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简史/劳榦著.—北京：中华书局，2018.9

ISBN 978-7-101-13204-5

Ⅰ.魏… Ⅱ.劳… Ⅲ.中国历史-魏晋南北朝时代 Ⅳ.K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0965号

书　　名 魏晋南北朝简史

著　　者 劳榦

责任编辑 徐卫东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8年9月北京第1版

201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7⅝ 插页 2 字数 130千字

印　　数 1-7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3204-5

定　　价 49.00元

- 第一章 绪论

- 第二章 三国之兴亡

- 第三章 西晋时代

- 第四章 东晋时代

- 第五章 北魏之成立与分裂

- 第六章 南朝之兴亡

- 第七章 南北朝的经济问题

- 第八章 南北朝之兵制

- 第九章 南北朝的文学与学术

- 附录

- 一 世系表

- 二 大事年表

- 三 论魏孝文之迁都与华化

第一章 绪论

甲 东汉与南朝

中国的全部领土，在很远的古代，都是曾经有人住过的。至少我们不能证明全中国中的某一区域，在古代未曾有人到过。但是中国的华夏文化，却应当以黄河流域为一个重要的据点。

从殷虚的大龟和大量的海贝看来，当时黄河下游和南部的海岸既然有物资的交流，当然也有文化的传播，到了西周以后，南方的开发更有显著的痕迹。经过了立国南方的楚，再经过了西汉和东汉，南北的关系，越来越深，到了三国以后，长江流域更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堡垒了。

凡是一个文化高的民族，比较文化低的民族，更易于滋生传播。华夏民族文化高，自然也就滋生快，人口密度大，因此不论东西南北，任一方向，都是华夏民族扩张的目的地。

然而中国的西北边境，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草原，永远在不平衡、不安静的局面下过日子。东南边境，却是易于扼守的丘陵地带，并且又不处于民族迁徙激流的对冲之点。所以西北边境总是建设了又破坏，而东南边境则是建设一步即增进一步；因此东南边境的文化遗产一天一天的丰富，最后便超过了黄河流域的“中原”了。

西北边境的动乱已经成为西北开发程度落后的主要原因，再加上西北雨量的不足，农作物不能给养大量的人口，使得西北文化更为落后。

天时和人事已经使西北边境赶不上东南，再加上东汉初年及东汉晚年两次内部变乱，使得西北一带，更为荒废。在这个时候，汉族虽然自相残害，但塞内和塞外的胡人（匈奴、东胡等蛮族），是有组织的，他们并未受到太严重的影响，因此胡人分布的地盘，便乘机增加起来。到了晋代初年，所谓五胡已布满了三辅、太原、上党、河东、北地、西河及新兴郡（河套区域）诸地。原来这些蛮族和汉人杂居之时，因为他们一般文化程度较低，往往被汉族轻视，到中原不安静之时，蛮族便起而据地称雄，组织政权了。

北方的情形既然是这样的，我们再看一看南方。南方的原野，本来应当只是森林和沼泽，但是在周初已经有汉南诸姬的开发，经过了楚国的开发，再经过了吴国的开发，使得长江流域，变成了繁盛之区。但汉代初年，巫峡以下，够上一万户以上的都市，还只有长沙、南昌和吴县（注一）。并且许多地方，还是利用原始的耕种方法，“火耕水耨”。再经过了西汉一朝，到了东汉时代，许多循吏励精图治的成绩，南方的经营，便渐渐的有了头绪了。最显著的证据，是拿《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比较一下，便可显然的看出来。西汉西北诸郡人口比东汉密，东汉东南各郡人口比西汉密。到了东汉晚期，刘表的招纳流亡，使得荆州繁荣起来，后来曹操攻击荆州，这一部分财富又到了三吴。

三国的变乱，已经使中原人士纷纷逃向江南，再加上了一个东晋南渡，更成了中国中古文化在南方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晋的开国，在司马氏皇家说来，是一个政治性阴谋的成功，但就这件事的社会意义来说，却是东汉的世家豪族，对当时压迫者曹家政权的一个总攻击。世族的地位虽然重行增加，东汉遗留下世族中高尚而廉洁的风气却被破坏无余。所以司马氏时复兴的世族，其内容和其意义并不等于东汉的世族，而是另外的一种政治形态。这种执政的世族，使得中央的政治及地方的政治同时腐败下去，最后世族自相争夺，在诸王领导之下起了内战，以致人民的困苦增加了，国家的实力消耗了，士气和人心瓦解了。边疆以外的蛮族侵入中原，终于在中原建立了蛮族的政权。

当着这个时候，中原逃难的人民，像洪流一样的逃到淮泗流域，更转而逃到江南，还有的是从淮泗一带转入荆梁[1]。这些流徙的人口，使得不仅江南和太湖区域得到更深的开发，并且闽粤等区域也在这个时期开始繁荣起来。

人口的流亡影响到相关的土地问题和经济问题。在北方因为人口流亡，过去已经垦辟的土地变成荒废。政府方面因为站在财政的观点，开始对土地加以经营，形成了屯田制度，而皇室占田、均田制度等，也在这个情况中发生。同时因为人口流移，户口平均都减少了，南北两方因为争取税源，又引起了大规模的两方政府掠夺对方人口的举动。

在人口流移的时候，从淮泗而下，集中到荆州和扬州，因此这两股流移的人口，便成了两种政治势力的基本。东晋以后，许多政治上的竞争，大都脱离不了荆扬两州的地域性的争持。此外，流移的人建立政权之后，有了武力及经济上的势力，压倒了原有的住民（其实也只是些更早的移民），因此就发生了“侨”“旧”的问题。因为“侨姓”（注二）往往成为特殊的阶级，他们要保持原有的籍贯，不肯归入南方户籍，以便享受特权，因此“侨郡”“土断”的问题，也就随着发生了。

南朝的政治，集中在荆扬二州，因之荆扬二州的若干都市繁荣了，随着这些都市而发生了贵族庄园，也都渐次的扩张起来。这许多庄园兼并了附近的土地，随即发生了“封山占泽”的现象。其在北方，因为蛮族国家掠夺的人口，尤其是军人和技工，往往集中于首都，因之商业及水利也集中于首都，并且因为宗教信仰的发展，北朝的寺院经济也特别的发达，而首都的寺院就更为加多，更为壮丽，自然影响于首都繁荣的进展也就更为迅速。

这些随着区域的不同而发生的地方性差别，都是便于割据地方势力的，尤其各地有各地特殊的赋税制度及货币制度，使得割据的形式，更为普遍。因此，若干的州郡及庄园成为自给自足的原始状态。

几个大都市，因为附近的区域较为广大而趋向繁荣，沿海以及西北区域，因为得到国际贸易，也得到了繁荣。但长期封建状态之下，却使许多偏僻的地方，因孤立而荒废，以致中央和地方，起了若干不必要的隔阂。尤其是北魏末期的六镇与洛阳，生活状况、物质享受完全不同，变成了北魏覆亡的重要因素。在南朝因封建领主和皇朝之间利益始终不能一致，不论在哪一个段落之中，都未曾集中有效的力量，也就是注定了南朝限制在长江流域，而无法统一中原，光复华夏。最后统一的还是继承北朝的隋文帝。

乙 东汉的士风与曹魏

西汉一朝学术的演进，儒学已成学术的中心。本来社会道德已经固定了，再加上政治的长期安定，选举的方式，也固定在乡举里选的法则之下。名誉好的士人，才能得着进身的阶梯，他们在本乡可以“仕州郡”，在全国可以选为秀才、孝廉，在《汉书》中的“内行修”就是一个重要的论人的标准。

从西汉经过王莽再到东汉，虽然有治有乱，但大致说来，将近四百载的时期中，并无安心作恶的坏君主（桓灵还只是受人蒙蔽的庸主，尚不至于安心作恶），也没有坏得不堪的外戚，甚至于梁冀虽为罪恶所归，也还能重视人才。这一种安定风气的养成，使得两汉政治上了轨道，使得士风的修饬成为两汉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

这种修饬的士风，约制的儒行，当然也会成为知人论世的准则。其中诚然有许多虚伪的人借着名誉来钓取利禄，但其中也不是没有具有真心信仰而身体力行的人。例如《后汉书》列传第二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所记的便全是以孝行著称的人。

其中的例子如汝南郡的薛苞，被后母憎恶将他分出。他每日号泣，结庐家外，每朝仍入家洒扫，又被父逐出，仍在里门外作庐，不废朝夕谒见的礼貌。一年以后，父母后悔，仍然还家，后来仍为父母共服六年丧服，哀感动人。再与弟分家，选择坏的房屋和田地。弟不善经营，数次破产，他仍再将产业分给与弟。章帝时皇帝特征召，位至侍中。

又《后汉书·韦彪传》称：“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这些孝子，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是赋性笃厚，一方面也由于孝友成为一般的道德标准，世人便在不知不觉之中，更培养这种感情，因此也就比其他时期，更为显著了。

再如《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称：“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节，资财千万（千万即千万钱，当黄金千斤），父越卒，悉散与九族。隐居山泽，以求厥志。”又《王丹传》：“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其墯孏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没者则赙给，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在这方面所表现的，一方面是有些人愿意替乡里做不取代价的服务，另一方面在乡里之中，隐然成为一种势力。

这种乡里中的势力，当然有其光明的一面，也必有其黑暗的一面。所以就有人不愿和乡里中的亲友发生关系。例如《后汉书·周燮传》：“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给……乡党宗族，希得见者。”《朱晖传》：“屏居野泽，布衣蔬食，不与邑里通，乡党讥其介。”朱晖之子即《绝交论》著者的朱穆。在这里边，又可见东汉时期乡谊过度的发展，也自然有其流弊。

这种乡谊是从乡和社发展而成的。社的发展很早，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汉代大致一里为一社，再经许多社的结合而为乡，由政府聘请乡三老来联系。到了光武建武三年，再命郡国行乡饮酒礼，那就更和儒术接近了。乡饮酒礼，据《周礼》为每三年正月举行一次，汉代承秦法，以十月为岁首，武帝太初改历，许多制度未改，所以乡饮酒礼仍在十月举行（注三）。其后汝南月旦评（见《郅恽传》）也是在十月中举行，可见月旦评和乡饮酒礼，是有若干关系的。

这种乡里的联系，再加上东汉门生故吏和府主宗师的联系，到了桓灵之际，越受外面的压迫，团结便越加坚固；而桓灵之际，又是宦官当政、名士矢志的时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和当政的皇权，更显著对立了。

这时一般的士人，家世并不完全一致，财产也贫富不等，但立场是相同的，他们都希望有一个清明而公平的中央政府，他们才能有出路。并且也显然的，社会中的中间阶级，或中产分子，是同情于他们的主张。

这一种社会运动发展的结果，不仅要对于君主、贵胄、宦官抗衡，并且对于中间社会阶层，也因为政府中官吏位置不够，竞争剧烈而互相排挤。当然不免有成群结派的习惯，这也就是东汉的“三互法”的根据，来预防中央官吏和地方发生关系，失去监察的效用。而东汉时代宦官攻击儒生，称为“党人”，也不见得全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

后汉的党人诚然有不少的弊端，甚至还有许多不近情理的事，但这般人中却也有不少的人，具有过人的操守，发自真诚，绝非出于虚伪。乡党及士人的团结对政治却可以发生别的影响：第一，中流社会形成了一个集团，不便统驭。第二，彼此结党相攻，在政治上不易看出真的是非，更增加了行政方面的困难。第三，社会上过于看重了道德的因素，忽略了能力的培养，因而行政干部有时难以寻觅富有活力的人才。—因此到了献帝时期，曹操当政，便转换了一个另外的方向。

曹操的政治，很显明的有法家的倾向，他对于东汉礼教的风气很不赞同，他直接开展了法家的风气，间接开展了清谈的风气。关于这件事的前因，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

一、曹操本人不是出于礼教的世族，他是一个宦官子弟，他的先天潜意识对于东汉儒生习惯不会赞同。

二、他的本人虽然不完全具有坏的成分，他有时也未尝没有正义感，不过他的出发点，是法家的，他的道德观念也是法家的，和西汉的酷吏中，如郅都、尹赏等人的出发点都差不多。

三、曹操的少年生活本不同于礼教世家，《三国志》本传说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注引《曹瞒传》：“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这都是汉代游侠少年的风习。到了曹丕之时，也受到了不少的影响，例如曹丕《典论·自叙》：“时岁之暮春，句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曹真）猎于邺西，终日手获麞鹿九，雉兔三十。”直到明帝时这种遗风尚有存在的，《魏志·高柔传》：“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此种好游猎广禁苑的倾向，还可溯源于曹操的时期。这又是和东汉儒雅的儒生是不同的。

曹操本人既然和儒生不同，是在另外一个立场上，因此他也就在建安时期，利用他当政的地位，发了著名的魏武三令。

建安十五年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十九年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二十二年令：“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明说要求的是明白治术的人才，纵然不忠不孝也没有关系，明白显示着曹操用人是不愿受东汉以来一般习惯的拘束。这种用人方法的动机，当然由于东汉以来儒生的道德和能力脱节，越被社会敬仰的人，越是没有能力的人，为着事业的成功，是不能不将能力格外看重而不再顾及道德一项条件。这样标准之下，曹操确曾收罗了不少的人才。

但曹操虽然得到了一部分成功，却在当时也明白显示出来不少的弊端。《三国志·杜恕传》，杜恕说：

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

这样下去，使得魏代很少有忠心卫国之士，最后动摇了魏代的国本。

魏世除去以法术为立国原则而外，对于群臣的严察，也是一个现象，所特设的一种“校事”官，便是以察为明的一个现象。《杜恕传》[2]说：

昔武皇帝（曹操）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按一切犹言临时）。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也。此霸世之权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謥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

这真可以说“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了。这些流弊，当然出于曹操预料之外，但却没有办法不这样的演变。

儒术在魏世虽然渐衰，但对于虚名，互相标榜，仍然很盛，《魏志·卢毓传》说：“前此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窗[3]八达之诮，帝（明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这正说当时世俗的虚名，不能选出来实用的人。卢毓虽然略为名誉辩护说，“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人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但他认为有名的是常士，和东汉以来认为有名的是非常人才，就显然有些不同了。

明帝疾恶名誉，还是由于曹家为法术世家，《魏志·何晏传》[4]注引《魏略·李胜传》云：“胜少游京师，雅有才智，与曹爽善。明帝禁浮华，而人白胜堂有四窗八达，各有主名。用是被收（被捕）。”但明帝的处置在事实上并无多少效果。到了齐王正始时期，这种风气更盛，这就是所谓“正始玄风”。

《晋书·王衍传》云：“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此后又有嵇阮之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其中“以庄周为模则”一语，最为得要。在一个极端用法术政治之下，天下领袖人物，只好取法庄周，而在时势艰危之际，也就没有谁去断然负责，自然而然的要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局了。

因此晋时裴对于这一种态度，认为不对的，他的“崇有论”说：

立言借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裴所说的这般人，正是自命为礼教的叛徒，他们都要冲破礼教的藩篱，来做到他们认为的“适生达性”。他们对于政治和社会，当然有重大的影响，这也就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变所以成功的直接原因。

自然这种风气的养成，也自有它的原因。就现在已知的史料来分析，可能是：

一、由于东汉以来的礼教过分的拘束，一些人厌倦起来，成功了一种不顾一切的反动。

二、由于佛教的传入，因此也引起一般人对于老庄学的注意。

三、由于东汉以来，服食求仙的风气，渐推广于普通士大夫中，在服药与饮酒的生活中，不能谨守过去的仪节。

四、贵胄子弟多不愿力学，东汉晚期贾、马、服、郑以来，经训之学非下苦功不可，因此他们去讲清谈，只要“神情明秀，风姿详雅”（见《王衍传》），就可得一般人的重视，可以不必再治笺注训诂之学。

五、在曹操法术政治之下，最好做老庄之学，一方面可以逃避现实，另一方面一样可以得名誉。

六、尤其是法术破坏了儒学，使道德标准失掉了偶像作用，而法术本身又没有最高的指导思想，最后士大夫便走上了以“为我”二字为护符，而成为以个人享乐为目的的人生观之路。

这种风气一天一天推广下去，终于法术主义也归于衰歇，变成了西晋时代以后，清谈、享受、世族、庄园的政治和社会。

丙 东汉以来的宗教与经济

东汉至南北朝的宗教问题，占着一个很大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一个时期是以佛教和道教为代表。

佛教到中国最可靠的史料是《后汉书·楚王英传》。汉明帝永平七年给楚王英的诏书：“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又据《牟子理惑论》及《四十二章经序》（注四），称明帝永平中遣使求法，摄摩腾及竺法兰来到中国，并载有《四十二章经》。其中摄、竺二人实在均非明帝时人，姓名可能有误，但《四十二章经》中故事，东汉时人已经知道，却是没有疑问的事。

在章帝章和中的滕县石刻，也有佛教故事的六牙白象。但一直到桓帝时期浮屠及黄老君还是同时被敬奉，灵帝献帝时期佛教已经是两方面来到中国，一方面是大陆，另一方面是海上。海上的佛教，先到交州，然后再到中原（见《弘明集·牟子理惑论》）。在群雄分立时期，徐州有一个笮融，据地自雄，断各郡的委输，来大起浮屠寺。汉末至三国时，外国高僧如安世高、支楼迦谶、康僧会等，咸来中国。魏文帝时，中国人朱士行才正式剃度为僧（见慧皎《高僧传》）。西晋时期，佛法更盛，当时何曾便是重要的佛教信徒。到东晋时期，支道林的谈锋更为一般人所敬佩。

道教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其成因本来非常复杂。大致说来，主要的因素是：（一）中国古代的原始信仰。（二）战国秦汉的方士活动。（三）佛教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的原始信仰中，又可分为两项，即：（甲）祭祀，（乙）巫术。中国古代的祭祀，其对象为上帝，上帝之下为山川，再下为社稷，另外为祖先、奥、灶之类。中国古代只允许天子祭天，诸侯祭山川、社稷。大夫以下，只能祭社。这一种社，就是《礼记》所说：“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的置社，在汉代称为“里社”，是以里为单位的。凡是下人聚会，娱乐，就以里社为单位，社仓、社首、社火等等的名称，也就从里的组织出来。这一种社祠，就是土地庙，再扩充一步成为城隍庙。

其次，关于巫术。巫在中国古代社会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古代巫、祝、卜、史甚至于医，都是同一类的人。他们都不是贵族，但因为和贵族服务的关系，也就比一般平民要高些。尤其史是占星的，也是管记录的，后来就成为保藏文化典籍的所在，以至于有天下文书先上太史、后上丞相的故事。

到了秦汉时代，巫术和方士已渐和儒家合流。也可以说一切的学问都成了方士化。哀平时期的《包元太平经》更成为《道藏·太平部》的创始经典，再发展成为东汉的太平道。显然的，东汉的太平道发展在人口密集而生产状况较高之区，张角巨鹿人，张陵沛县人，宫崇和于吉琅琊人，都在山东沿海之区。后来张鲁在蜀郡传道，又是中国西部经济条件较为优越之处。

张角才起来的时候号为“大贤良师”，天下景从。此时正在严禁党人之际，宦官中比较有见识的吕强，恐党人和张角勾结，建议大赦党人。依照吕强的建议，其中诚然有些是假设之词，不过事实上也不见得党人一定不可能和张角有任何的联络。张角的暴动，后来虽然失败了，但和张角互为呼应的“天师道”信仰，确有士大夫一直在扶持，不纯是民间的秘密社会。西晋赵王伦、孙秀之乱，东晋孙恩和卢循之乱，都仍然是“天师道”的政治与军事的活动。直到北魏时寇谦之去“三张伪法”，改造了天师道，成为一个纯宗教的信仰，于是真的道教才树立起来。

在西汉时期，中国北方已经很普遍的使用牛耕，并且人工灌溉的事也很发达。到东汉时期，仍然依照西汉已有的基础，向前进展。

明帝时期，曾经发生过牛疫。章帝时也发生过牛疾，并且诏书还说：“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建初元年诏）又：“自牛疫已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元和元年诏）至和帝永元十六年又诏：“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贫民无以为耕者，为雇犁牛直。”可知东汉时期耕牛与耕种关系的重要。

但是江淮一带，仍在未完全开发状态之下。《宋均传》：“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原来《汉书·地理志》记载成帝时朱赣条奏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但东汉时的“火耕水耨”却移至印度支那半岛，《东观汉记》说：“九真俗，烧草种田”，这就表现出来江南种植的方式是已经进步了。再看建初时期，庐江太守王景和九真太守任延都教民牛耕，也可以知道牛耕一事确有向南进展的趋势。

自从光武时代，恢复了汝南的鸿却陂；明帝永平时代，又恢复了许多汝南的陂池；和帝永元时期，何敞为汝南太守，再增加了一批，这样汝南的水利当然非常可观，因此造成了经济的充裕，和三国初期的“颍汝多才子”也就一定有直接的关系。除此以外，如章帝章和时期，马稜对于广陵的水利；在元和时期，张禹对于下邳的水利；在顺帝时期，马臻对于会稽的水利，也都有不少的贡献。

在南方被注意的，是水利的事业；在北方被注意的，却是屯田的事业。光武建武六年因为屯田有效，令人民的田租从十分之一减为三十分之一。其时屯田事业，可以知道的，有马援屯田上林苑，刘隆屯田武当，张纯屯田南阳，李通屯田顺阳，而杜茂则领率大军屯田边郡，其中未曾记载下来，一定尚不止此数。

本来河西四郡的建立，便是西汉时代屯田的成绩。光武及明帝时代，又屡次举行西北边郡的屯田，明帝并且屯田到伊吾（今新疆哈密县），到和帝时代，屯田事业更随军事的胜利而扩大起来。直到顺帝时羌祸爆发，屯田事业便遭废弃。到了三国时代，江淮空虚，屯田事业就用在江淮之间了。

在西汉时代已经有若干繁华的都市，这些都市就代表着手工业与商业的据点；在王莽时代，便将长安、洛阳、成都、临淄、邯郸，称为东南西北中五都，皆置市长一人，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五人，以管理市场，收取赋税。到了东汉时期，这些都市，仍保持着繁荣的地位。据王符的《潜夫论》说：

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

所谓浮末，就是商人。同样，在《第五伦传》上说：

时长安铸钱多奸巧，乃署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

这也就是说，到了东汉时期，长安仍是一个商业性的都市。此外如成都为巴蜀平原的贸易中心，临淄、邯郸为黄河下游的贸易中心，仍然不失其重要的商业地位。以至于南方的番禺、西方的武威也都是国际性的商业都市。还有南阳一区，因为是功臣侯者的故乡，也就成为一个消费的中心。

农产的进步和商业的发展，都增加了钱货的使用。在西汉初年，大量的通货是以金来计算，而武帝以后，大量的通货，却以钱来计算。据赵翼的《廿二史劄记》说：

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计之，无虑几千万万，此最为耗金之蠹。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经，贴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黄金作器，虽变坏而金自在，一至泥金、涂金，即不复还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

赵氏的见解，虽有特见而不全对。因为中国向来不是一个产金丰富的国家，古代黄金产于江汉，这是沙金而非山金，不会有太大量的出产。就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中国古墓中黄金器物之富，远不如埃及巴比仑。中西交通的结果，固然输入佛教，同时也输入黄金，况且淘沙为金，每年也有大量的生产。金富于展性，金箔涂像虽有消耗，但每年新产，应当可以补偿。后世金少的关系，可能由于古代集中在少数贵族，以后渐分散在众庶之家。因为分散，就现着少了。这种黄金分散的现象，也就是一般平民生活，逐渐提高的事实。

（注一）这些地名，为容易了解起见，用现代地名。

（注二）侨姓指东晋南渡时从北方迁到南方的世家大族。

（注三）乡饮酒礼的礼节详见《仪礼》，只是《仪礼》未说什么季节举行。

（注四）《四十二章经》实非印度原有佛经，当属中央亚细亚的经典摘钞，再译为中文。

[1] 编者按：“荆梁”，疑为“荆襄”。

[2] 编者按：此处应为《三国志·程晓传》，下段引文出自程晓所上疏。

[3] 编者按：四窗，即“四聪”，指夏侯玄、诸葛诞、邓飏、田畴四人。

[4] 编者按：此处应为《魏志·曹爽传》。

第二章 三国之兴亡

甲 东汉的分裂

东汉桓帝时代，已经是一个衰世，不幸再接着一个昏乱的汉灵帝，使得东汉的局面更不可救药。到西元一八九年，灵帝崩，后兄何进召驻在河东（今山西省）的董卓，来除掉跋扈骄恣的宦官，结果又酿成了一个天下分崩的局面。

在各处割据称雄的人，有在幽州的公孙瓒，在冀州的袁绍，在兖州的曹操，在荆州的刘表，在益州的刘焉。在徐州的原为陶谦，让与刘备以后，又被吕布夺去。扬州本为袁术所据，扬州东部归入故长沙太守孙坚之子孙策。其余割据的人，汉中有张鲁，凉州有马腾及韩遂，辽东有公孙度。总之，这时天下的大部分，都成为分裂及战争的局面了。

最先袁绍灭了公孙瓒，并且占据了并州，地广兵强。兖州的曹操，收编了大量的黄巾余党，并且善用军纪和军谋，当时献帝受董卓残部的压迫，逃出关中，无人照应，曹操便乘机迎帝到许，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最初不管皇帝，等到曹操迎接皇帝，他又想把皇帝迎到邺城，但曹操已经不肯放手了。

刘备在徐州被吕布击破以后，逃归曹操，曹操和刘备合力击杀了吕布。袁术本和吕布连盟，吕布既破，走依袁绍，被刘备中途击溃，袁术走死，其地归入孙策。

刘备累立功绩，威望渐著。当时献帝感觉曹操的胁制，密诏刘备申讨曹操，不料事机不密，曹操逼死伏皇后，并遣兵击刘备，刘备败走，依荆州的刘表。豫州一带为曹操所略定。

此时徐兖豫各州，全为曹操的势力，而河北则为袁绍的势力。约在西元二〇〇年时，袁绍大举进攻曹操，在官渡相持。这是三国分崩前期一个重要的战役。曹操利用可以借天子诏命来封拜的方便，引诱袁绍部将张郃及高览倒戈。并且又乘机焚毁了袁绍存在乌巢的粮库，袁绍全线动摇，溃退邺城，不久病死，于是曹操不仅赢了战场，还赢了战争。

袁绍死后留存下的势力还不小，但他的内部却分裂了。原来袁绍立幼子尚为继承人，长子谭不服，互相攻战。曹操就利用这个机会把袁氏的力量个别扫平。河北为曹操所有，他自己也迁到邺城，作为指挥的中心。

刘表做了荆州牧之后，平定了荆州许多聚族为寇的“宗贼”，南收零桂（零陵、桂阳），北据汉川，地方千余里，带甲十余万，招纳中原人士，北与袁绍相结。曹操与袁绍相持之际，刘表只遥为声势，并不举兵相助，欲以中立之势，静观时变。曹操既定袁氏，于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七月南征刘表，八月刘表卒，表次子刘琮举州降曹操。只剩下长子刘琦残部万余人口，刘备自樊城过襄阳（当时刘琮在襄阳）南下，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备；比到当阳，众十余万，可是战士不多，竟为曹操追及，备始与左右数十骑斜趋汉水逃走，后与关羽所率数百艘水军相遇。渡汉水以后，遇刘表长子刘琦兵众，得到夏口。

当孙策占据了扬州之后，整军经武，雄踞江东，在袁曹相争之际，本想轻兵袭许，不意在出发之前为刺客所杀。其弟孙权接续了他的地位，已经错过出兵的机会。当曹操军队进入荆州之际，扬州人士大都主张迎接曹军，以避战祸。只有孙权本人和鲁肃、周瑜主张抵抗。先派周瑜率水军三万赴援，再加上关羽及刘琦军各万余，全军不及六万，曹操军十余万，再加上刘琮降卒八万，共计二十六七万，数量上占优势。但军队拥挤在卑湿地带，不服水土，军多疾疫，才一交战，曹军即败，退次赤壁（在湖北嘉鱼县）的江北。当时军队太多，拥挤在首尾相接的船上，瑜将黄盖率斗舰数十，从江南渡至江北诈降，先自烧他们的船，再引烧曹军的各舰，烟焰张天，人马烧溺，于是曹操率残卒，经过孙刘两军未曾布防过的华容（在湖北公安附近）退保南郡，更从南郡引还。长江中部遂为孙权和刘备所分据。

赤壁之战为三国分崩的重大关键，此后六十年的分裂局面肇基于此。但曹操拥有献帝，为名分所系；再就全中国人民的幸福而言，曹氏内政，尚无大失，而三国争衡，却是兵连祸结。所以赤壁之战，对于天下人的功罪，原不可立下断语。裴松之在《三国志·吴志·张昭传注》云：

臣松之以为张昭劝迎曹公，所存岂不远乎？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弊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昔窦融归汉，与国升降；张鲁降魏，赏延于世。况权举全吴，望风顺服，宠灵之厚，其可测量哉？然则昭为人谋，岂不忠且正乎？

张昭本是一个志节之士，绝非一个懦怯的人，在本传中表现得很清楚；他和曹操的重臣荀彧，刘表的从事中郎韩嵩，是处于同样的态度。这一种抉择，和西汉初年劝韩信叛变的蒯通，正更在相反地位，原不可轻易贬损。不过看当时全局，实以蜀为正统，为著表章臣节，诛伐篡伪，赤壁一战，实西蜀建立的先声，也就不能不予以重视了。

从赤壁之战以后，曹操西破马超，再南收汉中的张鲁，遂底定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区域。

乙 魏国的篡汉与司马氏的得势

曹操自从专政之后，势力一步一步的扩张，位置也一步一步的进展。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年）罢三公官，曹操由司空进为丞相；十八年，封魏公；二十一年，进为魏王。魏国既建，汉官多兼魏国职官，于是汉庭逐渐成为空的形式。

但是曹操还未来得及自称皇帝，就于建安二十五年（西元二二〇年）春正月死了。魏国太子曹丕嗣为魏王，到十月，魏王称皇帝，废汉献帝为山阳公（注一）。这个被废的皇帝到曹丕的儿子明帝时，在青龙二年（西元二三四年）三月，寂寞的病死邸中。

魏文帝为人风流儒雅，但是文人的气味浓厚，政治家的气味不够，并且在曹操生时，因为偏爱其弟曹植，曹丕多少受到了精神上的压迫。曹丕后来虽然被立为后，但他许多年不正常的心理，仍成为他猜忌宗室心理的渊源。曹丕也有心学汉文帝，要做一个太平圣主，可惜他在位不长。

魏自文帝（曹丕）即位以后，其对外活动力量比曹操时期要弱些。这当然因为文帝才能不如曹操，而且为防止内变，并不能一贯的宽厚。《魏志·武文世王公传》陈寿评语：

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

又裴松之注引袁子曰：

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既违宗国藩屏之义，又亏亲戚骨肉之恩。

这一种对待诸王刻薄的制度，就形成了魏代一股刻薄的风气，而司马氏就在魏代互不相信风气之下得势起来。司马氏并且在西晋时期，重用宗室，形成了八王之乱的祸端。这一种对待宗室的问题，本来是曹丕个人的事，不料竟成为影响中华民族生命的一件大事。

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但曹丕的亲弟，只有任城王彰、陈思王植及萧怀王熊。萧怀王熊早薨，任城王彰及陈思王植都成为著名的人物。

任城王彰勇武，在曹操平定乌桓时，曾有显著的功绩。直至后世，仍被称为“邺下黄须儿”。陈思王植则以文才著名，其器识曾为曹操所赏识，有意立为后嗣。

但是在这时候，群臣却不主张废长立幼的。据《魏志·崔琰传》称：“魏国初建，拜尚书。时未立太子，临菑侯植有才而爱。太祖（曹操）狐疑，以函令密访于外，唯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时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死守之。’……太祖贵其公亮，喟然叹息。”

又《贾诩传》云：“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袁绍和刘表立少子而失败的例证，对于曹操太熟识了，这是对曹丕一个最有力的帮助。

除此以外，对于曹植的失败，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在曹操伐吴之时，本留曹植镇邺（按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本为太子之事）。后来植宠日衰，植党杨修亦被杀。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操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事。将行，太子饯行，逼而醉之。操呼植，不能受命，悔而罢去，由是植不能再用了。按此饯行之事，当然可以说有阴谋，但是倘若一个不好酒的人，能够“逼而醉之”，也不太尽情理，则曹植本有若干名士积习，以致失败，恐亦不容讳言。

后来曹操在洛阳病死，当时曹丕镇邺，而彰留在长安。长安道近，曹彰先至，彰欲拥立植，植不肯，丕乃得立（注二）。黄初四年，曹彰被毒死，曹植虽未被毒死，但形同拘禁，为魏晋以来文士所慨叹。

当曹丕黄初六年，他自领舟师伐吴，临江而返。次年五月便卒。子明帝叡立。在明帝之时，有几个现象。第一，近臣中书令刘放、中书监孙资在文帝时已揽权，到明帝时权力更大，成为魏晋以来中书当政的开始（注三）。第二，因为诸葛亮北伐，靠司马懿抵御，此后司马氏便渐次得势起来。第三，魏明帝好治宫室，不论在洛阳，在许昌，都曾经营造过大量的宫室，尤其治洛阳宫室之时，动员更为广泛。第四，明帝曾亲自立庙，号为烈祖。这是庙制上的一个创举，此例一开，便使得凡是皇帝，都除去谥法，还有庙号了。

明帝无子，及崩，养子齐王芳嗣立。据说是曹彰之孙，为明帝所收养的。齐王立后改元正始，由司马懿及曹爽辅政。曹爽为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曹爽当政，任用名士，崇尚清谈，后世称为“正始玄风”，并且改任司马懿为太傅，夺掉他的权柄。司马懿虽在表面上表示退让，暗中却还是勾结军人，想乘着有机会时打击曹爽。

到了正始十年，齐王出谒明帝的高平陵，曹爽随帝谒陵，司马懿乘机部勒兵马，先据武库，出屯洛水，上书弹劾曹爽。大司农桓范夺门而出，奔就曹爽，建议奉皇帝幸许昌，召外兵平乱。爽不能用，向司马懿请罪。于是司马懿杀曹爽，并大杀其党羽，政权从此归于司马氏。改元为嘉平。

嘉平三年，司马懿死；六年，司马师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曹髦（文帝孙东海王霖之子）；次年司马师死，弟司马昭辅政。再过四年，高贵乡公感觉到司马昭过于跋扈，给左右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率僮仆数百，鼓噪而出。中护军贾充迎战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充谓众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于是太子舍人成济抽刃刺帝而死。司马昭立燕王宇之子常道乡公奂。改元景元（注四）。

从此魏帝真成为司马氏的傀儡。景元四年，钟会和邓艾灭蜀。次年，魏改元为咸熙；咸熙二年，司马昭死，子司马炎篡魏，是为晋武帝。

魏武帝和文帝，都好尚文辞，明帝尤甚，共称为魏氏三祖，而曹植之文学，似名声尤在三祖之上。当曹植被宠之时，似乎魏群臣尚不尽同情于曹植，及曹植废弃，屡求自试，亦未曾被理会过。到文帝及明帝即位，他们的才能，都不很高，人心又转向于曹植。据称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之时，帝行幸长安，谣传帝已崩，从驾群臣欲迎立曹植，京师尽惧。及帝还，或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将何所推？”这一点虽然表示明帝还有容量，但当时归心曹植，已可想见了。

曹魏时代虽然是清谈的盛行时代，但清谈的风习，也是从汉末传来。在东汉的晚期，太学游谈，已成积习（注五）。蔡邕到会稽，看见王充《论衡》，便私藏枕中，从此谈论益广。魏时曹丕《典论》，也是清谈的先导。到了正始的何晏、王弼，虽以清谈著称，但其来源，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

丙 蜀汉的北伐及孙吴的开展

蜀汉自昭烈（即位三年）死后，只有后主一君，在位四十一年，为魏所灭。吴国则孙权自昭烈章武二年（西元二二二年）时，改元黄武，自称吴王，至蜀后主建兴七年（西元二二九年）孙权称帝，改元黄龙，又二十四年而死；此后吴主孙亮七年而废，孙休七年而死。再立孙权废太子和之子孙皓，在位十七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吴天纪四年，西元二八〇年），被晋所灭。

蜀汉诸葛亮继先主的政绩，南征南蛮，并且因为为人诚恳，深得南方人民的敬佩。于是益州郡（云南东部）及永昌郡（云南西部及缅甸一部分）均归于蜀汉。原来在先主之时，因为财政困难，曾铸大钱和铁钱，币制甚为混乱。及诸葛亮平定南方，得到朱提及堂琅（在今云南东北）之铜，用以铸钱，国用富饶。并且在南方得到了大量的军马，尤裨运输之用。他再与吴国及诸外国通商，用蜀锦来换到许多需要的物资。

蜀汉北伐在建兴五年（西元二二七年）开始，时为魏明帝太和元年。原来北伐之道，本来可以一从荆襄，一从陇右及关中。此时荆襄已为吴所据，而从新成（陕西安康）至南阳之路，也因孟达之叛而阻塞，只好从陇右及关中一道了。

当诸葛亮在隆中对昭烈之时，原有以下的提示：

一、跨有荆益。

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

三、待天下有变。

此三种主张，在诸葛亮当政时代，都不能完全贯彻。第一是据有益而不能有荆。第二是西和诸戎达到了，但只能抚夷，而未曾抚越。第三种待天下有变，更未曾待到。所以他的成功，也就难得多了。他此后六出祁山（实际上只有五次，因为第一次跨两年），渐次进入关中。可惜未及成功，就在五丈原病卒。此后姜维北伐，一直不能大捷。到了炎兴元年（西元二六三年）魏师入成都，后主降，魏封为安乐公。后于晋泰始七年，卒于洛阳，年六十七岁[1]。

雍凉二州较为贫穷，不过正当中国西境，为产马之区，并且还是从前六郡良家子的旧地，兵源可用，所以诸葛亮很注意凉州属土，只是国力有限，进展不够快，无法把陇西金城以西归并。

西蜀虽富，人才究竟不及中原，杨戏作《季汉辅臣赞》（在《三国·蜀志》），蜀本籍人不过三分之一，并且这三分之二的外籍人中，似乎仍有未曾尽用之处。这也许由于诸葛亮只是辅政，其中恐还有不少的问题，不能放手去做；不敢大用人才，以致有取己而代的可能。及诸葛亮死后，蜀汉辅政的更不能放手去做，于是北伐的成功性就更少了。从此以后，魏延、杨仪、蒋琬、费祎、董允、姜维都无所成就，并且还有许多人牺牲于内乱之中。而后主年事渐增，更为荒乱起来，以至于邓艾逾过阴平，后主投降为止。

吴国的形势虽然较好，但也始终不能有为。当时不能有所成就的原因，大致是：（一）吴国非产马之区，不能利用骑兵，举行北伐。（二）吴国本国有后顾之忧，山越未曾平服，需要大量军队来防守。但从另外方面来说，吴国对于中原的交通远较蜀国为方便，并且和吴国邻近的中原地区，正是关东富庶之区，及颍川、汝南等文化较高之区；当中原有变之时，大量的中原财富，大量的中原人民，大量的中原才士，都移到江南。试看一看《吴志》所记诸臣，中原人士之多，也不下于蜀汉，但其表现的成绩，似乎还在蜀汉诸臣以上。

吴的君主孙权，自魏文帝黄初元年（西元二二〇年），即受魏封为吴王，至黄初三年（西元二二二年）建号为黄武，始拒魏。至明帝太和三年（西元二二九年）权自称皇帝，建号为黄龙。此后凡称皇帝二十四年，至齐王芳嘉平四年（西元二五二年）薨。

权既卒，少子亮立，次年改元建兴。始有权臣孙峻辅政；峻卒，峻同祖弟孙辅政，骄纵不法，孙亮欲废，事泄，遂废亮，更立权少子孙休为帝。改元永安，时为西元二五八年。

孙休既立，成为孙的傀儡，遂与左右诸臣密谋，在朝会中袭杀孙。当孙休卒时，蜀汉新亡，交阯叛变附魏。国内震惧，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欲立长君，遂废孙休之子不立为君，迎立废太子和之子乌程侯皓为皇帝。

孙皓即位以后，淫虐暴乱，濮阳兴及张布后悔，孙皓遂杀兴及布。自此以后，修宫室，夸祥瑞，诛戮群臣，无所不至。至晋太康元年（西元二八〇年）晋武帝遣贾充、王浑，率师伐吴，王濬自蜀顺流而下，遂入建业，孙皓迎降，上其图籍，州四，郡四十二，县三百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后宫五千余人。晋封皓为归命侯；太康四年，年四十三岁，死于洛阳。

（注一）曹氏篡位虽然未曾传世太久，不过比较王莽彻底失败来说，总算大致成功，这与中国历史上的世道人心，关系太大。曹操为人实际上也不见得就像吴人《曹瞒传》所形容的那样不堪。但他总是一个篡窃作俑的人，在朝廷立场上，在舆论判断上，都不能宽恕他。当时他功高震主，确收手不易，不过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日本式传代将军之制呢？这只能这样回答，日本将军幕府，还是中国道德经验下的产物，在曹操时期，无人能想得到的。

（注二）这是曹植顾大局的地方，因为曹植如自立，可能变成袁氏兄弟内战的局面。

（注三）曹魏宦官无权，可是近臣当政，也与宦官类似。中书在汉代，本是宦官担任天子私人秘书的职衔，曹魏改用士人，但也和宦官一样，把持政务。

（注四）曹髦后人从此不显，后来唐时画家曹霸是曹髦后世，却也是一个平民画家了。

（注五）见《后汉书·符融传》。

[1] 编者按：刘禅生于建安十二年（二〇七年），卒于泰始七年（二七一年），年六十五。

第三章 西晋时代

甲 西晋的政局

西晋平吴之后，因为西晋君臣上下骤然感觉到一个伟大的成功，一切都骄溢起来。孙皓在吴奢侈失政，但西晋平吴之后，将孙皓的作风搬到洛阳来。孙皓后宫本有五千余人，晋武帝得到这五千余宫女之后，后宫殆将万人，当然并宠者甚众，帝不知去哪里好，常乘羊车听其所去，宫人便以竹叶洒地，用盐汁洒地来引帝车（注一）。这样一个奢侈而纵欲的皇帝，虽然本性是善良的，也是无法做出好的示范来；他崇俭，他曾焚“雉头裘”于四达之衢，但不能遣出近万的后宫，有甚么用处呢？

西晋平吴之后，交通便利了，贸易发达了，这就更便利了贵族而兼商贾的人。石崇就是一个例子，石崇这个人照唐修《晋书》说他以强劫而致富，据《初学记》引王隐《晋书》，他是遣客贸易而致富。以情理来说，大致两种情形都有，中古时代的海客，是商人，也是强盗。石崇致富多有异国珍物，则其致富途径也就是以贵族的身分，派人做强盗式的商人得来的。

但是在这个时期，晋武帝就公开的支持外戚羊恺和石崇斗富。当时帝常助恺，尝赐以二尺许的珊瑚，枝柯扶疏，世所罕有。恺以示崇，崇便击以铁如意，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恨崇忌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重取珊瑚树，有三四尺的六七株，光明耀日，如恺比者甚众。恺恍然自失。此事见于《晋书·石崇传》。其他斗富之事，尚有数事。由此反映出来，公卿外戚，竞为奢侈，甚至皇帝也加入斗富的行列。当然一切的崇俭诏令，都成了表面文章了。

在这一种风纪之下，绝不是开物成务、创业垂统的时代所应有。所以西晋一开始内部就是糜烂的，不过平吴以后，表面上还稍安定，但不久即因继承问题现出了危机。

西晋的皇统，是：

其中司马师是司马懿的长子，而齐王攸则为继承长房的嫡嗣，但就司马昭诸子而言，却是武帝年长。司马昭曾欲传位齐王攸，贾充言于昭，武帝宽仁，宜奉社稷，于是皇位入于武帝之手。后来司马昭寝疾，告武帝曰：“知汝者，贾公闾也。”另一方面，齐王的名誉在武帝之上，朝野倾心于齐王。所以在武帝生时，对于继嗣问题已经有人替齐王活动，甚至武帝亦在犹豫。究竟因为子比弟亲，最后武帝还是决定以惠帝为继承人。

惠帝为人低能，武帝生时也是知道的，据说卫瓘曾对武帝指御座说：“此座可惜。”武帝在此时期，除惠帝外，诸子并幼，竟不能更换太子。再加上太子妃为贾充之女，贾充对司马氏有大功（高贵乡公攻司马昭时，由贾充指挥迎战），贾氏也有她的党羽，暗中护持太子的地位，太子竟这样的稳定下去。（当时士大夫间，张华与向秀主张易太子，贾充与荀勗主张维护太子，结果维护太子者得势。）

此时惠帝及齐王攸也都同样为贾充的女婿。不过齐王攸的地位比较差些。第一，齐王攸不如惠帝对武帝之亲，第二，齐王妃为贾充前妻之女，而太子妃则为贾充后妻之女。此时贾充妻郭氏甚能控制贾充，贾充不敢偏袒前妻之女，也就使齐王攸不能和惠帝抗衡了。

惠帝既立，不能处理政务，天下政在贾后。贾后是一个英明、妒忌而残酷的人。但惠帝与贾后之间似乎并无冲突。当惠帝为太子时，武帝曾命惠帝决事，以试惠帝。当时贾后便请人作答，引经据典。给使张泓说：“太子不学，而答诏引义，必责作草主，更益谴负，不如直以意对。”于是由泓具草，令太子自写，武帝览之甚悦。这样，惠帝既不能凭理决事，更不能援引古义，到了亲临大位之时，便只好由贾后处断了。

但是在此期间，贾氏仍有相当的困难，一为杨贾之争，一为诸王的专权。武帝在位时期，外戚杨贾两家即互相争权。惠帝既立，杨骏辅政，非常专断；贾后诏汝南王亮诛杨骏，再使楚王玮为北军中候、卫将军，领兵杀汝南王亮。继再杀楚王玮，于是贾后便得到专权的机会。

自然晋代初年之坏和贾家有关，而贾家的专权，又和贾充有关，于是贾充就成为众矢之的了。贾充之父贾逵（与经学家贾逵同名），本为魏代忠臣，却不幸贾充竟成为司马氏的死党。贾充以高贵乡公事而得宠，但伐吴之役，杜预、张华都是赞同的，只有贾充反对，后来居然平吴，贾充的见识便受人讥议。

充女早为齐王妃，充官居侍中，守尚书令，车骑将军，权位重于一时。及氐羌叛，武帝深以为虑，侍中任恺等请使贾充镇关中。充既外出，自以失职，甚以为恨。将行，百僚饯于夕阳亭（在洛阳城西），荀勗私自和贾充建议，说唯有嫁女于太子，才可免行。当帝赐宴时，荀勗及荀凯共称充女可为太子妃，武帝听从。适天又大雪，平地深二尺，于是免行，而贾充女儿便成为后来的贾后了。

贾后究竟还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曾用了和贾氏不同派别的张华来辅政。张华也同心协力，忠于晋室。此外还有裴和贾模也都是当世贤才。这样下去，维持了元康时代的九年太平。

贾模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是贾后之侄，深厚有谋，能识大体，贾后如有阙失，贾模可以补救。后来贾模死了，无人再能劝阻贾后，于是因贾后与太子遹的冲突，就成为不可挽回的大乱。

贾后无子，惠帝别妃谢夫人生太子遹。太子聪明，尤触贾后之忌。贾后母郭氏因太子非贾后所生，欲为太子聘韩寿女以自固，但寿妻贾午不愿（贾午，贾后之妹），婚竟不成。于是小人构扇其间，贾后和太子的关系一天坏一天。到了贾模死后，贾后遂废太子，并赐太子死。赵王伦叛变的轩然大波便突然起来了。

乙 八王之乱

赵王伦方坐镇长安，以贾后害太子，起兵入洛。幽贾后于金墉城，旋杀害后。并杀张华及裴，自为相国，专政事。跋扈骄恣，甚失人心。淮南王允起兵声讨赵王伦，不克而死（注二）。次年（西元三〇一年）赵王伦迁惠帝于金墉城，自称皇帝，改元建始。

赵王伦本是一个庸懦的人，利用贾氏之乱，因缘时会由执政而篡位，对于当时政局毫无办法，完全委任于孙秀，以致官位秩序杂乱，奴卒皆任爵位，天下守令皆封侯；铸印不足，以白板封，时人称为“貂不足，狗尾续”。

此时齐王冏镇许昌，成都王颖镇邺，河间王颙镇关中，同起兵讨伦，洛阳内变，遂杀孙秀，迎惠帝复位，再杀赵王伦。由齐王冏辅政，颖及颙各还镇。

冏原负清望，入洛之时，甲士数十万，锦旗器械之盛，震于京师。辅政之后，遂大筑宅第，耽于酒色，选举不均，偏于亲宠，于是朝廷侧目，海内失望。时长沙王乂犹驻防京师，河间王颙因檄长沙王乂讨齐王。河间王以长沙王弱而齐王强，齐王必杀长沙王，因以此为齐王罪以讨齐。不意乂将左右百余人驰赴皇宫，奉天子以讨冏，冏败，遂杀冏，以乂为太尉。

颖及颙因冏败，所谋不能成功，并且乂在内，颖及颙所求常常不遂。颖、颙并叛，遣张方及陆机领兵攻洛阳，张方军败，遂成固守之势。洛阳粮荒，百僚又拥戴东海王越为主，从内变杀乂。八王之中，惟乂最有才略，乂死，大局便不可为了。

此后四年间（泰安二年至光熙元年，西元三〇三年至三〇六年），成为河间王颙、成都王颖与东海王越互相争战的局面。至光熙元年九月始诛颖，十二月始诛颙。惠帝亦于十一月遇毒而死，东海王越立怀帝炽为帝；次年，改元为永嘉。

当成都王颖入洛以后，遣匈奴单于於扶罗之孙、左部帅刘豹之子、五部大都督刘渊自洛阳返河东，集众应颖。渊既至部，就叛了他。于是在永兴元年（西元三〇四年）八月在离石（今山西离石县）自立为大单于，继到左国城（在离石县北）僭称汉王。这一年十月氐人李雄亦率流人在成都反叛，称为成都王。但此时洛阳附近，仍在内战之中，无心顾及匈奴及氐人反叛之事，于是他们的力量便日渐扩张了。

永嘉元年，颖及颙既伏诛，以刘琨为并州刺史，以琅琊王睿为扬州都督镇建业[1]，太傅东海王越自出镇许昌。但对于叛变的诸胡及群盗，迄无切实的办法。而朝中的士大夫，自司徒王衍以下，仍然坐谈玄虚，无心戮力国家大事。永嘉四年，东海王越自讨叛羯石勒，师驻项城；五年三月，越病死。石勒追其众于苦县宁平城。一军并溃，石勒用骑兵围射，数十万众自相践踏，死者山积（注三）。

当东海王越出征之际，以太尉王衍为军师，越死，众共推为元帅，王衍惧不敢任。及全军覆灭，王衍被俘，向石勒说“少不豫事”，以求自免。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人夜排墙将王衍填死。衍将死，对人说：“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衍众既溃，洛阳饥荒，不能自存。洛阳便为刘聪攻陷，虏怀帝至平阳。

永嘉六年（西元三一二年），诸将奉秦王业至长安。次年（西元三一三年）立为天子，是为愍帝，改元建兴。建兴四年，刘曜再陷长安。次年，刘聪害愍帝。西晋亡。

（注一）见《晋书·胡贵嫔传》。按《考工记》郑注，羊车，宫中的小车，并非驾羊。武帝乘羊车，听其所之，随处停留，可能是事实，但盐汁引羊，就是传闻之辞了。

（注二）《晋书》八王同在一传，故统称为八王之乱，实际上淮南王允并非作乱，不宜在八王之列。

（注三）自此晋朝的国军主力完全崩溃，而州郡兵又自晋武帝时罢废（见《晋书·陶璜传》），无兵可用，故五胡势力一天一天的大起来。

[1] 编者按：司马越以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守建业。

第四章 东晋时代

甲 五胡之乱

五胡之乱由于八王之乱，假如再加分析，可分为下列各种原因：

一、诸王相争，兵财并竭，以致洛阳饥荒，而兵源亦无法作有效的补充。

二、巴蜀叛变，河内盗起。

三、据守江南的人勤王不力，对京师不作有效的援助。

晋元帝原为东海王越党羽，本无大志。在江南建号之后，但希图自守。而且对于忠心为国的人，前有华轶及周馥，都被元帝所摧残；后来的祖逖，元帝对于他也不善为协助，机会一失，再想收复中原，就有困难了。

五胡都是居住于中原的外族；这些外族，语言各不相同，文化也各不相等。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到战国时，有林胡、楼烦、匈奴之属；秦汉之间以匈奴为主，而匈奴之内，还包括有不少降附匈奴之族。大致说来，胡是原指匈奴的。自黄河而西北，自晋陕之间，以至于中央亚细亚，凡从前的月氏、乌孙、义渠、丁令，亦无不属于胡。自后凡非汉族也就被称为胡了。

胡人到中国很早，商代的穷方、土方，当为胡人；周代诸戎，也可以算作胡人；春秋时的山戎、白狄、赤狄，也是胡人。战国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在此处更是用的“胡”字，也可以看出胡戎所指的相同了（注一）。

秦代辟土日广，胡人多被吸收入于中华民族之内，但汉代初年，与楚战时，所用的楼烦骑兵，尚是秦时胡人被中国人吸收的痕迹。汉武帝用胡人骑兵，设置属国胡骑，汉光武在河北所利用的为上谷及渔阳的骑兵，三国时公孙瓒和袁绍都曾利用过北边的胡骑，曹操更利用征讨乌桓的结果，利用乌桓的骑兵，南征北伐。不过这些外国人，到东晋时期，可能有些已经被同化于汉族，有些自然仍保持过去的习俗。

自汉武帝时，匈奴昆邪王来降，置五属国。此时仍旧过他的游牧生活，汉设典属国来管降胡，并在外郡设属国都尉。汉武帝元狩元年（西元前一二一年）设九个边郡，宣帝神爵二年（西元前六〇年）设金城属国（兰州），五凤三年（西元前五五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降，设西河及北地属国。

东汉马援为陇西太守，平定西羌。在东汉光武时期，东西两方都有很多的外族，其时河东冯翊（山西及陕西中部）均有羌人，在吉林以南与朝鲜交界处，有高句丽人。魏正始中，派毋丘俭[1]出征，把高句丽人搬到中国。此时还有乌桓、鲜卑、氐、蛮等几种胡人，住在内地。

氐原在武都（即白马氐），诸葛亮利用他们，把他们搬到略阳，也接近中国。

南方云南有爨，湖北及湖南有义阳蛮、五溪蛮，江西、安徽有山越，爨经诸葛亮治理而服从中国，山越在吴经诸葛恪平定。

国防问题，在西北最为重要，差不多西北的存在，等于中国的存在。东汉中叶，政府弃了凉州，引起了羌祸，几乎不可收拾。后来东汉之亡，还是由于羌祸平定以后，留下的凉州军队叛变的结果。并且长城一带，原非天险，中央亚细亚方面，倘若不能有效的管理，长城一带也无法久守。东汉中叶以来，对于西北经营，渐次松懈，献帝时天下大乱，北边各郡的人口又渐次逃亡，曹操后来勉强设了一个新兴郡，形势已远不如从前了。再加上中央政府不振作，造成外族入侵的机会，于是种种原因之下，成为西晋末年的局面。

西晋时边防线中的军队已南移，现今的蒙古地方，有乌桓、鲜卑，山西有匈奴、羯，河北有鲜卑，陕西有氐、羌。五胡乱华以后，乌桓、鲜卑已合为一，匈奴及羯则前赵为匈奴，后赵为羯，羯是匈奴的别部。

鲜卑虽居东北，但并非满洲人，鲜卑语实与蒙古语接近，鲜卑与乌桓同为东胡，此后成为契丹，再成为室韦或蒙古。

胡包括西胡，指匈奴以外之西胡而言，一为西域卅六国，一为葱岭以西中亚之胡氏、康居、大宛、印度、阿拉伯、波斯、大秦等，至西南夷、南蛮、东夷则不称胡，而日本、安南等亦不称胡。胡之涵义，第一为游牧民族，第二为深目高鼻者，而胡貌胡服亦多指西胡而言。

自五胡乱华，由匈奴倡乱以后，凡非汉人皆称胡，东胡除鲜卑而外，当包括肃慎，但他们早已定居，牧豕，间营渔猎生活，惟不在五胡之列，因当时尚未在中原建国的原故。

《十六国春秋》，称五胡不称六夷，后世因之（注二）。

西晋之初，因汉人已被迫内徙，故有徙戎之论，傅玄、郭钦皆已言及，尤以江统之论为最重要，其要点有二，一为氐羌问题，一为匈奴问题。其言曰：

汉兴而都长安，关中之郡，号曰三辅。……及至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氐，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

可知其严重，但徙戎也不是一个切实的办法（注三）。

羌与中国之关系甚早，甲骨已有羌字，《商颂》则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牧誓》亦有羌人，汉时载籍亦多氐羌并言，西域三十六国中如婼羌为氐羌行国，西南夷中有氐羌，然氐羌亦多各为若干部落。羌在宣帝时已叛，曾徙于金城，建武中复叛。

江统又云：

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讨叛氐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

氐可能为汉藏语系中别支，凡自北而南的，如东贵州、云南、安南、暹罗等处；以及唐代的南诏、白蛮，都可能是氐，只是苻坚称“诏”却未必便是氐人方言（注四），或者竟是汉语，因为桓玄也称桓诏，不一定是氐语的。

又云：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之世，冻馁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数世之后，亦辄叛戾。……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

惠帝不能用。

此时为惠帝时代，张华也为宰相，他并非一个庸碌的人。在元康七年（二九七年），平叛氐齐万年。当然迁徙匈奴，也得有一个长期准备，但永康元年（平齐万年的后三年）晋朝中便有内变，张华也死了。

五胡十六国中的各国，其中刘渊（汉，至刘曜为前赵）、石勒（后赵）、慕容皝（前燕）、苻坚（前秦）、慕容垂（后燕）、姚苌（后秦）—这都是占据中原的。

西部有五凉（见后）和夏（赫连氏），西南有成汉（李氏），东北有北燕（冯氏），北方为代（拓跋氏）—这都可以说是偏方割据的。中国人方面只有刘裕差不多快统一，不幸没有完成。

氐羌人数虽少，但因为迁入较早，文化较高，所接收中国文化的传统，和匈奴、鲜卑要不同些，尤其氐人的统治中国，方法和汉人并无分别。氐羌并且可能全会说中国语言，氐羌中无荒淫无道的暴君，姚弋仲、姚苌、姚襄、姚兴、姚泓均具有不少中国人的性格。姚弋仲为军人风格，姚苌比较诡诈，姚泓虽太仁柔，兵力弱，但是一个好君主，后被刘裕所杀。

在苻家若干年代，苻洪、苻健皆为军人，以后君主，有苻生、苻坚、苻丕、苻登。其中苻生传说很坏，但据刘知幾《史通》：“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识葛亮之多枉。”则亦不见得如何坏了。大约他是年轻任性，对大臣不能控制，又犯了猜忌之病，说来和匈奴族诸暴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南北朝多暴君，因为：（一）政治变动太快；（二）好互相仿效；（三）将胡人的刑罚搬来。

匈奴的刘家较好，因为汉化较深，但能力也差些。石家较凶暴，石虎与赫连勃勃尤甚。鲜卑拓跋氏初年可能较坏，后来好些。慕容较好，鲜卑化的汉人。高家和侯家都坏，高洋集凶恶之大成。宇文则较好。不过侯家也许不算最坏，因为在南朝，与中国比较，就不好了。拓跋先世如何，因为崔浩被杀，崔氏史毁去，其坏就不传了。五胡的暴虐也分等次，汉化深的较好，接受佛教的较好，不然就暴虐些。现在再在下面叙说一下各国的君主。

以上前秦以前。

以上前秦以后。

《晋书》有十八家，见《隋书·经籍志》，只记西东两晋，不记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的事，则在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中记载着；后来唐修《晋书》，根据《十六国春秋》的有十分之七八。而《十六国春秋》失传，只有《汉魏丛书》有一个《十六国春秋抄》，是一个节本。明屠乔孙曾根据《晋书·载记》，伪作了一部《十六国春秋》；清汤球则据《汉魏丛书》本的《十六国春秋抄》（即《十六国春秋》的简编），来一个辑佚，成《十六国春秋辑补》，内容可能和原本差不太远。

最先成汉李氏叛变（李雄、李特）；次为刘渊，刘氏祖氏原为左贤王，在三国时已经改姓为刘，刘渊汉化很深，在诸胡中也势力最大。他由山西的平阳临汾做大单于，后改称帝，当时人心思汉，故借汉做招牌。中央政府为晋怀帝，力量太弱，对他无可奈何。

慕容氏、宇文、氐、段氏在东北，还有晋残余力量；刘琨在太原，刘渊不能发展。刘渊死后，刘聪代立；刘聪为人，不如刘渊，可是石勒助刘聪虏怀帝，差不多在北方成立了一个不小的局面。刘聪死，其亲戚靳准杀刘聪家属，自立。于是石勒和刘曜攻杀靳准。石勒在东，都襄国；刘曜在西，都长安，东西对峙，均国号为赵。刘曜称帝十二年，与石勒大战被俘，北方大部归于石勒；只有甘肃及东北地区石氏力量未能到达，仍在汉人之手。

张轨称凉王，是北方的一个汉族堡垒；慕容则占据东北。石勒死，石勒侄石虎（唐修《晋书》称石季龙）即位，残暴无人性，只稍信佛（刘渊能作诗，石勒便不识字；石勒也相当聪敏，但家教就说不上了）。石虎死，石虎义孙冉闵尽杀石氏及诸胡。冉闵虽善用兵，但因为邺下诸胡几乎被他杀尽，兵源成了问题，挡不了诸胡的夹攻，最后被慕容氏杀死。

此时，东方胡人损失太甚，汉人亦无实力，于是西方胡人的秦，便有机会了。西方的前秦渐次统一西方，成为与前燕对立的局面。

慕容氏为—廆—皝—儁—。大将慕容垂被赶走，势力便衰。

张氏为—轨—茂—骏—重华—玄靓—天锡[2]。天锡为苻氏所俘，后入于东晋。

桓温灭成汉，苻坚灭前燕，灭张天锡；桓温北伐之师，被苻坚打败，于是苻坚统一北方。

苻氏为略阳的氐，在嘉陵江上游，秦岭以南，他的文化是农业文化，在五胡中为较优者。

苻坚篡苻生之位以后，以王猛为相，有诸葛孔明之称，政治很上轨道，因此军事进展也很快，但苻氏把地方占领得太大了，要氐人来监视，氐人的力量就分散了。此时苻氏已经完全统一了北方，并且他们的力量在西方已到了中央亚细亚，只有对南方的晋，未能克捷。

许多小的部落，都归顺了苻氏，西边羌人姚氏，鲜卑人拓跋、乞伏、乙弗，东边的鲜卑人，宇文、慕容也都在苻氏掌握之下。其中如慕容垂对苻坚尚忠实，只是复国之心也甚强，显然伏着一个大的矛盾。

晋人想灭苻氏，是不可能的。但苻坚却感觉到晋为中国正统，名分所在，是他的一个威胁，因此总想灭晋。王猛生时曾阻止过苻坚，后来王猛死了。苻融亦不主张伐晋；释道安为苻坚最信任的和尚，苻坚也不听他阻止的话；只有慕容垂和姚苌是主张伐晋的（因为他们关系究竟不深，苻坚败了可以复国，苻坚胜了也可以居功）。因此御驾亲征，带了八十几万兵前去伐晋。但是军队并不曾完全达到前方，而且苻坚自己妄自前进，离开了前方大本营的项城，去到防御不坚、军力不足的寿春，伏下了战败的根源。

苻坚的军队入了淝水之北，谢玄有兵八万人，列阵水南。谢玄要求过淝水，举行决战，苻坚军队稍退，接着便混乱起来，苻融死于乱军之中，因此苻坚的军队溃退，不能制止。只有慕容垂的军队，尚属完整，拨三千兵给苻坚。苻坚回到长安，慕容垂便到河北叛变了。后来长安一带落到了姚苌之手，称为后秦，形成了后来后燕和后秦的对立。以后再分立为好几国，后秦被刘裕灭掉，又落到赫连氏之手，再为拓跋氏所统一。

淝水之战，为汉人打败胡人之事，但结果对汉人，并不如何有利。因为晋人安于小成，始终自守，对于北方日盼王师的遗民，丝毫不能援助，至多不过等于赤壁之战，安定一个划江而治的局面罢了。

北方诸胡建国的合并

乙 东晋的立国

西晋因为种种的原因亡国，东晋接着立国，是因为东南在汉代之后立下了经济基础的原故。后来吴承汉代的基础，东晋便乘着这个基业而起，而东晋立国，除去经济的基础，还有别的原因。吴国瓦解以后，一般士大夫的职业顿成问题，变成东南不安定的原因，晋对他们的政治出路相当压迫；纵然到了洛阳也被歧视，如陆机的被杀，顾荣的逃回，都和晋人的歧视有关。

《晋书·五行志》云：

一、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

二、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

三、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

当时一般吴人都希望复国。《晋书·刘颂传》曾说，孙家在东南的规模，和中国一样；孙家失败，引起了士大夫职业的不安定。他们希望就在他们的乡里，可以求得富贵，才可以合于他们的志愿。这种希望在晋室南渡后便实现出来了。

晋元帝名睿，西晋的后半期以琅琊王镇守东南，他是司马懿的曾孙，琅琊王伷之孙，琅琊王觐之子；有人说为小吏牛氏之子，以“牛继马后”为证，实不可信。（其实牛又何尝不可说是刘的谐音？）

晋元帝未到江南及到江南以后，东南大局都不安定，当时在江南叛变的有：（一）张昌；（二）陈敏；（三）杜弢；（四）王机。另外还有对元帝不满的周馥和华轶。周馥主张怀帝迁都，引起东海王越及晋元帝的不满；华轶为华歆之孙，对晋怀帝很忠实，为晋元帝所败。在惠帝晚年，义阳蛮叛变，陈敏和刘弘、陶侃都很有功绩，陈敏为一军人，不懂政治，顾荣、周圮、甘卓有人缘和军力，才将陈敏推翻。最后晋元帝利用晋的招牌，在江南建立了独立的势力。

琅琊的封国本在临沂，东海王越在洛阳时，移元帝于徐州。元帝是一个深沉有谋而对人谦让的人，虽然他不见得有如何的雄才大略。当时王导到徐州，劝元帝以江南为根据地，他就到了建业，东方诸侯推他为盟主。元帝在建业，当地的人看不起他，王导便想办法，请顾荣出来见晋元帝；王敦又与元帝联络好，于是元帝始能在江南立足。同时又因刘琨在北方很有势力，颇有号召的地位，给元帝上劝进表，请他即位，于此元帝便即皇帝位。

元帝私德还好，但是度量不宏，除去依附东海王越以外，并且对长安的愍帝的危难也无勤王之意。但他很信任王导，使其为宰相，立了安定江南的政策。元帝尊称他为仲父，世人称为“江左夷吾”。

王导除去以北方人的势力为主以外，还能和当地的势力合作，江南才能自保。

当时江南的武力在王敦（王导弟）之手，和中原游击的势力祖逖共同来抵抗石勒的南下。祖逖的力量，靠许多坞主的合作，这是政府的势力达不到而由人民自己组织的力量（注五）。当时刘琨在山西，祖逖在淮河流域，相为辅翼，东晋得以存在，但可惜刘琨孤军奋斗，而祖逖更得不到元帝的充分供给。

元帝以祖逖为徐州刺史，给三千匹布，千人廪，但不供给铠仗。他渡江北上，在中流击楫，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他在淮阴铸兵器，召集二千多人，向北前去。他以诚恳待人，以礼貌对人，大部的坞主和老百姓都欢迎他。在石勒区域有质子的坞主，他表面派人去攻，但是内面和他们联络，如此，黄河以南也成他的势力范围。他重修了成皋城（在河南巩县），作长期的根据地，但元帝怀疑他，派戴渊去监视，他气愤而死，年五十六岁。他的弟弟祖约，承继了他的势力，因叛变被元帝消灭。

刘琨在山西艰苦支持之时，鲜卑段匹磾和末波不和，刘琨利用此机会，和段氏结好，不幸军力未能团结，最后被段匹磾害死。中国在北方的势力也消灭了。

王敦为青州刺史，由东海王越之力迁到扬州；杜弢在荆州，王敦把他平定，并且将陶侃安置到广州。于是长江下游，全到了他的手中。因为王敦是世族，元帝利用寒门刁协、戴渊的协助，用甘卓及周札来牵制王敦。甘氏为元帝的大将，周氏则为地方势力，王敦先杀甘卓，再除周札。于是元帝的势力及地方势力俱为王敦消灭，元帝忧愤而死。明帝即位，他平定了王敦，为晋代有名的帝王，但可惜即位以后，在位时间不长！

王导和王敦为兄弟，表面好而实际有冲突。时王敦病重，他和钱凤商议，或将军队交与王导，或直捣建康，钱凤用第二策。时明帝在建康，用刘遐及苏峻的力量，将王敦打败，但王导未叛，所以王家势力尚在。

此后又有苏峻之乱。明帝立后三年即死，成帝即位，庾太后辅政，苏峻为历阳内史（即和州，在南京西，采石矶对岸），庾亮秘密监视他，并调他为大司农，苏峻遂反。庾亮的军力不如苏峻，只得逃到江西，成帝被俘。此时陶侃在荆州，尚为一个可观的实力，来攻苏峻；苏峻囚成帝于石头城，烧宫殿。

此时南方人主张迁都到会稽，温峤主张迁到豫章，王导不主张迁都，卒未迁都。经陶侃和温峤的合作，才将苏峻之乱平定。陶侃平定苏峻以后，势力大增，为时人所畏，据说他有心篡位，梦上天折翼，才不敢动，此虽为传说，但可看出当时人的心理。陶侃固然是忠义自居，但陶侃本为寒门，或者有出身于蛮族的可能，和王敦不同，这也可能是不叛变的一个原因。

陶侃死后，上游势力入于庾亮之手，再由庾翼转到桓温，又成为皇室的威胁，并且几乎篡位。

东晋（西元三一七年—四二〇年）苏峻之乱，在西元三二八年，王导死在西元三三九年，第二年庾亮死，传到庾翼，最后入于桓温手中，又换了一个局面。由东晋立国到王导之死，有二十几年，此时北方变乱很多，南方相当安静，但南方的人都不愿意谈恢复。

当时占势力的大部分为世族文人，亦即地主庄园的主人，带着从前的部曲；王导、王羲之均为南方人望，但并不主张恢复。庾亮为主张恢复的人，因此当时的人对他印象并不好，因为恢复中原是一个麻烦而危险的事。他们的生活，是一个清谈的生活。清谈主张为简而深，有理致，有风度，包括：（一）“玄理”；（二）“仪容”；（三）“声音”；（四）“风度”；（五）“远于世事”。还必须有钱，有时间。照这个标准，王谢两家均为清谈的代表，而陶侃及桓温均不主张清谈。

桓温在当时是被认为奸臣的。他是沛国龙亢人，为汉大儒桓荣之后，父彝为晋忠臣，他的家庭为忠信礼法的环境，小时因为温峤来看他，所以用温峤之姓为名。这种背景和王谢两家就有区别。

桓温是主张北伐的，京师的人不同情，用殷浩来牵制他。殷浩虽亦主张北伐，但彼此不能合作。浩长于清谈，名重一时，人比之谢安，但是和桓温的政争，结果是失败了。

桓温北伐到达洛阳，“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行至汉南，看见他从前所植杨柳，已经长大，他说“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并慨然说“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他在升平二年（三五八年）劝帝迁到洛阳，但当时财富都在庄园主人和清谈家手中，王谢的势力还相当大，以致未能迁都。他便请政府做七种的改革，也未曾做到。他的改革是：

一、杜浮识及朋党；

二、省并官职；

三、行文限日；

四、奖励公忠；

五、明赏罚；

六、励学业；

七、修《晋书》。

他的状貌很像刘琨，他也以刘琨自况。虽然势力很大，仍然对于当时社会无可奈何；及和慕容氏在枋头战败，威望减损，终于想篡位。他对部下说“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文王为司马昭，景王为司马师）所笑”，但不久死了，位没有篡成。

在哀帝兴宁二年（三六一年）桓温施行土断，即将白籍（侨户）、黄籍（旧户）全并为黄籍（注六）。但未完全成功，后来到刘裕时还要再来土断。

桓温后来的根据地为长江上游的姑孰（即当涂）。他每次北伐都得胜利，只在枋头失败了。在太和四年（三六九年）燕慕容评为相，慕容垂为大将，燕国中并不一致，伐燕正是时候。桓温听了参谋郗超的见解，以为邺城多粮，可不必多带粮，不料行军迟缓，到枋头无粮，军大溃，战死三万人，由是势力大损。回来以后，在太和五年废帝立简文帝。时身体已衰败，不能北伐（但二年后前燕亦亡）。他想加九锡，但谢安和王坦之故意迟延下去，到西元三七三年死去，以后军权由他的弟弟桓冲来代。

桓冲作风和桓温不同，对晋室很忠，人民也很爱戴，居处俭素，常着故衣，其夫人言：“衣不经新，何缘得故？”人以为美谈，因此晋室总算一时安顿下去了。

简文帝死，孝武帝继，谢安为相。由其侄谢玄在京口训练一支新军，世称北府兵，打败苻坚就是这一支新军，后来刘裕亦从此起。

桓冲死后，由殷仲堪来担当荆襄军务。孝武即位，仅任小人如王国宝、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等，殷仲堪利用桓玄，除去这般小人；乱事虽平，但桓玄的势力却就长大了。殷仲堪以桓玄为广州刺史，他不肯去，起兵攻击殷仲堪，殷仲堪死去，桓玄得了荆州。玄又讨杀司马道子。刘牢之领有北府兵，被桓玄杀掉，北府兵到了刘毅和刘裕之手。刘裕器宇轩昂，能征善战，当时有人劝桓玄除去刘裕。但桓玄欲使刘裕平定关陇，再除掉他，结果桓玄被刘裕所杀。

桓玄兄弟数人，他是最小的。他哥哥桓伟给他的帮助很大，桓伟死了，他就骄傲起来。他出身世族，好风雅，行军时也携带书画。他主张政治革新，但却非常迂阔。他想用肉刑，废除钱币。到桓伟死后，他的迂阔更为显著，终于大失人心，种下失败种种的原因。

安帝元兴二年（四〇三年）为桓温死后之三十年，桓玄在南京，自称天子，刘裕即来讨伐。裕兵虽弱，但桓玄颇畏刘裕，曾说：“裕为人杰；刘毅家无担石之储，一掷千金；何元忌则酷似其舅（刘牢之）。共举大事，何谓无成！”果然玄为裕所败，到江陵被杀。此后到四〇五年即义熙元年，共十四年[3]，南方完全为刘氏之势力，再历二帝，到西元四二二年为刘裕所篡[4]。

刘裕为京口（镇江）人，原为彭城（徐州）人。据说为汉代楚元王之子孙，元王为汉高帝之弟，封国在彭城，子孙世居于此，当然不是不可能。不过刘裕出自平民，世系难明，所说的话就不能十分正确了。按刘姓除去很少的赐姓（如娄氏、项氏），以及少数外国人以外，大部为汉的宗室。刘裕不是外国人，以住地来说，当然为汉代宗室的可能性很大，不过汉宗室太多了，并不珍贵。

刘裕第一步的功绩，是在三九九年，击破流贼孙恩的事[5]。孙恩为孙秀的后人（孙秀为赵王伦作乱时的党羽）。汉朝末年，黄巾被皇甫嵩和曹操相继平定，孙秀为其余党，孙秀死，孙泰继之，做了许多神迹。泰死，孙恩继之，被击逃到海中，旋破会稽，犯沪渎，刘裕与战，孙恩逃入云台山。恩战死，其妹夫卢循，率兵至广东，俘太守吴隐之，旋北上，不用徐道覆计，为刘裕所破。

刘裕破桓玄之后，北方之胡人中以慕容超及姚泓为大国。四〇五年，刘裕伐南燕，当时南燕将张纲善战守，为裕兵所俘，遂破南燕[6]。时卢循方袭刘裕之后，裕转兵把他击溃。在刘裕破南燕之后，曾收编了不少鲜卑军队，即利用鲜卑人破卢循。

西元四一二年遣朱龄石伐蜀，破谯纵。西元四一六年又破姚秦，入长安[7]。刘裕亲到长安，有心经营北方，可是他的根据地在南方，他回到南方，北方的局面又坏了。

（注一）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认为自殷商以来，北方各族俱是一类。现在虽然不能确切证明，不过从蒙古高原以至黑海北岸，除去一个不难度越的阿尔泰山以外（乌拉山更易度越），并无多少阻隔。至于戈壁沙漠，那就根本不是一种阻隔，凡到过的人都知道。所以古代北方大草原地带，许多游牧民族交通混合，是不成问题的。只是不敢说在中国北方边境的，就是以某一种为主罢了。

（注二）东晋时据地的胡人，不仅五胡，也不仅十六国。因为崔鸿《十六国春秋》根据较大的十六国的史籍，所以后来也就通称“五胡十六国”了。

（注三）因为胡人既入中原，原来住地又被别的胡人占据，不是说想去就去。其次，胡人在中原已占肥沃地区，也不愿远徙，加以强迫，也可能立即叛变，并非说徙就徙。

（注四）摆夷人称王曰诏，“苻诏死新平”一语，见《晋书·苻坚载记》。

（注五）《说文》：“坞，小城也”，也就是堡寨。这种堡寨力量，和中古欧洲及古日本封建的力量来源是一样的，只是中国统一得较快，没有形成封建时代。

（注六）东晋时期是简纸并用时代。那时纸渐次流行，超过了竹木简的用途。不过有些人还是用简。黄籍是江南的户口册，用简；白籍是北方的户口册，用纸。土断时是将白籍都转为黄籍。当然，到了后来，江南的户口册也用纸了。

[1] 编者按：应系“毌丘俭”，“毌丘”为复姓。

[2] 编者按：轨后为寔，重华后有曜灵、祚。

[3] 编者按：原刊如此。此处疑指从元兴三年（四〇四年）桓玄败亡到元熙二年（四二〇年）刘裕称帝，计十六年。

[4] 编者按：刘裕代晋是在四二〇年。

[5] 编者按：孙恩于三九九年起事，四〇二年败死；卢循继之，于四一一年为刘裕所破，奔交州，又为刺史杜慧度所败，赴水死。

[6] 编者按：刘裕伐南燕，事在四〇九年；次年灭之，回军击卢循。

[7] 编者按：晋兵攻入长安，事在晋义熙十三年（四一七年）八月；九月刘裕至长安。

第五章 北魏之成立与分裂

甲 北魏初期

北魏为拓跋氏，他们自称为轩辕之后，实不可信；《宋书》说他们是李陵之后，亦是臆测。不过，拓跋和秃发、乞伏、铁弗诸姓，可能为一回事。据《魏书》记载：“乌洛侯国……去代都四千五百余里……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他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谓北海也”，则其原住地当出自西伯利亚，在贝加尔湖东南，黑龙江之西，现在布利雅特蒙古地方。

在西晋亡后，刘琨势力很弱，石勒强盛，因此刘琨不得不联络拓跋氏，即猗卢。

据《魏书》称，什翼犍被苻坚所破，什翼犍逃走，未曾被苻坚所俘（见《序纪》）。但据《北史·本纪》及《昭成诸子传》，则什翼犍被庶长子实君所杀，而实君又为苻坚所杀。

又据《晋书·苻坚载记》，什翼犍被其太子珪送与苻坚，太子珪投降，而珪被送到蜀。

从以上不同史料看来，实君和献明，原是一个人，《魏书》的实君即是实的化身，而《晋书·苻坚载记》说什翼犍被珪所执，则珪为实君之误。比较观之，什翼犍当为献明（即实，亦即实君）所执送于苻坚，而珪则为献明之子[1]。

北魏世系

拓跋珪为坚所虏，时年四岁[2]，即在苻氏处读书至十四岁，苻坚死，珪始归国。所以北魏从拓跋珪起，才正式受到中国教育。

北方的局面，在北魏道武时，燕已经衰微，西边分为许多国。后凉分为段业及沮渠蒙逊，后来赫连勃勃占长安，秃发死，他又在西方活动，最后河西四郡完全为沮渠蒙逊所占领（注一）。

西方建国以夏为最强，因他们占有人口较多的地方，但赫连勃勃残暴无人性，在漠南（陕西榆林西北）蒸土为城，号为统万城，至其子赫连昌时，魏军取统万城，昌旋为魏所俘。

西秦乞伏国仁子暮末为魏所攻，暮末逃，被吐谷浑所擒而亡。

沮渠蒙逊死，沮渠牧犍降魏；其弟无讳及安周守敦煌，无讳迁都鄯善，又攻高昌取之。

前凉张氏，当东西交通之会，据地时间亦最久。就佛教发展而言，张重华乐永九年[3]（晋穆帝永和九年）在敦煌筑石窟，苻秦建元二年亦在敦煌修石窟，而沮渠蒙逊则在武威修造。

西方割据诸国的地位

赫连（匈奴）　　　姚兴（羌）　　　蜀（汉）

夏（陕西北部）　　后秦（陕西）　　谯纵（四川）

吕光（氐）　　　　沮渠（匈奴）

后凉（甘肃）　　　南凉（甘肃）

李暠（汉）　　　　乞伏（鲜卑）

西凉（甘肃）　　　西秦（青海）

至于东北方面，从来为慕容氏努力[4]，再转入冯跋之手。冯氏为胡化的汉人，后为魏所灭。

道武、明元、太武三代，将北方平定。道武二十四年，明元十五年，太武廿一年[5]，在这时期，将北魏稳固了。道武是以山西为根据的，因为山西险要易守，别处都有战争而此处没有，所以最占便宜。

道武、明元、太武（西元三八六—四五二）为北魏开展的时期。北魏的成功，除去地形最好之外，还有：（一）因为他是北方民族，战斗力强；（二）接收了苻秦和慕容燕的文化；（三）其他部族已届衰微。

在北魏的开国以前（即代国时期）文化很低，到了道武时代，就开始接收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了。据《宋书·索虏传》：“开颇有学问，晓天文。”（开即道武。）《魏书·毗陵王顺传》：“太祖好黄老，数召诸王及朝臣亲为说之。在坐莫不祗肃，顺独坐寐欠伸，不顾而唾。太祖怒，废之。”黄老之解释为神仙、方术及老庄，而尤以方术表现最显，此亦中国固有的文化。

皇始元年，燕慕容垂取并州，改制度，初置台省、百官，封公侯、将军、州吏、太守，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这些文人便是曾得着慕容垂信仰的。至天兴元年平慕容氏，便改国号为魏，于是置五经博士，协音律，服兖冕，学到了汉人的制度。其自称为魏的原因，则因为崔玄伯说“代汉为魏”，他就以魏自居，而否认曹魏之魏。但北魏向来是代魏并称，在敦煌的西魏壁画，仍称为“大代大魏大统元年”。

拓跋珪十四即位，三十九岁死，在位二十五年[6]。他的太医令是凉州人阴羌，阴羌死后，便无良医。他常服寒食散，要人经管，既无良医，便发狂了。阴氏为凉州大族，也可代表汉人文化（注二）。

拓跋珪发狂后，为清河王绍所杀。绍兄嗣杀绍自立为帝。《魏书·安同传》：“太宗在外，使夜告同，令收合百工伎巧，众皆响应奉迎。”百工伎巧，亦是汉人。明元帝后亦服寒食散而亡。明元子太武帝，其母为汉人，汉化更深，他一方面接收汉人文化，另外却保存胡人文化。从此北魏就步上了一个新的扩张时代。

北魏前期（西元三八六—四五二年），亦即道武、明元、太武的在位时间，是北魏的开端时期。此时在北魏方面所吸收的部族，受汉化比较深的，例如慕容氏，而战斗力曾经强盛过一时的，例如赫连氏、乞伏氏、沮渠氏，都收归了拓跋氏的掌握。

但是在北方沙漠以北，却来了一个新到的游牧民族柔然，形成了北魏北边的边患。于是北魏便当太武帝时在阴山之内，黄河以北，设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怀荒、柔玄六镇以防北边。（历来对此问题弄不清楚，直到清代沈彤在《落帆楼文集》中，才得到比较好的解决。）这些镇戍，在当时非常被人重视，配与贵族去居住和防守。

六镇之军队，原为鲜卑及汉人配合而成。孝文帝南迁以后，他的左右及军官接受汉化，因此所带的鲜卑人变为汉人。六镇位置辽远，地方贫瘠。凡是六镇的人，不论是胡人，或是汉人，都和南迁的贵族们，情感日渐疏隔。此外，原来初建六镇之时，六镇不仅为边防，并且还是贵族们荣誉的职务，他们亦可随时到京城作官；自孝文帝迁洛阳后，路途远，六镇便被住在京师的贵胄疏忽下去，文化低落。所以洛阳与六镇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文化问题。

孝文帝的时代，洛阳的文化较高，道武明元二帝为魏有能干的帝王。太武帝母为汉人，太武帝却汉化不深，但利用汉人鲜卑之冲突而自处。太武立功很多，他主要的谋臣就是崔浩。崔浩为世族的代表，他是站在汉人立场上的。近来历史家说崔浩与南朝宋有勾结，但不可尽信。若如此，在南朝史料中可以看见其联络之痕迹，现在却找不到充分的证据；只看见有崔浩与北方汉人欲推翻胡人之动向。

崔氏为世族之领袖，北魏的王朝与世族有裂痕，但前半期是合作的。世族虽为社会势力，仍是利用政治势力而扩大。并且世族虽为社会势力，但对南朝的社会势力并不合作。五胡十六国中汉化深者，北魏即是其中一个，北魏汉化程度进一步，而世族的文化也进一步。故崔高二族在北魏的前半期，仍是效劳于北魏。崔浩当时不主张向南进攻，这一点并不见得是忠于宋，也许仍是忠于魏。

汉化问题中亦有一宗教关系。五胡乱华后，胡人倡导信佛教，即胡人佛教的信仰，甚于汉人。崔浩信道教，利用寇谦之为领袖。以教理说，佛教在道教以上；以文化上说，道教为中国人的宗教。

道武帝信道教，因成仙的信念，比成佛的信念，更接近现实。所以佛教虽为外国宗教，也被禁止了。寇谦之与崔浩，也许有民族意识的成分，但道武帝信道教，却因为社会的力量或习惯。

道武帝死后，局面改变，佛教恢复得很快。崔浩死于太平真君十一年，即太武帝死前二年。太武帝之死是因为性情改变，激起内变。但崔氏死时，可能太武性情也许已经有些变化了。总而言之，崔氏之死，不是简单问题。至少可认为：（一）太武帝性情之变化；（二）佛教徒之报复；（三）胡汉的冲突；（四）修史的问题，被鲜卑人认为侮辱。—但无论如何，崔浩一案对于世族是一个打击，乃是事实。

关于佛教徒报复问题，是太武虽信道教，而太子晃则信佛教，太武灭佛法时，曾因太子晃的救护，佛教徒获免的不少，崔氏死时，太子晃尚未死，其死恐与太子晃多少有些关系。

至于崔氏被杀之直接原因，不是由于国史问题。崔氏等主撰成书，皇帝看见，认为很好，便刻碑立于太庙[7]；而一般较有知识的胡人，以为不光荣（因胡人文化浅，有许多原始的习俗），因此谓崔氏诽谤胡人，以至被杀。

北方的世族，有许多大姓，为当时的地主。世族有清河崔、博陵崔、荧阳郑（注三）、范阳卢、赵郡陇西李、河东柳等。他们是久居本土，年深日久，他们为读书的人，有领袖人才，有相当的组织，可以指挥当地势力，演变为政治势力。

南方的世族，与北方的不同。南方世族为侨姓，往往在政治方面，取得政治势力以后，对同族并不休戚相关。北方的世族同宗互助，必须人多，所以北方的地方势力，高于政治势力。崔氏即其时地方势力中之一，等到崔氏得到当政的机会，甚易受到猜忌，恐亦为被杀原因之一。

《卢玄传》：“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玄劝之曰：‘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浩当时虽无异言，竟不纳。”浩之失败，颇由于此。则当时反对崔浩的，不仅是鲜卑，并且汉人中的寒门也成为他的敌人了。这样看来，崔浩之意，并非想把北魏推翻，乃世族欲扩张势力。虽然世族之扩张势力，也是汉人之扩充势力，但究竟不是汉人全民族的团结了。

崔浩死于西元四五〇年；第二年，太子死；第三年，太武帝死，此年为文成元年，佛教复兴。从此以后，北魏都是佛教信仰鼎盛的时代，而母后中冯后及胡后更为著名的佛教信徒。

文成皇后冯后即文明太后，与胡后同为北魏有名的皇后。这两个太后都很精明，都奢侈，都信佛教。文明皇后为冯跋之后，本人为汉人，文成死，献文立，非冯后之子，由太后垂帘听政，因其能干，政治亦相当好。献文立第三年，献文帝的李后生孝文帝。献文帝名弘，孝文帝名宏，父子之名同音，还是胡人的风俗。

此时献文十三岁，冯后躬亲抚养孝文，便罢令不听政事。过了两年，献文杀了太后的情人李奕，献文便突然死去，时人说太后毒死了献文[8]。因为冯后既有情人，而又亲抚孝文，所以孝文是否为献文的李后所生，颇有问题。也就是拓跋氏的皇统到了孝文时代，不免有些问题了。

不过这一点对一个国家文化上的关系，或政治上的关系来说，还是无关轻重的。孝文既属于拓跋传统的一代，原来是谁的儿子，用不着多为揣测。只是冯后是一个中国人，受过了中国式的教育，孝文接受了冯后的中国式教育，他对中国文化上的爱好，以及实行政治上的改革，才是历史上应当注意的事实（注四）。

乙 孝文迁都以后时期

孝文帝迁都在冯后死去以后，他是有心要做一个汉人皇帝，并且扩充势力建立一个大帝国。孝文以前的各帝只想统一北方，到了孝文帝势力大了，更欲统一南方，只是他未曾完成罢了。原来北方部落到文成时已平静，魏国可以向南方发展，当献文帝太安三年时取兖州，皇兴元年侵青州及淮北淮西地，皇兴三年取青州，太和五年取徐州。当宋取南燕时，北方势力全归北魏。从此以后，局面改变，魏的势力更为发展，但都城仍在山西大同，过于偏僻。中国人口最多的地方是兖州、青州、徐州一带，也就是粮源兵源之地，必须控制此处始可向南方进攻，为着控制此处，都城就有南迁的必要。

太武帝与宋文帝同时，到孝文帝时，南方为南齐，时国势承平，无机会向南方进攻，但孝文时仍不放弃向南方进展的愿望。

当时主张伐齐的为王肃。王肃见魏主于邺，陈伐齐之策，魏主与之言，“不觉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亲旧贵臣莫能间也”。但伐齐时，便要牵涉许多准备问题，而都城及华化问题，当然在内。

《魏书·崔浩传》云：“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可见鲜卑数目，本不太多，因此要南伐齐国，便要利用大量的汉人，那就迁都比较向南之处，就近征兵，更为方便了。

北魏之迁都，另一原因是平城的规模不适于做帝国的都城。凡都城必须能利用漕运，即运河或河流可供运输，但平城无法漕运。《魏书·成淹传》：“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

孝文帝时，必须迁都。除了洛阳以外还有邺可做都城，但邺为偏安都城，洛阳为文化集中地。若孝文欲统一北方，在邺便可以。若想以统一国家的都城为号召，那就要选择洛阳了。故北魏的选洛阳可以说文化上的关系更重于位置上的关系，因此魏居洛阳便有几点文化上的攻势，现在说明如下：

一、改姓氏；

二、改衣冠；

三、定官制；

四、修刑法；

五、定语言；

六、定氏族。

关于改姓氏一项，鲜卑之姓本以部落为姓，并且字数较多，与汉姓绝异，孝文帝将姓氏一律改为单音，如拓跋改为元，秃发改为源等，由此以后胡人的姓氏与汉人变为同一的形式。

关于衣冠一项，胡人之衣狭而短，汉衣宽而长，到孝文帝时，他本人用汉人帝王衣冠，而臣下亦采用一般人的衣冠。

关于官制一项，他以统一的标准仿南朝的官制，去掉胡人部落的习惯。

关于刑法一项，他也以中国固有的法律为标准，重新修订。

关于语言一项，他改蒙古式的语言为汉语，不许再说鲜卑话。

关于氏族一项，他规定所有鲜卑的氏族与汉人立相同的谱牒，与汉人通婚姻。于是汉人民族与鲜卑民族变成了在一条阵线。当时汉人世族与平民仍有界线，他利用汉人世族与平民之冲突，而将鲜卑加入到世族的阶级之中，于是胡汉世族得到互助。但是鲜卑人到都城者日形奢侈腐败，而边疆上未受汉化的胡人，对于他们显然的分化起来。

迁都前后的设施，除去以上的事实以外，尚有三长制及均田制。三长制为整理户籍制度的基本，亦即将汉人的地位提高，认为他们是老百姓，并将胡人的特殊地位，也加以改变，使胡人汉人的地位相同，彼此就可以合作无间了。所谓三长，就是恢复古代的闾里制度。太和初，从给事中李冲上言，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并明定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从此以后，税率有定，国库日增，第一步实行官禄，第二步便实行均田之制了（均田制见后）。

太和廿三年孝文死，宣武帝立，性情宽容，不多说话。宣武帝立十六年死去，由胡后当政。胡后汉人，生孝明帝。按北魏皇室习惯，凡后妃生过太子的，就要自杀，为的是怕后妃擅政（其实未曾生太子的，一样可以擅政）。胡后怀孝明时，表示情愿生一男子而自杀，但后来却未被逼自杀。因此孝明立后，胡后得以当政。她的生活很奢侈，信佛，在洛阳并大修庙宇，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甚详。原来佛教寺院在平城时代，已经在建造，到太武帝死，佛教复兴，更大为修造。他们并仿印度阿占达方式在云冈大修石窟，到孝文帝移都洛阳又在龙门大修石窟，至今仍为佛教艺术的重要宝库。

此外，北魏贵族迁都洛阳之后，因为国富民安，他们也就格外奢侈。河间王琛、高阳王雍均为当时著名富翁，河间王府的奴隶有六千，妓女有五百，高阳王府的妓女有三百；由此可知皇室与一般大臣，如何的享受，当然这些钱财来源可能由贪污而来。又当时皇帝卫队中的武人也非常跋扈，虎贲羽林，甚至公开杀文臣而无人敢过问，风纪至此，已经使国家非常危险了。

但更重要的，还是北方镇戍，对京城贵族的不满。据《魏书·广阳王深传》云：“昔皇始（道武年号）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及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师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按南北朝时代，最重者为“婚宦”，以此分别门第之高下。建都洛阳以后，在六镇的人，不论“婚”或“宦”，都不及在京师的人。洛阳的人成为清流，六镇的人成为浊流；洛阳人变为很有钱，而六镇人民越穷。在洛阳汉化深，六镇的人仍然保存胡化，相形之下，真如隔世。因此六镇叛变，推翻洛阳政府只是时间问题了。

所以孝文的汉化是应当的，但孝文的汉化是失败的，原因固多，但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一）六朝世族制度，本来是不公平的制度，对于政体，有弊无利，但孝文采取了它。（二）汉化不彻底，只注意到京师，而不管边防镇戍，因此京师和边地，成为两种极端不同的生活，容易成为事变之源。

胡后当政时，用侍中元叉（叉者，夜叉之意）辅政，后来元叉与胡后不协起了变乱。最先元叉幽太后于北宫，后来太后再诛元叉，以致政治很不安定，相继叛变者有：（一）破六韩拔陵（沃野）；（二）莫折念生（天水）；（三）葛荣（河北）；（四）尔朱荣（秀容）。胡后与孝明帝不和，弑帝，又立一帝，因此尔朱荣领兵讨胡后。兵逼黄河，彭城王子攸与尔朱荣相勾结，杀死太后，立彭城王子攸为皇帝[9]。

当尔朱荣入洛之际，朝中大臣贵戚在河阴迎接，尔朱荣不分皂白，将朝士二千余人，一齐杀掉。北魏朝廷为之一空。彭城王子攸既立为帝（是为孝庄帝），感于尔朱荣的跋扈难制，乘尔朱荣入朝之时，自藏兵器将他刺死。但尔朱荣的兵力尚存，于是尔朱兆、尔朱天光、尔朱仲远等同时反叛，进入洛阳，弑孝庄帝。

尔朱荣当政之际，曾以高欢统六镇。尔朱氏既然叛变，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讨尔朱氏，迎接高欢入邺，与尔朱氏的军队战于韩陵（山名，在河南安阳县）。尔朱氏虽然兵力雄厚，但一方面过于暴虐，人心不附，另一方面尔朱氏各首领亦不团结，遂被高欢击破。他们的根据地晋阳失陷，尔朱兆逃回秀容川，被高欢掩杀，其余尔朱氏也被扑灭。

高欢入洛，别立孝武帝，他自己身居晋阳，继承了尔朱的地位。孝武帝用贺拔岳为关中大行台，图与高欢相抗。但贺拔岳又被高欢党羽秦州刺史侯莫陈悦所杀。夏州刺史宇文泰起兵杀侯莫陈悦，孝武帝即以他为关中大行台。

孝武帝和高欢的感情越来越坏，便起兵申讨高欢。高欢亦自晋阳南下，夹河而陈。当时孝武帝军力薄弱，不敢作战，遂出奔关中。高欢亦在邺别立孝静帝，于是形成了东西魏分立之局。

宇文泰对于孝武帝仍然是猜忌的。不久，便弑孝武帝，别立西魏文帝，成为宇文氏专政的局面。从西元五三五年西魏文帝大统元年起，到西元五五六年西魏恭帝三年止，共当政二十二年（连孝武帝一年，则为二十三年）而死。子宇文觉嗣，篡西魏即位，是为北周闵帝。闵帝时期，由宇文护当政，专权骄恣。闵帝立四年，为宇文护所弑，护更立闵帝之弟武帝宇文邕为帝。

周武帝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在即位之初，仍由宇文护专政，到了武平三年（已即位十三年），讨杀宇文护，自行亲政。在周武帝亲政的七年中，曾经有一些特殊的表现：（一）改革政制，采用《周礼》制度。（二）推行儒术，废除佛教。（三）举兵灭齐，统一北方。但是周武灭齐入邺（在西元五七七年）的次年，周武帝便死了。

周宣帝是一个荒淫失政的君主，即位一年，便逊位于太子，自为天元皇帝；原有皇后为杨氏，其后又并立五后，不分嫡庶。共计前后在位三年，便死去了[10]。此时海内的人心，都希望一个汉人皇帝出来，于是宣帝后父杨坚，便很容易的被人推戴为皇帝，国号隋，时为西元五八一年。从此以后，北方胡人统治的局面，就被结束了。但实际说来，隋唐两代，还是汉人鲜卑共治之局，仍是魏孝文时代的延伸。

丙 北齐与北周

东方高氏专政的东魏，历高欢、高澄二世专政，到了西元五五〇年时，高洋废魏主自立，国号齐，是为北齐文宣帝。齐较周为富庶，但周立国已久，基础巩固，彼此均无可如何。高洋原为有能力的人，只精神状态甚不正常，在位十年，越来越荒谬，在《北齐书·本纪》所述，可以说集荒乱的大宗，可以与后赵的石季龙，先后辉映。

此后北齐历废帝、孝昭帝、武成帝共六年而传于后主高纬。齐自文宣、武成，以至后主纬无不荒淫无道，聚敛，信任小人，但兵力仍强。周武帝保定四年，宇文护当政，曾与齐师战于晋阳，周师败绩。其后武帝亲政，志在平齐，韦孝宽曾上策云：

臣在边积年，颇见间隙，不因际会，难以成功。是以往岁出军，徒有劳费，功绩不立，由失机会。何者？长淮之南，旧为沃土，陈氏以破亡余烬，犹能一举平之。齐人历年赴救，丧败而反。内离外叛，计尽力穷。《传》不云乎：“仇有衅焉，不可失也。”今大军若出轵关，方轨而进，兼与陈氏共为掎角；并令广州义旅，出自三鸦；又募山南骁锐，沿河而下；复遣北山稽胡，绝其并、晋之路。凡此诸军，仍令各募关、河之外劲勇之士，厚其爵赏，使为前驱，岳动川移，雷骇电激，百道俱进，并趋虏廷，必当望旗奔溃，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实在此机。

后来周武帝大致便用此策。

周建德五年（西元五七六年），周主复伐齐。谓群臣曰：

前入贼境，备见敌情，观彼行师，殆同儿戏……晋州（今山西临汾县）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窟穴，混同文轨。

遂遣兵克晋州，留守兵精兵一万。时齐主方猎祁连池（在山西宁武县南），乃还晋阳，自将来救，围晋州不下。周主自长安率兵再援晋州，战于城南，齐师大败。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齐主与数十骑还晋阳，自是齐兵屡败，不能复振。周师先入晋阳，再乘势入邺。

据说，齐后主宠冯淑妃，方校猎时，晋州驰奏告急，宰相高阿那肱不以告，曰：“大家正作乐，何急奏闻！”至暮，城陷，乃奏知，淑妃又请更猎一围。及帝至晋州，督将士急攻，作地道入城，城陷十余步，将士乘势欲入。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观。淑妃妆点，不获时至，周人遂以木拒城，齐师不能入。顿兵既久，周师再来，齐师遂大溃。

后主既败，传位于幼主恒。周军续至，士无斗志，周军入邺。高洋子高绍义及疏属高宝宁奔突厥，仍然抗周。后绍义为周人所虏，流死于蜀。宝宁在隋时为部下所杀。高欢子孙大部为周人赐死，只有极少数的尚存在着。

（注一）沮渠蒙逊也是匈奴，当初残暴，和赫连勃勃也相类似。后来因为高僧佛图澄的劝化，才变得仁慈起来。

（注二）寒食散亦称为五石散，由五种不同的矿物调成。原来的目的，为的是炼长生的丹药。当然，长生药是不可能的，就变成了神经的刺激物了。魏晋时清谈之士，也都多服此药。因为服此药不能食热食（只能饮温酒），故称为寒食散。

（注三）荧阳本作荧阳，后来习惯上写作荥阳。

（注四）依据政治学的原理，团体与政体才是重要政治因素，至于政权代表人的民族成分以及血统，都不是政治上的问题。尤其皇帝本人是亲生子、私生子或养子，只要政权实质不变，都无甚意义。

[1] 编者按：拓跋实君与拓跋实非同一人。拓跋寔君（实君）为拓跋什翼犍庶长子，在三七六年前秦攻代之际，杀父弟降秦，为苻坚所杀。拓跋寔（实）为拓跋什翼犍太子，在三七一年宗室长孙斤刺杀什翼犍时，与其格斗而死，后为其子拓跋珪追尊为献明帝。

[2] 编者按：拓跋珪生于三七一年，前秦灭代时为六岁。三八五年苻坚被姚苌俘杀，次年拓跋珪即代王位。

[3] 编者按：东晋永和九年，系前凉永乐八年。

[4] 编者按：“努力”，疑指“势力（范围）”。

[5] 编者按：魏太武帝拓跋焘四二三年即位，四五二年遇弑，凡三十年。

[6] 编者按：拓跋珪十六岁即位，三十九岁遇弑，在位凡二十四年。

[7] 编者按：支持刻石的似非太武帝本人，而是其太子拓跋晃。史载闵湛、郄标“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按：即晃。）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

[8] 编者按：四六七年孝文帝出生，此时献文帝十四岁；四七〇年献文帝杀冯太后面首李奕，四七六年献文帝去世。

[9] 编者按：元子攸为彭城王元勰之子，受封长乐王。

[10] 编者按：周宣帝于公元五七八年即位，次年让位给其子，自称天元皇帝，又次年死。

第六章 南朝之兴亡

甲 南朝的政治变迁

南北朝的名称从“南北史”得来。李延寿作“南北史”，《南史》起永初元年（四二〇年）至陈祯明三年（五八九年），《北史》起魏登国元年（三八六年）至隋义宁二年（六一八年）；以前有八《书》，如《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南朝称北朝为索虏，北朝称南朝为岛夷。

“南北史”和八《书》最不同的特点，是南北朝本是世族政治，有父子并传可明查其世系，但是由八《书》的很多材料是被删削掉了。“南北史”成于唐代，是南北两朝并重，并无显著正统的观念。正统观念自东晋时习凿齿《汉晋春秋》时已有，但亦并非有严格的界限。严格的正统观念一直要等到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注一）。

刘裕祖先为彭城人，流亡到京口，从谢玄教练的北府兵出身，对内平桓玄、卢循，对外灭南燕、后秦，完成了东晋最大的版图。但国家势力在世族手中，尤其侨寄到南方的世族，名册户籍不属当地政府，所有庄田是属侨郡及侨县来管，世族逃税很厉害，他们有许多部曲农奴，成为国家行政重要的妨害。所以刘裕当时除去用兵之外，对内实行“土断”（即户口归所住的地方），成为一件极重要的事。

刘裕入长安，为他事业的顶点。及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刘裕为汉同族），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刘裕亦不见得不感动，只是他的根据地在南方，他的朋友刘穆之、他的兄弟刘道规在他北伐时均在南方死亡，后方无人，不得不回，留其子刘义真在长安居守。不幸大将沈田子、王镇恶不和，沈田子杀王镇恶，王修又杀沈田子，刘义真又杀王修，人才一时俱尽。赫连勃勃向南进攻，刘义真逃回，长安失守。刘裕登建康城北望，流涕而已。他为镇压起见，便行篡位，后三年死去。

刘裕当政时期，颇整饬纲纪。《南史》云：“自晋中兴以来，朝纲弛紊，权门兼并，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禁止。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余人，帝诛亮。”所以在他的时期，豪强慑伏。

刘裕很能节俭。刘氏俭素，移东晋奢侈之风。《宋书·武帝本纪》：“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宁州（云南）尝献虎魄枕，光色甚丽。时将北征，以虎魄治金创，上大悦，命捣碎分付诸将。平关中，得姚兴从女，有盛宠，以之废事。谢晦谏，即时遣出。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宋台既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床、银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脚床，钉用铁。”（注：东西堂即今之耳房，原在正厅之左右，南朝发展到很大，可会议重要大事。再到唐时，便成为东西中三个大殿；到明清的太和、文华、武英，三殿东西并列，仍是这种的规模。）

又云：“诸主（公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金玉。内外奉禁，莫不节俭。性尤简易，常着连齿木屐，好出神虎门逍遥，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孝武大明中，坏上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鄣，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凯盛称上俭素之德。孝武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这种刻苦的生活，在帝王家是无法继续下去的。

宋武帝太子义符（少帝）不肖，接近小人，在宫中街道开店，令宫女做店员，为徐羡之等所废，后被害死。其次子义真好文学，与名士颜延之、谢灵运等人往来，亦遭忌嫉，被害。

迎立义隆，是为文帝。他把徐羡之、傅亮杀掉；谢晦在江陵作乱，他自将兵讨平；用王弘、王昙，任以政事，但对北方军事，并无发展。檀道济有功，亦遭忌被杀。惟对于南方，略有开展。交州、日南（今西贡附近），本为汉领土的最南端，南接林邑。林邑在晋时势力很大，可以控制海上的势力，包括南洋群岛。宋文帝派檀和之及宗悫直捣林邑，摧毁他的国都，使林邑的力量大减。他在宋世，总算贤君，只是气度不宏，不免过分猜忌。宋文帝的儿子，长刘劭，次刘濬；劭好武，濬好文学。东阳公主婢王鹦鹉为巫蛊，以玉人为上形像，埋于含章殿，事连于劭。文帝知道，欲杀劭，反被劭、濬所弑。武陵王骏起兵讨杀劭，是为孝武帝，但骏亦不肖，因此刘宋上轨道的政治逐渐被破坏了。

宋时最盛为武帝及文帝，《良吏传》所记，大部在此。文帝除对儿子不善教养以外，对内政还留意。到孝武时，政治就衰败了。此后，前废帝、明帝、后废帝，无一贤君；后废帝时更坏，被中领军萧道成所篡。

萧道成，东海兰陵人，《南齐书》谓是萧何及萧望之之后裔。但萧望之是兰陵人，而萧何不是兰陵人，可能与萧望之为同族，而与萧何的关系，就出于攀附了。萧氏在南渡以后虽为世族，但却是次等的世族。所以后来他的遗诏说：“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借时来，遂隆大业。”虽然多少有些谦逊，不过萧家不是头等世族，也看得出来。

当时的皇室和世族的关系是处于对立地位的，所谓佞幸便得志了。这时的佞幸，和汉代的佞幸还有些不同。这些佞幸，大都是出自寒门的事务人才。因为当时的高门望族多雍容风雅，好尚清谈，不亲事务。皇帝要做事的时候，他们嫌琐碎不做。再加上皇帝也不愿世族太得志，因此出身寒门的“佞幸”，就成为国家重要分子了。这一类的人，从晋元帝到梁武帝都用过的。南齐时代纪僧真、刘系宗，都是其中的代表。纪僧真是一个谨慎的人，刘系宗长于吏事。齐明帝曾说过：“学士不堪治国，惟大读书耳！一刘系宗足持如此辈五百人。”可见寒门的重要了。

萧道成即位后的作风与刘宋皆同，亦知节俭。萧道成之子萧赜，即位以后，成为“永明之治”，亦可与宋文帝“元嘉之治”相比。而太子弟豫章文献王嶷，尤长文学，几有夺太子位之可能。武帝为太子时曾失上旨，高帝几次欲废太子，后卒未废，但其后豫章王与武帝间的感情并未破裂，豫章王以功名终，后来其子萧子显、子雲都是有名的学者。

齐武帝时虽称郅治，但后宫有一万多人，仍然十分奢侈，并且永明时期只有十一年，不如元嘉有三十年的长期。齐武帝的太子为文惠太子长懋，少时养于豫章王妃所。豫章王长于文学，因此文惠太子亦长于文学，死时年已三十八，已得参与政事，内外百司咸谓旦暮继体，竟中年疾卒。既死，武帝痛悼，仍舍负名望的竟陵王子良而立文惠太子之子废帝昭业，竟以昏暴为齐明帝萧鸾所篡。

明帝即位以后，因始安王遥光建议杀高帝及武帝之后人，屡起家族中的大狱，幸而明帝萧鸾夭死，高武子孙，尚有存者。明帝死，东昏侯嗣立，宠爱潘淑妃，公开贿赂，滥杀大臣，朝廷空虚。此时萧衍做雍州刺史，在襄阳叛变，萧颖胄在江陵（荆州）叛变。萧衍立和帝宝融，不久篡位，和帝被逼而死。萧衍本齐之宗室，但不称齐而称梁，因其与齐宗支已远，并且齐世只有二十四年，无甚积功累仁。萧衍改号，自居革命，不必再假借前朝名义了。

梁武帝在中国历史中，是一个很可注意的时代，在位有四十八年之久，在南朝为最长的君统，也是南朝最盛时代。

在他当政时，前半期很好，后半期便败坏。自然，在位年代久的帝王，往往晚年便不健全的。武帝前期用周舍、徐勉而治，后期用朱异谄媚而乱。并且武帝之政治过于宽大，失去纪律，以致豪强擅权，军风败坏，表面上是宽政，实际上只方便了世家大族。

梁武帝在萧齐时，已很有文名，其学问渊博，为历代天子学问最好者。据说他很勤俭，粗食布衣，木棉帽，四更起身，便阅公文，冬天写字以至于手被冻伤，平时不好听音乐。同时他也不是汉代以来相承法家的习惯，虽得到太平四十八年，终是消极的作风，文人的性格。在梁武帝晚年的时候，有散骑常侍贺琛陈政事疏，谈到当时的四大问题，可惜武帝不能用。

其第一疏为平民逃税，投靠成为贵族部曲的问题：

今北边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诚当今之急务。虽是处凋流，而关外弥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县，舟舸衔命者，非惟十数；复穷幽之乡，极远之邑，亦皆必至。……驽困邑宰，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

其第二疏为官吏的廉隅及风纪的问题：

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举二条，言其尤者。夫食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无有等秩，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

其第三疏为皇帝左右的小人问题，第四疏为冗官、冗署及多余法律的问题。书奏，武帝大怒，要他一一详举出来，贺琛不敢再奏。《梁书》将他的奏文全载出来，并载有梁武帝的敕书，是由他亲自口授主书的人，记录出来的，文辞甚好。其中有许多是他自辩之词。大致看来，梁武帝确自能俭素，只是在那时阶级政治之下，他却没有改革的魄力。

梁朝的佛教甚为流行。原来在魏晋时有天师道，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并且受佛教的影响。但此教浅薄，不能满足人的欲望，因此又回到佛教的信仰上。不仅胡人大致都信仰佛教，并且汉人也受到佛教的传播。梁武帝大通元年修同泰寺（用双声叠韵，大通为同，通大为泰）[1]。此时和尚及尼姑奴隶为全国户口的二分之一，全国经济用于宗教上甚多，武帝有三次舍身同泰寺，表示作寺中的奴隶，要臣民来赎。但是他是“舍身”，不是“剃度”，还是一种作伪的态度。

梁代太子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来昭明太子萧统早死，梁武帝有鉴于齐代立孙的失败，他改换了方式，立太子之弟做太子（萧纲），因此另外的问题发生了。他为对付太子诸子及太子诸弟，便大量的封王，给以军队和封地，到了后来许多王叛变，如豫章王综、邵陵王纶等的叛变，都是从这样原因出来的。

但是梁武帝的直接失败原因，还是由于想经营北方。当尔朱荣叛变之时，梁武帝立北海王元颢为魏皇帝，并给陈庆之兵力，使援元颢。陈庆之攻入洛阳，却为尔朱荣击败，而元颢亦在临沂被杀。于是梁武帝又想别的办法。适侯景降梁，又给梁朝一番激动。侯景原为尔朱荣部下，为高欢的助手；高欢讨尔朱兆时，侯景亦曾立功。后来为高欢的南道大行台，专制河南。高欢知道侯景是人才，在他疾笃之时，谓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计，反覆难知，我死后必不为汝用。”乃以书召侯景，景即投梁，并以所管之地来降。梁武帝使兄子渊明往援，为魏所败，渊明被擒。侯景逃入梁境，袭据寿阳，扩张军队，梁人不能控制。后来梁武帝两次战败，欲与东魏谋和，侯景闻之，大惧，驰书固谏，梁武帝不从，景乃曰：“吴儿薄心肠。”于是决定造反。

此时梁武帝弟子临贺王正德欲做天子，与侯景勾结。侯景的军队渡江南下，直至建康城下。邵陵王纶及柳仲礼力战，均被击破。湘东王绎则顿兵不战。景遂攻破朱雀航，直围台城，城中疾疫，死者大半。原有羊侃守台城，后来羊侃亦死。遂与侯景议和。侯景听谋臣王伟之劝，复背盟攻城，城陷。梁武帝让位与简文帝，武帝之饮食也被景所节制，忧愤而卒，简文帝亦被景所害。

景遂称帝，国号为汉，改元太始。王伟请立七庙。景曰：“何谓为七庙？”伟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庙。”并请七世之讳，敕太常具祭祀之礼。景曰：“前世吾不复忆，惟阿爷名标。”景党有知景祖名周者，余者王伟制其名。（按：此见《梁书·侯景传》。《梁书》讥诮侯景无所不至，独不言其为胡人，可见侯景虽家世微贱，但并非胡人。高欢身世亦当相同。他许多地方表示鲜卑化，也是一种攀附。他何尝是“阴山贵种”呢？）侯景既称帝，湘东王绎即位于江陵，王僧辩自江陵东下，陈霸先亦自广州起兵，遂诛侯景。

但湘东王绎（是为梁元帝）亦不能收拾残局，西魏立昭明太子之子萧詧南侵，元帝被杀。此时江南七万多卷书，竟被梁元帝一怒而烧掉，自称“文武之道，今日尽矣”。从此在中国文籍上，成一不可挽救的损失（注二）。

梁元帝被俘而死，即等于梁之灭亡；萧詧的后梁，实际上是西魏及北周的附庸，不再有以前的规模了。（后为隋所灭）。又王僧辩到南京之时，军队纪律较侯景更坏，不得人心，于是陈霸先攻入建康，拥立了梁敬帝，再行篡位。

陈霸先与以前晋宋齐梁不同，以前做帝王者皆北方人，陈完全为南方之王朝。陈霸先吴兴人，据说为颍州陈实（太邱长）之后，这是难以征实的。他的局面，以及他所用的人，都显然是南方色彩，周弘正、徐陵、江总都很占势力。王谢诸家，却不再出人物了。

此时北齐占有北方，但高洋即位后，行为酷暴，不得人心。他带兵到历阳来伐陈，即遭失败，陈之势力始稳固起来。

陈武帝死，侄陈蒨立，是为陈文帝。文帝死后由安成王顼辅政，立太子伯宗，因不肖，被废为临海王，文帝弟安成王顼自立，是为宣帝。此时周灭北齐，陈亦收复徐州，但后来陈沿江一带又失掉了。

陈世的武、文、宣帝皆为盛世。宣帝之子为陈叔宝，好尚奢侈，政治萎靡不振，大将中萧摩诃本不是无用的人，但当隋师灭陈时，萧摩诃却指挥失败了。江总善文学，常至宫中，与后主相游，称为狎客，其人虽非坏宰相，但在南朝积习之下，所有将相，都无用了。

当陈宣帝病重之时，始兴王叔陵阴有异志，用刀刺后主，被其弟长沙王叔坚所救。及后主即位，大权交与叔坚，叔坚又为左道巫蛊之术。后主因念前功，未予杀戮。可见后主为人，还相当忠厚，只是不能振作。当时宫中修临春、结绮、望仙诸楼，穷奢极侈。贵妃张丽华（但皇后未废）最得宠，长于手腕，颇得一般后宫的人心。张家权势也就隆盛起来。隋师入建康，俘虏了陈后主及沈后，却把张丽华杀了。

隋文帝开皇八年（五八八年）遣晋王广（即炀帝）率领贺若弼、韩擒虎攻陈。后主兵力不足，不能邀击，只能沿江而守，因此贺若与韩并渡江，陈将萧摩诃在白土岗战败，韩擒虎先入，攻入宫中俘后主，陈亡。六朝经营的建康，也在此时被毁。唐朝建康虽然渐渐兴复，已不是旧日的规模了。

金陵沿革图

来源：台湾大学印行《简明中国沿革地图》

建康附近要地图

乙 南朝与门阀

子 世族的政治地位

门阀政治为南北朝时封建政治之复活。原来汉代之封建，只是一个名称，并非在社会中建一特殊阶级；汉代封建不过是一个财产上的关系，影响到社会的，也只是财产上的作用，比身分上的作用为大。并且汉代的诸侯也时常更动，传过几代，甚少不被取销的。这和南北朝世族的长期传下去，就不太一样了。

汉代的奴隶，虽然广泛的存在，但却不能算为奴隶社会。因为奴隶数目是有限制的，不如佃户或雇工的广泛；奴隶的工作多为家用，因为奴价太高，用于生产上不合算，至少武帝以后，是如此的。但是贵人却不顾合算与否，要养许多奴隶。甚至他的地位有时反较平民为高，譬如霍光的家奴冯子都，就声势不小。

汉代的奴隶也非世代皆作奴隶，尤其官家的奴隶，有罪可做奴隶，罪免即非奴隶，故汉代社会看不出来有公民及奴隶两个不同的阶级；至于贵族与平民也区别不大。东汉以察举孝廉为进行阶梯。大族做官的人较多，易于取得孝廉，故东汉晚年，大族逐渐形成显著的势力。但大族与平民之阶级亦不严格，例如东汉一般人论政中心为洛阳之太学，其中多为世族子弟，当时黄宪受人敬仰，其父却是牛医。可见东汉时世族与寒门之界限，还不严格，只是世族的机会更好罢了。到了魏文帝时，陈群建议而实行的九品中正，世族把持政治的机会，就又向前进了一步（注三）。

汉魏以来，即有任子制度，也就是大官可以保荐他之子或侄做郎官。郎官一职，在汉代尚不甚高，都是为皇帝守卫，其长于文学者，升尚书郎，始能出外做县长。曹魏以后，凡大臣之子弟，不做郎中或中郎，一直就做黄门侍郎及散骑侍郎，并称为“黄散”，地居清要。因此曹魏时，大臣子弟十几岁即可做官，在京城作校尉，再到外边做太守，因此一般县令长升官便难了。《三国志》钟毓十四岁即做官，夏侯玄之子二十岁即做官，这都是显明的例子。

九品中正把人分为九等，是根据《禹贡》把田土赋税分为九等的方法；以后又有班固《古今人表》，把古人分为上（上中下）中（上中下）下（上中下），共九等，即是给人以操行分数。这就对选举有影响了。《古今人表》对古人的批评，本来已是不公平，再由此出来的，也是不可能公平的。品评人之风俗，已经有长时间产生过。东汉时期已习惯用四个字批评人，加上本人的字，即为七个字。当时汝南许劭（字子将）善于批评人，一般人皆以他批评人之好坏为标准。这些事情虽然在后汉时未见正式公文，在曹魏因事实需要，就成立了九品中正。

选举制度中的“举贤良”对策方式，是从汉文帝时开始的，其观念出于战国时之求贤。有资格推荐人的是公卿列侯，汉代名臣中，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等，都是这样出来的。到了昭帝时，著名之《盐铁论》，亦是这般人代表人民来发表政见。可算多少具有国会形式了。

到东汉以后，左雄定了考试制度；通过考试不容易，而且各郡定额甚少，十万廿万难选一人，因此竞争甚为激烈。各郡太守就需要一个标准，作为选举的根据。这种选举的标准，先是以成名与否，及名誉高下为断的；而名誉之高下，要靠乡党负名望的人来品评，于是“品评”成为一件重要的事。当然，许多特立独行的人，如《后汉书·独行传》所记，如李善等，当然不成问题，但一般人就需要互相标榜才能立名。而太学成为游谈之所，尽量宣传，以后才有希望被选举，于是有时不合实际了。

这种风气传下来，曹氏的九品中正，还是乡评的作风，只是海内人士流移，不能在本土，于是集中在中央，由中央官吏任中正之职，来负担乡评的任务。凡候选人才，先由郡县中正（小中正）登记，分为九品，再交与大中正（州中正）汇合评断，交与吏部，吏部用人，就根据大中正的底册。中正之职，都是朝官兼任，总不免徇私，最好的，亦不免耳目不周，总是世族占便宜。当然贵族高门往往起家便为黄散（注四），可不经中正的推荐。亦不是所有官职全由中正把持。但寒门出身，必由中正，中正一把持，寒门就更不能出头了。

《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正是南朝的一般现象，而九品中正是一个重要原因。北朝也有九品中正，不过是在魏孝文仿效南朝以后，不如南朝的重要。

换朝代时，大都政治不稳定，世族都想法子保持门第，永远作官，并且不必费力即可做到公卿，对国家社会并无责任感。这也可以说是南朝亡于北朝的一个原因。例如王羲之是一个好人，但他的人生观，为诗酒风流，专图享受，在著名的《兰亭诗序》中很可以看出来，全是为我的感伤主义，没有一点负责的勇气；如果胸襟大些，就不会这样了。北朝之魏高祖迁洛阳后，一切华化了，南朝衰微之华化、颓废的人生观，也学到了，终于灭亡。因此汉化并不是坏事，但南朝文化，以世族为主，以老庄感伤气氛为习惯，却不是兴国的气象。

关于崇尚门阀的风习，以《新唐书·柳冲传》所载柳芳之言为最详，其言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贾氏、王氏谱学出焉。……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

江南之王，只限瑯琊王氏，其次为陈郡谢氏、阳夏袁氏，以外则为萧氏，但萧氏地位是后起的。世族的高下与政治势力有关，非为绝对的。若在政治上有地位，则虽同族亦分高下，如青溪王氏与乌衣诸王氏不同，这就是自相标榜了。王姓与他族通婚时，选择颇严，只有王谢常常通婚。侯景南下求婚世族，梁武谓王谢门高，只可于朱张以下求之；侯景原为寒门出身，但因为政治地位，也就尚公主了。

又《新唐书·柳冲传》云：“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大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北齐因仍，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这是北朝的定制。

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也提拔胡人做世族，诏曰：“代人诸胄，先无姓族。虽功贤之胤，混然未分，故官达者，位极公卿；其功衰之亲，仍居猥任。比欲制定姓族，事多未就。且宜甄擢，随时渐铨，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从此胡人中的几姓，也和中原世族，一体同流了。

到了北周时代，因为要和北齐作战，实行府兵制度，有些胡人改汉姓，有些汉人改胡姓，从此胡汉世族更为混乱。隋时已经不能再行有效清理，便除去九品中正，设科举制度，给门阀一个致命之打击。唐太宗尤其注重科举，为了对付门阀，就重编谱谍，将从前的高贵世族压到中等阶级。李义府甚至建议禁止婚姻，在科举制度下，互相嫁娶。世族渐次变成了僵化的标本，一步一步的衰落。经五代混乱，中原混乱，谱谍失传，再加上政治与世族分离，到了宋代，唐时的世族已不为人看重了。

北方之世族，与南方世族有若干不同。北方世族做孝廉、秀才、秘书郎、著作郎、黄门郎、散骑郎、东宫官、吏部郎，均被称作清流官；南方世族，则一切有关事务之官皆不做，尤其王谢之世族不做，王谢对于外官，只能做诸王之内史，甚至太守之职都不做。其中特殊的例子，只有《梁书·王筠传》：“除尚书殿中郎。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或劝逡巡不就。筠曰：‘陆平原东南之秀，王文度独步江东，吾得比踪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职。”这类达观的人，究竟太少了。

《梁书·陶季直传》：“（齐）明帝颇忌之，乃出为辅国长史、北海太守。边职上佐，素士罕为之者。”世族都避免边职，可是边职却是武力集中之处，这当然也是世族衰落的一个原因。

丑 世族的社会地位

现在由晋说起，晋时农田很多，若做了官，即成了地主，但是做官的要维持一个局面，往往因奢侈变为穷困，只有将官一直做下去才有办法。

曹魏以后，除犯罪外，世族永远是世族，代代传下，与一般人远远的隔绝。世族们往往读书读得好，一方面注重文辞，一方面也擅长艺术及书法，清谈老庄亦成为一种艺术。所以他们过的生活，也可以说是美的生活，只可惜要下层平民供养罢了。

自正始以后，清谈以王弼为著，王弼长于《易》，从前讲《易经》谓象数、爻辰、纳甲，以五行阴阳参入。不论今古文都差不多。自王弼始以《易》讲《易经》，易理大明，亦是受佛教之影响。王弼只二十四岁便死。何晏亦主清谈，被司马懿杀死。但清谈之风气由此二人开始，并且也被人崇拜，王敦谓卫玠“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正是指王、何而言。

谈玄对音韵、态度须俱高妙，范晔善谈玄，因身矮色黑就大为减色。男子须要美，卫玠很够标准，年岁轻即死掉。由此可知，谈玄的人是不注重健康的。这种“病美人”的标准，可以溯至东汉，如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又如王衍为玄谈领袖，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如此等之弱男子，当政治之任，又如何应付得了。这也无怪颜之推说江南士大夫把马看成“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了（注五）。

在两晋南北朝，分为许多等级。第一是士人，士人分为世族与寒门，而世族之中又分许多等次，有高门、甲姓、乙姓之别；世族以下寒门，他们有机会可以参加政治，但他们的声望生活不如世族。第二是平民，即百工技巧。第三是部曲与兵家（近于奴隶），虽不许买卖，并无自由。第四为僮奴，即是真正的奴隶了。

南朝县功曹吏以至黄散皆由世族去做，只是世族的等次不同罢了。到了五代时，郡县吏才被人看不起。又世族之阶级分得很多，不仅与寒门不通婚，即是世族中的通婚，亦有限度。但寒门、百工技巧只要能够有钱，也可能与世族通婚，在北方比南方更为常见。其世族寒门通婚的，例如：

一、儿女残废始能与寒门通婚，《魏书·崔辩传》：“初，巨伦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亲类莫有求者，其家议欲下嫁之。巨伦姑，赵国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笃，闻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岂令此女，屈事卑族！’”

二、寒门特别有钱，而世族穷困，则世族与寒门为婚。《文选》：沈约奏弹王源联婚富阳满氏，“王满连姻，实骇物听”。南朝如此，北朝则和平四年制，王公师傅侯伯，及士臣之家，不得与百工技巧卑姓为婚[2]。可见世族与卑姓为婚是事实，至唐仍然一样。

世族与寒门甚至不相并坐。《宋书·后妃传》云：路太后弟子“琼之宅与太常王僧达并门。尝盛车服卫从造僧达，僧达不为之礼。琼之以诉太后。太后大怒……欲罪僧达。上曰（上为孝武帝）：‘琼之年少，自不宜轻造诣；王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事加罪。’”

《宋书·张邵传》：“子敷……中书舍人秋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共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远客！’赳等失色而去。”

又《宋书·蔡兴宗传》：“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内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秋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知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

此外如纪僧真（《宋书·江敩传》）亦有类似的事实，可见当时世族的僭妄凌人。《梁书·朱异传》，称异轻傲朝贤，不避贵戚。人或诲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到了侯景之乱，世族多不能自保，陈时已不如前；等到隋师平陈，王谢诸家就更不能说了。

寅 世族在政治上的把持与衰退

曹魏至西晋，显然的为世族政治，但世族中王祥、郑冲、贾充等均有谋略，而对事之见解不高。并且武帝时的乐广、山涛仍是寒门。晋惠帝时，张华亦是寒门。世族中王衍、王戎为善于清谈的代表，但王戎学问好而贪鄙，王衍口不言钱，但对政治毫无办法。

《初学记》职官部引王隐《晋书》，以王戎做尚书仆射兼吏部尚书时，未尝进一寒素，退一虚名，理一冤枉，杀一疽嫉，随其沉浮，门调户选。至是世族把持政治更甚。惠帝死，南朝政治遂成为“王与马，共天下”之局。

世族与寒门距远，于是生活方式因而不同，世族子弟什么事情也不做，专图养望，平致公卿。十几岁即可做官，廿七八岁即算老年，所以只要不短寿，一定升大官。世族只要有才干，即有大官做，无才干，也可以升上去。如王羲之子王凝之，娶谢道韫为妻，谢道韫大为失意，说：“天壤之间，乃有王郎！”谓其无才。但后来王凝之仍仕至二千石。

《南齐书·王僧虔传》，第九子寂，建武初欲献《中兴颂》，兄志谓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不镇之以静，将恐贻讥。”由此可见，世族中有才的，反而不能表现，自然成为反淘汰的局面。

世族是照例不管事的。《梁书·谢举何敬容传论》：“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惟卞壸以台阁之务，颇欲综理。阮孚谓之曰：‘卿常无闲暇，不乃劳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常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小人道长，抑此之由。”

—按尚书台之组织，为：

照这样看来，上级官吏全不管事，真是科员政治了。

又《陈书·后主纪论》云：“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庆、沈客卿之徒，专掌军国要务，奸黠左道，以裒刻为功，自取身荣，不存国计，是以朝经墮废，祸生邻国。”照此看来，陈后主在南朝君主之中，并非太荒谬的。但是南朝的小吏政事，到后主已成了积弊难除的局面，国家再不能振作起来，等到隋师过江，就只有亡国了。

寒门的被任用，自然是非常早就有，南北朝后期不过更为显明罢了。《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引《英雄记》曰：“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本来在后汉晚期，世族就渐渐的起来，而当权的人，也就发展了这种心理。

到了《宋书·恩幸传论》，就把当朝的心理，表达得更清楚了。其文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幸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涂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借虎威，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沈约是世族，此文是替世族说话。但世族自取没落，也可看得出来了。

《北齐书·张雕传》云：“雕自以出于微贱，致位大臣，励精在公，有匪躬之节，欲立功效，以报朝恩。”正可见天下事，世族不管，总得有人去管，由是寒门便出头了。寒门之中，当然有好有坏。其真能公开受天下之重任的，便是晋的张华，北齐的张雕，以“匪躬之节”，尽忠报国，非世族膏粱所能望其肩背。其暗中发生作用的，则是陈后主时，大臣不管，政由小吏的现象。在出身世族的看来，当然都不顺眼。但其关键，仍在世族放弃职责，那是很显明的。

当时世族贪污之风既盛，而寒门当政，也就模仿起来，茹法兴、阮佃夫、朱异均为寒门，但其奢侈亦不下于世族。从此南朝也都向着豪华去走，不论门第高下了。

在梁武帝时代在外边做镇守领大军的，皆为寒门。例如：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陈庆之，信武将军、豫州刺史马仙琕，征南将军陈伯之，左卫将军邓元超，侍中中卫、江州刺史曹景宗，平南将军、卫尉杨公则，广州刺史兰钦等。在陈时的寒门，《陈书》中有传的，如：周铁虎不知何许人，北兖州刺史徐度安陆人，司空程灵洗新安人，安西将军黄法巴山新建人[3]，义阳郡公、都督六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徐世谱巴东人，前将军、光禄大夫周逖临川人，安南将军周文育义兴周氏养子（注六），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4]，皆为寒门。并且这些将领不仅为寒门，而且为湖北四川一带的蛮族。自然，到了这个时期，只有蛮族最能打仗，寒门次之，世族便一无所能了。

综上所述，再略加以分析。

一、贵族专政对政治的影响：

甲、专权世族自己成群结党。

乙、因受教育，许多代传下文学高才。

丙、贵族成一团体，可随时杀君王篡位，政治不安定。

丁、贵族喜谈玄，所以贵族政治变为清谈政治。

戊、贵族讲享受，必须要钱。

己、贵族不喜做事，只喜谈玄，而权渐渐落在寒门之手中。

二、贵族专政对风俗的影响：

甲、贵族与贵族之间很重财贿。

乙、种族系统看得很重。南朝重帝王，重权势；北朝则重同宗。因此北朝同宗之中，不再分支；而南朝同宗中有分支，如瑯琊王氏即可再分几种分支，分支之中，高支看不起低支。

丙、婚姻世族自成团体。婚姻的限定中，寒门不能给娶贵族之女，而贵族可娶寒门之女为妾。

丁、世族兼并一部分靠田地收入，扩充其田地，南朝变为地主时代。

三、对于学术之影响：

甲、家谱家传。南朝已有家谱，亦成为一门学问。

乙、哲学清谈。《老》《庄》为主，其次为《列子》，虽由西晋人伪造，但却可看出清谈家的中心思想。又清谈在梁时设玄学博士，同时词章被注意，而梁时的著名选本有《文选》（又赵宋时续选的《文苑英华》亦可为代表）。时人讲对仗、声韵，由此到唐朝变为赋律诗。

丙、书法。寒门写字不太好，贵族有闲暇时间可做艺术。例如《绛帖》《淳化阁帖》中，都有不少南北朝世族中著名人士的字。

丁、图画在南北朝时演进为新阶段，陆探微、张僧繇皆是。

（注一）唐代因从北朝系统出来，所以对于南北朝中并无正统观念。习凿齿生于东晋，所以强调蜀汉的正统；朱熹生于南宋，所以立场也是和习氏一样的。

（注二）《隋书·牛弘传》言书有五厄：（一）秦之焚书；（二）王莽之亡；（三）董卓之乱；（四）永嘉之祸；（五）梁元帝江陵的倾覆。而尤以梁朝一次损失最大。

（注三）见《宋书·刘毅传论》，《宋书·恩幸传论》，《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都对九品中正有所批评。赵翼《廿二史劄记》，亦曾分析过。

（注四）“起家”，指一开始作官时的官职。贵胄往往以黄门侍郎及散骑常侍起家，在《魏志》中诸大臣传便已常见，晋宋即承其风。

（注五）见《颜氏家训·涉务》篇。

（注六）义兴周氏即周处周圯之族，周氏为义兴豪族，但其家养子就不同了。

[1] 编者按：据元代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同泰寺建于梁普通二年（五二一年）。普通八年（五二七年），梁武帝舍身同泰寺，改元大通。

[2] 编者按：《魏书·高宗纪》云：“夫婚姻者，人道之始。……尊卑高下，宜令区别。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或贪利财贿，或因缘私好，在于苟合，无所选择，令贵贱不分……今制皇族、师傅、王公侯伯与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

[3] 编者按：据《陈书·黄法传》，黄氏曾得授镇西将军、征西大将军，赠司空。据《陈书·程灵洗传》，程氏曾因功进安西将军。

[4] 编者按：此处似有缺文。陈之官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者，有徐度（湖北安陆人）、淳于量（济北人）、章昭达（吴兴武康人）等。

第七章 南北朝的经济问题

甲 田制问题

南北朝之经济社会脱离不了农业，在安定时期便有进步，一遇战争，便又恶化起来。

南北朝之经济与庄园、与都市之发展有关，但亦与农业技术有关。《汉书·食货志》曰：“（李悝曰：）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似乎农民有时较奴隶更苦，但中国农村之所以能维持，因有副产品及杂粮。一夫百亩，周尺一尺为市尺六寸，粟为小米，一石为二斗，五十亩可收石粟[1]。此时虽有牛耕，可以说还是初期情况。

崔实《政论》（《群书治要》引）：“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今辽东耕犁，辕长四尺，回转相妨，既用两牛，两人牵之，一人将耕，一人下种，二人挽耧，凡用两牛六人，一日才种二十五亩，其悬绝如此。”则汉代时期，牛耕之术已大有进步。辽东一带，比较落后，就差得多了。

贾思勰之《齐民要术》：“案：三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耧矣，未知耕法如何？今自济州已西，犹用长辕犁、两脚耧。长辕，耕平地尚可，于山涧之间则不任用，且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也。两脚耧种垄穊，亦不如一脚耧之得中也。”“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2]“谚曰：‘顷不比亩善’，谓多恶不如少善也。”又“凡人家营田，须量己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

深耕容易耐旱；犁的进步，除省力以外，还为着深耕。其次为肥料问题；古代田地亦用肥料，附郭之田较佳，即因粪多，在战国时已如此。不过只限于中原，而江南火耕水耨，每年得换田地。在六朝时的肥料，有豆粪：“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种。七月八月犁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斛；其美与蚕矢、熟粪同。”这是豆类吸收了多量氮之故。

土地其中有良有薄，薄者即须加粪。其踏粪法，“凡人家秋收治田后，场上所有穰、谷等，并须收贮一处。每日布牛脚下，三寸厚；每平旦收聚，堆积之。还依前布之，经宿即堆聚。计：经冬，一具牛踏成三十车粪。至十二月正月之间，即载粪粪地。计小亩，亩别用五车，计粪得六亩。”（以上并见《齐民要术》。）可以看出技术的重要了。

均田制度，为北魏最可注意的事；究其来源，可说是由屯田制度而来。两汉之屯田，不如三国时广泛。三国时，尤其魏时，分两种：即都市及边区之屯田。都市之屯田为邺，其次汲郡，此外有河东洛阳屯田。又屯田多由军事上之需要，关中之屯田由于防蜀，淮颍之间为由于防吴，由此可知魏之屯田，兼有军事政治之重要性。

据《宋书·州郡志》，长江与淮河之间有几百里地，无人耕种，时有战争：晋统一天下以后原来的人民又回乡；苏峻与祖约叛变，江淮之间又成空地；到宋时此地与魏相争不下。魏国为着争取此地，就要集中国力，南迁国都。《魏书·薛虎子传》：“徐州左右，水陆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万余顷。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耘植，余兵尚众，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可以表现当时屯戍江淮之重要。此时北方的人口，大致说来，是比从前要减少的，因为：（一）人口死亡；（二）人民之迁移。因此便成了许多荒田，当时不论在邺，或者在京师，都需要从其他地方，将人民迁徙去。

北魏道武帝在登国皇始天兴之时，皆有大规模的迁移。天兴元年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技巧十余万，以充京师。至大延五年，又徙凉州民三万家于京师，都是大规模的。但是为更有效的增产，均田制度，便势必施行了。

均田制度在《魏书·李安世传》及《韩麒麟传》，可以看出。为的是：（一）将田地合理的分配；（二）扶助贫弱，以抑豪强；（三）将有争执的田地，加以清厘。

李安世及韩麒麟都主张每年调查，本来一般儒生都有社会主义思想存在，而北魏均田制度，亦受此影响。但均田制度的授田，并非如何公平，如家有耕牛奴隶，则多分给田地。这就是因为魏孝文帝要增加税收，成为现实问题，而均田在实行时，就非社会主义了。

按《李安世传》云：

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

又《韩麒麟传》云：

愚谓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断，吉凶之礼，备为格式，令贵贱有别，民归朴素。制天下男女，计口受田。宰司四时巡行，台使岁一按检。勤相劝课，严加赏赐。数年之中，必有盈赡；虽遇灾凶，免于流亡矣。

均田之起，自此二奏。可见北魏之均田，其初意仅限于流散无地之流民，而不包括豪强在内。

三长制为李冲主张，即调查户口，组织基层行政人员，而后国家的税收即有标准。《魏书·食货志》：

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

均田制度由三长制立后，再施行的（应当在太和十年冬，《本纪》误为九年，因为诏书有“十有五年”的原故，其实十有五年，可能为整数，则在太和十年）。荒田多当时之田，分桑田及露田，桑田为住宅或种树的田，树有桑、枣、榆三种；桑田是不移动的，露田是要交还的，亦即是露田为口分田，桑田为永业（唐制名词）。露田按每家人口多寡分配，每户有二十亩；桑田为永业，一直传下去。露田男女皆有分，男子一人四十亩，女子为二十亩；若有奴婢，可以照良人受田；若有牛，一牛可受三十亩，但只限四牛。由此看来，若富人有奴婢及牛，便可多领田。这是不公平的，但可以为国家生产（因为孝文帝欲扩充势力以征服南朝）。每年正月是还田的时候，也是授田的时候。在一年之中，若有男女或奴婢或牛死去，都要交还田；若有新到十五人以上，也要领田。凡田地都由三长来管理。

因为田地有限，和人口增加是不能永远配合的。后来有些地区变为有人而无田可种，因此就成为宽乡及狭乡的分别。凡能够分配到田地的称为宽乡；土地不够分配的，称为狭乡。宽乡若有一人即给与一人的田地，狭乡有的只给桑田或者再给露田的一半，因此许多成为狭乡的即不能行均田制了（《太平御览》引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

除去了均田以外，另外有赐田，即有比较高级的官吏，由皇帝赐田，多为公家所有的田，赐给私人。此外在宣武帝以前，当时之官吏，不论大小都有禄田各一顷；若不做官，将田交出，但以后仍有不少变为私田。到了迁都洛阳时，官吏占有的公田，特许准予出卖。但平城既失建都资格，田地的市价，也不会太多的。

北朝的豪强为汉人，然非统治阶级。南朝的豪强兼有吴姓及侨姓，同时也把持政权。北朝已有庄园，南朝的庄园更为普遍。在《宋书·孔灵符传》及《谢灵运传》都可以看出来，孔氏为吴姓，谢氏为侨姓，皆有庄园；庄园最大者在会稽。

《宋书·谢灵运传·山居赋》：“南山则夹渠二田，周岭三苑；九泉别涧，五谷异巘，群峰参差出其间，连岫复陆成其坂。众流灌溉以环近，诸堤拥抑以接远；远堤兼陌，近流开湍；凌阜泛波，水往步还。”又云：“北山二园，南山三苑；百果备列，乍近乍远；罗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涧，森疏崖巘。杏坛㮈园，橘林粟圃；桃李多品，梨枣殊所；枇杷林檎，带谷映渚。”

《史记·货殖传》称有千树橘即抵千金之家，而谢氏庄园就特别大了。又《宋书·孔灵符传》：“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那就更为庞大了。

又《晋书·刁逵传》，《宋书·羊玄保传》，《宋书·沈庆之传》，都载有他们产业的事。此时一般贵族有特殊政治地位，更一变而为社会地位，一般百姓望尘莫及。并且贵族可封山占泽，因此变为许多势力范围。—以下还可看出几个例证。

王胡之《与庾安西笺》云：“此间万顷江湖，挠之不浊，澄之不清，而百姓投一纶、下一筌者，皆夺其鱼器，不输十匹则不得放。不知漆园吏何得持竿不顾，渔父鼓枻而歌沧浪也。”

南齐刘思效上书曰：“贵势之流，货室之族，车服伎乐，争相奢丽，亭池第宅，竞趣高华。至于山泽之人，不敢采饮其水草。”（《南齐书·顾欢传》）

《梁书·顾宪之传》：“司徒竟陵王于宣城、临成、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宪之固陈不可，言甚切直。王答曰：‘非君无以闻此德音。’即命无禁。”

《宋书·谢灵运传》：“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太守孟）坚执不与。……灵运谓非存利民，正虑决湖多害生命（因为孟信佛），言论毁伤之，与遂构仇隙。”

从此看来，南北朝时代，南朝与北朝的田制，又各有不同。北朝当政的人是胡族，而南朝当政的人是豪强。北朝当政的人与豪强尚非一致，所以尚能实行均田制度（虽然均田制度已顾全现实了），南朝政在豪强，所以均田制度也没实行过。

汉代力役之制分正卒、戍卒、更卒。其中更卒与戍卒是可以由不服役的出钱免役的。此外还有算赋，可以说是人口税，其数目在景帝时为每人每年四十钱，武帝时每人每年出一百二十钱，宣帝时每年出九十钱。十四岁以上之男女皆出，而商人加倍，轺车一算，船亦一算。那是说都要收税。从武帝时起儿童亦要出钱。武帝时人生下即出税，元帝时到七岁时出钱。大致在汉武帝时，男子每人每年共二四二〇钱，而女子为一二〇钱，孩童二十三钱，即男子每年大概要出五石米。

汉代除此税以外，主要的为田租，每年抽总收获量三十分之一。另外税较少，有关税及市租。还有专卖，即盐铁及酒之专卖。汉朝税务的成功，主要的是户口调查清楚。汉代之人口大约为五千万至六千万，到三国人口数目不清楚，只能作个大致的估量，三国以后之税收便以户为标准。

曹魏每户为绢二匹每亩粟四升，田税较增，但绢一匹十丈，较二千四百钱负担较轻。西晋定户调式，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后来南北朝仍采用西晋之税法，到唐代改为租庸调（租是田租，庸是劳役，调是调布）。东晋时国力较魏时为弱，而户调增加，大致每户出五石米。此问题为田的数目不明，只好以户为标准，而人民为逃税起见，一户可有几十人几百人。

东晋安帝时把户改丁，与汉代之制度不同。晋时年十六岁即为丁，并且女子亦为丁，但收税比男子减半。

丁男调有绢二丈，绵八两，丝三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减半）。由此可知一个丁税很重，但当时之户口调查不清，当然有不少的出入，同时北人不出租税，而南人始出租税。凡出租税的人，绵与禄绵，租米与禄米双重征收，又比西晋为重了。

此外还有屯田之丁，佃种官田，赋税更重。当时郡曰武吏年满十六便课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课三十斛。只是无绢绵之征罢了。此外在南朝的税务，还有市税、商税、盐税、酒税、口钱、赀赋、塘丁，屋宅田桑各税，遇见必要之时，还有临时的征发。因为侨户容易逃税，所以晋代有每次的土断，而晋哀帝兴宁二年土断较有效，而最有效的为义熙八年的土断。前者出于桓温，后者出于刘裕。

土断在宋时有许多地方未实行，如雍州、南徐州等。孝武时雍州实行土断，到梁时南徐州亦实行。但隐户仍然相当多。当土断实行的时候，白籍（旧北方移民）的人曾有因为土断而叛变的事，可见当时北方移入南方的地主，具有特权，所以不愿和南方本地地主同等待遇了。

乙 货币问题

自董卓作乱至唐初为钱帛并用之时，然价值按帛而计，此乃实物价值，并非货币价值，足以说明此一时期之逆转与退步。原来货币的需要为精确的标尺，若使用物物交换的方式就不能精确；这种原始形式，对于商业是不利的。只有在自给自足下的小规模社会才能适用。但人类经济必须发展与扩大，进步到货币经济之阶段，货币价值低时，交换的目的为商品换货币再生商品，货币价值高时，为货币换商品再生货币。

两汉时代或唐中叶，因为经济繁荣，大量需要货币，汉时为货币—商品—货币，到六朝时商业紧缩，变为商品—货币—商品，到唐商业又发展成货币—商品—货币。

南北朝时代货币效用减少，但并非没货币。中国最早之货币为贝。金属之货币可能起于周朝。周景王廿一年（西元前五二四年）铸大钱之事，乃是铸“大钱”，可知以前已有钱了。但战国时之货币，列国间并不一致，各国有各国的标准。但战国许多时也提到货币的问题，如孟子受诸国馈的金，以镒来计，而《管子》中亦提到有关货币之事。今存战国货币甚多。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商业更加发展，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都是对于商业发达有利的。在《货殖列传》中，述及有许多富人之发生。秦乃用半两钱，是较重的。但此时可能钱的购买力大，而且秦灭六国收六国之青铜或兵器，可以铸钱，并且秦灭六国以后得楚吴郡、豫章，皆为出铜地。秦又可用政治力量，可以将六国之经济统治，来整理财政。

汉高帝六年，铜量不足变为三铢，比秦为轻，而人民私铸且不足三铢，因此货币混乱，风俗败坏。文帝时货币仍未能上轨道，到武帝铸五铢钱，铸工及铜皆优，用二百年之久。到王莽时原来货币种类太多，金融大乱，卒改为和五铢同类的货泉。光武十六年时，恢复五铢，后来一直到唐，皆铸五铢钱。魏晋南北朝，仍为五铢钱的时代。

两汉时之官俸，西汉以钱为主，计口给米，东汉一半钱一半米，大致东西汉之货价差不多。到董卓以后，完全把此打破。董卓到洛阳后，打破秦铸之铜人，铸钱多而钱小，于此物价大量膨胀，一石米至几十万钱（以前几百钱一石），但越多铸货价越高，物价越高而铸也越多，最后不再行钱，以物易物。

董卓之势力大部在西边，而南部东方亦大量有人铸小钱，因此成为普遍的通货膨胀，成为劣货币驱逐良货币的情况，钱币流通阻滞下去，一直影响后来二三百年。

董卓之毁灭货币以后，若客观之条件够，当然可以很快恢复。光武能恢复五铢钱就是一个例子，而三国之乱，时间较久，因此不能恢复。在《董卓传》中述中国之荒凉，三国不比王莽更甚，但经三国分治之长时间，而三国时代又无人有力量统一中原，再学光武的力崇节俭，培植富源，尤其曹魏君臣，更为奢侈，就不容易再有东汉初年的成功了。

曹魏时谷帛与钱并用，主要的铜矿在南方，魏不产铜，无法铸钱，这也是不能恢复钱币的原因。当文帝黄初二年，废铜钱即用谷帛；经六年，司马芝议改为用钱，恢复五铢。司马芝以为：“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但铸得少，仍不能救金融的危机。

魏文帝时废钱，完全用谷帛，流弊很大。到明帝时，积弊更为显著，当时“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终不能禁。明帝卒仍铸五铢钱。到了东晋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孔琳之议曰：

……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难运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谷帛为宝，本充衣食，分以为货，则致损甚多。又劳毁于商贩之手，秏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自于曩。故钟繇曰：“巧伪之人，竞湿谷以要利，制薄绢以充资。”魏世制以严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马芝以用钱非徒丰国，亦所以省刑。钱之不用，由于兵乱积久，自致于废，有由而然，汉末是也。今既用而废之，则百姓顿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谷，以周天下之食，或仓廪充溢，或粮靡并储，以相资通，则贫者仰富。致富之道，实假于钱，一朝断之，便为弃物。……且据今用钱之处，不以为贫，用谷之处，不以为富。……魏明帝时钱废，谷用既久，不以便于人，乃举朝大议。精才达政之士，莫不以宜复用钱，下无异情，朝无异论。彼尚舍谷帛而用钱，足以明谷帛之弊，著于已诫也。……近孝武之末，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验之实事，钱又不妨人也。……朝议多同琳之，故玄议不行。（《晋书·食货志》）

在此看来，司马芝及孔琳之的意见，都是对的，而孔琳之说得更为周详，虽然只是根据事实，对于理论的阐明还不够。但当时的人有这样的理解，已算很不容易了。司马芝、孔琳之的议论，仍为中国经济史上重要史料。不过当时钱数还不够流通，有时还要并用谷帛，成为半自然经济状态。

此外三国时因为财政困难，都曾经铸大钱。《晋书·食货志》说，魏嘉平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吴赤乌元年，一当一千。蜀刘备亦铸大钱，仍不能解决钱荒，至孔明征南蛮以后，得到了铜矿，才恢复五铢钱，解决了经济恐慌。晋平天下，仍用五铢钱。武帝非振奋有为之人，无有任何主张，只是敷衍的局面。到晋元帝时，北方变成混乱的局面，钱币缺乏，只好并用谷帛。又南方流通的钱不够，常有人民私铸小钱，最著者为沈郎钱。在北方，石勒有一次下令用钱，没有效果。只有张轨前凉，因政治安定，比较成功。钱的种类在南朝非常多，有汉五铢，魏五铢，吴大钱，蜀直百钱、沈郎钱，宋有四铢、二铢，梁有五铢钱（无边者为女钱），陈五铢、六铢钱；北朝亦有很多种类，有大和五铢、永安五铢，齐常平五铢，周布泉，到隋唐才统一下去。

三国时期，因为钱少，普遍以绢布计值。《吴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李衡之妻种甘橘千株，后甘橘成，岁得绢枚千匹。（《史记·货殖传》：千树橘当千金之家。）在从前绢直枚百钱，《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云：“嘏，乐安博昌人……又与人共买生口，各雇八匹。后生口家来赎，时价直六十匹。共买者欲随时价取赎，嘏自取本价八匹。共买者惭，亦还取本价。”这都是以布当钱的例证（注一）。

南北朝时代，铸钱是不容易的。当时丹阳铜矿久已不开，而四川邛崃铜矿开后，成绩不好。只有云南之朱提、堂琅，本为著名之铜矿。汉时为西南夷所占，汉武帝统一以后才利用此地钱。晋时宁州，仍为半统治地带，并无多少办法，因此晋的铸钱就不如汉了。

因为铜的产量不够，所以南朝的初期和北朝的初期中期，都有钱币缺乏的情况。自从两汉铸钱以后，中经董卓之乱，魏代初年即不曾铸钱。西晋甚少铸造钱，东晋及五胡几不问铸钱之事，直至宋文帝元嘉时代、北魏孝文的太和时代，物阜民丰，才有开始铸钱之举。

原来在宋武帝永初之时，便议悉市民铜，更造五铢钱，朝臣多以为不可。范泰以为钱之通用与否，不在乎钱之多少，不主张再铸钱。他说：

夫货存贸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贵，今日之贱，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则无患不足。若使必资货广以收国用者，则龟贝之属，自古而行。寻铜之为器，在用也博矣。……器有要用，则贵贱同资；物有适宜，则家国共急。今毁必资之器，而为无施之钱，于货则功不补劳，在用则君民俱困，校之以实，损多益少。（《宋书》本传）

范泰的意思是说，不是钱不重要，而是说铜器更为重要。这一点确是一个问题。因为钱是当时的一般通货，其重要性当然用不着争论，假如用生铜块来铸，那是当然的事，丝毫不必怀疑。若毁坏已成之器来做，那就把过去造器时的人工，完全浪费。有些器物，人工的费用，远在原料的费用以上；把它复原成为原料，置所费人工于不顾，也等于毁弃了一部分国富。中世以来，为铸钱起见，毁了不少的艺术品，尤以佛像为甚，经济上的效果还是很有限的。（近数百年以来，例如明思宗把宫中全部的宣德炉铸钱，冯玉祥将开封相国寺全部宋代铜佛像铸当二十及当五十铜圆，都是非常可惜的事。尤其是冯玉祥，倘若真是抱一个不在乎古物的心思，那就不如卖了像再买铜，恐怕还要合算些。）

到了宋文帝元嘉七年，始铸四铢钱，重如其文，此为南朝铸钱之始。宋孝武孝建以来，并立钱署铸钱，形制薄小，轮廓不成，于是百姓盗铸者多，钱转伪小，商货不行。

至齐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请孔觊（此人与宋孔觊同名）上《铸钱均货议》，辞曰：

三吴国之关奥，比岁时被水潦，而籴不贵，是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铸钱之弊，在轻重屡变。重钱患难用，而难用为累轻；轻钱弊盗铸，而盗铸为祸深。人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惜铜爱工，谓钱无用之器，以通交易，务欲令轻而数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详虑其为患也。自汉铸五铢钱，至宋文帝，历五百余年，制度世有废兴而不变五铢钱者，明其轻重可法，得货之宜。以为宜开置泉府，方牧贡金，大兴镕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南史·刘悛传》）

这里举出不惜铜、不惜工的意见，诚为铸钱的大原则。只是铜的来源，未得解决，所称“方牧贡金”，只是一个空泛的古语，并非有效的办法，因为“方牧”所在，未必都有铜的出产。当时齐高帝使诸郡大市铜炭，会晏驾，事寝。到齐武帝永明八年，以蒙山有古铜坑，上使人入蜀铸钱，功费多，又止。

梁、陈的通货状况，可以《隋书·食货志》所说来看：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三吴指吴郡、吴兴郡和会稽郡所属地方）、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按：《汉书·食货志》言，王莽时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值一千八百五十。《后汉书·董卓传》，坞中珍藏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是汉时已并用银，不仅交广。）

武帝乃铸钱，肉好周郭，文曰“五铢”，重如其文；而又别铸，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二品并行。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至普通中，乃议尽罢铜钱，更铸铁钱。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已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云。

陈初，承梁丧乱之后，铁钱不行。……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铸五铢。初出，一当鹅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后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

北魏初期，钱货不行，仍以布帛谷物为主；自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始铸太和五铢，直至庄帝时仍铸永安五铢。但因太和五铢是极力求精，铜必精炼，数量不会太多，于是太和五铢便只流行于京师的附近。此后北朝的钱货发展，亦见于《隋书·食货志》所述：

齐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犹用永安五铢。迁邺以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以绢布。神武帝乃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文宣受禅，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其钱其贵，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武平已后，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

后周之初，尚用魏钱。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估之利，与布泉钱并行。四年七月，又以边境之上，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遂废之。……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

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是时钱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镕铸。三年四月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诏行新钱已后，前代旧钱有五行大布、永通万国及齐常平，所在用以贸易不止。四年，诏仍依旧不禁者，县令夺半年禄。然百姓习用既久，尚犹不绝。五年正月，诏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大业已后，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翦铁，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本来以物易物是经济史上的原始形态。但是三国以还，因为变乱的原因，使得钱不能流行，于是有些地方有些时期，都变成以物易物的贸易关系。虽然有些迂腐的学者，认为以物易物是应当的，而钱为一种浪费。但是由于事实上的经验，使得各时代的朝臣们，大都主张流行钱货。所以钱货的恢复，在理论上是不成问题的。所成问题的，只是铜和锡原料的来源，是一个先决问题；其次国家铸钱的目的，为的是调节金融增加贸易，然后才使税收增多，并非要在铸钱事务的本身取利。所以铸钱时要不爱铜，不惜工，才能够得到成功。但是铜矿远在边疆，非统一的时代不办，而且铸钱的远大计画，更非政治清明的时代不办；在南北朝的时候，甚少能达到这个标准的，尤其铸大钱一事，等于通货膨胀，而铸偷工减料的钱，更为盗铸的人开一先路。所以从东汉晚期以后（自光武再铸五铢钱，至汉末未变），要一直到隋文帝时才树立一个坚定的基础。隋炀帝时代虽然在币制方面又发生了一些动摇，但此后并未退回到六朝时的状况。唐武德时利用了隋文帝的基础去铸“开元通宝”，一直到宋元明清，都未曾再转回布帛的通货上去。

丙 商业与交通

魏晋南北朝的商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是有相当地位的。秦汉以来，中国商业逐渐向上。汉末董卓之乱，无疑的对商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但长江流域，坏的影响不大，并且还因为中原人士，继续南迁，反而得到繁荣。同时东南本为沿海之区，因为沿海人口增加，更刺激海上贸易的发展，因而对于商业上、工业上、文化上都得到了更多的交流。

当然在三国时期，国与国之间还有猜忌。除去吴蜀之间，还有贸易存在以外，魏蜀之间常有战争，贸易当然得不到适当的进度。初期魏吴之间也猜忌甚深，绝不能经营正常的贸易；直到后来羊祜和陆抗彼此私交笃睦，才会对于商业有利。

晋武帝平吴以后，统一了中国，当然国内贸易，得到了适宜的进展。当时士大夫的享受，固然由于为己主义的发展以及世族的把持政府，但和商业的进展，当然不是没有关系。石崇的“百道营生，积财如山”（《初学记》引王隐《晋书》），固然是经营商业，而王戎的持筹握算，也未尝不是营殖货财。因此西晋洛阳，珍物盈积，显然和商人有关。

当然，当时的国策，表面上尚是崇本抑末。但这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不是这样一回事。宋孝武帝时，故晋义阳成王司马望之孙司马奇，常遣使到交广贩货。孔觊弟孔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曰：“汝辈忝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齐临川王映为雍州[3]，尝致钱还都买物，有献计者，于江陵买货，至都还换，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贾客邪？乃复求利。”这只是些特殊事例。其一般状况，则如南齐豫章王嶷，称为一时贤明的藩王，但其上启云：

伏见以诸王举货，屡降严旨，少拙营生，已应上简。府州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细所资，皆是公润。臣私累不少，未知将来罢州之后，或当不能不试学营觅以自赡。

则是公然上启，不以自讳，可见经商是一常习了。

南朝的都市，大都缘江沿海，建康是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一个江滨的都会。秦淮河是一个长江的内港，大小长干沿河而建，向来为贸易之场。隋文帝平陈之后，虽然毁了建康宫阙，但市场未毁。《通典》十一《杂说》称：“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自唐至于明清，南京的繁荣，还是建立在南北朝的基础上。

南方的广州，也是一个重要的都会。南土旧多珍宝，马援以此致疑，吴祐以此避谤。而《晋书·吴隐之传》则称：

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多瘴疫，人情惮焉。……前后刺史，皆多黩货。朝廷欲革岭南之弊，隆安中以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逾厉。

又《南齐书·王琨传》云：

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

又《南齐书·州郡志》云：

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西南二江，川源深远，别置督护，专征讨之。卷握之资，富兼十世；尉他余基，亦有霸迹。

这都是当时著名商业之区。此外如扬州为海外商务所凑，而扬州以南的吴郡，吴郡以南的会稽山阴，亦为扬州之辅翼。隋炀帝留恋扬州，而扬州的繁华，也开始于南朝。扬州对岸为京口，自吴为重要用兵之地；刘宋家于京口，更成为富家巨室所在，也自然形成了一个都会。

自此以北，则淮海的中枢为寿春；自此而西，则上游的中枢为江陵。再上溯长江，则成都是巴蜀物产的一个集散的中心。

北朝都市，平城为北魏兴起之区，曾有百工迁到。此外则有晋阳、邺、长安、洛阳、广固，都是重要的都市。尤其孝文以后，商业繁荣，社会安定，洛阳成为全国繁华之冠。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称：

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州郡都会之处，皆立一宅，各养马十匹。至于盐粟贵贱，市价高下，所在一例。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楼观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缇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神龟年中，以工商上僭，议不听衣金银锦绣。虽立此制，竟不施行。

以至北齐，州县诸司，多出富商大贾（《幼主纪》）；而诸王僚佐，亦多出富商（《襄城景王传》）。固然可以说胡俗重商人，但经济上的发展，也是一个事实。

（注一）生口指奴隶而言。雇是工价，此处当奴隶的买价解。当时布一匹大约是三百钱。又按《晋书·吴隐之传》，十万钱合三百斛，一斛米亦是三百钱。

[1] 编者按：一石为十斗；一亩岁收粟一石半，则五十亩收粟七十五石。

[2] 编者按：此句似不见于《齐民要术》，而是出自《晋书·傅玄传》，言魏初课田事。

[3] 编者按：萧映封临川王，“为荆州刺史，加都督”。

第八章 南北朝之兵制

战国以前为征兵制。征兵之法，各国不同。《荀子·议兵》篇虽然不详，也大致可看出一点。迄汉高帝，征兵与募兵并用，战时并且颇用群盗。天下既定，才恢复秦之制度。

汉朝，向用征兵，但征兵制度不用退役之法，即变成职业兵。汉武帝的京师七校，其内并有胡人兵，也是职业性的战士。在外方郡国，还全是征兵制度。

西汉地域广大，全用征兵必须有大量的常备兵，始能够用。东汉光武帝定天下时，任光、耿况、吴汉所领的兵，原为征兵，但收编的铜马贼却全部是职业兵。光武帝为节省军粮暂时取消征兵，改用募兵、屯兵来代替。后来屯兵在外有黎阳营等，京城内有五校兵，边郡有边郡兵；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兵了。东汉中叶以后羌祸大起，扰乱范围广大。凉州长期屯兵，由其主将领导，变成庞大的职业兵，形成军阀割据，其兵士并杂有胡人。至董卓东调，其兵屯在山西。何进谋除宦官，感觉五校不可靠，调董卓入洛阳，给他擅政的机会。此后董卓虽死，但东方将领，各自扩充势力，变为招募。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招募来源。

并且三国时郡县人大批流亡，户口紊乱，大量失业到都市去，正是募兵之良机，故三国完全变成募兵制。

募兵又可分数类：（一）招募；（二）强迫；（三）征发；（四）收编；（五）外国人。募兵与征兵不同。征兵：（一）地方；（二）国有，全然以区域为主。募兵以人为主，故在三国时，主将可以自有其兵。

《魏志》注引《魏武故事》，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云：“遭值董卓之难，兴举义兵。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故汴水之战数千，后还到扬州更募，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故曹操亦由募兵起家，其后收编黄巾，吞并袁绍，兵就更多了。

《蜀志·先主传》：“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由是得用合徒众。”先主本来无钱，借商人钱募兵，才能兴起。因为先主不如曹之自己有钱，所以势力也就小些了。

《吴志·孙坚传》：“会稽妖贼许昌起于句章，自称阳明皇帝，与其子诏扇动诸县，众以万数。坚以郡司马募召精勇，得千余人，与州郡合讨破之。是岁，熹平元年。”又《孙坚传》：“中平元年，黄巾贼帅张角起于魏郡……（朱）儁表请坚为佐军司马，乡里少年随在下邳者皆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许人，与儁并力奋击，所向无前。”

《蜀志·刘璋传》[1]：“先是，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魏志·卫觊传》：“时四方大有还民，关中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彧曰：‘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强。一旦变动，必有后忧。’”

《魏书·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别使两将募兵下县，有赂者见免，无者见取，贫弱者多，乃至于窜伏丘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猎鸟兽。”

《魏志·任峻传》，峻说中牟令杨原曰：“今关东有十余县，能胜兵者不减万人，若权行河南尹事，总而用之，无不济矣。”

这都是临时的募兵。虽然当时征兵制尚未废，但因不易随时调动，一定用虎符调发，所用之处就少，三国以后制度渐坏，并且因为不退役，也成为职业兵了。曹氏的兵源为：（一）募兵；（二）黄巾的投降者；（三）袁绍军的投降者。三种合计造成了大的势力。

《魏志·武帝纪》：“（初平三年）遂进兵击黄巾于寿张东……追黄巾至济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吴志·陆逊传》：“时吴、会稽、丹杨多有伏匿，逊陈便宜，乞与募焉。会稽山贼大帅潘临，旧为所在毒害，历年不禽。逊以手下召兵，讨治深险，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余人。”（部曲，即麾下或兵众，在南北朝常见。后来部曲变为私人奴隶，直到唐代。原来汉代军事组织，将军以下为部都尉，再下为军候，候领一曲，后军队亦称部曲；后来因兵之地位低落，变为类似农奴之地位。）

其中外族人为兵的，因为外人之部落与郡县不同，他们多是行游牧生活，故民与兵不分，从匈奴、乌桓以下皆然。三国时袁绍及公孙瓒用外族兵，此外曹操、刘备未至蜀时，亦用乌丸兵，见《乌丸传》。

又《魏志·乌丸传》：“建安十一年，太祖（曹操）自征蹋顿于柳城……击破其众，临陈斩蹋顿首，死者被野……其余遗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三郡，今河北一带。）

此外刘璋所编的叟兵，即蜀兵；又荆州夷人，即前五溪蛮，亦曾为蜀所用。其在吴国，山中多有山越，此为吴越之遗族（可能与马来族有关）；战国时越人曾被楚同化，后秦始皇大量徙民于会稽，但山中有越人，称为山越。三国吴时，山越常有纷扰，其不能北伐中原，即因山越之牵制。其后屡世经营山越，诸葛恪、贺齐、全琮、张昭、陆逊，均曾讨山越立功。其后浙江西部及安徽南部的山越，就顺从了。

西汉的武力全在各郡，遇有外患或内变，都是郡自为战，所以效力很好。从王莽当政时翟义举兵开始，对郡兵就开始限制。王莽之败，和各郡指挥受制有关。光武罢郡兵，废都试，但边郡郡兵仍照西汉旧制，所以对匈奴仍能作有效的防御。可是对于境内少数民族的羌变，以及国内黄巾之变，都难于应付了。西晋平吴之后，武帝以为天下太平，有国军可以应付，于是更彻底罢州郡兵。到八王之乱时期，国军消耗殆尽，州郡又无兵，五胡的叛变就很容易发生了。

魏晋南北朝之募兵，方法虽不同，但变为职业兵，则是一样。而成为世兵的结果，亦是一样。刘宋时刘裕之兵经训练变成新兵，代世兵。北朝与南朝不同，用鲜卑人为兵，为统治阶级，身份高，战争力强；南朝身份低，为奴隶，此为南朝每战必败之关键。

宋以后情势渐变。到陈朝陈霸先起，又有一支新兵，多用本地人，又与前不同了。

南朝多用世兵之制。世兵是募兵，与征兵不同，因为：（一）募兵为职业兵，兵为将有，子孙因而世袭父兄之兵。（二）三国的兵与民分，强者为兵，弱者补户，到最后因当兵危险，大都逃散。因此便把兵集中，变为质任兵，以防其逃亡。若兵逃亡，即收其家属作奴隶。魏的初年，便将兵的家属留住于魏（见《辛毗传》）。如此兵户分开了。

《晋书·王濬传》：“除巴郡太守。郡边吴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养。濬乃严其科条，宽其徭课，其产育者皆与休复，所全活者数千人……濬于是统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军，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尔，尔必勉之，无爱死也！’”

魏代役门婚姻不自由，居住不自由，遇有机会，就会逃跑，因此兵户一天一天减少。当时为补充兵户：（一）要蛮人作兵户；（二）逃户搜捉作兵户。

《晋书·毛璩传》：“海陵县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泽，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议率千人讨之。时大旱，璩因放火，菰葑尽然。亡户窘迫，悉出诣璩自首，近有万户，皆以补兵。”此为逃户补兵之事。

经过一次变乱，兵即有一次消耗。尤其在西晋时，经过了八王之乱，东海王越死，至被坑十余万人，损失奇重。这时兵都出于兵户，到晋愍帝时长安不能自存，而兵户就更不愿当兵了。所以西晋的覆亡，兵力消耗是一个原因，经济破坏亦是一个原因，但世兵制度，以致士气消沉，亦未尝不是一个更大的原因。

世兵制度不可用，刘宋以后遇见战争，不能不另外想办法，即答应士兵若战胜，他们即不当兵。从孝武帝起那样做。此外有若干地方，徐州巴蜀免三十六营，而宋宁郡亦大量免除士兵。到了梁时世兵不算重要的兵源；其重要的兵源，一种是发兵，另外一种是募兵，因为世兵不够用了。

补兵的范围以良人为主，称民丁曰白丁，再下才是奴隶。唐代称无勋者为白丁，普通老百姓为白丁或白衣，而奴隶尚不能做白衣。晋世庾翼及瑯琊王司马道子皆征发人民当兵，不过不常有。至于募兵，则晋武帝时羌祸起来，马隆之兵最为能战，乃是募兵，可见世兵不堪用而用募兵。

东晋常常有募兵，祖逖得千人之粮秣，即行募兵，到北方作战。此外，桓温用募兵北伐，而谢玄募兵之功用尤显。

《刘牢之传》：“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此为晋宋间著名的北府兵，乃系募兵。

北魏起于鲜卑，后来直到北齐，亦为招募。侯景之乱多为募兵，详见《梁书·侯景传》。

募兵出身多为亡命无赖不法之徒，而征兵则多少为良民，府兵乃用征兵之意，稍加变化。北周的府兵即是将有家有舍的汉人编入鲜卑部落之下。在宇文泰当政时起，便已将部落办法，不分胡汉，一律照胡人组织去编。故北周之兵农相合，而南朝之兵农不合。隋唐以后，仍继承北周之制，但仍然府兵少而人民多，到了一个时期，府兵制就不能维持了。

北朝之兵以本族为主，间亦有用汉人。北魏初，全用鲜卑兵；及太武平定北方，募兵使用渐多；尔朱荣叛变后，北朝全为尔朱部下控制，一为高欢，一为宇文泰。而高欢即出身于汉人的募兵中，当他讨尔朱荣时，他的疏族高昂，尽力不少。而高昂正是北方汉人之领袖。从此北齐之兴，汉人之地位，相当重要。

至于宇文泰本为贺拔岳之部下，魏孝武帝利用贺拔岳抗高欢，被高欢之党侯莫陈悦所杀。当时贺拔部下有寇洛、赵贵、宇文泰等。寇洛资望最高，可惜素无雄略，威令不行，因此众推宇文泰为首，宇文泰自此控制关中。但高欢的兵力却超过宇文泰，于是他更进一步用胡人组织方法，部勒胡汉，这就是北朝府兵制度的开始。

游牧之族小部落甚多，以世袭将帅领之，大致四或八部。据《魏书·官氏志》：鲜卑本有九十九部，献帝（拓跋邻）时其分为八部，自帅一部，其兄弟领七部（后成七族）；道武帝（璿）时有八部八国等名称；明元神瑞时有八大人制，此项制度在北魏时实长期存在，其分部为一部落一姓，并非血缘关系。

北齐时鲜卑制度，并不特别保存。北周宇文泰以势力较弱，才特加强组织，府兵制所保存的即八部制。各部有八柱国大将军（此官始于尔朱荣自称柱国大将军），其一为魏宗室广陵王元欣；时魏已式微，其势在宇文泰手里，而宇文泰又总领各部，在其部下的，实则只六柱国罢了。六柱国因为代表六个部落，所以柱国大将军，各赐胡人部落的姓，军官兵也各从其主将之姓。而主将为汉人者，亦改胡姓，完全恢复鲜卑制度，于是战斗力就加强了。但是宇文泰初起时，既为旁人推举，也因为不能完全指挥，才利用旧有组织，但其后势力既大，又渐集权于国家，故制度亦发生变化。最主要之李虎（赐姓大野）在西魏文帝时（大统十七年）死，又以魏宗室元子孝承之，魏宗室无权，他就收回一部势力；又按《周书·阎庆传》，他亦曾赐姓大野，其人应当便是元子孝副手而隐握其权，但是只利用其人掌一部之权，却未给其人柱国。

部落中的酋长指挥军队，对外为半独立性质。宇文泰特以反对高欢为众所推，地位初与众人等，然宇文泰既有二部，后又操权一部。唯他五部仍为将兵一体，直至宇文泰死犹然。

八部虽为胡人组织，然中多汉人，《周书·文帝纪》大统九年云：“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时关陇间“豪右”自非鲜卑人而为汉人，此举实提高汉人地位，与鲜卑人同等。《邺侯家传》云：

初置府不满百，每府有郎将主之，而分属二十四军，每军以开府一人将焉，每二开府属一大将军，二大将军属一柱国大将军，仍加号持节大都督以统之。时皇家太祖景皇帝为少师陇右行台仆射陇西公，与臣五代祖弼、太保大司徒赵郡公及大宗伯赵贵、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于谨、大司空侯莫陈崇等六家主之，是为六柱国。……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郡守农隟教试阅兵，仗衣防牛驴及糗粮防蓄，六家共备，抚养训导，有如子弟，故能寡克众。

此为府分之始。所谓六户中等以上，乃言凡六家出一府兵，则与唐制不同。（唐代之府兵，全国设折冲都尉府，共六三四府；当时在关中的有二六一府，管府的叫折冲都尉，副的叫果毅都尉。唐之府分上中下，上府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至于宇文泰的军府，则全国共为百府，其组织如下：

宇文泰时，并将柱国大将军六人，加上《周礼》六官的名义。他的意思，是一方要胡人汉化，一方要汉人复古；《周礼》之制，不过是一个招牌，实际他是胡汉合一之制度。并且用苏绰改革公文体例，用周《尚书》体裁，作《大诰》。于是他由部落之制度，一变为中国周代的制度。诚然，周代许多制度，也和部落制度巧合，宇文氏用来，也非常顺适。

到周武帝保定时期，将府兵制度，又加以厘正，而汉人当兵的更多。《隋书·食货志》：“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建德二年，改军士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这就更接近于唐代了。

“八丁兵”及“十二丁兵”是周武帝时，在一年内调训的兵，原为八次称为八丁兵，后来兵多了，改为十二次，称为十二丁兵。南方的世兵身分较低，而北方的府兵，身分较高，改为“侍官”，亦是提高身分之意；“夏人”即汉人，因为汉人受了较高的待遇，所以战斗力也就提高了。

但是汉人为兵的，居住仍有限制。《隋书·高祖纪》，开皇十五年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2]自此以后，军人有两重身分，一属于州县，一属于折冲都尉府，而平民只有一重州县的身分。所以隋唐仍然不算真的兵农合一。

府兵制度，本来就是一种部落兵制度。部落兵在塞外是全民皆兵的，但到了他们统治中国之后，就不是全民皆兵了。他们自己仍然是兵，但被治的中国人却不是兵。北周将部落兵制度扩大起来，把一部分汉人的富家也让他当兵，当然对于汉人是一种解放，但并未推及于汉人全部，因而与汉代征兵不同。这个传统到了隋代，军人虽入户籍，但非军人并不与军府发生关系，仍然军民各异。隋及唐初，此种办法，尚可维持。及至唐代武后以后，征役频繁，军人相率逃窜，变为逃户，官家也无法清理，终于府兵不能维持，只好募兵了。（以上一部分根据陈寅恪先生意见，谨此注明。）

府兵制度，与西汉常备兵制不同，与东汉内地无兵、专用边兵亦不相同。东汉边兵制虽仍为一部分人当兵，但内郡人在需要之下亦要当兵。并且汉代边郡之人不能随便移居内地，因之边郡人不易逃亡，而利用边郡人做兵士的办法，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直到三国以后，兵制改变为止。

[1] 编者按：出自该传裴松之注所引之《英雄记》。

[2] 编者按：此诏颁于开皇十年五月。

第九章 南北朝的文学与学术

甲 文字与文学

《颜氏家训·书证》篇：“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雲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惟见数点，或妄斟酌，遂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1]我们试看一看北朝碑志，几乎无一不是误字纷陈，而龙门题字，尤其是显著的代表。《梁书·曹景宗传》：“为人自恃尚胜，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焉。”在北朝几成一般的情形。清赵之谦及罗振玉皆作有《六朝别字》可供参考。

小篆本较正确，后来隶书就多错误。在汉代，竹头及草头便不分别，有些字一直错到现在。本来字体历代皆有错误，而六朝为甚。在六朝时，有许多地方文人好奇，写为别字，或造字，当时并不以为奇。亦有官家造字，如始光二年造新字千余。而承认俗字将其加入的，则如顾野王《玉篇》。北魏天兴四年，集四万余字，号《众文经》。梁时周兴嗣作《千字文》则存于今日。当时一般人忽略造字之根源，对古文字多不认识。庐陵山崩，发现千余木柱，长丈余，上有文字，无人能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此秦汉时柱也。”秦汉时文字尚不为人所识，古文字更可想见了。但当时却时有发现。

《梁书·刘显传》：“任昉尝得一篇缺简书，文字零落，历示诸人，莫能识者。显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

《梁书·江淹传》：“永明三年，兼尚书左丞。时襄阳人开古冢，得玉镜及竹简古书，字不可识。王僧虔善识字体，亦不能谙，直云似是科斗书。淹以科斗字推之，则周宣王之前也。”[2]

《南齐书·王僧虔传》：“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古冢者，相传云是楚王冢，大获宝物：玉履、玉屏风、竹简书、青丝纶。简广数分，长二尺，皮节如新。有得十余简以示僧虔，云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3]

《梁书·范雲传》称：竟陵王子良，对范雲不相识。子良登秦望山，见会稽刻石，宾僚皆不识。范雲读三句一韵，子良大悦，重视范雲[4]。

凡此诸论，可见当时识古文字的人，已是很少了。

中国文字学及书法同源。六书为讲文字之渊源，而书法则为从注意点画而来。汉代陈遵善书，所作尺牍，人多藏之，已是一般人注意书法了。至于六朝，此风更甚。汉代字书，以三仓为主（《仓颉》《爰历》《博学》），皆由小篆写定；后亦用隶书，一方面为字书，一方面亦是字帖。此外尚有《急就篇》，则为草书。《仓颉篇》为四字一句，《急就篇》则是七字一句。《仓颉篇》无重字。周兴嗣之《千字文》，则是仿《仓颉篇》而来。但《千字文》行，而《仓颉篇》废了。

《急就章》写体有二系统，一为皇象本（注一），一为赵孟頫本。此外尚有颜师古《急就篇注》，为刻书体的系统。

文字学在汉朝成长，许慎为古今文字学大师，《说文解字》一书为不朽要典，其余为分类的文字学。汉朝之蔡邕在鸿都门，征天下能书之人，有师宜官其人，写得最好。自后朝士多重书法，但明六书之旨的，当推颜之推及江式。

《颜氏家训·杂艺》篇：“真草书迹，微须留意。……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

江式为当时之书家，对《说文》有贡献。《魏书·江式传》：延昌三年上表“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爰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籀篇》、《尔雅》、《三仓》、《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仓》、《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类编联，文无复重，纠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诂训假借之谊，佥随文而解。”其《古今文字》一书，实为隋唐以来字书所本。

乙 音韵之研究

音韵之研究，汉人大致粗疏，到三国以后始有详细的研究。魏代孙炎著《反切》，上字取其双声，而下字取其叠韵，或是受了佛经的影响，此事尚不能详说。以后刘宋时要算范晔，到南齐以后有沈约、王融、周颙等人主张有平上去入，始成为永明体，而开后世律诗的先声。

四声原来古即有之，今汉藏语系各支语言皆确有四声，只是能辨四声较迟罢了。何休注《公羊》，但分长言短言，但《诗经》仄声叶仄韵，平声叶平韵，并非全无标准。自汉末至六朝，中国音乐受胡乐影响，宫商高下，日益著明。而且当时为译佛经，也为信仰起见，不得不顾及正确的对音，所以中国文字本以衍形为主，到此便也要注意到声韵了。《隋书·经籍志》云：“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此为字母入中国之始。

南朝文学既应用四声，又讲对仗，即字数相同，虚实相同。汉人乐府及建安古诗，犹无对仗，宋齐渐多，然陶潜诗不讲对仗，而谢灵运则讲对仗。永明诸子，用字华美，而皆五言讲平仄对仗，为后世律诗之祖。唐人律诗以四韵为主，永明则用八韵、十二韵，但所用平仄，犹不如唐之谐调。当时用韵犹无标准，至陆法言行《切韵》，诗始有一定之韵；大抵以长安为标准，兼采用各地方言，求异而不求同。此后，唐有唐韵，宋有广韵。

南北朝亦始有绝句之名。清王士祯《渔洋诗话》云：所谓“截句，谓或截律诗前四句，如后二句对偶者是也；或截律诗后四句，如起二句对偶者是也。”[5]此语或与唐人诗符合，但永明体不能尽同。盖未有律诗，先有绝句，绝句即所谓短句或断句，乃小型的古诗，并非小型的律诗。

《诗品》自序：“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这是主张简约的，正合绝句之旨。所以与其说绝句起源于律诗，不如说绝句起源于乐府。从乐府变出，繁的为魏晋的古诗，简的即为绝句。

古绝句三字，始见于徐陵《玉台新咏》，而五言诗则起于汉，《汉书·五行志》云：“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此为早期的五言诗。又《汉书·酷吏尹赏传》：“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正是二十字的绝句。《南史·刘昶传》：“夜开门奔魏，弃母妻，唯携妾一人，作丈夫服骑马自随。在道慷慨为断句曰：‘白云满鄣来，黄尘半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此处断句正是绝句。

《南史·张彪传》：“彪始起于若邪，兴于若邪，终于若邪。……彪友人吴中陆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吴昌门为诗一绝曰：‘田横感义士，韩王报主臣；若为留意气，持寄禹川人。’”也是一首绝句。

《南史·梁宗室传》：“普通三年，（萧正德）以黄门侍郎为轻车将军，置佐史。顷之奔魏。初去之始，为诗一绝，内火笼中，即《咏竹火笼》，曰：‘桢干屈曲尽，兰麝氛氲销；欲知怀炭日，正是履冰朝。’”此亦是一首绝句。

《南齐书·武陵王曅传》：“曅刚颖俊出，工弈棋，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上，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可知绝句与古诗，原无不同。凡一首绝句须有首尾，且二十字中，共为一段，每段的句，每句的字数，原是相同。就前者而言，是绝句自成一结构；就后者而言，几首绝句，亦成为全章，因为他们反复来唱，因成分段，如《诗经》的章，乐府的解，词曲的阕。《诗经》普通是每章四句，每句四字。假如用五言四句就是绝句了。古绝句只有五言，唐以后参有七言律诗形式便做七言的绝句。就这一点而言，王士祯的话也不算全错了。绝句到晚唐，变为增字的词，故词亦为从乐府来的。

丙 历史学

南北朝为中国史学比较发达的时期，以后最盛者为宋朝，次为唐代，但其史学为南北朝的余波；再次清代，则由于经学考证之发展而别创一派。史学之开始自司马迁的《史记》，在西汉末年流行以后，东汉已很发展；自班固《汉书》以外，东汉时期的《东观汉记》，为官修实录树一基础。此外有许多人在作名贤传、耆旧传、别传、家传、碑记、风俗、地志，现在虽多不传，但从《后汉书注》、《三国志注》、《水经注》、《文选注》以及《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之中，还可看出不少。

《东观汉记》以外，曾经有许多家《后汉书》—例如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现均存在）；其不存在的计有：谢承、薛莹、司马彪、华峤、谢沈、袁山松各家。惟司马彪的《八志》存于今《后汉书》中。清汪文台曾辑有《七家〈后汉书〉》，姚之胭曾专辑了谢承的《后汉书》。《东观汉记》则在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由《永乐大典》抄出来一部分。

《三国志》为陈寿所撰。陈寿原为蜀国人，入晋修三国史，仍然表彰蜀。（《三国志》分国平叙，并且不标纪传，全用传体；均为正史中的创例，但亦由在晋而表彰蜀，只好如此。）此于吴魏二史已有人作好，只加修改；而蜀史乃是从头作起。当时魏吴二国的史，如王沈《魏书》、鱼豢《魏略》、孙盛《魏氏春秋》、韦昭《吴书》等，史料甚多，而蜀史却少。因为陈寿不能将蜀增加，故他极力将吴魏的史料除掉，史法虽好，而史料不足。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补充吴魏处很多。可惜《四夷传》全用魏书，而吴之四夷记载未收入。其实吴人非常注意海外交通，中国和南洋关系大为进展，裴松之《三国志注》是一部极好的书，只有这一点，是一个缺漏。

今存《晋书》为唐人所修。以前有十八家《晋书》，其中最好者为臧荣绪的《晋书》。唐修《晋书》，十八家《晋书》具存，而以臧荣绪本为主，再根据崔鸿《十六国春秋》，及有关晋代的一切杂记。此外南北朝史作成的正史有：

《宋书》—先有孙严、徐爰，后由梁沈约写定。《宋书》的特点为《志》，与《隋书》的《志》，皆有价值。

《齐书》[6]—梁萧子显作，有六十卷，中有一序传，故为五十九卷。

《梁书》—以前有谢贞、许亨、姚察，到唐后复由姚思廉写成《梁书》。

《陈书》—姚思廉作。

《魏书》—最先为崔浩所修；浩被杀，到北齐时再由魏收修。魏收的《魏书》非常好，因修史时要钱，被称为秽史。此外还有魏澹、张大素《魏书》。

《北齐书》—李百药作。

《北周书》—令狐德棻作。

《隋书》—先有王劭、张大素作过，后来唐魏徵修《隋书》。在修《隋书》时，曾包括前五代之《志》，故今《隋书》之《志》，包括前代。

唐李延寿修《南史》及《北史》，与前代修书不同，前代传记，一家不必在一处，《南史》将世族各家集在一起，又尽量剪裁。《南北史》比八《书》要简，但阙志，且多加小说，所以与八《书》各有短长。

丁 科学

科学是分类的学问，当时对于自然界，虽然分类不多，但其范围及其趋向，仍是属于自然科学的。在三国以后至隋，比较发达的，有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及医学。这只是一个情形，比之近代，当然差得很远，但是也有几种可以讲学。

尤其可以注意的，是地理学。《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方面有一二九部，一四三二卷，其中有许多已不传。今尚存有一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其中包括四十余种古代的地理书籍，为一本重要参考书。

其次在宋初的《太平寰宇记》中，可以发现许多古地理书籍。其次唐宋之类书中，亦有关于地理记载；元末陶宗仪之《说郛》中，亦有许多地理材料。

地图在地理书中，仍非常重要。《曲礼》言“式负版者”，版就是地图，坐车的人要对地图致敬[7]。晋代裴秀的地图，也是一个重要贡献。其画法是以分垂、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六项标准来造，本身方法是对的，只是当时尚不知弧三角原理，不能精确罢了。裴秀的地图虽不传，但北宋晚期，伪齐曾刻有《禹贡图》及《华夷图》（注二），仍为裴秀一脉相承之绪。

总之，古代地理书存于今日者，有百分之四十，但图经多不见了。在敦煌卷子中偶然能够发现图经；另外在各府县的方志中，也能找出许多古地理材料，不过片段的文辞而已。

六朝时，关于地理的书很多，但州县的方志则始于宋，最著名的是《景定建康志》及《嘉泰会稽志》。但其根源，当溯于两汉南北朝。

再就天文方面来说，天文的观测可以说发源于历法。古时最早的为四分历，即一年以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计算。此历法经三百年差一天，每一年称太阳年，即由前一冬至到第二个冬至为一年，中间有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为着和月亮盈亏符合，于是十二月设有三百六十五日，因此要有闰月。

古代之天文，原为规定历法及航海之用途；因天文具有神秘性，故有吉凶宜忌之产生。《隋书·经籍志》中，天文书有九十七部，六七五卷，历数一百部，二六三卷；其中亦多讲占验。中国的天文数理，并没有超过希腊地球中心说，而在中国天文书中共有宣夜、周髀、浑天三家，各有贡献，而南北朝时，仍不断的研究。其中尤以祖冲之及何承天对于天算的成就最大。祖冲之所定的圆周率，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精密的。

宣夜也许是最古的说法，无人传授，只有虞喜根据宣夜作《安天论》，为天动地静之说，日月星辰悬空运行，谓之宣夜。

周髀的“周”是因为周建都洛阳，就其为天下之中而言；“髀”即股，即是垂直地面的线，以此为计算之准。后来之《九章算术》即初步之几何，而勾平方加股平方等于弦平方之定律，亦为周髀说之贡献。只是没有像毕德哥律士证明出来罢了。此理之发现，大致为在洛阳树立一柱，观其影而知冬至及夏至之度数。柱为八尺，夏至日晷长一尺六寸，以此为据而定历法之基础。周髀对天地之观念是错误的，称天体张盖形，覆在地上，故亦称盖天学说。

自盖天而变为浑天，可以说已有地圆的观念。不过仍是地球中心说。自汉朝以后，主张浑天学说的学者较多，如扬雄、桓谭、郑玄，都主张浑天，而张衡且作浑天仪，蔡邕又将浑天加以解释，但浑天的观念到了后来，还是很模糊的。因此浑天的说法，也是各家并不一致。

浑天仪为张衡所造，其法为房中以激水推动仪器，中为地，四周为天。据说所转动者与天象相同，但因为以地为中心，只有外行星的运行是对的，而内行星转动的方向，以地为中心，往往有逆行的现象，不好推算。但古代的仪器，仍首推浑天仪为成功的杰作。张衡以后，有王蕃陆续造浑天仪，前赵时有孔挺，北魏有晁崇续造。一直至唐代无有改变，到今日之浑天仪，乃是元朝传下来由郭守敬造成的。

（注一）叶梦得摹皇象本，后来在江苏松江覆刻勒石；赵孟頫本在北平三希堂覆刻勒石。

（注二）在西安碑林。

[1] 编者按：此段引文出自《颜氏家训·杂艺》篇。

[2] 编者按：此段引文出自《南史·江淹传》。

[3] 编者按：此段引文出自《南史·王僧虔传》。

[4] 编者按：事见《南史·范雲传》。

[5] 编者按：王士祯这段话，出自刘大勤编《师友诗传续录》；其后又云：“非一句一截之谓。然此等迂拘之说，总无足取。今人或竟以绝句为截句，尤鄙俗可笑。”

[6] 编者按：宋人曾巩等始加“南”字，称“南齐书”，以区别于《北齐书》。

[7] 编者按：“式负版者”，见于《论语·乡党》。“负版者”何解，向有多说。《礼记·曲礼》有句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二者疑混淆。

附录

一 世系表

三国 蜀汉世系

三国 魏世系

三国 吴世系

两晋世系

南朝 宋世系

南朝 齐世系

南朝 梁世系

南朝 陈世系

北朝 北魏世系

北朝 北齐世系

北朝 北周世系

三国

二 大事年表

晋

宋

齐

梁

陈

三 论魏孝文之迁都与华化

（一）孝文前后之发展与洛阳

魏孝文迁都为南北朝一件大事，直接影响南北朝整个之局面，世之持论者当然首及孝文倾慕华风，然此固是原因之一，但决不能就此一端立说。

北魏太武时，北方割据之部族与坞堡已渐次削平归服，复成统一之局面；文成献文两代，无后顾之忧，其趋向为向南发展，其时之成就有：

太安三年，侵宋破兖州。

皇兴元年，侵宋青州，取淮北淮西地。

皇兴三年，取宋青州。

至太和五年取宋徐州，洛阳之威胁即完全除去。洛阳自西晋亡后，原无人作为都邑，至此便可重新经营，作为指挥规画中原之根据地。

周秦以后本只有长安、洛邑曾作统一之都城，孝文意在全中原之规取，当然就形势而论必择此二地。但与平城之关系而言，长安僻在西垂，非自平城南下必经之大道，且苻、姚均失败于此，尚有戒心。自不如坐镇洛阳，从容策动，免去平城之千里裹粮，师徒劳敝，事实上之若干困难。

元魏本意在画江自守，殊无兼并之心。《宋书》九十五《索虏传》魏太武遗宋文帝书曰：

彼常愿欲共我一过交战，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

可知在魏太武时尚无平南之意，但于孝文时即不同。《魏书》六十三《王肃传》云：

王肃见魏主于邺，陈伐齐之策。魏主与之言，不觉促席移晷。自是器遇日隆，亲旧贵臣莫能间也。魏主或屏左右与肃语，至夜分不罢，自谓君臣相得之晚[1]。

又《孝文纪》太和二十三年云：

顾命宰辅曰……思纂乃圣之遗踪，迁都嵩极，定鼎河，庶南荡瓯吴，复礼万国。

又《孝平纪》正平元年诏曰[2]：

高祖孝文皇帝，远遵盘庚，将迁嵩洛，规遏北疆，荡辟南境。

可见迁都作用，意在图南。迁都以后，太和十八年至二十年为经营时期，未遑大举；二十一年始败齐人于沔北。但因二十二年即死，故无多大之成功。当然孝文亦不见得有吞并南方之决心，但与前此无志南向者异矣。

但此事对于后来影响殊不小。孝文以后，宣武无多大作为。魏收称其为“元、成、安、顺之俦”，但与梁武作战，仍有战绩。其后魏有元义、胡后，相继乱政，直至京师倾覆。而梁世则历世承平，竟不能远追宋武，光复旧京，甚至立一元灏，亦终失败。其原因固多，如步卒骑兵之不敌（《宋书·兵志》），士大夫褒衣博带，不耐寒暑（《颜氏家训·涉务》篇），皆是。但隋文帝以伊洛河渭为根据地，以统一中国，仍元魏系统下之遗产，而经营此一带之根据地，究应从孝文算起也。但其迁都绝非偶然之事，而为国力发展之自然结果，孝文不迁，伊洛亦必有继而兴之者。

（二）洛阳与平城之粮食供给

平城自建都以后，因仿前代移民政策，亦曾有多次之迁徙。今从道武为断，略述如下：

《道武纪》皇始二年：（灭慕容宝）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高丽杂夷三十六万，及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

天兴元年十二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天兴四年二月：征西大将军、常山王遵等至自安定之高平，木易于率数千骑与卫辰、屈丐弃国遁走。追至陇西瓦亭，不及而还。获其辎重库藏，马四万余匹，骆驼、氂牛三千余头，牛、羊九万余口。班赐将士各有差。徙其民于京师。

明元泰常三年四月：徙冀、定、幽三州徒河民于京师。

《太武纪》太平真君八年三月：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京师。

太平真君九年：徙西河离石民五千余家于京师。

又正平元年三月：车驾至自南伐……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

《献文纪》皇兴三年五月：徙青州民于京师。

《孝文纪》太和五年：假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将，俘获三万余口送京师……以南俘万余口赐群臣。

又如《魏书》三十《娥清传》云：

先是，徒河民散居三州，颇为民害。诏清徙之平城。清善绥抚，徙者如归。

亦是徙民京师之事。按畿甸容纳迁民之事，秦汉本有故事。但秦汉建都关辅，土地肥美，人民殷富，且有郑、白诸渠可资灌溉。民食不足，且可循河入渭，将关东之粟致之京师。因此容纳移民可至极大限度。至若平城近畿为现在山西之雁北十三县，瘠薄高寒，难言垦辟，全不能以关辅故事比附。《北史》四十六《成淹传云》（《魏书》七十九）：

高祖幸徐州，敕淹与闾龙驹等主舟楫，将泛泗入河，泝流还洛。军次碻磝，淹以黄河浚急，虑有倾危，乃上疏陈谏。高祖敕淹曰：“朕以恒、代无运漕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而黄河急浚，人皆难涉。我因有此行，必须乘流，所以开百姓之心。”

观此则孝文迁洛，与运漕之关系，可以证实。

平城虽不通漕运，但粮食仍仰给于外处。《魏书·食货志》云：

（献文时）山东之民咸勤于征戍转运，帝深以为念。遂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

当时既无漕运，则自山东（黄河三角洲）至平城但循陆路，而陆路但能循幽并，循幽州之道约相当于现在之平绥，从并州者约相当于现在之正太铁路或白晋公路再经太原而至大同（注一）；其经幽州之路，尤为艰险，故当时仍以并州为要道。（孝文自平城至洛，经晋阳，见《本纪》。）

又《通鉴》义熙十一年九月：

魏比岁霜旱，云、代之民多饥死，太史令王亮、苏坦言于魏主嗣曰：“按谶书，魏当都邺，可得丰乐。”嗣以问群臣。博士祭酒崔浩，特进京兆周澹曰：“迁都于邺，可以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计也。……又，旧都守兵既少，屈丐、柔然将有窥窬之心，举国而来，云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里之险，难以赴救，此则声实俱损也。”

此在拓跋嗣（明元）时，人心已有南迁之意。且更有谶文可附，则舆情向邺，还当在此以前。第悚于柔然、铁弗之南侵，不敢有所举动而已。审是至孝文之世，赫连已灭，柔然就衰，当时大事，是志在图南，又何必依恋平城，“隔恒、代千里之险”，以兴师南伐乎？

洛阳本中原旧都，漕运系统早已有所成就。观郦道元、杨衒之所记载犹可见其大略。且中原虽曾经兵革，但休息经年，已日就丰给。如《魏书》六十四《张彝传》云：

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东民为州裁千余家。后相依合，至于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故高祖比校天下民户，最为大州。

可以窥见北魏中期之休养生息。

又《魏书》记水旱之灾，凡文成三，献文五，孝文九。水旱为灾，在中国北方本是常事，且为无可避免之事，但有一点可注意，即人口愈多，灾情愈重。即使无灾，人口增殖之数目，亦不足与粮食增加之数目成正比例，何况有灾？太和五年曾发五万人开灵丘道，此处当现在紫荆关口，山岭重重，现在亦不能充分利用，何况当时？太和时已从十六国之割据局面，变为帝国之规模，欲解决民食问题，绝非坐守平城，所能致力矣。

（三）鲜卑之统驭杂胡与华化

当西晋衰化以后，胡汉各族纷纷自立，但除东方之冯，与西方之张、李而外，大率狭隘暴横，随兴随灭。虽苻坚矫之以恢宏大度，亦异族相杂，了非真诚相处。苻氏统治势力尚存，犹能维持表面之合作；苻氏既瓦解之后，即相率各自复国。拓跋氏继苻氏立国，除旧有胡汉各族，更有西域、高车、蠕蠕各部新附。原为乌合，全仗扶持，稍一不慎，土崩立见。故拓跋氏所用之政策，为一方面巩固邦畿，一方面同化异族。当时所行政策固多与此相关，而孝文汉化之事尤为显著。

《魏书·官氏志》云：“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太和以前，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高祖革之，各以职司从事。”是十族以外均为新附。清陈毅《〈魏书·官氏志〉疏证》曾考订各族中非鲜卑者甚多。而赫连、乞伏、郁久闾等尚不在内。岑仲勉先生亦考订各族中非鲜卑族者不少（注二）。是北魏部族杂糅之事可想。

此外，各边部落之降附与俘虏见于纪传而非《官氏志》所有者至多。如能将当时内附、降获部落合计之，必有一惊人数目，今虽史籍缺遗，无从核计，然其次数已有可观。兹列如下：

（一）高车：

《魏书·道武纪》登国五年，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

又天兴三年十一月，高车别帅勅力犍九百余落内属。

《明元纪》泰常三年春正月，诏护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高车、丁零十二部大人众北略至弱水，降者二千余人。

（二）蠕蠕：

《太武纪》太平真君十年二月，蠕蠕渠帅尒绵他拔等，率其部落千余家来降。

又四十四《宇文福传》，破蠕蠕别部，获万余；还，除都牧给事。

（三）匈奴：

《明元纪》神瑞元年六月，司马德宗屠各帅张文兴率流民七千余家内属。

又河西湖刘遮、刘退率部万余家渡河内属。

又神瑞二年二月，河西胡刘云等率数万家内附。

又泰常五年夏四月，河西屠各帅黄大虎、羌酋不蒙娥等遣使内附。

又《太武纪》始光三年，帝率轻骑二万袭赫连昌，徙万余家而还（按：此当有汉人在内。）

又神元年十月，上郡屠各隗诘归率万余家内属。

又十五《元素传》，（世祖初）休屠郁原叛，素讨之，斩渠率，徙千余家于涿鹿之阳，立平原郡以处之。

（四）氐及羌：

《明元纪》泰常二年十有二月，氐豪徐騃奴、齐元子拥部落三万于雍，遣使内附。诏将军王洛生及河内太守杨声等，西行以应之。

又《太武纪》神元年十月，上洛巴渠泉午触等率万余家内附。

又太延四年十二月，上洛巴泉蕇等相率内附。

又太平真君二年冬十一月，平酒泉，获沮渠天周男女四千余口。

又十九《元燮传》，除征虏将军、华州刺史。燮表曰：“谨惟州治李润堡，虽是少梁旧地，晋、芮锡壤，然胡夷内附，遂为戎落。”（按李润堡为姚兴所徙之羌，见《晋书·载记》。）

又四十六《窦瑾传》，平巴西氐、羌酋领，降下数千家，不下者诛之，又降蛮酋仇天尔等三千家于五将山。

（五）蛮：

又《文成纪》太安三年十一月，蛮王文虎龙率千余家内附。

《孝文纪》太和十四年，襄阳蛮酋雷婆思等，率一千三百余户内徙，居于太和川。

（六）吐谷浑：

《太武纪》太平真君五年冬十月，晋王伏罗大破慕利延，慕利延奔走白兰，慕利延从弟伏念、长史鵴鸠黎、部大崇娥等率其部一万三千落内附。

又太平真君六年秋八月，封敕文入抱罕，分徙千家还上邽。

又二十六《尉眷传》，击破吐谷浑，俘三千余口。

又五十一《封敕文传》，诏敕文率步骑七千征吐谷浑慕利延兄子拾归于抱罕。……拾归夜遁。敕文引军入抱罕，虏拾归妻子及其民户，分徙千家于上邽。

（七）其他：

又《道武纪》天兴五年，越勒莫弗率其部万余家内属，居五原之北，

又天兴六年朔方尉迟部别帅万余家内属，入居云中。

又明元泰常三年夏四月，徙冀定幽三州徒河于京师。

又泰常七年冬十月，车驾南巡，出自天门关逾恒岭，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从者五万余人。

又太武太平真君六年八月，徙诸种杂人五千余家于北边。

又太平真君八年三月，徙定州丁零三千家于京师。

又二十八《莫题传》，车驾征姚兴，次于晋阳，而上党群盗秦颇、丁零翟都聚众于壶关，诏题帅众三千以讨之。

又二十八《刘洁传》，河西敕勒新民三万余落。

又二十九《奚斤传》，徙敕勒部二万余落。

究上所举，北魏所征服及来归之部落颇不在少，而中原旧有、史未悉举者当更多。故其叛变之事，屡见于《魏书》纪传，今但举其年代，以避繁复：

神元年十月，三年三月，四月。

延和四年秋七月。

太延三年秋七月，五年冬十月。

太平真君四年夏四月，五年六月，六年二月，六年九月，七年二月，八年春正月，九年。

正平二年。

太安二年。

延兴元年冬十月，二年春正月，四年十二月。

太和四年。

此类反叛之事，魏世数见不鲜。按《魏书》三十五《崔浩传》云：

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都，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通鉴》作布濩林薄之间），谁知多少？

故鲜卑为数，本不甚多。《宋书》七十四《臧质传》引魏太武书云：“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又《魏书》五十《尉元传》：“今计彼戍兵，多是胡人……宜以彭城胡军，换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转戍彭城，又以中州鲜卑，增实兵数。”皆用杂胡为兵之证，杂胡既多，非鲜卑之力所能统驭，则其叛变，本不足怪。

胡人初入中国，尚从“行国”旧习，故叛变之机会较多。反之汉人乃定居者，故叛变之事较少。苻坚之败，鲜卑羌胡咸去，而太原人王懿反为苻氏起兵（见《宋书》四十六本传）。然此特胡人与胡人间事耳。汉人民族意识永无磨灭之事。宋武规复长安后，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通鉴》义熙十三年）。盖苻姚虽有贤君，究为异类；同仇之感，惟有王师，遗民固未尝一日忘情于故国也。此言今犹动人心魄，惜刘裕安于小成，未能乘机结束百余年胡戎之局，为可惜耳。

即在魏世，如《魏书·崔浩传》谓其祖崔玄伯原不得已而归北；崔浩之诛，据南朝记载，亦有复国深谋在内。此虽敌国传闻，容有误谬。但崔氏屡为太武建策，言无不中，乃独阻太武南侵。太武南侵亦独不用浩策。且侵宋归，于十一年四月返平城，六月即诛浩，似未能谓与侵宋事无关。今虽不能即以南朝传闻为断，但崔浩屡阻南侵固是事实。（浩狱牵涉甚大，浩当时已为衣冠领袖，若株连成狱，即将北朝世族，尽行牵入，亦大有可能。纵南朝传说未确，其中亦必有胡汉之争在内。修史之狱，不过托辞而已。《太武纪》魏主称“崔司徒可惜”一语，意亦未明。魏收齐人，当文宣暴政之下，尤不敢斥言其事。惟于《浩传》先言玄伯意欲归南，为其他列传未有之例，或微文见意，未可知耳。）北魏汉人既众，而民族意识独强，则孝文不惟投降于汉人文化，且进而投降于汉人民族旗帜之下，实不失为最聪明之一着。（浩事记谷霁光君曾论及，今其文不见[3]。）

汉人人数既多，文化亦最高，无论如何，在统治之技术与统治之便利上，皆非用汉人不可。故魏人开始建国，即用燕凤之流，其后对汉人之需要，更有日渐增加之趋势。至于北齐，亦同此例。《北齐书》二十四《杜弼传》（《北史》五十五）：

高祖曰：“弼来，我语尔。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

可见中国士大夫之重要。

北魏国力日渐发展，其对汉人之需要亦日渐增加。建设大帝国之技术，本不足以语鲜卑人，故建设大帝国必须一方面大量应用汉人人材，一方面大量应用汉人制度，因此其立国无论如何不能摆脱帝国之基本民族—汉人。既不能摆脱汉人，又何苦以少数民族自居，勉强维持原有之野蛮面目乎？况北魏立国虽至孝文已有百年，但民族问题终未解决，王朝随时在风雨飘摇之中，甚至国家扩充愈大，收罗民族愈多，问题愈复杂，统治亦愈难，因之国家愈易于崩溃。此时帝国之基本民族，早已从鲜卑人移至汉人，则为维持帝国之统治起见，除自认“汉人之元氏王朝”以外，更无他法，故孝文之汉化，对民族问题上自有其必要。至魏世之衰，乃内乱使然，不足归咎于文化也。

其次北魏之汉化，乃经济上必然之趋势。鲜卑本属游牧民族，但入中原以后，亦渐放弃原有游牧之习而从农业，其变迁之迹，大略可见。《魏书·平文纪》二年云：“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百万之数未必可据，但控弦上马，仍为游牧之风。又《魏书》二十四《燕凤传》谓凤告苻坚以鲜卑游牧之利，则拓跋珪复国以前，尚存游牧之习。但在此同时已渐从事农业，《魏书·穆帝纪》云：

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刘）琨求句注、陉北之地。琨自以托附，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接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六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

既营城郭便非行国之制，此可谓拓跋氏自北而南，自行国而居国之开始。

此后道武皇始二年，平慕容氏，徙徒河口杂夷，计口受田于京师，是平城渐以农业为基本，又得一证据。徒河即慕容氏部族，亦属鲜卑，姑不论在慕容氏时是否已从农业，但原游牧者，此时已务农矣。

六镇乃鲜卑集中之地，仍然开水田种植。如《孝文纪》太和十三年八月云：

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溉灌。

此各镇本有水田，未通畅者，各更通之。又《魏书》三十八《刁雍传》：

雍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薄骨律）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

又《魏书》四十一《源怀传》云：

怀又表曰：“景明以来，北蕃连年灾旱，高原陆野，不任营殖，唯有水田，少可菑亩。”

此亦北镇水田之证。故当时军粮乃当地所产，而非纯任畜牧为生。又《魏书》四十一《源贺传》云：

是时每岁秋冬，遣军三道并出以备北寇，至春中乃班师。贺以劳役京都，又非御边长计，乃上言：“请募诸州镇有武健者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赈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武卫一乘，给牛二头。多造马枪及诸器械，使武略大将二人以镇抚之。冬则讲武，春则种殖，并戍并耕，则兵未劳而有盈畜矣。”

此事虽未行，但既称“募诸州镇”，当无胡汉之分。若其时鲜卑仍以游牧为生，则屯田之制非其所堪。若因仍游牧之习，则北边多列穹庐足矣，又何必筑城给牛，并戍并耕耶？

又《魏书》十八《元孚传》云：

蠕蠕王阿那瓌既得返国，其人大饥，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请台赈给，诏孚为北道行台，诣彼赈恤。孚陈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尝粒食，宜从俗因利，拯其所无。昔汉建武中，单于款塞，时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给之。斯即前代和戎、抚新、柔远之长策也。乞以牸牛产羊糊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

此完全认蠕蠕为游牧民族，而以农业国家自居。与燕凤自认鲜卑为游牧之民，相去甚远。可知鲜卑在平城时汉化已深，孝文改革不过更进一层，并非开创之事也。

魏时亦号称崇儒，《通鉴》宋元嘉十六年（魏太武太延五年）曾隐括《魏书·儒林传》大旨如下：

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魏主克凉州，皆礼而用之。……时魏朝方尚武功，贵游子弟不以讲学为意，（索）敞为博士十余年，勤于诱导，肃而有礼，贵游皆严惮之，多所成立，前后显达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常爽置馆于温水之右，教授七百余人。爽立赏罚之科，弟子事之如严君，由是魏之儒风始振。

可知文化之吸收，为不可避免之事。

华化之深浅，各地究不能尽同，大约京师较深。其中区别不在胡汉数目上之比例，而在生活状态之不同。例如《汉书·地理志》所称：“天水、陇西……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董卓本汉人，然其凶残程度，颇可与尔朱荣相比拟。此边郡生活，历来常与内地相殊，固不自元魏始，而元魏一般人之标准生活，固应以京师为代表，孝文所承受者固即此种文化而非六镇生活方式也。

（注一）晋阳因此成为重要之都邑。《魏书》十四《元丕传》：“丕时年垂八十，犹自平城力载，随驾至洛阳。高祖每遣左右慰勉之，乃还晋阳。高祖崩，丕自并州来赴，世宗引见之。以丕旧老，礼有加焉。”不返平城而返晋阳，即是晋阳为中途大邑，年老不便远行也。

（注二）见《辅仁学志》五卷一二合期，《再说钦察》。

附记：本文作时，陈寅恪先生及岑仲勉先生均详为指教，寅恪先生并举《成淹》及《杜弼》两传为证，书此致谢。

[1] 编者按：此处引文当出自《资治通鉴·齐纪四》，与《魏书·王肃传》不同。

[2] 编者按：此诏见于《魏书·肃宗纪》，时间为肃宗孝明皇帝正光五年八月。

[3] 编者按：应即《崔浩“国史”之狱与北朝门阀》一文，刊于《史地社会论文摘要》一九三五年第一期，似亦见于天津《益世报》史学，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

编后记

劳榦先生（一九〇七—二〇〇三），字贞一，湖南长沙人，中国两汉史研究的开创者，为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一九五八年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著有《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汉代政治论文集》《居延汉简·考释之部》《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等。

《秦汉史》是劳榦先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普通读者写的一部通俗读物，介绍了秦汉时代的历史概况、学术信仰及物质文化成就，内容简明扼要，语言浅显易懂。劳榦先生的这部小书，浸润着他个人对历史的独特理解，有读者评论道：“劳榦先生也力图创造一种人民历史的史观，而这种史观并没有参杂着任何明显的意识形态，自有其高妙。”“劳榦《秦汉史》，篇幅最短，观点最为独树一帜……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历史、理解世界，你会发现更多的思路和事物。”

《魏晋南北朝史》原稿为劳榦先生在台湾大学所讲魏晋南北朝史的课堂笔记，经作者整理后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历史概况和南北朝时期的经济问题、兵制、文学与学术情形，做了扼要的讲解。有读者感叹：“劳榦先生的作品真是简练！短短几句话就是百年史事。”

这两部作品，长期以来一直在台湾地区印行，大陆读者无缘得见。我们与劳榦先生哲嗣劳延炯先生取得联系，获其慨允在此间推出这两部书的简体字版（几经考量，我们将书名分别改定为《秦汉简史》《魏晋南北朝简史》）。对延炯先生的支持，我们深表谢意。

在编辑整理过程中，编者对每本书的文字都做了仔细的核查与校订；对行文讹误不便径改、疑似有误或个别需要说明的地方都尽量出“编者按”予以说明；根据全书主题，搜集了作者若干相关论文，作为附录。希望借助这些工作，能使得这两部作品的简体字版内容更充实，更方便读者阅读。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如扫尘，旋扫旋生。此番整理，失当之处，在所难免，还请广大读者谅解与指正。

编者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