现代主义者引以为傲的埃菲尔铁塔比这些摩天大楼都要高，高到让人头晕眼花的地步。尽管如此，美国的摩天大楼还是吸纳了诸多旧文明的美学，把自己塑造得不那么野蛮。伍尔沃斯大厦前厅的天花板采用了拜占庭式的马赛克，而大理石地板则是从希腊斯基罗斯岛（Skyros）上的一个采石场取得的。大厦是火焰式哥特风格，每个角上都有一座小塔。因此大厦也被称为“商业大教堂”，虽然吉尔伯特本人更愿意向北欧的大型市政厅靠拢，而伍尔沃斯曾建议他的建筑师以伦敦议会大厦新哥特风格的维多利亚塔（Victoria Tower）为样板。纽约第二高的建筑物、大都会人寿保险大楼，在形式上效仿了威尼斯的圣马可钟楼。［据说大都会人寿保险总裁约翰·R.赫格曼（John R. Hegeman）很欣赏这座钟楼——钟楼在1902年倒塌，又在1908年重建。］[19]

1913年，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伍尔沃斯大厦在纽约落成，它是一座野心勃勃的城市的象征。

适用于摩天大楼，也就适用于其他一切建筑物。不久前建成的宾夕法尼亚车站（Penn Station）效仿了古罗马的卡拉卡拉（Caracalla）浴场。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的设计者们曾经在巴黎美术学院留学，他们在全美各地的公共建筑、办公楼和剧院采用立柱、三角楣饰和壁柱，将优美典雅、别具一格的巴黎风格发扬光大。在纽约，1913年落成的中央邮局大楼是最佳范例之一。同年完工的大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Station）将美国的效率和规模与欧洲的优雅结合在一起。

新世界在许多方面与旧世界大相径庭。然而受过教育的纽约人一想到文化，特别是高雅文化，就会怀恋起大西洋彼岸的欧洲，现代文明的诞生地。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ohn Pierpont Morgan）在人们心目中或许是20世纪之初美国的高级金融巨头，但论及艺术，曾经在瑞士和德国接受教育的摩根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情有独钟。普契尼的歌剧《西部女郎》（La Fanciulla del West）于1910年首演，歌剧再现了美国淘金热的情景，深受纽约观众欣赏，当然唱词也是意大利语的。1913年，钢铁大亨威廉·弗里克（William Frick）位于第五大道的住宅开始动工，他一般不会收藏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住宅本身也是以布杂艺术风格建造的，任命的正是设计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那批留学巴黎的建筑师们。）弗里克直到晚年才开始购买美国老乡的作品：1918年，他购买了吉尔伯特·斯图尔特（Gilbert Stuart）的一张乔治·华盛顿肖像画，主要是看中了作品的题材而不是画家，1914年，他购买了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的一份作品原稿，这位画家的艺术生涯大多在欧洲度过，绘画也是以欧洲为主题。欧洲是艺术的产地。美国的任务就是去获取。

但一件艺术作品只有在欧洲被美国人买下，运回美国，交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之类的公共画廊，才会被美国大众欣赏到，而不是只被少数能够负担得起定期出国休闲旅行的人欣赏到。纽约很富裕，一些上层市民也很有教养。有教养的美国人非常重视艺术为国家磨平棱角的作用——约翰·H.格德纳认为这是治疗“纽约病”的唯一办法。但精英人士的文化教育采用的还是老一套：他们去欧洲，在意大利的博物馆里泡上几个月，去熟悉伟大的艺术，再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泡上几个月，将美国人认真的欣赏转变为欧洲人文质彬彬的城府。除了通过归国的美国艺术家和一些勇敢的欧洲人，纽约很少能够接触到欧洲主流的当代艺术。

1913年2月，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莱辛顿大道（Lexington Avenue）上的军械库举办的国际现代艺术展（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Modern Art）汇集了1 000多件现代艺术作品，其中很多来自欧洲。前一年秋天，年轻的美国策划人沃尔特·库恩来到科隆、慕尼黑、柏林和巴黎，寻觅合适的欧洲艺术作品，并确保这些作品能够用于这次展览。他努力说服欧洲的画廊，计划在纽约举办的这次展览将会是精彩绝伦的。当库恩向柏林画商卡西雷尔（Cassirer）询问有没有可能把塞尚和凡·高的一些作品带到纽约时，卡西雷尔大声喊道：“Gang und gar ausgeschlossen!”大致翻译过来就是“下辈子也别想”。[20]不过，库恩还是把所有能找到的作品席卷一空。与此同时，旅居欧洲的美国人沃尔特·帕克（Walter Pach）也动用他的私人关系，劝诱艺术家和巴黎的画廊把他们的作品卖掉。[21]最终来到大西洋彼岸的那些艺术品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出了帕克的私心和人际关系。被洛蒂夸张地称为“现代主义之都”的纽约，如今正要初次接受欧洲当代艺术的洗礼，而且是以真正美国式的规模。

据帕克估计，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约有10万纽约人前来观看这次国际艺术展，之后展览转移到芝加哥，又到波士顿举办了规模缩水的一场。在美国画家和雕刻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ainters and Sculptors）的赞助下，大部分展位都给了美国艺术家。但前来参观的大多数观众主要还是为了观看此前从未在美国展出的欧洲现代艺术家的作品，或者完全就是冲着他们来的：毕加索、杜尚、布朗库西、凡·高、塞尚、布拉克、马蒂斯、德加、雷诺阿、高更。在这些艺术家中，现代主义的代表们更有冲击力，特别是立体派。他们朝变形和抽象纵身一跃，脱离了直观的具象艺术，因而抓住了大众的眼球，也招来了评论界的恶评。当然，组织者们也都料到了军械库艺术展可能会引起民愤。事实上，这一点却是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不会仅仅是一场展览，而是要成为一个文化事件，甚至是一场革命。

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感谢组织者们举办了这样一场意义重大、不可或缺的展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接受这些他所谓的“欧洲极端分子”的艺术癖好。[22]诚然，他曾写过“没有变化就没有生命，畏惧不同的或者陌生的事物就是畏惧生命”。但这并不表示所有的变化都意味着生命——变化有时也意味着死亡，“退化而不是进化”。他认为军械库艺术展恰恰是这样一个例子。但用这样的哲学思考来对待部分参展的艺术，也许过于严肃了些，他写道：

其中的很多（绘画作品）或许反映出画家们狡猾地运用了从愚蠢中获利的能力，已故的P. T.巴纳姆（P. T. Barnum，马戏团老板）正是用假冒的美人鱼体现出了这一点。有数以千计的人花一笔小钱，来看一只假冒的美人鱼；这类人中有时也会有手头充裕的，来买一张立体主义绘画，或者一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令人厌恶的畸形裸女图。

大多数专业艺术评论家都同意这种观点。凯尼恩·考克斯（Kenyon Cox）在《哈珀周刊》上声明了他的理念，“艺术和道德一样仍有戒律，艺术和物理一样仍有定律”。[23]他坚信军械库艺术展的艺术不会持久——然而这类艺术危害巨大，会腐蚀大众的品位，诱使一些青年艺术家相信可以通过惹人非议来取得成功，从而不再刻苦学习。他敬告民众：“如果你对这样的垃圾感到反胃，那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给人吃的食物。”不过他把最刻薄的批评留给了艺术家本身。对于凡·高，考克斯写道：“我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这是一个连颜料层都涂不匀的拙劣画家用印象派技法进行的实验。”至于罗丹的作品，“精神病和过度膨胀的自尊心到底融合到了什么程度……这很难说”。最后，对于马蒂斯的绘画，“凝视着你的并不是疯狂……而是不怀好意的厚颜无耻”。

其他评论家的斥责没有这么夸张，也更诙谐幽默。《顽童》（Puck）杂志刊登了母鸡下立体主义鸡蛋的图画。[24]一群艺术家信誓旦旦地宣称，“‘滥用’艺术学院”要在“纽约‘盲人’协会”的会堂举办一场展览，他们要“比立体派还立体”，借此嘲讽自命不凡的军械库艺术展。请柬中承诺“这场展览仅限最著名的美国立体派、后印象派、未来派、神经过敏派、精神错乱派和局部麻痹派艺术家的作品参展”。参与这次活动的一名艺术家罗伯特·休厄尔（Robert Sewell）说自己打算“把未来派艺术家放到过去式中间”。一些评论家管军械库艺术展叫“畸形艺术”。“要是有人被锁在里面过夜，岂不是太恐怖了？”有记者听见一名观看了展览的观众这样说。[25]但不论报纸上怎么说，这次展览终究还是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这一点在纽约是很重要的。3月，展览转移到芝加哥进行，《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还讥讽道：“立体派搬家，几千人哀悼。”

军械库艺术展之后，美国艺术焕然一新。生于意大利的美国人约瑟夫·斯特拉（Joseph Stella）前几年在欧洲生活，这次艺术展之后，他画出了自己的第一幅未来主义绘画作品——《科尼岛上光的搏斗》（Battle of Lights, Coney Island）。纽约开始从购买和尊敬欧洲艺术的城市，向最终将超越欧洲艺术的城市过渡。

一些美国人上溯几代是北爱尔兰或者南苏格兰农民出身——威尔逊总统本人就自称有苏格兰和爱尔兰血统——对他们来说，纽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存在。外国人认为纽约是美国的象征，而很多美国人带着些许怀疑，将它视为全国最具外国气息的城市。他们的观点有数字支撑。1910年，第13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纽约有4/5的人口有“外国血统”——要么出生在外国，要么本人出生在美国但父母是外国人。这个比例比其他的大城市都要高。纽约依然是一座美国城市吗，还是说它正在逐渐成为一座搁浅在大西洋错误一岸的欧洲城市呢？

事实上，最近来到纽约的欧洲人对他们在欧洲时的往事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很多人从欧洲来到美国，是为了摆脱艰难、被边缘化和迫害。对于一些人来说——例如爱尔兰人或者意大利人——他们的祖国终究会散发出温暖的光芒。他们会回忆和称赞祖国好的一面，忘记祖国的种种弊端。距离偶尔也会简化政治，锐化对与错、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别。对于其他很多人来说——特别是没有祖国可言的那些人，是因为被有针对性地迫害而不是因为普遍意义上的贫穷而漂洋过海的那些人——欧洲是一笔问题重重的遗产。对于这些移民，特别是来自俄国的犹太人，美国不仅是一个充满经济机会的国家，更是他们摆脱世界其他地方的避难所。他们往往被视为最“外国”的群体。然而所有这些群体都认识和锻造了他们的新身份，作为归化的美国公民——犹太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波兰裔美国人——他们开始为美国本身锻造出一个新的身份。

约有200万纽约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在这些人中，每100万人中就有1/4出生在德国或爱尔兰，另有10万人来自英国。他们加入纽约已经十分稳固的社区之中，这些社区的姐妹社区遍布全美各地的市镇和村庄。美国历任总统都有北欧血统——主要是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爱尔兰新教徒血统。对美国而言相对比较新鲜的、在纽约最突出的，则是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边缘地区的移民的大量涌入。超过30万纽约人出生在意大利。将近80万来自中东欧：俄国、奥匈帝国和罗马尼亚。1870年，来自这些国家的人口，占纽约出生在外国的人口的1%；如今，这个比例已经达到1/4。很多是犹太人，与新教徒的优势地位倍加疏远。1913年，有超过10万名犹太人来到美国。他们大多定居在纽约，为下东区（Lower East Side）的民族大杂烩再添一笔。[26]

约翰·H.格德纳将纽约描述成一座“巨大的磨坊，每年把来自外界的脑力、体力、金钱和品质作为原料洒在漏斗里”。从这些元素中诞生了“大都市”。英国剧作家、评论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采取了另一种比喻：熔炉。

他1908年的同名戏剧背景设在纽约的一个外围区，于1909年在纽约首演。在犹太人奎克萨诺（Quixano）家里，墙上挂着伟大的德国作曲家但同时也是著名反犹主义者瓦格纳的肖像，书柜里放着一本尼采的书，象征着这个家庭中的德语文化。奎克萨诺太太只讲德语。她侄子大卫的双亲在俄国基希讷乌一场反犹的集体迫害中丧生，之后他被带到美国。他更乐于被同化，愿意把美国的理念作为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洗刷了在欧洲肆虐的宿怨与世仇的地方：

啊，我喜欢去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看着从欧洲开过来的轮船，心里想着，所有那些经过了海上的一路颠簸、已经疲惫不堪的流浪者，和美国最初伸出母亲般的大手迎接我时我的感受是一样的！[27]

在纽约，大卫爱上了俄国东正教移民薇拉（Vera，在俄语中是“真理”的意思）。后来他发现她对基希讷乌很熟悉。再后来，他发现在那场集体迫害中，负责管理该地区的俄国军官正是薇拉关系疏远的父亲雷文达尔（Revendal）男爵——他的那张脸深深地刻在了大卫的噩梦里。在一个为非作歹的美国基督徒昆西·达文波特（Quincy Davenport）的帮助下，雷文达尔来到纽约，企图夺回自己的女儿，劝她不要嫁给一个犹太人。“你们不也对黑人动用私刑、取笑挖苦吗？”雷文达尔向达文波特解释自己对俄国犹太人问题的态度时这样问道。但就算他过来从中作梗，却还是没能让大卫和薇拉分开。

这部剧的最后一幕发生在美国独立日7月4日。大卫和薇拉宣布了结婚的打算——大卫也表达了他对美国的热爱：

是啊，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棕榈与松树，极地与热带，新月与十字架——伟大的炼金术士用他的净化之火将他们融化、熔合！在这里，他们都将团结一致，建立人类共和国，建立神的王国。啊，薇拉，所有民族和种族崇拜、追忆的，罗马与耶路撒冷的荣耀，在所有种族和民族前来劳动和展望的美国的荣耀面前，又算得了什么！[28]

1908年这部剧在华盛顿首演时，西奥多·罗斯福大声叫好：“这部剧很了不起，赞格威尔先生。”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在犹太人新闻界，有些人指责它纵容异族通婚所造成的实际上的“种族自杀”。[29]《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在头版刊登了赞格威尔与美国企业家丹尼尔·古根海姆（Daniel Guggenheim）的辩论，大标题是“犹太人应该与基督徒通婚吗？”纽约的各个社区并不太愿意被丢到大卫·奎克萨诺或许会希望的单一熔炉中。

美国的其他地区对此也并不这么待见。在纽约，“上帝正在塑造美国人”，《熔炉》中的奎克萨诺喊道。[30]但当今很多美国人觉得上帝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1911年，由佛蒙特州参议员威廉·P.迪林厄姆（William P. Dillingham）担任主席的一个国会委员会，发布了一份41卷的报告，深入分析了不断变化的美国移民模式。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些限制移民的可行之策，作为确保移民的“数量与质量”处在合适范围内的一种手段。其中一个办法是将接收移民限定在部分现存的民族社区之中，从而遏制一波又一波新的移民潮。另一个办法是设立一项读写测试。总体上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很明确的：不能再继续不加限制地接收移民了。

还有些人觉得移民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美国最著名的一名医生亨利·史密斯·威廉斯（Henry Smith Williams）报告称，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移民的文盲率都只有1%，然而却有40%的俄国移民、一半的意大利移民和2/3的葡萄牙移民不识字。[31]纽约州犯罪精神病院中，有将近一半的罪犯出生在国外。引用纽约州冷泉港（Cold Springs Harbor）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主任查尔斯·B.达文波特（Charles B. Davenport）的话说：

我们人口中的4%，大多处在最具劳动生产力的年龄，而一场新的瘟疫不仅让他们失去了能力，更是成为每年要花1亿美元去扶持的负担。全世界很快便会注意到这场瘟疫。但我们已经对犯罪、疾病和堕落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在劫难逃。

威廉斯的态度更加激烈。他认为最近这一波移民潮所造成的结果——“这一大群外国人带来的重担”——对美国的价值观甚至是民主的存续构成了威胁。对移民社区的隔离成了“头领政治”的温床，这种类型的政治在纽约市已经变得非常突出了。“世界主义”是不如“美国精神”的。威廉斯提醒人们注意国家平均智力水平的下降，而国家的经济前景也会因此衰退。他说，如果能让美国人口的平均素质相应提升的话，人口的数量减少1/4也不是什么坏事。著名社会学家、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前任干事爱德华·阿尔斯沃斯·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以不限制移民为前提，以纽约的世界主义为代表，为美国的未来描绘出了一副更加夸张的景象。他认为南欧移民仅仅是滑坡的开端：

美国对英国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它却对意大利人、希腊人和斯拉夫人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或许到1930年时，剩余的机会将不再吸引他们；但契丹人、布哈拉人、波斯人和阿富汗人无疑会将这里视为应许之地。到了1950年，甚至连他们都将对这里的机会嗤之以鼻；但到了那时，人口过剩的印度的小工或许会很乐意拿美国的薪水。到本世纪最后的25年，这个世界上可能已经不会有人在意美国剩下的机会了。到那时，移民自发地停止了，移民神圣权利的教条完成了它的绝唱，老一辈先驱者的血统渐渐淡出了血统混杂、多种语言、多种肤色、阶级崩溃、会把这片大陆变得像中国一样拥挤的人口，那么就立起一座纪念碑吧，上面刻着：“致美国的先驱者，人道主义泛滥、缺乏常识的牺牲者。” [32]

关于多文化、多民族、多宗教的纽约，读到这些，会发现这座城市并不是美国的卓越先锋，而是对未来情况的一种警告。

1913年3月31日，老纽约最显赫的一位人物已经不在人世的消息传到了纽约。华尔街巨头、一度主宰纽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子孙、美国圣公会的领袖人物、新世界最有权势的经济人物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在旧世界的首都罗马去世。[33]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J. P.摩根的伟大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纽约证券交易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称他在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这是个夸张的说法，但华尔街普遍都是这样认为的。摄影师爱德华·S.柯蒂斯（Edward S. Curtis）对美国原住民文化的记录曾经得到过摩根（以及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他将摩根称作“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公民”，明显渗透着出于一己之私的奉承意味。[34]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例如《牧师》（The Churchman）、《银行家杂志》（Banker’s Magazine）和《航海公报》（Nautical Gazette），都给了摩根很高的评价。《美国评中评》（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称他为“金融界的拿破仑”。维多利亚女王的前任牧师威廉·博伊德·卡彭特（William Boyd Carpenter）爵士当时正在开往美国的“亚得里亚海”号（Adriatic）轮船上，他深受触动，写下了一首诗纪念摩根：“降旗敬礼，商船队长已经靠岸！”摩根的儿子杰克（Jack）收到了世界各地的朋友、仰慕者和生意伙伴发来的电报：从哈瓦那、墨尔本、伦敦和汉堡。《独立》（Independent）杂志引用一名驻伦敦记者的话说，对于普通英国人来说，摩根是“美国的财富、活力和金融机构的化身”。[35]

摩根去世时是一个富有的美国人。在那样一个时代，美国也正因最富裕的一部分公民的财富而闻名，而伍德罗·威尔逊的所得税对收入在50万美元以上者只征收7%，并未对其造成太大的影响。摩根到底有多少财产，谁也说不清。他去世后，过了整整三年，才对他的财产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估算。结果显示，他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富有（也与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相差甚远），但与亨利·克莱·弗里克（Henry Clay Frick）、安德鲁·卡内基，或者杰伊·古尔德（Jay Gould）和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继承人们不相上下。

但摩根的慷慨和他的财富一样，在1913年成了他讣告的主题。大都会博物馆称赞他“与生俱来的伟大人格”——这样的伟大背后，是纽约市最出色的公共收藏增添无数艺术品所需的美元。在另一方面，西奥多·罗斯福回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摩根私下里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赠予了一位知名参议员的遗孀。他与这位参议员并无交集，只是听说他没有给遗孀留下任何财产。慈善让活跃的资本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相符合。对于摩根这种在19世纪末的道德化世界里发家致富的人来说，只有一件事比赚钱更具美国精神，那就是把钱捐献给他认可的事业或博物馆。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让一个人集绅士、虔诚的基督徒、美国人、资本家、具有欧洲文化修养的人、艺术赞助人、业界巨头、服务于公益事业的人这些身份于一身。这就是富人领导阶层家长式、帝王式作风的典范。据报道，摩根对主教比对总统还尊敬，这一点很有代表性。

摩根的公德心主要表现在他作为国民银行家的非正式身份，以及他在文化上的投入。1907年，美国还没有一个中央银行，摩根将华尔街金融人士召集到自家举架颇高的书房中，在欧洲文艺复兴装修风格的注视下，威迫他们为美国市场注入额外的流动资金，从而避免了一场全面金融危机。摩根作为一名艺术收藏家的胃口相当大。他的财产中包括价值280万美元的挂毯、地毯、家具、鼻烟壶和装饰品。仅仅是伦敦的一座房子里，就摆满了大烛台、五斗橱、高脚杯、座钟、彩陶、日本漆盒、瓶饰以及收藏的138块表。[36]但在他的一生中，还有太多太多献出去的东西。摩根是很多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他那间非同凡响的藏书室，原本是自己的内宅，于1924年向公众开放。“正如他带领美国摆脱了金融地方主义”，纽约联合俱乐部（Union Club of New York）评论道，“他还竭尽所能用美好的绘画和书籍教育他的美国同胞”，为他的同胞提供“被它们的美净化”的机会。[37]

1912年年底，摩根因假想中的“金融托拉斯”遭到了国会的盘问。所谓的金融托拉斯是一种交叉持股的制度，少数华尔街银行家能够借此压榨他们的投资者，控制住获取信贷的途径，从而将个人生意的未来凌驾于整个美国之上。对于更民主的信贷获取这一主题，以及华尔街对国家经济造成的掠夺性影响，伍德罗·威尔逊在他的总统竞选游说中曾经有过热情洋溢的发言，反对这些做法的路易斯·登比茨·布兰迪斯（Louis Dembitz Brandeis）律师也站在威尔逊一方。［1913年，布兰迪斯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被收录在后来出版的《别人的钱——以及银行家们如何利用这些钱》（Other People’s Money-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一书中。］在1912年的那场盘问中，摩根表现得从容不迫，反击了那些阴谋论调的问题，宣称自己毫不含糊地拥护美国的自由市场。[38]他收到了很多支持他的来信，其中一封来自奥尔巴尼教区主教。还有一封信祝贺他“驳倒了那个讼棍”，指的是国会委员会中诘问他的人。[39]

但这次经历也让摩根身心俱疲。于是，他去了更具古老内涵的城市旅行。首先是法老的城市开罗。然后到了罗马，他入住的大酒店房间据说是欧洲众位君主在旅途中下榻的，能看到圣彼得大教堂的穹顶。他本打算继续旅行至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他最终离开罗马时，是躺在一口棺材里，在一艘前往纽约的轮船上，轮船所属的公司中也有他的一份经济利益。

他去世后，一名美国记者这样写道：“他完全有资格在世界中心城市（罗马）长眠，让这个世界安静下来，回忆他，谈论他。”[40]罗马从未见证过如此强大有力之人的离去，“新世界的人却恰巧在历史的中心与世长辞”。被一名美国记者问起有关摩根的问题时，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来奥尼达·比索拉蒂（Leonida Bissolati）表达了对他金融天才的钦佩，又补充说：“如果他把那些了不起的才能运用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上，那么当这个世界因为失去他而哀悼时，会比现在这样真诚得多。”[41]历史学家古列尔莫·费雷罗特别提到了摩根的财富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反常”，并表示“在这方面，美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42]他们和另外一些人遭到了罗马美国学院（American Academy in Rome）院长杰西·贝内迪克特·卡特（Jesse Benedict Carter）的指责：“只有无知的人才会认为摩根先生是一个‘富人’。不论以何种方式接近过他的人……都会认为他是一个伟人，他的伟大把财富也一并带来了。” [43]一些人表示美国进入了“新时代”，而与之相反，卡特坚称这是一个人“浸润在古老传统中的”美德，这就是个人利益的传统。

有一点是所有人都要承认的：J. P.摩根之死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死。巴黎《费加罗报》写道：“不仅仅是一位显赫的——最显赫的——大金融家辞世了，而是整个制度——金融封建制度——消亡了。”[44]在这之后的1913年里，自诩为美国商业大都会的纽约，自由金融资本主义的中心，受到了华盛顿的限制。

私人银行家们掌管着世界最大产业经济的财务，摩根正是这种体制的代表。为了取代他们的私人运筹，混合而成的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成立了，它相当于一种分散开来的中央银行。在这个系统中，全国各区域设立联邦储备银行分行，它们能够向上汇报当地的信用状况，这种办法使纽约的权力得到了分流。为了让华尔街的意见被普通民众和华盛顿的意见调和，在联邦储备董事会任职的都是政府官员。利率在过去往往会有季节性波动，对农民造成了很大影响，如今一年到头都能够保持平稳。金融恐慌也会更容易得到控制。这样一个系统的建立从长远来看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尽管在当时未必预测得到。它增强了美国国内财政的稳定性，最终为美元在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提供了一个跳板，特别是在1945年以后，而1913年时主宰全球经济的是英镑，几乎没有美元的位置。[45]因此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最终为纽约崭露头角，成为不仅是全国，更是全世界的金融之都打下了基础。

摩根去世后两个星期，遗体被运回纽约，棺材上覆盖着美国国旗和月季花。后来当遗体停放在摩根图书馆供人瞻仰时，人们献上了更多的花：德国皇帝用丝带捆扎的一簇棕榈叶，意大利政府的铃兰花圈，维农山庄（Mount Vernon）据说是乔治·华盛顿亲手栽种的一棵树上的棕榈叶。几天后，葬礼在圣公会圣乔治堂（St. George’s Episcopal church）举行。纽约证券交易所闭市，以表敬意，通常只有总统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之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棺材被抬上驶往康涅狄格州哈特福（Hartford）的专列。在那里，他的遗体被埋葬在他的出生地新英格兰坚硬的泥土中。

对于美国来说，J. P.摩根的去世，代表着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时代——脱胎自19世纪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准则——就此终结，这个时代形成了托拉斯、巨头、精英阶层的巨额财富和纽约富豪附庸风雅的风气。如今，国家将在国民经济中扮演更具指导性的角色，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将成为美国的标志，而不是美国精英的兴旺发达，这样一个时代就此开启。1913年是美国一个决定性的拐点，从摩根时代走向福特时代。

底特律
未来样板

卡斯·吉尔伯特庆祝纽约的伍尔沃斯大厦落成之后，又将全部精力投入美国崛起最为迅速的一座城市的最新一项委托中：密歇根州底特律的一家大型公共图书馆。图书馆的选址位于伍德沃德大街（Woodward Avenue），这是从城市中心通到北部边缘的一条大马路。吉尔伯特设想出了一座古典式白色大理石建筑物，象征着底特律迅速成长、志存高远的各个阶级的学识和涵养。同样是在伍德沃德大街上，一两英里开外的地方，还矗立着另外一座建筑物，由砖和玻璃建成，但处处彰显着大气，同样也象征着底特律的崛起：这就是福特汽车的高地公园（Highland Park）工厂，T型车的老家。

到了1913年，底特律已经拥有50万居民，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自从上次人口普查以来，美国或许没有哪个地方发展得如此迅速。”几年后发行的一本旅行指南宣称。[1]《自由新闻报》（Free Press）上的一则广告为北伍德沃德（North Woodward）地区宣传造势，高呼“底特律正在向北扩张”，并预计到1920年时，城市人口将突破100万，甚至连养鸡场的告示都在和郊区地产的告示争夺版面。[2]

和纽约一样，底特律的人口也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很多最近新来的移民，到城里的工厂找工作。“有六座城市”位于底特律的地境之内。[3]来自南方的非裔美国人的一个“大型殖民地”开始在商业区的一条条街道上发展起来——克林顿（Clinton）、马科姆（Macomb）、门罗（Monroe）和博宾（Beaubien）——不过底特律依然是美国白人最多的大城市。西杰斐逊大街（West Jefferson Avenue）附近“几乎所有的店名都是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东坎菲尔德（East Canfield）是波兰人的大本营。高地公园周围形成了“小罗马尼亚”，但还有几千名罗马尼亚人居住在底特律南部的码头边，该地区曾经一度被法裔加拿大人占领。其他地方还有希腊人或者俄国人的街道，以及塞尔维亚人或者比利时人的城市街区。“尽管外国人普遍都在适应美国的生活，”旅行指南上写道，“但不同的民族还是在从事着不同的行业”：

希腊人是花商和服务生，并且垄断了擦鞋这项业务。西西里人是水果商。其他的意大利人从事体力劳动。叙利亚人也是体力劳动者。比利时人务农，干体力活，他们中很多人都是熟练的技工。外国人是工业世界里最优秀的工人，价值非常大。[4]

在底特律最大的工厂高地公园，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是在美国以外出生的，这里有“各个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一名来访的记者赞许地写道。这个工厂就是赞格威尔“熔炉”的福特版，量产的不仅有T型车，还有真正美国式的员工：勤奋刻苦，认真负责，收入高，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几年间，在福特公司英语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出生在外国的员工们穿着外国服装，进入一口标着“福特英语学校熔炉”的大锅，几分钟后，当他们出来时，身上穿着美国服装，手里挥舞着美国国旗。[5]

创办于1913年的福特英语学校，和福特其他的社会革新一样，在部分程度上属于一种文明开化的利己主义。公司的管理人员注意到，一种通用的语言和高工资、舒适的工作环境、个人纪律标准的执行一样，都能够提高效率和员工留存率。高地公园厂房本身的设计就着眼于传统、阴暗的工业综合体的对立面。场地的规模是密歇根州最大的单体建筑，它本身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德国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将美国工业建筑的规模和雄心与埃及金字塔相提并论。[6]但在另一位德裔建筑师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的指示下，巨大的高地公园工厂有3/4的墙壁都是玻璃，为工人增加了自然采光，也让工厂得到了“水晶宫”的别称。[7]建筑的设计和公司的员工培训方案都属于更广义的福特主义社会构想的一部分：不断地加以改进，本着现代科学和传统的美国农庄价值观，亨利·福特就是在这样的农庄长大的。福特相信，遵循着这两个原则，高地公园就会成为一个成功的样板工厂，底特律也会成为一座成功的样板城市。

底特律的工人有工作，市民当然也有娱乐活动。1913年夏天，城市居民们可以在底特律歌剧院观看《尼禄焚烧罗马城》（Nero Burns Rome）。同年，波兰语的弗雷德罗（Fredro）剧院在Chene街和Kirby街角开张。游客还可以在午夜时分到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水域观光游览，或者在星期三和星期六晚上去糖岛（Sugar Island）的亭子里跳舞。[8]

底特律的天际线勾勒出对未来的信心。这座城市拥有自己的摩天大楼，一角大厦（the Dime Building），还有四座摩天大楼计划在来年建造。“庞大而又美丽”的密歇根中央车站（Michigan Central Station）傲然耸立在商业区的边缘，是由设计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的那些建筑师设计的。[9]密歇根中央车站拥有11条客运列车轨道和一条货运列车轨道，于1913年年底开始运营，这表示尽管未来可能会属于汽车，但现在是属于火车的。旅客可以从这里出发，乘火车到达附近的市镇或者邻州，或者远至佛罗里达州。因为老火车站的一场大火，这座车站比计划早8天投入运营，这件事被视为高效组织工作的标志，而不是车站将来要被废弃的不祥之兆。当地报纸报道说：“这件事没引起什么大风大浪，2点10分起火，3点30分，由芝加哥始发的貂熊快车（Wolverine Express）驶入16层楼的新总站，3点50分再次驶出……到了晚餐时间，出发列车正常驶出，仿佛已经习惯了好多年一般。”老火车站的时钟停在凌晨2点40分——但底特律已经在继续前进了。

底特律将会成为美国汽车工业毋庸置疑的中心，汽车工业对美国的塑造将会超过其他任何一项产业，这两点都不是必然的。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福特公司在国内还有很多竞争对手：举几个例子，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的科尔汽车公司（Cole Motor Company）和国家汽车公司（National Motor Company），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的威利斯—欧弗兰特公司（Willys-Overland Company），芝加哥的宝兰—格兰尼斯（Borland-Grannis），克里夫兰的怀特公司（White Company），纽约州水牛城的皮尔斯—箭头（Pierce Arrow）。一些公司和福特一样生产汽油车，另一些则认为未来是属于电动汽车的。现有的道路通常都保养得不怎么好，汽车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行驶，州际旅行就好像前往未知之地探险一般。最早的一批汽车旅馆才刚刚开始出现；州际路线林肯公路（Lincoln Highway）的计划1913年才草拟出来。9月底，美国公路代表大会（American Road Congress）在底特律召开，这相当于承认了底特律在汽车工业中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汽车文化开始在中西部各州普及，每千名居民的汽车拥有量是南部的两倍，接近新英格兰的水平。[10]但即便如此，底特律的地位也未必牢不可破。

福特公司并不是底特律唯一的汽车制造商，汽车也并不是底特律唯一的产业。长期以来，底特律与皮草贸易一直密不可分。它还生产香烟、电梯轿厢、画框和家具。9月，底特律全市组织了一场“底特律制造”展览，一直进行到深夜，展品包括一些机械制品和45种型号的汽车。展览的组织者曾纳（Zenner）先生告诉一名记者，这次展览“会让底特律人更好地认识到他们这座城市的伟大之处，也会让游客深深地感受到底特律是一座各类企业齐聚的大城市”。[11]在纽约，“你可以同时让人刮胡子、修指甲、擦鞋，自己抽着雪茄、读着报纸”，纽约也为自己赢得了个人便利的浮华之城这一名号。这或许有些不公平，然而底特律向世界呈现的是一座工业厂房的形象，能够着手从事任何工作。[12]福特成功的原因，除了从前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还有就是这些小型企业——创新的试验场，实用工程技术的孵化器，制造汽车所需的全部零件的供应商。从这个决定性的层面来讲的话，并不是亨利·福特成就了底特律，而是底特律成就了亨利·福特。

然而福特拥有从底特律提供给他的有利条件中获利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拥有为自己的产品创造和维护一个全新市场的先见之明。亨利·福特和他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们不同，他设计汽车，不是为了精英，而是为了民众，为了美国小镇上的普通镇民，而不是最能让汽车彰显其地位的那些富裕的城市居民。大多数汽车制造商都在生产强力的重型车——非常适合在城市的大街上漫游，但开到没有铺柏油的乡间小路上，就很容易陷进泥里。而福特生产的汽车轻便灵活，制造成本和养护成本都更加低廉，也更不容易出故障。T型车就是面向普通人的一款汽车。

推出一款便宜又不容易出故障的汽车，是有商业逻辑在里面的。但这同时也具有道德化的一面，以及最终由汽车驱动美国经济发展的远见。1906年，伍德罗·威尔逊宣称，“在这个国家，汽车是最能散播社会主义情绪的；对于乡下人来说，汽车就是傲慢和财富的具象化，独立而又草率”，以至于每一天、每一份报纸的头版都是车祸新闻。[13]福特试图颠覆汽车的这副形象，使之成为个人赋权和社会责任的象征，而不是财大气粗的象征。福特公司把速度对于撞车时“粉碎性力量”的影响向车主告知，并说明“购买了这款汽车（T型车）的人们更重视安全而不是速度。他们开车并不是为了兜风”。[14]

在世界第一条生产装配线上大量生产福特T型车的高地公园工厂员工们。按照福特主义时间就是金钱的准则，这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一张照片。

《福特时代》（Ford Times）是面向福特汽车交易商、车主和潜在顾客发放的一本杂志，可以说是流通范围最广的产业出版物，其内容中充满了保守、朴实的智慧。杂志警告说：“从猴子变成人需要100万年，但用不了100万杯酒就能把人变回猴子。”[15]杂志忠告说：“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16]密歇根州的一名女子花5 000美元买了一辆汽车，和她“在牙缝里嵌钻石”出于同样的理由，这种虚荣成了笑柄。[17]福特汽车的陈列室内禁止吸烟，要求销售员衣着朴素，不要打扮成一副自以为是或者花里胡哨的样子。某期杂志上刊登了这样一个故事，一辆福特T型车连上了发电机，让肯塔基州一个乡村社区的电话在停电之后依然可以使用，这表示汽车就好比从前的马车一样，是一个社区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18]另一期杂志上刊登的故事，是一群女孩子为了给当地教堂的牧师筹钱买一辆T型车，卖出了1 900份日历。[19]

1913年1月发行的《福特时代》上刊登了一幅画，画中是一名潜在顾客，具体来说，是一名农夫。这幅画表现了拥有汽车所带来的自由与发展，并且以“更好的道路——更大的农场价值”这个名称，被用于一项旨在改善美国小路路况的活动：

道路旅行如此简单，你进城比之前更加频繁，还时不时地带回来一些东西，让她的工作变得更轻松。之后每个月你都能定期收到报纸杂志……电话公司也更加急切地将线路延伸到路况好的社区，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地方的业务比边远地区多。于是你也安了电话……很快你就可以在城市商店里买东西，让他们直接送货上门了……如果你们那里的道路未经改善的话，这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几个月后，该杂志表示：“每一个决心拥有一辆福特汽车的人，都发表了一份新的独立宣言。”通过所有这一切，亨利·福特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渴望，将现代性所引发的都市焦虑化解为一种更加古老的自我发展信条。[20]

T型车作为满足普通人渴望的实用交通工具，其生产与销售都是大规模的。福特汽车并不是本着手工工艺的理念，一次只生产一辆车，而是以工业效率进行生产，由遍布全国的专业销售员，也就是《福特时代》喜欢称之为“福特人”或者“福特石”的人员进行销售。到了1913年，制造工艺永无止境的创新造就了世界上第一条完善的生产线。第一辆T型车原型在底特律Piquette工厂诞生后6年，在比之大得多的高地公园工厂，一次区区9个小时的轮班就能生产出1 000辆车。据福特公司估算，如今它生产的汽车已经占到了美国汽车总量的1/3。[21]按照典型的福特主义原则——时间就是金钱，一张高地公园工厂全体员工1.2万人摆拍的照片，被描述为史上最昂贵的照片，“员工的时间和生产的损失就耗费了好几千美元”。[22]

亨利·福特就这样构想、传道，成了美国大规模生产和至关重要的大规模消费经济的化身。一直以来，这个国家就相信自己身上流淌着工匠与发明家之魂，这一点如今在亨利·福特身上得到了验证。因此虽然福特本人最终要比J. P.摩根生前富有得多，但他是美国工业化平易近人的、民粹的民主一面，而摩根则是趾高气扬的、冷漠的贵族一面。亨利·福特或许没有成就底特律，但他的成功促成了底特律的崛起——并且改变了美国。

亨利·福特对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洞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自美国人对创新和不断提高生产力的执念，源自富有感染力的物质文明信仰。

1913年，全美上上下下都在疯狂追求效率。在国会上，在法庭上，都把工业效率福音书中的一个个信条引作真理。[23]人们为预言家欢呼，认为他们带来了新一轮的美国革命。1911年，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出版了《科学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一书，声称分析和改进挖洞或盖楼的方式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通过科学的分析——对于时间和运动的研究，摄影技术和秒表是最基本的需要——可以将制造工艺分解成一系列相似的、能够标准化的步骤。对工业工序中单个步骤的这些快照加以研究和改善，之后随着时间而加速，就会使生产力得到惊人的提高。（在9月的“底特律制造”展中，“运动的展览品”——又名电影——向底特律人展示了单个的商品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泰勒得出的结论很多都是统计有误的。然而这些结论对于当下的管理者很有吸引力，他们坐在那样的位置上，要在手下的工人面前树立起科学的威信。从这些结论中得出的基本原理在一些工厂中得到了应用，例如高地公园工厂，并且助长了更宽泛的“发展的合理依据”概念。1913年的美国遍地都是自诩的发明家，他们的轮胎打气泵、活动手铐和自动播种机的专利声明在《科学美国人：实用信息周刊》（Scientific American: The Weekly Journal of Practical Information）上占了整整四页。和泰勒一道，和福特一道，如今照亮工业涅槃之路的是科学方法，而不是上帝。另一位导师哈林顿·埃默森（Harrington Emerson）推出了一门关于个人效率的家庭课程，一共只有24课，给一个纽约的地址写信就可以参加。1913年，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的目录上刊登了一系列省力设备的广告，从6.95美元的雪松木高速魔术洗衣机——“也许你的邻居也有一台”——到Eckhard电吸尘器，既有直流电又有交流电设计，能够照顾到美国各地的不同情况。“让1913年成为电力之年吧。”《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上的一则广告提议，并配有一张单身女性在电灯下、电灶上烹饪的图片。[24]

家庭和工厂的效率都很高，但如今基本需求已经得到了充分满足，那么如何让经济保持繁荣呢？答案正如亨利·福特所看到的那样，就是更大规模地消费，创造需求，再由大规模生产来满足。福特汽车公司销售经理N. A.霍金斯（N. A. Hawkins）向听者讲解大规模消费的数学问题时，建议他们“拿出笔来——记下这些数字”。据他推断，美国有1亿人口，2 500万户家庭。在这些家庭中，有500万户买得起新车，而现有车主将来也会换新车。结论：“福特汽车永远不会断了销路——销量一定会增加！”[25]几年后，福特汽车的销量突破了百万大关。亨利·福特对一名崇拜他的听众说：“任何东西达到100万都是很大的一笔。”[26]

但福特的野心并不止于100万，也并不止于美国国内。按照《福特时代》的说法，“全球车”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最普及的汽车，在俄国其他地方，“两位大公和19位亲王”也在使用，战争部也正在审查。在中国，为了保护一名政府官员，在T型车的背部架设了一挺机关枪。日本已经被福特公司作为炮兵先头部队的服务文化“征服”了。《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这样描述一辆福特汽车的交付——穿过重重戈壁沙漠，来到蒙古的“活佛”（达赖喇嘛）身边。福特汽车开进了巴西的咖啡种植园和新西兰的牧羊场。在一幅漫画上，一个火星人用望远镜观察地球，惊讶地发现地球上挤满了福特T型车。

严格来说，福特本人又一次成为大规模消费的使徒而不是先知。1907年，西蒙·纳尔逊·帕滕（Simon Nelson Patten）在著作中将“快乐或过剩经济”称为“文明的新基础”。[27]相对充裕的时代改变了经济生活的意义和目的。帕滕写道：“洁净不再是多少有些麻烦的要求，而是在工人自家锃亮的地板上、明亮的窗户上、黑亮的炉子上，在他围坐在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边、梳洗得干干净净的孩子们身上，成为一种不断加深的美学意义上的快乐。”“花里胡哨、既无意义又无用的东西”成为家庭里的宠儿，在当事人和别人眼里都是“优越与成功的标志”。休闲，产生新的渴望——实际上是创造和定义新的渴望——这已经成为一种成长型商业。

对于品位新颖且多样化的大规模消费社会的出现，1913年的西尔斯目录就是一份颇具说服力的证据。在更严肃一些的目录末尾部分，西尔斯提供了汽油引擎，各种各样的犁，以及美国农民为美国人的餐桌、以美国人的方式批量生产粮食时，想要或者需要的几乎其他所有的东西。对于近来离开乡村的那些人，西尔斯提供了一些再现乡村生活情景的廉价商品，以解乡愁：“返乡”“垂钓”或者“老农庄”。爱国者可以用华盛顿或林肯的碳素画装饰墙壁。用来把设计图烙在木材或皮革上的烙画器材，会让美国人忙活到深夜。

虽然西尔斯在1913年中止了专利药品的销售，因为它无法为这些药品的成分和药效作保，但它还提供其他数百种用来打扮或美化的产品，例如Nu-Life束身衣，一种强迫穿戴者进行深呼吸的男士紧身衣，“打造完美的血液循环，预防衰老”，再例如一种“为下垂或松弛的腹部塑形”的胖人腰带。有骑自行车的人绑在脚踝上的特制橡皮筋，防止儿童长成招风耳的耳盖，30种肥皂，各种不同的雪花膏，Carmichael牌过氧化物雀斑膏，用来染发的Gervaise Graham牌染发剂，用来生发的公主牌生发剂，以及用来脱毛的奇迹无刺激脱毛剂。西尔斯提供20种扑面粉，其中很多起了日文名字，使人想起日本女人的苍白皮肤。至于使用效果，就要照着带有德国银把手、巴黎象牙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的镜子看了。

还有更无聊的，西尔斯提供了24种娃娃（包括因纽特娃娃），三副不同的魔术纸牌，一种有8个键的玩具单簧管，玩具飞机，德国制造的泰迪熊，不同大小的金属战舰，通灵板（又名埃及幸运板），还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华盛顿抗议种族歧视的那年推出了一套“黑人化妆工具”，描述如下：“包括黑色棉织兜帽和逼真的大眼睛，厚厚的红嘴唇和大牙……是化装舞会或者万圣节的不二选择。”

这还没完。有剪枝刀、猎刀、进口的德国刀，还有全套的Wilbert小折刀，其中包括牛仔刀和马具刀。在烟卷成为美国人最喜欢的烟草消费方式之前，西尔斯提供了60种烟斗，其中包括雕成流行的匈牙利风格的海泡石烟斗。为满足休闲和居家生活的需要，可以买到小船、窗帘、鱼饵、卷线器和钓竿、吊床、帐篷、狗口套、棒球比赛助威用的号角、大学的三角旗、网球拍、旱冰鞋、计步器，以及诱捕水獭、鹿和害虫的陷阱，名称是例如“必杀”或者“必死无疑的陷阱”之类的。有子弹、斧头、枪托、气步枪、自动手枪和左轮手枪，同时出售的还有布谷鸟钟、念珠、十字架、钢笔、搭配每一块翻领的所有类型的领针、怀表（包括售价17.45美元的州际天文台表）、发报机、可调节的电击器（售价80美分），西屋（Westinghouse）电风扇、电话交换机、双筒望远镜、普通望远镜、汽车护目镜、明信片放映机、各种照相机（包括仅售几美元的一些款式）、节拍器、留声机、吉他、小地毯、连衣裙、西服套装、帽子——以及有48颗星的美国国旗。

一些美国人担忧这样一个基于消费的社会的健康状况，在这一点上和柏林人、巴黎人、维也纳人一样。在《菲利普·德鲁》中，豪斯上校提到了“所有人的不幸和多数人的灾难”，这就是一个竞争性消费主义的社会将要带来的后果。伍德罗·威尔逊批判着美国社会与日俱增的物质主义，并且当选了总统。意大利历史学家古列尔莫·费雷罗将大规模消费和大规模生产视为美国对文明的挑战：数量战胜了质量。[28]但到头来美国商业的市场规则完全盖过了对消费主义的担忧。亨利·福特的逻辑就是20世纪经济的逻辑。

消费者理论突然之间传遍全美，也传遍了全世界。早在1901年，W. T.斯特德就曾引用过一个英国人对美国商业正在欧洲建立起来的新世界的一番描述：

一个普通人早上在新英格兰的家里爬出被窝，用“威廉斯”牌肥皂和一把北方产的安全剃须刀刮脸，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短袜外面套上波士顿的靴子，系紧康涅狄格州的背带，把沃尔瑟姆（Waltham）或者沃特伯里（Waterbury）的怀表揣进口袋，坐下来吃早餐。在餐桌上，他对妻子的穿着表示称赞，伊利诺伊州的直身紧身衣很衬马萨诸塞州的衬衫，然后他享用早餐，吃的是北美大草原的面粉做成的面包……巴尔的摩的牡蛎罐头，还有少量堪萨斯城的培根。[29]

在1901年这份对于全球美国化的描述中，这个伦敦人还在继续乘坐有轨电车和美国的电气铁路上下班。12年后，他在天气不好时外出也许会开车，而且很可能开T型车。

伍德罗·威尔逊1906年时还在批判汽车，到了1913年就被收服了，身为美国总统的他会定期在华盛顿周边愉快地开车兜风。他也渐渐开始拥护不断发展的美国商业信条，视其为美国国力的帮手。在亨利·福特的故乡底特律1916年召开的首届世界销售大会（World Salesmanship Congress）上，威尔逊总统对3 000名管理者的讲话，在福特听来应是如音乐般美妙动听：“走出去销售那些会让世界变得更加舒适、更加幸福的商品吧，并将它们转变成美国的原则。”[30]

洛杉矶
繁荣！

亨利·福特在T型车上取得的成功还有赖于另一个重要的因素：稳定的汽油供应。石油供应能够满足突飞猛进的需求到何时，这是全世界都在关心的问题。在伦敦，当那些纸上谈兵的人正在发愁要不要把皇家海军的军舰从燃煤改成燃油时，出租车司机因油价一路飙升而举行了罢工。《经济学人》报道说“全世界的汽车俱乐部联合决定悬赏两万英镑，征集合适的汽油替代品”。[1]英国政府开始进入石油外交时代，最终致使其加大了在中东，特别是波斯的投资。

在美国，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情况则有些不同。1913年前后，美国生产了全世界2/3的石油；在这些石油中，每10桶就有4桶产自加州。美国地质调查局（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报告称：

不算整个美国的话，单是加州生产的石油就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不算俄国和美国的话，加州的石油产量已经远远超出了包括墨西哥、印度、罗马尼亚、加利西亚、日本和南美在内的世界所有其他地区。[2]

19世纪50年代，石油业在遥远的宾夕法尼亚州诞生，而当时的加州才建州10年不到。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产业来说，这样的发展是相当令人瞩目的。洛杉矶直到1893年才有了第一口油井，石油商人爱德华·L.多希尼（Edward L. Doheny）出生在威斯康星州，勘探过堪萨斯州、南达科他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石油，当时是他在Patton街和State街角的地下150英尺深处挖到了石油。该地点离市中心非常近，手头拮据的多希尼第一次到这块地时是乘坐有轨电车来的。

洛杉矶城外的石油井架。20年前，第一个在该地区发现石油的爱德华·多希尼乘坐有轨电车来到了这块地。到了1913年，单独一个加州的原油产量就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美国除外）。

然而到了1913年，多希尼已经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洛杉矶也被建设成了南加州的石油工业之都，也是全国最大的。多希尼的石油事业如今已经延伸到了墨西哥境内，他本人也富甲一方。20年前还在住廉价旅馆的他，如今住在一座装饰着一万朵兰花的豪宅里。1913年，他的妻子埃丝特尔（Estelle）受到一次欧洲长途旅行的启发，请人建造了一间大理石和玻璃舞厅，名为庞贝屋（Pompeian Room），设计者是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Louis Comfort Tiffany）。[3]多希尼还购买了其他的房产，向天主教会捐款，对爱尔兰人的事业慷慨解囊。埃丝特尔·多希尼的社交晚会可以媲美白宫。与此同时，在洛杉矶周边地区，如今已有数百架石油钻机星罗棋布，其中一些探入了太平洋中。凭借石油，加州的人均汽车拥有量首屈一指，甚至超过了底特律。但除此之外，加州依然可以笑傲天下：更多的电话、更多的电车轨道、更多的阳光、更多的机会、更光明的未来。

与之前的金矿和廉价农田，以及后来的电影一样，在加州，石油象征着快速致富的希望。“的确，在加州，一些人把宝押在石油上。”自诩为加州石油工业史学家的莱昂内尔·V.雷德帕思（Lionel V. Redpath）在1900年写道。“关于石油生意，”他继续写道，“有些东西让人们罔顾最基本的常识，做着白日梦。”[4]但除了加州，人们还能到哪儿去做白日梦呢？多希尼之类的人能发财，别人就不行吗？正如一位作者所言，在古老的美利坚新世界，洛杉矶就是那“古老的新福地”。[5]

对于游客来说，洛杉矶周围地区展现的是自然财富向个人成功的转换。“我生活在法国已经足够幸运了，”保罗—亨利·德斯图内勒·德康斯坦写道，“我了解英格兰，牛津或剑桥阴凉的山谷，也迎接过我们阿尔及利亚绿洲万物复苏的春天，我以为我早已麻木”——

然而我注意到美国人用草坪、鲜花和水果铺就了加州最美丽的山谷，并且创造出了……人世间真正与天堂接壤的地方……帕萨迪纳（Pasadena）的每一座别墅都坐落在自己的一片绿毯上；每一座小屋都是独一无二的，掩映在枝繁叶茂的树荫、盛开的玫瑰和蔓生的天竺葵下面……激励人心的美国思想观念，主宰着美国人创建的这些花园。[6]

德康斯坦写道，加州的葡萄酒“并不亚于我们的，而且口感更佳醇厚”。他提议建立一所法国烹饪学校，与加州文化相得益彰。他详细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精明的土地测量员，在一项工作中接受了土地形式的报酬，如今挖出了石油，他每天都有上千美元入账。

把加州作为机遇之地的观念，一直都有类似的故事为之添枝加叶。加州在美国声名远扬，吸引着来自寒冷的底特律、拥挤的纽约，甚至是太平洋彼岸的移民。在大多数方面，洛杉矶并不是一个特别国际性的城市。虽然出生在美国的洛杉矶人有3/4来自加州以外，但城市总人口中只有1/5出生在美国以外——这个比重远不及纽约和底特律。这些人大多来自英格兰和德国，而不是意大利和俄国，更不必说亚洲了。与此同时，加州历史中的墨西哥人时代不但残留在人口中，还烙印在建筑和地名上。

加州人虽然吸引着本国的移民，但长期以来一直畏惧外国移民，特别是来自亚洲的移民，动不动就想方设法加以限制。华人更喜欢旧金山，而日本移民更喜欢洛杉矶周边地区。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到1910年时，整个洛杉矶县共有8 000名日本人，但当地的政治环境助长了恐惧和偏见，仅仅是神经质的“黄祸”臆想，就能让问题一触即发。“我的邻居是一个日本佬，”一名农民告诉记者：

他家在我家隔壁，占地80英亩。这家伙很机灵。他家里住着一个白人妇女，膝上抱着一个婴儿。那么，这婴儿是什么呢？不是白人，也不是日本人。我告诉你是什么。是一个问题的开始——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种族问题。[7]

1913年，位于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的加州议会预备通过剥夺日本农民土地所有权的立法。基于这样做会冒犯亚洲人的感情，还可能如日本外交官坚称的那样违反美国在条约中的承诺，因此华盛顿建议加州不要这样做。《洛杉矶时报》呼吁议员不要忘了常识，就让“日本人活在我们中间，种蔬菜，洗衣服，不受打扰地制作和售卖和服吧”。[8]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被派到撒拉门托进行一次为期5天的谈判，力图通过协商得出一种能够让各方满意又不失体面的方式。尽管布莱恩努力游说，表示反对，但这条法律还是通过了。在公开场合，威尔逊试图低调处理整件事。私下里，总统及其内阁收到了美国海军对于与日本开战的可能性及其后果的评估，评估内容令人愕然。“可想而知，”海军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Josephus Daniels）的报告中说，“日本可能会决定——可能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要和美国开战的话，这个国家可以忍受持续两年左右的贫困和危难，以此为代价占领菲律宾群岛和夏威夷群岛。”[9]

这样的前景并没有影响到这片乐土。随着洛杉矶的繁荣发展，土地价值飞涨，城市向海岸延伸，建筑方向更多的是向外而不是向上，在这一点上与纽约正好相反。空气中弥漫着自信。洛杉矶铁路与太平洋电车“深入了旷野之中，领先而不是落后于人口增长”，公司所有者对于他们的投资做出了这样的解释。[10]《洛杉矶时报》上的一则广告承诺在The Palisades的投资者会得到200%甚至300%的回报，该地是紧邻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一个滨海开发区，太平洋电车很快就会通到这里，到那时就会有“四条美丽的碎石大道”直通洛杉矶市内。[11]尽管旧金山发展得更加完善，也已从1906年的地震中恢复了元气，正在筹备1915年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Panama 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但加州的人口中心已经南移。洛杉矶的人口从19世纪40年代的1 500人增加到1913年的将近50万人，人们普遍预测它的人口将在1920年突破百万大关。一些人认为甚至有可能更加提前。据一名记者预测，到1920年，洛杉矶的人口将精确到119万3 086人。[12] 《泰晤士报》的一名社论作者将1938年的洛杉矶想象成“奇迹之城洛杉矶”，“艺术、文化与学问的麦加圣城”，“现代社会的雅典城”。还有一个人更加幽默，画了一座18层的洛杉矶百货大楼，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世界各地被废黜的君主。[13]然而虽说加州盛产石油，但洛杉矶却有一种更重要的资源正在变得短缺：水。这座城市的反应也是典型的宏大做派，是在欧文斯河（Owens River）上修引水渠，把水从225英里之外绿意盎然的乡村引到干渴的城市，这段距离相当于从华盛顿到纽约那么远。《泰晤士报》盛赞道：“洛杉矶这座无可匹敌的城市，再一次遭遇并战胜了所谓的不可能”——

为干渴的洛杉矶，“未来、未来的未来”之城引水。

……一条大河愣是被改了道——自从创世之晨上帝之手让山脉和海洋各就各位的那时起就一直存在的河道——并引河水供给当下的洛杉矶人民，以及未来、未来的未来数以百万计的洛杉矶人民。[14]

11月5日，卡塔利娜岛（Catalina Island）乐队演奏着《加州我爱你》 （I Love You, California），星条旗招展，欧文斯河水涌向了这座干渴的城市。[15]上千人翘首以盼。之后在洛杉矶最豪华的亚历山大（Alexandria）酒店举行了一场庆祝宴会。

南边的另一条通道，也就是巴拿马运河，有望为洛杉矶带来新的商路、新的欧洲游客。洛杉矶扩建了深水港，作为应对。1913年5月初，已经有5家航运公司宣布了经停洛杉矶的环球航线，以至于当地一家船运代理商表示：“如果再没有其他公司来的话，那么就是这5家公司独霸这个前景最为乐观的港口、首屈一指的环球贸易通道上的一站。”《洛杉矶时报》继续道：“法国的三色旗、老英格兰的米字旗、日本天皇帝国的旭日旗会快活地飘扬在进港轮船的船尾。”美国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不但发行了赞美洛杉矶自然资源、气候和繁荣的《今日洛杉矶》（Los Angeles Today）一书，还计划发行一本西班牙语的小册子，面向拉丁美洲市场宣传加州的物产。“这将成为一个契机，”一名记者写道，“借此机会，我们不但希望与南方邻居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还希望与他们保持贸易往来，这会让钱钻进我们的钱包里。”[16]

对于那些怀着宏伟的梦想来到这座城市，却发现阳光与希望并不能化为餐桌上的面包的那些人来说，这一切都带有明显的大规模推进主义性质。1913年10月，《洛杉矶记录报》（Los Angeles Record）询问洛杉矶人对城市问题的看法。读者们的回答很有启示意义。“为我们的国家做宣传，散播广告说1913年的人口如何如何，到了1915年又将如何如何，这当然对那些‘大企业’有好处了，”一名读者写信说，“但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在这些广告上写明这样一些统计数字，以表明这些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正在如饥似渴地找工作，为了维持生活。”另一名读者找出的问题是“工作时间长、薪资低”：

……贪污受贿现象太严重了；没有得到市政所有权是一个错误，主要的目标——为富人铺设一条康庄大道，为穷人铺设一条崎岖小路，所谓的“洛杉矶精神”过时了——（“他有多少钱？我又能从他那里拿走多少钱？”）……你若是就不断更换员工这件事向雇主提问的话，他们会告诉你洛杉矶有很多“流动人口”，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如果能够赚到维生工资的话，就会成为常住人口。[17]

收到了几个星期的类似来信后，1913年11月5日，《记录报》在头版整版做出了总结：“洛杉矶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是贪婪，大写的贪婪！”或许《记录报》的记者们也投资了洛杉矶投资公司（Los Angeles Investment Company），这是一家债务融资型房地产公司，与商会联手，一英里又一英里地建造廉价平房住宅，吸引新的低收入工人到洛杉矶来。这样的循环模式在加州已经是屡见不鲜，繁荣产生了泡沫，而泡沫最终破裂。1913年年底，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洛杉矶投资公司的股价从4.50美元暴跌至区区23美分。[18]

不论是购买土地、石油还是柑橘园，都可能让人一夜暴富，或者一贫如洗。洛杉矶这座城市已经唤起了游客、外地人和潜在移民的心中普遍存在的尝新、成功、发达之梦。此时的洛杉矶尚未完全拥有将这些梦想牢牢地捆扎在一起的媒介：电影。洛杉矶还不是好莱坞。1913年，洛杉矶才刚刚走上成为大众娱乐之都的道路，和正在成为汽车之都的底特律相类似，只是后者的步伐迈得稍微远一些。

在过去的15年中，电影在美国蓬勃发展。1910年，全国共有一万家廉价电影院。每星期有2 600万美国人，也就是全国1/5的人口，会去这些被称为“五分钱影院”的地方。[19]（套用亨利·福特的说法，一枚五分镍币或许不算多，但2 600万枚五分镍币就是一笔巨款。）这个国家疯狂地沉浸在电影之中，特别是工人阶级和移民社区。作家奥利维娅·霍华德·邓巴（Olivia Howard Dunbar）写道：“你会纳闷，在这个所谓的繁忙世界中，怎么可能有时间进行如此丰富的娱乐活动——每天将这么多无所事事而且显然并不为此发愁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度过很长一段空闲时间。”[20]喜欢看电影的人有3/4都是男性。

五分钱影院大多放映很短的默片，一部接着一部，完全不考虑连贯性或者题材，只希望观众能在不同的时间段来来去去。很多影片都是新闻报道。对于搬上舞台的那些影片，这种形式的娱乐带有一些二维的成分，没有什么叙事结构可言，也没有言语支撑：

……影子士兵队伍被集合在一起操练；12类游行队伍模糊地穿过幕布；外国城市闪现着各自的特色风光；轮船下水，放置奠基石，颁发奖章，还有体现出些许科普的意味的实验室实验，放映这些东西可谓是煞费苦心。

故事情节如果有的话，也大多浅显易懂。要么是“一场口角、一个恶作剧”，要么是“什么人在追逐什么东西”。由于每一部单独的影片都很短，短到只有一两卷胶片，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塑造人物性格。角色必须让观众容易理解，情节也要直来直去：

……在讨厌的女主人和做作的仆人之间的争论中，吵闹的女仆获得了胜利；或者一对很不搭调的情侣在亲热时受到了滑稽可笑的干扰；再或者是喧闹的街头场景，人们打成一团，无辜的人挨了打，而真正的犯事者正从邻近的角落不怀好意地瞄着。

邓巴总结道，对喜欢看电影的人唯一的要求是要有“相当不错的视力”。

1913年，纽约依旧是美国娱乐产业的中心，发展的推动力来自轰动一时的戏剧制作这种商业模式，后来也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但与戏剧不同，电影可以在距离关键市场很远的地方制作。而且加州作为一个制作电影的地方，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气候与阳光的完美结合增加了可以进行拍摄的时长和天数——尽管这同样适用于古巴、得克萨斯州或者佛罗里达州，旧金山也与洛杉矶相差无几，并且发展得更加完善，只是略小一些。多种多样的风光——沙漠、森林、山地——意味着可以在相对比较近的距离内拍摄各种不同类型的影片。日薪仅有一美元的廉价劳动力大军能够完全满足对群众演员的需求。[21]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洛杉矶远离爱打官司的电影专利公司（Motion Picture Patents Company）——掌握着电影制作相关专利的托拉斯——而且距离墨西哥只有100英里，如果托拉斯的代表们逼得太紧，还可以很方便地跑到墨西哥避避风头。远离这个机构就意味着更多的创新，随着托拉斯的专利遭到侵蚀，公众的口味朝着更长、更具故事性的影片发展，加州的独立电影人开始在东部的竞争对手面前抢占先机。

这时的电影依然是一种肤浅的经济活动，并不是洛杉矶的核心产业。《洛杉矶时报》在1913年设想着1938年时这座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其中并没有电影的份儿，而事实上到了那时，好莱坞将成为电影的代名词。虽然商会很支持在洛杉矶拍电影，但1913年发行的一本大肆渲染洛杉矶经济前景的小册子中并没有提到电影。9月，《泰晤士报》刊登了一部分为七部分的“电影剧本创作”指南，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洛杉矶满是崭露头角的电影编剧。直到1913年关将至之时，好莱坞的首部故事长片《娶印第安女人为妻的白人》（The Squaw Man）才开始拍摄，正值查理·卓别林与洛杉矶的Keystone电影公司签下第一份合同之时。

对于一个以现代性为荣的产业，对于一个以未来为荣的州，或许有点儿讽刺的是，全部在好莱坞拍摄的第一批影片——拍摄于1910年的《在从前的加利福尼亚》（In Old California）和《拉莫娜》（Ramona）——是对往日加州的浪漫化，背景设在1848年美国在美墨战争中战胜墨西哥和1850年加州并入美国之后不久。［对历史的戏剧化成了D. W.格里菲斯（D. W. Griffith）的拿手好戏，后来他还导演了《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拉莫娜》的主演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在片中饰演剧名角色，影片全长只有17分钟。但在影片中稍加改编的那个故事却是广为人知的。东部人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的著作《拉莫娜》出版于1884年，对新生的加利福尼亚州美丽风光的描写和对墨西哥生活的戏剧化让一代读者如痴如醉。

这部小说一面是爱情故事，另一面是悲剧，以南加州某地的牧场剪羊毛的时节作为开篇。西班牙人莫雷诺太太“和她的民族一样，和蔼又懒散”，面对美国统治者的蚕食和要求，她惨淡经营着自己的牧场：

这样的生活美丽如画，比起在那些阳光灿烂的海岸所能见到的，这里有更多的伤感和欢乐，更多真正激动人心的东西，更多的浪漫色彩。这种生活的香气依然萦绕于此；工业和发明创造都还没有把它扼杀；它会持续到这个世纪结束——事实上，只要莫雷诺太太这样的房子还立在那里，它就绝对不会无迹可寻。[22]

拉莫娜是被莫雷诺太太的姐姐带到牧场的，她美丽、亲切、善良。她与墨西哥和印第安血统的雇农亚历山德罗相恋。与此同时，莫雷诺太太帅气的儿子费利佩也爱慕着拉莫娜。费利佩穿上父亲莫雷诺将军的仪仗服之后，和父亲简直一模一样。“穿上这些衣服，”莫雷诺太太对儿子说，“让那些卑鄙的美国狗骑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之前，先看看墨西哥军官和绅士是什么样的！”莫雷诺太太企图扼杀拉莫娜对亚历山德罗的爱情，她跟拉莫娜讲起信仰的问题，而且人们一直以为拉莫娜有西班牙血统——凭借这一点，她的地位就远远高于印第安人。莫雷诺太太还揭秘了拉莫娜真正的出身，她的双亲分别是苏格兰人和加州印第安人。只是拉莫娜无论如何都不为所动。最后莫雷诺太太把拉莫娜关了起来，而拉莫娜和亚历山德罗成功地逃了出去。他们逃到一个印第安村子里，但生活得很艰辛。他们失去了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德罗也变得精神错乱。最终，一个美国人误以为他是偷马贼，开枪打死了他。电影版中，费利佩在拉莫娜哀悼亡夫之时出现，电影就此结束。在小说中，费利佩和拉莫娜回到了牧场，此时莫雷诺太太已经去世。但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这里。他们来到了墨西哥城，最终在当地的教堂里结为夫妻。

尽管作者对拉莫娜和亚历山德罗的刻画带有同情悲悯的笔调，书中的美国人被塑造成反面角色，人们也乐于把《拉莫娜》当成消遣之作，但洛杉矶白人对于回归牧场生活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渴望。从盎格鲁—撒克逊人看待这座城市的角度来讲，洛杉矶是从那段历史中逃出生天：逃出了19世纪印第安人村的天主教蒙昧主义，奔向了20世纪大都市的欢乐与财富。然而这段历史并未走远，对加州说西班牙语的老一辈人来说依然历历在目，由此突出了洛杉矶的进步，也强调了向未来猛冲的发展轨迹。

与此同时，这段历史也孕育了浪漫传奇，带来了旅游收入。南加州毕竟有相当多的西班牙语地名，比如洛杉矶本身就是1781年西班牙人最初建立的定居点“我们的天使女王”（Nuestra Señora la Reina de los Angeles）的缩写，还有圣莫尼卡，或者州内的要塞。加州的天主教传教活动曾经活跃一时，僧侣和神父试图用西班牙语向原住民传教，而如今也只有游客的相机快门才能捕捉到了。别有一番风味的西班牙—墨西哥文化有部分程度上的复苏，却是作为一段古朴的记忆，而不是一项政治规划。在19世纪90年代，花节（Fiesta de las Flores）成为一年一度、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不过为了迎接1901年美国总统麦金莱的访问而进行了美国化改造。[23] 《拉莫娜》已经撑起了活跃的旅游生意：游客们寻找着拉莫娜结婚和生活过的地方，开开心心地把真实的地点与杰克逊的虚构创作混为一谈。[24]海边的皇家路（El Camino Real）连接着一个个墨西哥时代的传教点，如今已经被开发成了旅游景点。

在僧侣们离去的地方，很多人把仅仅60年前的加州传教遗迹视为与阿兹特克或者印加文明一样古老的文明：墨西哥人被历史遗弃、被现代超越的往昔。然而过去的那段岁月并没有从建筑记录中完全抹去，也没有从加州文化中彻底删除。当加州人眼巴巴地打量着南方的墨西哥时，那段过去与现在也并非毫无关联。

墨西哥城
门罗的遗产

皇家路这条旅游线路最远到圣迭戈（San Diego）。但冒险家还可以继续驱车南下——深入加州的过去，走近墨西哥动乱的当下。这里是古老的新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地区。1913年，正是在这里，美国权力与原则的矛盾达到了最高潮。

美国与墨西哥具体的国界线很难界定。两国的国界线原则上是由地图上的一条线来定义的：从加州徐徐往东，然后顺着正式建州还不到一年的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南部边界，再沿着格兰德河（Rio Grande）蜿蜒而下，直到墨西哥湾。但地图上的线与实际情况并不总是对应的。事实上，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与墨西哥的蒙特雷（Monterrey）又有多大差别呢？

或许地图上的线无论如何都只是暂时的。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得克萨斯人豪斯上校在小说《菲利普·德鲁》中幻想了墨西哥并入美国之后的未来。这看上去并非痴人说梦。对于很多美国人而言，昭昭天命[1]将得州和加州并入美国的版图，让美国对前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的命运负责，这样继续下去的话自然会吞并墨西哥。但即便不去重画这条线，如果墨西哥和美国密切合作，共同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考验，这条线难道就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淡化吗？如果说墨西哥是加州的过去，那么加州岂不是墨西哥的未来？1913年的墨西哥在内战的炮火中分崩离析，由于首都太危险，威尔逊的私人代表躲在韦拉克鲁斯（Veracruz），可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美国文化正在势不可挡地渗出南边的国界：

……我们决不能忽视墨西哥劳工与我们国家文明的接触，在边境地区，在我们的学校里，沿着国家铁路线，已经有25年左右的时间了。他们很多人都尝到了个人独立与安全以及更高的生活水平的甜头……他们呼吸的是经过了提纯的20世纪空气。中产阶级正在形成。由于接触到了民主以及环境的力量，他们成了民主主义者……而且墨西哥北方人的民主主义意识越是强烈，就越会憎恨南方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憎恨老朽的16世纪政治制度……[1]

在20世纪初年，美国公司已经成为墨西哥最大的投资方，遥遥领先于墨西哥当地人（同时也领先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美国矿山的领班、工程师、会计和医生都是美国人。最先在洛杉矶发现石油的爱德华·L.多希尼，也是最先在墨西哥生产石油的，地点位于墨西哥湾边上的坦皮科（Tampico）附近的El Ebano。他的墨西哥石油公司（Mexican Petroleum Company）占据着60万英亩的墨西哥土地，已经并入了洛杉矶的公司旗下。[2]在墨西哥，虽然外国人修建的铁路系统如今已经由墨西哥人控制，但它的官方语言依然是英语，主要的铁路线依然是北上的。1906年，美资企业卡纳内阿铜业公司（Cananea Copper Company）发生工人大罢工，亚利桑那州巡警越过比斯比（Bisbee）边境赶来支援，镇压了这次罢工，不过墨西哥当地的州长坚称这些美国人是临时作为墨西哥边境索诺拉州（Sonora）的士兵宣誓就职的，由此减轻了对当地人民族自尊心的打击。

与此同时，当格兰德河南岸的形势不利时，墨西哥的政治领袖们也经常逃到北岸避难。从1911年革命开始，墨西哥的反对派频繁从美国国土展开斗争，无论掌控墨西哥城的是哪一个政府。1911年2月，绝对的唯灵论者、地主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率领130人，通过埃尔帕索（El Paso）的边防哨所进入墨西哥，目的是推翻自1876年起一直担任墨西哥总统的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1913年3月，爱吃花生糖的革命家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Francisco ‘Pancho’ Villa）也越过这道边境，与马德罗的继任者维多利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 Huerta）将军交战。据说迪亚斯曾有言道：“可怜的墨西哥啊，与上帝相去甚远，却与美国近在咫尺。”[3]

墨西哥的都城以自己的祖先为傲。城市中巨大的中央广场宪法广场（Zócalo），上演过这个国家历史中最戏剧性的片段，它所处的位置正是阿兹特克时代的城市特诺奇提特兰（Tenochtitlan）的主广场。墨西哥城华丽的天主教大教堂——也就是海伦·亨特·杰克逊的小说中费利佩和拉莫娜结婚的地方——是由西班牙传教士放置的奠基石，比“五月花”号在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靠岸北美洲早了50年。在国家博物馆中，你可以比较一下墨西哥末代皇帝、出生在维也纳的马西米连诺（Maximilian）的镀金皇家马车，与1867年复辟共和国的功臣“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极为简朴、破旧、共和色彩鲜明的车辆”。[4]在圣卡洛斯学院（Academy of San Carlos），你可以在鲁本斯和提香的画作旁边，凝视费利克斯·帕拉（Felix Parra）画笔下的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这位在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的劫掠中保护印第安人的主教。矗立在城市西边一座小山上的查普尔特佩克（Chapultepec）城堡，始建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前一年——又在1847年被美国军队占领。如今这座城堡是作为一所军事学校以及墨西哥总统的住所：革命前是波费里奥·迪亚斯，革命后是弗朗西斯科·马德罗。一到星期日，墨西哥城的达官显贵就会乘着他们的马车登上查普尔特佩克山上的公园——一方面是被别人看见，另一方面，到了黄昏时分，还要反过来欣赏下方平原上他们这座城市的景色。

出生在明尼苏达州的随笔作家查尔斯·麦科姆·弗兰德劳（Charles Macomb Flandrau）曾断言，去宪法广场观光，最好的时间是早上五六点钟：

稀稀落落几个上工的工人，还有在中央公园（Alameda）郁郁葱葱的灌木丛中方便的男人，他们身后的这座城市仿佛在温和地沉睡着，这座伟大的、尚未完成的、冷漠无情的首都在梦中微笑着，智慧中略显疲态，好似一个人的面容，而我们知道这个人在沉睡时会难得地显露出一种匪夷所思的表情，让我们大吃一惊。就在此时，血统混杂的城市人口还没开始蜂拥而出，才应该漫步在公园里，迎接湿漉漉的玫瑰与百合、花市上的栀子花、三色堇与向日葵的第一缕清香，在宏伟的大教堂前的树丛里，不受干扰地聆听历史的啜泣悠悠回响。

但这座城市也在变化。中央公园里正在建造一座新的剧院，精致的玻璃幕布由纽约人路易斯·康福特·蒂芙尼设计——他还受托设计了埃丝特尔·多希尼在洛杉矶的舞厅。在城市的正中央，旧式西班牙和墨西哥风格的一组街道正在被更多的现代建筑慢慢地改造着。弗兰德劳评论说，其结果就是形成了“大城镇中的小城市”。建筑风格带有欧洲的痕迹，但“四周到处都是遮天蔽日的美国标志、美国产品和美国居民，让人根本判断不出身在何方”。

在1911年革命之前，来自北方的旅行者可以在市中心的咖啡馆里一边读着美资的英文报纸《墨西哥先驱报》（Mexican Herald），一边啜饮着早晨的咖啡，他们也许会觉得墨西哥城跟自己国家没什么两样，或者至少不会有远在异国他乡的感觉。他们可能会很快地辨认出自己的同胞，不论对方是游客还是侨民：

20世纪初的墨西哥城，正在形成中的资本市场。

虽然你来到韦拉克鲁斯可能已经有两三个星期了，但长鼻子的高个美国人，或者某个相貌带有这些特点的同车乘客，或许还会坐在离你咫尺之遥的地方；如果你开口问的话，一些头一天夜里“到达的人”还会告诉你，他们从水牛城过来只花了四天，或者从圣路易斯过来只花了三天，一路上乘着豪华卧铺车，还有餐车服务。[5]

流连在墨西哥城中心，很容易对20世纪初年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做出错误判断。零星的罢工和地方的动荡并没有威胁到总统波费里奥·迪亚斯、他的技术官僚支持者们——统称为科学家（científicos）——或者他在国际上的支持者们的核心设想。对于这些人来说，过去被称作迪亚斯时代（porfiriato）的30多年，是在各个方面稳定发展的时代：合理化、工业化、教育。国际投资，铁路建设，如今又开采了油田，这些都是墨西哥走向现代化的标志。过程尚未完成，但路线已经设定好了。1910年9月，波费里奥·迪亚斯在查普尔特佩克城堡庆祝自己的80岁生日时，很难看出他的政权已经岌岌可危。同样是在迪亚斯生日的这个月，在墨西哥从西班牙独立100周年庆祝仪式上，约有10万名墨西哥人来到亮着绿白红三色灯光的宪法广场。[6]大教堂一座塔楼底部的霓虹灯招牌上写着“1810年：解放”（1810: Libertad）；另一座塔楼的招牌上写着“1910年：发展”（1910: Progreso）。

迪亚斯政权非常注意打造墨西哥的国际形象，他们邀请了一些外国记者来报道这次庆祝活动，下令土生土长的墨西哥城当地居民到了宪法广场附近，要把凉鞋换成帮鞋，以此掩饰贫富差距，还慷慨大方地接待了国际上的官方代表团。这样的做法颇见成效。美国代表团领队、马萨诸塞州前任州长小柯蒂斯·古尔德（Curtis Guild, Jr）特使称迪亚斯为“在世最伟大的美洲人”。[7]

结果这并不是迪亚斯政权的至高荣耀，而是谢幕演出。有些人已经开始怀疑了。美国一名调查记者约翰·肯尼思·特纳（John Kenneth Turner）与墨西哥革命者初次打交道是在洛杉矶的一所监狱里，1910年，他为美国读者写下了一份对迪亚斯时代的激烈控诉。他纠正了墨西哥在美国读者心中作为“我们的姊妹共和国”的形象，他们原本都误以为那个国家“和我们自己的国家非常相似，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性情与我们略有不同，比我们稍微穷一点儿，稍微落后一点儿，但还是在享受着共和国法律的保护”。[8]他对于人们“透过车窗”或者通过对墨西哥矿业股票的投机而看到的这个国家的形象提出了质疑。他描述了这样一个国家，贫困、腐败、没有自由。他揭发了尤卡坦（Yucatan）半岛的债务奴役现象，而且更恶劣的是，美国人还在充当帮凶。“解放了自己的黑奴之后，”特纳写道，“山姆大叔就去别的国家蓄奴了。”最重要的是，他发现迪亚斯的统治无懈可击这种假设根本站不住脚：

我发现这里的人民并不仰慕他们的总统，反对的浪潮虽然一直被军队和秘密警察镇压、遏制，却在上涨至马上就要没过大坝的高度。各个阶层、各种出身的墨西哥人都一致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到了一场民主革命的边缘；鉴于迪亚斯年事已高，想必命不久矣，革命即使不在他当政期间爆发，也会在他去世之后爆发。

谁也没有完全料到，人群聚集在宪法广场庆祝墨西哥独立100周年之后不出一年，迪亚兹就流亡到了巴黎。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成为总统，墨西哥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革命的第一阶段。

事实上，并没有一场所谓的墨西哥革命。[9]推翻迪亚斯之后，动荡的浪潮反而无所顾忌，有时是被哪个政治人物或者军事长官——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埃米利亚诺·萨帕塔（Emiliano Zapata）、帕斯夸尔·奥罗斯科（Pascual Orozco）、维多利亚诺·韦尔塔、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Venustiano Carranza）——煽动的，有时受到他们的控制，还有时把他们牵连进来。政治不稳定在一部分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动荡：国际投资、物价或者全国各个地区的降雨量的波动起伏。但在迪亚斯统治时代压抑下来的民愤也是一大原因。民愤针对的是农业大庄园（hacienda）制度，这种制度让一些墨西哥人沦落到奴隶的水平，同时却为生活在墨西哥城或者巴黎而并不在当地的庄园主（hacendado）提供了巨额财富。这些庄园主根本不把墨西哥更全面的现代化事业放在心上，经常让迪亚兹的科学家们失望。州代表往往是当地政治掮客的傀儡，他们独断专行的制裁也激起了民愤，典型代表是逃跑法（ley de fuga），它给了政府主管部门处决企图逍遥法外者的权力，而对于这类所谓的企图，这些部门本身就是唯一的见证者和审判官。一旦反抗，就走上了穷途末路。

墨西哥的官方名称是墨西合众国，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内部四分五裂的国家，必然存在着地域差异，这正是革命兴衰起伏的关键。与海伦·亨特·杰克逊在《拉莫娜》中所描写的墨西哥人的加州相类似，真正到了墨西哥，西班牙裔墨西哥人与印第安裔墨西哥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摆在经济竞争之上的是种族偏见。迪亚斯时代曾经试图强迫太平洋沿岸的亚基族（Yaqui）印第安人迁往国土另一侧的尤卡坦半岛，希望能借此镇压他们长期以来的起义，但未能奏效。和任何地方一样，动荡的政局为当地人报仇算账、发泄个人的不满、拥戴和抛弃英雄提供了一个良机，变幻无常的战争命运支配着全局。对于墨西哥的一切，查尔斯·麦科姆·弗兰德劳用当他提出一个关于降雨可能性的简单问题时当地人的回答加以总结：“没有既定规则。”（No hay reglas fijas, señor.） [10]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绝大多数墨西哥人团结在了一起，那就是对美国人，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佬”（yanqui）的猜忌。在宪法广场庆祝墨西哥独立之后不出两个月，一个墨西哥青年在得克萨斯州被私刑处死，这一事件在墨西哥城引发了对美国利益的攻击，《墨西哥先驱报》也未能幸免于难。[11]革命之后，对美国人入侵的恐惧一直被用作政治口号，以此表达无论墨西哥城的主宰者是谁，都将给予其政治上的支持。

1911年5月，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把迪亚斯赶下台，迪亚斯时代就此终结，伴随着街头的抗议，对宪法广场上200名抗议者的屠杀，以及那场灾难过后迪亚斯领导集团的垮台。这位老人匆匆登上一列开往韦拉克鲁斯的慢车，之后乘船去了法国。但“小个子、其貌不扬、非常神经质、总是心烦意乱”的马德罗，是被一场并非由他掌控的起义推举到总统的位置上的。[12]他能够获胜，一方面是依靠个人品质，另一方面是由于迪亚斯的错误——过于相信自己的宣传机关。迪亚斯流亡巴黎——第二年还曾在那里与爱德华·多希尼一起饮茶——而在这之后的10月，马德罗赢得了一场实际上毫无阻力的大选。在这样一个节点，新任总统却没有致力于土地改革，而是用假名发表了一本基于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唯灵论者手册》（Spiritualist Manual）。[13]马德罗既没有力排众议的魄力，又没有力行改革的眼光。结果最致命的一点是，他不知道有谁可以信任。

马德罗的总统只当了一年多一点儿。他无力镇压墨西哥中部莫洛雷斯州（Morelos）由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领导的起义。马德罗在改革上不作为，导致曾经支持他的帕斯夸尔·奥罗斯科在北部的奇瓦瓦州（Chihuahua）发动了新一轮的反叛活动。取胜的政治资本很快消耗一空。即便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军事化，军队也更加强大，却还是没能重新树立起中央政府的权威。结果证明，马德罗并不是墨西哥的救星。

1912年年底，波费里奥·迪亚斯的侄子费利克斯·迪亚斯（Félix Díaz）造反。这场叛乱本身很容易处理，也很快被镇压了下去。小迪亚斯和曾经担任过部长和将军的贝尔纳多·雷耶斯（Bernardo Reyes）被双双关进了监狱。但迪亚斯时代的最高法院介入其中，救了小迪亚斯一命，而右翼分子也在图谋将他和雷耶斯救出监狱。该计划在1913年2月9日实施。波费里奥·迪亚斯曾经的军队首长曼努埃尔·蒙德拉贡（Manuel Mondragón）率军前往关押雷耶斯和迪亚斯的营房。指挥官拒绝将二人交给蒙德拉贡，于是被开枪打死。雷耶斯被带到了宪法广场，他自信会被拥立为新一任总统。但依然效忠于马德罗的军队已经事先收到了通知。雷耶斯和另外400人在宪法广场被乱枪射杀。悲情十日（decena trágica）就此开始。

政府军和迪亚斯的军队在墨西哥城中心陷入了僵持状态。市中心成了战场，尸横遍地。“资本家在这个国家确确实实的资源上投了太多钱，”英国杂志《经济学人》的一名记者写道，“无政府状态或许不太可能持续很久……但目前很难看出权威的恢复之手会从哪里伸出。”[14]事实上，权威的恢复之手比人们所猜测的更加接近。政变开始当日，马德罗匆匆赶回墨西哥城，试图重振权威。一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过后几分钟，他遇见了维多利亚诺·韦尔塔。韦尔塔知道马德罗的军队指挥官已经负伤，便提出将自己的部队派给总统。马德罗仿佛命中注定一般，接受了他的提议。据后来提交给伍德罗·威尔逊的一份报告称，墨西哥总统之后向人群发表了一通讲话，韦尔塔就在他身边。

韦尔塔表面上全心全意地效忠马德罗，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美国大使亨利·莱恩·威尔逊（Henry Lane Wilson）的协助下，他将权谋玩到了极致。韦尔塔率领的政府军与迪亚斯率领的叛军之间的交战就像是精心策划好的。这是因为事实本就如此。在威尔逊大使的怂恿下，双方一直在磨时间。韦尔塔把忠于马德罗的部队派上前线挨枪子儿，迪亚斯的部队也没有为了驱逐他而动真格。与此同时，威尔逊大使还鼓动墨西哥城的精英人士相信，美国会通过军事入侵的方式即刻恢复秩序。为了抢先一步避免如此耻辱的情况发生，墨西哥的参议员们要求总统辞职。之前还曾向马德罗宣誓效忠的韦尔塔，如今却派自己的手下去国家宫（National Palace）逮捕他。

背叛还在疯狂地继续着。韦尔塔邀请总统的弟弟古斯塔沃·马德罗（Gustavo Madero）到市中心的Gambrinus餐厅共进晚餐。马德罗刚一露面就被逮捕，送进了监狱。在监狱里，他被弄瞎了双眼，最终被枪杀。之后让迪亚斯感到诧异的是，韦尔塔表示想要自己当总统，而不是把总统的宝座交给波费里奥·迪亚斯的侄子。面对威尔逊大使对这一举动的支持，迪亚斯别无选择，后来只得接受韦尔塔派给他的外交职位。与此同时，外交部长佩德罗·拉斯库赖因（Pedro Lascuráin）说服了对自己弟弟的遭遇浑然不知的马德罗，让他辞去了总统职位。随后总统职位便落到了拉斯库赖因手里，他只当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总统，之后又把总统职位交给了韦尔塔，就这样维持了宪法中所规定的正当程序。次日的《墨西哥先驱报》头版是“迪亚斯万岁！韦尔塔万岁！”这几个大字：“经过了一年的无政府状态，军事独裁者看上去很适合墨西哥。”[15]

虽然人们猜测，韦尔塔曾经向马德罗及其副总统皮诺·苏亚雷斯（Pino Suarez）保证，会将他们安全送出国，但这两个人最终于1913年2月21日被害。误传的版本是，在一次试图营救他们的行动中，两人在一场交火中身亡。逃跑法依旧在。据后来发给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一封密件称，马德罗和苏亚雷斯被射杀的地方成了圣坛：“过路人在地面的两块血迹上用石头堆成了一座小丘，在顶端插上了点燃的蜡烛。”[16]

1913年行将结束之际，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国会上做了担任总统头一年的报告，概述了他对联邦情况的观察意见。会上的氛围大体上是乐观的，大多是关于国内事务。威尔逊说：“我们的地平线上只有一片阴云。”接下来，他说：“那片阴云已经在我们的南面现身了，正笼罩在墨西哥上方。”

对于威尔逊来说，墨西哥问题是在他上任当天开始的，那天他收到了韦尔塔的一封电报：“我谨代表墨西哥人民和政府，且代表我个人，荣幸地对阁下当选贵国这个伟大共和国的第一要职，致以最诚挚的祝贺。”这封电报不太好回复。威尔逊总统还没有准备通过正式的外交往来承认韦尔塔的政变。他准备了一份中立色彩的回复语，几天后发了出去，只是含糊地写了墨西哥墨西哥城的V.韦尔塔将军收：“我对您的诚挚祝贺表示感谢。”[17]

对于一个自称全世界的自由灯塔并且愈发肩负起强国之责的民主国家来说，如何应对家门口这样一个不稳定的军人政权，是一个让人左右为难却又无从逃避的问题。怎样比较好呢？是将外交承认的范围覆盖到一个乏善可陈的政权，以期由此迎来政治稳定的局面，还是基于原则拒绝承认该政权，以此为反对派加油助威，却要在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扩大化的内战中冒着美国投资者赔钱、美国侨民丧命的风险？怎样更好呢？是进行军事干涉以保护美国的利益，给墨西哥人民带去稳定与自由，还是保持纯粹的中立，避免陷入泥潭的可能性，却要顶着露怂之嫌，任由超出自己掌控的力量来决定墨西哥未来的出路？

1913年4月，豪斯上校透露说，他认为采取军事干涉需要5万兵力，但初步平定下来之后可能还要打游击战。（战争部随后的一份应急方案表明，美国可以在一星期之内派出3 000兵力到韦拉克鲁斯，在一个月之内派出4万兵力——这是远征墨西哥城所需的最小兵力。）5月，威尔逊的助理国务卿力劝美国总统承认韦尔塔政府，认为不予承认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干涉，这与正常的外交惯例背道而驰，只要美国在承认与否的事情上犹豫不决，却还无法制止对墨西哥城中政府的武器销售，那么就摆明了是一副虚伪的面目，免不了被人指指点点。[18]对于如何权衡美国的利益与美国的原则，以及在应用这些原则时如何去应对个中矛盾，威尔逊不会是最后一位需要去解决这些困局的总统。

残忍的铁腕军人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左）。“经过了一年的无政府状态，军事独裁者看上去很适合墨西哥。”美资的《墨西哥先驱报》编辑这样写道。但无政府状态并没有随着韦尔塔的政变而终结。

他也不会是最后一位意识到美国国力真正的局限之所在的总统，即便是在这个国家的后院。墨西哥问题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威尔逊一个人在闲暇时间就可以用哲学的方式来解决的那种问题。无论门罗主义说欧洲大国应该撤出西半球如何如何，墨西哥的现状就是其他的玩家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牵涉其中。他们会根据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算计而采取行动，从而影响到其他任何一方的算计和利益，其中也包括美国。

举例来说，英国准备先行承认韦尔塔政府，这让美国内阁中的一些成员断定，墨西哥的局势实际上就是“英国与美国石油公司之间争夺（墨西哥资源财富）控制权的一场较量”，英资的墨西哥之鹰（Mexican Eagle）石油公司想方设法与多希尼的墨西哥石油公司和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争夺石油开采权。[19]德国的大战略家对发生在墨西哥的事情很感兴趣。[20]来自外界的武器销售有助于决定墨西哥国内各势力的成败。外国直接的军事干涉是避免不了的。日本正与美国就加州土地所有权法而争论不休，因此很乐意借墨西哥这个机会表现一下，只要日本愿意的话，便可以影响到美国在华盛顿家门口的利益。1913年7月，新任日本驻韦尔塔政权大使安达峰一郎到达墨西哥城，迎接他的是狂热的“日本万岁”欢呼声。几个月后，费利克斯·迪亚斯作为维多利亚诺·韦尔塔的特使，被派到东京执行一项极具外交色彩的使命。

由于对当地情况缺乏可靠的情报，威尔逊在墨西哥的两难处境进一步恶化。“你可曾知道有哪种情况是被更多的问号包围着的？”1913年5月，威尔逊向新闻界人士抱怨说：

无论何时，只要我正视它，映入眼帘的只有感叹号。它就是一个光怪陆离、不断变化的场景。对于我所面临的情况，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掌握任何一丝确凿的消息。[21]

威尔逊总统并不信赖亨利·莱恩·威尔逊发来的急件，于是便派在自己的总统竞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记者威廉·贝亚德·黑尔（William Bayard Hale）去非正式地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向自己汇报。黑尔在6月和7月里的报告为这个夏天笼罩上了一层阴霾。报告反复强调了一些间接证据，证明威尔逊大使已经预测到马德罗会被谋杀，而且大使还把韦尔塔推上了台，这已经严重超出了给他下达的指令。韦尔塔本人则被描述成“一个猿猴一样的老头子……据说嗜酒如命”。不论他的军事背景或政治意图如何，总归是没有恢复国家的稳定。埃米利亚诺·萨帕塔依然在南部活跃着。动荡不安的北部如今被弗朗西斯科·马德罗曾经的支持者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率领的立宪派控制着。黑尔报告说，墨西哥正在滑向谷底：

任何形式的财产或性命都没有保障。土地荒废，矿井关闭，只有最不可或缺的劳动和贸易还在进行。匪军和政府军在残暴上互不相让，对象却是人民。墨西哥人是野蛮人，在可怕的、极端的暴行中取乐。如今在墨西哥，除了几座主要城市，人命一文不值；开枪射杀平民就像是一种娱乐活动……凌辱女性的现象极其普遍。[22]

抛开这些，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些，美国的干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

我们除了要做好自己，还是这个大洲秩序与正义的捍卫者；维护这里的人道利益是我们上承天意、与生俱来、无可推卸的责任。文明与人道依赖着我们，且有权依赖我们在这个大洲保护它们……我们更需要的是维护文明，而不是对一个已经无力维护文明的政府的形式特权毕恭毕敬。

美国在墨西哥的责任就这么多了：那么，要如何履行这些责任呢？黑尔个人并不建议采取军事干涉。埃伦·阿克森·威尔逊在写给丈夫的信中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把（所有的）武器都给他们，让他们自相残杀，从长远来看能省下我们很多麻烦。”[23]

威尔逊选择了一种更具外交色彩的途径。他召回了亨利·莱恩·威尔逊，并且撤了他的职。他派前明尼苏达州州长约翰·林德（John Lind）接替其职，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前去执行一项和平使命。但林德的任务在墨西哥遭到了挫败。韦尔塔的外交部长费德里科·甘博亚（Federico Gamboa）狡猾地回答林德说，鉴于两国并未交战，美国的和平使命是很奇怪的。他声称墨西哥大部分地区都为政府所控制，如果美国希望对墨西哥示以真正的友谊，只需“注意不要为那些在国境线另一侧避难、密谋、接受武器与食物的反叛者提供任何物质与金钱援助”。[24]他反对停战的想法，指出“密使先生，土匪没资格谈停战”。最后，他对美国要求进行选举一事表示震惊，因为选举已经计划在10月进行，他还拒绝了美国方面让韦尔塔自己事先放弃参选总统的提议，认为“这一点只能到由墨西哥的民意来决定，到时候通过投票进行表决”。8月底，威尔逊向国会汇报称，林德的使命从一开始就遭到驳回，现在他号召美国人全部撤离墨西哥，宣布对墨西哥武器禁售。9月，约翰·林德与夫人顶着炎热的酷暑，来到墨西哥加勒比海沿岸的韦拉克鲁斯。“我承认，我差点儿要放弃希望了。”林德在写给国务卿布莱恩的一封信中说。[25]

在1913年余下的时间里，由于威尔逊总统的外交抉择现已近乎走投无路，且尚未做好下令进行军事干涉的准备，因此在墨西哥内部分崩离析之时，他只得“观察等待”。韦尔塔的政权越来越不稳固，但也许还没到致命的程度。贝努斯蒂亚诺·卡兰萨躲藏在偏远的墨西哥西北部的索诺拉州。萨帕塔领导的游击战在墨西哥南部继续进行着，还有以联邦为目标的零星叛乱。弗朗西斯科·潘乔·比利亚在奇瓦瓦州的大本营，与美国记者一起开展了一次媒体宣传活动，将自己描绘成韦尔塔之外真正的不二选择，塑造出反叛革命者的激进形象。[26]11月，比利亚截获了联邦的一列火车，让火车满载着自己的士兵，直接驶向北部的华雷斯城（Ciudad Juárez），出其不意地全歼当地的守备军，占领了这座城市。

日历从1913年翻到了1914年，美国人南望墨西哥，看到了一个警示性的故事。在格兰德河以南的某个地方，新世界的希望似乎已经被旧世界的恶魔挫败了。

*** ***

《菲利普·德鲁》这部小说出版后仅一年多，豪斯上校在书中虚构的很多政治纲领就都成了现实。华盛顿在过去12个月中的活动比之前的12年还多，美国其他地方也被带着走。在经济方面，降低关税，开征所得税。联邦储备系统正在建设中。这一年里，一个漫游美国的旅行者也许不会彻底领悟发生的这一切是多么重要。然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一阶段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沃尔特·海因斯·佩奇在苏格兰多诺赫（Dornoch）度过高尔夫假期时，写信给威尔逊总统说：“从1913年的关税法开始，商业霸权转移到了美国手中，这一刻将载入经济史册……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真是太美好了，让我兴奋不已，结果把高尔夫球直接击出了球洞区，输掉了比赛。” [27]

或许这个国家的风气也有所转变。美国最富裕的公民可能不那么横行霸道了；美国最贫穷的公民可能也对未来多了一点儿信心，尽管快到年底时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美国或许略微更倾向于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运行了，而不是作为各个城市及其区域腹地的集合体。

然而，保持不变的东西却要多得多。《菲利普·德鲁》设想了妇女被赋予投票权的情况——但虽然威尔逊立下了以私人名义表示支持的誓言，这项事业却只是在州的层面上得到了实现，并没有再往前迈出一步。从全国范围来看，非裔美国人的处境一直未见起色——在华盛顿甚至还恶化了。豪斯上校将墨西哥拉近美国的幻想被时局一脚踩碎。

最重要的是，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美国依旧是一块特立独行、不可侵犯的大陆。的确，世界各地的人们登上这块大陆的海岸，商品与人员从这块大陆的海岸涌向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但尽管如此，它依然是一个受到保护的国家——甚至是一个命运独一无二的国家——游离于这个世界的烦恼之外。虽然在他们的晚报上，对近来发生在墨西哥的暴行的报道铺天盖地，但这些事件并没有直接触动普通的美国人。巴尔干战争或者欧洲战争恐慌的新闻，只不过是在强调美国与欧洲隔着深深的大西洋是多么有利。

人们确信美国是无懈可击的，这份自信很少受到冲击，即便有也只是暂时的。1913年5月，英国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筹划即将在1915年2月17日举行的英美和平100周年庆典。代表们与前总统罗斯福共进晚餐。在华盛顿，威尔逊总统接见了他们。双方最后一次会面是在纽约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英美两国的代表们最终采纳的提案是在英语世界默祷5分钟，在英美两地同时由乔治五世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分别为两座纪念碑揭幕，以此作为100周年纪念庆典的标志——从名字不符的1812年战争结束之日开始算起，正好是100年。

在美国作为工业心理学鼻祖之一而广为人知，并在哈佛大学担任心理学院院长的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教授，打断了会谈的进程。芒斯特伯格问代表们有没有意识到“在其他国家普遍盛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大英帝国与美国正在联手，准备与德国开战”。纽约委员会成员查尔斯·皮博迪（Charles Peabody）让他平静了下来。皮博迪说，两国都没有开战的想法。他继续道，实际上所有的国家都可以被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团结在一起，这将会废止战争。在场的每个人都拍手喝彩。[28]

[1] 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是19世纪美国人广泛持有的一种政治信条，认为美国的开拓者命中注定要实现横贯北美洲、直达太平洋的领土扩张。——译者注

第三章
远方的世界

1913年5月，加拿大温尼伯的大英帝国日（Empire Day）庆典。同一天，在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南非以及大英帝国在世界各地的领土，均举行了类似的庆典。

1913年的世界地图上，空白区域所剩无几。除了遥远的南北两极附近还留有一些虚线，世界上的大陆块被人们满怀信心地填充着，轮廓也用黑色的粗线条重重地标记出来。人类首次到达南极才过了一年多一点儿，首次到达北极也只是在那之前几年。当下的世界有史以来首次在地图绘制学的意义上达到了完整，不同的区域按照统治着它们的王国、共和国或者帝国而上色，一些特定的颜色——尤其是红色和蓝色——突出表示了欧洲几大帝国的疆域。探索的时代即将结束。世界地图体现出了桀骜不驯的自然渐渐为人类以及人类的帝国所驾驭的过程。

自然与人类的联系也日益密切。在大多数地图上，锯齿线表示穿越大陆、连接着一个个城市的铁路线，虚线表示漂洋过海、停靠在一个个港口的客船航线。在更专业一些的地图上，还可以看到陆地上和海洋里纵横交错的电报线，经过斐济、连接温哥华与布里斯班，或者经过中大西洋和巴西的岛屿、连接欧洲与拉丁美洲。鲁德亚德·吉卜林曾写过一首赞美诗，赞颂让这个世界因通信而合一的海底电缆：

它们唤醒了永恒之物；它们杀死了时间之父。

在幽暗中携手，与残阳相距甚远。

嘘！当代人的对话逾越了究极的泥滩，

一个新词跑了进来，低语着：“世界一家！”[1]

吉卜林是在暗示时间和距离都已经被杀死了。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张——仅仅是驾驭了时间和距离，并没有消除。毕竟通信只是加快了，并不是即时的：当然，信息是以电报员的打字速度在世界各地传播的，但这仅限于电报站之间，也只有在线路畅通之时才可以。货物在周游世界时要更安全、更便宜，也更能保证在预定时间到达预定地点，但仅限于基础设施和技术所允许的速度。人类的旅行总体来说比过去更迅捷、更容易了，但内部差别很大。旅行仍然可以是一个艰苦又耗时的过程，特别是在某些内陆地区，公路条件很糟，甚至根本没有路，铁路也只是在开发者的眼神中闪现过。在这个星球上，还有大片区域依然很偏僻，虽说现在已经没有哪一个区域是完全无法涉足的了。

然而这是一个动态的世界，内部联系也在渐渐增强。当前的地球上，已经没有哪些地方是外国旅人或游客、世界另一个角落里生产的产品、外国投资者的现款或者远方某个大城市的政令完全无法触及的了。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再也不是平行发展，偶有交集。现如今，如果星期二有报道说加拿大的作物收益超乎预期，那么第二天早上就会影响到伦敦的价格，周末就会影响到对俄国小麦的需求。关于战事成败、饥荒、大屠杀、洪水和革命的新闻传播得更迅速、更广泛，人们为之赞不绝口，或者要求立即落实报应。爱尔兰、印度和印度支那民族主义者如今也更容易互相交流、同仇敌忾，他们认为彼此都是相似的群体，投身于共同的斗争中，为的是从伦敦或巴黎的控制中争取到更大的自治权。1913年，阿拉伯人、非洲人和亚洲人要清楚地表达和维系一种共同的身份认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了。1905年，日本在海战中战胜俄国的消息传遍了全世界，令开罗和加尔各答的人民欢欣鼓舞。1913年，在南非纳塔尔省（Natal），当地的印度居民进行了反对不平等法律的游行示威，这一事件在伦敦激起了热议，在孟买引发了抗议。这是不是象征着某种新事物，一种突生的全球主义，或者甚至像某些人所看到的那样，是全世界道德良知的显现呢？[2]

地球上各个彼此迥异的角落正在被稳定地拉近。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钱的问题。诸如温尼伯、墨尔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之类的偏远地区之所以能够兴旺起来，是基于一些共同的条件：富裕的、正在进行工业化的欧洲需要食物和原材料，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盛产这些资源，并且具有将供求二者相匹配的能力。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和勘探者，他们的希望、梦想与野心，他们对原材料和市场的探索，造就了如今的波斯和中亚、中国和阿根廷、南非和印度的局面。“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在奥属加利西亚过着流亡生活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弗拉基米尔·列宁写道。[3]

但更广阔的世界依然混乱不堪，并不仅仅由资本，由欧洲和美国的需求和口味来决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围绕着欧洲大陆，沿着更不牢靠、更隐晦的轨迹，被各自的历史、各自对周边环境的理解以及渴望与这片大陆建立的联系牵引至不同的方向。它们有自己的腹地，有自己的眼界。欧洲人所认为的边缘地带，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是自家后院。地图上，几个帝国鲜明的色彩隐藏了彼此之间以及内部的差异。毕竟帝国，这个在全世界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形态，在不同的地方，对于不同的人，意义也不尽相同。在土耳其人说了算的奥斯曼帝国，多教派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可以把帝国视为安全的保障，来自上头的课税，或者仅仅是政治存在的一个事实。在波斯，帝国意味着夹缝中求生，一边是寻求领土扩张的俄国，另一边是寻求印度安全的英国，波斯帝国就是承载着其他帝国野心与渴望的棋盘。阿尔及利亚形式上是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但尚未照此执行，在这里，帝国（对法国人而言）意味着大都会的扩张，法国文化与影响力的扩散，让光明照亮北非的黑暗角落。在印度，帝国的含义又有所不同，是作为一项事业，印度人本身就在活跃地参与其中。在一些人看来，这是英国对印度的政治发展的一种指导作用。这一切发生在更广阔的大英帝国内部，而整个大英帝国除了某些非常普遍的基本原则以外，在地方关系中见风使舵已成惯用手段，德行这种东西实质上只是偶有闪现。[4]

大英帝国日表面上是大英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共同的帝国纪念日，在这方面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在哪里庆祝，意义都有着微妙的不同。在墨尔本和温尼伯，对于这两座城市以英裔为主体的居民们来说，为帝国屈膝下跪，是再次确认全世界大不列颠人的契约，再次奉行共同防御的信条。在德班，大英帝国日提醒这座城市的英国白人，他们是在政治上占据着优势的少数人，尽管这是个非洲黑人人口远远超过白人的国家，而且即便是在白人势力内部，也还有说荷兰语的阿非利卡人，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一个几年前在战争中打败了他们、把他们的家人关押起来、让他们的独立化为泡影的帝国，是毫无忠诚可言的。在孟买，至少对当地的印度精英人士而言，庆祝大英帝国日，是在提醒自己英国对于更大程度自治的承诺，以及在英国统治之下各种实实在在的好处——特别是安全、铁路和法制。

在世界各地，对于种族与文明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各民族对于彼此、对于自身在世界所处的位置的看法。某些文明和种族要高于其他的，这种观点对欧洲帝国的存在与习惯来说，是不言自明的。正如法国殖民地官员朱尔·阿尔芒（Jules Harmand）在1910年所言：

一个人必须要接受这样的原则和出发点，即种族与文明是有等级之分的，我们属于高级的种族与文明……我们的尊贵地位依赖于那种素质。在此基础上，我们有权指挥其余的人类。物质影响力只不过是一件工具。[5]

但记述这样一个某些文明比其他文明更先进的世界，对于那些设法用优越地位的金箔为自己的政治权力职责镀金的殖民地官员来说，几乎算不上什么专属特权。1913年，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也在悲哀地谈论着印度文明的衰落，与此同时却在盛赞欧洲文明，以及欧洲文明所造就的欧洲人的个人素质。在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由被同化的阿尔及利亚青年所组成的团体——阿尔及利亚青年团（Jeunes Algériens）——认为比起老派的“旧头巾”（vieux turbans）身上的阿拉伯特质，恰恰是他们身上的欧洲特质让他们有资格领导阿尔及利亚。在此基础上，他们要求重新分配政治权力。在中国和日本，很多人看到了西化与现代化甚至可能是政治独立之间的联系，因为获取西方技术难道不是在西方的政治侵蚀中获得自保能力的最好办法吗？

同时，透过种族的棱镜观察世界的习惯也不仅限于欧洲殖民者——虽然他们有时在察觉到的外部或内部威胁面前，是所在的移民社会中“白人纯洁性”最热情的维护者。1913年，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为废除南非迫害印度社区的法律而战时，却对在南非人口中占多数的黑人——“卡菲尔”（kaffirs）——所受的待遇保持沉默。要说有什么的话，甘地是想要确保白人统治者心中不要把印度人和黑人混为一谈，而是要清清楚楚地区分开。人们普遍认识到了种族重要性的概念，并认为用设想出来的种族特征来考虑个人是正确的。

因此，在一体化程度与互联性日益加深的全球背景下，围绕着欧洲的中心地位而接合起来的远方世界还有另外的含义：金钱与商品的相遇之地，但同时也意味着人员、思想、希望与恐惧。

温尼伯—墨尔本
海外的不列颠

1913年5月，秉持着帝国精神的加拿大温尼伯市民正在筹备“帝国盛典”，这场大英帝国的盛大庆典将在新落成的工业局大楼举行。这场为期数日的盛典所创造的收入，将会进入大英帝国女儿团（Imperial Order of the Daughters of Empire）在当地的分支机构。这个机构是加拿大的一个妇女组织，大约在10年前成立，意在培养女性的加拿大国家意识，对于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从印度到南非的世界性帝国——大英帝国，也要有一个更宽泛的概念。这场盛典由一系列表现帝国各个区域的活人画（tableaux vivants）组成。据《曼尼托巴自由新闻报》（Manitoba Free Press）报道，有“500名女士、先生、少男少女甚至年幼的小孩子”被迫参加这场表演。[1]它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对大英帝国及其国旗的意义表现出了庄严的忠诚与热烈的感激”。

第一幅活人画是光彩照人的大不列颠本身，一只手拿着象征英国海上霸权的三叉戟。帝国军队代表在她身后行进，入场时高歌《统治吧，不列颠尼亚！》（Rule, Britannia！）。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相继入场，伴随着民族歌曲、舞蹈和让人一看便知的历史人物形象，可谓是寓教于乐。英格兰围着五朔节花柱跳舞，中世纪英格兰之父阿尔弗雷德大帝，以及当代大英帝国之母维多利亚女王也加入其中。苏格兰跳着里尔舞登台，民族诗人罗伯特·彭斯与高地巾帼英雄弗洛拉·麦克唐纳（Flora MacDonald）搭档亮相。威尔士戏剧协会用威尔士语高唱同为英国和加拿大国歌的《天佑吾王》（God Save the King）。爱尔兰的代表是竖琴师、蕾丝编织者和阿尔斯特的造船工人，唱着《亲爱的小三叶草》（The Dear Little Shamrock）。

加拿大的入场要更隆重些，有数百名扮作枫叶的女孩儿和所有象征着加拿大自治领的人物，其范围和帝国本身一样广阔：因纽特人、皮草贸易商人、种小麦的农民、矿工、牛仔、西北骑警、划独木舟的加拿大人、穿雪鞋的加拿大人、用最大的声音唱着《啊，加拿大》（O Canada）的加拿大人，对国家的爱国心与对帝国的归属感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接下来，帝国领地纽芬兰与拉布拉多分别入场，后面是西印度群岛和南非。一名记者写道：“一段祖鲁舞，虽然明显经过了夸张，但无疑是‘非洲最黑暗之处’生活的真实写照。”[2]然后是“加拿大的姊妹”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队伍中的女人戴着徽章，上面大胆地写明“我们可以投票！”（与加拿大自治领的女性形成对比。）新西兰的毛利战士与代表斐济和波利尼西亚的人物一起入场，之后接替他们登台的是埃及。随后是大英帝国王冠上的宝石：印度的王子和公主。大英帝国“横行世界的海军舰队和商船”以及为之提供燃料的装煤站网络，进一步表现出了大不列颠人遍布全球的势力范围：直布罗陀、马耳他、香港、亚丁、苏伊士、百慕大、阿森松岛、圣赫勒拿岛、毛里求斯和新加坡。次日报纸的新闻摄影师们拍下的最后一幅画面中，全体演出人员齐聚舞台，把大不列颠围在中间，这意味着对英国的伟大表示肯定——其中也有加拿大的一份。

几天之后的5月23日，曼尼托巴开始入夏，这次轮到温尼伯的学校在大英帝国日庆典中向母国和国王高表忠心。大英帝国日最初由私人发起，受到大英帝国各地民众的支持。比起伦敦，帝国那些最偏远的角落反而庆祝得更为热烈。这一年，英国的米字旗被分发到温尼伯学校的一万名儿童手中。《自由新闻报》表示：“似乎没有什么更能让他们感到自豪和幸福了。”[3]在诺奎（Norquay）学校，当地的圣公会牧师提醒学童们，“我们属于一个伟大的帝国”，伟大体现在人数和面积上，但最重要的是在文明程度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帝国的法律像我们一样完善，”他宣称，“一位国王、一面国旗、一支舰队、一个帝国——以最了不起的方式联结在一起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强大同盟。”[4]

世界另一侧的南半球城市墨尔本，是澳大利亚临时的联邦首都，从这里乘火车和船到温尼伯需要经过温哥华和斐济，历时数星期，但电报电缆和不列颠团结统一的家族纽带把它和温尼伯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这里，澳大利亚的帝国国民也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庆祝大英帝国日。和加拿大一样，活动也围绕着孩子们展开。维多利亚州教育部发出的一则通知上说：“培养学生爱国、尊法、忠君的情操，是在州立学校任职的全体教师的责任……教师们应当时常抓住机会，让孩子们铭记，他们不仅是澳大利亚公民，还是一个伟大帝国的公民。”[5]在这个秋天里，国旗高高飘扬在州立学校的操场上空，孩子们向国王、帝国和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三次欢呼，这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的第13个年头。当地一家报纸表示，向国旗敬礼是孩子们每天的日程安排中最开心的事情（不过更让他们开心的大概是下午不上学）。到了晚上，墨尔本郊区的坎伯维尔（Camberwell）和萨里山（Surrey Hills）会亮起电灯，这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是当地的惯例。

墨尔本的《阿尔戈斯》（Argus）提醒读者，大英帝国日真正的意义是对遍布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大洲的最根本的英国特色表示肯定。就这个概念来看，大英帝国不仅有理，而且有情，不仅人多势众，还为个人提供了机会：

澳大利亚人在英国，就像在加拿大或者南非一样，都是在自己家。他是那里的公民，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而自己的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也完全不会折损，他愿意什么时候重新启用都可以。这个世界通行的大英帝国公民身份，让他同时拥有了旧世界与新世界——这样一个人在每一个大洲和众多岛屿上都享有公民权利，无论走到哪里，都代表着一个幅员辽阔、遍及全球的世界强国，几乎每一块土地上空都飘扬着它的国旗，标志着它的影响力无所不在——这样的公民身份本身对于澳大利亚的游客和商人来说，都是一件珍贵的礼物……[6]

《阿尔戈斯》指出，最重要的是，国家和帝国身份认同应当被视为相互促进而不是对立的：“一个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帝国主义者，首先必须是一个优秀的澳大利亚人，或者优秀的加拿大人。”换句话说，为成为英国的自治典范（以及脱离伦敦的直接控制）而奋斗，并不是要质疑帝国的完美典范，而是要以一种更美好的方式向它致敬，就是说大不列颠的各个国家要自由地合作，每个国家都在自己的政策和利益上取得进展，却又被以英国为典范的风俗和文化联结在一起。从最广义上讲，大不列颠各国所组成的这样一个联合体，能够让不列颠不仅存在于英格兰的乡村、威尔士的山地、苏格兰的丘陵，还存在于维多利亚州乡下的灌木丛、曼尼托巴省开阔的农场中一望无际的麦田。可以把墨尔本和温尼伯看作与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一样富有英国气息的地方；这里的街道和建筑让人回想起建造这两座城市的当地英雄，他们是身在海外的不列颠人，在远隔重洋之地建立着一个新的不列颠。

理论上如此，事实则要更加复杂。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并不仅仅是流放到国外的不列颠人，虽然他们的父辈或者祖父辈可能是这样的。他们与祖国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是将国家命运寄托于帝国命运的一种觉悟，一方面摆脱英国，一方面再造英国。让澳大利亚人感到庆幸的是，他们创造出了劳动人民的天堂，比英国更自由、更平等。加拿大人建立了一个大陆国家，几乎可以说是前途无量。那么，他们还欠母国什么呢？热爱？忠诚？金钱？人员？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摆脱了殖民地的身份，并且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它们与英国的关系进而将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另外还有一项变化正在进行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人口依然沿袭着不列颠群岛的传统，他们把天主教和新教之争、爱尔兰人的天主教会圣统制、阿尔斯特人的奥兰治联盟仪乐队、苏格兰人的自尊、威尔士人的歌谣和另外一些东西一起带到了新的家园。而一些新澳大利亚人和许多新加拿大人来自德国、波兰、乌克兰、俄国或者意大利。1913年，移民到加拿大的人数达到400 870人，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数字，而他们的出身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如果放任自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会不会在外表和感觉上变得不再像英国，而成为缩小版的美国式熔炉呢？这样看来，大英帝国日并不只是对帝国身份认同的肯定，还意在创造出这种认同感。

出生在英国的加拿大人斯蒂芬·里科克（Stephen Leacock）声称，自己对加拿大的展望是作为帝国的引擎，而不是附属国。他在1907年写道：“首先我们和英格兰人民都必须认识到加拿大必然的伟大之处。”[7] 里科克表示，这“并不是自吹自擂……并不是说大话”：

事实很简单。我们600万人站在这儿，身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遗产的继承者，拥有一块大陆的一半，全能的上帝把西方那富饶的幽静之地托付给了我们……是啊，就这么点儿人，但一直在增长，增长，增长。照这样下去，明天我们就会有1 000万人，到我们孩子的时代就会有2 000万人，到本世纪末就会有1亿人。加里堡（Fort Garry，其实就是温尼伯）在你们父辈的年代还只是一个寨堡，如今已有十几万人，将来会有50万人。对此，你们是怎么想的？

19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0世纪将会是加拿大的世纪，这句话最初是1911年卸任加拿大总理、如今身为反对党自由党领袖的威尔弗里德·劳雷尔（Wilfrid Laurier）爵士说的。虽然澳大利亚的人口比加拿大少，短期内快速发展的前景没那么乐观，欧洲移民也相对较少——一方面是距离问题，一方面是加拿大的繁荣起到了有效的宣传作用，还有一方面正如一位游客所言，“因为欧洲时不时地听到一些关于（澳大利亚）旱灾和商业灾难的传闻”——但澳大利亚同样可以寄希望于未来，作为帝国中一个不断成长的部分，坚定不移地开发广袤的国土，用于农耕和发展。[8]澳大利亚首任总理埃德蒙·巴顿（Edmund Barton）套用了几乎和劳雷尔说加拿大的那句话一样豪迈的说辞，而且要现实得多：“整块大陆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独占一块大陆，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但谁来保卫这些新生的国家呢？这些国家会不会反过来保卫英国呢？在南非进行的布尔战争期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军队为英国的战争努力所做出的贡献，可以在部分程度上回答关于帝国防卫的这些问题，但这样的答案并不能令人满意。在奔向1913年的这些年里，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人们普遍认为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利益并不一定在每个问题上都与英国的利益保持一致，比如在贸易或者政治关系上，自然会存在一些分歧。英国本身也不可能提供无限制的安全防御保证，因为要大量投入在世界其他地方，将来要与德国或俄国竞争，甚至在遥远的未来某一时刻还要与日本竞争。因此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渐渐将自己视为志得意满的大不列颠民族的一分子、大不列颠未来的卫士，然而同时或许也是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对于澳大利亚人而言，他们担心的不仅是英国移民的比例相对不足，说到底，还是担心人口如此稀少、1913年还不到500万居民的澳大利亚大陆，在拥挤的周边环境中，要如何才能一直保持不受侵犯。“日本已经快要挤爆了，”英国旅行家约翰·福斯特·弗雷泽（John Foster Fraser）指出，“（它）必须要找到一个地方，把过剩的人口送过去……（它）正在东方世界四下观望，把国内政治家们想要让那部分人口去的地方标记出来。”[9]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为军事同盟，这既是承认了日本国际地位的提升，又承认了英国的过度扩张。但这一同盟未必会持久。而如果英国被拖进其他地区的冲突中呢？“澳大利亚那些富有想象力的政治家或许会瞥一眼未来，思考一下英国海军在西方海洋里吃败仗的可能性，”福斯特·弗雷泽继续说道，“而这些政治家更应该思考的是日本在这样的情况下会采取怎样的行动。”

在墨尔本，报纸上写满了对亚洲的恐慌。“游牧民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阿尔戈斯》表示，“但今天的我们可能要面对来自外界的一种更加难以捉摸的威胁，而在东西方密切接触的边境之地，看守人要本能地打起精神来。”[10]1913年7月，维多利亚州总理威廉·瓦特（William Watt）访问伦敦时，告诉英国听众，澳大利亚渴望建立一个“南太平洋国家”，但警告说如果澳大利亚实力削弱，“黄种人就要过来了”。他继续说道，“当前这一代人或许不太能够预见到这样的发展，但这必定是早晚的事，到了那时，激烈搏斗的舞台就会从北半球转移到南半球。”[11]几天以后，情报部队的C. A.米切尔（C. A. Mitchell）少校在墨尔本发表了一场以澳大利亚国防为主题的公开演讲，进一步渲染了遭受敌国侵犯的前景。[12]墨尔本海外俱乐部（Melbourne Overseas Club）的成立仪式上聚集了澳大利亚各地的政治领袖人物，它的目标可以概括为“团结一致、同志情谊、备战防御”。[13]未来的成员被要求到弗林德斯街（Flinders Street）帝国拱廊（Empire Arcade）的俱乐部聚会厅里登记。实际上，维多利亚州在1913年已经拥有325家步枪俱乐部，有1.5万名年龄在12—14岁的男孩儿是少年学员团（Junior Cadets）成员，而永久民兵和志愿军也已接近1.7万人，还曾在到访的一个英国议会代表团面前颇为自豪地炫耀了一把。[14]

在开支更大的海军问题上，澳大利亚联邦几年前在工党总理安德鲁·费希尔（Andrew Fisher）的带领下咬牙硬上，为本国海军斥巨资购入了一艘旗舰——“澳大利亚”号，以取代那些开走了的英国舰船。

1913年，这艘战列舰及其护航舰离开英国的船坞，驶向新的目的地，途中曾在南非停靠，澳大利亚纳税人的忠诚和牺牲让当地人印象深刻，之后舰队再次起航，横渡印度洋。“长长的灰色舰队冲破晨雾，驶入港口。”10月，《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一名记者描写了澳大利亚舰队在1770年库克船长的登陆地点附近靠岸时的情景：

事情完成了。空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里，在他们眼前，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多年以来的梦想——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从而孕育出的梦想——华丽地实现了。事实上，舰队的宗旨并不是完全实现这个梦想，而是开始这个梦想。当他们注目之时，所有人都知道，没有回头路。这些可怕却又庄严的战争引擎，耀武扬威地经过领导们的眼前时，这个梦想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责任一起，击中了目标。[15]

海军和整个国家一样，在某种意义上要与英国母亲分开，然而又因“遵循同样的传统、保持同样的世态”而依附于它。身为澳大利亚人，同样也是身为大英帝国的人：“从一个光荣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分离出来，但还是它的一部分。”[16]

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一样，大多数说英语的加拿大人也同意让加拿大承担起更多的帝国防卫重任。1909年，加拿大保守党议员乔治·福斯特（George Foster）提出，现在的加拿大无论愿意与否，都已经“驶入了世界的水域……每一轮风暴都可能遭遇到……每一种危险都可能接触到”，人们也都普遍同意他的观点。[17]“她不能逃避共同的重任，”福斯特警告说，“她不能疏忽共同的义务，她不能无视共同的职责。”和澳大利亚一样，在加拿大，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考虑到了周边那些更强大的国家，以及复杂的地理因素。福斯特认为：“她在东西两面，分别隔着两片浩瀚的大洋，与两个人类活动量巨大的地区遥遥相望。在东方那一面，醒来的3.5亿人正在迎接新生……在另一面，是古老的、广为人知的欧洲各国的人类活动。”[18]至于南面的美国，一些人认为对加拿大的大不列颠认同来说是长期的威胁，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美国天生就是大不列颠的盟友，因为美加两国都以白人为主，而且其中大多是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在对面的方向，是“辽阔、寒冷的北方疆域，寂静而又神秘”。和澳大利亚一样，加拿大与欧洲的一个个地缘政治中心之间也隔着一片广阔的海域，不过就加拿大来说，航程只有几天，而不是好几个星期。福斯特提醒加拿大议会，无论如何，“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既然我们这里听不到炮声，看不见在那边作战的舰船，那么战争就与我们无关了”。[19]

但无论福斯特的口才有多么好，无论他的帝国色彩论证多么有说服力，还是有一些群体直言反对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也就是认为加拿大有义务为母国而卷入战争的这种思想，而且对于加拿大应该以怎样的实际形式出力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议。1913年年初，就在温尼伯市民涌入工业局大楼观看帝国盛典时，海防问题已经成为加拿大政坛上最容易制造分裂的问题，伴随着关于不忠的种种责难，还牵涉了宪政合法性的问题。

一些加拿大人认为增加军费开支是用来加重税负的借口，会反过来抑制经济的发展繁荣，而那才是加拿大真正与生俱来的权利和最好的防卫。另外一些人认为国防上的额外支出更有可能煽动而不是避免战争。“现在这支海军已经比过去的50年甚至100年里还要庞大，要它有什么用呢？”温尼伯的谷物栽培者协会（Grain Growers’ Association）主席、出生在爱尔兰的詹姆斯·斯卡利恩（James Scallion）在写给当地报纸的一封信中问道。“加拿大人民花好几百万造军舰，难道是要煽动欧洲的军国主义，离间各国之间的关系吗？”[20]在曼尼托巴省首府之外不远处的布兰登（Brandon）召开的年会上，该协会以压倒性优势投票反对一切海军政策。“他们（谷物栽培者）似乎把所有的公共问题都放在谷粒称上掂量。”一名评论员刻薄地评论说。[21]在说法语的魁北克，亨利·布拉萨（Henri Bourassa）是指责大英帝国主义的领袖人物。由于劳雷尔对伦敦做出了让步，派出加拿大军队参加了布尔战争，布拉萨与他分道扬镳，如今则威胁性地警告人们，一群好战的帝国朋党正在把加拿大拖进未来更血腥的险境中，征兵制已经初露端倪。

但即便是公开承认的帝国主义爱国者，也就是那些认为加拿大海军需要为帝国防卫出力的人，在他们内部，对于如何达到目标也还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劳雷尔在说英语的侵略主义者和说法语的抗议者之间制订了一套折中方案，其实就是稍微贡献一些由加拿大人管理的海军，然而双方对此都不满意。布拉萨认为这仍旧是把加拿大赶上了英国战争的贼船；保守党认为这是把一支由英国二手船组成的“劣等海军”留给了加拿大，而那些船原本是要丢进垃圾堆的。保守党领袖罗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凭借着颇具帝国色彩的纲领赢得了1911年大选，他反对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赞成更大力度地支援帝国防卫。1913年，他陷入了到底怎样才算更爱国的一场火药味十足的争论中：是立即为英国财政部提供3 500万美元的财力支持，用来建造无畏舰（这是保守党的提案），还是发展加拿大海军（即便这样历时更久，能做的更少，更局限于加拿大海域，在战时以外接受帝国粗略的指挥时也更间接）。

保守党认为他们的策略是必要的，也受到伦敦的欢迎，然而事实上英国的政治家们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关于是否应该建造更多的舰船，以及自治领提供直接的财力支持究竟合不合适。加拿大自由党认为保守党的策略相当于又被白厅压制了一回；劳雷尔本人在国会上起立发言，表示“如果我们通过了这条法案，则必将中断，甚至有可能终结自信自立的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造就了如今的加拿大”。[22]博登的计划四面受敌，政府也被指责为了达到目的而使用了欺压议会的手段，这项计划最终流产，无人拥戴，无人痛惜。加拿大在很多人眼里就像是澳大利亚的兄长，因为组成联邦的时间要比后者早34年，如今它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到了1913年年底，澳大利亚已经自豪地建立起了一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致力于南太平洋的安全防御，以及维护澳大利亚的白人主导权，而加拿大只有一支实力有限的海军，没有面向未来的海军策略，即便加拿大的政治家大多表明了他们对大不列颠的认同、对帝国坚定不移的忠心、对帝国安全防御的担当。

草原之都温尼伯，一座注定光耀世界的城市。至少它的助推者在1913年是这样宣称的。

但这或许正是1913年的海外不列颠所面临的新的现实状况，比过去那些年更复杂、更具挑战性。在大英帝国日那天，无论是温尼伯还是墨尔本，多伦多还是奥克兰，开普敦还是悉尼，都在以同样的方式为帝国欢庆，但帝国统一体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又存在着差异，对身份认同、自身利益和义务的意识也处在不同的层次上。

如果信得过曼尼托巴的房地产推手、移民中介人和当地政治家（往往是同一批人）的话，那么温尼伯确确实实是一座未来之城。由于日用品价格、移民、外国投资和苦力劳动都在提升，这些方面综合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加拿大在1913年之前的10年里兴旺发展。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在解释从伦敦越过大西洋的资本流动时说：“这个穷亲戚继承了她的遗产。”[23]在加拿大内部，发展最兴旺的是草原地区，在那里，自治领经济成就四大要素的结合最令人心潮澎湃。新的来访者不会抱有任何疑问：温尼伯是一座扶摇直上的城市。

“温尼伯能够以全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自居。”那个时代一本插图纪念册上的这句话，仅仅是略微有些夸大罢了。[24]这本小册子提醒读者，“仅仅在30年前，”他们脚下的这一地区还是“光秃秃的大草原，只有被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占用的一些简陋房屋，以及20来个富有进取心的移民拓荒者”。真是今非昔比啊。温尼伯不再是一个定居点，而是一座城市；不再是道路尽头，而是交叉路口；不再是穷乡僻壤，而是世界经济的一大转口港，越来越多的谷物源源不断地汇集在这里，然后再散发出去。小册子还起了一个浮夸的名字——“了不起的温尼伯”：

巨大的砖砌、石砌和大理石建筑……取代了为数不多的棚屋，以及里面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居民；同时，铁路和有轨电车的众多线路取代了嘎吱作响的红河车……教堂、学院和一流教育机构充斥于此。自治领和市政公共建筑与其他任何城市相比都毫不逊色。好几公里长的柏油马路和人造石铺面的人行道，见证了温尼伯市民“向前进”的品格……横贯大陆铁路交通线整个穿城而过。主街无论是长度还是宽度，放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号。[25]

无可否认的是，这一切荣耀的归属，也就是实际居住的温尼伯人，人数依然相对较少，1913年只有15万多。［当年的《加拿大报纸目录》（Canada Newspaper Directory）采用了典型的鼓吹办法，把温尼伯的人口估算得远远超出实际，达到了20.5万。］[26]市区范围达到了14 861英亩，和曼哈顿岛的面积差不多，但这座城市还有着广大的扩张空间。[27]1913年，有轨电车线路延长到了城市外围的St. Vital郊区，当时那里除了一家杂货店、一些稀稀落落的人家和一长排延伸至远方的电线杆以外，几乎就没有别的了。一座简陋的凯旋门代表St. Vital的入口，上面写着“欢迎”，左右两边小一点儿的拱门上分别用大字写着“繁荣”和“发展”，旁边的两面盾牌上写着“进取心”。[28]温尼伯城中元老们的理念是，只要建起来，人们就会来。

这样的理念到目前为止还算奏效。毕竟温尼伯1913年的人口是1900年的三倍，比起1871年加拿大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记录下来的241人，或者40年前把这座贫瘠的边陲小镇升格为城市、好借更多钱来进行扩张的1 600名精明的居民，简直是天壤之别。1911年成立的“曼尼托巴百万人口”（Million for Manitoba）联盟，号召更多的移民到加拿大中部平原定居、务农。据1912年的《加拿大年度回顾》（Canadian Annual Review）称，温尼伯早在几年前就已超过了明尼阿波利斯，成为北美地区最大的谷物中心。[29]1913年，比城里的皇家亚历山德拉酒店（Royal Alexandra Hotel）还要豪华的加里堡酒店（Fort Garry Hotel）开张。明信片也在宣传加里堡酒店200万美元的造价。这一年，温尼伯的土地估价达到了2亿5 940万美元，比1912年增加了1亿美元，是1900年总额的25倍。[30]温尼伯的银行兑现超过1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加。“加拿大西部和北部的土地、森林和矿山呈现出了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财富，”工业局的一份出版物称，“因此温尼伯的重要性也必定会提升，温尼伯的基础资源也必将得到开发。”[31]“感谢上帝让我们有了今天！”一个乐观的温尼伯人在1913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前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美好的时代。”[32]

温尼伯当时的中心和今天一样，位于货运大道（Portage Avenue）与主街的交汇处。围绕着这个连接点，沿着这两条大街，坐落着温尼伯的主要建筑，每一座都以自己的方式宣示着这座城市的自信与活力。北面的主街上坐落着联合银行大楼（Union Bank Building），这座12层的摩天大楼即使放在纽约市中心也不会显得突兀。西面的货运大道上坐落着伊顿（Eaton’s）百货大楼，占据了一整片街区，据说雇用了1 000多名员工，堪称一个零售分销帝国皇冠上的宝石。毗邻的伦巴底街（Lombard Street）上坐落着温尼伯谷物与农产品交易所（Winnipeg Grain and Produce Exchange）。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交易所之一，谷物的定价参考着英格兰利物浦的批发价，消息通过大西洋海底电缆从那边传过来，每天三次。一座电子小麦钟记录着温尼伯这边的价格，每分钟更新。[33]稍远处，曼尼托巴立法大楼（Manitoba Legislative Building）于1913年开始动工，计划建成至少在加拿大范围内最宏伟壮观的一座大厦。

在900页厚的《20世纪加拿大印象》（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Canada）中，有一批快照被标为“曼尼托巴商界与专业人士代表”，下面的名字显示出英国人在这座城市占据着不容置疑的优势地位。[34]一个姓“凯利”的人旁边还有两个同姓的。挨着“戴维森”的，有“布莱克”、“罗宾逊”、“普赖尔”、（又一个）“凯利”、“汤姆森”、“霍尔”、“赫德森”和“惠特利”。诸如共济会、猎狐和仪乐队之类的英国特色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温尼伯的唯一。这座城市的面貌一直在变化着，和加拿大整个国家特别是西部地区一样。包括奥匈帝国、意大利和瑞典在内的13个国家向温尼伯派驻了领事代表。[35]温尼伯的犹太社区非常活跃，有5座犹太教堂，因此城中有一个区域被叫作“耶路撒冷”。城市中还有德国、瑞典和冰岛的基督徒会众。温尼伯1913年的人口组成非常多样化，以至于报纸的种类也多到让人惊诧：有4份德语报纸（其中一份的发行量达到了2.1万）、2份匈牙利语周刊、5份面向文化水平极高的冰岛人的报纸、3份面向瑞典人的报纸、波兰语的《天主教公报》（Gazeta Katholicka）以及面向挪威、犹太和乌克兰社区的报纸。[36]出生在德国斯德丁［Stettin，现波兰什切青（Szczecin）］的威廉·莱斯蒂科（William Leistikow）是温尼伯的首富之一，他1913年在美国去世，因此《20世纪加拿大印象》的那批快照中并没有他。

大多数移民都没有莱斯蒂科那样幸运。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站场被称为北区（North End），敢于到这附近来的游客们面对的是紧紧挤在一起的木屋，没有卫生设备，也几乎没有什么能够抵御加拿大严冬的防护措施。在这里，人们操着对大多数温尼伯人来说都很陌生的语言：波兰语、意第绪语、俄语、乌克兰语。温尼伯1区是事业有成的精英的聚集地，该区的婴儿死亡率为112‰，然而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站场周围的5区，这个数字高达282‰。[37]詹姆斯·谢弗·伍兹沃思（James Shaver Woodsworth）是工作在北区的一名卫理公会教徒，他在1913年5月的《曼尼托巴自由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大体上正面肯定移民的文章，不过他也在文章中发出了一些警告：当新移民成为新公民的时候，会把腐败带入地方政治中，“我们童年时代安宁的加拿大式星期日”将会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喧闹的、欧式作风的豪饮啤酒。[38]然而和大多数市民一样，他还是乐于接受新移民的精气神儿、音乐修养和活泼的生活情趣。“我曾经受邀参加一场欢乐的波兰婚礼，”伍兹沃思回忆道，“看到了一些新奇的、古老的（波兰）民间舞蹈，带着昔日的遗风，还听见了一阵阵爱国乐曲。在他们的（欧洲）老家，异国当局多年以来一直试图扑灭这些，却只是徒劳。”[39]“一张张坚毅的脸庞上闪烁着近乎虔诚的热情，”他继续说道，“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将会为我们的加拿大带来荣耀的品质与禀赋。”建设温尼伯的工作就要交给这些男男女女来完成。

这样的繁荣会持续到永远吗？它在1913年时已显颓势。“众所周知，事实是不容改变的，”《自由新闻报》发表社论称，“早晚要面对这些事实……例如事实之一是加拿大西部的小麦生产增速过快，超过了有效市场的吸收能力。”[40]这一点可以作为支持与美国进行互惠自由贸易的论据。由于美国的谷物市场规模巨大，还在不断发展，利物浦甚至整个欧洲都无法与之相较。还有另外的迹象表明好日子就要到头了。在曼尼托巴省附近的农场干活的薪水，在之前的几年里曾经大幅度上涨，但到了1913年却开始下降。1913年，来到加拿大的移民中，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在温尼伯短暂停留，然后便继续西行，前往萨斯卡通（Saskatoon）、卡尔加里（Calgary）或者埃德蒙顿（Edmonton）。这些新的边疆城镇或许就是新的温尼伯。加拿大的谷物最终是会继续从西部流向东部（温尼伯位于铁路线中央），还是越来越多地从西部流向温哥华（在那里用船运往太平洋彼岸）——抑或是完全绕开曼尼托巴省首府，直接南下流入美国呢？

就某些方面而言，墨尔本可以说是温尼伯的前车之鉴。它也曾经是大英帝国的新兴城市。它风光的时候也是前途无量。19世纪七八十年代，墨尔本市中心的网格布局正在形成，郊区也开始向外延伸，彼时的这座城市曾经拥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了不起的墨尔本”。[41]依靠金矿和绵羊发家致富的墨尔本，似乎注定会成为南半球首屈一指的大不列颠都市，成为世界级的大城市之一。1880年，这座暴发户般的城市主办了一届世博会，在新建的皇家展览馆（Royal Exhibition Building）的穹顶之下，一个千人合唱团为这次世博会拉开了序幕。城市人口从1861年的139 916蹿升至1891年人口普查时的将近100万。[42]

之后便是灾难来袭，从繁荣转向破产。1893年的一次银行业崩溃吓跑了城市建设所依赖的英国投资者们。商业萎靡。10年间，墨尔本人口凋敝。在正直的维多利亚州人眼里，悉尼是流放犯定居地、野蛮的新南威尔士州的中心，而如今它却开始赶超上来。1901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组成了澳大利亚联邦，墨尔本仍旧具有微弱优势，理所当然地被宣布为首都，但只是临时的，直到1908年选定了新南威尔士州乡下一处，将这座新的联邦城市立为首都，并于1913年得名堪培拉。19世纪80年代的破产风暴过去20年后，一名英国游客在1913年来到墨尔本，发现它依然可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剑桥大学唐宁学院（Downing College, Cambridge）前任院长亚历克斯·希尔（Alex Hill）写道：“每个人都跟我们谈起它，给我们讲起那些富家小姐，转眼间变得身无分文，有份佣人的工作干都要谢天谢地。还有那些有钱的男人，沦落到为得到一份商店店员的工作而苦苦哀求，以及各行各业的大批员工，由于很多公司突然倒闭，他们不知道去哪儿找工作。”[43]

正如墨尔本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在世界外缘，情况可以瞬息万变，虽然与全球经济密切相关，却远离其中心。丧失信心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但墨尔本最终还是很快得到了复苏。或许是因为这座城市太大了，在经济上不可能垮掉，它依然在农场、矿山和葡萄园所在的内陆地区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力，并且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可以用国内的积蓄为（更稳定的）未来发展提供资金，而无须依赖从国外大量涌入的金钱。联邦将它设为国家的政治首都。到了1913年，头脑发热、不受约束的扩张时期已经结束，因此这座城市又恢复了从容的姿态，人口增长速度相对平缓，但还是非常快，65.1万人口与加拿大最大的城市蒙特利尔相当，比马德里、罗马或者阿姆斯特丹都要多，几乎是华盛顿特区的2倍、温尼伯的4倍。[44]

墨尔本又回来了。在斯旺斯顿街（Swanston Street）上，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Library of Victoria）展现着崭新的穹顶。这座世界上最大的钢筋混凝土穹顶提醒墨尔本人，他们的城市有着成为世界第一的能力［虽然这个纪录只保持了短短几个月时间，直到由马克斯·伯格（Max Berg）设计、位于德国布雷斯劳（现波兰弗罗茨瓦夫）的百年厅（Jahrhunderthalle）开放。］[45]在新一辆行驶在圣基尔达路（St. Kilda Road）、穿过城中多条宽街的有轨电车前端，人们安放了一台摄影机，拍出了一部城市宣传片。从弗林德斯街火车站到著名的展览馆，到商业区的高楼大厦，再到澳大利亚对英式赛艇会的回应——雅拉河畔亨利（Henley-on-the-Yarra），这段影片均有收录，并让“了不起的墨尔本”之名重获生机。[46]这座城市找回了一些往日的气魄和冒险的欲望。“它的金融家们一直在为全新的‘繁荣昌盛’做准备。”亚历克斯·希尔写道，他对这个“能屈能伸的国家”的恢复力大为惊叹：

澳大利亚人不愧是一群赌徒！在船上，他们就一直在赌博。一上岸，他们就开始下一些小“赌注”……每个镇上都有赛马场。墨尔本骑师俱乐部（Melbourne Jockey Club）自称是全世界最好的。他们在俱乐部及其周围环境上花费了75万英镑。[47]

1913年11月，在澳大利亚最火的墨尔本杯赛马中，Posinatus夺得第一名，遥遥领先于Belove和Ulva’s Isle。墨尔本的富人和穷人，有的输，有的赢，总赌金达到数万英镑。输赢无所谓，未来总是光明的。欠了债可以还，钱也可以再赚。

最重要的是，墨尔本是一个宜居之地。《阿尔戈斯》指出，“美丽的海港真不错”，但在墨尔本生活要比悉尼便宜，房租和食物都便宜。[48]人们对于墨尔本越来越严重的工业污染颇有微词，但墨尔本的公园比其他城市多，人口密度也远不及新南威尔士州的竞争对手。1913年，墨尔本人的住房、食物和收入都相对较好，娱乐活动也是如此。除了定期吸引数千名观众的体育活动，诸如板球赛和足球赛，墨尔本人还可以观看不计其数的巡回戏剧表演，在海边新开放的月亮公园参加便宜的惊险项目，或者对于那些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有空的人来说，花上4个几尼便可以欣赏到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在澳大利亚的首次完整演出（英语唱词）。全世界再没有哪个地方的工人政党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如此充分地代表工人，能够如此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截至1913年年底，维多利亚州共有134个工资委员会参与了工人最低工资的设定，其中囊括了各种职业，从床架工人到啤酒工人，从制钉工人到守夜人，从面点师到水管工。[49]

雇主们和他们的同盟者发出警告称，工会“擅耍花招，满嘴跑火车”，甚至还“实行专制”。[50]他们抱怨“工团主义思想的散播”，以及破坏性罢工行动的危险趋势，例如这年早些时候发生在布罗肯希尔（Broken Hill）矿山的僵局。[51]与此同时，工人们也感觉到了各种威胁的存在，努力维护着自身的既有权利。据一些人称，工党之所以支持男女同工同酬，仅仅是为了把女性排挤出工作场所、减少她们与男性的竞争而采取的策略。保持澳大利亚“白化”的欲望，不仅关乎文化独立性，还是为了防止澳大利亚工人被输入的亚洲廉价劳动力（印度人、中国人或日本人）把活抢走。这甚至可以发展到极为荒谬的地步。《阿尔戈斯》报道了西澳大利亚州激烈的工会投诉——在一艘驶向澳大利亚的轮船上，当时的英格兰船医病了，他们竟然聘用了一个斯里兰卡医生。[52]

然而，澳大利亚的工资预期不会永远涨下去：长期的增长要依靠一定规模的移民；专门劳动力的短缺需要得到补足。在政府看来，答案就是要鼓励来自英国的移民——1913年以前，前往加拿大和美国的英国移民要远远超出来到澳大利亚的——政府在辅助不列颠群岛移民计划上的开支增加了两倍。农场工人和家庭佣人的旅费预期将会大幅度下降，从侧面反映出这两种人是维多利亚州最短缺的劳动力。可是到头来这些计划带进来的新移民相对较少，自然也不足以改变州内既有的人口组成状况。和曼尼托巴省不同，那里土生土长的曼尼托巴人为数不多，而维多利亚州大部分人口都是当地出生的——并不仅仅指出生在澳大利亚，而是压根儿就出生在这个州。至于那些在澳大利亚以外出生的人，英国人或爱尔兰人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远远超出了人口数量排在下一位的德国人，比例达到了25:1。墨尔本似乎还能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它的大不列颠属性。

或者按照一些人更青睐的叫法，称之为盎格鲁—凯尔特属性。1913年来到墨尔本的最新一批移民中，有一位是这座城市新上任的天主教大主教丹尼尔·曼尼克斯（Daniel Mannix）。他自称爱尔兰人，由此几乎可以确定他对于爱尔兰自治——这个在当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困扰着英国国会的国内政治问题——所秉持的态度。“爱尔兰人民多年以来仿佛一直在沙漠中穿行。”在1913年3月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上，他面向教堂会众发表了这番讲话。[53]如今，他们已经快要迎来那片乐土了。这些在墨尔本都是政治热点问题。当年早些时候，也就是1月末，在支持自治的联合爱尔兰联盟（United Irish League）的年度远足活动中，有1 000多名澳大利亚天主教徒乘船南下莫宁顿半岛（Mornington Peninsula）。就在第二天，奥兰治联盟也在阿斯彭代尔赛马场（Aspendale Racecourse）举行了一场野餐会。人们对他们说，“奥兰治联盟的成员是自由的看门狗”，使出浑身解数，要将阿尔斯特从自治的危险中解救出来。[54]

曼尼克斯并不打算当一个沉默寡言的大主教、调解人。他想要成为一名积极分子，代表在他看来是被蹂躏、被曲解的人民——维多利亚州的爱尔兰人。在墨尔本，爱尔兰人一般来说都要比英格兰或苏格兰出身的人更贫穷，往往被描述成嗜威士忌如命的酒鬼，缺乏教养，不可信任，于是他开始抨击墨尔本官方报纸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对爱尔兰人的敌意。戴着铁面具的丛林大盗奈德·凯利（Ned Kelly）在官方看来是一个冷血杀手，然而在其他人眼里却是一名追求经济公义的战士，维多利亚州人并没有忘记他是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他在1880年的一场枪战中身亡，25年后，墨尔本人民观赏到了一部关于他的传说和帮派的故事长片，这是澳大利亚也是全世界的第一部故事片。有爱尔兰罪犯，当然也有爱尔兰法官、爱尔兰政治家、爱尔兰首相。曼尼克斯试图使维多利亚州人回想起爱尔兰人的这些贡献，挑战那些对爱尔兰人的偏见。

他还想要成为一名坚定不移的宗教捍卫者，他的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争论涵盖了异教通婚问题（最近在天主教会的压力下变得更加困难了），以及一直以来关于教会与国民教育之间的正确关系的争执，这一点与大不列颠世界中的其他地区一样——包括曼尼托巴在内，那里的天主教人口主要是讲法语的，因此又让别人对他们多了一层猜忌。[55]为此，曼尼克斯意欲将墨尔本占总人口1/5到1/4的天主教人口转变成一个强大的选民集团，最终他能够以告解为由，把这些人动员起来。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做法就像是帮派政治一样。世俗观念的澳大利亚人认为这是企图煽动宗教情绪，很不以为然。曼尼克斯指出，维多利亚州的天主教徒不仅在人们的印象里遭到轻视，警察和法庭也总是没完没了地找他们的麻烦。对此《阿尔戈斯》赤裸裸地警告说：“身居高位者发表不实之词是很危险的——对他们自己来说很危险。”[56]

在墨尔本，还有一群人几乎从未被人提起，那就是比英国人更早来到这里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人们偶尔会把他们当作澳大利亚文化的额外点缀，仿佛古玩一般。更多时候，他们是被人忽视的群体。在澳大利亚的人口统计资料中，原住民是与其余的人口分开另算的。《维多利亚州年鉴1913—1914》（Victorian Year Book 1913—1914）中提到，维多利亚州的原住民人口从1851年殖民地建立之初的5 000—15 000，减少到了1913年的区区643人。《年鉴》指出：“这个种族必将消失，虽然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鉴于此，读者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这既符合自然规律，又有好处，却罔顾这样一个事实，最开始正是这些白人通过疾病与斗争，为澳大利亚原住民人口的减少创造了条件。据澳大利亚史料记载，库克船长“发现”澳大利亚时，就已经有了原住民，后来他们或多或少地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1910年的一本历史书《无限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Unlimited）中提到，在“石头与钢铁”之间的较量，也就是落后的原住民社会与使用工业化金属制品的白人之间的斗争中，只可能有“一种结局”，而那场斗争早已结束了。[57]从法律上讲，当白人前来殖民的时候，澳大利亚还是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在1913年的墨尔本，原住民的身影非常罕见，他们的声音更是从未被人听见。

温尼伯的情况有所不同。阿西尼博因（Assiniboine）原住民比维多利亚州的原住民更有存在感，体现在这座城市主要河流的名字甚至城市本身的名字上，以及周边一些乡下地区。在《温尼伯插图纪念册》（The Illustrated Souvenir of Winnipeg）中，大部分是银行大楼、新房屋、熙熙攘攘的街道和丰收的田野的图片，其中还有一张图片旁边标着“西北印第安人”。[58]在18世纪和19世纪，哈德逊湾公司的鼎盛时期，主宰着曼尼托巴省的是一个混血族群——梅蒂人（Métis），他们可是很难对付的。他们在温尼伯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接近现在，也更野蛮。

参加1913年7月的自治领日（Dominion Day）游行的加拿大老兵中，就包括打击1869—1870年和1885年两次梅蒂人叛乱的那些人。第一次叛乱，缘起于1869年鲁珀特地（Rupert’s Land）——加拿大中部的一大片地区，包括了后来的曼尼托巴省全境以及后来的萨斯喀彻温省与阿尔伯塔省的一部分——被受人敬仰的哈德逊湾公司转让给了新成立的加拿大自治领，此举遭到了梅蒂人的抗议。而他们的担忧是正确的，这次转让会把他们从这个祖祖辈辈长期生活却没有合法所有权的地方赶出去，带进更多的外人来管理他们的生活，否定他们的文化与政治习惯。当地一名说法语的梅蒂人领袖路易·里尔（Louis Riel）在红河殖民地组建了临时政府，捍卫梅蒂人的权益。渥太华视其为非法，最终认定为叛国，派军镇压殖民地的叛乱。里尔也被迫逃离。1870年，在叛乱失败后的废墟上，成立了曼尼托巴省。

加拿大政府代表与当地原住民团体后续签订了一些土地条约，条约规定原住民放弃对横贯曼尼托巴的大片土地以及加拿大西北另外一些地区的任何权利，以换得政府承认他们在小部分领地的权利，并为他们适应新环境提供一些援助。但多少年来，路易·里尔和梅蒂人一直是中央政府心头的一根刺。有些人提议赦免里尔。还有些人希望能够收买他，要不然就逼迫他消失，或许可以把他流放到美国（后来他果然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但想要把里尔晾在一边也没那么容易。他反而当选了渥太华国会中的曼尼托巴代表，却无法实际履行这一职位。后来，在1885年，精神渐渐错乱的里尔领导了另一场叛乱，这次是在西北地区（现在的萨斯喀彻温省的一个地区）。这次他被捕了，被判叛国罪并处以绞刑。很多加拿大人，特别是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包括曼尼托巴省的一些——都在批评这场审判的执行方式，以及判决的严厉。一些人把里尔看作一位传奇英雄，甚至是政治烈士。相反，在说英语的曼尼托巴人看来，里尔是一个叛变的土匪，只会提醒他们，取得该省的控制权还只是在不久以前，而且他们某些同胞的忠心很值得怀疑，因为那些说法语的人似乎很怀念里尔。

1913年，墨尔本和温尼伯的大多数人无疑是把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缓慢消失、加拿大原住民实际上的画地为牢以及对梅蒂人叛乱的镇压，认为是大不列颠文化、文明与秩序的传播所要付出的代价。这难道不是历史的教训吗？更古老的民族被更新、更具活力的人口所取代、排挤。那不正是开拓的意义所在吗？说到底，这不正是发展——英国的发展——所需要的吗？在他们看来，原住民对191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不列颠体制的不断挑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解决。早先的民族很快就会被同化，消灭，或者遗忘。

布宜诺斯艾利斯
南方之星

在1913年的外国投资者眼里，有一个目的地未来或许比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美国更有前途，那就是阿根廷。雷金纳德·劳埃德（Reginald Lloyd）几年前写道：“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所在的卡佩尔厅（Capel Court），阿根廷铁路的名字和印度的一样常见，阿根廷城镇的股份与英国地方的股份公开竞争。”[1]作为世界最大金融市场的宠儿，阿根廷从伦敦借走的钱比澳大利亚还多，吸收的英国投资都快要赶上加拿大了。[2]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阿根廷被迫违约国债，但到了1913年，人们普遍认为在阿根廷身上押宝是十拿九稳的。比索可以兑换成黄金，再加上阿根廷的财政基础已经变得更加稳健，这就让投资者对这个国家基础经济的兴旺繁荣有了充分的信心。在过去的40年里，阿根廷的总人口从200万蹿升至700万。布宜诺斯艾利斯从1869年与墨尔本相当的规模，发展到1913年比维多利亚州首府大一倍还多，出口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向世界市场。[3]

这个国家变化的速度和程度让人眼花缭乱。19世纪70年代，阿根廷还在进口小麦。如今她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之一，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外国游客，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岸边大量的谷物升降机，要过很久才能看得见城市本身。从20世纪初到1913年，冷冻牛肉的出货量增加了5倍；这些牛肉被装上巨大的冷冻船，运往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市场。当地的《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实际上更像是一份稍加伪装的招股说明书，书中推荐游客去参观La Negra屠宰场，感叹一下屠宰与冷冻系统的效率，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和底特律的福特汽车制造工艺一样令人难忘，堪称现代世界的一大奇迹。[4]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成功吸引了很多著名的外宾，法国记者、报纸老板、前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就是其中之一。La Negra工厂老板的儿子有一半法国血统，他带领克列孟梭参观了工厂。克列孟梭发现屠宰与冷冻的整个工序都完成得“快到让人费解，以至于我们（肉食）习惯的无辜受害者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被装进袋子里准备冷冻了，所有的内脏也都干净利落地装入罐子里了”。[5]

这些冷冻船本身有时也会运送肉类，而在它们旁边，是往返于南安普顿、利物浦、那不勒斯、马赛、热那亚和汉堡航线的客船。[6]意大利航线尤为繁忙，为阿根廷送来了大量的新移民，以及10万名季节性工人中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在收获季节过来帮忙，阿根廷的工作做完之后就返回意大利。在陆地上，这个国家的地图显示出一个绵延数万英里的铁路网，从首都向外延伸至内陆的大庄园，阿根廷的大量财富正是从那里产生的。1913年，在离首都更近一些的地方，桃子、梨子、苹果、葡萄和无花果大丰收，如今这一切都可以在采摘后24小时内用汽车和货车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场的摊位上。[7]“人们希望能像放电影一样在读者眼前呈现出这幅景象。”对于阿根廷乡下的变化，《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如是说。[8]这个比喻很恰当：以阿根廷的经济繁荣为对象的任何一张照片，还没冲洗出来就已经过时了。

观察者们一致认为这是1913年才刚开始放映的一部电影。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内陆地区从殖民地时代落后的粮食生产转变为大规模农耕，明显是得益于同样在温尼伯或墨尔本周围发挥了作用的力量：肥沃土地的有效利用、全球的农产品需求、全球交通的整合。今后的若干年里，这些力量也可以在潘帕斯草原大显身手。当地报纸《标准报》（Standard）指出，科尔多瓦（Cordoba）和圣路易（San Luis）两省有大量的土地，比墨尔本周围的土地便宜，而且“没有兔灾和旱灾”。[9]这样看来，阿根廷最需要的就是钱和人，投资和移民——前者铸造阿根廷的未来，后者让这篇土地上有阿根廷人居住，或许有朝一日人口将会达到一亿。“这个国家的前景真的很美好，”雷金纳德·劳埃德考虑到阿根廷的未来发展时表示，“我们当下还没有概念的世界变迁，或许会损毁阿根廷的一些特色，但只要阿根廷人忠于自身，普通的盛衰兴废根本无法阻止他们命中注定的稳步前进。”[10]

双子：1913年开始动工的温尼伯曼尼托巴立法大楼。

富有的阿根廷人早已因热烈的爱国精神而闻名于世，他们敢于梦想，在不远的将来，阿根廷之于南美洲，就将好比美国之于北美洲。1913年11月，当西奥多·罗斯福向这颗南方之星致敬时，这个曾经把门罗主义发展成美帝国主义信条的男人意识到，至少对阿根廷来说，美国即便仅仅是在理论上为反对欧洲劫掠而出手保护，也已经是跟不上事态变化了。哥伦布剧院（Teatro Colón）是新建的一座歌剧院，当地人认为可以与欧洲的任何一座剧院相媲美，而罗斯福对聚集在这里的阿根廷上层社会听众恭维道：“你们不需要保护，你们适合去奉行自己的门罗主义。”[11]身为美国前总统的罗斯福承认了阿根廷的伟大，而此时的墨西哥还处在美国干涉的威胁下，所谓的ABC三国——阿根廷、巴西和智利——正要求过问美洲事务，因此这样的承认必然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剧院里掌声雷动，回声震天，”《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Buenos Aires Herald）的一名记者写道，“聚集在包厢里的数百位女士纷纷抛出花束和鲜花，以表谢意。”[12]

双子：1906年竣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国民议会宫。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阿根廷经济奇迹的前沿和中心。这座城市支配着整个国家，容纳了全国1/5的人口。它没有像样的竞争对手，无论是作为商业中心——北部的罗萨里奥（Rosario）港处理的国际贸易量只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1/6——还是作为政治、文化、行政中心。在外国人看来，布宜诺斯艾利斯代表了阿根廷，就如同巴黎代表了法国，或者纽约代表了美国。它的辉煌成了一种国家荣誉。

不久前的1880年，这座城市大多是单层建筑，完全就是一个以主广场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为中心过度发展的西班牙村庄。自那时起，政府花了一小笔钱，对这里进行了改善，委托建造新的建筑，其中包括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国民议会宫，克列孟梭将它同美国国会大厦相提并论。此外还拓宽了城市的街道，将布宜诺斯艾利斯转变成了一座欧式大都市，将世纪之初富丽堂皇的风格与现代工程的支持结合在一起。[13]布宜诺斯艾利斯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里成了——

这样一座城市，有大码头，私人豪宅，壮观的公共和商业大楼，铺得平平整整、一尘不染的大街，以及多得有些过分的有轨电车；有气派的铁路终点站，每天都有看似无穷无尽的阿根廷财富涌入……有广场和公园，大气磅礴的林荫大道和引人入胜的赛马场……有高档的剧院，极其朴素的教堂，雅致的商店，还有风姿绰约的女人……阿根廷的大都市很容易被人们比作20世纪的巴比伦。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外国人被她吸引而来，他们下意识地用“伟大”来称呼她，转眼之间便会为她的魅力所倾倒！[14]

1913年12月，这座城市的第一条地铁线路开通，这也是南半球的第一条地铁线路。“没有什么能像这种重要的现代城市交通工具一样带来如此的便利……充分地展现出这座城市突飞猛进的发展。”盎格鲁—阿根廷电车公司（Anglo-Argentine Tramways Company）的地方代表在通车典礼上说。[15]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华金·萨穆埃尔·德·安乔雷纳（Joaquín Samuel de Anchorena）继续说：“对于和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纽约这些在城市发展中出类拔萃的典范城市一样巨大的利益，我们有幸成为第一批能够享受的人。”[16]地铁线路的建设者们很快就被派往布鲁塞尔和柏林，做关于这方面的报告。[17]

布宜诺斯艾利斯人（Porteños，对这座大型港口城市居民的称呼）从小到大早已习惯将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欧洲或美国的大城市相提并论。他们的城市面积已经超过了巴黎市中心，人口也快要赶上维也纳了。动物园里的动物种类与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丰富，有北极熊、狮子、猎豹、大象、犀牛、长颈鹿和美洲豹。布宜诺斯艾利斯是欧洲大歌剧院和芭蕾舞团越洋巡演所青睐的目的地。罗斯福总统1913年9月在哥伦布剧院发表讲话的几个月前，剧院的舞台地板在“轰动伦敦的俄国舞蹈家”、佳吉列夫的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杂技表演中嘎吱作响（不过佳吉列夫本人容易晕船，并没有跟着他的芭蕾舞团来到拉丁美洲巡演）。[18]这年早些时候，塔玛拉·卡尔萨温娜（Tamara Karsavina）和瓦斯拉夫·尼金斯基表演的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曾经遭到巴黎评论界的恶评。这一次，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将大众喜爱的《天鹅湖》到《舍赫拉查德》（Scheherazade），再到惊世骇俗的《牧神的午后》（L’Après-midi d’un Faune）等一系列剧目，通过按照韦伯、齐尔品（Tcherepnin）、鲍罗丁和舒曼的音乐而编排的芭蕾舞，呈献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观众，让他们深深地着了迷。（尼金斯基还在演出间隙抽空结了婚。）除了观众零星的几次吼叫——尼金斯基把演出《舍赫拉查德》时听到的吼声形容为“简直像猿猴一样”——演出被认为是非常出色的，就算没有超过在伦敦或巴黎的演出，至少也毫不逊色。[19]“偌大的剧院里，从正厅前排到顶层楼座，都挤得水泄不通，”《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报道了俄罗斯芭蕾舞团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后的几场演出之一，“每一处的观众都自发地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20]随后的谢幕多达12次。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不再屈居于欧洲大都市的阴影之下，而是参与到了它们共同的文化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方面。它有朝一日会不会和那些城市平起平坐呢？

和世界上其他很多地区一样，阿根廷在形式上并不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但英国影响力的触角却在钳制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业生活。商业语言是英语。大多数阿根廷铁路公司的董事会议室里，绝大多数董事会成员都是英国人（或者至少是英裔阿根廷人），主席往往也是。阿根廷进口商品的1/3来自英国，包括大量的机械。[21]在阿根廷的投资有3/5来自英国（其中铁路方面的外资几乎全部来自英国）。布宜诺斯艾利的英国侨民中，有很多在英资银行当办事员。这一切都反映出了两国建立于很久以前的1825年，并且长期存在的经济伙伴关系。当时的英国放弃了在帝国的层面上直接控制阿根廷人，承认了新生的阿根廷共和国独立，由此换来了一份自由贸易协定。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初来乍到的英国人，虽然只是一个区区几万人的英国侨民团体中的一员，却能够在这座城市的一些角落找到家的感觉。圣马丁街（Calle San Martín）的凤凰酒店（Phoenix Hotel）自称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酒店”。[22]贝尔格拉诺（Belgrano）郊区已经被富裕的英国家庭占领了。码头上的大多数轮船都挂着英国国旗，驾驶这些轮船的也是英国水手，当地人把公共场合醉酒闹事被逮捕的英国人不成比例的数量归咎于此。[23]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在提前几个月就定好了的某些日子里，英国的商人、办事员和医生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17个共济会会所之一秘密集会，这些会所的名称都是阿尔比恩、爱德华七世、维多利亚、南方之星之类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数十所英国学校，还有一家英国医院，英国人自然认为这是城里最好的医院，此外还有一家英国俱乐部。哈洛德百货布宜诺斯艾利斯分店将便利与英式风格结合在一起，它的经营正如英语报纸《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所言，“给人以家的感觉……没有了商店店员烦琐的干扰，顾客们深以为然”。[24]1913年的大英帝国日庆典，在当地一名英国记者看来，证明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祖国和帝国的那份感情是实实在在的”。[25]

相对于如此之小的一个团体来说，英国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体育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板球在这座城市非常受欢迎，吸引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板球队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Marylebone Cricket Club）队在1912年来到这里打巡回赛。而除此之外，英国人雨果·威尔逊（Hugo Wilson）更是在1913年担任阿根廷足球协会主席。近年来，陆续有一些英格兰足球队来访：1904年的南安普顿、1905年的诺丁汉森林、1909年的托特纳姆热刺和埃弗顿。1912年，斯文登4:1战胜了阿根廷全国冠军圣伊西德罗竞技俱乐部（San Isidro Athletic Club）。水上运动方面，英国人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划船俱乐部（Buenos Aires Rowing Club）一枝独秀，连续三年在德国皇帝杯赛上战胜了德国的R. V. Teutonia俱乐部。阿根廷马球的大本营赫灵汉姆俱乐部（Hurlingham Club）于1889年开门纳客，并曾在一段时间内从为其所有的火车站中获利。它为英国运动和社交的结合奠定了基调。

然而除了运动俱乐部、银行和铁路公司以外，布宜诺斯艾利斯主要还是掌握在拉丁人手里。以锦衣华服而闻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上流社会人，绝大多数是世世代代说西班牙语的阿根廷人。这个小型精英团体包括几千个家庭，他们一直以来居住在市中心的五月广场周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几个街区之遥的Barrio Norte。这些人和乡下传说中的高乔人（gaucho）一样，身上承载着阿根廷的传统，从16世纪欧洲人在阿根廷殖民，到贝尔格拉诺和圣马丁领导的独立战争，再到1910年阿根廷独立战争100周年纪念。他们也是这个国家的大地主和保守派政治精英。他们的社交专属地是赛马会（Jockey Club），1882年由一位未来的阿根廷总统所创立。城里的有钱人会在这里用餐，偌大的餐桌上铺着雪白雪白的亚麻桌布，摆着闪闪发亮的银质餐具，他们在餐桌上讨论国家未来的政治和经济，觉得那些事情基本上都由他们说了算。[26]在他们看来，阿根廷理应是他们的国家，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他们的城市。

出生在国外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绝大多数来自欧洲其他国家，这些人占城市总人口的一半，劳动年龄男性人口的2/3，相比之下英裔人口显得微不足道。[27]在过去的25年里，有150万意大利人和100多万西班牙人乘船横渡大西洋，来到阿根廷。尽管有不少人对工人在阿根廷实际上拥有的经济机会大失所望（对于投资者则恰恰相反），几年以后就回国了，但还是有很多人留了下来，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码头边的房子里，或者在市中心拥挤的廉租房里，或者在更偏远地段的低层房屋里。在这些地区，皮埃蒙特人和那不勒斯人，卡斯蒂利亚人和安达卢西亚人混居，仿佛一幅不断变化的拼接画，每条街上说的方言都不一样。到了狂欢节周，当地人和拉丁移民在街上纵情狂欢，而英国人则会拉下百叶窗帘。191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批评狂欢节庆典“喧哗吵闹”且“混乱无序”，并对Tigre Hotel举行的一场威尼斯风格的假面舞会展开了猛烈抨击。[28]《标准报》也对其他地方的活动发出了类似的斥责：

阿根廷报纸自鸣得意地谈到大行其道的所谓“热情”，但不幸的是，在城市的某些地方，这份热情沦为了混乱，特别是独立路（Calle Independencia）在Catamarca的转角，两名男子执意要往路人身上泼水（这在从前是狂欢节期间普遍的习俗）；警察介入，一大群人力挺这些小流氓，连左轮手枪都用上了。两名警察和其他很多人受伤，那名倒霉的警察恐怕是受了致命伤。[29]

报纸暗示类似的事情根本不会发生在英国的城市。民众中还是拉丁人的热情占了上风。

从大的方面来看，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是深受法国影响。最能明显体现这一点的是，办公楼都喜欢用法国的布杂艺术风格，不过克列孟梭表示近来“流行起了意大利的建筑风格”，极具装饰性，“在无比复杂的交错线条中加入半圆饰和小花饰”。[30]过去的25年里，为了给布宜诺斯艾利斯奉上一众与之相配的、高贵的英雄，城市雕塑匆匆竖立起来，这些雕塑也是以法国风格为主，吸纳了法兰西共和国多得装不下的雕刻家，装点着城市里不计其数的公园。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让人想起巴黎林荫大道上的那些，书店里摆放着最新的法国文学作品，百货商店里出售着最新的法国时装。每天早晨，作为梳妆打扮的步骤之一，有闲阶级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女子会往脖子上拍几下法国香水。对于法国香水，报纸专栏愤怒地表示征税比过去更重了。然后，她会把牛角面包作为早餐。[31]也难怪人们都把布宜诺斯艾利称为“拉丁美洲的巴黎”。有些人说得更夸张。来访的波士顿商会副主席、美国人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在一次晚餐后竟然哗众取宠地反过来说“巴黎是欧洲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的听众自然也很买账。[32]

听到欧洲或美国的游客这样的赞美，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会感到很欣慰。而来自欧洲国家的游客，比如法国游客，发现阿根廷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由拉丁人所支配的国家，同样会感到欣慰。这里是拉丁世界的未来，贮存着老牌拉丁国家也许会在未来加以利用的影响力。乔治·克列孟梭指出，在阿根廷，与其他地方一样，“我们法国人允许自己在经济事务上被别人超过”。但他自我安慰说，法国人仍然保留着“代代相传的道德权威”。[33]阿根廷共和国最初的国徽上有一顶弗里吉亚无边便帽，那是法国大革命的象征。左拉《我控诉》（J’Accuse）的出版商举办了一场以民主为主题的法语讲座，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他写道：“法兰西精神乘着优美文字的翅膀飞越大洋，我们为之欢欣鼓舞，并且从中看到了对未来的厚望。”[34]

虽说法国的投资或许赶不上英国，但它可以努力让阿根廷人接受法国的文化权威，通过美学而不是金钱来取得领导权。法国大使在1910年写给巴黎外交部的回信中，详述了他为了给阿根廷方面的评审委员会施加影响，让他们在新一座1810年阿根廷革命中央纪念碑的竞标中选择法国人的投标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这座纪念碑将会屹立在五月广场的正中央，那里是城市的心脏、全国瞩目的焦点。在巴黎，人们觉得法国雕塑不仅会证明法国艺术的优越性，还会一直让人想起阿根廷的政治传承，就好比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是为了提醒美国人，他们的独立战争也有法国的一份功劳。[35]法国外交部一想到有可能在这场竞标中输给德国，就忧心忡忡。

经过了各种推三阻四，将候选方案从5个扩大到7个之后，阿根廷的评审委员会最终选择了意大利人加埃塔诺·莫雷蒂（Gaetano Moretti）的设计方案。法国人认为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是拉丁人的胜利。法兰西广场（Plaza Francia）还矗立着另外一座法裔阿根廷人的纪念碑，一个类似于玛丽安娜的人物代表法国，她擎着自由的火炬，带领着两个女孩儿和一个男孩儿，奔向共和主义启蒙，而法国依然自称是共和主义启蒙的化身。

其间，莫雷蒂的方尖碑一年又一年地延期。到了1913年，100周年已经过去了三年，还只有五月广场中央的一些地基，以及下面地铁隧道某些专门的加固措施。[36]

一座未完成的雕塑，或许可以比一个已完工的项目更有说服力地描述1913年的阿根廷民族。阿根廷民族到底是什么？阿根廷民族包括哪些人？很多阿根廷人确确实实为他们的国家感到骄傲，为它的历史，更为他们认为必将光辉灿烂的未来。克列孟梭在游历阿根廷时，谈到了他在那里感受到的“狂热的阿根廷民族主义”，以及国民“与生俱来的侵略主义”。[37]与智利长期不断的斗争，以及与乌拉圭和巴西的竞争，都在为民族主义情绪煽风点火。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所有权也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布宜诺斯艾利斯雕塑上的显要位置，以及阿根廷学校里的课本中，都有特定的一段阿根廷历史阅读材料，这是由国家发起的。“对于阿根廷历史，有一种理想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必须要追随它……与之相背离则会被认为是教育的罪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发表社论指出，“如果阿根廷有哪位重要人士表现出来的形象不符合死心塌地的爱国者和英雄，就将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罪行。”[38]

然而阿根廷有很多新来的居民，经过了深思熟虑后，决定不要阿根廷公民的身份，他们更愿意在法律上保留自己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或者德国国籍。与把取得国籍认为是成功标志的美国不同，为未来更多更好的机会开路的外国人觉得阿根廷国籍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他们已经有权拥有土地，自由出行。在很多人看来，国籍只不过是赋予了他们被阿根廷军队征召的权利，而这项权利是好是坏还不一定。尽管有一些民族主义者抱怨移民不拿阿根廷国籍，每过一段时间就提出强制移民加入国籍，接受西班牙语培训，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样的安排正中很多保守主义者下怀。为什么非要授予国籍，让男性（却不包括女性）获得选举权，像这样画蛇添足地把一种新的成分带入国家的政治体制当中呢？外国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一直维持外国人的身份。现状也会一直保持下去。

事实上，虽然阿根廷举行选举，但公开选举的过程意味着当权者处在强势的位置，能够保证选民跟着他们的路线走。“政府名义上是共和，”劳埃德在1910年写道，“但选举规则基本上就是一场闹剧，行政权和中欧一样独断专制。”[39]政治继续掌控在精英手里，政治大佬，也就是考迪罗（caudillos），在外省操纵着一切。对于掌权者来说，这样的制度看上去再好不过了。阿根廷就应该自上而下由阿根廷精英来领导。为什么要改变呢？

但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反对派要求改革，偶尔还会出现政局动荡，例如在1892年和1905年，有时还有军队中某些派系的支持。在保守派看来，包括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内的危险政治思想，正在和急需的劳工一道从欧洲传入国内。劳工骚乱在1902年的第一次阿根廷总罢工中达到了极点，人们害怕拉普拉塔河沿岸会上演一场暴力的社会革命，对于如何防止这样一场革命则是左右为难。

起初，政府倾向于联合打压的策略，实行戒严，查封反对派的报刊，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均在此列。1902年推出的《居住法》让政府有权将它所认为的外国破坏分子驱逐出境，但罢工和抗议还在继续。190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1 000间廉租房的租客拒绝交房租。有大批群众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1909年，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局长拉蒙·法尔孔（Ramón Falcón）遇刺。1910年，罢工打断了阿根廷革命100周年纪念庆典。恰逢克列孟梭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哥伦布剧院被丢了一枚炸弹。这样的事情对生意影响很不好，可能会把投资者吓跑。1912年，罗克·萨恩斯·佩尼亚（Roque Sáenz Peña）总统提出并设法通过了一条新的法令，授予全体男性选举权，实行义务投票和不记名投票。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安抚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只要是基于使政府合法化的选举，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反对。这样做是为了分化对政府不满的激进反对派。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改革。或许现在的阿根廷国民可以不再自上而下地建设发展，而是自下而上了。

1913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光鲜的外表下依然暗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国家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是广大的阿根廷民众，还是外国投资者？“阿根廷真的有描绘得那般光辉灿烂吗？”10月的《先驱报》向读者提问道。[40]

1913年的美国人担心，华尔街金融托拉斯不可一世的力量会为了银行控制下的大公司而压榨普通民众。在阿根廷，当地人抱怨肉类托拉斯为了赢得市场占有率，压低在海外销售的肉价，抬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本地销售的肉价。“也难怪，我们这些不幸的人啊，明明居住在这样一片富饶的国土上，可如果能以每公斤1美元—1.5美元的低价从‘卖肉的骨头’[1]那里买到骨多肉少的牛肉和名不副实的牛排，都得谢天谢地了。”一名记者写道。[41]事实证明，对普通的欧洲消费者有利的，未必是对阿根廷当地人有利的。

虽然“阿根廷”这个名字表示白银财富的意思，但生活在阿根廷的很多人都在勉强糊口，根本无法实现他们的梦想。“贫穷的移民得非常辛苦地奋斗，才能过得比农奴好一点儿。”从澳大利亚继续旅行至阿根廷的约翰·福斯特·弗雷泽写道。[42]还有另外一名作者是环游拉美的英格兰工程师，他也谈及了这一现象，指责“土地垄断、不计后果的财政……（而且）肆无忌惮地透支国家信用，推行让垄断者或私人公司获利的方案，却罔顾民众的利益”。[43]农村的大部分良田都已经为私人大地主所有。和加拿大的移民不同，大多数阿根廷移民到头来是在为别人耕种土地，或者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碰运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人阶级居民养成了一个习惯，他们的着装打扮光鲜亮丽，为了让外表看上去很优裕。早上五六点钟，他们乘有轨电车上班时，穿的是长外衣，系着领带。但这种向中产阶级的优雅高贵看齐的着装，很快就会被抛弃在码头或者铁路站场，在那里，脏兮兮的工作服更适合眼前这10个小时薪水微薄、艰苦繁重的苦力活。某些保守派似乎认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只是外国煽动者造成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游行也是一个不平等的、似乎是陷入了困境的社会的产物。布宜诺斯艾利斯下层阶级如饥似渴地投注国家彩票，对于他们被阿根廷实际的经济生活慢慢腐蚀了的雄心壮志，彩票也许是最好的替代品。

“先生——”哈里·詹金斯（Harry Jenkings）给《先驱报》写信说，“我在你们的专栏中读到高高在上的人物对这个国家天花乱坠的溢美之词时……经常会怀疑，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物是否彻底忘记了那句警示箴言……‘闪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金子。’”[44]让阿根廷在外国投资者眼里一直闪光固然重要，但布宜诺斯艾利斯气派的大街上所展现的、精英阶层引人注目的财富所发出的耀眼强光，会蒙蔽外来者，让他们浑然不觉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已有累卵之危：

对于我们这些在阿根廷生活了有些年头的人来说，有些东西读起来很让人恼火，比如某某勋爵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转悠几圈之后，对所见的一切赞不绝口，但与此同时，商人团体正在大声抗议当地的乱政导致船运耽搁，而由于利益相关的纵火犯接二连三的纵火行为，保险公司拒绝为堆积在海关的货物承担责任。再比如某某公爵夫人乘坐汽车从五月大道（Avenida de Mayo）巡游至巴勒莫（Palermo）赛马场之后，表示这个现代黄金国中没有犯罪，没有贫困，简而言之就是没有任何不良因素。听到这些，同样让人感到难受。

仔细读一读报纸，便会发现到处都是暴力和轻微犯罪。对于移民来说，阿根廷的生活比很多人所期望的更艰难。詹金斯警告称，投资者也可能会等来失望：“我认为阿根廷已经到达了极点，它那‘非凡的发展’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从今往后，它将会以算术级数而不是几何级数向前发展。”[45]或许阿根廷作为一个富强国家的命运，就像莫雷蒂的纪念碑一样，终究还是要拖延下去。

詹金斯的这通抨击发表之后，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反驳与支持的声音兼而有之。“满意派”愤怒地回应，表示“在这里谋生的那些人应该是最不可能贬低它的，如果他们不喜欢这里，每天都有开往其他地区的轮船”。[46]这是拥护者的论调，提醒人们即便情况比报道出来的还要糟糕，但要是公之于众的话，就是在削弱个人自身和他人的利益。一名铁路文员给《先驱报》写信，对詹金斯的看法提出异议，辩称自打离开英国来到这里，自己的财产的确增加了，如今给布里斯托老家的母亲汇去的钱比两个兄弟都多：“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对普通人来说哪里最好吗？”“贪吃者”和“美食家”也在报纸中以更轻松的口吻谈论了阿根廷美食的品质，前者持批评态度，而后者表示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菜应有尽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需花上不到5美元，就可以配着波尔多或基安蒂红葡萄酒，把所有这些菜吃个遍。

更悲惨的信件内容出自被困在阿根廷乡下的一名英国女佣安妮·鲁滨逊（Anne Robinson）。“虽然我不太会写信，”她紧张地告诉《先驱报》，“但我不得不多说几句。”[47]“我来到阿根廷时，也是满怀着希望与对那间乡间小屋的憧憬的（这也是每一个家庭佣人的理想），和普通的姑娘没什么两样。”她写道。结果这个国家却令她大失所望。在英格兰，她在布莱顿海边的一座房子里工作，年收入25英镑，在那个家庭中也拥有合情合理的地位。在那里，她偶然遇见了一个朋友的兄弟，那个人是一个水手，把阿根廷描绘得有声有色，主动提出帮她联系每年出60英镑招聘女佣的一位女士。就这样，她将自己的人生打包进了一个手提箱，远渡重洋。但到了阿根廷，她起初的乐观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她的女主人心地善良，但她抱怨说跟她一起干活的还有一个爱尔兰裔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女佣，那个人“脾气暴躁、肮脏龌龊、无知愚昧、懒惰成性”。她的工作很辛苦，到了冬天，乡下的泥土带进房子里，根本擦不干净，在干燥的夏天，灰尘根本杜绝不了。“我每两个星期才能有一个下午的休息时间，从1点到7点，”她写道，“但我又能去哪儿呢？”只能去教堂，或者在镇子上到处走走，但她又不会说西班牙语，也没时间学，所以备感孤独。她可以自己做衣服，但从欧洲进口的面料太贵，几乎是划不来的：

不，先生，再过6个月以后，如果有哪位女士想在回国途中找一个女仆或者保姆，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会很高兴的。我会很乐意为她服务，换取回国的旅费，但如果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从60英镑的丰厚年薪中存下来的这笔小钱，就得充当回英格兰的旅费，即便只能坐三等舱。

布宜诺斯艾利斯这颗南方之星并没有照耀到所有人。

[1] 卖肉的骨头（Bones the Butcher）是一种纸牌游戏快乐家庭（Happy Families）中的角色。——译者注

阿尔及尔
共和国的光辉

1913年，一个法国人会提醒每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法兰西共和国的最南端——法律上被认为是法国中央管辖领土、完整且不可分割的那个地区——并不在地中海沿岸，而是在阿尔及利亚，在阿尔及尔、奥兰（Oran）和君士坦丁三个法国行政省（départements）的南端。这三个省在形式上和诺曼底或普罗旺斯一样，是法国的一部分。出了这些省，在撒哈拉沙漠起伏的沙丘间，才算是到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尽头，法兰西殖民帝国由此开始。

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属阿尔及利亚，既包括被认为是法兰西共和国组成部分的法属阿尔及利亚北方三省，还包括更多的是直接被当作一块殖民地的广大南部地区。与地中海以北的法国实际上的行政制度相比，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管辖确实有几处重要的差别。总督对法属阿尔及利亚的一切事务行使实质性的行政权，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了法国总统所拥有的权力。[1]有些层级的政府是不为法国本土所知的，其中包括选举产生的财政委员会（Délégations financières），其决议要拿到巴黎获得批准。尽管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出生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居民，无论是不是欧洲人，都会被认为是法国国民，但大多数非欧洲人（阿拉伯人、卡比尔人和柏柏尔人）并不被完全承认，他们的政治权利受到限制，并且受制于另一套法律以及另一种（压力更大的）财政制度。这些是与法国本土行政制度的实质性区别，其根源在于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生活中，是白人领导和控制着为数更多的阿尔及利亚本地人。

但与此同时，在巴黎的国民议会上，代表阿尔及尔省、奥兰省和君士坦丁省欧洲居民的议员们，却又与来自里昂、南特和加莱的议员们同席。阿尔及尔小学的门口装饰着“自由、平等、博爱”字样，与敦刻尔克没什么两样。大多数法国人都认为法属阿尔及利亚永远都将是法国的，正如法国永远都将是她自己。法兰西共和国的口号与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实行情况自相矛盾，而人们认为这要么是暂时的，要么是必然的。

80多年前的1830年，阿尔及利亚沿海地区落入法国人手中，当时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代表侮辱了法国领事，据说是由于这个法国人傲慢无礼，被对方用孔雀羽毛做成的拂尘给打到了，这件事成为法国进犯的借口。自那以后，法国的统治范围不断向南扩张。在1848年，那个以“民族之春”（Springtime of the Nations）之称为人所熟知的欧洲革命之年，阿尔及利亚正式并入法国。到了1913年，在突尼斯和摩洛哥也占据着压倒性优势的法国，已经成为北非毋庸置疑的主宰者。阿尔及利亚是法国海外扩张的中心，是对在19世纪70年代的普法战争中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安慰，也是法国的拓殖想要与英国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开疆拓土一争高低的桥头堡。

对于将法属阿尔及利亚视为法国本身光辉灿烂的扩大部分的这种想法，最自豪的鼓吹者当属每隔几年就会被派去巴黎的法属阿尔及利亚议员，当然他们都是欧洲人。为人强势的欧仁·艾蒂安（Eugène Étienne）领导着一个利己主义自吹自擂者紧密团结的联盟，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为给阿尔及利亚带来更多投资而进行游说，大声要求增强对巴黎中央政府部门的影响力，对于那些可能会削弱欧洲人凌驾于阿拉伯人之上的政治和经济特权的改革的呼声，则予以驳斥。

鉴于法国国民议会中大多数其他议员很少参与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议会辩论，一般来说，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核心小组在议会上可以挡住任何自由主义性质的批评。但引起政府的注意又是另一回事了，更何况同情。当雷蒙·普恩加莱1913年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时，阿尔及尔的政治领袖们发出了一封电报，祝贺他“这位开明的爱国者、明明确确的共和主义者”，并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电报中说：“您在总统任期中，如果没有访问过阿尔及利亚，亲眼看看它洋溢的活力，了解它的正当愿望，见证它的人民为法国及其共和制度孜孜不倦的奉献，未尝不是一种遗憾。”[2]

阿尔及尔港等待出口的葡萄酒桶。1913年，阿尔及利亚在行政上被认为是法国的一部分，阿尔及尔在大部分意义上也是一座法国城市。

电报作者晓之以理，说如果总统访问法属阿尔及利亚，便会发现阿尔及利亚温暖阳光下的土地适合开辟出更广阔的殖民地，从法国到阿尔及利亚密密麻麻的海上航线也注定会变得更加密集。他会明白，阿尔及利亚不仅仅是法国的加拿大，或者法国的澳大利亚，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法国的印度。对于法国的伟大，这是不可剥夺的一个方面。开发它势在必行，失去它则是不堪设想。

阿尔及尔是阿尔及利亚最大的城市，独占鳌头，拥有13万居民，其中大多是欧洲人。[3]但它同时又是整个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陈列柜：大多数游客的目的地，实行统治的主要城市，并且在这里的居民们看来，还是最美丽的城市。阿尔及尔的花园里，紫色的簕杜鹃和白色的木兰花争奇斗艳，公园里种满了橘子树和柠檬树、丝兰和棕榈树，蓝绿色的桉树与耐寒的橄榄树遍布周围的乡村。正是这番自然美景，以及近在咫尺的海上新鲜空气，让阿尔及尔在19世纪最后的数十年间，成了欧洲人过冬的热门城市，其中卡尔·马克思也于1882年慕名而来。[4]

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很多当地人看来，阿尔及尔还有其他的优点。阿尔及尔的欧洲人口大多是法裔，这一点与阿尔及利亚其他的沿海城镇截然相反。那些地方的欧洲人口中，包括大量意大利、西班牙或者马耳他裔的归化法国人。这一点让阿尔及尔比波尼［Bône，现在的安纳巴（Annaba）］、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现在的斯基克达（Skikda）］和奥兰多了一分优越感。[5]这座城市也是阿尔及利亚城镇中文化最为发达的，拥有自己的大学（1909年成立），自己的市立博物馆（1910年建成），自己的戏剧和音乐会场次。1913年，一个法国交响乐团在阿尔及尔演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在阿尔及尔竟然上演了贝九！”据说有一个当地人惊呼道，“这简直像是地中海不复存在一般。”[6]与此同时，一名英国女游客称赞这座城市“非常世界主义”，大街上“妙趣横生”。[7]“在有轨电车上，”刚刚从南安普顿坐轮船来到这里的蕾切尔·汉弗莱斯（Rachel Humphreys）写道，“坐在你身边的可能是法国人、德国人、希腊人、土耳其人、英国人、美国人，在绿树成荫的广场上，你也许会看到一辆小汽车后面跟着一辆怪里怪气的马车，上面坐满了穿白袍、蒙面纱的女人，从农村进城来。”[8]

海边中心区加高的路段，卡诺大道（Boulevard Carnot）和共和国大道（Boulevard de la République）是这座现代城市最为光鲜亮丽的地方，雅致的石砌建筑鳞次栉比，地面上的拱廊错落有致，下方的下坡道通往火车站和港口。在那里，阿尔及利亚的主要出口产品、一桶又一桶的红酒，正等待装船运往法国本土。到了晚上，人们去那里吃新鲜的虾蟹或者马赛鱼汤（bouillabaisse）。不远处就是公认的城市主广场，总督府广场（Place du Gouvernement）。19世纪阿尔及尔的征服者奥尔良公爵（Duke d’Orléans）的骑马像坐落于此，城里人把它当作一个显眼的汇合地，在这里约见，然后一起去附近的阿波罗咖啡馆（Café Apollon）喝杯咖啡。这座城市黄色和褐色的有轨电车也集结在总督府广场。每逢星期四和星期日，人们还可以花几个生丁租一个座位，停下来倾听军乐队的演奏，由此回想起法国的尚武荣光，以及支撑着法国屹立不倒的这支军队。[9]

此外还有别的东西可讲。总督府广场有三面是阴凉的骑楼——商店、咖啡馆和一家大酒店——另一面是一座清真寺，通体雪白的渔场清真寺（Mosquée de la Pêcherie）。这座清真寺提醒人们，阿尔及尔并不完全是迁移到地中海对岸的一座法国地方城市。城市之外是阿尔及利亚穆斯林——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卡比尔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体，人数远远超过了450万，相比之下欧洲人仅有72万，其中还包括1870年一起被授予法国国籍的那些阿尔及利亚犹太人。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人口并不像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的原住民那样，随随便便就可以忽视掉。

比起乡下地区，阿尔及尔市内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更像是陪衬。这里的穆斯林虽然从未彻底淡出人们的视线，但他们只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地区占据优势，那就是旧城区（Casbah）。旧城区曾经是阿尔及尔的全部。如今它仅仅是一座比之前大得多的城市中的阿拉伯区，在这座现代法国城市背后的山丘上居高临下的白色三角形区域。如果说共和国大道是法属阿尔及尔的门面，那么旧城区就是其阿拉伯往昔的堡垒。优雅的现代城市阿尔及尔，背弃了拥挤的阿拉伯旧城区，试图将它遗忘，转而面朝大海。

“老阿尔及尔的小巷构成了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奇异的迷宫，”《若阿纳》（Joanne）旅行指南为法国游客描述着旧城区，提醒他们，“没有哪一条是平坦或者笔直的，都是犬牙交错、迂回曲折、绕圈打转、乱作一团，一会儿是陡峭的上坡，一会儿又冷不丁地来一个近乎垂直的下坡。”[10]蕾切尔·汉弗莱斯和两个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用世界语）进行了一番交流，在他们的带领下快速游览了这座阿拉伯城市。“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们想象出这个地区的人们是何等的肮脏，文明是多么的原始，”她后来写道，“‘难闻’一词根本不足以形容我们所遭遇的可怕气味。”[11]最后汉弗莱斯一边走一边用手帕蘸香水捂着鼻子，总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她注意到旧城区的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咖啡馆的热浪之外当街喝咖啡，之后她匆匆前行，回到位于上穆斯塔法（Mustapha-Supérieur）欧洲别墅区迎宾大道（Boulevard Bon-Accueil）的大陆酒店（Hôtel Continental），这是当地《贝德克尔旅行指南》鼎力推荐的一家酒店。[12]

对于一些人来说，旧城区确实带有某种浪漫色彩。伊莎贝尔·埃伯哈特（Isabelle Eberhardt）是一个有俄国和德国血统的冒险家，她厌倦了瑞士的生活，到了阿尔及利亚，过着穆斯林的生活。在那里，她嫁给了一个阿尔及利亚血统的法国水手，有时会充当法国间谍。一个夏天的夜晚，沉溺在阿尔及尔旧城区的她在日记中写道：

社交界和文艺界的那些傻瓜凭什么说阿尔及尔没有一点儿阿拉伯风情？港口和上城区的屋顶上方响起婚礼声的美妙时光便是一例。青白色的屋顶衬托着许多快活的阿尔及利亚女人，她们一身粉色或者灰色的打扮，开心地嬉戏玩闹……尽管法国文明带过来的净是些渣滓，也就是妓女和嫖客，但阿尔及尔仍旧是非常优雅迷人的地方。[13]

的确，在20世纪初年，灵感来源于阿拉伯的建筑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又流行了起来，最主要的例子是官方主持建造的一所新的伊斯兰宗教学校（madrasa），采用的是所谓的“新阿拉伯”（néo-Mauresque）风格。[14]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亨利·克莱因（Henri Klein）在当地创立了老阿尔及尔之友委员会（Comité des amis du vieil Alger），致力于保护这座城市免遭现代建筑的侵蚀。与此同时，在为突破循规蹈矩的欧洲传统、取得标新立异的成就而寻找灵感的新一代艺术家眼里，北非正变得越来越时髦。北非平整、煞白的房屋成了马蒂斯绘画的主题（虽然他1906年访问阿尔及尔时，认为它“肮脏又丑陋”）。[15]1913年夏天，匈牙利作曲家贝拉·巴托克（Béla Bartók）与妻子玛塔（Marta）到比斯克拉（Biskra）旅行，用留声机记录阿拉伯音乐，以期从中发现可以在作品中使用的新调性。[16]由于酷热难耐，巴托克不得不缩短这段旅程，打算在1914年回国，而这个计划却被发生在欧洲的事件给打断了。

然而在阿尔及尔，很多法国人觉得至少旧城区配不上这样的艺术认可或者特殊保护。有些人想把它彻底铲平，一了百了。阿尔及利亚法国人欧仁·德·雷东（Eugène de Redon）参与了阿尔及尔近来的开发，他计划在当前旧城区地势较低的一个区域开辟新商业区，遭到了保全主义者的阻挠，据说他对此大喊道：“7月14日路上的历史建筑？!旧城区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是那些粪坑才对。”[17]他的话很有道理。1909年，斑疹伤寒在旧城区肆虐，隔三岔五还会闹一阵疟疾。死亡在旧城区的窄巷远比在空气流通的上穆斯塔法来得更猖獗。

因此在很多人看来，旧城区根本不是这座城市中一个美丽如画的区域，反倒证明了阿尔及利亚本地人的落后，或者在少数更开明的人看来，法兰西共和国口口声声说要改善那些阿尔及利亚人的命运，却言而无信，旧城区的这番惨状就是在提示这一点。对一些人而言，旧城区让他们想起了更难受的一个事实——阿尔及利亚的那些现代法国城市依旧是这个国家整体中零星的飞地，很可能成为阿尔及利亚当地的阿拉伯人、卡比尔人和柏柏尔人泄愤的目标。

1901年，西北的玛格丽特（Margueritte）村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阿尔及利亚人起义，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除此之外，在阿尔及利亚，整整40年里没有发生过一场严重的反法起义，上一次还是在普法战争期间。然而，对泛伊斯兰主义反叛的恐惧很容易在法国人群体中造成恐慌。1913年，在东北的城市君士坦丁（Constantine），安德烈·塞尔维耶（André Servier）写出了大受欢迎的《未来的危难》（Le Péril de l’avenir），警告称在突尼斯、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民族主义的潮流已经开始在北非各族人民之间蔓延，更不必说在边境另一边的利比亚，意大利军队正逆着当地穆斯林的意愿，确立起新的殖民者身份。[18]类似的书籍接二连三地出现，都是同样的论调。在法语报纸中，一般性的犯罪一律被扣上“本地人”或者“卡比尔人”的帽子，仿佛是在暗示阿尔及利亚本地人对恶劣犯罪有特别的嗜好，或者对通常意义上的犯罪天赋异禀。[19]1913年之前的三年里，基于有可能在旅程中接触到宗教和政治极端主义，阿尔及利亚人的麦加朝圣遭到禁止。1913年，麦加朝圣再度获得批准。当地的法国官员阴阳怪气地问，为何出现了一艘德国轮船搭载朝圣者。[20]

同年，突尼斯的一家剧团在阿尔及尔首演了一部现代阿拉伯戏剧，Najib al-Haddad的《萨拉丁》（Saladin）。[21]该剧的题材带有浓烈的政治气息。萨拉丁是一位伟大的穆斯林领袖，曾经在圣地抗击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他的才略、胆识和胜利者的骑士风度为他赢得了荣誉与尊敬。简而言之，他是全体阿拉伯人的英雄。回顾他的一生就是在提醒观众，当年的阿拉伯人曾经是主人而不是臣民。那个时代显然早已远去，不免让人心生苦痛。然而到了1913年，受过教育的阿尔及利亚人正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自身，作为本民族历史的参与者，虽然是被法兰西共和国塑造的，也深受其价值观的灌输，但并没有完全对巴黎言听计从，任其摆布。1907年，在阿尔及尔出版的一本书简要介绍了阿尔及利亚历史伟人的生平。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们明白，这种圣徒传的形式对于国家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他们自己就喜欢用类似的办法。

与此同时，当面对如何在为数众多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和卡比尔人之中将少数的欧洲人组织起来这一问题时，事实证明“自由、平等、博爱”这套共和主义永恒的价值观是极具可塑性的。一些共和主义者将同化原则奉为圭臬，理想是将阿尔及利亚人转变为法国公民。他们认为这是法国推行教化的使命。“我就是对全人类团结深信不疑的那种人。”总督吕托（Lutaud）在1913年5月的一次讲话中说。[22]但在吕托看来，如果说这种团结终究会实现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要按法国人的条件，行法国人的方便：

每当一个（当地的）个人从教育和文明中受益，他就离我们更近了一点儿。他可以积少成多，得到和我们同样的权利。这是演进的法则，缓慢却必然、难以察觉但又确凿无疑的转变之法则。当原住民拥有和我们一样的教养时，当他们把某些偏见抛之脑后时，我们就能完全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了。

从阿尔及利亚人的角度看，法国人所承诺的转变，其实基本上是察觉不到的。到了1913年，法律和惯例中依然存在着极大的不平等。阿尔及利亚人是法国的属民，却不是法国公民。阿尔及利亚人是有可能成为法国公民的，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宗教信仰，伊斯兰教神职人员（以及很多同胞）会将这种入籍行为视为背教，这样的后果也是需要承受的。1909年之前的10年间，仅有337名阿尔及利亚人成功申请入籍，成为法国公民，另有214人遭到拒绝。[23]与此同时，法国人所享有的公民权利并没有全部授予阿尔及利亚人。后者要受到额外的法律约束，穆斯林与法国官员顶嘴，或者按照当地传统在婚礼上鸣枪以示庆祝，都是违法行为，可以进行处罚。仅凭总督的一面之词，就可以对阿尔及利亚人实施行政拘留，最长可以关押三年。

法律上的不平等同样也存在于对阿尔及利亚人的财政安排中。阿尔及利亚人缴纳的财产税和所得税在比例上远远高于欧洲人，仍然被征收所谓的“传统”税，被施加法国早已在大革命期间废除的、半封建性质的徭役。因此阿尔及利亚地主总是连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农民都不如，渐渐变得债务缠身，或者破产，或者离开土地搬到城里去，这一切都不足为奇。1913年，仍有一半的阿尔及利亚人在他们拥有的土地上生活、劳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贫穷，不得已将自己的农田划分成小块，且越划越小。1913年，此时距离卡尔·马克思来到阿尔及利亚疗养已经过了30年，他的信徒罗莎·卢森堡将这个国家举作殖民者进行资本主义财富积累的头号例子。“在饱经磨难的英属印度之后，”她写道，“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在资本主义殖民史中占据着显要位置。”[24]

阿尔及利亚人虽然为阿尔及利亚贡献了大量的税收，但他们对于这笔钱的去向却没有什么发言权，至于公共设施的提供，情况也可想而知。在农村地区，就算有市长，也都是法国人。在一些市镇，由阿尔及利亚人选出来的席位充其量占到地方议会的1/4。在另外一些市镇，地方委员会中的阿尔及利亚人代表是由法国人任命的，这些幸运的少数人被叫作应声虫（Béni Oui-Oui），因为他们总是完全同意法国人的提案。在阿尔及尔，负责通过整个阿尔及利亚地方预算的财政委员会中，尽管有21名成员是阿拉伯人或卡比尔人，但欧洲人是他们的两倍。此外，法国代表是由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男性普选出来的，而阿尔及利亚代表是由少部分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选出来的，他们的人数不过5 000，其中还包括很多保守派的阿尔及利亚人，被认为是最容易控制住他们本民族的人。

至于共和国的承诺与阿尔及利亚实际情况之间的差距，任何人只要花上一些时间更加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个国家的实情，就不会看错。然而受过教育的、法国化的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正在崛起，准备对这样的差距提出挑战——用法语，直指法国政府。1913年，拥有法国法律博士学位的谢里夫·本哈比勒斯（Chérif Benhabylès）将自己的观点写成了文字。他写道：“这份意见是一名阿尔及利亚本地人青年战战兢兢的自白，他在法语课堂上接受教育，深爱法兰西的美名，将自己所受的教育归功于法国的统治，并且视其为真理；他既不想像某些忘恩负义的人一样，对他的恩人们恶语中伤，也不愿对当权者阿谀奉承，溜须拍马。”[25]本哈比勒斯对共和国的批判还没有达到揭它老底的程度。

本哈比勒斯认为，对于法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在这个曾经的强盗国度、海盗大本营建立的秩序，阿尔及利亚人应当心怀感激。然而他接着说：“考虑到一名警官的月薪，穆罕默德·本·阿里，这名热心工作的警探赢得了上司的信任和尊重，但到了预算上，天平就极度倾向于弗朗索瓦·阿尔贝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平等？”他严厉批评了传统的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认为他们要么保守，要么懒惰，安享因自身地位而得到的靠不住的利益，而不去寻求自我提升，或者为别人谋发展。本哈比勒斯指出，到了晚上，年轻的阿尔及利亚贵族子弟并没有为了成为法国人而学习，而是到单身汉之家去，“在那里拨弄吉他，打牌，大吃软蛋糕，抽大麻，甚至是鸦片，这时会有一个眼圈涂成炭黑的美女，往往是犹太妓女，来照顾其他人”。他继续说道，几条街开外，“啜泣的母亲和妻子正等待着我们的散步者”。（当然，对他们的批评不仅来自自由主义的、法国化的阿尔及利亚人，还来自他们在宗教上的对立者：追求净化宗教生活的萨拉菲派伊斯兰教信徒，这些人认为法国人和传统的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都腐蚀了他们的宗教生活。）

但本哈比勒斯的主张是，对新的阿尔及利亚精英团体阿尔及利亚年轻人来说，面前的道路并不是要偏离法国，而是要通过法国，通过他本人就曾从中受益的那些机构：学校和大学。[26]［埃米尔·哈立德（Emir Khaled）出身于阿尔及利亚名门望族，在1913年加入阿尔及利亚年轻人团体。在他看来，这条道路要通过另外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机构：军队。］[27]本哈比勒斯得出的结论是，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之所以对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的议程颇有微词，从根本上是由于经济利益的促动：他们惧怕与阿尔及利亚人在就业和政府开支方面进行竞争。他们在政治上过度恐惧。对泛伊斯兰主义——“几个作家丰富想象力的产物”——的恐惧，不过是用来隐藏这些卑劣动机的烟幕弹。[28]在任何情况下，法国不是都有责任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改革，恪守共和国的价值观吗？事实上，“对一个总是信任自己的儿女，并且肩负着将文化大旗插遍全世界、贯彻在自身历史各个时期的光荣使命的国家，最美好的报偿”不就是改革吗？[29]

与本哈比勒斯的法学博士身份相适应的是，他并没有采取革命的表达方式。他采取的是渐进主义同化的共和主义表达方式，自己则是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而不是法国人来表达这些。毕竟阿尔及利亚年轻人并不是为未来的全体阿尔及利亚人争取完全的政治权利，而是想要让受过法国教育的精英人士——换句话说，就是他们自己——更多地参与治国理政。这是要减轻法律和经济负担，并不是彻底推翻法国的统治。从很多方面来看，阿尔及利亚年轻人提出的议程最让人意外的一点是，它竟然如此温和。1908年，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代表团来到巴黎，向乔治·克列孟梭总理当面陈词。1912年，又有一个代表团重返巴黎，带去了一份差不多是改革宣言的东西呈交给普恩加莱总理。次年，埃米尔·哈立德在法国进行了一系列演讲，主张采纳阿尔及利亚年轻人提出的改革方案。他的阿尔及利亚名门望族身份、在法国军队中服役的经历和法国教育背景，意味着他能够在传统的阿尔及利亚人和共和主义的法国人这两个群体之间左右逢源。在法国知识分子领袖（以及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法国人—本地人联盟（Alliance Franco-indigène）。变革之势愈演愈烈。

1913年，在阿尔及利亚改革中，有一种新的、强有力的论调或将成真，巴黎则对它越来越敏感，那就是征兵制。

对于是否要将义务兵役制推广到绝大多数并非法国公民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群体身上，作为扩充法国军队规模的手段，巴黎政府部门已经考虑了多年。如果处理得当，会把阿尔及利亚从不得不由母国法国的军队镇守的一大消耗，转变为新兵的储备库。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反对这一构想，一方面是注意到了那样做会扰乱阿尔及利亚的经济生活，另一方面是担心军队会让阿尔及利亚本地人掌握危险的组织技能和军事技能。传统的阿尔及利亚精英人士也反对扩大兵役，他们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担心穆斯林在以基督徒为主的军队中的待遇问题，认为这只是施加在他们和子孙身上的一项额外负担。

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站在了不同的阵营。他们准备接受这一构想，不过是有条件的。如果公民的义务推广到了阿尔及利亚人身上，那么公民的权利不也应当得到扩充吗？把阿尔及利亚人想要的一些东西给他们，以此对他们进行某种形式上的安抚，不仅是公正，更是良政的体现，这岂不是明智之举？他们的策略是将兵役用作杠杆，撬开法属阿尔及利亚的组织结构，坚持改革。他们坚信，更让巴黎发愁的，终究还是兵员数量，而不是一小撮阿尔及利亚法国人议会代表在所难免的高声抗议。

事情果然如此发展。1912年扩大了义务兵役制，巴黎方面也承诺会继而进行改革。但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又将是怎样的改革呢？一如既往，细节和时机才是问题的关键。1913年，就在埃米尔·哈立德在巴黎为阿尔及利亚年轻人的议程造势时，偏偏是法国国民议会中的阿尔及利亚法国人议员、政治现状的坚定捍卫者欧仁·艾蒂安当上了国防部长。那么法国的国家安全体系、阿尔及利亚的改革、共和国的承诺、殖民者的私利，这一切又将如何调和呢？北非法兰西共和国的新协议是不是正待达成？还是像过去屡屡发生的那样，改革的承诺终将化为泡影？法兰西共和国会不会在地中海以北真正奉行共和主义，而在地中海以南仅仅做些表面文章？随着1913年落下帷幕，这些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严峻。

孟买—德班
帝国的织锦

1912年12月23日，在德里火车站与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皇宫红堡（Red Fort）之间的月光集市路（Chandni Chowk Road）上，一颗炸弹投向了英国国王——印度皇帝乔治五世的私人代表、印度总督查尔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的象轿（howdah）。“炸弹猛烈爆炸，”后来的官方文件中记录说，“把象轿上正好站在哈丁勋爵身后的随从炸得粉身碎骨，站在哈丁夫人身后的随从也身受重伤。”[1]“夫人阁下所幸安然无恙，”报告继续道，“但哈丁勋爵被炸弹碎片击中，受到了诊断书中所述的伤害。”站在附近的一名男孩儿死亡，几名旁观者受伤。

调查随之展开。据当地犯罪调查局的穆斯林领导Khan Bahadur Sheikh Abdullah报告称，炸弹所使用的主要爆炸物是苦味酸，是从旁遮普国民银行（Punjab National Bank）的办公室投到象轿上的。[2]然而，犯罪者的身份还未能确定。这个国家的一些地区由英国直接统治，另外一些地区由当地的印度王公（在英国的领导下）统治，整个国家是由印度文官机构中的一小撮英国公务员来掌管，还有少量军队可供差遣（以印度人为主，军官是英国人），以及有限的警力。在一个至少有3亿人口的国家，即便是像这样高调的政治犯罪，能不能解决也要看是否有什么侥幸的线索。说到底，哈丁的印度——又叫英属印度——是从北边的阿富汗和西藏边界一路延伸至南边的锡兰（斯里兰卡）海域，囊括了东边的暹罗（泰国）与西边的伊朗之间的疆域。这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是一个逃亡者可以轻易融入的世界。

因此就目前来看，只能把对总督的这次刺杀看作更猛烈的一阵反英活动浪潮中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几年里，偶有零星的反英活动，特别是在印度东部的孟加拉，那里的反英情绪高涨，是由于当局将这个颇有历史意义的省划分成两个行政区的拙劣尝试，所幸这一政策现已撤销。分治方案提出之后，一场对非印度商品的抵制运动——印度语中叫swadeshi，意为自给自足——在短时间内受到了人们的拥护，但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现已变得更像是促进印度经济发展、保护印度传统工艺的一句大众口号，很大一部分印度人和英国人都对此表示赞同。恐怖主义被一些人用作对付英国人的政治武器，但它从未威胁到英国对印度整体的统治。

因此，恐怖主义蔓延到德里自然会引起高度关注。说到底，这座城市被确立为英属印度的新首都，还只是两年前的事。1911年，国王—皇帝乔治五世访问印度，在半封建性质的忠诚展示会德里杜尔巴上，印度王公向他表示了至高无上的敬意。德里由此被视为英国在印度势力的据点和象征，让英国人在公众心中树立起了曾经立足于此的莫卧儿王朝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城市建筑风格的选择能够强化这座城市的象征意义，查尔斯·哈丁主张采用“东方人和欧洲人都感兴趣的”建筑风格时，曾力争这一点。[3]如今，城市甚至还没有完全建成，而它作为英国势力象征的用意，是否已经打了折扣呢？

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除了少数政治观点得以表达并且被监控着的印度人以外，印度的民声在1913年是听不见的，大多数印度人的生活完全受当地环境和事务的支配。[4]而大多数英国人坚信，他们驻扎在印度，是一种文明的善举，受到了当地人的普遍欢迎，他们把铁路和教化带到这个国家，传播秩序的美德、良政的原则。他们所听到的来自印度、关于印度的信息，主要出自那些与印度政府关系密切的人，比如从印度文官机构中退休的英国文官，或者退伍军官。这些人并不完全像巴黎国民议会中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代表们那样奉行利己主义，却还是自视为最高贵的种姓，一个人上人团体，比印度人本身更了解印度的真正利益之所在。

与此同时，声称为全体印度人发声的印度人团体陷入了分裂。这就是从名称来看颇有雄心壮志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事实上是印度精英人士的组织，有时还会让英国同情者来当主席。[5]温和派只要求在印度内部进行改革，提高印度在大英帝国内部的地位。“从个人素质来看，他们比我们更优秀，”政党领袖戈帕尔·克里希那·戈卡莱（Gopal Krishna Gokhale）这样说英国人，“他们的责任感更强，在工作中有更强的组织纪律性，他们知道如何捍卫他们所拥有的各项特权。”[6]从不列颠之狮身上还是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的。对于温和派来说，大英帝国依旧是印度自然的归宿。

其他人就没有这个把握了。国大党前任领袖巴尔·甘格达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建议更强烈地煽动反英情绪，呼吁采取更迅速的途径，实现更充分的自治。据说提拉克的画像被张贴在孟买的墙壁上。1908年，他被指控煽动骚乱，在孟买的法庭上被判了刑，这件事引发了街头的抗议活动。但到了1913年，提拉克还在监狱里，而自封为印度民意代表的实用派依然在冷静地呼吁改革，他们觉得自身的温和行为让他们完全有资格实行改革。年底，在卡拉奇举行的印度国民大会党集会上，会议主席、穆斯林纳瓦卜·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哈杜尔（Nawab Syed Muhammad Bahadur）感觉到英属印度以及他自身的这个组织所受的压力都有所减轻。“由于人民的明智，同样也由于英国人的政治才能，我们得以安全摆脱印度的动乱，”他对听众说，“这场动乱是在这一时期席卷整个亚洲的、觉醒与动荡之巨浪中的一部分。”[7]从这一点上，他主张“让我们为了内部的团结，为了国家的发展，为了让进步与团结的力量符合我们过去的成就和未来的期望而奋斗”。

查尔斯·哈丁在1913年年初的几个星期里渐渐康复。当他痊愈之时，印度的事情也回到了混乱的常态：大英帝国的这块宝石之所以落到英国手里，一半是偶然、一半是蓄谋，一半是通过商业利益、一半是通过政府干涉；它是帝国最大的一笔财富，也是最大的软肋；它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谜；英国人声称只能以他们的方式来管理这里的众多民族、种族和宗教，运用技巧，不偏不倚，坚定沉着。几个世纪以来，印度一直都有英国人的身影，如今他们已经是印度风貌的一部分了，英属印度的来历反映出了英国势力在全世界的膨胀。“英国与印度的关联随着英国的发展而发展，”威廉·威尔逊·亨特（William Wilson Hunter）在他的《英属印度史》序言中写道，“直到如今它与我们骨肉相连。”[8]

查尔斯·哈丁总督在德里遭遇暗杀。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支点、军事人力的储备、英国商品的市场。

哈丁在德里遭遇暗杀过去几个月后，在印度的入口、1911年国王—皇帝乔治五世前往杜尔巴路上的登陆地、海滨城市孟买的市中心，上演了一场温和派印度人表达忠心的欢迎会。当下的场合是1913年的大英帝国日，和温尼伯或墨尔本一样，孟买也在庆祝，却有着明确的印度风格。“Javer Baug的房屋上装饰着英国国旗……Nar-Narayan寺庙的入口处挂着一张标语牌，上面写着‘印度皇帝和皇后万岁’。”著名孟买历史学家普鲁肖坦·巴尔克里什南·乔希（Purushottam Balkrishna Joshi）在随庆典一同发行的小册子《大英帝国日与我们的义务和责任》（Empire-Day and Our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中这样写道。[9]乔治五世和妻子玛丽王后—皇后的肖像用花冠装饰着。“为负责主持的Karvir的商羯罗大师准备了一个加高的座位，座位上覆盖着神圣的黑羚羊皮，”乔希继续写道，“随着商羯罗大师诵起一段梵语祷告词，庆典开始进行。”

在乔希看来，英国的霸权是有好处的。“英式教育（尤其是英国人在印度建立的五所大学）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彻底的变革，消除了我们幼稚的偏见，让我们放眼望去，将无限的知识尽收眼底。”至少对于极少数能够接受这种教育的人来说是这样的。[10]就此而言，英国人岂不是正在遵循最优秀的婆罗门传统，向人民普及教育和启蒙，感受到他们对印度人的责任，恰似印度贵族对他人的义务？这样看来，英国人和婆罗门在这条探求的道路上岂不是天生的伙伴？他认为，如果没有教育的进步，印度会沦为落后的国家，英国人也会不受待见：

印度会像现在的阿富汗和波斯一样，依然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英国人会被视为野蛮人，被人们避开、憎恨，或者如果人们忌惮他们刺刀的力量，对他们采取容忍态度的话，还会把他们看作罗摩的猴子大军的后裔。

从政治上看，在1857年的兵变之后，难道不是英国人带来了秩序？“印度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维多利亚女王（首位印度女皇）和她手下那些能干的大臣们的深谋远虑、宽宏大量与政治才能。”乔希提出了这一点，不过又补充说英国人尚未兑现他们在政治事务上对印度人民的所有承诺。“我们并没有要求任何特殊权利或者特别优待，”他对Javer Baug的听众说，“我们恳求，我们真诚地希望，维多利亚女王给我们的郑重承诺能够实现。”但他和印度国民大会党一样，建议采取耐心、忠诚、与英国伙伴友好辩论的途径，而不是恐怖主义的鲁莽方式，因为这注定会招惹到英国人，体现出某些人所秉持的印度和印度人无法胜任自治的观点。“印度人犯下的最大过错就是对英国的统治忘恩负义，”乔希表示，“自从英国人踏足这片海岸，就一直在为印度人煞费周章。”

就此观点来看，印度永远欠英国一份恩情债。英国的统治根本不是英国镇压印度人的手段，说到底还是印度自我改进的工具。在这个概念里，英国与印度之间是合作的关系，或许一开始并不平等，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正在逐渐趋于极其慷慨大方的平等。近年来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将选举产生的60名印度代表引入总督的委员会，印度代表进入省议会，撤销孟加拉分治——岂不是体现了坚定不移的改革之路，朝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也许只是犹疑不决的一小步。

诚然，1913年的印度，其民主程度或许还不如法属阿尔及利亚。但话说回来，英国的承诺从未像法兰西共和国那样多。对于委任统治，它提供了法律、教育、良政，而不是自由、平等、博爱。说实话，欧洲人所理解的民主难道就不会与印度的良政背道而驰吗？英国人难道没有义务保护少数群体——例如穆斯林——不被多数主义原则下的印度教教徒以极大优势压制吗？新成立的穆斯林联盟害怕印度教教徒以数量取胜，他们充分表达了对英国国王的忠诚，继而请求英国的保护。这样一个印度人群体在军队和警察队伍中明显超过了比例——确切来说，是因为他们被视为格外忠诚的一个群体——英国人也热情地接受了他们的忠诚。即便英国自由主义者与一些印度同僚——包括1892年在伦敦芬斯伯里中央选区（Finsbury Central）当选英国国会议员的印度人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一道批评大英帝国在印度未经改革的统治，但他们未必都认为放开手脚的民主才是答案。印度的管理问题不能一蹴而就，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其他任何人来都不行。

英国人可以声称在印度肩负着历史使命，但谁都不会怀疑英国也因进驻印度而获得了明显的物质和战略利益。道德目的与民族自豪感——以及自身利益——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前总督寇松勋爵在1901年指出，“如果我们失去它，就将立刻沦为三流强国。”[11]印度之所以重要，经济占了一部分原因。1913年，英国的出口依然以棉布类商品一家独大，印度依然是它最大的市场。[12]英国在印度的投资发展成了一张贯穿整个国家的巨型铁路网，反过来，印度购买的火车头和火车车厢又占到了英国这类出口商品的1/3。但同样也有政治和战略上的原因。控制了印度，就控制了印度洋，因此也就控制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海上航线。同时，控制了印度，对俄国势必进一步支配亚欧大陆的扩张也起到了先发制人的作用。此外，印度驻军的人数超过了印度自身防御所需，却是由印度的税收养着，也就是所谓的“本国费”（Home Charges）。倘若大英帝国的其他地区需要支援，印度驻军是一个颇具规模的额外军事人力储备库。最后，印度的黄金掌握在伦敦手里，补充了英国自身的积累，并确保在印度银本位货币贬值的趋势下，支付给英国的“本国费”不受影响。这里的印度银本位货币贬值是1913年皇家委员会调查的主题，委员会也得到了专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有力协助。

1913年，印度被称为帝国的宝石，仿佛仅仅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小装饰品，让英国的领地锦上添花，当伦敦人为以自身所在地为中心的帝国之庞大而感到自豪时，印度也让英国的国民们又多了一个可以助长这份自豪感的东西。把印度称作帝国的支点，或许更合适。

对大多数来自欧洲、经苏伊士运河穿过红海、之后出亚丁湾进入印度洋的旅行者来说，他们在印度的头一个靠岸处就是孟买，曾经的葡萄牙殖民地。1661年布拉干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嫁给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时，带来了孟买作为嫁妆。

17世纪的孟买曾经是一座拥有一万人口的城市，一个设防的岛屿港口，沿着印度海岸一路延伸、跨越大洋到阿拉伯和非洲东部的穆斯林贸易网中的一个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英国统治下的孟买形态扩大，填海拓地，孟买岛渐渐转变成了一个人工半岛，底气十足地从大陆突入印度洋。1853年，一条铁路线最先把孟买和塔那（Thana）连接起来。往后的那些年里，工程师们将周围各个岛屿连为一体，把孟买向外扩，一直到1912年，Mazagon-Sewri改造让城市的陆地面积增加了583英亩。[13]现如今，在1913年，孟买共有100万居民，比加尔各答少几十万。它既是工业城市，又是商业城市，居住在这里的既有印度最富的人，也有印度最穷的一些人，它是一座国际性的、拥挤的城市，马拉地语、古吉拉特语、印度斯坦语的音调交织在一起，不同教派的穆斯林、印度教教徒、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帕西人、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各得其所。

1854年，连接塔那的铁路建成通车之后的第二年，帕西商人Cowasji Dawar在孟买建立了第一家棉纺厂，由此开辟了为印度人所有、由印度人经营的一项产业。这项产业让孟买成为印度的经济和金融之都。到了1911年，塔塔水电厂（Tata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在洛纳瓦拉（Lonavala）开始运营时，孟买的棉织机已经占到了全国的一半。[14]“在孟买这座城市的发展历史中，1911年将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名记者洋洋洒洒地写道，赞美着一项“凭借印度人的智慧和印度人的资产而达到现阶段的”发展。[15]“长期以来，印度一直因她的神奇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篇文章继续写道。但如今情况正在变化：

她（印度）像是一个梦里人。她生活在群星之间。当印度把一车厢的实际生活和学问拴在星星上时，未来的她无疑会比过去更加强大。在下一个世纪里，印度将会在科学和工业领域取得长足的进步。[16]

孟买的确是帝国的城市，然而作为帝国城市，它的存在方式与同样地位的那些城市并不相同：比如德里，建城的目的是为了让印度人深刻认识到英国统治者作为莫卧儿王朝继任者的资格，或者加尔各答，那里的商人和实业家中，欧洲人和印度人平分秋色。[17]孟买不会成为一座好高骛远的城市，而是要代表印度实际、商业、现代、高效的一面：那就是未来的印度，自信、开朗。1913年，从孟加拉走出了印度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但同年印度的首部电影Raja Harishchandra却是在孟买首映。“看——皇家猎虎，看——丛林之火”，一家报纸上这部电影的宣传语如是说。[18]孟买的外在环境更是得天独厚。19世纪80年代，这座城市建成了宏伟的维多利亚终点站（Victoria Terminus），这是英属印度最大的建筑物。从它的全砖拱门、垛口、哥特式尖顶和怪物形状的滴水嘴来看，它不仅与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依稀相似，还有另外一些地方向印度北部的撒拉逊风格靠拢。一只英国狮和一只印度虎在入口处迎接来访者，整座建筑物顶端立着一座14英尺高的雕塑，象征着进步。海边的泰姬玛哈酒店（Taj Mahal Hotel）于1903年开张迎客，委托建造这座酒店的是孟买一名举足轻重的帕西商人贾姆希德吉·塔塔（Jamsetji Tata）。孟买的城徽上自称“印度第一城”（Urbs Prima in Indis）。这是孟买居民意欲长久保持下去的一项殊荣。“我的城市毫不吝啬，”出生在孟买的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在一部脍炙人口的诗集的献词中欢呼道，“因为我出生在她（印度）的城门里/在棕榈树与大海之间/驶向天际的轮船停靠之地。”[19]

走海路过来时，在见到这座城市之前就会有所感觉。“空气中充满了难以言表的香味，”19世纪末乘船来到这座城市的塞尔维亚Bojidar Karageorgevitch亲王写道，“我们已经在沿着印度的海岸航行了，但依然看不到海岸线，也没有任何标志，唯有这一阵阵温暖的气流，满溢着麝香和胡椒混合出来的那种神秘莫测的芳香。”[20]随后，城市便映入眼帘：

黎明之前，夜色阑珊，暧昧的光亮映出幽暗的景致，灰色和紫色的山峦，山的形状酷似庙宇，其中两座看上去确实像是顶着低矮的塔，仿佛尚未完工。晨雾笼罩了一切；此景必然要在一系列黯淡的色彩中渐变，直到不久之后重现在清澈的玫瑰红光中，正是这光把闪耀的金粉倾泻在宽广的孟买泊地……我们渐渐靠近，在建筑群中看清了哥特式塔楼……在纯洁的亚洲那灼热的光照下苏醒。

对于几年前来到这座城市的德国人汉斯·冯·柯尼希斯马克伯爵（Count Hans von Koenigsmarck）来说，最先感受到的同样是城市的气味——“混合着麝香、香料和人们在祷告和过节时焚烧的檀木闷燃的气味”。[21]但紧跟着的是城市的色彩：“在这里，人们的肤色展现出了所有的色调，乞丐们五花八门的装扮展现出了调色板上的全部色彩。”作为商品交易城市，有东西要卖和有钱去买的那些人的集合地，孟买恪守着自己的传统，强烈的多样性或许正是这座城市最大的特征：

孟买的魅力在于它的多样性——风光、街景、人口的多样性。一个人得长出100只眼睛，才能把它那异域风情、光怪陆离的来来往往尽收眼底。这分明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场景啊！东方，完全是童话般的光辉灿烂，旁边是清醒冷静、条理分明的欧洲；西方单调无趣的陈词滥调，和这么多沉溺于色彩和奇遇的人们来往着。孟买既是泛亚洲的，同时又是世界性的，它是一个种族与宗教的熔炉。

在孟买的一条街上，会看到虚弱的人被带去火化，以期有助于消灭这座城市周期性爆发的一阵阵瘟疫。在其他地方，或许是城市最大的居民区、俯瞰巴克湾（Back Bay）的马拉巴山（Malabar Hill），会看到帕西的百万富翁乘车出行。“人身上的脓包与热带植物的芬芳混合成这里特有的味道，有谁会分辨不出呢？”[22]

斯蒂芬·埃德华兹（Stephen Edwardes）是一位对孟买的振兴颇有研究的业余历史学家，1913年时担任这座城市的警察局长，他声称“世界上各个城市街头来来往往的人潮中，当属挤满了孟买街头的人潮最具生气，最为丰富多彩”：

在这里，梅蒙（Memon）与和卓（Khoja）女子穿着绿色和金色或者粉色和黄色的衬衫长裤，戴着深蓝色的面纱，带着穿彩虹色的孩子们游荡。来自印度北部的印度教教徒打扮得有模有样，穿着柔软的棉布衣裳，包着整洁的彩色头巾；古吉拉特人戴着红帽子，穿着贴身的白衣服；喀奇的水手是昔日海盗的后代，有着硬朗的五官和古铜色的面容……穿着卡其色的英国士兵；来自叙利亚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阿拉伯人；来自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和波斯混血商人，穿着阿拉伯或古波斯服装，包着带红边的黑头巾……信德族人穿着有许多纽扣的马甲；来自非洲的黑人裹着带条纹的围腰布，在街头缓缓而行，每当看到什么新鲜事物时，总会惊奇地驻足；还有穿着孟买伊斯兰服装、戴着红色土耳其毯帽的黑人；留辫子的中国人；最新潮欧式打扮的日本人；穿着英国夹克、包着宽松头巾的马来人；戴着高高的羊皮帽子、穿着羊毛华达呢的布哈拉人，取道从麦加返回他们在中亚的家乡。[23]

埃德华兹或许会焦急地思忖，这就是他要维护秩序的城市。这项任务并不简单，需要在各个社区之间维持长久的平衡，每一个社区都有各自的利益、节日、传统和历史上的过节，这一切从乡村的广阔空间聚集到了孟买的邻里街坊。这座城市的生活被压迫得让人窒息。根据1911年的人口普查，孟买有3/4的人口居住在四五层楼高的廉租公寓中的单间。市政府有时会盖一些采光和通风更好的新楼，但往往由于房租太贵，招不来租客，要么就是到头来这些更大、更通风的屋子里住进去的人比计划入住人数还要多。[24]1893年，在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社区暴乱中，有80人丧生。五年后的1898年，一支暴虐的搜查队在搜寻一名隐瞒病情的瘟疫病人时，与愤怒的人群发生对峙，他们向人群开枪，反过来激发了人们对欧洲人的袭击。1904年，在什叶派穆斯林的请愿下，传统的逊尼派街头乐队庆祝伊斯兰历正月节日被禁止。什叶派随后又斥责逊尼派“喧哗吵闹、不守规矩的游行队伍”亵渎宗教，“用嗓子和手鼓制造巨大的噪音……摆出下流至极的姿态和手势，将身体暴露在男男女女众目睽睽之下”。[25]1911年，当警察局长埃德华兹试图给街头乐队指定一条行进路线时，有20人死在了警察的枪口下。正如他在别处所描述的那样，街头乐队就是“原住民精神信仰中的喧嚣和吵闹”的体现。[26]

这座城市最美的全景要到孟买岛一个岬角南端的马拉巴山山脊去欣赏。在这里能够看到城市的全貌，从宽敞的新花园和公园，到拥挤的老城，帝国宏伟的行政大楼，还有稍远处为孟买的帕西精英赚取财富的棉纺厂。1908年的《帝国地名辞典》（Imperial Gazetteer）描述道：“夜里站在山脊上，俯瞰着Chaupati海滩的棕榈丛，从巴克湾到Rajabai钟楼［位于新哥特风格的孟买大学校园内，由设计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的建筑师吉尔伯特·斯科特（Gilbert Scott）设计］、秘书处（Secretariat）、Colaba灯塔的一大片区域，陆地边缘的整条弧线上点缀着一串连绵不断的光链，是名副其实的‘女王的项链’。”[27]孟买老城就坐落在下方的海湾另一端。左边是“工业区，有高大的烟囱群和厂房屋顶”，是工厂主们大量财富的来源，工人们对创造出这些财富的条件提出抗议，举行罢工，影响力越来越大。[28]1913年，孟买工厂主协会（Bombay Mill Owners’ Association）主席杰汉吉尔·博曼吉·珀蒂（Jehangir Bomanji Petit）预见到，印度会被和欧洲一样的趋势所影响。他表示：“这座城市的工人如今已经开始意识到人多力量大，团结就是力量。”[29]

汉斯·冯·柯尼希斯马克探寻着孟买建筑物中的英国印迹。“从一开始你就会发现，这座大都市是老英格兰的女儿。”他以德国人的自信口吻写道。[30]当然，总督府上方飞扬着英国国旗。1913年的《撒克孟买名录》（Thacker’s Bombay Directory）列出的2 398辆汽车中，价值连城的注册号01落在英国上尉G.H.休伊特（G. H. Hewett）名下，紧随其后的瓜廖尔（Gwalior）土邦王也只得将就用02、03、04号。[31]与此同时，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建筑很多都是由英国建筑师负责的。但是这座城市的英国韵味在大多数领域都比较淡。城中两位举足轻重的建筑师，苏格兰人约翰·贝格（John Begg）和乔治·威特（George Wittet），刻意采用没有英国味的印度—撒拉逊风格，设计了孟买近年来建造的两座最宏伟的建筑：邮政总局和西印度威尔士亲王博物馆。[32]

孟买最具英国风情的地点，无疑是位于阿波罗码头（Apollo Bunder，一个海滨散步场所）的皇家孟买游艇俱乐部（Royal Bombay Yacht Club）。每到星期五下午，这里就挤满了印度的英国侨民，一边等待来自英国的邮轮，一边聆听衣着整齐的英国军乐队在俱乐部花园里演奏。刚刚结束阿尔及尔冒险之旅的蕾切尔·汉弗莱斯坦言：“要想消磨掉一两个小时的时光，很难找到比游艇俱乐部更有乐趣的地方了，这里完全是英国人的天下，绝对不允许有色人种入内。”[33]《威斯敏斯特公报》（Westminster Gazette）编辑约翰·阿尔弗雷德·斯彭德（John Alfred Spender）写道：“把灯光全部调暗，在昏暗的光线下，（从孟买游艇俱乐部）看到的风景和普利茅斯高地（Plymouth Hoe，位于英格兰南部海岸）没什么两样。”来到印度参加1911年德里杜尔巴的斯彭德继续道：“暮色迅速消融，电灯上的花彩把100张茶桌照耀得光怪陆离，一支出色的军乐队奏起了《参孙与大利拉》（Samson and Delilah）中的音乐。”[34]“当你置身此地，”他接着说，“你会忘记身后那座庞大、酷热、瘴气缭绕的城市。”他竟是这样写的：

（你）会对孟买英国男女的快活、聪明、美貌和礼仪发出赞叹。不论平民或是军人，他们显然是一个强大、独立、美丽的种族，带着一份难以言喻的威严。[35]

然而这份威严，至少在斯彭德看来，并不是炫耀出来的：

你听不到有人说大话；事实上，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就是诱使他们（英国军人和文官）中的任何人说起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职责。他们似乎将自己身在此处、身负其责视为理所应当。你最先得到的突出印象是，他们都对治理非常感兴趣，根本没人对占有感兴趣。因此，孟买虽然是被外国人统治着，却能让你强烈地感受到它明显是属于自己的，事实上它是一座真正的印度城市，与通常意义上的英国殖民地相去甚远。[36]

在很多方面，孟买确实更具印度而不是英国色彩，与阿尔及尔恰恰相反，后者的法国色彩盖过了阿尔及利亚的。如果说印度的上层人士被英国人的俱乐部排斥，那也不要紧，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1886年，帕西人创立了他们自己的体育俱乐部。1892年，一个穆斯林体育俱乐部得到了一块土地；两年后，一个印度教体育俱乐部也得到了一块土地。1912年，欧洲人、帕西人、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这四大社区之间举行了首届板球四角赛。或许孟买的上层市民不会在彼此的家里或者俱乐部里见面，但至少可以相会在板球场上。

板球赛场外，孟买的各个社区还在争相做慈善。这项竞赛的胜者无疑是帕西名流詹姆塞特吉·吉吉博伊（Jamsetjee Jeejeebhoy）爵士，孟买首位被授予从男爵爵位（世袭爵位）的印度人。吉吉博伊及其继承者在全市的医院和火庙的名字上都有所体现，更不必说孟买的艺术学校了，印度英国人的杰出代表鲁德亚德·吉卜林之父洛克伍德·吉卜林（Lockwood Kipling）就曾经在这所学校教建筑。截至1913年，另有7名孟买人被授予从男爵爵位，以表彰他们对当地的重大贡献：帕西社区中有两人，巴格达犹太人沙逊（Sassoon）家族中有三人，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中各有一人。[37]正是帕西人、穆斯林、印度教教徒和犹太人社区中的这些重要人物，左右着负责城市改造的孟买城市改建信托基金（Bombay City Improvement Trust）。孟买印度人社区中具有影响力的领袖时而会通过在城市中集会，或者给相关的政府官员写信轰炸的方式，参与讨论一些更广泛的问题，比如大英帝国其他地区的印度人现状，或者对于印度穆斯林来说，还会关心英国在巴尔干战争中所采取的态度。在孟买的男男女女看来，他们的城市并不在英属印度的边缘，而是立于更广大的印度人世界的中央。

1913年，印度人不仅关心着马德拉斯、迈索尔（Mysore）或者加尔各答的事态，还关心着印度洋彼岸新成立的南非联邦纳塔尔省的德班。

1912年，国大党领袖戈帕尔·克里希那·戈卡莱在南非待了将近一个月，行程非常紧凑，从开普敦到金伯利钻石矿、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和纳塔尔，与包括杜省中华公会（Transvaal Chinese Association）、南非总理路易斯·博塔（Louis Botha）及其政府班子在内的众多人会面。德班和孟买一样，是一座海滨城市，也是南非大多数印度人的所在地。戈卡莱来到德班时，在火车站迎接他的是犹太人市长F. C. 霍兰德（F. C. Hollander）。随着火车驶入装饰着英国国旗的站台，当地的印度女孩儿唱起了印度国歌《母亲，向您致敬》（Vande Mataram）。关于这次访问的一份报告记录称：“外面候着四匹乳白色的马，装饰着粉色康乃馨、绿色叶丛、黄色和红色的缎带……数千名印度人涌上街头，一路上欢呼声连绵不断。”[38]有一个人始终在戈卡莱身旁，时而发言回应他的话，时而对他表示欢迎，时而提醒听众戈卡莱的鼎鼎大名，甚至暗示说如果他生为英国人，定会成为首相，如果他生为美国人，定会成为总统。这个人就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接受了英国教育的一名律师。由于为人诚实正直，以及始终以文雅的方式给当局添堵，他在南非名望颇高。

甘地曾经与俄国作家、《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通信。他往来于以后者的名字命名的托尔斯泰农场和纳塔尔的菲尼克斯（Phoenix）之间，先是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在法庭上为印度人辩护，后来又为他们的权利摇旗呐喊，成了当地的知名人物。他总是穿着一身英国郡县律师的细条纹西装，干净利落。戈卡莱此行对甘地个人来说是极大的成功，证明他的工作在印度得到了承认，也证明了印度人在自身帝国中的地位这个范围更大的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同样也是甘地实现个人成就的时机：1912年年底，甘地陪同戈卡莱前往达累斯萨拉姆，送他乘船回国，这是甘地在成年后第一次穿上印度服装。[39]

戈卡莱1912年来访时，德班是一座多灰却又美丽的英国前哨阵地，与毗邻的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争夺南非生意的港城，内陆地区的人们来到印度洋暖脚的海滨度假胜地。那个时代的一张明信片上写着“来自德班的美好祝愿”，印着当地白人在海里游玩的场景，他们身后是密密麻麻、五颜六色的更衣小屋。德拉肯斯堡山脉包围着城市的北边和西边，高高耸立在海滨平原之上。这里气候温和，几乎每天都沐浴着阳光。在很多人看来，未来的南非必然会受到财富与权势的眷顾。这个国家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之一，事实上也垄断了钻石的生产。对于一个已经和澳大利亚人一样兴旺且注定会和加拿大人一样繁盛的民族来说，这样的自然资源基础还不够吗？在德班的海滩上，倒也可以容许南非白人在某一片刻忘记他们这个国家的人口与政治现实：脆弱、分裂、根深蒂固的不平等。

不久前的1910年，南非联邦由四块英国殖民地适时合并而成。这些殖民地的人口和政治传统各不相同，有相对自由主义的、说英语的开普殖民地（Cape Colony），也有布尔至上主义者的奥兰治自由邦（Orange Free State）。在那里，说荷兰语的阿非利卡人大权在握，布尔战争的记忆依然清晰，那是阿非利卡人站稳脚跟的一步。英国国会通过了南非联邦的宪法，希望其种族内涵会随着时间而淡化——该宪法只允许“欧洲血统的英国国民（们）”拥有众议院席位和非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席位。[40]在开普，省级选举的选举权理论上是不论种族的，但实际上基于教育和财富的选举资格早已将绝大多数非欧洲居民拒之门外。支配着南非大部分其他地区的选举权具有种族排他性，并且依然保留在全国性的大选中。这就是让阿非利卡人加入这个新的民族国家而付出的代价。1910年，布尔人总理路易斯·博塔组阁寄希望于这届政府能够成为真正的国家政府，减少阿非利卡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分歧。然而，这并不容易。布尔民族主义者巴里·赫尔佐格（Barry Hertzog）对于开普的种族自由主义思想，对于南非联邦从属于英国的地位，都是同样的反感。1913年年初，他脱离了博塔政府，并威胁称要让政府垮台。历史、种族和土地为南非的政治注入了太多的不稳定因素。南非联邦会以当前的形式维持多久，谁也说不准。

纳塔尔就像是一个局外人，曾经是英国的一块殖民地，如今是南非一个较小的省，德班是纳塔尔最大的城市。这里白人统治者的人数不及印度移民，相比于南非的其他地区，他们的人数也比非洲原住民少太多。在纳塔尔，白人与其他人的比例是1:10。相比之下，自由邦是1:2，德兰士瓦（Transvaal）和开普是1:3。[41]德班的纳塔尔白人形成了强烈的英国身份认同，与原住民祖鲁人、阿非利卡人，也逐渐与德班的印度人划清界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抵消人数上的劣势。城市的白人人口中，有1/3出生在英国。他们在这座城市中修建英国花园，铸造维多利亚女王的雕像。1899年，南非重要的英国殖民地官员米尔纳（Milner）勋爵将纳塔尔形容为“英格兰一个安全可靠的前哨阵地，像阿尔斯特一样忠心耿耿”。[42]1910年，亚热带的非洲城市德班回敬了这句赞美——新的市政厅完工，几乎和6 000英里外的北爱尔兰瓦灰色天空下、傲然挺立在贝尔法斯特的那座市政厅一模一样。1913年，“新西兰”号（New Zealand）巡洋舰到访德班，提醒人们即使是英国最小的自治领，也能够为帝国的防卫和统一做出一些贡献。这件事大大增强了这座城市属于英国的自豪感。

无论德班的纳塔尔白人希望展现给世界，也展现给自身一个怎样的形象，这座城市和周围乡村的经济财富却并不仅仅是吃苦耐劳的白人移民者与大自然搏斗的结果。远不仅如此。从19世纪60年代，一直到1911年，印度契约劳工——或者按白人的叫法，称为“苦力”劳工——不断涌入纳塔尔殖民地，在沿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后来又到纳塔尔北部的煤田和铁路工作。是这些工人为纳塔尔的发展注入了大部分的力量，在南非其他地方也是如此。这些劳工的契约期一开始不过几年而已，但很多印度人在契约期满后，放弃了以自由身回到印度的机会，选择留在南非当家庭佣人，当工人，或者种植蔬菜水果。一些人去了德兰士瓦的矿上，大部分人留在了纳塔尔。一些在自由市场中入不敷出的人，又签下了新的契约合同，回到甘蔗种植园或者矿上工作，没有书面允许禁止离开工作场所两英里之外。[43]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印度契约劳工人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来自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的“自由”移民，他们也由此将贸易网络从毛里求斯扩大到了非洲南部。古吉拉特商人在德班市中心开店，为他们在当地的印度客户进口大米和印度酥油，也在印度和英国之间进行更广泛的贸易。1908年，他们在德班成立了一家印度人商会，被城市中的白人商人视为危险的竞争对手。[44]在白人看来，对于纳塔尔资源的开发，印度人曾经是“答案”，如今却成了“问题”，给白人的经济主导权画上了一个问号，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同样会对白人的文化和政治主导权构成威胁。

自从19世纪90年代以来，纳塔尔白人有了殖民地自治作为工具——让伦敦更难对当地事务发号施令——并开始鼓励没有契约在身的印度人再次迁居。他们允许当地官员随意决定是否颁发贸易许可证，这让印度商人的日子不好过了，他们还剥夺了未来的纳塔尔印度人的选举权，向契约期满没有回国的印度人征收3英镑的年度税。[45]英国政府收到请愿，要政府出面保护被这些变数危及的纳塔尔印度人的权利，维护英国国民不分种族和宗教一律平等的原则，这也是印度人最初来到非洲南部并能够留在这里所依据的原则。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的印度人群体中民怨沸腾，印度政府迫于压力，威胁称要将前往纳塔尔的契约劳工输出一并取消，试图以此向对方施压。然而，纳塔尔政府依旧我行我素。1906年，纳塔尔对祖鲁人骚乱采取武力镇压，造成3 000名祖鲁人死亡，相比之下白人的死亡人数是24人，其中有18名军人，因此温斯顿·丘吉尔将纳塔尔殖民地称为“大英帝国的流氓”。[46]印度人受到的待遇，尽管完全算不上苛刻，但也遭到了类似的批评，迫使纳塔尔政府调整对印度人的政策，更改法律措辞，来安抚伦敦方面的敏感神经，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目标或者结果。纳塔尔的印度人明白他们身为英国国民的历史性权利，当地的精英人士明确有力地为他们辩护，身在印度的盟友也在为他们说话。他们成了帝国的一大著名案例，这反映出了帝国织锦一般的复杂，以及南非的帝国原则与地方实际之间的鸿沟。

戈卡莱来访时，南非印度人的地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精心设计的地方和国家法律，自认为负有保护“白人的”纳塔尔之责的小官吏一贯的做法，都是歧视他们的。在德班，印度人的愤怒特别指向了移民官员，那些人按照自己对规定的诠释而进行工作，正如南非一位政治人物所言，是“卑贱的小独裁者”，目的明显是为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刁难移民。[47]由于戈卡莱的这次访问，人们对情况的改善又多了几分期待。但事实上并没有改善。“科尔伯恩—史密斯先生（Colborne-Smith，首席移民官）是那种冷酷无情、阴阳怪气的类型，”南非印度人社区的代言人《印度舆论》（Indian Opinion）评论说，“他似乎认为，博塔将军向戈卡莱阁下承诺未来南非移民法的执行会变得更加人道，这是一个笑话，意思是截然相反的。”[48]

1913年2月，写给《纳塔尔使者》（Natal Mercury）的一封信，让读者注意到了近来发生的12岁儿童艾哈迈德·科特瓦（Ahmed Kotwal）事件。尽管艾哈迈德携有纳塔尔居住证明，却一开始就被拒绝在德班登岸，理由是他的印度商人父亲此时正在周游欧洲和美国，并不在纳塔尔。他很快乘来时的“边境总督”号（Markgraf）轮船被遣返回印度，没有时间寻求法庭禁制令。这位波拉克（Polak）先生发问道：“如果是欧洲血统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儿，像这些无人可以代表、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印度人一样，遭到了这般可耻、严酷的非人道行为，纳塔尔人民难道不会起义反抗吗？”[49]报纸的编辑在社论版刊登了这一事件，询问德里或孟买的人们会如何看待此事：

如果是其他强国的国民遭受了这些所谓的辛酸苦难，一定会酿成一个棘手的外交问题。印度人民的耿耿忠心，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待遇，我们的官员做梦都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处治享受着外国国旗庇护的人们，对此印度人民又做何感想呢？[50]

接着，在3月，又有法院下了判决，按照印度习俗结成的婚姻在南非不予承认，因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允许一夫多妻，即便事实上绝大部分印度教教徒和穆斯林的婚姻都是一夫一妻的。《印度舆论》控诉道：“事实上，它（法院判决）是在宣布，一名穆斯林的妻子出了省就回不来了，因为她的丈夫是一夫多妻者，即便他只有一个妻子。”[51]“在后一种情况下，”报纸讽刺道，“他被称为一夫一妻制的一夫多妻者。”内政部长扬·史末资（Jan Smuts）用不敬的布尔俚语形容伊斯兰教徒的离婚，表示他们离婚只需男人让妻子滚蛋。这件事让印度人的愤怒火上浇油。

在这种法律限制和专制行政的背景下，1913年年中，一部新的移民法在南非议会得到了通过。这部法律给了政府官员——归根结底是内政部长——更加广泛的权力，对于被认为在经济意义上不受欢迎，或者更广义上讲，“生活标准或习惯”与国家的发展不相称的任何群体，他们都有权拒绝其移民南非。排斥亚洲移民的意图已经是公认的了。“我们一致认为，不受限制的亚洲移民是无法容忍的，无论他们是否为英国国民。”《纳塔尔使者》发表社论，解释说不想让“一种处于文明低级阶段的外来成分无限制地增加，同时社会特征又能将大批亚洲人同普通欧洲人区别开来”。[52]

尽管针对印度移民的控制违反了大英帝国的一条关键性原则——英国国民自由迁移——南非的很多印度人还是准备勉强接受下来，只要承认他们现有的权利即可。但法律问题变得愈发严重。官员们得到了这么多无条件的权力，人们无权上诉，往往就会出现不公正的情况（《纳塔尔使者》自己都在控诉这种“不计后果的独断”）。[53]事实上，南非联邦的各个省份都在通过其他方式限制着印度人的迁移和定居，例如印度人从纳塔尔到德兰士瓦，如果没有事先登记的话，就是违法。这也进一步为民愤打下了基础。在这一切的背后，人们怀疑移民法会不会仅仅是一个开始，政府会不会收紧限制，直到连定居下来的印度人如果短时间内不在的话，也会被剥夺生活在南非的最基本的权利，或者被划分到新的安置区去。

对于这部移民法的出台，甘地指责南非政府“背信弃义”。[54]他主张进行一场消极抵抗运动以示反对，说不定还会更有力地推动3英镑税的废除。事到如今，这种不满情绪变得格外强烈，鉴于戈卡莱1912年来访时，认为已经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承诺，会取消这项税。然而一年过去了，这项税还写在法典中。政府并没有履行承诺。

接受英国教育的律师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南非印度人的斗士。1912年，他在成年后第一次穿上印度传统服装。

这已经不是甘地第一次发现被南非政府欺骗了。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尝试被称为“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极抵抗策略，迫使政府采取行动了。几年前，在德兰士瓦，甘地就曾抗议对印度人新增的一项登记要求，这项要求很可能预示着将来对印度人的进一步控制。甘地提出了大规模罢工的方针，说服当地的印度人在他的带领下，在约翰内斯堡的帝国剧院集会。在随后与德兰士瓦政府以及扬·史末资的谈判中，甘地似乎得到了一个妥协的方案——印度人将自愿注册，这项法律也将撤销。但这项法律并没有从法典中被撤销。印度人纷纷烧毁登记卡。甘地带领一支游行队伍从纳塔尔来到德兰士瓦，这也违反了法律。他遭到逮捕，被关进了监狱。

这一次，他的对手又是时任南非内政部长的史末资。和甘地一样，他也是一名接受英国教育的律师，然而也曾经是布尔人将军。在某些方面，现在的甘地更有实力了，他所反对的不仅是一项法律、一个象征、一件麻烦事，而是3英镑税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财政负担，它迫使许多印度人的契约劳动一期又一期地延续下去。此外，身在印度的印度人民也站在他这边，因戈卡莱遭到欺骗而义愤填膺。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南非印度人都相信消极抵抗会奏效。“在德兰士瓦，很多之前供应战争物资的、举足轻重的印度商人，都对这场运动袖手旁观，”《纳塔尔使者》在10月初表示，“而在纳塔尔，很多之前参与这场斗争中的人，如今却置身事外。”[55]

还有一件可以利用的武器：罢工。1913年10月，纳塔尔北部煤矿的数千名印度工人被顺利地召集了起来。当下的关键问题是时间。罢工者对煤矿老板不断施压，希望能够说服政府改变主意，他们能够坚持罢多久呢？甘地在印度矿工集会上发言，身边是他的盟友坦比·奈多（Thambi Naidoo）和C.R.奈多（C. R. Naidoo），他号召矿工们不要复工。但这样的策略也有局限。受影响最大的是最贫穷的那些人，他们拿不到工资，还得冒着丢掉工作的风险。不能指望他们一直这样罢工下去。甘地试图在矿工们决心动摇、罢工气数已尽之前，强行与当局对峙，威胁称要采取更激进的手段：从纳塔尔游行至德兰士瓦，而如果没有事先登记的话，穿过这两个省的边界是违法的。他希望这样会迫使政府做出回应，不论是把他们带到谈判桌前，还是迫使他们把游行者关起来，都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招来印度、伦敦以及南非自由派各方更强烈的批评。游行队伍开始了艰难的跋涉，起初规模较小，但最后发展到了数千人之多。

但游行者穿过边界进入德兰士瓦时，史末资的回应并不是把他们抓起来，而是选择按兵不动。他坚信这场罢工终究会自生自灭，他更愿意伺机而动。这一招很狡猾，虽然有印度方面的汇款支持罢工者，也就是当前的游行者，但由于当地印度人社团资源不足，供给他们食物的开销每况愈下。甘地由于贸然行事，已经在纳塔尔印度人大会（Natal Indian Congress）中遭到了批评。如今，消极抵抗策略完全有可能失败，甘地也完全有可能作为一名失败的煽动者被人们记住。最终，甘地再次遭到逮捕，又在监狱里关了一段时间。

然而到了1913年11月，情况又有了变化，这一次是对甘地有利的。纳塔尔南部的印度农业工人也罢工了。这次罢工在某些方面要比煤矿罢工更严重，涉及的工人是后者的数倍。甘蔗种植园的情况尤为严峻。一整年的收成岌岌可危，这可不是仅仅损失几个星期的产量而已，雇主们没有现成的替代劳动力来做这些工作。随着经济损失不断攀升，《印度舆论》劝告工厂主不要妄图破坏罢工，而是要“看到问题的根源”，并且“联合起来向政府强烈呼吁，不要投入更多的警力，而是要立即停止征收这项税”。[56]消费者开始感觉到日子不好过了。纳塔尔白人间谣言四起，说怀恨在心的黑人工人正在等待时机出手（不过甘地本人非常注意把印度人和非洲人区别开来，否认曾经拉拢那些“卡菲尔人”一起罢工）。[57]或许一场广泛的起义斗争即将到来。

然而南非政府蓄意不作为的姿态遭受的最后一击，却并不是来自南非国内，而是来自印度。现已从前一年的暗杀事件中完全康复的印度总督查尔斯·哈丁，担心印度国内对于纳塔尔局势的愤怒舆论会破坏印度的稳定，决定亲自出马。哈丁被迫为一个印度侨民团体出面，公开批评了大英帝国的一名同僚，在这件事情上迈出了意义非凡的一步，他还要求在南非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纳塔尔的3英镑税以及印度人的其他冤情。《印度舆论》赞许道：“南非的印度人团体对哈丁勋爵感激不尽，因为他在这件事情上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知这样的态度会被人怨恨，自己也会遭到（南非一些人的）非难。”[58]这件事让史末资陷入了困窘；在南非的一些人看来，这是外人在无凭无据地干涉他们国内的事务，事实上伦敦的《经济学人》把哈丁的干涉定性为“最高级别的违宪行为”。[59]但这同时也是一个折中解决的机会。1913年12月，史末资竭尽所能地展现了风度，接受了委员会的想法，期待这将有效促进3英镑税的废除，事实上是在次年废除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消极抵抗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即使到了1913年年底，对于委员会的调解结果仍有不同意见，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非暴力不合作”获得了胜利。

此时的德班又重新陷入印度人政治觉悟的背景中，南非的英国人和布尔人的争论也卷土重来，并且伴随着南非白人关心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原住民”问题。然而，甘地的声望现已树立起来。在一个数以万计的印度人团体中度过了20年后，如今他打算回到拥有3亿人口的印度，带着记忆中依然鲜活的、在南非吸取的经验教训，经受了考验的政治行动原则，以及双重的使命感。

1913年年关将至之时，南非的印度人有理由庆祝。然而在南非，比他们庞大得多的非洲黑人群体，却在绝望之井中越陷越深。甘地的成功并没有减轻他们的苦痛。恰恰相反，记忆中的1913年被打上了一个黑暗的标记，因为不平等更深刻地写在了法律中，他们的机会被剥夺，种族隔离成为法律强制的现实，南非黑人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榨。“南非原住民在1913年6月20日星期五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实际上并不是奴隶，却在生他养他的祖国沦为了贱民。”几年后，所罗门·采基肖·普拉杰（Solomon Tshekisho Plaatje）这样写道。他选择的这个日子是当年《原住民土地法》（Natives Land Act）通过的日子，这部法律严重限制了南非黑人购买土地。[60]

南非联邦成立之前很久的时候，南非黑人就一直是南非白人政治的中心。非洲黑人在数量上明显占多数，因此白人工人担心，如果黑人成为熟练劳动力的话，他们自身的劳动力价格就会被削低，而且其他的白人也担心黑人有可能掌握统治权，或许是通过暴乱的方式。和澳大利亚不同，南非白人普遍承认，南非黑人事实上已经被剥夺了祖先的土地。但至于白人对南非黑人负有的责任范围，这份责任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呈现，可以赋予他们何等程度的政治权利，在这些事情上都存在着分歧。在开普省，如果一名黑人农场主足够富裕、足够有文化，就可以在省级选举中投票。在南非的其他地区，这是让人无法想象的。黑人可以是农场工人，甚至可以是地主，但就是不能投票。

布尔战争，至少在英国人眼里，是为了在南非强化英国人的利益和原则而进行的，这其中就包括对原住民权利的保护。然而在讲和时，英国人也承认，选举权的问题，以及可能随之而来的种族歧视问题，都要留给未来的南非政府来解决，仅仅是开普现有的投票者得到了特别豁免。因此当南非联邦于1910年成立时，伦敦并没有坚决要求不论种族的选举权。“没有荣誉的联邦是一个国家所能遭受的最严重的危险。”开普殖民地前总理威廉·施赖纳（William Schreiner）大声疾呼，极力主张倘若非欧洲人在其他方面达到了和欧洲人同样的标准，就不应否定他们在国家选举中的投票权。[61]然而施赖纳的呼吁在南非国内被投票否决，在伦敦也遭受挫折，最终还是失败了。南非联邦是作为一个宪法上不平等的国家登上世界国家舞台的，一些人拥有民主，另外一些人只有专制。

至于如何应对原住民的“难题”，在这个宽泛的问题上，简直是乱作一团。理论上倒是可以将黑人和白人完全隔离，但实际上完全行不通。政府委派的莱格登委员会（Lagden Commission）在1905年提出了部分领土隔离的办法，将省级隔离的零散实践提升至国家的层面。在一些人看来，允许欧洲人和非欧洲人团体在不同的土地上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是一种进步的构想，这样能够避免欧洲文明被部落本能所玷污，也可以让非洲人按照他们自己的速度发展，很可能无须同欧洲的农民、商人和企业家竞争。[62]另外一些人将种族隔离视为欧洲人教化非洲人的失职，或者说干脆就是开倒车，背离了国家的团结统一，朝向了更碎化、更狭隘的视角。土地在任何地方都是核心问题。几年前，在纳塔尔，一个土地委员会将最适合耕种的土地判给了白人，把较差的土地留给非洲人，指望他们依靠这些土地交出当地沉重的人头税。（1906年，祖鲁人从拒绝交税开始，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暴动。）在德兰士瓦和其他地方，白人农民听闻黑人购买的土地增加，为此忧心忡忡，然而事实上，在德兰士瓦，黑人拥有的土地不到5%，在奥兰治自由邦更是不到2%（相比之下，开普是9%，纳塔尔超过30%）。[63]奥兰治自由邦现已从法律上剥夺了黑人购买土地的资格，这里的阿非利卡人担心黑人“占地者”不断蚕食，通过付给白人农场主租金，在他们的土地上耕种，逐渐改变本省的人口结构。来自奥兰治自由邦的布尔民族主义者巴里·赫尔佐格，在脱离博塔政府之前，曾经肩负着制定南非联邦原住民政策的重任。果不其然，他提出的方法就是拒绝同化，实行最为严厉的种族隔离。

前一年成立的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终究为非洲的多数人群体发声了。它反对完全的种族隔离，不仅因为不公平，还因为这对在黑人劳工身上获益的白人也没有好处，而且还阻碍了黑人本身的发展。大会主席约翰·杜布（John Dube）牧师，曾经在德班以北、距离甘地在Phoenix的居留地几英里远的地方建立了Ohlange原住民工业学校，他在《纳塔尔使者》上主张“种族隔离制度或许非常适合野蛮和黑暗当道的时代……但它过去有，现在依然有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本质上与一切教化和基督教信仰对立”。[64]他继续说道：“时代变了，风俗习惯也必须随之而改变。我们原住民需要白人，如果没有他们的教导、培养和示范，我们将难以立足和兴旺。”[65]

这种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实用主义的。这意味着身为非洲人并不可耻。“我们的黑皮肤是造物主的馈赠，”杜布写道，“就我们自身来说，并不会用其他什么颜色来代替它。”他对于种族隔离实际上的后果并没有心存幻想；占多数的非洲人不会获得良田，只有贫瘠的零碎土地：

……更有可能的是，你们希望把原住民驱赶到贫瘠、荒凉的不毛之地，你们自己都看不上的酷热地区；让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成为弃儿，大概是因为你们觉得他们已经是无依无靠、无力反抗了。我用了“驱赶”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当前定居在（纳塔尔）省的百万原住民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毫无怨言、毫无异议，愿意响应你们的要求。有感情的人类，与被他们称为、被他们视为出生地和家园的那个亲切的地方，两者之间的神圣纽带不会那么容易被切断。我敢保证，没有一个原住民愿意搬迁，除非采用强制手段。但如果你们在如此不道德的行为上滥用权力，那对我们来说着实是一堂悲哀的实物教学课，我们会为这样一个声称被基督的精神和教导所指引的民族而感到羞耻。[66]

但这件事无论道德与否，在政治观点上是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对立的。巴里·赫尔佐格既已脱离博塔政府，奥兰治自由邦的政治人物便也威胁称要自行其道。出于安抚这些人的需要，南非政府于1913年4月在议会上提出了《原住民土地法案》，该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依照了赫尔佐格提出的大纲。它允许黑人购买的土地仅占南非联邦领土面积的7%（且禁止白人购买同一区域的土地），将“占地”立为非法，从而迫使黑人在白人的农场以雇工而不是佃户的身份工作。该法案呈上参议院时，在一名被认为对非洲人利益友好的部长的监督下，对其做出了一番更改——开普几乎得到了完全的豁免，德兰士瓦和纳塔尔的一些条款也被中止——之后获得了通过。种族隔离急速推行，不平等加剧，不公平造就了这部土地法。据《纳塔尔使者》报道，数千名原住民甚至在该法律尚未通过时就集会反对，报纸还对德班的安全表示担忧。[67]后来随着法律生效，该报对被勒令“离开家园——可能是祖父辈、曾祖父辈生活的家园——并且每年为被强迫流放的这份恩典交钱”的非洲人寄予了同情。[68]“如果地位对调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乐于接受呢？”报纸的编辑反问道。[69]

1913年6月底，由于现有的租借权到期，对新法律一无所知的黑人农民想要续约。一些同样不了解情况的白人农民也接受了。普拉杰写道：“直到他们去登记新的租借权时，政府法律官员才道出残酷的实情——禁止为无地的原住民提供住所。”[70]他继续说道，南非黑人“这才意识到眼下的情况”——南非离他们自己的国家又远了一些，也许它再也不会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英国统治下的孟买不同，当地各界印度人在他们的城市生活中牢牢占据着主体地位，对他们国家未来的方向也掌握着巨大的影响力。反观英国统治下的纳塔尔原住民，在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被毫不客气地贬为了三等公民。

德黑兰
在外国的眼皮底下

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在遥远的2 000多年前，曾经是一个伟大的、让人闻风丧胆的国家。波斯帝国包括土耳其、埃及沿海地区以及中东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到了1913年，波斯帝国已经衰微。这个国家的地势——夹在波斯湾、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高加索山脉、阿富汗和印度洋之间——曾经被用作波斯征服邻国的跳板，而如今它的地理位置却使其成为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各方列强觊觎的对象，其中英国和俄国尤甚。这些国家将波斯视为各大帝国之间的缓冲带，未来的商品市场。

波斯国内的经济发展早已陷入停滞。它的内部政治形势很可悲。1913年7月，前任印度总督寇松勋爵从当代的角度对这个国家做了一番描述：

一个国家，减去一个国王——没错，因为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减去一个摄政王，因为他长期在欧洲旅行；减去一个议会，因为议会已经被废除了；再减去一个政府，因为可以说没有什么政府存在；没有军队，只有强盗团伙……也没有钱，除了能够从英国和俄国榨出的那些……[1]

在过去的几年里，1906年的立宪革命，以及内战、国际阴谋和外国的军事干预，重创了这个国家。正如寇松在1913年所言，如今这个国家正处于完全任人宰割的状态，主权的遮羞布几乎快要遮不住国家的未来由外国人决定的事实了：北部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部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中间是软弱无力的政府、四分五裂的内阁、15岁的少年国王以及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不司其职的摄政王。既如此，波斯便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一份对于往日辉煌的记忆，跨入了20世纪。但只有这些就够了吗？

艾哈迈德·沙·卡扎尔。一名英国外交官在1913年写道，自从波斯摄政王前往欧洲，“（伊朗国王）陛下就毫无作为，只是虚度光阴，狂吃甜食”。

在波斯首都德黑兰，政府对未来的路线一片茫然，国家之船漏洞百出，失去了航向。1913年5月的一份英国外交急件中说，自从去年摄政王前往欧洲，“（伊朗国王）陛下就毫无作为，只是虚度光阴，狂吃甜食”，不仅吃成了青春期肥胖，也让这个国家的政治走上了下坡路。[2]这份急件还报告说，伊朗国王的朝臣们不去鼓励他治国理政，反倒更愿意“鼓励他游手好闲”，“向他灌输这样的观念，认为声色犬马远比才识学问更令人向往”。两个月过去了，摄政王依然缺席，情况也没有得到改善。“在当前的波斯政局中，有很多托词和借口。”驻德黑兰的英国公使在发回伦敦的信中坚定地写道。[3]“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政府还可以运作下去。”他继续写道。然而政府却还在运作，“就像是一艘挪亚方舟之类的交通工具，在拉什特（Resht）和德黑兰之间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上运载着不幸的旅人”。

那条路的尽头就是德黑兰，一座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城市，一个破落国家的破落首都。“想要舒服的话，就不要去德黑兰旅游！”这是欧洲侨民多萝西·德·瓦尔泽（Dorothy de Warzée）给出的忠告。[4]在1913年，这座城市的情况比起更加现代化的孟买或者阿尔及尔，就不免相形见绌了。那些城市布局紧凑，采用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即便是城市中最贫穷的区域也呈现出熙熙攘攘、蒸蒸日上的面貌。反观德黑兰，则散发着一种大势已去、凋零黯淡的辉煌。它在开阔地带散乱地绵延数英里。未经铺砌的宽阔道路在未经打理的漂亮花园间穿过，被摇摇欲坠的墙壁隔绝在公众的视野之外。用委婉的话说，这座城市曾经风光过。

德黑兰老城周围环绕着防御墙，墙上开着14扇砌成彩色的城门，还有一条护城河。但是到了1913年，护城河已经沦为城市的垃圾场。德·瓦尔泽写道：“所有的动物尸体都被丢到这条护城河里；中午时分，流浪狗围在这些遗骸旁边，开开心心地饱餐一顿，这样的场景早已司空见惯。”虽然市内一些地区已经用上了电灯，但夜晚的德黑兰却还是一座黑暗又危险的城市，只能被“一些煤油灯发出的幽光”照亮些许，而且“对那些初来乍到、点着微弱的光亮、粗心大意地走路或开车的人来说，完全是凶多吉少”。

到了白天，这座城市染上了稍微明亮一些的色调，大街上挤满了小贩和商人，茶馆开门营业，泥砖拿到外面去晒，女人在街上洗衣服，男人在街头理发摊剪头发，而且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还要把头发染成红色、黑色或者棕色，来掩盖年龄的印记。“德黑兰没有老人，”德·瓦尔泽指出，“因为比国王更智慧是不礼貌的表现。”[5]有变戏法的，还有戴面具的，带着驯服的熊和猴子，和乞丐争夺人们的注意力，而乞丐们则是“比意大利的同行还惨”。他们用畸形的四肢、身上的伤痕和皮肤病来证明自己贫困、不幸、值得施舍，而施舍是全体穆斯林的责任。巴扎就坐落在这一切的中心：

巴扎就是一个小世界；它像一条加盖了屋顶的巨型隧道，总是很凉爽，几乎透不进光。它是所有阴谋诡计的中心，一家巨大的俱乐部，其成员都有着不同的政治利益；巴扎诞生了所有能够策划出的祸端、所有的传闻，无论是荒诞不经还是真实可信……所有的罪犯一旦到了巴扎就安全了，因为在这里很难发现他们的行踪。巴扎就像一个大蜂窝，不计其数的地下室和阴暗的小巷，通往更阴暗的、犹如洞窟一般的院落或房屋入口，而且总有一个出口隐藏在后面某处，只有当地人才能在这座迷宫中穿行；外国人往往会走进死胡同，如果没有人来引导，就只好原路返回。[6]

在巴扎容易迷路，但对于1913年有耐心的欧洲旅行者来说，还得要讨价还价。为了应对这个贸易闭塞、周围农村也陷入困局的国家飞涨的物价，一个个家庭都在变卖传家宝，可以是一件精致的珠宝首饰，或者一块法国手表。在俄国人把持着的北部，情况大体上还算是相当稳定。南部则是人人自危。据寇松在上议院发言称，那里土匪横行，出自孟买、准备运到波斯中部城市伊斯法罕（Isfahan）的一箱茶叶，原本要船运至波斯湾，之后再陆运至伊斯法罕，如今却很可能沿着阿拉伯半岛绕半圈，通过苏伊士运河，再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黑海，在巴统（Batumi）进入俄国，之后经过巴库南下至伊斯法罕：总共要绕上几千英里路。这样一来，与外界的每一桩交易都要增加时间和成本，因此农村的不稳定就要由首都和平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埋单。

寇松对于他所说的这个国家非常了解。他曾经在三十出头的年纪游历波斯，并于1892年发表了两卷本的《波斯与波斯问题》（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7]他意欲使这部书成为这个国家的权威记述，他无疑还坚信20年后这部书依然会保持这一地位。“英国读者的自然观完全建立在西方的环境中，很难让他们了解眼前这极度的反差。”寇松写道：

欧洲的山脉大多是蓝色或紫色；在波斯，山脉是火红色、棕土色，或者葬礼般的黄褐色。欧洲的田地，如果不是覆盖着绿油油的青草或庄稼，就是翻耕出来的深红色腐殖质土。在波斯，田地和棕色荒漠唯一的区别就是灌溉渠干涸的渠床。典型的英国村庄有着各自独立的小屋，往往很别致，在古老的树林中若隐若现。典型的波斯村庄聚集着一堆肮脏的泥棚，粗陋的轮廓线条不是垂直就是水平，挤作一团，被倾圮的泥墙保护着……平整的河岸间没有河流流淌，石子上也没有溪水潺潺。你要么被水沫纷飞的湍流挡住去路，要么涉过刚够把马蹄沾湿的涓涓细流。

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有山区，有名副其实的沙漠，有沃土，也有薄田，然而到了1913年，德黑兰以外的这片土地上还没有一条铁路线。有一些适合车辆通行的道路，大多集中在波斯北部，从德黑兰北接阿塞拜疆省，东到马什哈德（Mashhad），也通往波斯中部的库姆（Qom）和伊斯法罕。“剩下的道路是商队或者骡子走的小道，自古以来就有，”英国一名军事情报人员在当时的报告中总结道，“波斯大多数道路的特点是一望无际的沙子，崎岖的山路，铺着圆石和松散、粗粝的石头，以及光滑的岩石，狭窄的隘道，陡峭的坡度。”[8]这样的景观增强了地方对部落的忠诚，与强力的中央政府相抗衡，并且为武装抢劫团伙提供了完美的藏身处。可以说他们是闹事者、土匪或者勇士，这取决于当事人的利益；也可以说他们是叛乱分子、歹徒或者圣战者，这取决于当事人所属的团体。在这类地区，正义可以总结为宗教部门打着正义的旗号惩罚冒犯宗教的行为；民政部门负责裁决其他一切事情，他们从过去的布告、当地的风俗、沙里亚法或者单纯的实用主义观念中汲取灵感。[9]秩序往往要靠力量来维持，而且是人格的力量。在波斯的偏远地区，伊朗国王也许会像太阳一样遥远，欧洲则如同更远处的星辰。流行病、旱灾和饥荒已经是家常便饭。

总之这里是男人的天下，女人扮演着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角色，即便有一些接受了欧美文学和政治思潮洗礼的女性，如今更加强烈地为她们不公平的地位而感到愤怒。“唉！”前伊朗国王之女、出生在后宫里的塔杰·萨尔塔那（Taj al-Saltana）写道，“波斯女人一向是与牲口和野兽为伴”——

她们绝望的一生在监狱中度过，被辛酸、严酷的煎熬碾成碎末。与此同时，她们也在通过报纸了解远方的情况。报纸上报道说，欧洲妇女参政论者站了出来，坚决要求她们的权利：普遍选举权、在议会上投票的权利、参与政府事务的权利。她们正在不断取得成功。在美国，她们的权利已经得到了全面确立，她们还在坚决果断地进行斗争。伦敦和巴黎也是如此。我的老师啊！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到欧洲去，见一见这些谋求自由的女士啊！我要对她们说：“……看一看亚洲吧。好好看看这些房屋，三五米高的墙壁，唯一的入口就是由一名门卫把守的一扇门。” [10]

波斯的妇女代表无法参加1913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国际妇女选举权同盟（International Women’s Suffrage Alliance）大会，便以电报代替。尽管如此，会议录中还是提到了她们。时任主席、美国人卡丽·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夫人强调称：“不要忘记这个国家（波斯）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在这样的宗教背景下，现代的自由要素正缓慢但坚定地将人民推向教化与自尊。”[11]查普曼·卡特指责近来的外国干涉进一步阻碍了波斯的政治改革进程，从而也破坏了女性提高自身地位的希望，这里的外国指的是俄国和英国。

波斯的人口不仅以性别来划分，事实上，作为一个语言和民族意义上的族群，波斯人本身仅占全国约1 200万总人口的一半。[12]另有250万人说阿塞拜疆语。还有20万马赞德兰人生活在土地肥沃的里海沿岸。此外，非波斯人的部落分散在全国各地，其中包括西部的库尔德人，南部波斯湾一端的阿拉伯人，东南部的俾路支人，西南部的卡什加人，以及波斯湾和德黑兰之间的重要政治活动者巴赫蒂亚里人。除了这些，还有一连串让人眼花缭乱的小民族，包括阿富汗人、土库曼人、哈扎拉人、巴瑟丽人、塔吉克人——还有说突厥语的卡扎尔人，伊朗国王本身就出身于这个民族。举国上下都由什叶派穆斯林占主导，发挥着类似于黏合剂的作用，否则国家大计将变得迥然不同，波斯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位政要，也都要受到什叶派宗教领袖的监督。但还有至少10万名巴哈伊教徒在暗中活动（他们被什叶派教士认为是受到外国势力煽动的阴谋异端分子，被国王认为是危险的社会改革者）。在亚兹德（Yazd）、设拉子（Shiraz）、德黑兰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有犹太人社区，以及少数琐罗亚斯德教徒，也就是掌控着孟买经济贸易的帕西人的祖先。还有一些亚述基督徒和亚美尼亚基督徒。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位统治者都要面对的窘境，维也纳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想必会感同身受。

专制的古代波斯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在这样的制度下，伊朗国王名义上是国家的政治中枢，拥有伊斯兰宗教制裁权，又与卡扎尔皇冠和波斯国旗上的狮子与太阳所象征的、更古老的波斯荣耀联系在一起。19世纪90年代，寇松发现伊朗国王受到的赞美像附近积雪盖顶的山脉一样崇高，但比起作为真正的政治领袖，更多的是作为往日辉煌的一个象征。即便是尚未受到20世纪的冲击时，国王下达的文书能传出首都多远，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他的权利理论上是无限的，实际上却处处受限。地方长官或许是通过家庭纽带，通过荣誉头衔，或者通过天花乱坠、坚不可摧的效忠誓言，与他产生了关联，但找不出有哪一个现代的官僚机构能执行他的意志。外交部往各个欧洲主要首都城市派遣公使的同时，也在波斯国内的省会安插官员，据说是为了监督地方长官。对于这一点，很难称之为强大的中央机关的标志。

这些都是治理的问题，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笔一挥就得到解决，无论伊朗国王是否受到宪法的约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长期的行政改革，政治文化的改变，还需要一个太平时期，让改革在此期间生根发芽。然而波斯的近代历史中，只有断断续续的改革和难得一见的太平。欧洲国家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除了借钱给政府，而正是这一点让政府债务缠身。俄国有时会积极策划反对波斯复兴，它更愿意看到一个虚弱的而不是强大的邻居。波斯最终的结果就是积贫积弱，被异议削弱，或者按照美国人威廉·摩根·舒斯特（William Morgan Shuster）喜欢用的说法，叫作慢性扼杀。1911年，舒斯特曾经短期受聘为波斯财政顾问，直到在俄国的压力下被迫辞职。他找到了自己和波斯复兴的阻力之所在。1912年回到美国后，他用自创的一个忧伤的对句，作为对这段岁月的书面记录的开场白。这是一个预言，也是一首挽歌：“时间的推移冲淡了某些痛苦，却加深了波斯人不公命运的痛苦。”[13]

19世纪90年代，寇松在波斯期间，波斯也曾有过现代化的动向，或者至少是意识到了现代化的必要性。统治波斯将近50年直到1896年遇刺的纳赛尔丁·沙（Nasser al-Din Shah），曾经游历欧洲，并且为他所观察到的发展进步而着迷。但回到德黑兰之后，这种迷恋并没有转化为波斯持续的现代化，反而消散在国王对新事物强烈而短暂的热情之中。“他不断地着手推行一些新的方案或者创意，当他的异想天开得到了满足之后，这些东西就被忽略了，或者可以到期了。”寇松写道：

上星期还是煤气灯，下星期就换成了电灯。现在是参谋学院，不久之后就是军队医院。今天穿起了俄国的制服，而昨天的波斯湾上还开着德国的军舰。今年发布了一道新的军令，又承诺明年发布一部新的法典。这些绝妙的方案全都无疾而终，王宫储藏室里坏掉的机械装置和丢弃的小摆设，还没有政府机关文件格里半途而废的改革和彻彻底底的惨败塞得满。[14]

但天时和地利都不在波斯这边。

外国商人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特许权，起初很不正规，但增速迅猛。1872年，伊朗国王与出生在德国的犹太裔英国商人保罗·朱利叶斯·路透（Paul Julius de Reuter）男爵达成协议，几乎是将国家的一切交到了后者手中。在当地的商人和宗教领袖的压力下，国王也有所收敛。[15]两年后，德国人获得的修建大不里士（Tabriz）至焦勒法（Julfa）铁路的特许权，也以类似的方式流产。1890年，英国人获得的烟草特许权在大不里士和德黑兰遭到了抗议，也引发了全国性的抵制烟草运动——同样也导致这项特许权被撤销，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长期的欠债导致债台高筑，债务又造成了更大的商业影响力和更多的特许权，这种现象是无可避免的。英国的波斯帝国银行（Imperial Bank of Persia）被独家授予纸币发行权。与之相对应的是一家俄国银行——贷款银行［Banque des Prêts，后来的波斯贴现银行（Banque d’Escompte de Perse）］——也成立了，代表俄国的商业利益，从波斯的累累负债中索取利息。航运业和渔业的权力之争刺激着外交活动。石油开采特许权在波斯南部授予了英国人，在北部授予了俄国人。波斯军队中最为训练有素的一支部队，是俄国军官指挥的哥萨克士兵。20世纪初，寇松担任印度总督时，波斯的战略意义对于英国和俄国的外交政策是不言自明的。英国连接亚洲的电报线已经贯穿了波斯全境。几十年来，俄国的南部边境向南翻过了高加索山，囊括了里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吞并这些地区之后又开拓了巴库的油田，因此必然会侵犯到波斯自古以来的势力和利益范围。波斯陷入了日趋紧张的不利境地。

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批评国王及其政权的文章和小册子在德黑兰下了一场钢尖箭雨。赛义德·贾迈勒丁·阿富汗尼（Sayyid Jamal al-Din ‘Afghani’）是一名出生在波斯的知识分子，曾经广泛游历印度、阿富汗和欧洲，强烈反对英国，极力鼓吹泛伊斯兰复兴。他在1891年因过于危险的论调而被驱逐出波斯。[16]1892年，他用纸笔进行了复仇，批评伊朗国王的政权是暴政，将这个国家所遭受的经济困难归咎于它：

波斯，太阳的国度；椰枣、石榴、大麦和小麦的国度；波斯，她的煤矿无人开采；她丰富的铁无人冶炼；还有丰富的铜和绿松石；她的原油井；她可耕的土地如此肥沃，以至于丰收的春天过去后，只得用最快的速度刨土、收割；她所谓的沙漠，只需把灌溉工程修复即可。这样的波斯，难道是她的错吗？但这一切都毁弃了，荒废了，败坏了，被诅咒了。[17]

1896年，纳赛尔丁·沙被阿富汗尼的一名信徒刺杀。但一位国王之死并不一定会让这个国家时来运转。纳赛尔丁·沙的继任者穆扎法尔丁·沙（Muzaffar al-Din Shah）无法将波斯从麻木中唤醒，也无法摆脱英国和俄国的双重夹击。

就在191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事态的进展加快了，接二连三的政治阴谋、进军、撤退和动乱让人不知所措，时局的迂回曲折胜过巴扎的羊肠小道，死胡同和意想不到的开阔地也更多。与之相称的是，1905年的那场动乱正是在巴扎商人中间兴起的。店主、学生和宗教领袖在德黑兰联合，要求解雇波斯海关的比利时领导。他们的要求通过电报传遍全国，为民众的积怨火上浇油，引发了持续到次年夏天的一连串集会游行和落空的承诺。在有可能对德黑兰的重要部队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国王被迫接受条件，设立间接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即议会，负责制定宪法。旧政权垮台了。制定宪法的工作很快完成。1906年的倒数第二天，穆扎法尔丁·沙承认了新宪法；1907年年初，国王去世，其继任者穆罕默德·阿里·沙（Muhammad Ali Shah）也被迫承认了新宪法。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转机。波斯一家报纸的编辑写道，经历了一段“在八个月的时空中凝聚了千年”的旅程之后，波斯终于到达了一个“安全的宪政干谷”。[18]但如果说发生的一切是一场革命的话，对于不同的人，它的意义也不尽相同。一个出于对旧政权的愤怒而暂时结成的联盟，并没有形成稳定的议会制政府的基础。真正的政治事务大多存在于议会之外，透明度依然非常低，人情和部落关系对它的作用，与党派或原则不相上下。

议会本身就分成两派，一派是保守派，将推翻国王的专制政府视为宗教权威复辟、外国势力撤出的开始，另一派是激进派，视其为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以及更全面的西化进程的出发点。保守派批评激进派过于激进，想要削弱什叶派教义和宗教领袖们的传统地位。外国势力并没有出手相助，而是更愿意划定势力范围。1907年，英俄两国罔顾波斯人的意愿，签订了《英俄条约》。该条约就双方各自的商业势力范围达成了一致，彼此之间不得干涉，从而限制了英俄两国在波斯的竞争，但并未完全冻结。宪政当即成为一纸空文。

穆罕默德·阿里·沙感觉到了重新树立至尊地位的良机，遂于1908年发动政变，解散议会，让这个国家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他还招来俄国人当帮手，让他们介入国家北部。革命的未来命悬一线，国家群情激奋。直到1909年，才依靠幸运、变化无常的政治联盟和巴赫蒂亚里部落的军事组织，重新树立了议会的权力。国王被迫流亡，在未来不干涉波斯事务的条件下，可以得到一笔津贴。但新的战线让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激进派与保守派的分化压倒了其他各个派系、部落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化。新议会是在比之前更广泛的基础上选举产生的，因此也更为保守。据报道，现已是前任的国王从最初流亡敖德萨开始，就一直在环游欧洲，为回到波斯卷土重来谋求支持。在德黑兰，取代他王位的，是他12岁的儿子艾哈迈德。“对波斯来说，从眼前这错综复杂的局势发展出一个相当稳定、有序的政府，这样的前景是非常不容乐观的。”舒斯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

这时便轮到美国人舒斯特来救场了。他的改革方案包括重新安排政府财政，在一支新的财政宪兵队的支援下进行征税；除此之外，最近还建立了一支由瑞典人指挥的国家宪兵队，作为一股新军事力量的核心来平衡哥萨克人。从这些改革方案中隐约看到了希望。如果能够重新建立秩序，外国军队也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如果国家的财政能够站稳脚跟，宪政会不会成功呢？这样的希望砸在了地方寸步不让、外国利益、政治局势恶化这几块大石头上。1911年，穆罕默德·阿里·沙把军火武器藏在标有“矿泉水”的箱子里，从俄国一路走来，进入波斯北部，最后一次试图重夺王位。[20]在德黑兰，他的儿子艾哈迈德·沙庆祝着自己的生日，刚从征服北极点的探险中归来的皮里（Peary）海军上将，通过舒斯特的助理凯恩斯（Cairns）先生，将一根独角鲸牙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国王。舒斯特报告称：“国王艾哈迈德·沙从未见过凯恩斯先生，由于翻译造成的某种误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误以为是凯恩斯先生发现了北极点，还亲自献上了独角鲸牙。”[21]至于艾哈迈德·沙被告知这一误会时有何反应，史料中并无记载。

与此同时，俄国人正在反对舒斯特方案的方方面面，因为这妨碍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向波斯派军以表态度，提出了一堆要求，并下了要求解雇舒斯特的最后通牒。（英国人一贯是采取阻力最小的办法，最终也支持了俄国的立场。）议会拒绝了最后通牒，但由于德黑兰处在俄国人的直接威胁之下，由内阁所领导的另一场政变推翻了议会的决定，议会解散，此时的巴赫蒂亚里部落军正在解散这个他们几年前还曾力图恢复的机构。宪法得以保留，但立宪的时机已过。

到了1913年年底，局势恢复了些许，但仅仅是略微恢复。在外省，在德黑兰，腐败都是变本加厉。在曾经是舒斯特眼中钉的新任财政顾问莫纳尔（Mornard）的管理下，国家的财政稳定了下来，但也仅仅是到了能够充分支持外国利益的程度。旅居欧洲的摄政王回国，新一届内阁正在组阁。新的议会选举预期将在未来的数日或数星期之内进行，不过派驻波斯的英国外交官评论说“并没有外在的迹象”表明正在筹划这种可能性。[22]为年少的艾哈迈德·沙举行正式的加冕礼究竟合不合适，人们对此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他还太小，少不更事，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个国家需要的恰恰是一位经过了加冕的国王，而不是围绕着摄政王而展开的政治活动。

波斯作为一个实际上的独立国家，是不是像寇松在当年早些时候评论的那样，已经被掏空了呢？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构想、野心、口号、希望和恐惧、国内外的敌人，这乱糟糟的一堆；波斯的国家认同感或许得到了加强，却没有将它具象化的办法；北部被俄国人控制，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南部的强盗团伙一到春天就出动，直到冬天降临才离去。

一直以来，波斯有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人们心中更加突出了，特别是在担心海上霸权旁落并为此寻觅解决办法的英国人心中，那就是石油。

英国人对波斯石油的商业性勘探早在10年前就已开始，在澳大利亚接受教育的威廉·诺克斯·达西（William Knox D’Arcy）被授予了在波斯南部省份寻找石油的特许权。然而石油勘探的重要性只是最近才开始大增，缘起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决议让石油成为皇家海军未来的燃料，因为比起煤来可以让舰船的航行速度更快，航行范围更大，燃料补给所需的时间更短、人力更少，并且有可能让这一切很轻松地在海上完成，无须再到世界各地为数众多的英国装煤站去。[23]正像批评者们积极指出的那样，丘吉尔策略唯一的问题就在于要以合理的代价得到这些燃料，不能在危急时刻被迫给出高不可攀的价格，比如很可能要与敌国直接竞价。眼下英国国内的煤炭资源十分丰富，但石油则不然。石油的价格在不断上涨，而它的储量相对来说是丰富还是贫乏，尚未经过证明。《经济学人》酸溜溜地评论说：“丘吉尔先生当然是太聪明了，甚至看不出如果用几乎被我们（英国人）垄断的动力煤，去换我们极度缺乏的石油燃料，英国就是在为她的舰队和纳税人再次制造障碍。”[24]

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要求皇家海军以石油代替煤作为燃料，1913年，他在确保波斯对海军的石油供应这件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开辟了石油地缘政治的时代。

波斯只能是未来英国石油的几大来源地之一。正如1913年7月丘吉尔在下议院所言：“我们决不能仅仅依靠一种品质、一个过程、一个国家、一个伙伴、一条路线、一块油田。石油的安全可靠在于多样性，而且只在于多样性。”[25]但波斯是一个特例。世界上其他的石油供应绝大多数在俄国，或者美国，或者掌握在国际财团手里，它们带有强烈非英国元素，这一点在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身上得到了体现，虽然其业务立足于伦敦，董事也大多是英国人。（当然，墨西哥可以用来代替波斯，但这个国家远在大西洋彼岸，自身还有一堆政治问题。）

然而在波斯西南部，被授予特许权的威廉·诺克斯·达西于1908年发现了石油。在此之后，完全属于英国人的经营活动迅速涌现。英国投放在德黑兰和地方上的外交援助，在1913年时名为英波石油公司（Anglo-Persian Oil Company），很久之后更名为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该公司对于整个石油活动的开展至关重要。在地方上，英国暗中与Muhammerah（在波斯语中为Khorramshahr）地方上的阿拉伯权贵Sheikh Khaz’al缔结了政治支持保证书，以便让英国的商业利益或多或少可以完全绕开波斯中部当局，将修建管道和炼油厂所需的基础设施运进来时，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26]英国已经在波斯湾沿岸的其他地点建立起了一系列牢靠的地方关系，海军部认为科威特和巴林这些地方也可能有石油。1910年，Sheikh Khaz’al因功被授予印度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1913年，英波石油公司表示，如果不能得到更具财力的地位，将更有可能无法生产出它的特许权所对应的资源，要不然就会陷入价格战，与其他一些营销运作更广泛的财团竞争，最终被它们收购。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威胁。［1912年成立的土耳其石油公司（Turkish Petroleum Company），是大部分由外国人出资的一个财团，被提名为潜在的买方。］从另一方面来看，倘若英波石油公司能够与海军部和印度政府达成某种金融交易，给公司未来长期的保障，那么公司就能够以实惠的价格与它们签订石油的远期合同。英国重要的石油供应源也会变得安全可靠。从煤转向石油所带来的战略风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

海军部能够签订这样一个方案，本质上是把英国政府变成了商家的战略伙伴，这样的结果并不在人们的预料之中。海军部是必须要争取过来的，无论是通过英波石油公司，通过丘吉尔本人，还是通过他一手策划的正面评价的分量，这其中就包括现代皇家海军之父费舍尔（Fisher）海军元帅给出的正面评价。然而，这项工作最终还是完成了。1913年秋，派出了由前海军情报处主任、海军少将埃德蒙·斯莱德（Edmond Slade）爵士领导的一个委员会，他们穿过霍尔木兹海峡，经过波斯湾沿岸的巴林、科威特，在波斯西南部沿卡伦河（Karun River）而上，来到Maidan i-Naphtun和白油泉（White Oil Springs），检查岩石结构，估算生产能力，与现场的地质学家沟通。他们于1913年10月23日到达Muhammerah，庆祝了当地的新年，并于1914年1月底回国。

他们回到伦敦，赞不绝口。波斯似乎完全符合英国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的波斯将从英属印度和俄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地、一个被誉为英国和印度商品市场的国家、英国电报线的一条路径，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作为外国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资产。从1913年起，波斯的历史将会与世界力量一个新的方面——石油——纠缠在一起，这个国家再也无法像逃避传说般的历史或者窘迫的现在一样，逃避这样一种命运。

耶路撒冷
犹太人故乡的不满

1913年即将结束之时，圣地接待了两位从天而降的游客。

前一位是法国飞行员朱尔·韦德里纳（Jules Védrines），他是飞机这个新领域的老手。作为1911年巴黎—马德里空中竞速赛冠军，他正在参加一场艰苦卓绝的、终点为开罗的空中竞速赛，飞越了欧洲，从托鲁斯（Taurus）山脉上空飞越土耳其，正在飞向地中海东岸。1913年12月底，他成为首位在巴勒斯坦的崎岖地面着陆的飞行员。韦德里纳在滨海平原着陆的过程中，损坏了起落装置，被迫在此地留宿。然而到了第二天，他再次起飞，在雅法（Jaffa）进行了短暂的飞行表演之后，继续沿着海岸飞向开罗。

排在他后面的是他的同胞马克·博尼耶（Marc Bonnier）。博尼耶认识到自己已经没有机会赶超，便决定成为首位在耶路撒冷着陆的飞行员。最终他在耶路撒冷旧城（Old City）以南约一英里的地点着陆。他们两人的着陆为法国人的空中霸主地位上了一道双保险，证明至少在某些领域内，法国人的才能、技术和英雄气概依旧比其他民族高出一筹。法国人在圣地当地人心中威望大增，常驻当地的德国外交官愤愤不平地报告称，“法兰西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街小巷。他还补充道，若不是那些法国外交官不争气，“办公室里永远不见人，整天睡大觉，根本不办事——除了跟妓女办事”，法国人的威望可能还会更高。[1]而后博尼耶再次起飞，离开地面，用人类未曾有过的视角看向这座世界上最神圣的城市。

1913年，第一架在耶路撒冷着陆的飞机。当地的土耳其地方长官要协调外国在圣地的多方利益，同时还要遏制城市中占多数的犹太人与周边乡村占多数的阿拉伯人之间的竞争，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1913年的耶路撒冷并不在任何一条主要商路上，也没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虽然没有人知道耶路撒冷的奥斯曼帝国居民和外国居民的确切数量，但它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座大城市，人口最多不会超过10万，犹太人（其中很多并不是奥斯曼帝国公民）大约占到一半左右，基督教徒（大多是阿拉伯人）有1/4多一点儿，穆斯林略少于1/4。这些人全都生活在更广阔的、以阿拉伯人为绝对主体的巴勒斯坦，而巴勒斯坦本身人口稀少，散布着近期才出现的一些犹太侨民区。[2]耶路撒冷的市长都是阿拉伯人，出身于巴勒斯坦传统的名门望族，特别是侯赛尼家族（the Husseinis）和哈立迪家族（the Khalidis）。耶路撒冷是奥斯曼帝国一个偏远的行政区，或者叫桑贾克（sancak）。这座城市对于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于它作为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圣城的象征意义。这三重宗教传统引出了一段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历史，并且在当代影响着国际上对这座城市的兴趣。

在1913年，远在天边的统治者们意识到，这座三种宗教并存的城市绝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奥斯曼帝国城市。它的象征性力量过于强大，外国人的存在非常明显，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也极为强烈。60年前，俄国人以有权进入基督教遗址为借口，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50年前，法国为了保护马龙派基督徒出兵干涉黎巴嫩，而保护基督徒依然为俄国在土耳其东部和巴尔干半岛的利益提供了一个借口。未来的耶路撒冷又怎会摆脱这样的必然结果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的40年里，奥斯曼帝国在这一行政区的长官，又名穆塔萨勒夫（mutassarif）——是奥斯曼帝国独有的——并不向该区所属的上一级行政省［习惯上称为叙利亚维拉耶（vilayet）］当局汇报，而是直接向整个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汇报。[3]耶路撒冷是一块宝地，但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政治问题，微妙又棘手。

1898年德皇威廉二世高规格访问耶路撒冷，并主持了路德会救赎主堂（Church of the Redeemer）的献堂仪式。站在这座教堂的塔楼上，可以俯视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事实上就在脚下，建在据说是耶稣基督升天的地点。下了一座小山，再爬上另一座，在圣殿山（Temple Mount）上，耸立着金灿灿的圆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和阿克萨清真寺（Al Aqsa Mosque）：据说前者建在天地相接之石的正上方，也就是亚当被创造出来的地点；后者是排在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一度是全体穆斯林祷告的方向。西墙（Western Wall）坐落在视野之外，圣殿山的一面，是古老的犹太圣殿仅存的遗迹，上帝的住所，大约在1 800多年前被罗马人所毁。[4]这样一座具有如此精神力量的城市，又怎么可能是普通的呢？

据奥斯曼帝国穆塔萨勒夫之女塞尔玛·埃克雷姆（Selma Ekrem）回忆，1906年父亲初到耶路撒冷时，上门的访客络绎不绝，每个人都向他表示坚定不移的忠诚和永不磨灭的友谊。[5]第一位来访者是法国领事，时间是晚上9点30分，他自称是“长官最好的朋友”，从一个小时的谈话中，传出了圣墓、伯利恒、客西马尼园（Gethsemane）之类的词语。之后来访的是俄国人——“我父亲的一个新朋友，他带来了多少友谊的证据啊！”在他之后是意大利领事——“长官难道还能找到更好、更公正无私的朋友吗？”几个小时过去了，黎明将至，这时来了一位亚美尼亚教会代表，之后又来了一位希腊正教会代表，两人都向奥斯曼帝国表示忠心。但访客的队伍并没有止步：

1点40分，来了一个怪人，穿着奇装异服，脸颊两边垂着两团卷毛。他冷淡、拘谨，却又客客气气的。他是外国犹太人代表，并不向土耳其人称臣。

最后，可怜的长官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朋友！他们是外国犹太人，却是耶路撒冷最公正无私、最沉默寡言的民族。

到了3点，又来了另外一名犹太人。这位老人留着长胡须，那双眼睛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但态度亲切和蔼，油嘴滑舌。他是土耳其犹太人代表。

“阁下，”他开口道，“请留心那个刚刚从这里离开的犹太人，您只需相信您卑微的奴仆。”

4点，我的父亲终于得以解脱，上床就寝。但他睡得着吗？黎明时分，他还醒着。他来到窗前。映入他眼帘的这座城市多么辉煌壮丽，古老的要塞，一座座教堂，还有奥马尔清真寺（Omar’s mosque）和圣墓教堂的两大穹顶。房屋全部由石头砌成，周围围绕着橄榄树丛。阳光反射在宏伟的莫斯科教堂的镀金塔楼上，洒下一道金光，照耀全城。

“哎，”我的父亲叹息道，“要是我在耶路撒冷没有这么多朋友就好了。”[6]

塞尔玛·埃克雷姆还记得与母亲的一番谈话，她和她的姐妹，像那些好奇的、少年老成的孩子一样，试图解开耶路撒冷的三大亚伯拉罕宗教彼此之间的联系与分化之谜。她们追问母亲，为何穆斯林承认耶稣为先知，而基督徒却不承认穆罕默德为先知，母亲气恼地回答：“这说明他们（基督徒）有偏见。”[7]这类问题或许是太复杂了，无法进一步解释。

然而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中，基督徒和穆斯林从小到大对彼此的宗教已经非常了解，知道什么样的钟声、什么样的队伍特指哪一个宗派的哪一种节假日。毕竟这类事件是耶路撒冷永恒的节奏。人们也可以享受到世俗的快乐，例如夏天大家一起到城外小山的橄榄树荫下野餐。基督徒和阿拉伯穆斯林都会去Bi’r Ayyub观赏湍流的春水。瓦西夫·雅哈里耶（Wasif Jawhariyyeh）是一个阿拉伯基督徒男孩儿，这些年来在耶路撒冷长大，就读于一所教授英语、法语和土耳其语的学校，师从当地一名法基赫（faqih，伊斯兰教法学家）学习《古兰经》，后来他成了一名歌手，有时还会在一些不三不四的地方演唱。他将自己的歌手生涯归因于通过《古兰经》学习掌握的古典阿拉伯语。[8]音乐本身就是这座城市的通用语言。雅哈里耶记得自己在夏夜里闲逛，和耶路撒冷的人们一起聚集在奥地利招待所（Austrian Hospice）门前的街角，聆听歌手兼乌德琴（oud）演奏家穆罕默德·阿希克（Muhammad al-Ashiq）的演出，人们“喝着果汁和咖啡，抽着水烟（argileh），一动不动，完全陶醉在音乐声中”。[9]

与此同时，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和往常一样，在1913年的耶路撒冷街头摩肩接踵。当然，他们彼此之间的怀疑比过去更严重。毕竟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伊舒夫（Yishuv）——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不仅通过怀有宗教动机的犹太人的内部迁移，还通过被犹太复国主义这种新的世俗哲学所激励的一些人的迁移，其政治野心和含义目前尚不明确。在巴勒斯坦，有一座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城——特拉维夫。那里散布着越过万水千山而来的犹太复国主义移民者的定居点。犹太人新开始的购地行为，几十年里一直争议不断，阿拉伯报纸热烈地讨论、辩论、（主要是）批评这一现象——不过这并不妨碍愿意出售的阿拉伯卖家和有组织的犹太买家想方设法钻奥斯曼帝国规章制度的空子，因此犹太人的殖民过程也继续稳步推进着。

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件事对未来的真正意义都是未知的。阿拉伯人忧虑的呼声还并不意味着必然的大规模冲突。在耶路撒冷旧城，一座开放城市的传统要远比在新的郊区更为突出。不同的聚居区犬牙交错，而不是被某条特定的巷子或街道截然划开。在城里的咖啡馆，不同社区的代表们可以共同等待一名奥斯曼帝国官员答复请愿，签署文件，或者发放许可，与摆着臭脸的奥斯曼帝国官僚打交道的经历将他们团结在了一起。1908年，奥斯曼帝国废除了审查制度，发行了更多的报纸，帝国的政治形态似乎变得更宽松了；在那之后，咖啡馆成了政治讨论或辩论的场所。一些人主张阿拉伯人应在当今的奥斯曼帝国享有更大的自治权，犹太人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作为他们的盟友，另外一些人认为，拥有奥斯曼帝国公民身份的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君士坦丁堡中央的统治，还有一些人认为犹太移民正在暗中破坏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平衡，君士坦丁堡的新一届政府制止不力，很可能是欠了犹太人的债。在香料市场的Seraii咖啡馆，类似的对话在一棵大桑树下进行。[10]在Qalonia咖啡馆，点点头就能把来客引到后面的赌博区。

这座城市自始至终都处在现代化进程和扩张之中。阿拉伯人市长侯赛因·侯赛尼（Hussein al-Husseini）实施了铺设耶路撒冷街道的方案，受到了穆斯林、基督徒和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广泛支持。［1914年的市长改选被塞法迪犹太人报纸《自由报》（Ha-Herut）称为当年市议会选举中“仅有的一线光明”。］[11]有轨电车即将开通。旧城的城墙外，正在建设新的郊区，扩展旧的郊区：百倍之地（Mea Shearim）和回想摩西（Yemin Moshe）是以犹太人为主的郊区，Musrara和Sheikh Jarrah则是富裕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青睐的新建的郊区。对于来自中产阶级阿拉伯家庭的小男孩儿雅哈里耶来说，日常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舒适，越来越现代：

（1904年）夏天，我们围坐在低矮的桌边享用正餐。食物盛在珐琅锌盘中。那一年，我们不再用产自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的木勺吃饭，而是改用每过一段时间就会生锈的铜勺。1906年，我的父亲为我的兄弟姐妹们每人购置了一张单人铁床，于是我们也抛弃了睡在地板上的习惯。过去每天晚上都要把一张张床垫放到几面墙之间，现在终于可以不用劳烦了，真是开心。[12]

雅哈里耶回忆起见到法国圣母院（Notre Dame de France）的独臂看门人点亮这座建筑物的电灯——雅哈里耶称其为耶路撒冷最先通电的建筑——他还惊讶地发现，“一眨眼的工夫”，这个地方就从完全的黑暗变得亮如白昼。[13]

耶路撒冷虽然在某些方面不断变化，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从未改变：在三种宗教的加持下，完好无损的独特精神和绝无仅有的气质。在过去的岁月里，这座城市曾经被波斯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基督徒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可即便是奥斯曼人，也只是这个地方的监督者，尽管他们对耶路撒冷的控制到1913年时已经持续了将近400年。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家族和宗教无谓的争斗，或者即便是现代的冲击，比起耶路撒冷，这个精神与灵魂的永恒国度，全世界共同的遗产，又算得了什么呢？

耶路撒冷是欧洲和美国基督徒心中的朝圣之城。这座在一两代人之前还只有最坚韧、最积极的人们才能到达的城市，如今已经是每年数万人的目的地。城市中的朝圣者、朝圣物品——木质十字架、圣人文身、珠绣圣母、念珠、圣像——以及当地的小贩和向导，利用朝圣者的虔诚和轻信，到处榨取几个皮阿斯特（piastres）。

旅行者来自世界各个角落。当地人注意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一个基督教团体，每一个欧洲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独有的教堂、旅馆或者旅游团——这是一种以民族、语言和习俗来划分的单一信仰。不同的国家甚至还经营各自的邮政业务，避开了奥斯曼帝国的电报业务，因为他们普遍认为那是一个间谍网，会把通信内容传回君士坦丁堡。俄国人在耶路撒冷市郊建起了一座大院，那里有他们自己的大教堂、医院和三家招待所，尼古拉二世身边那个寻欢作乐的长老（starets）拉斯普京曾于1911年来访。[14]奥地利招待所坐落在大马士革门（Damascus Gate）附近的苦路（Via Dolorosa），装修给人的感觉犹如在萨尔茨堡城外的山坡上，装点着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大胡子肖像——1896年访问耶路撒冷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是自十字军东征以来首位到访的天主教在位君主——还有他妻子的肖像，让人感到亲切。路德会救赎主堂为树立了德国的标杆，威廉二世意在借此促进德国在圣地重新确立大国地位，还有1910年才献堂的德国天主教圣母升天修道院与之平分秋色。最后自然是各个教派的代表——罗马天主教、希腊正教、亚美尼亚、科普特、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教会，他们全都主张对圣墓教堂的控制权，并且就各自的权利争论不休。

“一旦有了朝圣的想法，朝圣就已经开始了，”斯蒂芬·格雷厄姆（Stephen Graham）在自己1912年圣城之旅的记述中开篇言道，“一旦开始，路上的每一步都是朝向耶路撒冷的一步。”[15]格雷厄姆的旅程是在500名俄国东正教农民的陪伴下进行的，他自己也伪装成了农民。他是中途加入他们的，从君士坦丁堡横渡地中海。在这场伴随着狂风暴雨的旅途中，他们乘坐的那艘小船还没有泰晤士河上的轮船大，却拥挤得多。两星期后，朝圣者们终于安然无虞地到达了目的地，在雅法一家希腊修道院铺着稻草的地板上过了一夜，第二天继续向耶路撒冷进发。有钱的搭火车，没钱的就要准备走上好一段路。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了圣城：

我们所有人都在自言自语般低声祈祷，成群结队地穿过耶路撒冷的一条条街道；每个人都是一副疲惫不堪、愁眉苦脸、无精打采的样子，一个跟着一个，像从远处赶过来的牲口一般；但事实上却很兴奋、狂热、焦急难耐，就像那些熬夜到很晚只为迎接久别的父亲回家的孩子一样。[16]

格雷厄姆认识到，朝圣行为本身是一种精神上的、平等的体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由此建立起一个教派。“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与他人做比较或者高人一等的感觉，”他写道，“尽管一些人富，一些人穷；一些人有文化，一些人是文盲；一些人干净卫生，穿着新衣，光着脚，他们觉得必须要脱下靴子，因为他们脚下的地是神圣的；而另外一些人甚至连洗脸的概念都没有。”在本国非常重视的等级观念，到了耶路撒冷，就会在单一的共同信仰中忘却。一些人感慨万千，另外一些人纵酒狂欢。据一名俄国朝圣者说，只有犹太人会在睡梦中度过复活节午夜，午夜过后，朝圣之旅就沦为了唱歌，拥抱，“山羊胡和络腮胡纠缠在一起”，举行盛宴，畅饮阿拉伯小贩前几天带过来的酒：

我所见到的每一名僧侣和牧师都向我们打招呼道：“基督复活了！”我们回答“是的，他复活了！”并互相亲吻。喧闹喜庆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斋戒结束，人们会喝掉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和arakha，这无疑会让大多数英国人感到震惊。醉醺醺的歌舞也会被认为与耶稣的信念格格不入。但我不明白。在我看来，这只是在表达真正的快乐……一想到他们一路走来的朝圣之旅，最终来到了美好的复活节早晨，每一名朝圣者的心中都有些东西融化了。当他们瞧见天上的某物时，脸上闪耀着异象的光辉，仿若临终之人的面容中闪现的一抹微光。[17]

除了精力旺盛的俄国人，以及来自欧洲和美国其他地区更苦行的朝圣者以外，还有游客。格雷厄姆若有所思地说，扮成俄国朝圣者的他，与一个带着柯达相机、给路过的自己拍照的德国人，是多么不一样——毫无疑问，那个德国人回国后，一定会给亲朋好友看那张照片，以为照片中的是一名真正的俄国农民。这样的他，与美国和英国的游客又是多么不一样，“他们好几百人，有阿拉伯向导和红宝书相伴”，双手紧紧地攥着外套防小偷。[18]格雷厄姆从他们身边走过，没有被发现，但他却认出了几个英国人。路过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旅行社办公室时，他和一名俄国朝圣者在一个丰满的、金发碧眼的英国女孩儿面前停了下来，她正穿着“当地人的”服装——“一件古老的、鲜红的刺绣，可以在化装舞会上代表巴比伦”——在相机前摆出甜美的造型拍照片，比围观的人群高出一头。这就是耶路撒冷，比起朝圣之旅的目的地，更像是异国风情的背景板，也是那些依稀记得的《圣经》故事的舞台。

1913年，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基督徒朝圣者，或许也和当地的阿拉伯和犹太居民一样，成为耶路撒冷的组成部分，后者中的一些人上溯几代都在耶路撒冷生活。而欧洲和美国的朝圣者，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暂居，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却是常驻，实际上已经对这座城市的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虽然只是游客，但他们的游览表现出了对这座城市及其意义更深刻的、持久的归属。他们的出现证实了耶路撒冷同样属于他们。

当然，也有一些朝圣者留了下来，由此发展出了所谓的美国殖民地（American Colony）。几十年前，来自芝加哥的斯帕福德（Spafford）家族和千禧年派基督徒开始兴建这块殖民地，后来又有改宗者加入进来，其中包括来自拉姆安拉（Ramallah）的塞法迪犹太人雅各布·埃利亚胡（Jacob Eliahu）。之后到了1896年，又有大量的瑞典福音派新教徒加入。[19]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基督徒杂居的美国殖民地成了耶路撒冷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们自己织桌布，烤面包，在星期日组织唱赞美诗，还组建了文学俱乐部、合唱团和乐队。圣诞节成了城里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外国人赠送礼物的节日。斯帕福德家族的一名成员回忆道：

艾哈迈德·埃芬迪（Ahmed Effendi）送来了一只羊，谢赫·穆罕默德（Sheikh Mohammed）送来了一篮大米，耶路撒冷市长也送来了一篮大米，侯赛因（Hussain）送来了两只火鸡，费迪·埃芬迪·阿拉米（Faidi Effendi al Alami）送来了两只鸭子、两只鹅和四篮柑橘。还有别人（我不记得名字了）送给我们四盘buklaway（阿拉伯甜食），一盘geribi（类似于苏格兰酥饼），一盘mamoul和一盘“Karabidj Halab”［阿勒颇（Aleppo）的奶油甜品，一种美味的甜食］。苏莱曼（Suliman）送来了一大盘装饰圣诞树的糖果。巴尔当斯佩热（Baldensperger）先生送来了一棵漂亮的圣诞树，还有很多其他的礼物，我记不住了。[20]

7月4日，美国独立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升起了星条旗，然而当地的美国领事表示抗议，认为殖民地是一场骗局，并与之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斗争。[21]有一次，伊迪丝·斯帕福德（Edith Spafford）还打扮成自由女神像，摆拍了一张照片，庆祝这个日子。到了1913年，起初只是作为少数福音派新教徒的宗教事业的那些行当，如今已经具有了扩大的家族产业特征：印制明信片，为游客提供导游服务，接受委托提供摄影服务，委托方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Zionist Organization）和《国家地理》杂志。[22]19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Selma Lagerlöf）就有一篇小说的灵感来源于殖民地的故事。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克拉斯·蓬图斯·阿诺尔德松（Klas Pontus Arnoldson）几年前访问殖民地，之后在191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耶路撒冷之魂”（Jerusalem själ）的书。

犹太移民对于巴勒斯坦的政治命运和耶路撒冷桑贾克现有的阿拉伯人口究竟意味着什么，在1913年还并不清楚。

重建犹太人家园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依然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梦想。尽管在19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已经开始增加，奥斯曼帝国当局对他们的管控也是三心二意，相当无力，但犹太复国运动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本质上只是犹太人内部的一个压力集团，而不是世界上全体犹太人的明确代表。如果说越来越多的欧洲犹太人认识到了家园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可以让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来发展进步，不用再害怕那些无尽的迫害与怠慢，像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或门德尔·贝利斯所遭受的那样，那么还有另外一些人觉得犹太复国事业意味着犹太人背弃了被欧洲社会同化的承诺，重新把自己孤立了起来——不去放开眼界，反而把视野变得狭隘。犹太人社会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西欧犹太人非常重视他们在各自国家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而东欧和俄国犹太人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他们中的一些仿佛刚刚走出中世纪，更不必说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了。即便是在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对于实现犹太人家园的手段，对于这样一个家园到底应以何种形式存在，也都存在着分歧。

这些问题原本并不明显，直到19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犹太复国事业必然意味着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而不是在世界上其他某个地区。西奥多·赫茨尔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的《犹太国》（Der Judenstaat）中并未特指巴勒斯坦。而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上虽然回答了这个核心问题，但在那之后还有其他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犹太人家园是否需要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内以犹太人为主体，或者说假如犹太人在人口统计学上不占多数的话，犹太人的安全能否得到保障？在这样的家园，宗教是否应该发挥强大的作用，还是说宗教更应该由一种与时俱进的世俗身份来定义，更集中于大学和歌剧院，而不是犹太会堂？犹太人是否应该学习阿拉伯语，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巴勒斯坦当地阿拉伯人对自身文化传统被抹杀的恐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容易进行购买土地的协商谈判？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是否只能雇用犹太人耕种土地，还是说也可以雇用阿拉伯人，并可以借此加深经济互赖和社会同化的程度？说到底，在这样的家园，阿拉伯人会不会安于同犹太人在政治上平起平坐，像很多犹太复国主义者所想的那样，从犹太移民带到巴勒斯坦的经济投资和技术支持中获益？还是说他们会心怀不满，成为犹太人的竞争对手，向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缓慢迁移，或者出现更令人担心的情况，也就是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下去？在更广义的政治背景下，在奥斯曼帝国，一个犹太人家园能够争取或者说应当争取多大的自治权？而作为一项政治实践活动，建立犹太人家园这条路，是通过君士坦丁堡，还是通过柏林、巴黎、维也纳和伦敦？

耶路撒冷在犹太人家园中的地位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赫茨尔于1898年访问耶路撒冷，希望能够说服正在巡游的德皇倾帝王之威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宏伟构想，然而他发现这座城市很狭小，不卫生，遍布着黑暗角落，笼罩着神秘主义——几乎无法实现他建设一个自信、自由、进步、现代的犹太国的设想。几年后，他写出了一篇未来主义小说，描绘了1923年时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标题也取得很贴切，叫作“新故土”（Altneuland）。他想象中的国家中枢是北部城市海法（Haifa），而不是耶路撒冷。由此看来，虽然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耶路撒冷理所应当是以色列家园（Eretz Israel）的中心，因为它毕竟是最神圣的犹太人遗址所在地，而且也是一座以犹太人为主的城市，还有更多人认可耶路撒冷的象征性力量，可以用来为犹太复国事业筹款，然而讲求实际、实事求是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基本上并不把这座城市当成唯一的活动地点，甚至不把它作为活动中心。[23]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领袖阿图尔·鲁平（Arthur Ruppin）将办公室设在雅法海岸边的Bustrus街上。他与柏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总部通信，用的是德语而不是希伯来语。

1913年，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维也纳召开，巴勒斯坦代表的任务实质上就是充当助推器：确保欧洲犹太人继续支持这项事业，确保以一种积极的势头向前冲，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真正的家园，而不仅仅是一些不堪一击的定居点。在维也纳，他们展示了犹太人定居点的地图和犹太人在新家园土地上的照片，甚至还播放了一段影片。最终为这份冲劲注入新活力的，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买下的一块地上建立一所犹太人大学的呼声。正如一名代表所言，这所大学将成为“锡安山（Mount Zion）新的圣地”。[24]

多年以来，虽然奥斯曼帝国试图禁止外国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阻止他们定居，控制移民，限制犹太游客在该地区停留的时间，但面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于这块土地、这份事业的决心和狡猾，这些政策并不怎么奏效。土地可以用不同的名字购买，新来的移民也可以消失在现有的人口中，或者干脆由留着他们国籍的那些个国家的领事官员宣布死亡，几年后奇迹般地再次活着现身。[25]面对法律和行政上的障碍，犹太复国主义的做法有时候必须来阴的。从雅法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办公室传到柏林总部的信息是用初级密码写出来的。1913年，已经以犹太人名义购买的土地用“上海”来指代。[26]如果犹太人面对着一块土地的报价，有足够的时间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出手购买，传到柏林的信息将会带有一个描述慢速音乐的词语：“柔板”。如果时间不够，就会用另外一个词语：“快板”。犹太人大学项目的代号是Kunstwerk，德语中的“艺术品”一词。特拉维夫是Stadtpass（城市通票）。购买土地的竞争者是Stickluft，表示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敌人是Sticksto（氮），友人是Stiefsohn（继子）。

然而，当年11月一封寄回柏林的信中写道：“殖民的速度太慢了。”[27]信中还说：“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可以得到比现有的多至少10万杜纳亩（奥斯曼帝国面积单位）的土地。”钱和政治支持总是越多越好。1913年12月，柏林方面让鲁平特别关照一个德国基督徒的儿子，此人在中国服完了兵役，现在希望去中东见识见识。“我们并不认识克鲁夫特（Kruft）博士本人，对他的了解和基督一样少，”柏林办公室写道，“但我们很重视那些来到巴勒斯坦的德国基督徒，为他们提供自行判断那里的利害关系的机会。”[28]

与此同时，对于发生在巴勒斯坦的情况，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帝国当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更大范围的中东阿拉伯人并不会一直拥有同样的利益。奥斯曼人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秩序，防止耶路撒冷的时局成为外国进一步干涉的借口，以及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眼下阻止犹太移民几乎算不上什么存在的问题，只要移民不会酿成一场犹太人政治独立运动。无论如何，任何关于巴勒斯坦人口平衡的担忧，都已经被困扰着奥斯曼帝国的一系列问题冲淡了。1913年，君士坦丁堡面临着一个更加迫在眉睫的难题：奥斯曼帝国的存在本身。奥斯曼帝国在几年前把利比亚输给了意大利人，如今帝国在欧洲的历史领地也眼看着就要落到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希腊人所组成的强硬联盟手里。它需要朋友，特别是有钱的朋友。犹太人的支持是很有用的。

叙利亚和埃及的阿拉伯人的情况也与之相似，1913年时，对于新兴的泛阿拉伯政治觉悟而言，这些地区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只是一个枝节问题。激励着阿拉伯精英人士的政治事业，要比耶路撒冷桑贾克的局势宽泛得多，不论其象征意义有几分。他们力争在奥斯曼帝国的运转中取得更有分量的地位，如果无法实现的话，就争取更大的自治权。他们希望看到经济加速发展。犹太移民和犹太人的政治支持事实上也许有助于他们实现这些目标，并不是完全不值一提的。泛阿拉伯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能谈成吗？君士坦丁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负责人维克多·雅各布森（Victor Jacobson）在1913年提议：“我们工作计划中的第一项应当是与阿拉伯人达成协议。”[29]同年6月，在巴黎参加第一届阿拉伯人代表大会（Arab Congress）的代表中，有一位名叫沙米·霍赫贝格（Sami Hochberg）的犹太人，他是君士坦丁堡一家法语报纸《土耳其青年》（Le Jeune Turc）的编辑。[30]

一些阿拉伯人和一些奥斯曼人更担心犹太复国主义，出版了很多关于这一主题的书和小册子。报纸上的文章也以越来越尖锐的口吻说明犹太复国主义者带来的难题，引起人们注意到有关犹太人购买土地或者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紧张关系的特殊事件。一些文章遭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反驳。摩洛哥犹太人希蒙·穆瓦亚尔（Shimon Moyal）在贝鲁特接受训练成了一名医生，之前曾经在开罗生活。他在1913年成立了一个被称为HaMagen的组织，力图驳斥阿拉伯报刊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文章，并把这类文章从阿拉伯语翻译成希伯来语。[31]但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手段，这本身就意味着互相猜疑的氛围正在恶化，论战愈演愈烈。鲁平也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膨胀很让人担心。“如果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增强，”他在1913年年初给柏林中央办公室写信说，“那么我们或许就要面临再也无法用钱来化解的阻力了。”[32]

1908年奥斯曼帝国废除审查制度，阿拉伯世界的报纸印刷量随即上升，表达和传播不满情绪变得更加容易。1911年，纳吉布·纳萨尔（Najib Nassar）出版了一本阿拉伯语书——《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目标与意义》（Zionism: Its History, Objectives and Importance）。他称赞赫茨尔的行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及其政治成就，并奉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通过金融和政治组织做出相应的回应。他问道：“在悲剧和痛苦中煎熬了数个世纪的我们，为何不成为真正的人，走上自由之路，为我们的祖产、为我们自己而活，避免祖先们曾经用鲜血得来的国家得而复失、把祖先和子孙后代的那些诅咒降临在我们身上？”[33] 鲁希·哈立迪（Ruhi Khalidi）出身于耶路撒冷名门望族，现已当选为奥斯曼帝国议会代表，他试图在这一问题上唤醒其他代表。1913年，在他去世前，正要完成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他在书中详细回顾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概述了犹太复国主义对奥斯曼帝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权，以及对当下的阿拉伯人民提出的挑战。

这年夏天，发生在雷霍沃特（Rehovot）犹太人定居点与Zarnuqa阿拉伯村之间一条路上的争吵演变成了枪战，使得局势进入白热化。[34]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邻村的阿拉伯人从定居点偷东西被逮到，还袭击了一名试图阻止他们的犹太守卫。阿拉伯人声称问题源于犹太人定居点的军事化，那些定居点的治安被一个越来越强大的自卫组织HaShomer（守卫者）接管了。据称有一名典型的过于狂热的犹太守卫污蔑阿拉伯人偷窃，为了防止暴力行为，他被缴了械。路上的这一事件发生后，场面立刻混乱起来，雷霍沃特的犹太人定居者和Zarnuqa的阿拉伯村民都想着要去营救各自遭受围攻的亲族，当地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拿起了武器。一名犹太人定居者在随后的交战中中枪，但得以幸存；一名阿拉伯村民受了致命伤。几天后，雷霍沃特的一名犹太守卫被谋杀。嫌疑人遭到逮捕。双方都请求奥斯曼帝国当局、各自的社区和全世界在这一案件上为他们主持公道。“但凡是聪明、公正之人，绝不会相信这项把犹太农民刻画成煽动者的可恶指控。”鲁平（用法语）给奥斯曼帝国耶路撒冷长官写信说。[35]他声称，在过去，阿拉伯人犯下的暴力和偷窃都已经得到了宽恕：“被毁掉的几千棵树，风华正茂之年丧生的人命，被夺走的几百只牲畜，被偷走或者抢走的水果。”但宽恕是有底线的。他写道：“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要改善我们的安全状况，而不会忍气吞声，也不会向那些袭击和掠夺我们的人屈服。”[36]

近些年来，在圣地，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基督徒与穆斯林、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连续不断的大小事件累积了起来，这一事件是不是也算其中之一呢？这件事会不会被人们遗忘，在奥斯曼帝国当局的文件堆里接灰呢？还是说像某些人声称的那样，事情正在走向无可挽回的局面？是年11月，巴勒斯坦当地一家阿拉伯报纸《巴勒斯坦报》（Falastin）发表了一首诗歌，诋毁犹太人，恳请君士坦丁堡的哈里发采取行动：

犹太人，叮当作响的金币之子，莫再欺骗；

我们不会上你们的当，把我们的国家卖掉！

我们还有气节，

怎会把国家乖乖交到你们手上？

怎会做这样自损的事情？

犹太人，最弱小、最卑鄙的民族，

正与我们就我们的土地讨价还价；

我们怎能继续视而不见？

我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也有的是钱。

当权者，统治者，你们这是怎么了？

你们在烦恼些什么？

是时候觉醒，是时候察觉了！

不能这样掉以轻心，

不能再继续忍耐下去！[37]

*** ***

1913年12月，一艘艘轮船从欧洲起航，将新移民送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被派去调查波斯石油潜力的英国海军考察团返回伦敦。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和阿拉伯人在阿尔及尔和巴黎之间穿梭往来。已在南非成名的甘地考虑回到印度。在基辅，犹太职员门德尔·贝利斯为自己未曾犯下的谋杀罪而遭到监禁、迫害、妖魔化之后，和其他很多人一样，准备去新的国度寻找新的生活。

再见，基辅，永别了，我的故乡，永别了，与我相依相伴的朋友们！我要离开这里，去祖先们的土地，去圣地。那曾经富饶的土地，对我来说永远那么亲切。我要将灵与肉安息在以色列家园。[38]

第二年，他就到了耶路撒冷。至少对贝利斯来说，咒语是会成真的。

实际上是在新年前夜，贝利斯半夜乘马车离开基辅，在乡村小镇卡扎京（Kozyatyn）与妻儿会合，再乘火车疾驰驶过乌克兰西部冰天雪地的乡野，到达奥匈帝国边境的皮德沃洛奇西克（Podvolochisk）。他穿过边境之后便前往伦贝格（现利沃夫），之后是维也纳，再往后是奥匈帝国的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贝利斯虽然想方设法隐藏身份，但一路上他的秘密还是不可避免地曝了光。这个戴眼镜的人毫不起眼，对他的审判和之后的无罪宣判让强大的俄罗斯帝国蒙羞，好奇的围观群众都想一睹他的真容。

1913年已经逝去，1914年接踵而来。在新年最初的几天里，贝利斯乘坐的轮船先是停泊在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之后又到了海法。“以色列家园让我备感振奋。”后来贝利斯热情地写道，他或许是同时以宣传者和日记作者的双重身份写下这句话的。他继续说道：以色列“给了我新的生活，新的希望”——

大自然本身，以及人民的生活，都激发了我的活力和对生活的渴望。我们离开基辅时，天很冷，大雪封地。这里的一切绿意盎然，还有温暖的阳光。这是巴勒斯坦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万物欣欣向荣，山丘和田野被植被覆盖着。这样的环境我永远享受不够。我要拿出很多时间漫步闲逛，观察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39]

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了慷慨大方的欢迎。据他回忆，在海法上岸时，当地一名阿拉伯酋长派来车马为他效劳，还执意要亲自骑马走在前面，作为他的仪仗队，在土路上南行。犹太人社区自然是更加热情地欢迎他。“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疯狂庆祝，把特拉维夫打扮成了王子驾临般的场面。”1914年2月，德国驻雅法领事给柏林的德国宰相写信说。[40]

贝利斯虽已来到圣地，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前往圣城。虽然西墙是将他从监狱中释放的祈祷声最热烈的地方，但他却推迟了西墙之行。他指出，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很多地方也有人为他祈祷。无论如何，特拉维夫和雅法的活动安排已经让他忙得不可开交，宴会和欢迎会，对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殖民地的访问，还有游客、新来的移民和当地人——既有犹太人，也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没完没了的握手请求。

然而在4月，贝利斯赶在逾越节之前来到了内陆。他下榻在雅法门旁边一家舒适的酒店，在家人和追随者的陪同下，逐一参观了耶路撒冷的犹太会堂、医院和慈善机构。最终，他来到了西墙。赫茨尔对这里很失望，认为在这样一个“丑恶、悲惨、混乱、赤贫”的地方，根本不可能涌现出深刻的情感。[41]而贝利斯的感情五味杂陈，团体中的其他人情难自抑：

我再一次体验到了犹太人大流散，也再一次感受到了自身的悲伤。我站在西墙前沉思着，突然听见一阵哭声。我转过身来，只见我们一行人中的H.伯林（H. Berlin）正在哭泣。他无论怎么看都没有任何犹太人特征，这样一个人竟会哭泣，实在是出乎意料。他本应该完全脱离了犹太教。他的女儿是一名医生，甚至连一句意第绪语都不会说，却哭得歇斯底里。

最后还有更重要的一步要走。来自基辅的工厂主管、犹太人贝利斯，登上圣殿山，在巴勒斯坦当地一名阿拉伯向导的引领下，获准进入伊斯兰世界第三大圣寺阿克萨清真寺参观。虽然去年在巴勒斯坦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事，但这样的善意依然可以存在。骰子尚未掷出。

第四章
大国的微明

君士坦丁堡加拉塔大桥（Galata Bridge）。“我们生活在一个惊奇的时代，”一名美国评论员在1913年写道，“土耳其在改革，中国在觉醒，自鸣得意的白种人受到了冲击。”

纵观历史，横览世界，大国崛起于无名，征服世界的广阔疆域，抑或将迥异的区域融合成泱泱大帝国。罗马人、波斯人、亚历山大大帝领导的马其顿人、中世纪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蒙古人、中国古代历朝、奥斯曼土耳其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大航海时代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如今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全都经历过辉煌。这些帝国中，有些延续了数世纪，还有些只维持了几十年，甚至区区几年，与它们的最后一次军事胜利一样，除了恐惧，再没有任何更长久的因素能够维持它们的存在。

对于1913年任何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世界公民而言，这似乎正是历史的节律：帝国兴盛，衰落，诞生，死亡。那些似乎一度举世无敌的大帝国，在任何一个时间点——有时能够充分察觉到它们的困境，有时又完全意识不到——都可能是在走向辉煌的薄暮。在那以后，黄昏自然会降临在它们身上，将它们的成就付诸历史。（不列颠人之所以这么仔细地研究罗马帝国，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想要了解如何效仿它的成就，如何避免走上它的末路。）另外一些帝国无疑会兴盛并取而代之，或许是在某些至今仍名不见经传之人的领导下，他们通过历史的偶然事件、优越的地理条件、出色的领导才能或者科技创新，突然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处在一个开疆拓土的位置上。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来说，微光所预示的并不是本民族帝国时代的黄昏，而是黎明。

1898年，英国政坛泰斗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对帝国兴衰这番经典的描述做出了一种现代的、达尔文主义的修改。他所描述的世界分为两部分，分别是他所谓的“活着”与“垂死”的大国。一类是那些“实力逐年增强、财富增加、领土扩大、国家组织趋于完善”的大国。[1]由于这类大国采用现代世界的科技——铁路、军备的进步等——它们变得更强大，更发达，手中集结着更大的权势。它们最辉煌的时代在于未来。另一类是那些“垂死”的大国，它们最辉煌的时代如今已经成为历史：

几十年过去，它们变得更加衰弱、贫穷，能够托付信任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越来越少，显然气数将尽，却还异常顽固地坚持着它们所拥有的生活方式。[2]

这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适者生存”不但适用于自然界，同样适用于国家。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自满是没有出路的。对于各国政治领袖来说，摆在面前的有三个问题。第一，在索尔兹伯里的分类中，他们的国家属于哪一类？第二，如果他们的国家分在了不好的一类，衰落是不可避免，还是说可以积极地实施现代化方案从而实现逆转？第三，现代化仅仅意味着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还是说同样意味着更深层次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改革？现代化就等于西化吗？

按照索尔兹伯里的定义来看，1913年，德意志帝国和美国显然是“活着”的大国，注定要在世界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俄罗斯帝国则没有定论，尽管大多数时事评论员会把它也归类为“活着”的大国，一些人还认为俄国必然会是20世纪横贯欧亚的庞然大物。对于另外一些欧洲帝国——奥匈帝国，甚至法兰西帝国——前景就不那么清楚了。除了这些，在更广阔的世界上，还有两个古老的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正处于快速而又不定的过渡期。在一些人看来，这两个帝国似乎已经奄奄一息，另一些人却在它们身上看到了重生的骚动。第三个非欧洲帝国是日本，它在太平洋战胜了俄罗斯帝国，这是前几代人完全想象不到的结果，自那时起，它以令人惊讶的姿态跻身强国之列，正在飞速崛起。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帝国——大英帝国——正面临着逐年紧迫的一系列问题。当下正是英国如日中天之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伦敦正沉浸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荣耀之中。然而，这样的时刻会持续多久犹未可知。英国也在走下坡路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惊奇的时代，”美国一名世界观光旅行家伊丽莎白·肯德尔（Elizabeth Kendall）在1913年写道，“土耳其在改革，中国在觉醒，自鸣得意的白种人受到了冲击。”[3]在索尔兹伯里的那个年代，1898年，情况更为简单。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典型的“垂死的大国”。曾经兵临遥远的维也纳城下的奥斯曼帝国，到了20世纪伊始，却已经沦为一只生满疥癣的野兽，被战争、分裂和缓慢的经济发展侵蚀削弱。19世纪20年代，希腊王国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19世纪60年代，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承认了塞尔维亚的独立地位。1878年，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获得自治，英国人也成为塞浦路斯的主人。19世纪80年代，通往苏伊士运河的要地埃及，已经被牢牢锁定为伦敦的势力范围。整个19世纪，所有欧洲大国的人口都在增加，然而奥斯曼帝国的人口却减少到了刚刚2 000万，其中大多数是文盲。英国一天的产煤量比奥斯曼帝国一年还多，而奥斯曼帝国的铁路里程还不及巴西和比利时，仅为印度的1/10。[4]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安排实质上是外包给了外国银行家。

要说中国的话，1898年的状况更加糟糕。在过去的50年里，外国人已经把相对于科技落后的中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转变成了在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水路沿岸的贸易特许权——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因此，在北京，清朝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本已脆弱不堪，饱受常年不休的地方叛乱和经常性的饥荒洪灾所困扰，如今则更加岌岌可危。所谓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外国势力不断渗透，中国完全无法追寻一种适应自身需求的经济政策。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势力范围，在帝国边疆遭到侵占。19世纪60年代，俄国人控制了外满洲的一块地区，打通了一条通往太平洋的道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了一座俄国城市，这座城市随后成了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1880年，法国不顾中国的抗议，占领了毗邻的印度支那城市河内和海防。（1884年，中法之间进行的一场海战在几分钟时间内摧毁了中国的一整支舰队，而法国的代价仅为5人死亡。）英国人把缅甸变成了自己的保护国，并对在西藏的地位提出要求。1895年，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附庸国民族的日本人，在战争中战胜了中国。结果日本在《马关条约》中索取了巨额赔款，将台湾并入他们的殖民统治中，并正式确立朝鲜的支配者为日本，而不是清朝。

在中国内外，很多人都想知道，在这样一个有着故步自封的漫长历史、当权者专注于阻止各种可能对其地位造成损害的社会或政治变革的国家，中国文明到底有没有能力从内部复苏。很多人质疑中国到底会不会作为一个政治单位幸存下来。（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思想家都读过达尔文及其自然选择理论的追随者的著作——中国重要的维新派理论家严复，就曾把托马斯·赫胥黎的作品翻译成中文。）1898年，巴黎一家杂志刊登了一张漫画，画中是一位身着传统中式服装的先生，拱着眉毛，留着大辫子（又叫辫发），耷拉着八字胡，下巴胡子稀少，举着双手，神色惊恐，因为用大字写着“中国”的一块大蛋糕正在被瓜分。[5]威廉二世皇帝坚定地落下刀，分走自己的一块；他身边是维多利亚女王，珠光宝气的手指划出了英国的那份；俄国的尼古拉二世面露饥渴，正在考虑自己的国家要怎么选，法兰西共和国的女性化身玛丽安娜则在一旁观看。在另一边，一个武士刀已出鞘的日本武士正在贪婪地注视着这一幕。这幅画描绘了对中国的争夺，类似于19世纪80年代对非洲的争夺。对于中国的地位，更恰当的比喻或许是仍在被清朝的代理人所执行的一种古老酷刑：凌迟。

15年后的1913年，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都还没有脱离困境。两国都经历了更严重的战败、失地、任强国宰割的政治屈辱。（1913年，奥斯曼帝国正在进行战争，为的是在欧洲保留哪怕一个微小的立足之地。）但两国又都经历了山呼海啸般的国内政治转变，虽然一开始造成了局势的动荡，却促进着更长期的复兴展望。在君士坦丁堡，1908年，作为“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一部分，恢复了宪政，带来了希望——奥斯曼帝国如今将会依靠内部改革，依靠年青一代政治领袖的活力重整旗鼓。在北京，清朝的小皇帝不再深居紫禁城皇宫的高墙之内统治国家，在前任将军袁世凯的执掌下，共和政府的体制已经开始有了眉目。如果能够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建立起强力的中央政府——1913年，无政府状态和民间动乱席卷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难度非常大——那么中国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犹未可知。一个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这样写道：

在这样一个（强力）政府的掌控下，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强国，能够轻而易举地保卫疆土，抵御侵略……一个西化的中国，拥有国内的资源财富和众多人口，迟早会成为世界工业和军事斗争中的主宰因素。[6]

他提问道：“当这样一个中国开始寻求海外市场和殖民地时，会发生什么？”新强大起来的中国，是一种遥远却不再难以想象的展望。正是对它的这种恐惧，激发了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的灵感，让他在1913年写出了风靡一时的傅满洲系列小说第一部。《傅满洲博士之谜》（The Mystery of Dr. Fu-Manchu）描述了古老的东方智慧与现代西方科技相结合的危险幻想。

中国和奥斯曼帝国都还是病夫——但未必是永远。从1898年到1913年，区区10多年间，两国都从缓慢、持续、显然不可避免的衰落期，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了更加变幻莫测的新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它们或许能够以更牢固、更适合、更体面的姿态留在世界大国之列。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和中国的改革家都满怀钦佩地将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帝国，那个效仿并赶超了西方、似乎已经掌握了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生存与发展的秘诀的国家：日本。

直到19世纪中期，日本还是一个孤立的岛国，每一名日本武士的公职就是杀掉任何可能出现在日本海岸的外国人。在日本，官方的锁国政策被视为一种国民信仰。然而，日本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开放。这在部分程度上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不断入侵所造成的结果：1854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Perry）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开着军舰驶入日本，用汽船震慑了日本人，并要求大大超出了一贯授予外国商人的贸易权利。但日本的开放逐渐成了日本领导人制定的文明开化政策，他们明白西方军事技术在平息国内政治纷争中的用处，认识到现代化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下去的关键。

向西方开放的过程起初还是试探性的，犹疑不决，但在19世纪60年代急剧加速。186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是日本帝国首次在一场国际博览会上建立国家馆，这也引起了西方人对日本艺术和设计的一阵狂热。不久之后的1868年，被传统的半封建军事独裁政体，也就是幕府（bakufu）——世袭的将军（shogun）在江户（东京）发号施令，而京都的天皇仅仅是有名无实的统治者——统治了7个世纪之后，日本天皇的政治权力得到了恢复。末代将军被迫提前退任（不过直到1913年才去世）。本质为贵族战士阶级的武士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日本明治天皇（Emperor Meiji）执掌政治权力，史称“明治维新”（the Meiji Restoration），这也成了国运的转折点。虽然最初表现为回归更古老的政治形式，并伴随着重新发掘日本本国的美德和宗教、以取代由中国传入的佛教和儒学的势头，但明治维新实际上为日本由国家领导的加速西化打下了基础。锁国政策出局，取而代之的是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一些被用作学校教材的书籍，例如福泽谕吉1869年的著作《世界国尽》（Introduction to 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赞颂了西方的先进文明。[7]1871年，在岩仓具视的带领下，由50名政府高官组成的考察团被派往世界各地进行细致彻底的学习考察，目的是找出外国科学技术和组织制度的最佳榜样。他们在美国度过了205天（部分是由于考察团中的一些成员需要返回日本，取得足够的外交国书），在英国度过了122天，在普鲁士度过了23天，还顺道访问了巴黎、伯尔尼、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圣彼得堡、维也纳和罗马。

官员们受到了鼓舞。“从1800年到现在这段时间，在欧洲所见的财富和繁荣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考察团的一名成员在日记中写道。[8]换句话说，日本没有理由不去迎头赶上。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日本开始为在东亚的霸权地位打基础。1889年，日本通过了一部宪法，设立议会。日本贵族改头换面，在形象上越来越向英国贵族靠拢。

经过了25年来的政治、工业和经济改革，日本在1894—1895年间进行的甲午战争中轻而易举地战胜中国，表明日本在当时已经领先中国这个亚洲邻国到了何种程度。从中国获得的战争赔款，被用于进一步的海军扩张，铁路建设，以及1901年日本最早一批大型炼钢厂的建立。同样重要的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人扬眉吐气，并且开始期待让世界其他国家刮目相看。一家报纸充满希望地声称，从这时起，西方将会“用我们的自称来称呼我们：日本（Nippon），为日出之意，外国报纸中再也不会有Japan或‘日本佬’（Japs）这些词语”。[9]1902年，世界最大的帝国大英帝国同意与日本结盟。两年后，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战争以日本举世震惊的胜利结束，这是一个亚洲大国首次如此彻底地羞辱了一个欧洲大国。虽然日本无法像对待中国那样，向俄国索要战争赔款（事实上，这场战争把日本推向了破产的边缘），虽然在美国从中斡旋的和会上，日本仅仅得到了微不足道的领土——重新得到旅顺，这是日本10年前从中国夺去、之后在和平谈判中屈服于西方压力被迫放弃的地区——但日本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改变。凭借着教育、节俭精神、经济转型、军事力量和政治决心，1913年的日本已经跻身于大国之列。

明治时代成就了如此的辉煌。但随着1912年天皇驾崩，其子大正天皇继位，关乎日本未来存在的另外一些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日本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民民主国家，还是保留传统的寡头政治属性？日本社会是要成为西方式的消费社会以满足个人需求，还是要使个人服务于集体、民族和国家？外国对日本的尊重达到了日本人的期待吗，还是说在西方种族主义的作用下，西方俱乐部永远不会完全接受日本？在亚洲，日本是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欧式殖民大国，还是说注定要唤醒其他亚洲国家，引领一场泛亚洲的复兴？或许两者兼而有之。

那么，英国的情况又如何呢？太阳依旧在发光——但英国的前景真的和上一代人时一样光辉灿烂吗？英国势力是否在慢慢衰落呢？太阳是否正开始落下呢？1913年英国空前的繁荣，大英帝国的霸权，伦敦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八面威风的中心地位，这些都很难与相对的衰落沾上边。但只要匆匆翻阅一下年鉴或者报纸，都足以确定以下事实：英国不再是一家独大；美国人比他们更有钱，德国人比他们更具生产力。

整体来看，大英帝国依然极其强大。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还在继续兴旺发展。印度也是欣欣向荣。大英帝国的人口远远超出其他任何帝国。但帝国的国防问题，也是1913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政治谈判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显露出前所未有的严峻。帝国长期的完整性，并不仅仅是几句争论就能够保证的。英国自身在帝国中的地位已经有所改变。英国一度是大英帝国的引擎室，是这只猛兽带动生产的心脏。但如今的英国岂不是越来越像是一间董事会议厅，投资、做决定，本质上却是在以其他人的劳动，以过去的收益为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会不会连这样的地位也将不保，英国会不会成为不列颠传统的贮藏室，成为海外不列颠人——身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或南非——返璞归真的理想乡，承载着他们对于绿野幽谷共同的回忆？

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鲁德亚德·吉卜林用一首带有警示意味的诗歌《退场赞美诗》（Recessional）刺激了英国人的神经：

我们的海军消失在远方——

炮火在沙丘和海角沦陷——

看啊，我们昨日的辉煌

像尼尼微和推罗一样消散！

万邦的审判者，请饶恕我们吧，

让我们永志不忘——让我们永志不忘！

即使是最强大的帝国，衰落也在所难免。15年后，这样的警告已经深深植入了公众的意识之中。1911年，《退场赞美诗》被谱成音乐，于当年在伦敦水晶宫（Crystal Palace）举行的帝国节日（Festival of Empire）闭幕式上演出。[10]帝王加冕礼的盛况如今却染上了悲壮的色彩。

英国本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和海外局势一样，是很多报纸专栏、酒吧聊天、高校辩论中讨论的对象。1913年，妇女参政论者走上街头，反对男性主宰的英国政治文化，要求选举权。与此同时，一些激进的工会也威胁要切断英国的食物供应，虽然它们各行其是。最重要的是，英国这一代人的政治中最容易造成分裂的问题——爱尔兰自治——极有可能成为现实，并且遭到了阿尔斯特街头武装志愿军的反抗。英国依旧是一个“活着”的大国吗，还是已经在分界线上的某处，从好的一类跌到另一类中了呢？

君士坦丁堡
历史的潮汐

1913年，君士坦丁堡城——古时称拜占庭，现代土耳其人称为伊斯坦布尔——正在步入生命中的第26个世纪。这座城市由希腊人建立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处战略要地上，最初是作为一座贸易城市繁荣起来的。后来到了公元330年，当时的伦敦还不过是罗马人在泰晤士河沿岸的一座营地，而君士坦丁堡已经成了罗马帝国的东都。哥伦布到达北美之前50年，即1453年，土耳其人征服了基督教城市君士坦丁堡。从那时起，这座城市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首都，统治着它的皇帝也一下子成了势力强大的统治者——他统治的这个帝国在鼎盛时期囊括了北非的绝大部分、阿拉伯半岛全境，以及西南欧的一大部分——同时也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尽管自中世纪的全盛期以来，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势力大幅度削弱，但他们依然统治着近东和中东的中心地带。圣城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全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朝圣者去这些地方朝圣，往往都要经过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向东延伸至俄国的高加索地区和波斯，南至红海沿岸，北至黑海沿岸，在西方还保留着欧洲的小小一角，仅此而已。

土耳其诗人陶菲克·菲克雷特（Tevfik Fikret）将君士坦丁堡比喻成一名妓女，然而她却依然在吸引着游客和100多万名居民：

停泊在君士坦丁堡的船只。君士坦丁堡是出地中海的门户，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首都，各个邻国都十分眼馋。1912—1913年，保加利亚军队向城市范围内推进了几英里。

老朽的拜占庭，迷人的老糊涂

阅遍千人的寡居处女

你清新魅人的美貌，依然艳压群芳

望向你的眼神之中，依然爱慕流淌[1]

对于一座在街头上演过大屠杀（仅仅五年前，1万名亚美尼亚人在社区之间的暴力冲突中丧生），经常遭受把一个个木屋居住区整个烧毁的火灾，还伴随着周期性的地震，却幸存至今的城市，这种自相矛盾的描述恰到好处。即便是在衰弱的晚年，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依然受到不同宗教和民族群体的热爱，在他们各自的社区历史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座城市也依然是外邦人垂涎的对象——特别是俄国人——那些人把它视为基督教正统合理合法的所在地，憎恨奥斯曼帝国扼守着流经君士坦丁堡市中心的这条水路战略要道，这个从黑海出地中海的门户。

“三次得名的城市，人类共同遗产的宝石。”德国旅行作家赫尔曼·巴尔特（Hermann Barth）狂吟道。他指的是同一座城市，希腊人依然称之为拜占庭，其他基督徒（以及外国游客）大多称之为君士坦丁堡，而土耳其人称之为伊斯坦布尔。[2]君士坦丁堡是各种人群的家园，他们都深切地认识到了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对于各自在这里的相应地位也都非常敏感，这一点和耶路撒冷相类似，那里的统治者是土耳其人，但犹太人、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外国基督徒都能与那座城市产生共鸣。身为一个奥斯曼人，从最全面、最具政治意义的角度讲，就是要理解和赞颂这些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作为一个更宏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无论个人自身的背景如何。但在1913年，作为一个真正的奥斯曼人，无论是土耳其人、阿拉伯人还是希腊人，都变得越来越不容易了。在很多人看来，奥斯曼帝国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领土处在重围之下，“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君士坦丁堡中央政府与奥斯曼主义的传统遗产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多民族、多宗教的君士坦丁堡，到底是民族与民族主义时代的一个时代错误，还是像奥匈帝国一样，象征着社区之间和谐与合作的可能性？

在一年中不同的时间段，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登陆的各个社区——希腊人、阿拉伯人、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土耳其人、库尔德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犹太人——会接管城市中的一些地区，举行特定的宗教或民族庆典活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无疑是开斋节，在三天的庆祝时间里，城里的穆斯林——大多是土耳其人，但也有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纷纷涌上街头，走亲访友，交换礼物——甜品和烟草，帝国的瓷器工艺品和香水。宗教性的庆祝活动很快成为世俗娱乐的借口，所谓节日，类似的还有澳大利亚内地的乡村集市或者法国的村庄节日：“手动的旋转木马，船型秋千，女孩子们更柔缓的秋千……有很多论据可以反驳吉卜林先生和他那套‘东方就是东方’的理论。”[3]是城市咖啡馆中的卡拉格兹（Karagöz）皮影戏更具土耳其特色，是面向粗俗观众的粗俗娱乐。在一年中的晚些时候，会迎来穆斯林的第二大节日，纪念易卜拉欣献祭自己的儿子易斯马仪（并不是基督教和犹太教中的以撒）。庆祝方式是仪式性的宰羊，在节日之前的几星期里，会有很多羊被船运至君士坦丁堡，咩咩的羊叫声盖过了城市一贯的喧嚣声、众犬的吠声以及宣礼员召唤教众做礼拜的呼声。

但走上街头过节的不仅是土耳其逊尼派穆斯林、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城中的什叶派穆斯林，大多是来自大不里士、说土耳其语的波斯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节日是阿舒拉节（Ashura），纪念先知的外孙侯赛因遇难，这也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分歧之所在。据一名美国评论员回忆，“一群可怕的白衣男子，嘶哑地吟唱着，挥舞着血淋淋的刀剑，往剃光了的头上砍”，冬日的雪花在他们半裸的身体周围打着转。[4]基督教历法中最重要的是复活节，庆祝这个节日的是希腊人，他们代表着1913年将近1/4的君士坦丁堡居民，还有亚美尼亚人，他们占总人口的1/10。（19世纪90年代的社区冲突让亚美尼亚人所占比重大幅度缩减，自那以后，库尔德人取代了亚美尼亚人，垄断了城市街头的搬运工作，但城市的精英市民中还有很多亚美尼亚人：店主、建筑师、政府官员，甚至还垄断了奥斯曼帝国的军火生意。）[5]

这些庆祝活动也可能演变成喧闹事件。1909年，英国侨民玛丽·波因特（Mary Poynter）在日记中写道，希腊东正教徒庆祝复活节，活动内容包括“向天开枪，向犹大像开枪……造成数人死亡，还有若干人受伤”。[6]基督教其他节日的庆祝活动相对内敛些：在一月早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可以看见希腊东正教的圣水祝福仪式，参加的“在浴缸中颤抖的凡人们”，正伺机将地方主教投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中的一个镀金的木十字架拿回来。[7]1912年年底，希腊人安静地送走了享年78岁的约阿希姆（Joachim）牧首，街道上排列着“黑色的桅杆……杆上挂着黑底的旌旗，旗中央是白色的十字架，所有的房屋都装饰着黑白相间的花圈或花环”。[8]

新年又是一个更好的寻欢作乐的机会，虽然穆斯林大多不以为意，但几千名波斯人会庆祝他们的新年，也就是所谓的诺鲁孜节（Nowruz），而基督教的各个教派也会在一月不同的日子里庆祝新年。1913年开年第一天，在附近的Sainte Marie Draperis教堂做过弥撒之后，奥匈帝国大使帕拉维奇尼（Pallavicini）侯爵在大使馆举行了一场招待会；在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人们向邦帕尔（Bompard）大使及其夫人致敬。据当地一家报纸报道，大使夫人被誉为“法兰西女性美德”的化身。[9]

据当地官员估算，除了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及城中的大量外国人，这座城市还有大约5.2万名犹太人。[10]这些人中有两名野心勃勃的青年法学生，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的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和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二任总统的伊扎克·本—兹维（Yitzhak Ben-Zvi），他们穿着深色欧式西装和笔挺的白衬衫，戴着土耳其毡帽，融入城市的背景之中。

君士坦丁堡城熙熙攘攘的中心并不是广场或者宫殿，而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叫作金角湾（Golden Horn）的水湾——以及金角湾上横跨城市两个半边的加拉塔大桥。

金角湾南岸是老城区斯坦布尔（Stamboul），大多数城市本地人、巴扎、古老（当时已经废弃）的托普卡珀（Topkapi）皇宫、城里主要的清真寺［包括曾经作为教堂存在了11个世纪的阿亚索菲亚（Ayasofya）清真寺］也都在这一区域。金角湾北岸是加拉达（Galata）区，以及佩拉（Pera）区［现称贝伊奥卢（Beyoğlu）］。加拉达和佩拉是六七世纪前由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建立的，深受君士坦丁堡外国人的喜爱，以至于斯坦布尔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将佩拉称为“异邦人之地”（Frengistan）。沿着码头稍往远走，同样有皇家在19世纪兴建的几座新的皇宫：首先是欧化的多尔玛巴赫切（Dolmabahçe）宫，其次是契拉昂（Çirağan）宫，最后是耶尔德兹（Yildiz）宫殿建筑群，它位于高墙之中稍微向内的地方，有自己的水电供给，自己的后宫——对于它的建造者、妄想狂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ül Hamid II）苏丹来说，这就是他需要的一切。

19世纪70年代，意大利作家爱德蒙多·德·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向游客推荐的君士坦丁堡最佳位置，就在古老的加拉塔大桥上，在这里可以将君士坦丁堡的全貌、各个民族以及他们的活动尽收眼底：

身穿白色长袍、腰带上别着手枪的阿尔巴尼亚人，与身披羊皮衣的鞑靼人擦肩而过；华服盛装的土耳其导游在两队骆驼之间穿行；一辆套着阿拉伯战马的马车，紧跟在阿拉伯皇子的侍从身后辚辚驶过，上面堆满了某个土耳其家庭的奇珍异宝。步行的穆斯林女人，戴面纱的女奴，小红帽下一头飘逸长发的希腊女人，披着黑色长斗篷的马耳他女人，穿着古老民族服装的犹太女人，裹着五颜六色的开罗披肩的黑人女子，浑身上下一袭黑衣、来自特拉布宗（Trebizond）的亚美尼亚女人……这是一张千变万化的镶嵌画，种族、服饰与宗教的万花筒……沉重的脚步声连绵不断，喧嚣不止，嘶哑喉音的低语，让人费解的感叹，间或有法语或意大利语单词传入耳畔，仿佛一道道光线穿透浓厚的黑暗。[11]

20世纪伊始，对这座摇摇欲坠的古桥进行加固的提案起初遭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的拒绝，理由是海平面的众多商店可能会成为一大战略要地，反抗他不得人心的政权。然而最终在一家德国公司的支持下，建起了一座新的、更宽的铁桥，横跨金角湾。这座桥在1912年完工。[12]

在德·亚米契斯对加拉塔大桥的景色做出这番精彩描述之后的那些年里，奥斯曼帝国继续着从一等强国——与英国、法国、俄国并列——沦为二等强国的态势，名义上还是独立的，但显然已经堕入了“垂死”之列。奥斯曼帝国就自身领土的主权，向一种特殊的法律机制做出了让步，那就是名如其分的治外法权，它将帝国境内的外国人置于各自大使馆的保护之下。在19世纪中，受到这种保护的奥斯曼帝国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这让外国势力与奥斯曼帝国的内部事务之间形成了恒久的利害关系。1838年与英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剥夺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项贸易政策。1875年，由于拖欠外债，奥斯曼帝国被迫将国内的财政安排让与实质上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的奥斯曼帝国公债银行（Caisse de la Dette Publique Ottomane），后者在1911年的员工数量已经超过了奥斯曼帝国自己的财政部。[13]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引进英国顾问支援现代化建设，奥斯曼帝国的陆军也任命德国军人作为顾问。但这个国家却避开了更彻底的改革。奥斯曼帝国到底还是作为一个国家幸存了下来，没有被瓜分，原因在于有太多强国对于潜在的战利品存在利益冲突。这个帝国依靠借来的钱维系着，但最重要的是，时间也是借来的。

1876—1909年在位的阿卜杜勒—哈米德苏丹，被奥斯曼帝国的很多维新派视为部分问题之所在。苏丹即位伊始，就向有心改革的官员群体——青年奥斯曼党（Young Ottomans）——做出了让步，同意实行宪政，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以来的行政专制制度。但这番尝试并未持续太久。1878年，阿卜杜勒—哈米德停止实行宪法，回到了奥斯曼帝国的老一套统治手段。苏丹的秘密警察特务令人闻风丧胆，经常关押政治犯，再把钥匙扔掉，以此强化苏丹的统治。在接下来的30年里，阿卜杜勒—哈米德主宰着这样一个政权，虽然偶尔也尝试对其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但它的实质依然是保守的恐怖独裁。

很多奥斯曼人都因政权对新闻界的限制而气恼，并且担心奥斯曼帝国正在逐渐衰弱下去——内因与外因兼而有之。1889年，恰逢法国大革命100周年，一群年轻的、有心改革的政府官员、军人和医生——主要是土耳其人，但也有阿尔巴尼亚人、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受过良好教育但主要是中等阶级人士——成立了一个组织，最开始不过是奥斯曼维新派的一个秘密讨论小组。[14]组织成员手按《古兰经》和一把左轮手枪，发誓效忠于奥斯曼帝国的复兴大业，并自称统一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但外人称之为“青年土耳其党”，青年奥斯曼党的继承者。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中，就包括萨洛尼卡（Salonica）的邮政工人穆罕默德·塔拉特（Mehmed Talat），以及驻扎在同一城市的下级军官伊斯麦尔·恩维尔（Ismail Enver）。他们的年轻被视为一种荣誉徽章，证明未来掌握在他们手中，一反奥斯曼人智慧与年龄成正比的旧观念。到了20世纪初，这个讨论小组已经赢得了军队各部门的鼎力支持，特别是在马其顿地区。它已经发展成为奥斯曼帝国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

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中心目标，首先是恢复宪法，其次是复兴奥斯曼帝国。至于这场复兴要如何实现，则是众说纷纭。一些青年土耳其党人认为答案在于政治上的地方分权——到后来，有几个人甚至考虑效仿奥匈帝国，建立一个邦联制的土耳其—阿拉伯帝国。但绝大多数人认为，现代化要依靠一个经过改良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在这一阶段，大部分青年土耳其党人，与其说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倒不如说是灰心丧气的奥斯曼帝国爱国者。

他们对西方世界抱着羡慕和学习的态度——然而最终目标是保护奥斯曼帝国免遭列强欺辱。在20世纪的头几年里，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的总指挥部位于巴黎，开罗和日内瓦发挥着次要作用，然而萨洛尼卡——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马其顿一座犹太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杂居的城市——成了前沿作战基地。（这座城市也是后来的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诞生地。）另外一些人认为，至少从短期看来，与德意志帝国结盟是维持奥斯曼帝国存在的战略必要。至于要效仿的模范，或许日本是最合适的：这个国家利用西方科技实现了现代化，同时还保留着自己独特文化中的精华（此外还与大英帝国结盟）。青年土耳其党人表示，奥斯曼帝国正在成为“近东的日本”。[15]他们能否取得同样的成功呢？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实现了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恢复宪法，而且几乎是兵不血刃。6月中旬，忠于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部队开始从马其顿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威胁称要武力占领这座城市。7月初，派来与之对抗的军队司令官谢姆西·帕夏（Şemsi Pasha）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统一进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暗杀。阿卜杜勒—哈米德对自己军队的忠诚没有把握，于是决定知难而退，恢复宪法。长达30年的暴政理论上结束了。

在君士坦丁堡，这条消息让人们欢欣鼓舞。“屋里屋外都能听见人们的欢呼声”，玛丽·波因特在日记中写道：

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特务神奇地消失了，报纸（此前的审查极其严格，禁止撰写关于政治事务真实状况的文章）供不应求，价格也翻了一番。当轮船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沿岸各地的城镇居民纷纷欢呼。[16]

宪法的恢复伴随着政治犯的释放，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遭受阿卜杜勒—哈米德屠杀的亚美尼亚人，将宪法的恢复视为他们权利的保障。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把他们在帝国内部的经济力量，转变成在奥斯曼帝国议会中的政治地位。（而且在他们之中的民族主义者看来，这岂不是朝着实现“伟大理想”——说希腊语的全体人民重新统一成单一的希腊人国家——迈出了第一步？）土耳其女性现身街头庆祝，期待以阿卜杜勒—哈米德为首的皇室批准的男性沙文主义法典（例如穆斯林女性不许在没有男性亲属陪伴的情况下外出）能够放宽一些。帝国各地都在号召进行新议会选举，这也为君士坦丁堡更多的游行队伍提供了一个借口。玛丽·波因特描述了从投票站到记票房的一队人马，他们把投票箱像圣物一样携带着：

……领头的总是一支乐队，骑兵部队，还有马车队，车上挤满了盛装的土耳其小姑娘，跟在后面的是步行的民众，他们挥舞着星月旗和神圣的绿色旗，（当乐队没在演奏时）全体高唱新的爱国歌曲《祖国》（Vatan）……土耳其女性也随着队伍行进，往往为数众多。盖满了鲜花的投票箱，被热情的群众高高举起。[17]

选举产生的288名代表中，有147名土耳其人、60名阿拉伯人、27名阿尔巴尼亚人、26名希腊人、14名亚美尼亚人、10名斯拉夫人和4名犹太人。[18]

然而，情况并不是一帆风顺。阿卜杜勒—哈米德虽是被迫更换了他手下的大维齐尔[1]，并且同意进行选举，但他依然是苏丹。君士坦丁堡的时局引发了政治动荡，另外一些人借机行事：保加利亚正式宣布独立，斐迪南（Ferdinand）成为沙皇（后来降格为国王），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克里特并入希腊。保守派反对随着宪法的恢复而来的社会改革。1909年4月，在政权更替中失去了地位的那些人，领导了一场反革命政变。心怀不满的土耳其军队打着伊斯兰教和恢复沙里亚法的旗号，实施了这场政变，很多青年土耳其党人被迫逃离君士坦丁堡。

反革命政变并没有持续太久。忠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一支所谓的“解救军”（Army of Deliverance）回到了首都，想要用武力夺回首都。“步兵迅疾的步伐、骑兵的奔袭、炮车向人行道开炮的轰鸣”，在本地人和外国人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醒着他们，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权力基础终究还是军队。[19]君士坦丁堡的战事暂时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城市拉下了卷帘门，定期往返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商船停住了，却还随着大海的波涛起起伏伏。交火之地的建筑物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其中就包括波斯大使官邸——“当子弹和弹壳在他的门前呼啸而过时，他一定以为自己身在波斯”，一个当地人评论说。[20]但对这座城市来说，比物质损失更严重的是政治后果。如今，土耳其人和穆斯林打了起来，正在互相杀害。青年土耳其党人认识到，宗教和政治保守派可以利用伊斯兰教来对付他们。

至少阿卜杜勒—哈米德不在了。1909年4月29日下午2时45分，这位苏丹首次登上帝国的火车，开始在国内流亡，他的目的地是敌人的总部萨洛尼卡。玛丽·波因特在日记中写道，几个月前，相比耶尔德兹宫，“还是西藏更容易到达”。[21]如今这座宫殿已经成为一处旅游胜地，吸引着人们前来仔细检查一个耻辱政权留下的遗骸，门口有一辆汽车可以载着游客到处游览，只需一小笔钱。曾经由400人照料的花园，很快便沦为无人管理的状态。庭院里散落着巨大的保险柜，柜门大敞四开，里面的东西早已无影无踪（据说有的是被军队搜刮走了，另外的珠宝于1911年被奥斯曼帝国政府在巴黎卖掉了）。[22]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Mahmud Shevket Pasha）将军率领解救军进驻君士坦丁堡，也因此被任命为战争部长。在他的支持下，一篇以英语发表的报道描述了苏丹在耶尔德兹宫的卧室，那里和他离开的那天早上别无二致：

一条柔软的土耳其棉被胡乱地堆在长沙发上……还有约莫六个柔软的丝绸垫子。近旁的一把长椅上，搭着一条白色的睡袍和一条绣着字母“A”的腰带，这两件很可能是苏丹最宠爱的儿子阿卜杜勒—拉赫曼·埃芬迪（Abdurrahman Effendi）的。在耶尔德兹宫最后的几天里，他总是和父亲在一起。在苏丹的床边，有一个放咖啡杯的小托架，或者更可能是放一把左轮手枪。房间一角的壁凹中，有一个洗脸架和水盆，藏在一面漆屏风后面。长沙发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大幅日本卷轴，上面画着一只鸟，我认为应该是鹰。[23]

新一任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在多尔玛巴赫切宫过着平静的生活，去阿亚索菲亚清真寺做礼拜，并且眼下正小心翼翼地避免有任何政治牵扯。

大约在接下来的一整年里，随着青年土耳其党人重新掌权，议会通过了数十项议案，有些是自由主义的，很多都试图扼杀反革命政变的萌芽：废除奴隶贸易，恢复宪法（以巩固议会统治），通过法律树立新的新闻审查制度，限制公众集会，（首次）允许向非穆斯林征兵，防止罢工。[24] G. F.阿博特（G. F. Abbott）描述了人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咖啡馆聊天时的话题，那些地方“曾经是胡思乱想的圣殿”，如今却被一个词占领了：变化，说的不是天气，而是部长。[25]或许是首次起草了一项可靠的预算，表明奥斯曼帝国的开支仅为奥匈帝国的1/4，俄罗斯帝国的1/6。[26]税制也进行了改革，在1910年时已经开始奏效，税收增加了，尽管还是低于政府开支的水平。消防和警察系统也进行了整改。奥斯曼帝国最终是否正在接受它所需要的、改革的休克疗法呢？

自始至终，君士坦丁堡本身也在变化。“电灯和电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街道上正在铺路，”玛丽·波因特在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之后的那些年里写道，“那些狗似乎也快要消失不见了。”（事实上是被转移到一个岛上集中处理了。）[27]城市喜迎新一批外国游客，他们是来看看青年土耳其党究竟忙活了些什么：其中包括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安德烈·纪德和列夫·托洛茨基。[28]阿博特写道：“表面上看，君士坦丁堡依然是那座有着宏伟的清真寺、乱糟糟的宫殿和肮脏街道的大城市，但这座城市的本质已经改变了。”[29]

这句话说得太大了。奥斯曼帝国不可能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君士坦丁堡仅靠在边边角角收拾收拾，任命一位新的市长，或者杀狗，是不会变得像伦敦、柏林或者维也纳一样的。这种事情需要时间。君士坦丁堡在青年土耳其党人掌管它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就已经在缓慢地变化着。在他们离开很久之后，它还会继续变化下去。但君士坦丁堡只可能以一种庄重的步调变化，它的历史渊源甚至比奥斯曼人还要古老，更不必说那些突然发迹的新政治领袖。对于这样一座城市，这才是适合它的步调。

1913年，金角湾南岸的老城斯坦布尔，依然是一个极其破烂的地方。英国作家罗伯特·希琴斯（Robert Hichens）将它描述为“一座木头和大理石堆砌的城市，满是灰尘，脆弱的房屋看上去像是用一个晚上匆匆建成的，随时都可能散架”。除此之外，还有“宏伟的清真寺，拥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以及历代苏丹无比壮观的巨型纪念碑”。[30]对斯坦布尔的居民来说，祖祖辈辈的生生死死都没什么差别，他们对每一块凹凸不平的铺路石都了如指掌，对每一扇大门的嘎吱声都耳熟能详，当地的清真寺，或者教堂，或者土耳其浴场（hamam），全都离得很近。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斯坦布尔是一处秘境，是东方的起点。他们徜徉在拥挤的街头，迷路，为之陶醉——或者是厌恶。

斯坦布尔老城大多未经规划，尽管在19世纪中曾经多次尝试城市改革，但普遍还是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街道上的垃圾堆积成山，淡水只能不定时地由水泵和泉水供应，码头边的臭鱼味挥散不去，鸽子绕着清真寺的院子飞来飞去。当地的土耳其人用残羹剩饭喂狗，这些狗凶猛地守卫着它们各自的一块块领地，至于它们究竟是东方污秽的象征，还是幸运的护身符，则要看人们从什么角度想了。对于一些把皮埃尔·洛蒂最新的书抱在怀里的游客来说，斯坦布尔这个名字本身就能够激起美丽与悲剧的奇思妙想，在他们的脑海中生成栩栩如生的画面，比如旋转不停的托钵僧，或者后宫的土耳其佳丽和来自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女子。对于另外一些游客来说，斯坦布尔狭窄弯曲的街道意味着封闭的中世纪思维，更多地体现了东方神秘主义而不是现代科学，意味着一个离深不见底的野蛮仅仅一小步之遥的民族。想要取代沿袭了数个世纪的习惯，仅凭一两名青年土耳其党官员的雄心壮志是远远不够的。

罗伯特·希琴斯漫步在斯坦布尔，发现是城市的一种历史感在指引着他的行进：“斯坦布尔，它见证过多少，经历过多少啊！”[31]其他人则更多地被它的衰落所感染。《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一名英国记者埃利斯·阿什米德—巴特利特（Ellis Ashmead-Bartlett）1912年前来报道巴尔干战争，他将这座城市描述为“被自然指定为人间天堂的地方，却被人类变成了邪恶、腐朽与流血的渊薮”：

……这座城市，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望去，仿佛是紫色山坡上挂满了大理石的梦境，近距离观察，却只见一堆摇摇欲坠的房屋，乱七八糟，无可救药，墙壁颓败坍塌，沿着没铺好的陡峭街道而建，疲惫的马在这些街道上跌跌撞撞地走着，美丽的清真寺零星可见，从一种陈旧的信仰花哨的垃圾堆中高高窜出。土耳其人自从1453年侵入这座城市，就没有做过任何有建设性的美化工作。他们仅仅是给古老的拜占庭教堂安上了宣礼塔，或者效仿希腊建筑风格建起一座座俗丽的清真寺。除此之外，他们就只是让这座城市陷入绝望的衰败。[32]

1913年11月底，新任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到达君士坦丁堡。两天后，他参观了大巴扎（Grand Bazaar）。在返回大使官邸途中，他在日记里写下了简洁明了的判断：“非常古怪。” [33]

相比之下，佩拉颇为现代化，对欧美人来说也更为熟悉。外国使馆集中在这里，英国使馆占据着海面上方小山顶的一大块古典风格的街区。外资银行也在这里。［其中一家银行，奥斯曼银行（Ottoman Bank），在1896年被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团体亚美尼亚革命联盟（Dashnak）占领，他们威胁称如果得不到更大的自由，就要炸掉银行及其外国员工，这件事闹得很大。］西方科技创新往往也是最先传入佩拉：1856年城市的第一批煤气灯，1895年城市的第一部电影，以及1875年城市的第一条地铁线，这项工程在地下从加拉达码头沿岸一直挖掘到佩拉山顶，命名为“隧道”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佩拉大街（Grande Rue de Pera）两侧，以及与之相连的大街小巷里，分布着君士坦丁堡的欧式酒吧、舞厅和商店——意大利马戏场、法国剧院、德国市场（Pazar Alman）百货公司，还有Bon Marché百货公司，这里的导购员会用法语报出价格。在这里，在整个奥斯曼帝国349家经销店中的一家，你可以买到一台胜家缝纫机，还会有人教你如何使用这台机器追赶最新的巴黎时尚。[34]母亲可以购买包装上用英语和法语做宣传的罐装雀巢浓缩牛奶，因为这种牛奶能够防止霍乱和本地牛奶中的掺杂。在玻璃窗后面的陈列中，或者在高高的商店货架上的堆积物中，人们还可以找到罗曼诺夫皇室委托制造的俄国Treugolnik胶套鞋，曼彻斯特生产的“巴黎”围巾，或者带着长缨的亮红色土耳其毯帽（不过就当时的时代来看，在奥匈帝国的某家工厂或者奥斯曼帝国首都方圆100英里之内生产，都是有可能的）。

在佩拉，可以见到城里的法国、德国或俄国家庭女教师。这种趋势遭到了保守派穆斯林的批评，他们担心穆斯林家庭会聘用这些基督徒女子。[35]这座城市必然有一个部分是奥斯曼人去喝酒、买外国报纸或者外国书的地方。青年土耳其党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1913年正在索菲亚担任奥斯曼帝国驻外武官，他在休假时也会来到佩拉，练习法语，展现舞蹈才华。[36]侨民和具有西方思想的本地人，会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法国中学，这所学校自19世纪60年代起就在区内占据了很大面积，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均可在这里接受教育。最近这一地区有一项扩建工程，是意大利僧侣经营的帕多瓦的圣安多尼罗马天主教堂，1912年才刚刚完工，与主街有一小段距离。城里的一流酒店全部集中在佩拉——其中包括佩拉宫（Pera Palace）酒店——还有那些二流酒店，例如Khedival Palace、Hotel de Saint Pétersbourg和亚美尼亚人名下的Hotel Tokatliyan。[37]

一些人认为佩拉浮夸的西式现代性很无聊。罗伯特·希琴斯抱怨这里的“咖啡馆闪耀的玻璃，狡猾又放肆的眼神永远在透过它打量着外面的行人”，还有“从欧洲二流音乐厅走出来的那些自命不凡、涂脂抹粉的女人”，她们的肤色在电灯下像鬼一样苍白。[38]美国人哈里·格里斯沃尔德·德怀特（Harry Griswold Dwight）担心“西方文明致命的同化力”正在把这座城市转交给“德国情侣（Liebespaar）、英国老处女、执意要让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一模一样的美国母女”。[39] G. F.阿博特嘲笑“伪欧洲文明浮夸的平庸……异域一切令人厌恶的事物，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正在飞快地把东方变成一张悲喜交加的西方巨幅讽刺画”。[40]

的确，不只是有文化的西方人觉得佩拉完全是赝品。土耳其历史学家艾哈迈德·杰夫代特·帕夏（Ahmed Cevdet Paşa）事先提醒一个外国熟人，佩拉呈现出来的奥斯曼帝国整体印象是完全失真的。他说：“你从这里透过望远镜观察伊斯坦布尔，但你使用的望远镜一直是歪的。”[41]对于那些装欧洲人装得比真欧洲人还像的同胞，土耳其人是会暗自发笑的。作家艾哈迈德·拉西姆（Ahmed Rasim）就曾讽刺这样一个土耳其人的做作：

……在意念中去过巴黎，在精神中经过维也纳，瞥一眼柏林，看过意大利米兰、罗马和那不勒斯这三座城市的地图，朝伦敦方向遗憾地叹了口气，在旅行指南中读到过美国纽约、华盛顿、费城等地的情况，然而事实上去过最远的地方不过是伊兹密尔（Izmir，在土耳其西部），在飞檐下走来走去。[42]

但这真的只是笑料吗？西方习俗入侵佩拉、进而影响整座城市的过程中，难道就没有什么有害的，甚至危险的成分？“不要小看自行车，”拉西姆写道，“它有很多弊端。”[43]例如可以利用它来盗窃商品，引诱成年女性和年轻姑娘。对于穿着暴露的游泳衣公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游泳这种地地道道的欧洲习惯，另外一些土耳其人也颇有微词，因为土耳其人就算真的要下水，也宁愿在竹围的严密保护下，洗男女分开的海水土耳其浴。一些人注意到了过去几年里奥斯曼女性着装的变化，甚至是走路姿势的变化，从慢悠悠的步伐变成了轻快、自信的欧式步伐——他们将其归因于西方的影响。这种现象击中了穆斯林社会的要害，因为这表示女性正在从她们的男主人手中解放出来，这太危险了。这要止步于何处呢？

1906年，年轻的土耳其女子泽伊内·阿农（Zeyneb Hanoum）怀揣着对更大的西方自由的梦想，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对她人生的束缚。在那里，她被“关在玻璃笼子里，包裹在原棉中”。[44]她广泛游历，在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和意大利度过了6个月。然而，阿农最终还是回到了奥斯曼帝国。她发现西方并不一定比东方更优越，只是有着不同的弊端：愚钝、贪婪、暴力、自私。她总结道：“怂恿那些东方人到西方去，不出几年，他们就会沦落成和那些吸收着病态文学、沉湎于酒精、可怜堕落的西方人一样，这是多么危险啊。”[45] 阿农体验过西方，觉得它很做作；佩拉则是君士坦丁堡中心西式做作的象征。

居住在这座城市的数十年间，拜占庭学者亚历山大·范·米林根（Alexander van Millingen）记录下了君士坦丁堡的诸多变化，这些变化并不都是往好的方向。[46]他在20世纪初写道，这些年来，这座城市的特色或许稍微有些淡化了。西方科技的进占，让东方的神秘黯然失色。19世纪70年代，德·亚米契斯所描述的各种各样的路人服饰，奥斯曼专家一看便知穿戴者的民族和宗教，而那些服饰正在逐渐被千篇一律的欧式打扮所取代：“当下的风尚是‘无拘无束’ 。” [47]为传统的土耳其家庭增添一丝神秘、为家里的女人挡住入侵者视线的格子屏风，正在被威尼斯式百叶窗所取代。“站在大道上便利地点的马群，可以把你载到几步之遥的街上，或者路途遥远的地区，”范·米林根忧郁地写道，“可它们已经让位于出租汽车站，以及一条贯穿加拉达山的隧道。”[48]在19世纪40年代还是孩子的那些老人，可能会记得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第一艘轮船；如今，这样的轮船在海面上起起伏伏，挤掉了过去那些不怎么结实却很雅致的轻舟。过去，欧洲的邮件从的里雅斯特走海路需要一个星期，从马赛每个月有三班邮轮，而如今每天都有火车运送邮件，邮资也很低：

那年（1888年）8月14日，聚集在斯坦布尔的火车站［锡尔凯吉（Sirkeci）车站，海峡对面是亚洲线的终点站海达尔帕夏（Haydarpaşa）车站］、目睹从奥地利首都开来的第一列火车的人们，或许对于这一事件的意义知之甚少。但这里是君士坦丁堡与西方世界的接入点。如今的主宰是新思想、新时尚，不管是好是坏。这座古老的东方城市的缺点，很快就会变为一场旧梦。[49]

1913年，这座古老城市的缺点或许还存在着——但是在范·米林根眼里，大概也是这座城市魅力的一部分。

现在，加拉塔大桥上有了新的行进队伍：土耳其军队，其中很多来自安纳托利亚内陆，他们正要去击退几乎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巴尔干军队——还有难民，几乎是清一色的穆斯林，他们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了几个世纪的欧洲村镇，来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暴力一直是奥斯曼帝国边境事务的一部分。在穆斯林与基督徒混居的阿尔巴尼亚省，奥斯曼帝国当局与地方叛乱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些叛乱大多是关于无穷无尽的苛捐杂税和征兵，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之后，对于阿尔巴尼亚学校应采用哪种文字体系的争论。[50]低级的抢劫和军事报复愈演愈烈，成了巴尔干民间传说的素材。英国旅行家伊迪丝·德拉姆（Edith Durham）在1909年的著作《阿尔巴尼亚高地》（High Albania）中，引用了一首典型的热情洋溢的巴尔干歌谣：

啊，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

重拾欢乐与苦难——

倘若它起火刮风或者下雪又如何？

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

回到这里，活人也许明天就会死亡，

心口被洞穿，或者头部中一枪——

回到这里，热情澎湃，慷慨激昂——

啊，我们又回到了巴尔干！[51]

埃迪尔内（Edirne）的英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恩维尔·帕夏的傲然身姿。青年土耳其党人寻求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为的是更好地保卫国家。

但最近的一轮国际战争正在威胁着奥斯曼帝国，以及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国内的政治优势地位，这轮战争并不是在一直麻烦不断的巴尔干地区开始的，而是在人烟稀少的北非。1911年，意大利人入侵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行省的利比亚，希望用一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胜利，抹去阿杜瓦战役（Battle of Adowa，1896年一支意大利部队在此战役中被埃塞俄比亚人打败）的回忆，奠定意大利的强国之位。正如他们所愿，很快便占领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奥斯曼人无法通过陆路增援利比亚，因为英国人拒绝他们经过埃及，也无法通过海路增援，因此不得不略施诡计。包括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青年土耳其党军官，伪装成平民，组织游击队进行反抗。这样的反抗绝不可能把意大利军队驱逐出沿海地带，却阻止了他们占领内陆地区。为了试探和逼迫奥斯曼帝国政府讲和，意大利军队做出了回应，于1912年夏占领了爱琴海中离土耳其海岸很近的十二群岛（Dodecanese）。这件事在君士坦丁堡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奥斯曼帝国议会暂停工作，而青年土耳其党人最近才以种种手段重新赢得了多数席位。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们被排挤出了奥斯曼帝国政府。以反对青年土耳其党的观点而闻名的新一任大维齐尔走马上任。

1912年10月，奥斯曼帝国终于同意割让利比亚。作为交换，意大利人承诺从十二群岛撤出。然而到了这时，帝国已经是腹背受敌，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组结成了松散的巴尔干同盟（Balkan League），在巴尔干地区展开了攻势。[52]和利比亚的冲突相比，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战争——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在利比亚，奥斯曼人是为面子而战。在巴尔干，他们是为同胞的家园，有时也是为自己的家园而战。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声嘶力竭地欢呼，挥舞着手帕，为奔赴前线的土耳其军队送行。一名土耳其士兵向美国记者展示了塞在子弹带里的牧笛：“上战场就是这样，他说——如同参加婚礼一样。”[53]

然而，奥斯曼军队在巴尔干遭到了血洗。巴尔干同盟的推进速度很快。1912年11月，萨洛尼卡落入希腊人手中（次年，希腊国王乔治一世被一名希腊人刺杀，这件事貌似有利，实则不利）。奥斯曼帝国旧都埃迪尔内［旧称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也被围困。从1912年冬到1913年春，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伤兵回到了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里挤满了新的居民；办公楼和大使馆成为临时医院，英国医生和法国护士照料着土耳其伤员。［玛丽·波因特的日记和外语报纸中，都有很多关于劳瑟夫人（Lady Lowther）的战争救济委员会的记载。］还爆发了霍乱。

快要到年底的时候，保加利亚军队曾经一度离君士坦丁堡只有几英里，他们的飞机在前方侦查，想要看看这座城市的宣礼塔，估量一下奥斯曼人在恰塔尔贾（Çatalca）周围布下的最后一道防线。欧洲列强的军舰已经准备就绪，一旦有必要保护它们的公民，就会让舰上的士兵冲进城市。人们也打点好了行装，准备匆匆离去。市郊的墓地成了他们的露营地。“在那里，生者向死者寻求庇护，”波因特写道，“1203年想要攻陷一座基督教城市的十字军，以及1453年那个阳光明媚的5月攻陷拜占庭的土耳其人，都曾在那里安营扎寨”——

南下的（保加利亚）军队现已离我们这么近了，如果他们取胜的话，是会从我们属于欧洲的城区进入城市，还是会经过这么多难民临时安顿的柏树墓地？……他们会在圣索菲亚教堂举行弥撒吗？……我们几天之内就将知晓。真是好一阵等待啊！虽然他们告诉我们危险，但人们已经忘记了害怕。[54]

1913年年初，在国内已经失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决定自作主张，表面上是为了防止君士坦丁堡政府通过欧洲列强在背后撑腰的一纸合约割让埃迪尔内。1913年1月23日，一群青年土耳其党官员闯入正在召开的内阁会议，枪杀了战争部长，迫使大维齐尔辞职。新一届内阁成立。与巴尔干同盟的战火几乎是立刻重燃了起来。

对于巴尔干战争的是是非非，外国人意见不一。一些人同情土耳其人。皮埃尔·洛蒂认为他们是保家卫国的勇士，并发问道，如果埃迪尔内被巴尔干国家的基督徒军队占领，将会发生什么。他警告说：“满脸大胡子的胜利者的鞋靴玷污了塞利姆二世（Selim II）美轮美奂的清真寺，以及寺中的葬礼亭，之后就会开始抢掠、强奸、杀人。”[55]（有人提议用这位法国作家的名字给君士坦丁堡的一条路命名，事实上后来果然有一条路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还有更多的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的困境无动于衷。英国殖民地官员哈里·约翰斯顿（Harry Johnston）认为，巴尔干战争为他所谓的“东方问题的最终解决”开辟了途径。[56]将奥斯曼帝国逐出欧洲，会是一项文明的进步。“纯种的土耳其人是很愚蠢的。”他这样写道，声称他们的建筑师、医生、金融家和海军上将全都来自被他们征服的那些民族，而不是他们本民族。

更多的西方人是透过自己国家利益的棱镜，去看待巴尔干的时局和奥斯曼帝国的存亡。俄国人对奥斯曼帝国没什么好感，但他们并不想让保加利亚人征服君士坦丁堡——他们的考虑是，如果说要有哪个欧洲大国来控制这座城市，那么应当是俄国人自己。同样地，奥匈帝国人与奥斯曼帝国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但他们担心这场战争会让塞尔维亚和黑山实力壮大，成为在巴尔干地区与自己的国家相抗衡的一道斯拉夫屏障，他们还想确保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斯库台（Scutari）落到阿尔巴尼亚人手中（正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涉）。德国人与奥斯曼帝国是长期的政治联盟关系，他们想要确保自身地位不被连累。英国人过去一直担心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如今他们担忧的是，倘若由于基督教徒入侵，伊斯兰哈里发被迫离开伊斯坦布尔，那么印度可能会出乱子。［事实的确如此，印度的穆斯林已经在为奥斯曼帝国的救济工作积极捐款，甚至发布了一条伊斯兰教令（fatwa）号召抵制欧洲商品。］[57]

随着1913年3月埃迪尔内落入保加利亚人之手，巴尔干的局势对奥斯曼帝国更加不利了。列强急欲争取某种和平解决协议，最终在5月迫使交战各方签订了《伦敦条约》，这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欧洲领土。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结束。《伦敦条约》上的墨迹还未干，新的战争计划就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巴尔干同盟一直是出于地缘政治的方便而结合，而非出自热爱，如今正在瓦解。虽然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黑山通过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都获得了多到令人震惊的领土，可它们都觉得自己还应该再多分一杯羹。到了6月，保加利亚人已经与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打了起来。奥斯曼人看到了机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已经是无可挽回了，但至少埃迪尔内还是可以夺回来的。7月，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的保加利亚人被赶出了这座城市，最终，青年土耳其党军队领袖伊斯麦尔·恩维尔（现称恩维尔·帕夏）可以宣告一场奥斯曼人的胜利了。《伦敦条约》匆匆修改，以反映局势的变化——现在它变成了《布加勒斯特条约》，确认了奥斯曼帝国对埃迪尔内的占领。

这一系列的战争血腥凶残，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前线。这次冲突会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留下深深的伤疤。在保加利亚军队占领的地区，穆斯林被迫改宗，经过了洒圣水和象征性地吃香肠，才算完成。[58]当埃迪尔内陷落时，奥斯曼军队被围困在一个孤岛上，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死亡，抬手能够到的树皮全都被撕下来充饥。萨洛尼卡的犹太人莱昂·夏基（Leon Sciaky）后来将1913年确定为大批犹太人从这座城市向外移民的开始，很多人都移居至奥斯曼帝国的另一个角落——巴勒斯坦。[59]这一年，他参观了偏远的乡下地区，回想起“甚至都没有犬吠声迎接我们的到来……孩子们的欢歌笑语停留在往昔，如今的这里一片沉寂”。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资助的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指出：“战败一方的人口焚烧村子，大批离去，这在巴尔干所有的战争和暴动中，都是已成常态的传统。”[60]让人沮丧的是，这类冲突总是周而复始：“他们总是把自己的遭遇转而施加在他人身上。”尽管在巴尔干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奥斯曼土耳其人溃败得太快，来不及犯下太多残忍的暴行，但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们还是有机会报复的。在Kirka村，曾经屠杀了当地穆斯林的东方希腊人反遭屠杀。[61]

夺回了埃迪尔内，奥迪曼帝国的荣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青年土耳其党人在君士坦丁堡重掌的政权也得到了巩固。如果和平能够持续下去，那么面对大幅度衰落但或许更容易管理的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现在就可以转过身来面对将这个国家现代化的迫切任务了。1913年9月，统一进步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帝国行政和经济改革方案，并表示该委员会应当成为一个完全成熟的政党，向西方的政治正常化看齐。

为了保证比以前小了一些的奥斯曼帝国的未来，有许多事情要做。在失去了这么多领土和人口之后，如今不同群体之间的政治安排必然要重新调整。尤其是帝国的阿拉伯人，必须要安抚他们，使他们免遭分裂的诱惑。1914年4月，政府首次允许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省份的法庭上使用阿拉伯语，并且在学校里将阿拉伯语作为主要语言。[62]次月，奥斯曼军队中的一名德国军事顾问提议称，帝国或许应当迁都到阿勒颇，他认为这项举措有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意义。这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说太难接受了。但在1913年，一名阿拉伯人被任命为大维齐尔，此举体现了帝国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经济学人》认为“君士坦丁堡正在泰然自若地处事，几乎不被国家的胜败所左右”。[63]人民迎来了一场大丰收，贸易也正在恢复。（《经济学人》表示，这座城市如果变成自由港，将会得到很大提升。）君士坦丁堡位于Silahtarağa的第一座发电站正在建设中。有轨电车已经开始通电，先从城市的加拉达区的几条线路着手进行。推出电话业务的工作也在进行着，来年将建成至少12个电话局。[64]12月，让俄国人颇为懊恼的是，德国人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将军受奥斯曼帝国政府邀请，率领一个由40名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君士坦丁堡，这样的规模远超过去。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协助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换句话说，现代化进程重新开始了。1913年是困顿之年，但并不绝望，作为奥斯曼疆域漫长历史中一个新篇章的开始、长期以来与帝国唱反调的历史潮流最终开始倾向于它的时机，这一年会因此被人铭记吗？

[1] 大维齐尔（Grand Vizier），苏丹以下最高级的大臣，相当于宰相的职务。——译者注

北京—上海
从沉睡中苏醒

据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法国人樊国良（Alphonse Favier）描述，站在城墙上看这座城市，一些外国人将这个景象巧妙地比喻为“一盘菠菜里夹杂着些许蛋黄”。[1]“除了树还是树，别的什么都没有，”樊国良解释说，“只有几座宫殿和塔的黄瓦屋顶穿透这片绿色。”直到1860年，外国人才获准沿着城墙走动——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这项权利。清朝做出这番让步，是希望借此缓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对其他事项的要求。20世纪初，城墙被认为是游客或新迁入者的最佳观景地之一，可以由此领略这座城市的规模，捕捉到城市布局中的某些元素，这种布局满载着权力的象征和中华帝国及其清王朝的儒家理想。（即使到了今天，现代北京城的布局虽然经过了极大的扩张，但本质上还是沿袭着皇城的四方形布局。）

然而从城墙看到的景色并不是北京最美的一面。那份殊荣向来只是一个人的专属，他就是皇帝。唯有通过皇帝的眼睛，从名如其分的紫禁城一端的假山上一个凉亭望去，这座城市才能显现出特有的威仪。[2]北京的这一块地方，被一条护城河和三道墙保护着，与外界隔开。每一道墙都代表着皇帝与人民之间的界线——兼有原则上和事实上的意义。城中之城，道道围墙，重重世界：这就是帝都北京的秩序。

紫禁城是宫廷和在宫廷中任职的太监们的专用之地，包含在较大的皇城之内，贵族和高官可以在皇城居住，再一道城墙之外便是内城，内城是城里的旗人（驻军）的基地。1903年到访的美国游客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Carl）写道：“风俗习惯从这‘内部’汹涌而出，脉冲向中国的其他地方，仿佛血液从心脏流出，通过上千条动脉，直到帝国最边境。”[3]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最终得到了在北京设立常设使馆的权利，自那以来，北京城中的小型外国人群体开始在外国使馆区居住。这一地区五脏俱全，有自己的教堂和学校，这里的尖塔和西式建筑打破了帝都北京的建筑协调性。在这之外坐落着外城，可以进行商业活动，北京物质意义上的秩序终于开始瓦解成乱糟糟的低矮胡同，漂亮的四合院隐藏在厚重的木门之后，泥泞的小路上垃圾遍地，未经铺砌的街道上挤满了人力车和猪，还有来自戈壁沙漠的蒙古骆驼和中国北方的矮马。

凯瑟琳·卡尔1903年的北京之行，既是公务，也是游玩。她被聘请为慈禧太后画肖像，用于在来年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卡尔对于中国宫廷生活的初次体验并不是在紫禁城，而是在西北方向几英里外的颐和园：

在等候室整理了一番过后，我们出去，见到了宫廷的总管太监，他领着我们来到了一身红色的宫轿前，每台有六个人来抬。我们坐在轿子上，经过（帝后专用的）御路门，从左边的一个门进入，来到了天子住所之一的一个神圣地界，慈禧太后最喜欢的宫殿的墙内！我们还没来得及领略周围的环境，就被他们抬着，迅速地穿过一个又一个庭院和花园，最终来到了一个较大的正方形庭院。庭院里摆满了一盆盆奇花异草，种满了赏心悦目、茁壮成长的灌木。轿夫们把我们的轿子放在这里，我们走下轿子，在众太监前前后后的簇拥下穿过庭院。眼前是宫殿的大玻璃门，闪耀着巨大的红色“寿”字，静静地向后摇开，我们终于来到了中国皇太后殿下的王座室！[4]

和慈禧太后最初的交谈中，她对这幅画像提出了诸多条件，之后便回去更衣，再次出来时，她“一身黄袍，上面织着颜色逼真的紫藤蔓图案，绣着大量的珍珠”。她的指甲留得很长，这是时尚的表现，一只手上戴着翡翠制成的指甲套，另一只手上戴着镶嵌红宝石和珍珠的黄金指甲套。“我的心都在颤抖！”卡尔坦言道，“我要画的这位了不起的女人，她那神秘莫测的双眼犀利地盯着我，也让我心乱如麻。”就在这时，王座室内总共85座钟同时敲响了11下，“吉时已到！我拿起炭笔，在大中国皇太后第一幅画像的画布上，挥下了第一笔”。[5]

卡尔有充分的理由颤抖。慈禧太后拥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她实际统治中国长达40年。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她作为儿子同治皇帝的摄政者统治国家。同治皇帝驾崩后，慈禧打破了满族人的传统，立3岁的侄子光绪为皇帝，也因此继续将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直到光绪皇帝成年。他成年之后，在1898年试图通过大量的西式改革与慈禧决裂，诡计多端的皇太后完全将他排挤掉，再次恢复了自己在王座背后的实权。

但慈禧并不只有冷酷无情、玩弄权术的名声。她对外国人的仇恨也是声名在外，这是1900年所谓的义和团运动造成的结果。1903年凯瑟琳·卡尔开始为她画像时，义和团运动引发的对外国人的屠杀——以及对中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西方人和中国人的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即使到了10年后的1913年，那场起义运动及其后果也并不比“9·11”恐怖袭击事件距离当下的我们更遥远。对于中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误解，那是一面生动鲜活、不容忽视的背景。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源头比较模糊，一开始是山东省的一系列洪旱灾害将农民们逼到了绝境，但逐渐发展成了不分青红皂白地排外的更大规模的起义。起义由义和拳松散地领导，这个团体由一群狂热崇拜着的乌合之众、亡命之徒所组成，他们发扬战无不胜的信念，为各种毫不相关的不满情绪提供了一个排外性质的聚焦点。在西方，该团体被称为拳民（Boxers），指的是他们对武术的热爱。在1900年最初的几个月里，中国农村地区的传教士们陆陆续续向北京陈情，汇报说拳民对西方表现出来的一切进行可怕的攻击，特别是针对中国基督徒。义和团认为他们进行西方的宗教活动，扰乱了中国农村的自然秩序。樊国良主教关于北京的著作中，对中国文明好的一面——优美的瓷器、乐器、漂亮的灯笼、精致的丝绸——进行了细致的阐释，可他对于中国暴民暴乱的残忍和野蛮，或者倘若义和团进入北京可能引起的后果，却并没有心存幻想。[6]大多数外国人更为乐观——一旦义和团接近首都，那么慈禧当然会镇压这场暴乱吧？

在这次事件中，慈禧太后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她深信义和团的愤怒针对的是外国人而不是清朝，而西方联军认为应当占领清朝在大沽的一座要塞，他们声称是为了在动荡时期更好地保护外国人的利益，这也让她颇为气愤。1900年6月，义和团进入北京，慈禧不但没有试图解除他们的武装，或者劝他们不要损害西方人的利益，反而给外国公使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次日下午4点之前撤出北京，否则后果自负。一场农民叛乱，演变成了一场得到朝廷认可的、全国性的起义。外国公使与外界联系的电报线被切断，如今他们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冒险逃到空旷的乡野，想方设法到达海边，天晓得有什么办法，而且很可能要遭遇一大群义和团起义者，要么就碰碰运气，留在使馆区，用有限的武器——手枪、几架机枪、一台大炮——进行防御，或许还要面对慈禧太后自己的军队。

全盘考虑之后，很容易就排除了第一条行动路线，完全是从道义的角度选择了第二种。“试想一下，这队人马从巨大的北京城逃出来（倘若他们选择了第一种），那将成何体统”，在中国海关任职的英国人伦诺克斯·辛博森（Lenox Simpson）写道：

……我们1 000名白人，一大群中国当地的基督徒跟在我们身后，请求我们不要抛弃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你觉得我们能在前面逃跑，任凭义和团和野蛮的军人进行一场恃强凌弱的屠杀，每时每刻都在清剿后方的掉队者和手无寸铁的人民吗？绝对不能！[7]

事实上，这番算计一方面是想要保护中国基督徒，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自保。在使馆区，外国人至少还能寄希望于电报线被切断之前就已经召唤过的军队会在短时间内赶来。一旦出了使馆区，谁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情况？

于是他们不顾外国使馆的外交领导们最初的提议，选择了破釜沉舟的坚守。和任何冲突一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既有英雄气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柴五郎中佐——也有绝望的恐惧，外国使馆区将要失守的威胁挥之不去，他们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遭到严刑拷打，慢慢等死。[8]伦敦的报纸已经准备好并且提前发布了外国使馆区重要人物的讣告。事实上，这场围攻让使馆区11个国家的人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展现了他们的智谋和韧性。所有合适的物品都被熔铸成子弹，在古玩店找到的一台古董大炮被除去了灰尘，派上了用场，外国使馆区的骡马很快就作为人类的食物而牺牲——使馆区的中国基督徒并没有享受到这份恩惠——最新款的时装也被撕成一片一片，用来制作沙袋，或者为伤员包扎。

在7月中旬，似乎一度实现了非正式的停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慈禧太后身边的各个派系开始质疑这样打下去是否明智，因为对手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的缩影。然而到了7月底，停火的表象荡然无存。战斗重新开始，双方都在乱射。在外国使馆区，没有人知道下一场袭击将会发生在何时何地，那或许将是他们无法击退的一场袭击。

然而7月中旬的暂时停战，让被围困的西方人得到了一些消息：现在他们知道，外面正在组织一支增援部队。8月初，这支两万人的部队向北京进发。这支国际联军由日本、德国、美国、意大利、法国、俄国和英国的分遣队组成，由一名普鲁士陆军元帅担任总司令，为纪念第一名被杀的欧洲人——德国公使冯·克林德男爵（Baron von Ketteler）。让其他国家的人感到恼火的是，最先进入北京的竟然是英国人指挥的英属印度部队，缠着头巾的印度锡克教徒受到了幸存的外国人山呼海啸般的热烈欢迎。辛博森回忆起当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爬上一面墙，扑面而来的是“另一个世界的气味……印度的气味！”[9]在濒临绝境之时夺取了胜利，西方人的刚毅在逆境中取得了胜利。也难怪义和团运动在欧洲和美国的各大报纸上占据了这么多头条，不断涌现出与之相关的书籍、回忆录，甚至单独一部电影。

突破了这重围困，周围的大屠杀也就暴露无遗了。几天以后，穿行在北京城的英国作家亨利·萨维奇·兰多尔（Henry Savage Landor），遇见了一个母亲，她一边啜泣一边抚摸着儿子的脸庞，哀求他回答自己，这个孩子最有可能是被西方人的炮弹片炸死的。兰多尔还看见一个赤身裸体的太监吊在横梁上，身体上布满了严刑拷打的痕迹。在一个院子里，他碰见了一堆被砍掉的脑袋。在远处的一条小巷里，他发现三个大人和三个小孩儿靠着一面墙被吊起来绞死。“光线并不适合拍照，因为尸体都在阴影处。”他写道。[10]但他还是拍了一张照片。“鉴于尸体的腐烂状态，”他继续道，“我并没有长时间曝光。”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国其他地区。义和团杀害中国基督徒，外国军队的纵队也各自施加报复行为——俄国人在满洲，英国人和德国人在天津。那一年早些时候，德国士兵动身前往中国时，威廉二世皇帝激励他们道：“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1 000年后也不敢瞧不起德国人。”[11]他们听了皇帝的话。不久前签订的《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确立了战争法，可人们认为它并不适用。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这一事件是镇压半殖民地的一场叛乱，而不是文明国度之间的一场战争。

英国和平主义哲学家戈兹沃西·洛斯·迪金逊（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中，通过“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这个角色之口探讨了中国的这一事件。他写道，义和团或许“野蛮残忍”，但西方的军队，基督教国家的军队又如何呢？

1901年，义和团运动遭到国际干涉之后，北京的美国水兵。

问问从北京一直到海边那片曾经富饶的土地吧；问问被杀害的男人、被凌辱的女人和孩子的尸体吧；问问与犯罪者已经合而为一、难解难分的无罪者吧；我们在走投无路之下揭竿而起，想要拯救自己的国家，而你们以暴制暴，却未曾停下来思考一下，你们所报之仇，正是自己的不公所造成的结果，问问爱世人的基督，你们宣誓要服侍的基督，让他来评判究竟孰是孰非吧。[12]

在伦敦、旧金山或者柏林，这番诉求很难触动太多人的心。在那些地方，关于义和团暴行的传闻传到了西方人耳朵里，而他们已经对种族战争的概念习以为常了——1887年，澳大利亚劳动联盟（Australian Labour Federation）的创立者写了一本关于这一主题的书，而且也将当地充斥着大烟馆、三合会和堕落白人女子的唐人街，与疾病、毒品和犯罪联系在一起。[13]（早在19世纪80年代，土生土长的华人的风俗习惯，对美国构成了所谓的威胁，导致华人被禁止加入美国国籍。）认定偏见向来要比质疑偏见更容易。

北京的暴乱结束了，紧随其后的是耻辱。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外国军队进驻中国首都。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被外国军队放过的紫禁城，这次却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和几年后君士坦丁堡耶尔德兹宫中的苏丹卧室一样，中国皇帝的卧室也让人格外感兴趣。无处不在的皮埃尔·洛蒂，和法国水兵一起涌入北京，他提到了据说皇帝正在学习弹奏的一架钢琴，一台播放中国乐曲的八音盒，还有一张御黄色的丝绸床垫，皇帝留下来的压痕还在。“他那深不可测小脑袋得有多么混乱啊，”洛蒂沉思道——

……三重围墙的宫殿，甚至被侵入了最深处的秘境；贵为天子的他，被赶出了二十代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外人难以企及的家园；他被迫逃亡，逃亡的过程中，也不得不让自己暴露在（平民的）视线里……甚至还要哀求，还得等待！……[14]

洛蒂离开时，听见身后有人用浓重的加斯科尼（Gascony）乡下口音的法语欢呼道：“哟，我跟你说啊，哥们儿，这下咱们可以说在中国皇帝的龙床上打过滚儿了！”抢掠现象非常普遍，金银财宝塞满了一个个士兵的大衣和背包——或者作为战利品被运送到巴黎和柏林的博物馆。

虽然有命令禁止记者到场，但亨利·萨维奇·兰多尔还是设法靠嘴皮子功夫，陪同俄国的连纳维奇（Linevitch）将军加入了紫禁城的联军胜利游行队伍。［结果他发现自己并非唯一一个溜进去的记者：长期担任伦敦《泰晤士报》通信记者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已经在里面了。］英国炮兵鸣放21响礼炮，用萨维奇·兰多尔的话说：“魔咒已破。事已至此。天子们保持了500年神圣的地方，两秒钟就遭到了洋鬼子的亵渎。”他离开时，特别提到了中国人的行为举止：“虽然表面上恭顺，甚至卑躬屈膝，但任何一个善于观察的人都会注意到他们无动于衷的面容流露出仇恨与轻蔑的神情。”这种轻蔑让人难以忘记。大约一年后，当紫禁城再次交到慈禧太后手中时，中国屈辱史的最后时期在《辛丑条约》中开始了：一笔惩罚性的赔款要求在1940年还清，为西方死难者树立纪念牌坊，允许国际军队永久驻守北京外国使馆区，禁止中国进口军火。1903年，冯·克林德男爵的纪念牌坊在北京落成，德国士兵列队经过。

凯瑟琳·卡尔认为，慈禧太后将回到北京紫禁城的时间一直推迟到最后一刻，甚至等到颐和园一直生着火的炉子都无法继续保持足以让人居住的温度，都是不足为奇的：如果说紫禁城是中国最神圣的场所，是满族人的正座，那么它现在也是一个被玷污的王朝被玷污的象征。

在外国人数十年的掠夺中，中国的缺陷被痛苦地揭露了出来，如今外国士兵更是已经侵入了紫禁城，如何才能克服这个缺陷呢？

卡尔身在北京的那一年，曾经为光绪皇帝1898年那场注定失败的改革进言的梁启超，正身在美国。和日渐壮大的中国维新派一样，梁启超旅居国外，并且从国外的所见所闻中汲取灵感。曾经将托马斯·赫胥黎的著作译成中文，还翻译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著作的严复，年轻时曾在英格兰生活，就读于伦敦的格林尼治海军学院。推翻清王朝的领袖人物之一、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夏威夷长大，在香港学医，并且经常去日本、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旅行（在欧洲时，他和几十年前的马克思一样，喜欢泡在英国国家图书馆里）。

和严复、孙中山一样，梁启超也坚信，为了理解中国的缺陷，为中国的复兴打下基础，将目光投向国境线以外是势在必行的。在纽约，他设法安排了与约翰·皮尔庞特·摩根的一次短暂约见，后者向他提出了以下这条价值连城的建议：“任何一次投机的结果都取决于事先的准备。”在芝加哥大学，梁启超对图书馆施行信誉制度的效果感到惊诧。

即使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着眼点相对较小的比较，也可能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梁启超提到，虽然中国的商店几乎一直营业，而美国的商店每到星期日就要关门，但美国的店主更富裕。[15]他总结了每七天休息一天的重要性。在中国，只要是百人以上的聚会，必然伴随着噪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然而在美国的剧院里或者音乐会上，观众们都很安静。中国人讲话声音很大，经常打断对方，然而美国人的讲话方式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而且很少打断别人。梁启超的观察甚至包括西方人和中国人走路姿态的差异：

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不胜其繁忙者然。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16]

这些观察结论合在一起，就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一纸诉状。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历史让中国人成为“族人，而不是公民”，怀着村落意识而不是民族意识——事实上“民族”这个词本身就是一项创新，1899年首次出现在汉语中——他们能够接受专制，却无法享受自由，缺乏设立自身民族目标的能力。这些根本的差异，被千年帝国史固守着，抑制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自卫能力。为了成为民族国家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一员，中国首先自己要成为一个国族：正如法国政治理论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在19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是一群通过“当下的共同意志——对于过去共同完成的伟业和未来继续完成更多伟业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的个体。[17]20世纪初，报纸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竞相开办，幅员辽阔的中国各个省份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作为记者执笔撰文，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这一进程。

但梁启超认为，只有经过相当于一次文化革命的过程，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毛泽东也是梁启超的崇拜者之一，当年他还是中国南方的一个孩子，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自称将这位大师的文章背得滚瓜烂熟。）梁启超表示：

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吾祝吾祷，吾讴吾思，吾惟祝祷讴思我国得如管子、商君、来喀瓦士、克林威尔其人者生于今日，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鲁索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18]

并不是所有人都怀着这样悲观的观点，认为中国采取西方政体，需要让专制统治来帮衬。然而中国在战争中败给日本之后，政府对定期发生的天灾应对不力，如今紫禁城又在1900年被外国人占领，很多人得出的结论是清朝——至少在当前的形势下——已经是强弩之末。义和团曾经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但现在看来是不是太晚了呢？[19]（建立了清朝的满族人，说到底不也是外族人吗？）人们认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宪政。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些人考虑得更远：中国需要彻底推翻帝制，建立一个共和国。1905年，孙中山将全部的反清运动集中在一个总组织下进行，那就是同盟会。1906—1908年，同盟会在中国南方发动了多次反清起义。

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着手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很多是在1898年提出的，但慈禧太后再次凌驾于光绪皇帝的权力之上，废除了这些改革措施。为迎合《辛丑条约》中提出的部分要求，清政府于1901年正式设立外务部。（因此中国的外交官——此前一直被公然蔑视，从事的是为传统所不齿的职业——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了。这意味着中国的地位在外国人所掌控的世界秩序中得到了认可，但同样意味着中国需要在那样的秩序中积极维护自身利益。）古老的科举制度，一系列严格的、围绕着中国古典典籍的考试，自古以来一直是选拔帝国官吏的基础，在1905年遭到废除——原则上是为了拓宽选拔官吏的渠道。清政府设立了商部，另外又设立了邮传部。陆军经历了一次缓慢的改革过程，采用了西式制服和军礼，废除了一些传统的刑罚，至少是原则上。1906年设立了法部，寄希望于中国的法律体制改革能够削弱外国列强的一贯论调——认为中国制度不完善，因此中国的国民必须只能受制于他们外国的司法制度。

这些行政改革本身是相当彻底的，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础。但与之相伴的政治改革可能影响更为深远。清政府召集了一个高官考察团，前去考察立宪改革的措施，这一方面是为了转移人民对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为了重申中央对地方各省已经在进行的政治改革的控制权。几个月前在北京火车站逃过了一场刺杀的考察团成员，于1906年1月动身前往美国。他们带回来的有关宪政的建议，后来被慈禧太后和朝廷接受。1908年，清政府宣布将在1917年实现完全宪政。这年晚些时候，慈禧太后逝世——长期饱受折磨的光绪皇帝比慈禧早一日驾崩，当时还在被实实在在地软禁着——大权转移到年幼的新皇帝溥仪身边的满族摄政者手中，这又让宫廷中的权力之争进行了一段时间。1909年10月，全国各省谘议局选举，所依据的选举资格确保了精英的主导地位。1910年，他们逼迫清政府提出了宪政时间表：年底之前在北京成立临时国民大会。

与此同时，中国清政府也着手解决困扰中国多年的一大顽疾：鸦片。1839年，英国与清朝首次动武，事实上是为了维护贩卖印度鸦片的英国商人的所谓“权利”。20世纪伊始，地方的反对鸦片运动——和美国的禁烟运动相类似——席卷了整个中国，人们羞辱瘾君子，关闭大烟馆，烧毁吸毒工具。[20]如今北京决定出手，打算完全扑灭国内对鸦片的需求，对瘾君子以死刑相威胁，号召英国人在道德层面上予以协助，反对鸦片，并大幅度提高鸦片关税。1907年，英国通过了一项制度，将会缩减来自印度的鸦片出口，在10年的时间里每年减少10%。英国的政策规定了一项条件：必须证明中国当地的禁烟运动确实有效果，因为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印度的鸦片供应和中国当地的鸦片供应完全可以互相替代。1909年，由美国发起的万国禁烟会（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在上海召开，全体欧洲大国均有代表参加，此外还有来自日本、波斯、葡萄牙（当时有澳门这块殖民地）、缅甸和荷兰（当时控制着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的代表。中国代表多方论证了鸦片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经济负担，还预先计划了意在对外国人的商业本能施加影响的一步行动，指出中国的贫困是烟瘾造成的，对外国商业前景的损害要比贸易额本身严重得多。[21]

伴随着这一切，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尤其是沿海地区和条约中规定的通商口岸。中国的铁路建设是应外国列强的要求而进行的，它们希望借此增强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力（并且有利于动乱局势中的部队调遣）。在西方股权的资助下，铁路建设焕发新生。（1900—1905年铺设的铁轨，是1896—1899年的10倍。）[22]早在1903年，西伯利亚铁路就从欧洲经哈尔滨和奉天一路通到了上海。1905年，京汉铁路完工，连通了北京和中国中部的武汉。1902—1914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翻了一番：英国遥遥领先，之后依次是俄国、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23] （日本投资额的变化格外突出，1902年只有区区100万美元，过了10年多一点，竟达到2亿多美元。）《中国年鉴1913》（The China Year Book 1913）中提到了中国水上运输业的稳定增长——有2/5的船是英国的，将近1/4是日本的，1/5是中国的。[24]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尤其是在通商口岸。上海的亚细亚火油公司（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经营着一家油桶厂。英美烟草公司（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在汉口、上海和满洲的牛庄（营口）设有工厂。据说中国有31座城市用上了电灯。

起初遭到清政府反对的北京到巴黎汽车赛，于1907年从北京启程。次年，距离外国军队从天津打到北京解放外国使馆区还不到10年，荷兰人亨利·博雷尔（Henri Borel）乘坐三个小时的火车走完了同一条路线。“我当然对中国的改革有所耳闻，”他写道，“但我未曾想到会乘坐一列最新式的豪华列车，以现代的方式来到帝国之都……我以前就是这样去尼斯和维也纳的。”[25]到达北京之后，博雷尔发现六国饭店（Grand Hôtel des Wagons Lits）聘用的经理即使到了蒙特卡洛或者奥斯坦德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卧室里配有全套的现代化设备：“我到北京来，是为了这个吗？我不禁苦笑。北京已经这么先进了？我原本期待来到中国的神秘之都，结果却发现自己下榻的是一家巴黎饭店。”[26]

无论博雷尔的经历如何，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年来，真正即将成为大都市的中国城市，并不是北京，而是上海。几乎未被义和团运动波及，年复一年地蒸蒸日上，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商业之都，并没有受到清朝的拖累，是上海象征着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外国人依然在这一幕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海引领什么潮流，中国的其他地区就必然要跟上。

和北京不同，那里城墙上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古老的传统与儒家的秩序精神，而人们普遍认为上海是一座变化的城市，随时准备采用新的技术创新，或者吸纳新的舞蹈形式。上海的第一家电话公司成立于1881年，从1883年开始，主要街道就亮起了电灯，1896年放映了第一部电影，1902年出现了第一辆汽车（和日本首都东京大约是同一时间，而日本要比中国先进得多）。[27]上海的印刷所生产印刷的书籍、报纸和政治小册子比其他任何一座中国城市都要多——1913年的上海有73家中文报纸和25家外文报纸，相比之下北京的中外文报纸总共只有52家。[28]因为上海的文艺生活——抑或是夜生活——非常丰富，因此得到了“东方巴黎”的称号。中国其他地区的大烟馆都被关闭了，而上海公共租界的那些大烟馆不归清政府管辖，一直开到了1910年（在那之后，上海的鸦片店又继续开了7年）。

相比于数百年底蕴的古都北京，上海更像一个暴发户，是通商口岸制度的产物——实际上是其典型代表。其他很多通商口岸的经济依然落后，派驻当地的外国列强领事代表有时甚至是城里仅有的外国人，而上海和它们不一样，它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城市，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844年，结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就有44艘外国船只入港。1855年的入港船只数量是当年的10倍。[29]1908年，插图丰富的《20世纪香港、上海和中国其他通商口岸印象》（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记录了上海港永无休止的繁忙景象：

从吴淞口到上海大约有13英里，江面上船来船往……补给船、驳船、中国帆船、舢板，不论潮起潮落，永远往来不断。看中国人驾驶那些看上去很笨重又装了很多东西的船只的技巧，是颇有趣味的一件事……离上海的靠岸地点还很远时，江岸上就开始呈现出繁忙的一面，一座座棉纺厂、缫丝厂、船坞、码头、货栈（仓库），让人应接不暇。[30]

到1913年为止，上海收取的关税占到了中国通商口岸的将近1/3。[31]中国各地都在兴建工厂，这些工厂大多是由上海的银行出资，股份也在上海的股票市场交易。上海的一名中国评论员指出，在上海，“人们只关心金银的价值，却不懂雅俗的来由”。[32]北京的外国侨民也会发出类似的讽刺，他们瞧不起上海外侨，认为那是一群没有教养的外国人，亲力亲为做生意，而身在北京的他们自己则沉湎于中国文明的永恒之中。[33]

北京的中心是城墙和城壕所包围的紫禁城，而上海最著名的地点在外滩，位于宽阔的黄浦江一侧，面朝世界。外滩（the Bund）这个词来源于印地语单词band，是堤岸的意思。上海主要的酒店、银行，上海西方男士的社交俱乐部，都坐落在外滩。[34]这里也是海关大楼的所在地，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爵士长期担任中国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海关大楼奇特的设计也反映出了他的国籍：这是一座都铎风格的建筑，顶部是一座四面钟楼，会敲响威斯敏斯特钟声。（赫德于1911年去世，几年后，外滩树立起一座纪念他的雕塑。）外滩的很多建筑都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兴建起来的。中国通商银行大楼于1897年建成。以英国人为主的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租界的商业和社交生活中心”——不久前刚刚扩建完毕。[35]新楼在建时，好在有德国总会（Concordia Club）为他们提供一个临时的活动场所，德国总会是1904年由年轻的普鲁士阿达尔贝特王子（Prince Adalbert of Prussia）为之奠基的。

在上海，世界主义已成惯例。当时一份传教士报告所描绘的南京路，展现出来的国际多样性甚至远胜于伦敦的街道：

走在路上的有身材高大、留着胡子的俄国人，肥胖的德国人，或许还会撞到小个子的日本军官，他的神态完全说明了他自认为是征服者民族的一员……脑满肠肥的中国人坐着西方的马车，瘦骨嶙峋的美国人坐着东方的人力车……上海的人行道太窄了，一个法国人想要脱帽致敬，却把帽子招呼在了一个仪表堂堂、穿着黄色丝绸外套的印度人脸上；喉音颇重的德语和伦敦腔的俚语此起彼伏……[36]

在1913年，上海庆祝了德皇威廉二世在位25周年，也庆祝了美国独立日和法国巴士底日。[37]《中国年鉴1913》中的广告吸引了见多识广的国际客户。和平饭店的广告表示，他们的员工能够说“所有的主要语言”。[38]另一则汇丰银行的广告，列举了设在世界各地的分行，并承诺提供全球性的银行业务，以方便那些周游世界的客户。真是万变不离其宗。

在北京，外国使馆区只是城市中的一小部分，像一座堡垒一样防御着，机枪随时待命，然而在上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认为这里完全就是他们自己的家。只看人数的话，这一点表现得并不明显。整个上海的中国人口大约在100万上下，按照《中国年鉴1913》的记录，公共租界仅有13 346名外国人——其中包括4 465名英国人、3 361名日本人、1 495名葡萄牙人、940名美国人、317名俄国人、113名丹麦人、83名土耳其人、49名波斯人、11名埃及人、7名巴西人。[39]但在公共租界（以及独立的、由法国人管理的法租界），当家做主的是这些外国人。中国居民交了大部分的税，在政治上却没有话语权。在上海工部局投票的、坐镇的，都是外国人，其中包括一名出生在上海、国籍为英国的巴格达塞法迪犹太人。执法者也是他们这些人，正因如此，1905年西方法官与中国谳员之间发生的冲突演化成了骚乱。这些人还掌握着地方警察，其中包括中国人尤其憎恶的一支印度巡捕分队，外国志愿兵有时会煞有介事地穿着制服在街上巡逻，一旦他们需要的话，印度巡捕分队便会提供后备力量。

此外，上海的外国人区域也在扩张。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在1898年面积翻了一番。进一步扩张的脚步并未停下。事实上，这一切已经预先考虑好了：向北筑路，一直修到了闸北区，起草的地图上也把这个区涂成红色。[40]1913年，当地中外当局之间对于闸北的未来争论不休，英国驻沪领事在写给英国驻北京大使的急件中说，这“对计划中的谈判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兆头”。[41]然而19世纪90年代曾经让美国游客伊莉莎·路哈玛·西德莫尔（Eliza Ruhamah Scidmore）有恍若巴黎街角之感的法租界，却能够在接下来的1914年实现扩张。[42]上海向来都有教会学校，其中很多都是美国人创办的，中国孩子可以在这些学校里接受基督教和西化教育：例如1861年创办的清心女中（Mary Farnham Girl’s School，美国长老会），1864年创办的圣方济中学（S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罗马天主教会），1881年创办的圣玛利亚女校（St. Mary’s Hall，美国圣公会），1897年创办的晏摩氏女中（Eliza Yates Memorial School，美南浸信会）。[43]如今，随着外国人举家迁往上海——而不是只有男人才来——外国孩子的学校也建立起来了。

在上海公共租界巡逻的一名英国警官。

公共租界的社交生活，正如西德莫尔在世纪之初所言，“正式、严格、细致、奢侈”。和外滩的上海总会相类似，静安寺路也有一家乡下总会（Country Club），这里“既属于男士，也属于女士，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了夏季的网球、下午茶舞会、戏剧演出和冬季的舞会而聚在一起”。[44]从上海逆流而上，有“世界上最好的野鸡射猎场”——这也许正是钻上海警方空子的一名苏格兰殖民地官员想要的。兰心大戏院（Lyceum Theatre）、游艇俱乐部、划船俱乐部、板球俱乐部、棒球俱乐部、花展、上海室内游泳俱乐部，把周末花在这些地方似乎都说得通。英格兰人可以在城市周围广阔的平地上带着猎犬打猎，自然很开心。1913年年底，正在进行世界巡回赛的棒球队纽约巨人队和芝加哥白袜队即将来到上海，这让上海的美国人社区望眼欲穿。[45]

对于中国的男男女女来说，生活在上海，特别是公共租界，就是生活在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一座城市，外国势力渗透，前途一片大好。在上海，最先摒弃了传统的妇女缠足习惯。在上海，中国人的大辫子，隶属于清朝的象征，剪断得最为干脆。然而在这座城市，中国人的赤贫与戴着大礼帽的西方人巨大的财富并存，中国人被视为二等居民。

《北华日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913年1月的两篇文章赤裸裸地证明了这一点。有一种论点是上海的税收大多是中国人交的，所以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中应该有中国人代表，而其中一篇文章反驳了这一论点，表示“他们来到租界居住时，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他们的人数可并不表示他们对这里的情况不满意”。[46]次日的另一篇文章讨论了人力车夫每天只能挣30分，为了能拉到活，要价比电车还低这一问题。“有些苦力偶尔能从游客和水手身上赚到一笔，这已经是人尽皆知了，”该报的一名记者写道，“然而同样可以确认的事实是，饿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爱马的人经过了一番劳苦奔波之后，一定会去马厩看看，确保自己的马儿得到了妥善的照顾和喂养……但是上海的人力车夫呢，跑了一英里上下，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就拿这个星期上海的天气来说，他要在烂泥和冷冰冰的雨水里拉车往前走，收了钱，之后就没人记得了。他实际上属于普通欧洲人几乎一无所知的一个阶层，作为一个人，他应该能够照顾好自己，如果考虑一下他的情况，就会发现上述这些事实总算能让人安心一点儿。但事实是他的身体会渐渐垮掉，终有一天会像被遗弃的野狗一样死去。[47]

1913年，卫理公会一本以中文出版的指南书《上海中国人须知》（What the Chinese in Shanghai Ought to Know），将这座城市形容为“外乡”，说明了乘坐有轨电车、在餐厅用餐甚至逛公园的相关规定：

上海共有四座公园，其中三座是面向西方人的，一座是面向中国人的。其中一座西方人公园位于黄浦江边，在工作日里有黑人音乐家演出。中国人不得入内，除非有西方人陪同。狗和自行车严禁入内。[48]

但上海即便在内部功能方面并不完全属于中国，却无法游离于周围这个国家的混乱政局之外。上海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仅仅服从于供应与需求、贸易与金融、美元与银两的法则。公共租界不归清政府管辖，这使得它成为逃犯和政治激进分子天然的避风港。上海港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因此对它的控制对历届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上海向外来影响敞开大门，不断接纳新的来客，吸收新的思想。这座城市的活力让传统主义者心有顾虑，同时也吸引着各类改革者和革命者。1905年圣彼得堡的革命，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政变，中国最先得到这些消息的就是上海，这里的讨论也最为激烈，显然与这个国家自身的政治轨道有关。如果说中国要发生充分的政治革命，那么上海的居民——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势必会首当其冲，无论他们愿不愿意。

有2 000年历史的中华帝国，终结于一记重击，并伴随着一声啜泣。这记重击发生在1911年10月的汉口俄租界，中国革命者的一家炸弹工厂，因为无意间丢掉的一支烟而意外引起爆炸。清政府对此采取行动，已经被革命者严重渗透的当地军队，不得不加快进行早有计划的起义。这声啜泣发生在1912年2月的北京，宣布6岁的皇帝溥仪正式退位。相应地，革命政府承诺让清朝皇族的财富继续私有，继续居住在紫禁城，每年拨发价值400万美元的津贴，供皇室维持数个世纪以来早已习惯了的排场。

身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孙中山，在早餐时从一家美国报纸上得知了武汉爆炸和随后起义的消息。他并没有急着回国，而是先去了欧洲，劝说英国和法国，中国国内若有冲突的话，不要进行军事干涉，也不要继续给予清政府财政支持。1911年11月，上海宣布脱离清朝，圣诞节当天，孙中山回到上海。革命旗帜飘扬在上海的屋顶上方，还举行了剪辫子仪式。外国军舰下锚停泊。一星期后，孙中山乘火车到达南京。这座中国古都，在19世纪中期十几年的时间里，也曾是太平天国反清起义的总部。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以16票通过的结果，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国皇帝和大总统并存了几个星期。最终，中国最具战斗力的军队北洋军的指挥官们，用一封函件封印了清王朝的命运。在北洋军中，最近被任命为清朝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对于中国未来的政府，指挥官们建议走共和路线。根据事先的约定，孙中山将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并向南京参议院通告了他的“私见”，认为袁世凯“必能尽忠民国”，他还力劝他们，“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大局幸甚”。一名美国评论员评论道：“似有华盛顿之风范。”[49]

人们认为孙中山将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是自信军队会站在自己这边，这也许是一个高尚的决定，很可能由此避免了中国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外国的掠夺。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袁世凯事实上是政治手腕极其高明的人物，并且得到了最具战斗力的军队的强力支持，也在确保外国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很快便得到了承认。为此，他任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澳大利亚人乔治·莫理循（George Morrison）为自己的政治顾问，虽然莫理循连中文都不会说。他还接受了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代表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的建议——临时大总统身边应当有一名美国法学教授，负责起草中国的新宪法。这几招都相当精明。1913年5月，弗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来到北京。

尽管此时的中国正在为1912年12月的国会选举做准备，但袁世凯绝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据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后来回忆，前任中国驻华盛顿公使伍廷芳曾经告诉他，袁世凯“没有自由政治的概念，（而且）完全是个人专权”。[50]“当你来到北京的高墙之内，一定要小心，”伍廷芳提醒芮恩施，“那里一片死气沉沉。人们似乎已经屈于淫威，走上了反动的道路。似乎没有人站起来反抗那股力量！”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1912年，新任临时大总统成功地抵制了事先约定好的、从北京迁都至南京的方案，那会让他远离自己的大本营，而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国北方尚未完全平定下来。袁世凯本质上是一个传统主义者，认为北京才是值得信任的城市——而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位临时大总统的南京则不然，至于骚乱之都、现代大都市上海，则更加靠不住。

为了在1912年年底的国会选举中争取胜利，孙中山组建了一支新的政党——国民党（通称KMT），由30岁的宋教仁领导。（曾经上书光绪帝、传播中华民族思想的政论家梁启超，领导着另外一个政党：进步党。）1913年1月，选举结果公布之时，国民党明显赢得了中国4 000万选民中大部分的支持。最终，在新一届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赢得了269个席位。中国似乎朝着大众民主迈出了一大步。中国新一届代表的平均年龄还不到40岁，很年轻。代表中每五人就有一人曾经留学日本、英国或美国。[51]

1913年年初，王庆钧（音）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了让美国读者相信，所有西方大国目前为止都坚决拒绝承认的、焕然一新的中国，如今是时候在外交上获得承认了，这篇文章很典型地反映出了一些人的喜悦：

数亿中国人用有史以来最文明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现代最伟大的一场革命。我们挣脱了帝制的枷锁，不是通过蛮力，而是通过绝对的理性和空前的宽容。我们在短到令人咋舌的4个月时间里，没有流其他革命1%的鲜血，就把这个泱泱大国从拥有4 000年历史的帝国，变成了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如今，我们挺身而出，张开双手，敞开心胸，想要加入这个国际大家庭，我们只要求世界允许我们加入这一行列。我们为我们的中华民国寻求承认，因为这已经是既成事实。[52]

另外一些人显然更加存疑。埃德蒙·巴恪思（Edmund Backhouse）就是其中的一员，生活在北京的他，或许是英国最有名的中国通。巴恪思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发表了慈禧太后宫廷中一名高官的私密日记——在20世纪70年代被证明是技艺高超的伪作。他指责西方人对于中国实际情况的认知太天真了。他在1913年与前《泰晤士报》记者、活跃于上海社交界的约翰·奥特维·布兰德（John Otway Bland）合著的书中，称这一切为新瓶装旧酒。民国是不会长久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也就是从清朝王权屈辱地垮台、新生的中国树立权威以来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关注着远东局势的人们，一定会对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普遍存在的、近乎全体一致的舆论感触颇深。舆论认为，共和政体的确立，让中国经历了突然、过激的转变；人民的本质属性得到了彻底的改变……[53]

他写道，研究历史的学生对于“这种乌托邦谬论永恒的生命力”很熟悉。他认为真相多少有些出入：

中国和印度、波斯、土耳其（照这样看来，还包括日本）一样，在国民生活这片深海的水面上，迅速瓦解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新的结构也正在形成；但民众的社会状况，他们自治能力的欠缺，还停留在大体上相当于公元前南欧的阶段。

据他预测，传统和权威——“王位和宫廷”——会以某种形式复出，而这其实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最为有利。

这一年的时局似乎证明了他的观点。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袖、总理候选人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乘火车，欲前往北京出席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之际，遭遇刺杀，身中两枪。虽然被送往医院，但还是于两天后伤重不治。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很快便被逮捕。但人们大多怀疑行刺命令是极高的高层下达的：甚至可能是大总统袁世凯本人。“某个过于热诚的袁世凯支持者，以为策划这样一桩罪案有助于大总统的事业，这样的情况并非不可能。”美国驻上海的一名外交官这样写道，而没有把话说死。[54]宋教仁自从1912年的竞选活动以来就经常表示，国民党怀疑大总统真正的目的是完全将国会抛开，行皇帝之实，只缺一个名分，而这桩罪案证实了国民党的怀疑。孙中山出于国家利益考虑——且因认识到了自身军力薄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多，两人就开始互相攻击。在上海，共和派威胁称，宋教仁之死将会引起“比法国大革命更可怕的恐怖统治作为复仇”。[55]这座城市也成了“密谋”的“暴风眼”。[56]

1913年4月初在北京举行的国会开幕典礼沉闷乏味，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北华日报》报道，“太阳照耀，乐队奏乐，恭维的演说词一波接一波”。但总的来说是“虎头蛇尾”。[57]袁世凯借口担心自己遭到刺杀，并未到场。选举产生的代表中，也有很多人没有到场。到场者的着装也并不是“旧时中国人典型的大块亮色”，而是选择了郑重、正式的西式服装：黑礼服大衣和大礼帽。[58]随着事情的进行，一份通知在第一届国会议员间传阅开来，告诉他们，预计有几百名外国人要来观看，所以务必要“保持仪态端庄，举止优雅……这样才能博得外国人的尊重，赢得外国人的友谊”。[59]整个事件似乎更多的是关乎挽救颜面，而不是拯救中国。

外国列强依然在承受着正式承认中华民国的压力。一些人认为，他们终究还是不能确定事态会如何发展。这年早些时候，一名美国外交官汇报了他的一名法国同僚无望的观点：“他的政府对于中国现政府的稳定性没有信心……情况正变得越来越糟。” [60]无论如何，外国列强尚未得到它们想要从北京得到的东西——过早地承认相当于放弃了一项外交筹码。俄国人不仅确认了他们在中国的贸易特许权，还坚持要求中国完全尊重蒙古1911年（在俄国指示下）的独立宣言。英国人想要保证西藏自治。日本人想要确认在满洲的经济优势。自始至终，就借给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外国列强一直纠结在各种谈判中——与中国的谈判，还有彼此间的谈判。至少在这些谈判全部结束之前，最好还是先不予承认。这就是外国的外交逻辑。

发回华盛顿的报告全面揭露了列强之间卑鄙的讨论内容。所有这些国家都想方设法让本国人占据有影响力的位置。美国代表曾一度提出一项折中方案，同意接纳一名德国人、一名法国人和一名英国人进入负责管理盐税的办公室，那是中国最可靠的收入来源之一。然而，俄国代表“迫不及待地予以强烈反对”：

他说他的政府在盐政上的利益是列强中最大的，因为在（自1901年以来的）庚子赔款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他说英国人已经掌握了中国的海关；法国人已经掌握了邮政，在陆军部也有军事顾问；日本人和德国人也都担任了职位……但俄国人却一无所有。[61]

日本人同意支持美国的提案，但前提是其他各国要“在道义上支持”日本进一步得到另外一些尚未明确的职位。这下德国人又不干了。既然之前所讨论的那名德国人已经参与了盐税管理，就不应该再占德国的名额：德国也要求一个额外的职位。就这样一直到了5月，终于和袁世凯达成了协议，尽管孙中山和国民党极力反对，他们担心临时大总统随心所欲地统治中国，越来越得心应手了，这份忧虑是完全正确的。

美国的银行并没有参与这份借款。新当选的威尔逊总统公开表示，终结所谓的“金元外交”，并开始实行基于原则的新外交政策。（美国退出谈判时，《北华日报》指责威尔逊放弃中国，任其听天由命，中国反倒会被瓜分得更严重，因为列强的谈判桌上没有美国为中国出头了。）[62]

美国并非与中国的时局毫无利害关系。事实远非如此。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有美国传教士的身影。对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展望，无论看起来多么离谱，一直得到广大美国人的共鸣。4月，中国第一届国会开幕之前，民众请求美国基督徒为新生的中华民国祈祷。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有钱赚，美国企业已经征服了欧洲，如今更可以征服亚洲，用啤酒、汽车、缝纫机或者美国工厂将来可以批量生产出来的其他什么玩意儿，对这些商品的潜在消费几乎是大到无法想象的。美国商人B.阿特伍德·鲁滨逊（B. Atwood Robinson）在1913年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情况：

在那些需求不断增长并且很可能在未来很多年里持续快速增长的商品中，要提到以下这些：服装、鞋靴、棉毛织品、自行车、钟表、帽子、手套、袜子、缝纫用品和内衣裤、留声机、摄影和光学设备、电灯、机器、铁路和电力设备、汽车、五金和建筑材料……因此，现在正是牢牢站稳脚跟、建立商业关系的时候，中国人的大规模商业活动时代即将到来，这将会让我们赢得他们的信赖和尊重。[63]

无论是在表明原则的欲望驱使下，还是为了支持一个共和国伙伴与西方帝国相抗衡，还是为了给未来的商业关系打下一个友好的基础——抑或是三者兼而有之——总之，在5月，美国成为主要大国中第一个承认中华民国的，不过还是比巴西晚了几个星期。那年春天，巴西的国旗就曾在北京的街道上短暂地飘扬了一段时间，显得很怪异。英国、日本、俄国和法国直到10月才承认中华民国。

在那时，中国实行议会民主制的梦想已经被袁世凯铁腕独裁统治的现实所取代。那年夏天，一些省份宣布脱离北京自治，围绕着中国的兵工厂爆发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在被认为是最支持国民党事业的城市之一上海，袁世凯的政府军与孙中山的国民党军之间发生了零星的战斗。外国士兵准备守卫这座城市。外国记者写下了扣人心弦的报道，字里行间洋溢着他们的功勋，并且用“二次革命”这个崇高的称谓来指代这一系列事件。[64]但二次革命并没有真正在多地展开，而是处处遭到镇压。在上海，它对城市的社会生活几乎没有任何抑制。待到年末回首时，它对城市的贸易也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英国外交部关于上海贸易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开展了禁烟活动，但烟草的进口量还是有所增加。这份报告还明智地补充说：“商人，即便是在上海，也无法指望像在伦敦、巴黎或柏林一样，把生命和人身安全视为与生俱来的权利。在中国，隔三岔五就会遇到生命危险。”[65]

9月，效忠于袁世凯的军队进驻南京，并且背弃了先前的承诺，攻克南京之后便开始了“肆意杀人、抢掠、强暴……胜利之军肆无忌惮的娱乐消遣”。[66]在所谓的“南京事件”中，有少量日本平民被杀，日本人的财产被毁——日本军队则在1937年以恶劣千万倍的手段重演了这一幕。为此，东京的舆论要求采取报复行动，其他各国旋即担心日本会站在国民党一方，进行更直接的干涉，况且国民党的一些领导人曾经留学日本。但日本政府保持了克制，即使东京的民众并没有克制。

国民党被击溃。10月，在袁世凯的逼迫下，国会经过数轮投票，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任期5年，直至1918年。11月，国民党被解散，国会实际上也休会了。孙中山逃往日本。传达出来的信息很明确：要用权威取代试验，用秩序取代革命。

在发回伦敦的年终报告中，英国公使直言不讳。“孙中山及其南方同盟会中的支持者彻底失信于人，”他写道，“当前似乎没有任何个人足以凭借突出的个人能力真正撼动大总统的地位。”[67]经威尔逊总统核准，被派到中国协助起草新共和宪法的美国法学家弗兰克·古德诺，1914年年初在美国满怀失落地写道：“新生的中国已经失控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旧思想当下正处于优势地位，遵循西方路线通过一部宪法的前景，可能还要向后拖25年左右；事实上，这样一部宪法可能永远都不会通过。”[68]

但另一方面，正如旧中国的当权者一向坚持的，也正如上海很多商人所赞成的那样，中国需要的是强力政府，而中国也许已经离它越来越近了。《北华日报》表示中国的前景会越来越光明：“已经进行了一场向着集中和巩固权力的运动，公众舆论也变得更加冷静、更加安定了。”[69]该报的读者们确信，中国拥有“极强的恢复力”。中国会比大多数国家更快地从政治骚乱中恢复过来。

那么，古老帝国的心脏——北京，又是怎样的情况呢？1913年早些时候，两年前颁布了《清帝逊位诏书》的隆裕太后薨逝，有一名澳大利亚人在《悉尼先驱晨报》撰文描述了葬礼之日当晚对这座城市的印象：

日落时分的天色柔化成暮色，迅速将这座伟大的古城投入夜色之中，模糊了宫殿庙宇、宝塔神龛，强烈的悲怆也在人们心中潜滋暗长。正在逝去的一切留下来的记忆，为地平线上方的紫雾增添了一分忧郁；悲观之时，人们怀疑有着辉煌的古代历史、当下陷于贫穷与困境之中、奋斗不息的中国，会不会将早先的东方荣耀化为西方文明甚至是西方帝国的光辉与暗影；但忧郁随着夜晚逝去，人们很快便感受到新一个春日的萌动；树木绿意更浓，初放的美丽花朵让陈旧的灰色背景充满了精致之美，人们意识到当下正是这个伟大、古老民族的生命之春。中国的命运比财富或军力更强大，有朝一日，它可能会让这些新芽长成怒放的花朵，把中国变成东方最灿烂的文明国度。[70]

前皇帝溥仪这时已经7岁了，依然居住在紫禁城，他或许对这段短暂生命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但此时清朝的权力重任已经易主。继任者袁世凯乘着一辆汽车，在这座城市里兜兜转转。中国，这个曾经的也是未来的大国，已经开始从长达数世纪之久的沉睡中苏醒。

东京
旭日

1913年11月10日临近中午时，大日本帝国海军（Imperial Japanese Navy）上演了远东地区自1905年的对马海峡海战（Battle of Tsushima）以来最壮观的海军力量展示。这次展示是为了庆祝日本完胜俄国波罗的海舰队，那场震惊世界的胜利颠覆了之前盛行的观点，认为欧洲人（和美国人）必定赢得战争——其他人都要输。时隔8年，日本海军的这次展示，也许是意在安抚这个被海军军费开支带来的高税收压得喘不过气的民族，让他们对未来一些年里进一步的扩张计划充满信心——在本身就是退役海军大将的山本权兵卫首相的领导下——并展示最近从英格兰巴罗因弗内斯（Barrow-in-Furness）的维克斯（Vickers）船厂驶来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金刚”号超无畏级巡洋战列舰。[1]

当天上午7点，大正天皇在首相、外交大臣和其他大臣的陪同下，乘专列从东京的新桥火车站出发，抵达横须贺海岸。100名海军军官和城里的全体小学生迎接天皇的到来，彩旗招展，铜管乐队奏乐，人们手中挥舞着国旗。[2]后来，天皇及其随从人员站在“香取”号战舰的甲板上，观看28艘军舰和27艘驱逐舰的演习。在东京湾周围的多个其他地点，通过双筒望远镜，可以看见这些战舰一会儿并列航行，之后突然转为新的编队，最终排成一列经过“香取”号。难怪一些人将日本称为远东的英国，这个岛上强国把海军放在国防的核心位置。

海军大将出身的山本首相有理由为自己管理的这支日本海军感到骄傲。在过去的十来年里，只有德国舰队以及规模小得多的奥匈帝国舰队发展速度比日本快，后者的总吨位从1900年的18.7万吨——刚刚到美国的一半，不足英国的1/5——发展到如今的70万吨——美国海军的2/3，英国皇家海军（依然是全球海军力量的基准）的1/4还多。[3]事实上，正是日本海军的实力，让日本吸引了大英帝国与之结盟。由于有了远东这个盟友的存在，英国便能够将皇家海军的舰船重新指派到竞争激烈的欧洲海域去。

“金刚”号的武器——35.6厘米炮8座，15.2厘米炮16座，53厘米鱼雷发射管8门——在当地的报纸上大幅宣传。[4]事实是这样的，虽然金刚级战列舰中的第一艘“金刚”号是在英国建造的，但同型的“雾岛”号于12月在长崎的三菱造船所下水。在那之后不久，第三艘“榛名”号也在神户的川崎造船所下水。新的舰船意味着新的工作，并不仅仅是新的税收——这在目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考虑。抛开“金刚”号不谈，日本海军的10艘新船中有9艘是在本国建造的，这是一项非凡的壮举，同时也提醒着人们，日本虽然本质上依旧是一个农业国，但这个国家已经在最短的时间里吸收了西方的工业技术。[5]毕竟日本最早的大型钢铁厂在1901年方才开工生产。

那天上午唯一让人失望的是，藤濑中尉驾驶美国制造的柯蒂斯（Curtiss）水上飞机，在大雾中迷失了航向，在100米高度飞掠“香取”号，却没有完成当天的全部任务。尽管如此，对于日本的实力和现代化，人们已经有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印象。“雄伟壮观，振奋人心。”《日本时报》（Japan Times）派去报道这一事件的一名记者写道。[6]他继续道，“入夜后，这番宏伟壮观的景象更加熠熠生辉，明亮的电力照明分外迷人，照亮了一艘艘军舰”，也闪烁在东京湾的深水中。一个50年前还对世界其他地方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如今已经是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海上强国，本身也是一个帝国。当时有一首校歌是这样唱的：“从北方的库页岛和千岛群岛……还有朝鲜和日本全境，这就是大君统治的国度，旭日旗飘扬在5 000万同胞的头顶上。”[7]

如今的日本，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国家，它的势力将会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张伯伦（Chamberlain）和梅森（Mason）在1913年版的《日本旅行手册》（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Japan）中指出，4月是游览东京的最佳时节。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这座东亚人口最多的城市会变成一座“花团锦簇的花园”，盛开的樱花标志着春天的到来，梦幻般的粉色华盖笼罩着全城的公园，其中最著名的是上野公园。[8]“无论是（巴黎的布洛涅）森林、（佛罗伦萨的）Cascine公园，还是（柏林的）蒂尔加藤公园，都比不上星期日樱花盛开的上野公园，”美国游客伊莉莎·路哈玛·西德莫尔在19世纪90年代写道——

西方的沙皇和皇帝们可能会很羡慕这位东方的统治者，他的臣民们动辄数千人聚在一起，不是去投掷炸弹、为面包或财富分配而参与暴乱，而是去爱恋这些樱花树，为它们写下赞美的诗篇……衣衫褴褛的乞丐如痴如醉地凝望着仿佛带有仙气的樱花树，王公贵族和内阁大臣也来参观这些作为名胜的小树丛。[9]

随着古老的江户——封建大名和武士阶级的娱乐之都，变成了现代的东京，一个官僚政治集权国家的政治中心，东京如诗如画的美景也在过去的50年里黯淡消逝。但种在新的林荫大道上和公园里的樱花树还是为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美丽。东京市长尾崎行雄1912年访问美国时，代表日本帝国之都送给美利坚合众国之都几千棵樱花树作为礼物，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这是采纳了西德莫尔几年前的建议，以和东京相同的方式来美化华盛顿特区。或许美国人会借此认为日本不仅强大，更是一个高雅文明、富有精致之美的国家。或许随着樱花的盛开，太平洋地区这两个蒸蒸日上的强国之间的关系也将蓬勃发展。

东京的近代历史如同云霄飞车一般。1868年明治维新前夕，以幕府命名的江户人口已超过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甚至超过了西方大都市伦敦。天皇居住在京都，江户生活围绕着将军和武士、幕府和大名、茶室和寺庙、集市和艺妓馆而展开。将军退任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江户的人口有所减少。大名及其家臣纷纷离开这座城市，也掏空了城市的经济生活。江户笼罩在往日的阴霾中，到处是废弃的建筑。虽然在1868年改名为东京（“东方的京城”），新建的靖国神社——供奉因支持和反对明治维新而战死者——也选址于此，但明治维新之后的数年间，江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角色尚不明确。天皇本人更愿意巡游日本，并不想永远居住在东京。东京的新皇宫在之前将军所居住的江户城旧址上建造，19世纪80年代末才最终落成。明治天皇分别在1872年、1876年、1878年、1880年、1881年和1885年进行了所谓的“巡幸”，出现在人民面前，将日本打造成一个因崇拜天皇的职能而团结在一起的国家，而不是因地方上忠于单个氏族或区域而四分五裂的国家。东京想知道天皇在一次次的长途旅行中，是否会将目光投向其他城市。直到1890年，东京的人口才超过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19世纪60年代，东京闹市区的地价曾经一度每英亩不到30日元——30年过去后，当年买地的人都成了富豪。[10]

1913年的东京已经远远超过了幕府将军的都城，人口达到200万，之后又迅速突破这个数字。东京的人口如今已经明显多于日本国内的老对手大阪和京都，在亚洲首屈一指，和俄罗斯帝国的首都圣彼得堡相当。日本知识分子横井时敬在1907年有言：“眼下正是城市的时代，对于那些有学问的、寻求荣誉的人，想要赚钱或者出卖劳动力的人——一大群人涌向城市，仿佛头脑发热一般。”[11]从1888年到1913年，日本的城市人口比例翻了一番——不过仍然远低于英格兰、德国和美国的水平。[12]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日本的城市与现代性联系了起来，是破坏性势力的交汇之地，商业化的象征，对金钱的推崇凌驾于美之上，重视成功甚于荣誉。乡村依然是日本人民的神话世界，但城市才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场地。每年有数万名新移民从日本的乡下地区来到东京，扎进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国家的中心，这正是日本的发展方向，而发展的速度超乎所有人的预期，至少对于日本人自己而言。

在过去的5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屋敷（大名的宅邸）被推倒，腾出地方建造更适应现代需求的公共建筑，”张伯伦和梅森写道，“半空中到处都有电报网、电话线和电灯线。”古老的轿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力车以及越来越多的电车和汽油动力的汽车。外交官约瑟夫·亨利·朗福德（Joseph Henry Longford）写道，东京夜里的街道上，从前常有“在妓院或者客栈花天酒地一番的武士，醉醺醺地走出来，手里握着可怕的武士刀”，而现在则是“和皮卡迪利大街一样熙熙攘攘，一样安全”。[13]城市里那些从前在夜里一片漆黑的地方，如今也被照亮了。从前平房木屋间的窄巷，如今至少在城市中的某些地区，已经换成了砖砌建筑间的宽阔大道，即使放在斯德哥尔摩或者墨尔本郊区也不会显得突兀。（在丸之内，三菱公司买下的一块旧练兵场被重新开发，建成的区域通称“一丁伦敦”。）[14]

在不久前的19世纪80年代，东京还没有外国人酒店，大多数外国人安顿在横滨。为了招待首都的来宾，专门建造了一座鹿鸣馆，采用了日本人认为极尽西方之风雅的风格，但外国人觉得俗不可耐，是对西方的拙劣模仿。（皮埃尔·洛蒂和一名陆军军官的15岁女儿伴着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跳着华尔兹，形容这个地方倒像是“某个海滨胜地的赌场”。）[15]1913年时的鹿鸣馆，作为官方的招待会馆，早已不再需要了，变成了日本贵族的私人会所。有一些外国人常住东京。游客会到帝国饭店（Imperial Hotel）住宿，这家大饭店和世界主要大都市的那些很像。在丸之内，一座仿造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央车站（Amsterdam Centraal station）的新火车站正在建设中。[16]东京甚至还有自己的12层摩天大楼——浅草区的凌云阁。在夜里，整座大楼像一棵圣诞树一样被点亮，日本的第一台升降机能够把观光客带上8楼。朗福德的结论是：“拿今日的东京与往日的江户相比较，就好比拿我们现在每天看到的伦敦与查理二世时代的伦敦相比较。”[17]这是在比较两个不同的时代，两个不同的世界，他写道。

东京市中心的西化改造，虽然轰轰烈烈，但并没有达到一些改革家最初想要的效果。19世纪70年代，岩仓具视的环球考察团在巴黎、伦敦和柏林的见闻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东京难道不应该同样让欧美游客印象深刻吗？将东京整体改造成西方大都市的宏大计划已经起草了，首先是受到了奥斯曼男爵主持的巴黎改造的启发。19世纪80年代，外交大臣井上馨推行了德国建筑师威廉·伯克曼（Wilhelm Böckman）和赫尔曼·恩德（Hermann Ende）的计划，要把东京变成一座拥有仪式大道的大城市。[18]东京是帝国的都城——本质上是作为中央政府的附属物而运作的——现在难道不应该重建这座城市，展现出帝国日益壮大的势力和荣耀吗？

但无论这些计划在绘图板上多么辉煌，真正实施起来却要面对难以逾越的障碍。和19世纪晚期另外一些发展中的城市不同，东京已经覆盖了一大片区域。江户毕竟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因此新的开发必然要拆除现有的建筑物，也许会遭到房主和居民的反对。然后还有小小的财政问题。在铁路建设和军力发展开支的沉重负担下，政府已经无力自掏腰包全方位进行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了。因此，到头来城市建筑的改造更像是见缝插针，一个区一个区地进行着。火灾、洪水、地震（例如1894年的那场）往往是改造的帮手，但只能靠这些来断断续续地摧毁城市中的部分地区。发生这类灾害时，政府要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无论是忽略还是侵占地方利益。

银座的经历正是如此。1872年2月，一场大火烧毁了这一地区的3 000座建筑物。大火用了6天才扑灭，在此期间，高级官员们提出了重建计划，要建造更宽的马路、人行道和砖砌建筑。[19]但直到1888年才颁布覆盖全城的法令——准备拓宽315条街道，建造新的桥梁、公园，为城中死者建造新的火葬场和墓地——而由于20世纪初财政上的限制，这条法令终究还是打了折扣。[20]轻重缓急随着时间而改变。19世纪90年代，人们的关注点在于向城市中引入净水，这被认为是减少霍乱爆发的最好办法。1900年以后，重心又转移到了建造有轨电车上，这也戳到了东京4.6万名人力车夫的痛处，他们认为新的交通工具断了他们的生计。[21]接下来的10年里，在城市延伸开来的现代布局中，已经铺设了100英里长的电车轨道，终于到了解决城市住宅区排水问题的时候了，有些住宅区还在用水桶和马车对付着。

1913年的东京，亚洲和西方杂糅的大都市。

由于发展不平衡，以及和任何宏大计划一样，在时机和权宜的驱使下，1913年所谓的“高城”，也就是皇宫西北方向的山手，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座日美欧杂糅的城市。在这里，内阁部门位于日比谷公园附近新的政府办公区。在这里，东京的富裕市民居住在日式风格的拥有大门和门廊的房屋中。在这里，集中了大多数让外国游客感到宾至如归的设施。《日本旅行手册》中提到，从新桥站坐人力车，5分钟到达帝国饭店，10分钟到达东京俱乐部（Tokyo Club）和美国大使馆，18分钟到达英国大使馆。三越百货供应欧美主题商品在日本的变更版。内务省大楼看上去完全和欧洲任何一座首都城市的司法部一样宏伟、庄严——它的设计就是为了将沉甸甸的国家权力深深烙印在国民和外国人心中。

但并非整个东京都是完全按照这样的方式改造的。即便在那些表面上是欧洲或美国风格的区域，实际情况也多少有些不同。井上十吉在1910年的《东京生活》（Home Life in Tokyo）中说，故乡相对来说并未被触及。“环球旅行者们建议亲朋好友尽早来这个国家旅行，因为担心不出几年，旧日本就将不复存在，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他在书中解释说：“日本和其他地方一样，女性是国民生活中最主要的保守要素。在她们的势力范围内，传统依旧占据着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22]漫不经心的欧美游客不太可能会看到这些，他们想象中的城市内部和表面的生活都是一样的。虽然东京较新的区域的确与过去大相径庭，但昔日那个低层建筑物云集的江户——以及当地的居民，江户人——依然扎根在新东京，或许地处偏僻，但从未走远。

“低城”下町位于皇宫的东南方向，历史上是城市的贫民区，面积较大，各色人等混杂，边界模糊。虽然经常被洪水和火灾蹂躏，最近的是1910年的大洪水和1911年的一场火灾，但该地区大部分都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在下町的核心区域，关于旧江户的记忆还保留在错综复杂的大街小巷间，那里的神社和寺庙星罗棋布，江户人从300年前建城之初就一直去参拜。下町是歌舞伎的诞生地。在下町，木版画艺术日益精湛。在下町，依然会庆祝江户的传统节日，女子依然穿着日式服装，而不是现代的欧式服装。在这里，商店临街而开，没有人行道。无论城市中央商务区和政府办公区多么宏伟壮观，很多人还是觉得东京之魂依然在这里，在这些木屋间。它们或许建得不如银座的砖砌建筑那样结实，但更有传统韵味，更具日本特色。

东京的工匠和商人依然居住在下町中心区，此外还有那些安土重迁的贵族。日本经济转型造就了一个新的阶级，居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区域，特别是东部：那就是东京的8万名工厂工人。[23]虽然横滨的工业化程度远胜于东京，出海方便，还有空旷的平地可以用来建工厂，但东京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依然受到了工业崛起的影响。在隅田川另一边的本所，坐落着札幌啤酒厂和一连串规模小得多的工厂，从电镀厂到橡胶轮胎制造厂。这里的条件很差，薪水很低，工作任期也短。直到1911年，日本才通过了第一部法律，为这类工作场所设定了适当的规范。1913年，在富士气纺公司（Fuji Gas Spinning Company）生活和工作的百余名女工出现了斑疹伤寒的症状。[24]同年，小说家德田秋声发表了一部小说，背景设定在本所，描述了一名从良妓女的一生。小说取了一个独特的标题——“烂”。在东京下町更加工业化的地区，日常生活的现状让政府颇为苦恼。城市居民的不满很可能引发政治问题，政府对此忧心忡忡，有时会试图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便利手段，将民众的精力从对政府的直接批评上转移开来。但外国人喜欢围着旅行指南上的寺庙、神社和茶室转，不太可能看到这些地区。

至少在名气上，更为人所知的是吉原，下町古老的花柳街，向来是允许卖淫的，西方人对此感到震惊又着迷，特别是对于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来说。虽然江户已经成为历史，但东京与旧江户的激情放浪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吉原，却得以幸存。有人说，这些年来，吉原也失去了几分诗意。“游女堕落成了寡然无味的粉笔画，”日本作家小山内薫控诉道，“时髦的客人也换成了穿着夹克衫和橡胶靴、梳着平头的工人，以及卖艺的乐师。”[25]妓院如今要接受卫生检查和政府管理，吉原的旧风貌黯然失色，浮华也大打折扣。小山内薫还抱怨说，更要命的是，吉原作为一个寻欢作乐之地的吸引力也已经不复存在：

江户的剧作家总是把作品的背景设定在吉原，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腰缠万贯的大名，家喻户晓的勇士，专挑贵族宅邸下手的江洋大盗，所有这些人都聚集在吉原。因此，当需要一场邂逅时，显然要发生在吉原。没有哪个剧作家会愚蠢到让我们这个时代的吉原来发挥这些作用。大门口啤酒馆灯光下的偶遇，最有可能发生在这样两个人之间，一人操着北方农村口音，戴着一顶家里人做的帽子，另外一人是他的叔叔，进城向农商务省请愿。

但那或许也是现代化的一种，也是未来的迹象：东京不如江户时代那样引人入胜，却成了一座更加与时俱进的城市，不再属于吟游诗人，而是被工薪族和报纸淹没，洋溢着的不再是轻语呢喃的情话，而是口号标语和新闻头条、股票报道和海军表演。

“成功！”是明治时代的一句口号——而按照任何一项现代标准来看，日本都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民族国家。横须贺海军表演显示了这一点，繁忙的横滨港和银座商店橱窗里的待售商品也证实了这一点。1913年时，这个国家还没有骄傲自满的气氛，不过还是可以稍微停下来享受一下劳动果实。日本变得现代化了，变得强大了，甚至变得富裕了——但这一切似乎并不一定意味着外国的尊重、国内的稳定，甚至丰裕的物质财富。1913年的日本戾气颇重：为国家的成就而感到骄傲，却对国家在世界上的合适位置相当敏感，对于任何贫乏的迹象都很在意，对古老的政治等级制度的质疑比以往更加积极。

一些人可能会将其归咎于天皇的离世。在日本崛起这戏剧性的40年里充当守护神的明治天皇，在去年，也就是1912年7月刚刚驾崩，举国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天皇之死对东京的直接影响相当巨大，却只是暂时性的：商店拉下卷帘，剧院取消演出，经济活动暂停，以示尊敬。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震撼。自1868年起，在这个变化翻天覆地的时代，明治天皇曾经一直是全民称赞的焦点，在国民生活中一直是一个安抚人心的角色。天皇不仅为一个时代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明治，即“向明而治”之意——还是这个时代的化身。他的继任者大正天皇，并不像父亲一样被国民所迷信。在国家需要保证发展方向时，年轻的大正天皇，身为使国民团结一心的象征，比起治国理政，更出名的是花天酒地的作风。他的身边也许围绕着一些熟悉的人——其中包括1913年年初的首相桂太郎公爵——但这一点似乎更加证实了天皇本身的弱势和寡头政权的彰显，并没有使国民对政权的活力和意向产生信心。1913年是全新的大正时代的第一年。但这个时代会带来什么呢？

大正皇太子。1912年，他继承父位，登基为日本天皇。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采用西方技术，成为一大强国。

明治时代关于开明政府带动的西化和现代化的记事已经完成了使命。过去的口号不能无限地循环利用。不能永远指望旧日的忠诚。已经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日本，当下需要去适应它所创造出来的这一切。1913年年初，日本深陷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围绕着国家政治发展的关键问题：日本是应当继续由1889年宪法掩护下的政治寡头来执政——首相，例如桂太郎，是由“元老”，也就是日本非选举产生的资深政治家实际决定的——还是应当采用真正的大众民主政体，由国会议员做出最终决定，无论情况多么难以驾驭？

明治时代的首相名义上是由天皇任命的，他们大多是元老寡头政治集团商议之后决定的，情况遇到困难时，经常会轮番上阵。按照政治礼遇的要求，首相决不能遭受惨败的困窘，而是要以退职的方式保全颜面——最有可能的是几年之后复出。即使是在1889年宪法设立国会之后，这样的首相也并不操心政党问题，元老寡头政治集团其实是瞧不起政党的。但尽管如此，政党依然出现了。事实上，因为国会掌握着国家的财政大权，党派的支持逐渐成为任何一届有影响力的内阁的政治必需品，无论这是不是元老们想要看到的。随着大正天皇1912年即位，旧的政治结构，无论是被文化习惯定义的，还是被宪法严密地定义的，都虚位以待各方角逐。1913年年初，新的政党政治和旧的寡头政治之间，一场酝酿已久的冲突已经箭在弦上。

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内阁驳回了陆军增设两个师团的要求，造成陆军大臣辞职。按照日本的法律，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都必须是现役武官，这也使得陆海两军在内阁中心有着重要影响力。当下没有帝国军官愿意出任陆军大臣，内阁因此陷入困境，实质上是被挟持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以来的政治寡头桂太郎公爵——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军事指挥官、日俄战争期间的首相——第三次出任首相，他说服天皇使议会休会，直到他重获议会支持为止。诋毁他的人们声称，这是让天皇更直接地参与政治，以专横、无礼的态度对待议会。“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说说忠诚和爱国，好像那是他们的专利一样，”前任东京市长尾崎行雄在国会上发言，批评桂太郎及其盟友，“但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吧”——

他们躲在天皇身后，埋伏以待政敌。他们把天皇当作挡箭牌，把诏敕（圣旨）当作子弹肃清政敌！[26]

民众聚集起来，抗议桂太郎的政治手腕，反对他们眼里的政治寡头狂妄自大地操纵日本政治。民众的愤怒最终激化为暴力。1913年2月的一天，东京发生了一连串事件，支持政府的《都新闻》报社遭到袭击和焚烧，两名男子被保护《日本时报》报社的警察踩在脚下，一名运输工人被人从被围困的《国民新闻》报社一间办公室开枪射杀，另一名运输工人肩膀受伤。警察抽出来的刺刀“在黑暗中闪着寒光”。[27]警察局也遭到了袭击，消防车被扔石头，电车停在轨道上。军队进入戒备状态。桂太郎被迫辞职。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取代了他的位置——或许并没有向议会选举的首相迈出实打实的一步，却有力地证明了政治寡头的时代已经接近尾声。那么，这会不会成为危机四伏、抗议不断的大正时代政治的一种新模式呢？

在某些方面，日本的日子似乎并没有变得轻松，反而是越来越艰难了。“总听人说日本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一名英国外交官在在发回伦敦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几年之内就有可能赚够养老钱的‘美好的旧时光’已经逝去，永不复回。”[28]日俄战争让日本人扬眉吐气，却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根据那场极具争议的、美国背后操纵的和会中的协议，日本未能获得赔款——日本已经欠下了大笔债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外债。军费开支日益增加，尤其使大日本帝国海军得到了大幅度扩张，而除此之外，财政紧缩才是当下的风气。明治天皇在生命最后的10年里一直在力劝他的人民节俭。自1897年以来，税收提高了两倍。[29]

更糟糕的是，日本虽然在数十年间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为了加入西方国家的顶尖梯队而奋斗，但那个团体似乎越来越齐心协力反对日本加入。很多日本人想当然地认为，鉴于他们作为一个国家所取得的成就，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尊敬。然而到了国外，他们往往会发现自己被外国人看不起，就像在吉尔伯特与萨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合作的那部喜歌剧[1]中一样，要不然就是被描述为对西方文明典范的致命威胁，而西方文明正是日本想要学习的对象。弱小的日本显然是可笑的，但强大的日本立刻变成了“黄祸”存在的头号证据。日本会不会永远陷在东西方之间的真空地带，不被允许以平等的地位融入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永远被分在东方国家之类，在这些国家中怀着优越感，而任何一方都不会完全尊重它？

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究竟应该向西还是向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唯一的。日本独立的道路已经标明了：向西。福泽谕吉在19世纪80年代写道，“我们的基本假设可以总结为两个字：‘脱亚’”——

我们最好脱离亚洲国家的行列，与西方国家为伍。至于如何对待中国和朝鲜，无须因其恰好与我们为邻而给予特殊待遇。我们仅仅是效仿西方人的方式对待它们。近墨者黑。我们仅仅是将亚洲的恶友从思想中抹去。[30]

20世纪伊始，人们对这种世界观产生了诸多疑问。杰出的日本知识分子冈仓天心在《东洋的理想》（The Ideals of the East）中犀利地主张：“亚洲是一体的。”[31]冈仓天心1902年在加尔各答结识了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并经常与泰戈尔身边的孟加拉知识分子通信。在通信中，冈仓天心成为亚洲内部文化交流的实践者和代言人。[32]他主张亚洲文化与西方有别，政治统一是必需的。“喜马拉雅山脉将亚洲分隔开来，”他气势恢宏地写道，“但这道积雪的屏障却一刻也无法阻断对‘终极’和‘普世’的宽广大爱，这是每一个亚洲民族的思想传承。”正是这种普世意识区分了亚洲人与“地中海和波罗的海沿岸的海洋民族，喜欢围绕着个人，寻求生活的方式而不是目标”——冈仓天心作为波士顿美术馆亚洲馆的馆长，能够近距离观察到这些民族。冈仓天心表示，亚洲传统与理想是日本自身的组成部分，应该受到赞美，而不是去贬低——或者取代。

特别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东京成为政治泛亚洲主义的中心：越南民族主义者和中国共和主义者与日本学生往来密切，提醒彼此西方对文明、现代性和政治控制权都没有垄断权。但日本是如何适应的呢？说到底，一方面日本如今已是东亚的殖民强国，和西方列强一样，在中国享有租界，并且和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一样，积极维护获得的每一项权利，或许更甚。另一方面，日本有时会选择用亚洲解放或者泛亚洲发展的措辞，对其殖民行为进行包装。“让人遗憾的是，有些人认为我们对台湾先进的治理显示出了与生俱来的种族能力，会招致‘黄祸’的呼声，”日本的台湾总督后藤新平为反殖民主义的期刊《非洲时报与东方评论》（African Times and Orient Review）撰文写道，“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大声说，‘白祸’当然绝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33]与此同时，英国驻日本的外交官也承认，在日本人的管辖下，相比在大韩帝国时代，朝鲜人“得到了更好的管理，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不过“有时还是能够分辨出一种剥削而非控制的趋向”。这当然是五十步笑百步的情形——却体现了日本在亚洲殖民中固有的矛盾性。[34]

1913年，两个特定的事件清清楚楚地反映出了日本在世界秩序中颇为微妙的位置。第一件发生在4月，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法律，限制日本移民在州内拥有土地。这对很多日本人来说简直是一记耳光。有可能受到这项法律影响的在美国的日本人数量相对较少。事实上，早在几年前，就有一项不成文的“君子协定”；已经在那边生活的日本人，长期以来一直拿不到美国国籍。但正如威尔逊总统所言，如今的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加州这项法律本身的详细内容——他坚称自己身为一个联邦国家的总统，无权对其做出改变——更重要的是日本人认为这项法律所反映出的美国人在大方向上的态度，证实了“我们觉得他们（日本人）与我们（美国人）不在同一水平线上”。[35]在日本人看来，加州的土地法是公然的非难，而且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它触及了一个人的自尊心”，威尔逊指出——这对日本人的愤怒给出了解释，却没有给出解决办法。

日本政府和社会迅速展开行动，反对加州提出的这项法律。日本驻华盛顿大使正式提出外交抗议。日本密使被派往加州，直接陈述东京的立场。东京、神户、大阪、横滨和京都的商会向美国商会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电报，敦促他们游说加州立法机关，以免给贸易带来负面影响。另外一些人求助于国际法或者美国公正平等的传统，但无济于事。包括前任东京市长尾崎行雄在内的一些人，以直接报复相威胁，例如拒绝参加筹备中的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或者联合抵制加州港口，转而投向西雅图。[36]在华盛顿，海军部向总统报告称，战争很可能发生。

但事情并没有轻松解决。事实上，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广为传播。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对于加州土地法的争议迅速成为国际上人们关注和评论的话题。前任澳大利亚工党总理安德鲁·费希尔在对纽约的一次访问中，表达了自己对加州的支持：他表示澳大利亚再也不想像美国西海岸一样让亚洲人肆虐了。[37]在伦敦的《泰晤士报》和另外一些外国报纸上，对日本在世界上的合适位置展开了辩论，这充分暴露出了很多西方人的感受，认为日本人并不是和他们真正平等的对象，现在不是，或许永远都不是，还对日本人融入“文明”社会的能力妄加评判。反过来，重要的日本记者德富苏峰在其报纸上发起了打倒“白阀”的运动，所谓“白阀”指的是白人的飞扬跋扈。[38]在京都一场被大量报道的演讲中，东京帝国大学的市村瓒次郎博士列举了白人的如下特征：

1.白人认为只有他们才算人类，所有的有色人种都是低级的造物。2.白人极其自私。他们坚持自身利益最大化，却执意给予他们认为是下等人的那些人不合理的待遇。3.白人充满了种族优越感和狂妄自负。他们得寸进尺。对他们每让一步，都是囤积了一份羞辱。4.白人走极端。论伟大，论卑鄙，他们都超过了日本人。5.白人拜金，认为金钱是万能的，是一切事物的关键。[39]

政界元老大隈重信伯爵警告称，加州这项法律背后的种族偏见意味着“即使当前的动荡被成功地平定下来，类似性质的问题还是会层出不穷”。[40]但日本因此就不得不无限期地接受西方的偏见，尽最大可能承受下来吗？日本要永远被轻视吗？

这还没完。因为从某些方面来看，加州土地法最糟糕的地方并不是对日本人区别对待，而是未能将日本人与其他的亚洲人区别对待。“将日本人归为蒙古人（中国人）一类……而前者正试图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这自然伤害到了他们的感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横山教授在《洛杉矶时报》上解释说。[41]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威廉·埃利奥特·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著有一些关于现代日本的知名著作，他宣称加州法律把日本人和“蒙古人”归为一类是“荒谬的”，人们对于后者，有着相当程度上的、“本能的生理性厌恶”。[42]他表示，日本人与中国人按人种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否则要如何解释日本超群绝伦的成功呢？

日本感觉自身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是很脆弱的，这一点后来在中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那是在中国短暂的所谓“二次革命”期间，在南京的日本人遭到劫掠，还有几名日本国民被杀害。虽然日本人的死亡数字相对较小——最初仅有3人——但日本国旗被焚烧，日本帝国被侮辱，日本人社区陷入了恐慌的状态。在日本国内，据报道，公众舆论“充满愤慨”。[43]随之而来的是愤怒的示威运动。据《日本时报》称，中国人比“让人咋舌的土耳其人”更恶劣，他们积极吸收欧洲人长期以来的偏见，并且在东亚的大环境中亲身实践。中国政府军表现得像“土匪”一般。“一群狼都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破坏，”一名记者写道，“一群老虎都不会引起这么大的恐慌。”[44]这一次，大隈重信伯爵的心境似乎不再是那样以和为贵了。“所有这些暴行都是中国政府对日本外交的轻视所造成的，”他对一名记者说，“我们首先应当占领中国的战略要地，然后与中国政府继续交涉。”据说日本陆军是支持的，视之为一个机会，用来证明陆军人员和装备的价值，重申其在日本军队中更重要的地位。

随着南京的局势恶化——中国士兵的所作所为此时足以够得上是“这个文明时代不可原谅的罪行”，也证明了中国人的野蛮——一些日本人的愤怒转向了他们自己的政府。[45] 据报道，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博士曾经极力主张，在南京事件中“我们决不能以暴易暴”。他在位于灵南坂町31号的住所外遭到伏击。[46]根据外务省的官方声明，“出现了两名男子……一名男子从后面抓住他，另一名男子用一把匕首刺中他的腹部和大腿，然后逃跑”。

之后的星期日，在日比谷公园举行了一场两万人的集会，这里曾经是练兵场，近些年来成了拥护和反对政府的示威活动的理想场所。1905年，民众正是在这里举行集会，抗议民族主义者认为无法接受的日俄战争和平条款。那场抗议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骚乱，有数百人受伤，数人死亡。如今到了1913年，人们又在这里发表了谴责外务省的演讲，分发了一项决议的五万份拷贝，要求日本立即对中国进行军事干涉。“在演讲台上更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中，有一名学生打扮的年轻女子。”《日本时报》报道称。“当她登台时，人们用‘勇敢的姑娘！’‘激励我们吧！’‘新女性！’之类的话语为她欢呼鼓劲，”《日本时报》继续写道——

在众人的嗡嗡声中，她提高了音量，用这番爱国主义的谴责为自己的演讲做结:“拯救和补偿我们身在中国的同胞，是我们大正时代的女性对这个国家的责任。”[47]

之后一群人包围了外务省，想要“采访”外交大臣。多亏有大批警察在场，再加上外务省铁门的阻拦，人们才没能攻进来。几天后，在明治剧场举行的一场集会威胁称，民众集会将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政府改变政策，或者政府自己垮台。[48]

1913年秋，上野公园的树已经光秃，旧秩序的主宰者桂太郎公爵逝世。据传桂太郎的遗言是“尾崎行雄杀了我”，这指的是当年早些时候他在国会上受到的谴责。[49]“桂太郎公爵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卓越、最成功的军人政治家之一。”《日本时报》表示。[50]日本国家建构的英雄时代的标志性人物逝去了。桂太郎的死讯传到英国，人们以礼相待，虽然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亲德的，这几乎是赤裸裸的事实。在科学的国度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神经病学家、解剖学家爱德华·查尔斯·斯皮茨卡（Edward Charles Spitzka）的一封来信，信中探讨了报道所称的桂太郎公爵的脑重量，以及关于日本民族的传闻。斯皮茨卡指出，桂太郎的脑重量为1 600克，在死后测量了脑重量的108位杰出人物中排名第16位。[51]这对日本的未来是一个好兆头，斯皮茨卡写道：

……日本人的脑重量比同等身材的欧洲人更大，就这一方面来看，也可能会比同等身材的其他民族更大。这些事实对于这个进步民族的学识、工业和资质具有重要意义。

桂太郎之死象征着一代人的离去，以及与这一代人相关的定局的破灭。在他从1848年到1913年的生命跨度中，日本成为一个迈向现代化的国家，也伴随着现代性必然要带来的一切矛盾。生在半封建制度下的桂太郎，死在一个民族国家。他出生之时，正是一个帝国林立的时代，日本为自身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存在而担忧。他死亡之时，太阳已经在日本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升起，日本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帝国——虽然它对四周充满警惕，其他国家也对它满心怀疑。日本这个强国究竟要走向何方？日本是要证明自己是一个稳定因素，是西方秩序的一环——还是会成为一股扩张主义势力？日本的崛起会不会仅仅是预示着一场更大规模的觉醒——亚洲的觉醒？

[1] 此处指两人完成于1885年的喜歌剧《日本天皇》（The Mikado; or, The Town of Titipu）。——译者注

伦敦
天际之外

“公元2013年的大英帝国会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呢？”《标准晚报》在1913年向伦敦的读者提问道。[1]它的回答是，这个国家当然不会是一个凭武力统一的帝国，而最有可能是“在一个共同的元首领导下的自治州联盟”。加拿大将会有一亿人口（据《标准晚报》推测），而盎格鲁—撒克逊联邦的首都也许会设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处。到2013年，印度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治的实体——但也有可能不会。英国自身也许会再次成为一个农业国家，本土人口于1950年达到顶峰：

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即使帝国的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彼岸，整个民族对于其发源地的热爱与崇敬，也一定会保护这里免遭异族侵犯，这里的纪念碑和古迹会成为无数海外朝圣者的目的地，他们会自豪地瞻仰祖先的作品，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自由、他们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引以为傲的地位，都应归功于他们的祖先！

这是对于未来英国让人心向神往的想象——像是某种大不列颠主题公园，或者帝国圣坛——也是对于21世纪大英帝国的奇思妙想：依然是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但组织结构发生了改变，甚至连首都都迁移了。

1913年的伦敦依然如日中天。但太阳的下沉不再像从前那样难以想象。帝国不再被视为一种被上帝赐予英国人、赐予这片土地天生继承人的权利。这个帝国经历了百年扩张，几乎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且不费吹灰之力。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帝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很可能倍加困难的时期。[2]虽然要想象一个没有大英帝国的世界似乎是痴人说梦，但这并非毫无可能。“正在庆祝特拉法加海战100周年的大英帝国，还会迎来庆祝200周年的那一刻吗？”1905年，拥护帝国的《展望》（Outlook）杂志编辑詹姆斯·路易斯·加文（James Louis Garvin）写道。“这是一个追根究底的问题，”他继续道，“虽然麻醉性的乐观主义是当前的潮流，但民族本能认识到答案是绝不是预料之中的肯定。”[3]

在很多人看来，警钟早在十几年前的布尔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敲响了。那场战争，用简单的军事术语来说，就是一场困局。几年来，人口相当之少的布尔人定居者，让强大的英国陆军陷入远方的漫长斗争中，伤亡数以万计，还损失了不少钱，这才赢得战争。如果说在南非大草原上对付一群荷兰农民就已经对帝国造成了军事上的压力，那么假如有朝一日，英国需要应对自身其他零散领土的防御问题，到底将如何是好呢？国际的流动虽然加强了帝国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却也让遍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大英帝国变得格外脆弱：真的可以指望英国在亚洲、中东和欧洲同时作战并且取胜吗？正因如此，1902年英国与日本结盟，这在10年前是完全想象不到的。这次结盟让英国可以把海军集中在欧洲，或许还可以开始让自身的国际地位长期回升。同年，借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礼之机，召开了殖民地会议。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会上的发言，与英国相对衰落的挑战和帝国过度扩张的风险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疲惫的巨人在过于庞大的命运之球下踉踉跄跄。”[4]巨人依然是巨人，却被成功所带来的结果消耗掉了。

但使英国本土的民意受到冲击的，并不仅仅是布尔战争流血伤财的代价，这样的代价让一些人相信英国需要加倍努力地进行帝国改革，让另外一些人相信老态龙钟的帝国大势已去。还有这场战争如何进行的问题。例如人们认为，对布尔人家庭的拘留政策，难以实现将南非全境纳入英国统治下的目标，同时也辜负了英国通过控制带去和平、文明与英国制度的世界性历史使命。从更根本上讲，是这场战争为何进行的问题。1902年，经济学家约翰·A. 霍布森（John A. Hobson）在他的帝国研究中认为，目前来说，帝国主义背后的动力既不是对传播文明的追求，也不是道德改良运动，而是金融：“金融是……帝国引擎的调节器，调节能量，掌握运行。”[5]帝国主义不会让被殖民者和殖民者利益均等，它并不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是“国家生活追求私利的卑劣选择，这种对私利的追求符合饕餮贪欲，也符合一个国家从早期物竞生存的时代遗留下来的强权统治欲望”。1913年的英国人大多将帝国视为道德的造物，或者说仅仅是一桩事实，是英国优越性活生生的证据，而不会像霍布森一样去分析。不过如果说布尔战争是帝国主义在现代的产物，有很多英国人根本不愿意看到它。

对于认为帝国体现着英国之伟大的人来说，当前帝国的复兴是理想的、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刻不容缓。但对于如何去实现，他们意见不一。对于其中一些人——包括所谓的“圆桌”成员，这是一个自封的殖民地官员精英团体，脱胎自帝国公务员米尔纳勋爵的“幼儿园”[1]——来说，正式、广泛的帝国内部结构改革是关键所在。这可能需要建立某种帝国联邦，甚至可能需要建立一个帝国议会，在那里详细讨论战略意义上的帝国事务，而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上，绝大多数的辩论、关注和时间必然要留给英国本土的事务。[6]

另外一些帝国主义者对于这种构想持怀疑态度。正如世纪之初，英国人理查德·杰布（Richard Jebb）在一次游历帝国的过程中所发现的：

有一种设想强调“英格兰的扩张”或者“更大的不列颠”这样的措辞，建议采用熟悉的联邦原则，认为这是更紧密的联盟的合理形态，但无论是天生的感情倾向，还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实际发展趋势，都无法为这种设想正名。概括来讲，可以说事实上人们对共同国籍的意识完全没有得到强化，而是截然相反。换句话说，帝国联邦的基础不但没有得到扩张和巩固，反而正在消融。[7]

这种帝国联邦的基础，也许真的正在被向着贸易和金融国际主义的历史潮流所腐蚀，这种潮流很可能让英国民族性的特殊纽带被与任何一个角落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商业联系所替代。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一些英国政治家提出关税改革，撤销英国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取而代之的是构想出一个帝国贸易集团，试图以此强化帝国的经济纽带。[8]

事实上，到1913年为止，帝国最伟大的创新是建立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新西兰以及自1910年以来的南非联邦。自治领在一些政治事务上依赖于伦敦的指导，但并不受伦敦的控制。除了殖民地总理偶尔的聚会——最近的两次都在伦敦，分别是1907年和1911年——帝国政府涉及自治领的问题时，要化为帝国内部各个不平衡的地区之间连续不断的协商谈判，伦敦有时采取哄骗的办法，有时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却极少实际拍板定音，因为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宪法所不允许的。1913年关于加拿大的帝国防卫的辩论，或者同年英国的印度总督对南非印度人政策的公开批评，都是帝国通常运作方式的实例——作为拥有不同利益和志向的政治实体所组成的一个松散网络，而不是一个垂直管理的阶级组织。在1913年一本名为“大不列颠问题”（The Britannic Question）的书中，理查德·杰布图解了大英帝国可能的四种结构，有“殖民属地”（现在看来已经是过去式了），有“大不列颠联盟”（杰布青睐的选择，本质上是由自治的“大不列颠”国家所组成的一个自由联盟），还有“帝国联邦”的两种形式（一种是种族不平等的，另一种是种族平等的——后一种意味着印度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平起平坐）。[9]最终会选择哪条路并不清楚——也许混搭，也许一条都不选。

一些局外人预料到，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仍将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帝国开支超过国家财力的那一天是有可能到来的。”法国历史学家埃利·阿累维（Elie Halévy）写道。[10]但在阿累维看来，这些是其他帝国才有的问题。而改革却可以将英国的清算日向后推迟很长一段时间：

帝国主义（给英国人）带来的困难或危险，为什么要比北美人、俄国人或者日本人——如果说日本人确实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更多呢？那些推动了工商业集中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也同样推动了军事和政治集中：20世纪将会是帝国的世纪。

另外一些人想象出了更加可怕却也不失合理的情况。1905年的一本小册子《大英帝国衰亡史》（Decline and the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号称将于100年后的2005年在东京出版发行，书中设想了这样一个世界，当前的印度被俄国统治，南非被德国统治，埃及取得了独立，加拿大并入美国，当前的澳大利亚成了日本的保护国。据推测，出版这本小册子是要点化日本帝国战略专家，书中所描写的未来英国提供了一个研究衰落帝国的案例，也许它终究还是灭亡了：

正如巴比伦和亚述留给我们的遗址、埃及的金字塔、迦太基的女王、罗马的法律，英国也将莎士比亚和世界性的语言留给了后人。当这些遗产犹存之时，人类会以英国的历史为鉴，英国衰亡的经历会提醒那些现存的帝国，一些经常存在的微妙影响力会催生衰败的萌芽，让世界霸权易主。[11]

关键的“微妙影响力”被列举如下：乡村地区城市的兴起，英国人航海技术的丧失，精致奢华之风的发展，文学品位的匮乏，英国人体格的衰弱，国家宗教生活的衰退，错误的教育体制，最后还有大英帝国自卫能力的缺失。所有这些问题在1905年都已存在。把这些问题往后推延一个世纪，稍加想象便可得出结论，大英帝国并没有十足的保证可以永世长存。它衰亡的种子早已埋下。腐烂也许已经开始了。

对于1913年的很多伦敦人来说，腐烂似乎已经明晃晃地开始了，体现在劳资纠纷、保障妇女投票权的激进运动，以及帝国所有这些问题中最古老、政治难度最大的爱尔兰问题上。对于时间充裕的帝国主义者来说，将大英帝国的未来结构大理论化是一种颇有趣味的室内游戏，但爱尔兰的局势更加直接地威胁到了大英帝国的完整。就在伦敦，在劳工和妇女参政论者身上均有体现的战斗精神的崛起，被另外一些人描绘成对英国的稳定甚至是安全的公然挑战。罗马帝国是从内部、从罗马城自身开始堕落的，同样的情况是否会发生在大英帝国呢？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的事态，很难与都柏林的抗议游行，国会议事厅被打碎的窗户，或者伦敦码头的罢工威胁相提并论。

伦敦很富有，也很有权力。它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指挥者，城市里那些一身黑色西装的办事员将全球金融掌握在手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伦敦的伟大并不能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以它为首的英国政体的改革需要。至关重要的一项政治改革已经通过了，即《1911年国会法案》，由此古老的、非选举产生的上议院失去了对下议院支持的法案的无限否决权。对于一个最近一位贵族首相还只是在区区10年前的国家来说，这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巨变，也是民主赶超特权的标志，无论是好是坏。但对于爱尔兰政治改革、对于社会变革、对于男女更加平等的需求却并未止步于此。英国人不再满足于仅仅接受给予他们的东西，他们还想要更多。

一个海外大帝国的存在并没有解决英国国内的问题。在一些案例中，如今的帝国反倒是放大和接替了这些问题。英国把以新教与天主教之争为形式的爱尔兰各派推向了澳大利亚，印度民族主义者从爱尔兰的例子中得到了启发，英国的妇女参政论者也可以指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作为大英帝国社会中妇女已经获得投票权的例子。妇女参政论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为什么妇女可以在帝国外围投票，却不可以在帝国中心投票？为什么在帝国某一地区被赋予的政治自由，在另外一个地区却没有？大英帝国的自相矛盾，从很多方面来说正是其兴盛的秘密，如今却掉过头来与之为敌。

爱尔兰自治问题——组建都柏林议会，赋予爱尔兰管理其内部事务的权力——在英国国会兜兜转转了很多年。在1801年以前，一直存在着一个以英国君主为首的爱尔兰议会；那一年，爱尔兰成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19世纪下半叶，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表达夺回权力的愿望。对于很多爱尔兰新教徒和很多英国人来说，这个话题仿佛一剂政治毒药，事实上它与16、17世纪英国作为一个与天主教欧洲对阵的新教实体而诞生的这段史话关系密切。这个问题充满了情感因素，饱含着对天主教徒不忠的控诉，以及对背信弃义、两面三刀、违背承诺的反控诉。在爱尔兰漫长的历史中，上一个世纪显然很难算得上是一个光明的世纪。自始至终，爱尔兰的人口都在不断减少。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加剧了这一趋势。很多爱尔兰人移民海外，在美国东海岸安家落户，却从未忘记大西洋彼岸那些同胞的艰难生活。

爱尔兰的情况在近期得到了改善。近些年来，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受教育机会扩大。佃农变得更加富裕（不过是以雇农为代价的）。1911年的人口统计表明，爱尔兰的人口减少是有记录以来最缓慢的。[12]但民族主义已经覆水难收。与此同时，爱尔兰自治依然受阻。爱尔兰和英国之间有太多的恩怨情仇，如今他们根本无法在同一屋檐下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他们对彼此的缺点了如指掌，彼此之间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然而友好的离婚，甚至是试验性的分居，都会遭到一些英国人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帝国解体的第一步，是向天主教压力屈服、出卖爱尔兰新教徒的表现。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里，有两个爱尔兰自治法案在国会上提出。其一于1886年被保守党国会议员投票否决，未能在下议院获得通过；其二于1893年被保守党贵族投票否决，未能在上议院获得通过。

1913年，距离上一次失败已有20年。但约翰·雷德蒙（John Redmond）领导的爱尔兰议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依然派出了70多名爱尔兰国会议员前往英国国会。他们身边还坐着8名反对宗派主义的一切为了爱尔兰党（All-for-Ireland）党员，这个党支持爱尔兰自治，然而对于本地天主教代替新教占据优势持谨慎态度。爱尔兰国会议员对于国会中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势力分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英国政坛，他们是一股扰乱性的、只关心单一问题的力量，可是他们对过去的控诉天经地义，对未来的抱负也合情合理。

赫伯特·阿斯奎斯的英国自由党政府致力于再次尝试爱尔兰自治。尽管必然有很多保守党党员反对这一点，但人们认为保守党党员提出另一种建设性措施也并非不可能，或许是采用联邦制度，一些人寻求以此作为未来帝国整体的结构。[13]从很多方面来看，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在社会问题甚至是一些更广泛的问题上，都是英国保守党的天然伙伴。他们倾向于支持贸易保护主义，雷德蒙本人也曾公开表示反对妇女参政。保守党会不会容忍爱尔兰更大程度上的自治，以换取政治上的支持呢？然而保守党最终还是恢复了过去咄咄逼人的姿态，选择了全力反对，试图在这一过程中推动一次选举。

对于伦敦政府——保守党的支点、自治派的噩梦——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阿尔斯特。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强烈反对都柏林的统治。在阿尔斯特占多数的新教徒担心被南部占多数的天主教徒统治。在他们看来，那些天主教徒对罗马比对伦敦还忠诚。历史性的宗派对立已经是北爱尔兰日常生活中公认的事实，被宗教和政治领袖恰到好处的空话和信仰煽动起来时，就会一触即发。当伦敦的自由党政府提出再次尝试爱尔兰自治时，新教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国会议员、统一党领袖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爵士，成了阿尔斯特民愤的掌控者和代言人。

在1912年里，一条新的自治法案在国会上几经波折，虽然在上议院被投票否决，却在下议院再次通过。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在贝尔法斯特城外的一场复活节教堂礼拜上，被新教的阿尔斯特地区显而易见的团结深深地震撼了，他对自治的谴责也越来越严厉。7月，他将自由党政府称为“革命委员会”，宣布“我想象不出，对于阿尔斯特能够进行的反抗，有什么是我不应该准备支持的”，其中包括武力，还补充说他觉得“绝大多数英国人民”也会支持这种观点。[14]这一席话说得很硬。英国反对党领袖实际上是对英国合法当局的决策提出了质疑。9月，卡尔森组织了阿尔斯特庄严同盟及盟约（Ulster’s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签名活动。他将建立都柏林议会的方案形容为一场阴谋，并向签名者保证，假如真的组建了这样一个议会，必将拒绝承认。鲁德亚德·吉卜林写下了一首颇具煽动性的诗支持阿尔斯特，警告人们黑暗力量正在释放，预示会有流血事件发生：

黑暗的危急时刻降临

眼看着我们被出卖给

我们曾经反抗的

所有的邪恶力量。

英格兰的所作所为

释放出叛乱、劫掠、仇恨、

压迫、罪恶和贪婪

来支配我们的命运

……

我们祖先洒下的鲜血，

我们的爱，我们的艰难困苦，

被当作我们的罪过

不过是勒紧了我们的枷锁。

在帝国的眼前，

叛徒为自己索价。

还需要更多的谎言吗？

我们是牺牲品啊。

我们知道，战争酝酿在

所有和平的家园，

我们知道，地狱是为了迎接

不信仰天主教的人

恐怖、威胁、畏惧

弥漫在集市、家庭和旷野

我们知道，归根结底，

如果屈服就将毁灭。[15]

但尽管如此，自治法案还是缓慢前行，走进了1913年。“世界变化得很慢，然而毕竟还是在变化。”那年1月，支持自治的《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发表社论称。[16]“毫无疑问，不出一两天，上议院的发言人就会告诉我们，帝国受到了不可弥补的伤害。”该报继续写道，它预期上议院反对该法案。然而按照1911年通过的国会法案的规定，上议院的反对阻止不了自治法案最终生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自治法案将在国会法案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拖延，并且将于1914年成为法律。”

所以说1913年的局势就是这样的三方僵局。统一运动打算动用武力，抵抗他们所认为的都柏林议会的劫掠。四面楚歌的英国政府在下议院没有获得多数，正致力于组建都柏林议会。而民族主义运动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去支持阿尔斯特脱离自治的运作。各方均认识到了这个僵局的成因，但谁也没有办法，或者可能是没有意愿去打破僵局。英国和爱尔兰血腥的联盟就这样开始滑向血腥的分离，不排除发生内战。有些人认为很有可能发生。

*** ***

伦敦人至少还可以自我安慰，如果关于自治的争论上升到暴力，最有可能发生在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街头，而不是伦敦金融城、伦敦东区或者莱斯特广场（Leicester Square）附近。伦敦即使受到影响，也是间接的影响。

至于劳工的战斗精神，情况就不一样了。在1913年之前的那些年里，劳资纠纷一浪高过一浪，席卷了全国各地的矿井、铁路和码头。尽管工党在国会上——再加上工人阶级的选区选出来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国会议员——在工人阶级市镇的街道上、在工厂里代表着工人的利益，然而行使权力、发挥作用的，往往是更加激进的工会。伦敦，尤其是伦敦的码头，在任何一次全国性的劳资纠纷中，都必然要成为主战场。而伦敦还依赖英国其他地区的燃料，依赖国家的交通运输网络进行食物供应，在任何一个主要的经济战略领域，都无法指望不受延长罢工所带来的物质后果的影响。

工会战斗精神的表达方式也助长了这种恐惧。1911年，在一次波及伦敦港的交通罢工期间，有一份宣言被送交政府部门，里面写着：

你们明白，交通工人掌握着国家工业地位的命脉，我们也掌握着食物供应。如果船主和码头公司仍然执意与全国的码头工人作对，那么我们将会进入一种战争状态……饥饿和贫困把码头工人和船舶工人逼到采取当前的对策，你们无论是出动警察、军队、骑警，还是谋杀，都别想避免灾难降临在这个国家……[17]

那年夏天，时任内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召集军队，前往东伦敦和国内其他一些城市街头。丘吉尔之前虽然对工会表示同情，但如今却将“秩序”奉为当下的行为准则。这次事件之后，他在国会上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坚决主张：

我确定下议院会明白，大港口实际关闭，再加上铁路业务瘫痪，这对广大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是外敌封锁无论如何都难以实现的。[18]

英国工会主义者汤姆·曼（Tom Mann）在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又在澳大利亚为工会摇旗呐喊。1912年，他因写了一篇劝士兵不要朝罢工者开枪的文章而被判入狱，理由是煽动兵变。同年，他颇具煽动力的同僚本·蒂利特（Ben Tillett）带领码头工人唱起了一首激进歌曲，将矛头对准了伦敦港务局主席：“他该死，他该死。”[19]蒂利特将下议院称为“富人的杜马”，引申自革命之后的俄国议会，这似乎证实了他要采取议会外手段实现政治目标。他虽然是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的创始成员，如今却加入了更加偏左的英国社会党（British Socialist Party）。1913年，国会通过了《工会法》，允许工会向政党捐款——之前是被法院判为禁止的——以期劳工的战斗精神就此化为工党在议会上更加实际的目标。但伦敦人的日子依然过得提心吊胆——说不定什么时候下一场罢工、下一次产业停顿又会到来，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很难说。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伦敦人来说，相比于劳资纠纷，他们更关心的是妇女参政运动锋芒毕露的战斗精神，当然这在大多数时候也是更加显而易见的。到1913年为止，英国实际上已经在妇女投票权问题上进行了10年甚至更久的内斗。家庭和政党出现分化，基本的礼仪也受到了考验。这样的冲突制造了受害者，也造就了殉难者。妇女参政论者的斗争在伦敦街头明晃晃地不断进行着——在街角与警察的混战，招展的横幅，高声要求妇女投票权，或者斥之为令人讨厌的煽动行为，促进妇女进步的同时也可能对她们造成伤害。有将近1 000名妇女参政论者入狱，也有少数人身亡。[20]到目前为止，她们的牺牲并没有换来多少成果。

正常的政治程序似乎已经受阻。在国会上，很多代表支持某种意义上的妇女参政——在原则上、广义上，作为大势所趋的一种理念。妇女参政法案经常会被个别国会议员提出，并且获得下议院的支持。但要让个人提出的妇女参政法案有机会成为法律，需要政府进行干预，提供议会时间。一般来说，政府是不愿意做这件事的。即便法案真的拿到国会上讨论了，在通过之前还会有其他一些障碍。妇女参政权无论怎么调整，总是有弊端——爱尔兰议员也许会认为这是在占用讨论爱尔兰自治的时间，继而投出反对票，自由党人也许会反对妇女参政，基于只有有钱的妇女才被授予投票权，这正中保守党人下怀，而保守党人也许会反对妇女投票权，因为这据信会损害家庭生活。和爱尔兰自治不同，国会上有一个规模可观的、常设的爱尔兰议员核心小组，他们愿意为自己特定的事业投票、游说，但妇女参政却是一个政治孤儿，支持者众多，但很少有人愿意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目标。

在争论中，私利问题伪装成原则问题，反之亦然。赋予妇女投票权，应该和男性投票权在同样的基础上（这样一来女性选民的人数就将超过男性选民）吗？选举权应该更加受限吗？1913年5月，一名个人议员提出的法案再次选择了限制措施，对于女性选民资格的要求远远多于男性选民。发起者称，该法案制订了一条“让人进退两难”的路线。[21]倘若成为法律，那么在达到一定年龄的英国妇女中，可以得到投票权的将不会超过1/10。但即便如此，还是有些人觉得太多了。身为自由党的首相本人就曾在一次争论中发言，指出部分选举权纯属无稽之谈，而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接下来反对任何条件下的妇女投票权。他对神圣的（男性）民主卫士说：“民主的目标是消除专制、消除人为的区分。”但在这件事情上行不通：

民主对于由自然创造、由经验支持的区分，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对于议院今晚要回答的真正问题，有一句话在我看来是其要点与核心，那就是：如果在政治上赋予妇女选举权，那么我们的政治结构会得到强化吗，我们的立法会更受尊敬吗，我们的社会和家庭生活会变得充实吗，我们的礼仪标准——说到礼仪，我要把古老的骑士美德，殷勤礼貌，以及两性之间的互相依靠、互相信任都包括进来——这个标准会得到提高和升华吗？[22]

阿斯奎斯将不可能完成的举证责任抛给了妇女参政拥护者，从而对自己的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阿斯奎斯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持相反的观点。500万劳动妇女为什么不能对她们的工作环境产生影响呢？主张不能赋予妇女投票权，因为在国家军队服役的只有男人，所以只有男人对国家的安全负有终极责任，这难道不是错误的吗？“无论是从公正、逻辑、情理甚至私利的角度”，格雷都找不出任何理由反对妇女参政。[23]但他的漂亮话并没有带动同僚们的投票。1913年5月6日，大多数自由党和工党国会议员，以及一些保守党议员，对赋予少数妇女投票权投了赞成票。大多数保守党议员投了反对票。爱尔兰议员渴望获得更多自由的是他们的国家，而不是他们的妻子，并且认为妇女参政运动扰乱了他们自己更高尚的宏伟大业，因此也投了反对票。站在他们这边的不仅有首相，还有他最受争议的一名大臣：温斯顿·丘吉尔。

这种性质的僵持在国会上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好斗的妇女参政论者开始采用一种不同的策略，与女性从事国家政治的文雅形式，也就是上流社会的游园会相去甚远。5月6日晚，一枚装在芥末罐里的炸弹，被放置在伦敦正中心圣保罗大教堂的伦敦主教座位下，预备在午夜时分爆炸。“只是电开关的方向钮反了，这才避免了这个定时炸弹爆炸。”《每日纪事报》次日报道称。[24]“致力于做这种恶事的人，甚至往往连做都做不对。”次日晚间的布道，主教在感谢上帝拯救大教堂免遭炸弹之后，伶牙俐齿地评论道。

这次袭击失败了，但这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当伦敦主教在圣保罗大教堂巧言还击时，一名妇女参政论者正准备烧毁富勒姆（Fulham）的一座板球馆，往草皮上洒酸。一张宣称对此负责的明信片上写道：“当男人光明正大地给女人投票时，要允许他们安详地玩他们自己的游戏。”仅仅在5月的头两个星期之内，就有新闻报道称一名妇女参政论者密谋炸毁伦敦的造船厂，一名国会议员在兰开夏（Lancashire）的宅邸被火烧毁，一些邮箱遭到破坏，皮卡迪利广场地铁站发现一个标有“硝化甘油、危险”的牛皮纸包，都柏林帝国剧院发现一枚含有50颗子弹的炸弹。[25]伦敦的游客会发现伦敦塔、国家美术馆、泰特美术馆、汉普顿宫全都部分关闭或者完全关闭，肯辛顿宫窗板紧闭，防备着可能的袭击。大英博物馆虽然照常开放，但安保也已升级。《每日图片报》刊登了一封署名为“百夫长”的来信，信中提议由当地的义务警员团体组成最后一道防线。“让义务警员找出她们（妇女参政论者），把她们记下来，”他建议。[26]

激进行为实属绝望之举，这种绝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的行为会不会有让支持者避而远之，进一步加深与对手之间隔阂的风险呢？在对手们看来，这即便不是恐怖主义，也是敲诈勒索。妇女参政论者成功地制造了恐惧和嫌恶，但她们真的能够借此实现她们确定的目标吗？《经济学人》的回答是不能。它认为战斗精神的后果是“热心者变得麻木，麻木者变成强烈反对者”。这项事业也因此受挫。早就已经倾向于反对妇女参政的人们便会主张，战斗精神证明了他们的论点，女人的政治活动“疯狂激烈、无法无天”，与男人稳重、理智的深思熟虑截然相反。[27]不应允许一个传染另一个。编辑们指出，倘若选举法案在这样暴力的氛围中获得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不满岂不是也会觉得直接行动才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妇女参政论者充其量是纵火，而其他人——“也许就在阿尔斯特”——会不会严重到杀人的程度？[28]

几星期后，《每日快报》得出结论，就连那道门槛如今也已经被跨过去了。该报编辑发表社论，评论了在艾普森德比赛马大赛上冲到国王赛马前的妇女参政论者埃米莉·戴维森，他们谴责戴维森的意图是“杀人”，很可能夺走两条人命，即使不是三条人命。（而到头来只有戴维森自己身亡。）[29]该报警告称，妇女参政论者做得太过火了：“也许1913年的德比惨案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女权的希望都将是真正的致命性打击。”戴维森为之付出生命的，是妇女社会和政治联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的战斗事业，该联盟的杂志《妇女参政论者》（The Suffragette）可能要比《每日快报》更有说服力。杂志封面上的戴维森被画成天使。下面写着：“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30]这是高尚的思想，高尚的事业，为了平等的信念，为了一个人的伙伴，为了一个人的自由而牺牲的理想：这是一个永不磨灭的理想。然而到了1913年年底，相对于年初，妇女与获得投票权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议会行动已经走不通了。议会外行动也到了这步田地吗？

还是说只是时间问题呢？“妇女参政权将会踩着阿斯奎斯先生的尸体通过，”英国犹太人剧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在1913年11月写道，“这是为数不多的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确定的事情。”[31]他虽然不赞同整体上的激进策略，却情不自禁地钦佩基层战士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她们被人扔石头，被人打，被按到饮马池里，被猥亵，和酒鬼小偷一起关在三等监狱里，被判处劳役刑，通过管泵进食。”他写道。她们迫使国家不得不诉诸暴力，对绝食的妇女参政论者进行强制喂食。之后她们又迫使国家采取了一种“猫捉老鼠”政策，绝食的妇女参政论者一旦病倒，就会被释放，待到恢复之后再重新关押起来。他主张：“由于食物短缺而死在南极冰天雪地里的斯科特船长，其实并没有绝食抗议的首创者、虚弱的华莱士—邓洛普（Wallace-Dunlop）小姐那般英勇，身边是堆积如山的奢侈品，对她望眼欲穿，而她却一直忍受着饥饿。”

妇女参政论者为她们这份事业所做出的牺牲，终将得到公正的回报。如果这一年没有，那么也许就是在下一年，或者下下一年。毕竟进步是可以被放慢的——却无法被阻止。

*** ***

克拉伦斯·鲁克（Clarence Rook）在1913年12月31日的《每日纪事报》上写道：“在这个年关，世界似乎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这一时刻，日历、年鉴、时间表、参考书，一下子都成了废品，甚至连便笺纸最上面的日期也必须改掉。把信头上的年份从1913改到1914，意识到距离自己的长眠又近了一年，这种感觉让人心头一紧。[32]

1913年结束之际，伦敦的各大报纸纷纷回顾这一年，酒吧和酒店里挤满了在圣诞季寻欢作乐的人，他们展望着未来。

伦敦市长告诉《标准晚报》的读者，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国际和平的基础上，“世界商业中心伦敦能够不断繁荣下去”。[33]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爵士，也写下了开凿英吉利海峡隧道、让英国与欧洲之间通上火车的雄心壮志。英国喜剧作家弗朗西斯·伯南德（Francis Burnand）爵士写道，他希望“约翰牛可以看清爱尔兰和印度的局势，不要与它们产生纠纷”。运动员、政治家德斯伯勒（Desborough）勋爵最大的心愿是“纪律”，伊斯雷尔·赞格威尔则是希望授予妇女投票权。伦敦百货公司老板H.戈登·塞尔弗里奇（H. Gordon Selfridge）先生回复《标准晚报》说：“如果可以许愿的话，我希望在1914年，贸易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会发展出更宽广的思路、更辽阔的眼界、更宏大的理想。”

“尽管我们面前还有一些棘手的问题，”《经济学人》发表社论称，“但这个繁荣的小王国的居民没有任何理由不欢度圣诞佳节。”[34]1913年全年的财政状况都很紧张。股票价格不像前几年那样走高，实际情况已经是“残酷无情、一成不变的价格下跌”。巴尔干战争抑制了经济乐观主义，欧洲大陆不断上升的军费开支也同样如此。欧洲的局势依然令人担忧，但英德友谊突飞猛进，人们对此反应热烈。全世界的公众舆论都被认为是和平的。《经济学人》报道称，“德国帝国议会和法国议会，美国国会以及全国各个政治商业协会通过的无数决议，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也就是向着和平。受内战影响，墨西哥的经济状况举步维艰，报道中还提到了中国的新政府“困难重重”。然而美国降低关税，必将加快全球经济的步伐。总而言之，结论就是“随着海外政治形势好转，我们应当在明年夏天到来之前，设法让财政紧张的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善”。

也有更尖酸一些的评论。《每日图片报》虽然对欧洲的和平从巴尔干战争风暴中幸免于难表示喜闻乐见，却认为墨西哥和中东的问题极其令人担心。该报指出，“走上另一条路的机会遍地都是”，不过1913年“还是让我们免遭末日大决战”。[35]但对于1914年：“无论望向何方，映入眼帘的都是阴森可怕的战争机器，不断地膨胀着。那份恶意越来越值得警惕，阻碍着工业的轮子，挥霍着和平的果实。让我们祈祷新年快乐吧！”

“这一切终将走向何方？”另一家伦敦报纸的编辑就这一整年军费开支的增长提出批评，并问道。[36]他表示：“并不需要预言的天分就可以预言到，这项疯狂的军费开支竞赛将会以灾难做结。”能够阻止这种疯狂行径的，唯有人民本身：“在贵族和金权政治明显失败的地方，民主是迟早会成功的。愿民主统治早日萌生！”

《每日纪事报》的印刷厂正在年底之前赶工，排字工人把这一年最后一首诗的字母排好顺序，之后才出门融入伦敦的寒夜，空气中还弥漫着烤栗子的味道。今夜，他们会欢庆，将1913年付诸历史，迎来崭新的一年——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亲友，在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帝国、地球上最大的帝国、世界中心的心脏地带：

我不哀悼你的逝去，也没有织起泪帘，

当你被历史的阴影埋没：

我只是叹息道——上帝啊，请让明年

比上一年更加富饶丰硕

我不哀悼你枯萎的玫瑰，也不哀悼

对一点生存空间望眼欲穿的时日；

玫瑰会再度绽放，而我也可以祈祷

这至高无上的恩典时刻再度降至。

那么就付诸那些承载着记忆的灰暗

不可侵犯，但并不哀悼。你在我身上

感觉不到惜别的重担；

我转身迎接应至之年的曙光。

午夜钟声敲响，1913年落幕。时间进入1914年。

[1] “幼儿园”是从第二次布尔战争到南非联邦建立这段时间，在以高级专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勋爵为首的南非公务员系统中任职的英国人群体。——译者注

尾声
1913之后

1914年，战争在全世界打响。在这四年中——在佛兰德斯的淤泥里，在阿尔卑斯山，在东线前沿，在达达尼尔海峡，在世界其他地方——一些人努力尝试杀死另外一些人，有时是关系国家存亡，有时是为了某种更崇高的理想，有时是因为命令，有时是因为死亡和杀戮成了他们的生存方式。几百万人丧生，另外的伤者也未必比他们更幸运。一代人的希望与梦想在炮弹的轰击中化为齑粉。家庭被拆散。人性凝视着深渊，深渊深处黑暗扭曲的人性倒影回以凝视。

尽管军事冲突的残暴行径集中在欧洲，大多数战斗人员也是欧洲人，但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海战在南大西洋和北海展开。最初的中立国，例如美国和巴西，航运都遭到了德国U型潜艇的袭击。在东非的群山中，在波斯高原上，“一战”中的小冲突也在各个大国之间上演着。印度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南非人、爱尔兰人和英国人在全世界并肩作战。阿尔及利亚人和塞内加尔人同法国人并肩作战。新生的中华民国为赢得英国和法国的支持，派出了数万名中国劳工去欧洲挖战壕。美国人1914年还置身于战争之外，并于1916年选出了在宣言中承诺和平的伍德罗·威尔逊连任总统，然而却还是在次年参战，将大量部队和资源派往西线，这样的速度只有凭美国的规模和编制才有能力实现。在东线，来自俄罗斯帝国各个角落的士兵们——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芬兰人、亚美尼亚人、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被派往前线，为沙皇和祖国而牺牲。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被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部队占领。德国在中国青岛的租界被日本人侵占。战争初期，德国间谍曾希望奥斯曼帝国的盟友们举起的伊斯兰圣战旗帜，会在中东和印度引起一场反对英国利益的穆斯林起义。[1]最终还是英国间谍更胜一筹，他们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化为了从南翼攻破君士坦丁堡的武器。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长期以来被土耳其民族主义者视为他们之中的敌人，当奥斯曼帝国四面楚歌、开始解体之时，这些亚美尼亚人遭到了惨无人道的报复。战争所到之处，疾病无不随之而来。

1918年，战火熄灭。英德混血知识分子、1913年泛欧洲贵族阶层的典型人物哈里·凯斯勒从前线服役归来，回到了位于德国西部魏玛的家：

老马车夫正在车站等候。我的狗欣喜若狂地迎接我。经过了几年如此惨烈的事态，我的房子似乎奇迹般地并没有什么变化：崭新、明亮，在白昼的最后时刻，犹如睡美人被灿烂的光芒照亮；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的画作，摆放着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和德语书的书架，马约尔（Maillol，法国雕塑家）的大小雕塑，他作品中丰腴、健壮的女人，美丽的裸体青年……这一切仿佛静止在了1913年，很多人曾经来到过这里，如今却已与世长辞、失踪、失散，或者成了敌人，可他们仿佛都还可以回来，欧洲生活还会在断裂之处重新开始。这里就像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庙宇，充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有些褪色的信物和记忆……我找到了邓南遮（d’Annunzio，意大利诗人、民族主义者）的一份题字，克劳德·阿内（Claude Anet，法国作家）从伊斯法罕带回来的波斯香烟，莫里斯·丹尼（Maurice Denis，法国画家）的幼子洗礼的礼物，俄罗斯芭蕾舞团1911年的一张节目单，上面还有尼金斯基的照片……[2]

表面上看，并没有什么改变。然而凯斯勒深知，枝形吊灯上的灰尘可以拂去，1913年的会话也可以神奇地继续，但舞厅的电闸开关再也拉不回去了。战争留下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太深了。时光是无法倒流的。

特别是欧洲，已经被战争以及随后的和平改变了。在各个地方，甚至是“一战”的战胜国，过去的政治文化都遭到了挑战。对于战败国来说，战争的结束标志着全新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开始。德皇威廉二世，1913年还曾以那样隆重的盛典庆祝登基25周年，如今却被迫流亡荷兰。德意志帝国成了德意志共和国。战争直接导致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柏林和巴伐利亚被极右翼军队返回的营部镇压，迫不得已为即将成立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效劳。德国首都从柏林迁至凯斯勒宁静的故乡魏玛。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德国中产阶级遭受了几乎和战争本身不相上下的第二道创伤，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他们的积蓄。很多德国人觉得他们的国家并没有真正输掉战争——毕竟1918年停战协议生效之时，德国军队还在法国的国土上——只是德国政治家输掉了和约。巴黎和会上，德国新的主人公们承认了战争责任，承担了巨额赔款，并且接受了意在将除俄国之外最大的欧陆强国削减至地缘政治中的小角色的一系列措施。

奥匈帝国的命运同样悲惨。在战争最初的几年里，奥匈帝国很好地支撑了下来，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却在战争结束之时轰然解体。哈布斯堡王朝历经数世纪拼凑起来的领土，被凡尔赛宫的和事佬们划分出了新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说德语的少数民族）、匈牙利（民族构成比之前更加单一，但领土也相应地缩小了）和奥地利（几乎全民说德语，却被禁止与北方的德国表亲合并）。宏伟的帝国之都维也纳，作为一个中欧小国过于庞大的首都，开始了新生。身为哈布斯堡王朝臣民的维也纳人，早已习惯将这片土地视为不可剥夺的遗产，而这个国家如今只剩下这片土地中的一小部分。东欧的地图也经过了重画，波兰被邻国瓜分了一个多世纪后，重新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南斯拉夫从巴尔干的泥淖中诞生，把哈布斯堡王朝对于单独一个南斯拉夫王国的古老梦魇变成了现实。

与此同时，在东面，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被卷入了深渊之中。俄国国内发生动乱，西线作战尚未结束就被迫退出“一战”，在1917年接二连三的革命中磕磕绊绊，之后又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沙皇一家被枪决。首都从莫斯科迁至彼得格勒（圣彼得堡1914年之后的名字）。外国势力介入，试图牵制住布尔什维克。1919年，“一战”的战胜国在凡尔赛宫会晤，欲签订和平条款，而1913年无可置疑的列强之一——俄国，甚至都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然而在内战中，有很多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到处乱窜，寻求西方在内战中支持他们这一方）。[3]相反，日本却派了代表参加。

在几年的时间里，俄国又将恢复伟岸的身姿，这次不再是古老的沙皇帝国，而是苏联。然而，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已成定局。“一战”结束之时，帝国的阿拉伯领土处在英法的政治势力或直接控制下，伦敦取代君士坦丁堡，成为耶路撒冷终极的主人。在土耳其的核心地区，为抗击入侵的希腊军队，新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打响了——这场战争最终于1923年结束，土耳其和希腊人口大量流动，希腊城市士麦那（Smyrna）发生大火，两国之间结下了世仇。

相对于1913年的世界面貌，欧洲势力群的这些变化是一次相当重大的突破。但正如很多人所看到的那样，这些变化仅仅昭示着一个更加宏大的世界历史进程：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对文明优越性的主张，纷纷开始丧失。如果说“一战”证明了一件事，难道不是曾经被拥立为世界上最进步、最先进的欧洲文明，其实不过是金玉其外的野蛮？中国知识分子严复曾有言道：“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大字。”[4]法国作家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高声自问，作为曾经极具吸引力的世界中心、海外投资的外国资本的主要来源，欧洲会不会最终成为区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说法，“亚洲大陆的一个小海角”。[5]德国作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就这一主题写下了一部颇受欢迎的伪历史著作，上下两卷分别出版于1918年和1922年，书名取得很简单，就叫“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的确，伦敦和巴黎依旧是“一战”后世界上最大帝国的首都——事实上，由于被国际联盟授予了准殖民地性质的委任统治地，这两个帝国控制下的领土还扩张了几分。但这并不是说情况回到了1913年的局面。战争腐蚀了欧洲文明的可靠性。英国和法国为了保卫宗主国，对帝国武装力量的依赖性暴露无遗。载入《凡尔赛和约》的国家自决原则，虽未很快应用在欧洲之外的地方，却标志着从今往后被视为世界秩序基本单位的是国家而不是帝国。20世纪20年代，殖民地动乱的烈火燃遍了埃及、伊拉克、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爱尔兰于1922年成为英国君主治下一个独立的自治领。世界受到欧洲帝国的支配——也因此接受了欧洲文明——这样的模式已经开始松动了。

唯有日本和美国通过“一战”变得比1913年更强大、更富裕、更有影响力了。日本出席巴黎和会，确定了它的大国地位，作为世界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接受者。但巴黎和会上国际信誉最好的是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美国代表团。英国在战争期间大把大把地砸钱，在这一过程中，它的国外投资和黄金储备大幅度缩减，而美国则不然，战争抬高了它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上的地位。对于在军事上决定战争的胜负，威尔逊总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想要让美国在和平时期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然而在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不但没有领导世界，反而撤出了世界舞台。威尔逊总统做了很多工作，才成立了国际联盟，确保这个新的组织不会打破欧洲的势力平衡，而是会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美国参议院却投票拒绝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美国提高了贸易关税。新的移民限制开始实行，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工人的工资，维持美国人口的种族和民族构成。国内政策先于对外政策。

欧洲作为全球体系核心的地位弱化了，美国又无法也不愿掌握领导权，1913年很多必然的事情都打上了问号，其中就包括对日益高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期待。“一战”之前，国际主义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它本身却成了一项事业。[6]战前金融秩序的核心，金本位，在20世纪20年代重新确立起来，伦敦也试图再次打造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如1913年时那样。但有太多黄金现已外流到大西洋彼岸，伦敦的货币霸权，以及由此而来的作为世界金融事务指挥官的可靠性，都打了折扣。更糟糕的是，各个国家以战前的汇率重新恢复金本位，而这样的汇率不再反映各国真正的经济和金融地位，这相当于是迫使这些国家穿上不再合身的金融紧身衣，于是金本位被视为一种造成经济风险而非实现金融稳定的机制。1931年，面对经济大萧条，英国放弃了金本位。自由贸易原则，以及它所意味着的经济互赖原则，被经济自给自足的渴望所取代，结果就是全球贸易直到1970年才达到1913年时在全球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1913年时将世界织成一张人际关系网的全球移民流动，也被“一战”打断。战争之后，移民流动缩减。

无论如何，1913年的世界已经逝去。

*** ***

“我们的今日与昨日、前日之间所有的桥梁都被烧毁了。”在20世纪40年代初，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战前维也纳回忆录中写道，他将那个时代称为“太平的黄金时代”。[7]

1913年的世界，对于那些未曾了解，甚至一些曾经了解过它的人来说，终究还是成了一种梦境，一个觉醒前时代的象征，一座回不去的伊甸园。在欧洲，对“一战”的纪念，不仅体现在遍布整个大陆城乡的献给死者的纪念碑上，还存在于出版发行的战争日记、战后很久写下的回忆录和虚构的战争记述中，其中这些虚构的战争记述的作者，有的甚至在他们描述的事件发生之时还没有出生。[8]个人的战争回忆已经沦为一代人的集体悲剧，一个现已无法触及的世界的集体灾难。对于20世纪50年代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来说，这场战争正是俄国堕入当时那个黑暗年代的起因：“现在我认为一切的一切，随之而来的、跟着我们一路走到今天的全部灾难，都要归咎于那场战争。”[9]

鉴于自那以后俄国遭遇的灾难，战前的世界似乎是一段更坦率、更道德的时代：

我对童年时代记忆犹新。我依然记得那个年代，上个世纪的和平观念是众所公认的。讲道理是理所当然的，依照良心行事是正确的、自然而然的。一个人死在另一个人手上的是很罕见的例外情况。谋杀发生在戏剧中、报纸上、侦探故事里，而不在日常生活中。

之后，我们从这种安宁、纯净、从容的生活方式，突入了血与泪，集体疯狂，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合法的、有报酬的屠杀这一野蛮行径之中。

对也好，错也罢，这就是现在的我们在文化上所看到的形象，距离1913年的世界——一个沐浴在夕阳余晖中的世界、秩序与太平的世界、不知不觉中与20世纪史无前例的灾难搭上了边的世界——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这个形象里充满了悲怆与诗意，充满了沉静地走向命运的人物，时光的表面上暗影摇曳。它让1913年有了一段可以提醒今日我们的来生——一部失落时光的寓言。但它同样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去以全新的视角思考我们自身的时代，反思过去，思考未来，不把它作为预料中的必然，或者预设的事件经过，而是作为我们尚未建设的未来。

注释

导论

[1] F. W. Hirst, The Six Panics, and Other Essays, 1913

[2] Hamburg-American Line, Girdling the Globe: Around the World on the Palatial Steamship ‘Cleveland’, 1911

[3] 这里仅举出知名度较高的和最近的几例：Fritz Fischer, Griff,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62; Eckart Kehr, Primat der Innenpolitik, Hans-Ulrich Wehler, ed., 1965; A. J. P. Taylor, War by Timetable, 1969; James Joll,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1984; 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1998; Sean McMeekin, 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2011;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2012

[4] Jack Beatty, The Lost History of 1914: How the Great War was not Inevitable, 2011

[5] Op. cit. (1998), Ferguson

[6] 对于战争本身的记述或战争的各个方面，参见Hew Strachan, The First World War, 2001; David Stevenson, 1914–1918: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2005; Norman Stone, 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 1998

[7] Niall Ferguson, ed., Virtual History: Alternatives and Counterfactuals, 1997

[8] Op. cit., Clark

[9] Barbara W. Tuchman, The Proud Tower: 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 1890–1914, 1966

[10] Michael S. Neiberg, Dance of the Furies: Europe and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2011

[11] 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to National Advantage, 1913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1910)

[12] Leopold von Ranke, 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5 bis 1514, 1824

[13] E. J. Hobsbawm, The Age of Empire, 1987

[14] 有很多重要的历史学家研究过全球化的主题，以及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全球史”。这里仅选取一些：C. 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Global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2004; 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 System, 1830–1970, 2009; Niall Ferguson, 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 2003; Gary S. Magee and Andrew S. Thompson, eds., Empire and Globalisation: Networks of People, Goods and Capital in the British World, c. 1850–1914, 2010; Sebastian Conrad, Globalisation and the Nation in Imperial Germany, trans. Sorcha O’Hagan, 2010 (original German edition 2006); Duncan Bell, The Idea of Greater Britain: Empire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Order, 1860–1900, 2011

[15] G. P. Gooch, History of Our Time, 1885–1911, 1912

第一章 世界的中心

[1] Commandant Renier, L’Oeuvre civilisatrice au Congo. Héroisme et patriotisme des Belges, 1913

[2] Adam Hochschild, King Leopold’s Ghost: A Story of Greed, Terror and Heroism in Colonial Africa, 1998

[3] Quoted in M. Puel de Lobel, Exposition Universelle et Internationale de Gand, 1913, 1914

[4] The New York Times, 28 August 1913, 7 September 1913

[5] Laird McLeod Easton, The Red Count: The Life and Times of Harry Kessler, 2002

[6]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Hopes Betrayed, 1983

[7] Ronald Storrs, The Memoirs of Sir Ronald Storrs, 1972

[8] Thomas Mann, Tod in Venedig, 1912

[9] Michael S. Neiberg, Dance of the Furies: Europe and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2011

[10] Stefan Zweig, The World of Yesterday, English edition, 1943

[11] Barbara W. Tuchman, The Proud Tower: A Portrait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War, 1890–1914, 1966

[12] Op. cit., McLeod Easton

[13] Futurist Manifesto, 1909

[14] 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1886, quoted in Stefan Elbe, ‘“Labyrinths of the future”: Nietzsche’s genealogy of European nationalism’,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7, no. 1, 2002

[15] Lilliane Brion-Guerry, ed., L’année 1913: Les formes esthétiques de l’œuvre d’art à la veill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vols 1 and 2, 1971; vol. 3, 1973

[16] Quoted in David Blackbourn, ‘“As dependent on each other as man and wife”: Cultural Contacts and Transfers’, in Dominik Geppert and Robert Gerwarth, eds., Wilhelmine Germany and Edwardian Britain: Essays on Cultural Affinity, 2008

[17] Romain Rolland, Jean Christophe, ten volumes, 1904–1912

[18] Quoted in E. Malcolm Carroll, French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Affairs, 1870–1914, 1931

[19] The Daily Graphic, 22 May 1913

[20] Ibid.

[21] The Daily Graphic, 23 May 1913

[22] The Daily Graphic, 22 May 1913

[23] The Daily Graphic, 24 May 1913

[24] The Duke of Windsor, A King’s Story, 1951 (reprinted 1998)

[25] Frierich von Bernhardi, Germany and the Next War, trans. Allen Powles, 1912 (original in German)

[26] Quoted in Charles. F. Horne, Source Records of the Great War, 1923

[27] The Daily Graphic, 24 May 1913

[28] The Daily Chronicle, 25 May 1913

伦敦

[1] Ford Maddox Hueffer, The Soul of London: A Survey of a Modern City, 1905

[2]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February 1913

[3] F. O. Mathiessen and K. B. Murdock, eds., The Notebooks of Henry James, 1947 (entry from 1881)

[4] Karl Baedeker, London und Umgebung: Handbuch für Reisende, 1912

[5] The Economist, 24 May 1913

[6] Joseph 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1902

[7] Humayun Ansari, The Infidel Within: The History of Muslims in Britain, 1800 to the Present, 2004

[8] Felix Driver and David Gilbert, ‘Imperial Cities: overlapping territories, intertwined histories’, Felix Driver and David Gilbert, eds., Imperial Cities: Landscape, Display and Identity, 1999

[9] The Evening Standard, 1 January 1913

[10] The Fortnightly Review, August 1913

[11] Daily Express, 25 July 1913

[12] Op. cit., Baedeker (1912)

[13] Jan Rüger, ‘Revisiting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83, 2011

[14] The Daily Chronicle, 13 May 1913

[15] Dominik Geppert, ‘“The foul-visaged anti-Christ of journalism”?: The Popular Press between Warmongering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ominik Geppert and Robert Gerwarth, eds., Wilhelmine Germany and Edwardian Britain: Essays on Cultural Affinity, 2008

[16] Daily Mail, 17 June 1913, quoted in Virginia Cowles, 1913: An End and a Beginning, 1967

[17] Anthony Phillips, ed., Sergey Prokofiev Diaries: Prodigous Youth, 1907–1914, 2006

[18] Ramanujaswami, N., My Trip to England, 1912

[19] Theodore Dreiser, Traveller at Forty, 1913

[20] John Robert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883

[21]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February 1913

[22] Dennis Hardy, ‘From Garden Cities to New Towns: Campaigning for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in Stephen V. Ward, ed., Garden Cit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1992

[23] Ellis T. Powell, The Mechanism of the City: An Analytical Survey of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f the City of London, 1910

[24] The Economist, 12 April 1913

[25] Op. cit., Powell

[26] E. M. Forster, Howard’s End, 1910

[27] The Economist, 4 January 1913

[28] David Kynaston, City of London: The History, 1815–2000, 2011

[29] The Economist, 4 January 1913

[30] Quoted in op. cit., Kynaston

[31] The Economist, 1 January 1913

[32] League of Nations statistics quoted in Aaron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1988

[33] The Economist, 4 January 1913

[34] John Dunning and Sarianna Lunda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2nd edition, 2008

[35] Charles Feinstein, ‘Britain’s Overseas Investments in 1913’,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3, no. 2, 1990

[36] Gary B. Magee and Andrew S. Thompson, Empire and Globalisation: Networks of People, Goods and Capital in the British World, c. 1850–1914, 2010

[37] Quoted in op. cit., Kynaston

[38] Ibid.

[39] Quoted in Jean-Louis Robert, ‘Paris, London and Berlin on the Eve of War’, in Jay Winter and Jean-Louis Robert, eds., Capital Cities at War: Paris, London, Berlin, 1914–1919, 1997

[40] M. Pember Reeves, Round About a Pound a Week, 2nd edition, 1914

[41] Quoted in ibid.

[42] Thomas Holmes, London’s Underworld, 2nd edition, 1913

[43] Jérôme de Wiel, ‘Austria-Hungary, France, Germany and the Irish Crisis from 1899 to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2, 2006, quoted in Jack Beatty, The Lost History of 1914: How the First World War was not Inevitable, 2012

[44] The Daily Graphic, 25 June 1913

[45] Ibid.

[46] Laird McLeod Easton, The Red Count: The Life and Times of Harry Kessler, 2002

[47] The Economist, 28 June 1913

巴黎

[1] Op. cit., Dreiser

[2] J. F. V. Keiger, Raymond Poincaré, 1997

[3] Michael E. Nolan, The Inverted Mirror: Mythologizing the Enemy in France and Germany, 1898–1914, 2006

[4] David Clay Large, Berlin, 2000

[5] Op. cit., Neiberg

[6] Quoted in op. cit., Malcolm Carroll

[7] David Schoenbaum, Zabern 1913: Consensus Politics in Imperial Germany, 1982

[8] Maurice Barrès, La terre et les morts: Sur quelles réalités fonder la conscience française, 1899

[9] Owen Chadwick, A History of the Popes, 1830–1914, 1998

[10] Quoted in Robert Gildea, 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 The French, 1799–1914, 2008

[11] Eric Deroo, ‘Mourir: L’appel à l’Empire’, in Pascal Blanchard and Sandrine Lemaire, Culture Coloniale: La France conquise par son empire, 1871–1931, 2003

[12] Op. cit., Ramunajaswami

[13] Karl Baedeker, Paris and its Environs: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1910

[14] L. Houllevigue, ‘Le problème de l’heure’, La Revue de Paris, August 1913

[15] Ibid.

[16] Stephen Kern, 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 1983

[17] Patrice Higonnet, Paris: Capital of the World,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2002

[18] Henri Murger, Scènes de la vie Bohème, 1851

[19] Claire Hancock, ‘Capitale du Plaisir: The Remaking of Imperial Paris’, in Felix Driver and David Gilbert, eds., Imperial Cities: Landscape, Display and Identity, 1999

[20] Otto Friedrich, Olympia: Paris in the Age of Manet, 1992

[21] Op. cit., Gildea

[22] Detlef Briesen, ‘Weltmetropole Berlin?’, in Gerhard Brunn and Jürgen Reulecke, eds., Metropolis Berlin: Berlin as deutsche Hauptstadt im Vergleich europäischer Hauptstädte 1871–1939, 1992

[23] Op. cit., Clay Large

[24] David McCullough, The Greater Journey: Americans in Paris, 2011

[25] Henry James, The Ambassadors, 1903

[26] Adelaide Mack, Magnetic Paris, 1913

[27] Op. cit., Phillips

[28] Ibid.

[29] Op. cit., Dreiser

[30] Op. cit., Baedeker (1910)

[31] Op. cit., Phillips

[32] Op. cit., Guerry

[33] The Daily Graphic, 26 June 1913

[34] Jacques-Emile Blanche in La Revue de Paris, December 1913

[35] Le Figaro, 20 February 1909

[36] Modris Eksteins, Rites of Spring: 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 1989

[37] Liliane Brion-Guerry, ‘L’évolution des formes structurales dans l’architecture des années 1910–1914’, in op. cit., Guerry

[38] Op. cit., Blanche

[39] Jacques Bertillon, La dépopulation de la France: Ses conséquences – Ses causes – Mesures à prendre pour la combattre, 1911

[40] Op. cit., Beatty

[41] ‘Agathon’ (Henri Massis and Alfred de Tarde), 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 Le goût de l’action, la foi patriotique, une renaissance Catholique, le réalisme politique, 1919 edition (first edition 1913)

柏林

[1] Op. cit., Dreiser

[2] Op. cit., Clay Large

[3] Baron Beyens, Deux Années à Berlin, 1912–1914, 1931

[4] Charles Huard, Berlin Comme je l’ai Vu, 1907

[5] Op. cit., Phillips

[6] Berlin für Kenner, 1912, quoted in Jürgen Schutte and Peter Sprengel, Die Berliner Moderne, 1885–1914, 1987

[7] Warren G. Breckman, ‘Disciplining Consumption: The Debate about Luxury in Wilhelmine Germany, 1890–1914’,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vol. 24, no. 3, 1991

[8] Quoted in Charles W. Huxthausen, ‘“A New Beauty”: Ernst Ludwig Kirchner’s Images of Berlin’, in Charles W. Huxthausen and Heidrun Suhr, eds., Berlin: Culture and Metropolis, 1990

[9]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913

[10] Peter Hall, ‘The Pioneer Technopolis: Berlin 1840–1930’, in Peter Hall, Cities in Civilization, 1998

[11]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at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AASI), Walter Kuhn and Kuhn family papers, letters from Walter Kuhn, Series 1/Box 1, Berlin, October 1912

[12] Op. cit., Beyens

[13] Op. cit., Dreiser

[14] Edith Siepen, Peeps at Great Cities: Berlin, 1911

[15] William Durick, ‘Berlin 1916’, in John E. Findling and Kimberly D. Pelle, Encyclopedia of the Modern Olympic Movement, 2004

[16] Op. cit., Sieper

[17] Richard Evans, Death in Hambur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987

[18] Gottfried Korff and Reinhard Rürup, Berlin, Berlin : die Ausstellung zur Geschichte der Stadt, 1987

[19] Quoted in op. cit., Schutte and Sprengel

[20] Op. cit., Dreiser

[21] Op. cit., Clay Large

[22] Op. cit., Robert

[23] Werner Sombart, Das Proletariat: Bilder und Studien, 1906, quoted in Joachin Schlör, Nights in the Big City: Paris, Berlin, London, 1840–1930, 1998

[24] Op. cit., Korff and Rürup

[25] Rosa Luxemburg, Im Asyl, 1912, quoted in op. cit., Schutte and Sprengel

[26] Madame de Staël, De l’Allemagne, 1810

[27]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1988

[28] Op. cit., Dreiser

[29] Op. cit., Clay Large

[30] Karl Scheffler, Berlin: Ein Stadtschicksal, 1910

[31] Walter Rathenau, ‘Die Schönste Stadt der Welt’, Die Zukunft 26, 1899, quoted in op. cit., Schutte and Sprengel

[32] Op. cit., Robert

[33] Chicago Daily Tribune, 3 April 1892

[34] Karl Scheffler, Berlin: Ein Stadtschicksal, 1910

[35] Karl Scheffler, Die Architektur der Großstadt, 1913

[36] Anne Topham, Memories of the Kaiser’s Court, 1913

[37] Op. cit., Clay Large

[38] Bernd Sösemann, ‘Hollow-sounding Jubilees: Forms and Effects of Public Self-display in Wilhelmine Germany’, in Annika Mombauer and Wilhelm Deist, eds., The Kaiser: New Research on Wilhelm II’s Role in Imperial Germany, 2003

[39] Ibid.

[40] Quoted in Jeffrey R. Smith, ‘The Monarchy versus the Nation: The “Festive Year” 1913 in Wilhelmine Germany’, German Studies Review, vol. 23, no. 2, 2000

[41] Ibid.

[42] Op. cit., Beyens

[43] Op. cit., Duke of Windsor

[44] The New York Times, 8 June 1913

罗马

[1] E. M. Forster, 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 1905

[2] Futurist Manifesto, 1909

[3] Quoted in Christopher Duggan, The Force of Destiny: A History of Italy since 1796, 2008

[4] Op. cit., Forster (1905)

[5] Richard Bagot, My Italian Year, 1911

[6] Ibid.

[7] Michael Paris, ‘The First Air Wars: North Africa and the Balkans, 1911–1913’,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26, no. 1, 1991

[8] Filippo Marinetti, Le Bataille de Tripoli, 1911

[9] Quoted in op. cit., Duggan

[10] Filippo Marinetti, Le Monoplan du Pape, 1912

[11] David Atkinson, Denis Cosgrove and Anna Notaro, ‘Empire in modern Rome: shaping and remembering an imperial city, 1870–1911’, in Felix Driver and David Gilbert, eds., Imperial Cities: Landscape, Display and Identity, 1999

[12] David Atkinson and Denis Cosgrove, ‘Urban Rhetoric and Embodied Identities: City, Nation, and Empire at the Vittorio Emanuele II Monument in Rome, 1870–1945’,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88, no. 1, 1998

[13] Op. cit., Duggan

[14] Op. cit., Dreiser

[15] Op. cit., Bagot

[16] Quoted in op. cit., Duggan

[17] Op. cit., Marinetti

维也纳

[1] Karl Baedeker, Austria-Hungary, with excursions to Cetinje, Belgrade, and Bucharest, 1911

[2] Alison Fleig Frank, Oil Empire: Visions of Prosperity in Austrian Galicia, 2005

[3] Ibid.

[4] Archibald R. Colquhon and Ethel Colquhon, The Whirlpool of Europe: Austria-Hungary and the Habsburgs, 1907

[5] Deborah R. Coen, ‘Climate and Circulation in Imperial Austria’,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82, December 2010

[6] Henry Schnitzler, ‘ “Gay Vienna”: Myth and Reality’,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15, no. 1, 1954

[7] Gordon Brook-Shepherd, The Austrians: A Thousand-Year Odyssey, 1996

[8] Robert Musil, The Man Without Qualities, trans. Sophie Wilkins and Burton Pike, 1995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between 1930 and 1942)

[9] Op. cit., Brook-Shepherd

[10] John W. Mas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 1867–1918, 1985

[11] Brigitte Hamann, Hitler’s Vienna: A Portrait of the Tyrant as a Young Man, 2010 (first published 1999)

[12] Ibid.

[13] Robert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2000

[14] Frederic Morton, Thunder at Twilight: Vienna 1913/1914, 1989

[15] Op. cit., Mason

[16] Op. cit., Kennedy

[17] Op. cit., Brook-Shepherd

[18] Op. cit., Zweig

[19] Op. cit., Mason

[20] David F. Good, ‘Stagnation and ‘Take-Off’ in Austria, 1873–1913’,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7, no. 1, 1974

[21] H. Gordon Skilling, Masaryk: Against the Current, 1882–1914, 1994

[22] Op. cit., Musil

[23] Henry Wickham Steed, The Habsburg Monarchy, 1913

[24] Jill Steward, ‘The Potemkin City: Tourist Images of Late Imperial Vienna’, in op. cit., Driver and Gilbert

[25] Op. cit., Schnitzler

[26] Op. cit., Morton; Leon Trotsky, My Life: An Attempt at an Autobiography, English translation, 1960

[27] Juliane Mikloetzky, ‘Die Wiener Sicht auf Berlin, 1870–1934’, in Gerhard Brunn and Jürgen Reulecke, eds., Metropolis Berlin: Berlin as deutsche Hauptstadt im Vergleich europäischer Hauptstädte 1871–1939, 1992

[28] Op. cit., Schnitzler

[29] Op. cit., Zweig

[30] Maria Hornor Lansdale, Vienna and the Viennese, 1902

[31] Dominique Jameux, ‘Le goût musical dans un centre de haute tradition: Vienne en 1913’, in Lilliane Brion-Guerry, ed., L’année 1913: Les formes esthétiques de l’œuvre d’art à la veill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vol. 1, 1971

[32] Op. cit., Hamann

[33] The Economist, 11 January 1913

[34] Op. cit., Brook-Shepherd

[35] Virginio Gayda, Modern Austria: Her Racial and Social Problems, 1915, quoted in op. cit., Cowles

[36] Allan Janik and Stephen Toulmin, Wittgenstein’s Vienna, 1973

[37] Op. cit., Zweig

[38] Op. cit., Hamann

[39] Op. cit., Jameux

[40] Op. cit., Zweig

[41] Op. cit., Jameux

[42] Op. cit., Mason; op. cit., Hamann

[43] Op. cit., Jameux

[44] Op. cit., Janik and Toulmin

[45] Ibid.

[46] Op. cit., Zweig

[47] Carl E. Schorske, ‘Politics and Patricide in Freud’s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8, no. 2, 1973

[48] Hermann Bahr, Wien, 1906

[49] Op. cit., Schnitzler

[50] Op. cit., Hamann

[51] Ibid.

[52] Op. cit., Zweig

[53]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vol. 2., no. 2753, October 1913

[54] London Standard, 1 January 1913

[55] Op. cit., Zweig

[56] Georg Markus, Der Fall Redl: mit unveröffentlichten Geheimdokumenten zur folgenschwersten Spionage-Affaire des Jahrhunderts, 1985

圣彼得堡

[1] Richard 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Abdication of Nicholas II, 2006

[2] Harold H. Fisher and Laura Matveev, Out of My Past: Memoirs of Count Kokovstov, 1935

[3] Quoted in Robert K. Massie, Nicholas and Alexandra, 1967

[4] Robert D. Crews, For Prophet and Tsar: Islam and Empire in Russia and Central Asia, 2006

[5] Petersburgskaia gazeta, 23 February 1913

[6] Dmitri Smirnov, ‘Moia poezdka na Romanovskie prazdnestva v S Petersburg’, Tobol’skie eparkhial’nye vedemosti, no. 11, 1913

[7] Orlando Figes,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1997

[8] Petersburgskaia gazeta, 22 February 1913

[9] Op. cit., Smirnov

[10] Quoted in op. cit., Wortman

[11] Op. cit., Smirnov

[12] Op. cit., Figes

[13] Op. cit., Phillips

[14] Op. cit., Figes

[15] Ibid.

[16] Wayne Dowler, Russia in 1913, 2010

[17] Ibid.

[18] Op. cit., Figes

[19] Andrei Bely, Petersburg, trans. David McDuff, 1995 (first published in Russian in serial form in 1913–1914; and in book form in 1916)

[20] Louis Réau, Saint-Pétersbourg, 1913

[21] Op. cit., Figes

[22] Katerina Clark, Petersburg, Crucibl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1995

[23] Op. cit., Smirnov

[24] Op. cit., Dowler

[25] Ibid.

[26]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 4, 1904

[27] Petersburgskaia gazeta, 17 and 19 March 1913

[28] Op. cit., Dowler

[29] The Economist, 16 August 1913

[30]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Perception of Power: Russia in the pre-1914 Balance’, World Politics, vol. 39, no. 3, 1987

[31] Ibid.

[32] Op. cit., Dowler

[33] Bernard Pares, Russia and Reform, 1907

[34] Quoted in op. cit., Figes

[35] Darkest Russia, 26 March 1913

[36] Mark D. Steinberg, Petersburg: Fin de Siècle, 2011

[37] Quoted in Nina Gurianova, The Aesthetics of Anarchy: Art and Ideology in the Early Russian Avant-Garde, 2012

[38] Petersburgskaia gazeta, 3 December 1913

[39] Luigi Villari, Russia under a Great Shadow, 1905

[40] Ibid.

[41] Sergey Witte, The Memoirs of Count Witte, trans. Abraham Yarmolinsky, 1921 (Russian text completed 1912)

[42] Mikhail Loukianov, ‘Conservatives and “Renewed Russia” 1907–1914’, Slavic Review, vol. 61, no. 4, 2002

[43] Ibid.

[44] Op. cit., Witte

[45] Vestnik Evropy, December 1913

[46] Zoza Szajkowski, ‘The Impact of the Beilis Case on Central and Western Europe’,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 vol. 31, 1963; Hans Rogger, ‘The Beilis Case: Anti-Semitism and Politics in the Reign of Nicholas II’, Slavic Review, vol. 25, no. 4, 1966

[47] Anders Henriksson, ‘Nationalist, Assimilation and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The St. Petersburg Germans’, Russian Review, vol. 52, no. 3, 1993

[48] Journal de Saint Pétersbourg, 14 July 1913

[49] Sally West, ‘The Material Promised Land: Advertising’s Modern Agenda in Late Imperial Russia’, Russian Review, vol. 57, no. 3, 1998

[50] Vladimir Nabokov, Speak, Memory: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 1966 (2000 edition consulted)

[51] Solomon Volkov, Saint Petersburg: A Cultural History, 1996

[52] Op. cit., Phillips

[53] George Dobson, St Petersburg, 1910

[54] Op. cit., Dowler

[55] Birzheye vedomosti, no. 174, July 1913

[56] Petrogradskaie gazeta, January 1913

[57] Op. cit., Figes

[58]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London, 1919

第二章 古老的新世界

[1] William Thomas Stea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 1901; Guglielmo Ferrero, ‘The Riddle of America’, The Atlantic, November 1913

[2] Edward Mandell House, Philip Dru, Administrator: A Story of Tomorrow, 1920–1935, 1912

[3] Jackson Lears, Rebirth of a Nation: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1877–1920, 2009; Alan Valentine, 1913: America Between Two Worlds, 1962

[4] 例如Scientific American, 20 September 1913

[5] The New York Times, 26 January 1915

[6] Burton J. Hendrick,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ater H. Page, 1924

[7] Woodrow Wilson, ‘Democracy and Efficiency’, The Atlantic, March 1901

[8] John Milton Cooper, Jr., Woodrow Wilson: A Biography, 2009

[9] ‘Red hot imperialist’ from the New York Herald, October 15, 1900; 对星条旗的建议出自North American Review, February 1901

[10] Woodrow Wilson, The New Freedom, Arthur S. Link, ed., 1956（初版于1913年，根据1912年的竞选演讲整理而成）

[11] Ibid.

[12] Ibid.

华盛顿特区

[1] The New York Times, 2 March 1913

[2] Harper’s Weekly, 11 January 1913

[3] National Geographic, June 1913

[4] Harper’s Weekly, 8 March 1913

[5] Both German and Russian comment from the 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January 1913

[6] Op. cit., Cooper, p. 182

[7] The Economist, 8 March 1913

[8] Harper’s Weekly, 8 March 1913

[9] Woodrow Wilson,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7 March 1913

[10] Henry James, The American Scene, 1907

[11] Op. cit., Wilson papers, 22 March 1913

[12] Op. cit., Wilson papers, 26 May 1913

[13] Harper’s Weekly, 22 February 1913

[14] Ibid.

[15] Ibid.

[16] Paul-Henri d’Estournelles de Constant, Les États-Unis D’Amérique, 1913

[17] Ibid.

[18] Op. cit., Wilson papers, 1 October 1913

[19] Charles Frederick Weller and Eugenia Winston Weller, Neglected Neighbors: Stories of Life in the Alleys, Tenements and Shanties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1909

[20] Ibid.

[21] Ibid.

[22] Ibid.

[23] Cited in Arthur S. Link, ‘Woodrow Wilson: The American as Southerner’, 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vol. 36, no. 1, 1970

[24] Ibid.

[25] Ibid.

[26] The 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August 1913

[27] Ibid.

[28] Op. cit., Wilson papers, 28 June 1913

[29] Op. cit., Wilson papers, 4 July 1913

[30] Gary Gerstle, ‘Race and Nation in the Thought and Politics of Woodrow Wilson’, in John Milton Cooper Jr, ed., Reconsidering Woodrow Wilson: Progressivism, Internationalism, War and Peace, 2008

[31] Op. cit., Cooper

[32] Henry Blumenthal, ‘Woodrow Wilson and the Race Question’,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 48, no. 1, January 1963

[33] Nancy J. Weiss, ‘The Negro and the New Freedom: Fighting Wilsonian Segreg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4, no. 1, March 1969

[34] Op. cit., Wilson papers, 5 August 1913

[35] Ibid.

[36] Op. cit., Wilson papers, 15 August 1913

[37] Op. cit., Wilson papers, October 14 1913（虽然这份报告在9月完成，但显然是在下个月才递交到白宫的）

[38] Ibid.

纽约

[1] W. T. Stead, Satan’s Invisible World Displayed or, Despairing Democracy: A Study of Greater New York, 1898

[2] Henry Bruère, The 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October 1913

[3] Op. cit., Stead (1898)

[4] Harper’s Weekly, 27 December 1913

[5] Lyman Beecher Stowe, ‘Vice, Crime and the New York Police’, The 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July 1913

[6] John H. Girdner, Newyorkitis, 1901

[7] The New York Times, 14 March 1908

[8] Mark Girouard, Cities & People: 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1985

[9] Harper’s Weekly, September 6 1913

[10] L’Illustration, 31 May 1913 (author’s translation from the French.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article –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e French – had been published in The Century Magazine in February and March 1913)

[11] Ibid.

[12] Ibid.

[13] As repor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23 February 1913 (the diary entry referred to was for 30 September the previous year)

[14] The New York Times, 25 April 1913

[15] Sarah Bradford Landau and Carl W. Condit, Rise of the New York Skyscraper, 1865–1913, 1996 and following

[16] ‘Mr FW Woolworth’s Story’, World’s Work, 25 April 1913

[17] Op. cit., Girouard, p.322

[18] Keith D. Revell, ‘Regulating the Landscape: Real Estate Values, City Planning, and the 1916 Zoning Ordinance’, in David Ward and Oliver Zunz, eds., The Landscape of Modernity: New York City, 1900–1940, 1992, p.30

[19] Across the country a Campanile tower was under construction in 1913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20]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at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AASI), Walter Kuhn and Kuhn family papers, letters from Walter Kuhn, series 1/box 1, Berlin, October 1912

[21] Laurette E. McCarthy, ‘The “Truths” about the Armory Show: Walter Pach’s Side of the Story’, Archives of American Art Journal, vol. 44, nos 3–4, 2004; Milton W. Brown, The Story of the Armory Show, 1963

[22] The Outlook, 29 March 1913

[23] Harper’s Weekly, 15 March 1913

[24] Op. cit., Walter Kuhn archives, series 1/box 2

[25] Evening Mail, 15 March 1913

[26] Moses Rischin, The Promised City: New York’s Jews, 1870–1914, 1962

[27] Israel Zangwill, The Melting Pot, 1909

[28] Ibid.

[29] Meri-Jane Rochelson, A Jew in the Public Arena: The Career of Israel Zangwill, 2008, p. 182

[30] Op. cit., Zangwill

[31] Henry Smith Williams, Harper’s Weekly, 26 July 1913

[32] Ibid.

[33] Most of the sources for this section are from the J. P. Morgan archives, held in the J. P. Morgan library in New York City, particularly series 1, subseries A.

[34]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 J. P. Morgan archives

[35] The Independent, 3 April 1913

[36] J. P. Morgan archives, series 1, subseries B

[37] J. P Morgan archives, series 1, subseries A

[38] J. P. Morgan’s Testimony: The Justification of Wall Street, 1912/1913

[39] J. P. Morgan archives, series 1, subseries B

[40] The New York Evening Journal, April 1 1913

[41] Quoted in The Philadelphia Record, April 1 1913

[42] Ibid.

[43] J. P. Morgan archive, series 1, subseries A

[44] Le Figaro, 1 April 1913

[45] J. Lawrence Broz,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ternational Incentives and the Domestic Free-Rider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3, no.1, 1999

底特律

[1] Guide to Detroit, 1916, Henry Ford Archives

[2] Detroit Free Press, 7 September 1913

[3] Op. cit., Guide to Detroit, 1916

[4] Ibid.

[5] Henry Ford Archives, photographic print P.P. 7227, 4 July 1917

[6] Quoted in Jean-Louis Cohen, Scenes of the World to Come: European Architecture and the American Challenge, 1893–1960, 1995

[7] Clarence Hooker, Life in the Shadows of the Crystal Palace, 1910–1927: Ford Workers in the Model T Era, 1997

[8] Detroit Free Press, 13 August 1913

[9] Detroit Free Press, 30 December 1913

[10] Ford Times, August 1913

[11] Detroit Free Press, 8 September 1913

[12] Harper’s Weekly, 22 February 1913

[13] Quoted in op. cit., Valentine

[14] Ford Times, May and August 1913

[15] Ford Times, October 1913

[16] Ford Times, February 1913

[17] Ford Times, October 1913

[18] Ford Times, June 1913

[19] Ford Times, March 1913

[20] Steven Watts, The People’s Tycoon: Henry Ford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2005

[21] Robert Casey, The Model T: A Centennial History, 2008; Ford Times, January 1913

[22] Ford Times, September 1913

[23] Charles R. Morris, The Tycoons: How Andrew Carnegie, John D. Rockefeller, Jay Gould , and J. P. Morgan Invented the American Supereconomy, 2005

[24]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1 1913

[25] Ford Times, September 1913

[26] Quoted in op. cit., Watts

[27] Simon Nelson Patten, A New Basis for Civilization, 1907

[28] Op. cit., Ferrero

[29] Op. cit., Stead (1901)

[30] The New York Times, 11 July 1916

洛杉矶

[1] The Economist, 4 January 1913

[2] Quoted in The American Review of Reviews, October 1913

[3] Margaret Leslie Davis, Dark Side of Fortune: Triumph and Scandal in the Life of Oil Tycoon Edward L. Doheny, 1998

[4] Lionel V. Redpath, Petroleum in California: A Concise and Reliable History of the Oil Industry of the State, 1900

[5] John Steven McGroarty, quoted in William Deverell, Whitewashed Adobe: The Rise of Los Angeles and the Remaking of its Mexican Past, 2004

[6] Op. cit., d’Estournelles de Constant

[7] Harper’s Weekly, 7 June 1913

[8] Los Angeles Times, 20 April 1913

[9] Op. cit., Wilson papers, 13 May 1913

[10] Quoted in Robert M. Fogelson, The Fragmented Metropolis: Los Angeles, 1850–1930, 1967 (reprinted 1993)

[11] Los Angeles Times, 1 January 1913

[12] Ibid.

[13] Ibid.

[14] Los Angeles Times, 5 November 1913

[15] Catherine Mulholland, William Mulholland and the Rise of Los Angeles, 2000

[16] Los Angeles Times, 11 May 1913

[17] Los Angeles Record, 20 October 1913

[18] Kim Hernandez, ‘The “Bungalow Boom”: The Working-Class Housing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Early Twentieth-Century Los Angeles’, Southern California Quarterly, no. 92, Winter 2010/2011

[19] Peter Hall, ‘The Dream Factory: Los Angeles, 1910–1945’, in Peter Hall, Cities in Civilization, 1998

[20] Harper’s Weekly, 18 January 1913

[21] Los Angeles Record, 22 October 1913

[22] Helen Hunt Jackson, Ramona: A Story, 1911 edi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1884)

[23] Phoebe S. Kropp, California Vieja: Culture and Memory in a Modern American Place, 2006

[24] George Wharton James, Through Ramona’s Country, 1909

墨西哥城

[1] Report from John Lind to William Jennings Bryan, in op. cit., Wilson papers, 19 September 1913

[2] Jonathan C. Brown, Oil and Revolution in Mexico, 1993

[3] Quoted in Frank McLynn, Villa and Zapata: A Biography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2000

[4] Charles Macomb Flandrau, Viva Mexico!, 1908

[5] Emil Harry Blichfeldt, A Mexican Journey, 1912

[6] Michael J. Gonzales, ‘Imagining Mexico in 1910: Visions of the Patria in the Centennial Celebration in Mexico City’,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no. 39, 2007

[7] Quoted in ibid.

[8] John Kenneth Turner, Barbarous Mexico, 1911

[9] John Foran, ‘Reinventing the Mexican Revolution: The Competing Paradigms of Alan Knight and John Mason Hart’,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23, no. 4, 1996

[10] Op. cit., Flandrau, 1908

[11] Frederick C. Turner, ‘Anti-Americanism in Mexico: 1910–1913’, The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7, no. 4, 1967

[12] Report from William Bayard Hale to Woodrow Wilson, in op. cit., Wilson papers, 18 June 1913

[13] Op. cit., McLynn

[14] The Economist, 15 February 1913

[15] Quoted in Jerry W. Knudson, ‘The Mexican Herald: Outpost of Empire, 1895–1915’,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3, 2001

[16] Report by William Bayard Hale to Wilson, op. cit., Wilson papers, 18 June 1913

[17] Op. cit., Wilson papers, 7 March 1913

[18] Note from John Bassett Moor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op. cit., Wilson papers, 14 May 1913

[19] Op. cit., Wilson papers, 18 April 1913

[20] Holger H. Herwig and Christon I. Archer, ‘Global Gambit: A German General Staff Assessment of Mexican Affairs’, Estudios Mexicanos, vol. 1, no. 2, 1985

[21] Op. cit., Wilson papers, 26 May 1913

[22] Op. cit., Wilson papers, 8 July 1913

[23] Op. cit., Wilson papers, 24 July 1913

[24] Note from Federico Gamboa, op. cit., Wilson papers, 16 August 1913

[25] Letter from John Lind to William Jennings Bryan, op. cit., Wilson papers, 19 September 1913

[26] Op. cit., Beatty

[27] Letter from Walter Hines Page to Wilson, op. cit., Wilson papers, 12 September 1913

[28] The Daily Chronicle, 8 May 1913

第三章 远方的世界

[1] Rudyard Kipling, Rudyard Kipling’s Verse, 1885–1932, 1934 (the poem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896)

[2] Christopher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1780–1914, 2004

[3] V. I. Lenin, The Three Sources and Three Component Parts of Marxism, 1913

[4] Kwasi Kwarteng, Ghosts of Empire: Britain’s Legacies in the Modern World, 2011

[5] Quoted in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

温尼伯—墨尔本

[1] Manitoba Free Press, 16 May 1913

[2] Ibid.

[3] Manitoba Free Press, 24 May 1913

[4] Ibid.

[5] The Argus, 14 May 1913

[6] The Argus, 24 May 1913

[7] Quoted in Carl Berger, Imperialism and Nationalism, 1884–1914: A Conflict in Canadian Thought, 1969

[8] John Foster Fraser, Austral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1911

[9] Ibid.

[10] The Argus, 28 June 1913

[11] The Argus, 1 July 1913

[12] The Argus, 11 July 1913

[13] The Argus, 12 July 1913

[14] Victorian Yearbook 1913–1914, 1914; The Argus, 20 September 1913

[15] Sydney Morning Herald, October 6 1913

[16] Ibid.

[17] Quoted in op. cit., Berger

[18] Ibid.

[19] Ibid.

[20] Manitoba Free Press, 7 January 1913

[21] Manitoba Free Press, 19 February 1913

[22] Manitoba Free Press, 7 May 1913

[23] Quoted in D. C. M. Platt, ‘Canada and Argentina: The first preference of the British investor, 1904–1914’,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vol. 13, no. 3, 1985

[24] The Illustrated Souvenir of Winnipeg, Manitoba, 1905

[25] Ibid.

[26] Canada Newspaper Directory, 1913

[27] Alan F. G. Artibise, ‘Boosteris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airie Cities, 1871–1913’, in Alan Artibise, ed., Town and City: Aspects of Western Canadian Urban Development, 1981

[28] Photograph Archives of Manitoba, Winnipeg

[29] Alan F. J. Artibise, ed., Gateway City: Documents on the City of Winnipeg, 1873–1913, 1979

[30] Op. cit., Artibise (1981)

[31] Quoted in op. cit., Artibise (1979)

[32] Manitoba Free Press, 20 May 1913

[33] Jim Blanchard, Winnipeg 1912, 2005

[34] Henry J. Boam,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Canad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1914

[35] Scalon’s Guide to Winnipeg, 1913

[36] The Canada Newspaper Directory, 1913

[37] Op. cit., Artibise (1979)

[38] Manitoba Free Press, 30 May 1913; J. M. Bumsted, Dictionary of Manitoba Biography, 1999

[39] Manitoba Free Press, 31 May 1913

[40] Manitoba Free Press, 3 January 1913

[41] Graeme Davison, The Rise and Fall of Marvellous Melbourne, 1978

[42] Victorian Year Book 1913–1914, 1914

[43] Alex Hill, Round the British Empire, 1913

[44] Victorian Year Book 1913–1914, 1914

[45] Miles Lewis, ‘The Dome’, La Trobe Library Journal, no. 72, 2003

[46] 影片Marvellous Melbourne: Queen City of the South可以在www.archive.org观看

[47] Op. cit., Hill

[48] The Argus, 29 April 1913

[49] Victorian Year Book 1913–1914, 1914

[50] The Argus, 13 December 1913; The Argus, 23 October 1913

[51] The Argus, 22 November 1913

[52] The Argus, 22 August 1913

[53] The Argus, 31 March 1913

[54] The Argus, 28 January 1913

[55] Geoffrey Blainey, A History of Victoria, 2006

[56] The Argus, 18 November 1913

[57] Edwin J. Brady, Australia Unlimited, 1910

[58] The Illustrated Souvenir of Winnipeg, Manitoba, 1905

布宜诺斯艾利斯

[1] Reginald Lloy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Argentina: Its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1910

[2] Op. cit., Platt

[3] Carlos F. Díaz Alejandro,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rgentine Republic, 1970

[4] Albert B. Martinez, Baedeker de la République argentine, 1913

[5] Georges Clemenceau, South America Today: A Study of Conditions, Soci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in Argentina, Uruguay and Brazil, 1911

[6] C. Knick Harley, ‘The World Food Economy and Pre-World War I Argentina’, in S. N. Broadberry and N. F. R. Crafts, Britain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1992

[7] Buenos Aires Herald, 6 February 1913

[8] Op. cit., Martinez

[9] Quoted in op. cit., Martinez

[10] Op. cit., Lloyd

[11] Buenos Aires Herald, 13 November 1913

[12] Ibid.

[13] Op. cit., Clemenceau

[14] Op. cit., Lloyd

[15] The Standard (Buenos Aires), 4 December 1913

[16] Ibid.

[17] Buenos Aires Herald, 25 December 1913

[18] Buenos Aires Herald, 12 September 1913; John Fraser, ‘The Diaghilev Ballet in South America: Footnotes to Nijinsky, Part One’, Dance Chronicle, vol. 5, no. 1, 1982

[19] Quoted in op. cit., Fraser

[20] Buenos Aires Herald, 5 October 1913

[21] Op. cit., Díaz Alejandro

[22] The English Address Book of British and North American Residents, Business Houses, Institutions, etc. – Argentine Republic, 1913

[23] Buenos Aires Herald, 8 May 1913

[24] Buenos Aires Herald, 12 February 1913

[25] Buenos Aires Herald, 24 May 1913

[26] Leandro Losada, ‘Sociabilidad, distinción y alta sociedad en Buenos Aires: Los clubes sociales de la elite porteña (1880–1930)’, Desarrollo Económico, vol. 45, no. 180, 2006

[27] James R. Scobie, ‘Buenos Aires as a Commercial-Bureaucratic City, 1880–1910: Characteristics of a City’s Orienta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7, no. 4, 1972

[28] Buenos Aires Herald, 31 January 1913

[29] Standard (Buenos Aires), 6 February 1913

[30] Op. cit., Clemenceau

[31] J. P. Daughton, ‘When Argentina was “French”: Rethinking Cultural Poltiics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in Belle-Époque Buenos Aire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80, no. 4, 2008; Buenos Aires Herald, 8 February 8 1913

[32] Buenos Aires Herald, 28 January 1913

[33] Georges Clemenceau, South America Today: A Study of Conditions, Soci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in Argentina, Uruguay and Brazil, 1911

[34] Ibid.

[35] Op. cit., Daughton

[36] Luis Tosoni, ‘Gaetano Moretti et su obsesión americana’, lecture given to the Instituto de Arte Americano e Investigaciones Estéticas, Buenos Aires, 26 September 2008

[37] Op. cit., Clemenceau

[38] Buenos Aires Herald, 6 March 1913

[39] Op. cit., Lloyd

[40] Buenos Aires Herald, 3 October 1913

[41] Buenos Aires Herald, 13 April 1913

[42] John Foster Fraser, The Amazing Argentine: A New Land of Enterprise, 1914

[43] C. Reginald Enock, The Republics of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Their Resources, Industries, Sociology and Future, 1913

[44] Ibid.

[45] Ibid.

[46] Buenos Aires Herald, 5 October 1913

[47] Buenos Aires Herald, 10 October 1913

阿尔及尔

[1] John Ruedy, Modern Algeria: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2005

[2] L’Afrique française, January 1913

[3] Jean-Jacques Jordi and Jean-Louis Planche, ‘1860–1930: une certaine idée de la construction de la France’, in Jean-Jacques Jordi and Jean-Louis Planche, Alger 1860–1939: Le modèle ambigu du triomphe colonial, 1999

[4] Jean-Jacques Jordi and Pierre Enckell, ‘Le temps des hiverneurs’, in op. cit., Jordi and Planche

[5] Gilbert Meynier, L’Algérie révélée: La guerre du 1914–1918 et le premier quart du XXe siècle, 1981

[6] Quoted in op. cit., Meynier

[7] Rachel Humphreys, Algiers, the Sahara and the Nile, 1913

[8] Ibid.

[9] Guides Joanne, Algérie et Tunisie, 1905

[10] Ibid.

[11] Op. cit., Humphreys

[12] Karl Baedeker, The Mediterranean: Seaports and Sea Routes, including Madeira, the Canary Islands, the Coast of Morocco, Algeria and Tunisia, 1911

[13] Quoted in Ursula Kingsmill Hart, Two Ladies of Colonial Algeria: The Lives and Times of Aurelie Picard and Isabelle Eberhardt, 1987

[14] Xavier Malverti, ‘Entre orientalisme et mouvement moderne’, in op. cit., Jordi and Planche

[15] Op. cit., Meynier

[16] Kirsty K. Riggs, ‘Bartok in the Desert: Challenges to a European Conducting Research in North Afric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usical Quarterly, vol. 90, no. 1, 2007

[17] Quoted in op. cit., Meynier

[18] André Servier, Le Nationalisme Musulman en Egypte, en Tunisie, en Algérie: Le Péril de l’avenir, 1913

[19] Op. cit., Meynier

[20] Ibid.

[21] Ibid.

[22] Ibid.

[23] Op. cit., Ruedy

[24] Rosa Luxemburg,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2003 (first published as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in 1913)

[25] Chérif Benhabylès, L’Algérie française vue par un indigène, 1914

[26] Belkacem Saadallah, ‘The Rise of the Algerian Elite, 1900–1914’,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5, no. 1, 1967

[27] Ahmed Koulakssis and Gilbert Meynier, L’Emir Khaled, Premier za’îm?: Identité algérienne et colonialisme français, 1987

[28] Op. cit., Benhabylès

[29] Ibid.

孟买—德班

[1] Attempt upon the Life of His Excellency the Viceroy and Governor General, on the occasion of the State Entry into Delhi, 23rd December 1912, India Office archives, L/PJ/6/1216, file 183

[2] Ibid.

[3] Quoted in Thomas R. Metcalf, An Imperial Vision: Indian Architecture and Britain’s Raj, 1989

[4] Lawrence James,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India, 1997

[5] Gordon Johnson, Provincial politics and Indian nationalism: Bombay and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1973

[6] Quoted in op. cit., James

[7] Report of the 28th INC, Karachi, December 1913, India Office archives, L/PJ/6/1341, file 5311

[8] William Wilson Hunter, A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two volumes, 1899, vol. 1

[9] Rao Bahadur P.B. Joshi, Empire-Day and Our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1913

[10] Ibid.

[11] Quoted in Dennis Judd, The Lion and the Tig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Raj, 1600–1947, 2004

[12] D. K. Fieldhouse, ‘The Metropolitan Economics of Empire’, in Judith M. Brown and William Roger Louis,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9

[13] W. R. S. Sharpe, Bombay: The Gateway of India, 1930

[14] S. M. Rutnagur, ed.., Electricity in India: Being a History of the Tata Hydro-Electric Project, with notes on the mill industry and the progress of electric drive in Indian factories, 1912

[15] The Indian Witness (Calcutta), quoted in ibid.

[16] Ibid.

[17] Prashant Kidambi, The Making of an Indian Metropolis: Coloni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Culture in Bombay, 1890–1920, 2007

[18] Suresh Chabria, ed., Light of Asia: Indian Silent Cinema, 1912–1934, 1994

[19] Rudyard Kipling, The Seven Seas, 1896

[20] Bojidar Karageorgevitch, Enchanted India, 1899 (first published in French)

[21] Count Hans von Koenigsmarck, A German Staff Officer in India: Being the Impressions of an Officer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of his Travels through the Peninsula, trans. P. H. Oakley Williams, 1909

[22] Ibid.

[23] S. M. Edwardes, By-Ways of Bombay, 1912

[24] Op. cit., Kidambi

[25] Ibid.

[26] Ibid.; op. cit., Edwardes

[27] Quoted in R. P. Karkaria, ed., The Charm of Bombay: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in Praise of the First City in India, 1915

[28] Ibid.

[29] Quoted in S. B. Upadhyay, Dissension and Unity: The Origins of Workers’ Solidarity in the Cotton Mills of Bombay, 1875–1918, 1990

[30] Op. cit., Koenigsmarck

[31] Thacker’s Bombay Directory, 1913

[32] Christopher W. London, ‘Edwardian Architects of Bombay: George Wittet and John Begg’, in C. London, ed., Architecture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India, 1994

[33] Rachel Humphreys, Travels East of Suez, 1915

[34] J. A. Spender, The Indian Scene, 1912

[35] Ibid.

[36] Ibid.

[37] Preeti Chopra, A Joint Enterprise: Indian Elites and the Making of British Bombay, 2011

[38] Honourable Mr G. K. Gokhale’s Visit to South Africa, special edition of Indian Opinion, 1912

[39] Quoted in Sugata Bose, A Hundred Horizons: The Indian Ocean in the age of global empire, 2006

[40] South Africa Act, 1909

[41] South African Census, 1911

[42] John Lambert, ‘“The Last Outpost”: The Natalians, South Afric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in Robert Bickers, ed., Settlers and Expatriates: Britons over the Seas, 2010

[43] Maureen Swan, ‘The 1913 Natal Indian Strike’,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0, no. 2, 1984

[44] Goolam Vahed, ‘Passengers, Partnerships and Promissory Notes: Gujurati Traders in Colonial Natal, 1870–1920’,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38, no. 3, 2005

[45] Robert A. Huttenback, ‘Indians in South Africa, 1860–1914: The British Philosophy on Trial’,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81, no. 319, 1966

[46] Quoted in Ronald Hyam, ‘African Interests and the South Africa Act, 1908–1910’, in Peter Henshaw, ed., The Lion and the Springbok: Britain and South Africa since the Boer War, 2003

[47] Quoted in Natal Mercury, 11 April 1913

[48] Indian Opinion, 8 February 1913

[49] Natal Mercury, 14 February 1913

[50] Ibid.

[51] Indian Opinion, 8 October 1913

[52] Natal Mercury, 9 May 1913

[53] Ibid.

[54] Natal Mercury, 20 June 1913

[55] Natal Mercury, 7 October 1913

[56] Indian Opinion, 13 November 1913

[57] Natal Mercury, 28 October 1913

[58] Indian Opinion, 10 December 1913

[59] The Economist, 6 December 1913

[60] Solomon Tseshkisko Plaatje, Native Life in South Africa before and since the European War and the Boer Rebellion, 1916

[61] Quoted in Martin Meredith, Diamonds, Gold and War: The Making of South Africa, 2007

[62] Harvey M. Feinberg, ‘The 1913 Natives Land Act in South Africa: Politics, Race, and Segregatio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6, no. 1, 1993

[63] Ibid.

[64] A National Symposium: Essays on South African Subjects by South African Writers (pamphlet of article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atal Mercury in November 1912)

[65] Ibid.

[66] Ibid.

[67] Natal Mercury, 6 June 1913

[68] Natal Mercury, 18 July 1913

[69] Ibid.

[70] Op. cit., Plaatje

德黑兰

[1] Hansard, 28 July 1913

[2] R. Jarman, ed., Iran: Political Diaries, 1881–1965, vol. 3, 1997, May 12 1913

[3] Op. cit., Jarman (1997), July 8 1913

[4] Dorothy de Warzée, Peeps into Persia, 1913

[5] Ibid.

[6] Ibid.

[7] George Nathaniel Curzon, Persia and the Persian Question, 1892

[8] Military Handbooks of Arabia, 1913–1917, vol. 1: Strategical Study of Persia and the Persia Gulf, 1913, 1998

[9] Ervand Abrahamian, A History of Modern Iran, 2008

[10] Taj al-Saltanah, Crowning Anguish: Memoirs of a Persian Princess from the Harem to Modernity, 1884–1936, Abbas Amanat, ed., trans. Anna Vanzan and Amin Neshati, 1993

[11] Colliers, 2 August 1913

[12] Ibid.

[13] W. Morgan Shuster, The Strangling of Persia: Story of the European Diplomacy and Oriental Intrigue at Resulted in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Twelve Million Mohammadans, A Personal Narrative, 1912

[14] Op. cit., Curzon

[15] Firoozeh Kashani-Sabet, Frontier Fictions: Shaping the Iranian Nation, 1804–1946, 2000

[16] Michael Axworthy, Iran: Empire of the Mind: A History from Zoroaster to the Present Day, 2008

[17] Quoted in op. cit., Kashani-Sabet

[18] Ibid.

[19] Op. cit., Shuster

[20] Percy Sykes, A History of Persia, vol. 2, 1930

[21] Ibid.

[22] Op. cit., Jarman (1997), 23 December 1913

[23] Marian Kent, Moguls and Mandarins: Oil, Imperialism and the Middle East i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00–1940, 1993

[24] The Economist, 26 July 1913

[25] Hansard, 17 July 1913

[26] Denis Wright, The Persians Amongst the English: Episodes in Anglo-Persian History, 1985; Ronald W. Ferrier,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 1982

耶路撒冷

[1] Israel State Archives, (ISA), German consular note, 443/7, December 1913

[2] Roberto Mazza, Jerusalem: From the Ottomans to the British, 2009

[3] Ibid.

[4] Simon Sebag Montefiore, Jerusalem: The Biography, 2011

[5] Quoted in ‘Selma Ekrem – Jerusalem 1908: In the Household of the Ottoman Governor’, Jerusalem Quarterly 50, 2012 (extracts taken from Selma Ekrem’s memoirs printed in Turkey in 1931)

[6] Ibid.

[7] Ibid.

[8] Salim Tamari, ‘Jerusalem’s Ottoman Modernity: The Times and Lives of Wasif Jawariyyeh’, Jerusalem Quarterly 9, 2000

[9] Wasif Jawhariyyeh, Al Quds Al Othaminyah Fi Al Mutbakrat Al Jawharriyeh, Issam Nassar and Salim Tamari, eds., 2001

[10] Salim Tamari, ‘The Vagabond Café and Jerusalem’s Prince of Idleness’, Jerusalem Quarterly 19, 2003

[11] Abigail Jacobson, ‘Alternative Voices in Late Ottoman Palestine: A Historical Note’, Jerusalem Quarterly 21, 2004

[12] Op. cit., Tamari (2000)

[13] Op. cit., Jawhariyyeh

[14] Op. cit., Sebag-Montefiore

[15] Stephen Graham, With the Russian Pilgrims to Jerusalem, 1913

[16] Ibid.

[17] Ibid.

[18] Ibid.

[19] Helga Dudman and Ruth Kark, The American Colony: Scenes from a Jerusalem Saga, 1998

[20] Bertha Spafford Vester, Our Jerusalem: An American Family in the Holy City, 1881–1949, 1951

[21] Op. cit., Dudman and Kark

[22] Ibid.

[23] Sufian Abu Zaida, ‘‘A Miserable Provincial Town’: The Zionist Approach to Jerusalem from 1897–1937’, Jerusalem Quarterly 32, 2007

[24] Amy Dockser Marcus, Jerusalem 1913: The Origin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2007

[25] Ibid.

[26] Central Zionist Archive (CZA), L2/27

[27] CZA, L2/26/3

[28] Ibid.

[29] Quoted in Neville J. Mandel, The Arabs and Zionism before World War I, 1976

[30] Ibid.

[31] Op. cit., Jacobson

[32] CZA, L2/26/3, letter dated 26 January 1913

[33] Ibid.

[34] Op. cit., Dockser Marcus

[35] CZA, L2/26/3

[36] Ibid.

[37] Quoted in op. cit., Mandel

[38] Mendel Beilis, The Story of My Sufferings, trans. Harrison Goldberg, 1926

[39] Ibid.

[40] ISA 415/10, German consular note, February 1913

[41] Theodor Herzl, The Diaries of eodor Herzl, Martin Lowenthal, ed., 1978

第四章 大国的微明

[1] The New York Times, 18 May 1898; op. cit., Kennedy

[2] Ibid.

[3] Elizabeth Kendall, A Wayfarer in China, 1913

[4] Erik J. Zürcher, The Young Turk Legacy and Nation Building, 2010

[5] Le Petit Journal, 16 January 1898

[6] Anon., China as it Really Is, 1912

[7] Marius B. Janse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2002

[8] Quoted in ibid.

[9] Quoted in Carol Gluck,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1985

[10] Peter H. Hoffenberg, An Empire on Display: English, Indian, and Australian Exhibitions from the Crystal Palace to the Great War, 2001

君士坦丁堡

[1] Quoted in Ebru Boyar and Kate Fleet, A Social History of Ottoman Istanbul, 2010

[2] Hermann Barth, Constantinople, 1906 (French version; original German published in 1901)

[3] H. G. Dwight, Constantinople Old and New, 1915

[4] Ibid.

[5] Stanford J. Shaw, ‘The Ottoman Census System and Population, 1831–191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9, no. 3, 1978; Servet Mutlu, ‘Late Ottoman Population and its Ethnic Distribution’, Turkish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no. 25, 2003; Philip Mansel, Constantinople: City of the World’s Desire, 1453–1923, 1995

[6] Mary Poynter, When Turkey was Turkey, 1921

[7] Op. cit., Dwight

[8] Ibid.

[9] Levant Herald and Eastern Express, 2 January 1913

[10] Op. cit., Shaw

[11] Edmondo de Amicis, Constantinople, trans. Maria Horner, 1896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Italian in 1877)

[12] Zeynep Çelik, The Remaking of Istanbul: Portrait of an Ottoman C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86

[13] Feroz Ahmad, The Young Turks: The 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 in Turkish Politics, 1908–1914, 1969

[14] Op. cit., Zürcher

[15] Renée Worringer, ‘“Sick man of Europe” or “Japan of the Near East?”: Constructing Ottoman Modernity in the Hamidian and Young Turk Er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6, no. 2, 2004

[16] Op. cit., Poynter

[17] Ibid.

[18] Op. cit., Ahmad

[19] Op. cit., Poynter

[20] Ibid.

[21] Ibid.

[22] Op. cit., Mansel

[23] Francis McCullagh, The Fall of Abd-Ul-Hamid, 1910

[24] Op. cit., Ahmad

[25] G. F. Abbott, Turkey in Transition, 1909

[26] Op. cit., Zürcher

[27] Op. cit., Poynter

[28] Op. cit., Mansel

[29] Op. cit., Abbott

[30] Robert Hichens, The Near East, 1913

[31] Ibid.

[32] Ellis Ashmead-Bartlett, With the Turks in Thrace, 1913

[33] Henry Morgenthau,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on the Bosphorus: The Diaries of Ambassador Morgenthau 1913–1916, compiled by Ara Sarafian, 2004

[34] This and following from advertisements in the Levant Herald and Eastern Express, 6 and 9 January 1913

[35] Op. cit., Boyar and Fleet

[36] Andrew Mango, Atatürk, 1999

[37] Karl Baedeker, Konstantinopel und das Westliche Kleinasien, 1905

[38] Op. cit., Hichens

[39] Op. cit., Dwight

[40] Op. cit., Abbott

[41] Quoted in op. cit., Boyar and Fleet

[42] Ibid.

[43] Ibid.

[44] Zeyneb Hanoum, A Turkish Woman’s European Impressions, 1913

[45] Ibid.

[46] Alexander van Millingen, Constantinople, 1906

[47] Ibid.

[48] Ibid.

[49] Ibid.

[50] Nicola Guy, The Birth of Albania: Ethnic Nationalism, the Great Power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Emergence of Albanian Independence, 2012

[51] Quoted in Edith Durham, High Albania, 1909

[52] Richard C. Hall, The Balkan Wars, 1912–1913: Prelude to the First World War, 2000

[53] Op. cit., Dwight

[54] Op. cit., Poynter

[55] Pierre Loti, Turquie Agonisante, 1913

[56]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March 1913

[57] Azmi Özcan, Pan-Islamism: Indian Muslims, the Ottomans and Britain, 1997

[58] Justin McCarthy, Death and Exil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 1996

[59] Leon Sciaky, Farewell to Salonica: City at the Crossroads, 2007

[60]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s and Conduct of the Balkan Wars, 1914

[61] Op. cit., McCarthy

[62] Hasan Kayali, Arabs and Young Turks: Ottamanism, Arabism, and Islamis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908–1918, 1997

[63] The Economist, 5 July 1913

[64] Murat Gül,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Istanbul: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sation of a City, 2009

北京—上海

[1] Alphonse Favier, Péking: Histoire et Description, 1902

[2] Madeleine Yue Dong,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 2003

[3] Katharine Carl, 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1905

[4] Ibid.

[5] Ibid.

[6] Julia Boyd, A Dance with the Dragon: The Vanished World of Peking’s Foreign Colony, 2012

[7] B. L. Putnam Weale, Indiscreet Letter from Peking, 1907

[8] Op. cit., Boyd

[9] Op. cit., Putnam Weale

[10] A. Henry Savage Landor, China and the Allies, two volumes., 1901, vol. 2

[11] Op. cit., Bickers

[12] Anon., 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6th impression, 1904

[13] Julia Lovell, The Opium War, 2011

[14] Pierre Loti,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1902

[15] Quoted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ed., Chinese Civilization: A Sourcebook, 1993

[16] Ibid.

[17] 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zation, 2005

[18] Quoted in op. cit., Ebrey

[19] Op. cit., Bickers

[20] Op. cit., Lovell

[21]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 Shanghai, China, February 1 to February 26 1909’, North China Daily News & Herald, 1909

[22] Jonathan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nd edition, 1999

[23] Ibid.

[24] H. T. Montague Bell and H. G. W. Woodhead, The China Year Book 1913, 1913

[25] Henri Borel, The New China: A Traveller’s Impressions, 1912

[26] Ibid.

[27] F. L. Hawks Pott, 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1928

[28] Op. cit., Bell and Woodhead

[29] Op. cit., Spence

[30] Arnold Wright, e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1908

[31] Op. cit., Bell and Woodhead

[32] Lu Hanchao,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1999

[33] Op. cit., Lovell

[34] Christian Henriot, ‘The Shanghai Bund in myth and history: an essay through textual and visual source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vol. 4, no. 1, 2010

[35] Op. cit., Wright

[36] Op. cit., Hanchao

[37] Op. cit., Bickers

[38] Op. cit., Bell and Woodhead

[39] Ibid.

[40] Op. cit., Bickers

[41] Robert L. Jarman, Eed., Shanghai: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42–1943: British Governmental Record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ity, vol. 11, 2008 (report dated 23 January 1913)

[42] Eliza Ruhamah Scidmore, Westward to the Far East: A Guide to the Principal Cities of China and Japan with a Note on Korea, 1900

[43] Op. cit., Hawks Pott

[44] Op. cit., Scidmore

[45] James E. Elfers, The Tour to End All Tours: The Story of Major League Baseball’s 1913–1914 World Tour, 2003

[46]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2 January 1913

[47]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3 January 1913

[48] Quoted in Catherine Yeh, Shanghai Love: Courtesans, Intellectuals 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 1850–1910, 2006

[49] Frederick McCormick, The Flowery Republic, 1913

[50] 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1922

[51] P’eng-yuan Chang and Andrew J. Nath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Elites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Parliament of 1913–1914’,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37, no. 2, 1978

[52] Ching Chun Wang, The Atlantic, January 1913

[53] E. Backhouse and J. O. P. Bland,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1914

[54] US National Archives, RG84/350/2/4 – 175, note, consular archives for Shanghai, 1 April 1913

[55] Ibid.

[56] Op. cit., US National Archives, 11 April 1913

[57] North China Daily News, 9 April 1913

[58] Note from Chargé d’Affaires Williams, op. cit., US National Archives, 11 April 1913

[59] Op. cit., Guoqi

[60] Op. cit., US National Archives, 25 February 1913

[61] Ibid.

[62]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9 March 1913

[63] B. Atwood Robinson, ‘America’s Business Opportunity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vol. 3, no. 4, April 1913

[64] St. Piero Rudiger, The Second Revolution in China, 1913: My Adventures of the Fighting around Shanghai, the Arsenal, Woosung Forts, 1914

[65] ‘Report for the Year 1913 on the Trade of Shanghai’, in op. cit., Jarman (2008)

[66] Robert L. Jarman, ed., China: Political Reports, 1911–1960, vol. 1, 2001, letter to Foreign Secretary, L/PS/11/65 P4217/1913, 12 September 1913

[67] Ibid., annual report from Sir John Jordan, FO 495/229, 23 January 1914

[68] Jedidiah Kroncke, ‘An Early Tragedy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Frank Goodnow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 Pacific Rim Law and Policy Journal, no. 533, 2012

[69]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9 December 1913

[70] Sydney Morning Herald, 7 June 1913

东京

[1] J. Charles Schencking, ‘The politics of pragmatism and pageantry: selling a national navy at the elite and local level in Japan, 1890–1913’, in Sandra Wilson, ed., Nation and Nationalism in Japan, 2002

[2] Ibid.; The Japan Times, 11 November 1913

[3] Op. cit., Kennedy

[4] The Japan Times, 6 November 1913

[5] Op. cit., Jansen

[6] The Japan Times, 11 November 1913

[7] Op. cit., Gluck

[8] Basil Hall Chamberlain and W. B. Mason, A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in Japan, 1913

[9] Eliza Rumahah Scidmore, Jinriksha Days in Japan, 1900 edition

[10] Jukichi Inouye, Home Life in Japan, 1910

[11] Quoted in op. cit., Gluck

[12] Op. cit., Gluck

[13] Joseph Henry Longford, The Evolution of New Japan, 1913

[14] André Sorensen, The Making of Urban Japan: Cities and planning from Edo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2002

[15] Pierre Loti, Japoneries d’Automne, 1889

[16] Stephen Manssfield, Tokyo: A Cultural History, 2009

[17] Op. cit., Longford

[18] Op. cit., Sorensen

[19] Ibid.

[20] Ibid.

[21] Jukichi Inouye, Home Life in Japan, 1910

[22] Op. cit., Jukichi Inouye

[23] Op. cit., Gluck

[24] Sally Ann Hastings, Neighborhood and Nation in Tokyo, 1905–1937, 1995

[25] Quoted in Edward Seidensticker, Low City, High City, Tokyo from Edo to the Earthquake, 1867–1923, 1983

[26] Ozaki Yukio, The Autobiography of Ozaki Yukio: The Struggle for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Japan, trans. Fujiko Hara, 2001

[27] The Japan Times, 11 February 1913

[28] R. L. Jarman, ed., Japan: Political & Economic Reports, 1906–1970, vol. 4: Economic Reports, 1913–1926, 2002

[29] Op. cit., Gluck

[30] Quoted in David John Lu, Japan: A Documentary History, two volumes, 1997, vol. 2

[31] Okakura Kakuzo, The Ideals of the East, 1903

[32] Rustom Bharucha, Another Asia: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Okakura Tenshin, 2006

[33] Africa Times and Orient Review, February 1913

[34] Op. cit., Jarman (2002), vol. 1: Political Reports, 1906–1922

[35] Op. cit., Wilson papers, 19 May 1913

[36] The Japan Times, 17 April 1913

[37] Marilyn Lake and Henry Reynolds, Drawing the Global Colour Line: White Men’s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hallenge of Racial Equality, 2008

[38] Ibid.

[39] Japan Weekly Chronicle, quoted in Africa Times and Orient Review, June 1913

[40] The Japan Times, 13 April 1913

[41] Los Angeles Times, 21 April 1913

[42] William Elliot Griffis, The Japanese Nation in Evolution: Steps in the Progress of a Great People, 1907; William Elliot Griffi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the Japanese Mongolian?’,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 197, no. 691, June 1913

[43] The Japan Times, 5 September 1913

[44] Ibid.

[45] The Japan Times, 6 September 1913

[46] The Japan Times, 7 September 1913

[47] The Japan Times, 9 September 1913

[48] The Japan Times, 11 September 1913

[49] Op. cit., Ozaki

[50] The Japan Times, 12 October 1913

[51] The New York Times, 20 November 1913

伦敦

[1] The Evening Standard, 2 January 2 1913

[2] Ronald Hyam,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Edwardian Era’, in Judith M. Brown and Wm. Roger Louis, eds.,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99

[3] James Louis Garvin, ‘The Maintenance of Empire: A Study in the Economics of Power’, The Empire and the Century: A Series of Essays on Imperial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by Various Writers, 1905

[4] 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1988

[5] J. A.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1902

[6] Simon J. Potter, ‘Richard Jebb, John S. Ewart and the Round Table, 1898–1926’,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CXXII, no. 495, 2007; John E. Kendle, The Round Table Movement and Imperial Union, 1975

[7] Richard Jebb, Studies in Colonial Nationalism, 1905

[8] Op. cit., Friedberg

[9] Richard Jebb, The Britannic Question: A Survey of Alternatives, 1913

[10] Elie Halévy, L’Angleterre et son Empire, 1905

[11] An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A brief account of those causes which resulted in the destruction of our late Ally, together with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Roman Empires, 1905

[12] Deirdre McMahon, ‘Ireland and the Empire-Commonwealth, 1900–1948’, in op. cit., Brown and Roger Louis

[13] Jeremy Smith, ‘Bluff, Bluster and Brinkmanship: Andrew Bonar Law and the Third Home Rule Bill’,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36, no. 1, 1993

[14] Quoted in Alan Megaghey, ‘“God will defend the right”: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opposition to home rule’, in David George Boyce and Alan O’Day, Defenders of the Union: A Survey of British and Irish Unionism since 1801, 2000

[15] Rudyard Kipling, The Years Between, 1919 (poem from 1912)

[16] Daily Chronicle, 17 January 1913

[17] Quoted in Jonathan Scheer, Ben Tillet: Portrait of a Labour Leader, 1982

[18]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quoted in Chris Wrigley, ‘Churchill and the Trade Union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11, 2001

[19] Op. cit., Schneer

[20] Andrew Rosen, Rise Up Women! The Militant Campaign of 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1903-1914, 1974, quoted in Krista Cowman ‘“Incipient Toryism”? The 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and the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 1903–1914’,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issue 53, 2002

[21] Hansard, 5 May 1913

[22] Ibid.

[23] Ibid.

[24] The Daily Chronicle, 8 May 1913

[25] The Daily Chronicle, 3, 6 and 14 May 1913

[26] The Daily Graphic, 10 May 1913

[27] The Economist, 1 February 1913

[28] The Economist, 10 May 1913

[29] Daily Express, 5 June 1913

[30] The Suffragette, 13 June 1913

[31] The English Review, November 1913

[32] The Daily Chronicle, 31 December 1913

[33] The Evening Standard, 29 December 1913

[34] The Economist, 27 December 1913

[35] The Daily Graphic, 31 December 1913

[36] The Daily Chronicle, 26 December 1913

尾声

[1] Sean McMeekin, The Berlin-Baghdad Express: The Ottoman Empire and Germany’s Bid for World Power, 2010

[2] Harry Kessler, Das Tagebuch, 1880–1937, vol. 4, 2004

[3] Margaret MacMillan, Peacemakers: The Paris 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 2001

[4] 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1983

[5] Paul Valéry, The Crisis of the Mind, 1919

[6] Zara Steiner, The Lights that Failed: Europe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1919–1933, 2007

[7] Stefan Zweig, The World of Yesterday, English edition, 1943

[8] Paul Fussel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1975

[9] Boris Pasternak, Dr. Zhivago, trans. Max Hayward and Manya Harari, 1958

致谢

本书是出于爱好而写。写书的构想已经在我的脑海里酝酿多年，但也离不开其他很多人的悉心指导、智慧学识和调查研究，这才有了现在呈献给各位的这部作品。

经历了开始的几次失败之后，ICM的珍妮弗·乔尔（Jennifer Joel）和柯蒂斯·布朗（Curtis Brown）的梅利莎·皮芒泰尔（Melissa Pimentel）帮助我把脑中的构想落实在纸上。威尔·苏尔金（Will Sulkin）以及之后的斯图尔特·威廉斯（Stuart Williams）在鲍利海出版社（Bodley Head）买下了这本书，莉萨·考夫曼（Lisa Kaufman）为Public Affairs买下了这本书。能够与依然支持优质、严肃的非虚构图书的两家优秀出版机构再次合作，是非常美好的经历。起初，鲍利海出版社方面是凯·佩德勒（Kay Peddle）在负责。后来，是杰玛·韦恩（Gemma Wain）和我一起坚守在写作和制作这本书的战壕里——但愿没有因此患上什么炮弹休克症。我非常感谢她专业的指导、偶尔的规劝、不可思议的冷静和宽容。没有她的劳动，也就没有这本书的存在。克里斯·波特（Kris Potter）设计的封面非常棒。伯尼斯·戴维森（Bernice Davison）的审稿让书中的文字趋于完善（如果还有错误，那么很遗憾，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安娜·考林（Anna Cowling）负责制作。鲍利海出版社的埃玛·扬（Emma Young）和索菲·米切尔（Sophie Mitchell），Public Affairs的热姆·莱费尔（Jaime Leifer）负责向大众和我们的媒体朋友推广这本书。我非常幸运，能够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宫）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atham House）］的（一个近乎完整的）休假年里，完成这本书大部分内容的写作，特别要感谢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伯尼斯·李（Bernice Lee）以及我单位的同事，他们在我缺席的时候依然全体活跃在工作岗位上。

我背着巨大的历史债务，在这里是列举不完的，在参考书目和注释中有更详细的说明。但有一些，如果不在这里特别提到的话，也许就错过了。历史方向的职业造就了伟大的研究者、伟大的辩论家、伟大的作家。我坚信，历史的价值在于让当代可以以史为鉴，历史需要有说服力的阐释者。已故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令人敬畏的叙述技巧，已故的托尼·朱特（Tony Judt）的人道精神，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层出不穷、引人入胜的作品，诺曼·斯通（Norman Stone）的历史性阐述，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纯粹的热忱，总能让我深受启发。

记得有一年暑假，当时的我着实太年轻，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然而我读到了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并开始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能够为我们自身的时代开启的种种展望，以及关于权力和政治真正的大问题。蒂莫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将历史视角带入当下的能力，以及解读历史的现代视角，全都饱含着智慧，这对于如何将历史的思维框架渗透到我们对当代政治、利益和民族的理解当中，起到了一种模范作用。如果英国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做这样的事，定能成为同类中最有说服力、最优雅的一员。在牛津大学求学时，我非常幸运地接受了马丁·康韦（Martin Conway）——他的一面墙上一直有一张凯末尔的黑白照片——罗伯特·吉尔德（Robert Gildea）、卡佳·安德烈耶夫（Katya Andreyev）、鲁思·哈里斯（Ruth Harris）、简·帕尔默夫斯基（Jan Palmowski）、克里斯托弗·黑格（Christopher Haigh）、帕特里克·沃莫尔德（Patrick Wormald）和W. E. S.托马斯（W. E. S. Thomas）的教导。在牛津大学学习历史，或许是我最做过的最能让头脑兴奋的一件事。

我们有时会读到这样的历史书，书中闪耀着洞见和智慧，是权威之作，或者是巨作——譬如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acmillan）的《调停者》（Peacemakers）、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的《梦游者》（The Sleepwalkers）、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的《帝国计划》（The Empire Project）、克里斯·贝利（Chris 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以至于自己失去了亲自去尝试的胆量。这部作品，必然要比上述这些作品更加主观。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其他历史学家的作品提供一个侧面的参考，为他们的思想提供一种不同的框架，但愿也能将读者引至历史研究的茂林中。

我还要感谢一些人，在为这本书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他们给予了我直接的帮助，无论是在科林达（Colindale）的英国国家图书馆报纸阅览室花时间钻研关于1913年某个特定城市的报纸，查阅外交和其他一些文件，还是以另外的方式。能力超群的安格斯·麦克拉伦（Angus McLaren）帮助我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德班进行研究（还有无比复杂的图片工作），里阿农·埃文斯—扬（Rhiannon Evans-Young）一页又一页地查阅关于墨尔本和温尼伯的报纸，乔治·莫尔（George Moore）从君士坦丁堡下手，并帮助我认真处理有关日本政治的问题，思维缜密的汤姆·史密斯（Tom Smith）承担起了关于上海、北京和东京的相关工作。非常感谢胡戈·瑟维斯（Hugo Service）和马丁·康韦请众位历史学家过来帮助我。学习突厥语言的过程中，托马斯·韦尔斯福特（Thomas Welsford）指引我去读塔杰·萨尔塔诺什（Taj al-Saltanah）的《最大的痛苦》（Crowning Anguish）。在洛杉矶，沃尔特·多明格斯（Walter Dominguez）为我道出了威廉·德弗雷尔（William Deverell）的Whitewashed Adobe和菲比·克罗普（Phoebe Kropp）的引人入胜之作California Vieja。塔利亚·肯尼迪（Thalia Kennedy）博士帮忙查阅关于德黑兰和孟买的文件，她对印度—撒拉逊风格别具慧眼，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印度事务部档案中发掘遗珠。（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一封英国外交函件中形容艾哈迈德沙·卡扎尔的，这句话正是她找到的。）在汤米·维德（Tommy Wide）的介绍下，阿尔及尔的斯科特·利德尔（Scott Liddle）帮忙把瓦西夫·雅哈里耶的日记节选从阿拉伯语翻译过来。为了进入圣彼得堡古色古香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Russia），玛丽亚·米列瓦（Maria Mileeva）博士帮助我填写必要的表格，盖章，之后又为我详细解释1913年俄国报纸上的内容，这些报纸的原件现在依然可供阅览。她发现了来自博尔斯克的司铎德米特里·斯米尔诺夫的回忆录，弄丢了，之后又找到了。在伦敦的一家酒吧里，我最先把整本书的大概告诉了玛莎（Masha）。她在考陶德艺术学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积极从事欧洲和苏联艺术史的研究工作，还能为我自己的项目贡献出一份热情。她的精力都是从哪儿来的，我还没有弄清楚。玛莎是我在本书上的战友。她自始至终都在用爱支持我。

虽然最后面的部分是我从亚利桑那州威肯堡（Wickenburg）的一家汽车旅馆传回鲍利海出版社的，但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我在位于墨尔本林梅·里吉斯（Lyme Regis）的姐妹家中，以及英国国家图书馆——一个伟大的机构，绝佳的工作环境——写下的。我在那里度过了太多太多的时间，已经把它当成另外一个家了（有点儿担忧呢）。但我同样从其他一些图书馆和档案馆受益良多，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帮了很大忙，让这些机构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耶路撒冷的中央犹太复国主义者档案（Central Zionist Archives）、以色列国家档案馆（Israel State Archives）和耶路撒冷研究中心（Center for Jerusalem Studies），美国马里兰州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College Park）的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纽约市的摩根图书馆档案（Morgan Library Archive）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华盛顿特区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美国艺术档案馆（Archives of American Art）和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立图书馆（State Library of Victoria），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密歇根州迪尔伯恩（Dearborn）的本森·福特研究中心（Benson Ford Research Center），洛杉矶公共图书馆（Los Angeles Public Library），英国国家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档案，温尼伯的马尼托巴档案馆（Archives of Manitoba），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以及非同凡响的资源网站www.archive.org——可以在网站上观看《哈里什昌德拉国王》（Raja Harishchandra，印度1913年的第一部故事片），阅读那个时代大量旅游书的电子版——这一切对我写作这本书帮助很大。这些机构所代表的知识与记忆的组织和传播，具有非常大的价值。

此外，我还非常幸运，拥有一群了不起的朋友，他们所做的各种有意思的事情给我以启迪，与他们谈论这本书也非常融洽——其中一些人是BL的常客，也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参加The Last Word——但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方面。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帮助过我。他们心中有数，而我列举不完，但请允许我列举其中的一些人，或者说比“一些”还多一些：亚历克斯·布格哈特（Alex Burghart）和埃尔米奥娜·埃尔（Hermione Eyre）、特雷莎·德拉斯—弗朗西斯（Teresa Drace-Francis）和罗纳德·格罗弗（Ronald Grover）、埃德·塞布利纳（Ed Sebline）和西塞莉·费尔（Cicely Fell）、雅基·克莱因（Jacky Klein）、亚历克斯·冯·通泽尔曼（Alex von Tunzelmann）、列奥·汤姆林（Leo Tomlin）和萨拉·布赖斯（Sarah Bryce）、安娜·摩根（Anna Morgan）、朱迪·弗拉德马克（Judy Fladmark）、措埃·弗勒德（Zoe Flood）、迈克尔·肖（Michael Shaw）、安德鲁·哈罗普（Andrew Harrop）、马修·莫里森（Matthew Morrison）、诺雷恩·卡恩（Naureen Khan）、尼克（Nick）和贝尔·戴维斯（Bel Davis）、亨利·希钦斯（Henry Hitchings）、塔纳兹·贝尼萨德尔（Tannaz Banisadre）、马亚·梅勒（Maya Mailer）和丹·韦克斯勒（Dan Vexler）、贾斯珀·戈德曼（Jasper Goldman）、艾利森（Alison）和杰米·卡彭特（Jamie Carpenter）、阿利萨·德卡博内尔（Alissa de Carbonnel）、达里奥·土伯恩（Dario Thuburn）、玛丽亚·桑切斯（Maria Sanchez）、塞韦里内·休伯特（Séverine Hubert）、雷吉·奥滕（Reg Otten）、奥雷莉·范德普特（Aurélie Vandeputte）和理查德·奥斯曼（Richard Osman）、基思·坎贝尔（Keith Campbell）、尼娜·霍布森（Nina Hobson）、维多利亚·德梅尼（Victoria de Menil）、迈克尔·拜尔斯（Michael Byers）、乔安娜（Joanna）和罗布·格雷（Rob Gray）、詹姆斯（James）和卡米拉·史密斯（Camilla Smith）、菲比（Phoebe）和里克·克莱（Ric Clay）、卡罗琳·布恩（Caroline Boon）、MK和哈密什·吉尔德（Hamish Gilder）、詹姆斯·斯基德莫尔（James Skidmore）、罗布·利沃尔（Rob Lilwall）、乔伊·布吕尼阿斯卡（Joey Bryniarska）、达夫纳·乔威尔（Daphna Jowell）、胡戈·瑟维斯（Hugo Service）和安尼塔·赫里尔（Anita Hurrell）、亚历克斯·赫里尔（Alex Hurrell）和克莱米·弗兰克斯（Clemmie Franks）、维多利亚·麦凯（Victoria Mackay）、詹姆斯·福克斯（James Fox）、维多利亚·埃利斯（Victoria Elles）、索菲（Sophie）和伊恩·欧文（Ian Irvine）、安娜（Anna）和迈克·帕尔默（Mike Palmer）、埃玛·卡斯塔尼奥（Emma Castagno）、亚历克斯·纳什（Alex Nash）、阿利克斯·达夫（Alix Duff）、托比·斯通（Toby Stone）、埃斯拉·布卢特（Esra Bulut）、佩林（Pelin）和汤姆·勒夫（Tom Luff）、加利亚·雷比茨卡亚（Galia Rybitskaya）、娜塔莎·怀特（Natasha White）、尼克·德梅斯特（Nick de Mestre）、杰西（Jesse）和莉萨·法恩斯托克（Lisa Fahnestock）、阿莱纳·米列瓦（Alena Mileeva）、尼娜·布斯洛瓦（Nina Butslova）、埃玛·科特查（Hema Kotecha）、威尔·麦克纳马拉（Will MacNamara）和娜奥米·伍德（Naomi Wood）。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在我母亲亚历山德拉（Alexandra）2010年去世之前，我和她详细探讨了这本书。她对这个构想非常热衷——她对大多数好玩、有趣、与众不同的事物都是这样。我希望她会为最终成果感到满意。我想她会的。我最亲爱的姐妹克洛艾（Chloe）和她的丈夫JB——以及世界上最好的外甥女和外甥，吉纳维芙（Genevieve）和西奥（Theo）——自始至终都很了不起。还有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支持我的，我的叔叔约翰·埃默森（John Emmerson），以及罗伯特（Robert）和皮尔约·加德纳（Pirjo Gardiner），他们的公寓是安宁、高雅、文明的避风港。但我最深切的感谢要留给我的父亲。他把这本书里里外外读了个遍，我想他对这本书的认识已经超过了我。他似乎从未厌倦过一章又一章、一稿又一稿的审读工作——也可能是装作没有厌倦吧，至少他伪装得很好。我爱他，尊敬他，发自内心地感激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13，一战前的世界 ／（英）查尔斯·埃默森著；杨楠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9

（见识丛书）

书名原文: 1913，In Search of the World before the Great War

ISBN 978-7-5086-7571-8
Ⅰ. ①1… Ⅱ. ①查… ②杨… Ⅲ. ①世界史－研究 Ⅳ.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01598号

1913，一战前的世界
著者：［英］查尔斯·埃默森
译者：杨楠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审问欧洲

——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美] 伊斯特万·迪克 著

舒琦 译

中信出版社

谨以此书纪念

法律博士

贝拉·斯托拉（Béla Stollár，1917—1944）

和他当时的未婚妻

伊娃·迪克·维列斯（Éva Deák Veress，1922—2010）

目录

序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周而复始：从暴行到国际公约，再到暴行
第二章 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
第三章 失败与投降
第四章 苏联入侵和东欧合作
第五章 德国的一众盟友
第六章 德国衰落的开始
第七章 东欧、南欧和东南欧的抵抗和内战
第八章 自由战士还是恐怖分子

第九章 战争结束，抵抗运动的显著胜利和第一波报复

第十章 清算希特勒的欧洲
第十一章 合作、抵抗与报复的漫长余波
尾声
延伸阅读
见识丛书

序

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军事对抗和外交角力最终走向了一个苦乐参半的结局：当然，乐的是，纳粹德国战败，但苦的是，苏维埃政权挺进欧洲大陆。尤其是东欧人，对他们来说，战后苏维埃政权的统治比之前纳粹对欧洲的控制影响更深远，在他们的历史意识中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记。对西欧人来说，无论是被德国人占领的，还是与之结盟的，由于纳粹给人留下的印象太过惨绝人寰，结果西欧人对德国人的姑息纵容、与之共谋的行径都轻易被人淡忘。只要深入研究，任何对“二战”中的民族道德所做的非黑即白的评价，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是的，希特勒和那些“坏家伙”败了，一个新的、更加文明的欧洲从往日的瓦砾和灰烬中重生。但是，在走向胜利的过程中，与战场上的硝烟和国际政治上的筹谋相伴相生的，是一出又一出意料之外的曲折命运，极具讽刺意味。《审问欧洲》正是从这个层面上讲述欧洲人亲历的“二战”，令作者伊斯特万·迪克（István Deák）脱颖而出，也令本书显得尤为重要。这不是今天大多数欧洲人想要记住的战争，也不是浩瀚的军事和外交史料中所分析的战争。

伊斯特万·迪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赛斯·洛荣誉教授（Seth Low Professor Emeritus）。他撰写了大量研究哈布斯堡王朝末年的作品并屡屡获奖。[1]但是，迪克对“二战”也显示出了持久的兴趣，他把“二战”作为案例来研究欧洲人身上的社会和道德秉性。他与托尼·朱特（Tony Judt）以及扬·格罗斯（Jan Gross）合作编写了一本研究战后欧洲报复性司法的著作，极具开创性。他还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评论文章，探讨关于大屠杀、合作和抵抗等话题的最新文献[2]，其中很多评论文章都在他2001年的《文集：希特勒的欧洲》[3]中结集出版。在战争所带来的道德和伦理考验中，欧洲人表现如何？如果是法官来宣判，通常会给被告定个有罪或无罪，但迪克没有以一个法官的口吻给出最后判词。但是，当读者放下书本，会感觉到书中控诉的立场更强一些，而辩护的立场弱化了很多。不过，当今欧洲人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替战时欧洲辩护，这也是情理之中的。甚至连德国人都开始标榜自己也是受害者，而不仅仅是肇事者。

迪克的作品背后有着强烈的道德热情，这可能来自他青年时期在战时匈牙利的经历，他曾经在强制劳动营待过一阵子，也见证了布达佩斯围城战，一直到战争结束。[4]但是，这股热情从未妨碍他对事实的高度尊重，事实主宰了历史的选择。他常常会问读者：假如你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波兰穷苦农民，犹太人乞求你把他们藏起来，你会怎么做？或者，你是一个失业的挪威青年，吉斯林（Quisling）政府鼓励你加入党卫军（Waffen SS），你会怎么做？又或者你是一名抵抗的塞尔维亚战士，一边是德国占领的恐怖，另一边是共产主义游击队的虎视眈眈，你被夹在中间，又该怎么做？假如你是一名政府官员，当时的荷兰在纳粹统治下秩序井然，你会怎么做？你会高效且尽责地为纳粹奉上犹太人的名单吗？名单上的人最终会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从地球上抹掉。他甚至让我们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在德国占领者的位置上。如果你是一个身处意大利（或法国，或波兰）的纳粹德国国防军（Wehrmacht）官员，日日面对袭击和爆炸，让你的士兵死的死、残的残，危害着你的军事行动，你会怎么做？你会下令处决平民或囚犯作为报复吗？如果会，到底处决多少才能浇熄怒火而又不过火？

在迪克对战争的演绎中，个人面临的两难境地也折射出战时高层政治的自私自利。拿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Nazi-Soviet Pact）来说，为了从德国在西线的战事中获得潜在利益，并把波兰东部领土（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纳入自己的版图，苏联在条约中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反法西斯这一原则。等到纳粹打败了波兰人，夺取了华沙，苏联才入侵波兰东部。苏联在占领波兰东部期间，杀害了22 000名波兰军官和文职官员，把他们的家人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北部的营地；流放的人数就更庞大了。当波兰官员问起那些军官的下落时，苏联官员起先说他们一定是取道中亚离开波兰了，之后又把这起大屠杀的罪名怪到纳粹头上，直到苏联几近解体的时候，还否认自己与纳粹共谋。当然，这些自私自利的举动，并不足以呈现那份残忍的秘密协议全貌，正是这份协议默许斯大林把波罗的海国家和比萨拉比亚（现大部属于摩尔多瓦）并入苏联。

又或者，我们可以想想战时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都宣称忠于和纳粹德国的盟友关系，但同时又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机会很多）去攻击和破坏另一方的努力，希望借此夺取在他们心目中本应属于自己的领土。事实上，迪克告诉我们，纳粹的军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从欧洲大陆的一端挺进到另一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些潜在的对手不愿意放弃内斗去一致抵抗纳粹的威胁。一言以蔽之，欧洲人宁愿姑息德国人在欧洲为所欲为，也不愿意放弃与邻国之间鸡毛蒜皮的争斗。东欧如此，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也是如此。法国，按理说是军事强大的国家，应该准备好为国家主权殊死斗争，却竭尽全力去取悦纳粹占领者。维希[5]法国（Vichy France）是傀儡政府中几近完美的典范，在维希政府治下，被占领的巴黎地区轻轻松松地让德国人感到宾至如归。

迪克讲述的是具有启示性的“战时故事”，极具讽刺意味，而故事里各国自私自利、虚伪的面孔，也不过是冰山一角。例如，奥地利人可以算是希特勒最热心的支持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一些关键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岗位上任职，服务于纳粹。但是，在1943年10月签署的《莫斯科宣言》（Moscow Declaration）中，同盟国将他们列为纳粹的第一批“受害者”。爱好和平与务实的丹麦人与当地的纳粹官员共同筹划和组织了对丹麦犹太人的海上营救，令他们免受摧残。但是，丹麦人却是纳粹德国的正式盟友，甚至在1941年11月加入过《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

在西欧，德国军官和纳粹官员有时候很克制检点，甚至可以说高贵优雅，超乎我们对占领和战争时期的想象。然而，他们却在波兰、俄罗斯和乌克兰执行野蛮残忍的政策，杀戮，酷刑，放火，在整个地区实施恐怖统治，有时候还招募波兰人、波罗的海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其他当地人帮他们干脏活，到头来还调转矛头对付这些帮手，毁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与此同时，当地人有时候会利用纳粹暂时的青睐，来推进自己的目标，扳倒其他种族的对手。沦陷区人们的行为难以预料，加上纳粹占领者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今天的我们看战时欧洲人的生活，就像在看一个万花筒，千变万化。没有雷同的情景，永远不变的是变化。

接着我们读到的是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在希伯来语中是Shoah），或者说纳粹所称的“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 to the Jewish Question）。第三帝国决心消灭所有的欧洲犹太人是经过一段时间酝酿的。在整个事态发展有一些关键的节点，那就是他们一系列痛下杀手的决定，1941年6月22日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以及东部战线的暴力升级。总而言之，迪克没有花大篇幅去讲述“种族灭绝之路”，以及纳粹通过大规模处决或死亡集中营来消灭犹太人，这些主题已经被反复研究。他用了一个更广的历史视角，捕捉了犹太人在整个欧洲大陆遭受迫害的场景，令人痛心疾首。这些场景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鲜有欧洲人去帮助这些犹太同胞。不过也是，他们能做的少之又少，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没有成千上万非德国籍的欧洲人积极参与，如果不是另外数千万人袖手旁观，犹太人大屠杀不可能完成得如此高效，如此全面，这也是事实。

当视角从挪威或波兰转到意大利或斯洛伐克，我们看到了迫害犹太人的另一幅画面。迪克讲述了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丹麦和保加利亚的“拯救犹太人”事迹，也描述了一些个人和集体英雄主义的事迹，包括犹太人零星的抵抗，但整体感觉是压抑的。欧洲人例行公事一般地识别、抓捕、虐待、转移、迫害、看守和处决犹太人，通常他们不需要任何命令就会行动，更别提有德国人的胁迫，他们会怎么做了。有些人是出于贪婪和欲念，有些人是出于反犹情绪和民族主义的愤恨，还有些人仅仅是因为似乎看到机会就摆在眼前。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欧洲和欧洲人没有经受住战争的考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把罪名全都怪到希特勒和纳粹的头上，是轻而易举的。而对幸存者和他们的家属来说，苦涩中也还有些许安慰，因为在大屠杀近70年后，新的纪念馆在欧洲大陆各处拔地而起，纪念和哀悼曾经生机勃勃、别具一格的欧洲文明的逝去，一去不返。

战争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和平，也没能缓和战时社会政治变革带来的剧烈震荡，纳粹统治和抵抗行动遗留的阴影挥之不去。战争的惯性是很大的，战时对战后的影响比战前对战争的影响深远得多。在很多国家，例如波兰、拉脱维亚、法国、乌克兰和意大利，纳粹撤退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内战，在一些东欧国家，内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希特勒在战争中释放出反犹太主义大地震，战争结束后，屠杀和迫害犹太人的余震冲击了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地方。而捷克、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些东欧国家的人似乎从纳粹的种族清洗中吸取了经验，他们残忍驱逐了在当地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德国人。根据同盟国1945年7月和8月在波茨坦（Potsdam）的决定，作为对德国的惩罚，大约1 300万在境外居住的德国人被遣返回国，加上消灭犹太人的行动，永久地改变了东欧的社会和政治格局，文化尤甚。

跟随迪克的视角看完这段历史，尽管很多罪魁祸首在战后都因自己的罪行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但全盘来看，有股不公正感强烈袭来。在重获新生的欧洲，无论是法国、比利时、挪威还是南斯拉夫，自发进行的报复似乎并没有把矛头对准犯下罪行的实际合作者和压迫者。没有伤害过任何人的妇女被剃了头，或是遭到侮辱和虐待，理由往往是她们和德国士兵发生过关系，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有时候这些女人仅仅是为了活下来，或是为了让家人有口饭吃，有片瓦遮头。还有成千上万完全无辜的挪威婴儿，仅仅因为父亲是德国士兵，就被战后的挪威政府拒绝给予公民身份。但是，一些重要的纳粹罪犯却逃到南美，从而逃过了刑事司法，甚至还被招募到苏联、英国或美国的军事机构。“冷战”的开始，意味着无数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成为战后铁幕[6]两边警察和民事部门的座上宾。

纽伦堡审判（Nuremberg Tribunal）为审判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开了先河，但是也忽略了战胜国的一些罪行，最突出的就是苏联，至于有意无意，那就心照不宣了。毫无疑问，司法正义是胜利者说了算。很难想象，如果反过来结果会怎样。即便如此，也只有一小撮纳粹犯罪分子受到指控，被处以绞刑，那也是因为这些人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总而言之，迪克在提醒我们，纽伦堡审判和欧洲大陆进行的其他数千场审判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司法正义，但也让欧洲公民陷入一场困境，正如他们在战时处理道德问题时的左右为难一样，在战后，他们一边起诉战争罪犯，一边又要尽力重建战后的社会和政局，如何拿捏得恰到好处，实属不易。历史向来是不完美的，即便如此，“历史”本身也许是众生寻求正义的最佳工具。但是，要发挥历史的这项技艺，就要准备好接受模糊不清和人类行为的不完美。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理解受害者、肇事者和夹在中间的人所面临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尊重事实原本的样子。就这点而言，伊斯特万·迪克是大师级的工匠。每个研究“二战”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诺曼·M.奈马克
斯坦福大学

[1] István Deák, The Lawful Revolution: Louis Kossuth and the Hungarians, 1848—1849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and Beyond Nationalism: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Officer Corps, 1848—1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István Deák, Jan T. Gross and Tony Judt, 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Its Afterma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István Deák, Essays on Hitler’s Europ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1).

[4] 想了解传记资料，参阅Holly Case’s interview with Deák, available online: http://ecommons.library.cornell.edu/handle/1813/34132。

[5] 维希（Vichy）：法国中部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法国傀儡政府首都。——译者注

[6] 铁幕（Iron Curtai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与欧美国家间意识形态的无形屏障。——译者注

前言

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源自一个年轻匈牙利记者的死，他叫贝拉·斯托拉（Béla Stollár）。匈牙利是“二战”时期纳粹德国的盟友，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匈牙利法西斯“箭十字党”[1]武装分子在一次枪战中将贝拉杀死，那是1944年的平安夜。贝拉是我姐姐的未婚夫。他所属的那个组织主要由逃兵以及从强制劳动的企业里逃出来的犹太人组成，贝拉被杀的那天，还有大概六名成员同他一起死去。由于贝拉从来都不是地下共产党的成员，甚至，他也从未掩饰过对共产主义者的厌恶，后来到了共产党统治时期，只有布达佩斯（Budapest）中心一个逼仄的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作为纪念。这条街道就是他遇难的场所，可到了后来，就连这条小街也被新起的政府大楼一分为二。在今天的匈牙利，几乎没什么人记得他的名字，即便这个国家的反纳粹抵抗运动也变得微不足道。只有在耶路撒冷，2003年，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 Museum）授予贝拉“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称号，这个荣誉称号是为了表彰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贝拉·斯托拉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欧洲人，他们为了挽救别人的生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随之而来的，是我姐姐难以言说的痛苦和我们家对失去保护伞的担忧，以及我因为一位“智慧的老友”凭空消失而生出的悲痛，对当时18岁的我来说，年仅27岁的他算得上“老友”了。直到几十年后，我才明白，在这看似简单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背后，隐藏着可怕的历史问题，那时我才心甘情愿拾起这个主题。事实上，在贝拉·斯托拉的悲剧里，我们发现了战时合作、抵抗和报复的诸多矛盾性。他和同伴到底为什么而牺牲？他们的目标值得这样的牺牲吗？他那个组织的目标之一就是帮助那些仅仅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但是，斯托拉和朋友们还计划夺取邻近的一个报社大楼，而苏联红军当时已经包围了布达佩斯，很快就要打到这里。如果这个城市得到解放，他们希望自己创立的是城里第一份自由、民主但绝非共产主义倾向的报纸。可是当时主要军队正在巷战，创立任何东西的概率又有多少呢？这份报纸又能独立运作多久，然后就落入共产主义者之手，或是被新的共产主义政权禁止？

还有，难道我们不能说与他们对立的箭十字党党徒也是一样在为理想而奋斗，是为了某项事业甘冒生命危险吗？虽然这个事业并不值得。事实上，箭十字党的人大多是土匪流寇，他们不在前线和苏联红军拼死作战，而是去搜查、抢掠和杀害犹太人。而那些“局外人”呢？比如大楼管理员和他的妻子，他们被指控窝藏抵抗分子，就地枪决。或是毫无干系的一对夫妇，恰好在那个时候来拜访管理员，也被枪决。又比如十几个恰好藏在这栋大楼里的犹太平民，如果没有这个意外，他们或许就不会被发现，也能免遭伤害（苏联红军三周后就会攻下这个地区）。我们怎么看这些局外人？有多少无辜的局外人被抵抗活动卷入了旋涡，构成相当大的“附带伤害”？

和贝拉·斯托拉的一生和牺牲所纠缠的“职责”问题，给了我更多启示。在这起事件中，究竟有谁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又是向谁负责？上帝？国家？政府？正义？人性？斯托拉本是一介平民，在战时被征召入伍，作为一名出色的体育记者和顶级速记员，他在国防部获得了中士的军衔。在那里，他接触到的文件和武器让他能给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假证件，并创建了一个看似合法的抵抗组织，但后来被出卖。按照律法，他是一名叛变者和卖国贼，但是，他实际上是想挽救匈牙利首都的一栋重要公共建筑，使其免遭破坏，如果这个城市的军事防御遭到全面破坏，获益的只会是德国人，而非匈牙利人。

在希特勒口中的“布达佩斯堡垒”里，有近4万名匈牙利战士被围困。他们和斯托拉一样向军队宣誓效忠。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躲了起来，穿上平民的衣服，还有的人因为害怕被处决不敢擅离职守。不过，很多军官和士兵都相信，只要他们还继续战斗，就是在恪尽职守，甭管这场仗是不是打得毫无用处，且注定失败。

当时，匈牙利政府是不是就应该能想到，会有军人和平民起来反抗？1944年12月24日，匈牙利一大半国土已经落入苏维埃之手，亲纳粹政府也已经逃离都城。德国部队自1944年3月起占领匈牙利，而旧时的匈牙利皇家军队此后一直是德国的坚定盟友。与此同时，在苏维埃最高指挥部的帮助下，临时国民议会在一个匈牙利东部城市成立，并组建了一个临时的反法西斯联合政府，该政府于12月23日请求与苏联达成停火。这一消息通过电台传递到被包围的布达佩斯。坦白说，两个政府都不合法，一个是由纳粹党卫军在10月策动政变后成立的政府，另一个是由苏维埃红军组织成立的政府。之后，在共产主义者的统治下，只有“坚定地与法西斯主义为敌”才能算爱国主义者，到了今天，在信奉民族主义和基督教的保守派统治下，公众和法律的天平却倒向了另一边，似乎共产主义才是敌人。

据我所知，后来并没有人因为斯托拉被杀那件事受到调查，更没有人因此被判刑，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生命轨迹与死亡，带给我的只有负面启示。贝拉·斯托拉礼貌谦逊，才华横溢，很有教养，他对我的成长和作品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坦白说，我从未想过要效仿他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

1948年，也就是匈牙利解放三年后，战后的民主联合政府遭到政府内的共产主义者严重破坏。彼时，我成功策划去了法国，我隐隐感觉到，很快就没人能离开了，事实证明我的感觉是对的。巴黎是一个年轻东欧人的梦，那是属于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的城市，是“存在主义”的温床，不过，说来也奇怪，在法国很多人把存在主义解读为无须洁净的意思。我当时住的旅馆房间一个月租金是五美元，想要洁净那是不可能了。事实上，当时我在法国的生活被各种阴影笼罩：政府危机，印度支那战争，看起来险象环生的共产党夺权战，还有关于战时合作和抵抗的记忆，以及战后的“大清洗”。我原本打算在巴黎大学[2]重启对中世纪历史和地理的研究，但在那里，和别人的交谈让我明白过来，在战争时期就已经有人“完成了所有研究”。在战时，的确有很多真正的英雄为人称道和崇敬，但也有些人是自我矛盾的，先是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接着又反抗德国人，后来又与其他法国人对抗，到了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又去惩罚战争罪犯，他们这样做往往是为了转移视线，掩饰自己的罪行。而我的难民生活也是这样毫无定数：穷困潦倒，食不果腹，中间还被拉去从事非法体力劳动，偶然之中，又得到美国救济组织的意外援助。

在巴黎大学的半工半读还是有收获的，只是，这里的大多数讲座都是些知名的老人家在课堂上大声念笔记，而这些笔记的印刷版，在教室前面随处可以买到。而最有挑战性的还是期末考试，他们对突出的事实性知识和无可挑剔的法语有着近乎无情的执念。那些通过考试的人姓名会被张贴在墙上，他们将拿到文学学士学位，一切皆成定局。无论如何，我心心念念通往法国学术殿堂的大门在我眼前关上了，拿不到工作许可，也拿不到在法国长期居留的许可，身为难民的我陷入泥淖。作为一个非本国出生的人，我也别指望能去公立高中执教，在法国，除了公立高中，其他类型的高中屈指可数。

多亏了联合国斡旋达成的国际协议，我们这些没有护照的难民也可以出国甚至在国外打份临时工，比如到英国采收土豆，只是英国的贫困令人咋舌。当时法国有一份名为《战斗》（Combat）的报纸，在“二战”时期曾顽强抵抗，我在这份报纸从事了一些非法记者工作后，便向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申请了职位，并获得通过，一开始我只是个档案管理员，后来当了编辑。而我也得以在位于慕尼黑的两所大学里上一些课。这里的生活依旧艰难，后来出现转机，我们这些从德国以外招聘来的员工当中，有些人尴尬地享受着美国占领军军官的大量特权。这家由美国出资建立的“冷战”电台组织让我们能向东欧地区播放节目，归根到底，东欧人民在本国听到的只有谎言，别无其他，这家电台对他们必定是有益处的。但是，这份工作却让我在匈牙利的可怜家人处境艰辛，所以，在1956年，我就利用这一机会移民去了第一个愿意接受我为永久居民的国家：美国。

在巴黎的时候，我曾是加里·戴维斯（Garry Davis）的超级粉丝，他在“二战”时担任美国轰炸机飞行员，1948年前后，他宣布自己是一名世界公民，还试图到美国大使馆上交护照。戴维斯邀请其他人注册为“世界公民”，我们两万人都满腔热血地去做，当然，最后只是徒劳。世界绝不是“大同的”。但是，在我到达纽约之后，一个温暖的夜晚，在曼哈顿的一个小超市里，我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大同世界”。在这个超市里，没有人能说出一句像样的英语，但是没人在意，从那时起，我觉得像在家里一样自在。

毫无疑问，美国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国家，但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凭着在布达佩斯、巴黎和慕尼黑拿到的一堆稍欠火候的文凭，我以历史系研究生的身份被哥伦比亚大学接纳，而学校登记处坚持要求我写明种族（“高加索人”）和宗教，不过后者很快得到“特许”，而写明种族这一条最终也被禁止。后来为了“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种族这一条又被起用。

自此，我拥有了绝对的人身自由，还有了无可争辩的特权地位，我甚至开始正视我身上倍添焦虑的巨大矛盾性：我的“闪米特人”[3]祖先和严格的罗马天主教教养。我想把这矛盾的两面统统都忘掉，却总也做不到，因为，无论是过去在布达佩斯的时候西多会修士（Cistercian）教给我的，还是现在多年的生活经历让我体会到的，或是通过其他渠道认知到的，都是关于大屠杀（Holocaust）的记忆。大屠杀，过去是个无人知晓的词汇，乏人问津的问题，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球性主题。

在过去60多年里，哥伦比亚大学在很多方面都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权力架构还是教学方法。但是，大学却很明确地朝着性别平等和国际化的方向前进，只有一些美国少数族裔没能从中获益。迫于一些温和的压力，我的研究方向从中世纪西欧历史转为现代中东欧。当时，全世界都对“苏联集团”（Soviet bloc）内部的事态发展极为感兴趣。从那时起，我的研究重点就在以下几个主题之间切换：魏玛共和国的文化政治、1848—1849年的匈牙利民族革命、统摄多国的帝国之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军队军官团。奥匈帝国军队由来自11国的军人组成，我相信，军官们也来自11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里，中欧人能在一起安居乐业，兴盛繁荣，就得益于军官团的存在，而且作用超过普遍预期。就连北约（NATO）的将军们也想听我说说这个主题，因为他们想打造一支泛欧洲军队。不过，这支军队还没影儿。

研究维也纳和其他军事档案馆里卷帙浩繁的军官档案，对我来说是一大乐事，里面的信息详细得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还有很私密的部分。我向所有人推荐这类社会历史分析。

我能做到这些，多亏了我的美国新家庭作为后盾，还有一个肯支付我薪水福利的大学，即使遇到经济危机，或者学生抗议，也从未间断过，总是允许我按照自己的心意授课。何其幸运！

在序言的最后，我想感谢那些让这本书得以问世的人。首先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50多年前，我以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为主题写的博士论文得到了他的精心点拨和指导。冯·奥西茨基是德国知识分子抵抗运动的殉道者，193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彼时他被关在纳粹监狱，1938年逝世，去世时还在纳粹的监禁之下。我还要感谢《新共和》的编辑里昂·维斯提耶（Leon Wieseltier）和《纽约书评》的编辑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过去几十年里，在他俩的邀约下，我写了一百多篇书评，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二战”的书。其间，我与一些评论员在这两份伟大的杂志上“以文会友”，很是激动人心。里昂·维斯提耶本人也是个多产的作家，而罗伯特·西尔弗斯可以说是世上最严苛的编辑，他不仅熟谙新书的各种主题，还会和评论员切磋，连一个逗号都不放过，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世界历史中的关键问题，也都逃不过他的法眼。

还要感谢两位杰出的当代欧洲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和扬·T.格罗斯（Jan T. Gross），他们非常好心地让我参与准备了很多以“二战”后的欧洲为主题的会议，部分会议是由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其已故所长克日什托夫·密切尔斯基（Krzysztof Michalski）赞助的。我还与托尼以及扬合作编写了一套关于战后欧洲报复性政治的文集，面世后很成功。

我还要特别感谢巴林特·毛焦尔（Bálint Magyar），他把自己1971年在布达佩斯大学读书期间写的一篇珍贵论文给了我一份，供我使用，这篇论文是关于匈牙利自由运动（Hungarian Freedom Movement）的，而贝拉·斯托拉的“克罗提德街组织”（Klotild Street Group）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1996—1998年期间，巴林特·毛焦尔担任匈牙利的教育部长。

还有很多人帮我集思广益，让我能有条不紊地写下这些思路，我按照字母顺序罗列出其中一些人。他们当中，有些人读了我的手稿，给我指正，还有些人在我写某些章节的时候再次给了我灵感和启示。他们是：塔里克·阿玛尔（Tarik Amar）、盖尔盖伊·拜伊克斯（Gergely Baics）、乔鲍·贝克斯（Csaba Békés）、沃克·博格翰（Volker Berghahn）、皮特·布莱克（Peter Black）、萨莉·卡尔（Sally Carr）、霍利·A.凯斯（Holly A. Case）、迈克尔·查德（Michael Chad）、马泰亚·费杰特（Mateja Fajt）、詹妮弗·福雷（Jennifer Foray）、蒂博尔·弗兰克（Tibor Frank）、本·弗罗默（Ben Frommer）、查尔斯·加蒂（Charles Gati）、埃米莉·格瑞保（Emily Greble）、保罗·哈尼林克（Paul Hanebrink）、皮耶特·贾德森（Pieter Judson）、拉斯洛·卡赛（László Karsai）、安德鲁·考恩布鲁斯（Andrew Kornbluth）、凯瑟琳·雷柏（Katherine Lebow）、安·马约尔（Ann Major）、桑福德·马尔特（Sanford Malter）、马克·马绍尔（Mark Mazower）、丹·麦克米伦（Dan McMillan）、朱迪思·米勒（Judith Molnár）、伊娃·D.佩克（Éva D. Peck）、汤姆·佩克（Tom Peck）、阿提拉·波克（Attila Pók）、伊万·桑德斯（Ivan Sanders）、安德拉什·西蒙诺维奇（András Simonovits）、米蒂亚·维利科尼亚（Mitja Velikonja）和南希·温菲尔德（Nancy Wingfield）。

一开始，我对如何撰写教科书也是一头雾水，所以非常感谢普丽西拉·麦克吉亨（Priscilla McGeehon）领我走进这扇大门，我还要特别感谢美好的凯利·费林吉姆（Kelli Fillingim）和她的同事维多利亚·亨森（Victoria Henson）、桑德拉·贝里斯（Sandra Beris）和安妮特·温达（Annette Wenda）。

我还要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医疗中心的德尔斯·杰里·格利克里奇（Drs. Jerry Gliklich）和布雷特·塔贝克（Bret Taback），是他们的妙手仁心，让作者能够一直保持健康的体魄来写作。

我亲爱的妻子格洛丽亚·迪克（Gloria Deák）一边写自己的书，一边还倾力助我。

如果这个国家因此多一些人真的对此类话题产生兴趣，譬如外国占领下的生活、一个公民对占领者与同胞的责任以及战时受迫害的人如何因为别人的一点同情而得到帮助，那我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

伊斯特万·迪克
2014年于纽约

[1] 箭十字党（Arrow Cross）：匈牙利的极右组织。1936年匈牙利成立法西斯“箭十字党”，该党仿效德国法西斯制度，鼓吹匈牙利民族优越论，实行种族歧视，特别是排斥犹太人。1944年10月15日，在德国支持下，该党在匈牙利建立法西斯专政的恐怖统治，成为希特勒德国的小帮凶。1945年4月，匈牙利解放后，该党被取缔。——译者注

[2] 巴黎大学（Sorbonne）：欧洲最古老大学之一，坐落在法国首都巴黎，前身是建于1257年的索邦神学院，1261年正式使用“巴黎大学”一词。——译者注

[3] 闪米特人（Semitic）：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生活在西亚、北非的大部分居民，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闪米特人属于白种人（欧罗巴人种）。——译者注

导论

20世纪初期和中叶落入希特勒统治下的国家经历过武装冲突、外国占领、空袭、迫害和集中营，还有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残酷内战和种族战争。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从挪威位于北极圈内的一端一直延伸到法国与西班牙交界处的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从法国加来港（Calais）延伸到高加索山脉（Caucasus）的最高峰，要概括起来是件难事。如果以此为边界，圈起来的土地上所到之处都有大量士兵和警察，数量之众，足以统治这片土地，但还不足以控制每一个城镇、村庄和每一片森林。德国人的存在已经无可避免，因此出于种种原因，国家政府、地方机构、本地居民、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团体以及许多个人，都在极力容忍德国人踏足自己的祖国，统治着他们，有的还积极与之合作，有的则会起来反抗。例如，法国的一些大实业家基本上都在竭力为德国的战争行动服务，并从中牟利，但是数百万的法国年轻人却很痛恨并抵制被带到德国去强制劳动。其他人，比如法国的作家、诗人、演员、艺术家和记者就分成两派了。究竟是被动顺从，主动合作，还是奋起抵抗，主要还得看他们做选择的时机和地点了。后来局势出现最重大的转折，与其说是因为本土的进展，不如说是因为1942—1943年冬天苏联在伏尔加河(Volga River)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战胜了德国第六集团军（German Sixth Army）。遥远的战事，让数百万欧洲人开始怀疑德国是否能赢得这场战争，态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顺从或合作，转而强力反抗纳粹，而且越来越坚定。[1]

在整个欧洲，只有两大族群没能在顺从、合作或抵抗中进行选择。其一是波兰人，德国占领者除了需要他们打理政府和警察事务，尤其是抓捕在逃的犹太人之外，没给他们任何机会进行政治或军事上的合作。另一个群体，不用说，就是犹太人，希特勒已经对他们集体宣判死刑了。不过，纳粹眼里的第三大敌人——俄罗斯人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虽然数百万俄罗斯人被杀，其中有战俘，还有的仅仅是无辜的平民，但还有成千上万俄罗斯人获准在德国武装部队工作，他们也愿意这么做。

欧洲人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被动顺从的，但合作者和抵抗者的画风可就不同了，他们试图利用德国人的存在为个人或组织的未来保驾护航。他们还借此机会来清除本国的敌人，无论是武装组织，还是犹太人这样走投无路的受害者，都会成为他们的目标。

本书想呈现的是，尽管德国的征战是欧洲政治和社会巨变的根本诱因，但战争与德国的踏足，并不是那些年里席卷欧洲的社会动荡与革命的唯一原因。

同样，如果从“二战”中只看到了德国士兵征服欧洲，认为他们后来被同盟国赶走之后，欧洲人的生活差不多又恢复正常，那就错了。也许对于少数幸运的西欧和北欧国家来说，情况的确如此，但在别的地方，并非只有德国在攻城略地。那些年里，苏联攫取了欧洲大片土地，还有德国的盟友也是，包括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因此，很多国家，至少东欧的那些国家是屡次被占领，不是两次，而是三番五次。这些地方的人民不得不一次次在顺从、抵抗和合作中做出选择。就拿今天的乌克兰城市利沃夫（Lvív，过去曾用过的名字有伦贝格［Lemberg］、里沃夫［Lvov］和罗乌［Lwow］，主要看这座城市掌控在谁的手中）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之前，这里的人说自己是奥地利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陛下的忠实臣民，是很有好处的；同理，1918—1930年，要说自己是波兰爱国主义者。但是到了1939—1941年，生存的本能指引着他们把热忱和忠诚奉献给了苏联和约瑟夫·斯大林。然而1941—1944年，得罪德国纳粹又变成生死攸关的大事了。1944年之后，利沃夫人再次对斯大林顶礼膜拜。（利沃夫现在属于乌克兰，但是“二战”结束时，很多当地居民都已惨遭杀害或是被驱逐出城。事实上，到了1945年左右，波兰人、德国人和犹太人几乎都走光了，填补空白的是乌克兰人和从苏联偏远地区来的移民。）

在瓜分土地的同时，这里上演着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我们看到的主要就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2]，但不限于此。这个“最终解决方案”试图让一个大约900万人的族群从地球上消失。事实上，到了战争尾声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在希特勒的欧洲存活下来，换句话说，接近三分之二的犹太人被杀害，这背后有两个相互交织的原因，一个是德国人及一众欧洲帮手们要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冷酷决心，另一个就是同盟国的胜利和一些欧洲人的人道主义冲动。所以，我们会仔细探究德国的盟友政府以及其他民族、群体和个人在“犹太问题”上与德国纳粹合作和反抗的各种形式。在那个时期，决定欧洲犹太人命运的复杂游戏背后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支持或反对纳粹（National Socialist）意识形态只是其中之一。

一个政客，希特勒，加上一个民族，德国人，如何能够彻头彻尾地改变一整个大陆的面貌，这一点至今成谜，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一点，德国的力量其实比人们普遍认知中的要有限。拿犹太人为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热衷合作，纳粹分子不可能达成最终的清洗程度。反之，如果没有众多非德国籍欧洲人的反抗，那么多犹太人的存活也是无法想象的。除此之外，在整个战争中还有一些与德国结盟的国家，比如芬兰和保加利亚，希特勒的命令在这里完全没有效力，还有更广大的一片土地，比如德国占领的俄罗斯中部地区和南斯拉夫部分地区，这里的武装游击队一次又一次地把德国部队赶出去。

虽然“顺从”或“被动顺从”这样的字眼在本书中会反复出现，这个词也足以形容希特勒统治时期欧洲绝大多数人的行为，至于这个词的定义，这里却无须赘言了。很显然，有些人想在外国占领下过活，想在战争中毫发无伤地活下来，想保持政治中立。他们从内心里抗拒合作和抵抗，因为这是可能带来危险的举动。对很多欧洲人来说（即使不是大多数），合作者都是一群极端狂热分子，一心想让你的儿子加入纳粹党卫军（Waffen SS，纳粹组织的作战部队），到俄罗斯前线作战，或是去德国工厂劳动，而抵抗者也是一群狂热分子，可能是一些衣衫褴褛、让人倒胃口的外国人，做些破坏列车运行的事，想拉你的儿子去森林作战，到时候，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说不定还会被德国人或敌对的游击队杀死。

顺从的本质和特征变化多端，界限也无定数。如果你在一个为德国生产枪械的工厂努力工作，该如何评判？如果你干得很糟糕，又该如何评判？是否前者就算合作者，而后者就算抵抗者，中庸的那些人就算顺从者了？而你的工程师同伴和你的工作可能对德国的战备物资生产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又该怎么看？

还有一些人，在德国占领时期继续从事他们在和平时期的无害职业，比如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或是蜚声世界的法国歌手、演员莫里斯·切瓦力亚（Maurice Chevalier），又该如何评判？除了在巴黎的舞台上表演，切瓦力亚还常常在德国士兵面前表演，或是前往位于德国的法国战俘营，与德国记者交谈，为可怜的战俘歌唱。这等于是给德国做了绝妙的宣传造势，结果纳粹和法国抵抗者都把切瓦力亚看作合作者，只不过前者指的是与自己合作，后者指的是与敌人合作。战后，他被指控叛国罪并受到审判，结果宣判无罪，即便如此，美国和英国仍然拒绝了他的签证申请。

还有，表现顺从也因地而异。比如英吉利海峡群岛，1940 —1945年被德国人占领，士兵手脚干净，无可指摘，在这里顺从占领者比较容易。而俄罗斯被占领的地区，顺从起来就比较难，德国人及其盟友常常烧毁村庄，赶走或杀死所有的牲畜，还对人进行扫射。在占领者很少或压根没有占领者的地方，适应德国占领也相对容易。只不过，在希特勒的欧洲，究竟有多少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遇到过一个德国士兵或警察，这种数据至今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版本。

虽然很多局外人竭力保持中立，但他们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无法逃脱命运这回事。有些人被德国人扣押并杀害，有些人在游击队袭击德国士兵的混乱中被无辜波及而丧命，还有些人被当地的狂热分子逼迫选边站，还有些人因为没有影响力或关系，两边都受排挤，得不到救济，就活活饿死了。

“二战”时的欧洲，没人能全身而退。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相对安乐的丹麦生存比在波兰要容易得多，德国人用温和的手腕对待丹麦居民，而在波兰，不夸张地说，没有谁逃得过占领者的雷霆手段。更有甚者，占领波兰的德国人和苏联人都热衷于一边消灭知识分子，一边残酷压榨其他阶层。

本书将要呈现的就是战时五花八门的合作和抵抗形态。拿合作来说，简单点的，比如给一名口渴的德国士兵递上一杯水，升级版的，比如支持盖世太保（Gestapo）——德国秘密警察中最可怕的一支部队——手段各异，谴责、追捕、折磨和杀害可疑和真正的抵抗者，合作形态不一而足。而抵抗的形态也是花样上演，包括佩戴爱国主义徽章并藏在翻领下面，以及参加游击队去殊死搏斗，这也是成千上万南斯拉夫人、波兰人和苏联人的真实写照。但还有很多问题至今无解。比如我们该如何评判黑市？黑市虽然削弱了德国人对当地居民的控制，但同时也夺走了穷苦人家的生活物资。面包师要求加薪的一场罢工算不算抵抗行为？说起来，这种罢工对同胞的伤害其实超过了德国人，因为市面上仅有的面包都归了德国人。接下来我们会发现，以上所述不过是一团乱麻的线头而已。穿着蓝色制服的波兰警察算合作者还是抵抗者？工作日，他们追捕藏匿的犹太人，交给德国警察，但到了周末，他们就和反纳粹的同伴见面，商议着要去炸掉一列德国军用火车。匈牙利的矿工又该如何评判？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属于匈牙利国家社会主义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1940年10月发起针对犹太人矿主的大罢工，要求加薪。他们这一举动间接妨碍了匈牙利重工业工厂为德国人生产武器，而工厂老板是犹太人。罢工是由匈牙利纳粹头子主导的，但最终应德国政府要求，被匈牙利军队粉碎。

可以肯定的是，时机很关键，前线战局的变化让合作者转为抵抗者，不过也有很多人其实是身兼两职。毕竟，如果你想在诺曼底登陆（Normandy invasion）的时候对德国交通运输系统造成大型破坏，你得是一个深得德国人信任的法国铁路高层员工。

以上这些事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欧洲没有真正的反纳粹斗士，漫长的战争中，还是有人自始至终都以命相搏，为自由、民主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而战。也有人在效忠希特勒的道路上从未动摇过。到了战争末期，1945年4月，纳粹党卫军中成千上万斯堪的纳维亚、比利时和法国的年轻志愿军为了守住柏林的总理府地堡入口而殒命。

至此，有一点应该已经明了，我们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恰当定义“合作”与“抵抗”，还有，某些特定群体和个人应该划归到哪个范畴下。还有一点，西欧和南欧这片土地，与东欧和东南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域差异。尽管德国纳粹党卫军在法国和意大利犯下残酷暴行，但基本都是在反纳粹斗士的挑衅之下发生的。总的来说，比起在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滔天罪行，德国在西欧的战争罪行相对克制。在波兰、巴尔干国家、苏联沦陷地区、希腊和南斯拉夫，大量游击队的挑衅激起了德国人的愤怒。在这些国家，纳粹党卫军和德国军队，也称国防军（Wehrmacht），杀人有时是为了找乐子，或是改变当地的种族结构。欧洲大陆似乎上演着两种战争：西边是一场传统的战争，而东边，是大规模的德国殖民和针对犹太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德国人眼中劣等民族的种族“十字军东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西边的战争始于1939年，止于1945年，而东边的战争虽然开始得晚一些，1945年之后却仍在延续，主要是反对苏联征服者的武装斗争和东欧人内部的血腥冲突。比如，在波兰，最后的反共产主义武装抵抗分子死于1963年。更显著的是，“二战”在东边留下的最持久的负面影响是种族清洗，而在西欧，除了德国人在本地人不同程度的帮助下实施的犹太人大屠杀外，没有发生什么种族清洗。

在“二战”中，有些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德国军队和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的其他代理人手中，而本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探讨在这些国家的合作、抵抗和报复问题。这些国家就包括捷克（当时叫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现在叫捷克共和国）、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南斯拉夫、希腊、巴尔干国家和苏联部分沦陷地区。[3]但“二战”时的欧洲不止有纳粹德国和德军占领的国家，还有一大帮政治独立的德国盟友：芬兰（严格来说，只能算参战友国，不算盟友）、意大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所有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元首、部长、外交、军队、警察和行政管理部门。（一些沦陷的国家迫切希望被希特勒接纳，成为其盟友，但不过是白费力气，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国傀儡政府。）

在那些与德国联合或结盟的国家里，个人在反纳粹群体里都面临着两难的境地，不过他们纠结的并不是应不应该服从德国人，而是应不应该服从自己的政府，德国人毕竟山高皇帝远。确实，这些政府表面上与德国达成口头的结盟，但他们对纳粹的忠诚值得怀疑。事实上，无论今天大量的史书和电视节目怎么描述，这些盟国政府里没有一个是希特勒的傀儡。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意愿。希特勒的盟友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追随德国的领导，或者追随到什么程度。当他们拒绝德国人的要求时，德国人往往也无能为力。

这就意味着，在这些与德国结盟的国家里，个人或组织如果遵从政府的指令，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或推动或损害德国的事业，关键还是要看地点、时间和当时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了。难怪在战后审判中，这些国家被罢免的领导人受到的指控通常不是通敌罪，而是叛国罪。

在战时欧洲还有第三类国家，也就是少数中立国，它们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也因时间、地点和各自政府的利益而不同。讽刺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政治体系与意大利和德国的颇为相似，但这两个国家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却采取高度谨慎的政策。另一边，民主的瑞士和瑞典与纳粹势力地缘相接，这两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支持德国的军工业，至少在战争头几年是如此。不仅如此，与德国合作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

这些事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引人入胜，就是因为“二战”期间合作与抵抗的浪潮都是前所未有的，给德国占领的国家带来巨大的毁灭，但至少也让其中一些国家实现了部分的自我解放。“二战”期间，自愿参与到冲突中的民众数量节节攀升，这是因为“二战”不同于“一战”，这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撞，两边阵营都有信念无比坚定的政治斗士。结果，当战争结束，要开始清算的时候，一波前所未有的肃清行动席卷欧洲，数百万人成为报复的对象，还有数百万人成了报复的牵头人和执行者。据我估计，“二战”之后，每20个成年男子中就有1个因叛国罪、战争罪或通敌罪而受到刑事法庭的调查，实际上刑事法庭并不常常进行审讯和判决。有意思的是，这里面不少人因为战时的行为受到谴责，却也因为英雄主义的抵抗运动受到赞扬，甚至有时还被授勋。比如法国的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战时忠诚地与德国合作，残忍迫害犹太人，令人发指，战后被判五年的“国家之耻罪”（dégradation nationale）。但是，他很快又被同一个法庭宣告无罪，理由是他“持续参与到反对占领者的抵抗运动”[4]。“二战”后的法国政府还原谅了与德国纳粹合作的警察局长莫里斯·帕庞（Maurice Papon），并一路擢升他到最高行政级别，但是，1998年，一个法国法庭判处帕庞长期徒刑，理由是他在德占期间犯下了战争罪行。[5]

再来说说匈牙利王国摄政（国王之位空缺）、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二战”期间，对于德国在匈牙利的影响力，他有时助纣为虐，有时从中阻拦，至于倒向哪边，就要看他如何判断战争形势和可能的结果，以及他那些亲近的幕僚中谁在他跟前说得上话。同样，对于本国的犹太人，霍尔蒂迫害过，也保护过，至于采取何种态度，就要看当时军事行动的风向和他治下那些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和融入程度了。最终，他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被监禁，而是在斯大林的敦促下流亡葡萄牙。[6]

战后有多少国家元首、总理、内阁成员、军事高层、知识分子甚至诗人和演员在法庭受审，又有多少人被判以绞刑，说出来实在令人瞠目结舌。实际上，一系列的肃清行动早已在战时就开始了。当时，在一些德占国家，在德国许可下成立的新政府指控本国的官员和政客罔顾德国威胁，没有采取防御措施。报复行动延续到战后，而在西方盟国或苏联的庇护下，规模更是上了一个台阶。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南斯拉夫，他们誓要根除战前的旧制度残余，旧制度下的通敌者和抵抗者都被视为腐败和失职的。他们希望，审判能给他们带来一个更有社会良知的政府，多点诚信，少点腐败。

即使在战争肆虐的时候，通敌者和抵抗者都在玩味统一的欧洲这个概念，至于由谁来领导，纳粹德国也好，美英也罢，就另当别论了。总的来说，这一概念只是没有传到苏联人和共产党的耳朵里，他们觉得美国人会利用统一的欧洲来对付自己。如此说来，“二战”后的很多高见和问题其实在战时就已浮现，并有人在着手处理。讽刺的是，战争时期政治斗士设想的新欧洲最终得以创建，其背后的功臣与其说是战时的合作者和抵抗者，不如说是更为现实的政治家，前者很多在战时和战后已经被杀，而且通常都被认定为乌托邦式空想家，而后者在战时往往避免做出政治承诺。

在整本书中，我们会一再地直接和间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欧洲人希望在战后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我们会发现，他们就很多问题都没有达成共识：比如未来欧洲在世界的角色，欧洲大陆可能的统一，必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属性等等。不过，有一点，数百万欧洲人都毫无异议，只是东欧人比西欧人更坚定而已，那就是一定要剔除各国的异己分子，包括外国占领者、移民、难民或本国的少数族裔，尤其是犹太人。尽管他们不认同纳粹的手段，但还是有大量欧洲人都认同纳粹清除欧洲犹太人的计划，就连西欧也未能免俗。简而言之，如果说有那么一个重要的欧洲计划存在，这个计划就是种族清洗。

不得不说，相对于西欧、北欧和南欧，东欧和东南欧更为迫切地想要实施种族清洗。原因很简单，西欧和北欧在早先几个世纪就已经通过义务教育、强制服兵役基本完成了种族清洗，必要时还会强力执行，而东部的种族净化一直到1918年多民族帝国灭亡之际方才开始。不过，在两次战争之间以及“二战”期间，仇外情绪在欧洲旧大陆蔚然成风。

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无论在哪里，个人都要面临效忠谁的艰难选择，只是具体的困境也因国别有着天壤之别。在丹麦，每一个政府机构，上至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下至地方警察分局，都在德国侵略中幸存下来，人们不得不扪心自问，是继续效忠傀儡政府，还是应该参加一些抵抗运动，到底哪种选择符合祖国的利益，并有利于维护自身的安全和福利。在意大利，1943年夏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垮台，国王和他的新政府在意大利南部转投同盟国阵营，德军占领了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墨索里尼就此成立了一个新的法西斯共和国。

当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分崩离析，意大利人不得不问自己，该向谁宣誓效忠：是逃到南部的国王，还是新的法西斯政府，抑或是四分五裂的反德游击队战士？游击队里分为不同阵营，包括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主派和保守派。同时，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领土的德国部队一遇到意大利士兵就立即监禁或处决，没有半点迟疑，而在南部，美、英、法、波兰和其他同盟国军队正奋力将意大利从德国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对意大利城市和地标一顿狂轰滥炸。与丹麦人不同，“二战”期间的意大利人经历了一场严峻的社会和国家危机。

对于合作、顺从、抵抗和报复这四个相关主题，学界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研究。关于合作与抵抗的研究是有一些，从这四个主题中挑一个出来就特定国家展开研究的出版物也很多，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尤其是以法国、丹麦、挪威和低地国家为对象的作品。另外还有少量有用的文集。

但有些国家的合作却鲜少出现在学界的作品当中，而以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这类地方的合作为主题的作品压根儿不存在。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填补史料的空白，同时帮助大家认识到，“二战”时哪些行为是合作、抵抗和报复。当然，这一系列盘根错节的事件不仅对欧洲、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本书如果涉及几十个国家，又试图从社会和个人层面去分析这些国家内纷繁的特定事态发展，那就不要指望这本书能包罗万象。我们没有全盘的统计数据，比如，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内合作者和抵抗者的真实数量，更别提整个欧洲的数量了。我们也不确定有多少欧洲人在战后因为通敌罪或战争罪受到惩罚。即使我们有某个国家的准确数据，比如挪威，我们也没有苏联的任何可靠数据，所以结果也是此消彼长。但是，如果没有整个欧洲大陆的数据，所有的陈述不过还是老调重弹，一盘散沙。本书会举出一些例子，以期能够在读者脑海中呈现出一个全貌。

引言之后，本书会先简单回顾一下军事占领的历史以及占领期的暴行，这些暴行往往都是因为互不信任和对士兵平民的恐惧造成的。我们也会看看国际上如何尝试去控制敌军士兵在占领国的行为。接下来，本书会分析为什么在1939年，也就是“一战”爆发后第25年，世界会再次面临一场广泛的军事冲突。第二章的主题是德国早期的征服。1938年德军占领奥地利，在那里受到兄弟般的欢迎，似乎是他们将奥地利人从无政府状态中解救了出来。1939年春天，德国占领捷克，这被视为一场国家悲剧，但捷克人应该加以妥善利用，从而绝处逢生。到了1939年9月1日，波兰苦苦抵抗德国入侵，吹响了欧洲战争的号角。

第三章将呈现一个全貌，阐述西欧和北欧如何在德军猛攻下沦陷，以及这两个区域内很多国家一开始如何尝试与德军共存，甚至从中渔利。第四章会阐明德军在1941年6月对盟友苏联的袭击，这一点出人意料，至今令人费解，同时改变了所有的计划和预判。右翼的欧洲人一直痛恨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虽然他们对德国的事业心向往之，但希特勒与斯大林在1939年8月签订的协议却令他们止步，现在德国袭击了苏联，让他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向元首[7]投诚，全心全意服务。而极左翼人士过去不得不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势力冲突”中保持中立，也就是说不介入纳粹德国和英法联盟之间的战争，现在却全身心地投入到“反法西斯斗争”中。这场战争瞬间演变成深刻的意识形态对立。

而对于东欧人来说，苏德战争几乎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在两个威胁重重的巨头的冲突中该如何自处。这些小国之间通常也是相互看不顺眼，彼此为敌，那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处境中，究竟谁是更大的敌人？第五章试图说明在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德国入侵苏联的行动代号）之后，德国众多盟友发现自己处境尤为艰难。

德军的第一次战败，时间是1941—1942年冬天，地点是莫斯科附近，鼓舞了那时还不显眼的抵抗运动，抵抗组织开始积聚力量、树立自信。这就是第六章和第七章的主题。在此，我们还是必须把西欧和北欧这一片土地与东欧和东南欧区分开来，因为从挪威到法国和意大利，反纳粹斗争和战后改革是抵抗者的坚定目标，而东欧和东南欧抵抗者的任务和目标就复杂多了。巴黎的抵抗者希望能恢复国家独立，惩罚叛徒，带来一个更美好公平的战后社会。而乌克兰利沃夫的反纳粹斗士首先还要决定主要敌人是谁：德国占领者、苏联军队，抑或是比邻而居的犹太人或波兰人？但是，无论哪里的抵抗者，他们的生命都处在危险中，他们都要经历残酷的磨难。事实上，抵抗运动的英雄浪漫主义原来不过是好莱坞的题材，而非现实。第八章将会列举三个具体事例，说明占领者在抵抗运动的驱使下实施了哪些盲目的暴行。抵抗的主要受害者既不是占领者，也不是抵抗者，而是平民百姓。本书最后一章将会给出战后报复的具体事例，并尽力概括欧洲在解放中和解放后所经历的空前绝后的清算。战后清算的影响是双重的，但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至今都没有被完全消化吸收。

最后，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二战”前的两个世纪里，国际社会就试图让战争更人性化，以防士兵抢劫和杀害被俘敌军，避免军事指挥官纵容手下大肆屠杀无辜平民。这样的努力当然不一定总能成功，战争期间的暴行还是会上演，比如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Russo-Turkish War）、南非布尔战争[8]、殖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只有在1939—1945年，战争暴行、大屠杀和大规模驱逐在意识形态上找到了正当理由，还被视为普遍需要的。合作者与抵抗者的冲突本身就鼓动着他们回归到古老原始的野蛮习性，令人扼腕。但是，在战后，国际组织也试图执行更为强力有效的人道主义规则，有时候也能成功。尽管这些国际公约在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中被普遍忽视，但这种糟糕的情况终究还是特例。“二战”后，欧洲人基本上都会寻求国际组织来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酷刑和杀戮。所以，也可以说“二战”带来的不只是绝望，还有一大波希望。

[1] 除了波兰人和犹太人，纳粹还发挥惊人的想象力，联想到其他的严重威胁，比如重度残疾的“雅利安”德国人，纳粹认为他们的身体状况会威胁到整个人种的身心健康，还有罗姆人/辛提任（俗称吉普赛人），纳粹认为他们破坏了法律和秩序。但是，这些群体都没有被纳粹集体宣判死刑，也没能发起抵抗运动。纳粹还强烈反对同性恋，认为他们威胁到雅利安人的生育能力，还强烈反对宗教团体耶和华见证人的成员，因为他们不愿意为国效力。这两个群体都受到了迫害，但与犹太人不同，他们只要公开谴责这两个群体的行为或信仰，还是能逃过监禁或死刑的。

[2] 通篇下来，我们会交替使用Final Solution, Holocaust和Shoah（都是大屠杀的意思）来指代战时欧洲犹太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三个词汇都不尽如人意，因为Final Solution（最终处决）听起来好像我们采纳纳粹的想法，认为“犹太问题”需要解决。Holocaust（大屠杀）是希腊语，意思是“整只焚烧的燔祭品”，这并不能概括犹太受害人所经历的一切。Shoah（大屠杀）是现代希伯来语，意思是“大灾难”，这就把大规模屠杀说成了一个悲剧性事故。另外，在西方的书籍和媒体中，Shoah也不常见。

[3] 奥地利在战后宣称自己是一个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但事实上，奥地利和纳粹德国在1938年就联合起来，双方皆大欢喜，随后，奥地利人在德国军队、警察和占领区主管机构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4] 关于勒内·布斯凯，参阅Lucy Golsan and Richard J. Golsan, eds., Memory, the Holocaust, and French Justice: The Bousquet and Touvier Affairs (Lebanon,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6)。

[5] 关于莫里斯·帕庞，参阅Richard J. Golsan, ed., The Papon Affair: Memory and Jus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6] 关于霍尔蒂·米克洛什，参阅Thomas Sakmyster, Hungary’s Admiral on Horseback: Miklós Horthy, 1918—1944 (Boulder, CO: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7] 元首（Führer）：纳粹统治时期对希特勒的称呼。——译者注

[8] 布尔战争（Boer War）：指英国人和南非布尔人之间的两次战争，第一次发生在1880 —1881年，布尔人希望通过战争从英国人手中夺回当时为了抵抗祖鲁人而放弃的独立；第二次发生在1899 —1902年，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省对英国宣战。——译者注

第一章

周而复始：
从暴行到国际公约，再到暴行

——欧洲历史上的外国占领

当地居民想要在外国军队占领中活下来，除非占领军军纪严明，也就是说，士兵遵守本国的军法，而且把当地人视为自己的人类同胞，不随意轻视。作为回报，占领军也有权期待当地人会服从那些至少还算合理的命令，而且不会威胁到士兵的性命。没有一部军法，包括纳粹军法，会容许士兵抢劫或屠杀无辜平民。事实上，1943年10月出版的德国刑法典小册子第211条就规定，对犯下谋杀罪的士兵要处以死刑，无论受害者的种族、宗教信仰或国籍是什么。法典中的其他条款还倡议对煽动谋杀的人或共犯都要从严惩处。[1]1943年的德国军法严格到什么程度呢？一个士兵如果执行了上级的违法命令，也要受到惩罚。“下级如果知道上级的命令是有意犯下军事罪或其他罪行的，或者有违法规的，仍然去执行命令，就要作为从犯受到惩罚。”[2]“二战”期间德国部队在东欧和东南欧的滔天罪行表明，如果指挥官不肯费神来执行军法典或是有意忽略，那军法典就形同虚设。

可惜，这种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相互尊重的理想模式只在历史上断续存在过，大多数情况下，军队里都是一帮不守规矩的人，他们来到外国土地上，无论当地人是“友好”还是“敌对”，他们只会在这片土地上散布暴力和劫掠。占领军需要靠土地的产出生活，可是这些土地往往都不肥沃，连当地人都不足以养活，更别提一大帮入侵者了。

总的来说，军事占领下的生活是十足的悲剧。在1618—1648年的30年欧洲战争中，所谓士兵，不过一盘散沙，和那些拿着工具当武器的平民没什么区别，那些好战势力大体上也管不住自己的部队，所以士兵就肆意抢劫、强奸和屠杀人民，但如果有谁不幸落单了，就会被受欺压的农民杀死，有时候还会被剥皮。

一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随着集中管理和国家主导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开始，巨变降临。经济不断发展，王室的财政机构也日益有能力从国民那里敛取财富，所以，欧洲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常驻部队，而不再是临时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王子们的雇佣兵往往都是杰出的士兵，但是一旦雇佣合同到期，谁出价高，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投向那一方，或是干脆沦为强盗。到了18世纪，士兵们日渐拥有了完备的服装和标准化的武器，能养家糊口，君主期望得到他们的忠心。国王的旗帜不再只是用来识别，而是成了一种神圣的皇家象征，再后来，又发展成统治者政府的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概到了19世纪，旗帜就成了国家的象征。

新军队的士兵通常由“士官生”或贵族家庭年纪较小的儿子来指挥，对于这些贵族家的孩子来说，军队里的生活不再是优雅度日，而是一个目标，是微薄但稳定的收入来源。普通士兵一般来自最贫苦的社会阶层，或是一些不幸的人，被自己所属的群体抛弃，然后被指派来服兵役。虽然服兵役一开始是面向特定社会阶层的，但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义务。自此，军队开始盛行铁的纪律，在应征入伍的人和“平民”（当时的一个新词）之间拉开一条鸿沟，一旦入伍，很多人在军队一待就是25年。

18世纪掌管着军队的贵族军官们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阶层，彼此之间都相互关联，对手下的“乌合之众”满怀鄙视。如果是在殖民地或公海上打仗，战场铺得大，上文提到的军队法规其实难以普及，但18世纪的欧洲战场毕竟规模不大，所以游击战打不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所谓游击战，就是指平民隐藏起来，伏击身着制服的士兵。

虽然有着仓促下结论之嫌，但我们还是可以很肯定地说，规范战争和加入人性化元素的努力有几分成功，但在18世纪末因为波兰分裂和法国大革命而暂时止步了。在这两大因素中，虽然法国大革命更广为人知，但18世纪末波兰的分裂对外国占领行为以及相应的抵抗运动有着更为深远和立竿见影的影响。

从1772年起，接下来的20年里，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彻底瓜分了波兰王国，波兰爱国人士在1794年予以反击，也就是华沙起义，自此，波兰这个国家和波兰人的名字就与抵抗外国占领联系在一起了。波兰流亡政府举起“为了我们和你们的自由”的旗帜，打响了绵延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对抗占领军的斗争中牺牲，已经成为波兰民族神话的一部分。事实上，在“二战”刚开始的一年半中，波兰是除了英国之外唯一一个没有投降或加入纳粹德国阵营的国家。一些波兰人，尤其是波兰的诗人，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国家之中的基督国度”（Christ of the Nations），也就不足为奇了。无论波兰的地理和种族界限怎么划分，在近代史上，一个独立的波兰只存在于1918—1939年以及1944年之后，对于所有外国占领者来说，波兰的确是一片危险的土地。像丹麦这样的国家虽然也有抵抗，但与波兰有着天壤之别，1940年之前，丹麦人都没有尝过被外国占领的滋味，而波兰人，几个世纪的经历中却只有外国政权和外国占领军。

法国大革命对于欧洲的重要性已经完美体现在《马赛曲》（La Marseillaise）当中，这首战斗歌曲后来成了法国国歌，也成了全球抵抗运动的赞歌。1792年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军攻入法国，这些占领军会如何作为，当时无人知晓，但《马赛曲》就号召大家与外国占领军殊死战斗，歌曲中把占领军形容为凶残的士兵，一群嘶吼的可怕奴隶。歌曲呼吁人们在这神圣的斗争中要毫不留情。

讽刺的是，在1792—1824年，法国并没有遭受外国占领，所以法国这个民族也没有机会参与到游击战中去。相反，很多欧洲的普通民众在抵抗法国占领军的“凶残士兵”。游击战（guerrilla）这个词指的是“小规模战争”，恰恰源于西班牙抵抗法国占领的斗争。所有冲突双方在斗争中都极尽凶猛和残忍。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政府但凡发动战争都会承诺民族解放，这倒是启发了被奴役的欧洲人，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改革的火苗：在被占领或“被解放”的国家，地方民族主义的崛起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不仅引爆了他们与法国之间的冲突，也引爆了当地不同群体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的冲突无一例外地导向了非正规武装部队的成立。

拿破仑战争[3]结束后，1814 —1815年举行的维也纳会议[4]，竭力恢复了欧洲列强的世袭君主制。相应的，欧洲各国则承诺把部队集结起来，形成一个类似跨国警察的组织，来确保欧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宁。会议的解决方案取得了罕见的成功：欧洲列强之间的和平仅被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打断过，而游击战则几乎没有再出现。

按照专家的要求，全民征兵制和3—4年的兵役是军事必要，但19世纪上半叶主导欧洲的保守政权担心，这样会把武器交到非专业人士的手中。在军事和政治机构里，数百万受训新兵和前士兵的幽灵四处游荡，他们与平民都沾亲带故，如有必要，这些穿上制服的平民是否准备好对着示威或罢工的兄弟和母亲扣动扳机？

这种担忧其实过于夸大其词了：大规模招募来的新兵，不再是机械的人，不再需要用中士手中的警棍打压至服从，他们往往是快乐的，服兵役令他们感到自豪。毕竟，军队让他们当中很多人摆脱了农村的苦差事，让他们领略了出行的兴奋，有了更好的营养、医疗和一定程度的教育。最重要的，全民征兵让他们有一种国家归属感，实际上是一个想象共同体。

从19世纪初到70年代，除了英国，欧洲各国也引进了全民征兵制。3—4年的军营生活教导这些新兵，为了效忠自己的国王和国家，学习如何杀人是他们神圣的职责，但是，他们也知道了，在没有授命的情况下杀人，无论穿着制服还是便服，都是死罪。到了1900年，欧洲拥兵数百万，这些士兵被训练成强盗和杀手，不过也仅仅是在上级悉心划定的范围内才是这幅面貌。为了显示对受训士兵的高度尊重，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在警察机关、消防局、基层管理机构、烟草专卖、警卫岗等地为退伍军人预留了职位。“你服过兵役吗？”（Haben Sie gedient？）是德国私营企业在为体面的职位物色人选时会问的一个标准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平民军队迎来了最大考验，因为那个时候，要区分无辜平民和藏匿在当地人中间的游击队员变得极为困难。幸运的是，到了1914年，欧洲已经拥有了一系列旨在实现战争规范化和人性化的国际公约和协议，这些公约和协议还包含了保护伤兵和战俘的规定。在这些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中，还有一些条款旨在保护占领军，甚至更有意思的是，保护非正规抵抗部队里的武装平民。

形形色色的协议如《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在崇尚和平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倡议下达成，不过也有一些是俄罗斯沙皇倡议的，协议禁止使用严重毁灭性的战争手段，例如旨在对敌国进行饥饿围困的海上封锁，爆破步枪子弹和化学武器，炮击或空袭没有军工业的城市。协议还进一步要求，照料受伤的战俘要像照料自己的伤兵一样，以及不得在军工业中雇用战俘。另外还有一些开倒车的规定，似乎无意间退回到了封建传统时代，那就是要把被俘军官当作贵宾来礼待，给他们等同己方军官的报酬。虽然被俘的军官和候补军官无需工作，但普通士兵和未授衔的士官还是要被迫在非军工业做苦工的。事实上，在“一战”期间，尽管海上封锁成为英国手中的关键武器，德国人在入侵法国后肆意轰炸城市，毒气一研发出来就用到战场上，成千上万囚禁在俄罗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普通士兵死去，交战国还是在小心翼翼地遵守着礼待俘虏军官的规定。

关于合作与抵抗的最重要创新出现在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Fourth Hagu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1907），根据公约第42—43条规定，只要占领军遵守《海牙公约》的条款并能够控制占领区，那么占领区居民就有义务服从占领军，而义务的范围也在条款中列明。[5]这不仅给合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法律依据，也为抵抗套上了法律的外衣，只要是严格限定条件下的抵抗，就是合法的：《海牙公约》第四条把游击队、民兵和非正规部队都纳入了合法交战方，不过前提是有恰当的指挥人员，佩戴远距离可识别的固定徽章，公开携带武器，依据战争法和惯例采取行动。在1914—1918年，双方都没有遵守公约中有关游击队的规定：抵抗战士通常都是伪装作战，军队处决被俘的游击队员，即使他们之前在远距离就可辨认。不过，海牙的有识之士为保护非正规战士的确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一战”期间，协约国军队（俄罗斯、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很多其他国家）几乎没有成功渗透到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或土耳其的领土上，也就是所谓轴心国的土地上。所以，当我们谈论1914—1918年战争期间的外国占领、合作、抵抗、镇压和报复时，我们提到的占领区都必然指向轴心国在比利时、法国、塞尔维亚、俄罗斯、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占领的土地。所以，当轴心国早已在战争中败给了物资和数量上都更占优势的敌人时，轴心国的民众仍然认为他们是赢家，也就不足为奇了。

战争一打响，德国部队就开始处决受到指控的比利时和法国“游击队员”（francs-tireur），如果按照“游击队员”这个法语词汇本身蕴含的意思来解释，这些人就是向侵略军士兵开枪的自由平民。同时，德国的主要盟友奥匈帝国还绞死了数千名涉嫌为敌人当间谍的塞尔维亚和俄罗斯－乌克兰平民，其中包括一些东正教教士。

从政治角度来看，从这些枪击和抢劫事件获益的主要是协约国，他们的媒体四处传播“德国佬”及其盟友犯下的累累罪行，激怒了法国人和英国人，最终也激怒了美国民众。战后，各国历史学家和民众，尤其是美国人，认为这些暴行故事是战时英国的宣传手段，倾向于不予考虑。不过，最近历史学家表示，德国人的暴行再真实不过了，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德国最高指挥部的残酷指令，也有弥漫在军队内部的恐惧和歇斯底里。发生在阿尔萨斯－洛林（法国东北部地区）和比利时的暴行，导火索往往都是德国士兵因为紧张或不慎扣动了扳机，紧接着，惊慌失措的士兵会无心地相互开枪，还以为是有游击队员袭击，所以他们就为了臆想中的袭击，杀害无辜平民作为报复。

在“一战”期间，通敌合作的问题还不像“二战”时那么受到公众关注，至少在西欧是这样的。在西边，1914年的前线还是很团结的，而且基本坚持到战争尾声，直到最后几周才生出变故。法国和比利时的当权者与撤退的军队一起逃跑了，只留下地方行政部门和警察，诸如此类，德国占领者只要求他们服从，却未要求他们做出任何意识形态上的承诺。而可疑的反对者就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合作者”也没有得到什么奖励，有些被招募到德国军队里。东边就不一样了，那里的场面简直就像电影预告片，昭示着下一场世界大战中的可怕事态。

在1914年的东欧，有几个族群就被怀疑与当局作对甚至背叛当局。俄罗斯最高指挥部认为所有犹太人都支持德国，奥匈帝国指挥部臆断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的很多说斯拉夫语的臣民在支持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军队里的兄弟。就因为这些假想的罪名，数千人被绞死或枪毙。哥萨克骑兵（俄罗斯军队中的一支精锐骑兵队）令人闻风丧胆，加利西亚（Galicia）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迫逃往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剩下的犹太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洗劫一空。受到如此虐待，很多东欧的犹太人把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部队视为救星，也就不足为奇了，况且，在诸多因素中还有一点，他们能用德语或是夹杂着德语的意第绪语交流。俄罗斯人在战争期间有时会去征服东欧的一些领土，而当他们再次征服的时候，尽管俄罗斯军队吸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同时他们也会变本加厉地迫害“有敌意的”犹太人。逃离东欧的正统派犹太教信徒在德国和奥匈帝国也没能赢得爱与尊重，他们当中很多人奇装异服，举止“不文明”，而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很多民众对于要和这些难民分享本就难以果腹的口粮心生厌恶。

在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种族屠杀，也就是试图消灭整个民族或“种族”，不是发生在欧洲，而是在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那里的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政府和军队指挥部有组织地驱逐和屠杀了国内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亚美尼亚人。这些亚美尼亚人涉嫌支持入侵的俄罗斯军队，事实上，很多亚美尼亚人在俄罗斯军队中服役，他们的身份或者是沙皇臣民，或者是来自奥斯曼帝国的非正规军。即便如此，大规模地把亚美尼亚人放逐到叙利亚沙漠（Syrian Desert）或屠杀他们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何况里面还有妇女和儿童。（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亚美尼亚人没有受到牵联。）在“一战”中开启的一长串种族清洗中，亚美尼亚人大屠杀是第一步，也是一大步，引人瞩目。

紧接着，战后数百万希腊正教会人士被赶出土耳其安纳托利亚（Anatolia），希腊和保加利亚的穆斯林也被驱逐出境，而身处邻国罗马尼亚的数十万保加利亚人要么逃离，要么被驱逐，大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颠沛流离。在乌克兰和巴尔干国家，德国和俄罗斯士兵都仓促组建起国民军队。红色革命者和白色反革命者都对平民犯下累累罪行，他们的借口往往是防止或者制止某种形式的游击队抵抗。很多这样的恐怖行径，比如希腊、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人口大交换，还是列强领袖于1919年在凡尔赛会议上许可甚至鼓励的。

最终，连东欧和巴尔干国家也稍稍平静下来。在列强主导制定的形形色色的和平协议中，战胜国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有义务同意保护少数族裔的权利。战后的各国领导人通常都把这些条款视为侵犯他们国家主权的不速之客，尽可能置之不理，但在补救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受到的虐待方面，国际联盟[6]也并非全然无力。“二战”甫一结束，巴黎和平协议和联合国宪章就把保护少数族裔的责任交给各主权国，这自然会招致各国继续迫害和驱逐少数族裔，直至基本实现渴望已久的种族统一或净化。

“一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尝试了一些新举措来规范战争，力图让沦陷区人民过得轻松些，也减轻战俘尤其是伤兵的痛苦。说起战争规范化，似乎最大的成就就是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订的《非战公约》[7]。一年内，44个国家，包括德国，苏联除外，郑重接受了公约条款，宣布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但是，公约并没有一概而论，而是宣称自卫战争是合法的，公约也没有把发动侵略战争列为刑事犯罪，没有提及个人会因为破坏和平而受到惩罚。不幸的是，自从5世纪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之后，没有一个统治者或政府公开承认过自己发动的是侵略战争，就连纳粹都宣称自己是出于自卫。

德国的民族自决权已经在巴黎和会系列条约中遭到拒绝，但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权在握和激进外交政策都被宣传为对民族自决权的合法主张。1936年，莱茵河以西的德国民众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这个地区的再度军事化，紧接着，1938年，德军先后入侵奥地利和德国人居住的苏台德区（Sudetenland，位于捷克斯洛伐克），也是一片欢庆，似乎是在证明德国事业的正义。而德国在接下来几年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捷克余下的领土，让这种广泛流传的印象更加深入人心。捷克人可能对这些事态发展感到失望透顶，但全世界看到的事实是，捷克没有向德国占领军射出一颗子弹。

最终，因为德国无缘无故入侵波兰并无情轰炸毫无防备的波兰城市，1939年9月，英法向德国宣战。但是，波兰没有获得任何援助，西欧的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波兰对占领军的抵抗已经在华沙沦陷后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1] 参阅Otto Schwarz, ed., Strafgesetzbuch, Nebengesetze, Verordnungen und Kriegsstrafrecht, 12th rev. ed., 7th Great German ed. (Munich and Berlin: C. H. Beck’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1943)。关于谋杀的引文见335–338页211段；1939年10月8日元首颁布的法令中关于纳入版图的东欧地区见1010–1012页，后续约在1012–1019页。

[2] Martin Rittau, ed., Militärstrafgesetzbuch, in der Fassung vom 10 Oktober 1940 — mit Einführungsgesetz und Kriegsstrafrechtsordnung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Verlag, 1943), 99.

[3] 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指拿破仑称帝统治法国期间（1803—1815年）爆发的各场战争，这些战事可说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战争的延续。但在侵俄战争惨败后，法国国势一落千丈。拿破仑建立的帝国最终战败，让波旁王朝得于1814年和1815年两度复辟。——译者注

[4] 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1814—1815年举行的欧洲会议，旨在处理拿破仑战争后遗留的领土问题。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拿破仑战争时期被推翻的各国旧王朝及欧洲封建秩序，防止法国东山再起，战胜国重新分割欧洲的领土和领地。——译者注

[5] 参阅W. Michael Reisman and Chris T. Antoniou, eds., The Laws of War: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Primary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Laws Governing Armed Confict(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4), 232–233; Lester Nurick and Roger W. Barrett, “Questions of Guerrilla Forces Under the Laws of War,”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0, no. 3 (1946): 563–583; Kenneth Macksey,The Partisans of Europ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5), 17–18; and Major Richard R. Baxter, “The Duty of Obedience to the Belligerent Occupant,”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50): 235–255。

[6]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1920—1946）：联合国成立前的国际组织。——译者注

[7] 《非战公约》：全称《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亦称《巴黎非战公约》或《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是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署的一项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手段和只能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或冲突，由于该公约本身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下，所以该公约没有发挥实际作用，但是该公约是人类第一次放弃以战争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尝试。

第二章

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

——德国征服第一弹

从抵抗与合作的角度出发，“二战”历史似乎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第一阶段从1939年9月持续到1941年6月，在这一时期，大多数欧洲人都默默接受了看起来势不可挡的德国扩张，决定忍受着德国霸权生活。就连强大的苏联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都是希特勒的非正式盟友。第二阶段始于1941年6月22日，以巴巴罗萨行动为开端，那是一次军事行动，同时也是一次开拓殖民地的残酷冒险，一次意识形态上的十字军东征。德国人及其一众盟友攻入苏联，意图征服、抢劫、驱逐并最终消灭很大一部分东欧人。巴巴罗萨行动时期，共产党突然改变路线，准备冒着生命危险与他们所称的“法西斯野兽”战斗。同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扩大了雄心壮志的“点燃欧洲”计划，空降特工到敌后方，加上本土自由战士的作战，最终，第三阶段随着德国第六军于1943年1月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拉开帷幕。德军投降让欧洲人惊觉，德国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而参加一定形式的抵抗活动是有益且必要的。所以，要讨论“二战”中的合作，就必须把时间投放到战争前两三年。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只有傻子和狂热分子才会留在德国阵营。在这一章中，我们会分析最先被德国收入囊中的三个国家的情况，其中，一个国家欣然接受，另一个很是不快，第三个则从未投降。

在1939—1941年，希特勒和他的德国军队打的胜仗一个接一个，并非是因为德国在人力物力上优于其他欧洲人，更多是因为在欧洲，除了波兰和英国，其他国家都盲目接受了德国的胜利。有些是为了避免一战的恐怖重演，有些则希望借德军的存在来实现本国的目标，在他们看来，这些目标比捍卫文明社会免遭新野蛮人荼毒更重要。这一章和下一章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说明，如果他们选择抵御入侵，团结的欧洲部队可能会成功抵挡住德国的侵略。各国政府和人民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期的不足和失灵使得双方拉开差距，即使后来的抵抗行动试图去弥合，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个完美的联邦

德国的征服从小国奥地利开始，奥地利也率先在战后为自己欣然降徳找到了看似站得住脚的借口。奥地利在“二战”后摇身一变成为德国侵略公认的受害者，这是历史的一大讽刺。

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1]（今天的奥地利共和国）是已经不复存在的奥匈帝国的遗留产物，成立于1918年末，其实基础相当薄弱。这个新的奥地利国家，曾经是哈布斯堡帝国（也叫奥匈帝国）的中心，哈布斯堡王朝曾经显赫一时，统治了大部分的中欧，而现今这个新的国家，不过是自己前身的影子，另外，组成这个国家的领土也没有统一的传统，更没有维护这个国家存在的共同目标。组成新奥地利的领土不过是哈布斯堡王朝其他继任国家的漏网之鱼。

相比之下，一国首都和乡村地区，无论是眼界还是利益观，都有着显著差别，这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奥地利表现得格外明显，也令后来很多欧洲人的抵抗运动陷入两难的境地。比如，信奉天主教、极端保守的乡村地区提洛尔（Tyrol）与社会民主党治下的小国大都维也纳就没有共同语言。奥地利三大政党中的两党——左翼的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和右翼的泛日耳曼民族党（German nationalists）希望与新生的、激进的德意志共和国合并，只有基督教社会党（Christian Social Party）倾向于一个独立保守的天主教国家。与德国合并，史称联合[2]，唤醒了德国人沉睡已久的爱国主义梦：建立一个大德意志帝国。但是获胜的协约国担心德国变得过于强大，在1919年果断禁止合并。

这么多奥地利人把目光投向了德国，背后也有其合理的经济原因。尽管很多人称奥地利为“心有不甘”的国家，但它还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行政人员、警察和军队都宣誓效忠祖国。结果，到了1938年，这个国家的政治、军事和行政精英和民众一起，用狂欢迎接德国军队的入侵，他们违背了曾经对宪法的誓言，背叛了国家。

1919年在巴黎附近的圣日尔曼签署的和平条约允许奥地利保留一支由三万名志愿军组成的小股部队，当然，这支军队根本不足以抵挡入侵的德军，但是如果他们肯，哪怕一点象征性的抵抗，开上几枪，也会在欧洲造成轩然大波。正是因为奥地利全无抵抗，德国这么明显违反国际法和“一战”后和平条约的行为，竟没有招致一个欧洲国家的认真抗议。

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前，已经有数千名军官、警察和行政人员秘密加入了非法的奥地利党卫军（SS）和冲锋队（SA），密谋毁灭自己的国家。而反对德奥合并的只有一小撮虔诚的天主教徒、自由主义者和主张恢复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人，道虽不同，但他们都痛恨纳粹主义的某一方面。甚至在1938年之前，大多数奥地利人已经成了德国元首的热血臣民，所以奥地利与德国合作根本无从谈起。绝大多数奥地利人都视自己为德国公民，认为奥地利是由一些德国的省份组成的，现在终于回到了德国的怀抱。在“二战”中，大约350名前奥地利职业军官在希特勒手下当将军，还有成千上万奥地利人在不同级别上为德军作战。作为阿尔卑斯山区的人，奥地利人还是希特勒山地部队的主体。奥地利人大量参与到打击游击队的战斗和处决巴尔干半岛国家人质的行动中，他们还为党卫军管理的死亡集中营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指挥官和人员。

战后，很多奥地利人在国际战犯审判中被界定为主犯。在奥地利本土，美国和其他同盟国的肃清纳粹分子委员会却遇到了难题，那些奥地利纳粹党成员，有些是在德奥合并前就属于这个秘密非法组织的真正成员，有些是在合并后谎称自己在1938年以前就属于这个组织的，要区分这两种人，真是步履维艰。同盟国不禁疑惑，撒个这样的谎，应该受到惩处吗？还有一些前纳粹党伪成员，在“二战”后肃清纳粹的过程中，宣称自己已经幡然醒悟，以前加入纳粹党只是为了更好地抵抗德国纳粹主义，这些人又该如何处置？谎言止于何处，真相又从哪里开始？

当绝大多数奥地利人在1938年热烈欢迎与纳粹德国的合并时，还有很多奥地利人成为纳粹恐怖的受害者，最终，相当数量的真正抵抗者从中诞生。1938年，盖世太保逮捕了数千名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和主张君主政体的人，以及1938年之前这个反纳粹、天主教独大的国家里的领袖人物。很多人被转移到达豪集中营（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其他人就在奥地利上奥州新建的毛特豪森集中营（Maut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结束了生命。

从德国人踏入奥地利的第一天起，奥地利的犹太人就遭到盖世太保和当地居民的残酷虐待。事实上，从德奥合并开始，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就开启了一个新的阶段：到1938年为止，德国的犹太人被投入集中营，遭受虐待，甚至被杀害，更多是因为他们的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身份，而不是犹太人身份。在合并后的奥地利，普通人也开始行动，在维也纳街头对犹太人施虐。1938年11月，在所谓的水晶之夜[3]，暴力咬噬着扩大后的整个德意志帝国的犹太人，当然也包括前奥地利的犹太人。

一枪未开

如果奥地利的情况在战时欧洲是一个无可争辩的特例，那希特勒第一个真正的受害者——捷克斯洛伐克也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会照进现实，就像我们后面会看到的，这个国家的特殊历史决定了捷克的抵抗运动是相对薄弱的，而相反，斯洛伐克的抵抗力量是惊人的。

和“一战”后的奥地利共和国一样，捷克斯洛伐克也是人为的产物。从瓦解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脱离出来后，西边那一半领土，也就是捷克，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社会经济传统，国土内还包含了千年王国波希米亚，其大学跻身欧洲最古老的行列。波希米亚坐拥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其人民勤勉，接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早在波希米亚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期，统治者就在如今捷克的这片土地上推行工业化，遥遥领先他们辖下的其他国家。至于东边那一半领土，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斯洛伐克。这是片山地，千年来都是匈牙利王国的北部领土。捷克在经济上较为发达，而斯洛伐克是穷乡僻壤。捷克国内有大量捷克裔、德国裔和犹太裔中产阶级，而斯洛伐克的教育精英都说匈牙利语和德语，而非斯洛伐克语。很多捷克人都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徒或新教徒，而斯洛伐克人对待天主教义非常认真。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彼此理解，但语言不同。

“一战”期间，很多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流亡政客认为，历史上属于捷克的土地应该从奥地利脱离出来，而说斯洛伐克语的地区也应该从匈牙利分离出去，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诞生的序曲。这些流亡者说服了一些西方政客，其中包括伍德罗·威尔逊[4]总统，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件正确的事。事实上，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协约国就已经宣布压根不存在的捷克斯洛伐克是战时友国，这就是承认了奥匈帝国军队中成千上万说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的人大致等于荣誉协约国战士。这些人还继续留在轴心国的军队里作战。其实在“一战”期间，虽然有很多人变节脱离了奥匈帝国军队，尤其是捷克士兵，但绝大多数捷克人和几乎所有的斯洛伐克人都一直追随哈布斯堡君主，直至战争最后一刻。后来，奥匈帝国战败了，军队里精疲力尽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恍然间醒悟，原来他们是协约国一方的，赢了战争，便主张索要奥匈帝国的领土。奥匈帝国皇帝部队里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士兵都有这般经历，只有说德语和匈牙利语的士兵被视为战败一方，也只有他们要为战争的罪恶负起责任。结果，同一支军队里的退役军人互相厌恶，也是后来中欧人不愿意团结一致对抗纳粹威胁的主要原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很多方面与其前身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匈帝国无异。虽然古老的奥地利从未自称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但是，多民族的匈牙利却在1914年以前这样自诩过），但是新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却坚称自己是一个有着若干少数族裔的单一民族国家，当然，少数族裔的存在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上，问题在于，说捷克语的人，也就是主要民族，只占总人口的一半，另一半人口由德国人、匈牙利人、鲁塞尼亚人（Ruthenes）或称卢森尼亚人（Rusyns）以及斯洛伐克人组成，而占天主教徒大多数的斯洛伐克人又视自己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纳粹后来的宣传巧妙地揭穿了捷克斯洛伐克是单一民族国家的谎言。

而这个问题就要追溯到建国者托马斯·伽里格·马萨里克[5]和爱德华·贝奈斯[6]身上了，他们巧妙地把民族自决权、历史政治权利、经济需要和战略考量结合起来，赢得国际支持来建立一个大国。但是，不同于那些朝着独裁政体迈进的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直到1938年还保持着议会民主制，在这样的国家，没有人会因为属于少数族裔或少数派宗教而受到惩罚。

觊觎捷克斯洛伐克原始国土的议案在1938年9月的慕尼黑会议上提交，英法领袖迫于德国压力，把捷克土地上的德语区割给希特勒。捷克斯洛伐克与法国、苏联的军事联盟变得一文不值，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甚至没有受邀出席这个决定本国命运的会议。紧接着，波兰部队占领了捷克领土内一个重要的工业地区，而墨索里尼[7]和希特勒下令把斯洛伐克南部领土归还给匈牙利，斯洛伐克余下的部分自治。

捷克斯洛伐克硕果仅存的那部分领土不顾一切地想要模仿当时在欧洲盛行的独裁体制，包括从政府雇员里清除犹太人。这些努力最终却付诸东流，因为在1939年3月，德国军队踏入布拉格，匈牙利人迅速占领并再次吞并了位于前捷克斯洛伐克东端的鲁塞尼亚，斯洛伐克宣布完全独立，而捷克的土地成了德意志帝国的“保护国”。

捷克斯洛伐克原本有可能倚仗强大的防御工事保卫本国。事实上，希特勒原本计划袭击捷克斯洛伐克，却因为被西方列强拉到会议桌上而备感沮丧。不过，他未获准发动战争，却是件幸运的事，因为德国将领反复向他指出，德国军队要想打败捷克斯洛伐克会困难重重，更别提还有以法国为中心的庞大联盟。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兵力已经削减到区区十万志愿军，1938年的德国正处在重整军备的阶段，要面对将近100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捷克斯洛伐克士兵。捷克的军工业是欧洲的翘楚，在被德国占领后，捷克生产的坦克、枪械和飞机在长达六年时间里一直是纳粹战争机器不可或缺的。

1938年秋天，德国入侵日益逼近，捷克斯洛伐克为此所做的动员看似成功了：预备役军人就位，至于究竟有多少德国裔、匈牙利裔和斯洛伐克裔士兵真的准备好了为这个国家奉献自己的生命，恐怕没人说得上来。

波兰军队的装备虽然不如捷克斯洛伐克，但规模更大，国土面积更大，这两个国家如果齐心协力，很有可能成功抵挡纳粹。但是，波兰非但没有帮助捷克人，还趁火打劫，在慕尼黑会议上把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然而不到一年，波兰从地图上消失了，波兰与捷克之间的敌意，甚至让两国的流亡者都难以合作。

被德国占领的苦楚，还有西方列强的背叛，个中滋味，涌上捷克人心头，也许这能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捷克人试图淋漓尽致地利用德国的存在。他们在军工厂努力工作，从德国人对产品源源不断的需求中获益。尽管捷克人中也有很多抵抗者，但整个国家还是决定不要自我牺牲，而是等待解放，然后对所有德国人加以报复。

在当时德国人命名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也就是今天占捷克共和国三分之二领土的地方，德国政府创造了一个大多数捷克人都能接受的体制。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或者说是分割后余下的那些部队被解散，武器充公。闻名于世的斯柯达（Skoda）重工厂和类似工业企业里的经理、工程师和工人，犹太人除外，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保护国的食品配给比德国本土还要好，工人的薪水相差无几。最重要的，也是历史学家常常忽略的一点就是，保护国的居民无须服兵役，所以捷克男性的存活率比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存活率要高得多。捷克的生意人在德占期间获得巨额利益，而普通的捷克家庭也生活得颇为舒适。在战争期间，数千名苏台德区德意志人迁到德国境内，他们的地盘就被来自保护国的捷克移民取而代之，所以在德国统治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种族平衡虽然发生改变，也是朝着有利于捷克人的方向发展。

1938年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更迭，律师出身的埃米尔·哈查[8]担任新的总统，取代逃亡到英格兰的爱德华·贝奈斯和其他领导人，归顺德国。他不是纳粹分子，他甚至没有右翼的支持，但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在那个悲哀的岁月为捷克人服务。可笑的是，这一切却令哈查及其内阁成员成了完美的合作者：他们是一群勤勉、可信赖、政治保守的技术官员，在竭尽全力保护辖下人民的同时，任德国人差遣。

保护国的行政事务仍然由捷克人掌管，但需由德国人进行监督，监督的德国人既有来自德意志帝国的，也有来自苏台德区的，因为他们熟悉本国事务。一些捷克内阁成员秘密为流亡到伦敦的贝奈斯及其同事工作，一旦被抓到，就被德国人枪决，其中就包括总理阿洛伊斯·埃利亚什（Alois Eliáš），他于1942年6月被杀。不过，总的来说，与占领者的合作还是一帆风顺的。也许我们不应该用“合作”，而是用“顺从”这个词来形容捷克人，毕竟，合作暗指两者在思想上有一定程度的合拍，或者至少共享一个长期目标，但是大多数捷克人并非如此，他们不过是在等待时机。在这种典型的卫星国里，鲜少有狂热和坚定的合作者。就连捷克的法西斯分子，一个小的政治党派，也不赞同德国占领，而且他们在德国占领者跟前也说不上话。

如果说捷克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第一批合作者与顺从者，那这同一片土地也孕育了一些典型的早期抵抗者，他们勇敢无畏，与伦敦的流亡政客保持无线电联络，参与小型破坏活动，还有一些爱国大学生最终殒命在集中营。1941年6月前，苏联还是德国的盟友，在那段时期，捷克地下共产党还赞扬“身穿制服的勇敢德国工人”，并谴责“西方帝国主义”。但是，现在，共产党成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活跃分子。

1939年3月，德国占领布拉格，在那之后，捷克实际上有两个政府：一个在布拉格，由德国人监督，另一个在伦敦，由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流亡者组成，后者宣称自己是当时已然不存在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是，要获得国际认可并不容易，毕竟是英国政府在慕尼黑会议上放弃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迫使总统贝奈斯流亡的。但是，当战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最终连苏联也加入进来，所有盟国政府才承认了贝奈斯政府的合法性。到了1942年，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流亡政府也都在伦敦，并获得认可成为盟国政府，虽不能说实权在握，但名声尽在。所有政府在痛苦中明白，他们与追随者都是被英国当局收容，由英国当局提供庇护，但不同的是，波兰、挪威、荷兰和比利时流亡政府可以利用流亡的陆海军或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作为与英国领导人谈判的筹码，而其他政府，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只有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来提高自己与同盟国谈判的地位。暗杀身处布拉格的代理保护长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9]就是其中一个手段。

海德里希是纳粹历史上最邪恶的杀人狂魔之一，1942年6月暗杀海德里希的行动是由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策划的，目的是向世人展示，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憎恨德国占领者。执行暗杀行动的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士兵，他们在英国受训，之后通过英国空军飞机空降到捷克土地上。他们以捷克抵抗运动的名义行动，但他们其实不属于捷克抵抗运动。对贝奈斯总统及其追随者来说，德国的血腥报复——后面会提到——并没有终结捷克与德国占领者的大量合作，何其不幸。随着大批成员被逮捕和处决，抵抗运动仍然孤立无援，后来连积极参与的人数也锐减了。所以，在这场战争中，捷克这片土地和捷克人算是幸存下来了，而且伤亡远低于中东欧的其他国家。

至于斯洛伐克，1938年自治，不到一年的时间又宣布独立。不管历史学家怎么说，自那时起，斯洛伐克就成了纳粹德国的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斯拉夫语军事同盟，而不是一个傀儡国家。斯洛伐克随后的历史进程与奥地利和捷克都大相径庭。在斯洛伐克和其他与第三帝国结盟的国家，纳粹德国的朋友和敌人都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困境：该如何对待那个横于他们和德国之间的国民政府。谁才是斯洛伐克法西斯分子的主要朋友：斯洛伐克政府还是希特勒帝国？相反，谁又是斯洛伐克抵抗者的头号敌人：约瑟夫·蒂索神父[10]反犹主义和疯狂民族主义的政府还是德国纳粹？哪怕是暂时的，人们是不是应该与敌人的敌人结盟？这种三角关系在那个年月里的欧洲非常普遍。至于德国联盟系统的优劣之处，以及当地抵抗者与合作者的困境，在希特勒的盟友这一章节我们会谈到。

图2.1 “二战”期间独立的斯洛伐克总统约瑟夫·蒂索阁下在德国外交官的陪同下。蒂索在战后被斯洛伐克法院判处绞刑。

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相似，在“一战”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此前，它被德国、奥匈帝国和俄罗斯瓜分了。这个重获新生的古老国家面临着两难境地，试想一下，在“一战”期间，波兰士兵是在战壕里相互搏斗过的，因此，解放和统一，或者更准确地说，重新统一，是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实现的。波兰人是幸运的，因为西方盟国正热衷于打造一个对抗德国复仇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壁垒，所以他们轻易忽略了一些问题，比如波兰复国领袖约瑟夫·毕苏斯基[11]在战时已经开始为奥匈帝国服务。

为了拿回1772年第一次被瓜分前的历史边界，包括东欧的大部分领土和今天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很多领土，重获新生的波兰试图跨越种族界限来扩大统治。这就导致了1919—1920年对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的战争，结果波兰人赢了，激起斯大林无法释怀的仇恨，以及波兰国内极大的种族问题。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立陶宛人、基本上未同化的犹太人和德国人占波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波兰对待少数族裔的态度比捷克斯洛伐克更糟，乌克兰人心生仇恨，危机暗藏。然而，东欧历来就会轻易找到替罪羊，遵循着这一悠久传统，很多波兰领袖和大部分公众把仇恨的焦点放在了无辜无权的犹太人身上。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波兰有一个正常运转的多党议会，少数族裔在议会中也有代表，但波兰时不时会滑向军队专制统治。一些军人和政客都怀揣强国梦，却忘了波兰比邻国苏联和德国弱得多，更别提苏德联合了。

波兰政府坚信他们能从英法承诺的政治和军事支援中获益，在1939年8月公然拒绝了希特勒修订边界的要求。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2]在莫斯科签署，规定了对波兰的第四次瓜分。这份丑陋邪恶的条约包含了一个秘密条款，规定了如何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瓜分整个东欧，条约对世界的影响至今没有消弭。

9月1日，德国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闪击波兰，紧接着英法对德宣战。但是，这两个大国从来没有认真想要挑战德国西边极为薄弱的防御[13]。事实上，法国最高指挥部刻意极力夸大德国的实力，还主张单纯的防御战略，这是西欧民主国家向“第三帝国”[14]投降迈出的第一步。波兰军队还是一如既往地英勇作战，但他们在9月17日已经输掉了这场对德战争，当时苏联红军加入了混战，占领了波兰东边一半的领土，俘虏了数万名毫无戒备的波兰士兵。夹在两个侵略者之间，只有大约十万名波兰士兵设法通过当时中立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逃了出去，在欧洲西边参与作战。流亡的波兰军队就此开始了在异国他乡抵抗纳粹的生涯，他们在挪威、法国、比利时和荷兰作战，在英国上空作战，之后又在苏联红军的指挥下拼杀在意大利战场。而且，波兰海军在公海与德国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秋天，波兰西部大片领土被纳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中部省份，包括华沙和克拉科夫（Cracow），更名为波兰总督府（Generalgouvernement），由德国全权代表实行绝对统治。同时，苏联正式吞并了波兰东部的那一半领土。波兰西部的波兰人被驱逐到波兰总督府，尤其遭殃的是那些看起来属于“劣等种族”的人，或是一些生意或土地遭到德国人觊觎的人。得以留在西部的年轻波兰人被收编到德国军队，从此与所有德国国防军士兵同命运共呼吸。而波兰总督府的年轻波兰人就成了苦役，德国人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把他们枪毙或绞死。

同为斯拉夫语民族，波兰人比捷克人受到德国更为残酷的对待，而且没有底线。这就说明，虽然德国认为斯拉夫民族次于日耳曼民族，但并不是所有斯拉夫人都受到同等待遇：有些获准成为德国的重要盟友，有些则被视为敌人，受到迫害，最终被驱逐或杀害。

在曾经属于波兰东部的地区，当地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凌驾于波兰人之上。其他地区的波兰人，一众被俘士兵，还有苏联当局评估认为深度“波兰化”或“资产阶级化”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犹太人一起被驱逐到俄罗斯。被驱逐的人里面，只有少数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而在苏联统治下的波兰人，只要够精明，还是能以共产主义者或支持者的身份被接纳，而在波兰总督府，什么样的合作都不受欢迎，也不会被接纳。的确，一些记者、小商人和当地的警察会为当局提供服务，但他们的生命和其他波兰人一样岌岌可危。党卫队和集中营指挥官里根本不会有波兰人的身影。最终，和捷克保护国不同，沦陷的波兰没有总统，没有政府，也没有本地人担任高官。波兰人集体流亡，一开始到巴黎，后来到伦敦。德国统治下的所有波兰人不得不去工作，只为了挣那点仅够糊口的可怜薪水和食品补给。

如果说德占区的波兰人生活艰难，那300万波兰裔犹太人的生活就是在为死亡做准备。一些波兰人拿犹太人与德国占领军的合作小题大做，这里的合作指的是一些犹太人在德国人创办的犹太人委员会里主管事务，或是在犹太人警察局工作（这种警察局只配备警棍），或是为德国情报机构当间谍或特工。但是，这些人只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活得久一些，他们不是全心全意的合作者。后面也会提到，犹太人的抵抗是同样道理：在欧洲，非犹太人可以选择合作或抵抗，选择消极应对或积极参与，但犹太人只能选择早死或晚死，大部分犹太人根本没的选。

至此，我们了解到，波兰这段被战争洗礼、伤痕累累的历史自然会引致大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运动，德占区和苏占区的波兰人生活是悲惨的，战争期间的每一次历史大事只会加剧波兰人对德苏的仇恨。不过，除此之外，波兰的共产党和非共产党、波兰人和其他族裔之间也有血腥冲突。那么，可想而知，波兰的战时故事不属于这一章节，而是属于抵抗运动的章节。

[1] 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匈帝国解体后，其境内说德语的人所建立的短暂政权。——译者注

[2] 联合（Anschluss）：特指1938年纳粹德国与奥地利合并。——译者注

[3] 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或称“碎玻璃之夜”）：1938年11月9日，纳粹党卫军和德国人开始攻击生活于德国及奥地利的犹太人。许多犹太教堂和犹太人商店、住宅被摧毁，许多犹太人遭到杀害。——译者注

[4]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国第28任总统。——译者注

[5] 托马斯·伽里格·马萨里克（Tomáš Garrigue Masaryk）：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1850年3月7日生于摩拉维亚的霍多宁，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创办《雅典文艺》《时代》等刊物抨击奥匈帝国的专制和民族压迫。1920、1927、1934年三次连任总统。——译者注

[6] 爱德华·贝奈斯（Edvard Beneš）：1918—1935年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共同防御的最重要及最热衷的倡议者。——译者注

[7] 墨索里尼（Mussolini）：意大利法西斯党首领及独裁者。——译者注

[8] 埃米尔·哈查（Emil Hácha，1872年7月12日—1945年6月27日）：捷克律师，担任1938—1939年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39—1945年作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统。——译者注

[9]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1904年3月7日—1942年6月4日）：德国纳粹党党卫队的重要成员之一，地位仅次于希姆莱，希特勒有意培养海德里希为自己的接班人；由于行事极其残酷，而有着“金发的野兽”“铁石心肠的人”“纳粹的斩首官”“死亡的追随者”“纳粹魔王”“第三帝国的黑王子”等许多恐怖称号。1941年9月起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德军占领区摩拉维亚与波希米亚的代理保护长官。海德里希巧妙地运用“糖果与鞭子”的方式将捷克地区逐渐德意志化，他在任期间杀人无数，被人们称作“布拉格屠夫”。——译者注

[10] 约瑟夫·蒂索（Father Jozef Tiso，1887年10月13日—1947年4月18日）：斯洛伐克罗马天主教神父，曾经是人民党的领袖。1939—1945年为纳粹的斯洛伐克共和国傀儡政府首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重建的布拉迪斯拉发受审，最后以绞刑处死。——译者注

[11] 约瑟夫·毕苏斯基（Józef 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波兰国家元首（1918—1922年）和军事独裁者（1926—1935年），早年参加创建波兰社会党。1905年建立恐怖战斗队，是波兰民族主义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波兰军团。1918—1922年在政党中持共同政见者支持下，任“国家元首”，他趁苏俄内战发动的肢解俄罗斯的战争虽然失败，但在华沙战役中却大破“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保住了新生的波兰共和国。1926年发动军事政变，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译者注

[12]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又称苏德条约、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或希特勒－斯大林条约）：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一份秘密协议。该条约划分了苏德双方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这个条约造成日后苏德对波兰的侵略，苏联为了应对来自西线可能的战争威胁、争取备战的时间，于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间，以保卫“西部边界安全”为目的，在东欧建立战争防备缓冲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英法等国绥靖政策企图祸水东引的必然结果，条约的签署为苏联争取了更多时间备战，但也使波兰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译者注

[13] 1939年9月，在西方盟国代表波兰发动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萨尔攻势中，法英一共110个师向德国20个师发起进攻，但是，几天之内，盟军在轻微的伤亡之下，就撤回原驻地了。

[14] 第三帝国（Third Reich）：就是纳粹德国。纳粹德国指在1933—1945年期间由阿道夫·希特勒和其领导的纳粹党所统治的德国。纳粹德国有两个官方国名，分别为1933—1939年使用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与1939—1945年的大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一词指的是继承了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第一帝国”与近代的德意志帝国（1871—1918）“第二帝国”的德国。——译者注

第三章

失败与投降

——欧洲与希特勒的蜜月期，1939—1941

1939年9月，波兰悲惨灭亡，接下来是相对平静的7个月，也就是所谓的英法与德国之间的假战[1]。后来，苏联红军袭击波兰，打破了国际舞台惊人的沉寂。苏联的动机就是希望借此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从波罗的海一路扩大到黑海。在1939年11月到1940年3月之间的苏芬冬季战争中，一边是人口400万的国家，另一边是人口1.7亿的国家，可是一开始，竟然是芬兰一路取胜。领导不力和士气低迷，让苏联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不过最终苏联还是取得了胜利，逼迫芬兰签订和平协议，并做出一些领土上的让步。芬兰赢得了两大交战阵营的一致赞赏。[2]但公众却轻易忽略一件事——没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第一时间向邻国芬兰伸出援手，连外交上的支持也没有，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纳粹德国是苏联的同盟，没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政府愿意去激怒希特勒。在一年半的冬季战争中，丹麦和挪威惨遭德国占领，芬兰卷入了与苏联更加残酷的第二战，唯有瑞典保持中立，代价就是源源不断地为纳粹德国供应铁矿石、钢材和机器。

希特勒从冬季战争中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那就是欧洲民主国家不会真的联合对抗侵略，而是会尽量避免冲突，一旦失败，就会各自投降。但希特勒也误以为苏联已经孱弱得不可救药，是他口中“群龙无首的泥塑巨人”[3]，同时也是第三帝国的致命威胁。

有些答案今天已经难以参透：北欧和西欧的国家在经济上都跻身世界最发达行列，人民体魄都格外强健，为什么不肯为战争做准备？挪威当时有300万居民，丹麦人口接近400万，荷兰差不多900万，比利时人口远超800万，法国人口4 000万，每个国家都能召集一支强大的军队。况且，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还坐拥庞大的殖民帝国，这三个国家可以获取的物力和人力（殖民部队）远超德国。法国军备生产上的领先优势差不多维系到战争爆发前，法国的海军比德国庞大，这些优劣对比还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当代军事思维，实行普遍征兵制的现代工业化国家能够训练和调动10%的人口参战。这就意味着比利时可以拥有一支80万人的受训部队，而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军队加起来可以达到700万或800万人。只要众志成城，他们就可以打造出一支世界顶级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另外，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介入几乎已成定局，这样的联合军队没必要只做做抵抗的样子，他们是可以打败纳粹德国的。哪怕他们只是摆出齐心协力的姿态，也会让希特勒打退堂鼓，放弃侵略。

但很多事情，看上去很美，现实却是另一副模样。挪威、丹麦和荷兰在“一战”中就保持中立，这次还想继续中立，这就明显限制了军队规模。荷兰，堂堂一个富裕国家，拥有将近900万忠心臣民和庞大的殖民帝国，却只有26辆装甲车，至于坦克数，0！靠这些来抵御潜在的德国入侵，简直匪夷所思。其实，荷兰将领已经从落入他们手中的资料获得切实证据，德国一旦与英法开战，德军就会入侵荷兰——事实上，德国真的在1940年5月挥军荷兰。一些德国将领在1938年就开始密谋推翻希特勒，他们反复告知英国，并通过英国传达给所有牵扯其中的国家——德国元首正在计划袭击他们。但是，丹麦人非但没有参与共同协商，还从与德国接壤的边境撤回了本就单薄的军队，以告示天下，他们无意防御自己。而挪威人和荷兰人则是一再强调自己是中立的，就连德军都已经开始向他们进逼了，还是不改初衷。[4]

“一战”之前，法国政府和军队所做的筹备工作都是为了报复德国，防御计划是没有的，当时盛行的理念就是“攻击，一直攻击”。1914年8月，当德国右翼部队暴风雨一般地穿过比利时向巴黎挺进，法国最高指挥部投入了数百万人来攻打德国左翼部队，结果惨遭滑铁卢。贻误战机很久之后，法国和英国远征军才改变战略，最终在巴黎附近的马恩河（Marne River）阻止了德国的进攻。法国人从“一战”中吸取的是错误的教训，现在又忽略了坦克和飞机带来的改变，还寄希望于防御工事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要知道，当时的马其诺防线还没有完全覆盖到法国－比利时边界。1940年5月，德国人轻易攻陷法英前线，绕过了马其诺防线。简而言之，1940年4—6月间，德国军队征服了北欧和西欧，付出的代价却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德国还获得了一个工业基地和港口设施，从那时起，德国就是一副所向披靡的样子了。

对这场集体崩溃的原因，我们的认识还是不足，但有一个原因还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西欧和北欧国家的政府、军队和人民在遭遇德国纳粹侵略时摆出一副失败主义者的样子。尤其是在法国，很多右翼政治领袖和大企业主误以为共产党可能会接管他们，对他们来说，被纳粹统治，也好过被共产党统治。正如有些人所说的，“希特勒好过斯大林”。更糟糕的是，这些国家的政治极左翼人士还激烈反对重整军备和“备战”，也毫不掩饰对“资产阶级法兰西共和国”的厌恶。而法国的共产党领袖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实际倒向了纳粹阵营，四处宣扬法国正在发生一场“资本主义阵营内的帝国主义战争”，并鼓动大众起来反抗。“反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就是共产党掀起法国军工业大罢工时用到的口号。另外，法国社会普遍渴望和平。法国人羡慕德国纳粹党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至于这些成就里有多少水分，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法国人还蔑视“腐败的共和国”，以及法国指挥官们超乎想象的昏聩无能。但是，各种负面的宣传，加上这么多的因素，也无法帮我们厘清西欧和北欧不愿意联手的原因，他们宁愿遭毁灭，被占领，全民受辱，也不愿意武装抵抗侵略，还是令人费解的。

合作，过去还只是个理论上的问题，但是在1940年6月22日法国投降以及菲利普·贝当元帅（Marshal Philippe Pétain）领导组建新政府之后，合作就变成一个切实的问题了，而且刻不容缓。贝当承诺，在投降之余，会进行“民族革命”，打造一个焕发新生的亲德法国。

在探讨任何细节之前，我想指出一点，这些国家与纳粹德国合作，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容忍德国人的存在，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德国占领军初期表现得堪称模范。无论是在挪威遥远的北方纳尔维克（Narvik），还是在法国南部的波尔多，德国士兵都接获命令要彬彬有礼，遵守当地习俗，买东西要付钱——只是用的也是占领区的钱，价格也有争议。换句话说，这些德国士兵表现得如同最好的游客。流亡英国的政客对外宣扬说纳粹多么残忍，说民众第一时间抵制德国人的存在，其实都是一面之词。而从当时流传的一些照片上可以看到，丹麦金发女郎和德国士兵手挽手，优雅的巴黎女子在德国军官的陪同下现身珑骧（Longchamp）赛马场，除了照片，还有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初期也是合作顺利，这都让流亡政客的说法站不住脚。

这些国家如此轻易地接受这般耻辱和失败，德国人为什么还要对他们以礼相待？原因很简单：希特勒其实无意殖民北欧和西欧，他也不情愿在这片土地打仗。他甚至不确定是否想把以前属于德国、现在位于法国东北的阿尔萨斯－洛林重新并入德国领土。纳粹发动全面进攻，想要殖民的土地不在西边和北边，而是在东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纳粹有必要接纳西欧和北欧的合作意愿，而且大体也是这样做的。

显然，这么多国家，不适合一概而论，毕竟国与国在地理位置、国家传统、历史政治和种族问题上还是相差甚远的，挪威和比利时就是这样。虽然德国在初期表现得普遍克制，但各个战败国受到的待遇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原因就很庞杂了，比如当地居民的种族，投降时的情况，该国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国民和领袖的合作意愿，还有最后一点，不过也同样重要，就是在争权夺利中，最后赢得控制权的是德国哪一个权力集团。这些战败国当中，没有一个拒绝与占领者合作，但也没有一个能完全满足德国的要求。

迈向一个“大日耳曼”民族？

毋庸置疑，“种族”是纳粹眼中的一个重要考量：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和比利时大多数说佛兰芒语（Flemish-speaking）的人都是日耳曼人，与日耳曼民族血脉相连。与德国西南部接壤的小国卢森堡大公国（Grand Duchy of Luxembourg），1940年5月被德军占领，也是操着一种德语方言的日耳曼人。

德国纳粹尤其看重挪威人，认为挪威人是理想的“北欧雅利安人种”：高身材、体格健壮、金发碧眼，极其适合交配繁殖后代和参加德国伟大的民族事业。但是说起来，大多数德国人并不是金发碧眼的，在纳粹的概念中，挪威人代表了备受推崇的维京人传统（Viking tradition），他们是无畏的战士和海员，是勇士中的勇士。

在纳粹看来，丹麦人和挪威人同属一类人种，但差别在于，挪威军队迎头抗击了德国侵略（事实上得到英、法、波兰军队的支持），虽然短暂，但很英勇，而丹麦人没开一枪就投降了。还有，挪威国王哈康七世（King Haakon VII）及其政府逃亡到了英国，只有军队投降了，而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King Christian X）立刻就签了投降书。政府、议会、各州和市政机构都继续运作。因而，德国派高级专员对挪威人实行专制统治，由自封为挪威首相的维德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进行协助。（众所周知，虽然吉斯林不情愿，但他的名字还是成了自愿、有意识与占领军合作的代名词，这也是源自他一早与德国合作的行为。）而另一方面，丹麦人则得以保留自己的政府和法律体系，可谓是顺者昌的典型例子。

沦陷的挪威由本国人治理，德国进行密切监督，而丹麦则延续了过去的政府组织，甚至在1943年3月还举行了公平公开的议会选举。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最高选票，而丹麦纳粹党仅获得略高于2%的支持率。在挪威，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紧张，而丹麦的条件接近理想，能够驻扎在那儿的德国人是很幸运的。这两个国家都有成千上万的合作者和志愿参与党卫军的人，但差别在于，丹麦政府成了纳粹德国的正式盟友：1941年11月，丹麦政府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Anti-Comintern Pact），协定的目标就是要摧毁苏联和共产主义。[5]丹麦政府宣布共产党为违法组织，并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丹麦还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样一来，看似丹麦是在公开宣布自己赞同希特勒的战争目标，丹麦这一连串的亲德行为，会带来灾难性的宣传效应，而事实上，丹麦政府也在竭力降低这种影响。

在此，我要说明一点，德国与日本在1936年11月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意大利、匈牙利、伪满洲国（Manchukuo，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的傀儡政府）、西班牙、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丹麦、斯洛伐克和中国南京政府（另一个日本傀儡政府）都加入了这一协定，看上去希特勒及其盟友已经主宰了半个世界。但诡异的是，这个联盟的打击目标苏联在1939年居然成了德国最重要的非正式同盟，甚至在德国于1941年攻打苏联之后，日本还继续与这个本该是头号敌人的国家维持着友好关系。

当战局逆转，开始不利于德国之后，越来越多的丹麦人敢于公然反抗占领者：罢工和反纳粹示威让占领者当局在1943年8月宣布戒严，丹麦警察遭到监视，丹麦军队被解散。丹麦自治看起来得就此打住了，但实际上，稍加重组后的丹麦政府和行政机构继续管理着这个国家，由心怀好感的德国全权代表监督，直到战争结束。丹麦政府玩的这一套复杂游戏很典型，欧洲很多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只是丹麦在德国人眼中一直还是个卫星国典范，类似的还有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以及另一个更小的国家，名字在后面会揭晓。

如果我们把上述情况与同期德国人对波兰的残酷镇压做比较——波兰城市被毁，人民忍饥挨饿，成千上万人被随意监禁或枪毙，波兰抵抗者在奥斯维辛（Auschwitz）被折磨和杀害——我们就会明了，德国占领可不是千篇一律的。同盟国宣传说沦陷国家遭受着同样的折磨，但事实上，在希特勒的欧洲，各地生活相去甚远，差异化很可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从战略上来讲，挪威对德国人至关重要，所以驻挪威的德军达到30万，庞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丹麦，虽然也是一个农产品和工业品的重要来源国，但是从未面临同盟国入侵的威胁，就连同盟国的突击都没遇到过。所以，有些时期，驻丹麦的德军只有寥寥几千人。

挪威和丹麦不同的投降模式给各国有政治头脑的公民带来了困扰。一个挪威爱国人士应该听命于谁：是国王及其政府吗？他们远在安全的英国，呼吁大家抵抗。是国内的官员吗？他们负责每天的事务运作，目的就是尽量让国家风平浪静，以改善大环境。一个爱国的丹麦人，见证了本国政府向占领者俯首称臣，但恰恰是政府的这一举动保障了自己和家人过着平静富足的生活，他又该怎么做？

最后再说说通敌合作与犹太人存活率之间的联系，后面会再拓展开来说，这里只是简单几句。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挪威和丹麦，犹太人的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占总人口的1%不到。挪威有1 700名犹太人，但是除了一些抵抗运动的特例外，当局和人民都无意拯救大多数犹太人的生命，而在同样与敌合作的丹麦，政府和人民，甚至连当地的德国占领军都一起，成功保护了几乎全部8 000名犹太人的生命。我们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会放在欧洲抵抗运动的章节来讲。到这里为止，我们可以说，与敌人合作，比如高效地为占领者生产火炮，并不代表他们就不能秘密抗击占领者，甚至可以拿起武器来斗争。相反，有些纳粹德国的死对头，在帮助纳粹追捕犹太人的时候，却毫不手软。

德国人征服的另一个重要且高度发达的西欧民主国家是荷兰。对于德国的无端入侵，荷兰的军事抵抗程度介于挪威和丹麦之间。威廉明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及其政府逃亡到英格兰，军队投降，荷兰人开始在政府雇员和市长的统治下安心生活。德国人视荷兰人为日耳曼人，所以占领者希望他们能“自行纳粹化”，并最终加入德意志帝国。因为荷兰的战略重要性不敌挪威，所以驻荷兰的德军数量很少。对德国士兵来说，能派驻荷兰让他们感到很荣幸，就像派到挪威和丹麦一样。

一定程度上说，荷兰是个特例，因为希特勒没有把这个国家交到德国军队或党卫军秘密警察的手中，而是交给了德奥合并前奥地利地下纳粹党领袖阿塔尔·赛斯－英夸特（Artur Seyss-Inquart）。荷兰的新任帝国总督获得了专制的权力，便试图教化荷兰人，为将来加入第三帝国做准备。同时，纳粹国防军在比利时称王称霸。

这些沦陷国的纳粹党在战前和战时都很活跃，但谁也没能壮大自己的队伍，德国人也无意让他们上台。德国人更青睐用经验丰富、保守的旧体制政客和顺从的官僚。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荷兰，一个名叫荷兰联合（Nederlandse Unie）的组织崛起了，试图为荷兰的国家政治带来革命性变革。荷兰联合是由反共产主义的保守中产阶级所创立，希望把荷兰变成一个一党专政国家，既不是照搬纳粹主义，也不是民主制度。1941年末，德国当局叫停了这一试验，传统政党重新接管，在暗中行动。

在荷兰，非思想上的合作由所谓的国务大臣执行。在皇室政府缺席的情况下，国务大臣负责日常事务，国家行政机构广泛参与管理，来履行德国人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在各项事务中，政府官员还会收集和记录国内犹太人的准确数据。荷兰人的精确和可靠度也感染了德国人创办的犹太居民委员会（Judenrat or Joodse Raad），那些德高望重的成员在德国长官的监管下表现得无可挑剔。在华沙的犹太居民委员会，严格服从德国人的命令也是例行公事，但那里的成员面临着一个选择：是集体赴死，还是努力满足德国人的要求，把犹太人的技术用到军工业中？最终，经济上的合作只拯救了寥寥数名犹太人的性命，但怎么说呢，聊胜于无。但在1940年的阿姆斯特丹，犹太居民委员会成员无须害怕被即刻处决，却向德国人奴颜婢膝，把荷兰每一个犹太人的姓名和数据都报上去，他们这么做实在是没有什么借口了。

至于荷兰共产党，起初也没有表现得多好。和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地下宣传册中煽动的不是反纳粹，而是反对“两个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而展开的帝国主义争斗”。共产党还继续批判社会民主党支持“德英帝国主义冲突”。不过，很多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攻打苏联之前就改变立场，反对纳粹，也是不争的事实。

而在荷兰的工农业方面，与占领者的合作是彻底的：战争时期，荷兰出口到德国的货物总价值为大约85亿荷兰盾（guilders，当时合30亿美元），其中差不多三分之二都用于军备物资。

毫无疑问，荷兰也有英勇的、广泛的抵抗运动，后面在欧洲抵抗运动的章节会探讨。但是，当我们思索荷兰的故事时，我们不禁会想，如果不是因为在军事上过早地向纳粹德国投降，荷兰这个民主国家就不会与德国展开如此广泛的合作了。

德国统治下的比利时人和法国人

目前我们一直讨论的都是所谓“日耳曼”国家的合作，纳粹把这些国家视为全面德意志化（Eindeutschung）的候选名单。比利时是另一回事，因为除了说佛兰芒语和日耳曼语的多数族群外，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庞大的少数族裔——说法语的瓦隆人[6]，上层社会的瓦隆人广泛盘踞在政府机关、军队和大学。皇室和民众的第一语言是法语。一些保守和极右翼的瓦隆领导人喜欢鼓吹自己是日耳曼血统，但这并不能拉近他们与德国纳粹的关系，其实纳粹永远也无法下定论，法国人和说法语的人血统是否已经败坏，或者“掺杂”，是否还是令人兴奋或艳羡的生物，法国女人的优雅和美丽，法国菜的奇妙和法式生活的精致是否还值得他们努力效仿。巴黎，让占领者又爱又恨。

以法国沦陷和法国合作为主题，可以讲一个独特的故事了，一方面是因为现存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另一方面，因为法国仍然是一个帝国，一个殖民大国，拥有庞大的海军、殖民军队和警察部队，在这方面，荷兰与比利时是小巫见大巫，所以德国必须考虑到这些部队的存在。

漫长的假战之后，德国在1940年5月10日袭击了法国，尽管一些法国部队坚持战斗了6个月，伤亡12万，但其实法国在最开始的两周内就输掉了这场仗。其中一次惨败就是法军大部队和整个英国远征军被德国驻比利时的坦克部队包围：幸运的是，在5月27日—6月4日期间，将近20万英军和14万法军士兵设法逃到了英国。这次著名的战役就发生在敦刻尔克（Dunkirk，法国北部港市）的法国海岸线，英国得救了。按理说，英法同盟应该得到了巩固。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国士兵都选择回国，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准将飞去英国继续作战，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无人追随。法国人本应与他同战沙场的。

德国人给自己的战术起了个恰当的名字，闪电战（Blitzkrieg）。6月16日，法国主战派总理辞职，让位给“一战”英雄菲利普·贝当，贝当立刻宣布他会请求停战。6月22日，法国人在屈辱的条件下签署停战协定，7月1日，法国议会投票赋予了贝当无上权力，令他成为国家元首。所以，法国的情况与波兰、挪威、荷兰和比利时不同，倒是很像丹麦，战败后保留了自己的元首和政府，甚至包括一支10万人的军队——恰好就是1919年协约国允许德意志共和国保留的军队规模。

战败后的法国分为五个部分：“占领区”囊括了法国本土面积的三分之二，以巴黎为中心，沿着大西洋海岸线一直延伸到西班牙边境；北部两个省归驻比利时的德军管；“自由区”或者说“非占领区”囊括了法国南部大部分地区；法国与意大利交界处的狭长地带被意大利军队占领，犹太人在这一带避难，直到1943年9月意大利打算向同盟国投降，德军又占领了这里；还有最后一部分，法国的殖民帝国，包括非洲北部、中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印度支那、法属圭亚那和太平洋、大西洋的一些岛屿。

图3.1 德国部队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Champs-Élysées）行进。

在政治和经济上最重要的领土就是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两地之间的交通很困难，德国人从未言明维希政府在占领区可以行使多大的权力。非占领区的权力被德国占领机关和法国警察以及行政部门瓜分，两股势力相互较量，权力的天平不稳。法国在战时的处境尴尬，最佳的证明就是，尽管法国本土被划分，但德国人从来没有接管法国的任何一个殖民地，也没有一艘法国军舰落入德国人的手里。

新成立的法国政府不同于其他战败的西欧国家，而是有些像1939年的捷克。新政府不满足于投降后在占领中得过且过，而是开启了一场“国民革命”，试图打造一个新的国家，大概也希冀在德国主导的欧洲赢得一席之地。有些人对共和国和共和机制心存厌恶，有些人认为法国自从启蒙运动和大革命以来就走错路了，在贝当领导下，这些人上位了。他们的目标是打造大革命之前的传奇法国，一个基于传统天主教价值观的国度。新政府安置在非占领区的度假胜地维希，他们宣布，法国国力衰退，军事失败，都是道德沦丧惹的祸，罪魁祸首就是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济会成员，尤其还有犹太人。维希政权希望净化法国，重塑中世纪法国国王圣路易九世（Saint Louis IX）和圣女贞德[7]时代的光彩。所以，最早萌生民族净化和清洗念头的，不是打败纳粹德国胜利而归的反纳粹斗士，而是法国战败沦陷后的第一批合作者。

在维希政府掌权的人鱼龙混杂，有旧政权里道德立场不坚定的政客和专业人员，有冒险投机的人，还有很多在共和国时代郁郁不得志的士兵、贵族和天主教神职人员，他们的愤懑要追溯到20世纪之交的时候了，当时一名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8]引发的事件让法国社会分裂。当下以及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两大阵营对垒：一边是进步人士、反教权主义者、自由思想者和其他自由派人士，他们指责军队最高指挥官在这起为德国充当军事间谍的神秘案件中拿犹太人当替罪羊；另一个阵营，在德雷福斯已经洗雪冤屈的时候，仍然宣称军队声望重于个人正义。一步一步，德雷福斯支持者获胜，把很多切实和可疑的德雷福斯反对者从政治和军事领导层中清除出去。现在，1940年，当时和现在的德雷福斯反对者可以咸鱼翻身，开始复仇了。

希特勒主宰的欧洲有一个典型特点，崇拜希特勒的人，换言之，亲纳粹的狂热分子，基本都远离政府所在地。他们聚集在巴黎，在德国占领区，在那里，亲法的德国驻法大使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可能无意间给法国激进分子编织了一个美梦：一个伟大的军事法西斯法国有一天能与纳粹德国携手并进。很多法国人相信阿贝茨，用法国法西斯主义哲学家皮埃尔·德里厄·拉罗谢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的话说：“只有德国能在欧洲霸主的位子上屹立不倒，她位于欧洲中心，她的人口是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两倍，她扼住了关键的战略要塞，最重要的，她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组织、物力和精神资源。”[9]

对法国法西斯分子来说，不幸的是，阿贝茨大使不得不与很多德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党卫军／盖世太保机构分享权力，换言之，在这张由相互敌对的占领机关编织出的庞大、复杂、迷人的网里，德国驻巴黎大使馆只是其中一个权力中心。这是德国在所有沦陷国家的权力现实，而法国尤其突出。大多数德国领导层，从希特勒开始，自上而下，都不会想要赋予法国法西斯分子和纳粹分子权力。如果有一天，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德国纳粹党敌对，怎么办？

巴黎激进的亲纳粹法国人中混杂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前共产主义者，坚定的反犹主义者，法西斯分子，教条的非战主义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记者、作家和诗人。有些人确实才华横溢，比如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eline），不过他讨厌所有“非雅利安人”，战后还不知廉耻地否认大屠杀，人们不禁会疑惑，怎么会有人追捧这种人的作品。

巴黎的激进分子都有两个共同点，其一就是讨厌治理不善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个国家没有充分赏识他们的才能，还有就是蔑视维希政府的保守派和投机分子。他们仰慕纳粹的理想和政策，他们渴望能打造一个种族纯净、重新焕发生机的法国。他们痛恨犹太人，尤其是东欧的犹太裔移民和难民，在他们眼中，这些人是害虫，是高贵法兰西民族的终极腐败剂，尤其腐蚀了年轻的法国女性。

巴黎的激进分子就是一群闹哄哄的家伙，虽然他们没有实权，却成功激起了公众对西方盟国、苏联和犹太人的敌意。因为犹太人是可以拿来当法国战败的替罪羊，所以这些激进分子对犹太人及其手下拿钱听使唤的非犹太人无情施虐。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犹太裔法国士兵伤亡惨重，还有很多犹太裔法国人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燃烧的爱国之情。还有德雷福斯上尉，即便是连续好多年被囚在魔岛（Devil’s Island），被锁链困在那张小床，他仍然毫不掩饰对祖国不灭的忠心。

为德国占领者提供直接有效的帮助，不只是巴黎激进分子的专长，也是维希政府的强项。“合作”（collaboration）这个词，指的是自愿协助占领势力，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贝当元帅，他在1940年10月莱－卢瓦河畔蒙图瓦尔（Montoire-sur-le-Loir）的一次会议上和希特勒握手后宣称：“今天，我要开始走上合作（collaboration）之路。”所以，一个干干净净的词就衍生出了别的含义，一开始引申成一个国家在严重蒙羞时心中的愿望，后来就指懦弱的叛国。自然，合作的两国间没有平等可言：法国要支付巨额赔款，还要承担天文数字一样的外国占领花费。他们还得提供食物和其他物品，后来还要派遣强制劳动力到德国，而得到的报酬几乎为零。

起初，法国的合作有如天助，1940年7月，在法属北非的一个海军基地米尔斯克比尔港（Mers-el-Kébir）发生了一起戏剧性事件。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无端地担心法国会允许自己的战舰落入德国人手中，从而导致英国失去海军优势，进而输掉战争，所以就下令英国海军要不惜一切代价让法国舰队无法与之作对。但是，当英国战舰出现在米尔斯克比尔港时，法国指挥官拒绝加入英国舰队或是沉船。于是，英国舰炮击沉了一艘法国战舰，摧毁或者至少说是严重破坏了很多法国战舰。反过来，法国舰队也击落了至少一架英国战机。超过1 100名法国海员死在前盟友的手中，愤怒的情绪被点燃，唤醒了曾经横亘于两国之间的敌意。现在，合作者可以对英国的背信弃义振振有词了，贝当受到广泛赞誉，甚至被吹捧成国家捍卫者，至于戴高乐最初在伦敦的广播，几乎无人聆听，甚至都没听说过。当时，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国一样经历了这种集体情绪的骤变。

在德国占领的蜜月期，法国合作形式多样：贝当政府的总理、前社会主义者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带领法国与第三帝国稳步建立起越来越好的关系，但是他实际上从未放弃法国的大国地位。到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像赖伐尔这样善于玩弄权术的人，对于国家未来究竟有什么筹划。比如，在“二战”中，从头至尾，维希的军事情报机构都在秘密而有效地阻止德国特工渗透到非占领区。

美国驻维希大使馆总结道，赖伐尔的目标，特别是贝当的目标，就是要庇护法国免遭德国提出过分要求。[10]但果真如此的话，那只能说维希政府不太成功了：德国的压榨让法国穷人饱受饥饿，苦不堪言。从维希散播出去的反英宣传似乎永无止境。1941年夏天，为了争夺叙利亚的控制权，英国和自由法国[11]的部队联合起来，与维希法国以及德国的部队打了一场小仗。还有，和希特勒主宰下的欧洲很多国家一样，维希早在德国提出要求前就采取了反犹措施。犹太人被剥夺权利和财产，成千上万来自东边的犹太裔难民被迫跨过德国边境，还常常会遭到德国的抗议。[12]同时，战争和世界的麻木不仁也掐灭了犹太人移居海外的希望。在1941年和1942年，法国警察逮捕和驱逐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到德国，其中很多是在法国出生，这些人后来被送到死亡集中营。

法德之间的交往，除了法国社会上层人士喜欢与德国占领者应酬与做生意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层面——男女关系。超过200万法国士兵被俘，德国士兵有时就会替代他们在女性生活中的位置。显然，这里的男女关系并不都属于平行互动类型。虽然抵抗运动和战后的美国媒体就平行互动类男女关系讨论过很多，但当时卖淫也很猖獗，一如后来被盟军占领的德国一样。不过，和后来的美国士兵不同，普通德国士兵拿不出巧克力、尼龙内衣、昂贵的香烟和稀有的药物。

图3.2 1942年，法国元首菲利普·贝当元帅在维希政府总理皮埃尔·赖伐尔的陪同下迎接巴黎大主教叙阿尔（Suhard）和里昂大主教热利耶（Gerlier）。与叙阿尔不同，热利耶大主教公开谴责赖伐尔的反犹太人措施，后来被耶路撒冷的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授予了“国际义人”的称号。

图3.3 德国士兵与法国女人一起玩乐。

舒适的岛民

在希特勒主宰的欧洲，还有一个地方的顺从与合作问题饶有趣味：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因为在德国监督下的这些岛民是英国国王陛下的骄傲子民。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英国人是否真的像这个国家的领袖以及后来无数的研究、小说、戏剧和英美电影中所宣称的那样，决心誓死抵抗德国可能的入侵。[13]

海峡群岛，主要包括根西岛和泽西岛（Guernsey and Jersey），是英国皇家属地，可以追溯到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14]。从法律上来讲，海峡群岛并不属于英国，很多当地居民仍然说当地语言，但是所有人都视自己为标准的英国人。因为离法国海岸线很近，海峡群岛没有什么战略重要性，德国的军事行动一开始，达到兵役年龄的男子和数千名儿童就撤离到英国。一个叫奥尔德尼岛（Alderney）的小岛上只剩下六个居民，另一个岛萨克岛（Sark）上留下来的全体居民都受坚不可摧的领主（Dame of Sark）统治。考虑到德国入侵已不可避免，英国政府在1940年6月指示所有岛上领袖实施“消极顺从”，接下来的五年里，他们做得兢兢业业。

没有武装的德国士兵在根西岛和泽西岛上优雅地接受一名英国警察的敬礼，面带微笑的岛民在典型的英式城市街道上与德国侵略者握手，这样的照片就是德国人手中最有力的宣传武器，你还能想到更好的吗？德国人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一旦他们踏上英国本土，这种和谐的场景也会相继登场。而就在德国入侵海峡群岛的几周前，丘吉尔在议会发表了一篇激情四射的演讲，他信心满满地预测，德国人会在海滩遇到顽强抵抗，实际上，这一切并不会发生。

海峡群岛的当选行政官员和议员已经做好准备与德国指挥官合作：他们毫无怨言地把奥尔德尼岛变为关押俄罗斯籍和犹太裔苦工的死亡集中营，他们认真准备了一个清单，列出当地的纯犹太人或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家庭，并把这些家庭移交给盖世太保。后来，这些犹太人中的大多数都死在了集中营或死亡集中营。而领主恰好会说流利的德语，像招待客人一样对待德国侵略者。英国官员逮捕了切实和可疑的抵抗者。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岛上的女子产下了大约900名德英混血儿。

图3.4 在德国占领的海峡群岛上，一名英国警察给德国官员传递信息。

鉴于丘吉尔正在号召欧洲人抵抗德国占领者，自然会给没有参与的民众带来致命危险，所以这一切就格外让人困扰。事实上，海峡群岛上也有一些英勇的抵抗者，主要是女子，但重点是英国政府从来没有试图把战火燃烧到海峡群岛上，这些危险的游戏是留给其他欧洲人的。战后，的确有传言要惩罚那些曾经和德国人恋爱的女子，或是一些向德国当局告发抵抗者的岛民，但最终都无疾而终，没有一个岛民因为合作、战争罪或叛国罪受到审判或惩罚。

当德国占领了半个波兰以及欧洲西部和北部，当苏联借着与德国的友好关系攫取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东部、罗马尼亚和芬兰的部分领土，意大利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正在不顾一切地证明他和希特勒一样受欢迎，一样大权在握。但是，意大利在几个月前对岌岌可危的法国展开进攻，却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墨索里尼本应从这令人灰心丧气的失败中领悟到，不要再冒任何风险了。

巴尔干半岛合作者的陷阱

为了打造一个和兄弟国德国一样的帝国，墨索里尼在1940年10月做出一个决定，以阿尔巴尼亚为基地袭击和占领希腊。但是，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单薄的希腊部队反击了强大的意大利军队，50万人的意军被迫撤回阿尔巴尼亚。这让世界想起了一年前的冬季战争，芬兰奇迹般地抵抗了苏联部队。英国对希腊伸出援手，英国士兵踏上巴尔干半岛，让德国介入变得不可避免。其实在那之前，希特勒已经放弃了本就三心二意的入侵英国计划，他正在准备清算非正式盟友苏联。那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将会让德国势力深入亚洲，为德国民族创造“必要的生存空间”，终结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共产主义。

对于德国元首来说，意大利的希腊冒险之旅是最不识时务的举动，把情况复杂化了，而在1941年4月，南斯拉夫实际上已经拒绝了与德国结盟，所以元首决定要解决整个巴尔干问题。很多历史学家称，这直接导致德国把攻打和颠覆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推迟了几周，其结果是致命的。

巴尔干行动是另一个德国奇迹：不到两周内，南斯拉夫军队投降，在接下来的几周，德国军队占领了整个希腊，甚至把英国远征军赶出了克里特岛（island of Crete）。英国从此在欧洲再无立足点，截至1941年5月，希特勒在欧洲大陆再无敌人，只有盟友和友好的中立国。然而，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德国的胜利把顺从、合作与抵抗的问题带到了巴尔干半岛，但是和西欧、北欧不同的是，这里的局面生出更多事端。其中一个事端就是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海岸附近通常有一些尚未开发的山地和无数的岛屿，这就给你能想象到的一切半合法和非法的行为提供了滋生的空间。另外一个事端就是巴尔干的居民不同于丹麦人或荷兰人，他们不是爱好和平的人，数百年来的战斗，无论是支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者的，还是反对他们的，都教会这里的人一件事——这个世上能够相信的，只有手中的武器、自己的家庭和部族。但主要问题在于巴尔干半岛的种族、宗教和政治多样性。希腊的少数民族为数不多（虽然目前来看不容忽视），相较而言，南斯拉夫王国的种族可谓百花齐放，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马其顿人、黑山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犹太人、罗马尼亚人，等等。除了种族，他们还按语言、宗教、政治历史和传统来划分。南部斯拉夫语支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所谓的波斯尼亚人）和黑山人至少还互相听得懂，而斯洛文尼亚人说的是另一种斯拉夫语，生活在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说的完全是不同的语言。南部斯拉夫民族内部也因宗教信仰的差别而各有归属，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划分：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大多是天主教徒，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马其顿人信仰东正教，波斯尼亚人是穆斯林。有些族群，包括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黑山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在中世纪的时候都建立过伟大的王国，德国人和犹太人都是晚期的移民，波斯尼亚人曾经在自己的区域属于地主阶级，和奴隶阶层的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相反。南斯拉夫王国的斯洛文尼亚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相对富有，而身处南方的人，比如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感到自己被同一片土地上的富裕阶层所忽视。

1941年4月，南斯拉夫军队瓦解，部分原因是极端主义的克罗地亚政治家利用德军的到来，宣布成立一个克罗地亚人的法西斯国家。就像“一战”末期奥匈帝国军队的士兵所经历的一样，战败后，南斯拉夫军队很大一部分被俘的士兵恍然大悟，他们竟然成了敌军的同盟，是胜利者。

德国闪击巴尔干半岛的战局接近尾声的时候，匈牙利和保加利亚都吞并了南斯拉夫的部分领土，就连意大利扶植的阿尔巴尼亚傀儡政府也加入了瓜分的行列，但是南斯拉夫的大片领土和整个希腊还是处在德国或意大利的控制之下。接下来的状况混乱得一塌糊涂：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都有了自己的合作政府，不过只有克罗地亚的合作政府是真正独立的。

图3.5 德国在1941年4月征服南斯拉夫后，安特·帕维里奇（Ante Pavelic，左边人物）成了独立的克罗地亚的法西斯独裁者，与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von Ribbentrop）一起。

无论巴尔干半岛上是否有与德国结盟的政府，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士兵还是占领了巴尔干半岛的每一寸土地。新的政治边界与种族、宗教和语言的界线没有半点重合的地方。克罗地亚的法西斯组织，也就是所谓的乌斯塔沙[15]统治下的国家里有数百万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曾经全境被匈牙利王国统治过的南斯拉夫，现在部分领土又被匈牙利再次吞并，这片土地上占绝对多数的是塞尔维亚人，另外还有其他非匈牙利民族的居民。而信仰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人则不得不生活在好战的克罗地亚人建立的虔诚的天主教国家里。我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而正是这些因素导致巴尔干半岛上永无宁日和怨声载道。很快，反对占领军的起义爆发了，而每一次的起义背后还有种族和宗教的因素。一波又一波的起义终究演变成一场内战，虽然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占领者大多扮演了非常血腥的角色，但他们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还只是次要的。

还有最后一个事端：共产党运动在南斯拉夫和希腊崛起，发展势头如火如荼。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击败了其他一切组织和党派，在希腊，如果不是代表希腊反共产主义势力的英国解放军在1944年介入，共产党十有八九也已经赢了。

在这种局势下，想要只当一个顺从者是几乎不可能的，谁要是想好生过自己的生活，简单服从命令，迟早会成为嫌犯，理由有很多，比如种族渊源，虽然有的是欲加之罪，再比如宗教归属或母语，但也可能是各种因素的综合。要想生存，必须要有所依附，一个群体或多个群体都好，还得在必要的时候拿起武器。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个生活在南斯拉夫北部的匈牙利农民，在1918年之前一直都是匈牙利的臣民，之后成了南斯拉夫公民，到1941年又归匈牙利统治了。同一年，他向匈牙利宪兵举报说他的塞尔维亚裔邻居窝藏了一名形迹可疑、可能携带武器的人。你能说他是匈牙利爱国人士和守法公民，还是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民族的叛徒？事实上，这些都不是农民的动机，他告发邻居主要是因为他觊觎有钱邻居的土地、房子和牲畜。结果很有可能是这个农民的塞尔维亚裔邻居在1941年被匈牙利宪兵射杀，而农民在1945年被南斯拉夫游击队杀死。

如果一名塞尔维亚裔民族主义的游击队战士手上沾上了共产主义游击队员和德国士兵的鲜血，那他算一个合作者还是民族抵抗的英雄？如何评价希腊政客扬尼斯·梅塔克萨斯（Ioannis Metaxas）？他同意在德国统治下担任希腊总理，据他后来称，他这么做是为了缓解饥荒，抗击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毫无疑问，根据传统的西方标准，扬尼斯是一个合作者，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点，在战争末期，英国解放者为了打败共产党，利用了扬尼斯创建的安全部队。那些生活在巴尔干半岛的人，他们为了活下去而杀人或被杀，这样的行为，在谈抵抗的章节之前，我想我们不宜过多品头论足。

说挪威首相维德孔·吉斯林是一个“吉斯林”，也就是卖国贼，是很合理的，他在为德国效力期间没有给挪威人带来半点好处。但是，如果要用同样的形容词来谴责为德国效力至1943年秋天的希腊前后三任总理，恐怕比较困难，意大利人以及在战后法庭上辩解的人说，希腊当时到了民族危亡的时刻，与占领者合作，总好过让自己的人民统统饿死，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有争议的地方在于，拉利斯和他的同僚没能改善希腊的局面。简言之，三位总理的追随者视他们为充满悲剧色彩的英雄，而更多批评家则认为他们是懦夫。

合作的问题，到了东欧就更是疑难杂症了，那里的侵略者和占领者不止一个，有心合作的人还要决定究竟为哪个占领者服务。有些人选择始终效力于一家，有些人根据局势权衡利弊，谁得势就效力谁，相较而言，后者的生存概率更高。但是也不能说得那么笃定，生存这档子事，更多靠运气，而不是靠奴性和阴谋这样的特殊天分。在东欧，战争，尤其是与苏联的战争，是全面的，无一幸免。

[1] 假战（Phony War）：1939年9月—1940年4月，英法虽然因为德国对波兰的入侵而宣战，可是两方并没有实际上的军事冲突。——译者注

[2] 1939—1940年的冬天，有些事情逐渐清晰，比如英国民众宁愿与苏联开战也不愿意与德国为敌，英国的确计划派远征军去援助芬兰人，但德国入侵挪威叫停了这个想法。

[3] Joachim Fest, Hitler, translated by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Vintage Books, 1975), 646.

[4] 参阅L. de Jong, “The Dutch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the Allies, 1940–1945,” in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1939—45: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sistance Movements Held at Milan 26–29 March 1961 (Oxford: Pergamon Press,1964), 341。

[5] 共产国际是一个理论上的跨国组织，成员包括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政党，以及承认苏俄以及列宁、斯大林领导地位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总部位于莫斯科，1943年解散，以此来证明所有反法西斯人士的一条心。事实上，斯大林和苏联对世界各国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地位此后还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

[6] 瓦隆人住在比利时南部及东南部接近法国处。——译者注

[7] 圣女贞德（La Pucelle，1412年1月6日—1431年5月30日）：法国的军事家，天主教圣人，被法国人视为民族英雄。在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中她带领法国军队对抗英军的入侵，最后被捕并被处决。

[8]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年10月9日—1935年7月12日）：法国犹太裔军官，1894年他被误判为叛国，法国社会因此爆发严重的冲突和争议。此后经过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事件终于在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德雷福斯也成为国家的英雄。

[9] Jacques Sémelin, Unarmed Against Hitler: Civilian Resistance in Europe, 1939—1943, translated by Suzan Husserl-Kapit (Westport, CT: Praeger, 1993), 5.

[10] 不可思议的是，美国竟然能与“中立的”维希法国维持外交关系直至1942年5月，那都是德国及其盟友对美宣战很久以后了。

[11] 自由法国（Free French）：是在1940年6月，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国防部次长夏尔·戴高乐在英国所建立的政体。在法国向纳粹德国投降时，戴高乐逃亡至英国，于6月18日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告法国人民书》的演说，号召法国人不要放弃希望，“法国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这标志了“自由法国”运动的开始。——译者注

[12] 过度急切地采取针对犹太人的行动，是德国盟友向希特勒表忠心的首要途径。比如，东欧的犹太人大屠杀最早就是从罗马尼亚占领的苏联领土上开始的，时值1941年6月。大约在同时，匈牙利当局驱赶了至少1.5万名“国籍有争议的”犹太人跨过乌克兰边境。德国占领当局抗议这种单边的行动，但是由于匈牙利人拒绝再次接受这些被驱逐的人，面临“人满为患”的困境，德国党卫军也找不到比杀死这一地区的犹太人更好的办法了。

[13] 关于“二战”时期海峡群岛的更多文献，参阅Madeleine Bunting, The Model Occupation: The Channel Islands Under German Rul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6); 以及K. M. Bachman, The Prey of an Eagle (Channel Islands: Guernsey Press, 1972)。后者是作者在德占时期的书信合集。

[14] 诺曼征服：指继1066年黑斯廷斯战役之后诺曼底人对英格兰的入侵和征服。——译者注

[15] 乌斯塔沙（Ustasha）：克罗地亚右翼组织，它统治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在1941年参加了轴心国集团。他们奉行纳粹/法西斯政策，最终在1945年被南斯拉夫人民军歼灭。1929年成立的时候，他们仅仅是一个搞恐怖活动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译者注

第四章

苏联入侵和东欧合作

1941年6月22日，德军突然攻打苏联，与他们协同作战的有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常规军以及来自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的志愿军。这次战役被冠上了一个名号——对“无神论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东征，差不多所有人，无论是敌是友，都预测这将是希特勒又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胜利。

德国行动代号“巴巴罗萨”，最初的阵容包括300万人以上的部队，5 000辆坦克，超过1万门大炮和3 000架飞机[1]。

斯大林为什么不愿意相信来自四面八方的明确警告，一直是现代世界史上的一大谜团。几周之内，德军及其盟友俘虏了400万红军士兵，攻下了大约有7 500万居民的领土，而他们面对的敌人，至少在理论上，拥有更多训练有素的士兵、坦克、枪支和飞机，而且数量优势非常明显。

巴巴罗萨行动，是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一场战役，从而成为无数书籍和纪录片的主题。本书关注这场战役，主要是因为它开启了合作与抵抗的新篇章，其规模之大，西欧和北欧的国家无一能望其项背。巴巴罗萨行动所付出的代价和伤亡是超乎想象的，但这里不会系统讨论。正如我们所见，在英吉利海峡群岛，彼此恰当的配合让占领者和被占领者的生活不只是过得去而已。在巴尔干半岛和德占苏联土地上，试图顺从外国占领者不是什么可行的办法：生存概率最小的恰好就是那些想要勉强过活的人。

德军穿过苏联边界，对布尔什维克、犹太人和他们眼中的一切次等人痛下杀手，有些是因为接获清晰的命令，但更多的是出于单个士兵的坚定决心。在战斗中，德军及其盟友有组织地杀死了至少300万苏联战俘，手段包括饿死、枪毙和毒气。而苏联一方，斯大林宣布撤退和投降都是死罪。由于苏联没有签署《日内瓦公约》[2]，德军完全有理由肆意虐待和杀死战俘。当苏联终于提出要尊重公约的人道主义条款时，为时已晚，德国外交部根本不屑于回应。

俄罗斯的路况很糟糕。1941年夏天，德国坦克以条件允许的最快速度挺进，此时，就在德军前线的另一边，有数百万红军士兵留守。如果他们投降，可能会死在德军的俘虏营，如果他们去追赶已经迅速撤退的苏方阵线，正如后来很多士兵所面临的，会被多疑的当局处决。结果，大量迷茫的苏联士兵逃到了这一带无边无际的森林里，落草为寇，只为了活下去。很快，他们有了自己的名号“游击战”，其成员被宣扬为“反希特勒、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千千万万的游击队员后来被对手或敌军杀死，余下的人被愤怒的农民屠戮，因为这些农民可怜的一点粮食和牲畜都被他们征收了。显然，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没有人能做到“消极合作”，比如像英吉利海峡群岛的岛民那样。

历史学家都认同，如果德国纳粹表现得理智一些，数百万苏联人民可能会加入他们的阵营，那他们就会赢得这场战争。毕竟，德军一开始攻占的那部分苏联领土曾经是三个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曾经属于反共产主义的波兰、罗马尼亚或芬兰的土地。截至1941年，他们在苏联统治下生活了一两年，这段时间里，他们不仅忍受着彻彻底底的非法占领，还会因为身为一名贵族、军官、文职官员、教师、非东正教牧师、知识分子、商人、资产阶级或“富农”（被扣上富农的帽子）而受到迫害。由于这些人被捕或被驱逐到苏联偏远地区，波罗的海国家流失了一大部分社会阶层和职业人士，波兰东部数百万人被驱逐，其中大多数都是波兰人。在斯大林的明确指令下，大约2万名波兰现役和预备役军官（专业技术类，不着军服）在卡廷森林（Katyń）和苏联的其他地方被从后面爆头。他们当中有大约800名犹太裔波兰预备役军官。

夹在两大巨头之间

一直以来，西方很少有人愿意相信苏联文档所揭示的内容。文档显示，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数百万人被迫害、驱逐或杀害，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真实或推定的政治立场，或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出身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种族归属。从这个角度看，纳粹和苏联的行为也没什么区别，那些受害者，比如波兰的知识分子遭到了德国和苏联的大规模屠杀。

斯大林对少数民族的清洗始于1932年的乌克兰大饥荒（Holodomor）[3]，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就算大饥荒不是因为斯大林残忍流放乌克兰富农[4]造成的，那斯大林的指令也算是雪上加霜。饥饿与斑疹伤寒导致大约400万人死亡。苏联的清洗政策继续燃烧，1937年的大清洗（Great Terror）当中，政治警察［一开始叫契卡（Cheka），后来改名叫国家政党管理部（GPU/Stat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再后来又更名为人民委员内部事务部（NKVD/People’s Commissariat of Internal Affairs）］铲除了大部分苏维埃共产党领导人。另外，红军的中高层指挥官也被处决或押送到古拉格（苏维埃集中营的名字），这里就像一个国中之国。最终，苏联国内大量说波兰语、日语、中文和德语的居民被枪毙、驱逐或扣押。苏联清洗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写道，苏联境内有111 091名说波兰语的居民被处决，罪行是为波兰充当间谍，还有681 692人在大清洗中被判死刑，很少有历史学家能提供如此精确的数字，因而这个数字备受争议，不过所有专家都认同，真实数字也一定是骇人听闻的。[5]这般厄运也轮番降临在其他少数民族身上，大多是在战时和战后，大批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苏联籍德国人、波兰人、克里米亚鞑靼人（Crimean Tatars）、卡尔梅克人（Kalmyks）、车臣印古什人（Chechen-Ingush）和其他少数民族从自己的家乡被流放到东边的集中营，很多人在那里冻死了。这些驱逐之所以在历史上独一无二，是因为其中一些少数民族是全部通过家畜运输车厢押送到东边，连党委书记和授勋的战争英雄也不例外。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的消息传来，苏维埃政治警察屠杀了数千名乌克兰西部、前乌克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监禁犯人，结果当德国的装甲部队开进去的时候，看到的是监狱院子里成堆的尸体。现在，轮到当地人开始一场针对疑似共产党员的暴力狂欢了，甚至连犹太人也未能幸免。其实，德国人一开始只是想到那里拍一些大屠杀的照片而已。

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很多人都把德军当成救星和解放者，终于把他们等来了。德国最得力的宣传团队如法炮制，按照军队摄影师在海峡群岛的做法，拍下一些场景的照片，照片中，风尘仆仆的德国驾驶员正要向利沃夫和基辅挺进，穿民族服饰的乌克兰农妇给他们递上家常的面包和盐。

即使在苏联战俘中，包括一些将军在内的很多人也都愿意倒戈相向，把矛头指向斯大林。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德国纳粹党卫军和国防军指挥官曾经下令或至少默许了饿死大批苏联战俘的行为，现在又准备接纳其他苏联士兵成为他们的战友。更有甚者，在一些地区，俄罗斯平民还获准组织反苏维埃的游击队。不过，大部分的合作都带有民族的标签：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高加索人和一些亚洲人都是以民族为单位集合在一起，充当党卫军志愿者、武装民兵、警察、集中营守卫、低层级的行政人员、专业人士、工人和劳工，为德国人效力。德国对外国志愿者的政策反复无常，起初，党卫军只招募“北欧日耳曼民族”，或者说“雅利安人”，无论这个词指称什么吧。不过，后来由于战争的需要，海因里希·希姆莱开始接纳各种国籍和“种族”，包括斯拉夫语系的和穆斯林。党卫军辖下有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波斯尼亚穆斯林、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瓦隆人和法国人分支、战斗旅、“军团”和营部，当中大部分人都身负历史英雄的名号。我们很难掌握这些团体的线索，因为这些组织更多是一时起意的结果，而非深思熟虑后成立的。就连所谓虔诚的犹太教卡拉派信徒（Karaite）也得以在纳粹党卫军效力，因为一名犹太教教士让希姆莱信服，卡拉派信徒其实在种族上应该属于土耳其人，而非犹太人。

图4.1 加入党卫军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志愿者在做礼拜。波斯尼亚圣刀队（HandscharDivision）是海因里希·希姆莱手底下第一支非日耳曼人、说斯拉夫语的部队，参与了反铁托主义共产党游击队的战争。

一支俄罗斯人的解放军也在德国国防军内部诞生，虽然名字和组成变来变去，但这支部队一直坚持到战争尾声。苏联将领安德烈·弗拉索夫曾经在莫斯科附近击败过德军大部队，但是军功彪炳的他在被俘后自愿创建一支反共产党的俄罗斯军队，所以这支军队最广为人知的名字就是弗拉索夫军队。个别德国军官，其中有些是波罗的海德国人，提倡尽可能多地武装俄罗斯人来对抗布尔什维克，其他人被这个想法惊到，这些可是他们要消灭的人，或者至少要在胜利后遣送到乌拉尔山脉（Ural mountains）背后的人，怎么能把武器交到这些人手中。有一个人就热心提倡武装俄罗斯战俘的想法，他就是克劳斯·申克·冯·史陶芬贝格[6]，德国抵抗运动的不朽英雄，他很早就推测，德国人与俄罗斯人或许可以合作铲除希特勒和斯大林。

有些苏联公民组成的部队后来变成了强盗和屠夫，比如乌克兰护卫队师（Ukrainian SS）的成员就醉心于屠杀犹太人和波兰人。其他的包括卡明斯基旅（Kaminski Brigade），其指挥官是一名前苏维埃工程师，因为帮助德国人血腥镇压1944年华沙的波兰人起义而恶名昭著。貌似后来他由德国人下令被行刑队枪决了。

很多苏联公民为德国效力，是不想因为斑疹伤寒或饥饿而死在战俘营，其实绝大多数苏联人可能都是这样想的，后来当局势逆转，德国清清楚楚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他们为了避免与同胞为敌，又重投苏联阵营。但是重返之路并不容易：苏联公民中曾为德国效力的人基本都被苏联政府枪决了。还记得前面说过吧，在斯大林的苏联，允许自己被敌军俘虏就是死罪。但是统共有超过100万苏联公民曾在德军中效力。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特拉维尼基（Trawniki）人，这些苏联战俘主动提出要帮党卫军在波兰为德国殖民者创造“生存空间”。数千名特拉维尼基人是在乌克兰西部受训的，他们在德国的严格监督下折磨和枪毙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用历史学家彼得·布莱克（Peter Black）的话说：“即使只部署最少的德国人员，这个计划也是可行的。特拉维尼基人充当了最终处决的马前卒，除此之外，在德国人意图构建的世界里需要执行者的角色，原型就是他们。”[7]在德军里面有这么多非德国人，同时，在红军中有这么多非俄罗斯人，甚至非斯拉夫人，令这场战争别开生面。[8]

这些是不是都算主动与敌人合作呢？如果我们考虑到苏联法庭是如何对待那些他们称之为合作者的人，那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大多数为德国效力的人只是为了生存，那答案就是否定的。不过有些情况还是很好下定论的，比如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Bronislav Kaminski），他在平民时期就主动组建一支作战旅，为德国人管理一整个区，这种情况，我们绝对可以说是合作。

在苏联境内，有些人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他们遇到的征服者不是德军，而是德国的某一个盟友，这就令情况变得更复杂。有些征服者，比如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并没有殖民的野心，他们的普通士兵甚至军官的动机，最多是来自对共产主义的憎恨。的确，西班牙蓝色师和意大利第八军的一些人偶尔还会试图去保护当地居民，让他们免遭德军荼毒。有些士兵是迫害犹太人的帮凶。另一方面，罗马尼亚人1941年6月攻打苏联，想要收复苏联一年前攫取的领土。罗马尼亚的殖民和再殖民政策让当地的犹太人和很多乌克兰人陷于水火，他们被控与苏联占领者合作。

在罗马尼亚占领的地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至少还获准为罗马尼亚当局效力，犹太人连机会都没有。事实上，在1941—1944年，罗马尼亚士兵和宪兵杀害了将近30万犹太平民。

至于欧洲的其他地方，大多要看占领势力想在这片土地上做什么了。一般来说，尽管德国人大肆宣传解放，其实他们根本不允许受过苏联统治的国家实现独立，自治也不行。

一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右倾政治家在1940年逃到德国，以躲避苏联的驱逐。一年后，他们随德国的坦克返回祖国，试图建立本土国家政权。但是任何与国家沾边的概念都是不被允许的，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被并入了一个更大的德占区，叫作东方总督辖区（Kommissariat Ostland），受一名德国纳粹行政长官管理，等待着某一天整个辖区都并入第三帝国。当地人的合作被愉快地接受了，政治平等则无从谈起。但是，熬过了苏联吞并时期的很多人还是很兴奋，就这样迎来了他们眼中的德国解放。就像我们所说的，当地反犹主义的人早在德军抵达之前就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每个波罗的海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纳粹党卫军分支。其中，有一些成了战功卓越的作战部队。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当局都大力与德国合作。最后，还有一个刺痛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就是，很多年轻人都自愿为集中营担任警卫，从而卷入了大屠杀。在技术层面上，如果没有这些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的志愿者们，“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执行起来会低效得多。在更大范围上，我们必须换一种表述方式，正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法国、荷兰、波兰和很多其他欧洲国家人民的帮助，才使得犹太人大屠杀最终成行。

最糟糕的地方：战时乌克兰

乌克兰的境况尤为悲惨，4000万有民族意识的居民几乎从来不知独立为何物，他们可能比任何其他的欧洲国民遭受的占领都要多。虽然“乌克兰”这个词早已有之，但普遍应用却是近期的事。在这个地区曾经有一些强大的地方公国，而中世纪早期的基辅罗斯[9]公国的名字被俄罗斯沿用。不过，我们关心的是，在20世纪，乌克兰经历的无数政治变故深刻地影响了当地人的文化和政治。一战前，乌克兰土地分别处于奥匈帝国和沙俄的版图之内，在两次大战之间，又再次分裂，这次是被波兰和苏联瓜分。20世纪30年代，划入苏联版图的那部分乌克兰饱受饥荒和斯大林大清洗的摧残，正是像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这样的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了在乌克兰境内的大清洗工作，目的就是要清除所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哪怕只有蛛丝马迹且难以界定的嫌疑人也不放过。1939年，纳入波兰版图的乌克兰领土被苏联吞并，两年后，乌克兰东西部都被德军占领。

1941年6月，德国的新闻片里播放着金发碧眼的乌克兰农家少女向德军挥手的盛大场面。这还是德国人唾弃的斯拉夫劣等人吗？这样的场景把海因里希·希姆莱都搞糊涂了，他一直坚信，斯拉夫人，包括乌克兰人，永远都不可能看上去像北欧日耳曼民族或雅利安人。德国人本来有机会征服整个乌克兰民族，不过机会溜走了，因为他们拒绝解散集体农场。集体农场虽然遭人厌弃，但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效率更高。德国人还没收了粮食和牲畜，来养活自己本国人民。他们把年轻的乌克兰人输送到德国农场和工厂劳作（事实上，还是有报酬的）。不过，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有一个巨大的利好可以弥补惨痛的损失：正如捷克一样，德国的占领政策无形中开始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所以，那时乌克兰民兵和平民志愿者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德国人屠杀犹太人、波兰人以及一切真正和可疑的共产党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乌克兰人是一个爱国的民族，但是他们解读国家利益的方式多种多样，故而在德国占领期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1939—1941年，苏联红军吸纳了大批乌克兰年轻人，现在，他们与其他红军士兵命运相连，一同在前线浴血奋战，在战俘营忍饥挨饿，或是加入丛林里的游击队。其他乌克兰年轻人则是从一个火坑落入另一个火坑，加入了游击队的，不仅要对抗德国占领者，还要对抗共产党游击队。还有些人与当时占领了乌克兰大片土地的匈牙利部队合作，与共产党和苏联游击队对抗，但他们也会攻打德国士兵。而爱国的乌克兰游击队也因为思想、战术和政治路线的差异而各自为营。这一切的一切，就发生在红军和德军交替蹂躏乌克兰的时期，他们炸掉铁路和桥梁，烧毁房屋和粮仓，在井水中投毒，偷盗粮食和牲畜，埋下数百万地雷，驱逐平民百姓，轰炸城市，在废墟布下陷阱，运作集中营，就像蒂莫西·斯奈德写的那样，乌克兰，就是“血色大地”。

在乌克兰，谁才是真正的合作者？这个问题不像在挪威那么泾渭分明，抵抗者、合作者和占大多数的审慎旁观者之间都有清晰的界线。在乌克兰以及东欧、东南欧的大部分地区，旁观者的占比相对较少，立场处于两个极端的人情况就复杂了。不过，有些人还是很好区分的，比如，一个在纳粹占领者面前俯首称臣的乌克兰市长，和一个在交战中死于盖世太保枪下的大学生。有些情况界线则比较模糊，比如那些同时与德国和苏联占领者为敌的人。还有为数众多的乌克兰人，他们轮番袭击、抢劫甚至杀死德国人、苏联游击队员、犹太人、本地共产党、政治敌手和波兰农民，这些人又该如何评判？这就要看当时的情境，以及乌克兰人对祖国利益的解读了。如果只是从一般道德上来区分乌克兰人，那就要看他们是坚守了人类的尊严和同情心，还是表现得像一个最邪恶的罪犯。有些人，冒着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危险，藏匿犹太人，还有些人，为了一点微薄的报酬，就向德国当局告发犹太人及其庇护者。

接近冲突转折点

在乌克兰内部冲突肆虐之时，德军占领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快速向列宁格勒（Leningrad，今天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挺进。但是，他们遇到了苏军的顽强抵抗和秋天的泥泞，不得不放慢速度。由于希特勒一直信奉速战速决，到了1941年冬天，德军缺乏冬衣和装备，从很多战线撤了下来。德国士兵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明显削弱了。

1942年夏天，德军发起了另一轮重要且看似决定性的大规模攻势，这次的对象是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今天的伏尔加格勒），以及高加索山脉和巴库（Baku），巴库的油田是块肥肉。德国的地理版图正是在这个时候达到了扩张的顶点。挪威最北端的港市哈默菲斯特（Hammerfest）上空，法国－西班牙交界处的比利牛斯山顶，被饥饿围困的列宁格勒四周，高加索山脉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山上，都飘扬着纳粹党旗帜。德国，一个只有8000万人口的国家，是怎样取得如此奇迹般的成功？各种解释层出不穷，有的说是因为最邪恶的政治理论——纳粹所激发的理想主义，有的说是因为元首的神奇领袖魅力，还有的说是德国士兵的英勇和奉献，不一而足。不过，德国取得如此炫目的成功，主要还应该归功于其他欧洲人，这些欧洲人宁愿投降，也不愿意与敌对的邻国携手对抗纳粹的袭击。更糟糕的是，斯大林相信，德国人不会攻击苏联。不过，也还是斯大林，有能力号召数百万人去捍卫祖国苏联。苏联红军的确阻挡了纳粹军队的猛攻，不过伤亡惨重，付出这样的代价，部分原因还是苏联强人领袖及其党羽的阴谋和猜忌。

希特勒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军事政治洞察力，成为无数书籍和文章的主题，当然，他犯下的错误，他手下将军的贪得无厌和卑躬屈膝、阿谀奉承也不会被作者放过。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德国的胜利以及后来的衰落，只是历史学家会普遍忽视和不予理会这个因素。这就是希特勒的欧洲盟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于纳粹的战争机器来说，他们一开始是如虎添翼，后来却是适得其反。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芬兰人是希特勒最重要的合作者，但他那些最头疼的问题和最惨痛的失败，其中一部分也是拜盟友所赐。

人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这么多欧洲的独立国家——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在1940—1941年选择加入战争，与德国为伍。毕竟，他们一定也明白，如果希特勒获胜，德国会在欧洲建立绝对霸权。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害怕德国的侵犯，敌对国家间竞相争取德国的青睐，急于在争夺土地的时候不落于人后，尊重德国优秀的才智和技术等等。同时，他们还抱持着一些共同的信念：反犹主义、憎恨苏维埃共产主义、对纳粹党某种思想的狂热以及期望一个统一的欧洲，哪怕是在德国纳粹的霸权统治下也可以。我们已经了解，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能独立，正是得益于德国入侵了它们原来所属的国家。斯洛伐克以前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一部分，1939年宣布独立，约瑟夫·蒂索神父（Father Jozef Tiso）任政府总理。克罗地亚曾经是南斯拉夫王国的一部分，1941年4月在安特·帕维里奇（Ante Pavelic）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法西斯国家。几个月后，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都加入了战争，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第三帝国崩塌，他们的独立也就告终了。芬兰在1941年6月加入战争，主要是为了夺回在冬季战争中被苏联攫取的土地。最终，所有这些国家都被经济需求所驱动：切断了与其他市场的联系后，他们感到别无选择，只能与德国站在一队。

为什么法西斯的意大利会在1939年的钢铁协议（Pact of Steel）中与纳粹德国缔结尽可能密切的盟友关系呢？诚然，贝尼托·墨索里尼狂妄自大，他渴望相对贫穷和欠发达的意大利能在战略和经济上与纳粹德国平起平坐，是其中主要的原因。但是，墨索里尼不是反犹主义的，追溯到1915年，他还是一名社会党机关报的记者时，还曾叫嚣着要求自己的国家向日耳曼敌人、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开战。要解释意大利的窘境，答案就是墨索里尼及其同僚们被德国成功的光环照得头晕目眩。

我们的目的当然不是一一列举每个国家加入德国阵营的可能原因，但我们可以试着总结出一些规律，看看这些盟国后来的结局。我们会一边分析一边向前推移，一直到1945年，以这种方式来更加全面地讨论战时国家层面（与个人或团体相对）的合作现象。

在意大利（1940年）和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都是在1941年）站在德国一方参战前，他们已经不再相信伟大的西方民主能保护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他们失去了对民主、议会体系和多党选举制的信念——前提是他们曾经有过。当欧洲国家普遍摒弃自由贸易和思想的自由交流时，有三个国家率先建立了专制政权。唯一例外的就是芬兰，这里需要再强调一下，芬兰从来没有正式与纳粹德国结盟，却是对苏联战役的战时友国。整个战争期间，芬兰的多党议会制度都在良好运作。除了一两个小国外，德国的盟友都不算是纳粹党那种绝对的独裁体制。

希特勒在1933年执掌德国，在此之前，意大利近十年来一直是个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国家。但是，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Victor Emmanuel）三世拥有足够的宪法授权，在1943年罢黜贝尼托·墨索里尼，把墨索里尼从国家领袖和总理的位子上拉了下来，但在那之后，局势明了了，意大利已经输掉了战争。

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保留了“一战”前自由时代的一个像样的议会和一些各持立场的政党，从极右翼到温和中间偏左的党派。而共产党长久以来都是被禁的。当然，在这三个国家，执政党都极力确保不会输掉选举。和意大利一样，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最高权威还是掌握在国王手中，而匈牙利的统治者叫作摄政王。三国元首偶尔会罢免一般意义上更有权力的总理，总的来说，这就在统治者、政府和议会之间留下一些回旋的余地。

至于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这两个国家都是拜德国所赐，分别于1939年和1941年从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的废墟中建立起来。两国都是右翼政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不过在斯洛伐克，执政党法西斯党与所谓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有时候会因为分歧而争论不休。

德国的这帮盟友总是雄心勃勃，但从不值得完全信赖，还一直争吵不休，现在是时候来研究一下这些盟友的政策了。

[1] 除了美军和英军保存的数据外，关于“二战”战役的兵力、伤亡、物资缴获或损失的数据都有明显前后不符的地方，有时候纯粹是猜测。在东边战线尤其如此，想做到准确记录是很难的，而且作战各方会伪造数据，以达到宣传造势的目的。我们没有参与对苏首轮袭击的德军士兵和战备物资的准确数据。

[2] 《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在瑞士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的总称。——译者注

[3] 乌克兰大饥荒：是1932—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大饥荒。据估计，大约有240万—750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事件。当代学者大多认为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行动，因此当地也称为“饥荒种族清洗”。历史学家认为苏联政府在这次大饥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大饥荒的后果更加惨重。——译者注

[4] 流放乌克兰富农：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译者注

[5]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103, 107. 另参见Robert Conquest, The Nation Killers: The Soviet Deportation of Nationalit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70);如果想了解概况，参见Lyman H. Legters, “Soviet Deportation of Whole Nations,” in Encyclopedia of Genocide, edited by Israel V. Charny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1999), 2:521–523。

[6] 克劳斯·申克·冯·史陶芬贝格（Claus Count von Stauenberg）：纳粹德国陆军上校，他在1944年7月20日密谋案的行动中是主要执行人物之一。他与汉斯·奥斯特和亨宁·冯·特雷斯寇密谋刺杀希特勒，并把纳粹党清除出政府。他是国防军内的抵抗组织核心人员。——译者注

[7] Peter Black, “Foot Soldiers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Trawniki Training Camp and Operation Reinhard,”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25, no. 1 (2011): 45.

[8] 作者清楚记得，身穿德国军服的亚裔士兵，在匈牙利骑着矮小的蒙古马，驱赶他们前面瘦骨嶙峋的红军俘虏。有一次，他亲眼看见苏联俘虏和国防军卫兵说着同样的亚洲语言，国防军军官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9] 基辅罗斯（Kievan Rus）：是880年至12世纪中叶的一个以基辅为首都、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早期国家。基辅罗斯的正式名称为罗斯，俗称“罗斯之地”，罗斯是维京人的后裔。基辅罗斯这一名称是19世纪俄罗斯史学界为了表明这一时期国家中心位于基辅而创造的。

第五章

德国的一众盟友

——福佑还是诅咒？

本章要探讨的问题是德国如何对待欧洲盟友，欧洲盟友又以何种姿态回应，欧洲盟友之间又是如何相处的。我的观点是，正如大多数报刊文章和一些历史研究文献所称，意大利、芬兰、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远非德国希特勒的傀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命运由自己主宰。此外，这些盟友还启发了被德国打败和占领的若干国家，他们当时的目标就是在希特勒的欧洲保住自己的主权地位，这恰恰就是德国盟友所享有的待遇。结果，像捷克保护国、丹麦和法国这些被德国打败占领的国家，与德国的盟友之间，往往变得很难区分。德国的正式盟友，甚至包括一些被占领的国家，在整场战争中都维持着一定程度的独立，从而能够严格控制国内极右翼的亲纳粹反对派。还有，他们会自主决定如何处理“犹太人问题”，德国人对“最终解决方案”的执着成了他们可以利用的机会。他们基本上也能决定与亲德邻国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德国纳粹形同被架空。换句话说，德国在欧洲推行的政策，往往都是本末倒置。

被占领的波兰、荷兰、比利时、塞尔维亚、希腊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就没那么幸运了，有的只获准成立一个傀儡的国民政府，比如德占的塞尔维亚和希腊，有的连国民政府都不允许存在。

关于德国的正式盟友，我们可以简略总结出以下四个观点：首先，德国的同盟体系模糊混乱，可以进行多种解读；第二，德国盟友的独立性，给了他们自主的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的领袖和公民要为自身所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负责；第三，德国很多盟友彼此敌对的程度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第四，德国的盟友把战争当作有利的工具，来剔除国内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换言之，几乎所有国家都参与了某种形式的种族清洗。

在更加详细地探讨这些混乱的关系之前，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看看大事记，以此来区分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在第一个阶段，人们普遍相信德国会获胜，所以必须好好巴结元首，在此情形下，同盟体系逐渐成形。第二个阶段始于1942年秋末冬初，以阿拉曼（El Alamein）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为起点，一直持续到1944年夏天，在这段时期，德国的每一个盟友，除了克罗地亚，都开始试探性地接触德国的敌人，认为德国最终会投降。意大利国王甚至在1943年夏末试图加入英美同盟，不过半途而废了。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始于1944年夏末，这段时期，罗马尼亚、芬兰和保加利亚改弦易辙，匈牙利领导人拒绝向同盟国投降，挂着德国最后盟友的身份直至战争结束。同时，法西斯的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分别重新投入前祖国的怀抱——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成了获胜方“反法西斯”力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第一个观点而言，“德国盟友”这个概念着实让人困惑，“一战”的时候，轴心国由四个明确的君主政体的主权国家组成（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二战”时期纳粹的同盟体系更大，却更模糊。究竟谁才是德国在欧洲真正的盟友？通常，我们会把两个国际协定视为纳粹同盟体系的基础，其中一个是《反共产国际协定》，旨在结成在德国领导下的反苏维埃共产主义大联盟，德国和日本在1936年最先签署，另外一个就是1940年的《三国同盟条约》。问题就在于，有两个重要国家都没有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其一是克罗地亚，德国在巴尔干半岛最坚定的盟友，另一个是芬兰，德国在攻打苏联的战争中第二重要的伙伴。的确，克罗地亚和芬兰都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我们发现，缔约国还包括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丹麦以及中立国西班牙，这就让协定的政治和外交价值有待商榷。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指出的，真正让《反共产国际协定》变得可笑的是，协定的目标国家苏联，到1941年6月为止都还是纳粹德国的主要盟友。

大家也可以争辩说丹麦和西班牙是德国事实上的盟友：丹麦为德国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工业品和农产品，在德军需要休整的时候，是一个备受青睐的安全港，而西班牙为俄罗斯战场输送了一整个军团（叫作蓝色师），与德军并肩作战。就此而言，中立的西班牙比正式盟友保加利亚对第三帝国更有用，保加利亚拒绝派遣军队参加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甚至都不愿意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而法西斯的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内乱，迫使德国不得不军事介入，数千名德国士兵在此殒命，所以更进一步说，我们可能会忖度，在德国的战局里，西班牙、丹麦、维希法国、比利时、荷兰、捷克保护国甚至瑞士和瑞典不是比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这样的正式盟友更有用吗？而德国最重要的同盟——法西斯意大利对德国的作用又有多大？在德国领导人眼中，意大利日益成为不堪忍受的包袱。[1]

还有乌克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与塞尔维亚、希腊和捷克保护国不同，他们没有获准建立德国统治下的政府，但是，在这四个国家，一大部分人都积极支持德国的战争行动。他们派遣了那么多年轻人到德国军队，组建起若干个纳粹党卫军波罗的海和乌克兰分支。为什么不把他们列入德国盟友的行列？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承认，德国的同盟体系复杂、随意和混乱。因此，历史学家只承认那些与第三帝国缔结同盟协定的国家是德国盟友，也就是意大利、芬兰[2]、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无疑也是对的。不过，我们应该记住，比起其中一些正式盟友，其他一些国家给纳粹领导人提供的帮助更有价值，制造的麻烦更少。

第二个问题是，德国盟友是否拥有足够的行动自由，而不只是扮演德国政策的附庸。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这些国家在面对一些根本问题时，比如是否要与德国结盟，是否以及何时加入希特勒的阵营参战，为纳粹的作战行动提供多少帮助，是否可以全权决定。一次又一次，纳粹的盟友政府都是自行做出决定的，而不是由德国代劳。比如，1941年6月，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在几乎没有德国鞭策的情况下决定加入了针对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据历史学家彼得·戈斯托尼所说，意大利决定欣然参加，“是因为墨索里尼那狂妄自大的心愿，他想在德国已经确立地位的所有地方寻找存在感”[3]。而其他国家是因为担心自己的邻国会先一步参战，从而率先分享到德国胜利的果实。尤其是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这几个国家参战的时候彼此虎视眈眈。

与德国结盟的这些国家具有独立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在某些节点上，他们还能限制甚至停止对战争的投入。1941年，只有芬兰和罗马尼亚派遣了大量军队到前线，1942年，匈牙利、意大利、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也给出重大助力，但是在1942年冬天斯大林格勒战役大败后，这些国家从前线把大大折损的作战部队几乎全部撤了回来，只有芬兰和罗马尼亚的参战部队基本保持不变。德国最高指挥部对所有这些事态的发展都出奇地没什么影响力。德国将军们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只好自我安慰，这些盟友其实也没什么用。但是，人们可能会问，那为什么1942年德国坚持要求盟友投入更多部队到前线，为什么将军们给盟友部队分配的战线那么长，让他们就拿着那些可怜的武器去防御？我们还应当记得，盟友保加利亚，曾经在“一战”中因为英勇作战享有盛誉，结果拒绝派遣一兵一卒到俄罗斯战线。

德国盟友在政治和军事上具有独立性，其中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在1944年8月和9月较轻松地退出了战争。比如，在罗马尼亚的迈克尔国王向苏联投降后，德国试图找一个罗马尼亚的将军来成立反对派政府，却以失败告终。事实上，罗马尼亚、芬兰和保加利亚军队在任何一天都愿意改弦易辙，掉头攻打他们的盟友德国。

图5.1 1941年3月，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与希特勒出席保加利亚加入亲纳粹的《三国同盟条约》签约仪式。背景中的人物：中间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博尔曼（MartinBormann），是个很有权力的人，右边是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是德国军队的二号头目。

德国盟友和“最终解决”方案

德国人把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视为对盟友忠诚度的终极考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盟友却有足够的自主权，决定在多大程度上配合纳粹实施这个方案。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是受到迫害还是得到包容，是得以生存还是惨遭杀害，并不以德国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在于各国政客如何判断本国利益。因此，保加利亚从未屈从于德国的压力，他们拒绝交出本国的犹太人。但是，保加利亚政府却把自己在希腊和南斯拉夫占领的省份内的犹太人移交给德国设立的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Treblinka death camp）。在罗马尼亚占领的布科维纳（Bukovina）北部、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德涅斯特河沿岸（Transnistria）和敖德萨（Odessa），罗马尼亚人自己展开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但是他们却拒绝把本国的瓦拉其亚省（Walachia）、摩尔达维亚省（Moldavia）和特兰西瓦尼亚省（Transylvania）南部的犹太人交给德国人。斯洛伐克在1942年把本国8.9万犹太人中的5.8万人驱逐到德国在波兰建立的毒气室，但后来政策有变，他们拒绝交出余下的犹太人。但是，1944年斯洛伐克的反纳粹起义被镇压后，德国人和他们的斯洛伐克帮手又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合计下来，每五个斯洛伐克犹太人中，差不多有四个是在大屠杀中遇难的。

1943年夏末，墨索里尼政府倒台，在那之后，德国人才能在意大利抓捕犹太人，即便在那个时候，地方政府、牧师、修女和普罗大众也成功藏匿了大部分犹太人。还有，在墨索里尼当权时期，意军也极力保护了法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被意大利占领地区的犹太难民。

回顾过去，我们着实感到惊讶，在“犹太人问题”上，德国与其盟友对阵叫板时竟会弱下来。德国诸多盟友的犹太裔公民中，有些生活在德国境内，他们的遭遇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1943年，迫于德国的外交压力，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政府同意把生活在德意志帝国境内的本国犹太公民驱逐到东部，没过多久，阿道夫·艾希曼把这些犹太人送到了死亡集中营。但是意大利和匈牙利就明确禁止了这一行动，但另一边，这两个国家在国内却都采取了强硬的反犹措施。他们的目的是要维护国家独立性，昭告天下，他们不是希特勒的牵线木偶。其中，意大利外交官尤其因为努力寻回和拯救“意外”被驱逐的犹太裔意大利人而闻名于世。他们从不满足于德国给出的常规解释，例如他们询问的家庭已经“迁走了”或者“离开的时候没有留下转寄地址”。当然，因为这些人已经遭毒气杀害，谁也没有再次出现。不幸的是，随着意大利在1943年9月投降后，覆盖到定居德国的犹太裔意大利人的保护行动告一段落，而在德军于1944年3月占领匈牙利后，居住在德国的犹太裔匈牙利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事实上，希特勒下令以预防为目的入侵匈牙利，并直接介入匈牙利境内的“犹太人问题解决方案”，至少有部分原因是希特勒担心匈牙利已经受到犹太人的影响。

尽管有非常严厉的反犹太立法，在德国入侵时期，匈牙利的80万犹太人中（包括10万基督徒在种族上被法律判定为犹太人），大部分人的生活条件和以前差不多。此后，匈牙利当局集合了40万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到奥斯维辛的死亡坟墓。但是，1944年7月，摄政王霍尔蒂·米克洛什上将[4]暂停驱逐布达佩斯的犹太人以及在匈牙利军队做工的犹太人。的确，阿道夫·艾希曼想方设法从匈牙利又偷运了两火车的犹太人到奥斯维辛，但那时他接到命令离开了匈牙利，直到10月才返回匈牙利，一场党卫军领导的军事政变刚刚推翻了霍尔蒂政府。随后，以萨拉希·费伦茨（Szálasi Ferenc）为首的箭十字党被扶植上台。在艾希曼的指导下，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的行动又再次启动，但是很快箭十字党就下令在布达佩斯建两个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箭十字党政权妄想获得一些中立国的外交认可，公然反抗艾希曼——但可能反抗的并不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希姆莱当时正在努力与同盟国达成私下协定。总而言之，大约12.5万匈牙利犹太人在布达佩斯活下来了，其他地方甚至更多。[5]

在整个战争期间，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彼此都虎视眈眈，常常抱怨对方在对待犹太人方面要么太过温和，要么太过严厉。他们还要预测谁能赢得战争，以及英美是否非常在意犹太人问题，会在战后惩罚犹太人迫害者。如我们所知，直到1944年6月，伦敦和华盛顿那边才迟迟传来一些信号。对于匈牙利乡村的犹太人来说，为时已晚，不过罗斯福、教宗庇护七世（Pope Pius XII）和瑞典国王的警告就算没能拯救布达佩斯的犹太人性命，也至少拖延了时日。

总之，德国的盟友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犹太人问题，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能看出残忍与仁慈的交错，混合着犬儒主义和偶尔的人道主义考量，以及他们对彰显国家主权的渴望。

德国盟友享有独立性还有更进一步的证明：他们倾向于从墨索里尼那里得到启示，不仅是犹太人问题，还包括其他问题。当意大利土崩瓦解，其他盟友便失去了除德国以外的唯一灯塔。

希特勒的这些盟友别无选择，只能与德国做交易，从而争取到在军事和政治问题上行动自如。还有，至少在德国人还能提供报酬的情况下，他们自身的繁荣也有赖于为德国生产商品以及彼此之间的贸易。

相互嫉妒和猜忌

大多与德国结盟的国家政府主要担心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战争的过程以及结果会如何影响他们与邻国的关系。在采取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措施时，德国这些盟友都要先权衡与邻国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是要保住、攫取或者夺回领土，下一步就是除掉国内的少数民族或是削掉他们的政治权利。如此一来，德国头疼的事情是永无止境的，因为德国的根本目的是要维持盟友间的秩序，确保他们能提供经济援助，最好还有军事援助，在各地扶持已经颇具规模的保守精英，而不是难以驾驭的极端右翼势力。只有在无人可用的时候，极端右翼势力才会被起用，这种事发生在1943年秋天的意大利和1944年10月的匈牙利。

在盟友发生纠纷时，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直到1943年秋天）试图扮演不偏不倚的仲裁者：见证1940年8月的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裁决，根据这次裁决，罗马尼亚将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半割让给匈牙利，并且尽量按照种族界线来划分。当然，新的边界比1920年的《特里亚农条约》（Treaty of Trianon）以及此后1946年巴黎和会再次划定的边界线都要更合理。我们还得考虑到，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在划分特兰瓦西亚德时相互厌恶，德意军事委员会在仲裁裁决中屡屡受挫。正如历史学家霍莉·凯斯（Holly Case）所论证的，“德意军官委员会”在对阵这两个国家的激进派政府时几乎是力不从心。[6]

在独立的克罗地亚，德国军事全权代表、前奥匈帝国将军埃德蒙·格莱泽·霍斯特瑙博士（Edmund Glaise-Horstenau）以及当地的党卫军代表都抱怨说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对邻国塞尔维亚东正教会杀气腾腾，只是抱怨也是枉然。

我不知道，除了轴心国以外，是否还有别的同盟体系吸收过如此多相互敌对的盟友。诚然，这一表述不适用于芬兰，芬兰周边没有德国盟友。盟友相互对峙的局面发生在中东欧和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就曾觊觎罗马尼亚、希腊和南斯拉夫的多个省份，现在都收入囊中，这些领土全都是保加利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协议中丢失的。在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方，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科索沃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则是陷入一场多边内战。1941年的外国入侵让他们骤然陷入武装冲突，在那之后，民族斗争因为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占领军的存在变得更加复杂，最终为其画上句点的不是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而是铁托（Tito）率领的超越民族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至少在巴尔干半岛，并非所有的交战方都是德国的正式盟友，而在中欧，互为敌人的三个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都是德国的正式盟友。这里有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部部长加莱亚佐·齐亚诺伯爵（Count Galeazzo Ciano）记录的典型轶事。在他著名的日记中，他写下了1942年5月11日，也就是匈牙利对美国宣战后不久的事情：

匈牙利人的局促不安通过一个小故事就可以体会，这个故事传遍了布达佩斯。匈牙利总理对美国宣战，但接收信息的（美国）官员不是很了解欧洲的情况，故而问了几个问题。他问：

“匈牙利是一个共和国吗？”

“不，它是一个王国。”

“那你们有一个国王。”

“不，我们有一个上将。”

“那你们有一支舰队。”

“不，我们不临海。”

“那你们有什么声索吗？”

“有的。”

“针对美国的？”

“不是。”

“针对英国？”

“不是。”

“针对俄罗斯？”

……

“那你们的主张究竟是针对谁？”

“罗马尼亚。”

“那你们会对罗马尼亚宣战吗？”

“不，先生。我们是盟友。”[7]

自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在1921年结成所谓的小协约国（Little Entente）联盟以来，这三国主要担忧的就是如何保住他们从修正主义的匈牙利新夺取的土地。起初，缔约国并没有把德国放在眼里，但是随着希特勒上台，小协约国逐渐瓦解。1939年3月，斯洛伐克在德国支持下宣布独立，对于德国曾经支持匈牙利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时期的斯洛伐克南部领土，一股怨气在慢慢滋长。同月，匈牙利在打败了当地鲁塞尼亚人后，又是在德国应许之下，再次吞并了鲁塞尼亚（Ruthenia），或者称喀尔巴阡山鲁塞尼亚（Subcarpathian Rus），从而切断了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于斯洛伐克来说，更糟糕的是，现在匈牙利和波兰成为接壤的国家。一年半后，匈牙利取得外交上的巨大成功，说服了德国和意大利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返还给他们。

当匈牙利在克鲁日（Cluj，匈牙利语为Kolozsvár；德语为Klausenburg；特兰瓦西尼亚公国历史上的首都）设立政府机构，苏联又在德国首肯下占领了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和布科维纳（Bukovina），这一切都让罗马尼亚人有理由去憎恨纳粹德国的敌对行为。但是，由于传统上的罗马尼亚保护者法国已经战败沦陷，罗马尼亚人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德国联盟，事实证明，在现代欧洲，一个国家一旦失去了地缘政治上的庇护者，自然会去寻找一个新的。

不到一年后，1941年3月，小协约国的最后一根纽带也断了，南斯拉夫先加入了《三国同盟条约》，后又背弃承诺，盛怒之下，希特勒对这个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4月，匈牙利与德军一道攻打南斯拉夫，又收复了“一战”中丢失的一些领土。到1941年6月，当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匈牙利都站到德国一边参战，小协约国的三个后继国家对匈牙利和这个区域的其他部分提出领土声索。同时，对于1918年以前匈牙利帝国所拥有的大片地区被强取豪夺，匈牙利人仍然觉得如鲠在喉，痛心不已。简而言之，对于匈牙利及其邻国来说，在这个旷日持久的多边斗争中，德国的和平构想（Pax Germanica）只能带来短期的平静。

想想德国的盟友互不对付，也是很有趣的。例如，1939年3月，匈牙利部队开进斯洛伐克，逼迫斯洛伐克割让一小部分领土。大约在同时，斯洛伐克与匈牙利的战机在空中交火，还轰炸对方的国土。同年9月，匈牙利政府拒绝允许德国和斯洛伐克使用匈牙利铁路运输部队去攻打波兰。典型的做法是，匈牙利可以允许德国人（但不会允许斯洛伐克人）取道，但交换条件是德国为匈牙利军队攻打罗马尼亚提供外交上的支持。匈牙利人怎么会以为他们能战胜几倍于自己的罗马尼亚军队，至今成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整个“二战”过程中，罗马尼亚政府和匈牙利政府都随时准备好攻打对方。

1940年8月，第二次维也纳仲裁裁决后，匈牙利部队占领了特兰瓦西尼亚北部。看起来是当地的匈牙利指挥官先挑起了与罗马尼亚游击队之间的冲突，好把这次卷土重来变成一场英雄传奇。一年后，当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部队在德国集团军群中一起向布尔什维克敌人挺进，这两国部队在他们接壤的边界上爆发了冲突。

在对苏联的战争中，德国最高指挥部的一个主要担忧就是如何把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分开，这个任务尤为艰难，出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都集聚在德国南方集团军群中。1942—1943年冬天，在顿河（Don River）上，匈牙利第二军和罗马尼亚第三军之间只隔着意大利第八军。因为这两个盟友已经明确表示，任何合作，哪怕只是会面，都是绝无可能的。一年后，因为匈牙利政府秘密筹划退出战争，或许也没那么机密，希特勒计划军事占领匈牙利，扬·安东内斯库元帅（Marshal Ion Antonescu）提出支援德国100万罗马尼亚士兵。元首拒绝接受援助，因为他只是想改变匈牙利领导层，却不想与匈牙利军队和人民为敌。他的计划在1944年3月取得了显著成功。罗马尼亚士兵的确进驻了布达佩斯，但不是在1944年3月，而是在1945年1月，那时他们的身份不是德国盟友，而是苏联盟友。

在战争最集中的那些年月里，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互相谴责对方肆意抢劫、政治腐败和虐待平民。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指责匈牙利在占领区与当地反纳粹和反苏维埃的乌克兰游击队达成妥协，还与波兰人和犹太人勾结。

虽然所有人都强烈抱怨从顿河地区仓皇撤军的时候遭到德军虐待，但1942—1943年冬天的这场溃败终究没能把这些盟友团结起来。当时不断有人汇报，在他们撤退过程中，虽然温度降到零下，德国人却夺取盟友的马车，把伤兵扔到雪中，把士兵从夜晚的营帐驱逐到凄凉的农舍，有人不从就立即枪毙。一些匈牙利、罗马尼亚、意大利和斯洛伐克士兵试图攀上德国人的卡车，手指都被碾碎了。据悉他们还与德国人交火了，但是没有迹象表明盟友们团结起来对抗德国士兵的残暴行径。

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退出战争，这一转折性的事件比斯大林格勒战败对德国打击更大。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虽然德国的人员和装备损失惨重，但其东部战线并没有崩溃，而罗马尼亚对希特勒倒戈相向，却让德国东南方集团军群土崩瓦解，而苏联军队乘机占领了巴尔干半岛。

到了1944年，德国越来越力不从心，有一个明显的迹象：早在8月23日这个大日子前，罗马尼亚将军就无视德国人的指令，而德国最高指挥部却对此无能为力。实际上，早在罗马尼亚向苏联投诚之前，罗马尼亚部队就在循序渐进地把自己从德国集团军群中摘出来。

在那个节点上，罗马尼亚的投降看似并非匈牙利最高指挥部的十足灾难，而是一个黄金机遇，匈牙利可以借此重新征服特兰瓦西尼亚南部，把匈牙利国旗插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另一个山脊上。当红军从比萨拉比亚开始全速前进，穿过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直抵喀尔巴阡山脉，罗马尼亚军队重整旗鼓，此时两支匈牙利军队挺进特兰瓦西尼亚南部的一些城市，在那里建立军事管理机构，强令犹太人佩戴黄星布。强迫犹太人集中居住的事项也即刻启动了。可是匈牙利人很不幸，红军军团几天内就抵达了特兰瓦尼西亚南部，匈牙利人不得不退守到1920年割让后剩余的那部分领土（《特里亚农条约》中划定的），而苏联和罗马尼亚的部队紧随其后。到了12月，苏联人和罗马尼亚人包围了匈牙利首都。当初没有和罗马尼亚一起变换阵营，匈牙利人错失了最后的机会，国家几乎毁于一旦。旧仇宿怨阻止了这两个所谓盟国走向合作之路。

总而言之，德国联盟的成员结局各不相同。芬兰人加入了巴巴罗萨行动，最后一无所得，事实上，这次他们被迫割让给苏联的领土比1939—1940年冬季战争后的还要多，他们的外交政策还得受制于苏联。不过，至少芬兰国内逃过了布尔什维克化。

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把参战当作一次主权上的练兵。而对他们格外有利的是，战后，他们又分别被重新并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从而逃过了战时行为应受的惩罚。最终，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实现了国家目标，摆脱了德意志和犹太同胞，还顺便“继承”了他们的财产。斯洛伐克只剩下少数如惊弓之鸟的匈牙利人，相对而言，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的问题就严重多了，20世纪90年代，还引发了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不过，在民族主义者眼中，重要的是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都自由了，他们的绝大多数居民都分别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

至于保加利亚，虽有国王和政客运筹帷幄，却没能逃脱战争的蹂躏。美国轰炸机一遍遍摧毁保加利亚的首都，1944年9月，苏联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对保加利亚宣战，此后，这个国家经历了军事占领、共产党夺权和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政治叛乱。保加利亚还不得不对德宣战，他们没有时间为过去悲伤。10万保加利亚第一军的士兵一路打到中欧，伤亡惨重，而在接下来的和平协议中，保加利亚还被迫答应割让领土。

罗马尼亚改弦易辙加速了“二战”欧洲战场的局势发展，战争提前几个月结束，但罗马尼亚还是付出了50万人的代价，其中三分之二死在与德国并肩作战的时候，还有三分之一死在与德军为敌的战场上。1946年，和平协议签署，罗马尼亚拿回了特兰西瓦尼亚北部，但没能收回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北部。随后，这个国家还笼罩在最残忍的独裁统治的阴影下。最终，罗马尼亚也没有变成单一民族的国家，因为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做法不同，它没有驱逐德意志少数民族，也因为这个国家还留有超过150万匈牙利人和很多人数较为稀少的民族。

两场世界大战最大的输家就是匈牙利。德国联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比匈牙利更悲惨的恐怕也只有波兰、俄罗斯和德国了，而且匈牙利还不得保留其在1938—1941年收复的任何土地。反之，战争结束的时候，匈牙利被迫割让了更多领土给捷克斯洛伐克——又一次违反了民族自决的原则。还有，匈牙利在战时屠杀了成千上万已经基本同化的犹太人，以及在战后驱逐了超过20万基本同化了的德国人，貌似也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任何好处。诚然，匈牙利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个收获，因为民族多样性被终结。然而，现实是，这个国家因为失去了两个最有活力的少数民族而受到重创。

东欧人试图同化或驱逐少数民族的传统和民族主义一样古老。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宗教歧视，加上犹太人全然没有外国庇护者，自身又有信靠、顺服当局的传统，犹太人比其他群体遭受的打击更大。在文化和宗教上，犹太人都是“异类”，但仍有很多犹太人在别人艳羡嫉妒的眼光中发家致富、功成名就。在与德国结盟的国家中，从数量和比例上来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犹太人都要多过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芬兰就少得可怜了。[8]1918年之后，从人口统计上来看，犹太人的存在对东欧新的国家是个严峻的问题，因为犹太人一旦被某个民族同化，就会改变这个国家的民族平衡，这样的改变对新的主要民族有利还是有弊，就要依情况而定了。在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犹太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融入主要民族，要么宣布自己就是犹太民族。但是无论犹太人做出何种选择，在反犹的圈子里，无论是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还是匈牙利人，都普遍认为犹太人是叛徒。在特兰西瓦尼亚，身兼匈牙利人和犹太人双重身份，让他们承担的危险加倍。至于比萨拉比亚，这个地方1940年被苏联占领，1941年又被罗马尼亚夺回，那里的犹太人也承担着双重危险，因为在别人眼中，他们还有一重身份——对苏联友好的共产主义者。罗马尼亚士兵和宪兵就拿着这个虚伪的正当理由对比萨拉比亚和其他曾被苏联占领的罗马尼亚省份内的犹太人大开杀戒。而匈牙利当局曾经因为把特兰瓦西尼亚北部的犹太人送到奥斯维辛受到良心上的谴责，现在也因此而解脱。还有一个意外的结果就是，每送一名犹太裔匈牙利人到死亡集中营，就意味着在这片即将再次成为罗马尼亚省份的土地上就少了一个匈牙利人。

无论是与德国结盟还是被德国打败的国家，都普遍实施种族清洗政策，而意图灭绝犹太人还只是第一步。海因里希·希姆莱曾不知廉耻地说过，是时候“清除人民中间的残渣余孽了（völkische Flurbereinigung）”[9]。

当然，实施种族清洗的不光是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东欧的纳粹受害者，比如波兰人和捷克人最终也清除了犹太人和所有说德语的少数民族。爱德华·贝奈斯总统流亡伦敦的时候就宣布：“因为我们新的共和国会成为一个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所以我们正在准备一个针对本国内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最终解决方案。”[10]出人意料的是，1945年，这个惨无人道的种族主义方案居然在波茨坦得到所有列强的认可。在战后的岁月里，总计多达1 300万说德语的人或逃离，或被驱逐，或被杀害。结果，今天的东欧不仅没有什么犹太人，也没有什么说德语的人。除此之外，数百万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也背井离乡，被流放到其他地方。总而言之，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似乎只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而种族清洗的后果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图5.2 前奥匈帝国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1920—1944年担任匈牙利摄政王，在布达皇宫附近现身圣史蒂芬（St. Stephen）年度游行。

希特勒的“强人”盟友

希特勒的盟友中，谁是领头羊？事实上，我们会画出一幅群像，里面有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斯洛伐克的约瑟夫·蒂索神父、匈牙利的霍尔蒂·米克洛什上将、罗马尼亚的扬·安东内斯库元帅、克罗地亚的安特·帕维里奇和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历史学家称他们为“强人”，他们作为国家元首的权力超出了民主的范畴。不过除了克罗地亚的安特·帕维里奇，其他几个人都不是绝对的独裁者，他们的权力至少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宪法的约束。实际上，这几个强人都是在几乎完善的多党议会制社会出生和成长的，而在两次大战之间，反民主氛围浓厚，他们都是削弱多党议会制的帮手。

虽然这些强人并非都是职业军人，但他们通常都会穿着军服、骑在马背上现身——包括芬兰的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元帅（Marshal Carl Gustaf Emil von Mannerheim），他是军队指挥官，也是国家非正式领袖。霍尔蒂上将和安东内斯库元帅都是职业军人，但帕维里奇的职业是一名律师，而墨索里尼则是一名记者和政客，他们几乎总是穿着军服。斯洛伐克的约瑟夫·蒂索总是穿着教士服，这也是一种制服，而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通常都会穿着保加利亚陆军元帅服或某一个外国警卫军团名誉上校的军服。

蒂索、霍尔蒂和鲍里斯三世会和他们选择任命的总理分享权力，墨索里尼、安东内斯库和帕维里奇则是独掌大权，不过如前所述，墨索里尼和安东内斯库承认他们的国王拥有更高的权威，只是这权威是切实的还是理论上的，就要分情况对待了。意大利领袖以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的名义治理国家，而安东内斯库出任罗马尼亚国家领袖，起初是向国王查尔斯二世负责，之后向国王迈克尔一世负责。这两位强人后来都因为没有取缔国王而付出了惨痛代价。1943年8月，维克托·伊曼纽尔下令逮捕了墨索里尼；1944年8月，安东内斯库在谒见国王时被年轻的迈克尔亲自逮捕。

如何评价“强人”？他们对整个人类、对自己的人民、对他们的国家带来多少福祉或是造成多少损伤？说到人类的利益，评价一定是苛刻的，因为他们与纳粹德国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政体结盟。德国的盟友为他们共同的战事贡献了数百万士兵和庞大的资源。但是，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意大利的结盟对德国来说反而弊大于利，因为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北非引发了不必要的战争，让德国浪费精力。其他盟军虽然装备和士气无法与意大利相提并论，但对希特勒更有用。而且，如前所述，德国盟友也会和德国人过不去，最终大部分人还倒戈相向，与希特勒为敌。

下一个要思考的问题是，这些国家是否有比亲德政府更优的替代选项。其他更优秀的政客能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样的死亡和毁灭？有三个精选的例子表明，在1944年之前建立一个反纳粹政府会很难，但也不无可能。

第一个例子就是南斯拉夫王国政府，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在情非得已之时加入《三国同盟条约》。别的且不说，条约允许德国军队取道南斯拉夫向希腊挺进。两天后，一些南斯拉夫将军在英国特工的帮助下推翻了现政府，选择了与德国为敌。4月，一支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联合军队入侵南斯拉夫，彻底瓜分了这个国家。有人可能会笃定地争辩说，如果政变没有发生，南斯拉夫可能还会在战争中保持一定的中立。

另一个例子就是墨索里尼在1943年8月和9月被君主和左翼势力联合推翻，这迅速招致德国入侵了意大利尚未被盟军占领的土地，成千上万意大利平民和士兵因此丧生，部分意大利犹太人也遭到处决。意大利的投诚对同盟国也没多大用处，他们还是要在意大利半岛艰难跋涉向北挺进，而德国人已经解除了整个意军的武装，俘虏了整支军队。如果墨索里尼仍然在位，可以想象，意大利或许就不会遭受德国占领和战争摧残带来的那么大痛苦了。

第三个例子是匈牙利，由于德国有理由怀疑摄政王霍尔蒂及其部长们正试图退出战争，德军在1944年3月入侵和占领了匈牙利。德国占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但是仅仅一年多时间里，差不多100万匈牙利人，包括50万犹太裔，惨遭杀害，国家毁于一旦。研究大屠杀的历史学泰斗伦道夫·布雷厄姆（Randolph Braham）猜测，如果匈牙利政府没有秘密与西方盟国谈判——希特勒通过安插在匈牙利政府的间谍对此事了如指掌——可以想象，德国占领或许能避免，更多的犹太人和非犹太裔匈牙利人或许能活下来。[11]布雷厄姆的理论令人深思，但正确性无从考证，况且有人可能会反击说，匈牙利在军事和政治上的盲目合作可能会拖延战争，这样反而会导致更多犹太人死亡。

如前所述，德国没有强迫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政府参战，德国也没有这个能力，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至于这些强人是否有能力让他们的国家从战争中抽身而退，就很难说了，我们只能暂且看看地理上的因素。保加利亚地处遥远，传统上有亲俄的情感，有可能避免参与俄罗斯战争，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但最后还是难逃盟军狂轰滥炸的厄运。匈牙利，与大德意志帝国比邻而居，曾在德国的帮助下收复了一些在“一战”失败后丢失的领土，没有可能不投入兵力到东部战场。不管怎么说，匈牙利甚至在巴巴罗萨行动前就加入了战争。1941年4月，匈牙利不久前刚和南斯拉夫缔结了《永久友好条约》（Treaty of Eternal Friendship），就配合德国的行动攻打了南斯拉夫。匈牙利的目标是要收复南斯拉夫在“一战”时侵占的领土，哪怕是部分也行。简言之，小国有时候会受益于周边大国的一个战略性决策，匈牙利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小国，而这里的大国就是纳粹德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匈牙利，并不是所有人都乐见自己的国家公然抛弃与南斯拉夫的《永久友好条约》，在他们看来，这是种投机行为。匈牙利总理帕尔·特列基伯爵（Count Pál Teleki）还为此自杀，他在给摄政王的信中称这是“名誉扫地的行为”。但是特列基自身也是个全心全意的民族主义者。两个月后，因为担心会在讨好希特勒的竞争中落于人后，匈牙利加入了对苏联的战争。当摄政王霍尔蒂在1944年10月终于试图“跳出”战争，这是当时的流行说法，但是由于德国近在咫尺，加上一些军官团的背叛，这一企图流产了。

但是这些强人算是堪当重任吗？毫无疑问，谁都没有大格局，谁都不算政治巨匠。

贝尼托·墨索里尼，曾经是一名社会党机关报记者，在“一战”期间成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战后，一纸和平协议并不能满足这位意大利帝国主义者的野心，他成立了法西斯党，大肆宣传民粹主义，加上扩张思想和残忍手段，他不仅在20世纪20年代初当上了总理，还在意大利确立了独裁统治。墨索里尼以行动力强、领悟力卓越著称，但在性格上，他的煽动人心、狂妄自大和过度骄傲还是更加凸显。他在1943年8月被推翻逮捕，不久又被德国伞兵解救，他成立了一个短命的意大利法西斯共和国，和其他意大利人展开了激烈内战。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日子里，他被意大利游击队俘虏并处决。

斯洛伐克的约瑟夫·蒂索是一名乡村牧师，他对上帝的信仰，如同他对犹太人、匈牙利人、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共济会成员和捷克人的憎恨一样炽热。在他眼中，所有这些人共谋破坏了基督教伦理、圣母教堂和他所深爱的斯洛伐克的独立。在战争走向尽头的时候，他的大部分军队和行政官员都不再听命于他，他之所以能继续掌权，全靠德国的武力支持。战争结束的时候，蒂索被捕，1947年，在斯洛伐克法院的命令下，蒂索被绞死。

霍尔蒂·米克洛什上将，在匈牙利这个内陆国家，他是为数不多加入奥匈帝国海军的匈牙利年轻人，由于他的雄心和才华，加上舰队中有利于匈牙利人的平权行动计划，霍尔蒂平步青云。他应召担任了弗朗茨·约瑟夫的一名副官，对这一任命，他一直感到很自豪，他声称自己总是跟随着智慧年长的统治者，循着智者的步伐前进。但是，当这个二元君主国家在1918年瓦解，他的海军生涯告一段落，他成长为一名沙文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与他同时代的人无异，他把军事崩溃和政治革命怪罪到自由主义者、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身上。他永远都不会承认，1918年二元君主国家解体的原因是经济衰竭、饥荒肆虐、军事溃败和11个主体民族领袖肆意表现的沙文主义。

作为一名前海军上将，并且在与法国和意大利战舰的小型海军遭遇战中取得过胜利，霍尔蒂自命为新“国民军”领袖，但他没有鼓动大家反对入侵匈牙利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部队，而是反对国内的共产主义革命政府。当罗马尼亚部队占领了布达佩斯，他在匈牙利西部的军官小分队却跑去屠杀犹太人和可疑的共产党，其实大部分都是敢于反抗地主的可怜农民。霍尔蒂的反犹主义和对底层阶级的恐惧源自他在1918—1919年匈牙利民主和共产主义革命期间的经历，但是，他毕竟曾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一名军官，他身上还是有足够的军官和绅士气息，所以他总是摇摆不定，徘徊在极端的反革命种族主义和温和的政治之间。到了1941年，他主持出台了一系列反犹主义法律，旨在接管犹太人拥有的工厂、银行、商店和机关，并最终驱逐犹太人，但他同时也和一些犹太大商人维持着友好关系，也总是希望能保护“爱国的”、也就是同化了的犹太人。匈牙利和希特勒的结盟给霍尔蒂带来不少好处，他收复了“一战”后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领土的一部分，但他也担心德国对匈牙利造成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影响。他有真正的预见性，早在战争初期，他就预测英美在海军上的优势最终会令他们胜出，但他也只是预测，不敢得出结论。霍尔蒂很容易受到朋友和顾问的影响，因而常常会有一些非常矛盾的立场。1944—1945年，他起先没有抗议德军开进匈牙利，但在初秋的时候，他试图从战争中脱身。德国纳粹党卫军领导的政变阻止了他的企图，他成了德国人的阶下囚。霍尔蒂个人魅力非凡，但才智平庸，流亡葡萄牙后，再未踏上国土。

罗马尼亚的扬·安东内斯库也是一名军人，他一直都是一名保守的极端民族主义者。[12]他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敢在“一战”期间推翻自己的指挥官，后来又公然反抗他的国王查尔斯二世——但不是说国王的不负责任、不道德和腐败行为就不应该受到挑战。安东内斯库痛恨共产党、犹太人和匈牙利人，而且在他眼里这三种人分量相当。20世纪30年代末，他不假思索地与更加民族主义和极端的法西斯党铁卫团联合，还鼓励铁卫团参与针对犹太人和罗姆人[13]的大屠杀。安东内斯库和德国元首保持着愉快的私人关系，而元首又害怕德国盟友之间会冒出政治激进主义的势头，几个月后，安东内斯库正是利用这两点拔掉了铁卫团的领导层，然后独掌大权。但他并没有废除君主制。1943年6月，他派遣军队攻打苏联，并组织了罗马尼亚自己独有的犹太人大屠杀。在他的直接命令下，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包括受勋的退伍军人、妇女和儿童，被塞进火车，然后漫无目的地行驶在乡间，直到几乎每个人都在车厢里窒息而死。幸存下来的人，就被罗马尼亚宪兵和当地老百姓劫杀。事实上，贪婪和抢劫非常猖獗，无处不在，包括敖德萨市，那里的罗马尼亚士兵和宪兵对当地大约3万名犹太人极尽折磨之能事，拷打，绞死，枪毙，活活烧死，剥皮，或是用手雷炸死，不一而足。安东内斯库坚决要求，这个城市的犹太人不留一个活口。

有人可能会说，安东内斯库简直是疯了，但是如前所述，他在1942年改变主意，拒绝向德国交出罗马尼亚剩余的犹太人。到了1944年，罗马尼亚在他的治理下变成别处犹太人逃离迫害的安全港。也是在那个时候，安东内斯库开始背叛他的朋友希特勒，秘密和西方盟国协商投降的事宜。但是，年轻的迈克尔国王和军队的最高指挥部现在有了自己的势力，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1944年8月，他们毫不费力地逮捕了安东内斯库。他在战后被处决了。

克罗地亚的安特·帕维里奇是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生活在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时代，他痛恨犹太人、共产党、塞尔维亚人和东正教。在他统治的1941—1945年，克罗地亚有数十万塞尔维亚人被杀害，理由就是他们的民族或宗教归属，或二者皆有。数十万东正教徒被迫改信罗马天主教，大多都是那些狂热的圣方济各会修士所为。在此背景下，一些重要的德国代表提出抗议，但无疾而终。帕维里奇也杀害了犹太人和罗姆人，尽管他自己的妻子就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而他一些最重要的党羽的妻子还是正宗的犹太人，顺便提一下，他所属政党的创始人就有一个犹太裔妻子。亲手葬送了自己的国家后，1945年春天，帕维里奇临危舍弃了自己的追随者和军队，逃到阿根廷，在那里继续自己的政治活动。1957年，他被一个凶徒袭击，伤势严重，两年后在马德里逝世。

和大多数欧洲的君主一样，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也有德国王室血统，这也没能阻止他使用沙皇这个名号，就是“皇帝”的意思，一个连续输掉两场战争的小国统治者，用这样的名号真是野心勃勃。鲍里斯自己也一路成长，挺过了右翼分子的军事政变和几次暗杀企图，以及1925年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组织的一次炸弹袭击，当时150名保加利亚政治和社会精英成员在大教堂集会，在袭击中丧生。随后数千名共产党和农民党成员被杀。“二战”期间，鲍里斯慎之又慎，让保加利亚远离与俄罗斯的战争，但是却无法避免最终向西方盟国宣战，后果是灾难性的。尽管他在防止保加利亚大屠杀方面的角色有待商榷，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全部5万名保加利亚犹太人能幸存下来，不仅要感谢一些保加利亚政治家、宗教领袖和保加利亚民众，很大程度上还要感谢国王。1943年8月，鲍里斯死于心脏衰竭，但有传言说是德国方面下令杀了他。虽然记者和回忆录作者都习惯称他为“狡猾的鲍里斯”，这个说法比狂热分子更适合他，狂热分子应该是描述安特·帕维里奇和扬·安东内斯库这样的人。

最后，曼纳海姆元帅统治芬兰的时候受到诸多个人及宪法的约束。他有瑞典贵族背景，曾经在俄罗斯沙皇军队效力，还参加了1918年残酷的芬兰内战，与共产党做斗争，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影响他的元素。

这些国家的人民是如何在战时过活的？这些国家有一个基本共同点，他们有自己的军队、警察和管理机构，让政府得以维持治安，给自己的国民提供比德占国家更好的生活。德国盟友也比其他国家更有能力掠夺邻国来充实本国人民的口袋，至少是更好糊口。不过绝对的规则是不存在的：独立的法西斯国家克罗地亚笼罩着内战的阴云，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政府虽然在德国的严密控制下，却更有能力养活人民和维持治安。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相比，沦陷的民主国家丹麦就是天堂，意大利经济本就脆弱不堪，政府还治理不善，而年轻人被送到埃塞俄比亚、希腊、北非和南斯拉夫的战场赴死。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数千名意大利战俘死在苏联和德国战俘营，妇女和儿童就遭受了同盟国的轰炸、德国人的清洗以及德国、美国、英国、波兰、澳大利亚、摩洛哥、巴西和法属西非士兵的掠夺。

按照游客的标准来评判，战时欧洲最有生机的咖啡馆、最好的菜肴和看起来最无忧无虑的人民不在柏林，因为那里轰炸不断，也不在巴黎或罗马，众所周知，那里食物短缺。最令人向往的地方，除了中立的斯德哥尔摩、苏黎世和伊斯坦布尔，就是1944年3月德国占领前的布达佩斯，1944年8月红军踏足前的布加勒斯特，以及哥本哈根和布拉格，这两个城市长期被德国占领，一直到战争最后几天才得到解放。这些城市里面，有两个是德国盟友的首都，有两个是德占区，但所有城市都接受德国的主导地位。

战时最糟糕的地方之一无疑是华沙，1944年秋天的波兰大起义被镇压，德国人将整个城市夷为平地，此后，波兰居民像穴居人一样生活在地窖和下水道里，一边忍饥挨饿。1941—1944年列宁格勒包围战期间，大约100万平民被冻死和饿死。

最后我们还有两个问题：什么样的个人与群体最渴望看到本国政府与第三帝国合作？德国盟友的军队在战时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多少悲苦？就这两个主题，学术上的研究颇少，但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揣测。

意大利人对其他说罗曼斯语的人更有亲切感，就此而言，法国人比德国人更有亲切感。况且，德国和说德语的奥地利在“一战”期间曾是意大利的主要敌人。但那个时候，在意大利，就有人感受到意大利法西斯党和德国纳粹党之间关系密切。

罗马尼亚人也说罗曼斯语，而且罗马尼亚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大多在法国学校受训。19世纪，如果没有法国的援助，就不会有一个独立的罗马尼亚。但另一方面，罗马尼亚强大的法西斯铁卫团公开表示对德国元首无限崇拜。

从俾斯麦（Bismarck）总理时期开始，匈牙利人倾向于把德意志帝国视为自身独立的庇护者，免受奥地利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侵犯，以及俄罗斯和泛斯拉夫的威胁。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希特勒的慈悲关照下，匈牙利才得以收复“一战”后失去的部分领土。军官团尤其珍惜曾经的“战友情谊”，想当年德国人、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并肩作战”对抗俄罗斯、塞尔维亚和意大利敌军。而另一方面，匈牙利的文化精英更乐于把目光投向巴黎，贵族阶层以亲英态度著称，而犹太人是知识阶层的骨干，是匈牙利的德国文化主要载体，别无选择，只能对希特勒的德国惴惴不安。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一方面出于自愿，另一方面也有来自德意志帝国代表的压力，数量庞大的德语少数民族认祖归宗，甚至还加入纳粹党卫军。

社会各阶层的反犹人士对德国有能力解决“犹太问题”又是羡慕又是嫉妒。热爱整齐制服和战争的人不免会被德国的事业所吸引。年轻人，尤其是东欧的年轻人，崇拜不一定谈得上，但往往很羡慕纳粹党卫军装甲师的神人，差不多每个欧洲国家都有数千人自愿加入纳粹党卫军，为自己的景仰之情付出了生命。

就具体的社会群体而言，大企业主和大地主喜欢与德国纳粹保持最密切的合作，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润。甚至连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犹太裔工厂主和矿场主都因为替德军生产商品而赚得盆满钵满。此外，对于犹太人来说，无论你的身份是工厂主、工程师还是工人，为德国军工业干活似乎都是活下去的最大保障。

德国盟友有的相当于半独裁体制，有的可能好一些，相当于半议会体制，都不进行民意调查。战争时期，欧洲各地的媒体和电台都是中央集权管控的。所以，你很难搞清楚人民到底相信什么，他们的心到底归于何处。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匈牙利1939年的议会选举中，投票采取不记名的方式，男女参与投票都有限制，不过女性限制更严格，谨慎的亲德执政党和更加亲德的激进右翼党派合计获得80%以上的选票。至于左翼党派，犹太人支持的资产阶级党派和工人支持的社会民主党只获得少量选票。在布达佩斯，著名的“红色”工人阶级区一边倒地投票给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候选人。事实上，在1939年，大多数匈牙利选民青睐与纳粹德国合作，欢迎反犹举措，要求政府努力收复匈牙利丢失的领土，哪怕不能全部收回，一部分也好。可以这么说，与纳粹德国结盟的观念，在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甚至芬兰都受到普遍认可，至少在战争头几年是这样。只有意大利的民众普遍不情愿加入德国阵营作战。

整体来说，大多数人都是希望借希特勒的德国来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改善生活条件，推进现代化和社会改革，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让抢劫和驱逐犹太人成为合法和受鼓励的一项事业。

至于第二个问题，与德国结盟的国家军队如何对待被占领国家的民众，不幸的是，答案必然是负面的：没有迹象显示，匈牙利或罗马尼亚士兵，甚至包括芬兰士兵对待当地的俄罗斯人或少数民族的人比德国士兵更宽厚。如前所述，罗马尼亚军队在其占领的土地上自行组织了大屠杀。相反，意大利士兵对犹太人的宽厚是出了名的，在南斯拉夫和法国，他们甚至还藏了很多犹太人在自己的军营。

不过，留给他们合作的时间很短。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战役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决定反抗德国人在本国的存在，起初只是一些象征性的姿态，后来就上升到言语和政治行动，最终就是武力反抗。从1943年开始，抵抗——而不是合作——成了政治觉醒后的欧洲口号。

[1] 约瑟夫·戈培尔博士（Dr. Joseph Goebbels）在日记中提到：“（意大利人）不适合在东部战线作战，他们不适合北非战场，他们甚至不能胜任国内的防空作战。元首会纳闷他们究竟为什么要发动战争也是常理。”［Peter Gosztony，Deutschlands Wa engefährten an der Ostfront,1941—1945（Stuttgart：Bernard und Graefe, 1981），216.］

[2] 芬兰，再重复一次，是（未正式结盟的）战时友国，而非盟友。

[3] Peter Gosztony, Hitlers fremde Heere: Das Schicksal der nichtdeutschen Armeen in Ostfeldzug(Düsseldorf: Econ Verlag, 1976), 100.

[4] 霍尔蒂·米克洛什(Admiral Miklós Horthy，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匈牙利王国摄政(1920—1944)。1944年因有意退出轴心国阵营并与纳粹德国断交，致使德国扶植了以箭十字党为首的政权上台，霍尔蒂被德军挟持至德国。——译者注

[5] 关于匈牙利的最终处决方案，最翔实的资料参阅Randolph L. Braham, ed.,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The Holocaust in Hungary, 2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6] 参阅Holly A. Case, Between States: The Transylvanian Question and the European Idea During World War II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0–174。

[7] Galeazzo Ciano, Ciano’s Diary, 1939 —1943, edited by Malcolm Muggeridge (London: Heinemann,1947), 467–468.

[8] 这里必须要提一下，在整个希特勒的欧洲，只有芬兰军队把犹太人拉进了作战部队，事实上，有300多名犹太人参加了对苏联的战斗，使得这些犹太人无奈之下成为大国武装部队的战士。参阅Hannu Rautkallio, “Finland,” in 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 edited by Israel Gutman,4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90), 2:493。

[9] Norman M. Naimark,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7.

[10] Kálmán Janics, Czechoslovak Policy and the Hungarian Minority, Social Science Monographs (New York: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72.

[11] 参阅Braham, Politics of Genocide, 1:233–234。

[12] 参阅Iosif Constantin Dragin, Antonescu: Marshal and Ruler of Romania, 1940 —1944, translated by Andrei Bantas (Bucharest: Europa Nova, 1995); and Dennis Deletant, Hitler’s Forgotten Ally: Ion Antonescu and His Regime, Romania, 1940—4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13] 罗姆人：也就是所谓的吉普赛人，艺术家曾说他们是世界上被遗忘得最彻底，也是最贫穷、最边缘化的民族之一。——译者注

第六章

德国衰落的开始

——抵抗运动的成长和诸多困境

1942年夏秋，德国权势达到巅峰，同年秋末，局势发生巨大反转。自从那时起，纳粹德国已经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一条彻底失败的道路。尽管德军将领都必然知道他们会输，还是继续服从元首，有些坚持了一年，大多数一直坚守到最后。不过，有人也会争论说，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Casablanca Conference）上，西方盟国坚决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这就让德军将领难以选择结束战争。无条件投降意味着要把自己和士兵全权交给敌人，以换取宽大处置。的确，西方盟国可能会抱着宽宏大量的态度，不过在商定卡萨布兰卡决议的时候，英美在欧洲连个立足点都没有。同时，苏联红军不遗余力地向前挺进，他们一旦抵达德国，很可能就会疯狂反扑。无论是什么原因让德国拒绝投降，我们必须记住，有5 000万人在这场持续六年的战争中丧生，其中大约有4 000万都是死在最后的两年半当中。

1942年秋冬的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都带有传奇色彩，那些故事被反复传颂，不下千遍。可以说，在埃及的阿拉曼，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军队打败了声名显赫的德国将领埃尔温·隆梅尔的德意联军，粉碎了希特勒直抵苏伊士运河的美梦。轴心国在北非的存在从那次战役开始走向末路，而英国史学界也理应为这次远离本土作战取得的巨大胜利感到自豪。正如丘吉尔所说：“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从来没赢过，阿拉曼之后，一次也没输过。”

在俄罗斯，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不用再奢望能切断伏尔加河上的交通了，伏尔加河从俄罗斯连通到里海（Caspian Sea）上的巴库油井。相反，他们不得不撤离整个高加索地区和南部战线的其他大片区域。而德国盟友匈牙利、意大利、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的军队也基本上被扫地出门。自那时起，希特勒的军队只剩下两个选择，撤退或投降。不幸的是，除了北非的部队外，只有小部分选择了投降。

同时，珍珠港的战争也成了全球性的。主要因为日本和俄罗斯一直到1945年8月都还维持着友好条款，日本的战争是单独进行的，但是对欧洲战局的影响却是没有界限的。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战役发生在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之间，其战场一部分在公海，还有一部分在太平洋上的小岛，最终以美国的彻底胜利结束。之后，日本和德国一样转攻为守，再也无缘胜利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太平洋和北非战场的规模与俄罗斯战场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和日本投入到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的作战部队、海军陆战队、空军和海员总共“只有”数万人。参与阿拉曼战役的轴心国和同盟国士兵加在一起也只有大约30万人，死亡人数大概是10万人。相较之下，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之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轴心国和苏联投入的士兵总数远超200万，其中将近100万人丧生——不是死在战场，就是死在了战俘营。所以，整个世界，尤其是欧洲人，把斯大林格勒战役视为真正的战争转折点，也是情理之中的。

读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了，1943年，是欧洲人准备迎接，甚至可以说是加速德国部队离开的时候了。至此，温和的抵抗运动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在详细说明之前，我们必须先问问自己，战时抵抗者的目标是什么。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反对欧洲沦陷区的统治者，无论是德国人也好，还是为德国效力的也罢。进一步的目标就是洗刷掉最初失败的耻辱，唤醒爱国主义热情，为外面抗击纳粹的势力提供重要信息，帮助迫降的同盟国空军免于被俘，破坏军工业生产。值得注意的是，在五花八门的抵抗运动中，帮助受迫害的人只是小部分人的目标。抵抗运动的长远目标是用自己的武装力量至少解放祖国的部分领土，从而赶在解放军抵达前建立起自己人的政府。这一切都要靠地下媒体和电台、政治行动和武器来完成。抵抗运动还制定了计划，惩罚那些应为最初的失败负责的人，惩罚合作者，更重要的是，带来一个新社会。最后，抵抗运动还暗藏两个目标，其一是开启一场社会革命，或者至少是换个首脑，其二就是驱逐或者消灭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就算不能一网打尽，至少也要解决一部分。无须赘言，所有这些目标及其实施最后都变得极具争议。

地点不同，问题也不同，比如，有些国家几乎看不到德国士兵，那如何抵抗德国当局就很让人为难了，与德国结盟的国家就是这样。如果你痛恨德国纳粹，而你自己的政府给德国战事提供人力和枪械，但有可能是在利用武器交付来试图保护本国的自由选择，特别是保护犹太裔公民，那你是否也有道德上的义务去反抗本国政府呢？如果亲德政府秘密——通常也没那么机密——与西方盟国协商该怎么办？一个合作政府是否永远都是敌人？我们会在下一章具体分析这些困境。

抵抗中的生与死

关于抵抗，第一个要记住的就是其中通常会牵扯非法活动，不仅在德国人或其他占领军眼中是非法的，就算按照国际惯例和本国法律来看也是非法的。至少一开始抵抗运动在抵抗者的大多数同胞中并不受欢迎，他们有理由担心这样的活动会给他们带来危险和不幸。抵抗就意味着要离经叛道，要像一个罪犯一样行事，甚至说话都要用黑道的黑话和暗号。为了能够印刷和散发非法报纸，你还得去偷严格控制的印刷纸和印刷机，还要伪造或偷取定量配给卡、钞票、居住证和身份证。为了对抗敌人，抵抗者还要从军事要塞或敌对抵抗者那里夺取武器。这一切都需要你具备盗贼、伪造者和小偷的才能。而武装抵抗还需要你去杀人，大部分都不是在公开战斗，而是秘密行动，所以，抵抗斗士要做好准备成为一名职业杀手。他或她的目标很少是盖世太保特工或德国士兵，更多时候是自己的同胞——一个警察，一个工厂保安，一个铁路工程师，或者任何其他人，只要抵抗运动的上级认为这个人涉嫌当叛徒或间谍，是个拦路虎，或是个危险的对手，都是下手的对象。[1]著名的比尔斯基（Bielski）游击队是一个犹太人组织，活跃在今天的白俄罗斯西部地区，有很多书和电影讲述了他们的英雄主义，他们欣然承认自己抗击的对象有为德国效力的波兰和乌克兰警察，也有波兰反纳粹游击队，同时还有一些反犹游击队。与德国士兵的冲突很少。

参加抵抗运动，就不能相信别人，要躲藏、撒谎、威胁、勒索、抨击，必要的时候还要杀死可疑的人，哪怕他们曾经是你的朋友。下令的是你从未谋面的上级，你还没法确认真假，却要盲目相信来传达命令的特使。如果这个特使刚好是一名警察特工，那这份信任可能就放错地方了，一场悲剧就会上演。

一个抵抗者，尤其是在城市活动的抵抗者，基本上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坐在餐馆、电影院或有轨电车里，他也得一直盯着门，以便迅速离开。他又要担心穿制服的警察，又要防范可能来自盖世太保的便衣警察，便衣警察往往更危险。如果他和一个好友约定在咖啡馆见面，他也永远无法确认这个好友在遭受严刑拷打后是否会反水，是否正在扮演犹大的角色。按下一个抵抗战友的公寓门铃，如果里面有盖世太保，那等待他的就是折磨和死亡。如果这个战友家里有电话，先打个电话过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可能有人正拿枪指着接电话的人。在沦陷国家，每一步都需要特别许可，每一双新袜子，每一条面包，都需要定量配给卡，要想拿到配给卡，只能靠偷或伪造。

毫无疑问，这些事都有一点淡淡的魔力，会带给人极大的兴奋，但东躲西藏，而且往往都是躲在一个肮脏、寒冷和极其狭窄的地方，或是无休止地等待上级命令，也会让人感到永无止境的疲倦和焦虑。在经历这些悲苦的过程中，你还得表现得很“正常”，以免遭人怀疑。

抵抗者要能融入民众中间，贡纳·桑斯特比（Gunnar Sønsteby）可能是挪威最有名的传奇抵抗者，在1940—1945年几经易名，更换身份证件，他在这段时间里炸毁德国军用卡车，射杀德国士兵，为英国人提供重要信息。是什么让这一切成为可能？根据他的回忆录，可能是因为他看起来并不显眼，与其他挪威人无异。但如果是一个金发碧眼、体格健壮的年轻人冒险进入一个非北欧日耳曼民族的国家，他看起来就会很可疑，这一点是致命的。[2]

城市里的抵抗者通常都要和警察玩“捉迷藏”，和敌人或其他竞争对手做斗争，乡村里的抵抗者往往就沦落到吓唬农民来获取粮食，要么就在深山老林里挨饿受冻，为了一张毯子或一个简陋的棚子杀人。

简而言之，参加抵抗就是要过潦倒悲苦的日子，即便如此，有那么多欧洲人主动选择抵抗，简直是个奇迹。但是，在抵抗者眼里，为了个人尊严和国家荣誉——如果不是为了国家的短期利益——尝试做些事情来对抗纳粹及其盟友，总好过在家袖手旁观。

当然，环境和地域会带来巨大的差异：一个顺从、不参政的西欧或北欧“雅利安人”不用怕德国占领者，如果是波兰人、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或希腊人，或1943年9月之后的意大利人，就会被德国人或德国人的仆从随意逮捕，就像一个永恒的诅咒。波兰的监狱里人满为患，挤满了从大街上随意抓来的人。其中一些人从来没有触怒过占领者，有些人就曾拿起武器对抗过德国人。盖世太保几乎不会好好地加以区分，哪怕是在“人种上优越的北欧日耳曼人”，只要涉嫌参与抵抗活动，就会和“次等”的犹太裔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受到同样的残忍对待。所以结局往往无异：只有一小部分共产党员、耶和华见证人、牧师和其他思想境界高的人能顶住严刑拷打。至于政治犯遭受的侮辱，也只比他们轻微一点点：很多高级别的德国军官在1944年因为共谋推翻希特勒被捕，结果忍受不了屈辱，曾经像神一样的“优等民族”很快招供出了名字。

如前所述，刚被德国占领的第一年，抵抗运动几乎为零，但在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直到1944年德国注定要失败的时候，蓬勃发展，势不可挡。我们已经提到过，抵抗运动的形式多样，从象征性的反抗举动到大规模武装斗争。到了1944年，在欧洲的一些重要地区，德国人及其盟友常常处于危险之中。1945年5月德国投降的几年前，在俄罗斯、波兰、乌克兰、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希腊的德占区里大片领土上，反纳粹游击队就是律法，夜晚属于他们，白昼属于德国人。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希腊，游击队控制了高山和森林，但没有控制山谷和平原，他们主宰了一些小镇，但没能主宰较大的城市。

差不多从被德国占领的第一天开始，躲过抓捕的军官就在波兰、挪威和法国秘密会面，讨论如何洗刷失败的屈辱。一些大学生也在做同样的事，但直到有一些逃脱的战俘、不愿意听从通敌编辑指令的记者和财政独立的年轻贵族加入，他们才组建起小规模的团队，这些年轻贵族觉得自己“位高任重”，应当对抗粗鄙的德国人。还有大量生性古怪、独来独往的人加入他们。在德国占领的初期，抵抗运动的成员组成五花八门，难以归类。

看起来，战前的政治信仰并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参加抵抗运动，除非是一些浸淫已久的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在奥地利、荷兰和挪威，一些君主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反抗占领者，在其他国家，一些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违抗苏维埃的指令把矛头对准德国占领者。总而言之，这里面有很多奇怪的、几乎无法解释的案例。

反抗的媒体和电台

反德抵抗运动渐渐落到实处。在有文化底蕴的西欧和北欧国家，公众渴求未经审查的信息，地下报纸涌现，但与地下政治团体没什么关系。另外，抵抗团体也创办了自己的地下报纸，比如一个叫“战斗”（Combat）的抵抗组织，可能是法国最著名的抵抗组织了。战斗组织出版了一份高深但很受欢迎的同名地下报纸。战斗组织自身的活跃成员一直不超过几百人，但他们的报纸印刷量从1941年末的一万份攀升到1944年的25万份，这种情况非常典型。

法国非占领区和占领区受盖世太保或法国警察的监管，办报这种依赖票证的非法行为一旦被发现，可能会遭严刑拷打，或是被处死，所以如何能成行，现在还是个大大的问号。当所有必需的物资都受严格管控，那些纸张、墨水和印刷机是从哪里来的？编辑的办公室和印刷机为什么鲜少被警察突击搜捕？印刷的钱又是从哪里来的？无疑，英国暗中给他们提供了大量资助，但是如果没有成千上万有胆识的人匿名支持，他们也难以取得什么成就。另外，与德合作的法国当局也提供了帮助，而且一定比抵抗人士后来欣然承认的还要多。

战斗组织不是唯一一个以报纸为中心的法国抵抗组织，无政府主义组织“解放”（Libération）和共产主义游击队拥有的战士人数更多，不过报纸发行量不如《战斗》。而且曾任《战斗》编辑的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后来获得诺贝尔奖，更是让“战斗”蜚声世界。

地下报纸的消息来源有传闻，也有官方授权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电台的通讯稿。聆听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在几个德占国家是重罪，可判死刑。而且，英国广播公司通常是被屏蔽的，但仍然有数百万欧洲人能听到他们的节目。比如在与德国结盟的匈牙利、意大利和芬兰，听广播的“犯罪分子”鲜少被起诉。甚至在德国占领的国家，当地警察通常也会忽略这类违法行为，只有在邻居反复告发或有其他同僚不断施压的情况下，警察才会采取行动去对付那些犯下听英国广播公司节目罪的人。这又是一个例子，说明当局对禁止行为的包容度比抵抗人士后来乐于承认的要高。

在德占区和非德占区，在纳粹德国战败前和战败后，告发是萦绕战时欧洲的梦魇。我们会在下一章讲战后司法和报复的时候再来详谈这个问题。

英国广播公司的竞争对手有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莫斯科电台（Radio Moscow）以及瑞典和瑞士的电台，不过知识分子还是更青睐英国广播公司审慎持重的基调和相对客观的报道。伦敦广播电台欣然承认了英国的战败——在战争头几年有很多需要承认的事情——而德国和意大利（补充一下，苏联，还有美国偶尔情况下的）的战争报道则是事实、谎言和个人意愿的大杂烩。不过，在1943年，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突然修改了广播政策。他得出结论，如果让德国人民感觉布尔什维克的野蛮行径和英裔美国人的殖民主义会带来致命威胁，会是很好的宣传造势，所以他宣布对敌发动“全面战争”。这种新型战事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承认敌人在人力物资上占优势，宣扬敌人决意消灭德国人民，并谴责敌人的险恶用心。电台的通稿和新闻片里充斥着阴森恐怖的报道，比如平民在同盟军的地毯式轰炸中被活活烧死。之后，德国媒体出版了图片报道，报道对象是德国部队暂时从苏联红军那里收复的城镇，在那里，平民百姓惨遭折磨、强奸和杀害，这样的报道近乎成功。德国人民，包括军人和平民，都相信战败会带来毁灭，都有钢铁般的决心去抵御敌军的猛攻。

毋庸置疑，本地的地下反纳粹广播电台在抵抗事迹中占有一席之地，但绝大多数所谓本地的广播源头都在英国，他们的编辑和播音员让电台听起来像是近在咫尺。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黑色节目”就是一个秘密军事广播电台，据称是设在德国，专门吐露一些士兵的不满。事实上，这个电台的节目是在英国制作播放的。

特别行动处

“二战”中最富有争议却最有效的抵抗武器是大名鼎鼎的特别行动处［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SOE）］，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经济部长休·道尔顿（Hugh Dalton）在1940年成立了这个机构，目标是“点燃欧洲”。另一个传奇的机构是英国秘密情报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通常称为军情六处（MI6）］，隶属外交部，旗下的特工都是绅士派头，专司秘密收集信息，而特别行动处设立的初衷就是要引人瞩目，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鉴于这个机构的间谍活动已经广为流传，我们在这里只需要聚焦特别行动处和欧洲抵抗运动之间的联系。

特别行动处总部设在英国，把训练有素的特工派到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目的就是收集情报，参与破坏行动，创办秘密电台，向英国传递信息。特别行动处也迫切希望能为触发抵抗运动出力，偷运点武器进去，在可能的情况下，推翻合作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特别行动处雇佣或直接管控了大约1.3万人，并为另外100万人提供资金、食物和武器。有趣的是，德国方面并没有一个对等的机构：德国军事谍报局阿勃维尔（Abwehr）和类似的组织——和好莱坞电影里描述的相反——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要去“点燃”英国、美国甚至苏联。

特别行动处的特工都受过特训，就算他们并不总是洞察力十足，但一定都是英勇不屈的翘楚。有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因为帮助特别行动处的特工遭到处决，也有数百名特工因为自己或者上级的疏忽丢了性命。据说一个秘密电台操作员的预期寿命只有几周。很多特工，尤其是身处西欧和北欧的特工，拥有双重国籍，所以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法国或荷兰，都觉得是在自己的家乡。然而，他们还是常常会因为打扮上的一点小失误或没能百分之百熟悉当地方言和情况而暴露，被当地的盖世太保特工逮捕。

特别行动处还雇用了很多年轻女性，这是出了名的，比起到了征兵年龄的男子，女子更容易从中周旋。特别行动处还成功利用公开出柜的同性恋和贵族在欧洲的人际关系。但是，每一步都是危险的，主要是有一些爱刺探打听的邻居，直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在抵抗者的愤怒淹没下，德国人和当地警察无力再保护告密的人了，这种格外危险的形势才有所缓解。需要注意的是，早在解放军抵达前，纳粹合作者就开始起义了。很明显，到了1944年，很多合作者就开始尝试搞双重博弈。可惜很多人两面开罪，再也无法逃脱自己的命运。

尽管受过秘密和谨慎的训练，特别行动处有时还是会犯下悲剧性的错误。荷兰的地下无线电报员就是这样被阿勃维尔抓住，然后“反水”的。德国人逼迫被俘的电报员发送指定信息给英国。电报员夹在中间发送了提前对好的警示信号，告知英国总部自己已落入德国人手里，但警告却被忽略。一波又一波的特别行动处特工被空投到荷兰，先是被跟踪，然后被捕，遭到严刑拷打或杀害，要么就“反水”了。阿勃维尔称之为“英国游戏”（England-spiel），就是和被俘的英国特工玩的一场游戏。

阿勃维尔吸纳了一些智谋超群的人，利用特别行动处构思最为精妙的计划肆意破坏，但这个机关里也混杂着一些最重要的反希特勒人士。多亏了这些人，一些被俘的特别行动处特工才得以在战争中活下来。阿勃维尔的首脑卡纳里斯海军上将（Admiral Wilhelm Canaris）是活到最后的那一批反纳粹人士，就在战争结束前被处决。到那时候，阿勃维尔的职能早就被帝国保安部（Sicherheitsdienst，缩写SD）取代了，这个保安部的残酷无情和尾大不掉倒是和前身有一拼。

抵抗运动：盼望英美解放的国家

在西欧，一开始的战斗主要是言语上的交锋，直到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共产党才加入战局。他们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削弱德国的战争机器。共产党和他们的左翼盟友和敌手，比如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也不管自己的行为会对当地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都毫无顾忌地搞破坏和使用武器。但是，一直到1943年初，当时任德国劳动力资源开发部长的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决定，与其等待被占领国家的志愿者来填充劳动力，还不如把西欧和北欧的年轻人征召来德国干活。在法国，这就叫作强制外派劳动，尽管德国的工作环境通常比法国好，但这一举措却并不受欢迎。许多年轻男子没有去就职，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支持他们这一行为的人，恰恰也是果断举报在逃犹太人的那些人。我们将会反复看到，法国或其他地方的公众，都愿意为本国子孙承担风险，却不会为他们眼中的“外人”这么做。

有些人逃到法国东南部的高原，这一带覆盖着灌木丛，叫马基群落，他们就起名叫马基游击队。这个名号迅速在法国抵抗者中传开，特别行动处立即开始向山区空投特工、武器和无线电台，然后又空投到法国其他地区。在法国东南部的山地高原韦科尔（Vercors），大约聚集了3 000名武装战士。他们立即遭到德国人和法国法西斯武装分子的攻击，但是双方的战斗到了1944年春天才变得激烈起来。在那之前，韦科尔的马基游击队接到英国的命令去破坏德国军事交通，目的是帮助同盟军登陆欧洲的计划，却引来了大约2万人的德国部队，配备的都是现代武器。这只强大的部队里只有小部分德国人和法国武装分子，大部分都是身着德国军服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高加索人。

韦科尔高原上的冲突非常切实地证明了战争的复杂性，尤其是游击战。在这场冲突中，一个阵营里都是些年轻的东欧人，他们自愿参加德军的主要目的是不想日后沦落为德国的战俘被饿死，另一个阵营里有年轻的法国人，其中很多人都是为了逃避去德国服劳役。这两伙人其实应该团结起来对抗纳粹，可是生命和命运却不是如此简单、合乎逻辑。

法国马基游击队吸收了大量西班牙内战的难民和逃出法国俘虏收容所的东欧人，早在1939年他们就被扔进这个可怕的收容所。所以，这既是一场内战，也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撞和民族之间的冲突。韦科尔战役以马基游击队的悲惨下场告终：大多数人被杀，战俘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到集中营。马基游击队的伤亡率是“德国人”的三倍，说明在一场公开战争中，缺乏训练、纪律散漫和装备不足的游击队是最大的输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韦科尔战役也成功把大约2万人的德军火力从西方战线吸引过来。

但讽刺的是：身穿德国军服的东欧人永远都不会向法国游击队投降，主要是害怕被杀，可是这批人当中很多又在诺曼底登陆后急忙投靠同盟国。这让他们躲过了法国游击队的愤怒，也如他们所愿，没有被斯大林的怒火烧到。但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美英军事机构把数千名身穿德国军服的东欧人战俘交给苏联，在那里，他们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到苏联古拉格集中营。

地下抵抗运动的性质特殊，成员用的别名各式各样，多人被捕带来的领袖变更，让我们很难辨认各种抵抗组织的身份。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抵抗组织都是真实存在的，有些只是名义上的，或者只是存在于创办人的脑海中。在法国，各种抵抗组织之间也存在分歧，有社会地域上的，比如城市的抵抗组织和乡村的马基游击队，也有意识形态上的，比如共产主义者及其左翼盟友，就与温和的共和派以及保守的君主主义者不对付。很多组织都在互不相让地守卫着自身的独立，但是法国抵抗运动，甚至包括共产党，都愿意接受身处伦敦、名不见经传的查尔斯·戴高乐将军及其在法秘密代表让·穆兰来领导全局，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穆兰在战前和维希政府早期都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人士，他还在维希政府身居高位的时候就参加了抵抗运动。在秘密前往伦敦后，他通过空投返回法国，与民族抵抗运动的领袖进行了若干次会面。其中一次会面安排在1943年6月，见面地点在法国南部里昂附近的一个隐匿之所。那个时候，德军已经占领了整个法国。悲剧的是，这次会面的8个人被出卖，全部被捕，其中一些人，包括穆兰，被盖世太保头子克劳斯·巴比折磨至死，之后我们还会再讨论这个巴比。穆兰被捕和死亡的情况仍然有很多争议，也引发了无止境的猜测，尤其是那个叛徒的名字。和其他抵抗运动一样，穆兰团队里的人有些在被捕和监禁后活下来了，这些人就受到怀疑。年轻的雷内·哈迪（René Hardy）被指控曾经带领盖世太保到过会面地点，至于他是无心还是有意就不好说了。哈迪辩称自己是清白的，而在他英年早逝后，他的家人也继续为他的清白抗争。在战后的连续两次诉讼中，哈迪都被宣判无罪，1990年，年迈的巴比指认了另一位著名的抵抗人士雷蒙·奥布拉克（Raymond Aubrac），从而证明了哈迪的清白，但即便如此，仍然止不住流言。

让·穆兰是个正规的公务员，雷蒙·奥布拉克就不同了，他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店铺老板家庭，坚定拥护共产主义。据称共产党曾集体背叛让盖世太保有所忌惮的政治对手，有些历史学家后来就指责奥布拉克参与了这场背叛。奥布拉克竭力维护自己的清白，还有他挚爱的妻子露西·奥布拉克也在为他辩护，露西是个不折不扣的抵抗运动女英雄。露西是一名高中历史老师，她想方设法平衡好教学、家庭责任和抵抗运动。露西的一个传奇功勋就是从盖世太保手中营救了自己的丈夫。在雷蒙被盖世太保关押期间，她到盖世太保总部拜访了巴比。露西展现出自己最优雅、最美丽的一面，扮成贵族，声称自己是雷蒙·奥布拉克的未婚妻，还怀有身孕。事实上，她当时的确怀孕了。露西说自己不想背上未婚生子的耻辱，要和雷蒙结婚。结婚的事要尽快，赶在雷蒙被处决之前办。如果不是巴比，换个年轻点的党卫军军官，就会听信这番“紧急情况”的说辞，据悉，按照法国的法律，这种情况是允许结婚的。当雷蒙·奥布拉克与一众政治犯被转移到另一个囚室的时候，武装抵抗战士在露西的领导下劫了德国的囚车。他们射杀了司机和五名德国警卫，释放了所有囚犯。

奥布拉克夫妇在法国已经待不下去了，一架英国飞机把奥布拉克秘密送到伦敦，露西在伦敦诞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戴高乐将军是孩子的教父。有点讽刺的是，战后，对抗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的越共领袖胡志明，后来成了奥布拉克第三个孩子的教父。和其他前左翼抵抗人士一样，露西和雷蒙支持一切殖民地的解放运动。

在战后的法国，穆兰和奥布拉克夫妇成为国民偶像，即便有段时间对他们各种活动的怀疑占据了媒体的版面，也改变不了他们在法国人民心中的地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奥布拉克夫妇在政治上很活跃，常常被描述成共产党的同路人，就是无论如何都一直支持共产党运动的非共产党人。露西和雷蒙都活到将近100岁的年纪，露西在2007年逝世，雷蒙在2012年逝世。而让·穆兰至今仍然是不屈法兰西的伟大象征，戴高乐将军更喜欢说成“永恒的法兰西”。穆兰有一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中他戴着一顶帽子和一个大围巾，用来遮挡以前被盖世太保逮捕和拷打时留下的伤疤。

至于我们，我们只得接受一个事实：在法国，在其他地方，战争和占领不仅让抵抗军成形和隐身，也让阴谋、内部斗争、不可思议的英雄主义和难以置信的卑鄙下作时而暴露在阳光下，时而隐藏在暗处。其中千丝万缕，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

其实女性在抵抗运动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小部分人甚至还能发号施令，露西·奥布拉克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法国，1944年10月，妇女才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临时政府那里获得了投票权。而欧洲女性往往能豁免服劳役，在抵抗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若是出门在外，或是携带违禁文献、秘密信息和武器，比较不容易引起怀疑。不幸的是，抵抗者通常不信任女性，认为她们立场不坚定，容易被德国人收买。尽管有成群的年轻女性在战争中充当信差甚至战士，比如1944年的华沙反纳粹大起义就是如此，但是在人们的普遍预期中，女性在抵抗运动中主要还是担当护士和助手。只有苏联红军走得更远，比如他们会起用数千名女性来开战机，而不只是像美国那样开运输机。苏联、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吸收了大量的女战士。甚至连共产党领导层里都有少量女性。

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 la Résistance（CNR）］是让·穆兰创立的联盟组织，事实证明这是个生命力很强的组织，有一支名为自由法国内地军［Forces Françaises de l’Intérieur（FFI）］的行动组织就听命于这个联盟组织。1944年夏天是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和自由法国内地军最辉煌的时刻，他们为同盟军解放法国提供了切实的帮助。抵抗运动的几大政党，共产党、温和的社会党、激进派、进步天主教徒和戴高乐派组成了自由法国的第一届政府。

除法国以外，西欧和北欧被占领国家的抵抗运动都因地形、民族构成、战前政治体制和德国占领的性质而各具特色。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大公国在“二战”之后组成了“三国经济联盟”（Benelux countries），而在战时，就地形而言，虽然荷兰人可以藏在水淹地区，而比利时和卢森堡拥有一些森林和山丘，但这三个国家的地形对抵抗者来说用处并不大。拥挤的城市原本可以给抵抗者提供有利的作战空间，不过，这三国的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办事效率都极高，一个人想要凭空消失相当有难度。比如，荷兰的身份证就很难伪造。另外，人们彼此很熟悉，尤其是小城镇的居民。传统上，这里的政治和社会身份都以宗教归属为基础[3]，所以外来者相当显眼，对犹太人来说，这是极具灾难性的。

荷兰人和比利时的佛兰芒人都说荷兰语，这本有助于形成一个反对占领者的统一政治阵线，但是虽然荷兰人普遍讨厌德国占领，很多佛兰芒人，或许是大多数佛兰芒人却欢迎德国占领，他们期望德国的出现能让佛兰芒从说法语的瓦隆人同胞那里分离出去。

历史悠久、独立的卢森堡大公国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尽管大公国的大多数居民都说卢森堡语——德语的一种方言，但大多数德国人不懂（当时大公国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和书面标准德语，后来卢森堡语也被列为官方语言）——大公国的多数人却痛恨德国无理由的入侵。“二战”可以说是“一战”命运的偶然重演，但1914年的时候，占领者没有试图教化和同化当地人，德国军队也没有征召卢森堡的年轻人。这一次，没来的都来了，所以数千名卢森堡年轻人都躲起来了，有些甚至加入了游击队。但同时，这些抵抗者的同胞弟兄们却在为德军效力，穿着德国军服战斗和牺牲。战后，重组的卢森堡政府成功说服同盟国和苏联尽早释放了被俘的卢森堡子民。卢森堡和法国阿尔萨斯－洛林省的例子在偶然间证明，语言上的粘连并不必然会让人易于接受外国占领。

荷兰、比利时、挪威、丹麦和捷克的年轻人是幸运的，他们没有被德军征召入伍，所以他们的存活率比卢森堡人、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以及意大利南蒂罗尔（1943年被德意志帝国吞并）说德语的居民高得多。强制赴德国服劳役和参加反纳粹抵抗运动的确让人受苦受难，但是比起战时为德军效力所带来的痛苦和死亡，这些伤亡率只能算是毛毛雨。

荷兰的抵抗运动纷繁多样，从藐视敌军到武装斗争[4]，不一而足，但总的来说，主要有这么几件事：传播好消息、威胁合作者、帮助受迫害的犹太人、把同盟国空军送回英国、给特别行动处的无线电报员提供信息和进行袭击和破坏。所有事件中，最重大、最引人瞩目的就是1941年2月末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武装团体和纳粹民兵之间的冲突，直接招来德国人的武力介入，随后码头工人、电车售票员和其他人进行罢工抗议。这是大屠杀历史上的一次特殊事件，持续了几天，事件导致数百名犹太人被监禁并送往集中营，最后只有200人活着回来了。荷兰抵抗者第一次遭到处决，就是罢工带来的，这对海外人士的心理上造成严重影响，而对于此前拯救的那些人，我们也不要抱有太大幻想。在荷兰当局和德国任命的犹太人委员会成员的通力合作下，犹太人都进行了登记，从1941年开始，他们就接到命令前往固定地点集合。之后，他们又从集合地点被送往德国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

在西欧和北欧，犹太裔荷兰人的死亡比例是最高的，超过80%。这说明，即使反犹情绪相对较低，也并不能降低犹太人的死亡率，更重要的是，遵纪守法的心态在荷兰社会非常普遍，荷兰的犹太人相信，要想活命，就得服从当局，服从官僚主义风气，服从掌管荷兰事务的德国纳粹党领导层的决定，可他们的决定是要打造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国家。

除了1941年11月学生、老师和医生的罢课罢工外，1943年春天，为了抗议德国下令上报获释的荷兰战俘并送往德国工厂干活，荷兰人又酝酿了一场大罢工。和西欧大多数地方大不相同，这次流产的罢工导致近200人丧生。正是在这个时候，著名的美国公知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的父亲因为不愿意去德国服劳役，躲到大学里当个学生。被抓到之后，布鲁玛的父亲被送往德国干活，他不得不在一个柏林工厂的恶劣环境中工作，直到战争结束。不过，就算是遭到驱逐，属于“雅利安人”的荷兰人和犹太人受到的待遇也是完全不同的，犹太人孩子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被杀害，而布鲁玛的父亲还获准去听威廉·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Berliner Philharmoniker）音乐会。[5]

荷兰抵抗力量还有一个更重大的机会来展示自己的勇气：1944年9月，同盟国军队空降阿纳姆（Arnhem），当地抵抗力量似乎突然获得一个机会，能够帮助蒙哥马利将军（General Montgomery）领导的英国、加拿大、波兰和美国军队向荷兰北部展开最后的猛攻，进而深入德国。同盟国和威廉敏娜女王（Queen Wilhelmina）成功号召德占区展开大罢工：邮局和电话服务暂停，尤其是铁路停止运作。但是同盟国的入侵在1944年冬天停止了，尽管铁路罢工还在持续，荷兰交通瘫痪，但荷兰民众受到的伤害比德国人更大。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天，荷兰北部才落入同盟国的手中，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荷兰人却死于饥荒。

而比利时在战争中所承受的困难和苦楚却比邻国荷兰和卢森堡轻微一些。比利时的人口分裂为新教徒、佛兰芒人和信仰天主教、说法语的瓦隆人，首都布鲁塞尔的官方语言是双语。可能正是因为比利时的民族分裂——从纳粹的种族视角来看，说法语的那一半人不那么合乎心意——也可能是因为国王利奥波德三世（King Leopold III）带着自己的部队投降，没有逃到英国去，所以比利时躲过了纳粹党的统治，至少在1944夏天之前是如此。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率领的军队掌握了比利时政府，法肯豪森一开始忙于准备入侵英国，在希特勒打消这个念头之后，又集中精力加强比利时防御，以应对同盟国入侵。鉴于此，法肯豪森需要民众保持安宁，这个目标，他基本实现了。

在法国的奥托（Otto）将军和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Carl Heinrich von Stülpnagel）将军与法肯豪森志同道合，他们都深度参与了1944年密谋推翻希特勒的行动，但这也并没有妨碍他们对抵抗组织采取严厉的措施，并允许盖世太保和本国国民警察推进“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在比利时，这些举措造成一半的犹太裔比利时人死亡。亲德的佛兰芒人和瓦隆法西斯组织还为逮捕犹太人并移交给盖世太保出力。大部分比利时人都是顺从的，不过这还是好过东欧，东欧的犹太人即使躲起来，往往也会被人出卖给警察，那些被驱逐出境的犹太人财产一般就被其他东欧人给侵占了。

比利时政府无视国王利奥波德三世的意愿逃到英国，并在那里继续战斗，不过行政机构还留在国内，一边应付德国的要求，一边努力维护比利时同胞的利益，从中斡旋。如欧洲几乎所有地方一样，比利时社会分裂成三派：合作者，绝大多数只想维持生计的人，还有不屈不挠的活跃抵抗者。自愿加入党卫军佛兰芒和瓦隆分支的年轻人绰绰有余。德国士兵也不缺比利时女人的垂青。同时，比利时商人还从德国军工业的需求中获利。黑市把粮食和衣服的价格推高到天价，但至少比利时人民无须忍受大饥荒。抵抗运动的政治主张不一，从态度强硬的共产党组织，到少量转投抵抗阵营的比利时法西斯党（Rexist fascists）成员。不过，从一开始就反对占领的人，与最后一刻才加入抵抗阵营的人，两者之间还是有着云泥之别的。

但成问题的是，比利时抵抗者对国家的未来看法不一致。左翼人士要求叛国的利奥波德国王在战后退位，甚至提出应该逮捕他，而君主主义的反纳粹斗士争辩说，多亏了国王，也多亏了国王和德国元首私下里的交锋，成千上万的比利时战俘才得以释放。还有民族问题：说法语的军官、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是抵抗的主力——就像他们在战前主导公共生活一样——他们想要进行社会改革，甚至来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佛兰芒人在抵抗力量中的占比小得多，他们就担心公共事务中的本地自治和公平问题。

有一点，瓦隆和佛兰芒抵抗者都没有异议的，就是合力把数千名被击落的同盟国飞行员送回英国，通常是取道西班牙和直布罗陀（Gibraltar）。这样危险的举动需要大量普通民众的参与，尤其是农民，他们要挨家挨户地传送飞行员，更准确地说，就是把飞行员从一个干草棚送到另一个干草棚。再次被俘的飞行员通常会被送到看管更严格的战俘营，帮助藏匿飞行员的平民一旦被抓，就有可能被送往集中营，很多人就命丧那里了。由于《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里包含了如何对待平民的规定，所以从公约的角度来看，帮助飞行员的平民成了那次事件的真正受害者，而非同盟国的飞行员。

欧洲抵抗史上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壮举，就是出手截停载着犹太人向东驶去的火车，而在1943年4月，还真有一列火车被成功截停，脱离了著名的20号车队。几百人逃出了车厢，不过大部分都被抓回去了，最终只有少数人幸存下来。如果这次事件能说明什么问题，那就是犹太人的存活只是欧洲抵抗运动中的次要问题。

在挪威，一切先决条件都为抵抗运动的燎原之势做好了准备，不过事实还是比普遍预期的欠一点，至于挪威的许多朋友在战时和战后勤勉宣传的，也是稍微有点言过其实。[6]就挪威的地形而言，用包罗万象来形容，说占领者难以逾越，都是保守的表述。大约6万英里陡峭的海岸线，沿途还有很多深谷峡湾，是抵抗者理想的藏身之处。他们还可以偷偷乘船驶向北海上的英属岛屿，再带着武器、补给和特别行动处特工回来。这就是所谓的设得兰群岛（Shetland）巴士，由挪威人和英国人驾驶快艇（伪装成渔船）定期来回穿梭，已经闻名于世。

再就是白雪覆盖的高山、内陆森林和山丘，四处散布着滑雪度假小屋，冬天露出羊肠小道，只有最强壮的当地人才能穿行。小道通往瑞典，一个友好的中立国，挪威抵抗者常常会去那里休息，恢复元气。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挪威基本上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秉承着维京人民主和无畏的伟大传统，而日常点滴却会让人不断想起这个国家近期的失败和耻辱。

挪威国王和政府已经逃到伦敦，但没有退位，所以，和法国的贝当政权不同，吉斯林在奥斯陆自封的政府缺乏合法性。英国给挪威流亡政府提供了资金和强大的无线电台，作为交换，流亡政府把整个挪威海军、空军和庞大的商用船队交由同盟国支配。

要造就一场声势浩大的抵抗运动，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了。但是大多数挪威人在整个战争中都很安分，长久以来，像贡纳·桑斯特比这样的英雄抵抗者反而遭到严重孤立。挪威合作者和自愿为德国作战的年轻挪威人远远超过了积极抵抗者。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当时，在被占领的挪威或欧洲其他地方，纳粹征兵站比地下组织好找多了，而一旦找到，让抵抗者相信自己的诚意则容易得多。总的来说，有1.5万名挪威人自愿拿起武器为德军效力，再愤世嫉俗点说，在战争期间，挪威有3万名婴儿都是德国士兵和挪威姑娘结合生下来的。

挪威主要的抵抗组织米洛格（Milorg）是由躲在暗处的军官领导，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统一，为战后接管国家做准备，以及防止共产党政变。虽然共产党发动政变的可能性很小，但领土完整是个严峻的问题。挪威从瑞典独立出来还不到50年，历史很短。半岛上的挪威地形狭长，不同地区有各自的传统、书面挪威语和自己的方言。远北端与苏联和芬兰交界，首都奥斯陆在遥远的南端，如果从远北端的希尔克内斯（Kirkens）启程去奥斯陆，只能靠飞机和船，走海路得花上几个星期。在偏远地区的人看来，首都奥斯陆就像一个讨厌的收税员，还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监管。挪威中部和北部的抵抗运动起步晚，待当地人醒悟过来，德国人是比皇室政府更狂热的集权主义者，他们才起来抵抗德国占领。

虽然米洛格的成员很快就超过数百人，而且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他们训练了一支常规军，主要是在瑞典受训，但是因为害怕德国人的大举报复，这个抵抗组织基本远离暴力行动。在他们的破坏行动中，很少有袭击德军大型驻地这一类举行，比如将近50万人的驻地是不会成为目标的。

挪威人出色完成的抵抗任务主要是观察和报告德国部队和海军的动向，以及英勇高效地执行突击行动，但发号施令的却是英国陆海军或特别行动处。

最著名的突击行动是英国和挪威海军联合向挪威北部的罗弗敦群岛（Lofoten Islands）发起的突袭，尤其是1941年3月的那次行动。他们在占领主岛几个小时内，摧毁岛上所有渔场、鱼油加工厂和军火库，还俘获了各种战利品，从机组叶轮到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Enigma machine），还有密码本，密码本帮助英国渗透到德国军事和海事通信中。罗弗敦群岛的居民竭尽全力地帮助同盟国的突袭，还有数百名志愿者跟着英国人离开岛屿，参加了挪威自由军（Free Norwegian Forces）。但是史料中往往没有提到的是，岛民们不仅安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工作和生计遭到破坏，而且后来他们还遭到德国当局的残酷对待。

更有名的行动就是摧毁位于奥斯陆和卑尔根（Bergen）之间的维莫克（Vemork）德军重水厂，行动是由英国特别行动处训练的挪威突击队员执行。在当时看来，重水是发展核武器必不可少的材料。英国五次尝试破坏重水厂，其中最成功的一次是由几名挪威人执行的。那次的突击队员都是攀爬和滑雪的好手，他们通过一个岩壁强攻了挪威重水厂。理论上来说，这次行动很完美，但几周之后，工厂又重新运转。更有效的一次行动是炸毁了一艘载着重水运往德国途中的客船，不过船上的许多无辜挪威乘客也不幸毙命。德国的核能项目被耽搁了很久，不过无论如何，今天我们知道，就算有重水，对他们的项目也无多大裨益。

挪威突击队员在英国接受了特别行动处的训练，当时，特别行动处和挪威流亡政府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歧，特别行动处希望看到切实的成果，即使这样会令突击队员和平民付出一定的代价，而流亡政府希望自己的同胞能远离是非。是执行代价高昂的行动，还是继续观望，特别行动处进退维谷，在整个战争岁月都被这样的问题折磨，而且几乎所有地方的抵抗行动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虽然丹麦人和挪威人语言相通，虽然德军在1940年4月的同一天入侵了这两个国家，但两国在战时的形势却相去甚远。我们知道，丹麦人压根没想过要抵抗德国入侵，他们旋即投降。他们的国王和政府也没有流亡海外，出于感激，占领者允许丹麦人继续保留自己的国王、政府、议会、民主宪法、军队和外交部门。接着，丹麦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成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盟友。丹麦和德国的商人携手在苏联沦陷区开拓殖民地。

自愿参加德国纳粹党组织的作战部队党卫军的挪威人和丹麦人数量不相上下，挪威和丹麦妇女产下的一半德国血统的婴儿数量也相近。还有一个相似点，这两个国家都拒绝纳粹的意识形态，挪威纳粹全国团结党（Nasjonal Samling）和丹麦纳粹党都是普遍失败的，占领军别无选择，只能与坚定反纳粹的本地官员合作。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地势地形截然不同，而在抵抗者眼里，这个区别非常重要。丹麦最高的“山”也不足500英尺，那里没有崎岖的海岸线，没有峡湾，没有积雪的森林，也没有隐藏的小屋。丹麦的乡村地区更像是花园，而不是野性的自然。在战争期间，丹麦没有严重的食品短缺，年轻人没有被征召入伍或强制服劳役，丹麦在战略上微不足道，英国特别行动处没有试图“点燃”丹麦——起初没有人号召丹麦人武装抵抗（或其他形式的抵抗），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丹麦人与占领军合作的盛况着实让一些人瞠目结舌，这样才萌生了抵抗运动。渐渐地，抵抗运动在丹麦发展壮大起来，到了1943年，占领者与被占领者之间的关系跌入谷底，德国人遂对丹麦进行直接统治。但是丹麦国王和略微调整的政府仍然保留了，通过巧妙斡旋，丹麦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自治。

丹麦人和德国驻丹麦机构合作破坏“犹太问题”的解决，目标太大，引起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注意，最终在1943年初秋，希姆莱下令把大约7 800名丹麦犹太人驱逐到死亡集中营。但是，德国驻丹麦机构不愿意执行这个命令，而且，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馆商务参赞格奥尔格·费迪南德·杜克维兹（Georg Ferdinand Duckwitz）赶紧把柏林的计划透露给了丹麦有影响力的人物，比如社会民主党领袖和各方教会显要。杜克维兹甚至还跑到斯德哥尔摩，寻求瑞典方面同意接受丹麦犹太人转移过去。获得许可之后，丹麦犹太人离境行动迅速组织起来，当德国警察开始集合犹太人的时候，大部分已经离开。这的确是丹麦人的壮举，不过，这背后人道主义的意味超过抵抗行为。尤其在这次事件中，德国驻丹麦机构与丹麦人通力合作。杜克维兹从德国驻丹麦全权代表、党卫军将军沃纳·贝斯特（Werner Best）那里获悉了驱逐计划，如果没有贝斯特的许可，杜克维兹也无法前往斯德哥尔摩。后来，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授予杜克维兹“国际义人”的称号。他的长官，战犯沃纳·贝斯特将军却被一个丹麦法庭在1948年判处死刑，后来被释放，不过讽刺的是，其实贝斯特更应该因为这次义举获得“国际义人”的称号，毕竟，贝斯特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不去理会柏林的命令。

丹麦人用一批渔船把丹麦犹太人摆渡送走，虽然在这一带巡逻的德国海军部队其实很容易阻止出境行动，但他们的指挥官却对这么明显的动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丹麦境内，德国警察接到命令，只抓捕愿意放警察进门的犹太人。最后，只有不到500名犹太人（大多数是老人）被驱逐到所谓的集中营典范——位于今天捷克共和国境内特雷津的特莱西恩施塔集中营（Theresienstadt concentration camp）。即使在那里，丹麦犹太人也受到了丹麦政府的保护，丹麦代表还获准前去探访。结果，“二战”期间过世的丹麦犹太人都是自然死亡的。这个温暖人内心的故事背后也有其阴暗的一面，为了给驱逐到集中营的丹麦犹太人腾出地方，阿道夫·艾希曼的党卫军把其他一些犹太人从特莱西恩施塔转移到奥斯维辛，在那里，毒气夺走了他们的生命。

这是否意味着，一开始温顺地接受德国入侵和占领，然后再唤起占领者的人性，去拯救犹太人的性命，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良方呢？[7]可能性有，但机会不大。毕竟，处决犹太人是一个战争目标，至少和赢得战争这个目标有同等分量。1944年5月和6月，阿道夫·艾希曼想把将近50万匈牙利犹太人送到奥斯维辛的毒气室，他就有能力征用到足够多的轨道车车厢，要知道，那段时间恰逢德军需要现有一切轨道车来竭力阻击苏联军队的挺进，所以他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还有一点要注意，在纳粹眼里，俄罗斯人和波兰人是次等人，但犹太人看起来却是超人类的，是超自然的魔鬼，如果德国想要存活，就必须把犹太人一网打尽。丹麦的情况独一无二：日耳曼民族，平和，经济上不可或缺，战略上微不足道，国内犹太人口只有几千。还有，丹麦的德军指挥官和官员跟东欧的不一样，他们不是激进的纳粹分子。还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希特勒希望把丹麦并入大德意志帝国的版图，而在东欧，他只希望进行殖民，在当地只留下一些有用的奴隶。在波兰、俄罗斯和类似国家，顺从无济于事。

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一支经过特别训练的英国战斗机小队摧毁了盖世太保在哥本哈根的总部，但没有波及关押犯人的那一层，解放了丹麦政治犯。（不幸的是，一些飞行员错误地袭击了旁边的女子学校，导致师生严重伤亡。）[8]到那个时候，丹麦已经锻造出希特勒的欧洲最成功的地下刊物之一。不过，总的来说，丹麦到战争结束都一直保持着平静祥和，最大程度上惠及了平民和德国军工业。尽管人们推崇丹麦人的民主思想和实践，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德占国家的所有人都效仿丹麦人，这场战争一定旷日持久。到底有多久，当然难以揣测，全都要看我们如何计算欧洲抵抗运动的价值了。在我们讨论东欧和东南欧的游击队时，我们会进行评估，那里有真正的抵抗斗争，那里是欧洲的主战场。

至于什么样的抵抗行为有利于国家目标或同盟国在西欧和北欧的目标，尚无定论，而且这两个问题还是要区别对待的。比如，杰出作家和记者撰写的传单、书籍和小册子提振了国民士气，但这对同盟国的战事有多大裨益，就很难衡量了。即使是最热忱的反纳粹爱国主义者也要维持生计，至于普罗大众，绝大多数人却还是在工厂和办公室里劳苦工作，在为德国战事做贡献。而他们在挪威、法国或西欧和北欧的其他地方开展的破坏行动，似乎也没有让德军大伤元气。但是，1944年的铁路大破坏，尤其是故意扰乱时间表和误导军事交通，的确让德国在应对同盟国诺曼底登陆时反应迟缓。抵抗者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944年，很多法国铁路工人因为参与破坏被枪毙。

当然，武装斗争也带来一些切实的成果：在夜色的掩护下，从背后射杀一名德国士兵，那就少了一名德国士兵。但是这种杀敌的方式代价也是惨绝人寰的：1944年，在罗马，每当一名德国士兵被杀，就有10名“人质”被处决，在塞尔维亚，每当一名德国士兵被游击队杀死，就有50—100个平民被绞死或枪毙。还有，这些人质通常都是些安分无名的小人物，通过处决这些人，可以震慑住其他人，让他们不敢去对抗占领者。这些“人质”通常都是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或东欧来的难民，他们的死亡不太会让人们感到遗憾后悔。不过，很多抵抗组织领袖还是认为，为了杀死一名德国士兵，却要付出那么多人质的生命，代价太高昂，他们就下令去杀叛国者和合作者。这样一来，在与占领者的斗争中，内部冲突或内战的潘多拉盒子又被打开了。

一个抵抗组织能压制住另一个抵抗组织，或许会有利于形成一个对德统一战线，但同盟国并不喜欢抵抗组织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英国空军司令部因为怀疑法国抵抗力量的可靠性，常常不愿意为特别行动处提供飞机，用来给当地抵抗组织空投补给和特工。英国传统主义政客认为抵抗组织是在做无用功，甚至是不道德的，他们也害怕这些武器最终会落入德国人或共产党手中。丘吉尔自己也怀疑抵抗者有共产主义倾向，但他还是会给南斯拉夫的共产党约瑟普·特托派遣特别行动处特工和军官，输送武器。他也给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派遣特工，直到1944年希腊解放后，游击队与英国部队发生冲突，这一动作才停止。总的来说，丘吉尔的观点是，任何德国可能的敌人都值得帮助，至少游击队的牺牲会挽救英国士兵的性命。

无论我们怎么看，西欧和北欧的抵抗运动并没有遵守国际协议。国际协议赋予了平民武力对抗入侵者的权利，但对前提条件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除非你认为德国侵略已经构成充分理由让你可以采取任何形式的武力抵抗。但是，德国入侵法国是无法受到指控的，法国在1939年9月1日就向德国宣战了，旋即法国部队向德国边境挺进。不过，德国侵略挪威、丹麦、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的确是站不住脚的，相反，这些国家还在接下来的战争中竭力表明自己的中立。

海牙公约规定，一旦敌军占领成为既定事实，被占领国的人民就要服从占领当局，除非占领者犯下严重罪行。没有证据证明1940年入侵西欧和北欧的德军犯下过诸如奸淫妇女、掠夺财物、火烧手无寸铁的城镇或杀害战犯或普通平民的严重罪行。只有在当地人开始暴力抵抗，英国特别行动处开始活跃之后，德国人还以报复，才有了上述暴行。基本上以1941年夏天为分水岭，自那时起，双方开始以牙还牙，以暴制暴。不过，德国总是有办法比抵抗军更残酷无情。还有，任何有头脑的西欧人都一定知道，德国占领当局保持克制只是暂时的，毋庸置疑，他们的计划是要在欧洲建立霸权。

帮助犹太人

还有一个欧洲范围内实施的抵抗行为，只不过参与的人少之又少：拯救犹太人的生命财产。众所周知，欧洲的犹太人已经在1941年的某个日子被希特勒及其伙伴判了死刑，1942年1月在柏林郊区召开的万湖会议（Wannsee Conference）上制订了执行计划的第一批方案。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纳粹德国盟友全面或部分参与“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问题了。犹太人的生死主要就掌握在他们手中，与德国结盟的政府从来都不是被逼杀害或上交犹太人的。被占领国政府——在他们还有政府的时候——面临的形势更困难，但即便如此，执行德国命令的决定权主要还是掌握在当地政府的手中，比如，丹麦就是这样。没有政府的被占领国，比如荷兰或挪威，如果当地机构愿意承担一定风险的话，就算帮不了全部的犹太人，也还是能帮助很多人的。

最后，各个国家的情况还是要看那些团体和个人，包括德国在内。向犹太人伸出援手的人，实际上都是在进行着一种安静、隐蔽但高效的抵抗。他们的职业和社会背景各异，从德国牧师、意大利外交官、法国主教、保加利亚大主教和匈牙利警官到邮局职员、酒店服务员和的士司机，一直到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尽管社会顶层人士以及西欧、北欧和南欧的人不太冒险帮助犹太人，但东欧的穷人却愿意为此拿身家性命去冒险。法国方济各会牧师皮尔·玛丽－贝努瓦（Père Marie-Benoît）设法弄到了数千份伪造文件，先后在法国和意大利为犹太人做的其他事情更是多如牛毛，但是他从未被德国、法国或意大利警察逮捕过。[9]事实上，意大利当局还为他保护下的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另外，大量波兰农民因为庇护犹太人导致全家被德国人处决。[10]

据说，在德国统治之下，要保护一个犹太人的性命，需要大约25个人的力量，这个数字不是夸大其词。在整个欧洲，数百万人都在偶然间参与保护过犹太人，或者至少没有向当局告发。但是，还有数百万乃至更多人，尤其是生活在最残酷的德占区之外的人，本可以这样做，却没有这么做。

[1] 在著名且充满争议的法国电影《影子军团》（L’armée des ombres，1969）中，导演让－皮埃尔·梅尔维尔就是在向抗击德国占领军的法国斗士的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自我牺牲表达敬意，让人动容。梅尔维尔自己曾经也是名抵抗者。但是德国人在这部电影中的戏份很少：故事主要发生在法国人民、抵抗者与合作者之间。抵抗者大部分时间都在求生存。电影和原作小说都是受“二战”时期法国抵抗运动的真人真事启发而作。

[2] 贡纳·桑斯特比导演了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来自“24号”的报告》（挪威武装部队制作，1994），很不错。24号是桑斯特比在英国特别行动处的代号，这个英国组织专门负责“点燃欧洲”计划。

[3] 大部分荷兰社会组织，包括童子军和足球队，都是严格分为天主教徒、新教徒、社会党人和自由党人四个团体的。

[4] 战后，所有荷兰人都喜欢给游客讲的一个爱国主义轶事就是，如果有人问路，他们如何用准确熟练的德语说：“我很抱歉，你们的语言，我一个字都不懂。”另一个难以忘怀的抵抗行为就是把邮票贴在信封的左上角，而不是右上角，以此表明，右上角的位置只留给印着流亡女王照片的邮票。当然，荷兰的现实就更复杂了：看看有多少荷兰人自愿参加党卫军，有多少年轻女性和德军士兵交往还怀上他们的孩子，就知道很多荷兰人都不愿意和占领者合作。

[5] 参阅Ian Buruma, 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13), 3–7。

[6] 在丹麦和挪威抵抗纳粹的英雄主义方面有一位勤勉的先驱，他就是著名的喜剧演员和钢琴师维克托·博奇，一位丹麦的犹太裔难民，在战争期间定居美国。在博奇代表丹麦和挪威的公开演出中，有一点他从未提到过，那就是在战前，斯堪的纳维亚移民法律只允许少量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裔难民在他们的国家定居。

[7] 在西方世界广泛流传、经久不衰的一个传奇就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在德国入侵的当天就宣布投降，之后还威胁要在自己的制服上佩戴大卫王之星，以防本国的犹太人被逼佩戴这个标志。在另一个故事版本里，他的确佩戴了大卫王之星。实际上，在丹麦，没有人被迫佩戴这个标志。

[8] 参阅Robin Reilly, The Sixth Floor:The Danish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the RAF Raid on Gestapo Headquarters, March 1945 (London: Cassell, 1969)。

[9] 关于皮尔·贝努瓦的一生，参阅Susan Zuccotti, Père Marie-Benoît and Jewish Rescue: How a French Priest Together with Jewish Friends Saved ousands During the Holocaust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10] 华沙的波兰国家纪念研究所确认了700多名波兰人因帮助藏匿犹太人被处决的案例。实际的数字应该比这个还多，参阅Jan Grabowski, Hunt for the Jews: Betrayal and Murder in GermanOccupied Polan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第七章

东欧、南欧和东南欧的抵抗和内战

西欧和北欧的占领者与被占领者关系特殊，在东欧只有一个地方与之相似，那就是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不过其首都布拉格还是位于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以西。在西欧和保护国，只有小部分人参与抵抗运动，武装冲突星星点点，人民基本服从德国傀儡政府的统治。德国在1942年任意摧毁了一个叫利迪策（Lidice）的村庄，几百个无辜的村民要么当场毙命，要么后来在集中营受难，在带点纵容迁就意味的国际协议里，可能这也不算违反规定的行为。《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都意在保护和平的人，但是像暗杀保护国代理长官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以及捷克家庭和组织庇护杀手这种事，国际公约并没有限制德国的报复。换句话说，如果发生叛乱，占领者可以随意行动。如果说占领者中的很多凶手无论如何在战后都要受到惩罚，那也是因为，哪怕有一丁点儿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德国人都不应该因为少量捷克斯洛伐克士兵从英国起飞并空投在捷克土地上就去屠杀无辜的村民。

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德国人不会无缘无故杀人，就算杀人，也不是为了降低人口规模或进行种族灭绝。政策中唯一例外的是犹太人，尤其是从1942年开始，如我们所知，杀害犹太人是德国一个全方位的目标。

在西欧、北欧以及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以刊物、政治组织、罢工甚至破坏等形式进行的抵抗并没有显著影响德国的战事，却提高了国民士气，在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对战后政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和当时的波兰比起来，这些地方的武装抵抗看起来小打小闹，但铁定是对同盟国的目标有利的。武装抵抗还激怒了占领者，给没有牵扯其中的平民和抵抗者带来了无妄之灾。即便德国行为不义，这样带来的后果也是说不过去的。但是，话说回来，那时候纳粹思想极为险恶，德国占领者在欧洲其他地方的罪行又罄竹难书，所以，即便当时德国人并非有意犯下如此罪行，遭遇暴力抵抗也是无可厚非的。

有一个国家要另当别论了，那就是意大利：意大利人在“二战”历史上扮演了双重角色，起先是纳粹盟友和残忍的侵略者，之后却成了受害者，甚至是抗德英雄。我们应该记得，意大利一开始是德国在欧洲最重要的政治盟友，多年来，墨索里尼更像是希特勒的导师和监护人，而不只是次要的伙伴。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在1922年掌权，比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早了11年。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残酷手段，和后来的德国纳粹冲锋队和党卫军不相上下。[1]政治谋杀是法西斯党的一个固定日程。换句话说，在1943年9月意大利倒戈之前，我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意大利人抵抗德国占领者到什么程度，而是本国地下组织抵抗法西斯政权的水平到了几何？

1943年之前，法西斯的意大利参与了一系列无端的侵略。1935年，意大利领袖的军队没有任何理由就入侵了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很多村庄遭到意大利空军的轰炸和毒气残害，一场骇人的战争后，这个幅员广阔但穷困潦倒的国家被征服了，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被宣布为皇帝。在接下来的一年里，6万意大利“志愿军”，实际上大多是常规陆海空军士兵，加入了西班牙内战，站在民族主义者一边。1939年3月，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宣称阿尔巴尼亚是意大利保护国，逼迫佐格国王（King Zog）流亡。1940年6月，正当法国在德国的猛攻之下摇摇欲坠之际，意大利袭击法国，虽然被法国山地部队击退，但还是设法攫取了边境的一些领土。不久之后，一支意大利大部队入侵埃及，但很快被对手英国一举歼灭：意大利的失败让德国不得不代表意大利介入。同年11月，意大利军队袭击希腊，依然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被击退，再次要求德军声援。1941年4月，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一起征服和占领了南斯拉夫和希腊。两个月后，意大利加入了德国大举进攻苏联的行列，这次还是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一年半后，苏联的一次反击把意大利远征军彻底摧毁在顿河岸边。1943年夏天，西方盟国入侵和占领了意大利西西里岛（Sicily），至此，法西斯大议会终于逼墨索里尼辞职并下令逮捕了他。同年9月，意大利国王试图举国向同盟国投降，但德国的一次入侵逼迫他和他的政府逃到南方，从那时起，意大利就分裂为同盟国控制区和德国控制区。在德控区，被德国突击队解救的墨索里尼成立了法西斯共和国。

1943年7月，一场完全不应该降临在意大利身上的悲剧开始了。这段时间也见证了反法西斯党派和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冉冉升起，这些内容会放到下一章。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军队在战争中的失败是同盟国的福音，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同盟国也能提提他们大胜意大利军和俘获许多意军士兵聊以慰藉。不过，那些认为“意大利人软弱”而对他们不以为意的人应该想象，当意大利人终于有了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也就是把意大利从德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意大利的抵抗斗士也和世界上的其他国民一样勇敢能干。事实上，意大利的数据显示，差不多5万游击队员在抵抗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和德国占领者的斗争中牺牲。

东欧悲剧

“二战”时期的东欧和东南欧就像一个屠宰场，千百万士兵、未受训或非正规的游击队员和追捕游击队的警察被驱赶到那里。大量平民也丢了性命，有些是因为支持德国纳粹，还有些人是因为反对纳粹，有些是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有些是因为青睐共产党，还有些则是因为反对共产党。另外，数百万普通安分的平民被杀，其原因不过是他们的种族、宗教信仰、居住地、真实或可疑的国籍、政治信仰或财富，或者仅仅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在这个噩梦般的世界里，军纪严明、全情投入抵抗事业的大规模游击队在与正规军或敌对游击队激战，但也有个别人和小型组织在对邻国实施血腥报复。在他们的世界里，抵抗纳粹及其盟友只是广泛斗争和纷扰中的一部分，不过反纳粹抵抗者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还是不可估量的，因为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是他们在东欧（欧洲其他地方也一样）的各个地方接过政权。后面的章节会谈到抵抗运动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和政治危机，到时候我们会再详谈这些内容。在本章中，我们先要抽丝剥茧，理清抵抗运动的历史脉络，毕竟这里的抵抗运动覆盖面广，一直从波罗的海延伸到地中海东部。

美国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用了“血色大地”这个词，精准地描述了战时的东欧。[2]虽然斯奈德指的“只是”今天的波兰、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但其实这个词用来形容中东欧和东南欧也是再恰当不过了。比如，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1941—1945年，当地人因为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比如身为穆斯林、罗马天主教徒、东正教基督徒、犹太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属于犹太“种族”但不一定信仰犹太教的人、波斯尼亚人、吉普赛人、共产党、民主派、乌斯塔沙民兵组织、德国士兵、意大利士兵、游击队员、南斯拉夫祖国军（Chetnik）战士、克罗地亚士兵、抵抗者、合作者或者逃兵役的人，就被各路敌人杀害。

除了波兰，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在战争的头一年半里都生活在和平当中。但这种和平却是四面楚歌、危机四伏：1939年8月达成的德苏协议不仅同意苏联控制波兰东边那一半领土，还准许苏联控制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苏联人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建立军事基地和海军基地，然后，1940年，苏联控制下的当地共产党组织了一场虚假的公民投票，“同意”这三个国家并入苏联。苏联的接管让波罗的海国家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精英开始走向毁灭，这些精英阶层被驱逐到苏联偏远地区，大多数人都魂归异乡。“二战”中的第一波游击战就此应运而生，讽刺的是，战斗的对象不是德国人，而是苏联占领者。波罗的海游击队（这个词首次在“二战”中出现），也叫作“丛林之人”，一边与苏联红军作战，一边期盼希特勒军队前来解救。

1941年6月，巴巴罗萨行动降临。但在德国坦克抵达之前，波罗的海游击队和城市暴民就对苏联战俘、可疑共产党和犹太人展开血腥报复，苏联占领的暴行，却要犹太人集体承担后果。事实上，我们今天都知道，在波罗的海国家，为苏联效力的非犹太人多过犹太人。1941年夏秋发生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犹太人大屠杀或许是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

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是如何为纳粹党卫军提供了一些最英勇的作战部队。即使在今天，波罗的海国家的很多人还宣称，当年在纳粹党卫军效力的同胞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对抗“成群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当然，在1942年，当战局开始对希特勒不利时，抗德运动兴起，但那些抵抗运动根本无法与抗苏游击队相提并论。我们应该注意到，美国从来没有认可苏联吞并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行为，这就让波罗的海的反苏斗争披上了合法的光环，大大影响了今天波罗的海国家对战时历史的看法。波罗的海国家对抗苏联占领者的斗争在战后还持续了很久，著名的森林兄弟（Forest Brothers）参与了斗争，这个组织有大约五万名战士，据说最后一名战士在1956年向苏联警方投降了。波罗的海持续的反苏斗争给平民百姓平添了难以言喻的悲惨遭遇：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至少有10%的人口，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被驱逐到苏联偏远地区，很多人一去不返，客死他乡。毋庸置疑，波罗的海人民的抵抗加速了这三个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走向独立，但是也有人会说，那个时候苏联体系内爆，无论如何独立都会来临。

波兰：不同寻常的个案

波兰人，起先抵抗德国占领者，后来也连带抵抗苏联人，这场抵抗运动如此宏大而复杂，我们讲述的篇幅短小，实在难以还原全貌。所幸的是，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献卷帙浩繁，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些文献都是一边倒的，清一色的爱国主义色彩，至少英文文献是这样。如果我们要概括一下波兰人这个大民族，应该这样说，他们深深沉浸在英勇抵抗外敌入侵的历史长河中，总是喜欢把自己描绘成浪漫主义甚至救世主的形象，这让我们有时很难侦测到这里的真实画面。如果我们相信前抵抗者和大多数的波兰历史学家，那波兰整个民族从战争伊始直到1945年春天最后一名德国士兵离开波兰为止，都一直在抵抗德国人。这些历史学家指出，为了显示他们对自由的热忱，对西方盟国的忠诚——同盟国在1939年没有出手相助——波兰人一直集中力量与德国压迫者斗争，而忽略了与苏联侵略者作战。直到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些波兰人才拿起武器对抗苏联占领者及其波兰傀儡政权，这次，他们依然孤立无援。

以上历史学家的陈述，大部分属实，但他们却有忽略一个事实的倾向，那就是，在波兰，就像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大多数民众都置身事外，过着自己的生活，至少他们努力这样做。波兰人被当成奴隶和次等人对待，水深火热，但也有很多个人和群体从德国军工业的需求中获利。而没收犹太人的财产，以及犹太商人和专才的缺席，也给他们带来了好处。

关于德国占领的准确性质，以及抵抗运动的水平和价值，波兰人自己也意见不一。谁才是抵抗运动的真正生力军，尚无定论：是传统的波兰社会精英？拥有土地的大贵族和施拉赤塔（波兰贵族）的后裔？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城市工人？而各主要抵抗团体的贡献、名望和真实角色也是争论的焦点，这些抵抗团体有：持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的反纳粹国家武装部队；保守自由主义、亲西方的重要爱国主义抵抗组织，其政治领袖居于伦敦，自称是流亡波兰政府，旗下军队是波兰救国军（Armia Krajowa）；由农民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左翼抵抗力量；最后，还有共产党抵抗组织，旗下军队叫作波兰人民军队（Armia Ludowa）。共产党抵抗组织的领袖身居莫斯科，是斯大林手中的工具。而关于波兰抵抗组织与少数民族的紧张关系、少数民族的地下组织，以及波兰民众是如何看待大屠杀以及波兰人和犹太抵抗力量之间的真实关系，波兰历史文献迄今都少有提及。

至少迄今为止，波兰人都喜欢把自己塑造成无辜和极其独立的民族，被两个极权主义魔鬼国家残忍侵害：首先是纳粹德国，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第二个就是苏联，苏军在9月17日踏上波兰领土。德国占领者在波兰人民身上施加了无尽的痛苦，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德国在1939年9月首次摧毁华沙，又在1944年8—10月华沙大起义期间和之后让惨案重演。千千万万波兰人在华沙的帕维尔克监狱（Pawiak Prison）和奥斯维辛一期集中营[3]这样的地方受尽折磨并被杀害。波兰人在苏联统治下也是苦难深重，最典型、最骇人的就是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NKVD）于1940年在苏联卡廷森林和类似的地方屠杀了大约2.2万波兰预备役军官和文官，以及在战争接近尾声和刚刚结束的时候，苏联审判和处决波兰非共产党的反纳粹抵抗者。

波兰人说得没错，波兰没有出过大卖国贼，但他们很少会顺带提及，其实波兰是欧洲唯一一个没有被德国占领者邀请合作的国家。的确，波兰被两个超级大国无情猛攻，波兰人没有投降，而是顽强抵抗侵略者，这一点毋庸置疑，只是，直到最近，波兰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才开始用一个更加平衡的视角来阐释这些事。比如，在两次战争期间，波兰对待少数民族就不太公平，这至少也能从一个方面解释，为什么很多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德国侨民（Volksdeutsche）和犹太人对波兰这个国家和人民怀有强烈敌意。也是直到最近，一些顶尖的波兰作家才开始探讨大屠杀那几年里波兰普遍的反犹问题。那个时候，波兰村民和市民会抓住逃出来的犹太人并交给波兰或德国警察，这种事情太寻常了。一位年轻的波兰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特定国家的微观历史，他最近关于波兰东南部的研究表明藏匿起来的犹太人落难大多都是因为遭到波兰人邻居的背叛。[4]波兰民族主义者通常都会找的一个共同借口就是，这些处于绝境的村民都认为犹太人与苏联共产党的镇压脱不了干系，很多犹太人都参加了苏联占领军，但这个理由在波兰中部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那里直到1944年才有苏联红军的踪影。[5]他们毒打、折磨和私刑处死犹太人的现象也不是一星半点，还有，波兰村民犯下的臭名昭著的耶德瓦布内（Jedwabne）犹太人大屠杀也不是个偶然的个案。[6]波兰还开始出现一种恶毒的行为——以恐吓和勒索藏匿的犹太人为职业，主要是华沙和其他地方的年轻人这么做。当犹太人没什么可给的时候，就会被告发到德国当局以换取酬金。不过，波兰地下法庭有时的确会审判和处决这样的行为。

坚定反对德国占领是波兰流亡政府的国策。逃过德国或苏联抓捕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1939年9月底流亡到罗马尼亚，还带去了波兰军队坚实的一部分。其他人逃到匈牙利，他们在那里也受到热情接待，享受贵宾的待遇。接着，数千人获准经由巴尔干前往西边。波兰流亡政府迁移到巴黎，之后到了伦敦，越来越多体格健壮的波兰难民加入英国军队，英国把他们整编成步兵团和装甲旅。还有一些波兰难民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组成其中一些最出色的战斗机小队，获益的还有英国海军，满员的波兰巡洋舰、驱逐舰、潜艇和运输船舰队加入了他们。

流亡政府在华沙建立了地下政府（Delegatura），五脏俱全，军事、政治、教育、文化、司法和情报部门应有尽有。而抵抗运动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就是什么时候以及如何果断地袭击德国占领者。谨慎的指挥官和鲁莽的地方领袖之间往往会出现分歧，就是一个最明显的表现。不过波兰的抵抗组织是幸运的，他们在这个国家的行动相对自由，波兰自由战士拥有的传统声望是他们的护身符。另外，很多抵抗者是贵族出身，德国和苏联占领者不得人心，地下法庭追捕叛徒高效，也让抵抗运动获益匪浅。事实上，在希特勒的欧洲，在少有的几个国家，为德国人效力和加入抵抗军一样危险，而波兰就是其中之一。毛泽东曾经说过，成功抵抗需要像鱼游于水中一样[7]，而波兰抵抗者就是传奇的“水中鱼”。波兰抵抗者成为高中学生和童子军的榜样，男孩女孩都效仿他们，在1944年的华沙大起义中为国家前赴后继，担任通讯员、间谍和护士。

波兰这片土地上孕育的传奇抵抗战士或许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我们这里只看三个人，来认识他们的勇敢和困境，以及抵抗的悲剧，这里尤其凸显了波兰民族抵抗的悲剧。

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Władysław Bartoszewski），一名天主教记者和作家，早年被当作政治犯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1941年获释。索菲娅·克萨克－切斯卡（Zofia Kossak-Szczucka）在华沙地下政府内成立了救助犹太人的地下组织扎高塔（Zegota），这是欧洲唯一一个专门致力于援助犹太人的地下组织，而巴托谢夫斯基就成了里面最有名的成员。巴托谢夫斯基参与了1944年的华沙大起义，之后——和很多其他的抵抗者一样——差不多是不假思索地继续曾经在苏联统治下的抵抗事业。他被指控为间谍，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后来指控被撤销了。他马不停蹄地继续他忙碌的政治、新闻和文化活动，游历世界，赢得了无数荣誉和勋章，包括被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授予“国际义人”称号，以色列政府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1981年初，他再次被波兰政府逮捕，紧接着又恢复了名誉，在共产主义倒台后，担任团结政府的外交部部长。关于波兰抵抗运动的最重要的书籍中，有一些就是巴托谢夫斯基撰写的，他到2013年还身居外交高位，当时他91岁高龄。

在西方国家中有一个名气很大的人，叫杨·卡尔斯基（Jan Karski），因为除了他的种种事迹外，他还在克劳德·朗兹曼（Claude Lanzmann）1985年拍摄的法国纪录片《浩劫》（Shoah）中接受了采访，卡尔斯基在战时担任主要的波兰抵抗组织波兰救国军的通讯员。他几次秘密前往法国和英国，曾经有一次被捕，受到德国人的严刑拷打。1942年，他进行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秘密出访，到了英国，又从英国去了美国。他携带着关于德国暴行和犹太人死亡集中营的文件，他还伪装探访过其中一个集中营。他甚至到了华盛顿的椭圆形办公室，但是罗斯福总统及其顾问都不愿意相信他，或者，就算他们相信，也还是没有办法或没有意愿去提供帮助。卡尔斯基最终成了乔治城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写了一些书，其中有一本叫作《一个秘密国家的故事》（Story of a Secret State），是关于波兰地下运动的战时报告，几乎成了西方最畅销的书。[8]

威托德·皮雷茨基（Witold Pilecki），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身上集合了一个“典型”波兰自由战士的所有主要特征。就像很多其他的波兰抵抗者一样，他出身高贵。事实上，波兰社会传统上几乎全是由贵族地主和奴隶组成——城市里的奴隶通常都不是说波兰语的——而为数众多的贵族视自己为波兰民族地位的唯一传承者。皮雷茨基的身份是地主，他在1919—1920年的波苏战争中服役，成长为一名预备役军官。1939年德国袭击波兰后，他在自己的部队总是第一个冲锋陷阵，直到彻底战败，然后立刻加入了第一个武装地下组织。1940年，他说服自己的长官，让自己被捕，目的是混入奥斯维辛集中营，那里主要关押着波兰政治犯。他在集中营成立了地下抵抗组织，并在1943年4月携带从德国人那里偷来的文件逃跑了。之后，他加入了救国军，并在1944年的华沙大起义中表现格外突出。不过，到那时他已经开始为抵抗苏联占领做准备了。1947年，他因为向西方国家传递苏联暴行的情报被捕，接着受到审判，被判刑，1948年5月被处决，年仅47岁。在共产党执政期间，他被社会遗忘，到了后共产主义时期，政府恢复了他的名誉，他成了波兰的一个传奇英雄。

计算欧洲抵抗运动对敌人造成的损失是几乎不可能的。西方历史学家，尤其是专门研究军事历史的，倾向于认为抵抗运动并没有大挫德国战斗力。但是，鉴于波兰、苏联和南斯拉夫在“二战”时期的经历，以及后来阿富汗反苏游击队和越共抗击美军的惊人高效，这样的论断显得不尽如人意了。根据波兰的官方数据显示，1941年1月—1944年6月之间，非共产党、非右翼的波兰抵抗运动摧毁了6 930个火车头，让732列德国火车脱轨，破坏了19 058列货运火车，让92 000个炮射导弹出错，不胜枚举。[9]虽然数字精确成这样的确让人怀疑，但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德国军工业的机器被波兰游击队摧毁，他们不得不以人力代替，可能要耗费数百万小时的人工。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波兰和苏联有游击队活跃的地区，成千上万德国士兵不得不留守后方保护交通，而无法上前线打仗。

有三个重大事件决定了波兰抵抗运动的命运，也定格了人们对抵抗运动的记忆：1943年4—5月的华沙犹太区起义，据说波兰抵抗军试图帮助在劫难逃的犹太战士却失败了；1944年8—10月的华沙大起义，以及一些相关事宜，比如起义的时机是否还不成熟，苏联红军是否刻意不出手襄助波兰战士；苏联在战争结束时虐待波兰救国军，以及救国军“兄弟们”，也被称作“被诅咒的士兵”，在战后继续与苏联和波兰共产党政权做斗争，一直到1952年解散，斗争才结束。

图7.1 德国党卫军士兵把犹太幸存者从烈火熊熊的华沙犹太人聚居区驱离，事件大约是发生在1943年5月。这些幸存者要么被杀，要么被驱逐到集中营。

波兰人和犹太人的抵抗：一段紧张的关系

波兰抵抗军总有不少犹太人参与，同时，犹太人还有自己的抵抗运动。华沙犹太区起义、其他犹太社区和集中营起义都是由少数年轻男子和女子发动的，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命运已经写就。他们是数百万被集体宣判死刑的波兰犹太人中最勇敢的，这是他们的公开反抗。犹太战士选择了有尊严的死法，同时也要向所有诋毁犹太人的反犹主义者宣告，犹太人不是懦夫。不出意外的，犹太社区领袖和居民（大多数都已经被移送到特雷布林卡并遭毒气杀死）不赞同这样的冒险。还留在犹太社区的人把希望放在身份证件上，证明他们是为军工业效力的熟练技术工人。而这些犹太战士们只在一点达成了一致，那就是做好赴死的打算，其他方面却是有分歧的，他们分裂为复国主义派别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派别，甚至在社区内还有明确的划分。事实上，他们都分别命丧装备精良、残酷无情的德国党卫军手中。这场斗争可能只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后来的华沙大起义，则成了以色列国的基石，尤其是奠定了其国防力量。

如果说非犹太裔波兰人抵抗军在犹太人的英勇事迹中发挥了作用，那他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救国军偷运了枪支到华沙犹太区，少量的步枪，大多是老旧的手枪，共产党主导的波兰人民军队的一些分队还试图袭击犹太区。不过，总的来说，那些帮助都微乎其微。救国军指挥官后来宣称他们的部队也缺少武器，但是鉴于波兰抵抗军没有和占领军正面作战，分出一些步枪其实还是能做到的。实际上，救国军指挥官把犹太抵抗军当成业余军队和政治外行，甚至认为他们对救国军怀有敌意。很多波兰人还责备犹太人没有在波兰被占领的头一两年加入战斗，那个时候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里接收的主要是波兰的政治犯，犹太人还没有遭到大规模谋杀。

波兰人倾向于认为犹太人都是热切的合作者，但波兰人在批判犹太人的行为时忽略了一个事实，一个被宣判死刑的人，无法和能够选择生死的人秉持同样崇高的道德标准。为德国人工作，与之“合作”，在犹太人委员会、犹太人社会警察和普通犹太工人的错误认知中，这是唯一活下去的希望。

毫无疑问，波兰抵抗军和普通波兰人中，有很多人都不喜欢甚至讨厌犹太人。早在1940年2月，年轻的抵抗军通讯员扬·卡尔斯基就向波兰流亡政府报告，称“对犹太人的厌恶为德国占领者和波兰社会重要阶层搭建了一座可以会面的独木桥”[10]。就连索菲娅·克萨克－切斯卡都坦白承认自己有反犹太人的情绪，要知道，她在战争期间可是全心全意致力于救助犹太人。作为人道主义者，她每天都在为犹太人冒生命危险，她进过监狱，也进过集中营，但她在战后却提倡驱逐犹太人。她对犹太人抱有天主教徒普遍的偏见，认为犹太人是“杀死耶稣的凶手”，也坚定相信波兰应该只属于说波兰语的民族，属于波兰民族。波兰抵抗军中有很多人对犹太人、德意志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这些少数民族有着同样的观点。

如果能聊聊德国占领下抵抗军的团结一致，自然是很好的，只是这样的证据几乎没有。各民族、政治、区域和行业群体都在追求自保，除了共产党，因为他们服从斯大林的指令，而不是自己的意志，只有像托洛茨基分子（Trotskyists）和其他共产党异见分子这样真正的国际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还有原生贵族和少数像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宗教团体才有能力跨越种族的界限。

198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以及其他的波兰作家都描述过，华沙犹太社区起义的时候，犹太社区隔墙的旁边，音乐声飘在空中，孩子在游乐场骑着旋转木马。而在墙的另一边，尖叫声钻入耳中，有人从燃烧的建筑物上跳到路面。似乎也没有人注意到，存活的犹太社区居民，大多是妇女和小孩，他们惊恐地举起双手，被驱赶着穿过社区大门。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在希特勒的欧洲，不同族群隔着鸿沟，尤其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但是，这个故事也彰显出，纳粹在波兰创造一个新的等级社会是多么成功，德意志帝国的人在金字塔尖，当地的德国侨民居次，下面是受到严重压迫的波兰人，但比起犹太贱民，波兰人还有那么点优越感。

1944年夏末秋初的波兰人华沙大起义，数万人为之而战，数十万人因此受难，对全世界的政局产生重要影响，其效应至今未消。在同盟国或苏联解放军抵达之前把自己的国家从德国占领中解救出来，是众多欧洲抵抗者的梦想。如我们所知，只有一些巴尔干国家实现了这一梦想。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1944年末，当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燃烧着自我解放的烈火时，德国军队已经开始从巴尔干半岛撤离了。所以，巴尔干半岛的抵抗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哪个抵抗组织将接替德国的统治地位。而在东欧的每一寸土地上，德国军队仍然带着坚定不移的决心在战斗。

波兰如果成功实现自我解放，将能帮助其他国家在战后确立真正的独立。对于波兰人来说，当德国人在1943年发现了1940年的卡廷惨案，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大胆地公开控诉此事，自我解放的事宜就变得更加刻不容缓。这也给了苏联人一个借口，断绝与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把波兰国内的代表视为敌人。[11]

回到1941年，巴巴罗萨行动之后，苏联承认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具有合法性。波兰派了大使到莫斯科，他们还获准在苏联组建起一支独立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就叫安德斯军队（以指挥官的名字命名）。安德斯军队主要是由在苏联战俘营和集中营发现的波兰人组成，成立后，军队获准离开苏联，并将很快加入同盟国一边作战，主战场在意大利。在经历了一段短暂且来之不易的蜜月期后，波兰和苏联的关系急转直下。在卡廷惨案后，苏联人成立了一个由波兰人组成的反法西斯委员会，后来叫作卢布林委员会（Lublin Committee），受苏联严格控制。苏联还为这个委员会增设了一支波兰人军队，士兵都是从战俘中招募来的，配备了苏联红军指挥官，并受其监督。因此，到了1944年，非共产党的波兰人又有了两大敌人，纳粹德国和苏联。

波兰人希望能够在苏联红军抵达华沙之前重组国家政权，并拥有一支有实力的武装部队，这将会大大有利于他们重塑一个自由的波兰。1944年夏天，这个自我解放的机会出现了。苏联红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巴格拉季昂行动（Operation Bagration），大举歼灭德国的中央集团军（Heeresgruppe Mitte），数十万德国士兵被俘。苏联红军中央军士兵达数百万，配备的枪械、坦克、飞机达数万，稳步向华沙挺进。同时，苏联无线电广播反复号召波兰人们起来反抗这伙“希特勒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强盗”。

虽然还没有为行动做好万全准备，华沙救国军的指挥官博尔·科莫罗夫斯基（Tadeusz Bór-Komorowski）还是下令在1944年8月1日起义，当时苏联红军部队就驻扎在维斯瓦河（Vistula River）对面，距离华沙中心不足1英里。起义刚开始的时候，波兰战士所向披靡。起义军装备了1939年缴获后藏起来的德国武器和军火，通常穿着残留的德国军服，占领了城市大部分地区。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形成一个稳固连续的战线，在连续不断的轰炸下，包括来自战机的空袭，起义军损失惨重。德国指挥部派出了一些最残暴的士兵，比如由普通刑事犯组成的迪勒万格尔兵团（指挥官奥斯卡·迪勒万格尔博士自己就是个被判刑的强奸犯），还有党卫军卡明斯基旅的俄罗斯士兵。然而苏联人的援助并没有来。莫斯科公开谴责起义是疯狂的冒险，指责救国军是法西斯。的确，在数周的激烈战斗后，苏联军队需要休息。但有些事却解释不通了，比如苏联拒绝让同盟国的战机在自己的飞机场降落或加油。结果，从意大利南部机场起飞的英美飞机只能丢下少量的补给给华沙战士就得返回。[12]10月初，华沙卫戍部队投降了，出人意料的是，3万华沙起义的战士被当作战俘对待，这就意味着他们当中大多数都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平民百姓就没那么幸运了，成千上万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被德军暴徒杀死。波兰首都被夷为平地。

华沙起义对波兰和波兰人民有任何意义吗？这是一种“自杀式冒险”，将近25万人丧命，一个首都城市消亡，有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就质疑背后的价值，还有些人辩称牺牲不是白费。如果不是因为大起义和波兰人的抵抗赢得了自尊，在世界范围内激起人们的钦佩，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和波兰人民就没有力量在1956年成功反抗苏联，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再次反抗。不过，不得不承认，如果华沙没有这场英雄般的起义，千千万万的华沙人也不会丢了性命。

苏联德占区的抵抗

巴巴罗萨行动和德国入侵苏联在规模和残酷性上超越了欧洲土地上的任何其他悲剧事件，或者只有犹太人大屠杀可以与之比拟，不过，大屠杀和德军入侵苏联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些人甚至会说，如果德军没有染指苏联领土，也许就不会有德国人试图屠杀所有欧洲犹太人的举动了。数百万东欧的犹太人突然落入德国人手中，另外，德国人没能对苏军速战速决，这让他们感到挫败，出于这些原因，纳粹才决定实施“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

在苏联德占区，抵抗纳粹运动和抓捕抵抗者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覆盖范围极广，几乎把各方都牵扯进来了，而且残暴程度爆表。“各方”这个词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因为除了德国人和苏联居民（后者由数百个不同民族构成）以外，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卷入了战斗。我们说过，不仅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派了部队到“反布尔什维克”战线，就连中立的西班牙也派了一支4万人的军团参战，另外，还有来自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甚至瑞士和瑞典的数千名志愿军。这些德国之外的人要么上了前线，要么在后方主动或被迫与苏联游击队作战。在整个冲突中，游击队员猎手和游击队员都犯下了最残酷的暴行。

其实“抵抗”这个词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生在苏联的事，因为西欧抵抗运动中的一些典型特点，比如地下报纸、地下政党和个人袭击敌人目标这些事，并没有成为苏联德占区的反抗要务。在那里，抵抗者组成武装部队，苏联军官指挥下的稍大型部队会空投到前线，或是偷偷潜入。苏联游击队的成员有些之前是士兵，1941年的仓皇撤退中有成千上万士兵没跟上大军，其中一些人宁愿躲入丛林，也不愿意被抓去德国战俘营。还有一些人加入游击队是因为家人被杀或村庄被付之一炬，想要复仇。另外，斯大林曾下令所有人都要坚定不移地抵抗侵略者，如果不服从命令，可能会在解放后遭到惩处。最后，还有很多人加入游击队只是因为武装反抗也好过得过且过，因为在当时那个世界里，手无寸铁的平民可能成为任何人的目标。

当然，大部分时间里，游击队员并不是在战斗。在冰冻刺骨的森林，在蚊子扎堆的普利佩特沼泽（Pripet Marshes），或是在城市的废墟，仅是生存已属不易。游击队员从农民那里强取豪夺粮食，农民杀死游击队员，仿佛回到了三十年战争[13]。邻国的游击队组织往往也是个威胁。乌克兰游击队员杀死犹太人和波兰游击队员，波兰游击队员杀死乌克兰游击队员，共产党射杀“反动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除掉“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肆意杀害任何不是本国国籍的人。但还是有很多其他的部队高度自律，有自己的管理机构、无线电站、幼儿园和学校、医院、安保，以及反间谍机构。莫斯科把苏联的游击队当作红军的一员，他们要听从中央指令，他们的指挥官要定期向上汇报情况。

东边的游击战规模很大。战争期间，法国的抵抗者失去了数千名同志，有的死在战场，有的死在监狱或集中营，作为反击，法国抵抗者杀了数百名德国士兵，处决了数量更为庞大的可疑合作者和叛国贼。而在苏联，游击队的伤亡以数十万计，受游击战所累的亡魂也是这个数。

游击战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和其他占领者的残暴。这些侵略军，上至指挥官，下至列兵，都被授意要毫不留情，也得到保证，不会因为处决可疑人物而承担任何法律后果。毕竟，犹太人、吉普赛人和俄罗斯人都被视为次等人，是雅利安种族的敌人。从历史学家奥默·巴托夫（Omer Bartov）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德军处决了1.5万名自己的士兵，其中大多都是俄罗斯前线的，罪名包括逃离军队（战争期间，美国只处决了一名逃兵——列兵爱德华·“埃迪”·斯洛维克）、怯懦胆小、玩忽职守、政治煽动、偷盗政府财物和强奸等等[14]，但没有一名士兵因为射杀犹太人、吉普赛人、共产党代表和可疑的游击队员而被处决。但是，如我们所见，德国军法严格禁止屠杀无辜平民，即使在纳粹统治时期也是有效的。只有极少数德国军官和文官把这条规定当回事，通过显示出一定程度的宽容和仁慈，他们想赢取当地人的心。如果整个军队都这样尝试的话，德国人也许会在东部战线获胜。但是，在俄罗斯的战事中，赫然在目的是挂在树上或阳台上摇晃的尸体，付之一炬的村庄，被炸飞的城镇，驱逐，还有折磨。只有强奸不是德国人的典型行为，这一点和苏联红军恰恰相反。

悲剧的是，当时有一些德国军官已经做好准备要为1944年密谋推翻希特勒政权而牺牲，但他们也还是毫不犹豫地下令残暴对待当地人，也没有试图拯救犹太人。至此，有一点需要再次强调，在战争期间，东欧的犹太人总数大约达到500万，这些人并不都是死在毒气室的。在巴巴罗萨行动的头一年半，至少有100万犹太人是被枪毙的，开枪的主要是军事警察大队的人，这是一个由中年预备役军人组成的队伍。德国军队的其他兵种——步兵、炮兵、空军和海员——也为虎作伥，至少是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观光团”，观看了杀戮表演，而且明显大部分都很享受。的确有些人感到愤慨，但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数百万德国士兵及其军官里面有人试图干预这场大规模屠杀。

图7.2 南斯拉夫内战：斯洛文尼亚通敌的国民志愿军（Domobranci）1944年的海报，警告人们要提防“兄弟内斗”，这张海报上画的是游击队员射杀农民，放火烧村，随处发生性关系。

苏联游击队并不是很看重西欧那种知识分子式“资产阶级”的抵抗，在战后，他们大声宣告：他们，共产党，才是唯一真正永不妥协的抵抗者。这就夸大其词了，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在东欧和东南欧，无论是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小型抵抗运动，还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大规模游击战，参与其中的共产党都要多过其他身份的人。当时，如我们后面所见，最终的政治结果并不取决于共产党的参与程度，而是更多取决于大国政治。

巴尔干半岛的抵抗和纷扰

战争期间，德国及其盟友意大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和半自治的阿尔巴尼亚国占领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另外，就连希腊和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的法定继承国）都获得德国首肯，可以拥有自己的合作政府和国民警察，因此，从很多方面来看，他们也是德国的盟友。但是，事实上，在1941年的胜利后，占领者有效控制的领土越来越少。巴尔干半岛越来越多地成为各游击队的地盘：在希腊，有共产党、共和派、君主主义者和少数民族，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前南斯拉夫的其他领土上，有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南斯拉夫祖国军和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共产党。

游击队不仅和占领军打，他们通常也互相打。另一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也远没有那么合拍，没有就一切问题达成一致。1943年9月后，当意大利试图向同盟国投降不成，德国人不再把巴尔干半岛的意大利占领军当作朋友，而是厌弃和鄙视的敌人。意大利部队被解除武装，不服从或抵抗的就被杀了。被俘的意大利士兵进了集中营。到了1944年伊始，德军就独掌整个巴尔干半岛了。这样的局势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在1944年8月23日罗马尼亚倒戈后，德国人开始仓促撤退。同时，巴尔干半岛的内战爆发，并一直持续，直到最后铁托率领的共产党、苏联和英国建立新秩序，执掌巴尔干半岛，并由胜利者瓜分了地盘。

很多书和电影都描述过巴尔干半岛的游击战。德国有山地部队，主要是由奥地利征召的士兵组成。山地部队一个接一个地扫荡高山岳麓，但是，当他们打到高原的时候，游击队人间蒸发了。所以德国人就放火烧村庄，屠杀村民。游击队也不容易，他们要拖着伤员病号一起走，常常还要忍饥挨饿。在一些著名的新闻影片中出现过南斯拉夫年轻的共产党游击队员画面，他们身着破旧的军服，在雪地里跋涉，脚上仅包裹着破布。起初，游击队没有获得任何援助，苏联人没有也无力提供太多支援，但那时西方情报机构和丘吉尔的特别行动处插手了。在塞尔维亚，英美先后采取行动，首先是给南斯拉夫陆军军官米哈伊洛维奇（Draža Mihailović）空投武器和顾问，他已经被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任命为战争部长。但是米哈伊洛维奇的南斯拉夫祖国军里那伙士兵都是个人主义者，军纪散漫，时不时还残暴无情，追求的是建立大塞尔维亚，而不是重塑南斯拉夫。当他们遭遇更有纪律和“国际主义”（在这里指整个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加之内心的憎恨，个别祖国军将领有时就会和德国人以及意大利人联合起来。另一边，丘吉尔和他空投下的顾问，比如菲茨罗伊·麦克莱恩（Fitzroy MacLean）和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Randolph），就决定支持铁托和他旗下的共产党。马其顿和希腊的事态也并无大异，所以当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局面，英美给共产党提供武器和药品，而共产党并没有心存感激。不过，最终丘吉尔的这场冒险是有回报的，因为希腊和铁托领导下重组的南斯拉夫从未加入苏联阵营。

图7.3 塞尔维亚共产党游击队员斯捷潘·菲利波维奇（Stjepan Filipović）被执行绞刑前劝诫围观的人群。这张著名的照片常常出现在历史书中，菲利波维奇周围穿制服的人都是米兰·内迪奇（Milan Nedic）领导的塞尔维亚合作政府的士兵。

戈尔戈波塔莫斯（Gorgopotamos）传奇

英国特别行动处的基本原则是给德国最坚定的敌人提供援助，无论这些游击队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什么。得益于这个原则，特别行动处才收获了其中一个难能可贵的真正胜利，炸毁希腊中部要道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雅典铁路线上的戈尔戈波塔莫斯高架桥。这个故事发生在1942年11月，当时特别行动处在那里的活动才刚刚起步。今天读到这些内容，会感觉那段时期是英国特工和希腊各游击队之间的一段蜜月期。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思想信念，却为了同盟国的大目标携手共进。当时有两股主要的势力，一个是拿破仑·齐伐斯上校（Colonel Napoleon Zervas）所领导的游击队希腊民主国民军（EDES），属于共和派，且反对共产党；另一个是阿里斯·韦洛乔蒂斯（Aris Velouchiotis）领导下的共产党抵抗组织民族解放阵线（EAM），旗下有一支武装部队叫作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当时，希腊民主国民军的领导人就很乐意与希腊人民解放军共担高架桥的任务。两个组织都接受了12名英国士兵的领导，他们是英国特别行动处空投到希腊的。这支英国团队里包括作战工程师、无线电报员和翻译，他们的指挥官是艾德蒙·“埃迪”·迈尔斯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Edmund “Eddie”Myers）和特灵顿第五代男爵克里斯·“蒙蒂”·伍德豪斯少校（Major Chris “Monty”Woodhouse DSO），听起来像是从社会名人录中节选的。这三支队伍总计150人，要对付80名意大利守卫和4名德国守卫。当希腊人从两侧夹击要塞时，英国士兵放置了炸药，炸毁了大桥的大部分。只有4名游击队员受伤，史料中没有记载意大利和德国人的伤亡数据。不过，后来作为报复，德国人处决了16名希腊人。

迈尔斯中校和伍德豪斯少校随后就留在了希腊，继续完成了一些伟大的行动。迈尔斯后来被召回英国，因为他有严重亲共产党游击队的倾向，伍德豪斯少校取代了他的位置。伍德豪斯后来成了保守派内阁成员，他撰写的很多关于希腊的书都很精彩。至于希腊人民解放军和希腊民主国民军，他们很快就打起来了。

当时有一个哈林行动（Harling Operation），目标是防止德国补给抵达希腊港口，因为这些补给一般都会通过希腊港口输送给隆美尔将军（General Rommel）驻利比亚的部队。英国特别行动处的目标达成了，不过有一点，其实当时蒙哥马利将军（General Montgomery）率领的英国第八集团军已经摧毁了阿拉曼的意德战线，无论如何这些补给也到不了隆美尔手中。不过说到底，这个行动干脆利落，在道德上站得住脚，平民伤亡轻微，敌人损失惨重。

最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与德国结盟的国家，看看那里的抵抗运动。我们会触及两个例子，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其中特兰瓦尼亚是罗马尼亚一个纷扰不断的省份。

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

在这里，我们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斯洛伐克抵抗者，他们在1944年8月底掀起了一场反对德国驻斯洛伐克部队和约瑟夫·蒂索阁下合作政府的民族起义。共产主义抵抗者是起义中的活跃分子，他们希望帮助苏联对抗希特勒，他们也希望能执掌斯洛伐克的大权。但是，那些与共产党一同反叛蒂索的斯洛伐克陆军军官们不仅憎恨纳粹，也憎恨共产党和苏联，而且很多人还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和犹太人。这些军官之所以起来叛乱，是想在苏联红军抵达之前，把自己的国家从德国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尽管共产党和陆军军官之间分歧巨大，但他们还是同心协力，与德国党卫军以及效忠蒂索政府的斯洛伐克部队进行殊死战斗。当然，从长期来看，他们彼此之间的敌意永远不会消融。

还有其他问题也在噬咬着斯洛伐克抵抗军的心：斯洛伐克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未来意见不一，另外，亲捷克的抵抗者，与倾向于建立一个独立斯洛伐克的反纳粹抵抗者，会发生碰撞。结果后者发现自己有时候与蒂索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蒂索是抵抗运动最大的敌人，但也是提倡斯洛伐克绝对独立的人。

对抗德国人及其盟友的抵抗组织，彼此之间竞争激烈。这些抵抗组织的目标、方法和人员有重叠，彼此纠缠不清，在与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占领者作战的时候，往往会触发内斗。如我们所见，东欧局势相当复杂，而西欧和北欧的局势相对简单，其间的差别一目了然。

在北欧和西欧，抵抗者与德国人和本国叛徒作战，期待着同盟国解放军的到来，但这里国家纷杂，从爱沙尼亚到希腊，从捷克的土地一直延伸到俄罗斯，形势就更为复杂了。比如，想象一下我们身处特兰西瓦尼亚一座古老而又风景如画的城市，中世纪的德语居民把这座城市称为克劳森堡（Klausenburg）。匈牙利给它的官方名字是科罗日瓦（Kolozsvár），但是1918年后，这座城市又被赋予了一个罗马尼亚官方名字克鲁日（Cluj），现如今它的名字又叫克卢日纳波卡（Cluj-Napoca）。这座城市曾经是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首都，出自11世纪匈牙利国王的手笔，16世纪，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成为一个自治公国。之后，这个地方又落入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成为一个大公国，1867年，再次并入匈牙利。“一战”之后，特兰西瓦尼亚被罗马尼亚吞并，但如我们所知，1940年，在纳粹德国的授意下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瓜分了。五年后，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凯旋的苏联重新统一了特兰西瓦尼亚，并让其归入罗马尼亚的统治下，直至今日。

1940年，在克鲁日/科罗日瓦，占少数的罗马尼亚人等来了外国占领，而占多数的匈牙利人，迎来的却是解放。不过这场解放对于大多数说匈牙利语的犹太人来说，却成了悲剧性讽刺，因为政府旋即把匈牙利的反犹太人法律套用在他们身上。因为犹太人起初庆祝匈牙利部队的到来，很多罗马尼亚人视他们为叛徒，不过，这也并没有拉近犹太人与匈牙利人的关系，因为匈牙利人怀疑他们与罗马尼亚人过从甚密。同时，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都把犹太人当作“杀死耶稣的凶手”，心生厌恶。1944年，匈牙利当局把这个城市——甚至这个国家——的犹太人驱逐到奥斯维辛，大多数人在那里被毒气杀死。同年晚些时候，苏联军队解放了克鲁日，把这个地方交还给罗马尼亚，但之后，由于罗马尼亚人虐待匈牙利居民，苏军拿回城市控制权。同年，随着这座城市又再回归罗马尼亚，克鲁日的人民不得不忍受政权在斯大林主义者和本国共产党手中变来变去。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战争中，特兰西瓦尼亚唯一当得上反纳粹抵抗军这个名字的既不是匈牙利人，也不是罗马尼亚人，而是由大多数是地下共产党的犹太人组成。如果被罗马尼亚当局或匈牙利当局抓住，这些共产党抵抗者就会受到严刑拷打，并遭处决。同时，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还相互指责对“共产党手软”。

为了进一步阐明欧洲抵抗军的困境，我们现在来探究三个具体的例子，都是关于游击队的袭击和占领者的报复，以及无辜卷入战火的平民的悲剧。

[1] 早期意大利法西斯党最喜欢用的政治手段就是把大量蓖麻油灌进反法西斯政客的喉咙，而且就在选举前这样干。通常还会一顿毒打，就算不死，至少也是致残。

[2] 参阅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3] 奥斯维辛其实有三个大集中营。最早的叫作奥斯维辛一期，是由哈布斯堡王朝的炮兵营改造而来的，大多数波兰政治犯都在那里受尽折磨。比克瑙是毒气杀死大约100万犹太人的地方。莫洛维茨－布纳（Monowitz-buna）是关押各种国籍犯人的地方，甚至包括为德国工厂做苦力的英国战犯。

[4] 参阅Jan Grabowski, Hunt for the Jews: Betrayal and Murder in German-Occupied Poland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5] 伯克利的历史学家安德鲁·考恩布鲁斯最近所做的档案研究表明，针对犹太人的恶毒行径在波兰总督府管辖范围内的很多村庄和城镇是普遍现象。很多情况下，德国人并没有参与当地的反犹太人暴行。

[6] 参阅Jan T. Gross, 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这本书在波兰刮起一阵政治风暴，其影响和持续的争论充实了相关文献。

[7] 毛泽东曾恰如其分地把人民比作水，把游击队比作水中鱼。游击队员活动于人民之中，犹如鱼游于水中一样。——译者注

[8] Jan Karski, Story of a Secret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 in, 1944).

[9] 参阅Bohdan Kwiatkowski, Sabotazi Dywersja (London: Bellona, 1949), 1:21, as cited in Marek NeyKrwawicz, The Polish Underground State and the Home Army (1939—45), translated by Antoni Bohdanowicz (London: PUMST, 2001); http://www.polishresistance-ak. org/2%20Article.htm, an article on the pages of the London Branch of the Polish Home Army Ex-Servicemen Association。

[10] Grabowski, Hunt for the Jews, 56.

[11] 波兰人和苏联人早期就有一个麻烦，当安德斯军队在苏联成立时，数千名身为战俘的波兰军官不见踪影。被问到的时候，苏联方面的对话人解释说，这些军官一定是逃到满洲（中国东北的旧称）去了，这样的话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他们都死了，在卡廷森林被苏联人杀害了。

[12] 苏联拒绝同盟国的补给流入华沙，是后来“冷战”的一个重要原因。同盟国另一个主要的不满，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也有讨论，就是英美飞行员一旦迫降在苏联控制的土地上，往往就被当作间谍监禁起来。

[13] 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肇始，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译者注

[14] 参阅Omer Bartov, Hitler’s Army: Soldiers, Nazis, and War in the ird Reich (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第八章

自由战士还是恐怖分子

——抵抗和报复的案例研究

我们此处选取了三个互为独立的武装抵抗行动，一个在意大利，一个在法国，还有一个在当时的匈牙利境内，如今属于塞尔维亚。之所以这样选取，是因为考虑到意大利和法国的抵抗和报复已经广为人知，文献翔实，可以给感兴趣的人提供更多读物，而第三个惨剧在西方几乎无人知晓，研究这个案例，可以让我们一窥反法西斯斗争和种族政治冲突之间的纠葛。这三个行动分别是：1944年3月，共产党游击队在罗马的拉塞拉大街（Rasella）炸弹袭击德国军警，作为报复，党卫军在阿尔帖亭洞窟（Ardeatine Cave）处决了335名意大利平民；1944年6月，法国反纳粹游击队员在诺曼底登陆期间协同攻击德军，作为报复，党卫军士兵在法国中西部的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Oradour-surGlane）实施了大屠杀；1941年末，塞尔维亚游击队员向匈牙利士兵零星开火，当时的匈牙利是德国盟友，占领了南斯拉夫北部的巴奇卡地区（Bachka），作为报复，匈牙利军队和宪兵队屠杀了至少3 000平民。[1]当然，“二战”期间还有成千上万起类似的游击队袭击和德国或非德国的报复。两个德国的例子，再加上一个匈牙利的例子说明，不光是德国，还有德国盟友，都会遭受他们所称的恐怖袭击，作为应对，他们会实施反恐行动。

注意，虽然参与游击队行动的犹太人占比很少，但犹太人群体遭到的报复却是最严厉的。1941年，在俄罗斯，党卫军特别行动队（SS Einsatzgruppen）枪毙了大约100万犹太人，大多都是儿童、妇女和老人，罪名是进行“土匪”和其他“恐怖主义”行为。在这三起事件中，大量犹太人被杀，至于他们是否完全无辜，并不在考虑范围内。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德国党卫军有关的两个案例中，数百无辜平民被射杀或活活烧死，罪魁祸首却没有受到当局的审判，而在第三个匈牙利的案例中，事态发展在“二战”中显得有些特别，大屠杀的军事指挥官在战争期间被本国军事法庭审问和判刑。不过，最重要的被告人还是可以——或者说获准——逃到纳粹德国。有一个莫大的讽刺，在奥拉杜尔实施大屠杀的人在战后并没有受到法国实际的惩处，而战后南斯拉夫北部的无辜匈牙利民众却被铁托政权大规模杀害和驱逐。

拉塞拉大街和阿尔帖亭洞窟

如我们所知，1943年7月，同盟国军队登陆西西里岛，随后墨索里尼的追随者逼他辞职，不久，墨索里尼被捕。虽然意大利国王和新总理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Marshal Pietro Badoglio）表面上还在继续战争，私下里却在和同盟国秘密协商，1943年9月达成停火协议。国王和他的政府逃亡到意大利南部，投奔同盟国，留下军队和政府机构群龙无首，无人发号施令。

德军进行了出色的反击。德国派出小股部队，规模不大，但果断坚决，盘踞在意大利半岛、巴尔干半岛、希腊以及法国的庞大意军被他们解除武装。另外，德国空降兵还解救了墨索里尼，随后墨索里尼决定在意大利北部组建起所谓的萨罗共和国（Salò Republic）——一个傀儡政权，然而也并非完全不得人心。接着就是一场内战，在意大利游击队（其中很多都是共产党）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共和国部队之间展开。尽管意大利王国对德宣战，但他们想简单几步就解放这个国家，还是天真了一些，为此所做的努力也败北了：罗马到1944年6月4日才解放，意大利北部一直到德国在1945年5月投降的前几天才解放。同盟国错失了一次又一次的良机。最好的一次机会是在1944年安齐奥登陆[2]后，那时安齐奥（意大利城市）和罗马之间没有一支德国部队，个别美国军官能开着吉普进入永恒之城（罗马城的别称）。但是美英的坦克没有接到命令向前挺进，而是困在了海岸附近的一个大型隘道。

在罗马，有三支主要力量在开展大量反纳粹抵抗运动：保守的君主主义者（巴多格里奥），温和派（基督教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及其盟友社会党。君主主义者支持重建战前的政体，但要把法西斯党剔除在外，温和派想要民主，而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希望来一场社会革命。不过，各方都接受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证明意大利无罪，或者至少要弥补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和巴尔干半岛犯下的罪行。抵抗运动的主力是共产党，同盟国在安齐奥登陆后陷入艰苦鏖战，便对游击队施压，让他们去攻打德军，在盟军的激励和助长下，共产党甘冒风险。

第一次重大的游击队袭击是由共产党策划和执行的，他们注意到，有一支德国军警连队每天都在罗马中心行进，穿过窄小的拉塞拉大街，而且总是在同一时间。奇怪的是，这支纵队在到达拉塞拉大街的时候总是唱着同一首歌。这些军警都是从提洛尔征召来的，提洛尔属于意大利，但当地人却说德语，在1918年之前都还是奥地利公民，两次战争期间是意大利公民，现在又成了德国公民。（现在，提洛尔南部居民是意大利公民，当地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在罗马的德国人很少：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在那里只有象征性的部队，德国军警只有两支连队，总计400人。

1944年3月23日，游击队员伪装成环卫工人，在一个垃圾车里面藏了一枚炸弹，炸弹爆炸导致33名德国军警死亡，数百人受伤，几名士兵终身失明。在随后的混乱中，不知所措的德国士兵向隔壁建筑开枪，导致一些平民伤亡。[3]值得注意的是，全部16名游击队员毫发无伤地逃走了，没有一人被抓。

德国进退维谷，现在该怎么做？他们考虑了三个选项。希特勒建议对袭击发生区域进行大规模报复和摧毁。南部战场总指挥阿伯特·凯塞林元帅（Generalfieldmarshall Albert Kesselring）建议以命偿命，为每一名死去的德国士兵处决10名意大利人。德国驻罗马外交官倾向于不要实施报复，主要是因为德国驻守这个城市的兵力薄弱。

凯塞林的建议被采纳了：每一名死去的德国士兵，就拿10个意大利人的性命来偿。党卫军驻罗马的负责人赫伯特·卡普勒中校起初希望只处决死刑犯。结果只找到4名意大利死刑犯，所以目标群体不得不扩大，就把政治犯、普通刑事犯、拉塞拉大街围观的人、意大利战俘（包括一名将军）和78个犹太人都算进去了——他们辩称反正犹太人怎么都已经被宣判死刑了。罗马的民众开始谴责游击队的袭击，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Pope Pius XII）尤其愤怒，他认为这是对圣城的攻击，是在为共产党接管政权做准备。但至少教宗还试图去帮助党卫军选中要处决的人。不幸的是，在他的斡旋调停下每获释一个人，都有另一个无辜的人被捕。最终，335名意大利人在罗马郊区的阿尔帖亭洞窟被杀死，行刑的是党卫军里未经训练、没做好准备的士兵，还喝得醉醺醺，场面惨不忍睹。

德国的报复还是起了作用的。罗马的抵抗运动从此式微，一直到战争结束。自那时起，德国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挟持人质（随后射杀人质）以及报复被《海牙公约》认定是完全合法的，多少令人意外的是，连美国所主导的1948年纽伦堡审判也认定其是合法的。［参见军事行动的东南欧战场，陆军元帅威廉·利斯特（Wilhelm List）。］卡普勒在1948年被意大利法庭判了终身监禁，但1977年他的妻子偷偷把当时已经病入膏肓、非常虚弱的卡普特藏在一个大箱子里从监狱偷偷救出来。无论是有心还是无心，一些狱警帮助了她。她带着他去了德国，在那里他很快就去世了。

卡普勒的副手埃里希·普里克（Erich Priebke）上尉的一生就更加惊险刺激，2013年他以100岁高龄在罗马去世的时候，他的故事就公之于众了。[4]毋庸置疑的是，他是幸存下来活得最久的德国战犯。战后，普里克逃到阿根廷，在那里成了一个屠夫，用自己的名字生活，又用重新生效的德国护照去了一些地方，包括意大利。1995年，让德国人和其他国家人民大感意外的是，他被引渡到意大利，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不过，法庭释放了他，理由是他后来一直行为规矩，结果引发强烈抗议，尤其是意大利的犹太人组织，导致他再次被捕。他又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并最终被判终身监禁，不过由于他年事已高，就只是软禁了。这种监禁应该不是很严苛，因为他还能定期在两名警察的监视下离开软禁的屋子。他自己从未为任何罪行感到愧疚，甚至连额外多杀了5个人也无异样的感觉。当时33名德国士兵的死需要330名意大利人的死来补偿，不过由于笔误，有335人被带到洞窟。普里克担心如果把多出的5个人释放了，他们会谈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以就把这5个人也杀了。这样的辩词站不住脚，因为普里克接到的命令是只处决意大利公民，结果里面有一个囚犯其实是德军逃兵，所以就把这个德国人给放了。

普里克的案例让我们看到游击队袭击的一个恼人困境。德国军警都是征兵来的，他们不是主动选择了自己的部队，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从前犯过战争罪。这些警察的国籍也不是自己选择的，先是奥地利人，然后变成意大利人，之后又是德国人，他们的国籍是因政局改变而被强加于身的。

绝大多数大屠杀的受害者都与意大利抵抗运动无关。游击队应该知道抵抗会带来残忍的报复。普里克和卡普勒在盖世太保总部就折磨过无辜民众，但那些行为与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没有联系。普里克下令多杀了5个额外的人，他有罪，但如果换个军事指挥官，处在他那个位置上，又有多少人会有不同的举动呢？

图8.1 党卫军驻罗马的负责人赫伯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中校，在战后面见意大利法官。1977年，他的妻子把他放在一个大箱子里，从监狱偷运出来，带他回到德国。

就算挟持人质是合法的（现在已经不再合法），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阿尔帖亭洞窟的受难者通常被称为人质。传统上来说，在被占领的城镇，占领者会从备受尊重的人当中选出人质，以防止占领者受到攻击。不过，这里的暴行是一种报复行为。另外，战后的纽伦堡法庭也没有试着去厘清一个问题：如果以命换命，多少人质偿一名被杀士兵的命是“合法的”，5换1，10换1，还是100换1？在“一战”期间，通常游击队每杀死一名德国士兵，只有少量人质会遭处决。但是，在“二战”期间，德国人最少会处决10个人，在塞尔维亚，死一个德国士兵，就有50个平民被绞死或击毙，死一个德国军官，被杀平民数就上升到100。

阿尔帖亭洞窟大屠杀在道德上还是站不住脚的，但占领军面临的困境让他们难以找到简单的解决方案。事实上，为了报复德国士兵在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波兰和巴尔干半岛被杀，德军处决了千千万万人。我们知道，比起这样黑暗的记录，盟军甚至苏联红军的行为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从一个意大利人的爱国主义角度来看，拉塞拉大街行动也不是徒劳无功的。这次行动加深了意大利受害者的形象，而不是一个罪魁祸首的形象。这样的宣传路线在意大利的外交政策、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得到了延续和利用，效果很好，罗伯托·罗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在1945年拍的一部著名电影《罗马，不设防的城市》（Rome，Open City）和很多其他战争电影就是很好的证明。

时至今日，意大利的右翼和左翼还在辩论参与炸弹袭击的游击队员是否应该向德国当局投降，这样也许能避免335人的大屠杀。不过，很有可能即使他们主动自首，报复还是会发生，不管怎么说，也没有人呼吁他们投降。

用炸弹炸死德国警察的一对游击队夫妇卡拉·卡波尼（埃琳娜）［Carla Capponi（Elena）］和罗萨里奥·本蒂韦纳（保罗）［RosarioBentivegna（Paolo）］在战后的意大利被尊为英雄。他们最终当上了共产党议会的二把手。如果有人批评他们的行为，这对夫妇往往会回应说，如果不肯冒着无辜平民被杀的风险，武装抵抗根本成不了事。有一个激进的理论是这样的，“你不先打碎一个鸡蛋，是做不出煎蛋卷的”，这个理论就把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抵抗者区分开了。有些人选择不那么致命的行动手段，就会背上低效甚至懦弱的指责。

奥拉杜尔悲剧

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事件和罗马惨剧既相似，又迥异。比如，两起事件有相似的种族人设：罗马的德国警察在两次战争期间其实是意大利公民，而奥拉杜尔的德国杀手在纳粹1940年征服阿尔萨斯－洛林之前主要都是法国公民。

奥拉杜尔是法国中西部的一个村庄，属于法国的历史省份利穆赞（Limousin）。1940年，奥拉杜尔成了维希法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直到1942年维希政府占领法国其余领土之前，这个村庄都没有出现过德国士兵。这里穷乡僻壤，又被中央政府忽略，有大量法国共产党的信徒。这一切都将在后来阿尔萨斯和利穆赞的对峙中扮演重要角色，阿尔萨斯出产了大部分党卫军士兵，而利穆赞的居民正是被这些士兵屠杀的。

1944年6月10日，也就是盟军登陆诺曼底四天后，一支德国党卫军装甲师“帝国师”的连队（120人）穿过这个地区向前线进拔。在那之前，“帝国师”遭到过游击队的袭击，大约40名被俘的德国士兵在图勒（Tulle）村被折磨和杀害。愤怒之下，“帝国师”折磨和杀害了图勒的97个法国人，以示报复。

有传言说一名党卫军军官被法国反纳粹游击队战士俘虏，加之他们把两个村庄搞混了，阿道夫·狄克曼率领的党卫军连队进入奥拉杜尔，短短几小时里，他们杀死了村里全部642个村民，大部分都是活活烧死的，就连最年幼的孩子也没放过。一个妇女想方设法逃出了熊熊燃烧的教堂，还有少数村民当时刚好外出不在，包括一些身在德国的战俘。

在大屠杀的时候，这支连队似乎是在依计划行事，所以，他们不是因为反复遭到袭击或担心早晚会被杀死，愤怒爆发而杀人。（事实上，在奥拉杜尔屠村的党卫军中大多数，包括他们的指挥官，几周之后都陷入战争。）法国官方史料记载，奥拉杜尔之前没有发生过袭击占领者的事，因此，这些遇难者都是无辜的：这是一场错位的大屠杀，本来可能是为了报复在图勒或其他地方受到游击队的袭击。

现在还不清楚究竟是谁下的杀戮命令。1951年，这个师的指挥官海因兹·拉马丁（Heinz Lammerding）在缺席的情况下被一个法国法庭判了死刑，为奥拉杜尔、图勒和其他地方的杀戮负责。不过，英国当局就拒绝引渡拉马丁，而因为法国的诉讼，德国针对他的司法诉讼已经结束。作为西德一名高度成功的工程师，拉马丁很久以后在自己的床上去世。

其他德国的罪魁祸首，后来在西德安全港写辩护词说，游击队袭击图勒和奥拉杜尔，违反了海牙和日内瓦公约以及1940年的停战协定。这些协议都禁止平民袭击军队，更别提折磨和杀害被俘的士兵了。一些德国人辩解说，连队寻找的那名党卫军军官是被活活烧死的，至于这样的控诉发生在哪里并不清楚。其他一些人说，里面有妇女儿童的村庄教堂之所以爆炸，不是因为德军士兵放火，而是因为游击队之前在里面藏了军火。简而言之，在辩护者看来，只有杀死谷仓里的人是真正的罪行，可以令迪克曼少校（Captain Diekman）受到德国当局的起诉。

但即便这一切都是真的，替这些罪犯辩护的德国人仍然忽略了《海牙公约》的一个条款，条款规定，即使处决游击队员是合法的，折磨和杀害他们的家人以及无辜的局外人也是犯了战争罪。这一点也得到了美、英、法、苏法官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确认，这四个国家的法官于1945—1946年在残垣断瓦的德国城市纽伦堡共聚，一起审判主要的德国战犯。法庭做出了一些重要决定，其中之一就是确立了反人类罪，这一罪行的诉讼有效期是永久的。

注意，盟军登陆诺曼底被法国抵抗军普遍解读为一个信号，那就是呼吁游击队立刻采取行动，但是，盟军挺进迟缓，让德国人有时间粉碎这些起义。德国的报复，比如在阿斯克和图勒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对准了平民，尤其是犹太人，他们的命运却无人关心。[5]

悲剧之后，上演了一出悲喜剧—1953年，在波尔多（Bordeaux）审判期间，党卫军连队的一些幸存者接受了审判。结果，21个被告人里有14个都曾经是法国公民，他们在法庭上都辩解说自己是被迫征召到党卫军的。阿尔萨斯－洛林在“二战”期间被强征入伍的本地人（malgré nous），说的就是他们，在历史上很有名。阿尔萨斯全部人都为当地穷苦男孩的悲剧命运扼腕叹息，这些孩子为了不被上级处死，就不得不去杀人。如果是在纽伦堡，这种解释会遭到驳回的，因为纽伦堡法庭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这种“上级命令”的辩解。另外，克里斯托弗·布朗宁（ChristopherBrowning）和其他人已经充分证明，没有警察或士兵因为拒绝射杀手无寸铁的人而受到德军或党卫军的惩处。诺维萨德（Novi Sad）的案例会让我们看到，在一共三起事件中，辩护人都称自己本不愿意杀人，是迫于无奈，不得不服从上级的命令，但这样的辩词在法国和意大利成功了，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却失败了。

在波尔多，不仅强征入伍的人被无罪释放，而且每一个承认自愿加入党卫军的阿尔萨斯人也受到了温和的对待。五年之内，所有杀人凶手，法国人也好，德国人也好，都被释放了。结论就是，在波尔多，政治必然比道德和法律重要。对法国政府来说，一个是只能选择忠心的法国南部省份，加之这个省的居民过去还支持共产党，另一个是阿尔萨斯－洛林，当然后者对法国的忠诚更加重要。付出了司法正义的代价，法国的团结保住了，法国人民也得到保证，他们不是纳粹压迫的共犯，而是受害者。同时，法国和西德新萌生的友好关系也得以维持。所有人都是赢家，除了奥拉杜尔受害者的家人。无疑，如果审判发生在1945—1946年，那些党卫军的人会被绞死的。

塞尔维亚游击队实施了一些分散低效的袭击后，1942年1月，匈牙利士兵和宪兵在当时的匈牙利南部屠杀了大约4 000名平民，绝大多数都是说塞尔维亚语的。不过这些受害者里面还有1 000个犹太人，一些吉普赛人，21个非犹太裔匈牙利人和其他族裔人士。这次事件成为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二战”史的巨大创伤，而匈牙利人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救赎，那些指挥大屠杀的人接受了两次审判，有的是三次：先是在匈牙利皇家军事法庭，然后在战后反法西斯的匈牙利共和国法庭，最后是在共产主义的南斯拉夫法庭。司法正义是严格的：至少有12个被告人在匈牙利或南斯拉夫被判死刑。

比起奥拉杜尔和罗马，在诺维萨德，种族界线就发挥了更大作用，因为杀人的都是匈牙利人，被杀的主要都是非匈牙利人。但是，种族划分也不能决定一切，虽然大多数塞尔维亚人仅仅因为是塞尔维亚人被杀，但也有一些匈牙利人因为有支持共产党的嫌疑被杀。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乎所有的犹太受害者都是说匈牙利语的。在那个地区，大多数犹太人都是匈牙利爱国者，但这又如何——他们还是因为身为犹太人而被杀。

诺维萨德城（匈牙利语是Újvidék）曾经有几百年都是属于匈牙利的一部分，但是在“一战”结束的时候，和巴奇卡地区其余的部分一起被划入了新组建的南斯拉夫王国。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匈牙利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有着修正主义的野心：这三个国家一起攫取了历史上的匈牙利三分之二的领土和人口。匈牙利需要希特勒上台，需要德国支持匈牙利的修正主义声索，讨要回失去的部分领土，一个接一个，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就是巴奇卡。事实上，巴奇卡是匈牙利收回的领土中唯一一个匈牙利人占少数的地区。所以，1941年春天匈牙利的军事占领不是一场狂欢中的凯旋，而是被恐惧和相互憎恨折磨的一场进军。正如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一样，用一个匈牙利指挥官的话说，入侵的匈牙利士兵就像“集体魔怔”了，对着看不见的敌人开枪，结果不止一次证明那些敌人其实是他们的匈牙利战友。零星的塞尔维亚游击队袭击，造成一两人死亡，布达佩斯的最高指挥部要求报复，主要目标是把尽可能多的塞尔维亚人赶过塞尔维亚边界。不过，正如匈牙利历史学家所坚称的，还有另外一个更微妙的原因：匈牙利最高指挥部不愿意派更多士兵到俄罗斯前线，所以就找了这个借口，说他们需要兵力来震慑南斯拉夫游击队的袭击。提倡这一战略的主力是总参谋长费伦兹·索姆巴莱伊（Ferenc Szombathelyi）将军，他后来被德国人囚禁在一个集中营，最后被南斯拉夫人处决了。

依照匈牙利政府的命令，1942年1月，诺维萨德和其他数十个地方的军事指挥官采取了行动，他们都是激进右翼支持者。军队理论上是要寻找共产党流寇，但实际上却射杀了无辜平民。这不是种族屠杀，因为在大屠杀后这个地区还有至少15万塞尔维亚人。匈牙利的目标是重新调整这个地区的种族平衡，因为南斯拉夫政府在两次战争期间让南斯拉夫人到富饶的巴奇卡地区定居，这个政策改变了当地的平衡。或者，匈牙利指挥官只是想让世人看看，在这个再次纳入匈牙利南部的地区，究竟谁说了算。一系列残酷暴行接踵而至。

但为什么要杀犹太人？在罗马和奥拉杜尔周围，没有人关心犹太人身上遭遇了什么，在匈牙利，指挥官和很多军官士兵都痛恨犹太人，顺手就把毫无还手之力的犹太人拿来当替罪羊，把匈牙利的所有不幸，都怪罪到了犹太人身上：“一战”的失败，1919年的红色恐怖（Red Terror），国家的瓦解，经济的崩溃，腐败带来的恶劣影响，还有布达佩斯乡村的犹太化。[6]

接着，匈牙利议会的一些议员开始一系列抗议。匈牙利在东欧是个特例，还保留着一个正常运作的多党议会，能保护议员免受起诉。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总理卡洛伊·米克洛什（Miklós Kállay）领导的一个新内阁开始和西方盟国秘密接触，讨论投降事宜。但是谈判无果，因为匈牙利人坚持要求只允许英美军队进入匈牙利，苏联军队不得进入，这在战略和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

匈牙利人对纳粹主义敌人怀有良好意愿还有另一个迹象。军队和宪兵队的15名军官，其中两名是将军，都因为在诺维萨德和其他地方的反游击队行动中犯下战争罪而交由军事法庭审判。被告人得以保留军官和绅士的名誉，这也没能阻止其中军衔最高的四个人逃到德国。在德国，他们立即被党卫军吸纳，军衔和在匈牙利时的一样。匈牙利军事法庭在缺席的情况下判了一些被告人死刑，其他人被判重刑，但是到了1944年3月19日，德军占领了匈牙利。逃跑的军官又回到匈牙利，不过在1944年底，由于红军抵达，他们不得不再次逃亡。逃亡前，这四个军官极力折磨了曾经在皇家军事法庭审判他们的法官亚诺什·基斯（János Kiss）将军，还把基斯将军处决了。被美国人抓捕后，这四个人回到了民主的匈牙利，在那里，他们再次接受审判，并被处以死刑，但后来又被引渡到铁托的南斯拉夫接受另外一次审判。1946年，他们和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前犯人费伦兹·索姆巴莱伊将军一起在南斯拉夫受审并遭处决。

这些血腥的事件还有悲惨的后续——在意大利或法国都是无法想象的——也就是，战后对巴奇卡地区的匈牙利人进行的迫害。毕竟，意大利和法国本来也都可以驱逐或杀死那些说德语的少数民族，不过他们并没有，南蒂罗尔和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反而变成享有特权的少数族群。尽管南斯拉夫的原始资料基本都无法获取，但看样子，在战后的复仇中，铁托的游击队杀害了巴奇卡地区数万名说匈牙利语的人（估算的数字在1万—5万之间），驱逐了更多的人。因此，匈牙利占领军在1941年杀害了大量塞尔维亚裔和犹太裔的匈牙利平民，原以为这样可以保护匈牙利裔的平民，谁料他们原想保护的人成了悲剧性事件的最终受害者。

我们看到，拉塞拉大街事件的唯一受益人是意大利官方，他们在战后成功把自己打造成德国侵略的无辜受害者形象，让世界忘记了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利比亚和巴尔干半岛的残酷暴行。而奥拉杜尔大屠杀的唯一受益人就是法国官方，为了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富饶重省的居民满意，法国政府舍弃了争议，让奥拉杜尔的杀人凶手一直未受实际的惩罚。最后，诺维萨德悲剧的唯一受益人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在一次厚颜无耻的种族清洗中，他们消灭了成千上万当地的匈牙利人，让南斯拉夫人从穷困潦倒的南斯拉夫南部地区移民过去，大规模地取而代之。

总而言之，“二战”时期的武装抵抗既是道德的，也是不道德的。道德，是因为武装抵抗的对象是纳粹，不道德，是因为武装抵抗带来的浩劫与苦难。从军事角度来看，只有少数抵抗组织，比如南斯拉夫、俄罗斯和波兰的一些抵抗组织成长得足够强大，能让德军感到严重头痛。但是，如我们后面所见，战时的抵抗运动的确对战后的民主进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我们必须要说，占领军在受到游击队的威胁时，极端暴力并非万不得已的选择。占领者至少可以试着去尊重战争法，从而在人民中赢得朋友。而且，在战争的头些年以及更晚时候，德军在西欧和北欧的表现证明这是可行的。而盟军1945—1946年在德国的行为也证明了这一点，那段时期，虽然当地也有暴力的游击活动，盟军在面对平民的时候还是表现得非常克制。

[1] 关于奥拉杜尔事件，参阅Sarah Farmer, Martyred Village: Commemorating the 1944 Massacre at Oradoursur-Glan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关于拉塞拉悲剧，参阅Alessandro Portelli, The Order Has Been Carried Out: History, Memory, and Meaning of a Nazi Massacre in Rome (New York:Macmillan, 2003)。关于诺维萨德事件，参阅Eniko A. Sajti, Hungarians in the Voivodina, 1918—1947,translated by Brian McLean (Boulder, CO: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安齐奥登陆（Anzio landing）：1944年1月22日，在距离意大利首都罗马45公里的港口小镇安齐奥，两个师的盟军部队突然登陆，试图协同意大利南部的盟军突破纳粹德军的“古斯塔夫”防线，却不料自此陷入了长达五个月的艰苦鏖战。虽然这支登陆部队最终解放了罗马，但数万人伤亡的代价和巨大的物资消耗，使这场胜利显得有些暗淡。——译者注

[3] 在这场戏剧性事件中，扮演主角的是意大利游击队盖皮斯蒂（Gappisti），他们与共产党行动小组（爱国主义行动小组）联合起来。

[4] 参阅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and 15, 2013。

[5] 法籍保加利亚裔哲学家茨维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自己的作品中分析过这类事件，参阅A French Tragedy: Scenes of Civil War, Summer 1944, translated by Mary Byrd Kelly (Hanover, NH:Dartmouth College, 1996)。

[6] 诺维萨德的一系列事件在翁德拉什·科瓦茨（András Kovács）1966年的电影《寒冷的日子》（Hideg Napok）中得到了最成功的再现，电影里展现了一个最恐怖的场景：受害者被射杀，倒在多瑙河上凿出的冰窟窿里。

第九章

战争结束，
抵抗运动的显著胜利和第一波报复

让我们来描绘一下战争最后几个月的图景，并把焦点放在合作者和抵抗者身上——换句话说，那些试图延缓德国失败以及自身随之消亡的人，以及那些迫不及待加速希特勒帝国终结以及自己掌权的人。无须赘言，在1945年春天，形势和战争头几年大为不同，抵抗者的数量远远超过合作者。

1944年6月，西方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事件发生了，英国、美国、加拿大、自由法国和波兰部队登陆法国。英吉利海峡常常狂风暴雨，横渡海峡的部队供给是个问题，加上德军的坚定反攻，诺曼底半岛的战事爆发被延迟，到8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部队才穿越西欧。到了秋天，他们拿下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首都，他们甚至还征服了纳粹德国的一角，顺便提一下，德国人面对英美大军的第一次合作与抵抗就是发生在那里。但是，那时的供给，尤其是燃料供给是个大问题，而且，究竟由谁来领导军队向纳粹德国的心脏展开最后一击，盟军指挥官们还没有达成共识。当部队安顿下来，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等待后，德国在比利时边境旁的阿登森林（Ardennes Forest）发动了猛烈反攻，差点把盟军逼退回海里。但是，美国奋力而战，德国燃料短缺，苏联的大举进攻又逼得希特勒不得不把最好的装甲部队和党卫军步兵师从西部战线撤回来，最终，德国党卫军装甲师不得不停下来。

盟军最后的进攻始于1945年3月，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阻力：一些德国人已经准备好与国家共存亡，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还有一些人与盟军作战只是为了防止东线的战友腹背受敌，另外一些人，可能是大多数人，等不及要向西方盟国投降了，无论如何他们也要避免被苏联俘虏。但是，投降却是很冒险的想法，因为德国军警一旦发现任何人离队就会予以处决。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纳粹的疯狂：在被包围的柏林，数百人甚至更多被绞死，罪名就是怯懦，其中还有在土崩瓦解之前刚刚被强征入伍的孩子和老人。从1945年5月德军全体投降到被盟军俘虏前，在这个间隙，一些德国军事法庭还判了士兵死刑，罪名就是怯懦和当逃兵。一支被俘的德国部队从英军守卫那里借来了步枪，处决了一些在全体投降前被指控当逃兵的战友，这种事发生过至少一次。

德国的终结

德国在战争最后几个月的行为受若干因素影响，比如盟军坚持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军士兵害怕苏联报复，德国人民害怕被解放的集中营犯人。德国平民还要小心应付国内数百万的外国囚徒和强制劳工。还有希特勒反复说到的，事实证明对他没有价值的德国人，他都想消灭掉，但这也无济于事。即使希特勒下达的全民族自我毁灭的指令被普遍忽视，德国上下也有足够的狂热分子，制造出歇斯底里的氛围。比如，在奥地利，在地方省长的命令下，一组冲锋队队员在苏军抵达前猛攻下奥地利州（Lower Austria）施泰因（Stein）的监狱，射杀了229名政治犯，还宣称如果不杀了他们，这些政治犯将在奥地利的战后重建中发挥作用。监狱长和五名狱警因为拒绝参与屠戮而被杀。在纳粹的眼中，在没有元首的德国和奥地利，就不应该有生灵。[1]

战争结束前，盟军进行大规模的炸弹袭击，战机无差别扫射，任何移动的东西和人都不放过，德国的城市和工厂都毁于一旦。荷兰北部、丹麦、挪威和意大利北部直到5月初才解放，几乎是和德军最终投降同时。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各地的抵抗运动都如火如荼地进行，另外，还有人蜂拥加入抵抗军，用当时流行但带点鄙夷的说法，“最后一刻加入”。这些新加入的人当中有很多过去是热忱的合作者，比如，巴黎警察，多年来都是德国人的帮手，尤其是在抓捕犹太人这件事情上。但是，1944年8月，巴黎的警察却踊跃地向试图往北穿过这座城市逃走的德军士兵开枪。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巴黎和西欧其他地方掀起复仇和报复的狂欢，一些警察也参与其中。这些地方从德国的牢笼中解放出来，随之而来的不仅有普天同庆，还有残酷抓捕，切实和可疑的合作者都逃不过抓捕，尤其是与德军士兵发生过性关系的女子，是严厉打击对象。一些观察家断言，把女性合作者砍头或把“叛国贼”绞死的过程中，最激进的那帮人其实在占领期间也脏过自己的手，现在是想把目击者赶紧除掉。很多切实和可疑的合作者被私刑折磨或处死，有的是出自个人之手，有的是随意组成的私设法庭下达的指令，不过主要的抵抗组织还是在维持基本的秩序。多少有点令人惊讶的是，虽然这里全面浩劫，管理机构缺失，斯大林却没有钻这个空子：他继续战争岁月里的人民阵线政策，从挪威到意大利的共产党也没有试图攫取权力。只有在希腊，颇受欢迎的共产党游击队争取夺权，不过，很快就被新近登陆的英军部队以武力粉碎了，而苏联也没有予以抗议。从前的合作者要么就加入了抵抗军，开始躲躲藏藏的生活，要么就和德国人一起逃跑了，现在等着被捕。1944年8月26日，戴高乐将军隆重进入巴黎的时候，房顶射来几枚子弹，制造了一片混乱，当时大家都猜测这几个枪手是前合作者，但事实究竟如何，现在尚不清楚。当时有一个普遍的规则，合作者不会试图抵抗盟军的入驻。国家的接管是相对平静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挪威，5月，地下米洛格军（Milorg Army）接受了30多万德军士兵的和平投降。同时，很多挪威合作者也向新政府投降了。像挪威和丹麦这样的国家是幸运的，因为这里没有遭到什么实质的摧毁，被杀的人也极少，同样幸运的还有这里的德国驻军，他们很快被送回国了。而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战俘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在矿场做苦工。还有一些德军士兵更不幸，他们向西方盟国投降后却被移交给苏联红军，因为这些德军士兵的部队曾经在东线作战，所以，“从法律上来说”，他们属于苏联战俘营。还有成千上万东欧人，因为苏联要扩张边界，和这些德国战俘一起去了苏联，那些东欧人现在成了苏联的合法公民。至于这些东欧人之前是自愿还是被迫为德国效力的，受到的待遇并无差别。

向美军投降的德国士兵有数百万人，被关在巨大的笼子里，留在德国，在原始简陋的户外条件下，很多人没活下去。不过，有意思的是，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德国囚徒中有任何叛变，无论是在加拿大和美国非常舒适的战俘营，还是在这日晒雨淋、毫无遮挡的笼子里。

遭遇最惨的就是直接被苏联俘虏的德国及其盟友的士兵。成千上万人死去，与其说是因为不堪苏联的报复，不如说更多是因为苏联百姓自己也没东西吃。在1946年的俄罗斯大饥荒中，百姓在战俘营前排起长龙，希望从那里拿到一些食物。1943年1月，大约9万德军士兵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结果只有5 000人最终回国了。

在敌军逼近时，一些纳粹领袖，尤其是约瑟夫·戈培尔，试图训练出大量所谓“狼人”，也就是一帮在敌后发动游击战的年轻人。但是这样的游击战其实很稀少，所以现在看来，这个“狼人行动”主要是宣传策略，是传言。但传言却起作用了：苏军和西方盟国都很看重这件事。比如，传言中有一个阿尔卑斯山要塞（Alpine Redoubt），据称是纳粹在巴伐利亚（Bavaria）和奥地利建的一系列掩体和藏身之所，那些狂热的年轻“狼人”就是从那里出击。事实上，从来没有什么阿尔卑斯山要塞。还有人说，由于这样的传言，艾森豪威尔将军本来要挥军南下，率领胜利的美国之师向柏林进发，结果都改变行军路线了。不过据其他资料显示，艾森豪威尔拒绝进军柏林，仅仅是为了避免与苏军冲突，因为根据之前的协议，柏林地区应由苏军拿下。

不仅阿尔卑斯山要塞是子虚乌有，就连德国的反盟军游击活动都很稀少。有一次重要的反盟军抵抗运动发生在德国南部城市亚琛（Aachen），美军1944年9月占领了这个城市，成为“合作者”的市长被一些忠于元首的年轻人暗杀。这次行动以及类似的抵抗活动都受到惩罚，犯事的人被处决了。在有些地方，尤其是苏占区，大规模的惩罚措施包括烧毁一些场所，逮捕甚至射杀整个群体。历史学家佩里·比蒂康比（Perry Biddiscombe）估计，大约3 000—5 000人的死与德国人的反盟军抵抗运动有关，其中大多是年轻人，基本都是因为假想的游击队活动被苏联和西方盟国处决。[2]总而言之，事实证明，德国人是理想的合作者：顺从听话，安分守己，努力工作，教养良好。孤独、饥饿和爱驱使着很多德国女人投入了美、英、法、苏士兵的怀抱，因为她们的男人很多都死了或是被俘了。

德国抵抗运动的遗产

不过，德国人与胜利者合作，并不意味着全体德国人民会原谅那些抵抗希特勒的人，尤其是参与1944年7月20日密谋暗杀希特勒的人。这本书讲述的是“二战”时期外国占领下的合作与抵抗，尤其是讲德国占领下的故事，那是否要把德国的抵抗运动纳入本书当中，作者还是迟疑了一下：毕竟，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并没有与希特勒合作，他们都是希特勒的同胞，他们只是在照着希特勒的意愿行事，而希特勒是照着德国人民的意愿行事。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还是令人钦佩的。但是，在欧洲的抵抗运动中，7月20日的密谋案却是唯一有途径终结希特勒政权从而终结战争的，而且，这场抵抗运动几乎成功了。下一个问题是，企图暗杀希特勒是真正的抵抗行为，还是如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一些纳粹德国高级军官和政府高层的激进手段，其实是为了自保，并拯救德国，挽狂澜于既倒。实际上，真正的德国抵抗者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很多受民主思想和宗教信仰驱使的个人，他们常常在斗争中牺牲。但是，由于盖世太保作梗，加上公众敌意，他们的社会级别大大降低，所以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然而7月20的密谋案完全是另一回事。

和大城市里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工人以及一些反纳粹的年轻人不同，7月20日密谋案的参与者包括几名陆军元帅、几十名将军、至少一名海军上将、军队参谋部的成员、几百名其他职业的人和预备役军官、党卫军和冲锋队的高层、一些大城市的市长和重要的外交官。其中很多人原来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少数，像著名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Claus Count von Stauffenberg）上校确实培养出了真正的民主思想。有些人，比如前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早在1938年就试图推翻元首，其他人是新近加入的，还有很多人持骑墙态度，知道密谋这件事，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阻止。这个名单里还有一些伟大的人物，比如反纳粹哲学家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Helmuth James Count von Moltke），律师汉斯·冯·多纳尼（Hans von Dohnányi）和神学家、牧师迪特里希·潘霍华（Pastor Dietrich Bonhoeffer）。大多数密谋者都出身贵族，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维护家族的英勇传统和祖国的荣耀，只有少数人超越了民族情感，比如施陶芬贝格，他认为暗杀元首可以帮助人类消除邪恶势力。

到了1944年夏天，很多军队高级指挥官都加入了政变的准备工作，或者，至少知晓了这件事，却没有向盖世太保汇报。比如，几位陆军元帅格特·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君特·冯·克鲁格（Günther von Kluge）和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共同指挥与盟军作战的整个西方战线，在接到下属汇报了反希特勒的计划后，只是在等着看结果。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情景，乔治·S.巴顿将军（George S. Patton，美国第三军指挥官）、奥马尔·布拉德利将军（General Omar Bradley，盟军第十二集团军指挥官）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盟军在欧洲的最高指挥官）都分别接到直接下属的提议，请求他们加入密谋暗杀三军总指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这三个人都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他们虽然提到了军人的誓言，但没人召集军警逮捕密谋者。而且，他们还让自己的参谋长继续留任。这些密谋者当中，很多人都是一边坚定不移地在前线奋战，一边谋划暗杀自己的三军总指挥，这在抵抗运动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在整个战争岁月里，的确有过几次，有人试图取希特勒的命，至少有人计划过，但最终都失败了。最后，这个事业落到了克劳斯·施陶芬贝格上校的掌控之中。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埃尔温·隆美尔将军的北非战役中失去七个手指和左眼。他把两枚炸弹装在箱子里带到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总部，如果他的十个手指和双眼都还在的话，毫无疑问，他能点燃那两个炸弹的引信。施陶芬贝格上校是德国本土军的总参谋长，他能进出这个秘密地点。结果两个炸弹只爆炸了一个，希特勒轻微受伤，他最忠心的部下成功镇压了政变的图谋。

施陶芬贝格被枪毙了，下令的是一个密谋者同伙，这个人在努力掩盖自己参与的痕迹，也还是这个人，逼得贝格将军自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千名希特勒的重要敌人和批判者被拷打、枪毙、绞死或扔进集中营。一些人是在盟军部队抵达前几天被处决的。被杀的还包括陆军元帅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和威廉·卡纳瑞斯上将，其他人，比如陆军元帅隆美尔，则获准自杀了。

战争结束后，在苏占区，抵抗运动的共产党烈士被人们崇拜，而其他人，尤其是7月20日密谋案的参与者，却被人当作鲁莽的傻瓜或执迷不悟的法西斯分子嘲弄。共产党指责他们想要保留一个没有希特勒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德国。在英国、美国和法国占领区，少数幸存下来的抵抗者得到了一些低微的职位，尤其是在即将成立的民主联邦军队谋得职位，但是对德国百姓来说，德国抵抗者曾是叛徒。而西德政府和后来的几代德国人花了好几十年才认识到，尽管施陶芬贝格和毛奇这类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身上却有着德国人最好的品质。

到战争结束时，德国大概聚集了1 100万外国人，包括拿着报酬自愿来务工的人、拿着报酬但被强征来的劳工、没有报酬的奴役苦工、难民和集中营犯人。有些集中营里的犯人组织成立了抵抗组织，计划在盟军抵达前的一场大规模屠戮中起来反对党卫军。事实上，这样的图谋只有过很少的几次，而大多数集中营守卫都混进撤退的德军消失了。结果，直接的报复就集中降临到囚犯头子（Kapos）身上，也即是监狱里帮党卫军折磨和杀死其他囚犯的犯人。

东边落幕

一如既往，东边战区的一切都有着云泥之别。在东边，除了数百万士兵，还有大量合作者和与抵抗者要互相面对。他们的方法和目标都比西边战区和意大利的要复杂得多。西边战区和意大利的人主要就是面对一个问题——欢迎还是惧怕盟军部队。在东欧和东南欧，解放的目标和其他目标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确立或重新确立国家独立性，捍卫或扩张国家的政治边界，行政集权，引进新形式的革命社会主义，驱逐甚至灭绝少数民族。比如，在整个战争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都在为政治独立和消灭波兰和犹太少数民族而斗争，在这些努力过程中，德国和苏联占领军往往都在起着作用。这两个主要的敌对占领军在有意或无意的情况下帮助乌克兰成为专属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国家。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罗的海国家，类似的剧本也在上演。比如，匈牙利人在1944年把差不多50万犹太裔送到德国人的枪口下，一年后，在胜利方同盟国的准许下，新的民主政府驱逐了差不多30万德国裔同胞。这样的剧情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其他地方也在上演。

至于大众的报复，东欧女人不流行短发，女子只有与敌人发生性关系时，才会被剃掉头发。事实上，比起男性，女性合作者受到的待遇没有更好，但也没有更糟。在与德国结盟的国家里，公众的情绪基本是偏向前合作者的，而在曾被德国占领和压迫的国家里，解放后的发泄对象全是前合作者，不分男女。更有甚者，大众愤怒的对象还有当地的德国人。这样的愤怒是有原因的，在战争时期，当地的德国人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介于半神的德国籍德国人——来自德国的士兵、官员和商人——和非德国人之间。事实上，战后杀害和驱逐说德语的人成了席卷东欧的种族清洗的重要一环。而且，即使有些德国人没有为占领者效力，也没有向元首宣誓效忠，他们被驱逐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最多，他们受到的待遇没那么残忍。

那段时期的东欧数据，关于德国人命运的也好，其他数据也好，都一样不可靠，因为德国专家坚持认为，在战时和战后，自主逃亡也好，被驱离也好，多达1 300万德国平民从爱沙尼亚北部流亡到了南斯拉夫南部和保加利亚边境。他们当中，可能有200万人死在了路上，或是被人杀死，凶手可能有游击队，有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士兵，有愤怒的平民，还有流寇。确实，希特勒帮助东欧人实现了深藏内心的希望：“灭绝”本国的犹太人和德国人。

我们已经看到，东欧的土地比西欧染上了更多鲜血。在东欧，撤退的德军把所见之物全都付之一炬，杀死或赶走牲畜，炸掉整个城市街区、桥梁和铁路。至于获胜的苏联红军，我们知道的是，他们的士兵恣意抢劫和强奸，但不知道的是，他们这么做，真的只是在报复德军及其盟友犯下的暴行吗？当然，苏联士兵对待被征服的德国民众格外残忍，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德军之前顽强抵抗，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样的。苏联士兵，理论上代表了大肆宣传的新苏维埃人，行为举止却摆脱不了传统习惯：在有很多同志倒下的地方，他们的奸淫掳掠会比没有激烈战斗的地方残忍得多。

在战争期间，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曾是苏联的敌人，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士兵都曾对苏联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但是，1944年8月，罗马尼亚不仅投降了，还掉转矛头对准德国，结果，布加勒斯特未开一枪就落入苏联红军的手中。红军士兵在这个城市也没有胡作非为。在布加勒斯特，德国和匈牙利部队从1944年12月一直战斗到1945年2月，双方都损失惨重。随后，苏联部队常常表现得令人生厌。雪上加霜的是，在苏联亚洲部分的一些少数民族中盛行着传统的战士理念：奸淫掳掠是对凯旋士兵的嘉奖。另外，摩洛哥的北非小分队（Goumier）到意大利为自由法国军队效力，似乎也是受这一理念驱使的。对于北非小分队的士兵来说，意大利女人就是应得的战利品。

苏军的存在带来诸多苦难，醉醺醺的士兵会去强奸妇女，有时候还开枪射杀她们的丈夫，而最深重的苦难之一就是全民遭驱逐。伏尔加德意志人、波兰人、鞑靼人、车臣印古什人和其他民族从欧洲的家乡迁移到西伯利亚，数千人命丧苦寒之地，不仅如此，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德国平民遭驱逐，其中大多是女人，比如去帮苏联搞战后重建。在匈牙利，由于苏军指挥官信口雌黄虚报德国和匈牙利战俘数，苏军就随意抓来数千平民，一起驱逐，去填补虚报的数字。

由于苏联的审查，以及东欧国家新政府采取的亲苏政策，以上这些信息并不广为人知。苏联占领当局很快就让共产党掌控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不过出于各种原因，斯大林允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重建了多党制。然而，即使是在这些国家，警察，尤其是政治警察，也是从一开始就掌控在共产党和苏联手中的。简而言之，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之前，欧洲的分裂已成既定事实，而1945年6月的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不过是在这个局势上盖了个章，进一步敲定。大国合作仍然是当时的口号，而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标志就是协同合作实施报复。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经济和社会的复兴与全欧范围内肃清叛徒和战犯的需求是密切挂钩的。而大清洗还有一个庇护，那就是1945—1946年的纽伦堡审判，主要纳粹战犯在那里受审，至少在理论上为各个国家层面上的审判树立了一个典范。

[1] 参阅Gerhard Jagschitz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eds., Stein, 6. April 1945 (Vienna: Bundesministerium für Justiz, 1995)。

[2] Perry Biddiscombe, Werwolf!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Guerrilla Movement, 1944 —1946(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8), 276.

第十章

清算希特勒的欧洲

1945—1946年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战犯大审判，标志着一个世界联盟对历史上最邪恶政权的终极胜利。同样重要的是，纽伦堡审判还将树立一个典范，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这些主权国家的领袖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出于这两个原因，在战后欧洲的其他地方，从挪威到希腊，从法国到苏联，几乎同时发生的政治、行政和司法清算都有被纽伦堡审判盖过风头的倾向。但是，主要的纽伦堡审判只涉及23名被告，就算加上12次的纽伦堡后续审判，也只有大约200人卷入其中。同时，欧洲其他地方也在进行司法报复和政治清算，比如菲利普·贝当元帅在法国受审，以及所有曾隶属于荷兰纳粹党的荷兰教师在理论上被解雇，累积起来，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社会和人口动荡。

在纽伦堡接受审判的都是重要的德国领袖，但是，阿道夫·希特勒手下的头号刽子手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约瑟夫·戈培尔却不在里面，这两个人在审判前就死了。还有一些非德国人因为叛国罪、通敌罪和反人类罪在德国之外的地方接受审判和处决，其中包括大量重要人物。在战后遭到处决的国家元首或总理有意大利、法国、挪威、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在战后的民主匈牙利，1名前国家元首和4名前总理被处以绞刑或枪毙，不过，这方面的纪录保持者还是保加利亚，1945年2月2日，执政的共产党处决了最后一名总理、24名内阁成员以及68名议会议员，罪名是叛国罪以及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然而，如我们所知，保加利亚从未加入对苏联的战争，它向英美宣战也只是做做样子。还有，在战争期间，没有一名保加利亚的犹太人被杀或是上交给德国人。

因叛国罪、通敌罪和战争罪被处决的德国以外的欧洲人还包括数千名将军、警察局长、市长、政客和记者。另外，还有数十万人被扔进监狱或集中营，数百万人承受着其他的惩处措施。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看那些受东欧转变和驱逐影响的人，会发现他们多半都属于少数族群，曾经是这个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精英阶层，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在东欧，战后的政治清算是和种族清洗、阶级战争密切结合的。这些清算的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以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诉讼，二者并列观察，让我们对东欧历史上的这一段关键时期能洞察一二。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到，纽伦堡审判和欧洲各法庭都没有承认大屠杀在历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意义，而是选择对“犹太问题最终处决方案”这一悲剧轻描淡写，至于各个欧洲国家的无辜、痛苦和英雄主义，只要法庭认定是事实，就会绘声绘色，夸大其词。直到1961—1962年，大屠杀的头号刽子手、阿道夫·艾希曼中校才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犹太人大屠杀获得了应得的最高司法关注。注意，和其他大屠杀的德国刽子手一样，艾希曼在战争结束的时候逃到了南美，直到1960年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Mossad）把他从阿根廷绑架后，他才受到了审判。

但是，为什么在纽伦堡受审的人这么少？因为各大国达成一致，只惩罚最能代表整个组织或机构罪行的人，比如德意志总理或纳粹党、党卫军、冲锋队、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军工业、律师、法官和医药界的头目。至于起诉其他德国战犯的任务就留给德国人，但在德国的美占区、英占区和法占区，那些审判并没有发生。恰恰是在这些占领区，德国战犯在战后得到了最好的安顿。这都是因为“冷战”，在“冷战”中，西德变成了西方大国的重要盟友，而东德成了苏联的盟友。

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现实，在很多欧洲国家，新的政权都是由前抵抗者组成的，他们希望清算和改变社会，但德国人民没有这样的意愿。至于西方盟国，他们那点整顿社会的激情很快就耗尽了，而在苏联占领的东德，过去不民主、极权思想的纳粹领袖被同样不民主、极权思想的领导者取代。

走向纽伦堡和国家法庭审判之路

审判犯下罪行的占领者，历史上的确有过这样的先例，但这些先例却不尽如人意。如我们所知，几个世纪以来，为了编撰战争法，人们努力过。[1]比如，《日内瓦公约》和《海牙公约》就直接禁止杀害降军，并规定要给予战俘与自身部队同样的医疗、薪酬和食物。国际公约还对被占领者与占领者之间的关系做出了规定。

有些协议在“一战”期间没有得到遵守。比如，德国炮击鲁汶大教堂（Louvain Cathedral）就是明显违反了1907年的《海牙公约》，公约有40个缔约国，但是公约并没有禁止劫持和杀害人质。而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英国远洋客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也没有违反国际法，因为国际法中只包含保护医疗船的内容。严格来说，齐柏林硬式飞艇袭击伦敦也是合法的，因为伦敦并不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最后，《海牙公约》也无法适用于“一战”中土耳其屠杀亚美尼亚人一事，因为按照国际法规定，这场大屠杀属于国内事务。

尽管存在这些法律上的漏洞，“一战”后，西方民众还是希望看到德国领导人因为自己的罪行而受到惩罚。《凡尔赛条约》第227条规定，以“破坏国际道德和至高无上的神圣条约之罪行”来指控德国皇帝，由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五名法官进行审判。第228和229条要求德国政府交出被指控犯下战争罪的国民，接受战胜国设立的法庭审判。

“一战”后，这些惩罚德国战争罪的努力收效甚微。德国皇帝在战争结束的时候逃到荷兰，而荷兰拒绝把他交给战胜国，这反而让所有人感到一身轻松。另外，专为德国战犯设立一个国际法庭的想法也很快就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要接受审判的845人名单被呈交给新的德意志共和国。德国国内再次掀起愤怒的热潮，不过莱比锡城（Leipzig）的最高法院最终只判了13个德国士兵和海员相对较短的刑期。被告的罪名往往是殴打英国战俘和向法国伤兵开枪，还有两个U型潜艇军官的罪名是击沉医疗船和故意摧毁医疗船的三个救生艇。在U型潜艇指挥官缺席的情况下，莱比锡城法庭审判了他的两个下属，被告说自己只是听命行事的理由遭到了法庭的驳斥。[2]

无须赘言，很多英、法、美士兵和海员可能也会被指控同样的罪名。不过，莱比锡城审判，尤其是关于U型潜艇军官的那次审判，创造了一个先例，只要同盟国有心去做，他们在1945年可以以此为参照，再次要求德国人起诉自己的罪犯。

从第一章我们就知道，在两次战争之间，为了减轻战争的残酷，尤其是针对平民和战俘的暴行，各国签署了新的条约和公约，甚至宣布战争是非法的。不幸的是，只有少数协议在“二战”期间得到了遵守，而且就算是遵守，也不是在东边，而只是在西边。

远在战争结束前，同盟国就讨论过要拿德国领导层怎么办。起初，丘吉尔首相提议，由同盟国用政治手段处置主要的纳粹分子，对此，斯大林有异议，他认为5万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应该立即被枪决（这么庞大的数字是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在纽伦堡审判中属于主导力量的美国人希望能进行真正的审判，让世人看看，法律公平终会战胜恐怖手段。[3]

1945年8月8日的伦敦协议成立了纽伦堡法庭，并列出了司法管辖权大纲。协议还草拟了著名的四大罪名，一些被选中的德国领导人将面临这四项指控并接受审判：

筹划、准备、牵头或发起侵略战争。

参与一个共同的计划，完成上述的任何一项。（前两类构成“破坏和平罪”。）

战争罪，这是一个大类，包括谋杀、虐待和驱逐占领区的移民到德国当奴役苦工；虐待、杀害战俘罪；杀害人质罪；抢劫或任意毁坏城镇和村庄；无法证明有军事需要的大规模毁坏罪。

反人类罪，这是一个新概念，即在战前或战时，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的理由，对平民施行非人道行为。[4]

这些罪行都在法庭的司法管辖范围内，“无论是否违反了犯罪行为发生国的法律”。第三个罪名就是用来处置纳粹在占领区针对自东欧引进的奴役苦工犯下的罪行。第四个罪名通常涉及的是他们在德国和其他地方施行的种族、宗教及其他方面的迫害。[5]

纽伦堡的正义与不正义

70年后再来谈论纽伦堡审判，有点事后诸葛亮，所以我们很难说得清，当时在纽伦堡对主要战犯的起诉书怎么会有那么多瑕疵和矛盾之处。例如，其中一封起诉书指控了德国人在1939年9月侵略波兰，这是对的，但起诉书却没有提及，如果没有先前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关于瓜分波兰的秘密条款，袭击可能就不会发生。如我们所知，1939年9月17日，苏联军队入侵波兰，而当时波兰其实已经被德国侵略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其实就是一纸为侵略战争做准备的协定，但在纽伦堡，他们却能自信而笃定地援引德国在1941年违反这一“侵略”条约，以此来控诉德国无端袭击苏联，但起诉书中却没有提到，苏联也是一样无端在1939年袭击了波兰和芬兰，在1944年袭击了保加利亚，在1945年袭击了日本，这样的双重标准真是荒谬。

德国人最初还被指控在卡廷森林屠杀了925名波兰军官，尽管这些西方检察官那时心知肚明，卡廷森林大屠杀出自苏联政治警察的手笔。之后，在苏联首席检察官罗曼·A.鲁登科（Roman A.Rudenko）的坚持下，卡廷的波兰受害者人数从925增加到1.1万（实际受害者超过2万）。但是，由于苏联方面拿不出丝毫证据证明卡廷大屠杀是德国人犯下的罪行，也因为美国国内的一些官员愤怒地抗议，指出这是一场对正义的嘲弄，卡廷一罪就悄悄地从指控中撤掉了，最后的判决中也没有提及此事。纽伦堡审判过去大概45年后，苏联体系崩溃，最后时刻，他们有一些表态，其中之一就是承认是斯大林在1940年下令实施了骇人听闻的卡廷大屠杀。[6]

落到德国人头上的罪名中，有一个惹人注目的罪名就是劫持和杀害人质罪，不过这种行为在纽伦堡之前并没有被宣布是非法的，1948年纽伦堡后续审判中再次宣布其合法性[7]，理由是，劫持人质至少能降低游击队袭击占领军时附带的平民伤亡数。没有人质，军队复仇的渴望可能会威胁到全部人民。纽伦堡法庭只是围绕在一个问题上，就是当一名占领军士兵被杀时，可以处决多少人质，而法庭的表述是，不应该劫持“太多”人质或处决“太多人”。

抵抗斗士通常会伪装行动，杀死俘虏的德国士兵，而德军会折磨和处决被俘的游击队员，即使他们在“远距离可以辨认”。盟军在“二战”期间广泛利用抵抗战士，在纽伦堡和其他地方，他们谴责德国人对游击队员及其可疑的帮手采取压迫手段。

尽管抵抗运动有着这样那样的道德和法律问题，纽伦堡法庭认为，由于纳粹体系的极端残暴，暴力反抗德国占领者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这就令反纳粹抵抗运动成为合理的行为，也令与纳粹合作成为一项罪名。

各国法庭的正义与不正义

纽伦堡几次重大的战犯审判都是令人难忘的盛景，让人见识了什么是组织有序和正襟危坐，而且坦白地说，还有令人难以忍受的乏味。纪录片和大量出色的专题片里都呈现了法庭的场景，美国军警耀眼的军服，一大群身着统一制服的速记员和翻译，不苟言笑的法官，相当绝望的德国辩护律师，还有显得格格不入的被告人，他们大多很消沉，穿着破旧不堪的平民衣服或是没有徽章的军服。这是在纽伦堡的一个审判室内的一个大法庭，与此相对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各国政府设立的数千个战犯审判法庭，从挪威奥斯陆到希腊雅典，从法国波尔多到芬兰赫尔辛基。虽然不能说全是受纽伦堡审判启发，但至少有很多都是。有些审判室设立在宏伟的旧司法大楼内，有的审判室就安置在城市废墟的简陋小屋里。很多时候，审判室内没有暖气。比如，在布达佩斯，即使是审判前总理的时候，主持的法官、陪审团、律师、被告和旁听者都是穿着大衣坐在那里，裹着围巾，戴着帽子和手套。休庭的时候，法官和战犯喝着一样的汤，是苏联占领军发放的。

纽伦堡法庭主要由美国纳税人出资，纽伦堡的阔气与其他法庭的穷困，或许就能解释现存文献翔实度的差别了。纽伦堡主要审判和后续审判的文件加起来有70卷，统共126 897页。[8]另一项珍贵的原始资料就是几位精神病学专家分别对被告人和很多目击证人进行的访谈。[9]此外，我们还应该特别感谢特尔弗德·泰勒准将所著的《纽伦堡审判剖析》，里面包含了对这个课题的一切历史和法律研究。这个著作在1992年问世，其独特之处还在于泰勒曾是主要审判中的美方检察官以及12起后续审判的首席检察官。这里要说一下，纽伦堡后续审判虽然挂着国际的名号，实际上是由美国独自坐镇，审判党卫军特别行动队（SS Einsatzgruppen）成员、纳粹党高级官员、医师、法官、将军、企业家和党卫军指挥官。虽然纽伦堡审判的历史文献相当丰富，但是对于欧洲众多法庭审判的比较研究却寥寥无几。其实德国以外的欧洲国家进行的法庭审判和其他惩罚性诉讼牵扯了数百万人。而且，这些审判和诉讼的性质和特点与纽伦堡审判大相径庭，在纽伦堡，战胜国审战败国，而在各国法庭，法官审的主要是被指控犯下通敌罪、叛国罪和战争罪的同胞。更令人费解的是，全面研究这个课题的作品并不存在，而最好的文献汇总只出现在德国。以单个国家内的报复和清算为课题开展的研究很多，但产出不均：比如研究法国、挪威、丹麦、荷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士战后清算的书和文章有一些，但以南斯拉夫和苏联为对象的研究就很少，而且几乎都不可避免地有所偏颇。如果主要从后世人的角度来看，最有价值的是纪录片集锦，比如讲述法国审判菲利普·贝当元帅和皮埃尔·赖伐尔总理的纪录片。

图10.2 女性合作者被法国抵抗组织成员和其他反对纳粹占领的新老成员游街示众。

在战后的头几年，前抵抗者还不愿意与战前政权的人以及战时的合作者和平共处，对于一些政治领袖的审判，比如挪威的维德孔·吉斯林、法国的贝当和赖伐尔、罗马尼亚的扬·安东内斯库元帅、南斯拉夫的德拉查·米哈伊洛维奇（Draža Mihailoviç）和匈牙利的萨拉希·费伦茨，出现了一些一边倒的报道。不过，即使是在那段时期，法国这样的国家和其他很多国家还是有着云泥之别的，在法国，媒体的讨论尽管也有偏见，但还是能维持着高度的理智，而其他国家的媒体就是大骂被告人。结果，在苏联和所有共产党媒体中，这些被告人还没来得及在法庭开口就被宣告有罪。

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真正沉下心来的学术类研究。对这个课题的新探讨主要在法国，法国的知识分子在抵抗与合作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关于法国战时行为和战后政治清洗的讨论成了法国人民真正的全民消遣。戴高乐派歌颂法国战时抵抗运动的道德纯洁和万众一心，维希政府的辩护者看不过眼，就拿战争末期私刑处死10万人的数字说事。[10]（我们现在知道，被枪毙、毒打至死或仓促处决的实际或可疑的合作者不超过一万，但实际数字还是没有着落。）而“冷战”的开始，让一些急于辩解的文章面世，曾经的法西斯主义者宣称自己就是西方文明的早期捍卫者，先一步对抗苏维埃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

至于法国政客宣称，他们的国家在战争期间以压倒之势反抗德国占领者与维希政府的叛徒，人们怎么看呢？大家再清楚不过，在1944年，巴黎人民用几乎同样的热情迎接了两位到访的政治人物：贝当元帅和戴高乐将军。贝当元帅4月28日来到巴黎，而戴高乐同年8月26日在美军保护下抵达这个城市。从当时的新闻画面，我们感受到的是，这两位到访者得到了同样高规格的警车队护卫，有一样美丽的巴黎女郎献花，都有欣喜若狂的群众欢唱着“马赛曲”。

如果要通过一个例子来审视战后清算，我们可以看看美国历史学家本杰明·弗罗默（Benjamin Frommer）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报复的专题论文。文章表明，在种种秋后算账的行为中，新的捷克民主政权不仅从严惩处了德意志和匈牙利民族的人，毕竟这些人已经被集体宣判犯下叛国罪，还拿出最严厉的态度处置捷克籍的合作者。大部分的案例牵扯的不是重要的政治和商界领袖，而是普通人，只不过这些普通人在德占期告发过自己的邻居，现在又被同样的邻居告发。通常情况下，告发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被告发者的房子、工作或商店。讽刺的是，捷克法庭也遇到了当年纳粹法庭类似的难题，就是如何审判异族通婚的被告人，或是异族通婚生下的孩子。过去，纳粹法庭不太知道如何定义一个犹太人，现如今，民主捷克斯洛伐克法庭也陷入了类似的困境，不知如何断定一个人是德国人。德国被告人很有可能会被这个国家驱逐，而捷克人往往会被投入监狱，这就令断定身份变得愈加重要。[11]

一些最公正的计算数字还是出自美英历史学家之手，他们的祖国在战争期间没有被纳粹占领，这是做学术的一大优势。这些作者公平评价欧洲与纳粹占领者的合作，唯一的问题就是他们容易忽略英国人在德占海峡群岛的合作，以及侨居菲律宾的美国平民被日本人拘留之后的状态。[12]

有意思的是，纽伦堡审判是在1945年11月集结的，而远在纽伦堡审判给清算时期的国家法庭指引方向之前，欧洲的很多地方就已经开始了报复之旅。比如，我们都注意到，在波兰，战争期间就有地下法庭在行使职能，在尽量尊重法律的前提下审判叛国者。在苏联、南斯拉夫和其他地方，整个战争期间都有游击队法庭的存在。而另一边，在法国，司法报复是在1944年解放的时候开始的。

在布达佩斯，主要人民法庭在1945年1月末第一次开庭，同时，苏联和罗马尼亚的军队与德国和匈牙利的军队在这个城市发生冲突。在这个时候，有两个曾经在使用强制劳工的企业里当守卫的人被指控，在乌克兰的反苏运动中参与折磨和屠杀了124名强制劳工，这些劳工的身份是匈牙利犹太人或共产主义者。这两名守卫被判死刑，并立即在公共广场上被绞死。这一诉讼表明，匈牙利的人民法庭，就像欧洲很多其他法庭一样，担当起革命的角色：他们不仅想惩治叛徒和战犯，还想清洗和重建社会。这些曾经受制于希特勒统治的欧洲国家没有等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给出范本，就开始了报复。无论如何，同盟国与德国前盟友分别缔结的停火协议指示奥地利、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各自去起诉战犯，无论战犯的国籍是什么。结果，纽伦堡法庭有时却成了各国法庭起诉战犯的障碍。纽伦堡法庭只允许一些主要的德国战犯在东欧的法庭以证人身份出庭，结果，像德国外交官艾德蒙·费森迈耶博士（Dr.Edmund Veesenmayer）这样凶残的犹太人刽子手只能在1947年从匈牙利遣返纽伦堡。四年后，他被释放，在西德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对于欧洲的清算审判来说，国际军事法庭既不是催化剂，更不是范本。不过，我们发现，欧洲各国法庭的诉讼中会大量引述纽伦堡审判的一些细节，还有法庭中的陈述也表明法官的态度和纽伦堡的盟国如出一辙。更多情况下，各国的法官会利用纽伦堡的案例来推动诉讼有序进行。1945年12月18日，在布达佩斯进行的一场审判中，三个被告的主要罪责是把匈牙利犹太人驱逐到奥斯维辛，法庭主席彼得·扬科（Péter Jankó）告诫旁听的人要保持克制，他说：“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我们，我们要确保外媒在报道的时候，会说这里的气氛冷静超然，就像纽伦堡审判一样。”[13]但事实上，那场审判笼罩在完全相反的氛围中，旁听席有人称呼这三个被告是凶手和人渣，也煽动了法官的情绪。当然，在纽伦堡保持冷静克制比较容易，那里的法庭上没有旁听者，只有法官、检察官、律师、翻译、速记员、记者、被告人和守卫。

欧洲的旁听者很难控制，因为这些人往往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或是新执政党的左翼追随者。比如，皮埃尔·赖伐尔在法国受审时，就频频被喊叫声打断，就连陪审员都掺和进来了。至于纽伦堡的后续审判，人们对诉讼的兴趣逐渐减弱，所以量刑也就没那么严厉了。

纽伦堡法庭代表了革命性的创举，法官和检察官以四大战胜国的名义开庭审案。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其他欧洲法庭本身也是革命性的产物，通常被称作人民法庭，专司裁决那些在战前还没有被法律列为刑事犯罪的行为。自然而然，人民法庭的诉讼就以欧洲法律为基础，而不是采取英美普通法的体系，也就是说，由法官来调查、规劝、警告和斥责被告，而原告律师和被告律师就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诉讼的风格大相径庭，但每个人民法庭的体系基本相同：在丹麦，一个职业法官会配备两个由抵抗组织委派的陪审员予以协助；而在法国，一个职业法官会配备四个由抵抗组织委派的陪审员，在匈牙利，五个反法西斯政党和工会联合会在所有重要审判中都会委派所谓“人民法官”、公诉人或“政治”检察官以及所谓“人民检察官”。公诉人往往都是知识分子，人民检察官是工人和农民。被告辩护律师是从反法西斯政党联盟许可的名单中挑选出来的。

纽伦堡法庭从战胜的大国引进了法官，而各国政府就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了，那些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法官都曾经与敌人合作过，或者至少为现已消亡且备受唾弃的战时或战前政权效力过，就算这样的法官不是大多数，也有很多。1945年，在奥地利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为纳粹党效力过的现任法官。结果，一些尚且稚嫩或被政治污染（或两者皆有）的法官不得不参与庭审。

法官接受的是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熏陶，而创造出人民法庭的抵抗组织又怀揣着革命的目标，这两者不免冲突。在波兰，共产党旋即上台，政府留用了战前的法官，法庭审判告发逃跑犹太人甚至杀死犹太人的罪犯，这些法官在量刑上倾向于轻判，轻到不可原谅。正如历史学家安德鲁·考恩布鲁斯所证明的，波兰的法庭对叛国者严惩不贷，但对犯下反犹罪行的人却手法轻柔，尤其是当被告人还能指出自己的一些抵抗功绩时，更是如此。[14]我们从1946年的凯尔采（Kielce）大屠杀和其他波兰城镇大屠杀中便可知晓，波兰民众喜欢把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联系到一起，故而抵制那些在战争期间拯救过犹太人的波兰人。不仅在波兰是这样，在有大量犹太幸存者的东欧其他国家，很多民众就会把杀死犹太裔共产党与民族抵抗行为划上等号。

甚至在西欧，很多人也有理由担心，犹太幸存者会索要自己失窃的财物。这些都在提醒着我们，要想区分前抵抗者与前合作者，通常有多困难。

纽伦堡法庭只能判处死刑和监禁，人民法庭有一系列惩罚措施可以为之所用。惩罚措施包括死刑、监禁、强制劳动、被判为国家的耻辱、剥夺公民权、罚金和一些行政措施，比如开除公职、警方监视、剥夺出行自由或生活在限定范围内、免职和剥夺养老金待遇。

令人意外的是，最严厉的刑罚出现在挪威、丹麦和荷兰，在西方认知中，这些国家是英勇抵抗德国占领者的典范，是犹太人的勇敢救星。不过，这些国家的法庭心中有数，所以，在战后的挪威，有9万多人受审，差不多相当于总人口的4%。[15]打个比方，这就相当于在现今人口3亿的美国，有大约1 200万人因为叛国罪和类似的罪行受到审判。因为大多数被告都是成年男子，所以可以说因为通敌而受审的挪威男人比例相当大。丹麦的比例也差不多，而在荷兰，15万人因为涉嫌通敌和叛国在战后被逮捕，大约6万人随后被定罪，152人被判死刑，40人被实际处决。据说并不是所有的罪犯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这一点被20世纪70年代的传闻证实了，那时候，人们发现，大量战犯，包括一个曾经向盖世太保告发自己同胞的犹太裔骗子，都未受到过惩罚。[16]

挪威法庭严惩曾经与德国士兵发生性关系的女子。更糟糕的是，在新的法律之下，他们的孩子是没有公民身份的，据悉，成千上万“混血儿”一生都没有获得合法的实际身份，是不存在的人。

挪威人长期歧视德国士兵的孩子，其实是个例外。所有西方国家都在尽力改造被定罪的合作者，一方面是为了减轻监狱里拥挤不堪的负担，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加劳动力。比如，荷兰就创造了一个叫作“自发监督”的机制，任务就是监督和再教育获释的罪犯。因为这个机制需要频繁探访，所以究竟谁更痛苦，是要一遍遍听人说教民主价值观的合作者，还是负责说教的志愿者呢？[17]

很明显，在人民法庭和类似机构受审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将军或政府部长。在匈牙利，有30万人，或者说总人口的3%，承受了一定的惩罚，比如剥夺工作或养老金，禁止生活在首都，剥夺公民权或监禁。这些惩罚的另一个极端就是死刑：在匈牙利，1945—1948年有146人因叛国罪、战争罪和“对人民犯下的罪行”而遭到处决。我们可以推定这些人都是重要的战犯和叛国者。后来处决的人更多了，但却难以简单归类，因为事件是发生在极端的苏联肃反运动时期，被处决的人顶着“法西斯主义者”“前盖世太保特工”“铁托党羽”或“美国间谍”的帽子，但实际往往都是民主人士或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在战后受罚的30万匈牙利人当中，有三分之二是德意志民族的，匈牙利民族政府以切实或可疑的叛国罪为由将他们驱逐。[18]

在奥地利，人民法庭开始审理13.7万人的案件，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成千上万的公务员，比如教师、邮递员、铁路工人和其他因为纳粹党员身份被解雇的人。无须赘言，这些裁决和判定几年后就撤销了，所以，最终在奥地利受罚的纳粹刽子手比例比德国还低。因为在奥地利，几乎所有人都曾经隶属于纳粹党，在战后，管理奥地利共和国的民主党派，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别无选择，只能邀请前纳粹党成员入政府做事。他们真是随心所欲，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有着犹太血统的社会民主党籍总理布鲁诺·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还让几个公开认罪的前纳粹党员进入他的内阁。

在法国，如我们所说，大约1万名切实或可疑的合作者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或解放的时候被处以死刑，在意大利被火速枪决的人数也差不多。不过，在此之后，法国的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就相对温和，意大利就更温和了。

前合作者与前抵抗者主要都在责怪德国，称德国是酿成他们国家悲剧和犹太人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法院把反犹太人罪行归入了“对人民犯下的罪行”，即使这些反犹太人的罪行主要是他们自己的同胞犯下的。很少有法院愿意承认，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把犹太人交给德国人，而他们的人民不仅袖手旁观，有的还积极参与。

在法国，检察官倾向于把男女演员、歌手、记者、作家、诗人和哲学家挑出来。在西欧和北欧，被控与德国士兵交往的女子是报复的特殊目标。但是，一旦她们被剪断的头发重新长出来，这些女子一般都会被社会接纳。在苏联占领的东欧，主要的报复目标是往日的达官显贵，尤其是当这些人属于少数民族，更是遭殃。在1945年颁布的一些法令中，曾经流亡伦敦后又回国的贝内斯（Beneš）政府宣布，占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总人口大约30%的德意志和匈牙利少数民族集体犯下叛国罪。除了已被证实是反法西斯战士的那些人，这两个民族群体都被正式开除国籍，并被驱逐出这个国家。

纽伦堡的三个主要指控是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在人民法庭，虽然名字叫得不一样，但还是有这几个同样的罪行。陆军元帅扬·安东内斯库在罗马尼亚被谴责对苏联发动战争，而纽伦堡法庭和罗马尼亚法庭都默默忽略了苏联在1939年和1941年类似的侵略行为。

与纽伦堡一样，在国家法庭或人民法庭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很多尴尬的情况和不合逻辑的诉讼。比如，在挪威，“二战”前就隶属于法西斯民族统一党（Nasjonal Samling）的成员受到的判决比“二战”期间入党的成员更严厉。鉴于民族统一党在战前是完全合法的组织，法庭却认为致力于一项事业比机会主义的罪责更大，这就有点奇怪了。在匈牙利，审判长阿科什·马约尔（Ákos Major）叱责前总理拉斯洛·巴尔多希（László Bárdossy）试图收复匈牙利在“一战”期间丢失的领土，但据马约尔的回忆录，他自己也赞同巴尔多希，认为匈牙利的领土野心是合情合理的，巴尔多希的亲德政策有其“历史必然性”。[19]但这些考量并没有阻止马约尔法官判处巴尔多希死刑。要罗列这样不合逻辑的诉讼，是没有尽头的。鉴于欧洲当时政治一片混乱，意识形态不明朗，而且“冷战”刚刚开始，能够伸张正义已经是个奇迹了。不过，不得不说，正义的确得到了伸张。

纽伦堡军事法庭审问和判刑的不止个人，还有机构，比如党卫军和纳粹党领导层。匈牙利的人民法庭宣布1944年10月15日上台的箭十字党政权和国家宪兵队集体有罪，而先前的霍尔蒂·米克洛什摄政王政权却没有被视为当然有罪的，实际上，驱逐了近50万匈牙利犹太人到奥斯维辛的不是箭十字党，而是霍尔蒂政权。集体有罪意味着，除非能证明自己无罪，否则任何一个德国前党卫军领袖或匈牙利宪兵都是有罪的。

正如在纽伦堡一样，在大多数人民法庭上，被告人都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一般他们的辩词就是，他们之所以在占领期还留任岗位，是为了防止更激进的人来做自己的工作。贝当元帅的辩护人说，在战争期间，贝当的作用相当于法国的盾，而戴高乐将军相当于法国的剑。法庭并不买账，判处贝当死刑，而时任共和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把死刑减至终身监禁，但贝当最终死在了牢狱中。

总而言之，辩护人基本都在暗示这个国家欠他们一个感谢，因为他们担负起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只有少数顽固的狂热分子才会在法庭上自豪地强调自己的法西斯主义信仰，比如强烈的反犹主义法国作家和记者罗伯特·巴西拉奇（Robert Brasillach）和匈牙利自封的元首萨拉希·费伦茨。重要的是，除了在苏联举行的审判外，很少有国家举行（出于政治目的而非查明真相所进行的）作秀审判。就连在南斯拉夫，被告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是无辜的，而在苏联，无论是真的叛国者还是可疑的叛国者，都清一色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请求给予自己警戒性惩罚。不过，在南斯拉夫可以喊冤并没有带来实质的区别，因为可疑的合作者与阿尔巴尼亚、德意志和匈牙利少数民族在战后都被例行公事般地杀死了，但即使是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法庭，也不能设立作秀审判。在南斯拉夫或欧洲其他地方，最怯懦的辩护律师也会为自己的客户提出减轻处罚的情节，只有在苏联的法庭，公设辩护律师会肆意漫骂受害人。

至于主要被告人的判刑真的是职业法官和陪审员辩论的结果，还是政府决策的结果，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比如，毋庸置疑的是，处决维希政府总理赖伐尔就是戴高乐将军和法国政府做出的决定。总而言之，要把欧洲大报复中牵扯的法庭和法官都一概而论，是不可能的。

美国在纽伦堡的目标是要宣布侵略是非法的，并且公告天下，此后的侵略者，凭他们是国家元首还是总司令，都要受到无情的起诉。而人民法庭的目标是要实现全面净化，创造一个更进步、社会的甚至社会主义的欧洲。但是几年内，“冷战”改变了一切。

关于“二战”后的民族清洗，有很多负面的言辞和文章，其中很多批判不是空穴来风。不过事实上，在此之前，欧洲人民从未尝试过如此大规模地处理他们中间的政治罪犯，而整个欧洲大陆的反思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受到惩罚的人当中，有罪可循的人比无辜受罚的人多多了。

[1] 参阅Telford Taylor, The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6–11; 和W.Michael Reisman and Chris T. Antoniou, eds., The Laws of War: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Primary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Law Governing Armfled Conflict(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2] Taylor,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17–18.

[3] 《纽伦堡审判剖析》29-30页中讨论了丘吉尔和斯大林的提议。

[4] 参阅Eugene Davidson, The Trial of the Germans: An Account of the Twenty-Two Defendant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n Nuremberg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6), 19–20。

[5] 参阅Judith N. Shklar, Leg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74。

[6] 参阅Taylor,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466–471。最近期的文件是Katyń, Documents of Genocide: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 Turned over to Poland on October 14, 1992, selected and edited by Wojciech Materski (Warsa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tudies,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1993)。

[7] 这次审判涉及东南欧的军事作战战场，指挥官是陆军元帅威廉·利斯特。

[8] 最容易获取的纽伦堡文档是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als Online [Electronic Resource], compiled by James Joseph Sanchez et al., Anthony Hursh, Bdexx developer (Seattle: Aristarchus Knowledge Industries,1995)。

[9] 参阅G. M. Gilbert, Nuremberg Dia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47); Leon Goldensohn,The Nuremberg Interviews, edited by Robert Gellatel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4)。

[10] 关于这个问题，参阅彼得·诺维克的精确计算：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 The Purge of Collaborators in Liberated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202–208。

[11] 参阅Benjamin Frommer, National Cleansing: Retribution Against Nazi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 关于“二战”时期泽西岛、格恩西岛和其他海峡群岛上的英国人与德国占领者的合作，参阅Madeleine Bunting, The Model Occupation: The Channel Islands Under German Rule, 1940 —1945(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5)。日本人在菲律宾有一个圣多玛斯集中营，关于集中营里美国俘虏的合作情况，参阅James Ward，“Legitimate Collaborati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Santo Tomás Internment Camp and Its Histories, 1942—2003,”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7, no. 2 (2008):159–201。

[13] László Karsai and Judit Molnár, Az Endre-Baky-Jaross Per (Budapest: Cserépfalvi, 1994), 101.

[14] 参阅Andrew Kornbluth, “‘ There Are Many Cains Among Us’: Polish Justice and the Holocaust,” in Holocaust: Studies and Sources (Warsaw: Polish Center for Holocaust Research, 2013), 9:157–172。

[15] 更准确地说，战后，有92 805个挪威公民因为叛国罪在挪威法庭受审，其中30人被处决，1.7万人被关进监狱。

[16] 参阅Gerhard Hirschfeld, Nazi Rule and Dutch Collaboration: The Netherlands Un der German Occupation,1940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7] 参阅L. Huyse, “How Government in Belgium, France, and the Netherlands Organized the Return into Society of Wartime Collaborator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Legacy of World War II in Europe, New York University, April 24–27, 1997。

[18] 参阅László Karsai, “ The People’s Courts and Revolutionary Justice in Hungary, 1945—46,” in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World War II and A ermath, edited by István Deák, Jan. T. Gross, and Tony Jud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3–251。

[19] 参阅Ákos Major, Népbíráskodás — forradalmi törvényesség: Egy népbíró visszaemlékezései[People’s justice — revolutionary legality: The reminiscences of a people’s judge], edited by Tibor Zinner (Budapest: Minerva, 1988), 203。

第十一章

合作、抵抗与报复的漫长余波

“二战”还未真正结束，世界领袖们就开始意识到，让“世界警察”和谐相处是极为困难的，“世界警察”是罗斯福总统为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设想的未来角色。尽管西方大国和苏联最初是真的有意愿合作，但他们的相互猜忌已经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侵蚀了彼此之间的联盟关系。双方争论的两大焦点就是德国的政府体制和未来，以及波兰的独立、内政和将来的地理位置。另外，美国已经掌握原子弹，而苏联没有，也是个问题。最终，西方国家把波兰和其余的东欧国家拱手让给斯大林，作为交换，苏联让美国主导日本和西方世界。

德国问题却是无解的，1949年，德国正式分裂为西方主导的联邦德国和苏联主导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到那时候，西德和东德已经兵戎相向。新任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认识到，要想发展，德国人的劳动力、聪明才智和工业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就让德国在“冷战”中无条件支持美国，作为交换，美国要支持西德大力发展多党议会制和打造政治独立。在这个交易中，阿登纳还增加了一个非正式的条件：事实上赦免所有德国战犯。

“冷战”与报复的暂停

事实上，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前，大屠杀的德国凶手和其他纳粹罪犯就得到逐步释放。纽伦堡审判还未结束，美英军事指挥官就已经释放了一些最恶劣的纳粹罪犯。结果，只有七十几个纳粹分子在战后头几年被处决了，依照的是纽伦堡法庭和其他美国主导的法庭的指令，除此之外，其余在西德被同盟国审问和判刑的德国人都被释放了，政府把财物归还给他们，还给了他们好的工作或养老金。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党卫军指挥官奥托·温克尔曼（Otto Winkelmann），他曾经是党卫军的高级领袖，1944年在匈牙利担任警察总长，作为希姆莱在匈牙利的最高代表，他与艾德蒙·费森迈耶博士一起，要为将近50万犹太人遭驱逐和杀害的惨剧负责。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温克尔曼被美国人抓到，移送到匈牙利，成为法庭审判主要匈牙利战犯的目击证人，随后，那些匈牙利战犯大多都被处以绞刑了。如果不是被迫把温克尔曼交还给美国人，匈牙利人一定也会把他给绞死。他在西德生活了几十年，其间从未受到起诉，还享受着“警察总长”级别的丰厚养老金。

理论上来说，纽伦堡审判之后，德国人应该效仿着审判其他战犯，但西德法庭的主审法官基本都是前纳粹，他们不愿意行动。在极少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审，就宣称证据不足，或是实在没办法的案子，就祭出一些象征性的惩罚。在所有案件中，西德当局都很快释放了囚犯，大多数的理由都是犯人健康有问题。因为所有西方盟国达成一致，要安抚和支持联邦德国，所以到了1956年年底，只有少数纳粹战犯待在德国、英国、法国或美国的监狱里。他们当中有三个主要的德国战犯，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囚禁在柏林英国占领区的施潘道监狱（Spandau prison），受四国监督。这些罪犯中活到最后的是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他的清白与否备受争议，最后在1987年自缢身亡，时年93岁。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军队派出几百人，同其他人员一起监督这个监狱，这个宽敞的监狱里最后只剩下赫斯一名犯人，他的死亡，也把“二战”四大盟国在德国的合作带进了坟墓。

美国情报机构误以为前纳粹警察深刻了解苏联政治、地形甚至俄罗斯人的精神，就把一些罪恶深重的战犯保护起来，或是允许极右翼的地下组织和梵蒂冈教廷把他们偷渡到阿根廷。

在东欧被抓的纳粹战犯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另外，少量纳粹分子被西方盟国交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他们就在那里受审，并被处以绞刑。不过，总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比起非德国人，很多德国籍战犯确实侥幸逃脱，逍遥法外。在这一点上，我想强调一下，这些凶手并非都是党卫军的人，相反，大多数人都是普通的德国国防军士兵和非纳粹的中年警察。他们犯下折磨囚犯、杀害村民和射杀无数犹太人的罪行。

就算有些纳粹分子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但只要有价值，美国人也愿意原谅，还有，美国人在战后秘密引进了大约1 000名德国科学家，帮美国开拓火箭产业。这一举动的源头就是德国的V2火箭，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德军用V2火箭轰炸英国。似乎没有人在意，V2火箭项目负责人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很多其他科学家可以说是毫不犹豫地利用集中营的囚犯帮他们建造主体位于地下的佩内明德（Peenemünde）基地和其他火箭基地。仅朵拉－米特堡（Dora-Mittelbau）集中营就有2万名囚犯在工程期间丧命。

这个故事让人备感失望，但细想之下，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前党卫军刽子手不仅变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安分守己、兢兢业业的公民，还设法在新生的德国当好信奉民主的良民，而新德国自身也已是民主的典范。

西欧和南欧的政治清算是彻底的，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短短几年后，他们在美国援助下建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福利国家，从前的合作者、旁观者和抵抗者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同共事。东欧则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革，变革的推手不仅有前抵抗者，还有苏联势力和当地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不是所有的共产主义者都是国内的地下党或在集中营待过，很多人都是流亡苏联后归来，或是从其他地方，比如墨西哥归来的。

苏联军队一抵达东欧，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就开始逮捕非共产主义抵抗者，甚至一些疑似成了“托洛茨基分子”（持不同政见的苏维埃共产党领袖列夫·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的共产党员或是无政府主义者也难逃一劫。这些苏联“正义”的受害者和纳粹战犯关押在一样的监狱和拘留营。从1949年开始，大批忠诚的共产党员被捕，进了上述监狱和拘留所，下令的是斯大林抑或是他们那些偏执的共产党同志，这样的囚徒没有数千，也有数百。事实上，在斯大林晚年的时候，像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地方，身为前抵抗组织的共产党成员，比身为前法西斯分子和合作者还要危险得多。在臭名昭著的斯兰斯基（Slánský）审判中，依照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的命令，11名共产党领袖在1952年在布拉格被处以绞刑，其中10人都有犹太血统，但也是这同一个共产党政权，又在几年后正式“恢复了他们的名誉”。

1949年，匈牙利的人民法庭判处拉依克·拉斯洛（László Rajk）死刑并予以处决，拉依克在战时是一名抵抗组织战士，战后成了内政部长，但也是一个极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在作秀审判中，拉依克被控曾经当过特工，为盖世太保、铁托的南斯拉夫以及反间谍情报部队（CIC，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的缩写）和中情局（CIA）效力过，而拉依克也供认不讳。他的一个刑讯帮手就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和党内同志卡达尔·亚诺什（János Kádár）。卡达尔也没有逃过此劫，他很快被捕，在监狱里蹲了几年。后来，卡达尔成了匈牙利在位时间很长的共产主义独裁者，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很受人民爱戴。

“冷战”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在1947年9月降临，那时，在波兰斯兹拉斯卡－波伦巴（Szklarska Poręba）的一次国际共产主义政党会议上，苏联代表团下令要“加强阶级斗争”。这就意味着，各地的共产主义政党都要结束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要脱离联合执政，把政府留给“资产阶级政党”；在苏联占领的国家，他们要把非共产主义者从政府踢走。因此，法国和意大利是一个阵营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是另一个阵营的，他们采取的措施相似，但方向恰好相反。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前反纳粹抵抗战士现在分属敌对的阵营。[1]

一边是共产主义者及其左翼社会主义同盟，另一边是其他的前抵抗者，横亘于两方之间的，除了德国统一、美国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核武器这样的根本问题外，还有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去殖民化。[2]英、法、比利时和荷兰希望在战后能重建自己的世界帝国，苏联与美国可不这么想，殖民地的人民亦然，在战争时期，殖民地的人民见证了殖民者战败、受辱和囚禁，囚禁殖民者的主要还是日本人。很快，荷兰、英国和法国派遣部队到海外重建往昔帝国的势力，保护当地的欧洲同胞，在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地方，欧洲人已经占当地人口的大部分。在这些战争中，共产主义者与很多其他前抵抗组织里的知识分子都支持殖民地的反抗，而非共产主义的前抵抗者与很多政治领袖都赞同至少要与殖民地保留某种关系。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这一危机变得迫在眉睫，当时，主要由前抵抗者组建的法国政府默许甚至下令劫持阿拉伯人质、放火烧村和拷打囚犯。为了还击，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叛军向黑脚仔（生活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或欧洲公民）集聚的咖啡馆投掷炸弹。这一类行为开启了抵抗历史上的一个新篇章：针对无辜平民蓄意展开恐怖主义活动，就算里面有自己的同族或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也不放过。穆斯林“自由斗士”（一种相对比较新的说法，“二战”时还不普及）逼迫每个人选边站，同时，有欧洲血统的人不得不逃离阿尔及利亚。

角色发生了转变：莫里斯·帕庞（Maurice Papon），在维希政府担任警察总长时期曾驱逐数千名犹太人，1961年担任巴黎警署署长时，警方杀害了大约200名手无寸铁的穆斯林示威者，尸体扔进了塞纳河。同时，他的最高庇护者，已经成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将军改变了心意，决定把阿尔及利亚交给叛军。随后，阿尔及利亚独立，数十万亲法穆斯林因此被杀害，大约100万黑脚仔逃离阿尔及利亚。怒火中烧的法军军官视戴高乐为叛徒，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曾是反纳粹战士，现在掀起叛乱，对戴高乐倒戈相向。但是，他们试图刺杀将军的几次行动都失败了，叛乱被镇压下去。

重启司法报复

世界大事，尤其是“冷战”，把公众注意力从惩罚战犯上转移开，这样的局面至少持续到1960年。1960年，以色列秘密警察在阿根廷抓捕和绑架了阿道夫·艾希曼，并运至以色列。两年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和判刑，并被绞死。艾希曼审判激发了一系列的诉讼，其中就包括在西德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维辛审判（1963—1965）[3]。同样重要的马赛尔·奥菲尔斯（Marcel Ophüls）的电影《悲哀和怜悯》（The Sorrow and the Pity），这部坦诚而颠覆的电影于1972年问世和上映，讲述了迄今为止在一个中型城市里法国人与德国占领者超乎想象的合作。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人的合作与抵抗，以及欧洲国家在犹太人大屠杀中应承担的责任，这两个问题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对这两个问题的重新审视才徐徐开始。一些曾经逃脱审判的个人才又站到司法的门口，只是对他们的审判和复审一直拖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对这些人的指控总是归到反人类罪，根据联合国的规定，只有这条罪行不会因为时间而失去法律效力。

尤其慢半拍的法国也终于加入了这波起诉，四个著名的案件终于浮出水面，被告人是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保罗·图维尔（Paul Touvier）、勒内·布斯凯（René Bousquet）和莫里斯·帕庞。在这四个人当中，只有克劳斯·巴比不是法国人，而是德国人。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他供职于党卫军，得了个外号“里昂屠夫”。如果这个安静谦虚的男人的传闻有一半是真的，那他还真是实至名归：他下令把被捕的抵抗战士活活剥皮，至于其他的恐怖行径，就不一一赘述。这个禽兽中的禽兽，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居然加入了英军反间谍机构，之后改投美国的军事情报机构中情局。这些事情会发生，都是因为英美抱有幻想，认为巴比能为他们提供新敌人共产党和苏联的相关信息。巴比的确杀害过很多涉嫌加入共产党的人，但这并不会让他成长为苏联专家。

巴比还帮助英美互相监视。不过，当法国威胁要揭巴比的底，美国为了避免陷入尴尬境地，就通过纳粹“绳梯行动”（rat line）[4]，让一个克罗地亚的天主教神父将巴比送到胡安·贝隆（Juan Perón）的阿根廷。巴比之后辗转去了玻利维亚，据称他还为谋杀切·格瓦拉（Che Guevara）出了力，但是情报机构周身迷雾重重，这一点也没有得到确认。1983年，换了当家的玻利维亚政府将巴比引渡到法国，他在法国受到审判，被控犯下反人类罪，罪行包括把法国的犹太儿童驱逐到东欧。激进律师雅克·韦尔热斯（Jacques Vergès）为他辩护，韦尔热斯成功地把案件的矛头指向了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犯下的罪行。但无论如何，巴比在1987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四年后，他死在了法国监狱里，时年78岁。巴比的案件表明，就算“冷战”不是在“二战”时期就开始的，也是紧随战争结束就上演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情报机构很容易上纳粹分子的当，任何聪明的纳粹屠夫，只要能让情报机构相信他们掌握了苏维埃共产主义的一些神秘信息，就能玩弄西方国家于股掌之间。不过这一点也许还需要更确凿的证据。

刑讯专家和刽子手保罗·图维尔的案子一开始几乎是当作普通刑事犯罪来审的，但后来他却成了第一个被诉反人类罪的法国人，时间点是1994年。作为维希政权的法国民兵指挥官，他曾经是克劳斯·巴比的信徒，还得了个“里昂屠夫”的外号。法国解放后，他就躲起来了，在他缺席法庭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他的案子受审，而他却能躲起来，其实没引起什么轩然大波，因为天主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非常公开地庇护这个教会的好儿子。另外，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在1971年特赦了图维尔，他还拿回了从被驱逐的犹太人那里搜刮的财产。一个天主教主教把图维尔保护起来，还给他提供庇护所，但他最终在1989年被捕，判处终身监禁，两年后，他死在了监狱里。

法国维希政府时期，有一名亲纳粹的信息部长被暗杀，作为报复，一定数量的法国人遭到处决。在法庭上，图维尔声称自己成功减少了因此被处决的法国人数量。因此，图维尔也声称自己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抵抗运动。

如果说图维尔只是假装帮助受困的抵抗者，那同为合作者的勒内·布斯凯就是真的参与了一定的抵抗运动，至少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是如此。很多人都曾一臣事二主，而布斯凯算是其中的先行者，他曾得到纳粹和纳粹敌人的赏识。布斯凯想在法国政府拾级而上，作为个中翘楚，尽管他出身自社会主义家庭，自己也有社会主义倾向，可是在1940年的停战之后，他要被提拔为地方首长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在社会主义背景这方面，他并非孤身一人：皮埃尔·赖伐尔和激进法西斯作家马歇尔·德亚特（Marcel Déat）过去很长时间都是社会主义者，而德占期最激进的法西斯分子雅克·德里达（Jacques Doriot）还曾经是共产党领袖。1942年，布斯凯成了法国警察总干事，与掌管驻法德国警察的纳粹党卫军指挥官卡尔·奥贝格（Carl Oberg）密切合作。布斯凯个人的罪行包括1942年的“巴黎自行车冬赛场大猎捕”（Rafle du Vel’d’Hiv）和驱逐大约1.3万名犹太人至死亡集中营，其中主要都是妇女和儿童。他在解除对年幼儿童及其父母的驱逐令豁免上举足轻重。所以，海因里希·希姆莱称布斯凯是一个“可贵的合作者”也是不无道理的。

1943年12月，布斯凯辞职，之后甚至宣称自己被德国人流放到巴伐利亚。战后，法国高等法院判处他五年“国家之耻罪”，这主要是一个象征性的惩罚，而念及他在抵抗运动中的功绩，连这个惩罚都很快取消了。后来，法国又把荣誉勋章（Legion of Honor）还给他，那是他在战前因为拯救大量受害者获得的勋章。再后来，他成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的亲信，总统自己也曾是身兼合作与抵抗于一身——所以，到了1991年，当他终于被控反人类罪的时候，他并不缺朋友。但是，他的审判结果到底怎样，仍然悬而未决，永远是个谜团，因为他在1993年被痛恨维希罪犯的独狼复仇者枪杀了。布斯凯曾说，如果他没有在高层合作者的圈子里穿梭游走，他就无法成为一个有力的抵抗者，这么说也不无道理，但他和莫里斯·帕庞类似的那些义举，怎么也无法抵消他作为合作者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塞尔吉·克拉斯菲尔德（Serge Klarsfeld）与贝亚特·克拉斯菲尔德（Beate Klarsfeld）这对夫妻档一直对布斯凯及其同类穷追不舍，绝对是正确之举，这对侠侣一个是犹太裔法国人，一个是德国基督徒。事实上，被这对夫妻绳之以法的犹太人刽子手，比整个法国司法和行政系统正法的似乎还要多。

莫里斯·帕庞在前文中已经作为典型的拯救者出场过，但他也是一个典型的无情警察局长，随时都会杀人，无论这个人是有罪还是无辜。1961年，艾希曼受到审判，之后，身为德裔美国人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因为出版《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1963）而轰动一时，在这本书中，她把艾希曼描述成一个平庸的官僚，他随时可以把数百万人送进毒气室，也随时可以负责给婴儿分发牛奶，这两档子事在他那里并无二致。后来有评论家指出，艾希曼天性残酷，疯狂憎恨犹太人，也就反驳了阿伦特所说的，把任何人放到艾希曼的位置，都会做出同样的事。事实上，帕庞倒是似乎比艾希曼更符合这个平庸的官僚形象，因为他在做事的时候可能真的不带任何热情在里面。

与很多才华横溢的法国年轻人一样，帕庞选择了从政走仕途。在法国，从政比任何其他职业更能带给人权势地位。帕庞在右翼大学校（grande école）[5]里读书，毕业后平步青云，政治立场也很快由左转右。1940年，他进入维希政府系统，1944年，又转投抵抗组织领袖成立的新政权，两次转型都顺风顺水。在波尔多担任维希政权的高级警察官员时，他把1 600名犹太人，包括很多孩童，都送往法国集中营，那是可能通往德国死亡集中营的中转站。把犹太人从法国经济界踢走，他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战后的法国政权中，他又当上高级官员，被授予荣誉勋章，主要是嘉奖他曾保护了一名抵抗组织领袖。这名抵抗组织领袖和戴高乐是否知道帕庞在战时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现在还是个未解之谜，其实如果他们想了解真相是很容易的。1961年，帕庞担任巴黎警署署长，这是一个权力无边的职务，他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穆斯林示威者，几个月后，他又下令杀死了12名共产主义示威者。无人因为这些罪行受到惩罚，法国政府，上至戴高乐，自上而下都一致对这些事撒谎。最终，帕庞退出政府系统，戴高乐还帮他在工业界谋得了一个收入丰厚的职务，当然，这也是由国家出资的。最后，多亏了克拉斯菲尔德，帕庞战时的罪证浮出水面，接下来就是长达14年的司法纠葛，最后，终于迎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1997年，他被判入狱10年，结果3年后，他因为伤残获释。2007年，帕庞去世，时年96岁。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却没有招致“二战”后期典型的清算行为。虽然在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很多人被解雇，尤其是学术界人士，但在其他曾受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几乎无人丢饭碗。极为专制的罗马尼亚共产主义独裁统治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及其妻子埃琳娜（Elena）被处决，不过，总的来说，出了罗马尼亚，其他因为在共产党执政时期犯下政治罪而被判入狱的人还不到十几人。1953年到1970年期间，波兰共产党多次大规模枪决平民示威者，就连这样的行为也没招致多一点的审判。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共产主义不是在战争时期瓦解的，这一点不同于纳粹主义，非战争时期，自然没有那么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虽然在斯大林时期，共产党犯下最多罪行，但紧随其后的漫长岁月里，共产党统治的严苛程度越来越低。与纳粹分子和战争罪犯不同，随着共产主义在1989—1990年瓦解后，犯下罪行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多都已无法出来接受起诉和审判了。

不过，还是有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新进展。当我在2014年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一名共产党执政时期的监狱指挥官因为大约60年前的残酷暴行被罗马尼亚检察官指控犯下种族屠杀罪。不甘落后的匈牙利法庭于2014年5月判处前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比斯库·贝洛（Béla Biszku）五年半有期徒刑，罪行是在1956年的反苏维埃革命中下令枪杀示威者。同时，德国检察官也开始调查纳粹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警卫中幸存下来的30人。嫌犯中最年轻的也已经87岁了，他们的罪名是在一个大约杀害了100万人的集中营担任守卫。证明被告人曾经参与杀戮这一点在起诉中都省了，这起诉讼就是要借助集中营3D虚拟模型，证明被告人在自己的哨位上能看到杀戮行为。（注意，被调查的前警卫里面还有一名女性。）杀戮发生时，大部分被告人都不是德国公民。[6]

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事：经过这么多年的遮掩后，喷着古龙香水的德国检察官要起诉一名88岁的前纳粹党卫军士兵，罪名是1944年在格拉讷河畔奥拉杜尔村犯下杀戮。初期报告没有指出沃纳·C——依照德国隐私法，他的姓没有公开——被起诉是因为他犯下某项具体的谋杀罪，还是仅仅因为他隶属于迪克曼少校的连队，也就是那支屠村的连队。不过，因为事发时沃纳·C只有18岁，所以比起更年长的战友，人们不免会对他犯下多大罪存有疑虑。的确，“二战”的炮灰都是些年轻人，没有军衔，没有特权，就算被置于险境，也无权抗议，在德军当中尤其如此。这些孩子成了战争的牺牲品，也在战争中犯下罪行，是战争的悲剧一页。

今天，仍然有人试图恢复那些历史人物的名誉，比如墨索里尼、赖伐尔、吉斯林、安东内斯库、巴多希（Bárdossy）、萨拉希（Szálasi）、蒂索和克罗地亚领导人安特·帕维里奇，但这些努力都不够有力度，也不受欢迎，不足以推动这些议题。所以定罪的战时国家元首还是罪人。“二战”后的清算在今天的欧洲也不是个重要的政治议题。

艾希曼是否应该被绞死，这一点没人质疑，但以色列的程序是否合法，在当时偶尔还是会让人心存疑问。不过到了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于一个国家的特工到海外抓捕自己的公民，或是一个国家坚持要求另一个国家逮捕和审判一个没有在当地犯罪的人。另外，我们现在还有运作良好、活跃的国际法庭，这些法庭在有意识地效仿纽伦堡法庭。

纽伦堡法庭和战后清算有什么成果？毋庸置疑，国际军事法庭的一个主要成就就是在国际司法中引入个人责任的概念。无论纳粹的罪行多么罄竹难书，美国都坚持公平审判，这又是一个杰出的成就，只是，事实上，纽伦堡的诉讼并不总是公平的，不过这又是另一回事了。而各国法庭也的确惩罚了很多罪人，他们也在实质上宣布法西斯和纳粹是非法的，这两种信仰再也没有卷土重来。这些审判还让世人明白，没有人可以拿上级的命令当挡箭牌，或是把主权国家的绝对权利当作狡辩的理由。有积极的一面，自然也有消极的一面。加速种族清洗在过去10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困扰和折磨着东欧，而战后清算在其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战争在欧洲脸上留下的千疮百孔已经基本消失了，罪人已被原谅，但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逆转的，那就是数百万不被主要民族接纳的犹太人、德国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匈牙利人遭到处决、驱逐或是被迫逃亡。就这一点而言，在东欧清除最有价值的少数民族过程中，战后清算只能是一个罪恶昭彰的阶段。这段清除少数民族的历史，让这个地区在经济、文化和道德上倒退了好几十年。

历史的一个巨大讽刺就是，虽然东欧为政治清算和种族清洗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德国，几乎没有任何清算行为，还接收了数百万德意志民族的人和其他难民，很快成了一个民主国家典范和战后欧洲经济发展的引擎。[7]

[1] 关于斯兹拉斯卡－波伦巴会议，参阅Charles Gati, Hungary and the Soviet Bloc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8–123。

[2] 珍妮弗·L.弗雷的专题论著Visions of Empire in the Nazi-Occupied Netherland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主要讲的就是持不同政见的抵抗者如何规划荷兰帝国的未来。

[3] 参与奥斯维辛大屠杀的一些纳粹党卫军接受的那场审判引人瞩目，因为此案的检察官弗里茨·鲍尔（Fritz Bauer）与大多数的西德检察官不同，其他人都是拖拖拉拉，但鲍尔非常热衷于给被告人定罪。参见Rebecca Wittmann, Beyond Justice: The Auschwitz Trial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梵蒂冈教廷由主教出面，准备假护照和假证件，利用红十字会做身份掩护，帮助众多纳粹成员经由西班牙和罗马两条路线逃出德国，这称作“绳梯行动”。大部分逃到南美洲如阿根廷、巴拉圭、巴西、乌拉圭、智利、玻利维亚；其他目的地还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中东。——译者注

[5] 大学校，或称高等教育学院，是法国对通过入学考试来录取学生的高等院校的总称，不同于法国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的两个阶段共五年的逐年筛选制。相对于法国的大学来说，其职业化更强，更重视实践，以培养各类型技术人才或商业专才而出名。其中好的学院在法国及欧洲的就业市场上有一定认可度，被称为法国特殊的大学校教育。——译者注

[6] 参阅New York Times, January 9, May 5, and June 19, 2014。

[7] 西德在起诉纳粹大屠杀凶手方面做得不够，这一点令人感到羞耻。关于这个主题，参见杰弗里·赫尔夫（Jeoffrey Herf）的《撕裂的记忆：东西德国纳粹往事》（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267–333）。值得一提的是，西德法庭的主审法官自身大多都曾是纳粹党成员，他们甚至不愿意给那些杀害过成千上万身心残障的德国同胞的德国籍医生和护士定罪。

尾声

说到这本书的标题，有人可能会问，欧洲在乱世的考验中表现如何？遗憾的是，欧洲表现得很糟糕。失败的清单很长，最早还要从“一战”这样等同自杀的疯狂之举说起，之后就是各种土地攫取和局部的种族战争。虽然在威尔逊总统的诱导之下，欧洲加入了民族自决和国际合作，但短短几年之内，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以强人统治取代了议会政府。出于民族主义情节，民粹主义者越来越容不下少数民族。而且，当激进民族主义以极端形式先后在意大利和德国抬头时，欧洲人拒绝携起手来抵御，他们宁愿顺从，也不抵抗。到了1941年暮春，除了波兰、英国和少数无关大局的中立国，欧洲所有国家都加入了纳粹德国的阵营，有的成了德国的正式盟友，有的沦为战败国，处于合作政府的统治之下。就连一贯呼声最高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敌人苏联在1939年9月到1941年春天之间也证明了自己是第三帝国最有价值的朋友。1941年6月，德国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攻打苏联——最终证明等同自杀——也没有撼动欧洲人普遍认为纳粹最终会获胜的想法。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后，欧洲人才开始疑惑希特勒最终是否会输掉战争。之后，欧洲抵抗运动兴起，试图弥补前几年弥漫的失败主义思潮。不过，除了巴尔干半岛，欧洲其他地方的解放都不是靠本国人民赢来的，而是靠苏联、美国、英国和英联邦军队带来的。只有在东欧和东南欧，抵抗运动能发挥战略性的作用，只是，内战和种族清洗总是与抗德运动相伴，如影随形。

而最糟糕的就是蔓延全欧的同情心和人性危机。大多数欧洲人都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宗派人士和同性恋邻居的命运冷漠视之，不仅如此，还有数百万欧洲人参与了抓捕，或者至少从那些受害人的消失和死亡中牟利。确实也有很多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拯救被迫害人士尤其是贵族子弟、知识分子、修女、牧师、警察和那些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人。但是，真正能够代表欧洲人的——或者是更能代表欧洲人的——仍然是这些人：随时准备把犹太同胞交给盖世太保的挪威警察，兢兢业业为纳粹占领者准备一份精确“犹太人名单”的荷兰官员，一接到当局电话就毫不迟疑地奔赴铁路站的匈牙利医生和助产士，他们火急火燎自然是为了当局承诺的加班费，更是为了在等待驱逐的犹太妇女身上寻找藏起来的珠宝。还有一些国营铁路公司把犹太人和其他被驱逐的人运送到东欧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他们把这些犯人塞进家畜用小车，却收着游客团的费用。如果真的有欧洲的火车司机为了逃避把人当货物一样运到集中营或死亡集中营而告病假呢，那人们可能会好奇，这样的司机又有多少呢？

战后法国的一切旅游宣传恰好相反，我们应当提醒自己，1944年8月向德国士兵开枪的巴黎警察可能正是1942年7月把犹太妇女儿童赶到巴黎的自行车冬赛馆（Vélodrome d’Hiver）的同一批警察，1942年，他们像赶牲畜一样驱赶犹太人，以便日后运送到奥斯维辛。这一切发生的时候，其他数百万巴黎人照常过着自己的生活。如果他们对犹太人施舍多一点同情心和善心，也并不会让他们身处险境，要知道，在驱逐犹太人的那一天，没来报到上班的法国警察都没有进监狱或被处决。顺便提一下，我们还知道，所有德国党卫军士兵和警察都可以自由选择不参与大规模射杀沦陷东欧的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但是，只有少数人使用了这一特权，有些人后来坦白说，对于自己“不仗义”的行为感到羞耻。[1]事实上，同情心和善心是“二战”中非常缺失的两种品质，这也是人类自食其果的最大悲剧之一。

当然，世事变幻莫测。与20世纪40年代初不同，今日，如果在欧洲说别人是纳粹分子或国家社会主义者，无疑是一种侮辱。也没有人喜欢被别人称作吉斯林或合作者。即使是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也强烈否认自己是反犹太主义者。这或许是因为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同盟国里上台的主要政党都是从战时抵抗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党或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或基督教社会主义党，以及其他各种更保守但反纳粹的党派，比如法国的戴高乐派。很长一段时间里，彻底的法西斯主义者或国家社会主义党不见容于社会。不过，很多偏西方的国家，从挪威到希腊，从一开始都把共产党视为反对派，这是事实。而在东欧，苏联扶持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旋即疏远冷落了曾经并肩作战的非共产党抵抗人士，甚至迫害他们，这也是事实。但是，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战时的左翼抵抗大联盟至少还勉力支撑了一阵子。直到1948年，这些大联盟才沦为“冷战”的牺牲品。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成了永远不得翻身的反对派，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非共产党领袖要么加入了执政的共产党，要么进了监狱，要么被流放了。著名的铁幕拉开，把欧洲，尤其是德国，一分为二，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90年左右，那时，苏联军队离开东欧，分裂才得以终结。在那之后，欧洲的所有国家都差不多走上了稳健的多党民主制道路。

虽然区域纷争不断，1990年代，巴尔干半岛战争带来噩梦，近期，民族主义、仇外情绪和鼓吹反欧盟的思潮又席卷欧洲，让人措手不及，但要说一场新的灾难即将降临欧洲，还是杞人忧天的。这是因为，在战争期间，尤其是在1945年百废待兴的时候，欧洲合作的想法得到了数百万人的认可。一些合作者，尤其是西欧的合作者，也是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欧洲，只是他们期望的统治者是纳粹德国，而非英美联盟或苏联领导人。另外，近期的史料显示，战时合作政府的很多技术官员，尤其是维希政府的，都在有意为欧洲经济合作打基础。同时，抵抗者，特别是左翼抵抗人士，更是规划了一个新社会，这个新社会有几大支柱——不同程度的社会和经济平等，中央计划经济，重要能源资源、企业和银行国有化，一系列人道主义改革——这一切不只是为了特权阶层服务，而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生活得好一点。时至今日，虽然令人失望的地方颇多，但这些想法和原则仍然在欧洲大陆的很多地方盛行不衰。

一些政治家，比如法国的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和让·莫奈（Jean Monnet）、德国的西奥多·修斯（theodor Heuss）和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英国的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和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意大利的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以及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都曾为通往今天的欧盟之路点亮明灯。他们拒绝浮夸的名字和意识形态，孜孜不倦地为一些重要机制铺路，比如提倡法德经济合作的舒曼计划（Schuman Plan）、欧洲煤钢共同体（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北约（NATO）、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欧洲货币协定（European Monetary Agreement）、申根区协议（Schengen Area Agreement）、通用货币欧元（Euro），虽然名字听起来平庸乏味，但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机制中，有些已经废弃了，有些还在全力运转，还有一些面临巨大挑战。但是，正是得益于这些协议以及类似的机制，今天的欧洲人才能在这片大陆畅行无阻，无须出示护照就可以从爱尔兰前往罗马尼亚，从瑞典前往马耳他岛，还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工和定居。合格的欧洲年轻人可以到任意一所欧洲大学读书，还可以拿到丰厚的学习和科研奖学金。总而言之，今天，身为欧盟公民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当然，欧盟的公民必须——至少是应该——去适应其他文化的需要和偏好，也要适应过于热忱的欧洲官僚冷不丁的突发奇想。

只有在“二战”前的欧洲或是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生活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眼前的变化。你再也不需要为了申请护照拿着表格排队，在东欧也不再需要附加出境签证，以前没有出境签证，有效护照就形同虚设。现在的欧洲人也无须再申请过境签证，而在过去，哪怕你只在过境地停留一个小时，也要拿到过境签，才能进入目的国。在过去，你要费很大劲才能弄到外币，而且越来越难，没有外币，连机票都买不了！还有让人深恶痛绝的“预签证”，这种签证的有效期到护照签发为止，所以到那时整个程序又得再来一遍！简而言之，在今天的欧洲，旅行和生活，就跟在美国、加拿大或巴西旅行和生活一样。论起这一切的进步，战后美国在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存在居功至伟，但战时抵抗组织的年轻男女也功不可没——或许还要得益于一些合作者的努力——他们曾梦想打造一个崭新、统一和更好的欧洲。

[1] 关于德国警察有权不参与屠杀，参阅Christopher R. Browning, 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2)。

延伸阅读

关于欧洲的占领、合作与抵抗的二手资料

综论

Buruma, Ian.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13.

Cattaruzza, Marina, Stefan Dyroff, and Dieter Langewiesche, eds. Territorial Revisionism and the Allies of German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Goals,Expectations, Practice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13.

Foot, M. R. D.Resistance: European Resistance to Nazism. New York: McGrawHill,1977.

Gildea, Robert, Olivier Wievorka, and Annette Warring.Surviving Hitler and Mussolini: Daily Life in Occupied Europe. Oxford: Berg, 2006.

Haestrup, Jorgen.Europe Ablaze: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1939–45. Odense, Denmark: Odense University Press,1978.

Larsen, Stein U., and Jan P. Myklebust, eds.Who Were the Fascists: Social Roots of European Fasc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Littlejohn, David.The Patriotic Traitors: The History of Collaboration in German Occupied Europe, 1940–45.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2.

Macksey, Kenneth.The Partisans of Europe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Stein and Day, 1975.

Mazower, Mark.Hitler’s Empire: How the Nazis Ruled Europe. New York: Penguin,2008.

Michel, Henri.The Shadow War: Resistance in Europe, 1939–1945. Translated by Richard Barry. London: Andre Deutsch, 1972.

Naimark, Norman M.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Rings, Werner.Life with the Enemy: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Hitler’s Europe,1939–1945. Translated by Maxwell Brownjoh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82.Rousso, Henry, ed.La collaboration. Paris: MA éditions, 1987.

Seidler, Franz Wilhelm.Die Kollaboration, 1939–1945. Munich: Herbig, 1995.

Sémelin, Jacques.Unarmed Against Hitler: Civilian Resistance in Europe, 1939–1943. Translated by Suzan Husserl-Kapit. Westport, CT: Praeger, 1993.

Wilkinson, James F.The Intellectual Resistance in Europe.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区域研究

Armstrong, John A. “Collaborationism in World War II: The Integral Nationalist Variant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0 (1968): 396–410.

Judt, Tony, ed.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Mediterranean Europe, 1939–1948.London: Routledge, 1989.

Moore, Bob, ed.Resistance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Berg, 2000.

Nagy-Talavera, Nicholas M.The Green Shirts and Other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nyder, Timothy.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0.

Sugar, Peter F.Native Fascism in the Successor States, 1918–1945. Santa Barbara,CA: ABC-Clio, 1971.

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Daumantas, Juozas L.Fighters for Freedom. New York: Manylands Books, 1975.

Lumans, Valdis.Latvia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6.O’Connor, Kevin.The History of the Baltic States.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2001.

Vardys, V. Stanley.Lithuania Under the Soviets: Portrait of a Nation, 1940–65.New York: Praeger, 1965.

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

Conway, Martin.Collaboration in Belgium: Leon Degrelle and the Rexist Movemen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de Jong, Louis.The Netherlands and Nazi German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Foray, Jennifer L.Visions of Empire in the Nazi-Occupied Netherland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Hirschfeld, Gerhard.Nazi Rule and Dutch Collaboration: The Netherland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Warmbrunn, Werner.The Dutch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______.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Belgium, 1940–1944. New York: P. Lang, 1993.

保加利亚

Miller, Marshall Lee.Bulgar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Todorov, Tzvetan.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Why Bulgarian Jews Survived the Holocau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海峡群岛

Bunting, Madeleine.The Model Occupation: The Channel Islands Under German Rule, 1940–1945.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6.

捷克斯洛伐克

Bryant, Chad.Prague in Black: Nazi Rule and Czech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Jelinek, Yeshayahu.The Parish Republic: Hlinka’s Slovak People’s Party, 1939–1945.

East European Monographs. Boulder, CO: 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6.

Luža, Radomir.The Hitler Kiss: A Memoir of the Czech Resistance. 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stny, Vojtech.The Czechs Under Nazi Rule: The Failure of National Resistance,1939–194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Ward, James Mace.Priest, Politician, Collaborator: Jozef Tiso and the Making of Fascist Slovak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法国

Aubrac, Lucie.Outwitting the Gestapo. Translated by Konrad Bieber. 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2.

Azema, Jean-Pierre, et al.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mages of Life in France,1940–1944. Translated by Lory Frankel.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2000.

______.From Munich to the Liberation, 1938–19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Burrin, Philippe.France Under the Germans: Collaboration and Compromise.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New York: New Press, 1995.

Clinton, Alan.Jean Moulin, 1899–1943: The French Resistance and the Republic.New York: Palgrave, 2002.

Cone, Michele S.Artists Under Vic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Corpet, Olivier, and Claire Paulhan, eds.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French Literary Life Under the Nazi Occupation. Translated by Jeffrey Mehlman.Brooklyn: Five Ties, 2010.

Dank, Milton.The French Against the French: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London: Cassell, 1974.

Gordon, Bertram.Collaborationism in Franc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Hirschfeld, Gerhard, and Patrick Marsh, eds.Collaboration in France: Politics and Culture During the Nazi Occupation, 1940–44. Oxford: Berg, 1989.

Hubert, Agnès. Résistance: A Woman’s Journal of Struggle and Defiance in Occupied France. Translated by Barbara Mellor. New York: Bloomsbury,2008.

Kedward, H. R.Vichy France: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1940–1944. Oxford:Blackwell, 2000.

Kedward, H. R., and Nancy Wood.The Liberation of France: Image and Event.Oxford: Berg, 1995.

Marrus, Michael R., and Robert O. Paxton.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 New York:Basic Books, 1981.

Mitchell, Alan.Nazi Paris: The History of an Occupation, 1940–1944. Oxford:Berghahn Books, 2010.

Paxton, Robert O.Parades and Politics at Vichy: The French Officer Corps Under Marshal Pétai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______.Vichy France: Old Guard and New Order, 1940–1944. 2nd ed.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Schoenbrun, David.Soldiers of the Night: The Story of the French Resistanc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0.

Steernhell, Zeev.Neither Right nor Left: Fascist Ideology in Franc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Sweets, John F.Choices in Vichy France: The French Under Nazi Occup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Taylor, Lynne.Between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Popular Protest in Northern France, 1940–4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德国

Fest, Joachim.Plotting Hitler’s Death: 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1933–1945.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6.

Hoffmann, Peter.German Resistance to Hitl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______.Stauffenberg: A Family History, 1905–19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Large, David Clay, ed.Contending with Hitler: Varieties of German Resistance in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Nelson, Anne.Red Orchestra: The Story of the Berlin Underground and the Circle of Friends Who Resisted Hitl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9.

Von Klemperer, Klemens.German Resistance Against Hitler: The Search for Allies Abroad, 1938–194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希腊

Mazower, Mark.Inside Hitler’s Greece: The Experience of Occupation, 1941–44.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______.Salonika: City of Ghost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6.

匈牙利

Deák, István. “Admiral and Regent Miklos Horthy: Some Thoughts on a Controversial Statesman.” Hungarian Quarterly 37, no. 143 (1996): 78–89.

______.“A Fateful Compromise. The Debate over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Hungary.” In 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World War II and Aftermath, edited by István Deák, Jan. T. Gross, and Tony Judt, 39–73.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Fenyo, Mario.Hitler, Horthy, and Hungary: German-Hungarian Relations, 1941–1944.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Ormos, Mária.Hungary in the Age of the Two World Wars, 1914–1945.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意大利

Behan, Tom.The Italian Resistance: Fascists, Guerrillas, and the Allies. London:Pluto, 2009.

Delzell, Charles F.Mussolini’s Enemies: Italian Anti-Fascist Resista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avone, Claudio.A Civil War: A History of Italian Resistance. Translated by Peter Levy. New York: Verso, 2013.

波兰

Davies, Norman.Rising’44: The Battle for Warsaw. New York: Viking, 2004.

Garlinski, Józef.Poland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85.

Gross, Jan T.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Polan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______.Polish Society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Generalgouvernement, 1939–194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______.Revolution from Abroad: 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Gutman, Israel.Resistance: The Warsaw Ghetto Uprising.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4.

Gutman, Ysrael, and Shmuel Krakowski.Unequal Victims: Poles and Jews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Holocaust Library, 1986.

Hanson, Joanna K. M.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nd the Warsaw Uprising of 194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Kochanski, Halik.The Eagle Unbowed: Poland and the Pol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Korbonski, Stefan.The Jews and the Poles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Hippocrene,1989.

Lukas, Richard C.The Forgotten Holocaust: The Poles Under German Occupation,1939–1944.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7.

Pilecki, Witold.The Auschwitz Volunteer: Beyond Bravery. Translated by Jarek Garlinski. Los Angeles: Aquila Polonica, 2012.

罗马尼亚

Drogan, I. C.Antonescu: Marshall and Ruler of Romania, 1940–1944. Bucharest:Europa Nova, 1995.

Malaparte, Curzio.Kaputt. Santa Fe, NM: Marlboro Press, 1982.

Maldeck, R. G.Athene Palace. Portland, OR: Center for Romania Studies, 1998.

斯堪的纳维亚

Abrahamsen, Samuel.Norway’s Response to the Holocaust: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Holocaust Library, 1991.

Hoidal, Oddvar K.Quisling: A Study in Trea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Petrow, Richard.The Bitter Years: The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Denmark and Norway, April 1940–May 1945. New York: Morrow, 1979.

Reilly, Robin.The Sixth Floor: Danish Resistance Movement and the RAF Raid on Gestapo Headquarters, March 1945. London: Cassell, 1969.

苏联、俄罗斯、乌克兰

Berkhoff, Karel C.Harvest of Despair: Life and Death in Ukraine Under Nazi Ru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Dallin, Alexander.German Rule in Russia, 1941–194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57.

______.Odessa, 1941–1944: A Case Study of Soviet Territory Under Foreign Rule. Iasi, Romania: Center for Romanian Studies, 1998.

Salisbury, Harrison.The 900 Days: The Siege of Leningrad. Cambridge, MA: Da Capo Press, 1969.

Stepyan, Kenneth.Stalin’s Guerrillas: Soviet Partisans in World War II. 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6.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

Amery, Julian.Sons of the Eagle: A Study in Guerrilla War. New York: Macmillan,1948.

Burgwyn, Julian.Empire on the Adriatic: Mussolini’s Conquest of Yugoslavia,1941–1943. New York: Enigma Books, 2005.

Djilas, Milovan.Wartime: With Tito and the Partisan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8.

Greble, Emily.Sarajevo, 1941–1945: Muslim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Hitler’s Europ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Martin, David, ed.Patriot or Traitor: The Case of General Mihailovich. Stanford,C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8.

Milazzo, Matteo.The Chetnik Movement and the Yugoslav Resistanc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Roberts, Walter R.Tito, Mihailovic and the Allies, 1941–1945.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Steinberg, Joanathan.All or Nothing: The Axis and the Holocaust, 1941–1943.London: Routledge, 1990.

Tomasevich, Jozo.War and Revolution in Yugoslavia: The Chetniks.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关于欧洲战后报复的二手资料

Courtois, Stéphane, et al., eds.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Deák, István. “Political Justice in Austria and Hungary After World War II.” In 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Democracy, edited by John Elster, 124–14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Deák, István, Jan T. Gross, and Tony Judt, eds.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World War II and Aftermat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De Zayas, Alfred M.Nemesis at Potsdam: The Anglo-Americans and 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s. Rev. e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

______.A Terrible Reveng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the East European Germans,1944–195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Djilas, Milovan.Memoir of a Revolutionar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Elster, Jon, ed.Retribution and Reparation in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Frommer, Benjamin.National Cleansing Against Collaborators in Postwar Czechoslovak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Golsan, Richard J., ed.Memory, the Holocaust, and French Justice: The Bousquet and Touvier Affairs. 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6.

Henke, Klaus-Dietmar, and Hans Woller, eds.Politische Säuberung in Europa: Die Abrechnung mit Faschismus und Kollaboration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Munich: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1.

Herf, Jeffrey.Divided Memory: The Nazi Past in the Two Germanys.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Lagrue, Pierre.The Legacy of Nazi Occupation: Patriotic Memory and National Recovery in Western Europe, 1945–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Lottman, H.The Purge: Justice and Revenge in Post-Liberation France. New York:Morrow, 1986.

Naimark, Norman M.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______.The Russians in Germany: The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in Germany,1945– 195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Novick, Peter.The Resistance Versus Vichy: The Purge of Collaborators in Liberated Fr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almer, Domenico.Italian Fascists on Trial, 1943–1948.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Rousso, Henry.The Vichy Syndrome: History and Memory in France Since 1914.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Taylor, Telford.The Anatomy of the Nuremberg Trial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2.

Virgili, Fabrice.Shorn Women: Gender and Punishment in Liberation France.Translated by John Flower. Oxford: Berg, 2012.

电影

法西斯主义和纳粹

Amarcord. Directed by Federico Fellini. Italy, 1974.

Mephisto. Directed by István Szabó. Hungary, Germany, and Austria, 1981.Olympia. Directed by Leni Riefenstahl. Germany, 1936.

The Tin Drum. Directed by Volker Schlondorff. Germany, 1979.

Triumph of the Will. Directed by Leni Riefenstahl. Germany, 1935.

大屠杀

Au revoir les enfants. Directed by Louis Malle. France, 1987.

Divided We Fall. Directed by Jan Høebejk. Czechoslovakia, 2001.

The Garden of the Finzi-Continis. Directed by Vittorio De Sica. Italy, 1971.Gruber’s Journey. Directed by Radu Gabria. Romania, 2008.

The Pianist. Directed by Roman Polanski. Multinational, 2002.

The Revolt of Job. Directed by Imre Gyönggyössy. Hungary, 1983.

The Round Up. Directed by Roselyne Bosch. France, 2010.

Schindler’s List. Directed by Steven Spielberg. United States, 1994.Shoah. Directed by Claude Lanzmann. France, 1985.

Shop on Main Street. Directed by Ján Kadár. Czechoslovakia, 1965.Sunshine. Directed by István Szabó. Hungary, 2000.

The Wannsee Conference. Directed by Heinz Schirk. Germany, 1984.

合作与抵抗

捷克斯洛伐克

Closely Watched Trains. Directed by Jiřy Menzel. Czechoslovakia, 1966.Divided We Fall. Directed by Jan Høebejk. Czechoslovakia, 2000.

Shop on Main Street. Directed by Ján Kadár. Slovakia, 1965.

法国

Army of Crime. Directed by Robert Guédiguian. France, 2009.

Army of Shadows. Directed by Jean-Pierre Melville. France, 1969.Battle of the Rails. Directed by René Clément. France, 1946.

Casablanca. Directed by Michael Curtiz. United States, 1942.

Lacombe, Lucien. Directed by Louis Malle. France, 1974.

The Last Metro. Directed by François Truffaut. France, 1980.

Lucie Aubrac. Directed by Claude Bern. France, 1997.

Mr. Klein. Directed by Joseph Losey. France, 1976.

The Sorrow and the Pity. Directed by Marcel Ophüls. Switzerland, 1970.The Train.Directed by John Frankenheimer. France and Italy, 1964.

德国

Bonhoeffer: Agent of Grace. Directed by Eric Till. Germany, 2000.

The Restless Conscience. Directed by Hava Beller. United States, 1994.

Sophie Scholl: The Final Days. Directed by Marc Rothemund. Germany, 2005.Stauffenberg. Television film directed by Jo Baier. Germany and Austria, 2004.

Swing Kids.Directed by Thomas Carter.Germany, 1993.

Taking Sides. Director István Szabó. Multinational, 2001.

Valkyrie. Directed by Bryan Singer.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08.

The White Rose. Directed by Michael Verhoeven. Germany, 1982.

英国

Carve Her Name in Pride. Directed by Lewis Gilbert. Britain, 1958.

Charlotte Grey. Directed by Gillian Armstrong. Britain, 2001.

Island at War. Television series directed by Peter Lyndon. Britain, 2004.Odette. Directed by Herbert Wilcox. Britain, 1950.

希腊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Directed by John Madden. Britain, 2001.

意大利

General Della Rovere. Directed by Roberto Rossellini. Italy, 1959.

Life Is Beautiful. Directed by Roberto Benigni. Italy, 1997.

Rome, Open City. Directed by Roberto Rossellini. Italy, 1945.

Seven Beauties. Directed by Lina Wertmuller. Italy, 1976.

荷兰

The Silver Fleet. Directed by Vernon Sewell. United States, 1943.

挪威

Heroes of Telemark. Directed by Anthony Mann. United States, 1965.

波兰

A Generation(1954), Kanal(1956), and Ashes and Diamonds(1958). Trilogy directed by Andrzej Wajda. Poland.

Katyń. Directed by Andrzej Wajda. Poland, 2007.

To Be or Not to Be. Directed by Ernst Lubitsch. United States, 1942.

苏联、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

Come and See. Directed by Elem Kimov. Soviet Union, 1985.

Days of Glory. Directed by Jacques Tourneur. United States, 1944.

Defiance. Directed by Edward Zwich. United States, 2008.

The North Star. Directed by Lewis Miles. United States, 1943.

南斯拉夫

Chetniks. Directed by Lewis King. United States, 1943.

战后欧洲

Judgment at Nuremberg. Directed by Stanley Kramer. United States, 1961.

Man of Marble. Directed by Andrzej Wajda. Poland, 1977.

The Marriage of Maria Braun. Directed by Rainer W. Fassbinder. Germany, 1978.The Reader.Directed by Stephen Daldry.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2008.

The Third Man. Directed by Carol Reed. Britain, 1949.

见识丛书

见识城邦出品

人与人的本质差别是认知的差别，超越平庸的必要方法，是更新和升级自己的认知系统。学科分界之后，学术日益专精，整体性视野日渐萎缩，碎片化的知识不能增长人的见识。

见识城邦致力于人的深度学习，打破学科边界，精选具备整体性通识、突破性思想的经典和新作，陆续推出重点品牌丛书：“见识丛书”。见识丛书提供有观点的通识和思想，助力今天的人们升级认知系统，应对碎片化的世界。

［已出书目］

01《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美］大卫·克里斯蒂安

02《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美］约翰·R. 麦克尼尔

03《革命的年代：1789—1848》［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4《资本的年代：1848—187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5《帝国的年代：1875—1914》［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6《极端的年代：1914—1991》［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07《守夜人的钟声：我们时代的危机和出路》［美］丽贝卡·D.科斯塔

08《1913，一战前的世界》［英］查尔斯·埃默森

09《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10《基因传》［美］悉达多·穆克吉

11《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美］格雷戈里·柯克伦［美］亨利·哈本丁

12《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美］伊斯特万·迪克

13《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美］艾尔弗雷德·W. 克罗斯比

14《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美］雅克·巴尔赞

15《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

16《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美］威廉·麦克尼尔

17《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美］西恩·麦克米金

18《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美］戴维·伍顿

……后续新品，敬请关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审问欧洲: 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美）伊斯特万·迪克著; 舒琦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8.3

书名原文：EUROPE ON TRIAL

ISBN 978-7-5086-8433-8

Ⅰ. ①审… Ⅱ. ①伊… ②舒… Ⅲ.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研究 Ⅳ. 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2157号

审问欧洲：二战时期的合作、抵抗与报复
著者：[美]伊斯特万·迪克
译者：舒琦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美] 西恩·麦克米金 著

姚志宏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关于日期、名字、翻译和音译的注解
地图列表
序言 1876年9月7日
引言 《赛克斯——皮科协定》谣言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第一部分 欧洲病夫
第一章 病人

第二章 根治手术：青年土耳其党人
第三章 豺狼突袭
第四章 寻找同盟

第二部分 1914年“一战”：土耳其登场
第五章 神兵天降：“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抵岸

第六章 争取奥斯曼之战
第七章 巴士拉、萨勒卡默什和苏伊士
第八章 达达尼尔海峡
第九章 加里波利之战
第十章 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第十一章 大英帝国的严冬
第十二章 埃尔祖鲁姆与库特
第十三章 双重陷阱：奥斯曼圣战和阿拉伯起义
第十四章 俄国的契机
第十五章 击退阿拉伯人
第十六章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毒酒杯

第三部分 毁灭与重生
第十七章 蒙德罗斯

第十八章 《色佛尔条约》
第十九章 萨卡里亚
第二十章 士麦那
结语 《洛桑条约》和奥斯曼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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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书目

关于日期、名字、翻译和音译的注解

直到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人才改用格里历计时。在此之前，俄国一直使用儒略历[1]——它在1914年比格里历晚13天。[2]奥斯曼帝国传统上使用的是改良过的伊斯兰教历，它溯源于穆罕默德在公元622年从麦加迁至麦地那（伊斯兰纪元）——不过在进入19世纪后，它改用阳历的儒略历计时（伊斯兰宗教节日仍用传统历法计时）。为保持日期简单方便，同时使一些俄国历史爱好者能够了解旧的日期，我在统一使用格里历贯穿全文的情况下，对俄国在1918年之前历史的一些重要日期使用“/”来予以区别，比如在1917年3月1/14日中，1指代儒略历，14指代格里历。

对于俄国单词，除了一些知名姓氏的常用拼写［比如尤登尼奇（Yudenich）而非伊登尼奇（Iudenich），托洛茨基（Trotsky）而非托洛茨奇（Trotskii）］，我通篇采用精简版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注释系统。同时，我在正文中略去了“软音符”和“硬音符”，以免给读者带来负担。

对于土耳其语的拼写，我通常以“c”来表示“dj”的发音（比如在Djavid和Djemal中），并且在适当情况下使用不带点的“ı”（它听起来很像uh），以区分土耳其语中的“i”（它听起来像“ee”）。同样，我力图在恰当处使用ş（sh）和 ç（ch）来帮助读者揣摩出发音，即便这些字母是1928年后阿塔图尔克（Atatürk）实施语言改革的产物。至于阿拉伯姓名，则采用最流行的西方变体（因此Hussein取代al-Husayn ibn‘Ali al-Hashimi，Ibn Saud取代‘Abd al-Aziz ibn‘Abd al-Rahman al-Saud）。我采用的这些方法很难在全文一以贯之，通常常识会占据上风。

需要向所有土耳其读者致歉的是，我在提到奥斯曼首都时，除非指现今的城市名，一直是指君士坦丁堡而非伊斯坦布尔，这是因为当代人甚至包括奥斯曼政府官员都习惯这样称呼它。同样，在俄国1914年与德国宣战后，我遵循了圣彼得堡称谓变换为彼得格勒的过渡命名法（幸运的是，我们无须考虑列宁格勒[3]的称谓变换）。至于次要城市和其他地方的称谓，我采用当前通用格式，即在旧称后使用圆括号注明当前称谓，例如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斯库皮（斯科普里）。其他一些在欧洲使用而不适用于奥斯曼的地理术语，诸如巴勒斯坦、西里西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我则借鉴外交辞令，避免从正面回答（即搁置纷争，不对领土范围进行精确定义）。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地图应该尽可能帮助读者厘清其纷杂及伤脑筋的问题。

文中的法语、德语、俄语及土耳其语，除非特别标明，皆由我自行翻译。

[1] 儒略历是格里历的前身，由罗马共和国独裁官恺撒采纳亚历山大的希腊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索西琴尼计算的历法，在公元前46年1月1日起执行，取代旧罗马历法的一种历法。——编者注

[2] 1901—2099年：格里历日期减去13日等于儒略历日期，比如格里历2月28日，合儒略历2月15日。——译者注

[3] 列宁格勒，现彼得格勒。——编者注

地图列表

地图1 奥斯曼帝国，1876年前后

地图2 1877—1878年，巴尔干半岛俄土战争

地图3 巴尔干地区：主要民族语言群体

地图4 第一次及第二次巴尔干战争造成的领土变化

地图5 “戈本号”逃脱追踪

地图6 黑海：1914年10月，奥斯曼展开攻势

地图7 美索不达米亚及海湾地区

地图8 萨勒卡默什，1914—1915年

地图9 苏伊士运河及西奈半岛，1915年

地图10 亚历山大勒塔及西里西亚：英方在1915年未采取的登陆路线

地图11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

地图12 加里波利战役

地图13 土耳其亚美尼亚及高加索战场：1915年的关键爆发点

地图14 美索不达米亚战役

地图15 埃尔祖鲁姆战役

地图16 萨宗诺夫、赛克斯和皮科在1916年签署协定分裂奥斯曼帝国

地图17 黑海：1916—1917年作战情况

地图18 汉志、巴勒斯坦和叙利亚

地图19 美索不达米亚战役

地图20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毒酒杯

地图21 1920年8月《色佛尔条约》确立的奥斯曼战后边界线

地图22 1919 —1922年，希土战争

地图23 1920年《土耳其民族宪章》及1923年《洛桑条约》

序言
1876年9月7日

这一天，帝国的每个角落万人空巷，民众聚集在街道上见证加冕典礼的到来。街道里弄被身着帝国传统彩色服饰的人映照得一片通红——红色锥形的土耳其毡帽，帽上黑色的丝质流苏穗子，白色的穆斯林头巾，阿拉伯式头巾；此外，身着优雅礼服的欧洲外交官们也跻身其中。目击者声称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划着金白相间的轻舟穿过加拉塔大桥上的热闹人群时，瞥见了十万之众拥于海滨这一尊荣至极的景象。停靠金角湾后，帝国34岁的继承者骑上他的白色战马，穿过帝国卫队，抵达了帝国最神圣的艾郁普（Eyüp）苏丹清真寺——此寺于穆罕默德二世（征服者）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修建。在这座银色的圣殿之中，埋葬着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旗手艾郁普，他在公元670年的阿拉伯围攻战中阵亡此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Ⅱ）被赋予奥斯曼“胜利之剑”，正式加冕成为帝国第三十四任苏丹，以及伊斯兰教第二十六任奥斯曼哈里发。

大部分观察者一致认为，这位新苏丹在整个典礼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庄重，一些对其继位存在异议的不和谐音符因此显得微弱无力。阿卜杜勒·哈米德貌不惊人，以至于在奥斯曼之剑的对比之下，他纤弱的身形被映衬得更加渺小。赋予阿卜杜勒·哈米德宝剑的谢赫·伊斯兰[1]比阿卜杜勒·哈米德高得多，不得不立即俯身，以遵循传统亲吻这位苏丹的左肩。与此同时，不祥的事件正在这个城市的其他角落里发生：在加拉塔大桥上，过于拥挤的人群使得桥梁部分塌陷将近4英尺（约1.2米），几乎沉陷进了金角湾（Golden Horn）。仅仅一箭之遥，位于高地上欧洲人聚集的培拉区和码头之间相连的地下缆索电车上的一根缆线也发生了断裂。1

更多不祥的消息从欧洲传来。在前一年10月，时任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Abdul Aziz）因无法支付其行宫过度挥霍所产生的复利而宣告破产，不得不暂停偿付奥斯曼的债券息票——其拖欠行为遭到上千名主要集中在巴黎和伦敦的持券人的憎恨。当一起基督徒起义席卷奥斯曼统治的巴尔干地区时，奥斯曼政府（通常被称为“高门”[2]）这才发现自己失去了支持。它试图扑灭巴尔干地区的动荡火焰，但是由于给正规军拨付的款项一直处于拖欠之中，高门便派部分非正规的切尔克斯人[3]部队对动乱实行镇压。到1876年夏，各种骇人听闻的暴行传遍欧洲（指奥斯曼政府血腥镇压起义）。本已退休的英国前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复出谴责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政府的中立立场，并在一个很快闻名世界的宣传册中痛斥“保加利亚惨案”。这个宣传册甚至在阿卜杜勒·哈米德在艾郁普登基时也得到刊登发行——他也因此将自己关进了崇高道德的地牢中。然而迪斯累里却连同双方一并谴责，认为两者“同样可怕和残暴”，并草率敷衍有关奥斯曼非正规军的恐怖暴行只是“咖啡屋的胡言乱语”。[4]格莱斯顿进而纠正他，并称土耳其人是“人类中仅有的不合人道的大败类”，应该“将其驱逐出他们蹂躏和玷污过的地方”，“连人带物一起滚蛋”。2

格莱斯顿对于很多由沙俄政府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宣传者好几个月的缄默无言只字未提。但是他却认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会有更加骇人的行为，他利用自己的英式议会辩才表达着愤怒，并说如果宿敌沙俄侵犯巴尔干地区，作为土耳其传统保护者并帮其对抗俄国侵略的大不列颠将选择冷眼旁观，尤其在那个夏天——俄军志愿者在莫斯科接受训练后乘坐火车奔赴战场，就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沃伦斯基军官一样——为斯拉夫民族战斗。在俄国的鼓动下（非官方的），塞尔维亚6月向土耳其宣战，并由刚征服塔什干城的俄国将军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切尔尼亚耶夫（Mikhail Grigorievich Chernyaev）掌控其军队。黑山随后也介入战争。然而说到落井下石，谁也比不上长期外派奥斯曼、现已退休的外交官斯特拉特福德·坎宁（Stratford Canning）勋爵，他曾经几乎凭一己之力就将英国带入克里米亚战争，为奥斯曼一方站台。如今，他却在一封发至《泰晤士报》的信件中公然支持格莱斯顿的反土耳其立场——实际上，格莱斯顿早先就把“保加利亚惨案”宣传册献给了坎宁。在30年前，当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个体弱、孤独的孩子时，便与坎宁在托普卡帕宫（Topkapı Palace）的花园里初次邂逅，当时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是第一次遇到外国人。那是一次尤为令人生气的接触——事实上，坎宁可以算是第一位愿意诚恳善意地对待这个孩子的异国成年人，以至于这位苏丹在数十年以后还能记起这件小事。如果说俄国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野心——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53年与英国外交官的一次会谈中就首次提及并称其为“欧洲病夫”——现在有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少时眼中的英雄和英国最为声名狼藉的亲土耳其系的支持，那么这个帝国将无任何存活下去的可能性。

尽管各种恼人的事件源源不断地涌入帝都，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离开艾郁普苏丹清真寺时依旧有理由保持谨慎乐观。他已经比他上一任继位没多久就遭到罢黜的穆拉德五世（Murad Ⅴ）实现了更多的成就。在5月份暴力废黜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后，虽然受到了大量狂热民众的拥戴并被冠以“伟大的改革者”称号，穆拉德五世却没能够召集力量举办就职典礼来面对公众。作为帝国王位的潜在继承人，所有皇嗣都有过被软禁在“卡菲”[5]的经历。穆拉德五世登基后，当得知被废黜的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用一把剪刀割（双）腕自杀（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诡计，并将其与谋杀的流言牵连在了一起），就已经浑身颤抖。获悉其前任死亡的消息后，穆拉德五世不禁当场昏厥。苏醒后，他又陷入猛烈的呕吐之中。这一切似乎还不够。6月15日，一位年轻的切尔克斯军官（其姊妹内斯林曾是已故苏丹后宫中最受宠溺的妃子）为了给“殉难者”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复仇，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冲进了大厅，企图谋杀曾经废黜前苏丹的两位共谋者——军政大臣侯赛因·阿夫尼（Hüseyin Avni），以及外交大臣拉希德帕夏（Raşid Pasha）。种种骇人事件使穆拉德五世受到了极度创伤，并开始胡言乱语（被诊断为自杀式妄想症），显然这使得他无法接受奥斯曼之剑，也无法会见外国使节或承担其他任何一个苏丹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仅仅通过顺利举办一场完整的就职典礼，阿卜杜勒·哈米德就已经足以恢复这个四面楚歌的帝国的臣民的信心。

诚然，这位年轻的苏丹是一个谜。即便对其举荐者来说，他也是一个未知数。一直到1876年那个糟糕的夏天——这一年从此成为土耳其人熟知的“三苏丹轮流当政之年”——伟大的立宪派米德哈特帕夏（Midhat Pasha）领导的改革派政治家，随同基督教少数派和诡诈的欧洲政治家，还将希望放在英俊迷人的穆拉德五世身上，并相信他会支持西方的自由主义（或者说，至少在推动之下能够顺应改变）。相形之下，阿卜杜勒·哈米德只有使人难堪的腼腆、令人尴尬的社交能力，还有他那古怪的长相。他的鹰钩鼻异常突出，以至于很多土耳其人认为他的母亲皮林穆杰哈（Pirimujgan）其实是隐藏身份的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她其实是普通的切尔克斯奴隶舞者，有一段时间成为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Abdul Mecid）最宠溺的妃子，在26岁的时候死于肺痨，当时阿卜杜勒·哈米德才7岁］。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父亲对他也并不抱希望，他因此由养母抚养长大，并经历过一段比正常人更孤独的童年时光以及“卡菲”的囚禁岁月，他的唯一伴侣是后宫的妃子和宦官。自然而然，他与女性的关系比与男性更为亲密一些。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年轻的时候很信任已故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的“苏丹娜”（皇太后）佩尔泰尼亚（Pertevniyal）。佩尔泰尼亚在未进后宫之前是公共浴池的一名爱传流言蜚语的侍女，这使得她非常清楚公众舆论的动向。这位未来的苏丹甚至与一名“异教徒”——一位来自培拉区的巴尔干手套女商贩弗洛拉·科迪尔（Flora Cordier）发生了风流韵事，这位“异教徒”还使他认识到欧洲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此外，在他登基前的岁月，他还经常和一个与英国大使亨利·艾略特（Henry Elliott）关系密切的英国商人汤姆森先生在席拉皮亚（Therapia）公园闲逛。正是汤姆森让他知道了英国议会的议事程序（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曾要求他将议会蓝皮书加以翻译，并引进奥斯曼）。尽管对于帝国内部和外部事务同样相对无知，但相比近代的其他先任，他在就职仪式方面做得更好。3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位新苏丹是一个名义上的穆拉德式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当已经开始为奥斯曼帝国起草一份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宪法的米德哈特帕夏发现穆拉德无法充当其改革工具时，感到极为震惊——不过奇妙之处在于，也正是他说服了内阁催逼穆拉德五世下台，而且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阿卜杜勒·哈米德，并对他几乎一无所知。为防传统的苏丹权威复苏，米德哈特帕夏在被委派试探这位年轻的继承人之后，设法让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穆拉德五世长期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通过有条件的登基来束缚其君权——由他获得摄政权，而非完全的苏丹职位。阿卜杜勒·哈米德当然不愿意与一个半疯半癫的王位潜在竞争者共同执政，于是果断拒绝。协商只好继续。在此期间，米德哈特帕夏终于得到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承诺，后者称会“立即”颁布宪法。根据权威病历确诊穆拉德五世为精神错乱的诊断说明，这位继承人坚持要求正式及永久性废黜穆拉德五世。在此基础上，协议达成——但这个协议使得这位年轻的苏丹开始对米德哈特帕夏和立宪主义者产生怀疑，并反对其对君权的进一步干预。

尽管登基过程中各种阴谋涌动，但对于自信的继承者阿卜杜勒·哈米德来说，他选择在艾郁普苏丹清真寺继位有十分恰当的理由。这个夏天，在帝都历经了两次折磨人的废黜事件之后，没有人希望发生第三次。在巴尔干地区，即便格莱斯顿的激昂的宣传册暗示新的暴行将指日可待，但最坏的消息也似乎行将结束。在夸口会如何摧毁由“衰老、肥胖的阿卜杜勒·克里姆（Abdul Kerim）”领导的奥斯曼军队之后，俄军控制的塞尔维亚军队对土耳其的进攻迅速陷入了泥沼。到8月上旬，土耳其已经攻占了通往摩拉瓦河流域（Morava Valley），最终进入塞尔维亚腹地的关口，获得了胜利。9月1日，穆拉德被废黜的第一天——也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任职的第一天，塞尔维亚人和其俄国司令官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被果断击败。当新苏丹在清真寺即位之际，塞尔维亚人请求停战，奥斯曼外交官便着手拟定和平条款，施加于贝尔格莱德，其中包括武装解除、要塞占领以及赔款。4塔什干征服者的此次溃败使塞尔维亚蒙羞，而土耳其人则又一次进入了欧洲，并开始向北挺进。

苏丹骑着他的白色坐骑，手持“黄金辔勒”，在扛着先知绿色旗帜的谢赫·伊斯兰及皇家随从人员的簇拥下，穿过位于第二大桥的金角湾，经过了拜占庭贝拉克奈（Blachernae）的废墟城墙、法纳尔（Phanar）希腊东正教教区，蜿蜒进入狭窄的穆斯林旧区斯坦布尔（Stambul）。最终，队伍到达高门，外国使节们坐在“荣誉台”上，对成为奥斯曼帝国君主的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致以敬意。随着领土的延伸——从多瑙河公国（Danube Principalities）到波斯湾（Persian Gulf），从北非的马格利布（Maghreb）到外高加索（Transcaucasus），黑海和白海各国的统治者位列其间。街巷上，人们欢呼呐喊着：“苏丹万岁！”

[1] 谢赫·伊斯兰（Sheikh-ul-Islam）为伊斯兰教长老，总管穆斯林的事务。——译者注

[2] 高门（Sublime Porte），1923年以前奥斯曼帝国政府的正式名称。——译者注

[3] 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即“巴施巴祖克”（Bashi-Bazouk），指奥斯曼的非正规军。——译者注

[4] 迪斯累里之后称自己“出于过失”忽略了发生在保加利亚的残暴故事。奥斯曼政府承认“巴施巴祖克”部队对6 000名平民的死亡负责，欧洲方面却认为死亡人数为1.2万。尽管如此，他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在严肃调查保加利亚事件之前，迪斯累里的著名宣传册上的内容是根据一名并未实际到过保加利亚的君士坦丁堡律师埃德温·皮尔斯（Edwin Pears）的“报告”所做：他仅仅将一位在罗伯特学院任教的美国传教士告诉他的故事加以传扬，而这位传教士所知也是来源于他的保加利亚学生。它们虽然不是“咖啡屋的胡言乱语”，却是小道传闻。

[5] 卡菲（kafes），即皇家监狱。——译者注

引言
《赛克斯——皮科协定》谣言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蒂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缔造土耳其共和国92周年之后，奥斯曼帝国重新成为新闻热点。媒体几乎每天都会提及“一战”遗留下来的中东领土争端问题，即使边境线早已在先前确定，但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和“伊斯兰国”（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的崛起，中东的边境线正在不断地被重新绘制。“难道这就是《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带来的结果吗？”帕特里克·科伯恩（Patrick Cockburn）在《伦敦书评》中如是发问——科伯恩设想其读者听说正是由于这两个人（据说如此）签订了此协定，从而导致奥斯曼帝国被英法分割。1 2014年，“一战”爆发100周年，《赛克斯—皮科协定》跨越历史琐事的纷争，重归陈词滥调，成了解释近年来中东动乱根源的一个妇孺皆知的简要版本。

从无处不在的媒体报道来看，人们或许会以为马克·赛克斯（Mark Sykes）爵士和乔治·皮科（Georges Picot）是“一战”中出演分裂奥斯曼这出戏码的唯一演员，而英法只是在1916年签订此分裂协定进而处置奥斯曼领土的相关参演。克劳德·雷恩斯（Claude Rains）在大卫·里恩（David Lean）的经典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中便不假思索地概括出了这个传统故事的大意：“马克·赛克斯（曾）是英国政府的一名官员，皮科先生（曾）是法国政府的一名官员。赛克斯和皮科先生见了面，并同意战后由英法分割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奥斯曼）帝国。”2

《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谣言引起共鸣其实不难理解。在后殖民时代，人们很容易把当前问题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其早已消亡的帝国主义者而无须承担任何风险。赛克斯和皮科其实是英法罪恶之替身，英法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拓展殖民计划，并在奴役阿拉伯中东地区的过程中最终达到顶点，进而恶化崩溃（一些人会认为这是罪有应得）。英国在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中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却戏剧性地尝到了复仇女神的恶果，它甚至唤醒了阿拉伯这头沉眠数世纪的睡狮以对抗近代的十字军——已经侵占了其土地的欧洲人和以色列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泛伊斯兰运动涌起，例如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真主党、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这些组织力图擦除由欧洲强行划定的、人为的国家界线。这一切似乎正在将《赛克斯—皮科协定》钉死在棺材里。

《阿拉伯的劳伦斯》是一个诱人的故事，简单、紧凑、洗练而易懂。但克劳德·雷恩斯关于《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总结过于肤浅，且与真实历史大相径庭。分裂奥斯曼帝国并非单纯由英法两名外交官在1916年双边决定，事实上，在1911年意大利入侵奥斯曼的黎波里（利比亚）以及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长达近12年的斗争后，分裂的决定才首次出现在1923年瑞士洛桑举行的多国和平会议上。在洛桑会议上，不论是赛克斯还是皮科都没有发挥任何值得提及的作用，真正主导会议进程的人物实际上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穆斯塔法·凯末尔，他刚刚在另一场从1919年持续至1922年的战争中击败希腊和英国（相关方）。甚至在1916年这个由于诞生了分裂协定而被肤浅定义的年份，由赛克斯和皮科分别充当二、三把手，妄图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Sergei Sazonov）实际在背后真正推动，经过精密计划，早在1915年就获得了英法（3—4月就开始向英法提出要求）对奥斯曼进行分裂的认可。后奥斯曼帝国时代那些最为臭名昭著的边境线争端——将巴勒斯坦从（外）约旦和叙利亚分离，或者将叙利亚从伊拉克分离，或者将伊拉克从科威特分离——无一由赛克斯和皮科在1916年划定。甚至连他们当年草定的边界线方案，诸如如何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地区划定英法俄势力范围，也在战后遭到抛弃［最为有名的是位于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Mosul），它一开始被划分给法国，直到英国决定占领此地区的油田］。俄国与德国于1918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单独媾和之后，原于1916年分割给俄国的整块地区又被划走，并从此在历史的记忆之中烟消云散。为了取代先前的俄国人，美国（处于被长期遗忘的美国历史长河中）曾被责成占领广阔的，包括现今土耳其大部分的奥斯曼领土——只是国会之后延缓了战后条约的批准。在美国和苏维埃俄国退出角逐后，意大利和希腊被要求认领奥斯曼残体中各自的地盘，只不过两国随后签字放弃从穆斯塔法·凯末尔处获得的领土——整个过程同样对《赛克斯—皮科协定》只字未提。1916年的分割协定中甚至都没提及沙特王朝——它在征服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伊斯兰教圣城后，从1924年便开始统治原先归属于奥斯曼的阿拉伯半岛。

奥斯曼帝国在分崩瓦解之前存在6个多世纪，最终倒在了“一战”的砧斧之下。从1517年到1924年［除了1802—1813年由瓦哈比教派（Wahhabi）的叛乱分子短暂统治外］，苏丹一直统治着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圣地，并承认其合法性，而苏丹自身也被穆斯林视为伊斯兰哈里发。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赋予其成百上千万的国民以共同身份和归属于此伟大帝国的荣誉感——这种帝国骄傲和荣誉感为所有穆斯林拥有，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也由栖居于苏丹庇护之下的帝国的多数犹太人和少数基督徒所享有。因此，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1911—1923年战争的危急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仅仅对不动产的处置。

记者通过20世纪的早年历史来探寻今日中东问题的根源并没有错。然而真实的历史记录更加丰富，且比谣言更具戏剧性。如果我们想理解“一战”对于从加里波利（Gallipoli）到埃尔祖鲁姆（Erzurum），再到加沙（Gaza）、巴格达（Baghdad）这一片广袤的地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就必须跳过《赛克斯—皮科协定》。奥斯曼帝国纵横三大洲三大洋，使得不仅英法，还包括其他所有欧洲列强（以及一些小国）——当然，还有奥斯曼自己卷入此间的纷争之中。

奥斯曼战场非但不是“一战”的一个插曲，而且还是1914年欧洲战争爆发并真正达成和平协议的中心地点。奥斯曼帝国的连续战争——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1911—1923年的边境冲突，是一部史诗般的斗争史。它成就了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青年土耳其党三执政——伊斯梅尔·恩维尔（Ismail Enver）、艾哈迈德·杰马勒（Ahmed Djemal）、穆罕默德·塔拉特（Mehmed Talât），德国一方的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海军上将威廉·苏雄（Wilhelm Souchon）和奥托·利曼·冯·桑德斯（Otto Liman von Sanders），英国一方的基奇纳（Kitchener）、丘吉尔（Churchill）、T. E.劳伦斯（T. E. Lawrence）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俄国一方的谢尔盖·萨宗诺夫、大公尼古拉斯（Grand Duke Nicholas）、尼古拉·尤登尼奇（Nikolai Yudenich）和亚历山大·高尔察克（Alexander Kolchak），阿拉伯一方的麦加圣嗣长谢里夫·侯赛因（Sherif Hussein）和他的儿子费萨尔（Feisal）、阿卜杜拉（Abdullah）、伊本·沙特（Ibn Saud），希腊一方的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Eleftherios Venizelos）和康斯坦丁（Constantine）国王，此外还有举足轻重的卡泽姆·卡拉贝克尔（Kâzım Karabekir）、伊斯麦特·伊诺努（Ismet Inönü）以及土耳其共和国之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现代中东由这些伟大得多的人物在战争的熔炉中锻铸而出，远非《赛克斯—皮科协定》单纯决定。一个世纪之后，随着这一时期最后档案的启封，这段历史将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第一部分
欧洲病夫

第一章
病人

“你对我们这种奴隶之子，并且由宦官养大的人能抱什么期望呢？”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在1876年登基成为苏丹前对一位英国朋友如是说

“我们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因为你们想方设法从外部击溃它，我们从内部瓦解它，它却岿然不动。”

——奥斯曼大维齐尔（奥斯曼帝国的首相职位）和外交大臣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对一位西方外交官如是说

对于一位绝症病人来说，这个欧洲病夫在死亡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奥斯曼在开始衰落的时期上演着现代史上最让人费解的室内游戏之一。导致奥斯曼开始走下坡路的原因何在？正如一个流行的土耳其说法，也许是当苏莱曼大帝（Suleyman the Magnificent）在1553年下达那个毁灭性的命令，将其才能卓著的儿子和继承人穆斯塔法判处死刑之后，便将帝国置于一代又一代无能之辈的统治之下；抑或是更早些时候，在1536年与法国签署的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的《领事裁判权条约》（Capitulations），在此条约中，奥斯曼政府容许法国人享有贸易特权，到20世纪早期，这种特权已发展成欧洲人在帝国内享有治外法权法律地位的一整套体系。或许是奥斯曼在1529年第一次维也纳突围战的失败，又或者是1683年第二次围攻战的失利？是标志着奥斯曼征服欧洲的首次失利，而后签订的倾轧性的《卡尔洛夫奇条约》（Treaty of Karlowitz，1699年），还是更加毁灭性的预示着俄国将向南部挺进的《库楚克开纳吉和约》（Treaty of Küçük Kaynarca，1774年）？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展示了欧洲军事装备的压倒性优势？与埃及的挑战者穆罕默德·阿里（Mohammad Ali）的令人蒙羞的失败，使得土耳其在1833年转投其宿敌俄国的保护之下？或者是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中的奇特胜利，使土耳其在经济上成为强大的英法同盟的附属国？

这些波澜壮阔的事件曾经暗示着帝国衰退的不同阶段。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正如吉本（Gibbon）谈及罗马时的那句著名言论，与其问为什么奥斯曼会灭亡，“我们更应该感到惊讶的是它竟然能坚持这么久（才灭亡）”。1在欧洲殖民的冲击之下，其他帝国遭受的远比这严重得多，从美洲的阿兹特克（Aztecs）帝国和印加（Incas）帝国，到印度的莫卧儿王朝（Mughal dynasty）、中国的清朝、波斯的卡扎尔王朝，以及整个非洲大陆。诚然，作为奥斯曼帝国最高君主的苏丹，或者说因1517年征服了圣城汉志（Hejaz）而从此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在评估自己时远非诸如阿兹特克或印加帝国这种区域性帝国可比。虽然如此，土耳其横跨欧亚非三洲，从欧洲的鲁米利亚森林穿过小亚细亚到达阿拉伯半岛和波斯的沙漠地带，并经过古城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土耳其更像是欧洲肉食者的一块肥肉而非一片广袤的田地。西方国家利用帝国内第三大人口的基督教少数派的生存困境，长期对帝国事务进行干涉；准确来说，克里米亚战争事实上是东正教和天主教为争夺对耶路撒冷和伯利恒（Bethlehem）教堂的“保护权”而发动的。随着意大利和德国的联合促发了19世纪后期（排斥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奥斯曼不得不从更深的层面去评估其大量属国高涨的民族统一主义运动，其中包括：欧洲的塞尔维亚人（Serbs）、罗马尼亚人（Romanians）、保加利亚人（Bulgarians）、马其顿人（Macedonians）、阿尔巴尼亚人（Albanians）和希腊人（Greeks）；土耳其亚洲部分的亚美尼亚人（Armenians）、库尔德人（Kurds）、阿拉伯人（Arabs）以及人数依然占多数的希腊人。同时受东正教和泛斯拉夫主义的驱动，俄国人在19世纪，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于1876年登基之前，曾凭一国之力向土耳其发动了五次侵略战争——而且他们还会在次年再度进行入侵。真正令人惊奇的是，考虑到帝国的宿敌沙皇俄国会将其四倍于奥斯曼且仍快速增长的人口投放到战场，土耳其到1877年居然还在奋力顽抗。

部分原因在于两者的地理因素。与其巨大的北部宿敌相似，奥斯曼的国境线呈不规则状延伸，很难进行守护——但是同样也更难被征服。俄国拥有的是“冬将军”（指严冬），而土耳其拥有的是征服者的意念，以及山川、沙漠和加固的河道。自苏莱曼大帝时期帝国疆域被拓展至顶峰，其易于通行的边境区域——匈牙利平原（Hungarian plain）、多瑙河公国（现代的罗马尼亚）、克里米亚（Crimea）、高加索（Caucasian）黑海沿岸——到现在已经缩减了不少面积，只留下一个更多意义在于防御的边境线。[1]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甚至在英法还未出面干预之前就陷入了多瑙河的泥沼（奥地利发出通牒，声称将介入战争，迫使俄国撤出了公国区）。这条伟大的河流由斯里垂亚（Silistria）堡垒、鲁斯丘克（Rustchuk）要塞和维丁城（Vidin）共同筑成防卫，奥斯曼同时还在瓦尔纳（Varna）、舒姆拉（Shumla）和普列文（Plevna）腹地布防重兵以待俄军。多瑙河之后是巴尔干山脉，要经过这里，除了固若金汤的希普卡（Shipka）关口，再无其他通道。如果入侵军队妄图强行闯过关口，它依然得穿越广袤的色雷斯平原，在接近君士坦丁堡之前攻陷伟大的要塞阿德里安堡。毫无意外，即使是俄国，到目前为止也未能攻克它（除了1833年被邀请前来）。

地图1

奥斯曼的基本战略定位也赋予了它外交优势。每当有列强入侵并挟持帝国的关键性阻塞点时——1798年法国占领埃及，1833年埃及占领通往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峡的屈塔希亚（Kütahya），俄国在1853年越过多瑙河——奥斯曼总是能够合纵它国，与那些不愿意看到奥斯曼帝国王冠宝石被某个野心勃勃的对手独自摘取的大国组成同盟关系。克里米亚战争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奥斯曼的外交胜利。奥斯曼帝国在坦齐马特（Tanzimat）时期（得名于1839年所谓的“花厅御诏”，它首次试探性地承认非穆斯林享有平等的市民权利）对自由主义改革的支持赢得了英法的同情，它们在1854年代表奥斯曼向俄国宣战［作为后来在关键时刻统一意大利的主要力量，萨丁尼亚（Sardinia）当时也加入了战争］。然而在西方（尤其是英国）编年史家的眼中，这场战争却似乎无关紧要，尽管它使奥斯曼在《巴黎和约》（1856年）中赢得了正式的承认：“（奥斯曼）拥有公法和欧洲制度的优势。”同时，英法奥（奥地利）三方保证“共同确保奥斯曼的独立与完整”。2

当然，这次外交胜利伴随着沉重的代价而来：首先便是将近12万名土耳其士兵的伤亡。而“公法优势”主要是指允许奥斯曼进入西方债券市场（最重要的就是用现金支付此次战争的花费）。这是一把双刃剑，而修建穷奢极侈的新皇宫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的花费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并直接导致奥斯曼在1875年出现债务拖欠状况。1856年，甚至当外国军队还集结在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奥斯曼政府颁布了著名的《哈特—艾·于马云法令》（Hatt-i-Hümayun）。很明显，这部法令体现了欧洲对奥斯曼日益增长的影响，但同样，它更多地激起了奥斯曼穆斯林的愤恨而非支持。很多帝国的穆斯林难以理解他们浴血奋战到最后却丧失了相对于基督徒的法定优越权，并且——在最值得注意的改革政策中有一条——它允许教堂钟声在君士坦丁堡响起，这在几个世纪以来还是头一遭。战后，尤其是英国对奥斯曼的看法开始逐渐恶化后，奥斯曼在1856年的“胜利”便日益失去了价值。可以理解的是，这种苦楚渗透进了最近由土耳其总参谋部编纂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官方正史中。作者悲叹道：“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我们的朋友的诸强国实际上并非我们的朋友……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倾尽所有，并且第一次向欧洲负债。”3

19世纪70年代的巴尔干危机痛苦而清楚地表明了奥斯曼帝国的财政和对欧外交上不断加深的危险纠葛。帝国在1875年10月（无力偿付而）暂停支付债券息票的举动耗尽了英法所剩无几的同情，而财政上的紧缩也迫使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不得不依靠切尔克斯非正规军，而非正规军来恢复秩序。之后发生在保加利亚的暴行进一步将土耳其孤立——仅有的一些戏剧化的措施，比如在密谋改革者手中完成的两次苏丹废黜事件，似乎提供了一条摆脱僵局之路。米德哈特帕夏在1876年主张的宪法，从理论上说，到达了坦齐马特时期自由主义改革的顶点。在对外政策条款中，为避免欧洲即将分裂奥斯曼帝国，此宪法也等同于奥斯曼帝国在最后一刻掷出的绝望之骰。

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佩上奥斯曼之剑后，外交戏码很快开演。1876年10月下旬，奥斯曼军队歼灭了塞尔维亚军在都尼斯（Djunis）的残留部队，成功打穿从摩拉瓦流域到贝尔格莱德的通道。秉持着“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战略方针，俄国随后提议保释其垂死挣扎的塞尔维亚同盟军，并在10月31日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土耳其必须与俄国达成停火协议，否则俄国将与其断绝外交关系。两周之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下令对俄国的六个帝国军团连同预备役军队，总共约55万人的兵力进行军事总动员。4随着战争狂热情绪在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蔓延，格莱斯顿在宣传册上的慷慨陈词唤醒了英俄（俄国是因受到资助而发生态度转变）公众的反土耳其意识，俄军将君士坦丁堡置于刺刀尖端之下强迫巴尔干进行改革，以及列强要求在奥斯曼帝都召开会议，有关奥斯曼帝国这部前所未有的宪法的谈判由此到达了关键性的最后一步。

尽管阿卜杜勒·哈米德已经答应颁布宪法作为他摄取王座的条件，但是这位年轻的苏丹却不愿成为一名权力受限的立宪君主，更不用说成为一个依赖欧式议会制度的傀儡。巴尔干危机的激化使他的立场更加强硬。12月中旬，正当欧洲外交官们突然来到君士坦丁堡为分裂奥斯曼的欧洲部分草拟条款时，阿卜杜勒·哈米德却签署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条款，它赋予了苏丹驱逐“危险”政敌的权力。此外，苏丹还保留了任意委任和罢免内阁大臣，以及召集议会和休会的权力。同时，他还设立了一个将由民众投票选举组成的新的两院制议会。宪法的其他方面有：有关公民权利，刑法和税法中的奥斯曼公民或者奥斯曼属国的平等权（包括非穆斯林），连同请愿诉求权和财产安全，以及家产免遭扣押的权利等已经足够开明自由；苏丹—哈里发阿卜杜勒·哈米德依旧享有最高统治权，很显然他并不愿自己的君权被削弱——当然，他不会在欧洲列强的外部压力之下表露这一点。无论是苏丹或是他的顾问，都不会情愿接受奥斯曼的欧洲部分遭到分割。宪法中的第一个条款即明确规定：“不论何时，何因由，帝国都不应被分裂。”5

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1876年12月23日下午，正当欧洲外交官在位于金角湾的（英国）海军部大楼召开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的时候——这次会议注定要决定奥斯曼帝国的命运——高门政府正式颁布了这部宪法。101响礼炮宣告着奥斯曼第一次制宪时期（或称“梅斯胡提耶”）的到来，喧吵的炮声甚至足以中断会议。在会议上，奥［斯曼］方代表、外交大臣萨夫韦特（Safvet）帕夏，友好地（用蹩脚的、磕磕绊绊的法语）解释道，立宪礼炮意味着诸国代表可以打道回府了。会议解散的提议遭到了无视。列强对此外交姿态理解得太少、太晚，所以依然无动于衷，坚持继续按程序重新划分巴尔干半岛地区版图。[2]

土耳其人还抱着一些幻想，希望迪斯累里（时任英国首相）派出的谈判代表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能使一些老派的托利党（英国保守主义党）克服恐俄症，重新振作起来，以降低沙皇的要求，但此希望很快落空。在会议之前，索尔兹伯里勋爵早就总结道，克里米亚战争是一个“可悲的错误”，而这一次，“即使土耳其能挺过去，我们也一定要杀杀它的傲气”。6索尔兹伯里勋爵在12月初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令人敬畏的俄国驻土大使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伯爵（Count Nikolai Ignatiev）及其美丽的妻子接待了他。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巧妙地掌控了谈话内容，并且同勋爵达成有效的成果——他使索尔兹伯里和英国大使亨利·艾略特爵士之间的裂痕公开显露且不断加剧——艾略特本人更加靠拢迪斯累里的恐俄阵营（索尔兹伯里认为艾略特“变得很天真”）。索尔兹伯里同样对现任大维齐尔米德哈特帕夏和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印象不佳，尤其对后者嗤之以鼻，认为他是“一个可怜的被吓坏的人，还长着异常巨大的鼻子和一副矮小瘦弱的身板”。7在会议上，尽管索尔兹伯里差点儿站在格莱斯顿的亲俄阵营一边，却没有人强势到令高门政府收回已颁布的条款。这些条款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Herzegovina）在外部保护之下享有自治权，以及将自治的保加利亚一分为二，一部分由国际宪兵队占领，另一部分为独立的黑山公国。[3]

毫不意外，阿卜杜勒·哈米德于1877年1月20日拒绝了这些屈辱性的条款，列强外交计划的落空为俄国使用武力干预铺平了道路。为确保不再犯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孤立的错误，沙俄的外交官在来自柏林的俾斯麦的斡旋下，同各方达成协议，保证维也纳的中立地位（俄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承认奥地利人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保护权），以及沙俄军队自由通行各公国的权利［作为交换，俄国承诺向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输送一批黄金，并对罗马尼亚的独立表示支持］。8在某种意义上，奥斯曼帝国又恢复到了19世纪20年代前坦齐马特时期的被孤立状态——当时欧洲列强共同支持希腊进行独立战争。奥斯曼帝国40多年的自由主义改革并没有在西方政府中赢得任何持久同情，甚至连英国传统的恐俄亲土派也渐渐不再支持它。不过，苏丹和其顾问还是保留了一丝幻想，他们仍希望英国首相迪斯累里能采取与其充满敌意的外交谈判代表截然相反的做法，在俄国人威胁帝都时能派遣舰队进行增援，而不是像1853—1856年那样，直到战争发生了，土耳其人才不得不和敌方单打独斗。

尽管外交环境黯淡无望，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抵制决定却并非没有意义。由于苏丹接受了这部宪法，他正与他的臣民享受某种程度上的蜜月期。欧洲人在君士坦丁堡会议上盛气凌人的表现使其遭到几乎每一个帝都人民的憎恶，甚至包括基督教少数派——他们对将拥有的新权利更感兴趣，尤其是新宪法中规定他们能够为帝国前所未有的议会选举代表。在帝都，代表选举权将被平等地分配至穆斯林（五名代表）和非穆斯林（两名希腊人、两名亚美尼亚人和一名犹太人）享有。作为在巴尔干半岛多数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少数族裔，奥斯曼的希腊人对于出现一个更大的庇佑于俄国之下的保加利亚并无太多想法。但对很多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来说，他们却为保加利亚基督徒的愤怒抗议感到沮丧——在欧洲，他们为自身的困局发出的强烈抗议声潮盖过了欧洲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同情。米德哈特帕夏成为第一个拜访希腊和亚美尼亚的主教，并给予其尊敬的大维齐尔：他也因而被称呼为“奥斯曼帝国的复苏者”。1877年2—3月，当沙俄军队准备入侵帝国的时候，奥斯曼举行了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议会选举。这次选举促使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力挺陷入战争狂热的苏丹对抗俄国的欺凌。1877年3月19日，君士坦丁堡的所有显要齐聚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Palace）的王宫大殿，开始召开第一次奥斯曼议会，共115名代表（67名穆斯林、44名基督徒和4名犹太人）参与，由大约14个不同的民族组成。著名的欧洲大使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却未能到场。1877年4月24日，俄国正式宣战——借此次入侵计划的制订者奥布鲁切夫（Obruchev）将军的话说，这次宣战的目标在于“完全摧毁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以彻底、完全解决东方问题”。9

经过6个月的准备，土耳其已经做好了防守准备。奥斯曼内河舰队几乎完全控制着多瑙河，自1856年的《巴黎和约》之后，俄国被禁止在黑海沿岸建造船只或拥有港口（不过俄国早已使用“欺骗手段”改写了相关规定——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俄军在亚速海“漂浮”着的一支突击分队借助掩护迅速进入了黑海），因而黑海几乎无人争夺。奥斯曼在黑海的海军并不是很强大，但它的顺风优势迫使俄军保留7.3万人的军队留以备用，捍卫着俄国的南方海岸线。将近18万土耳其军队在挤满了保加利亚以后，对多瑙河沿岸要塞进行了加固，他们大多数配备着新式皮博迪—马蒂尼（Peabody-Martini）步枪。这种枪的瞄准距离有1800步，远远胜过俄国人的步枪大杂铺：克恩克（Krnkas）、伯丹步枪和卡勒斯（Karlés），其中只有伯丹步枪的瞄准精度能达到1500步（此外俄国的武器是不能互相替换的，即一种步枪一种弹药）。奥斯曼在炮兵方面也处于优势地位，它给其巴尔干半岛的士兵们配备的大炮是从克虏伯购买来的最新式钢制后膛炮。10从战斗序列来说，阿卜杜勒·哈米德认为俄军将不会比1854年时更加接近君士坦丁堡。

地图2

然而，奥布鲁切夫的作战计划相当天马行空。更重要的是，他的计划竟然得到了如实执行。在春季的洪水退却之后，俄军派遣工兵在河两边挖掘坑道，意图在济姆尼察（Zimnitsa）和锡斯托瓦（Sistova）之间的多瑙河上打通一个交点，以此压制奥斯曼的内河舰队。坑道终于在1877年6月27—28日晚上打通，大约有800名俄国人为此牺牲。奥布鲁切夫随后要求第一支拥有12万兵力的强大军团笔直朝希普卡通道进发，而且，如果按照计划穿过通道的话，他将在君士坦丁堡后方留下第二支军团，以在侧翼和后方对付奥斯曼驻扎在要塞的军力。但是皇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Grand Duke Nikolai Nikolaevich）却下令将其军队分成三个纵队，两只稍强的从侧翼进攻鲁斯丘克和普列文，却只派Y. V.古尔科（Y. V. Gurko）带领稍弱的1.2万人先头部队向希普卡全速行进。尽管古尔科抵达并攻占了希普卡通道，但是苏莱曼帕夏率领奥斯曼增援大军随后赶到并将其包围。在更北部，奥斯曼帕夏带领着一支3.6万人的救援军急行并先于俄军到达普列文，在这个要塞城市加固了防御工事，使得土军在俄军的凶残攻势下从整个夏天坚守到秋天。最终，俄军通过围困普列文，切断奥斯曼帕夏的补给线，最终以断粮的方式迫使其就范，并夺下了这座要塞。拥有“加齐”称号的奥斯曼帕夏在奋战过程中被敌军瞄准，并被击中身下战马。他在1877年12月10日投降。

到此为止，参战双方势均力敌。俄国人在高加索地区的表现更好一些，他们分别在5月和11月拿下了阿尔达汉（Ardahan）和卡尔斯（Kars）。但是人人都知道巴尔干半岛地区才是战争的主战场，保加利亚亦如是——或许还包括君士坦丁堡本身，贪婪的俄国人妄图把它变成“沙皇格勒”——它的目标。对土耳其人来说，甚至在“加齐”奥斯曼帕夏（有条件）投降之后，形势也没那么可怕。俄国人在拿下普列文后，将腾出的兵力调遣至古尔科防守的希普卡通道进行支援，军队或许能够越过山脉——但是在冬天，通过厚雪和冻冰？这并非不可以，但是一旦如此，军队胜算便会大大减弱；同时，为了防止俄军抵达色雷斯平原，迪斯累里已下令地中海舰队开赴达达尼尔海峡河口处的贝斯卡湾——只要俄国军队在6月下旬一穿过多瑙河，英军就会派出军舰进行干预——沙皇似乎更愿意利用他在普列文取得的重大胜利和奥斯曼谈判达到某个有利目的。

此时，俄军的举动出乎了所有人意料。甚至正当维也纳、柏林和伦敦的外交官们开始准备召开一个领土分裂会议时，俄军的将军们却决意继续前进。正如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所说，“我们必须向中心地带进发，向沙皇格勒进发，在那里完成你已经开始的神圣伟业”。11 1877年12月27日，在希普卡粉碎了敌军的抵抗，并俘获3万名土耳其士兵之后，古尔科循西侧原路折回，下行巴尔干山脉，突袭索非亚，并在1878年1月4日占领了这座城市。俄军随后又向菲利波波利［Philippopolis，普罗夫迪夫（Plovdiv）］急行军，并在1月17日攻陷此城。三天之后，随着奥斯曼军队分崩离析，一支俄军骑兵分队在仅仅遭遇到一小股抵抗力量后，便顺利进入了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到1878年1月24日，先行部队已经抵达马尔马拉海的海滨城市圣斯特凡诺［San Stefano，耶希尔柯伊（Yeşilköy），今阿塔土尔克（Atatürk）国际机场所在地］，此处距离帝都城门只有6英里（约9.7千米）。[4]经过数世纪的努力，俄国人终于到达君士坦丁堡。他们会就此拿下属于自己的战利品吗？

在这件事上，即使是英国人也没有发言权。不论格莱斯顿制作的宣传册引来的祸害，或是索尔兹伯里的密谋策划，迪斯累里仍旧是英国首相，他不会放过这个勇敢面对俄国人的机会——但绝非和英国的爱国群众一起站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上，挥舞奥斯曼的旗子，唱着流行新曲：“我们无意打仗，我们爱好和平，但是上帝啊，如果你想打，我们奉陪……俄国人必须滚出君士坦丁堡！”受到民众间复苏的恐俄症的支持，迪斯累里暂时辞退了他的内阁反对者，并在1878年1月23日下令军舰穿过达达尼尔海峡。[5]面对英国的干预威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在1878年1月30日接受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停战请求。12

这个奇迹将这位行将就木的欧洲病夫从病榻上拯救了过来。只可惜，这并非真正的奇迹。如同一个发条机被重新拧上发条——奥斯曼帝国在处于绝境的时候，其战略优势重新得以显现。在这次战争中，巴尔干半岛的地理优势没有能够完全阻止俄军兵临帝都城下，但它确保了当俄军选择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最终会陷入精疲力竭和疾病缠身的战斗状态。到了1878年春天，俄军在圣斯特凡诺的军队有一半人被热病击倒。与此同时，土军悄悄地整编军队，并增加了将近10万名士兵来保卫帝都以防停火协议破裂。同时，也正是君士坦丁堡这次面临的威胁，重新唤醒了英国原已归于沉寂的恐俄记忆，公众舆论迅速出现180度大转弯，从格莱斯顿鼓动下的反土耳其癔症变成了对抗俄军的沙文主义式的战争狂热症。[6]仿佛是为了庆祝自己的解脱，阿卜杜勒·哈米德在1878年2月14日行使宪法权利将议会无限期休会。

诚然，奥斯曼帝国能够得到解救要归功于外部军舰的干预，但这并非苏丹原先想要的。英军自行其是，驻扎在位于君士坦丁堡南部的普林基波（Prinkipo）海岛［布于克阿达（Büyükada）］上。对于阿卜杜勒·哈米德而言，它与屯兵城外的俄军一样，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7]尽管如此，当初却是俄国人在圣斯特凡诺起草条例，同奥斯曼达成和平的。1878年3月3日，苏丹在强迫之下签署通过此和约。和约规定建立一个由俄国占领的“大保加利亚”和一个版图扩大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并要求奥斯曼支付一笔14亿卢布的赔偿金（不过其中只有4 000万土耳其镑，或大约4亿卢布是用现金支付的）。此外，俄国人还在安纳托利亚（Anatolia）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以及军舰的海峡通行权。13但是，顾及停泊在普林基波的英军舰队以及对俄军获益感到不安的众列强，阿卜杜勒·哈米德知道，这份和约不可能长久。

俾斯麦随后就在柏林召开了会议（1878年6—7月）。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对奥斯曼来说是一件屈辱的事情。尽管俄国的“大保加利亚”计划随之宣告破产，一个新的完全由土耳其控制的东鲁米利亚（Eastern Rumelia）省和一个仍然置于奥斯曼宗主国保护名义之下的小“保加利亚”得以成立，沙俄不再拥有海峡的通行权，但土耳其最终还是向俄国割让了卡尔斯省、阿达尔汉省和巴统（Batum），而它剩余的几个名义上所有的黑山（Montenegro,现在领土扩大了一倍），或者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现在都完全独立了。根据先前的协议,奥匈帝国获得了占领及管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权利，英国获得了对塞浦路斯的保护权。尽管支付给俄国人的战争赔偿金减少到了可控的范围以内（不超过2 675万法郎），而且新独立的国家也被要求一同分担奥斯曼的债务，但是随着一个新债务管理处的设立，土耳其的税收、关税和通行费被得以全面监管——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对土耳其的金融影响几乎很全面了。所有款项中最过分的当属第61条，它确定了欧洲人对奥斯曼内部事务的监督权，规定“高门政府须同意执行亚美尼亚人提出的关于其居住地的改良和改革要求，且不能有任何耽搁。此外，政府还要保证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的安全。土耳其应定期向列强知会所有事项的进展阶段，列强也会同时监督其实施情况”。俾斯麦把握到了整件事的实质，有一次他在听到自己的宠物犬向一个倒霉的外交官咆哮时，便评论道：“这条狗未完成训练，所以它并不知道咬谁，如果它知道该怎么做的话，就会冲上去咬土耳其人。”14

尽管如此，阿卜杜勒·哈米德和奥斯曼帝国收到的并非全是坏消息。毕竟，帝国最终幸免于难，并且躲过了最恶劣的处置。另一方面，《柏林条约》却在某种程度上激怒了俄国人，他们认为自己通过来之不易的胜利所得到的只比土耳其稍多一点儿。要知道，后者本不可能奢求更多。实际上，为了“解放”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俄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几乎宣告破产：俄国耗费10亿卢布，伤亡20万人，甚至国内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恐怖主义也在此时得到发展壮大，并于1881年3月的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事件中达到高潮。尽管在1878年丧失了领土，可怕的欧洲人还通过苏丹于1881年颁布的《穆哈兰姆敕令》（Muharrem Agreement）控制了土耳其的钱袋，并于同年设立了奥斯曼国债管理处（Ottoman Public Debt Commission），阿卜杜勒·哈米德却感到自己在王位上坐得比以前更加安稳——尤其在欧洲银行家们强行实施了财政改革后，国库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了40%，并且在可控水平上超过了年度偿付债务。这极大地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奥斯曼帝国保护权的虚伪同样体现在它对保护国埃及的处理方式上：尽管开罗每年固定给君士坦丁堡支付贡金（每年66.5万英镑），为阿卜杜勒·哈米德承保新的贷款，但是在乞迪夫（1867—1914年土耳其派驻埃及总督的称号）政府未能及时偿还债务之后，1882年，奥斯曼竟将埃及交由英国占领。和埃及一样，其他新独立或者半独立的省份——保加利亚、塞浦路斯、黑山——也被迫通过国债管理处即时偿还其分担奥斯曼的旧有债务。英法两国债权人在1875年饱受债券欠账之苦，想要确保苏丹能够即时支付债券——甚至连俄国人也希望把他们的赔偿金多少打捞出来些。出于经济利益考量，欧洲列强便通过这种方式，开始照料这位欧洲病夫，使之恢复健康。15

在此事中起带头作用的是德意志帝国。尽管俾斯麦对分割土耳其毫无兴趣——在1876年12月德意志帝国国会之前，俾斯麦已经声明支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性，“不值得波美拉尼亚掷弹兵为其献出生命”——由于英国对土耳其也不再热心（尤其在格莱斯顿于1880年重掌政权后），德国便有了很好的理由以否决非官方的“充当土耳其保护者—对抗俄国入侵”政策。此外，俾斯麦瞅准时机，派遣少将奥托·克勒（Otto Kaehler）奔赴奥斯曼对其军队加以训练，以响应英国在1882年进驻埃及的行为；同时，他还任命了一位更高级别的大使约瑟夫·马里亚·冯·拉多维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前任国务秘书，曾在克里米亚危机时期出任俄国大使）前往奥斯曼帝国。俾斯麦一方面通过一个“高度保密”的 《再保险条约》（签订于1887年）悄无声息地打消了圣彼得堡方面的疑虑——条约中规定如果俄国向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发动进攻，德国将保持中立，一方面又批准德国军官利用最先进的德国进口大炮（克虏伯、毛瑟和劳，以及希肖）巩固奥斯曼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上的防御要塞。此外，他们还在陆上的查塔加（Çatalca）建立了一条新的防御工事线，以保护通往色雷斯的通道。由于德国教师一直管理着哈比耶军事学院，另一位急求成功、精力充沛的军官科尔马·冯·德·戈尔茨帕夏（Colmar Freiherr von der Goltz Pasha）在1885年克勒去世后便接管了军事任务（指训练奥斯曼军队），奥斯曼方面也渐渐充分认可了普鲁士/德国模式：土军被分成7个军事单元，每个军事单元分配一个编号，其预备役部门随时准备在战时被吸纳进现役军队。16与此同时，德国铁路工程师正将东方快车铁路线拓展至小亚细亚地区，并计划在1892年连通安卡拉后，一直通到巴格达。

1890年，这位“铁血宰相”在德皇威廉二世的逼迫下退位之后，他默默培育的德奥关系进而变得更加公开、成熟。1889年，当德皇还处于耳软心活的30岁的时候，不顾俾斯麦的极力反对（他担心德皇此举会触动俄国人），在耶尔德兹宫（Yıldız Palace）接受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为他精心准备的欢迎典礼。当苏丹以一种共谋者的姿态告诉他的年轻君主同伴，德皇“此行将会挑动列强的紧张神经”时，威廉充耳所闻的只有曼妙的音乐。许多年以后，德皇仍能回忆起此行的每个细节（尤其是苏丹的切尔克斯奴隶舞女轻佻放荡的舞姿）。17

与德国迅速发展的关系使得奥斯曼帝国在下一次重大危机中受益匪浅。受1878年《柏林条约》（条约半心半意地担保帮助亚美尼亚人摆脱困境）的鼓舞——尽管最终落得一场空，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开始组织反对团体高喊“自由”［即达什纳克党人（Dashnaksutiun）］或者“独立”［Hunchakian革命党或罕查克党人（Hunchaks）］口号。1890年，首先在埃尔祖鲁姆发生了暴力事件，一些当地的奥斯曼政府官员遭到刺杀。这些事件震动了土耳其东部地区，并导致官方对亚美尼亚人展开报复。面临着将要显现的反抗运动，阿卜杜勒·哈米德在第二年组织非正规的库尔德部落居民成立了“哈米迪耶”兵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于攻击亚美尼亚人无须任何动机）。1894年，在凡城（Van）附近的沙逊（Sassun）地区发生了一起亚美尼亚人暴动事件，并导致了（官方）对数百（或数千）名平民的屠杀。这场危机随即成为国际新闻热点。[8]战火慢慢波及比特利斯（Bitlis）、榟橔（Zeytun）、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Trabzon），并最终到达君士坦丁堡。在亚美尼亚革命者占领奥斯曼帝国银行之后，普通穆斯林暴民冲上街头，对亚美尼亚人展开屠杀。没有人说得清在1894——1896年有多少亚美尼亚人丧生，但它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且肯定比穆斯林死亡人数（大约1 000人）要多得多。真实的数字或许介于奥斯曼官方估计的13 432名与当代欧委会报道的数字之间（共3.8万名基督徒在其他省份遇害，其中绝大多数是亚美尼亚人；剩下的5 000—6 000人于1896年8月在帝都丧生）。或者说，是一个被普遍引用的数字：10万人。最近，一位首席人口统计学家分析说，鉴于数据上无法避免的矛盾，确切结论仍难获得。18

就这样，涉及基督教少数群体的民族—宗教骚乱又一次引起了来自欧洲的关注。同时，至少凭借其他列强在1877年的中立立场，俄国还可能趁机借亚美尼亚人事件对帝国进行干涉，但是这一次，阿卜杜勒·哈米德已经有了一位福祸相依的朋友和保护人。随着抗议对亚美尼亚人施行暴行的运动在1896年秋天进入高潮——出于道义考量，现任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仅仅对格莱斯顿的论调稍做重复——有一位欧洲政治家（指德皇）却在抗议声潮中超然物外。私下里，德皇威廉二世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政治前途心存怀疑，然而在公开场合，他却尽可能表现出极具戏剧性的姿态——1896年9月22日，德皇给他的这位好朋友送去一张签署了自己姓名的家庭合影以庆祝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寿辰，尽管此时欧洲人公开指责这位苏丹是“该下地狱的阿卜杜勒”和“耶尔德兹恶魔”。19

相比这个象征性的姿态，德国在增强奥斯曼军队实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诚然，更多仿效俄国哥萨克部队而非普鲁士军队的库尔德哈米迪耶兵团在土耳其东部与亚美尼亚游击队员的作战表现难以和保加利亚的切尔克斯人相提并论，但是他们此时替代了“巴施巴祖克”——后者曾是欧洲人给向平民残忍施暴的非正规军起的诨号。这支德国改造过的正规军很快拥有了一次证明自身价值的机会。1897年1月至2月，克里特岛上发生一起希腊基督徒暴动事件。尽管同亚美尼亚祸乱一样，这起暴动事件源于充满争议性的民族宗教冲突，但是克里特岛的造反者还通过民族主义者帮会民族之花（Ethnike Hetairia）与希腊内陆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随后，约1万名希腊志愿者从萨拉米斯（Salamis）和比雷埃夫斯（Piraeus）乘船前往克里特岛为自己的同胞战斗。1897年2月2日，一名希腊上校蒂莫莱翁·瓦索斯（Timoleon Vassos）代表岛民讲话，宣称“Eunosis”，或者说克里特岛与希腊合并。（希腊内陆民族主义者）不甘落后。3月，大约2 600名希腊本土的游击队员穿过边境进入奥斯曼马其顿地区，意图发动一起常规性的骚乱以反抗苏丹。4月10日，希腊皇储康斯坦丁（Constantine）率领一支正规军穿过土耳其边境，向约阿尼纳（Janina）进发。1897年4月17日，战斗正在克里特岛和马其顿地区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奥斯曼帝国向希腊正式宣战。

土耳其已经准备就绪。在马歇尔·易卜拉欣·埃特海姆帕夏（Marshal Ibrahim Ethem Pasha）指挥下，马其顿军队进行了德国式的有条不紊的军事动员，每个训练有素的步兵小组还配备了无烟连发毛瑟步枪——远胜希腊的法式单发格拉斯型号步枪。在约阿尼纳和麦卢纳（Melluna）关口击退希腊人后，猜测到希腊人会退至特尔诺沃（Tirnovo）和拉里萨［Larissa，Yenişehir（耶尼谢希尔）］，埃特海姆帕夏便指挥主力军在其到达之前进入塞萨利（Thessaly），进行阻拦。希腊军队在上校康斯坦丁诺斯·斯摩棱斯克斯（Konstantinos Smolenskis）带领下，重新召集了大约4万名希腊人来抵抗4.5万之众的奥斯曼军队，以保卫塞萨利的枢纽多莫科斯（Domokos）。激战之后，斯摩棱斯克斯再次撤退，并在传奇性的塞莫皮莱（Thermopylae）海岸关口同奥斯曼军队展开背水一战［虽然人数上比设法抵御薛西斯（Xerxes）的斯巴达三百勇士还多得多］。在最后一刻胜负到来之前，俄国人——又一次按照“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逻辑——介入双方战争，并最终强迫奥斯曼在1897年5月19日签订停战协议。这次“三十日战争”（即第一次希土战争）短暂、猛烈——最终土方获胜。20

电光火石间，阿卜杜勒·哈米德便已驱散开笼罩着奥斯曼帝国的厄运之乌云。仅仅数月前，列强已经在准备召开另一个会议，意图借亚美尼亚大屠杀分割奥斯曼帝国；而现在，他们却请求苏丹在胜利时能网开一面。扭转1877—1878年的军事耻辱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知道，这一次最好在俄国人出手干预之前休战——他明白没有必要再做多余的冒险了。虽然向希腊索要了一笔战争赔偿金，但除了并入大约20个村庄以使双方边境线更加合理之外，阿卜杜勒·哈米德并没有再要求占领希腊的塞萨利。此外，克里特岛取得了和保加利亚相似的自治权，处于奥斯曼的宗主国管辖之下，并由俄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共同派遣军队占领，以维持穆斯林和大多数希腊基督徒之间的和平。21

就领土得失而言，这场战争或许不够成功，但奥斯曼人——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自身——却赢得了更为珍贵和有益的声誉。似乎是为了帮这位处于困境的苏丹提升声望，德皇威廉二世甚至在1898年10月对奥斯曼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场面浮夸而盛大，并于他在大马士革（Damascus）的萨拉丁（Saladin）陵墓前臭名远扬的致悼词中达到高潮。“愿苏丹［的威严］ ，”威廉演说道，“和尊崇他为哈里发的3亿穆斯林遍布全球，请放心，德皇将永远是他们的朋友。”22

尽管德皇的虚假浮夸尽人皆知，但是他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盛赞却绝非辞藻华丽这么简单。德国的新任大使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男爵上任之后，借助在苏丹的影响力挟势弄权——很快便以“博斯普鲁斯巨人”的称号闻名于世。尽管德国—奥斯曼从未签订过正式的同盟关系，但是双方在1898—1899年达成了一系列等同于战略合作关系的交易。苏丹要求柏林方面分享威胁其政权的革命政敌的情报；作为回报，他批准了柏林—巴格达铁路的修建特许权。德国人就此获得了在陆地上开凿铁路山洞的权利，其中包括挖掘到的历史文物和开采到的铜和煤等矿产资源的所有权。23

修建铁路的特许权签署于1899年12月23日，它意味着德国将要向德皇的好朋友投资一笔巨款。然而这个交易被大部分欧洲政府曲解为奥斯曼帝国对柏林方面的一种抵押凭证，他们认为这些条款是苏丹为使自己的权威能够深入其广袤松散的疆域（远达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和亚美尼亚地区，以及贝多因人和土匪控制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广阔沙漠地区）而量身定做的。同时，德国通过德意志银行机构进行融资——向奥斯曼国库存放了一笔20万土耳其里拉的保证金作为担保——并保证在8年之内完成建设。同时，阿卜杜勒·哈米德亲自参与协商了一条款项，规定奥斯曼政府保留“收购从科尼亚（Konya）到巴格达和巴士拉（Basra）间铁路线的权利，且不限制时间”。在补充谈判中，德国巴格达铁路公司进一步承诺将在整条铁路沿线每隔65米处建造一根电线杆，以帮助奥斯曼省去在附近地区修建军事设施的400万法郎的花费，而且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将同意苏丹自由使用这条铁路的“所有车厢，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用来运输军官和士兵、海军、警察、宪兵队以及所有设备”。24

尽管德国人最终发现这项工程异常困难和昂贵，其程度超出了任何人想象，但事实上，他们却不得不修建这条铁路。德国银行的资本化程度远不及英法银行，而且后者依然掌控着奥斯曼的商业贸易——对土耳其宫廷来说，在法国人掌控的国债管理处的监管之下为德国铁路债券支付现金是极为有害的，该管理处控制着帝国绝大多数公共收入。位于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托鲁斯山脉（Taurus range）是物流运输作业上的一个难题，它要求大面积和昂贵的爆破；在工程最后，还需要再凿通三打隧道。项目进程在一开始就遭到中断；1905年，奥斯曼政府再次耗尽财政，甚至还没到达托鲁斯山脉的时候便出现了完全停工。

尽管如此，德国人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及其政权的投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难以轻易放弃。正当巴格达铁路工程深陷财务困境时，另一个由德国主导的铁路项目却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在欧洲债券市场中是独立融资的。1901年，在首席工程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迈斯纳帕夏（Heinrich August Meissner Pasha）率领下，建设项目始于从大马士革通往麦地那的一条汉志铁路（Hejaz railway）。这条线路是设计来给麦加朝圣的行程提速的，它由普通穆斯林募捐并几乎支付了全部费用，共计7 500万法郎。到1908年，铁路线抵达麦地那，并计划继续延伸至麦加。这样，它就可以使穆斯林朝圣经由奥斯曼港口，而完全无须途经从埃及穿越红海的另一条由英国掌控着的路线。25

在某种意义上，汉志铁路的修建象征着德奥合作关系比柏林—巴格达项目时期前进了一步，毕竟，德皇曾宣称自己是苏丹—哈里发及其穆斯林“永远的朋友”。同时，汉志铁路也得以将德皇的政治意图贯彻实施。在奥斯曼这边，阿卜杜勒·哈米德开始推动泛伊斯兰教主义，以巩固帝国统治。他免费印发了上千本《古兰经》给奥斯曼的穆斯林，并要求官员称呼他为“哈里发的庇护者”（Hilâfetpenâh）；他还从“个人钱袋”里掏钱修复清真寺，郑重庆祝伊斯兰宗教节日，并且提拔了更多的阿拉伯穆斯林担任帝国高级职位——他的所作所为超越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任何一位苏丹。此外，除了礼拜五在附近的哈米迪耶清真寺做祷告之外，阿卜杜勒·哈米德几乎寸步不离耶尔德兹宫，后者逐渐成为所谓的“穆斯林梵蒂冈”，日益受到全世界逊尼派乌玛（umma）的膜拜。26

当穆斯林的人数在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的比重稳步增长时，当奥斯曼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帝国边境逐渐式微时，一场浩大的人口回流运动正在进行中。尽管泛伊斯兰教主义浪潮开始在巴尔干半岛地区上扬，但在高加索地区和俄国南部边地，越来越多的基督教民族却对此予以坚决抵制。19世纪的每一场战争都加快了此进程。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大约30万名克里米亚的鞑靼穆斯林逃至安纳托利亚；不久之后，在60年代便有超过100万名切尔克斯人和阿布哈兹人从高加索北部尾随而至［这股迟一点儿的浪潮也反映在1859年，阿瓦尔人的“达吉斯坦之狮”，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的门徒战士帮奥斯曼人抗击俄国时遭到的失败——尽管一直到1862年仍有很多车臣人和阿布哈兹人在坚持抵抗］。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以及随后在柏林会议上的领土分割，导致了一场被迫迁移，造成约9万名土耳其人和4万名拉兹人穆斯林从割给俄国的高加索地区迁移回了土耳其，而2万名亚美尼亚基督徒则从土耳其逃到了俄国。在更远的西部地区，人口流动数量还要更大：15万名克里米亚鞑靼人离开俄国前往土耳其，12万名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逃离家乡，大约60万名土耳其穆斯林离开了“罗马尼亚”公国，还有近20万名保加利亚基督徒离开土耳其，来到了刚刚获准独立的保加利亚的小国。很自然地，在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开展的人口普查（开始于1881年，到1893年结束）中，这个著名的多教派帝国开始呈现出向伊斯兰教倾斜的严重态势。在总人口为1 740万的情况下，穆斯林就有1 250万之众，或者说占了72%。1900年后，这种趋势得以持续。到1906年，穆斯林在整个帝国的人口占比中几乎达到了75%，而此时总人口为2 100万人。至于君士坦丁堡，在世纪中期坦齐马特全盛时闪现而过的基督徒占多数的现象也一去不复返，到1897年又重新变成一座穆斯林人数占优的城市，并延续至今——在当代，穆斯林人数占优的情况更为极端。27

当然，欧洲的正派观点对哈米迪耶方面支持的泛伊斯兰教主义相当不满——这种不满同样波及对其不加甄别认可的德皇威廉二世。很多西方自由主义者以及阿卜杜勒的反对者——现在大部分处于流亡之中——严厉指责他为“该死的阿卜杜勒”。然而，这种反对声越强烈，越多密谋废黜他的计划被他和德国的间谍揭露出来——苏丹也愈发开始将个人存亡和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连为一体。阿卜杜勒·哈米德对被暗杀近乎偏执的忧虑是出了名的。据说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枪，并且不允许军队训练的时候使用真枪实弹——这个时期毕竟处于无政府主义的高潮阶段（七位国家元首，包括俄国沙皇和美国总统，在1881—1908年都曾遭到刺杀）。到20世纪早期，耶尔德兹已经成为一个活命主义者的场所，原先杂乱蔓延的土地被利用为农田、畜舍和车间。而“穆斯林梵蒂冈”则被固定的围墙环绕，由普列文的英雄——加齐·奥斯曼帕夏率领7 000名近卫军守护。28

从西方的感情来说，阿卜杜勒·哈米德政权毫无吸引力，但是在他治下，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地位可以说比过去几十年更为有利。铁路、电报以及平铺的全天候道路改善了各省之间的联系，强力刺激了国内商业，正开始将帝国联系在一起。到20世纪之交，每年有超过800千米的新路得以建设，另外还有450千米的旧路得到修复。尽管帝国在制造品方面仍与欧洲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但是奥斯曼的出口品，诸如食物、棉织品、丝绸、毯子、瓷砖、玻璃、煤炭，以及战略金属如铬、硼砂和锰，却得到了急剧增长。尽管有着推行愚民主义的名声，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个会说法语的人，而且自身还是意大利歌剧的爱好者）私下里却支持将欧式教育推广至整个帝国。他在任期内新建立了18所职业院校，教授课程包括法语、作文、地理、统计、经济以及贸易、民事和国际法。阿卜杜勒·哈米德还特意免去了一项从1883年起由时任苏丹新征收的援助附加税，由财政收入提供资金，在全国新建立了几百所公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供日益增长的下层识字民众进行阅读，这使得在中学进行长期性课程学习的学生人数比19世纪最后30年多了一倍。这暗示着哈米迪耶时期更多代表的是“坦齐马特的极盛时期”，而非割裂。29

同时，尽管列强不停窥探奥斯曼的民族事务，阿卜杜勒·哈米德却借助他的德国保护者以及自己的外交手段，摧毁了列强一次又一次的分割计划。苏丹极其善于玩弄权术；在他的挑拨下，巴尔干半岛各国出现了相互纷争的局面。自治后的保加利亚在1885年与东部的鲁米利亚合并后，恃强凌弱；马其顿地区更是首当其冲——保加利亚的马其顿—阿德里安堡革命委员会（BMARC）于1893年成立于此区，要求民族统一（这个委员会之后发展成为更加有名的国际马其顿革命组织，或者叫IMRO，虽然本质上仍是保加利亚事务，但是通过更名将此意图隐藏得更好）。阿卜杜勒·哈米德不动声色地默许希腊人在此省进行造反活动，以图削弱保加利亚势力。此外，高门政府还和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协议组成了一个全面的反保加利亚联盟。30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还不断怂恿成为他们众矢之的的苏丹同德皇及他的德国顾问组成同盟。1892年俾斯麦体系倒塌之后，德国便开始面临法俄军事同盟的威胁。英法在1904年就非洲殖民问题达成了一项“友好协议”。在法国支持下，伦敦和圣彼得堡在1907年签署《英俄条约》，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地区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使双方在“大博弈”中的紧张状态一去不再。这个三方协议对奥斯曼形成了带有威慑性质的包围圈。在此刺激之下，马歇尔大使和阿卜杜勒·哈米德在1908年春重新协定了一份距离更远的铁路项目合同，并承诺为德国爆破托鲁斯山脉提供新的经费来源。奥斯曼与德国的合作关系由此得到飞速发展，而海达帕夏车站（Haydarpasha Station）则无疑代表着这一时期的物质体现——作为巴格达铁路上德国造的旗舰车站，海达帕夏车站屹立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即将竣工。

在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同盟后，这位欧洲病夫在阿卜杜勒·哈米德30年统治之肇始便告别了死亡，开始全面康复。然而，在耶尔德兹宫森严的城墙之外，其他对痊愈并不抱信心的人正在打磨他们的手术刀。和其他置于手术刀之下的病人一样，奥斯曼帝国只能期盼痊愈好转，绝非再度感染患病。

[1] 诚然，一直到1878年，“罗马尼亚”的公国瓦拉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依然是奥斯曼的附属国，但它们其实早在1829年的《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条约》中就被吸纳为俄国的保护国。奥斯曼帝国同俄国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边境线正是多瑙河。

[2] 可以预见到，其中最冷淡的是格莱斯顿。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在日记中讽刺地写道：“土耳其宪法！！！”

[3] 诚然，同两年之后的柏林会议一样，俄国人渴求的“大保加利亚”在会议上遭到了一分为二的处理结果。但是这更多应该归功于一般欧洲国家，尤其是奥地利的反对，而非索尔兹伯里的功劳。

[4] 俄国人之后在圣斯特凡诺建造了一座纪念性的教堂（Aya Stefanos）以纪念此次挺进马尔马拉海的英勇壮举，同时埋葬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将士。1898年12月18日，大公尼古拉斯和希腊东正教教皇在此举行了宗教仪式，但是在“一战”中俄国对奥斯曼宣战之后，这个教堂被土军在1914年11月摧毁殆尽。

[5] 面临内阁的强烈反对，迪斯累里在收到俄国关于奥斯曼海峡和平协议的有利消息之后（这在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被迫暂时撤回了向舰队下发的命令。然而，当舰队调头回撤之时，俄国人却已获悉舰队进发的消息，这显然将迪斯累里的撤销令变成了废纸一张。2月8日，英国舰队又一次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这一次，他们留了下来。

[6] 实际上，“沙文主义”正是出自这一场危机［by jingo if we do（但是上帝啊，如果你想打，我们奉陪）］。

[7] 3月30日，沙皇提出要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保护”，以防英国人占领它。

[8] 最初，亚美尼亚人的诉求是由英国驻埃尔祖鲁姆领事传递出去的，他称有多达1万名沙逊地区平民惨遭屠戮。但他随后又将此数字降至900。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赶赴沙逊地区进行调查，这个委员会包括5名奥斯曼官员，以及法国、英国和俄国领事，最终认定死亡人数为263，另外还有12名孩童失去了父母。

第二章
根治手术：青年土耳其党人

这段记忆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今天想起还无不动容。我以为它是土耳其各民族间纯朴的爱的拥抱，可他们竟然为了列强或他们自己领袖的政治利益而自相残杀。

——哈莉黛·埃迪布（Halidé Edib），
《回忆录》（Memoirs）1

当穆斯林认识到（刚继位的）哈里发的软弱无能，以及他只是那些迟早会疏离伊斯兰教的人的傀儡之后，一个重大的危机将不可避免。

——巴龙·马沙尔（Baron Marschall），
德国驻奥斯曼大使，
1909年10月2

从一个世纪的历史长卷截取一帧画面，我们将看到在1908年7月的君士坦丁堡，欣喜的帝都民众一度欢欣鼓舞，一度却又极度压抑。在这个国家的民族—宗教大熔炉里，各个正升温沸腾的种族——穆斯林和基督徒、巴尔干半岛的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切尔克斯人、鞑靼人、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会真的相信几个法语单词（自由、博爱、平等）就能湮灭他们的差异，并将奥斯曼帝国从持续数百年的停滞和衰退中扭转过来，把这个国家带往现代民主宪政的日耀高地吗？

像所有革命者一样，1908年的男男女女仅仅为他们所反对的事务而联合在了一起：“耶尔德兹的恶魔”的专制统治。亚美尼亚活动家指责阿卜杜勒·哈米德创建了哈米迪耶军团，制造了1894—1896年的大屠杀以及其他许多别的罪状。保加利亚人同样憎恶苏丹固执地宣称对其宗主国的地位，即使阿卜杜勒·哈米德在1885年就已默许将土耳其的“西鲁米利亚”合并至保加利亚。很多奥斯曼的希腊人仍然为希腊在1897年战争中的耻辱战败而痛苦不堪。记者们在苏丹强制推行的严格审查制度之下感到很恼火，甚至异见人士和被驱逐者也鄙视监视他们的秘密警察（在德国情报机构的指导下）。受过教育的女士，比如很多基督徒和犹太人，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复兴伊斯兰教感到厌恶，因为这种复兴思潮会扑灭人们在坦齐马特时期（苏丹曾经在多个场合下令规定女性在家以外的地点不能揭开面纱，或者要由男性陪伴在旁——尽管这些规定被普遍忽视）取得的关于公民平等的任何进步。3最重要的是，野心勃勃的土耳其军官和政治家们责备苏丹停止实行1876年宪法，解散议会，实行高门官僚主义，以及靠耶尔德兹的专制裁决来推行统治。

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阿卜杜勒·哈米德自己的教友和血亲似乎才是最鄙视他的。没有基督徒能超过艾哈迈德·里扎（Ahmed Rıza）的夸张修辞，后者曾是布尔萨（Bursa）的教育局局长，也是统一与进步委员会（Ittihad ve Terakki Cemiyeti或CUP）的创立者，以及法土双语杂志《咨询》（Meşveret）的编辑。在里扎的杂志里面，苏丹被从各个角度描绘（如阿卜杜勒·哈米德之后通过律师提起的法律诉讼中所称）成“骗子、刽子手、上帝之鞭、嗜血的君主、血腥的暴君、堕落的专制者、穆斯林的耻辱、看守羊圈的狼”，当然，还有“沾满鲜血的苏丹”。一个名叫穆拉德·贝（Murad Bey）的切尔克斯穆斯林发行了一份反对派刊物——《地位》（Mizan），措辞强烈，与前者不相上下，他控诉苏丹“后宫的声色犬马败坏了……统治家族”。4苏丹的皇弟，“达马德”·马哈茂德帕夏（“Damad” Mahmud Pasha）不甘示弱，于1899年“潜逃”至巴黎，向一位具有同情心的《晨报》记者讲述道：“整个奥斯曼帝国如同一座监狱。从苏丹穆拉德五世到伊斯坦布尔的乌理玛（ulema）中最卑贱的成员，阿卜杜勒·哈米德无一不把他们关进监狱。”在对一位伦敦报业的雇用文人进行描述时，马哈茂德的措辞更加色彩分明，他告诉伦敦《标准报》的读者，这个“耶尔德兹的恶魔”曾“消灭了几千名人类——穆斯林和基督徒”。5

当然，我们应该对马哈茂德之类的王位觊觎者提供的证词保持怀疑。德国一份支持哈米迪耶的报纸《联邦报》（Der Bund）就不无辛辣地评述道，如果这位刚愎自用的帝王真的憎恶他皇弟的话，他可能不会每年还给他皇弟支付300万瑞士法郎的聘金。6和里扎、穆拉德·贝及其他“土耳其党人”被驱逐者一样，马哈茂德相信，如果自己有机会上台执政，一定能比现在的帝王做得更好。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所有的反对派领袖在国外过得相当惬意时，这些在压迫面前的痛苦咆哮声听起来多少有些空洞。如果苏丹的独裁统治真的状况良好的话，《咨询》和《地位》也就不会有数量如此众多的读者了，要知道这并非是因为其编辑有名或是有影响力。

客观来看，哈米迪耶被驱逐者们积极的政治活动反而说明了苏丹的“专制暴虐”比他们宣称的要温和得多。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确杀死过至少一位危险的异见人士——米德哈特帕夏，正是他帮助阿卜杜勒·哈米德掌握了政权。1881年，米德哈特接受审判并被宣判有罪，理由是在1876年谋杀了阿卜杜勒—阿齐兹（由苏丹的母亲佩尔泰尼亚提供证词）。最终这位前大维齐尔被流放到麦加西部的塔伊夫（Taif），据说在1883年5月被扼死。但是，在1896年9月亚美尼亚危机到达高峰时，尽管一场意图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的阴谋事件被他揭穿——这是一次真正的CUP阴谋，大约牵扯350名奥斯曼军队和公务员中的密谋者——阿卜杜勒·哈米德也并没有将这些反对派人士处以叛国罪，而是仅仅把他们流放至偏远的省份（将最危险分子流放到利比亚，其余的流放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1]如果不是苏丹在1896年实行不可思议的宽大政策——一支卓越的国际反对派中坚力量也由此形成，奥斯曼整个驱逐政治运动则相当让人难以置信。7

俄国同一时期革命流亡者的经历与此相似且饶有趣味。尽管布尔什维克党的宣传使我们相信“血腥尼古拉斯”的杀伐，然而对比后来的苏联标准，沙皇治下实在是某种温和得多的警察国度。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中，社会主义者被宣判有罪，比如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他们登上流放去西伯利亚的火车时，人群欢呼拥簇，还投掷鲜花，火车同样装备精良——托洛茨基还随身携带他的私人藏书（列宁作为1905年革命的后来者，尽管在1907年才再次离开俄国，却并没有被给予内部放逐的“荣誉”）。托洛茨基发觉西伯利亚不太适合徒步逃难，所以他之后在欧洲首都露面，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继续其反抗“血腥尼古拉斯”的战斗。同样，大多数“1896年”土耳其党人遭到土耳其内部放逐，也决心逃往巴黎或日内瓦的沙龙，而非土耳其亚洲部分的沙漠地区。不是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这些专制统治自身的温和之处却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死敌。

在阿卜杜勒·哈米德和他的反对者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灵活的动态变化。他意识到，他们中的一些不想被流放的且有野心的人可以加以利用。比如切尔克斯人穆拉德·贝（Murad Bey），从开罗到日内瓦，在历经多年反抗苏丹的阴谋组织运动之后，于1897年被引诱投身君士坦丁堡，并列席政务院。他的杂志《地位》也摇身一变，告别以往。还有CUP的两名创始人——阿卜杜拉·杰夫代特（Abdullah Cevdet）和伊沙克·苏古蒂（İshak Sükûti），曾亲自参加1896年秘密计划，在穆拉德叛变之后，试图在日内瓦出版一个新的杂志《土耳其人》以弥补出现的空缺——却也在1899年接受了政府闲职。艾哈迈德·里扎比谁都高兴。在奥斯曼的被驱逐者群体中，他的反对派杂志《咨询》从现在起将没有任何真正的对手了。

如果具备真实性的话，那么艾哈迈德·里扎在土耳其党人运动中的地位的持久性则相当有趣。这个狂热的法国崇拜者的母亲是巴伐利亚人，父亲使用英语交谈，自从他在1895年永久性移居到日内瓦后，便几乎不怎么回家了。《咨询》的早期刊号通过欧洲驻土耳其大使的邮局被偷渡进国内，并将实证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信条印在刊头，使用西历（即阳历）标注日期。作为一个世俗主义者、男女平等主义者和可能的无神论者，里扎似乎不太愿意隐瞒对自己出身宗教的根本敌意。（里扎年轻的时候在访问巴黎时曾写信给他的妹妹：“如果我是一个女人，我会支持无神论并且永远不会成为穆斯林。难以想象一个宗教总是将好处带给男性，却将危险的事情强加在女性身上……让这种宗教离我远点儿。”）里扎对待实证主义是如此纯粹，以至于他坚持CUP的口号应该是“秩序和进步”，而非“统一和进步”。正如与里扎一同被驱逐的一位同伴阿里夫·贝·奥格雷（Arif Bey Oǧlu）在一封私信中抱怨的：“如果伊斯坦布尔在先前没受过教育的公众之中发表这种言论，那么人们仅存的那点儿对我们有利的同情也会被毁灭。”然而更糟糕的是里扎固执的个性和刚愎自用的态度。正如奥格雷在他的抱怨中总结的：“既然我们拒绝接受（奥斯曼王朝的）统治，为什么又要遵从艾哈迈德·里扎的意志行事呢？”或许是觉察到里扎浑身带刺的性格将有助于苏丹分化和征服其反对者，所以苏丹并没有想要诱使里扎回国，他甚至还不动声色地收买里扎的竞争者。阿卜杜勒·哈米德通常比他的反对者先行一步。

在里扎难以团结CUP各派系的情况下，“达马德”·马哈茂德帕夏自己似乎一度接管着运动。但是马哈茂德的健康状况在缓慢恶化，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疲惫不堪的旅行安排。作为一个逃难中的王室成员，且一心想要废黜在任君主，他很难找到一个国家愿意允许他永久性居住（结果证明，即使以瑞士的耐心，也是有限制的）。马哈茂德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试图推动事情发展，他在开罗发表了一份呼吁，邀请奥斯曼所有被驱逐者——也包括亚美尼亚群体，比如达什纳克党人和罕查克党人，连同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甚至还有苏丹的阿尔巴尼亚反对者——参加1902年2月在巴黎召开的奥斯曼自由主义者大会。然而马哈茂德的身体太虚弱，无法亲自主持会议（在会议召开后不到一年的1903年1月，他就去世了），因此会议的主导权由他儿子萨巴赫丁（Sabahaddin）亲王接任。

萨巴赫丁抓住机遇，声明掌握了领导权。若按传统来讲，他是一个真正的能言善辩的人。萨巴赫丁充分吸收了欧洲关于社会平等和宗教宽容的思想，同时对奥斯曼的过去秉持积极的观点，他相信这些价值观过去都被践行过——直到耶尔德兹宫的暴君上台后将其残忍地抛掉。“从它的首次露面到它的宪法，”萨巴赫丁对齐聚巴黎的47个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代表说，“奥斯曼帝国从未不尊重它治下所有不同种族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从未”，这是说直到阿卜杜勒·哈米德继位，才给他的人民带来了“压迫统治和罪恶的唯一来源，并激起了所有人的暴戾和愤慨”。为了将“帝国的哈特法令和国际条约认可尊崇的人民的权利”归还给奥斯曼的属民以便其“充分享用”，萨巴赫丁提议代表们联合起来推翻苏丹（想来尽管他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是他的父亲或者他自己便能够继承王位）。

对于这些观点，奥斯曼的被驱逐者们几乎没有反对的。而且亲王萨巴赫丁提出的希望大家推翻耶尔德兹暴君的方式也无可非议。同时，萨巴赫丁似乎要下决心放弃自己在运动中的主导权，他在多数决议上补充了一条重要的附加条款，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委员会”以游说《巴黎条约》（1856年）和《柏林条约》（1878年）的相关欧洲签约方，“获得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和立场上的友善举措”，并最终“将国际协议要求的内部制度付诸实施”，所涉《柏林条约》明确指代第61条，欧洲已经建立起监管“（高门政府须同意执行）亚美尼亚人提出的关于其居住地的改良和改革要求，且不能有任何耽搁。此外，还要保证他们对切尔克斯人和库尔德人的安全”。为迎合在巴黎的民众——在这些民众中，亚美尼亚人居于主要地位——似乎是希望重演克里米亚战争，萨巴赫丁公开表示支持欧洲代表基督徒少数派干预奥斯曼帝国事务。在土耳其人和其他穆斯林之中，没有什么能比他的立场更关系重大了。

可以预见到，艾哈迈德·里扎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虽然里扎因西式世俗主义而享有名声，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十分敏锐，所以并没有支持欧洲人干预奥斯曼内部事务。少数人对于萨巴赫丁的决议提出了异议，里扎指出，“列强受利己主义驱动，而这种利己主义并不总与我们国家的利益一致”。在表达希望一个革新过的奥斯曼政府能够依照“自由和公正”的原则，满足“亚美尼亚人的合法诉求”的同时，还能同样对待“帝国的所有种族”，里扎与其支持者“完全反对侵害奥斯曼帝国独立性的任何举动”。8

在这种情况下，当奥斯曼的被驱逐者们似乎正要开始合并成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时，其运动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并显露出来。随着“达马德”·马哈茂德帕夏在1903年逝世，萨巴赫丁便成了奥斯曼“自由主义者”无可争议的代言人，并受到大多数基督徒少数派群体的支持，而此时艾哈迈德·里扎则为由土耳其人和穆斯林支配的“联合主义者”派系代言。萨巴赫丁并没有忘记自己在巴黎会议上的承诺，请求列强帮助推翻哈米迪耶政权。通过普世教会主义的方式，他甚至在1906年3月寻求梵蒂冈教皇接见，和教皇庇护十世（Pius X）讨论奥斯曼帝国天主教徒的困境。尽管萨巴赫丁把注意力集中在欧洲，但他主要还是希望能召唤回在坦齐马特时期亲近土耳其的老一辈自由主义者。“随着自由主义思潮在土耳其的胜利，”他在1906年8月给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的一封信中写道，“这种伟大的精神层面的影响长期以来由君士坦丁堡充分主宰，现在注定要呈现出理智的特点了。这样的影响随后将成为调和东西方的重要媒介。”9

在同是自由主义者的对手乞求英国干预并和教皇一起策划阴谋时，对艾哈迈德·里扎而言发出真正的奥斯曼反对者的声音绝非难事。里扎或许是个实证主义者，但他同样也是个爱国者——这种爱国情愫足以使他同那些故态复萌提倡分割帝国的放逐者对立。尽管接受了来自达什纳克党人的邀请函，函中提议在1907年12月召开一场新的巴黎会议，以让里扎和萨巴赫丁亲王达成和解，但前者仍然重申所有代表要肯定帝国的不可侵犯性，这包括苏丹职位，以及哈里发职位的权利，这意味着穆斯林将依然享有象征性的优越地位（哪怕在法律地位上难以成行）。当达什纳克党人制定了多数决议，同时自由主义者强调通过“消极抵抗”（比如拒绝纳税）、“非武力抵抗”（比如公开的雇员罢工），以及“武力抵抗压迫法令”（语义含糊但显然暗示了少数煽动暴乱）来对抗苏丹时，里扎再一次表示了异议，他坚持“我们不要做出罪恶的举动甚至犯罪，或者制造出让列强进行干涉的口实，我们要意识到目标的崇高性……我们要找到适宜我们同胞脾性的革命手段”。10

阿卜杜勒·哈米德此时会很高兴。甚至在他的反对派宣称使用武力推翻其统治并已经开始分解战略要点时，他也并无任何担忧。现在是他在位的第三十年，他超过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成为17世纪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而穆拉德—苏丹半疯的兄长，已经于1904年去世；在前一年，苏丹的皇弟马哈茂德也因过度劳累死去：因此再没有够得上资格的王位觊觎者来打扰他的清静了。诚然，还是会有一些暗杀事件时常发生并给他带来惊吓：1904年夏天，有一次未遂的行刺；1905年阿卜杜勒·哈米德在哈米迪耶清真寺祷告的时候，马车被炸毁。还有一次发生了地震，多尔玛巴赫切宫里巨大的4吨重枝形吊灯掉到了地上，而当时苏丹正坐在王座上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当时，阿卜杜勒·哈米德已经习惯了惊吓，因此泰然自若，甚至连屁股都没抬一下。11

尽管如此，苏丹并非万无一失。如果说使用计谋使被驱逐的政客和王位觊觎者造成内部争吵和分化不是一件难事的话，他的军队内部分歧的蔓延形势则更为严峻。在很大程度上，由于预算的削减，阿卜杜勒·哈米德与其武装部队的关系一向很紧张。为了拖延欧洲债主们，从19世纪80年代起，苏丹就开始削减军队预算。拿1897年和希腊的战争来说，受到德国影响的奥斯曼军队的合理化改良被证实相当成功，但是一个庞大且在增长的心怀不满的阶层也从中产生——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他们在毕业后未能得到他们认为本应享受的优厚闲职。奥斯曼的海军如同被排在支出预算的末端一样，状况甚至更加恶化。阿卜杜勒·哈米德对暗杀的忧虑也为其带来了负面评价——正如新兵被禁止在训练时荷枪实弹，土耳其海军的舰船同样被禁止持械停泊在港口（苏丹还不允许他们闯进博斯普鲁斯海峡，生怕他们将枪口对准耶尔德兹宫）。在20世纪之交后，军人工资几乎被习惯性拖欠，这对军官团的士气产生了灾难性影响。12

酝酿中的最大麻烦来自马其顿的第三集团军，马其顿东西向地域从色雷斯延伸至阿尔巴尼亚，南部濒临爱琴海，北靠歇亚山脉，东部的奥赫里德湖（Lake Ohrid）将马其顿与阿尔巴尼亚隔开。在回归奥斯曼之前，俄国人曾设法在短命的1878年《圣斯特凡诺条约》中将这片地区的大部分划归至“大保加利亚”，通过之后《柏林条约》中第23条款项规定，马其顿重归帝国，并处于某种程度的特殊自治状态。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抵挡马其顿联合独立运动，阿卜杜勒·哈米德在进入20世纪后将马其顿地区分成了三个省份——萨洛尼卡（Salonica）、莫纳斯提尔（Monastir）和科索沃（Kosovo）。马其顿地区是巴尔干半岛种族大熔炉的一个缩影，希腊人（其中保加利亚人是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或马其顿—斯拉夫人（瓦拉几人），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阿尔巴尼亚的基督徒，以及大量的犹太人口集中在萨洛尼卡［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在欧洲列强寻找恐惧与受贪婪驱动的混合体的情况下，希腊、塞尔维亚以及半独立的保加利亚都声称要对马其顿进行历史—民族主义统一，其中保加利亚实力最为强大。1893年，戈采·代尔切夫（Gotse Delchev）在萨洛尼卡成立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或称IMRO（原先为BMARC），这经常被看作现代恐怖主义组织的原型。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它主要是保加利亚人的事务，却提倡“马其顿人的马其顿”。20世纪早期以前，马其顿曾是阴谋和政治恐怖的代名词，深受各种恐怖活动侵扰：对清真寺和教堂的经常性袭击，由政治私利驱动的火车和邮政运输持械抢劫，以及随机的绑架事件。

地图3

1903年，这种紧张的气氛已经逐渐上升到最危险的程度。4月份，一群年轻的保加利亚无政府主义“暗杀者”（看起来并不隶属于IMRO）在萨洛尼卡发动一场暴动，意图争取欧洲干预。他们树立更具有针对性的目标，采用1876年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起义的方式，实施20世纪的恐怖主义活动：他们炸毁水电厂，在一家奥斯曼银行的办公楼下面挖掘隧道并进行爆破，还意图向邮局办公楼和天然气设施纵火，并在与奥斯曼警方发生的枪战之中投掷了60枚炸弹之后自绝身亡。这些行刺者正好得到了想要的来自苏丹的回应，苏丹再一次派遣切尔克斯非正规军（Bashi-Bazouks）肃清城中的抵抗分子，这于夏天在穆斯林中引起了一场更加广泛的针对基督徒的报复浪潮，并扩大至科索沃，甚至连身处斯屈普［Üsküp，斯科普里（Skopje）］的俄国领事也遭到诱捕，后者于8月中旬在一场对暴徒处以私刑的案件中成为牺牲品。在保加利亚早期危机的可怕气氛中，俄国调遣黑海舰队赶赴博斯普鲁斯海峡，迫使其通过一项改革方案，其中包括成立一支国际宪兵队以维持马其顿地区的秩序。IMRO充当着俄国与列强的攻城锤一样的工具，它组织（官方声称）约2.6万名装备重型武器的游击队员，向处于克鲁塞沃（Kruševo）和士洛夫（Smilovo）的奥斯曼敌军展开了进攻（这两座城市之后都被攻陷）。铁路线在色雷斯境内环绕斯屈普，集中于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这次叛乱形势严峻，奥斯曼正规军被要求彻底击溃反叛分子：政府军切实执行命令，先是重新夺回了克鲁塞沃和士洛夫，保证铁路沿线和埃迪尔内的安全，并且在9月的第二周之前镇压了IMRO最后一支重要的抵抗队伍。大约5 300名土耳其人和6 000名马其顿人死于此次叛乱。对比巴尔干半岛历史上的标准，这个数字并不算高。然而几百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使7万多名马其顿人无家可归，另外3万人逃至保加利亚。IMRO的创始者戈采·代尔切夫也因此遇难。13

1903年10月9日，列强利用暴力在米尔茨施泰格（Mürzteg）强行通过了一项彻底的新改革计划，由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cholas Ⅱ）和奥匈帝国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f Ⅰ）共同签署。这项改革计划的核心部分是建立一支国际宪兵队（与1897年向克里特岛派遣的宪兵队相似），对马其顿地区进行监管。列强在奥斯曼胜利之后再一次决定进行干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抑制其影响力。不难想象土耳其第三集团军的军官们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愤怒——他们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刚刚镇压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族统一党叛乱，而现在他们却得知自己必须服从派遣来的欧洲军官的命令，并受其管束。表面上来看，欧洲人的出现是因为奥斯曼不足以强大到在马斯顿地区提供法制和秩序——可是土耳其军队刚刚证明过，如果不强大，它是如何完全有能力处理此次叛乱的呢（即使是以巨大的人力成本为代价）？

对很多土耳其人来说，尤为耻辱的是他们现在要在萨洛尼卡与法国、英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军官们并肩共处（只有德国单方拒绝加入——这得归功于德皇对与阿卜杜勒·哈米德关系的培植，以及他对奥斯曼军队的长期培养），而这些欧洲人最后被证明比他们严厉得多，尤其是因为他们有资格这样做。自从马哈茂德二世在1826年镇压了禁卫军叛乱之后，奥斯曼军队从服饰到军事训练都彻底西化——除了十分“昂贵”的西式服装和设备，以及社交仪式。奥斯曼始于1906年的财政预算危机导致巴格达铁路完全停工，同样使从未得到优厚待遇的土耳其军官和应征入伍的士兵受到重创，其工资也遭遇累月拖欠。到年底，帝国各地爆发士兵哗变，原因仅仅是工资没得到支付——甚至累及军官，他们联合士兵一同抗议。到了下一年，抗议近乎蔓延全国，从1907年7月到1908年7月的12个月里发生了大约17起兵乱事件，其中大多数在苏丹偿还欠付工资以后逐渐平息。14

在马其顿地区，反叛态势更加严峻。在第三集团军内，对薪酬支付不满情绪的蔓延与对装备精良的欧洲军官的愤恨相互交杂。同时，在巴尔干半岛密谋反叛的气氛也弥漫其中。戈采·代尔切夫和IMRO有可能是或者不是“第一个”恐怖主义团体——他们肯定清楚达什纳克党人于19世纪90年代早期在土耳其进行的活动，以及19世纪70年代在保加利亚爆发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阴谋——但是此先例无疑影响了其他民族统一主义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塞尔维亚的结社组织，他们最后发展成为黑手党。尽管IMRO的密谋者意图摧毁奥斯曼帝国，但对于被其盯上的土耳其士兵来说，这个组织的唯一合理之处或许在于他们的力量能够同样被借以拯救帝国。

在1908年之前，马其顿的第三集团军中还弥漫着革命的气氛，而这种气氛还带有一种传奇性色彩。“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阴谋被广泛归因为受命于现已不复存在的禁卫军的贝克塔什派托钵修会（Bektashi dervish）、共济会（Freemasonry）、意大利烧炭党（Carbonari）的支派，并受东马派或者“秘密犹太人”穆斯林的秘密影响——后两个犹太人组织追随其精神领袖沙巴泰·泽维（Sabbatai Zevi），在1666年公开改宗伊斯兰教（在萨洛尼卡的东马派教徒数量众多），但仍坚持犹太信仰。不管真实的最后启示是什么，难以质疑的是这种隐秘潜匿的团体“组织”的确存在，每一名新成员在被蒙上双眼进入一个秘密会合地点之后，会进行效忠宣誓，郑重起誓会服从发自革命委员会的命令，甚至包括杀人或者自我牺牲。每一位新成员将仅记住少数成员的名字，而会议人数也会被严格限制在5人以内。15

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能这样严格去做。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一位军官朋友——厄梅尔·纳吉（Ömer Naci），是奥斯曼自由社会组织（Ottoman Freedom Society）的一名正式持证成员，然而在1907年之前发动运动时，他在一家萨洛尼卡的儿童刊物上发表了自己的革命随想，并因此被下令逮捕。16 得到及时警告后，纳吉在1907年3月逃至巴黎，在那里遇见了艾哈迈德·里扎（他的“联合主义者”计划在军队军官们听起来比萨巴赫丁鼓动欧洲对帝国进行干预更加有吸引力）。9月，奥斯曼自由社会组织更名为统一进步协会（以下称CUP），某种程度上与里扎的驱逐者运动联盟。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在苏丹的密探网络下，在巴黎开会的土耳其军官和著名的被逐政客们仍旧无法藏匿，更不用说萨洛尼卡咖啡馆里对政治事务日益公开讨论的人群了。正如穆斯塔法·凯末尔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所说：“革命者们围坐一桌……他们的讨论充满爱国情怀。他们提到要发动革命。他们说，革命需要一位伟大的领袖。每个人都想成为一名伟人。”17难怪一位负责奥斯曼军队训练的德国联络官戈尔茨帕夏早在1907年12月11日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中，便指出第三集团军中这种危险的政治倾向。18

到1908年春，反叛的谣言疯传并引起了苏丹的警觉，他开始调派委任代表调查此事。在马其顿地区，尤其因为英王爱德华七世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将在6月8—10日进行高层会晤，事态正进入紧急关头。如果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所做的最坏打算成真，根据1907年《英俄协定》在亚洲划分势力范围，两国将以同意分割奥斯曼在欧洲的残留部分而在大博弈中达成和解。雪上加霜的是，俄国的黑海舰队在土耳其的黑海沿岸进行了震慑式军演。至此，一种大战将即的氛围弥漫空中。1908年6月11日，由阿卜杜勒·哈米德任命为萨洛尼卡中央司令的前警察局局长纳齐姆·贝（Nazım Bey），在返回君士坦丁堡汇报时，遭到未知刺客枪击，据说这名刺客是奉一位年轻的CUP军官伊斯梅尔·恩维尔·贝之命。苏丹随即派出一个官方委员会进行调查，恩维尔因此也在6月25—26日逃至山中躲避。一并追随恩维尔的，还有一名阿尔巴尼亚的CUP高层共谋者——少校副官艾哈迈德·尼亚齐·贝（Ahmed Niyazi Bey），以及他带领的大约2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7月7日，苏丹派将军沙姆斯帕夏镇压第三集团军出现的兵变，后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名CUP军官——上尉阿里夫枪杀于莫纳斯提尔大街。军队随即从安纳托利亚派出，以防止动乱朝革命的方向发展。在接下来的日子，马其顿地区的CUP委员会开始宣布恢复宪法，还正式通电耶尔德兹宫。至此，第三集团军对苏丹的叛变公开化。19

阿卜杜勒·哈米德此时使出绝招。随着“宪法”一词成了一种革命的法宝，并被广泛援引，苏丹仅仅将此术语顺手牵羊。1908年7月23—24日晚上，阿卜杜勒·哈米德宣布恢复议会，并在实际上恢复了宪法。8月1日和3日，帝国法令随后而至——他废除了秘密警察和其搜查和没收的权力，还撤销了预先审查制度，同时规定对出版物进行年度预算。这个在马其顿地区成立，目的在于遏制CUP活动的特殊审理委员会遭到解散；同时，对政治犯的大赦令也得到发布，并且扩大到服刑2/3刑期以上的非政治犯。看上去，CUP革命不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成功——这正是阿卜杜勒·哈米德愿意看到的结果。由此，这位血腥苏丹通过窃取革命者的方法，保住了自己的王位。20

1908年夏天发生的一系列被国外极大误解的事件，很值得人们认真反思。欧洲的记者们注意到了欣快的多民族民众在吟诵法国革命者的口号：“平等!自由！公正！博爱！”可是这些民众并没有促使议会恢复，直到苏丹宣布以后，这一结果才得以实现；他们也并没有能够推动运动向前发展。直到阿卜杜勒·哈米德采取先发制人的举动，在首都内没有人，在马其顿以外的任何地方也没有人想到会有任何革命正在进行，而且大多数人也不清楚宪法的恢复到底是什么意思。

未来的CUP议员里扎·陶菲克博士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同库尔德脚夫上演了一场对话，将豪言壮语与事实割裂开来。“告诉我们宪法意味着什么！”脚夫们吼叫着。里扎·陶菲克博士回答道：“宪法如此重要，那些不知道它的人简直就是蠢驴。”“那么我们都是蠢驴！”脚夫们咆哮着回应。“你们的父亲同样不知道宪法。就是说你们都是蠢驴的儿子。”“我们是蠢驴的儿子！”脚夫们继续狂吼，他们是真的充满激情抑或被人操纵，无人知晓。另一位充满野心的蓄着长长的红色胡须的政治家，在说服民众的技巧上乏善可陈，他对着将要成为其选民的人群承诺“我有挚爱的妻子和5个孩子。我发誓，为了陛下和神圣的事业，我随时准备把我的家人切成碎块”。[2]听众唯一能推测其所谓的“神圣的事业”是指“拥护”苏丹、宪法，或者CUP及其纲领。21根据消息灵通的观察家判断，1908年7月的最后时日，人们在大街小巷听到的最流行的口号是：“苏丹万岁！”22

困惑并不仅限于公众。在苏丹先一步洞觉他们密谋推翻他之前，CUP的领导者们并没有制定一个除了要求恢复宪法和实行选举之外，目标更高的政治纲领。CUP的军队军官们会想要自己去竞选吗？选举听从CUP的傀儡候选人？设法渗透进政府，净化皇宫和哈米迪耶效忠者的高门官僚机构，并通过秘密命令统治？又或是仅仅在将要胜利的情况下躲进幕后，并且允许民主选举顺其自然发展？

并不奇怪的是，CUP接近一种七上八下的混乱状态。由于忠于运动的秘密监狱起源，在苏丹让步之后，CUP很快又派遣一个七人委员会前往君士坦丁堡与皇宫方面协商。此七人组包括在未来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三位人物：杰马勒·贝（Djemal Bey）少校，野心勃勃的邮政官员塔拉特·贝（Talât Bey），以及穆罕默德·贾维德·贝（Mehmed Djavid Bey），后者曾任银行职员，一家萨洛尼卡报纸的编辑，并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恩维尔和艾哈迈德·尼亚齐·贝仍处于隐匿状态）。不事声张之中，七人委员会向阿卜杜勒·哈米德施加压力，迫使其改革政府，确保议会选举自由开展。表面上来看，这个特殊的委员会很好地发挥了其作用——苏丹简化官僚机构，降低官员工资——除了军队，现在反而处于优越地位。在议会选举中，规定所有25岁及以上的纳税男性在懂土耳其语的前提下才能投票选举代表。由于CUP的“联合主义者”政策，将不会出现种族指标，但同样也不会有歧视（实际上，在帝国的种族—宗教群体中，代表权迟早会以成比例地分裂而告终）。选举计划开始于10月下旬，CUP将不会打压其他党派竞选——尽管七人委员会的存在暗示其众多对手，尤其是萨巴赫丁亲王［他的事业现在由一名切尔克斯叛徒米赞哲·穆拉德（Mizancı Murad）占有，实际由君士坦丁堡方面控制］的“自由主义者联盟”追随者们，他们其实在幕后进行操纵。23

7月份的革命和秋季选举之间的这段时间，对奥斯曼改革者、自由主义者和少数民族而言，充满巨大的期望。在民众的记忆中，这一段时间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乐观与希望的火焰。哈莉黛·埃迪布，一位宫廷秘书的女儿，曾在伊兹米特（Izmit）附近的美式女子学院读书，在亲历1908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受到激发，决意投身写作生涯。没有什么能比议会选举的氛围更令她感到欢愉的了。她回忆道：

项背相望的人群簇拥装饰着鲜花和旗帜的选举箱往前行进。在马车里，穆斯林和基督教牧师手挽手而坐。身着白衣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少女们一路被孩子般单纯的拥抱包围，同时在人潮中歌声涌动，热烈、充满了激情：“啊！祖国，啊！母亲，愿你今日喜悦欢愉。”这段记忆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今天想起还无不动容。24

然而，从帝国边境传来的消息却让欢庆的人群清醒过来，同时为正在诞生的民主政治而举行的庆祝活动也冷却下来。正当选举热潮在9月、10月开始传遍帝都之际，土耳其的宿敌开始向边境逼近。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后，除了唯一一次1875—1878年危机出现的重大破裂，并随后被俾斯麦成功调解之外，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地区一直谨慎相处。德皇威廉二世为了支持哈米迪耶政权，帮助其将俄国投进法国的怀抱，有效地瓦解了旧三皇同盟，但是正如沙皇和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1903年对于马其顿地区的所作所为（在那个时候，它帮助俄国集中精力在远东地区与日本竞争），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两国就不会结盟对抗奥斯曼。在七月革命后，随着苏丹对权力的掌控度下降，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进行协商，重新开始以牺牲土耳其为代价的外交举措：俄国支持奥地利正式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换取奥地利支持其修订《柏林条约》以便俄国军舰能够进入奥斯曼海峡。这个主意由哈布斯堡王室的外交大臣，阿洛伊斯·莱克萨·冯·埃伦塔尔男爵（Baron Alois Lexa von Aehrenthal）和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Izvolsky），在其位于布赫劳（Buchlau）的乡村庄园长时间秘密会谈决定。

当另一起外交上的爆炸案在君士坦丁堡发生时，埃伦塔尔宣告的最后时机仍然悬而未决。在9月下旬，长期担任阿卜杜勒·哈米德外交大臣的艾哈迈德·陶菲克帕夏邀请欧洲外交官们共进晚餐，而保加利亚外交代表却被排除在外。这种冷落意味着苏丹难以容忍保加利亚已经独立并脱离奥斯曼统治这一概念。10月5日，皇储斐迪南大公（Prince Ferdinand），迄今只是奥斯曼一个行政区或省级长官，决定考验权势式微的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勇气，宣布自己成为独立的保加利亚沙皇。似乎因被抢先一步而感到受到冒犯，奥地利在第二天就宣布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埃伦塔尔还补充说此举早先就获得了俄国的认可。克里特岛也不遑多让，随后宣布和希腊进行政治合并，或者说结成联盟。

奥斯曼的外交官们有能力通过谈判给予其失地的穆斯林以经济补偿和权利保障，及时遏制这些灾祸。可是，耻辱却无法被隐藏。雪上加霜的是，土耳其的基督教邻居们在伊斯兰神圣斋月期间，似乎在故意激怒穆斯林。在这些状况下，令人惊讶的是，少数宗教族群重蹈了他们在11月选举中的所作所为，选出了23个希腊代表、12个亚美尼亚人、5个犹太人、4个保加利亚人、3个塞尔维亚人和1个瓦拉几人，比对142个土耳其人、60个阿拉伯人和25个阿尔巴尼亚人。如果说有人“赢取”了选举的话，那就是CUP，60名代表向委员会效忠，而唯一的其他有组织党派——自由主义者联盟，仅仅获得少量代表数。在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的议会大楼里，当议会召开时，艾哈迈德·里扎被选举为议会议长，以此表彰他在运动中发挥的作用。阿卜杜勒·哈米德自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似乎是在祝福注定要推翻他的革命阴谋集团一样。苏丹似乎充满歉意地解释道，他曾经停开议会，是为了完成帝国的现代化事业，一旦这项事业完成，代表们就能帮他站立于列强之林，重塑奥斯曼帝国的威望。25

然而，CUP的支配优势远比它表面上显示的虚弱。在帝都，CUP的反对力量已经滋长壮大，它被谣传通过幕后运动操控政府，虽然没有人知道它是如何操作的（CUP迄今没有在内阁获得一个位置）。作为议会议长，艾哈迈德·里扎并没有掌控实权，却处在一个很微妙的难存隐私的位置。作为一个据说是世俗主义者党派的代言人，同时议会又削弱了苏丹的权威，艾哈迈德·里扎受到了许多穆斯林的憎恨。在1909年2月，CUP才直接插手政务管理，在大维齐尔选举中策划了一场不信任投票，导致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Mehmed Kâmil Pasha，一位支持哈米迪耶的坚定分子，在1885年便被第一次任命为大维齐尔）下台，并重新任命一位忠心的委员会成员——侯赛因·希勒米（Hüseyin Hilmi）接替大维齐尔职位。不管怎样，CUP——以及它最有名的政治家，艾哈迈德·里扎——现在不论出了什么问题，都能归咎于他们身上。

选举活动似乎不仅使人们对斋月期间经受的外交耻辱开始觉醒，同样使越来越多意志坚定地摘下面纱的女性，例如哈莉黛·埃迪布，开始走向街头。但对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来说，这都于事无补。长期以来被谣传是一位无神论者和隐秘的女权主义者的艾哈迈德·里扎，很难使穆斯林相信他能够在新政权之下继续保证其传统特权。联合主义者里扎因为与萨巴赫丁亲王不和，对自由主义者来说也是一根避雷针。简而言之，他最不可能是CUP方面能够团结公众的人选。近乎痛苦却又不可避免地，里扎在冬天将穆斯林憎恶的世俗主义和欧式政治具体化到每件平常的事之中。当自由主义者认为CUP在滥用权力，并感到义愤填膺时，其实却是和加（hoca）和伊玛目（imam）[3]暗中带头联合，由一名贝克塔什派教徒哈菲兹·德尔维什·瓦赫德蒂（Hafız Dervis Vahdeti），成立了一个反对派伊斯兰联合协会。

到了春天，伊斯兰联合协会通过其主要机构，一份名为《火山》（Volkan）的刊物，公开号召恢复伊斯兰教法——这一举动不仅将政治时钟倒拨至1907年，甚至一路退回至1838年坦齐马特改革之前。在4月3日先知诞辰这一天，穆斯林在圣索非亚清真寺进行公众集会。数日后，以辛辣抨击CUP而闻名的《自由报》（Freedom）编辑哈桑·费赫米（Hasan Fehmi），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谋杀于加拉塔大桥之上，而行凶者则在身份暴露前消匿于人群之中。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的奥斯曼自由主义者，现在涌上街头抗议政府，同行的还有不断增长的穆斯林神学生。除了他们对CUP的憎恨更为全方位之外，两者鲜有相同之处。抗议浪潮的关键性武装助力来自第一军团的青年准军官们对CUP在军中的傲慢表现非常厌恶；另外，他们将从学院毕业。革命促成了陌生的团体联合，它使自由主义的世俗主义者、伊斯兰教法的宣讲者神学生等团结起来组成反CUP同盟，其中最为奇怪的要数怏怏不乐的副官们。26

抗议浪潮终于在1909年4月12—13日夜晚爆发。[4]尽管由大约3000名军团士兵组成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来自塔克西姆兵营（Taksim barracks）的哈米迪耶效忠派］，行进至这座古老的城市并包围了议会大楼，然而政治上的驱动力似乎来自神学生。尽管在这场游行背后似乎没有任何商议过的政治纲领，但神学生和叛变者们却共同高声嘶吼出其诉求：恢复“伟大的穆罕默德伊斯兰教法”，结束CUP对军队的控制，恢复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苏丹君权，并移交艾哈迈德·里扎——由此一位“真正的穆斯林”就能够代替他（而他可能也会被处以私刑）。当议会还未传出任何答案时，这伙持械暴徒袭进议会大厅。惊恐万分的代表们四散逃生，其中两名据说由于被认错而惨遭杀戮［一名被认为是艾哈迈德·里扎，另一名是CUP刊物《共鸣》（Tanin）的编辑］。CUP的大维齐尔侯赛因·希勒米匆匆赶到耶尔德兹宫递交了辞呈。里扎本人设法逃脱，在德国人保护下，躲进了巴格达铁路公司的一栋大楼里。27

对于土耳其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而言，此时正值千钧一发之际。虽然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苏丹策划或支持这一针对议会的暴乱行为，但他显然成为这一事件的直接受益者。出于对似乎受到好运眷顾的感激之情，阿卜杜勒·哈米德接受了侯赛因·希勒米和整个内阁的辞呈。而阿卜杜勒·哈米德忠实的外交大臣，长期供职的陶菲克帕夏又成为大维齐尔。哈米迪耶的效忠者以恢复军团军官势力为目标，接管了军队和海军部。一位非CUP代表伊斯梅尔·凯末尔被选为议会议长，而米赞哲·穆拉德通过自由主义者联盟全力支持新政府。似乎是受到民众真诚诉求的鼓舞——他们要求恢复苏丹的传统权威，在4月15日，要求恢复伊斯兰教法的电报被送至每一个区域的统治者手中，仿佛要把坦齐马特时期从人们的记忆中擦除一样。穆斯林暴徒们开始涌现在各省城镇街头。在阿达纳（Adana），CUP关于恢复议会权力的号召造成了支持革命的亚美尼亚族群和当地支持哈米迪耶军队守备之间的冲突，并导致自1896年以来最惨重的屠杀事件：大约2 000人死亡，绝大多数（虽然并非所有）是亚美尼亚人。[5]而在帝都，随着CUP的高官被暗杀，报社被洗劫，一种恐怖的氛围弥漫开来。外国观察家们此时一定正在遭受鞭笞一样的痛苦：土耳其已经摆脱哈米迪耶专制统治，走向立宪，却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内又重走老路。28

现世现报。在权力的角斗中存活了近33年，阿卜杜勒·哈米德或许高估了自己解读1909年4月时局的政治敏锐力。他可能也是由于接收了欠准确的情报，尤其是他的老部下、间谍头子伊泽特帕夏在德国大使馆中躲避当时的反哈米迪耶暴徒之后，在1908年8月上旬就已逃遁（德国另一个相似的反哈米迪耶的替罪羊艾哈迈德·里扎，在受庇护8个月之后，成了德国人在君士坦丁堡持久影响力的一个奇妙倒影，且不论是何派系更迭掌权）。29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苏丹都自恃过高。由于对CUP公开镇压，他不得不联合在马其顿地区反抗他的第三集团军中的强大组织，除此之外还有接受过训练的整个初等军官阶层。在将军马哈茂德·塞夫凯特帕夏的领导下，以及诸如恩维尔·贝和穆斯塔法·凯末尔等青年军官的支持下，一支新的行动部队得以组成，并向帝都行进。4月22日，指挥官们在位于耶希尔柯伊（1878年，俄国人曾在此地短暂驻留）的城门外与被罢免的议会代表和其他政治名人会合。他们一致同意废黜苏丹，尽管到这座城市安全解放以后，他们才会宣布这一决定。

4月24日，这支行动部队冲进帝都。当阿卜杜勒·哈米德意识到他将要面对的麻烦时已经太迟，他命令自己的军队放弃抵抗，但是仍有一些人拿起了武器。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双方主要交战于塔克西姆、[6]法提赫（Fatih）和位于斯坦布尔的旧高门，并在耶尔德兹宫（正是为了应付紧急状况，苏丹将其加筑成一个武装防御工事）进行了决战。但是，决战并没有耗费太长时间。到了傍晚，守备军战败投降。行动部队切断了供电，使耶尔德兹宫陷入漆黑之中。宫中侍从们“携带着成捆亚麻布和宝石首饰”，逃出皇宫。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儿子们也逃至他们出嫁的姐姐的宫殿中寻求庇护。宫里的宦官和宫女据说陷入了歇斯底里状态。最后，据苏丹的一个女儿回忆，“在这个伟大的皇宫中只剩下了女流之辈”。30

4月25日，将军塞夫凯特帕夏对君士坦丁堡实行戒严，随着将支持哈米迪耶政权的士兵、官员进行公开处决，整个城市被恐怖的景象包围。两天之后，议会重新召开，并下令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另立其弟穆罕默德·赖希德（即穆罕默德五世）为苏丹。似乎是为了嘲弄这位受尽羞辱的退位苏丹，CUP决定将他放逐至萨洛尼卡——此地正是密谋推翻其统治的中心。与1908年7月不同，这一次，将不再会有倒退和复辟。塞夫凯特帕夏接管了帝都内的一切军事力量，并被任命为第一、二、三集团军的检阅官，以防支持哈米迪耶的情感再次抬头。CUP这一次真正掌控了权力。31

然而，新政权的状态仍处于不确定之中。从外交上来说，1908年10月的耻辱开始导致德意志帝国逐渐疏远奥斯曼帝国，后者的支持力量对稳定哈米迪耶政权而言起了关键性作用。甚至马沙尔男爵，这位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巨人，也由于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深受德土关系带来的打击，尤其在1909年3月，俄国迫于柏林压力，默许了这一行为，从而结束了危险的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正如它后来被称呼的那样）。对德国人来说，他们不仅为德皇的朋友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下场感到不安，也几乎因一系列罢工事件停止了巴格达铁路的施工进程。尽管柏林和君士坦丁堡间旧有的战略伙伴因素，在诸如戈尔茨军事任务等事件中得到了及时恢复，但是这种关系的内核早已丧失殆尽。“（到麦加朝圣过的穆斯林）哈吉”威廉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尤其信任，是因为其作为奥斯曼苏丹（和哈里发），拥有传统的伊斯兰教宗教领导权，而这似乎能帮助德国削弱其殖民竞争者的势力。既然青年土耳其党人已经废除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及其泛伊斯兰教政策，德皇便再没有热情支持奥斯曼了。

从国内而言，CUP的反对力量仍旧处于朦胧状态。对于开创大众政府的新纪元而言，戒严令很难成为一个激励人心的口号。4月24日，在一场看起来似乎相当熟稔的政治运动中，恩维尔·贝组织了一场公开葬礼，将50名身份不明者在帝都处刑。似乎是为了治愈豁裂革命造成的政治伤口，恩维尔使民众想起“反革命”和“反—反革命”在此处则是指“肩并肩躺着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在CUP新时期，他承诺道，所有的奥斯曼公民将成为“无种族和宗教之分的爱国同胞”。32 然而正如一些穆斯林批评者宣称的那样，恩维尔通过强调宗教少数派的权利，隐约承认了CUP实际上并不信任伊斯兰教法。在行动军打碎苏丹—哈里发的权威之后——他们实际上侵入了帝国圣殿这个神圣庄严的领域——对很多虔诚的穆斯林来说，青年土耳其党人似乎已根本不是穆斯林，而或许甚至是东马派教徒，或是秘密犹太人。正如马沙尔大使在1909年10月的一次外事活动中记录的，“当穆斯林得知［新近任职的］哈里发软弱无能，且只是一群几乎脱离了伊斯兰教的人的傀儡之后，一场重大危机将不可避免”。为此，CUP的领袖们需要注意他们的言辞。“自从4月13日的剧变以来，”他注意到，“（青年土耳其党人）已经变得更加谨慎。妇女解放正被搁置一边，而伊斯兰教法则再次被提起。尽管如此，一些严格的穆斯林若非出自完全的敌意，则对整个［CUP］政权报以极大的不信任。”33

无论是源于信念、投机主义还是单纯的害怕，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09年后废除了实证主义信条，以期和占统治辖境绝大多数的穆斯林和平共处。到1911年4月CUP议会召开的时候，党内领袖们已经在公开提及伊斯兰教法，并指责相关成员，诸如萨洛尼卡的精于世故的金融家贾维德·贝，就被怀疑与秘密犹太人——东马派有联系。1911年4月22日，CUP的180名议员通过了“带有浓厚伊斯兰教保守色彩”34的党内纲领。在革命的一切狂飙突进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似乎从未离开过王座。

与此同时，奥斯曼军队的改革在1908—1909年的剧变中失衡之后，由现代军事学院军官同反—反革命一起，1909年4月24日确立了在军中的支配地位，开始呈现出愈加严峻的形势。1909年6月26日，一部法律获得通过，限定了各类官员的最大职别年龄，以清除“朽木”（指军团内，或未受过教育的官员，同时这些人也将老去），精兵简政，并为雄心勃勃的青年军官打通晋升渠道。1909年8月7日，为达到相同目的，军衔整肃法令获得通过，对委员会委员提出了新的学历要求。一些更长期的改革项目，已经在哈米迪耶后期进入实施提速阶段。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引进了一个特有的兵团体系：在每个兵团中，包含3个步兵师，由1名陆军中将（如同兵团的概念一样，奥斯曼军队以前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军衔）指挥。在认真研究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经验之后，戈尔茨帕夏提出构思，土耳其人同样将其步兵师简化为3个主要部分，每个师由原来的16个营缩减为9个，再分成3个步兵团，同时每个步兵团匹配3个相应的炮兵营和1个步枪营（每个师将有自己的军乐队）。这个构想将使每个师更加灵活，还有利于兵团在前线换防，同时使炮兵和步兵之间的战术配合更加紧凑。预备部队（土耳其的预备兵）也被划分为特有的军队兵团，每个兵团配备大炮以增强战斗力。

这些措施要完全成熟将花费数年时间。新的动员和作战计划需要被拟定，而兵团层次指挥部的参谋人员组建却几乎是从零开始。军队的关键物资，从步枪、大炮到驮畜和药品，无不短缺。尽管如此，在1909—1910年的冬天，戈尔茨帕夏相当骄傲地注意到其在马其顿地区施展的策略并非乏善可陈。1910年10月，改革后的第二集团军（此刻正战斗在巴尔干半岛前线）向战场投放了超过6万名兵力以模拟作战，由君士坦丁堡派来进行观察的军事专员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经历了禁卫军75年的压制后，奥斯曼帝国似乎终于实现马哈茂德的梦想，创立了西式军队，即便还留有很多需要熨平的扭结。35

CUP泛伊斯兰教的保守转向高潮，同时又被奥斯曼军队改革打动。德国调整政策，重新开始对这个帝国进行战略投资。在一本广泛流行的由突厥语言文学专家恩斯特·耶克（Ernst Jäckh）所著的泛德意志主义启蒙读本中，土耳其被出售给了未来的德国官员、工程师和有如上升的新月一般的商人们。1910年12月，德意志银行主导了一笔1.6亿法郎的全新贷款，用以支付巴格达铁路的下一阶段建设。克虏伯同奥斯曼签署了亿万枪弹合同。1912年6月，德国企业F. H.施密特开始对位于争夺中心马其顿地区斯屈普市的第三集团军兵营进行大整修，以期将其改造成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域的重要战略点。毫无疑问，德皇威廉二世已经忘记并且原谅了青年土耳其党人将其耶尔德兹宫的好朋友废黜，他似乎已经准备好再一次全力以赴。36

尽管花了不少时间，但是帝国似乎终于从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混沌中挣脱了出来。这位欧洲病夫虽然几乎在手术中休克，但是却最终恢复了过来，即便没有痊愈，也回到了之前的状态。这对于奥斯曼帝国再一次接受考验是非常有利的。

[1] 在1839年那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哈特—艾—谢里夫法令》中特别提到，保证奥斯曼属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并要求苏丹不能肆意豪夺。人们可以从此处发现更多证据：哈米迪耶时期既是坦齐马特的“顶点”，也是与其割裂的分水岭。

[2] 女权主义者哈莉黛·埃迪布是这位发言者的邻居，她听到此番恐吓言论之后反复思考：“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他不把自己，却要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切成碎块。”

[3] 和加和伊玛目都是对伊斯兰教的领袖或高级学者的称谓。——编者注

[4] 由于奥斯曼帝国使用儒略历，比格里历迟13天，所以在土耳其历史上，这一事件被称为“三三一”叛乱。

[5] 数字再一次无可救药地产生了矛盾。一份初始的奥斯曼声明称在阿达纳，更多的穆斯林（1 900）被杀害，而亚美尼亚人（1 500）被认为并无伤亡。亚美尼亚声称多达3万名基督徒死亡数同样由于数目过大而不被接受。一个奥斯曼的质询委员会之后承认基督徒中的平民受害者多于穆斯林，后者还包括宪兵和士兵（两者数字分别为4 196和1 487），但是这个数字由于过少而没有被普遍认可。根据学术界的一致意见，阿达纳1909年暴动中的死亡人数，除了1 000到2 000名亚美尼亚基督徒受害者之外，20 000应该是最准确的估算。

[6] 在1909年4月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强大回音中，正是由于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总理将绿树成荫的加济公园（Gezi Park）改建为老塔克西姆兵营的决定，才导致了2013年5—6月的“土耳其之春”，并在加济公园进行了游行示威活动。不管是在1909年3月31日开始于塔克西姆的支持哈米迪耶浪潮（读作：伊斯兰主义者），或是反CUP叛乱（读作：反世俗主义者）中，这一回响从未在土耳其消失。

第三章
豺狼突袭

如果战争爆发，列强将宣布禁止对［巴尔干半岛地区］领土现状做出任何改变。

——1912年10月10日，
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同盟的声明1

皇帝陛下苏丹向各联盟国陛下割让其在欧洲西部大陆［划定范围起至爱琴海的以挪士（Enos）到黑海的米迪亚（Midia）］除阿尔巴尼亚的所有领土。边境的确切界线将由列强委派的委员会决定。

——1913年5月30日，
土耳其和巴尔干同盟在伦敦签署的和平协议2

随着1909年4月对支持哈米迪耶的反革命的镇压，青年土耳其党人铲除了其在奥斯曼军队中最强劲的对手，赢得了影响力，也为现代化争取了时间。在20世纪早期的国际环境中，危险总是倏然即至。1908年的7月革命将CUP带进了最后一个危机之中，促发了保加利亚和奥地利—黑塞哥维那进攻性的举动，而克里特岛和希腊也随即效仿。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几乎将欧洲拉进战争泥淖，而在德国的介入威慑促使沙俄撤退之前，不论是奥匈帝国或是俄国，在整个冬天都处于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为了避免俄国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重蹈国内革命。到1909年冬天，当CUP的军事改革开始渐臻佳境的时候，国际紧张气氛开始断断续续地消散开去。

1910年给老欧洲带来了一种类似小阳春的愉悦宁静，似乎最坏的都已过去。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海军竞赛随着1906年英国“无畏号”战列舰的登场攀上高潮，并最终慢了下来，其间多半是因为德国人处于决定性的劣势。德国新任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希望以牺牲德国的高级海洋舰为代价完全退出海军竞赛，从而与伦敦和解［尽管他并没有得到德皇或是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冯·铁毕子（Alfred von Tirpitz）的支持］。随着俄国外交大臣伊兹沃尔斯基在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中蒙羞，并被迫递交了辞呈，他的继任者谢尔盖·萨宗诺夫主要采取了一种更加柔和的路线，以便俄国能从1905年革命中恢复元气之时，杜绝其他外交危机发生。1910年秋天，萨宗诺夫与柏林制定出交易要点，保证俄国允许德国造巴格达铁路从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边境的进一步扩展。作为交换，德国将同样保证不会进一步支持维也纳对巴尔干半岛地区的“侵略性处置”。[1]1910年5月，在伦敦为英王爱德华七世举行的葬礼上，国际的和解气氛可见一斑。巴巴拉·塔奇曼在《八月炮火》中记载了这一值得铭记的场景：欧洲所有君王最后一次齐聚一堂。3

这一切注定难以持久。正如同1909年4月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最终的暴力收尾给奥斯曼政治文化留下的深刻创伤一样，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同样也留下了数个外交上的定时炸弹，它们将同时或者在其他时间爆炸。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俄国和塞尔维亚因奥地利人吞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而感到的强烈愤恨。伊兹沃尔斯基在辞去俄国外交大臣之职后，作为安慰，被派往巴黎任驻法大使。在这个岗位上，他为报奥地利—德国的一箭之仇，暗中进行密谋策划。在塞尔维亚，愤慨的情绪几乎感染了所有人，首先发出声音的是半保密的“人民自卫组织”（或称民族自卫组织），其目的在于推翻对本国的吞并。除此之外，还有更加秘密的恐怖主义组织：“不统一毋宁死”，或“团结或死亡”，或通俗上讲的“黑手会”。

还有其他更多组织。为了缓和吞并带来的外交冲击，埃伦塔尔空头承诺俄国人帮助其修订海峡公约，并通过多种方法暗示维也纳可能会给予列强补偿。“补偿”原则最开始得追溯至1884—1885年的柏林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众欧洲列强确定了对非洲殖民势力范围的划分。而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埃伦塔尔实际上将列强在非洲实行的帝国主义黑魔法贯彻到了奥斯曼的欧洲部分领土上。为了补偿土耳其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宗主权的丧失，埃伦塔尔将奥地利军队从新帕扎尔区（Sanjak of Novi Pazar）撤走，此区域从塞尔维亚和黑山（如此划分主要是为了将这些国家分开）之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延伸出来。与愉悦地接受这份“厚赐”不同，奥斯曼的战略专家们意识到这只是一份安慰奖，毕竟这个区域的凸出部分实际上是无法防御的。通过把军队从这个危险的地方撤走，奥匈帝国实际上在诱导除了塞尔维亚和黑山之外的其他国家来进行入侵，而其他国家但凡觅得良机，也一定会这样做。

同样危险的还有埃伦塔尔对罗马施行的怀柔策略。意大利自1861年统一之后，同德国一样，成为这场帝国间角逐游戏的后来者。作为“新贵”强国，它对早先已确立势力范围的其他列强充满了嫉妒，并强烈要求确定自己的位置。尽管意大利在1882年就被俾斯麦拉进同盟体系，与柏林、维也纳一同成为三国同盟的一员，但是更普遍来说，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巴尔干地区和亚得里亚海问题上乃是天然的宿敌。意大利从不掩饰其对奥地利的里雅斯特（Trieste）和南蒂罗尔（South Tyrol）的企图。意大利人差不多同俄国人一样，为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奥匈帝国吞并感到愤怒——实际上，伊兹沃尔斯基在1910年辞职之前就已在其最后一次倡议中，设法将罗马和圣彼得堡拉进一个基于对维也纳共同敌视的双边安全协议之中。意大利支持修订对俄国有利的海峡公约；作为交换，伊兹沃尔斯基也认可意大利在奥斯曼的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和昔兰尼加（Cyrenaica，包含当代的利比亚）发展势力。意大利已经为利比亚从德国（双方组成共同对抗法国的防御同盟）和伦敦（以换取意大利对其占领埃及的支持）处获得担保。埃伦塔尔在波斯尼亚被吞并前曾暗示过，维也纳可能会支持意大利声称占有的黎波里，以此交换意大利对其吞并行为的接受。4这种围绕着奥匈帝国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外交把戏，激励了俄国对奥斯曼海峡的企图心以及意大利对奥斯曼在非洲剩下的唯一据点的野心。尽管俄国想要进驻海峡的愿望依然遭受来自柏林和伦敦的强大阻力，利比亚在欧洲的视线范围内却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只需要一个借口——某个新的外交危机——就会促使意大利对的黎波里采取行动。而这个危机即将到来。

1911年春天，随着法德两国因摩洛哥问题摊牌，欧洲短促的小阳春到此结束。1905年3月，德皇威廉二世在丹吉尔（Tangier）访问摩洛哥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德国意图挑衅性地迫使巴黎修订摩洛哥的独立状态（德国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中的恐吓没有起作用），来破坏1904年签订且处在发展中的英法殖民协定。6年之后，摩洛哥新苏丹阿卜杜勒·哈菲兹在遭到一场种族叛乱的威胁下，请求巴黎派兵捍卫其王座。这一次，德国皇帝并没有出马，而是调遣了一艘强大的战舰——“黑豹号”，在1911年7月1日抵达大西洋的阿加迪尔（Agadir）港。一种严峻的战争恐慌在巴黎和柏林间形成，而英国海军部也开始第一次郑重地研究作战计划，并和法国站在同一阵线。幸运的是，为了欧洲的和平，冷静的头脑战胜了战争的狂热，一次顾全情面的妥协得以达成：法国将两条位于刚果的几乎没什么价值的江河流域割让给德国。作为交换，德国正式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国地位。

奥斯曼就没这么幸运了。当欧洲的新闻媒体都聚焦在德国和阿加迪尔港时，意大利的新任外交大臣安东尼诺·圣朱利亚诺（Antonino San Giuliano）利用法国这一步棋推动意大利索求北非地区的“补偿”。随着法德两国在摩洛哥上的冲突，英国对柏林的战争警戒，俄国全神贯注于海峡问题，以及盟友德奥两国在波斯尼亚被吞并之后再无立场拒绝，圣朱利亚诺精确地安排好了他的每一步。唯一严正反对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的是奥斯曼帝国自身，但是这种反对正是它所指望的。当CUP政府在1909年4月后坚决主张穆斯林民族主义的时候，拒绝了意大利想要攫取新的特许权以整修的黎波里海港的要求，罗马正好找到了它需要的口实。1911年9月23日，圣朱利亚诺正式向高门政府提出抗议，声称意大利国民正在的黎波里遭受虐待。不久，他又发出最后通牒：奥斯曼政府必须在24小时以内同意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1911年9月29日下午两点半，通牒期满。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正式开战。

如果有一场单独的冲突能充分证明欧洲帝国主义的归谬性的话，这场战争无疑能排得上号。这两个北非省区稀稀落落地坐落在地中海的少数港口城镇之外［昔兰尼加的托布鲁克（Tobruk）、德尔纳（Derna），以及在地理上毗邻埃及的昔兰尼加地区的班加西（Benghazi）；的黎波里塔尼亚的的黎波里，在西边和突尼斯相邻］。这个地区只是奥斯曼帝国事后的想法，它是欧洲最薄弱的区域。当时那里还没有发现石油，该区域90%都是沙漠，其原始的经济由萨努西的狂热的贝都因部落主导，他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未受现代世界影响。奥斯曼坚守这两个省份主要出于感情原因：只要这个位于非洲的最后前哨站还没丢，它依然能够象征性地声称自己是一个“横跨三大陆的帝国”。正如英法在划分北非的剩余地盘之时，却撇下了利比亚，并认为它毫无价值。

尽管如此，奥斯曼的守备部队还是进行了出人意料的抵抗。保卫这两个省份的总共有大约1.5万名正规军，并被分成四个步兵团和一个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骑兵团，此外在沿岸还有一个野战炮兵营和一些固定炮台。为抵抗防御，意大利投放了数量更多的海军部队，并在一开始就输送了一支3.4万人的两栖部队。10月3日，意大利开始炮击的黎波里。第二天，意大利1 7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登陆的黎波里，在没有遭到激烈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这座城市。更多的军队登陆托布鲁克，又一次基本上如入无人之境。到10月中旬，大约已经有两万名意大利士兵在的黎波里和托布鲁克登陆。从后者——昔兰尼加的港口城市，意大利士兵开始在沿岸呈扇形分散开。德尔纳也被占领，土耳其和阿拉伯部队仅仅扎营在城镇外。当10月23日意大利人终于在班加西遭遇奥斯曼主力军队时，他们才经历了第一次重大挫折。双方在城镇郊区激烈交火。意大利人此时遇上了真正的战争。

雄心壮志的奥斯曼军官抓住了这次让自己青史留名的机会，并要求拨付佣金以在利比亚进行抵抗。晋升为中校的恩维尔·贝首先到达战场，并很快被授予在昔兰尼加的总指挥权。晋升为少校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经由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抵达战场，并同样被授予了在的黎波里的名义指挥权，同行的还有他的CUP老朋友厄梅尔·纳吉。然而凯末尔从未赶赴的黎波里，相反，他相继投身于托布鲁克和德尔纳的战斗。在意大利凭借舰炮控制港口的情况下，凯末尔和恩维尔、萨努西酋长、阿拉伯非正规军通力协作，阻止其向昔兰尼加中心地带挺进。意大利不得不投放更多的士兵到战区——仅仅为控制沿岸就有总共14万名左右兵力。在这种程度下，这些游击队员可以说成功达到了目的。但是，要想将意大利人逐出北非则困难异常。

尽管当时没人知道（后来被称为的）意土战争或的黎波里战争，但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军事史上的分水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欧洲19世纪殖民扩张的最后一次战争；从其他方面来说，它也是第一场以驱逐殖民国家为目的的现代化游击战争。这种游击战仅仅通过坚持迅速发动攻击以达到耗尽占领方精力的目的（意大利在这场战争中花费了超过10亿里拉，超出最初预算5倍之多）。在班加西的郊区，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通过挖掘壕沟来抑制敌方的火力攻势，这在后来成为一种经典的防御手段。随着意大利使用飞机轰炸奥斯曼阵地，这场战争同样也第一次见证了空中威力的使用，尽管这在当时效果甚微。

更重要的是，这场短促的战争使得奥斯曼统帅部痛苦且深刻地认识到制海权的战略意义。意大利凭借其极具优势的军舰——7倍于奥斯曼军舰的吨位——切断了地中海的交通联系（穆斯塔法·凯末尔被迫假扮成一名记者，并乘坐一艘俄国军舰前往亚历山大港）。这场战争对奥斯曼来说，根本就不可能赢。尽管妄图争取征服昔兰尼加，但是意大利海军在驶向下游的奥斯曼时，与其分别在红海的昆富达（Kunfuda）海湾（1912年1月）和地中海东部的贝鲁特港（1912年2月）发生了遭遇战。在北非接连受挫后，意大利移入爱琴海，占领了12个连接土耳其西南海岸线的多德卡尼斯岛屿（Dodecanese islands，包括罗得岛）。1912年4月18日，意大利开始炮轰达达尼尔海峡的外部要塞，意图突破马尔马拉海并对君士坦丁堡形成威慑。而奥斯曼由于在爱琴海或地中海缺乏多余的海军兵力，仅仅做了它唯一能做的事：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禁止所有船只通行，并布下冗长的雷线，以及在水中铺设钢链进行阻拦。

意土两国的海峡决战带来的战略后果非常严重。俄国由于其唯一位于暖水区的经济补给线被切断，陷入了恐慌。大体上，俄国的出口贸易有一半都是从其黑海港口出发，经由奥斯曼海峡，到达地中海，其中包括石油、锰以及国内90%的谷物，这些贸易产品收益占其本来就很困难的货币收入的主要部分。而从达达尼尔海峡的相反方向运输进来的，则是俄国的工业十分需要的元器件。在1912年夏天的黎波里战争期间，由于受到奥斯曼封锁海峡的影响，俄国当年的黑海出口量下降到之前的1/3，而收益也是如此。乌克兰的重工业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俄国在1911—1913年的国际收支顺差几乎骤然跌落至零，威胁着它快速工业化的经济结构。自然而然，俄国在1912—1913年冬天召开了一系列商讨危机处理的会议，制订意外计划以应对海峡重新封锁——包括在黑海建造无畏舰的应急计划，以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栖登陆计划。对奥斯曼来说，它从英国的造船厂订购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畏舰，并希望以此帮助它赶走来自海峡的更多威胁——不论意大利、俄国，还是任何其他强国。希腊不甘心被奥斯曼甩在身后，也订购了无畏舰。就这样，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意大利向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挺进的举动，引发了地中海东部建造无畏舰的军备竞赛。5

的黎波里战争将奥斯曼的弱点暴露无遗，并诱发帝国的其他敌人开始行动。哈米迪耶的外交官们用尽千谋百计避免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剩余领土被巴尔干同盟划分。马其顿的长久麻烦，在消极意义上无疑有助于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为接管奥斯曼的莫纳斯提尔省和萨洛尼卡省而发生争执，即使是在塞尔维亚的民族统一主义者贪婪地窥视着科索沃，特别是斯屈普（斯科普里）的时候。尽管这三个正在上升的巴尔干强国关于马其顿，以及塞尔维亚和黑山关于新帕扎尔区存在利益冲突，但是，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国家在摧毁奥斯曼的欧洲势力上的共同利益却更为一致。只需要两件事就能把它们团结在一起：一个有意愿和能力在它们之间斡旋协议的外部力量，以及一个开战的借口。

的黎波里战争满足了所有条件。对于俄国政治家而言，尽管在奥斯曼海峡拥有自己的利益，但他们对于打破巴尔干半岛间的脆弱平衡总是心存疑虑。由于俄国对半岛国家独立运动的支持和宗教（东正教）的纽带联系，以及或许同为斯拉夫的种族渊源，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俄国的附庸国。可是众所周知，这些附庸国将陷入麻烦的旋涡。俄国政治家们最想看到的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新兴强国，诸如保加利亚或塞尔维亚，能够突然出现在色雷斯平原上，独力将君士坦丁堡征服而无须俄国帮助。[2]然而从战略的角度，对俄国而言，更好的选择是有一个软弱而又温驯的奥斯曼政府——横跨海峡并能确保俄国的进口和出口不受限制（否则，俄国同样可以通过使用武力达到其目的，但这样一来，它就需要其他欧洲列强支持对《柏林条约》进行修改）。

软弱，但也不能过于无能。在1912年春夏之际奥斯曼被迫封锁海峡时，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奥斯曼面临外部侵略时的无助，可能会同其他强国接管海峡一样，给俄国利益带来极大损害。俄国人意图夺取君士坦丁堡，却缺乏两栖作战能力，这也致使它的军事行动计划（尽管计划制订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但是现在被放置于最高优先级）过于早产，由此，在解决海峡问题上，俄国仍然缺少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而的黎波里战争正好将这个问题摆上了台面。在奥斯曼帝国面临被强制分裂威胁的情况下，维持海峡现状对俄国而言也似乎不再合理——或者至少对俄国的费力支撑不再安全。

1912年，保加利亚、黑山、塞尔维亚和希腊结成联盟，这使很多欧洲外交官大跌眼镜。在他们看来，这几个实行民族统一主义政策的巴尔干竞争者，对土地贪婪，掳取无度并长期存在纷争。俄国的外交官们，尤其是激情洋溢的驻贝尔格莱德大臣——尼古拉·哈特维希（Nikolai Hartwig，他同时也是一位泛斯拉夫主义者），在迫使他们和解（尤其使顽固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双方和解）上发挥了明显的作用。这个联盟间的第一份协议由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于1912年3月签署。回归实质，这份分割奥斯曼马其顿地区的协议其实是一份流氓协议，它将沙尔山脉以北的所有土地割分给塞尔维亚，将斯特鲁马河（Struma River）和罗多彼山脉（Rhodope Mountains）以东的所有地区割分给保加利亚（尽管还剩下莫纳斯提尔和萨洛尼卡没被划分）。随后，一个军事会议迅速召开，每个与会列强承诺投放至少10万兵力到战场以对抗奥斯曼。5月，希腊和保加利亚达成协议，尽管目标并非为争夺领土，但也承诺，如果与土耳其作战，将会“派出所有军队互相援助，除非签署共同协议，否则绝不媾和”。最终，对新帕扎尔和斯库台湖（Scutari，阿尔巴尼亚的沿岸中心）长期垂涎的黑山，也和塞尔维亚在这些领土问题上达成了一系列口头协议。1912年10月6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同意最迟于10月14日前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两天以后，黑山可能抢先其同伴塞尔维亚，向奥斯曼宣战。9天以后，在一份敷衍性质的最后通牒到期后，保加利亚、希腊和塞尔维亚也随之宣战。这场为争夺奥斯曼欧洲部分的战争至此正式开战。6

这群巴尔干半岛的豺狼选对了时机。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外部大国公开支持这个联盟——即使俄国也对此表示质疑，萨宗诺夫甚至在紧急关头丧失了勇气[3]——然而同样也没有人出来表示反对。奥匈帝国并不希望看到塞尔维亚继续扩张，但是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阿尔弗雷德·冯·基德伦—韦希特尔（Alfred von Kiderlen-Wächter）并不愿同俄国为其盟友在巴尔干半岛采取“冒险”行为而发生冲突，所以只好暗中通知维也纳，表明德国将不会阻止贝尔格莱德。7

1912年7月，一个名为“军官救星”（Halaskâr Zabitan Grubu）的社团发动政变，致使奥斯曼政府同样处于混乱之中，但矛盾的是，这个社团的目标是为了将军队（或者至少是傲慢的CUP青年军官）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内阁被迫辞职，在8月5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在秋天重新进行选举——在此期间，CUP的主要刊物《共鸣》被禁止出版。1912年9月4日，大维齐尔同阿尔巴尼亚反叛者达成协议，之后又同意大利在10月中旬签订协议［奥斯曼同意撤出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而意大利归还多德卡尼斯群岛（Dodecanese islands）——然而这个协议的后半部分并没有被执行］。在黑山10月8日宣战，以及其他三国发出最后通牒之后，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Ahmed Muhtar Pasha）同样试图与巴尔干同盟达成协议。一些负责色雷斯的第一集团军小分队甚至遭到抚慰性遣散，尽管这对于其对手（尤其是保加利亚）而言就像是在公牛面前挥舞红布，引诱他们进攻。这个和平的姿态对于被罢免的CUP政客和军官来说如同最后一根稻草，他们重新召集公众反对大维齐尔的和解政策。随着激昂的主战派示威者将高门包围，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在10月17日做出妥协，向巴尔干同盟宣战（尽管很明显受到胁迫——这位大维齐尔在12天后才递交辞呈）。巴尔干战争因此得以在奥斯曼帝都内战的背景之下同步开始。8

尽管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前景悲惨，仍然有很多欧洲军事专家和外交官期望它能击败这支杂牌联盟军。土耳其人曾在1897年狠狠地击败过希腊，毕竟，在1876年，他们还拥有塞尔维亚和黑山——在俄国增援他们之前。保加利亚则无法预料，它的军队在此之前从未接受过检验。与之相反，土耳其人刚刚结束重要的意土战争，并且在不久前的1903年，同马其顿地区的反叛者进行了严酷的战斗。从人口统计上而言，与奥斯曼帝国的2 400万总人口数相比，巴尔干同盟相形见绌。保加利亚（430万）、塞尔维亚（300万）、希腊（267万）和黑山（25万）加起来只有1 000多万。正如法国军事专员向巴黎汇报的那样，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人同样也“深信奥斯曼占据优势……两个阵营，不论是在人口、军队的有生力量还是任何一种资源上，都相差悬殊”。只有充分意识到对土方获胜的期望普遍存在于诸国，我们才能搞清楚1912年10月10日上述交战诸国发布的不寻常的交战宣言。在宣言中，列强称“他们禁止任何国家改变领土现状”。9如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巴尔干同盟最终获胜的话，那么自然，一切关于领土的协议将会被取消。

这份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的要求维持欧洲现状的宣言，如同传统认知一样，是基于错误的情报信息。事实上，武力的天平坚定地站在巴尔干同盟这边。虽然奥斯曼军队在总规模上更巨大，并且“有能力”在色雷斯和马其顿战场投入将近60万兵力，然而的黎波里塔尼亚战场在相当程度上削减了土耳其的有生力量。在和平时期，保加利亚的现役军人大约只有6.2万名，但是超过30万名预备役士兵对此予以有效的补充和加固。在进行充分动员后，保加利亚将拥有一支超过35万人的军队，就足以超过奥斯曼分散在欧洲的兵力数（更不用说仅仅在色雷斯，保加利亚将投入主力发动攻势）。塞尔维亚和平时期的现役军人号称有16.8万人，而预备役也几乎相差无几。在进行充分动员后，塞军能向战场投放23万人。希腊能够向这个军事联盟贡献另外20万人的军队。更重要的是，奥斯曼海军装备半现代化，十分落后，且处于动荡不定中（1908—1911年，海事大臣就换了9位），而希腊却拥有大量舰队，它夸口称有16艘驱逐舰、19艘鱼雷艇、1艘潜水艇和1艘快速装甲巡洋舰——“乔治·埃夫洛夫号”（Georgios Averov），这一切保证了巴尔干同盟能够阻止奥斯曼军队从安纳托利亚穿过爱琴海进行增援。即使是小国黑山，也能投放4.45万人到战场。这样，巴尔干同盟就拥有了一支大约80万人的战斗队伍，而奥斯曼却只能召集约31.5万名有生力量（20万名在马其顿地区，11.5万名在色雷斯）。10

最重要的是，这支联盟军队在时机上占据优势。此时奥斯曼政府彻底垮台，军队混乱。在意大利和希腊舰队封锁了海峡通道的情况下，很多出色的奥斯曼军官发现自己身处错误的大陆。直到生命的尽头，穆斯塔法·凯末尔还在为这一段命运的关键时刻而感到痛惜——此时他被围困在非洲，而他在萨洛尼卡的老家（他的母亲仍旧活着）却遭受着希腊和保加利亚联合军的袭击。他在利比亚沙漠进行志愿军游击战的决定，在他事后看来，是“轻率而毫无意义的”。凯末尔由100名左右军官同伴陪伴，取道马赛（从亚历山大港）、布加勒斯特（乘坐火车），乘坐汽船到达康斯坦察（Constanţa），之后穿过黑海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次绕道旅程历经一个多月，凯末尔最后到达土耳其已是11月下旬，他之后在12月1日赶到了前线。而恩维尔由于担心将奥斯曼军队从昔兰尼加撤离会使帝国的阿拉伯省份发生政治余波，所以他反而在这片沙漠地带待了更久的时间，直到1912年12月20日才返回君士坦丁堡。11

似乎觉察到了对手的虚弱和混乱，侵略国迅速发动攻击。保加利亚试图效仿俄国人在1877—1878年的战争突围，对色雷斯展开突袭，以期开辟进入君士坦丁堡的通道。可是与俄国人相比，保加利亚人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奥斯曼在色雷斯的要塞——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和克尔克拉雷利（Kırk Kilise，罗森格勒），与保加利亚的要塞仅有约50英里（约80千米）之距，而且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天然屏障。而奥斯曼犯的两个错误同样为保加利亚指挥者助了一臂之力。首先，出于对保加利亚领土收复主义的政治逻辑想当然，奥斯曼统帅部认为保加利亚的目标是马其顿地区（而非色雷斯），其主力会进攻南部和西部，而非东南——所以土耳其将超过2/3的有生力量分配至位于马其顿地区的第二集团军，然而保加利亚却选择将多数部队投放到色雷斯战场。其次，奥斯曼的第一集团军司令阿卜杜拉帕夏（Abdullah Pasha）在战争大臣尼扎姆帕夏（Nizam Pasha）的指令下，忽略敌军数量远超己方的事实（阿卜杜拉原来还希望能围歼3个师，结果却遇到了8个师），在10月21日命令他的军队向前挺进。第二天，两军在阿德里安堡和克尔克拉雷利之间拉开长达36英里（约58千米）的战线上交火。到10月24日，土军受挫，全军撤退，丢弃了很多大炮，士兵也丢下武器仓皇而逃。阿卜杜拉帕夏之后对军队重新整编，并于10月29日在吕莱布尔加兹（Lüleburgaz）和珀纳尔希萨尔（Pinarhisar）之间组成防御线进行抵抗。这场拉锯战持续了4天，双方伤亡人数达2万。到11月2日，土耳其终被打败，还丢失了45门野战炮，再一次撤退。这一次，土军退据查塔加战线，离帝都只有40千米。当土耳其人还在这座伟大的阿德里安堡要塞进行坚守的时候，暴动发生，此时离开战只过去了两周。12

在马其顿地区，形势也未得到好转。10月24日，在保加利亚军占领克尔克拉雷利的这一天，塞尔维亚第一集团军率10万之众，打败了在库马诺沃（Kumanovo）由泽基帕夏指挥的5.8万瓦尔达尔（Vardar）军，由此打开了通往比托拉（Bitola）和莫纳斯提尔的道路。在更西部，塞尔维亚第三集团军到达科索沃并占领了斯屈普（斯科普里），此地作为奥斯曼的基地，曾由德国予以整修（奥斯曼随后在法庭上发表声明，称由于此基地现已被塞尔维亚占领，它将不会为此建造工程支付额款）。13到1912年11月上旬，塞尔维亚人越过边界进入穆斯林占多数的阿尔巴尼亚，并对阻碍力量予以毁灭。同时，希腊的色萨利（Thessaly）方面军在皇储康斯坦丁（现在是国王）的指挥下对土耳其发动了突袭战：10月22日，他们穿过重兵把守的萨兰塔波罗斯（Sarantaporos，又名伊庇鲁斯，Epirus）关口向萨洛尼卡长驱直入；11月2日，他们又攻克了雅尼察—瓦尔达尔（Yenije Vardar）。11月7日，希腊军队兵临萨洛尼卡，而此时一支保加利亚步枪师同样从北部靠近（大约24小时之后，保军与之会合）。当1912年11月8日谈判开始时，被废黜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为了逃脱图谋复仇的希腊人或保加利亚人之手，登上了一艘开往君士坦丁堡的军舰。当天晚上8点，奥斯曼指挥官哈桑·塔赫辛帕夏同意放弃萨洛尼卡，向希腊投降，而后者提出的条款也比保加利亚更为宽厚（其中包括在移交武器的前提下，允许奥斯曼军官、士兵行动自由，并且承诺不会逮捕市内的官员和工作人员）。战争开始还不到三周，除了叫声，巴尔干战争似乎要全部结束。14

然而，剩下的却是大声的呼叫声。伴随着巴尔干同盟军的挺进，无处不在的是盟军对穆斯林市民的暴行。正如一位在色雷斯的英国外交官评述道：“沿着巴尔干同盟军的侵略轨迹，绵延80英里（约129千米）的村庄群落被毁灭殆尽。”15君士坦丁堡目睹了一场“牛车引起的交通堵塞”——从马其顿和色雷斯涌出的穆斯林家庭“疲惫而憔悴地坐在牛车的麦秆上”挤满一路。旧斯坦布尔区成为逃难者大本营，而圣索菲亚大教堂也变成诊治霍乱的医疗点。在佩拉区，德国大使馆变成了医院。负伤的奥斯曼士兵“蹒跚越过佩拉宫酒店，爬上山坡，与此同时，一旁的华尔兹舞曲传入耳际，两者交相辉映”。另一方面，有关巴尔干半岛穆斯林被大规模屠杀的消息传遍了大街小巷，消息内容却仅仅稍有夸张。16类似的故事充分激发了土耳其的穆斯林军队继续战斗。

奥斯曼的第一、第二集团军尽管遭到失败，依旧坚守在战场。很多要塞仍然控制在他们手中［包括色雷斯的阿德里安堡、伊庇鲁斯的约阿尼纳以及君士坦丁堡的防御要塞查塔加］。希腊军队对萨洛尼卡的猛攻使得奥斯曼有机会对比托拉地区进行加固，并减缓了塞尔比亚军队的进一步推进（在他们从比托拉撤退之后，可以前进至亚得里亚沿岸以抵抗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成为西边瓦尔达尔军队撤退的后方基地，而帝国也可能会用它换取马其顿更东部的地带。黑山方面对斯库台湖的长久围攻陷入了泥淖。与此对应，塞尔维亚却在新帕扎尔和科索沃采摘了大部分领土果实，其中包括普里兹伦（Prizren）镇。正如普里兹伦争端所显现的，即使仍处于胜利中，巴尔干同盟诸国也注定会为奥斯曼的欧洲残骸发生争执。希腊和保加利亚都以武力为后盾要求索取萨洛尼卡。保加利亚凭借其强大的攻势，在色雷斯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破坏力，这次辉煌的战略性胜利也为它公平地划得了马其顿地区，而塞尔维亚得到了科索沃和莫纳斯提尔的多数部分，希腊则分得了萨洛尼卡。

虽然在一开始遭受挫败，但是如果高门政府能施展其外交上的魔法分化敌人的话，奥斯曼帝国或许还能够泰然自若地扳回一局。然而，奥斯曼的传统盟国没有一个在战争中给予增援。英国从未对巴尔干半岛表示出半点儿兴趣。法国，在好战的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同时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在1913年1月当选为总统后，他的主导权得到了巩固）的任期下，坚决走亲俄路线，以至于它几乎比圣彼得堡政府还要亲塞（在奥匈帝国可能对塞尔维亚进行干预的时候，1912年11月17日，普恩加莱告诉大使伊兹沃尔斯基，“如果俄国开战，法国也会加入”）。17作为奥斯曼的新近伙伴，德国却降低了自己在外交上的支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皇仍为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他的朋友阿卜杜勒·哈米德而感到愤恨不已（由于德皇的妹妹索菲是希腊王后，他对当前这场战争的心情更为复杂）。虽然奥斯曼军队由德国军官训练，并且使用德国武器，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宣布其政策，“这是一场混战，不支持任何一方”。18

地图4

如果说有哪个大国出于战略利益考量，想要挫挫巴尔干同盟的锐气的话，那么应该是奥匈帝国。此时它正受到国内斯拉夫少数派（尤其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民族统一主义问题的困扰。但是随着波斯尼亚被吞并，维也纳和高门间的猜忌仍旧在滋长蔓延。尽管对塞尔维亚的扩张存在共同的担心，但是如同早先奥地利从新帕扎尔撤离诱使塞尔维亚和黑山进行侵略显示的，奥地利和奥斯曼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并不真正一致。土耳其正在遭受失败的事实很快变得清晰起来以后，新任哈布斯堡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Leopold von Berchtold）在1912年10月10日宣布放弃“现状”，支持新的阵线，并在10月30日发表主张，在塞尔维亚不向阿尔巴尼亚——尤其是亚得里亚海的港口城市都拉斯（Dürres）发展势力的前提下，接受塞尔维亚的扩张。他同样建议塞尔维亚在战后同奥匈帝国进入一种“紧密的经济联盟”关系。19贝希托尔德在塞尔维亚侵略问题上的无力态度，使得奥斯曼对于争取维也纳援助不抱一丝希望。

但是，1912年11—12月，欧洲仍然蔓延着一种严重的战争恐慌情绪，这倒不是害怕奥斯曼垮台，而是为塞尔维亚吞并阿尔巴尼亚感到担心。11月17日，塞尔维亚的第三集团军抵达亚得里亚海沿岸的阿莱西奥（Alessio），距南边的都拉斯大约只有50英里（约80千米）。虽然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非正规军在北部继续进行抵抗，奥斯曼军队同时在南部作战，但是似乎塞尔维亚只要穿过这条贝希托尔德在维也纳制定的“红线”（尽管模糊不清），就能赢取它觊觎已久的亚得里亚海港口城市。作为回应，奥匈帝国在11月21日采取重大措施，组织第四、第七和第八集团军团对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达尔马提亚的塞军。同时，为了防备俄国的潜在干涉，奥匈帝国还向加利西亚调派了第一、第十和第十一集团军团。俄国的战争大臣V. A.苏霍姆利诺夫（V. A. Sukhomlinov）在次日做出回应，发文下令对俄国的华沙（大致上属于俄国波兰）和基辅（乌克兰）军区进行“部分”动员——这两个城市正对着奥匈帝国和敖德萨（Odessa，从这里可以对君士坦丁堡展开两栖作战）。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11月23日召开内阁会议。保守派主席V. N.科科夫佐夫（V. N. Kokovtsov）在会上劝告说，动员华沙军区会迫使德国采取相同行动（可能确实会如此——在此之前，德皇曾亲自向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承诺，如果俄国进行军队动员，德国将不会坐视不管），并会使欧洲陷入战争。与科科夫佐夫一致，萨宗诺夫同样认为，为塞尔维亚而纵容大国在亚得里亚海扩张势力并非俄国的利益所在。俄国由此勉强地避免了可能会在1912年发生的世界大战。20

欧洲躲过了一枚子弹，但是战争的恐慌并未结束。随着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在12月3日达成停战，列强促使在伦敦召开调解会议之际，德皇威廉二世在1912年12月8日召开国王会议。这次会议与之前俄国内阁会议相似，令人恐惧。尽管不清楚俄国进行战争动员的可能性，德国人还是对巴尔干战争能否令整个欧洲卷入战火存在担心。从军队这方面来说，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小毛奇”）辩驳说，因为据信俄国的实力每年都在增强，所以德国和奥匈帝国在时间上并不占有优势。在他看来，欧洲战争“迟早难以避免”。21 但是小毛奇遭到了首相贝特曼、海军大臣铁毕子（他知道英国舰队完全领先于德国舰队）和德皇威廉二世的否决，后者认为加入战争，将塞尔维亚通往亚得里亚海的通道封锁起来的想法是“毫无意义的”（恼火于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的冒险行为，德皇将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证明自己比俄国外交大臣还要亲塞）。22

如果说这两个联盟集团因塞尔维亚未来边界问题而可能引发的尖锐冲突被平息的话，那么这无疑帮助避免了欧洲大战。与此对应，它并没有给奥斯曼带来好处。奥斯曼在1912年12月16—17日两个“伦敦”会议同时召开之际，实际上遭到了孤立（一个涉及各交战方，另外一个涉及1878年《柏林条约》的6个签署国家，它们希望通过裁决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问题，阻止奥匈帝国和俄国卷入冲突）。奥斯曼方代表雷希德帕夏（Reshid Pasha）感觉到战争形势无望，声明他愿意接受其他国家对马其顿的占领，但是坚持保留阿德里安堡和色雷斯［他还反对希腊宣称占有看护达达尼尔海峡出入口的4个爱琴海岛屿——萨莫色雷斯岛（Samothrace）、布罗斯岛（Imbros）、利姆诺斯岛（Lemnos）和特内多斯岛（Tenedos）］。而且，奥斯曼还主张阿尔巴尼亚应被赋予自治权，由众国监管（换言之，即不由塞尔维亚管辖）。这是一个明智的姿态，它同希腊相互妥协（它承认让与萨洛尼卡，但要求保留爱琴海岛屿），让塞尔维亚得到些好处，但赢得外部大国支持它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同塞方相持，最后只剩下保加利亚代表斯托扬·达内夫（Stoyan Danev）博士在一边气急败坏。尽管保加利亚在消耗奥斯曼军力方面做了最大贡献，并且对君士坦丁堡形成有效威慑，但现在却在一天之中失去了同希腊争夺萨洛尼卡的机会，还有可能会丢掉土耳其的色雷斯，虽然后者的多数区域曾被他们在战时攻占。但是奥斯曼坚决要求保留阿德里安堡，此城先于君士坦丁堡，作为帝国征服的第一座欧洲首都，拥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正如一位奥斯曼外交官对达内夫博士所言，“阿德里安堡是我们圣殿的窗户”。23现在，在奥斯曼守备军的坚守下，这扇窗户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是，受挫的保加利亚人设法撬开它只是时间问题。

列强虚假的“维持现状”声明显露出的伪善让一群CUP军官感到目瞪口呆。此外，由于担心雷希德帕夏会在伦敦签字割让其他领土，这群军官开始阴谋策划重新发动战争。CUP仇恨的主要目标是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的自由主义者联盟政府，卡米勒帕夏在向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帕夏递交辞呈后成为大维齐尔（与之前忠心任职于阿卜杜勒·哈米德治下的那位卡米勒为同一人，最近时间为1908—1909年）。据信同英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卡米勒曾经管辖塞浦路斯，然而在当前形势下，英国方面却声明反对他。不难看到阴谋者的动机来自何处。恩维尔·贝和许多他的共谋者仅仅在12月20日从昔兰尼加沙漠抵达君士坦丁堡。在错过了整个战争后，他们并没有心情安静地接受投降。

1913年1月17日，奥斯曼同巴尔干同盟在伦敦仍僵持不下的时候，列强向高门发出集体警告——在俄国进行干预的含蓄威胁的支持下——奥斯曼将会同时失去阿德里安堡（让与保加利亚）和爱琴海岛屿（让与希腊），且结束敌对状态。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决定，卡米勒内阁召开大会议，重要的宗教、行政、司法以及军队官员参加以减轻政治余波。1月22日，裁决结果产生：69 : 1。奥斯曼权贵投票赞成和平方案，甚至不惜以牺牲阿德里安堡为代价。次日，恩维尔率领塔拉特和杰马尔以及约50名军官向高门发动了袭击。他们采用萨洛尼卡的旧式阴谋技能，切断电话线，派CUP拥护者值勤守备。他们在奔上楼梯的同时大喊着“卡米勒帕夏受死”，一路无任何抵抗。这位大维齐尔最终同意辞职，并逃过了厄运，而另一位战争大臣纳齐姆帕夏和卡米勒的副官基布里斯利（Kibrisli）上尉则没这么幸运了。恩维尔任命曾在1909年4月推翻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行动军指挥官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夏（Mahmud Shevket Pasha）为大维齐尔兼战争大臣。1913年1月30日，拥有3名CUP大臣的新内阁提出放弃色雷斯的西半部分（而非阿德里安堡或爱琴海岛屿）。2月3日，巴尔干同盟拒绝了奥斯曼的提议，并且继续对阿德里安堡和查塔加防线进行炮轰。曾自夸自己能“一天工作36个小时”的恩维尔保证一定会胜利。24

从短期来看，恩维尔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适得其反。1913年2月7—8日，奥斯曼向加里波利半岛北部末端的布莱（Bulair）发动了一次勇猛的水陆攻击（尽管半岛的南部在保加利亚正对查塔加防线的后方位置），刚开始时似乎充满了希望，但是固守的保加利亚人使用机关枪向土耳其人凶残扫射。在凌厉的攻势下，土耳其人很快将行动搁浅，并丧失了约6 000名士兵，最后不得不取消行动。25土耳其另一只两栖部队在马尔马拉海欧洲一侧更南部的沙尔柯伊（Sharkoi）登陆，但在2月10日被保加利亚人挫败。3天之后，塞尔维亚的重型攻城加农炮抵达阿德里安堡城外。3月20日，保加利亚人发动最后进攻，并得到塞尔维亚分队的援助。1913年3月26日，随着城内食物消耗殆尽，再加上保加利亚骑兵部队攻进城门，奥斯曼守备军指挥官穆罕默德·许克吕（Mehmet Sükrü）帕夏不得不献出了阿德里安堡。4月15日，保加利亚人同意在查塔加停战。

与此同时，在阿尔巴尼亚，由奥斯曼贾维德帕夏指挥的第六兵团在塞尔维亚人（从北）和希腊人（从南）的“钳形攻势”下溃败。3月6日，希腊军队攻占了奥斯曼在伊庇鲁斯的最后一个重镇约阿尼纳。7天之后，斯库台湖陷入黑山之手（尽管奥斯曼指挥官埃萨德帕夏最终投降，但是他拒绝由塞尔维亚或奥匈帝国占领，这迫使俄国之外的列强向黑山沿岸调度军舰；而胜利的黑山允许土耳其人携带武器离开）。

这场重启的战争给奥斯曼带来了6 000名死者和1.8万名负伤者（布莱），包括战俘在内的3.3万伤亡人数（约阿尼纳），以及1.5万名死者和6万名战俘（阿德里安堡），此外，一无所获。1913年5月30日，所有交战国签署了《伦敦条约》，见证了奥斯曼的欧洲部分——以挪士—米迪亚界线和加里波利半岛背后的狭长地带——从此进入了历史书。26经过垂死挣扎，恩维尔的政变明显使巴尔干诸国（以及其他仍在伦敦开会的列强）间的分歧进一步恶化，并为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埋下了伏笔。3月，保加利亚和希腊军队早已在位于萨洛尼卡东北方向的尼格尼塔交过火。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也在马其顿东部地区发生小规模冲突。这其中的共因在于，塞尔维亚和希腊早已开始密谋对抗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支持希腊占有萨洛尼卡；作为交换，希腊支持塞尔维亚在马其顿西部地区和阿尔巴尼亚驻兵。1913年6月1日，雅典和贝尔格莱德正式结盟，承诺将保加利亚赶出马其顿地区。在巴尔干战争中保持中立状态的罗马尼亚觉察到风头，要求保加利亚将其多瑙河流域的西里斯提亚（Silistria）要塞割让给它（1913年5月8日，保加利亚在俄国施加的压力之下被迫同意）。感觉到自己被同盟国侮辱，保加利亚首相伊万·格什霍夫（Ivan Geshov）在5月递交了辞呈，达内夫博士接任。达内夫作为伦敦与会代表，对其同盟国的阴谋有最直接的了解，并对报复行动有强烈的动力。达内夫作为亲俄派，试图博取俄国人的支持，但是保加利亚军队之前向马尔马拉海推进的举动暗示了保国沙皇斐迪南妄图征服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计划是空穴来风，这对俄国来说无疑是个威胁。正如萨宗诺夫在1913年6月24日向达内夫坦陈：“不要对我们抱有任何指望。” 27保加利亚人只能靠自己了。

1913年6月29—30日晚上，保加利亚第四集团军向沿着马其顿东部和萨洛尼卡北部的布雷加尔尼察河（Bregalnitsa river）和泽洛托维卡河（Zletovska river）驻扎的塞军发动袭击。由米哈伊尔·萨沃夫指挥，保加利亚军队能够穿过泽洛托维卡河，其左翼同时到达瓦尔达尔河。从索非亚赶到的首相达内夫否认了这一进攻，并要求米哈伊尔·萨沃夫辞职——只不过斐迪南最后驳回了此请求。由此带来的混乱给了塞尔维亚人几天时间来准备回击，在此期间，甚至连希腊的色雷斯军团也发动了一场进攻（同一小撮保加利亚士兵在萨洛尼卡发生了冲突，并成功歼灭之）。黑山也进行了宣战，尽管它的干预很快变得毫无意义——罗马尼亚在7月10日向保加利亚宣战，并命令一支将近25万人的军队穿过多瑙河，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多布罗加（Dobruja）。罗马尼亚的骑兵部队自由无阻地进入了保加利亚北部，占领了黑海沿岸的瓦尔纳，之后调头深入内陆，在1913年7月23日又占领了距索非亚仅7英里（约11千米）的维扎德贝纳（Vrzhdebna）小镇。失败已成定局，达内夫引咎辞职，而斐迪南则呼吁意大利和俄国进行调解。

为了解除当前困境，奥斯曼抓住保加利亚的这次混乱，发动了一场进攻。6月11日，大维齐尔兼战争大臣马哈茂德·谢夫凯特帕夏在君士坦丁堡的巴济耶德广场被枪杀于自己的车中，据称是自由主义者联盟的反CUP特工所为。另一场勉强算得上CUP的阴谋随后而至，帝都军指挥官杰马尔帕夏在宣布戒严令以后，16名自由主义者联盟成员遭到逮捕并被宣判有罪（包括不在场的萨巴赫丁亲王）。一位委员会成员赛义德·哈利姆帕夏（Said Halim Pasha，埃及总督和改革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孙子）被任命为大维齐尔，还有4位CUP大臣被任命为内阁成员，其中包括塔拉特，他任职内务大臣。而风云人物却是恩维尔·贝，他说服内阁重启对保加利亚的战争，并且亲赴前线。

1913年7月12日，查塔加军队穿过以挪士—米迪亚界线向阿德里安堡进发。侦察显示，这里只有一些保加利亚占领过的痕迹留存着。7月22日早上，天资卓越的恩维尔加入骑兵主力队伍，进入城内。上午10点30分,他给帝都发去电报：“我现在已进入埃迪尔内［阿德里安堡］。保加利亚人在撤退……我们已经取得大炮和装备。”在没遭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土耳其人继续向西部进军，直到8月2日才停止前进。保加利亚最终被迫和土耳其在1913年9月30日签订《君士坦丁堡和约》，将界线往回撤退整整200千米。

两次巴尔干战争造成奥斯曼帝国34万人伤亡（5万人丧生，10万人负伤，7.5万人染病，还有11.5万人被俘），并失去了马其顿地区、4个爱琴海岛屿以及对阿尔巴尼亚的控制（尽管谈判还在继续）。28随着另外40万名巴尔干的穆斯林被驱逐或自己往东逃至土耳其，这些痛苦的逃难者的涌入加重了帝国种族间的紧张态势：大约20万名东正教徒——主要是来自色雷斯、士麦那［Smyrna，伊兹密尔（Izmir）］以及爱琴海地带的希腊人被反之向西驱逐。29然而，在最终的判定中，奥斯曼重获一定程度的帝国骄傲——而令人尊敬的穆斯林英雄恩维尔，则成为埃迪尔内的征服者（光复者）。

恩维尔的胜利同样帮助CUP牢固地确立了权力。1月和6月，当敌人在进行挑衅的时候，委员会的领导者选择继续战斗。不管公平与否，自由主义者联盟现在由于6月大维齐尔刺杀事件而染有污点，他们似乎特别希望帝国置身于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外——土耳其以获取巨大成就结束了这场战争。

刚开始秘而不宣，随后几乎公开化——一个躲身于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政府之后的三巨头政治逐渐在君士坦丁堡显现：杰马尔·贝担任帝都军队指挥官，塔拉特·贝担任内务大臣，而恩维尔（现在）帕夏则在1914年1月4日担任战争大臣，此时他还处于年轻的32岁。CUP党人在1908年后的所有骚乱中认识到政治连续性的重要性，遂不再采用过去的手段：推翻政府的各个部门、海军和军队——甚至是苏丹自己——这样只会促使土耳其的敌人发动袭击。

奥斯曼帝国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政府，而且它似乎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1] 尽管俄国和德国双方外交官在1910年11月就相关条款达成一致，但直到1911年9月，这场交易才正式在波茨坦签署。

[2] 据说保加利亚的“沙皇”斐迪南在他的衣橱里挂着一套完整的拜占庭时期皇帝的冠服，并准备有朝一日在这样的场合穿上。

[3] 哈特维希在贝尔格莱德时并无此疑虑。在10月初，他支持塞尔维亚袭击土耳其，并且让塞尔维亚无须担心“愚蠢的萨宗诺夫”。

第四章
寻找同盟

奥斯曼要想强大，必须与德国结盟，并对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采取守势。这是做出所有明智决策的立足点。

——1914年4月，阿卜杜勒—拉赫曼·卡米·巴伊库特
（Abdurrahman Cami Baykut），
土耳其国家宪法党创始人1

客观评价，意大利和巴尔干战争对奥斯曼帝国及其国民而言是一场灾难。领土的丧失除了给其带去了战略上的损害，更是一种羞辱；但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对手们几乎在数着战利品咯咯发笑，列强还在密谋着分赃。但是人类遭受到的磨难却难以评估，战场与平民的伤亡人数相对整个种族和种群经历的蹂躏而言只是短短的一瞬。怀着复仇情绪，巴尔干半岛施行种族清洗政策，成百上千名穆斯林由此被赶出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而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的土耳其人此时也以迫害当地基督徒的方式进行报复。帝国正在经历厄运，然而雪上加霜的是，由阿杜卜勒·哈米德小心呵护的土耳其亚洲领土穆斯林种族间的团结，也遭到了分化瓦解。一些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重要库尔德部落首领抓住帝国在欧洲溃败的时机，宣布向俄罗斯帝国效忠。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秘密社团开始在大马士革进行密谋，与此同时，英国人与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的密谋策划甚至将运动推向了小高潮。祸不单行，在阿拉伯半岛，一个强大的处于穆斯林沙特（al-Saud）和瓦哈卜（al-Wahhab）家族之间的新“兄弟会”，或称伊赫万（Ikhwan），早已盘踞利雅得（Riyadh，开始于1902年），并在1913年征服了哈萨的绿洲地带（即今天沙特阿拉伯的东部省份）——在沙特—瓦哈比（Saudi-Wahhabi）的强大优势前，奥斯曼在伊斯兰中心地带的势力和威望遭到沉重打击。到1913年秋天，当代的所有灾祸似乎都降临在了蹒跚而行的奥斯曼帝国身上——它在5年内失去了40%的领土。这位病夫被列强遗弃，行将就木，无疑不久于人世。2

可是，这位病夫自己却不愿意坐以待毙。尽管可能是出于对自己命运的不确定，但是恩维尔在埃迪尔内的“胜利”只够给土耳其党人带来一丝希望。受到临终奇迹的鼓舞，CUP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们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一致采用一种惊人的乐观主义撰文，并冠以诸如“土耳其，觉醒了！”之类的标题，而主旨也如同它的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敌人，大多为土耳其民族现在“经过数世纪的沉睡已经醒过来了”。3基于很多土耳其党人知识分子花费时间在法国或学习法语的事实，不足为奇的是，一种在君士坦丁堡的新的恢复失地爱国运动思潮同样也反映了同一时间在法国出现的民族主义觉醒运动（法国自身的“觉醒”源于1911年摩洛哥危机中对德国采取的强硬立场，并且在1913年民族主义者雷蒙·普恩加莱竞选总统，以及同年《三年义务兵役法》的通过中得以体现，其中兵役法更是极大扩充了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虽然土耳其党人知识分子主张（并且施行）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对这个国家多数目不识丁的穆斯林平民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难以评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思潮紧紧抓住了奥斯曼的政治家和决策者们。正如1914年5月19日众议院议长哈利勒·贝（Halil Bey）在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中如是劝告议员同伴们，土耳其人绝不能“忘记我们自由和宪法的摇篮：我们挚爱的萨洛尼卡、青翠的莫纳斯提尔、科索沃……整个美丽的如梅利（Rumeli）”，也不能忘记“我们的兄弟姐妹被滞留在边界彼端的历史，我们必须设法拯救他们”。4

转换到政策上来，这便意味着土耳其需要武装自己，并且时不我待。帝国迫切需要新的军舰来使自己的舰队有能力参与竞争，甚至控制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爱琴海，以和希腊和/或意大利抗衡，以及守护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黑海，以和俄国对抗。因此，大量的无畏舰订单被发往英国造船厂，其中有两艘在巴尔干战争后期得以确认：1913年1月22日下水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能够架置比其他船舰更多的机枪（12英寸口径，约30毫米）——14挺机枪，以及更先进一代的“雷沙迪耶号”（Reshadieh），它于1913年9月3日下水，能架置13.5英寸（约34.3毫米）口径的机枪。一个英国海军代表团在令人敬畏的海军司令亚瑟·林普斯（Arthur Limpus）率领下来到土耳其，帮其训练“骨干船员”，以保证无畏舰到达之时能尽快配齐人员。在1914年春夏的某一天，无畏舰在马尔马拉海完全装备好——而土耳其军官现在则被要求学习英语并且在英国待两年以完成培训。除此之外，奥斯曼海军司令部还订购了三艘意大利巡洋舰、两艘德国潜水艇和六艘法国扫雷舰——以及供沿岸炮台使用的新一代克虏伯枪，以守卫达达尼尔海峡。虽然所有这些舰炮到达还要花数月时间，但是奥斯曼海军在1913年秋冬的大规模订单已经足够给圣彼得堡和雅典敲响警钟；而在雅典，与君士坦丁堡的一场关于爱琴海岛屿未来处置途径的外交争论正在艰难进行。5

海军实力通过1911—1913年的战争显示出了自己的重要性，但在某些方面，外交手腕却暗含着更大的作用。抛开一切事后分析奥斯曼半改革化军队表现不佳的结论，一个基本事实在于，其仅仅比欧洲战场拥有更多的人和武器。如果说奥斯曼的无畏舰能在1912年提早到达，而非计划的1914年，海军在拥有了对爱琴海的掌控权后——来自北非或安纳托利亚的军事巩固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不足。然而，即使假设海军有优势，对于巴尔干而言，调遣成千上万人马的军队将花费远超奥斯曼的时间。毕竟，向保加利亚打开了色雷斯平原门户的克尔克拉雷利防御战在开战后不到一周时间就发生了。外交策略的重要性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就得到了无可争辩的证实，奥斯曼之所以能够撤销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的色雷斯决定，并不是因为战术上的创新或者军队的改良，而仅仅是因为敌国同盟遭到了分化瓦解。保加利亚对其贪婪的对手的憎恨实际上抵消了它向奥斯曼施加的威胁。如果这种憎恨进一步激化，那么索非亚很可能会同土耳其结盟。

土耳其从意大利及巴尔干战争中学到的苦涩的外交课在于，将民族主义的豪言壮语扔向一边，因为奥斯曼帝国还远远没有强大到在缺少至少一位强国保护人有能力阻止针对它的集体侵略行动的情况下，完好无损地生存下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理解这一点，所以他狡猾地培养同德皇的友谊。德国的保护，或者至少暗中的支持，使得他能够在1896年的亚美尼亚危机、1897年的希腊战争以及1903年的马其顿危机中生存下来而不失一寸土地。相比之下，当1913年1月17日列强发出最后通牒后集体行动时，帝国除了沮丧地或是在没有任何胜算的情况下做无望抗争之外无以应对（土耳其人同时做了这两件事）。不管德国会否回归哈米迪耶时期更加坚定的伙伴关系，或者英国能够再次拾起旧有的坦齐马特热忱，奥斯曼亟须得到“某者”的支持。到1914年春天，奥斯曼外交官们依次拜访欧洲列强，恳求结成双边同盟，尽管还没有一位同意签订条款。

尽管帝国遭到孤立，输掉两场战争（以及在没有实质性战斗的情况下“赢了”第三场），却还是有迹象表明更好的外交形势将会到来。不可否认，英国（争取与之结盟）是在做无用功，这不仅因为奥斯曼对其占领埃及和波斯湾国家感到憎恨，还因为英国外交官的傲慢态度［在反犹使馆译员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Gerald Fitzmaurice）的影响下，外交部认为土耳其党人是“秘密犹太人”国际主义者，不值得信任］。[1]6至于德国方面，形势则在好转。尽管柏林勉强签署了一份正式结盟协定，但是德国和奥斯曼的利益在巴尔干战争的爆发中再次趋同——尽管很奇怪的是这种共同利益并不在于巴尔干国家本身，比如德皇仍继续支持希腊和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的领土索求（威廉同愤怒的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关系并不密切）。

把德国和土耳其联系一起的不如说是对俄国实力增长的共同恐惧。俄国的人口在激增，自从1900年以来已经到4 000万。它的经济也在快速发展，每年几乎有10%的增速。此外，与1913年法国通过的《三年义务兵役法》相比，俄国颁布了《最高纲领》，它拟议将其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扩充至220万，大致3倍于德军，并且加快动员速度，以争取到1917年能在3天之内赶上德军的军事准备，这样就能够使德国同法俄两面作战的战术失效。1914年2月，俄国召开了一场海军规划会议，与军队的《最高纲领》并行，拟议大规模扩张黑海舰队（包括建造4艘新的无畏舰），使其足以强大到至1917年能通过武力轻松夺取君士坦丁堡和奥斯曼海峡。这个计划由沙皇尼古拉斯二世1914年4月5日批准。7尽管并非所有细节为外界所知，但是不仅限于柏林，这条趋势线已足够清晰。正如一位重要的CUP军事家阿卜杜勒—拉赫曼·卡米（巴伊库特）1914年4月30日在《共鸣》中主张：“斯拉夫世界正在超过它的邻国快速发展……奥斯曼要想强大，必须与德国结盟，并对俄巴（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采取守势。”8

1913—1914年冬天的两场外交危机帮助德土进一步巩固其仍然是非正式的伙伴关系。第一场外交危机涉及亚美尼亚改革计划的重新启动，这个计划由俄国的代理外交大臣A. A.涅拉托夫（A. A. Neratov）在1913年6月2日两次巴尔干战争的短暂间隙中提出。整个秋冬季，俄国驻土大使M. N.吉尔斯（M. N. Girs）借助奥斯曼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暴露出的劣势，设法联合在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外交界，使其支持由俄国策动的亚美尼亚改革计划：任命一位欧洲管理者以及一支国际宪兵队以监管土耳其东部的6个“亚美尼亚人”省份的改革进展（这些省份将会被合并为一个行政区）。此计划内容和1897年对克里特岛、1903年对马其顿地区的做法如出一辙。只有一位大使表示反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巨人——德国的汉斯·冯·旺根海姆（Hans von Wangenheim），他还向土耳其人告知了俄国人准备做的一切事情。考虑到整个活动本质上其实是一场俄国人的阴谋，旺根海姆便要求吉尔斯当面坚持土耳其人同意争议点，诸如欧洲检察官的任命，这样一来德国人就能逃脱土耳其人的责难了。正如吉尔斯在1913年10月17日向旺根海姆抱怨道，“我们独自做出这个要求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到那时土耳其会将所有愤怒发泄到我们［俄国］身上”。改革协议的最终条款敲定于1914年2月8日。正如俄国人同亚美尼亚活动家抱怨的那样，其中甚至没有（应归于德国的坚持）提及“亚美尼亚人”或是“亚美尼亚人省份”。9

第二场外交危机很快同第一场缠结在了一起。1913年12月14日，德国的一个由42名军官组成的军事代表团在奥托·利曼·冯·桑德斯将军的带领下到达土耳其。在早先的春季，土耳其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受挫的时候，奥斯曼驻柏林大使、将军马哈茂德·穆赫塔尔帕夏（Mahmud Muhtar Pasha）就已经向德国代表团发出邀请。尽管恩维尔支持与德国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军事合作关系的主张早已尽人皆知，但是这个倡议在他掌控政权之前就已存在（阿德里安堡在7月下旬才被重新夺回）。早在1913年4月，奥斯曼大维齐尔兼战争大臣马哈茂德·谢夫凯特（直到6月遭到刺杀）告诉旺根海姆大使，他“指望德国”能在巴尔干战争结束后重组奥斯曼军队。塔拉特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正如内务大臣向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所说，他早已判断出土耳其必须“决定与德国站在一起，要么与德国人一起游泳，要么一起沉下去”。10

不管利曼·冯·桑德斯将军自己后来如何反对，这个由他带领的德国改革代表团（Heyet-i Islahiye Reisi）因此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支持团队，更带有政治色彩。当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在1913年12月4日任命利曼为奥斯曼第一集团军司令官后，博斯普鲁斯海峡防御线的实际指挥权便被赋予了一位德国国民。1912年夏天过后，由于保加利亚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这甚至促使萨宗诺夫在1912年10月26日请求沙皇将黑海舰队指挥权移交给驻君士坦丁堡的吉尔斯大使）对君士坦丁堡造成了威胁，俄国为占领海峡而制订了日益详尽的应急计划。俄国人已经对海峡状况高度警惕，但是利曼任职的消息仍如晴天霹雳，给俄国人以沉重一击。之后的两个月，柏林和圣彼得堡之间弥漫着一种严峻的战争恐慌，而亚美尼亚改革谈判更是为“利曼事件”增添了恐惧气息。俄国军队向高加索边境聚集，萨宗诺夫认为占领东巴济耶德（East Bayazit）或埃尔祖鲁姆能成为讨价还价的筹码。1914年1月6日，在一封送往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照会中，俄国的外交大臣提出主张要求对奥斯曼帝国进行大致的势力划分，其中英国登陆部队占领士麦那（伊兹密尔），法国占领贝鲁特，俄国占领黑海的特拉布宗港。11在一周之后的一场紧急内阁会议中，萨宗诺夫和俄国的军队首脑开诚布公地讨论是否有必要就“利曼事件”铤而走险，挑起欧洲大战，只有主席科科夫佐夫（重演他在1912年11月担当的保守派角色）表示反对。在大战来临之前，一次外交妥协事件在1914年1月15日上演，见证着利曼从被提升为整个奥斯曼军队的元帅和检查长，到“大材小用”转任海峡防御线指挥官。12

连同几周之后亚美尼亚改革运动的决议，德俄关于利曼任职问题上的妥协得以将欧洲的战争恐慌驱散。但是，这却令奥斯曼政府感到不快。正如俄国在1912—1913年通过它支持的巴尔干同盟国展示的那样，改革运动和利曼事件赤裸裸地暴露了俄国妄图分裂奥斯曼帝国且不再掩饰的野心。以防土耳其人并未领会亚美尼亚改革运动传递的信息，萨宗诺夫在1914年1月召唤来奥斯曼驻圣彼得堡大使图尔汗帕夏（Turhan Pasha），“不止一次”地警告他，如果再有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在土耳其东部发生，俄国将会进行干预。13似乎德国仅仅通过旺根海姆的坚定不移所施予的抵抗，就阻止了萨宗诺夫和吉尔斯实际上将土耳其东部六省纳为俄罗斯保护国，并联合欧洲列强支持的盘算。

利曼代表团对于帝国的生存希望同样重要。诚然，德国人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事实上，至少奥斯曼军队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的一些惨重损失，可以追溯到德国军官在1912年之前教授给土耳其人的“包围和歼灭”战术（尽管在日俄战争、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中出现的以固守为主的防御作战方式显示了其威力，但是这种流行于欧洲的凭借进攻时的锐气包抄敌方侧翼的战术打法仍然为总参谋部需要）。由于缺乏大炮的有效配合，先头步兵部队在进攻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时损失极其惨重。然而，同许多战场上的失利一样，这些教训十分有益，奥斯曼通过这些失利加快了经验的积累。土耳其人希望利曼代表团能使他们学得更快。操着一口流利德语的恩维尔帕夏在1909年被任命为驻柏林军事专员后，全身心贯注于“德国化”军官群体。从德国副参谋长到奥斯曼总参谋部，上校弗里茨·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Fritz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恩维尔与他的关系比与利曼更紧密）又被升任为战争大臣。受此激励，恩维尔将1 000名兵团军官“解职”，其中包括2名陆军元帅、3名中将、30名少将、95名准将和184名上校，为在巴尔干战争中证明了自己价值的青年军官的快速提拔铺平了道路。14

1914年4月7日，在俄国沙皇批准了一项旨在征服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海军建设计划两天后，土耳其总参谋部也通过了一项新的以增进奥斯曼针对俄国的防御力为目的的“基本作战计划”。这项新计划摈弃以往难以达到成效的进攻策略，强调在色雷斯（第一集团军在第一、二、三兵团部署九个师的兵力）采用灵活的防守战略，同时也允许在有利条件下对俄军实施“有限攻击”（总部设在埃尔祖鲁姆的第三集团军，包括在第九、十、十一兵团的九个师，再增加两个骑兵旅，以监管边界）。15尽管各方面的短板使奥斯曼在与意大利、巴尔干同盟的作战过程中吃尽苦头，但是军队的士气仍然出人意料的旺盛——至少对于改进过的军官兵团而言是这样。在利曼和布龙萨特的帮助下，恩维尔实施了新型军团级别操作训练。这使人充分相信，只要给予时间恢复，奥斯曼将在下一场战斗中有引人注目的表现。

到1914年6月，战争的乌云又一次笼罩在君士坦丁堡上空。激愤于爱琴海地区希腊人遭受虐待的谣言，以及担忧“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雷沙迪耶号”[2]战列舰将在几周之内下水——这将会使土耳其撤销巴尔干战争中有关爱琴海的相关决定，希腊的民族主义者在雅典擂响了战争之鼓。6月12日，希腊向高门提出正式抗议照会，要求立即结束对小亚细亚希腊东正教属民的迫害，此外还需归还没收的财产。奥斯曼政府回复道，虽然会处理希腊的相关控诉，但是真正应该为此动乱负责的乃是巴尔干同盟——是他们将穆斯林难民赶往了土耳其。与此同时，俄国外交官正极力设法阻止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以免海峡被再次封锁。16 对于大多数驻雅典及君士坦丁堡的欧洲外交家来说，随着“苏丹奥斯曼一世号”无畏舰将在7月进入马尔马拉海，希腊（在奥斯曼的无畏舰到达之前先发制人）或者土耳其（在第一艘无畏舰到达之后）似乎将马上发动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然而，与逐渐上演的土希剧本一样引人注目的，是一伙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阴谋者，他们决心伺机而动。

[1] 这种伤害相当彻底，英国大使密谋造谣财政大臣贾维德·贝是犹太人（事实并非如此），从而使他被解除职务。实际上，贾维德是奥斯曼政府中最为热忱的亲英派。

[2] “雷沙迪耶号”后被英国政府扣押，编入英国皇家海军，更名为“爱尔兰号”（HMS Erin）。——编者注

第二部分
1914年“一战”：土耳其登场

第五章
神兵天降：“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抵岸

［我决定］推动土耳其人，甚至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将战争蔓延到黑海，以对付它的老对手俄国。

——德国海军“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无畏舰）指挥官，
海军总司令威廉·苏雄（Wilhelm Souchon）1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位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霍恩贝格（Hohenberg）公爵夫人，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Sarajevo）视察之时，被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刺杀身亡。事实上，还有另外一起同样由塞尔维亚籍青年实施的刺杀行动——这位塞族青年在致命袭击的一个小时之前向皇室车队投掷了一枚炸弹——据证实也卷入了阴谋之中（实际上，最后总共发现了7名密谋策划者）。在得到来自柏林的一张外交上的“空头支票”后，7月23日，一直踌躇不决的哈布斯堡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向塞尔维亚递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最后通牒，称“线索显示阴谋来自贝尔格莱德”，并要求在48小时内得到答复。塞尔维亚也同样收到来自俄国的“空头支票”，它确信法国会支持其对抗奥匈帝国，因而在两天之后，塞方拒绝完全遵从贝希托尔德提出的条款。由此，欧洲的军事末日机器引擎开始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开始了动员，甚至俄国也在此之前进行了秘密动员以支持塞尔维亚，同时防备奥匈帝国和德国。当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1914年7月30日颁布总动员令时——用沙皇自己的话来说，当他做出这个令他痛苦不堪的预示着“可怕的杀戮”的决定时，似乎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欧洲战争的发生。2

令人奇怪的是，从1908—1909年第一次波斯尼亚危机，1911—1912年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到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奥斯曼一直处于所有事务的旋涡中心，但是在1914年七月危机发生时，它却在一开始置身事外。要知道，在6月份的第三周，欧洲的外交话题仍然聚焦在希土两国爆发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的威胁上。但是，萨拉热窝事件以及随后列强间的摊牌似乎淹没了在巴尔干半岛最近上演的戏剧。随着战事临近，列强更是将希土两国抛诸脑后。

然而，如果我们观察得更细致的话，会发现，当七月危机到达可怕的顶点时——尤其在圣彼得堡和柏林之间，奥斯曼问题其实仍处于列强战略的核心位置。早在6月30日，萨拉热窝事件前两天的时候，俄国外交大臣就要求海军部汇报俄军黑海舰队最新的战争准备情况。萨宗诺夫主持了二月计划会议。在会上，俄国现役长官宣誓他们会加快向君士坦丁堡派赴第一批两栖梯队的速度（由3万人，或者说大致一个兵团的兵力组成，其中还包括一个炮兵师），并将动员时间由10天缩至5天。正如外交大臣在其自传中回忆，如此紧迫的原因在于在场的每个人都认为，“如果欧战爆发，那么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将不可避免”。1914年6月15日，随着希土两国的紧张态势一触即发，吉尔斯大使对萨宗诺夫发出警告，称如果第三次巴尔干战争爆发，俄国必须“立即采取对策”占领海峡。而现在，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一个范围更广的欧洲战争可能会出现，萨宗诺夫向海军大臣I. K.格里戈里耶维奇［I. K. Grigorevich，“K”源自父名，指代康斯坦丁诺维奇（Konstantinovich）］提出一个“非常秘密和紧迫的要求”。他质询道，俄军第一支军队能否在“四到五天内”动员完毕，投入博斯普鲁斯海峡作战。3

与此同时，仍然与高门保持隐匿不宣的同盟关系的柏林，一旦其外交被孤立程度在7月底开始突出，那么奥斯曼政府无价的重要性就会日益显现出来。7月24日，星期五，德皇威廉二世命令驻土大使旺根海姆重启结盟对话。7月28日，星期二，奥斯曼将第一份双边军事协议拍电至柏林，结果却淹没在了同一天中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喧嚣之中。7月31日，星期五，随着俄国总动员的开展，以及英国将与德国交战的倾向性显现，形势对于柏林愈发绝望，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花时间给君士坦丁堡发去电报，向旺根海姆询问道，土耳其会否以德国与之签署同盟协定作为交换条件，准备“采取实质行动对抗俄国”。4 8月1日，星期六，德国向俄国发去的最后通牒期满之后，贝特曼的抵抗信心进一步崩溃：此时，利曼仅仅向德国方面保证土耳其的军队已经做好战斗准备，采取实质行动对抗俄国。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将与奥斯曼签署结盟协定。5

同时，俄国的政治家正准备向土耳其发动一场武装冲突，并且预计在欧战爆发后立即进行。7月27日，在塞尔维亚拒绝维也纳通牒两天后，也是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前一天，俄国的总参谋长N. N.亚努什克维奇（N. N. Yanushkevitch）向在第比利斯（Tiflis）的高加索方面军参谋长尼古拉·尤登尼奇下达绝密命令，要求其进行动员以对抗奥斯曼帝国。6在同一天，吉尔斯向萨宗诺夫递送了一份绝密的外交备忘录，并且警告道，如果俄国放弃在欧洲抵抗奥匈帝国—德国，它将会在君士坦丁堡和近东面前暴露出自己致命的弱点，“［我们］可能会被迫主动开战［以对抗土耳其］”。77月29日，正当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犹豫（就像哈姆雷特的抉择一样纠结）是否要签署最终举手无回的总动员令时（实际上,他在晚上9点左右颁布了总动员令，但不到一小时,他改变了主意，撤销了命令），亚努什克维奇鼓励尤登尼奇应该遵照动员令率领高加索方面军往前行进，加入“土耳其在一开始并不参加的”欧战。8 7月30日，沙皇终于打消顾虑，颁布了最终的总动员令，萨宗诺夫随后向驻伦敦大使贝根道夫伯爵（Count Benckendorff）发去急电，让他阻止英国向奥斯曼帝国移交即将交付的“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雷沙迪耶号”无畏舰（土耳其船员原计划在8月2日接管这两艘舰）。回溯至5月，贝根道夫曾以一种非常非常谨慎的态度请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首肯此事，当时只有格雷和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反对，理由是英国政府没有权力干涉私人的商务合同。而现在，随着欧战将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爆发，萨宗诺夫再难继续拖延。“这些军舰，”他坚决要求贝根道夫劝诫丘吉尔和格雷，“必须留在英国。”9

像是看穿了萨宗诺夫的意图（实际上对于俄国最新的要求一无所知——英国此时还未收到俄国方面的情报），温斯顿·丘吉尔此时通过其富有争议性的举动，书写了历史的注脚。7月31日，星期五，当俄国的总动员还在进行中（丘吉尔显然也不知晓这个消息），德国也正要向圣彼得堡发出最后通牒时，英国海军大臣命令海军士兵登上“苏丹奥斯曼一世号”和“雷沙迪耶号”无畏舰，阻止土耳其船员在军舰上升起奥斯曼国旗。由于丘吉尔这种明目张胆的非法举动，英国在战争（至少对丘吉尔而言是无可避免的）中对抗德国公海舰队问题上的立场昭然若揭。他在不经意间彻底完成了俄国首要战略目标之一——没有让奥斯曼得到它渴望得到的无畏舰——在无畏舰的帮助下，奥斯曼可以掌握黑海的控制权——这个结果给奥斯曼政府主战派献上了一份尤其珍贵的礼物，更不用说拼命想把土耳其一同带入战争的德国领导者们。10

恩维尔帕夏绝不会放任此等机会溜走。随着绝望感的加深，德国总理贝特曼在与土耳其签署正式联盟的条款中不断变软，从7月31日星期五要求土耳其许诺“采取实质上的行动”以对抗俄国到第二天下午变成土耳其仅仅做好“作战准备”，最终奥斯曼战争大臣决定互相让步。星期六早上，恩维尔获悉英国船员已经强占了两艘无畏舰（尽管丘吉尔的做法并未获得内阁的赞同，也未公布）。星期日下午，恩维尔向旺根海姆大使承诺，为换取条件宽厚的结盟协定，他将把“苏丹奥斯曼一世号”无畏舰移交给德国。（恩维尔的想法是将此舰停靠在德国位于北海的港口——他只字未提如何在途中逃脱大批英舰，因为他知道这艘舰已不再由他处置了!）11

在比照过贝特曼的最新指示（仅仅要求土耳其表明自己做好了“作战准备”）后，旺根海姆认为恩维尔满足了德国首相的要求。1914年8月2日星期日下午4点，这位大使在一份秘密双边防御协议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与之一起的是奥斯曼大维齐尔兼外交大臣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协议有效期截至1918年12月31日。在这份协议中，土耳其承诺如果德国与俄国开战，它将代表奥匈帝国加入德国共同战斗；作为交换，德国承诺“如果土耳其遭到威胁，它将有义务在必要情况下动用武力保卫奥斯曼领土”。[1]12旺根海姆也承诺尽快实现恩维尔的迫切需求，将德国由“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组成的地中海分舰队派往君士坦丁堡。旺根海姆并未意识到自己受奥斯曼战争大臣蒙蔽签署了一份欺诈协议，他全心全意支持恩维尔的主张，并向柏林指出“在拥有‘戈本号’的情况下，（奥斯曼）甚至在俄国领土登陆也是有可能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利曼·冯·桑德斯向军事代表团的德国军官发布了动员令，此军事代表团身处奥斯曼军营，且已有71人之众。13

很自然地，利曼同德国陆军司令部的莫尔特克（Moltke），以及海军部的铁毕子大元帅推断，旺根海姆已从恩维尔处获得一个约束性承诺，即奥斯曼将很快加入战争对抗俄国。这个错误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进一步证实。8月1日，星期六，恩维尔颁布总动员令以对抗俄国（土耳其内阁在星期日批准了这条动员令）；8月3日，星期一，他又下令（尽管没得到内阁授权）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北部入口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南部入口进行布雷。14莫尔特克原计划的动员安排反应迅速，安排紧凑（比如他要求对巴黎实施闪电战），但是现在看来，却已经落后于其进度表——俄国早先就已进行了秘密动员，而比利时也决意抵抗德国对其领土的侵蚀。在这种形势下，莫尔特克开始激烈质问旺根海姆，并让其催促奥斯曼介入战争对抗俄国——同时，他对英国和法国也抱有相同的希望。15一旦法德两国在8月3日星期一下午开战，德国海军部势必会在英国宣战之前为“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找到一处安全的停泊点，以免英国优良的协约国地中海舰队将其击溃。铁毕子勉强接受了丘吉尔的这份礼物，同时出于对恩维尔许诺的信任，他命令苏雄在1914年8月4日星期二凌晨即刻赶赴奥斯曼首都。16

海军总司令威廉·苏雄正是为此刻而生。将强大的军舰派往博斯普鲁斯海峡以抗衡俄国掌控黑海的主张并不新鲜。事实上，苏雄早先就已在黑海上停泊过，并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返回。这给奥斯曼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以至于CUP的领袖们，诸如卡米·巴伊库特开始公开要求将“戈本号”纳入奥斯曼军队。苏雄在君士坦丁堡得到的热烈欢迎与他之前在地中海停靠港受到的冷遇形成了强烈对比。在地中海，长期占据优势的英国舰队常常限制他在这里停留，以消除他可能产生的任何积极印象（或者如德皇喜欢说的，英国的做法如同“向汤里吐口水”）。俄国人也完全了解苏雄。随着一月份利曼事件的发生，萨宗诺夫向柏林发出警告称，“戈本号”绝不能为奥斯曼军队所有。对于俄国而言，它到拥有自己的第一艘军用无畏舰还需两年以上的时间，因而此时在奥斯曼海域上出现任何无畏舰级别的船舰对它来说都是巨大的威胁，且足以倾覆黑海上的海军实力平衡，朝向土耳其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俄国水陆攻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企图也将几乎成为泡影。17

1914年8月4日星期二凌晨3点刚过，苏雄解码了发自柏林的命令，此时他正朝法国位于阿尔及利亚的菲利普维尔港（port of Philippeville）进发，殖民部队正在此地乘船前往西部前线。前一天下午6点，当苏雄正在从西西里岛向西南方全速前进的时候，忽然获悉德国向法国宣战，他的目标终于达成，并且如他晚年回忆道，“所有人都可以品尝到他们热烈渴望的战火时刻了”。苏雄暂时将铁毕子要求其赶赴君士坦丁堡的命令放到一边，继续朝菲利普维尔港开进。早上6点刚过，“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炮轰附近的波尼港之时，“戈本号”战列巡洋舰也朝法国运兵舰开火。尽管炮轰并未引起重大伤亡或者对运兵舰或港口造成实质性损坏，但是德国人的进攻还是引起了法国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奥古斯丁·布韦·德·拉佩雷尔（Augustin Boué de Lapeyrère）的担忧。他命令分舰队组成护航舰队对运兵舰进行保护，这一艰巨的任务将耗时数日。这样，通过拖延法国将阿尔及利亚士兵运往前线，苏雄已成功达到目的。心满意足之后，他才撤回船舰，折回西西里岛，希望在往君士坦丁堡行进之前先给船舰添加煤料，两地间大约相距1 200英里（约1 931千米）。18

此时，最艰难的部分才刚刚开始。当苏雄在菲利普维尔港和波尼港播下恐慌，阻止法国司令官进行追赶之后，仍然不得不对付由三艘巨大的巡洋战舰领衔的英国地中海舰队。它们的名字令人印象深刻：“不屈号”、“不倦号”和“不挠号”，它们和1907年下水的“无敌号”属于同一类型。尽管这三艘还达不到无畏舰级别——排水量仅有1.8万吨，与之对应，“戈本号”战列巡洋舰为2.3万吨（仅仅勉强符合上一代无畏舰）——但是英国的巡洋战舰却装备了8门12英寸口径大炮，航速达到25或26节，这同最新的无畏舰相差无几。理论上，在1911年下水，且装备着11英寸口径大炮的“戈本号”在开启5 200马力引擎全速行进的时候，能达到28或29节的航速。但是，苏雄（而非追赶他的英国人）痛苦地意识到，舰船上有三个锅炉已经损坏，其他的也发生了泄漏，因而舰船再也无法达到这样的壮举。8月3日，星期一，丘吉尔经由英国地中海舰队总司令伯克利·米尔恩爵士（Sir Berkeley Milne），下令“不倦号”和“不挠号”全力搜寻“戈本号”，并对它进行跟踪，“不管它去往哪里”。8月4日星期二上午10点32分，跟随着菲利普维尔港和波尼港传来的炮击声，很晚才到达的“不倦号”向阿尔及利亚行进，试图击退苏雄的进攻，在瞥见“布雷斯劳号”在船首右舷位置后，即“快速向东驶去”。几秒之内，“戈本号”被发现在船首左舷位置——几乎正对着“不倦号”。两艘军舰随即进行了交火，但是，由于英德两国还未正式宣战，因而“不倦号”的司令官肯尼迪上校只好向右转舵，切断了苏雄试图突围的通道，迫使他轻微偏离了航线。苏雄由此躲过了第一枚子弹。19

然而,他还没有逃离危险。随着“不挠号”加入追捕，英国海军部开始沸腾。丘吉尔由于接收到错误情报，认为苏雄向西南方的阿尔及利亚驶去，所以刚过正午，他就给米尔恩上将拍去电报，让其“截住”德国船舰，并且在给予“合理警告”之后，若对方还“袭击法国运输船”，则与之交战。然而即使是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有些模棱两可的命令，在丘吉尔于内阁上遭到斥责后，两个小时后便被废除：现在米尔恩在英国向德国宣战之前将不采取任何行动。回溯至7月31日，给这些令人困惑的命令增加了不确定性的还有，丘吉尔指示米尔恩“在开始的时候要克制使用武力”，以及必须“在现阶段不要采取行动对抗兵力占优势的敌方”。因为不知晓苏雄船舰的锅炉出了故障，丘吉尔及其舰队司令员仍然认为“戈本号”是地中海中速度最快、力量最强大的战舰。米尔恩因此有充足的理由保持谨慎。20

不管英军是否被授权与苏雄交战，对于苏雄而言，此时他再无法志得意满。为了逃脱“不倦号”和“不挠号”追击，并进入墨西拿——距离最近的西西里岛下风舷的“中立”港口，他在整个下午满负荷运行锅炉，在几乎要把司炉工累死的情况下才逐渐将“戈本号”加速到23节，并慢慢将追击者甩在身后。下午4点左右，英国的军舰丧失了有效射程。下午4点35分，海面上浓雾降临，“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消失在米尔恩的视野中。子夜时分（伦敦时间晚上11点），英国向德国（要求其撤离比利时领土）发出的最后通牒在期满之际仍未得到积极回复，两国至此终于进入战争状态，英国也得以许可向德军开火，但苏雄此时已完全摆脱射程，靠近中立海域墨西拿海峡了。根据中立法，任何在布林迪西港停泊的船只要在24小时之后离开。21

一场有关“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命运的激烈外交斗争就此展开。首先，苏雄对意大利当局“十分无耻的背叛行为”感到怒不可遏——意大利全然不顾自己同德国、奥匈帝国三国结盟的事实，在苏雄到达布林迪西港后仍按中立法限制他停泊的时间。在国家表明自己的真正立场后，布林迪西当局甚至拒绝给苏雄提供燃煤。苏雄不得不花费时间向罗马的奥斯曼外交使馆拍去电报，请求他们克服当局的阻挠。由于德国在地中海再无其他军舰，唯一能够护送“戈本号”的只有奥地利在普拉（Pola）港的亚得里亚海舰队。然而苏雄在8月5日凌晨两点向奥地利海军部拍电“尽快接走墨西拿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请求未获任何进展。米尔恩上将此时却已将英国战舰摆放在墨西拿海峡的两个入口处，按中立法规定，退避“6英里”（约9.7千米），守株待兔，只等苏雄超出时间限制后向其开火。奥地利考虑到即使冒险遵守约定进行营救也难以占得便宜，尤其是此时奥匈帝国和英国还未宣战。雪上加霜的是，苏雄又收到一封由铁毕子在8月5日星期三发自德国的加密电报，上面提到，“出于政治原因，［你］在当前到达君士坦丁堡是不现实的”。22

然而苏雄并未被这些坏消息吓倒，他将全舰将士的力量激发到最大程度。对于救援不再抱希望，“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则需要储备足够多的燃煤来急速穿过（他只能假设）一支重型英国屏护舰队。因此，苏雄紧握着每只他能抓住的（将士的）手，“伴随着军乐的氛围、上好的口粮、振奋军心的演讲、一起共事的军官的英雄事例，以及我自己的鼓舞”对其进行激励。在码头上，西西里岛的小贩们向德国人兜售纪念品和明信片，这些德国人如旧时的罗马角斗士一般致意，“准备赴死”。在全舰将士无了无休的苦干下，很多人由于体力透支或中暑而身体垮掉。在船舱内，当司炉工在卖力干活倒下后，另一位又紧接着被换上。其他的运煤船则“满载冷饮和洗澡水”，开始溜之大吉。然而时间有限，在8月6日星期四下午最后一名将士倒下时，“戈本号”仅仅装载了1 580吨煤料，“布雷斯劳号”装载了495吨煤料。这远不足以到达达达尼尔海峡。但是，苏雄不得不这样做。他随后命令将士进行“其急需的”休息，并准备在下午5点离开。23

尽管奥斯曼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许可权遭到撤销，苏雄还有另一个选择。在绕过“靴形”的意大利后，他可以朝亚得里亚海行进，并躲藏进位于普拉港的奥地利舰队——之前曾拒绝救援他的那一艘。但是这样做会使苏雄和他挚爱的“戈本号”被优良的英军舰队包围，使其只能消极“等待”。但是性格固执、暴躁的苏雄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因此，在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的情况下，他决定，“不要动摇我的信念让战争提前在地中海东部爆发……我希望之后能到达君士坦丁堡，并把战争带到黑海”。24

苏雄的计划尽管莽撞，但是绝非愚蠢。预料到不管如何都会被追踪，他确保在傍晚之前离开，这样英国追踪者将能看到它向北朝亚得里亚海进发。他希望——一旦夜幕降临，便能摆脱敌人的视野；到那时，他将“偷偷摸摸向右转舵”——靠近东边的希腊岛屿，一艘德国运煤船正在此处的马里阿角（Cape Malea）等候对“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行重新补给，以保证他能完成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旅程。尽管如此，苏雄知道要逃脱敌军的追击仍需足够好的运气。

地图5

事实证明，他的英国对手相当乐于助人。[2]在海军部，温斯顿·丘吉尔并未了解到君士坦丁堡的重要性，以至于他强行扣押了奥斯曼军事家们魂牵梦绕已久的无畏舰——这两艘强大的战舰乃公开认购。不论是丘吉尔还是米尔恩上将都没料到苏雄会突出重围，奔向达达尼尔海峡。米尔恩十分肯定“戈本号”将会向西边的直布罗陀和大西洋的开敞水域移动，所以他仅仅在墨西拿海峡的东部入口处派遣了一艘轻型巡洋舰（“格洛斯特号”）进行堵截［尽管他命令海军少将厄内斯特·特鲁布里奇爵士（Sir Ernest Troubridge）率领一支由4艘装甲巡洋战舰、8艘预备驱逐舰组成的分舰队把守亚得里亚海，以防苏雄向普拉港靠近］。25

8月6日星期四晚上早些时候，苏雄离开了墨西拿海峡。性能低劣的“格洛特斯号”除了与他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将德国军舰位置通过无线电（苏雄始终没有干扰成功）发送给米尔恩上将之外别无他法。米尔恩在接收到无线信息之后又传递给亚得里亚海分舰队。特鲁布里奇在拦截苏雄的路线上位置绝佳，子夜刚过，他动身向南部进发，期望在拂晓之前与“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交战。凌晨4点左右，仍未发现敌军身影，特鲁布里奇不禁重新斟酌一番。他早先将驱逐舰派出以添加煤料，此时还未归来。由于担心自己仅有的4艘性能不佳的巡洋战舰在与“戈本号”偶遇后被击毁，同时丘吉尔不要与“兵力占优势的敌方”交战的命令萦绕耳旁，特鲁布里奇随后放弃了追赶。苏雄又躲过了一枚子弹。[3]26

尽管从主要对手那儿侥幸逃脱，苏雄仍要对付“格洛斯特号”的指挥官——霍华德·凯利上校（Captain Howard Kelly），他是一个性格同苏雄一样固执的爱尔兰人。在这种动荡的战争局势中，凯利以身示范了性格的重要性：特鲁布里奇如何规避责任，他就如何越权揽责。8月7日星期五凌晨，在获悉亚得里亚海分舰队停止追踪后，米尔恩在5点30分向凯利拍电，命其“跟在敌船后面，但不要追捕”。凯利同这位他所追踪的对手一样性情暴躁，即使特鲁布里奇抛弃他将他彻底暴露在“戈本号”的猛烈炮火下，他依然拒绝撤退。星期五正午，由于锅炉发生泄漏（同时，他在布林迪西装载的煤料使他的船舰冒出黑烟），“戈本号”被“格洛斯特号”超过，苏雄推测这位英国上校可能会更愿意追踪一艘尺寸更大的战舰，便下令“布雷斯劳号”引开追踪者。到下午1点30分，“戈本号”开始刻意落后于其他舰只，尽管此时“格洛斯特号”距离前方的“布雷斯劳号”只有11 500码（10.5千米）。下午1点35分，凯利下令将6英寸口径主炮对准对方开火，并且击中不止一处（尽管没有造成任何毁坏）。“布雷斯劳号”随后反击，并发射了一连串试射炮弹，尽管没有击中“格洛斯特号”，却在它周围投掷出可怕的巨大浪花。苏雄此时在“戈本号”上，从反方向向“格洛斯特号”远远地发射出一枚鱼雷，同样没有击中。像是担心他的不听话的上校会损害德国舰船一样，米尔恩此时命凯利后退，并禁止他越过马塔潘角（Cape Matapan）进入爱琴海，以免在希腊岛屿里遭到埋伏。至此，苏雄再次顺利逃脱。[4]27

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的政治斗争进入白热化。在8月2日与德国签订结盟协定以及旺根海姆许诺把“戈本号”送给奥斯曼的最初一股热情之后，恩维尔不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游布设好水雷，还下令征用俄国存放在奥斯曼港口的货物，包括石油和粮食。然而，当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8月5日星期三探出风声时，他同暴怒的俄国人一样，对非法征用表示反对。这位大维齐尔忧心于：如果土耳其和俄国开战，土耳其将缺乏同保加利亚签订的足以保证色雷斯安全的协议。但是他却不可能与索非亚匆忙达成协议。因而，相比年轻、刚愎自用的战争大臣，他耍了一个聪明的滑头。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推理到，被在地中海巡查的敌方分舰队包围着的“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除了君士坦丁堡将无路可去。当德国人在布林迪西添加煤料时，这位大维齐尔决定向其施压。在奥斯曼政府同意苏雄将舰只开进达达尼尔海峡之前，他在8月5日星期三通知旺根海姆大使，德国必须满足六项条件，包括支持废除领事裁判权——支持奥斯曼几十年外交的圣杯——坚定承诺帮助土耳其从希腊手中收复爱琴海岛屿，以及帮助土耳其扩展其东部的高加索边界以便“土耳其和俄国的穆斯林进行直接联系”。苏雄在布林迪西通过铁毕子收到了这封隐含外交敲诈意味的“黑色邮件”，电报上通知他由于“政治原因”，君士坦丁堡之行尚不可取。胁迫之下，同时不希望再进一步置苏雄于危险之境，旺根海姆在8月6日星期四同意了这些条件。28

苏雄并不清楚这其中的交易，他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一切十分可疑。8月7日星期五晚上，他安排运煤船“博盖德尔号”（Bogadir）在马里阿角与其碰头。为了躲避侦察，他甚至将船饰以希腊标志。而另一艘运煤船“将军号”在从墨西拿不同方向出发后不久才重新和他会合。如果苏雄知道异常谨慎小心的米尔恩上将早已取消了追赶令的话，可能会直接选择在马里阿角进行煤料添加。但实际上，直到他们在代努萨岛（Denusa）附近找到一处荒无人迹的、似乎在敌人视野之外的海岸线之前，他令他的运煤船一直跟随他驶入了爱琴海深处。1914年8月8—9日周末两天，“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在保持气压的同时进行煤料装载，以便遭到突然袭击时能够快速脱身。同时，一个特殊的瞭望哨被建在岛上的最高点，以防范英军。苏雄此时距达达尼尔海峡出入口已不到200英里（约322千米），如果有出入许可，他在一天内即可到达。但是他无法再冒险给君士坦丁堡拍电报，因为电报信号强到足以将其位置泄露给英国舰队。在奥斯曼的政治斗争形势尚未分明的情况下，苏雄又一次做出大胆选择。在星期六晚上，他派遣“将军号”到达奥斯曼的士麦那（伊兹密尔）港口，向德国驻奥斯曼海军部海军联络官汉斯·胡曼（Hans Humann）传达如下信息：

出于紧急军事需要，（我们）将在黑海向敌军发动进攻。请务必不惜任何手段拿到土耳其政府的许可证，以便我立即通过海峡，如有必要，非正式批准也行。29

在君士坦丁堡，相对于德国人，奥斯曼的协商者们的谈判优势逐日凸显，他们开始完全享受其中，甚至连早期性情急躁的恩维尔也喜欢上了这场游戏。8月5日，星期三，苏雄正在布林迪西最炎热的时候折磨他的锅炉工时，大维齐尔向旺根海姆大使施加压力。同一天，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军事专员M. N.列昂季耶夫少将（Generalmajor M. N. Leontiev）造访奥斯曼战争部，与恩维尔进行了会面。这位战争大臣的谈话内容使列昂季耶夫大为惊讶。恩维尔承诺将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第九和第十一兵团从土耳其东部撤出，以便俄国派出高加索军队增援欧洲前线，对抗奥地利和德国。作为交换，俄国将与奥斯曼帝国签署一份五年或者十年的防御同盟条约，并且以牺牲维也纳利益为代价，帮助奥斯曼重新解决巴尔干问题（这个主张重新帮土耳其从保加利亚处获得色雷斯西部地区，从希腊处获得一部分爱琴海岛屿，并将阿尔巴尼亚补偿给希腊，从塞尔维亚处划分马其顿的部分区域给保加利亚，而它自己将得到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当天，他们签署了该条约，这位被认为属于亲德派的奥斯曼战争大臣许诺列昂季耶夫，将把利曼·冯·桑德斯和整个德国军事代表团驱逐出境。30

迄今为止，恩维尔对俄土同盟的试探性声明到底有多严肃，仍不为人所知，如同内务部的塔拉特（尤其是他在克里米亚的里瓦几亚之行后，由吉尔斯大使陪同，在5月返回土耳其，并向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提出明显相似的建议）。尽管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一听到恩维尔的主张就开始急切地进行落实，但这个想法似乎并不源于外交部。从1914年8月7日星期五到8月9日星期日的整个周末，当苏雄上将躲藏在代努萨，绝望地等待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许可时，在君士坦丁堡，奥斯曼外交官和吉尔斯大使之间却进行着一系列越来越详细的结盟磋商；而另一旁，列昂季耶夫也在同恩维尔保持着接触。不管恩维尔的提议是否出自真心，它都深受吉尔斯和列昂季耶夫的欢迎，他们甚至还向萨宗诺夫建议采纳此提议。31

星期日，事态进入紧急关头。中午时分，米尔恩上将在（由于不实情报称奥地利已向英国宣战）再次耽搁了追击之后（理论上而言，这会因此威胁亚得里亚海，并从马耳他切断其分舰队），继续对“戈本号”及其三艘主要的巡洋战舰进行追赶（尽管他直到子夜时分才到达爱琴海）。星期日一大早，苏雄从士麦那把他的紧急请求拍电给身处君士坦丁堡的胡曼。在电报被解译的同时，米尔恩又开始了对苏雄的追击——这使奥斯曼政府了解到“戈本号”已经时日无多。君士坦丁堡方面，大维齐尔却一再搪塞，并欺骗旺根海姆大使称奥斯曼、希腊、罗马尼亚三国即将签订中立国条约，所以不会允许一艘全副武装的德国战舰来破坏这个协定。尽管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出于很明显的原因没有提及这一点，但是与俄国的结盟对话同样在星期日接近高潮——吉尔斯大使当天给萨宗诺夫拍去两封紧急电报，要求他立即签署（结盟）协定（然而萨宗诺夫在下午收到亚努什克维奇从俄国军事指挥部发送的紧急信息，建议他在结盟谈判被泄露给新闻界之前立即中断谈判，以免被近东理解成为“［俄国］觉醒的迹象”）。为了尽可能长久地保留选择权，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向旺根海姆大使建议道，苏雄被允许进入达达尼尔海峡——但前提是“戈本号”解除武装并“通过虚构交易的方式”将其转变为“奥斯曼的”船舰。32准确来说，这并非一个邀请。但它却是苏雄将要得到的。

1914年8月10日星期一凌晨一点，“将军号”向“戈本号”发去一封电报，内容如下：“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并要求沿岸要塞投降。”两个小时之后，当苏雄还在仔细斟酌这个奇怪的指示时，他从英军分舰队获得了无线电信号，并成功进入了爱琴海。早晨6点，在未接到进一步的指示说明时，他决定不再等候，并向达达尼尔海峡进发。当接近中午，处于一半路程时，苏雄解译了另一封在夜里由柏林海军部发送的电报：“此事至关重要，‘戈本号’须尽快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确认收悉。”不论是这条或是从士麦那发送的信息，都没有提到奥斯曼政府已经批准了通行许可权，其中的奥妙在于，这个许可权并未实际给予。苏雄只能猜测其中的含义：他应该闯入还是假装作势以给予土耳其人借口让他进入。不管怎样，他将很快弄清原委——按照当前航线，他将在傍晚时分到达目的地。33

经过一周的剑拔弩张，8月10日星期一下午，形势进入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下午4点，在以18节航速向达达尼尔海峡进发的途中，苏雄望见了忒涅多斯岛（Tenedos）和伊姆罗兹岛（Imbros）。随着德国通过多方面活动以迫使奥斯曼信守8月2日的结盟条约，加入战争对付俄国，“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此刻的命运维系于南部海岸的海丽丝岬（Cape Helles）和库姆卡莱（Kum Kale）在苏雄的船舰进入射程内时会做何反应。他们会开火吗？由于未收到战争部给出的明确命令，当德国船舰在傍晚7点左右被发现的时候，恰纳卡莱这座宏伟的城塞的司令官便向君士坦丁堡拍去电报请求指示。中校弗里德里希·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Lieutenant Colonel Friedrich Freiherr Kress von Kressenstein）在战争部与恩维尔进行了会晤，回忆如下：恩维尔刚开始拒绝在没有首先咨询大维齐尔的情况下给予答复，但是克雷斯紧逼他要求他做出决定。恩维尔随后陷入了沉默，在克雷斯面前犹如静止了一般。终于，他开了口：“他们应该被放进来。”克雷斯依然不满意。“如果英国战舰也紧随［‘戈本号’］进来，”他要求得到确认，“你们会朝他们射击吗？”恩维尔再一次回避了这个问题，并且抗议道，他无法在不与其他大臣商议的情况下就轻易做出如此重大的、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决定。但是，克雷斯仍坚持要求得到答案。“如果那样的话，”恩维尔最终回复道，“是的。”晚上9点，一艘土耳其鱼雷艇被派出接洽“戈本号”，并发出“戈本号”期待已久的信号：“跟上我。”苏雄终于如释重负，跟随这只土耳其引航船穿过布满水雷陷阱的达达尼尔海峡，进入了马尔马拉海。34

很快，“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抵达奥斯曼领海的消息便传遍了欧洲。经过一周，苏雄终于侥幸逃脱出具有强大优势的英国舰队的各种围追堵截，而他（进入奥斯曼）的妙举也几乎立马被视为对君士坦丁堡向协约国靠拢的一次关键性打击。诚然，我们应该对事后之谈对事件真相的扭曲报以谨慎之心。[5]此时，米尔恩和丘吉尔仍认为当前形势只是一场关于边境线的闹剧，仅仅下令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出入口以防苏雄出逃。35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尽管敏锐觉察到事态的不一般，但是依然几乎充满着自以为是。他告知内阁，“尽管我们应该坚决要求由土耳其人而非德国船员来操纵‘戈本号’，但是这并无大碍：要知道，土耳其水手哪懂得驾驶它——除非是在岩石或水雷上”。36

英国在一旁漫不经心，恩维尔下令让德国船舰进入却对英国和法国船舰（暗中）进行了封锁——这个决定在晚上10点，由胡曼向柏林的德国海军部发去的电报中得以确认。另外，当日益增多的英法船舰群集结在贝斯克海湾，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监视，在一旁抛锚等待之时，奥斯曼的沿岸炮群在星期二早晨又放行了两艘德国民用供应船，其中包括“将军号”（刚从士麦那而来）和“洛多斯托号”（Rodosto）。[6]37

无论怎样，奥斯曼已经加入了战争，它显然已经违背了中立法，并且将一只强大的饿狼放进了高门的外交羊圈。如苏雄在1914年8月12日向铁毕子发去电报时所称：“土耳其政府热烈欢迎‘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同奥斯曼舰队的合作也在进行着。我打算尽快在黑海展开作战。请立即运输军火弹药。这儿的煤料十分充足。”38不管有没有得到土耳其的许可，苏雄已做好准备将战争带入黑海以对抗俄国。

[1] 这份协议由奥斯曼外交官草拟，措辞精妙。它规定，只有在德国根据协议与其同盟国奥匈帝国都开战之后，奥斯曼帝国才会向俄国宣战。由于贝特曼受蒙蔽将重点放在合法内容上，柏林在先向俄国宣战后，条款却并不适用于土耳其（同样不适用于奥匈帝国）。意识到这点后，哈布斯堡王室外交大臣利奥波德·冯·贝希托尔德一直处于犹豫和拖延中，直到柏林向其施加重压后，才在1914年8月6日向俄国宣战。

[2] 苏雄在回忆录中称，他几乎只能指望英军出现懈怠或者不采取任何行动，并言自己有一种“本能——英军将领今天将不会挑战我，除非他们在主要力量上面拥有完全优势”。尽管这段评论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意味，但是苏雄显然清楚英军在追赶过程中充满了试探性，他此时的大胆也与此信念密不可分。

[3] 特鲁布里奇少将由于未能追赶“戈本号”且“让其逃跑”，而在之后受到责难及军事法庭的审判。由于这个错误是丘吉尔和米尔恩的含混指示引起，特鲁布里奇最终被体面地宣判无罪——尽管他之后便失去了海军指挥权。

[4] 尽管战况不值一提，但是这场交战却广为人知——恰恰因为一艘意大利轮船在一旁经过时见证了这一场战斗。在这艘去往奥斯曼帝国的船上，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的女儿正处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旅途中。［在到达后，旺根海姆大使向她询问战况。摩根索6岁大的孙女巴巴拉也目睹了这场交战，并在50年之后将其记录在自己最畅销的历史作品《八月炮火》（Guns of August）中。］

[5] 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丘吉尔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他在书中描述“戈本号”“超出一艘船的功能，（带来了）更多的杀戮、更多的不幸和更多的灾难”。与之相仿，另一位杰马勒帕夏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恩维尔在那天晚上告诉他，“一个孩子降临了”。而摩根索大使在他有趣但缺乏严谨的自传小说《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秘密》中写道，旺根海姆大使挥舞着电报，宣告苏雄的到来，“就像一个足球队员打赢比赛后的那种兴奋”。

[6] 他们完全可以向德国船只开火，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人们对米尔恩在1914年8月的消极举措有着各种各样的推测，包括最近杰弗里·米勒在其所著《不可抗力：“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逃脱背后的阴谋》（1996）中的说法：英国向希腊派出的海军代表团团长马克·克尔少将很可能牵连进了雅典的一个小团体，他们帮助消灭“戈本号”行动的证据，以避免丘吉尔和米尔恩发觉。但是正如米勒在其扣人心弦的故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这个阴谋仅限于雅典的事实正日益清楚：混乱情报、错误的主张以及完全的行事无能，充分解释了米尔恩没能成功拦截“戈本号”的原因。

第六章
争取奥斯曼之战

可以说，如果我在有利条件下遭遇俄国舰队或其支队，那么我将不会阻止炮弹射出。

——“奥斯曼海军中将”威廉·苏雄，
原德国无畏舰“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指挥官，
在1914年10月25日如是诠释奥斯曼战争大臣恩维尔帕夏的命令1

苏雄在1914年8月10日晚上抵达马尔马拉海的举动对德国在君士坦丁堡开展的活动而言可谓出乎意料的妙举，但是它对奥斯曼政府来说却并不那么受欢迎。即使是恩维尔，也曾置亲德派的同情心于不顾，在最后一刻还在犹豫如何面对苏雄（已进入奥斯曼）的既成事实，并在同俄国的结盟谈判中向俄国军事专员撒了谎。就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来说，作为一名外交艺术大师，他又花费了一两周时间向旺根海姆施加压力，并可能已经成功获取了德国助其恢复苏莱曼大帝时边界线的承诺。然而在苏雄的顽固意志下，赛义德·哈利姆帕夏的精明却难以施展，奥斯曼对德国的影响力随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这场外交游戏，却远未结束。不可避免地，协约国的大使们要求德国战舰在24小时内离开奥斯曼海域，或解除武装。正如我们所知，大维齐尔早已策划好如何进行回应。8月11日，星期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对外宣布，奥斯曼政府已经以8 000万马克的价格“购买”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尽管实际上并无金钱易手）：它们将分别被重新命名为“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和“米迪里号”，并编入奥斯曼海军。由此，协约国们对土耳其让一艘交战军舰停靠在本国码头的控诉变得无所适从。[1]在一次官方授意的接洽中，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补充道，购买“戈本号”明显是针对英国扣押“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报复行为。2 这产生了两个有益的效果：它使得君士坦丁堡对英国的憎恶更甚一步，同时让德国人方寸大乱。正如旺根海姆向柏林方面抱怨的，德国要如何才能够对这场战舰的“虚假”交易抵赖。要知道，这件事在土耳其已经人所共知了。3

当然，由于之前强占了奥斯曼的无畏舰，英国人此时只能责怪自己。尽管丘吉尔最终将在使土耳其疏远的问题上遭受大部分责备，他却并不乏同伴。英国大使馆官员H.博蒙特（H. Beaumont）先生在摊上这份平息奥斯曼政府（因损失其无畏舰）怒气的苦差事后，于1914年8月6日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抱怨道，奥斯曼海军大臣杰马勒帕夏“在扣押‘苏丹奥斯曼一世号’问题上表现得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出于怨恨，杰马勒不仅要求赔偿，还威胁“由于奥斯曼位于君士坦丁堡的造船厂要组织重建”——因为本来要停泊在此处的无畏舰不再属于土耳其，他们将撤销维克斯—阿姆斯特朗（Vickers-Armstrong）合同。丘吉尔在获悉杰马勒的反应后，写道，“勿用着急”对土耳其进行赔偿，“他们可能会加入德国同盟，这样的话，我们还能省一笔钱。先继续保持谈判和拖延”。四天以后，当“戈本号”的到来米已成炊，由此威胁到英国在高门本来就不牢靠的地位时，博蒙特的态度才有所缓和。他在给伦敦发出的报告中记录到，“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资金由新的贷款负担，而购置“雷沙迪耶号”的费用却来自“普通民众的小额资金征收，所以成千上万的穆斯林捐款人才会对它的命运尤为关心”。“在损失了这些船舰后，”他此刻才注意到，“（每一位土耳其人）感同身受，并引起了他们广泛的憎恶”，因而英国有必要承诺进行赔偿：土耳其人的索赔要求是1 500万英镑。[2]4 第二天，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又敦促伦敦通过他的赔偿要求——德国战舰——以避免土耳其舆论难以原谅丘吉尔的侮辱对其造成的损害。

土耳其人对英国大使馆已怀有更多的不满。8月15日，星期六，杰马勒帕夏令苏雄向北部帝都进发，并准备好在一接到命令后“升起土耳其国旗”。星期日，这艘前“戈本号”战列巡洋无畏舰及其辅助巡洋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中靠近金角湾的入口处抛下锚。在一场盛大的公开典礼中，被博蒙特指责为“被宠坏的孩子”的海军大臣骄傲地将“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和“米迪里号”编入奥斯曼军队。尽管一支象征性的土耳其海军分遣队登上了舰，但是当苏雄和其德国军官招摇地戴上土耳其毡帽并升起奥斯曼国旗时，这次交接的真实本质继而昭然可见。（当天晚上，苏雄在航海日志中记录：“不言而喻，这些船舰仍属于德国。”）5

尽管在官方上仍保持中立，土耳其却有着向协约国，尤其是俄国靠拢的迹象。8月12日，土耳其将水雷布列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出入口，并且关闭了灯塔；所有进入船只此时都被要求获得许可且由导航船引导进入。6为了造成假象，让人以为苏雄的战舰已经被中立化，恩维尔和杰马勒要求德国海军部向其运送最先进的水雷，并且派遣一组军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替换英国海军代表团，同时对奥斯曼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岸防线进行巩固。苏雄将这一请求转呈给铁毕子，后者同意向奥斯曼帝国派遣一支由令人敬畏的吉多·冯·乌泽多姆上将（Admiral Guido von Usedom）率领的特遣队。这支特遣队的组成人员包括海军军官、炮兵、工程师、鱼雷及水雷专家和好几百名训练有素的德国军事学员，此外还有大量水雷、扫雷舰、鱼雷和其他技术设备被一同运往奥斯曼。这支特遣队的第一分队早在8月18日就离开德国前往君士坦丁堡。7

随着奥斯曼加入战争已成必然，德国似乎取得了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8月17日，在“戈本号”及“布雷斯劳号”战舰被“转让”给奥斯曼军队的新闻传至英国后，丘吉尔向战时内阁建议，“进入全面战时状态”，并授权米尔恩上将派遣“一支鱼雷分舰队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形成威慑，并在必要情况下击沉“戈本号”及其僚舰”。[3]但是这个建议在内阁内部却遭到强烈反对，一部分原因是担心会引起埃及和印度的穆斯林的反对，另外则是由于整件事的根源：很多人责备丘吉尔，认为他起初扣押无畏舰的举动激怒了土耳其人。8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早已命令黑海舰队司令官安德烈·埃伯哈特上将（Admiral Andrei Eberhart）“用尽一切手段阻止［‘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入黑海，即使侵犯土耳其领海权也要歼灭之”。9由于苏雄在奥斯曼政府明显的默许下控制着两艘“土耳其”战舰，如同他曾经的誓言，似乎再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将世界战争带入黑海，对抗俄国了。

然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却不打算在土耳其还没准备充分时就将其带入战争。尽管在“戈本号”安全抵达问题上未能获得旺根海姆的让步，但是他仍然可以决定苏雄能否在黑海进行活动。满心渴望离开的并不止苏雄一人。利曼将军早已同恩维尔展开协商，计划让奥斯曼军队在靠近敖德萨的黑海沿岸登陆，以对俄国第八集团军（为抵抗东加里西亚的奥匈帝国，正处在动员的最后艰难阶段）的侧翼形成威慑。海军部的铁毕子向奥斯曼驻柏林军事专员杰米尔·贝（Cemil Bey）提议道，苏雄可以驶入黑海并朝俄国目标开炮，其他奥斯曼战舰尾随其后向空中开炮，以造成抗议其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假象。德皇威廉二世深解其中味，他在8月18日给旺根海姆的信件中写道，毫无疑问，“（我们）欢迎奥斯曼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10但是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1914年8月17日坚决告知苏雄，以旺根海姆的方式，将不会许可任何形式的突袭。11

德国阵营遭受的挫折还在不断加剧。旺根海姆在1914年8月2日签下的密约对土耳其基本上没有约束力，而8月6日的结盟条约和胁迫之下的让步除了默许“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进入达达尼尔海峡外，并未获得任何回报——两艘战舰仅仅被奥斯曼扣押在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被阻止进一步行动。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和恩维尔非但没有向俄国宣战，还悄悄地讨好它，揣测圣彼得堡会向土耳其提出什么样的条款以保证土耳其置身战争之外。8月中旬，奥斯曼的亲法派财务大臣贾维德·贝（也是一位亲英派，尽管由于菲茨莫里斯的缘故，英国大使馆并不知晓这一点）在位于席拉皮亚（塔拉布亚）的协约国大使避暑别墅分别与大使们进行了会晤，试图获寻保证奥斯曼中立的条件。即使是杰马勒也在尽力讨英国大使路易斯·马利特爵士（Sir Louis Mallet）的欢心，后者在8月20日向格雷报告称，与土耳其签订协议保证其中立位置是切实可行的。12 8月19日，当大维齐尔同保加利亚签署了一项“友好同盟条约”后，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意图保持中立地位的要求便失去了最强说服力——但是此时仍未宣战。不足为奇的是，被奥斯曼的表里不一激怒的利曼将军，被传出要与恩维尔和杰马勒决斗。在这一切到来之前，同旺根海姆的关系十分冷淡［旺根海姆在去年12月抵达土耳其之后，拒绝同利曼在西鲁克兹驻地（Sirkeci station）会见］的利曼在8月19日直接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批准他及德国改革代表团的同僚军官回国。13

虽然利曼请求辞职的威胁很可能毫无意义，但是他的愤怒可以理解。一方面，恩维尔请求铁毕子向土耳其派遣数百名海军专家和专门设备以巩固舰队和岸防线，同时他还承诺旺根海姆称会以“泛伊斯兰革命”的名义在8月19日出兵法属北非、俄国高加索地区、英属埃及和印度，进行干预。另一方面，他在隔天又告诉旺根海姆，尽管同索非亚签署了条约，但是土耳其参战的时机尚未成熟：战争大臣甚至威胁如果德国再逼其出兵干预的话，他将会遣散奥斯曼军队。恩维尔十分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自从德皇威廉二世1898年在大马士革的萨拉丁陵墓前宣布自己是伊斯兰世界“永远的朋友”后，向德国的敌人发动伊斯兰圣战就成了他最中意的方式。“哈吉”威廉从未打算让利曼离开他当前的岗位，更别提允许他同奥斯曼的战争大臣进行决斗。“我期望同恩维尔合作，”德皇威廉二世对德国改革代表团团长轻责道，“请你务必替我传达我对他的充分信任及问候。”14

利曼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土耳其拖延战术逼疯的人。苏雄上将在躲过了敌人从地中海一端到另一端的追击之后，很难再满足于坐以待毙，否则他早就同奥地利人躲藏在普拉港，而非历尽艰辛躲过英军的围追堵截。同这艘军舰的历史一样有趣的还有中世纪的木船海战——其中最著名的要数1453年奥斯曼的君士坦丁堡围攻战，彼时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将船只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经由陆地搬运到金角湾，并从侧翼包抄拜占庭船只——奥斯曼首都并不适合一艘庞大的具有2.3万吨排量的无畏舰来进行军事演习。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伊斯坦伊（Istinye，位于今天的美国新领事馆）受压抑许久，苏雄无法测试他的锅炉是否泄漏，无法开炮，或者保持士兵的锐气。为了维持士气，有一天，他在俄国大使馆前抛锚，于是他的“军官和士兵在舱板上排列成行……庄重地摘下头上的土耳其毡帽，并戴上德国军帽”。军乐队随后奏响《德意志高于一切》以及《保卫莱茵河》，德国海员们在重新戴回毡帽之前“引吭高歌”。15

逗弄俄国人一定多少帮助苏雄平息了他的不安情绪。但是为了开个玩笑，苏雄不惜人身安全向达达尼尔海峡疾驶。25日，在15名海军军官及将近300名海军炮兵（其中大多数被派至达达尼尔海峡从事沿岸炮台固防工作）陪同下，乌泽多姆上将抵达西鲁克兹驻地。9月的第一个星期，另外400名德国人到达君士坦丁堡，加入了乌泽多姆的特遣队。很自然，在这样一个锋镝交加的时刻从欧洲主要前线战场调遣700名技术兵种到土耳其，使德国统帅部的莫尔特克认为为了让土耳其加入同盟契约，德国已经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诚意。在坦嫩贝格战役（Battle of Tannenberg）中，萨姆索诺夫（Samsonov）的俄国第二集团军在东普鲁士遭到歼灭，德军从而赢得了8月26—30日的交战时间。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军队在加里西亚省被俄军击溃［伦贝格（Lemberg）/利沃夫（Lvov）在9月2日陷落］，而德国军队经过边境线的鏖战后——鏖战持续数日，极大地透支着将士们的精力——向处于西线西南方的巴黎进发。当英法的守备者们开始重组巴黎西部防线，准备投入这场可能性的决战时，德国参谋长在1914年9月4日隐晦提醒旺根海姆和利曼，对奥斯曼帝国来说，不论是登陆俄国黑海沿岸或是威胁苏伊士的英属埃及，立即采取行动牵制敌方力量将是“有利的”。三天之后，随着马恩河战役的进行，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劝告旺根海姆，要让土耳其人牢记“利用一切手段击溃英军的抵抗”迫在眉睫。到最后，大使被批准向恩维尔提供他要求的（向苏伊士发起攻势的）一切“武器和弹药”。16

在嗅到德军统帅部的绝望气息后，恩维尔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认为再次对德国进行榨取的时机已经到来。1914年9月8日，星期二，奥斯曼战争大臣向旺根海姆提出请求：德国送给他“至少6组速射野战列炮以及充足弹药”，同时最好配备105毫米口径榴弹炮，每组8 000发。作为恩维尔主要心腹的德国海军专员汉斯·胡曼要求柏林方面为奥斯曼在苏伊士展开行动支付一笔约135万土耳其镑的资金（大约800万美元，合今天的8亿美元）。17此外恩维尔还暗示德国人不用理会大维齐尔倾向于协约国的调解立场，因为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不再掌控当前局势”。对大维齐尔而言，这可算一个新闻，他立刻公开宣布废除所有仍保留着的由欧洲列强（包括德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其中包含贸易优惠权和法定的税费豁免权，以此抢过恩维尔的风头。旺根海姆曾于8月6日在理论上同意接受此项条件，但彼时由于苏雄还被困在布林迪西，此举乃迫于威胁之下。当知晓赛义德·哈利姆帕夏的最新政策后，这位德国大使勃然大怒，并效仿利曼，威胁离开君士坦丁堡。尽管旺根海姆最终还是抑制住了这个想法，但是他仍然与其他欧洲大使联合起来——包括那些同德国开战的国家大使——向高门政府发出了一份联合公报，以抗议此举。但是，当然，德国除了支持别无他法。18

就恩维尔而言，至少，在他向德国进行索取的背后并不仅仅出于机会主义。尽管他自己更倾向的选择是向苏伊士发起攻势——此举也受到德国统帅部的支持——为此他特意要求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这位奥斯曼战争大臣也意识到了把所有要求合在一起会耗费很长时间，因为在苏伊士牵制英军的力量仍难以影响西线正处于高潮的马恩河战役。而距离君士坦丁堡更近的东线作战，则是另外一回事。单纯让苏雄在黑海展开攻势可以对俄国造成恐吓，还可能将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等中立国推向同盟国——这不会使奥斯曼付出任何代价。悄无声息地且在明显没有周知杰马勒或者其他大臣的情况下，恩维尔告诉苏雄，他可以在9月12—13日周末的某个时刻撤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在黑海进行训练演习。苏雄随后直奔主题，在过去了一个月后开始准备在9月15日星期二进行第一次严肃演习。但是在星期一，杰马勒在听说苏雄的准备活动后，遂下令禁止这位德国上将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并用凌厉的口气告诫道，此举将等同于一次“政治行为”，因此必须得到所有奥斯曼内阁的批准。与之前恩维尔的口头许可相悖，苏雄对于杰马勒“无耻”禁止他自由活动的命令感到怒不可遏。奥斯曼战争大臣当天晚上以蔑视的态度记录道：“完全理解我在黑海进行训练演习的计划，这一切会照常进行。”19

在幕后，奥斯曼内阁，更主要是在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内部，关于苏雄的问题上演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在委员会内部，一名德国间谍在9月15日星期二报告称，恩维尔的亲德立场获得了大多数人支持，但是依然有少部分人表示反对，其中不仅包括财政大臣贾维德·贝，还有一些位高权重的人物，比如纳齐姆博士、沙基尔·巴切莱丁（Sakir Bachreddin）以及奥斯曼帝都警察局长贝德里·贝。20 9月16日星期三，内阁内由于恩维尔要求苏雄得到“释放”的提案遭到了否决（如果恩维尔确实提出此提案，相关记录并不明确），从而导致了一场冲突。21无论如何，恩维尔在9月17日星期四苏丹身处彭迪克之前，检阅海军期间告诉苏雄，批准其战舰进入黑海活动的决议遭到了“撤销，等候另行通知”。22

苏雄却并非一个容易气馁的人。9月18日星期五，这位德国上将登岸，对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进行了痛斥，并指责奥斯曼政府“背信弃义和优柔寡断的举动”。如果高门再不批准他进入黑海活动，他威胁将自行解决问题，“做一名军官该做的事情”。然而不比苏雄顽固的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仍拒绝屈从。于是，这位上将又在星期六早晨同恩维尔会面，并要求，如果“戈本号”不行，那么至少应该允许它的僚舰“布雷斯劳号”（他仍然拒绝使用它的新名字“米迪里”来称呼它）以及若干奥斯曼驱逐舰在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入口的地方进行演习——表面上仍停留在靠近奥斯曼海域处以免刺激俄国人，但是实际上期冀俄国船舰遭遇他们的时候能发生冲突。恩维尔答应尽自己所能。23

当天下午，由49人组成的CUP中央委员会召开大会。委员们在会上讨论了苏雄的当前状况，以及战争与和平的议题。政治路线仍然大致与他们整月遵循的一致，恩维尔为主战派发言，却遭到了贾维德·贝和纳齐姆博士等高层人物的反对，后者意图解除德国军舰的武装，并且遣散奥斯曼军队，向协约国做出和解姿态（贾维德还注意到政府财政早已出现赤字且无力给士兵发饷）。然而这一次恩维尔却准备了一场埋伏，他指示由他的支持者组成的大多数否决了贾维德的意见，并且迫使委员会对军队遣散进行快速表决，最终这位财政大臣败不旋踵。恩维尔随后在周日晚上同大维齐尔召开了大臣级会议。在会上，他透露一个新的政治武器：埃及总督及其名义统治者（处于英国保护之下）阿拔斯·希里米二世（Abbas Hilmi II）。阿拔斯在世界大战爆发时正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避暑，他此刻远离开罗及英国的控制圈。埃及总督在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中宣称他会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任何事来帮助奥斯曼帝国“解放”埃及，摆脱英国占领。尽管大维齐尔仍试图避免挑衅埃及边境线附近的英国，他却不动声色地授权恩维尔集结军队向正对着俄国前线的锡瓦斯（Sivas）和埃尔祖鲁姆进发，并同意苏雄的战舰应该被允许进入黑海进行演习——只要“不是出于交战目的”。1914年9月20日，一切得偿所愿，“布雷斯劳号”终于进入了黑海，即使只有短暂的数个小时（“戈本号”仍然抛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24

大维齐尔在玩一个狡猾的游戏。星期一，法国和俄国大使莫里斯·邦帕尔（Maurice Bompard）和M. N.吉尔斯（M. N. Girs）拜访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并向他抗议苏雄在周日的小型突围违反了奥斯曼的中立原则。大维齐尔的回复十分聪明。注意到英国大使路易斯·马利特爵士的缺席（可能是个偶然事件），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对邦帕尔和吉尔斯说：“德国人是独立的，他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如果［‘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在此处，那不是我们的错。你应该去问英国人他们是如何让这两艘舰到达这儿的。”尽管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含蓄地承认了德国向奥斯曼帝国出售这两艘船舰的虚假交易，但是他同样对苏雄的行动进行了合理推诿，并摆脱了法俄由于其海军无能而致使自己陷入困境的敌意。为了进一步迷惑大家，大维齐尔同意任命苏雄为奥斯曼海军中将，任期一年。表面上看，是赋予其海军改革代表团团长的一种独立身份，类似于利曼的军队委员会。但是当苏雄在9月24日星期四由海军大臣杰马勒正式授衔的时候，却被要求发誓如果没有奥斯曼统帅部正式授权，他就不能指挥土耳其船舰参与交战行动。协约国的观察家们试图猜测苏雄的真正军事行动状态以及土耳其高门政府的意图，却一直未有十足把握。即使是被好战的恩维尔和苏雄逼至死角时，大维齐尔也有办法将事情转变至对他自身——以及土耳其——有利的方向发展。25

随着德军的战略物资每天被源源不断运往西鲁克兹驻地，以及苏雄开始进行他在黑海的第一场——受到俄军舰队紧密盯防的——军事演习——对邦帕尔和吉尔斯来说，土耳其最终陷入战争似乎只是时间问题。26对于俄国及其法国同盟来说，奥斯曼加入战争绝对是难以接受的。时间回溯至8月11日，在苏雄进入马尔马拉海的第二天，法国前总理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对俄国驻法大使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讲，任何保证奥斯曼领土以避免它加入战争的外交承诺“直到战争结束也不应妨碍［俄国索求的］海峡问题”。27吉尔斯大使早在7月27日就向萨宗诺夫建议道，俄国甚至应该“主动带头”对抗土耳其（尽管这是在“戈本号”抵达之前——“戈本号”抵达奥斯曼之后，即结束了俄国海军对黑海的统治地位，并几乎使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的计划落空）。当吉尔斯在8月下旬汇报第一个关于苏雄的传言，称其将被允许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时，位高权重的俄国农业大臣A. V.克里沃舍因（A. V. Krivoshein）对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Sir George Buchanan）说道：“如果土耳其向俄宣战，那么他个人将会很高兴，因为由此土耳其问题终于可以得以解决了。”在结束与大维齐尔徒劳无益的会面之后，吉尔斯开始公开宣称要与土耳其“算账”。28

德国的处境要比它表面上显示的虚弱得多。协约国在马恩河战役中的胜利摧毁了它妄图迅速赢得战争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在东部战线，随着俄军攻占了奥地利加里西亚省前的所有要塞，受到围困的奥匈帝国军队此时已经损失了35万名士兵，并被迫后退150英里（约241千米）。另一方面，在圣彼得堡，一个吞并（奥地利的加里西亚和普鲁士的波森及西里西亚）计划正被充分讨论，这个计划与柏林同一时间制订的臭名昭著的“九月计划”［攻占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以及法国北部的铁矿石区隆格维—布里耶（Longwy-Briey）］一样，充满了野心。29 1914年9月24日，苏雄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中将的这一天，奥斯曼驻柏林军事专员杰米尔·贝在向恩维尔发出的报告中称：“起初［德国］要求我们参战，是因为他们想找一个盟友；现在他们需要我们的支持，则是因为他们遭受到的困难正与日俱增。相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他们对我们抱有更大的期望。”30奥斯曼参战的索价由此水涨船高。

再说伦敦，由于丘吉尔并不知晓德国在土耳其问题上遭遇到的困难程度，他渐渐失去了耐心。自从苏雄抵达之后，同外交上的僵局一样，英国海军也同其相持不下：英军派遣一支分舰队在靠近达达尼尔海峡出入口的伯西卡湾（Besika Bay）巡逻，但由于奥斯曼的敌对状态没能进入海峡，又碍于奥斯曼的中立国身份而无法向沿岸炮台开火。身处君士坦丁堡而无法脱身的林普斯（Limpus）上将在1914年8月26日给丘吉尔的信件中称，在他身处帝都拼命保持中立姿态的时候，奥斯曼参战或许并非最坏的事情。如果土耳其加入，他建议道，（英国）皇家海军能够轻易“挑起阿拉伯和波斯湾问题”以对付它，同时鼓动希腊“在士麦那和达达尼尔海峡之间”进行两栖作战。如果土耳其的“加里波利半岛”防线遭到破坏，林普斯上将承诺“彻底歼灭土耳其的剩余力量”。31

在丘吉尔收到这份好战的报告书后第五天，以防奥斯曼加入战争，海军部和陆军部开始起草具体军事计划。9月2日，经过内阁投票，英军的地中海分舰队被授权在“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随航的情况下，向撤出海峡的土耳其船舰开火。一如既往先发制人的丘吉尔更进一步发挥主动性。9月25日，星期五，这位英国海军大臣任命萨克维尔·卡登（Sackville Carden，米尔恩则在“戈本号”事件后被不光彩地召回）接任新的地中海分舰队指挥官，并在是否允许土耳其战舰离开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上授予他自行决定权。[4] 9月27日，星期日，卡登截住一只土耳其鱼雷艇，并令其折返。恩维尔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即命海峡防线指挥官乌泽多姆上将关闭了海峡通道，禁止一切船只进出，并开始在海域布雷，接拉钢缆，还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出入口处布下了防潜（艇）网。尽管缺乏一个正式的名分，这实际上已是一种战争行为。土耳其同时还一次性切断了俄国唯一一条通往世界市场且终年处于暖水区的通道——与1912年不同，这是俄国第一次正处于战争时被截断通道。32

苏雄、乌泽多姆以及德国人早在几周前就开始要求关闭达达尼尔海峡。终于，恩维尔如约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然而，高门政府此时仍未宣战。奥斯曼这种模棱两可的姿态不仅激怒了德国人，也惹恼了丘吉尔，后者试图与奥斯曼在达达尼尔海峡开战，却无奈因内阁反对而作罢。但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战争大臣——因“喀土穆征服者”（Conqueror of Khartoum）而颇负盛名的陆军元帅霍拉肖·基奇纳却认为战时内阁的其他成员不敢反对他的意见，仍坚决建议应该由土耳其主动发动战争，以避免引起英属埃及和印度成千上万穆斯林属民的敌对。33

与此同时，苏雄在9月24日被任命为奥斯曼海军中将后，将很快带领“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到达黑海，这自然受到了圣彼得堡的瞩目。但是俄国人并不亚于基奇纳，他们同样打算谨慎处理土耳其的“准入条款”（俄国也需要担心其成千上万名从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到中亚的穆斯林属民）。高门政府要求在参战之前得到柏林的所有让步。对于俄国和英国而言，则必须要让奥斯曼首先开战，这样他们就能尽可能获取最有利的政治条件。因此，吉尔斯大使在10月上旬就告知萨宗诺夫，俄国应该对苏雄即将发动的“偷袭”表示欢迎，因为这会给俄国提供宣战的理由，且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海峡问题”。34

吉尔斯有充分理由相信奥斯曼此时已做好参战决定。由于在奥斯曼内阁会议安插了眼线，这位俄国大使大概是君士坦丁堡消息最灵通的人。早在1914年10月4日，吉尔斯便向圣彼得堡方面汇报称奥斯曼海军大臣杰马勒已被主战派说服，加入了恩维尔、内务大臣塔拉特和奥斯曼议会议长哈利勒·贝一边，支持参战。35尽管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仍然公开宣称与主战派保持距离，但是他的反对声却不如贾维德·贝坚定——事实上，正是这位据称是中立派的大维齐尔在10月2日坦率而肯定地告诉吉尔斯的眼线，称苏雄将会“击败俄军舰队”。36吉尔斯告知萨宗诺夫，若土耳其决意孤注一掷，那么它唯一需要的则是德国的资金援助。37

吉尔斯的判断相当准确，德国人如果想让土耳其向俄国宣战，这将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土耳其军队在两个月前就开始的动员几乎将奥斯曼国库消耗殆尽。恩维尔在1914年10月3日告诉他的朋友胡曼上尉，奥斯曼的军官也只能拿到一半军饷。此外，在8月份发布的征集令由于动员了近50万名士兵，使得夏末丰收被迫中断，并导致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恩维尔使德国人深刻认识到，如果没有他们全方位的援助，土耳其简直绝无可能与列强抗衡。38

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对奥斯曼战争进行实质性支援的想法早已在1914年8月的结盟条约和9月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军官及设备的行动中不言自明。德国外交秘书阿瑟·齐默尔曼甚至早在9月10日就建议向奥斯曼拨付一笔直接的参战款项，只为结束奥斯曼的拖延策略。10月1日，奥斯曼驻柏林大使马哈茂德·穆赫塔尔正式向德国要求一笔500万土耳其镑的贷款，折合成2 500万美元（合今天的25亿美元左右）。德国外交部并不反对这个主意，但是齐默尔曼和外交大臣戈特利布·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强调任何贷款协议必须严格确保奥斯曼能参战。然而，马哈茂德·穆赫塔尔还不能确保这一点。尽管如此，齐默尔曼和雅戈还是要求德意志银行筹集了一笔必要的黄金储备。危急情况下，这笔储备将能直接存进奥斯曼大维齐尔的账户，以便绕过贾维德·贝和财务部（同吉尔斯一样，德国人早已笃定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只是故作中立姿态给别人看的）。39在表明了德国的认真态度后，雅戈又告知旺根海姆，这500万土耳其镑只是为确保奥斯曼参战的预付款：一旦土耳其投入战争，柏林将再向它投放一笔一亿镑的贷款。40

随着柏林在1914年10月1日批准向土耳其拨付一笔德国金马克以支援其在战争中做出的努力，“一战”的倒计时就开始了。早在10月8日星期四傍晚，恩维尔和塔拉特便向旺根海姆承诺道，苏雄将很快被批准在奥斯曼宣战之前——很可能在10月11日星期日——进入黑海向俄国海军发动“偷袭”。尽管德国大使对土耳其在黑海“过早地”开展袭击还心存疑虑，但是当这个主意传到柏林，雅戈和贝斯曼则表现出异常的狂喜。因此在1914年10月11日，星期日早晨，旺根海姆邀请恩维尔、杰马勒、塔拉特和哈利勒共进早餐。恩维尔使大使确信他现在在委员会内拥有大多数人的坚定支持。尽管如此，在“释放”出苏雄之前，他仍坚持先收到前两笔100万土耳其镑的款项。这阻止了星期一的一场攻击。但是恩维尔在这一次针对德国船舰提出的通行条款中，不仅明确无误地规定了允许苏雄发动袭击，还包括奥斯曼军队将开始准备针对英属埃及和俄国高加索地区的攻击行动。终于，在俄国咬到苏雄这个鱼饵并且向土耳其宣战后，“苏丹陛下就会向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敌人发动圣战”。为防德国对恩维尔的郑重产生怀疑，大维齐尔——继续维持他一贯为他带来不少好处的中立态度，回避了这次早餐——但他却在10月12日星期一，经由奥匈帝国大使约翰·马克格拉夫·冯·帕拉维奇尼（Johann Markgraf von Pallavicini）使他们确信，他并不真的反对德国向俄国的海军发动突袭。41

地图6

一场奇怪的等待游戏现在开始了。10月16日，星期五，第一笔100万镑黄金已经通过铁路运送至奥斯曼西鲁克兹驻地。当柏林收到票据后，遂在星期六发送了另一笔款项。10月19日，星期一，当第二批黄金一抵达奥斯曼，吉尔斯大使便向萨宗诺夫报告，苏雄将被批准发动攻击。星期二，萨宗诺夫向俄国位于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海军指挥部发了一份绝密电报，传达了苏雄将立刻发动袭击的可能性。10月21日，星期三——第三批抵达奥斯曼这天——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克特林斯基（Ketlinskii）上将回复萨宗诺夫的电报称，黑海舰队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为了确保俄国内部和中立国家最大程度的政治效应，俄国特别指示黑海沿岸的所有海军和港口军官，如果可能与奥斯曼战舰交战的话，严禁开第一枪。10月25日，星期日，吉尔斯向萨宗诺夫发去最后一条信息，称苏雄将在10月29日星期四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42

事实上，这位德国上将行动更快。恩维尔在10月24日星期六向苏雄及其随行军官颁布了密令（用德语及土耳其语两种语言书写），并嘱咐他们在舰队到达黑海，并且在苏雄接到从奥斯曼位于奥梅丹（Okmeidan）的海军部发出的电报指示时再打开。理论上而言，只有大维齐尔和内阁进行了表决批准，这位“奥斯曼海军中将”才能获准打开密令（如果获得批准，他们将会在读完密令后迅速将其毁掉）。4310月25日，星期日，恩维尔告诉德国海军专员胡曼上尉，他仍未得到奥斯曼内阁批准——但是他补充道，如果苏雄自行决定，也是合适的——“可以生米煮成熟饭再说”。正如苏雄顽皮地诠释恩维尔的命令：“所以我将尽快将整支［奥斯曼］舰队带进黑海进行演习。可以说，如果我在有利条件下遭遇俄国舰队或其分支，那么我将不会阻止炮弹自己发出。”44

10月27日，星期二——在吉尔斯所预测日期的前两天——苏雄指挥无畏舰（旧称）“戈本号”、僚舰（旧称）“布雷斯劳号”和一些较小的奥斯曼战舰驶出博斯普鲁斯海峡。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一次单纯的训练演习，但是同德国人和土耳其人一样，俄国人知道这只是个托词。在这场戏码中，为给奥斯曼保留一着后手，狡猾的恩维尔自始至终未向苏雄发电说明是否要打开密令（密令中包含要进攻的俄国海军目标）。因此，这位“奥斯曼海军中将”只能自行决定。正如他在8月份郑重宣誓所言，不管有没有得到土耳其的许可，苏雄已将战争带进了黑海。1914年10月28日接近子夜时分，奥斯曼战舰朝俄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外部入口附近的布雷舰“普鲁特号”（Prut）和炮舰“库班内兹号”（Kubanetz）开火［据奥斯曼和德国方面消息来源称是在这个位置，而俄国却更令人信服地称“普鲁特号”在第二天靠近赫尔松（Kherson）的克里米亚半岛沿岸地区遭到鱼雷袭击，“库班内兹号”则在敖德萨港遭到攻击］。“戈本号”在一些土耳其驱逐舰的陪同下，向塞瓦斯托波尔驶进，而“布雷斯劳号”则向新罗西斯克（Novorossisk）前进。10月29日星期五清晨的几个小时里，苏雄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击中了5艘俄国军舰，并且将“顿涅茨号”（Donetz）击沉［据苏雄称；而俄方却说苏雄在被俄军的“格奥尔基·罗贝多诺谢茨号”（Georgii Pobedonosets）战舰赶走之前，只击沉了装载着710枚水雷的“普鲁特号”布雷舰］。一艘土耳其巡洋舰“哈米迪耶号”在炮击费奥多西亚之后，朝雅尔塔进发，并袭击了它的沿岸粮仓。“布雷斯劳号”在新罗西斯克发射了308炮，击沉了大约12艘粮食运输船，并且使50个油箱着火。据俄方消息，土耳其的鱼雷船“盖雷号”在被“库班内兹号”驱赶出海湾之后，在敖德萨击沉了炮舰“顿涅茨号”。10月29日的行动无疑意义重大，尽管最终的战略效果远不及苏雄所期望——仅仅完全击沉了俄军一艘战舰和一艘布雷舰（其他6艘战舰遭到损坏，其中一些在从“布雷斯劳号”布下的雷网上驶过时遭到爆炸性袭击）。45

由于土俄双方至此还未正式宣战，外交局面一度令人迷惑不解。苏雄到底是扮演德国自由代理人的角色，还是由高门授意（或是由奥斯曼政府中的无赖分子，即恩维尔指示）？在某种程度上，两种看法都对，或者说都错。恩维尔的命令中详细指定了俄国海岸目标，但未获得内阁批准（即使是恩维尔本人也并未最终批准苏雄打开密令）。事实上，即使是苏雄本人对土耳其支持其进行进攻与否也不得而知。让德国人惶恐的是，从奥斯曼内阁早期传出来的信号来看，大维齐尔可能会设法与苏雄脱离关系，而非向俄宣战。即使是现在，大维齐尔在手中掌握着200万镑金马克，土耳其舰队指挥官“奥斯曼海军中将”又向俄国发动了一场清楚无误的作战行动的情况下，却一直在拖延时间。不大可能的是，奥斯曼政府在10月30日星期六发布了一份公报，称俄国在黑海率先开火，并正式向沙俄政府提出抗议。这对吉尔斯大使来说，实非其能力之所及，遂向赛义德·哈利姆帕夏请求回国，后者说需得等内阁商榷之后才能给予答复。恩维尔同样十分狡黠地采用了大维齐尔新的宣传方针，他在针对10月28—29日交战情况的官方报道中称俄国的布雷舰“普鲁特号”的驾驶军官由于曾在俄国大使的游艇上供职过，所以对海峡十分熟悉。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处外部布下水雷以图控制奥斯曼舰队：结果，苏雄在遭到俄军的非正义炮击之后，不得不在公海领域引爆水雷。但是鉴于俄国在黑海另一侧的6个不同港口被奥斯曼6艘以上战舰炮袭过，恩维尔的故事始终无法自圆其说。但是用以给这场袭击铺上外交掩护，这个故事却足以和实际情况（苏雄确实击沉了“普鲁特号”，尽管肯定不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相似。46

1914年10月31日，星期日，CUP召集27名资深官员讨论进攻事宜。由于这一次战争将切实一触即发，恩维尔本来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大多数奉行“先下手为强”的干涉主义者此时被削弱至10—17人之间。而贸易部大臣、劳工部大臣和邮政大臣则加入了大维齐尔和贾维德·贝的阵营，以辞职为威胁抗议苏雄的举动。为了平息怒火，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建议向俄国政府交付一份致歉书。当德国人听闻此事时，委派胡曼上尉警告他的朋友恩维尔，称德国与圣彼得堡单独媾和，分割土耳其并非难事。为打消德国人的疑虑，恩维尔在1914年11月1日交给吉尔斯的“致歉书”中插入了一句话，称奥斯曼为“在俄军舰队挑起的事端中表现出的敌对行动”致以歉意。47

从这一点来说，一个正直的人在这出关于奥斯曼“会还是不会”参战的戏码中，很难忍受高门政府两面三刀的行为。协约国在欧洲大使抗议奥斯曼在9月份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条约》时，通过财物买通土耳其保持中立的行为显示出了他们的虚情假意——尽管如此，却也比不上旺根海姆在8月份被迫同意后，又最终反悔。英国反对由苏雄或恩维尔批准的与军事有关的一切行动，尽管如此，它封锁达达尼尔海峡的战争行为同土耳其将航道关闭不相上下。俄国大使吉尔斯花费数周时间排练他的“这让人感到震惊，太震惊了！”以作为对这次（他曾再三警告过萨宗诺夫的）袭击的回应，而黑海舰队的命令随后而至。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同英法俄大使会面的时候可算得上是和平主义的模板，而他在同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交谈的时候，却又表现出极度的渴望——“歼灭俄军舰队”。作为这位狡黠的大维齐尔的“马前卒”，恩维尔无限拖延着奥斯曼参战的可能性，这使得德国人在最后一刻还在争取——即使他们已经向土耳其支付了参战的费用。

深埋在种种欺骗与狡诈之下的其实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战争势必会发生，因为这是几乎每个能左右时局的人想要的结果。但是，在苏雄袭击事件上，所有的外交细节却忽略了英国政府在10月31日发出的电报——丘吉尔向英国皇家海军（包括卡登上将的地中海分舰队）的所有船舰发出命令，“立刻同土耳其交战”。48萨宗诺夫在收到恩维尔暗中带刺的“致歉书”后，同样带着讥讽的语气进行了回复，称俄国将接受道歉，但是恩维尔必须先驱逐德国军事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到目前为止，在土耳其的德国军事代表团成员达2 000名之多。正如恩维尔告知吉尔斯自己不会答应一样，俄国的外交大臣也清楚知道恩维尔的态度。1914年11月2日，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向其属民发布公告，“在完全平静的情况下”，俄国“将同新的敌人，这个古老的基督教信仰及所有斯拉夫民族的压迫者交战”。49

对于奥斯曼的领袖们来说，且不管据传委员会和内阁成员会怎样的咬牙切齿，正如土耳其无法改变的命运一样，这场战争终于得以确认。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一直到最后都保持着狡猾多变的策略，仅仅虚张声势称会为苏雄袭击事件辞职：事实上，他不仅没有辞职，还在恩维尔向俄国交递的“致歉书”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且完全知道俄国人是如何接受这份“致歉书”的。而贾维德·贝只身一人到最后还在进行抵抗。在11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他建议驱逐德国军事代表团——他知道，这是唯一可以避免战争的方法。但是这个请求遭到恩维尔和杰马勒的否决，理由是“军队在缺失德军专员的情况下无法正常运转”。贾维德的反战决心是真切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一直等到11月5日才辞职——这4天已经为时已晚，难以改变任何事。50最终，奥斯曼政府以不逊色于沙皇的“平静”达成了开战决议。1914年11月10日，苏丹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Mehmed Reshad V）正式向俄国及其英法同盟国宣战（连同比利时、塞尔维亚和黑山）。4天以后，谢赫·伊斯兰、于尔居普吕·哈伊里·埃芬迪（Ürgüplü Hayri Efendi）在法提赫清真寺（Fatih mosque）向苏丹进献先知之剑，以批准向协约国列强发动“伊斯兰教圣战”，或称护教战争。从欧洲延伸到高加索地区，从黑海到波斯湾，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将在战事的交汇中尘埃落定。

[1] “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以塞利姆一世的名字命名，英语为“格里姆”，他曾在1517年征服了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其中包括圣地。他信奉逊尼派。据说塞利姆曾屠杀了罗姆（Rum）省的数千名什叶派教徒［Shiites，主要为阿拉维教派教徒（Alevis）］。他的名字直到今天还在回响。2013年，土耳其政府以他的名字命名第三座博斯普鲁斯海峡悬索桥，土耳其的阿拉维人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在伊斯坦布尔加济公园的政治抗议声潮中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2] 与土耳其媒体人云亦云的报道相反的是，这些舰船实际并未被完整支付。奥斯曼政府采用季度性分期付款的方式（平均每季度为“雷沙迪耶号”支付846 400英镑，最后一笔在1916年6月才付清），仍然拖延了两年时间才付清这笔款项。尽管如此，奥斯曼政府还是筹集了数百万资金——其中包括一笔在1913年12月的125万英镑的付款以及一笔70万英镑的尾款，后者恰好发生在丘吉尔的强征事件数日前。

[3] 有些不一致的是，在他的提议被否决后，丘吉尔又向格雷提议没收英国政府每天为“苏丹奥斯曼一世”支付的1000英镑赔偿金——当然，除非土耳其政府将“隶属‘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的所有德国将士”驱逐出土耳其领土。

[4] 丘吉尔更倾向的选择是让林普斯上将（英军派至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代表团团长）接任分舰队指挥官，后者对达达尼尔海峡防线的情况十分熟悉（而且如我们所见，他还具备必要的好战性格）。但是丘吉尔的这个想法在内阁遭到否决，理由是“从内部”任命林普斯会被君士坦丁堡认为是另一次丘吉尔式的挑衅。

第七章
巴士拉、萨勒卡默什和苏伊士

［战争中的］胜利并不来自士兵的外在或装备，它来自一颗勇敢的心。

——奥斯曼战争大臣及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参谋长恩维尔帕夏
1914年12月20日对士兵的讲话1

1914年11月爆发的战争让人们发现，奥斯曼虽然进行了完全动员，但不幸的是，在与列强的对抗中，它仍未做好充分准备。在8月份的欧战后，奥斯曼在1914年4月制订的作战计划由恩维尔和德国参谋长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进行了部分更新，但是它依旧保留着“上一次战争”的痕迹。奥斯曼7/12的军团完整地集中在欧洲的色雷斯以及马尔马拉海、爱琴海沿岸，像是在准备同希腊挑起第三次巴尔干半岛战争（事实上，奥斯曼从七月危机之后就开始这样做了）。只有三个军团在抵抗俄国的高加索地区边境完成了动员，两个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正对英属埃及——尽管德国要求它遵循参战条款中的约定，在两个前线立即展开进攻。尽早实施进攻依旧成问题，这12个军团在1911—1913年遭受重大损失之后，除了一个军团，几乎都未恢复实力。正面对俄国的第九、十及十一军团，从将士到步枪、子弹、大炮、炮弹、军服、马匹、运货车、牛车等，都需要补给。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今伊拉克），各种物资的短缺有过之而无不及。依照德国要求的两个前线的进攻计划，奥斯曼总参谋部从此区撤回了两个主要军团。按照计划，守卫摩苏尔的第十二军团此时被派往叙利亚对苏伊士运河发动袭击，而驻守巴格达的第十三军团则被派往埃尔祖鲁姆作为先头部队向俄国发动进攻。为避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防守空白，参谋部又象征性地向阿巴丹岛（Abadan island）派遣了160名装备轻简的士兵，向法奥半岛（al-Fao peninsula）要塞（安置在一处非常重要的电报站）派驻了350名士兵（随携4门87毫米口径的加农炮），而在距波斯湾69英里（约111千米）上游位置的巴士拉，则安插了一支战略意义巨大的后备部队，由4 700名步兵、18门野战炮和3座机枪炮台组成。2

考虑到伦敦在1882年占领埃及以后勉强算得上奥斯曼的战略伙伴，奥斯曼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投入的简单防守便使人不难理解。但是，这仍是一个致命的疏忽。奥斯曼统帅部的一些人——恩维尔、布龙萨特或是利曼——早该明白这一点，而非选择相信英国不顾一切想让奥斯曼置身战争之外的立场。[1]因为事实上，在东地中海、爱琴海、印度洋、波斯湾以及红海拥有无可争议掌控力的英国皇家海军从战争爆发之日起就在各战略要点驻兵，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以应对土耳其——实际上，英军在战争正式开始之前就着手此事了。如我们看到的，丘吉尔早在1914年10月31日就下令海军指挥官同土耳其交战。毫无迟疑，两艘英国驱逐舰在11月1日——宣战前4天——进入士麦那（伊兹密尔）湾“摧毁了一艘大型土耳其游艇”。11月3日，在英国向土耳其宣战的前两天，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如实回忆道，卡登上将自9月起便下令地中海分舰队对达达尼尔海峡实施封锁后，在当天长距离（1.3万码，约11.9千米）“从欧洲一边朝塞迪尔巴希尔（Sedd［ul］ Bahr）和海丽丝岬的炮台进行炮击”；与此同时，法军战列舰则“朝亚洲方向的库姆卡莱和欧哈涅（Or［h］ anie）的炮台进行射击”。3

波斯湾上段，英国一支由装甲单桅帆船、河流拖船、明轮船及两栖登陆船组成的小型河流舰队在接到丘吉尔的命令后，迅速集结在阿拉伯河三角洲河口处对巴士拉和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入口进行守备。一支数量庞大的英属印度远征军在进行了速成军事训练——“划桨、操作船只以及登陆作战排练”后，已经在巴林附近埋伏以待。这支10月16日（第一支部队于1914年10月23日到达巴林）派遣自孟买的两栖作战军队，告诉了我们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对土耳其的企图心。[2]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今天的英国石油公司，即BP的前身）在“阿拉伯斯坦省”边境线的波斯一侧拥有数量众多的油井，输油管道从井口连接至阿巴丹岛（名义上处于奥斯曼宗主国保护之下）的精炼厂。根据丘吉尔的指示，皇家海军在1912年便开始不再使用燃煤而装备更快捷、以石油为动力的引擎。为此，阿巴丹岛的精炼厂才得以建造。由于掌控着阿拉伯斯坦省的油田，输油管道又在边境线上纵横交叉，阿巴丹岛因此成了伦敦以及丘吉尔最高等级的战略重点。4

尽管土耳其象征性地部署了一支守备军队，但是整个海湾区域（包括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几乎已被不列颠帝国名义上掌控。早在1846年，英国就从高门政府处获得了美索不达米亚河域的自由通航权。1903年，时任外交大臣亨利·佩蒂—菲茨莫里斯（以兰斯多恩勋爵为人们熟知）宣布“在波斯湾推行门罗主义”，并且声明其他任何列强的侵略都将被看作“严重威胁”。5阿拉伯河三角洲水域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以及卡鲁恩河的浅流汇集而成，并最终注入波斯湾；在和平时期，皇家海军在这条河上定期巡逻以保护印度售往巴士拉的单桅帆船贸易（当战争爆发的10—11月，正是此项贸易的旺季——作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主要出口季，此时负荷严重）。在更上游的位置，英国的商用明轮船在巴士拉和巴格达之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来回穿梭。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算是帝国的地方总督，他监管着自印度次大陆而来的大部分什叶派朝圣者的往来以及相关资金（什叶派大穆夫提及其神职人员的薪金都由他支付）。这位总领事有一艘特殊、灵便的“浅水武装舰”，它被适切地命名为“彗星号”（Comet），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巡逻；这只舰艇配备着老式但尚可使用的努登费尔特机枪（Nordenfelt guns）。“彗星号”的舰桥由“轻薄的硬化钢装甲板”包裹，使它能够免于贝都因狙击手的袭击。同治理巴格达和巴士拉两个行政区相比，这艘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船舰使这位英国领事的威望大增。大部分阿拉伯部族都接受英国的保护，一些当地的主要族长，比如阿拉伯河河口附近的战略港市科威特酋长，则完全由大英帝国支付薪金。6

直到1914年，奥斯曼对南部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埃及等一些地区名义上的宗主权对于维持其在德里的统治来说已经成了一种方便而有益的谎言。随着印度次大陆潜在的一亿左右穆斯林日益增加，对他们的英国主人来说，使这些穆斯林意识到他们在伊斯兰世界里可以享受到的优越性显然不合时宜。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奥斯曼苏丹—哈里发宣布向协约国列强发动的圣战就像在要求英国摊牌。但是对于正在一个省一个省地宰割最后一个伊斯兰帝国的英国而言，它又怎能假装维护穆斯林的利益呢？英国外交部此时则表现得非常完美——1914年12月——在它占领埃及32年之后，宣布埃及成为自己的保护国。

在南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随着战争的爆发，土耳其和英国对此地区的统治权很快发生更迭，尽管这个过程没少流血。在奥斯曼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第六集团军撤出两个军团后，由苏莱曼·阿斯凯里·贝（Süleyman Askeri Bey）统率的巴士拉守备部队——包含奥斯曼第三十八步兵师中的精良队伍，只有少于5 000人的兵力（英国情报机构曾高估其兵力达到了8 000人），并受到下游阿巴丹岛和法奥港两支小股部队的策应支持。土耳其人还有一艘排水量为420吨的河流炮舰“马尔马里斯号”（Marmaris）以及四艘英国造“桑尼克罗夫特号”（Thornycroft）机动巡逻船，后者的航速能够达到10或者11节。与此相对应，英军部署了一支由“顽童号”（Espiègle）和“奥丁号”（Odin）装甲单桅战舰为先锋的舰队，两艘战舰各有120名船员，排水量达到1 070吨；此外，还有“武装到螺丝钉”的明轮船“达尔豪西号”（Dalhousie）和“劳伦斯号”（Lawrence），以及小型武装拖船：“马绍那号”（Mashona）、“迈纳号”（Miner）、“刘易斯·佩利号”（Lewis Pelly）、“斯特达·纳佩特号”（Sirdar-i-Naphte）、“卡姆瑟号”（Carmsir）和“恶魔号”（Shaitan）。在英国波斯湾分舰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用以把军队运进海湾的前无畏舰“海洋号”（Ocean），以及领事的灵便的武装舰“彗星号”，后者在10月份战争爆发之前，就从上游巴格达来到了此处。而来自印度的军队，由中将A. A.巴雷特（A. A. Barrett）爵士率领的远征军，总共有差不多一个整师的兵力——第六师或称浦那师，由三个整旅组成，其中包含由沃尔特·德拉曼将军指挥的第十六旅。由于区域作战序列向英国这方严重倾斜，结果不言而喻。无论如何，科威特酋长的结局表明了这一点——早在1914年11月4日，他就向英国交出了白旗，宣誓效忠，也因此保证了科威特在未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7

尽管如此，土耳其人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意识到自己的小型舰队落后于英军舰队后，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征用了德国一艘往来于汉堡和亚美利加的商业班轮“埃克巴坦那号”（Ekbatana），并将其填满沙子沉入河底，以封锁阿拉伯河通向巴士拉的入口处。德国和土耳其海军从巴格达出发向下游疾驰，对德国的“埃姆登号”（Emden）轻型巡洋舰进行增援，以防它在通过英国海湾屏护舰队时遭到毁坏而无法到达巴士拉。“埃姆登号”配备4.1英寸（104.14毫米）口径火炮，射程甚至超过英国分舰队最大的单桅舰，因此它足以在捍卫巴士拉的战斗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苏莱曼·阿斯凯里·贝的汽艇快到足以在英军发动袭击前将物资送至法奥港和阿巴丹岛，但是这艘被朝思暮想的“埃姆登号”却从未现身（它在英军5艘巡洋舰的追击下，逃进了印度洋。这5艘巡洋舰中就有“格洛斯特号”——它曾经在8月份勇敢地炮击过“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埃姆登号”最终在1914年11月9日为避免被俘获而被毁坏）。8

当英军主力开始发动攻击时，实力悬殊的奥斯曼要塞守备军此时才发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1914年11月6日上午10点刚过，在向奥斯曼迫近大约1 800码（约1.6千米）之后，由“奥丁号”领衔从5 500码（约5千米）处向驻守法奥港，只有350名士兵及4门加农炮的土军发动了攻击。“奥丁号”一开始确实承受了来自港岸的“重型步枪扫射”，但是不到一个小时，火力渐渐枯竭。到上午11点的时候，英国海军陆战士兵在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成功登岸。下午两点，英军占领电报站，而撤退的土军及其伤兵则无处可寻。经过一天的战斗，包括地雷工兵和坑道工兵在内，总共有600名英国及印度士兵登岸。联合王国国旗此时在法奥要塞上空飘扬。

在阿巴丹岛的抵抗则惨烈得多。尽管土军量小力微，但他们依靠160名轻武器装备的士兵在这个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位置上进行了十分凶猛的防御。苏莱曼·阿斯凯里·贝下令在泥堤后挖掘战壕，使其巧妙地隐蔽在河岸的灌木丛和芦苇丛里。1914年11月6日正午刚过，土军在“顽童号”向阿巴丹岛靠近时发动突袭，凭借隐匿起来的步枪扫射，击中敌方船壳和船底20到30次，但仍未能将其击沉。英军立刻使用4英寸（101.6毫米）口径火炮和若干马克西姆重机枪进行回击，只是大部分炮弹和子弹都射进泥沼，收效甚微。“顽童号”指挥官威尔弗里德·纳恩（Wilfrid Nunn）上校随后转移到可以向战壕里的土军进行纵向射击的位置继续发动攻击。当他看到十几个土耳其士兵躲进一所小房子时，遂朝其发射了一枚炮弹，并用密集的榴霰弹火力覆盖泥堤后的战壕，直到对方再无力回击。在这场交战中，大约46名土耳其士兵丧生，英军似乎至此取得了胜利。尽管英国海军陆战士兵能够夺取阿巴丹岛精炼厂，但是，守备军们又卷土重来，在岛内警察局重组之后，继续在一处泥堡进行防卫，在英军的围攻下坚守阵地。一场拉锯战就此又持续进行了三天。

苏莱曼·阿斯凯里·贝此时再度对英军进行了突袭。他从巴士拉沿河两岸向下游派遣了增援力量——一支由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组成的大约300人的主力分遣队——由萨米·贝带领，在边境线波斯一边的英军后方基地及泊地莫厚姆莫达（Mahommerah）的相反方向某处安营扎寨。11月10日，萨米·贝命令士兵向前挺进，但是他们在进入英军防线50码（约46米）的范围之后，又被英军凶残的火力逼退，并且损失了80名士兵。阿拉伯河上游，在英军单桅船舰前进的同时，同样激烈的战斗也在继续进行。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准备在距离河西差不多500码（约457米）的萨希尔泥堡（the mud fort of Sahil）展开防御，通过战略纵深减缓英军两栖登陆部队和河流炮兵的冲击。但是，这还远远不够。11月17日，在英军确定好射程朝泥堡猛烈炮轰时，海军陆战士兵也蹚过河岸向萨希尔发动了袭击。奥斯曼在这场混乱而残忍的战斗中惨败，损失了大约800名兵力。而英国同样损失惨重——4名军官和50名士兵丧生（21名英国人和29名印度人），另外有17名军官和414名士兵负伤。到目前为止，英军虽说势不可当，但是可谓步履维艰。9

在巴士拉，正在阿拉伯河下游进行的战役却充满了奇特和不安。奥斯曼的州知事苏卜希·贝（Subhi Bey）出于安全考虑将英国居民全部关押起来，其中还包括领事。一位美国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严重造谣基督徒受到屠杀威胁”，但是如此的屠杀事件从未被披露于世（而且这些英国囚犯似乎还受到了极好的待遇）。英军赶赴上游三角洲的疾速给当地阿拉伯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越来越多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伤员不断涌入此区从而表明了战争的走向后，他们对于当初改变立场丝毫不觉得后悔。尽管巴雷特将军在经历过萨希尔战役的严重损失后也不确定当前到底处于何种形势，但是到了11月20日这天，消息传来，称土耳其守军（不仅包括苏莱曼·阿斯凯里·贝，还有州知事苏卜希·贝及其顾问）在释放了英国囚犯之后从巴士拉逃走了。尽管如此，由于担心敌军会从沿岸狙击以及一些毁坏的船只（其中就有德国的“埃克巴坦那号”，它已经差不多——并非完全——封锁住了阿拉伯河）挡住了去路，英国河流舰队还是小心翼翼地向城镇行进。不到两天的时间，英军大规模登陆并夺取了城镇。11月23日下午，“顽童号”指挥官纳恩上校如此回忆当时的情形：

将军A.巴雷特爵士在进入城镇时举办了正式仪式，在军队最前端步入……而外国领事和显要也出席并站在布拉德先生身旁——布拉德最近被任命为当地领事。随后，他代表将级指挥官宣读了由珀西·考克斯（Percy Cox）爵士准备的阿拉伯文宣告书，而在西边靠近阿沙溪（Ashar creek）入口的一所显眼的房屋上方，联合王国国旗被缓缓升起。“顽童号”战舰鸣炮31响，军队举枪致敬，将士为国王欢呼三声。10

巴士拉的陷落对奥斯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座拥有6万居民的繁荣城市的进口贸易以及关税从此就要脱离奥斯曼苏丹掌握，惠及英属印度了。但是，河流下方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还未结束。苏莱曼·阿斯凯里·贝、苏卜希·贝携奥斯曼第三十八师的数千人剩余力量退守阿拉伯河上方40英里（约64千米）处的古尔奈（Qurna），呈一定角度坐落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初次汇流处。作为《圣经》中描绘的伊甸园的典范，传统的古尔奈要比巴士拉小一些——它在1914年只有2 000名居民，以及一个小型海关——但是在地理位置上却极具战略意义。古尔奈只能允许中等吃水深度的船只通行，比如英国的单桅舰——它在进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深度大约3.7米）之前，通常只有1.2米的吃水深度，在干燥月份的某些时段则比这还要浅。一旦古尔奈落入英国人手中，整个阿拉伯河三角洲地带将或多或少变得更加安全（除了零散的贝都因人的突袭），而印度军队也能够更加安全地将战争物资运输至上游更远处，直达巴格达。

然而，要夺取古尔奈并不是一件易事。阿拉伯河在流经巴士拉之后水位变浅，英军单桅舰开始在入口处搁浅。由于河底基本都是泥沼，所以搁浅倒不至于太严重，但是却致使其暴露在了敌军炮火中，十分容易受到攻击。土军于撤退途中在一处浅水域沉没了另一艘小型钢驳船，以此给英军通行造成麻烦。“奥丁号”战舰的船舵由于沉没船舰影响遭到了损坏，不得已退出了行动。而吃水深度较浅的拖船，比如有着凌厉名字的“恶魔号”此时则加入了战斗。1914年12月3日，英军向古尔奈守军发动了第一次试探性袭击——主力海军在正面保持进攻的同时，军队在古尔奈南部海岸得以登陆。由于古尔奈有两条小河拱卫，土军遂在枣椰树丛中挖掘了数条壕沟。在壕沟之中，土军使用步枪朝迎面而上的进攻者扫射，意图通过密集的火力遏制敌军的脚步。在河流之上，奥斯曼的枪炮对英军的拖船进行了残酷的重击，几乎将其搁浅的旗舰“顽童号”和“迈纳号”战舰击沉，这两艘战舰随后在12月4日傍晚的交战高峰到来之前向下游逃去。英军这次袭击代价巨大：一名英国军官和一名印度军官，以及3名英兵、19名印度兵丧生，另外有一群60人的印度士兵负伤。11

地图7

在休整数日进行重组之后，英军在1914年12月7日又一次发动了总攻。这一次，英军的单桅舰和拖船在猛烈炮火下驶过古尔奈进入了底格里斯河，以图在敌军的后方登陆。其中“恶魔号”的舰楼被一枚炮弹直接击中，舰长身亡，两名军官负伤——但是它依旧没有沉没。“顽童号”指挥官纳恩冒着搁浅的风险，不止一次“拉拽船舰在泥沼中前行”，为登陆部队火力支援。整个下午，两军在底格里斯河西岸（古尔奈在河东）的椰林中进行激烈的交战，直到黄昏时分，“顽童号”才得到消息称奥斯曼主力已经北撤。然而这一次，传闻被证明来得过早，因为整个晚上，英军的单桅舰都遭受炮火的狂轰滥炸。12月8日早晨，三名印度士兵终于成功穿过底格里斯河东岸，夺取了海滨，并在当天下午帮助70名海军陆战兵成功登陆。最终，英军完成了从翼侧对古尔奈的包围，并且“向北部防线进行纵射”。在子夜之前，土军派一支代表团同英军商议古尔奈的投降事宜——由巴士拉的州知事苏卜希·贝担任担保人（苏莱曼·阿斯凯里·贝携同少数高级军官乘坐“马尔马里斯号”逃往北部，船舰上的浓烟在底格里斯河上游遥遥可见）。总共有45名奥斯曼军官和989名士兵缴械，其中包括克虏伯枪和“大量步枪及弹药”。1914年12月9日下午两点半，联合王国国旗在古尔奈上空升起。12

英军在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月就夺取了巴士拉和古尔奈这两个战略意义非凡的前哨城镇，以及实际上整个阿拉伯河河域。由此看来，恩维尔似乎为其放弃高加索地区及苏伊士的进攻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是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场战役难以避免。恩维尔和奥斯曼第十二及第十三军团留守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两个军团都兵力不足却守备着过长的战线——前者驻守摩苏尔，后者驻守巴格达——以影响阿拉伯河（英军主要凭借海军优势夺取了此地）战役的结果。英军的胜利使奥斯曼猝不及防，他们此时只能采取不同的激进方案——比如在战役开始前将第十三军团从巴格达派往下方的底格里斯河——才能够真正扭转战局。作为柏林—巴格达铁路终点的巴格达，则是另一番景象——但是在此时，由于在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河领航极其困难，只要恩维尔在合理时间内向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调遣增援力量，此地仍然能得以防御。事实上，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已经尽自己的力量在古尔奈上方沉没了两艘钢驳船以封锁底格里斯河。而毁坏的“埃克巴坦那号”同样继续发挥着延缓英国汽船向巴士拉运输战争物资的作用，数月后，它终于完全沉入泥底，来往船只才得以相对自由地通行。13

此外，不止恩维尔一人严重低估了阿巴丹岛和阿拉伯河的重要性。德国人在最开始便期望能直接控制炼油厂，遂在1915年1月派弗里茨·克莱因（Fritz Klein）上校率领一支特别小组从巴格达赶赴南部。克莱因的特别小组由高度熟练的德国军官专家及两个土耳其步兵团组成，他们对输油管道的多个输运路线实施了破坏，总计12英里（约19千米），使英国皇家海军丧失了大约7 000万加仑石油，并直到6月份才开始对毁坏的线路进行修复。然而，尽管克莱因的小型土—德部队出色地逃过了追捕，却未能彻底威胁英军对海湾的控制——考虑到英国早已在此区部署了1.2万名士兵，这并不让人意外。14在更一般的情况下，德国负责土军作战的优先次序，正如柏林就曾要求土军向英俄两国发动突袭，作为其向土耳其参战支付金钱和黄金的回报。因而，德国人很难责备他们要求恩维尔做的具体事情。

恩维尔在1914年12月向高加索发动的攻击笼罩着一层迷雾，这是因为这场战役极大地违背了常理，甚至为满足恩维尔的需要，在初冬时节向俄国战场派遣增援力量以“取悦”德国人。要知道，这个时机非常糟糕。正如俄国人在1877—1878年沿色雷斯平原向圣斯特凡诺急速行军并到达希普卡一样，当时军队穿过关口进入低地平原也成为土耳其人的一个目标。但是在土耳其东部，即使是在山谷城镇——比如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守备着的埃尔祖鲁姆——海拔高度为2 000米（约6 562英尺），而群山海拔高度为3 500米（约1.1万英尺）。到12月，山谷通常会形成两米深的积雪，而山上则有这里的两倍。温度也会降到零下20到零下30摄氏度。由于正对俄国的前线在树木线上方，这意味着土军在进攻时没有森林予以掩护，也没有柴火可以用来煮饭或者生火给士兵取暖。除此之外，第三集团军还处于悲惨的物资短缺状态——司令官哈桑·伊泽特（Hassan Izzet）在1914年11月29日报告称，集团军缺少1.7万件大衣、1.74万双靴子、2.3万条毛毯和1.3万个背包。15

尽管进攻处于种种不利条件之下，恩维尔还是期待早日在高加索战区取得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为掩饰苏雄海军袭击带来的愤恨，俄国人在1914年11月2日正式宣战这一天（也有报告称在前一天）向土耳其发动了攻击，由贝格曼将军率领一个旅的兵力穿过奥斯曼南部边界的奥尔图，向奥斯曼小镇哈珊卡尔堡（town of Hasankale）挺进，后者处于从萨勒卡默什（Sarikamıs）至埃尔祖鲁姆的主路的交会点上。贝格曼的目标是派A. Z.梅什拉耶夫斯基（A. Z. Myshlayevskii）将军率领高加索第一军团包围沿萨勒卡默什到埃尔祖鲁姆道路分布的奥斯曼军队。哈桑·伊泽特亲自主持这场战役，他从哈珊卡尔堡以南的高地向俄军发动了反攻，迫使贝格曼的旅部向东南撤退，并加入了克普吕柯伊（Köprüköy）东部的梅什拉耶夫斯基部队——这条线路固若金汤，奥斯曼部队并未受到包围。在更北边，一支来自巴统的俄军沿黑海沿岸向土军发动了攻击，土军在格鲁吉亚穆斯林非正规部队的援助下，得以击退俄军。诚然，新克普吕柯伊前线位于土耳其边境线以内25千米（约16英里），但即便如此，俄军的进攻还是遭到了坚决抵抗，这使得恩维尔相信，奥斯曼能够成功进行一次袭击。16

对恩维尔来说，在高加索边境线上存在实施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条件——“泛突厥主义”，即从安纳托利亚到中亚和阿富汗，成立一个由突厥种族组成的联盟。尽管这有时被认为不切实际，但是恩维尔的真正目的却更加现实，而且同样意义重大。在这片穆斯林和东正教的分界线之间，由于各种少数民族群体的盘根错节，开战牵系的利害关系相当巨大。早在1914年11月2日俄土双方正式开战以前，双边就已暗中派代理人在土耳其东部及高加索地区煽动民族宗教仇恨，制造冲突。奥斯曼主要在高加索地区的穆斯林群体中挑起骚乱，这些群体包括鞑靼人、车臣人、切尔克斯人、达吉斯坦人、阿瓦尔人、阿扎尔人和阿塞拜疆人。但是也有基督徒：德国人除了在此区积极推动奥斯曼的伊斯兰圣战观念之外，还花费数年时间努力培植格鲁吉亚人对俄国的仇恨态度，他们甚至在第比利斯（格鲁吉亚首都）也有自己的代理人。恩维尔在奥斯曼特别机构的组建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个组织负责从高加索的穆斯林中招募游击队员，对俄国人进行扰乱袭击——就像阿扎尔人1914年11月在巴统的所作所为。奥斯曼最高统帅部甚至给这些志愿军起了一个昵称：Tavuk-Civciv（大意指“母鸡—小鸡”），是指每一只“母鸡”应该孵出另外50只小鸡（“母鸡”和“鸡蛋”在军事行动上也可代指武器和弹药）。17

俄国人也在同奥斯曼的少数群体玩同样危险的游戏。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外交大臣萨宗诺夫指示俄国驻土耳其东部领事联合怨天尤人的库尔德人对抗奥斯曼政府，并得到库尔德三个主要部族首领的效忠。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库尔德部族族长马哈茂德便承诺向俄提供5万名配备武器的士兵。18俄军驻第比利斯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尼古拉·尤登尼奇中将则早在1914年8—9月开战之前就已经开始武装土耳其边界上站在俄军阵营的亚美尼亚志愿军。到1914年12月，不少于4个亚美尼亚志愿营组建成立，从而有效填充了俄军的前线分遣队，并在监视土军移动动向上发挥了作用。19在边境线的土耳其一边，俄国驻埃尔祖鲁姆领事A. A.阿达莫夫（A. A. Adamov）1914年11月1日汇报称，在他离开土耳其的时候，埃尔祖鲁姆、埃尔津詹（Erzincan）、锡瓦斯（Sivas）、马纳·哈图（Mana Hatun）和开塞利（Kayseri）的亚美尼亚游击群体已经“将他们的武器藏在了秘密之处”，并且热切地等待俄军的到来，他们才能取出武器。20

暂且将俄土双方从事的暗中活动的政治爆炸性搁置一边，就这些无处不在的活动而言，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当前的战略思维了。期冀在奥斯曼爆发的暴动落空后，不难理解俄国为何在1914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已经开始降雪的情况下冒险向奥斯曼发动进攻，而俄军由于早先向欧洲战线派出了两个高加索军团（俄军共有三个高加索军团）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此时兵力严重不足。唯一被留在后方的第一军团最多有15万兵力，其中包括哥萨克和亚美尼亚志愿营，以及一支独特的由1.5万人组成的骑兵队配合作战的步兵力量，共10万人：这虽然优于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后者有7.5万正规军及3.7万非正规军——但双方的实力对比倒也不至于太过悬殊。在大炮数量上，俄军有256门，也多于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168门，但是俄军在1914年11月的进攻中却只携带了很少一部分。俄军在奥斯曼境内沿着对方的补给线展开的进攻进展顺利，而且很幸运，未受到对方的追击。21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恩维尔都应该在1914年12月谨慎从事，但是德国却要求他及早在高加索发动攻势以分担俄国在奥地利加利西亚省施加的军事压力。谨小慎微素来不是恩维尔的本性。1914年12月6日，利曼·冯·桑德斯同恩维尔进行了一次会谈——德国人认为在冬天向高加索山区发动进攻是极其鲁莽的——而恩维尔却回复道，一旦击败俄国人，他将“计划挥师南下，越过阿富汗到达印度”——这在事后备受指摘。不管恩维尔的言论如何夸大其词，他的勇气却无可否认：他在德国朋友布龙萨特·冯·舍伦多夫参谋长的陪同下离开帝都前往埃尔祖鲁姆。另一位恩维尔的哈尔比耶参谋则在数日之前到达了此地，这位36岁的哈菲兹·哈基·贝（Hafız Hakkı Bey）上校被认为是一位比哈桑·伊泽特还要可靠的人物，而在土军于冬季发动进攻的问题上，他也持反对立场。12月19日，恩维尔将哈桑·伊泽特革职，并亲自担任第三集团军司令官。正如俄军在1877年战争中攻占了阿德里安堡一样，恩维尔决定亲自带头重夺丢失的省份——阿尔达汉和卡尔斯。

地图8

恩维尔的作战计划十分简单——或者说，至少它更适合施用于夏季的平原地区而非严冬的山区地形。明显受到成功包围坦能堡萨姆索诺夫第二集团军的德国坎尼风格的影响，或许是经由布龙萨特和第三集团军参谋长费利克斯·古泽少校，这个作战计划带有鲜明的德国印记。按照计划，恩维尔将会部署其三个军团中实力最弱的第十一军团在埃尔祖鲁姆至萨勒卡默什的道路南端“钉住”克普吕柯伊的高加索第一军团；而第九和第十军团则在道路右侧以北扎营，并从后方包抄敌军。在最左边，一支由德国施坦格少校领导的特别支队将试图孤立镇守巴统的俄军部队，同时保护乔鲁赫谷地，并夺取阿尔达汗。在左侧，恩维尔的年轻心腹哈菲兹·哈基·贝将带领第十军团从哈珊卡尔堡沿主路一路疾行，并在向东部转移以切断萨勒卡默什东侧的卡尔斯道路之后，最终拿下由伊斯托明（Istomin）将军单独率领的一个旅（大约8 000兵力）驻守的奥尔图。处于中间位置的第九军团将沿着恰基尔·巴巴山（Çakir Baba）还算平缓的山脊（约尔峰）向恰塔克和巴迪兹（Bardiz）行进。约尔峰上疾风狂肆，但是恩维尔却希望山上的积雪能因此被吹扫得相对浅薄一些（而且他还正确地判断出俄国人尽管有一支亚美尼亚志愿营在看守此地，但会放弃防守）。最终第九、第十军团将拿下萨勒卡默什，其中第十军团从后方切断俄军连通卡尔斯的主路以及铁路；而第十一军团则牵制住俄军位于克普吕柯伊的高加索第一军团，最终迫其投降。这场进攻将于12月22日开始。由于只携带了三天的补给物资，土耳其人还希望能在圣诞节之前抵达萨勒卡默什。

恩维尔并非不清楚军队将会面临的困难，抑或他们在严冬战役下装备不足的事实。在1914年12月20日对第三集团军检阅之后，恩维尔注意到，严重的“物资不足将很难在当前处境中得到改善”。但是，在一场面向全体将士的演讲中，他仍尤为乐观地坚持道：“胜利并不来自士兵的外在或装备，它来自一颗勇敢的心。”他继续说道，鉴于土军被埋葬在俄国国境一侧的“无数先烈的英魂”，第三集团军的将士们应该感到宽慰（和温暖）。最重要的是，恩维尔还告知将士们在其进行这个历史性的任务时要牢记“真主永远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将我们备受俄国人残酷镇压的兄弟们解救出来，他们还在等着我们”。22

恩维尔的伟大的高加索进攻战开始时还算顺利。以高加索通常的气候而言，初始的天气暖和，且没有降雪，能见度也高。12月23日，第二天早晨，第十军团抵达奥尔图，伊斯托明被迫向阿尔达汉退守，在后退途中还丢弃了4门大炮。而第九军团在控制了约尔峰（尽管其行进过程被汇报给了监守此区的亚美尼亚志愿营）后，于平安夜顺利到达巴迪兹。施坦格的特别支队在急行登上乔鲁赫谷地（Çoruh Valley）后，突然转向东侧，并在12月27日夺取了阿尔达汉；与此同时，从南边追击的哈菲兹·哈基·贝率部将处于奥尔图与阿尔达汉之间的伊斯托明旅部拦腰截断（这次堵截战被证明是一次阴差阳错，使得第十军团延后了与第九军团在巴迪兹会合的时间）。迄今为止，俄军除了一再撤退外难以有其他作为，仅仅在右翼进行了抵抗，而且讽刺的是这些抵抗非常“无力”：第十一军团没能如愿将俄军牵制在克普吕柯伊。1914年12月24日正午，梅什拉耶夫斯基将军命高加索第一军团从克普吕柯伊撤往萨勒卡默什。在撤退过程中，他不幸中弹（不过他最后得以幸存）。

圣诞节当天，奥斯曼第九军团的先头部队到达萨勒卡默什城郊。但是由于气温骤降，军队的简陋装备难以应付零度以下的酷寒：第九军团将士们在越过寒冷的约尔峰山脊时被要求丢掉大衣以减轻负担。而且，由于哈菲兹·哈基·贝在鲁莽追击伊斯托明的途中浪费了时间（第十军团的主力军在12月26日才到达巴迪兹），导致第十军团被远远滞留在后方，使得在行进至萨勒卡默什的道路上又增加了75千米（约47英里）。[3]为了弥补浪费的时间，第十军团在筋疲力尽的情况下，面临被冻伤的危险，决定攀登3 000米（约9 843英尺）高的危险的安拉许埃克贝尔山（Allahükbar）。很多士兵在哈菲兹·哈基·贝命其“搜集伤亡者的步枪武器以弥补其他人员装备不足”的途中丧生。23意识到自己的士兵已经到达耐力极限之后，恩维尔下令第九军团12月27日向萨勒卡默什发动袭击之前，等候最后一个师的到来（即第十七师，它还严重滞留于约尔峰的后方）。两天过后，第十军团部队加入了进攻，此时土军有1.8万兵力，俄军有约1.4万兵力。第十军团的先头部队在向卡尔斯急行的一路，攻克了塞利姆镇，并且暂时切断了俄军连接东边的补给路线。如果土军攻下萨勒卡默什，那么俄军的高加索第一军团同第比利斯指挥部的联系将被截断，而恩维尔随后将在第比利斯发动一场有名的战役（并且取得了胜利）。

萨勒卡默什战役在1914年12月29日激烈交锋了整整一个白昼，继而又进入了夜晚——它标志着“一战”的第一个冬季进入了尤为关键的时刻。从第比利斯指挥部的动静来看，一种对奥斯曼压倒性胜利的真正恐惧将回荡在整个区域，并且严重打击俄国的威望。和坦能堡的萨姆索诺夫不同，梅什拉耶夫斯基将军认为他们已经彻底失败了。由于12月24—25日在从克普吕柯伊撤退的途中负伤，他已经回到第比利斯接受治疗。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将他逼向绝境的是一场情报泄露事件：一个携带恩维尔密令的土耳其师部的参谋长被一支哥萨克巡逻队俘获，从他身上，俄方获悉了奥斯曼的进攻企图——尽管写在纸上——但奥斯曼的野心暴露无遗并且令人恐惧。或许梅什拉耶夫斯基已经判断出恩维尔的最有利方案，在此时离开战场以应对当前的残酷现实——就这样，他将恐慌传遍了卡尔斯、耶烈万（Yerevan）和第比利斯。很快，铁路车站上挤满了俄国人和格鲁吉亚人，他们不顾一切地逃离本地，以躲离土耳其在取得胜利之后开始其穆斯林狂欢式的复仇屠杀。“情势危急，”第比利斯指挥部在12月30日下午3点35分向位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附近的巴若尼维西（Baronivichi）的俄军最高统帅部发去电报称，“萨勒卡默什受重挫。铁路已落入土军手中。三支土耳其军团还在作战。土军渐渐占据上风。建议先从阿尔达比勒（Ardebil）及阿塞拜疆（Azerbaijan）撤退。第比利斯方面军随后在下午4点撤退。”数分钟以后，第比利斯指挥部又拍发急电：“阿尔达比勒已被土军攻下！我们已决定从整个外高加索地区开始部分撤离。”1915年1月1日下午3点31分，第比利斯指挥部向最高统帅部汇报他们已经开始按计划撤退。在收到这些描述高加索军队溃败且极度让人痛苦的电报后，俄军总司令尼古拉斯大公请求英国军事专员少将约翰·汉伯里—威廉斯（John Hanbury-Williams）爵士从英国方面派出一支军队以牵制土军——这导致了1915年的达达尼尔—加里波利战役。24

如同在萨勒卡默什一般，浓雾笼罩，且持久不散。这场在零度以下进行的战役，对双方都是一个残酷的考验。土军躲避在城镇上方高地的“石屋”的浅垒中，使用山炮向下方的俄军轰袭，炮火如同弹雨一样将俄军围困。俄军不甘示弱，使用重机枪（恩维尔曾向其将士保证对方并无此类型武器）予以反击。[4]到了晚上10点左右，随着子弹告罄，奥斯曼第十七师主力部队奋起冲过萨勒卡默什—恰伊大桥，从西翼像一把刺刀一样插进城镇。很快，大约300名土耳其士兵淹没在了俄军第156团的兵营之中，俄军随后使用大炮对这些被土军占据的兵营进行了轰击。在土军进行了殊死抵抗之后，到第二天拂晓，只有少数土耳其士兵幸存下来，并向敌方投降。到1914年12月30日早晨，随着在战斗以及整夜的低温中丧失了6 000名士兵，土军从萨勒卡默什的“石屋”上退却了下来。至此，萨勒卡默什危机——更不用说卡尔斯或更东边的第比利斯——在高加索军队司令部于恐慌之中下令总撤退的12个小时之前——已经过去。

与此同时，尽管俄军处于慌乱之中，奥斯曼第十军团却并没有切断卡尔斯铁路。而原先奥斯曼卡尔斯、阿尔达汉或是萨勒卡默什中的穆斯林也并未前来对土军进行支援。12月30日，俄军在萨勒卡默什以南的斜坡对土军第九军团发动了反击，并将其赶回巴迪兹。而将整支队伍拉伸至难以防守的北部及萨勒卡默什东侧的第十军团在1月1日开始撤退的时候，却遭到了由N. N.巴拉托夫（N. N. Baratov）将军率领的一支由两个师组成的强大骑兵部队的袭击（奇怪的是，这场袭击由于梅什拉耶夫斯基将军的提心吊胆被下令长时间延期）。1月4日，第九军团在被围困住后，全体投降。而第十军团的大部分士兵死于安拉许埃克贝尔山上的大雪，只有大约2 500人幸存下来并回到哈珊卡尔堡。由于折回的路线更短，第十一军团行进相对顺利一些，并且在阿拉斯河流域（Aras River basin）与敌方发生了一次激烈冲突。在更北边，施坦格的特别支队从阿尔达汉撤回至乔鲁赫谷地，并且一直待到1915年3月。第三集团军的剩余力量则退回到整个进攻起始的克普吕柯伊线以后。恩维尔本人回到埃尔祖鲁姆——向全体参谋进行了拿破仑式的告别后，又同布龙萨特在1915年1月9日匆忙赶回君士坦丁堡，以确保对新闻媒体的掌控（即禁止其报道他的军队遭受的溃败）。土耳其人压倒性的士气不仅没有助其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取得胜利，反而一败涂地。

根据奥斯曼方面的估计，土军第三集团军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死亡3万人，负伤7 000人，或者说将近伤亡一半有生力量。在其他版本的估计中，伤亡数字还要更大，称俄军“仅仅在萨勒卡默什周边就发现了3万具冻僵的尸体”，这还不算另外2.7万名活着的土耳其战俘。最近一名军事史学家判断，奥斯曼死亡4.7万人，俄军死亡2.8万人，这意味着双方在前线都失去了将近一半军队。25不管真实数字如何，很清楚的一点是，绝大多数牺牲者很可能死于冻伤、低温抑或其他与寒冷相关的原因，而不是敌人的炮火之下（圣诞节过后，气温从未高于零下25摄氏度，甚至低至零下40摄氏度）。奥斯曼第十军团面临的致命的恶劣气候条件可以在哈菲兹·哈基·贝身上得到佐证：他在1915年2月上旬死于斑疹伤寒。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野心勃勃的对俄军高加索军队实施包围战的失败，并不能看成是一种耻辱的象征，正如恩维尔在他的告别辞中指出：他们勇敢地克服了“天气和地势的恶劣影响，丝毫不逊色于敌人”。尽管恩维尔在土耳其内部实施了非常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但是在外界，他的溃败无可掩盖。这是一场大灾难。26

考虑到奥斯曼资源的有限及高加索战役的广阔范围，另一场在南边几乎同步进行的战役同样值得注意。在某种程度上，在苏伊士运河方面发动进攻比萨勒卡默什更具有企图心，其目标不只是简单地征服一个战略要地或者驱赶敌军势力，而在于通过隔绝大英帝国联系全球的关键要地，将其一分为二。由于运河至关重要，除了在战略层面上进行局部攻击外，向英军发动整体突袭似乎并无可能。伦敦在1914年12月18日正式宣布埃及成为其受保护国时，由约翰·马克斯韦尔（John Maxwell）爵士率领的埃及远征军队（EEF）大约有7万人之众。尽管他们不都驻防在苏伊士运河，但是只要在西奈半岛发现敌军进攻的动静，他们中的大多数就能够在数小时以内赶赴运河。沿运河西侧，英国人还有一条铁路，这意味着增援部队能够轻易从南北两边赶赴任何危险的角落（英国人很明智地将铁路线设置在离运河大约6 000米的地方。这样一来，只有远距离重机枪才可能对其构成危害）。在东侧，运河受到西奈沙漠的天然屏障的防护，而英军也派遣了一支小型巡逻分队进行侦察保障——巡逻队为此要在一片极端炎热及缺水的地区穿行160英里（约257千米）。仅仅到达苏伊士运河，更不用说穿过运河或者攻下运河，就已经是一项现实的后勤上的成就。

然而，土耳其人却有理由保持乐观。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第十二军团向位于大马士革、阿勒颇（Aleppo）和胡姆斯（Homs）正在组建中的叙利亚主力军队增派了两个师部的有生力量，同时又从色雷斯和爱琴海沿岸调派两支全副武装的师部到巴基斯坦加入向苏伊士运河发动袭击的第八军团。而驻扎于汉志的第二十二步兵师同样被吸纳进第八军团。到1914年12月，集结在巴基斯坦的苏伊士运河方面进攻力量包括非正规军在内，大约已有5万兵力，而且据报道士气高涨。27

但是，第八军团的真正优势在于其令人敬畏并且名字悦耳的参谋长——弗里德里希·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中校。克雷斯有一位非常出色的语言专家库尔特·普吕弗（Kurt Prüfer），他帮助军中既不说阿拉伯语也不说德语的土耳其军官消除了交流障碍（同时，第四集团军的总指挥官杰马勒·贝也只说法语而不会说德语）。普吕弗还利用自己的语言技巧招募了大量贝都因部族居民，并且为第八军团集结了1万只骆驼——由于英国人不断抬价，这笔生意进展得十分困难且昂贵。对于克雷斯来说，他已实现了后勤上的奇迹——尽管缺乏同耶路撒冷之间的铁路联系，他却将巴基斯坦南端的贝尔谢巴（Beersheba）变成了一个前方的补给仓库。由于不论是从北部穿过西奈的沿岸路线还是南部的红海沿岸路线（后者为从埃及去往麦加的朝圣者采用的路线）都处在英国海军的射程范围之内，所以克雷斯明智地选择了一条中间的沙漠路线，将从贝尔谢巴直接到达伊斯梅利亚（Ismailia，此间的沙漠地形由于地底的石灰岩构造，因此比较坚硬结实，使其比沿岸路线还要更加容易和安全地通过）。随后德国工兵和工程师被分成小组派往沙漠地带，并按照计划的行进路线在合适的间距之间挖掘深井。相比恩维尔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的表现，可以说克雷斯对人的体能极限更加熟谙，他规定士兵只能携带行进15千米的装备，从而保证他们不会出现体力衰竭的情况，同时还规定行军只能在夜晚进行，这样就能躲过沙漠白天炎热天气的影响（此举也能帮他逃过敌军的空中侦察）。

地图9

克雷斯和杰马勒还相信他们在苏伊士运河拥有一个秘密武器，而这个秘密武器主要存在于穆斯林对埃及与北非的观点。尽管争取埃及总督阿拔斯·希里米二世支持的努力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由于相互猜忌（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作为阿拔斯的堂兄弟，成为其在未来统治埃及的潜在对手）而受阻，但是人们仍有理由相信英国在埃及和苏丹境内的统治受到了普遍憎恶。与此同时，德国和土耳其特工出现在开罗，煽动穆斯林对异教徒的仇恨。而一支由利奥·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带领的秘密小组则在红海及厄立特里亚（Eritrea）传播英国背信弃义的骇人故事，意图激起伊斯兰圣战以推翻英国在苏丹的统治。同时，在埃及西部，穆斯林在萨努西的命令下仍在不断给意大利占领者制造事端，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将火力对准英国的目的似乎有了希望。从1914年8月起，奥托·曼内斯曼（Otto Mannesmann）便在外交掩护下被派往的黎波里从事分发圣战宣传册的活动——这些宣传册通过热气球的方式被带入埃及。虽然一起萨努西袭击威胁事件得到了英国驻开罗总领事米尔恩·奇塔姆（Milne Cheetham）的严肃处理，但倘若土军武力侵入埃及，将会引发穆斯林暴动，造成更广泛的威胁。开罗军事情报部门的头子吉尔伯特·克莱顿（Gilbert Clayton）对敌军兵力做出的估计过高，他认为土军在巴基斯坦有10万人。如果这是真的，一旦土军穿过苏伊士运河，英军将陷入困境。28

在克雷斯雄心勃勃地准备在苏伊士发动战役之时，圣战的号角同样也助涨了土—德士兵的斗志。一面神圣的绿色旗帜被从麦加携带而来，在到达耶路撒冷的时候，由于“每一位虔诚的穆斯林都想亲吻圣旗”，还险些引发一场骚乱。一种类似圣战的列队长龙在这座圣城行进着，人潮涌动在每一个大街小巷，正如克雷斯回忆道，一种“难以描述的欢腾和狂热”的气氛包裹着“所有人群”。为当前发动圣战增添了可信度的是，志愿者们从伊斯兰世界各地赶来：来自黎巴嫩的德鲁兹教派，安纳托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库尔德骑兵部队，高加索地区的切尔克斯人，以及来自的黎波里的2 000名穆斯林逃难者，而且很多人在此之前同意大利人交战过。杰马勒甚至将一群特殊的马拉维教团旋转托钵僧，连同其传统圆锥帽带至贝尔谢巴（不过他们并没有跟随军队进入西奈沙漠）。为了增强伊斯兰圣战气氛，第八军团中的一些少数基督徒和犹太人被特意留在了后方的贝尔谢巴（而克雷斯、普吕弗和德国军官则继续向前行进）。这支大约拥有1.9万兵力且只有穆斯林与德国人的第八军团在到达了阿普塞洛贾绿洲之后，杰马勒身着华丽的奥斯曼帕夏官袍，从扛着来自麦加的绿色圣旗的士兵身前走过，命令每一名士兵向其宣誓。军队随行教职人员随后宣读了“一些激烈言辞”。克雷斯回忆道，“他们甚至给信仰另一种宗教的德国士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9

对第八军团而言，在胜算微弱的情况下维持全军士气并非易事。要到达伊斯梅利亚，第八军团必须先凭借充足的进攻力量拿下运河以南的桥头堡。为此，他们不得不在水井之间携带着水罐，走上很长一段距离。而其他武器装备还包括两门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每门配备8支完整的炮兵连队和炮弹、重型机枪和弹药库、医疗补给。此外，还有尤为重要的船只和架桥工具，包括德国造重型钢驳船。多亏普吕弗的壮举，杰马勒和克雷斯才有了1.2万只骆驼帮助全军背负各种军需补给。此外，300头牛和1 000匹马也分担了驼袱任务。但是士兵们也帮助背负补给品，这也是为何他们会被限制（除了杰马勒）只能携带个人装备行走15千米——这意味着他们没有便携床可以休息。许多土耳其士兵甚至缺少鞋子，只能光脚在沙漠上行走。不管怎样，这支由1.9万名士兵以及1.3万只驮兽组成的部队在1915年1月14日从贝尔谢巴出发后，以在夜晚行进7个小时、白昼休息一整天的速度，最终在1月31日到达了集结地点。此地处于图森姆（Toussum）和塞拉比尤姆（Serapeum）之间，在运河东北方向10千米之处。如克雷斯回忆起这一刻时所说：“我们从附近的沙丘高处第一次看到了苏伊士运河。它就像一条银色的丝带缠绕在白色的沙丘上，从四面八方汇聚成一片广阔的海，但是之后又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30

率领大量部队穿过近乎无水的西奈沙漠到达运河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后勤成就。然而，尽管克雷斯做好了各种预防措施——避开沿岸路线，只在夜晚行军——仍然没能逃过敌军的监视。1915年2月2日下午，正当克雷斯准备对运河发动夜袭之时，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得到消息，“此时一支总数有1.9万人的敌军携16门大炮距苏伊士运河4英里（约6.4千米）到12英里（约19千米），这支军队从坎塔拉（Kantara）延伸至苏伊士运河地区；据信敌军将向前推进”。2月2日下午5点，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在战前最后一份电报中向基奇纳汇报道：“今天一整天，威尔逊将军都在监视伊斯梅利亚城外的敌军。他认为敌军将于今晚发动袭击，并且称对方兵力在6 000到8 000人之间，而他们现在正在挖掘战壕。”英国人早早就做好了准备。31

对克雷斯而言，扭转胜率仍显艰巨。当天晚上，一场凶猛的沙尘暴席卷运河地区，迫使他将原计划晚上10点30分发动的进攻推迟了5个小时。2月3日凌晨3点30分，土军第一支纵队开始在苏伊士运河上放置钢驳船。到了黎明时分，三支架桥的纵队——约两个连队的力量，成功穿过运河到达图森姆和伊斯梅利亚——尽管这是一次皮洛士式的胜利（意即代价很大的胜利），却将其暴露在英军凶残的机关枪之下。马克斯韦尔在2月3日向基奇纳汇报称：

“土耳其人”试图在夜晚穿过运河南部的图森姆。一开始，我们允许他们向运河接近，并使用装备登岸，但随后在他们已经开始架桥时，我们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袭击。土耳其人开始逃跑，并且将所有架桥装备丢给了我们。他们中的一些人掉到水里被淹死，架桥装备现在正在被运回……我们还抓获了40名俘虏。

在伊斯梅利亚，土耳其人一开始进展还算顺利，并且在早晨夺下了易守难攻的桥头堡，但是他们随后又被赶回原地，还被俘获了8名军官和282名士兵。英军扫射土耳其军队的过程相当残忍。在一位英国军官的描述中，当时就像在“轰赶松鸡”。32

简而言之，这场战役来去匆匆。土军表现勇敢不屈，直到2月3日下午4点，他们都在伊斯梅利亚坚守着运河的西部桥头堡，而克雷斯则从东岸使用榴弹炮向运河上的英舰（并对“哈丁号”造成了严重损坏），连同英军在佛丹、伊斯梅利亚、坎塔拉和图森姆的要塞进行轰击。但是到2月4日黄昏降临的时候，克雷斯和杰马勒下令全线撤退，一开始他们先退至距运河10千米的后方基地，随后又一路撤回到贝尔谢巴和加沙。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英军伤亡人数超过100人，其中20人死亡，大约90人负伤（大部分是印度士兵）。33土军损失更为惨重，192人死亡，381人负伤，727人失踪或被俘（杰马勒在撤退途中穿越沙漠时，还丢失了7 000只骆驼）。34尽管如此，马克斯韦尔并没有勒令追赶土军，而土军在顽强的克雷斯的组织下进行了有序的撤退，使得第八军团仍保存了大量的完整实力——除了贝都因非正规军，他们在敌军一开火时就四散逃走。毫无疑问，英军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胜利，但是苏伊士战役不同于萨勒卡默什战役：它只是奥斯曼的一次败仗，而非灾难。

然而，苏伊士运河却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影响。鉴于战前总领事奇塔姆和克莱顿在情报部门还在担忧如果土军取得胜利会对穆斯林造成何种影响，马克斯韦尔现在可以吹嘘他得胜的规模。“我收到的报告，”他在1915年2月18日给基奇纳的信件中说道，“表明土军已经撤离运河，并且正在返回耶路撒冷的途中，他们的士气多少都有些低落。现在［在埃及］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土军在运河遭到了挫败。”35在奥布里·赫伯特给他的朋友及同僚托利党（保守党）议员马克·赛克斯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之后英国对开罗的看法。赫伯特在信件中对土军冷嘲热讽，还“机智”地建议：“土耳其人可以把这几千只骆驼带到运河前，朝它们的毛点一把火，骆驼就会猛冲到运河里把身上的火扑灭……之后土耳其人就可以踩着骆驼过河了。”再说伦敦，首相阿斯奎斯以充满轻蔑的口气给维尼夏·斯坦利（Venetia Stanley）写了一封信，信中称：“土耳其人妄图在苏伊士运河上架一座桥进入埃及。但这些可怜的家伙桥还没架好，就被轰了个粉碎，他们只好退到沙漠地带。”36由于在阿拉伯河和苏伊士运河取得了看似容易的胜利，而敌军又溃败，英国的作战决策者们大为振奋，并决意彻底终结奥斯曼帝国。

[1] 正如丘吉尔在1914年9月23日——甚至在此事件导致奥斯曼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之前——给爱德华·格雷的信件中写道：“我们正在蒙受土耳其的敌意带来的苦难……我并不是建议我们应该对土耳其采取激烈行动或者向其宣战，但是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同巴尔干半岛国家谈好条件……不用顾及土耳其的利益或是否损害它的完整性。”

[2] 士兵们被告知去往法国。但是指挥官沃尔特·德拉曼（Walter Delamain）准将在孟买时收到密令，命其在巴林登陆。

[3] 土耳其人或许同样遇到了一种自我强加的“幻想”效应，他们的地图低估了山道和城镇间的距离，因此军官们（及在其敦促下保持行进的士兵）在行进途中对迟迟未能到达下一目的地保持着强烈的不满。

[4] 平心而论，恩维尔在圣诞节当天回到城镇，准备夺取萨勒卡默什时，俄军只有两门野战炮和两挺机关枪。如果梅什拉耶夫斯基按照自己的办法，那么整个军队都会撤离此区。但是尤登尼奇在意识到土军经由巴迪兹的补给线的脆弱性后，说服了这位摇摆不定的指挥官，并且每天向其投入增援装备。到12月29日，当这场关键性的战役爆发时，俄军在萨勒卡默什已经有了34门大炮以及将近50挺机关枪。

第八章
达达尼尔海峡

通过舰队合作实施攻击的话，达达尼尔海峡似乎应是最佳目标。一旦进攻取得成功，［我们］与俄国的联系将得以恢复，近东问题也能得到解决；我们还能拉近与希腊，或许还有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关系；此外，在黑海被封锁输运的小麦和船舶也将得到解封。

——1915年1月7日，“喀土穆”陆军元帅，
战争大臣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在于内阁会议室
举行的英国战争会议中的发言1

1914年12月30日，俄军总司令尼古拉斯大公在位于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的最高统帅部紧急召见了英国军事专员、少将约翰·汉伯里—威廉斯爵士。从第比利斯发来的战报源源不断。尼古拉斯告诉这个英国人，土耳其人集合了10万兵力向所有战区进军：难怪第比利斯指挥部正准备从整个外高加索地区撤退。更深一层加剧这种恐慌的是，大公还抱怨道，俄国“不得已转移了一大半高加索部队，以应付我们的共同［德国］威胁”，所以恩维尔的萨勒卡默什进攻才会畅通无阻。这使这位英国专员回想起了俄国民众的脆弱性——在1914年7月战争爆发之前，圣彼得堡遭到了一波袭击，这些袭击在随后的法国总统到访期间达到高潮——尼古拉斯警告道，如果俄军在同其最喜欢的出气筒（指土耳其）的交战过程中一再失利，他们将无法立足于战争之中。可是，他告诉汉伯里—威廉斯，“他们将对奥斯曼帝国诸地诉诸武力以抵消土耳其在高加索地区的胜利”，并由此挫败“当前敌军高涨的士气”。至于何地会受到袭击，俄军总司令表示并不清楚，但是他好心建议，如果可以的话，要让土耳其人相信“君士坦丁堡受到威胁”。有点儿过分的是，大公最终带着一丝自怜评论道，如果俄国的英法同盟“不相信土耳其人在高加索取得的胜利已经威胁到了大家的共同利益，那么，好吧，随它去吧”。2

尼古拉斯大公甚至已经打开天窗说亮话，明确要求英军派军队牵制奥斯曼帝国。汉伯里—威廉斯听后立马询问道，如果英军进行一场海军演习是否会有裨益。汉伯里—威廉斯后来在报告里描述，大公“在听到这个主意后高兴得跳了起来”。汉伯里—威廉斯随后被要求在最高统帅部外交局局长N. A. 库达舍夫亲王（Prince N. A. Kudashev）的陪同下，亲自前往彼得格勒，[1]同萨宗诺夫和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商榷事项进展。1915年元旦，布坎南向爱德华·格雷爵士拍去一封急电，要求英国“采取行动”以缓解俄国在高加索战场的重压。通过这种方法，大公将之前充满消极攻击意味的闲谈转变成了一种成熟的战略外交推进手段。格雷随后又把大公的紧急请求转呈给基奇纳和丘吉尔。1915年1月2日，基奇纳和丘吉尔两人就如何对俄国展开援助进行了讨论。同一天，基奇纳写信给英国远征军（BEF）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询问其能否抽调军力开赴奥斯曼战场。在得到否定答复之后，基奇纳周六给丘吉尔写信称，唯一能在奥斯曼帝国“进行军事演习，并能有效阻止其向东线战场增派援兵的地点将在达达尼尔海峡——尤其如果‘大公所言不虚的话，那么君士坦丁堡遭到威胁的消息将会在同一时间散布开来’”。3

在盟国战时的外交历史中，很难想象还有比此时的联络效率更高的记载了。仅仅在三天之内，俄军最高统帅部总司令在遥远的东欧中心地带的一个不现实的愿景却变成了一个高优先级的（英国极具权势的战争大臣及其海军大臣）作战话题。当然，这三天时间也见证了土军侵略者在萨勒卡默什的彻底溃败。据推测，土军的这场失利使英方对大公要求其向土耳其派出牵制性力量的必要性提出了怀疑。实际上，汉伯里—威廉斯在第三天（1915年1月3日）向基奇纳汇报时就指出：“在当前来说，高加索方面形势稍有好转，溃败的紧急危险已经过去了。”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考虑了。新闻媒体将一些战争之初有失偏颇的战事新闻刊登在封面，并以同样方式将撤退之类的新闻隐藏在刊物的附页位置。汉伯里—威廉斯最后在报告中重申，“如果土军施加的压力能被减轻一点儿”，俄国人“将大松一口气”。4随后，基奇纳加紧部署在达达尼尔海峡的作战计划。

为何基奇纳对大公的请求如此卖力呢？不管俄军总司令知不知晓，他请求的语气及时机都正合适。面对西线战场的僵局——德军已经从瑞士到英吉利海峡的制高点建立了牢不可摧的防御工事，英国战争内阁在1914年12月的最后一周就从哪个战场展开进攻进行了相当激烈的讨论。战时内阁秘书长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在一本涉及1914年12月28日所发生事件的“节礼日备忘录”[2]中记录了自己提出的建议：“我们或许应该对德国施以最有力的打击，若想取得最为长久的和平局面，我们还要同时朝它的盟国，尤其是土耳其发动进攻。”12月29日（也就是在收到大公的请求之前），丘吉尔在一封呈至首相阿斯奎斯的信件中建议波罗的海地区实施佯攻，以吸引德军在西线战场的军队——尽管如此，在阅读了汉基的备忘录之后，他也开始考虑对土耳其发动进攻。阿斯奎斯同样有此考虑，不管内阁提出什么作战计划，都会“派遣大规模有生力量对敌军进行牵制”。尽管如此，仍没有人清楚向奥斯曼帝国发动攻击的最佳地点：财政大臣戴维·劳合·乔治一度认为在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叙利亚登陆效果最佳。直到英国收到俄军最高统帅部的爆炸性消息之后，他们才将注意力转移到达达尼尔海峡。但是，此时战时内阁的每一位成员已经开始考虑土耳其了。5

尽管如此，基奇纳如此迅速地决定在达达尼尔海峡实施作战，而非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更不用说明智地选择袖手旁观，仍让人感到几分好奇。俄军最高统帅部的将领们早在1915年1月3日就获悉土耳其人正在撤离萨勒卡默什。到1915年1月中旬，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萨勒卡默什取得了充分的胜利：奥斯曼三个军团中的两个都被歼灭，而且此时是恩维尔而非俄国人正在请求紧急增援。6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甚至罔顾俄国人此时完全不“需要”牵制性援助的事实，在阿拉伯河发动了攻击。而且，同达达尼尔海峡相比，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与高加索的距离更近。此外，奥斯曼第六集团军正处于混乱不堪的状态，也为英俄两国近期向巴格达实施联合作战提供了契机。相比之下，俄国唯一能参加达达尼尔海峡作战的路线，正如大公尼古拉斯在1915年1月上旬建议的，乃从海参崴（Vladivostok，又名符拉迪沃斯托克）调遣西伯利亚军团，经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红海和苏伊士运河）7，到达地中海东部。更为重要的是，在吉多·冯·乌泽多姆率领下，一支由海军防御专家组成的特遣队经过数月的艰苦工作，将达达尼尔海峡筑造成奥斯曼帝国唯一一个最为坚固的防御区。根据对海峡沿岸炮台的最新情报分析——包括由重兵把守的王子群岛所处的马尔马拉海——尽管早在1914年7月就被判断为“极易拿下”，但俄国人此时已经取消了对博斯普鲁斯海峡外部的进攻计划。“占领海峡的最佳时机，”正如俄军最高统帅部在1915年早些时候的推断，“已经丧失。”8

如果英国的战时情报机构在奥斯曼问题上能像俄国一样准确的话，那么基奇纳和丘吉尔将得出同一个结论。达达尼尔海峡防线在1914年8月的时候还相当脆弱，但到1915年1月，已经牢不可摧。在乌泽多姆到来之前，达达尼尔海峡指挥部配备了20门口径从150毫米到280毫米的近岸榴弹炮以供使用，尽管其中的大型榴弹炮“最长射程”能达到15千米（9.3英里），但是大部分只在短程比较精准一些。正如英国所知，敌军的主力炮台设置在加里波利半岛南端（海丽丝岬，或者土耳其人称之为塞迪尔巴希尔），以及对面亚洲部分的库姆卡莱；而欧洲部分的基利得—巴希尔（Kilid Bahr）以及位于亚洲部分的哈米迪耶和恰纳卡（恰纳卡莱）要塞则成为海峡第二防线。英国人不知道的是乌泽多姆及其170位德国重炮专家带来了许多重型大炮，其中包括架设在恰纳卡南部、口径355毫米的克虏伯“怪物”。许多新架设的大炮被灵巧地饰以遮蔽物隐藏起来，而别处虚设的炮台则充当吸引敌军火力的角色。到了年末，达达尼尔海峡（恰纳卡莱）指挥部已经拥有足够的大炮组建起第三炮营，并在海峡入口背后的库姆卡莱/塞迪尔巴希尔操纵一片新的“榴弹炮区”，“负责全力炮轰敌船”。海峡两岸此时都已覆盖了移动炮台，5门位于欧洲一侧，3门位于亚洲一侧。总的来说，到1915年2月，沿岸防线已有235门大炮，包括82门固定大炮和230门移动大炮。在水里，11条水雷线——一共323枚水雷——都被布置在海峡之中，包括被搁置在大袋子里，一路从德国运送而来的最先进型水雷（参见第214页地图）。9

最重要的是，乌泽多姆成功向土耳其沿岸炮兵们灌输了德国式的纪律和信心文化，使其掌握了职业伦理和能力。反之，炮兵们的优异表现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德国士官也分散半岛各地，使得每一位土耳其炮手都至少有一名德国人在旁协助。“土耳其炮兵们接受的训练，”乌泽多姆在1914年12月18日骄傲地向德皇威廉二世汇报称，“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后在海峡进行的射击操练目的不仅在于训练射击的精准度，还在于训练土耳其炮台军官的指令调度。事实证明，这些军官的表现远超预想，证明了自己快速学习的能力。”101915年，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在参观完防线之后，感叹他有一种“身处德国军营的感觉……每一处，德国人都在用一袋一袋沙子建造扶壁，或者加固炮台”。11

由于那些为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负责的人之后被迫在调查委员会中为自己辩护，我们大概有更多的书面证据去证实他们在战争的讨论计划阶段，而非进行阶段的所思所想。我们还能因此断言，尽管出人意料，但是十分确定，截至1915年1月，英国海军对乌泽多姆在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炮台的所作所为近乎一无所知，而此时作战计划已经开始启动。即使是自我吹嘘对作战计划持“异议”的海军重炮专家，比如亨利·杰克逊爵士——他在之后没完没了地重申自己对支持这场战役的人的不信任——也多次慎重表达出他对海军仅仅依靠单方面作战而非准确判断奥斯曼沿岸炮台实力的战略要点的怀疑态度。“要想依靠废弃的弹仓和几乎停止运转的船舰躲过敌军炮火到达君士坦丁堡，”杰克逊在1915年1月5日给丘吉尔写的一封批评函中说，“将是致命的错误……即使［奥斯曼首都］被拿下，要想在没有军队的情况下据守这座城市也将是不可能的。”1915年1月，海军部普遍持有的“怀疑论调”仍然认定他们可以单方面凭借海军力量拿下达达尼尔海峡——但是这其中没有提到水雷、敌军大炮的口径、沿岸炮台的架设位置，伪装物的使用及“虚设”炮台、移动大炮的部署，或者还有土军从乌泽多姆处经月接受的德式强度训练。另一位更加声名狼藉的“沉默的”异见者，第一海务大臣约翰·阿巴思诺特·费舍尔上将（Admiral John Arbuthnot Fisher）在1915年1月11日给杰利科上将的私人信件中说：“我并不赞同采取单方面行动。”尽管他并没有对在1月下旬举行的两场战时会议上讨论的达达尼尔海峡进攻决定表示反对，我们也难以在他反复无常的信函中认定他知晓奥斯曼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新近举措。12

丘吉尔本人的态度是事件前后最有意思的部分。在初期，由于更倾向于在波罗的海派出牵制性力量，他对在达达尼尔海峡发动战役的主张持冷淡态度。后来，这位善变的海军大臣出于某种诡秘的原因逐渐接受了这个主张。1915年1月3日，丘吉尔给地中海分舰队指挥官戈登上将发电报，询问他是否“考虑［过］向达达尼尔海峡单方面派遣军舰实施有效作战”。这个主意实际并非出自丘吉尔，而是费舍尔。几乎同威严并具有英雄色彩的“喀土穆征服者”基奇纳勋爵（他掌控着内阁军务）一样，费舍尔的阶层和名声笼罩着这位平民出身的年轻大臣。丘吉尔在战争开始阶段任命费舍尔为第一海务大臣，但从此以后就备受他的折磨。

在1915年1月13日决定性的战时会议之前，两件事的发生似乎将天平倾斜到了丘吉尔一边。1月7日，海军大臣从情报机构得到确切消息，“戈本号”战舰于圣诞节当天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触发了两枚俄军水雷（正是为同盟国准备的），而且将一直到4月之前都无法正常工作。第二件事是，费舍尔由于仍处在热情高涨的情绪中，在1月12日建议，虽然进行进攻的分舰队大部分都将由上一代军舰组成，但是正前往直布罗陀海峡进行炮弹试验的英国最新超级无畏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可以改换地点，在土耳其测试它的新型380毫米口径的大炮。丘吉尔在战时会议上指出，“伊丽莎白女王号”可以“对达达尼尔海峡沿岸要塞进行炮弹试验，而非对准某个目标”。联系到新出现的英国超级无畏舰和刚遭到破坏的德国“戈本号”，丘吉尔在他的游说中总结道：“一旦［达达尼尔海峡］沿岸要塞遭到削弱，水雷区将得以清除，舰队将一路开往君士坦丁堡，摧毁‘戈本号’。它们将对野战炮和步枪‘一无所惧’，那些只不过是‘小麻烦’而已。”13如果说要在任何文件档案中找到丘吉尔为计划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背负责任的文字记载的话，上述言论无疑是一个明证。

当然，我们在评判于头脑发热之时做出的草率决定时应该十分谨慎。要知道，此时情报不完善，而且所有的重要人物此时每天都被战场上的重要事务缠身——最重要的是，即使存在类似战役，也几乎没有得到如此仔细的研究。尽管如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丘吉尔、费舍尔、基奇纳以及其他听命于他们的内阁官员严重低估了其对手奥斯曼。正如他们从大公处听到了自己愿意听到的派遣牵制性军队的（语义含糊的）请求，这些英国决策者也同样选择了自己愿意相信的（敌军的部署情况及作战能力）事实。戈登在1914年11月3日向塞迪尔巴希尔发动的试探性进攻尽管十分有限，却毫无疑问地取得了胜利——他从足够远的距离（大约16千米）摧毁了一个大型炮台，其大炮组的所有成员，5名军官和60个士兵一同被炸死——敌军甚至无力还击。14 在12月中旬，一艘英国潜水艇强行进入海峡，并向一艘土耳其巡洋舰“迈斯乌迪号”（Messudieh）发射鱼雷，在10分钟内将其击沉。15 12月下旬，弗兰克·拉肯上校指挥“多里斯号”战列舰现身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伊斯肯德伦（Iskenderun）］，在不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征服了这座极小的防线沿岸港口，并在一份顾全体面的妥协协议中，迫使奥斯曼州知事同意以炸毁两个铁路机车为代价，取消了对其的炮轰计划（不过拉肯的进攻没能迫使杰马勒释放其拘押在大马士革的英国人质——这才是拉肯的真正目的）。16最后，苏伊士方面的战况在1915年2月3日传到了伦敦，并证实了战时会议上大家的普遍感觉——土耳其人软弱柔懦。17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奥斯曼苏丹，1876—1909年在任

德皇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任

科尔马·冯·德·戈尔茨帕夏，奥斯曼军事顾问，陆军元帅，奥斯曼巴格达第六集团军司令

伊斯梅尔·恩维尔帕夏，奥斯曼军事大臣和最高统帅

塔尔·贝，奥斯曼内政大臣和大维齐尔

杰马尔帕夏，奥斯曼海军大臣，大马士革第四集团军司令，叙利亚战时的实际独裁者

奥托·利曼·冯·桑德斯，陆军上将以及德国针对土耳其的改革任务负责人

威廉·苏雄，德国海军总司令，“戈本号”战列舰指挥官，奥斯曼海军中将

“戈本号”战列巡洋舰，1914年8月并入奥斯曼海军，更名为亚沃士，停靠在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坦伊港

温斯顿·丘吉尔，1911—1915年任海军大臣

弗里德里希·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德国陆军中校，苏伊士运河战役指挥官，奥斯曼第四集团军司令杰马尔的军事顾问

德国人指挥下的土耳其士兵，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炮台

“喀土穆”的霍雷肖·赫伯特·基奇纳，英国陆军元帅，战争大臣，1914—1916年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英国首相，1908—1916年在任

爱德华·格雷爵士，外交大臣，1905—1916年在任

1915年，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加里波利半岛

1915年，土耳其士兵在加里波利半岛

陆军上将伊恩·斯坦迪什·蒙蒂思·汉密尔顿爵士，英国地中海远征军总司令，指挥加里波利登陆战

陆军中将（后任陆军元帅），威廉·里德尔·伯德伍德勋爵，1915年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ANZAC）加里波利登陆战的指挥官

拉斐尔·德·诺加莱斯，身着土耳其军服的委内瑞拉雇佣兵

1915年4—5月，凡城起义中的亚美尼亚游击队员

1915年，在埃拉泽附近，奥斯曼军队正在押送亚美尼亚被驱逐者

1915年，亚美尼亚遇难者。照片最初复制于亨利·摩根索的回忆录。地点未知

1915年，阿勒颇附近，一名亚美尼亚妇女逃难者跪在一个确认已经死亡的孩子身旁

1914年前后，底格里斯河上的库特阿马拉

1915—1917年，尼古拉斯大公，俄军高加索方面军司令

1916年，埃尔祖鲁姆的迈吉狄要塞，俄国士兵站在缴获的土耳其大炮旁摆姿势

谢尔盖·萨宗诺夫，沙俄外交大臣，1910—1916年在任

1917年，英军在加沙的战壕

埃里希·冯·法金汉上将，1914—1916年任德军总参谋长，1917年任德军巴勒斯坦F集团军指挥官

相形之下，令人好奇的是，在作战方式上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极为相似的阿拉伯河海军/登陆战尽管取得了辉煌胜利，却无人问津。不可否认，阿巴丹岛、法奥、巴士拉和古尔奈都已被攻陷，但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在人数和大炮数量上远超敌军的土耳其人却付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在阿巴丹岛，奥斯曼防御者建造了原始但行之有效的泥沟作为战壕，使得英军只能凭借运河地势从侧面对土军进行纵向射击。仅仅在萨希尔之战中，英—印远征军的伤亡人数就达到将近500名，其中有54人死亡。古尔奈战役同样并不轻松，它耗时整整一周，而且损失数百人。阿拉伯河战役无疑是英军的一场胜利，但是它进行得尤为艰苦卓绝，耗时一个月才获得土军毫不在意的一条航道——这条航道自从恩维尔赶往高加索和苏伊士运河参加作战后几乎被奥斯曼遗弃。除了压倒性的海军优势，更重要的是作战地点——英军在古尔奈最后的推进需要海军火力和登陆军队进行密切的协同作战。

诚然，以西线战场的残暴标准来看，英军在阿拉伯河战役中的伤亡数可能并不算多。但是从英国在奥斯曼战场的战略计划来说，这场战役的相关度则更为紧密一些。一支小型但极具破坏力的内河舰队以及一支步兵师已经成功占领大英帝国最重要的一个炼油厂，并迫使土军一路向河流上游的巴格达撤退。高加索战况的消息随后传来，土耳其人似乎击溃俄军的美索不达米亚军队，取得了局部性的重大胜利——但是很快这些消息开始反转，以至于土耳其人遭受了灾难性的溃败。尽管在联合作战上缺乏深思熟虑，英军和俄军仍对奥斯曼帝国的南部和东部防线施以重击，并且损失极小。

如果丘吉尔和基奇纳对于区域和盟军间的战略思考更有连续性的话，那么其合乎逻辑的举措应该是像劳埃德·乔治在12月下旬的集体研讨会上建议的，下一步将沿着“叙利亚”海岸向土耳其亚洲防线的中心位置发动进攻。[3]但是事实上，基奇纳在1915年1月7日的战时会议上“放飞了一个试验气球”（指试探性行为），建议派遣一支3万—5万兵力的军队登陆亚历山大勒塔，以“攻击土耳其的交通设施”（不过这只是一个假想——正如基奇纳自己保证的那样，此时并无多余兵力可供调度）。18地中海的东北角正处于咽喉要道位置，在这条必经之路上，巴格达铁路在杰伊汉（Ceyhan）和德尔特约尔（Dörtyol）之间穿过，但是由于它离海岸不足10千米，因此很轻易便处于英国海军的大炮射程范围之内。从奇里乞亚山区（Cilicia），铁路和道路连接通向东北正在高加索战场战斗于埃尔祖鲁姆的奥斯曼第三集团军，通向南部身处大马士革和巴勒斯坦的奥斯曼第四集团军，通向东南部身处巴格达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如果英国能有一支远征军占领这片沿岸地带的话，那么奥斯曼的两支军队（第四和第六集团军）将被彻底切断联系，而第三集团军（此时已从萨勒卡默什溃退）也会被迫只能从锡瓦斯到埃尔祖鲁姆的一条碎石路上补充供给。如此一来，奥斯曼帝国也将被一分为二，英国人就此向CUP领袖们展示他们为与德国一同作战付出的沉重代价。之后，英国将同高门政府单独媾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将只能统治被划分后的阿拉伯省份的剩余部分——这和它后来在1923年确定的边境线相差无几（仅仅没有随后而来的8年大屠杀）。[4]

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吗？“多里斯号”战列舰事件证明了亚历山大勒塔防线的名存实亡，并且在开罗引发了巨大的传闻，称一支数量众多的军队将在奇里乞亚登陆。在地中海东北沿岸抛锚并非难事，而且，不同于在海峡之中，此区的水雷所存无几。此外，甚于阿拉伯河战役，登岸部队遇到的抵抗也会更软弱，而从海岸到附近的阿马努斯山脉［Amanus，努尔山（Nur）］和托罗斯山脉（Taurus）之间的山坡由于斜度平缓，比起加里波利和特洛伊半岛更易于攀登。最为有趣的部分在于，奇里乞亚的人口主要由亚美尼亚人构成，因此我们并不难想象其间的亲协约国立场。事实上，在拉肯发动对亚历山大勒塔的袭击之后，要求英军登陆杰伊汉或亚历山大勒塔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萦绕在开罗的亚美尼亚放逐者心头的一个想法。博戈·努巴尔帕夏（Boghos Nubar Pasha），这位埃及出生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代表在埃及政权与处在胚胎状态中的亚美尼亚政府之间充当着联络人的角色。他曾经在1915年2月3日向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许诺，如果英军在奇里乞亚登陆，当地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将向其提供“彻底和完备的支持”。19

显而易见的是，登陆奇里乞亚的主张或许由于规模过小、过易，很难对基奇纳和丘吉尔产生任何吸引力，他们更在意的是在整体战局上谋划一个规模与影响更大的行动（基奇纳曾在1915年1月7日的战时会议上形容假设中的奇里乞亚登陆战“微小但却有用”）。从1月到2月，内阁会议都围绕是否要登陆亚历山大勒塔进行着激烈的讨论，但是仅从在达达尼尔海峡发动的主要进攻这层意义而言——这顶多只是一种佯攻行为，或者以最糟的情况来说，是一种基于撤退的选择。正如莫里斯·汉基在1915年2月17日给亚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的信件中展望英军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的前景时提到的：“在海军的进攻下，我们或许能成功征服海峡；另一方面，如果未能完成目标，我们还可以装作这只是一次佯攻行动，再向士麦那或者亚历山大勒塔进发。”20

就丘吉尔来说，他之所以忽略在奇里乞亚采取行动的主张，有一部分是出于政治因素考量。英军在此地登陆会很容易引起法国的不安——后者在此区域有自己的战后谋划，因而对任何强国派遣舰队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举动都异常敏感。根据1914年8月6日的一份协定，按照1912年协商达成的战前协议，法国本应该在地中海拥有全面的海军支配权，而北海、海峡沿岸和大西洋（包括法国自身的西北沿岸）则由英国负责。在比斯开湾，如果不是采用“实际上的”对海峡进行封锁的掌控权，那么戈登其实已经违反了协议精神。丘吉尔在1月13日的战时会议之后，告知法国海军专员圣·塞内伯爵，尽管他们也欢迎法国人的加入，但是戈登将不受其约束，仍会按照达达尼尔海峡计划开展进攻。此外，丘吉尔还小心翼翼地提及了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可能性。这两封丘吉尔作风的信函激怒了法国海军大臣维克托·奥加尼厄，他随后亲自到伦敦进行抗议，并言法国必须掌控制海权。为平息这位法国人的怒火，丘吉尔在1915年1月26日告知奥加尼厄，法国身处地中海的海军中将埃米尔·保罗·阿马布勒·盖普拉特可以控制“勒旺”，包括亚历山大勒塔——他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在这些地区登陆。为绝对确保丘吉尔不会“激发［法国］对叙利亚地区的怀疑”，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次日正式知会奥加尼厄，称英国将不会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21就这样，为了使多疑的法国同盟满意，英国的决策者舍弃了摆在他们眼前的闪闪发光的亚历山大勒塔的良好战机。

地图10

另一个明显支持达达尼尔海峡作战计划的是同时发生的希腊对奥斯曼欧洲领土的入侵战，以及/或者说加里波利半岛登陆战，它们同外交上的纠纷交缠在了一起。希腊至少10万人的兵力只是费舍尔最初设想的一部分。22回溯至11月，希腊总理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曾经宣布他“乐意协助”英军的任何达达尼尔海峡作战行动，尽管希腊此时置身事外，但他却在极力地为希腊的参战讨价还价。由于并不确定叙利亚在奥匈帝国的进攻之下命运会如何，以及出于对其侧翼保加利亚的担心，韦尼泽洛斯明确向伦敦提出，他希望英法援兵在他冒险进攻加里波利之前先登陆萨洛尼卡。但是即使英国接受了希腊的苛刻条件，还有一个更为巨大的绊脚石存在着：俄国外交大臣萨宗诺夫坚决不同意希腊加入。正如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月和2月许多场合下不得不向他失望的同僚们做出的解释：“俄国人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有其他任何人胜利入［君士坦丁堡］城。”23

对于俄国人来说，当前的复杂状态更令人受挫。正如基奇纳在1915年1月7日解释的那样，整个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目标是要“重新与俄国建立联系……以及解封在黑海被封锁输运的小麦和船舶”。因此，正如大公尼古拉斯被迫承认的，虽然西伯利亚军团可能不会准时抵达参战，期望俄国在战役中能“有所为”便成了一件很合理的事。俄军最高统帅部尽管名义上为大公负责，但是实际上由军需长尤里·丹尼洛夫（Yuri Danilov）掌控，他曾明确拒绝为欧洲战场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战分援兵力。在整个事件中，大公的感觉糟糕透顶，并开始抱怨。1915年1月24日，他告诉汉伯里—威廉斯，称尽管他无法承诺会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参战支持，但是他“自然会运用一切力量，在时机到来之际，向盟军施以援手”。大公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如果不是太过匆忙的话，大公在1915年2月14日正式要求俄军黑海舰队司令安德烈·埃伯哈特上将开始准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袭击。但是，埃伯哈特的热情随后被最新情报浇灭——情报暗示土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部分拥有8万有生兵力以及15万预备兵力。在1915年整个2月和3月，俄国人的承诺每隔一定时间就会抵达伦敦——但是确切日期却从未提及过。1915年2月17日，这位俄军上将暗中颁布军令，“除了极端紧急事件”，“禁止”黑海舰队离开塞瓦斯托波尔，这似乎是故意在达达尼尔海峡中与俄国的同盟为难。24

到1915年2月中旬，当备战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候，丘吉尔必须忍受挫败。与其批评者声称的相反，这位海军大臣绝不反对地面部队同样参与的主张。他在刚开始询问戈登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是否只派遣“军舰进行单方面行动”的原因在于，基奇纳曾经告诉过他没有多余兵力可供调度。因此，丘吉尔将非常乐意［如果］俄军的西伯利亚军团或者希腊的10万兵力供其指挥——然而他最终却无一遂愿。1915年1月20日，丘吉尔向俄军最高统帅部发送了一个官方指令，要求俄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投入海军和陆军作战，即“只要达达尼尔海峡外部要塞一经攻破”，俄军便开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进攻。25直到1915年1月28日，当达达尼尔海峡作战小组委员会第一次召开时，丘吉尔指出，纵使军舰强行通过海峡通道，“只要敌军仍然占领沿岸，他们还是无法向商用船只开放航道”。诚然，他并没有强调该点，因而海军部在2月份的时候依然在商讨仅仅依靠海军进行单方面作战的计划，至少在开始是这样的——甚至在此时“怀疑论者们”，诸如费舍尔已开始汇集文字记录反对这个主张（不过他从未在战时会议上反对过，即使是在要紧之时）。但是总体而言，人们还是在会议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在必要之时会让地面部队加入——不管是来自英国的第二十九师还是俄国军队，抑或是由于在苏伊士运河战役中击溃了土—德军，而从埃及释放出来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大约3.9万人）。1915年2月19日，当一次战时会议正在伦敦进行之时，戈登开始对达达尼尔海峡外部要塞进行炮轰。实际上，丘吉尔在得知基奇纳不肯派遣第二十九师支援戈登后，便表达出了强烈的失望。“如果这次极有希望的作战行动因在关键时刻得不到充足支援而失败的话，”这位海军大臣对他的同僚说道，“我们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然而，基奇纳此刻却断定在埃及的联军兵力已经很充足（尽管尚不清楚联军在何时以及出于何种目的能够得以使用）。2月19日，国务大臣“最终”决定他将同意派遣第二十九师“以防万一”，但是他“并不想即时行动”。基奇纳在私下里以一种并不完全使人安心的语气宽慰丘吉尔：“你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我将找到援军。”26

那么，如果，并且当这些“援军”能用以调度，同时戈登的分舰队又能成功通过海峡，这些“援军”将如何行动呢？很明显，正如批评家们当时指出的那样，直到戈登实施炮轰，关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作战计划仍未得以确定。在某种程度上，这其间涉及一个有希望但有点儿不可思议的想法。正如亚瑟·乔治爵士之后向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陈述的那样，丘吉尔不太可能直接跟基奇纳说，他们仅仅依靠超级无畏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及其“令人震惊的效力”，以及“不可思议的潜力”就能赢得这场战役。但是丘吉尔已经在1月份的战时会议上援引其381毫米口径大炮作为他辩论的有力论据，而且他在很多场合下坚称舰队能够独力通过海峡（尽管他再三强调只有在地面部队的配合下，他们才能够完全征服海峡）。基奇纳比任何人都反复无常，一会儿称没有任何多余兵力可供调遣，一会儿又同意调派第二十九师，然后又反悔，之后又再次建议另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埃及的军队。使众人更加困惑不解的是，1915年2月19日，基奇纳又坚决认为先在亚历山大勒塔开展两栖作战，之后再进攻达达尼尔海峡（正是在这一天，戈登开始对达达尼尔海峡外部要塞实行炮轰）的选择更为可取。[5]27

在地面军队问题还未得以解决的情况下，英军为何要随海军发动进攻呢？部分原因在于丘吉尔似乎想在“戈本号”被修好之前尽快通过海峡（即早至4月中旬）。这支庞大的舰队集合在蒙德罗斯湾（Mudros Bay），如今的希腊利姆诺斯岛岸，一直是闲置状态。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它越来越容易成为敌军潜水艇的活靶子，遭到攻击。不论是否有多余的地面部队可供调遣，英国海军实力仍然足够强大，并且不缺乏造成敌军恐慌的真正袭击机会。在君士坦丁堡，人们整个冬天都在传言说英军将要袭击达达尼尔海峡。据美国大使摩根索和奥匈帝国大使约翰·马克格拉夫·冯·帕拉维奇尼所说，奥斯曼政府早在191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开始准备特殊演练，以使苏丹及其青年土耳其党的大臣们以及奥斯曼国家档案和金库能够体面地撤离或转移至安卡拉和科尼亚。甚至据测连消息灵通的德国大使旺根海姆也出于担心，让摩根索帮助他“在美国大使馆存放了一些贵重物品”。28

毫不夸张地说，英国外交部在得悉了这些谣言之后，最终决定实施攻击。爱德华·格雷爵士在1月28日的战时会议上主动提出，他“认为土耳其人在听到他们的要塞被一个接一个地摧毁后，将噤若寒蝉”。29 在之后的质询中，格雷非但没有否认这一点，还断言君士坦丁堡会爆发“革命”——不过他坦白自己曾在这个话题上不厌其烦地问过英国大使路易斯·马利特的观点。更确切地说，他的消息来源于基奇纳。格雷令人难以置信地评论道：“在有关土耳其人的心理考量上……他与一般人的经验无二。”[6]类似的看法并不限于格雷。“我们总是习惯于认为，”戈登的继任者约翰·德·罗贝克上将（Admiral John de Robeck）在受到审讯时回忆道，“如果我们的舰队抵达君士坦丁堡，那么那里将会爆发革命。”而约翰·弗伦奇爵士在1915年2月中旬被通知最新的作战计划时说道：“我们被承诺一场军事起义和最终的革命将会随着第一批要塞的陷落得以爆发。”或者如英国海军情报局局长，丘吉尔（以及内阁）的主要（敌军军事部署）情报来源威廉·雷金纳德·霍尔上校（Captain William Reginald Hall）所言：“根据我们在那儿的特工提供的消息，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有上升的趋势，他们正指望着英国舰队的到来，并将其从压迫中解放出来；我们多处的情报来源都得以证实。”30

霍尔的情报来源是什么呢？与他所称的他的英国特工渗透进了君士坦丁堡各处相反，实际上，霍尔的情报信息仅仅来源于他在1915年2月1日派往雅典的两个级别不高的外交使者。霍尔背后的“操纵者”（如果贴切的话）是一位名叫乔治·格里芬·伊迪（George Griffin Eady）的铁路工程师，他在英国大使馆中扮演了一位技术顾问，并称自己在英土关系中断之前曾与大维齐尔有过简单会晤。赛义德·哈利姆帕夏曾经带有预见性地告知他自己愿意听到的——他拒绝主战，并且选择与大英帝国友好相处。伊迪的助手埃德温·惠托尔（Edwin Whittall）称自己能够接近内务大臣，因为他的侄子曾为君士坦丁堡的大拉比（犹太人的学者）工作过，而后者认识塔拉特。31霍尔明确告知过这两位特工——丘吉尔已经授权他可以“在必要情况下使用巨额资金”，并提供了三四百万英镑以“购买”通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通道。霍尔之后在讯问中并没有透露有哪些青年土耳其党人涉及其中，但是他仍坚称一些“君士坦丁堡的高级别要员为了满足我方特工的需要，毫不迟疑地开除了另外一位非常高级的要员。他们在［1915年］1月29日同君士坦丁堡的高级官员进行了接触，到2月15日，我们已经紧紧地掌握了整个目标”。当这个含义模糊的信息传到海军部后，丘吉尔及整个战时内阁得以确信，在奥斯曼官员一边已经“准备好”与英方协商密约，打开达达尼尔海峡通道。32

在今天看来，向青年土耳其党人行贿几百万英镑以换取其同意“交与”整个奥斯曼帝国的主意相当令人难以置信，但正如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开始，类似的奇思妙想充斥着丘吉尔天马行空的大脑。在1916年秋天由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委员会主持的长达数周的审讯中，丘吉尔提到1914年12月的“多里斯号”战列舰事件，这使人想起拉肯上校几乎凭借一己之力闯进了亚历山大勒塔，并且迫使土耳其人炸毁了自己的铁路线。在那之后，“似乎所有人都皆大欢喜”。“这次事件”，丘吉尔继续用一种几乎是自责的语气说道，“促使我们对土耳其在各种情况下可能会进行何种程度的抵抗达成了共识……我得说，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始终认为自己在与一个效率低下的军事力量打交道，而且极有可能会与他们达成和谈”。33

这就是1915年2月19日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开始时各方的情势。在基奇纳的坚持下，当一支英法海军开始进攻堡垒时，没有地面部队同时配合登岸，不过之后他终于派出了一支人数和目的不明的地面部队。希腊人也表达出参与的热情，但随后又失去了兴趣。如果此时能有一场激烈的海战发生的话，希腊人可能会再次产生兴趣，但是倒不至于太过热衷，或者可能会使俄国人警觉起来。尽管如此，希腊的干预可能造成了“金发姑娘似的”（指有度的、未超越极限、处于合适状态的）威胁——既不会太“烫”也不会太“凉”，刚刚“温热”——或许会刺激俄国人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参与进来，不过伦敦方面对于俄国人何时以及凭借何种兵力准备好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进攻并无坚定主张。英国战时内阁存在着一种明确且显而易见的共识，他们认为随着英法联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猛烈袭击，君士坦丁堡内会暴发恐慌，还会引发支持协约国的政变；或者说，在以巨额金钱买通土耳其党人领袖们后，类似结果也会发生。实质上，在那之后，丘吉尔和基奇纳会即兴发挥。

考虑到事件背后的混乱意见，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开端不算太坏。1915年2月19日上午9点51分——由达克沃思上将在1807年率领海军部队第一次独立闯进达达尼尔海峡的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康沃利斯”战列舰远距离对准库姆卡莱以及毗邻的欧哈涅要塞开火。另一艘英国军舰，大概是“复仇号”（由德·罗贝克上将指挥），随后同样开始从远距离对塞迪尔巴希尔进行炮轰。而戈登拥有12艘军舰之众［包括法国前无畏型战列舰“絮弗伦号”（Suffren）战列舰和“布韦号”（Bouvet），前者由盖普拉特指挥］的分舰队则开始朝海峡迫近。土耳其的大炮在射程上远超对手，却仍然没有给予反击。但是戈登、德·罗贝克和盖普拉特却无法理解其中的意味，因为他们距离太远，难以得知初步炮轰的效果。

事后证明，这次炮轰的效果微乎其微。由于战舰在行进过程中，他们的炮袭难以击中目标，尤其在长距离的情况下。由于受到英军炮轰库姆卡莱以及欧哈涅的威胁，塞迪尔巴希尔将其欧洲一边处于要塞之外的炮台隐蔽起来，因而只有三个士兵轻微负伤。下午两点，在戈登的分舰队距离海峡只有6 000码（约5.5千米）时，他又开始了炮轰。这一次，塞迪尔巴希尔和库姆卡莱要塞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下午4点刚过，两枚150毫米口径的炮弹落在欧哈涅上方的观察哨，炸死了指挥炮台的德国军官、韦尔曼中尉及其土耳其语翻译和话务员。这也是一整天炮轰行动的唯一一次致命打击。20分钟后，已经准备就绪的沿岸炮台朝联合（舰队）中队开火。韦尔曼的牺牲并没有吓退他的副指挥官贡纳·约尔斯副中士（Vice Sergeant Gunner Joerss），他接管了欧哈涅的大炮，朝进攻中的船只发动猛击，并且即刻遏制住了敌军的前进步伐。到下午5点，由于落日映衬出船只侧影，使其置于危险境地，戈登取消了进攻，下令撤退。注意到当晚哈米迪耶和库姆卡莱遭受到的损失后，乌泽多姆上将评论道，萦绕着炮台有一种“冷血般的平静和镇定的”气氛。似乎是为了检验彼此的革命情谊，第一天炮轰之后，刚好有两名德国人和两名土耳其人战死。联军方面除了139枚未发射的炮弹，并无重大损失。34

由于接下来5天的恶劣天气阻止了戈登继续发动进攻，一场虚张声势的战争就此降临爱琴海。戈登所获无几，却已打草惊蛇。尽管如此，这期间的间歇却给了英法外交官们时间以说服希腊人和俄国人的加入。1915年2月23日，法国正式要求俄国在联军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同时开始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攻势。2月25日，身处伦敦的贝肯多夫大使向萨宗诺夫传达了格雷的完全相同的要求，萨宗诺夫又将这两个请求转达给了俄军最高统帅部（尽管最高统帅部直到2月28日才收到请求）。大公尼古拉斯甚至在收到这些迟来的信息之前，就已经在2月19日和23日要求埃伯哈特准备进攻博斯普鲁斯海峡：最高统帅部此时愿意提供给他一个完整的军团部队（高加索第五军团），大约3万—4万兵力。但是由于埃伯哈特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布雷情况和沿岸炮台的了解程度远胜于英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掌握程度，所以他一直拖到3月份才出发。35

同时，在雅典的英国的大臣F. E. H.埃利奥特爵士在1915年2月28日的报告中称，达达尼尔海峡进攻经过“强烈意愿”的讨论，“我们很快产生一种感觉，即要征服君士坦丁堡不能缺少希腊的通力合作”。为了在关口处打击行动迟缓的俄国人，韦尼泽洛斯在次日提议向加里波利半岛派遣三个师的希腊兵力，甚至威胁如果康斯坦丁一世（众所周知的亲德派——他的妻子索菲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妹妹）反对的话，他将辞职。1915年3月3日，俄国外交官在惊骇之中告知埃利奥特，俄方完全不可能接受希腊加入达达尼尔海峡战役。36为了解释俄方的反希腊立场，萨宗诺夫早在3月1日便哄劝埃伯哈特向其保证会下令黑海舰队“准备朝博斯普鲁斯海峡加速前进”。3月3日——当俄国人的反对意见突然传到雅典时——萨宗诺夫告知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高加索第五军团（由于土耳其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被击溃，第五军团才得以空出兵力，尽管布坎南和英国人错过了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战役）正准备立马奔赴博斯普鲁斯海峡——尽管他的想法本来是只有在联军取得突破后再行动。埃伯哈特重申之前附带条件的承诺，告知最高统帅部（这个信息传达得非常缓慢——花了一个星期才到达伦敦），第五军团将不会准备另外“两到三个星期”。埃伯哈特告知其共同交战国，只有在戈登的舰队中队在达达尼尔海峡成功取得突破并且“歼灭了土军舰队”后，俄国才会开始“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猛烈袭击”。37

对联军而言，这种两难境地令其痛苦不堪。到目前为止，希腊出示的条件更为优惠：三个有生师部会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立马增援戈登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舰队中队。而俄国允诺的则是完全禁止希腊的增援，以及一个含糊不清的承诺——近期将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进攻。实际上，俄国人几乎很明确地表示只有戈登在已经摧毁敌方舰队的条件下，他们才会加入进来，否则他们是不会增援戈登的。不足为奇的是，在感觉到自己的事业正越来越紧密地同不确定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捆绑在一起后，丘吉尔对俄国人的态度大为光火。他在1915年3月6日星期六写信给格雷：

我恳求你在当前危急关头不要犯错。三心二意的方式会毁掉一切——而且100万士兵也会死于战争的无限期拖延之中。我们的舰队正在打通达达尼尔海峡。除了我们邀请的那些，并没有其他军队能够到达君士坦丁堡……请转达俄国人，在君士坦丁堡问题上，我们将提供慷慨、合意的条件。但是在希腊参与协作的路上则禁止有任何阻碍——我是如此担心你会失去希腊这个盟友，却将我们的命运置于俄国人手中。如果俄国阻止希腊参与进来，我将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反对其占领君士坦丁堡。[7]38

首相阿斯奎斯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他在同一天写信给维尼夏·斯坦利时说道：“外交的苍穹开始黯淡。俄国对我们的指责和抗议置之不理，完全拒绝希腊参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或者随后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中来。”39

俄国将一手小牌玩转得非常高明。甚至当阿斯奎斯和丘吉尔还在为挫败于俄国的强硬态度而抱怨的时候，俄国的外交大臣在1915年3月5日邀请法国驻俄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进行了会晤。萨宗诺夫告知帕莱奥洛格，一旦联军击败了他们的共同敌人，他将有可能帮助联军攻占君士坦丁堡。作为交换，俄国将“永久合并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西岸、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远至以挪士—米迪亚边界线的色雷斯平原”。如果法国不同意（值得注意的是，萨宗诺夫很自信英国人不会答应），他警告道，“后果将难以预料”：这位外交大臣将“立刻辞职”。尽管萨宗诺夫没有提及谁会替代他，帕莱奥洛格向巴黎汇报道，但他的言外之意十分清晰：谢尔盖·维特——圣彼得堡最大的亲德派将被召回。这位外交大臣含蓄地威胁道，俄国一定要拿下君士坦丁堡，否则它将同德国单独媾和。40

萨宗诺夫令人惊愕的外交行动方针，如同大公第一次请求英国援助时，时限严苛。在天气好转之后，戈登在1915年2月25日恢复了对达达尼尔海峡要塞的攻击，并且进行了连续7个小时的齐射式攻击。尽管戈登的炮袭对库姆卡莱和塞迪尔巴希尔（不过没有哈米迪耶）的炮台造成了严重破坏，却极少引起敌军伤亡。一种怀疑的看法由此第一次在英国海军炮兵之中蔓延开来。“阿尔比恩号”战列舰指挥官沃斯利·吉布森注意到很多要塞由土木工事包围，这使它在低轨道炮火下坚不可摧。其中的一座要塞，吉布森报告道，“此地久攻不下，直到我们派出两艘直升机进入上空，在敌军正上方扔下数枚炸弹之后，他们才撤退”。但是土军很快就卷土重来，并且重新开始了射击。直到英军派遣了数个爆破小组登岸，他们才摧毁了库姆卡莱和塞迪尔巴希尔的数门大炮，破坏了48门奥斯曼大炮，为英军重新上岸扫清了障碍，而他们仅仅损失了9名士兵。当外部要塞大炮熄火之后，进入海峡的入口变得畅通无阻。通过出入口是一次皮洛士式的胜利，然而，这却又将联军置于隐蔽和移动的榴弹炮营的炮口及其“俯射”之下。逃过了外部要塞的大炮，联军的扫雷舰此时又成了移动榴弹炮群的攻击目标。由于土军部署了探照灯，在夜晚进行扫雷也毫无可能。1915年3月3日——希腊人试图加入战争，同时也是俄国人否决其请求的这一天——英国人又一次投放了400名水兵，试图在库姆卡莱和塞迪尔巴希尔登陆，不料却遭遇了顽强的抵抗，造成70人伤亡——将近土军的两倍，土军6人死亡，41人负伤。而且，土军还从阵亡英国水兵身上获取了非常有价值的情报，获悉了联军的意图。41英军的水上飞机在试图找到敌方的大炮位置时遭到了步枪的猛烈扫射。3月5日，土军的榴弹炮击中并摧毁了“阿伽门农号”战列舰上的军官室和船员盥洗室。6日，甚至连自诩为超级无畏舰的“伊丽莎白女王号”也被土军榴弹炮击中，被迫撤退2万码（18.3千米）。这些土军重炮的意外打击吓坏了戈登，他向丘吉尔抱怨说自己的船只面临着“毁灭性的”炮火袭击。42似乎感觉到了联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的溃败，[8]萨宗诺夫此时想尽办法向英国做最后的压榨。43

萨宗诺夫的想法如愿奏效。在戈登的达达尼尔海峡攻势陷入困境期间，萨宗诺夫在一场无可置疑的异常大胆的外交行为中，通过向最高统帅部暗示，“如果沙皇格勒在缺少我们的情况下被占领，结果将很难令人称心如意”，使其想起了丘吉尔的紧急请求——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佯攻（3月1日和5日）；44制定条款以防青年土耳其党人决定向圣彼得堡双方面投降（3月2日和3日）；45向俄国驻巴黎和伦敦大使发送了一个官方备忘录，上面概述了俄国在战后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领土要求（3月4日），46胁迫帕莱奥洛格建议巴黎方面满足俄国的要求，以免它同德国单独媾和（3月5—6日）；47下令最高统帅部和俄国海军部制订出攻占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将这座城市一分为三，俄国人占领斯坦布尔，法国人占领培拉（贝伊奥卢），英国人则分得卡德柯伊的亚洲部分（3月7日）48；为了避免他的辞职威胁，帕莱奥洛格大体上对其要求做出了担保（3月8日）49；最终，3月12日，俄国关于战后对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要求获得了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完全担保。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最终导致协约国对奥斯曼帝国进行分裂活动的决定受到了更为密切的审查。吞下萨宗诺夫放出的鱼饵后，针对1915年3月10日战时会议的讨论主题——“一直以来，英国的政策是不让俄国参与进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事务中来……当然，这现在依然是我们的政策”，格雷辩论道，英国必须接受俄国的每一项要求，以避免一个亲德政府的产生。丘吉尔倒不至于如此天真，他强调道，俄国的声明是建立在英方取得胜利的前提之下的，而且在萨宗诺夫对奥斯曼“战利品”要求分一杯羹的暗示当中，英国自身能够“意识到他们的那种迫切性”。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被下令明确声明自己对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所有权。正如阿斯奎斯于充满历史意义的1915年3月10日这一天在他的报告中所述，维尼夏·斯坦利在这天的战时会议称，贪婪的法俄妄求“分得土耳其大部分领土”，之后，战时会议的讨论层面迅速降到“一伙海盗”上面。帕莱奥洛格则在圣彼得堡又坚持了一个月，终从萨宗诺夫处得到承诺，称其将迎合法国，承认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凡特的所有权，并且同时担保法国的金融要求（与拥有少量奥斯曼债务的英国和俄国相比，法国占据奥斯曼公共债务的主要部分，因此它在摧毁奥斯曼政权的想法上并不强烈）。尽管如此，萨宗诺夫的胜利还是很全面的：分割奥斯曼帝国现已成为协约国的正式政策，而俄国将分得它的大部分战利品。50

在彼得格勒、巴黎和伦敦，当人们贪婪地讨论如何处置战后奥斯曼的“残骸”时，戈登上将的紧张神经在濒死挣扎的土军沿岸炮火重压之下终于暴发。在英国内阁同意俄国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声明时，戈登就早已断定要塞的“缓慢攻克进程”并没有奏效。正如他在1915年3月11日告知丘吉尔，舰队的“作战进展极大地受到了藏匿起来的榴弹炮的阻挠……它们威力惊人，如同固定炮台的重型大炮一样难以对付”。关于最佳作战方案的讨论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的方式并不奏效。丘吉尔认为“谨慎、小心的作战方式”必须中止，转而进行集中火力进攻，“在关键性的射程范围内，将所有火炮，不论是重型还是轻型，对准敌军，以密集火力淹没要塞”。戈登在回复中附和道，“强大、持续的行动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不过他似乎并没有明确提出自己是否需要地面部队的协调作战。副指挥官德·罗贝克上将在1915年3月13日评论道，“在协调一致的重型炮袭下闯入达达尼尔海峡也在作战考虑之中”。这同丘吉尔的战术相似，只不过海军大臣还在焦急地等待基奇纳承诺的派往利姆诺斯岛的地面部队，他们在理论上将参与最后的冲锋（或殿后，这取决于他们赶到的时间）。亨利·杰克逊爵士认为敌军的炮兵部队必须被“清扫干净”，这意味着登陆部队至少要在欧洲一边（加里波利）登陆，因此在此处土军隐藏起来的炮台实力最为强大。基奇纳却同往常一样，不慌不忙，仅仅满足于海军部队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持续重击，直到第二十九军抵达战场，以一种尚未明确的方式为海军扫清障碍。51

随着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决定性时刻——人们希望如此——的临近，以及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战后状态决定的催促，英国的领袖们终于开始充分讨论地面部队在作战中的作用。在1915年3月10日的战时会议上，基奇纳最终同意派遣第二十九师，不过他们仍要经过6天时间才能出海（最后到达利姆诺斯岛的时间也会更长）。第二十九师派出了唯一一支凝聚力强且经过完全训练的师部，在它到来之前，在利姆诺斯岛集结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部队什么事也做不了。因为太过于信赖大公尼古拉斯的诚意，基奇纳同样告知所有人有一支不少于4.76万的俄军部队可供差遣，不过他并未说明这支部队在何时或者何地到达，以及当他们到达之后会有何举措。最终，基奇纳选定伊恩·斯坦迪什·蒙蒂思·汉密尔顿爵士（Sir Ian Standish Monteith Hamilton）——之后的英国国民军总司令——出任达达尼尔海峡的武装部队指挥官。但是，基奇纳仍旧拖延搪塞到最后，又过了两天才确认汉密尔顿的任命，而且不顾丘吉尔的强烈反对，坚持让汉密尔顿留在伦敦，直到“我们研究透他将在［达达尼尔海峡］遇到的状况”。基奇纳以其一贯隐晦的方式劝告丘吉尔，“欲速则不达”。52

历史学家们会对这番拖延充满感激——正是因为留在伦敦，汉密尔顿才得以在1915年3月12日留下了一段珍贵的对话。从这段对话中，我们才得以窥见这位英国军事史上具有传奇性色彩的人物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过渡期间接管军队时的想法。在被召进战争部接受历史性的新任命时，汉密尔顿对此地带还一无所知，而基奇纳同样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启发。汉密尔顿拿到的关于敌方沿岸防线的地图也早已过时，“毫无用处”。至于登陆敌方领土后的后勤部队和补给部队，汉密尔顿之后坦诚道，“坦白来说，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我了解的仅仅是此地乃奶与蜜之地”。为了平缓汉密尔顿的压力，基奇纳以一种不合逻辑的方式再度向他保证，“希望你不要将所有兵力都投以登陆，除非身后有一支强大的舰队能够影响你选择的时机和地点”。尽管毫无益处，基奇纳还向他的地面部队指挥官提到了潜水艇的必要性：“如果一艘潜水艇突然出现在加里波利城镇上，并把联合王国国旗挥舞三次，那么半岛上的所有土军守备军队将会逃之夭夭，同时英军尽快在他们向北部布莱防线逃去之际发动袭击。”因而，根据基奇纳此刻的构想，一旦土军在英舰（或者潜水艇）的威慑之下离弃达达尼尔海峡，汉密尔顿将会选择北边某处，而非在加里波利半岛登陆。很自然，若要采取这种方式，基奇纳还得考虑一点：从何处登陆。“在取出大比例尺的立体地势图后，”汉密尔顿回忆道，“基奇纳转向我，并询问从何处登陆。”

我有些茫然和手足无措——我仅仅在半个小时之前才获悉要去往此地，但是由于我去过君士坦丁堡，经过片刻的沉思之后，我冒险建议，可以冲进查塔加战线［从欧洲一侧的马尔马拉海，城市以南登陆］，在土军从阿德里安堡和色雷斯赶回来之前，从南部进入敌军后方。基奇纳勋爵说，他认为这一步非常冒险，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一侧登陆［在卡德柯伊］……“［从此处登陆后］我将与俄国人会合，由我指挥，协同作战。”

至于汉密尔顿何时登陆并与期盼中的俄国军团会合，基奇纳不置可否，只是强调他应该一直等待，直到“英军远征军的所有军事力量得以集结完毕，这样我们才能将完整力量投入战场”。基奇纳或许承认过，单凭舰队将“难以进入海峡”，因而，汉密尔顿将在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前投入“所有力量”夺取加里波利半岛。但是，基奇纳相信敌军更有可能在此之前投降，这样正与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战略部署不谋而合。“当守卫君士坦丁堡成为问题，”汉密尔顿回忆起基奇纳对他说的话，“我应该发现俄国人和法国人是很难打交道的，我必须得十分小心。”事实上，如果汉密尔顿“让俄国人和法国人守住君士坦丁堡，我自己的军队守卫铁路线和阿德里安堡”将是最佳方案——这样一来，他们或许就能“腾出兵力朝多瑙河进发”，以威慑同盟国在巴尔干半岛的薄弱部分。因此，为了不至于招致厄运（或俄国的嫉妒），基奇纳甚至取消了他给汉密尔顿的部队起的名字（君士坦丁堡远征军），指明其进攻目标仅仅为“地中海地区”。基奇纳就这样向汉密尔顿下达了目标既宏伟又模糊的命令，“并以事情的非紧急性解决了问题”。因而，汉密尔顿又在伦敦待了一天，直到1915年3月13日才离开，在4天之后抵达蒙德罗斯湾（经由马赛）。53

基奇纳为自己辩护称，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在1915年3月还处于不切实际的幻想状态的。爱德华·格雷爵士过于相信即将在君士坦丁堡发生革命的谣言——美国大使亨利·摩根索经常在报告中向他提起此事，直到格雷爵士被恩维尔带去达达尼尔海峡要塞进行参观——爵士甚至已经派遣一位外交官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之前出任驻土耳其大使馆议员）前往雅典负责投降协议的事项。54丘吉尔开始相信（极大地夸张的）报告中所称的“土耳其要塞”已经“弹尽粮绝”，从而造成了土德士兵的军心溃散（彻底的虚构），而且“无助的报告和诉请”正被发往德国以求再补给。胸有成竹的丘吉尔在3月13日告知戈登，“要扫清海峡，两三百人的损失代价是比较适度的”。55尽管戈登和正对着敌军藏匿起来的榴弹炮和水雷袭击的德·罗贝克并没有如此乐观，但是在伦敦，人们几乎对其普遍存在着一种取得迅速突破的期望。正如莫里斯·汉基回忆道，人们在3月10日战时会议期间的作战设想是“海军攻击将获得成功”，而地面军队（包括俄国军团）仅仅被要求参加“随后的战役”，即“最后的君士坦丁堡进攻战”。56

到汉密尔顿抵达时，蒙德罗斯湾的气氛有所改善。诚然，他负责指挥的士兵并未集结完毕——第二十九师在前一日才从英国登船出发——但是即便如此，陆军总算开始介入其中。同时，海军部还放弃了戈登逐个击破对方要塞的零碎战术。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毫无建树的戈登在前一天因身体原因递交了辞呈，并将指挥权留给了个性强烈的德·罗贝克。“我们对你托付了极大信心，”丘吉尔在1915年3月17日向他的新任分舰队司令拍去电报称，“在独立判断之后，我相信你……会认同，立即发动进攻是明智和切实可行的。”德·罗贝克立即回复道，他“完全同意”，而且“如果天气许可的话，明天就将开始行动”。他还提到汉密尔顿将军已经到达，以及他同这位新任陆军指挥官之间的会面“非常令人满意”。至此，英国人已经准备好向海峡发动最后的大规模攻势了。57

因此，对于丘吉尔和德·罗贝克来说，很不幸的同样是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戈登身体的虚弱是因为他的体质比较差，但是在联军舰队内部，他或许已经比他周遭的人更清楚地察觉到了自己将面临的境况。自从联军在2月19日发动袭击以来，奥斯曼统帅部已经调派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以增援达达尼尔海峡要塞指挥部，其中不仅有士兵，还有大炮和水雷。由于“戈本号”仍在维修之中，舰上大量的大炮便被拆卸下来运送到沿岸炮台用以增援；“梅德赫迪号”的情况与此类似。己方的情报准确地暗示出，奥斯曼获知俄国在援助其联军方面仍显得提心吊胆，于是他们开始不动声色地将博斯普鲁斯海峡防线的兵力调派至达达尼尔海峡进行增援。1915年3月5—6日晚上，在夜幕掩护下，奥斯曼将两架移动的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炮台从南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转移到了达达尼尔海峡；随后，口径分别为220毫米、240毫米以及3 550毫米的重炮也陆续被转移过去。在乌泽多姆的指令下，一座观察哨也得以在迈多斯（Maitos）山的最高处建立，为观察比斯开湾和海峡出入口提供了极佳的视野。最关键的在于，3月7日、10日以及11日，一支土耳其小组在纳齐姆·埃明少校（Major Nazım Emin）的带领下登上“努斯雷特号”（Nusret），在德国专家轮机工程师雷德尔的建议下，趁着夜色成功在海峡底部拉制了新的水雷线。随着奥斯曼达达尼尔海峡防线逐日得到巩固，英军的进攻却似乎在逐渐减少直至消失。1915年3月17日，在汉密尔顿抵达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德·罗贝克接收到丘吉尔最后发出的进攻命令的这一天，乌泽多姆向柏林报告道：

最近8天，一个明显的变化值得注意。时间整日整日地过去，但是由于恶劣的天气，敌方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外部要塞的一次微弱袭击，以及之后一些少量船只出现在海峡出入口是敌军舰队存在的唯一迹象。总的印象是，敌方的行动随意，缺乏计划，这使我们更加愿意相信敌军的计划或许已经破产。58

如果说英国人非常自信的话，此时土—德军营中的士兵也正处于士气高涨的状态。

到1915年3月18日凌晨，天气状况似乎开始好转，笼罩着达达尼尔海峡的大雾在数小时之后终于散去。在上午11点25分，“伊丽莎白女王号”从14 400码（约13千米）处使用381毫米口径的大炮率先向海峡要塞开火，其他巡洋战舰“阿伽门农号”、“纳尔逊勋爵号”和“不屈号”随后迅速跟上。然而在将近半个小时里，由于远离敌方射程，大型战列舰仍未击中目标。11点50分左右，英军的侦察员注意到在海峡亚洲一侧的恰纳卡要塞上，“爆炸尤为密集”。一位美联社记者乔治·施赖纳（George Schreiner）在欧洲一侧基利得—巴希尔附近的小镇上观察战况时险些被飞石击中。“空气中”，他在从地上爬起来后回忆道，“布满了浓厚的粉状灰浆和火药燃气的气味……依晨纳修道院（Ischanak Kalessi）的堡垒和周围城镇都裹掖着一层浓厚的烟雾，而且基利得—巴希尔的方位完全被浓烈的火药烟雾笼罩”……“同时伴以哀号声、呜咽声、尖叫声，此外还有钢铁及其他物体碎裂的呼啸声”。每一处的建筑物和民房都轰然倒地，“就像房基被扯出来一样”。然而，大部分的破坏只是对镇区的房子而非炮台造成了伤害。唯一的直接袭击摧毁了包围在土木工事里的设防炮位，但是在长距离射程的重炮之下，诸如此类的袭击少之又少。59

刚过正午，德·罗贝克派出由盖普拉特中将率领的法国分舰队，以观察在短距离射程范围能对敌方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盖普拉特以他一贯的方式，派遣“高卢人号”、“查理曼大帝号”、“布韦号”和“絮弗伦号”向海峡上方疾驰而去，恰好闯进了海峡防线的牙口中。此时，两岸的大炮齐射，海峡航道充斥着火药的烟雾和一阵接一阵的爆炸声。到下午1点20分，“布韦号”进入哈米迪耶炮台的射程，炮弹如大雨一样倾注在这艘法国军舰上面。下午1点50分，哈米迪耶炮台35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直接击中“布韦号”两次，引起了巨大的爆炸，“硝烟如柱般从甲板猛然腾起并弥漫至空中”。“布韦号”倾斜向一侧，随后又碾过水雷而倾覆，并在数分钟内沉入海底，一同淹死的还有“布韦号”舰长拉若及其639名船员中的绝大部分人。可怕的寂静很快消失了，因为双方都看到了水中的这场大屠杀。大约下午3点，双方再度交火，比之前更为猛烈。“高卢人号”和“絮弗伦号”受土耳其的枪炮损害严重，只好舍弃。最终，“高卢人号”在伯西卡湾一个小岛的沙滩上得以迂回前进。下午4点，德·罗贝克派出4艘扫雷舰意图扫清海峡障碍，避免再次发生触雷事件，但是这4艘舰立马被土耳其榴弹炮的猛烈炮火包围，再度慌张折回。接近下午4点，“无阻号”遭遇了一连串来自克虏伯“怪物”枪的袭击，船首桥楼被击中并起火。下午4点09分，德·罗贝克发现“无阻号”“已经发生右倾”：它升起了一面绿色旗帜，表明自己的右侧被严重击中。尽管已经越过哈米迪耶炮台的射程范围，但它又很快漂移到了如梅利—梅吉迪耶要塞的炮口之下，再度被枪林弹雨覆没。所有军官能做的便是将负伤人员转移到“无阻号”一侧反应敏捷的“韦尔号”驱逐舰上，准备根据情况对它进行拖曳。下午4点11分，到目前为止仍未遭到毁坏的“不屈号”也不幸触雷，船头开始下沉，比“无阻号”遭受到了更为严重的破坏。舰上27名海兵在爆炸之中殉职，电灯熄灭，通风扇也停止运转，船舱内的海员由于关闭了水密门，几乎在高温之中窒息而死。至少，“不屈号”在离出入口足够近的地方“一瘸一拐”地逃离了战争，而已经推进至敌方亚洲海岸线炮口之下的“无阻号”，则没有这么好运。为了从燃烧中实施营救，德·罗贝克派出“海洋号”战列舰准备拖曳这艘遭受重袭的巡洋战舰，然而在下午6点05分，“海洋号”上同样发生了巨大的爆炸。[9]这样一来，这两艘军舰便绝望地滞留在敌军短距射程的大炮之下了。施赖纳从岸边目睹了“［土军的］致命一击”将“无阻号”击沉：

地图11

从欧洲海岸的一处要塞闪过大炮的火焰光烁。随后，空气中传来爆炸声和不绝于耳的沉闷的隆隆作响声。当炮弹在我计数到21的过程中不断朝“无阻号”发去，却极少击中目标时，我周边的士兵都紧紧屏住了呼吸。“近了。”有人用土耳其语说道。炮弹又一次闪过，再一次发出巨响和尖叫声。我继续数到——这一次是19，却没有水花溅起。“无阻号”的甲板上升起了炮弹爆炸的红色火焰。第三次命中目标。甲板上也再度发生爆炸。达尔达诺斯要塞开始开火。“打偏—打偏—打偏—击中—打偏—击中—击中—打偏—击中”……到傍晚7点30分，“无阻号”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好的名字在特定条件下的无济于事——它终于沉入了海底。在古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正是在此处登陆部队，向特洛伊的普里阿摩斯开战。60

德·罗贝克此时如之前的戈登一样担惊受怕。他还会遇到什么呢？由于不清楚土耳其人在3月7日、10日和11日趁着夜幕布设的水雷，同时无论如何也不愿意高估敌军大炮的威力，德·罗贝克认为土耳其人一定是在耍弄某种诡计，使水雷从海峡上游顺势漂浮而来。他在3月18日给伦敦拍发的电报中告知丘吉尔，“必须重新考虑进攻计划，已经找到对付浮游水雷的方法”。尽管电报中的判断完全错误，这却是舰队将士的共同意见。负责指挥扫雷舰及之后被德·罗贝克派遣进行绝望的“无阻号”营救任务的罗杰·凯斯（Roger Keyes）之后又在当天夜晚被派出对“海洋号”和“无阻号”进行搜索，但是由于两者都已沉没，他一无所获。凯斯回忆称“最难以磨灭的印象是我们面临着精疲力竭的敌军……我们仍有待组织合适的扫雷部队并且制订出方案应对漂浮的水雷，以收割我们艰苦战斗的果实”。在海军部，丘吉尔却毫不气馁，他在3月20日给德·罗贝克发去电报，禁止他“公然质疑作战计划，助涨敌方士气”。正如这位海军大臣在三天之后给德·罗贝克的信件中所述，情报消息称达达尼尔海峡“的要塞几近弹尽粮绝……你们恢复攻势的一切准备工作应该得以继续进行”。[10]然而这封1915年3月23日的电报却从未发送出去。德·罗贝克在3月22日同汉密尔顿会面之后，认为取消海军单方面进攻的时机已成熟，并决定先投入地面军队摧毁敌方的要塞和沿岸炮台。在战时会议之前，丘吉尔对继续进行扫雷行动展开了讨论，并至少说服了基奇纳——却遭到了海军部费舍尔和杰克逊的反对。在舰队指挥官和两位高级别的上将的强烈反对下，首相阿斯奎斯也驳斥了这位海军大臣的意见。丘吉尔为此懊悔终生。61

丘吉尔的观点正确吗？在敌军弹药耗尽的问题上，他的言辞貌似有理，但是过于夸张。在奥斯曼176门沿岸大炮中，只有9门失效，而且总的来说，乌泽多姆在检查之后总结道，英军对要塞造成的损坏“微乎其微”。诚然，这些在3月18日对英国巡洋战舰造成了最严重破坏的现代重型大炮并没有十分充足的备用弹药：只剩下271枚炮弹供口径为355毫米的5门克虏伯大炮使用，或者大约54枚，及30到58枚之间的炮弹供数量更为庞大的口径为220毫米和240毫米的大炮使用。然而，大部分榴弹炮炮台弹药库存充足，每一门口径为150毫米的榴弹炮仍留有130发炮弹，每一架“射地”水雷防御炮配备150枚炮弹。在达达尼尔海峡司令部，总共有大约2.4万枚备用炮弹，而奥斯曼炮台在3月18日仅仅耗费了大约2 250枚炮弹。最重要的是，奥斯曼布设的9条水雷线依然完整无缺，正是这些致命的水下爆炸物，而非虚构出来的“浮游水雷”真正守卫着海峡。62

丘吉尔认为敌军士气将要瓦解的观点非常不符合逻辑。凯斯和丘吉尔对君士坦丁堡发生恐慌的谣言确信不疑——这不完全真实（高门档案馆、黄金储备和重要的伊斯兰教遗物确实被转移到了小亚细亚，不过大部分政府官员仍留在帝都）。他们两人似乎忽略了敌方的角度，认为沿岸炮台也发生了同样的恐慌。毕竟，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刚刚目睹了在自己岸线的火力下，三艘敌军战舰被陆续击沉，现代化、近无畏舰级别的巡洋战舰“不屈号”的致残受损，以及整支法国分舰队的溃逃。单单在“布韦号”上，英军就有超过600名士兵丧生，此外，还有60名伤亡者。相比之下，只有3名德国人丧生，14名负伤，而土耳其人的损失也并不更严重，26人死亡，52人负伤——以十分公道的代价击败了敌军三分之一的入侵力量（18艘军舰中的6艘）。

因而，在海峡的大型战役之后，土德军营中士兵们士气的上涨也就不足为奇了。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当美国人乔治·施赖纳被喜气洋洋的土耳其人包围着庆祝胜利时，他给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进入土耳其大炮的良好射程范围意味着自寻死路。就大炮的射击成果而言，3月18日应该成为土耳其以及全世界的纪念日”。[11]而苏雄在位于奥梅丹的海军总部给他的妻子维奥莱写了一封信：“此处充斥着胜利的巨大喜悦。”他提到“布韦号”、“无阻号”以及“海洋号”被击沉，而其他三艘军舰则“一瘸一拐”地溃逃，而且土耳其和德国在这场海峡的大型战役中的损失“微不足道”。苏雄为自己把土耳其拉进战争中感到十分愉悦。“但愿，”他以一种幸灾乐祸的语气在信的末尾写道，“英国人会卷土重来。”63苏雄的戏言很快一语成谶。

[1] 由于俄国首都“彼得堡”的名字太过德国化，在同德国开战后，俄国将其改为了“彼得格勒”。

[2] 节礼日指圣诞节的次日，在这一天，传统上英国人要向穷人分发礼物（圣诞礼物盒）。在某种意义上，汉基是在建议增援“贫困的”俄国，对抗奥斯曼。

[3] 在奥斯曼时代，叙利亚省还包括黎巴嫩，即巴勒斯坦北方的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带。

[4] 当然，战后奥斯曼帝都的命运尚在讨论之中。然而，如果没有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以及从中诞生的外交协议的话，俄国将难以有理由索取君士坦丁堡。如果可能的话，在决定性的奇里乞亚登陆战之后，俄国同青年土耳其党人达成协议要求其放弃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叙利亚、巴勒斯坦以及埃及，并向俄国开放海峡，以换取他们自身继续掌权的地位，那么联军肯定会同意。

[5] 考虑到费舍尔是丘吉尔人所共知的死对头，他在1916年受到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调查委员会的质询。稍微有点儿令人惊讶的是，相比丘吉尔，他对基奇纳的指责更为激烈，称其未能派遣地面部队协调作战而导致失败。他“很确定基奇纳……心中其实知道如果按照我在1月3日的计划行事，战役肯定能早日结束。但是他竟然考虑到英国会被入侵——你实在无法想象他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费舍尔指责基奇纳“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一再拖延；缺乏想象力或者勇气”。

相比之下，费舍尔摒弃了与丘吉尔之间的异见，对其大加赞扬。“我了解丘吉尔先生，”他告诉审讯者，“他人格高尚，就像一只斗牛犬，不轻易放弃。”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不同于丘吉尔，基奇纳确实看到了选择在奇里乞亚发动进攻的战略潜力——即使如费舍尔所言，他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如果基奇纳在1月上旬向前推进部队，并且坚持在亚历山大勒塔发动进攻，那么奥斯曼帝国将会在1915年被一分为二，整个“一战”的结局也会大为不同。

[6] 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委员会听证会上的某次透露了更多隐情的交流中，格雷被质询道：“你认为他［基奇纳］对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没有任何经验吗？”格雷回答道：“当然，路易斯·马利特爵士到此不久。”（很明显，格雷认为相对于马利特大使而言——对这座城市有着亲身但有限的经验，对这座城市毫不了解的基奇纳对这座城市民众情绪的把控更有价值。）

[7] 令人好奇的是，丘吉尔从未寄出这封信。表面上看，好像是因为在他寄出这封信之前得知康斯坦丁一世否决了韦尼泽洛斯的提议，而希腊内阁也随后递交了辞呈。但是还有其他的充分理由，只不过他暂时没有对外公布（他之后公布了这个“理由”）。在声称自己对君士坦丁堡拥有的所有权得到协约国承认后，俄国的外交攻势进入了高速运转挡。因此，丘吉尔不会公开发表与内阁已经支持的主张相悖的观点。

[8] 通过俄国自己的特工及奥地利电报通信系统（他们破译了密码），俄国人全面掌握了土军的部署情报。1915年3月5日，俄国外交部的一封来自索非亚、由奥地利大臣发送的电报说：达达尼尔海峡要塞仍得以顽固坚守。3月16日，一条呈送给萨宗诺夫的摘要报告说，戈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因而，萨宗诺夫了解到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战况。

[9] 由于不太愿意将这次爆炸归功于敌军的重炮袭击，英方在报告中称“海洋号”的沉没是触雷而致。而土耳其方面消息则坚称这艘军舰是被发自如梅利—梅吉迪耶要塞的炮弹击沉——英勇的塞伊特下士在炮弹自动加载装置失效之后，亲自用手装载炮弹射出了致命一击。这个事件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但是德国方面消息也称“海洋号”是由沿岸大炮击沉，而非触雷所致。乌泽多姆在报告中也坚持这一点。

[10] 丘吉尔很可能提及了德皇威廉二世给乌泽多姆的一条信息（由英国海军部的密码专家在3月12日破译，但丘吉尔收到这条消息时已经是3月19日），大意是乌泽多姆请求的弹药增援正在输运路途中。丘吉尔似乎把这条消息理解为乌泽多姆由于在前一天战役中耗尽了弹药库存而濒临绝望处境，实际上德皇仅仅是在对一个要求进行再补给的平常请求做出答复罢了。

[11] 不足为奇的是，3月18日实际上是现代土耳其的一个节假日——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海军胜利日。

第九章
加里波利之战

诸如此类的行动，比如向塞迪尔巴希尔发动猛攻……必将被永载史册；指不胜屈的英勇行为前仆后继；正是［战士们］英勇就义的胆量和视死如归的勇气才使得这次作战行动得以进行。

——约翰·德·罗贝克上将，
“1915年4月25—26日，登陆加里波利半岛”1

我不是命令你们进攻。我是命令你们战死沙场。到我们死去的那一刻，其他作战部队和指挥官会来接替我们的位置。

——穆斯塔法·凯末尔，
回忆起他于1915年4月25日在阿里角向第57团下达的命令（很可能经过润色）2

3月18日的大规模会战之后，随着弥漫在达达尼尔海峡上空的硝烟被一扫而去，另一段令人心神不宁的停顿期笼罩着爱琴海。在战役结束后的一天早晨，狂风压境，恶劣的天气又持续了整整一周。由于能见度极低，双方都停止了侦察飞行活动（土军在亚洲一侧的恰纳卡拥有数架飞机，不过他们在英国飞机活动的时候很少与其争夺制空权）。在咬紧牙关挺过海峡的生死之战后，由于联军没能再度返回并采取行动，交战双方开始逐渐忘却对方的存在。尽管奥斯曼达达尼尔海峡指挥部的士气高涨，但是乌泽多姆和在土耳其方面与他地位极为相似的贾维德·贝却不确定联军的海军攻势是否被取消，或者对方仅仅在等待天晴的到来。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而非对敌军意图的不确定），这种停顿对土德士兵极为有利。敌方在3月18日对堡垒造成的轻微破坏都得到了迅速修缮——35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大炮炮台最先得到修整，最终所有炮台都重新进入了完整的战备状态。而所有重要堡垒的土方工程也再次得到加固，并被加高到将近10英尺（3米），由沙袋组成的新防线包围着大炮炮位。从德国运输的武器装备由于巴尔干半岛纠纷仍处于耽搁之中——仍处于战争中的叙利亚切断了通往君士坦丁堡和多瑙河的东方快车铁路线；罗马尼亚拒绝武器运输通行，即使行贿也无济于事。乌泽多姆随机应变，想出其他进行战略物资补给的方法——他从士麦那和特拉布宗拿走水雷，并且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炮台处运走了更多对付俄国人的大炮枪支。如果苏雄的预言成真，联军卷土重来，达达尼尔海峡指挥部则已完全做好准备。3

然而，这场有可能会发生的冲突的性质随着双方的战略决定发生了快速的转变。3月22日，德·罗贝克和汉密尔顿、汉密尔顿的参谋长沃尔特·布雷思韦特少将以及原本集结在利姆诺斯岛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军团（ANZAC）指挥官威廉·里德尔·伯德伍德（William Riddell Birdwood）中将聚集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进行战事商榷。后世在关于与会人员的具体发言内容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但是我们能够肯定的是：首先，德·罗贝克赞同陆军在加里波利半岛直接登陆以介入战争；其次，最具攻击性的行动（受到伯德伍德的支持）——澳新军团登陆战的局限性将立刻得以显现——大概将在位于半岛北部“狭长地带位置的”布莱展开，其作用在于分散土耳其位于海峡的兵力并使海军攻势得以继续。但是后者受到反对，与会人员更加赞同在半岛的南部展开陆军—海军的联合进攻，它明确要求所有有生部队参与其中——包括从英国出发，尚未抵达战场的第二十九师。3月23日，汉密尔顿向基奇纳拍去电报称自己需要在行动之前集结完整的集团军群，这样一来，大型登陆战将会被最早拖延至4月中旬。就在隔天，恩维尔帕夏在君士坦丁堡将利曼·冯·桑德斯召进奥斯曼战争部，授予这位德国将军新建第五集团军的指挥权，并让他协调达达尼尔海峡地区总防线，以对抗敌军（总部设在加里波利城镇）的两栖登陆战。双方的部队都已抵达就位，并开始进行一场现在看起来难以避免的登陆攻防战。乌泽多姆、丘吉尔和德·罗贝克并未退出达达尼尔海峡，但是他们现在得同利曼、汉密尔顿、伯德伍德及其下属将士共享这个舞台。4

诚然，当恩维尔帕夏咽下自己的傲气，任命一位德国人担任指挥官时，他并不知道英军政策中的细节调整，但是他对事态的总体趋势有着良好的判断。在利姆诺斯岛集结的军队和运兵船，发自亚历山大港的来来往往的船只运输，以及在3月18日后长时间的海军作战停顿期，这一切都揭示了战事正待时而发。同样，由遍布爱琴海的土耳其线人提供的源源不断的情报也暗示着快速运转的准备工作。围绕达达尼尔海峡战役进行的情报战有着令人好奇却又鲜为人知的一面，尽管英国在1915年冬天几乎接管了爱琴海上利姆诺斯岛和伊姆罗兹岛的海湾和港口——希腊人在巴尔干战役之后夺取了这两个岛屿——但是他们并没有驱逐希腊的管理者，而且直到9月份才接管了政权。这实际上意味着人口依然众多的土耳其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将他们看到的情况加以评述和汇报，且无须受到审查。奥斯曼情报并非尽善尽美，但是直到3月下旬，恩维尔仍能得知有一支庞大的英国和法国军队——据他估计，人数大概各自在四五万人左右——集结在爱琴海岛屿，而且他们似乎并不是来此地度假的。5

在整个战略蓝图中，最令人关注的不确定因素在于俄国。乌泽多姆自始至终都相信俄国人会将他的协约国联军带入达达尼尔海峡的泥淖之中，这也是他要求奥梅丹拆除博斯普鲁斯海峡防线武器装备的原因。然而，到1915年3月末，从北部才传来这一行动的第一个明确信号。3月25日，德·罗贝克给俄军的黑海舰队指挥官埃伯哈特上将拍去电报，称“您的舰队的任何形式［配合我们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佯动都将产生巨大的助力。我将在未来4天通知您［我们的作战计划］”。6也许是愧疚于自己未能在之前的海峡战役中施以援手，埃伯哈特在3月28日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了首次突袭，向如梅利芬纳（Rumelifener）灯塔周围的防御工事发射了大约120枚炮弹，炸毁了一些房屋，但却鲜有成效。第二天，埃伯哈特在萨宗诺夫不断增大的压力下最终同意正式听命于德·罗贝克的指挥。3月30日，俄军炮击土耳其在黑海为君士坦丁堡供应煤料的港口城市宗古尔达克（Zonguldak）、科兹卢（Kozlu）、埃雷利（Ereǧli）和基利姆利（Kilimli），不过再度徒劳而返。7

俄军的这些半心半意的进攻是试探、佯攻，抑或只是团结协约国的姿态？君士坦丁堡的决策者们不得而知。但是临危受命掌握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军队指挥权，同时又有谨慎性格的利曼，却倾向于做最坏的打算。1915年4月，利曼乘坐汽船和奥匈帝国军事专员约瑟夫·波米安科夫斯基（Joseph Pomiankowski）一同视察了最新的加里波利沿岸防线。他坦承，自己最大的担心是在英法联军向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之后，“俄军会紧接着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利曼告诉波米安科夫斯基，自己掌握的兵力“不足以同时守卫海峡两边”。波米安科夫斯基却更为乐观，他提醒这位曾经的骑兵将军，俄军舰队在两栖登陆作战上的经验比英军更为肤浅，而且他们拥有的运输船也更少。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告知利曼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安全停泊在君士坦丁堡处于修理状态的“戈本号”战舰已经重新武装，并于1915年4月1日重新在黑海下水，而且俄军“没有一艘军舰能与之抗衡”。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袭击的合适时机已经过去，而俄军能做的仅仅是向灯塔发射几枚炮弹。8

正如丘吉尔担忧的，“戈本号”的重生的确改变了战略均势。在乌泽多姆书写了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辉煌之后，苏雄上将此时再度开始发威。4月1日，苏雄上将指挥“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沿西部海岸线疾驶，以提醒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仍处于中立状态）黑海地区的真正统治者。4月2日，苏雄几乎狠狠羞辱了埃伯哈特——他在指挥军舰沿着俄国的黑海沿岸疾驶途中，击沉了俄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之间的两艘重型汽船。不管埃伯哈特是不是真的愿意听任德·罗贝克指挥，并且协调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英法联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战，他此时却不能这样做——理由再简单不过：苏雄正在干扰他的信号。1915年4月8日，埃伯哈特告知德·罗贝克（通过最高统帅部的库达舍夫、身处彼得格勒的萨宗诺夫、伦敦的贝根道夫大使以及海军部的丘吉尔），来自“戈本号”的干扰将使他无法直接与德·罗贝克联络，从而难以接收之后的指令。9

由于俄军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威胁被苏雄对埃伯哈特造成的恫吓压制住，利曼才得以心平气和地开始对加里波利半岛的沿岸防线进行设防加固。但是，此项任务艰苦卓绝。他发现很多在要塞和堡垒驻防的土耳其士兵十分僵化和死板，亟须进行训练。然而，在大白天演习非常危险，因为“敌方船舰正在到处巡游，并且会向任何他们能看见的目标开火”。令利曼感到惊愕和恐慌的是，英国海军“甚至还朝视野内独行的骑手和行人开炮”。[1]因此，土军的大部分操练，随同工事筑防只得在夜晚进行。由于难以联络君士坦丁堡——位于乌尊柯普吕（Uzun Köprü）最近的铁路转运点距离加里波利有7天的路程，而且半岛上也几乎没有通行的公路——利曼只能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资源进行筑防工作。为了阻止敌军从沙滩登陆，土军将带有倒刺的铁丝网一直布设到水底；当铁丝用尽时，土军又将附近田地的围栏和铁网拆下征用。从土耳其船只上拆下来的鱼雷弹头也被临时用作地雷。由于缺乏铁锹，土军还利用农用工具和刺刀来挖掘战壕。加里波利城镇中的医院病床也在准备当中——在4月上旬已有1 000个床位，这对于战争来说还是不够，但也算一个良好的开端。利曼无法知晓敌方何时会发动袭击——“要是英国人再给我8天时间就好了！”他在3月27日刚刚抵达加里波利时如是感叹——因而，他的士兵在1915年4月的每一个夜晚都保持着高度警惕。10

4月17日，当英军一艘由上尉T. S.布罗迪指挥的潜水艇E15在凯佩兹（Kephez）海岬附近的沙滩上搁浅时，利曼意识到敌军的进攻即将开始。布罗迪本想设法突围进入马尔马拉海，却撞击在土耳其的水下铁网上，进程被迫中断，而他自己也不幸搁浅至沙滩上最容易招致袭击的地点，恰好处于敌军达尔达诺斯炮台炮口之下。后者显然不认为他们还有好运，潜水艇上顷刻间弹雨如注。布罗迪自己在爬上指挥塔后被径直击中身亡，其他7名随行士兵也一同阵亡，剩下的海军士兵随后挥舞白旗投降。土军的好运还在继续：这些投降的军官中有一名名叫克拉伦斯·爱德华·斯坦诺普·帕尔默（Clarence Edward Stanhope Palmer）的英国中尉，他曾在恰纳卡出任副领事一职，并且做过德·罗贝克的情报官（在战争爆发之后，帕尔默逃至雅典，志愿加入作战行动）。帕尔默随后受到同为达达尼尔海峡要塞指挥官的乌泽多姆以及贾维德·贝上校的盘问。在贾维德恫吓要以间谍罪处死他之后，帕尔默同意供出英军作战情报。帕尔默在口供中很聪明地混杂了准确的信息——比如其他两艘位于爱琴海的英国潜水艇——E11和E14的存在，以及汉密尔顿将军指挥联军登陆部队，并计划在海丽丝岬（塞迪尔巴希尔）和伽巴帖培（Kaba Tepe）登陆的事实——和错误的情报：他夸大汉密尔顿拥有的兵力有2.5万之众，并且暗示英军已经放弃登陆海丽丝岬的计划，并重新考虑以主力部队登陆布莱。至于计划登陆日期，帕尔默则声称并不知情。11

如同俄国人在萨勒卡默什捕获的奥斯曼参谋部计划，帕尔默的情报口供同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尽管利曼在回忆录中否认了这一联系，但是仍有证据显示他在布莱的信息上受到了帕尔默的蒙骗。实际上，在加里波利半岛（东面地点由于正对着由密集水雷设防的海峡和亚洲一侧的沿岸大炮而遭到否决）的西部和南部总共只有4个潜在的登陆点：南端的海丽丝岬（塞迪尔巴希尔），西面大致处于半山腰上的伽巴帖培，位于稍微靠北段，延伸至爱琴海的露出地层的苏弗拉湾，以及处于东北狭长地带的布莱。不论汉密尔顿选择在何地进行主力登陆，他都会在其他地点同时施以佯攻。所以第一步非常明显：利曼将其最为精良的师部（由穆斯塔法·凯末尔率领的第十九师，它是在巴尔干战争中唯一一支全身而退的部队）安置在迈多斯和海峡附近留以备用。由于处于加里波利半岛的“背风向”位置，这支师部能够在其他地点遭受威胁时迅速施以增援。尽管如此，如何部署其他五支师部仍然相当重要。另外，第三师和第十一师必须驻防亚洲区以保卫海峡“特罗扬”一侧的要塞大炮，使其不被捕获；但是，由于联军舰队大炮射程范围内唯一能对登陆部队实行掩护的只有库姆卡莱附近的比斯开湾，这两个师的任务因此变得相当简单轻松。由于南岸的海丽丝岬有三个方向都暴露在敌军炮火之下，成为一个极其明显的打击目标，因而在还剩余的三支师中，至少要有一支——第九师对其进行保卫。同时，土军还要向伽巴帖培和苏弗拉湾毗邻的登陆区域，以及布莱分别派出至少一支整师的军力进行防范。但是，利曼却调遣第五师和第七师的主力军力驻防北部的布莱，只留了一个团（第二十七团，隶属第九师）守卫伽巴帖培（不过此地非常易于挖掘壕沟进行防御）。不管这位德国指挥官是否受到了帕尔默的过度影响，他对布莱的特别关注都是不可否认的。12

这一点十分明显。和2月份英军曾拱手错过的在亚历山大勒塔的大好战机并无不同，布莱几乎在引诱着敌军的进攻——正如伯德伍德于关键性的3月22日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进行战事商榷时考虑到的。加里波利半岛的北端只有大约3.5英里（约6千米）宽。诚然，布莱的水域布满了水雷，而且登陆的沼泽地带有壕沟工事以及带倒钩的钢网防御，但是其他大部分登陆地点也并无不同。最关键的是，与半岛西部和南部海岸线的大部分峭壁不同，布莱的大部分地势平坦。利曼注意到，“如果英军占领了萨罗斯湾和马尔马拉海之间的狭窄山脉，并且利用长距［舰载］大炮掌控了此处（在夜晚由探照灯协助），［奥斯曼］第五集团军与每处登陆点的联系就会被切断，而经由水路的交通设施也会陷入危险之中”。13而利曼也将会与凯末尔和其他第五集团军高官一同被绝望地困在半岛下方，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能来到北部设法突围——同英军交战，而作战地形将只能由英军选择。的确，这样存在着潜在的劣势。如果联军在布莱建立滩头堡，并且将军队呈扇形分散遍至加里波利半岛的狭长地带，那么土耳其人也将能够从身处色雷斯的第一集团军得到增援，进攻北部敌军。这也是汉密尔顿的主要担心，因此他决定放弃登陆布莱，代之以佯攻。可是，在某种意义上，利曼自己由于在布莱纠集了庞大的部队，也致使英军几乎不可能从此处登陆。汉密尔顿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几乎是带着一种敬畏之情：“我们成功接近并得以监视布莱的沿岸防线，但是敌方狭长纵深，且犹如蜘蛛网一样交叉、伸延的壕沟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我的参谋也认为敌方一定召集了上万名士兵不分昼夜地工作了一个月才有此成果。”14

到1915年4月的第三个星期，一种真正的恐惧（每个人都意识到即将到来的这场冲突）笼罩着双方阵营。对英军舰炮的恐惧之情使得奥斯曼部队连同平民都不敢在白天行动，甚至一旁迅速进行的沙滩防御工程也只得在晚上开展。在忒涅多斯岛，希腊支持者“将葡萄园连根拔尽”，为一个800码（约732米）长的水泥跑道腾出了地方；在这里，飞行员可以对加里波利半岛进行常规出击。4月22日，英方出动军机对迈多斯实施突袭，在海峡对面凯末尔的总部附近投下了7枚100磅的炸弹，致使城镇大面积起火。但是，飞行任务也同样给飞行员带来了恐惧——他们观察，甚至有时拍摄下了意图登陆的海丽丝岬和伽巴帖培北部的防御工事。空军准将查尔斯·拉姆尼·萨姆森（Charles Rumney Samson）定期同汉密尔顿会面，并讨论他的令人沮丧的空中发现。4月15日，汉密尔顿向基奇纳拍去电报并表达了自己对敌军登陆沙滩处的战壕和倒钩铁网的担忧。汉密尔顿私下里告诉萨姆森，他担心英军在最开始的登陆战中会伤亡一半兵力（不过他并没有将他的忧虑告诉士兵，或者基奇纳）。15尽管表面看起来镇定自若，利曼心中却充斥着不祥的预感，了解到不管敌方的战壕挖得有多好，“所有这些壕沟及后方区域”将会被“英军大口径舰炮的强大炮火淹没”。16

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双方都存在着一种完全合情合理的期望，即俄国人能够最终介入战争，并赢取他们在君士坦丁堡的巨大战利品。4月中旬，当军队（其中大部分曾被送至亚历山大港进行重组和训练）终于准备就绪，而天气也得以转晴之后，汉密尔顿的确定好在4月23日——圣乔治日——登陆加里波利。4月18日，萨宗诺夫将德·罗贝克的“命令”传达给了俄军黑海舰队，并告知埃伯哈特登陆日期选定在23日，要求他“协同［协约国军队］作战”。17如果埃伯哈特遵循了这些命令，在1915年4月23日，协约国舰队的7.5万兵力从达达尼尔海峡两侧登陆的同时，他也选择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利曼和恩维尔将得费一番周折。

4月21日，另一场在糟糕天气下发生在爱琴海的冲突将汉密尔顿的计划推迟了数日（将花费两天时间以供运兵船运载完整的部队，以及登陆沙滩的调度任务）。当4月23日天空的阴霾一扫而尽时——军队本来计划在这一天登岸——汉密尔顿下令开始运载部队。这是一个巨大的后勤任务，它要求运兵船上陆军和海军间的紧密配合，以及复杂周详的计划安排。士兵们要携带三天的口粮以及在登岸后得以卸下的替换件（包括至关重要的大桶饮用水）。每位士兵都背负了重达两磅的牛肉和饼干，以及200发步枪弹药。每个登陆小队还被要求拖运专用的上岸工具箱，诸如麻绳、绳索、纱线、镐、铁锹、斧头和铁锹，此外还有灯笼、信号灯、望远镜、莫尔斯旗帜和一个扩音器。这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创意是一个改装过的运煤船“克莱德河号”的使用——它如同“特洛伊木马”，船体内装载着2 000名士兵（船上还装载着一个蒸气式开底驳船和三个木制驳船，它们被英军用作登陆架桥），并且能够在看似巧合之下自己开上岸滩。由于4月23日、24日两天的天气晴好，运载工作进展得相当顺利。汉密尔顿回忆道：“任何故障都没有发生……成功纠集了将近100艘商船，整个过程严格按照时间表进行，且无任何灾难或事故发生，这反映了海军和陆军全体人员联合行动的极高信誉。”18

尽管至今仍不断受到质疑，汉密尔顿的最终登陆计划却并非不佳。由于向当地具有战略优势的水平面发动突袭显然已不可能，他的目标变为尽可能在更多的地点进行登陆（以及佯攻），使敌军难以判断主力进攻地点。汉密尔顿最强大的一支师部，由艾尔默·亨特—韦斯顿（Aylmer Hunter-Weston）指挥的第二十九师肩负最重要的任务——在海丽丝岬的5个不同沙滩登陆，并攻下登陆地带上方的阿奇·巴巴（Achi Baba）制高点。澳新军团将在伯德伍德的指挥下，登陆伽巴帖培北部的布赖顿沙滩，并意图从此处向东推进，攻占萨里拜尔（Sari Bair）山脉的高地，获得有利的大炮射击点位置，以避免落入南部海丽丝岬守备军的包围圈。法国军队将登陆亚洲一侧，占领并压制库姆卡莱的大炮（此地能够触及海丽丝岬的登陆地带，不过需花费极大代价）。最终，一支人数众多的海军部队将对布莱进行佯攻，意图吸引利曼北部的备用兵力，使澳新军团和亨特—韦斯顿的主力军队能够在敌方援军赶到之前占领半岛高地。

在4月25日之前，英军指挥部内唯一的严重分歧在于登陆的时间：黄昏还是黎明。汉密尔顿赞成在晚上登陆，“尽管我们会失去舰炮的掩护，但是同无助地坐在船只里被沿岸大炮轰袭相比，军队在此时登陆面临的危险并不会更多”。亨特—韦斯顿争论道，如果没有光线照射，沙滩协同登陆战将很难开展，尤其是在海丽丝岬，拖船得同达达尼尔海峡的涌流搏斗，还要避免撞击在岩石上。可以预见到，德·罗贝克以及海军军官站在了亨特—韦斯顿一边，他们选择在黎明时分（大约4点30分到5点左右，在大部分沙滩）进行登陆。“24日到25日的晚上，”德·罗贝克回忆道，“平静、晴朗，明月高照。”由于月亮直到第二天早晨8点才完全沉下去，登陆战因而得以在清晰的能见度下进行。19

当然，正如汉密尔顿担忧的，清晰的能见度是一把双刃剑。早在第二天凌晨3点20分，驻守海丽丝岬的土耳其第二十六团（由马哈茂德·萨布里少校指挥）的哨兵就向奥斯曼指挥部发出警报，称敌方一支舰队正在靠近。凌晨4点30分，英军开始向海丽丝岬要塞发动炮轰，并在电报中明确提到登陆马上进行。接近早晨6点，第一艘登陆拖船开始靠岸X沙滩（伊吉兹—科尤，Ikiz Koyu）、W沙滩（泰凯—科尤，Teke Koyu）和V沙滩（埃尔图鲁尔—科尤，Ertugrul Koyu）。在大约400米（1 312英尺）的位置，土耳其炮手开始使用机关枪和轻型火炮朝拖船开火。为节省弹药，土耳其步兵被告知在敌军距离40米（131英尺）的时候再开枪射击。交战激烈而又混乱，但是这个过程对于整个海丽丝岬来说并无二样：英军在爬上岸，甚至在离开船之前经受了难以想象的伤亡人数。在V沙滩上，正如英国皇家芒斯特燧发枪兵（Royal Munster Fusiliers）盖伊·格迪斯（Guy Geddes）上尉的回忆所述，拖船上的士兵（与“幸运的”“克莱德河号”形成对比）“简直就像被夹住的老鼠一样惨遭杀戮”。20而“克莱德河号”运煤船上的士兵在早晨6点22分登上了V沙滩的浅岸地带之后，虽然在刚开始免于同样的命运，但随后登陆桥却未能按照计划部署（蒸气式开底驳船停止运转之后，又被一阵狂风吹离了航向）。要想从“克莱德河号”到达岸滩，只能途经一条狭长的、由土耳其步枪把守的布满岩石的防线。正午时分，这艘特洛伊木马的舷门上“挤满了伤亡者”。V沙滩早晨的军事行动可以用另一支划着小艇登陆的小队的命运来概述——当这支小艇的水手（来自“纳尔逊勋爵号”）“回身招呼他的同伴登岸时，才发现他们都已经死了”。21 W沙滩的登陆行动也并无二致。尽管差距明显，到黄昏时，英军还是占领了每处危险的滩头堡。正如德·罗贝克后来向丘吉尔报告的，海丽丝岬的猛攻“必将永载史册……正是［战士们］英勇就义的胆量和视死如归的勇气才使得这次作战行动得以进行”。22

地图12

土耳其方面的英雄行为同样毫不逊色。在奥斯曼方看来，英国的观察者，如德·罗贝克认为，在这一场差距明显的战斗中，土军占尽高地的地形优势以及牢固的壕沟防线的防御优势与实际并不相符。英国海军本来计划在陆军登陆之前使用大炮将海丽丝岬的土军炮台击毁，虽然最终明显未能达成目标，但是它给沿岸土军带来的恐吓却一丝不少。一位德国中尉评论道：“这场战役呈现出一种宏大和可怕的壮观景象。半岛海岬处被一圈战舰和运兵船包围。舰炮……朝着土军防线猛轰。”而且，英军的战舰恰好抛锚在土军野战炮难以还击的位置（不过土军并不知道的是，这其实是敌军的关键性错误——因为英军的舰炮很难在如此长的距离为登陆部队提供精准的“掩护火力”）。23如英国人猜测，土耳其人也没有重型机关枪：他们在岸滩对英军的杀戮其实来自步枪的精准射击。24第二十六团指挥官马哈茂德·萨布里少校对海丽丝岬负有局部责任，所以很自然他比敌军更有地理位置上的战略优势，但是在他的增援部队在4月27日赶到之前，他的兵力只有英国登陆军队的大约1/10（就兵力而言，英军总人数是其12倍之多，不过并非所有的部队都能够毫无损伤地登岸）。当英军在早晨6点15分登陆X沙滩时，此处只有9名土耳其士兵把守，而且援军仍迟迟未来。25由于英军在多个地点同时登陆，因此土军对敌方的团级（萨布里少校）和师级（哈利勒·沙米上校）部队产生了混乱，而且这种混乱因为利曼仍然不确定敌军会否选择主攻布莱而到达顶点。事实上，他在布莱一直待到4月25日，直到他亲眼看到英舰撤离此处才放弃了这个关键位置。26

同时，在4月25日这一天，英军在土耳其其他一些防备薄弱的沙滩登陆战中取得了全盘胜利。位于海丽丝岬东部的S沙滩（莫尔托—科尤，Morto Koyu）由土军一个排把守，英军的南威尔士边民团以及来自“康沃利斯号”的水兵和水手（他们在指挥官亚历山大·戴维森上校还未下令的情况下就进行了登陆）在登陆过程中仅仅伤亡63人——出于对V沙滩守军的懊恼，后者在整个早晨都有效抵制住了发自“康沃利斯号”的掩护火力。国王私人苏格兰边民团如入无人之境在早晨5点成功登陆海丽丝岬西部边端的Y沙滩并占领高地。到上午的时候，英军已有将近2 000人登岸，由于过程出奇的顺利，以至于众人竟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很快，他们犯了一个声名狼藉的错误：克上校和马修斯上校为争夺指挥权（汉密尔顿并没有给出清晰的指令）发生了争吵，他们向亨特—韦斯顿发去请求后也未收到任何答案。就这样，珍贵的时间被白白地浪费掉：他们并没有在Y沙滩的高地修建壕沟进行防御，也没有向南推进增援V、W和X沙滩上被杀戮的协约国军队——土耳其防线距此只有一个小时的行进路程。相反，“他们坐在地上吸烟，并为自己泡上一杯早茶”。汉密尔顿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注意到Y沙滩上的“宁静的露营”情况之后，给亨特—韦斯顿发去电报并询问他是否要在此地登陆更多军队，结果仅仅收到（两个小时后）极度痛苦的拒绝答复——亨特—韦斯顿难以从血腥的南端登陆战中抽离任何部队。27

法国方面的登陆战同样进行得十分顺利，尽管汉密尔顿只赋予了其佯攻的意义。由阿尔贝·德·阿马德（Albert d’Amade）将军率领的第一支法国登陆军队直到将近上午9点30分才登上海峡的亚洲一侧——库姆卡莱北部一处几乎无人守备的沙滩。到上午11点15分，这支大约3 000兵力的法国侵略者在“亨利四世号”舰炮的掩护下，经过一整天的小规模混战（大部分被包围的土耳其守军选择了投降，甚至在一些小队还在进行抵抗的时候，就已经有500名战俘开始被拘禁24小时），成功占领了库姆卡莱的城镇和堡垒。不管是不是意图试探门德雷斯河（Menderes River）身后静候的利曼后备军，法国海军毫无意义地摧毁了河上唯一一座大桥。汉密尔顿似乎暂时考虑让德·阿马德在1915年4月26日重新登船之前，尝试加入海丽丝岬的主攻。28

从成功登陆的规模上而言，处于中间位置的澳新军团在伽巴帖培附近的Z沙滩的登陆表现十分引人注目。在这一天，由于伯德伍德的运兵船错过了去往北部的介于数百码到两英里之间的目标，所以指挥部在登陆地点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毫不令人惊讶的是，英国海军部提供的加里波利地图精确度低下，而且甚至连半岛上方位置诸如伽巴帖培都没有标识。29然而，与这场激烈辩论中隐含的“错误的沙滩地点”相反的是，奥斯曼方面的迹象显示，如果澳新军团按预期在布赖顿沙滩登陆，他们将会被置于伽巴帖培的6门主炮炮口之下，并会受到沙滩（同海丽丝岬的V沙滩一样，它也是一个“预期计划的歼敌区”）上方壕沟里的奥斯曼第五连队（隶属第二十七团）的猛烈袭击。30澳新军团湾（澳新军团登陆之地）由于被上方的峭壁掩蔽，使得澳新军团能够在此地建立滩头堡，并能够据此深入内陆，直达寸草不生的阿里角——在这里，他们最终遇到了土军顽强的抵抗。固然，澳新军团湾登陆战是有缺陷的——他们在下船登陆时遇到了严重的问题，而且在辨别自己方位及前进方向上产生了巨大的困惑。但是事实证明，这次登陆远比其他海丽丝岬的主要登陆战成功得多。

土耳其方面却也同样对澳新军团的防御区存在困惑——这证明了汉密尔顿多个地点登陆的军事构想确实存在着巨大的优势。据知土耳其哨兵早在凌晨2点30分就听到了离岸的噪声，但是由于他们不清楚真正的登陆地点而没有采取行动。身处博加利第十九师指挥部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黎明时分听到了西海岸传来的枪炮声，并在早晨6点30分从哈利勒·沙米上校（他的第九师对此区负有局部责任）处收到了敌军在阿里角活动的报告。凯末尔随即骑马出发，穿过半岛，在上午9点40分左右到达促努克—拜尔（Chunuk Bair）的制高点。

很快，一个著名的场景得以上演。当凯末尔还在等候主力军（第五十七团及一个骑兵连和山炮连）到来的时候，他遇到了因未能有效阻挡澳新军团进攻而撤离的第二十七团土军。“你们为什么逃跑？”他询问道，随后被告知枪弹已耗尽。凯末尔随即命令他们“装上刺刀，躺下休息”。当他的五十七团从博加利（Bigali）赶到后，据说凯末尔向他的军队这样讲道：“我不是命令你们进攻。我是命令你们战死沙场。”[2]尤为关键的是，哈利勒·沙米无私地同意将自己的二十七团交付给凯末尔进行指挥，使得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军官能够在午后不久的酷热气候下组织了一场反攻，并将澳新军团逼回岸滩。凯末尔的胜利并非绝对。实际上，七十七团存在着臭名昭著的问题——这支团大部分由阿拉伯应征者组成，他们在当天的战斗过程中悄悄离去。此外，他的反攻也未能像每一个土耳其指挥官期望的那样，“将敌军逼退至海里”。尽管如此，土耳其人在这场4月25日的阿里角之战中取得了明显胜利。与此对应，澳新军团士气大落，它的两位主将W. T.布里奇斯少将（Major General W. T. Bridges）和少将亚历山大·戈德利爵士（Major General Sir Alexander Godley）甚至主张即刻从澳新军团湾撤退。伯德伍德将其撤退请求提交给了汉密尔顿，后者同其高级助理和军官对此展开了周密讨论。最终，澳新军团士兵被告知“必须坚持住”，并被建议“挖，挖，挖”。31

这一天的战斗充满了戏剧性，不过令人抓狂的是仍然胜负难分。在今天看来，1915年4月25日的加里波利登陆战开始得极为迅速，并且至此持续了下去。很明显，英军舰队在为V沙滩和W沙滩提供舰炮的掩护火力之时，能够而且应该向其在S、X和Y沙滩，以及库姆卡莱和澳新军团湾登陆战中的表现那样，为登陆部队提供距离更近、更加行之有效的支持。海军舰炮在最开始的炮轰之后陷入大面积沉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心先遣登陆部队遭到“友军的误射”，但是这正反映了英军将船舰抛锚在远距离地点的不合理性。在V沙滩上士兵们的惨遭屠杀其实是受到“康沃利斯号”指挥官戴维森做出的决定的牵连，当他本可以有效配合V沙滩登陆战的时候，却在整个早晨都在不远处的S沙滩上“闲逛”。澳新军团湾上进行的所有行动也不尽如人意，不过如果军团按预期在布莱顿沙滩登陆的话，结局可能会更糟（这一点值得商榷）。法军在库姆卡莱的登陆，或者说英军在S沙滩和Y沙滩的成功登陆本可以得到从V、X和W沙滩撤离出来的登陆部队的增援（由此可以加固胜利果实，而非无意义的失败），同时还能使其免于屠杀。在奥斯曼方面，大部分争论则围绕着哈利勒·沙米的战败展开，人们认为哈利勒·沙米对海丽丝岬的增援应该更加迅速，并且应抓住英军损失惨重的时机将其赶入爱琴海。哈利勒·沙米的第九师的下属第二十五团在整个战役中处于战略预备队的角色，它驻扎在海丽丝岬东北方向15千米处（9.3英里）以候战机，这样的位置使它能够对阿里角或者南部沙滩进行增援，但是在战争开始后，这支军团一直耽搁到将近下午6点30分才迟迟行动，然而到这时，英军的海丽丝岬登陆部队在经过惨重的损失后，已经占据了滩头堡。即使是凯末尔也因为对主要为阿拉伯人的七十七团的处理方式受到了批评——这个团由于错误的谣言称有一支联军在伽巴帖培南部的库姆帖培登陆，随即临时向南部转移。利曼因为错误地向布莱派遣援兵，也遭到了痛斥：他下令第五师迟至4月26日在此地展开行动，直到他们确定英军在此处的登陆只是佯攻。32

尽管如此，虽然这些在复杂发展的战役中制订出来的候选方案可能会改变局部战况，但是对整个战役模式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双方军队的实力均衡情况。就像西线的军事行动，一旦最初的冲突尘埃落定，加里波利的局势便几乎注定成为僵局。如果联军在第一天能够占领萨里拜尔或者阿奇·巴巴的高地，那么将真正获得唯一的决定性优势。然而，这种壮举唯有在土军陷入全面恐慌时才可能得以实现。诚然，凯末尔在促努克拜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胜利，但此举乃是出自压力之下的共识和勇气，并非奇迹。相反，土德守军唯有在为自己挖掘壕沟之前将敌军的登陆部队逼回海里，才能“赢取”加里波利之战。从海丽丝岬和澳新军团湾/阿里角的军队均势来说——在数量而非战术位置上，联军处于绝对优势——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最终，加里波利登陆战的这种“万一”延续了它的不真实。哈利勒·沙米决定将敌军从海丽丝岬驱逐出去的反攻行为颇具凯末尔行事风格，但是这将要求第二十五团在数小时内，在通往半岛南端远达15千米的崎岖路面上进行火力掩护（如果1915年有直升机就好了）。而英军对Y沙滩进行增援，或者说至少更为明确地命其向南推进，从后方袭击土耳其阵地，则更为现实，但是这将要求英军拥有一种1915年时并没有的实时战场通信设备，特别是对于刚登岸的军官而言，他们身上已经配备着凡是能携带的一切工具（应该不包括无线通信设备，在那个时候，无线设备的重量有600多磅）。在一些登陆沙滩上出现的“掉队”情况主要源于联军指挥部的组织不力，但是大部分人在此之前从未经历过战斗——期望他们在惨烈的炮火之下保持严整的纪律性也是不现实的。考虑到各种困难和摆在战斗双方面前的多重任务，客观来说，双方在4月25日的初始冲突中都表现得相当好。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其中最有趣的部分在于加里波利战役涉及希腊和俄国的介入。当然，雅典方面的贡献显然受到了俄国的阻止，它打算出兵15万人登陆加里波利或者“扫尽”色雷斯逼近君士坦丁堡的意图在彼时外交环境中也遭到了反对。然而，俄国人“已经”同意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同时发动佯攻，正如他们在2月份时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承诺一样。由于埃伯哈特上将全面掌握了土耳其沿岸部署情报，就在他能够帮助牵制达达尼尔海峡以北的奥斯曼军队的时候，他却在2月和3月踌躇不决。

不论俄国的无所作为对其加里波利联军的影响有多严重，对它自己来说，却有着合理的理由。恩维尔、利曼和苏雄十分清楚敖德萨正在进行的海军集结情况，其中还包括两栖登陆部队和运兵船。由于“戈本号”从1月到3月底一直处于维修状态，埃伯哈特本可以沿着土耳其的黑海沿岸进行试探性袭击，定期炮轰宗古尔达克附近的煤炭港口。但是每当俄军有接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迹象时，苏雄就会深入黑海反向出击，将埃伯哈特吓退。3月15日，当望见俄军舰船正在靠近海岸之时，苏雄下令“布雷斯劳号”及两艘鱼雷艇突袭俄军的黑海港口。埃伯哈特在3月28日对如梅利芬纳半心半意的炮轰又激发了土军更为强烈的报复——新近修好的“戈本号”战舰对其发动了反击。3月31日，恩维尔命苏雄开动整支奥斯曼舰队——包括“戈本号”——对俄军黑海沿岸进行恐吓。而其主要目标，用恩维尔的话来说，“为了减少部队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可能性，摧毁越多的运兵船越好”。33由此导致的4月1—3日的突击行动——在“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炮袭塞瓦斯托波尔之前途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时，“梅吉迪耶号”、“哈米迪耶号”和一列鱼雷艇舰队，以及扫雷舰向敖德萨发动了进攻——着实对埃伯哈特造成了恐慌，以至于他在接下来的三周时间都不敢穿过黑海。此外，“戈本号”在4月11日驶过敖德萨时又一次对俄军造成了恐吓。因此，当埃伯哈特在4月18日接到萨宗诺夫命令，要其在4月23日联军计划登陆的同时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佯攻时，他陷入了巨大的焦虑之中。34

如果俄国人想要出面领取自己的战利品，那么此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其间两天的天气延误给了埃伯哈特更多时间得以振作，但是毫无疑问，他应该早在23日之前就做好准备。当联军在1915年4月25日早晨冒着敌军的残酷炮火登陆加里波利半岛时，此时距离海峡的战役高潮已经过去了将近5周时间。在最初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当俄国人被下令同时进攻博斯普鲁斯海峡时，战役也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或许，更值得被记住的重要日子应该是在1月20日，丘吉尔正是在这一天第一次要求俄国参与即将到来的战役。因此，埃伯哈特本应有3个月零5天的时间迎接博斯普鲁斯海峡战役的光荣时刻。[3]“从我们战舰发出的炮弹落到了远至萨热耶尔（Sariyer）和贝伊科兹（Beykos）等地。”这位俄军指挥官在4月25日报告他一天的工作时如是说道。准确来说，除了阿克巴巴——在海峡亚洲一侧的一个未设防的小镇，这些炮弹没有一枚对“人口密集区”造成明显破坏。但是随后，他的船舰却遭到了海峡一处要塞的“猛烈炮火”的袭击，其中一艘舰艇触雷并开始发生倾斜，因此他不得不选择折回的举动也无可厚非。35一周之后，埃伯哈特带着一支规模更大的舰队重返博斯普鲁斯海峡，包括5艘战舰、3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1艘单列“航空母舰”平台（由一艘远洋班轮改装而成，上面能够停放5架水上飞机）以及4艘拖网渔船（包括扫雷舰）。次日，在埃伯哈特的舰队于1915年5月2日被强硬的“戈本号”战舰吓跑至公海后，埃伯哈特指挥两艘最远程的军舰“三圣徒号”（Tri Svyatitelya）和“罗斯季斯拉夫号”（Rostislav）冒险进入敌军陆地范围，并向敌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外部入口处的堡垒发射了132枚口径为152毫米的炮弹，以及39发254毫米的更大口径的炮弹。埃伯哈特在报告中骄傲地称自己在埃尔马兹堡垒造成了“极大的”爆炸，但由于他的水上飞机仍无法观察目标区，他也难以确定进一步的破坏。36苏雄却似乎不为此所动。1915年5月6日，他下令“戈本号”、“布雷斯劳号”和“哈米迪耶号”进入黑海，意图吓退俄军的下一步进攻。37

埃伯哈特察觉到了迹象。尽管俄军仍在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为最终将军队调遣至君士坦丁堡做准备，但俄军的黑海舰队在整个夏季再也未能重返博斯普鲁斯海峡。1915年5月15日，埃伯哈特告知德·罗贝克和汉密尔顿，他已经集结了一支远征军——由伊斯托明将军率领的第五高加索军团，拥有大约4万兵力，包括海军陆战队、骑兵部队和医疗队。然而，法国人和英国人需要了解的是，“一旦协约国联军到达［攻克］君士坦丁堡以及土耳其舰队”——可能还包括“被摧毁”的“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这些军队实际上“只是我们参与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一个象征符号”。一旦海峡和“沙皇格勒”被俄国的协约国联军攻占，俄国将会很开心地领取它的战利品。可是，尽管毫无益处，埃伯哈特最终还是依依不舍地退出了海峡，“这一刻将不会在未来发生”。38

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这个消息被陷入加里波利泥沼中的英国人、法国人和澳新军团得知，他们会做何反应。事实上，由于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毫无建树正在慢慢凸显，萨宗诺夫开始感到一阵愧疚。1915年5月13日，俄国外交大臣痛斥埃伯哈特以及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称他们未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中提供我们的联军所指望的帮助”——他和大公曾清楚无误地向丘吉尔和基奇纳承诺过的这种帮助。关于俄国的袍泽遭受到的苦难，萨宗诺夫写道：“已严重恶化，因为土耳其人能够集中一切力量对抗他们。”“如果沙皇格勒——这个我们能在这场战争中赢得的最为珍贵的战利品——缺少我们的参与，仅仅由我们的协约国联军奋力征服，”他总结道，“将是难以忍受的。”39

不论是不是真的难以忍受，对“沙皇格勒”的征服是联军们在加里波利半岛战役中通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对于新西兰或澳大利亚的士兵来说，加入这场与其毫不相干的战争相当奇怪，但是从距离更近的人来看，这场作为整体而言的加里波利战役则显得更加怪异。可能是因为他们首先到达土耳其的荒谬性——由两个大洋和几千英里阻隔的作战双方，澳新人和土耳其人之间会有什么争端呢？——澳新军团战区在加里波利战役中始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4月25日晚上，在澳新军团湾上充满危险性的滩头堡上，指挥官们第一次开始认真反思这场战役。这一天大约已有1.5万士兵成功登陆。澳新军团在深入内陆方面远胜其他战场的联军，但随后又被凯末尔击溃，并迫退至数小时之前曾满怀希望攀爬的斜坡下方。正如伯德伍德在当天晚上告知汉密尔顿的，他的师部将领们“担心他们的士兵在敌军的榴霰弹之下发生全面溃乱——因为他们在早晨精疲力竭而又无畏的战斗之后的一整天都受到了敌军榴霰弹的压制……如果我们要重新上船的话必须马上”。40 毕竟，就如国王私人苏格兰边民团（大部分士兵）在Y沙滩重新上船，法军也已经在库姆卡莱重新上船。所以，为何不同样撤退澳新军团呢？或者为什么不撤回海丽丝岬的主力部队，将其运至亚历山大港进行整修，再（依照基奇纳的最初想法）在亚历山大勒塔展开行动呢？

伯德伍德在最初呈现给联军指挥官的信件中展示的，远非一种令人震惊的不合时宜的恐慌情绪，[4]然而他在给汉密尔顿的信件中却具备着闪电般敏锐的洞察力，并隐约提到了这场战役的最终的徒劳无益。澳新军团在一波散漫的进攻中经过全力拼搏，占领了阿里角的更高处，而英法军队在1915年4月28日和5月6—8日的两场“克里希亚战役”中，唯一能做的则是将战线向前推进了数百码（阿里角崎岖的灌木丛地带）及一两英里（海丽丝岬北方）。土耳其的反击同样无序，也未能成功将敌军驱逐出境。到1915年5月8日第一波战役结束时，联军已伤亡2万人，土耳其伤亡1.5万人。这场恐怖的大屠杀产生的是一条位于西部战线的小范围的堑沟“复制品”，尽管守军正对的下方敌军有更为充足的弹药供应（就加里波利战役来说，这些包括海军舰炮，不过其威力最终被德军潜水艇压制）和战死的决心，但德国人因此（随同其土耳其东道主）得以再一次“享用着”有利地位，以及更佳的射程和稍好的卫生居住条件。

不同于对这场战役寄托希望的汉密尔顿，德·罗贝克对当前的困局有极好的理解，他坦率地表达出了自己的想法。“汉密尔顿将军告知我，”德·罗贝克在1915年5月10日写信给丘吉尔，“军队遇到了挫败，他们在阿奇·巴巴每次只能向前推进几码的距离，而在法国北部，类似情况也遭到了威胁。”德·罗贝克对“海军未能按预期给予陆军登陆前进足够的帮助”表示遗憾，他认为如果能够对陆军有所帮助的话，他愿意考虑再发动一次协调进攻以穿过海峡。可是他并不确定“纵使”再度指挥舰队对海峡发动猛攻会有何意义。“从敌军的顽固抵抗来看，”他推论道，“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通道不大可能发挥关键性作用，所以敌军同样有可能在舰队身后封锁海峡。”3月18日之后，德·罗贝克在同丘吉尔争论是否要继续向前推进时，含蓄地提醒道：“土耳其军队在半岛战役中的表现说明了我们的军队将很难继续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甚至是兵临君士坦丁堡。”41

那么，这将置联军于何地呢？正如汉密尔顿曾经给予澳新军团的建议，他们只能掘壕固守。同西部战线相比，加里波利的唯一侥幸在于，土耳其成了这片陆地的“光明的太阳”，两条战线上的战壕变得更干涸。这是好坏参半之事。与在泥沼里建壕沟相反，联军将选择放在了炙热的尘土上，并承受着中暑衰竭的痛苦——而且缺少树荫掩护。5、6月份的气温上升很快，直到土耳其进入酷暑，随着每一次升温，各种生物逐渐爬满了壕沟：蚂蚁、虱子、蝎子，还有蜈蚣和毒蛛。蚂蚁因为以虱子为食可能多少还有点儿用处，但是蚊子的叮咬却无从躲避。由蝇类传播的痢疾和腹泻同时在两边阵营蔓延。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则是腐尸发出的恶臭，因而，双方出于尊重勉强达成休战协议以掩埋尸体的现象并非偶然。尽管如此，作为“一战”中最为惨烈的死亡阵地，我们实在不该对其过度浪漫化。至于西线战场，数以万计的士兵在将头冒出护墙时同样遭到了爆头。42

基奇纳和丘吉尔本渴望加里波利战局能成为其棋盘上决定性的一着，但是最终结果与此相去甚远——加里波利已经变成了另一场困局。在这场战役中，双方阵线都涌现出了伟大的英雄行为，但与此同时，在与近距离且拥有牢固壕沟的势均力敌的对手的常规交锋中，常常也伴随着各种惨烈的伤亡状况。由于双方都未采用一些主要的战术革新，或者说双方都还未将其大量的后备军投入战场，这个困局因而似乎还要继续维持到夏季。在这场海峡的生存斗争当中，这位奥斯曼病夫的死刑期似乎又一次得以延缓。然而，对小亚细亚而言，这个帝国垂死前的痛苦挣扎正在唤起一种新的恐怖。

[1] 这一点并不夸张。“胜利号”战舰的指挥官罗伯特·布莱基（Robert Blackie）中尉在1915年4月的日常摘录中回忆道，“我们有时候会朝土耳其人新挖掘战壕的地点投掷炮弹”。比布莱基做得更好的是一艘名叫“蝎子号”的英国驱逐舰，它“向一支骆驼发射了6枚炮弹，但是这个家伙居然还在平静地吃草”。

[2] 无疑，在这个故事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经过了润色以美化凯末尔的个人传奇。然而，这其中也多少有些事实。之后，人们在第五十七团（在随后的战争中遭到歼灭）的一位土耳其士兵的遗体上发现了一道以凯末尔名义发出的命令——言辞上少了一些洗练：“我并不希望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宁可重复我们在巴尔干战争中的耻辱，却不愿战死沙场。但是我们既然有这么多战士，我们就应该立刻搂住彼此，站成一条线，任凭敌军射击！”

[3] 这次拖延并非偶然。在获悉联军1915年3月18日在海峡战争中失利之后，俄军最高统帅部颁布命令，“禁止”从巴统经海路调遣高加索军队。他们认为，由于土—德舰队仍造成威胁，所以从陆路调遣高加索军队去敖德萨会更加安全。由于几乎每个决定都由最高统帅部和俄军海军部做出，因此其对协约国联军的需求考量则至多被摆在了第二位。

[4] 伯德伍德的这封信件之后变得臭名远扬，但是此时，他却成功掩盖住了澳新军团撤退的请求，直到1920年汉密尔顿出版《加里波利战役日记》后，才公之于众。

第十章
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赫勒斯庞特[1]以东不存在慈悲！

——1915年4—5月，
委内瑞拉雇佣兵及奥斯曼军队指挥官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围困凡城1

增援“急需帮助”的俄国军队是英国最高统帅部向加里波利调遣军队的最初原因。如果当时并不存在一些相关的紧迫战略需求——比如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失败，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当然，考虑到诸多在沙滩上遇到的糟糕困局——以及所有包括如何击溃一支固守在更高地带的装备精良的敌军之类令人痛苦的策略问题——伯德伍德和汉密尔顿等人对土耳其更远的东部边陲（对加里波利战场有间接影响）关注度的缺失就很容易解释得通了。可惜，历史学家们并没有理由去做这样的假设。所以，至少让我们试着理清因果关系的乱麻，看看加里波利登陆战最初是如何影响土耳其东部的苦战的。

对高加索战场而言，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施展的策略最明显的效果在于成功地让俄军在第比利斯集结起来的军队得以撤离，由此俄方才能够如愿以偿地加入君士坦丁堡争夺战之中。为了替换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中伤亡的将士，尤登尼奇1915年2月开始从第三高加索第比利斯师和第一、第二普拉斯通旅中抽调兵力新组建第五高加索军团。高加索军参谋长刚刚把新军团组建起来，就收到最高统帅部（萨宗诺夫试图同意英国人的请求）下达的命令，要求他将第五高加索军团派赴敖德萨，并准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进攻。由于其他将领坚称难以从关键的欧洲战场转移出多余的兵力对付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大公尼古拉斯被迫无奈只能依赖于尤登尼奇。这样，本来设想用于增援可能会受困于高加索战场的俄军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加里波利战役，便使得尤登尼奇掌握了欧洲战场整个军团的兵力，进一步巩固了他在萨勒卡默什的胜利。

此外，同样蔓延于第比利斯的恐慌，由于在一开始达达尼尔海峡“分流”了一部分兵力，使得俄军在高加索地区中的战略位置遭到进一步弱化。1914年12月30日，在梅什拉斯夫斯基将军（在从萨勒卡默什撤退途中负伤，并且捕获到由恩维尔署名的令人恐惧的作战计划）造成的恐慌达到顶点之时，高加索集团军总督及总司令I. I.沃龙佐夫—达什科夫（I. I. Vorontsov-Dashkov）伯爵命令T. G.切尔诺祖博夫（T. G. Chernozubov）从波斯北部全面撤退。这个命令不同于同时要求放弃第比利斯的指令，得到了切实贯彻。或许是出自政治及战略原因，沃龙佐夫—达什科夫的命令才得到有效执行：大约1.2万名俄军从1908年就开始扎营“波斯的阿塞拜疆”的现实，成了英俄关系以及位于德黑兰的艾哈迈德·沙阿（Ahmad Shah）半独立政府的主要刺激因素；可以理解，后者对领土的被占领有极为憎恶之情。英国驻德黑兰领事沃尔特·汤利（Walter Townley）爵士几个月以来听过很多关于对俄军在波斯北部劫掠的抱怨。他再三催促爱德华·格雷爵士向俄国人施加压力，要求俄军撤退，以“防止［波斯的］阿塞拜疆可能会成为夹在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一个战场”。在萨勒卡默什的恐慌之中，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发现有机会可以减轻英方顾虑，因此切尔诺祖博夫从乌尔米耶省（Urmia）和大不里士（Tabriz）撤回了军队——尽管一些俄国部队仍驻留在德黑兰北部的加兹温（Kazvin）以及里海的雷什特（Resht）和恩泽利（Enzeli）。2

这两个相关事件发展的奇妙结果使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在恩维尔于严冬之际的毁灭性溃败之后重燃希望——尤其从战略上来讲，土军还能够转移南部（俄军在波斯北部大规模的撤退无疑在招致奥斯曼军队对此区的入侵）战场的焦点。实际上，萨宗诺夫偏离了格雷要其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之前撤离波斯阿塞拜疆的意图，他转而强调俄军在南部战场的脆弱性——乌尔米耶湖（Lake Urmia）和凡城湖（Lake Van）之间的低洼山谷起到一种战略性战场的作用，很难对移动中的敌军造成障碍。不谈其他，恩维尔的攻势其实已证明了军队在埃尔祖鲁姆和第比利斯的高山间行进的困难性——这实际上相当于将战线拉进了冷藏箱里面，并且可能会一直搁置下去。而暖和得多的乌尔米耶山谷低地则是处于土俄侦察与宣传战争中的一片零地带（指极端和暴力事件发生地）——刺探与传道活动遍布于当地的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或者基督教一支的聂斯脱利派（Nestorian）信徒之间（闪米特种族，依旧使用一种东部阿拉姆语方言，有本族远溯至公元一世纪的使徒教会）。同时，间谍也穿过这片奥斯曼、俄国和波斯帝国间存在争议的模糊边界地带进行偷运武器和宣传活动。此时，经过长期慢煮，这个重要的多民族—宗教边境大锅炉，即将在世界大战的压力之下沸溢而出。

进攻首先由土耳其人发起。1月下旬，恩维尔派他的叔父哈利勒·贝先后前往迪亚巴克尔（Diarbakır）和凡城指挥重组的奥斯曼第三十六师。这支新师的兵力抽调自边防部队、国家宪兵部队和非正规的库尔德骑兵队。值得注意的是，原本负责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第六集团军的哈利勒·贝由于到达埃尔祖鲁姆的时间太晚，因此未能加入恩维尔本预料能取得胜利的萨勒卡默什战役：他此刻将带领土耳其军队攻占波斯阿塞拜疆。

然而，在哈利勒·贝的正规军到达之前，乌尔米耶战役也迫在眉睫。1月上旬，亲土耳其的库尔德部族抓住俄军撤退的有利时机，在向北部的迪尔曼（Dilman）和霍伊移动之前就开始对乌尔米耶湖附近的镇子实行了劫掠。跟随他们步伐的是由穆斯林志愿者组成的所谓伊斯兰圣战士部队，这支部队由1908年时的联合主义共谋者厄梅尔·纳吉·贝担任指挥官。此外，他此时还控制着由恩维尔设立的位于摩苏尔的特殊机构。厄梅尔·纳吉·贝的志愿军在1915年1月14日冲入大不里士，烧毁了俄国银行，并赶跑了少数滞留的俄国官员和哥萨克人。随着哈利勒·贝在凡城湖将军队集结完毕，同时，一个位于巴格达、意图获得波斯和阿富汗支持以对抗英国统治的土—德代表团正在迅猛发展，这一切似乎表明存在于奥斯曼帝国东部边陲的危险已经转化成了一种机遇。至于戈尔茨帕夏，这位在奥斯曼帝国任期最长的德国军官，在土耳其人在萨勒卡默什、苏伊士运河和巴士拉接连遭遇一系列挫败之后，于1915年1月30日向德国最高指挥部报告：“波斯的各项事宜正在稳步推进。大不里士和霍伊现在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3

这不过是海市蜃楼。到目前为止，位于波斯阿塞拜疆的战役将大部分非正规军和当地人卷入，而双方的正规军队仍集结在前线后方。厄梅尔·纳吉的志愿军则最多遇上了零星的反抗。另外，尽管俄国第五高加索军团本来是被派往敖德萨的，但只要尤登尼奇一经决定，他在第比利斯仍有充足兵力攻占波斯阿塞拜疆。就在戈尔茨帕夏报告攻占了大不里士的当天，从勒法（Djoulfa）赶来的俄军在切尔诺祖博夫率领下，冲进了这座城市。霍伊和迪尔曼在1月份时仍由土耳其人控制，但到了3月份，又被俄国人夺回，而此时，恩维尔的叔父及其奥斯曼主力仍未抵达波斯阿塞拜疆。然而，等他在1915年4月中旬到达目的地时，俄国人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地图13

开始于1915年4月29日的迪尔曼之战在“一战”史上并非算得上家喻户晓，但是它本该如此。在数月的交锋中，双方非正规军在波斯阿塞拜疆关键性的战略要地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冲突，而土俄双方正规军的真正交锋在双方“教友”志愿军的增援力量到达后，也得以首次进行，且进一步加剧了战争局势。驻守这座城市的是俄军一个营的兵力，加上亚美尼亚志愿军“朱滋尼”（druzhiny）和6门大炮，由纳扎尔贝科夫（Nazarbekov）将军指挥。另外6个俄军的营部和两支哥萨克骑兵营则驻扎在以北4英里（约6.4千米）处留以备用。这样一来，纳扎尔贝科夫将军便有一支总共大约5 000人的兵力。尽管如此，他的兵力仍不足一个师。在奥斯曼这边，恩维尔的叔父哈利勒·贝拥有一支正规的步兵师——第三十六师，连同一支穆斯林库尔德人骑兵队。尽管纳扎尔贝科夫早先有两个月的时间对防御阵地加强巩固，但由于对方兵力超过一万人，他的军事实力仍然落后于哈利勒的进攻部队。哈利勒为这场进攻准备了数周之久，他从穆什和比特利斯围绕凡城湖的南部沿岸，有条不紊地穿过奥斯曼边界小镇巴什卡莱，最终到达波斯阿塞拜疆。哈利勒此时命令士兵向俄军阵线发动波段进攻——他在1915年4月29—5月2日向迪尔曼发动了5次袭击。但是，纳扎尔贝科夫及其俄—亚美尼亚军队早早做好了准备，而且哥萨克人也在一旁听候差遣。土耳其人最终被击溃。最后，在留下了“将近1 000具尸体横陈战场”后，哈利勒·贝撤回了第三十六师，并越过凡城附近的边境线往后退去。4

如果我们揭开历史卷页审视奥斯曼其他战场同时发生的事件，就能够明白为何这场不为人知的战役意义非凡。小亚细亚的另一端，4月25日开始的登陆战和重大的位于阿奇·巴巴制高点的克里希亚（Krithia）之战（4月28日及5月6—8日）期间，协约国联军对加里波利的攻势也得以迅速升温。迪尔曼标志着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右翼军力向东部挺进的最远距离，同时也意味着恩维尔挽回萨勒卡默什之败的最后机会［宣告失败］。此外，这场战役还使得尤登尼奇和俄军从此进入了守势。与此相对应，哈利勒由于重复着他侄子过度扩张的错误，导致土军右翼在混乱无序中撤退，使俄国人牢牢地掌控了战略意义重大的乌尔米耶，打开了向奥斯曼凡城、比特利斯和穆什挺进的大门。与此同时，在奥斯曼阵线后方，一支反抗奥斯曼政权的亚美尼亚造反武装力量在凡城发动了暴乱——这个地点正好处在俄军在迪尔曼获得胜利后打开的通道上。[2]

这次凡城的亚美尼亚反叛武装暴动蓄谋已久。其中一支主要的革命政党及准军事组织——达什纳克党人，在这座风景如画的城市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长期盘踞在积雪盖顶的山峦和凡城湖之间。当地的达什纳克党强人阿拉姆·马努基安帕夏（Aram Manukian Pasha）曾经是一位老兵，有趣的是，他的游击队员最近刚刚经历过战斗——他们在1913年6月同奥斯曼军队一起将一伙库尔德强盗驱逐出了凡城。同时，阿拉姆帕夏还保持着与俄国副领事S.奥尔费里夫（S. Olferiev）的定期会面。奥尔费里夫在“一战”前向萨宗诺夫汇报了关于凡城的主要结论：首先，当地的亚美尼亚人口数，而其先前有点儿模糊的忠诚度（在其他革命党之间遭到了分隔——罕查克党和亚美纳肯党同达什纳克党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在此时已经表现出非常“亲俄”的一面；其次，控制此区域的达什纳克党人，“完全站在我们［即俄国］这边”；再次，凡城已经变成了“一座全副武装的兵营……所有的亚美尼亚店主在他们的店里储备着武器”。5甚至连在当地冲突之中并无利益牵扯的英国领事，也在1914年的报告中称达什纳克党人已将凡城内一些不太极端的亚美尼亚团体组织了起来，并且“积极地参与到秘密运输及分发［藏在花朵中］武器的活动中来……毛瑟枪是其最喜欢的武器；它们易于藏匿和运输，还能当卡宾枪使用，射程远达1 000米”。引人注目的是，这位英国领事还观察到“凡城内亚美尼亚人的武器装备此时已经优于库尔德人了”。6对俄国人来说，他们在整个秋冬季都在设法将武器偷运给凡城的亚美尼亚人，甚至还沿着奥斯曼边境的一些镇子，比如奥尔图、卡厄兹曼（Gizman）、厄德尔（Igdyr）以及萨勒卡默什（如我们所知，它们在监视敌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组建亚美尼亚志愿军“朱滋尼”。到1915年3月，4支俄军装备的亚美尼亚“朱滋尼”组建完成，拥有1 000兵力，驻扎于凡城湖奥斯曼边境东北部一侧的巴亚泽特（Bayazıt）。7

据报道，在凡城，亚美尼亚游击队和政府武装甚至早在土耳其加入“一战”前的1914年9月就爆发了武装冲突。1914年9月24日，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情报机构传来消息说俄国人正在越境偷运武器弹药，并且告诫道，如果抓到任何偷运武器的人，“应该立即处死”。随着亚美尼亚入伍者拒绝服役或叛逃投靠俄方的报道不绝于耳，战争爆发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在奥斯曼阵线后方，破坏事件——切断电报线，袭击当地官员及警察营房，在重要的三岔路引爆炸弹——也开始在12月份频繁出现，而肇事者（被认为是亚美尼亚游击队员）却无迹可寻。1914年12月21日，奥斯曼官方报道称亚美尼亚团伙在凡城省的卡色盖（Karçekan）和盖瓦什区公开从事反叛活动。到1915年1月、2月和3月，反叛活动据报道已经蔓延至埃尔津詹、锡瓦斯和奇里乞亚等地，其中最严重的发生在凡城、比特利斯和埃尔祖鲁姆的前线附近。奥斯曼军事情报机构报道（准确消息）称亚美尼亚人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奥尔图、卡厄兹曼和萨勒卡默什组建了“朱滋尼”志愿军——只剩厄德尔一地尚未开展行动。在边界线的奥斯曼一侧，游击队员已经开始“对穆斯林村落进行抢劫和毁灭”。在奥斯曼军事情报机构看来，这些急剧增长的反叛活动预示着“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8

由于担心第三集团军的补给线受到冲击，或者更普遍地讲，出于对土耳其亚美尼亚人控制补给线的恐惧，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很可能因此夸大了对他们受到的尚未组织充分的反叛分子的威胁（比如，凡城的司令官错认为俄国人已经向亚美尼亚“朱滋尼”提供了机关枪和大炮；这并非事实，不过他们确实充分装备了步枪、手枪和弹药）。9然而，在忽略其中的重要性之前，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俄国方面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几乎和奥斯曼完全一致。战争伊始，驻当地的俄国领事A. A.阿达莫夫在离开埃尔祖鲁姆之前，报告称亚美尼亚武装游击队员——不只存在于埃尔祖鲁姆，而且“广泛遍布其周边的所有城市，包括埃尔津詹、锡瓦斯、马纳·哈图和开塞利，更不用说村庄和偏远地区”——正在“不耐烦地等待俄军到来，将其从土耳其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显而易见的是，阿达莫夫在报告中称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已经“将他们的武器藏在秘密处所中”，并且会在时机成熟时，即在“俄国人近在咫尺时”，“勇敢地拿起武器”。时间因而变得至关重要。“增援［亚美尼亚］力量的丝毫延迟，”阿达莫夫向第比利斯指挥部发出警告，“将会导致他们全盘覆灭。”10领会到其中的暗示后，萨宗诺夫在1914年12月17日指示尤登尼奇，“任何关于亚美尼亚叛乱的指令必须征得外交部的同意之后才能下达”。11

俄国人曾经同意过相关行动吗？1915年2月中旬，位于奇里乞亚西北部山区的榟橔（苏莱曼勒的旧称）的亚美尼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在游历至第比利斯时曾许诺道，如果俄国人向其提供武器弹药，他们将会“向土耳其［军队的］交通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这同军事事务一样，还涉及了政治问题，所以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介入其中，中止了提议。这意味着第比利斯指挥部并未收到萨宗诺夫关于在奥斯曼阵线背后支持亚美尼亚进行造反的指令。12

然而，不论俄国人有没有批准，毋庸置疑的是，亚美尼亚反叛活动在1915年春天，甚至是凡城暴动爆发之前，就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罕查克革命党的一名成员骄傲地向第比利斯指挥部的尤登尼奇报告称，亚美尼亚游击队员已在亚达那和阿勒颇之间的地区组建了3 000个单独的武装小组，并准备在“整个奇里乞亚”掀起暴乱。（如果英军当初选择在亚历山大勒塔，而非在加里波利登陆的话，他们能够轻易征服此区域）在马拉什（卡赫拉曼马拉什的旧称），亚美尼亚逃兵进行了反抗，并在3月12日杀掉6名奥斯曼宪兵之后，逃至榟橔；在这里，他们又重新组织了另外约150名亚美尼亚叛乱分子，并袭击奥斯曼武器运输队和军营，使对方损失了数百人。随后，他们在当地亚美尼亚平民的陪伴下，又逃往了山区。13到4月中旬，俄军在第比利斯的情报机构收到一份报告称“奇里乞亚发生了大规模暴动”，而在比特利斯和穆什，亚美尼亚人和政府武装力量之间也发生了“流血冲突”，更不用说“埃尔祖鲁姆……榟橔和郊区的有组织的屠杀”。14这份情报与一位奥斯曼军方人士的报告完全一致，后者在报告中称暴动在4月上旬就已遍及奇里乞亚，同时他还指出亚美尼亚武装游击队的活动范围远至基利斯（阿勒颇附近）、巴伊布尔特、开塞利、科尼亚和锡瓦斯。另外，据报道，游击队的活动集中在极易受攻击的巴格达铁路山脉的波赞特咽喉点附近。15

尽管这些报道令人惊恐，但它们只是凡城暴动的前奏，直到1915年4月的第二个星期，这些冲突才进入关键阶段。在凡城的周边乡村，暴力事件在整个冬天层出不穷，不过它们到目前为止造成的伤亡数通常只能以个位数来计算。到了3月，反叛力量则与正规军分队发生了首次小规模冲突。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指挥部向凡城派遣了一支由杰夫代特·贝率领的600人的宪兵营以及一支来自波斯阿塞拜疆的百人老兵连。1915年3月25日，在注意到除了叛乱活动之外，俄军也有可能会从东部侵入，杰夫代特便请求指挥部再向他支援一门大炮及一支步兵营。16恩维尔在意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之后，派其心腹志愿兵军官、委内瑞拉雇佣兵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帮助杰夫代特保卫此城。不过，当诺加莱斯抵达时，凡城已经落入了反叛分子之手。[3]

在凡城发生的暴动的大量细节至今仍不清楚，甚至连开始的时间也难以确定。俄方线人（从亚美尼亚通讯员处获得的消息）称由达什纳克党人控制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反对派政府，亚美尼亚革命联盟（ARF）早在1915年4月15日就控制了这座城市，不过奥斯曼线人称时间大约在4月18—20日——据报道，亚美尼亚游击队此时已经占领了阿克拉修道院（Akkilise Monastery），并且烧毁了大型的哈米德·阿阿兵营——尽管土耳其人仍然控制着这座兵营。这场战斗看起来混乱不堪，在建筑物的阻隔之下，战场被大致“分成”穆斯林区域和基督徒区域。亚美尼亚线人称由于遭到对方无缘无故的炮击，他们才被迫拿起了武器。不管事实如何，当地亚美尼亚人完全有理由担心政府即将发动的猛攻，尤其因为族际间的杀戮已经在周边农村地区持续了数周之久，并逐步升级：亚美尼亚的通讯员告知俄军情报机构，土耳其人已经烧毁了上百座位于凡城的亚美尼亚村落，并且对当地居民实施了血腥屠杀。17不论是谁打响了第一发子弹，凡城省的恢宏篇章意味着1915年4月中旬的暴动到达了顶点。无论如何，这其中的暴行并不难解释：这是种族—宗教战争中最为残暴的一种——反叛分子的试探性进攻和最终猛攻、政府力量的回击、游击队的人质劫持、政府军对基督教平民（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的凶残报复、对反叛嫌疑犯的即刻处决、所有村落遭到烧毁，这一切经过数月逐步升级才最终触发了战争的高潮到来。正如诺加莱斯在回忆凡城的恐怖场景时，仍然带着几分困惑：

我在这里是一个……异教徒，或者说是一个肮脏的基督教走狗。我率领1.2万名土耳其人包围了3.5万名亚美尼亚人的家乡。我一点儿都不责怪亚美尼亚人对我感到恼怒……这座城市和堡垒被浓烟笼罩。在20多天的时间里，它们经受着大炮的轰击和无休止的步枪射击，那声音听起来就像远处大瀑布发出的低沉的隆隆声……那简直就是但丁式的场景。它使我想起一句老话：赫勒斯庞特以东不存在慈悲！18

姑且假定诺加莱斯缺乏文学天赋，但是他的大致观察的真实性却不可否认（尽管他说的战斗人员数量有些过多）。当代的文献资料并不认可两边的参战人员数量。根据奥斯曼档案材料，近来最为准确的官方估计数据显示，土方大约有2 000名正规军和宪兵部队以及约1 000名库尔德非正规军，而亚美尼亚游击队则有几乎一样多（如果不是略微多些）的武装人员。双方都装备精良，不仅有步枪和手枪，还有炸药和引爆装置。此外，奥斯曼正规军还拥有游击队缺乏的大炮，不过由于达什纳克党人在战争之前就获得了一批威力不亚于机关枪的C-96毛瑟自动手枪，所以后者的射击更为致命一些：“他们告别了以往一次只能发一枪的方式，能够朝同一目标连发4枪、5枪，有时候还能达到6枪。”甚至关于这场战役中的半官方的亚美尼亚编年史学家黑格·戈苏艾安（Haig Gossoian）也出于明显原因，低估了反叛武装和军械库的规模，称凡城的亚美尼亚人除了步枪和左轮手枪之外，只有90支半自动毛瑟枪和13 500发子弹。19在这场真正意义的战斗中，反叛分子们在政府军的凶残猛攻之下足足坚持了4个星期——时间长到足以将此城交付给俄国的哥萨克人——他们在3 000名亚美尼亚“朱滋尼”志愿军的陪同下于1915年5月20日到达战场，此时距杰夫代特下令全线撤退，将这座要塞让予亚美尼亚反叛军已过去4天。

不论这场凡城暴动意味着什么，它在非常规战争中都算是一个不错的成就。亚美尼亚的胜利者们估计杀掉了大约500名敌兵（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而己方仅仅丧失了135名兵士。20另外，亚美尼亚革命联盟甚至在土军围攻城市的时候成功与俄军取得了联系，尽管（由于电报线路被切断）通讯员是以将信件缝在信差衣服衬里的方式来传递。其中，1915年5月12日的一封典型的信件中这样说道：“我们每一天都期盼着俄军的增援到来。”[4]在修好电报线路以后，阿拉姆·马努基安帕夏代表“凡城的亚美尼亚人”在5月20日向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发去一份正式电报，宣称已将城市交付给了俄国人，并夸口亚美尼亚志愿军已经“击败了土军数月的围攻”。在向总督发去生日问候后，马努基安帕夏又为“亚美尼亚的解放”向所有亚美尼亚人表达了谢意，并且赞扬了“伟大的俄军获得的胜利”。21第比利斯的亚美尼亚主要报纸《劳动者》（Mshak）非但不愿隐瞒凡城暴动同正在进行中的俄土战争的联系，还公开吹嘘亚美尼亚游击队已经将凡城交付给了俄国人。22

在奥斯曼军事线后方的残酷战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哈利勒·贝在波斯北部迪尔曼包抄俄军的努力却遭遇了失败——而此时协约国联军在加里波利半岛为攻占制高点进行着殊死搏斗。受罪于在苏伊士运河和萨勒卡默什遭受的失败，以及英军在阿拉伯河的挺进，奥斯曼帝国正在被迅速压缩成3个区域。由于游击队向奇里乞亚发动了进攻，在叙利亚的第四集团军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第六集团军正面临着被切断联系的危险。然而，处境最糟糕的要数正对着俄国人的第三集团军，它同时在北部（埃尔祖鲁姆）和南部（迪尔曼—凡城）战线面对着精疲力竭的敌军。诚然，俄军向凡城前进的进程缓慢——尤其对于陷入困境中的平民而言实在是过于缓慢，但这主要是因为尤登尼奇——他在考虑到游走于此区的难受管束的游牧民可能会带来不良影响后，便坚决要求纳扎尔贝科夫指挥哥萨克骑兵师（尤其是第三外贝加尔哥萨克旅）对库尔德人进行威慑，希望重塑俄国在萨勒卡默什战役之后从波斯北部全线撤退的威望。此法得以奏效，尽管其有条不紊的节奏并不完全合尤登尼奇的口味。到了6月份，在亚美尼亚“朱滋尼”志愿军陪同下的哥萨克骑兵攻取了凡城湖的东部、南部和北部沿岸，并将哈利勒·贝的第三十六师逼回比特利斯的东部防线之后，土耳其人开始溃退。

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攻势的东部战略失败之后，陷入了一种妄想症的“完美风暴”之中。除了忧心于希腊人在加里波利制造骚乱——自1915年4月起，奥斯曼就开始将希腊的基督徒驱逐出半岛——青年土耳其党人此时又开始对东部的亚美尼亚人进行痛打——亚美尼亚人似乎要在此区的军队后方准备实施全面叛乱活动。在今天看来，亚美尼亚游击队在前线后方同俄国积极开展活动的举动充满了争议（并非简单地否认），但是当在彼时事实却远非如此。美国大使摩根索远非一位亲奥斯曼的辩护者——事实上，他之后的回忆录经常被研究种族大屠杀的学者引用，以作为证据起诉土耳其政府——在1915年5月25日向华盛顿报告称：

一场意在帮助俄国人的亚美尼亚暴动似乎在凡城得以爆发……据说这些暴乱分子占领了凡城的部分区域，并且将会在正规军难以开展行动的乡村地区进行游击战。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获得的胜利，我无法描述。“他们的人数得到了不同方面的估计”，但是“没有人认为他们会少于1万兵力，而2.5万人则有可能最接近事实”。23

至今，仍然无法说清在奥斯曼领土到底有多少亚美尼亚革命党组织配备武器装备。除了一些特殊的事件，比如有书面记录（尽管当时关于协调合作的完整范围仍不明确）的凡城暴动，同样不清楚的还有他们同俄国人协调开展活动的方式。但是出于充足证据的自信，我们能够确定一件事，即亚美尼亚对俄国人前线（以及奇里乞亚、巴格达铁路附近，还有通往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军队补给线上的其他道路咽喉点）的威胁得到了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和国民政府的重视。24

在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运动的传统叙事里，事件的开端往往追溯至1915年4月24—25日（加里波利登陆战正是在这天晚上进行）——当天有大约180名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名人在君士坦丁堡遭到逮捕。然而，根据奥斯曼档案室中最新的研究显示，驱逐运动实际上在数周前就已开始，要求对来自榟橔和马拉什（亚美尼亚人于此地爆发了第一次叛乱）的亚美尼亚名人进行“重新安置”的命令在1915年4月8日就已下达。塔内尔·阿克恰姆[5]通过对档案的研究整理指出［对亚美尼亚人的］镇压活动在整个4月和5月一直在不断“升级增温”。4月24日，随着首都的亚美尼亚人遭到围捕以及两项政策法规的颁布，驱逐运动第一次得以升级。首先，由内务大臣塔拉特向各省及各区长官颁布法令，规定禁止向涉嫌通敌的亚美尼亚人颁发旅行通行证。其次，更为重要的在于战争部的恩维尔规定（不过他是在塔拉特的指导下准备这道法令的）：将边界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口减少至10%以下，并建议把已知的“反叛分子”从此区迁走，换以穆斯林人口。1915年5月2日，土耳其政府又颁布了两部更具有重大意义的法令。一个下令没收边界地区非穆斯林群体的武器（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也包括埃迪尔内、色雷斯西部边界附近、黑海的一些港口以及科尼亚）。另一个法令则下令将凡城湖地区的全部亚美尼亚人迁走，以“驱散叛乱活动的温床”。25

到目前为止，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驱逐法令多多少少有些临时随意性。当局甚至还未决定驱逐目的地。来自榟橔和马拉什的最早一批受害者们则被送到了科尼亚（即远离边界的地点）。凡城省在1915年5月2日出台的驱逐法令，决定将亚美尼亚人送往“俄国或将其分散至安纳托利亚内陆的不同地点”——这样一来，不管亚美尼亚基督徒身处何地，他们的穆斯林邻居都能在人数上超过他们了。26 5月16日，大约3万名亚美尼亚人被从第三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哈珊卡尔堡（埃尔祖鲁姆附近）的附近地区“赶走”——他们除了被迫向西，往尽可能远离俄军的地带迁徙之外，并无更具体的目标。27

这场运动刚开始还断断续续，随后慢慢变得更为系统。首当其冲的是来自榟橔和马拉什的被驱逐者，随后是来自凡城地区的亚美尼亚人，他们被重新运送至“东南部的阿勒颇、德—佐尔（Der Zor，今天的代尔祖尔省）以及乌尔法”。奥斯曼政府随后又决定取消乌尔法和阿勒颇这两个地点：将亚美尼亚被驱逐者送至更远的东南部，直至叙利亚沙漠。1915年5月31日，塔拉特颁布了恶名昭彰的法令，要求被驱逐者远离边界地区［他们同样被要求迁移到距“巴格达铁路和其他铁路枢纽”25千米（15.5英里）以内］的6个东部省份，“对当地的亚美尼亚人进行强迫迁徙和转移”，其首要的流放地点位于遥远且主要为荒地的德—佐尔省的叙利亚沙漠——这强烈地意味着这些被放逐者的生存并非塔拉特最优先考虑的事。28到6月和7月，驱逐运动进一步升级，当几起新的暴动事件在奥斯曼战线后方的马拉什和榟橔（再次）爆发时，加济安泰普、安提俄克（安提克）和乌尔法三地遂催促第三集团军指挥部派遣三支整师赶赴南部的奇里乞亚地区对叛乱进行镇压。这起新的暴动浪潮同时给塔拉特提供了口实，使其进一步扩大亚美尼亚人的驱逐范围（之前仅限于东部省份），并借鉴梅尔辛和亚达那的奇里乞亚—地中海港口城市的法令，同样向萨姆松、锡瓦斯和塔拉布宗颁布了新的法令。

在书面记录上，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从未被普遍实行或者应用过。身处安卡拉、士麦那（伊兹密尔）和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平民被认为幸免于难，不过我们知道仍有数千人（不止包括4月份被逮捕的180位名人）遭到了围捕。理论上，也有一些例外：亚美尼亚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女人、孩子、老人、现役士兵及其家属，还有难以替代的工匠（比如建造巴格达铁路的铁匠、锁匠、技工和锅炉工）。安塔利亚由于比梅尔辛和亚达那的亚美尼亚人还少，也得到了官方的豁免。同样，在理论上而言，被驱逐者（如果没来得及在离开之前将其资产以大甩卖的价格卖给当地穆斯林，且拿到现款）将能拿到房屋以及他们留下的财产的补偿金：土耳其农业银行将用他们的名字开户以“接收来自租金或是买卖资产的所有存款”。29

可以预见，这些规定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执行。实际上，大部分亚美尼亚流放者是靠双脚迁徙，他们背负的行李也已接近最大负荷。即使他们能在旅途中生存下来，也不会拿到应有的赔偿金，而他们的资产也将被留下来，被投机的邻居占有，或被收归国有。[6]30 塔拉特的指导方针和“豁免”法令时常被当地官员和军队军官有意忽视。数年以来，他们一直寻找各种理由迫害“不忠的”亚美尼亚人。让人困惑的是，奥斯曼军队另一方面又在战争期间召开了上千次军事法庭会议，以审判那些“因组织或没能防止”向亚美尼亚平民发动袭击的行为，大量军官因明确的侵犯人权罪而被处死。31在亚达那，奥斯曼州知事公然反抗塔拉特要求停止继续驱逐亚美尼亚人的命令，并宣称“［内务］大臣的命令对他毫无意义，他将独自决定对当地的亚美尼亚人采取何种措施”。亚达那的清洗运动（6 000名亚美尼亚人遭到驱逐，包括管理街灯工作的人）是如此彻底，以至于整个城市都被腾空，其中还包括这位复仇心切的州知事及其家人。32

到1915年7月，在土耳其的每一个人都能明显感觉到一场大规模的暴力种族清洗运动正在进行。而驱逐的豁免法令（尤其是针对女性和孩子）则遭到了普遍忽视——无论是因为一些亚美尼亚人对驱逐进行了抵抗或是因为他们成为附近武装游击队员发动袭击的替罪羊，各地统治者、宪兵、长官和库尔德的哈米迪耶军团针对亚美尼亚平民实施了非常残酷的暴行。[7]拉斐尔·德·诺加莱斯帮助奥斯曼政府将凡城变成了但丁式的人间炼狱，此后，类似的情景常常萦绕在他的脑海，在锡尔特城外：“在不远处的一个斜坡上，山腰似乎积着雪，几千具半裸着流淌鲜血的亚美尼亚人尸体四处横陈、积成堆垒或者相互交错地躺在死神的怀抱里。”33同时，其他远赴叙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却常常由于饥渴而死在能望见巴格达铁路的途中，最终到达铁路的人寥寥无几。一位迁徙者在铁路线上说道，亲眼看到“在旅途白昼之中，有1 000名亚美尼亚人死去，并倒在铁路前的不同地点”。通至沙漠的道路上也呈现着可怕的景象，“腐烂的尸体随处可见”。被放逐到德—佐尔省的叙利亚沙漠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给成千上万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包括女人、孩子和老人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那些身体不够强壮的人的伤亡情况尤为严重。根据一位学者估算，大约有80万名亚美尼亚人被驱逐出东部省份，“只有5万人到达政府指定的居住区”。34无论是出于挨饿、干渴、疾病、单纯的体力透支，抑或是被行刑队处死，没有人知道1915年亚美尼亚人死亡的确切数字。最新的人口统计学研究根据战前亚美尼亚大约150万的总人口数，测算出死亡数字大约是65万—70万，不过还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有多达上百万人罹难。最终的结果很清楚：“土耳其亚美尼亚”（亚美尼亚人世代生存的小亚细亚东部以及奇里乞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遭到了灭绝。35

随着土耳其加入世界大战的大锅，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或许将永远难以拥有一个幸福的结局。虽然如此，大量与战略和军事有关的意外事件迫切需要进一步的审视。首先，俄国未能在紧急关头赶来援助亚美尼亚人。不过，之于尤登尼奇和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公道地说，我们必须考虑到当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遭到清算的时候，俄国也正好在欧洲遭遇了战略危机——1915年5月2日，德国—奥匈帝国在戈尔利采—塔尔诺取得了惊人进展，并向敌军打开了波兰平原。俄军在1915年夏的全面撤退给撤退地带带来了恐慌，致使近200万难民逃离撤退地带，其中还包括50万以上因被怀疑通德［国］而被从边界地区赶走的犹太人。由于敌方在俄国波兰实行了焦土策略（军队撤退时销毁一切敌军可利用之物），差点儿使沙皇政权在1915年垮台，无怪乎俄军最高统帅部并不怎么关注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命运。

同时，俄国人卷入土耳其东部事务的程度也无可否认地表明了他们在帮助亚美尼亚人的事业。当5月20日哥萨克人出现在凡城时，此地大部分区域已经被夷为平地，只有亚美尼亚人还坚守着市镇。对于其他地方装备不够精良的亚美尼亚人而言，这次暴动或许是毁灭性的，但是在凡城，穆斯林（而非基督徒）却遭受着不幸，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房屋（穆斯林区被夷为平地），并被迫背负着一切可以带走的东西徒步逃难。[8]在这个意义上，对亚美尼亚人来说，凡城叛乱的问题并不在于它的发生与否，而在于此次叛乱事件传播得还不够迅速——或者说未能和俄军进一步配合。诚然，俄军从迪尔曼往前进的速度十分缓慢，但它还是成功到达了目的地。

5月，在回到移动的战线后，亚美尼亚人将凡城交付给了俄国人。在这个还未结束的故事中，仅仅发生了一段插曲：就在凡城被贾维德·贝移交给俄军的时候，奥斯曼第三集团军也在准备反击——他们对来自埃尔祖鲁姆的三支新师加以训练，并部署其增援在南部战线的哈利勒·贝部队。俄国人不知道的是——他们以为敌方仍处于混乱之中——到6月末，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指挥，德军少校古泽任参谋长的新第九军团——大约有8支强大的土耳其步兵师组成的总共7万兵力——正在集结途中，准备向前挺进。俄军沿着凡城湖北岸移动，其中的先锋部队则由第一、第二高加索哥萨克师、特鲁欣将军的第二外贝加尔哥萨克旅、第六十六步兵师的部分兵力以及亚美尼亚“朱滋尼”志愿军担当，他们比阻碍他们的奥斯曼第九军团移动更为灵活，但是他们的人数仅仅是对方的1/3，俄军总数还不如奥斯曼三支常规师的兵力。

像是受到了地缘重心规律的迫力，1915年7月的第二个星期，这两股武装力量汇聚在了在马拉兹吉尔特平原上（Malazgırt）——1071年，塞尔丘克的土耳其人曾于这片平原上，在阿尔普·阿尔斯兰的率领下与拜占庭人展开了一场极为有名的战役，并取得胜利，打开了小亚细亚的门户。[9]在“一战”编年史中，这场战役同迪尔曼之战一样，不为人所知，尽管它又是另一场应该被牢记的战役。双方的交战发生在1915年7月12—15日及20—26日。马拉兹吉尔特同迪尔曼战役相比，规模更大，战况却大相径庭。由于过度扩张，俄军冲进了自己制造的陷阱当中。在数周的激烈交锋之后，7月22—23日，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对俄军右翼进行了包抄。7月26日，俄国人撤出了马拉兹吉尔特城镇，并下令全面撤退至战线之外。8月4日，俄国人撤出了凡城市区，随后又继续撤出凡城省，退回边界线以内，进入波斯阿塞拜疆。36

第二次马拉兹吉尔特战役很快就给被俄国人留在后方的亚美尼亚人带来了悲惨的后果。法哈肯·达德里安（Vahakn Dadrian）称有5万名亚美尼亚人因为在5月将凡城交付给俄国人而遭到了报复性屠杀。37塔内尔·阿克恰姆则称奥斯曼军方“处死了凡城所有的亚美尼亚人”。38奥斯曼军方针对此类消息拿出文件声称，凡城省有67 792名亚美尼亚人“登记在册”，然而他们未对1915年驱逐出的亚美尼亚人以及战死的亚美尼亚人给出一个概数。看起来很明显，在奥斯曼1915年8月上旬再度攻占这个叛乱省份后，如果说有任何亚美尼亚人能够存活下来的话，人数应该屈指可数。39

那么，是否有办法去拯救凡城的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身处土耳其东部和奇里乞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呢？如我们所见，俄国人无疑赶到凡城省进行了救援，虽然他们直到5月才迟迟到达，而且之后在6月和7月还犯了战线延伸过长的重大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俄国之后的交战行动。如我们所知，博戈·努巴尔帕夏在1915年2月上旬曾代表亚美尼亚驻开罗民族代表团，向约翰·马克斯韦尔提议道，如果英军登陆亚历山大勒塔，奇里乞亚地区的亚美尼亚人将提供“全力支持”。当榟橔的亚美尼亚代表随后也在当月请求俄国支持时，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向萨宗诺夫建议道，鉴于同第比利斯相比，榟橔距奇里乞亚海岸线更近，英国或法国会设法通过两栖登陆或者隐秘投放武器的方式向此区的亚美尼亚叛乱分子提供武器装备。40基奇纳和丘吉尔对接下来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加里波利战役过于执着，此时无暇理会这些有益的提议，但是这些提议从未被忘记。1915年3月23日，美国的亚美尼亚国防委员会告知英国驻波士顿领事，他们正准备将“志愿军送至奇里乞亚地区，而且此区为数众多的亚美尼亚人将会举起暴动旗帜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此举意在请求英国向其志愿军提供武器装备。再一次，亚美尼亚人无劳而返。41

当关于亚美尼亚人被驱逐的悲惨命运开始在6月和7月不断传播开来时，这些诉求很自然地呈现出更加紧急的一面。1915年7月10日——正是马拉兹吉尔特之战进行的时候，美国大使摩根索报告：“由于多数为俄国属民的亚美尼亚志愿军已经加入了俄国高加索军队，而且其中一些人同武装革命党运动关系密切，另外一些人还在俄国人入侵凡城地区的时候提供了帮助，所以惨烈的报复行为即将发生。” 42马克·赛克斯爵士（他之后在1916年帮助起草了著名的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协议）在1915年7月上旬便被送至开罗研究增援奇里乞亚地区亚美尼亚人的可行性，所以他很清楚事态的发展。赛克斯在1915年7月14日和16日向查尔斯·卡尔韦尔将军报告称，土耳其内部的亚美尼亚叛乱分子希望能立即占领穆什，而埃及的亚美尼亚流放者则希望英方为其提供运输工具和武器。作为报答，他们将为奇里乞亚登陆战筹备一支6 000兵力的志愿军。43 7月20日和22日，当马拉兹吉尔特战役进入白热化的时候，博戈·努巴尔帕夏再度同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接洽。首先，他试图搏取对方的同情心（“如果……不尽快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保护的话，如此大规模的驱逐运动将会造成这一地区亚美尼亚人灭绝”）；随后，他承诺如果英军登陆奇里乞亚地区，他们将提供武装配合：

如果实施［亚美尼亚国防委员会］所称正在讨论中的军事行动的话，需要一支1万—1.2万人的部队占领亚历山大勒塔、梅尔辛和亚达那（同时纵列行进），并且要确保1万兵力的亚美尼亚志愿军和此区所有亚美尼亚人进行配合……而奇里乞亚的2.5万名亚美尼亚武装分子以及更多来自邻省的造反者将使行动成为可能。这支将近5万人的可怕军队甚至能够一路越过奇里乞亚边界，成为协约国军队的有力助手。这只是一个恒久不变的真理……在土耳其只有亚美尼亚［即埃尔祖鲁姆、比特利斯和凡城省］和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居民才明显拥有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强烈动机。44

当然，博戈·努巴尔帕夏希望说服英国人，亚美尼亚人足以与其并肩作战，并且能在战后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国。然而，在我们偏颇地将他的提议搁置一边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博戈·努巴尔帕夏所说的亚美尼亚武装分子人数（2.5万）与摩根索同时提出来的数据相同，毫无夸大。而且，这也与俄军情报接近，“3 000支独立武装小队在亚达那和阿勒颇之间的区域作战”（每个小队由5到10人组成），而奥斯曼的反制对策也证明了这一数据：反叛分子肯定至少有2.5万人持有武器，以便吸引活跃在军事前线的三个师。

从加里波利战役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更有趣的数字是在与内陆的亚美尼亚叛乱分子友军与平民碰面之前，为确保成功登陆奇里乞亚海岸线所要求的“1万—1.2万名士兵”。赛克斯曾向英国战争部提议，埃及的亚美尼亚人将提供一半兵力（大概6 000人），这意味着英军也只需要抽出6 000兵力攻占亚历山大勒塔，然后在奇里乞亚地区呈扇形散开。在这里（在通往叙利亚的路上，大量掉队于驼道和巴格达铁路路基上的亚美尼亚流放者在最近涌入了这个地区），大量亚美尼亚人将视其为解放者。或许这个数字比较乐观，来自埃及的亚美尼亚志愿军被认为难以同训练有素的英国兵相提并论。为了确保成功，马克斯韦尔可以增加一倍兵力到1.2万人，护送6 000名亚美尼亚武装志愿军穿过地中海以解放其受苦的奥斯曼同胞。这依然比英军在1915年8月上旬向加里波利战场的澳新军团增援力量少一半，不过彼时敌方的防守数量级远远大于他们在亚历山大勒塔面对的防守力量。[10]

英国人是否在亚历山大勒塔看到了另一个摆在他们眼前的大好时机？它或许比不上早先错过（因为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已经发生）的另一个机会那么耀眼，但是却更为紧迫，尤其出于人道主义考量。如果说2月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鲁莽挺进反映了其战略构想的失败，那么新近的澳新军团/苏弗拉湾登陆战则同样象征着一种“道德”构想的失败。当然，英法两国对1915年降临到土耳其亚美尼亚人身上的灾难并无责任，但从间接意义上来说，加里波利登陆战在4—5月对奥斯曼政府造成了一种偏执多疑的氛围，并为大规模的驱逐运动提供了口实。然而在1915年7月，采取措施进行帮助并不算太晚。驱逐运动此时仍在蔓延（它仅仅在8月就到达了梅尔辛和亚达那）。大多数难民还未到达叙利亚沙漠。尽管数以千计的亚美尼亚人已经死亡，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活了下来。诚然，一旦英军在奇里乞亚登陆的消息传到奥斯曼陆军司令部，可能会导致新一轮针对亚美尼亚平民的报复行动。但是同拯救无数此时正排成一条长龙横穿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难民，以及中断更远的前往叙利亚的驱逐运动（奥斯曼第四集团军将亲自中止这段进程）相比，[11]这种风险显得苍白无力。

让我们再回到战略范畴。英—亚（美尼亚）联军在1915年7月登陆奇里乞亚的行动将成为压垮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对付包围凡城湖的俄军及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游击分子，第三集团军已经从埃尔祖鲁姆抽调了大部分兵力，现在还不得不向南部调遣更多的师部以阻止英国远征军在极端友好的地区作战。马拉兹吉尔特战役对土耳其东部省份的基督徒而言等同于宣判了死刑，但是这一次，马拉兹吉尔特战役的结局没有再一次上演。7月和8月，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最终溃败，并为英俄保护下的亚美尼亚独立国度的历史性重建铺平了道路。

在开罗，至少有两个英国人看到了这种可能。首先是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他此时正忙于密谋怂恿麦加的圣嗣长侯赛因发动阿拉伯起义以对抗奥斯曼——他向外交部指出，在亚历山大勒塔发动一场“意想不到的袭击”将会重创在阿拉伯半岛（因此才会有在阿拉伯发动起义的计划）、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里，英军正在步履艰难地向底格里斯河上游行进，而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则在巴格达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土军。45另一位则是T. E.劳伦斯（后来成为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1915年，他在萨伏依酒店的办公室里凝视着奥斯曼帝国的“巨大的断面图”时，几乎对亚历山大勒塔痴迷起来——这个极为重要的安纳托利亚战略要点能够将叙利亚和其他位于南部的阿拉伯省份间的联系切断——而且英军的登陆部队能够通过此地得到支持他们的北部奇里乞亚亚美尼亚人的增援。46但是，劳伦斯只是军队情报机构中的一名临时少尉译员，没有人会在意他的想法。而麦克马洪尽管举足轻重，却到1915年9月下旬才提出自己的观点——此时距澳新军团/苏弗拉湾登陆战已过去一个多月，他的提议也已毫无意义。

因此，尽管亚历山大勒塔几乎无人把守，英国人却没能在此地投放数支师部将奥斯曼帝国一分为二，进而增援俄国联军同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在马拉兹吉尔特的作战，并拯救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难民。相反，它选择了在加里波利登陆另一支2.5万人的军队，并最终遭遇筑壕高地的土—德同盟军的凶残火力的猛击，扩大了失败。对英国人而言，在巴士拉和苏伊士运河战役的良好开端之后，1915年的奥斯曼战场却使形势彻底恶化。战况愈演愈烈。

[1] 赫勒斯庞特（Hellespont），达达尼尔海峡的古希腊名。——译者注

[2] 1915年5月2日，在哈利勒从迪尔曼撤退的这一天，德国人在戈尔利采—塔尔诺取得了重大突破，从而突破了俄军在奥地利加利西亚的防线，为俄军1915年的大撤退铺平了道路——而俄国大部分的波兰区域也因此落入了同盟国手中。同之后的东欧战役一样，这场战役非常关键，不过，它的重要影响在数周之后才由高加索军队深深体会到——而且之后仍然影响着此时向凡城进发的俄国先头部队。如同加里波利、迪尔曼和凡城，它并未成为奥斯曼在彼时对战局进行考虑的因素。

[3] 由于利奥波德二世自幼年起就待他如友，因此诺加莱斯最初在比利时军队志愿参战。然而，不论是比利时（他的第一选择）还是法国（他的第二选择），都不允许他在没有放弃委内瑞拉国籍的情况下在常备军中任职。诺加莱斯在中立国保加利亚由于无事可做而被掏空了，然而，他却引起了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的注意——他们最终满足了他的要求。

[4] 很明显带有欺诈意图的萨宗诺夫之后将这封信中的“俄国”一词删除后，转呈至了巴黎和伦敦，这样这封信读上去就像是来自无辜平民的帮助诉求，而非在同土耳其的战时敌人进行谋反通信。

[5] 塔内尔·阿克恰姆（Taner Akçam），土耳其历史学家及社会学家。——译者注

[6] 更糟糕的是，亚美尼亚逃难者在1916年俄军攻占了土耳其东部大部分地区之后，再度回到家乡时却被要求出具很少人拥有的“有效地产契约”，否则不予入内。

[7] 这种抵抗和报复充满了争议，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在奥斯曼军方人士给出的同政府军发生冲突而致死的亚美尼亚人数中，流放至叙利亚的人数并未被计算在内。举例来说，奥斯曼军方报道称有6 500名亚美尼亚战斗人员在特拉布宗丧生或失踪，在埃尔祖鲁姆和比特利斯则分别有8 657名和89 500名（居民总数为109 521名）亚美尼亚人“非死即逃”。这些数据除了武装游击队员，似乎还包括因通敌（常常似是而非）而被处死的亚美尼亚平民。然而，对亚美尼亚受害者在战斗中丧生这一事实的抵赖已变得不再可行——奥斯曼和俄国如今都已公开了历史档案。

[8] 从凡城湖坐船到塔特万，随后再经由陆地抵达比特利斯。大约有700名到1 200名穆斯林活着到达了比特利斯（其余的不是淹死在暴风雨中，就是在船只偏离航线时被岸上的亚美尼亚游击队员捕获）。凡城的穆斯林区同附近的（曾支援政府军的）穆斯林村庄一道被付之一炬。

[9] 1064年，阿尔普·阿尔斯兰征服了亚美尼亚首都阿尼，因此，亚美尼亚最后一个独立王国卡尔斯国的王子以南部的托罗斯山脉为交换条件，向拜占庭皇帝交出了他的“王权”。可是，亚美尼亚人同拜占庭人的联系十分缺乏。实际上，被过度简单化的文明冲突还有更为复杂的一面，很多亚美尼亚人在1071年的马拉兹吉尔特战役中站在了土耳其人一边，不过这并没有说服塞尔丘克重建已经覆灭的亚美尼亚王国。不管怎样，1915年夏，在马拉兹吉尔特参与战争的人数极少，这也说明了此地的历史地位已荡然无存。

[10] 的确，在苏弗拉湾，英军拥有2.5万以上兵力，并且大约有1.6万人在1915年8月6—7日成功登陆，而奥斯曼这边只有两个营在进行守备。但同样确定无疑的一点是，这次登陆只是为澳新军团进攻重兵把守的萨里拜尔山脉制高点起了辅助性作用，后者才是这次进攻的真正目标。重点补充。

[11] 这些讨论发生很久以后，从梅尔辛和亚达那到奇里乞亚地区的驱逐运动才开始进行——事实上，担心当地亚美尼亚人增援英军先遣登陆部队而将其驱逐出境是非常表面的原因。与其在开罗进行一系列关于在奇里乞亚登陆的“谈话”为奥斯曼政府提供口实对这些亚美尼亚人实施迫害，英国人还不如真的登陆，并且拯救那些会被驱逐出境的亚美尼亚人。

第十一章
大英帝国的严冬

我们发现土耳其人实力强大，斗志昂扬。

——1915年8月17日，
伊恩·汉密尔顿在澳新军团登陆战失败之后，
对基奇纳勋爵如是说道1

对于协约国而言，1915年是令人沮丧的一年。英国在早期针对奥斯曼的阿拉伯河及苏伊士运河战役中取得胜利之后，就被蒙蔽了双眼，并对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抱着一种盲目乐观的心态。对于法国人而言，这一年也充斥着痛苦的记忆，正如克列孟梭在其刊物《正义》（La Justice）中向读者痛斥道：“德国人仍然在努瓦永（法国地名）。”德国军队正是在这个战壕防线突出位置取得了进一步突破，并推进至距巴黎60英里（约97千米）范围内——这似乎在进行自杀式袭击，故意挑逗协约国部队从两翼突破包抄自己。虽然德国人向东部战线转移了10个师的兵力以备敌军在5月份向戈尔利采—塔尔诺发动袭击，但是协约国军队在西线新沙佩勒（4月）、阿拉/伊普尔（5月）以及随后的卢斯/香槟（9月）战役中依旧一败涂地。在上一个冬季的时候，英国人还怀抱希望。丘吉尔在1915年6月18日呈给英国战争会议的《军情概况报告》中记录到，“到1915年的春天，我们将开始彻底扫除法国［和］比利时……领土，并将敌军赶回德国边境线以内”，但英军最终惨遭失败。“法国和比利时总共有大约1.95万平方英里（约5万平方千米）领土还掌控在德国人手中，”他尖刻地评述道，“我们仅仅收复了8平方英里（约21平方千米）。”2

意大利在1915年5月23日加入战争，并选择站在英法一边（即对抗奥匈帝国）的举动或许提升了协约国正在骤然下跌的士气。但是由于它参战的时机太迟——直到戈尔利采—塔尔诺战役将俄国人从奥地利加利西亚撵回3周之后，意大利才向同盟国宣战——哈布斯堡王室也因而得以重生；但矛盾的是，也正是意大利的介入，使得奥匈帝国最终拥有了一位可以独力击败的对手。从道义角度而言，德军于4月朝伊普尔投放毒气的行为给协约国带来了新的刺激，使协约国开始宣称自己是在为“文明而战”。然而，由于他们自己也于9月在卢斯做出了相同的举措（被打脸），使得自身形象遭到严重玷污。

最痛苦的莫过于加里波利僵局了。协约国军队本来打算绕开无望的西线，做大胆的战略推进，深入同盟国后方支援俄军，最终却再现法国和弗兰德斯的惨败——而且这一次协约国军队没法用德军的压力当作失败的借口了。诚然，奥斯曼第五集团军得到了德军的慷慨援助，但是这些“援助”兵力主要还是由土耳其人构成。作为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统治者以及全球性海洋霸主的大英帝国，正在被这位欧洲病夫施以沉痛的教训。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了英军的无用，但这种挫败和屈辱感也能够解释他们为何会在春夏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随后的加里波利战役中更加坚定，愈挫弥坚。为何海军部、陆军部、战时会议和内阁中这些最聪明的人却未能对付土耳其人呢——要知道近些年以来，土耳其人在同一群巴尔干人的战斗中被打得落花流水——在那以前还曾被意大利击败过！

相反，对于同盟国而言，他们的战略蓝图却正在改善。诚然，土耳其人曾经在巴士拉、萨勒卡默什和苏伊士运河经历过相当令人惊恐的时刻。凡城的陷落以及雪崩式爆发的亚美尼亚暴动似乎预示着奥斯曼帝国权威在土耳其东部的塌方。然而，政府军的残暴回应，俄军在马拉兹吉尔特被逆转，以及英军干预奇里乞亚地区的失败却又好像重塑了奥斯曼在东部地区的威望。这位病夫又一次诈死，不过，这难以告慰奥斯曼的亚美尼亚人，他们在东部近乎胜利的煎熬时刻变成了一次人间浩劫。

尽管如此，或许正如克列孟梭所说，协约国远征军仍扎营加里波利半岛，距奥斯曼帝都仅仅300千米（约186英里）。在英国最高指挥部看来，这场战役早已成了争执之源，不过它对于英国的危害似乎还不如对于土耳其大，或者说不及德军在努瓦永凸出部分进攻对法国造成的威胁。“大不列颠岛”及其盟友的相对安全性在近代初期和现代战争中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但是在1915年，这种比对更为引人注目。在“一战”中参战的英国兵不论来自不列颠群岛或是联邦诸国，他们又一次在为“他人的国家”而战，要么是为他人抵抗侵略者（法国），要么是帮大英帝国夺得胜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加里波利半岛）。苏伊士运河战役是一个例外，即使在这场战役中也主要是英属印度兵在守卫英属埃及，而非英国人守卫英国。

地理位置的因素使得英国同世界大战的活跃前线隔绝开来，并赋予了它一定的灵活性，但随着这种“奢侈之物”而来的是选择的重压。在马恩河战役中重获新生之后，法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变得相当简单明了：将德国人驱逐出法国。在东线战场，俄军在1914年的时候还具备着可调动性——只是在戈尔利采—塔尔诺战役中，这种可调动性遗失殆尽。之后，他们唯一考虑的真正问题仅仅在于撤退距离的远近。意大利介入战争之后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但是地理上的偶然因素意味着它和奥匈帝国注定只能在20英里（约32千米）宽的战场进行搏杀——处于的里雅斯特和阿尔卑斯山脉之间的唯一一块平地。德军最高司令部的埃里克·冯·法尔肯海因在关于如何平衡东、西线和土耳其三个战场的军队和军需品的分配问题上，具备一定自主性。但是由于英军控制着海洋，再加上很难同君士坦丁堡取得联系（仍处于战争中的塞尔维亚切断了东方快车铁路线，还朝多瑙河进行着炮击；而罗马尼亚的中立立场也阻碍着德国向土耳其大规模输运武器装备），德国的选择也十分有限。只有英国能够自由决定出于何种目标，以及向何处调派剩余兵力。而且，由于基奇纳在从无到有重新组建一支“新军”之前，西线战场已经趋于稳定，所以，也只有英国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大量的剩余兵力。

那么，这些英国兵应被派往何处呢？法国是一处明显的目的地，但是这些新招募的士兵在同德国人的较量中很难比得上经验丰富的英国远征军。正如丘吉尔在1915年6月18日的战时会议上解释这个问题，“到了一定地步后，数量并不足以解决西线战场的问题”，“无论哪一方都可以扩充数量，然而防御力量……才是永久性比数量优势更为重要的因素”。3正如我们所见，在整个战略体系和道义逻辑中应该得以严肃重视的奇里乞亚却遭到了我们的忽视。英军于2月份在苏伊士运河决定性地击溃了奥斯曼的进攻后，埃及似乎暂时处于安全之中。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似乎也是选择之一，但是它仅仅存在于德里和英属印度军队的战略视野内，而非伦敦及“新军”。

自然而然，剩下的加里波利便成了明显目标。汉密尔顿在1915年5月18日向伦敦发去电报请求增援后，迟迟等不到回复，直到6月7日，战时会议才决定，“将调派第一新军中仅存的三支师部以增援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着眼于在7月的第二个星期发动一次袭击”。丘吉尔和基奇纳之后在6月11日询问汉密尔顿计划部署这些新师的地点——他们自己倾向于布莱，目的在于切断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奥斯曼第五集团军。尽管汉密尔顿并不反对这个主张，但是德·罗贝克认为在布设水雷的浅水区实施此计划太过冒险，相比之下，苏弗拉湾却能够作为更安全的锚地。令丘吉尔沮丧的是，他“极为渴望”的布莱作战计划因此便被抛弃，换成了另一场“暴风雨般的”猛攻——新军将从澳新军团湾西部展开全面的侧翼突围，直到进驻海峡。由于讨论时间太久，关键时机已经被贻误，英军不得已将登陆时间一直延迟到8月的第一个星期。这中间的富余时间使得英军能够集结两支以上的地方师部为主力登陆做好后援准备，但是，他们也给了利曼更多时间应付将要到来的进攻——他们在利姆诺斯岛上有条不紊地集中军队的举动几乎毫不隐藏地将自己的意图暴露在敌军面前。4

尽管利曼知道某种登陆战即将来袭，但是他并不知晓具体的登陆地点。协约国军队因此可以实现战略突袭，不同于4月份，其额外优势还在于已经上岸的联军能够发动牵制进攻以掩盖登陆战。最终，一份复杂而又周密的作战计划于1915年8月6日敲定，由汉密尔顿同部属军官在7月下旬经过充分研讨得出。在过去两天时间里，将近两支完整的师部在战线内外普通民众转移的伪装下悄悄地登上了澳新军团湾，以巩固主力进攻。谣言传遍了米蒂利尼，称英军在莱斯博斯岛的亚洲沿岸登陆，更多的假情报则围绕着布莱（众人还记得利曼在4月份的时候在此地长期驻备着兵力）。由于敌军有希望在夜晚同时实施实质上的登陆（苏弗拉湾）以及真正进攻目标（更广泛来说是促努克拜尔和萨里拜尔山脉，最终直到迈多斯和海峡），一种毛骨悚然的战略性齐射式攻击应运而生，并会从南部到北部覆盖整个加里波利岛。第一波佯攻来自对海丽丝岬战线上克里希亚战壕的炮轰，大约在下午2点30分。三个小时之后，澳新军团从右翼展开了一场更大规模的佯攻，它将打通道路，直通隆派恩（Lone Pine）——一座被土耳其人几乎砍光所有树木的山脊。在此处，协约国工兵在土耳其防线下挖掘了一条大约500码（约457米）长的隧道，“澳大利亚人计划像蚂蚁一样对敌方实施干扰”。接近晚上9点30分，伯德伍德将指挥澳新军团从左翼发动主力进攻，“土耳其前哨部队遭到了突袭，而协约国的纵列部队则在通往促努克拜尔的险峻沟壑中继续向前推进”。晚上10点30分，第十一师中尚无经验的新军部队将在夜幕的掩护下登陆苏弗拉湾，第十师在拂晓时刻补充跟上，并留第五十三师备用（第五十九师还未到达——战争部决策中另一起受到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委员会严厉斥责的失败案例）。这场由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中将指挥，被汉密尔顿认为“相对容易”的登陆任务自苏弗拉湾向西南推进，“目标在于协助伯德伍德正在进行的另一场进攻战”。5

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一条卓越的妙计；如果在精力充沛及决心十足的情况下，协约国军队获胜的概率非常大。澳新军团在半岛突围能够压制海峡沿岸大炮的轰击，使英军得以扫清达达尼尔海峡的水雷障碍，并为舰队进入海峡开辟通道。1915年7月，丘吉尔在战时会议备忘录中用其无与伦比的热情洋溢的笔法解释了其中的风险：

我们此时正处于加里波利半岛上最为关键的一场战役前夕。如果我们成功了，决定性结果将产生，而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将支配这场伟大的战役全局，其他事件也会显得无足轻重……除非我们9月底之前能够在没有拿下它的情况下将保加利亚拉入我方阵营或者进攻君士坦丁堡……否则，我们必须在此刻拿下保加利亚……其他情况将会影响巴尔干局势［即保加利亚介入战争，对抗德国—奥地利—土耳其支持的塞尔维亚］……而且这些情况对战争问题也许是致命的，更会为英国带来尤为灾难性的后果。6

利曼的狂热稍逊一筹，但他也同意丘吉尔关于英军于1915年8月在加里波利进行突围战带来的潜在战略性影响的判断。由于英军舰炮统治着马尔马拉海，奥斯曼第五集团军的德国司令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恰塔尔贾的防线……拯救了土—保［加利亚］战争中的这座城市，却将失去价值，因为它的两翼都将受到敌军舰炮的打击。俄军的登陆战将无疑与英法作战计划相一致。在那时，很多来自布加勒斯特和雅典的报告都提到了位于敖德萨的军队和船只的集结动向。西方列强和俄国之间的安全通信将得以建立，而土耳其将同与盟国分裂开来。7

哀哉，战争并非纸上谈兵之事，它更多地依仗于崎岖不平以及难以预料的地势地形，所有将士只能服从于大自然造成的各种限制条件。而当他们的对手被逼到墙角时，他们也会遭遇破釜沉舟的抵抗。至于土耳其人，他们已经在3月的达达尼尔海峡、4月的加里波利沙滩、5月的克里希亚以及整个春夏的澳新军团战线中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就这种不挠的勇气而言，在1915年8月的战斗中，土耳其人的气魄似乎又一次让刚策划了最近一次进攻的英国军官们感到尤为意外。

安法塔战役见证着协约国军队的伟大荣耀及再一次的功亏一篑。自那以后，这场战役也被后世不断地加以研究分析。指挥官的决定无疑关系重大，汉密尔顿从一开始就糟糕地决定让斯托普福德负责登陆部队——斯托普福德年老体衰（61岁），而且缺乏经验（从未领导过军队）。斯托普福德从苏弗拉湾的缓慢挺进即刻变得充满传奇性。新军部队在沙滩上的落伍致使伯德伍德左翼在攀爬萨里拜尔山脉时完全暴露在土耳其的猛烈炮火之下，利曼也因而获得了更为充裕的时间，得以将位于布莱的第十六兵团调派来增援澳新军团湾防区。在土耳其这边，安法塔战役则同4月25日的阿塔图尔克传奇一样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利曼在萨里拜尔战役的高潮到来之前，就将其第一支兵团级别（第十六兵团）的指挥权交给了穆斯塔法·凯末尔。更为著名的是，凯末尔在1915年8月10日亲自指挥了一场猛烈的“六营”反击，并将澳新军团赶出了他们之前拼死拿下的促努克拜尔角（又称罗多登德伦坡），随后他又夺下了整座萨里拜尔山脉。8

这些指挥决策相当重要，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协约国军队的突围战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是因为土耳其人的战斗力更为强大，而且后者还有更强的驱动力和破釜沉舟的勇气。而英军这边所受的诽谤比4月时更为严重：汉密尔顿责备斯托普福德及其他相关作战军官，称“他们缺乏斗志和决心”（汉密尔顿之后又残酷而不公地补充道，“斯托普福德及其师部的将领们……无心”采取进一步行动，“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胜其任”）。更为不公的是，斯托普福德还指责自己的军队，称其“攻击力相当令人失望”——实际上，他是在指责汉密尔顿和基奇纳给他了一支毫无经验的新兵部队，而且“没有正规军为新兵树立榜样”。尽管声称原谅了士兵的缺乏经验、体力耗尽以及口渴（沿岸的供水问题长期困扰着英军）等缺点，斯托普福德却继续落井下石，称在遭遇到敌军的榴霰弹时，己方是多么无助，他的缺乏训练的新兵们“并没有朝四面散开或者卧倒，却挤成一团站立着”。另一位指挥官沃斯利·吉布森在注意到苏弗拉湾的落伍情况后，直接对最高指挥部进行了回击，他尖刻地指出：“很明显……调派一支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部队在炮火猛袭下执行夜间登陆战这样的艰巨任务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相形之下，据说位于隆派恩和萨里拜尔的战场经验丰富的澳新军团士兵们却在挺进途中表现出了非常出色的毫不放弃的魄力——实际上，直到凯末尔重新夺下促努克拜尔，澳大利亚人仍旧坚守着隆派恩战场。然而，协约国部队在澳新军团湾战场的战斗却在土耳其人的阻击下陷入了停滞，他们的突围战也无法造成进一步严峻的威胁。尽管汉密尔顿对充当其替罪羊的军官们的指责是不公的，但是他对安法塔的最终裁定却真实客观。“我曾经希望，”汉密尔顿在1915年8月17日向基奇纳做事后总结分析道，“［土耳其的］增援力量可能并不强大，且无法与我们相提并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尤为不幸的是，土耳其人的士气还一度领先于一些新军……我们对抗的这支土耳其军队指挥得当，作战勇猛。”9

在安法塔战役中，双方的伤亡人数都颇为巨大。英军在4天时间内（1915年8月6—10日）伤亡2.5万人，土耳其大约伤亡2万人，澳新军团仅仅在萨里拜尔战场就损失了1.25万兵力。这场战役中的一名幸存者回忆称：“滚烫的、浮肿的尸体被烤焦，发出恶臭，尸横遍野。”10尽管如此，更多的人却死于8月的痢疾，此时甚至已经到达流行病的程度。但是，两边的牺牲情况却不尽相同。土耳其人为捍卫自己的国家和帝都打了一场胜仗，他们卓越的指挥更是提升了本已生辉的荣耀。而协约国付出的代价则是澳新军团湾朝北绵延12千米（约7.5英里）的战壕防线上数以万计的士兵的生命。11

尽管安法塔的战略结果相当重要，不过，这个结果并非英国人所望。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既没能将土耳其击败从而将巴尔干中立国（希腊和罗马尼亚）拉向协约国一边，也未能说服保加利亚取消入侵塞尔维亚计划使其保持中立地位。正如丘吉尔担心的那样，英国的溃败产生了相反的作用。在加里波利徒劳无功的恶劣影响下，安法塔溃败同最近发生在东欧的俄军的绝望撤退的大动乱一起，使战争局面进一步复杂化。8月5日，就在苏弗拉湾登陆战之前，华沙和伊万哥罗德陷落。正当凯末尔率领兵团向促努克拜尔开展卓绝的反击战时，考那斯陷落。甚至在次日，澳新军团正在萨里拜尔战线上被击溃时，俄国位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伟大要塞也被德国人占领。总的来说，俄国不仅失去了波兰，还有32.5万名士兵在德—奥［地利］进攻战中被俘获。当英军惨败于加里波利战役的消息在8月中旬传到索非亚时，人们因此原谅了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一世当初声称德国人可稳操胜算的判断。

德军最高司令部也屏息等待着加里波利战场传来的消息。德军总参谋长莫尔特克的继任者埃里克·冯·法尔肯海因对俄国波兰的陷落感到非常满意，但鉴于加里波利对于整个巴尔干地区的重要性，他仍然深切关注着半岛战局。“如果我们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失败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么我们将无法获得任何对抗俄国的有利条件。”自春天以来，德国驻索非亚外交官一直试图将保加利亚拉入战争以击败塞尔维亚，并由此开辟一条连接君士坦丁堡的铁路线。德国军官在整个夏天都不动声色地巡查着多瑙河战线。有感于土耳其人在安法塔战役中取得的胜利，斐迪南一世派遣甘切夫中校到德军总部商榷准入条款。由于塞尔维亚的失败在预料之中，而恩维尔和大维齐尔又急切地想要将武器畅通无阻地输运进加里波利战场，因此他们并没有反对保加利亚的条款——条款中还包括割让奥斯曼领土西部的马里查河，以及将阿德里安堡与德特盖特（Dedeagatch，现称亚历山德鲁波利斯，Alexandroupoli）之间的铁路划归保加利亚控制，索非亚因而可以在色雷斯西部拥有一个战略上的缓冲地带。随着奥地利、德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利益逐渐一致（尽管土耳其不太情愿被迫放弃领土），谈判也立即水到渠成。1915年9月6日，法尔肯海因、甘切夫和奥匈帝国的陆军参谋长弗兰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同意德国和奥匈帝国于30天之内，在塞尔维亚边境各自召集6支师部，而保加利亚则在之后5天之内召集4支师部对付塞尔维亚（由于保加利亚仍未参战，所以它也被命令在9月21日之前下令进行军事总动员）。为了显示出自己的郑重立场，德方的法尔肯海因将总指挥权让给了奥古斯特·冯·马肯森——在6月份被提拔为陆军元帅的戈尔利采—塔尔诺战的英雄。12

正如英国人在刚获悉保加利亚已进行军事动员（1915年9月25日）以及马肯森已在塞尔维亚边境线上（1915年10月4日）时就已意识到，在这种毁灭性的连环打击之下，塞尔维亚的命运就此板上钉钉了。13 由于协约国军队将几乎所有人员、枪支和炸药都投放在香槟/卢斯进攻战当中，英国人在塞尔维亚战场除了依靠希腊人向保加利亚发动攻击重演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外，别无他法。在雅典的要求下，协约国军队同意派遣两支师部赶赴萨洛尼卡（出于政治平衡，英法各派一支师部）。很自然，他们在短期内能抽调出来的军队，只有加里波利的部队。对丘吉尔而言，这就像是在重演3月的外交噩梦，当时俄国已经否决了希腊意图参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的要求，并向亲德的康斯坦丁一世提供了弹药军火——后者正与其亲协约国的总理韦尼泽洛斯就外交政策进行激烈的斗争（国王赢得了胜利，并逼迫总理递交辞呈，然而1915年8月的民意选票帮韦尼泽洛斯取得了胜利，使其重返政府）。但是10月相当令人痛苦难熬——这一次并非俄国的否决，而是英国自身的无能为力使得韦尼泽洛斯却步。正当康斯坦丁一世、罗马尼亚的领袖们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每一个人开始猜疑土耳其人可能会在达达尼尔海峡坚守到底的时候，为了诱使希腊加入战争对抗保加利亚，英国不得已削减了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军力。

对于英国在巴尔干的举动，康斯坦丁一世要比马肯森更为不满。1915年10月5—6日，正当奥［地利］—德联军开始炮轰塞尔维亚时，英军第一支梯形编队也开始登陆萨洛尼卡。10月7日，当英国正竭尽全力想办法说服希腊或是罗马尼亚参战，并站在一个装模作样的甚至无法击败土耳其的同盟组织一边时，奥匈帝国第三集团军穿过了多瑙河的卡皮诺瓦（Kupinovo）到贝尔格莱德段，而德军第十一集团军的左前翼部队则穿过拉姆段，右翼部队在一天之后也穿过了多瑙河。1915年10月9日，贝尔格莱德在这场战争中再度落入同盟国之手，而且永远没再回来。两天之后，保加利亚人从南部入侵塞尔维亚，呈两支巨大的钳子状将塞军围困住，并残忍地合上了钳口。斯科普里（于斯屈布，奥斯曼以前位于欧洲的防守要点，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陷落于塞尔维亚之手前曾由德国进行了修复）在10月22日被攻陷，第二首都尼什随后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也被攻陷。剩余的塞尔维亚军队此时会集在科索沃的黑鸟地带（科索沃平原，或黑鸟平原），混乱地撤退进阿尔巴尼亚的山脉。不到一个月，塞尔维亚便从地图上被抹掉了，而在此之前，位于萨洛尼卡的协约国军队甚至已经到达了塞尔维亚的边境线。14

塞尔维亚的沦陷对加里波利战场的协约国军队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噩耗，而在安法塔的血腥杀戮之后，另一个令人心神不宁的停顿也降临半岛。到了9月份，协约国部队这边几乎每天都有800名左右感染了疾病的士兵撤出沙滩，剩下的则继续与烟尘和蚊子为伍，情况不容乐观。至于8月份的“收获”，如一位将军颇具反讽意味地评述道，总计“500英亩（约2平方千米）的劣质放牧地”和“三场，而非两场围攻战需要我们应对”。在9月上旬，法国传来消息称正在讨论增援事项——多达4支整师的兵力！只不过，这最后又变成了另一个幻想，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最早也会拖延到11月。汉密尔顿在9月底见到两支被派赴萨洛尼卡的师部的时候，便判定这场战争行将结束。“到底谁会来负责，”他1915年10月上旬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当前所处的无助，绝望的困境——我们正面临着腐烂死亡，却被告知要从容不迫。”15

没有人准备放弃。个性强烈的丘吉尔试图从当前的败局中挽回些颜面。在1915年10月5日的战时会议上，正当马肯森做好穿过多瑙河的准备之时，丘吉尔在一份简要准备的策略中向他的同僚们提醒道，同盟国要攻下塞尔维亚尚需时日（到头来仅仅花了一个月时间），哪怕德国有一次机会将弹药送到君士坦丁堡，它“将仍不得不再将其送到加里波利半岛”，虽然一旦德国建立起了定期的补给线，“正对着我们阵地的炮火火力就会日趋猛烈，但是我们的军队没有理由不能够保卫自己”。这些士兵固守着壕沟，每一条战线的场地尽管破损崎岖，却给他们提供了“无数机会得以获得效果极佳的遮蔽点”。尽管丘吉尔也承认这些战壕的条件还有待提升，寒冷的秋季和冬季需要改善卫生环境，并满足士兵们对饮水的渴望，士兵们在战壕中也需要装备更为厚实的衣物。因而，“不管会遭遇多大损失”，并没有任何理由“几乎无限期地质疑我们守住阵地的能力”。当然，丘吉尔自己也承认，“将如此规模的一支军队无限期地留在加里波利半岛，不给他们进攻的希望使他们得以解放，却任由炮火和疾病损耗其战斗力是否可取”是一个尚需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丘吉尔的解决措施是赋予其远征目标，使其通过某种方式为陆军或者海军取得突破。为了这个目的，丘吉尔恳求战时会议上的同僚们“在一切已太晚之前唤醒自己，施之以有效及有力的举措”。16

1915年10月上旬，当第一股寒潮侵袭爱琴海时，一切为时已晚。10月11日，基奇纳首次谈及撤退事项，他向汉密尔顿询问若从加里波利全面撤退，估计会造成多少伤亡。汉密尔顿听闻后感到尤为震惊，回复道：“在伤亡不到总兵力一半的情况下撤出加里波利可能很难。”由于基奇纳（或是伦敦的其他高层）对这个回答不满，汉密尔顿随后被撤职。他的继任者，将军查尔斯·门罗爵士将预估伤亡数降低到大约“30%到40%”。尽管如此，将军本人却非常赞同撤退决定。由于对这些令人沮丧的答案非常不满，基奇纳便转向丘吉尔一边，召唤伦敦的凯斯舰长（他3月份曾站在丘吉尔一边，希望向达达尼尔海峡推进），同其制订新计划向海峡出动海军攻击，同时协调向布莱发动新的登陆战。凯斯的无畏赢得了基奇纳的赞赏，基奇纳在11月3日写道：“我完全拒绝下令撤退，我认为撤退会给我们带来最为深重的灾难，还会有大量的士兵战死或者被俘。”门罗随后也被解除了兵权，被派往萨洛尼卡战场。由于德·罗贝克极度反对这个计划，基奇纳便提议由上将罗斯林·威姆斯爵士接管其海军指挥权，并授予伯德伍德将军（他仍然斗志昂扬）全权指挥澳新军团战区的权力。为了揭开这场萨迦（指冒险经历或英雄业绩）的最后的英勇篇章，基奇纳甚至第一次亲自奔赴加里波利视察战场。17

基奇纳的热忱却未能在这次视察中存活下去。部分是因为丘吉尔的厄运仍未中断：凯斯被安排在伦敦组织海军增援力量，所以他未能同基奇纳在约定好的马赛会面。当这位战争大臣抵达蒙德罗斯的时候，德·罗贝克因而得以向凯斯的计划浇冷水，却未直接表示反对。然而，或许仅仅由于视野范围内沿岸无尽的徒劳无益的露营地，再加上基奇纳本人的年纪和在这次访问中退却的激情，他开始再度对向海峡挺进的计划产生了动摇。当凯斯终于登上萨洛尼卡的“达特茅斯”海港同基奇纳会面时，这位年事已高的巨子看起来“疲倦而又困乏”。“咳，我已经见过战场了，”基奇纳向凯斯说道，“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而你也绝无可能通过。”在这场战役的最终篇章刚得以翻开的时候，基奇纳就已经丧失了信心和勇气——正如2月19日战役开始的时候他表现的那样。他也有闪电般敏锐的洞察力。在来自开罗的麦克马洪和马克斯韦尔的建议下，基奇纳此时决定，从英法赶赴而来的增援部队随同从加里波利抽调出来的师部应该登陆亚历山大勒塔。

当然，这个计划未能在它刚开始及最有希望的冬季和春季取得结果。时间回溯至7月，若英军当时选择在奇里乞亚登陆，他们或许能够取得最直接有效的战果：拯救数千名亚美尼亚人的性命，并切断奥斯曼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及叙利亚的军队。然而，英军当时似乎仅仅将其作为主要进攻加里波利的一个佯攻点。由于英军在萨洛尼卡开辟了另一个战场，基奇纳最新的主张并未在战时会议上得到支持：既然已经在东部有了两个危险的滩头堡，为何还要再开辟第三个呢？而且，冬天即将到来，如果不在德国的武器和弹药开始大量涌入巴尔干半岛之前进行相对损失轻微的撤退行动，机遇之门将很快随着时间的快速流逝而关闭。除了凯斯独力赞成海军进攻外，他的上级军官以及诸位将军，甚至连伯德伍德在听到塞尔维亚传来的战况后也选择了放弃，撤退似乎势在必行。1915年11月22日，基奇纳向战时会议拍发电报称除了海丽丝岬，协约国军队应撤离苏弗拉湾和澳新军团湾（尽管海丽丝岬方面部队很可能也会在短期内撤退）。他随后返回伦敦解释此事。在经过又一轮争论和诽谤之后，战时会议在12月7日决定，撤回澳新军团湾和苏弗拉湾军队。至此，伟大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即将落下帷幕。

似乎是为了让英方下定决心在关于加里波利战役这个问题上做出最终决定，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在11月最后一个星期袭击了半岛。倾盆大雨不停歇地下了整整24个小时，随后“大雪和冰雹又下了两天两夜”。澳新军团湾受到的打击尤为严重，很多新西兰和印度士兵在此之前还从未见过雪。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的过冬衣物还未抵达，船舰在汹涌的海潮中难以靠岸。到了1915年11月30日，大约有1万名士兵因为冻伤或低温而患病，或者直接被冻死在沙滩。此时，不论协约国军队还保留着怎样的战斗精神，在雨天和寒冷的气候下，这种精神正慢慢消失殆尽。

当然，在这样的残酷条件下撤退绝非易事。可是，事情很快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机，“天气之神”此时对爱琴海展开了笑脸。1915年12月的天气温暖和煦，而新鲜、凉爽的空气也改善了士兵们的健康和情绪状况。那些因病倒下去，以及从前线换防的士兵则惊喜地得知自己可以回国而不再需要回到沙滩。据知，协约国军队正逐渐进行秘密撤退，最终人们发现是澳新军团湾和苏弗拉湾的士兵在12月12日进行撤退。一个精心策划的假象随之得以上演，其中包括使用煤油罐驱动的“自动开火的步枪”装置，以保证每个小队在撤离之后，步枪能够继续进行射击。百万发子弹随同手榴弹被扔进了海中。到1915年12月20日午夜时分，北部两座滩头堡方面的部队已经完全撤离，整个突击撤退任务几乎完成。1916年1月上旬，海丽丝岬的英法军队继续撤退。途中仅仅在1月7日途经居利坡（Gully Spur）时遇到了拼死进攻的土军，但由于损失惨重，利曼再度下令撤回，使这支最后一波1.7万人的协约国军队得以顺利离开。纵观整个战役，协约国军队最后的徒劳无功广受诟病，但是这次撤退却进行得完美无瑕，在最后的登船行动中伤亡极小。18

由于汉密尔顿和门罗在撤退之前估计伤亡人数会达到30%—50%，所以很自然，英国在完美撤退之后如释重负。但是英国的溃败却无法掩盖。协约国这边的伤亡人数超过25万人，大约有20.5万名英兵死亡或负伤，以及4.7万名法国士兵伤亡。土耳其人的损失比其有过之而无不及，估计伤亡者在19万到35万之间，但是他们却捍卫了帝都，更拯救了受到围困的奥斯曼帝国。尽管土—德联军在加里波利的胜利是出自防守，并不涉及对敌方领土的侵占，但是这次胜利一定是“一战”史上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正如利曼在1916年1月9日向恩维尔发出的报告：“感谢上苍，整个加里波利半岛的敌军已经被扫尽。”当利曼在回忆录里想起敌军从海丽丝岬撤退时的场景时，他一直小心维持的超然口吻终于失去了控制：

南部军群获得的战利品非同寻常。货车放置场、机动车放置场、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和挖壕工具被接管……大多数帐篷和营房，以及部分设备未来得及收起来。几百匹马的尸体由于遭到射杀或投毒，成排躺在地上，但是仍然剩下大量的马匹和骡子被捕获，并被移交到土耳其的炮兵部队……不可计数的战利物资被土耳其军队使用。很多装载着蜜饯、面粉和木材的船只被移送至君士坦丁堡。而被衣衫褴褛、营养不良的土耳其士兵拿走的更是无法估量。19

从远东传来的消息让英国战时会议成员更为不快。自从10月上旬起，一个高级别的德国代表团就扎营在喀布尔（Kabul），意图在阿富汗招募士兵向英国统治的印度发动圣战。这支代表团由一位杰出的巴伐利亚炮兵军官奥斯卡·冯·尼德迈尔（Oskar von Niedermayer）率领，还包括一位高级别的德国外交官维尔纳·奥多·冯·亨蒂希（Werner Otto von Hentig），他被授权协商结盟事项。此外，两名被驱逐的印度革命党人（王位觊觎者）也在其中，一个是印度教教徒［马亨德拉·普拉塔普王子（Prince Mahendra Pratap）］，一个是穆斯林［穆罕默德·巴拉卡图拉（Mohammed Barakatullah）］。尼德迈尔的代表团还肩负着德皇威廉二世和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对埃米尔（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尊称）精心准备的皇家问候。27封致印度王子，据说是离间其与统治者关系的信件，每一封都由德国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签名，并由“奢华的皮革材料装订而成”，还有送给阿富汗统治者埃米尔·哈比布拉（Emir Habibullah）及其家臣的一些装饰华丽的礼物，其中包括“饰以珠宝的金表、金笔、金制杖头的手杖、手工装饰的步枪和手枪、双筒望远镜、照相机、指南针、一个电影放映机”，以及一打收音机闹钟。在躲过英俄用以阻止穿越波斯边境的哨兵线后，尼德迈尔的士兵们此刻正享受着阿富汗埃米尔的盛情款待，而埃米尔则在思考是否应该越过开伯尔山口（中亚地区与南亚次大陆之间最大且最重要的山隘），带头入侵英属印度。20

一整年，英国的情报机构一直不断收集着德国或者土耳其策划的对抗英属印度统治的阴谋迹象。1月，印度军队中的第130俾路支团酝酿的骚乱在孟买被扑灭。2月，新加坡驻防区的印度兵中爆发了更为严重的动乱，在法俄日三国军舰赶来恢复秩序之前，有47名英国军官被夺取了性命。6月，一个名叫文森特·克拉夫特的德国间谍在新加坡遭到逮捕。在审讯中，他供述自己被命令在孟加拉煽动一起叛乱，在他随身携带的地图上，准确地勾出了可能会在沿岸投放武器的登陆点。克拉夫特透露，英国在中国南海和马六甲海峡加强了海岸巡逻，并且在靠近缅甸和孟加拉的沿岸地带实行了海军管制。至少有一艘（“亨利S号”）运载着由德国提供武器的船只在印度洋被捕获，另一艘沉没海底。英国人还在1915年12月中旬通过一系列突袭铲除了德国人在加尔各答煽动“圣诞节”暴动的计划。正当尼德迈尔在喀布尔博得埃米尔·哈比布拉的欢心之时，其意图推翻英国在印度统治的协同入侵及圣战却被扑灭。21

这些广泛蔓延的恐怖密谋活动似乎在1915年渐近告终的时候策划于德里和伦敦，在许多方面，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传来的消息则更为严峻。这一年以英—印远征军在巴士拉的胜利为开端，令人充满希望。由于底格里斯河水域较浅，英国海军难以从古尔奈北方通行，所以英军最初将重点放在巩固下游阵地的防御工事与避开土—德对卡鲁恩河流域的石油运输管道的攻击上。1915年3月上旬，一支大约5 000人的土耳其非正规军和一个德国军官小组，以及一些来自贝尼拉姆部落的当地阿拉伯人穿过波斯边境线意图袭击位于阿瓦士的英国守备军，然而，陆军准将C. T. 鲁宾逊却在夜晚先发制人对其发动突袭，进而击退了这次进攻。到了4月，巴士拉西南方向的谢巴则见证了更为不对等的作战。苏莱曼·阿斯凯里·贝在此地集结4 000名土耳其正规军，以及大约1万名阿拉伯和库尔德非正规军，设法对由大约7 000名印度士兵守备的英军左翼构成威胁。在1915年4月12—14日的一系列交战中，奥斯曼军队溃败，伤亡6 000人，被俘700人。在这场战役中，大多数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在开火之前就溜之大吉。尽管有数千名土耳其将兵能够向北撤退，但是他们的指挥官苏莱曼·阿斯凯里·贝——不论是出自另一场惨败带来的羞辱还是有感于他捍卫的当地阿拉伯穆斯林群体的背叛——饮弹自尽。22

看上去，英军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之前似乎一度保持着声望。在谢巴战役的余波中，贝尼拉姆部族和其他主要部族离弃了奥斯曼的战争事业。4月23日，查尔斯·汤曾德（Charles Townshend）将军到达巴士拉，接管了第六浦那师，听命于总司令约翰·尼克松爵士。早在1895年，汤曾德就凭借他在西北边境的吉德拉尔港（Chitral Fort）围攻战中的表现成了印度军队中的传奇。尼克松命令汤曾德继续朝底格里斯河上游挺进。5月31日凌晨5点，汤曾德军队向位于巴林（Bahran）的土军阵地开火，使守军向阿马拉退去——阿马拉是位于阿尔麦查拉（al-Mscharra）河注入底格里斯河途中一处弯曲点的一个城镇。对于英军的内河舰队而言，此处交通十分便利。在晚春的高潮时期，此镇几乎四周环水，底格里斯河和阿尔麦查拉河此时有300米（约328码）之宽。汤曾德自己则在珀西·考克斯爵士和纳恩舰长的随同下登上“顽童号”向撤退的土耳其人发起了追击，直到“顽童号”搁浅，他们才又转移到了“彗星号”战列舰上继续追赶。然而，由于舰长马克·辛格尔顿（Mark Singleton）及9名船员所驾驶的“撒旦号”战列舰吃水水位最浅，他们始终无法与土军并驾齐驱。令人震惊的是，这艘由10个人组成的先遣舰几乎独力攻下了被水淹没的阿马拉，250名土耳其士兵及11名军官向其投降；随后，汤曾德抵达城镇，俘获了另外128名奥斯曼军官和1 384名士兵及其武器（包括12门野战炮、5门舰炮和2 718支步枪），另外还有2 000名向北撤退的土耳其人。汤曾德这边仅有4人死亡，21人负伤。很自然，受到德里总督查尔斯·哈丁的鼓励后，尼克松下令汤曾德朝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上游继续对土耳其人进行追击，意图在于“俄国人靠近巴格达之前”将其攻占。23

这是一个重大决定。在美索不达米亚战区，士兵对当地骇人听闻的恶劣条件早有抱怨，天气酷热、苍蝇和蚊子成群。这里就像加里波利，却比其更热、更潮湿、更脏——就像战斗、生活在一片泥泞的沼泽地里一样。雪上加霜的是，当地部族还会定期对英军进行劫掠，并从侧翼对其进行致命狙击。诚然，随着英军的每次胜利，越来越多的阿拉伯部族都离弃了奥斯曼，但这是一个好坏参半的事情。阿拉伯的非正规军在战场上难以发挥威力，但是他们对落单士兵来说却尤为致命，尤其对于那些形单影只者。不论是英国还是德国军官，都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贝都因人的血腥残忍感到震惊。正如将军埃德蒙·巴罗（Edmund Barrow）爵士所说：“阿马拉的阿拉伯人一开始对［奥斯曼］左翼部队的挺进表示欢迎，现在却开始脱离他们，甚至对他们进行剥光、抢劫和杀戮。”那个春天活跃在卡鲁恩河流域一带的另一位德国军官汉斯·吕尔斯（Hans Lührs）在注意到土军从阿瓦士撤退时评述道：“阿拉伯人将那些在行动中倒下的士兵完全剥光，任其赤裸裸地曝尸荒野。”这种场景对任何一方的正规军来说，都难以安心。24

地图14

7月，英军在幼发拉底河又赢得了另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为了夺下西北方向通往巴士拉的入口以及掩护汤曾德的左翼部队，由乔治·戈林奇少将率领的一支后备部队在无所不在的纳恩舰长驾驶的“萨珊号”（Sushan）战列舰引导下，向纳西里耶进发。此时正值盛夏，白天的气温常常达到华氏120度（49摄氏度），即使在阴凉处也是如此。当他们沿着保护纳西里耶的小溪和沟渠，快靠近土耳其阵地时，英属印度步兵不得已“［在］湿热的沼泽地里一码一码地朝前匍匐行进，从一个沟壕爬到另一个沟壕——忍受着被群集成灾的昆虫撕咬之痛”。英军的第一波进攻开始于7月14日，进展不顺，400名士兵中有120人伤亡；同时，由于贝都因阿拉伯人在战后如同秃鹰一样的劫掠活动，致使英军无法收殓那些尸体，只能任其被遗弃在水域中。由于英军低估了形势，戈林奇在报告中指出他们的阵地条件已经变得“尤为艰难”。美索不达米亚夏季的恶劣条件十分具有代表性——在下游的可利用的援兵仅仅是大约350名“能够携带武器的”病兵。只在7月24日当天，一阵凉爽的微风得以使戈林奇的士兵们集结重新进攻。纳西里耶战役异常残酷，双方在紧密阵形中用刺刀拼杀，有2 000名土耳其士兵和400名英兵失去了生命。巴士拉依然牢固如初。25

迄今为止，这支印度军队势如破竹。但是，他们依旧有很多方面需要担心。政治上，这支匍匐前进的英军占领美索不达米亚的举动触动了马蜂窝。英国的盟友之间还未解决此区的吞并问题。法国想要从奥斯曼残体上分得的部分“迫切需要得到之物”，早已对英国在奇里乞亚的显见的计划表示了担忧。俄国人尽管没有声称占有巴格达，但是他们也未签字同意英国对它的统治。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被征服的阿拉伯领土应该被并至英属印度统治或是维持类似于埃及在1914年之前的保护国状态。如果采用后者的模式的话，谁将享有名义主权？阿拉伯部族吗？就组织上而言，英军向阿马拉镇的挺进已经将他们同上游底格里斯河的交通线延长了将近100千米，并经过古尔奈——绵延60英里（约96.6千米）的湿地灌木丛为狙击部队提供了大量掩护。而纳西里耶又将通向幼发拉底河上游的河路补给线自巴士拉起拉长了200千米。这样一来，向士兵们供给仅够生存的物资都变得非常困难了，更不用说保证他们的健康状况。英军征服的河道上的每处弯曲、每座泥堡、每个城镇都成了狙击手的新目标。每一场战役中负伤的士兵如果足够幸运，没落入贪婪的贝都因人之手，都会被送至河流下游撤退。汤曾德的士兵每朝前行进一英里，他们离留守在巴格达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就更近了一英里——在此处，土耳其人疯狂地召集军队以及新的宪兵部队等待英军的到来。

汤曾德并未被这些令人却步的问题吓住，他加紧向底格里斯河推进，并马上到达下一个位于河道弯曲处的战略性要点：库特（Kut）。库特位于巴格达南部112英里（约180千米）处（沿着河道的话相距200英里，或者约322千米），横跨底格里斯河和加拉夫运河（Garraf Canal）的交汇点；路上的贸易航路也途经此处。由于人们在此地进行着粮食贸易，以奥斯曼美索不达米亚标准来看，此地还算繁荣：大约6 000人在此居住，一支驻军，一个海关机构，以及“少量精心建造的房子和一个码头”，花园和枣椰树点缀其间。努尔丁·贝（Nureddin Bey）在接管了奥斯曼第三十八步兵师的剩余武装力量以及第三十七师的部分兵力后，将军队集合在城南7英里（约11千米）处，呈强大的守势阵形等待着英军的到来。沉船被用以封锁河流。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汤曾德之后描述道：“最具现代风格的土木工事、战壕、多面堡排成一线。”在隐秘的地坑底部，倒置着“3英寸（约8厘米）的被削尖的木棍”。同时，这些沟渠被施以巧妙伪装，使英军的弹着点观察员无法在100码（约91米）之内的距离内有效识别；其中一些通信壕甚至深达10英尺到12英尺（约3米到3.7米）。然而，在壕沟中却有一条长达300码（约274米）的裂缝，由于土质过干无法进行挖掘。26

在经过小心与耐心的侦察之后，汤曾德准备发动进攻。1915年9月27日，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拉开了序幕：英军大炮对敌方实施齐射式轰击，同时伴以河流上一支部队的佯攻，工兵架设浮桥作势主攻，接着，英军主力杀气腾腾地冲过了壕沟上的裂缝。为掌握战场情况，英军将实时现场通信设备投入使用，但令其困窘的是，这些设备的故障使其在战役中拼尽全力才取得险胜。事实证明，奥斯曼防线中的这条裂缝比预想中要小得多。这支由德拉曼将军率领的主力军在通过的时候险些遭到围歼——仅仅因为敌方追赶速度缓慢，他们才得以逃脱。最终，努尔丁·贝的军队在消耗战的折磨下受尽打击，士气迅速下降，他唯有下令向上游河流撤退才能避免士兵们全体向英军投降。事实上，土军被俘1 153人，另有2 800名左右人员伤亡。但是英军却损失了1 233名士兵，这足以对英军将领们起到警示作用。27

这支印度军队应该朝巴格达继续推进吗？汤曾德由于担心过重的伤亡情况和补给线的安全性，倾向于在库特掘壕固守，度过冬季再说。但是尼克松却跃跃欲试，他在德里总督的支持和压力之下，试图在这个帝国的“多灾之年”里打捞些东西出来。1915年10月，加里波利败局已经清楚明了；塞尔维亚正在被同盟国击败；德国人正在喀布尔制造事端；甚至连中立的波斯似乎也开始落入土—德之手，同时德黑兰谣言满城，称艾哈迈德·沙哈在德国的鼓励下，将要效仿穆罕默德当年离弃麦加去往麦地那的策略性举动，“开始伊斯兰的新纪元，或举行出走仪式，从首都前往圣城库姆”。为了逆转这股灾殃之潮流，总督哈丁写信给伦敦称，似乎有必要“在任意某处发动袭击”，而“进攻巴格达会十分容易”。尼克松赞成这个主张，他知会德里和伦敦，远征军面对着一个“士气低落”以及“军心动摇”的对手。在关于是否要增援尼克松，抑或是仅仅让其在巴士拉按兵不动的问题上纠结良久之后，战时会议最终在1915年10月21日勉强向尼克松亮了绿灯，允许其向巴格达发动“突袭”（至少，并非永久性占领）。在3月10日关于分割“土耳其躯体”的会议上，爱德华·格雷爵士曾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类似于“海盗”的黑话向莫里斯·汉基如是解释了伦敦关于攻占奥斯曼巴格达的毫无热情的批准决议：“‘此时’增强兵力吃下它是有必要的，即使之后会引起消化不良。”28

对于汤曾德和他的军队而言，这种消化不良来得太快。与预想的“简单容易”相去甚远，要拿下巴格达需要正面进攻部队向另一处位于泰西封（塞勒曼·帕克）[1]的牢固的土军防御阵地发动猛袭——在泰西封，努尔丁·贝集结了大约1.8万名常规兵力、38门野战炮、2条战壕线，以及一种由障碍船连在一起的最后一道防线。恩维尔的叔父哈利勒·贝在最近抵达巴格达，意图在刚被任命为奥斯曼第六集团军（不过，戈尔茨仍然在去往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途中）司令官的德国陆军元帅戈尔茨帕夏的指挥下做先锋进行抵御。1915年11月22日早上8点，在以美索不达米亚标准来说也就是“异常寒冷的早晨”，汤曾德指挥来自浦那师部的1.1万名印度正规军呈三列纵队向土耳其战壕线发动了进攻，同时令第四列移动纵队迂回包抄敌军左翼。主要由廓尔喀人和旁遮普人构成的中间纵队，或说“B”纵队先头冲锋。汤曾德的军队很快就拿下了第一条战壕线，并俘获了8门大炮，但他们在进攻第二条战壕线的时候却被击退——在第一天，他们损失了4 000名士兵，大多数负伤士兵的撤退问题便成了一件难办之事。短暂停歇之后，汤曾德在11月23日继续进攻，但是土耳其人仍牢牢固守着阵线。这场厮杀异常血腥残酷，11月24日早晨，双方都开始撤退到更为牢固的防守阵地——直到哈利勒和努尔丁·贝意识到印军也在撤退时，他们才又下令向前挺进。29

与阿马拉或库特不同，泰西封之战对英军而言甚至不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虽然土军再度损失了更多的士兵——1.8万名士兵中总共大约有6 188名伤亡，而英军总计1.1万名参战人员中有4 200名士兵战死或者负伤——英军的伤亡比例更为惨重，而且更难以补偿——其中还包括130名英国军官和111名印度军官。此外，这一次战役结束后，土耳其人仍占据战场，而英军却向河流下游折回。到1915年12月1日，这支撤退的浦那师部到达了“不可靠的避难所”——库特。在那里，汤曾德曾在10月提议掘壕过冬，只不过他随后遭到了尼克松、德里和伦敦方面的否决。不幸的是，对于汤曾德及其将士而言，这场泰西封入侵战使其在进攻防御壕沟上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还耗尽了他们的力量和斗志。同时，他们随后的撤退行动还受到了河流阻隔，大量装载武器的船只陷入泥沼无法动弹，他们不得已将船只点燃，防止其落入土耳其人手中。而驳船，舰长纳恩回忆道，“不时发生搁浅”，甚至连用来拖曳它们的河船也被缠住无法动弹，尤其是那些装载着汤曾德难以舍弃的负伤士兵的接地拖船。从河流下游传来的消息并不好，由于从巴士拉延伸至库特的补给线长达500英里（约805千米），贝都因人在受到英军撤退消息的鼓舞之后，随时有可能对其进行破坏。30

最为不祥的则是来自奥斯曼军队追击的报告。11月底，英军空中侦察报告称，“几支估计人数在1.2万名携带着大炮的纵队及一支骑兵旅正朝前挺进”。12月8日，努尔丁·贝从三个方位朝英军位于库特的阵地发动了炮袭。尽管无法彻底摧毁英军的抵抗，土耳其人却穿过并占领了河流下游萨德酋长（Sheikh Saad）的领地，从而轻易从侧翼包抄了汤曾德的军队，并完成了对库特的包围。就在包围圈闭合之前，汤曾德还能够撤走他的骑兵部队，但是他和他的步兵——加上数千名后勤人员，总共大约1.16万名战士——此刻却被围困在由泥墙防御的库特城内，只有60天的粮饷配给，却被数量超过他们的奥斯曼军队包围。这支奥斯曼军队将很快由传奇性的德国陆军元帅和奥斯曼战争大臣的叔父接手，后者把自身的声誉押在了这场库特围攻战当中。对伦敦而言，这将是一个严冬。

[1] 在奥斯曼土耳其语里面，泰西封以穆罕默德的理发师塞勒曼（苏莱曼）·帕克命名，他被认为埋葬于附近。

第十二章
埃尔祖鲁姆与库特

如果俄国人投入大量兵力朝你方发动袭击，你可以向锡瓦斯撤退。

——1916年1月，
恩维尔帕夏对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指挥官
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说1

1915年的狂暴之夏过去后，似乎某种暂时的宁静在高加索和波斯战场降临。在过去的一年里，凡城的奇特命运成了它的符号。在整个春天，凡城一直蔓延着各种种族间的屠杀。5月陷入俄国人手中后，凡城又见证了城内穆斯林幸存者的出走。继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在马拉兹吉尔特的胜利之后，奥斯曼在8月上旬又将凡城重新夺回，对基督徒进行了屠杀。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重复了俄军的错误，将其进攻线过度延长至乌尔米耶，随后，俄军又再次在4周之内夺回了凡城，此时这座美丽且备受争议的城市已变成了一座死城。到了11月，俄军再度派出骑兵小队在凡城湖的南边沿岸巡逻，并且对通往比特利斯的通道实行了管制，仿佛奥斯曼在马拉兹吉尔特的胜利以及随后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从未发生一样。

考虑到其他地方的战况，土耳其人于1915年秋天在东部地区采取的低调战略倒不令人意外。俄军在波兰的撤退极大地动摇了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统治，以至于他在9月亲自掌控了兵权，意图重振后方民众的信心。保加利亚在10月加入战争之后，塞尔维亚受到的冲击也决定了加里波利协约国军队的命运，致使协约国在12月至次年1月撤退。在奥斯曼最高司令部看来，当恩维尔在11月将第三集团军的两支整师（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师）及时从埃尔祖鲁姆转移到泰西封以助土耳其的伟大胜利之后，美索不达米亚战场甚至就已经开始使高加索战场黯淡无光。随着英军从加里波利的撤退得以释放出来的其他师部——共约22支师部——恩维尔甚至出乎协约国意料，建议抽出其中的7支师部增援加利西亚的奥地利盟军，同时下令备战开始在1916年春发动第二次苏伊士运河攻势。在所有萨勒卡默什、凡城和马拉兹吉尔特的喧嚣与哗动之后，高加索战场似乎已被人遗忘。

然而，俄国人并没有忘记它。1915年9月24日，最近刚被沙皇剥夺了总指挥权的尼古拉斯大公掌握了高加索方面的兵权。从其重组的重点来看，恩维尔和德国人有必要对之倾注更多的注意力。即便大公的“光泽”在1915年的全面撤退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但这位罗曼诺夫（俄国姓氏，旧俄的罗曼诺夫王朝）大公在高加索战线上的声誉仍有口皆碑。这一次，他不会掉以轻心了。可以理解的是，最高统帅部（由于巴拉诺维奇已落入德军手中，最高统帅部此时迁至更东部的莫吉列夫）的将领们在东欧战线稳固之前，一直舍不得割舍自己的军队或战备物资。然而，到了11月，大公尼古拉斯却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将一支新组建的拥有1.4万之众（8 000名骑兵和6 000名步兵）的远征军调派至波斯，并由骑兵将军N. N.巴拉托夫（萨勒卡默什战役之后对土军进行追击的英雄人物）率领。巴拉托夫的先头部队在加兹温—德黑兰道路上展示了自己的武力，在其向首都发动猛袭的含蓄威胁之下，艾哈迈德·沙阿在1915年11月15日向俄国人献出了德黑兰，迫使德国和奥地利领事仓皇溃逃。到2月，巴拉托夫的骑兵队扫清了波斯北部的德国及土耳其军队，重塑了俄国在阿塞拜疆的声望，并作势从东部侵袭美索不达米亚（从理论上），大大减轻了汤曾德固守库特城的压力。2

尽管巴拉托夫取得的成就相当卓著，但是其真正含义却很快在别处得以体现。他对波斯的侵入诚然有其自身战略目的，并扫清了阿塞拜疆的敌军，但它同时为俄军在更远地区的、差不多被尤登尼奇“煮熟”（不过大公尼古拉斯还未被告知此地战况）的土耳其东部战场发动两栖进攻提供了幌子。为了赶在恩维尔从加里波利撤出兵力进行增援之前给予奥斯曼第三集团军致命性打击——他估计会耗时3个月——尤登尼奇设想向卫护着通往埃尔祖鲁姆的道路上的克普吕柯伊发动突击，一举撕破奥斯曼防线，并在土军援兵赶来之前“部分歼灭”奥斯曼第三集团军。1915年12月，看起来俄军每天都在从第比利斯朝南部的大不里士行军，意图增援巴拉托夫，实际上他们却在夜晚的时候往回走。为了进一步掩饰他们的“军队伪装”或是迷惑行为，尤登尼奇假装给全体将士放大假，还大张旗鼓地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圣诞大餐。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东正教圣诞节也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场合，人们经常要花一个星期以上的时间进行悉心准备。加上新招募的士兵，这支高加索军队的人数此时有将近20万，这也意味着这场欢庆活动的规模将异常盛大——同时，这也给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做掩护：他们在冬季发动进攻所需的战略物资能够在准备节日物资的掩饰下被不断运往前线。与欢庆节日所需的喇叭锣鼓与烈酒不同，尤登尼奇的后勤部队向士兵们分发了短皮上衣、棉毛裤、手套、毡靴、皮帽。此外，每个士兵还配发了两截短木（在圣诞季节非常实用——或者说在约尔峰的寒冷荒地上可以用来生火。在之前的萨勒卡默什战役期间，就有很多土耳其士兵因缺乏木材而被冻死）。由于沙皇俄国仍然使用儒略历——比格里历迟13天，这场狂欢活动预计会在1916年1月7—14日（西历）达到高潮。正是在东正教圣诞节的第四天——1月10日——尤登尼奇计划发动进攻。3

正因尤登尼奇对“军队伪装”战术的高超运用，他们才得以在连高加索总司令（他在1915年12月18/31日才得以就职）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这些物资秘密运到了前线。尤登尼奇有必要如此小心谨慎，因为他知道数月以来，高加索战场已经远离奥斯曼和俄军最高统帅部的视线。在1915年的彻底失败之后，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及其参谋长M. V.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急切想要在欧洲恢复俄军的积极性和声望，他们考虑在加利西亚向实力稍弱的奥匈帝国敌军发动新的攻势。考虑到土耳其人在萨勒卡默什战役及最近在凡城湖附近的溃败之后难以对俄军的高加索阵地构成威胁，阿列克谢耶夫意识到没有理由继续在此地留守一支大规模军队。1916年1月上旬，他要求第比利斯向波兰派遣增援力量。可以预见，尼古拉斯大公对这个将会夺走他刚掌握的兵权及其地位的命令大为震怒。他依仗此时尤登尼奇要求发动进攻的提议，拒绝执行阿列克谢耶夫的命令。

俄国的突袭几乎是全力以赴的。当进攻开始时，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指挥官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身处君士坦丁堡的战争部，而他的德国参谋长古泽由于感染了致命的斑疹伤寒症，也正在德国疗养。当土耳其人应该处于高度警备状态的时候，他们在埃尔祖鲁姆的指挥部却正在昏头大睡。很明显，波斯和假日的“军队伪装”奏效了。不过，要说在土耳其这方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俄军会在近期（如果不是这么快的话）发动进攻也过于夸张。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此时身处帝都的目的主要是想从恩维尔手中获取援兵以防俄军进攻。据这位第三集团军司令所说，恩维尔对此漠不关心，他仅仅告诉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如果俄国人发动进攻的话，他们只需要“撤退到锡瓦斯”即可。4即便恩维尔想要派兵迅速增援埃尔祖鲁姆，时间上也不可能太快。俄军的黑海舰队尽管对“戈本号”处处盯防，却足以对土耳其的黑海沿线造成有力侵袭，并有效控制了通往特拉布宗的航线。从君士坦丁堡到安卡拉有一条铁路线，但是，正如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战时畅销惊险小说《绿斗篷》中的主人公意识到的，从这条铁路的末端到埃尔祖鲁姆的距离超过了500英里（约804千米）。在仅有的一条交通繁忙的碎石路上，大部分士兵只能靠双脚行军，而他们的大炮装备等则由畜力牵引的货车拖着缓慢前进。在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缺阵埃尔祖鲁姆的情况下，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指挥官的职位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暂时担任，他也因而只能倾尽所有做好防守——他在第九、第十和第十一兵团中遍布着大约7.4万名步兵，同时，他还拥有77挺机关枪和180门野战炮。5

这还远远不够。虽然尤登尼奇在数量上仅拥有非常薄弱的优势（加上亚美尼亚“志愿军”作战小队，总共大约8万名步兵，与此对应，土军拥有7.4万名步兵），但是他却又把土耳其斯坦第二兵团和高加索第一兵团，以及高加索第四步兵师中的85支作战营的主要兵力投放到对克普吕柯伊的进攻中，并由骆驼拖运着230门野战炮及炮弹供以援助。6实际上，比数量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尤登尼奇精心准备的物资储备，这样他们的装备就能够在高加索的寒冬条件下远胜土耳其人。这同发动突袭的因素一样，最后被证明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尤登尼奇计划的第一波进攻开始于东正教圣诞节的第四天——1916年1月10日，土耳其斯坦第二兵团在普热瓦尔斯基（Przevalski）将军的带领下，向位于托尔图姆湖（Lake Tortum）和恰基尔·巴巴桥之间的奥斯曼左翼（北边）发动了袭击，旨在攻下卡拉达（黑山）的高地，并引开从哈珊卡尔堡而来的奥斯曼援兵——这支援军部队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留以战略备用，仅由6 000兵力构成。在敌军的顽强抵抗，尤其是奥斯曼机枪手的扫射之下，土耳其斯坦军队经过两天的苦战后，仍无法拿下高地。但是普热瓦尔斯基的进攻却成功地实现了其战略目标，他将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的注意力引至北部防区——他在此区调派了两支师部（第三十一和第三十四师）。尤登尼奇随后又通过在阿拉斯河流域发动高加索第一兵团朝奥斯曼右翼进攻，进一步迷惑了敌军。此处的战斗依然十分激烈，双方用刺刀进行拼杀，而俄军甚至行进到奥斯曼军队的机枪火力之下接受血腥屠杀（这些不幸的俄国农民显然没有被告知他们进攻的是一个师的力量）。到目前为止，俄军在这三天对敌军两翼的残酷且毫无结果的进攻中，仅仅占领了少量前方的沟壕。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并未完全上当，他推断，俄军至少有一支部队在进行佯攻——很可能是北部这一支。在此判断下，他将自己的战略后备军转移到了南部。

尤登尼奇此时亮出了自己的王牌。在判断到克普吕柯伊防线上的最弱一环位于沿着恰基尔·巴巴桥散布的中翼和右翼的交会处后，这位俄军参谋总长将自己最强大的兵力集合于此处，以对抗奥斯曼第三十三师和第三十四师。这群集合起来的强大兵力总共大约3.5万人，由42个营组成，包含整个高加索第十四、十五和十六步兵师，并配备有26门野战炮和8门榴弹炮。尤登尼奇将其计划在第五天发动突击进攻的意图掩饰得如此之好，以至于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在第四天还命其数量胜过对方的第三十三师（1916年1月13日）对敌方发动了袭击，但他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将士兵送往尤登尼奇的集结部队的口中。因此，土军的中间位置在第五天的主攻之前就已经被俄军的防御火力大大削弱了。

1916年1月14日破晓时分，正值俄国的东正教新年，俄军对奥斯曼位于卡尔辛与卡伦德尔的中间位置发动了“集中炮轰”。到上午11点，俄军拿下了土耳其在马斯拉哈特（Maslahat）的主要战壕，而被击败的奥斯曼第三十三师和第十八师则被迫撤退。到了下午，俄军又越过科兹钱（Koziçan，现普路莫斯，Pülümür）与西利居尔（Cilligül）高地之间的深谷，攻占了关键性交叉点希萨尔·代雷（Hisar Dere）——从而开辟了一条通往南部克普吕柯伊土军司令部的绝佳道路。在更南边，俄军的左翼在继续朝阿拉斯河流域发动的进攻中取得了更多进展，并迫使敌军撤到了中部。1月15日，俄军攻占了恰基尔·巴巴桥段，将中部和北部战区分隔开来，在约尔峰（上个冬季冻死了很多土耳其士兵）开辟了一块漫长地域。由于拥有毡靴、皮衣和皮帽，俄国人在这个冬季即使暴露在山脊外，也没遇到比土军更多的麻烦。在并不引人注目的稳步推进下，到了第七天——1916年1月16日——俄国人在阿拉斯河包抄了土军的右翼，并将其与克普吕柯伊司令部的联系切断。土军大败在即。

但是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并非全军覆没。正如恩维尔在萨勒卡默什时意识到的，即使是最严密的战争计划，在大自然的不可抗力之下也会束手无策，尤其是在深冬季节。尤登尼奇的主力部队为高加索军队，再加上一支西伯利亚哥萨克师，而且他们为过冬进行的悉心准备也差不多达到了20世纪早期任何一位士兵所能期望的最高标准，看起来已经坚不可摧。然而，他们仍然是肉体凡胎，即使是最强壮的人，也无法在大雪厚堆的山区快速行军。在嗅到胜利的气息后，尤登尼奇在1月16—17日夜晚令纵队朝南行进，以图切断土军从阿拉斯河的撤退路线。当天早些时候就意识到已经失去了这场战役之后，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在几个小时以前就令军队在尤登尼奇的命令生效之前进行全面撤退——即使那时俄军的追击速度由于过慢而无法切断土军。当尤登尼奇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在第九天——1916年1月18日——到达哈珊卡尔堡后，这座城市几乎毫不设防，仅仅有4个营被留下掩护撤退。这正是哥萨克士兵盼望的那种战役——他们面对的是一支被截断的、孤立无援的部队。在哈珊卡尔堡的土耳其部队遭到了彻底歼灭，死亡1 000人，被俘1 500人，还损失了仅有的4门大炮。而俄军则洞穿了克普吕柯伊防线，拿下了克普吕柯伊城。但是，多亏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的敏锐思维，土耳其主力军才避免被俄军拦截，并退回到由高山构成坚固防线的安全的埃尔祖鲁姆。土耳其人再一次躲过了战斗。7

尽管如此，克普吕柯伊之战很明显是属于俄军的一次胜利，同时，它也是高加索战场上规模最为宏大、最值得注意的一场战役。奥斯曼第三集团军自萨勒卡默什战役溃败之后，又损失了另外2.2万名士兵，包括5 000名左右战俘和相等数量的逃兵，另有1万名左右伤亡者，以及在冬天被冻死的士兵。这支集团军中的第十一兵团损失将近70%兵力。诚然，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的及时撤退挽救了近4万名士兵，这些士兵还能继续参与到接下来相对安全的埃尔祖鲁姆战役中来。而且他还被敌方俘获了二三十门大炮，这个数字非常惊人，但是这对一支仍然可以撤回防御要塞的军队来说也算不上特别严重。所有这些都不假，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尤登尼奇却在敌对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将土耳其人彻底击溃。俄军在边路过度积极的佯攻掩饰下，避开了奥斯曼的两翼优势，使己方中部位置的策略优势成为可能。尤登尼奇的胜利归功于战略锐气和出色的参谋工作。正如土军在事后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尽管壕沟中的土耳其守军在“一战”中这一部分的优势显著，但是俄军伤亡人数——大约1万——低于土军的原因在于出色的后勤工作：“自从俄军为过冬做好准备之后，他们的伤亡数就低于土耳其人了。”8

尤登尼奇此时想要在埃尔祖鲁姆继续他的出色表现。在未能快速追上土军以包围或切断它在克普吕柯伊的分遣队后，这位俄军参谋长并不想给敌军时间以恢复实力和士气。被俘的土耳其士兵和军官愤怒地抱怨着他们无能的指挥官，这更使他相信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已经支离破碎，而他们的士气也早已消散在大雪之中。哥萨克巡察队、亚美尼亚支持者以及空中侦察兵（俄军在战区有大约20架飞机）都报告称，撤退的土军已经完全丢弃了埃尔祖鲁姆的要塞工事，并一直撤至城内的堡垒和战壕中，似乎决意做最后一搏。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一支意志消沉的军队对敌方的正面进攻已无任何招架之力。如果不是尤登尼奇将问题抛给最高统帅部的话（大公担心他的弹药储备会在下一轮攻击中耗尽），这至少是他向大公尼古拉斯提出的论断。阿列克谢耶夫和沙皇也感动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位称职的野战司令，遂全力支持尤登尼奇组织新的进攻。

要迅速攻下埃尔祖鲁姆绝非易事。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城市里，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是数一数二的（阿德里安堡的防御工事最为坚固）：它共有16座要塞，并由3条牢固的要塞防线拱卫，封锁住了从东部哈珊卡尔堡延伸而来的谷地流域，2座以上的要塞“侧翼群”封锁住了以北12千米（7.5英里），以及以南5千米（3英里）的区域。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之后由一组英国工程师进行了改良，随后，在19世纪90年代，另一群德国技术顾问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改造，并在帕兰德肯山的顶点处建造了几座南部堡垒（土耳其如今进行登山滑雪的最佳胜地）。对任何侵略者而言，这座山同时形成了另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高度为2 500米（8 202英尺）的代韦—博云（Deve-Boyun，意为骆驼脖子）山脉控制着进入城市的中部和东北入口，使得山脉下的射界被完全置于堡垒的掌控下。城市以北的杜姆卢山脉也有2 963米（9 721英尺）之高。总之，尽管此时缩减至大约只有4万名生力军，第三集团军在埃尔祖鲁姆却拥有235门半固定式大炮，足以从控制着城市入口的山顶堡垒上向四周发射炮弹，而狭窄的隘口之上的大炮固定点也将使尤登尼奇的行进部队在大雪纷飞的天气下举步维艰；此外，土军还有另外112门移动加农炮，能够移动至任何脆弱点进行增援。如果土军能在这场严酷的考验下存活下来，俄军将不得不在同心环形的战壕与绕着城市的线形战场上同敌军进行最终较量。而在这里，巧妙隐蔽起来的步兵与机关枪也早已准备好向俄军开火。

尽管土耳其的防线看起来固若金汤，但其中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漏洞。第三集团军存放在埃尔祖鲁姆的大炮主要固定在要塞内部，而且这些炮都并非现代最大口径——没有一门超过150毫米，而大于150毫米的也寥寥无几。这些炮主要为87毫米、80毫米及75毫米口径的野战炮，此外，还有大约40架90毫米口径克虏伯速射炮。土军的几十挺机关枪被丢弃在了克普吕柯伊，大约只有39挺放在埃尔祖鲁姆。第三集团军的兵力已经缩减至4万名有生力量，而且没有一个分队还保存着完整实力。尤其是第十一兵团，甚至不到1万人，连一个师的兵力都难以达到。土耳其的“营部”此时只有约350人，与俄军1 000人的营部形成了对比。实际上，这意味着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即使有心，也无力保护整条防线。即便许多山岭及隘口由堡垒和野战炮守卫，俄军在1916年1月27—28日夜晚进行一次简单的侦察探测时，还是发现在哥尔内斯（Kornes）村附近的一些关口仍毫无防备。一些讲土耳其语的俄军士兵几乎在没遭到阻拦的情况下就越过了敌军阵线。于是，他们“抓获了第三十八步兵师的指挥官及8名军官、随军兽医、炮兵部队的指挥官及其3名参谋”。更为这次大胆无畏的胜利画上圆满句号的是，在返回途中，他们又俘获了3门大炮及200名战俘。尤登尼奇从这次事件中得出判断，“前线还存在着极为巨大的缺口”。如果他能够找到这些缺口，并且投入足够士兵的话，许多奥斯曼的防御阵地就能够从后面被攻克了。9

地图15

与克普吕柯伊之战相似，尤登尼奇猛攻埃尔祖鲁姆的计划包含相当严肃的佯攻，并集结主力军向敌军弱点发动猛攻。不过，这一次事件进展得更快，在俄军几乎同步进行的一系列“瀑布”般猛攻下，土军意图调派兵力支援这个关键性防区的希望终得以落空。在一个稍有不同的转折中，俄军向位于中间位置的代韦—博云山脉发动了主要佯攻：他们派一小股辅助性部队袭击了帕兰德肯山更东北角落的乌尊艾哈迈德（Uzunahmet），而在右翼将无大型佯攻。不过，尤登尼奇再一次试图突破奥斯曼防线中部与右侧防区之间的关键枢纽位置，穿过仅仅由卡拉格贝克（Karagöbek，位于土耳其前线）和塔费特（Tafet，靠近城市大门）的堡垒守备的居尔居—博加兹（Gürcü-Boğaz）峡谷。如果在这个防卫（相对）脆弱的缺口插入三支完整的步兵师，尤登尼奇将能够包抄所有位于南部代韦—博云山顶点的防御工事、西南部的帕兰德肯山，以及北部、西部的杜姆卢山，并到达空旷低洼的卡拉苏（Kara-Su）平原——它向下延伸至埃尔祖鲁姆的东部（卡尔斯）大门。10

在尤登尼奇的构想中，速度尤为关键，而他刚刚在克普吕柯伊之战中取得胜利的士兵也并没有让他失望。1916年2月11日下午2点，俄国将近250门大炮对准奥斯曼位于代韦—博云、乔班—代德（Çoban-Dede）及达兰格兹（Dalangöz）的两座主要堡垒，发动了炮击。土耳其人从帕兰德肯山南部外沿山脉上的乌尊艾哈迈德堡垒进行了还击。尽管由亚美尼亚上校皮鲁米扬（Pirumyan）率领的第153巴金斯基（Bakinski）团全身心向敌军投放了猛烈的火力，但收效甚微，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皮鲁米扬上校率部攀登上堡垒，向达兰格兹守军发动了突袭。经过数小时“疯狂的刺刀拼杀”，这座堡垒在黎明时分落入巴金斯基团之手。乔班—代德的东南部，第156伊莱扎韦特波尔斯基（Elizavetpolski）团在克普吕柯伊的高地同样取得了相似胜利。在第一晚赢得了两场战役后，尤登尼奇似乎指示他的主力军也迅速插入奥斯曼的代韦—博云筑垒阵地前方。可以理解的是，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他在战役开始的时候及时从君士坦丁堡回到了战场）在次日便下令军队夺回达兰格兹，并向来自代韦—博云的俄军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意图将其消灭干净。

但他这样做却正进入了尤登尼奇的掌控之中。在代韦—博云的激烈炮火的掩护下，俄军最强师——第四及第五土耳其斯坦步兵师在令人敬畏的普热瓦尔斯基将军的带领下，同高加索第四步兵师发起了主要进攻，并在2月12日早晨进入居尔居—博加兹峡谷。被打败的土耳其第十兵团在摧毁堡内大炮之后，立即从卡拉卑格贝克撤退到围绕着塔费特堡垒的后方位置。盘踞此地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而且第三十一及三十二师在2月13日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击。1916年2月14日，俄军对塔费特堡垒发动猛攻，在遭到严重损失后，俘获了敌军1 500人及20门大炮。似乎是为了印证“战神”站在尤登尼奇这一边，一位土耳其军官在此刻逃离而去，在他身上携带着这个城市的防御点地图，其中还包括大炮的排布位置；当俄军在第五天朝土军炮台进行炮轰的时候，这幅地图立马被派上了用场。[1]当各种零星的战斗在所有战场继续进行的时候——尤其是俄军攻击力最为脆弱的帕兰德肯山的南坡，到2月15日下午，俄军飞机报告称土军正在全面撤退，而整个城市则弥漫着战火。2月16日早晨7点左右，一支捷列克哥萨克团从卡尔斯（Kars）大门进入了埃尔祖鲁姆。埃尔祖鲁姆要塞陷落。11

在“一战”史上，这是一场标志性的胜利。俄军俘获敌军327门大炮——几乎相当于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所有储备。在4万名左右守军中，土耳其至少损失了1万名士兵及相等数量的战俘和逃兵，余下的幸存者则逃至西部的锡瓦斯。俄军方面有1 000人死亡，8 000人负伤或被冻伤，但是这些士兵随后便同克普吕柯伊战役中的1万名伤兵一起，向奥斯曼一座据说坚不可摧的堡垒城市发动了猛攻，并几乎全歼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尤登尼奇取得的胜利将传遍此区，并将俄国的声望推上顶峰。

尤登尼奇希望趁土军还乱作一团的时候，继续巩固己方的胜利，他坚决强调追击行动应比上一次克普吕柯伊之战之后的追击战更为迅猛有力。早在2月16日下午，两支哥萨克团便已动身奔赴埃尔祖鲁姆西部距离最近的小镇伊利卡（Ilica）。到日暮时分，他们攻下了小镇，并俘获了300多名士兵以及30门大炮。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试图从溃退中挽回些许颜面，遂下令6支由边疆老兵组成的殿后营在巴伊布尔特（Bayburt）做殊死抵抗，同时，将其余的将士撤回到更西，近200千米（124英里）之遥的埃尔津詹。作为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曾经的皇冠之珠，埃尔祖鲁姆此时却成了俄军的前沿基地。在这里，尤登尼奇能够朝安纳托利亚的心脏地带进行刺探或是袭击。

为了在奥斯曼的加里波利援兵到达之前先发制人，并同时掩护两翼的推进部队，尤登尼奇下令左翼（乌尔米耶—凡城—比特利斯）和右翼（从阿杰利亚一直沿着黑海沿岸）同时发动进攻。尽管中部位置推进的准备工作意味着第比利斯司令部只能为左翼留出高加索第六步兵师，但这却足以证明克普吕柯伊溃败的消息早已扩散至守卫着穆什和比特利斯入口的奥斯曼第106和第107步兵团。在2月上旬一些混乱的小规模冲突之后，哥萨克人的一支先头部队在第16天——埃尔祖鲁姆陷落的同一天——轻易进入了穆什，且未遭到任何抵抗。为了使一支新步兵师赶上哥萨克人，在经过暂时的停顿之后，俄军在2月下旬继续向前行进，并于1916年3月2日夜晚到达比特利斯的郊区；在这里，土耳其人在围绕着城市的山体上进行了加固设防。此时，地面仍覆盖着积雪。这一次，轮到了高加索第六步兵师的胜利日——在没有开火的情况下。这是一次英雄史诗般的丰功伟绩，俄军在做好随时拼刺的准备后，在深夜静悄悄地爬上了土耳其的阵地，之后他们在“数个小时激烈的白刃战”中打败了土军，并俘获了1 000名士兵和20门大炮。而土军的幸存者也似乎放弃了继续抵抗，逃至南部（而非西部）的锡尔特。12

尽管地势险峻，俄军右翼的行进速度依然很快。若想进攻土耳其沿着多山及茂密林地的黑海沿岸的据点卢里斯坦（Luristan），俄军只能从水上进攻——这需要海军的紧密配合。好在前线指挥官利亚霍夫（Lyakhov）将军有过此种作战模式的经验，他早在1915年2月萨勒卡默什战役后的大扫荡期间，就攻占了霍帕港，并将军队推进到更西部的阿尔哈维。之后，当土耳其人在阿尔哈维河西侧挖掘高地河岸的时候，利亚霍夫将军便停止了前进。为了掩护尤登尼奇的侧翼，当利亚霍夫将军在1916年2月5日重新开始组织进攻时，他仅仅发动了一次攻击——由位于巴统的俄国海军中队进行了连续两天的炮轰——以把土耳其人从他们的战壕中驱逐出去。最终，土耳其人在战壕中留下500具尸体后撤退至维切。10天之后，这支俄军中队又向维切施以相似惩罚，迫使土军在2月16日又进行了另一次战术撤退——埃尔祖鲁姆和穆什同在这一天陷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尤登尼奇整体战略构想协同进展得有多么顺利。尽管如此，利亚霍夫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成功将一艘名叫“埃底比波斯号”（Elpidiphores）的特殊的逆向航行的重型黑海货物拖船带到了众多的沿岸河流地带。而这一次，这艘货物拖船里面运载的却是军队，他们随后在奥斯曼防线后方靠近阿蒂纳的位置登陆，并切断了从里泽起始的土耳其防线的主要部分——里泽是位于巴统和特拉布宗之间最大的港口城市，而特拉布宗则是奥斯曼第三集团主要的海上补给站。1916年3月8日，俄军攻占了里泽，距特拉布宗只有30英里（约48千米）。13

似乎是为了给奥斯曼征服者大公尼古拉斯（实际上是尤登尼奇）的伟大功绩进一步添砖加瓦，就在次日，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英国的委托专家马克·赛克斯爵士以及法国的乔治·皮科齐聚彼得格勒开始商榷对帝国的分割事宜。实际上，在1916年3月之前进行谈判的意义并不大。彼时，英法联军刚从加里波利战场屈辱而退，甚至连汤曾德的远征军也被击败于泰西封，而且还正被围困于库特。作为奥斯曼事务主要推手的俄国人在1915年的敷衍推脱之后，终于在此时发挥了自己的重大影响力，这次对奥斯曼残体的分割事宜将极为郑重地进行。

萨宗诺夫在1915年3月的初步谈判阶段握得一手弱牌，此时却能够站在实力的立场之上。尽管俄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或是加里波利战役中毫无建树，但是考虑到它早已声称自己会在战后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及海峡，他在此时提出更多要求的举动倒也不足为奇。赛克斯和皮科早已在到达彼得格勒之前就达成了一份试探性的双边协议，两国的分割区域分别由红蓝线表示，英国分得红色区域，法国分得蓝色区域，而且英国声称拥有阿拉伯半岛、巴基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法国则主张拥有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奇里乞亚，以及大部分“土耳其亚美尼亚”和从奇里乞亚延伸到北部美索不达米亚直至乌尔米耶的“库尔德斯坦”。萨宗诺夫知道，赛克斯和英国除了确保法国分区构成了英俄之间的一个缓冲带之外（伦敦和彼得格勒的战略家们都设想一旦德国被击败，他们两方会重回大博弈时代的竞争关系），他们其实对法国宣称的与俄国的边界线划分并无真正兴趣。因此，在1916年3月11日，萨宗诺夫在同赛克斯和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进行的一个私人会议中坚决要求赛克斯亲自在稿图上划掉法国在“土耳其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的蓝色区域，并将其随同波斯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东北部重新划给俄国。据萨宗诺夫在1916年3月13日的一份正式备忘录中的约定称：“西至黑海，东边从乌尔米耶省起始……从凡城，穿过比特利斯、穆什和哈尔普特（Kharput），至塔乌拉（Tavra）和安梯塔乌拉（Antitavra，锡瓦斯附近）山脉，这之间的所有领土都必须归俄国处置。”14

作为外交生手的赛克斯非常懦弱无能。[2]但是，俄国人却极其郑重。萨宗诺夫在与赛克斯和皮科进行这场偏颇的谈判的同时，召集陆军和海军后勤长官，意图消除俄国在战后小亚细亚上的边界问题。格里戈里耶维奇和海军不仅想要征服特拉布宗（尚未征服），还想拿下战略意义重大的锡诺普半岛——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俄军曾在这里卓越地摧毁了奥斯曼舰队。[3]这将使俄军的黑海舰队呈战略三角之势掌控塞瓦斯托波尔—君士坦丁堡—锡诺普，并消除黑海西半边的罗马尼亚或是保加利亚的海军威胁。由于战后土耳其的残体会被划分至“某处”，萨宗诺夫出于一种罕见的外交的谨慎考量否决了上将的建议。1916年4月26日（赛克斯已经给出了英方的批准意见），他提出最终“折中”方案，“俄国将吞并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凡城和比特利斯，在某种程度上即沿着黑海沿岸到特拉布宗（这座城市刚好在10天前落入俄军手中，从而为萨宗诺夫的声明增加了底气）西部之间的范围”。在更南部，萨宗诺夫提议到，俄国将统治“位于凡城和比特利斯南部，及穆什和锡尔特［尚未征服，不过此时处于比特利斯俄军的威胁之下］之间的库尔德斯坦省……以及众山”。作为安慰，法国被分给了锡瓦斯、哈尔普特和迪亚巴克尔，不过这三座城市都将同战后俄国的分界线接壤，并受其影响（俄国已经在计划修一条从特拉布宗到安卡拉并途经锡瓦斯的铁路）。由于法国并无军队驻扎土耳其亚洲区，所以被赛克斯抛弃的皮科除了顺从别无他法。就这样，随着俄国对土耳其不断取得胜利，臭名昭著的分裂奥斯曼帝国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更准确的表达应该为《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在俄国的重压和影响下，终于在俄国首都得以达成。15

地图16

在这个“一战”史上让人难以理解的关键时刻，唯一一件使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保持团结的事情正是众协约国因贪婪要求分割帝国而导致的摩擦。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土耳其的命运得以延续大概依赖于英俄两国一直未能就分割事项达成一致。“病夫”的说法首次被使用源于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在1853年3月同英国大使乔治·汉密尔顿·西摩进行会晤时，提到要对奥斯曼进行大致上的分割（他的评论后来被用以为鲁莽的人进行辩解，比如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他曾极力主张英国介入克里米亚战争）。[4]在1878年的时候，正是迪斯累里召集舰队进驻海峡才迫使俄军退出了圣斯特凡诺。而1916年，又是英俄两国和法国组成了战时联盟，奥斯曼帝国的丧钟似乎终于要敲响了——只可惜英俄两国未能在奥斯曼战区达成协调战略。

英国人并非没有努力。如果俄国人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加里波利战役期间信守承诺派兵协同作战的话，对土战争可能在1915年春天就会结束。但是俄国却以其一贯的挖苦的方式，利用英法联军在加里波利的失败——在1916年1月10日——最后一名联军士兵从海丽丝岬撤退的次日，才派尤登尼奇发动了决定性的克普吕柯伊之战。这确实是一类协调作战，但却几乎呈一边倒趋势。正如尤登尼奇的推断（虽然是出于明显的私心），他如果在恩维尔将士兵从加里波利转移到埃尔祖鲁姆之前发动进攻的话，那么他获胜的机会就会更大。当然，如果他在上一个春天或夏天就发动进攻的话，土军或许会转移出加里波利的军队，而协约国军队也能在5月份的克里希亚之战或是8月份的阿纳法尔塔（Anafarta）之战中获取更大的胜算。但是，他们的斗争却非尤登尼奇的问题（虽然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大概在一开始是为转移高加索的土军而发动的）。同样，可怜的汤曾德身陷困境，以及英印远征军被围困在由泥墙守卫的库特小镇也都不是俄国的问题，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尤登尼奇和大公尼古拉斯为何会在1916年1月到2月全力以赴攻打埃尔祖鲁姆，而非南部美索不达米亚战场。在这里，英国人用尽一切办法试图冲出包围圈，而他们随之展开的一系列残酷交战则与俄国进攻克普吕柯伊的时间惊人地一致。新组建的底格里斯军团由1.9万兵力组成，中将方东·艾尔默爵士任指挥官，在1916年1月7日，他们向库特南部的战壕防线汉纳发动了全面进攻，并在傍晚之前俘获了大约800名士兵以及2门大炮。但是这次进攻由于常见原因，又很快陷入了泥沼。在次日向壕线挺进的过程中，英军由于疲劳过度，始终停滞不前；随后一场大雨将一切变为泥淖。不管怎么样，他们发现土军的防守阵地“极度牢固”，其中一些战壕竟然深达9英尺（约2.7米）。在接下来两周里，英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始终未能突破土军的抵抗。1916年1月23日，艾尔默取消了进攻，并下令退守底格里斯。在这场战役中，他一共损失2 700名士兵。毋庸讳言，这一次俄国人依旧没有赶来支援。16

诚然，第比利斯在巴格达以北几百英里开外。即使尤登尼奇想要派兵引开库特的土军，也绝非易事。可是巴拉托夫位于波斯的远征部队距其只有大约250英里（约402千米）——甚至比英军位于巴士拉的后方基地都近。当巴拉托夫在1916年2月26日攻占了科曼莎（Kermanshah）之后，他的哥萨克部队距边界上的城镇汉尼（Hanekin）只有120英里（约193千米），而巴格达仅比它远80英里（约129千米）。可以理解，尼克松将军遂在此刻请求大公尼古拉斯派巴拉托夫为被围困在库特的汤曾德解围——此时，库特城外的土军（由戈尔茨帕夏率领）以及几十位从加里波利战场赶来的德国军官和工程师已经建立起由150挺“最新款式”的德国造机关枪组装而成的攻城器械。[5]尽管巴拉托夫同汤曾德之间建立起了直接无线电联络，但是，为了迫使巴拉托夫就范，大公却在下一步行动踌躇不前（实际上，整个战争指挥系统稍显不灵活——北边的波斯事务由第比利斯总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统辖，而不是正规军司令部）。尼克松只好降低要求下令艾尔默在巴拉托夫给出许诺之前，于3月份搬兵解围。他对艾尔默的紧迫要求的原因在于汤曾德的食物补给估计在4月15日左右就会耗尽；而且春洪将很快淹没库特城南部的所有区域，使人无法通行。为了击败奥斯曼军队的右翼或者说南侧，艾尔默令其士兵在对汉纳中部佯攻的掩护下，向杜贾尔依拉（Dujaila）要塞发动了突袭。这一波新的攻势开始于1916年3月7—8日——赛克斯和皮科也在这一时期抵达了彼得格勒。这场进攻再次让艾尔默感到懊恼，“他们发现敌军阵地坚不可摧，而且敌方的援兵正大批赶来”。这支第三十七旅的士兵在杜贾尔依拉短暂攻占了一处据点之后，又被凶残的土耳其人击至原处。这一次战役持续了数个小时，英方差不多有4 000名伤亡者，却徒劳无益。艾尔默在汉纳—杜贾尔依拉战役中颜面尽失，遂辞去了司令之职，并同意由他的参谋长少将乔治·戈林奇爵士接任。17

与此同时，在由泥墙防卫的库特城内，疟疾蔓延，食物供给中断，甚至连他们的生存给养也难以挨过5月。3月，守军被迫将城内的驮畜连同“瘦成皮包骨头的猫狗”一同屠宰。一位士兵回忆起这段饥饿带来的影响时说：“如果你走路或是站立，你的脚底会感到剧痛；如果你躺下，你的肩膀和背部会感到剧痛；如果你坐下，你的臀部会感到剧痛。”到了4月，另一位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我的腿瘦得吓人，甚至还没手臂粗，我的皮肤能将我的双腿合拢包裹起来。”雪上加霜的是，此时的气温也已突破人的极限，经常骤升至华氏120度（49摄氏度）。到目前为止，巴拉托夫和他在波斯的俄国远征军甚至尚未朝边境实施佯攻。18

1916年4月1日，大公尼古拉斯终于投入行动，他通过他的参谋长博尔霍维季诺夫将军要求巴拉托夫尽自己所能朝巴格达进军以引开奥斯曼军队。戈尔茨帕夏对巴拉托夫如此明显的举动早有预料，遂派4支奥斯曼营部及12门大炮朝位于波斯边界线的汉尼移动。为凸显向俄军造成威胁的重要性（可能言过其实了），戈尔茨帕夏还将汉尼的指挥权托付给了一位德国军官——博普少校。博普随后可能会感到失望。与埃伯哈特在1915年春寻遍借口拒绝进驻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样，巴拉托夫也称向巴格达发动正规的牵制性袭击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以及最为重要的适当兵力和方法”。在这些准备妥当之前，巴拉托夫拒绝越过科曼莎。

或许是感到一阵轻微的羞辱，大公尼古拉斯——也正是他曾利用自己的哀诉刺激俄国的协约国进入了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半岛的血腥战场——鉴于自己无援兵可派，却在此时要求巴拉托夫联合协约国军队一同行动。因此，巴拉托夫在1916年4月20日终于命他的哥萨克部队朝奥斯曼边境开进，并于1916年4月25日到达边境城镇汉尼的郊外。巴拉托夫向汤曾德报告称，他此时“距巴格达只有5天的行进距离”。这样的话，他似乎能在4月30日左右加入作战——然而也正是这一天，汤曾德在食物断尽之后被迫将整支远征军交与了土耳其人。俄国人又一次未能及时赶到英军的“葬礼”。19

事实上，这一次与埃伯哈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三心二意的袭击不同，他们根本就没有到达战场。由于中暑、疟疾和霍乱，巴拉托夫在从科曼莎朝汉尼行进的途中损失了500名士兵，再加上广播中传来汤曾德投降的消息，他决定不再奔赴巴格达战场。巴拉托夫的马匹已经很难找到粮草，他似乎最好尽一切所能利用自己的哥萨克部队挽救这场被诅咒的协约国间的牵制性进攻。在英国终于向第比利斯司令部提出抗议，指责其协约国联军毫无情义的袖手旁观之后，大公尼古拉斯在1916年5月下旬最后一次命令巴拉托夫，“沿着库特—阿尔—阿马拉下方的底格里斯河展开作战，为［英属印度军队］解围”。这一次，巴拉托夫甚至毫不掩饰，直接将他的哥萨克士兵和骑兵部队拉回更为凉爽的卢里斯坦山区。尽管如此，如果汤曾德及其士兵听到大公尼古拉斯在1916年7月称赞巴拉托夫在波斯（很明显，如果不提美索不达米亚战区的话）的表现“无比勇猛”的令人作呕的玩笑话时，只会备受打击。20

再一次，奥斯曼帝国因为它的两个最危险的敌人之间的协调战略失败而存活了过来。由于俄军的骑兵队未能赶来营救，当春洪开始淹没山谷的时候，汤曾德的士兵渐渐饿死在疟疾蔓延的库特泥城内。在4月中旬的时候，英军还曾试图做最后一搏，戈林奇试图从左侧——赛纳雅（Sannaiyat）附近，底格里斯以西包抄奥斯曼阵线。他的士兵进行了殊死搏斗，然而土耳其人此时已从巴格达调来了众多人马，使突围难如登山。在4月15—16日和4月20—22日的一系列残酷袭击与反击中，双方都损失了数千名士兵，然而他们都未能洞穿彼此的阵线。一位英国军官带着一种勉强的钦羡口气记录到，土耳其人“气势如虹”，甚至连可怕的廓尔喀人也打起了退堂鼓。到此时，库特城内只剩6天的生存配给量，而汤曾德消瘦憔悴的士兵也已接近恍惚边缘。戈林奇的生力军的状况并不见得更好，他们已无力再集结军队发动进攻。总的来说，这支英属印度军队为了替汤曾德解围，从1月份到现在已经损失了2.3万名士兵。很明显，对于戈林奇而言，库特的命运“木已成舟”，他们的唯一问题在于汤曾德的投降条件——他们此时“正在门口饥肠辘辘地”与敌方谈判。21

1916年4月30日，汤曾德下令摧毁剩余的大炮和弹药库存，并在英国国旗处竖起一面白旗。随后，他向哈利勒（现为“库特”）帕夏交出了自己的佩剑和手枪。对于恩维尔而言，这是一场标志性的胜利，他的叔父现在拘押着大约1.3万名英兵（主要是印度人）——自约克镇战役以来，英军投降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送去修建巴格达铁路。22在这场巨大的胜利之后，一支由能讲阿拉伯语的英国情报军官组成的特遣队在T. E.劳伦斯带领下，意图向哈利勒行贿100万英镑以换取汤曾德及其士兵的自由，却遭拒绝（还有说法认为贿金数额在200万英镑）。23诚然，土耳其东部传来的关于俄国人接连取胜的消息十分可怕。但是紧随加里波利战役之后，恩维尔的叔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取得的巨大胜利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土耳其人能够连续击败世界一流的英国军队，那么这位奥斯曼病夫一定还有一线生机。

不幸的是，对于恩维尔而言，敌人也正在苏醒过来。正如大英帝国的大多数战争，它在这一次战役中集结军队的速度也十分缓慢。但是它还拥有相当多的后备部队可以利用，而且它在全球范围内有非常多的间谍和线人能够给其提供不同的策略。恩维尔几乎还没来得及享受他叔父在库特的胜利，就立即面临着伊斯兰教心脏地区的叛乱活动——这些活动使奥斯曼帝国宣称对穆斯林属民拥有统治权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

[1] 在《绿斗篷》中，约翰·巴肯描写了一个南非的猎人探险家带着一幅从一个德国军官身上偷来的参谋地图来到俄军阵线。不过，他的戏剧化描写未必真实。根据俄军情报，这幅奥斯曼参谋地图是在战争期间被交付于尤登尼奇的——即使埃尔祖鲁姆无论怎样都会失陷。

[2] 作为重新制定外交地图（他曾亲自承诺法国换取其支持）的交换条件，赛克斯唯一的要求是让俄国“严肃处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运动问题。对萨宗诺夫而言，这份廉价的承诺毫无损失，且不费吹灰之力。

[3] 锡诺普在冷战期间成为美国情报机构的监听站。

[4] 不过，一般认为他并未说“欧洲病夫”。

[5] 这一段最新的细节收集于俄军情报机构的报告。在报告中，巴拉托夫被劝阻不要挑战土—德盟军；与此类似，这个在奥斯曼沿岸炮台的尤为优越的俄军情报机构还可能阻止了埃伯哈特插手博斯普鲁斯海峡事务。俄国人可能自私自利，但是他们并不傻。

第十三章
双重陷阱：奥斯曼圣战和阿拉伯起义

杀死那些统治伊斯兰国度的异教徒乃是一项“神圣”的职责。

——根据1914年11月前后，
德国制作的阿拉伯语圣战宣传册翻译而成1

随后［青年土耳其党人］违背了神的话语：“男人拥有的应是女性的两倍”，他们妄称男女平等……

削弱了苏丹的权力……还禁止他挑选自己的内阁长官。

他们做的其他类似的事情还包括破坏了哈里发的根基。

——1916年6月，
麦加圣嗣长侯赛因呼唤阿拉伯的穆斯林反抗无信仰的土耳其政府2

奥斯曼苏丹被称为哈里发，或者说伊斯兰乌玛逊尼派信徒的最高统治者基本上依赖于自身的世俗力量——他的军队。自从土耳其人在1517年征服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后，这个名号倒并没有引起多少争议，但是在帝国的扩张期间，哈里发的使用却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停顿。只要帝国强大，那么继续提醒弱小的穆斯林诸国苏丹的优越地位即成多余之事——因为此时苏丹的权威已被广泛接受。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反映帝国泛伊斯兰主义哈米迪耶的复苏说明了帝国并未意识到它自身的威望在现代社会正开始衰退。同时，它也成为帝国在分崩瓦解之前，召集穆斯林完成其神圣事业的最后一搏。同样，青年土耳其党人在1914年11月通过行使苏丹—哈里发的权力以发动圣战，抵抗俄国及协约国力量的举动也反映了土耳其与其“异教徒”盟国，比如德国向其欧洲对手宣战的理由的脆弱性。如果恩维尔的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应征入伍军队真正理解这场战争的目的的话，那么他当初根本没有必要向他们宣传这一点。

尽管大规模的穆斯林暴动未能在英属埃及或印度成功实现，但是圣战并未因此遭遇彻底失败。在英属印度，种种迹象表明土耳其人和德国人正在获得宣传战争的胜利——有证据显示苏丹自称为全球伊斯兰哈里发的声明在这片遥远的次大陆受到了更为严肃的对待。到1915年夏天，波斯已经变成伊斯兰圣战士密谋的温床，对抗英俄的圣战布道正在遍布国家的清真寺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前往阿富汗的途中，奥斯卡·冯·尼德迈尔帮助组织了一次袭击，破坏了俄国人在阿塞拜疆使用的桥梁和道路。此外，为了给反协约国行动提供资金扶持，他还策动了一系列罗宾汉式的银行抢劫活动。在布什尔附近，一位德国特工威廉·瓦士摩斯（Wilhelm Wasmuss）加入了塔尼斯坦尼（Tangistani）部落，以便在位于波斯湾的英军阵地从事破坏活动［流传甚广的是，这位“德国的劳伦斯”使用一部假无线电设备装作在与“哈吉（hajji，指到麦加朝圣过的伊斯兰教徒）”威廉交谈］。到1915年秋天——当艾哈迈德·沙阿（波斯语国王的尊称）正在考虑是否要在从德黑兰到库姆的地区实行伊斯兰教纪元，并向英俄两国发动圣战之时——科曼莎、伊斯法罕（Isfahan）和设拉子（Shiraz）却已经投靠土—德联盟，并赶跑了它们的协约国领事。诚然，巴拉托夫的哥萨克部队随后使其得到教训，并重塑了协约国（或者说，至少是俄国）的威望，但是他这支只有1.4万人的远征军显然无法阻挡圣战特工在这个国家的破坏活动。3

对英国人而言，土—德在北非地区为发动圣战进行的活动更令其恐慌。在1911—1912年的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中，恩维尔已同狂热萨努西的阿勒—谢里夫酋长建立了联系，并将他的兄弟努里留在此地以维持奥斯曼名义上的统治，甚至一直到土耳其被迫向意大利投降。“一战”爆发以后，恩维尔和德国人派遣使节来到利比亚沙漠的萨努西阵营。与此同时，他们还带来了武器、礼物、贿金以及其他笼络其向英国发动圣战的物品。1915年11月，萨努西突袭了英军位于西迪·巴拉尼（Sidi Barrani）的前哨基地，并鼓动大约135名埃及穆斯林英军战士叛变。在12月及次年1月，萨努西侵占了塞卢姆、巴克巴克（Baqbaq）和西迪·巴拉尼，甚至远至东部的、距亚历山大港只有175英里（约282千米）的马特鲁港，同时，还占领了3个埃及的沙漠绿洲，“使其能够尤为便捷地到达尼罗河”。这已足够让埃及事务的老手基奇纳产生恐惧了。他警告道，萨努西的进一步行动将会在“整个埃及和苏丹引发严峻的动荡和骚乱”。尽管萨努西的攻势在1916年2月渐渐得以平息，但是它却使马克斯韦尔的埃及军队牺牲45人，负伤350人，并为其带去了极大的忧虑。4

诚然，同奥斯曼战线的整体战斗规模相比，这些烦恼不值一提。可是，从另一层面来看，圣战的巨大影响广泛蔓延至这些战线，并将奥斯曼军队团结在了一起。不管这些德国制作的圣战宣传册是否真的激发了穆斯林平民拿起武器对抗“那些统治伊斯兰国度的异教徒”（即法国、英国以及俄国的基督徒），这种宣导为自己信仰而战的主张确实使奥斯曼穆斯林战士在同其可怕的协约国敌军战斗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勇气。“那些见识了位于基利得—巴希尔的土耳其炮手的人，”加里波利历史学家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记录到，“说土耳其人在战斗时带着一种极度的狂热，他们在伊玛目为其诵经祈祷声中跑步到达炮台上的工事。”不管驱使土耳其人对抗英国异教徒的原因是什么，这却的确得以奏效。与阿斯奎特、丘吉尔及其他人认为不会遭遇激烈抵抗的结果相反，英军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开始与库特城的大规模投降期间，已经在奥斯曼战场损失了35万名士兵。5

不论土—德的圣战宣传运动是否在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明显对这种威胁姿态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这使整个情况蒙上了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的氛围。由于担心由德国支持的泛伊斯兰教运动会席卷苏伊士运河和开罗等地，基奇纳在1915年1月给吉尔伯特·克莱顿寄去一封臭名昭著的信件，并转呈至麦加圣嗣长侯赛因，建议“由真正的阿拉伯血统的人［即，比如像侯赛因一样的哈希姆王族成员，据说为先知的后裔］来担任麦加或者麦地那的哈里发职位”。基奇纳认为哈里发同罗马教皇一样只是一个宗教官职，其实他并没有充分理解这其中的隐含之意——此举将取代奥斯曼苏丹统治伊斯兰教世界，或者至少是土耳其亚洲地区阿拉伯语区的王国的最高地位——圣嗣长自己在1915年夏便在所谓的《大马士革协议》中请求开罗授予他此职位。6但是基奇纳和他的开罗顾问确实理解——或者说他们认为自己理解——苏丹在1914年11月向大英帝国宣布圣战之后的危险所在：遍布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国家、埃及以及英属埃及苏丹的数亿穆斯林属民。基奇纳设法将哈里发一职从君士坦丁堡移至麦加之举实质上等同于在玩土—德圣战的游戏，并增加了此职位在伊斯兰世界里的重要性（尤其是增加了侯赛因的影响力，他渐渐开始支持任职哈里发的主张）。[1]

当然，这是完全可能的，无论是青年土耳其党人操纵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或是基奇纳假定的候选人圣嗣长侯赛因，都无法真正得到全世界3亿穆斯林（当然，这并不包括少数派什叶派教徒，他们并不认可两者中的任何一位担任哈里发）任何类似的顺从。[2]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已经不顾苏丹的信誉，借其宗教权威美化这一场奥斯曼战争，却得到了混乱复杂的结果（一部分是因为麦加圣嗣长，伊斯兰教圣城保护者依然没有公开宣称支持奥斯曼圣战）。如果侯赛因继续追求这个由英国提出任职哈里发的幻想，并自立为伊斯兰教王，召集穆斯林反抗奥斯曼政权的话，他可能会发现自己即使没有胜出，也同苏丹一样权力有限。

因此，对圣嗣长侯赛因来说，他有很好的理由避免同高门政府发生公开破裂，虽然由英国人支持他取代苏丹的诱人想法似乎只有理论上的可能性，但这在实际上却有利可图（侯赛因自1908年任职以来，一直接受着来自开罗官邸的贡品，不过，如果他公然背叛土耳其的话，贡品数额肯定会暴涨）。此外，即使侯赛因拥有更好的血统，奥斯曼仍旧享有数目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能够轻易向麦加发动进攻。侯赛因也并非唯一一位有资格担任此职的哈希姆王族成员。他的前任阿里·阿卜杜拉帕夏在1908年动乱期间便遭到强制罢免，而恩维尔也威胁如果侯赛因逾越红线的话，将会任命流离失所的哈希姆王族扎伊德一支的阿里·海德尔帕夏取代他的位置。而且，侯赛因在得到英国资助的同时，还长期接受着奥斯曼政府运送的黄金和武器。此外，如果方法得当，德国人也有可能会对其进行捐助。正如埃米尔·哈比布拉在阿富汗发现的，如果在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到1916年，这位阿富汗埃米尔每年从英属印度收受40万英镑贿金；此外，他还向德国要求1 000万英镑的报酬，以换取他组织圣战士军队进攻印度的军事行动）相互“竞标”的话，圣战的最终“投标”价格将会非常惊人。7如果这位圣嗣长能够设法同时取悦恩维尔和英方的话，他甚至不用为争取自己的名义权力去召集他的追随者拿起武器就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年，侯赛因正是这样去做的。在苏伊士运河战役期间，这位圣嗣长便尽可能优雅地保持置身事外。他拒绝向杰马勒增援部队或者骆驼——不过他派遣一位65岁的代表将一面绿色的麦加圣旗带给了杰马勒（那位年老的扛旗者由于圣战的刺激使他的心脏病进一步恶化，在1914年平安夜死于耶路撒冷）。此外，他在派次子阿卜杜拉前往开罗尽其所能从英方拿到好处的同时，又派自己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去君士坦丁堡打听动向。

在前往奥斯曼帝都的途中，费萨尔在1915年3月长时间造访了大马士革。虽然没有准确的记录记载这段时间谁对谁讲了何事，但是看起来费萨尔的目的似乎在于征求CUP式的受过教育的阿拉伯军官秘密组织的意见，以决定是否要支持协约国，向土耳其发动一场阿拉伯人的暴动及造反行动。尽管因受到麦加哈希姆王族圣嗣长的注意而备感荣幸，但是这些阿拉伯阴谋家并没有对这个主张产生多大兴趣。他们似乎还建议费萨尔及其父亲应该坚持自己的政策，只要英国承诺支持战后阿拉伯语区的完全独立，他们也将答应帮助英国推翻奥斯曼帝国。这样，他们自己的利益将不会因为挑拨英土两国而受到损害；每个人都同意根据英土两国给出的回报行事。在大马士革考察完这些被认为是代表了“阿拉伯人的观点”后，费萨尔才赶赴奥斯曼帝都听取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意见。

费萨尔在君士坦丁堡遭到冷遇。恩维尔和赛义德·哈利姆帕夏在得知哈希姆王族同英属开罗往来的情况下，甚至在一开始就拒绝同与费萨尔会见。随后，阿拉伯语学者、考古学家及探险家马克斯·奥本海姆（Max Oppenheim）介入其中进行了调停——他曾经提出圣战战略以击败大英帝国，同时，他在费萨尔的父亲还身处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就与其结识（即在侯赛因成为圣嗣长之前）。备受奥本海姆尊崇的侯赛因因仍未宣称支持圣战事业，令奥本海姆感到深深的失望。费萨尔了解奥本海姆对他父亲抱有的热情，自己也渴望发动一次出色的进攻。1915年4月24日（加里波利战役前一天），费萨尔在佩拉宫酒店的套房拜访了这位德国的东方学者。他告诉奥本海姆，他“感谢神使伊斯兰与德国的利益趋于一致”。有些过分的是，他还宣称当他的父亲侯赛因在1914年11月获悉奥斯曼的圣战法令后，便告诉他的儿子：“这样我死也安心了。”（但令人好奇的是，侯赛因却从来没有公开支持圣战，对抗英国——他唯恐英国停止资金援助。）8

当然，这些多半是谎言。可是德土两国关系间存在一种有趣的紧张状态，被费萨尔得以利用——这也揭示了侯赛因在这位东方学者的奉承背后的一种想法。据侯赛因和费萨尔所知，自从“哈吉”威廉在1898年进行了一次古怪的朝圣之旅，他到达大马士革的萨拉丁圣墓，并在此地宣布自己是全世界3亿穆斯林“永远的朋友”之后，伊斯兰圣战就已成了德国钟爱的事业。恩维尔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出于自身原因，也在1914年11月启动了圣战，但对他们而言，圣战更多是为争取穆斯林对奥斯曼支持的一种姿态，而非出于浪漫的理想，在全球进行圣战以摧毁大英帝国。从阿拉伯麦加的角度来看，恩维尔对圣战的支持似乎比德国人更为玩世不恭。难道青年土耳其党人没有强行废黜德皇的好朋友——最后一位真正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甚至还安置了一位软弱的傀儡取代他吗？难道他们没有废除哈米迪耶式任命制，不再出于泛伊斯兰主义的团结将阿拉伯人提拔至帝国的高级官职了吗？难道他们没有支持从非穆斯林的公民平等权到女性权利等一切不符合伊斯兰教观念的生活方式吗？难道他们没有（正如费萨尔在佩拉宫尖锐地向奥本海姆指出）将世俗学校引进如麦加和麦地那等圣城，并且教授“异教徒”（即欧洲人）的语言吗？9

在关于1914年11月的圣战宣布事项上，麦加和青年土耳其党人已经存在巨大的嫌隙。早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侯赛因就曾直截了当地拒绝给予土耳其口头上的支持，更不用说为其集结军队进行增援。表面上看，这是出于对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政权的无信仰的憎恨，但是他在的黎波里事务的决裂态度却说明了他不愿意同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驻开罗办事处发生敌对——开罗方面不仅向他赠送黄金，还监管着日益增长的麦加朝圣的交通线，这条线更是汉志省的真正经济基础所在。1914年“一战”爆发带来的汉志交通量的迅速递减，以及奥斯曼军队的征用，还有1915年叙利亚的蝗虫灾害意味着哈希姆家族对外部支援金的依赖性更大——尤其是英国的食物运输——比以往更甚。10现实的需求比伊斯兰的团结更能说服侯赛因无法割弃与英国的合算联系，而非将自己的命运同恩维尔捆绑在一起——对于后者，他无论如何也不再相信了。

然而，费萨尔却尽自己所能使君士坦丁堡相信他的父亲将会与其合作。在扭转形势之后，侯赛因的儿子建议，奥本海姆请求他们关闭麦加和麦地那的世俗学校，并代以向年轻的阿拉伯人传授圣战思想以对抗协约国列强。圣战的信息，费萨尔补充道，能够被灌输至成千上万名居住在麦加的英国属民以及更多每年去麦加朝圣的人的心中。颇有恶意的是，他还建议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帮助他传播汉志大饥荒的消息，并将责任推脱给英国的统治——尽管事实是英国在战争之初就陆续向红海沿岸运送了四大船粮食，并且独力供养着当地人口。更虚伪的是，费萨尔还建议道，他的父亲将会向英—埃苏丹和印度派遣圣战宣传使者，并坐在英国船只上，装扮以“不同改革群体的追随者”。当被问到他们发动圣战以对抗侯赛因的资助人的认真程度时，费萨尔回应道：“我们将履行自己的义务，真主将会佑助我们取得成功。”11

这些承诺廉价、容易遵守，也容易违背。恩维尔真正想要知道的是侯赛因如何帮助杰马勒重新在1916年春向苏伊士运河发动进攻。圣嗣长逃脱了第一次战役，但是不论是杰马勒还是恩维尔都不会允许此事再次发生。苏伊士运河将成为检测侯赛因忠诚度的最佳试金石：如果他依旧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中袖手旁观——如同上次，让一位几乎难以扛得动旗帜的人将圣旗带到战场——那么很明显他是站在英国这边的。费萨尔随即替侯赛因做出了危险的承诺，他向恩维尔（通过奥本海姆）许诺称自己的父亲已经准备“招募一支阿拉伯骑兵队和别的贝都因人参加［近期］苏伊士运河的袭击”。不过他同往常一样，言语谨慎，并未过多地提及细节。当恩维尔听到这些后，遂召唤费萨尔并要求侯赛因至少派他的一个儿子到杰马勒位于大马士革的军营中。他还暗示费萨尔本人去的话，可能会更有帮助。12

恩维尔知道，费萨尔长期待在作为奥斯曼第四集团军大本营的大马士革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如果说麦加是伊斯兰世界的精神之都，那么大马士革（尤其当英国在1882年占领了开罗之后）则是阿拉伯人进行政治阴谋之都。就像现在一样，叙利亚同样也是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种族—宗教斗争的家园——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阿拉维派、马龙派基督教、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基督教、德鲁兹派、本土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和塞法迪犹太人。至于法国，表面上看它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便开始对黎巴嫩和叙利亚产生了帝国的扩张要求，实际上它也长期培养着同基督徒占绝大多数（尽管不是唯一的）的当地阿拉伯人的关系。杰马勒在1914年12月掌握大马士革第四集团军军权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即劫掠驻地的法国领事馆——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在此区同协约国进行着煽动阿拉伯人暴乱的活动。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他发现不仅基督徒，还有叙利亚的穆斯林，特别是军队中的军官也参与了阴谋暴动活动。在费萨尔结束访问奥本海姆的行程，在1915年5月下旬回到大马士革时，杰马勒已经解散了第四集团军内部三支只有阿拉伯人的师部，并且抓获了几十个有通敌嫌疑的士兵与平民（包括一些同费萨尔会见过的人）。令很多外国观察家惊讶的是，杰马勒似乎有意置基督徒的大量不忠的证据于不顾，反而专门挑选出阿拉伯穆斯林进行惩戒（叙利亚的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介于两者之间，他们并不特别忠心于奥斯曼政府，同时在与协约国特工进行密谋私通方面也比基督徒更为谨慎）。杰马勒1915年8月在贝鲁特处决了11名阿拉伯通敌者，其中有10名穆斯林，只有1名基督徒。而另外45名通敌者在缺席的情况下也被判处了死刑——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与费萨尔和侯赛因有来往。恩维尔明确要求费萨尔充当杰马勒的助手。这样一来，费萨尔实际上成了人质，他将受到严密监视。13

虽然恩维尔与杰马勒并不知晓费萨尔的具体行事细节，但是他们对他的怀疑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到第一次处决震撼了奥斯曼叙利亚的时候，哈希姆王室成员被大规模安上了谋反罪名。诚然，他们总是对开罗与麦加之间的交易存有少许幻想：从基奇纳承诺的“神圣的阿拉伯古来氏族人哈里发”（一种从不存在的事情），到侯赛因暧昧又不可信的保证称奥斯曼军队中有10万人的阿拉伯部队（或者是25万？）将转投他的麾下。随后，侯赛因同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基奇纳精心挑选的开罗高级专员继任者）就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艰难坎坷的磋商。在谈及这些区域将由谁在战后统治时—— 一些外交史学家（和一些政治家）至今还在争论不休——麦克马洪巧妙地避免了直接给出承诺。由于法国在不断发展的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谈判中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提出了主权要求，而伦敦方面又对此产生了意见分歧，所以很自然，麦克马洪也未能满足侯赛因的条件。只有在回顾历史时，我们才能发现蒙骗着双方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那时，当英国人承诺侯赛因及其“阿拉伯叛乱”集团以如爱德华·格雷（在一个清晰寻常的时刻）称呼为“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空中楼阁”时，侯赛因仅仅想从开罗诱骗更多的好处。14

到1916年，由于一场新的苏伊士运河战役正处在准备阶段，圣嗣长侯赛因继续糊弄双方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至于开罗方面，哈希姆王室成员或许还可以多少拖延些许时日。虽然英国想要他们造反，但是它拥有的唯一筹码只是一些资助金；如果英国中断支付，侯赛因很可能会通过更大限度压榨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作为回应。相形之下，恩维尔和杰马勒却能够对哈希姆王室施以有力打击：无论是逮捕与费萨尔关系越来越紧密的人，还是通过对麦加的武力威胁，抑或是实质上的废黜。为了在杰马勒借苏伊士运河战役逼其摊牌之前对青年土耳其党人进行最后一次敲诈，侯赛因在1916年早些时候向恩维尔发去了一个正式请求，要求奥斯曼当局信任他的忠诚，并停止在叙利亚对60名阿拉伯共谋者的审判；此外，他还希望土耳其党人保证“［我的］整个汉志省的独立，允许我的家族的世袭”。实质上，圣嗣长是在向土耳其党人要求基奇纳和麦克马洪向他承诺过的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出于明显原因，奥斯曼唯一无法答应给予的是哈里发的称号）。这值得一试。15

土耳其当局的回应并不令人鼓舞。杰马勒在1916年4月上旬将费萨尔召进办公室，向他出示了侯赛因非分、傲慢的要求，并要求他给予解释。费萨尔唯一能做的则是表示他父亲的意思被误解了，或者信件中的信息在从阿拉伯语翻译成土耳其语时出了错。然而，杰马勒毫不理会。“我们姑且设想一下，”他对沮丧的费萨尔说，“即使［奥斯曼］政府同意这些条件，也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安然度过当前的动乱年代，并规避因你而引起的麻烦。但是倘若这场战争最后胜利了，政府会以怎样严厉的手段对付你们呢？”为了保证麦加能领会土耳其当局的意思，杰马勒又在叙利亚逮捕了一批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告知侯赛因他已派遣了一支3 500人的部队穿过汉志——声称支援德国的奥特马·冯·施托青根（Othmar von Stotzingen）少校，为身处也门的奥本海姆建立一处新的圣战宣传中心。16

1916年5月，事情到了紧急关头。施托青根已经抵达大马士革并正大张旗鼓地准备向汉志进军［还包括奥本海姆的德国伊斯兰专家卡尔·诺伊费尔德（Karl Neufeld）以及他的18岁的库尔德情妇间的一场仓促婚礼，以使他在进入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之前正式皈依伊斯兰教］。[3]距计划中的第二次苏伊士运河进攻开始还有数周时间，杰马勒向麦加调拨了5万磅黄金以及大量武器（大约1 500支步枪）以改善侯赛因承诺的贝都因人部队的装备。5月5日，他下令处决21名阿拉伯谋反人员；次日，这21名阿拉伯人在大马士革和贝鲁特被当众绞死。费萨尔认识其中一些受害者，当他表达了反对意见之后，杰马勒向他出示了一些手书的罪证。费萨尔强忍住恐惧（根据杰马勒的回忆所述），不得不同意称审判是公正的。侯赛因的儿子随后请求离开大马士革，以组织汉志的贝都因人向苏伊士运河发动攻击。此时杰马勒的猜忌已得到证实，他便赠给了费萨尔5 000磅黄金以及5 000玛丽娅·特蕾莎泰勒[4]，并祝其好运——不过杰马勒坚决要求一支小型奥斯曼军队同行。17

阿拉伯人的肮脏、暴乱在初期是可以预见的。费萨尔一到达汉志，就甩开土耳其护送队，带着杰马勒送给他的现款潜逃而去，似乎想以此抵偿自己的背信。1916年6月5日前后，圣嗣长侯赛因据说使用滑膛枪朝位于麦加（要不然就是麦地那）的奥斯曼军营开了一枪——进行造反的传统姿势。关于日期争议的部分原因在于，据侯赛因向开罗做出的最新承诺来看，如果杰马勒没有威胁他摊牌的话（要不然就是费萨尔劫掠其土耳其主子的行为迫使他这样做），他或许已经在6月16日发动了叛乱。我们认为时间开始于6月5日这一天源于侯赛因的第四个儿子扎伊德同英国驻开罗的东方事务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于6日在吉达进行面谈时的一句偶然评论。准确来说，当斯托尔斯询问侯赛因将会做何承诺以交换英国向他提供的所有资金援助（最后一笔索款为7万英镑）时，扎伊德脱口而出称他“很高兴向你宣布［阿拉伯人暴动］已经于昨天在麦地那开始”。不论暴动是否真的已经开始进行（在麦地那或者麦加？），扎伊德透露出的这个消息又成功说服斯托尔斯向他和阿卜杜拉提供了一笔1万英镑的资金和5车香烟（此外，斯托尔斯还承诺提供一挺马克西姆机关枪——虽然它还有一个星期才会抵达吉达）。不管开始于何时，侯赛因的造反行动似乎在1916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正式进入运作。到月底，侯赛因的军队已经制服了土耳其在麦加（而非在麦地那实力强得多的守备军——他们由发自大马士革的铁路线供应物资）和塔伊夫（位于麦加南部山脉）的小型分遣队，而至于红海沿岸的城市，比如吉达和延布，英国皇家海军则完全能够凭借自身力量遏制敌人。18

这些早期的胜利却将他们带入了歧途。一般认为，阿拉伯进行暴动对抗奥斯曼政权的真正价值（如侯赛因向开罗承诺的那样）在于它引发了土耳其军队士兵的大规模溃逃，并以此削弱了土耳其军队实力。很清楚的是，为了发动这种叛乱，侯赛因在他自己阿拉伯语的发行物（这与售往开罗的版本不同）中将他的军事行动披以虔诚的安拉信徒的宗教外衣，向阿拉伯人宣传了此事。他提醒真主安拉的真正的阿拉伯战士，奥斯曼政府的“联合与进步”违背了——

神的箴言，“男人拥有的应是女性的两倍”，还妄称男女平等。他们越陷越深，移动了真理之根基……他们利用新的、愚蠢的理由让士兵在麦加、麦地那和大马士革守备，破坏了斋戒期……他们削弱了苏丹的权力，遮去了他的荣耀，还禁止他挑选自己的内阁长官。他们做的其他类似事情还包括破坏了哈里发的根基。

作为宣传读物而言，这显然经过精心构思。侯赛因对青年土耳其党人政权的不敬的控诉多半也是事实，而且还轻易即戳穿了当局发动圣战的谎言。然而，从结果来看：在奥斯曼军队中除了少数军官，并没有一个阿拉伯小队叛逃至英国这边，我们可以说他的号召遭到了彻底失败。如同奥斯曼一样，侯赛因自己的圣战之火也未能点燃。19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的宣传毫无效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侯赛因的造反引起的第一个严重后果在于打扰了英属印度的安宁。或许开罗正向汉志传递大量信息，承诺他们将不会“吞并阿拉伯半岛，包括伊斯兰教圣城在内的任何一片领土，同时，我们也不会允许其他政府这样做”，但是英国自身的穆斯林属民并不傻，他们非常清楚麦加叛乱的始作俑者是谁。从德里发来的绝望的报告看，同德国在前一个冬天意图在印度次大陆输出圣战的行动相比，英国自身在1916年夏对圣战的阻挠似乎激起了此地穆斯林更多的憎恨。印度的穆斯林“对阿拉伯人毫无怜悯心”，他们不仅仅对麦加传来的消息毫无感觉，很多人还强烈地谴责侯赛因的背叛行为。20

对协约国的目标来说，麦加暴乱造成的另一个更有希望的间接后果在于它恶化了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首先，在关于派遣施托青根—诺伊费尔德军事代表团穿过汉志到也门的问题上，奥斯曼最高指挥部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摩擦——这个据说由一支充满了威胁性的土耳其部队护送的代表团刺激侯赛因进行了反叛。而诺伊费尔德在大马士革举行的荒谬的公开皈依仪式，以及由德国资助的圣战宣传运动则让杰马勒更为恼火。为争取什叶派大穆夫提支持，弗里茨·克莱因少校在率领德国代表团到访卡尔巴拉的时候，他本人还冒充穆斯林——当当地的什叶派穆斯林得知与他们亲吻问候的德国人并不是真的穆斯林后，不得已又进行了分为三个步骤的净手仪式。得知消息后，恩维尔向德国军事专员警告道，“即使有土耳其人的护送，一批德国人想要穿过麦地那和麦加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保证他们在路上不会遭到杀害”。随后，他仅仅勉强批准了施托青根代表团前往也门（奥本海姆的一个好点子）的建议。似乎是为了印证恩维尔的观点，在6月份的侯赛因叛乱爆发之后，施托青根代表团在延布附近遭到了贝都因人的袭击，土耳其护送队中的大部分人都死于埋伏（很奇妙的是，这两位德国人却得以幸存，不过在同月，另一个德国特工组却在吉达北部遭到了屠杀）。虽然施托青根将此归咎于恩维尔镇压哈希姆王室叛乱的不力，但是他也坦陈，恩维尔在关于前往汉志路上保证其安全的观点是正确的。21

尽管奥斯曼的新闻媒介在初期拒绝提及侯赛因的谋反事件，但是到了夏末，英法两国的宣传机构已满心欢喜地将此消息传遍了世界，奥斯曼当局再难继续压制此事。然而，这非但不能说服阿拉伯士兵逃跑，英国人在汉志资助的叛乱活动还被大多数土耳其士兵看成是欧洲人背信弃义的标志——尤其是德国人，他们此时不仅带来了俄国人对他们的征服，还导致阿拉伯人叛离了奥斯曼帝国。即使此时在土耳其军队中从军的德国人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也无济于事——到1916年有将近1万德国人——军队在此时正处于分崩瓦解的状态。一本在军队中传播的反德宣传册便劝告土耳其士兵不要“为了将这个国家变成德国人的殖民地”而牺牲自己的性命。在1916年上半年，便有24名土耳其军官因攻击或骚扰德国侨民而遭到军法审判。当特拉布宗陷落的消息在4月份传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被视为德国利益代表的恩维尔帕夏受到了一名狂热穆斯林的攻击，他责备恩维尔将土耳其带入了德国的战争（恩维尔存活了下来）。221916年6月——侯赛因起义的月份，俄国特工报告称德国大使及其他德国人在佩拉居住和工作的大楼受到了德国机关枪部队的保护，以隔离开穆斯林暴徒的愤怒。8月，德国平民被分发手榴弹用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而身处锡瓦斯的德国军官则被其土耳其同僚提醒尽快离开土耳其，以免遭遇“可怕的屠杀”。23

在那恐怖的一年里，德国并非土耳其民众憎恨的唯一对象。沿着俄国人向卢里斯坦行军的路上，针对黑海附近希腊人的报复性仇杀事件被大量报道（很可能因为他们向入侵者提供了援助）。紧接着，随着特拉布宗港市落入俄国人之手，特拉布宗省的希腊人很快就在5月遭到了驱逐（他们被发配到卡斯塔莫努和锡瓦斯内陆——目前来说，这两座城市还免受俄国人的威胁）。当希腊最终参战的谣言在9月开始传播时，一场大规模的希腊人驱逐运动随即宣告开始——主要集中在诸如色雷斯和士麦那（伊兹密尔）等西部地区。尽管奥斯曼的希腊人在1915年并没有遭受亚美尼亚人那样大规模的驱逐，但是也至少有15万人在1915—1916年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这同他们在巴尔干战争到1914年的迁移数据接近。24

不足为奇的是，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在1916年的灾祸之中也未能逃脱迫害。尽管塔拉特在1915年秋就在理论上结束了针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运动（他之后又在1916年3月15日给地方长官的信件中重申了这一点），但是一些官员仍利用其中的漏洞对一些“危险分子”实行迫害。通过一些开放式的借口，他们在1916年将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从科尼亚、安卡拉、安泰普（加齐安泰普）和马拉什的家园驱赶出去。同年11月，当士麦那（伊兹密尔）的公墓附近的一处武器藏匿点被发现之后，大约300名亚美尼亚人遭到了驱逐——尽管德国人很少给予强力干涉，但是这一次利曼·冯·桑德斯（他此时正在镇上进行巡视）却介入其中，使这些亚美尼亚人没能被驱逐至更远的地方。青年土耳其党人不仅根据宗教对其治下平民予以区别待遇，还在1916年将成千上万名库尔德人从俄军前线附近的区域迁移到了其他地区。25

没有一个外国人或者少数群体能在1916年真正幸免于席卷奥斯曼帝国的这波仇外浪潮，甚至连君士坦丁堡的世界各群体聚居心脏地带佩拉区在这一年也听不到任何外语（包括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德国、奥地利以及匈牙利军官被告知只能穿着奥斯曼制服，以避免引起他人的注意。在帝都大学任教的教授及医生则被下令使用土耳其语教学，同时戴上土耳其毡帽。当恩维尔和塔拉特开始向柏林和维也纳施压，要求其承认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德奥被迫在1917年1月同意）时，很多德国和奥地利侨民认为离开土耳其的时刻已经到了。由于许多外国工程师的离开，巴格达铁路正在被“土耳其化”。1916年10月，给铁路提供资金的德国银行家们请求在丧失一切之前撤出资金（由于铁路还未完成，他们的请求遭到了拒绝）。正如恩维尔的朋友汉斯·胡曼在1916年11月给东方学者恩斯特·耶克的信件中所说：“我认为，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普通民众，德国和土耳其再也不会理解彼此了。”26

1916年席卷土耳其的仇外浪潮之所以会产生，在某种意义上，仅仅是因为土耳其在同意大利和巴尔干同盟三年战争之后，“一战”又将它带入更为精疲力竭的状态。到1916年夏，土耳其人已经至少损失50万人。由于每年的应征入伍者有9万人，如果它再照这样的速度损失兵源，到1918年或1919年，它将再无士兵可用。土耳其军队对新鲜兵员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恩维尔在1915年4月废除了最后一个针对非穆斯林的征兵豁免令——但是，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当局对其大量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持续迫害，他意图重新振作忠诚的基督徒战士的努力遭到了破坏。到1916年侯赛因反叛的6月，英俄两国间谍高兴地报告称奥斯曼军队征募的士兵竟然有老至55岁的人——这充分表明奥斯曼的绝望处境。27正如恩维尔在11月向胡曼解释土耳其迅速发展的仇外及反德浪潮时所说：“我们已经丢了7个省份，牺牲了大量人民，而且我们的经济已经被完全摧毁。”28

当然，恩维尔自己的政策同帝国的人力窘况有很大关系，尤其是他做出的令人难以揣测的决定——正如已经提及的，他将7支训练有素的师部从加里波利撤出以增援1916年的奥匈帝国战线——由此，他们便再无兵力增援杰马勒的第二次苏伊士运河进攻或者镇压侯赛因在汉志的反叛，以抵挡俄国人的前进。在埃尔祖鲁姆陷落之后，第三集团军受到了重创。据估计，仅逃跑人数就达5万人之众。29为了竭力巩固高加索战场以对抗俄国人，恩维尔不得不从无到有重新组建一支新军：他从色雷斯的第二集团军及由穆斯塔法·凯末尔新组建的第十六军团（大部分由加里波利战场上的老兵组成）中零零碎碎地凑集了一些兵源。这支部队随后被派往迪亚巴克尔，意图在尤登尼奇完全摧毁第三集团军之前袭击俄军在比特利斯的南翼部队。恩维尔希望，如果他们进展顺利的话，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就能够在埃尔津詹平原实现会合，并且重新夺回特拉布宗和埃尔祖鲁姆。可惜的是，第二集团军直到1916年8月2日才发动攻势——这对第三集团军来说已经迟了一个星期，他们已经在7月25日交出了埃尔津詹城。凯末尔的老兵团确实重新夺回了比特利斯和穆什，但是由于第三集团军已经被击败，这些依然属于皮洛士式的胜利。到9月底，第一场大雪降临山脉，土耳其人再次撤退，而俄国人则坚守着从特拉布宗到埃尔津詹、穆什，并最终深入比特利斯（奥斯曼第二集团军正拼命固守此地）上方的山脉的阵线。30

当恩维尔将他最后一支后备军投入高加索战场以对付俄国人时，土耳其几乎也同时在1916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发动了两场大胆的攻势。在汉志的叛乱爆发之后，恩维尔和杰马勒或许已经取消了第二次苏伊士运河进攻。然而，侯赛因的大胆放肆却驱使他更为迫切地想要扭转自己在其英国老主顾面前的不利形势。但是，由于第一次苏伊士运河战役已经引起了土—德两国的警觉——而且英国从加里波利的撤退中解放出了四支师部以增援埃及远征军（EEF），并由阿希巴尔德·默拉里将军指挥，这可比上一次困难得多。作为前副总参谋长的默拉里已经选定前沿防御政策，决定修建一条从坎塔拉到喆沙（Qatia），并进入西奈沙漠的单轨铁路。这条铁路位于运河以东28英里（约45千米），将使英国人能够巩固罗曼尼（Romani）附近、处于阿里什和运河之间的主要绿洲城镇的防御。尽管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在得到风声后，在1916年4月23日预先向英军的轨头发动了一次突袭，但是他仍然难以攻下喆沙或者切断英军同罗曼尼的联系。当克雷斯在8月上旬返回参加主攻时，英军已经在喆沙—罗曼尼间，位于苏伊士运河以东将近30英里（约48千米）的地方建起了一条前沿防御线。

虽然如此，克雷斯已经尽了全力。他再一次利用阿里什绿洲——向英国人发动了袭击，而且至少——他率领第四集团军第三步兵师的12支营部成功穿过了西奈沙漠。与他们一路同行的，还有数支德国机关枪连队、4个奥地利及德国造10厘米榴弹炮炮台、迫击炮营，以及德国特种突击队。不管有没有当地酋长的随同，这支令人生畏的奥斯曼军队在1916年8月3—4日夜晚抵达了罗曼尼，他们此时拥有11 873名兵力，并且携带着3 293支步枪、56挺机关枪以及30门野战炮。在仔细侦察过英军在罗曼尼的阵线以期发现漏洞但毫无所获后，克雷斯最终抛开了谨慎并在8月4日早晨发动了袭击，结果却被一支凶猛的由澳大利亚第一和第二轻骑旅以及新西兰骑兵旅领衔的英国骑兵部队击退。英国声称俘获了4 000名战俘，并造成了敌方9 000名伤亡者（英方认为对方士兵总数达1.8万人，不过这比真实数字至少多了一半）。克雷斯自己却声称仅仅损失了大约1 000人，不过他并没否认自己的军队遭受了严重挫败。1916年8月7日，土耳其人、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在第二次苏伊士运河战役中甚至能够望见运河的地方遭遇了失败，他们随后开始穿过西奈沙漠，向西部的阿里什撤退。31

恩维尔在1916年夏做出的决策仍然令人费解，他利用自己叔父取得的美索不达米亚胜利入侵了波斯，并且批准了调遣第十五兵团的3万人前往奥地利的加利西亚。1916年5月，恩维尔亲自到达巴格达，并命令由阿里·伊赫桑帕夏（Ali Ihsan Pasha）统率的第十三兵团向被俄国人掌控的波斯阿塞拜疆的中心地带发动大规模进攻。1916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第十三兵团抵达哈马丹市郊外。在数日的小规模冲突之后，巴拉托夫下令哥萨克士兵在8月9—10日晚上从城镇撤离，并将主力拉回至加兹温。阿里·伊赫桑帕夏随后也令从巴格达一路赶来的已经精疲力竭并且被病痛折磨的士兵进行休息——这场休息整整持续了一个冬天。通过这场奇异的进攻，恩维尔成功地给巴拉托夫的波斯远征军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并且严重削弱了巴格达防线，使英军不论何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重新开展进攻成了一件难事。几乎在同时，第十五兵团在8月5日到22日之间也到达了加利西亚——他们在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将军于6月份攻破奥匈帝国防线之后，及时巩固了加利西亚防线。在9月同俄国人的激烈交锋中，奥斯曼军队为保卫奥匈（二元）帝国再次遭到围困，并损失了7 000名士兵。32

对于奥斯曼而言，它在1916年同英国在加里波利和库特战役中的良好开端已经随着从黑海到苏伊士运河的糟糕表现变成了一连串灾难，穿插其中的，仅仅是在次要战场如波斯和加利西亚取得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胜利。当然，这一年对交战双方来说结果都不算太好。德军在凡尔登（2月—12月）以及英法联军在索姆河的进攻（7月到11月）都已成了西线战场上惨败的典范——尽管双方都在血流成河的拼杀中设法证明自己更胜一筹，但最终两者都毫无所获。紧跟加里波利和库特战役之后的索姆河战役在阿斯奎特自由党政府的心脏上插入了一把利刃，使他最终被劳埃德·乔治取而代之，阔别首相之职。在德国，法尔肯海因因凡尔登之战遭到责难，但他也因此为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和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残酷的新政权铺平了道路——平民大臣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也被排斥在外。甚至是俄国，在取得埃尔祖鲁姆大捷和布鲁西洛夫在加利西亚的突破之后也开始溃退。跟侯赛因的反叛类似，布鲁西洛夫的进攻最终也成了一种相互的自杀契约，同时摧毁了意图进行突破的奥匈帝国军队和发动这场战役的军队，而俄国自身则损失了100万以上士兵。33

尽管如此，如果说有任何交战国准备在这场战争的糟糕的第三年——1916年的碎片中有所收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只有俄国可以做到。尽管俄军可能在欧洲战场饱经折磨，但却比奥匈帝国军队的状态要好得多，而且俄国人还有极其充裕的后备军力可以调用。在战争初期经过数量庞大的短暂停顿之后，俄国的军工生产终于开始大面积复工。此时，俄国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图拉的军工厂的炮弹生产量已经有奥匈帝国4倍之多，且已接近德国（它将生产的炮弹大量运往西线战场）。随着协约国武器进口量的急速增长，俄国运往北部摩尔曼斯克港的军工生产量也得以进一步扩张。当他们正在尚蒂伊和彼得格勒在协约国内部会议上考虑1917年的前景时，众协约国的将领们却“斗志昂扬”——考虑到他们此时在东西线正拥有“超过敌方至少60%的人力和武器优势”，这也不足为怪——俄国人则计划在1917年夏天之前重新组建24支新师。在土耳其看来，尤登尼奇在物资和人力方面的优势至少是二比一，而且很可能还要更多。在士气方面，由于俄军准备在1917年重新发动攻势，从埃尔津詹朝锡瓦斯和安卡拉推进，他们对土军的优势几乎更加不容置疑。在卢里斯坦，俄国人正沿着从巴统到特拉布宗的海岸建造一条新的铁路线，而后者在此时已成为一座重要的前沿基地。为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黑海舰队的新任总司令A. V.高尔察克此刻也正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其中包括建立一个特殊的“沙皇格勒”团，以带头攻取君士坦丁堡。1916年11月30日，俄国期待已久的黑海无畏舰“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号”已完全进入运作。很快，“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号”也预计将在1917年春完工。[5]由于“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正在维修中，俄国此时也于1914年7月之后第一次在黑海上拥有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在见证了协约国为它赢取加里波利的战利品的努力付诸东流之后，俄国此时决意独力攻取君士坦丁堡。34

[1] 在穆斯塔法·凯末尔1924年废除哈里发之后，侯赛因终于宣布自己任哈里发一职。不过，彼时他并未引起世界的关注。

[2] 德国人在向卡尔巴拉的什叶派大穆夫提交付了一笔1.2万美元的定金后，确实获得了其对奥斯曼圣战的认可。但是这被证明同尼德迈尔从阿富汗的埃米尔·哈比布拉处得到的侵入英属印度的承诺一样空洞无用。

[3] 卡尔·诺伊费尔德曾被穆斯林关押在苏丹长达18年之久。1898年，他被基奇纳在乌姆杜尔曼释放出来。但是，诺伊费尔德似乎并不因此感激英国人。

[4] 泰勒，旧时德意志诸国的大银币——尽管泰勒铸造于1780年，但从那之后它被用来奖励阿拉伯人。——译者注

[5] 实际上，“玛利亚皇后号”已在1915年冬天下水并进行了相关活动，但是它之后在1916年10月发生内部爆炸并沉入海底。

第十四章
俄国的契机

以一种人道主义以及国际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观点之名义放弃这场战争中的最大战利品将是一件荒谬及可耻的事……

——1917年3月，
——1917年3月，巴威尔·米留可夫（Pavel Milyukov）
自由派立宪民主党创始人及俄国临时政府首任外交部部长1

俄国对奥斯曼帝国战争从来没有什么秘密。几个世纪以来，沙皇一直对君士坦丁堡垂涎三尺并将其看作东正教传统的第二个罗马，而俄国的战略家们甚至也早早地将其命名为“沙皇格勒”。叶卡捷琳娜女皇在1768—1774年的战争中击败奥斯曼之后便首次郑重提及此事，并宣称对克里米亚拥有主权。在19世纪，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渴望已经成为某种老生常谈的事情，英国音乐剧院上演的歌曲也常常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创作。当然，这类歌曲的副歌部分“俄国人不该得到君士坦丁堡”在1829年和1853—1856年，尤其是最近的1878年也起到了验证沙皇野心的作用。但是，此时的局势已经大为不同了。从1915年3月到1916年5月，随着《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最终签署，英国政府同意了俄国对君士坦丁堡长期令人厌烦的占有声明。此时，阻挡沙皇实现这个古老梦想的唯一绊脚石是俄国自身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的举棋不定。

1916—1917年冬，随着“戈本号”（亦称“亚沃士·塞利姆苏丹号”，尽管这个称号只适用于土耳其人）战列舰的撤退，发动两栖进攻的时机也变得比以往更为有利。自从1914年奇迹般地摆脱了英军的追赶，并在与俄军的一系列交锋中赢得了当之无愧的“不沉战船”的名声之后，苏雄的这艘德国造无畏舰对协约国而言便如鲠在喉。正如一位英国钦佩者在加里波利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在伦敦《晨邮报》中无奈地向读者讲述道：

报道再次称“戈本号”又一次出现在了黑海，并且遭到一艘潜水艇的袭击和毁坏。不论是出自极度准确的判断力，抑或是难以置信的好运气，这艘德国巡洋舰似乎受到天庇神佑。自从在战争初始逃脱勇敢的小型“格洛斯特号”的追击以来，它自身船体上的水雷被对方鱼雷击中，再加上在海上遭到敌方痛击，它的船上便自然而然发生了爆炸；它也曾安装大炮以应对沿岸火力；它还使用过由水泥黏合的假底，而它在进行大维修时甚至没有足够大的干船坞[1]供其使用。2

尽管没能遏止俄军的前进，但是“戈本号”在1916年的交战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16年2月，“戈本号”将奥斯曼包括炮兵部队和机关枪分遣队在内的供给运送到特拉布宗，几乎（尽管不是特别足够）拯救了埃尔祖鲁姆。但是据报道，这一次竟成了这艘坚不可摧的战舰的最后一次航行。由于船体和螺旋桨遭到了严重破坏，同时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严重的煤料短缺使它无法继续进行燃料补给，“戈本号”随后被解除了所有武装，并几乎“赤裸裸”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处抛锚。由于协约国军队在这次战役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当高尔察克上将派出“沙皇格勒”团时，他将比加里波利的丘吉尔要幸运得多。[2]

更广泛而言，俄国人甚至在“戈本号”被迫退出舞台之前，就通过1916年的一系列战役建立起了自己对黑海的主宰权。尽管俄国的第一艘黑海无畏舰“玛利亚皇后号”在10月沉入塞瓦斯托波尔湾，但是它在1916年1月却成功将苏雄吓退：它向“戈本号”发射了96枚305毫米口径的炮弹，而后者仅仅发射了5枚作为回应（在俄国军舰退出射程之前）。这一次遭遇战毫无结果，双方都未受到严重损坏。但是从战略上来说，“玛利亚皇后号”通过此战传递出一个信息：“戈本号”从此不再是黑海的霸主了。尽管俄国的无畏舰比苏雄的旗舰速度慢一些，但是它在火力方面却远超对方。3

因为俄国人已经在驱逐舰、巡洋舰、鱼雷艇及其他水面舰艇等各方面占据全面的优势，所以“戈本号”优势的丧失便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即使是在全盛时期，“戈本号”也无法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中立刻到达某处，而俄国的舰队则贯穿战争始末沿着黑海沿岸的各个方位对土耳其军队和煤料运输船进行侵扰。苏雄的两艘德国战舰在1916年早期决定性的克普吕柯伊—埃尔祖鲁姆战役中的表现就早已暗示两军实力的不平衡——由于奥斯曼战舰不足以护送运输船，“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便承担起了运载士兵和战争物资的任务。这样一来，实际上能得以运输的物资便十分有限。“戈本号”将429名军官和士兵，以及大炮、机关枪和300箱弹药运载到了特拉布宗；“布雷斯劳号”则仅仅运送了71支连队及其武器。相比之下，俄国人在拿下里泽和特拉布宗之后却能够通过海路向尤登尼奇增援相当可观的兵力，其中包括两个哥萨克的普拉斯通旅、两支炮兵旅和两个常规步兵师。单单在1916年5月、6月，俄军舰队便穿过黑海向占领的土耳其领土运送了大约3.5万名士兵、马匹、武器和装备。4

地图17

在更西部，俄国人在为控制宗古尔达克和埃雷利周边水域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同样占据着优势地位——这两处地点在首都以东150英里（约241千米），并提供着君士坦丁堡主要的煤料资源。虽然拱卫着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水雷成功将俄军舰队隔离在东部入口之外，但是俄国人也已开始布设自己的水雷以对苏雄的交通设施造成干扰。“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在此处经过时都发生过触雷事故，但是它们却多次成功将煤炭运输船护送到了帝都。1915年夏，随着德国将潜水艇送至黑海，事态得到进一步升级。俄国也开始予以还击，其中还包括世界上第一艘布雷潜水艇，它还有着恰如其分的名字——“铁索号”（Krab）。实际上，对敌舰的破坏主要由俄军的水面舰艇完成——它们经常击沉土耳其的运煤船，甚至在“戈本号”进行护送的时候也照做不误。据一位德军舰长所说：“这些有着惊人速度，且携带着大炮的俄军驱逐舰才是海洋上的真正主宰者，它们无须惧怕任何人。”1916年2月，俄军在宗古尔达克附近的军事行动中投入了第一代原始的航空母舰（由远洋班轮改造而成），还使用水上飞机向港湾投掷炸弹，并击沉了一艘运煤船。在1916年期间，俄军的黑海舰队击沉了4艘德国潜水艇、3艘土耳其鱼雷艇、3艘炮舰、16艘蒸汽式运输船及拖船、4艘汽船，以及大约3 000艘正在行驶中的运煤船（不过总数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土军经常在浅水水域将船只暂时性沉没在海里，当俄军舰艇离开附近水域之后，他们才将其浮上海面）。海洋上的局势愈加紧张，土耳其人不得不通过萨卡里亚河重新开辟了一条内陆供给线路。当苏雄在1914年8月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他向铁毕子保证帝都的煤料资源绰绰有余。然而到了1916年年末，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供给缺口，德国人每个月从宗古尔达克沿着巴格达铁路运往土耳其的煤料就有1.4万吨。

这还远远不够。这类似一种恶性循环：为战舰提供动力的燃料出现短缺状况意味着苏雄无法争夺宗古尔达克附近的海域——这又会更进一步削弱他的燃料补给来源。1917年1月，煤料匮乏的矛盾已达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奥斯曼帝国没有一艘战舰，甚至是“戈本号”、“布雷斯劳号”，抑或是“图尔吉特·雷斯号”“哈米迪耶号”也无法进行军事演习。仿佛已经放弃了对黑海的争夺，苏雄便拆除了这些他曾引以为傲的船只上的大炮，并将其安装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两岸的炮台上。[3]5

据苏雄所知，以奥斯曼军队目前的状态来说，他们无法抵抗住俄军的最后推进。第三集团军的兵力此时已经缩至最多3万人，它的各小队几乎已烟消云散：它的军部此时缩减成师部，师部缩减成团，而它的团也只有营部规模，其中一些甚至只有连队左右的规模。意识到问题所在后，恩维尔及其新任战区司令维希普帕夏在1916年9月淘汰了所有旧军团指挥部，并将目前第三集团军所剩的兵力划分为两个新的军团，乐观地冠之以“高加索第一及第二军”的名号（然而他们意图接近外高加索的期望在1917年的时候又划归为零）。8支整师就此从名册上烟消云散——这同他们在1916年失去的战斗部队大致相近。新组建的奥斯曼第二集团军比其略强，大约有6.4万名有生力量。即便如此，在经过夏末令人精疲力竭的战役之后，他们的处境也同样不容乐观。尤其在1916年9月26日，第一场大雪降临了战区，这比往年早了好几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土耳其右翼位置（即南部地区）遭遇的寒流正好最为强劲：第三集团军在从埃尔祖鲁姆退至遥远的西部后，此时被困在低地之中，而第二集团军则延伸穿过比特利斯（海拔1 400米）附近的高地，以及通杰利（海拔1 500米到1 700米之间）和宾格尔附近的山谷（山峰处达海拔3 000米）。在被大雪覆盖的比特利斯战场，无论穆斯塔法·凯末尔的第十六军团还留有多少士气，他的士兵都将在这个记忆中最为恶劣和漫长的冬季坚守阵地。到1917年3月，第二集团军将损失一半兵力——超过3万人将被冻伤，感染斑疹伤寒及其他流行性疾病，或者是营养不良、挨饿及单纯的体力衰竭。同样，身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到1917年早期也只剩3万有生力量。6

尽管如此，在俄国人看来，奥斯曼帝都的局势仍更有希望。自从协约国军队撤出加里波利后，恩维尔将奥斯曼第五集团军拆散至几乎只有两个师的兵力，并将其派驻南部以守卫进入君士坦丁堡的入口。由于之前在加里波利战役中被抽调了大量兵力，仍然守护着色雷斯的第一集团军也遭到了削弱，它此时只剩一支完整的步兵师第四十九师，以及唯一一支骑兵旅。高尔察克推测恩维尔至少要花两周时间才能将北部加里波利的增援部队派来进行支援，他便通知沙皇（通过他的陆军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俄军的任何部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或其附近登陆都将仅仅遇到一支色雷斯师的抵抗。虽然阿列克谢耶夫对将欧洲战场上大量的军队转移至此进行一次并不确定的两栖登陆战（他认为将耗费几十支师的兵力）心存怀疑，但是高尔察克却深信俄军派出5支步兵师便足以同时攻下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欧两岸，从而赢取他们的伟大战利品——沙皇格勒。7

当然，沙皇自身的农民部队也正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而恶劣的天气状况对他们及其敌军一样，都是颇为严酷的考验。这场战争的第三个冬天在整个欧洲范围的情况都尤为严峻——天气比往年更为寒冷，还伴随着饥饿。德国人将1916—1917年的冬季称为“芜菁之冬”，由于食物短缺形势异常严峻，作为对英国封锁的报复，鲁登道夫在1月公开派出U型潜艇（“不受限制的潜水艇战争”）以（饥饿）迫使英国人就范。对土耳其而言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君士坦丁堡的面包配给量从最开始本已极其有限的250克每天降到近乎挨饿的180克。与此同时，暴风雪降临俄国，并席卷铁路运线，使火车无法行驶，造成了可怕的供应瓶颈问题。彼得格勒的物资匮乏还引起了燃油及面包的巨大价格波动。这些现象反之又激起了亲德的高层叛国的恶意谣言的传播。

俄国1917年二月革命的故事由于太广为人知，故此处无须多作赘言，但是，这其中仍然有些许要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前线士兵们普遍的厌战情绪（尤其在欧洲）自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种情绪至少在政治危机的早期并非是推动帝都所有事件发展的原动力。在1916年11月1/14日关键的杜马（俄帝时代的国会）辩论中，受人尊重的自由派政治家、立宪民主党创始人巴威尔·米留可夫对沙皇的新任内阁主席鲍里斯·施蒂默尔（Boris Stürmer）反复痛斥（“这是愚蠢还是卖国？”），他的辩论主题并非要求政府结束战争，而在于谴责政府未能在这场战争中全力以赴。甚至连社会革命党（SR）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也在这一天的杜马会议上对“卖国”的议题进行了尤为尖锐的抨击，他强烈指责沙皇的大臣们并非战争贩子，却是“懦夫以及弑兄者”。而围绕着农民的信仰治疗师拉斯普廷和沙皇皇后亚历山德拉的恶毒谣言则称他们同德国人共谋叛国（由于沙皇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前线，所以人们通常认为施蒂默尔是被沙皇皇后在那一年早期提升为内阁主席的）。不幸的是，施蒂默尔拥有一个德国式的名字，所以他随后又被排挤出内阁以平息民众的怒气。接下来，便轮到A. P.特列波夫（A. P. Trepov）面对1916年12月2日的杜马会议了。为了安抚激烈的质问者，特列波夫首次公开透露英法两国已经应允在战后将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划归俄国管辖。这并非俄国政客最后一次借用沙皇格勒来稳定民众情绪。正如法国大使帕莱奥洛格在一封发往巴黎的急件中记录的，那个冬天在彼得格勒流行一首歌曲，其中的副歌部分广受传唱：“如果我们无法得到君士坦丁堡，那么这场战争的意义又何在呢？”8

尽管阿列克谢耶夫对此心存质疑，但这种主张在俄军最高统帅部总部已经慢慢蔚为风潮。沙皇最高统帅部的外交事务长尼古拉·巴济利（Nikolai Bazili）在1915年为萨宗诺夫制订了吞并计划之后曾极力倡导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进攻，不过他的主张却由于将军们的个人偏见而遭到了长期忽视。[4]受高尔察克和巴济利激情的感染，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1916年12月24日批准成立了一支两栖登陆黑海特种师，并由高尔察克的“沙皇格勒”团领衔，不过它自吹只有大约3 000名生力军。此外，阿列克谢耶夫还坚决要求在宗古尔达克而非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因为如果在前者登陆，他们能够获取煤料资源并且向上转移到萨卡里亚河。

1917年2月21日/3月6日，沙皇俄国的最后一任外交大臣N. N.波克罗夫斯基（N. N. Pokrovskii）向最高统帅部递交了一份照会，并建议军部尽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两栖登陆作战，以保证俄国的战利品不会因战争结束而被其协约国盟友拿走。

最高统帅部在做出回复之前，彼得格勒爆发了革命：23日国际妇女节这天，罢工的工人们加入了女性的游行示威队伍；25日，巴甫洛夫斯基警卫团朝兹纳缅斯克广场的人群开火；当巴甫洛夫斯基军营的士兵郑重声明不再向抗议者开枪之后，哗变蔓延至整个彼得格勒的守备军队。鉴于彼得格勒传来的令人不安的消息，阿列克谢耶夫在1917年2月26日及27日/3月11日召集了巴济利以及旧政权下已经退休的两位政治家一同造访了最高统帅部——萨宗诺夫和施蒂默尔——以讨论波克罗夫斯基的请求。施蒂默尔由于有过之前的经验，便明确提倡道，此时攻占君士坦丁堡“非常必要，它可以平息公众舆论的压力”。阿列克谢耶夫反对道，他无法再从欧洲战场抽调出部队进行登陆战，不过他也确实做出了让步，应允将此时守备特拉布宗的三个营抽出参加两栖登陆战。然而，阿列克谢耶夫的参谋长安东·邓尼金（Anton Denikin）以及海军在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布勃诺夫（Bubnov）上将却极力赞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登陆计划。他们同高尔察克一起开始组织运输船，以备在阿列克谢耶夫交付出所承诺的部队之后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发动突袭。事实上，黑海的天气状况使俄军无法在6月之前发动主攻，所以他们此时仍有时间。9

当他们在计划登陆战时，革命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撕裂了整个彼得格勒。1917年2月26日及27日/3月11日及12日，叛变的士兵分散至城市的每个角落，他们强占了汽车，抢劫了军火库、商店、餐馆和富有的住宅区。沙俄的政治家被私刑处死，暴徒还洗劫了内务部和秘密警察（奥克拉那警备队）总部。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红色旗帜在冬宫升起，一个自称为“苏维埃”，或者说由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委员会继承了彼得格勒的统治权。次日，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政府向俄军颁布了“1号法令”，命令军队服从苏维埃，并向士兵与海员委员会交出武装控制权。尽管这份法令由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撰写，辞藻华丽，但是一般的农民却并不难理解它的主旨：“解除军官的武装。”接下来，新政府又对沙皇时期的所有政治犯实行了大赦，并解散了警察机构。1917年3月3日/16日——沙皇尼古拉斯二世（迫于阿列克谢耶夫及众将军的压力）宣布逊位的第二天，彼得格勒苏维埃下令逮捕罗曼诺夫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高加索军队总司令大公尼古拉斯。

人们可能会认为沙皇政府的垮台会导致征服君士坦丁堡的两栖登陆作战计划夭折。实际与此相反，彼得格勒的混乱状态使此计划重获新生。在幕后，一种令人惊讶的无缝过渡得以转嫁到实际统治俄国的政权身上。与彼得格勒苏维埃相同，一个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1917年2月27日/3月12日成立——它甚至在苏维埃主导公共领域的时候依然履行着内阁职责。这个新内阁的成员主要由当权派自由主义者构成，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可夫接替波克罗夫斯基的职位，成为新任外交部部长，而进步同盟创始人及监管军工生产的军工委员会负责人杜马亚历山大·古契柯夫则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在整个3月，古契柯夫通过其广泛的业务联系，使用采购到的运煤船和商业船只，为高尔察克计划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突袭做好准备。10而新任自由派外交部部长则重拾波克罗夫斯基与巴济利所中断的计划，意图通过攻占沙皇格勒赢回公众的支持。正如米留可夫对一位自由派朋友说道：“以一种人道主义以及国际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观点之名义放弃这场战争中的最大战利品将是一件荒谬及可耻的事。”111917年3月23日/4月5日，巴济利告知米留可夫，到5月中旬将有两支整师准备好开赴博斯普鲁斯海峡，而第三支师部也将有希望在那个夏天晚些时候到达。12与此同时，高尔察克汇报称，在古契柯夫极具英雄气概的努力及对罗马尼亚的舰队和商船（罗马尼亚在1916年8月27日欠妥当地加入战争之后被奥地利—德国联军击溃，随后他们将舰船开至赫尔松寻求庇护）的征用下，他们现在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运输工具。13尽管阿列克谢耶夫仍在拖延，但是当巴济利在1917年4月8日/21日给米留可夫寄去一封充满希望的信件之后，邓尼金显示出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激昂的热情。14

这些通信并非毫无意义。整个冬天和春天，俄军都在进行着远征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准备。在黑海师部集结的敖德萨，每天都有从内陆通过火车运送而来的军队到达。黑海上每一艘可利用的船只，从多瑙河上的驳船到希腊的运煤船，甚至连远航的燃油汽船都配备了武器装备以进行登陆准备。四艘罗马尼亚客轮——“赖盖莱·卡罗尔一世号”（Regele CarolⅠ）、“达契亚号”（Dacia）、“图拉真大帝号”（Imperator Trajan）和“罗马尼亚号”（Romania）在德军控制多瑙河流域之前逃进了黑海，并被改造成为水上飞机运船以协助俄军的“阿尔马兹号”、“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号”和“沙皇尼古拉一世号”；每一艘都能运载4到7架水上飞机。虽然“1号法令”的影响力在3月份蔓延至敖德萨、塞瓦斯托波尔、刻赤和新罗西斯克以及遍布俄国的市中心区，但是它的最初影响却相当有限。“当然，同其他地区一样，这里也有很多极端主义者，”一位英国海军联络官G. W.勒·佩奇在1917年4月29日从塞瓦斯托波尔发出的报告中称，“但是我们的大致感觉是，我们必须继续向前推动战争，直到同盟国遭到毁灭。”在奥斯曼前线——而非俄国的欧洲前线，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对立状态在同一种信仰之下得到了缓和。正如佩奇一段意味深长的评述：“毫无疑问……这场战争拯救了太多杀戮。”4月中旬，高尔察克上将被授予更为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指挥权，但是他随后表示了拒绝，因为“他想要待在这里”，策划如何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及指挥和他拥有同一目标的将士进行作战。15

不论用什么方法，或者有没有阿列克谢耶夫的协作配合，高尔察克都将派“沙皇格勒”团投入战斗。因此，在1917年3月的最后一周，正当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在商议抛弃“帝国主义式的”吞并以实现和平目标的时候，俄军派黑海舰队向博斯普鲁斯海峡防线发动了第一波试探性攻击。1917年3月26日，在两艘驱逐舰的护送下，高尔察克的3艘水上飞机运输船抵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西侧色雷斯的海岸。161917年4月4日这一天，米留可夫因为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俄国将不会放弃攻占君士坦丁堡以及海峡的消息而与彼得格勒苏维埃闹得不欢而散。在这次声明中，他称俄国人将以一种“宏大的方式”回归博斯普鲁斯海峡（据乌泽多姆上将给德皇的报告中所述），他们会派出一支完整的由“5到6艘驱逐舰”、2艘巡洋战舰以及不少于3架水上飞机运输船组成的分舰队，直驱黑海沿岸，直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岸的贝伊科兹。这一次，空中战场也真正爆发了激战——为了阻止敌军的城市防线的监控，德国和土耳其派出7架水上飞机以图将俄军飞机驱逐回他们的运输船上。17

尽管高尔察克1917年春的飞机出击在今天已很少有人记得，但是对于为践行彼得格勒所盛行的外交政策而进行的战斗而言，它的重要性却也不言而喻。虽然随着沙皇及其秘密警察的倒台，关于这场战争目标的争论点在一开始被掩盖在了民众的欢欣鼓舞之中，但是随着二月革命的爆发，这个议题作为政治问题又得以显现出来。要不然，这些数百万的悲惨的农民——从芬兰湾到比萨拉比亚的锡雷特河，穿过黑海直入小亚细亚、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和波斯阿塞拜疆——战死沙场又是所为何事呢？甚至在1917年3月中旬，当“1号法令”传达至军队的时候，巴拉托夫的哥萨克部队正席卷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如果你问巴拉托夫他的士兵是为何而战，他会回答：“［为了］带领俄国走上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道路。”18如果你问尤登尼奇——这位在1916年对土战争中获得伟大胜利的缔造者，以及现任高加索军队总司令（由于大公的垮台）——他的答案也不会有任何不同。正如尤登尼奇在他的士兵对“1号法令”进行讨论之后报告道，“士兵委员会全体人员”决意“竭力获取战争的最后胜利”。19一同策划博斯普鲁斯海峡登陆战的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则对两栖进攻表示全心全意的支持——事实上，这3位在1917年对奥斯曼帝国最为坚定的进攻派之后成为反布尔什维克白军的领导人物绝非偶然。在彼得格勒，米留可夫虽然曾在1917年4月10日试图淡化自己的立场以安抚苏维埃政权——他声明俄国基于民族自决寻求“永久的和平”，但是他和古契柯夫都支持俄国的扩张主义战争目标。如果你问这位社会主义政治家米留可夫的话，答案将会是俄国的农民正“被这场恐怖的战争所榨尽和摧毁”——言外之意（不过他们拒绝公开对此予以阐述）是指俄国的扩张主义战争目标是非正义且应遭到抛弃的。如果你问那些实际参与作战的士兵，那么答案将基于他们的作战立场（实际上，在俄军取得胜利的土耳其和波斯战场上的厌战情绪要远远低于同德国人交战的欧洲战场）及指挥他们的将军（大量拥有德国名字的军官在1917年春被私刑处死，这说明士兵们不愿意被德皇的军队征服，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这场战争的目的何在）。20

当列宁在1917年4月3日/16日晚上11点10分到达彼得格勒后，这场迅速发展的关于战争目标的论战再度迎来高潮。如果说有人对这个问题有充分把握的话，那非这位被驱逐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莫属——列宁从1914年起便在中立国瑞士发布声明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公开指责。[5]列宁不赞同苏维埃政权所奉行的暧昧的妥协主义，却也更反对米留可夫、古契柯夫及其他自由派招摇过市的爱国主义派头。列宁在到达芬兰车站以后——在德国军队护送下从苏黎世经由斯德哥尔摩，被送到对岸——便立即发表了一场言辞激烈的演讲，指责临时政府仍在继续进行战争，并要求推翻它（“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尽管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提出的明确的反战立场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内部（列宁在国外安全避难之时，他们却在国内受尽磨难）大量人的反对，但他最终在1917年4月7日/20日将此发布在了《真理报》上，从而在战争问题上给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带去了一系列麻烦——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抑或仅仅是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工具？

作为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部长，米留可夫正身处政治风暴的中心。尽管他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安抚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激进分子，但是这位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也在同时设法消除俄国西方盟国（1917年4月之后，美国也加入其中）的疑虑，因此俄国将不会放弃其共同目标而与德国单独媾和。为了解决目前的两难之局，米留可夫与农民支持的社会革命党领袖进行了商榷——后者仍然在苏维埃政府里占据优势地位，尤其是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他已经成为激进分子与政府之间的斡旋者（作为司法部长的克伦斯基是唯一一位身兼内阁成员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的人）。但是克伦斯基本人却承受着来自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维克托·切尔诺夫的压力——后者同列宁一样曾被长期流放在外，而且毫无心思进行和谈：切尔诺夫想要米留可夫的首级，并且希望有一位能够放弃帝国主义战争目的的人代替他上台。随后，克伦斯基抓住了一次申明自己外交政策的机会：他策划了一种“毒药丸”的折中计划，使米留可夫在呈往俄国的协约国的一份照会（在这份照会中，俄国坚守承诺以“履行［它的］义务”）中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尽管他并没有就此解释清楚，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他刚好有力地重申了俄国的战争目标。

1917年4月20日/5月3日，“米留可夫照会”内容被刊登在了俄国刊物上，并在社会主义反对党中引起了轰动。随后，彼得格勒苏维埃颁布决议对此表示了反对，理由是“革命者的民主政府将不会允许任何出于侵略目标的流血牺牲发生”。一支由一位名叫西奥多·林德（Theodore Linde）的社会主义者军官率领的芬兰守备团进入了马林斯基宫（Mariinski Palace，临时政府经常举行会议的场所，不过这一天临时政府成员聚集在战争部的古契柯夫办公室进行会晤）表达抗议。随着临时政府自二月革命之后第一起严重的街头暴乱，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官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请求镇压军中正迅速发展的哗变。内阁听从了克伦斯基的意见，驳回了科尔尼洛夫的请求。在嗅到血腥味之后，列宁召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草拟了一份决议案，他们对临时政府“完全的帝国主义”行径表达了谴责。随后，布尔什维克的游行示威者们举着旗帜涌上街头，宣告“打倒临时政府”以及“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为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军事组织领袖N. I.波德沃伊斯基（N. I. Podvoiskii）从芬兰湾的喀琅施塔得（Kronstadt）海军基地召集了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海兵——臭名昭著的好战者——抵达城市。到1917年4月21日/5月4日下午，政府支持者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涅瓦大街发生了暴力冲突，3名抗议者丧生。科尔尼洛夫再次请求重组皇家部队，却也再次遭到拒绝——这一次，他们受到了来自苏维埃的公开挑战，后者向军队传达指令称，若高级军官（比如克伦斯基）不能提供由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所确认的命令，他们不得予以服从。感到尤为不满的科尔尼洛夫随后请求解除了自己在彼得格勒遭到削弱的军职，并被重新任命为加利西亚战场第八集团军的指挥官。21

一直躲在幕后的列宁之后对推翻政府的意图进行了否认。但是在“四月天”的骚乱背后，他的操控之手却清晰可见。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描绘出了清晰的政治路线，并对战争和临时政府进行了否定。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人未能成功推翻政府，却给它造成了严重破坏，并将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自由党之间关于战争的分歧暴露了出来。此外，他们还摧毁了军队从彼得格勒苏维埃处所获得的微弱独立性。古契柯夫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在1917年4月30日/5月13日递交了辞呈，而米留可夫在4天之后也步其后尘。俄国自由党的式微为克伦斯基带来了最直接利益，他接替古契柯夫，成了新任战争部部长（新任外交部部长M. I.捷列先科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他主要受克伦斯基支配）。在1917年5月5日/18日，经过洗牌的新内阁重新宣布了战争目标，他们发誓要“实行军队民主化”，以及放弃帝国主义战争目标。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太令人信服地声称“如果俄国及其协约国失败的话，对所有民族而言都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世界和平将会被再次拖后，甚至难以实现”。

由于米留可夫已经退出舞台，此时便轮到克伦斯基向越来越多不满的军队解释这场战争的意图。此事殊为不易，但要完成这项任务，没有人比他更为合适了。即使在那场杜马公开指责沙皇专制及卖国的激愤的演说之前，克伦斯基也早已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出庭辩护律师，他深知如何提出自己的充分理由。在前往前线的巡回演说中，他在煽动军队方面展示出了不衰的精力——他使士兵们相信，他们现在是一个崭新俄国的先锋，他们不再为卑鄙的沙皇而战，而是为民主主义、协约国、社会主义和人民而战。一位目睹了克伦斯基演讲的人将其前线之旅比作一阵“飓风”，另一个人则将其比作“一座喷薄火焰吞噬一切的火山”。

这位社会革命党演说家在现场待的时间如此之久，以至于士兵们的情绪都被重新振作了起来，并且开始变得群情沸腾，充满爱国精神和激情。但是，观察家们同样注意到更为关键的一点，“一旦克伦斯基离开了战场”，这些演讲的影响“随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当这些士兵一有时间对此进行仔细思考，他们中的很多人遂得出结论：克伦斯基的努力并未通过“嗅觉考试”。至于原因，确切地说，对这些农民军而言，同为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或者甚至是奥地利的加利西亚而战相比，难道为俄国的协约国——英国、法国以及美国（至于塞尔维亚——俄国最初进行宣战的导火索，则早在1915年就被攻克了）而战就更有价值吗？不论克伦斯基关于民主和共同理想的演讲内容有多么精彩绝伦，他真正要求的是这些前线的士兵为遥远的在首都——不论是在彼得格勒、巴黎，还是在伦敦——所策划的战争目标而战死沙场。“我们此刻拥有自由，而且我们还将得到土地，”一句流行的歌曲如是描述，“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打仗，使自己变成残废呢？”[6]22

不论克伦斯基在兜售他的外交政策时显得多么真诚，他也在其中夹杂了大量欺瞒细节。诚然，在一定程度上，他确实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束缚——1914年9月的《伦敦公约》（它禁止任何协约国国家同德国单独媾和），上一个冬天在彼得格勒和尚蒂伊召开的协约国内部峰会（各方要求俄国在1917年在东部战场牵制敌军以减轻西线战场的压力），以及道义—物质上的因素，诸如协约国一年到头都在将战争军备运往摩尔曼斯克，更不用说法国的“贵妇小径”驻军从1917年5月便开始蔓延的叛乱活动。克伦斯基所遭受到的压力很难不让人同情——他不得不有所作为，以解除俄国盟军遭受到的围困，防止德国将其位于东欧的军队转移过来摧毁法军——即使他此时所代表的苏维埃和街头游行队伍越来越想要退出战争。克伦斯基的困境正是俄国自身的困境。和他一样，大部分俄国人想同时采取这两种方式：他们不想继续参与战争，但是他们也不愿不光彩地向德国人投降。从这层意义上说，克伦斯基是一位很理想的民主党政治家——他通过自己的演讲和政策引导着公众的情绪。

然而，他却没有证明自己是一位非常好的政治家。俄国公众的情绪问题在于它还未得以充分发展，且仍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它需要克伦斯基更为强有力的引导。如果克伦斯基想要在街头重建法律与秩序，在军队中重建纪律，那么他本可以让科尔尼洛夫放手镇压四月骚乱，并且在之后调集前线军队为向西方协约国承诺过的加利西亚进攻做准备。相反，如果克伦斯基真的想终结“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实行“军队民主化”，他就应该放弃对奥地利加利西亚的进攻——毕竟，这场战役正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反复指控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总参谋部曾计划在1914年入侵奥地利加利西亚以到达喀尔巴阡山脉，并以此巩固俄国在欧洲的防卫线。为了削弱奥匈帝国，布鲁西洛夫曾在1916年再度入侵加利西亚。似乎仍受到这些旧政权的将军的束缚，克伦斯基甚至任命布鲁西洛夫为军队新任总司令，希望他能在这同一个战场施展魔法，重塑他去年夏天的辉煌。对克伦斯基而言，他对布鲁西洛夫的任命等于暗中承认了自己对他们在1917年6月16日/29日入侵加利西亚一事并不知情。这支军队正奄奄一息。当德国的增援部队在1917年7月6日抵达战场后，俄军遂临阵溃逃——他们的行径表明了克伦斯基的演说没起到任何作用。

相同的矛盾也发生在俄国对抗奥斯曼帝国时所持的战争目标。1917年5月15日/28日，米留可夫之后的新外交部试图根据苏维埃4月份的“不吞并和平”宣言，对《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进行调解。一处明显的矛盾之处在于，似乎为了确认俄国的帝国主义之幽灵并没这么容易被埋葬掉，他们在宣称先前属于奥斯曼的一些省份——凡城、比特利斯和埃尔祖鲁姆将“永远归属亚美尼亚人”之前，便在关于俄国革命战争目标的新声明中提到，“通过战争法权占领土耳其的亚洲区省份”。为了使旧式的帝国主义家长式统治同新式的开明人道主义相协调，外交政策的备忘录中还尴尬地规定，这些“亚美尼亚”省份将由俄国官员管理，他们将会帮助把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和土耳其难民遣返回国。23

在这份修订过的声明中，他们暴露出了一处遗漏。当然，这个明明存在却被人刻意回避的问题正是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由于俄国人仍未“通过战争法权”获得这两处地点，克伦斯基“改革过的”外交部自然未对其进行考虑，仿佛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对俄国的政治家造成困扰，同时还帮助划定了新政权第一次政治危机的边界线一样。然而事实是，不管彼得格勒苏维埃批不批准，俄国的上将们仍在策划着对奥斯曼帝都的征服战争。当“1号法令”颁布后，兵变甚至蔓延至黑海舰队之时（大约20名海军军官丧生其中），克伦斯基到4月底则宣称已经重新恢复了军队纪律。[7]5月中旬，塞瓦斯托波尔水兵苏维埃在关于是否要邀请列宁前来的问题上进行了辩论——列宁早因为主张立即结束战争而变得声名狼藉。投票数是342对20，提议未获通过。24尽管岸上正盛行着一种平等主义思潮——甚至连水兵的敬礼仪式也遭到了反对，但是只要在船上，大多数士兵仍会服从命令。当克伦斯基在加利西亚进攻之前奔赴前线煽动士兵们的爱国精神时，俄军战舰仍继续在黑海沿岸地区来来回回作战，且未受一丝破坏——他们甚至险些消灭了从宗古尔达克运往君士坦丁堡的煤炭供给。5月23日，克伦斯基的舰队对罗马尼亚境内的多瑙河流域（现在由德国控制）实施了突袭，他还指挥水上飞机向康斯坦察投掷了炸弹。次日，克伦斯基突袭锡诺普，击沉了奥斯曼34艘满载粮食和烟草的运煤船。英国海军专员满意地记录道：“很显然，土耳其人认为俄国人可能太专注于国内事务而不会出航。”5月25日，俄军分舰队再次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尽管这只是一场布雷行动。受到惊吓的苏雄在次日汇报称俄军的巡洋战舰幽灵般地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西部沿岸的基利奥斯（Kilyos）。俄军的黑海舰队在国内革命之后非但没有放下武器，却似乎比以往更为活跃。25

然而，岸上军队的士气却开始衰退。“军官和士兵之间似乎并不意气相投”——4月上旬，当“1号法令”开始产生效果时，佩奇在报告中称：“军官对士兵的福利漠不关心，他们不愿为士兵们制定游戏以助其打发时间。”[8]尽管克伦斯基德高望重，但是他的职位仍充满了不确定性：舰队中流传着一个恶毒的谣言，称他在二月革命期间为了避免港口发生暴动，才命令舰队出航。虽然正如大部分沿着土耳其海岸活动的水兵证实了他们愿意在船舰上尽职尽责，但是招募进黑海舰队师部的士兵却毫无顾忌。比如，1917年5月24日的锡诺普作战计划本应包括一支2 000人的部队登陆并烧毁港口，然而，没有一个步兵同意这样做。甚至连克伦斯基也在此刻失去了登陆沙皇格勒的勇气。“关于黑海舰队铁一般纪律的传说，”他告诉佩奇，“早已腐烂。”对这一切感到极为厌烦的克伦斯基遂请求解除自己的指挥权。随后，卢金中将暂时替代了克伦斯基的职位，而克伦斯基则处于水兵委员会的严密监视中。26

6月21日，正当俄军向加利西亚急增援军的时候，另一场兵变震动了整个敖德萨：4名“持异见的”军官被他们的士兵逮捕。随后，事态又迅速升级，水兵委员会宣布了克伦斯基被免职（而非满足兵变者要求，解除他的武装——这位傲气的上将将他的佩剑扔出船外）。不管怎样，虽然港口一片混乱，但这支俄军集结规模最大的分舰队终于在1917年6月26日开赴博斯普鲁斯海峡——刚好在加利西亚进攻开始的3天前——这支分舰队包括潜水艇群、3艘水上飞机运输船、3艘布雷舰、4艘驱逐舰、2艘巡洋战舰和航线上的1艘船，以及第一次在战争中亮相的无畏舰“叶卡捷琳娜二世号”（此时重命名为“Svobodnaia Rossiia”，或者“自由俄国号”）。下午2点15分，“自由俄国号”上的船员瞥见“布雷斯劳号”喷出浓烟，俄军随即从舰首炮塔向其开火，并连发9轮炮弹，不过都未射中目标。俄军派出一些驱逐舰对“布雷斯劳号”进行追赶，并在它消失在布雷区之前将其赶回至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场短暂的空中交战由此产生：土耳其的一艘飞机成功对俄军的一艘水上飞机运输船实行了轰炸，因此，俄国人不得不中断了攻势，拉回前军。27

沙皇格勒之梦不愿就此终止。但是，这与虎口拔牙无异。1917年7月9—10日夜晚，俄军一艘军用机在圣斯特凡诺（耶希尔柯伊）——差不多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阿塔蒂尔克国际机场所在地——上空盘旋，并引起了君士坦丁堡内的恐慌。随后，军机朝金角湾的“戈本号”和“将军号”投掷了10枚炸弹，并在之后又向奥斯曼战争部投放了两枚炸弹。所有的空投都未能击中目标，但是少量停靠在“戈本号”附近的鱼雷舰却遭到了损坏，战争部的马场也遭到一枚炮弹的毁坏。然而，只要苏雄和乌泽多姆细心加以辨认的话，这些轰炸其实来自爱琴海而非俄国（事实上，是一名来自蒙德罗斯的英国飞行员驾驶着一架亨德里·佩奇设计的0/100 3124型轰炸机进行轰炸）。28 8月23日，一支俄军分舰队出现在土耳其海岸以掩护另外328名士兵在奥尔杜的两栖登陆——此处大约位于特拉布宗和萨姆松之间的中点位置。农民兵的锐气远不及于此，他们炸毁了海湾内的少量建筑物，却没能点燃他们主要的任务目标——土军的飞机库。随后，他们重新登船，打道回府。4天之后，俄军又在沃纳（Vona，今天的佩尔申贝，或称“星期四”）附近发动了另一次“半心半意”的登陆战，随后在遭到土军来自岸边的开火反击后，中断了进攻。就在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党人攫取权力的前夕，仍待在黑海指挥部的一个军官兵团还在继续计划向锡诺普发动一次主要的两栖登陆战，并打算投入一个整军团的力量。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的计划削减为8支步兵营和8支骑兵营发动一次“突袭”，到最后，整个计划也化为了泡影。29然而，这场战争最具象征意义的时刻终于在1917年7月26日到来：当一艘俄国汽船蜿蜒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布雷区并在距岸边足够近的地方扔掷了一封瓶中信的时候，敖德萨也爆发了兵变。这封《由俄国革命者的舰队送呈至土耳其国民的公告书》声明如下：

德国人不该再染指俄国和土耳其事务。土耳其人民和我们的敌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德国。出于这个原因，所有的德国士兵、军官及官员都应该被逐出土耳其，这样我们就能同睦邻一样和平相处。［要知道］当今世上唯一存在的专制统治［即在俄国革命之后］只剩德国和奥匈政权了。

通过这种方式，俄国延续几个世纪的沙皇格勒之梦中断在革命的浅滩上。30

但是，这真的管用吗？在经过仔细阅读后，土耳其人发现这封来自俄国革命党舰队的瓶中信与旧政权关于奥斯曼海峡的外交备忘录具有绝非偶然的相似性。就像克伦斯基、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的革命党水兵对两种方式都抱有幻想。正如俄国的爱国者们仍然对于“土耳其在意大利战争和巴尔干战争期间封锁海峡的举动”非常生气（他们误解了后一场冲突，但这也暗示了一般俄国民众对此事的观点）——土耳其以其在战争中未宣布的举动“给俄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尽管这些红军水兵骄傲地告知“土耳其国民”，称其在彼得格勒的革命兄弟已经“宣布与君士坦丁堡决裂”，但是依然想让对方知道“我们绝不允许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落入德国人之手，因为俄国会因此受制于德国人”。听起来就像丘吉尔和他的内阁同僚在声称德国出于自身在近东的帝国主义利益而“逼迫土耳其加入战争”一样，这些撰稿者暴露出了他们对奥斯曼政治主张的固执的天真化理解——这同他们自身意识的缺乏相一致。然而，除了萨宗诺夫协商过的关于放弃君士坦丁堡的声明，这些革命党所提出来的要求（将全体德国人驱逐出土耳其，以及保证俄国自由出入海峡的权力）与沙俄传统的带着一种欺凌口吻的外交政策又有何不同呢？31

与所有革命运动相似，但毫不逊色的一点是，他们在目的与手段上十分混乱。如果黑海水兵——革命分子，比如克伦斯基及其苏维埃同僚真的想打赢这场战争，他们又为什么将高尔察克解雇，并削弱海军指挥权呢？当他们将迄今为止仍处于主导地位的黑海舰队削弱至几乎难以运作的程度时，这些水兵又能凭借什么向奥斯曼政府提出要求呢？同时，通过将战争的责任推究至德国对土耳其的帝国主义目标，这些愚昧的理论家不过是在重复最初俄军情报机构为破坏土军士气以助尤登尼奇征服这个国家所谋划的老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革命分子对奥斯曼的类似宣传鼓动行动的确切目标到底是什么？为了说服青年土耳其党人向德国宣布战争，他们自己的资助者和捐赠人又是谁呢？正如他们在瓶中信中向土耳其人所总结的，民主国家遍布全球各地，“尤其是自由的美国”——它此时已经向德国宣布战争了，因此，一个自由的土耳其也应如此。然而，这却是一个比征服沙皇格勒更为脱离现实的美梦。32

在充斥着政治派系斗争的俄国革命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党在极力避免在外交政策上出现类似的混乱。对列宁而言，克伦斯基为了美化俄国明显出于帝国主义利益需求所进行的战争，费尽心力打着追求民主及反抗德国专制和帝国主义的旗号，以一种十字军东征的方式加以粉饰可能并不适用。列宁所承诺的和平、土地和面包或许有两件都无法实现（他没有面包可供食用，也没有打算让农民拥有土地——他更希望将土地国有化），但是关于“和平”这一部分的许诺却是真实的：列宁确实想中止战争，即便这意味着要向德国人投降。如果这意味着俄国将要放弃丰厚的战利品（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幅标语就写着：“我们不想要达达尼尔海峡！”），那就随它去吧。如果这意味着再无借口与英国、法国和“自由美利坚”等“民主”盟国肩并肩站在一起，那也只好顺其自然——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要求敌方停火意味着本国将成为德国的代言人，那也将只是一个为换取终止“帝国主义战争”和启动世界性革命的微小代价。换言之，在俄国的革命分子中，唯有列宁想对外交政策发动革命——一场真正的与旧政权外交政策决裂的革命。

到1917年秋天，局势正按列宁的想法向前发展着。8月下旬，克伦斯基同新任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发生不和，并导致政府与军队之间产生了致命的决裂。8月30日/9月12日，少数因7月起义被关押起来并在监狱中备受煎熬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一次大赦中得以释放（列宁早逃至芬兰，躲过了监禁）。这也使得他们开始全力准备1917年9月19日及9月25日/10月2日及10月8日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召开的苏维埃选举大会，并最终第一次同时在这两个城市的代表会议中赢取了大多数席位。诚然，由于社会革命党在农村占据着优势地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计划于11月召开的全国性代表大会的选举中毫无胜算。但是，列宁对此类细节毫不在意。随着克伦斯基和社会革命党在困境中苦苦挣扎，孟什维克党由于其自身原则限制所造成的举步维艰——这要求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之前先通过“资产阶级的议会”阶段——布尔什维克党遂成了唯一一个拥有明确计划的政党：终结战争。作为政治纲领，这或许无法赢得大多数俄国人的赞同——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在战争中战胜德国人。但是，这已足够推翻克伦斯基政府。

德国人在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都遵循着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的策略——他们在俄国敌人正毁灭自己的时候没有横加干涉——到了10月，他们继续沿波罗的海沿岸行军，并攻取了里加湾的一些岛屿，随后又占领了里加湾。俄国人也撤离了塔林——德国和彼得格勒之间的最后一处武装据点。克伦斯基在10月9日/22日下令增兵救援，却遭到了守备军委员会的无视，后者还责备他将科尔尼洛夫解职，并将其他罪行也归咎到他身上。由于受到孤立，同时又被其他爱国者及反战革命分子厌恶，克伦斯基只好在冬宫沉潜待发，悉心准备着他和彼得格勒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一场布尔什维克党人起义的来临。彼时，列宁已经从芬兰回国（没有人知道他是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回国的）；10月10日/23日，他召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对是否发动进攻进行了投票。让列宁大为恼怒的是，托洛茨基搁置动议要将革命往后延迟两个星期，直到一个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并为此次起义提供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后再进行。托洛茨基的提案以10 : 2的票数获得通过。因此，直到1917年10月25日/11月6日，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拥护者展开行动，遍及彼得格勒每个角落，并一个接一个占领了关键性的咽喉要道。他们的行动是如此安静，以至于没有人知道革命已经发生。由于政府军不再支持克伦斯基，革命分子所遭遇到的唯一抵抗是来自在冬宫办公的临时政府的宫外守军（克伦斯基本人却很高兴自己终于有了武装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口实。他从一位美国外交官之处借了一辆汽车，溜出城外，并期望从前线招募一支忠诚的军队）。[9]1917年10月26日/11月7日凌晨两点刚过，内阁成员遭到逮捕，赤卫军将时钟停摆以纪念这一刻（直到现在，这座时钟还指着2点10分）。

布尔什维克党人花了好几个星期时间才拿下莫斯科和俄国欧洲区的城市中心，又耗费了5年多的时间才重新征服沙皇时代的剩余领土。但是，他们在俄国外交政策上的变革却是非常迅速的。1917年11月8日/21日，第二次苏维埃全体大会通过了一项《和平法令》——它也被记录在列宁的指令之中，以一种类似于宣言的方式要求世界战争结束（它主张在席卷全球的革命之后，所有的交战国都应放下武器）。1917年11月9日/22日，列宁的《和平法令》被传呈至各外交使节手中，但是当各协约国收到这份声明书的时候，它却随即被宣告了死亡——各协约国把列宁看成是德国的奸细。3天之后，列宁又把自己的和平法令发给东部战线的德军总部（德国并未在俄国派驻外交官）。这一次，他的单边停战请求（对方正是这样解读的）却受到了友好得多的待遇。毕竟，德国外交部在4月将列宁送回俄国时也正是带着这种想法。这种结果近乎完美：次日，柏林方面负责同身处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党外交代表团接洽的联络官库尔特·里茨勒向德国所有派驻在外的外交官发出一封通告，要求他们在招待会上“隐藏自己的欢欣”。33对于德国人而言，列宁对权力的攫取是自1914年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所听到的最好消息。

对于高门政府来说，这个消息同样意义重大。在过去的一年里，俄军黑海舰队给土耳其人带来的惊吓一个接一个，而此时，君士坦丁堡终于进入了安全区；至于曾在春季威胁会碾碎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的高加索军队也将安然挺过这个冬季。但是，当北部由来已久的威胁正逐渐退却之时，帝国的南部防线却面临着比以往更为巨大的压力。由于奥斯曼最高指挥部正被俄国上演的戏剧性事件所吸引，英国采取行动的时刻也得以到来。

[1] 干船坞是将水抽掉，使船舶在此进行出水检查、修理的封闭船池。——译者注

[2] 为了证明这艘传奇之船的真实性，“戈本号”/“亚沃士号”在这场战争中存活了下来，并成为土耳其共和国海军的旗舰。在冷战早期暂时击退苏联之后，“亚沃士号”最终在1950年退役，在1973年被拖走进行拆解——它也由此比丘吉尔和它的大多数对手都活得更为长久。

[3] 由于苏雄正全神贯注于为英国在1916—1917年冬天向达达尼尔海峡重新组织发动的两栖进攻制订计划——这似乎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委员会愈发“巴洛克式”的自责同步，所以他一定未被充分告知英国的议会政治局势。如果苏雄看到丘吉尔在数周充满了敌意的反复交叉讯问中的局促不安的话，他肯定会在1917年将北部达达尼尔海峡的沿岸大炮转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并调换这些大炮自1915年以来所搁置的方位。

[4] 巴济利起源于希腊的法纳尔人（君士坦丁堡希腊人居住的法纳尔区主要家族的成员）。他的爷爷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康斯坦丁，且刚好出生在君士坦丁堡，他曾于1827年参加了纳瓦里诺战役——这场战役摧毁了奥斯曼的地中海海军，并使希腊获得独立。

[5] 战争爆发时，列宁正身处维也纳。当奥匈政府得知他支持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之后，便向他提供了一份签证使其可以自由出入瑞士。

[6] 在大卫·里恩的史诗作品《日瓦戈医生》中有一个出色的构想场景：一位克伦斯基一样的委员站在一个啤酒桶上面劝告士兵保卫他们的家园，他们的女人——而非可耻地向德国人投降。士兵们欢呼着——直到啤酒桶倒塌，委员落入啤酒中。士兵们哄堂大笑。

[7] 这个听起来不太妙，1917年波罗的海舰队的兵变更为严重，至少有150人丧生其中。此外，大多数在黑海舰队中遭到攻击的军官都有德国名字（比如前任总司令埃伯哈特），这表明1916年俄军在占据优势的战场上还残存着些许爱国主义。

[8] 为了显示自己的前瞻性，佩奇还建议教授这些士兵英式足球，然而他的俄国军官同僚却告诉他，“这种野蛮粗俗的娱乐活动并不可取”。

[9] 在为争取前线士兵支持他发动反革命进攻以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中彻底失败之后，克伦斯基离开了俄国，而他也将同彼得格勒永别。50年之后，他被邀请在斯坦福大学做演讲——关于俄国革命。他声称自己对于在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毫不后悔。

第十五章
击退阿拉伯人

他想要英国派出军队来助阵，但是拒绝来自法国的任何帮助，或者与法国人产生任何牵连。

——1917年1月30日，
一位英国间谍将麦加圣嗣长之子
费萨尔·本·侯赛因的谈话内容报道给情报机构1

1917年在奥斯曼军事史上是一个奇妙的年份。高加索地区在1916年整个世界战争中大概是最为活跃的战场，可是到了1917年，它却一反往常的安静，人们对这个战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在1916年春、夏的战争中差点儿遭遇灭顶之灾后，也愿意在革命撕裂俄国的同时进行休整和重组。在俄国这方面，由于其尚未被击败的高加索军队的士气正在迅速恢复，所以其欧洲战场的军队中爆发的叛乱行动并未怎么出现在占领了土耳其东北部的军队中。诚然，尤登尼奇令穆什在1917年5月撤退，但这只是一个取悦第比利斯苏维埃的政治性姿态，且与土耳其人的所作所为无任何关联。在土耳其总参谋部出版的官方战争史中，所有关于1917年的记录在1660页的总页数中只占了20页，而在这20页记录之中，几乎没有提到俄国人。2

然而，土耳其官方史对1917年保持缄默的原因不仅仅是俄国的战略失败。同充满戏剧性反转的北部战场一样，南部战场在这一年也遇上了一次决定命运的大逆转。1915年和1916年，奥斯曼帝国在利曼和凯末尔的带领下意外地召集后备部队，成功将朝达达尼尔海峡和加里波利半岛挺进的协约国军队赶跑，并随后在库特城俘获了汤曾德的全部远征军。然而，正当恩维尔庆祝他的叔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胜利之时，英国却已经开始播撒他们最终胜利的种子。

回顾往事，我们不难发现英土战争的关键转折点：1916年8月的第二次苏伊士运河战役。尽管克雷斯又一次成功创造后勤运输上的奇迹，带领一支包括机关枪和列炮在内的大规模军队穿过了西奈沙漠，但是这群土耳其人在距离运河近30英里（约48千米）的地方第二次被敌方击溃，因而未能再度抵达苏伊士运河。1916年12月，埃及远征军攻下阿里什和拉法，并建立了英国对西奈的紧密控制——这意味着发自坎塔拉的铁路此时能够向西延伸，穿过沙漠。1917年早些时候，在一次象征性的卫兵换岗中，英国建立的西奈铁路从德土两国所建立的西南部的从杰宁和贝尔谢巴所发出的单轨铁路上通过——这条单轨铁路由总工程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迈斯纳帕夏所建（他还建造了汉志铁路）。此时，开罗便对奥斯曼巴勒斯坦构成了威胁，而英属埃及则免于遭受攻击的危险。3

与此同时，尽管侯赛因在麦加发动的民族主义者及泛伊斯兰教主义者叛乱未能给奥斯曼防线后方造成很深影响，但是这些活动却开始威胁到奥斯曼在汉志北部的交通设施——此地位于向巴勒斯坦开进的英军的右翼位置。由于所谓的“阿拉伯叛乱”在战后中东留下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残余力量，奥斯曼也非常有必要暂停行动以厘清当前的威胁势力。首先，正如已经注意到的，由于绝大多数阿拉伯穆斯林战士仍继续效忠苏丹，侯赛因为激发阿拉伯人团结一致反抗奥斯曼帝国所发出的战事号令便遭遇到了彻底的失败。在奥斯曼军营中，只有少量变节的军官，而非一个阿拉伯团的士兵叛逃至敌方阵营。在侯赛因次子阿卜杜拉的带领下，忠于圣嗣长的阿拉伯战士很快制服了麦加及塔伊夫（附近山区的“避暑首府”）的小股奥斯曼守军。在英军舰炮的帮助下，阿卜杜拉成功占领了红海沿岸的港口城市吉达——此城成为英属开罗和麦加之间正在发展的军事同盟的主要物流中心。但是，到目前为止，也仅此而已。作为汉志最大城市的麦地那，由于享受着自大马士革铁路运输而来的物资供应，尚无粮草之虞，依然安稳如山。阿拉伯人对麦地那的最后一波猛攻由侯赛因的第三个儿子费萨尔在1916年10月上旬发动，最终却遭到土耳其人的“痛击”，于是，费萨尔不得不将他的剩余部队撤退至拉比格附近的山区。由于俄军在1916年率领压倒性的兵力向东部安纳托利亚开进，“阿拉伯叛乱”遂变成一件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小事。

接着，正当“阿拉伯叛乱”开始倒塌之时，T. E.劳伦斯介入进来——至少，传说是这样的。尽管关于这个关键时刻的时间是准确的，但是传统的故事叙述（最为出名的是大卫·里恩指导的史诗性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却隐藏了之后所做出的关键性决定的本质。事实上，当劳伦斯在1916年10月16日第一次访问吉达的时候，还只是一个28岁的年青上尉。尽管他是一名具备敏锐感知力的情报官员，但不管对于开罗抑或是汉志来说，他的作用无足轻重。劳伦斯离开了军队，并加入由开罗东方事务秘书罗纳德·斯托尔斯（Ronald Storrs）所率领的代表团，斯托尔斯将劳伦斯带上主要是因为喜欢他的陪同，而非其他原因（斯托尔斯在知道劳伦斯因为身材矮小而被正规军拒绝之后，把他称作“小劳伦斯”）。因此，劳伦斯也多半出于偶然第一次遇见了阿卜杜拉和爱德华·布雷蒙上校——前者来吉达向英方请求更多的战争物资支援，而后者则负责一支被派往吉达和汉志的大型法国军事代表团——这支代表团远胜于英国人对他们的贡献：它由42名军官和983名士兵构成。凭借自身敏锐的读图能力，劳伦斯在开罗的萨伏伊酒店中迅速介绍了战役的区域秩序——这使侯赛因获得了详尽的信息（据说阿卜杜拉曾惊奇地发问道：“这家伙是神吗，他怎么知道所有事情？”）。受到震惊后，阿卜杜拉遂接受了劳伦斯的私人邀请，前往汉志，以向英国驻开罗当局提供此地的第一手军情报告。对劳伦斯来说，这是其人生轨迹上的一次真正巨变，尽管随之而来的对费萨尔在拉比格附近军营的参观——持续了26个小时——（如果他没有在吉达与费萨尔第二次邂逅的话——这一次产生了更为深远的结果）并不会最终带来太大影响。4

这次参观是与布雷蒙一起，不过这个法国人似乎并未太注意劳伦斯。根据非正式记载以及阿卜杜拉听到的传闻，当这个法国人在一场带有“阻止阿拉伯人占领麦地那”意味的晚宴上招待他的英国同行时错失了良机。出于对自己盟国的信任，同时相当理性地考虑到那一年早些时候关于分裂奥斯曼帝国的《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布雷蒙为了分享法国对阿拉伯问题的基本看法，便在漫谈中漫不经心地透露到，法国十分关心“阿拉伯叛乱”，如果这场暴乱蔓延至汉志北部，英国或者（特别是）法国对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利益诉求就会受到侵害。作为政策而言，这意味着布雷蒙想要向汉志派出1万兵力的英法正规军，以助侯赛因苦苦挣扎的“反叛”活动免于失败。此外，他们也想凭借此举明确宣示此区的真正掌控者。由于现场有人毫无道德原则地泄露了机密，布雷蒙遂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跌进了陷阱之中——一种我们在今天称之为完整的“原声摘要”的东西便由此出现在了这场陷阱中。5

劳伦斯是这样的一个人。同他后来因作为一名杰出的外务员所取得的声誉相反，这位年轻情报军官的真正天赋在于他对英帝国官僚政治的理解及掌控：斯托尔斯在从开罗启程的旅途中曾告知他，埃及的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由于担心向汉志派兵的政策会对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带来负面效果，便对此政策表示了反对。《古兰经》中清楚地记述到，伊斯兰教最为神圣的两座城市麦加和麦地那禁止异教徒进入。可能更重要的是，劳伦斯知道他的好朋友吉尔伯特·克莱顿也同意麦克马洪的观点——克莱顿是开罗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及阿拉伯分局的创办人，他的影响力深入埃及远征军（他是麦克马洪同默里将军间的联络官）和位于苏丹的埃及军队（他同样还是喀土穆的雷金纳德·温盖特爵士——酋长，或说总督的联络官）。在这3位负责英国对土战争的叙利亚—巴勒斯坦战场的人（默里、麦克马洪及温盖特）当中，只有温盖特支持朝阿拉伯半岛派送军队，但是斯托尔斯和克莱顿都认为他们能说服他，部分原因在于为了分散法军在凡尔登的压力，黑格将军在7月发动的索姆河战役（这场战役此时正迎来其苦涩的结局：英军损失将近50万人）在英国人当中掀起了一股广泛蔓延的反法浪潮。利用自己之前在旅途中所搜集的充满价值的情报，劳伦斯在1916年11月7日首次在喀土穆向温盖特报告称，费萨尔的士兵真正需要的乃是“士气及物资保障”，而布雷蒙想要向派往汉志的法国顾问最好不要由英军护送。尽管温盖特并未被完全说服，但是他最终同意将增援部队缩减为一个旅的兵力，且派其固守岸边，以备不时之需。

回到开罗后，劳伦斯和克莱顿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在得知温盖特被任命接替麦克马洪的高级专员之职后，这两个人决定通过抹黑布雷蒙的名声以派出一支旅部增援位于吉达的法国军队，从而使温盖特的计划无法实施。1916年11月16日，在两人会晤之后一份立即被记录的政策备忘录中，劳伦斯扮演了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宣称阿拉伯人对英方的支持“深表感激”，“只要我们尊重他们的独立，他们便会同我们维持良好的友谊”。但是他也警告道，“不管有没有圣嗣长的支持，如果英国人在拉比格登陆一支足以威胁到麦地那的武装部队的话”，费萨尔的阿拉伯军队“将肯定会声称‘我们遭到了背叛’，并对他们进行驱赶”。随后，他给出致命一击：他告知英方的决策者，布雷蒙坚决“禁止阿拉伯人占领麦地那”，以此显示出法国人并不真的希望“阿拉伯叛乱”成功。狡猾的是，克莱顿将此劳伦斯执笔的备忘录呈给默里将军——他知道这位埃及远征军司令在看到自己的观点得到一位战场军官如此充分的认可之后会很高兴，不过他并没有将此呈给温盖特——他有可能会反对。默里随后又立即将劳伦斯的备忘录转呈给伦敦的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将军，还附上自己的注解，称费萨尔和劳伦斯执拗地反对法国人所支持的“向阿拉伯半岛派遣白种人军队”的计划。接下来几天里，劳伦斯的名字便传遍了伦敦战时内阁每一位成员的口中，如同阿拉伯人的神使一样。他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使得温盖特无法避而不见，后者开始拒称自己曾提议过诸如派兵支持布雷蒙之类引起异议的计划。此外，他还当面主张让劳伦斯担负新的、并不重要的拉贝格军事联络任务。布雷蒙就这样被一名自己毫不认识的人彻底击败：在劳伦斯将他的谈话内容泄密给西部战场的最高指挥部之后，可怜的布雷蒙上校受到了来自法军总司令约瑟夫·霞飞的无情斥责——在这封严厉的电报中，霞飞暗示法国并不希望阿拉伯人从土耳其人手中征服麦地那。6

通过这种方式，T. E.劳伦斯（或说吉尔伯特·克莱顿——可能是整件事情的真正幕后操纵者）在1916年11月几个决定性的星期当中便勾勒出了英国在战后与法国面对面处理奥斯曼问题所采取的政治途径，即由费萨尔代表麦加圣嗣长所带领、自发产生的“阿拉伯叛乱”为协约国战争期间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阿拉伯人也应在和平到来的时候得到应有的尊重（至少应得到法国在《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中所宣称的领土）。与理解阿拉伯人的思维或掌握游击战技巧等天赋能力不同，这才是将劳伦斯抛向英国决策上层的原因。

劳伦斯利用自己新建立的影响力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一系列即将发生的偶然性事件。被劳伦斯捧上天的费萨尔（“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真正的撕裂者”）遂立即重重摔在了地上——他在1916年11月陷入一支土耳其武装巡逻队的包围，他的阿拉伯士兵随即从山上的盘踞点仓皇逃至山下延布的海岸边——他在此处等待着英国派遣军舰予以救援。随后发生的反转结局充满了反讽意味：劳伦斯发现自己正是在延布遇见了布雷蒙，而后者则迅速给开罗的温盖特发去一份电报请求英法部队实施登陆行动，以“不知不觉地援救圣嗣长和他的阿拉伯士兵”。但是法国人明显出于报复的心态却十分短暂，当穷追不舍的土耳其人看到港内的英国舰船后立马撤出延布，以规避对方的增援部队。随着土耳其人撤至内陆的麦地那，英军此时能够向延布北部的一座港口城镇沃季登陆一支小型的阿拉伯武装先遣队（不包括费萨尔），以再一次展示自己远超麦加哈希姆王室的海军实力。在整件事情中，一个略微尴尬的例子是，费萨尔曾直截了当地要求在1916年12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停靠于港内的英舰上睡觉，直到土耳其从延布撤离再另做打算。而一直抗命不肯返回开罗的劳伦斯也几乎由于费萨尔的溃败而遭到灭顶之灾。相反，费萨尔对于他的朋友的纵容和恭维却十分感激，他甚至向开罗（经由吉达）发去一份电报要求劳伦斯同他待在一起。另外，明显受到朋友教唆的费萨尔在1917年1月告诉一位谈话对象，虽然“他十分想要得到英军的帮助……但是并不想接受任何来自法方的帮助，或者与其产生任何关联”。劳伦斯将这位哈希姆王室的王子哄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任何惨败似乎只会把他们更为紧密地联合起来。7

由于劳伦斯的阴谋诡计，“阿拉伯叛乱”失去了来自英国或法国的援军支持，从而遭到了军事上的失败。开罗在1917年的战略重点在于入侵巴勒斯坦——奥斯曼撤回军队，在从海岸上的加沙到贝尔谢巴之间构筑一条约30英里（约48千米）的防守线。而由英国工程师建造的起始于坎塔拉的西奈铁路则在1月份到达了关键的绿洲城市，使得默里能够集结埃及远征军及战略物资直通奥斯曼巴勒斯坦的边境。到此时为止，埃及远征军已经在战区集结了超过20万人的军队——考虑到饮水问题，这着实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每天有超过120万加仑（约90万升）的水资源被从运河运送而来，这要求成千上万只骆驼和铁路货车进行运输。在他们穿过西奈沙漠后，征服加沙及贝尔谢巴绿洲的动力便不难获得了。据一位英国中尉记录，当第一次看到巴勒斯坦耕地时，他便认为，这个“经过绵延数英里的沙漠之旅”所到达的“令人愉快的国度”乃是一个启示。8

地图18

然而，如果说英方这边的士气旺盛的话，对方阵营也不遑多让。在从攻势转换为守势后，奥斯曼军队此时在为帝国所不可或缺以及极具战略意义的一块领土而战。尽管土军在沿着加沙和贝尔谢巴之间30英里的战线上只有大约1.1万名步兵，而且敌军数量几近他们的3倍，但是他们却挖掘了战壕，同时，在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无与伦比的领导下，他们坚守着一块牢固的防御阵地。土耳其人拥有150门大炮——这大致上与埃及远征军（不过英军拥有毒气）相当，以及1 000名骑兵——这使得克雷斯能够在需要增援受到威胁的区域时更加机动灵活。在选择性地忽略贝尔谢巴后，默里在1917年3月26日令炮兵对加沙发动了密集的火力攻击，这显然震住了土耳其人，并使其陷入一片沉寂。默里认为敌军就此被击败，而且有可能会向靠近雅法的北部海岸撤退，于是他派出骑兵部队对城镇展开侦察，却获悉他们的对手仍寸步不让。接下来两天，这支埃及远征军的步兵向对方发动了波浪式进攻，却被击退。战斗场面残酷血腥。据一位德国军官回忆：“他们为每一处树篱、每一座房子而战斗。”总体而言，默里这边损失了大约4 000名士兵——大概是土耳其人的两倍——包括被敌军埋葬的1 500名战亡者。不可思议的是，默里罔顾加沙仍未攻陷的事实向伦敦战争部拍去一份电报，宣称自己在战役中取得了胜利。[1]9

巧合的是，劳伦斯在加沙战役的第一天便在距东南部大约500英里（约805千米）的地方第一次尝到了战斗的滋味。此处位于汉志铁路的阿布纳姆站（Aba el Naam），在麦地那以北大概40英里（约64千米）。劳伦斯实际上（不过他并没有公开这一点）已经放弃了费萨尔，在1917年3月中旬，他便艰苦跋涉至侯赛因次子——位于内陆阿斯谷（Wadi Ais）的阿卜杜拉阵营。他此次前来的目的在于说服阿卜杜拉的阿拉伯游击队员向汉志铁路开展袭击，以阻止土耳其人通过铁路运输增援巴勒斯坦的克雷斯的麦地那援军。再回溯到2月份，英方的情报机构曾截获了杰马勒从大马士革发往麦地那的电报，他在电报中下令土军撤离伊斯兰的第二圣城（以及汉志的最大城市）。劳伦斯并不知道的是，CUP党人选出来代替侯赛因圣嗣长的阿里·海德尔提出来放弃圣城的主张遭到了杰马勒的强烈训斥，后者随后又发送了第二道命令要求废除第一道命令。然而，位于阿布纳姆的汉志铁路交叉路口是一个很好的目标，它对于测试劳伦斯的游击策略也是一个极具战略潜力的重要地点。更为重要的，则是劳伦斯怂恿哈希姆成员加入实际战争的本领。如果铁路被成功切断的话，那么他们总算能在“阿拉伯叛乱”中做出些聊以自慰的事。

结果错综复杂。同费萨尔一样，阿卜杜拉的拒绝介入也让人感到失望。但是，在1917年3月25日，劳伦斯通过游说其他酋长，成功获得承诺，得到了800名阿拉伯兵力（不过到了次日，实际上只有300人跟随他）。在一名不太有名的英国军官赫伯特·加兰少校的训练下，劳伦斯掌握了如何在铁路轨道上布雷，并在火车通过的时候引爆炸药。于是，他便在南部通至交叉路口一处由两挺机关枪掩护的战略位置上埋设了地雷。同时，他派出一支阿拉伯小队在北侧要道（这一侧却没那么成功）布雷。随后，他还准备了伏击——他将阿拉伯炮手隐藏在山丘的各个方位之中，预备同时向敌军开火。他的战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奏效：敌军主要的水罐被炸毁，而遭受突袭的土方守军在总共大约400人的情况下损失70人，被俘30人。但是，土耳其人仍坚守着交叉路口。尽管劳伦斯自己布设的地雷按计划引爆了，但是对其掩护的阿拉伯炮手的中途逃跑却给了土耳其人充裕时间对铁轨进行维修，且毫无搅扰。正如劳伦斯在报告中一反常态，谦逊地表态道：“我们并没有完全失败。”10

即便劳伦斯在汉志铁路上成功炸出一个洞来，也不会对土耳其在巴勒斯坦方面的入侵产生任何影响。诚然，杰马勒改变从麦地那撤退的主意，或者说英军夺取加沙的失败并非他的错误——尽管他没有从汉志调遣援军。同时，默里的远征军在1917年4月17—19日第二次加沙战役中的再次失败也不能归咎于劳伦斯——尽管在这次战役中，英军首次在奥斯曼战场运用了毒气，还部署小型舰队沿着海岸为进攻任务提供掩护火力。如果土耳其人不能尽力抵抗英国正规军在陆地和海洋上展开的军事攻击——实际上，他们在加里波利和库特战役中就未全心投入——那么劳伦斯同阿拉伯游击队分分合合的联盟将很容易给杰马勒或者克雷斯带去巨大的恐慌。

然而，这场战争别处的战情发展终于在1917年春季转向了英国一边，其影响也将迅速波及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半岛。在这一年年末，二月革命将会严重破坏俄国在战争中所付出的努力，但是从短期来看，它将有可能在协约国的抗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场革命通过废除俄帝独裁专制使得美国介入战争的条件更加成熟，而协约国也因此能够为同一个民主理想而战（如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所讲，俄国此时便是“这个荣誉联盟的理想伙伴”）。当然，这也是德国人自取其咎：他们发动了“无限制的潜艇战”，随后又愚蠢地想方设法破坏美国任何可能性的介入——他们甚至在1917年1月16日美国介入之前就通过美国大使馆向墨西哥城发去了密电！——并且承诺道，如果墨西哥向美国宣战，德国将同意其在战后对得克萨斯州、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处置意见。这份很快就变得臭名昭著的“齐默尔曼电报”随同俄国出现的“民主”终于给威尔逊提供了所需要的政治掩护。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正式向德国宣战（不过并没有向德国的盟国宣战）。11

至少就宣传运动而言，协约国在此时同步策动的一场对外宣传运动又进一步加深了当前局势。当英军对加沙的第一次进攻在1917年3月28日被勉强击退后，出于安全考量，杰马勒帕夏下令从沿着海岸以北40英里（约64千米）处的雅法撤退。这个决定本身没什么不同寻常之处：早在2月，由于土军指挥官总是利用军事前线附近的人口中心区为守军扫净撤退阵线以防敌军从中突破，所以他们在英军发动进攻之前就撤离至了加沙。雅法的问题首先在于时间上——逾越节期间——这不可避免地惹毛了这座城市大量的犹太人口，他们聚集在北部的特拉维夫区。在杰马勒的撤退命令中，犹太人并非独者：城市里大部分的阿拉伯人（还有穆斯林和基督徒）也遭到了驱逐。事实上，由于当地犹太领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杰马勒便给了犹太人额外一周时间让其妥当安排好自己的事务，并在4月6日之前离开本地——也正是在这一天，美国加入了“一战”。在这次撤退事件中，大约有1万名奥斯曼属民在1917年4月被从雅法驱逐到了叙利亚内陆的不毛之地，其中有1/3都是犹太人。[2]对于杰马勒或者奥斯曼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光荣时刻，但是在整个帝国驱逐运动的背景之下，或者说在这场战争中的其他地方，这只是一桩小事。

然而，关于雅法的故事将不止于此。在那时，尽管杰马勒在这个坐落于巴勒斯坦沿岸，具有一定战略意义的小镇上发起的驱逐运动不为人知或未得到广泛报道，但是在1917年5月期间，这场运动却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事业中轰动一时的事件。促成这种变化的关键人物正是马克·赛克斯——也正是他在1916年同乔治·皮科和谢尔盖·萨宗诺夫制定了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协定。1917年4月27日，身处开罗负责裁决法国同阿拉伯哈希姆王室关于叙利亚领土争端问题的赛克斯与一位奥斯曼犹太裔农学家阿龙·阿龙索恩（Aaron Aaronsohn）进行了会面，后者除了担当杰马勒的顾问为其解决叙利亚的蝗灾以及处理润滑油的相关事项外，还为协约国经管着一个位于巴勒斯坦的情报网络。当阿龙索恩告知“特拉维夫已遭洗劫”，而且有“1万名巴勒斯坦犹太人此时正处于流离失所抑或食物短缺之中”后，赛克斯遂将此消息传达给了一份位于伦敦的犹太复国主义刊物《犹太人编年史》以及阿龙索恩所告知他的一些身处纽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好几天的时间里，这个被适当夸大复述的故事都刊登在了《纽约时报》（“雅法的犹太人所遭受到的驱逐暴行”）的封面上。到了夏天，大部分早在战时就分成两个阵营的西方犹太复国主义者——柏林仍然是全球犹太复国主义者执行委员会的总部，而俄国则长期被看作世界犹太民族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大敌人——开始决然转投进协约国列强的怀抱。至于协约国，现在有了美国的加入以及民主俄国的再次振兴，似乎已经为打赢这场战争做好了准备。12

为这种充满必胜决心的潮流添砖加瓦的则是在伦敦出现的一个更为强大的联合政府——它不仅决意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且想要通过将其焦点转移到东部战线来达成目的。此外，它还更愿意支持犹太复国运动者以作为计划的一部分。由于加里波利及库特的惨败，自由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首相阿斯奎斯也在1916年12月随同全体内阁递交了辞呈——除了战时国务大臣戴维·劳合·乔治，他迅速同保守与统一党以及前首相亚瑟·贝尔福组成联盟，并接任了外交大臣一职。随着格雷和阿斯奎斯的离任，丘吉尔受罪于加里波利战役的政治流亡以及基奇纳的去世，[3]关于这场战争的新方案实施的所有障碍遂得以扫清，而劳合·乔治对自己的偏好也毫无隐瞒：一个专注于征服奥斯曼帝国的东方战略。到1917年春天，据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记录，每一位内阁成员都已经“完全接受劳合·乔治的观点……全力对付土耳其非常必要”。首相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则体现在新任外交大臣在1917年11月2日所颁布的《贝尔福宣言》中，它指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它还同时承诺保护“巴勒斯坦现存的非犹太族裔的公民权和宗教权”）是其着重于奥斯曼战场新战略的重要一部分——不过这并不一定比英国向法国、圣嗣长侯赛因和阿拉伯人所做出的自相矛盾的承诺更为重要。[4]13

当然，在劳合·乔治实施其东方战略之前，仍有一个迄今为止仍困扰着英国的问题——它在奥斯曼战区饱受羞辱。加里波利和库特之战由于作战无能仍能见诸报端，而两次加沙战役的失利似乎也预示着巴勒斯坦战场将难以有一个更好的结局。到目前为止，鉴于英军的军事表现，我们并不难理解阿拉伯部落成员——尤其侯赛因的儿子阿卜杜拉和费萨尔——在冒着生命危险，将自己的命运同其身处开罗的金主绑在一起时的犹豫心态。

然而，正当英国人的所有希望行将落空之时，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来的消息却极大恢复了他们的威望及阿拉伯人的信心，并更为广泛地传遍了更为重要的近东地区。在库特战役之耻后，重组的底格里斯兵团又面临着基本问题：他们在1916年的剩余时间里专注于解决物流供应的问题。由于汤曾德被俘，艾尔默和戈林奇又碌碌无能毫无作为，最高指挥部遂请来一位局外人，中将弗雷德里克·斯坦利·莫德爵士（Sir Frederick Stanley Maude），以期他能够助英军挽回颓势。作为克里米亚战争英雄之子，以及从布尔战争到西部战线和加里波利战役的老兵，莫德乃是一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军人。莫德对赛克斯—皮科的政治以及英国对阿拉伯世界的意图毫不在意，他仅仅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对巴士拉港口进行现代化建设，监管医院和修船厂的建设以及立即让他的工程师开始着手修建通往底格里斯河上游阿马拉的道路——包括一条处于地面之上，长达36英里（约58千米）并且能够抵御洪水的道路——70座新桥，以及1条通往纳西里耶的铁路线。这些道路和桥梁将不仅用于通行：莫德还从美国订购了1 000辆福特货车，其中有700辆将在冬季到达。从库特战役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得到了充足的时间以恢复健康，而从印度而来的援兵也正开始源源不断涌入战区。到1916年12月，底格里斯兵团的现役部队已有超过10万名兵力，其中有4.5万名步兵、3 500名骑兵以及174门为主攻库特和巴格达的野战炮。与其交锋的是一支奥斯曼军队——由哈利勒·“库特”帕夏所率领的第十八兵团，只有大约1.1万名有生兵力。14

然而，正如艾尔默和戈林奇在前一个春季的发现——莫德也将很快领教到——这些土耳其人在库特城下挖掘的沟壕十分精妙。从1917年1月9日到19日，为了攻陷底格里斯河拐弯处的哈伊迪兹（Khaidiri）据点，第十三师经历了将近10天的“激烈交锋”。而另一处拐弯处达拉，也同样历经10天时间，才被第三兵团在2月中旬攻占——尽管在大炮数量上是土耳其人的20倍。据一位英兵对达拉的土耳其人写信称：“虽然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对他们的卓绝表现表示钦佩。”位于赛纳雅的壕沟几乎是参照西线战场的德国标准建造的，因此第七师在发动突袭（他们最终失败）之前又花费3天时间利用航空侦察所建造的伪造工事进行排练。第三次库特战役同第二次一样残酷、冗长。由于天气缘故，战役从1916年12月中旬到1917年2月22日进行得断断续续，当莫德的部队最终在库特城北方的底格里斯河上搭建起桥梁穿行其中时，他们却发现哈利勒帕夏早已朝巴格达方向退去，在上游百英里之远。15

根据最近的表现来看，接下来的巴格达战役也不会更容易。但是这一次，英军通过其敏捷的追击规避了敌方组建严密防守的可能性。事实证明，将所有赌注都投向了库特的哈利勒帕夏却未能在巴格达城外准备任何有效的防御工事。令人惊讶的是，他甚至还遗弃了泰西封（塞勒曼帕克）的旧有防线——这意味着库特城实际上已经成了巴格达的最后一个据守点。土耳其人单单在库特就已经有将近7 000名士兵被俘，此时整支军队只剩下一个框架（不过英军可能并不知晓这一点，他们对在库特的奥斯曼兵力估计过高，并认为其有两万人之众）。同时，恩维尔在1916年夏天时徒费心机向波斯派遣的奥斯曼第十三兵团却仍旧滞留在哈马丹——当阿里·伊赫桑帕夏接到关于库特惨败的消息时业已太迟，他也因而没有对哈利勒进行援助。在英军的紧急追赶之下——他们在底格里斯河上使用了一种叫作“超级铁骑”的内河舰队——当哈利勒在1917年2月26日到达巴格达后，他认定这座城市已经无法继续进行防卫。考虑到战略及威望方面的因素，恩维尔便否决了他的判断，并下令坚守巴格达。哈利勒倒也竭尽全力执行任务，他命士兵沿着迪亚拉河（位于巴格达以南，同底格里斯河交汇的一条支流）河岸8英里（约13千米）的战线挖掘战壕。但是，他几乎没有时间：当英军在1917年3月7日到达城下时，大炮的安置工作居然尚未完成。3天之后，第三十八兰开夏旅在密集的火力之下开始在迪亚拉河上搭建桥梁。由于英国骑兵巡逻队已经包围了火车站——始发自君士坦丁堡和柏林的著名铁路（不过尚未竣工）——哈利勒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遂下令所剩无几的第十八兵团在1917年3月10日晚上8点撤出这座城市。巴格达陷落。16

在军事上，在库特的所有戏剧性事件之后，巴格达战役则带来了某种令人扫兴的结局。实际上，英军对此城的攻占可以说是一种肮脏的勾当——莫德的部队在城内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抢掠和纵火——尽管他们非常高兴地找到了好几个月都未尝过的新鲜水果——但仍对这座东方传说中的城市普遍感到失望，“这座城市的街道狭窄、肮脏、发臭，坍塌的房屋和成堆的垃圾阻塞着城内的每一处角落”。即便是这些攻占者用以进行行政管理的大楼也“令人难以置信的肮脏，且害虫滋生”。此外，这种糟糕的印象也是相互的——向来对仪式程序缺乏耐心的莫德进入这座城市的时候未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进行任何重大的公开宣告。[5]

地图19

尽管如此，莫德所取得胜利的象征意义却十分巨大。巴格达不仅是伊斯兰的光辉岁月——750—1258年的阿巴斯哈里发王朝的所在地，它更是最近德国战略的焦点——德皇梦想从北海通往波斯湾的铁路终点。在马克·赛克斯爵士——一个比莫德（他曾被要求向阿拉伯人民制定一份官方的政府公告）更富有想象力（但却顾虑更少）的人的掌握下，巴格达的陷落开始听起来几乎是应验了《圣经》中的内容。在念诵完关于灾难的冗长祷文之后——这段祷文产自1258年蒙古人对这座城市的洗劫，尤其是在奥斯曼世纪，“众多高贵的阿拉伯人为了阿拉伯民族的自由事业和摆脱异族土耳其统治者的掌控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赛克斯宣告道：“不仅我的国王及其属民，同样还有与其联盟的诸多伟大的国家都希望你们应该在过去，当你们的土地还肥沃……而巴格达还是这个世界的众多奇迹之一时能够歆享繁荣昌盛。”17

除了华丽的辞藻，巴格达在1917年3月的陷落在奥斯曼帝国崩塌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它在俄法两国（以及巴勒斯坦——埃及远征军刚在第一次加沙战役中遭到击溃）的协约国事业陷入低潮期时为英国赢取了其亟须的可信性。在那短暂的瞬间，英俄两国似乎会携手终结奥斯曼第六集团军的剩余力量。在这样一个有可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时刻，英国的骑兵军官及其俄国同人在对从波斯撤离的土耳其第十三兵团的包围勉强失败之后，第一次在巴格达东北方向的迪亚拉河的克兹尔罗巴克（Kizilrobat）进行了会晤。而巴拉托夫也终于行动起来，并在1917年3月下令哥萨克部队穿越哈马丹附近的美索不达米亚边境。然而，似乎是为了遵从某种阻碍真正的英—俄合作以对抗奥斯曼的地理规律一样，出于对英国人和土耳其人而言同样神秘的因素，巴拉托夫的攻势在一开始就陷入了停顿。事实是，“1号法令”已经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传达下发出去，因此，即便是巴拉托夫的强大的库班和捷列克河哥萨克骑兵也组成了苏维埃，在“无休止的会议”中讨论了“军需事项”，以及巴拉托夫所反感的被称为“一般性的问题”。由于俄国的威胁再一次以失败告终，土耳其第十三和第十八兵团便得以在萨马拉和提克里特之间重组军队，他们甚至还在英军主力盘桓在巴格达西北的逊尼派三角地区时，在摩苏尔以南建成了一条坚固的防线。虽然幼发拉底河的下一个奥斯曼港口城市费卢杰以及从费卢杰发出的位于上游的巴格达铁路火车站拉马迪都早在1917年3月下旬被敌军攻破，但是从那之后，莫德便决定在巴格达沉潜待发——并在这个炎热的夏季计划下一步行动。18

在劳伦斯的英勇表现下，奥斯曼战场的势头此时再度回到巴勒斯坦这一方。这位年轻的英国联络官在1917年5月9日从红海港口沃季出发，进入阿拉伯沙漠。在只有45名阿拉伯部族成员的陪伴下——不包括费萨尔（他仅仅向内陆行进了一两英里路，以向劳伦斯做礼仪式的告别，之后，他又原路返回同英国人策划政治活动）。当他在穿越一片众所周知以El Houl（意即“恐怖”）为名的贫瘠荒漠时，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勇气。这支团队的目的地是叙利亚南部的瓦迪瑟罕谷地，大约需要3个星期的艰苦跋涉才能到达，劳伦斯希望以此赢得由奥达·阿布·塔衣（Auda Abu Tayi）所领导的霍威塔部族对他们在战争中的支持。尽管历经可怕的沙尘暴、脱水和疲劳等问题，他们还是成功地到达了目的地。在差不多得到阿布·塔衣的保证之后，劳伦斯又在1917年6月上旬出发前往北部的叙利亚沙漠，以图征询主要绿洲城市的意见。在阿兹拉克，他遇到了位于大马士革、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南以及阿拉伯半岛以北之间的沙漠地带里最为强大的贝都因部族以培育骆驼为业的如洼拉（Rwala）族酋长盖努里·本·沙拉安（An-Nuri Ibn Shal’an，本·沙拉安也是一位非常残忍的战士，据传他曾“亲手杀掉不少于120个人”——其中两个还是他的兄弟）。虽然比不上阿布·塔衣所做出的承诺，但是这个年轻固执的英国人冒险进入敌军领地且到达如此之北的沙漠地带的壮举还是感染了本·沙拉安。[6]后来，劳伦斯在开罗的上司也因他的叙利亚沙漠之旅为他颁发了战时优异服务勋章。19

此时，劳伦斯神秘任务中的第三段，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程即将开始。亚喀巴进攻始终环绕着一股传奇的气息。在最初的时候，攻打亚喀巴并非劳伦斯的主意。这个正好坐落于红海与西奈半岛以北汇合之处的小型港口城市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和奥斯曼为了争夺此城，曾在1906年的所谓“亚喀巴危机”中大动干戈。[7]由于距离最近的铁路兵站位于马安［内陆75英里（约121千米）处］，此城的防备情况十分薄弱，在和平时期，奥斯曼守备军只有150人，而在战争时期的人数也不容乐观。因此，亚喀巴自然成了一个明显的军事打击目标——英军曾在1916年10月就征得侯赛因圣嗣长的同意攻打此城。作为一次两栖进攻战役，这同加里波利之战相比简直易如反掌，而在难度上，它同红海沿岸的吉达、延布和沃季争夺战相比也不过是婴儿学步——实际上，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下一步，并且在1916—1917年的整个冬天在开罗得到了广泛的讨论。

这个计划未得到实施的原因在于政治因素——劳伦斯再一次把握住了良机。1917年1月，布雷蒙上校在法军最高指挥部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后，便对新任开罗高级专员提议向亚喀巴发动一场法—英两栖联合进攻。温盖特对此表示赞同，但是却遭到了默里将军的反对。随后，仍然充斥着反法热情的劳伦斯也对此进行了煽动（迄今为止，他的声誉还未受到加沙之败的影响）。他反对称，费萨尔曾明确表态自己不想要法国人的帮助。在他的帮助下，此事最终尘埃落定。就这样，布雷蒙关于从海上攻取亚喀巴的明智主张便被无限期搁置了下去。[8]20

因此，当劳伦斯在1917年6月18日由大约500名部族战士（大部分来自霍威塔部族）陪同，从瓦迪瑟罕出发的时候，亚喀巴仍未攻取。在途经拜尔——前往马安的主要绿洲城市时，劳伦斯的分遣队发现土耳其人早已炸出了3座水井，但由于炸弹未能引爆，第四座水井并没有被成功开凿出来。意识到敌军在引诱他前进后，劳伦斯令一支小队假装朝北部位于安曼（今日约旦首都）的兵站行进。土耳其人随后从马安派出一支由550人组成的纵队。在10天的时间里，这两支实力不相上下的军队却一直未能与对方遭遇。最终，在1917年7月2日黎明时分，当土耳其人在夫维拉（Fuweila）——从马安距亚喀巴仅仅40英里（约64千米）的一处关键通道的路上休息时，遭到了阿拉伯人的伏击。100名左右土耳其人逃走，剩下的或被杀或被俘，抑或被留在战场附近的一条小溪岸边等死。同这场屠杀相比，亚喀巴攻城战实际上显得“平淡无奇”：奥斯曼警备司令在1917年7月6日便开门投降，“几乎一弹未发”。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劳伦斯此时又步行（偕同两名阿拉伯向导）150英里（约241千米），穿越西奈沙漠，到达苏伊士港市，并将攻占亚喀巴的消息及时做了报告，使得英军能够在土耳其人返回重夺亚喀巴之前登陆军队及补充军需品。21

尽管夺下亚喀巴的战略地位并不如编年史家有时宣称得那么重要，但是它在游击战中通过（同劳伦斯在其职业生涯的其他表现一样）巧妙的时机安排仍然成了一个标志性的成就。自从巴格达在3月陷落以来，英国人已经在加沙输掉了两场痛苦的战役；在西线战场上的尼韦尔进攻战期间，法军又在贵妇小径发生了叛变；而俄国革命则历经从振奋人心到绝望的过程，随着自由党人在5月份的衰落，克伦斯基也在6月份损失惨重。当劳伦斯在亚喀巴所取得的功绩在1917年7月9—10日传到开罗及英军最高指挥部时，协约国军队正急需好消息鼓舞军心，而这个消息正好来得恰逢其时。加重这种效果乃是开罗最近刚上任的埃德蒙·艾伦比爵士——以“血腥公牛”著称的他拥有令人敬畏的人格——继默里在加沙的史诗性失败后，他在6月下旬前来开罗接管埃及远征军。1917年7月12日，劳伦斯被邀请前来向新任总司令介绍基本情况。这场对话中，劳伦斯充分发挥自己的辩才为阿拉伯人的事业做了宣传，并提议在土耳其后方开展精密的游击作战，而对于艾伦比的右翼部队——他建议此时应该继续在巴勒斯坦的攻势。当听到有人切实在奥斯曼战场做了如此多的贡献之后，艾伦比感到非常高兴，欣然接受了劳伦斯的建议。在向伦敦汇报时，他几乎难抑热情地说道：“在我看来，劳伦斯上尉提议的由阿拉伯合作者提供的便利非常重要，我们要从中尽全力获取最大利益。”22

这些话语并非空洞无效。英方从来不吝啬给予侯赛因及其儿子的补助金在此时得到了戏剧性的大幅攀升。刚开始，英方每月向其支付一笔5万英镑的定金，当“叛乱”在1916年6月发生后，侯赛因在1917年冬季将这笔定金增加到12.5万英镑，之后又变成20万英镑。当劳伦斯激发了艾伦比的想象力之后，英方给予“阿拉伯叛乱”的补助金在1917秋天又达到了惊人的每月50万英镑，以1917年美元来算相当于每年超过20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一年20亿美元——这笔费用通过阿拉伯人唯一信任的现货金镑支付。在战争的末期，罗纳德·斯托尔斯估算英国已为“阿拉伯叛乱”花费了大约1100万英镑，而在当时，开罗政府的总黄金储备只有260万英镑（这意味着侯赛因的补助金基本上是由伦敦的国库支付，即由英国的纳税人——以及美国的债券买家买单）。无怪乎在50年之后，一位贝都因酋长在看了大卫·里恩的电影后询问其是否还记得“阿拉伯的劳伦斯”时，干脆地回答道：“他是一个拥有巨额黄金的人。”23

这笔钱是否得到了明智的投资，则是另外一回事。费萨尔和他的大约1000名部族战士在被运到亚喀巴之后，首次受到一名新联络官皮尔斯·查尔斯·乔伊斯（Pierce Charles Joyce）中校的适当训练。后者虽然不及劳伦斯富有魅力，但他似乎很精通自己的工作。尽管如此，这支自吹自擂的“阿拉伯军团”——即使从战俘营里得到2 500名奥斯曼老兵的进一步扩充——却从未受到重用，他们甚至不如艾伦比埃及远征军右翼中的一支小型辅翼部队；同时，他们也从未被艾伦比放心地投入战场予以使用。至于被派送到东部进入叙利亚南部沙漠以煽动当地贝都因人进行“叛乱”的劳伦斯，则完全未能完成艾伦比向他安排的主要作战目标——摧毁位于德拉以西15英里（约24千米）处、耶尔穆克峡谷（Yarmuk gorge）附近的一座高拱形的铁路高架桥，以对奥斯曼的交通设施形成骚扰。同往常一样，这支贝都因人部队中的很多人在朝目的地行进的路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劳伦斯的最终失败还归结于糟糕的运气：一个士兵失手掉落了步枪，声响巨大，被土耳其哨兵发现。阿拉伯人遂迅速逃离，劳伦斯不得已也加入其中。24

即使劳伦斯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当他在11月上旬到达耶尔穆克的时候，已经开始以及随后取得胜利的第三次加沙战役也将会使此次破坏活动变得毫无实际意义。尽管很乐意帮助劳伦斯实现他的抱负，但是艾伦比在发动巴勒斯坦进攻之前并无意再等候沙漠方面的消息（艾伦比的仓促可能归结于劳合·乔治对他的要求——在圣诞节之前拿下耶路撒冷以向厌战情绪高涨的英国公众献上节前“礼物”）。10月31日，埃及远征军向加沙发动了齐射式猛烈炮轰。但这只是佯攻，真正的插进则来自内陆的贝尔谢巴——澳大利亚第四轻骑旅凭借出色的突击完好无损地占领了敌方17口水井中的15口，为埃及远征军继续向巴勒斯坦挺进提供了充足的饮水保证。尽管克雷斯的军队（此时已经重组为第八集团军）还完整无缺地保留在加沙，但是此时从贝尔谢巴到耶路撒冷的内陆通道打开在了艾伦比眼前。为确保自己的两翼无恙，艾伦比让第十六兵团折回红海沿岸，在1917年11月2日向加沙发动突袭。1917年11月7日——劳伦斯试图炸毁耶尔穆克高架桥但遭到失败的同一天，最后一处奥斯曼阵地失守。土耳其人对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中校的信心和信任也由此开始动摇，他们随后急忙向北部的耶路撒冷撤退。1917年11月16日，雅法陷落。但是土耳其人在犹太山丘做出了顽固的防守，他们在11月下半月的一系列激烈交锋中使向前挺进的埃及远征军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最终，在12月9日，土耳其人弃守耶路撒冷，而艾伦比则穿过雅法大门，在一场正式的仪式中进入了这座圣城——同行的还有劳伦斯，后者暂时告别了自己的艾伦比朋友，加入这位征服者的队伍中来（艾伦比显然原谅了他在耶尔穆克的失败）。25

从象征意义来看，至少对基督徒而言，耶路撒冷在1917年12月陷落的影响比3月份巴格达的失守更为重大。至少从名义上来说，进一步巩固了艾伦比胜利的事实在于，他所击败的奥斯曼军队此时由德军前总参谋长埃里希·冯·法金汉掌控——后者在5月份被送往土耳其接管新的“耶尔德勒姆”（闪电球）奥斯曼集团军（被德国人称作F集团军）。在恩维尔的最初设想中，当艾伦比在秋天介入进来，这支新集团军反而被派赴巴勒斯坦之后，他准备重新夺回巴格达，然而他的3支德国步兵营及9支土耳其师由于（由恩维尔在加利西亚部署的军队返回后组成）到达时间太晚，未能对结果造成影响。法金汉本人在1917年11月6日才到达耶路撒冷——当他到达的时候，正好望见土军从加沙撤离以及向艾伦比投降。这一年见证着协约国在西线战场的帕斯尚尔战役中所经历的尸骨成山的惨状、法军在贵妇小径的叛变、俄军的不断崩塌，以及德—奥（地利）联军在同意大利的卡波雷托战役中的溃败（1917年11月），而“圣诞节的耶路撒冷大礼”则是劳合·乔治一直期待的奇迹——整个英国的教堂钟声都为庆祝这一胜利而奏鸣。

实际上，耶路撒冷的陷落同巴格达所差无几——它们带来的军事意义非常有限。正如在巴格达一样，真正意义上的战役早已于早期在贝尔谢巴和加沙进行，而且为英军带来了胜利。在美索不达米亚，土军在逃脱的时候仍完好无损，没遭到包围，没被大量俘获。尽管这对开罗、伦敦和协约国列强来说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消息，但是征服耶路撒冷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却绝非决定性打击。事实上，据君士坦丁堡传出的消息，恩维尔已经在别处策划新的进攻了。

中将弗雷德里克·斯坦利·莫德爵士雕像，1917年3月攻占巴格达

埃德蒙·艾伦比将军，埃及远征军司令，在1917年12月进入耶路撒冷

艾哈迈德·陶菲克帕夏，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任大维齐尔

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奥斯曼帝国苏丹，1909—1918年在位

穆罕默德（瓦希代丁）六世，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任苏丹，1918—1922年在位

康斯坦丁一世，希腊国王，1913—1917年及1920—1922年在位

埃莱夫塞里奥斯·韦尼泽洛斯，希腊总理，1910—1915年及1917—1920年出任总理一职

穆斯塔法·凯末尔于1918年

1919年，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在锡瓦斯。从左起，第二个至第四个分别是劳夫（奥尔巴伊）、贝基尔·萨米（昆杜）、穆斯塔法·凯末尔

萨卡里亚战役，1922年8—9月。从左起，第四个是穆斯塔法·凯末尔

哈莉黛·埃迪布，土耳其小说家，民族主义者及女权主义领袖（1884—1964年）

穆斯塔法·凯末尔和夫人拉蒂菲·哈尼姆，于1923年

戴维·劳合·乔治，英国首相，1916—1922年在任

1921年，温斯顿·丘吉尔、T. E.劳伦斯和埃米尔阿卜杜勒在耶路撒冷的外约旦

[1] 听到风声后，土耳其人在敌军阵线扔下传单，嘲笑默里道：“虽然你在战报上击败了我们，但是我们在加沙战胜了你。”

[2] 早在1914年，大约750名俄国犹太人就因其潜在的安全风险，被从雅法驱逐出境。

[3] 在1916年6月5日的一次意外巧合中，当基奇纳参加一个访问俄国的代表团途经北海时，不幸触雷身亡——几乎与他所计划策动的“阿拉伯叛乱”同时发生。

[4] 1916年，在自己的政治黑暗时期（十分短暂），丘吉尔赶赴西线战场参加战斗，并负责指挥第六营皇家苏格兰燧发枪手团。丘吉尔作战勇猛到了几乎鲁莽轻率的地步，他曾亲自36次冲锋至无人地带，直至精疲力竭，返回伦敦。

[5] 莫德的塑像被竖立在市中心，直到1958年革命才被摧毁。但是他的声名却并没有被人遗忘：2003年战争之后，英国位于巴格达绿区的指挥部便被取名为莫德宫。

[6] 据说直到劳伦斯向其提供了6 000金镑，他才答应。

[7] 1905年，在之后修建了汉志铁路的德国工程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迈斯纳帕夏提议向西部亚喀巴建造一条支线，使这座关键的港口城市在受到威胁时能得到土军的及时援助，而非依靠骆驼从118公里开外的马安兵站通行。英军和土军都在1906年向西奈派遣了军队，而亚喀巴危机也几乎演变为一场战争。

[8] 在大卫·里恩的史诗电影中，土耳其人在亚喀巴布置了口径为305毫米的大炮，炮口正对着大海，这提示了劳伦斯从陆地发动作战行动。但是土军的大炮数量一共只有两门，这使得射程远超土军大炮的英国或法国海军能够轻易压制地方火力。同达达尼尔海峡相比，亚喀巴两栖作战将轻而易举。

第十六章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毒酒杯

在乌克兰首都，牛奶和蜂蜜料想会被随意倾倒，而我们却连一片面包也无法获得。

——1918年3月23日，
威廉·格勒纳（Wilhelm Geoener）
对埃里希·鲁登道夫说道1

对奥斯曼帝国而言，列宁掌控权力的时机正恰逢其时。俄国的停火请求首先在1917年12月3日传至奥斯曼第三集团军耳中，随后，这个消息在12月17—18日夜晚传遍所有奥斯曼战场。在这之前的两周，君士坦丁堡内的面包配给量从原先本就不足的180克一天降至一半，帝都在那个冬天恐怕会遭遇大面积的饥饿。在布尔什维克党起义之前，塞瓦斯托波尔的“革命水兵们”正沿着土耳其海岸线进行常规突袭，其频繁程度吓跑了来自宗古尔达克的运煤船。转瞬间，列宁的停火使得运煤船向君士坦丁堡运输的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甚至连来自乌克兰的谷物也能穿过黑海运往目的地。土耳其人——至少那些幸运地居住在帝都的人——不用在那个冬季忍受饥饿或挨冻之苦了。2

黑海海路的打通也很快熄灭了德土间日益加剧的关系危机的火苗，避免其陷入危险的边缘。1917年12月上旬，德军指挥部的鲁登道夫在俄军停战前不久便警告道，德国将不再向土耳其供应燃煤——这在土耳其出现粮草匮乏的情况外，又为其带去了燃料不足的隐忧。德国人因3月巴格达的陷落而广受指责：谣言风传德国军官在哈利勒·“库特”帕夏弃城逃跑之前早已迅速离开。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扑灭这种谣言并同时加固奥斯曼帝国的南方防线，鲁登道夫派法金汉接管新的“耶尔德勒姆”军团，只是这位德军前总参谋长却在后来忍受了耶路撒冷投降于艾伦比的奇耻大辱。此时谣言又盛传法金汉允许艾伦比进城，以阻止这座基督教圣城陷入混乱。3除此以外，德国人正因食物和燃料不足而照常受到大众媒体指摘。1917年9月6日，德国在奥斯曼帝国投资的标志性象征——柏林—巴格达铁路的旗舰站，海达尔帕夏车站——在一场大火中，被子弹、燃料以及爆炸物吞噬，并且产生了巨大的爆炸，以至于在海域另一边“位于培拉的房屋都被炸得粉碎”。尽管蓄意纵火遭到普遍怀疑，但是并没有罪犯受到逮捕。如果物资短缺持续到冬季的话，不知道德国还有什么资产会成为土耳其暴徒的袭击目标。此时，多亏了列宁，越来越不得人心的德国人才有机会通过海路向君士坦丁堡运送当地急缺的食物——不管是从友好的战后乌克兰，或是从被占领的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三角洲——这位德国上将正是在此地确立了自己刚获得的黑海掌控权。4

在奥斯曼前线，从彼得格勒传来的消息仍然非常鼓舞人心。如果首都的食物配给量不充足，对前线的影响会更糟糕——据利曼观察，当很快失去信任的法金汉在叙利亚的“耶尔德勒姆”军团的掌控权被接管之后，士兵们“被饿得半死，或直接饿死，且衣衫褴褛”。5 1917年春夏的革命激乱已经足够推翻俄军登陆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计划，且束缚住尤登尼奇计划在埃尔津詹开展的所有进攻。作为俄军在土耳其东部防御整合战线的一部分，穆什守军在5月份就撤离了。虽然如此，俄军部队仍扎营在防守薄弱的埃尔津詹、特拉布宗、埃尔祖鲁姆以及凡城湖沿岸等地。6虽然“1号法令”也被传达到了高加索和土耳其东部，但是出于明显原因——俄国高加索军队早在1916年便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此地的反叛氛围并不热烈。在1917年4月第比利斯召开的一次士兵苏维埃会议上，一位高级别将军居然被选为主席，这充分显示出士兵们对他们的军官仍然保留着些许尊重。布尔什维克党在整个夏天试图在高加索军队中创建革命基层组织，不过除了第二掷弹师和第一高加索师的一些团部之外，所获甚微。第比利斯苏维埃由支持战争的孟什维克党和克伦斯基的社会革命党掌控，除此之外，少量坚决想要击败土耳其人以报1915年大屠杀之仇的达什纳克党人和亚美尼亚社会主义者也掺杂其间。1917年11月8日，第比利斯苏维埃公然抨击布尔什维克党的政变的非法性，并暗示他们的士兵想要同土耳其人开战。但是，停火协议终止了一切。当这场战争已结束，大量被侵占土地的农民开始返回家园时，那些最为热心高涨的农夫，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在遥远的安纳托利亚坚守岗位呢？7

布尔什维克党的停战命令带来的后果非常值得我们进行强调——作为列宁的“和平、土地和面包”口号的关键政策要点，它也使布尔什维克党有别于俄国其他争权夺利的派系。按照自己的方式，孟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立宪民主党、保守党以及君主主义者都十分想要赢得这场同德国人和土耳其人的战争。从1917年11月的选举来看——克伦斯基的党派获得了40.4%的选票，已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24%的选票，而与克伦斯基结盟的“激进社会民主党”获得了1%的选票——列宁的“和平”政策最多只得到了1/4俄国民众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停火命令在本质上便已饱受争议，似乎为了进一步加剧这种争议性，当停火命令传达到前线的时候，一种带有恶作剧意味的指示也掺杂其间，俄军士兵开始同敌军“结交”。当总司令杜霍宁将军接到这些命令时，他拒绝服从。因此，列宁通过广播向军队传达命令，并宣称他们的总司令是一个“反革命分子”。捕捉到有利时机后，一伙激进士兵迅速将杜霍宁私刑处死。同高加索军队的逐渐瓦解类似，俄军总部的兵变并不产生于1917年的革命动乱大潮之中，而是出自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长期谋划。正是列宁——而非克伦斯基或者苏维埃抑或俄国民众——终结了对土战争。8

此外，列宁放弃所有战线的行为并不单单意味着奥斯曼帝国可以就此存活下来。在某种意义上，二月革命通过中止俄军从埃尔津詹经过的进程以及将高尔察克组织进攻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意图带进僵局，就已经给了奥斯曼一丝喘息之机。它的真正结果在于改善了奥斯曼在俄国前线的战略态势：将奥斯曼从单方面绝望的防御状态转变成双方都已极度疲惫的胶着状态。但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敌军此刻正面临着崩溃瓦解。当俄军船舰还未遭叛变者破坏时，其依旧处于优越地位的黑海舰队便遵循停战协议，费力地驶回了港口。在安纳托利亚，停战委员会在距埃尔津詹以北45千米（约28英里）处的积尔积克（Kilkit）正式成立，以便从理论上适当地将当前的俄—土前线结合在一起。但是俄方的士兵却立刻开始回家，场面杂然无序。出人意料获得胜利的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司令维希普帕夏对俄国人在离开时的野蛮行径表达了极力抗议——后者所到之处总是伴随着烧杀抢掠，一片狼藉。9

在现代时期将奥斯曼帝国从临终之际拯救回来的所有奇迹中，列宁的革命无疑影响最为巨大。上一个冬天曾见证着土耳其的岌岌可危：一旦俄军对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推进开始，英法两国做好占领奥斯曼帝国残体的准备，土方的残破军队将不得已进行绝望死守。此刻，俄军正值分崩离析，现任大维齐尔塔拉特帕夏认为列宁革命已经“为土耳其东部帝国的实现打开了大门”。奥斯曼一些清醒的刊物，如《今晨》（Sabah）正在讨论“即刻收复东部安纳托利亚及外高加索的土地”。反映到政策上，这意味着被送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磋商停火协议的奥斯曼外交官们不但会要求收复土耳其在1914年同俄国确立的边境地区，还包括俄国在1877年最后一场俄土战争后占领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三省”。甚至连巴库——俄国的石油产业中心及通往里海和中亚突厥各国的门户，此时也有可能被卷入纷争之中——不过此地的土耳其人会同他们的德国盟国产生竞争关系——后者对石油也怀有企图之心。在经过1916年的波折之后，恩维尔此时似乎决心要成为一位被载入史册的最伟大的土耳其人——要知道，他曾击败了帝国北境的最主要强敌。10

当然，将恩维尔变成一位伊斯兰战斗英雄的，并不真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为掌握权力所进行的种种活动。从列宁的角度来看，停战进一步加速了沙皇专制的崩溃瓦解，并根除了反革命最为危险的武器，这固然很好。但是这并不意味他接受俄国的敌人，借此建立起自己的帝国。他或许是一位机会主义者，但却真的并非克伦斯基和协约国政府所称，是一位德国间谍。当布尔什维克党外交部部长托洛茨基在1917年11月高兴地向《曼彻斯特卫报》发布《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的条款之时，他有意通过揭露所有参战国（而非仅仅协约国——他碰巧在档案中发现他们的相关通信）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使其窘迫。同样，列宁同意停战并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派去代表的策略并不是为了满足德国人的需要，而是为了在俄国不得不签署明确繁重的投降条款之前，为复制革命在整个欧洲进行而赢取足够时间。正如托洛茨基后来解释道：“同其他协约国一样，在带着唤醒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劳工党的希望之下，我们开始进行磋商。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不得不尽可能长久地推迟协商会议，以为欧洲的工人们提供足够的时间去理解苏维埃革命。”11

1917年12月22—28日进行的第一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停战谈判有点儿像一场闹剧。两位布尔什维克党主要代表阿道夫·越飞（Adolf Joffe，是同为前孟什维克党员的托洛茨基的心腹好友）和列甫·加米涅夫（Lev Kamenev，列宁的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党心腹）倒是足够严肃庄重。但是与加米涅夫和越飞随行的还有一群杂七杂八的文化人和罪犯，比如从西伯利亚监狱释放出来的阿纳斯塔西娅·比岑科夫人（Anastasia Bitsenko，她的罪名是行刺总督）和罗曼·斯塔什科夫（Roman Stashkov）——他是越飞在到达目的地后意识到己方缺少一名“农民阶级代表”的情况下，从彼得格勒的大街上随便抓来的一名农民。[1]虽然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仍希望圣诞节气氛能够推动协约国政府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派遣代表，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显得特别着急，同时，他们也缺乏一个合适时机。斯塔什科夫被看到用双手“通过那不修边幅的络腮胡”往嘴里猛塞食物。当被德国东道主询问想要红酒还是白酒来搭配晚餐的时候，斯塔什科夫高兴地回复道：“哪个酒劲儿更大（上哪个）。”12

然而，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之下，谈判桌的两边正营造出一种相当紧张的态势。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奥匈帝国在战争中的局势比经历过1916年勃鲁西洛夫攻势之后的土耳其更为绝望。当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那年11月去世之后，在1917年，每一个人都期待着帝国就此沿国界线分崩离析，而这一切也差点儿得以实现。与给奥斯曼帝国带来的喘息之机相比，俄国革命对哈布斯堡帝国的拯救意义也同样十分巨大；而且维也纳的食物短缺情况也并不比君士坦丁堡更加乐观。奥地利的首席谈判代表奥托卡尔·切尔宁（Ottokar Czernin）伯爵被警告道，如果这场谈判被拖得时间太久的话，奥匈帝国将会崩溃。像是被圣诞节气氛（或者说布尔什维克党的和平宣传）勾走了魂魄的切尔宁做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举动：他宣布如果协约国诸国能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参加谈判的话（众协约国把列宁政府看作德国人的傀儡政权，因此他们都拒绝将此会议谈判看成是一次真正的和平会议），奥匈帝国将会放弃战争期间占领的所有领土。切尔宁的建议激怒了在场的德国将军及柏林的强硬派媒体，后者随即对德方的首席谈判代表里夏德·冯·屈尔曼展开攻击，并指责他任由切尔宁建议放弃“成千上万名士兵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土地。而保加利亚的小型代表团也同样对自己可能要交还他们所占领的塞尔维亚、上多布罗加部分地区以及索非亚十分觊觎的下比萨拉比亚（或者是奥斯曼在1915年放弃但此时又想收回的色雷斯西部地区）等感到非常恼火。正如外交大臣艾哈迈德·内西米的声明，土耳其的态度微妙，却又清晰依旧：在土耳其考虑放弃领土主张之前，俄国必须撤出它所占领的所有奥斯曼领土。鉴于这些胜利者之间不断出现的摩擦，谈判在1917年12月28日休会，以供每一方仔细考虑。13

认为时间在自己一边的不止托洛茨基和列宁。布尔什维克党或许还期待着革命能在中欧爆发，并以此阻碍德国吞并俄国领土的计划。但是，德国人也同样可以以一种更为严肃的方式参与到这场游戏当中来：他们邀请了主张分裂俄国的独立派系前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比如3位来自乌克兰国会或称拉达的代表——他们曾在12月宣布从俄国独立。同时，土耳其人在原先属于奥斯曼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和巴统鼓动民众重新加入帝国。1917年12月22日，恩维尔建立了一个“高加索委员会”，同土耳其的盟国商议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的重新合并问题。德国驻土大使约翰·海因里希·冯·贝恩斯托夫伯爵对恩维尔的要求提出了反对——他认为恩维尔的主张乃“东方式的讨价还价”，并给予了否定。14但是，据恩维尔所知，屈尔曼对土耳其人的愿望更为友好（他本人曾任驻土大使，实际上，他就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他支持乌克兰拉达式的解决方法，并建议土耳其就吞并事项在这些前奥斯曼行省举行公开投票。在屈尔曼为土耳其吞并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及俄帝高加索军队压境助阵背书的情况下，恩维尔要想恢复土耳其1877年时的边境似乎只是时间问题。15

然而，布尔什维克党手中还握有王牌。十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为控制俄国少数族裔建立的人民委员会由斯大林接管。12月，斯大林开始武装高加索军队中的亚美尼亚老兵，试图以此抵抗土耳其的渗透。到了月底，亚美尼亚军团——亚美尼亚人期望能发展成为一支国家军队的萌芽部队——由大约24个步枪营、8支民兵营和约1 000名骑兵组成——总共有2万人之众。161918年1月11日，列宁和斯大林联合签署了一份特殊法令，为1917年5月28日关于亚美尼亚人的一份模棱两可的宣言做出了修改和更新；这一次，他们对“土耳其亚美尼亚”的“民族自决”原则表达了公开支持。1918年1月20日，塔拉特帕夏向布尔什维克党武装亚美尼亚军团的行为提出正式抗议。17尽管布尔什维克党提出了和平号召，塔拉特控诉道，“俄国人依旧本性难移”。18随着布尔什维克党及亚美尼亚人取代了尤登尼奇多数由俄国人—哥萨克人组成的军队，战争在还未结束的情况下便又开始形成了新的战线。抛开所有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议上进行的愉快交谈，高加索又将面临另一场残酷杀戮。

当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在1918年1月9日重新开始，协约国仍无迹象参加的时候，一种虚假的感觉似乎正随着真正谈判的开始而遭到弃绝。布尔什维克党此时知道德国人打算将乌克兰从俄国分裂出去，而土耳其也正在准备重返高加索进行战斗。毫不奇怪的是，列宁令托洛茨基亲自接手谈判。正当托洛茨基强制其小组（斯塔什科夫也身在其中）在单独的区域休息饮食以和德国人隔开，以避免被免费的葡萄酒和香槟腐化时，假日乐趣戛然而止。这位布尔什维克党的演讲家随后同屈尔曼在关于“民族自决”（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1918年1月8日的“十四点原则”中急切提出）的准确含义的争论中展现出了惊人的斗志。[2]奇怪的是，德国人竟然没有阻止全球媒体对谈判进程的报道，而托洛茨基对德国的帝国主义和伪善的抨击也因此得以传播开去。尽管深深困扰于谈判者的夸张举动，屈尔曼却在试图迫使托洛茨基在对人民主权的正义性（德国人主张通过大众投票决定是否将乌克兰和波罗的省份从俄国分割出去）的问题上进行摊牌的过程中勇敢地将讨论导向了愈加抽象的方向。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托洛茨基相抗衡。很难插得上话的切尔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受够了“同这头野兽无止境的精神角力”，希望能够出现一位夏绿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将这位蓄着山羊胡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刺死在浴缸之中。19

由于对这场关于主权和民族自决的学术争论感到厌烦，马克斯·霍夫曼将军于1918年1月18日代表德军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最高指挥部向托洛茨基呈送了一幅划定了战后俄国边境线的拟议地图。在这幅地图上，德方出让了所有由德军占领的土地，包括波兰和波罗的海大部分区域。霍夫曼还在讲话中说漏了嘴，称“即使在和约签订一年后”，德国也完全没有从原先属于俄国的领土上撤军的打算——而屈尔曼和切尔宁随即对此表达了遗憾。由于无力改变德国军事行动的残酷事实，托洛茨基只能在请求休战以接收来自彼得格勒的进一步指示之前气急败坏地发出抗议：“全民公决怎么能成为体现所有人想法的最佳方法呢？”

这位布尔什维克外交部部长此时进退两难。在第二次与第三次会议之间的休息期间返回彼得格勒后，托洛茨基发现自己正处在列宁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党反对派的斡旋中心——双方在关于是否要签署屈辱和约或者发动“革命战争”对抗贪婪的帝国主义德国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当消息传到俄国首都，称德国人并不打算放弃他们在东欧的利益后，列宁遂召集布尔什维克党在各主要根据地的政党领袖前来彼得格勒参加会议——莫斯科、乌拉尔及首都本身。1918年1月21日，代表们就关于战争的3条可行性政策进行了表决。在63张选票中，列宁关于立即同德国人签署和约（尽管条件苛刻）的提议赢得了15张。怀着德国后方爆发革命[3]的期望，布哈林有关继续与同盟国作战的提议以32票获得了微弱多数。托洛茨基争辩道，如果与德国人的战事继续拖长，那么俄国失败的可能性将“十分清楚”；与此同时，他巧妙地提出了另一个折中办法：他曾在10月策划的布尔什维克党起义的翻版。他向有点儿目瞪口呆的布尔什维克党同僚解释道，他们应该做的是“宣布战争结束，不过我们拒绝签署德国强加的吞并主义和约”。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因此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进行一种“教育性的示威游行”。通过停止敌对行动以及以一种盛大的宣传姿态遣散俄国军队，他们能够立即实现两个目标：摧毁民众认为他们是“霍亨索伦王室间谍”的普遍看法以及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阐明这份由“德国刺刀”强加给俄国的条约并不具有合法性。托洛茨基的新提议随后又变成了标语“不战不和”，并在政党领袖会议进行之前仅仅赢得了63票中的16票。但是实权掌握在中央委员会手中，在这里，托洛茨基的折中办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并以9∶7获得通过。带着这项奇怪的使命，托洛茨基返回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20

随后的会议才是最受瞩目的。某种意义上，最重要的战后议题（乌克兰议题）到来之前的所有一切只是一幕开场戏。毕竟，波兰和波罗的海大部分地区在1915年便落入了德国人之手；因此，托洛茨基对这些地区从俄国脱离出去的抗议有点儿像竹篮打水。乌克兰拥有富饶的“黑土地”农田、煤矿资源和工业中心，是一份非常丰厚的“战利品”，因而，失去它对任何俄国政府来说都将是灾难性的后果。从战略方面来说，控制乌克兰，尤其是吞并于1783年的克里米亚半岛，乃是俄国在现代史上崛起以及奥斯曼衰落的核心要素。只要沙皇控制了黑海，那么不论是土耳其的北部沿海地区，抑或君士坦丁堡自身，都将永无宁日。相反，若是乌克兰中立化，那么当俄国沦为二流国家，奥斯曼首都的安全性得到保障的时候，奥斯曼领导者们将能够再一次开始重建霸权。此外，同外高加索不同，乌克兰是同盟国一致同意的一个议题。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此地都无领土要求。诚然，奥匈帝国的担忧似乎有理：乌克兰独立将会为它自己的斯拉夫少数民族树立先例。但是，维也纳极度匮乏的食物状况轻易消除了此类顾虑：奥地利人真正想要的是粮食、土豆和煤炭。表面上，独立的乌克兰拉达（以及德—奥—匈的占领军）能够提供这一切。最重要的是，同盟国每一方在渴望削减俄国力量方面有共同的基本利益诉求，而将乌克兰分割出去则是最为明显的方式。1918年2月1日，停战谈判的第三次会期开始，塔拉特向恩维尔写信告知，与帝国主义者不相上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意在建立一个包含乌克兰在内的“俄罗斯联合共和国”。为了预先阻止北境诸如此类的传统威胁死灰复燃，大维齐尔向恩维尔保证道，他将同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合作，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承认乌克兰的独立，以将其从俄国独立出来。21

为将托洛茨基逼入困境，屈尔曼和切尔宁让乌克兰拉达代表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上台发言。这位理想主义的年轻社会主义者遂针对布尔什维克党发表了一篇指责意味强烈的演说。在演说中，他训斥布尔什维克党背叛革命精神，攻击选举产生的议会，以及压迫乌克兰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争取自由的渴望。托洛茨基回击称拉达所代表的领土还不及德国人为其租赁的酒店房间大。据霍夫曼将军的记录，托洛茨基的风凉话有其价值所在。实际上，位于基辅的拉达正摇摇欲坠，而武装的布尔什维克党也正得到进一步壮大（一周之后——2月8日，他们将攻占这座城市，并将拉达驱逐下台）。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掌控了黑海舰队，并影响到了诸如敖德萨之类的港口城市——在这里，当地拉达向列宁政党宣誓效忠。22布尔什维克主义甚至在德国这边也取得了进展。正如德皇威廉二世在1918年2月9日发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一份电报中的尖锐控诉，“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停战谈判的掩护下，“使用明码广播向我的军队进行演说，并刺激士兵反抗及公开违背长官命令”。[4]23被布尔什维克党的两面派手法激怒后，德国人在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的支持下，同乌克兰拉达进行了单独媾和。库尔曼随后告知托洛茨基，他要么在24小时之内签署和约，要么重新开始敌对行为。托洛茨基此时打出王牌，宣布俄国退出战争及遣散军队，不过他们拒绝签署“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和约”：德国及其盟国现在必须要向其厌战情绪高涨的民众解释为何他们还在与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作战。霍夫曼将军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只能结结巴巴地说道：“前所未闻！”托洛茨基对自己的宣传妙计感到十分满意，随后，他便返回了彼得格勒。或许是想到了双方之间的这种交锋，美国同列宁未被承认的政府的联络人雷蒙德·罗宾斯（Raymond Robins）称托洛茨基为“混账东西，但却是自耶稣以来最伟大的犹太人”。24

托洛茨基的新奇策略打乱了敌人的阵脚。1918年2月13日，德国人在王室会议上举行了早该数周之前就应进行的辩论。对于最高司令部而言，鲁登道夫称自己已经受够了托洛茨基的拖延策略。他希望迅速解放东部战线的兵力用来支援西部战线，以期在美国军队形成威胁之前凭借春季的压倒性进攻终结法国的抵抗。如果布尔什维克党继续抗拒签约的话，那么德国人应该朝彼得格勒进军并且推翻他们的政权。尽管同样对托洛茨基感到失望，但是屈尔曼代表外交部反对深陷“革命传染病中心”，并提议德国人采用1917年用过的《孙子兵法》中的战术，在东部战线无为而作，以避免激起反抗布尔什维克党的爱国主义反革命。25

屈尔曼是一个讲逻辑的人，但是在王室会议上，他的情感却将他推向了另外一边。尽管德国人向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全力支持，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对其挑动他的军队叛变十分反感；他也开始接收布尔什维克化的彼得格勒“疯狂统治”的最新报告（比如政府颁发了“没收”私人银行账户的法令）。上了年纪的总参谋长兴登堡陆军元帅一向对鲁登道夫为其策划的主张全力支持，这一次，他说道，德国人不能冒险将乌克兰和粮食拱手让给布尔什维克党，消灭他们更好。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的继任者乔治·冯·赫特林伯爵试图勇敢地进行调停，却遭到了德皇和众将军的否定。虽然是否要攻占彼得格勒的问题仍悬而未决，但是众人却下定决心要在1918年2月18日继续东线的进攻。26

尽管有时十月革命的结果被认为理所当然，但是鲁登道夫对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虚张声势的看法却同这场虚张声势本身一样，是一个非常令人意外的决定。托洛茨基所持的经过授意的“不战不和”政策并不是注定的：这个政策在一场更大的政党会议中遭到压倒性的否决后，遂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获得险胜——如果这场会议在一周之后举行——正值德国被大罢工撼动之时，这个决议或许会按布哈林的方式进行。俄军1918年1月29日下达的“志愿”遣散令在所有历史中也无先例可循。27同样，鲁登道夫关于1918年2月下旬入侵一蹶不振的俄国的提议极为不合常理——他意图推翻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或多或少是在德国外交部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此外，他为此争取的每个人都无法投入他计划的次月西线进攻当中。[5]或许德国人铲除自己在俄国种下的布尔什维克灾祸，或者在美国兵介入战场之前将所有资源投向在法国的攻势具有一定意义。但是，同时这样做太过于疯狂了。28

虽然如此，刚开始的结果却令人印象深刻。在波罗的海战场，德文斯克在1918年2月17日不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落入德军之手。随后，德国人又向前进一步推进至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到了月底，德国战机开始朝彼得格勒投掷炸弹。在中心战区，德国人移到了白俄罗斯，并轻易拿下了明斯克和普斯科夫州。在更南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军队迅速进入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918年3月1日陷落，德国人因此得以开始与拉达草拟条款，将乌克兰的粮食转移到柏林、维也纳和君士坦丁堡。德军最高指挥部有意安排奥匈军队留在基辅城外，并让其转而进攻敖德萨。同时，正当麦肯森将军率领一支南部军团突袭克里米亚半岛的时候，德军的先锋部队在威廉·格勒纳将军的领导下开始朝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进军。到1918年5月8日，德国人已经身处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on-Dom）和塔甘罗格（Taganrog），同时他们还派出侦察小组到达东部伏尔加河的察里津（Tsaritsyn，之后是斯大林格勒[6]）及南部的高加索。在短短10周之内，德国人便征服了比（战前）德国领土面积还大的一片辽阔土地。东部战线总指挥官霍夫曼将军带着几分幸灾乐祸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有喜剧意味的战争——人们几乎只坐在火车和汽车上进行作战。少量步兵携带着机关枪和一门大炮在火车上朝前行进，当他们到达下一个铁路站时，攻下它，逮捕布尔什维克党，再派遣另一支分遣队乘坐火车继续前行”。禁不住揭人伤疤的冲动使霍夫曼又补充道：“托洛茨基的理论无法阻止实际的发生。”29

在奥斯曼战线，进展几乎同样快速。由于对托洛茨基的乖张姿态怀有同样的厌恶，德国人遂改变了之前反对土耳其侵占高加索的主张，并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终稿中规定：“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地区的俄国军队……将被清扫殆尽。”重组后的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此时它还吸收了来自已解散的第二集团军的兵力）在维希普帕夏的指挥下，于1918年2月24日拿下了特拉布宗——尽管过程充斥着杀戮（将近有600人死亡，700人在弹药库的爆炸事故中负伤；伤亡者还包括1 050名俄国人和250名希腊人）。30在埃尔津詹—埃尔祖鲁姆战线，新成立的高加索第一集团军在穆萨·卡泽姆·卡拉贝克尔帕夏（Musa Kâzim Karabekir Pasha）率领下于2月24日拿下了马纳·哈图。随后不久，他们又攻下了埃尔津詹。埃尔祖鲁姆于3月12日陷落。就此，1916年的糟糕裁定遂遭到了推翻，卡拉贝克尔和维希普此时又将边界线推回至1914年以前。1918年4月4日，似乎是为了帮恩维尔摆脱自1914年以来的阴影，奥斯曼军队推进至萨勒卡默什。接下来，当土耳其人正朝他们遗失的最后3个省份进军的时候，是时候将时钟调至19世纪70年代了。在几天时间里到达阿尔达汉省后，维希普帕夏在1918年4月12日接受了巴统的投降（历经数小时的散乱抵抗）。4月25日，奥斯曼第一高加索集团军势如破竹地攻进了卡尔斯。就此，奥斯曼帝国便在两个月内收复了丧失40年的领土。31

地图20

当然，同总部的参谋部地图上显示的情势相比，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在布尔什维克化俄国的胜利进军更为复杂混乱。为了控制乌克兰资源，德国人及其盟军几乎将这个国家翻个了底朝天。当德国人在1918年3月上旬向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行进的时候，这两个城市已经变成“布尔什维克据点”，并饱受各种“恐怖主义事件”的困扰——“武装团伙在城市中游荡、抢劫、偷窃、谋杀，逮捕资产阶级市民和官员，歇斯底里地制造混乱”。32当德国人3月13日到达敖德萨之后，震惊地发现石油已被劫掠一空，坦克燃着熊熊大火。煤料不论花多少代价也买不到，此外，由于这座城市的食物无法供应其本来的人口——再加上此时20万名从农村地区赶来的难民，他们对粮食盈余的期望便已成空。33 尼古拉耶夫（Nikolaev）——黑海最大的造船厂所在地（俄国人正是在此处建造他们的无畏舰），已经被彻底布尔什维克化。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为夺取诸造船厂及电报站的战斗十分残酷：12人战死，40人受伤，另外70人失踪。34在赫尔松，4支德国连队遭到“一伙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埋伏。在海上，持续着一场奇怪的僵局：德国潜水艇对乌克兰港口形成了包围，但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反叛者已经接管了大部分战舰，而且意图不明，所以德国人仍然无法安全进入。局势愈加严峻，德国军队甚至请求身处奥梅丹的苏雄给予帮助——后者迅速派出新近修好的“戈本号”，并亮相于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和赫尔松。35

俄军的黑海舰队极具价值，所以德国人期望能够完好无损地将其拿下。列宁政府在1918年3月3日签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规定，俄国战舰在“所有参战方获得全面和平结局”之前要“留”在港口——而德国人则妄图在此之前没收这些船舰。然而，在德国人到达乌克兰的沿岸港口之时，俄国船舰却已所剩无几。比如，在1917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维修状态的“玛利亚皇后号”无畏舰——人们希望它能继续充当俄军旗舰。很快，在布尔什维克党掌控了权力之后，维修工作停了下来。“玛利亚皇后号”再次下水，并迅速沉没——这一次，却是永远。俄军的黑海舰队剩余的——只有2艘（缺编严重）无畏舰、“沃利亚号”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号”以及5艘驱逐舰，一些运输船和鱼雷艇，及少量潜水艇——它们被送至塞瓦斯托波尔并抛锚在此处。由于所有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军官都遭到了处决，所以当德军第一波侦察队到达时，这些被交付的船舰几乎毫无用处。据一位德国舰长在1918年3月中旬报道，俄军无任何海军将领,或者是能够指挥舰队的军官留下。即使有这样的指挥官，他们也缺乏足够的煤料或石油启动船只，也缺乏弹药以填充炮塔（大部分炮弹和其他军械在船上的各种兵变中被扔进了海里）。然而，在二月革命之后，俄军舰队仍继续维系着正常化的作战，并同往常一样掌控着黑海，威慑土耳其沿岸地区——直到1917年秋天。据德国情报机构在1918年4月上旬估测，它的攻击力量已经削弱了99%。36此外，这个估测还是在1918年4月30日最严重的沉船事件发生之前进行的——30日这一天，在看到第一支德军野战炮兵连登上塞瓦斯托波尔上方的高地后，俄军便沉没了自己的最后两艘黑海无畏舰以及20艘鱼雷舰、驱逐舰和运输船。37

希望落空后，德国同乌克兰拉达的关系急速恶化，甚至超过了同布尔什维克党。托洛茨基不乏生动地嘲讽道：基辅的社会主义学生证明了他们管理自己首都的无能，更不用说［管理］乌克兰了。铁路城镇周边的农村地区驻扎着德国军队；在这里，混乱肆虐，农民们纷纷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庄稼不受强盗团伙的侵害——包括德国及奥匈军队。在这片之前归属于沙皇而此时布尔什维克化的土地上，农民们很快采用了一种熟悉而痛苦的方式对待这些进行扫荡的军队：他们带着“诅咒你全家”的憎恶取消了市场交易，并将自己生产的粮食作物藏在地下贮藏库中。不论德国军队同拉达签署了何种协议，他们连粮食也无法获得。据格勒纳给鲁登道夫的信中叙述，德国人曾天真地以为乌克兰首都的“牛奶和蜂蜜”遍地都是，但是实际上，“我们连一片面包都无法得到”。因此，1918年4月23日，鲁登道夫批准格勒纳在食物供给无法到来的情况下推翻拉达，并建立法治政权，保护私产，以哄劝农民卖掉他们的粮食。4月28日，德国士兵占领了拉达，并逮捕了代表。在一次由官方授意的接触中，格勒纳拥立一位沙俄军队的哥萨克老兵帕夫洛·斯科罗帕德斯基（Pavlo Skoropadskyi）——哥萨克亥特曼国（Hetmanate）或者说哥萨克扎波里日亚寄主（Zaporizhian Host）的后裔，在1649—1764年，他们曾统治乌克兰中部一带——为盖特曼（最高军事官员）。在帮助知识阶层布尔什维克党如托洛茨基和拉达的乌克兰学生激进团体取得权力，又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问题上同托洛茨基进行了交锋之后，德国人此时已经解冻了一种自17世纪以来再没见过的哥萨克强人统治方式。38

在高加索战线，各种战情不再给人以启发。在战争中四度易手的凡城见证着亚美尼亚人在俄国人离开之后进行的鏖战——大约有1 000人为争夺此城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39当卡拉贝克尔的军队在2月下旬抵达埃尔津詹时，他们报告道，“所有的水井都填满了尸体”，而且大部分都是穆斯林。沿着特拉布宗—巴统战线，维希普帕夏目睹了同样熟悉的骇人场景，他向位于第比利斯的俄军总部发去一封紧急文书，并请求采取措施抑制亚美尼亚人，他们“决心歼灭摧毁奥斯曼的穆斯林”。40位于高加索的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也向德军最高指挥部发出了呼吁，并请求德军击退土耳其人。后者正通过进军阿尔达汉和卡尔斯对亚美尼亚人进行又一轮镇压——在这两个城市，“亚美尼亚人血流成河”，而俄国属民也未能幸免于难。“拯救亚美尼亚民族及其人民，”委员会毫无理由地宣布，“同德国息息相关。”41很清楚的是，奥斯曼在1918年春天发动攻势期间，高加索战线上的战斗情况依旧残酷激烈。

对外高加索的控制依然悬而未决。在列宁掌控权力之后的混乱中，各种各样的非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者（主要为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党和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少量阿塞拜疆鞑靼人也加入了其中）在第比利斯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类似于乌克兰拉达的雏形议会，称作塞姆。又一次，在乌克兰人的领导下，塞姆宣布与同盟国议定和约，并决定不宣告独立。由于无法组织代表团及时到达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塞姆便转而向特拉布宗派出了代表，以期同土耳其人签订双边和约，并获得其承认。这个外高加索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伪政府因此也发现自己在奥斯曼军队推进至阿尔达汉、卡尔斯和巴统的时候，在这场同自己的征服者的谈判中处于十分奇怪的位置。实际上，正是奥斯曼的将军们想要让塞姆宣布独立，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效仿德国人对拉达的所作所为（在其式微之前），向其强加和平条款。在这场不利的开局中，塞姆在1918年4月22日——巴统陷入维希普帕夏之手后，便立即宣布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独立。土耳其人此时有了自己的“拉达”可供摆布，而且他们马上就开始向其强加和平条款，其中包括“外高加索的所有铁路供土耳其人自由使用”。其中的意味已十分明显：奥斯曼军队打算拿下巴库。42

同基辅相似，第比利斯独立之曙光很快就消逝而去。一旦“外高加索”得到奥斯曼帝国的承认，它就开始在民族的派系存亡争夺战中分崩离析。格鲁吉亚人在放弃了与亚美尼亚人暂时结盟带来的便利后，请求德国人给予保护。刚刚从叙利亚赶来的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中校遂被立即派往第比利斯担任军事全权大使。在为柏林争取到优渥的采矿权后，克雷斯于1918年5月27日在第比利斯市政厅批准了格鲁吉亚独立的公告，这实质上结束了外高加索民主联邦共和国的短暂存在（塞姆也因此解散）。在遭到同类的基督徒格鲁吉亚人的离弃后，亚美尼亚人将他们的民族委员会从第比利斯迁到了耶烈万——后来成为新的亚美尼亚共和国首都。不可避免地，外高加索第三大民族性团体“阿塞拜疆鞑靼人”——或者我们今日称呼的“阿塞拜疆人”——此时也宣布独立——尽管他们受到奥斯曼保护，后者还承诺，“出于之后的国内稳定和国家安全考量，他们将在必要情况下向阿塞拜疆政府提供军事支持”。不言而喻的一点在于，尽管没有公开宣布，但是阿塞拜疆鞑靼人却希望土耳其人能帮他们夺取巴库（就像德国人为拉达重夺基辅一样），这座城市此时由当地布尔什维克党和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大部分穆斯林人口于4月上旬在沙兰坎尔（Shamkhor）历经了残酷巷战之后逃到了山冈上。在这里，布尔什维克党—达什纳克党武装部队屠杀了几千名阿塞拜疆鞑靼穆斯林］拼凑成的一个激进“公社”控制。43

在外高加索的这三个新国家当中，只有亚美尼亚将为其独立而战。5月底从亚历山卓普撤离后，亚美尼亚人在耶烈万城外的卡拉基利塞（Karakilise）和萨达拉巴（Sardarabad）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并使奥斯曼军队在1918年的进军中第一次真正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耶烈万并非亚美尼亚人对于首都的第一选择：第比利斯才是——尽管是格鲁吉亚王国的前首都，但是它却是亚美尼亚更为重要的文化中心：在战前人口中，亚美尼亚人就占40%，多于格鲁吉亚人的35%；此外，亚美尼亚人掌控着当地经济，并且拥有阅读量最为广泛的报纸。相比之下，耶烈万只是一座不兴旺的地方市镇，且远离外高加索的主要战略干道（从巴统穿过第比利斯直到巴库——在这条线上还有一条铁路线和石油管道）。尽管如此，维希普帕夏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同意将耶烈万割让给土方的敌人。眼下，亚美尼亚将得以存活下来。44

外高加索最富有争议的战利品在于巴库的油田。从理论上来说，奥斯曼人早已被阿塞拜疆萌芽政府邀请进入了这座城市，然而，他们并未对它形成实际控制。德国人在占据了从格鲁吉亚穿过的中线管道（不过它的终点不在巴统）之后，还希望能首先到达这座城市，或者让布尔什维克党将它献给他们。随着德军士兵和水兵从苏呼米和波蒂涌入格鲁吉亚，以及土耳其人在巴统登陆增援部队，巴库之争行将开始。到了5月底，德国驻巴统联络官奥托·冯·洛索将军对土耳其入侵外高加索的行为表示了抗议，并直接赶到柏林进行进一步说明——其中包括他的严苛评价，他认为土耳其人“没有能力管辖［阿塞拜疆］及管理［巴统的］石油产量”。1918年6月9日，鲁登道夫从指挥部赶来请求恩维尔将其军队撤退到他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商榷的界线之后。维希普帕夏告知恩维尔，德国士兵被看到同亚美尼亚人在卡拉基利塞并肩作战。在拒绝投降后，维希普帕夏将其部队派赴北部的格鲁吉亚，并在一个叫沃龙佐夫卡（Vorontsovka）的小镇附近的亚历山卓普—第比利斯（Alexandropol-Tiflis）的路上遇上了克雷斯的一小撮散兵。1918年6月10日，这里发生了“一战”史上第一次土军和德军交火事件。土耳其人击溃了数量远不及他们的德国人，并俘获了“大量战俘”。鲁登道夫大怒。他警告恩维尔，如果维希普帕夏不把这些战俘还给克雷斯，德国将从奥斯曼帝国召回它的所有军队——约两万人之众。不得已，恩维尔同意了鲁登道夫的请求，并下令维希普帕夏向南部撤退。45

恩维尔的让步只是策略性的。在向克雷斯和德国人让出格鲁吉亚后，他下令维希普帕夏在南部和东部配合他的攻势，穿过亚美尼亚向伊丽莎白波尔靠拢——在这里，阿塞拜疆鞑靼人已经在逃离巴库之后建立起了自己的首都。有迹象显示，恩维尔把夺取巴库作为重点：他从美索不达米亚召回他的叔父哈利勒·“库特”帕夏继续统领全局，并任命他的弟弟努里帕夏（曾负责监视与利比亚萨努西关系的发展）为新建伊斯兰军司令——这支由第五高加索师的正规军、阿塞拜疆鞑靼人和其他穆斯林志愿军组成的军队旨在增强战斗力，以实现所有外高加索穆斯林建立国家的愿景（当然是置于奥斯曼的安全保护伞之下）。为了招募志愿军，努里帕夏在1918年5月25日来到伊莉莎白波尔（Elizavetpol），但是因应征人数过少令他深感失望，[7]结束任务只得依赖维希普帕夏的正规军——后者在6月20日借道亚美尼亚赶来。到7月中旬，努里的伊斯兰军，尽管人数远少于他和恩维尔的期望——由1万生力军组成——却已向巴库方向推进了50英里（约80千米），并将巴库的亚美尼亚人吓得胆战心惊——他们随即请求驻扎在波斯北部的一支由邓斯特维尔将军指挥的1 000人的英国部队穿过里海来拯救他们。46

与此同时，格鲁吉亚也变成德国人的一份安慰奖。与成为施展日耳曼人力量的前进基地不同，第比利斯在更大程度上成了那些逃离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历经惨烈战役的人的中途驿站，其中包括德国及奥匈帝国属民。到1918年8月，克雷斯耗费大量时间请求德国海军司令部帮助难民从波蒂撤离，以及为其士兵从乌克兰运输粮食（由于德国人无力为柏林、维也纳或君士坦丁堡征用足够的粮食，我们可以预见到他所需的粮食同样不会到来）。因为大批行进中的难民会堵塞通往努里帕夏军队的补给线，所有土耳其人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德国人抱怨道，土耳其人现在几乎把帝国内所有可供调遣的军队都送往巴统以增援伊斯兰军队，却忽略了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色雷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岌岌可危的防线。47

当然，土耳其人对德国人的作为可能也有相似的不满：德国人在鲁登道夫的大型春季攻势，以及1918年7月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之后，将其必不可少的人力转移到东部被占领的俄国，造成溃败局面。为了保证相关省份从俄国独立，德国军队还被派到远至芬兰的地区，甚至还有传言（始于8月）称德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邀请下，向摩尔曼斯克派赴了多达5万兵力以驱逐协约国军队。西方协约国因此十分愿意将“重新恢复东线战场”（他们介入俄国北部的战略性目标）归功于自己，但是实际上，正是德国人自身的愚行才造成了当前的局势——尤其是在占领的乌克兰。在将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盛怒释放在沙俄之后，德国人正接受着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学的令人痛苦的教育。私产的颠覆曾导致相互为战的局面，德国人此时统治的这个国家（通过他们的哥萨克酋长）充斥着“抢劫、谋杀、屠杀、惨烈的暴动、强盗的激战、纵火、爆炸、戒严令的颁布等天天发生在眼前的事”。与出口过剩的煤炭资源不同，德军占领下的乌克兰不得不从德国进口煤炭以保证火车正常运行。由于市场上没有粮食出售，德军只得开始用枪口指着农民的方式征收粮食——反过来，这意味着他们每天都需要更多的士兵来执行任务。到1918年9—10月，乌克兰已经吸纳了60万名德国驻军——这场战争一度被选定在西线战场进行。诚然，这些军队并非处于最前线，但是他们无疑每天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为了争夺食物，他们经常同农民游击队进行小规模战斗。仅仅通过将两三支兵力相当的完整军队转移到乌克兰，鲁登道夫及最高指挥部便能在1918年11月征收总共3.5万货车食物。在这些食物中，奥匈帝国接收了2万车，德国分得1.4万车，而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则各少于200车。48

似乎是对自己迄今为止在东线的过度扩张不满意，鲁登道夫打算在1918年秋天向俄国调赴更多军队。不论德国在西线的运气看起来有多坏，他们在东线拥有的潜力却似乎仍然是无限的。算一下就知道：沙俄已经导致了30个不同政府的产生，其中列宁政府居于首位（它控制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5月份，一批被释放的有4万人之众的支持协约国的捷克斯洛伐克犯人在同支持德国的匈牙利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经过小规模冲突之后，接管了西伯利亚西部（包括喀山的黄金储备）。此时担任战争部部长的托洛茨基下令解除这批犯人的武装，但结果却发现更多人拿起了武器。这一段插曲伤害了托洛茨基同协约国代表团之间的信任感，并使后者站在了捷克斯洛伐克一边。此时，赌注被下在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瓦解上——实际上，就在布尔什维克党在莫斯科逮捕了200名英法侨民前不久，英国驻列宁政权使节布鲁斯·洛克哈特（Bruce Lockhart）便在7月下旬向反布尔什维克志愿军司令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支付了1 000万卢布。1918年8月1日，列宁请求德国人派赴军队驱赶摩尔曼斯克的协约国军队，并（他希望）助其镇压在高加索北部库班河的哥萨克人保护下作战的志愿军。由于德国人正同时与库班河和顿河的哥萨克人（后者接受的资金超过了1 500万卢布，甚至超过英国对志愿军的投入）进行谈判，所以列宁的最后一项要求未能实现——尽管鲁登道夫看到了在俄国北部（“如果”借道彼得格勒的话）部署兵力的价值。因此，在1918年8月6日，鲁登道夫颁布命令宣称应该向彼得格勒派赴“六七支”德国师部，而他们的具体目标仍不确定（鲁登道夫自己妄图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的目标仍遭到来自屈尔曼和外交部的强烈反对。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可惜的是，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鲁登道夫在1918年9月27日取消的“梯形作战”计划的结果了。49

与此同时，巴库之争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这里，如果德国人不是正在与库班河和顿河的哥萨克人谈判的话，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和柏林的利益将会趋于一致——而他们与恩维尔及奥斯曼政府的共同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上争辩道，巴库的战略地位比莫斯科还重要；如果没有巴库的石油，俄国沿着伏尔加河上运输的大部分铁路网络就会慢慢停止下来。[8]在一份签署于1918年8月27日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补充协议中，德国同意“防止第三方军事势力［即土耳其］逾越高加索地区”的军事红线——由阿塞拜疆大部分区域构成，包括巴库。作为使土耳其人远离里海而签下的这份保证的交换条件，布尔什维克党同意永久性向柏林提供“产自巴库地区的原油量”的25%。此外，在德国的坚持下，布尔什维克党还同意承认格鲁吉亚的独立。反过来，第比利斯政府则承诺一旦拿下高加索北部城市，他们将从迈科普和格罗兹尼向德国供应精制油。如果恩维尔没有迫于外交压力取消伊斯兰军行动的话，为了争夺阿塞拜疆，克雷斯已经令两支以上的德国炮兵连及三支野战炮兵连开赴前线——7月，他们经由波蒂到达了战场。到1918年8月，当支持德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在7月31日被驱逐出巴库苏维埃的时候，克雷斯在格鲁吉亚的德国军队大概有5 000人左右，形势更为有利（尽管列宁政府不信任德国人，但他们并未将此事告知对方）。50

巴库之争损害了柏林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所剩无几的信任。1918年8月4日（邓斯特维尔将军及其英国部队正是在同一天抵达巴库），鲁登道夫通过冯·泽克特（von Seeckt）将军直接警告道，如果土耳其军队向巴库推进，他将从奥斯曼帝国召回所有德国军官。8月14日，泽克特被召回至比利时斯帕的德军总部；在这里，他和鲁登道夫的意见取得了一致：德国人将“用尽所有方法”抵抗土军向巴库进军——这包括破坏努里帕夏为补给军队所使用的铁路。就这样，鲁登道夫企图征服彼得格勒的计划便同向高加索派赴军队以争夺巴库的构想相撞了。8月22日，鲁登道夫批准派一支完整的步兵师和一支骑兵旅奔赴格鲁吉亚，以增强克雷斯的部队，并期望通过此举吓退恩维尔朝巴库的进攻。与此同时，努里帕夏向恩维尔抱怨道，布尔什维克党掌控的巴库公社一直通过里海和伏尔加河上的汽船向乌克兰的德国人运输石油（至少在7月31日——布尔什维克党被从公社驱逐之前）。为了给土耳其军制造麻烦，德国人烧毁了连接阿塞拜疆到格鲁吉亚和巴统的一座铁路桥。作为报复，努里帕夏炸毁了附近的一座公路桥，以阻止德国人向阿塞拜疆运送军队。尽管享有亲德派的名声，恩维尔此刻下定决心要攻下巴库，他明确指示他的兄弟在到达里海之前消灭任何挡在他眼前的德国军队。51

鉴于我们现在知道的德军计划，这当中并不存在无效的指示。1918年9月13日，鲁登道夫向克雷斯颁布了“最高机密”的命令（通过“亲手传递”），让他开始准备即刻向巴库发动突袭。[9]两天后，努里帕夏率土耳其军向巴库西部的狼门发动了猛烈的炮火轰击。这场战役卷进了约7 500名土耳其人和大致同样数量的阿塞拜疆鞑靼人非正规军，以及8 000名迅速被击败的亚美尼亚—英国士兵。到了下午，土耳其人的炮弹已经穿过城镇到达里海的主要海港，大撤退正在进行之中。在一种令人痛苦的必然性之中，巴库此刻膨胀的亚美尼亚人口遭到了清洗——以作为对4月上旬（虽然这场屠杀由此时已经离开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共同施行）穆斯林遭到屠杀的表面报复——最终，至少9 000或者1万名亚美尼亚人被杀害（大部分为阿塞拜疆鞑靼人民兵），另外有5万或6万人跟随邓斯特维尔及其英国部队乘船从里海逃脱。52

考虑到为获取这场高加索战争中最为重大的战利品所付出的牺牲，巴库在1918年9月15日的陷落应该成为君士坦丁堡城内进行狂欢的绝佳时机。然而，事实上并无任何庆祝活动进行。由于受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诱惑，土耳其已深深陷入俄国的泥沼之中，恩维尔和土耳其人对于集结在帝国南部和西部边疆的军队实在无暇顾及。就连德国也难以永享他们在东线获取的重大胜利果实。尽管俄国战场上演着纷乱的盛大戏剧，但是这场战争的结局却由他处战况决定。

[1] “同志，你要去哪儿？”越飞的助手向斯塔什科夫问道，“跟我们去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同德国人讲和。”为了对这位“农民阶级代表”进行审查，他们之后又询问斯塔什科夫的政治观点。在得知他是一名社会主义革命者后（跟大部分农民一样），越飞又问他：“左派还是右派？”“左派，同志！”这名农民很快回答道。“最左。”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答案。

[2] 威尔逊有意在布尔什维克党将协约国的“秘密条款”发布在《曼彻斯特卫报》后从列宁处重获道德高地，其关于调整殖民地要求以与“相关民族”的观点保持一致的必要性的言论被证明切实有效可行——尽管远非威尔斯的本意，但这些言论如同一根大棒，给身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带去了恫吓（第六点规定德国军队必须“撤离俄国领土”）。

[3] 有趣的是，恰恰在此一周之后，在“拒绝吞并的和平”的主张驱动之下，一系列规模盛大的罢工着实震撼了德国工业中心——这说明布哈林多多少少具备一些预见性——不过罢工遭到镇压的速度之快也暗示了托洛茨基基于德方在1918年1月时士气的判断的正确性。

[4] 当火车驶进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时候，托洛茨基亲自从火车上朝下扔“和平”传单。

[5] 德国官方历史声称他们在1917—1918年冬天从东部战线解放了38支师部军力，以增援鲁登道夫的西线进攻，其中包括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卫军、猎手营，最厉害的普鲁士、施瓦比和巴伐利亚师。从理论上说，只有二流军队才被留在后方，而35岁以下的士兵及大部分马匹都被投进了战场。尽管如此，即使从最为有利的估计上来看鲁登道夫的目标，我们会发现，当鲁登道夫在1918年3月21日深入西线战场的时候，仍有将近一半德国兵力——超过100万兵力被滞留在东部战场。

[6] 斯大林格勒，现伏尔加格勒。——编者注

[7] 有趣的是，据说努里的一位受到包围的征兵人员在遇到一位年老的穆斯林教职人员后如此评论道：“伊斯兰军没有专职信教者的职位。”

[8] 实际上，在共产党人于1920年4月最终夺回巴库之前，铁路网就已停止运行了。

[9] 土耳其人在1918年9月15日征服巴库的两周后，斯帕仍然发来命令让德国人夺取这座城市，并且“在里海插上德国旗帜”。

第三部分
毁灭与重生

第十七章
蒙德罗斯

仅仅因为法国人想得到叙利亚或亚美尼亚，抑或意大利人想得到阿达利亚［安塔利亚］，英国便无法继续同土耳其人作战。

——戴维·劳合·乔治1

回顾过去，我们很容易理解土—德联军在1918年朝苏俄推进，尤其是在9月争夺巴库的愚行——也正是在这个月，协约国军队开始攻破一个又一个战线。然而，我们事后去评价恩维尔和鲁登道夫未能预见到“诸神的湮灭”却有失公允。要知道，几乎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战争将在此刻拉上帷幕。迟至1918年9月3日，英国政府在一份备忘录中预测到，一旦美军完全进入战争，诸协约国将于1919年7月实施“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在此5天之后，法军总司令菲利普·贝当对英方的判断表达了认可。协约国军队最高统帅斐迪南·福熙（Ferdinand Foch）对击溃敌军抵抗的形势更为乐观，但是即便如此，他在1918年9月做出的军事计划却是以认定战争在次年夏天结束为前提的。就在9月的最后一周，协约国仍无法攻破齐格菲或者兴登堡防线——它们被认为筑成了“一段长达5英里（约8千米）的在战争史上最难逾越的防线”。作为一位军力对比分析家，列宁认为德国会获胜——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德国军队有所求，还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忠实遵照《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履行义务，在1918年9月10日和30日向德国支付了5期分期赔款中的前两期，包括93吨黄金。同时，即使德国人被击退至兴登堡防线之后，他们还可以撤至莱茵河，并炸毁桥头堡。若帝国在东线舔着德国人的鲜血取得胜利，那么德国人将完全有理由继续战斗。2

最后，在这场战争中最为安静的战场之一——马其顿上演了一场令人意外的转折。这次转折也成为同盟国战败的真正催化剂。起初几乎被人遗忘在加里波利的戏剧性之中，接着又因俄国革命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分赃争议被深埋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法—英萨洛尼卡登陆部队刚开始仅限于4支师部的兵力，后来却偶然发展成为多国武装，其力量之大足以扭转东线战场的局势。协约国在1915年10月下旬才到达前线——由于迟了几周，他们未能阻止同盟国军队（德国、奥匈帝国和保加利亚）对叙利亚政府的颠覆，这反过来意味着他们的次等目标——将希腊拉向协约国一边的失败。同大量兵力被迅速投向加里波利的过程出奇相似，马其顿兵力布防的无效性同样为进一步增援提出了有力的理由——似乎只有通过向萨洛尼卡派遣更多的兵力才有可能挽救回些许损失（比如希腊的介入）。到1917年4月底，协约国军队——包括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军的残余部分，甚至还有少量俄军师部——在马其顿共拥有将近25万兵力，以及另外15万人左右的保障人员。在这个对于协约国而言异常可怕的时刻——俄国正经历革命，法军处于准兵变时期，负责马其顿地区协约国军队供应问题的英军上将自然提出请求，建议全军撤退到更为活跃的战线。然而，经研究，英国战争部在1917年5月得出结论：撤退会使战线拉得过长的英国舰队更加劳累。因此，协约国军队仍原地不动，等待下一步通知。3

协约国军队在前奥斯曼马其顿地区原地待命的举动最终被证明是整个战争中最为关键的决策（或者说非决策）之一。最开始，希腊介入冲突还尚有可能。法国曾多次提出将马其顿军队派往南部进入希腊以废黜亲德派康斯坦丁一世，并且解除亲协约国的韦尼泽洛斯党的束缚，让其自行其是。尽管英国驻雅典外交官强烈反对全面入侵，但是双方最终达成妥协：英国舰队在6月上旬封锁了希腊港口，随后，法军在雅典东南部的港口比雷埃夫斯登陆。1917年6月11日，协约国军队向国王发出最后通牒。收到信息后,康斯坦丁遂邀请流放至克里特岛的韦尼泽洛斯回国，并开始为在1917年7月2日向同盟国宣战做准备。尽管这对战场初期的影响相当有限——法军仍陷于根深蒂固的僵局，但是到了1918年，希腊人已经贡献出了9个师。不论突破战何时进行，协约国军队都将拥有人数上的巨大优势。

然而，到了最后，破坏马其顿战略均势的并非协约国所作所为，而在于敌方联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的分裂。尽管保加利亚在1915年征服塞尔维亚的战役中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这使得同盟国牢牢地控制住了巴尔干半岛，但是在同俄国的停战谈判中，保国外交官的无足轻重引起了索非亚的深深愤恨。在马其顿地区，为防止巴尔干半岛任何可能性的军事突破，保加利亚还承担着防守职责的主要部分——它的20万兵力也由此在南部遭到压制，使它无法参加1918年对俄国的重大分割事宜。为此，保加利亚对德国进行了责备——后者从来没有向马其顿派出足够援兵或足够补给品（这使人想到保加利亚在1918年从被占的乌克兰中仅仅分得200车粮食）。似乎为了证实关于索非亚的可怕假设，德军最高指挥部在1918年5—6月从马其顿撤出6支步兵营和6支野战炮兵连。4不管怎么说，保加利亚是一个在俄国扶持下成立的斯拉夫国家，而亲俄的风潮仍广泛存在于民众之间。身处君士坦丁堡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对保国不再心存幻想，据他们估计，“至少2/3”的保加利亚人都在秘密支持协约国。对于德国人而言，他们将保加利亚人控制在手中仅仅得自对德国武器优势的信念，然而，随着一系列失利，这种信念将不复存在。5

至于保加利亚同高门政府的关系——对保加利亚而言，他们对土耳其人的接受度一直颇为勉强——近在1913年，他们还是战场上的敌人——后来出于便利考量，他们又成了联盟伙伴。保加利亚的外交官仍然盯着奥斯曼阿德里安堡——索非亚曾经在两次巴尔干战争期间统治着这座城市，他们以同土耳其在1915年的结盟关系为条件，要求土方割让色雷斯的西部领土。当保加利亚外交官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对上多布罗加和下比萨拉比亚提出领土要求时，土耳其人却坚持让保国归还他们在1915年从土耳其占领的土地。最终，双方于1918年5月7日在布加勒斯特签署了关于这个问题的协议，保加利亚仅仅获得了上多布罗加的南端，剩余部分则由同盟国共同管辖。[1]1918年6月，当土德两国在沃龙佐夫卡第一次就外高加索分割事宜发生争执的时候，保加利亚对其盟国给自己带来的挫折的不满也达到了顶点——瓦西里·拉多斯拉沃夫（Vasil Radoslavov）内阁被推翻，另一位温和的亚历山大·马利诺夫（Alexandar Malinov）接任了首相一职，后者遂同协约国开启了秘密谈判。6

战斗正在远离保加利亚人，他们此时正控制着战争中对同盟国而言最为重要的防线之一；另一方面，他们也已经对为同盟国的共同利益付出流血和牺牲感到了厌倦（保加利亚在“一战”中共伤亡26.6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在马其顿战线参加作战）。[2]在确切获悉对手士气低沉之后，新任萨洛尼卡协约国军队总司令——他有一个令人惊叹的名字，路易斯—费利克斯—马涅—弗朗索瓦·弗朗谢·德埃斯佩雷（Louis-Félix-Marie-François Franchet d’Esperey）——在1918年9月上旬进行了一系列侦察行动之后，便在15日下令沿战线发动进攻。数小时之内，协约国军队在敌军防线上炸开了一个将近11千米的突破口。到了次日，突破口进一步扩大至25千米宽；到9月17日，宽度达35千米，深度达15千米；到9月20日，突破口已宽达50千米，并紧贴敌方阵线。7

甚至当协约国军队面对着据说牢不可摧的齐格菲防线时，他们仍在东部刺穿了一个足够整支军队通过的缺口——他们有两个选择：朝北，进入巴尔干和中欧；或者朝东，由英军将领乔治·弗朗西斯·米尔恩率领弗朗谢·德埃斯佩雷的右翼军队穿过色雷斯到达君士坦丁堡。这是丘吉尔和基奇纳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时梦寐以求而不能得的战略性突破。鲁登道夫在得知保加利亚失守之后——这意味着同盟国的失败——在告知自己最亲近的副官时，不由得摊开了双手，深表绝望。8尽管遭到连续猛击和挫伤，己方的士气在协约国一连串更为猛烈的进攻之下也开始瓦解，但是德军最前线的残余军队仍能够在西部的齐格菲防线背水一战，或者在东线进行重新部署，以守卫住广阔的、寥无人烟的中欧地区；不过，德军无法同时进行。

战争的战略中心在1918年重回巴尔干半岛可以说是一件非常适宜的事——在这里，大战已经开始。在齐格菲防线上的决定性战役中，开始于1918年9月26日的马其顿突破战的确切影响还难以估量。正如我们所知，这场战役确实挫败了鲁登道夫的斗志，或者说至少是瓦解了他的士兵斗志——他们已经开始大面积投降。9不管怎么样，在奥斯曼战线上，这种影响异常迅速和猛烈。当大维齐尔塔拉特帕夏乘坐东方快车从柏林外交使团返回时（就在它被协约国控制前不久），便目睹了保加利亚的崩溃瓦解。在被保加利亚高级官员告知他们将要投降时（他们最终在1918年9月29日投降），塔拉特转向一位土耳其副官，只说了一句：“我们完了。”（从字面来说是“他妈的”。）10

就在保加利亚战线沦陷4天之后，艾伦比又开始了在巴勒斯坦的攻势。1918年，由于战争双方都在忙着将士兵和军备转移至其他战场：英军在鲁登道夫进攻之后要加固西线战线，土耳其人则要配合恩维尔的外高加索军事行动，所以巴勒斯坦/叙利亚战线在大半年时间里都显得悄无声息。埃及远征军确实在3月份拿下了杰里科，但是他们却在3月和5月穿过约旦河，在为夺取安曼所进行的两场小规模战役中遭遇了失败。讽刺的是，正是在这个安静的时期——当近乎所有人都已经忘掉巴勒斯坦战场的时候，劳伦斯的阿拉伯非正规军却进入了繁盛时期，他们通过在叙利亚南部前线开展的伏击式突袭对土耳其人构成了威胁。1918年1月15日左右，劳伦斯率领费萨尔的500名阿拉伯部队（不过，费萨尔显然不在场）向塔菲拉（Tafilah，今位于死海附近，是约旦的一个省份）的土耳其守军发动了突袭，其中贝都因人骑着骆驼从侧翼攻击。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阿拉伯人使用英国的维克斯及霍奇基斯机枪向敌军扫射，土耳其人则以马克西姆机枪作为回应。尽管阿拉伯人在追击守军的过程中捕获了对方200名士兵，但是他们这边的伤亡情况似乎更为严重一些：25人死亡，40人负伤。劳伦斯又一次未能完成同艾伦比的埃及远征军在埃里哈会师的任务。在1918年1月26日做出的实地报告中，劳伦斯对“阿拉伯叛乱”进行了精彩的回顾：

这里的事态相当古怪。我们在15日包围了这里（在得到两份错误情报以及在最后经历过一场小型战斗之后）。当地人分成了两股敌对派系，因此他们对于彼此和我们都感到十分害怕。一种不安的气氛始终笼罩着整个城市，在每个夜晚，街道上都充斥着枪声。观念的冲突、当地的血仇以及党系利益疯狂滋长（这种无序时刻是整个地区渴望多年的），没有人能够立即将所有事情摆平。11

当恩维尔把他实力最强的部队调遣至高加索战线——他的军队又因逃亡遭到大幅度削减，土军的实力一落千丈：当艾伦比开始在1918年9月发动袭击的时候，他们再难以进行任何有效抵抗。从理论上来说，奥斯曼仍然在叙利亚部署着3支军队：第七和第八集团军驻扎在沿岸地区，第四集团军（杰马勒最初所统率部队的剩余部分）则驻扎在内陆的安曼。但是，这些仅仅是一副空架子。据利曼记述，他的士兵正遭受着“弹药匮乏、营养不良等困难，他们衣衫褴褛，而且大部分都赤着脚”。而他们缺水的骆驼每天也只有不到一千克的食粮，已经饿得“无力再拖运任何武器装备了”。士兵们开始“成群”溃逃，当敌方开始进攻的时候，耶尔德勒姆军团仅剩2.9万人，其兵力实际上达不到兵团级别。掌控着第七集团军的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坚守前线中心区域的过程中只得依赖一支仅有7000人左右的前线部队。“我们就像一根棉线，”他在艾伦比的攻势开始前一周写道，“穿过［敌方］阵地。”12

1918年9月19日凌晨4点30分，艾伦比的军队在地中海沿岸和美厉多（Megiddo，《圣经》中说的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附近山脉之间的所有战线上对奥斯曼第八集团军形成了压制性的火力震慑。破晓时分，英军战机开始在土耳其阵地上空盘旋，并朝一些奥斯曼指挥部和控制点扔下炸弹，还切断了电话线。因而，虽然电话线就在上午7点前不久才遭到破坏，但是利曼和凯末尔直到上午9时才获悉敌军已在沿岸取得突破的消息（由于巴勒斯坦并无铁丝网能够阻止敌军前行，这为进攻者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帮助）。由于在沿岸地区并未遇上第八集团军的有力抵抗，艾伦比遂转向东部进攻凯末尔的第七集团军——后者正开始向东部的约旦河撤退。尽管穿越目标得以实现，但是撤退过程中的土耳其人却遭到当地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的侵袭和骚扰——后者隐隐约约感觉到土耳其统治时期将要结束。另一件标志着此阶段统治交替频繁时期的事件在于：奥斯曼第八集团军中的一整支阿拉伯团扔掉了武器，投向了英国人怀中。在意识到守卫巴勒斯坦的兵力出现不足后，利曼和凯末尔便退却至大马士革，随后又继续向北部撤退，一直到黎巴嫩贝卡谷地的巴勒贝克。溃败就在眼前。13

雪上加霜的是，苏维埃俄国外交部部长格奥尔基·契切林（Georgii Chicherin）就在次日告知奥斯曼大使，布尔什维克党此时不再承认《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涉及土耳其的条款。由于奥斯曼总是随德国人而动，所以它对俄国的“胜利”总是一种虚幻缥缈之事。随着两场同步发生的军事灾难的冲击，恩维尔政权开始跌跌撞撞，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心思再度伪装下去。[3]因此，除了色雷斯战线开辟后包围首都的任务，奥斯曼最高司令部此时面临的不仅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全面崩溃的前景，还有俄军在高加索及土耳其黑海沿岸军事行动的复燃。当整个局势摇摇欲坠之时，恩维尔最终接受了利曼（以及凯末尔，不过他从不听取后者的建议）自1914年起一直向他提出的建议，并撤出军队以加固帝国防线。1918年10月2日，恩维尔下令外高加索军队撤退，以从中解放出4支师部（理论上）保卫首都。[4]仍沿着波斯战线散开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第九师遂被命退回摩苏尔，以抵抗从巴格达赶来向北进军的英属印度军队。14

然而，他们所剩的时间太少，而且至少迟了一年。土耳其在1917年末耗费的战斗兵力过于巨大，他们有限的战争物资供给和通信线路又被拉得过长——利曼曾在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前夕向恩维尔建议道，他们可以聚集足够兵力“在一个战场发动一场猛烈进攻”。但是，这位奥斯曼总司令却孤注一掷，将奥斯曼帝国战场进一步扩大到了里海。尽管恩维尔对“泛突厥主义”的浪漫主义依恋程度，或者说关于统一中亚地区突厥民族（阿富汗、波斯以及突厥化奥斯曼帝国的高加索地区）的主张有时遭到了夸张叙述，但是不可否认，恩维尔为帝国在1918年的外高加索进攻中的力量不足贡献良多——他将自己实力最强的两个师的指挥权交给了他的兄弟和叔父——这清楚表明他将此战看得同巴库争夺战一样重要。正如德国人抱怨的那样，土军从罗马尼亚战线解放出来的前线军队被送往巴统和阿塞拜疆，却非色雷斯或巴勒斯坦。甚至就在英国人集结军队为艾伦比在巴勒斯坦的进攻做准备时，奥匈帝国军事专员约瑟夫·波米安科夫斯基却评论道：“在土耳其人这边……所有能够得以利用的后备军和人力、战争物资都被送往了高加索。”恩维尔整个春天都忍受着来自利曼的恶毒批评，终于在6月同意将高加索军团中的奥斯曼第三十七师和第四十七师抽调出来给利曼以进行巴勒斯坦方面的战役。但是，由于在抵达目的地的过程中耗费了太长时间，最终及时参加9月战役的只有第一批到达战场的8支营部。1918年春，利曼的耶尔德勒姆军团还十分强大，艾伦比甚至一度打消了穿过约旦发动突袭的计划。但是到了9月，利曼军团只剩2.6万支步枪、1 200名骑兵以及250门大炮。与此相对应，艾伦比却拥有5.7万支步枪、1.2万名骑兵和550门大炮。[5]由于一直对巴库虎视眈眈，恩维尔差点儿将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割让给敌方——可能是通过政治操作。一个足以证明土军总司令战略重心错位的事例在于：一支奥地利轻骑队在1918年10月1日攻占大马士革（叙利亚内陆首都及奥斯曼第四集团军的长期性指挥部）的军事行动未曾遭到抵抗——尽管土耳其人并无剩余兵力守卫这座城市。15

与大马士革相仿，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了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巴格达——土军未经一战便弃城而逃。位于摩苏尔并由伊斯梅尔·哈基·贝统率的奥斯曼第六集团军到1917年年底时，已经缩减为3万左右兵力；到1918年9月，这支集团军又因饥饿和疾病遭到进一步削弱，并失去了1.7万名士兵——尽管他们自3月下旬在提克里特（Tikrit）附近的小规模冲突以来就再未历经任何军事行动。16美索不达米亚战线到了1918年如一泓死水般停滞不动，但是从马其顿和叙利亚传来的战情看，这场战争可能会在英属—印度远征军司令莫德（他在1917年11月死于霍乱）的继任者威廉·马歇尔征服摩苏尔之前结束。在整个冲突中，一个明显颇具政治意味的指令在于，1918年10月2日，战时会议指示马歇尔：“尽可能占领大部分石油地区。”17

尽管比起在伦敦时的热切有点不情愿，马歇尔仍充分履行了自己的任务。1918年10月28日，在突破了奥斯曼位于舍尔加克（Sharqat）的防线之后，马歇尔在早晨七点半接受了哈基·贝的投降，并俘获了11 322名战俘。10月30日，英土两国签订停战协议；31日中午，协议生效。这一天对于土耳其人而言充满了痛苦的回忆——就在4年前（一天也不差），丘吉尔和英军（一天也不差）便过早地开始了波斯湾战争。停战协议签订后，马歇尔却对相关条款置之不理，并继续朝前推进，在1918年11月2日到达了摩苏尔。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摩苏尔已经被许配给了法国，但是国王陛下政府却不再希望它获得这座城市。与同盟国之间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议上的争吵相似，英国和法国也已经开始为分割奥斯曼残体而争执不休了。18

尽管英军挺进至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举动对中东的战后格局影响重大，但是这实际上与奥斯曼战争的结果毫无干系。恩维尔为其高加索的愚蠢策略付出的真正代价在于土耳其欧洲部分——奥斯曼在此处的“军力储备”已被消耗一空，君士坦丁堡实际上危如累卵。驻守这里的第一集团军经过削减之后，在1917年只剩不到两支整师的兵力，随后，这支集团军1918年夏又被剥得一干二净，所剩无几。9月份在马其顿和巴勒斯坦的惨败之后，恩维尔令高加索第十步兵师返回色雷斯，但是直到停战协议签订，这支部队也未能抵达，而这支大约7 500人的军队也就此被留在了适当的位置，以抵抗米尔恩将军的7支整编师——后者在弗朗谢·德埃斯佩雷于9月28日强迫保加利亚签订了停战协议之后得到空隙，朝君士坦丁堡推进（萨洛尼卡主力军则朝北推进，帮助塞尔维亚重新夺取了贝尔格莱德，并且在10月底到达了多瑙河）。曾在1915年加里波利战役中巧妙地击溃了协约国军队的奥斯曼第五集团军也已在1918年夏天缩减至只有两支严重缺编的师部（第四十九及第五十七师），力量几乎不足以保卫沿岸炮台。在这里，恩维尔同样从高加索调来军队进行增援，但是他们抵达时间太迟，实难影响战局。19

在保卫首都无望的情况下，塔拉特帕夏遂请求协约国在1918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停战，另一方面，鲁登道夫也在这段时间停止了战斗（实际上正是因为他获悉柏林已经求和，而塔拉特也能够说服奥斯曼内阁投降）。塔拉特甚至在德国人请求威尔逊总统根据“十四点原则”——似乎提供了一条避免领土最大程度损失的途径——进行斡旋的时候采用了相同的外交策略。作为对美国人有利的条件，塔拉特提议（再次听从鲁登道夫的主张）他及同为青年土耳其党人三巨头的恩维尔和杰马勒辞职，并成立一个更支持协约国的政府，以换取不太苛刻的停战条款。7月，穆罕默德·拉沙德五世逝世，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已经继位成为新任苏丹。为了维护他的兄弟未曾拥有过的苏丹权威，瓦希代丁建议塔拉特将权力交付于艾哈迈德·陶菲克帕夏——作为旧的哈米迪耶忠实拥护者，陶菲克曾在1899—1909年出任外交大臣一职（在升至大维齐尔之前——“三三一事件”之后短暂的反革命时期，他曾担当反CUP派系的象征性领袖）。鉴于他的过往，陶菲克帕夏坚决要求肃清内阁中的CUP党人的主张倒并不出人意料。不过，塔拉特并不同意。在经过一周的讨价还价之后，一个折中的政府得以组成，包括少量CUP党人（比如一直反对与德国结盟的贾维德·贝），以及位居其上的艾哈迈德·伊泽特帕夏——他曾在1916年的高加索战场任凯末尔的指挥官（伊泽特帕夏也赞同凯末尔的观点，认为与德国联合是一个错误）。从外交角度来说，最关键的任命是侯赛因·拉乌夫（奥尔巴伊）舰长——作为一名著名的亲英派，他曾在战争期间与德国人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争执。此时，他被任命为海军大臣。[6]当恩维尔、杰马勒和塔拉特在1918年10月13日辞职之后，同柏林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和社会民主党相似，正是这些新任职官员将要承受投降带来的屈辱。20

就像鲁登道夫一样，土耳其人对“十四点原则”的确切内容知之甚少。与普遍观点相反，威尔逊并没有真的在这些原则或者随后的“四项说明”中规定胜利者将不会获得领土收益；相反，他对此类根据一般原则进行的吞并行为做出了限制（每一寸领土处置……必须符合相关人民的利益）。德国人也将很快发现威尔逊其实并不反对法国人重新夺回阿尔萨斯—洛林——只要它遵循早期的“民族自决”理念（实际上威尔逊于1918年10月16日在私下里向法国保证了此事，不过，或者说当然，他并未知会柏林）。而土耳其人将学到关于帝国内少数民族的“自主发展”理念——由威尔逊在第十二条原则中提出——并不与英法两国强行肢解帝国的行为矛盾。无论如何，同信任鲁登道夫相比，塔拉特对威尔逊的信任甚至更无多大的意义。美国并未同奥斯曼帝国作战，也并非任何相关分割协议的利益方。21

事实是，协约国军队在马其顿的突破以及德军随之而来的瓦解已经削弱了高门仍然多少还剩余的谈判砝码——不论是亚美尼亚人或是其他别的什么。1918年10月12日，弗朗谢·德埃斯佩雷的军队截断了巴尔干半岛上位于柏林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铁路联络线，使得土军保卫首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便青年土耳其党人想背水一战。当然，奥斯曼依然有久经沙场的师部占领着外高加索，而在叙利亚北部，耶尔德勒姆军团的剩余兵力仍在撤退途中作战。迟至1918年10月25日，凯末尔只剩5 500人的残余部队还在为守卫阿勒颇同费萨尔的阿拉伯非正规军进行战斗。通过借鉴劳伦斯的经验，凯末尔还收买了贝都因人离开城镇。[7]22在（短暂）恢复阿勒颇的秩序之后，凯末尔撤退至西北部位于守护安纳托利亚心脏地带的阿曼（努尔）山脉缓坡上的城镇卡特马（Katma）。在这里，据说他建立了“由土耳其人的刺刀绘制的边境线”。[8] 利曼以一种本可以改变战争（如果战争持续到冬天的话）进程的充满了标志性政治意义的举动，在1918年10月31日将叙利亚的指挥权交给了唯一人选——穆斯塔法·凯末尔，他曾亲自赞扬后者在“许多辉煌的战役中”证明了自己。同时，他还为凯末尔的同僚及士兵在与艾伦比“远优于”土方军队的作战过程中表现出的“异常勇敢”赞叹不已。就这样，他优雅地退出了战场。然而，一旦停战得以宣布，凯末尔也回天乏术。《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俄国在此时退出战场之后——英国和法国在此时则多多少少想制定一些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停战条款，然而，由于彼此的信任缺失，以及向意大利和希腊“分食”足够利益以满足这些机会主义的共同参战国的需求，使得他们迟迟没有进展。23

在被将土耳其拉入战争的那些人离弃之后，伊泽特帕夏和拉乌夫（奥尔巴伊）尽一切所能同帝国的（主要）英国征服者周旋。但是这十分困难，而他们自身的缺乏经验使其每一步都更为不易。他们犯的第一个错误在于相信了查尔斯·汤曾德将军的话——汤曾德曾在库特—阿尔—阿马拉战役中投降土军。在自己的大部分印度士兵被送往巴格达铁路线从事苦役的情况下，汤曾德却自1916年出奇地得到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纵容——他得到了一套位于马尔马拉海的普林基波岛（比于克阿达）的豪华别墅，并被允许在都市社会中自由走动——这使得他与伊泽特帕夏和拉乌夫·贝等人渐渐熟识。[9]1918年10月17日，汤曾德代表土方同英国斡旋。他的建议——在同英国讲和的框架下，通过给予“十四点原则”中建议的帝国沿线区域自治权，使得奥斯曼能够掌控外高加索（仍然在土耳其人手中），以及此时由英国占领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遭到了经验更为丰富的官员的怀疑（毕竟汤曾德已经有两年半时间未同英国政府取得联系了）。汤曾德还用基于自身受到的优渥待遇的证据进一步使英国相信：“土耳其急于想同英国友好相处。”另外作为报答，他还请求伦敦在德国于战争末期停止资助的时候能够给予土耳其经济援助，以减轻其财政紧缺的状况。尽管对汤曾德送来的礼物吹毛求疵，拉乌夫和伊泽特帕夏却同意让他代表土方同英国海军部联系。1918年10月20日，这位自己做主的中间人被带上了米蒂利尼沿岸的一艘英国船舰，并很快同停靠在利姆诺斯岛的蒙德罗斯港上的“阿伽门农号”的英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官萨默塞特·考尔索普（Somerset Calthorpe）上将进行了会晤。此刻，土耳其人就会知道英国人带给他们的将是什么命运。24

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意图一直处在变化当中。德军的最后一处主要防御工事——赫尔曼防线在10月20日遭到突破——汤曾德也正是在这一天同考尔索普进行了接触——因而，德方也提出了停战请求。即便如此，德军仍在抵抗，并在有条不紊地朝莱茵河的撤退途中造成了协约国军队极大的伤亡。在英国战时内阁中有一种感觉：英国对奥斯曼停战协议的需要程度几乎同土耳其人一样紧迫——一旦协议签订，他们就能够将海峡的兵力解放出来并将其派遣至黑海，以从后方对同盟国构成威胁。诚然，英国想在战争结束前拿下摩苏尔和阿勒颇（提及此事的命令颁布于1918年10月24日）。但是，其在土耳其亚洲战场毫无建树的协约国的贪婪声明则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不可能的，”劳合·乔治10月3日告知内阁，“［难道］仅仅因为法国人想要叙利亚或亚美尼亚，抑或意大利人想要阿达利亚［安塔利亚］，英国人就要继续同土耳其人作战吗？”25劳合·乔治甚至提出抛弃《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加快同土耳其的谈判进程，不过到最后，他的保守派同僚、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和财政大臣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却迫使他打消了念头。在10月6—8日举办于凡尔赛的协约国内部峰会上，劳合·乔治初步起草的奥斯曼停战协议勉强获得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接受。在这份协议中，规定了土耳其最先接洽的国家（他假定将是英国）可以开启和平谈话。同样，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坚持下，英国付出的代价是接受了大量苛刻的条件：给予协约国军队占领“亚美尼亚行省任意部分”，或者更广泛些来说，“任何战略要点”的权力——和英国一样，无论是法国还是意大利，都未能成功攫取他们垂涎的奥斯曼帝国的领土。

在收到汤曾德和考尔索普的回音之后，战时内阁在10月21日再次召开了会议。到现在为止，人们对于劳合·乔治的观点达成了共识，并认为英国应单独迫使土耳其签订停战协议（这帮助弗朗谢·德埃斯佩雷迫使保加利亚单方面同法国签订了停战协议，并由此开创了区域性的先例——使得他节省了时间，并将军队解放出来调遣至塞尔维亚）。在外交实践中，这意味着考尔索普将能够坚持英国自己的停战主张，而不用考虑其他协约国。虽然将土耳其人视为“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敌人”的枢密院院长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认为英国应该坚持让敌方完全服从自己的要求，但是劳合·乔治却赢得了军事首脑们的支持——他们对德国的意图仍然不十分确定——他们想在冬天之前打开海峡通道。[10]战时内阁遂同意了考尔索普上校留有余地的主张：放弃法意提出的遭到土耳其人反对的条款。当法国和意大利政府被及时告知考尔索普正在代表他们同奥斯曼帝国开启停战协议后，他们尽管希望对方能够接受所有的二十四条草拟条款，但仍极力强调前4条——其中广泛保证“进入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完全自由及安全”。26

如果被派遣到蒙德罗斯的外交官经验丰富的话，土耳其或许已经通过满足英方诉求而非其他协约国贪得无厌的索取将事情迅速解决，获得一个相对宽厚的停战协议了。法意两国从未直接为英国作战，而且由于坚决要求获得占领土耳其的权力，他们还有可能将这场战争继续延长下去。英国战时内阁成员，尤其是劳合·乔治对此尤为不满。然而，事实与此相反，伊泽特帕夏派去谈判的是拉乌夫（奥尔巴伊）——一位非常信任汤曾德的亲英派。由于曾接受过英国海军军官的训练，拉乌夫对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和“公平竞争”观念根深蒂固。当土耳其海军大臣在1918年10月27日登上“阿伽门农号”后，考尔索普上校便给拉乌夫留下了“正直、开明的印象”。在蒙德罗斯，考尔索普及其副司令官，爱琴海中队指挥官西摩少将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后者甚至在拉乌夫面前“表现出一副对报复行动不为所动的样子”。而使这一切更为令人困惑的在于，当拉乌夫已经签字向考尔索普兜出自己的老底，并且在所剩无几的情况下接受了法意最为苛刻的要求后，他们仍然没有透露自己的真实意图。27

不管别的什么，拉乌夫似乎不太理解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其实是一个极为狡猾的谈判策略。德国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向不守陈规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供应食物和饮料并非事出无因；在同样充分的理由下，托洛茨基截断信息传播，封锁谈判对手，以恢复俄国的自尊和外交主动权。而这一次，在没有托洛茨基进行破坏的情况下，所有参会人员都一致认为在“阿伽门农号”上进行的停战会谈十分友好和善，没有任何一方对此心存抱怨。考尔索普似乎毫不着急，他仍小心翼翼地朝前推进着条款——直到黄昏时分，他们才开始谈及爆炸性的第十六条条款，它要求“位于汉志、阿西尔格尔、也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奇里乞亚的所有［奥斯曼］守军向距离最近的协约国司令或者阿拉伯代表投降”。而保证协约国“占领任意战略要点”（由意大利坚持要求）的模糊的、开放式的第七条条款遭到了考尔索普的忽视，如同无关紧要一样；他仅仅称自己将咨询伦敦方面关于这一条的实质意义。对于法国人的毒药丸计划而言，当考尔索普开始讨论第二十四条条款时，已近夜幕时分，这条款项中规定“以防亚美尼亚行政区管理无序，协约国将保留占领任意地区的权力”。对于这一点，拉乌夫由于太过精疲力竭而无力反对。一整天以来，他一直在陆陆续续地提出各种反对意见，但是他唯一获得的让步在于考尔索普承诺不会让意大利或者希腊军队占领任何海峡港口。

对拉乌夫的评价要公平合理，毕竟他面对着经验丰富的谈判对手。无论如何，考尔索普成功说服了奥斯曼海军大臣，并称条款七并不意味着协约国军队可以向奥斯曼帝国的任意地点派驻军队——仅仅是“一些战略要地”。关于这一点，他希望英方的盟友能够给出更为明确的定义；而“将君士坦丁堡作为海军基地使用”意味着控制其造船厂，关于这一点，条款中将专门进行说明；条款二十四允许协约国［即法国］在“发生具有威胁性质的混乱时”向“亚美尼亚”地区派遣军队，实际上仅仅适用于特殊情况（即在土耳其出现新的屠杀事件或者政府更迭）；最后，考尔索普建议（不过，他无法在停战协议上提出这一点）希腊战舰不要在士麦那（伊兹密尔）或者君士坦丁堡停泊。土耳其自己提出的以经济援助取代德国人提供资助金的要求立马遭到了反对。最终，为了迫使对手就范，考尔索普拒绝了拉乌夫向君士坦丁堡通电，以询问苏丹和大维齐尔是否同意条款七的请求。他还恫吓道：“停战协议拖得时间越长，整个谈判中断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因此，拉乌夫只得独自决定是否要在考尔索普给出的时间线——1918年10月30日晚上9点之前签署这份严苛的停战协议拟稿。最终，他在协议上签了字。28

此时，土耳其人终于尝到了恩维尔在里海愚蠢推进种下的恶果。[11]单独来看的话，《蒙德罗斯停战协议》上的条款听起来或许还算公道合理，但是若总的来看，它们则构成了对奥斯曼帝国的完全肢解。尽管“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港口的占领”以及“打开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通道以进入黑海”（条款一）并不一定意味着对首都的占领，但是这一点隐含在条款九中，甚至在考尔索普比较温和的表面要求中也有所暗示：“可以使用土耳其所有港口及兵工厂的船只修理设施。”通过规定奥斯曼守军从相关区域的撤退及/或投降，波斯和外高加索（条款十一）、汉志、阿西尔格尔、也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条款十六）、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条款十七），以及赋予协约国控制巴格达铁路的“托罗斯隧道系统”的权力，《蒙德罗斯停战协议》有效地将奥斯曼帝国削减至它的安纳托利亚残余部分——即便他们没有在正式和约中宣告这一点。两座仍置于土耳其控制下的主要港口城市巴统和巴库则不仅被要求撤军，协议中还明确规定协约国将占领这两座城市（条款十五）以及所有外高加索铁路。此外，通过故意使用符合奥斯曼未知行政区划的旧有地理术语（“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奇里乞亚”），英国为进一步解释说明留下了巨大的余地。随着条款五关于遣散奥斯曼军队的规定的提出，余下唯一限制协约国分裂奥斯曼的因素便是拉乌夫曾不幸寄望的英国公平竞争的观念。29

更糟糕的事也很快到来。拉乌夫从考尔索普处哄骗的为数不多的一个让步在于第十六条条款的修正——土耳其也由此能够在“奇里乞亚”撤出一部分兵力的情况下，保证有足够军队“维持此地秩序”。其观点在于，同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其他阿拉伯省份的军队不同，此区的部队将不用投降。其暗含的必然结果是，遵循“停火”主张的艾伦比军队将不会逾越停火线。早在1918年11月5日——就在马歇尔（明显违背了停战条款）拿下摩苏尔不久之后——英方便通知穆斯塔法·凯末尔，英方打算占领亚历山大勒塔（伊斯肯德伦）——像是料定凯末尔不敢有所行动似的。

然而，他们挑错了对象。早在两天前，凯末尔就已经请伊泽特帕夏向他解释与其防区有关的相当模糊的停战条款：他将要撤军（不过不是全部）的“奇里乞亚”到底指哪儿？英方对亚历山大勒塔提出要求的含混借口在于，他们在已经占领了阿勒颇的情况下，还需要一处附近的港口来补给兵力以及撤离伤员。相比拉乌夫，对英国人的绅士风度心存怀疑的凯末尔认为敌方的真实意图在于切断他的军队，并迫使他投降。1918年11月6日，凯末尔向大维齐尔拍发了一份电报，并告知自己已批准军队向任何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军队开火。[12]“我的本性，”凯末尔向伊泽特帕夏解释道，“不允许我执行为英国人欺诈行为正名的命令，如果我这样做，要比英国人自己做令人信服得多，所以我请求你尽快重新任命一位继任者……接管我的指挥权。”30

凯末尔的天性和他对英国及其盟国意图的判断十分合理。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了。这位耶尔德勒姆残余军团的骄傲司令官因违令受到了伊泽特帕夏的严厉斥责，并被要求撤销抵抗亚历山大勒塔英军的命令。1918年11月7日，耶尔德勒姆军团由苏丹下令解散，凯末尔则被召回了战争部。在历经3年的局部战争和4年的世界大战之后，战斗离开了土耳其人，甚至离开了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将军——此时，他将在搞清楚事情之前被撤销新的指挥权，并返回奥斯曼首都。然而，在离开之前，他签署了一份密令，以在协约国获得托罗斯隧道之前将军需品运输至北部的安纳托利亚，并将武器分发给安泰普（加济安泰普）的民兵组织。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1] 作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的补充，由同盟国和罗马尼亚签订的《布加勒斯特和约》在俄国瓦解之后遂失去了效力。

[2] 当然，大部分伤亡者是在1918年9月的马其顿战役中造成的。尽管如此，保加利亚的损失却并非无足轻重。到那个时候，保国在马其顿战线损失了大约4万或5万人。对保加利亚政治家在1915年加入同盟国的投机主义进行诽谤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与希腊—塞尔维亚联盟对抗之后，我们能够理解他们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复仇动机。当然，由于胜利果实似乎又一次遭到共同交战国的窃取，这些都使索非亚在1918年重温同样的痛苦。

[3] 当德国在几周之后开始呈现式微之态时，他们对德国人也揭下了面具。除了宣布《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的条款作废，布尔什维克党还抢劫了德国驻彼得格勒领事馆，他们在此处找到了30袋相当重的外交邮袋，里面塞了2.5亿卢布。

[4] 引人注意的是，恩维尔下达此命令正是在鲁登道夫紧急请求恩维尔撤出所有可调动部队以规避色雷斯灾难之后整整一周。此外，鲁登道夫还提议德方派遣克里米亚的第16后备师到阿德里安堡。

[5] 在恩维尔的防守中，耶尔德勒姆军团的实力骤降并非他本人的错误。鲁登道夫曾在6月要求将利曼麾下的德国军队召回欧洲（这也是恩维尔不得已做出将高加索的援兵派遣至巴勒斯坦决定的最直接原因）。虽然并非所有的德国士兵都返回了欧洲，但是利曼也确实损失了8个营。而巴勒斯坦战场也因此成了恩维尔的高加索策略及德国人在法国的全面危机的牺牲品。

[6] 1915年1月，拉乌夫没收了德国赴阿富汗外交使团团长奥斯卡·冯·尼德迈尔的衣物和装备，包括他的大部分武器。由于非常讨厌德国人，拉乌夫将在“二战”结束自己驻伦敦大使的职业生涯。

[7] 没人在阿勒颇发现劳伦斯的踪影。在大马士革沦陷两天之后——在这场战役中，劳伦斯的唯一贡献在于在战后驾着一辆劳斯莱斯轿车进入了城镇。劳伦斯请求艾伦比批准他回到英国——他在当初离开的地方又开始书写自己的传奇。

[8] 但是，这个故事没劳伦斯传奇令人信服。事实上，凯末尔在停战之前就回到了君士坦丁堡，并开始鼓动其他未被雇用的前任军队军官涌入首都。

[9] 并不是说汤曾德对这种纵容心存感激。他曾抱怨道，在别墅内遭受的其他“折磨”中，他被迫要支付自己的生活用品。

[10] 英国着急打开海峡通道在战略上是很合理的。舰队若能通过海峡通道，将会立刻削弱德国对乌克兰和黑海的控制力，以及柏林在任意和会上的谈判地位。

[11] 这种推进根本没有结束。当有关停战协议的消息逐渐传到高加索的时候，伊斯兰军仍继续出现在外高加索地区，并在巴库陷落之后向北部达吉斯坦转移。1918年11月8日，达吉斯坦首都彼得罗夫斯克（今马哈奇卡拉）陷落，征服军此时才获悉他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并将连同此处以及其他高加索战利品如数归还。

[12] 英国直到战争结束才开始考虑占领亚历山大勒塔的奇特选择极具标志性——由于凯末尔及其叙利亚剩余部队的涌入，他们发现这座城市的防守此时比战争期间更为坚固——他们在战争期间拿下这座城市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第十八章
《色佛尔条约》

从我掌握的东线情况来说，我不禁想到这副被举得高高的好牌将狠狠摔落在地，支离破碎，几乎不堪一击。

——枢密院议长、前印度总督及随后
被任命为外交大臣的乔治·寇松1

尽管考尔索普凭借出色的谈判手段说服土耳其接受了近乎所有停战协议拟稿上的条款，协约国这边却没有人对此感到高兴。毕竟，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很难做到宽容大方——尤其是经历过1914—1918年欧洲及中东的残酷战斗之后。考尔索普对法国利益的无私迁就并没有得到巴黎方面的理解。法国人在得知考尔索普明确拒绝法方谈判者代表他的上司（在1914年的协约国内部协议中，法国被赋予了地中海指挥权，不过这在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切实执行）多米尼克·戈谢上将登陆“阿伽门农号”后，勃然大怒。1918年10月30日——当停战协议正在蒙德罗斯签署的时候，法国的强势总统乔治·克列孟梭在奥赛码头与劳合·乔治会面，并就法方在谈判会议上被怠慢一事提出了强烈抗议。据威尔逊总统在最高司令部的联络人E. M.豪斯对这场充满敌对情绪的会面的回忆，“他们俩，或者说至少劳合·乔治就像街头泼妇一样吵嘴”。当克列孟梭抱怨法国被赶出了停战协商会谈后，这位英国首相反驳道：“英国已经俘获了3到4支土耳其军队，并在对土战争中损失了成千上万名伤亡者。而其他国家仅仅派出少量黑鬼警察查看我们是否夺走了圣墓大教堂！”除此之外，更为老练的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提醒克列孟梭，由于弗朗谢·德埃斯佩雷曾单方面迫使保加利亚签署了停战协议，考尔索普只有遵循法国先例。克列孟梭只好在明显的胁迫下接受了这一点。劳合·乔治盛气凌人的语气暗示他们在已经掌控了土耳其的情况下其实并不打算执行《赛克斯—皮科协定》。2

在阿拉伯省份，关于争夺奥斯曼遗产的战斗早已开始上演。在英军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基斯坦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由于克列孟梭在1918年12月（口头上）同意英国对这两个地区（包括摩苏尔——1916年，它就被划分为法国领地以作为缓冲带对抗现已布尔什维克化的俄国）的控制，所以法国无法再做出进一步领土要求。为了在蒙德罗斯开放式的条款框架下宣称对叙利亚黎巴嫩和奇里乞亚的主权，法国部队可以而且也确实在贝鲁特、亚历山大勒塔和梅尔辛（亚达那附近）登陆。但是在他们1918年占领而现在转由艾伦比军队占领的叙利亚内陆，则是另外一回事。在1916年的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谈判期间，英国曾同意向法国让出奥斯曼叙利亚大部分地区，不过只有沿岸地带（即今天的黎巴嫩）由法国直接管辖，内陆部分则由“独立的”阿拉伯（实际上是指费萨尔及侯赛因的其他儿子）管理。理论上来说，在法国和阿拉伯控制地带之间会有一条边境线穿过大马士革、胡姆斯、哈马和阿勒颇——这几个城市都划归阿拉伯——不过这些城市仍然正好处于法国的“势力范围”。但是，法国如何才能发挥自身优势主宰这些此时被英军占领的地带呢？

伍德罗·威尔逊的介入加剧了当前错综复杂的局势。由于美国军队在瓦解西线德军士气上可能做出了具有决定性的贡献，而美国银行机构此时又极大地影响着协约国的金融（协约国在战争中对其产生了大量负债），所以美国总统即被视为一月份巴黎和会前夕最具权势的人物。正如我们在德国和奥斯曼的和平请求中看到的，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目标已经在1918年获得了外交及政治上的通用护身符。这意味着英法两国在分割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将至少不得不对其表示口头支持。

在这场安抚美国人对于处置奥斯曼敏感性的新奇的外交博弈中（虽然美国并未同土耳其交战），劳合·乔治和英国人认为他们在费萨尔及其阿拉伯非正规军之中还保留着最后一张王牌，一个在背后进行操纵的假象。事实上，恰恰是为了掩盖英国对叙利亚的征服,艾伦比才试着效仿费萨尔以阿拉伯民族自决的名义从幕后指挥对大马士革的征服——只是当费萨尔的阿拉伯军队仍在千里之外时，土耳其人便开始撤出这座城市（连同大部分奥斯曼政府官员）。1918年10月3日——大马士革陷落两天之后，费萨尔本人才抵达现场。而在此之前，一伙支持哈希姆王族的小团体已经被英国人讽刺性地安置在了政府机构中。艾伦比虽然敢于告诉费萨尔他将在“法国的指示和经济支持下”统治叙利亚内陆地区，但事实是，英国军队（实际上是澳大利亚人）早已占领了大马士革，而且他们哪儿也不会去。3

此时，奥斯曼叙利亚的英国、澳大利亚及印度征服者将通过一种外交上的神秘变化转变为阿拉伯人。在预料到英国的这一策略之后，法国媒体开始通过大肆鼓吹劳伦斯在领导阿拉伯人作战中的重要性来动摇费萨尔军队的军心。令人惊讶的是，鉴于他后来在世界上声名鹊起，劳伦斯在战争结束之前由于受到操纵，对于西方公众而言完全不为人知。艾伦比及其首席政务官吉尔伯特·克莱顿早已在公报中隐瞒了劳伦斯的作用，以便不会损害到费萨尔的政治前景。迟至1918年12月30日，《伦敦公报》发表的关于大马士革陷落的新闻中仍未提及劳伦斯。4实际上，第一次发布劳伦斯的“新闻”的是一家法国报纸，其用意在于贬损费萨尔的艾伦比军队。《巴黎回声报》在1918年9月下旬的报道中描写道，骑着马走在一支由“贝都因人和德鲁兹人”组成的骑兵队前头的劳伦斯上校，已经“通过破坏德拉附近的汉志铁路，截断了位于大马士革和海法之间的敌军的交通设施”，他也由此在“巴勒斯坦胜利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5

通过将劳伦斯宣传到全世界，法国人实现了一种自毁性质的目标。为了削弱费萨尔的影响力，《巴黎回声报》又对他的这位最得力的支持者进行了美化，称其生来就是为了缔造历史。与否认自己在阿拉伯起义中的角色相反，劳伦斯对自己新建立起来的名声进行了巧妙粉饰。他并没有将自己表现成一名帮助阿拉伯游击分子炸毁铁路岔路口的联络官，相反，他将自己描述成了一个目睹阿拉伯民族觉醒的见证者。起初，劳伦斯还含糊其词，渐渐地，他越来越肆无忌惮，并开始彻底捏造阿拉伯人对占领叙利亚的贡献：他称费萨尔带领着一支4 000人的阿拉伯军队率先进入大马士革，并由此不可撼动地确立了对叙利亚首都的主权。劳合·乔治随后将数字进一步夸大，并诱使费萨尔发表声明称有不少于10万名阿拉伯人曾为他作战。英国此时向费萨尔支付的补助金已达每月15万英镑——他们正在对自己的投资品加倍下注。6

英国人对自己的宣传内容深信不疑，甚至还借用费萨尔来美化犹太复国运动。为了让英国履行其在《贝尔福宣言》中做出的承诺，弗拉基米尔·亚博京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招募了一支特殊的犹太人部队同艾伦比并肩作战；这支部队在1918年2月抵达战场，刚好赶上英军朝大马士革的推进（即便不是征服巴勒斯坦——因为雅法和耶路撒冷早已陷落）。但是，在占领巴勒斯坦的过程中，英国政府才迟迟发现怂恿犹太人进一步行动——更不用说在那里建立一个犹太国——很难得到当地阿拉伯基督徒和（尤其）穆斯林的支持。[1]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也因此在1918年12月费萨尔访问伦敦的时候督促他同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签订某种协议。由此产生的《费萨尔—魏茨曼协定》遂于1919年1月3日正式签订，它充分体现了英国外交部令人惊叹的自私立场。在这份协议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意了费萨尔对叙利亚的领土主张，以换取“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以及限制性条款，“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鼓励和刺激犹太人大规模向巴勒斯坦迁徙”。然而，这个荒谬的协定体系是以叙利亚的阿拉伯人根据民族自决原则实现独立为条件的——这个原则也正是费萨尔本人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此处的犹太人并未占到大多数）的主权要求而予以象征性拒绝的。通过这样的方式，费萨尔或许也在无意中失去了对巴勒斯坦沿岸的领土要求——尽管他的哥哥阿卜杜拉之后被分得了一处位于广袤沙漠中的王国（外约旦，或今天的约旦）。此外，由于绝大多数阿拉伯人都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所以，费萨尔服下贝尔福“毒药丸”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其家族对阿拉伯人的控制力。7

当费萨尔在1919年2月6日到达巴黎讨论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自治政府”问题时，劳伦斯和英国人已经为其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公共关系小组，并将这位哈希姆王族王子英勇无畏的故事宣传给那些易受骗的新闻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在向最高理事会发表演讲的时候，费萨尔身着“镶着金边的白色长袍”，并“佩带着一把弯刀”——他也就此开创了阿拉伯领袖在20世纪进行外交会议时全副武装的古怪传统。由官方授意，劳伦斯亲自向协约国最高理事会“翻译”了费萨尔的演讲内容（事实上，劳伦斯的阿拉伯语相当糟糕，所以他真正在做的是利用费萨尔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传言说费萨尔的演讲其实是在背诵《古兰经》）。在为费萨尔代言的过程中，劳伦斯讲道，阿拉伯人最希望得到的是民族自决。从豪斯上校（费萨尔“激发了他对阿拉伯人的好感”）和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费萨尔“似乎闻到了乳香的芬芳”）吐露的内容判断，这场劳伦斯—费萨尔表演彻底愚弄了美国人民。失算的法国人则公开指责令人大怒的费萨尔“戴着阿拉伯人头饰，却践行着英国帝国主义”。8

双方在此表现出来的背信弃义都相当令人吃惊。着眼于安抚威尔逊和美国民众，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遂在1918年11月9日联合签署了一份“英法宣言”，这在表面上对阿拉伯人的民族自决表达了支持（“各国政府、机构的设立得自立法提案权的自由运用及原住民的选择”）。尽管劳合·乔治希望克列孟梭能够执行宣言内容，使法国企图占有叙利亚的计划落空，但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方真的打算遵守此类原则。克列孟梭绝不是傻瓜，他已经因此承诺协约国将提供“此类支持及有效帮助以保证这些政府机构正常运行”。面临费萨尔代表叙利亚人民做出的模棱两可的声明，法国首先做的便是设法将他从英国劝离，甚至授予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当这一切尝试失败以后，他们又试图通过把他的名字从巴黎委任代表的名单中划去来迫使他退出。[2]当费萨尔结束1919年2月的御前演出之后，克列孟梭召集了一名声称代表“叙利亚中央委员会”的阿拉伯人舒凯里·加南以提醒所有人（尤其是美国人）：麦加的哈希姆王族先前同他的国家并无联系，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英国人遂悄悄向威尔逊总统塞了一张纸条，并指出加南在过去35年里一直居住在巴黎（事实上，他甚至忘记了阿拉伯语）。9

在对这种字谜游戏感到厌倦后，1919年2月15日，克列孟梭单单向劳合·乔治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只要英国将大叙利亚的管辖权和摩苏尔1/4的石油产量让予法国（石油将通过法属叙利亚即将修建的输油管道运往市场），法国将同意废弃《赛克斯—皮科协定》，并正式让出摩苏尔和巴勒斯坦。劳合·乔治不愿意放弃手中的费萨尔这张牌，遂表示拒绝。10

费萨尔专门演给伍德罗·威尔逊看的表演并没有给威尔逊留下深刻印象。威尔逊在短暂地返回华盛顿之后，又在3月份返回巴黎，并决意坚持自己的立场。1919年3月20日，这位总统被邀请前来在克列孟梭与劳合·乔治之间进行调解。在忍受了更多关于叙利亚问题的表演之后，威尔逊让英国人摊牌。“如果在战后建立阿拉伯世界是以‘主权在民’为基础的话，”威尔逊建议道，“为什么不派一个实情调查委员会来‘了解这些区域的民众诉求’以为最终解决方案提供‘最为科学可行的准则’？”此时，轮到克列孟梭进行愚弄了。他同意道：“当然，我们必须要知道叙利亚人民是否愿意接受法国的统治——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是否愿意成为英国的属民。”此时又轮到让克列孟梭摊牌了，威尔逊命令协约国最高理事会详细调查一些地区的民众意见，“包括巴勒斯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以东的阿拉伯国家、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奇里乞亚，或许还有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地区”，以保证这些地区建立的政府是在“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管辖的。[3]11

美国政府在奥斯曼问题上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它在某些方面同威廉德国在19世纪80年代的突然出现具有相似之处——后者在彼时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而言是威胁最小的国家。美国并未同土耳其作战，所以美国人几乎被所有战后奥斯曼派系看成是理想的战后庇佑人——他们在此区未曾受到帝国野心的玷污。威尔逊派赴土耳其亚洲部分调查民众意见的委员会由美国人查尔斯·克兰和亨利·C.金带队（不管是克列孟梭还是劳合·乔治，都不愿意通过委任自己人来表达对这场调查的重视）。据报道，由于美国被视为最有可能接受阿拉伯独立的国家，因此几乎各方都支持它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进行托管。12 1919年2月，甚至连费萨尔也将他与劳伦斯的友谊以及巨额的英国资助金搁置一旁，支持由美国对叙利亚进行托管——美国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同样感到相当惊讶。英国官员，比如战时内阁秘书长莫里斯·汉基也一度考虑给予美国对巴勒斯坦的管辖权，“以建立一个能够覆盖埃及的缓冲国家”。13

最重要的是，正是身处巴黎，由博戈·努巴尔帕夏（为全球流散的犹太人代言）和艾维迪斯·阿罕罗尼安（Avedis Aharonian，一位代表新亚美尼亚共和国的达什纳克党老党员）带领的亚美尼亚代表团向威尔逊伸出了求救之手。这群为亚美尼亚人事业奋斗的志士长期见证着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经受的各种苦难，而他们关于1915年大屠杀的证词对于引导西方舆论也极为重要。在美国本土，有大量支持亚美尼亚人事业的维权组织，尤为突出的是由前美国大使詹姆斯·杰勒德（James Gerard）领导的美国亚美尼亚独立委员会，众多名人也都投身其中，比如前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最高法院法官及未来的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纽约州州长，以及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前往巴黎之前，伍德罗·威尔逊的白宫被各种请愿书淹没，人们要求他“帮助亚美尼亚人获得足够的补偿，以弥补他们在战争期间遭受到的巨大损失”。14

实际上，美国人介入土耳其亚美尼亚，或者以更大范围来说整个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有很多原因。除了自身对亚美尼亚人的同情以外，威尔逊总统一贯主张土耳其人必须同样遵循“民族自决”原则——这意味着美国官员将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公平地进行斡旋。在诸列强之中，唯有美国持有充足的资金和人力支撑其对安纳托利亚实施可能必要的长期占领，以保护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一些人估计，这可能会需要多达10万人的兵力。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还能够依靠英国甚至是法国（尽管有些勉强）的支持。1919年3月7日，当豪斯上校告诉劳合·乔治和克列孟梭美国终将接受对相关地区进行委托管理时，英国人对美国人终于承担了这一“神圣使命”感到尤为高兴。当然，正如劳合·乔治透露出来的所有信息一样，这背后也隐含着一个动机，而且不难理解（一旦美国人在这些地区确立了地位，他们将很有可能不让法国进入小亚细亚）。尽管如此，由美国托管“亚美尼亚”（不管定义有多广泛）仍将受到巴黎的协约国最高理事会的欢迎。15

甚至当巴黎流传着的关于美国人将进行托管的消息传入土耳其之时，民众也对其表达了支持。大约是为了“将奥斯曼帝国从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手中拯救出来”，一个位于君士坦丁堡，并由现在已成为前大维齐尔的伊泽特帕夏担任领导的特别政府委员会专门组建起来，以鼓动美国人对整个奥斯曼帝国进行接管（或其被瓜分剩下的任意残骸）。同君士坦丁堡的知识阶层一致，奥斯曼近乎所有的主流刊物都对此表达了支持。正如《时间》报编辑艾哈迈德·埃明·贝（亚尔曼）提出的理由，“如果不选择由美国托管，我们得到的将只有混乱无序”。甚至连那些逃往内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也支持这个主张。里扎·努尔——后来成为安卡拉的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创建者之一的一名军医认为，“如果美国接受进行托管，并且公正行事的话，这些地区的发展程度将在20年之内达到土耳其人一个世纪也无法实现的地步”。体现了这个主张受到普遍拥护的另一个事例在于：1919年9月，民族主义者议会在锡瓦斯通过了美国进行托管的提议，但条件是美国人不会破坏国家的独立与完整。对于伍德罗·威尔逊而言，托管亚美尼亚的主意也充满了诱惑。经过数月的犹豫之后，他终于在1919年5月14日于巴黎接受了此提议，接下来只需美国参议院批准通过。就这样，关于分割奥斯曼的最为复杂和道义上令人纠结的争议之一似乎在每一方都满意的情况下终于得以解决。16

当然，美国对亚美尼亚、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或者奥斯曼土耳其进行托管存在显而易见的问题：美国人民并不想要这些地盘。支持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以及支持其他前奥斯曼属民进行“民族自决”是一回事，但是将年轻人送往危险的征程，使其去往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并将颇具难度的处置办法施予那些不守规矩的、有充分理由不信任他人的民族则是另外一回事。5月份，当威尔逊的神经开始崩裂之前，他曾反复告诫最高理事会不要指望美国管制奥斯曼居地。正如这位总统曾以一种罕见的坦承态度说，他“没想到相比在亚洲的军事责任，美国人民不太愿意接受他们在土耳其问题上的处置方式”。当金—克兰委员会1919年8月28日提交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后——他们在调查中提倡美国对君士坦丁堡及市郊、“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安纳托利亚的剩余部分[4]这3部分进行托管——由于威尔逊已经离开了巴黎，而他们在此地协商的条约更是受到了美国媒体的强烈批评——这个主张将注定在美国参议院上遭受失败。因此，这些亲美派在此时报告的意见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在这一奥斯曼崩溃的非常时刻，一个或许会变成民意的历史记录反而被束之高阁（金—克兰报告只在1922年发表过，直到今日，仍不为人知）。17

美国如此快速地从奥斯曼议题上撤出的行为确实令人失望，但是这并不算一件特别让人惊讶的事。这些不同的群体组织，比如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支持美国进行托管，而非英国或法国的原因——美国人的毫无兴趣及在此区缺乏野心——却也充分解释了为何美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逗留太久。作为一个民族，美国人对于在1919年分担帝国的新义务并无单纯兴趣，尤其是在一个充斥着动乱和暴力的角落——在这里，他们的经验甚至不如君士坦丁堡和贝鲁特的教会学校。[5]美国的超脱性对那些期冀逃离欧洲帝国主义者掌控之爪的民族形成的吸引力并不难理解；同样，他们的期冀为何只是海市蜃楼也很容易让人明白。

美国人不敢踏进的领域正是他人十分渴求之事。作为这场战争新贵的希腊人没有浪费时间，他们合理利用了在弗朗谢·德埃斯佩雷突破战前不久加入了协约国一边的好运气。[6]就在《蒙德罗斯停战协议》签订后不久，希腊军队便从保加利亚手中占领了爱琴海的德特盖特（亚历山德鲁波利斯）港口以及保加利亚色雷斯的残余部分。1月上旬，希腊人推进到色雷斯西部的奥斯曼板块，当他们向当地希腊人分发武器，并且迫使土耳其穆斯林作战的时候，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到了4月，希腊人的进军路线（协约国刚开始还保持缄默，后来便已明确批准）已经远至泰基尔达，只留下少量守卫帝国首都的后方地区。18

由于急于阻止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英格兰或不列颠的雅称）夺走所有奥斯曼战利品，法国人的行动速度几乎赶上了希腊人。尽管只要艾伦比的军队仍在叙利亚，他们就无法进驻此地，但是法国人早从1918年12月11日起便已沿着沿岸登陆军队了，他们的士兵分散在哈塔伊，还拿下了安提克。12月18日，法军向更北部的梅尔辛登陆了一支小型部队，以肃清北部敌军，并占领亚达那——“奇里乞亚”（一个仍有待给予明确定义的地理术语）的最大城市及名义上的首都。至于奥斯曼的欧洲板块，法军攻占了位于马其顿和色雷斯之间的东方快车铁路的关键枢纽站，并派遣了一支旅乘坐火车，与从爱琴海摆渡的英国军队一同占领君士坦丁堡。到1919年年初，协约国军队占领首都的兵力已经达到3 500人，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声称应该拥有造船厂——这也因此拆穿了考尔索普修改过的《蒙德罗斯停战协议》中关于第九条的谎言。相反，这些占领者侵吞了首都内所有的主要不动产，并接管了塔克西姆的军队营区、位于鲁梅利卡瓦克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港口，以及其他战略要地。英国人在哈比耶的军事学校建立了自己的指挥部，法国人则把位置选在第六区的市政大楼，同加拉塔石塔之上的杜耐尔高点一个高度，意大利人则进驻了位于妮祥塔西（当代伊斯坦布尔的时尚街区）的一处帕夏的豪华别墅。更广泛一点儿说，意大利人的占领区域由这座城市的亚洲部分构成，包括于斯屈达尔、卡德柯伊和大部分马尔马拉海的岛屿。英国人占领的北部欧洲管区从塔拉区（贝伊奥卢）向北延伸到了黑海。法国人擅自占领了本该属于俄国的区域：古老的拜占庭（伊斯坦布尔的古名），包括东方快车火车总站西鲁克兹站。19尽管如此，法国人仍然不满足。根据条款七——“倘使发生威胁到协约国安全的事故”，协约国将有权进行占领——法国在1919年3月借宗古尔达克附近爆发的一起游击队暴动（大部分是希腊人）向该区登陆了军队。20

要论行动敏捷，意大利人也不遑多让。早在《伦敦条约》中——在这个条约下，意大利于1915年5月介入了战争——意大利就曾被许诺“合理分得阿达利亚省［安塔利亚］邻近的地中海区域”。寻得恰当时机后，意大利的外交大臣西德尼·桑尼诺男爵在1917年4月——协约国正处于战争低潮期，以及（非常关键）希腊还未介入战争之时，迫切要求协约国澄清意大利在分割奥斯曼中能够得到的利益。涉及这一点，由于处于俄国革命的军中正蔓延着兵变，而协约国在东线也面临分崩离析的处境，劳合·乔治便只好在1917年4月26日的《圣让—德莫里耶讷协定》中勉强答应了意大利的要求，将其分得区域向西拓展至爱琴海，包括卡什/卡尔坎区、费特希耶，甚至还有艾丁和士麦那。（令人尴尬的是，基于分得士麦那的条件——尽管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希腊在劝服下于两个月之后介入了战争。）早在1918年12月，希腊小股分队和意大利军队便已登陆士麦那，以宣示自己国家的所有权——这场僵局很快便有了历史性结果。但是真正的行动到了1919年3月底才到来：意大利人根据法国人用来为自己向宗古尔达克推进的行动做辩护的条款七，向安塔利亚、卡什和锡利夫凯（位于安塔利亚和梅尔辛之间）登陆了军队，并且迅速沿着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呈扇形散开。21

到目前为止，土耳其人在《蒙德罗斯停战协议》的各种侮辱之下竟然表现出一反常态的温顺。同英国越过停战分界线推进至摩苏尔和阿勒颇一样，法国移至叙利亚沿岸和奇里乞亚都在预料之中。但是，意大利进入安塔利亚和郊区则多多少少有些荒谬了（意大利人提出的“历史理由”是罗马曾在2000年以前统治这个区域）。尽管如此，意大利对土耳其南部，或者说法国对宗古尔达克的要求权远远不如希腊人或者亚美尼亚人对土耳其占领带来的威胁大。在这些饱受盗匪之困的区域有军队进驻倒并不是一件坏事，在其他地方，比如费特希耶，意大利人似乎还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根据不同说法，或许是为了利用意大利与更具威胁的英国相抗衡，穆斯塔法·凯末尔本人在被占领的君士坦丁堡游荡期间，曾与意大利高级专员卡罗·斯福尔扎伯爵有过接触。22甚至连希腊推进至色雷斯——由恩维尔愚蠢地削弱了守卫首都的兵力所导致——尽管随之而来的是一波种族清洗，却仍被君士坦丁堡以一种“既成事实”得到了承认。

同样，对于骄傲的土耳其人而言，尽管协约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行为犹如自己吞下了一颗苦涩的药丸，但是他们却不可能进行有效抵抗——要知道，在得到达达尼尔海峡（此时已扫清水雷）的自由通行权后，协约国舰队此时正抛锚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当小型阴谋团伙开始会面进行秘密策划的时候，奥斯曼政府却已完全听命于协约国占领当局。1918年11月11日，随着伊泽特帕夏将大维齐尔一职让位于年老糊涂的哈米迪耶陶菲克帕夏，内阁中最后一批CUP分子也遭到了清除。12月，陶菲克帕夏同意让协约国设立战争罪行法庭以审判违反人道罪的CUP官员，尤其是那些参与了1915年亚美尼亚大屠杀的人。苏丹对此表示同意。不过，由于担心政府对协约国的谄媚过于明显会招致公众的强烈抵制，瓦希代丁遂请求英国同样考虑战争中针对土耳其穆斯林所犯下的罪行。1919年2月12日，这个请求，连同另一个希望4个中立国（丹麦、西班牙、瑞典和荷兰）派出代表参与这一过程的请求被呈送给了协约国高级专员。然而，这两个请求都遭到了拒绝。23

不管是出自对正义的真切渴望抑或是为了将指责转移到现已失势的CUP党人身上，奥斯曼政府在协约国管制之下及时召开了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审判。在这之后不久，各大省会城市，尤其是约兹加特（安卡拉附近）、特拉布宗、埃尔津詹和巴伊布尔特也都设置了战争罪行法庭。1919年1月底，大约有30名CUP高级官员在首都遭到了逮捕。不久之后，又有100名次要人物被捕获。CUP的7位领导人物（比如恩维尔、杰马勒、塔拉特和纳济姆博士）在缺席的情况下被判以战争罪。恩维尔臭名昭著的特设机构也牵连进了对亚美尼亚人进行驱逐以及屠杀的相关罪行之中。虽然有大约67名囚犯——差不多占刚开始遭到逮捕人数的一半——在5月份得到释放，但是少数受到严重控诉的罪行仍在1919年7月受到审判，尤其是塔拉特、恩维尔、杰马勒和纳济姆博士——被判处死刑。尽管在对CUP领导层的第一拨审判之后，审判节奏明显放慢了，但是法庭的判决一直持续到1922年。

这场伊斯坦布尔法庭审判的本质和重要性从那时起便一直饱受争议。奥斯曼的法律体系从来都不是特别透明清楚，这些审判也不例外。出于权宜，政府在指控被告时并没有传唤证人做证，这些证人只是通过书面文件或者在别处进行做证。此外，被告——即使那些确实在场的人——还被剥夺了交叉询问权。为了确保不会激怒那些认为法庭审判代表“胜利者的正义”的批评者，奥斯曼政府可能暗中设法破坏自身的裁决效力，所以这些审判可能存在着幕后操纵。签署《蒙德罗斯停战协议》后，考尔索普上将在被占领的君士坦丁堡接任英国高级专员一职，并在1919年8月向伦敦发出警告：这场审判“是一出闹剧，它对我们的威信和土耳其政府造成了伤害”。审判记录保存不善，而且大部分都已不复存在了。历史学家如果想设法重建证据的话，只能依靠奥斯曼政府公报中流出的历史记录以及大众媒体关于这个过程的报告。这些信息源给研究种族灭绝的学者提供了资料，但是他们仍然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对战后法庭审判研究相当彻底的塔内尔·阿克恰姆将其大量的CUP（尤其还包括恩维尔的特设机构）“种族灭绝”案例建立在与未能发表的起诉文件有关的证词之上，这是因为这些文件据说被离开的领导层“夺走”了。阿克恰姆甚至还发现了奥斯曼政府关于销毁文件的残存命令——正如政府的检查官抱怨的那样，这意味着许多与1915年驱逐运动有关的大量资料确实在1919年消失了。在战后审判期间讨论篡改文件的证据具有一定的暗示性，但是关于暗示的具体内容，我们却不得而知。24

到最后，战后战争罪行法庭的结果果然难孚众望。他们提供了一些关于CUP党人罪行以及侵犯人权的证明文件来满足亚美尼亚人或想要为前者伸张正义的协约国，不过这些还远远不够；当然，对CUP党人中的罪魁祸首的死刑判处也并没有执行，所以受害者的冤屈也由此难以得到伸张。[7]另一方面，也没有希腊人或亚美尼亚人因在战争期间对穆斯林所犯下的罪行而遭到审判，这也更广泛地损害了法庭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和奥斯曼穆斯林心中的公信力。在战争期间，无意讨好国外列强的奥斯曼政府便已召开了上千次军事审判，以处理那些“被发现犯了组织或未能阻止对（主要是亚美尼亚人）平民［袭击］罪的”官员。相形之下，更为夸大的战后法庭却仅仅将少数人定罪。无怪乎考尔索普上将的专员之一德·罗贝克上将断定，他们的“发现毫无价值”。25

对奥斯曼穆斯林而言，他们或许从未认可战争罪行法庭的完全合法性。他们认为自己同其他人一样，在战争期间遭受了同样的磨难困苦。如果政府的请求——中立国参与其中，以及对穆斯林犯下的罪也遭到起诉——得到执行的话，这场审判将很有可能更具分量，并且会使土耳其人在战时迫害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徒问题上进行更为郑重的反省。即便如此，土耳其人的自制仍存在限制，而这些限制正遭受着剧烈的测试。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占领，希腊在色雷斯的推进——所有这一切都已足够糟糕。但是当土耳其人知道法国人已经邀请了一支“亚美尼亚军团”参加对奇里乞亚的占领时，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支“亚美尼亚军团”由所谓“东方军团”4个营部中的3个组成，他们受训于塞浦路斯，并且在1918年艾伦比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战役中起到了辅助性作用（附属于英国的第二十一兵团）。它的大部分志愿军是来自安提克以北高地的奥斯曼属民，在驱逐运动开始时便拿起武器逃到了一艘法国军舰上，这艘舰艇在1915年8月上旬曾出现在亚历山大勒塔附近的沿岸。经过在塞得港的休整，这群亚美尼亚难民请求法国对他们进行武装以“继续同土耳其人作战”。26

此时，他们确实如愿了。法国人满足他们要求的部分原因在于自己在此区并无多余军队——占领奇里乞亚主要由亚美尼亚军团实行。此外，他们还从伊斯拉希耶和亚达那拿下了波赞特到德尔特约尔段的巴格达铁路。沿途中，他们横冲直撞。据军团司令阿默兰在1919年2月2日向法国高级专员发出的报告，他的亚美尼亚兵“对多年遭受压榨的经历满怀复仇欲望”，因此，他需要用“铁律来束缚他们，使其同法国士兵保持一致”。显然，这群亚美尼亚兵无法照做——正如阿默兰悲叹道：“自从他们到达奇里乞亚，我没有一天不接到当地奥斯曼当局或英国当局投诉的：亚美尼亚人对当地人群的各种放肆行为（偷窃、武装侵袭、抢劫、谋杀）。”当正牌法国军队的第一支具有重要意义的分遣队在1919年7月到达奇里乞亚的时候，要消除亚美尼亚军团在当地穆斯林中营造的坏印象已经为时过晚。27

协约国在1919年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允许希腊人占领士麦那。如果说帝国存在着一个亟须小心进驻以通过多国宪兵队实施占领（根据1897年克里特岛或者1903年马其顿的先例）的地方，那么正是此处。尽管总人口数颇具争议，但是毫无疑问，这座城市的希腊人口众多，在1919年大约占到一半或者将近30万人。或者说，希腊的大商人和实业家从制造业到外贸领域都掌控着当地的文化和经济。在艾登省的4 600座工厂和手工店中，有超过4 000座都属于奥斯曼当地希腊人，这也引起了奥斯曼穆斯林的憎恨。28在人口争议问题上火上浇油的是，当士麦那的经济在19世纪得到蓬勃发展以后，大量本土外的希腊人从“大陆”涌进了这座城市——一部分原因在于重建希腊—拜占庭帝国的“伟大理想”的传播，其中以士麦那最盛。到了20世纪之交，随着士麦那的兴旺发展，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希腊化，当地希腊人的比重也随之达到顶峰，占据了将近一半人口。这为雅典的扩张主义者，例如韦尼泽洛斯的民族统一主义主张提供了论据。然而，随着巴尔干战争的爆发，这种人口激增态势骤然冷却：至少有15万名希腊民族居民被迫出走爱琴海沿岸，其中包括1万名士麦那地区（不过更多人来自附近城镇，比如瑟凯、瑟夫迪耶科伊以及切什梅）的希腊人。与此同时，大量穆斯林难民从欧洲涌入，取代了他们的位置。29正是这次种族内部的纷乱差点儿使土耳其与希腊在1914年夏天爆发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后来，萨拉热窝事件抢占先机，阻止或者说推迟了这场大屠杀的发生。干燥的导火线已经接上，巴黎的最高理事会应该痛苦地意识到这种点燃的危险。

最后，或许只剩一个人能够扭转局势并支持希腊人进驻士麦那，他就是伍德罗·威尔逊。毕竟，戴维·劳合·乔治从未隐瞒过他对希腊人事业的热忱。这位威尔士英国首相同伦敦的希腊商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奥斯曼希腊军火商巴希尔·扎哈罗夫（Basil Zaharoff）——他曾在1917年韦尼泽洛斯的政变中发挥了巨大的组织作用，此外他也将很快拿出其巨额资产中的大部分来支持希腊对小亚细亚的入侵。劳合·乔治和韦尼泽洛斯从1912年起就成为好友，所以他在巴黎全力支持这位希腊首相便一点儿也不足为怪了。正因为这两个人的关系如此亲近，所以克列孟梭和法国人对待韦尼泽洛斯便十分冷漠，他们还暗中鼓动意大利人进驻安塔利亚以制衡希腊。但是意大利人的表现有些过火，他们同样开始在亚得里亚海制造事端，并坚持对阜姆和的里亚斯特（协约国本打算将其划分给塞尔维亚人占统治地位的南斯拉夫）港口的控制权。1919年4月24日，意大利代表团离开巴黎以示抗议，这使得罗马方面在讨论士麦那问题（“四巨头”遂减少成了“三巨头”：克列孟梭、劳合·乔治和威尔逊）的时候遭到了孤立。韦尼泽洛斯迅速抓住机会，向三巨头发出警告称，意大利正在从阜姆往前推进，并将向士麦那派出军舰。为了进一步增强效果，意占罗兹岛上的希腊人向威尔逊呈送了他们的诉求，并对他们遭到的虐待进行了控诉。“意大利威胁着和平！”这位总统大怒道。他也以此认定，规正意大利粗暴违反民族自决原则的最佳做法是将奥斯曼帝国的“希腊人”区域划归希腊管辖。5月7日，意大利人提出重新加入最高理事会的申请，而在此前一天，三大巨头已经会面并抢占了先机。当这位亲希［腊］派威尔士人（指劳合·乔治）简单提议“我们应该告知韦尼泽洛斯向士麦那派赴军队”时，总统给予了充分的指导。他回应道：“为何不让他们现在就登陆呢？”被召唤而来的韦尼泽洛斯在听到这个令人满意的决定后随即简单作答：“我们已经准备好了。”30

1919年5月15日凌晨两点左右，一支名副其实的希腊舰队——包括一艘英国护航舰“铁公爵号”在内共18艘战舰——到达了士麦那海港。与其随行的，还有一支1.3万人的两栖步兵部队、4 000只驮兽和750门火炮。可想而知，这座城市的内部反应呈两极分化态势：欣喜若狂的希腊人挥舞着故土的蓝白旗帜，点燃了火炬，聚集在大街小巷等候着他们的解放者的到来，而穆斯林则被宣礼员（穆安津，在伊斯兰教寺宣礼塔上按时呼唤信徒做礼拜的人）召集前来进行抵抗。土军驻地彻夜战鼓隆隆，城内传布公告的人四处奔走，唤醒教众并告知他们城池正在被希腊人占领的噩耗。据传，一名意大利陆军少校参与串通并放出了监狱里的几百名土耳其罪犯以图阻止希腊人。在一种难以规避的痛苦之下，当希腊军队向奥斯曼军营接近，他们的精锐步兵旅的旗手遭到枪击后（时至今日，这一枪由谁射出仍无法得知，不过在现场的希腊士兵将其归咎于一名土耳其民族主义新闻记者哈桑·塔赫辛·雷杰普，并立即将他打死），战斗随即开始。希腊士兵回以愤怒的反击，他们朝军营及（据报道）周边平民最为集中的区域进行狂射，这也反过来刺激了穆斯林组织起来（如果说他们之前还未组织起来的话）同城市内的希腊人争斗。在被俘后，来自兵营的土耳其士兵同掉队士兵，以及其他同希腊人发生冲突的人（“被击倒、刺中、射杀，或被剥去贵重物品，扔进大海”）一道，被押解穿过城镇。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大概有三四百名土耳其人，以及100名希腊人被杀。31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穆斯塔法·凯末尔正在向大维齐尔踵门拜别，他随后将乘坐轮船前往萨姆松及土耳其内地。这两件事并非毫不相干。同士麦那一样，尽管经历过战时驱逐，黑海沿岸仍拥有大量希腊人口。在萨姆松—吉雷松地区——尤其在城镇里，希腊人保持着人口优势。作为因渴望占领士麦那而付出的部分代价，韦尼泽洛斯再三向最高理事会保证，由于他已经“满足于色雷斯和安纳托利亚”，因此不会再向黑海有所要求了。为了缓解黑海沿岸希腊人和穆斯林正迅速发展的紧张态势，英国人被迫于1919年3月在萨姆松登陆了一支200人的军队，但是他们发现，锡瓦斯和埃尔祖鲁姆残存的奥斯曼退伍士兵人数大大超过了他们，而且后者此时正在重新合并组成新的第九集团军。几乎同允许希腊人进驻士麦那的决定一样目光短浅的是，英国高级专员居然同意任命穆斯塔法·凯末尔为第九集团军巡视员——表面上是为了监管武器的征募及调查行伍中的“苏维埃”的组织情况（英国人当时认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传播比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抵抗的威胁更大）。

1919年5月1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抵达萨姆松。[8]不管他有没有提前下决心采取行动，不久之后，他便感觉到民众支持进行反抗的高涨情绪。据凯末尔后来回忆，如果“敌人没有愚蠢地来到［士麦那］，那么整个国家可能还在昏睡”。从布尔萨到黑海沿岸，直至埃尔祖鲁姆，抗议希腊人占领的群众性集会蔓延全国。到了5月底，抗议传至首都；在这里，人群集中在古老的、主要为穆斯林区的苏丹艾哈迈德。不同寻常的是，这一次抗议集会还出现了大量女性，其中包括哈莉黛·埃迪布——她鼓励自己的同胞“真心实意地加入正义的起义”，以反抗“欧洲的政府军队”。6月上旬，考尔索普上将代表高级专员公署向伦敦警告，“反对希腊人的声潮”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依我看来，阻止这一切已显得毫无希望”。让他们懊恼的是，英国驻萨姆松指挥部发现凯末尔已经“几乎完全控制了电报”以同周边城镇联络，并号召民众起来反抗。在高级专员的压力之下，战争大臣谢夫凯特·图尔古特帕夏1919年6月8日颁布命令，让凯末尔返回首都。但是，凯末尔早已在一撮追随者的陪同下溜出了英国控制的萨姆松，并在内陆50英里（约80千米）处的哈姆扎成立了办事处。凯末尔大胆质问让他返回的理由，并拒绝执行这一命令。32

在号召奥斯曼军队军官反抗已经倾向于失控的协约国占领的过程中，凯末尔继续推动着一扇打开的门。凯末尔的一位来自萨洛尼卡的老朋友雷费特（贝勒）——最近主要在君士坦丁堡宪兵队担当司令官一职——曾陪伴凯末尔到达萨姆松，且在此时忠诚地为其出任非正式参谋长。其他一些同样具有反抗意识的将军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到达了内陆。曾于4月份掌管埃尔祖鲁姆的第十五军团的卡泽姆·卡拉贝克尔在凯末尔仍在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就向他建议在东部建立一个新政府；他很高兴看到凯末尔此时也“苏醒”了过来，并提供了全力支持。[9]阿里·福阿德·杰贝索伊——他在叙利亚的耶尔德勒姆军团时就曾任职于凯末尔麾下，并帮助凯末尔往北部的托罗斯偷运武器——在凯末尔到达萨姆松的时候还身处安卡拉，并掌控着第二十军团。将反抗浪潮进一步推向高潮的是《蒙德罗斯停战协议》的签署者拉乌夫，他决心此时为自己遭受的羞辱复仇。1919年6月19—22日，阿里·福阿德、雷费特、拉乌夫和凯末尔同聚阿马西亚制定进行全国抵抗的原则。这群策划者随后来到埃尔祖鲁姆——在这里，卡拉贝克尔将自己1.3万人马之壮的军团贡献了出来（7月23日—8月7日）。之后，他们又来到锡瓦斯召开国民代表大会（9月4日—11日）。最终，他们制定了民族宪章。宪章中的关键词包括复员令的中止，拥有土耳其多数人的区域（毫无疑问，宪章并不允许库尔德人或亚美尼亚人在东南部或者黑海的希腊边境线，色雷斯抑或爱琴海区域建立一个单独的国家；相形之下，托罗斯以及阿曼山脉以南的阿拉伯省份却被允许以全民公投的方式进行独立）的“不可分割性”，以及代表委员会的创立——以和首都政府区分开，并由凯末尔率领。随后，凯末尔以一种带有象征性的反抗举动辞去了军队职务——他也因此开创了20世纪最为伟大的政治事业之一。33

协约国对安纳托利亚正在酝酿的事端仍旧后知后觉。理论上，这一整个地区仍然由美国托管保护。但是，直到威尔逊在10月上旬中风，以及美国参议院在11月对《凡尔赛条约》否决，协约国才意识到美国托管只是一纸空文。同时，英国同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长期不和耗费了劳合·乔治的大部分精力。最终，迫于日益增长的政治压力——士兵复员以及经费削减，而非懊悔感，这位固执的威尔士人在1919年9月13日做出了让步，他告知克列孟梭，英国将在11月从叙利亚撤军。艾伦比的军队一撤离驻地，由亨利·古罗率领的法军便同费萨尔的阿拉伯部队在贝卡谷地发生了冲突，他们随后通过武力攻占了巴勒贝克。很快，当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者（受亚美尼亚军团侵略性的刺激）不断侵袭奇里乞亚的法国人时，法国人便在叙利亚发动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1920年1月21日，土耳其人包围了法国—亚美尼亚占领的马拉什，并展开了为期三周的围困——这场战争见证着自1915年凡城围攻战以来最残酷的族际厮杀。当法国援军在2月10日左右从亚达那赶来的时候，城镇内已所剩无几，存活下来的亚美尼亚人和法国士兵只能向南部叙利亚边战边退。一路上，他们仍然不时受到穆斯林游击队的侵扰。据报道，当离去的军团战士对他们经过的村庄的穆斯林施以种种残虐暴行的时候，成千上万名亚美尼亚平民死于行军途中。在意识到同时据守奇里乞亚和叙利亚的代价将会过高后，古罗向凯末尔（此时已经在安卡拉）做出了和平试探，并由此打开了协约国占领区最严重的一个缺口。这将不是最后一次。34

劳合·乔治在士麦那对希腊人的纵容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土耳其穆斯林将永远不会甘心接受国外列强的统治，尤其是那些依靠希腊和亚美尼亚援军，并且主张对争议性地区进行民族统一的国家。自从1916年的《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之后，随着俄国在奥斯曼的分割利益被剥夺，很多事情都已改变。[10]如果没有俄国高加索军充当的攻城锤角色，协约国很难有能力掌控土耳其心脏地带。然而，与拥有俄国人和哥萨克人相反，劳合·乔治只有意大利人（实际上，一直在寻求机会破坏自己对手利益的意大利人已经先于法国人开始同凯末尔谈判了）。由于对意大利人的动机起了疑心，劳合·乔治便转向韦尼泽洛斯和希腊人，以处理英国的脏活——作为占领者，他对土耳其人来说同俄国人一样难以接受，只不过他会显得稍微容易对付一些。

1919—1920年之交的冬天对于土耳其来说应该是对英国的政策进行重新衡量的最佳时机。尽管奇里乞亚的战斗还在进行，然而，由于天气太冷，这个国家的剩余部分业已停止了重要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剩余地区都因选举而出现了不同的停顿。凯末尔主义—民族主义多数派于1920年1月16日（凯末尔本人由于被高门政府视为罪犯，因此还留在安卡拉）在君士坦丁堡恢复召开议会，并迅速通过了民族宪章。曾被许多人寄予厚望的伍德罗·威尔逊此时却成了残疾人（虽然他拒绝承认自己的残疾状况）。在整个凡尔赛协议之后，美国在国际联盟中的会员资格在参议院上遭到了失利，威尔逊的外交政策也已支离破碎：显然，人们不再对美国托管亚美尼亚、君士坦丁堡或是安纳托利亚抱有希望。法国人已经在叙利亚问题上找到了自己的处理方式，同样，他们还将以自己的方式同凯末尔打交道。虽然英国方面搜集的关于凯末尔及其民族主义者的情报仍不太可靠，但是到达伦敦的消息已经足以显示某种严峻的事情正在进行中。动乱在大英帝国控制的中东地区蔓延，阿拉伯—犹太人的紧张关系在巴勒斯坦升温沸溢，同时，美索不达米亚还存在着民众严重不满的迹象。劳合·乔治在1919年1月召回了温斯顿·丘吉尔出任内阁陆军（及空军）大臣。在议会要求大幅削减军事经费及全面复员的环境中，丘吉尔如何布防帝国前所未有的辽阔疆域便显得困难重重。除此之外，国内动乱爆发、工厂罢工以及爱尔兰问题使目前的困局雪上加霜。“我们同德土媾和的不断拖延造成的复员的推迟，”丘吉尔早在1919年8月便向劳合·乔治抱怨道，“已经使军队预算多出了6 000万英镑，但这却还未得到议会的认可。”1919年10月，丘吉尔以其特有的洞察力和想象力询问道：

是否说除了那些在战前就拥有的利益，欧洲列强不应该同时放弃各自在土耳其帝国的所有利益。也就是说，希腊人应该撤离士麦那，法国人应该放弃叙利亚，我们应该放弃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而意大利人则应放弃他们的势力范围。与把帝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相反，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保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性，使它同战前保持一致。但是，我们应该将帝国置于国际控制的严格框架之下，并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从君士坦丁堡管理它。

意识到自己的提议同劳合·乔治对于帝国日益宏伟的愿景发生冲突之后，丘吉尔温和地向首相提醒，英国已经拥有的“相当辽阔的领土……早已足够养活好几代人了”。战略规则应该十分清楚：我们应该……将资源集中起来发展我们现已拥有的帝国地区，而非在新的地盘将其挥霍殆尽。35

这是个合理的建议。但是，劳合·乔治毫不理会。与在事情变糟之前及时止损相反，他在土耳其问题上加倍下了注。无疑，劳合·乔治长久以来都在考虑向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施以决定性一着，但是奥斯曼国会在1920年2月12日正式批准凯末尔主义民族宪章，以及在马拉什发生的新一轮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消息（几乎同时到达巴黎）却给他提供了他需要的口实（在英法决定不做出进一步刺激凯末尔的举动之前，马拉什屠杀事件同样为劳合·乔治在法国人面前提供了政治掩护）。因此，在1920年3月5日，最高理事会经过长时间讨论，终于确定了之后在色佛尔强加于土耳其的和平条款。这些条款中还包括一些极富争议的条目，比如将士麦那和色雷斯（北至恰塔尔贾边线）正式让予希腊，以及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亚美尼亚和自治的库尔德斯坦。尽管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条款会引起民族主义者阵营何种激烈抵抗，劳合·乔治还是以一种自证预言式的逻辑做出决定：以暴制暴——他希望协约国能够在这种难以避免的反抗吞没他们之前将其消灭殆尽。因此，考尔索普和其他高级专员遂被命令占领君士坦丁堡（即调派比先前更多的部队）并且实行军事管制，甚至还包括镇压奥斯曼新议会（或者至少清洗民族主义者代表）。为了进一步确保无虞，劳合·乔治向专员们承诺道，如果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难以完成任务的话，韦尼泽洛斯曾大方许诺提供10万名希腊士兵以征服首都。1920年3月10日，协约国三位高级专员一致抗议通过武力方式施加严苛的和平决议的新政策，他们认为这样必然会刺激“议会向安纳托利亚迁移”以及将凯末尔送进布尔什维克党的怀抱。但是同丘吉尔相比，劳合·乔治对他们意见的兴趣更小。命令已经开始发挥效力了。36

1920年3月15—16日晚上，英舰封锁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并开始在城市周边的战略要点登陆。凌晨五点半左右，英国海军向第十高加索师的军营发射炮弹，并打死了4名土耳其人（另说是6个人），造成了10人负伤。其他部队在城市呈扇形散开，逮捕了有名的对民族主义者怀有好感的政府大臣和军队军官。与此同时，装甲车隆隆驶过街道。上午10点左右，英军接管了军队和海军部，法军遍布旧斯坦布尔，占领了位于萨拉迟尼的帝国仓库，以及（出于某种原因）托普卡帕宫附近的考古学博物馆。协约国部队在关键据点上架设了机关枪以震慑抵抗者和暴民，其中，法军还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前方安置了一处机枪扫射点。协约国掌控了土耳其所有的主流报纸，并对其实行了非常严格的审查制度，同时，他们还对那些庇护土耳其民族主义造反者的人执行了死刑，甚至连土耳其的红十字办公室也“遭到了30名士兵的突击搜查”。城市的每一处都充斥着混乱和恐惧。据哈莉黛·埃迪布回忆：“英国士兵搜查每一处房屋，挖掘出年久的坟墓以搜寻炸弹和武器。”到了正午，电报局被占据，不过，关于首都当前局势的消息却已在此之前传给了安卡拉的凯末尔。37

对奥斯曼首都的“第二次占领”是决定性的一步。对土耳其人这样骄傲的战斗民族来说，强加的和平条约永远不会持续太久。在推翻了自己的顾问的建议后——包括那些不得不执行他的富有争议的政策的人，劳合·乔治此刻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战争。但是，他对自己希望得到的本应更加谨慎。

[1] 劳合·乔治在回忆录中带着明显的苦涩：“我们不能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接触，因为他们在与我们作战（即他们忠诚于奥斯曼军队，而非加入费萨尔的军队）。”

[2] 法国人显然不清楚英国支付给费萨尔的巨额资助金。对于英国人而言，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他们预付给费萨尔的定金并不足以买来他足够的忠诚，以阻止他向青年土耳其党人承诺向坊间传播麦加指责其蓄意大规模使穆斯林挨饿的事。如果说存在彼此势均力敌的狡猾的外交舞伴，这三者毫无疑问正是最好的例子。

[3] 据说费萨尔获悉此事后进行庆祝，这也使得他为阿拉伯穆斯林事业代言的诚意遭到了更多质疑（任何听到这个故事的人也都产生了相同的怀疑）。

[4] 金—克兰委员会勉强接受了英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的托管，以及法国对叙利亚的托管，但后者比较特殊，因为它“并非建立在民众的意愿之上，而是出于维持法国同大不列颠的友好关系的国际需求”。

[5] 从最近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反干涉行动来判断，我们可以在今天得出相同结论。从鲁德亚德·吉卜林（“分担百人的负担”）到1919年的汉基和劳合·乔治，1946年的丘吉尔，到近些年的尼尔·弗格森，英国人在设法以帝国主义事业说服美国人上一直遵循着长久而又庄严的传统。这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6] 尽管希腊动员组织了23万人的军队，但是它仅仅失去了5 000人，负伤2.6万人。在所有参战国中，除了日本和美国，它遭受的损失最小。

[7] 不过富有争议性的是，亚美尼亚复仇追捕者后来执行了对这些人的裁决：他们于1921年3月在柏林以及1922年8月在第比利斯分别对塔拉特和杰马勒实行了刺杀行动。恩维尔后来在对抗红军的土耳其巴斯玛奇起义中死在了杜尚别，即今日的塔吉克斯坦。

[8] 自从1935年起，这一天便成了土耳其的一个全国性节日。

[9] 不可避免的是，之后出现了关于谁首先开始、在何处、建议的什么内容等相关问题的争论。至于卡拉贝克尔和凯末尔这两位反抗运动中最强力的土耳其领袖，如果说他们大概在同一时间怀着同样的决心开始领导运动的话，可能更加公平一些。

[10] 并不是说俄国人对此感到高兴，至少那些站在白军一边的爱国的帝国主义者不是那样。高尔察克的临时俄国政府在1919年7月向巴黎派遣的代表要求俄国参与新的奥斯曼海峡统治之中，并且对亚美尼亚进行托管。随着俄国内战的爆发，这些要求遭到了无视。

第十九章
萨卡里亚

我们伟大祖国的神殿内将躺满［敌人］尸体。

——穆斯塔法·凯末尔 1

1920年5月11日，《色佛尔条约》被送交给凡尔赛的奥斯曼代表。对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者军队而言，这或许是最好的招募海报。似乎想有意激怒更多的土耳其人，劳合·乔治的条款正好触动了他们所有最为敏感的按钮。1914年9月被废止的广受憎恶的领事裁判权被再次完全恢复，其中还包括由西方监督奥斯曼所有的政府收入及支出——部分原因在于确保土耳其能够支付同其作战的协约国的赔款。英法两国攫取对阿拉伯省份的控制权，或者说意大利控制了安塔利亚与阿菲永[1]之间的安纳托利亚中南沿海部分都还算在预料之中，但是关于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决定充满了争议性。由于美国拒绝进行托管，因此当时独立的亚美尼亚被划归的领土范围便不仅包括亚美尼亚人自己通过武力占领的土地，还包括奥斯曼先前省份的领土：凡城省、埃尔祖鲁姆（包括埃尔津詹）、比特利斯和特拉布宗。此时残疾的亲亚美尼亚派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则被邀请（以推波助澜）绘制最终的边界线。尽管这一条约未能从技术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但是为了支持广义定义上的自主权，它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实实在在赋予了库尔德人公民表决的权利。希腊得到了色雷斯东部和爱琴海上所有有争议的岛屿的控制权，此外，规定在5年之后举行全民公投的士麦那也已被希腊军事占领。在战时条约中被承诺划归于俄国的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则由土耳其名义统治，实际上，却由国际委员会共同管辖。由此，奥斯曼“帝国”的残骸便只剩萨卡里亚河另一边的安纳托利亚的残余部分，这里只留有一些著名城市——安卡拉、埃斯基谢希尔、屈塔希亚、萨姆松和锡瓦斯的市中心区。2

地图21

在一种自证预言式的逻辑下，劳合·乔治苛刻的和平条约从原期望在君士坦丁堡签署的苏丹政府处榨干了所有剩余的政治合法性，并将帝国缩减至只剩残渣大小的领土。1920年3月17日——就在协约国军队解散首都的奥斯曼议会的第二天，穆斯塔法·凯末尔便以惊人的魄力极其迅速地召开了新的大国民议会。毫不令人意外，很多在君士坦丁堡时逃出了协约国为诱捕他们而设立的包围圈的议员被选为新的议员（在布满君士坦丁堡大街小巷的通缉告示中，所有庇护民族主义者的人都受到了“死亡”威胁）。1920年4月23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安卡拉召开，而这一天之后也被确立为土耳其主权日及儿童日。[2]次日，凯末尔被选为议会议长。尽管出于不愿违背奥斯曼或伊斯兰传统的打算，凯末尔宣布大国民议会正扮演着捍卫此时由君士坦丁堡的协约国占领者“囚禁”的苏丹—哈里发的角色，但是他也阐明，议会代表着这块土地上的最高权威，所有人都必须服从。实际上（而非根据法律），土耳其统治权在此时已经从君士坦丁堡转移到了安卡拉。

尽管《色佛尔条约》帮助凯末尔及民族主义者扫清了政治障碍，但是安卡拉的战略蓝图却不容乐观。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此时占据土耳其的兵力已超过5万人，远远多于奥斯曼的剩余军队。希腊则在士麦那的桥头堡投放了超过10万兵力，同时，他们对于向内陆进发已经显得“急不可耐”3。俄国革命造成的国内混乱暂时移除了奥斯曼传统的东、西部威胁，但是这同《蒙德罗斯停战协议》（迫使土耳其从外高加索撤离）一道，给了新亚美尼亚共和国大展拳脚之机。到1919年2月，奥斯曼人在协约国的监管下将其西部边境线完全恢复到了1914年之前的模样。英国的小股部队4月份一离开卡尔斯，亚美尼亚军队便占领了此地；此外，他们还迅速夺取了亚历山卓普—卡尔斯—萨勒卡默什铁路线，并将其兵力分散至北部的阿尔达汉省及南部接近卡厄兹曼的地带。在1919年5月10—11日的周末——希腊占领士麦那的同一个星期——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主席亚历山大·卡蒂西安（Alexandre Khatisian）于“历史悠久的使徒教堂”参加主日崇拜之前在阅兵仪式中穿过了卡尔斯。在教堂里，他宣布亚美尼亚军队将很快扫荡艾拉斯克特（Alashkert）平原，以获得历史上亚美尼亚的剩余地区。4

尽管亚美尼亚征服卡尔斯对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而言都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事业同俄国一样虚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内战会带来陌生的同盟者，卡蒂西安在耶烈万据支配地位的达什纳克党——尽管它创立之初是作为反对沙俄及奥斯曼压迫的社会主义政党而存在的——却发现自己为了阻止红军攻占外高加索而在俄国内战中站在了白军一边。[3]与此同时，凯末尔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本着对协约国——协约国支持白军（尽管热忱程度不同）和亚美尼亚人——的共同恨意，正设法同布尔什维克党开启外交关系。由此，胚胎中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发现自身正处于一种不确定的境况之中——出于特殊的国家利益考量，劳合·乔治在1919—1920年冬天离弃了白军事业，解除了在波罗的海对彼得格勒的封锁，并中断了对白军的援助。当白军在1920年2月以惨重的代价撤离新罗西斯克后——这将志愿军（邓尼金辞职后，由P. N.弗兰格尔男爵接任司令）逼退至克里米亚半岛——红军向南部推进消灭独立的外高加索共和国便只是时间问题了。5

1920年4月，红军席卷里海沿岸，并在穿过独立阿塞拜疆的边界之前夺取了彼得罗夫斯克（Petrovsk，达吉斯坦首都，在停战协议签订之后曾被土耳其人短暂占领）和杰尔宾特（Derbent）。1920年4月28日，应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委员会（此时称为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邀请，红军在破晓前不久便以势如破竹之势推进至巴库。5月7日，格鲁吉亚在明显的军事压力下同苏维埃俄国签订了条约。在条约中，苏维埃承认格鲁吉亚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政体，同样，这也向耶烈万——其边境线环绕巴统省，包括克洛齐（乔鲁赫）谷和其他亚美尼亚声称占有的区域——的达什纳克党传达了明确的信号。5月10日，卡尔斯和萨勒卡默什爆发了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暴动——这两个城市由亚美尼亚共和国在最近获得。次日，红军进军至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之间的一处充满激烈争端的区域（甚至持续到了今天）。尽管达什纳克党坚持要求独立，但是到1920年5月底，亚美尼亚共和国被亲布尔什维武装从多个方向慢慢扼死。6

凯末尔主义土耳其和苏维埃俄国之间正处于萌芽状态的战略联盟——协约国高级专员在君士坦丁堡时曾为此徒劳地警告过劳合·乔治——此时得以结出累累硕果。双方建立在对英国和协约国敌意之上的共同利益早已长期存在。当这两个国家已经搁置领土争议的时候，协约国很难再组织有效的干涉行动。在俄国内战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向莫斯科派赴使者甚至也变得充满危险——当多方通过秘密方式进行谈判（比如恩维尔帕夏和布尔什维克党通过柏林取得联系）的时候，这极易造成混乱。当红军于1920年4—5月推进至外高加索时，将凯末尔与布尔什维克党阻隔开的便只有受到围困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了。[4]达什纳克党曾指望英国和法国的帮助，此外，它还将其政治资本押在白军事业上。虽然这个政策在“一战”末期以及1919年秋天（当尤登尼奇的西北军对彼得格勒形成威慑之时，邓尼金也在朝北部的莫斯科进军途中取得了进展）看起来足够明智，但是到了1920年，这已经过时。俄国白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而英法最后一批军队则途经巴统离开了这个区域（尽管协约国最高理事会曾赞成至少在理论上向亚美尼亚军队提供武器支持）。7

尽管亚美尼亚受到了孤立，但是共和国的覆灭结局并非不可避免。亚美尼亚国民军曾在1918年同努里帕夏的伊斯兰军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他们在12月（或多或少）击败了格鲁吉亚人，并在1919年攻克了卡拉巴赫和卡尔斯的大部分地区。据保守估计，亚美尼亚军队优于埃尔祖鲁姆的卡拉贝克尔的第十五兵团——在《蒙德罗斯停战协议》规定遣散军队后唯一一支完整幸存的奥斯曼兵团。即使是在规模上远胜于亚美尼亚武装力量的红军，也曾犹豫是否要直接消灭对手——部分原因在于布尔什维克党想要遵循并吞阿塞拜疆的相对兵不血刃的方式来拿下共和国。卡拉贝克尔也并不急于同亚美尼亚人较量，或者说，他至少还未集结能够确保胜利的足够多的军队。1920年6月8日，此时被任命为东线司令的卡拉贝克尔下令进行部分动员，不过进展缓慢。6月18—22日，亚美尼亚人侵入富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奥尔图。他们虽然遭到了鞑靼人及土耳其非正规军的抵制，并在埃尔祖鲁姆遇到了十分激烈的抗议，但是卡拉贝克尔方面的回应并不明显——凯末尔还未授权卡拉贝克尔同亚美尼亚人开战（部分原因是就在那一周，希腊便在协约国的授权下向前推进并越过了士麦那）。奥尔图入侵事件非但没有使亚美尼亚—土耳其重启杀戮，还促使耶烈万和安卡拉首次交换外交照会。尽管这次交换并无定论，但是它显示了这对宿敌间正在滋长的某种谨慎的尊重。8

只要同苏维埃俄国的谈判还在进行中，耶烈万同安卡拉便有充分的理由保持谨慎。1920年的夏天对布尔什维克党而言是一场登上世界舞台的大型聚会。尽管波兰在1920年4月对乌克兰的入侵（目标在于基辅）令红军暂时处于下风，并使弗兰格尔的白军一直存活到11月，但是到了8月份，随着红军向华沙推进，事情开始朝莫斯科方向发展。在这个月，共产国际第一次召开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会，遍布欧洲的代表们在红色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经历了令人极为惊讶的历程，其中的特殊贵宾在刚从白军和波兰手中重夺过来的乌克兰展开了胜利之旅。1920年9月1日，很快就成为传奇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在巴库召开。这次大会通过广播传递出信息：苏维埃俄国同世界受压迫民族站在一起反抗欧洲帝国主义。[5]随着共产主义的世界性革命——或者至少是红军——似乎赢取一个又一个胜利，整个地区的外交焦点便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了莫斯科。9

同时，布尔什维克党仍在规划他们自己的对土及对外高加索政策。在这个夏季的情绪高涨时段，当红军向波兰进军的时候，凯末尔民族主义政府派出的使节、切尔克斯人贝基尔·萨米（Bekir Sami）同苏维埃外交部部长格奥尔基·奇切林签订了合作条约：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向安卡拉提供武器；作为交换，土耳其将凡城和比特利斯两个省份的部分区域划分给亚美尼亚。然而，当这个信息传递给凯末尔的时候，战线上的情势变化已经极大地削弱了俄国和亚美尼亚的战略地位。当波兰在8月份将红军击败于华沙之后，他们又在9月份重新掌握了主动权，并将俄国人逼退到尼门河后，直至乌克兰。经过巧妙的时间安排，凯末尔批准卡拉贝克尔在1920年9月20日——莫斯科正在向华沙乞和的时候进入卡尔斯。9天之后，奥斯曼军队夺取了萨勒卡默什。由于亚美尼亚人正朝卡尔斯撤退，他们只遭遇了散漫凌乱的抵抗。

1920年10月16日，凯末尔凭借此时强大的实力砝码，向奇切林做出正式回应：土耳其将不会让出任何已经占领的土地。到如今，在几乎失去了独立的希望后，亚美尼亚遂请求莫斯科成为其保护国，以换取耶烈万至少对卡尔斯和阿尔达汉的控制权（如果不能获得西方协约国在色佛尔上承诺过划分给它的所有领土的话）。凯末尔在掌控主动权（以及红军全体到达高加索之前——之后，红军肃清了克里米亚半岛的弗兰格尔白军残敌）的同时继续向前推进。1920年10月24日，他命令卡拉贝克尔进击卡尔斯。在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件中，苏维埃全权大使鲍里斯·列格兰（Boris Legran）在10月28日同耶烈万签订条约，承认卡尔斯为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一部分——两天之后，卡拉贝克尔征服了卡尔斯大本营，俘获了超过2 000名亚美尼亚士兵。11月，卡拉贝克尔继续朝卡尔斯东部边界线推进，迫使耶烈万求和。1920年12月2日，亚美尼亚共和国同安卡拉的大国民议会签署了惩罚性的《居姆吕克条约》——这也是凯末尔政府签署的第一份正式条约。4天之后，红军进驻耶烈万，以吞并无法抵抗土耳其进攻的亚美尼亚共和国。在一种奇怪的半敌半友关系下，卡拉贝克尔的第十五兵团同红军随后继续朝前行进，以瓜分外高加索的剩余部分——红军吞并了格鲁吉亚大部分地区并率先拿下巴统，土耳其人则占得阿尔达汉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阿尔特温。1921年3月16日，凯末尔主义土耳其和苏维埃俄国在莫斯科签署了条约，双方承认了由武力缔造的新的边界线：土耳其人复得卡尔斯和阿尔达汉2/3的区域，俄国人得到了巴统。卡拉贝克尔在卡尔斯立下的战功确保了土耳其东部战线的安全——这也一直保持到了今天。10

由于安卡拉还有许多战线值得担忧，这个条约对于它而言便显得十分有利。由于法国人日渐忙于叙利亚方面的战事，当土耳其于1920年6月在奇里乞亚夺取了波赞特之后，法国遂同其签订了临时停战协议——不过战斗仍在托罗斯山脉持续了整个冬天，其间土耳其人在10月份突袭了由法国—亚美尼亚据守的萨因贝利（Saimbeyli）要塞，不过之后又于1921年2月在经受法军长达10个月的围困之后失去了安泰普（加济安泰普）。意大利人由于遭到对手的重挫，也未能在1920年给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带去任何麻烦。即便如此，安纳托利亚中心地带仍然硝烟弥漫，凡在凯末尔民族主义影响力羸弱的地方，总是有切尔克斯及库尔德的不同部族强盗在横行肆虐：比如起始于士麦那的内陆地区，伊兹密特沿岸，环绕屈塔希亚及博卢附近的山脉，甚至还有通往安卡拉的西部通道。不论民族主义者何时能够投入正规军，他们要驱散这些反叛者易如反掌。但是，凯末尔要想凭借自己掌控的有限军力从所有方位开展进攻却分外困难——他最多只有1万或者1.5万兵力，而且这些士兵装备匮乏，缺乏充足弹药。凯末尔在现阶段的真正成就在于将战争限制成为自己能够获胜的小型战役，并且阻止他的众多敌人——亚美尼亚共和国、奇里乞亚的法国—亚美尼亚占领者、意大利人、希腊人和英国人——联合起来对抗他。只要希腊的对手不使它越过士麦那，凯末尔就能够继续挑选实力逊于自己或者至少没有过于优于自己的对手进行战斗。

最终，扭转局势的是一场规模相对较小的战役。1920年6月上旬，一小股土耳其民族主义军对靠近伊兹密特的博卢山山坡下方的反叛分子实施追赶。与此同时，一支为守卫通往君士坦丁堡亚洲方向的要塞工事的英国营部刚好驻扎在这里。尽管伊兹密特湾上的协约国战舰的炮火击退了土耳其人对英国前哨的进攻，但是当地指挥官在意识到敌方兵力远大于己方之后，便下令炸毁储物库，做好被围困的准备。这是凯末尔的民族主义者同英国占领者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军事冲突，同时，这也是相当严重的一次。由于在君士坦丁堡只有4 469名步兵，另外有2 272名步兵守卫着伊兹密特和阿菲永（南部）之间的铁路线，如果凯末尔发动猛烈攻势，英国将无足够兵力包围首都，而附近也无增援部队（除了657名守卫着达达尼尔海峡沿岸炮台的士兵）。当然，如果在伦敦掌权的是另一个不同类型的人，这些现实问题可能会使英国人重新考虑迫使土耳其人签署一个明显难以接受的和平条约的明智性——尤其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占领军队予以支撑。但是同其他协约国以及自己的大多数顾问不同的是，劳合·乔治决心完全遵从《色佛尔条约》——强制性瓜分土耳其的政策。他一得知英军无法完成任务的消息，便在1920年6月14日召唤韦尼泽洛斯到伦敦，并问他希腊军队是否能够为英国完成这件事。11

希腊用这种间接的方式开启了对土耳其的第二阶段入侵。为了让法国及英国的内阁批评家赞同自己的政策，劳合·乔治立即同意将希腊的进军范围限制在士麦那的东部及北部，一直到班德尔马；同时，希腊人将向位于伊兹密特的米尔恩将军的部队临时调派一个师。刚开始，整个军事行动还是遵循计划进行的。在韦尼泽洛斯精心挑选的指挥官莱昂尼达斯·帕拉斯基沃普洛斯（Leonidas Paraskevopoulos）的领导下，希腊军队在1920年6月22日从士麦那分三路呈扇形分散至内陆区域，其中的先头部队“列岛师”急速行军至靠近班德尔马的铁路——7月7日，班德尔马和巴勒克埃西尔失守。希腊人随后向东部转移，并在7月8日拿下了布尔萨。尽管在战略上并不重要，布尔萨却是奥斯曼（奥斯曼土耳其人）帝国的第一个首都：帝国缔造者奥斯曼即埋葬于此处，而且此地一直是土耳其穆斯林的一个重要宗教文化中心。毫不意外，布尔萨的陷落在安卡拉激起了一波哀痛悼念的浪潮，黑色旗帜在窗户上被挂起；据说很多大国民议会议员流着泪，悲恸到连话都讲不出。12

理论上而言，希腊的攻势到此便结束了。虽然帕拉斯基沃普洛斯还想继续朝前推进，但是韦尼泽洛斯怕辜负劳合·乔治的信任，所以在1920年7月7日告知位于斯帕的协约国最高理事会，希腊军队将原地待命直到苏丹签署《色佛尔条约》。然而，希腊人却在暗中继续往前推进。通过巧妙的隐瞒手段，帕拉斯基沃普洛斯从班德尔马和士麦那分别拔出一个步兵团和一个师部的力量，以加固色雷斯的希腊武装。1920年7月26日，希腊人进入阿德里安堡——继布尔萨之后，奥斯曼的第二座首都——由此引发了安卡拉又一轮哀哭。8月下旬，希腊人移进乌沙克，随后又在9月上旬进入盖迪兹和坎德拉（Kandira）。9月5日，希腊军队长驱直入亚洛瓦——马尔马拉海东南海岸最为重要的港口城市——马尔马拉海也正是在此处注入伊兹密特湾（直到现在，大部分马尔马拉海的轮渡都是去往旧斯坦布尔的）。这些入侵极其严重地违背了韦尼泽洛斯向最高理事会做出的承诺以及劳合·乔治在春季确定下来的条款且未受惩罚。正如协约国内部调查委员会对1920年夏季的这些进攻做出的评述：

希腊人在推进途中烧毁了成百上千座村庄和城镇，并且袭击了当地居民，刚开始占领艾丁省时施行的大屠杀虽然没有再度系统性发生，但是其暴虐残酷使得成千上万名土耳其人逃至土耳其战线后方。13

就在暴虐的希腊军队充当着劳合·乔治的攻城锤角色时，由协约国操控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派遣代表在1920年8月10日签订了《色佛尔条约》。

在所有戏码换来对手的最终妥协后，协约国的强制性条约的正式签订却已显得索然无味。安卡拉顿时又一次陷入如丧考妣的悲恸之中，君士坦丁堡这一次也未能得以幸免：店铺关停，黑旗悬挂在建筑物上，道路交通停顿。大国民议会适时向苏丹政府中那些支持签订条约的人提出了强烈谴责（“叛国罪”），但是在8月的时候他们还无动于衷。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奥斯曼议会——此时位于协约国力所不能及的安卡拉——还没有通过这个条约，所以这个条约其实还未获得批准，或者说，至少还难以解决问题。凯末尔和民族主义者明显不承认条约的效力，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心思迁就条约，对它进行讨论。除了希腊人在9月上旬进驻亚洛瓦以外，大部分战线都暂时陷入了停顿，直到卡拉贝克尔开始朝卡尔斯进军。

同样，希腊国内的民众对土耳其战争的厌倦情绪也开始增加，韦尼泽洛斯也被迫在9月份举行新的议会选举。韦尼泽洛斯感觉到自己历史性的机遇时刻有可能就此烟消云散，遂下定决心在冬季来临之前——或者，最理想的是，在11月的希腊选举开始前——进一步推进至安纳托利亚。1920年10月5日，受到围攻的希腊首相向劳合·乔治发送了一份长文电报，建议“以决定性摧毁［安卡拉］和本都周边的民族主义武装为目标”发动两栖进攻，并建立一个沿黑海沿岸，同协约国创建的（至少以书面形式确定在《色佛尔条约》中的）大亚美尼亚邻近的新的希腊超级国家。为了掩护自己的侧翼，韦尼泽洛斯请求英军从伊兹密特进发，以巩固萨卡里亚河盆地。同时，英国人还被要求向希腊人提供武器、羊毛制服以及每月300万英镑的补助金。为了进一步诱导英国人履行承诺，韦尼泽洛斯含蓄地威胁称，如果这些条款得不到满足，他们将撤出安纳托利亚。1920年10月下旬，韦尼泽洛斯令部队朝前做出有限的推进，希腊军队遂开往布尔萨以东的山坡，并攻占了伊内格尔、卡拉米塞尔和拉里萨（耶尼谢希尔）。14

这一次，韦尼泽洛斯走得太远。由于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劳合·乔治的大多数内阁成员——对于进一步刺激凯末尔怀有慎重态度，所以即便是作为主要希腊主义者的劳合·乔治也没有鲁莽地支持希腊人在如此紧张的时间表上从爱琴海朝黑海挺进的举动。虽然劳合·乔治还在思考如何处理韦尼泽洛斯的爆炸性提议，厄运却已降临雅典。9月30日，年轻的“韦尼泽洛斯主义”国王亚历山大——在1917年支持协约国的政变中替代了亲德派康斯坦丁一世——在塔托伊宫御花园中散步。在追赶跑入灌木丛中的宠物狗时，国王被一只猴子咬中了小腿。刚开始，亚历山大的伤势还不严重，但是很快，他高烧不退，并在1920年10月25日死于败血症——此时，韦尼泽洛斯开始在安纳托利亚发动新的攻势。考虑到哀悼期，希腊将选举推迟至11月14日。由于复位的事突然冒了出来，声援康斯坦丁一世的反对浪潮遂将这场选举变成了某种针对韦尼泽洛斯及其所有外交政策的全民公投。让所有人（不过不是全世界）吃惊的是，韦尼泽洛斯主义者在选举中遭到挫败，他们在议会369个席位中只赢得了118个。韦尼泽洛斯做出的决绝相当彻底，他随后在必然会面临的不信任投票之前辞去了职务，而另一场关于让康斯坦丁一世复位的全民投票则迅速被安排在12月上旬举行。

初看上去，猴子咬伤事件带来的政治上的负面影响预示着希腊会向土耳其做出让步。亲德派康斯坦丁一世身处伦敦和巴黎时，一直不受欢迎。早在1920年12月4日——就在安排为康斯坦丁复位进行全民公投的前一天——协约国最高理事会就发表公告对这位国王“在战争期间的不忠态度和行为”进行了谴责，并称为其复位投票的行为将会被看作“对其敌意的一种认可”；同时，如果国王成功复位，协约国将会收回对希腊做出的承诺，包括进一步的经济援助。不管怎样，康斯坦丁在1920年12月5日星期日举行的全面公投中获得了大部分选民的支持（60%左右），并在两个星期后胜利返回雅典。由于协约国援助资金的中断以及对行政部门和军队中的韦尼泽洛斯主义者的清洗行动很可能在短期内到来，希腊人对安纳托利亚的占领也将时日无多。

事实上，这一切都没有如期发生。为了体现大希腊主张比其他任何支持或反对韦尼泽洛斯的党派主张都要走得更远，新组建的季米特里奥斯·拉利斯（Dimitrios Rallis）政府在1920年12月29日发表了一份挑衅意味十足的声明，它使协约国想起希腊士兵“为列国的共同利益奋战在小亚细亚前线”，同时，还宣布希腊在“恢复了自由及国王复位之后将会以比以往更大的激情”完成这一任务。15随后，被放逐克里特岛的康斯坦丁主义者阿纳斯塔西奥斯·帕坡拉斯（Anastasios Papoulas）将军接替帕拉斯基沃普洛斯的职务，成为新任总司令。

为了消化雅典的政治革命并搞清楚这将给《色佛尔条约》带来什么，劳合·乔治在1921年2月召开了另一次会议，首次勉强同意由贝基尔·萨米率领的凯末尔主义代表团的到访。似乎为了证明新政权的民族主义者的诚意，帕坡拉斯甚至在这场会议召开之前就命希腊军队立即从布尔萨开往埃斯基谢希尔。1921年1月6日，进军途中的希腊人在伊诺努火车站附近遇到了一支在壕沟中进行防御的民族主义者武装部队。经过数日的激烈交锋，伊斯麦特将军开始率领土军撤退，不过他们随后又惊讶地得知希腊人也在向后撤退。尽管以“一战”的标准来说，这场战役胜负不明，规模较小——土耳其95人死亡，183人受伤——但是正如它后面被称呼的那样，这场第一次伊诺努战役有惊人的战略影响力。如果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够抵抗军力优于自己的希腊侵略者的话，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已经向法国和意大利做出了足够的展示。法国军队早已在奇里乞亚对阵土耳其人的时候尝过被击败的苦涩滋味。1920年5月同凯末尔签订的停战协议使古罗将军在那个夏季不用担心自己的北部侧翼，并粉碎了费萨尔的阿拉伯军，轻易拿下大马士革，迫使费萨尔接受就任伊拉克国王的“安慰奖”。[6]相比之下，据法国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921年2月在伦敦的评述，托罗斯北部的法国军队——

已在那个战区同土耳其人周旋了一年多，因此他个人对这支被希腊首相［即韦尼泽洛斯］鄙视为所谓乌合之众的部队充满了明显的敬意。法军的经历足以证明要驱散土军并非易事。这些军队使法军受到重创。他们对重兵把守的艾因塔布［安泰普］的围困持续了一个月。简言之，法国人发现土耳其军队斗志昂扬，他们个个作战勇猛，死守着每一寸土地。16

1921年3月9日，白里安同贝基尔·萨米签署了一份彻底的停战协定，承诺法军将撤出托罗斯山脉以北的所有奇里乞亚地带，仅仅保留在亚历山大勒塔（伊斯肯德伦）地区——即今天的哈塔伊——的军队，以换取解除原打算保护亚美尼亚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员武装的经济让步（以及巴格达铁路土耳其部分的全面通行权）和供应物资。三天之后，意大利人签署协议，承诺撤回安纳托利亚的所有部队，并支持土耳其对士麦那和黑海沿岸的所有权，即反对希腊对这些地区的声明，以换取经济让步以及尊重意大利对罗兹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所有权的承诺。1921年3月16日，凯末尔在莫斯科的代表阿里·福阿德帕夏同苏维埃俄国签署协定，暂时维持土耳其东部边境线不变。在这份协议附录中，苏维埃外交部部长奇切林承诺向土耳其汇出1 000万金卢布以供其“经济发展”之用；此外，他还承诺加快向黑海地区交付武器的速度——包括步枪、机关枪和野战炮。就在康斯坦丁国王统治下的希腊新政府同他们在1917年加入的协约国慢慢疏离之时，凯末尔政府遂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了实际上（而非法律意义上）的承认。

英国仍旧在抵抗，但是在伦敦，政策变化正在酝酿之中。尽管劳合·乔治自身仍支持希腊对安纳托利亚的占领，但是他不再掌控内阁对他的支持，也无法通过软磨硬泡争取特殊资金。这位首相甚至被迫依靠希腊接受修改《色佛尔条约》来限制它对士麦那省的所有权——尽管为了得到这个让步，他曾在1921年3月7日悄悄地同意解除最高理事会的禁令，默许了希腊军队在安纳托利亚的行动——而他的这一决定在之后触怒了他的顾问。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在总结内阁的态度时评价道：“整件事令人恶心。在我看来，劳合·乔治的朋友——希腊人最终会完全覆灭。”首相的理由在于，虽然他向帕坡拉斯开了某种绿灯，但是伦敦会议的结果其实是对希腊军队的一种舍弃。从官方上来讲，身处君士坦丁堡的协约国高级专员此时在希土战争中保持中立，他们也不再会允许希腊陆军或海军进入首都，或从海峡运输战争物资。希腊人只能靠自己了。17

地图22

1921年3月23日，帕坡拉斯恢复了进攻。南部战线的进展非常迅速。3月27日，阿菲永沦陷。然而，在沿着伊诺努的主要战线上，土耳其人却再次守住了阵地，并在3月31日的猛烈反击中将希腊人逼退，而土军的司令官也因此在今天被称为伊斯麦特·伊诺努。在伊斯麦特的胜利的鼓舞下，南线司令官雷费特在4月7日夺回了阿菲永。战场又一次出现了暂停，这使协约国军事专员想到侵略者可能会往后退兵以巩固成果。事实上，帕坡拉斯正在进行焦土战略撤退，他烧毁了成百上千座位于其供给线两侧的土耳其村庄，以保证自己侧翼的安全。与此同时，大量外国观察家，最有名的阿诺尔德·汤因比随后便在给《曼彻斯特卫报》发送的一系列电讯中将这一事件披露给了世界。帕坡拉斯发狂似的召集着后备军，到他准备发动最后进攻的时候，他拥有的希腊占领军队已经超过了20万人。曾在1897年的克里特战争和两次巴尔干战争中指挥希腊军队同土耳其作战的康斯坦丁国王在1921年6月12日到达了士麦那，为希腊人的光荣事业主持了宣福仪式。“你们在这里，”国王向他的士兵们保证，“是为了希腊的理想而战。就在这个产生了伟大理想的地方，我们国家无与伦比的文明永远受到全世界的艳羡。”在经过两个月的刺探及初步小规模战斗后，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第四次将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将在此刻真正爆发。18

1921年7月10日，希腊军队向阿菲永和屈塔希亚之间的土耳其中心地带发动了猛烈进攻。此时，两军的兵力都处于巅峰状态，希腊大约有12.6万人，土耳其大约有12.2万人（不过希腊人的装备更优越，他们有410门野战炮，对手只有160门；他们有4 000挺机关枪，对手只有700挺；他们有20架军用机，对手只有4架）。在这里，这片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部平地上，面对盛夏烈日的灼烤，从侧翼进行包抄将显得极为有利——但是这里没有可供士兵和马匹饮用的水资源，这也使得他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希腊人一突破土耳其在屈塔希亚的防线，帕坡拉斯就令一支先锋队向北部和东部移动，接近埃斯基谢希尔，同时，他的右翼部队切断阿菲永北部的铁路线。为了避免遭到包围，土耳其人被迫弃守埃斯基谢希尔和阿菲永，撤退到波拉特勒火车站附近的萨卡里亚河的远处河岸，这里位于安卡拉以西75千米（约47英里）处。土耳其在战场上的损失已经达到4万人，而且很多人已经逃跑。大国民议会内部出现了撤离安卡拉，退守开塞利或锡瓦斯的言论。

对于土耳其人以及凯末尔本人来说，此刻性命攸关。虽然议会议长不再是现役军官，但是他却不动声色地督促军队向安卡拉方向撤退——由于将如此辽阔的领土丢弃给敌人，他早已处在政治枪口之下。既然连首都也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议员遂主张让凯末尔本人领导军队。1921年8月5日，凯末尔接受挑战，承担完全责任，成为总司令，为期三个月。尽管他的领导权能在理论上遭到大国民议会的撤销，但是实际上，他却握有一定程度的军事独裁权——当然，这是以他同希腊人作战的结果为条件的。为了提高士气，凯末尔颁布公告，郑重宣布，侵略者“的尸体将躺满我们伟大祖国的神殿内”。

私下里，凯末尔对于自己能够抵挡萨卡里亚河以西的希腊人其实并不自信。帕坡拉斯的军队兼具数量优势和火力优势。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来说，凯末尔认为他的军队能作为一只战斗力量存活下来远比萨卡里亚河或安卡拉重要得多；但是他也知道大国民议会和安卡拉的百姓都要求他能够保卫首都。即便如此，寄往开塞利的档案中的常规命令仍规定若希腊人突破成功，政府将会全面撤退。8月12日，凯末尔在视察部队的时候跌下了马，并摔断一根肋骨，这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疼痛，使他难以入睡，对他的心情影响十分大。为了给自己的军队补充物资，尽管知道会遭到刚刚从“一战”的掠夺中勉强恢复过来的辛苦农民的深恶痛恨，凯末尔还是颁布了新一轮请购单，从粮食、燃料到马匹和驮兽，相当烦琐。同他的士兵一样，凯末尔并不缺乏抵抗希腊侵略者的爱国动力，但是在经过十年的持续性战争后，他们已经失去了冲劲儿和激情，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

希腊方面也同样进行了重新考虑。他们退至士麦那的补给线已被拉长，并且充满了危险性——土匪及土耳其非正规军经常骑着马向他们够得着的任何地方发动侵袭。虽然希腊人为了根除战线后方的“土匪”实施了异常残酷的焦土战略，但是他们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兵力严重落后于敌方，他们自己也深知这一点。从士麦那桥头堡和马尔马拉海沿岸越往东部走，穆斯林人口越多。正如康斯坦丁的王位继承人及希腊阵营内的谨慎派安德鲁王子在谈到击败凯末尔存在的问题时说道：“我们追上他还要走多远？我们能跟着他穿过广阔无垠的小亚细亚，一直到库尔德斯坦和波斯边境？”在1921年7月28日屈塔希亚召开的关键性计划会议上，帕坡拉斯的参谋顾问们几乎对穿过荒无人烟的盐土荒漠，朝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带更深处的贫瘠平原冒进表示了一致反对。况且，即使民族主义首都遭到占领，面对如此众多怀有敌意的人，就能高枕无忧吗？既然协约国已经中止了援助，雅典又能坚持多久呢？最终，支持继续作战的唯一真正论据充满了政治性：毁灭土耳其民族主义，并缔造一个更大的希腊帝国——这也是帕坡拉斯采纳的观点。因此，继续朝萨卡里亚河进军的命令被下达。另外，如果土耳其抵抗失利，他们将进一步从波拉特勒向安卡拉进发。但是，这些看起来充满进攻性的命令还包括撤退方面的考量：如果“条件不利的话”，希腊人准备炸毁铁路，撤回埃斯基谢希尔。就这样，希腊军队便被推进了凯末尔的陷阱：穿越盐土荒漠时，他们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似乎提前对他们的到达发出了警告。19

尽管除了希腊和土耳其之外并不为人所知，但是这场发生在1921年8月23—9月12日的萨卡里亚河战役却具有历史性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战”最后一场真正的战役。在沿着60英里（约97千米）宽的战线上，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分别陈列了10万及9万兵力。在规模上，萨卡里亚战役难以同索姆河战役或者凡尔登战役，甚至是加里波利战役相比较。以“一战”标准来看，这场战役的伤亡人数并不算多，两边大概都有4 000人死亡，1.8万到1.9万人负伤。但是，这场战役的利害关系却使势均力敌的宿敌为争夺同一块领土而大打出手。诚然，即使是最为沙文主义的泛希腊主义者也并未声称萨卡里亚河盆地是希腊主要民族的居住地，但是这些侵略者却实实在在地向沿着爱琴海和黑海沿岸的大片安纳托利亚地带提出了领土主张——这片希腊人正以流血牺牲为代价所争取的土地。这些利益受到了所有人的重视。据目击者称，双方军部都弥漫着令人紧张心烦的气氛。

没到最后一刻，双方仍旧胜负难分。希腊人在整个夏天一直是胜利的一方，他们不断从土耳其人处夺取领土——而且继续在萨卡里亚河保持攻势。尽管防御者守着东部河岸上的更高阵地，从凸出的不同峭壁和小山顶上朝下方的敌军倾射枪弹，希腊人仍然在土耳其炸毁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桥梁之前，于1921年8月23日晚成功渡过了河流。随后，希腊人一个接一个占领了河流东边的重要据点。1921年9月2日，希腊人向此区的最高峰恰尔峰（Çaldağı）发动了突袭。站在这片“黑墨色土地的高耸山冈上”，侵略者第一次从远处隐约望见了安卡拉的灯火。次日，希腊先锋队在阿赫尔库尤（Ahırkuyu）切断了安卡拉—波拉特勒公路，将凯末尔的军队截成两段。在首都的人民此刻已能听到枪火的轰鸣声，一种恐慌的情绪开始迅速蔓延，祈祷者几乎挤满了所有清真寺，羊只也被宰掉用以驱邪。在得到战场上传来的最新消息后，雅典的康斯坦丁主义议会多数议员领袖季米特里奥斯·古纳里斯（Dimitrios Gounaris）向英国大使讲道：“可以考虑土耳其的死期了。”20

这个判断有些为时过早。在吸取了“一战”的教训之后，凯末尔制定出一个虽然欠缺勇气，但不乏明智的“纵深防御”政策：挖掘多重壕沟使士兵在作战的时候能够进行战略撤退。尽管希腊人突破前两道防线，夺取了大部分制高点，甚至还将土耳其军队一截为二，但是他们全力以赴的进攻已使帕坡拉斯的前线士兵筋疲力尽，而凯末尔却还在缓慢地从安卡拉和东部据点召集新鲜的预备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凯末尔的任务相对简单：土耳其人只需要在希腊人耗尽全力之前熬过战役初始阶段就行了。帕坡拉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一到9月2—3日，他的神经便开始趋于崩溃：尽管他在这两天里赢取了不少阵地，但是希腊总司令却向雅典拍去电报询问他是否可以和凯末尔讲和。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1921年9月8日——这场战役的第十七天，凯末尔终于下令发动猛烈反击，对希腊一方的士气造成了毁灭性打击。1921年9月11日，帕坡拉斯宣布撤退，并对一名来自《伦敦时报》的记者承认了失败（“战役结束了”）。次日，恰尔峰被土耳其人重新夺回。不久之后，其他所有在最近丢失的制高点也重新回到了土耳其人手中。见证了土军猛攻恰尔峰过程的哈莉黛·埃迪布后来回忆这番场景时说道：“一个土耳其人朝着落日孤身伫立，他的水壶在蓝金色的苍穹下闪闪发亮。”[7]21

由于帕坡拉斯之前对铁路的破坏以及希腊军队的火力掩护，凯末尔无法进行大规模追击。希腊占领军也因此得以存活下来。然而，萨卡里亚战役是希腊侵略战以及“大希腊”主张正处于高潮阶段的一次明显胜利。在这场战役中证明了自身的安卡拉凯末尔主义政府就此得以长期存在下去。

[1] 阿菲永又称为阿菲永—卡拉希萨尔（Afyon-karahisar），“-karahisar”表示建立在城市上方的高耸岩石上的“黑城堡”。虽然阿菲永—卡拉希萨尔今天仍是这座城市的官方名称，但是大部分（当时和现在的）土耳其人为简便起见，都称其为阿菲永。

[2] 大会本来应在4月22日星期四召开，只是凯末尔的代表委员会一直等到星期五祈祷之后才举行，以在穆斯林中赋予其更大的合法性。

[3] 耶烈万方面也没有闲着。它在1919年同时向高尔察克上将的西伯利亚人民军和安东·邓尼金的志愿军派赴了外交使节。高尔察克甚至授权达什纳克党使节格里戈尔·德沙默夫（Grigor Dsamoev）在他的指挥部升起亚美尼亚旗帜。此外，他还向亚美尼亚人签发了护照和签证。

[4] 当然，亚美尼亚所能转向的合理的区域伙伴乃信仰基督教的格鲁吉亚。然而，由于第比利斯和巴统的领土争端问题，亚美尼亚曾在1918年12月入侵格鲁吉亚——这场战争短促却又残酷，并在圣诞节（位于第比利斯的协约国代表大受震动，并在这一天进行了斡旋）达到高潮。

[5] 巴库的一个不和谐音符在于恩维尔帕夏的出席——他被共产主义土耳其代表公开指责为帝国主义者及战争犯。

[6] 古罗效仿威廉二世的做法，造访了萨拉丁墓——虽然缺乏谦逊。“萨拉丁，”他向这位曾抗击法兰克基督教十字军的中世纪穆斯林战斗英雄说道，“我们回来了。”

[7] 当今天的游客前往安卡拉的时候，他们会在波拉特勒以西看到相似的场景，在这里竖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塑：一名土耳其士兵正举起手臂，提醒入侵者停止前进。

第二十章
士麦那

残酷傲慢的敌军已经被击败。战士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地中海！前进！

——1922年9月1日，穆斯塔法·凯末尔对军队的讲话1

发生在安纳托利亚的战争此刻进入了一种奇怪的平静状态。虽然土耳其人输掉了每一场交战，但是他们最终在萨卡里亚河彻底击败了希腊人，并以损失800人的代价俘虏了敌方1.4万人。尽管如此，为了拯救自己的部队，帕坡拉斯早已在放弃指挥权之前及时撤回了部队，并摧毁了安卡拉以西的铁路、主路和桥梁，以确保土耳其人无法实施追赶。在埃斯基谢希尔和阿菲永的部队重组之后，希腊人开始掘壕固守。除了挺过这个冬天，以及为凯末尔随时发动的袭击制造尽可能多的麻烦之外，他们并无其他计划。据英国驻士麦那领事哈里·兰姆（Harry Lamb）向伦敦汇报帕坡拉斯在撤退时实行的焦土政策时所说：

希腊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得不撤退，但是他们决心罔顾他人的利益，在身后留下一片废墟。所有有时间或者能够搬运走的东西都将被他们转移至希腊，土耳其人则会遭到烧光抢掠。安纳托利亚的命运将单单由鲜血和大火决定，无一幸免。2

随着大希腊理想的陨灭，希腊士兵待在安纳托利亚的动力也不复存在。1921年10月辞去第二军团的指挥官职务之后，安德鲁王子从士麦那向家乡寄去一封信：“必须迅速采取措施把我们从小亚细亚的噩梦中解救出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必须停止虚张声势，面对真实情况。因为，到最后哪种结局会更好呢？——是掉入大海还是被按进［水中］之前逃离？”希腊阵营的士气相当低沉。很多被批准了假期以返回希腊本土的军官却再没回来。普通士兵则在文物及一些他们希望能带回家的掠夺品上寻求慰藉，却发现在他们烧毁土耳其村庄之后，已无太多值得夺取的东西。希腊驻士麦那的高级专员阿里斯蒂德·斯泰吉亚德斯（Aristides Sterghiades）看到希腊逃兵在1922年开始大量涌入士麦那的情况后，感到非常震惊。他告知美国领事乔治·霍顿（George Horton）：

在此处的士兵们烧杀抢掠，在他们的麻袋里塞满了沉重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在烈日下连日徒步前行。打开这些麻袋，我们发现里面装着石头、砖块、没用的普通土罐……甚至难以成对的旧鞋子……当我们把袋子腾空，询问他们为何要带这些一文不值的物件走这么远时，他们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们，做不出任何应答。在得到食物并且经过一两天休息之后，所有这些如同一场梦境都已过去，而他们也重新变得温顺、理性，并表示要重返战场，继续战斗。3

帕坡拉斯的真正希望所在以及他的占领军唯一能指望的是劳合·乔治会以某种方式使他们摆脱困境——魔法似的变出足够的资金和战略物资，使希腊人重新掌握对凯末尔的主动权。1922年1月12日，希腊首相季米特里奥斯·古纳里斯同劳合·乔治以及英王的外交大臣乔治·寇松在罗马进行了会面。这一次，这位亲希（腊）派首相由于受到寇松及内阁剩余成员的反对，无法给予希腊任何承诺。2月，古纳里斯前往伦敦继续磋商此事。他在一封给寇松的信件中描述了帕坡拉斯军队的悲惨境况，并且威胁如果英国不进行援助，他们将撤出土耳其，留英国独自面对凯末尔。寇松并未受到触动，而劳合·乔治在最终得到来自内阁的示意之后，也拒绝了古纳里斯见最后一面的要求，直到他返回雅典。而希腊士兵却被要求坚守阵地，到最后再进行大撤退——对于英国人而言，他们希望最终的撤退成为战后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能够有序进行。4

希腊人在萨卡里亚的溃败并非削弱他们在伦敦谈判立场的唯一因素。由于多年以来英国人一直听闻的是小亚细亚的单方面（即土耳其）暴行，所以当英国的普通民众得知希腊军队以及散兵游勇在土耳其西部的残忍作为之后感到尤为震惊。一个反映了希腊人在土耳其践踏人权的可靠消息来源于阿诺德·汤因比的报道——他是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希腊中世纪及现代史的教授，而他的职位则是由希腊船主捐赠的——发布消息的报纸是《曼彻斯特时报》，它是一份传统的支持希腊（反对土耳其）的格莱斯顿式的自由派报纸。当1921年5月——亚洛瓦—盖姆利克半岛落入希腊人之手后，汤因比刚从君士坦丁堡乘渡船来到亚洛瓦便告知《时报》的读者，除了两个村庄，这个地区的所有穆斯林村庄都被希腊军队或者散兵游勇烧毁（他并不确定到底是谁所为）。6个星期之前，亚洛瓦的土耳其居民尚有7 000人，而此时只有不到700名幸存者，而且“整个穆斯林族群都遭受着恐吓威胁，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危险”。汤因比在6月朝东部的伊兹密特进发，随后“当场看见希腊军队在烧毁土耳其村庄”——他强调道，穿着制服的正规军“冷酷地烧毁了村庄以及停靠在岸边的船只”。汤因比继续前往那些被希腊征服的区域，目睹每处被烧毁的房屋的“废墟之下都掩埋着被烧焦的尸体”。总而言之，他总结道：“希腊人在凡是能在地图上找到的土耳其人聚居的地方对其实行的破坏及毁灭——极其成功。”由于对这些事情的大胆报道，汤因比被解除了伦敦大学学院的希腊历史学教授职位。5

汤因比并不是唯一目睹如此暴行的人。他的报道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广泛证实，首先是他的妻子罗莎琳德——她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件中描述了几乎完全一致的场景。6 1921年夏天，美国高级专员、海军少将马克·布里斯托尔在向国务院发送的大量报告中对希腊人在亚洛瓦—盖姆利克半岛的暴行进行了描述。7来自瑞士的红十字会代表莫里斯·格里在率领一支协约国内部观察委员会参观这个区域被毁灭的村庄之后，看到了“每一处都掩埋在冒烟的废墟之下，以及少量居民。剩下的人逃到了深山之中。8具尸体，4具是女性……一些已经遭到了肢解”。一位随行的希腊军官为了对幸存者声称来自希腊内陆的正规军都是罪犯的言论进行辩驳，便传唤了一个“小女孩儿”，他认为“从孩子口中得到的才是事实”。“这个孩子，”格里记录到，“安静却直截了当地指出正是希腊士兵犯下了这些罪行。”8

当然，土耳其人在战争中也实施了很多暴行。但是，在“一战”期间盛行的模式的鲜明对比之下，他们的所作所为未在西方引起关注。1921年夏天，当希腊人还在进军的时候，一艘希腊战舰对黑海主要港口伊内博卢实施了轰炸——这个港口主要是将来自布尔什维克党俄国的黄金和武器运往安卡拉。出于报复，当地的土耳其指挥官“大胡子”努雷丁（此时）帕夏（美索不达米亚战役英雄）下令将15—50岁的希腊男性驱逐至内陆。至少有2.5万名希腊人因此被赶出了家园，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死在了半路上，不过鲜有报道。单单在1921年下半年，一个为了审判民族主义叛徒而设立于萨姆松的独立法庭就宣判了485人死刑，其中大多数是希腊或亚美尼亚非正规军。9

这非但没有激起西方对土耳其的反对，而且使希腊人因残酷的希土战争向黑海沿岸蔓延受到了普遍谴责——他们违反协约国禁令，通过海峡输运战舰进入黑海以达成自己的军事目的。伊内博卢只是开始，希腊战舰随后在1921年夏天对萨姆松、锡诺普和特拉布宗实施了轰炸，使成千上万名平民横尸岸边。此外，希腊人还炫耀性地登上许多据说（并不总是不准确的）由布尔什维克党送至凯末尔的装载着武器的船只。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新任高级专员霍勒斯·朗博尔德（Horace Rumbold）爵士在1921年7月30日及8月4日向寇松汇报了希腊人的违规做法，并由此进一步激发了英国外交部对希腊的不满。10因而，寇松在那个冬天对劳合·乔治请求帮希腊人摆脱困局泼冷水的做法便不足为奇了。“我不太确定，”寇松在1922年2月给英国驻雅典大使弗朗西斯·林德利爵士的信件中写道，“招致我们对贷款要求的厌恶和他们得到战败的耻辱会比他们在被击败，以及得到贷款之前（如果它成功的话）离开小亚细亚更好。”11

长期以来作为伦敦宠儿的希腊却在此刻被遗忘在了冷风中。雅典在西方心目中的地位下降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在1922年3月22—26日于巴黎召开的法—意—英峰会上，没有一个国家建议希腊坚守士麦那，更不用说它仍然占领的更东部的安纳托利亚。寇松倒确实主张希腊撤退应以土耳其根据《色佛尔条约》接受和平解决为条件。但是即使是这个也超过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接受度，他们已经开始同凯末尔做出了自己的安排。前任法国总统（此时任总理）雷蒙·普恩加莱否认《色佛尔条约》的合法性，并坚持希土的停战应以希腊的撤军为前提条件，而非相反。值得注意的是，鉴于法国自身在武装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军团中扮演的角色，普恩加莱甚至否定了寇松关于将奇里乞亚、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归还给（苏维埃）亚美尼亚，以及派遣国际宪兵队保护土耳其亚美尼亚人的提议。普恩加莱争辩道，凯末尔同亚美尼亚和苏维埃俄国的双边条约早就木已成舟，并受到了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武力支持和接受；如果协约国试图改变，那么他们就得向凯末尔开战。寇松告知伦敦内阁，甚至连他的《色佛尔条约》的精简版——剥夺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初稿中被允诺的大部分领土——此时也被法国视为“完全中立，并表示了公开敌对；意大利人也只对此予以了不温不火的支持”。最终在巴黎达成的停战协议要求希腊完全撤出安纳托利亚，不过，它能够保留色雷斯西部，包括阿德里安堡和加里波利（英国人希望它不要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同时，土耳其人也被要求恢复领事裁判权以保护西方人的基本利益（就算不一定是希腊人）。在意识到这可能是希腊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之后（尽管被夺走了英国对其为战争努力提供的经济援助），希腊议会接受了这些条款，条件是向安纳托利亚派驻国际宪兵队保护希腊基督徒。12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传来的回应却未给足情面。首先，他们坚决拒绝恢复领事裁判权。他们的推论足够合乎逻辑：列强要求签订停战协议仅仅是因为“希腊军队在萨卡里亚战役之后不再适合发动攻势”，但是凯末尔却并不愿放敌军脱身。“我们没时间进行和平谈判。”他在一次非正式场合中告知英国使节，“我们现在处于能够向希腊和协约国施加我们的条款的有利位置。”1922年4月22日，安卡拉向高级专员提交了他们对协约国停战提议的正式回复。尽管措辞客气，但是凯末尔坚决要求希腊立即无条件撤出安纳托利亚，并且拒绝了派驻国际宪兵队的提议。正如他预料到的，这些条款遭到了寇松，尤其是劳合·乔治的异议，后者曾在整个冬天坚决主张希腊军队尽可能长久地留在安纳托利亚，以迫使凯末尔接受最严苛的和平协议。13

凯末尔拒绝屈服，有坚实的物质原因。安卡拉政府的外交转向随着伊诺努和萨卡里亚战役而来。这两场战役之后，安卡拉此时已不如希腊孤立无援。意大利对希腊在土耳其的利益诉求一直怀有敌意，而法国在1919—1920年的政策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在法军撤出奇里乞亚后，他们甚至将多余的武器和制服交给了土耳其人（包括至少1万支步枪和500箱弹药）。同时，据协约国高级专员预料，劳合·乔治亲希腊的侵略政策已经促成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与莫斯科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凯末尔正在收获他的果实。布尔什维克党向安卡拉输运黄金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其中包括红军于1920年9月征服布哈拉后抢掠的好几百块金锭；同时，这些黄金也为凯末尔的军队提供了物质保障。14白军在1920年11月最终撤出克里米亚后，布尔什维克党同样感到向安卡拉运送大量武器装备及弹药已经不再危险了。到1922年春天，他们已经运送了大约37 812支步枪、324挺机关枪、近4.5万整箱弹药、66门大炮和20万发炮弹。当凯末尔在1922年4月获悉协约国的停战条款时，他对莫斯科给予援助很有信心，并请求俄国向他支付一笔1 000万卢布的特殊款项以助其在夏天发动攻势。如果希腊侵略者不愿撤军，或者其伦敦的金主要求他们不撤军，那么土耳其人将只好通过自己的方式使他们离开。凯末尔以一种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够领会的方式（他们也曾在俄国国内革命期间驱逐过外国军队）向俄国大使解释道：

非常好，我们应该以武力证明我们存在的权利。直到我们扫净家园的干涉主义者，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一点。同个体一样，一个国家很难得到注意和公正，除非它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且展示自己的力量和能力。15

凯末尔关于在1922年夏发动进攻的决定是一场赌博，但是这场赌博经过了周密的设计。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军事态势一天比一天危险，而土耳其军队则在不断调集力量。对安卡拉来说，他们唯一的真正战略风险来自劳合·乔治——为了拯救希腊人及自己摇摇欲坠的政策，他有可能继续让英国人加入对土耳其人的作战中。但是出于很多原因，这种可能性极低。到1922年，伦敦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开始明白如果重新与土耳其交战，凯末尔仅仅靠夺取摩苏尔附近的产油区就能够在这个地区给英国的利益造成更大损坏而非相反。美索不达米亚非但没能成为帝国策划者希望得到的战利品，反而早已变成了马蜂窝——当地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在反抗英国人统治的战争中使其在1920年和1921年至少损失2 000人。16

坐在类似于此的人造火山上，以及获悉凯末尔在萨卡里亚的决定性胜利之后，英国驻美索不达米亚的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很自然请求伦敦采取行动“以确保伊拉克边境线上的友国的安全”。此时出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丘吉尔向内阁递送了一份备忘录，并发出警告，“几千名土耳其人进驻摩苏尔行政区的举动”将迫使英国要么撤出这块产油区，要么调遣更多兵力进行增援。说得更直白一些，英军驻开罗情报机构长官理查德·迈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上校曾在现场向英国军官和外交官概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必须同土耳其人成为朋友，并且停止我们的亲希腊政策；或者我们必须冒着被逐出君士坦丁堡和摩苏尔（即便没有巴格达）的风险……只要还有一名希腊士兵在土耳其领土，我们就绝不可能同土耳其讲和。”17

但是，通过反对来自现场的顾问的建议，坚持要求希腊军队待在安纳托利亚，劳合·乔治在不知不觉中给了凯末尔以可乘之机。与同土耳其人进行的接触相反，劳合·乔治把协约国的谈判立场押在一支被充满敌意的平民包围的疲惫之师身上——其中的大部分军官和招募士兵只是简单地想要回家。这并不影响乔治·哈齐内斯蒂斯（George Hatzianestis）将军——安纳托利亚军队总司令帕坡拉斯的继任者——被他的同僚军官广泛视为心理失衡。乔治·哈齐内斯蒂斯在1922年6月视察了前线之后，表现出一反常态的冷静，不过这可能不是一个好征兆——因为他总结道，如果凯末尔发动进攻，前线将很容易被占据。诚然，希腊人仍在安纳托利亚保留着22.5万名士兵，而且他们的机关枪、野战炮和运载车辆等装备都比对方精良。但是战场上的士气则是另外一回事。希腊人坚守的阵线将近400英里（约644千米），包括从盖姆利克（位于阿菲永东南部的马尔马拉海上）延伸出来，并沿着门德雷斯河流域折回东南部的爱琴海和地中海的一种巨大三角半岛。而且，通过由协约国提出并被希腊议会接受的停战协定，所有这些土地都将归还土耳其。因而，这些士兵倦怠冷漠的状态便十分容易理解了。哈齐内斯蒂斯在巡视前线的时候同样未能发现共产主义思潮在希腊军队中的快速蔓延——由于凯末尔同莫斯科的战略同盟关系，土耳其人帮布尔什维克党将宣传册分发至希腊军中——“敦促僵持中的希腊人回家，并让他们的土耳其同志留下”。对于很多疲倦而又意志消沉的希腊士兵来说，共产主义者的宣传将战争归咎于“英国帝国主义”头上，并为他们的退出提供了合理化的理由。“到1922年夏天，”迈克尔·卢埃林—史密斯（Michael Llewellyn-Smith）在《爱奥尼亚憧憬》（Ionian Vision）中写道，“希腊军队就像一个内部被虫子或病害侵蚀的苹果，表面看起来完整结实，但在重击之下会随时碎裂。”18

凯末尔似乎对注定会被击败的敌军怀有同情之心，一直从6月等到了8月，以看希腊人是否会明白这一点，并决定自行离开。即便希腊人选择离开，这个过程也不会那么容易，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要面临的困难将会越来越多。大部分连接阿菲永和埃斯基谢希尔到沿岸的铁路都是单行轨道，这将对运输容量形成严重制约（而且他们之前对铁路线的破坏行为会使自身在撤退中易受攻击）。由于希腊人还可能从陆路撤退，这意味着他们将只能赶在9月的雨季之前出发。似乎是为了检测进行适当撤退所需的基础设施，哈齐内斯蒂斯在7月将两个营和三个步兵团撤至色雷斯——由于此举对协约国而言只是在君士坦丁堡面前的一场表演，所以这场撤退仅仅削弱了他抵抗凯末尔的兵力，并进一步孤立了希腊。1922年7月29日，高级专员对哈齐内斯蒂斯警告道，希腊军队对中立区首都的任何侵犯都会遭到武力回击。在8月4日面对民众的一场演讲中，劳合·乔治抱怨协约国“不允许希腊人拼尽全力作战”时，却或多或少对这一警告做出了回应，并且赞颂希腊人在“通过进入［安纳托利亚］长达几百英里的狭隘通道”时呈现出来的“勇敢大胆的军事进取心”。但是，尽管劳合·乔治的动员讲话在雅典得到了广泛宣传（很多报纸都把他的讲话作为头条报道），对于奋战在土耳其前线的希腊士兵来说，这仅仅如同一杯无味淡茶——尤其是协约国毫无援助的动向。尽管有劳合·乔治的讲话支持，希腊人却只能依靠自己。19

一年以来，凯末尔都在有系统地准备着主动发起进攻。2月，他颁布了新的征兵令，要求在1881—1901年出生的年长土耳其人加入已经服役的新建部队。此外，他还以被逮捕的逃亡者的家属参军为条件，对他们进行了部分大赦。成百上千名在战争期间被沙皇俘虏的经验丰富的前奥斯曼军官也被布尔什维克党交还给了土耳其，以替补在萨卡里亚战役中战死的大量土耳其军官。土耳其同布尔什维克党、法国分别签订的分别关于新高加索边境以及奇里乞亚的协定也使得这些边境线上的大部分民众解放出来，填充进军队以对抗希腊人。到1922年夏天，凯末尔已经集结了大约20万名士兵以及8 568名军官，还有将近8万只马匹和驮兽。尽管货车不足，机关枪及大炮也劣于敌方，土耳其军队却有更为优秀的骑兵部队以及最为重要的士气。

到7月底，希腊人撤退的时机很明显已经过去。同拯救自己的军队相反，哈齐内斯蒂斯佯攻君士坦丁堡的举动进一步削减了军队实力。对充满斗志的土耳其军官来说，这无疑等同于在公牛面前挥舞红旗。7月28日夜晚，凯末尔同战地指挥官在前线附近的阿克谢希尔会面，他的借口是来参观两队军官之间的一场足球比赛。在那个夜晚，他们终于决定在8月中旬发动进攻：由努尔丁帕夏率领第一集团军对位于阿菲永以北制高点的希军凸出部分发动袭击，第二集团军同时向巴士拉发动佯攻。8月17日，凯末尔再次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离开了安卡拉。为了掩饰自身意图，他指示下属传播消息称自己将在21日位于钱卡亚的住所处邀请主要军官进行茶会［为了增强效果，凯末尔甚至对自己的母亲楚贝伊德撒谎，在赶赴前线的当晚称自己将参加一场茶会］。[1]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第一集团军在来自第二集团军分队的支援下，趁夜色进行了转移。1922年8月25日，凯末尔到达第一集团军军部以指挥即将展开的战役。

当晨光划破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天空时，土耳其第一集团军开始沿所有战线展开炮火轰击。大部分敌军观察哨都被摧毁，希腊炮手也因此很难进行回击。尽管如此，当土耳其步兵试图突袭阵地时，希腊人还是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抵抗。在一整天的时间里，双方在长达25英里（约40千米）的战线上来回拉锯，许多山顶要点不断易手。一位土耳其指挥官雷沙特上校曾向凯末尔承诺他将在半小时以内拿下目标——西吉尔峰。由于未能完成任务，他居然自杀身亡。到黄昏的时候，土耳其人少有收获，希腊人很明显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然而，土耳其人很快就迎来了突破。1922年8月27日，在这场战役的第二天早上，由凯末尔丁·萨米率领的第四兵团刺穿了希腊人的阵线，并拿下了位于克门山的制高点——阿菲永西南部的重要阵地之一。一支土耳其骑兵兵团随后穿过希腊阵线中的一条缝隙，到达了敌军后翼的开阔场地。由于担心遭到包抄，希腊第一兵团指挥官特里库皮斯将军下令撤退，并将大量军需品留在了阿菲永——凯末尔随后就在此地建立了自己的新指挥部。这次突破相当迅速，以至于特里库皮斯失去了同师部指挥官的无线联络，并使得希腊人从凸出部分退却的时候陷入了巨大的混乱。20

与萨卡里亚的结局不同，这一次的追赶极为迅速和持续。土耳其人在赶上敌军之前甚至没有停下来消化胜利，这也使得特里库皮斯难有时间进行恢复。由于前方的骑兵侦察情况显示特里库皮斯第一兵团的剩余兵力正在试图重新加入由迪肯尼斯将军率领的希腊第二兵团——他们在位于多鲁佩纳尔（Dumlupınar）附近，前往士麦那途中，阿菲永以西30英里（约48千米）处——凯末尔遂在8月31日下令土耳其第二集团军从北边冲将下来将多鲁佩纳尔截断，同时努尔丁帕夏从南边将其围住。由于此法会使希腊第三兵团从靠近马尔马拉海的北翼逃脱，所以凯末尔强调他们的主要目标在于包围并压制南部的希腊主力，以打开通往爱琴海和地中海的道路。1922年9月1日，凯末尔在位于多鲁佩纳尔以北的一所房子里颁布了一道迅速为世人所知的命令：“战士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地中海！前进！”土耳其人没有让凯末尔失望，他们立马越过了整支希腊军队，并在9月2日接受了里夫金和迪肯尼斯的投降。他们的行动是如此敏捷，以至于特里库皮斯在被土耳其人俘获两天之后，被雅典方面任命为安纳托利亚新任总司令（哈齐内斯蒂斯则被解除了职务）——他们沦陷的消息显然还没传到国内。在俘获了特里库皮斯之后，凯末尔向他提供了咖啡和雪茄，并且安慰他，战争不过是一场运气游戏，“优者常败”。这在残酷的战争中是极为罕见的人性一幕。21

并非所有人都有此雅量。为了调查多鲁佩纳尔的烧毁状况，同凯末尔一起出征的哈莉黛·埃迪布观察到“横尸遍布其间——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以他们死亡时的姿势躺在地上”。无怪乎希腊士兵花费大把时间进行抢掠或者偷窃陶器或古物，他们在撤退时烧毁了经过的所有靠近海边的城镇。朗博尔德在前往士麦那的途中接到来自领事哈里·兰姆爵士的报告后，向寇松做出汇报称，希腊人“已经溃不成军”，他们在撤退途中烧杀抢掠，足以编纂出一部“充斥着兽行和暴虐行为的恐怖案宗”。兰姆不甘居人后，他将撤退途中的希腊军队的行为描述为“难以形容的令人作呕”。22尽管没有过多描述，兰姆却可能提及一些传闻，称希腊士兵以及散兵游勇在阿拉谢希尔和马尼萨等城镇劫持、强奸并残害了成千上万名穆斯林女孩儿——这些传闻起初被很多协约国官员忽视，到后来，当实情调查团奔赴希腊人在撤退时摧毁的镇子进行调查时，这些传闻才得到证实。23土耳其西部遍布人道主义窘况，美国领事霍顿早在1922年9月2日便从士麦那发出报告。也正是在这一天，凯末尔接受了希腊兵团指挥官的投降：

这一天由于希腊军队精疲力竭、士气消沉而变得格外沉重。希腊军队昨日撤出乌沙克和屈塔希亚后已将它们付之一炬……位于埃斯基谢希尔的［希腊］第三军团可能会很快撤离并烧毁这座城镇……恐慌正在外国基督徒和希腊人中蔓延，很多人都在设法离开这个地区。当意志低沉的希腊军队到达士麦那时，严重的动乱及烧平城镇的流言传遍了整座城市。

5天之后，霍顿通知华盛顿“埃斯基谢希尔、屈塔希亚、乌沙克、马格尼西亚［马尼萨］、阿拉谢希尔、艾登和纳兹勒等地区的主要城镇已被摧毁或遭到大面积破坏。这些城市的居民人数在3.5万—10万”。协约国和土耳其的调查委员会都证实了霍顿报告的真实性。此外，他们还加上了卡萨巴的名字——作为一座位于发自士麦那的内陆铁路线的终点城市，卡萨巴拥有两万名人口，具有重要的贸易功能。然而此时，它已变成“一处布满灰烬与石块的冒着烟的废墟”，在希腊人纵火烧毁这座城市后，仅仅留下了8 000名生还者。在乌沙克的时候，希腊人甚至没放过苹果园。由于城市难民无处可躲，同巴尔干战争期间的君士坦丁堡一样，士麦那变成了难民营。“在总共约5万名不幸的人群里”，霍顿汇报道，“有相当多的土耳其人”，他们“此时睡在教堂的院子里，睡在清真寺中，甚至还有的睡在过道上”。24

随着溃败的希腊军队同奥斯曼希腊人（他们担心会牵连进希腊军队的暴虐行为）回流涌入城市，协约国领事和士麦那的国外及基督教群体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协约国将他们的所有战舰停靠在港口处——11艘英国舰、5艘法国舰、3艘美国舰和2艘意大利舰——同时，他们还派遣小型海军陆战分遣队登陆，以保护西方属民和财产。一位曾前往内陆对希腊人的热烈程度进行评估的美国海军情报军官J. G.韦尔说，他听到“希腊军官一再威胁要烧毁这座城市”。很自然，在这些威胁之下，加之希腊在撤退穿越土耳其西部时实施的焦土战略的先例，美国、法国及英国领事在1922年9月6日向希腊战争大臣尼古劳斯·塞奥托基斯（Nikolaus Theotokis）发去电报，要求他做出书面保证，承诺希腊军队不会烧毁士麦那或在城内进行劫掠。考虑到无人完全确定何人实际掌控着安纳托利亚的剩余希腊军队——塞奥托基斯此时才刚刚获悉自己任命该职位的最新抉择是一名战俘——他便坦陈自己“无法就此做出保证”。塞奥托基斯或许已经转而依赖士麦那的希腊高级专员阿里斯蒂德·斯泰吉亚德斯，后者是一位脾气暴躁的韦尼泽洛斯主义者，他对民族主义者的周期性镇压以及反穆斯林的暴行受到了当地奥斯曼希腊族群的猛烈抨击，只不过他已在英国的保护下于1922年9月8日星期五晚上乘船离开了士麦那——他乘坐的是随同希腊人在1919年5月实施占领的舰队之中的“铁公爵号”战列舰，炫耀般离去。[2]在某种程度上，为了避免在士麦那遇到障碍，雅典下达命令让希腊士兵在撤退的时候换道切什梅（在士麦那以西及以南的一座港口城市），直接从希腊控制的希俄斯岛穿过。由于并无希腊当局留下来保护士麦那或者向土耳其人投降，协约国众领事遂采取不同寻常的步骤，提议他们亲自赶赴内陆的卡萨巴以谈判士麦那的投降事宜，并要求保护基督教人口——这似乎已承认了希腊对士麦那的占领自始至终都由西方列强控制。在这场战争中见惯了希腊人的残暴虐行，并始终保持镇定自若的凯末尔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勃然大怒：“这是谁的城市？他们又想把它给谁？”25

协约国其实不需要费心向卡萨巴派赴信使。土耳其军队的行动尤为迅猛，1922年9月9日星期六早晨11点左右，头一支拥有400兵力的骑兵团便冲进了士麦那。当凯末尔的副官把这一消息带给他时，他恢复了平静，而他的情绪也随之转为对发动这场灾难性侵略的人的同情：“可怜的劳合·乔治！他明天会遭遇到什么事呢？他将被摧毁。”士麦那当地人对土耳其人的最初印象相对比较积极。土耳其部队出现的时候，“衣着光鲜，纪律严明”，尤其“营养充足，朝气蓬勃”。相形之下，希腊士兵在穿过的时候却“一身污秽，肮脏，无精打采”，更不用提那些在地上的全身污泥的城市难民。所有报纸都刊登了由凯末尔签署的公告，他下令立即处决骚扰平民百姓的土耳其军官。一位来自英国的护士在寄往家中的信件中写道：“每一个人都对土耳其人的回归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欢欣。”9月10日星期日下午4点，凯末尔亲自驱车进入士麦那。“他坐在敞篷车队的最前位置，车上还装饰着橄榄枝”，象征着这位征服者的和平意愿。土耳其穆斯林向凯末尔祭献了一头牛，不过后者并未停留参加典礼。凯末尔沿着码头闲逛，随后，他走进了克雷默酒店的一间酒吧，向主要的希腊顾客问道，康斯坦丁国王是否有同他们一起举杯饮酒。在得到否定回答后，凯末尔揶揄道：“那他为何还要费心攻打士麦那呢？”26

这对土耳其士麦那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但是，在历经一场长达3年的战争之后，人们已经变得一个比一个残忍，再加上希腊人最近的暴虐行径，这些都注定了土耳其占领者无法长久保持克制。甚至连那些被土耳其人“格外守纪”的表现打动的外国人也观察到“军官默许或者至少是准许下的针对市集的大规模抢劫活动”。星期六下午，关于暴力事件的报告此起彼伏，到了晚上，随着尖叫声响遍城市的大街小巷，暴力活动已经处于疯狂滋长的状态了。一位沿着水边骑行的土耳其骑兵被击落于马下，这随即招致了报复行动。一位英国上尉看到一群土耳其士兵将一位不听指挥的希腊人击毙。艾登火车站附近又发现了五具尸体。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像出逃的斯蒂吉亚德斯，同其教民留在士麦那的希腊都主教克里索斯托在大官邸受到努尔丁帕夏接待后不久，却遭到了一伙穆斯林暴徒的私刑处置——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受到了努尔丁帕夏的明确指示。其他“卖国贼”，包括为希腊占领当局工作过或者主要与其合作的土耳其人被军事审判及枪毙。因为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希腊人要么已经逃走，要么已经辞去工作加入撤退行列，所以这些暴力事件主要集中在亚美尼亚人区——在这里，手拿武器的基督徒也确实进行了回击。死亡数字逐步平稳上升，在开始的3天里，已有大约400人死亡。在星期三读完了所有来自士麦那的报告后，美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布里斯托尔上将模棱两可地汇报称，尽管“亚美尼亚人居住区的当地暴徒实行了大规模杀戮，但是带有大屠杀性质的事件却绝没有发生——虽然土耳其军队在进驻城镇的时候遭到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三次射击和轰炸”。27

随后，情况变得一团糟。1922年9月13日，当布里斯托尔正在向美国国务院发送这份报告时，士麦那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突发了大火。这场大火迅速燃遍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木质建筑，并沿着水边烧毁了许多非常美丽的地点，包括“法兰克大街”（旧时法兰克人，即欧洲商人的贸易殖民地）的商铺，电影院和咖啡馆，英国、法国、美国、丹麦、荷兰以及俄国领事馆，士麦那剧院，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甚至还包括克雷默酒店。英国《每日邮报》的通讯记者沃德·普赖斯（Ward Price）在安全的“铁公爵号”战列舰上观察到岸上“一面长达2英里（约3千米）的着火墙体上，20条清晰可见的炽烈火焰正参差不齐地翻腾着，火焰翻滚高达100英尺（约30米）”。这座古老城市的所有“仓库、商业建筑以及欧式住宅楼”，他叙述道，“燃烧得就像愤怒的火炬”。码头的景象如同但丁描写的地狱——不论是从海湾上见证这一景象或是目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人都感受到了相似的震撼——刚开始，烧成炭以及正在燃烧的尸体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与此同时，那些试图逃离致命烟尘的人发出的绝望叫喊声传遍了人耳。在“乔治五世号”上，一位英国上尉认为“很多人被推进海里，仅仅是因为最靠近房屋的人群试图离这些房子更远一些……很多人确实由于惊慌失措而跳进了海里”。雪上加霜的是，对于那些无法接触到水源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大多数海湾里的船只已经装满了难民——它们开始时出于对翻船的担忧，拒绝了搭载更多乘客的请求。最终，到夜幕降临之时，很多协约国战舰靠近岸边，并放下了小艇拯救溺水人群——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坚持要求审查这些受害者的国籍（据说那些能够正确读出“J’ai perdu mes papiers”的人更受法国船舰的欢迎）。当这场大火在9月15日星期五烧尽的时候，离水边最近的希腊、亚美尼亚和法兰克街区已经化为废墟，成千上万人丧生于火海或者溺死于港湾之内。28

如同莫斯科1812年的那场大火一样，关于纵火者和纵火动机的讨论自此从未中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场火灾首先发生在亚美尼亚人居住区，这也意味着亚美尼亚人的纵火动机被排除。不出意料的是，希腊官员和政治家将责任推给了土耳其人，并指责他们烧毁了“希腊人的”士麦那，而后者则反驳称他们根本没有必要烧毁一座自己刚刚征服的城市。不管有没有必要，两个间接证据却指向了土耳其一边。首先，到1922年9月13日，土耳其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城市，而且没有遭到实质性的抵抗；大多数还未撤离的希腊士兵离开了这座城市前往切什梅。其次，这场火灾从未波及穆斯林—土耳其人主要居住区——坐落于山冈以南，海港区之上；很有意思的是，犹太人区也未受到牵连——他们也同样居于内陆，以及相同的地理方位。部分原因在于风向，在那个致命的星期三，大风不寻常地刮向北方的大海（一些外国观察员提示到，这或许为纵火犯作案提供了借口——有一些人确实声称看到了土耳其纵火犯）。另外，还有报道称一条绕着土耳其人及犹太人居住区的壕沟被迅速挖掘出来以防止火势蔓延至此，一支消防队也站在一旁以确保这些区域无恙。29

当然，所有这些都无法构成故意纵火的证据。像是为了规避对其军队的必然指摘，凯末尔早在1922年9月15日同法国领事米歇尔·格拉耶（Michel Graillet）的会谈中，便指控手拿武器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纵火——这份控词在两天以后以官方报告的形式发往了安卡拉。作为补充，他还称土耳其士兵已经“尽自己一切所能扑灭大火”。然而，通过拉蒂夫（Latife）——曾于士麦那招待了凯末尔，并很快成为后者所有情人中最为出名的一个（两人在1923年结婚）——的说法，这位士麦那征服者在火势仍在蔓延的时候说：“让它烧，让它覆灭。我们可以换掉一切东西。”[3]对这场火灾最有名的当代新闻报道之一来自法利赫·里夫金（阿塔伊）在《阿库夏姆报》中发表的文章，其中提到“这场大火毁掉了大量穆斯林的财产”；阿塔伊又进一步声称他看到“成千上万名［土耳其］士兵……正奋力扑灭大火”。然而，这位阿塔伊后来在其未经审核的自传初稿中写道：“异教徒的伊兹密尔已化为灰烬，并在白昼黑夜的烈焰硝烟中走向了覆灭。然而，正如我们在彼时被告知的那样，这场火灾的始作俑者真的是亚美尼亚人吗？”阿塔伊引用自己在1922年9月写的日记：“掠夺者帮助把火势蔓延开来……为什么我们要烧毁伊兹密尔？难道因为担心如果这些江岸边的官邸、酒店和酒馆保留原样，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这些少数族群了吗？”同希腊人纵火烧毁土耳其西部城镇的说法相比，伊斯麦特·伊诺努在自传中对士麦那大火灾的见解同样十分有趣。“起火原因，”伊斯麦特写道，“应该在历史中的各种大事件之中去搜寻。那些下级军官会说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高层人物则会推责于纪律漏洞。”不论是谁点燃了士麦那大火，确定的一点在于，土耳其人似乎将其视为对希腊人将深远内陆地区的许多城市付之一炬的理想惩罚。鉴于此，尽管很多土耳其人失去了财产，几座清真寺也被烧毁，但是实际来说，士麦那的基督徒才真正失去了一切。30

随着古老的士麦那在1922年9月一同消亡的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小亚细亚，或者在希腊本土一同和平共存的主意。如果希腊人在1920年、1921年和1922年实行的焦土运动开创了种族隔离的话，那么士麦那大火则为此画上了一个戏剧性的句号。为了预防种族间暴力的进一步爆发，努尔丁帕夏给予那些想离开的士麦那基督徒一段时间的宽限期，尽管时间不长（起初，截止日期是9月30日，但由于持续性的港口受阻，这一日期遂被推至10月15日），这便在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奥斯曼公民身份。到了1922年10月2日，通过美国海军情报消息，多达20万名主要由希腊人组成的难民乘坐希腊或者协约国船只从士麦那撤退到了希腊内陆——这些难民希望能够被希腊政府接受市民身份；其他的协约国情报则称这一数字高达30万。但是，这些希腊人属于幸运的一批——大部分是女性、孩子和老人。所有18—45岁的参军的或者与占领当局合作的奥斯曼亚美尼亚男性或希腊属民——实际上，这意味着他们所有人，大概10万或12万人——都被送往位于安纳托利亚内陆战俘营或被强征入劳力行伍以“重建希腊军队在作战期间毁灭的村庄和道路”。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些可疑的整数数字。虽然如此，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士麦那的希腊群体，以及随撤退军队逃往西部的希腊城市难民——一共大约35万人——被从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赶走，而且大部分人将永远无法再见。另一方面，这也为两个主权国进行很快将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交换确立了先例：希腊的穆斯林属民将被驱逐至土耳其，而奥斯曼的基督徒也会被“换回”到希腊。31

在此期间，战争还在继续。对于凯末尔来说，士麦那的陷落并非结束，这不过是其实现民族宪章准则运动的一次重要胜利。土耳其同苏维埃俄国的东部边境此时明确确立了下来；它同法属叙利亚已就东南边境达成一致，而与英属美索不达米亚即便未达成协议，也几成定局；而且希腊人被逐出了安纳托利亚西部。但是，仍有希腊军队驻扎在色雷斯东部，协约国军队也还在君士坦丁堡沿着伊兹密特湾的地方，以及邻近达达尼尔海峡的一些海峡炮台中：如果凯末尔想要履行民族宪章中的内容，那么这些外国武装力量要么自行离开，要么由土军武力驱赶出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凯末尔领导下得以重生的奥斯曼帝国此时正大致处于14世纪早期的帝国位置——彼时巴士拉还是帝国首都，土耳其人还未进入欧洲。凯末尔是否会拿起武器追随征服者之路，重新夺回阿德里安堡和君士坦丁堡？或者协约国及希腊人和平撤离以阻止又一年的流血杀戮？

同许多其他产生于战争末期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劳合·乔治。尽管希腊军队还未离开色雷斯东部，但是到1922年9月18日，他们的最后一支完整分队已经借道切什梅离开了小亚细亚——这意味着海峡和伊兹密特的凯末尔军队与协约国军队之间已不再有希腊军队。在士麦那，凯末尔接待了英国总领事哈里·兰姆爵士，这场会面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弄清英国人的真实意图。在被告知这位领事代表着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的利益后，凯末尔回复道，他的政府“认为自己同大不列颠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并不承认这位高级专员”。正因如此，凯末尔认为他将“以关押所有英国属民的举动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不过他又向兰姆保证自己并无计划这样做，而且在土耳其的英国人“出境自由”。在被问到是否真的认为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凯末尔稍做让步，并指出安卡拉和伦敦之间还未建立联系。事实上，凯末尔是在邀请——或者说激将——劳合·乔治给予他政府上的外交承认，以显示对土耳其并无敌意。如果劳合·乔治拒绝，那么凯末尔的军队将会朝前行军，以确保土耳其边界线同民族宪章中规定的一致。32

来自英国方面的第一反应并不令人鼓舞。早在9月7日，土耳其人占领士麦那之前，英国内阁——在没有咨询议会或是协约国的情况下——便授权驻土耳其和黑海的英国占领军总司令查尔斯·哈林顿派军队占领加里波利半岛，以预防土耳其人从此地登陆前往色雷斯。出于不难领会的原因，温斯顿·丘吉尔对坚守加里波利的举措表达了强烈支持。虽然长期饱受希腊事业的折磨，但是丘吉尔认为在事关海峡控制权的问题上非同一般：他的想象力得以焕发，血液也开始沸腾。“深海中将亚洲与欧洲分隔开的那条线，”他争辩道，“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必须用尽我们力量范围内的一切方法保证这条线的安全。如果土耳其人拿下加里波利半岛和君士坦丁堡，我们可能就会失去所有的胜利果实。”在丘吉尔立场大转弯的鼓励下，加之深信希腊人并未就此完结，劳合·乔治更进一步，他告知内阁，如果土耳其人提议武力穿过海峡的话，“我们应该同他们战斗以阻止他们这样做”。为了使埋葬在加里波利的英国人不白白牺牲，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提议更多的人再次为之浴血奋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提议甚至比1915年走得更远：1922年9月12日，哈林顿率军在海峡亚洲一侧的恰纳卡莱登陆，似乎有意诱使凯末尔出兵驱逐。这场为控制海峡自1918年搁浅至今的战役从而再次得以升温。

然而，反凯末尔联盟正在严重瓦解。尽管他们极其勉强地争取到了内阁的支持，但是在协约国这边，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就没那么好运了。法国和意大利刚开始同意向海峡的欧洲一侧（加里波利）派遣小型分遣队，但是他们拒绝随哈林顿进驻亚洲一侧。普安卡雷通过法国高级专员佩莱将军暗中向凯末尔保证，法国将不会参与英国在海峡的战役。1922年9月15日，丘吉尔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以及加拿大的总理发去电报，请求他们重演加里波利的史诗篇章，以保护“至关重要的帝国及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包括解放海峡在内）”。这一次，他的呼吁却未激起太大浪花。新西兰提供了一个营的兵力，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礼貌性拒绝，而南非则不屑给予回复。在巴黎和会的时候，这几个受到平等外交礼遇的自治领此时却拒绝追随母国加入战争，这也令伦敦大吃一惊。即便连主战的《每日邮报》也拒绝加入其中，并进行轰动性新闻报道：“停止新的战争！”普安卡雷也向日益受到孤立的劳合·乔治施压，并在1922年9月18日下令所有法国军队撤出加里波利。法国此时明显已经放弃了海峡，内阁随后授权寇松赶赴巴黎——后者几乎以一种恳求者的姿态请求法国给予援助。1922年9月23日，普安卡雷对这位前印度总督进行痛斥，致使寇松崩溃垂泪，并坚称英国放弃凯末尔的所有领土要求，包括君士坦丁堡、海峡和色雷斯东部。凯末尔不仅征服了“希腊人的”士麦那，将希腊人逐出亚洲，还将大英帝国撕成碎片，摧毁了巴黎和伦敦之间仅存的外交友谊。33

这还不是全部。像是没受够目前的羞辱，劳合·乔治坚持要哈林顿坚守立场，并在土耳其人威胁恰纳卡莱的时候加入战斗。寇松在巴黎或许已经签字放弃了海峡，但是这位首相想明确说明的是他将其给予凯末尔只是作为协商解决的一部分，而非向其军队投降。同时，如果战争真的爆发，劳合·乔治深信英国会取得胜利。他秉持此信念的假设条件在于：希腊军队并未真的被彻底击败，只是遭到了不忠的康斯坦丁国王的背叛，以及疯狂的哈齐内斯蒂斯的力不胜任。[4]考虑到康斯坦丁在1922年9月27日退位后，韦尼泽洛斯主义者已重获权力，劳合·乔治对一个重焕生机的希腊再次进入战争充满把握。劳合·乔治对他的主张愈加起劲，在刚获悉雅典爆发了革命之后，便向内阁解释道：“土耳其人将在色雷斯碰到的不会是康斯坦丁的疲软、涣散且毫无斗志的军队，而是受韦尼泽洛斯及革命激励的全民性抵抗。由于有大英帝国的支持以及老将军的复职，希腊部队将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劳合·乔治还明确地将自己的公信力下注在恰纳卡莱冲突上，他承诺道：“当凯末尔被击败并被控制之时，我们就能够强大到从恰纳卡莱转移到伊兹密特——在此处，我们投放一支相对小型的部队就能够切断他的交通设施，并迫使他屈辱投降。”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劳合·乔治在1922年9月29日星期五向哈林顿起草了一份最后通牒以转呈给凯末尔，上面写道：“如果他的军队未能在由你确定的时间内撤离的话，我们所有能够支配的联合军队将会在适当的位置，从海上和空中朝土耳其人发动攻击。”34

事情的发展没能朝劳合·乔治期盼的方向发展。莫里斯·汉基说，丘吉尔、劳合·乔治和全体内阁“整个星期六都在屏息等待着是否有枪支交火或者土耳其人撤退的消息”。但是，并无消息传来。事实证明，哈林顿曾找英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霍勒斯·朗博尔德进行协商，最终，他们两人都决定不将最后通牒转呈给凯末尔，以防招致战争。就此，劳合·乔治便被他的下属夺走了他极度渴望发动的战争，[5]而他在土耳其问题上的亲希［腊］政策的溃败也致使他从1916年领导至今的联合政府产生了分裂——保守党人终止了与自由党的联盟关系。在1922年11月15日举行的选举活动中，劳合·乔治及其自由党被彻底击败，他甚至未能当选反对党的领袖，而工党则超过自由党票数，第一次在席位上登上第二的位置。在躲过“一战”最后两年以及和平时期头四年的各种国际危机之后，劳合·乔治及其整个政党被凯末尔引进了被遗忘的政治角落里。

协约国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成了凯末尔的胜利军的下一个受害者。1922年11月1日，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废除了奥斯曼苏丹，并将官方政权从高门转移到了安卡拉政府。两周之后，已成为普通公民的瓦希代丁乘坐（非常适当的时机）一艘英国战舰前往马耳他，再也没有回来。在苏丹被迫离开的暗示下——尽管外交上还没给予确认，所有之前由奥斯曼苏丹签署的条约和协议都被终止，甚至包括备受憎恶的《领事裁判权条约》。凯末尔此时终于能够以一个对等的政权形式同西方列强协商最后的和平协议了。

在存活了6个多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终于覆灭于“一战”的千钧重压之下。凤凰会从灰烬中涅槃，帝国也将以土耳其共和国的形式得以重生。

[1] 楚贝伊德夫人绝不傻，她在看到儿子凯末尔身着军装后，说他的着装不太适宜茶会。

[2] 由于担心会在希腊面临难以避免的军事审判或者民众的私刑处置，斯泰吉亚德斯借道罗马尼亚，转而去了法国。

[3] 拉蒂夫本人在这场火灾中失去了大量财物。事实上，正是她面对损失时的泰然（“我不在乎，把所有都烧了吧”）才似乎引发了凯末尔的这番讲话，而非无意识的狂喜。

[4] 在同样令人宽慰却难以置信的理论层面上来说，包括首相古纳里和军队总司令哈齐内斯蒂斯在内的8位主要康斯坦丁主义者于1922年11月13日在雅典接受了审判，罪名是叛国——两周以后，他们被宣判有罪并被处刑（而这两位最不重要的人仅仅被判处终身监禁——这也是这件事常常被称为“六人审判”的原因）。

[5] 虽然在自传中经常出现不符合事实的描述，但是劳合·乔治却没有对恰纳卡莱手下留情。“我当然想要开战，”他写道，“而且我很确定我们会赢。”

结语
《洛桑条约》和奥斯曼遗留问题

拆分近东人口将有助于近东地区的真正和解。

——弗里乔夫·南森（Fridtjof Nansen），

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在1922年12月1日洛桑和平会议上的发言1

在经过超过11年之久的战火后，奥斯曼帝国此时终于迎来了和平。这一天也早该到来了。由于缺乏精确的记录，我们只能估算出1911—1923年所有前线（及后方）各种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大约有40万到50万名奥斯曼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丧生。但是，在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奥斯曼连续战争的边境冲突中，这只占所有伤亡人数的极小部分。据最佳估计，1911年之前居住在奥斯曼领土的人口（大约2 100万人）到1923年时已经跌到不足1 700万人，其中只有少于1 300万人此时居住在被割去大片面积的凯末尔主义土耳其的边缘地区。虽然这些数字只是粗略的估计——而且有多少人死于迁徙或者疾病、营养不良以及其他与战争相关的直接因素中都不甚清楚——但是人们广泛承认一点：帝国的死亡人数在整体数字中接近20%。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撼的数字——尤其同西方战线上死亡人数比重最小的国家相比——法国只占3.5%。土耳其亚洲一侧战争的部分关键影响同样体现在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相对设备精良和受到悉心照料的英国远征军的伤亡率之上。据记录，仅在1916年就有20.7万名士兵因疾病而伤亡。大动乱的4位骑手——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在奥斯曼土地上无情肆虐。直到1919年之后，它们才被凯末尔的英雄壮举击败。

当然，伤亡人员的原始数据在奥斯曼战争的可怕故事中只是很小一部分。所有民族，或者说在某些情况下的所有国家都被赶出了他们世代居住的家园，而他们赖以为生的生存方式也随之被破坏。1915年的亚美尼亚大灾难众所周知，但是在长达10年之久的时间里，这绝非独有：这10年以来，成千上万的巴尔干穆斯林因巴尔干战争离乡背井，不计其数的希腊基督徒在1913—1914年、1916年及1921—1922年反复遭到驱逐，还有无数名高加索边境上的鞑靼人及切尔克斯穆斯林在1914—1915年被驱逐出境，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1915年遭遇了蝗虫灾害，数不胜数的土耳其穆斯林在希土战争中被烧毁了村庄和家园，更多的希腊人在1922—1923年冬天再次被赶出士麦那。更多的事例难以言尽。

要弄懂这些损失的重要性，以及探寻数百万难民面临流离失所窘况及同样多的痛苦的军人、平民死亡的意义，可以说绝无可能。无论如何，在一个世纪的变迁后，我们可以开始处理它造成的地缘政治后果。奥斯曼帝国在跌跌撞撞地走进了20世纪后，虽然已难巍然挺立，但却也尚存早期令人敬畏的威势。尽管欧洲以领事裁判权及经济监管的方式侵蚀着帝国，但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仍然被成千上万名奥斯曼属民、穆斯林、基督徒以及犹太人奉拜为苏丹，而一些更远地区的广大穆斯林把他视为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诚然，1908—1909年的剧变推翻了哈米迪耶政权，并且撼动了苏丹统治根基，但是，从远至英属印度传来的报告来看，直到1918年，全球的穆斯林仍对苏丹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效忠：这甚至包括由青年土耳其党人控制的傀儡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拉沙德），到之后的穆罕默德六世（瓦希代丁）——后者在1922年11月1日被凯末尔废黜，并由阿卜杜勒·迈吉德二世接任哈里发（而非苏丹），直到1924年3月，土耳其最终废除了哈里发一职。在奥斯曼连续战争带来的所有持久变化之中，这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在废除哈里发一事上，穆斯塔法·凯末尔常因此受到人们的肯定或者责备（特别是奥萨马·本·拉登）。但是，实际上真正摧毁奥斯曼威势的乃是帝国在1918年的大惨败。在土耳其的例子当中，区别在于王朝的覆灭还毁掉了团结世界范围内的（逊尼派）穆斯林——并通过源自伊斯兰教古典时期的哈里发来联系他们的最后一处机构。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侯赛因国王在1924年3月听到土耳其传来的消息后，便马上宣布自己为所有穆斯林的哈里发。不过，他在6个月之后便失去了对麦加的控制，后者由伊本·沙特领导的瓦哈比教派占得，但伊本·沙特并未宣布政权的正统性，因此，能够团结全球穆斯林的哈里发一职从1924年之后便不再存在了。

从地球上消失的不仅仅是奥斯曼苏丹及哈里发。在一个接一个战役中苟延残喘了几个世纪之后，帝国本身终于分崩离析，再难回归。诚然，所有“一战”参战国都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包括俄国——同盟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中瓜分了俄国一部分领土，当然，还有其他同盟国——德国、奥匈帝国和（范围相对较小的）保加利亚。但是从各方面考量，奥斯曼都是独一无二的。1938年，希特勒合并了土耳其的战时同盟国德国及奥地利，他们试图恢复旧时边境线。同时，为了重建依照《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之上的东方帝国，他们还在1941年实施了巴巴罗萨行动。但是，希特勒的策略为时不久，而且同1914年之前相比，德国和奥地利此时早已被割去了大片边境面积。苏维埃俄国在重新获取沙俄时期几乎所有领土方面显然更为成功，此外，它甚至（比如加利西亚和加里宁格勒等少数地区）还进一步扩张了自己的领土范围。由于凯末尔在1922年的军事胜利的完满，国外诸强也没有为争夺土耳其新确立的边境线而爆发严重冲突（除了在“二战”的时候，斯大林在其胜利末期曾对卡尔斯和阿尔达汉提出了领土要求——虽然他最后未能如愿）。

地图23

在所有由“一战”造成的地理格局上的大破坏中，一个奇怪的事实是：最稳定以及最不稳定的边界线变动都存在于前奥斯曼帝国。阿拉伯中东战后和解的脆弱性在近些年已变成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而一些被定义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家也于近些年在这些地区出现，并成为当前的不安因素所在（不过或许并非是最令人忧虑的）。然而，由千万名战士的鲜血锻造而成的凯末尔土耳其共和国——而非通过缥缈的外交文件确立——已经证明了自己同那些东南邻国一样坚不可摧。凯末尔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在1923年洛桑会议上确定的边界线一直沿用到了今天——除了在1939年的时候，土耳其通过法属叙利亚的公民投票从其手中吸纳了哈塔伊一地——这使得土耳其顺利实现了1919—1920年《土耳其民族宪章》中提出的最后一处领土要求。[1]根据早些时候同法国及意大利签订的协议，凯末尔总体接受了意大利对多德卡尼斯群岛的控制以及法国在叙利亚的统治。同样，他也没有对英国对摩苏尔的领土主张提出异议——尽管由于他们在此区拥有广大的土耳其人口（土库曼人），此地也包含在《土耳其民族宪章》之中，而且他或许还能在伊拉克轻易击败逊于自己的英国军队。作为自己对于胜利上的克制的交换条件，凯末尔要求永久废除受人憎恶的领事裁判权：最终，他如愿以偿。

考虑到在主要目标上的持续成功——界定土耳其同其战时敌国的边境线——奇怪的一点在于1923年7月24日签订的《洛桑条约》并未得到一个好的名声。如果到今天还有人记得的话，那么洛桑首先代表了一件事：希腊和土耳其的人口交换。在士麦那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后，希腊东正教基督徒的撤退及被驱逐已经预示了这一点；签订于1923年1月30日的《希腊和土耳其人口交换公约》完成了这项始于战时的任务——在战时，位于希腊沿岸的加里波利和黑海前线便出现了选择性的驱逐运动。唯一的新动向在于：希腊的穆斯林属民此时也将被迫逃至另一个国家。在奥斯曼所有属民中，希腊东正教教徒或东正教出身的人大约有120万——包括那些已经逃走或者被迫离开的人（大概占3/4）——他们被赶向西边的希腊。与此对应，大概有40万穆斯林被驱逐至东边的土耳其。

时至今日，安纳托利亚被废弃的教堂沉默但生动地记录着基督徒的出走；另一方面，前奥斯曼鲁梅利（包括萨洛尼卡——不过它常因卓越的犹太教文化而遭人遗忘）的空置清真寺、澡堂和礼拜寺则提醒着来访者这座城市被湮没的伊斯兰文明。“如果你试图单从建筑上弄懂欧洲东南边缘的历史，”布鲁斯·克拉克（Bruce Clark）在《异乡人：从故土到他乡》中写道，“你也许会得出结论：一些极其严重的大浩劫——不论是人为还是自然因素造成，都对爱琴海两岸带来了重创……这个地区还未完全恢复。”洛桑会议上决定的“人口转移集合”原则在整个20世纪发挥了作用：斯大林在1944年对克里米亚鞑靼人，以及车臣人和其他切尔克斯穆斯林的驱逐，“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对大量德国侨民的驱逐（早在1943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便明确引用《洛桑条约》以证明驱逐的正当性），1948年的印（度）巴（基斯坦）分治，以及大量阿拉伯人从以色列的出走/被驱逐，还有在那一年中东战争之后犹太人从阿拉伯国家的离去。最近，“洛桑先例”已经应用于（尽管经常没有得到明确的承认）诸多事例当中：1989年保加利亚对土耳其穆斯林的驱逐，前南斯拉夫战争后的种族清洗，亚美尼亚在1994年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开始对阿塞拜疆穆斯林的清洗，甚至还有进行中的极富争议的独立乌克兰分裂运动。2

我们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为洛桑会议带来的遗留问题感到遗憾。尽管它标志着土耳其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获得了承认，但是相比在战场上被击败的希腊人，土耳其人今天对于《洛桑条约》的抨击更为激烈。就人力资本来说，土耳其在人口交换中比希腊失去的更多——不管是数量（离开的人数约为接收人数的3倍）还是质量（离开的人一般接受了更高的教育，而且更富有；相形之下，接收的大部分为农民）。几十年以来，从商人到药师，直至工程师、熟练技工，土耳其共和国什么都缺。由于缺乏熟练工人，土耳其经战争毁坏并急需所有人努力复兴的经济在一开始就陷入了瘫痪。就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而言，到图尔古特·厄扎尔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之前，土耳其经济一直没有真正起死回生。就文化来说，土耳其大概也未获得复兴。虽然如今涌入伊斯坦布尔的旅客比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佩拉（今天的贝伊奥卢）的旧欧洲区已经恢复了它旧时国际大都会的些许风采，但是能够极大丰富城市文化、经济生命力的旧时希腊、亚美尼亚和犹太族群却一无所留。由于土耳其语言的拉丁化，大部分土耳其人无法阅读奥斯曼时期的文学、诗篇或者典籍——这将他们同自己的历史割裂开来。

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因而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洛桑协议以及它代表的不友好的多数主义—种族国家主义保持谨慎。在1911—1923年的剧变之前，很少有牵连进人口交换的民族像希腊人或者土耳其人一样将其自身划入国家范畴——他们只是将自己看成同基督徒或穆斯林一样的类群。虽然成千上万人——特别是居住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基督徒——已经被逐出了他们的社区或者被迫成为劳工，但是那些在1923年依然生活在故土的人却从未得到过询问，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被告知要打包离开家乡的时候表现出了可以理解的困惑。如果征询他们的意见，似乎很清楚，这些被驱逐者很少会愿意离开他们及其先祖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尤其是这些漠视其迁徙自由的令人震惊的条款（洛桑协议命令人口进行“强制性交换”，并且规定“这些人在没有土耳其政府或是希腊政府的各自授权下绝不允许返回土耳其或希腊居住”）。甚至连那些在一开始期望能幸免于难的少数群体，比如遗留在卡帕多西亚（1911—1923年，这个地区实际上并无种族之间的紧张局势）的5万名基督徒，也在最后被送上了难民之路。[2]

以现代人的情感来看，所有这一切会令人感到强烈不快。然而，在没有理解这些政治家试图解决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谨慎对其进行评判。希腊和土耳其及西方外交家不过是在设法终结这场残酷的战争。他们同样还要应付严峻的难民危机。在这个过程中，成千上万名平民从这两个方向的交战区逃离而去，他们都需要迁入新的家园安居乐业。尽管这些决定对那些想待在自己愿意待的地方的人来说残忍又不公，但是它却营造了一种虚假的人道主义观：他们以命令房屋当前所有人离开的方式为那些即将到来的难民打开了家门。对于洛桑的决策者而言，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相互分离似乎成了“人道主义的解决方法”：事实上，提出此类建议的人正是挪威探险家及外交家、首任国际联盟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弗里乔夫·南森。“拆分近东人口，”当洛桑会议在1922年12月1日召开之际，南森做出如下提议，“将有助于近东地区的真正和解。”尽管这些人会难以避免遭受微不足道的伤害和不公，但是实际上的人口交换进行得相对平和，少有暴力事件报道。虽然很多西方的自由派报社对此表达了强烈抗议，批评声称南森使得自己成为土耳其及希腊政府美化自身恶意的工具，但是洛桑会议上一致通过种族—宗教分离的事实却依旧没变。为了帮助斡旋人口交换，南森甚至于1922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虽然这份殊荣是为了表彰他早期在欧洲进行的活动，但是也明确地提及了他“当前在小亚细亚和色雷斯的难民工作”）。3

当一个帝国坍塌之时，我们不该忘记大量混乱和痛苦会随之而来。此外，人们还会为世界大同黄金时代的逝去而备感哀恸，这是一种能够想象得到的宽容。但是在被经年冲突以及1919——1922年的战争——已经变成邻里间最为残忍的种族内部间的杀戮——撕裂的安纳托利亚，世界主义或者仅有的一点儿宽容已经所剩无余。对于希土情谊的突然衰退，两国世仇在1912—1913年、1917—1918年以及1919—1922年因传统、老式的领土争端而引发的战争都负有明确的责任。因此，去责备一个终结了这些争端的和平条约显得毫无意义。

前奥斯曼中东地区的阿拉伯语国家对奥斯曼垮塌表现出来的悲恸之情就更容易理解了。尽管作为征服者及统治者的土耳其人并不受爱戴，而且他们的统治实际上一直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但是帝国却使数百万无宗派的人统一在一起，并赋予了他们同样的身份。依照伊斯兰教法，所有非穆斯林的地位不平等，但是大部分黎凡特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非常吃香，而且到了现代，他们还凭借自己在贸易与同西方列强联系中的重要作用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身份。诚然，这些少数民族的昌盛兴旺常常会招来憎恨和迫害，但是只要奥斯曼的威望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穆斯林属民位于社会顶端的骄傲还完好保持，那么这期间就会存在一种大致的均衡以保护多数基督徒和犹太人免受最严重的伤害。正如哈布斯堡帝国及霍亨索伦帝国的瓦解在中欧产生了一个褊狭和反犹太主义的时期一样，奥斯曼的崩溃在中东地区也开启了一个祸患时期。1948年的中东战争及其结果致使数以万计的阿拉伯穆斯林、基督徒（从巴勒斯坦）和犹太人（从包括叙利亚和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国家）被迫出走，超过50万人被赶出了他们的家园。巴格达曾一度兴盛繁衍的犹太社区到今天几乎归零。伊拉克和埃及的古老基督教族群从奥斯曼时期到现在只剩一小部分，而且每年都在缩减。[3]黎巴嫩内战更使近100万居民背井离乡。没有人知道叙利亚的恐怖内战将会如何结束，但是根据过去的区域性先例来看，其注定的结果在于：不论哪个交战派系（逊尼派或什叶派/阿拉维派）失败，德鲁兹派和基督教少数族群必会遭遇不幸。然而，所有这些仅仅会成为即将到来的大动荡的前奏。当前，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比如基地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对早期国界线肆意破坏，甚至连波及范围更广的什叶派—逊尼派战争也在不断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往外蔓延——这不仅会使“伊斯兰国”，还会让两个主要国外支持者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卷入纷争，并投入一场为伊斯兰精神而战的至死方休的战争当中。

尽管如此，自从帝国瓦解之后，不管中东历史多么混乱和暴戾，我们都不该浪漫化奥斯曼的过去。这是因为西方世界不知晓在阿拉伯半岛、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或巴勒斯坦发生的大量事端并不意味着中东地区在“一战”介入之前就是一派田园牧歌式的宁静景象。在1914年的时候，阿拉伯半岛就已经处于多层次内战中部，而其结果仅受别处军事结局的影响。如果欧洲的影响真的有决定性力量，那么麦加的侯赛因无疑会成为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国王（或者，相反地，奥斯曼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会使恩维尔一方的人——伊本·拉希德获得这个头衔）。但是相反，伊本·沙特的瓦哈比兄弟战士——尽管他们也希望像哈希姆家族一样能享受来自英国的资助金——却在阿拉伯半岛缔造了自己的历史，这段历史同他们缺席的1914—1918年的战争并无太大差别。

当然，同阿拉伯半岛相比，叙利亚在“一战”期间更为直接地卷入了纷争之中。尽管如此，早在1914年以前，对于它在后奥斯曼时代的争议性控告就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彼时，阿拉伯的秘密社团同位于大马士革的法国外交官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联络，恳求得到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到德皇威廉二世间每一个人的谒见。“一战”使其得以公开，将其中的深层次种族—宗教裂痕展现在黎凡特世界之中，并刺激了外部列强对他们加以利用。协约国的胜利使得法国提出了对叙利亚的领土主张，英国也开始了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扶持。鉴于土德胜利将会延缓所有这3个帝国（或者说准帝国的）的计划，人们可以争辩说“一战”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之间播下了持久冲突的种子。然而，巴勒斯坦内部的紧张局势已经处于长期沸腾的状态了——虽然还未到达白热化程度。1917年夏，德国大使问时任大维齐尔塔拉特帕夏，德国是否能够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给予英国人重重一击。由于曾于1915年亚美尼亚人遭到驱逐及大屠杀期间出任内务大臣，并因此具备非常丰富的处理奥斯曼少数民族问题的经验，塔拉特回复道：“我会很乐意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国家。”只可惜，在他看来，付诸实践的意义不大，因为“阿拉伯人只会把犹太人杀死”。4

那些因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内部无休止的冲突而责备英国和法国的人对帝国由来已久的“分而治之”政策似乎有着非常正当的看法。他们认为这一运用于已经难以驾驭的地区的策略会加剧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教徒等之间业已存在的紧张关系。然而，他们应该记得这些占领国早已在1946年和1947年就撤出了所有军队，此时第一次中东战争还未爆发。

在两次海湾战争以及第三次——使得美国及其盟友同伊斯兰国家进入对抗关系后，伊拉克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比以色列/巴勒斯坦还要令人难堪的痛点。很清楚的是，英国外交官在“一战”后确立的边境线并没有很好地经受住检验，比如在1990年，萨达姆·侯赛因便率领军队越过了由珀西·考克斯爵士绘制的将伊拉克和科威特分开的“沙漠界线”。奥斯曼摩苏尔和其他北部的库尔德（及土耳其）区域从未同南部的主要为阿拉伯人的奥斯曼行政区巴格达和巴士拉结合在一起过。由于逊尼派三角地区十分接近巴格达和什叶派圣城纳贾夫及卡尔巴拉，所以逊尼派—什叶派在伊拉克的分界线要比伊斯兰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的都更反复无常，这也导致了两派十分危险的离心倾向——什叶派把目光投向了东部的伊朗，逊尼派穆斯林则把目光投向了南部的阿拉伯半岛以求救援和资助。在这些教派冲突，以及伊拉克内部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之间的种族争端和零星战争中，人数更少的基督徒和犹太人通常设法保持低调，以避免被卷入争端。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在2003年遭到颠覆之后，该国的恐怖暴力连同其他沉痛教训已经教给了世界一点：他们曾依靠历史上最残酷的独裁者之一来平息这个（由大英帝国胡乱拼凑而成的）破碎国家的种族间、种族内部及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紧张态势。后奥斯曼时代伊拉克国内的严重暴力从1920年便开始，并延续至今。

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奥斯曼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1914年之前也同样是一个充斥着暴力的地方，虽然这些暴力事件并不突出（也没引起西方的注意）。当时一些来自欧洲的访问者记录了这一地区有关建筑学上的一种奇特特征：尽管位于地球上最热的国家之一，当地房屋并没有安装窗户，这是为了避免居民被枪炮震碎的玻璃波及。贝都因人对村庄、城镇甚至奥斯曼守备军的突袭非常普遍，普通人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游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是一件十分不明智的事。英国驻巴格达领事并不愚蠢，他在底格里斯河来来回回的时候都是乘坐着一艘特殊的装甲艇。根据1914年5月卡尔·菲多尔（Karl Figdor）在《福斯报》中的报道，德国巴格达铁路公司被迫建造复杂的、加固的营房来确保工人的人身安全。“一道不断延伸的装有倒钩的铁丝网环绕着营地，”菲多尔说道，“只有正对着受到保护的内部庭院的门窗才能够打开……处于最危险区域的位置根本就没有窗户，只有墙里的有角裂缝保护着这些位置，使其免受贝都因人的枪弹。”甚至连穆斯林雇员也不得不“每天在武装警卫的护送下前往工作场所”。5在战争期间，英国、奥斯曼及德国士兵都为死伤于贝都因战士之手的人遭受到的虐待备感震惊——这些盘旋在所有战场上的贝都因人就像秃鹫一样劫掠着死人和掉队的士兵。“阿拉伯人，”一位德国老兵汉斯·吕尔斯写道，“将那些战亡者完全剥光，任其赤裸裸地横尸荒地之上，他们还常常对其进行毁坏或者亵渎。”6不论这些边境线是以何种方式或者被何人界定，伊拉克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易于管理的国家。

如果说奥斯曼统治在战后转换为哈希姆（实际上是英国）政权的过程中有什么遗失掉的优点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奥斯曼在管理上的高明手段。奥斯曼并未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施行太多暴政，当然，这也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愿进行管理。1920年夏，当伊拉克起义正处于高峰之时，劳伦斯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中沮丧地写道：“我们的政府还比不上旧土耳其体制。他们在当地征召的士兵多达1.4万人，并且在每年平均杀害200个阿拉伯人以维持和平。我们有9万名士兵，还配备了飞机、装甲车、炮艇和装甲列车。我们在这个夏天大概杀了1万名阿拉伯造反者。我们不能指望维持这样的平均数。”7不管劳伦斯所提供数据的准确性如何，他正在弄清楚英国人以及之后的美国人在伊拉克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于不同部族之间，逊尼派与什叶派，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着长期不和，所以几乎没有一个交战派系（除了少数民族土库曼人）对土耳其人抱有好感。但是，他们至少都是穆斯林，他们要求的合法性都是通过奥斯曼哈里发付诸实现的。除了人数不多的犹太人及基督徒，很少有伊拉克人愿意接受欧洲人（或者美国人）的统治。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理解为何穆斯塔法·凯末尔决定不与英国争夺摩苏尔了——尽管此地有大量众所周知的石油储备。1918年之后，伊拉克终于不再是土耳其的梦魇了。

总的来说，奥斯曼—阿拉伯世界在战前比（由英法监管下的）战后更为平和一些，但是它在战前却不一定更稳定。到了1914年，奥斯曼的统治权在诸如美索不达米亚这样的地方很大程度上乃是一个假象——尽管它或许是有益、积极的那种。同俄国逐渐接管土耳其东部和波斯北部一样，欧洲外交官、工程师和商人在此区长期的大量涌入也有可能会在不用发动大国战争的情况下就将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拽进西方势力范围。奥斯曼帝国已经在意大利战争和巴尔干战争中分别丢掉了非洲和鲁梅利欧洲一侧的大部分地区；此外，爱琴海大部分海域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也不再属于帝国了。关于土耳其决策者做出介入“一战”决定的最好理解是：这是他们为通过对德国加以利用，并对抗那些更为危险的、对奥斯曼领土怀有企图之心的列强——俄国、英国和法国（大致是这样的排序）——以延缓帝国衰退和分裂做出的最后一丝努力。即使同盟国能够赢得这场战争——正如他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时，就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一个得胜的德国很有可能会对土耳其的行政机构和经济实行强制监管。即使那样，一个半胜利状态下的英国仍然会以接受德国在俄国和乌克兰的地位为条件，对奥斯曼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实施占领。考虑到帝国在1914年面临的安全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能够使其无限期维持某种原状的现实方案，他们只有糟糕与更糟糕的选择。最终，在1918年恩维尔的高加索进攻战失败之后，凯末尔和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经过分类，放弃了难以控制的帝国及其难以管辖的少数民族，转而支持建立一个他们能够紧紧掌握的、排他的、单一民族国家。在这一目标中，他们获得了预料之外的成功。在土耳其的边境线之外，奥斯曼战争还在激烈地持续着，看不到尽头。

[1] 这两幅地图并不完全相同，凯末尔在洛桑会议上同意将色雷斯西部让给希腊，将摩苏尔让给英国。1923年，哈塔伊同样被划出了土耳其范围，但是16年之后，土耳其又将其合并。除了这几点之外，这两幅图完全一致。

[2] 最终，有两个著名的例外。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代表们希望驱逐出境的东正教教堂主教被允许留了下来，不过其旧有的政治功能（比如在税收方面）却丧失殆尽；同样，足够数量的希腊人也被同意留下来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转（大部分希腊人的最终出走到1955年才发生）。作为交换，10万名穆斯林被允许留在色雷斯西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土耳其将这块领土让给希腊，同其强硬派进行和解的举动。

[3] 就伊拉克来说，这部分人口在10年前降至5%，随着2003年战争带来的死亡及出走（超过100万基督徒），这一数据已经只剩1%或更少。在2011年被冠以“阿拉伯之春”之名的运动浪潮后，生活在埃及并于中世纪就已构成了人口大多数科普特派基督徒到今天据信只剩不足10%。

鸣谢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负债累累。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仍受聘于安卡拉的比尔肯大学，我欠阿里·多拉马哲（Ali Doğramaci）太多。他向我提供了一份学院的真正工作，并陪我坚持到了最后。然而，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写于我搬到伊斯坦布尔的科克大学之后。在这里，我必须要对奥姆兰·伊南（Umran Inan）校长以及萨米·居尔格兹（Sami Gülgöz）院长给予的鼎力支持，以及我的历史系同事迪莱克·巴尔拉斯（Dilek Barlas）、永贾·柯克萨尔（Yonca Köksal）、詹·纳卡尔（Can Nacar）、阿斯利·尼亚佐格鲁（Aslı Niyazoğlu）、马克·贝克尔（Mark Baker）和亚历克西斯·拉帕斯（Alexis Rappas）表示感谢。此外，科克大学董事会的努尔·亚尔曼（Nur Yalman）和厄梅尔·科克（Ömer Koç）也给予我他们所能提供的最为暖心的鼓励。我在之后同土耳其错综复杂的学院官僚制度发生冲突与这些受人敬重的朋友或者同事并无干系，但这促使我最近又搬到纽约州安南代尔哈得逊（Annandale-on-Hudson）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关于安排我目前在巴德学院就任历史学教授一事，我要感谢利昂·博特斯坦（Leon Botstein）校长及米谢勒·多米尼（Michèle Dominy）院长，还有我的历史系新同事——格雷格·莫伊纳汉（Greg Moynahan）、理查德·奥尔德斯（Richard Aldous）、马克·莱特尔（Mark Lytle）、奥马尔·舍塔（Omar Cheta）、迈尔斯·罗德里格斯（Miles Rodriguez）、塔别塔·尤因（Tabetha Ewing）、克里斯蒂安·克劳奇（Christian Crouch）、卡罗琳·德瓦尔德（Carolyn Dewald）、迈拉·阿姆斯特德（Myra Armstead）、艾丽斯·斯特鲁普（Alice Stroup）、德鲁·汤姆森（Drew Thomson）和真纳迪·什克利亚雷夫斯基（Gennady Shkliarevsky）。尤其是格雷格，他远远超出自身的职责要求来回答我无穷无尽的问题，并在其他重要事情中向我施以援手——他为我的孩子找到了相当好的日托班。马克和理查德将他们积累的知识无私分享给我，让我备感亲切。尽管这本书只有最后几章写于此（安南代尔），但是我已经发现巴德学院是一处非常适合教学与写作的地方。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时常有一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感觉。时光回溯至2002年，除了在刚开始邀请我加入他的土—俄中心外，诺曼·斯通还教会了我大量关于土耳其和俄国的知识以及其他相关知识。由于我从事这项工作已经好多年，因此我知道，如果不吸收埃德·埃里克森（Ed Erickson）在奥斯曼军事史上的专业知识，是无法开始理解土耳其军队的。埃德经常不厌其烦地为我解答各种疑问，我也对此表示感激。就我所知，穆斯塔法·阿克萨卡尔（Mustafa Aksakal）的《奥斯曼战争之路》（Ottoman Road to War）是关于土耳其在1914年介入“一战”的论战的最好介绍，而迈克·雷诺兹（Mike Reynolds）的《破碎的帝国》（Shattering Empires）则是研究俄—奥（斯曼）冲突在地缘政治影响上的必读之书。虽然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大量问题，迈克却从不吝惜自己的宝贵时间，从不犹豫对我的提问做出回答。同样，我还从贾斯廷·麦卡锡（Justin McCarthy）那里学到了大量的奥斯曼历史——除了他的书籍之外，还有他多年前在萨拉热窝做的一个关于英国如何在1915年败走亚历山大勒塔和奇里乞亚的精彩演讲（我制作的关于加里波利登陆的地图就是受他启发）。对麦卡锡的仰慕者和批评者而言，他主要是以社会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著称，但是我却发现他同样相当精通与奥斯曼后期事务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军事和战略学。对于《蒙德罗斯停战协议》和《洛桑条约》之间的时期——如果没有我在比尔肯大学的已故前同事斯坦福·肖（Stanford Shaw）的开创性多卷历史著作《从帝国到共和国》，我肯定会迷失方向。这项稍微有些古怪的研究将各处档案文件中久远、原始的参考引文整理在了一起，并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幸亏有肖，一般人才能够在家或者在办公室舒适地研读这些资料而无困难，他们还可以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不管这与肖的结论吻合与否。尽管在某些方面有些过时，但是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与保罗·穆拉托夫（Paul Muratoff）的经典旧作《高加索战场》对于研究俄土战争仍然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亦寸步难行。此外，我还想对斯科特·安德森（Scott Anderson）表达敬意，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但是他在《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惊人歪曲的新研究也是我在阿拉伯一方的着墨重点。勿用多说，我对这本书中出现的错误或失误承担单独责任。

尤金·罗根（Eugene Rogan）刚刚出版了自己关于“一战”中东战场的雄心勃勃的历史著作。我只后悔没能在此之前获得一份原始底稿。但愿这两本书能够帮助恢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史中应得的中心作用。

首先建议我展开这项巨大而重要课题的是企鹅（美国）出版社的斯科特·莫耶斯（Scott Moyers），同时，他还相当专业地指导我完成了这项任务。我的代理人安德鲁·劳尼（Andrew Lownie）使这个课题最终成形。我非常感谢他宝贵的时间及犀利、批判性的眼光。企鹅（伦敦）的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仔细研读了本书稿，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也使本书的最终结局获益颇大。

多年以来，在这项课题上帮助我的人遍布各国，难以言尽，不过我想特别提及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iedman），他在2014年整个盛夏的下午为我扫描材料，以在极为紧迫的截止日期前交付文稿。

如果没有我耐心、宽容的妻子内斯林（Nesrin），以及我可爱的孩子艾拉（Ayla）和埃罗尔（Errol），我不可能写出这些或者其他文字。我是为他们而写——即便孩子们还没有到阅读这一类型的书的年龄。我热切地期望，他们有一天能够拿起我写作的书籍，并且会喜欢它们。

注释

序言 1876年9月7日

1. 哈斯利普（Haslip），《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一生》（The Sultan: The Life of Abdul Hamid Ⅱ），84—85页。关于桥和缆车的预兆的引用，来自罗德里克·戴维森（Roderick Davison），《奥斯曼帝国的改革：1856—1876年》（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1876），第355页。

2. 格莱斯顿，《保加利亚惨案》（Bulgarian Horrors）。关于格莱斯顿的线人艾德温·皮尔斯以及迪斯累里，《咖啡馆的胡言乱语》，参见R. W.西顿—沃森（R. W. Seton-Watson），《迪斯累里、格莱斯顿和东方问题》（Disraeli, Gladstone,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52—53页（和注释）。关于不同伤亡数据的最好概括，参见B. H.萨姆纳（B.H. Sumner），《1870 —1880年，俄国和巴尔干半岛》（Russia and the Balkans, 1870—1880），171页，n1；关于格莱斯顿的俄语翻译，参见上书，187页，n1。

3. 哈斯利普，《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一生》，63，78—79页。

4. 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199页，n3。

引言 《赛克斯——皮科协定》传说和现代中东的诞生

1. 帕特里克·科伯恩，“难道这就是《赛克斯——皮科协定》带来的结果吗？”，《伦敦书评》，卷35，no.11（2013年6月6日）。

2. 来源于大卫·里恩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台词。

第一章 欧洲病夫

1.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落的一般性意见》，《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509页。

2. 菲利普·曼塞尔（Philip Mansel），《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272页；戴维森，《奥斯曼帝国的改革：1856—1876年》，4页。

3. 引自费格斯（Figes），《克里米亚》（Crimea），483页。

4. 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220—221，228页；威廉·富勒（William Fuller），《战略与权力》（Strategy and Power），314页。

5. 戴维森，《奥斯曼帝国的改革：1856—1876年》，386—387页。关于格莱斯顿，“土耳其宪法！！！”，参见哈尼奥格鲁（Hanioğlu），《奥斯曼帝国末期简史》（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118页。

6. 引自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237页。

7. 引自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索尔斯伯利》，160页。

8. 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299—300页。

9. 同上书。同样参见曼塞尔，《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304—305页。

10. 富勒，《战略与权力》，323，326页。

11. 引自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06页。

12. 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359页；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07页。阿亚·斯特凡诺斯［（Aya Stefanos），脚注］：参见迪莱克·卡亚·穆特鲁，《中东研究》（Middle Eastern Studies），第43卷，no.1（2007年1月）：75—86页，《俄国人在阿亚·斯特凡诺斯（圣斯特凡诺）留下的胜利纪念物：失败和复仇之间，牢记和遗忘之间》，以及《伊斯坦布尔的废弃建筑物》，在线查看：http://www.hayal-et.org/i.php/site/building/ayastefanos_ant。

13. 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401—405页中的条款。

14. 引自盖斯（Geiss），《1878年柏林会议》（Der Berliner Kongress 1878），xxiii，n68。关于原始法语版本条约，参见萨姆纳，《俄国和巴尔干半岛》，附录10，658—669页。关于金融方面，参见艾伦·帕尔默，《奥斯曼帝国的衰退与覆灭》（Decline and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160—161页。

15. 斯坦福（Stanford）和埃泽尔·库拉尔·肖（Ezel Kural Shaw），《奥斯曼帝国史和现代土耳其》（Histor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Modern Turkey），卷2，221—225页。

16. 埃里克森（Erickson），《各个击破》（Defeat in Detail），13—14页。

17. 麦克米金（McMeekin），《柏林—巴格达铁路》（Berlin-Baghdad Express），9页。

18. 福阿德·丁达尔（Fouad Dündar），《滔天罪行》（Crime of Numbers），141—145页。另一个关于相矛盾数据的有用概述参见莱维（Lewy），《亚美尼亚大屠杀》（Armenian Massacres），20—26页，及布洛克萨姆（Bloxham），《种族灭绝大博弈》（Great Game of Genocide），51页（对于1894—1896年的死亡人口总数，布洛克萨姆给出的数据是80—100 000，不过他并未给出数据来源）。

19. 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11页。

20. 埃里克森，《各个击破》，14—15页；罗伯特·加德纳（Robert Gardiner）编，《1860—1905年，康韦遍布全球的战舰》（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387—392页。

21. 帕尔默，《奥斯曼帝国的衰退与覆灭》，184—185页。

22. 威廉二世，《大马士革的晚餐演讲（1898年11月8日）》，参见厄恩斯特·约翰（Ernst Johann）编，《德皇讲话录》（Reden des Kaisers），81页。

23. 1899年6月23日，陶菲克帕夏同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达成一致，PAAA，R 14155；关于开采权，1903年5月12日，奥本海姆同比洛签订相关协定，PAAA，R 14559。

24. 最初的特许权报告，参见QO，Corr. Pol.中篇小说系列，土耳其，卷334中剪贴的1900年1月3日的《泰晤士报》（伦敦）《巴格达铁路》。关于补充条款，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46页。

25. 参见麦凯尔（Mckale），《革命引发的战争》（War by Revolution），19，239，n5。

26. 哈尼奥格鲁，《奥斯曼帝国末期简史》（Bri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Impire），128—130页，以及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20页及全书各处。

27. 人口普查数据参见卡尔帕特（Karpat），《奥斯曼人口》（Ottoman Population），148—149页；君士坦丁堡部分，104页；参见斯坦福和埃泽尔·库拉尔·肖，《奥斯曼帝国史和现代土耳其》，卷2，241页。

28. 同上书；帕尔默，《奥斯曼帝国的衰退与覆灭》，158页；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55页。

29. 这段叙述取自斯坦福和埃泽尔·库拉尔·肖，《奥斯曼帝国史和现代土耳其》，卷2，第三章；关于教育方面的描写主要在112—113、249—253页；关于经济发展方面，在230—235页。参见齐歇尔（Zürcher），《统一的要素》（Unionist Factor），12—13页。

30. 所有内容见哈尼奥格鲁，《奥斯曼帝国末期简史》，133—135页。

第二章 根治手术：青年土耳其党人

1. 埃迪布，《回忆录》，272页。

2. 1909年10月7日，马沙尔从席拉皮亚到达柏林，PAAA，R 14160。

3. 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55—356页。

4. 引自拉姆绍尔（Ramsaur），《青年土耳其党人》，37、42页。

5. 1900年1月16日，《晨报》；《穆罕默德帕夏和苏丹》，见于1900年1月22的《标准报》，剪下并编于PAAA，R14156。

6. 《奥斯兰》，见于1900年8月14日《联邦报》，剪下并编于PAAA，R14157。

7. 哈尼奥格鲁，《青年土耳其党人反对派》，84—86页。

8. 引自拉姆绍尔，《青年土耳其党人》，67—72页。

9. 萨巴赫丁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信件，见于1906年8月13日伦敦《泰晤士报》，剪下并编于PAAA，R14158。

10. 刘易斯（Lewis），《现代土耳其的诞生》（Emergence of Morden Turkey），202页。

11. 哈斯利普，《苏丹》（Sultan），254—255页。

12. 斯坦福和埃泽尔·库拉尔·肖，《奥斯曼帝国史和现代土耳其》，263—264页；拉姆绍尔，《青年土耳其党人》，116—117页。

13. 关于最准确的伤亡数据，参见埃里克森，《各个击破》，43页；杰拉维奇（Jelavich），《巴尔干半岛史》，94—95页；“更为令人绝望的战斗。土耳其人以极大伤亡代价击退了敌军”，Fielding Star，卷25，第53期（1903年8月17日），2页。

14. 拉姆绍尔，《青年土耳其党人》，130—131页。

15. 同上书，102—103页。

16. 更多有趣的描写参见曼戈（Mango），《阿塔图尔克》，67—68页。

17. 同上书，74页。

18. 引自图尔凡（Turfan），《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崛起》，65—66页。

19. 这些叙述有很多。我主要根据拉姆绍尔，《青年土耳其党人》，132—136页，曼戈，《阿塔图尔克》，76—78页，以及斯坦福和埃泽尔·库拉尔·肖，《奥斯曼帝国史》，266—267页。

20. 同上，以及哈尼奥格鲁，《简史》，149页。

21. 引自埃迪布，《回忆录》，259—260页。

22. 引自图尔凡，《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崛起》，144页。

23. 哈尼奥格鲁，《简史》，149页；肖，《奥斯曼帝国史》，274—277页。

24. 埃迪布，《回忆录》，271—272页。

25. 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48—349页。

26. 关于抗议中的军队群体，参见埃里克森，《各个击破》，23—24页。

27. 马沙尔男爵在1909年4月13日从佩拉赶往柏林，PAAA，R 14160；艾哈迈德，《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当代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3（3）（1968年7月），29页，以及肖，《奥斯曼帝国史》，280—281页。

28. 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诞生》，211—212页；莱维，《奥斯曼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Armenian Massacres in Ottoman Turky），33页；麦克默里（McMurray），《疏远关系》（Distant Ties），49页。关于阿达纳骚乱中的伤亡估计分析，参见丁达尔，《滔天罪行》，144—145页。

29. 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69、73页。

30. 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52页。

31. 肖，《奥斯曼帝国史》，282页。

32. 引自刘易斯，《现代土耳其的诞生》，213页。

33. 1909年10月7日，马沙尔从席拉皮亚动身，PAAA，R 14160。

34. 1911年4月22和23日，马沙尔从佩拉动身，PAAA，R 14160。

35. 埃里克森，《各个击破》，24—30页。

36. 1914年1月11日，德国总理办公室通过德国驻佩拉大使馆将外交信件呈给高门政府，BOA，HR-H 329；普通照会时间是1915年5月7日及1916年5月9日，BOA，HR-H 336。

第三章 豺狼突袭

1. 《列强的注释》，参见1912年10月10日，《悉尼先驱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

2. 土耳其和巴尔干联盟之间的和平条约签署于1913年5月30日，地点在伦敦，见赫斯特（Hurst），《列强间的重要条约》（Key Treaties for the Great Powers），853页，编号190。

3. 塔奇曼，《八月炮火》，第一章；麦克米金，《俄国起源》，14—15页。

4. 阿尔贝蒂尼（Albertini），《“一战”起源》（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卷1，201，306—311，341页。

5. 麦克米金，《 俄国起源》，第一章。

6. 1912年4月29日，于索非亚签订的军事协议中，《友好条约中的秘密兼并以及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结盟》；1912年5月16/29日，保加利亚和希腊签订防守同盟条约；1912年10月6日，塞尔维亚和黑山结盟：均见赫斯特，《列强间的重要条约》，819—829页。同样见杰拉维奇，《巴尔干半岛史》，卷2，97页及其他各处；以及阿尔贝蒂尼，《“一战”起源》，366，376—377页。

7. 引自阿尔贝蒂尼，《“一战”起源》，381页。

8. 斯坦福和埃泽尔·库拉尔·肖，《奥斯曼帝国史和现代土耳其》，289—291页。

9. 同上，以及阿尔贝蒂尼，《“一战”起源》，376—377页。

10. 在大多数关于这场冲突的文学作品中，这些数据似乎都出现了难以解决的矛盾。关于奥斯曼方面的最佳估计，参见埃里克森，《各个击破》，67—72，169—170页，对比于霍尔，《1912—1913，巴尔干战争》，22和46页。奥斯曼对于敌军的人数估计，同样参见曼戈，《阿塔图尔克》，112页，以及杰拉维奇，《巴尔干半岛史》，卷2，97页。

11. 曼戈，《阿塔图尔克》，106，110—111页。

12. 细节和数据参见埃里克森，《各个击破》，86—122页，以及霍尔，《巴尔干战争》，22—32页。

13. 普通照会时间是1915年5月7日及1916年6月9日，BOA，HR-H 336。

14. 埃里克森，《各个击破》，171页及其他各处（萨洛尼卡投降协定重现于225页）。

15. 引自麦卡锡，《奥斯曼民族及帝国的结局》（Ottoman Peoples and the End of Empire），79页。

16. 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64—366页。

17. 黑皮书，1912年11月17日，345—346页。

18. 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102页。

19. 引自阿尔贝蒂尼，《“一战”起源》，卷2，394页。

20. 麦克米金，《 俄国起源》，23—25页。

21. 引自霍尔，《随从》，263页。

22. 引自费伊（Fay），《世界大战起源》（Origins of the World War），卷2，207页。

23. 引自霍尔，《巴尔干战争》，71页。

24. 斯坦福和埃泽尔·库拉尔·肖，《奥斯曼帝国史和现代土耳其》，294—295页；埃里克森，《各个击破》，244—245页；曼塞尔，《君士坦丁堡》，367—368页。

25. 埃里克森，《加里波利：奥斯曼战役》（Gallipoli: The Ottoman Campaign），5—6页。

26. 关于色雷斯和阿德里安堡：同上；埃里克森，《各个击破》，251—282页。关于斯库台湖：霍尔，《巴尔干战争》，91—97页。

27. 引自霍尔，《巴尔干战争》，104页。关于萨宗诺夫、保加利亚人和海峡问题，参见麦克米金，《俄国起源》，第一章。

28. 引文及数据参见埃里克森，《各个击破》，322—339页。

29. 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23，44页。

第四章 寻找同盟

1.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34页。

2. 关于沙特—瓦哈卜的征服战，参见罗根（Rogan），《阿拉伯人》（The Arabs），177页。俄国人和库尔德人：参见麦克米金，《俄国“一战”起源》，第六章和第十章之后。阿拉伯秘密社群：参见第十三章之后。

3.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29—30页。

4. 同上书，27页。

5. 翻译成俄语的奥斯曼海军指导手册，1911年12月5/18日，AVPRI，fond 138，opis’ 467，del’461/480，list’4（and back），5；1914年1月6/19日，格里戈里耶维奇对萨宗诺夫的讲话，in AVPRI，fond 138，opis’467，del’462/481，2-4（and backs）。关于希腊人的恐慌，参见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第二章；关于更普遍的俄国人，参见麦克米金，《俄国起源》，第一章。

6. 关于英国人为驱逐贾维德做出的努力，参见1911年5月1日和5日，马沙尔离开佩拉，PAAA，R14560。关于菲茨莫里斯，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76—78页。

7. 1914年2月8/21日俄国海军规划会议的原始文字记录，AVPRI，fond 138，opis’467。

8. 1914年2月8/21日俄国海军规划会议的原始文字记录，AVPRI，fond 138，opis’467。

9. 1913年10月4/17日，吉尔斯大使向沙俄驻巴黎大使亚历山大·伊兹沃斯基（Alexander Izvolsky）发送的“秘密电报”被抄送给了S. D.萨宗诺夫，AVPRI，fond 172，opis’514-2，del’633，list’19。至于未能提及“亚美尼亚人”或“亚美尼亚人省份”以及俄国人/亚美尼亚人的反应，参见霍瓦尼西安（Hovannisian），《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问题》，《从古代到现代的亚美尼亚民族》（The Armenian People from Ancient to Morden Times），237页。

10. 引自沃尔夫（Wolf），《加里波利1915》（Gallipoli 1915），19—20页。

11. 1914年1月6日，萨宗诺夫向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发送的照会，复述于Krasnyi Arkhiv，卷6，41页及各处。有关俄国对利曼任命的回应，见雷诺兹，《破碎的帝国》，76页，以及麦克米金，《俄国起源》，第一章。

12. 波克罗夫斯基，《三场会议》（Drei Konferenzen），40—42页。

13. 1914年1月15日图尔汗帕夏将萨宗诺夫的意见转达给高门政府，引自雷诺兹，《奥斯曼—俄国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高加索地区的斗争》，125页，n114。

14. 埃里克森，《各个击破》，338—341页。利曼反对进行整肃，但是他无能为力。见利曼，《土耳其五年》，7—9页。

15. 埃里克森，《各个击破》，338—341页；埃里克森，《死亡命令》，37页。

16. 1914年6月15日，阿吉罗普洛（Agiropulo）对吉尔斯，no.244，IBZI，卷3；1914年6月18日，吉尔斯对萨宗诺夫，no.304，IBZI，卷3；关于分析部分，参见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第二章，特别是45—50页。

第五章 神兵天降：“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抵岸

1. 引自塔奇曼，《八月炮火》，177页（苏雄的回忆录）。苏雄或许对自己的想法进行过润色。他在1914年9月21日从君士坦丁堡发给德皇威廉二世的作战报告中提到了自己对于8月6日废止的命令的某些相似的应对措施（“我决定坚决履行职责侵入地中海东部……［以］到达君士坦丁堡，并因此将战争带进黑海”），他甚至决定使黑海局势“违背土耳其人意愿”（不过他并没有讲明自己的目标是迫使土耳其加入战争）。BA/MA，RM 40/457，402 and 403（back）。不管怎么样，这在文字修饰方面非常到位。不论它有没有讲清苏雄要在1914年8月6日或者8—9日采取行动，但是这的确抓住了苏雄在10月份采取举措的本质所在。

2. 麦克米金，《1914年7月：“一战”倒计时》。

3. 1914年2月21日俄国海军规划会议的原始文字记录，AVPRI，fond 138，opis’467，del’462；1914年6月30日，萨宗诺夫对格里戈里耶维奇的询问，no.24，IBZI，卷4。吉尔斯“立即对策”，参见1914年6月15日，吉尔斯对萨宗诺夫的讲话，no.265，IBZI,卷3。关于“对君士坦丁堡发动进攻将不可避免”：萨宗诺夫，《改变世界的年份》，126—127页。

4. 引自特林佩纳（Trumpener），《德国和奥斯曼帝国》，15—16页。

5. 1914年8月1日（下午2点30分），贝特曼向旺根海姆发去电报，no.547，DD,卷3。

6. 1914年7月14/27日，亚努什克维奇向第比利斯司令部的尤登尼奇下达命令，fond 2000，opis’1，del’3796，list’13。

7. 1914年7月14/27日，吉尔斯向萨宗诺夫递送的文件内容，参见波克罗夫斯基，Tsarskaia Rossiia v mirovoi voine，卷1，4—5页，以及文件154，IBZI，卷5，125—126页。

8. 1914年7月16/29日，亚努什克维奇对尤登尼奇的鼓励，RGVIA，fond 2000，opis’1，del’3796，list’19。

9. 1914年7月17/30日，萨宗诺夫对贝根道夫的讲话，文件281，IBZI，卷5，195页。关于移交一事，参见麦克劳克林（McLaughlin），《“戈本号”逃出生天》，40—41页。

10. 关于丘吉尔的行为及即时背景，尤其参见于弗罗姆金（Fromki），《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Peace to End All Peace），52页及全书各处。

11. 1914年8月2日，旺根海姆同德国外交部的通信，引自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24及24，fn.7。至于恩维尔在事先知道英军夺取了“苏丹奥斯曼一世号”的事实（特林佩纳忽略了这一点），见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61页。

12. 这份联盟条约复述于no.733，DD,卷3。

13. 1914年8月2日，旺根海姆同德国外交部的通信，引自阿克萨卡尔，103—104页。

14. 同上书，104—107页。

15. 1914年8月2日，莫尔特克同德国外交部的通信，no.662，DD,卷3；参见于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26页。

16. 1914年8月4日凌晨2点35分，上将对苏雄发出指令，引自特林佩纳，26页（参见DD）。据知这道命令破译于1914年8月4日凌晨3点15分，见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

17. 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35页及fn.67。关于“向汤里吐口水”：引自塔奇曼《八月炮火》中的苏雄回忆录，167页。

18. 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35页；关于苏雄的事后记述，苏雄在1914年9月21日离开海达尔帕夏到海军部，见BA/MA，RM 40/457，400。关于“品尝到他们热烈渴望的战火时刻了”：引自塔奇曼，《八月炮火》，173页。

19. 麦克劳克林，《“戈本号”逃出生天》，58—59页。

20. 同上，及塔奇曼，170页和全文各处。

21. 苏雄，9月21日事后调查，见前引书，400（back），以及《“戈本号”逃出生天》，58—59页。

22. 苏雄，9月21日事后调查，见前引书，401（back）；参见于米勒，《不可抗力》，第四章（引用自fn.53和fn.54）。

23. 苏雄，9月21日事后调查，见前引书，400（back）；细节参见麦克劳克林，《“戈本号”逃出生天》，67—68页和塔奇曼，《八月炮火》，177页。

24. 苏雄，9月21日事后调查，见前引书，401（back），402.

25. （包括关于苏雄的脚注部分）引自麦克劳克林，《“戈本号”逃出生天》，69—70页。

26. 米勒，《不可抗力》，第六章（《特鲁布里奇上将改变了他的主意》）。

27. 同上书，第七章。米勒声称凯利错认为“戈本号”开了火，“事实上，它并没有开火”。根据德国海军部档案中苏雄的9月21日事后调查，见前引书，“戈本号”确实开火了（尽管他承认自己并不确定鱼雷是否击中了目标——似乎并未击中）。

28.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16页，以及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28页。

29. 苏雄事后调查，见前引书，404页。

30. 1914年7月23日/8月5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记录，及相同日期的后续照会原件，AVPRI，fond 151，opis’482，del’4068，list’10 and 13。

31. 1914年8月9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记录（两次），nos. 48 and 49 in IBZI，vol. 6/1。关于背景及分析，参见阿克萨卡尔，127—130页。

32. 同上，以及1914年7月27日/8月9日，亚努什克维奇对萨宗诺夫的谈话，AVPRI，fond 151，opis’482，del’4068，list’29（and back）。1914年8月9日，旺根海姆对贝特曼的谈话，引自特林佩纳，29—30页。关于米尔恩：参见米勒，《不可抗力》，第七章；塔奇曼，《八月炮火》，181页。

33. 苏雄事后调查，见前引书，404及之后。

34. 同上；关于克雷斯和恩维尔的交谈，引自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38页。

35. 引自塔奇曼，《八月炮火》，184页（同样有丘吉尔的引用部分）。至于杰马勒（脚注）：《土耳其政治家的回忆》，126页；关于摩根索，《摩根索大使的故事》（Ambassador Morgenthau’s Story），71页。

36. 1914年8月12日，阿斯奎斯对维尼夏·斯坦利的谈话，no.122,《阿斯奎斯，信件》（Asquith, Letters），168页。

37. 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40页及全书各处），采纳了米勒十分有趣的主张，当英军未能追上敌方或开火时，记录下了很多奇妙的情况（比如，8月11日“将军号”及“洛多斯托号”上）。然而，我仍对此保持怀疑。尽管十分有趣，但是米勒的理论基本上失败了。英方关于“戈本号”的情报信息收集于雅典，他们大可以进行更为有效的追赶——但是这根本不难解释这些报告是如何及为何没能及时到达丘吉尔或米尔恩手中，足够准确地来说，以扭转局势。即使假设一位英国准将参与了“共谋”，帮助苏雄的船只加煤，也无法证明英国战争委员会内部出现了叛徒。米勒自身的叙述谨慎、证据充分，他提出的证据要比其醒目的书籍封皮更为真实。

38. 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40页。

第六章 争取奥斯曼之战

1. 威廉·苏雄，布龙萨特同苏雄的谈话记录（交付给恩维尔），1914年10月25日，BA/MA，N 156—2，2。

2. 1914年8月11日，博蒙特同格雷的谈话，《关于导致同土耳其关系决裂的事件的通信》（以下称《土耳其通信》）。

3. 1914年8月14日，旺根海姆同德国外交部的通信，引自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31—32页。

4. 1914年8月6日及10日，博蒙特同格雷的谈话，以及脚注引用部分，1914年8月8日，丘吉尔对格雷—博蒙特通信的笔记，FO 371/2137。

5. “Abschrift aus dem Kriegstagebuch der Mittelmeer-Division Souchon vom 2. VIII.14—31.V.15”，8月15日及16日，BA/MA，RM 40/184。

6. 帕夫洛维奇，《“一战”中的舰队》，281页。

7. 1914年8月15—19日，苏雄同铁毕子的通信及回复，引自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135—136页。

8. 1914年8月17日，阿斯奎斯对维尼夏·斯坦利的谈话，《阿斯奎斯，信件》，171页。

9. 1914年7月27日/8月9日，萨宗诺夫同吉尔斯的谈话，文档38，IBZI，vol. 6，35。

10.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36—137页。

11. “Abschrift aus dem Kriegstagebuch der Mittelmeer-Division Souchon vom 2. VIII.14—31.V.15”，8月17日，BA/MA，RM 40/184。

12. 1914年8月20日，马利特同格雷的谈话，《土耳其通信》，见前引书。

13. 旺根海姆同德国外交部的通信，及利曼同德皇威廉二世在1914年8月19日的谈话，引自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33页及n25。

14.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38页，及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33—34页。

15. 摩根索，《摩根索大使的故事》，79页。

16. 1914年9月7日，贝特曼同旺根海姆的谈话，PAAA，R 21124。1914年9月4日，莫尔特克给利曼的信件（交付给了苏雄），及苏雄的回复，BA/MA，RM 40/454，346—348。

17. 1914年9月8日，旺根海姆同德国外交部的通信，PAAA，R 21124；1914年9月10日，齐默尔曼同雅戈的谈话，引自阿克萨卡尔，150页。

18. 参见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37—38页。

19. “Abschrift aus dem Kriegstagebuch der Mittelmeer-Division Souchon vom 2. VIII.14—31.V.15”，1914年9月14日，BA/MA，RM 40/184。要点补充。

20. 1914年9月15日，“Aus Unterredungen mit türkischen Vertrauensleuten”，BA/MA，RM 40/4。

21. 参见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62页。

22. “Abschrift aus dem Kriegstagebuch der Mittelmeer-Division Souchon vom 2. VIII.14—31.V.15”，1914年9月17日，BA/MA，RM 40/4。

23. 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48—49页。

24. 同上书，1914年9月23日德国间谍的报告，BA/MA，RM 40/4（116—118）。

25. “Mitteilungen vom 21. 9. 1914,”，BA/MA，RM 40/4，127—128，以及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42—43页。

26. “大概在9月底10月初，”俄国海军部在报告中记录道，“土—德海军开始频繁在黑海海域炫耀武力。”帕夫洛维奇，《“一战”中的舰队》，282页。

27. 1914年8月11日，伊兹沃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复述于波克罗夫斯基， Tsarskaia Rossiia，卷1，17页。

28. 1914年7月27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波克罗夫斯基，Tsarskaia Rossiia，卷1，4—5页；1914年9月28日/10月11日，吉尔斯同G. N.特鲁别茨科伊（Trubetskoi），AVPRI，fond 151，opis’482，del’4068，224。关于克里沃舍因（Krivoshein）：引自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117页。

29. 参见麦克米金，《俄国“一战”起源》，第三章。

30.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65页。

31. 引自米勒，《海峡》，第十九章（《温斯顿·丘吉尔的前进政策》），n.24。

32. 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67页；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117页；特林佩纳，《德国和奥斯曼帝国》，47页。

33. 参见阿斯奎斯，1914年8月17日，见前引书，及弗罗姆金，66—67页。

34. 1914年9月19日/10月2日以及9月27日/10月10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AVPRI，fond 151，opis’482，del’4068，list’184和215。关于分析部分，参见麦克米金，《俄国“一战”起源》，第四章。

35. 1914年9月21日/10月4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AVPRI，fond 151，opis’482，del’4068，list’187。

36. 1914年9月19日/10月2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见前引书。

37. 1914年10月17/19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AVPRI，fond 151，opis’82，del’4068，list’230和233。

38. 胡曼，“Besprechung mit Enver am 3. Oktober 1914”，BA/MA，RM 40/4，91—92。

39. 1914年10月1日，齐默尔曼与雅戈的谈话，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67页。

40. “Vertrauliche Mitteilungen vom 5. Oktober 1914”，BA/MA，RM 40/4，82。

41.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72页。关于谈判细节：“Besprechung mit Enver Pascha am 9. Oktober 1914”，BA/MA，RM 40/4，70—72；“Bericht über die Beratung beim Botschafter am 11.10.1914”，BA/MA，RM 40/4，61—63。

42. 1914年10月19、20、25日，吉尔斯同萨宗诺夫的谈话及1914年10月21日，克特林斯基同萨宗诺夫的谈话，AVPRI，fond 151，opis’482，del’4068，list’233、234和235。

43. 苏雄，“Besprechung mit Enver Pascha am 23. Oktober 1914”，BA/MA，RM 40/4，31—33。

44. 威廉·苏雄，布龙萨特同苏雄的谈话记录（交付给恩维尔），1914年10月25日，BA/MA，N 156—2，2。关于摧毁指令：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76页。

45. 最全面的信息来自帕夫洛维奇，《“一战”中的舰队》，284—291页，及格雷格， Russische Flotte im Ersten Weltkrieg，45页。关于土耳其情报叙述，参见埃里克森，《死亡命令》，35页。

46. 引自阿克萨卡尔，《奥斯曼通往“一战”之路》，180—181页。

47. 同上书，183页。

48. 丘吉尔，引用本人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1，540页。

49. 1914年10月20日/11月2日，沙皇尼古拉斯二世以宣传单的形式向奥斯曼帝国宣战，fond 2000，opis’1，del’3796，list’192。

50. 引自Yasamee，《奥斯曼帝国》，257—258页。

第七章 巴士拉、萨勒卡默什和苏伊士

1. 1914年12月20—21日，恩维尔帕夏“借鉴”Ahbisor，复述于Askerî Tarih Belgeleri Dergisi，30’Uncu Tümen Sarıkamış Harekatî Ceridesi（战场：1914年12月20日—1915年1月10日），6—7页。

2. 奥斯曼方面的具体部署，埃里克森，《死亡命令》，32—47页及（关于美索不达米亚）66—67页。

3. 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1，541页。

4. 关于向巴林派赴远征军的日期，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 des Ottomanischen Reiches，105页。关于德拉曼的密令：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3—4页。

5. 引自乌尔里克森，《“一战”在中东》，23页。

6. 《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的海军合作报告》（以下称《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报告》），威尔弗里德·纳恩司令，PRO，ADM 137/204，16—22页。关于大穆夫提和什叶派朝圣交通，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07页。

7. 《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报告》，22—25页。

8. 同上书，26页及全书各处。追击“埃姆登号”参见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1，542—543页，参见奈特，《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国军队》，14页。

9. 《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报告》，47—53页。

10. 同上书，56—57页；关于“埃克巴坦那号”的沉没及巴士拉方面的情况，参见克里斯蒂娜·本内特夫人，《巴士拉日记》，1914年11月4—22日的内容。

11. 《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报告》，59—67页。

12. 《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报告》，68—79页。

13. 《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报告》，68—79页。

14. 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04，278页。

15. 引自斯特罗恩，《“一战”》，卷一：《拿起武器》，722—723页。关于生火用的柴火，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102—103页。

16. 细节参见埃里克森，《死亡命令》，54页；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103页。

17. 肖，《“一战”中的奥斯曼帝国》，773页。

18. 1913年3月7日，基尔萨诺夫从摩苏尔来到吉尔斯处，AVPRI，fond 180，opis’ 517/2，del’3573，list’38—39（and backs）；具体说明参见麦克米金，《俄国“一战”起源》，148—149页。

19. 1914年8月18/31日，尤登尼奇同亚努什克维奇在最高统帅部的会谈，RGVIA，fond 2000，opis’1，del’ 3851，list’12（and back），13。

20. 阿达莫夫关于离开埃尔祖鲁姆的报告，1914年10月19日/11月1日，RGVIA，fond 2000，opis’1，del’3860，list’613—614。

21. 奥斯曼方面的数据，埃里克森，《死亡命令》，57页；俄国方面的数据，斯特罗恩，《拿起武器》，715页。

22. 1914年12月20—21日，恩维尔帕夏“借鉴”Ahbisor，见前引书。

23. 哈菲兹·哈基·贝上校，“23 Aralık 1914 Tarihi İçin Taaruz Emri”，复述于Askerî Tarih Belgeleri Dergisi，30’Uncu Tümen Sarıkamış Harekatî Ceridesi（战场：1914年12月20日—1915年1月10日），24页。

24. 斯托利察（Stolitsa）从第比利斯指挥部发去急电，时间分别是1914年12月17/30日下午3点35分（两次），以及1915年12月19日/1月1日下午3点31分，AVPRI，fond 151，opis’482，del’4113，12—14。梅什拉耶夫斯基从参谋长身上捕获情报及之后的反应：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267—268页。

25. 乌尔里克森，《“一战”在中东》，58页。

26. 为了编辑萨勒卡默什的情节，我除了引用以上的俄国及奥斯曼文档，还借鉴了其他众多报道，包括埃里克森，《死亡命令》，52—60页；斯特罗恩，《拿起武器》，722—728页；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103—104页；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249—277页；伊诺斯特兰采夫将军在Revue militaire française中“L’opération de Sarakamych”部分系列，卷105，nos.164—165，1935年2—3月。（这篇文章的一本复制品存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尼古拉·巴拉托夫馆藏，box 1。）

尽管人们对于总体后果与结局的看法不尽相同，但他们对这场战役中的大部分个体事件达成了一致意见。埃里克森的研究主要基于奥斯曼方面的资料，他对战争消极的一面不太重视，并认为尽管行进至萨勒卡默什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它却是一项“非凡的成就”（p.60）。他总结道：“土耳其遵照计划，在敌军钳口闭合的情形下，以头发丝的宽度进行包抄的事实证实了他们的基本作战原则。”

吸取俄国方面的翻译资料（尤其是伊诺斯特兰采夫的文章）进行研究的斯特罗恩却对此并不感冒，他记录（724）道，奥斯曼战役带有德国思维痕迹，“把重点放在计划与时间表上，而非灵活性与现场发挥”。恩维尔的最终计划“设定了行军规划，却忽略了人性的软弱和军需问题”。当然，更不用提“地形与天气”的不利因素了。虽然埃里克森充满同情的叙述抵消了西方文学中对萨勒卡默什的主流否定评价，但是我们却不难发现斯特罗恩的批评文章中的睿智之处（他将侧重点放在德国的教授与恩维尔个人身上）。

27. 数据取自埃里克森，《死亡命令》，69—70页。

28. 克莱顿：引自斯特罗恩，737页。关于奇塔姆：1914年12月7日，奇塔姆同格雷的谈话，引自麦吉尔克，《萨努西的小规模战争》，63页。关于曼内斯曼和弗罗贝纽斯：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87—90页和第七章。

29. 克雷斯，Mit den Türken zum Suezkanal，78—80，88页。

30. 克雷斯，Mit den Türken zum Suezkanal，90页。

31. 1915年2月2日，东印度群岛总司令来到海军部及同一天（下午5点）马克斯韦尔同基奇纳的谈话，PRO，WO 33/731。埃里克森在《死亡命令》中不经意地强调：“土耳其人在各方面都已完成了完整的突袭。”英国情报机构则给出了相反的消息。

32. 1915年2月3日和4日，马克斯韦尔同基奇纳的谈话，PRO，WO 33/731。“轰赶松鸡”，引自麦吉尔克，《萨努西的小规模战争》，84页。

33. 1915年2月4日，马克斯韦尔同基奇纳的谈话，PRO，WO 33/731。

34. 数据来自埃里克森，《死亡命令》，71页。骆驼丢失：斯特罗恩，《拿起武器》，742页。

35. 1915年2月18日，马克斯韦尔同基奇纳的谈话，PRO，WO 33/731。

36. 1915年2月3日（午夜），阿斯奎斯对维尼夏·斯坦利的谈话，no.288,《阿斯奎斯，信件》，414页。赫伯特同赛克斯的谈话：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121—122页。

第八章 达达尼尔海峡

1. 1915年1月7日英国战时会议记录，引自米勒，《海峡》，第23章，n49。

2. 1914年12月31日，库达舍夫备忘录，复述于《君士坦丁堡和海峡》，no.11，卷2，128—129页。关于“君士坦丁堡受到威胁时，谣言会同时传播开来”：参见下条。

3. 1915年1月2日，基奇纳同丘吉尔的谈话，引自米勒，《海峡》，第22章，n54。（重点补充。）

4. 1915年1月3日，汉伯里—威廉斯同基奇纳的谈话，引自米勒，《海峡》，第22章，n.56。

5. 1915年1月3日，汉伯里—威廉斯同基奇纳的谈话，引自米勒，《海峡》，nn.26，40，41。

6. 1915年1月7/20日，杰米多夫从雅典到达彼得堡，AVPRI，fond 151，opis’482，del’4113，22；最高统帅部同一天的报告引自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02页。

7. 作战计划引自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02页。米勒在《海峡》中将此称作丘吉尔的“古怪计划”。事实上大公亲自提出这个计划，并认为这是俄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有所作为的唯一办法。

8. 引自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04页。

9. 细节参见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77—81页（地图参见192页）；埃里克森，《加里波利1915》，11—14页，28—29页。

10. 1914年12月18日，乌泽多姆从“达达尼尔海峡的恰纳卡”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报告，BA/MA，RM40—41.

11. 摩根索，《摩根索大使的故事》，210页。

12. 引自米勒，《海峡》，第23章，n.36（杰克逊）和第24章，n.27（费舍尔）。米勒的叙述为围绕着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及事后调查的英方记录提供了最为充足的检验：他无法找到证据来证明丘吉尔或他的将领知道他们面临的奥斯曼沿岸炮台已经经过了修复。

13. 1915年1月13日，莫里斯·汉基的内阁会议记录，引自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103—104页。丘吉尔对“戈本号”的认知：米勒，《海峡》，第23章，nn.44—47。

14. 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85页（引自一位极佳的德国目击证人的叙述）。

15. 米勒，《海峡》，第22章，n.17。

16. 同上书，nn.21—22；关于人质的细节部分，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130—132页。

17. 1915年2月3—4日午夜，阿斯奎斯，no.288，阿斯奎斯，《给维尼夏·斯坦利的信件》，414页。

18. 1915年1月7日战时会议的会议记录，引自米勒，《海峡》，第23章，nn.49和51。关于基奇纳的假设主张（“空想的”），参见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93页。

19. 引自莱维，《奥斯曼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104—105页。

20. 1915年2月17日，汉基给鲍尔弗的信件，引自米勒，《海峡》，第26章，n.30。

21. 引自米勒，《海峡》，第25章，nn.9和10。基奇纳：见前引书。

22. 同上书，第24章，n.10。

23. 《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关于周期2/7/15—5/9/17的证据和文件的声明》（以下称为《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格雷的讯问，PRO，ADM 116/1437B。

24. 引自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05，210页。关于大公同汉伯里—威廉斯的谈话：引自米勒，《海峡》，第25章，n.14。关于一再请求，参见麦克米金，《俄国“一战”起源》，131—134页。关于俄国海军部在2月17日发出的密令：引自帕夫洛维奇，《“一战”中的舰队》，316页。

25. 1915年1月7/20日，丘吉尔通过布坎南和萨宗诺夫向最高统帅部发送指令，KP，vol. 2，129—130。

26.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133页。关于“我们永远无法原谅自己”：1915年2月19日战时会议记录，引自米勒，《海峡》，第26章，n.36。

27. 1915年2月19日战时会议记录，见前引书。

28. 摩根索，《摩根索大使的故事》，185，187页；1915年1月4日，关于来自佩拉的帕拉维奇尼的进一步证据，Liasse Krieg 21a. Türkei，box 943。尽管当帕拉维奇尼的报告进一步佐证了君士坦丁堡的平民领袖及外交官间的恐慌氛围，但是摩根索坚称“几乎所有德国军力及海军部队认为［敌方朝］达达尼尔海峡推进不仅很有可能，而且还是难以避免”的看法却是错误的。至少利曼，尤其是乌泽多姆并不这样认为。

29. 汉基引用格雷的“达达尼尔海峡作战。收录于秘书室的文件”，PRO，ADM 116/3491。这里给出的日期是1915年1月13日，但是根据米勒，《海峡》（第26章，nn.27及28），这一说法于1月28日的战时会议提出。

30. 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报告，对格雷、德·罗贝克以及（次要的）丘吉尔的质询，PRO，ADM 116/1437B。关于约翰·弗伦奇：米勒，《海峡》，第30章，n.14。

31. 米勒，《海峡》，第30章，nn.1—3。

32. “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对丘吉尔的第一次讯问（对霍尔做补充讯问，即霍尔为丘吉尔提供证词，充当他的辩护律师），PRO，ADM 116/1437B。

33. “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对丘吉尔的第二次讯问，PRO，ADM 116/1437B。

34. 1915年2月21日，乌泽多姆从“达达尼尔海峡的恰纳卡”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报告，BA/MA，RM40—1。更多细节参见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87—88页。

35. 1915年2月10/23日，伊兹沃尔斯同萨宗诺夫的通信；1915年2月12/25日，贝肯多夫同萨宗诺夫的通信，以及1915年2月15/28日、2月28日/3月1日萨宗诺夫将信息传达给最高统帅部的库达舍夫，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2/492，list’2，5，7，10—11。关于大公和埃伯哈特：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12—213页。

36. 1915年2月28日，3月1日及3日，埃利奥特同格雷的交谈，引自米勒，《海峡》，第30章，nn.19，28，32。

37. 引自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13页。关于1915年3月布坎南同格雷的交谈：引自米勒，《海峡》，第30章，n.40。

38. 1915年3月6日，丘吉尔同格雷的交谈（已经拟定草稿，但并未发出），复述于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205页。

39. 阿斯奎斯，1915年3月6日，阿斯奎斯，《给维尼夏·斯坦利的信件》，460页。

40. 1915年3月4、5、6日，帕莱奥洛格向德尔卡塞报告，复制于尼古拉斯·德·巴西利（Nicholas de Basily）作品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加利福尼亚，斯坦福），box 9。

41. 1915年3月17日，乌泽多姆从“达达尼尔海峡的恰纳卡”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报告，BA/MA，RM40—41。

42. 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206—208页；蒂莫西·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25—27页；及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89页。

43. 关于俄国情报脚注：俄国外交部从索非亚拦截，并于1915年2月20日/3月5日转呈给萨宗诺夫，1915年3月3/16日转呈给库达舍夫，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6/496，list’46，58。

44. 1915年3月1日及5日，萨宗诺夫同库达舍夫的交谈，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6/496，list’32（and back），38。

45. 1915年2月17日/3月2日，萨宗诺夫备忘录，以及1915年2月18日/3月3日，萨宗诺夫同亚努什克维奇的通信，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7，list’3 and 4.

46. 1915年3月4日，萨宗诺夫向大使发送备忘录，no.XVI in RAT，118—119。

47. 1915年3月5、6日，帕莱奥洛格向德尔卡塞报告，见前引书。

48. 1915年2月22日/3月7日，萨宗诺夫同库达舍夫的谈话，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7，list’6。

49. 1915年3月8日，萨宗诺夫同库达舍夫的谈话，no. XX in RAT，122—123。

50. 1915年2月27日/3月12日，帕莱奥洛格备忘录；1915年2月28日/3月13日，萨宗诺夫的回复，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7，list’7 and 8。法国的最终接受：1915年4月10日，帕莱奥洛格给萨宗诺夫的“外交文书”，no. XXXVII in RAT，134。格雷在战时会议上的辩论：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138页。阿斯奎斯：1915年3月10日，阿斯奎斯，《给维尼夏·斯坦利的信件》，469页。

51. 1915年3月11，14，15日，戈登和丘吉尔：复述于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220—221页。德·罗贝克：引自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28页。

52. 1915年3月12日，基奇纳同丘吉尔及汉密尔顿同丘吉尔的谈话，复述于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209—210页。关于1915年3月10日的战时会议以及47600名俄国人：“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对汉基的审讯，PRO，ADM 116/1437B。重点补充。

53. “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对汉密尔顿的审讯，PRO，ADM 116/1437B。

54. 米勒，《海峡》，第30章，no.16。

55. 1915年3月13日，丘吉尔同戈登的谈话，复述于“达达尼尔海峡作战。收录于秘书室的文件。通信来自大臣（丘吉尔），以及M. P. A.汉基上校”，ADM 116/3491。

56. “达达尼尔委员会”，对汉基的审讯，PRO，ADM 116/1437B。关于摩根索和恩维尔，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120页。

57. 信件引自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223—224页。

58. 1915年3月17日，乌泽多姆从“达达尼尔海峡的恰纳卡”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报告，BA/MA，RM 40—41。

59. 1915年3月19日，乔治·施赖纳给弗雷德里克·罗伊·马丁的信件（由英国情报机构拦截），PRO，WO 106/1465。

60. 同上。关于英方的军事行动细节：1915年3月18日，德·罗贝克同丘吉尔的谈话，引自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233—234页；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64—69页。关于土—德的军事行动细节：1915年3月23日，乌泽多姆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的报告，BA/MA，RM 40—41；埃里克森（塞伊特河的故事），《加里波利：奥斯曼战役》，19—21页。

61. 1915年3月18日，德·罗贝克给丘吉尔的信件，以及1915年3月20日、23日，丘吉尔给德·罗贝克的信件，复述于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233—238页。凯斯：引自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69页。关于摊牌的更多细节：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152—153页。关于丘吉尔声称德国人和土耳其人弹尽粮绝的可能性情报（脚注）：参见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320页，n.28。

62. 1915年3月23日，乌泽多姆从“达达尼尔海峡的恰纳卡”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的报告，BA/MA，RM 40—41；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94页；关于小口径火炮数据，埃里克森，《加里波利：奥斯曼战役》，26—27页及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36—37页。

63. 引自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93页。关于施赖纳：给弗雷德里克·罗伊·马丁的信件，1915年3月19日，见前引书。

第九章 加里波利之战

1. “1915年4月25—26日，登陆加里波利半岛。约翰·德·罗贝克中将”，PRO，ADM 116/3491。

2. 引自曼戈，《阿塔图尔克》，146页。

3. 具体细节参见乌泽多姆至德皇威廉二世，1915年4月23日，BA/MA,RM 40—41；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95页。

4. 1915年3月22日，“伊丽莎白女王号”上的会议内容：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39—42页。利曼的任命：利曼，《土耳其五年》，57页。

5. 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125页。

6. 引自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16页。

7. 1915年4月23日，乌泽多姆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的报告，见前引书。

8. 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127页。

9. 1915年3月26日/4月8日，埃伯哈特向萨宗诺夫发出的报告，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2，53。关于“戈本号”在1915年4月上旬的行动：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18页。

10. 利曼，《土耳其五年》，61—62页；关于后勤的更多细节，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102页。

11. 1915年4月20日，贾维德·贝同恩维尔的通信，引自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48—49页；1915年4月23日，乌泽多姆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的报告，见前引书。

12. 利曼对布莱的关注尤其参见特拉弗斯（引自米尔曼），《加里波利1915》，49—51。关于第27团守卫伽巴帖培的细节，参见埃里克森，《加里波利：奥斯曼战役》，48—49页。

13. 利曼，《土耳其五年》，60页。

14. “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对汉密尔顿的审讯，PRO，ADM 116/1437B。

15. 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123页。

16. 利曼，《土耳其五年》，63页。

17. 1915年4月5/18和7/20日，萨宗诺夫通过库达舍夫将德·罗贝克的“命令”传达至埃伯哈特，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2，list’57 and 59。

18. 汉密尔顿，“加里波利半岛军事行动报告”，PRO，WO 32/5118。

19. 同上书，及“1915年4月25—26日，加里波利半岛登陆军队。约翰·M.德·罗贝克中将”，PRO，ADM 116/3491。

20. 引自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65页。

21. 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142页。

22. “1915年4月25—26日，加里波利半岛登陆军队。约翰·M.德·罗贝克中将”，PRO，ADM 116/3491。

23. 引自利曼，《土耳其五年》，70页。

24. “侵略Teke（W）湾”和“侵略Ertugrul湾（V）”，参见Birinci Dunya Savaşı’nda Çanakkale Cephesi（25 Nisan 1915—1904 Hazıran 1915），卷5，150—154页。

25. “侵略Ikiz（V）湾区域”，同上书，155页。

26. 埃里克森，《加里波利：奥斯曼战役》，76页。

27. 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145—146页。

28. 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75—78页。关于门德雷斯桥，参见沃尔夫，《加里波利1915》，110—111页。

29. 参见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85页。

30. 埃里克森，《加里波利：奥斯曼战役》，49页。

31. 同上书；参见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101页。关于对凯末尔的引述及其注释：曼戈，《阿塔图尔克》，146—147页。

32. 关于哈利勒·沙米，参见埃里克森，71—73页；关于大体上的事后调查，参见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第三章。

33. 1915年3月31日，恩维尔向苏雄下达的命令，及1915年2月3日、3月4日及3月16日的苏雄作战报告，BA/MA，RM 40/454。

34. 1915年3月29日，3月31日，4月11日，苏雄的作战报告，BA/MA，RM 40/454。关于俄国这边的情况，参见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18页。最高统帅部下达的关于禁止从巴统派遣军队经由海路赶赴战场的命令的脚注：引自帕夫洛维奇，《“一战”中的舰队》，319页。

35. 1915年4月12/25日，谢拉菲莫夫（Sera fimov）从德特盖特向埃伯哈特传达消息，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2，list’ 60。这条消息直接经由土耳其边界上靠近希腊这边的最近的“中立”城镇德特盖特传达给了埃伯哈特，显示了其重要性。但是土耳其人和德国人却不为所动。海军部档案甚至没有记录这次半心半意的进攻。俄国人似乎也并不太相信埃伯哈特的要求：帕夫洛维奇并未在其半官方苏维埃历史小说《“一战”中的舰队》中提及4月25日的进攻。勒内·格雷格稍微更为具体的日志体小说Die Russische Flotte im Ersten Weltkrieg（49）重述了埃伯哈特关于向沿岸堡垒开火的要求，但并未给出炮弹击中的目标及造成的伤亡数量。

36. 1915年4月20日/5月3日，Man’kovskii交付给埃伯哈特，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2，list’61。关于开火：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18页。帕夫洛维奇在《“一战”中的舰队》（326页）中对5月3日的情况给出了相同的数据。关于5月2日，帕夫洛维奇和格雷格在Russische Flotte im Ersten Weltkrieg中报告到他们发射了上百枚炮弹，不过他们似乎将炮弹投掷进了公海中，并未达到有效效果（很可能是向“戈本号”的大致方向惊慌开火）。

37. 1915年5月4日，6日，苏雄的作战报告，BA/MA，RM 40/454。关于“只有少量房屋遭到毁坏”，参见1915年5月23日，乌泽多姆从恰纳卡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的报告，BA/MA，RM 40/1。

38. 1915年5月2/15日，库达舍夫通过萨宗诺夫向埃伯哈特传达的消息，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2，list’67。

39. 1915年4月30日/5月13日，萨宗诺夫同库达舍夫的通信，AVPRI，fond 138，opis’467，del’472。

40. 引自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153—154页。

41. 1915年5月10日，德·罗贝克同丘吉尔的争论，引自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350—351页。

42. 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225页；关于这个问题的技术分析，参见希克马特·厄兹代米尔（Hikmet Özdemir），《奥斯曼军队1914—1918：战场上的疾病和死亡》中的“无处埋葬的英魂”。我找到的关于加里波利战壕中的生存状况的最好描述，尤其是土耳其这边，见于路易斯·德·贝尔尼埃被低估的小说《无翼鸟》，第63章。

第十章 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

1. 诺加莱斯，《命运战士回忆录》，269页。

2. 1914年10月8日，汤利向格雷发送的电报，电报no.269，PRO，FO 438/3；1914年12月24日/1915年1月6日，斯托利察向萨宗诺夫发送的消息，AVPRI，fond 151，opis’482，del’4113，list’18。

3. 1915年1月30日，戈尔茨向齐默尔曼发送的报告，PAAA，R 21035。关于作战细节，参见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289，296—297页。

4. 同上书，298—299页。

5. 1913年3月18日/31日、3月25日/4月7日，奥尔费里夫从凡城向吉尔斯发送的报告，AVPRI，fond 180，opis’517—522，del’3573，list’53—55，85。

6. 1914年1月10日，史密斯同马利特的通信，引自麦卡锡以及其他人，《亚美尼亚人凡城起义》，184—185页。

7. 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299页及n.1。

8. 许克吕对凡城反叛活动的总结，关于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大约在1915年4月，ATASE，528—2061，21（1—18）。同样转载于TCGB，Arşiv Belgeleriyle Ermeni Faaliyetleri 1914—1918，卷1（引自114页段落）。

9. 同上。

10. 1914年10月19/11月1日，阿达莫夫一离开埃尔祖鲁姆发出的报告，RGVIA，fond 2000，opis’1，del’3860，list’613—614。我在自己的《俄国起源》中也复印扫描了这份文档，162—163页。

11. 1914年12月4/17日，Gul’kevich通过沃龙佐夫—达什科夫向第比利斯指挥部发送的消息，RGVIA，fond 2000，opis’1，del’3851，list’24。

12. 1915年2月7/20日，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从第比利斯向最高统帅部发送的消息，RGVIA，fond 2000，opis’1，del’3851，list’82。

13. 埃里克森，《奥斯曼人和亚美尼亚人》，164页。莱维在《亚美尼亚大屠杀》（1040）中认为奥斯曼一方在榟橔冲突中死亡500人，但是这一数据似乎过高。

14. 1915年3月28日/4月10日，涅拉托夫同贝肯多夫的通信（传达至第比利斯指挥部），以及1915年4月3/16日，斯托利察从第比利斯指挥部向萨宗诺夫发送的消息，in RGVIA，fond 2000，opis’1，del’3851，list’93—94。

15. 埃里克森，《奥斯曼人和亚美尼亚人》，162—166页及179—181页，和麦卡锡以及其他人，《亚美尼亚人凡城起义》,194—197页。

16. 引自麦卡锡以及其他人，《亚美尼亚人凡城起义》，196—197页。

17. 1915年4月23日/5月6日，斯托利察向最高统帅部发送的消息，并被传达给了外交部的萨宗诺夫，AVPRI，fond 151，opis’482，del’3505，list’2。

18. 诺加莱斯，《雇佣兵回忆录》，269—270页。

19. 诺加莱斯，《新月旗下四年》，以及麦卡锡以及其他人，《亚美尼亚人凡城起义》,209页。

20. “Vozstanie v’Vane”，见Russkoe Slovo，no.141（1915年6月20日/7月3日），剪贴于AVPRI，fond 151，opis’482，del’3505，list’7—8。

21. 来自马努基安（Manukian）帕夏的电报以及发给总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的“凡城的亚美尼亚人”，由Begri-Kala在1915年5月7/20日呈至第比利斯，AVPRI，fond 151，opis’482，del’3505，list’6。

22. 1915年9月30日，《劳动者报》的封面故事，由第比利斯指挥部翻译（成俄语）并剪贴下来，转呈给萨宗诺夫和大公尼古拉斯，AVPRI，fond 151，opis’482，del’3480，list’20。

23. 1915年5月25日，摩根索向美国国务卿的报告，大量引用于：莱维，《亚美尼亚大屠杀》，92页，及埃里克森，《奥斯曼人和亚美尼亚人》，166—167页。这一同摩根索在其自传中的说法大相径庭的引用不够充分（这本自传中唯一提到武装的亚美尼亚人的地方是说他们在凡城同土耳其人战斗时的“1500人”）。毋庸多言，这本自传更广为人知。重点补充。

24. 这是埃里克森在《奥斯曼人和亚美尼亚人》中的基本论点：很明显，人们能够根据术语——“反暴动”讨论这一点——正如埃里克森本人承认的，这在1915年已经过时（即使这种观点或许会在日期上早于具体术语）。尽管如此，奥斯曼的“威胁感知”是不是更是一种掩盖其反亚（美尼亚）恶意的幌子，而非对当前事务的合理回应，历史学家们设法将其归罪于种族屠杀“预谋”的努力无法更快消抹掉1915年4—5月的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了奥斯曼司令部对后勤/安全不断变化着的关心程度，而非那些试图为土耳其人开脱罪名，销毁其之后在那个夏天对亚美尼亚平民系统性征收、迫害、驱逐和屠杀的证据。

25. 引自阿克恰姆，《青年土耳其党的反人道罪》，185—189页。塔拉特在4月24日给恩维尔发送的命令，ATASE，BDH 401—1580，1—3，同样转自TCGB，Arşiv Belgeleriyle Ermeni Faaliyetleri 1914—1918，卷1，127—129页。关于对希腊人的驱逐，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51及n.50。

26. 引自阿克恰姆，《青年土耳其党的反人道罪》，189页。

27. 引自埃里克森，《奥斯曼人和亚美尼亚人》，189页。

28. 1915年5月31日，“内务大臣”塔拉特帕夏颁布的法令，“高压的政治环境使得亚美尼亚人的迁移成为必然”，ATASE，BDH 361—1445，1—4；同样转自TCGB，Arşiv Belgeleriyle Ermeni Faaliyetleri 1914—1918，卷1，131—137。关于德—佐尔问题以及塔拉特对亚美尼亚流放者最终命运的打算，尤其参见雷诺兹，《破碎的帝国》，152页，以及阿克恰姆—丁达尔及他人的详述。

29. 引自肖，《“一战”中的奥斯曼帝国》，卷2，1061—1062。关于这场战役的更多延伸情况、豁免以及他们如何遭到漠视的，参见布洛克萨姆，《种族灭绝大博弈》，89页及124—125页。关于巴格达铁路雇员的具体规定，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54—258页。

30. 关于亚美尼亚人资产的处置，尤其参见阿克恰姆，《可耻行为》，272—273页。参见霍瓦尼西安，《协约国及亚美尼亚》，163页。

31.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1，58—59页。

32. 参见1915年9月16日，由巴格达铁路公司工程师温克勒博士从阿达纳外部的库什处拉发送的报告，PAAA，R13531。更多阿达纳知事和塔拉特之间的摩擦，参见莱维，《亚美尼亚大屠杀》，184页。

33. 诺加莱斯，《雇佣兵回忆录》，287页。

34. 雷诺兹，《破碎的帝国》，152页。

35. 根据最近出版的书籍来看，150万似乎成了“一致同意”的死亡数据，但是鉴于最新的研究，很少有学者认同这一数据。2005年，京特·莱维整合所有冲突数据，估算出642000名亚美尼亚人从中丧生，这在战前175万总人口数中大约占37%。2010年，福阿德·丁达尔根据对所有人口统计和伤亡数据的充分分析，得出的死亡数据略高：664000人丧生（《滔天罪行》，151），这在战前150万人口总数中占45%。每一种估算都饱受争议，但是这已比早先的虚假数据真实很多，这不仅是因为同战前约150万亚美尼亚人口相比，过高的死亡数据即意味着没有幸存者存活下来——这显然是不够真实。尽管更为赞同传统的种族灭绝叙述，但是唐纳德·布洛克萨姆（《种族灭绝大博弈》，141）和塔内尔·阿克恰姆（《可耻行为》，183）却认同死亡人数接近80万，并不过百万。奥斯曼军方对驱逐人员的记录：其中统计着那些“非死即逃”的亚美尼亚人的数据，出版于TCGB，Arşiv Belgeleriyle Ermeni Faaliyetleri 1914—1918，卷1，159页。

当然，关于种族灭绝“意图”的解释和问题依然存在争论。有趣的是，近年来正是土耳其学者塔内尔·阿克恰姆等人主导着公众讨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奥斯曼档案文件做了最为彻底的研究。阿克恰姆由于其对重要文件（比如将“抢劫和偷窃”解释为屠杀；罔顾史实，将其意图归结为“消灭亚美尼亚人”）的选择性解释受到了来自沙欣和福阿德·丁达尔的批评。总的概述，参见沙欣，《穆斯林少数族裔事务期刊》，2008年8月28日（2）期，“对阿克恰姆的历史叙述及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细读”。阿克恰姆在新书《青年土耳其党的反人道罪》（243，n.56）中对丁达尔进行了回击，他说丁达尔“不加甄别地接受一些否定论者对土耳其的论辞”。关于丁达尔本人对“意图”的观点，参见其论文《将一个民族赶进沙漠：亚美尼亚问题的“决定性解决方案”》，苏尼（Suny）及其他人编，《种族灭绝问题》。

我们可以理解这次关于术语的战争为何会引起轩然大波。定义同意图的作用都十分重要。尽管如此，不管奥斯曼政府是故意的（实施“种族灭绝”）还是“仅仅”对受迫城市难民的幸福和生存的恶意漠视，我们至少会后悔学者们对亚美尼亚难民受难和死亡命运的可怕性的否认。

在更深一层的结尾中，很多历史学家指出前线区域的穆斯林平民在战争期间的死亡率也同样巨大。雷诺兹在《破碎的帝国》（154—155页）中评述道，1914—1921年，凡城、埃尔祖鲁姆和比特利斯的总死亡率平均为40%（其中凡城的死亡率高达62%），这与亚美尼亚人45%（亚述人基督徒的死亡率与此相近）的死亡率相差不多。亚美尼亚牧师格里戈里斯·巴拉基安（Grigoris Balakian）在评述被赶出家园的库尔德人和穆斯林时说：“在德—佐尔沙漠上，这些难民同亚美尼亚流放者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尽管如此，雷诺兹却不乏明智地指出，这并不能成为奥斯曼政府反对穆斯林平民深受战争重压伤害（不过很多穆斯林遭到了亚美尼亚游击队的杀害），未能向被赶出家园的亚美尼亚人提供保护和食物的借口。即便政府的目的并非想通过预谋，以文学作品中经常提及的大屠杀方式来“根除”亚美尼亚人，但是很多奥斯曼官员（他们经常滥用塔拉特的法令）对这些被驱逐者仍抱有恶毒的意图。

36. 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302—310页。

37. 引自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48页。

38. 阿克恰姆，《可耻行为》，140页。

39. 奥斯曼军队的流放记录，见前引书，159页。

40. 1915年2月7/20日，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从第比利斯向最高统帅部发送的消息，见前引书。

41. 引自莱维，《亚美尼亚大屠杀》，105页。

42. 同上书，105页。

43. 1915年7月14日和16日，赛克斯给卡尔韦尔的报告，引自埃里克森，《奥斯曼人和亚美尼亚人》，201页和nn.94，95。

44. 1915年7月24日，亚美尼亚国防委员会向约翰·马克斯韦尔爵士发出的消息，转载于博戈·努巴尔论文，引自莱维，《亚美尼亚大屠杀》，105页。

45. 1915年9月24日，麦克马洪向外交部发送的报告，引自埃里克森，《奥斯曼人和亚美尼亚人》，201页。

46. 参见斯科特·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95—99页。安德森提到在外交部档案文件中有一个情报部门在1915年1月3日所做的记录，并由劳伦斯批准，其中概述了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好处，引自劳伦斯在之后给其顾问大卫·贺加斯的信件。他在这些信件中以代码暗指亚历山大勒塔。

第十一章 大英帝国的严冬

1. 1915年8月17日，汉密尔顿对基奇纳所言，参见PRO，WO 32/5119。

2. 1915年6月18日，丘吉尔，《关于军情概况的进一步说明》，再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420—428页。

3. 同上。

4. 1915年6月11日和12日，战争部对汉密尔顿的电报回复；1915年6月12日，汉密尔顿对战争部的电报回复；1915年6月15日，丘吉尔对基奇纳所言，同上，再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416—419页。土—德预期的一场新的登陆战：1915年7月25日，从恰纳卡赶赴而来的乌泽多姆对德皇威廉二世的谈话内容，参见RM 40—41，94；利曼，《土耳其五年》，79页。

5. 1915年8月17日汉密尔顿向基奇纳发出的报告，PRO，WO 32/5119。“像蚂蚁一样对敌方实施干扰”，参见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248。

6. 引自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史》，444—447页。

7. 利曼，《土耳其五年》，89页。

8. 细节参见埃里克森，《加里波利：奥斯曼战役》，139—166页。

9. 1915年8月17日，汉密尔顿呈给基奇纳的总结报告，同上，以及1915年8月18日，斯托普福德备忘录，PRO，WO 32/5119。吉布森：引自特拉弗斯，《加里波利1915》，189页。

10. 同上书，172—173页。

11. 埃里克森，166页；沃尔夫，161页。

12. 法尔肯海因，《总司令部及其重大决策》，159—161页。

13. 丘吉尔回忆得知这些日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卷2，498页。

14. 法尔肯海因，《总司令部及其重大决策》，175—192页。

15. 引自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297，302页。

16. 1915年10月5日，丘吉尔在战时会议上的讲话，转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507—510页。

17. 1915年11月3日，基奇纳对伯德伍德的授命，转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517—518页。

18. 关于撤退的过程，我主要借鉴了穆尔黑德在《加里波利1915》中第十七章的俱佳叙述。

19. 利曼，《土耳其五年》，103页。“感谢上苍”：引自埃里克森，《加里波利1915》，180页。关于伤亡人数估计，参见厄兹代米尔，《奥斯曼军队1914—1918》，114—115页。

20. 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25—229页。

21. 细节请参见霍普柯克，《关于君士坦丁堡西部的情报机关》，第12章（《圣诞节秘密计划》）。

22. 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2；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10页。关于阿瓦士，参见于汉斯·吕尔斯，《劳伦斯上校的对手》，95—103页。

23. 引自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107页。更多有关阿马拉的细节：吕尔斯，《劳伦斯上校的对手》，123—124页；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2。

24. 引自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97页。吕尔斯，《劳伦斯上校的对手》，81—82页。

25. 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2。引自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109—119页。

26. 同上书，123—125页。

27. 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2；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125—130页。

28. 引自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133，137，143页。

29. 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2；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157—166页。

30. 同上书；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2；（关于伤亡数据和“不可靠的避难所”），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12—114页。

第十二章 埃尔祖鲁姆和库特

1. “Enver Paşa şöyle düşünüyordu,”引自Mareşal Fevzi Çakmak，Birinci Dünya Savaşın’da Doğu Cephesi ed.的“Dördüncü Konferans”章节，112页。

2. 麦克米金，《俄国的“一战”起源》，第七章。

3. 细节参见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322—329页；尼克·科尼什，《俄国军队及第一次世界大战》，88—89页。

4. “Enver Paşa şöyle düşünüyordu”，见前引书。

5. 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21页。

6. 细节参见“Azap Yarmasi（Kroki-29）”，1916年1月12日的记录，章节“1915 Yili Sonunda Genel Durum”，Birinci Dünya Savaşın’da Doğu Cephesi，见前引书，116页。

7. 战役描述主要参见艾伦和穆拉托夫，330—343页，具体细节收集于奥斯曼有出处的记述，Birinci Dünya Savaşın’da Doğu Cephes，见前引书，1916年1月12—16日的记录，116—117页。

8. “Azap Yarmasi（Kroki-29）”，1916年1月16的记录，参见Birinci Dünya Savaşın’da Doğu Cephesi，见前引书，118页，“1915 Yili Sonunda Genel Durum”部分。

9. 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24—125页。

10. 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355—357页。

11. 同上书，357—363页。关于土耳其人的防守细节，及这座城市的弹药库起火：“Ruslarin Erzurum’a Taarruzu Erzurum Müstahkem Mevkii（Kroki—31）”，见Birinci Dünya Savaşın’da Doğu Cephesi，“1915 Yili Sonunda Genel Durum”部分，见前引书，124页。关于俄方情报称土耳其逃兵移交地图一事：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32页。

12. 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364—368页。

13. 同上书，368—372页。

14. 1916年3月11日，布坎南的备忘录，关于马克·赛克斯根据萨宗诺夫指示修改地图的陈述报告，以及1916年2月29/3月13日的萨宗诺夫备忘录，由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在1916年3月1/14日签署，nos. LXXV和LXXVII，Razdel aziatskoi Turtsii，157，160—161页。

15. 1916年4月13/26日，萨宗诺夫为帕雷奥洛格草拟的备忘录，以及1916年4月26日帕雷奥洛格在备忘录上做的笔记，nos. CLL和CIV，Razdel aziatskoi Turtsii，185—187页。关于最终的法—英划分方案，参见1916年5月15日，康邦对格雷的谈话内容以及1916年5月16日格雷和康邦的谈话内容，见巴特勒和伍德沃德编，《1919—1939年英国对外政策档案》，第1辑，卷4，244—247页。

16. 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4。

17. 同上。至于脚注中提到来源于俄国情报机构的德国机关枪：Strelianov，Korpus generala Baratova，24页。

18. 引自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243页。《瘦成皮包骨头的猫狗》：霍普柯克，《关于君士坦丁堡西部的情报机关》，213页。

19. 巴拉托夫，《俄国波斯远征军团的命令摘录》，1918年6月10日，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巴拉托夫藏书（斯坦福大学），box 3。

20. Strelianov，Korpus generala Baratova，41—46页。

21. 引自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237—248页，以及纳恩舰长《关于海军协同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4。

22. 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51页。

23. 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252页。

第十三章 双重陷阱：奥斯曼圣战和阿拉伯起义

1. 宣传册由美国驻阿勒颇领事J. B.杰克逊在1915年4月8日提交给摩根索大使，存于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国家档案馆，M353,卷6。

2. 引自史努克·许尔格龙涅（Snouck Hurgronje），《阿拉伯半岛叛乱》（Revolt in Arabia），43页及全书各处。

3. 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第13及16章。

4. 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第15章。

5. 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182页；穆尔黑德，《加里波利1915》，76页。

6. 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103—104，174页。

7. 赛特（Seidt），《柏林喀布尔莫斯科》（Berlin Kabul Moskau），81页。

8. 1915年4月24日，奥本海姆与费萨尔在佩拉宫酒店的谈话内容记录于Compte rendu d’une séance politique，MvO 1/19，标记为“Algerien，Afrika und Vorderer Orient. 1886—1941”的文件。

9. 同上书。

10. 关于蝗虫灾害及其区域影响，见塔迈里（Tamari），《蝗虫之年：一个士兵的日记与巴勒斯坦对其奥斯曼过往印迹的消除》（Year of the Locust: A Soldier’s Diary and the Erasure of Palestine’s Ottoman Past）。

11. 奥本海姆—费萨尔，Compte rendu；奥本海姆，“Besuch be idem Scherifen Fessal ［Feisal］ in Bujukdere am 30. April 1915”，MvO1/19，标记为“Algerien，Afrika und Vorderer Orient. 1886—1941”的文件。

12. “Texte des instructions au Grand Chérif de Mecque remis à son fils Chérif Faïsal Bey par son Excellence Enver Pacha le 9 mai 1915”以及奥本海姆，“Besuch be idem Scherifen Fessal ［Feisal］ in Bujukdere am 30. April 1915”，参见MvO1/19，标记为“Algerien，Afrika und Vorderer Orient. 1886—1941”的文件。

13. 恩维尔非常确定他在同其德国同僚比如胡曼的会话中提及了这一点。参见胡曼的报告，1916年7月12日，EJP，1/35。

14.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185页。

15. 奥本海姆再版了这份电报原件，MvO，1/19，参见回忆录的“Personalien... Stammbaum der Scherifen vol. Mekka. Fesal. Aufstand im Hedjaz”板块。

16. 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93页。

17. 1916年6月，沃尔夫—梅特涅（Woldd-Metternich）从佩拉向来自巴格达的梅克伦堡传达信息，PAAA，R 13571。

18. 细节参见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188—189页。

19. 引自史努克·许尔格龙涅，《阿拉伯半岛叛乱》，43页及全书各处。

20. 引自威尔，Kein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223，297页。关于英国人承诺不对阿拉伯进行分割的内容，见1916年夏前后，被奥斯曼情报机构截获的英文版宣传册的法语版翻译，BOA，HR.SYS 2318—6。

21. 1916年5月5日及1918年7月16日，施托青根分别从El-Ula和大马士革提出的建议，PAAA，R 21142。参见麦克卡尔，《革命缔造的战争》，178页。

22. 1916年6月1/14日，科皮安（Khogopian）发出的急电遭俄国军方情报机构拦截；1916年6月15/28日，巴克赫拉克（Bakherakt）从伯尔尼将俄国间谍曼德尔的施塔姆的报告发给了萨宗诺夫，AVPRI，fond 151，opis’482，del’4073，99—100，114。

23. 1916年8月14日，来自锡瓦斯的韦特，PAAA，R13753。

24. 阿克恰姆，《青年土耳其党的反人道罪》，105—111页，及关于被驱逐的希腊人总数，87—89页。关于“一战”中的被驱逐总数，阿克恰姆给出的数据是481109，其中129727人被赶出色雷斯，剩余的人则被赶出小亚细亚。他的资料来源是土耳其对一条1919年2月的希腊新闻报道的转载——此时“一战”刚结束不久，各种各样的夸张要求铺天盖地涌来，以对正在凡尔赛商讨各国命运的协约国施加影响。布洛克萨姆在《种族灭绝大博弈》（98—99页）中的估计略低，但似乎更为可靠——尽管他的判断依据也并非真凭实据。小亚细亚的战前及战时希腊人口统计研究仍滞后于亚美尼亚人人口研究，因此我们必须等到我们的知识得到进一步完善之后才能得出一个大体的人数估计。不管如何，“一战”期间被驱逐出家园的希腊人口并非无足轻重，这其中主要涉及两个主要高峰：加里波利战役期间，以及随后1916—1917年秋冬时节再次进行的战争。

25. 莱维，《奥斯曼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大屠杀》，205—208页；布洛克萨姆，《种族灭绝大博弈》，98—99页。

26. 1916年11月15日，胡曼给耶克的信件，PAAA，R13753。

27. 英国间谍对君士坦丁堡特工在1916年6月3日到27日之间活动的报告，于1916年7月11日从亚历山大勒塔发出，RGVIA，fond 2000，opis’1，del’3888，168。

28. 1916年11月15日，胡曼给耶克的信件，见前引书。

29. 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225页。

30. 1916年8月和9月，“Altinci Konferans”，参见Birinci Dünya Savaş’ında Doğu Cephesi，215—218页。关于总结，参见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27—133页，及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22—428页，440页。

31. 1916年8月24日，克雷斯同铁毕子的通信，BA/MA，RM 40/215。更多内容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227页；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53—155页；乌尔里克森，《“一战”在中东》，107—108页。由于乌尔里克森使用的是英方的情报，他对英方的描述更为详细，不过他仍高估了克雷斯的攻击规模。

32. 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30—435页。关于加利西亚的部署，参见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37—141页。

33. 关于哈布斯堡王室这方面的情况，尤其参见滕斯托尔，“奥匈帝国和布鲁西洛夫的1916年进攻”，历史学家70（1）：30—53。关于俄国的损失，参见蒂莫西·道林（Timothy Dowling），《布鲁西洛夫进攻》（The Brusilov Offensive）。

34. 细节参见麦克米金，《俄国“一战”起源》，第9章；（关于“玛利亚皇后号”）1917年3月29日，德国海军情报机构从布加勒斯特发出的报告（根据一名被俘获的俄国海军军官），RM 40/192。关于亚历山大三世：艾拉佩托夫（Airapetov），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45页。到1917年夏的24支新师组建完成：参见由大公尼古拉斯在1916年12月26日签署的急件，尼克拉斯·德·巴西利作品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加利福尼亚，斯坦福），box 1。

第十四章 俄国的契机

1. 斯蒂茨（Stites）引自米留可夫，《俄国革命》的序言，《米留可夫和俄国革命》，xii。

2. 1915年12月28日，伦敦《晨邮报》，“土耳其的炮舰被击沉。俄国人在黑海的壮举”（欢欣鼓舞的德国海军部将此页剪下并保存在BA/MA，RM 40/223）。

3. 哈尔彭（Halpern），《“一战”海军史》（Nav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237页。根据二次文献，哈尔彭将“玛利亚号”错当成“叶卡捷琳娜号”，但是其他的细节描述都经过核实。

4. 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36页。

5. 同上书，237—243页；及哈尔彭，《“一战”海军史》，234—244页。苏维埃历史学家帕夫洛维奇在《“一战”中的舰队》（446页）中对“这一时期俄国海军在海洋上取得了霸主地位的问题”进行了确认。

6. 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35—137页；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38页。此外还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225—226页。

7. 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46页。

8. 1916年10月31日，帕莱奥洛格发给白里安的急件存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加州，斯坦福大学），尼古拉斯·德·巴西利馆藏，box 9。关于特列波夫部分内容，参见派普斯，《俄国革命》，257—258页。

9. 1917年2月26日/3月11日，巴济利从最高统帅部向N.N.波克罗夫斯基发送的信件，AVPRI，fond 138，opis’467，del’493/515，list’1（and back）。

10. 1917年3月19日/4月1日，古契柯夫向最高统帅部发送的电报，存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加州，斯坦福大学），尼古拉斯·德·巴西利藏书，box 11。

11. 同上。

12. 1917年3月23日/4月5日，巴济利向米留可夫发送的信件，AVPRI，fond 138，opis’467，del’493/515，list’4—6（and backs）。

13. 1917年3月23日/4月5日，高尔察克向俄国海军指挥部发送的电报，AVPRI，fond 138，opis’467，del’493/515，list’11.

14. 1917年4月8/21日，巴济利从最高统帅部向米留可夫发送的电报，AVPRI，fond 138，opis’467，del’493/515，list’12—16。关于罗马尼亚船只：参见G. W.佩奇在1917年1月4日给H. G.格伦费尔的信件，in PRO，ADM 137/940。

15. 1917年4月29日，G. W.勒·佩奇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阿尔马兹号”上向H. G.格伦费尔发出的报告，PRO，ADM 137/940。

16. 1917年4月3日，勒·佩奇从彼得格勒向H. G.格伦费尔发出的报告，PRO，ADM 137/940。

17. 1917年4月16日，乌泽多姆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的报告，BA/MA，RM 40 —4。七架海上飞机：格雷格，Russische Flotte im Ersten Weltkrieg，61页。

18. 1918年6月10日，巴拉托夫，“Prikaz’zakluchitel’nyi voiskam’Otdelnago Kavkazkago Kavaleriiskago Korpusa... Generala ot’Kavalerii Baratova”，存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加州，斯坦福大学），box 3，第3—5文件夹（“俄国远征军。告别军队”）。

19. 引自卡齐姆扎德（Kazemzadeh），《外高加索之战》，61页。参见维尔德曼，《俄帝军队的结局》，卷2，141页。

20. 引自派普斯，《俄国革命》，329，399 — 400。更多针对拥有德国名字军官的叛变，参见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48页及全书各处。

21. 引自派普斯，《俄国革命》，399—403页。

22. 同上书，413页。

23. 1917书年5月15/28日，调整过的“Rukovodiashchiia ukazaniia General’Komissaru oblastei Turtsii，zanyatyikh’ po pravu voinyi”以适应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不吞并和平”宣言，AVPRI，fond 151，opis’482，del’3481，list’ 81—82。

24. 1917年5月23日，G. W.勒·佩奇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阿尔马兹号”上向H. G.格伦费尔舰长发送的报告，PRO，ADM 137/940。

25. 1917年9月24日，乌泽多姆向德皇威廉二世发送的报告，BA/MA，RM 40—44；1917年5月23及30日，勒·佩奇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阿尔马兹号”上向格伦费尔发送的报告，PRO，ADM 137/940；1917年7月4日的德国情报，BA/MA，RM 40—192。俄国在1917年5月25—26日的更多作战细节，见格雷格，Russische Flotte im Ersten Weltkrieg，61—62页。

26. 1917年4月3日和5月30日，勒·佩奇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阿尔马兹号”上向格伦费尔发送的报告，PRO，ADM 137/940。关于高尔察克在二月革命期间派遣舰队的传言：Novoe Vremya，1917年4月20日/5月3日的文章，剪贴于BA/MA，RM 40—192。

27. 1917年6月23日，勒·佩奇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阿尔马兹号”上向格伦费尔发送的报告，PRO，ADM 137/940。参见哈尔彭，《“一战”海军史》，252—253页，及帕夫洛维奇，《“一战”中的舰队》，460—463页。

28. 乌泽多姆在1917年9月24日发送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BA/MA，RM 40—44。然而乌泽姆呈报的一些细节不够准确。实际上，英国战机并未在阿塔蒂尔克上空投掷炸弹，乌泽多姆认为金角湾的所有炸弹对准了“将军号”，而非“戈本号”（虽然这无法很好地证明英国轰炸机的准度）。关于这次袭击的更多细节，参见哈维，《“一战”航空国际期刊》，卷38（no.3），165—167页，《君士坦丁堡上方的炸弹》。

29. 格雷格，Russische Flotte im Ersten Weltkrieg，63页。

30. 由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附近的一艘俄国摩托艇于1917年4月26日投掷而来，乌泽多姆在1917年9月24日发送给德皇威廉二世的报告，BA/MA，RM 40—44。

31. 同上。关于敖德萨兵变（发生在7月19—20日），参见德国特工在1917年9月2日发自君士坦丁堡的报告，BA/MA，RM 40—193。

32. “Proklamation der revolutionaeren russischen Flotte um die tuerkische Nation”，见前引书。

33. 1917年11月25日，库尔特·冯·勒斯勒从希腊指挥部向柏林的外交部发送的电报，PAAA，R10085；1917年11月26日，里茨勒尔从斯德哥尔摩向柏林外交部发送的电报，PAAA，R2000。

第十五章 击退阿拉伯人

1. 1918年1月22日，T. E.劳伦斯发给吉尔伯特·克莱顿的报告，PRO，WO 158/634。

2. 埃里克森记录于《死亡命令》，160—161页。关于穆什及尤登尼奇下令撤退的原因，参见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49页；雷诺兹，《破碎的帝国》，168—169页。

3. 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70—271页及271n。

4.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199—200页。“小劳伦斯”：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226页。

5.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198页。

6.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233页。

7.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235—243，257—258及264页。

8. 引自乌尔里克森，《“一战”在中东》，109页。关于这场战役奥斯曼方面的命令细节：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274—275页。

9. 利曼，《土耳其五年》，164—165页。

10.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283页。

11. 最佳叙述见于塔奇曼的《齐默尔曼的电报》。

12. 关于德国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在战争中的作用，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后记。《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303页。

13.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236页。关于《贝尔福宣言》：参见第18章之后。

14. 纳恩舰长，《关于在美索不达米亚同远征军进行海军联合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4；及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337—342页。关于1.1万名有生兵力：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273页。

15. 纳恩舰长，《关于在美索不达米亚同远征军进行海军联合作战的报告》，见前引书，卷4；及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343—359页。

16. 利曼，《土耳其五年》，161—163页。

17. 引自汤曾德，《当上帝创造了地狱》，373页。

18. 巴拉托夫，“Bor’ba v’ Persii vo vremenii Revoliutsii”，巴拉托夫馆藏，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加州，斯坦福大学），box3。更多的作战细节，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273页；利曼，《土耳其五年》，163—164，181—182页。

19. 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311—323页。关于亚喀巴危机：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26—27页及n.26。

20.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264页。

21.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328—338页。

22. 1917年7月19日，埃及方面军队总司令，伦敦，PRO，WO 158/634。

23.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12页；关于斯托尔斯估计的总数，参见223页。关于开罗黄金储备的数据和规模：1917年1月29日，温盖特从开罗发送的报告；1917年7月18日，温盖特从莱姆拉发送的报告；1917年11月15日，温盖特从开罗发送的报告，PRO，FO 371/3048。

24. 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389—390页。

25. 细节参见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292—293页；乌尔里克森，《“一战”在中东》，111—113页；（关于圣诞节的耶路撒冷大礼）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08页。

第十六章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毒酒杯

1. 略微改写自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125—126页。

2. 俄土停战协议转自库拉特，Brest-Litovsk Müzakereleri ve Barışı，378—379页。俄土前线及海域的规定细则，参见哈尔彭，《“一战”海军史》，225页，及艾拉佩托夫，Sud’ba Bosforskoi ekspeditsii，252页。

3. 曼戈，《阿塔图尔克》，167页。

4. 1917年9月24日，乌泽多姆向德皇威廉二世发送的报告，BA-MA，RM 40-4。关于土德1916—1917年的紧张态势，参见麦克米金，《柏林—巴格达铁路》，第18章。参见于哈尔彭，《“一战”海军史》，257页。

5. 利曼，《土耳其五年》，189 —191，195页。

6. 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29页。

7. 卡齐姆扎德，《外高加索之战》，43—44，61页；维尔德曼，《俄帝军队的结局》，卷2，135页。

8. 惠勒—本内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被遗忘的和平》，70—73页。

9. 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30页。关于更多离开的俄国人犯下的暴行，参见“Nouvelles alarmantes”，Ribal，1918年2月8日，由德国海军部剪下，保存于BA/MA，RM 40/215。

10. 引自格卡伊（Gökay），《帝国冲突》，17—18页。

11. 引自惠勒—本内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被遗忘的和平》，115页。

12. 同上书，85—87，114页。

13. 同上书，118—119页，及雷诺兹，《破碎的帝国》，174—175页。

14. 1917年12月17日，贝恩斯托夫同屈尔曼的通信，PAAA，R 13755。

15. 雷诺兹，《破碎的帝国》，175—176页。

16. 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58—459页。

17. 此法令转自库拉特，Brest-Litovsk Müzakereleri ve Barışı，385—386页；塔拉特的抗议：390页。

18. 引自雷诺兹，《土俄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及高加索之争，1908—1918》，333页。

19. 惠勒—本内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被遗忘的和平》，165—166页。参见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20页。

20. 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21页；派普斯，《俄国革命》，582—583页。

21. 引自雷诺兹，《破碎的帝国》，183页。

22. 1915年3月28日，霍夫曼从布勒伊拉向NATEKO发送的消息，BA/MA，RM 40—251。

23. 引自派普斯，《俄国革命》，584页。

24. 引自惠勒—本内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被遗忘的和平》，152，226—228页。

25. 引自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23—25页。

26. 同上书，25—26页。关于征用私人银行存款，参见麦克米金，《史上最大浩劫》，第一章。

27. 基根，《第一次世界大战》，382页。

28. 鲁登道夫进攻之前的德军部署数据及分析，参见史蒂文森，《浩劫》，398—399页。

29. 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119—127页。关于霍夫曼，参见派普斯，《俄国革命》，586—587页。

30. 1918年3月9日，胡曼从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报告，BA/MA，RM 40—251。

31. 1918年4月6日，“Augenblicklichen Lage im Kaukasus”，BA/MA，RM 40/215；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35页。

32. 1918年3月8/9日，霍夫曼传达给罗马尼亚巴列斯库上将，BA/MA，RM 40—251。

33. 1918年3月28日，霍夫曼从布勒伊拉发送的消息，见前引书。

34. 同上书，及1918年3月23/24日，总指挥部从战场向贝内传达的消息，BA/MA，RM 40—251。

35. 1918年3月23日，霍夫曼从布勒伊拉发送的消息；及1918年3月26日，贝内从战场传达的消息，BA/MA，RM 40—251。

36. 1918年4月14日，上尉在俄国的黑海港口之游后，从君士坦丁堡发出的报告，BA/MA，RM 40—252。

37. 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162页。

38. 同上书，124—129页。

39. 1918年4月6日，“Augenblickliche Lage im Kaukasus”，见前引书。

40. 雷诺兹，《土俄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及高加索之争》，372页。

41. 1918年4月13日的德军副本，BA/MA，RM 40—251。

42. 雷诺兹，《土俄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及高加索之争》，467页；格卡伊，《帝国冲突》，26页。

43. 1918年4月6日，“Augenblickliche Lage im Kaukasus”，见前引书；雷诺兹，《破碎的帝国》，200页；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95页，n.1。

44. 雷诺兹，《破碎的帝国》，206—215页。

45. 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61—363页；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86—187页；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76—478页。

46. 雷诺兹，《破碎的帝国》，227页；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65页。

47. 1918年8月6日，克雷斯向黑雷斯特莱通（Heerestleitung）上校和赫特林总理呈送的请求，以及1918年8月24日得到的回复，BA/MA，RM 40—254。关于土军被击退至巴统，参见德国特工在1918年8月19日的报告，“Rundreise im Asow-Meer”，BA/MA，RM 40—254。

48. 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132—133，147，150页，n.166。

49. 同上书，109—117及142页（关于给顿河的哥萨克人的补助金）。同库班河哥萨克人之间的协议，诸如移交其领土上的德国战俘及亚速海上的航海权，参见“Niederschrift der Besprechung am 15. August zu Jeisk”，BA/MA，RM 40—254。

50. 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194页，n.80。同格鲁吉亚签订的关于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协议，参见德国特工在1918年8月19日的报告，“Rundreise im Asow-Meer”，BA/MA，RM 40—254。

51. 雷诺兹，《土俄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及高加索之争，1908—1918》，468—469页；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200页。

52. 艾伦和穆拉托夫，《高加索战场》，494—495页。突袭巴库的命令，“将德国的旗帜插在里海上”：引自鲍姆加特，Deutsche Ostpolitik，204—205页。关于沙兰坎尔和巴库大屠杀充满了争议的伤亡数据，参见卡齐姆扎德，《外高加索之战》，70—73，83—84页；派普斯，《苏联的形成》，103页；格卡伊，《帝国冲突》，23页。土耳其最初称有1.2万名阿塞拜疆人死于沙兰坎尔的说法几乎肯定过于夸张，不过至少3000左右的死亡人数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估计。同样，他们声称7万人在9月死于巴库的说法也遭到了无视，这是因为他们在此之前进行了有序的大撤退。尽管如此，当这座城市落入伊斯兰军队之手后，阿塞拜疆人和当地亚美尼亚人遭到了血腥处置。据统计，死亡人数已逾数千。

第十七章 蒙德罗斯

1. 引自戴尔，《土耳其的停战协议》，316页。

2. 引自劳埃德，《百日王朝》，139—140。关于黄金输运，参见麦克米金，《史上最大浩劫》，第5章。

3. 更多“萨洛尼卡撤退事件中的通信”，PRO，WO 106/1359。

4. 米尔曼，Oberste Heeresleitung und Balkan im Weltkrieg，212—213页。

5. 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79页。

6. 米尔曼，Oberste Heeresleitung und Balkan im Weltkrieg，225页及全书各处。

7. 如上，229页；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80—381页。

8. 引自史蒂文森，《浩劫》，468页。

9. 关于最近讨论，参见劳埃德，《百日王朝》，及史蒂文森，《背水一战：1918年的胜败》。

10. 引自曼戈，《阿塔图尔克》，185页。

11. 1918年1月22日，T. E.劳伦斯从塔菲拉给吉尔伯特·克莱顿发出的报告，PRO，WO 158/634。

12. 引自利曼，《土耳其五年》，269页；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83—384页；及曼戈，《阿塔图尔克》，179页。

13. 细节参见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97—199页；曼戈，《阿塔图尔克》，179—180页；及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33页。

14. 波米安科夫斯基，Zusammenbruch，384—385页；米尔曼，Oberste Heeresleitung und Balkan im Weltkrieg，250—251页。

15. 同上，及利曼，《土耳其五年》，196页。

16. 同上书，243页。

17.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64页。

18. 关于美索不达米亚结局：汤曾德，《当上帝创造地狱》，432—435页。

19. 参见埃里克森，《死亡命令》，188，197，202页（目录7.3，7.4，7.5）。关于弗朗谢·德埃斯佩雷和米尔恩：史蒂文森，《浩劫》，483—484页。

20. 细节参见曼戈，《阿塔图尔克》，185—186页。关于拉乌夫：参见1915年1月18日，旺根海姆发往柏林的报告，PAAA，R 21034，以及1915年4月20日扎勒同纳多尔尼的通信，PAAA，R21042。关于拉乌夫这方的故事，参见Keleşyılmaz，Teşkilat-i-Mahsûsa’nın Hindistan Misyonu（1914—1918），91—94页。

21. 记录于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258—259页。

22. 关于劳伦斯在1918年10月的情况：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473—474，484页。参见艾伦比为伦敦公报所做的报告，存于PRO，WO 32/5128。

23. 利曼，《土耳其五年》，320页。凯末尔的“由土耳其人的刺刀绘制的边境线”：阿克欣，Ana Çizgileriyle Türkiye’nin Yakın Tarihi 1789—1980，114页。关于彼得罗夫斯克的陷落，参见雷诺兹，《破碎的帝国》，251页。

24. 汤曾德，《当上帝创造地狱》，432—433页。关于汤曾德提议的条款，参见戴尔，《土耳其的停战协议》，319页。

25. 引自戴尔，《土耳其的停战协议》，316页。

26. 同上书，316，321—322页。参见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64—365，370—371页。

27. 引自戴尔，《土耳其的停战协议》，335页。

28. 引自戴尔，《土耳其的停战协议》，335页

29. 最终的停战协议条款和后续修改，以及奥斯曼方面对个别条款的意见，转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1，81—93页。

30. 引自曼戈，《阿塔图尔克》，192页。

第十八章 色佛尔

1.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400页。

2.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73页。

3.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41页。

4. 未在《伦敦公报》中提及：参见艾伦比为《伦敦公报》所做的经过审查及未经审查的报告版本，存于PRO，WO 32/5128。

5. 引自巴尔，《划清界限》，61—62页。

6.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77页。

7. 引自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485—486页。

8. 巴尔，《划清界限》，75—76页。

9. 麦克米伦，《巴黎1919》，390—391页。

10. 巴尔，《划清界限》；《1918年11月7日英法公告》，http://www.balfourproject.org/anglo-french-declaration/。

11.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425页。

12.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429页。

13.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374页。

14.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378—379页。

15. 引自麦克米伦，《巴黎1919》，379页。

16. 曼戈，《阿塔图尔克》，246—247页；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426，430—431页。

17. 金—克兰委员会的报告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448—450页。《无关紧要的美国人民》：引自麦克米伦，《巴黎1919》，379页。

18.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463页及全书各处。

19.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1，144—145页。

20. 曼戈，《阿塔图尔克》，196 —197页。

21.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603—604页。

22. 参见曼戈，《阿塔图尔克》，204—205页。贝尔尼埃在《无翼鸟》中有趣地重现了意大利人对费特希耶的突然、短期占领。

23. 莱维，《亚美尼亚大屠杀》，77页。

24. 阿克恰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反人道罪》，10 —17页及全书各处。当然，阿克恰姆本人十分自信文件遗失暗含的证据：这是一场为故意掩盖奥斯曼政府在1915年施行种族灭绝意图的运动。加上一些自1915年流传下来的真实文档，他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结论，并为奥斯曼政府的“故意性”提供了强有力且证据确凿的论辩，这比那些仅仅依靠道听途说的土耳其官员在那一年所作所为的说法更言之有据。然而，我们必须要说，根据阿克恰姆承认的那些结论都是源于伊斯坦布尔法庭“不完整”的审讯记录，这些记录的准确性依然存疑。在某些方面，土耳其政府自身为审判那些对平民犯罪的官员而设立的战时军事法庭更为可靠，这是因为这些裁决并未受到占领军的外部施压，而且他们的大部分判决都得到了切实执行。关于战时军事法庭，参见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1，58—59页。

25. 引自莱维，《亚美尼亚大屠杀》，81页。

26. 1916年9月25日，“Les réfugiés Arméniens de Port Said”，记录于“Armement des contingents irréguliers”的文件夹，VSHD，7 N 2150（“Section d’Afrique. 1915—1918. Subventions aux corps de partisans d’Orient... Irréguliers，Arméniens，etc.”）。

27.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878—879页；参见克尔，《马拉什之狮》，33—34页。

28.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469—470页。

29. 参见曼塞尔，《黎凡特》，190—191页。

30. 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77—78页；麦克米伦，《巴黎1919》，431—432页。

31. 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89—90；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516—519页。

32. 引自曼塞尔，《黎凡特》；曼戈，《阿塔图尔克》，225—226页。

33. 同上书，及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战争的开始》及全书各处。

34. 巴尔，《划清界限》，101—102页；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901页及全书各处。

35. 1919年8月23日，丘吉尔同贝尔福的通信；1919年10月25日的丘吉尔备忘录，同上书，404—406页。

36.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2，808—811页。

37. 同上书，824—827页；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206—207页。

第十九章 萨卡里亚

1. 引自曼戈，《阿塔图尔克》，318页。

2. 《色佛尔条约》中的条款，普遍适用，参见http://www.hri.org/docs/sevres/part1.html（以及第2、3、4部分等）。

3. 这个词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123页。

4. 霍瓦尼西安（Hovannisian），《亚美尼亚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Armenia），卷1，《吞并卡尔斯》。

5. 关于劳合·乔治离弃了白军，参见麦克米金，《史上最大浩劫》，132—136页。关于亚美尼亚人对此的看法，参见霍瓦尼西安，《亚美尼亚共和国》，卷2，《俄国的危机及外高加索》。

6. 霍瓦尼西安，《亚美尼亚共和国》，卷3，《外高加索的布尔斯维克运动》及《亚美尼亚五月起义》。

7. 曼戈，《阿塔图尔克》，240—245页。关于1918年12月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之战，参见霍瓦尼西安，《亚美尼亚共和国》，卷1，《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的纠葛》。

8. 同上书，《1920年的夏季战役》，卷2，尤其在298—305页。

9. 关于1920年8月的战略蓝图，共产国际大会和莫斯科民众的普遍欢欣气氛，参见麦克米金，《红色百万富翁》，第5章（《莫斯科》）。

10. 雷诺兹，《破碎的帝国》，255—259页；曼戈，《阿塔图尔克》，290—295页；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244—245页。

11. 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123—125页。

12.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1181—1183页。

13. 同上书，1180页。参见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126—130页。

14.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1186—1188页。韦尼泽洛斯向劳合·乔治提出的要求：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131页。

15.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1191—1192页。

16. 同上书，1125—1126页。

17. 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183—197页；曼戈，《阿塔图尔克》，308—311页。威尔逊：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1254—1255页。

18. 引自曼塞尔，《黎凡特》，209页。关于汤因比发送的电讯及其在西方尤其是英国造成的影响，参见第20章之后。

19. 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227—331页；（关于安德鲁王子）吉尔斯·弥尔顿，《失乐园》，210页。

20. 引文和细节来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1346—1349页。

21. 同上书，1350—1352页；（哈莉黛·埃迪布）吉尔斯·弥尔顿，《失乐园》，214—215页。

第二十章 士麦那

1.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4，1692—1693页。

2. 同上书，卷3，第1部分，1352页。

3. 1922年9月7日，霍顿向美国国务卿发送的报告，转载于《美国关于希腊人占领安纳托利亚的文件》。

4. 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249—252页。

5. 段落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汤因比的急件》，1265—1270页。关于汤因比遭解雇的内容，参见曼戈，《阿塔图尔克》，329页。

6.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1272—1273页。

7. 1921年7月2日，布里斯托尔向国务卿发送的报告，参见《美国关于希腊人占领安纳托利亚的文件》，文件31。

8. 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213—214页。

9. 曼戈，《阿塔图尔克》，329—331页。

10.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1部分，1335页。

11. 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251页。

12.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2部分，1608—1612页。

13. 同上书，1639页。关于劳合·乔治坚持让希腊军队原地待命以同凯末尔讨价还价的情况，参见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256页。

14. 关于布哈拉的黄金，参见麦克米金，《史上最大浩劫》，67—68页。

15.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3，第2部分，1620，1675页。

16. 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497页。

17.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1643—1645页。

18. 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276页。

19. 引自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306—307页。

20. 同上书，309—314页；曼戈，《阿塔图尔克》，341—342页。

21. 引自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316页。

22. 1922年9月19日，朗博尔德发送给寇松的报告，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4，1700页。哈莉黛·埃迪布：引自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316页。

23. 这些传闻得到了相关人士证实，比如，1922年10月3日，美军军舰“埃德萨号”的巴里上尉与一位在同一时期到访马尼萨的法国国会议员在游历了数个土耳其的西部城市之后得出了相关结论。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4，1710—1716页。

24. 1922年9月2和7日，霍顿从士麦那发出报告，转自《美国关于希腊人占领安纳托利亚的文件》。土耳其调查委员会：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4，1704—1706页。

25. 1922年9月9日，J. G.韦尔从美军旗舰“天蝎号”向美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马克·布里斯托尔发送的情报报告，转自《美国关于希腊人占领安纳托利亚的文件》。关于斯泰吉亚德斯在士麦那当地希腊族群的坎坷名望，参见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尤其是91—101页及全书各处。“这是谁的城市？他们又想把它给谁？”：引自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318页。

26. 韦尔向布里斯托尔发送的报告，见前引书；金罗斯，《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321—322页。“营养充足，朝气蓬勃”：引自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306页。“一身污秽，肮脏，没精打采”，“每一个人对土耳其人的回归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欢欣”：引自曼塞尔，《黎凡特》，213—214页。

27. 细节参见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306—308页；曼塞尔，《黎凡特》，214—215页。

28. 卢埃林—史密斯，《爱奥尼亚憧憬》，308—311页；曼塞尔，《黎凡特》，215—218页。

29. 卢埃林—史密斯在《爱奥尼亚憧憬》，曼塞尔在《黎凡特》中都坚持这些观点，而且他们还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肖在《从帝国到共和国》中却针锋相对地争辩道，土耳其人同样在士麦那失去了大量财产。他写道（卷4，1734页）：“土耳其人在重新征服了这座自己的城市并举行了欢庆仪式之后又把它付之一炬的说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肖的结论稍显薄弱，“即便有人或者团伙纵火，但是最终真凶……很可能永远无法追寻到了”。鉴于肖在追踪每一条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暴行的言论时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他在这里的缄默实在很不搭调。然而，就在我们因为肖支持土耳其的立场而简单否定他的叙述之前，我们应该记得，大部分关于士麦那大火的流行说法却呈一边倒之势：希腊人在士麦那的滨海区陷入恐慌的同时却在朝沿岸行进的途中烧毁了安纳托利亚城市的说法已经快速蔓延。肖真正设法做的事情在于在希土战争的广阔故事之中重建平衡，并还原历史语境。

30. 凯末尔和阿塔伊的引用内容，参见曼戈，《阿塔图尔克》，346页；阿塔伊的更长段落引用，参见曼塞尔，《黎凡特》，223—224页。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尤其还引用了阿塔伊在《阿库夏姆报》中的长篇文章——而非他的日记或自传。

31. 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4，1740—1741页。在《黎凡特》中（220页），曼塞尔引用的数据显示在12.5万名被驱逐的人当中，有1.5万人最后返回了家园，不过这一信息摘自希腊方面的资料，有可能夸大了人数。尽管如此，这些被驱逐者遭到虐待却是不争的事实。按照洛桑条约规定的人口交换，很多在那个冬季存活下来的人之后被送往了希腊。更广泛来说参见布鲁斯·克拉克的研究著作《异乡人：从故土到他乡——驱逐运动是如何缔造现代希腊和土耳其的》（Twice a Stranger：How Mass Expulsion Forged Morden Greece and Turkey）。

32.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4，1749页。

33. 同上书，1754页。关于自治领及《每日邮报》：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550页。

34. 引自肖，《从帝国到共和国》，卷4，1766及1788页。

结语 洛桑条约和奥斯曼遗留问题

1. 引自赖纳·蒙茨（Rainer Munz）和赖纳·奥利格（Rainer Ohliger），《大迁移与种族移民》（Diasporas and Ethnic Migrants），93页。

2. 克拉克，《异乡人：从故土到他乡》，2页及全书各处。

3. 克拉克，《异乡人：从故土到他乡》，95页。

4. 引自策希林，Deutsche Politik und die Juden im Ersten Weltkrieg，371页，n.116。

5. 改写自乔纳森·麦克默里（Jonathan McMurray），《疏远关系》（Distant Ties），《菲多尔的报告》，99页。

6. 吕尔斯，Gegenspieler des Obersten Lawrence，81—82页。

7. 引自弗罗姆金，《终结所有和平的和平》，497页。

参考书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 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 (美 ) 西恩·麦克米金著 ; 姚志宏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8.9

书名原文 : The Ottoman Endgame: War, Revoluti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1908-1923

ISBN 978—7—5086—7894—8

Ⅰ . ①奥… Ⅱ . ①西…②姚… Ⅲ . ①奥斯曼帝国-历史－1908-1923 Ⅳ . ① K3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第171791号

奥斯曼帝国的终结——战争、革命以及现代中东的诞生，1908—1923

著者：［美］西恩·麦克米金

译者：姚志宏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