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送

[代序]你来看此花时

1

整理卧房抽屉的时候，突然发现最里头的角落里有个东西，摸出来一看，是个红色的盒子。

这一只抽屉，塞满了细软的内衣、手绢、丝袜，在看不见的地方却躲着一个盒子，显然是有心的密藏，当然是自己放的，但是，藏着什么呢？

打开盒盖，里头裹着一方黑色缎巾，缎巾密密包着的，是两条黄金项链，放在手心里沉沉的；一个黄金戒指、一对黄金耳环，一只黄金打出的雕花胸针。黄澄澄的亮彩，落在黑色缎面上，像秋天的一撮桂花。

我记得了。

她是个一辈子爱美、爱首饰的女人。那一天晚上，父亲在医院里，她把我叫到卧房里，拿出这一个盒子，把首饰一件一件小心地放进去，说：“给你。”

我笑着推开她的手：“妈，你知道我不戴首饰的。你留着用。”

她停下来，看着我，一时安静下来。

我倒是看了看她和父亲的大床，空着——父亲不知还回不回得来。床头墙上挂着从老家给他们带来的湘绣。四幅并排，春兰、夏荷、秋菊、冬梅，淡淡的绯红黛青压在月白色的丝绸上，俯视着一张铺着凉席的双人床。天花板垂下来的电扇微微吹着，发出清风的声音。这房间，仍旧一派岁月绵长、人间静好的气氛。

她幽幽地说话了：“女儿，与其到时候不知道东西会流落到哪里，不如现在清清醒醒地交给你吧。”

她把盒子放在我手心，然后用两只手，一上一下含着我的手，眼睛却望向灰淡的窗外，不再说话。

把盒子重新盖上，放回抽屉里层，我匆匆走到客厅，拿起电话，拨她的号码；接通了，铃声响起，我持着听筒走到面海的阳台，夕阳正在下沉，海水如万片碎金动荡闪烁。直直看出去，越过海洋越过山屿越过云层，一重一重飞越的话，应该是澳门，是越南，是缅甸，再超越就是印度，就是非洲了。台湾在日出的那头，其实是我站在阳台怎么都看不见的另一边。我握紧听筒，对着金色的渺茫，仿佛隔海呼喊：“是我，小晶，你的女儿——你记得吗？”

2

我喜欢走路。读书写作累了，就出门走路。有时候，约个可爱的人，两个人一起走，但是两个人一起走时，一半的心在那人身上，只有一半的心，在看风景。

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我看见早晨浅浅的阳光里，一个老婆婆弓着腰走下石阶，上百层的宽阔石阶气派万千，像山一样高，她的身影柔弱如稻草。

我看见一只花猫斜躺在一截颓唐废弃的断墙下，牵牛花开出一片浓青艳紫缤纷，花猫无所谓地伸了伸懒腰。

夜色朦胧里，我看见路灯，把人行道上变电箱的影子胡乱射在一面工地白墙上，跟路树婆娑的枝影虚实交错掩映，看起来就像罗密欧对着朱丽叶低唱情歌的那个阳台。

我看见诗人周梦蝶的脸，在我挥手送他的时候，刚好嵌在一扇开动的公交车的小窗格里，好像一整辆车，无比隆重地，在为他作相框。

我看见停在凤凰树枝上的蓝鹊，它身体的重量压低了缀满凤凰花的枝桠。我看见一只鞋般大小的渔船，不声不响出现在我左边的窗户。

我是个摄影的幼稚园大班生，不懂得理论也没学过操作，但是跟风景约会的时间长了，行云流水间，万物映在眼底，突然悟到：真正能看懂这世界的，难道竟是那机器，不是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世间的风景于我的心如此“明白”，何尝在我“心外”？相机，原来不那么重要，它不过是我心的注解，眼的旁白。于是把相机放进走路的背包里，随时取出，作“看此花时”的心笔记。

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刹那，都被我采下，而采下的每一个当时，我都感受到一种“美”的逼迫，因为每一个当时，都稍纵即逝；稍纵，即逝。

3

在台湾、香港，新、马和美国，流传最广的，是《目送》。很多人说，邮箱里起码收到十次以上不同的朋友转来这篇文章。在大陆，点击率和流传率最高的，却是另一篇，叫做《（不）相信》。

是不是因为，对于台湾和海外的人，“相信”或“不相信”已经不是切肤的问题，反倒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才是刻骨铭心的痛？是不是因为，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一路走来，人们现在面对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

很难说。每个人，来到“花”前，都看见不一样的东西，都得到不一样的“明白”。

对于行路的我而言，曾经相信，曾经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旧在寻找相信。但是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么了。因此，整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4

真的，不好说。

I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目送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桠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雨儿

我每天打一通电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电话接通，第一句话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儿。”如果是越洋长途，讲完我就等，等那六个字穿越渺渺大气层进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她说：“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

“对，那就是我。”

“喔，雨儿你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刚离开你。”

“真的？我不记得啊。那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再过一个礼拜。”

“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女儿。”

“雨儿？我只有一个雨儿啊。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香港。”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

到潮州看她时，习惯独睡的我就陪她睡。像带孩子一样把被子裹好她身体，放周璇的《天涯歌女》，把灯关掉，只留下洗手间的小灯，然后在她身边躺下。等她睡着，再起来工作。

天微微亮，她轻轻走到我身边，没声没息地坐下来。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身子愈来愈瘦，脚步愈来愈轻，声音愈来愈弱，神情愈来愈退缩，也就是说，人逐渐逐渐退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会这样吗？

我一边写，一边说：“干嘛那么早起？给你弄杯热牛奶好吗？”

她不说话，无声地觑了我好一阵子，然后轻轻说：“你好像我的雨儿。”

我抬起头，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头发，说：“妈，千真万确，我就是你的女儿。”

她极惊奇地看着我，大大地惊讶，大大地开心：“就是说嘛，我看了你半天，觉得好像，没想到真的是你。说起来古怪，昨天晚上有个人躺在我床上，态度很友善，她也说她是我的雨儿，实在太奇怪了。”

“昨晚那个人就是我啊。”我把冰牛奶倒进玻璃杯中，然后把杯子放进微波炉。远处隐隐传来公鸡的啼声。

“那你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她一脸困惑。

“我从台北来看你。”

“你怎么会从台北来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过热牛奶，继续探询，“如果你是我的雨儿，你怎么会不在我身边呢？你是不是我养大的？是什么人把你养大的呢？”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台湾长大。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几岁？结婚了没有？”

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

有时候，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第一站，洗温泉。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转睛，然后开始品头论足。我快动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着一个女人，大声笑着说：“哈，不好意思啊，那个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交车，红五号，从白云山庄上车。一路上樱花照眼，她静静看着窗外流荡过去的风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颜容，和窗外的粉色樱花明灭掩映；她的眼神迷离，时空飘忽。

到了士林站。我说：“妈，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运，坐在这里，给你拍一张照片。”

她娴静地坐下，两手放在膝上。刚好后面有一丛浓绿的树，旁边坐着一个孤单的老人。

“你的雨儿要看见你笑，妈妈。”

她看着我，微笑了。我这才注意到，她穿着黑衣白领，像一个中学的女生。

十七岁

到剑桥演讲，华飞从德国飞来相会。希思罗机场到剑桥小镇还要两个半小时的巴士车程，我决定步行到巴士站去接他。细雨打在撑开的伞上，白色的鸽子从伞檐啪啪掠过。走过一栋又一栋十六世纪的红砖建筑，穿过一片又一片嫩青色的草坪，到了所谓巴士站，不过是一个小亭子，已经站满了候车躲雨的人。于是我立在雨中等。

两只鸳鸯把彼此的颈子交绕在一起，睡在树荫里。横过大草坪是一条细细的泥路，一排鹅，摇摇摆摆地往我的方向走来，好像一群准备去买菜的妈妈们。走近了，才赫然发现它们竟然不是鹅，是加拿大野雁，在剑桥过境。

接连来了好几班巴士，都是从希思罗机场直达剑桥的车，一个一个从车门钻出的人，却都不是他。伞的遮围太小，雨逐渐打湿了我的鞋和裤脚，寒意使我的手冰凉。等候的滋味——多久不曾这样等候一个人了？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等候一辆来自机场的巴士，里头载着自己十七岁的孩子，挺幸福。

他出来的时候，我不立即走过去，远远看着他到车肚子里取行李。十七岁的少年，儿童脸颊那种圆鼓鼓的可爱感觉已经被刀削似的线条所取代，棱角分明。他发现了我，望向我的眼睛既有感情却又深藏不露，很深的眼睛——我是如何清晰地还记得他婴儿时的水清见底的欢快眼睛啊。

我递过一把为他预备的伞，被他拒绝。“这么小的雨。”他说。“会感冒。”我说。“不要。”他说。细细的飘雨濡湿了他的头发。

我顿时失神；自己十七岁时，曾经多么强烈憎恶妈妈坚持递过来的雨伞。

放晴后，我们沿着康河散步。徐志摩的康河，原来是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河，蜿蜒无声地汩汩穿过芳草和学院古堡。走到一条分支小溪沟，溪边繁星万点，葳蕤茂盛的野花覆盖了整个草原。这野花，不就是《诗经》里的“蘼芜”，《楚辞》里的“江离”？涉过浓密的江离，看见水光粼粼的小溪里，隐约有片白色的东西漂浮——是谁不小心落了一件白衬衫？

走近看，那白衬衫竟是一只睡着了的白天鹅，脖子蜷在自己的鹅绒被上，旁边一只小鸭独自在玩水的影子。我跪在江离丛中拍摄，感动得眼睛潮湿；华飞一旁看着我泫然欲泣的样子，淡淡地说：“小孩！”

到国王学院对面吃早餐，典型的“英式早餐”送来了：炒蛋、煎肉、香肠、蘑菇、烤番茄……又油又腻，我拿起刀叉，突然失声喊了出来：“我明白了。”

他看着我。

“原来，简单的面包果酱早餐称作‘欧陆’早餐，是相对于这种重量‘英国’早餐而命名的。”

他笑也不笑，说：“大惊小怪，你现在才知道啊。”

然后慢慢地涂果酱，慢慢地说：“我们不称英国人欧洲人啊，他们的一切都太不一样了，英国人是英国人，不是欧洲人。”

走到三一学院门口，我指着一株瘦小的苹果树，说：“这号称是牛顿那棵苹果树的后代。”他说：“你不要用手去指，像个小孩一样。你说就好了。”

从中世纪的古街穿出来，看见几个衣着鲜艳的非洲人围成一圈在跳舞，立牌上贴着海报，抗议津巴布韦总统的独裁暴力统治，流亡国外的人数、经济下跌的指标，看起来怵目惊心。我说，我只注意苏丹的杀戮，不知道津巴布韦有这样的严重独裁。他说：“你不知道啊？津巴布韦本来被称为‘非洲的巴黎’呢，经济和教育都是最先进的，可是穆加贝总统的高压统治，使津巴布韦现在几乎是非洲最落后的国家了，而且饥荒严重，很多人饿死。”

走近看，那白衬衫竟是一只睡着了的白天鹅，脖子蜷在自己的鹅绒被上，旁边一只小鸭独自在玩水的影子。我跪在江离丛中拍摄，感动得眼睛潮湿；华飞一旁看着我泫然欲泣的样子，淡淡地说：“小孩！”

经过圣约翰学院，在一株巨大的栗子树上我发现一只长尾山雉，兴奋地指给华飞看——他却转过身去，一个快步离我五步之遥，站定，说：“拜托，妈，不要指，不要指，跟你出来实在太尴尬了。你简直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五岁的小孩！”

爱情

从剑桥到了伦敦，我们住进了伦勃朗酒店。以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作为酒店的名字，大概已经在昭示自己的身份和品位了。拉开窗帘，以为可以看到雄伟的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却发现窗正对着后院，看出去只是一片平凡而老旧的砖造公寓建筑。有点失望，正要拉上窗帘转身的那一瞬，眼角波光流动间瞥见建筑的颜色和线条，顿时建筑隐退，颜色和线条镂空浮现，颜色深浅参差，线条黑墨分明，微风刚好吹起柔软的淡紫色的窗帘布；那一扇一扇窗的竖与横之间，仿佛是一种布局，楼与楼的彼此依靠和排拒之间，又像在进行一种埋伏的对话——我不禁停下来，凝视窗外，凝得入神，直到一只鸽子突然惊起，“哗”的一声横过。

我们沿着克伦威尔大道漫步行往白金汉宫的方向。华飞说，高二德文课正在读《少年维特的烦恼》，课堂上讨论得很仔细。

“喔？老师怎么说？”我兴味十足地看着他——我也是高二的时候读这本书的呀，在一九六九年的台湾，一边读歌德，一边读琼瑶。一七七四年《少年维特的烦恼》出版后，说是有两千个欧洲青年效法维特为爱自杀。拿破仑在东征西讨的杀伐中，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本爱情小书。

“你一定不相信老师怎么说的，”华飞笑着，“老师跟我们说：你们可不要相信这种‘纯纯’的爱。事实上，爱情能持久多半是因为两人有一种‘互利’的基础。没有‘互利’的关系，爱情是不会持久的。”

我很惊奇地看着他，问：“你同意他的说法？”

华飞点点头。

我飞快地回想十七岁的自己：我，还有我的同龄朋友们，是相信琼瑶的。凡是男的都要有深邃而痛苦的眼睛，女的都会有冰冷的小手和火烫的疯狂的热情。爱情是只有灵没有肉的，是澎湃汹涌一发不可收拾的；唯美浪漫、纯情而带着毁灭性的爱情，才是最高境界的爱情。

华飞以好朋友约翰为例，正在给我作解说：“你看，约翰的爸妈离婚了，约翰爸爸和现在的女朋友就可能持久，因为，第一，约翰爸爸是个银行总经理，女朋友是个秘书，她得到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升。第二，约翰妈妈是大学校长，约翰爸爸受不了约翰妈妈这么优秀；现在跟自己的秘书在一起，秘书不管是学识还是地位还是聪明度都不如自己，他得到安全感和自我优越感。在这样‘互利’的基础上，我判断他们的关系可能会持久。”

我两眼发直地瞪着自己十七岁的儿子，说：“老天，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他瞅着我，明显觉得我大惊小怪，“这什么时代啊，妈？”

晚上，伦敦街头下起小雨，我们在雨中快步奔走，赶往剧场，演出的是《艾薇塔》（《贝隆夫人》），以阿根廷贝隆总统的夫人生平为故事的音乐剧。我们还是迟到了，《阿根廷，别为我哭泣》的熟悉旋律从剧场的门缝里传出来。

四十八岁享有盛名的贝隆将军在一个慈善舞会里邂逅二十四岁光艳照人的艾薇塔。舞台上，灯光迷离，音乐柔媚，艾薇塔渐渐舞近贝隆——我低声对华飞说：“你看，权力和美色交换，‘互利’理论又来了……”

华飞小声地回复：“妈，拜托，我才十七岁，不要教我这么多黑暗好不好？德文老师跟你一样，都不相信爱情。我才十七岁，我总得相信点什么吧？！”

早上，灿亮的阳光扑进来，华飞还睡着。我打开窗帘，看窗外那一片平凡而现实的风景。心想，在平凡和现实里，也必有巨大的美的可能吧。

我有好一阵子一边看戏一边心不在焉。他的问题——唉，我实在答不出来。

早上，灿亮的阳光扑进来，华飞还睡着。我打开窗帘，看窗外那一片平凡而现实的风景。心想，在平凡和现实里，也必有巨大的美的可能吧。

山路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场时，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静地注视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见，她瘦了还是胖了？第一排两个讨厌的人头挡住了视线，我稍稍挪动椅子，插在这两个人头的中间，才能把她看个清楚。今晚蔡琴一袭青衣，衣袂在风里翩翩蝶动，显得飘逸有致。

媒体涌向舞台前，镁光灯烁烁闪个不停。她笑说，媒体不是为了她的“歌”而来的，是为了另一件“事”。然后音乐静下，她开口清唱：“是谁在敲打我窗/ 是谁在撩动琴弦——”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她低低地唱着，余音缭绕然后戛然而止时，人们报以狂热的掌声。她说，你们知道的是我的歌，你们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对你们并不重要。

在海浪一样的掌声中，我没有鼓掌，我仍旧深深地注视她。她说的“事”，是她前夫至爱导演杨德昌的死。她说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谁可能知道？一个曾经爱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别，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许诺，哪一首歌，是在为自己做永恒的准备？

挡了我视线的两个人头，一个是胡志强的。一年前中风，他走路时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来特别憨厚。他的身边紧挨着自己大难不死的妻，少了一条手臂。胡志强拾起妻的一只纤弱的手，迎以自己一只粗壮的手，两人的手掌合起来鼓掌，是患难情深，更是岁月沧桑。

另一个头，是马英九的。能说他在跟五万个人一起欣赏民歌吗？还是说，他的坐着，其实是奔波，他的热闹，其实是孤独，他，和他的政治对手们，所开的车，没有“R”挡，更缺空挡。

我们这一代人，错错落落走在历史的山路上，前后拉得很长。同龄人推推挤挤走在一块，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视。年长一点的默默走在前头，或迟疑徘徊，或漠然而果决。前后虽隔数里，声气婉转相通，我们是同一条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开始唱《恰似你的温柔》，歌声低回流荡，人们开始和声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难以开口道再见　　就让一切走远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却都没有哭泣

让它淡淡的来　　让它好好的去

我压低帽檐，眼泪，实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号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风陷入昏迷的第二晚。这里有五万人幸福地欢唱，掌声、笑声、歌声，混杂着城市的灯火腾跃，照亮了粉红色的天空。此刻，一辈子被称为“才子”的沈君山，一个人在加护病房里，一个人。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才子当然心里冰雪般的透彻：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寂寞

曾经坐在台北市议会的议事大厅中，议员对着麦克风咆哮，官员在挣扎解释，记者的镁光灯闪烁不停，语言的刀光剑影在政治的决斗场上咄咄逼人。我望向翻腾暴烈的场内，调整一下自己眼睛的聚焦，像魔术一样，“倏”一下，议场顿时往百步外退去，缩小，声音全灭，所有张开的嘴巴、圆瞪的眼睛、夸张的姿态、拍打桌子的扬起的手，一瞬间变成黑白默片中无声的慢动作，缓缓起，慢慢落……

我坐在风暴中心，四周却一片死静，这时，寂寞的感觉，像沙尘暴的漫天黑尘，以鬼魅的流动速度，细微地渗透地包围过来。

曾经三十天蛰居山庄，足不离户，坐在阳台上记录每天落日下山的分秒和它落下时与山棱碰触的点的移动。有时候，迷航的鸟不小心飞进屋内，拍打着翅膀从一个书架闯到另一个书架，迷乱惊慌地寻找出路。

在特别湿润的日子里，我将阳台落地玻璃门大大敞开，站在客厅中央，守着远处山头的一朵云，看着这朵云，从山峰那边弥漫飘过来、飘过来，越过阳台，全面进入我的客厅，把我包裹在内，而后流向每个房间，最终分成小朵，从不同的窗口飘出，回归山岚。

冰箱是空的。好朋友上山探视，总是带点牛奶面包，像一个社会局的志工去探视独居老人。真正断炊的时候，我黄昏出门散步，山径边有农人的菜田，长出田陌的野菜，随兴拔几把回家，也能煮汤。

夏天的夜空，有时很蓝。我总是看见金星早早出现在离山棱很近的低空，然后月亮就上来了。野风吹着高高的枫香树，叶片飒飒作响。老鹰独立树梢，沉静地俯视开阔的山谷，我独立露台，俯视深沉的老鹰。

我细细在想，寂寞，是个什么状态；寂寞，该怎么分类？

有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朋友们在我的山居相聚，饮酒谈天，十一时半，大伙纷纷起立，要赶下山，因为，新年旧年交替的那一刻，必须和家里那个人相守。朋友们离去前还体贴地将酒杯碗盘洗净，然后是一阵车马滚滚启动、深巷寒犬交吠的声音。五分钟后，一个诗人从半路上来电，电话上欲言又止，意思是说，大伙午夜前刻一哄而散，把我一个人留在山上，好像……他说不下去。

我感念他的友情温柔，也记得自己的答复：“亲爱的，难道你觉得，两个人一定比一个人不寂寞吗？”

他一时无语。

寂坐时，常想到晚明张岱。他写湖心亭：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深夜独自到湖上看大雪，他显然不觉寂寞——寂寞可能是美学的必要。但是，国破家亡、人事全非、当他在为自己写墓志铭的时候呢？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有一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就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之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际无着落，人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

真正断炊的时候，我黄昏出门散步，山径边有农人的菜田，长出田陌的野菜，随兴拔几把回家，也能煮汤。

（不）相信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后来一件一件变成不相信。

曾经相信过爱国，后来知道“国”的定义有问题，通常那谆谆善诱要你爱国的人所定义的“国”，不一定可爱，不一定值得爱，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经相信过历史，后来知道，原来历史的一半是编造的。前朝史永远是后朝人在写，后朝人永远在否定前朝，他的后朝又来否定他，但是负负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积渐进的扭曲变形移位，使真相永远掩盖，无法复原。说“不容青史尽成灰”，表达的正是，不错，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为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胜利的。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曾经相信过正义，后来知道，原来同时完全可以存在两种正义，而且彼此抵触，冰火不容。选择其中之一，正义同时就意味着不正义。而且，你绝对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机热烈主张某一个特定的正义，其中隐藏着深不可测的不正义。

曾经相信过理想主义者，后来知道，理想主义者往往经不起权力的测试：一旦掌有权力，他或者变成当初自己誓死反对的“邪恶”，或者，他在现实的场域里不堪一击，一下就被弄权者拉下马来，完全没有机会去实现他的理想。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曾经相信过爱情，后来知道，原来爱情必须转化为亲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转化为亲情的爱情，犹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块——它还是那玲珑剔透的冰块吗？

曾经相信过海枯石烂作为永恒不灭的表征，后来知道，原来海其实很容易枯，石，原来很容易烂。雨水，很可能不再来，沧海，不会再成桑田。原来，自己脚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毁灭。海枯石烂的永恒，原来不存在。

二十岁之前相信的很多东西，有些其实到今天也还相信。

譬如国也许不可爱，但是土地和人可以爱。譬如史也许不能信，但是对于真相的追求可以无止尽。譬如文明也许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们其实别无依靠。譬如正义也许极为可疑，但是在乎正义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义者也许成就不了大事大业，但是没有他们社会一定不一样。譬如爱情总是幻灭的多，但是萤火虫在夜里发光从来就不是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烂的永恒也许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里有一个无穷的宇宙，一刹那里想必也有一个不变不移的时间。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令人沉吟。

1964

不曾出席过同学会的我，今天去了小学同学会。五十六岁的我，想看看当年十二岁的玩伴们今天变成了什么样。

那是一九六四年。

一月十八日，纽约宣布了建筑世贸中心双子大楼的具体计划。

一月二十一日，湖口“兵变”。

五月三日，台湾第一条快速公路完工通车，以刚刚过世的麦克阿瑟命名。

六月十二日，南非曼德拉被判无期徒刑。受审时，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我愿从容就义。”

十月一日，世界第一条高铁——东京大阪间的新干线，开始通车。同时，奥运会第一次在亚洲举办，东京面对国际。

十月五日，六十四个东德人利用挖掘的地道逃亡西德。

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次试爆原子弹成功。

十二月十日，马丁·路德·金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十二月十一日，切·格瓦拉在联合国发表演讲。

那一年，我们十二岁，我们的父亲们平均寿命是六十四岁，母亲们是六十九岁。

乡下孩子的世界单纯而美好。学校外面有野溪，被浓密的热带植物沿岸覆盖，莓果的香甜气息混在空气里，令人充满莫名的幸福感。溪水清澈如许，赤足其中，低头便可见透明的细虾和黑油油的蝌蚪在石头间游走。羽毛艳丽的大鸟在蓊郁的树丛里忽隐忽现，发出古老而神秘的叫声。头发里粘着野草，带着一身泥土气，提着鞋，裤脚半卷，走进学校，远远就看见教室外一排凤凰木，在七月的暑气里，满树红花，一片斑斓。蝉，开始鸣起。

进入教室坐下，国语老师慢悠悠地教诗。念诗时，他晃着脑袋，就像古时候的书院山长。他谈做人的道理，因为，那是个有“座右铭”的时代：我们的书桌都有一张透明的玻璃，玻璃下面压着对自己的提醒、勉励、期许。我们的日记本里，每隔几页就有一张人生格言语录。作文课，常常会碰到的题目是，《我的座右铭》：助人为快乐之本。要怎么收获，便怎么耕耘。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我知故我在。人生有如钓鱼，一竿在手，希望无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日事，今日毕。

讲台上的老师，用谆谆善诱的口吻说：“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努力……”

五十六岁的我们，围着餐桌而坐，一一站起来自我介绍，因为不介绍，就认不出谁是谁。我们的眼睛暗了，头发白了，密密的皱纹自额头拉到嘴角；从十二岁到五十六岁，中间发生了什么？

如果，在我们十二岁那一年，窗外同样有火红烧天的凤凰花，溪里照样是鱼虾戏水于潺潺之间，野蛇沿着热带常青藤缓慢爬行，然后趴到石块上晒太阳，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灵魂很老的人，坐在讲台上，用和煦平静的声音跟我们这么说：

“孩子们，今天十二岁的你们，在四十年之后，如果再度相聚，你们会发现，在你们五十个人之中，会有两个人患重度忧郁症，两个人因病或意外死亡，五个人还在为每天的温饱困难挣扎，三分之一的人觉得自己婚姻不很美满，一个人会因而自杀，两个人患了癌症。

你们之中，今天最聪明、最优秀的四个孩子，两个人会成为医生或工程师或商人，另外两个人会终其一生落魄而艰辛。所有其他的人，会经历结婚、生育、工作、退休，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

“你们之中，今天最聪明、最优秀的四个孩子，两个人会成为医生或工程师或商人，另外两个人会终其一生落魄而艰辛。所有其他的人，会经历结婚、生育、工作、退休，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

如果在我们十二岁那年，有人跟我们这样上课，会怎么样？

当然，没有一个老师，会对十二岁的孩子们这样说话。因为，这，哪能做人生的“座右铭”呢？

明白

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的妈妈们五十岁。我们是怎么谈她们的？

我和家萱在一个浴足馆按摩，并排懒坐，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一面落地大窗，外面看不进来，我们却可以把过路的人看个清楚。

这是上海，这是衡山路。每一个亚洲城市都曾经有过这么一条路——餐厅特别时髦，酒吧特别昂贵，时装店冷气极强、灯光特别亮，墙上的海报一定有英文或法文写的“米兰”或“巴黎”。最突出的是走在街上的女郎，不管是露着白皙的腿还是纤细的腰，不管是小男生样的短发配牛仔裤还是随风飘起的长发配透明的丝巾，一颦一笑之间都辐射着美的自觉。每一个经过这面大窗的女郎，即使是独自一人，都带着一种演出的神情和姿态，美美地走过。她们在爱恋自己的青春。

家萱说，我记得啊，我妈管我管得烦死了，从我上小学开始，她就怕我出门被强奸，到了二十几岁还不准我超过十二点回家，每次晚回来她都一定要等门，然后也不开口说话，就是要让你“良心发现，自觉惭愧”。我妈简直就是个道德警察。

我说，我也记得啊，我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放肆”。那时在美国电影上看见演“母亲”的讲话轻声细气的，浑身是优雅“教养”。我想，我妈也是杭州的绸缎庄大小姐，怎么这么“豪气”啊？当然，逃难，还生四个小孩，管小孩吃喝拉撒睡的日子，人怎么细得起来？她讲话声音大，和邻居们讲到高兴时，会笑得惊天动地。她不怒则已，一怒而开骂时，正气凛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

现在，我们自己五十多岁了，妈妈们成了八十多岁的“老媪”。

“你妈时光会错乱吗？”她问。

会啊，我说，譬如有一次带她到乡下看风景，她很兴奋，一路上说个不停：“这条路走下去转个弯就是我家的地。”或者说：“你看你看，那个山头我常去收租，就是那里。”我就对她说：“妈，这里你没来过啦。”她就开骂了：“乱讲，我就住在这里，我家就在那山谷里，那里还有条河，叫新安江。”

我才明白，这一片台湾的美丽山林，仿佛浙江，使她忽然时光转换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她的眼睛发光，孩子似的指着车窗外：“佃农在我家地上种了很多杨梅、桃子，我爸爸让我去收租，佃农都对我很好，给我一大堆果子带走，我还爬很高的树呢。”

“你今年几岁，妈？”我轻声问她。

她眼神茫然，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很小声地说：“我……我妈呢？我要找我妈。”

家萱的母亲住在北京一家安养院里。“开始的时候，她老说有人打她，剃她头发，听得我糊涂——这个安养院很有品质，怎么会有人打她？”家萱的表情有点忧郁，“后来我才弄明白，原来她回到了‘文革’时期。年轻的时候，她是工厂里的出纳，被拖出去打，让她洗厕所，把她剃成阴阳头——总之，就是对人极尽的侮辱。”

在你最衰弱的时候，却回到了最暴力、最恐怖的世界——我看着沉默的家萱，“那……你怎么办？”

她的眼睛发光，孩子似的指着车窗外：“佃农在我家地上种了很多杨梅、桃子，我爸爸让我去收租，佃农都对我很好，给我一大堆果子带走，我还爬很高的树呢。”“你今年几岁，妈？”我轻声问她。

她说：“想了好久，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我自己写了个证明书，就写‘某某人工作努力，态度良好，爱国爱党，是本厂优良职工，已经被平反，恢复一切待遇。’然后还刻了一个好大的章，叫什么什么委员会，盖在证明书上。告诉看护说，妈妈一说有人打她，就把这证书拿出来给她看。”

我不禁失笑，怎么我们这些五十岁的女人都在做一样的事啊。我妈每天都在数她钱包里的钞票，每天都边数边说：“我没钱，哪里去了？”我们跟她解释说她的钱在银行里，她就用那种怀疑的眼光盯着你看，然后还是时时刻刻紧抓着钱包，焦虑万分。怎么办？我于是打了一个“银行证明”：“兹证明某某女士在本行存有五百万元整”，然后下面盖个方方正正的章，红色的，正的反的连盖好几个，看起来很衙门，很威风。我交代印佣：“她一提到钱，你就把这证明拿出来让她看。”我把好几副老花眼镜也备妥，跟“银行证明”一起放在她床头抽屉。钱包，塞在她枕头下。

按摩完了，家萱和我的“妈妈手记”技术交换也差不多了。落地窗前突然又出现一个年轻的女郎，宽阔飘逸的丝绸裤裙，小背心露背露肩又露腰，一副水灵灵的妖娇模样；她的手指一直绕着自己的发丝，带着给别人看的浅浅的笑，款款行走。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心中渐渐有一分明白，如月光泻地。

什么

我有一种乡下人特有的愚钝。成长在乡村海畔，不曾识都会繁华，十八岁才第一次看见同龄的女生用瓶瓶罐罐的化妆品，才发现并非所有的女生都和我一样，早上起来只知清水洗素颜。在台南的凤凰树下闲散读书，亦不知何谓竞争和进取；毕业后到了台北，大吃一惊，原来台北人人都在考托福，申请留学。

这种愚钝，会跟着你一生一世。在人生的某些方面，你永远是那最后“知道”的人。譬如，年过五十，苍茫独行间，忽然惊觉，咦，怎么这么多的朋友在读佛经？他们在找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

表面上毫无迹象。像三十岁时一样意兴风发，我们议论文坛的蜚短流长，我们忧虑政事的空耗和价值的错乱，我们商量什么事情值得行动、什么理想不值得期待，我们臧否人物、解析现象、辩论立场，我们也饮酒、品茶、看画、吃饭，我们时而微言大义，时而聒噪无聊，也常常言不及义。

可是，没有人会说：“我正在读《金刚经》。”

会发现他们的秘密，是因为我自己开始求索生死大问，而愚钝如我会开始求索生死大问是因为父亲的死亡，像海上突来闪电把夜空劈成两半，天空为之一破，让你看见了这一生从未见过的最深邃的裂缝、最神秘的破碎、最难解的灭绝。

于是可能在某个微雨的夜晚，一盏寒灯，二三饮者，在觥筹交错之后突然安静下来，嗒然若失，只听窗外风穿野林肃肃，山川一时寂寥。

“你们看见了我看见的吗？”我悄声问。

这时，他们不动声色，手里的高脚酒杯开始轻轻摇晃，绛红色的酒微微荡漾但绝不溅溢。一个点头说：“早看见了。”另一个摇头说：“汝之开悟，何其迟也。”然后前者说：“你就从《楞严经》开始读吧。”后者说：“春分将至，或可赴恒河一游。”

我惊愕不已：嗄，你们都考过了“托福”啊？

我想到那能诗能画能乐又曾经充满家国忧思的李叔同，三十八岁就决定放下，毅然出家——他究竟看见了什么？夏丏尊在父丧后，曾经特别到杭州定慧寺去探望李叔同，李叔同所赠字，就是《楞严经》的经文：

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

弘一法师在自己母亲的忌日，总是点亮油灯，磨好浓墨，素心书写《无常经》：

有三种法，于诸世间，是“不可爱”，是“不光泽”，是“不可念”，是“不称意”。何者为三，谓“老、病、死”。

他是否很早就看见了我很晚才看见的？

我们的同代人，大隐者周梦蝶，六七岁时被大人问到远大志愿时，说的是：“我只要这样小小一小块地（举手在空中画了个小圆圈）；里头栽七棵蒜苗，就这样过一辈子。”梦蝶今年八十六岁了，过的确实就是“一小块地七棵蒜苗”的一辈子。是不是他早慧异于寻常，六七岁时就已知道“不可爱”、“不光泽”、“不可念”、“不称意”在生命本质上的意义，否则，他怎么会在城市陋巷的幽晦骑楼里，在那极其苍白又迷惘荒凉的五十年代时光里，写下这样的诗句：

所有美好的都已美好过了

甚至夜夜来吊唁的蝶梦也冷了

是的，至少你还有虚无留存

你说。至少你已懂得什么是什么了

是的，没有一种笑是铁打的

甚至眼泪也不是……

我们的同代人，大隐者周梦蝶，六七岁时被大人问到远大志愿时，说的是：“我只要这样小小一小块地；里头栽七棵蒜苗，就这样过一辈子。”梦蝶今年八十六岁了，过的确实就是“一小块地七棵蒜苗”的一辈子。

也是五十年代，彼得·席格把《圣经·传道书》里的诗谱成了曲，旋律甜美轻快，使人想跳舞，可是那词，倾听之下总使我眼睛潮湿，喉头酸楚：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

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

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

寻找有时、放手有时，保持有时、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难的是，你如何辨识寻找和放手的时刻，你如何懂得，什么是什么呢？

共老

我们走进中环一个公园。很小一块绿地，被四边的摩天大楼紧紧裹着，大楼的顶端插入云层，底部小公园像大楼与大楼之间一张小小吊床，盛着一捧青翠。

淙淙流水旁看见一块凹凸有致的岩石，三个人各选一个角，坐了下来。一个人仰望天，一个人俯瞰地，我看一株树，矮墩墩的，树叶油亮茂盛，挤成一团浓郁的深绿。

这三个人，平常各自忙碌。一个，经常一面开车一面上班，电话一个接一个，总是在一个红绿灯与下一个红绿灯之间做了无数个业务的交代。睡觉时，手机开着，放在枕边。另一个，天还没亮就披上白袍开始巡房，吃饭时腰间机器一响就接，放下筷子就往外疾走。和朋友痛快饮酒时，一个人站到角落里捂着嘴小声说话，仔细听，他说的多半是：“尸体呢？”“家属到了没？”“从几楼跳的？几点钟？”然后不动声色地回到热闹的餐桌。人们问：“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大伙散时，他就一个人匆匆上路，多半在夜色迷茫的时候。

还有我自己，总是有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字，走不完的路，看不完的风景，想不完的事情，问不完的问题，爱不完的虫鱼鸟兽花草树木。忙，忙死了。

可是我们决定一起出来走走。三个人，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行走，身上没有一个包袱，手里没有一张地图。

然后，我就看见它了。

在那一团浓郁的深绿里，藏着一只浓郁深绿的野鹦鹉，正在啄吃一粒绿得发亮的杨桃。我靠近树，仰头仔细看它。野鹦鹉眼睛圆滚滚的，也看着我。我们就在那杨桃树下对看。

另外两个人，也悄悄走了过来。三个人，就那样立在树下，仰着头，屏息，安静，凝视许久，一直到野鹦鹉将杨桃吃完，吐了核，拍拍翅膀，“哗”一下飞走。

我们相视而笑，好像刚刚经过一个秘密的宗教仪式，然后开始想念那缺席的一个人。

是一个阳光温煦、微风徐徐的下午。我看见他们两鬓多了白发，因此他们想必也将我的日渐憔悴看在眼里。我在心疼他们眼神里不经意流露的风霜，那么——他们想必也对我的流离觉得不舍？

只是，我们很少说。

多么奇特的关系啊。如果我们是好友，我们会彼此探问，打电话、发简讯、写电邮、相约见面，表达关怀。如果我们是情人，我们会朝思暮想，会嘘寒问暖，会百般牵挂，因为，情人之间是一种如胶似漆的黏合。如果我们是夫妻，只要不是怨偶，我们会朝夕相处，会耳提面命，会如影随形，会争吵，会和好，会把彼此的命运紧紧缠绕。

但我们不是。我们不会跟好友一样殷勤探问，不会跟情人一样常相厮磨，不会跟夫妇一样同船共渡。所谓兄弟，就是家常日子平淡过，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各自做各自的抉择和承受。我们聚首，通常不是为了彼此，而是为了父亲或母亲。聚首时即使促膝而坐，也不必然会谈心。即使谈心，也不必然有所企求——自己的抉择，只有自己能承受，在我们这个年龄，已经了然在心。有时候，我们问：母亲也走了以后，你我还会这样相聚吗？我们会不会，像风中转蓬一样，各自滚向渺茫，相忘于人生的荒漠？

有时候，我们问：母亲也走了以后，你我还会这样相聚吗？我们会不会，像风中转蓬一样，各自滚向渺茫，相忘于人生的荒漠？

然而，又不那么简单，因为，和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都不一样，我们从彼此的容颜里看得见当初。我们清楚地记得彼此的儿时——老榕树上的刻字、日本房子的纸窗、雨打在铁皮上咚咚的声音、夏夜里的萤火虫、父亲念古书的声音、母亲快乐的笑、成长过程里一点一滴的羞辱、挫折、荣耀和幸福。有一段初始的生命，全世界只有这几个人知道，譬如你的小名，或者，你在哪棵树上折断了手。

南美洲有一种树，雨树，树冠巨大圆满如罩钟，从树冠一端到另一端可以有三十米之遥。阴天或夜间，细叶合拢，雨，直直自叶隙落下，所以叶冠虽巨大且密，树底的小草，却茵茵然葱绿。兄弟，不是永不交叉的铁轨，倒像同一株雨树上的枝叶，虽然隔开三十米，但是同树同根，日开夜合，看同一场雨直直落地，与树雨共老，挺好的。

如果

他一上来我就注意到了。老伯伯，留着平头，发色灰白，神色茫然，有点像个走失的孩子。裹着一件浅褐色的夹克，一个皮包挂在颈间，手里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走进机舱。其他的乘客拖着轮转行李箱，昂首疾步往前，他显得有点慌张，低头看自己的登机证，抬头找座位号码。不耐烦的人从他身边用力挤过去，把他压得身体往前倾。他终于在我左前方坐下来，怀里紧抱着皮包，里头可能是他所有的身份证明。拐杖有点太长，他弯腰想把它塞进前方座椅下面，一阵忙乱，服务员来了，把它抽出来，拿到前面去搁置。老伯伯伸出手臂，用很浓的甘陕乡音向着小姐的背影说：“要记得还给我啊。”

我低头读报。

台北往香港的飞机，一般都是满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去香港的。他们的手，紧紧握着台胞证，在香港机场下机、上机，下楼、上楼，再飞。到了彼岸，就消失在大江南北的版图上，像一小滴水无声无息落进茫茫大漠里。老伯伯孤单一人，步履蹒跚行走千里，在门与门之间颠簸，在关与关之间折腾，不必问他为了什么；我太知道他的身世。

他曾经是个眼睛如小鹿、被母亲疼爱的少年，心里怀着莺飞草长的轻快欢欣，期盼自己长大，幻想人生大开大合的种种方式。唯一他没想到的方式，却来临了，战争像突来的飓风把他连根拔起，然后恶意弃置于陌生的荒地。在那里，他成为时代的孤儿，堕入社会底层，从此一生流离，半生坎坷。当他垂垂老时，他可以回乡了，山河仍在，春天依旧，只是父母的坟，在太深的草里，老年僵硬的膝盖，无法跪拜。乡里，已无故人。

我不敢看他，因为即使是眼角余光瞥见他颓然的背影，我都无法遏止地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离开三年了，我在想，如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仅仅是一次机会，让我再度陪他返乡——我会做什么？

我会陪着他坐飞机，一路牵着他瘦弱的手。

我会一路听他说话，不厌烦。我会固执地请他把他当年做宪兵队长的英勇事迹完整地讲完，会敲问每一个细节——哪年？驻扎在镇江还是无锡还是杭州？对岸共产党劝你“起义”的信是怎么写的？为什么你没接受？……我会问清每一个环节，我会拿出我的笔记本，用一种认真到不能再认真的态度，仿佛我在采访一个超强大国的国家元首，聚精会神地听他每一句话。对每一个听不懂的地名、弄不清的时间，坚持请他——“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三点水的淞？江水的江？羊坝头怎么写？宪兵队在广州驻扎多久？怎么到海南岛的？怎么来台湾的？坐什么船？船叫什么名字？几吨的船？炮有打中船吗？有起火吗？有没有人掉进海里？多少人？有小孩吗？你看见了吗？吃什么？馒头吗？一人分几个？”

我会陪他吃难吃的机舱饭。我会把面包撕成一条一条，跟空中小姐要一杯热牛奶，然后把一条一条面包浸泡牛奶，让他慢慢咀嚼。他颤抖的手打翻了牛奶，我会再叫一杯，但是他的衣服不会太湿，因为我会在之前就把雪白的餐巾打开铺在他胸口。

下机转机的时候，我会牵着他的手，慢慢地走。任何人从我们身边挤过而且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故意给我们看，我会很大声地对他说：“你有教养没有！”

当他垂垂老时，他可以回乡了，山河仍在，春天依旧，只是父母的坟，在太深的草里，老年僵硬的膝盖，无法跪拜。乡里，已无故人。

长长的队伍排起来，等着过关，上楼，重新搭机。我会牵着他的手，走到队伍最前端，我会跟不管那是什么人，说：“对不起，老人家不能站太久，您可以让我们先进去吗？”我会把他的包放在行李检查转轮上，扶着他穿过电检拱门。如果检查人员说：“请你退回去，他必须一个人穿过。”我会坚持说：“不行，他跌倒怎么办？那你过来扶着他！”如果不知为什么，那门“哔”一声响起，他又得退回，然后重来一次，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牵着他的手，穿过。

当飞机“砰”一声触到了长沙的土地，当飞机还在滑行，我会转过身来，亲吻他的额头——连他的额头都布满了老人黑斑，我会亲吻他的额头，用我此生最温柔的声音，附在他耳边跟他说：“爸爸，你到家了。”

“砰”的一声，飞机真的着陆了，这是香港赤鱲角机场。我的报纸，在降落的倾斜中散落一地。机舱仍在滑行，左前方那位老伯伯突然颤巍巍站了起来，我听见空服员恼怒而凌厉的声音：“坐下，坐下，你坐下！还没到你急什么！”

跌倒——寄K

不久前，震动了整个香港的一则新闻是，一个不堪坎坷的母亲，把十岁多一点的两个孩子手脚捆绑，从高楼抛落，然后自己跳下。

今天台湾的新闻，一个“国三”的学生在学校的厕所里，用一个塑胶袋套在自己头上，自杀了。

读到这样的新闻，我总不忍去读细节。掩上报纸，走出门，灰蒙蒙的天，下着细雨。已经连下了三天雨，早上醒来时，望向窗外，浓浓的雾紧紧锁住了整个城市。这个十五岁的孩子，人生最后的三天，所看见的是一个灰蒙蒙、湿淋淋、寒气沁人的世界。这黯淡的三天之中，有没有人拥抱过他？有没有人抚摸过他的头发，对他说：“孩子，你真可爱”？有没有人跟他同走一段回家的路？有没有人发简讯给他，约他周末去踢球？有没有人对他微笑过，重重地拍他肩膀说：“没关系啊，这算什么？”有没有人在MSN上跟他聊过天、开过玩笑？有没有人给他发过一则电邮，说：“嘿，你今天怎么了？”

在那三天中，有没有哪个人的名字被他写在笔记本里，他曾经一度动念想去和对方痛哭一场？有没有某一个电话号码被他输入手机，他曾经一度犹疑要不要拨那个电话去说一说自己的害怕？

那天早上十五岁的他决绝地出门之前，桌上有没有早点？厨房里有没有声音？从家门到校门的一路上，有没有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使他留恋，使他动摇？

我想说的是，K，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里，谁，教过我们怎么去面对痛苦、挫折、失败？它不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它不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教科书或课程里，它更不在我们的大众传播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只教我们如何去追求卓越，从砍樱桃的华盛顿、悬梁刺股的孙敬、苏秦到平地起楼的比尔·盖茨，都是成功的典范。即使是谈到失败，目的只是要你绝地反攻，再度追求出人头地，譬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洗雪耻辱，譬如哪个战败的国王看见蜘蛛如何结网，不屈不挠。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伤，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怎么收拾？

谁教过我们，在跌倒时，怎样的勇敢才真正有用？怎样的智慧才能度过？跌倒，怎样可以变成行远的力量？失败，为什么往往是人生的修行？何以跌倒过的人，更深刻、更真诚？

我们没有学过。

如果这个社会曾经给那十五岁的孩子上过这样的课程，他留恋我们——以及我们头上的蓝天——的机会是不是多一点？

现在K也绊倒了。你的修行开始。在你与世隔绝的修行室外，有很多人希望捎给你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一个结实的拥抱。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可是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伤，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怎么收拾？

牵挂

要赶去机场，时间很紧，路上不知塞不塞车，但我还是给丽莎打了个电话：“十分钟后到你家。然后直奔机场，准备点吃的给我。”

十分钟后，丽莎趿着拖鞋，穿着运动裤，素颜直发下楼来，我们坐在她阳光满满的客厅里。她开始谈正在读的菲力普·罗斯的小说，我猛喝一杯五百毫升的优酪乳加水果，囫囵吞一个刚做好的新鲜三明治。吃完喝完，还带一杯滚烫的咖啡，有盖，有吸管，匆匆上车。上车时，丽莎塞给我一本书，《二〇〇七美国最佳散文选》，让我带上飞机看。

车子启动，将车窗按下，看着门里目送我离去的丽莎，我用手心触唇，给她一个象征的亲吻和拥抱。

一路飞奔到机场。临上机，再给她打个电话：“你让马莉去帮我打扫时，拜托，洗衣机里有洗过的衣服忘了拿出来晾，请她处理，还有，冰箱里过期的东西全部丢掉。都发霉了。”丽莎说：“没问题。你要保重。”我也说：“你保重。”

然后我关了手机。提起行李。

这么常地来来去去，这么常地说“你保重”，然而每一次说“保重”，我们都说得那么郑重，那么认真，那么在意，我想是因为，我们实在太认识人生的无常了，我们把每一次都当作可能是最后一次。

到了香港，一踏出机舱就打开手机，手机里一定有一则短讯：“在A出口等候。”大厅里，不管人群多么拥挤，C一定有办法马上让你看见她，她总是带着盈盈笑意迎面走来。她的一只手里有一杯新鲜的果汁，递给你，另一只手伸过来帮你拖行李。“要不要买牛奶回家？要不要先去市场买菜？”她问。

她开车，一路上，絮絮述说，孩子、工作、香港政治、大陆新闻，好笑的人、愤怒的事、想不开的心情。我们平常没时间见面，不知怎么接机或送机就变成一个流动中的咖啡馆，滑行中的聊天室。车子在公路上滑行，我总是边听边看车窗外的风景，两边空濛，尽是大山大海大片的天空。如果是黄昏，霞彩把每一座香港的山都罩上一层淡粉的薄纱，温柔美丽令人瞠目。

偶尔，车子也是流动的写作室。有一天，要从新竹开车南下三百公里去探视母亲——夜里突来电话，得知母亲生病，但是要出发时，手边一篇批判“总统”先生的大块文章虽然彻夜写作，却尚未完稿，怎么办呢？荣光看看我一夜不眠、气色灰败的脸孔，豪气地一挥手，决定做我的专用司机。他前座开车，让我蜷曲在后座继续在电脑上写作文。四小时车程，到达屏东，母亲的家到了，文章刚好完成。荣光下了车，拍拍身上灰尘，一身潇洒，转身搭巴士回新竹，又是四小时车程，独自的行旅。

这些是牵挂你的人慷慨赠予你的时光和情感；有时候，是你牵挂别人。一个才气纵横的人中风昏迷，经月不醒。你梦见他，梦见他突然醒来，就在那病房床榻上，披衣坐起，侃侃而谈，字字机锋。他用中文谈两岸的未来，用英语聊莎士比亚的诗。醒来，方知是梦，天色幽幽，怅然不已。

或者是一个十年不逢的老友。久不通讯，但是你记得她在小院里种的花香，记得她念诗时哽咽的声音，记得她在深夜的越洋电话里谈美、谈文章、谈人生的种种温情。你常常想到她，虽然连电话号码都记不全了。

临上机，再给她打个电话：“你让马莉去帮我打扫时，拜托，洗衣机里有洗过的衣服忘了拿出来晾，请她处理，还有，冰箱里过期的东西全部丢掉。都发霉了。”丽莎说：“没问题。你要保重。”我也说：“你保重。”

但是，总是别人牵挂你、照顾你的时候多。他，有时是她，时不时来一个电话，电话絮絮讲完了，你轻轻放下听筒，才觉得，这其实是个“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的电话——什么事都没有，扯东扯西，只不过想确认一下你还好，但是一句思念的话，都没有。

昨晚就有一个约会，时间未到，干脆到外面去等，感觉一下秋夜的凉风如水。在暗夜中，靠着大柱坐在石阶上。他出现时，看见我一个人坐在秋声萧瑟的黑暗的地上。

有光的时候，他迟疑地说：“我觉得你——憔悴了。”

我正巧穿着一身黑衣黑裙，因为上午去了一个朋友的告别式。在低低的唱名声中，人们一波一波地进来又一波一波地离去。

胭脂

每次到屏东去看妈妈，还没到时先给她电话：“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愉快的声音传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欢的人。”

“猜对了，”我说，“我是你的女儿，我是小晶。”

“小晶啊，”她说，带着很浓的浙江乡音，“你在哪里？”

带她去“邓师傅”做脚底按摩，带她去美容院洗头，带她到菜市场买菜，带她到田野上去看鹭鸶鸟，带她到药房去买老人营养品，带她去买棉质内衣，宽大但是肩带又不会滑下来的那一种，带她去买鞋子买乳液买最大号的指甲刀。我牵着她的手在马路上并肩共行的景象，在这黄狗当街懒睡的安静小镇上就成为人们记得的本村风景。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又经过他的店铺，一边切槟榔一边用眼睛目送我们走过，有时候说一句，轻得几乎听不见：“伊查某仔转来喽！”

见时容易别时难，离开她，是个复杂的工程。离开前二十四小时，就得先启动心理辅导。我轻快地说：“妈，明天就要走啦。”

她也许正用空濛濛的眼睛看着窗外的天，这时马上把脸转过来，慌张地看着我，“要走了？怎么要走呢？”

我保持声音的愉悦，“要上班，不然老板不要我啦。”

她垂下眼睛，是那种被打败的神情，两手交握，放在膝上，像个听话的小学生。跟“上班”，是不能对抗的，她也知道。她低声自言自语：“喔，要上班。”

“来，”我拉起她的手，“坐下，我帮你搽指甲油。”

买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指甲油，专门用来跟她消磨卧房里的时光。她坐在床沿，顺从地伸出手来，我开始给她的指甲上色，一片一片慢慢上，每一片指甲上两层。她手背上的皮，抓起来一大把，是一层极薄的人皮，满是皱纹，像蛇蜕掉弃置的干皮。我把新西兰带回来的绵羊油倒在手心上，轻轻揉搓这双曾经劳碌不堪、青筋暴露而今灯尽油枯的手。

涂完手指甲，开始涂脚趾甲。脚趾甲有点灰指甲症状，硬厚得像岩石。把她的脚放进热水盆里——她缩起脚，说：“烫。”我说：“一点也不，慢慢来。”浸泡五分钟后，脚趾甲稍微松软了，再涂色。选了艳丽的桃红，小心翼翼地点在她石灰般的脚趾甲上。效果，看起来确实有点恐怖，像给僵尸的脸颊上了腮红。

我认真而细致地“摆布”她，她静静地任我“摆布”。我们没法交谈，但是，我已经认识到，谁说交谈是唯一的相处方式呢？还有什么，比这胭脂阵的“摆布”更适合母女来玩？只要我在，她脸上就有一种安心的平静。更何况，胭脂阵是有配乐的。我放上周璇的老歌，我们从《夜上海》一直听到《凤凰于飞》、《星心相印》和《永远的微笑》。

涂完她所有的手指甲和脚趾甲，轮到我自己。黄昏了，淡淡的阳光把窗帘的轮廓投射在地板上。“你看。”我拿出十种颜色，每一只指甲涂一个不同的颜色，从绯红到紫黑。她不说话，就坐在那床沿，看着我涂自己的指甲，从一个指头到另一个指头。

每次从屏东回到台北，朋友总是惊讶：“嗄？你涂指甲油？”

指甲油玩完了，空气里全是指甲油的气味。我说：“明天，明天我要走了。要上班。”

她有点茫然，“要走了？怎么要走了？那——我怎么办？我也要走啊。”

把她拉到梳妆镜前，拿出口红，“你跟哥哥住啊，你走了他要伤心的。来，我帮你化妆。”她一瞬间就忘了我要走的事，对着镜子做出矜持的姿态，“我啊，老太婆了，化什么妆哩。”

可是她开始看着镜中的自己，拿起梳子，梳自己的头发。

她曾经是个多么耽溺于美的女人啊。六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去文了眉和眼线，七十岁的时候，还问我她该不该去隆鼻。多少次，她和我一起站在梳妆镜前，她说：“女儿，你要化妆。女人，就是要漂亮。”

现在，她的手臂布满了黑斑。

我帮她搽了口红，说：“来，抿一抿。”她抿了抿唇。

我帮她上了腮红。

在她文过的眉上，又画上一道弯弯淡眉。

“你看，”我搂着她，面对着大镜，“冬英多漂亮啊。”

她惊讶，“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你的女儿嘛。”我环抱着她瘦弱的肩膀，对着镜子里的人，说，“妈，你看你多漂亮。我明天要走喔，要上班，不能不去的，但马上会回来看你。”

她曾经是个多么耽溺于美的女人啊。六十岁的她和三十岁的我，曾经一起站在梳妆镜前，她说：“小晶，你要化妆。女人，就是要漂亮。”（龙霈 摄）

寒色

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

当场被读者问倒的情况不多，但是不久以前，一个问题使我在一千多人面前，突然支吾，不知所云。

他问的是：“家，是什么？”

家是什么，这不是小学二年级的作文题目吗？和“我的志愿”、“我的母亲”、“我的暑假”同一等级。怎么会拿到这里来问一个自认为对“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早有体会的人？

问者的态度诚诚恳恳的，我却只能语焉不详蒙混过去。这么难的题啊。

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你要带伞。烫的便当塞在书包里，书包挎在肩上，贴身还热。周末上街时，一家四五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机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尺就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一阵一阵。晚了，一顶大蚊帐，四张榻榻米，灯一黑，就是黑甜时间。兄弟姊妹的笑闹踢打和被褥的松软裹在帐内，帐外不时有大人的咳嗽声，走动声，窃窃私语声。朦胧的时候，窗外丝缎般的栀子花香，就幽幽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人，一个一个走掉，通常走得很远、很久。在很长的岁月里，只有一年一度，屋里头的灯光特别灿亮，人声特别喧哗，进出杂沓数日，然后又归于沉寂。留在里面没走的人，体态渐孱弱，步履渐蹒跚，屋内愈来愈静，听得见墙上时钟滴答的声音。栀子花还开着，只是在黄昏的阳光里看它，怎么看都觉得凄清。然后其中一个人也走了，剩下的那一个，从暗暗的窗帘里，往窗外看，仿佛看见，有一天，来了一辆车，是来接自己的。她可能自己锁了门，慢慢走出去，可能坐在轮椅中，被推出去，也可能是一张白布盖着，被抬出去。

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曾经是异国大学小城里一间简单的公寓，和其他一两家共一个厨房。窗外飘着陌生的冷雪，可是卧房里伴侣的手温暖无比。后来是一个又一个陌生的城市，跟着一个又一个新的工作，一个又一个重新来过的家。几件重要的家具总是在运输的路上，其他就在每一个新的城市里一点一点添加或丢弃。墙上，不敢挂什么真正和记忆终生不渝的东西，因为墙，是暂时的。在暂时里，只有假设性的永久和不敢放心的永恒。家，也就是两个人刚好暂时落脚的地方。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很多，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以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

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

很多，一会儿就有了儿女。一有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近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滚烫的便当塞进他书包里。周末，你骑机车去市场，把两个女儿贴在身后，一个小的夹在前面两腿之间，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一个一个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热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幽幽的香气。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

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可以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可以更寂寞。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

散步

回屏东看母亲之前，家萱过边境来访。细致的她照例带了礼物。一个盒子上写着“极品燕窝”，我打开看一下，黑溜溜的一片，看不懂。只认得盛在瓷碗里头加了冰糖的白糊糊又香又甜的燕窝；这黑溜溜的原始燕窝——是液体加了羽毛、树枝吗？还真不认识。不过，家萱当然是送给母亲吃的，我不需操心。

她又拿出一个圆筒，像是藏画的。一卷纸拿出来，然后一张一张摊开，她说：“我印得多了，想想也许你妈可以用。”

海报大小的白纸，印着体积很大、油墨很浓的毛笔字，每一张都是两三行，内容大同小异：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深爱您。

您的房子、看护、医药费，我们全都付了。

我们承诺，一定竭尽所能照料您。

请您放心。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都是您含辛茹苦培养大的。

我们感念您。

我们承诺：您所有的需要，都由我们承担。

请您放心。相信我们对您的深爱。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我看着家萱，忍不住笑。上一回，我们在交换“妈妈笔记”时，她说到八十岁的母亲在安养院里如何如何地焦虑自己没钱，怀疑自己被儿女遗弃，而且一转身就忘记儿女刚刚来探视过而老是抱怨孩子们不记得她。我拿出自己“制造”的各种银行证明、抚养保证书，每一个证明都有拳头大的字，红糊糊、官气赫赫的印章，每一张都有一时的“安心”作用。没想到家萱进步神速，已经有了独家的“大字报”！

“是啊，”她笑着说，“我用海报把她房间的墙壁贴得满满的。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可以一张一张读，每一张我们姊弟都给签了名。”

“有效吗？”我问。

她点头，“还真有效，她读了就安心。”

“你拿回屏东，贴在你妈房里吧。”

她的笑容，怎么看都是苦的。我也发现，她的白发不知何时也多了。

我把大字报一张一张拾起，一张一张叠好，卷起，然后小心地塞回圆筒。摇摇头，“妈妈又过了那个阶段了。她已经忘了字了。我写的银行证明，现在她也看不懂了。”

回到屏东，春节的爆竹在冷过头的冬天，有一下没一下的，凉凉的，仿佛浸在水缸里的酸菜。陪母亲卧床，她却终夜不眠。窗帘拉上，灭了大灯，她的两眼晶亮，瞪着空濛濛的黑夜，好像瞪着一个黑色的可以触摸的实体。她伸出手，在空中捏取我看不见的东西。她呼唤我的小名，要我快起床去赶校车，不要迟到了，便当已经准备好。她说隔壁的张某某不是个东西，欠了钱怎么也不还。她问，怎么你爸爸还没回家，不是说理了发就马上回来吗？

我到厨房拿热牛奶给她喝。她不喝。我抚摸她的手，拍她的肩膀，像哄一个婴儿，但是她安静了一会儿又开始躁动。我不断地把她冰冷的手臂放回被窝里，她又固执地将我推开。我把大灯打开，她的幻觉消失，灯一灭，她又回到四十年前既近又远、且真且假的彷徨迷乱世界。

大年初三，二〇〇八年的深夜，若是从外宇宙看过来，这间房里的灯亮了又暗，暗了又亮，一整夜。清晨四时，我下了床，光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说：“妈，既然这样，我们干脆出去散步吧。”帮她穿上最暖的衣服，围上围巾，然后牵着她的手，出了门。

冬夜的街，很黑，犬吠声自远处幽幽传来，听起来像低声呜咽，在解释一个说不清的痛处。

路底有一家灯火通明的永和豆浆店，我对她说：“走吧，我带你去吃你家乡浙江淳安的豆浆。”她从梦魇中醒来，乖顺地点头，任我牵着她的手，慢慢走。空荡荡的街，只有我，和那生了我的女人。

路的地面上，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白线，细看之下，发现是鸟屎。一抬头，看见电线上黑溜溜的一长条，全停满了燕子，成千上万只，悄悄地，凝结在茫茫的夜空里。

冬夜的街，很黑，犬吠声自远处幽幽传来，听起来像低声呜咽，在解释一个说不清的痛处。

为谁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归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个外省女孩；在台湾，“外省”其实就是“难民”的意思。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

因为失去了这一切，所以难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头。他们仿佛发现了，只有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绳，下面的人可以攀着绳子爬出井来。

所以我这个难民的女儿，从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饭，筷子一丢，只要赶快潜回书桌，正襟危坐，摆出读书的姿态，妈妈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声机转小声了。背《古文观止》很重要，油米柴盐的事，母亲一肩挑。

自己做了母亲，我却马上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人。厨房特别大，所以是个多功能厅。孩子五颜六色的画，贴满整面墙，因此厨房也是画廊。餐桌可以围坐八个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龙。另外的空间里，我放上一张红色的小矮桌，配四只红色的矮椅子，任谁踏进来都会觉得，咦，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客厅吗？

当我打鸡蛋、拌面粉奶油加砂糖发粉做蛋糕时，安德烈和菲力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围着矮桌上一团新鲜可爱的湿面团，他们要把面团捏成猪牛羊马各种动物。蛋糕糊倒进模型，模型进入烤箱，拌面盆里留着一圈甜软黏腻的面糊，孩子们就抢着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绕满了手指，放进嘴里津津地吸，脸上也一片花糊。

我变得很会“有效率”做菜。食谱的书，放在爬着常青藤的窗台上，长长一排。胡萝卜蛋糕的那一页，都快磨破了；乳酪通心粉、意大利千层面那几页，用得掉了下来。我可以在十分钟内，给四个孩子——那是两个儿子加上他们不可分离的死党——端上颜色漂亮而且维他命ABCDE加淀粉质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后把孩子塞进车里，一个送去踢足球，一个带去上游泳课。中间折到图书馆借一袋儿童绘本，冲到药房买一只幼儿温度计，到水果店买三大箱果汁，到邮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礼物包裹同时寄出邀请卡……然后匆匆赶回足球场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然后突然想到，啊，油米柴盐一肩挑的母亲，在她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个躲在书房里的小姐吧。

孩子大了，我发现独自生活的自己又回头变成一个不会烧饭做菜的人，而长大了的孩子们却成了美食家。菲力普十六岁就自己报名去上烹饪课，跟着大肚子、戴着白色高筒帽的师傅学做意大利菜。十七岁，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国餐厅的厨房里去打工实习，从削马铃薯皮开始，跟着马赛来的大厨学做每一种蘸酱。安德烈买各国食谱的书，土耳其菜、非洲菜、中国菜，都是实验项目。做菜时，用一只马表计分。什么菜配什么酒，什么酒吃什么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对两兄弟而言，是正正经经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也可以。一个鸡蛋多少钱，我说不上来，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为安德烈下面——是泡面，加上一点青菜叶子。

汤面端上桌时，安德烈，吃了两口，突然说：“青菜哪里来的呀？”

我没说话，他直追，“是上星期你买的沙拉对不对？”

我点点头。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说：“那已经不新鲜了呀，妈妈你为什么还用呢？又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习惯，对吧？”

他不吃了。

过了几天，安德烈突然说：“我们一起去买菜好吗？”

母子二人到城里头国际食品最多的超市去买菜。安德烈很仔细地来来回回挑选东西，整整三个小时。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这做妈的站在旁边看着，“不准走开喔。”

他把顶级的澳洲牛排肉展开，放在一旁。然后把各种香料罐，一样一样从架上拿下来，一字排开。转了按钮，烤箱下层开始热，把盘子放进去，保持温度。他把马铃薯洗干净，开始煮水，准备做新鲜的马铃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布局，以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走好几个平行的程序，像一个乐团指挥，眼观八方，一环紧扣一环。

电话铃响。我正要离开厨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挡下来，说：“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厨房里看我做菜。”

红酒杯，矿泉水杯，并肩而立。南瓜汤先上，然后是沙拉，里头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锡纸包着，我要的四分熟。最后是甜点，法国的soufflé。

是秋天，海风徐徐地吹，一枚浓稠蛋黄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说：“好，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你吃了。”

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给我吃。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学会以后做给你自己吃。”

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给我吃。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学会以后做给你自己吃。”

俱乐部

先是，你发现，被介绍时你等着那愣愣的小毛头称呼你“姊姊”，却发现他开口叫的是“阿姨”。你吓一跳——我什么时候变成阿姨了。

然后，有一天开车时被警察拦下来作酒测。他挥手让你走时，你注意到，怎么一向形象高大的“人民保姆”、“警察叔叔”，竟有一张娃娃似的脸，简直就是个孩子警察。以后你就不经意地对那帽子下的脸孔都多看一眼，发现，每一个警察看起来都像孩子。

你逐渐有了心理准备。去医院看病时，那穿着白袍语带权威的医生，看起来竟也是个“孩子”，只有二十九岁。某某大学的系主任递上名片，告诉你他曾上过你的课，然后恭恭敬敬地称你“老师”。

不是人们变小了，是你，变老了。

看你稿件的编辑，有一天，突然告诉你他退休了。你怔怔然若有所失，因为你知道，喔，那么以后跟你谈文章的人，不再是你的“老友”，而是一个可能称你“女士”、“先生”或者“老师”的陌生孩子了。

你的自觉慢慢被培养起来。走在人潮汹涌的台北东区或香港旺角，你停下脚步一抬头，就看见，那人潮里一张一张面孔都是青年人。街上一家一家服饰店的橱窗里，站着坐着摆出姿态的模特儿身上，穿的全是里层比外层突出、内衣比外衣暴露的少女装。不知怎么，你被夹在一群叽叽喳喳在衣服堆里翻来翻去的少女中间，她们不时爆发出无厘头且歇斯底里的笑声，你好像走错了门。转身要开出一条路时，后面店员大声唤你：“太太，要不要看这个——”你以为她会叫出“欧巴桑”来。你准备好了。

你和朋友在饭店的酒吧台上小坐。靠着落地长窗，钢琴的声音咚咚响着，长发的女郎用假装苍凉的声音低低唱着。窗外的地面有点湿，台北冬天的晚上，总是湿的。一个中年的女人，撑着一把花伞，走过窗前。她的脸上有种凄惶的神情。也许拒绝和她说话的儿子令她烦忧？也许家里有一个正在接受化疗的丈夫？也许，她心中压了一辈子的灵魂的不安突然都在蠢动？

朋友用她纤细的手指夹着红酒杯，盈盈地笑着。五十岁的她，仍旧有一种烟视媚行的美，丰润饱满的唇，涂了口红，在杯口留下一点胭脂。她正在问你，要不要加入她的“俱乐部”。

那是“树海葬俱乐部”。会员自己选择将来要树葬还是海葬，要不要告别式，要什么样的告别式，死后，由其他会员忠实执行。你说：“我怕海，太大、太深不可测，还是树葬吧。”她笑说：“海葬最省事。”

你又认真想想，说：“可是树葬也不代表可以随便到山上找棵树对不对？你还是得在公家规定的某一个墓园里的某一株树下面，对不对？你还是得和很多人挤在一起，甚至于和一个讨厌的人作隔壁那棵树，对不对？”

这种内容的酒吧夜话，渐渐成常态。虽然不都是关于身后的讨论，却总和生命的进程有关。这个人得了忧郁症，于是你们七嘴八舌从忧郁症的失眠、失忆谈起，谈到情绪的崩溃和跳楼自杀。那个人中风了，于是你们从医院的门诊、复健，聊到昏迷不醒时谁来执行遗嘱。悲凉欷歔一番，又自我嘲笑一番。突然静下来，你们就啜一口酒，把那静寂打发掉。

回到家，打开电邮，看见一封远方的来信：

十年前，我看见我父亲的慢性死亡。他是在半身不遂了八年之后，吸进一口气就吐不出来，呛死的。八年之中，我是那个为他擦身翻身的人，我是那个看着他虽然腐烂却又无法脱离的人。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我组织了一个“爱生”俱乐部。大家非常详细地把所有他绝对不愿意再活下去的状况一一列出，然后会员们互相执行。失去一个成员之后，再招募一个新的成员——是的，像秘密会社。但是我们的俱乐部包括医生、律师等等，以免大家被以谋杀罪名起诉。而且，不可以让家属知道，否则就坏了大事。

你开始写回信：

请传来申请表格。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我组织了一个“爱生”俱乐部。

回家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摆下了所有手边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红磡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大多是背着背包、拎着皮包、推着带滚轮的庞大行李箱、扶老携幼的，准备搭九广铁路北上。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就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认得这里，”她说，“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声提醒哥哥，“快走，火车要开了，而且还要过海关。”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一点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

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窸窸窣窣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你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跨大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窸窸窣窣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乍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我仿佛听见窗外有一只细小的蟋蟀低低在叫，下沉的夕阳碰到大武山的棱线，喷出满天红霞的那一刻，森林里的小动物是否也有声音发出？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滑开了，窗外的世界迅急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像闪电一样打击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拔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睛蓄满了泪光，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递区号、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挂号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递区号、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

五百里

我们决定搭火车。从广州到衡阳，这五百二十一公里的铁轨，是一九四九年父母颠沛南下的路途。那时父亲刚满三十，母亲只有二十三岁。虽说是兵荒马乱，他们有的是青春力气。火车再怎么高，他们爬得上去。人群再怎么挤，他们站得起来。就是只有一只脚沾着踏板，一只手抓着铁杆，半个身子吊在火车外面像风筝就要断线，还能闻到那风里有香茅草的清酸甜美，还能看见土红大地绵延不尽，令人想迎风高唱“山川壮丽”。

“火车突然停了，”母亲说，“车顶上趴着一堆人，有一个女的说憋不住了，无论如何要上厕所，就爬下来，她的小孩儿还留在车顶上头，让人家帮她抱一下。没想到，她一下来，车就动了。”

母亲光脚坐在地上织渔网，一边讲话，手却来来回回穿梭，片刻不停。头也不抬，她继续说：“女人就一直哭喊着追火车。那荒地里坑坑巴巴的，还有很多大石头，她边跑边摔跤，但是火车很快，一下子就看不到人了。”

“后来呢？”我坐在母亲对面帮她缠线。她噗嗤一笑，看了我一眼，说：“哪里有什么后来呢？我看那小孩子一定也活不了了，谁还能带着他逃难呢？”

“那还好你们那时还没生我，要不然，我就让你们给丢了。”十五岁的我说。

她轻轻叹了口气，更用力地织起网来。透明的尼龙线极强韧，拉久了，先在手指肉上压出一道一道很深的沟来，再久一点，皮破了，血就汩汩渗出来。要缴我一学期的学费，她要打好几张跟房子一样大的渔网。

我知道我说错话了，因为，他们确实把自己一岁的孩儿留在了衡阳，自己上了火车，以为放在乡下，孩子比较安全。没有人料到，这一分手就是四十年。

此刻，她也仍旧坐在我的对面，眼睛明亮俏皮的姑娘已经八十三岁。卧铺里上层的兄弟们都睡了，剩下我在“值班”，和她继续格斗。火车的轰隆声很有节奏，摇晃着车厢，像一个大摇篮，催人入梦，但是她笔直地坐在铺上，抱着一卷白色的被褥，全身备战。

“睡吧，妈妈。”我苦苦求她。她斩钉截铁地摇头，“我要回家。”

我离开自己的铺，坐到她身边去，贴着她，说：“你躺下，我帮你盖被。”她挪开身体，保持和我的距离，客气地说，“谢谢你。我不睡。”

她一客气，我就知道，她不知道我是谁，以为我是个善意的陌生人了。于是我说：“妈妈，我是你的女儿，小晶。你看看我。”

她转过脸来，盯着我看，然后，极端礼貌、极端有教养地说：“我女儿不在这里。谢谢你。”

“那……至少让我把你的被子弄好，盖住你的脚，好吗？”

我坐回自己的铺上，也把被子盖住自己的膝盖，就这么和她默默对坐，在这列万般静寂的午夜火车上。

火车慢下来，显然进入一个中途站，我把窗帘微微拉开，看见窗外“韶关”两个大字。

韶关，那是南华寺所在，曹溪河畔。万历《曹溪通志》说，南朝梁武帝天监元年，公元五〇二年，印度高僧智药三藏发现这里“回顾群山，峰峦奇秀，宛如西天宝林山也”，于是建寺。唐朝，公元六七七年，六祖慧能来到宝林寺，在此说法三十七年，使南宗禅法大播于天下。宋开宝元年，公元九六八年，太祖赐额改名“南华禅寺”。也是在这里，“文革”期间，六祖慧能的金身被拖出来打断。

火车再度开动，我趴下来，把耳朵附在床垫上，可以感觉火车的轮子碾过铁轨，大地一寸一寸地震动。这五百里路，慧能曾经一步一步走过。我的父亲母亲，曾经一寸一寸走过。时光，是停留是不停留？记忆，是长的是短的？一条河里的水，是新的是旧的？每一片繁花似锦，轮回过几次？

夜虽然黑，山峦的形状却异样地笃定而清晰，星星般的灯火在无言的树丛里闪烁。蓦然有白雾似的光流泻过来，那是另外一列夜行火车，由北往南驶来，和我们在沉沉的夜色里擦身而过。

母亲坐在我对面，忽隐忽现的光，落在她苍茫的脸上。

时光，是停留是不停留？记忆，是长的是短的？一条河里的水，是新的是旧的？每一片繁花似锦，轮回过几次？

菊花

总编辑中风了，入住加护病房，昏迷指数四，不能言语。一个星期以后，当医生说可以开放探病时，菊花就匆匆赶过去，还抱着电脑，里头全是下一期有问题的稿子，这年头，年轻记者的笔愈来愈差。仅只是把“日以继夜”改为“夜以继日”都招来诧异的眼光。年轻人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反正大家都这么说。总编辑在处理这些基本作文时，总是用一种既生气又无奈的眼光看着记者的背影。如果记者是个漂亮的小女生，他就会先扬头甩一甩他额前垂下来的头发，用他自觉非常磁性迷离的低音，说：“嗯？学到了吗？”他讲的“嗯”，全是鼻音。因为他帅，漂亮的女记者也多半会回报以正确剂量的娇怯。

菊花几乎是披头散发地出现在病房口，差点撞上从里面走出来的一个女人，女人冷漠地瞄她一眼，面无表情地走远。望着她的背影，菊花突然想起来，这不就是总编辑分居多时的太太吗？

用布帘隔开，两个人分一个病房。菊花先看见那别人——一个农民长相的老头，瘦得仿佛六十年代越共的相片，整个脸颊瘪陷出两个坑，一对骷髅似的眼睛大大地睁着，好像大白天撞见了什么让他吃惊的事情。

总编辑的样子倒没把菊花吓到。一切如她所想象：他两眼紧闭，但眼球在眼皮底下不安分地滚动；头上身上七七八八的橡皮管子缠来缠去。他的头偏向一边，载重负荷辛苦地呼吸着，发出呼噜呼噜如厨房水管堵塞的声音。他的手臂伸在被褥外面，手指像火灾烧焦的人似的弯曲僵硬。聘来的看护工，一个矮小粗壮的男人，正在揉搓他的腿，一面啪啪拍打，打得很响，一面和访客有一句没一句寒暄：“都是死肉啦。像面团啦。他很重，大小便都很麻烦啦。翻过来翻过来，要拉你的左腿啦。”

菊花骇然——这看护粗暴的动作和语言，显然已经把病人当作无知无觉的死人在处理，当着访客的面。早到的执行主编坐在靠墙沙发上，用眼神要菊花也坐下，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但是看护拍打肉体的声音——菊花联想起苍蝇拍子，打在这极小的病房里显得特别大声又刺耳，菊花几乎想起身去看看那隔壁的老头是不是露出吓人的表情。看护又不停地说话：“昨晚都没睡，这种病人我看多了啦，半年都不会醒啦我保证——钱都是白花的啦……”

菊花总算断断续续听懂了执行主编所描述的目前状况。她问：“那怎么办呢？开不开刀也不能等那么久啊？”看护突然插进来，“对啊，我看过一个做了气切的，第二天就挂了。”

临走时，菊花和执行主编你一言我一句地对看护解释这位总编辑是多么多么重要的人物，他对社会的贡献有多么多么大，因此郭先生您作为他的看护对社会的贡献有多么多么大，我们作朋友的对您的感激有多么多么的深。说完，两个人对着郭先生深深一鞠躬，像日本人在玄关送客时鞠躬那么深，然后合声说：“请多多照顾。”

菊花回到家中，报纸摊一地，浴室的日光灯坏了。在黑暗里胡乱冲了一个澡，在厨房里快手快脚泡了一碗速食面，她捧着速食面坐到书桌前，打开电脑，写电邮给她分居八年的丈夫：

我告诉你一个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故事……分开很多很多年了，但是他一直不肯和她办离婚手续，现在他昏迷了，他的直系家属都不能为他做主开刀，只有法律上的配偶才有权签字。现在，他的配偶，就决定保留他的“现状”，让他做一个完整无瑕的植物人终其一生。怎么样？你愿意和我办离婚手续了吗？

菊花写完，按下“发出”，还留一个副本给自己存档，对着幽暗的房间呼出一口长长的气，然后起身到厨房里找牛奶。牛奶全过期了，她只好带着一杯冷开水回到书桌，发现回复的信已经进来。那个远方的男人写的是：

怎么就知道，你活得比我长呢？时间才是最后的法官。

怎么就知道，你活得比我长呢？时间才是最后的法官。

母亲节

收到安德烈的电邮，有点意外。这家伙，不是天打雷劈的大事——譬如急需钱，是不会给他母亲发电邮的。不知怎么回事，有这么一大批十几二十岁左右的人类，在他们广阔的、全球覆盖的交友网络里——这包括电邮、MSN、Facebook、Bebo、Twitter、聊天室、手机简讯等等，“母亲”是被他们归入spam（垃圾）或“资源回收筒”那个类别里去的。简直毫无道理，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高科技使你能够“看见”他，譬如三更半夜时，如果你也在通宵工作，突然“叮”一声，你知道他上网了。也就是说，天涯海角，像一个雷达荧幕，他现身在一个定点上。或者说，夜航海上，茫茫中突然浮现一粒渔火，分明无比。虽然也可能是万里之遥，但是那个定点让你放心——亲爱的孩子，他在那里。

可是高科技也给了他一个逃生门——手指按几个键，他可以把你“隔离”掉，让那个“叮”一声，再也不出现，那个小小的点，从你的“爱心”雷达网上彻底消失。

朋友说，送你一个电脑相机，你就可以在电脑上看见儿子了。我说，你开玩笑吧？哪个儿子愿意在自己电脑上装一个“监视器”，让母亲可以千里追踪啊？这种东西是给情人，不是给母子的。

我问安德烈，你为什么都不跟我写电邮？

他说：妈，因为我很忙。

我说：你很没良心耶。你小时候我花多少时间跟你混啊？

他说：理智一点。

我说：为什么不能跟我多点沟通呢？

他说：因为你每次都写一样的电邮，讲一样的话。

我说：才没有。

他说：有，你每次都问一样的问题，讲一样的话，重复又重复。

我说：怎么可能，你乱讲！我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

打开安德烈的电邮，他没有一句话，只是传来一个网址，一则影像——“我很无聊网”，已经有四千个点击，主题是“与母亲的典型对话”。作者用漫画手法，配上语音，速描出一段自己跟妈妈的对话：

我去探望我妈。一起在厨房里混时间，她说：“我烧了鱼。你爱吃鱼吧？”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她说：“你不爱吃鱼？”

我说：“妈，我不爱吃鱼。”

她说：“是鲔鱼呀。”

我说：“谢谢啦。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加了芹菜。”

我说：“我不爱吃鱼。”

她说：“可是吃鱼很健康。”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健康的人通常吃很多鱼。”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长寿的人吃鱼比吃鸡肉还多。”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爱吃鱼。”

她说：“我也不是在说，你应该每天吃鱼鱼鱼，因为鱼吃太多了也不好，很多鱼可能含汞。”

我说：“是的，妈妈，可是我不去烦恼这问题，因为我反正不吃鱼。”

她说：“很多文明国家的人，都是以鱼为主食的。”

我说：“我知道，可是我不吃鱼。”

她说：“那你有没有去检查过身体里的含汞量？”

我说：“没有，妈妈，因为我不吃鱼。”

她说：“可是汞不只是在鱼里头。”

我说：“我知道，可是反正我不吃鱼。”

她说：“真的不吃鱼？”

我说：“真的不吃。”

她说：“连鲔鱼也不吃？”

我说：“对，鲔鱼也不吃。”

她说：“那你有没有试过加了芹菜的鲔鱼？”

我说：“没有。”

她说：“没试过，你怎么知道会不喜欢呢？”

我说：“妈，我真的不喜欢吃鱼。”

她说：“你就试试看嘛。”

所以……我就吃了，尝了一点点。之后，她说：“怎么样，好吃吗？”

我说：“不喜欢，妈，我真的不爱吃鱼。”

她说：“那下次试试鲑鱼。你现在不多吃也好，我们反正要去餐厅。”

我说：“好，可以走了。”

她说：“你不多穿点衣服？”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你加件外套吧。”

我说：“外面不冷。”

她说：“考虑一下吧。我要加件外套呢。”

我说：“你加吧。外面真的不冷。”

她说：“我帮你拿一件？”

我说：“我刚刚出去过，妈妈，外面真的一点也不冷。”

她说：“唉，好吧。等一下就会变冷，你这么坚持，等着瞧吧，待会儿会冻死。”

我们就出发了。到了餐厅，发现客满，要排很长的队。这时，妈妈就说：“我们还是去那家海鲜馆子吧。”

这个电邮，是安德烈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吧？

我问安德烈，你为什么都不跟我写电邮？他说：妈，因为我很忙。我说：你很没良心耶。你小时候我花多少时间跟你混啊？他说：理智一点。（席慕蓉 摄）

两本存折

是的，我也有两个秘密账户，两本秘密存折。两个账户，都无法得知最终的累积或剩余总数，两本存折，记载的数字每天都在变动，像高高悬在机场大厅的电动飞机时刻表，数字不停翻滚。

我知道两件事：一个存折里，数字一直在增加，另一个存折里，数字一直在减少。数字一直在增加的存折，是我自己的；数字一直在减少的那一本，是别人给我的。

于是有一天，我带着那本不断增加的存折去见一个头戴黑色斗篷看起来像魔术师的理财专家，请教他，怎样可以使我的这本存折更有价值。

“价值？”桌子对面的他露出神秘的微笑，上身不动，忽然整个人平行飘滑到桌子的左边。我用眼睛紧紧跟随，头也扭过去，他却又倏忽飘回我正对面，眼神狡狯地说，“小姐，我只能告诉你如何使这里头的‘数字’增加，却无法告诉你如何使这数字的‘价值’增加。”

数字，不等同价值。也就是说，同样是一千万元，我可以拿去丢进碎纸机里绞烂，可以拿去纸扎八艘金碧辉煌的王船，然后放一把火在海面上烧给神明，也可以拿去柬埔寨设立一个艾滋孤儿院。

因为无法打开，看不见沙漏里的沙究竟还有多少，也听不见那漏沙的速度有多快，但是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是，那沙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

这不难，我听懂了。我弯腰伸手到我的环保袋里，想把另一本存折拿出来，却感觉这人已经不在了；一抬头，果然，对面的黑色皮椅正在自己转圈，空的。皮椅看起来也没有人的体温。一支接触不良的日光灯，不知在哪里，嗞嗞作响。

我叹了一口气，缓缓走出银行。银行外，人头攒动，步履匆忙。疾步行走的人在技术穿梭人堆时，总是撞着我肩膀，连“对不起”都懒得出口，人已经走远。一阵轻轻的风拂来，我仿佛在闹市里听见树叶簌簌的声音，抬头一看，是一株巨大的玉兰，开遍了润白色的花朵，满树摇曳。我这才闻到它微甜的香气。

就在那株香花树下，我紧靠着树干，让人流从我前面推着挤着涌过。从袋里拿出我另一本存折，一本没人可询问的存折。

存折封面是一个电子日历。二〇〇八年五月有三十一个小方格，每一个方格里，密密麻麻都分配着小字：

05-01　　09∶00　　高铁到屏东探母

05-12　　18∶00　　钱永祥晚餐

05-25　　15∶00　　马家辉谈文章

05-26　　19∶00　　安德烈晚餐

05-28　　10∶00　　主持高行健研讨会

05-30　　20∶00　　看戏

06-01　　16∶00　　会出版社……

轻按一下，就是六月的三十个小方格，也有密密麻麻的字；再按一下，七月的三十一个方格，密密麻麻的字；八月的三十一个方格里，全是英文，那是南非开普敦，是美国旧金山，是德国汉堡……

不必打开，我就知道，存折里头，谁装了一个看不见的沙漏。

因为无法打开，看不见沙漏里的沙究竟还有多少，也听不见那漏沙的速度有多快，但是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的是，那沙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不停地漏……

有一片花瓣，穿过层层树叶飘落在我的存折封面，刚好落在了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格。玉兰的花瓣像一尾汉白玉细细雕出的小舟，也像观音伸出的微凹的手掌心，俏生生地停格在十二月三十一日。

我突然就明白了：原来，这两本存折之间，是有斩钉截铁的反比关系的。你在那一本存折所赚取的每一分“金钱”的累积，都是用这一本存折里的每一寸“时间”去换来的。而且，更惊人的，“金钱”和“时间”的两种“币值”是不流通、不兑换、不对等的货币——一旦用出，你不能用那本存折里的“金钱”回头来换取已经支付出去的“时间”。任何代价、任何数字，都无法兑换。

是的，是因为这样，因此我对两本存折的取用态度是多么的不同啊。我在“金钱”上愈来愈慷慨，在“时间”上愈来愈吝啬。“金钱”可以给过路的陌生人，“时间”却只给温暖心爱的人。十二月三十一日，从今日空出。我将花瓣拿在手指间，正要低眉轻嗅，眼角余光却似乎瞥见黑斗篷的一角翩翩然闪过。

幸福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

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走投无路的饥饿难民来抢劫。

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

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强制拆除，家具像破烂一样丢在街上。

到杂货店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买廉价的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

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顾前顾后提防自己被绑票。到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慌失色，以为自己马上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吓得发抖，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当权者灭音。到机关去办什么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人声杂沓，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

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

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水果摊上仍旧有最普通的香蕉。市场里仍旧有一笼一笼肥胖的活鸡。花店里仍旧摆出水仙和银柳，水仙仍然香得浓郁，银柳仍然含着毛茸茸的花苞。俗气无比、大红大绿的金橘和牡丹一盆一盆摆满了骑楼，仍旧大红大绿、俗气无比。银行和邮局仍旧开着，让你寄红包和情书到远方。药行就在街角，金铺也黄澄澄地亮着。电车仍旧叮叮响着，火车仍旧按时到站，出租车仍旧在站口排队，红绿灯仍旧红了变绿，消防车仍旧风风火火赶路，垃圾车仍旧挤挤压压驶进最窄的巷子。打开水龙头，仍旧有清水流出来；天黑了，路灯仍旧自动亮起。

幸福就是，机场仍旧开放，电视里仍旧有人唱歌，报摊上仍旧卖着报纸，饭店门口仍旧有外国人进出，幼稚园里仍旧传出孩子的嬉闹。幸福就是，寒流来袭的深夜里，医院门口“急诊室”三个字的灯，仍旧醒目地亮着。

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炒饭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

幸福就是，头发白了、背已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两副烧饼油条回头叫你起床。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门口，带来一个手电筒。幸福就是，在一个寻寻常常的下午，和你同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来电话平淡问道，“我们正要去买菜，要不要帮你带鸡蛋牛奶？你的冰箱空了吗？”

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

幸福就是，虽然有人正在城市的暗处饥饿，有人正在房间里举起一把尖刀，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设计一个恶毒的圈套，有人正在荒野中埋下地雷，有人正在强暴自己的女儿，虽然如此，幸福就是，你仍旧能看见，在长途巴士站的长凳上，一个婴儿抱着母亲丰满的乳房用力吸吮，眼睛闭着，睫毛长长地翘起。黑沉沉的海上，满缀着灯火的船缓缓行驶，灯火的倒影随着水光荡漾。十五岁的少年正在长高，脸庞的棱角分明，眼睛清亮地追问你世界从哪里开始。两个老人坐在水池边依偎着看金鱼，手牵着手。春天的木棉开出第一朵迫不及待的红花，清晨四点小鸟忍不住开始喧闹，一只鹅在薄冰上滑倒，拙态可掬，冬天的阳光照在你微微仰起的脸上。

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平平常常地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

最后的下午茶

从一月十三日开始，我每个星期日到大理街去。冬日的下午四点，常常下着小雨，带点寒意。我们总是开了暖气，燃起灯，泡好了热茶，才开始谈话。

一辈子拒绝写回忆录、不愿意被采访的余先生对摆在桌面上的几部录音机有点儿不惯，也不让我把小麦克风别在他襟上。好，不要就不要，你别怕录音机，我不也在作笔记吗？

讲到东北战争的细节，情感的冲动使他忘了录音机的威胁，抓起麦克风当道具：喏，这是沈阳，这是长春，公主岭在那边……更激动的时候，就把笔从我手中拿去，直接在我的笔记本上画起作战地图来。

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窗外夜色越来越黑，到了晚饭时刻，管家把饭菜摆上了桌，渐渐凉掉，凉掉了再热。有一晚，起身去用餐时发现已是夜里九点，他已经口述了五小时，却一点也不想停止。我坐在那儿发慌：回忆像甜苦的烈酒，使他两眼发光，满蓄的感情犹如雪山融化的大河涌动，我们该谈下去谈下去，彻夜谈下去不要停。可是他猛烈地咳嗽，不得不硬生生地煞住：好，今天就到这里吧。

他很虚弱，从回忆的缠绵迷宫中抽身而出，显得不太舍得。到了饭桌上，他又开始叙述起来，我于是干脆将收好的录音机又取出来，把盛饭声、喝汤声、咳嗽声、笑声和历史的空谷回音一并录进。

好几个下午和夜晚，风雨无阻地，我们坐在灯下工作。有时候我带来一把乱七八糟的糖果，问他吃不吃，他总是说“吃”。于是我们一人一个，剥糖纸吃糖。我放纵自己想喝浓咖啡，问他喝不喝，他总是说“喝”。于是我们一人一杯滚烫的咖啡，慢慢儿喝，就在那冬日暖炉边。我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究竟容不容许吃糖果喝浓咖啡，但是他兴致盎然，好像在享受一场春日的下午茶。糖果纸是花花绿绿的玻璃纸，剥起来发出脆脆的声响，灯光照着，泛出一团炫丽。

有一天晚上在叙述中碰到一个细节，“这我说不清了，”他说，“可是白先勇知道，你打电话给他。”

算算时间，是美国西部的清晨两点。我犹豫着，他也犹豫着。

然后他下了决定，说：“打吧！”

回忆真的是一道泄洪的闸门，一旦打开，奔腾的水势慢不下来。

电话不断地拨，总是传真的声音，试了许久，只好放弃。他露出孩子似的失望的表情，我也垂头丧气。

他又拾起一颗糖，慢慢儿地在剥那五彩缤纷的糖纸。房子静悄悄的，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走星移。

我看见一个眼睛清亮的四岁孩子在北京的胡同里吃糖，溥仪刚退位；我看见一个十岁的学童在江苏的村子里看《史记》，直皖战争爆发；我看见一个十来岁奶声奶气却故作老成的少年在上海读《饮冰室文集》被梁启超深深震动，“五卅惨案”正在发生；我看见一个英气逼人的二十岁青年在南京街头追打误国的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震惊了全世界；我看见一个心里藏着深情、眼睛望向大海的年轻人忧郁地踏上驶往伦敦的轮船，怀里揣着姊姊给的手帕，蒋委员长正在进行对共军的第四次围剿，毛泽东的部队遭到胡宗南的突袭，损失惨重。我看见……

撰写回忆录期间，余先生致龙应台的信

我看见一个文风郁郁的江南所培养出来的才子，我看见一个只有大动荡大乱世才孕育得出来的打不倒的斗士，我看见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典型——他的背脊直，他的眼光远，他的胸襟大，他的感情深重而执著，因为他相信，真的相信：士，不可以不弘毅。

我看见一个高大光明的人格。

可是鲸鱼也有浅滩的困境。动完剧烈的手术再度出院，他在思索静养的地方。我说，太湖边吧！你是水乡的孩子，到湖边去休息，看看水和柳树，放一箱线装书在柳树下，线装书书目我提供，从陆游《入蜀记》到苏轼诗集，我帮你准备。

他好像在听一个不可及的梦想，又仿佛在夜行暗路上突然听见熟悉的声音，轻轻呼唤自己的名字，带点不可思议的向往与情怯：是啊，太湖边、柳树下、线装书……

半晌，他回过神来，深深叹了口气。

我知道，我知道那叹气的意思。余先生，我平和地说，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一位九十岁的人回到他故乡的权利。

我很平和地说，可是心里有说不出的痛楚。

他没有去太湖，他去了日本，去了新西兰。风光明媚如画的地方，但是，那里没有一个鼋头渚，渚上有小屋，屋中曾有一个一九三二年，男女同学在星空水光中流着眼泪唱着歌，谈抛头颅洒热血、谈救国家救民族……

从新西兰休息回来，我发现，他已经衰弱到无力叙述的程度。从新西兰一路抱回来的茸毛黑狗，他说：“送给你。”黑狗明显的是只婴儿狗，幼稚可爱得令人难以抗拒，我抱着上班。可是他怎么会买玩具狗？九十三岁的眼睛和四岁，竟是同一双眼睛？灵魂里，还是那看《史记》的孩子、深情而忧郁的青年？

在病房里，握起他仍旧温暖的手，我深深弯下；眼泪滴在他手背上。江南的孩子啊，带着我们的不舍和眼泪，你上路吧。如果这个世界这个世纪的种种残忍和粗暴不曾吓着你，此去的路上也只有清风明月细浪拍岸了。不是渐行渐远，而是有一天终要重逢；你的名字，清楚地留在世纪的史记里。

原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一日

[附记]余纪忠先生（1910——2002），江苏武进人，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就读。一九四九年来台后，创办台湾大报之一《中国时报》，余先生戒严时代守护知识与真相，不遗余力，树立了一代报人之典范。

Ⅱ 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

路过一场草地上的婚礼。白色的帐篷一簇一簇搭在绿色的草坪上，海风习习，明月当空，凤凰木的细叶在夜空里飘散，像落花微微。几百个宾客坐在月光里，乐队正吹着欢愉的小喇叭。

寻找

我很忙，真的，尽量不要请我演讲、座谈、写序或是什么推荐信。我真的很忙。

我寄住在一个岛上。这个岛的面积，如果不包括它旁边突出来让海鸥打个盹的大小岩石，大概只有七十六平方公里，也就是说，直走个八公里路，横行个九公里半，再走就要掉到海里去了。

岛的位置，据说是北纬二十二度十一分，东经一一三度三十二分。台湾的嘉义有个二十三度线，对，你往下走大约八〇八点八二公里，就会碰到我。

碰到我时，不要跟我打招呼，我一定正在忙，忙着望出我的窗外，盯着窗外这一片浓绿的树林。

是这样的。我搬来这北纬二十二度十一分、东经一一三度三十二分的第一个春天，二〇〇四年二月一日星期天——你可以去查证日期；因为早春的风从西边非常轻柔、轻柔地弥漫过来，带着海洋的鲜凉味，我就不知不觉捧着书坐到了面海的阳台上。那是一本刚刚出版的德文书，一个德国作家写他从柏林徒步行走到莫斯科的纪实——那是一六〇七点九九公里。读着读着，我开始感觉不舒服，心悸，难过。

放下书，眺望海面，慢慢地，像一个从昏迷中逐渐苏醒的人，我一点一点明白起来。让我心悸、难过、不舒服的，不是海面上万吨巨轮传来的笛鸣，也不是那轻柔的海风里一丝丝春寒料峭。是有一只鸟，有一只鸟，一直在啼。

从我高高的阳台到平躺着的大海水面，是一片虚空。所谓空，当然其实很挤，就是说，有夕阳每天表演下海的慢动作，有岛屿一重又一重与烟岚互扯，有黄昏时绝不迟到的金星以超亮的光宣传自己来了，有上百艘的船只来来去去，有躁动不安的海鸥上上下下，有不动声色的老鹰停在铁塔上看着你，有忙得不得了一直揉来揉去的白云——还常常极尽轻佻地变换颜色，有灰色的雨突然落下来，有闪电和雷交织，好像在练习走音的交响曲，有强烈阳光，从浮动的黑云后面直击海面忽闪忽灭，像灯光乱打在一张没有后台的舞台上。

可是整个空间像万仞天谷。在这万仞天谷中，有一只鸟，孤单一只鸟，啼声出奇的洪亮，充满了整个天谷，一声比一声紧迫，一声比一声凄厉。我放下书，仔细听，听得毛骨悚然，听得满腔难受，怎么听，都像是一个慌张的孩子在奔走相告：

苦啊！苦啊！苦啊！苦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鸟，巨大的声音，跨越整个树林和海面，好像家中失了火，满村子哀告：苦啊，苦啊，苦啊，苦啊……

我飞奔进卧房里拿眼镜。我飞奔进书房里拿望远镜。我飞奔回阳台，像潜水艇浮出海面的侦察雷达，我全神贯注，看。

它的凄苦哀叫，离开了海面，穿越我的头上，到了另一头，就是我卧房外面的树林。我抓着望远镜奔到窗口，瞄准了树林。

它的啼泣，大到盖住了汽车行驶的声音。树林很深，它继续哀哭：苦啊，苦啊。我努力地看，却怎么也看不见它。窗外一片树林，成群的凤头雪鹦鹉我看见，悠乎游乎的老鹰我看见，但是，我看不见那家中出了事的苦儿。

我很忙，因为我一直在找它。我不知道它的长相，也不知道它的名字。你如何从“苦啊苦啊”的声音，上网去查出它究竟是谁？

它的凄苦哀叫，离开了海面，穿越我的头上，到了另一头，就是我卧房外面的树林。我抓着望远镜奔到窗口，瞄准了树林。

两个月后，一个上海老朋友来访。我泡了碧螺春，和他并肩坐在阳台上看海。蓦然间，一声青天霹雳的“苦啊——”，从树林深处响起。我惊跳起来，朋友讶异地“哎呀”出口，说：“嗄，怎么香港有杜鹃啊？”

忧郁

从二月第一个礼拜开始，薄扶林的杜鹃开始啼叫；像装了扩音器，苦不堪言的悲啼从海面往我的阳台强力放送。从清晨，到清晨，二十四小时不歇止地如泣如诉，尤其在晨昏隐晦、万物唯静的时刻，悲哀响彻海天之间。它使我紧张、心悸，使我怔忡不安，使我万念俱灰，使我想出家坐禅。

怎么会这样呢？三月杂树生花、柳絮满天时，很多人会得花粉热，泪水喷嚏不停。但是，有人得过“杜鹃忧郁症”吗？

我忙着查资料，这一查，吓了一跳。谁说我的症状特别呢？

白居易的《琵琶行》就写到他听见的声音：“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雍陶也曾经一边听杜鹃，一边写诗：“蜀客春城闻蜀鸟，思归声引未归心。却知夜夜愁相似，尔正啼时我正吟。”

这一首木公的诗，更凄惨：“山前杜宇哀，山下杜鹃开。肠断声声血，郎行何日回。”

重读秦观的《踏莎行》，简直就是典型的忧郁患者日志：“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满脑子理学的朱熹，听了杜鹃也忍不住叹息：“不如归去，孤城越绝三春暮。”

我好奇，研究生物的李时珍会怎么说这不寻常的鸟？

“杜鹃，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状如雀鹞，而色惨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鸣，夜啼达旦，鸣必向北，至夏尤甚，昼夜不止，其声哀切。”

我的阳台面对西南，而杜鹃北向而鸣，难怪了，它每天正是冲着我的阳台在叫的。“夜啼达旦……其声哀切”，李时珍显然也曾因为杜鹃的哀啼而彻夜失眠。

《格物总论》称杜鹃为“冤禽”。读到这两个字，我赶忙把窗关上。“冤禽，三四月间夜啼达旦，其声哀而吻血。”李时珍只说它“哀切”，这里说它“哀而吻血”了，仿佛杜鹃哭得一嘴湿淋淋的鲜血。此时窗外一片黝黑，杜鹃一声比一声紧迫，我打了一个冷颤。这比爱伦·坡的“乌鸦”还要惊恐。

其声悲苦，必定含冤，所以《蜀志》里记载，杜鹃是望帝化身的。他把帝位让给能治水的鳖灵，后来想取回时，却不可得，于是化为“冤”鸟，整日哀啼。远古的蜀人，显然和今天住在海边的我一样，对杜鹃啼声的“哀而吻血”觉得无比难受，所以非得找出一个“理由”来解释它的诡谲。有了解释，所有难以理解的事情，都能以平常心看待了。

杜鹃不只出现在诗里，也出现在小说中。元朝的《琅嬛记》，读来像个完整的“病历”叙述：“昔有人饮于锦城谢氏，其女窥而悦之。其人闻子规啼，心动，即谢去。女恨甚，后闻子规啼，则怔忡若豹鸣也，使侍女以竹枝驱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

这个“病历”里，两个人都有病。男子听了杜鹃哀啼，得了心悸，就断绝了一份感情，匆匆远离。那动了感情的女子，恋情无所着落，此后凡听见杜鹃，就出现“怔忡”症状。

有一天，杜鹃的泣声又从海那边响起。我冲到阳台，凝神看海面，希望看见那“状如雀鹞，而色惨黑”的苦主。可是海上一片风云动摇，光影迷离，任我怎么定睛专注，都看不见杜鹃的踪迹，拍下那一刻，是二月四日下午四时二十一分。

我冲到阳台，凝神看海面，希望看见那“状如雀鹞，而色惨黑”的苦主。可是海上一片风云动摇，光影迷离，任我怎么定睛专注，都看不见杜鹃的踪迹。

每年二月第一个礼拜它突然抵达，五月最后一个礼拜它悄然消失，然后蝉声大作。我的症状，六月开始平静，然后不知为何，心里就开始暗暗等着它明春的回头。这春天忧郁症，竟是没药可治的了。

我村

香港仔是“我村”。“我村”的意思就是，在这一个小村里，走路就可以把所有的生活必需事务办完。

早上十点，先去银行。知道提款机在哪个角落，而且算得出要等多久。两三个月一次，你进到银行里面去和专门照顾你的财务经理人谈话。坐在一个玻璃方块内，他把你的财务报表摊开。他知道你什么都不懂，所以用很吃力的国语认真地对你解释什么是什么。有一天，他突然看着你说：“我走了，你怎么办？”好像一个情人要去当兵了，担心女朋友不会煮饭。原来他要跳槽去了。

十一点，到二楼美容院去洗头。长着一双凤眼的老板娘一看到你，马上把靠窗的那张椅子上的报纸拿开，她知道那是你的椅子。她也知道你的广东话很差，所以不和你聊天，但是她知道你若是剪发要剪什么发型，若是染发用的是什么植物染料；在你开口以前，她已经把咖啡端过来了。

十二点，你跨过两条横街，到了邮局，很小很小的一间邮局。你买了二十张邮票，寄出四封信。邮务员说：“二十文。”“二十块”说“二十文”，总让你觉得好像活在清朝。但是还没完，他的下一句是：“你有碎银吗？”没有，你没有“碎银”，因此他只好打开抽屉，设法把你的五百大钞找开，反倒给了你一堆“碎银”。

带着活在清朝的感觉走出邮局，你走向广场，那儿有家屈臣氏，可以买些感冒喉片糖浆。你准备越过一个十字路口，不能不看见十字路口那个小庙，不到一个人高，一米宽，矮墩墩地守在交通忙乱的路口。蹲下来才看得见小庙里头端坐着六个披金戴银的神像，香火缭绕不绝。计程车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挤来挤去，庙口的信徒拈香跪拜，一脸虔敬，就在那川流不息的人潮车阵里。矮墩墩的庙却有个气势万里吞云的名字：大海王庙。庙的对联写着：“大德如山高，王恩似海深。”信徒深深拜倒。

广场，像一个深谷的底盘，因为四周被高楼密密层层包围。高楼里每一户的面积一定是局促不堪的，但是没有关系，公共的大客厅就在这广场上。你看过鸽子群聚吗？香港仔的广场，停了满满的人，几百个老人家，肩并肩坐在一起，像胖胖的鸽子靠在一起取暖。他们不见得彼此认识，很多人就坐在那儿，静默好几个钟头，但是他总算是坐在人群中，看出去满满是人，而且都是和自己一样白发苍苍、步态蹒跚的人。在这里，他可以孤单却不孤独，他既是独处，又是热闹；热闹中独处，仿佛行走深渊之上却有了栏杆扶手。

最后一站，是菜市场。先到最里边的裁缝那里，请她修短牛仔裤的裤脚。二十分钟后去取。然后到了肉铺，身上的围裙沾满血汁肉屑的老板看见你便笑了一下，你是他练习国语的对象。第一次来，你说，要“蹄髈”，他看你一眼，说：“台湾来的？”

“怎么知道？”

他有点得意：“大陆来的，说肘子。广东人说猪手。只有台湾人说蹄髈。”

嗄？真有观察力，你想，然后问他：“怎么说猪手？你们认为那是它的‘手’啊？你们认为猪和人一样有两只手，两只脚，而不是四只脚啊？”

他挑了一只“猪手”，然后用一管蓝火，快速喷烧掉猪皮上的毛，发出嗞嗞的声音，微微的焦味。

“二十块”说“二十文”，总让你觉得好像活在清朝。但是还没完，他的下一句是：“你有碎银吗？”

花铺的女老板不在，一个脑后梳着发髻的阿婆看着店。水桶边有一堆水仙球根，每一团球根都很大，包蓄着很多根。“一球二十五文。”阿婆说。我挑了四个，阿婆却又要我放下，咕噜咕噜说了一大串，听不懂；对面卖活鸡的阿婆过来帮忙翻译，用听起来简直就是广东话的国语说：“阿婆说，她不太有把握你这四个是不是最好的根，所以她想到对街去把老板找回来，要老板挑最好的给你。”

阿婆老态龙钟地走了，剩下我守着这花铺。对面鸡笼子里的鸡，不停扇动翅膀，时不时还“喔喔喔”啼叫，用最庄严、最专业的声音宣告晨光来临，像童话世界里的声音。但是一个客人指了它一下，阿婆提起它的脚，一刀下去，它就蔫了。

海伦

海伦一个礼拜来帮我打扫一次。看见我成堆成堆的报纸杂志，拥挤不堪的书架，床头床边床底都是书，她认为我“很有学问”。当她看见有些书的封面或封底有我的照片，她更尊敬我了。

她一来就是五个钟头，因此有机会看见我煮稀饭——就是把一点点米放进锅里，加很多很多的水，在电炉上滚开了之后用慢火炖。

海伦边拖厨房的地边问：“你们台湾人是这样煮粥的吗？”

“我不知道台湾的别人怎么煮粥的，”我很心虚，“我是这么煮的。”

我想了一下，问她：“你们广东人煮粥不这么煮？”

下一周，海伦就表演给我看她怎么煮粥。米加了一点点水，然后加点盐和油，浸泡一下。她还带来了鸭胗和干贝。熬出来的粥，啊，还真不一样，美味极了。当我赞不绝口时，海伦笑说：“你没学过啊？”

我是没学过。

过了两个礼拜，我决心自己试煮“海伦粥”。照着记忆中她的做法，先把米泡在盐油里。冰箱里还有鸭胗和干贝，取出一摸，那鸭胗硬得像块塑胶鞋底。打电话找到海伦——那一头轰隆轰隆的，海伦正在地铁里。我用吼的音量问她：“鸭胗和干贝要先泡吗？”

“要啊。热水泡五分钟。”她吼回来。

“泡完要切吗？”

“要切。”

“什么时候放进粥里？”

“滚了就可以放。”

“谢谢。”

鸭胗即使泡过了，还是硬得很难切。正在使力气，电话响了，海伦在那头喊：“要先把水煮滚，然后才把米放进去。”

她显然也知道，太晚了，我的米早在锅里了。

海伦清扫的时候，总是看见我坐在电脑前专注地工作，桌上摊开来一落又一落的纸张书本。当我停下工作，到厨房里去做吃的，她就留了眼角余光瞄着我。我正要把一袋生米倒到垃圾桶里，被她截住。

“放太久，里头有小虫了。”我指给她看。看不见，于是我舀出一碗米，放进水里，褐色的小虫就浮到水面上来，历历在目。

“这种虫，”海伦把米接过去，“没关系的，洗一洗，虫全部就浮上来，倒掉它，米还是好的。我们从小就是这么教的。”

我站在一旁看她淘米。她边做边问：“你——没学过啊？”

我大概像个小学生似的站在那里回答：“没……没学过。”

米洗好了，她又回头去摘下一颗特别肥大的蒜头，塞进米袋里。微笑着。

“这样，虫就不来了。”

“好聪明。”

“你……没学过？”

嗯，没有，没学过。

从香港仔买回来的水仙球根，像个拳头那么大，外面包着一层又一层难看的黑褐色外皮，但是里头露出婴儿小腿一样的晶白肉色，姿态动人。我把球根放进蓄满了清水的白瓷盆里，自己觉得得意。

她把整盆水仙带到厨房，拿起小刀，开始一层一层剥除球根外面那难看的外皮。我放下电脑，站到她旁边看。她说：“你……没学过？”

海伦来了。她先噼里啪啦横冲直撞地打扫，我的眼睛不离开电脑，但是人站起来以便她的吸尘器管子可以伸到桌下。一阵齐天大圣式的翻天覆地之后，安静下来，她看到那盆水仙，轻轻说，“你们不把水仙外面那层拿掉？”

她把整盆水仙带到厨房，拿起小刀，开始一层一层剥除球根外面那难看的外皮。我放下电脑，站到她旁边看。她说：“你……没学过？”

事实上的情况发展是，只要海伦在，我连煎个荷包蛋都有点心虚了。

火警

在这一栋二十二层高的大楼住了三年，没有认识大楼里一个人。一层两户，共四十四户人家。如果把每一户人家放进一个独门独户篱笆围绕的屋子里去，四十四户是个颇具规模的村子了，人们每天进出村庄，路过彼此的桑麻柴门一定少不了驻足的寒暄和关切。把四十四户人家像四十四个货柜箱一样一层一层堆叠成大楼，每一个货柜门都是关闭的，就形成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现代。作息时间不同，连在电梯里遇见的机会都不很大。我始终有“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我的对门，一开门就会看见。可是三年了，不曾在门前撞见过人。我只认得他的门，门前一尊秦俑，庄严地立在一张刷鞋的地毡上，守着一个放雨伞的大陶罐。椰汁炖肉的香气从厨房那扇门弥漫出来，在楼梯间回荡，像一种秘密的泄漏，泄漏这儿其实有生活。听说，对门住的是个美国来的哲学教授。

我的楼上，想必住着一个胖子，因为他的脚步很重，从屋子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我感觉到他的体重。胖子显然养了一条狗，狗在运动，从房间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带爪的蹄子“刷刷”抓着地板的声音像传真一样清晰；蹄声轻俏，想必是体型较小的狗——“可是，”安德烈说，“会不会是一只体型较大的老鼠呢？”

胖子还养了一个孩子，孩子在屋里拍球，球碰地的声音，有一下没一下的，一会儿它砰砰砰滚往角落，小脚扑扑扑追过去。有一天，声音全换了，我知道，原来的人家搬走了，新居民进来了。啊，我连搬家卡车都没见到，也没听见大军撤离的声音。

唯一常见的，是一位老太太。老太太身材修长，总是穿着合身的丝质连衣裙，有点年轻女孩的感觉。我发现她不会讲广东话，开口竟然是我所熟悉的闽南语。于是进出大门时，我们会以闽南语招呼彼此。八十八岁的她，孤单地在庭前散步，脚步怯怯地，好像怕惊扰了别人。她从这一头的相思树走到那一头的柚子树，然后折回来，走到相思树，又回头走往柚子树。上午九点我匆匆出门，看见她在相思树下，黄昏时从大学回来，看见她在柚子树下。她的眼睛，有点忧郁，有点寂寞，可是带着淡淡的矜持；黄昏迟迟的阳光照着她灰白的头发。

庭院里，每周四会停着一辆卡车，一停就是整个下午。车后的门打开，一节小小的梯子让你爬进车肚，车肚里头是个小杂货蔬果店，皮蛋、洋葱、香蕉、蔬菜、泡面……老头穿着短裤汗衫，坐在一张矮凳上看报。蔬菜的种类还不少，鸡蛋也是新鲜的。他本来是薄扶林种地的，卡车里卖的还是他自己的地上长出来的蔬菜。

有一天，火警铃声大作。是测试吧？我们继续读书，可是铃声坚持不停，震耳欲聋。安德烈从书房出来，我们交换了一个眼神，决定按规定逃生。放下手中书本，抓起手机，我们沿着楼梯往下走。楼梯间脚步声杂沓，到了庭院里，已经有十来个人聚集，往上张望，想看出哪儿冒黑烟。消防车在五分钟内已经到达，消防人员全副武装进入大楼。

如果把每一户人家放进一个独门独户篱笆围绕的屋子里去，四十四户是个颇具规模的村子了，人们每天进出村庄，路过彼此的桑麻柴门一定少不了驻足的寒暄和关切。

第一次，我看见这栋大楼的居民，果然华洋杂处。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彼此比较：火警时，你带了什么东西夺门而出？有人把正在看的报纸拿在手上，有人抓了钱包，有人说：“下次一定要把手提电脑抱着走，里面多少东西啊。”另一个就说：“可是，如果不是真的火灾，你抱着电脑下来，多好笑啊。”一个金头发的女人，扬扬手里的塑胶袋，说：“这个袋子，我永远放在门边，里头有护照、出生证明、结婚证书、博士证书，还有一百美金。”众人正为她的智慧惊叹不已，消防人员走了出来，说：“没事没事，误触警铃啦。”

薄扶林

是一株龙眼树。树皮粗犷，纹路深凿，树身暴筋虬结，显然是株百年老树。树干上缠着很多个东歪西倒的信箱，用生了锈的铁丝或一截电线草草绑着，涂了手写的号码“47陈”、“58朱”……

紧紧贴着老树的，竟然是一座铁皮屋，范围很小，却是两层楼，所以基本上是个方形大铁桶，可是主人一丝不苟地把它漆成蓝色，看起来就像个艺术家绞尽心力的前卫作品：一座蓝色的铁屋密实依靠一株泼墨色的龙眼树，几乎长成一体。里头住人吗？

我敲门，一阵窸窸窣窣，最里面一层木门打开了，她就隔着纱窗门，小心地探头看。纱窗破了一个洞，刚好衬出她额头上的白发和皱纹。

看见我，她张开嘴笑了。问她几岁，她摇头，“太老了，不记得了。”问她“这铁皮屋哪时建的”，她笑得一派天真，“太老了，不记得了。”我退后一步，看见门上涂着“1954”——“是这年建的吗？”她笑，“太老了，不记得了。”

帮她拍了好几张照片；临去时，她说，她也想要一张，我说，一定给你送来。

坡势陡峭，铁皮屋和水泥矮房参差层叠。百日红开在墙角，花猫躺在石阶上，废弃的园子里牵牛花怒放，粉蝶就闹了开来。太阳对准仅容一人行走的窄巷射出一道曲折的光线，割开斑驳的屋影。

山村简陋，可是沟渠干净。小径无路，可是石阶齐整。屋宇狭隘，然而颜色缤纷。漆成水蓝、粉红、鹅黄、雪白的小屋，错落有致。放学时刻，孩童的嬉戏声、跳跃声在巷弄间响起。成人在小店门口大口喝茶、大声“倾盖”。杂货店的老板在和老顾客说笑。十几个男人在“居民业余游乐社”里打牌，一个人兴冲冲地从屋里拿出一张黑白照片摊开在桌上，说：“你看，这是一九四六年的薄扶林村。”

一九四六年吗？但是我来看薄扶林村，是为了一个更早的日期喔。

网上流传一个无法证实的野史，说，薄扶林村的村史要从康熙年间的“三藩之乱”说起，两千多人逃避战乱而来到这里，成为香港岛上的“原住民”。“三藩之乱”，从一六七三年开始动荡了八年，但是，在这个八年之前连续二十几年，满清雷霆扫荡晚明势力，广东没有平静过。一六五〇年，广东南雄在城破之后已经“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广州更是万劫不复。被清军围城将近十个月之后，尚可喜的军队破城而入，开始了“广州大屠杀”。有一种估计是，在十二天之内，七十万广州市民被杀。

这种数字，我必须转化成现代比拟才能感受到它的真实性：一九九四年的非洲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在三个月内八十万人被害。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描述他所看见的广州：“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十二月十五日，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

三百五十年前来到薄扶林山村的两千人，是不是就是那“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的南粤人？他们从南雄和广州扶老携幼，跋山涉水，寻找一个距离屠杀现场最远、距离恐怖政权最远的孤岛，在孤岛的树林和海面上，瞥见很多凫鸟栖息，因此称这山坳处为“薄凫林”，并且决定从此以后，这里就是以后一代一代孩子们的故乡？

我没想到，薄扶林村，在什么都以“拆”为目标的香港，三百五十年后，竟然还好端端地立在这山坳处，花猫伸个懒腰，百日红摇着微风，忘了年龄的老妈妈笑着跟我挥手道别；山村里，听得见孩子们跑步回家的啪啪足音。

他们从广州扶老携幼，跋山涉水，寻找一个距离屠杀现场最远的地方，并且决定从此以后，这里就是以后一代一代孩子们的故乡？

黑帮

今年三月，很多人报案，金山郊野公园的猴子状态惨烈：眼睛被撕裂了，皮毛血迹斑斑，还有手脚断裂的，耳朵被拔下来的。渔护署的专家赶去犯罪现场搜证，结论是，这不是人为残虐，而是金山的猴儿们为了争夺势力范围，帮派火并的结果。九龙山一带有九个猴帮，每一个帮由八个到两百个“兄弟”喽啰组成，行为举止，大概和《庄子》所描述的“盗跖”帮派差不多：

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抠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

九龙山最大的猴帮还有个名字，叫“阿跛”，家大业大，有从卒两百，横霸九龙，呼啸山林。派系争夺领地和美妇，动辄格斗，血流百步。它们帮规严密，行动一致，对帮内叛徒的惩罚，绝不手软。

去金山公园散步，才到山寨门口，就看见一个翘耳朵的火眼金睛守着“不得擅进”的牌子，大咧咧坐在那儿瞪着。一进去，感觉就像闯入了一个不对外开放的部落内部，看见部落村民的作息，也被村民用好奇的眼光回看个够。当我们在凉亭下围成一圈坐下来谈话时，我们身后也围了一圈猴子父老，蹲坐下来，搔脑抓耳地看着我们开会。我们走动时，一群猴童跟着忽前忽后、爬上爬下。偶尔有一只孤单的猴，带点距离观察我们，看起来落落寡欢，额头还有块打架的伤口；渔护署的朋友说，“大概是决斗失败，被开除的家伙。”

小径的两旁，叶浓树密，藤蔓纠缠，俨如丛林。一抬眼，赫然发现，原来一棵树就是一个村，满树是猴，每个枝杈里都坐着一只母猴，怀里一个婴儿，眼睛之大，占满了整个头。稍大一点的幼猴，就在荡秋千，从一根藤“呼”一下荡到另一根。部落长老们，身材硕长，神情严肃，坐在树根上，盯着你看，一派深藏不露，就差手里拿根烟管，否则真让你以为是村里的爷爷们坐在老庙前的大榕树下。

它们之间也有族群差异。短尾巴、肥身材的，是恒河猕猴。一九〇一年开始建九龙水库时，工程人员引进了恒河猴，因为它们爱吃马钱。马钱，是一种“断肠草”，果子有毒，掉进水库里有害。身材瘦长的是长尾猕猴，五十年代被饲养者放生而在野外繁殖。两者的混血儿，就可爱了，尾巴不长不短，耳朵不大不小，绒毛松软丰沛，憨态可掬。

香港的人口愈生愈少，一个妇女平均生零点九五个孩子。香港的猴口愈生愈多，每年几乎增长百分之十，现在已有超过两千只。眼看这山地族群的扩张，聪明的香港人也针对它们发展出特殊的“节育计划”：他们捕捉公猴，加以结扎注射，母猴，也可以经过“调理”使它的生育期延后五年。

猴村的村民愈来愈多，逐渐闯进人的社区。我读到中文大学正经八百的告示，不禁笑出声来：

校园发现猴子，保安组经常接获关于校园内有野猴出没的投诉。

很多人都不察觉，《野生动物保护条例》明文禁止任何人士骚扰野生动物生活，违者可被罚款一万元。

根据渔农及自然护理署的意见，猴子在“心平气和”及“无食物喂饲”之时，不会骚扰人类；虽然，猴子仍会对人类有敏感反应，如果我们：

（a）趋近它们、特别是幼猴，表现被误解为不怀好意；

（b）制造响声或举止突兀；或

（c）向其瞪视。

如果没有上述的任何举止，猴子对人无害，也绝对有权在这里生存。

以下是渔农及自然护理署的告谕：

（d）只当猴子在住宅区域受困及 / 或受伤时；或

（e）事件引致财物或人身安全受损，该署才会介入。

该署不会单纯因为猴子的存在而徇应要求动员驱赶，此乃普通常识；虽则如此，保安组接报谓发现猴子时，仍会派员到场应变。

九龙山最大的猴帮还有个名字，叫“阿跛”，家大业大，有从卒两百，横霸九龙，呼啸山林。派系争夺领地和美妇，动辄格斗，血流百步。

金黄

现实世界看起来一方面很惊天动地：远方有战争和革命，近处有饥荒和地震，在自己居住的城市，有传染病的流行和示威游行，有政治的勾当和宿敌的暗算；另一方面，却又如此的平凡：人们在马路上流着汗追赶公车，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打电话，在餐厅里热切交际，在拥挤的超市里寻寻觅觅，在电脑前盯着荧幕到深夜。人，像蚂蚁一样忙碌。

忙碌到一个程度，他完全看不见与他同时生存在同一个城市里的族群。不，我不是在说那些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保姆、看护和管家。她们隐身在建筑内，只有在星期日突然出现在公共空间里。

我也不是在说那些尼泊尔人、巴基斯坦人、非洲人，他们隐身在香港看不见的角落里。我也不是在说从部落来到大城市打工的原住民，隐身在某几个区的某几条街，台北人看不见的地方。也不是在说新疆人，隐身在广州那样的老城区拐弯抹角的昏暗巷弄里，伺机而出。

这些都是大城市里不出声的少数族群，而我说的这个族群，更是无声无息，城里的人们对他们完全地视若无睹，但他们的数目其实非常庞大，而且不藏身室内，他们在户外，无所不在：马路边，公园里，斜坡上，大海边，山沟旁，公墓中，校园里。但他们又不是四处流窜的民工“盲流”，因为他们通常留在定点。

他们是一个城市里最原始的原住民。

如果说，在政治和社会新闻里每天都有事件发生，那么在这个“原住民”族群的世界里，更是每时每刻事件都在发生中。假使以他们为新闻主体，二十四小时的跑马灯滚动播报是播报不完的。

如果从三月开始播报，那么洋紫荆的光荣谢幕可以是第一则新闻。洋紫荆们被选为香港美色的代表，比宫粉羊蹄甲、白花黄花红花羊蹄甲都来得浓艳娇娆。洋紫荆从十一月秋风初起的时候摇曳生花，一直招展到杜鹃三月，才逐渐卸妆离去，但还没完全撤走，宫粉羊蹄甲们就悄悄上场。一夜之间占满枝头，满树粉嫩缤纷，云烟簇拥，远看之下，人们会忘情地呼出错误的名字：“啊，香港也有樱花！”

这时候，高挺粗壮的木棉还不动声色。立在川流不息的车马旁，无花无叶的苍老枯枝就那么凝重地俯视。在路边等车的人，公交车一再满载，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四下张望发现了几个事件：

一株桑树已经全身换了新叶，柔软的桑叶舒卷，却没有蚕。

桑树傍着一株鸭脚木，鸭脚形状辐射张开的叶群已经比去年足足大了一圈。

橡皮树又厚又油亮的叶子里吐出了红色长条的卷心舌头，支支朝天，极尽色情耸动。

而血桐，大张叶子看起来仍旧是邋遢的、垮垮的，非常没有气质，这时拱出了一串一串的碎花，好像在献宝。

早上出门时，一出门就觉蹊跷：一股不寻常的气味，缭绕在早晨的空气里。气味来自哪里？你开始调查跟踪。杜鹃，在一阵春雨之后，没有先行告知就像火药一样炸开，一簇一簇绯红粉白淡紫，但你知道杜鹃没有气味。一株南洋杉，阴沉沉地绿着，绝不是它。低头检查一下可疑的灌木丛：香港算盘子、青果榕、盐肤木、假苹婆；再视察灌木丛下的草本：山芝麻、车前草、咸丰草、珍珠草，都不可能。但是那香气，因风而来，香得那样令人心慌意乱，你一定要找到肇事者。

洋紫荆从十一月秋风初起的时候摇曳生花，一直招展到杜鹃三月，才逐渐卸妆离去。

藏在南洋杉的后面，竟是一株柚子树。不经许可就喷出满树白花，对着方圆十里之内的社区，未经邻里协商，径自施放香气。

一星期之后，香气却又无端被收回。若有所失，到街上行走，又出事了。一朵硕大的木棉花，直直坠下，打在头上。抬头一看，鲜红的木棉花，一朵一朵像歌剧里的蝴蝶夫人，盛装坐在苍老的枝头，矜持，艳美，一言不发。

到了“五一劳动节”，你终于明白了新闻里老被提到的“黄金周”真正的意思。在这一个礼拜，香港满山遍野的“台湾相思”，同时喷出千万球绒毛碎花，一片灿灿金黄。

杜甫

草木的汉文名字，美得神奇。

一个数字，一个单位，一个名词，组合起来就唤出一个繁星满天的大千世界：一串红，二悬铃木，三年桐，四照花，五针松，六月雪，七里香，八角茴香，九重葛，十大功劳。

不够吗？还有：百日红，千金藤，万年青。

最先为植物想名字的人，总是在植物身上联想动物：

马缨丹，鼠尾草，鹅掌花，牛枇杷，金毛狗，豹皮樟，鱼鳞松，猪笼草，鸡冠花，凤凰木，蝴蝶兰，鹰不扑，猴欢喜。

不够吗？还有：五爪金龙，入地金牛，铺地蜈蚣，羊不吃草。

在一个海风懒洋洋的下午，拿出一沓“人造斜坡上或旁边记录之植物”表；一个一个野草杂木的名字，随兴搅一搅，就得到行云流水般的“花间词”：

白花地胆草，东方檞寄生，刺桐，水茄，七姐果；

密毛小毛蕨，小叶红叶藤，山橙，岗松，痴头婆。

或者，读过这样的七绝“唐诗”吗？

蒲桃，绿萝，山牡丹；麦冬，血桐，细叶榕；

野漆，月橘，飞扬草；黄独，海芋，鬼灯笼。

有时候，一个词偶然地映进眼睛，我不得不停下来思索。

“黄独”？明明在哪里见过，在哪里？这又是个什么植物？

于是钻到旧籍里寻寻觅觅——找到了。

公元七五九年的冬天，连年战乱后又闹饥荒，已经“饥走荒山道”三年之久的杜甫，近五十岁了，带了一家老小，跋涉到了甘肃一个叫“同谷”的地方，住了下来。天寒地冻，家人连食物都没有了。杜甫的诗歌，像一部“饥荒手记”，摄下自己的存活状态：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闾里为我色惆怅。

“天寒日暮”里，手脚冻僵的杜甫寻找的是“橡栗”，一种不好吃的苦栗子，也是《庄子·齐物论》里头描述的“狙公”给猴子选择要“朝三”颗还是“暮四”颗的栗子。《盗跖》里的橡栗，还是早期人类的主食：“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食橡栗，暮栖木上，故名之曰有巢氏之民。”

穷苦的农民捡拾橡栗的辛酸形象，常常出现在知识分子的描绘里。唐代张籍就写过《野老歌》：

公元七五九年的冬天，连年战乱后又闹饥荒，已经“饥走荒山道”三年之久的杜甫，近五十岁了，带了一家老小，跋涉到了甘肃一个叫“同谷”的地方，住了下来。天寒地冻，家人连食物都没有了。杜甫的诗歌，像一部“饥荒手记”。

老翁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

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劳苦和饥饿表达怜悯之情，但是在杜甫的诗里，荒野中四顾茫然的知识分子却是农民悲悯的对象。一头乱发的杜甫，孤独地来到山谷里，扛着一把锄头，想要在白雪覆盖的地面下，挖出“黄独”来喂饱家人。可是“黄独”是什么呢？

《中国有毒植物》是这样介绍的：

黄独，又称黄药子，俗称本首乌，有毒，误食或食用过量，会引起口、舌、喉等处烧灼痛，流涎、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瞳孔缩小，严重者出现昏迷、呼吸困难和心脏麻痹而死亡；也有报道可引起中毒性肝炎。小鼠腹腔注射25.5g/kg块根的水提取液，出现四肢伸展、腹部贴地，6小时内全部死亡。

图片里的黄独，像一个黑黑黄黄的癞痢肿瘤，很难看。杜甫不可能用这样的东西喂孩子吧？

然后找到《本草》里的记录：“黄独，肉白皮黄，巴、汉人蒸食之，江东谓之土芋。”杜甫弯腰在雪地里挖掘寻找的黄独，显然是山药的一种。

斜坡上的杂花野草，谁说不是一草一千秋、一花一世界呢。

舞池

二月二十八日的消息：

半岛酒店八十周年了！由下月至本年底，半岛酒店将举办每月一次的周日茶舞，把大堂化作舞池，搭建舞台，让歌手乐队演绎怀旧金曲。为了更加“连戏”，员工换上功夫鞋，桌上改用半岛酒店的旧瓷器，配合旧式香槟杯和加料炮制的特色茶点。

半岛酒店八十周年纪念，在大堂举行周日茶舞，让客人大跳社交舞。当歌乐齐鸣、众人起舞的时候，大堂气氛犹如时光倒流。历史上，半岛酒店曾不定期举办茶舞，这回，酒店在布置、饮食及员工服装都尽量营造怀旧气氛。门童服饰暗地回复旧日剪裁，裤子阔了、帽子大了，看似钝钝的，其实是刻意；在大堂搭建可供乐手及歌手表演的舞台；侍应穿上中式功夫鞋，大玩怀旧打扮。下午茶有十多款小吃，由最高贵的顶级烟三文鱼多士到最富地道色彩的蛋挞鸡尾包都有，还有不少人死心塌地钟情专一的至爱半岛原味松饼。

我说，这好玩啊，去看看。丽丽说：“这有什么好看，你要听菲律宾歌手唱《夜上海》吗？鸡皮疙瘩都会起来，我带你去我的茶舞厅。”

我不客气地看着丽丽——她曾经是个美人，否则不可能在六十年代演过初恋的纯情玉女，但是现在五十五岁的她，身材厚重如桥墩，手臂粗得像人家的腿，而且举手时，两腋下的肉软软地垂下来，还会波动。她的眼睛还算明亮，看你时依稀带着少女的娇嗔，只是眼下的眼袋浮肿，两颊透出一层淡淡的青黑，老人斑已经呼之欲出了。然而丽丽最可爱的地方，是她的不在乎。她大咧咧地吃，热热闹闹地玩，疯疯癫癫地闹，一切放纵自然，她已经不在乎人们认不认为她美或不美。

“你跳舞？”我惊讶地问，“你跳舞？”

“不要这样好不好？”她凶了我一眼，把最后一点奶油松饼用手指拈起来，仰着头吃进去。“我有个瑞典老师，很棒的。才二十三岁，任何拉丁招式都会。”

跟想象的茶舞厅差不多，柔暗的灯光，红玫瑰色的窗帘，穿着黑西装露出雪白衬衫领的侍者，舞池里身影回旋流转，与节奏澎湃鼓动的音乐密密交织。

舞池里的女人，几乎个个体态婀娜，小短裙贴着小蛮腰，一转身裙摆飞起犹如莲花开绽。修长的腿裹在薄薄的黑丝袜里，透出隐隐的肉色。但是当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就看见了，这些婀娜的女人也都不年轻，大概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她们都是跟“老师”在跳，“老师”们，竟然大多是金发碧眼的年轻男子。他们也有着细柔的腰，修长的腿，踩着音乐的步子，时靠近，时退后，腰和臀，带着他们的身体走。有时候，那音乐浓郁而缠绵，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像池塘里的两道水纹，一个回旋，一个荡漾，每一条缝，都在寻找密合。

丽丽弯腰换上了舞鞋，和约翰滑进了舞池。瑞典来的约翰长得就像泰坦尼克号那个奶油小生，只是他的腰，更细。

都是拉丁舞。拉丁民族是性爱的艺术家吧？他们的音乐，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性的渴望，他们的舞，每一个动作都暗藏着性的挑逗。所谓拉丁舞，简直就是性爱的“舞化”，把意念的暧昧和欲念的呻吟用身体“讲”出来，有如贴身亵衣的外穿。

走出舞厅，外面一片华灯初上，夜晚，笼罩了这个繁丽的城市。丽丽还把舞鞋提在手里，转身问我：“好不好玩？”

可是舞池里的女人和她们的老师男人们，只是“尽责”地跳着，每一个舞步都正确，每一个转身都漂亮，可是舞的核心感觉——暧昧和欲念，浓郁和缠绵，一点都没有。

再点一杯咖啡；我知道为什么。这些美丽的女人，回家后都要面对一个支持着她挥霍自由的丈夫。这些美丽的男人，回家后都要面对自己的生计和生涯规划。这里的舞，是女人的上课，男人的上班。在这个舞池里，如果有欲念，那就是必须用最大的小心来控制的东西。

走出舞厅，外面一片华灯初上，夜晚，笼罩了这个繁丽的城市。丽丽还把舞鞋提在手里，转身问我：“好不好玩？”

我摇摇头。人声嘈杂，我怎么跟她解释，这场茶舞让我感觉到的，竟是“无边落木萧萧下”？

手镯

这条街把我迷倒了。

一个一个小店，里头全部是花边。世界上，什么东西用得到花边呢？小女孩的蓬蓬裙，老婆婆的裤脚，年轻女郎贴身的蕾丝胸罩，新娘的面纱，晚餐的桌巾，精致的手绢，让窗子变得美丽的窗帘，做梦的枕头套和床罩，教堂里烛台下的绣垫，演出结束时徐徐降下的舞台的幕，掌声响起前垂在鲜花下的流苏……各种大小剪裁，各种花式颜色的花边，挂满整个小店。店主正忙着剪一块布，头也不抬。他的店，好像在出售梦，美得惊心动魄。

然后是纽扣店。一个一个小店，里头全部是纽扣。从绿豆一样小的，到婴儿手掌一样大的；包了布的，那布的质地和花色千姿百态，不包布的，或凹凸有致，或形色多变。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几十万个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纽扣在小店里展出，每一个纽扣都在隐约暗示某一种意义的大开大合，一种迎接和排拒，仿佛一个策展人在做一个极大胆的、极挑衅的宣言。

然后是腰带店。一个一个小店，里头全部是腰带，皮的，布的，塑料的，金属的，长的，短的，宽的，窄的，柔软的，坚硬的，镂空的，适合埃及艳后的，适合小流氓的，像蟒蛇的身躯，像豹的背脊……

花边店、纽扣店、腰带店、毛线店、领店、袖店，到最后汇集到十三行路，变成一整条街的成衣店。在这里，领、袖、毛线、花边、腰带，变魔术一样全部组合到位，纽扣扣上，一件一件衣服亮出来。零售商人来这里买衣服，一袋一袋塞得鼓胀的衣服装上车子，无数个轮子摩擦街面，发出轰轰的巨响，混着人声鼎沸，脚步杂沓。广州，老城虽然沧桑，仍有那万商云集的生动。

就在巷子里，我看见他。

一圈一圈的人，坐在凳子上，围着一张一张桌子，低头工作。一条巷子，变成工厂的手工区。他把一条手镯放在桌上，那种镀银的尼泊尔风格的手镯，雕着花，花瓣镂空。桌子中心有一堆金光闪闪的假钻，一粒大概只有一颗米的一半大。他左手按着手镯，右手拿着一支笔，笔尖是黏胶。他用笔尖粘起一粒假钻，将它填进手镯镂空的洞里。手镯的每一朵雕花有五个花瓣，他就填进五粒假钻。洞很小，假钻也很小，眼睛得看得仔细。凳子没有靠背，他的看起来很瘦弱的背，就一直向前驼着。

男孩今年十六岁，头发卷卷的，眼睛大大的。问他从哪里来，他羞涩地微笑，“自贡”。和父母来广州三个月了。

“他们都以为来广州赚钱容易，”坐在男孩隔壁的女人边工作边说，“其实很难啊。才十六岁，应该继续读书啊。”

女人责备的语音里，带着怜惜。

“做这个，工钱怎么算？”

两个人都半晌不说话。过了一会儿，男孩说：“五粒一分钱。”他的头一直低着，眼睛盯着工，手不停。

“那你一天能挣多少？”

“二三十块，如果我连续做十几个小时。”

五粒一分钱，五十粒一毛钱，五百粒一块钱，五千粒十块钱，一万粒二十块。一万五千粒三十块。

巷子很深，转角处，一个老人坐在矮凳上，戴着老花眼镜，低头修一只断了跟的高跟鞋；地上一个收音机，正放着哀怨缠绵的粤曲。一只猫，卧着听。

那手镯，在香港庙街和台北士林夜市的地摊，甚至在法兰克福的跳蚤市场，都买得到。我从来没想过，手镯，是从这样的巷子里出来的。

很想摸摸孩子的头发，很想。但是我说“谢谢”，就走了。

巷子很深，转角处，一个老人坐在矮凳上，戴着老花眼镜，低头修一只断了跟的高跟鞋；地上一个收音机，正放着哀怨缠绵的粤曲。一只猫，卧着听。

江湖台北

正值多事之秋，事态诡谲多变。王位继承一旦付诸公开竞逐，各藩蜂起，合纵连横，步步为营。人前打躬作揖，做尽谦逊礼让之态。背后则中伤设陷、落井下石、伤口涂盐之事，无所不尽其极。城中读书人，多属南人，性格率真，情感澎湃，外人对其评论：温情有余，理智不足，易激越，易躁动。

此城原来不乏雄才大略之士，再加爱国爱乡之情深重恳切，对国之将倾焦虑溢于言表，起而行动者亦大有人在。然而近数年来，各巨室朋党之间交相争利，坐地分赃，藉公营私之余，党同伐异，士林风气丕变。诺诺者犹诺诺，敢言者已气蔫。因气蔫而退隐林间、而浪荡江湖、而寄情佛典禅寺者，不在少数，深隐于喧闹市井中沉潜不语者，更为众多。

某日午后，数批志士来访。前一批属少年英杰，曾经入幕府为谋士，满腔报国热情，未料主事者得权后面目狰狞，丑行乖张，百般进言不得一聆听，于是断然求去。少年英杰眉宇清隽，思路快捷，论政如比剑，彼之所长、己之所短了然于胸，然知其不可而为之，义无反顾，颇为壮烈。后一批属沙场老将，曾经驰骋千里、鹰飞草长，也曾为朝廷命官，运筹帷幄。出生入死，总为苍生。退隐多时，如今见国事颓唐，人心萧索，终不忍坐视，起而奔走呼号。鬓角如霜，而呼号之意如杜鹃昏夜啼血。

众人正在议事，突然一声暴雷巨响，撼动屋梁，瞬间浓云密布，天地陡暗，急雨狂泻直下，雷声暴烈，轰隆震耳。众人惊愕，白发英雄笑曰：“平地惊雷，正为我辈所需也。”

暴雨稍歇后，华灯初绽，城内通衢大道车水马龙，市井深巷亦红尘斐灿。与友人杨某驱车赴老城陋巷，盖陋巷中有善烹生猛海鲜者，貌似屠狗之徒而运厨如菊花剑术之大师，所奉虾肥鱼嫩汤鲜，全城第一。

店内人声喧哗，觥筹交错。老城陋巷食客，饮酒一仰而尽，夹肉大块而啖，举止跌宕不羁，形色从容不迫。酒过二巡，邻座食客某，约五十许，突然前来敬酒，立而举杯曰：“天下大势，非合即分。合则一统，分则殊途。殊途若得我尊严，则当为殊途而自强不息也。知君与我同心同志，愿与君饮。”语毕，一仰而尽。

友人杨某善诗文，精佛理，洞天下事，俟其离去，低语曰：“陋巷有高人，老城多志士。”

夜渐深沉，犹无倦意，遂再驱车往城南。城南多学院，多书坊，多清谈茶馆，多豪情酒肆，属文人学者穿梭流连、论文比剑之地。漫步入一幽静小巷，寻常巷陌，一灯如豆。随杨某排闼直入，窃以环视，乃一古董小铺，玻璃橱内，色泽深沉委婉之瓷碗陶盆、银饰宝石纷纷罗列，灯光昏黄，不知岁月。

茶香隐隐，主人端坐一石凳上，正夜读佛经。见客来，亦不起身，只是奉茶，曰：“上品铁观音，且尝。”沉吟片刻，复低头自屉中取出一包木屑，置少许于案上香炉中，捻燃。一时蓝烟袅绕，盘旋而上，缕缕如丝，香气遂与光影糅合，沉沉笼罩古董。

主人垂眉焚香，曰：“此乃越南古沉香。”

诗人杨某静坐明朝椅中，两眼微合，仿佛入定，手指仍细数念珠。

清晨一时，有人推门大步而入，忽立斗室之中。一男子，约六十许，着蓝彩丝衫，颇有风流倜傥之态，渠两眼圆睁，一脸愕然，惊问：“何以此时此地与君邂逅？”

言及创作艰辛，艺人孤寂，刘某毫无自怜自艾之态，意兴洒脱。数度举杯，欲言又止，所犹豫牵挂者，竟仍是家国之思。

主人斟酒，促客人坐。始知来者为刘某，五十年前即作曲、写词、演唱，歌喉之深情豪迈风靡全城，妇孺传唱，老汉高歌，凡有水井处便有刘曲。一代传奇人物，于此凌晨时刻，饮茶傍沉香，煮酒细论文。言及创作艰辛，艺人孤寂，刘某毫无自怜自艾之态，意兴洒脱。数度举杯，欲言又止，所犹豫牵挂者，竟仍是家国之思：“天下大势，非分即合。读君文章已久，观君作为已深——君何不为此民族大业戮力以赴？”

得赠一清朝锡碟，双鱼细雕，朴拙可爱。凌晨三时，赋归山居。四周悄然，唯虫声唧唧。卧读杜甫诗以入眠：

……檐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细火，宿雁聚圆沙。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

四千三百年

太疼的伤口，你不敢去碰触；太深的忧伤，你不敢去安慰；太残酷的残酷，有时候，你不敢去注视。

厦门海外几公里处有一个岛，叫金门，朱熹曾经在那里讲学。在二十一世纪初，你若上网键入“金门”这两个字，立即浮现的大多是欢乐的讯息：“三日金门游”、“好金门三九九九元，不包含兵险”、“战地风光余韵犹存”、“炮弹做成菜刀 / 非买不可的战区纪念品”……知名的国际艺术家来到碉堡里表演，政治人物发表演说要人们挥别过去的“悲情”，拥抱光明的未来……

我却有点不敢去，尽管金门的窄街深巷、老屋古树朴拙而幽静，有几分武陵人家桃花源的情致。

金门的美，怎么看都带着点无言的忧伤。一栋一栋颓倒的洋楼，屋顶垮了一半，残破的院落里柚子正满树摇香。如果你踩过破瓦进入客厅，就会看见断壁下压着水渍了的全家福照片，褪色了，苍白了，逝去了。一只野猫悄悄走过墙头，日影西斜。

你骑一辆机车随便乱走，总是在树林边看见“小心地雷”的铁牌，上面画着一个黑骷髅头。若是走错了路，闯进了森林，你就会发现小路转弯处有个矮矮的碑，上面镶着照片，已看不清面目，但是一行字会告诉你，这几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在那个钢铁一样的岁月里被炸身亡。是的，就在你此刻站着的地点。他们的名字，没人记得。他们镶着照片的碑，连做那“好金门三九九九元”的观光一景都不够格。

车子骑到海滩，风轻轻地吹，像梦一样温柔，但是你看见，那是一片不能走上去的海滩；反抢滩的尖锐木桩仍旧倒插在沙上，像狰狞的铁丝网一样罩着美丽的沙滩。于是你想起画家李锡奇，他的姊姊和奶奶如何被抓狂的士兵所射杀。他的画磅礴深沉，难道与疼无关？于是你想起民谣歌手“金门王”，十二岁时被路边突然爆开的炸弹炸瞎了他的眼睛、炸断了他的腿。他的歌苍凉无奈，难道与忧伤无关？

一九五八年的秋天，这个小小的美丽的岛在四十四天内承受了四十七万枚炸弹从天而降的轰炸，在四十年的战地封锁中又在地下埋藏了不知其数目的地雷。这里的孩子，没人敢到沙滩上嬉耍追逐，没人敢进森林里采野花野果，没人敢跳进海里玩水游泳。这里的大人，从没见过家乡的地图，从不敢问山头的那一边有多远，从不敢想象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这里的人，好多在上学的路上失去了一条手臂、一条腿。这里的人，好多过了海去买瓶酱油就隔了五十年才能回来，回来时，辫子姑娘已是白发干枯的老妇；找到老家，看见老家的顶都垮了，墙半倒，虽然柚子还开着香花。捡起一张残破的黑白照，她老泪纵横，什么都不认得了。

在阿富汗，在巴勒斯坦、安哥拉、苏丹、中亚、缅甸……在这些忧伤的大地里，还埋着成千上万的地雷。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还生产着地雷，两亿多枚地雷等着客户下订单。埋下一个地雷，只要三至二十五美元，速度极快；要扫除一枚地雷，得花三百至一千美元，但是——地雷怎么扫除？一个扫雷员，冒着被炸得粉身碎骨的危险，趴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测雷的金属棒，往前面的地面伸去。一整天下来，他可以清二十到五十平方米的范围。意思是说，要扫除阿富汗五分之一国土的地雷，需要的时间是四千三百年。

金门有一株木棉树，浓密巨大，使你深信它和《山海经》一样老。花开时，火烧满天霞海，使你想顶礼膜拜。

有时候，时代太残酷了，你闭上眼，不忍注视。

车子骑到海滩，风轻轻地吹，像梦一样温柔，但是你看见，那是一片不能走上去的海滩。

阿拉伯芥

金门人淡淡地告诉你他是怎么长大的。岛上的孩子都没见过球，球是管制品，因为几个篮球绑在一起就可以漂浮投共。晚上每个房子都成了轰炸目标，所以每一扇窗户就得用厚毯子遮起来，在里头悄悄说话，偷偷掌灯，四十年如一日。男人会告诉你，吃了四十年的糙米之后，才知道糙米里加了黄曲素，压抑人的性冲动，避免军人出事。女人会告诉你，那一年孩子突然得重病，要用军机送到台湾治疗，不是军事任务还差点上不了飞机。

黄牛在麦田里吃草，夜鹭穿过木麻黄林，金门人在炮火隆隆的天空下，在布满地雷的土地上，谨慎地恋爱、结婚、养育儿女。现在，观光业者招徕游客：金门好玩啊，来看那“生活不怕苦，工作不怕难，战斗不怕死”的金门人。同时，台湾岛上新一代的勇敢的领袖们开始大声说话，你打我台北，我就打你上海；你丢一百个炸弹过来，我就丢一百个炸弹过去。语音未落，香港的报纸争相报道：台湾人资金大量移向香港，半山的房子很多都让台湾人买下了。

哪个正常的人愿意“生活不怕苦，工作不怕难，战斗不怕死”？哪个正常的人愿意放弃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哪个正常的孩子不打球？

可是世上六十亿人里，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可能居大多数。如果你是个在板门店附近村子里上学的小孩，你会听老师说：来，做一个算术题。三十八度线的中立区那儿草木不生，每一平方米——大概一间小厕所的范围，就埋了二点五颗地雷。中立区长两百四十八公里，宽四公里，算算看总共有多少颗地雷？

如果你是个在中亚山区生长的孩子，你也无球可打。在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几个国家交界的两千五百平方公里荒凉而苍老的大地里，埋藏着三百万枚待爆的地雷。勇敢的领袖们决定不打仗了，于是地雷就去炸死那赤脚荷锄的农民，炸断放学回家的孩子的腿，炸瞎那背着婴儿到田里送饭的母亲。

为什么不扫雷呢？对不起，没钱。打仗的时候，领袖们以国家安全和民族主权的崇高理由把军购费膨胀到极致，仗打完了，尸体还可以收拾干净，但是中了毒的大地无法复原；扫雷需要千万上亿的美金，而婴儿，连奶粉都不够啊。

全球有两万六千人因为误触地雷而死亡，大地里还有一亿一千万枚地雷等着被“误触”。丹麦人于是“发明”了一种草，把常见的小草“阿拉伯芥”改动一下基因，这草就变成一种测雷器：阿拉伯芥的根，感觉到土里头地雷腐蚀后外泄出的二氧化氮，整株植物会从原来的绿色变成铁红色。阿拉伯芥的花粉经过处理之后，花粉也不会扩散繁殖。丹麦人打算在斯里兰卡、波斯尼亚这些饱受摧残的土地上实验种植。

种下两千五百平方公里面积的阿拉伯芥？然后看着美丽青翠的小草一块一块从绿转红？阿拉伯芥的命运，不也正是金门人、板门店人、阿富汗人的共同命运？我觉得发冷——人对自然、对生命过度地暴虐、亵渎之后，他究竟还有什么依靠呢？如果勇敢领袖们的心里深埋着仇恨和野心的地雷，敏感的阿拉伯芥又救得了几个我们疼爱的孩子呢？

普通人

没有想到我会亲眼目睹这一幕。

台湾南部乡下小镇，半夜十二点，十字路口，一家二十四小时豆浆店。这大概是台湾对中华文化最美好的贡献，三更半夜，你可以随时从幽黑寒冷的巷道走进这温暖明亮的地方，看着平底大锅上锅贴在滋滋煎烧，新鲜的豆浆气息在空气里弥漫，脆脆的油条、松松的烧饼、香得让人受不了的葱油饼，全在眼前。忙碌工作的几个年轻妇人用轻快的语音问客人要吃什么。整个小镇都沉在黑暗中，这简陋的小厅就像个光亮的橱窗，正在展出生活的温煦和甜美。

一个穿着拖鞋的客人大踏步进来，显然认出了正在低头喝豆浆的朋友，用力拍了他肩膀，说：“怎样？我们来赌吧。赌你们赢我们六十万票？”

喝豆浆的那人抬起头，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哎呀，八年都给你们玩光了，还要怎么赌？”

穿拖鞋的愣了一秒钟，然后陡然变脸，冲口而出：“你娘！外省的，你们滚回去！”

喝豆浆的跳了起来，看见那穿拖鞋的已经抓起凳子，高高举在头上，马上要砸下来的千钧态势。他也红了脸粗了脖子，怒声回说：“谁滚回去？跟你一样缴税，你叫谁滚回去？”

穿拖鞋的高举凳子就要冲过来，旁观者死命拉住，他挥舞着凳子大吼：“不是台湾人，给我回去！”

那“外省的”——这回我看见了，他也穿着拖鞋，边往外走边用当地的闽南语回头喊：“好啊，台湾人万岁！台湾人万岁！”

我一直紧握母亲的手，附在她耳边说：“他们是好朋友，他们只是在闹着玩的。”母亲已经无法明白那两人在说什么，相信了我的解说，只是皱着眉头说：“玩得这么大声，小孩子一样，不像话。”我把油条分成小块，放到热豆浆里浸泡，泡软了，再让她慢慢嚼。

回到家，反正睡不着，打开电脑看网上新闻。德国的《明镜》首页报道是这一则：

从医生到歌剧演员，从老师到逃学的学生，都曾经是“二战”时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帮手。约有二十万的普通人参与其中。一个进行多年的研究快要出炉，明确指出，现代社会的国民可以在一个邪恶的政权领导下做出可怕的事。

马特纳，一个维也纳来的小警察，一九四一年在白俄罗斯执行勤务，就参与了枪毙二千二百七十二名犹太人的任务。他当时给他的妻子写信：“执行第一车的人时，我的手还发抖。到第十车，我就瞄得很准了，很镇定，把枪对准很多很多的女人和小孩，还有很多婴儿。我自己有两个小宝宝在家，可是我想，我的小宝宝要是掉到眼前这批人手里，可能会更惨。”

“二战”后，主流意见认为，这些丧尽天良的事，都是一些特别病态的人，在少数大战犯的领导之下做出的。这样来理解，让人比较宽心，因为，一般善良普通人是不在其中的。

从一九九〇年代就开始进行的这个大型研究却有重大发现：具体证据显示，起码有二十万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通人”是罪行的执行者，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教育水准的人，都有。

豆浆店的人说，那两个差点打架的人，一个是在市场卖鲜鱼的，一个是中学老师，本来是不错的朋友。可能喝了点酒，也许过两天就和好了也说不定。

天色有一点点灰亮。大武山美丽的棱线若有若无，混在云里淡淡地浮现，滴溜溜的鸟声，流转进窗来。

豆浆店的人说，那两个差点打架的人，一个是在市场卖鲜鱼的，一个是中学老师，本来是不错的朋友。可能喝了点酒，也许过两天就和好了也说不定。

可是我感觉丝丝的不安。毕竟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薄弱，混沌，而且，一扯就会断。

首尔

我看见一个僧人，从幽静的巷子里走出来。灰色的僧袍被风吹起一角。僧人脸上满是皱纹，眼神静定，步履稳重。

我看见一家纸店，宣纸一捆一捆的，大大小小的毛笔悬挂，黑色的笔杆，白色的毛，像含蓄未开的白荷花，一个美的展览。摊开在人行道上的，是厚厚一叠手工制纸，桌面一样大。纸面凹凸，纹路粗犷，纹与纹间夹着真实的沉绿色的竹叶和绛红色的九重葛花瓣。十月的阳光照在纸上，我就站在那人行道上，看呆了。要怎样地崇拜美，才会做出这样的纸来啊？

晚上，车子沿着皇宫的高墙走，转了一个弯，进入一条小路，两旁的树干笔直，全是银杏。

我看见一节台阶，歪歪斜斜、凹凹凸凸的，粗石铺成。台阶上头，是一栋歪歪斜斜的木头寮屋，看起来像任何市政府都会用黄条围一圈封锁起来的“危楼”。推木门，地板有点震动，木门咿呀作响。里头乐声流荡，人头满满。鼓、小提琴、钢琴、吉他，一个清丽的女歌手正在唱英文歌，歌声低迷幽怨。长发扎成马尾的酒保两手抓着好几个啤酒瓶，在拥挤的人群里穿梭。沙发都是破的，用胶带一层一层包扎缠绕。桌子其实是铁灰色的金属垃圾桶，桶口压一张玻璃。天花板是裸露的木结构，贴了乱七八糟的白色保丽龙，像是为了漏雨时接水。五十年代的一辆破脚踏车自天花板垂下。一幅难看的字，挂在围墙上，镜框框着。写的是“贮蓄国力”，下款是“朴正熙”。旁边一张泛黄的脏脏的人像照片。是朴正熙的照片。

朋友和我点的都是啤酒，从瓶子里仰头饮。

一九四〇年在平壤的乡下出生，是牧师的儿子。五岁时，日本战败撤离，共产党来了，一家人辗转逃到沈阳，一住就是三年。

“对沈阳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问他。

“只有八岁，”他说，“很多事情不懂，但是无法忘怀，一个是，日本人走了，苏联人来了，苏联兵家家户户找女人。我妈和邻居的女人一听到风吹草动就从后门窜逃，抱着我们躲到高粱田里去，一整夜都躲在田里，很冷。另一个难忘的，当然是炮火。国共内战，每天都看见炮火炸烂了房子，很多死人。城外炮火打进来，城内还在肃清。当时不懂，但是我在火车站前面看见打人，活活把人打死。国民党挨家挨户搜捕共产党人，拖出来就当场打死。太恐怖了。”

这个韩国孩子看见的是一九四八年的沈阳。孩子不知道在中共的史书里，他所经历的这段岁月是这么记下的：“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重大战役，大获全胜，歼敌四十七万多人，这就是解放战争中的第一大战役——辽沈战役。十月二十八日，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为防止沈阳地区国民党军从海上撤走，在部署辽西会战的同时，就做了追歼沈阳、营口国民党军的部署。东北野战军相继攻克了抚顺、本溪、鞍山等城镇。十一月一日，攻城部队向沈阳市区发起总攻，二日占领沈阳全城，歼国民党军十三万人。辽沈战役全部结束，东北解放军以伤亡六点九万余人的代价，歼灭东北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余人。”

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或说“沦陷”了，中共中央还在次日发了贺电：“依靠我东北前后方全体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土地和三千七百万同胞。”

我们冒死逃出沈阳，流离颠沛，最后终于回到了韩国，在汉城住下来，我快十岁了。然后也是在街上，看见打死人。（作者摄于朱铭美术馆，图为朱铭作品“人间系列——三军”）

贺电中有胜利的狂喜。

六十七岁的韩国孩子静静地说，“我们冒死逃出沈阳，流离颠沛，最后终于回到了韩国，在汉城（首尔）住下来，我快十岁了。然后也是在街上，看见打死人。李承晚的警察挨家挨户搜索共产党人，拖出来在街上就活活打死。”

朴正熙独裁专政时，韩国孩子流亡欧洲，成为反对分子，被韩国政府列入黑名单，剥夺返乡权。一直到独裁者被刺杀，民主建立，他才回到韩国。那时，他已流亡十三年。

Sophistication

大陆人和台湾人很容易看见香港之所缺，譬如香港的书店很少，二楼书店很小，在品质上完全不能和台北的诚品或金石堂相提并论，在量体上不能和上海或深圳书城来比。譬如香港缺少咖啡馆或茶馆文化，既没有上海咖啡馆那种小资风情，也没有北京酒吧的前卫调调，更没有台北夜店的知识分子“左岸”气氛。譬如说，香港的政府高官很善于谈论一流的硬体规划，但是很少谈文化的深层意义和愿景。香港的知识分子很孤立，作家很寂寞，读者很疏离，社会很现实……有些人严苛地说，香港其实既不是国家也不是城市，在本质上是一个营运中的“公司”，缺少“营利”以外的种种社会元素。

可是，大陆人和台湾人也看见很多东西，香港独有，而大陆和台湾却望尘莫及，学都学不来。譬如廉政公署之肃贪有效，大陆连想都不必想，即使是民主的台湾，以过去这几年的管治乱象来看，即使把制度抄袭过去，真运作起来恐怕也很难让人有信心。譬如香港马会之兼公益和营利，来香港取经者络绎不绝，但是在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制度之外，还需要公私分明、不偏不倚的工作态度，还需要一丝不苟的执行能力——大陆和台湾要达到香港的高度，恐怕也需要时间。譬如香港机场的管理和经营，巨大的人流物流繁杂穿梭交会，人在其中却觉得宽松舒适，秩序井然，管治娴熟化于无形。相较之下，任何一个华人世界的机场都显得笨拙落后。

香港所独有，而大陆人和台湾人不太看得见的，还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叫做都会品味。它不是藏书楼里鉴赏古籍善本的斟酌，那份斟酌北京尚未断绝；它不是复古巴洛克大楼里装上最炫魅的水晶灯的张扬，那份张扬上海很浓；它也不是禅寺或隐士山居中傍着茶香竹影倾听“高山流水”的沉静，那份沉静台北很足。

香港人的都会品味，充分表现在公共空间里。商厦大楼的中庭，常有促销的酒会或展览。你提早一个小时去看它的准备：铺在长桌上的桌巾，绝对是雪白的，而且熨得平整漂亮。穿着黑色礼服的侍者，正在摆置酒杯，白酒、红酒、香槟和果汁的杯子，他绝对不会搞错。麦克风的电线，一定有人会把它仔细地粘贴在地，盖上一条美丽的地毯。宾客进出的动线，井井有条；灯光和音响，细细调配。

同样的商厦酒会或展览，放在大陆任何一个城市，多半会凌乱无章，嘈杂不堪。放在台湾，则可能要费很大的劲，才可能做到杯子不会摆错，桌巾没有油渍，麦克风不会突然无声。

如果是放在五星级酒店的募款晚会，也只有香港人知道“华洋杂处”的艺术，把什么人跟什么人排在一桌才有社交效果，放什么样的影片和音乐才能令人感动，拍卖什么东西、如何“静默拍卖”才能募集到钱，全程流利的英语，包括用英语讲笑话，使来自各国、语言各异的宾客都觉得挥洒自如。

同样的晚会，如何放在大陆或台湾呢？

如果是艺术演出前的酒会，香港人不必说就知道，舞台是艺术家的专利区，政府官员要在众人前作长官致词，红顶商贾要在镁光灯前接受表扬颁奖，都在舞台外面的大厅举行，避免上台，夺了艺术家的光彩。致词，多半很短；颁奖，多半很快。

在香港人的都会品味里，sophistication是个核心的元素。

香港所独有，而大陆人和台湾人不太看得见的，还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叫做都会品味。在香港人的都会品味里，sophistication是个核心的元素。

因此，回归十周年时，解放军特别来香港表演高亢激情的爱国歌舞——我猜想，香港人带着某种微笑在看。

我路过一场草地上的婚礼。白色的帐篷一簇一簇搭在绿色的草坪上，海风习习，明月当空，凤凰木的细叶在夜空里飘散，像落花微微。几百个宾客坐在月光里，乐队正吹着欢愉的小喇叭。一盏小灯下，竖着一张照片——新娘和新郎相拥而立的小照片。好静。

雪白的布

我们坐在半岛酒店的咖啡厅里喝咖啡。服务生倒酒的时候，一只手注酒，另一只手弯在腰后，身躯笔直，非常专业。朋友看着杯里的红酒徐徐上升，感叹地说：“我记得，小时候，甚至一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我们走过这个酒店，都还有自卑的感觉，不敢进来。”

于是就谈起贫穷的记忆：陋巷里的家，家里拥挤不堪的客厅，塞满了塑胶花和圣诞灯的组合零件。每一个拥挤的客厅里有一个疲惫的母亲，不停地在组合要销往西方的廉价装饰品。每一个疲惫的母亲脚边有三四个孩子，需要吃、需要穿、需要上学。每一个孩子都记得，吃过教堂发放的奶粉，穿过面粉布袋裁成的汗衫，看过母亲四处借贷缴学费。香港人的贫穷记忆，和台湾人没有不同。

每到星期天，香港的酒楼家家客满，但是客满的景象不同寻常，到处是三代同桌：中年人扶着父母、携着儿女而来。星期天的酒楼，是家庭的沙龙。桌上点心竹笼一叠一叠加高，参差不齐，从缝里看得见老人家的白发。我总觉得，或许是艰辛贫困、相互扶持的记忆，使得这一代的中年人特别疼惜他们的长者？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代，那昂首阔步走过半岛酒店、走进豪华商厦、从头到脚都穿戴着名牌的一代——当他们是中年人时，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他们的父母呢？是一种被物质撑得过饱后的漠然？还是把一切都看得理所当然的无聊？

印度裔的作家梅塔（Suketu Mehta）在新书《孟买得失》里描写了这一代的孟买人：每一天，孟买的火车要承载六百万人次的乘客来来去去。贫民的木棚架设在铁轨旁，年幼的孩子从床板上爬下来，几乎就滚到了铁轨边。每年有一千个贫民窟的人被火车撞死。那赶火车上班上工的人，挤不进车厢，只好将身体悬在车厢外，两只手死命地抓着任何一个可以抓住的东西。电线杆离铁轨太近，火车奔跑时，悬在车外的人往往身首异处。有一个做手工布风筝的人，不忍见死者曝尸野外，给每一个死者捐出两码白布覆盖尸体。他每个星期四到火车站巡回，每一年，要捐出六百五十码白布。年轻的时候，他曾经亲眼看见一个赶车上工的人被火车抛下；旁边的人随便扯下一块脏兮兮的广告布，把尸体盖住。他觉得太过不堪。“不管信什么教，”他说，“一张干净雪白的布，是不应该少的。”

每一年，四千个孟买人死在铁轨上。

很多人的记忆中，是有铁轨的：德国人记得在民生凋敝的“二战”后，孩子们如何跟在运煤车的后头偷偷捡拾从晃动的火车上掉落下来的煤块。台湾人记得如何跟着火车奔跑，把火车上满载的甘蔗抽出来偷吃。贫穷的记忆，在事过境迁之后，像黑白片一样，可能产生一种烟尘朦胧的美感，转化为辛酸而甜美的回忆。

但是孟买人如何回忆铁轨呢？你能想象比“被物质撑得过饱后的漠然”更贫乏的存在状态吗？

每一天，孟买的火车要承载六百万人次的乘客来来去去。贫民的木棚架设在铁轨旁，年幼的孩子从床板上爬下来，几乎就滚到了铁轨边。每年有一千个贫民窟的人被火车撞死。

星夜

他把好几幅画在地上摊开。小店原本就挤，三张画铺在地上，我们就不能转身，一转身就要踩到画布上了。“这一幅。”我指着凡·高的《星夜》。他说：“一百块。”我说：“六十块。”他做出夸张的痛苦的表情，指着地上的《星夜》说：“你看看你看看，画得多么好，画得多么像，就是颜料钱也不止六十块呀小姐。”我说：“那好，我们再逛逛。”他一把拉住，说：“算了算了，就六十块吧。”

油彩很浓，他用一张薄薄的塑胶膜覆盖在画面上，再把画小心地卷起来。

我走出小店，踏入画家村的街，一整条街都卖画，颜色缤纷，琳琅满目，气氛像成衣市集，只是挂得满坑满谷的不是衣服，是画。据说是一个奇人在这深圳的边缘荒村专门模仿凡·高的画，画得多，画得像，以至于国际媒体都纷纷来采访这中国深圳的“凡·高”。没几年，荒村已经变成画家一条街。凡·高的画，人人能画，从这里批发到香港的小摊上，和开衩的旗袍、绣着五彩金龙的衬衫、缎料的面纸盒等等“中国风味”礼品混在一起，卖给观光客。

回到家，我把《星夜》摊开，仔细端详。从色彩和结构来说，仿得还真像，该有的笔触，显然一笔都不少。如果——我将窗户打开，让海风吹进来，因为画的油彩气味还呛鼻——如果，用科学的方法鉴定，仿画的人功夫确实好到完全逼真，好到任何人都看不出破绽来，我是否能被这幅《星夜》感动呢？

爱上《星夜》，是有过程的。住在大海旁每天看日落月出，就发现有一颗星，总是在黄昏时就早早出场，那样大，那样亮，那样低，使我疑惑它是不是渔船顶上的一枚警示灯？是不是一架飞机停在空中探测气候的动向？是不是隐藏在山头里只有云破时才看得见的一盏隐士读书的火？那颗星，低到你觉得海面上的船桅一不小心就会钩到它。

太阳沉下去，月亮起来时，星还在那里，依傍着月亮。不管那月亮如何的艳色浓稠，这颗星还是堂堂正正地亮着。

有一天黄昏，一个天文学家在我的阳台上，我们一同看那轮绯霞绚烂的夕阳在星的陪同下，从云到山到海，冉冉层层拾级而下。他说：“海面上看金星好亮。”

我吃一惊，啊，原来它就是金星，维纳斯。无知的人，朝朝暮暮看着它，却不知它的身份。今天知道了，跟它的关系可就不一样了。

我赶忙上网去看凡·高的《星夜》，因为我记得，他画的是金星。

凡·高在法国南部的精神疗养院里，写信给他的兄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在窗口看了很久，窗外什么都没有，唯有一颗金星，好大的一颗星。”“夜，”他说，“比白天还要活，还要热烈。”

如果我失眠，披衣起身，走进沁凉的夜里；如果我凑巧走过一个大门深锁的精神病院，那么我一仰脸就会看见在黑沉沉的大楼上有一扇开着的窗，窗口坐着一个孤独的人，正在注视大地的荒芜和人间的荒凉，只有夜空里的星，有火。他说：“看星，总使我神驰……我问自己：我们摊开地图，指着其上一个小黑点，然后就可以搭乘火车到那个点去，为什么我们到不了那颗星呢？我们难道不可以搭乘‘死亡’到星星那一站？”

三十七岁的凡·高真的买了一张死亡的单程票，说走就走了，行囊里只有煎熬的痛苦和无可释放的热情。《星夜》，在我看来，其实是一幅地图——凡·高灵魂出走的地图，画出了他神驰的旅行路线：从教堂的尖塔到天空里一颗很大、很亮、很低的星，这颗星，又活又热烈，而且很低，低到你觉得教堂的尖塔一不小心就会钩到它。

我会被深圳画家村的《星夜》感动吗？

换一个问法：如果科学家能把一滴眼泪里所有的成分都复制了，包括水和盐和气味、温度——他所复制的，请问，能不能被称做一滴“眼泪”呢？

《星夜》，在我看来，其实是一幅地图——凡·高灵魂出走的地图，画出了他神驰的旅行路线：从教堂的尖塔到天空里一颗很大、很亮、很低的星，这颗星，又活又热烈，而且很低，低到你觉得教堂的尖塔一不小心就会钩到它。

卡夫卡

躺在卧房地毯上和鹿鹿通电话，谈到一些吊诡的现象：为什么在不开放的大陆，年轻人反而比台湾的年轻人有国际视野？为什么在多元的台湾，报纸和杂志的品质反而比大陆差？苏花公路建或不建，核心的观念误区究竟在哪里？“有些问题不能不面——”

一句话讲到一半，我眼睁睁看见一条长虫，离我的光脚十五厘米，正摇摇摆摆过路，就在我的地毯上。它大概有我整个脚板那么长，深褐色，圆滚滚的，几百对脚一起努力，像一排军队白日行军，像一列火车庄严进站。

我看呆了，缩起脚，心怦怦跳，全身发麻，一直麻到舌尖，语无伦次地挂掉电话，脑子里一阵闪电，天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不惧蜘蛛蝗虫，甚至很多人要尖叫的蟑螂和老鼠，我都可以拿出写文章的凛然正气，从容对付。但是蚯蚓毛虫蛇，蜈蚣水蛭蛆……任何长长软软的东西，都使我心脏打结，脑子发晕，恶心感和恐惧感从脚板一路麻到头盖骨。小时候，生物课本里凡有蛇的图片都被我遮起来。做了母亲以后，每到一个城市一定带孩子去动物园，但是到了爬虫类那一区，我会抵死不从，谁也不能让我进去。我相信有人在我体内植入了一种和亚当、夏娃一样原始的晶片，让我对那长长软软之徒有非理性的恐惧。

我冲到厨房，打翻了电话，撞倒了除湿机，差点摔跤，拿到了好大一罐杀虫喷剂，扑回卧房，发现那家伙还在努力走——它腿虽多但是太慢，我安心了不少，因为这代表它不会马上爬上我的床，消失在被子和枕头里——天哪，这是多么恐怖的想象。喷筒对准它时，我的理性开始发作：此物何辜？误闯卧房，就该死吗？而且，此物的一生有多长？会不会还是个“少年”？

我麻麻地，手里的喷剂对准它，强迫自己飞快思考，这是危机处理、瞬间决策：我敢不敢拿纸，包住它的身躯，然后把它丢到窗外泥土里？

想到它的身躯，我打了一个颤——受不了那强烈的恶心。

那……能不能拿块毛巾，把它裹住，丢掉？毛巾比纸要厚啊。

那多足的家伙又往前走了几分。

我奔回厨房，打开抽屉，拿出一双筷子，窜回卧房。我相信我一定脸色发白、嘴唇发紫，腿有点颤抖，当我伸出一双筷子，夹住它的身躯中段，把它凌空拎起——我几乎感觉窒息，心想，哎，它可不是卡夫卡吧？

它从二楼阳台，循着一条抛物线，被丢下去。我捂住胸口，颠颠倒倒奔回厨房，把筷子甩进垃圾桶。回到卧房，不敢进去。如果有一条虫，是否还有另一条？是否藏在枕头里？

和鹿鹿重新通话，她笑了，调侃地说，“这就是单身女郎的可怜之处了。”

我不知道，但是我也看过因为老鼠跑过鞋子而尖叫连连的男人啊。

把床褥翻遍，然后拿了喷剂把阳台接缝处全盘喷洒一遍，我才敢再进卧房。

早上，就做了点功课。昨天那家伙，拉丁文叫“千足虫”（millipede），中文叫“马陆”。它不是蜈蚣，蜈蚣的拉丁文叫“百足虫”（centipede），两者都不是“昆虫”，而是“节肢动物”。马陆慢，蜈蚣快。马陆的身体每节有两双脚。虽然没有千足，但是真的有一种马陆有七百五十只脚。平常的马陆有八十到四百只脚。

我读得仔细：“马陆腹部有九至一百节或更多。因其肢体较短，仅能以足作推进行走而无法快速运动。每一腹节上除具两对步足外亦有两对气孔、两个神经节及两对心孔。马陆之生殖腺开口于第三体节之腹面中央，行体内受精，雄体以位于第七体节处之生殖脚传送精液入雌体。”

还有“生殖腺”和“精液”啊？这可怖的东西还真的有它自己的风情和生命呢，无数只的脚，无穷尽的奋斗，一生的努力，只能走一点点的路。我有点心软了。

这可怖的东西还真的有它自己的风情和生命呢，无数只的脚，无穷尽的奋斗，一生的努力，只能走一点点的路。我有点心软了。

常识

发现一条长虫的名字叫“马陆”之后，就去了屏东。两个屏东人听了我的故事，不屑地说，“大惊小怪。”马陆，他们从小就知道。而且，他们纠正我，马陆的身躯不像蚯蚓一样软，是硬的，还带壳。

这回轮到我惊了——这会不会又是一件“众人皆知我独愚”的事？

我对台湾是有巨大贡献的，就以《康健杂志》的成立而言，我就是那关键因素。有一年，从欧洲回台湾，先去探视一位长辈。他看起来颇为疲累，问及缘由，长辈遂谈起“前列腺肥大”的种种苦恼。告别之后，匆匆赴好友殷允芃之约。赶到时，允芃已嫣然在座。见我形色匆忙，允芃关切地问：“怎么看起来有点疲累？”

实在不知该怎么回答——我觉得很好啊，可是既然看起来“疲累”，那——我不假思索对她说，“可能前列腺肥大吧。”把包包放下，坐下来，拿过菜单，跟侍者点了一杯马其朵咖啡，这时才觉得允芃端详我的表情有点怪异。

她是在等着看我解释自己的“玩笑”。等了半天，发现我没开玩笑的意思。于是她把身体趋前，那种尴尬的神情，好像在告诉一个男人他的裤裆拉链没拉上，她小声地说：“应台，嗯……女人没有前列腺。”

嗄？

我愣住了。

当天，就在那中山北路的咖啡馆里，当我的马其朵咖啡正在一个白色瓷杯里颤悠悠地被送过来的途中，台湾《天下杂志》发行人殷允芃决心创办《康健杂志》。她的理由是，如果像龙应台这种人对于医学常识都糟到这个程度，那么显然很多人都需要被她拯救。

我为自己的无知觉得羞惭，很抬不起头来——这故事要在台北的文坛江湖怎样地流传啊。一直到有一天，见到了好朋友J，他是个赫赫有名、粉丝群庞大的作家兼画家。J听了众人笑我的故事，很有义气地拍拍我的肩膀说，“不要紧。我都到最近才知道，原来前列腺不是长在脖子里。”J，可是个雄赳赳气昂昂的大男人。

什么叫知识的盲点，我在十七岁那年就知道了。读台南女中时，每天放学后在同一个车牌等交通车回家。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年以后，有一天，望着车水马龙，我终于问站在身旁等车的同学：“为什么马路这一边的车都往这个方向，那边的车都往另一个方向？”

那个同学的表情，基本上就是后来的殷允芃的表情，很怪异。

所以现在，是不是天下的人都知道“马陆”，只有我不知道？

我紧张了。

第二天家庭聚餐，刚好两个大学生侄儿在座，马上做民意调查，“你们知不知道一种虫叫马陆？”

他们两个眼睛转转，像国中生一样地回答：“节肢动物，很多脚。”

我心一沉，不妙。他们也知道。“和蜈蚣差别在哪？”我再问。

“一个扁，一个圆。一个有毒，一个没毒。”

“还有呢？”

“不知道了。”

“见过吗？”

“没有。课本里有图。考试有考。”

我觉得稍稍扳回一点，故作姿态、老气横秋地说：“你看你们，都只有课本假知识，其实不知道马陆是什么。我告诉你们：蜈蚣的身体一节只有一对脚，马陆每节有两对脚。”

哥哥一旁听着，一直不说话，这时却突然插进来，悠悠说：“我记得有一年，我们一群人一起在嗑瓜子，你发现你嗑得比所有人都慢，然后才知道，原来嗑瓜子要从尖的那一头嗑起，你却从圆的那头拼命嗑。那时你都三十多岁了。”

两个大学生同时转过来惊呼：“嗄？嗑瓜子要从尖的那一头？”

淇淇

某年自欧返台，与纪忠先生闲散聊天。其忆及一九三二年正值英气风发时初次泛游长江，见江水壮阔，平野无边，深叹江山之伟丽，然而印象最深刻者，莫如江中多次所见巨鱼成群，浮沉翻跃，水光激溅。

“鱼，”先生伸展两臂比拟，“硕大如牛犊。”

我惊得几乎跌落手中之匙。方才捧读《入蜀记》，今日便闻书中语。一一七〇年，中年陆游畅游长江，所见如是：

巨鱼十数，色苍白，大如黄犊，出没水中，每出，水辄激起，沸白成浪，真壮观也。

民国之纪忠可知苍茫大江所见，同于七百六十年前宋人陆游所目睹？

回欧洲书房，重读《入蜀记》，细细爬梳与陆游同时代、共江山之水中同侪：

江中江豚十数，出没，色或黑或黄，俄又有物长数尺，色正赤，类大蜈蚣，奋首逆水而上，激水高二三尺，殊可畏也。

……大如黄犊之巨鱼，显系江豚或白鳍豚，然数尺长之江中“大蜈蚣”，好不怕人，又系何物？

早间同行一舟，亦蜀舟也，忽有大鱼正绿，腹下赤如丹，跃起舵旁，高三尺许，人皆异之。

读之不禁莞尔；“春风正绿江南岸”，“夜半无人莺语脆，正绿窗风细”之“绿”，陆游以动词挥霍，“忽有大鱼正绿”，真滑稽唐突、鲜活可爱也。历史生物学家或可解惑，此“大鱼正绿，腹下赤如丹”者，今日何在？

十二日。江中见物，有双角，远望正如小犊，出没水中有声。

晚泊橹脐洑，隔江大山中，有火两点若灯，开阖久之。问舟人，皆不能知。或云蛟龙之目，或云灵芝丹药光气，不可得而详也……

晚，观大鼋浮沉水中。

陆游之时，头角峥嵘、硕大如牛犊之巨鱼，泅于水中；目光炯炯、开阖若电眼之怪兽，藏于山中。矗立船首，随兴举目，则“观大鼋浮沉水中”。上岸夜泊小村，则见长江江中唯有巨鱼，村民“欲觅小鱼饲猫，不可得”。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数十名国际科学家齐聚武汉，装备齐整，巡游长江，上下纵横三千公里，寻找白鳍豚（鱀）。《尔雅》古籍记载长江白鳍豚身世，晋学者郭璞为之作注：

大腹，喙小，锐而长，齿罗生，上下相衔，鼻在额上，能作声。少肉多膏。胎生，健啖细鱼。大者长丈余。江中多有之。

国际团队循江探索长达月余，最终宣布：白鳍豚，两千五百万年与大地同老之“活化石”，已经绝迹。

一九八〇年，农民曾于洞庭湖畔打鱼时，遇一迷途白鳍豚，伤痕累累，搁浅沼泽。专家拯救，饲于屋宇之内，名之淇淇，爱之护之养之育之。

淇淇独处世间长达二十二年，郁郁以终。洪荒万年，独对穹苍灭绝，谓之大寂寞可也。

淇淇独处世间长达二十二年，郁郁以终。洪荒万年，独对穹苍灭绝，谓之大寂寞可也。（王熙维 摄）

狼来了

德国环保部今年二月开了一个很正经的会议，主题是：“谁怕大野狼？”穿西装的人们坐下来热烈地讨论：欧洲森林里消失了一两百年的灰狼又回来了，该怎么处理？

读这样的新闻，实在让人忍俊不住，你可以想象一群“东郭先生”开会讨论“中山狼”吗？

德国的狼，被格林兄弟抹黑得可厉害。好几代人，从还不会说话、走路的幼儿期，就被他们的父母以床边故事的温柔方式灌输“狼很可怕”的意识形态。小红帽的奶奶就被那尖牙利嘴的狼给吞下肚了。而且狼还有心机，它会伪装成奶奶的样子来骗小红帽。七只可爱小羊在羊妈妈出门的时候，差点全完蛋。那狼，不但会装出妈妈嗲嗲的声音，还会用面粉把自己的手敷成白色。三只小猪，那更别说了，被个大野狼搞得倾家荡产。最后，当然是邪不胜正，野狼总是会死的，而且格林总让它们死得很难看。小红帽的大野狼是被猎人的枪给轰死的，七只小羊的大野狼是淹死了以后再被开膛破肚的。

这样在仇恨教育中长大的孩子，真正长大以后能与狼和平共处吗？中文世界里的狼，名誉和境遇好不到哪里去。狼心狗肺、狼狈为奸、狼吞虎咽、鬼哭狼嚎、声名狼藉、杯盘狼藉、豺狼成性、官虎吏狼、引狼入室、“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哪有一个好词？

在罗马、蒙古和日本原住民的远古传说里，狼都是高贵和力量的象征，但是挡不住污名化。人类对狼族进行理直气壮的“种族大屠杀”，到了二十世纪，欧洲和北美的森林里，狼已经基本被清算干净。

同时，城市里每一个广场上，鸽子聚集。

纽约市有一百万只鸽子。在水城威尼斯，鸽口是人口的三倍，走路过桥都要被鸽子撞上。每一对鸽子夫妻平均一年要生十二个孩子鸽，繁衍速度惊人。市政府的卫生官员都很头痛，因为鸽子带来种种疾病，尤其对孕妇、儿童、老人、病人威胁最大。鸽子，其实就是一种长了翅膀的老鼠。人们谈鼠疫而色变，对于会飞的“老鼠”却宠之喂之姑息之，因为，唉，鸽子的形象实在太好了。

《圣经》里，洪水几乎毁灭了丑陋的人类，绝望中的第一线光明，就是鸽子衔着橄榄叶带来的。从此，鸽子的肥，被看作可爱；鸽子的笨，被看作和平。鸽子泻肚似白稀稀的粪便，糊住伟人铜像的眼睛；沾着唾液脏脏的羽毛，掉进你露天的咖啡杯里。卫生部门发明出各种排除鸽子的方法——把避孕药掺进它们的食物里，用噪声波驱赶，但是没人敢大咧咧地说，要灭杀鸽子。如果有哪个不要命的官员敢用“灭鼠”的方式或甚至语言来谈鸽子的处理，那他真的不要命了，爱好和平的市民会愤怒地驱逐他，对他吐口水。

狼，快消失了，保育人士开始为狼族平反，从形象开始。东自波兰西至英国，呼吁尊重“狼权”的团体越来越多。在广场上摆出花花绿绿的摊子，也许隔壁就是“抗议苏丹屠杀”的摊子。狼的庄严的照片放在海报上，激越的声音告诉过路的人，狼，从来就不害人，它躲人唯恐不及。保护政策开始出现，今天，挪威有二十只，意大利五百，西班牙两千，瑞士有三只，瑞典有九群，德国有三十只。美国的黄石公园，为狼权努力了很久，现在有四百五十只快乐的狼。

你说，狼吃了农人的羊怎办？是的，农人生气地说，你们城市人自以为浪漫，喜欢森林里有大野狼，但是大野狼吃我们的羊，谁赔？结果是，农民可以申请国赔，于是农民也不说话了。但是申理国赔之后，统计数字一出来，人们发现，狼其实并不那么爱吃人家养的羊。反倒是，森林里因为又有了狼，生态平衡更健康了点。在狼族回来之前，黄石公园里因为麋鹿太多，杨树和柳树被麋鹿吃个殆尽，使得需要杨、柳树的水獭和大角驼鹿难以维生。在狼族回来之前，体形较小的土狼猖獗，害死了狐狸部落。

狼来了，麋鹿少了，而且把吃不完的麋鹿肉留给大灰熊，于是大灰熊的孩子们多了起来。狼来了，土狼少了，小鼠小兔多了，于是狐狸和秃鹰们就成了旺族。

狼来了，唉，真好。

穿西装的人们坐下来热烈地讨论：欧洲森林里消失了一两百年的灰狼又回来了，该怎么处理？

新移民

在纽约生活过四年，四年中，比较难忘的，不是那都市的繁华和人文的鼎盛，倒是我小小院落里那一帮。

院子外面是一片荒野树林，杂木丛生，荆棘满地。从它们藏匿的地方看向我家，灯火一定是重大信号。晚上，厨事结束，厨房的灯火先灭。然后是书房和客厅的光与人影。更晚一点，书房和客厅的灯火熄灭，必定是卧房的灯亮起；当这盏灯也灭了，树影幢幢，映在发光的雪地上，它们一帮就从黑影中开始蠢动，准备翻过篱笆。

开始时，听见院子里有声音，我们以为有贼，悄悄下床来，贴在黑暗的窗口往外窥视，外面一片月光，白雪灿然，那一帮五口，已经翻身而入，身材高矮肥瘦不一，错落站在雪地上，显然正在打量形势。它们脸上仿佛蒙着面具，两只眼睛像用大把黑墨涂过，涂抹过度，又浓又黑，看起来就像化装得不太标准的假的江洋大盗，也像被人打得两眼乌青的马戏团小丑。爸爸妈妈，伙同三个没教养的子女，在月光下，朝我们的厨房台阶匍匐前进。

台阶上，放着垃圾桶和厨余。它们将翻箱倒箧，搜刮一空，甚至当场花天酒地，搞个脑满肠肥，然后扬长而去。离开犯罪现场时，也不会稍加整理，掩饰罪行，以至于第二天早晨，我们会有一地的狼藉不堪要收拾。

我们和这一家浣熊共同生活了四年。为了认识邻居，我查了些资料，才知道，浣熊固然可以活到二十岁，这些落籍大城市的北美原住民族人，平均寿命却只有两三岁，因为，它们会被汽车碾死，或吃到有毒的食物，而一旦母亲死了，幼儿就很难生存。

二〇〇四年，英国的耸动报纸，以“纳粹浣熊”做标题，说，“纳粹浣熊横扫欧陆后正向英伦进军……行军英吉利海峡，即将进行毛茸茸的闪电战术。”咦，浣熊不是只有北美才有吗？哪里来的“纳粹浣熊”？

原来，一九三四年，时任德国森林部长的戈林曾经批准把一对浣熊童男童女送进德国森林里去开山建国，为了“增进德国森林的多样性”。一九四五年盟军轰炸柏林时，一个专门为皮毛养殖浣熊的农场被轰炸，浣熊被“解放”，奔向自由的森林。一九六〇年代，北约的美国士兵在任务结束时，往往把他们在军营里饲养当作“吉祥物”的浣熊释放，也促成了浣熊的战后婴儿潮。

六十年后，德国的森林里据估计可能已经有上百万的浣熊族。一向只在电视上看见过浣熊的德国人赫然发现，这些看起来滑稽的外来移民，涂了黑眼圈的宵小族群，不但会用它们毛茸茸的手打开紧盖的垃圾桶，还会潜入葡萄庄园的地下酒窖，用它们的利齿啮开酒桶，喝个酩酊大醉。有些浣熊喜欢在城市里讨生活。五星级的古迹城堡酒店也开始发现，阁楼里有不明脚步声，乳酪和鸡肉会神秘失踪，突然停电是因为电线被咬断；有一天，阁楼的天花板竟然整片垮了下来——浣熊们吃得太饱，太重了。

一百万个长相可笑的新移民，夜夜出来肆乱狂欢。于是，传统的猎人不得不也上场了。背上枪，穿上长筒靴，走进了森林。

邀请浣熊们来欧洲做“开山圣王”的戈林，后来不管森林了，变成纳粹德国的空军大元帅，希特勒的指定接班人。一九四五年，在纽伦堡战犯大审中，被判绞刑。戈林要求以军人的死法——枪决——来结束生命，不得允许，于是在上绞架前两小时，吞氰化钾而亡。在下令“终结”犹太人的文件上，戈林的签署是最高官阶——懂得森林需要“多样性”的人，却不懂得人的社会也需要“多样性”。

然而在狱中等候死亡的戈林，对人民与领袖之间的权力从属关系，说过一番深刻的话：

一般人当然都不愿有战争，不论是俄罗斯、英国、美国，或德国。那是当然。但是，做决定的总是政治领袖，把人民拖着走是个简单不过的事，不管是民主还是法西斯专政，不管是议会制度还是共产独裁。不管有没有声音，人民是很容易被领袖使唤的，实在太容易了。你只要告诉他们外面有敌人威胁，然后把反对战争的人全打为“不爱国”或说他们使我国陷于危机，就行了。这一招，可是在哪个国家都一样啊。

外面一片月光，白雪灿然，那一帮五口，已经翻身而入，身材高矮肥瘦不一，错落站在雪地上，显然正在打量形势。

蔚蓝

难入眠时，乱翻古籍，常得意外，一有意外，自然更为难眠。昨夜在灯下阅《老学庵笔记》，读到陆游谈语言：

蔚蓝乃隐语天名，非可以义理解也。杜子美《梓州金华山诗》云：“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犹未有害。韩子苍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蓝”，乃直谓天与水之色俱如蓝耳，恐又因杜诗而失之。

原来已拥被在卧，此刻匆匆披衣下床，疾疾步往书房，寻找韩驹的完整诗句：

汴水日驰三百里，扁舟东下更开帆。

旦辞杞国风微北，夜泊宁陵月正南。

老树挟霜鸣窣窣，寒花垂露落毵毵。

茫然不悟身何处，水色天光共蔚蓝。

陆游竟然认为韩驹错用了“蔚蓝”的意思，它根本应该是名词，不是形容词。

深夜里，我光着脚板，穿着睡衣，握着一卷宋诗，在黑幽幽的书房里，走神了。

二十二岁的时候，一件很小的事情，影响了我日后一生的为文风格。在一封幼稚的、表达思念的情书里，我用了“蔚蓝的天空”这个词。两人会面时，这个学物理的男生问我：“你知道‘蔚蓝’的意思吗？你知道‘蔚’的意思吗？”我傻了，第一个念头，“蔚蓝”就是“蔚蓝”，还需要问吗？第二个念头……诚实地说，啊，我还真不知道“蔚”，或者“蔚蓝”，是什么意思。

他静静地说：“那么，你为什么要用你并不真正理解的字或词呢？”

我睁大眼睛瞪着他看，心想，你这家伙是在用物理学的规则诠释语言吗？宇宙万物，难道只能容许名词，不容许形容词？难道只有名词才算是真实的存在？

读外文系的我，无法回答他，譬如，“蔚”代表盛大、壮观、伟丽，《颜氏家藏尺牍》里说：“海内人文，云蒸霞蔚，鳞集京师，真千古盛事。”人文可以如霞彩满天。我也没有学问可以跟他说，那你去读《文选·西都赋》吧，里头有“茂树荫蔚，芳草被堤”，形容草木繁盛，还有，你去读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吧：“其间，林木荟蔚，烟云掩映，高楼曲榭，时隐时见。”绿荫浓得化不开，就是“蔚”。

这原始丛林似的葳蕤蓊郁，这火烧天际似的瑰丽壮阔，全指的是一个“蓝”字，你能想象那天空蓝到多么深邃、蓝到多么彻底、多么无边无际吗？

二十二岁的我，无法回答，但是，他的质问，像留在皮肤深层的刺青，静静地跟着我长，然后成为我写作的胎记——不懂的字，不用。

怎么陆游会特别挑“蔚蓝”这个词来谈呢？而且，他认为“蔚蓝”根本就是个名词，“天”的代词，韩驹不该把它变成了形容词。

写“上有蔚蓝天”的杜甫死于七七〇年，是八世纪的人。作“水色天光共蔚蓝”的韩驹是十二世纪的人——死于一一三五年。陆游批评两人的“蔚蓝”，大约是一一九四年。我学到对“蔚蓝”不可轻率，是一九七四年。

放下书，走近窗，把窗扇用力推出，海风从窗口“簌”一下吹入，然后就听见海浪轻轻扑岸的声音。

两人会面时，这个学物理的男生问我：“你知道‘蔚蓝’的意思吗？你知道‘蔚’的意思吗？”我傻了，第一个念头，“蔚蓝”就是“蔚蓝”，还需要问吗？第二个念头……诚实地说，啊，我还真不知道“蔚”，或者“蔚蓝”，是什么意思。

花树

家住欧洲时，常常在花园中除草，但总是保留一隅，让野草怒长。夏天，白色的马格丽特纤纤细细地冒出大地，长到一个孩子那么高，然后就每天随风舞荡。但是每年冬雪初融，让我满心期待的，却是初春的蒲公英。西欧的蒲公英花朵特别大，色泽浓稠，开出来像炸开的菊花遍野。

可是规矩的德国人把蒲公英定位为野花，野花不除，代表社会秩序的混乱。铲除人行道上从石缝里钻出的蒲公英，就是屋主的责任。因此周末时，我就常和幼小的孩子义务劳动，跪在人行道上死命拔蒲公英的根。不愿意用农药，只好用手拔。

因此我熟悉蒲公英的根。地面上的茎，和茎上一朵花，只有短短十厘米，地下面的根，却可以长达半米。拔出来，那根是潮湿的，粘着柔润的土，偶尔还有一只小小不甘心的蚯蚓，缠在根须上。

蒲公英对我不仅只是蒲公英，它总让我想起年轻时读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二十三岁的我，在思索文字的艺术。然后不知在什么样的晚上，爱默生的文字跳进眼里：“文字，应该像蒲公英的根一样实在，不矫饰，不虚伪。”

好像是很普通的说法，可是这个意象，跟了我一辈子。蒲公英的根，是连着泥土的，是扎根很深的，是穹苍之下大地野草之根。

爱默生在哪篇文章里说到这个而影响了我呢？找不到出处了，但是乱翻书时碰见他的一首诗，三十年没读他的诗，有故交重逢的欣喜。但是，白话的中文翻译读来像加了氟的自来水稀释过的果汁，平庸乏味。

紫杜鹃

五月，当凄厉的海风穿过荒漠，

我看到树林里紫杜鹃灿然开放，

无叶的花朵点缀于阴湿的角落，

荒漠和缓流的小溪有多么快乐。

紫色的花瓣纷纷扬扬飘入水池，

乌黑的池水因这美丽欢欣无比。

红鸟可能会飞来这里浸湿羽毛，

向令它们惭愧的花儿倾吐爱慕，

紫杜鹃！如果圣人问你，为何

你把美艳白白抛掷在天地之间，

告诉他们，亲爱的，

如果眼睛生来就是为了观看，

那么美就是它们存在的理由。

你为什么在那里。玫瑰的匹敌

我从未想起要问，也从来不知道。

不过，以我愚人之见，我以为，

把我带来的神明也把你带到这里。

干脆自己动手吧。找出英文原文，坐下来，生平第一次译诗：

紫杜鹃

五月，海风刺透静寂

林中忽遇紫杜鹃

叶空，花满，遍缀湿地

荒原缓溪为之一亮

紫瓣缤纷飘落

黑水斑驳艳丽

绯鸟或暂歇凉

爱花瓣令羽色黯淡

若问汝何以

绝色虚掷天地

请谓之：眼为视而生

则美为美而在

与玫瑰竞色

何必问缘起

吾来看汝，汝自开落

缘起同一

写着写着，忽然心动停笔，想到——这首诗，岂不正是十六世纪王阳明的同道呼应？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乱离

这条巷子很短，巷头看到巷尾，不过五十米。而且巷子还挺丑的，一棵绿色的树都没有。我只是散步，看见这一户的大红门上贴着“售”字，包里刚好放了个相机，就“咔嚓”拍了张照片。从来没问过卖房子的事，也从来没这样拍过照。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回到了办公室。

几个小时之后，竟然又想起这件事，于是拿出相机，打开照片，把号码抄下来，请小春打电话去询问房子多少钱。小春就在我眼前打电话。她是个满脸笑容的甜蜜女孩儿，欢欢喜喜客客气气地问：“请问……”但是没说几句话，脸就变了颜色。

她吞吞吐吐地说：“那个业务员说，是职业道德，一定要讲清楚……”

“凶宅？”

她点头。一个七十岁的老兵，被讨债的人活活打死在房间里头。

“喔，”我兴高采烈地说，“好啊，约他今晚去看房子。”

“晚上？”小春睁大了眼睛。

冬天的晚上，天黑得早。凉风飕飕的，我们走进巷子里，没有树的巷子在昏昏的路灯下看起来像废弃的工厂畸零地。业务员小伙子在停机车，路灯把他的影子夸大地投在墙上。这时，我们发现，大门是斜的。“路冲，”他一边开锁一边说，“大门对着巷口，犯冲。”我悄悄看了眼路口，一辆摩托车“咻”地一下闪过，车灯的光无声地穿进巷里又倏忽消失。

进了大门，原来是露天的前院，加了塑料顶棚，遮住了光，房间暗暗的。业务员开了灯，都是日光灯，惨白惨白的，照着因潮湿而粉化脱落的墙面，我们的人影像浮动的青面獠牙。小春小声地问：“什——什么时候的事？”

“七年前了。”业务员说，一面皱着鼻子用力在嗅。小春紧张，急促地问，“你在闻什么？在闻什么？”

“没有啦，”业务员停下他的鼻子，说，“只是感觉一下而已。”

“感觉什么？你感觉什么？”小春克制不住情绪，几乎就要掐住那人的脖子。

我说：“总共有三个卧房，请问老兵住哪个房间？”

业务员站得远远的，遥遥指着厨房边一个门，说：“那个。就在那个房间里。”

我走进他指的房间，听见他在跟小春说：“他们把他绑起来，两只手用胶带缠在后面，嘴巴用抹布塞住，然后打他踢他，最后用他自己的夹克套住头，把他闷死。邻居都听见惨叫，可是没有人下来。”

房间大概闷久了，有逼人的潮气，墙角长了霉，晕散出一片污渍，有一个人头那么大。

“很便宜啊，”业务员这回是对着我说的，但仍旧站得远远的，“很便宜啊，才一千万。”

我走出霉菌长得像人头的房间，问他：“老兵叫什么名字？”

业务员说：“名字蛮奇怪的，叫莫不穀。”

姓“莫”名“不穀”？这可是个有来历的名字啊。《诗经·小雅·四月》：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

先祖匪人，胡宁忍予？

秋日凄凄，百卉具腓。

乱离瘼矣，爰其适归？

冬日烈烈，飘风发发。

民莫不穀，我独何害？

以《诗经》命名的一个孩子，在七十岁那年，死于残暴。

一个星期以后，我和十个教授朋友聚餐，都是核子工程、生化科技、物理动机方面的专家。我把看房子的故事说了，然后问：“反对我买的举手？”

八个人坚决地举起手来，然后各自表述理由——有一个世界，我们肉身触不到、肉眼看不见的世界，可能存在，不能轻忽。三四个人，开始谈起自己亲身“碰触”的经验：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死亡至深处不无魂魄之漂泊……

另外两个默不作声，于是大家请他们阐述“不反对”的理由。众人以为，看吧，正宗的科学家要教训人了。然而，一个认真地说：“鬼不一定都是恶的。他也可能是善的，可以保护你，说不定还很爱你的才气，跟你做朋友。”另一个沉思着说：“只要施点法，就可以驱走他。而且，你可以不在那里住家，把它当会客的地方，让那里高朋满座，人声鼎沸，那他就不得不把地方让给你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和一位美国外交官午餐。我把过程说完，包括我的科学家朋友的反应，然后问他的意见。外交官放下手里的刀叉，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直直地注视着我说：“我的朋友，这有什么好犹疑的？当然不能买啊。你不怕被‘煞’到吗？”

倒是小春，从那时起，就生病了，后来医生说，她得了忧郁症。

三四个人，开始谈起自己亲身“碰触”的经验：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死亡至深处不无魂魄之漂泊……

时间

二〇〇七年最末一个晚上，十八岁的华飞去和朋友午夜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北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默，下面的街头人声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般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骑楼下，疲惫的女人正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火，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雀跃欢呼。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里某一个壮烈的发生，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只沙漏里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的斑驳剥落到门柱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屋顶一寸寸扩大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上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脊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也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挂上一个一米半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高升，时间也就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一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媪，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开眼就写连续累积数字，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愈来愈大，字串愈来愈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愈来愈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在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伦勃朗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少年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们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集，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火，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四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二〇〇八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老（泰国、老挝）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冷冽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测量？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量时间。

距离

从泰老边村茴塞，到老挝古城琅勃拉邦，距离有多远？

地图上的比例尺告诉你，大约两百公里。指的是，飞机在空中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直线距离。两百公里，需要多少时间去跨越？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已经坐在琅勃拉邦古城一个街头的小咖啡馆，街对面是旧时老挝公主的故居，现在是旅店。粉红的夹竹桃开得满树斑斓，落下的花瓣散在长廊下的红木地板上。你几乎可以想象穿着绣花鞋的婢女踮着脚尖悄悄走过长廊的姿态，她揽一揽遮住了眼睛的头发。头发有茉莉花的淡香。

老挝的天空蓝得很深，阳光金黄，一只黑丝绒色的蝴蝶正从殷红的九重葛花丛里飞出，穿过铁栏杆，一眨眼就飞到了我的咖啡杯旁。如果它必须规规矩矩从大门走，到达我的咖啡杯的距离，可不一样。

茴塞是泰老边境湄公河畔的小村。一条泥土路，三间茅草屋，婴儿绑在背上的妇女两腿叉开蹲在地上用木柴生火。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肩上一根扁担正挑着两桶水，一步一拐举步艰难地走在泥地上；凶悍的火鸡正在啄两只打败了却又逃不走的公鸡。茴塞，没有机场，因此空中的两百公里只是理论而已。

如果有公路，那么把空中的两百公里拿下来，像直绳变丝巾一样拉长，沿着起伏的山脉贴上，变成千回百转的山路，换算下来就是四百公里。四百公里山路，从茴塞到古城，无数的九弯十八拐，需要多少时间去横过？

这个问题同样没有意义，因为，贫穷的老挝山中没有公路。从茴塞，走湄公河水路是唯一抵达古城的方法。

湄公河这条会呼吸的大地丝带，总长四千两百公里。其中一千八百六十五公里穿过山与山之间润泽了老挝干涸的土地。从茴塞到琅勃拉邦的水路，大概是三百公里。这三百公里的水路，需要多少时间去克服？

本地人说，坐船吧。每天只有一班船，趁着天光，一天行驶七八九个小时，天黑了可以在一个河畔山村过一夜，第二天再走七八九个小时，晚上便可以抵达古城。

我们于是上了这样一条长得像根香蕉的大木船。茴塞没有码头，船老大把一根木条搭在船身和河岸上，我们就背负着行李巍巍颤颤地走过。村民或赤足或趿塑胶拖鞋，重物驮在肩上，佝偻着上船。鸡笼鸭笼米袋杂货堆上了舱顶，摩托车脚踏车拖上船头，旅客们拥挤地坐在木板凳上。木板又硬又冷，不耐艰辛时，人们干脆滑下来歪躺到地板上。没有窗，所以河风直直扑面终日冷呛，但是因为没有窗，所以湄公河三百公里的一草木一岩石、一回旋一激荡，历历在眼前。

没有人能告诉你，三百公里的湄公河水路需要多少时间，因为，湄公河两岸有村落，当船老大看见沙滩上有人等船，他就把船靠岸。从很远的地方望见船的影子，村落里的孩子们丢开手边的活或者正在玩的东西，从四面八方狂奔下来。他们狂奔的身子后面掀起一阵黄沙。

孩子们的皮肤晒得很黑，身上如果有蔽体的衣衫，大致都已磨得稀薄，或撕成碎条。比较小的男孩，几乎都光着身子，依偎在哥哥姊姊的身旁，天真地看着人。每经过一个村，就有一群孩子狂奔到水湄，睁着黑亮的眼睛，望着船上金发碧眼的背包客。船上有一个欧洲的孩子，卷卷的睫毛，苹果似的脸颊，在年轻的父母身上爱娇地扭来扭去，咯咯笑个不停。讲荷兰语的父母让孩子穿上老挝的传统服装，肥肥手臂上还套着金光闪闪的手环，像个部落的王子。

每经过一个村子，就有一群孩子狂奔过来。他们不伸出手要糖果，只是站在沙上石上，大大的眼睛，深深地看。这里是老挝，几近百分之五十的人不识字。这些湄公河畔的孩子，也没有学校可去。他们只是每天在大河畔跟着父母种地、打鱼，跟伙伴们在沙里踢球。然后每天经过一次的船，船上有很多外国人，是一天的重大记事。

这些孩子，距离船里那打扮得像个老挝王子的欧洲孩子又有多远？可不可测量？

本地人说，坐船吧。每天只有一班船，趁着天光，一天行驶七八九个小时，天黑了可以在一个河畔山村过一夜，第二天再走七八九个小时，晚上便可以抵达古城。

苏麦

朋友说，到了琅勃拉邦你一定要去找苏麦，他的法国餐馆就在小学对面，有敞开的透明厨房。老挝那么多年是法国殖民地，法国餐厅很道地的。

老街就那么一条，学校就那么一间，我们一下子就站在那透明的法国厨房前了。找苏麦？小伙子遥指对街。街上只有一只黄狗躺在街心，两个撑着黑伞的僧人走过，鲜黄色的袈裟在风里飘动。苏麦正坐在一株菩提树下，刚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

法国餐厅中午不开伙，你们要晚上来，苏麦说。但是，如果不介意，要不要跟我一起吃午餐呢，就在这里？

菩提树下，苏麦坐在一条矮板凳上，小食摊的主人坐在他对面，是个背有点驼的老者。食摊上有深绿色的香蕉叶，黏滋滋的糯米饭，整条的烤鱼，各种渍菜和不认识的香料。我们愉快地坐下，用手抓饭。

操场上有孩子们大声嬉笑、打闹追逐的声音，脚踏车辚辚踩过，摩托车噗噗驶过，操各种语言的旅客像小溪一样流过——大多是欧洲来的年轻背包客，不能“吃苦”的人不会来老挝旅游。大概街心有点热了，黄狗抖了下身躯，摇摇摆摆来到了食摊边，无聊地趴下。阳光把一圈一圈浮动的光影从菩提叶与叶之间花花洒下来。

苏麦费力地讲英语，带着浓浓的法国腔。他五岁就到了法国，二十二岁才回老挝结婚，但是二十八岁那年老挝革命成功，他流亡法国，一去又是三十年。如今是叶老又归根，回到古镇，晚上掌厨，白天就无所事事。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苏麦坐在咖啡馆里和一个英国人吃早点，聊天。

第三天中午，我看见苏麦在街上散步，戴着帽子，毛衣从后面披挂在脖子上，做潇洒状，乍看完全是个法国人。是的，连生活情调都是法国的。

第三天晚上，我们在他的餐馆吃饭，坐在人行道的小桌上，一边吃饭，喝红酒，一边看来往过路的人，还有对面那株看起来有几百岁的老菩提。能这样慢慢地过时间，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在我心里慢慢、慢慢晕开来……

我们在夜空下坐到很晚。人都散了，苏麦拿出他的相本，放在小桌上。一张一张看，二十二岁的结婚照片，苏麦穿着笔挺雪白的礼服，像个太年轻的海军上将，眼睛圆圆的，带着一种稚嫩的骄傲感。堆满食物的婚宴长桌旁，是老挝公主和她的家族。这是苏麦的父亲，父亲是企业家，他身旁，站的是美国驻老挝大使。那一张，是苏麦站在老挝王储身边，这一张，是内政部长和苏麦的新婚妻子，喔，是的，妻子是老挝驻联合国大使的幼女。“这个身材苗条的法国妇人啊？”苏麦说，“牵着我的手，我五岁，刚到法国。她是我的法国保姆。”

苏麦给我们添酒，自己也倒了一杯。他的眼睛，有一种温暖，他讲话的声音，很轻，很慢，很平静。厨房也静了，帮忙的小助手们已经回家，灯火已灭。我把相簿合上。苏麦正把他的厨师白色高帽折起，放到一边。

“一九七五年流亡到法国的时候，”苏麦啜一口红酒，眼睛看着酒杯里紫红的酒液，酒液是否沾黏酒杯，行家看得出酒的好坏，“我这个巴黎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毕业生一九七五年是从餐馆里洗盘子开始的。”

苏麦有两个人生，前半生和后半生。不，还有现在的落叶归根，那是第三个人生了。他温煦的眼睛看着十八岁的华飞，微微地笑，一点也不觉得十八岁的人可能会听不懂，他说，佛家是接受一切的。我的前半生是个王子，后半生是个乞丐，但是王子和乞丐像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其实一直同时存在，只是当下不知道而已。现在都过去了，我可以说，是的，我都知道了，而一切，都是好的。

菩提树下是空的。我发现，那食摊不知什么时候早就收了。驼背的老头也不见了。

我的前半生是个王子，后半生是个乞丐，但是王子和乞丐像一条河的上游和下游，其实一直同时存在，只是当下不知道而已。

莲花

很多孩子。皮肤黑、眼睛亮的孩子。观光客还不是这么多，所以孩子们并不冲着你跑过来，伸出手说，“一美金。给我一美金。”他们自顾自地玩。我看见小学放学，一百多个孩子不整齐地聚拢在操场上，七嘴八舌凌乱地唱歌，我猜是国歌，因为唱完之后，敬礼，两个小毛头在司令台上各站一边，扯动扯动，一面破破的国旗就从那旗杆上慢慢被扯下来了。另一个小毛头在台上咕噜咕噜说了什么口号，孩子们忽然就轰一下四散。大部分奔向校门口正在等候的家人，小部分留下来，又开始在操场上追逐，掀起一阵尘土。两个小男生，爬上了墙头，面对着老街，有一会儿没一会儿地说话，踢着腿。

一个更小的男孩，在路边和哥哥烧木柴。捡出一小节松果大小的燃着星火的柴，手里拿着一条柳枝，开始抽打那小火球，姿态像那高贵的人在打高尔夫球。两兄弟就那么一路追着火球打，打过街去了。

琅勃拉邦夹在南康河和湄公河交汇的地方，是个半岛。小小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小镇，却有三十多座寺庙。即使联合国不指定它为文化遗产，你来了，也看得出这小镇不寻常。从湄公河这一边，上岸处的石阶竟然如此宏伟气魄，有帝国的架式。低头专心拾梯直上，一抬头就看见大庙，黑色的沉潜肃穆，金色的激越灿烂，把激越灿烂织入沉潜肃穆中，美得强烈。

穿过大庙庭院，到南康河岸，河岸石栏竟然还完整。在每一个引向河床的石阶入口，都有一枚石雕的莲花。佛经用来形容莲花的四个词，“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我倒觉得适合拿来形容婴儿，其纯洁光明，大概也是一致的。

立在岸上远眺南康河，对岸树林浓郁，草木葱然。水流平静，在黄昏的柔光里，像一条发亮的丝带，汩汩汇入湄公。河床积土上，农人在耕种，渔人在撒网，孩子们在奔跑踢球，几头水牛从河里站了起来，走向沙岸，激起一堆水鸟哗然而散。我想起《起世经》里描写宇宙的起源：

彼诸山中。有种种河。百道流散。平顺向下。渐渐安行。不缓不急。无有波浪。其岸不深。平浅易涉。其水清澄。众华覆上。阔半由旬。水流遍满。诸河两岸。有种种林。随水而生。枝叶映覆。种种香华。种种杂果。青草弥布。众鸟和鸣。

一个僧人从我身边走过。

河床上传来快乐的呼喊，大大小小的孩子们赤脚踢球，激起一阵黄沙。

《起世经》是这么写的，但是我手上的这本德文书告诉我，这个国家的六百万人，平均寿命不到五十五岁，一半的孩子长期营养不良，将近百分之四十的人，没有学可上，不识字。

另一本书告诉我，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三年的十年之间，美国的轰炸机飞来这里五十八万趟，丢下了两百万公吨的火药，是“二战”时轰炸德国的两倍分量。那时的老挝只有三百多万人，因此平均每人所“获得”的火药量是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

并没有人和老挝开战，是美国为了打越共，便在老挝丢了八千万个集束弹。称“集束弹”，好像在说一束花，其实就是一个“母弹”丢下去可以开出十几个到上百个“子弹”来，散至各处，扩大范围。一个“子弹”像一个网球那么大。八千万个集束弹丢进这莲花的国度，问题是，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的集束弹不会顿时开炸，而是滚落到森林里，默默躺在草丛里，等候战争结束，等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农民来除草开垦时，或者孩子们闯来追兔子时，突然爆开。

也就是说，轰炸了十年之后，美国的轰炸机终于在一九七三年走了，但是在老挝的土地上留下了可能高达两千四百万枚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二〇〇三年回头数的时候，老挝人发现，在没有战争的三十年里，五千七百个人被炸死，五千六百个人被炸伤残废。还有大眼睛的水牛，在稻田里吞了炸弹而爆炸。

远远有两个孩子玩着过来了。是那对兄弟，一人一枝柳条，在轮流抽打一个松果大的小火球，跟着火球跑。

彼诸山中。有种种河。百道流散。平顺向下。渐渐安行。不缓不急。无有波浪。其岸不深。平浅易涉。其水清澄。

慢看

好友从贵州考察回来，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这一幕：他看见数十农人耕种，另外有数十农人蹲在田埂上看这数十人耕种，从日出，到日落，日复一日。学者受不了了——难道一批人工作，需要另一批人监督？他跑到田边去问那蹲着的人：“你们为什么看他们耕作？”

蹲着的人仍旧蹲着，抽着烟，眼睛仍旧蒙蒙地看着田里，用浓重的乡音说，“就是看呀。”

“为什么看呢？”

“没事干啊！”

学者明白了。一亩地，那几个人也就够了，其他的人真的没活可干，就到那田埂上，蹲着，可能潜意识里也是一种“同舟共济”的表达吧。

蹲着的人们这回转过头来，奇怪地看着他，然后问他为何发此问。

香港来的学者倒愣住了。他要怎么回答呢？说，因为蹲在田埂上什么也不做，是一种浪费？说，“没事干”是是是——是件不可想象的事，因为无论在香港、台湾还是新加坡或美国，每个人一辈子都在努力干事，“没事干”是件……是件可怕的事。

他要怎么说呢？

于是我想起另一个故事，地点是非洲。一个为红十字会工作的欧洲人到了非洲某国，每天起床还是维持他的运动习惯：慢跑。

他一面跑，一面发现，一个当地人跑过来，跟着他跑，十分关切地问他：“出了什么事？”

欧洲人边喘息边说：“没出事。”

非洲人万分惊讶地说：“没出事？没出事为什么要跑？”

这个欧洲人当场傻了。他要怎么解释？因为他总是坐在开着冷气或暖气的办公室里头一个开着的电脑前面，他的皮肤很少被阳光照到，他的手很嫩、肩膀很僵硬、腰很酸，因为没有身体的劳动，因此他必须依靠“跑步”来强制他的肌肉运动？他是不是要进一步解释，欧洲人和非洲人，因为都市化的程度不同，所以生活形态不同，所以“跑步”这个东西，呃……不是因为“出了事”。

好友在说贵州人蹲一整天没事干，就是抽着烟望向漠漠的田地时，我发现自己的灵魂悠然走神，竟然叹息起来，说：“就是蹲在田埂上看田，唉，真好。”

我知道，我在向往一个境界。

慢的境界。

和华飞走东南亚十五天，出发前就做好了心理调适：慢。

当你到了码头，没有一个办公室贴着时刻表，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用权威的声音告诉你几点可以到达终点，你就上船，然后就找一条看起来最舒服的板凳坐下来，带着从此在此一生一世的心情。你发现你根本不去想何时抵达，连念头都没有。你看那流动的河，静默却显然又隐藏着巨大的爆发力，你看那沙滩上晒太阳的灰色的水牛，你看孩子们从山坡上奔下来，你看阳光在芦苇白头上刷出一丝一丝的金线，你看一个漩涡的条纹，一条一条地数……

从琅勃拉邦到吴哥窟的飞机，突然说延误三个小时，人们连动都不动一下。因为预期就是这样，于是你闲适地把机场商店从头到尾看一遍，把每一个金属大象，每一盒香料，每一串项链，每一条丝巾，都拿到手上，看它、触它、嗅它、感觉它。反正就是这样，时间怎么流都可以。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安身立命的好时刻，好地方。

我想有一个家，家前有土，土上可种植丝瓜，丝瓜沿竿而爬，迎光开出巨朵黄花，花谢结果，累累棚上。我就坐在那黄泥土地上，看丝瓜身上一粒粒突起的青色疙瘩，慢看……

我想有一个家，家前有土，土上可种植丝瓜，丝瓜沿竿而爬，迎光开出巨朵黄花，花谢结果，累累棚上。我就坐在那黄泥土地上，看丝瓜身上一粒粒突起的青色疙瘩，慢看……

Ⅲ 满山遍野茶树开花

其实不是鞋，是布。布，剪成脚的形状，一层一层叠起来，一针一针缝进去，缝成一片厚厚的布鞋底。原来或许有什么花色已不可知，你看它只是一片褪色的洗白。

幽冥

“爸爸，是我。你今天怎么样？”

“牙齿痛。不能吃东西。”

“有没有出去走路呢？昨晚睡得好不好？”

你每晚做梦，一样的梦。

不知道是怎么来到这一片旷野的。天很黑，没有星，辨别不出东西南北。没有任何一点尘世的灯光能让你感觉村子的存在。夜晚的草丛里应该有虫鸣，侧耳听，却是一片死寂。你在等，看是不是会听见一双翅膀的振动，或者蚯蚓的腹部爬过草叶的窣窣声，也没有。夜雾凉凉的，试探着伸手往虚空里一抓，只感觉手臂冰冷。

一般的平原，在尽处总有森林，森林黝黑的棱线在夜空里起伏，和天空就组成有暗示意义的构图，但是今天这旷野静寂得多么蹊跷，声音消失了，线条消失了，天空的黑，像一洼不见底的深潭。范围不知有多大，延伸不知有多远，这旷野，究竟有没有边？

眼睛熟悉了黑暗，张开眼，看见的还是黑暗。于是把视线收回，开始用其他的感官去探索自己存在的位置。张开皮肤上的汗毛，等风。风，倒真的细细微微过来了。风拂着你仰起的脸颊。你闭着眼努力谛听：风是否也吹过远处一片玉米田，那无数的绿色阔叶在风里晃荡翻转，唰唰作响，声音会随着风的波动传来？那么玉米田至少和你同一个世代同一个空间，那么你至少不是无所依附幽荡在虚无大气之中？

可是一股森森的阴冷从脚边缭绕浮起，你不敢将脚伸出即使是一步——你强烈地感觉自己处在一种倾斜的边缘，深渊的临界，旷野不是平面延伸出去而是陡然削面直下，不知道是怎么来到这里的，甚至退路在哪里，是否在身后，也很怀疑，突然之间，觉得地，在下陷……

你一震，醒来的时候，仍旧闭着眼，感觉光刺激着眼睑，但是神智恍惚着，想不起自己是在哪里？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自己是在生命的哪一段——二十岁？四十岁？做什么工作，跟什么人在一起？开始隐约觉得，右边，不远的地方，应该有一条河，是，在一个有河的城里。你慢慢微调自己的知觉，可是，自己住过不止一个有河的城市——河，从哪里来？

意识，自遥远、遥远处一点一点回来，像一粒星子从光年以外，回来得很——慢。睁开眼睛，向有光的方向望去，看见窗上有防盗铁条，铁条外一株芒果树，上面挂满了青皮的芒果。一只长尾大鸟从窗前掠过，翅膀闪动的声音让你听见，好像默片突然有了配音。

你认得了。

缴械

“爸爸，是我。今天怎么样？做了什么？”

“在写字。礼拜天你回不回来吃饭？”

“不行呢，我要开会。”

你说，“爸爸，把钥匙给我吧？”

他背对着你，好像没听见。抱着一个很大的塑胶水壶，水的重量压得他把腰弯下来。几盆芦荟长得肥厚油亮，瘦瘦的香椿长出了茂盛的叶子。

本来要到花市去买百合的，却看见这株孤伶伶不起眼的小树，细细的树干上长了几片营养不良的叶子，被放在一大片惊红骇紫的玫瑰和菊花旁边，无人理会。花农在一块硬纸板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两个字，“香椿”。花市喧声鼎沸，人贴着人，你在人流中突然停住脚步，凝视那两个字。小的时候，母亲讲到香椿脸上就有一种特别的光彩，好像整个故乡的回忆都浓缩在一个植物的气味里。原来它就长这样，长得真不怎么样。百合花不买了，叫了辆计程车，直奔桃园，一路捧着那盆营养不良的香椿。

“不要再开了吧？”

他仍旧把背对着你，阳台外强烈的阳光射进来，使他的头发一圈亮，身影却是一片黑，像轮廓剪影。他始终弯着身子在浇花。

八十岁的人，每天开车出去，买菜，看朋友，帮儿子跑腿，到邮局领个挂号包裹。每几个月就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开车带母亲去环岛。动不动就说要开车到台北来看你，你害怕，他却兴高采烈，“走建国高架，没有问题。我是很注意的，你放心好了。”没法放心，你坐他的车，两手紧抓着手环不放，全身紧绷，而且常常闭住气，免得失声惊叫。他确实很小心，整个上半身几乎贴在驾驶盘上，脖子努力往前伸，全神贯注，开得很慢，慢到一个程度，该走时他还在打量前后来车；人家以为他不走了，他却突然往前冲。一冲就撞上前面的摩托车，一个菜篮子摔了下来，番茄滚了一地，被车子碾过，一地烂红。

再过一阵子，听说是撞上了电线杆。母亲在那头说：“吓死哩人喽。你爸爸把油门当作煞车你相不相信！”车头撞扁了，一修就是八万块。又过了几个月，电话又来了；他的车突然紧急煞车，为了闪避前面的沙石卡车。电话那一头不是“吓死哩人喽”的母亲；母亲已经在医院里——煞车的力道太猛，她的整个手臂给扭断了。

兄弟们说，“你去，你去办这件事。我们都不敢跟他开口。爸爸只听女儿的话。”

黄昏的光影透过纱门薄薄洒在木质地板上，客厅的灯没开，室内显得昏暗，如此的安静，你竟然听见墙上电钟窣窣行走的声音。

他坐在那片黄昏的阴影里，一言不发，先递过来汽车钥匙，然后把行车执照放在茶几上，你的面前。

“要出门就叫出租车，好吗？”你说，“再怎么坐车，也坐不到八万块的。”

他没说话。

你把钥匙和行车执照放在一个大信封里，用舌头舔一下，封死。“好吗？”你大声地再问，一定要从他嘴里听到他的承诺。

他轻轻地说：“好。”缩进沙发里，不再做声。

你走出门的时候，长长舒了口气，对自己有一种满意，好像刚刚让一个骁勇善战又无恶不作的游击队头子和平缴了械。

你不知道的是，一辈子节俭、舍不得叫计程车的他，从此不再出门。

“礼拜天可不可以跟我去开同学会？”他突然在后面大声对你说，隔着正在徐徐关上的铁门。铁门“哐当”一声关上，你想他可能没听见你“没时间”的回答。

年轻过

“爸爸是我，吃过饭了吗？”

“吃不下。”

“不管吃不吃得下，都要吃啊。你瘦了很多。”

秘书递过来一张小纸条：“议会马上开始，要迟到了。”可是，信箱里有十八岁的儿子的电邮，你急着读：

妈，我要告诉你今晚发生的事情。

我今晚开车到了朋友家，大概有十来个好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快毕业了，大家都特别珍惜这最后的半年。我们刚刚看完一个电影，吃了叫来的“披萨”，杯盘狼藉，然后三三两两坐着躺着说笑。这时候，我接到老爸的电话——他劈头就大骂：“他妈的你怎么把车开走了？”

自从拿到了驾照之后，我就一直在开家里那辆小吉普车，那是我们家多出来的一辆车。我就说：“没人说我不可以开啊。”他就说：“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晚上不准开车？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经验不足，晚上不准开车？”我就说：“可是我跟朋友的约会在城里，十公里路又没巴士，你要我怎么去？”他就更生气地吼：“把车马上给我开回家。”我很火，我说：“那你自己过来城里把车开回去！”

他一直在咆哮，我真受不了。

当然，我必须承认，他会这么生气是因为——我还没告诉过你，两个月前我出了一个小车祸。我倒车的时候擦撞了一辆路旁停着的车，我们赔了几千块钱。他因此就对我很不放心。我本来就很受不了他坐在我旁边看我开车，两个眼睛盯着我每一个动作，没有一个动作他是满意的。现在可好了，我简直一无是处。

可是我是小心的。我不解的是，奇怪，难道他没经过这个阶段吗？难道他一生下来就会开车上路吗？他年轻的时候甚至还翻过车——车子冲出公路，整个翻过来。他没有年轻过吗？

我的整个晚上都泡汤了，心情恶劣到极点。我觉得，成年人不记得年轻是怎么回事，他们太自以为是了。

秘书塞过来第二张纸条：再不出发要彻底迟到了，“后果不堪设想”。你匆忙地键入“回复”：

孩子，原谅他，凡是出于爱的急切都是可以原谅的。我要赶去议会，晚上再谈。

议会里，一片硝烟戾气。语言被当作武器来耍，而且都是狼牙棒、重锤、铁链之类的凶器。你在抽屉里放一本《心经》，一本《柏拉图谈苏格拉底》，一本《庄子》；你一边闪躲语言的锤击，一边拉开抽屉看经文美丽的字：

……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识　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生香味触法　无眼界　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　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无苦集灭道　无智亦无得……

深呼吸，你深深呼吸，眼睛看这些藏着秘密的美丽的字，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你就可以一苇渡过。可是粗暴的语言、轰炸的音量，像裂开的钢丝对脆弱的神经施以鞭刑。你焦躁不安。

这时候，电话响起，一把抢过听筒，以为十万火急的资料已经送到，你急促不耐几近凶悍地说“喂”——那一头，却是他悠悠的湖南乡音说：“女儿啊，我是爸爸——”慢条斯理的，是那种要细细跟你聊一整个下午倾诉的语调，你像恶狗一样对着话筒吠出一声短促的“怎么样，有事吗？”

他被吓了回去，语无伦次地说：“这个——这个礼拜天——可不可以——我是说，可不可以同我去参加宪兵同学会？”

你停止呼吸片刻——不行，我要精神崩溃了，我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生香味触法——然后把气徐徐吐出，调节一下心跳。好像躲在战壕里注视从头上呼啸而来的炮火，你觉得口喉干裂，说不出话来。

那一头苍老的声音，怯怯地继续说：“几个老同学，宪兵学校十八期的，我们一年才见一次面。特别希望见到我的女儿，你能不能陪爸爸去吃个饭？”

女人

“爸爸是我，今天好吗？”

“好啊。”

“有出门吗？可以叫计程车啊。你可不可以不要省钱？”

牵着妈妈的手，逛街。她很抗拒，说，“街上人这么多——”

“你就是要习惯跟这么多人挤来挤去，妈妈，你已经窝在家里几年了，见到什么都怕。你要出来练习练习，重新习惯外面的世界。不然，你会老得更快，退缩得更快。”你边说，边意识到，自己愈来愈像个社工辅导员。

她紧紧抓着你的手。

地铁站里的手扶电梯“嚓嚓嚓嚓”地滚动，你才发现那速度有多快；你一手环着她的腰，一手紧抓她的手，站在入口处，如临深渊，看准了不会踩空的一阶，赶忙带她踏上。“嚓嚓嚓嚓”像一列上了刺刀、跑步中的军队。地铁站里万人攒动，每个人都在奔忙赶路，她不停地说：“人这么多，人这么多……”

坐下来喝杯凉茶，你说：“带你回杭州老家好吗？”

“不去，”她说，“他们都死了，去干什么呢？”

“那个表妹也死了吗？”

“死了。她还比我小三岁。都死了。”

那个“都”字，包括一起长大的兄弟姊妹，包括情同姊妹的丫头，包括扎辫子时的同学，包括所有唤她小名的同代同龄人。

“那么去看看苏堤白堤，看看桃红柳绿，还可以吃香椿炒蛋，不是很好吗？”

她淡淡地看着你，眼睛竟然亮得像透明的玻璃珠，幽幽地说：“你爸爸走了，这些，有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们去香港，去深圳。我们去买衣服？

你开始留意商店，有没有，专门卖适合八十岁妇人的衣服？有没有，专门想吸引这个年龄层的商店？有没有，在书店里，一整排大字体书，告诉你八十岁的人要如何穿，如何吃，如何运动，如何交友，如何与孤独相处，如何面对失去，如何准备……自己的告别？有没有电影光碟，一整排列出，主题都是八十岁人的悲欢离合，是的，八十岁女性的内心世界，她的情和欲、她的爱和悔、她的时光褪不去的缠绵、她和时光的拔河？有没有这样的商店、这样的商品，你可以买回去，晚上和她共享？

经过鞋店，她停下脚，认真地看着橱窗里的鞋。你鼓励她买双鞋，然后发现，她指着一双俏丽的高跟鞋。

“妈，你年纪大，有跟的鞋不能穿了，会跌倒。老人家不能跌倒。”

“喔——”

她又拿起一只鞋，而且有点不舍地抚摸尖尖的镶着金边的鞋头。

“妈，”你说，“这也是有跟的，不能啦。”

她将鞋放下。

你挑了一双平底圆头软垫的鞋，捧到她面前。

她坚决地摇头，说，“难看。”那不屑的表情，你很久没看到过了，也因此让你忽然记得，是啊，她曾经多么爱美。皮肤细细白白的杭州姑娘和你并肩立在梳妆镜前，她摸着自己的脸颊，看着自己，看着你，说：“女儿，你看我六十五岁了，还不难看吧？”

“不难看。你比我还好看呢——老妖精。”

她像小姑娘一样笑，“女儿，给你买了一样东西。”她弯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没开封的盒子，放在你手里，“你一定要吃。”

你看那粉红色的纸盒，画着一个娇娆裸露的女人，脸上一种暧昧的幸福。你不可置信地看着她，她正对你眯眯微笑，带着她所有的慈爱。“仙桃丸”，是隆乳的药。

“你那里太平了嘛！”她说。

你想脱口而出“神经病啊你”，突然想到什么转而问：“那你……你吃这个啊？”

又回到人流里，你开始看人。你在找，这满街的人，有多少是她的同代人？睁大眼睛看，密切地看。没有，走过一百个人也不见得看见一个八十岁的人走在其中。想到自己到西门町的感觉，在那里，五十岁的你觉得自己格格不入是异类，或者说，满街都是“非我族类”。那么她呢？不只一个西门町，对她，是不是整个世界都已经被陌生人占领，是不是一种江山变色，一种被迫流亡，一种完全无法抵抗的放逐，一种秘密进行的、决绝的众叛亲离？

经过电影院，你仔细看那上演中和即将放映的片子——有没有，不是打打砸砸，不是同性恋或间谍，不是外星毁灭计划或情仇谋杀，而是既简单又深沉，能让八十岁的人不觉得自己被世界“删除”掉的片子？有没有？

“回去吧。”她突然说。

“不行，”你一直牵着她的手，现在，你转过头来注视她，“一定要给你买到一件你喜欢的衣服和鞋子我们才回去。”

“都死了。”

“谁？谁都死了？”

“我那些同学，还有同乡，周褒英，赵淑兰，余叶飞，还有我名字想不起来的……”

为什么，你问她，为什么，在红尘滚滚的香港闹街上，突然想起这个？

“没有办法，”她声音很轻，几乎听不见，“就是没有办法。”

一群中学女生叽叽喳喳、推来挤去地闹着，在一个卖串烧的小摊前。一个身材特别高挑的正在统筹，数着谁要吃什么，该付多少钱。有人讲了什么话，引起一阵夸张的爆笑和推挤。你很惊讶：香港竟还有女学生制服是蓝色的阴丹士林旗袍，脚上穿着白袜布鞋。

假牙

“喂——吃过饭吗？”

“听见吗？听见我说话吗？我是你女儿——”

“我说，你——吃——过——饭——吗？是不是听筒拿倒了你？”

“你的假牙呢？”

她拿下了假牙，两颊瘪下来，嘴唇缩皱成一团。原来，任何没了牙齿的人，都长得一样：像一个放得太久没吃的苹果，布上一层灰，还塌下来皱成一团，愈皱愈缩。而且不管男的女的，牙齿卸下来以后，长相都变得一样，像童话里的女巫……

她很靦觍地，如同一个被发现偷了钱的小孩，将假牙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来摊在手心，让你检查。

玛丽亚在一旁说：“她用刀子去砍假牙。”

你傻了。

“她说，”玛丽亚的国语有印尼腔，“假牙痛，不俗服，所依就拿剪刀去锉，还拿刀子去砍。假牙不好，她要修假牙。”玛丽亚气气的，有点当面告状的意思。

你说：“把假牙交给我，我来处理。”她不好意思地笑着，温驯地将假牙放在你手里。

“假牙不舒服的话，要医生去修，自己不能动手的。好吗？”

她已经走到阳台，兀自坐在白色的铁椅上，面朝着浅蓝色的大海；从室内看出去，她的身影是黑的，阳光照亮了一圈她的头发。

她走路那么轻，说话那么弱，对你是新鲜的事。记忆中，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她总是那个笑得最大声、动作最夸张的一个。少女时代，你还常因为她太“放肆”、太“野”，而觉得“挺丢脸的，这样的妈”。她笑，是笑得前仰后合，笑得直拍自己的大腿，笑得把脚悬空乱踢，像个“疯婆子”一样。也因为她的“野”，你和她说话有一种特殊的自由。那一年，她拿了你新出的小说过来，边摇头边说，“女儿啊，你这一本书，我是不敢送给朋友的。”

“嗄，为什么？”

她打开书，指着其中一页，说：“喏，你自己读读看——”

街口，和往常一样，坐着三两个流浪汉……其中一个头发脏成一团的人叉开腿歪坐在地上。裤子显然已没有拉链，我不得不瞥见他的毛发和阳具……马匹经过眼前，滚动着一股气味，是干草和马汗的混合吧？倒有点像男人下体毛发的气味，说不上是好闻还是不好闻……

“怎么会写这种东西？”她想想，又认真地说，“你怎么知道‘辣里’——‘辣里’是什么气味？”杭州音，“那”是“辣”。你也很认真地回答，“妈，你不知道‘那里’——‘那里’是什么气味？”她笑了，大笑，笑得呛到了，断断续续说：“神经病！我‘喇里’晓得‘辣里’有什么气味。我是良家妇女。”

你等她笑停了，很严肃地看着她，说：“妈，你到七十岁了还不知道‘辣里’什么气味，确实有点糟。”你执起她的手，一本正经地说：“但是别慌，现在还来得及。”

“要死了——”她笑着骂你，而且像小女生一样拍打你；很大声地笑，很凶悍地拍打。

同学会

“是我，爸爸。今天好吗？什么痛？”

“脚痛，忍不住吃鸡，痛风又发了。”

“不是知道不能吃鸡吗？妈妈不是不准你吃吗？你偷吃的是吧？”

即使八十岁了，即使不穿军服了，还是看得出阶级。那被尊称为“将军”的，被拱到上位，腰杆儿挺直地坐下，人们不停地去向他敬酒；他坐着，敬酒的人站着，可能还歪歪地拄着拐杖。将军的脸上和别人一样，满布黑斑，但是眉宇间毕竟有几分矜持。

接到你电话说你已上路，他就摸着扶手颤颤巍巍下了楼来，站在饭店门口守候。远远看见你的座车，他就高举一只手臂，指挥司机的动线。下车时你告诉司机，“把公文带回府，两点准时来接我。”话没说完，他已经牵着你的手，准备带你上楼。你曾经很婉转地对他说：“我四十岁了，你不必牵我的手过街。”他说“好”，到了过街，他的手又伸了过来。后来你又很严肃地告诉他：“我已经五十岁了，你真的不必牵我的手过街。”他说“好”，到了过街，手又伸了过来。他的手，肥肥短短厚厚的，很暖。

然后有一天，一个个儿很高、腿很长很瘦的年轻人，就在那光天化日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很认真地对你说，“我已经十八岁了，你真的应该克制一下要牵我手过街的反射冲动。”

你当场愣在那里，然后眼泪巴巴流下，止不住地流。儿子顿时觉得丢脸极了，大步蹿过街到了对岸，两手抄在裤袋里，盯自己的脚尖，一副和你毫不相干的样子。你被拥挤的车流堵在大街中线，隔着一重又一重的车顶远远看着对街儿子阳光下的头发，泛出一点光。你曾经怎样爱亲吻那小男孩的头发啊。他有那种圣诞卡片上常画的穿着睡衣跪着祈祷的小男孩的头型，天使般的脸颊，闻起来有肥皂清香的头发，贴着你的肩膀睡着时，你的手环着他圆滚滚的身体，觉得天地之大，幸福也不过就是怀抱里这小小的温柔。

就在那车水马龙一片滚动喧嚣中，你仿佛看见无边无际的空旷和荒凉，灰尘似的，自四面八方鬼魅般缓缓升起，渐渐聚拢。

司机把你在座车里批完的公文放进一个提袋，将车开走。你像绵羊一样让他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上楼去。

他很兴奋。这是第一次，你出现在他的同学面前。“将军”站起来和你敬酒——你赶忙求他坐下，心想，他为家国出生入死的时候，你还没出世呢。“团长”要你一本签名的书，“陈叔叔”要和你讨论《资治通鉴》以及今天的权力局势。一圈酒敬下来，你问他：“怎么潘叔叔今天没来？”

潘叔叔曾是英雄，在解放军围城的紧急中救了一城的父老。

“中风了，”他说，“脸都歪了。也不能走路。”

一个老人被人扶着过来敬酒，你赶忙站起来，而且倾过身去，想听懂老人在对你说什么，但是他口齿含混，你完全听不懂。

再度坐下来，发现自己碗中像小山一样堆满了肉——你曾经多么痛恨这湖南乡土的饮食习惯，一定要夹菜给别人，强迫进食，才算周到。你瞪了父亲一眼，发现他正在咕哝咕哝说什么，听了一会儿，才知道他在说刚刚那个口齿不清的老人。“当年可是我们学校的才子，会写诗，会唱歌，也很能带兵。现在很可怜，听说儿子还打他，打了跌在地上，骨头都跌断了。老同学也不晓得要怎么帮忙。”你抬眼去追看那“才子”，老人已在右边一张桌子坐下，吃着东西，弓着背，头垂得很低，几乎碰到桌沿的饭碗。“他叫什么名字？”你问。

有人拿了一本《湖南文献》过来，说：“这里有我的一首诗，请您指教。”你又赶忙站起来，恭敬地接过杂志。父亲双手举着酒杯，说：“学长的诗，那还用说吗？小女只有学习的份，哪里谈得上指教呢？”他的志得意满，实在掩藏不住。每一个谦虚的词，其实都是最夸张的炫耀。你忍耐着。

学长走了，他又夹了一块蹄髈肉到你满得不能再满的碗里，说：“你记不记得《滕王阁序》？”

“记得。”

“我们的才子也叫王勃。”

关山难越

“爸爸是我。喂——今天好吗？”

……

“今天好吗？你听见吗？你听见吗？说话呀——”

他念诗，用湘楚的古音悠扬吟哦：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他考你背诵：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他要你写毛笔字，“肘子提起来，坐端正，腰挺直”：

“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十二岁的你问，“野马”是什么？“尘埃”是什么？是“野马”奔腾所以引起“尘埃”，还是“野马”就是“尘埃”？

他说，那指的是生命，生命不论如何辉煌跃动，都只是大地之气而已，如野马，如尘埃。但是没有关系，你长大了就自然会懂。

他要你朗诵《陈情表》。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没多问，也没反叛，因为，短发粗裙的你，多么喜欢字：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茕茕独立，形影相吊。而刘夙婴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汤药，未曾废离……

他坐在一张破藤椅中，穿着一件白色汗衫，汗衫洗得稀薄了，你想“褴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天热，陈旧的电风扇在墙角吹，“嘎拉嘎拉”好像随时会解体散落。他用浓重的衡山乡音吟一句，你用标准国语跟一句。念到“茕茕独立，形影相吊”，他长叹一声，说，“可怜可悯啊，真是可怜可悯啊。”

然后，他突然要你把那只鞋从抽屉里取出来给他。

其实不是鞋，是布。布，剪成脚的形状，一层一层叠起来，一针一针缝进去，缝成一片厚厚的布鞋底。原来或许有什么花色已不可知，你看它只是一片褪色的洗白。太多次，他告诉你这“一只鞋底”的来历，你早已没兴趣。反正就是炮火已经打到什么江什么城了，火车已经不通了，他最后一次到衡山脚下去看他的母亲，他说“爱己”——湖南话称奶奶“爱己”，你“爱己”正在茶树林里捡柴火。临别时，在泥泞的黄土路上，“爱己”塞了这只鞋底进他怀里，眼泪涟涟地说，买不起布，攒下来的碎布只够缝一只鞋底。“儿啊，你要穿着它回来。”

他掏出手帕，那种方格子的绵布手帕，折叠得整整齐齐的，坐在那藤椅里，开始擦眼睛，眼泪还是滴在那只灰白的布鞋底上。

你推算一下，自己十二岁，那年他才四十六岁，比现在的你还年轻。离那战争的恐慌、国家的分裂、生离和死别之大恸，才十四年。穿着布鞋回家看娘的念头，恐怕还很认真很强烈。你记得，报纸上每天都有“寻人启事”，妻子找丈夫，父母寻子女；三天两头有人卧轨自杀，报道一概称为“无名尸体一具”。

他是不是很想跟你说话呢，在他命你取鞋的时候？突然又静默下来，是不是因为他看见了你幼稚兼不耐的眼神？

白天的他，穿着笔挺的呢料警官制服，英气勃勃地巡街。熟人聚集的时候，总会有人问母亲当年是否因为他如此英俊而嫁给他，母亲就斜眼睨着他，带几分得意，“是啊，他是穿着高筒皮靴，骑着马来到杭州的。到了我家的绸布庄，假装买东西，跟我搭讪……”他在一旁笑，“那个时候，想嫁给我的杭州小姐很多呢……”

乡下的街道充满了生活的琐碎和甜蜜。商店里琳琳琅琅的东西满到街上来，小贩当街烧烤的鱿鱼串、老婆婆晒太阳的长条板凳、大婶婆编了一半的渔网渔具、卖冬瓜茶和青草茶的大桶，挤挤挨挨占据着村里唯一的马路。有时候，几头黑毛猪摇摇摆摆过来，当街就软软趴下来晒太阳。庞大的客运巴士进村时，就被猪群堵在路中。你看见他率领着几个警员，吆喝着人们将东西靠边。时不时有人请他进去喝杯凉茶。你不知道他怎么和乡民沟通，他的闽南语不可能有人听懂，他的国语也常让人听了发笑。他的湖南音，你听着，却不屑学。你学的是一口标准国语，那种参加演讲比赛的国语。

晚上，他独自坐在日式宿舍的榻榻米上，一边读报，一边听《四郎探母》，总是在那几句跟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弦乐过门的时候，他就“得得了啷当”跟着哼伴奏，交叠的腿一晃一晃打着节拍。《四郎探母》简直就是你整个成长的背景音乐，熟习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但是你要等候四十年，才明白它的意思。

会不会，当“爱己”将布鞋塞进他怀里的时候，他也是极其不耐的呢？会不会，他也要过数十年，白山黑水艰辛涉尽，无路可回头的时候，他也才蓦然明白过来？

你要两个在异国生长的外孙去亲近爷爷，讨爷爷欢心。两兄弟不甘愿地说，“我们跟他没有话说啊。而且，他不太说话了。”是啊，确实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走路的步子慢了，一向挺直的背脊有点儿驼了，话，越来越少了。坐在沙发上，就融入模糊的背景里。奇怪，他的失语，何时开始的？显然有一段时候了，你竟然没发现。

这样，你说，你们两个去比赛，谁的话题能让“也爷”把话盒子打开，谁就赢。一百块。

老大懂得多，一连抛出几个题目想引他说话，他都以单音节回答，“嗯”，“好”，“不错”。

你提示老大，“问他的家乡有什么。”老大说：“也爷你的家乡有什么？”他突然把垂下的头抬起来，说：“有……油茶，开白色的花，油茶花。”

“还有呢？”

“还有……蜥蜴。”

“什么？蜥蜴？”两个孩子都竖起了耳朵，“什么样的蜥蜴？变色龙吗？”

“灰色的，”他说，“可是背上有一条蓝色的花，很鲜的蓝色条纹。”

他又陷入沉默，不管孩子怎么挑逗。

你对老二使一个眼色，附在他耳边悄声说：“问他，问他小时候跟他妈怎么样——”

老二就用脆脆的童音说：“也爷，你小时候跟你妈怎样啊？”

“我妈妈？”他坐直，声音也亮了一点，“我告诉你们听啊——”

孩子们发现奏效了，瞅着你偷笑，脚在桌子底下你一脚我一脚，踹来踹去。

“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下很大的雪——从学校回家要走两个小时山路。雪很白，把我眼睛刺花了，看不见。到家是又冷又饿，我的妈妈端给我一碗白米饭——”他站了起来，用身体及动作示意他和妈妈的位置。

孩子们笑翻了，老大压低声音抗议，“不行，一百块要跟我分，妈妈帮你作弊的——”

“我接过妈妈手里的饭碗，想要把碗放在桌上，可是眼睛花了，没有想到，没放到桌上，‘空’的一声碗打到地上破掉了，饭也撒在地上了。”

老二正要回踢哥哥，被他哥哥严厉地“嘘”了一声要他安静；“也爷”正流着眼泪，哽咽地说：“我妈妈好伤心喔。她不知道我眼花，她以为我嫌没有菜，只有饭，以为我生气所以把碗打了。她自己一整天冻得手都是紫青色的，只能吃稀饭，干饭留给我吃，结果呢，我把唯一的一碗饭打在地上。她是抱头痛哭啊……”

他泣不成声，说：“我对不起我妈——”

孩子们张大眼睛看着你，不知所措。

他慢慢坐回沙发，低头擦着眼角。你起身给他倒了一杯温开水，说：“爸爸，你教孙子们念诗好不好？”说完又被自己的声音吓一跳，怎么这么大声。

一阵奇怪的沉默之后，他突然说：“好啊，就教他们‘白日依山尽’吧？”

老子

“爸爸是我。今天好不好？”

“我说，你今天好——不——好？”

“妈，他说什么？为什么我听不懂他说什么？他怎么了？”

“老师要我做一个报告，介绍老子。妈，你知道老子吗？”

你惊讶。十三岁的欧洲小孩，老师要他们懂老子？

“知道啊。妈妈的床头就有他的书。”

“嗄？怎么这么巧？”孩子的声音已经变了，在越洋电话里低沉得像牛蛙在水底咳嗽的那种声音，“那老子是真正的有名喽？！”

“对啊，”你伸手去拿《道德经》，“三千年来都是畅销作家啊。”

“难怪啊，在德文网络上我已经找到八千多条跟‘老子’有关联的……”

你趴在床上，胸前压着枕头，一手抓着话筒，开始用中文辅以德语对孩子解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

每天的“万里通话”要结束了，孩子突然说：“喝牛奶了没有？”

“嗯？”你没会意。他又说：“刷了牙吗？”

你说，“还没——”他打断你：“功课作了吗？有没有吃维他命？电视有没有看太多？衣服穿得够不够？”

你听得愣住了，他说：“妈，你没交什么坏朋友吧？”

电话里有一段故意的留白，你忽然明白了，大声地抗议：“你很坏。你在教训妈。”

孩子不怀好意地嘿嘿地笑：“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你每天打电话就是这样问我的，你现在应该知道你有多可笑了吧？”

你一时答不出话来，他乘胜追击说：“我不是小小孩了你什么时候才会搞懂啊？”

你结结巴巴地：“妈妈很难调整——”

他说：“你看你看，譬如说，你对我说话还在用第三人称称自己，‘妈妈要出门了’，‘妈妈回来了’……喂，你什么时候停止用第三人称跟我说话啊？我早就不是你的Baby了。”

你跟他“认错”，答应要“检讨”，“改进”。

“还有，”他说，“在别人面前，不可以再叫我的乳名了。好丢脸。”

你放下电话，你坐在那床沿发怔，觉得仿佛有件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件蛮重大的事情，但一时也想不清楚发生的究竟是件什么事，也理不清心里的一种慌慌的感觉。你干脆不想了，走到浴室里去刷牙，满嘴泡沫时，一抬头看见镜里的自己，太久没有细看这张脸，现在看起来有点陌生。你发现，嘴角两侧的笑纹很深，而且往下延伸，脸颊上的肉下垂，于是在嘴角两侧就形成两个微微鼓起的小袋。你盯着这张脸看，心想，可好，这跟老虎的脸有点像了。继续刷牙。

走路

“妈妈，是我，爸爸能说话吗？”

“一天都没说一句话。”

“把听筒给他，我还是试试看吧。”

终于等到了一个走得开的礼拜天，赶去桃园看他。你吓了一跳，他坐在矮矮的沙发里，头低低地佝着，好像脖子撑不住头的重量。你唤他，他勉强地将头抬起，看你，那眼神是混浊涣散的。你愣了一下，然后记起买来的衣服，你把衣服一件一件摊开。

你去桃园的街上找他可以穿的衣服。大多是年轻少女的衣服，百货店里的男人衣服也太“现代”了。他是那种一套衣服不穿到彻底破烂不认为应该买新衣服的人。出门时，却又一贯地穿戴整齐，衬衣雪白，领带端正，深色笔挺的西装，仅有的一套，穿了二十年也不愿意多买一套。

你在街上走了很久，然后突然在一条窄巷前停下来。那其实连巷都称不上，是楼与楼之间的一条缝，缝里有一个摊子，堆得满满的，挂着蓝色的棉袄、毛背心、卫生衣卫生裤。一个戴着棉帽的老头，坐在一张凳子上，缩着脖子摩擦着手，一副惊冷怕冻的模样。你不敢相信，这是童年熟悉的镜头——外省老乡卖棉袄棉裤棉衣。

带着浓厚东北腔的老乡钻进“缝”里拿出了你指名要的东西：棉袜，棉裤，贴身的内衣，白衬衫，赭红色的羊毛背心，深蓝色的羊毛罩衫，宝蓝色棉袄，灰色的棉帽，褐色的围巾，毛织手套。全都包好了，你想了想，问他：“有没有棉布鞋啊？黑色的？”

老头从塑料袋里拿出一双黑布鞋。你拿了一只放在手掌上看，它真像一艘湘江上看到的乌篷船，如果“爱己”的鞋垫完成了，大概就是这样一只鞋吧。

你和母亲将买来的衣服一件一件、一层一层为他穿上，折腾了半天。最后穿上棉鞋。他微笑了，点头说：“很好。合脚。”

你要陪他出去散步，发现他无法从沙发里站立起来。他的身体向右边微微倾斜，口涎也就从右边的嘴角流出。他必须由你用两只手臂去拉，才能从沙发起身。他的腿不听脑的指挥，所以脚步怎么都迈不出去。他的手，发抖。

在客厅里，和他面对面站立，你用双手拉起他的双手，说：“来，跟着我走。左——”

他极其艰难地推出一只脚，“右——”另一只脚，却无法动弹。

“再来一次，一……二……左……右……”

他显然用尽了力气，脸都涨红了，可是寸步维艰。你等着，等他脑里的指令到达他的脚底，突然听见街上叫卖“肉粽”苍老的唱声，从远而近。黄昏的光，又照亮了柚木地板。母亲忧愁地坐在一旁，盯着你看。你又听见那钟在窣窣行走的声音。麻将桌仍在那钟下，牌仍摊开在桌上，但是，乱七八糟堆在那里，像垮掉的城墙。

“这样，”你回过神来，手仍旧紧紧抓着他的手，“我们念诗来走路。准备走喽，开始！白——日——依——山——尽……”

他竟然真的动了，一个字一步，他往前跨，你倒退着走，“黄——河——入——海——流……”

千辛万苦，你们走到了纱窗边，“转弯——”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母亲在一旁兴奋地鼓起掌来，“走了，走了，他能走啊。”你用眼角看她，几乎是披头散发的，还穿着早晨的睡衣。

“转弯——月——落——乌——啼——霜——满——天，再来，江——枫——渔——火——”

他专心地盯着自己的脚，你引他向前而自己倒退着走；是啊，孩子的手肥肥嫩嫩的，手臂一节一节的肉，圆圆的脸庞仰望着你，开心地笑，你往后退，“来，跟妈妈走，板凳歪歪——上面——坐个——乖乖，乖乖出来——赛跑——上面坐个——小鸟——小鸟出来——撒尿——”他咯咯笑，短短肥肥的腿，有点跟不上。

“来，最后一遍。爸爸你慢慢来，开步喽，少——小——离——家——老——大——回，再来，乡——音——无——改——鬓——毛——衰——转弯，儿童相见——不相识……”

眼睛

“喂——是我，妈妈，他——今天怎么样？”

“今天好一点，可是一整天，他眼睛都是闭起来的。”

“他有说话吗？”

你虎着脸瞪着玛丽亚，“你是怎么帮他洗脸的呢？帕子一抹就算了？”

他坐在沙发。你手里拿着一只细棉花棒，蘸水，用手指拨开他的红肿的眼皮，然后用棉花棒清他的眼睑内侧。

“一直说他眼睛不打开，”你在发怒，“你就看不出是因为长期的眼屎没洗净，把眼睛糊住了吗？”

清洗过后，他睁开眼睛。母亲在一旁笑了，“开眼了，开眼了。”

眼睑仍有点红肿，但是眼睛睁开了，看着你，带着点清澄的笑意。你坐下来，握着他的手，心里在颤抖。兄弟们每天打电话问候，但是透过电话不可能看见他的眼睛。你也来探过他好多次，为什么在这“好多次”里都没发觉他的眼睛愈来愈小，最后被自己的眼屎糊住了？你，你们，什么时候，曾经专注地凝视过他？

他老了，所以背佝偻了，理所当然。牙不能咬了，理所当然。脚不能走了，理所当然。突然之间不再说话了，理所当然。你们从他身边走过，陪他吃一顿饭，扶着他坐下，跟他说“再见”的每一次当下，曾经认真地注视过他吗？

“老”的意思，就是失去了人的注视，任何人的注视？

你突然回头去看母亲，她的头发枯黄，像一撮冬天的干草，横七竖八顶在头上。眼睛里带着病态的焦虑——她，倒是直勾勾地注视着他，强烈、燃烧、带点发狂似的注视着他，嘴里喃喃地说，“同我说话，你同我说话。我一个人怎么活，你同我说话呀。”

窗外有人在打篮球，球蹦在地面的声音一拍一拍传上来，特别显得单调。天色暗了，你将灯打开。

语言

“是我。他今天怎样？”

……

手机也打开，二十四小时打开，放在家里的床头，放在旅馆的夜灯旁，放在成堆的红色急件公文边，放在行李的外层，静音之后放在会议进行的麦克风旁，走路时放在手可伸到的口袋里。夜里，手机的小灯在黑暗中一闪一灭，一闪一灭，像急诊室里的警告灯。

你推着他的轮椅到外面透气。医院像个大公园，植了一列一列的树，开出了黄心白瓣的鸡蛋花，香气弥漫花径。穿着白衣大褂的弟弟刚刚赶去处理一个自杀的病人，你看着他匆忙的背影，在一株龙眼树后消失。是痛苦看得太多了，使得他习惯面对痛苦不动声色？是作为儿子和作为医生有角色的冲突，使得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感而对父亲的衰败不动声色？你在病房里，在父亲的病榻边，看自己的兄弟与医师讨论自己父亲的病情，那神情，一贯的职业的冷静。你心里在问：他看见什么？在每天“处理”痛苦、每天“处理”死亡的人眼里，“父亲病重”这件事，会因为他的职业而变轻了，还是，会把他已经视为寻常的痛苦，变重了？无法问，但是你看见他的白发。你心目中“年幼”的弟弟，神情凝重，听着病历，额头上一撮白发。

“回想起来，”他若有所思地说，“他的急遽退化，是从我们不让他开车之后开始的。”

你怔住了，久久不能说话；揉揉干涩的眼睛，太累了。

拾起一朵仍然鲜艳但是已经颓然坠地的鸡蛋花，凑到他鼻尖，说：“你闻。”他抬不起头来，你亦不知他是否仍有嗅觉，你把花搁在他毛毯覆盖的腿上，就在这个时候，你发现，稀黄流质的屎，已经从他裤管流出，湿了他的棉袜。

在浴室里，你用一块温毛巾，擦他的身体。本该最丰满的臀部，在他身上萎缩得像两片皱巴巴的扇子，只有皮，没有肉。全身的肉，都干了。黄色的稀屎沾到你衣服上，擦不掉。

让他重新躺好，把被子盖上，你轻轻在他耳边说：“我要回台北了，下午有会。三点的飞机。过几天再飞来高雄看你好不好？”

你去抱一抱妈妈，亲亲她的头，她没反应，木木地坐在床边。你转身提起行李，走到病房门口，却听见哭泣声，父亲突然像小孩一样地放声痛哭，哭得很伤心。

喇嘛要你写下他的名字和生辰，以便为他祝福，然后你们面对面席地而坐。你专注地看着喇嘛——他比你还年轻，他知道什么你不知道的秘密吗？

你有点不安，明显地不习惯这样的场合，你低着头，不知从哪里说起，然后决定很直接地说出自己来此的目的：“我们都没有宗教信仰，也没真正接触过宗教。我觉得他心里有恐惧，但是我没有‘语言’可以安慰他或支持他。我想知道，您建议我做什么？”

你带着几本书，一个香袋离开；昨晚的梦里，又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旷野，你滑进深不可测的黑洞，不，你不想马上回到办公室里去，你沿着河堤走。艳丽无比的绯红色紫荆花在风里摇曳，阳光照出飘在空气里的细细花絮，公园里有孩子在嬉闹。你很专心地走，走着走着，到了一片荒野河岸，芦草杂生，野藤乱爬，你立在河岸上眺望，竟不知这是这个城市里的什么地方。

注视

“喂——今天怎么样？”

“喂——今天怎么样？”

“喂——今天……”

是最后的时刻了吗？是要分手的时刻了吗？

老天，你为什么没教过我这生死的一课？你什么都教了我，却竟然略过这最基本、最重大的第一课？

他的喉咙有一个洞，插着管子。他的手臂上、胸上，一条一条管线连着机器，机器撑着他的心脏跳动，使得他急促而规律地呼吸。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是眼神一片空茫。他看不见你们，但是你想，他一定听得见，一定听得见。你紧紧握着他的手——那手，有点浮肿。你亲亲他的额头，凑近他的耳……

没有，你没有学到那个生命的语言——来不及了。你仍旧只能用你们之间熟悉的语言，你说：爸爸，大家都在这里了，你放下吧，放下吧。不就是尘埃野马吗？不就是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吗？在河的对岸等候你的，不就是你朝思暮想的“爱己”吗？你不是说，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你不是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去吧，带着我们所有的爱，带着我们最深的感恩，上路吧，父亲你上路吧。

他的嘴不能言语，他的眼睛不能传神，他的手不能动弹，他的心跳愈来愈微弱，他已经失去了所有能够和你们感应的密码，但是你天打雷劈地肯定：他心中不舍，他心中留恋，他想触摸、想拥抱、想流泪、想爱……

你告诉自己：注视他，注视他，注视他的离去，因为你要记得他此生此世最后的容貌。

佛经的诵声响起，人们将他裹在一条黄色的缎巾里。你坐在他的身旁。八个小时，人们说，诵八个小时的经不断，让他的魂安下来。他躺在你面前，黄巾盖着他的脸。是的，这是一具尸体，但是，你感觉他是那么的亲爱，你想伸手去握他的手，给他一点温暖；你想站起来再去亲亲他的脸颊、摸一下他的额头测测体温；你希望他翻个身、咳嗽一下；你想再度拥抱他瘦弱的肩膀，给他一点力量，但是你不动。你看见血水逐渐渗透了缎巾，印出深色的斑点。到第六个小时，你开始闻到淡淡的气味。你认真地辨识这个气味，将它牢牢记住。你注视。

对面坐着从各地赶来助诵的人们，披着黑色的袈裟，神情肃穆。你想到：这些人，大概都经历过你此刻所经历的吧？是这个经历，促使他们赶来，为一个不认识的人、一个不认识的遗体，送别？死亡，是一个秘密会社的暗语吗？因为经历了死亡，所以可以一言不发就明白了一切的一切吗？

八个小时过后，缎巾揭开，你看见了他的脸。“不要怕，”有人说，“一定很庄严的。”他显得丰满，眼睛闭着，是那种，你所熟悉的，晚上读古文的时候若有所思的表情。

有人来问，是否为他穿上“寿衣”。你说，不，他要穿你们为他准备好的远行的衣裳：棉袜，棉裤，贴身的内衣，白衬衫，赭红色的羊毛背心，深蓝色的羊毛罩衫，宝蓝色棉袄，灰色的棉帽，褐色的围巾，毛织手套，还有，那双黑色的棉鞋。

从冰柜里取出，解冻，你再看见他，缩了，脸，整个瘪下去，已是一张干枯的死人的脸。你用无限的深情，注视这张腐坏的脸。手套，因为手指僵硬，弄了很久才戴上。你摸摸他的脚，棉鞋也有点松了，你将它穿好。你环着母亲的腰，说：“妈，你看，他穿得暖暖地走。”她衰弱得只能勉强站着，没说话。

关机

“喂——今天做了什么？”

“你是谁？”

“我是谁？妈妈，你听不出我是谁？”

你大量地逛街，享受秋天的阳光大把大把瀑洒在脸上、在眼睫毛之间的灿亮温暖的感觉。你不去中环，那儿全是行色匆匆、衣冠楚楚的人。你不去铜锣湾，那儿挤满了头发染成各种颜色不满十八岁的人。你在上环的老街老巷里穿梭。一个脑后梳着发髻的老奶奶坐在书报摊上打着盹，头低低垂在胸前。一个老头坐在骑楼里做针线，你凑近去看，是一件西装，他正在一针一线地缝边。一个背都驼了的老婆婆低头在一只垃圾箱里翻找东西。一对老夫妻蹲在人行道上做工。你站着看了好一会儿。有七十多岁了吧？老太太在一张榻榻米大的铝板上画线，准备切割；老先生手里高举着锤子，一锤一锤敲打着铝片折叠处。把人行道当工厂，两个老人在手制铝箱。

你在楼梯街的一节台阶坐下，怔怔地想，人，怎么会不见了呢？你就是到北极、到非洲沙漠、到美洲丛林，到最神秘的百慕大三角，到最遥远最罕无人迹的冰山，到地球的天涯海角，你总有个去处啊。你到了那里，要放下行李，要挪动你的身体，要找杯水喝。你有一个东西叫做“身体”，“身体”无论如何要有个地方放置；一个登记的地址，一串数字组成的号码，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杯还有点温度的茶杯，半截抽过的香烟，丢在垃圾桶里擤过鼻涕的卫生纸，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撕纸，一根掉落在枕头上的头发，一个私章，一张剪过的车票，一张粘在玻璃垫下已久的照片，怎么也撕不下来，总而言之，一个“在”。

然后，无论你去了哪里，去了多久，你他妈的总要回来，不是吗？

你望着大街——这满街可都是人啊，但是，但是他在哪里？告诉我，他“去”了哪里？总该有个交代、有个留言、有个什么解释吧？就是半夜里被秘密警察带走了，你也能要求一个“说法”吧？对一个人的下落，你怎么可以……什么讯息都没有地消失呢？

“空”——“空”怎么能算“存在”呢？

几个孩子在推挤嬉笑，开始比赛爬楼梯街。你站起来，让出空间，继续走，继续看，继续寻找。你停在一家参药行前面，细看那千奇百怪的东西。你走进一家古董店，里面卖的全是清朝的各种木器：洗脚盆、抽屉、化妆盒、米箱、饭桶……你在一对雕花木橱前细细看那花的雕工。

你洗脸，刷牙，搽乳液，梳头发，剪指甲。到厨房里，煎了两个蛋，烤了一片面包，一面吃早点，一面摊开报纸：伊拉克战事，苏丹战事，朝鲜核子危机，温室效应，煤矿爆炸，蓝绿对决，夫妻烧炭自杀……你走到阳台，看见一只孤单的老鹰在空中翱翔，速度很慢，风大猎猎地撑开它的翅膀，海面的落日挥霍无度地染红了海水。

睡前，你关了手机。

冬，一九一八

“喂——妈妈今天好不好？”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

“你要注意一下，我觉得她最近讲话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月亮升到海面上的时候，你坐到电脑前，开始写：

我们的父亲，出生在一九一八年的冬天。

然后脑子一片空白，写不下去。你停下来，漫游似的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战刚刚结束，俄国刚发生了革命，段祺瑞向日本借款，“欣然同意”将山东交给日本。日本大举进兵海参崴。两千万人因流感而死，中国有全村全县死光的。那，是一个怎样的冬天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出生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湖南的冬天，很冷；下着大雪。孩子的家，家徒四壁。

我们不知道，七岁的父亲是怎么上学的。他怎么能够孤独地走两个小时的山路而不害怕？回到家时，天都黑了。

我们不知道，十六岁、稚气未脱的父亲是怎么向他的母亲辞别的；独生子，从此天涯漂泊，再也回不了头。

我们不知道，当他带着宪兵连在兵荒马乱中维持秩序，当敌人的炮火节节逼近时，他怎么还会在夜里读古文、念唐诗？

我们不知道，在一九五〇年夏天，当他的船离开烽火焦黑的海南岛时，他是否已有预感，从此见不到那喊着他小名的母亲；是否已有预感，要等候四十年才能重新找回他留在家乡的长子？

我们不知道，当他，和我们的母亲，在往后的日子里，必须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将四个孩子养大成人，当他们为我们的学费必须低声下气向邻居借贷的时候，是不是曾经脆弱过？是不是曾经想放弃？

我们记得父亲在灯下教我们背诵《陈情表》。念到高龄祖母无人奉养时，他自己流下眼泪。我们记得父亲在灯下教我们背诵《出师表》。他的眼睛总是湿的。

我们记得，当我们的母亲生病时，他如何在旁奉汤奉药，寸步不离。

我们记得他如何教我们堂堂正正做人，君子不欺暗室。我们记得他如何退回人们藏在礼盒底的红包，又如何将自己口袋里最后一叠微薄的钱给了比他更窘迫的朋友。

我们记得他的暴躁，我们记得他的固执，但是我们更记得他的温暖、他的仁厚。他的眼睛毫不迟疑地告诉你：父亲的爱，没有条件，没有尽头。

他和我们坚韧无比的母亲，在贫穷和战乱的狂风暴雨中撑起一面巨大的伞；撑着伞的手也许因为暴雨的重荷而颤抖，但是我们在伞下安全地长大，长大到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背诵《陈情表》，他其实是在教我们对人心存仁爱；背诵《出师表》，他其实是在教我们对社会心存责任。

兄弟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仁爱处人、忠诚处事，但是那撑着伞的人，要我们辞别，而且是永别。

人生本来就是旅程。夫妻、父子、父女一场，情再深，义再厚，也是电光石火，青草叶上一点露水，只是，在我们心中，有万分不舍：那撑伞的人啊，自己是离乱时代的孤儿，委屈了自己，成全了别人。儿女的感恩、妻子的思念，他已惘然。我们只好相信：蜡烛烧完了，烛光，在我们心里，陪着我们，继续旅程。

在一条我们看不见、但是与我们的旅途平行的路上，爸爸，请慢慢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你正要将写好的存入文档，一个键按错，突然冒出一片空白。赶忙再按几个键，却怎么也找不着了；文字，被你彻底删除。

魂归

“喂——今天好吗？《心经》写了吗？”

“太久没写字，很多字都不认得了。”

“试试看，妈妈，你试试看。”

这是他十六岁时离开的山沟沟里的家乡。“爱己”要他挑着两个箩筐到市场买菜，市场里刚好有人在招少年兵，他放下扁担就跟着走了。

今天带他回来，刚好是七十年后。

有两个人在门前挖井。一个人在地面上，接地面下那个人挖出来的泥土，泥土用一个辘轳拉上来，倾倒到一只竹畚箕里，两个满了，他就用扁担挑走。很重，他摇摇晃晃地走，肩头被扁担压出两条肉的深沟。地面下那个人，太深太黑了，看不见，只隐隐听见他咳嗽的声音，从井底传来。“缺水，”挑土的人气喘喘地说，“两个多月了。没水喝了。”

“你们两个人，”你问，“一天挣多少钱？”

“九十块，两个人分。”

“挖井危险啊，”你说，“有时会碰到沼气。”

那人笑笑，露出缺牙，“没办法啊。”

灰扑扑的客运车卷起一股尘土而来，停住，一个人背着一个花圈下了车。花圈都是纸扎的，金碧辉煌，艳丽无比，但是轻，背起来像个巨大的纸风车。乡人穿着洗得灰白的蓝布褂，破旧的鞋子布满尘土。

父亲的照片放在厅堂中央，苍蝇到处飞舞，粘在挽联上，猛一看以为是小楷。

大哥，那被历史绑架了的长子，唤你。“族长们，”他说，“要和你说话。”

你跟着他走到屋后，空地上已经围坐着一圈乡人。母亲也坐着，冰冷着脸。

像公审一样，一张小凳子，等着你去坐下。

女人蹲在地上洗菜，本来大声喧嚣的，现在安静下来。一种尴尬又紧张的气氛，连狗都不叫了。看起来辈分最高的乡人清清喉咙，吸了口烟，开始说话：“我们明白你们不想铺张的意思，但是我们认为既然回到家乡安葬，我们还是有我们的习俗同规矩。我们是要三天三夜的。不能没有道士道场，不能没有花鼓队，而且，家乡的习俗，儿女不能亲手埋了父母的，那骨灰要由八个人或者十二个人抬到山上去，要雇人的。不这么做就是违背家族传统。”

十几张脸孔，极其严肃地对着你，讨一个道理。十几张脸孔，黝黑的、劳苦的、满是生活磨难的脸孔，对着你。这些人，你心里说，都是他的族人。如果他十六岁那年没走，他就是这些人的伙伴了。

母亲寒着脸，说：“他也可以不回来。”你赶忙握紧她的手。

你极尽温柔地解释，佛事已在岛上做过，父亲一生反对繁文缛节，若要铺张，是违背他的意愿，你不敢相从。花鼓若是湘楚风俗，当然尊重。至于雇别人送上山，“对不起，做儿女的不舍得。我们要亲自捧着父亲的骨灰，用自己的手带他入土。”

“最后一次接触父亲的机会，我们不会以任何理由给任何别人代劳。”

你清朗地注视他们的眼睛，想从那古老的眼睛里看见父亲的神情。

这一天清晨，是他上山的日子。天灰灰的，竟然有点湿润的雨意。乡人奔走相告，苦旱之后，如望云霓。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你一滴眼泪都不掉。但是当司仪用湘音唱起“上——香”，你震惊了。那是他与“爱己”说话的声音，那是他教你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腔调，那是他的湘楚之音。当司仪长长地唱“拜——”时，你深深跪下，眼泪决堤。是，千古以来，他们就一定是以这样悲怆的楚音招魂的：

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归来！往恐危身些。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归来！恐自遗灾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当他说闽南语而引得人们哈哈大笑时，当他说北京话而令人们面面相觑时，他为什么不曾为自己辩护：在这里，他的楚音与天地山川一样幽深，与苍天鬼神一样宏大？司仪的每一个音，都像父亲念《陈情表》的音，婉转凄楚，每一个音都重创你。此时此刻，你方才理解了他灵魂的漂泊，此时此刻，你方才明白他何以为《四郎探母》泪下，此时此刻你方才明白：他是真的回到家了。

花鼓队都是面带沧桑的中年妇女，一身素白，立在风中，衣袂飘扬。由远而近传来唢呐的声音，混着锣鼓。走得够近了，你看清了乐师，是十来个老人，戴着蓝布帽，穿着农民的蓝布褂，佝偻着背，铿锵铿锵吹打而来。那最老的，他们指给你看，是他的儿时玩伴。十六岁那年两个人一起去了市场，一个走了，一个回来。

天空飘起微微雨丝，湿润的空气混了泥土的气息。花鼓队开始上路，兄长捧着骨灰坛，你扶着母亲，两公里的路她坚持用走的。从很远就可以看见田埂上有人在奔跑，从红砖砌成的农舍跑出，往大路奔来，手里环抱着一大卷沉重的鞭炮。队伍经过田埂与大路的接口时，她也已跑到了路口，点起鞭炮，噼里啪啦的炮声激起一阵浓烟。长孙在路口对那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妇女跪下深深一拜。你远远看见，下一个田埂上又有人在奔跑。每一个路口都响起一阵明亮的炮声，一阵烟雾弥漫。两公里的路，此起彼落的鞭炮夹杂着“咚咚”鼓声，竟像是一种喜庆。

到最后一个路口，鞭炮震耳响起，长孙跪在泥土中向村人行礼，在烟雾弥漫中，你终于知晓：对这山沟里的人而言，今天，村里走失的那个十六岁的孩子，终于回来了。七十年的天翻地覆，物换星移，不过是一个下午去市场买菜的时间。

满山遍野的茶树，盛开着花，满山遍野一片白花。你们扶着母亲走下山。她的鞋子裹了一层黄泥。“擦擦好吗？”兄弟问。“不要。”她的眼光看着远处的祝融山峰；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下山的路上你折了一枝茶花，用手帕包起。泥土路上一只细长的蜥蜴正经过，你站到一边让路给它，看着它静静爬过，背上真的有一条火焰的蓝色。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于沙湾径完稿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九日于阳明山修订

孩子你慢慢来

亲爱的安德烈：两代共读的36封家书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 龙应台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你。

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让我亲吻，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十八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上的对话，只能这样：

你好吗？

好啊。

学校如何？

没问题。

……

假期中会面时，他愿意将所有的时间给他的朋友，和我对坐于晚餐桌时，却默默无语，眼睛，盯着手机，手指，忙着传讯。

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

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

于是我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以通信的方式共同写一个专栏。条件是，一旦答应，就绝不能半途而废。

他答应了。我还不敢相信，多次追问，真的吗？你知道不是闹着玩的，截稿期到了，天打雷劈都得写的。

我没想到出书，也没想到有没有读者，我只有一个念头：透过这个方式，我或许可以进入一个十八岁的人的世界。

因此，当读者的信从世界各地涌入的时候，我确实吓了一跳。有一天，在台北一家书店排队付账的时候，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跟我握手，用低沉的声音说，“如果不是你的文章，我和我儿子会形同陌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和对方说话。”他的神情严肃，眼中有忍住的泪光。

很多父母和他一样，把文章影印给儿女读，然后在晚餐桌上一家人打开话题。美国和加拿大的父母们来信，希望取得我们通信的英文版，以便他们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们能与他们分享。那做儿女的，往往自己已是三四十岁的人了，跟父母无法沟通；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

这么多的信件，来自不同的年龄层，我才知道，多少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深爱彼此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我们的通信，仿佛黑夜海上的旗语，被其他漂流不安、寻找港湾的船只看见了。

写作的过程，非常辛苦。安德烈和我说汉语，但是他不识中文。所以我们每一篇文章都要经过这几道程序：

一、安德烈以英文写信给我。他最好的文字是德文，我最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我们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

二、我将之译成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必须和他透过越洋电话讨论——我们沟通的语言是汉语：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何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这个词的德文是哪个？如果第二段放在最后，是不是主题更清楚？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中文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你这一个论点，可否更详细地解释？

三、我用英文写回信，传给安德烈看，以便他作答。

四、我将我的英文信重新用中文写一遍——只能重写，不能翻译，翻译便坏。

四道程序里，我们有很多的讨论和辩论。我常批评他文风草率，“不够具体”，他常不耐我吹毛求疵，太重细节。在写作的过程里，我们人生哲学的差异被凸显了：他把写作当“玩”，我把写作当“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也出现对比：他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我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他对我嘲笑有加，我对他认真研究。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你得从头学起。你得放空自己。

专栏写了足足三年，中间有多次的拖稿，但总算坚持到有始有终。写信给他的年轻读者有时会问他：“你怎么可能跟自己的母亲这样沟通？怎么可能？”安德烈就四两拨千斤地回信，“老兄，因为要赚稿费。”

我至今不知他当初为何会答应，心中也着实觉得不可思议他竟然真的写了三年。我们是两代人，中间隔个三十年。我们也是两国人，中间隔个东西文化。我们原来也可能在他十八岁那年，就像水上浮萍一样各自荡开，从此天涯淡泊，但是我们做了不同的尝试——我努力了，他也回报以同等的努力。我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他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日后的人生旅程，当然还是要漂萍离散——人生哪有恒长的厮守？但是三年的海上旗语，如星辰凝望，如月色满怀，我还奢求什么呢。

2007.9.20

连结的“份” / 安德烈

亲爱的M M：

我们的书要出版了——不可思议吧？那个老是往你床上爬的小孩，爱听鬼故事又怕鬼、怕闪电又不肯睡觉的小孩，一转眼变成一个可以理性思考、可以和你沟通对话的成人，尽管我们写的东西也许有意思，也许没有意思。

你记得是怎么开始的吗？

三年前，我是那个自我感觉特别好的十八岁青年，自以为很有见解，自以为这个世界可以被我的见解改变。三年前，你是那个跟孩子分开了几年而愈来愈焦虑的母亲。孩子一直长大，年龄、文化和两地分隔的距离，使你强烈地感觉到“不认识”自己进入成年的儿子。我们共同找出来的解决问题方法，就是透过写信，而这些信，虽说是为了要处理你的焦虑的，一旦开始，也就好像“猛兽出闸”，我们之间的异议和情绪，也都被释放出来，浮上了表面。

这三年对话，过程真的好辛苦：一次又一次的越洋电话、一封又一封的电子邮件、很多个深夜凌晨的线上对谈、无数次的讨论和争辩——整个结果，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你老是啰唆我的文字风格不够讲究，老是念念念“截稿期到了”，老是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能不能再补充一点细节”。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写得比你好！

现在三年回头，我有一个发现。

写了三年以后，你的目的还是和开始时完全一样——为了了解你的成人儿子，但是我，随着时间，却变了。我是逐渐、逐渐才明白你为什么要和我写这些信的，而且，写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自己其实还蛮乐在其中的，虽然我绝对不动声色。

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给我一个“麦克风”，我就把想法大声说出来罢了。到后期，我才忽然察觉到，这件事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我跟我的母亲，有了连结，而我同时意识到，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会得到的“份”，我却有了。我在想：假使我们三年前没开始做这件事，我们大概就会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只是继续过日子，继续重复那每天不痛不痒的问候：吃了吗——嗯，功课做了吗——嗯，没和弟弟吵架吧——没，不缺钱用吧——嗯……

三年，真的不短。回头看，我还真的同意你说的，这些通信，虽然是给读者的，但是它其实是我们最私己、最亲密、最真实的手印，记下了、刻下了我们的三年生活岁月——我们此生永远不会忘记的生活岁月。

在这里，因此我最想说的是，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这个“份”——不是出书，而是，和你有了连结的“份”。

爱你的

2007.9.26

第1封信 十八岁那一年

亲爱的安德烈：

你在电话上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刚刚赛完足球才进门，晚上要和朋友去村子里的酒吧聊天，明天要考驾照，秋天会去意大利，暑假来亚洲学中文，你已经开始浏览大学的入学资料……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你说，“MM，你十八岁的时候知道什么？”

安德烈，记得去年夏天我们在西安一家回民饭馆里见到的那个女孩？她从甘肃的山沟小村里来到西安打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一个月赚两百多块，寄回去养她的父母。那个女孩衣衫褴褛，神情疲惫，脏脏的辫子垂到胸前。从她的眼睛，你就看得出，她其实很小。十六岁的她，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你能想象吗？

十八岁的我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些什么？

我住在一个海边的渔村里，渔村只有一条窄窄马路；上班上课的时候，客运巴士、摩托车、脚踏车、卖菜的手推车横七竖八地把马路塞得水泄不通，之后就安静下来，老黄狗睡在路中间，巷子里的母猪也挨挨挤挤带着一队小猪出来溜达。海风吹得椰子树的阔叶刷刷作响。海水的盐分掺杂在土里，所以，椰子树的树干底部裹着一层白盐。

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二十三岁时到了洛杉矶，在驶出机场的大道上，我发现，对面来车那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而自己这条线道上看出去，全是车的尾灯，一溜红灯。怎么会这样整齐？我大大地吃惊。二十三岁的我，还习惯人车杂沓、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

我不知道什么叫下水道。台风往往在黑夜来袭，海啸同时发作，海水像一锅突然打翻了的汤，滚滚向村落卷来。天亮时，一片汪洋，锅碗瓢盆、竹凳竹床漂浮到大庙前，鱼塭里养着的鱼虾也游上了大街。过几天水退了，人们撩起裤脚清理门前的阴沟。自沟里挖出油黑黏腻的烂泥，烂泥里拌着死鸡死狗死鱼的尸体。整条街飘着腐臭腥味。然后太阳出来了，炎热毒辣的阳光照在开肠破肚的阴沟上。

我没有进过音乐厅或美术馆。唯一与“艺术”有关的经验就是庙前酬神的歌仔戏。老人坐在凳子上扇扇子，小孩在庙埕上追打，中年的渔民成群地蹲在地上抽烟，音乐被劣质的扩音器无限放大。

渔村唯一的电影院里，偶尔有一场歌星演唱。电影院里永远有一股尿臊，糅着人体酸酸的汗味，电风扇嘎嘎地响着，孩子踢着椅背，歌星不断地说黄色笑话，卖力地唱。下面的群众时不时就喊，扭啊扭啊，脱啊脱啊。

游泳池？没有。你说，我们有了大海，何必要游泳池。可是，安德烈，大海不是拿来游泳的；台湾的海岸线是军事防线，不是玩耍的地方。再说，沙滩上是一座又一座的垃圾山。渔村没有垃圾处理场，人们把垃圾堆到空旷的海滩上去。风刮起来了，“噗”一下，一张肮脏的塑料袋贴到你脸上来。

我也不知道，垃圾是要科学处理的。

离渔村不远的地方有条河，我每天上学经过都闻到令人头晕的怪味，不知是什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人们在河岸上焚烧废弃的电缆；我闻到的气味是“戴奥辛”的气味，那个村子，生出很多无脑的婴儿。

我不知道什么叫环境污染，不知道什么叫生态破坏。

上学的时间那样长，从清晨六点出门候车到晚上七八点天黑回家，礼拜六都要上课，我们永远穿着白衣黑裙，留着齐耳的直发。我不知道什么叫时尚、化妆、发型，因此也不知道什么叫消费。是的，我没有逛过百货公司。村子里只有渔民开的小店，玻璃柜里塞得满满的：小孩的袜子、学生的书包、老婆婆的内裤、女人的奶罩和男人的汗衫。还附带卖斗笠、塑料雨鞋和指甲刀。

我的十八岁，安德烈，是一九六九、一九七○年的台湾。你或许惊讶，说，MM，那一年，阿波罗都上了月球了，你怎么可能这样完整地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忘记一个东西，叫城乡差距。愈是贫穷落后的国家，城乡差距愈大。我的经验是一个南部乡下渔村的经验，和当时的台北是很不一样的。更何况，当时的台北也是一个闭塞的小城啊。全台湾的人口一千四百万，“国民”平均所得只有二百五十八美元。台湾，还属于所谓“第三世界”。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阿波罗登上月球，美国和越南的军队侵入柬埔寨，全美爆发激烈的反越战示威，俄亥俄州有大学生被枪杀；德国的勃兰特总理上台，到华沙屈膝下跪，求历史的宽赦；日本赤军连劫机到了朝鲜而三岛由纪夫自杀。还有，中国大陆的“文革”正在一个恐怖的高潮。这些，我都很模糊，因为，安德烈，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啊。即使有，也不见得会看，因为，那一年，我考大学；读书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我要满十八岁的时候，台湾高速公路基隆到杨梅的一段才刚开始动工。“台独联盟”在美国成立，蒋经国遇刺，被关了近十年的雷震刚出狱，台南的美国新闻处被炸，我即将考上的台南成功大学爆发了“共产党案”，很多学生被逮捕下狱。保钓运动在美国开始风起云涌。

那一年，台湾的“内政部”公布说，他们查扣了四百二十三万件出版品。

但是这一切，我知道得很少。

你也许觉得，我是在描绘一个黯淡压抑的社会，一个愚昧无知的乡村，一段浪费的青春，但是，不那么简单，安德烈。

对那里头的许多人，尤其是有个性有思想的个人，譬如雷震、譬如殷海光——你以后会知道他们是谁，生活是抑郁的，人生是浪费的。可是整个社会，如果历史拉长来看，却是在抑郁中逐渐成熟，在浪费中逐渐累积能量。因为，经验过压迫的人更认识自由的脆弱，更珍惜自由的难得。你没发现，经过纳粹历史的德国人就比一向和平的瑞士人深沉一点吗？

那个“愚昧无知”的乡村对于我，究竟是一种剥夺还是给予？亲爱的安德烈，十八岁离开了渔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明白了我和这个渔村的关系。

离开了渔村，走到世界的天涯海角，在往后的悠悠岁月里，我看见权力的更迭和黑白是非的颠倒，目睹帝国的瓦解、围墙的崩塌，更参与决定城邦的兴衰。当价值这东西被颠覆、被渗透、被构建、被解构、被谎言撑托得理直气壮、是非难分的地步时，我会想到渔村里的人：在后台把婴儿搂在怀里偷偷喂奶的歌仔戏花旦、把女儿卖到“菜店”的阿婆、那死在海上不见尸骨的渔民、老是多给一块糖的杂货店老板、骑车出去为孩子借学费而被火车撞死的乡下警察、每天黄昏到海滩上去看一眼大陆的老兵、笑得特别开畅却又哭得特别伤心的阿美族女人……这些人，以最原始最真实的面貌存在我心里，使我清醒，仿佛是锚，牢牢定住我的价值。

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你懂吗，安德烈？

同时，我看见自己的残缺。十八岁时所不知道的高速公路、下水道、环境保护、政府责任、政治自由等等，都不难补课。但是生活的艺术，这其中包括品味和态度，是无法补课的。音乐、美术，在我身上仍旧是一种知识范围，不是一种内在涵养。生活的美，在我身上是个要时时提醒自己去保持的东西，就像一串不能遗忘的钥匙，一盆必须每天浇水的植物，但是生活艺术，更应该是一种内化的气质吧？它应该像呼吸，像不自觉的举手投足。我强烈地感觉自己对生活艺术的笨拙；渔村的贫乏，造成我美的贫乏。

而你们这一代，安德烈，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网络让你们拥有广泛的知识，富裕使你们精通物质的享受，同时具备艺术和美的熏陶。我看你和你的同学们会讨论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正义问题，你们熟悉每一种时尚品牌和汽车款式，你们很小就听过莫扎特的《魔笛》，看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去过纽约的百老汇，欣赏过台北的《水月》，也浏览过大英博物馆和梵蒂冈教堂。你们生活的城市里，有自己的音乐厅、图书馆、美术馆、画廊、报纸、游泳池，自己的艺术节、音乐节、电影节……

你们这一代简直就是大海里鲜艳多姿的热带鱼啊。但是我思索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你们这一代“定锚”的价值是什么？终极的关怀是什么？你，和那个甘肃来的疲惫不堪的少女之间，有没有一种关连？我的安德烈，你认为美丽的热带鱼游泳也要在乎方向吗？或者，你要挑衅地说，这是一个无谓的问题，因为热带鱼只为自己而活？

2004.5.12

第2封信 为谁加油？

亲爱的安德烈：

不久前，五十个中国大陆的奥运金牌运动员到了香港，香港万人空巷地去迎接他们。朋友和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这样的镜头，她一面吃香蕉一面说，“龙应台，德国队比赛的时候，你为他们加油吗？”

我想了想，回答不出来。德国，我住了十三年的地方，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成长的家乡，对于我是什么呢？

她不耐烦了，又问，“那——你为不为台湾队加油啊？”

我又开始想，嗯，台湾队……不一定啊。要看情形，譬如说，如果台湾队是跟——尼泊尔或者伊拉克或者海地比赛，说不定我会为后者加油呢，因为，这些国家很弱势啊。

朋友笑了，“去你的世界公民，我只为中国队加油。”

她两个月前才离开中国大陆。

为什么我这么犹豫，安德烈？是什么使得我看什么金牌都兴奋不起来？电视上的人们单纯、热烈，奋力伸出手，在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的人堆里，试图摸到运动员的手，我想的却是：这五十个金牌运动员，在香港大选前四天，被安排到香港来做宣传，为“保皇党”拉票，他们自己清楚吗？或说，他们在乎吗？

你说，为台湾队加油的激情到哪儿去了？难道世界公民主义真的可以取代素朴的民族主义或者社群情感？怎么我对“民族”这东西感觉这么冷？从小到大，我们被教导以做中国人为荣，“为荣”和“为耻”是连在一起的。我当年流传很广的一篇文章叫做《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位有名的前辈写的是《丑陋的中国人》，批判的都是我们自己。然后，随着“独立”意识的抬头，“中国人”这个词不“正确”了，不能用了。政治上，这不稀奇，任何“独立”的追求过程里，都会出现这种现象。但是，现在的台湾很尴尬，因为“独立”不“独立”还没有共识，文化的尴尬就常出现，譬如说，讲“勤俭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或者“中秋和七夕蕴含着中国人的民族美学”时，你会句子讲一半就，嗯，卡住了，不知怎么讲完这个句子。因为，说“勤俭是台湾人的传统美德”，怪怪的，难道只有台湾人勤俭？说，“中秋和七夕蕴含着台湾人的民族美学”，怪怪的，好像偷了别人的东西似的。于是，有很多习惯性、概括性句子不能说了。前几天，在电视新闻里还看见一个台湾的“部长”，正要赞美工程人员的认真辛劳，他脱口而出“我们中国人——”然后一副要天打雷劈的样子，马上中途截断，改口“我们台湾人”。看他懊恼的样子，心里一定在掌自己的嘴巴。

我的“冷”来自哪里？老实说，安德烈，作为这个历史坐标点上的台湾人，“民族主义”使我反胃——不管它是谁的民族主义。你知道，一个被长年过度灌食某种饲料的人，见到饲料都想吐。我们都被灌得撑了，被剥夺的，就是一份本来可以自自然然、单单纯纯的乡土之爱，纯洁而珍贵的群体归属感。它一经操弄就会变形。

但是，有一个相反的东西却使我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归属：耻感。当代表我的“总统”跑到国际的舞台上，耍的却是国内的政治斗争，我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商人跑到贫穷的国家访问，把钞票抛向空中让赤脚的孩子去抢，而他在一旁哈哈大笑，我觉得羞耻。当国际新闻报道台湾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的制造工厂如何不人道地虐待工人，我觉得羞耻。当台湾的“外交部长”在国际的舞台上说出不堪入耳的脏话（他说新加坡licking the balls of China——这是最正确的翻译），我觉得羞耻。最让我觉得羞耻的，是读到台湾人如何虐待越南和中国大陆的新娘或泰国、印度尼西亚的劳工。

这份羞耻，使我知道我是台湾人。

美国出兵伊拉克那几天，我出席了一个宴会。宾客来自很多不同国家。有一个人被介绍时，主人随口加了一句，“斯蒂夫是美国人”。斯蒂夫一听，深深一鞠躬，说，“对不起”。他很认真地说，“对不起”。没解释他为什么这样说，但是大家仿佛都懂了。那是一种耻感。觥筹交错之间，一时安静下来。

我想，他大概也不会只要是美国队就疯狂喊加油吧。

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受过“国家”太多的欺骗，心里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对于所谓国家，对于所谓代表国家的人。

所以，十八岁的安德烈，请你告诉我，你，为德国队加油吗？“德国”对你意味着什么？德国的历史，它的土地、风景、教堂、学校，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以马丁·路德、以歌德、以尼采、以贝多芬为荣吗？希特勒的耻辱是不是你的耻辱？你，还有你十八岁的朋友们，已经能自由地拥抱“德国”这个概念吗？或者，因为历史给了你们“过度肿胀的”罪感和耻感，押着你们远离“德国”这个概念，反而又造成另外一种不安和尴尬？

欧洲已经是深秋，森林都变金黄色了吧？我们这儿已是中秋了，海上的月光一天比一天亮。

喔，孩子，答应我，踢完球满头大汗时，不要直接吹风。

2004.10.4

第3封信 逃避国家

M M：

记得两年前，我和朋友挤在法兰克福中心的“罗马广场”上——起码有五千人挤进了那个小广场。我们用力挥舞手里一面巨大的国旗，五千人在等候从韩国和日本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回国的德国国家队。五千个人唱歌、鼓掌、跳跃，有人流下眼泪。

在那之前的一个礼拜，我们守在广场上，大概也有一千多人，守在广场上一个超大屏幕前，看决赛。所有的人都在喊，在唱，在哭，在笑。

这感觉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间，作为“德国人”是一件被容许的事。更奇怪的，你竟然还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来。

从哪里说起呢，MM？你知道爸爸是挺“爱国”的——你曾经不以为然；而他的爱国，我想和爷爷有关。爷爷，他的父亲，随着德国部队在苏联战场打过仗，而爸爸的叔叔，在从列宁格勒撤退的冰天雪地里失踪。所以我其实受到爸爸某个程度的影响，可以说是“以德国为荣”的，但是因为纳粹的历史，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种“荣”的情感是“错误”的，是不可以流露出来的。你记不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看各种统计指标，每次看到在什么指标上德国被列入世界前十名，就很高兴，甚至还包括什么“欠债最多”前十名，我也觉得光荣，反正不懂。

所以从小，一方面在心里关心自己的国家，为德国骄傲，另一方面又要表现得很冷漠、很不屑；像拔河一样，有一种紧张，要小心翼翼才能不说错话。觉得德国是个不错的国家这种感觉是没有人敢显露、大家都要藏起来的。在别的国家你常看到国旗，德国很少；我们也没唱过国歌。我记得，MM，当你发现我们小学的开学典礼在教堂里举行，你大吃一惊，说，不是政教分离吗，怎么开学典礼在教堂举行？

我想过这问题，MM。那是因为，德国人逃避“国家”这个东西，以至于宗教都显得比较“安全”。逃避“政”，所以“教”就凸显了。

在这种与“国家”保持距离的文化和教育中长大，我看见它的优点：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真的很少很少爱国宣传的影响——政客要操弄我们太不容易了；当你对“国家”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的时候，你比较能够冷静地去分析它的问题所在。

可是最近几年，年轻人，我这一代人，对这种老是小心翼翼、老是低着头怕做错事说错话、老是要保持“政治正确”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开始觉得受不了了，烦了。很多年轻人开始说：为什么我不能跟别人一样？我要做我自己想做的，说我自己想说的，让我自由吧，我受够了——这包括，我还要努力假装“以身为德国人为耻”多久？

我不是社会学家，但是我觉得，世界杯足球赛对德国的集体意识有巨大影响。譬如说，在一九五四年的世界杯比赛里，德国出乎意料地赢了当时一直称霸的瑞士队。你想想一九五四年的德国人自信心多么低落，自我感觉多么坏啊，二战的失败和羞辱才结束没多久。这场比赛使德国人重新发觉，咦，我没那么烂，我竟然还可以啊。

这一两年来，我有个感觉，好像德国文化像浪头一样起来——我说的当然是流行音乐、时尚、电影等等通俗文化。好莱坞文化本来笼罩一切，但是最近，突然有好多德国电影，譬如《再见列宁》，还有《曼尼图的鞋子》，大大走红。一群很年轻很杰出的德国演员，突然出现。还有流行音乐，本来只听美国音乐的我们，也开始注意德国的创作了——

我得走了，因为练球的时间到了。不是我自己踢，每个星期六是我当教练。你不要笑，MM，这群孩子足球员，我从他们四岁开始教，现在他们六岁了，可爱死了，而且训练他们踢球能让我自己放松，忘记功课的压力。跟他们一起使我很快乐，更何况，我觉得我对他们有责任呢。

给你“偷窥”一下我和一个美国朋友昨晚的网上交谈，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意思。路易斯跟我同年，在波士顿读大一。

2004.10.5

路易斯——波士顿时间晚上六点半

安德烈——法兰克福时间凌晨一点半

路：昨晚，一个朋友还在说我们这一代好像很失落，怎么定义自己都不知道。二三十年代是“失落的一代”，四十年代是战争的一代，五十年代是“beatniks”，六十年代是嬉皮，七十年代是“funkies”，八十年代是“punk”（还有嘻哈），九十年代是“rap”，而我们是什么？

安：可是自己本来就不可能给自己下定义啊。我们这一代缺乏叛逆、缺乏冒险，倒是真的。我们大多在舒适、有教养的家庭里长大，没有什么真正的痛苦或艰难，也就没什么真实的挑战……生活太安逸了，使我们找不到需要叛逆、可以冒险的东西——

路：我们怎么看自己——还是媒体在塑造我们怎么看自己？缺叛逆、缺冒险，会不会也是因为主流媒体只会报道不叛逆、不冒险的主流价值？美国媒体都是大财团控制的。

安：但是我们究竟能对什么叛逆或反抗呢？你们美国人可能有对象——你们有个布什总统，欧洲这边没有。

路：可是我们得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啊。不过，没有冲突，就找不到认同。

安：需要身份认同吗？

路：当然。

安：为什么？

路：因为……心理学家是这么说的。

安：我要知道“你”怎么说。

路：我觉得很重要。

安：为什么？

路：譬如说，我认识一个黑白混血儿，她卡在两个种族和文化之间，就很茫然。很多年轻人，为了要有归属感，就加入犯罪团体；即使是个犯罪团体，他也要有归属。

安：很糟的是，这个社会常常强迫你选边。

路：对。安德烈，我问你，做德国人是不是比较累？

安：不久前我去看一场国际足球赛。德国队踢进一球，群众跳起来，又唱又喊，我听见他们混声唱的是，“德国人，站起来！德国人，站起来！”我吓一大跳。其实他们唱的完全是一般比赛时加油的歌，譬如柏林跟法兰克福对决的时候，你可能唱“柏林人，站起来！”因为是国际比赛，所以“柏林人，站起来”自然就变成“德国人，站起来”，可是我当下却觉得，哇，很不习惯，浑身不自在。好奇怪。

路：你马上想到纳粹？

安：正是。

路：你们在学校里教很多纳粹那段历史？

安：从小学就教，教了又教，教了又教。我问你，球赛散后，假如马路上晃过来五十个兴奋的美国人，大喊大唱“美国第一”、“美国万岁”的时候，你会想什么？

路：我会想，哼，典型美国人。不过，英国球迷也会这样。

安：对。如果这样大喊大唱晃过来的——是五十个德国人呢？

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安：如果是五十个德国人在街上大唱“德国第一”、“德国万岁”，会把人给吓死，第二天可以上《纽约时报》了，对吧？

路：明白。

安：你怎么界定自己是“美国人”？

路：这太难答了。我不喜欢美国人。

安：那么你认同什么？

路：我认同我的同代人，和国籍无关。

安：那么有哪些特质使你的这一代人是“美国人”呢？世界第一强国的年轻人，怎么理解他自己，还有他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

路：我其实跟美国文化很疏离。朋友里头关心政治的很少很少。他们说他们反对布什，事实上那样说也只是为了表现自己“酷”。反布什是流行的。年轻人每个都反，除非你是个基督徒或是好战主义者。

安：你是说，年轻人不知道要跟什么价值去认同？

路：美国是强国，强国的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对政治、经济、国际情势一概不知道，反正承受得起，天塌下来有人撑着。我觉得美国青年的悲哀就是这个，我们对世界完全淡漠，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

安：嗯，这恐怕是所有富国的共同特征吧。

读者来信

龙老师：

读安德烈对于认同的描述，我很震惊，原来认同是这么复杂的一件事，像剥洋葱一样，你可以一层一层往里面剥而一直看不到最核心。你说，“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受过‘国家’太多的欺骗，心里有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也使我震动。在香港殖民地长大，我对“国家”有过任何信任吗？

来美国近两年了。这里的人，绝大多数分不清中国大陆人、香港人、台湾人的差别。但是正因为离开了香港，我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香港人的这种身份。一九九七之前，我应该是英国人，但我不觉得自己是英国人；九七之后，我应该是中国人，但我不觉得自己是中国人。最有意思也是最令人迷惑的是，现在的港人对香港的认同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但我们却是个没有“国”的概念的人。

有没有“国”是一件事，你对政策有没有决定权是另一件事。香港人没把这两件事并起来谈，因为，不敢谈。要谈下去，就变成谈“独立”了。

我变了。看见我无法认同的事情在香港发生，我不作声。想对一个可憎的白人说声“干”，我礼貌地不说。我明明看见问题所在，却保持静默——这真的不是原来的我。我讨厌这样的自己。

A. M

第4封信 年轻却不清狂

MM：

信迟了，因为我和朋友们去旅行了三个礼拜。不要抱怨啦，儿子十八岁了还愿意跟你写信，你也应该够满足了，尤其你知道我从小就懒。好，跟你报告一下我的生活内容吧，也免得你老啰唆说我们愈来愈疏离。

可我马上陷入两难：我们去了地中海的马耳他岛和巴塞罗那，但我真的能告诉我妈我们干了什么吗？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十八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德语有个说法：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那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

我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一个十八岁的香港女生问我时间是怎么花的，我读什么书、想什么议题、朋友相聚时讨论什么话题等等。我吓一跳，嘿，她真以为我是个虚矫的知识分子？我当然偶尔会去思考一些严肃的大问题——一个月里有五分钟吧，当我无聊得要死的时候……

好啦，我在夸张啦，但是我要夸张你才会明白十八岁是怎么回事。刚刚我才从咖啡馆回来；我们在咖啡馆里谈得最热烈的大半是身边的小世界、朋友之间发生的芝麻蒜皮。我们当然也辩论政治和社会议题——譬如我今晚就会去看《华氏九一一》，朋友们一定也会各有看法，但是我们的看法都是很肤浅的，而且，每个人说完自己的想法也就够了，不会太认真。

周一到周五每个人都忙：足球、篮球、舞蹈，每个人疯的不一样。德国学制每天下午三点就放学了，下午的时间各管各的。我是个足球狂：一周三个下午踢球，加上一次自己做教练，教六岁的小鬼踢球。每个周末又都有巡回球赛，所以我的生活里足球占了最高比例。功课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其他，就是跟朋友磨混，尤其是周末，我们不是在朋友家里就是在咖啡馆或小酒馆里喝酒聊天，烂醉的时候就用瓶子把酒馆砸个稀烂，或者把随便什么看不顺眼的人揍个鼻青脸肿……

怎么样，又吓到你了吧？（我知道你会真信呢，MM，你真的是“小红帽”，没办法！）好，说正经点，有些事，是十四岁到十六岁的小家伙想尝试的，譬如喝酒（所以，小心看着你的老二菲力普），而我们已经到一个程度，觉得酗酒而醉是难堪之至的事了。我有时候会喝醉，譬如在马耳他，相处九年的好朋友们要各奔西东了，我们就都喝醉了，但是……你要我提非洲纳米比亚的某一晚吗？我认识一个华文作家，在纳米比亚的酒店里喝醉了，醉得当场敲杯子唱歌，还要把餐厅的杯盘碗碟刀叉全部用桌巾卷起来带走……那个人你记得吗？你大醉的那年我才十岁，可是至今难忘呢。

我不是在为饮酒辩护，我是说，欧洲的饮酒文化，可能和亚洲不太一样。你知道饮酒时的碰杯怎么来的吗？中世纪时，如果你要害死一个你恨的人，你就在他喝的啤酒里下毒。很多人是这样被毒死的。所以就开始流行碰杯，厚厚的啤酒杯用力一碰，啤酒花溅到别人杯里，要死就跟对方一起死。同时，一起喝啤酒，碰杯，醉倒，表示你信任坐在你身边的人，渐渐地就变成社会习俗了。讲了这么长的“前言”，其实是想告诉你，MM，对于年轻人饮酒，我觉得做父母的不需要过度紧张。

到马耳他岛是我们的毕业旅行，十个男生，十个女生，一个老师。这个岛其实蛮无聊的，对我们重要的只是朋友的相处，而且，因为朝夕相处而得到不同角度的认识。白天，老师陪着我们看古迹，晚上，他就“下班”了。十八岁的人，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几个下午，我们懒懒地围在游泳池畔，听音乐，喝啤酒，聊天。晚上就到酒馆里晃。老街很窄，挤满了欧洲各国的人。

巴塞罗那比较有意思。我们是五个人，租了一个公寓，一整个星期只要五百欧元，放下行囊就出去逛了。那么多的广场，围绕着广场都是美丽得惊人的建筑，不论古典或是现代的，都那么美，雕塑也是。每天我们都在用脚走路，细细发掘这个城市。我觉得巴塞罗那是我所走过的最美的城市之一，而我走过的城市还真不少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和一个在美国认识的朋友碰面，她是委内瑞拉人，在巴塞罗那读书。她就带着我们走遍了老街老巷。这就是欧洲的美好之处：往任何一个方向飞两个小时，你就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美国就不行了，飞到哪都千城一面。

你呢，MM？在匮乏的年代里成长，你到底有没有“青少年期”？你的父母怎么对你？你的时代怎么看你？十八岁的你，是一个人缘很好的女生？还是一个永远第一名的最让人讨厌的模范生？一个没人理睬的边缘人，还是最自以为是的风纪股长？

2004.10.25

电子邮件

收件人：Andreas

寄件人：Lung Yingtai

主　题：urgent（紧急）

安德烈，请你告诉我，

你信中所说“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

尽速回信。

MM

······

收件人：Lung Yingtai

寄件人：Andreas

主　题： Don’t panic（别紧张）

MM：

能不能拜托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我想从弗洛伊德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人类是由直觉所左右的。“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安

第5封信 对玫瑰花的反抗

安德烈：

读你的信，感觉挺复杂。想起跟你父亲在美国初识的时候，听他谈自己的旅行。十八岁的他，也是和一两个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的朋友，从德国一路hitchhike横过整个欧洲，到土耳其和希腊。那是欧洲的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兴起、嬉皮文化焕发的时代。

他提到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发生车祸后的一团混乱；提到在西班牙设法勾引天主教堂里做弥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钱都没有的状况下，如何到希腊的农家里骗到一顿饭；提到在稻草堆里睡觉，看捷克的夜空里满天沉沉的星斗。

那时我二十三岁，刚从台湾到美国，很震惊为什么欧洲的青年人和台湾的青年人世界那么不一样。他们为什么显得没有任何畏惧，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闯荡？他们为什么满脑子都是玩，懂得玩、热爱玩、拼命玩？他们的父母难道对他们没有要求，要求他们努力读书，出人头地；他们的学校难道对他们没有期待，期待他们回馈社会，报效国家？我们当然也玩，但是所谓玩，是在功课的重压之余，参加“救国团”所设计的有组织的“自强活动”。“救国团”，就是和东德共产党的“青年团”一样的东西，其实是爱国爱党教育的延伸机构。你懂吗？我们的“玩”，叫做“自强”。含意就是，透过“玩”去建立强壮的体魄、强悍的意志，目的是“救国”。我们的“玩”都是为了救国。

“玩”，就是一圈人围起来，唱歌、跳舞，玩大风吹或者躲猫猫，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脚，做集体划一的动作。幼稚园的孩子们做的游戏，大学生一样起劲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们的“玩”后头，教我们从集体行动中寻找安全和快乐。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个人是为了集体而存在的：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

纳粹时期的德国孩子、共产时期的东德孩子，也是这么长大的；朝鲜的孩子也是。台湾不是共产国家。可是，并非只有那类国家才操弄集体主义，法西斯也是。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吗？他们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法西斯的集体意识里过日子的吗？也就是说，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实是相像的，但是一九五○年代的西德在美国的扶持下逐步走向民主，台湾在美国的扶植下，有时差，民主要到八十年代末才出现。一九六八年的欧洲青年向权威挑战，向上一代人丢石头，我的一代人那时还在上爱党爱国教育，玩群体游戏唱“团结团结就是力量”。

我记得一个西柏林教授曾经告诉我，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拒绝在阳台上种父母那一代人喜欢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鹃等等，反而比较愿意去种中国的竹子。玫瑰花象征了中产阶级所有保守的价值观——为集体效力、刻苦向上、奋发图强、按部就班……而遥远的、非本土的竹子，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父母在花园里细心呵护每一朵玫瑰，那时中国的“文革”正如野火焚山一样在遥远的东方狂烧，奔放的激进主义令年轻人着迷。“性、药、摇滚乐”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人做了父母，做了教师，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我的安德烈就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你的“懒散”，你的“拒绝追求第一名”哲学，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凡俗的快乐”的肯定，安德烈，是其来有自的。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玩”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你们的“玩”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

我反对吗？我这“复杂深沉、假里假气”从来没学会“玩”的知识分子要对你道德劝说，拿《蟋蟀和工蚁》的故事来警戒你吗？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考虑过的，安德烈。但我决定不那么做。

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我不反对。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少年清狂”，安德烈，是可以的。

至于“玩”，你知道吗，我觉得不懂得“玩”，确实是一种缺点。怎么说呢？席慕蓉阿姨（记得吗？那个又写诗又画画的蒙古公主）曾经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譬如摸过树的皮、踩过干而脆的落叶，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因为，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

中国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作者，叫沈从文，他的文学魅力，我觉得，来自他小时逃学，到街上看杀猪屠狗、打铁磨刀的小贩，看革命军杀人、农民头颅滚地的人生百态。在街上撒野给予他的成熟和智慧可能远超过课堂里的背诵。

你小的时候，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现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罗那，看建筑，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那么，我是否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儿子将来变成冬天的蟋蟀，一事无成？骗鬼啊？我当然担心。但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性、药、摇滚乐”是少年清狂时的自由概念，一种反叛的手势；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上荆棘。

可是你十八岁了，那么自己为自己负责吧。

2004.11.1

第6封信 一切都是小小的

MM：

我觉得你呀，过度紧张。记得夏天我们在新加坡会合，有一天早上，弟弟还睡着，我一醒来你就挨过来跟我说话，抱怨我“不爱”你啦，玩得太多啦，念书不够认真什么什么的，记得吗？你自己也知道其实你自己有问题——不懂得生活的艺术。就拿我们的通信来说吧。两个礼拜前你就开始“写了没有？”不停地问。老天，我知道今天是截稿日，那么我就今天坐下来写，但是我的写，是一边听音乐、一边和朋友写MSN、一边写信给老妈。我希望“写”的本身是个好玩的、愉快的过程，而不是工作压力。你呢，却足足烦了我两个礼拜。

我想，这是个生活态度的问题。“人生苦短”你总听过吧？

年轻人比你想象的，MM，要复杂得多，我觉得。

让我用音乐来跟你说说看。

譬如，“狂放的”二十年代，jazz和swing流行，所有的人都在跳Charleston。五十年代的代表作是叛逆性极强的摇滚乐，而新的一代等待崛起。然后，来了六十年代，披头士的狂热引领风潮，Flower Power，Woodstock，Hippies and making babies。

接着就越来越复杂了。八十年代分流成poppers跟rockers；Michael Jackson和Madonna的文化意涵远远超过仅仅是一个歌手。九十年代已经有多元混合：rap，techno，boyband pop……然后现在呢？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当你看一眼德国的排行榜前十名的时候，你会很惊异地发现里头有德国pop，美国pop，techno，德国摇滚，美国摇滚，另类音乐，拉丁音乐和salsa……甚至有古典的歌曲。

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对不对？我们的代沟就在这里：我上面所说，没有一句我的同侪听不懂，而且，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需解释。

好，让我解释给你听。MM，从今天排行榜的多元和分众分歧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品味，搞自己的游戏，设定自己的对和错的标准。一切都是小小的、个人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有“伟大”的任何特征。

你看电视里老是在讨论或总结逝去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好像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所有的“伟大”都被“做过”了。看那些节目，你难免觉得，这个社会不知为什么对过去充满怀念，对现在又充满幻灭，往未来看去似乎又无法找到什么新鲜的想象。我们的时代仿佛是个没有标记的时代，连叛逆的题目都找不到。因此我们退到小小的自我。

所以，我其实并不同意你所写的，说我们是六八年代的“后裔”，所以特别叛逆或“清狂”、放荡。你不了解我们，MM。你知道吗，我们其实是很“保守”、很“乖”的一代。你想想，有什么大事能让我们去冲撞，什么重要的议题让我们去反叛呢？我们这一代能做的决定都不过是些生活里的芝麻小事罢了。你说“清狂”，我是挺“懒惰”的没错，但我大部分的同学可是非常“勤奋向上”的喔。很多人早就计划好明年夏天毕业了之后要去哪里实习，有些甚至已经知道将来要读博士了。老师们也很紧张，给我们极大的压力。从现在到明年毕业前，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考试。德国失业率如此之高，年轻人其实战战兢兢，几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他们太知道，没有好的教育就得不到好的工作机会，人生毕竟不是一场没完没了的party。

而我，有多爱玩呢？即使是旅行，够了也就够了。新鲜的地方，新奇的经验，也会让人疲倦。这时你就只想蜷在自己房间里安安静静地看一张光盘，或者和一两个好朋友坐下来喝杯饮料、聊聊天。MM，我不是个兽性发达的叛逆少年，所以请不要下断语“评断”我。

问我，瞭我，但是不要“判”我。真的。

我喜欢这首歌：

我想狂奔一番，在学校里

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

我刚发现　这世上

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

只有谎言

迫使你设法穿越

——John Mayer《没这回事》

2004.11.15

电子邮件

收件人：MM

寄件人：LTD

主题：错字？

您用“清狂”一定有出处。“轻狂”是我们知道的。是否我们有所不懂？每次最爱读的是您的感性理性中西交汇大作。谢谢。

LTD　波士顿

······

收件人：LTD

寄件人：MM

主题：不是错字

谢谢来信。“轻狂”含举止轻佻之意；“清狂”则谓“放荡不羁”。杜甫《壮游》诗：“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文选》，左思《魏都赋》：“仆党清狂。”苏东坡诗“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我相信他想的也是“清狂”非“轻狂”。

MM

收件人：MM

寄件人：YU

主题：想了解

我让女儿读您和安德烈的通信，然后在饭桌上有很多讨论和激辩。谢谢您给了我们母女彼此沟通感情的机会。但我很渴望知道一点安德烈的成长背景以便正确地理解一些文化分歧。譬如，他用什么语言和您说话？用什么文字和您写信？他在哪里长大？他现在在哪里？他是个高三学生吗？太喜欢你们的对话了，带给我好多感动。

YU　上海

······

收件人：YU

寄件人：MM

主题：中文很烂

安德烈在台北出生，八个月大牙没长好就迁到欧洲，在德国长大。他和父亲及朋友交谈用德语，和母亲及母亲的朋友们谈话用汉语，但是我们的通信以英文进行。现在我们分隔两地，他在德国，我住香港。他是个“高四学生”，因为德国高中多一年。

MM

收件人：安德烈

寄件人：V V

主题：酷啊

嗨，安德烈：

我爷爷读了你和你妈的通信，兴奋得要死，强迫我也读。我生下来就以为“服从”是唯一“好玩”的东西，但是在最近一两年里开始挣扎着寻找什么是我真正爱做的事情。你的信让我更接近目标一步。我其实没想到你竟然能把我们青少年“公开的秘密”这样诚实又清楚地掀开。老实告诉你，我早就计划要离家出走，走到谁都找不到我的地方，是啊，“性、药、摇滚”，酷！

V V

······

收件人：V V

寄件人：安德烈

主题：别夸张

嘿，我们也不必太夸张吧？年轻当然好玩，跟朋友旅行，整夜party，甚至喝醉。可是，老兄，你别忘了，这世上任何事都紧跟着一个东西叫“后果”跟“责任”，不能不面对的。别以为那么简单。

但是我完全瞭你的感觉。有时候就是要放开，就是得他妈的顿时解放。

Carpe diem，安德烈

第7封信 有没有时间革命？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使你设法穿越

这歌词，很触动MM。在一个十八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十八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三十四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薄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一九七○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MM，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学联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四十六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

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

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阴冷的影子里。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订？

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已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

有一种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信义完全抛弃……所谓和平，指的是战争；所谓友好，指的是侵略；所谓民主，指的是奴役……这种主义实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为这么少的人所欺骗。可是，光明终可消灭黑暗，信义终可战胜虚伪。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瞭”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问”你，“瞭”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订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瞭”都需要全新的学习，你也要对MM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力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iPo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iPo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我们在厨房里，我在弄午餐给他吃，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

“先不要生气，”我说，“你先去弄清楚学校的规定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如果写的是‘上课’时不许，那么你有道理；如果规定写的是‘在学校范围内不许携带’，那你就没话说了，不是吗？”

他马上翻出了校规，果然，条文写的是“不许在学校范围内”。好啦，没戏唱了。

他服气了，顿了一会儿，又说，“可是这样的规定没道理。”

“可能没道理，”我说，“你也可以去挑战不合理的校规。可是挑战任何成规都要花时间，所以问题在于，你想不想为这一件事花时间去挑战权威？”

他想了一下，摇摇头。小鬼已经知道，搞“革命”是要花时间的。他踢足球的时间都不够。

“可是，”他想着想着，又说，“哪一条条文给他权力把我的东西扣留两周？有白纸黑字吗？而且我常常看见同学听，也没见老师‘取缔’啊。”

没错啊，有了法律之后，还得有“施行细则”或者“奖惩办法”，才能执行。校规本子里却没有这些细则，执行起来就因人而异，他的质疑可是有道理的。

“而且，这个级主任很有威权性格，”他说，“他的口头禅就是——唉呀照我说的做就是了，别跟我啰唆问理由。我觉得他很霸道。MM，你觉得做老师的应该用这样的逻辑跟学生沟通吗？”

“不该。这种思维的老师值得被挑战。”我说。

“你知道，MM，我不是为了那个随身听，而是因为觉得他没有道理。”

“那……”我问，“你是不是要去找他理论呢？”

他思索片刻，说，“让我想想。这个人很固执。”

“他会因为学生和他有矛盾而给坏的分数吗？”

“那倒不会。一般德国老师不太会这样，他们知道打分不可以受偏见影响。”

“那……你会不会因为‘怕’他而不去讨道理呢？”

“不会。”

“那……你希望我去和他沟通吗？”

“那对他不太公平吧。不要，我自己会处理。”

这就是那天在厨房里和菲力普的对话。安德烈，你怎么处理冲突？对于自己不能苟同的人，当他偏偏是掌握你成绩的老师时，你怎么面对？从你上小学起，我就一路思考过这个难题：我希望我的孩子敢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去挑战权威，但是有些权威可能倒过来伤害你，所以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孩子“威武不能屈”而同时又懂得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可能吗？

那天，一面吃炸酱面，一面我是这么告诉十五岁的菲力普的：你将来会碰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属，这人可能是你的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做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艰难地找出一条路来。你要自己找出来。

你呢，安德烈？你小时候，球踢到人家院子里都不太敢去要回来，现在的你，会怎么跟菲力普说？

2004.12.8

又：我去征求菲力普的同意写这个故事，他竟然很正经地说，他要抽稿费的百分之五。这家伙，很“资本主义”了。

第8封信 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MM：

我在前封信里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好像没什么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场电影，想法有点改变。

这个德国片子叫做《好日子过去了》。三个年轻人，觉得社会很不公平，想继续七十年代德国左派“赤军连”的革命精神。只不过，“赤军连”用暴力试图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这三个人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们闯进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东西也不破坏，只是把豪宅里的家具全部换位，然后留下一张纸条，“好日子过去了！”他们“恐吓”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钱也帮不了你们，我们进来了。”

三个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车曾经撞到一个富人的奔驰车，所以欠了一笔修车赔款。有一天夜里，发现他们所闯入的豪宅正巧是这名奔驰车主的家，正巧他们又被这个人撞见、认出了。所以他们不得已只好将这人“绑走”，也就是说他们成了“绑匪”。

躲在阿尔卑斯山的破木屋里，几个人开始交谈。他们发现这名富人竟然也曾经是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青年”，曾经充满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斗志。三个人逐渐反省，觉得他们的“绑架”行为其实不符合他们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绑者回忆起自己的“愤怒”岁月，也表示不会报警，而且债也不要讨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却改变主意，马上报了警。警察循线追到了三人的住处，发现已经搬空，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些人，永远变不了。”

电影的最后是这三个人闯进一个电视台，把频道关闭。他们认为电视是愚民最彻底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于阶级跟贫富差异、社会公义的电影。

我是和老爸一起去看这电影的。老爸开着BMW745的车，我穿着一件Ralph Lauren的白衬衫，我们住的小镇，是全德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镇——那我不正是这电影中的“坏人”吗？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饿死的边缘，我们开豪华的车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还赚不够吃的，而我只是上学，什么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个小王子一样，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电视在操纵、玩弄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但是我继续坐在那里看电视。我也知道，物质满到一个程度，就失去意义，但是我仍旧享受物质的满。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反叛”的东西了呢？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说的，没有什么不公不义值得我们去“革命”，没有什么理想和价值值得我们去行动呢？

我想是有的，还是有的。

好，那我能干什么？电影中三个革命者之一说，他完全看穿了这个虚拟的Matrix（模型）一样的社会体制，而他拒绝与这个虚假的Matrix共存，所以他采取了行动。我呢？我只能看得出这个虚拟的结构的一部分，而且我还能忍受它——或许因为我闭上了眼睛，因为我不愿意看见问题，不愿意看见问题，问题就变得抽象。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对问题视若无睹，假装看不见——如果我能把思想关掉更好。

但是，如果我决定把眼睛打开，看见世界的不公不义，我能怎么做呢？我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说是资讯开放，价值多元，电视、网络、报纸，每天都在影响我，但是，当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你，嘿，你要自己决定，因为这是民主。

前面当我在谈年轻人的自由的时候，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对我来说是“很多”），他们似乎都有同感，就是，这个世界没什么好“反叛”的了。但是这个电影却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那么多不公正存在，怎么可能没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只不过在于你是否愿意看见，是否愿意站起来，行动不行动而已。

最后我就不得不问我自己：那么你是不是要决定“站起来”，去“行动”？

我真的认真地想了这个问题，然后，MM，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的自我发现，你就当它是“忏悔录”吧。

我发现：是，我知道中国大陆的妇女在极不人道的工作环境里，为耐克做苦工，但我不会因而不买耐克的运动鞋。我知道麦当劳为了生产牛肉大面积破坏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们的老板口袋里塞满了钱，但我不会因而不去吃麦当劳。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但我不会因而勉强自己把每一餐饭的每一个盘子舔干净。换句话说，我发现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asshole）。

我是一个“日子过得太好”的年轻人，狠狠打我几个耳光也不为过，但是至少，我清楚看见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至少，我并不以我的生存状态为荣。

现在，MM，我好奇你会怎么说呢？

2004.12.12

第9封信 两种道德

安德烈：

在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力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对这个年轻的老师还有印象，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力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力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

“想想看，菲力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力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力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力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说，我又不是圣人，我只管我记得的、做得到的。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中国大陆有些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和菲力普都会穿着名牌衣服，你们也都知道我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通进云层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驮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快步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

“挑的东西有多重？”

“九十公斤。”他笑笑。

“一天挣多少钱？”

“三十块。”

安德烈，你知道三十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二十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力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Rolls-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力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发达社会中贫富不均第一名的地方，每四个孩子之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穷中。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我也很懦弱，很自私。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蝈蝈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力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上，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力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菲力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对于一个专制暴政的长期抵抗……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譬如说，你思考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时，对于贫穷的道德判断就浮现了。哪一个党的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穷人的处境，哪一个党在捍卫有钱阶级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时是一种你对于贫富不均的态度的呈现。你有没有想过，欧陆国家为什么社会福利占了GDP的45%，而美国却只有30%？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24%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海啸的悲惨震动了世界，国家在比赛谁的捐款多，背后还藏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真正的道德态度，其实流露在平常时。我看见2003年各国外援的排名（以外援金额占该国GNP百分比例计算）：

你看，二十二个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里，十七个是欧洲国家。前十二名全部是欧洲国家。为什么？难道不就因为，这些国家里头的人，对于社会公义，对于“人饥己饥”的责任，对于道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些国家里的人民，准许，或说要求，他们的政府把大量的钱，花在离他们很遥远但是贫病交迫的人们身上。他们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个孤儿带到家中来抚养，就凭一个政治制度和选票已经在进行一种消极的道德行为了。你说不是吗？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混蛋”，安德烈，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但你才十九岁，那个时间会来到，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如何行动，那个时刻会来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不到什么。

2005.1.8

读者来信

龙博士：

刚才在看你和安德烈的对话，说到消极和积极的道德。

他十九岁时在想的东西，是我十七岁时在想的问题。但他比我幸运一些，他虽然觉得这样的东西让你不偷快，但还不至于太厌恶。

但是，我厌恶我自己。

我穿名牌的衣服，我吃麦当劳的全家桶，我外出去各地享受旅游，想到多少人，在忍受饥饿，一辈子都不知道肉味是什么意思，我会厌恶自己。我在我不认同、觉得不对的模式下生活，但我不改变因为我习惯，因为这是我的圏子都认同的生活方式。

我甚至不敢跟别人说我很厌恶自己，我生活得很累，因为他们肯定会说很好玩，很好笑，很幼稚也很愚蠢。

我也这么觉得，但我怎么否定我愚蠢幼稚荒唐的想法。

看你的回信，我还是不太明白……

DM（上海）

亲爱的龙女士：

我是一个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大陆女子。现年二十四岁。一直很喜欢你的文字。

你知道吗，当我结束我在英国五年的生活，回到这个我生活了二十年的地方的时候，我竟然感到不习惯。我不习惯于人们的冷漠，更不习惯于我也要表示出来的冷漠。

当你在路上看到一个衣衫破旧的孩子，你不能停下脚步，给他一块钱，因为他要的更多，甚至，他会因为看到你的钱包而抢了就跑。当你到银行去办事，你一定要紧紧贴着前一个人，就算他在按密码也不可以走开，否则你很有可能在银行一天也办不成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不能说什么，亦不能做什么。我知道逃避不是办法。但当我回来面对了这一切，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

我为这样的想法而难过。我又为这样的环境而流泪。

我生活在一个大城市，尚且如此，那些其他的地方又如何呢？

当我看到南亚海啸的消息，当我看到台湾、日本、美国、欧洲和很多很多地方遭受自然灾害和恐怖袭击的时候，我很心痛。人类的力量竟然是这么的渺小。而我更心痛的，是我的同胞们一句句恶毒诅咒的话语。我总是不明白，仇恨一定活得比善良和同情更长久吗？

我真的难过困惑，我真的不明白。

Helen（天津）

第10封信 烦恼十九

MM：

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坐下来给你写信，但是我有心事。过去两个礼拜，蛮惨的，生活里问题很多。每一个问题，好像都在考验我性格里不同的一个部分。每一个问题性质不一样，所以就需要不同的面对方式，也需要调动我性格里某一种品质，这个品质，我或者有，或者没有，需要开拓才会出现。有些问题需要的是勇气，有些，需要智慧。反正，烦恼多多。

其实，也都不是什么真正严重的事，但是你知道，给生活“加料”的通常都是些芝麻小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有时候，你已经有麻烦了，偏偏还要打破一个玻璃瓶，或者吃早点时把牛奶泼了一身，你只好觉得，太倒霉了。

大的问题，譬如三月就要毕业考啦，大学入学啦，或者是将来的工作，暂且不提，最近出了两个状况，让我很心烦。

第一个，上封信你问我，碰到一个你不赞成的人，而他偏偏掌权，譬如说他是决定你成绩的老师，这种矛盾我怎么处理？现在就发生了。我跟你说过我不欣赏英文老师，因为我觉得他程度不够。我们这一班有一半人都到美国去做过交换学生，我也在美国读过一年，所以，我们的英文水平比一般没去留学的德国学生要高很多，而他好像完全不理会这种差异，还是照他一贯的方法教学，就是要我们听写，或者让我们读一堆无聊的文章。从他那里，我简直学不到任何东西。我甚至于觉得从美国回来以后，我的英文就停止进步了。最让我生气的是，我发现他对英文的文学作品根本没有解析的能力，常常不知所云。英文课就变成我们最不需要动任何脑筋的课。

我是在这个时候决定要“反叛”的。我在他的课上睡觉，而且拒绝交作业。讨论文学作品的时候，我提出他完全无法招架的问题。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他竟然说我在“嗑药”！他去跟我的导师说，我上课没精打采，而且不做作业，一定是因为嗑药。导师就来找我谈话，连同学都以为是真的了。

MM，你说我“反叛权威”对还是不对？现在，我得到什么？他很快就要退休，而我，得到一个烂分数，外送一个“嗑药”的名誉。

我不是不知道反抗权威会有后果，也想过是否闭嘴做他的乖学生，但是最后，我还是用消极“罢课”去抵制他，因为我实在受不了无知的人假装有知识，还要来对你指指点点。我的理性毕竟败给了我的情绪。而现在，他给我这么多麻烦，我的好胜心又被挑起，我想：嘿，我就做给你看，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英文成绩扳回来。这样，他是不是会开始理解我反对他是因为他教学太烂？

这第二个“麻烦”嘛，你大概已经等了十九年，等我来告诉你——没错，女孩子。

两年前，当我很多好朋友都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对女生一点没兴趣。不是我晚熟，而是，我有太多其他的兴趣，譬如足球，而且，我确实不太容易“坠入情网”。但是自从在美国有了一个女朋友以后（哈，没告诉过你——你就当我忘了说吧），我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坠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失恋。有时候我在想，怎么老是被人甩了，搞不好我有问题？（开玩笑的。老妈别紧张。）

上个礼拜，我又失恋了。寒假里，她遇见了一个荷兰男孩，就跟他好了。老天，这个家伙连德语都说不好，他们得用半生不熟的英语沟通。

我很难受，当然我的自尊被伤害了，虽然我的理智告诉我：没关系，你们本来就不很配。更何况，我爱的其实是另一个女孩，她只不过是一个假想的替身。我觉得，我恐怕是一个在感情上不太会“放下”的人。现在的麻烦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

她其实并不清楚我对她的感情，她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受伤的我很想跟她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但是这对她好像不公平，因为，她并没有说爱过我啊。所以，我应该照顾到她的情感，假装若无其事继续我们的“友谊”，还是只管我自己“疗伤”，跟她断掉？

你知道我意思吗？这跟我跟英文老师的冲突看起来没有关联，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我应该诚实地袒露自己的感情，还是隐藏它？对英文老师这个权威，我似乎应该避免坦诚而接受他的权威，因为表露我对他的不满，我会受伤。对这个女孩，我又似乎应该坦诚，否则我们的“友谊”就被放在一个紧绷的钢索上，让谎言和虚假充斥。

面对第一个难题，我需要智慧。面对第二个难题，我需要勇气。然而，我觉得我两个都不够。

你当然会说，唉呀，你需要平衡，既要体贴到别人的感受，又要照顾到自己的立场。可是，多难啊。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有那么多人要“应付”——不，事实上，是在接下来的“一生”中，有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应付”，我觉得自己很笨拙。尤其是碰到感情的时候。

我这些“倾诉”，会不会让你觉得，像是好莱坞的巨星们在抱怨钱太多、太有名，所以生活很“惨”？可是，生命往往就被那微不足道的事情给决定了……

2005.1.14

MM——香港时间凌晨三时

安德烈——德国时间晚上八时

M：安德烈，你知道，母亲对子女的爱是生死不渝的。你告诉我：你嗑药吗？

安：你有病啊。我嗑药，会告诉你吗？

M：你就斩钉截铁地告诉我：YES or NO.

安：NO.

M：好。现在可以继续谈了。

安：受不了你。

M：所有的妈都会这样。

安：一定没看懂我的文章，才会问那样的问题。

M：不要吵架。我问你：需要我跟英文老师打电话吗？

安：不要。我已经处理。放心。

M：好，再问你：信中你谈到感情。考虑过隐私的问题吗？你不介意被刊出？

安：不介意。因为，有没有一个十九岁的人不是在恋爱或失恋？你十九岁时不是吗？我不认为这是“隐私”，我觉得这是年轻人的普遍经验，有什么好隐藏的。

第11封信 阳光照亮你的路

安德烈：

如果有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弹弓，站在高处，对着你。你要反击，是站在那低处呢，还是先站到高处再说？

你会说，不对，MM，照你这个逻辑，人民也不要抵抗暴政了，因为极权统治的特征就是，政府占据制高点，人民在低处，在“弹弓”下讨生活，他们永远不可能抢到高处。而且，跟极权合作的人，还可以振振有词说，我这是在“迂回作战”，想办法站到高处去，再为人民说话。在民主体制里，也有人选择跟着腐败的权力走，还振振有词说，进入体制，站到高处，可以影响当权者，造福社会。可是还没造福社会，个人已经先享尽了权力的好处。

你的反驳我将无法回应。安德烈，这个世界里，见风转舵的投机者绝对是大多数。所以你说的“勇气”和“智慧”，永远是稀有的品质。更何况，“暴虎冯河”的勇气和“谋定而后动”的勇气，有时候很难辨别。投机和智慧，看起来也很貌似。真假勇气和智慧的细微差别，在《左传》（记录了公元前七二二到前四六八年的中国历史）和《战国策》（记录了公元前四六○到前二二○年的中国历史）里很多，希望有一天你能读到。

你们在学校里读过柏拉图。我发现，柏拉图所记录的苏格拉底的思辩，和《左传》的风格很像。苏格拉底的朋友克瑞多到监狱去试图说服他逃狱时，苏格拉底却和他进行一场道德辩论：

苏：……是否应坚信，不管多数人怎么想，不管后果如何，不正义就是不正义？

克：是。

苏：所以我们不能做不义之事？

克：不能。

苏：也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以暴治暴？

克：不能。

苏：……也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了我们，我们都不能报复，从而去伤害别人。但是克瑞多，你要仔细想想，因为这种想法从来就不是多数人的想法。信不信服这种想法的人分歧严重，彼此完全无法沟通。

自己和“多数人”格格不入时，是坚持还是妥协？个人被权力打击时，是反抗还是接受？为何接受又为何反抗？如何接受又如何反抗？苏格拉底依靠的是一个理性的逻辑。《左传》里也常有理性和权力的两种逻辑的冲突。

所以，安德烈，你不是唯一一个必须思考怎么去“应付”那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少年；人际关系，其实往往是一种权力关系，从老子、孔子到苏格拉底都曾经思索这个问题。你的英文老师对你所造成的难题，只是一个小小的训练吧。譬如说，在你决定上课睡觉、不写作业之前，你是否思考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你是否思考过，用什么语言可能可以和他沟通？又或者，什么形式的“反叛”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或者灾难？你是“谋定而后动”或是“暴虎冯河”？你想要达到什么？你的逻辑是什么？

两星期前，我买了两棵一般大小的水仙球根，一棵放在玻璃窗边，一棵放在餐桌上，用清水供着。今天，窗边那棵还像一盆青葱，桌上的那棵，屋内稍暖，却已经开出了香气迷迷的花朵。

你愿意和我谈感情的事，我觉得“受宠若惊”。是的，我等了十九年，等你告诉我：MM，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女孩。上一次你和我谈“爱情”，是你十三岁那一年：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日，午夜手记

安德烈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舞会，刚刚接他回家。在暗暗的车里，觉得他仿佛若有所思，欲言又止。边开车，边跟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慢慢儿地，得知今晚班上的几个女孩子也在。

“那——音乐很吵了？”

“不吵，”他说，“是那种静静的音乐。”

“喔……”我思索，“那么是跳慢舞了？”

“对。”

又开了一段夜路；这段路上，两旁全是麦田，麦田边满满是野生的罂粟花，在苹果树下，开得火红。我开得很慢，秋夜的空气里，流荡着酸酸的苹果香。

半晌不说话的人突然说，“马力爱上我们班一个女生，今天晚上他跟她说了。”

“怎么说的？”

“灯光暗下来的时候，他和她跳舞的时候说的。”

他转过身来对着我，认真地说，“妈妈，你难道不知道吗？爱的时候，不说也看得出来。”

“喔……”我被他的话吓了一跳，但是故作镇定。

到家门口，我熄了车灯。在黑暗中，我们都坐着，不动。然后我说，“安，你也爱上了什么人吗？”

他摇头。

“如果发生了，你——会告诉我吗？”

他说，“会吧……”声音很轻，“大概会吧。”

今晚，我想，就是这样一个寻常的秋夜，十三岁的男孩心里发生了什么，他自己也许不太明白。一种飘忽的情愫？一点秘密的、忽然来袭的、捉摸不定的、甜美的感觉？

平常竭尽所能拖延上床的他，早早和我说了晚安，关了房门。

你记得那个晚上吗，安德烈？

我一点也不觉得你的烦恼是“好莱坞明星”的“无病呻吟”。事实上，接到你的信，我一整天都在一种牵挂的情绪中。你说，使人生平添烦恼的往往是一些芝麻小事，你把失恋和打翻牛奶弄湿了衣服相提并论，安德烈，你自我嘲讽的本领令我惊异，但是，不要假装“酷”吧。任何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爱情受到挫折都是很“伤”的事，更何况是一个十九岁的人。如果你容许我坦诚的话，我觉得你此刻一定在一个极端苦恼，或说“痛苦”的情绪里。而毕业大考就在眼前。我牵挂，因为我知道我无法给你任何安慰，在这种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的德国少年是否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和你一样，在法兰克福成长，他的故居我也带你去过。二十三岁的歌德爱上了一个已经订婚的少女，带给他极深的痛苦。痛苦转化为文字艺术，他的痛苦得到升华，可是很多其他的年轻人，紧紧抱着他的书，穿上“维特式”的衣服，纷纷去自杀了。安德烈，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歌德曾经这样描写少年：“向天空他追求最美的星辰/向地上他向往所有的欲望”。十九岁，我觉得，正是天上星辰和地上欲望交织、甜美和痛苦混乱重叠的时候。你的手足无措，亲爱的，我们都经验过。

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呢？

歌德在维兹拉小城第一次见到夏绿蒂，一个清纯静美的女孩，一身飘飘的白衣白裙，胸前别着粉红色的蝴蝶结，令他倾倒。为了取悦于夏绿蒂，他驾马车走了十公里的路，去给夏绿蒂生病的女友送一个橘子。爱而不能爱，或者爱而得不到爱，少年歌德的痛苦，你现在是否更有体会了呢？可是我想说的是，传说四十年后，文名满天下的歌德在魏玛见到了夏绿蒂，她已经变成一个身材粗壮而形容憔悴的老妇。而在此之前，歌德不断地恋爱，不断地失恋，不断地创作。二十三岁初恋时那当下的痛苦，若把人生的镜头拉长来看，就不那么绝对了。

你是否也能想象：在你遇到自己将来终身的伴侣之前，你恐怕要恋爱十次，受伤二十次？所以每一次的受伤，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受一次伤，就在人生的课表上打一个勾，面对下一堂课。歌德所做的，大概除了打勾之外，还坐下来写心得报告——所有的作品，难道不是他人生的作业？从少年期的《维特之烦恼》到老年期的《浮士德》，安德烈，你有没有想过，都是他痛苦的沉思，沉思的倾诉？

你应该跟这个你喜欢的女孩子坦白或者遮掩自己的感情？我大概不必告诉你，想必你亦不期待我告诉你。我愿意和你分享的是我自己的“心得报告”，那就是，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可是，我不能不意识到，我的任何话，一定都是废话。因为，清纯静美，白衣白裙别上一朵粉红的蝴蝶结——谁抵挡得住“美”的袭击？对美的迷恋可以打败任何智者自以为是的心得报告。我只能让你跌倒，看着你跌倒，只能希望你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希望阳光照过来，照亮你藏着忧伤的心，照亮你眼前看不见尽头的路。

2005.2.8

第12封信 让豪宅里起战争

MM：

这个月实在没什么值得谈的，每天都在准备毕业会考，虽然足球还是照踢。也因为每天都在拼命读书，所以礼拜五发生的事情就更稀奇了。那天中午，整个十到十三年级的班都被叫到会议厅去集合。我到了会议厅，看见校长已经拿着麦克风站在前面。我们都很惊讶，一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才会有这样的阵仗。你也知道，德国学校一般是没有集会的，什么朝会、周会、升旗降旗、开学或结业什么的，都没有。

大家坐定了以后，校长就开始解释：我们高中部的一个学生会干部——就叫他约翰吧——被几个陌生人围殴而受伤，我们学校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呼吁所有的同学团结一致，谴责暴力，并且给被打伤的同学精神支持。

好了，大家都很震动啊。但是紧接着“流言”就开始了，而且“流言”还得到证实：打约翰的是本校学生，但所谓“围殴”，其实是一小撮人围着他理论，然后打了他一个耳光，只是这样。

学校召集我们，想培养一个团结互爱的气氛，但是真相一出来，很多人，包括我，都觉得超级反感。搞什么呀，我们是毕业班的学生，正在上一堂重点课，中断讲课，就为一个学生被人打了一个巴掌？

MM可能会觉得，嘿，安德烈，你怎么这么不讲道义，缺同情心，你应该支持那个被打的学生啊。

我只能告诉你，MM，我在这所中学九年了，这件事在我和我的朋友心目中，是个笑话。克伦堡中学是一个典型的富裕的郊区中学，平常安安静静的，但是我也不是没见过学生拿着小刀追赶，也不是没见过学生抓着球棒打混架，学校当局也知道，但是从来没管过。怎么这一回，突然这么“积极”啊？

看我能不能跟你说清楚。德国中学分成三股，你知道的，“主干中学”（五年级到九年级），是最基本的国民基础教育，学生毕业之后通常只能开卡车、收垃圾、做码头工人等等，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实业中学”（五年级到十年级），主要是职业教育，培养各种工匠技师，从面包师、木匠锁匠到办公室小职员，都是这里出来的；然后是“完全中学”（Gymnasium，五年级到十三年级），等于是大学的先修班，培养将来的精英。我们的学校是综合中学，三股都在一个校园里。

我所看见的打架，基本上都发生在“主干中学”的班里，这些学生很多来自低薪家庭，多半是新移民——来自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有很多适应的困难，所以，很多学生也来自问题家庭。好，你现在明白我的反感了吧？为什么“主干”那些学生被刀子追杀的时候，你不在乎，“完全中学”的学生被打了一个耳光，你就突然这么紧张，这么郑重？

年轻人起冲突是常有的事，但我还真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正经八百告到学校去。我不敢说我懂“江湖”，但是我相信我知道怎么跟“那些人”打交道，甚至交朋友。“那些人”并不都是流氓。事实上，穆斯林是不喝酒、不嗑药的。他们只是跟中产阶级德国人有很不一样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什么叫“尊敬”或者“荣誉”。他们可能表现出比较强的攻击性，但主要的问题在于，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认同。

我认识这个被打的约翰，家里很有钱，是那种很幼稚、胆小怕事的人，观念完全是有钱的中产阶级极端保守的价值观。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是那种绝不会晚上溜出去会朋友，而且动不动就“我妈妈说”的年轻人，活在一个“白面包”世界里，根本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但是后来的发展才真叫我火大。学校网页上有个学生论坛，很多同学上网讨论这个“约翰事件”。有一个“安妮”女生这样写：

我们学校越来越沉沦、越低级了，变成一个暴徒、无产阶级、白痴横行的地方。如果再这样下去，我认为我们学校将来收学生时，应该要先看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会阶级，再决定他够不够资格进来。我真的无法以学校为荣了，“那种”学生越来越多……

不可思议的荒谬，MM，我并不赞成暴力行为，我承认绝大部分的打架都发生在“主干中学”，我也承认大部分的“主干中学”学生来自所谓“下层社会”，而“下层社会”问题真的很多，但是我无法接受学校把这些学生拿来做问题的scapegoat，代罪羔羊。我更没法忍受这种典型的私立学校精英思维，势利，傲慢，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自己“出身”好，国家就是他的。

你知道我在网上怎么回应那个“安妮”吗？我只写了一句话：

让木屋里有和平，让豪宅里起战争！

2005.2.20

安德烈——德国时间下午五点

MM——香港时间午夜十二点

M：最后一句话出自哪里？

安：Georg B ü chner，一八三三年。他用法国大革命的标语来鼓动德国农民起来反抗贵族。

M：为何引用这句话？

安：我的意思是，德国在十九世纪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是以这种平等理念作基础的，“安妮”这种人不知他们离这理念有多远。

M：在你的同学里，想法和你比较相近的是少数还是多数？

安：你是说，不赞成这种阶级意识？

M：对。

安：多数。

M：Büchner是个天才；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岁。

安：哇，老妈——你也知道他？他十七八岁写的书，对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发生很大影响。

M：MM还知道，一八三三年法兰克福的大学生起来革命，占据了军营，把枪支和弹药交给农民，要农民起义，但是农民不理会，所以革命失败了。安，如果把你放在左倾—右倾的光谱上，你觉得自己是偏左还是偏右？

安：中间。有些议题左，有些议题右。其实，我不够懂，不敢谈。在欧洲这还是个每天被讨论的题目。我问你一个问题。

M：什么？

安：我在准备考试，没时间看新闻，但是瞥见德国电视里好像有关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报道——这几天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发生什么事啊？

M：中国共产党在开年会，要通过一个法叫《反分裂法》……

安：连这个都要“于法有据”呀……好，我要走了。

M：对不起，你妈能不能问你要去哪里，做什么？

安：踢球啦。

第13封信 向左走，向右走

安德烈：

很久没回台北了。昨天回来，就专心地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新闻。那一个多小时之中，四五个新闻频道转来转去播报的都是一样的新闻内容，我综合给你听：

1． 天气很冷，从来不下雪的地方也下雪了。人们成群结队地上山去看雪。但是因为不熟悉雪所以衣服穿得太薄，于是山村里的小诊所就挤满了感冒的病患。有四十六个人因为天冷而病发死亡。

2． 半夜里地震，强度五点九。（是，确实摇得厉害，我也被摇醒了。）电视报道很长，镜头有：一、超市里的东西掉下来了。二、狗啊，鹿啊，牛啊，老鼠啊，都有预感似的好像很不安。三、有人有特异功能，预测了地震会来，但是预测日期错了。四、医院里护士被地震吓得哭了。五、有人抱着棉被逃出房子，带着肥猪扑满（储蓄罐）。

3． 有个小偷在偷东西，刚好碰上地震，摔了下来，被逮个正着。小偷偷不到东西是“歹运”象征，所以他手里还抓着一条女人的内裤。

4． 天气冷，人们洗热水澡，七个人被一氧化碳毒死了。镜头：尸体被抬出来。

5．宾馆里发现两具尸体。

6．一辆汽车冲进菜市场，撞伤了十来个人。

7．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被她的祖母放在猪圈里养了两年。

8． 一个“立法委员”结婚，几个政治人物去吃饭，谁和谁坐在一起，有没有和彼此讲话。

9． 街上有游行示威，反对制订《反分裂法》。镜头：老人晕倒，小孩啼哭，绑了蝴蝶结的可爱小狗儿们扑来扑去。

10．媒体采访北京的“两会”，记者们跑步进入会场，摔倒了。

11．灯节的灯熄了。

好了，这就是二○○五年三月六日台湾的新闻内容。北京的“两会”气氛究竟怎么样？香港的“特首”下台、政制改变的事有何发展？国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一件也没听见。只好上网，然后才知道：

叙利亚提议要逐步从黎巴嫩撤兵；伊朗声言要继续发展核武；好不容易被抢救释放，却又被美军枪击的意大利女记者认为美军是蓄意射杀；联合国发表新的报告，估计二○二五年非洲可能有八千九百万艾滋病患者；北刚果的部落屠杀进行中；摩尔多瓦今天国会大选，但是反对派指控现任总统垄断媒体，做“置入性行销”，而且用警察对付反对党，是最独裁的民主……

有一个消息，使我眼睛一亮：南美洲的乌拉圭新总统巴斯克斯宣誓就职。

这有什么稀奇，你说？

是蛮稀奇的，安德烈。这个新总统是个社会主义者。在乌拉圭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左派当政。而主持宣誓的国会议长，穆吉卡，在六十年代竟是Tupamaro游击队反抗运动的创始人。为了消灭他的游击队，一九七二年乌拉圭政府开始让军人掌政，固然消灭了游击队，也为乌拉圭带来十三年的军事独裁，被杀害被凌虐或失踪的人不计其数。穆吉卡也是曾在监狱里被凌虐的反叛分子。

我读到这类的消息，感触是比较深的，安德烈。你是否看见两个现象：在乌拉圭，恐怖的军事独裁结束二十年后，革命家和叛乱者变成了执政者。在本来属于苏联集团的摩尔多瓦，一党专政走向了民主选举。时代，似乎真是进步了，不是吗？

可是你发现，摩尔多瓦的掌权者事实上仍是共产党，只不过，这个共产党是透过民主的选举形式产生出来的。在形式的后面，有媒体的操弄、权力的恐吓、资源的独占垄断，一切以民主合法的“形式”进行。至于乌拉圭，革命家、改革家、理想主义者一旦掌权，会变出什么面目？从台湾的经验来说，我还真没信心。在台湾看到太多堕落的英雄、虚假的民主斗士，轻易让权力腐蚀、人格破产的改革者和革命家。

巴斯克斯是个左派——你说“左”是什么意思？

法国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实在不小。法国大革命不只给了欧洲革命的营养，也给了我们“左”和“右”的概念。你们初中课程里就有政治学，一定知道这“左”和“右”的语词来源。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国会里，支持王权和贵族的人坐在右边，主张改革的坐在左边。调皮的法国人随便坐坐，就影响了全世界到今天。好玩的是，当初坐在左边的法国人，事实上大多是资产阶级，反对的是王权和贵族，支持的是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正是今天的某些“左”派所视为毒蛇猛兽的东西。

柏林有个新的左派杂志在今年二月出版了，杂志就叫《反柏林》——我刚把网页传给菲力普看——他刚放学进门。我想象，如果在北京出个杂志叫《反北京》或《反中国》？在台北出个杂志叫《反台湾》？在香港出版《反香港》？可能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反柏林》杂志和许多左派刊物一样，对许多议题进行大批判，号召读者各地串联，参与示威：三月十九日，请大家到布鲁塞尔聚集示威游行，欧盟高峰会议在那里举行；五月八日是欧战结束六十周年，请大家到柏林聚集，反制右派分子的游行；七月，请大家赶到苏格兰，八个工业国高峰会议将在那里举行……

左派号召群众在五月八日到柏林去纪念欧战结束六十年，有几条蛮动人的标语：

苏联抵抗纳粹的战线有两千公里长，牺牲了两千万人的生命——我们感谢苏联红军的英勇。

我们感谢所有的地下抵抗者。

我们哀悼所有法西斯和战争的被害者。

我们要求所有被纳粹强征的劳工得到赔偿。

这其实不再是“左派”理念，它已经成为德国的主流观点。在日本，对比就很尖锐了。也是“终战”六十周年，曾经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觉得还没得到正义的补偿。日本的“左眼”，不够强。

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你知道吗？我们说的“左”，在他们是“右”，他们说“右”，其实接近我们的“左”；应该是最“左”的共产主义，今天最“右”。所以，跟中国大陆人说话，你要特别注意语汇的“鱼目混珠”。

（菲力普看完了《反柏林》，长长的腿晃过来说，“哇，受不了！这么左的杂志。”我就问他，“那你是什么？”他说，“中间。因为极左跟极右，像站在一个圆圈上，看起来像是往两个相反方向走，其实最后会碰头，一样恐怖啦。”）

你对“安妮”的阶级意识和精英思维反感，大概有资格被归到“左”的光谱里去。我随便在辞典里找出一条对“左”的定义，就是：主张平等，强调社会公义，譬如工人权益或者工会权利；比较关切穷人和弱势的处境，反对民族主义，反对阶级和威权，与传统文化保持距离，对特权和资产阶级充满怀疑。“左”派倾向用“进步”来描绘自己。

如果在一条直线上，你一定要我“选边站”——站在中间“偏左”还是“偏右”的位置，我万不得已会选择“左”。说“万不得已”是因为，老天，如果说我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二十世纪教了我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过权力测试而自我信心满满、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可靠的。从大陆到眼前台湾政坛上的得意混混，哎，太多了。

我曾经跟德国有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爱丽斯·施瓦茨谈到这个题目，我说，台湾那么多“得意混混”，是因为我们的民主太年轻，还在幼稚阶段。她大大不同意，说，德国的民主有五十年了，不算幼稚了，但是“混混”更多，包括现任总理施罗德。

好啦，最最亲爱的，我究竟想跟你说什么呢？

我实在以你有正义感和是非的判断力为荣耀，但是我也愿你看清理想主义的本质——它是珍贵的，可也是脆弱的，容易腐蚀腐败的。很多人的正义感、同情心、改革热情或革命冲动往往来自一种浪漫情怀，但是浪漫情怀从来就不是冷酷现实的对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层轻雾的假的美丽和朦胧。我自然希望你的理想主义比浪漫情怀要深刻些。

我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这些，更不知十九岁的你会怎么看待我说的话，但是我想念你，孩子，在这个台北的清晨三点，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脉脉的灯火，在寒夜里细微地闪烁。然而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你的

2005.3.9

第14封信 秘密的、私己的美学

MM：

音乐，已经成为我呼吸的一部分。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电脑打开，让里面的音乐流出。在音乐声里穿好衣服。吃早点，打开厨房的收音机。走路上下学的一路上，我的MP3音量跟着我走。我可以一整天留在房间里整理我的音乐存档，同时听几首不同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在音乐里流连。不管在厨房、在浴室、在书房，任何时候，我活在音乐里。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进入了音乐的世界？小时候，从来没喜欢过你和爸爸听的古典音乐，更不喜欢你有时候放的欧洲歌曲，法国的《香颂》或者德国的民歌对我，都是俗气的Kitsch。记得有一两次你和朋友们放了六十年代的摇滚乐，甚至在客厅里跳舞。但是，我发现你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听”音乐。

不过你们还是影响了我对“歌曲”的喜爱。我喜欢旋律优美的音乐，崇拜爵士乐。十几岁的时候，曾经对Hip Hop“嘻哈”音乐狂热，随之深入了美国的黑人文化。听“嘻哈”的时候，我一般不听大家都在听的热门歌曲，而是寻找一般人不知道的冷门曲子。一旦发现一首有意思的曲子，而且是朋友里没人听说过的，那真是如获至宝。拿这曲子和同样有兴趣的朋友共享，大伙一起听，然后会有无穷无尽的讨论，讨论歌词里最深刻的隐喻和最奇怪的思想观念，那真是不可言传的独特经验——我不能跟你解释，因为那种经验是只为那一个时刻和气氛而存在的，就如同那些歌曲本身，不可言传而独特。

对我而言，一支歌曲好不好有三个要素：气氛，歌词，音乐，但不一定要三个元素同时并存，往往一个元素就行。一支歌，如果能散发出最好的气氛，不一定需要最好的歌词，因为气氛本身能使人愉快或是悲伤。歌词写得好，能让你会心微笑或者沉入忧郁。音乐好，歌就缠住了你的脑袋，不管它的词多笨或者气氛不怎样。

最怕的是，一首好歌变成流行曲时，它就真的完了。不管那首歌的歌词有多么深刻，旋律有多么好听，当每一个人都在唱它，每一个酒馆里喝得烂醉的人一边看足球赛一边都在哼它，这支歌就被“谋杀”了。再好的歌，听得太多，就自动变成Kitsch！所以我绝不“滥”听歌。有时候，我会放三十首歌，一支一支听，心里其实一直等，等着那一首歌出现。终于等到的时候，那个美感值更高。

在一个周日的早上懒洋洋地醒来，看见外面纯净深蓝的天空，可以听一支深爱的歌——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呢？

然而当我对一首歌开始感觉厌的时候，我就紧张了：老天，我需要一首新歌。这就是一个新的探索旅程的开始。你开始寻找：一段广告音乐，音乐课里一段偶然听到的旋律，在别人的派对上突然飘过来的一支歌，MTV里的片段……我寻寻觅觅。最有用的地方，当然是网络。

我知道音乐厂商都被网络的下载作用吓坏了，可是，MM，我有不同的看法。厂商这么多年来“滥造”了那么多的廉价歌手，粗制了那么大量俗烂的音乐，赚饱了钱，现在总算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听音乐的人已经发现：俗烂的音乐从网络下载就好，听完就丢；只有真正好的艺术家、真正好的音乐碟片，才值得你掏钱去买。

在这样的逻辑下，那些烂音乐逐渐被淘汰，留下好的艺术——这难道不是正面的发展吗？“网络音乐革命”革掉的是坏的音乐，严肃的艺术家反而有了活路，找到了知音。在德国就是这样，突然冒出来很多极为深刻的创作者，取代了那些被厂商操作制造出来的假偶像。

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回复我这封信，因为你不是乐迷。但是，MM，你“迷”什么呢？你的写作，或者文学，所带给你的，是不是和音乐所带给我的一样，一种独特的、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窥探的一种秘密的、私己的美学经验？

2005.3.31

安德烈——德国时间晚上九点半

MM——香港时间清晨三点半

M：菲力普让我看了些“嘻哈”的歌词，很多有强烈的政治、社会批判意识。我吓一跳：十五岁的青少年怎么会欣赏这种社会批判的歌？

安：譬如什么？

M：譬如这一首——“我在贫民窟里长大看不尽的杀戮其实就是个毒贩集合所我的成功，却是因为它适者生存，每天活着就是挑战我以为我是个骄傲的美国人一碰到种族问题，发现自己是外国人……”

安：这种并不是现在流行的“嘻哈”，现在流行的“嘻哈”是这样的——“钱、钱、钱，哗啦啦进了我的扑满世界奈我何，抓了奶罩，玩‘三匹’世界奈我何，吸口胶，打个屁世界奈我何，犯个法，飙个车……”

M：哇，虚无主义！

安：你要看更糟的吗？还有这种——“射水到洞里，射水到洞里，射水到洞里……”

M：哇，好脏！

安：“玩伴们，挺起你们的家伙……”

M：哇，雄性沙文主义！

安：还有——“我要把你搞到死，搞到死，搞到死……”

M：兽性沙文主义！

安：对啊！流行的“嘻哈”歌曲充满对女性的性暴虐，可是竟然还有女歌手也唱同样的调调。我觉得蛮奇怪的。

M：安，女人并不一定就有女性意识，男人不一定不是女权主义者。差别在头脑，不在性器官。

安：我知。热门排行榜上的歌，大概就是这个程度的——我带你到糖果店，我要“××”你，被“条子”逮了，贫民窟生活……

M：那有什么稀奇？当年的乡村歌曲不也是这些？“我爸是个酒鬼，我妈是个婊子，我十三岁就被强奸”什么的……

安：对，不过“嘻哈”更直接，更粗暴。

M：明白了。虚无主义＋雄性沙文主义＋拜金主义＋性滥交＋粗话脏话＝酷，美国黑人又in，所以青少年就喜欢了？

安：差不多。可是原来的“嘻哈”是很美、很有深度的。你看这一首——

“圣诞节妈妈给了你生平第一辆单车

好像第一次打赢一场架

好像你的球队得了第一名

狂喜在大雨中拥抱

好像看见一颗流星闪过

原来努力了

梦真的可以出现”

M：嗯，是现代诗嘛。我要走了——

安：慢点，还没完——

“聋子听见了听见他情人的声音

瞎子看见了看见第一次的日出

哑巴说话了他清晰无比……

写一首曲子传唱一千年”

M：这是现代诗，缀在音乐里。

安：对。好的“嘻哈”就是诗。但是好的少，烂的多。

M：金块和泥沙总是混在一起的。这也是流行文化的特征啊。

安：什么意思？

M：流行文化经过时间的筛子，泥沙被淘汰，金块被留下，留下的就被叫做经典或古典……

第15封信 菩提本非树

亲爱的安德烈：

你知道吗？我这一代人的音乐启蒙是欧美歌曲。小时候最爱唱的一首《忆儿时》：“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或者大家都会唱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李叔同的歌词恬淡典雅，像宋词，所以我一直以为是中国的古典音乐，长大之后才知道曲子都是从美国或德国的歌曲改编的。

德国艺术歌曲在小学音乐课里教得特别多：《罗蕾莱》，《菩提树》，《野玫瑰》，《鳟鱼》……舒伯特的《冬之旅》里许多歌是我们从小就学唱的。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我后来到了德国，发现德国的孩子竟然不听不唱这些歌，我有多么惊讶。好像你到中国，发现中国孩子不读《论语》一样。

《菩提树》这首歌是很多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因为舒伯特的音乐哀愁，因为穆勒的歌词美丽，可能也因为，菩提树在我们的心目中，牵动了许多与智慧、觉悟、更高层次灵魂的追求有关的联想。

菩提树，桑科，学名叫Ficus religiosa，属名Ficus就是榕树属（又称无花果树属），而种名religiosa说明了这是“信仰”树。三千多年前，释迦牟尼在中印度的摩揭陀国伽耶城南的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因此这个在印度原有“吉祥树”之称的毕钵罗树，就被称为Bodhi-druma，菩提树，“觉智”之树。而后阿育王的女儿带了一根菩提树的枝条，到了斯里兰卡古都的大眉伽林（Mahamegha），深深种下，到今天，那棵树仍旧枝叶葳蕤。而中国也在南朝时，也就是一千五百多年前，引进了菩提树，种在广州。我在今年一月到了广州光孝寺，去看六祖慧能剃度的那株菩提树，心中仍然万分的震动。你不知道慧能，我只能比喻，就仿佛你看见马丁·路德手植的一棵树吧。

然后我发现，你们根本不唱舒伯特的歌。是的，音乐老师教你们欣赏歌剧，聆听贝多芬的交响乐，分析舒伯特的《鳟鱼》，但是我们在学校音乐课里被当作“经典”和“古典”歌曲教唱的德国艺术歌曲，竟然在德国的音乐课里不算什么，我太讶异了。

“这种歌，”菲力普说，“跟时代脱节了吧！”

我有点被冒犯的感觉。曾经感动了多少“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歌，被他说“脱节”；这种歌怎么会“脱节”？我怒怒地瞪了他一眼。

舒伯特这首歌的德文名称是Der Lindenbaum，中文和日文都被翻译做《菩提树》，于是当我到了东柏林那条有名的大街，Unter den Linden，以为夹道的应该就是“菩提树”了，但是那立在道旁的，却完全不是菩提树，而是一种我在台湾不曾见过的树。这究竟是什么树呢？它既不是菩提，为什么被译成“菩提”而被几代人传唱呢？

我花了好多时间搜索资料，查出来Linden可能叫做“椴树”，但我没见过椴树。打听之后，朋友说北京有我描述的这个树，于是，我搜集了Linden树的叶片、花、果实，带到北京去一一比对。总算确认了，是的，舒伯特《冬之旅》中的这首曲子，应该翻译做《椴树》。

椴树，学名是Tiliaceae，属椴树科。花特别香，做出来的蜜，特别醇。椴树密布于中国东北。欧洲的椴树，是外来的，但是年代久远了，椴树成为中欧人心目中甜蜜的家乡之树。你知道吗，安德烈，从前，德国人还会在孩子初生的时候，在自己花园里植下一株椴树，相信椴树长好长坏就预测了孩子未来的命运。日耳曼人把椴树看做“和平”的象征，它的守护神就是女神芙瑞雅，生命和爱情之神。

追究到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有水井之处必有椴树，椴树对一个德国人而言，勾起的联想是温馨甜美的家园、和平静谧的生活、温暖的爱情和亲情。因此歌词是：

井旁边　大门前面

有一棵　椴树

我曾在树荫底下

做过甜梦无数……

舒伯特的漂泊旅人，忧苦思念的是他村子里的水井、椴树和椴树的清香所深藏的静谧与深情。

安德烈，我被这个发现震住了。因为，“菩提树”所蕴涵的意义和联想，很不一样啊。菩提树是追求超越，出世的，椴树是眷恋红尘，入世的。

至今我不知那翻译的人，是因为不认得椴树而译错，一错就错了将近一个世纪；还是因为，他其实知道，而决定以一个美学的理由故意误译。如果这首歌译成《椴树》，它或许不会被我们传唱一百年，因为“椴树”，一种从未见过、无从想象的树，在我们心中不能激起任何联想。而菩提树，却充满意义和远思。

最符合椴树的乡土村里意象的，对我们生长在亚热带的人而言，可能是榕树，但是，对黑龙江满植椴树的地方，这首歌或许就该叫《椴树》呢。

回到你的“嘻哈”音乐，亲爱的，我想可能也有一种所谓“文化的创意误解”这种东西。美国黑人所编的词，一跨海到欧洲，欧洲人所接收的意义就变了质。所以低俗粗暴的可能被当作“酷”，而在欧洲你认为是Kitsch的，可能被别的文化圈里的人所拥抱。音乐的“文本”，也是一个活的东西，在不同的时空和历史情境里，它可以像一条变色龙，我觉得不必太认真。

我的“秘密的、私己的美学经验”是什么？亲爱的，大概就是去找出椴树和菩提树的差别吧。

深爱你的

2005.4.30

第16封信 藏在心中的小镇

MM：

我毕业了。

此刻，我正坐在阳台上。傍晚的阳光穿过树林，把长长的树影洒在地面上。刚下过一阵雨，到处还是湿的。我点起一根烟，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看天空很蓝。烟，一圈圈缓缓缭绕，消失，我开始想那过去的日子。

是不是所有毕业的人都会感到一种慢温温的留恋和不舍？我要离开了，离开这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小镇——我的“家”。我开始想，我的“家”，又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不是父母（MM别生气啊），是我的朋友。怎么能忘记那些星期天的下午，总是蹉跎逗留到最后一刻，假装不记得还有功课要做。在黑暗的大雪夜里，我们挤进小镇的咖啡馆喝热乎乎的茶。在夏日明亮的午后，我们溜到小镇公园的草坪去踢足球，躺在池塘边聊天到天黑，有时候水鸭会哗一声飞过我们的头。

一个只有两万人口的小镇克伦堡，听起来好像会让你无聊死，尤其对我们年轻人，可是，我觉得它是“家”，我感觉一种特别的眷恋。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么小的小镇，文化一定很单调，里头的居民大概都是最典型、最没个性、最保守的土德国人。其实正好相反，克伦堡国际得很。就拿我那三个最好的朋友来说吧，你或许还记得他们？

穆尼尔，是德国和突尼斯的混血，生在沙特阿拉伯，然后在迪拜、突尼斯长大。弗瑞第，跟我“穿一条裤子”的哥儿们，是德国和巴西的混血，除了德语之外会讲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大卫——一看这名字你就知道他是犹太人。大卫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也会说意第绪语。然后是我自己，是德国和台湾的混血。我们四个死党走上街时，简直就是个“混血党”。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在克伦堡一点也不特别，我们这样的背景几乎是克伦堡小镇的“典型”。

死党外一圈的好朋友里面，我用手指可以数出来：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韩国人……当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确实有时候会引发争执，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混血儿”和“混血儿”还处得特别好，特别有默契。

譬如说，我们随便到一个空的足球场，准备踢球。不管认不认识，人数一够，就开始组队比赛。几乎每一次，会自然而然分成两队：德国队和国际队。凡是有国际背景的就自动归到国际队去了。这和种族主义没任何关系，大家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好玩。我自己从来没有因为我的中国血统（还是应该说“台湾血统”？很麻烦哩，MM）而受到过任何歧视。而且，我们常常开种族差异的玩笑。

昨天我和弗瑞第，还有弗瑞第的金发女朋友一起看足球赛。刚好是巴西对阿根廷——两个不共戴天的世仇。弗瑞第当然很激动地在为他的巴西队加油，我就故意给阿根廷加油。足球赛一定会引发政治和文化的冲突的，很快我们就变成真正在争吵，巴西人跟阿根廷人谁比谁傲慢、愚笨、丑陋等等。吵到一半，弗瑞第的女朋友好奇地问，“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纯粹德国人的话，会怎么吵法？”

我们愣了一下，然后两个人几乎同时说，“那我们会闷死，跳楼算了。”

多国文化，就像汤里的香料，使生活多了滋味。

我马上要去香港了，那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世界。我发愁的是，我怎么跟我的克伦堡朋友们说再见？你怎么跟十年来都是你生活核心的好友说再见，而心里又知道，人生岔路多，这种再见很可能是永远的？甚至那些你没有深交，但是很喜欢的人，你还没有机会去告诉他们你对他们的好感，以后，他们将从你的人生完全地消失。

我感觉一种遗憾，和忧愁。你或许会说，安德烈，人生就是这样，一条线往前走，没什么好遗憾的。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遗憾，不舍。

所以我坐在这阳台上，细细回想我们共有的美好时光，把回忆拥在心里，是得往前走，但是知道我从哪里来。

2005.7.7

第17封信 你是哪国人？

安德烈：

我也听一个尼加拉瓜人这样讲阿根廷人：在酒馆里，一个尼加拉瓜人问另一个尼加拉瓜人，“Ego是什么？”被问的人答道，“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一个小阿根廷人。”旁边一个阿根廷人听到了，站起来粗声质问，“你说‘小’阿根廷人，什么意思？”

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个阶段，早就过去了。父母亲，对于一个二十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具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二十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开始注视这没有声音的老屋，发现它已残败衰弱，逐渐逐渐地走向人生的“无”、宇宙的“灭”；那时候，你才会回过头来深深注视。

你毕业了。好几个镜头重叠在我眼前：你从幼稚园毕业，因为不了解“毕业”的意思，第二天无论如何仍旧要去幼稚园。到了那里一看，全是新面孔——朋友全不见了。你呆呆地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又不愿离去，就站在那门口，小小的脸，困惑、失落。“他们，”你说，“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然后，是上小学第一天。老师牵起你的手，混在一堆花花绿绿、叽叽喳喳的小学生里，你走进教室。我看着你的背影消失在门后，你的背着书包的背影。

在那个电光石火的一刻里，我就已经知道：和你的缘分，在这一生中，将是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你离开，对着你的背影默默挥手。以后，这样的镜头不断重复：你上中学，看着你冲进队伍，不再羞怯；你到美国游学，在机场看着你的背影在人群中穿插，等着你回头一瞥，你却头也不回地昂然进了关口，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毕业，就是离开。是的，你正在离开你的朋友们，你正在离开小镇，离开你长大的房子和池塘，你同时也正在离开你的父母，而且，也是某一种永远的离开。

当然，你一定要“离开”，才能开展你自己。

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你有一个“家”，而这个“家”是克伦堡小镇，安德烈，这不是偶然的。这要从你的母亲开始说起。如果你用英文google一下你母亲的履历，你会发现这么一行描述：“生为难民的女儿，她于一九五二年出生在台湾。”难民，在英文是“庇护民”（refugee），在德文是“逃民”（Flüchling）。所谓“逃难”，中文强调那个“难”字，德文强调那个“逃”字。为了逃离一种立即的“难”，“逃民”其实进入一种长期的、缓慢的“难”——抛弃了乡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财产，脱离了身份和地位的安全托付，被剥夺了语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逃”，在“难”与“难”之间。你的母亲，就是二十世纪的被历史丢向离散中的女儿，很典型。

所以，她终其一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她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每到一个小镇，她都得接受人们奇异的眼光；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熟悉了小镇的气味，却又是该离开的时候了。她是永远的“插班生”，永远的“new kid on the block”。陌生人，很快可以变成朋友，问题是，朋友，更快地变成陌生人，因为你不断地离开。“逃民”被时代的一把剑切断了她和土地、和传统、和宗族友群的连结韧带，她飘浮，她悬在半空中。因此，她也许对这个世界看得特别透彻，因为她不在友群里，视线不被挡住，但是她处在一种灵魂的孤独中。

这样的女儿长大，自己成为母亲之后，就不希望儿女再成“逃民”。她执意要给你一个家，深深扎在土地上，稳稳包在一个小镇里，希望你在泥土上长大；希望你在走向全球之前，先有自己的村子；希望你，在将来放浪天涯的漂泊路途上，永远有一个不变的小镇等着接纳你，永远有老友什么都不问地拥你入怀抱。她不要你和她一样，做一个灵魂的漂泊者——那也许是文学的美好境界，却是生活的苦楚。没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为苦楚而变得比较深刻。

我感觉到你信里所流露的惆怅和不舍。难道，你已经知道，“毕业”藏着极深的隐喻？难道，你已经知道，你不仅只在离开你的小镇，你的朋友，你同时在离开人生里几乎是唯一的一段纯洁无忧的生活，离开一个懵懂少年的自己，而且是永远地离开？那些晨昏相处、相濡以沫的好朋友们，安德烈，从此各奔四方，岁月的尘沙，滚滚扑面，再重逢时，也已不再是原来的少年了。

我又想起你站在幼稚园门口徘徊的那一幕。

是的，我记得克伦堡的街坊国际人多、混血儿多。所以我很高兴你一点也不特出。也因为小镇种族和文化多元，所以我这“外籍妈妈”在任何场合坚持和你们说中文，一点儿也不引人侧目，而且德国人羡慕你们在双语或甚至于三语的环境里成长。也因此，你知道吗，安德烈，在台湾，每八个初生的婴儿里有一个是“外籍妈妈”生的，但是很多台湾人并不尊重这些“外籍妈妈”的文化和语言——越南语、马来语、菲律宾语……在许多人心目中，这些都是次等的文化和语言，以强势文化的姿态要求这些“外籍妈妈”们“融入”台湾，变成台湾人。我想，如果德国人以强势文化的高姿态要求我不要和我的孩子说中文，要求我“融入”，变成德国人——你觉得我会怎么反应呢？

学会尊重异文化真需要很长的时间。你刚好成长在德国一个比较好的时期，五十年前的德国人，我相信，不是现在这样的宽容的。纳粹时期不说，五十年代对土耳其人的态度也是很糟的。可是国际化真的可以学习，或许对于台湾人，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但是，那时间很长，而现在在那里养儿育女的“外籍妈妈”日子可不好过，他们的孩子也被剥夺一个多元的、为母语骄傲的教育环境。

我最近也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奇怪”在于，身份复杂到你无法介绍他。我们还是习惯地说，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国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对伊里亚你怎么办。我们都是柏林国际文学奖的评审，十个评审分别来自十个语文区，我负责华文区域。伊里亚坐在我旁边，我问他，“你来自哪里？”标准的见面的问候吧。但是，他沉吟了半天，然后说，“我拿的是德国护照。”“喔”，我知道，麻烦了。他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回答“你来自哪里”这个古老而原始的问题。

伊里亚出生在保加利亚，所以说斯拉夫语系的保加利亚语。六岁时，父母带着他逃亡到德国，为他取得了德国护照，作为保护。然后他们迁居非洲肯尼亚，他在肯尼亚上英文学校，所以他会英语和流利的非洲Swahili。高中毕业之后他回慕尼黑上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于是德文变成他写作的语言。之后他到孟买去住了六年，又到阿拉伯去生活了几年，信仰了回教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你是哪国人？”

这个问题，在大流动的二十一世纪，真的愈来愈不好回答呢。然后，我在香港遇到了“柔和”。“柔和”是一个印度名字，长得也像个印度人，有着很柔和的眼睛。他若是走在某一个城市某一条街上，人们可能直觉地以为他来自印度或巴基斯坦。但是，不，他是香港“原住民”，已经有好几代的家族出生在香港，比满街的香港中国人要香港得多。他讲英语，拿英国护照，但他是香港人，可是由于血统，他又不被承认是“中国”人；看起来像印度人，但是他和印度关系不深……

“你是哪国人？”你要他怎么回答呢？

所以我在想，全球化的趋势这样急遽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逐渐地要抛弃“每一个人一定属于一个国家”的老观念？愈来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语言，没有国家；很可能他所持护照的国家，不是他心灵所属的家园，而他所愿意效忠的国家，却拒绝给他国籍；或者，愈来愈多的人，根本就没有了所谓“效忠”的概念？

可是不管国家这种单位发生了什么根本的变化，有了或没了，兴盛了或灭亡了，变大了或变小了，安德烈，小镇不会变。泥土和记忆不会变。

我很欢喜你心中有一个小镇，在你驶向大海远走高飞之前。

2005.7.11

第18封信 哪里是香格里拉？

亲爱的安德烈：

菲力普和我到了香格里拉。

其实已是清晨两点，怎么也睡不着，干脆起身给你写信。睡不着，不是因为窗外的月光太亮，光光灿灿照进来，照白了半片地板；也不是因为荒村里有只失神的公鸡，在这时候有一声没一声地啼叫；也不是因为晚上在一个藏民家里喝了太多酥油茶，无法入睡。是因为这三千五百公尺的高度，氧气稀薄，人一躺下来，在静夜中，只听见一个巨大的怦怦响声，从体内发出，好像有人在你身体里植入了一张鼓，好像你的身体被某个外来部队占领了。

我跟菲力普说我们去香格里拉时，他很惊奇：“香格里拉？不是那个连锁饭店吗？”不是的，我说，饭店窃取了中国西南高原上的一个地名，香格里拉是藏语，据说意思是“心里的日和月”，或者“圣地”。中国西南，是满身长毛牦牛吃草的地方，是野花像地毯一样厚、铺满整个草原的地方，是冰河睡了不醒的地方。怕他不愿意去，我把我心中想象的香格里拉描绘给他听。

香格里拉其实是个小镇，小镇原来叫中甸，“甸”，是草原的意思。中甸政府把小镇的名字正式改称香格里拉，意图不难猜测，大概就是想用这个西方人熟悉的名字来吸引观光客。但是，想象这个：哪天哪个城市决定改名叫“乌托邦”，于是我们就会在机场里听见广播：“搭乘KA666飞往乌托邦的旅客请到三号门登机”，怪不怪？

藏传佛教中有“香巴拉”古国的传说，纯净的大自然中人们过着和谐、正义、幸福的生活，和汉人流传的“桃花源”一样，是一个理想国乌托邦的神话，让人憧憬，却绝不可能实现。英国作家希尔顿在一九三三年写了《消失的地平线》，把“寻找香格里拉”当作小说的主题，成了畅销书，又拍成电影，编成音乐剧，“香格里拉”变成跨国连锁饭店的名字，是标准的文化“产业化”的过程。晶莹剔透的高山湖泊、淳朴可爱的藏族民风、静谧深远的心灵世界，都变成具体的可以卖的货品了。我本来想说，中甸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香格里拉，实在有点像——孔雀说自己是麒麟。何必呢？活在人们的想象里，麒麟永远焕发着无法着墨、不能言传的异样光彩；一落现实，想象马上被固化、萎缩、死亡。然而，安德烈，香格里拉都变成五星级饭店的名字了，我还该计较中甸加入这焚琴煮鹤的“文化产业化”的全球队伍吗？

我还是称这小镇中甸吧。到了中甸，我迫不及待想去看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无边无际的草原。还想象，跟天一样大的草原上有莫名所之的野马，“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这首诗，翻成英文可就境界全失了——没办法，安德烈。）

热情的朋友带我们去看草原，我就带着这样的憧憬上了他的吉普车。没想到，五分钟就到了。草原似乎就在前面，但是前面那难看的房子是什么？而且有人排队，在买门票。

原来，政府把草原交给私人去“经营旅游”，私人就在草原入口处搭出几间小房子和一圈栅栏，收费。

我的天一样大的草原，竟然就圈在那栅栏内。

我像一个用最高速度往前冲刺的运动员撞上一堵突然竖起的墙。啊，我的“边草无穷日暮”……

我曾经看过信徒祈祷、香火鼎盛的寺庙被栅栏围住，收门票。也看过宫殿和王府被关起来，收了门票才打开；也看过古老的村子被圈起来——连同里头的人，收门票。但是，天一样大的草原，地一样老的湖泊，日月星辰一样长长久久的野花，青草怒长无边无际的山谷，也被围起来，收门票——唉，可真超过了我能忍受的限度！

可是，我能做什么？

主人仍旧想让我们看到美丽的大草原，吉普车在荒野的山里走了二十公里。路边的山坡上全是矮矮的小松。“从前，”他说，“这儿全是原始森林，树又高又大，一片幽深。后来全砍光了。”

下过雨，泥土路被切出一条条深沟，吉普车也过不去了，而大草原，就在山的那一边。我们转到湖边。缴费，才能进去。

安德烈，我们是在接近赤道的纬度，但是眼前这湖水，完全像阿尔卑斯山里的湖：墨色的松树林围着一泓澹青透明的水，水草在微风里悠悠荡漾，像是一亿年来连一只小鹿都没碰过，洪荒初始似的映着树影和山色。人们说，野杜鹃花开时，满山艳红，映入水中有如红墨水不小心倾倒进湖里，鱼都会迷航。

菲力普和我在细雨中行走，沿着湖向山中去。走了大约两公里，一个藏族老妇人超越了我们，她背着一个很大的竹篓，里头放着些许药草。和我们擦身时，她问，“你们去哪里？”

“不去哪，我们散步，”我说，“老太太您去哪？”

“去牧场，”她慢下脚步，把背上的竹篓绑紧。

“大草原？”我又心动了，也许，我们可以跟着她走？“您还要走多远啊？”

“很近，”她笑着说，“山那边转个弯，再走十公里，就到了。”

“十公里？”我和菲力普大惊失声，“您要走十公里？”

已经近黄昏，老太太独自背着竹篓，正要走进深山里去。

“很近啊，”她说，“我的牛和马都在那儿等着我哪。”

我们就看着她的背影，在山谷中愈来愈小。经过山谷中间一片沼泽时，她弯下腰来似乎在系鞋子，然后穿过那片沼泽，在山路转弯、松林浓密的地方，不见了。

她是个牧人，用脚测量大自然有如我们用脚测量自己的客厅，大山大水大自然是她天赋的家。旅游经营者的圈地为店，观光客的喧闹嚣张——安德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第三世界，“开发”就等于“破坏”？用国家的力量进行开发，就等于用国家的力量进行破坏，那种破坏，是巨大的。

这一片香格里拉的土地，听说都被纳入联合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区了。我们在一片野花像发了疯地狂长的草原边停下来，想照相；被人喝住：不能照，先交钱！

我恨不得把那人拖过来踹他几脚。可是——能怪他吗？

那只笨鸡又在叫了，才三点钟。月亮移了一整格。搞不好，月光也造成鸡的失眠。旅馆，就在一个喇嘛庙旁，山坡上。金顶寺庙的四周是错落有致的石头房子，僧侣的住处，远看很像地中海的山居面貌。石屋的墙壁因为古老失修而泛黄，更添了点油画的美感。但是下午我走进去了，在狭窄的巷子里穿梭了一阵，才看见那些房子破败的程度。院墙垮了，墙顶长出一丛一丛的野草。窗户松了，门破了，瘦弱的老狗从门里进出。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二岁的小僧人在挑水，两桶水、一支扁担，扛在肩上；他赤着脚，地上泥泞。

就在那破墙外边，我们听见一种声音从屋里传来，低低的、沉沉的混声，好像从灵魂最深的地方幽幽浮起。那是僧侣的晚课祈祷……

在大庙里，刚下了旅游大巴的观光客，一群一群走过光影斑驳的圣殿，几个僧人坐在香油钱箱旁，数钞票；钞票看起来油腻腻的。

你的

2005.9.10

第19封信 问题意识

MM：

才从意大利回来。和三个朋友在露佳浓湖畔泡了几天。我们逃离德国的阴暗，奔向南方的阳光。你很熟悉的那个小屋，屋前是瑞士，屋后是意大利。我们很懒，哪里都不去，就在阳台上对着湖水喝酒、聊天、听音乐。我们到意大利那一边的小村子去买菜，然后回来自己煮饭。月亮懒懒地从湖里浮起来，肿肿的；音乐从厨房里飘过来，我称这“好时光”。很多人喜欢去热闹的酒馆或者跳舞，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跟朋友在一起，不管是一个安静的小酒馆，或者只是一个无聊的阳台，从谈话里一点一点认识你的朋友的思想和心灵，或者言不及义大笑一通，是我觉得最自在的时候。

我想我懂你在说什么，虽然我还没去过那样令人震撼的地方。你看见的那些问题,会不会都是因为贫穷？因为贫穷，所以人才会想尽办法赚钱，不计较手段、不思考后果地去吸引观光客？可是，MM，比这些问题更严重的事太多了吧。贫富不均本身不是更糟吗？

欧洲和美国本来在自己内部有贫富不均的问题——你看狄更斯的小说就知道。现在这些发达国家把自己内部的问题大致解决了，我的意思是说，至少不像十九世纪那么明显了，但是，贫富不均变成富国跟穷国之间的问题——富国把问题扫到第三世界去了。在我们这些“富国”里，MM，我觉得年轻人的心理压力蛮大的。大家都觉得，哇，全球化来了，全球化就是全球竞争，所以每个人都拼命“上进”，用功读书，抢好成绩，早一点进入工作市场，不能输……这跟六十年代什么理想青年、革命情怀是完全不一样了，而我觉得我们是被逼着变成这样利己又保守的一代。当我们的心思都在如何保障自己的未来安全的时候，我们哪里有时间去想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

我想到一个月前，好几个城市同时举办的热门音乐会，“Live 8”，吸引了上百万的人。主办的人打出的口号是：“让贫穷变成历史！”但是这一次，募款不是目的，而是要人们给八大强国的政治人物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消灭贫穷。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演唱会，但是，我觉得，大家去听音乐，听完又怎么样？年轻人去听演唱，最记得的大概是见到了哪个好久不见的乐团，演唱会真正的用意，一下就忘得光光的。再譬如说南亚海啸。死那么多人，激起那么大的热情，现在谁在谈它？

这个世界变得那么快，讯息那么多、那么满，我们脑子里根本就塞不下那么多事情了。当然是有很少数的年轻人会选择到偏远地区去工作或者捐款，这很高贵，但是我在想，恐怕还是“问题意识”更重要吧？

我是说，如果买耐克球鞋的人，会想到耐克企业怎么对待第三世界的工人；如果在买汉堡的时候，有人会想到赚钱赚死的麦当劳，付给香港打工仔的工钱一小时还不到两块美金；如果买阿斯匹林头痛药的人，在买的时候会想到，这些跨国药厂享受巨大的利润，而非洲染了艾滋病的小孩根本买不起他们的药。如果带着这种觉悟和意识的人多一点，这个世界的贫富不均会不会比较改善？

我从来不给路上伸手的人钱，因为我不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让每个人都有“问题意识”才是重点。可是我自己其实又软弱又懒惰的，说到也做不到。就这样了。

2005.9.15

安德烈——德国时间下午四时

MM、菲力普——香港时间晚上十时

M：你从来不给乞丐钱？

安：不给。因为他拿了钱就会去买啤酒。干嘛给？

菲：可是你如果在香港就应该给。这里的乞丐是活不下去才上街的。

安：好嘛。可能香港不一样。

M：你说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在说，“我知道第三世界有贫穷问题”，这就够了吗？

安：“知道”，不是“意识”。Knowing不是having awareness。

M：如何？

安：知道，就只是知道。有“问题意识”指的是，在你自己的行为里，因为知道非洲每天有小孩饿死，而使得你决定做某些事或不做某些事，这叫做有“问题意识”。

M：好，那你是不是一个对这个世界很有“问题意识”的人？举例说明吧，你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是些什么？

安：……我是个自觉程度很低的人啊，我只是觉得自觉很重要。

M：说说看嘛。

安：……譬如说，我尽量不喝星巴克的咖啡。我基本上不去超市买东西——我去个人开的小店买，即使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不去连锁店买光碟或买书……喔，还有，我不吃濒临绝种的动物，也不买动物的皮毛……

菲：我们在云南就不买豹皮。可是安德烈，你在香港，不去星巴克或者太平洋咖啡，就没地方去了。

M：安德烈,我发现你不随手关灯，也不在乎冷气一直开。你对环境没什么“问题意识”是不是？

安：对啊。

菲：你应该去买德国力荷牌啤酒。他们说，你买他一箱啤酒，就救了一平方公尺的南美雨林——因为他们捐出一定比例的利润拯救雨林。

安：两种品牌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会拒绝买那个没有道德承担的，譬如说，特别粗暴地剥削第三世界的厂商的品牌。

M：那你有很多牛仔裤是不能买的。台湾商人在尼加拉瓜的工厂，每一条牛仔裤在美国卖出21.99美元，给工人20分钱。

菲：妈妈没资格批评人家啊。她自己都是到超市去买菜的。

M：喂，香港是“李家城”你知道不知道啊？别说超市了，你的电话、电灯、公交车、船运，你读的报纸，你上的学校，你住的房子，你生产还有临终的医院，生老病死都给一家包掉了。不过……我并不总是去超市的，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老远坐电车跑到湾仔老街市去买花。

菲：可那不是要被拆了吗？

M：……

安：哈哈，那妈妈去澳门买菜吧。

菲：安德烈，澳门是赌王何家的啦。

第20封信 在一个没有咖啡馆的城市里

亲爱的MM：

我成了香港大学的学生，你却又去了台湾。你一定好奇我的港大生涯是什么样？

几乎一天之内就认识了一缸子人，不过全是欧美学生。你只要认识一个，就会骨牌效应认识一大串。第一天，见到一个高个子，蓝眼睛金头发，那是奥地利来的约翰。他直直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去浅水湾游泳。到了浅水湾，海滩上已经有十几个人横七竖八躺着，在晒香港的太阳。一发现我会讲德语，马上就有几个德语国家的同学来跟我认识。他们是奥地利或德国或瑞士人，可是都在外国读大学——荷兰、英国或美国等等，然后来香港大学做一学期的交换学生。

好啦，我知道你要啰唆，喂安德烈，你要去结交香港本地生，你要去认识中国大陆学生！我不是没有试过，可是真的很难。

国际学生自成小圈圈，不奇怪。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接触亚洲，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摸索。就拿有名的香港小巴来说吧。没有站牌，也没有站，你要自己搞清楚在哪里下，最恐怖的是，下车前还要用广东话大叫，用吼的，告诉司机你要在哪里“落”。国际学生就这样每天在互相交换“香港生存情报”。我比他们稍好一点，小时候每年跟你去台湾，对亚洲好像比他们懂一点，但是懂一点跟“泡”在那个文化里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没有真正在这里生活过，我也只能是一个旁观者，从欧洲的角度。

国际学生跟本地生很少交往，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语言障碍。港大的所有课程都是英语教学，所以你会以为学生的英语一定是不错的。告诉你，事实不是如此。我发现，很多学生确实能读能写很优秀，但是，他们讲得非常吃力。大部分的学生不会用英语聊天。香港学生可能可以用文法正确的英语句型跟你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什么东西，但是，你要他讲清楚昨天在酒吧里听来的一个好玩的笑话，他就完了，他不会。

但是，你也不要以为国际学生就是一个团体，才不是。里面还分出很多不同圈圈。譬如说，美国和加拿大来的就会凑在一起；欧洲来的就另成一个小社会。你可能要问，是以语言区分吗？不是，因为我们——德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在一起聊天，也是讲英语。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语言更深层的文化背景造成这种划分——你很自然地和那些跟你成长背景接近的人交朋友。美加来的和欧洲来的，差别大吗？我觉得蛮大的，虽然那个区分很微妙，很难描述。文化气质相近的，就走到一起去了。

怎么说我的港大的生活呢？表面上，这里的生活和我在德国的生活很像：学科跟时间安排或许不同，但是课外的生活方式，差不多。功课虽然还蛮重的——我必须花很多时间阅读，但是晚上和周末，大伙还是常到咖啡馆喝咖啡、聊天，也可能到酒吧跳舞，有时就留在家里一起看电视、吃披萨，聊天到半夜。

你问我愿不愿意干脆在香港读完大学？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两个月下来，发现这里的生活品质跟欧洲有一个最根本的差别，那就是——我觉得，香港缺少文化。

我说“文化”，不是指戏剧、舞蹈、音乐演出、艺术展览等等。我指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情趣。用欧洲做例子来说吧。我享受的事情，譬如说，在徒步区的街头咖啡座和好朋友坐下来，喝一杯意大利咖啡，在一个暖暖的秋天午后，感觉风轻轻吹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窄巷。美好的并非只是那个地点，而是笼罩着那个地点的整个情调和氛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沉淀。

酒吧跟咖啡馆，在欧洲，其实就是社区文化。朋友跟街坊邻居习惯去那里聊天，跟老板及侍者也像老友。香港却显得很“浅”——不知道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这里没有咖啡馆，只有蹩脚的连锁店星巴克和太平洋咖啡，要不然就是贵得要死其实根本不值得的大饭店。至于酒吧？酒吧在香港，多半只是给观光客喝个不省人事的地方。还没醉倒在地上的，就站在那里瞪着过路的亚洲女人看。一个典型的兰桂坊或湾仔酒吧里，人与人之间怎么对话？你听听看：

酒客甲：乐队不烂。

酒客乙：我喜欢女人。

酒客甲：我也是。

酒客乙：要点吃的吗？

酒客甲：对啊，我也醉了。

酒客乙：乐队不烂。

酒客甲：我喜欢女人……

吧啦吧啦吧啦，这样的对话可以持续整个晚上。人与人之间，有语言，但是没有交流。

我也发现，在香港，人们永远在赶时间。如果他们在餐厅、咖啡馆或者酒吧里会面，也不过是为了在行事历上面打个勾，表示事情做完了。这个约会还在进行，心里已经在盘算下一个约会的地点和交通路线。如果我偷看一个香港人的日历本的话，搞不好会看到——“九点十五分至九点四十五分跟老婆上床，十点三十分置地广场，谈事情”。每一个约会，都用“赶”的，因为永远有下一个约会在排队。好像很少看见三两个朋友，坐在咖啡馆里，无所事事，就是为了友情而来相聚，就是为了聊天而来聊天，不是为了谈事情。

我有时很想问走在路上赶赶赶的香港人：你最近一次跟朋友坐下来喝一杯很慢、很长的咖啡，而且后面没有行程，是什么时候？

我乱想，可能很多人会说：唉呀，不记得了。

人跟人之间愿意花时间交流，坐下来为了喝咖啡而喝咖啡，为了聊天而聊天，在欧洲是生活里很大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一种生活艺术。香港没有这样的生活艺术。

国际学生跟本地学生之间没有来往，你说，会不会也跟这种生活态度有关呢？

2005.10.9

读者来信

安德烈：

我觉得你不知道香港人忙到什么程度。我们不能和欧洲人一样，每一分钟都在做爱——性，对我们不是那么重要，我们也没那么多时间做爱。香港人的生活内容就是工作、开会、工作、开会，假日还要做义工，然后又是工作、开会。

一个典型的香港上班族时间表是这样的：

早上八点～晚上七点　工作

晚上七点～晚上十点　加班，要不然就是做另一份工

晚上十点～晚上十一点半　看电视

晚上十一点半～凌晨一点　跟朋友网上交谈

凌晨一点～早上六点　睡觉

早上六点～　起床，工作开始

一个典型的香港大学生作息是这样的：

早上八点半～下午四点半　上课

下午四点半～晚上六点半　跟同学讨论作业

晚上六点半～晚上八点半　打工

晚上八点半～晚上十点半　打第二份工

晚上十点半～晚上十二点半　读书/上网跟朋友聊天

晚上十二点半～早上六点　睡觉

早上六点～　起床，工作开始

周末，也要加班，工作。礼拜天，我们就是睡睡睡,把睡眠补回来，然后是礼拜一，工作又开始了。

安德烈，你们欧洲学生的生活内容：

上课，聊天，谈文化，喝咖啡、啤酒，读书，旅游，休息，谈文化，聊天，喝咖啡、啤酒……是这样的吗？

妮妮

······

妮妮：

你把我们欧洲学生的生活内容全搞错了。事实上，我们并非一整天都在喝咖啡、灌啤酒、聊天的。我们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性交，从早上到晚上，然后就去睡觉，第二天精神饱满地起床，又开始一整天的做爱。

安德烈

安德烈：

你在跟我开玩笑吧？看到你的回信，我不禁深呼吸——这真的是你的作息表，还是你从电影里看来的？我也爱看电影，欧美片里也确实好像每个人无时无刻都在做爱——可是，这只是电影，不是真的吧？我认识几个交换学生，从瑞典、法国、比利时来的，可是他们看起来很正常，也蛮认真的。是不是——他们是少数例外呢？

妮妮

······

妮妮：

上封回信是讽刺的。事实上，我哪有能力过你“认为”我们欧洲人过的日子！我会那样回复你是因为你的信给我一种印象，好像世界上只有香港人会努力工作，外国人都是饱得没事干的懒货。也许我误会了你的意思吧。

安德烈

安德烈：

香港虽然没有咖啡馆文化，可是香港有餐馆文化。餐馆里比较吵，没有错，可是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热闹。我们一家人祖孙三代每个星期日都会固定到一家餐厅，那里的服务生和经理都认识我们一家人，这难道不是“社区文化”吗？

我喜欢你的文章，但是觉得也许你还没理解香港文化。

TNW

······

TNW：

谢谢来信。我的重点不在于是不是咖啡馆，也不在于“吵闹”。咖啡馆里头也可以很吵闹。再说，咖啡馆也并非欧洲所独有，台北就是一个例子，那里有特别多的咖啡馆，各种风格的。我其实是在说一种生活方式。你要先有闲适的生活方式，有时间宁静思索，有时间和朋友深谈，有时间感觉一个微风习习的下午，才会有咖啡馆或茶馆文化。重点不是在讲咖啡馆，重点是生活方式。香港有餐厅、茶餐厅、咖啡馆，可是不管什么样的地方，人们都是匆匆进来匆匆走的，不是吗？没有一种地方，人们是闲适的，不是吗？我的用意也不在批评香港，因为我实在很喜欢香港。只是，喜欢香港的人就会希望香港更可爱，是不是？

安德烈

安德烈：

收到你的信后，我再次细读你的文章。

是的，我想我懂你意思了。

我回头去问我妈：为什么你每天从早忙到晚？

她说，我想把事情忙完，那周末就能好好休息了。

可是，周末她一样忙。我想，她这一代人，相信“苦尽甘来”，问题是，永远是“苦”，“甘”总不来。

另外，很可能是一种“香港心态”在驱策我们。你看报纸上永远在说，香港在国际什么什么评比上名列第几名，然后说，在什么什么上面我们要被上海比过去了，被深圳、被东京、被首尔比过去了。然后我们就拼命继续工作、工作、评比、评比。不但跟别人比，还要跟死去的人比，说，上一代打下的基础，我们这一代要如何如何才能维持“竞争优势”。

看样子，香港就是这样了。

TNW

安德烈：

我是个港大学生，此刻正在墨尔本做交换学生。也许我是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吧！看了你的文章，似乎想为香港学生“平反”些什么。在墨尔本，国际学生和本地生也是没什么来往的。我来了几个月了，也没交到一个本地澳大利亚朋友。我也以为是自己的英文太烂吧，但是，发现美国的交换生在这里也和本地生没什么来往，所以可能不只是香港学生的问题吧。

但有一点你说得很对，香港学生的英文只能用在课堂上。在这里我深深感受到。现在我和四个美国女孩住在一起，起初的一个月我大部分时间只想把自己锁在房内，因为和她们谈话实在令我很沮丧——我根本无法用英语和她们聊天。我是读法律，能做很好的课堂报告，但到了真的要和她们聊天的时候，我什么都说不出来。

虽然如此，我很享受这种被不同文化冲击的感觉。希望你也享受在香港大学的生活。

乔安妮

第21封信 文化，因为逗留

亲爱的安德烈：

阳台上的草木有没有浇水？那株白兰花如果死了，我跟你算账。

每个礼拜四下午，一辆绿色大卡车会停在沙湾径25号。有个老伯伯在里头卖蔬菜。他总是坐在那暗暗的卡车里看报纸，一只画眉鸟在笼子里陪他，声音特别亮。他的蔬菜像破鞋子一样包在纸堆里，可是打开时，又明明是新鲜干净的农家菜。他说他这样卖蔬菜已经五十年了。

我的意思是，希望你去买他的菜。我们支持“小农经济”吧。

然后，我们就能谈香港了。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发现了香港的重大特征。刚来香港的时候，有一天我逛了整个下午的书店。袋子里的书愈来愈重但是又不想回家，就想找个干净又安静的咖啡馆坐下来。如果是台北，这样的地方太多了。钻进一个宁静的角落，在咖啡香气的缭绕里，也许还有一点舒懒的音乐，你可以把整袋的新书翻完。

那天很热，我背着很重的书，一条街一条街寻找，以为和台北一样，转个弯一定可以看到。可是没有。真的没有。去茶餐厅吧，可是那是一个油腻腻、甜滋滋的地方，匆忙拥挤而喧嚣，有人硬是站在你旁边瞅着你的位子。去星巴克或太平洋吧，可是你带着对跨国企业垄断的不满，疑惧他们对本土产业的消灭，不情愿在那里消费。而即使坐下来，身边也总是匆忙的人，端着托盘急切地找位子。咖啡馆里弥漫着一种时间压迫感。

去大饭店的中庭咖啡座，凯悦、半岛、希尔顿、香格里拉？那儿宽敞明亮，可是，无处不是精心制造、雕凿出来的“高级品味”。自己是旅客时，这种地方给你熟悉的方便和舒适，但是，作为“本地人”，你刚刚才穿过人声鼎沸的街头市场，刚刚才从两块钱的叮当车下来，刚刚才从狭窄破旧的二楼书店楼梯钻出来，你来这种趾高气扬、和外面的市井文化互成嘲讽的地方寻找什么？而且，安德烈，你可能觉得我过度敏感——亚洲的观光饭店，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我觉得还是带着那么点儿租界和殖民的气味，阶级味尤其浓重。

那天，我立在街头许久，不知该到哪里去。

我们在谈的这个所谓“咖啡馆”，当然不只是一个卖咖啡的地方。它是一个“个人”开的小馆，意思是，老板不是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财团，因此小馆里处处洋溢着小店主人的气质和个性；它是社区的公共“客厅”，是一个荒凉的大城市里最温暖的小据点。来喝咖啡的人彼此面熟，老板的绰号人人知道。如果因缘际会，来这里的人多半是创作者——作家、导演、学者、反对运动家……那么咖啡馆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舞台。

你还不知道的是，香港文人也没有台北文人“相濡以沫”的文化。文人聚在一起，一定是有目的的：谈一件事情，或是为一个远来的某人洗尘。目的完成，就散，简直就像“快闪族”。

有没有注意到，连购物商厦里，都很少让人们坐下来休息谈天的地方。它的设计就是让人不断不断地走动，从一个店到下一个店，也就是用空间来强制消费。如果有地方让人们坐下来闲聊，消费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容许逗留的地方，都是给观光客、过路者的，譬如兰桂坊的酒吧、大饭店的中庭。可是，他们真的只是过路而已。而真正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却是没有地方可以逗留的。家，太狭窄，无法宴客。餐厅，吃完饭就得走。俱乐部，限定会员。观光饭店，太昂贵。人们到哪里去“相濡以沫”，培养社区情感？问题是，没有社区情感，又哪里来文化认同？

你再看，安德烈，香港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滨海文化。那样璀璨的维多利亚海港，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和三五好友坐在星空下，傍着海浪海风吃饭饮酒、唱歌谈心、痴迷逗留一整晚的。法国、西班牙、英国，甚至新加坡都有这样的海岸。你说，尖沙咀有星光大道呀。我说，你没看见吗？星光大道是为观光客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让本地人在那儿生活、流连、生根。

这个城市，连群众示威的大广场都没有。群众示威，和咖啡馆酒吧里的彻夜闲聊一样，是培养社区共识的行为，对加深文化认同多么关键。示威游行，绝对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逗留文化”。但是，香港是个没有闲人、“请勿逗留”的城市。

你说香港“没有文化”，安德烈，如果“文化”做宽的解释，香港当然是有文化的：它的通俗文化、商业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甚至它的传统庶民文化等等，都很丰富活跃，很多方面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华人城市。但是当我们对“文化”做狭义的解释——指一切跟人文思想有关的深层活动，香港的匮乏才显著起来。

在欧洲，咖啡馆是“诗人的写作间”，“艺术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学堂”。巴黎的“花神”咖啡馆（Café de Flore）是西蒙·波伏娃逗留的书房，Le Procope是莫里哀和他的剧团夜夜必到、百科全书家逗留的酒馆。塞纳河畔的Deux Magots和Brasserie Lipp是超现实主义派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逗留的地方。斯威夫特（Swift）在伦敦的威尔咖啡馆（Will’s）逗留，那是个文学沙龙，几乎主宰了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罗马的古希腊咖啡馆（Antico Greco Caffe）有过瓦格纳、拜伦、雪莱的逗留。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Zentral）曾经是弗洛伊德和托洛斯基逗留的地方。艺术家在苏黎世伏尔泰酒馆的逗留开展了达达艺术，知识分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馆逗留则开启了一八三○年代政治的启蒙。

文化来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逗、能量的爆发；“留”，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我们能不能说，没有逗留空间，就没有逗留文化，没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没有文化？

可是，安德烈，我们大概不能用欧洲的标准来评价香港。你想，假定有一千个艺术家和作家在香港开出一千家美丽的咖啡馆来，会怎么样？“逗留文化”就产生了吗？

我相信他们会在一个月内倒闭，因为缺少顾客。你可能不知道，香港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超过60小时的有75万人，占全部工作人口的23%。工作时间之长，全世界第一。这，还没算进去人们花在路上赶路的时间，一年300小时！你要精疲力尽的香港人到咖啡馆里逗留，闲散地聊天，激发思想、灵感和想象？

思想需要经验的累积，灵感需要孤独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安德烈，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经济成就建立在“勤奋”和“搏杀”精神上。“搏杀”精神就是分秒必争，效率至上，赚钱第一。安德烈，这是香港的现实。这样坚硬的土壤，要如何长出经济效率以外的东西呢？

2005.10.17

读者来信

亲爱的安德烈：

我是多么地享受你和你母亲的对话。而且，我是多么、多么地羡慕你和自己的母亲可以这样开放地沟通。也只有你，和你母亲，这样的“外人”，才可能看见香港的某些深藏的东西，就譬如只有李安，才拍得出美国文化里美国人自己看不见的东西。一个道理。

我非常羡慕你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我的母亲，基于对我的“爱”，已经和我断绝了沟通。她认为我放弃读商而学艺术，是自甘堕落，是辜负了她。即使我打越洋电话给她，她听了一分钟之后，就想挂掉。我今年三十七岁了，但我的母亲把我当十七岁看待。

我很想告诉你，安德烈，珍惜每一分钟你能和你母亲对话的时光。我和母亲已经在一种冰冻中，而我又知道，她自己的时光并不多，这给我带来很深的痛苦，然而，我又无法勉强自己去过她要我过的人生，只是为了取悦于她。

希望你享受香港的每一分、每一秒。

余意（加拿大）

第22封信 谁说香港没文化？

——菲力普给安德烈的信

安德烈：

住了两年香港以后回到德国，还真不习惯。香港是超级大城市，克伦堡是美丽小镇，这当然差别够大，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人的态度，差异实在太大了。

你说香港没有咖啡馆，没有安静逗留的地方，香港没有文化。我觉得，安德烈你还不懂香港。香港确实很少咖啡馆，尤其是那种很安静的，可以让人泡一整个下午的很有情调的咖啡馆。可是，这样就代表“香港没有文化”吗？

回到德国以后，我周末的日子大概都是这样过的：放了学先回家吃中饭，然后，和两三个同学约了在小镇的咖啡馆碰头。在一个静静的咖啡馆里头,你就会看见我们一堆十六岁的人聊天，聊生活。喝了几杯玛奇朵咖啡以后，天大概也黑了，我们就转移阵地到一个小酒吧去喝几杯啤酒。德国的小镇酒吧，你知道嘛，也是安安静静的，有家的温馨感。

我在香港的周末，放了学是绝对不会直接回家的，我们一党大概十个人会先去一个闹哄哄的点心店，吃烧卖虾饺肠粉。粥粉面线的小店是吵死了没错，所有的人都用吼的讲话，可是你很愉快，而且，和你身边的人，还是可以高高兴兴聊天。

吃了点心和几盘炒面以后，我们就成群结队地去市中心，逛街，看看橱窗，更晚一点，就找一家酒吧闯进去。

对，就是“闯进去”。在德国，十六岁喝啤酒是合法的，香港的规定却是十八岁。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德国少年在香港进酒吧虽然不“合法”，但是很“合理”。你说守在酒吧门口的人会不会挡我们？告诉你，我们假装不看他，就这样大摇大摆走进去，很少被挡过。我想，我们这些欧洲青少年在香港人眼里，可能十六岁的都看起来像二十岁。常常有人问我读哪间大学。MM在城市大学教书时我就说“城大”，MM到了港大我就说“港大”。

我们主要点可乐，有些人会喝啤酒。我偶尔会喝杯啤酒。（你不必多嘴跟MM说喔！）

（你去过深水湾吗？那里常有人烤肉，整个下午，整个晚上，香港人在那里烤肉，谈笑，笑得很开心。）

MM说，她买了一堆书以后，到处找咖啡馆，很难找到，跟台北或者欧洲城市差很多。我想反问：那在德国怎么样呢？你试试看下午四点去找餐厅吃饭。吃得到吗？大多数德国餐厅在下午两点到六点之间是不开伙的——他们要休息！

或者，在德国你三更半夜跟朋友出去找宵夜看看，包你自认倒霉，街上像死了一样。

所以，你只要比一比我的德国周末和我的香港周末，两边的文化差异就很清楚了。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觉得香港没有文化。

总体来说，我喜欢香港胜于德国。香港是一个二十四小时有生命的城市，永远有事在发生。而且，在香港真的比较容易交朋友，香港人比德国人开朗。我在香港只住了两年，在德国十四年，但是，我在香港的朋友远远多于德国。昨天刚好跟一个意大利人谈天，她在德国住了好几年了。她说，德国太静了，静得让人受不了。德国人又那么的自以为是的封闭，芝麻小事都看成天大的事。

我跟她的感觉完全一样，而且觉得，中国人跟意大利人实在很像：他们比德国人吵闹喧哗，是因为他们比德国人开朗开放。

香港唯一让我不喜欢的，是它的社会非常分化。譬如说，我的朋友圈里，全部都是国际学校的人，也就是说，全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付得起吓人的昂贵学费。香港是一个很势利、阶级分明的地方，这点我不喜欢。

半年来你的交往圈子只限于港大的欧洲学生，几乎没有本地人，你说原因很可能是语言和文化差异造成隔阂，可是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是：有钱没钱，才是真正的划分线。譬如说，我在香港整整住了两年，几乎没有认识一个住在公屋里的人。而我们家——沙湾径的港大宿舍，离“华富”公屋不过五分钟距离而已。比较起来，德国的阶级差异就不那么的明显，不同阶级的人会混在一起。我的朋友里头，家境富有的和真正贫穷的，都有。

我觉得你在香港再住久一点，那么香港的好处和缺点你可能就看得更清楚了。

菲力普

2005.11.8

读者来信

龙教授：

喜欢读你和安德烈的通信。尤其是你们谈论香港的事情，觉得很有意思。我是个香港警察，服务了二十年了。当你们谈香港缺文化感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对台湾的印象：

一、在台北街上走路是很危险的事。摩托车可能载着一至五人，你走在人行道上它也可能冲上来，如果是夜晚，它甚至还可能没灯。

二、我看过流氓在路上闹事，穿着制服的警察却显得很软弱。

三、有人告诉我，台湾的“总统”是个大说谎家。

四、台湾中部发生大地震的时候，香港救援队赶到台湾却被故意冷落，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觉得很难理解：自然灾害来临，难道不是人命关天吗？怎么这时候还在闹政治？……

五、我其实很以香港为荣，也很欣慰自己的孩子在香港这样的地方长大。香港最珍贵的地方就在，它有完善的制度，而且个人价值被放在很尊贵的地位。譬如说，我们曾经派出五百多个搜救队员去拯救一个迷路的登山客，而且搜救很多天。没有人觉得这是浪费。

还有，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人们一般相信，不管你的身份贵贱，犯了罪，司法会公正对待你。再说，和新加坡比起来，我们的言论自由度也大得多。

现在是深夜，我正在值夜班，不能多写。请包涵我对香港的辩护。

一个香港警察

龙应台先生与安德烈先生：

你们好，我来自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看过你们的文章《文化，因为逗留》，有点意见想与你们分享。在你们的文章中，一再提到咖啡馆，并说明欧洲的咖啡馆出过多少名人。我想来想去，的确想不出，中国历史上这么多著名的文人学者，有谁是在咖啡馆完成大作的。但，他们就因为没有在咖啡馆沉思过，就不能获得你们的认同吗？今天和今后，东方的咖啡馆还是无法和西方咖啡馆相比，但东方的文化今天的成就与未来，就肯定将因此而逊色和不被看好吗？

如果因为没有咖啡馆，就没有高等文化滋生的机会，那住在山里的土著，肯定就是没有文化的人了吗？还是因为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文化？

只有我们了解和认可的文化，才是文化吗？要不然，就是不入流的文化吗？谁定的标准呢？为何我们都应该遵守这样的标准呢？

热带地区的咖啡馆，尤其是露天咖啡座，是很难生存的。一来是天气热大太阳晒雨水多的关系，坐在大太阳底下晒，会给这里的人视为有病，不中暑才怪。

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这类少见太阳的国家，露天咖啡座是适合的，他们珍惜难得露面的太阳，甚至医生会建议他们的病人去非洲晒太阳，这也是欧洲人喜欢去旅行和到热带国家晒太阳的原因。

华人勤奋的性格是传统的美德，而且，东方国家不像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不做工就要手停口停。不喝十倍价钱的咖啡，不逗留在路边“沉思”、“会面”、“闲聊”，只是因为不同的人生态度，与西方人的文化行为不相同，又何怪之有呢？你们的文章让我感受到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并以文化之名，否定其他人的文化。

R.S

龙应台及安德烈：

我看了你们谈香港的书信，十分认同你们的看法。香港人的生活质素，就是不断地工作和进修，政府不断推出持续进修的概念。知识分子不断向上进修及拼搏，而低下阶层也受着十多小时的工作压力，没有加班费，没有最低工资的保障，没有最多工作时数的限制。这就是香港社会结构的根本，请问，在这样的基础上，文化有可能吗？

无奈的香港人

MM：

香港的人，几代以来都只有一个目的：生存，赚钱。香港的政府，不管是殖民政府还是现在，也只有一个观念：发展，赚钱。香港不是一个正常的城市，更不是一个国家，它其实真的只是一个香港公司。被雇的人聚到一起来，不是为什么社会理想，是为了个人生计。雇人的老板们，更是为了口袋里的钱。所谓政府政策，也都是为了满足雇主和被雇者的生计而已。

文化可以沉淀，必须是里头的人有超越个人、超越小我的想象，有梦，有理想，愿意为一个更崇高的目的去奋斗。而这个，恰恰是香港没有的。在香港公司，谈抽象的理念和贡献社会的热情等等，都是可以被取笑的东西。没有咖啡馆，只是果，不是因。

我是大陆生的，十岁来港，二十年了，到现在，没法适应这样“在商言商”的“公司”社会。我不喜欢，但也无力改变它。

卢风

第23封信 缺席的大学生

MM：

有时候我在想：香港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对香港是有些批评的，可是我还是喜欢这个城市，而且蛮关心它的发展——所以我才决定和你一起去参加十二月四号的游行。

我们离开游行大街的时候，你问那个计程车司机——他看起来像三十多岁的人吧？你问他为什么没去游行，我当时在想，MM真笨，怎么问这么笨的问题！他没去游行，当然是因为他得开车挣钱，这有什么好问的。

结果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干嘛游行？民主不民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人吃饱没事干！”

二十五万人游行（警方说六万人），主办单位好像很兴奋，你也说，不错！可是，MM，这怎么叫“不错”呢？你记得二○○三年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吗？罗马有三百万人游行，巴塞罗那有一百三十万人，伦敦有一百万人上街。而这些城市的人口是多少？

罗马——六百万。

巴塞罗那——四百六十万。

伦敦——七百四十万。

当然，涌进市区游行的人来自城市周边一大圈，不是只有罗马或伦敦城市里头的人，但是你想想，罗马人、巴塞罗那人、伦敦人是为了什么上街？他们是为了一个距离自己几千公里，而且可能从来没去过的一个遥远得不得了的国家去游行，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直接未来。相对之下，香港人是为了什么上街？难道不是为了自己最切身的问题、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为了自己，却也只有二十五万人站出来——你能说这是“不错”吗？

我也许无知，或者有欧洲观点的偏见，但是我真的没法理解怎么还有人质疑游行的必要。

游行前几天，我还在报上读到大商人胡应湘的一篇访问，他把正在筹备中的游行称为“暴民政治”，还拿天安门事件来做比较，说游行抗议对民主的争取是没有用的。他的话在我脑子里驱之不去。这个姓胡的好像完全不知道东德在一九八九年的百万人大游行——柏林围墙倒塌了。他好像也完全没听说过甘地争取独立的大游行——印度独立了。他好像也完全不知道一九六三年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掀起的大游行，促进了黑人人权的大幅提升。难道这个大商人对柏林围墙、对甘地、对马丁·路德·金一无所知？

政府一意孤行时，通常游行抗议是人民唯一可以做的迫不得已的表达方式。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上街游行，可是，我认为每个人至少应该把问题认识清楚，明确知道那些主张上街的人的诉求是什么，再决定自己的立场。

回到那个计程车司机。他在听广播，所以你问他，“游行人数统计是多少？”那时候还是下午五点左右。他说，“大概十万左右。”你说，“不坏。”他就带着一种胜利的微笑，说，“哈，可是很多只是小孩！”

确实的，游行的队伍里小孩特别多，很多人推着婴儿车来的。也有特别多的老人家。很明显的，那司机的意思是说，十万人不算什么，因为里头很多是小孩，而小孩不算数。

我的新闻写作课的指定作业是访问游行的人，几乎每一个被我问到“为何游行”的人都说，“为我的下一代”。

我真的很感动，MM。他们要求的仅只是一个时间表，他们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见得到民主，但是他们站出来，是为了要确保自己的孩子们一定要见得到香港民主那一天——他们可以忍受自己没有民主，但是他们在乎下一代的未来。我想很多人当年是为了逃避一种制度而来到这个岛，现在好像老的阴影又追上来了。

游行的人群里那么多孩子，他们“不算数”吗？我却觉得，不正是孩子，最值得人们奋斗吗？

出门前，我问了几个欧美交换学生去不去参加游行，发现他们都不去，说是要准备期末考。我有点惊讶，咦，怎么面对历史的时刻，那么不在乎？三十年代西班牙战争的时候，欧美大学生还抢着上战场去帮西班牙人打自由之仗呢。不过，我是不是也该为我的同学辩护呢？如果不是新闻写作的作业，搞不好我自己也不会去。毕竟，一个地方，如果你只是过客，你是不会那么关心和认真的。

但是，让我真正惊奇的，还是到了游行现场之后，发现中年人、老年人、孩子占大多数，年轻人却特别少。感觉上大学生的比例少得可怜。大学生哪里去了呢？通常，在第一时间里站出来批判现实、反抗权威的是大学生，很多惊天动地的社会改革都来自大学生的愤怒，不管是十九世纪的德国，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美。你告诉我还有中国的“五四运动”。所以，我以为维多利亚公园当天会有满坑满谷的大学生，结果相反。

于是我回想，是啊，在港大校园里，我也没看见学生对游行的诉求有什么关心。几张海报是有的，但是校园里并没有任何关心社会发展的“气氛”，更别说“风潮”了。

期末考比什么都重要。

好吧，MM，你说这次游行留给我什么印象？一，一“小”撮人上街去争取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的权利；二，一大堆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生活在什么制度下（只要有钱就行）；三，大学生对政治——众人之事——毫无关切；四，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但是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

这就是我看到的二○○五年十二月的香港。

这样的香港，将来会怎么样呢？

2005.12.7

第24封信 下午茶式的教养

亲爱的安德烈、菲力普：

十二月四日香港大游行的前一天，正巧是台湾的县市选举；选举结果，执政的民进党以一种你可以说是“被羞辱”的方式失去大部分地区的支持。第二天的香港游行里，你记不记得其中一个旗帜写着：“台湾同胞，我羡慕你们可以投票！”

和菲力普参加过两次游行，一次静坐纪念。（这也是你怀念香港的部分吗，菲力普？如果是，下回法兰克福如果有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你会去吗？）香港人还没学会台湾人那种鼓动风潮、激发意志的政治运动技术；如果这四公里的游行是台湾人来操作的话，会很不一样，台湾人会利用各种声音和视觉的设计来营造或者夸大“气氛”。譬如很可能会有鼓队，因为鼓声最能激励人心，凝聚力量。香港人基本上只是安安静静地走路。

和你一样，最感动我的，是那么多孩子。很多人推着婴儿车，很多人让嬉笑的儿童骑在自己的肩上。问他们，每一个人都说，“我在为下一代游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充分体现在香港人身上。

他们游行的诉求，低得令人难过：香港人不是在要求民主，他们只是在要求政府提出一个时间表，只是一个时间表而已。他们甚至不是在要求“在某年某月之前要让我们普选”，他们只是要求，“给我一个时间表”！

在我这外人看来，这是一个“低声下气”到不行的要求，在香港，还有许多人认为这个诉求太“过分”。

香港人面对事情一贯的反应是理性温和的，他们很以自己的理性温和为荣——嘲笑台湾人的容易激动煽情。我也一向认为，具有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一旦实施民主，绝对可以创造出比台湾更有品质的民主，因为，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是民主两块重大基石。但是十二月四日的游行，给了我新的怀疑：

温和理性是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外在体现，在民主的实践里是重要的人民“品性”。台湾人比起香港人不是那么“温和理性”的，因为他们是经过长期的“抗暴”走出来的——抗日本殖民的“暴”，抗国民党高压统治的“暴”，现在又抗民进党无能腐败、滥用权力的“暴”。在台湾，愈来愈多“温和理性”的人民，但是，他们的“温和理性”是在从不间断的“抗暴”过程里一点一滴酝酿出来的。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受过伤害后的平静。

香港人的“温和理性”来自哪里？不是来自“抗暴”；他们既不曾抗过英国殖民的“暴”，也不曾抗过专制主义的“暴”。在历史的命运里，香港人只有“逃走”和“移民”的经验，没有“抗暴”的经验。他们的“温和理性”，是混杂着英国人喝下午茶的“教养”训练和面对坎坷又暴虐的专制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无可奈何”。

所以，香港人的“温和理性”在程度上，尤其在本质上，MM觉得，和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台湾人常常出现的粗野，其来有自，香港人从不脱线的教养，其来有自。

这样推演下来，我亲爱的孩子们，让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

香港人的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在民主实践中，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在没有民主而你要争取民主的时候，尤其是面对一个巨大的、难以撼动的权力结构，这种英国下午茶式的“教养”和专制苦难式的“无可奈何”，有多大用处？

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安德烈，菲力普，你们说呢？

至于大学，安德烈，你说在香港，“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但是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老实说，我吓一跳。大学成为一个技术人员的训练所，只求成绩而与人文关怀、社会责任切割的现象，不是香港才有。中国大陆、台湾、新加坡，都是的。你说的还真准确。但是告诉我，孩子们，难道你们在欧洲所接受的教育，不一样吗？你们能具体地说吗？

不能再写了，因为要去剪头发。菲力普，啤酒即使淡薄，也不要多喝——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秘密？

2005.12.8 于台北

第25封信 装马铃薯的麻布袋

MM：

在德国两个星期的假，我完全沉浸在“家”的感觉里。“回家”的感觉真好。

这次回家，一进门就发现玄关处挂了两张很大的新画，都是油画。一张画的是飞在空中的天使，下面是典型的地狱图像。另一张，是玛利亚怀里抱着婴儿耶稣。还有呢，客厅柱子上钉着一个木雕天使。

在我印象里，这个家还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宗教的痕迹。我是在一个非宗教、“自由”气氛浓厚的环境里成长的人。

我问老爸，“你怎么了？女朋友把你变教徒了是不是？”你也知道，他的女友碧丽是每周上教堂、饭前要祈祷的那一种。他就用他一贯不正经的方式回说，他要访客知道他和“魔鬼”共处——他是天使，我和弟弟菲力普是“魔鬼”。我当然回击，说我觉得他才是我们的“地狱”呢。

他不会给我真正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我知道答案是什么：我爸和我有一个根本差异，就是品味不同。他喜欢古典的东西。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去看过一个雕刻展，展出的全部是宗教艺术。我觉得无聊得要死，他却看得津津有味。

前几天，一个想进柏林设计学院的朋友来找我。因为要申请学校，所以她要准备一些作品。我们就到老城里去逛。她带着相机，一路拍照。好玩的是，我以为她会拍我们这个有名的古镇的教堂啦、古堡啦，但是，整个下午她拍的却竟然都是电线杆、地下水道的入孔铁盖，或者停车场的水泥地面。

几天以后，我到她家去看完成品：在一个黑色的大纸箱上贴着三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个不同的角度去看电线杆，然后，有一条红丝线辗转缠绵绕着电线杆，最后浮现一个歪歪斜斜的字：

Modernity

好，MM，你告诉我：你的品味是什么？

我坐在电脑前给你写信，一面听音乐。你看见的我是这样的：穿着牛仔裤，一件红色的Polo衬衫，脚上是暗红色的跑步鞋。鞋子和上衣是暗暗谐调的。衣服裤子都有点宽松感，因为今天是懒洋洋的周末。两个好朋友正在厨房里做晚饭，在这之前，我们在阳台上晒太阳。早上起床的时候，就知道今天是个宽松舒适的日子，所以挑选的衣服，就是宽松舒适的衣服。

早上起床以后，我大概需要总共半小时来打理自己，其中大概十分钟花在浴室里，二十分钟花在衣服的考量上。

然后，我们来看看你：你大概也需要半小时，但是我猜刚好相反，你需要二十分钟在浴室里洗头洗脸擦乳液什么的，但是只花十分钟穿衣服。

作家妈妈，你是这样的没错吧？

还有买衣服。你的衣橱满满的，我的衣橱却很空——跟你的比起来。这是因为我们的购买行为很不一样。你买衣服是随兴所至的，走在路上你看见哪一件喜欢就买下来，买回家以后很可能永远不穿它。我跟你相反，MM，我“深思熟虑”怎么穿怎么配，然后在完全清楚自己缺什么的时候，才去寻找那特定的某一件衣服。结果呢，我们花在衣物上的钱和时间其实是一样的，差别在于，我的是专注精选的（而且比你的通常好看一百倍），你穿衣服，哈，有时候我觉得，你就是披上一个装马铃薯的麻布袋或者盖上一条地毯，那美学效果也差不多！

两个月前，老爸到香港来看我。头一个晚上他就带我去他最喜欢的香港酒吧，叫Ned Kelly’s Last Stand。家具全是厚重的木头，空间很小。几个老外坐在那儿喝啤酒。中间小小的舞台上堆满了乐器，很拥挤，好像只要有一个人不小心撞倒一件乐器，整堆乐器就会垮下来。晚上十点半，乐团开始演奏，是Dixieland爵士乐，人渐渐多起来，塞满了酒吧。老爸有点陶醉说，这酒吧使他回忆“老时光”。

第二天，轮到我带他去“我的酒吧”了。我选择的是“酷名昭彰”的Dragon-I。哎，好像是前晚Ned Kelly’s的反面版：没有老旧的木头，桌面是纯黑的设计，椅子有猩红的软垫，天花板垂下来画着龙的灯笼。没有爵士乐团表演，倒是有一个DJ在那里玩唱盘，转出Hip Hop和R&B音乐。前一晚我们喝大杯啤酒，在这里，我们喝马丁尼和琴酒鸡尾酒。满满是年轻人，我注意到，老爸确实显得有点不自在。

你现在大概已经猜到我到底想说什么了吧？老妈，我丢两个问题给你接招：第一，请问为什么我们的“品味”如此不同？是因为我们分属不同时代？还是因为我们来自不同文化？或者，有没有阶级因素呢？

第二个问题比较关键，就是，老妈，你为什么不去了解我的时代或者文化或者“阶级”的品味世界呢？你的穿衣哲学、老爸的宗教美学和他的怀旧酒吧，都不是我的调调，但我也还可以欣赏。我愿意去博物馆看雕刻展，偶尔去怀旧酒吧坐一会儿也觉得不坏，我可以穿很“牛津”味的衣着，也可以穿最随意的肥裤子和带帽套头运动衣，我也不讨厌你听的六十年代老歌。

那么你为什么不试试看进入我的现代、我的网络、我的世界呢？你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好好思考“打扮”这件事，买点贵的、好的衣服来穿？你为什么不偶尔去个你从来不会去的酒吧，去听听你从来没听过的音乐？难道你已经老到不能再接受新的东西？还是说，你已经定型，而更糟的是，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定型得不能动弹？

2006.8.19

第26封信 孩子，你喝哪瓶奶？

亲爱的安德烈：

我对你的世界没有兴趣？什么跟什么呀！你不记得，为了理解为什么你们听Hip Hop音乐，我仔细听了Hip Hop，而且是找到歌词，对着歌词细听的。不但听了正在流行的，还把八十年代前的也找出来听，为的是了解这个乐种的发展过程。理解之后，才知道，原来Hip Hop来自一种抗议和批判精神，而且，好的词，根本就进入了诗的境界。

中年父母的挫折，安德烈，可能多半来自于，他们正在成长的孩子不愿意把门打开，让他们进入自己的世界，而不是父母不愿意进入。你不就嫌恶我“母爱”太多，电话太多吗？

今天抵达台北。在开往阳明山回家的路上，买了一瓶两公升的鲜奶。回到家，打开冰箱，发现丽沙阿姨知道我要回来，早一步填满了冰箱，里头已经有一瓶两公升的鲜奶。

现在我有两瓶两公升的鲜奶。仔细看了一下保鲜日期，一瓶是今天到期，已经接近不新鲜了；另一瓶则是三天后。

你会从哪一瓶开始喝，安德烈？

一个青岛的朋友跟我说过这个故事。人家送了他们一箱苹果。打开一看，大部分新鲜青翠，有几个却已经开始变色。

我的青岛朋友不经思索，伸手就去拿那快要腐坏的；她十七岁的儿子也不经思索就抓了一个最青翠的开始咔嚓咔嚓啃起来。他母亲急急说，“唉呀，先吃坏的呀。坏的不吃，明天怕就不能吃了。”

儿子觉得母亲很奇怪，说，“你从坏的吃起，到明天，那好的也逐渐变坏了，结果你就一路在追赶那坏的，你永远在吃那不新鲜的苹果。你为什么不能就直接享受那最好的呢？”

朋友说，她听了儿子的话，半坏的苹果拿在手里，站在那儿，一时说不出话来。

好吧，安德烈。现在我站在那打开的冰箱前面。请问，你会先喝哪一瓶牛奶？

我在阳台上坐下来，眺望台北盆地一片空濛。一只老鹰，孤孤单单，在风里忽上忽下，像一个少年独自在玩滑板。我想，咦，何以听不见他拍打翅膀的声音？侧耳细听，知道是被满山满谷的蝉声覆盖了。夏天，阳明山被蝉的部队占领。

想到你的信把我描述得如此“不堪”，我低头检视一下自己：今天穿的是什么？一件青烟色的棉布薄衫裙。直筒形的，假如你拿一个大塑料袋，在上面剪出一个半圆，两翼剪出两个袖洞，就是了。赤足。指甲没有颜色，脸上没有脂粉。身上没有首饰；今天是个独处的日子。

我出门的时候，是会“打扮”的，安德烈。不过衣服总是白色或黑色，看起来像是一个“极简主义者”的行动宣示，但真正的原因是，一，我哪有可能把时间投掷在衣着和打扮的琢磨思考上？二，我可能在用所谓“极简”美学来掩饰自己其实对“美”和“品味”缺乏心得，没有成就。

大概在你进入十四岁左右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穿衣服已经有了自己的风格和品味。你弟弟也是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开始不再像“孩子”，而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翩翩少年的矜持。我不说破，但是在一旁默默地欣赏。我惊讶，“成长”这东西多么纤细、多么复杂啊。谁都可以看见一个男孩子长高了，细细的胡子冒出来了，声音突然改变了，鼓鼓的孩儿脸颊被棱角线条取代。但是，人们不会注意到他眼里的稚气消失，一股英气开始逼人；人们也不会发现，他的穿着、他的顾盼、他的自我，敏感得像女高音最高的一个音符旋绕在水晶玻璃上。他的领子竖起或翻下，他的牛仔裤皮带系在腰间的哪一个高度，他穿恤衫还是衬衫，衬衫尾扎进或露出……所有的细节都牵引着他的心的跳动。

而你我之间，安德烈，是有差距的；那个差距既是时代之差，也是文化之异，甚至是阶级的分野。

曾跟你说过，你的母亲是一个在“第三世界”长大的少女。我出生的一九五二年，台湾的平均国民所得不到两百美元。集体匮乏之外，这少女还来自一个难民家庭，从中国流离迁徙，一贫如洗。一直到一九七○年，我才在家里看见冰箱和电视机——因此阿姆斯特朗一九六九年的登陆月球，这个十七岁的台湾少女是没看见的。

台湾到一九六五年都是“美援”的救济对象。“美援”，在这个台湾少女的记忆里有三件东西：一是洒了金粉的圣诞卡，乡村天主堂里的美国神父会给你，上面有马槽、婴儿，还有肥胖可爱、长着翅膀的天使。二是铁罐脱脂奶粉。三是面粉麻布袋。机智的妈妈们把麻布袋裁剪成孩子们的上衣和短裤。于是，你看见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穿着面粉袋恤衫，胸前还印着两只大手紧握，写着：中美合作，二十公斤。

不是“马铃薯麻布袋”，安德烈，你的母亲是“面粉麻布袋”的一代。

除了面粉袋恤衫，十八岁以前我基本上只穿过学校制服。别以为是英国学校那种表达身份和地位的校服，有领带和皮鞋。我们穿着白衣黑裙（你可知道我的“极简美学”的原始来处了吧？）。裙长超过膝盖，要受罚；发长超过耳根，要受罚。我的兄弟们穿的是卡其裤和白上衣，头上顶着军警的大盘帽，帽子里是剃得发青的头。外国人来台湾，吓一跳，以为台湾满街都是士兵和警察，是个“警察国家”；他们不知道，那是学生。

你会说，可是这些和“贫穷”没什么关系。是的，这种美学的单调和品味的统一，和贫穷的关系少，和威权政治的关系大。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当威权政治和贫穷一起撒下天罗大网把你罩住的时候，品味，很难有空间。

因为，请问品味是什么？它不就是细致的分辨、性格的突出，以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吗？每一件，都正好是贫穷所吝啬给你的，也是威权政治所剥夺于你的。

安德烈，你是否开始觉得这样成长的母亲挺“可怜”的？那你就错啦。在过去给你的信里曾经提到，贫穷使得我缺少对于物质的敏感和赏玩能力，但是却加深了我对于弱者的理解和同情。威权统治也许减低了我的个人创造力，但是却磨细了我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而使我对于自由的信仰更加坚定，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为我知道失去自由意味着什么。

过去，是我们必须概括承受的。

那么，你必须“概括承受”的过去，是什么？你所成长的国家，人均收入是三万零五百七十九美金。培育你的是一个民主开放、文化多元的社会；你的父母都有博士学位（尽管“博士”可能是一百分的笨蛋或流氓）；你属于那种还不到十五岁就已经走过半个地球的“国际人”；你简直就是一个被太好的环境宠坏的现代王子。品味，太容易了吧？

但是，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如果这太好的环境赋予了你美感和品味，那么它剥夺了你些什么？你的一代，是否其实有另一种的“贫穷”？

2006.8.23

第27封信 二十一岁的世界观

MM：

你说五十四岁的你，实在无法理解很快就要满二十一岁的我，脑子里想些什么，眼睛看出去看见些什么（你说这话的那个感觉，好像我们是不同的动物种类），所以，我们来彼此“专访”一下。

好，可是你给我的十个“专访安德烈”问题里，第一个问题我就懒得答复了。你问我，“你对于男女平等怎么看？”这个问题有够“落后”，因为，“男女平等”是德国七十年代的问题，最关键最艰苦的仗都在那个时候打过了。我是二十一世纪的人了。

然后你还不甘心追着问：“譬如结婚以后，谁带孩子？谁做家务？谁煮饭？”

这样的问题在我眼里是有点好笑的。当然是，谁比较有时间谁就煮饭，谁比较有时间谁就做家务，谁比较有时间谁就带孩子。完全看两个人所选择的工作性质，和性别没有关系。你的问法本身就有一种性别假设，这是一个落伍的性别假设。

我知道，因为“男女平等”的问题对于你，或者你所说的中文读者，还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于我或者我的朋友们，不是讨论的议题了。

所以，我就挑了下面几个还有一点意思的问题，看答复让不让你满意。

问题一：你最尊敬的世界人物是谁？为何尊敬他？

我记得在一个朋友家里看过一本书，书名叫《影响世界的人》——你知道，就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出版社出的打折书，在地摊上乱七八糟叠成一堆让人家挑的那种。书里头的人物，就包括耶稣、穆罕默德、爱因斯坦、马丁·路德·金、巴赫、莎士比亚、苏格拉底、孔子等等。朋友和我就开始辩论，这些人物的历史定位，有多少可信度？

有很多人，不管是耶稣还是孔子，都影响了人类，但是，你怎么可能把他们的重要性拿来评比？这本地摊上的廉价书，把穆罕默德放在耶稣前面，理由是，穆罕默德靠一己之力去传播了信仰，而耶稣依靠了圣徒彼得的帮忙。笑死人，能这样来评分吗？再说，你又怎么把莎士比亚和孔子来比对呢？

你现在大概猜到我要怎么接招你的问题了。我如果回答你一个名字或者一组名字，那么我就犯了这个“评比”的谬误，因为不同历史和不同环境下的影响是不能评比的，而且，天知道世界历史上有多少值得尊敬的人——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我可以说，好，我觉得“披头士”很了不起，但是你马上可以反驳：没有巴赫，就没有披头士！那么如果我选巴赫，你又可以说，没有Bartolomeo Cristofori发明钢琴，哪里有巴赫！

MM，假如你对我的答复不满意，一定要我说出一两个名字，那我只好说，我真“尊敬”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要忍受我这样的儿子。我对他们一鞠躬。

问题二：你自认为是一个“自由派”、“保守派”，还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公民？

我自认是个“自由派”。但是，这些政治标签和光谱，都是相对的吧。

每一次德国有选举的时候，一个电视台就会举办网络问答，提出很多问题，然后，从你选择同意或反对的总分去分析你属于“保守”还是“自由”党派。我发现，几乎每一次，我的答案总结果都会把我归类到德国的自由党去。可是，我对德国自由党的支持，又向来不会超过六十分，意思就是说，我的总倾向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对于自由党的很多施政理念，不认同的地方在40%上下。

问题出在哪里？我支持自由党派的经济和政治立场，简化来说，就是在经济上我赞成自由市场机制，在政治上我支持小政府、大民间、公民权利至上。但是，我又强烈不认同自由党派对很多社会议题的态度，譬如妇女的堕胎权、死刑，甚至于环保政策——这些议题在自由主义者的清单上没什么重量，我却觉得很重要。所以看起来，我在经济和政治议题上属于“自由主义”，但是在社会议题上，又有点偏激进。

很多人投票给某一个政党，只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投那个党，有了“党性”。我投票则是看每一个议题每一个政党所持的态度和它提出的政策。所以，每一次投票，我的选择是会变的。你可以说我是自由、保守，甚至于社会主义者，也可以批评我说，我善变，但是，我绝不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的人。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参与”和“关心”应该是公民基本态度吧。

问题三：你是否经验过什么叫“背叛”？如果有，什么时候？

我的童年经验是极度美好快乐的。从小我就在一个彼此信赖、彼此依靠的好友群里长大。这可能和我成长的社会环境、阶级都有关系，这些孩子基本上都是那种坦诚开放、信赖别人的人。在一个村子里长大，从同一个幼稚园、小学，一起读到高中毕业，我们有一辈子相知的友情。

我从来不曾被朋友“背叛”过。

你想问的可能是：如果我经验了“背叛”，我会怎样面对？我会反击、报复，还是伤了心就算了？假定我有个女友而她“背叛”了我，我会怎样？

不知道啊。可能还是原谅了、忘记了、算了？

问题四：你将来想做什么？

有各种可能，老妈，我给你我的十项人生志愿：

十、成为GQ杂志的特约作者（美女、美酒、流行时尚）

九、专业足球员（美女、足球、身怀巨款）

八、国际级时装男模（美女、美酒、美食）

七、电影演员（美女、美酒、尖叫粉丝）

六、流浪汉（缺美女、美酒、美食、粉丝，但是，全世界都在你眼前大大敞开）

五、你的儿子（缺美女、美酒、美食、粉丝，而且，超级无聊）

四、蝙蝠侠（美女、坏人、神奇万变腰带）

三、007（美女、美酒、美食，超酷）

二、牛仔（《断背山》那一种，缺美女，但是够多美酒，还有，全世界都在你眼前大大敞开）

一、太空牛仔（想象吧）

如何？以上是不是一个母亲最爱听到的“成功长子的志愿”？

问题五：你最同情什么？

这个问题有意思。

无法表达自己的人——不论是由于贫穷，或是由于不自由，或者单单因为自己心灵的封闭，而无法表达自己的人，我最同情。

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我觉得，人生最核心的“目的”——如果我们敢用这种字眼的话，其实就是自我的表达。

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邪恶，多到你简直就不知道谁最值得你同情：非洲饥饿的小孩吗？某些伊斯兰世界里受压迫的妇女吗？被邪恶的政权所囚禁的异议分子吗？而这些人共有一个特征：他们都无法追求自己的梦想，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无法过自己要过的人生。最核心的是，他们表达自我的权利被剥夺了。

对他们我有很深的同情，可是，我又同时必须马上招认：太多的邪恶和太多的灾难，使我麻痹。发现自己麻痹的同时，我又有罪恶感。譬如你一面吃披萨，一面看电视新闻吧。然后你看见荧幕上饥饿的儿童，一个五岁大小的非洲孩子，挺着鼓一样的水肿肚子，眼睛四周粘满了黑麻麻的苍蝇（这样描述非洲的饥童非常“政治不正确”，但是你知道我对“政治正确”没兴趣）。

你还吃得下那块油油的披萨吗？可怕的景象、你心里反胃的罪恶感……你会干脆就把电视给关了？

我就是把电视给关了的那种人。

在这么多邪恶、这么多痛苦的世界里，还能保持同情的纯度，那可是一种天分呢。

问题六：你……最近一次真正伤心的哭，是什么时候？

从来没哭过。长大的男孩不哭。

好，MM，现在轮到我问你了：

反问一：你怎么面对自己的“老”？我是说，作为一个有名的作家，渐渐接近六十岁——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还有什么？

反问二：你是个经常在镁光灯下的人。死了以后，你会希望人们怎么记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人怎么记得：一，你的读者；二，你的国人；三，我。

反问三：人生里最让你懊恼、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哪一件事，或者决定，你但愿能从头来起？

反问四：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顿的，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

反问五：你怎么应付人们对你的期许？人们总是期待你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独特见解，有“智慧”、有“意义”的。可是，也许你心里觉得“老天爷我傻啊——我也不知道啊”，或者你其实很想淘气胡闹一通。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么面对人家总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这个现实？

反问六：这世界你最尊敬谁？给一个没名的，一个有名的。

反问七：如果你能搭“时间穿梭器”到另一个时间里去，你想去哪里？未来，还是过去？为什么？

反问八：你恐惧什么？

2006.9.20

第28封信 给河马刷牙

安德烈：

我注意到，你很不屑于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将来想做什么”，所以，跟我胡诌一通。

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于未来太自信，所以不屑于像我这一代人年轻时一样，讲究勤勤恳恳，如履薄冰，还是，其实你们对于未来太没信心，太害怕，所以，假装出一种嘲讽和狂妄的姿态，来闪避我的追问？

我几乎要相信，你是在假装潇洒了。今天的青年人对于未来，潇洒得起来吗？法国年轻人在街头呼喊抗议的镜头让全世界都惊到了：这不是六十年代的青年为浪漫的抽象的革命理想上街呐喊——戴着花环、抱着吉他唱歌，这是二十一世纪的青年为了自己的现实生计在烦恼，在挣扎。你看看联合国二○○五年的青年失业率数字：

香港十五到二十四岁青年的失业率是9.7%，台湾是10.59%，而数字不见得精确的中国大陆，是9%。你这个年龄的人的失业率，远远超过平均的失业率。巴黎有些区，青年人有40%出了校门找不到工作。

然后，如果把青年自杀率也一并考虑进来，恐怕天下做父母的都要坐立难安了。自杀，已经是美国十五到二十四岁青年人的死因第一位。在台湾，也逐渐升高，是意外事故之后第二死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说，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国家，青年是最高的自杀群。芬兰、爱尔兰、新西兰三个发达国家，青年自杀率是全球前三名。

你刻意闪避我的问题，是因为……二十一岁的你，还在读大学的你，也感受到现实的压力了吗？

我们二十岁的时候，七十年代，正是大多数国家经济要起飞的时候。两脚站在狭窄的泥土上，眼睛却望向开阔的天空，觉得未来天大地大，什么都可能。后来也真的是，魔术一般，眼睁睁看着贫农的儿子做了“总统”；渔民的女儿，成了名医；面摊小贩的儿子，做了国际律师；码头工人的女儿，变成大学教授；蕉农的儿子，变成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家。并非没有人颠沛失意，但我们真的是“灰姑娘”的一代人啊，安德烈，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亲眼目睹南瓜变成金色的马车，辚辚开走，发出真实的声音。

我身边的朋友们，不少人是教授、议员、作家、总编辑、律师、医师、企业家、科学家、出版家，在社会上看起来仿佛头角峥嵘，虎虎生风。可是，很多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藏着一小片泥土和部落——我们土里土气的、卑微朴素的原乡。表面上也许张牙舞爪，心里其实深深呵护着一个青涩而脆弱的起点。

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些所谓“社会精英”同时请出我们的父母去国家剧院看戏，在水晶灯下、红地毯上被我们紧紧牵着手蹒跚行走的，会有一大片都是年老的蕉农、摊贩、渔民、工人的脸孔——那是备经艰苦和辛酸的极其朴拙的脸孔。他们或者羞怯局促，或者突然说话，声音大得使人侧目，和身边那优游从容、洞悉世事的中年儿女，是两个阶级、两个世界的人。

你的二十岁，落在二十一世纪初。今天美国的青年，要换第四个工作之后，才能找到勉强志趣相符的工作。在“解放”后的东欧，在前苏联地区的大大小小共和国，青年人走投无路。在发达的西欧，青年人担心自己的工作机会，都外流到了印度和中国。从我的二十岁到你的二十岁，安德烈，人类的自杀率升高了60%。

于是，我想到提摩。

你记得提摩吧？他从小爱画画，在气氛自由、不讲究竞争和排名的德国教育系统里，他一会儿学做外语翻译，一会儿学做锁匠，一会儿学做木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又过去了，现在，应该是多少年了？我也不记得，但是，当年他失业时只有十八岁，今年他四十一岁了，仍旧失业，所以和母亲住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坐在临街的窗口，提摩画长颈鹿。长颈鹿的脖子从巴士顶伸出来。长颈鹿穿过飞机场。长颈鹿走进了一个正在放映电影的戏院。长颈鹿睁着睫毛长长的大眼，盯着一个小孩骑三轮车。长颈鹿在咀嚼，咀嚼，慢慢咀嚼。

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结婚。所以也没有小孩。提摩自己还过着小孩的生活。可是，他的母亲已经快八十岁了。

我担不担心我的安德烈——将来变成提摩？

老实说……是的，我也担心。

我记得我们那晚在阳台上的谈话。

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夜晚，安德烈。多年以后，在我已经很老的时候，如果记忆还没有彻底离开我，我会记得这样的夜晚。无星无月，海面一片沉沉漆黑。可是海浪扑岸的声音，在黑暗里随着风袭来，一阵一阵的。猎猎的风，撩着玉兰的阔叶，哗哗作响。在清晨三点的时候，一只蟋蟀，天地间就那么一只孤独的蟋蟀，开始幽幽地唱起来。

你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坐在阳台的椅子里，背对着大海。清晨三点，你点起烟。

中国的朋友看见你在我面前点烟，会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眼光望向我，意思是——他他他，怎么会在母亲面前抽烟？你你你，又怎么会容许儿子在你面前抽烟？

我认真地想过这问题。

我不喜欢人家抽烟，因为我不喜欢烟的气味。我更不喜欢我的儿子抽烟，因为抽烟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肺癌。

可是，我的儿子二十一岁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成人。是成人，就得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为他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一旦接受了这个逻辑，他决定抽烟，我要如何“不准许”呢？我有什么权力或权威来约束他呢？我只能说，你得尊重共处一室的人，所以，请你不在室内抽烟。好，他就不在室内抽烟。其他，我还有什么管控能力？

我看着你点烟，跷起腿，抽烟，吐出一团青雾；我恨不得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海。可是，我发现我在心里对自己说，MM请记住，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就得对他像对待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样。你不会把你朋友或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你就不能把安德烈嘴里的烟拔走。他早已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一个个人。他就是一个“别人”。

我心里默念了三遍。

安德烈，青年成长是件不容易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要抱着你、奶着你、护着你长大的母亲学会“放手”，把你当某个程度的“别人”，可也他妈的不容易啊。

“你哪里‘平庸’了？”我说，“‘平庸’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我看着你……是的，安德烈，我有点惊讶。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

你捻熄了烟，在那无星无月只有海浪声的阳台上，突然安静下来。

然后，你说，“你会失望吗？”

海浪的声音混在风里，有点分不清哪个是浪，哪个是风。一架飞机闷着的嗡嗡声从云里传来，不知飞往哪里。蟋蟀好像也睡了。你的语音轻轻的。这样的凌晨和黑夜，是灵魂特别清醒的时候，还没换上白天的各种伪装。

我忘了跟你怎么说的——很文艺腔地说我不会失望，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高兴因为我爱你？或者很不以为然地跟你争辩“平庸”的哲学？或者很认真地试图说服你你并不平庸，只是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不记得了，也许那晚葡萄酒也喝多了。但是，我可以现在告诉你，如果你“平庸”，我是否“失望”。

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没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安德烈，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因此，你当然更没有理由去跟你的上一代比，或者为了符合上一代对你的想象而活。

同样的，抽烟不抽烟，你也得对自己去解释吧。

2006.12.1

读者来信

龙女士：

原先我觉得安德烈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是您虚构的，每次看这个专栏，我都会思考一番安德烈的真实性。今天也不例外，不过，现在我有些相信他的真实性了，八五年出生，比我晚一年，在上大学。

当他说出关于家的感受时，我马上有了共鸣。

我大四了，即将毕业，面临着找工作。前两天，妈妈打来电话说，不要太着急，慢慢找，家里又不是等米下锅（土话，意思是，不是等着我来挣钱养家）。听到妈妈这样说，我非常感动，眼泪就止不住了。春节在家时，妈妈也很为我的工作操心。当时我心里甚感过意不去：要是我自己把工作的事情解决好了，也不会家里人这样替我操心。可妈妈说，父母替儿女操心是一种幸福，还说，不替你们操心替谁操心呢！所以，今天看到您在文章里写道：“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我就更加能够理解我的妈妈了。以前，我总是想象自己将来如何有出息，如何孝敬父母，现在才明白，只有自己真正过上快乐幸福的日子，父母亲才能够幸福。

现在，中国大学生就业形势也很严峻。但总体说来，我们还能找到工作。只是这工作是否令人满意就很难说了。其实，我的很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只要能有一份工作，我们就会很用心地去干，很少想到自己是否真的喜欢和适合干这份工作。在我们身上更多表现的是家庭责任。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我们更多表现的是隐忍。当然，也要分很多情况。有些家境优越的同学，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些，他们似乎也还没有学会这些（这种说法不太负责任，因为我也仅仅是就我自己看到的来发表看法）。当然也有很多家境优越的同学，他们很积极来承担自己的责任。

就像您在《我这样认识了广州》中所描写的：穿珠子的工人，眼睛都看不见了，但是工价却很低。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其实我想其他国家和社会也会有中国面临的问题。

好了，今天写到这里。因为我不知接下去怎么写了。

S. Y

······

龙教授、安德烈：

我是香港人，现在在美国一所大学教经济学。三十多岁是个尴尬的年龄，好像清晨的三点钟，既太早又太晚，不上不下。

我实在非常喜欢你们的通信，每一封信，好像都是为我而写的。

我妈昨天来了一通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儿子，我的四百万年薪在哪儿呀？”四百万，是Goldman Sachs今年给的年薪。我妈当然是开玩笑，她指的是，我读完学位时，GS曾经想聘我过去，但我婉拒了，因为我认为研究才是我的兴趣。我也想在研究领域里成名，而且，也梦想有一天能对香港做出巨大贡献。

我妈只是在逗我，而且我知道她其实很以我为荣，但是，我自己反倒为钱耿耿于怀。我现在在一个学院教书，单身，每天案牍劳形，就为了写学术报告。学校虽然很有声望，但是，我的抉择，对吗？

我不知道。

K（美国）

MM：

您文中提到安德烈的抽烟问题，使我想起许多年前我带领两个儿子抽烟的一幕。那是一个清朗的春夏之交，早上我在前院捡到一个过路人随手丟弃的香烟盒，准备捡来丢到自家垃圾桶去，发现里面还有一支完整的香烟，于是对正在一旁嬉戏的四岁及五岁的儿子说道：“这里面还有一支香烟呢，让我们一起来抽抽看。”两人眼睛一亮，于是，找来一盒火柴，三人并排坐在大门口台阶上，就像电影里银幕上的大混混及小混混的调调儿，准备吞云吐雾一番，多么神气活现！

坐定后，划了四五根火柴，呛了好几口烟，手忙脚乱一番，我终于把烟点着了。然后交给坐在一旁热切盼望着的老大，同他说：“一定要用力吸，不然，火头就灭了，又要重新来过。”说的也是实情。他卖力地吸着，咳着，喘着气，忙了几转。我说：“让弟弟吸吸吧！”在一旁等不及的老二紧张又兴奋地接过烟去，猛力地吸着咳着。每当他们想多喘一口气时，我就提醒他们，火头若灭了就要重新燃过。三人轮替搞了三四回合之后，两人想放弃了，说它“恶心”。我道：“还没吸完呢，这就丟掉，不是太可惜了吗？还有一大段还没吸呢。来来来，再来，轮到你了。”搞到后来，两人坚拒再吸，最后干脆逃之夭夭。

晚上外子回来，我同他提到早上拾烟、抽烟的事，两个小家伙不期而然地对着曾经吸了十年烟的爸爸发难问道：“爸爸，你怎么那么笨，你怎么会喜欢抽烟的？”

我这两个宝贝儿子经历过这场刻骨铭心的抽烟之“乐”后，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从没见他俩再燃过一支烟，喷过一口雾。我这篇“野人献曝”迟到了十七年，可爱的安德烈已经二十一岁，也许这“土法治烟”可说给您未来的媳妇们做参考。

您同安德烈之间的母子家信（以及任何您的文章）我从不会错过，且常在企盼中，尤其是安德烈的信（请莫吃味……）。做儿子的他居然能这么有耐性地同您长篇大论，实属少见，您应合十感谢上苍才对。我的小儿子在他高中快毕业那年，我提供他一点选系的建议时，他拍拍我的肩，对我笑笑道：“妈，你过你的人生，我过我的，好吗？”

每一个孩子就是一本经，是为母者终身奉读的经。这本经好不好读，就看做母亲的耐心、爱心、运气及造化了。“风筝”即使放手飞了，这本经还是常留母亲手中，还是会继续读下去，继续牵挂下去。盼我们做母亲的能互相勉励，彼此保重，永不气馁。

马力（美国）

······

亲爱的MM和安德烈：

我从不曾给作者写信，但你们的信实在让我感动。只读第一段，我心中就开始算：当我到MM的年龄时，老大十六岁，那时我有可能和他进行如此坦诚的对话吗？

他最近没通过资优班的考试，哭着说，“那我只是个普通人咯？”安德烈，你问你妈是否会失望，如果你变成一个最平庸的人——我想到我的儿子。

让我真正挂心的是今年七岁的老二。前几天，在晚餐桌上，他突然说，“人生没意义，因为我们永远在重复。”很“存在主义”吧。那晚，我在床上忍不住哭了。这孩子如此早慧——早慧的孩子，中国人相信，是要遭天妒的。

安德烈，你能理解母亲的心吗？我怕孩子太聪明、太杰出，我希望孩子平平安安，我无限牵挂……

我看得出你是一个很敏感、很有思想的人。如果将来我的孩子也能像你这样反省人生，能这样和母亲沟通，我会十分骄傲。祝福你们。

JK（美国）

第29封信 第二颗眼泪

亲爱的安德烈：

你知道莫斯塔（Mostar）这个城吗？可能不知道，因为波斯尼亚战争爆发，这个波斯尼亚城市的名字每天上国际媒体时，你才七岁。战争打了三年，死了十万人；战事结束了，可是心灵的伤口撕开，最难缝合。鸡犬相闻的平日邻居突然变成烧杀掳掠强奸者，荒烟蔓草中挖出万人冢，万人冢中发现自己亲人的尸骨，都是太恐怖的经验，何以忘怀。我记得，当时人们最惊异的是，这种因族群而相互残杀的属于原始部落的仇恨，怎么会发生在快要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怎么会发生在最以文明和文化自豪的欧洲？

我的感觉是，二十世纪发生过十二年纳粹和十年“文革”这两个文明大倒退之后，波斯尼亚的族群相迫害，已经不能让我惊奇了。我只是在想，当战争过去之后，普普通通的太阳堂堂升起的时候，同样的人还得生活在同样一块土地上——他们的成人怎么再抬起眼睛注视对方，他们的孩子又怎么再在一个学校里上课、唱歌、游戏？

我的疑问，后来就“揭晓”了。九五年，你十岁那一年，和平协议签下了，可是莫斯塔这个城，裂为两半。原来的少数塞尔维亚族被赶跑了，信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住在城西，信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族住在城东，中间隔着一个广场。不同族群的人早上分别到不同的市场买菜，把孩子送到族群隔离的学校去上学，彼此避开路途相遇，晚上坐在家里看各自的电视频道。一个广场隔开两个世界，准备老死不相闻问。

所以，我看到下面这条新闻的时候，确实很惊奇：莫斯塔人在他们的中心广场上为李小龙的雕像揭幕。波斯尼亚跟李小龙怎么会有关系？

原来，当地有个作家，苦苦思索要怎么才能打破僵局，让广场东西的人们重新开始对话，让这个城市重新得回它正常的生活。他的主意是这样的：找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天主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同样热爱又尊敬的，然后，让莫斯塔的艺术家为他塑一个铜像，放在广场的中心。这个人物所唤起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可以使城东和城西的人心为之软，情为之动，逐渐愿意握手。这个人物，就是李小龙。原来，在一两代波斯尼亚人的成长过程里，不管是天主教还是伊斯兰教徒，李小龙都是童年记忆所系，在波斯尼亚人的心目中代表了“忠诚、友爱、正义”等等美好的价值。艺术家们在揭幕时说，他们盼望波斯尼亚人会因为对李小龙的共同的热爱而言和，也希望此后别人一提到莫斯塔这个城市的名字，不会马上联想到可怕的屠杀和万人冢，而会想到：他们的广场上站着世界上第一个李小龙的塑像。

这是一个公共艺术了，一个镀了金色的李小龙雕像，在城市的核心。安德烈，你曾经质疑过，墙上挂着木雕天使是艺术还是Kitsch？那么我问你，这个莫斯塔的雕像，是艺术还是Kitsch？

然后我想到另一个跟艺术碰撞的经验。你记得去年我们一起去看Sound of Music音乐剧？它在香港被翻译做《仙乐飘飘处处闻》，在台湾是《真善美》，风靡了全世界之后又迷住了整个亚洲。Do-Re-Mi的曲子人人上口，《小白花》（Edelweiss）的歌人人能哼。在英国，它流行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据说在冷战期间，英国政府的紧急战时措施手册里甚至说，如果发生核战，BBC就广播Sound of Music的音乐来“安定人心”。

我一直以为它风靡了“全世界”，到了欧洲以后才发现，这个以奥地利为场景，以德国历史为背景的音乐剧或电影，德语世界的人们根本不太知道，大部分的人们，没听说过；大家以为是正典奥地利“民歌”的《小白花》，奥地利人没听过，它纯粹是为剧本而写的百老汇创作歌。哈，我所以为的“全世界”，只是“英语世界”罢了。

三十年前看过电影版，现在舞台版来到了香港，是的，我很想看，想看看我三十年后的眼光是否仍旧会喜欢它，而且，我更好奇：你和菲力普这两个德国少年，加上正在我们家中做客的奥地利大学生约翰——你们对这个百老汇剧会怎么反应？

演艺中心挤满了人。你一定不会注意到我所注意到的：很多人和我一样——中年的父母们带着他们的少年儿女来看这个剧。我猜想，其中一定有一个藏在心里不说出口的企盼：中年的父母企盼他们的儿女，哪怕是一点点，能了解自己。当少年儿女知道父母被什么样的电影感动、为什么样的老歌着迷时，两代之间可能又多了一点点体贴和容忍。还没进场，中年的父母已经情不自禁哼起那熟悉的曲子，幕起的那一刻，他们又异样的安静，少年们古怪地回头，好像第一次发现：原来父母也曾经少年过。不论是Bee Gees和Brothers Four的演唱会，或者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舞台剧，我都看见这代与代之间的情感密码，暗暗浮动，像巷弄里看不见的花香。

我坐在你们三人后面，透过你们三个人头看向舞台。幕起时，掌声雷动，你们不动，像三坨面粉袋。歌声绕梁，人们兴奋地跟着唱“You are sixteen, going on seventeen”，面粉袋往下垮了点。七个高矮不一有如音符高低的可爱孩子在舞台上出现时，香港观众报以疯狂掌声，你们把头支在手掌上，全身歪倒。七个孩子开始依口令踏正步时，你们好像“头痛”到完全支持不住了。当百老汇式的奥地利“山歌”开唱时，我仿佛听见你们发出呻吟，不知是菲力普还是约翰，说，“Oh, My God!”

中场休息时，大家鱼贯出场。我还没开口问你们是怎么回事，你已经带头说，“我们不要看下半场！”我也没放过你们，问，“为什么？是不是剧本以纳粹为背景，你们觉得不舒服？”

“才不是。”你们异口同声。然后你说，“妈，难道你不觉得吗？是品味的问题啊，整个剧甜到难以下咽，受不了的Kitsch，你能忍受这样的艺术啊？”

奥地利的约翰一旁直点头。菲力普说，“走吧走吧！”

于是，我们离开了表演厅。哎，好贵的票啊，我想。

所以我想问你的是这个，安德烈：在你心目中，什么叫Kitsch？你父亲那一代德国人挂在墙上的木雕玛利亚和天使，是艺术还是Kitsch？你的艺术家朋友拍摄电线杆和下水道加以技术处理，是艺术还是Kitsch？李小龙的雕像，如果放在香港观光商店的摊子上，和画着一条龙的T-shirt堆在一起，可能被看做典型Kitsch，但是，当他的镀金雕像站在战后波斯尼亚的一个广场上，被赋予当地的历史意义和民族伤痕记忆的时候，同样的雕像是否仍是Kitsch？或者，因为意义的嵌入，使得Kitsch得到全新的内在，因而有了艺术的力度？

你们三个小家伙对Sound of Music的反应，让我吃惊，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美国音乐剧这个表演形式在欧陆一直流行不起来，用你的话来说，它放了太多的“糖”，太“甜”。但是我在想，可能太“甜”只是原因之一，更里层是不是还有文化“简化”的反作用？譬如，身为东方人，我从来就不能真正喜欢普契尼的《图兰朵公主》或《蝴蝶夫人》。并非“过甜”的问题，而是，它无可避免地把东方文化彻底“简化”了，对生活在东方文化内的人来说，这种“简化”令人难受。

哈贝马斯的老师，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曾经说，Kitsch就是紧紧抓住一个假的感觉，把真的感觉稀释掉。昆德拉的说法更绝：

Kitsch让两颗眼泪快速出场。第一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太感动了！第二颗眼泪说，孩子在草地上跑，被感动的感觉实在太棒了，跟全人类一起被感动，尤其棒！

使Kitsch成为Kitsch的，是那第二颗眼泪。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我喜欢看孩子在草地上奔跑，散起的发丝在阳光里一亮一亮。你和菲力普幼小时，我常常从写字桌抬头往窗外看，看你们俩在花园草地上种黄瓜，抓蟋蟀，听你们稚嫩的声音，无端的眼泪就会涌上来。我简直就是Kitsch的化身了，还好昆德拉说，那第一颗眼泪不是，第二颗才是Kitsch。

2007.1.24

第30封信 KITSCH

亲爱的MM：

经过一个辛苦的学期，我总算回到德国的家，度过三个礼拜的寒假。所谓家嘛，就是一个能让你懒惰、晕眩、疯狂放松的地方。要回香港之前，我跟朋友开车去了一趟慕尼黑。路卡斯在那里上学，他去上课，我无聊，就自己逛到了现代美术馆。馆里刚好有一个个人特展，展出艺术家叫Dan Flavin。

事实上，路卡斯是要我根本不要去美术馆的，他说那些展览都“闷死人”。我实在没事可干，所以还是进去了，逛了足足两个小时，只不过证实了他的话：闷死了。

这个个展占据大概十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塞满了各形各色的霓虹灯管。刚进去时，你以为这灯不过是个有意思的背景吧，结果可不是，里面还真的什么都没有。这些霓虹灯，就是展品本身。红灯、白灯、绿灯，亮到不行，亮到你眼睛睁不开，简直走不进房间里去。我从一个展示间摸到另一个展示间，每个房间就展示墙上这些长长短短的霓虹灯！连走廊上都是红灯绿灯。

我在强光中走到最中间一个房间，发现它跟其他房间隔绝，所以我好奇了。走进去，哇，你说里面有什么？整个房间罩着暗暗的“黑灯”——也就是任何一个兰桂坊的酒吧会用的那种照明方式，黝黑黝黑的。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离开美术馆的时候，我一点也没觉得自己受到艺术的什么启发还是“震荡”。俗语说，艺术因人的“眼光”而异。好吧，我的眼睛可真的是被这一个艺术展览的强光射得七荤八素，现在一闭眼就看见光，真的产生“眼光”了！

你问我，莫斯塔的李小龙雕像是艺术还是Kitsch，那我倒过来问你:李小龙雕像跟慕尼黑现代美术馆那个个展比较，哪个是艺术？那堆霓虹灯，放在最高级的美术馆里正式展出，该是“艺术”了吧？可是它给了我的只有头晕跟眼睛发疼。李小龙的雕像，还镀了金，是Kitsch吗？可是它很可能感动了人，使本来伸出手想打架的人反而握了手，这岂不是艺术的力量？

你说的Sound of Music那场演出，天哪，我当然记得。我对音乐剧本来就没什么兴趣，这个什么《仙乐飘飘》或《真善美》，我在德国时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们三个人中场就坚决要走，实在是因为受不了了。先是奥地利的“传统服装”，然后是奥地利“山歌”，然后是《小白花》所谓“民谣”，到后来连纳粹都上戏了，实在是到了忍受底线。我也记得你问我们“为什么”，我也记得我们的回答：一个人能够吞下Kitsch的量是有限的！这个百老汇剧把德国和奥地利的刻板印象发挥到极致，加“糖”到极致，我们快“腻”死了。

我们的反应其实不难理解。你想想看，把扮演中国人的演员放到舞台上，让他们戴上斗笠，画上两撇山羊胡子，裤管卷起来，站在水稻田里，然后，让他们站在那里唱美国人听起来貌似中国歌的Ching-Chang-Chong，请问你能不能连看两个小时这样的表演？你保证中场不离席？

艺术和Kitsch之间的界线确实是模糊的，我其实没有资格判断——算了，不跟你和稀泥。他妈的妥协。我就清楚给你一个我心目中的“Kitsch排名前十大”清单吧！

一、The Sound of Music音乐剧——我此生绝不再看此剧。

二、瓷器小雕像——尤其是带翅膀的天使。

三、（自从我来到亚洲之后）毛产品——包括带红星的军帽、写“为人民服务”的书包，尤其是以毛主席的一只手臂作为指针的各类钟表。

四、任何展示“爱国”的东西——尤其是美式的，含老鹰、星条、着制服的士兵等。

五、任何展示“宗教”的东西——（你记得常常来按门铃向我们宣教的那些什么什么“见证”的女人吗？对，我指的就是她们拿出来的文宣品，永远印着一个耶稣被一群肤色有黑有白的“多元文化族群”的小孩所围绕。）

六、受不了的“搞笑”恤衫——Smile if you are horny, Fill beer in here，我很烦，群众总是蠢的……如果还要我看见一个人穿着警察的恤衫而他其实不是一个警察，我就想逃跑。

七、励志大海报及卡片——这种海报，一定有美丽的风景，宁静的海啦、山啦、森林小径啦，一定框个黑边，然后写着大大的主题：智慧，诚实，毅力，有恒，爱心……

八、电视里头的肥皂剧，还有电视外面真实的人，可是他以为自己的人生是电视里头的肥皂剧——包括譬如你一定没听过的OC，这是全世界最流行的青少年肥皂剧之一，演一群有钱到不知道自己流油的加州少男少女。

九、美国乡村歌曲——甜到不行。

十、你对我和菲力普的爱——母爱绝对是Kitsch……唉！

你的

2007.1.30

读者来信

龙女士：

我在中国的《南方周末》上读了你给儿子安德烈的信。安德烈对Sound of Music有很大的反应，你说“可能太‘甜’只是原因之一，更深一层是不是还有文化‘简化’的反作用？譬如，身为东方人，我从来就不能真正喜欢普契尼的《图兰朵公主》或《蝴蝶夫人》，这种‘简化’令人难受”。

——你错了，是你自己的错。我们现在不但喜欢被普契尼“简化”（他都被我们请去了太庙），我们还自己“简化”自己呢。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今年的CCTV春节联欢晚会，有档节目是几个袅袅婷婷的江南姑娘袅袅婷婷地撑着伞，在江南袅袅婷婷的雨前、雨中、雨后袅袅婷婷地搔首弄姿，大官小资都说好，最近在莫斯科，大概是中国文化年的一部分节目，“东方”时装表演中，那几个袅袅婷婷又出来了，这次是老毛子和我们一起屁颠了。

一个读者（北京）

龙先生，您好！

想和您说说Kitsch。

那个晚上，是四月二十日，应该是个轻松的周末之夜，女儿却照例吃过晚饭回到书桌做她的作业。我洗好碗坐到书房，翻开报纸，是您的那篇《第二颗眼泪》，看着忽然忍不住笑起来。

女儿抬起头：“老妈你笑什么？”

“你知道The Sound of Music在香港翻译成什么？”

“什么？”

“《仙乐飘飘处处闻》。”

“天哪，香港人！”

“台湾是《真善美》。”

“扯太远了吧。”

她忍不住过来看，看到安德烈、菲力普不喜欢这个音乐剧，她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我觉得挺好的，不过，真好玩，《小白花》（Edelweiss），什么《小白花》，《雪绒花》好，他们怎么翻的，我们翻得多好，《音乐之声》、《雪绒花》，哎香港人！《仙乐飘飘处处闻》，太好笑了！”我们忍不住又笑了。

她找来英汉辞典，找Kitsch，找Edelweiss，然后说：“我又学会一个骂人的词了，Kitsch。”

“看清楚了，人家是指文艺作品。”

“没关系，只要看到假正经、伪君子、装模作样、做作、虚伪……一律Kitsch。”

她还是不明白安和菲为什么不喜欢The Sound of Music：“他妈妈应该让他们看电影，舞台剧为了吸引人，肯定太吵了，而且肯定花里胡哨的。”

看到安“闷死人、腻死了”，她说：“安一定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因为处在愤世嫉俗的年龄，其实我也是，不过我连烦的时间都没有，真可怜！”我们正说着笑着，她爸爸在边上大声指责我：“别影响方方做作业，她可没时间跟你玩。”

她真的没法轻松，第二天是中考英语口语预测，“五一”前要考完口语，一过“五一”就是中考体育考试，一模（第一次中考模拟考试），五月底二模，然后填报志愿，六月十八、十九、二十就要正式考试了，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作业。

第二天，我们去超市，我问：“你最Kitsch的东西是什么？”

“我啊，最Kitsch的东西么，当然是GCD了，你看看我们学校什么三年规划，三天就完了，骗人！总喜欢搞些骗人的形式。还有啊，日本！”顿了顿，她说，“老妈，我是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啊？”

没想到她会说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这个词来，看看她：“是啊，过于狭隘了。”

“没办法，不过，只是对日本噢。”

读者

第31封信 两只老虎跑得慢、跑得慢

亲爱的安德烈：

从电邮里得知你争取交换留学“落榜”了。我愣了一下。嗄？你“失败”了？

第一个念头：你失去了一个交换学习的好机会，太遗憾了。第二个念头：二十一岁的你是否明白，你已经进入了人生竞争的跑道，跑得不够快就会被淘汰？第三个念头：嗯……你不说，但是一定很伤心。

“在人生竞争的跑道上，跑得不够快就会被淘汰。”我细细咀嚼着这句突然冒出来的念头，好像考卷打开猛然看见一个从没见过的全新的考题，一时不知要从哪里说起。

想起一件往事。你十岁那年进入初中时（按，德国小学四年后，进入初中），我收到一纸学校的来信，让家长带新生去做音乐测验。匆匆读一下来信，我就带你去了。音乐教室里头传来钢琴咚咚的声音。我们坐在门外等候，你害羞地依着我。门打开，一个一脸雀斑的小男生跟着他的母亲走了出来，手里还抓着琴谱。

轮到我们走进去。一个高高瘦瘦的音乐老师坐在钢琴旁。

他问你是否要弹钢琴。你低着头看地板，摇头。

你学了钢琴，但是你知道自己有多差。

他问你是否要拉小提琴。你低着头看地板，摇头。

老师说，“那……会唱歌吗？”你又摇头。

老师耐着性子说，“那……就唱《两只老虎》吧。”他转向钢琴。

你小小的脸涨得紫红，转过来看我，眼睛带着求饶的哀苦。伴奏的琴声响起，你不得不张开嘴，开始喃喃唱，“两只老虎……”

那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因为太紧张，因为太没有信心，唱出的声音就像用指甲逆向去刮刺黑板一样令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你的声音忽高忽低，一下子又突然断掉，甚至连《两只老虎》的词，都忘了一大半。那真是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老师终于把钢琴盖关上，缓缓转过来，看着我们，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

你站在那里，小小的瘦弱的身躯，低着头，在那巨大而空荡的教室里。

回家后，我再把学校的信拿出来细读，才发现，那信是说，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有“特别杰出的音乐天分”，请来试音，可以参加合唱团或管弦乐团。

天哪，我做了什么？

安德烈，你是否要告诉我，因为MM的过失，你从十岁起，就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失败”，知道“Loser”的味道不好受？你又是否学习到，如何做一个有智慧的失败者，如何从四脚朝天、一败涂地的地方，从容地爬起来，尊严地走下去？

我的“失败启蒙”是何时开始的？

MM在台湾乡下长大，第一次进入一个大城市的所谓“好”学校，是十四岁那一年，从苗栗县转学到台南市。苗栗县苑里镇是个中型的农村；它的初中，校园四周全是水汪汪、绿油油的稻田和竹林密布的清溪水塘。我们习惯赤脚在田埂间奔跑，撩起裤管在湍流里抓鱼。体育课，不外乎跑几圈操场、打篮球、玩躲避球——就是一个人站在中间让人家用球丢你，丢中了你就出局。在操场上奔跑时，你的眼角余光看得见远方水光的流转，雪白的鹭鸶鸟像长腿的芭蕾舞女一样在水田上悠悠地飞起。天空那么大，山显得那么小。青草酸酸多汁的气息、斑鸠咕咕温柔的叫声，总是和体育课混在一起的背景。

然后转学到了听说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台南市中。校园很小，树木很少，操场被建筑物紧紧包围。第一天上体育课，我看见各种奇奇怪怪的“器材”，很长很长的竹竿、很重很重的金属球、酷似海里叉鱼的枪等等。我不认识任何一个人，也没一个人认识我。突然被叫到名字，我呆呆站出去，茫茫然，不知要干什么。体育老师指着地上画好的一个白圈，要我站进去——就是画地为牢的意思。他要我拾起地上一个金属球，要我拿起来，然后丢出去。

我弯腰，拿球——发现那球重得可以。然后用力把球甩出去。一甩出去，旁观的同学一阵轰笑。老师说，“不对啦，再来一次。”

我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不是叫我丢球吗？于是回到圆圈内，弯腰，拿球，丢球。又是一阵轰然大笑。老师大声喊，“不对啦，再来一次。”

我不记得自己的眼泪有没有憋住，只记得一旁的孩子们兴奋莫名，没想到今天的体育课那么有娱乐性。

回到圆圈，拿球，更用力地丢球。老师暴喝，“不对啦，哪个学校来的笨蛋，连丢铅球都不会！”老师跨进圆圈，抓住我的肩膀，说，“笨蛋，球丢出以后身体不可以超过圆圈，你懂不懂？”

城市的孩子们笑成一团；他们没见过不会丢铅球的人。

十四岁的MM，不见得知道所谓“在人生竞争的跑道上，跑得不够快就会被淘汰”，但是，城乡差距、贫富不均是什么意思，永远不会忘记。有意思的是，这次的“失败启蒙”教给我的，不是“你以后一定要做那城市里的人”，而是，“你以后一定不能忍受城乡差距、贫富不均所带来的不公平”。也就是说，“失败启蒙”给我的教训，不是打入“成功者”的行列，而是，你要去挑战、去质疑“成功者”的定义。

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有些，我还能简单地回复一两句自己认为可能不是完全没意义的话，更多的，除了谢谢之外，只能谦卑、沉默。生命的重，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说什么都可能是虚矫的、致命的。下面是几封信，与安德烈分享。

MM稍微敢回复的：

亲爱的MM：

未来是什么？我要做什么？答案是，我不知道。我毕业自台大，留学过美国，有硕士学位，现在有一份工作，看起来一切正常，但是，没有人知道我心中的恐惧。我每天准时上班，但是，在工作上没有任何成就感。我觉得，这个办公室里有我没我一点差别都没有。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又觉得，这个社会有我没我也没两样。

办公室里比我年长的人，显得很自信、成熟，好像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比我年轻的人，显得很有企图心，很有冲劲，好像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只有我，彻底的“平庸”，没有人会问我在干什么，没有人对我有兴趣，没有人想跟我做朋友。我的老板看不见我，我的同僚也对我视若无睹。可以说，他们完全不认识我，或说，我根本不让他们认识我。

小时候写作文《我的志愿》，我就不知道要写什么，现在，我已经三十岁了，不再有人问我的“志愿”是什么，我仍旧不知道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半夜惊醒，一身冷汗，黑夜里坐起来，只有茫然和恐惧。

你问我有没有压力？有啊，我感觉到别人都在尽力表现，拼命向前。人生显然就是适者生存的竞争跑道，我觉得很害怕。我还很年轻，前面的路看起来很长，所有的人都在快跑，你一个人慢慢走，感觉很寂寞，心也很慌，好像随时会被淘汰，丢弃。我也想变成众人的一分子，跟着大家的速度跑步，可是……我很平庸，没有自信……写这封信，都让我颤抖。

PM（台北）

PM：

设想一个跑道上，有人正在跑五千米，有人在拼百米冲刺，也有人在做清晨的散步。那跑五千米的人，看见那跑百米的人全身紧张、满面通红，心里会“颤抖”吗？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跑五千米的。

那清晨散步遛狗的人，看见那跑五千米的人气呼呼地追过来了，他会因而恐惧，觉得自己要被“淘汰”了吗？不会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来散步的。

你真的“平庸”吗？其实要看你让自己站在哪一条跑道上。如果你决定做那清晨散步的人，怎么会有“平庸”的问题呢？会不会你的气定神闲，你的温和内敛，你的沉静谦逊，反而就是你最“杰出”的人格特质呢？

MM

MM其实不敢回复的：

龙博士：

我是香港人，今年二十五岁。最近读到你给安德烈的信，《给河马刷牙》，带给了我难以抚平的思想震撼。你说给安德烈的话，就像对着我说的一样，我就像被当头棒打，从混乱中突然清醒下来，回头一看自身，顿时颓然……就像自己以往一直向着错的方向走，虽然没有因挫折而放弃自己的人生，却是越走越错。

“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这句话刺伤了我那潜藏的伤口，我正是每天在“被迫谋生”的痛苦中挣扎的人。

还不到十八岁的我，因为家庭环境不好，就辍学到一间小公司工作。数年之后，就是我妈妈过世的那年，我半工半读考上了一所学院，可惜最终因为实在太累而放弃了。二十三岁的时候，我结婚了，我是为爱而结婚的，渴望拥有自己的家庭，而且以为，只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扛起一个家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现实生活的沉重，压得我透不过气，抬不起头，简直无法呼吸。为了生活，所有的理想都不得不放弃，想再读书，也只是一场虚妄的梦。我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失败，而且似乎将是永远的失败。

到今天才发现自己的将来没什么希望！叫我要怎么面对自己，我还有希望吗？希望在哪里呢？

SS

SS：

大树，有大树的长法；小草，有小草的长法。这世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小草。你不是孤独的。

MM

MM：

我读了《给河马刷牙》，边读边哭，足足哭了三分钟。我不可克制地在检查自己的灵魂：我每天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说什么，梦什么，我所有的愤怒、挫折，我的伤心和失望……好些年了，我觉得我一直没法找到一种语言去表达或者释放积压在我心里的感受，我觉得我一直在绝对的孤独里跟自己挣扎——一直到我读了你的《给河马刷牙》。

你对“平庸”的说法，使我心中涌上一股痛苦的感激。我是一个结了婚的三十岁的女人。婚姻生活并没有让我觉得幸福，反而使我紧张、暴躁、不安。家务事琐碎复杂，想到要生孩子更让我充满恐惧。丈夫回家往往累得倒头就睡，我一个人要面对生活中所有的问题。我常觉得，我不是他的妻，我是要承担一切重担的妈。

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在一种紧张、混乱、无助、激动的情绪里。对丈夫，我不是在吼叫就是在哭。最好笑的是，我自己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专门协助情绪不稳定的儿童，辅导他们理解自己的情绪，调节自己的情感表达，可是我对自己的挫折，那么无助。我很想、很想知道，比我年长的女性如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个阶段？二十一世纪的新女性，在她三十岁的时候，要怎么做人生的种种决定？

婷婷

婷婷：

如果我说，是的，MM也经历过这样的痛苦和迷茫，你是否会觉得多一点力量呢？是的，我经历过。而且，很多我的女性朋友们，不论她们现在如何“成功”，也都走过这样的黑暗。

2007.4.4

读者来信

龙教授：

我们应往哪里去？

年轻的我们不是平庸，不是失败，而是看不到现实的出路。

在你成长的时代，不论是身处台湾还是香港，只要努力和勤奋就不会有太差的回报。一个中学毕业生，凭着虚心学习和敢于抓着机遇的自信，不难成为老板/管理层，在社会的阶梯上向上爬……那是因为那时大家的起点都低。

但我们这一辈，在全球化的洪流中，却要跟世上所有的人竞争。在讲求品牌和格调的消费市场，后进者多么的无能为力。还有以往养尊处优的专业人士，一下子要跟大陆和印度的人竞争……我们渐渐失去大声表达的勇气。

过往的教育令我们的价值包含自由、真理、平等，但现实的压迫使我们在功能组别分组投票时，还是会选一个捍卫自己专业界别利益和这畸形选举制度的候选人。或许我们对他的政治立场有意见，但他毕竟能保护我们的利益。“自私”被放在“平等”之上，可惜我们没有太多选择。

老师念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本应要使我们争取、抗争，但经济的紧张力早使我们失去大声表达的勇气。工作害怕输给印度和大陆；投票没有依照心里的价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更像是午夜的梦话。这可能不是失败，可能不是平庸，但足够使我们觉得自己很逊。

年轻的一代，纵然受过了高等教育，却茫然无法前进，快乐似乎是很远很远。我很茫然。

Y P（台北）

第32封信 政府的手可以伸多长？

MM：

我抽烟。我知道你很讨厌我抽烟，我也认为这是个很糟糕的习惯。大概十七岁那年开始的，但是究竟怎么开始的，我也弄不清楚——因为朋友都抽所以抽？功课的压力太大？太无聊？或者就是为了反叛——因为大人说它不好就偏要试。可能每个理由都多多少少有一点。反正结果就是，我上瘾了。

我的烟友们其实都开始得比我早，大部分在十二三岁的时候。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是很讨厌别人抽烟的，讨厌那个气味。最火大的是，大伙要出发到哪儿去时，总要等抽烟的那个家伙在垃圾桶前把他的那支烟抽完才能走。其实到今天，我还是不喜欢抽烟这回事的：我的喉咙总觉得不舒服，很容易感冒，衣服老有去不掉的烟味，我容易累，而且，肺癌还等着我呢。

可是，有什么好说的呢？不就是我的自由意志选择了抽烟，然后，又缺乏意志力去戒掉它，明知它有害。原因是，每一支烟，是一个小小的休息和释放。我喜欢离开我的书本，站到阳台上去，耳机里听着一首好听的歌，看着海面上大船缓缓驶过——点上一根烟。当然还有那“快乐似神仙”的“饭后一根烟”，还有电影镜头里不能少的“性后一根烟”。一根烟，我想说，使美好的一刻完整了。

所以，对我而言，明知抽烟不好，但那是一个个人的自由选择。

最近，我的自由选择被剥夺了。二○○七年一月一日零时，香港开始在公共场所禁烟。政府的说法是，为了防止二手烟危害不抽烟者的健康，禁烟的地点包括公园、餐厅、学校、酒吧……当然包括了我的大学。

我一点也不意外。这正是两年前我的德国高中发生的事情。你知道，德国法律规定，十六岁以上的人抽烟饮酒是合法的，所以，大部分的高中都划定了吸烟区，学生在那里吸烟。但是，二○○四年黑森州的文化部长推动校园禁烟，结果呢？我们必须多走五百米到校园外围的人行道上去吸烟。我们同学里没一个人戒了烟，但是，学校外围那条人行道上从此满地是烟蒂。

没多久，全德国都要在公共场所禁烟了。所以，在禁烟的作为上，香港和德国是一样的。但是，我注意到一个根本的差别，那就是，在德国，公共场所禁烟令下来之前，社会有历时很长、翻天覆地的辩论。香港却没有，政府基本上可以说做就做，而且，香港政府好像有一种特异功能，只要是它想做的事情，都可以把它塑造成“万众一心”的样子，香港政府简直是个所向无敌的铁金刚。

如果你问我，我是否对禁烟政策不满？当然不满，因为现在我必须绕很多路去抽一根烟。可是，如果你问我，我认为禁烟政策对不对？我会说，没办法，当然对啦。我喜欢烟雾缭绕的小酒馆或酒吧，因为那是一种迷人的气氛。但是，我完全赞成在餐厅里禁烟，因为烟味会破坏了食物的香气，我心甘情愿走到餐厅外面去抽烟。所以说来说去，公共场所禁烟对我不是问题。但是，我想谈的其实不是禁烟的政策，或者香港强大的政府——因为，反正没有普选，反正你拿政府没辙。

我觉得奇怪的是香港的媒体——当然，我主要说的是两家英文报纸。香港没有民主，但是有自由，媒体的独立跟批判精神，还是被容许的吧？公共场所应不应该禁烟，在德国媒体上起码辩论了三四年，学者、专家、评论家翻来覆去全民大辩论。香港媒体上也有一些讨论，但是很少，很零星——而且，你知道吗？香港的讨论说来说去都停留在禁烟的“执行”层面：说抽烟族会跑到人行道上去抽，说酒吧、餐厅可以怎样领到“准烟牌照”，说空气污染会不会变好等等琐碎细节。

可是，我很少看见有什么认真的讨论是冲着“公民权”来谈的。问题的核心反而好像没人在乎：政府应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力去规范公共空间的使用？政府有没有权利这样高姿态地去“指导”人民的生活方式？在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里，不吸烟的“大多数”有没有权利这样去压制生活习惯不同的吸烟“少数”？

嚼槟榔的人，是否政府也该管呢？以此类推，不刷牙的人，用了马桶不抽水的人，在公共场所放屁的人……是不是政府都要管呢？

我知道讨厌烟的人很多，我也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我更知道禁烟可以带来比较好的空气环境。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当一个如此侵犯个人空间，如此冲着弱小族群（吸烟族绝对是“弱小族群”）而来的法要通过时，你会以为，这个社会里的自由派会大声抗议，强烈反对，要求辩论。奇怪的是，一点都没有。MM你告诉我，难道香港没有“liberal”的存在吗？我读到的评论，简直像中学生的作文：先几句正面的，然后讲几句负面的，然后一个软绵绵的、四平八稳的总结。媒体的尖锐批判性，在哪里啊？

这么写，会让很多香港人跳起来。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说德国多么好——他们搞烂的事情可多了。可是就媒体而言，每个报纸都有它的批判立场，在公共场所禁烟这个议题上，保守的《法兰克福汇报》和激进的《柏林每日新闻》就会有截然不同的鲜明立场。我订过香港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看了几个礼拜以后就退报了。我要的是一份报纸，对于香港的事情有深入的分析和个性鲜明而独立的评论，可是，我发现报纸的内容多半也只是浮面报道而已，那我何不干脆看看电视新闻就算了。

你大概要说，是因为长期的殖民，缺乏民主的环境和素养，所以会这样。我想问的是，那改变要从哪里开始呢？报摊上花花绿绿的杂志报纸，大多是影星艺人的私生活揭露，不然就是饮食、赌马跟名流时尚。MM，如果媒体不维持一种高度的批判精神，一个社会是可以集体变“笨”的是不是？香港的媒体在做什么呢？我看见很多香港人很辛苦地在争取普选，可是，媒体还是把最大的力气跟钱花在影星八卦上。那些力气那些钱，为什么不拿来为香港的民主做点努力呢？提供公开论坛，激发公众辩论，挑战政府决策，培养年轻人独立批判精神……老天，不要再讨论禁烟区要多大、准烟牌照要多少钱，比这重要的事，太多了吧。

你的

2007.6.20

读者来信

亲爱的安德烈：

拜阅阁下大作，本人深感遇上空谷足音。但容许我把问题倒过来问：“到底个人可以享有多少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我的答案是：“当一定数量的个人，认为他身为大众的一分子，有权决定别人的生活方式时，哪怕只是少许的道德压迫，他都会转化成公权力的强制，而令人们不能享有决定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不一样的自由也不可能实现。回避这‘惨剧’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时刻提防决定别人生活方式的权力欲转化成公权力的强制。”

数年前家母回港替我庆祝研究院毕业。在母系家族聚会中，她们谈论了某些家族成员的吸烟习惯。我刚巧在谈论中途坐进她们一桌。未几，家母将讨论对象突然转到我身上，乘着鄙夷吸烟的气势问我有否吸烟。众人换来的是一个接不下去的答案：“那么贵！”这即时的答案纵然来得漫不经心，可是若然我能再答一次，我也会给出相同的答案。

我清楚地知道，我母系那边的人口结构造就了“向主流负责”而非“向自己负责”的惯性思维。我刚到手的学历会成为家族权威以外干预生活的利器。要避免这利器被利用，我必须给出较像以个人选择为主体的答案——个人开支预算。庆幸这关我能顺利通过。可是，同一时间我亦错过了在有利位置建立母系让自己“向自己负责”的空间。结局我须在数月前的聚会中付出代价（也就是我第二个要举出的经历）。

事缘表弟会考完结，他让自己昼夜颠倒地放纵在电脑世界。他的母亲在聚会席间当面批评他只懂昼夜玩电脑。接着，其他年纪较大的表弟由小至大逐一被问及使用电脑的习惯，逐一被标签沉迷电脑。最后，轮到从事行政的我。纵使使用电脑是日常工作的一大部分，在“使用电脑 = 玩电脑 = 昼夜颠倒 = 沉迷”的主流思潮迅速形成的情况下，我只能乖乖认栽，尽力含混过去。这两个例子说明若不主动建立“向自己负责”的空间，对主流的压迫只能避得一时，不能避得一世。

再看香港禁止公共空间吸烟的辩论。主张室内全面禁烟的固然大有人在，寻求吸烟者和非吸烟者权利平衡的“理想”界线亦不乏其人。最后，室内禁烟立法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不分左右，“关心市民健康”的一方大获全胜。

容许我改写令堂触目惊心的名句“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成“有以道理干涉别人生活的人民，就有以道理干涉人民生活的政府，小众永远首当其冲”。没有普选的政府或会或好或坏地偏离人民平均所希望的干涉程度，有普选的政府更会准确地执行人民所希望的干涉。在禁烟议题上，以“Liberal”行事的人不是不存在，只是他们相对零星地在各华文报章出现。可惜，长久以来的反吸烟宣传，辅以社会主流以干预为道德的实践，守护吸烟者应有权益往往是逆巨流而行，事倍而功半。

你的读者　直

第33封信 人生诘问

亲爱的安德烈：

我今天去买了一个新手机。在柜台边，售货员小伙子问我“您在找什么样的手机”，你知道我的答复吗？

我说，“什么复杂功能都不要，只要字大的。”

他想都不想，熟练地拿出一个三星牌的往台上一搁，说，“这个字最大！”

很显然，提出“字大”要求的人，不少。

你的一组反问，真把我吓到了。这些问题，都是一般人不会问的问题，怕冒犯了对方。我放了很久，不敢作答，但是要结集了，我不得不答。

反问一：你怎么面对自己的“老”？我是说，作为一个有名的作家，渐渐接近六十岁——你不可能不想：人生的前面还有什么？

我每两三个礼拜就去看你的外婆，我的母亲。八十四岁的她，一见到我就满脸惊奇：“啊，你来了？你怎么来了？”她很高兴。我照例报告：“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妈，我叫龙应台。”她更高兴了，“真的？你是我的女儿，那太好了。”

陪她散步，带她吃馆子，给她买新衣新鞋，过街紧紧牵着她的手。可是，我去对面小店买份报纸再回到她身边，她看见我时满脸惊奇，“啊，你来了？你怎么来了？”我照例报告，“我是你的女儿，你是我的妈，我叫龙应台。”她开心地笑。

她简直就是我的“老人学”的PowerPoint示范演出，我对“老”这课题，因此有了启蒙，观察敏锐了。我无处不看见老人。

老作家，在餐桌上，把长长药盒子打开，一列颜色缤纷的药片。白的，让他不晕眩跌倒。黄的，让他不便秘。蓝的，让他关节不痛。红的，保证他心情愉快不去想自杀。粉红的，让他睡觉……

老英雄，九十岁了，在纪念会上演讲，人们要知道他当年在丛林里作战的勇敢事迹。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拿着麦克风的手有点抖，他说，“老，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健忘，第二个跟第三个——我忘了。”

他的幽默赢来哄堂大笑。然后他开始讲一九四○年的事迹，讲着讲着，十五分钟的致词变成二十五分钟，后排的人开始溜走，三十五分钟时，中排的人开始把椅子转来转去，坐立不安。

老英雄的脸上布满褐斑，身上有多种装备，不是年轻时的手枪、刺刀、窃听器，而是假牙、老花眼镜、助听器，外加一个替换骨盆和拐杖。

老人，上楼上到一半，忘了自己是要上还是要下。

老人，不说话时，嘴里也可能发出像咖啡机煮滚喷气的声音。

老人，不吃东西时，嘴巴也不由自主地蠕动，做吸食状。

老人，不伤心时也流眼泪，可能眼屎多于眼泪。

老人，永远饿了吃不下，累了睡不着，坐下去站不起来，站起来忘了去哪，记得的都已不存在，存在的都已不记得。

老人，全身都疼痛。还好“皱纹”是不痛的，否则……

我怎么面对自己之将老，安德烈？

我已经开始了，亲爱的。我坐在电脑前写字，突然想给自己泡杯茶，走到一半，看见昨天的报纸摊开在地板上，弯身捡报纸，拿到垃圾箱丢掉，回到电脑边，继续写作，隐隐觉得，好像刚刚有件事……可是总想不起来。

于是，你想用“智慧”来处理“老”。

“老”，其实就是一个败坏的过程，你如何用智慧去处理败坏？安德烈，你问我的问题，是所有宗教家生死以赴的大问啊，我对这终极的问题不敢有任何答案。只是开始去思索个人的败坏处理技术问题，譬如昏迷时要不要急救，要不要气切插管，譬如自身遗体的处置方式。这些处理，你大概都会在现场吧——要麻烦你了，亲爱的安德烈。

反问二：你是个经常在镁光灯下的人。死了以后，你会希望人们怎么记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人怎么记得：一，你的读者；二，你的国人；三，我。

怎么被读者记得？不在乎。

怎么被国人记得？不在乎。

怎么被你，和菲力普，记得？

安德烈，想象一场冰雪中的登高跋涉，你和菲力普到了一个小木屋里，屋里突然升起熊熊柴火，照亮了整个室内，温暖了你们的胸膛。第二天，你们天亮时继续上路，充满了勇气和力量。柴火其实已经灭了，你们带着走、永不磨灭的，是心中的热度和光，去面对前头的冰霜路。谁需要记得柴火呢？柴火本身，又何尝在乎你们怎么记得它呢？

可是，我知道你们会记得，就如同我记得我逝去的父亲。有一天，你也许走在伦敦或香港的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地流动，也许是一阵孩子的笑声飘来，也许是一株紫荆开满了粉色的花朵在风里摇曳，你突然想起我来，脚步慢下来，然后又匆匆赶往你的会议。那时，我化入虚空已久。遗憾的是，不能像童话一样，真的变成天上的星星，继续俯瞰你们的后来。

可是，果真所有有爱的人都变成了天上的星星继续俯瞰——哇，恐怖啊。不是正因为有最终的灭绝，生命和爱，才如此珍贵，你说呢？

再这样写下去，就要被你列入“Kitsch十大”排行榜了。

反问三：人生里最让你懊恼、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哪一件事，或者决定，你但愿能从头来起？

安德烈，你我常玩象棋。你知道吗，象棋里头我觉得最“奥秘”的游戏规则，就是“卒”。卒子一过河，或动或静都没有回头的路。人生中一个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因此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回不了头。我发现，人生中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不回头的“卒”。

反问四：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顿的，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

对不起，你每一次抽烟，我都这么想。

反问五：你怎么应付人们对你的期许？人们总是期待你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独特见解，有“智慧”、有“意义”的。可是，也许你心里觉得“老天爷我傻啊——我也不知道啊”，或者你其实很想淘气胡闹一通。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么面对人家总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这个现实？

安德烈，一半的人在赞美我的同时，总有另外一半的人在批判我。我有充分机会学习如何“宠辱不惊”。至于人们的“期待”，那是一种你自己必须学会去“抵御”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最容易把你绑死的圈套。不知道就不要说话，傻就不假装聪明。你现在明白为何我推掉几乎所有的演讲、座谈、上电视的邀请吧？我本来就没那么多知识和智能可以天天去讲。

反问六：这世界你最尊敬谁？给一个没名的，一个有名的。

没名的，我尊敬那些扶贫济弱的人，我尊敬那些在实验室里默默工作的科学家，我尊敬那些抵抗强权坚持记载历史的人，我尊敬那些贫病交迫仍坚定把孩子养成的人，我尊敬那些在群众鼓噪中仍旧维持独立思考的人，我尊敬那些愿意跟别人分享最后一根蜡烛的人，我尊敬那些在鼓励谎言的时代里仍然选择诚实过日子的人，我尊敬那些有了权力却仍旧能跪下来亲吻贫民的脚指头的人……

有名的？无法作答。从司马迁到斯宾诺沙，从苏格拉底到甘地，从华盛顿到福泽谕吉，值得尊敬的人太多了。如果说还活着的，你知道我还是梁朝伟的粉丝呢。

反问七：如果你能搭“时间穿梭器”到另一个时间里去，你想去哪里？未来，还是过去？为什么？

好，我想去“过去”，去看孔子时期的中国，而那也正是苏格拉底时期的欧洲。我想要知道，人在纯粹的星空下是如何作出伟大的思想的？我想走遍孔子所走过的国家，去穿每一条巷子，听每一户人家从厨房传出来的语音，看每一场国君和谋士的会谈；我想在苏格拉底监狱的现场，听他和学生及友人的对话，观察广场上参政者和公民的辩论，出席每一场露天剧场的演出，看每一次犯人的行刑。我想知道，在没有科技没有灯光的土地上，在素朴原型的天和地之间，人，怎么做爱，怎么生产，怎么辩论，怎么思索，怎么超越自我，怎么创造文明？

但是，我也想到未来，到二○三○年，那时你四十五岁，弟弟四十一岁。我想偷看一下，看你们是否幸福。

但是，还是不要比较好。我将——不敢看。

反问八：你恐惧什么？

最平凡、最普通的恐惧吧。我恐惧失去所爱。你们小的时候，放学时若不准时到家，我就幻想你们是否被人绑走或者被车子撞倒。你们长大了，我害怕你们得忧郁症或吸毒或者飞机掉下来。

我恐惧失去所能。能走路，能看花，能赏月，能饮酒，能作文，能会友，能思想，能感受，能记忆，能坚持，能分辨是非，能有所不为，能爱。每一样都是能力，每一种能力，都是可以瞬间失去的。

显然，我恐惧失去。

而生命败坏的过程，其实就是走向失去。于是，所谓以智慧面对败坏，

就是你面对老和死的态度了。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你的问题一？二十一岁的人，能在餐桌上和他的父母谈这些吗？

2007.7.14

第34封信 你知道什么叫二十一岁？

亲爱的MM：

老实说，你的答复令我吃惊。你整封信谈的是生命败坏的过程——你的身体如何逐渐干掉的过程，就是没看见你说，随着年龄你如何变得更有智慧，更有经验，也没说你怎么期待“优雅变老”，宁静过日。我以为你会说，老的时候你会很舒服地躺在摇椅里，细细叙述你一生的伟大成就——你基本上不需要顾虑金钱或工作，家庭也都安乐，我以为像你这样处境舒适的人谈“老”，会蛮闲适的。

所以，要感谢你啊MM，消灭了我对“优雅地老”的任何幻想，给了我一箩筐可怕的对老的想象。

我没想过二三十年后的事，会让我烦心的是未来两三年的事。有时候，我会想到人生的过程：先是，整个世界绕着你的爸爸妈妈转。后来是，比比谁的玩具最好玩。玩具不比了之后，接下来话题就永远绕着女孩子了。什么时候，女孩子又不是话题了呢？我但愿永远不会。

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时候开始，老天，我和朋友们谈的不再是文学、足球、电影和伟大的想法了，我们谈的是“私募股权投资是不是好的行业”，我们谈的是哪个公司待遇最好，谁谁谁和哪个上市公司老板有交情。感觉上，我们好像又是蹲在沙堆里玩耍的小孩，只不过，现在拿来比的不再是谁的爸爸妈妈最棒，谁家房子最大或谁的玩具最多。

不久前，我在上网的时候发现我从前的女朋友也在网上。好几年没联系了，我决定给她写个几行字，打个招呼。其实，心里还希望她最好不在，那就不要尴尬了，可是不幸的是，她就在，而且立即响应，而且话多得很。我们谈了一会儿之后，她告诉我，她要结婚了，她和未婚夫正在找房子。我礼貌地问了一下她和他的认识经过什么的，然后，就匆匆结束了谈话。

不是说我对她还有什么不舍的感情，而是，我的感觉很奇怪。

可是，还没完呢。上礼拜我收到一张照片：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穿着白纱结婚礼服，那是她的婚礼。

我的错愕，就和那天上网知道前女友结婚的感觉一样：难道这就是了吗？已经开始了吗？我们不是刚刚还挤在烟雾缭绕的小酒吧里高谈阔论，为歌德的诗吵得面红耳赤，不是刚刚才喝得半醉在大谈我们的未来——怎么现在已经在结婚、在成家了？

不会吧？不可能吧？

不是应该还有一个阶段，我们开始谈事业、结婚、家庭，怎么有人已经开始身在其中了？那么在事业、结婚、家庭的下一个阶段，我们是否也要提早谈关节酸痛、大小便失禁、替换骨盆和老年痴呆症了？

你知道我的人生处境吗，MM？我其实已经在面对人生未来的压力和挑战——学业的和事业的，但是在家中，只要我和你仍住一起，我还得像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一样被看待。“你的房间好乱！”你说。“功课做完啦？”你问。“两点了，该睡了吧？”你催。

你可能觉得我在夸张，对啦，但是，对不起，对我这样一个二十一岁的欧洲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对待十四岁的小孩的态度。你不知道，欧洲的二十一岁代表什么意思。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在外面我是一个要承受压力的、独立自主的成人，但是一踏进家门，我马上变成一个“反叛期青年”。我有一个内部角色转换：一边在思索股票操作的最佳策略，一边要对妈妈解释为何昨晚凌晨五点才回家。跟你说真的，后者比前者还难。

但是我也找到了一种与你和平相处的方式。最怪异的，其实还是在学校里。

我的亚洲同学，在我眼里看起来是如此的稚嫩，难道他们的父母亲对他们管得更多、更“保护”有加？我无法想象，但是我看到的是结果。我可以跟你讲一千个例子，但是一两个就够了。有一天，约翰跟我到学生宿舍去，一推门，看见约翰的香港同学，一对男女朋友，正坐在床沿玩，怎么玩呢？她手上抓着一只小毛熊，他抓一只小毛狗，两人做出“超可爱”的喔喔呜呜声音，推来推去，叽叽咕咕笑个不停，玩了很久，像两个八岁的小孩。但是他们俩都是二十三岁。

上课时，譬如法文课，老师发一个音，学生觉得那个音好笑，就会集体发出那种小学女生发出的咯啦咯啦的笑声。他们永远用“可爱”的声音说话，他们的身体语言也永远是“可爱”的。我坐在其中，觉得自己很像一个一百岁的老人。

你懂了吗，我就是在这几种奇怪的情境中转进来转出去，心中对未来本来就有疑惑跟不安了，你还来告诉我“老”有多可怕？

2007.7.23

第35封信 独立宣言

安德烈：

你昨天的话是这么说的：“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安德烈，那一刻，简直就像经典电影里的镜头，身为儿子的向母亲做斩钉截铁的独立宣言，那饰演母亲的，要不然就气得全身发抖，“啪”一个耳光打在儿子脸上，儿子露出愕然的表情，然后愤而夺门离去，要不然，母亲愕然，然后眼泪潸潸而下，本来威武庄严的母仪突然垮了，惨兮兮地哭。

我也没办法应付这局面，安德烈，譬如你站在沙滩上，突然一个浪头，天一样高，眼睁睁看着它扑下来，你其实不知道躲到哪里去，反正趴着躺着都会被击倒。

你所不明白的是，你的独立宣言，不仅只是美国对英国的独立宣言，那毕竟是同一个文化内部的格斗；你的独立宣言——不知怎么我想到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阿尔及利亚向法国宣布独立，是古巴向西班牙挑战，是甘地向英国说“不”。

你根本不知道大多数的亚洲母亲是怎么对待她们的儿女的。

你记不记得你香港的数学家教？他是博士生了，谈妥要来上班之前，还说要打电话回北京问他父母同不同意他做家教。你记不记得大三的小瑞？她到台北和朋友晚餐，结束之后还打电话问她妈准不准许她搭出租车回家，结果电话里的妈说出租车危险，她必须搭公交车。你记不记得大二的阿芬？拿着暑期创意营的选课单，说伤脑筋，不知道她妈会不会同意她选她真正想要的课程。

这些，都是典型的镜头；我不是这样的母亲。

但是同时，我也看见二十一岁的女儿跟母亲手挽着手亲密地逛街，看见十八岁的儿子很“乖”地坐在母亲身边陪着母亲访友，跟母亲有说有笑。

老实说，安德烈，我好羡慕啊。

但是，我不敢企求，因为，我也觉得，刚成年的人跟母亲太亲近、太“乖”，恐怕代表着他本身的人格独立性不够完整。我渴望和你们保持儿时的亲密，但是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典型的亚洲母亲了，而且还一直认真地在上你和菲力普给我的“课”。

菲力普和我在香港生活了两年，从他的十四岁到十六岁。他对我和朋友们的谈话议题兴趣很浓。譬如和中国大陆来的记者谈中国问题，或者和美国记者谈国际局势，十五岁的他都会很专注地倾听、提问，也谈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一群朋友刚离开，他说，“妈，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你的华人朋友的特征？”

我说没有。

他说，“就是，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看着你的，而且，就站在我面前，却用第三人称‘他’来称呼我。”

嗄？

我其实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是我们接着做了一次实验。就是观察下一次朋友来的时候所做的举动。结果是这样的：

教授甲进来，我介绍：“这是中文系甲教授，这是我的儿子菲力普。”

他们握手。然后，甲教授对着我问：“好俊的孩子。他会说中文吗？”

我说，“会，说得不错。”

甲教授问，“他几岁？”眼睛看着我。

我说，“十五。”

甲教授说，“他读几年级呢？”眼睛看着我。

我说，“你问他吧。”甲教授这才转过去看菲力普。但是没说几句，又转回来了，“他懂几国语言啊？”

菲力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着我。

这个实验发生了之后，我也变敏感了。记不记得，你刚到香港时生病了，我陪你去看医生。我们两人一起进去，你坐在医生对面，我一旁站着。医生看了你一眼，然后抬头问我：“他哪里不舒服？”我赶忙说，“请你问他。”

那时，你二十岁。

十六岁的菲力普，在我们做过多次的实验后，曾经下过这样的观察归纳，他说：“妈，我觉得，差别在于，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分，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你妈或爸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份，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所以，他才会眼睛盯着你的妈或爸发问，由‘大人’来为你代言。”

菲力普做这归纳的时候，安德烈，我这有名的社会观察家，真的傻了。

此后，即使站在朋友身边的孩子只有酱油瓶子那么高，我也会弯下腰去和他说话。

菲力普给我另一次“震撼课”，是在垦丁。我们一大帮人，包括奶奶舅舅表弟表妹们，几辆车到了垦丁海岸。大家坐在凉风习习的海岸咖啡座看海。过了一阵子，我听见一旁舅妈问她读大学的女儿咪咪，“要不要上厕所？”我也想去洗手间，起身时问菲力普，“要不要上厕所？”

你老弟从一本英文杂志里抬眼看我，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

喔，又来了。我不理他，径自去了。回来之后，他还不放过我，他说，“妈，咪咪二十岁了，为什么她妈还要问她上不上厕所？”

嗄？

“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小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请问，你会不会问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厕所’？”

我开始想，好，如果我是和诗人杨泽、历史学者朱学勤、副刊主编马家辉、小说家王安忆一起来到海岸喝咖啡，当我要去上厕所时，会不会顺便问他们：“杨泽，朱学勤，马家辉，王安忆，你要不要上厕所？”

菲力普看着我阴晴不定的表情，说，“怎样？”

我很不甘愿地回答说，“不会。”

他就乘胜追击，“好，那你为什么要问我上不上厕所呢？你是怕我尿在裤子里吗？”

我们之间的矛盾，安德烈，我想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我常常觉得你们兄弟俩在和我做智力对决、价值拔河。譬如你的中文家教来到家中，我看见你直接就坐下来准备上课；我把你叫到一旁跟你说，“安德烈，虽然你的家教只比你大几岁，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礼节：给他奉上一杯茶水，请他先坐。他离开时，要送客送到电梯口。”你显然觉得太多礼，但你还是做了。

我也记得，譬如住在隔壁的好朋友陈婉莹教授来到家中，你看她进来，对她说了声“嗨”，还是坐在椅子上读报。我说，“不行，再熟她都还是你的教授，在中国的礼仪里，你要站起来。”你也接受了。

我们之间，有很多价值的交流，更何况，德国的传统礼节不见得比中国的少，欧洲社会对亲子关系的重视，不见得比亚洲人轻，对吧？

可是，昨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我难以消化，隔了一夜还觉得郁结在心中。

你和菲力普到上海来做暑期实习，我也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研究行程安排到上海来。一个做母亲的快乐想象：母子三人共处一室，在上海生活一个月，多幸福。让我来引导你们认识中国大陆，多愉快。

我怎么会想到，你们的快乐想象和我的刚好相反。

你说，“我好不容易可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为何又要和妈住一起？而且，难道以后我到某一个城市去工作了，做妈的都要跟着吗？”

十八岁的菲力普，刚从德国降落，天真的眼睛长在一百八十四公分的身躯上，认真地说，“我不要你牵着我的手去认识中国——因为你什么都知道，什么都安排得好好的，但是，真正的世界哪里能这样。我要自己去发现中国。”

我听见自己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难道，连一个周末都不肯跟我去玩？青岛？苏州？杭州？”你们眼睛都不眨一下，异口同声说，“妈，你能不能理解：我们要自己出去，自己探索？”

安德烈，我在面对你们的“欧洲价值”，心里觉得彻底的失落。可是，转念想想，你们俩，是否也在努力抵抗你们母亲身上的某些“亚洲价值”而觉得“有点累”呢？

昨晚，我一个人去散步。从梧桐树夹道的兴国路一直走到淮海中路，月亮黄澄澄的，很浓，梧桐的阔叶，很美。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然后，叫车到你俩丽园路的住处，看见你们自己洗好的衣服袜子凌乱地散在沙发上。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帮你们清理家里。”

在沉沉的夜色里，菲力普送我到大马路上搭车。他忍受我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大踏步走到马路的对岸。

2007.8.25

读者来信

给对话的两代母子：

两代之间的文化差异、个人主义的追求，在台湾是普遍的现象。

但是，能够像您两位彼此之间能够对话，畅谈观点与立场，这种幸福不是每个家庭都有。

更多的是如龙应台女士所言，“刷”一下就更加深打裂了彼此的关系，能够像你们这样书信往来沟通信念，是何其令人称羡！

只能，透过阅读你们的文字，寻得一种也深陷其中的遥远慰藉。

柚子（台湾）

······

敬爱的龙女士：

身为一个亚洲的年轻妈妈，我自以为对孩子的教育方式是西式的、开放的，尊重他们是一个“个体”，但是我又无法除去自身血液里中国传统的部分，希望孩子最好听我的，最好仰赖着我。还记得大儿子上幼稚园小班的时候，他不像别的孩子，一路哭进教室，反倒是他放开我的手，告诉我他要自己走进去，然后就头也不回地举起手向我bye bye。看着他的背影，结果是我哭了……觉得这么的不被需要，我想是我自己以为孩子是如此需要我，其实不然吧！

国小一年级报到时，由于校舍老旧，本来放在心里没说的我，一听到儿子也有同样的想法时，我便向儿子开了口：不然我们转回另一所国小去。儿子又出乎意料地回答：不用了，报名都报了。

我想我们家儿子长大后也会像安德烈一样吧？虽然不是文化不同而产生两代间的矛盾，也可能会因思维不同而产生歧见。

小女儿前几天幼稚园开学，她也坚持要自己走进去，我心想又来了？

您的读者

······

龙应台你好：

我是你在香港的忠实读者，读了你的“独立宣言”，很感触。我的父母带着我和兄长到加拿大移民生活，他们是很疼很疼我们，但将情感隐藏得深深的传统中国式父母。那种重担，那种责任，那种内疚，要把孩子压得窒息。

对，你挑的朋友，你选修的科目，都要给他们预先批准。细致到你摆放私人物品的方法，他们都要管，都要依他们的方法。在父母的管辖之下，孩子是失去了自己，干什么也是错的，于是，你不敢去做选择，于是你不敢独立，于是你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喜欢的是什么。

最痛苦的是，你不是不爱你的父母。你知道他们很爱你，但那种爱里，没有自由，没有尊重，没有犯错的空间。

我于是离开家庭，出走回到香港，独自一个人发展，跌碰，挫败。

我像你的儿子一样，发现要找一条出路，就是要把自己和父母用手术刀分割开来。狠狠地把他们视作独立的“别人”，看清楚他们的优点缺点，把两代数十年的恩怨情仇稀释了，才能找回我自己，才能找回自己的真正情感世界。

谢谢你，我会把你的文章转交我的父母。我现在已三十二岁了。他们也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但我永远永远像一个小孩子。

YT

······

应台小姐与安德烈你们好：

我十八岁就自己背行李到英国生活了三个月，大学三年级在西班牙当了一整年的交换学生，大三读完书之后，再回台湾之前认识影响我极大的前男友，一位西德人，于是乎搬到德国住了四个月才回台湾，连接着三年的相处，我的传统保守家庭看待我，有时也就像是“外国人”一般。

母亲也时常在跟我谈话之间，常以“辈分”来教训我。比方说做了什么事不如她的意，她便会说，“我是妈妈耶！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妈妈最小的弟弟小她十一岁，大我十五岁，也就是我小舅，我们的关系就好像好朋友一般，我会把心事跟他说。有一次我们一家人一起吃饭，本来都喝果汁的我们想倒红酒喝喝，即便多次烦请服务生拿两个新酒杯给我们，仍旧因为生意太好而被忽略。我再一次跟服务生要杯子的同时，小舅正准备用有遗留柳橙汁的杯子倒红酒，我立刻跟他说，“你再等一下啦！这样混着喝味道都不一样了！”他继续准备倒酒。情急之下我就跟他说，“你怎么这么固执啊！这样待会儿味道都变了，怎么喝啊！”妈妈立刻跟我说，“他是小舅，不可以这样对小舅说话。”

小孩总会长大的！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立即的联系如简讯、电话（我妈妈就是被我逼得学会传简讯的呢！她化所有想我的思念成传简讯的力量！当然，我也得努力响应她的简讯！），稍微让孩子有一点空间反而可以让孩子独立成长茁壮。反之，一直想保护孩子，恐怕换来的会是一个长不大的小暴君喔！！

A. M

······

MM：

我是一位二十七岁的女生，也是一位国小老师——

话说：

我和我的母亲的独立抗争

开始于养猫

其次是一段一个人的京都自助旅行

最后终结于考研究所

养猫　·　二十三岁

父母亲都在南投，我一个人和三个房客住在台北的房子

为期一年的教育实习开始于八月，但在九月就让我对这份未来的工作失去信心

我开始养猫陪我……

母亲很不高兴……因为她讨厌猫，也怕房客抱怨——

但我认为

房客可以换人，换成可以接受猫咪的

怎么可以叫我去迁就房客呢？

这是哪门子的道理？

更何况

房客都是我面试进来的……

附带一提……

我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就开始了包租婆的生涯

管理八间雅房……面试一堆需要找房子的上班族

京都自助　·　二十五岁

带了第一轮的小学高年级，毕业了——

两年下来让人身心俱疲

再者

这两年来，每次出门都有男生规划

久而久之，变残废……

身为一个从小学毕业就开始住校的我

已经看不下去自己这副德性

想想自己以前可以背包收一收就可以走人的

于是开始发愤图强

上网订民宿订机票……买了两三本京都旅游书

一切底定之后……我向来先斩后奏——（哇哈哈）

出国前一个月才告诉了妈妈

她当然跳脚

不过我依然意志坚定！！

还很冷淡地跟她说

你要跟我去？不行喔——我没有买你的机票！！

有啦——

唯一的妥协就是去办远传办日本国际漫游

七天回来……超级高兴的！！

为什么？

我若是不在这时候自己一个人自助

过了两三年……我也不敢了！！

勇气很重要！！

后来，一位移民美国的阿姨听到我的做法

还挺称赞的——

研究所　·　二十七岁

大学毕业后，我先就业……

从小音乐班音乐系毕业的我

我不想再考音乐研究所（一个熟悉到令人恶心的圈子）

教书过程中……让我决定考心辅所

这整个大转弯……也是独立抗争的终结

三年的……读书……报名……考试……落榜……

在第三年，决定六亲不认地读书后……

在今年终于考上师大心辅所

很少打电话回家（寥寥可数……一个月的电话费大概只有五十元）

很少回南投（半年一次……二月过年和八月父亲节）

就是六亲不认

这种事情

除了补习班的同学老师之外

没有人能够帮得上自己的忙

除了自己

也只有自己

仅仅简单分享自己这五年来的心得

谢谢

爱文

······

应台姐：

我有三个儿子，老大十八，双胞胎十四。

在孩子还小，我每天忙得只能睡两小时的时候，我问过我先生一个问题，如果有一种机器

把孩子放进去他就一直睡，也一直成长

他的智力、体能、性情都不会受影响

除非你打开机器，否则他就一直待在里面，

你愿意每天让他出来多久？

他真的仔细思量了一下

半小时，他说。

需要补充的是，我先生是坚持不参与家事的人

他那时一天的睡眠是十小时，其他的时间他上班和追求知性上的成长，

他把自己放在一个自由自在的机器里

的确每天只出来半小时，

检阅他的家庭，

（你不能说他不关心孩子）

孩子慢慢成长，

到了他们能跟我对谈人生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

爸妈老的时候不会跟你们住

你们好好过自己的日子

不需常常来看我们

我先生把我拉到一旁，正色说道

你不要把我也扯进去

我将来是要跟他们住的

我看着他，也很严肃地说

我是一定会阻止你的

我当然知道

你不会想黏住两个儿子

（这年代除了我先生没有人还敢这样想了，哈）

我其实觉得你的两个儿子都很幸运

能有你这样一个再失落也愿意反思的妈妈

只是我很希望你的思想能再宽一点，再远一点，也再高一点……

想想在孩子还小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大多数的人

都巴不得孩子能多睡一会儿，多自己玩一会儿

多到小朋友家待一会儿，上学时间长一点儿……？

因为那时的我们正值生命的巅峰

我们是成人，

我们对世界有了一些了解

同时也有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我们想闯，甚至想飞，

更想试试自己的斤两，

世界在邀请我们

我们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有几个人这时愿意把世界关在外面，

降低了自己的高度

抱起腻在身边不断发出各种需求的幼儿，

一整天只是不断喂食，不断清洗？

但人生的吊诡就在这儿

当时急于想逃脱的，往往是现在追忆或追悔的

我从不跟我先生算账

怪他当年没有把屎把尿

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损失

但我必须把关

不让他干扰孩子的下一步

父母亲面对孩子一辈子都有任务

孩子小时是喂食清洗，是全程陪伴

他们大了那个功课就是放手

任何一个阶段都精彩绝伦，

但都不可逆转。

我们不能霸道或无知地以为

我们有权决定孩子出现在我们身边的时段

我们要事业，要让自己发光发亮的时候

就希望他们离远一点，或干脆离他们远一点

我们打拼累了，烦了

就要求他们回到身边，承欢膝下

事实上，做父母的本来就应该配合孩子的成长大计

但他们却不需要顾及我们的人生规划

我们谁没有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过遗憾呢？

如果错过了他们童年或青少年期的任何一段

何不谦卑地感恩，

幸好还有下一段。

然后给孩子他这个阶段所需要的

当你的孩子发出了独立宣言

恭喜你！！

因为你成功地把他带到了一个充满挑战和刺激的新鲜国度

他一如我们当年，

也发现了作为一个成人

面对世界的邀请，

那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喜悦

在他还没有家累，

没有繁重的社会责任，

没有慢性病的侵扰，

甚至没有恋情的缠绕时，

能不能让他一无顾虑，

豪情万丈地冲锋上阵

而你只是安分地做个拉拉队员。

欣赏，鼓励，支持，

中场时献上节制的欢呼

但绝不跳下去干预，指挥，

甚至抗议他没有注意到你？

有没有想过德国，或很多其他的文化群体

把成年礼订在十五甚至更小的年龄，

可能不是真觉得这些孩子已经成熟了

而是立意要唤醒懵懂的孩童，

那值得欢庆的巅峰就要来临了，

你看到了吗？

这个值得欢庆的成年期，

对你的两个了不起的孩子（相信我，他们绝不平庸）而言，已经来到了

这段时期，和他们的幼儿期、学龄期、青春期一样

都如黄金一般的珍贵

都需要你的成全

就送他们一篇放手宣言吧！

相信没有人会写得比你更好。

小鱼

第36封信 伟大的鲍勃·迪伦和他妈

亲爱的MM：

别失落啦。晚上一起出去晚餐如何？下面是美国有名的音乐制作人描写他跟鲍勃·迪伦和迪伦的妈一起晚餐的镜头：

跟迪伦和他妈坐在一起，我吓一跳：诗人迪伦变成一个小乖。

“你不在吃，小鲍比。”他妈说。

“拜托，妈，你让我很尴尬。”

“我看你午饭就没吃，你瘦得皮包骨了。”

“我在吃啊，妈，我在吃。”

“你还没谢谢制作人请我们吃晚餐。”

“谢谢。”

“嘴里有东西怎么讲话，他根本听不懂你说什么。”

“他听懂啦。”迪伦有点带刺地回答。

“别不乖，小鲍比。”

MM，你觉得好过点了吧？

2007.8.24

龙应台 在时光里

亲爱的安德烈

这是一个以美、繁华、浪漫为世人爱慕的城市。我们在地铁站，想买两张三天有效的地铁票。自动买票机似乎故障，我们来到服务台的窗口。玻璃窗里面，一个体态肥满的女人，坐在舒适的旋转椅上，用她的体重往后压，垂眼看着我们，像一个俯瞰的弥勒佛。

我们隔着玻璃比手画脚向她说明，她抬起下巴，用下巴指向自动买票机。她懒得说话，她懒得举起她的手指。她全身的肉就那么放松地沉陷在那旋转椅上。

我很火。拿个人没办法，于是就诋毁她的国家，说，“你看吧，说是最浪漫的国家，果然又烂又慢！”

这时，菲力普转头看我。

一百八十公分高的他，看站在他身边的我，也是低头俯瞰。二十三岁的人，棱角分明如刀削的石雕，但是浓密的睫毛下清澈的眼睛，依旧是我记忆中的婴儿。

他说，“妈，你为什么不这样想：低收入的她一定住在离市区很远的郊外，来这地铁站上班可能要转很多次车，所以今天下冰雨，她可能天还黑就出门了。她的烦恼一定很多，可能房租都付不起，她可能很累。”

我们站在摇晃行驶中的车厢里，肩并肩一起研究路线图；今天的目的地是国家美术馆，先搭二路，到圣母教堂站转搭十二路，两站就到。地铁门打开，涌进一大群人。菲力普低声说，“你把背包抱前面吧，这里的扒手很有名，会割你皮包。”

* * * * *

和安德烈在香港会面。好几个月不见，我热情澎湃用力地拥抱他。他忍受着我的拥抱——他很高，我很矮，拥抱时，我的头只到他的胸，看不见他的脸，但可以想象他无奈的表情。

他说，“妈，你真小题大做，不就才几个月吗？一副分离好几年的样子。”

我说，“人生无常，每一次相聚都可能是最后一次啊！”

他说，“又要谈生老病死？饶了我好不好？活，就是活着吧。”

在餐厅里，侍者久久不来，来了之后，乒乒乓乓把碗筷几乎用丢的抛在桌上。终于上菜了之后，端上来的是别人的菜。我火气上来了，对侍者说，“可以请你小心点吗？”

安德烈坐在对面，双手环抱胸前，不动声色。二十七岁，他有一种深邃的气质，淡淡的，好像什么事都看过了，只有在笑的时候不小心流露出我熟悉的稚气，带点小男孩的害羞。

他问，“你知道马克·吐温怎么说的吗？”

“怎么说？”我看着那侍者的背影，他的白色衣袖上有一块油渍。

“马克·吐温说，”安德烈伸手拿起一粒绿色的橄榄，放进嘴里，似乎在品尝，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我评断一个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高的人，我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写于2013年2月16日旅途中

孩子你慢慢来

你可以说：“孩子你慢慢来”，可是有时候，快快地“放手”或许也是必要的。我知道，这很难，难极了，但是如果你记得我们儿时的甜蜜时光……

[序]蝴蝶结

“阿婆，我要这一束！”

黑衫黑裤的老妇人把我要的二十几枝桃红色的玫瑰从桶里取出，交给小孙儿，转身去找钱。

小孙儿大概只有五岁，清亮的眼睛，透红的脸颊，咧嘴笑着，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很慎重、很欢喜地接过花束，抽出一根草绳绑花。花枝太多，他的手太小，草绳又长，小小的人儿又偏偏想打个蝴蝶结，手指绕来绕去，这个结还是打不起来。

“死婴哪，这么憨慢！卡紧，郎客在等哪！”老祖母粗声骂起来，还推了他一把。

“没要紧，阿婆，阮时干真多，让伊慢慢来。”

安抚了老祖母，我在石阶上坐下来，看着这个五岁的小男孩，还在很努力地打那个蝴蝶结：绳子穿来穿去，刚好可以拉的一刻，又松了开来，于是重新再来；小小的手慎重地捏着细细的草绳。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回教徒和犹太人在彼此屠杀，埃塞俄比亚的老弱妇孺在一个接一个地饿死，纽约华尔街的证券市场挤满了表情紧张的人——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这个孩子从从容容地把那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王爱莲，补习费呢？”

林老师的眼光冷冷的。王爱莲坐在最后一排；她永远坐在最后一排，虽然她个子也矮。六十个学生冻冻地缩在木椅上，没有人回头，但是不回头，我也能想象王爱莲的样子：蓬乱的头发一团一团的，好像从来没洗过。穿着肮脏破烂的制服，别人都添毛衣的时候，她还是那一身单衣。冬天里，她的嘴唇永远是蓝紫色的，握笔的手有一条一条筋暴出来。

“没有补习费，还敢来上学？”

林老师从来不发脾气，他只是冷冷地看着你。

“上来！”

王爱莲抽着鼻涕，哆哆嗦嗦走到最前排，刚好站在我前面；今天，她连袜子都没穿。光光的脚夹在硬邦邦的塑胶鞋里。我穿了两双毛袜。

“解黑板上第三题！”

林老师手里有根很长的藤条，指了指密密麻麻的黑板。

王爱莲拿起一支粉笔，握不住，粉笔摔在地上，清脆地跌成碎块。她又拾起一支，勉强在黑板边缘画了几下。

“过来！”

老师抚弄着手里的藤条。全班都停止了呼吸，等着要发生的事。

藤条一鞭一鞭地抽下来，打在她头上、颈上、肩上、背上，一鞭一鞭抽下来。王爱莲两手捂着脸，缩着头，不敢躲避，不敢出声；我们只听见藤条扬上空中抖俏响亮的“簌簌”声。

然后鲜血顺着她纠结的发丝稠稠地爬下她的脸，染着她的手指，沾了她本来就肮脏的土黄色制服。林老师忘了，她的头，一年四季都长疮的。一道一道鲜红的血交叉过她手背上紫色的筋路，缠在头发里的血却很快就凝结了，把发丝黏成团块。

第二天是个雨天。我背了个大书包，跟母亲挥了挥手，却没有到学校。我逛到小河边去看鱼。然后到戏院去看五颜六色的海报，发觉每部电影都是由一个叫“领衔”的明星主演，却不知她是谁。然后到铁轨边去看运煤的火车，踩铁轨玩平衡的游戏。

并不是王爱莲的血吓坏了我，而是，怎么说，每天都有那么多事要“发生”：隔壁班的老师大喊一声“督学来了”，我们要眼明手快地把参考书放在腿下，用黑裙子遮起来；前头的林老师换上轻松的表情说：“我们今天讲一个音乐家的故事。”等督学走了，又把厚厚的参考书从裙下捞出来，作“鸡兔同笼”。

要不然，就是张小云没有交作业；老师要她站在男生那一排去，面对全班，把裙子高高地撩起来。要不然，就是李明华上课看窗外，老师要他在教室后罚站，两腿弯曲，两手顶着一盆水，站半个小时。要不然，就是张炳煌得了个“丙下”，老师把一个写着“我是懒惰虫”的大木牌挂在他胸前，要他在下课时间跑步绕校园一周。

我每天背着书包，跟母亲挥手道别，在街上、在雨里游荡了整整一个月，记熟了七贤三路上每一个酒吧的名字，顶好、黑猫、风流寡妇、OK……

被哥哥抓到、被母亲毒打一顿，再带回林老师面前时，我发觉，头上长疮的王爱莲也失踪了好几个星期。我回去了，她却没有。

王爱莲带着三个弟妹，到了爱河边，跳了下去。大家都说爱河的水很脏。

那一年，我们十一岁。

淡水的街头，阳光斜照着窄巷里这间零乱的花铺。

医院里，医生正在响亮的哭声中剪断血淋淋的脐带；鞭炮的烟火中，年轻的男女正在做永远的承诺；后山的相思林里，坟堆上的杂草在雨润的土地里正一寸一寸地往上抽长……

我，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望着这个眼睛清亮的小孩专心地做一件事；是的，我愿意等上一辈子的时间，让他从从容容地把这个蝴蝶结扎好，用他五岁的手指。

孩子你慢慢来，慢慢来。

原载联合副刊，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初识

“啵”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去年八月，华安一家三口旅行到澳洲一个小小的港口。这儿先得解释一下：华安，当时是个八个月大的婴儿。育儿书里有关于他的详细记载：“八个月大的婴儿，能爬行，能扶床站立，沿壁扶走。口欲甚强，任何东西皆送往口中品尝。尚不能人语，但会咿呀作声，会叫爸妈。”至于一家三口，当然就是华安的妈妈和爸爸。

港口中的水非常清澈，一群相貌古怪的鸟漂在水上等着游人的面包。这鸟的嘴巴极大，像把剪树枝用的大剪刀。奇怪的是，嘴巴下面还吊着个大口袋。鸟儿大嘴一张，丢进来的苹果、面包、小鱼就滚进大口袋里，沉甸甸的。

华安坐在岸上，眼睛一眨都不眨地惊看这巨大的鸟。

爸爸说：“Das ist der Pelikan.”

妈妈努力想了一会，下定决心地说：“这是塘鹅。”

华安手里一只削了皮的苹果，掉到地上，翻了几个筋斗就扑通摔进水里，又呱一声进了大鸟的口袋。

爸爸把华安搂在怀里，指着水中的动物，很干脆利落地说：“安安，它们是Bird，Bird，Bird，Bird……”

安安不动声色，伸手扯了爸爸衣袖上的扣子，放在嘴里吃。

九月，安安和爸爸妈妈到了美国。他们在森林里租了一栋小小木头房子。房子四周长满青草，一身鸡皮疙瘩的小青蛙常常跳上台阶，闪进纱门来。

有一天早上，太阳特别亮，长长斜斜的阳光一道一道射进森林里来，轻飘飘的灰尘在一道一道光里翻滚。爸爸在厨房喝咖啡，妈妈倚着栏杆读报纸，安安刚刚把妈妈的牙刷塞进树干上一个洞里，现在正忙着把泥土塞满爸爸的球鞋。

妈妈好像听见一个细细的声音，“啵——”她继续看报纸。

“啵——”又来了，原来是华安在发声，妈妈不理他。

“啵，妈妈，啵！”华安似乎焦急起来，声音坚持着。

“怎么啦？宝宝。哎呀，爸爸鞋子给你搞这么脏！”

“啵，妈妈，啵，啵，啵！妈妈，啵！”他已经爬了过来，扯着裙角站起来，用胖胖的手指着草丛。

妈妈细看了一下，草丛错杂处，昂然站着一只大公鸡，鲜红的鸡冠衬着金绿的长尾，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大公鸡也有一对圆溜溜的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跟它差不多高的华安。

“妈妈，啵！”安安带点兴奋、带点惊恐地，努力用手指着大公鸡。

妈妈好像听到脑子里滴答一声，突然懂了。对呀，一身羽毛、两只瘦脚、一把尖嘴，这不是Bird，啵，是什么呢？

妈妈狂热地拥吻华安，一边像个很没有教养的女人扯着喉咙大叫：“爸爸快来呀，安安说话了，说话了，他会说话了……”

安安很厌烦地，奋力推开妈妈的脸，拼命扭着身子、拉长脖子想凑近看看草丛里那个神气活现的家伙。

初识

认识了“啵”之后，华安就认识了宇宙。

每天早上，教堂的钟当当当敲个八九响，华安就跟妈妈出发，到一公里外的猫川幼稚园。不下雨的时候，妈妈推出黄色的脚踏车，安安的专用椅摆在后座，也是黄色的。一路上，两个人都很忙碌。

是这样的，妈妈必须做导游，给安安介绍这个世界，安安是新来的。而妈妈漏掉的东西，安安得指出来，提醒她。

短短一条普通的路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呢？华安的妈妈摇摇头说，啊，那实在太多了，说不完哪！你瞧，天上，有一轮太阳，有一团团一块块的白云，有时候又是黑云，云的背面有蓝色的天空。喷射机过境的时候，老远就可以看见那条渐拉渐长的白线，把天空划成两半。初春的季节也很多事，那软绵绵的柳絮全都从树枝梢头吹了出来，飘得满天满地，又飘到安安的头发中……

那路上，也看不完哪！这家院子里站着棵苹果树，那家墙脚爬着株葡萄藤。拄拐杖的老太婆在花园新翻的土床上放了一只陶做的兔子、两只雪白的鸭子、一顶雨伞似的大香菇，香菇伞底下还坐着一只绿皮丑青蛙——这些，你说华安会放过吗？

自然诗人刘克襄刚结婚的时候，坚决地说，绝对不能有小孩，在台湾这么恶劣的自然环境里，不，绝不要小孩。几年后再见到他，他正在和一伙人谈他身为奶爸的经验：他如何被一个从早到晚只会啼哭的小东西完全地控制，他的生活如何如何地狼狈……

大伙正要到颓废的酒吧去，他站起来，说：“对不起，我要回去喂奶了。”那晚，他走得洋洋得意。

他用受虐的、抱怨的方式来表达心中洋溢的幸福。

至于路上那些会动的东西，可真多得教人头痛呢！大街上停停跑跑的是汽车——卡车、吉普车、巴士、摩托车、脚踏车、火车、电车、垃圾车、婴儿车……说都说不完。迎面而来一团摇摇滚滚的黑毛，“狗狗”，不能不打招呼。对街窗台上一只伸懒腰的猫咪，转角处一片山坡，山坡上低头吃草的花白乳牛，脖子上系着铃铛，叮铃叮铃在风里传得老远老远……

所以一路上，妈妈推着车，安安忙着观望，两个人有很多话要说。

“安安，听，教堂的钟声……”妈妈慢下脚步。

“钟声——叮当叮当——”安安愉快地说，脸庞转向教堂的方向。教堂在山的那一边。

“花，花——”小手指着路边的花丛，“红色的！”

妈妈低头看看，花瓣上还沾着晶亮的露水，“不是，安安，这花是黄色的。”

安安点点头，努力地说：“嗯色的，嗯色的！”

75号巴士缓缓地从转角冒出来。“巴士，妈妈，巴士来了，大的！”

“什么颜色，安安？”

安安顿了一下，含糊过去：“嗯色的！”

“胡说八道！”妈妈拿野花敲敲他头，说，“那是蓝色的，跟天空一样，你看！”

安安抬头，突然大叫：“Bird !”

一只海鸥滑翔过淡青的天空。

跟迎面而来的邮差打过招呼之后，一转弯就是苹果园了，苹果树下乳牛正在打盹。

“苹、狗、牛、树。”安安一个一个仔细而认真地打招呼，“草、叮当、房子、烟囱、脚踏车……”

上一个坡，“鹿鹿、青花、老公公……”

“青花”是青蛙，“老公公”是个陶做的长胡子妖精。

行行复行行，终于到了猫川幼稚园。妈妈温柔地把安安抱下车来，亲吻着他的脸颊说：“小朋友，再见，去和昂弟玩，要乖。”

安安牵着幼稚园老师的手，看着妈妈推动脚踏车；突然想起什么，对着她的背影大声说：“妈妈，乖！”

黄昏

秋天的黄昏，叶子铺得满地，厚厚一层美丽的金黄。空荡荡的枝桠映着清冷的天空，彩霞的颜色从错综的枝桠缝里透过来。小河的清水流着凉凉的声音。

妈妈骑车载着华安往回家的路上，看见一道古旧斑驳的小木桥，横枕着悠悠的流水，心里有点凄凉，于是侧脸对华安说：“小桥——”

“小桥——”安安用脆脆的声音回答。

“流水——”

“游水——”

“人家——”

“鸭鸭——”

“古道——”

“五道——”

“西风——”

“蜜蜂——”

“瘦马——”

“狗狗，妈妈你看，狗狗——”

脚踏车上两个影子，沿着小河渐行渐远，渐渐融入了天的颜色，就看不见了。

一路上，两个人都很忙碌。

是这样的，妈妈必须做导游，给安安介绍这个世界，安安是新来的。而妈妈漏掉的东西，安安得指出来，提醒她。

龙

与宇宙惊识的安安，不足两岁，却有着固执的个性，他很坚决地要知道这世界上所有东西的名字。四只脚、一身毛、会走动的东西叫“狗狗”，但是，同样四只脚、一身毛、会走动的东西，如果耳朵特别尖、鼻子特别尖，就叫“狐狸”。比较小，叫出来的声音是喵呜喵呜的，就叫做“猫咪”。

有时候，安安从妈妈那儿却得不到答案。他肥肥的手指指着书上画的，仰脸热切地问：

“什么？”

妈妈凑近书本，看了又看，说：

“不知道哩！老天，怎么有这样的东西！”

安安不太高兴了，手指固执地停在那里，带点责备口气地，大声说：

“妈妈，什么？”

妈妈只好又低下头去细看。这个东西，有老虎的头、狗熊的身体、豹子的脚。汉声出版的小百科用各种插图来解说动物演化的过程。这不是两岁孩子的书，但里面图画很多，小安安认为整套书就是为他画的，每天都要翻翻摸摸。书本立起来有他一半高，精装封面又特别沉重，他总是费尽力气，用陶侃搬砖的姿态把书从卧房抬到客厅里去，气喘喘地。书摊开在地上，安安整个人可以趴在上面。

“好吧，”安安的妈妈不得已地说，“这东西叫做怪物。”

“外物！”安安慎重地重复一次，满意地点点头。翻过一页，又指着书上一个角落，“妈妈，什么？”

妈妈一看，是个猪头象身的东西，她忙站起身来，说：“怪物，宝宝，都叫怪物。你来喝杯热牛奶好不好？还给你加阿华田？”

有时候，妈妈发觉，在将宇宙介绍给安安的过程里，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曲折。三个月前，妈妈带着安安来到台北的龙山寺前，庙廊柱子上盘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长长的身躯绕着柱子转。安安指着龙突出的彩眼，惊喜地扯扯妈妈的裙角，“妈妈，什么？”

妈妈蹲下来，牵起安安的手，伸出去，让他触摸龙的身体，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这是龙，宝宝，这是龙。说，龙——”

安安很清晰地重复：“龙。”

庙里的烟火薰香像缥缈的游丝一样飘进妈妈的鼻息。她觉得意犹未尽，好像除了介绍“龙”的名字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话忘了说，好像让华安认识“龙”与介绍他认识“狗狗”和“狐狸”不是同类的事情。究竟妈妈还想说什么呢？她一时自己也想不起来，只突然听裙边仍旧在仰头凝视的安安说：

“龙，好大！”

回到欧洲，当然就看不到龙了。可是有一天，在电车里的安安突然对着窗外大声喊：“龙，龙，妈妈你看——”

电车恰好停下来，妈妈赶快望出车窗，窗外是深秋萧瑟的街道、灰沉沉的屋宇、灰沉沉的天空、灰沉沉的行人大衣。唯一的色彩，是一条近一百米长的彩带，结在枝骨峥嵘的行道树上，大概是准备迎接圣诞节的彩饰。妈妈突然明白了：小安安以为任何长条的东西都叫做“龙”。

“不是的，安安，”妈妈说，“那是一条彩带，不是——”

话没说完，刮起一阵秋风，鲜红的彩带在风里波浪似的翻滚起来，此起彼落，妈妈一时呆住了，她以为自己在看一条春节鞭炮声中的五彩金龙——谁说这不是一条龙呢？

回到家里，妈妈一头栽进厨房里，说是要给安安做鱼粥，“常吃鱼的小孩聪明。”她带点迷信地说，一面开始切姜丝。

安安“噔噔噔”跑进他自己的房间，放眼巡视了一下自己的各种财产，那包括毛茸茸的兔子、乌龟、狗狗、公鸡、狗熊……还有会讲话的玩具鸟、会哭的黑娃娃、会奏乐的陀螺，还有可以骑的三轮车、爸爸自己一岁时摇过的木马、装着喇叭的卡车……当然，还有一箩筐的小汽车。

“哗啦”一声，厨房里的妈妈知道安安已经选定了他要玩的，他正把一箩筐的汽车倾倒在地上。

妈妈一边切胡萝卜一边不自觉地哼着歌，一边当然是竖着一个耳朵侦测安安的动静，她自己不喜欢吃胡萝卜，可是从来不放过任何让华安吃胡萝卜的机会。

“吃红萝卜眼睛好。”妈妈想着，突然发觉自己在哼的曲调是“咕哇呱呱呱呱呱，就是母鸭带小鸭——”她停下刀来，觉得有点恍惚：奇怪，以前自己常哼的歌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现在怎么哼起这个母鸭调调来？

他爬、他笑、他摇头、他站起来又一跤跌倒，他眨动着圆滚滚、亮清清的眼睛。我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每一个举动。

“妈妈，你看！”华安兴奋地冲进厨房，拉起妈妈湿淋淋的手，“来！”

妈妈另一只手还握着菜刀，跟着华安进了房间。地毯上是华安的车队：卡车、吉普车、巴士、摩托车、旅行车、拖车……一辆接着一辆，紧密地排列成歪歪斜斜的长条，从墙脚延伸到床头。

“妈妈，”华安指着车队，郑重地说，“龙！”

妈妈弯下身来轻吻安安冒着汗的脸颊，笑得很开心：“对，宝宝，龙；车水马龙。”

妈妈拎着菜刀，走出了安安的房间，安安又蹲下来，听见妈妈在哼，一支很熟悉的歌，也快乐地跟着唱起来：“伊比亚亚伊比伊比亚——”

那是什么

华安站在床边看着妈妈穿衣服，他指着素色的裙子说：“妈妈，新的？”

妈妈点点头：“是，是新的。”

安安赞许地说：“很漂亮！”

做母亲的停止了手的动作，惊异地望着那刚满两岁的小孩，心里在想：老天，这小人儿在跟我“聊天”哪，用他仅有的词汇。

爸爸走进卧房来，小人喜滋滋地跑过去，拉着他的大手，指指妈妈的裙子：“爸爸，Schau neue, schon，”他在用德语说，“你看，新的，很漂亮。”

谜

安安的妈妈是个中国人，从安安出世那天起，就一直只用国语和孩子说话，句子中不夹任何外语。安安的爸爸是德国人，讲标准德语，所以安安与爸爸说德语。然而爸爸和妈妈彼此之间说的是英语，没有人教安安讲英语。

一家人住在瑞士，瑞士人讲方言德语，就好像讲国语的人听不懂闽南话一样，德国人往往听不懂瑞士方言。安安在幼稚园里，跟老师和小朋友们说的是瑞士话。

眼睛圆圆、鼻子圆圆、脸庞圆圆的小安安，就生活在这四种语言之中。那是什么光景呢？

在幼稚园里，华安叽哩咕噜地自言自语，大眼睛的苏珊听不懂，她想：“嗯，安德烈斯一定是在讲中国话，所以我听不懂，等他妈妈来要问她看看。”

在家里，安安自言自语发一个音，一个爸爸妈妈从来没听过的新音，妈妈听不懂，与爸爸打探：

“是德语吗？”

“不是。”爸爸说，接着问，“是国语吗？”

“不是。”

“那一定是瑞语了！”爸爸妈妈像合唱似的一起说。

安安对父母的困惑毫不理睬，自顾自去捏黏土、做小猪。

苏珊趁着妈妈来接孩子时问：“欧子是什么？”

妈妈笑得很开心：“是‘猴子’！安德烈斯说的是中文的猴子！”

然后妈妈问苏珊：“洛伊是什么？伟娄是什么？”

苏珊解释：“是瑞语的‘狮子’、‘脚踏车’的意思。”

晚餐桌上，爸爸恍然大悟地说：“啊，真想不到，同是德语，差别这么大。我根本没听过这种说法呢！”

就这样，小华安使大家都很忙碌：苏珊学中文，妈妈学德语，爸爸学瑞语。所有的语言都学会了之后，大人才能完全听懂华安的话。爸爸略带安慰地说：“幸好他还听不懂英语……”

黑人

有一天，在公车上站着一个美丽的黑人，安安兴奋地问：“妈妈，谁？”

妈妈说：“黑人，那是一个黑人。”一边回答，一边想着，一个从来不曾见过黑人的人，如果懂得“黑”字的意义，而且眼睛能够辨别颜色，有颜色的观念，他一旦听到“黑人”的词，应该马上可以体认到黑人的特色，为黑人下定义——肤色黑者为黑人。但是身边这个小脑袋还不知道“黑”的意义，也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所谓白人、黄人、红人等等，他怎么去了解车厢里这个黑人呢？小脑袋显然注意到眼前这个人类与爸爸、妈妈都不一样，但它是否有能力观察、比较、归类呢？

回到家里，妈妈拿起英文的《先锋论坛》，叹息一声说：“哎！James Baldwin死了！”Baldwin是著名的美国黑人作家，照片中的他戴着一顶大草帽，很天真地笑着，露出白牙。“妈妈！”一声大叫，把看报的妈妈吓了一跳，安安正指着Baldwin的照片，很惊喜地说：

“黑人，你看，又一个黑人！”

妈妈再仔细地看看照片：既是黑白照片，连人的肤色都看不出来，这人，两岁的小人怎么就知道这是个“黑人”呢？

安安早已忘了黑人，在翻看狗熊与大野狼的图片，一边看，一边加以评论：“好大！咬人！在睡觉！跌倒了……”母亲凝望着他美丽的头形，心里翻腾着膜拜与感动的情绪：孩子，是天心的验证，美的极致。究竟是什么样的宇宙机缘造就出“人”这个生命来？

妈妈不知道，安安能辨别的还不只黑人而已。家里来了访客，若是西方人，安安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就是德语；若是东方人，第一句话就是国语。好像脑子里有几个按钮，见到不同的人就按不同的钮，绝对不会错乱。小小的人又怎么分辨西方人与东方人呢？

腊肠狗

迎面走来一只腊肠狗，短得不能再短的四肢，撑着圆筒似的长条身体，肚子几乎要擦着地面。华安指着狗仰头问妈妈：“那是什么？”

妈妈说：“腊肠狗。”

华安含糊念了一下“丫长狗”；满意了，又仰头问爸爸：

“Das？”

“Ein Dackel.”爸爸说。

华安点点头。在他的心目中，这世界上一草一木任何东西都同时有几个不同的名字；会跑的两个轮子，妈妈说是“脚踏车”，爸爸称它“Fahrrad”，幼稚园的苏珊却说是“Velo”。华安认为理所当然，所以每一回新的邂逅，要问三遍，然后记住三种答案。

那第四种，英语，爸爸妈妈怕把小家伙搞糊涂了，向来不教，英语就变成大人之间的秘语。有一天上午，安安敲破了一个生鸡蛋，蛋黄流在地板上，正往白色的地毯扩张。肇事者欢呼：“妈妈，Look——”

妈妈看见了，大叫一声“哎呀”，慌忙去抢救。擦地板正起劲的当儿，突然想到什么，眼睛寻找华安：“你刚刚说什么？”

“Look，妈妈！”小人很得意地欣赏妈妈的惊讶，“Look !”

妈妈丢下抹布，沮丧地说：“完了，他开始懂英语了！”

终于嫁给了王子

安安和弯腿的昂弟在抢一辆小卡车，昂弟抢赢了，把东西紧紧抱在怀里，死命抵抗敌人的攻击。

妈妈看见安安突然松了手，退后一步。她正要安抚他，却见这两岁小娃儿端起两只小手臂，做出猎人射击的姿势，对准昂弟，口里发出“砰砰”的枪声，然后满意地说：“死了！”

妈妈觉得惊心动魄，只有她知道安安“杀人”的灵感来自哪里。

“大野狼把外婆和小红帽吞下肚之后，觉得累了，就倒在外婆的床上，呼呼大睡起来。”妈妈和安安依偎在一起，看光复书局出版的世界童话书。书页上的野狼画得惟妙惟肖，大大的嘴巴露着尖锐的白牙，血红的长舌。

“猎人来了！”焦急的安安抢在前头，替妈妈接下去；这故事，他已经听了许多遍了，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得。

“刚好有个猎人经过小屋子，”妈妈继续说，“听见屋里呼呼的声音，觉得奇怪：怎么外婆声音这么难听？他凑近一看，看见了大野狼这个坏东西，于是他举起枪来——”

安安聚精会神地听着，两眼盯着书上一管大猎枪——

“砰一声，猎人开枪把野狼打死了！然后用剪刀把野狼肚子剪开，救出了外婆和小红帽。”

妈妈讲完了故事，心里觉得不太舒服：野狼也是动物，和小白兔一样是宇宙的宠物，童话里却老是给野狼开膛破肚，不是尾巴给三只小猪烧焦了，就是肚皮被羊妈妈剪开，放进大石头，掉到河里淹死了。妈妈觉得野狼受到不公平的歧视。而且，野狼遭遇的凄惨也使她开始注意到童话里的残酷和暴力。

脍炙人口的《白雪公主》在西方的社会已经受到现代父母的排斥，所以妈妈特别用心地读了一遍，啊，你看！皇后下令杀死白雪公主，部下不肯，皇后便说：

“不肯就砍下你的头来！”

部下不得已，只好对白雪公主说：“你逃吧！我会杀死一只鹿，把它的心脏冒充是公主的，交给皇后。”

白雪公主没死，皇后又化装成老妇人，进了公主的门。“老婆婆一进门，就拿着丝带，很快地勒住白雪公主的脖子，越勒越紧。她看见白雪公主躺下去，一动也不动了，才放手逃出森林。”

白雪公主仍旧没死，皇后就把毒药涂在梳子上，然后把毒梳子插进公主的头发。

公主仍旧不死，于是皇后用毒蛇的脚、鼹鼠的眼睛、蛤蟆的尾巴，还有蜥蜴的翅膀，做成剧毒，涂在苹果上，给公主吃下……

妈妈心惊肉跳地读着白雪公主的故事，短短的情节中，有各形各式杀人的方法：用刀子砍头，用剪刀剖开胸膛取出心脏，用丝带套住脖子把人勒死，用毒药给人吞下……我怎么能跟两岁的孩子讲这种故事？妈妈抛开书，自言自语起来。在他往后成长的岁月里，他会见到无数的人间丑恶事，没有必要从两岁就开始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人的快乐童年何其匆促，何其珍贵！妈妈边想，边抽出《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强盗看见卡希姆，挥着刀大叫：‘大胆的小偷！竟敢跑到这儿来偷东西，看我一刀杀了你。’

“卡希姆还没来得及吭气儿，便被砍下了头。”

阿里巴巴聪慧的女仆发现强盗埋伏在大皮袋里，她就“找出一袋油，搬进厨房去，用大锅子把油烧得热滚滚。再把热滚滚的油，倒入每一只皮袋里。一袋、两袋、三袋……三十九袋，袋子里的强盗，连个气儿也不吭，都给烫死了。”

“院子里三十九只袋子，都装着强盗们的尸体，阿里巴巴看得又惊又喜。”

妈妈倒抽了一口凉气，慌忙把《白雪公主》和《阿里巴巴》两本书移到书架上最高一格，保证华安即使搬来小椅子也够不到的地方。留在下格的，都是安安心爱的故事：阿依达的花、小豌豆的故事、小锡兵的爱情、三只小猪等等。光复书局这套书寄到之后，安安连车子都不玩了，每天抱着书，一遍又一遍地翻着，连上厕所都坚持带着书一块儿上。

站在高椅上，妈妈把不让安安看的故事书一一排列，排着排着，她突然笑了出来，心想：我这岂不是和警总一样吗？查禁书籍。妈妈一向对警总那类的机构深恶痛绝，现在，她好脾气地笑笑：警总也没什么，只是把人民都当作两岁小儿看待罢了。

晚上，下班回来的爸爸趴在地上做马，让安安骑了几圈之后，两眼翻白、口吐泡沫、口齿不清地对妈妈说：

“老天，我撑不住了。你把他骗走吧！”

妈妈刚收拾好碗筷，同情地拍拍爸爸的头，叫安安：

“到房间去，讲故事啦！”

骑马的小人一骨碌滑下马背，飞快地往书架奔去。面对着一排花花绿绿的书，背着手沉思一下，然后作了决定，仰脸对妈妈说：“要灰姑娘，还有青蛙王子！”

靠着枕头坐好，妈妈问他：“你将来想做什么，安安？”

“嗯——”他在考虑，接着说，“做公主！”

“你是个男孩，安安。”妈妈纠正他，却被打断，安安不满意地说：

“安安是男人！男人！妈妈是女人！”

“好，安安是男人，男人可以做王子，不是公主。你为什么要做公主呀？”

“做公主，嗯——”他侧着头想想，说，“跟王子，结婚。”

妈妈讲到灰姑娘穿上美丽的玻璃鞋，王子喜出望外，找到了爱慕的人。图片上画着灰姑娘半跪在地上，羞怯地让站着的王子吻她的手，“灰姑娘终于嫁给了王子，快乐幸福地过一生。”

妈妈边讲，边觉得像吃甜食时突然咬到沙子一样，非常别扭。这样的童话，无非在告诉两岁的小女生、小男生：女孩子最重大的幸福就是嫁给一个王子，所谓王子，就是一个漂亮的男生，有钱，有国王爸爸，大家都要向他行礼。故事的高潮永远是——“她终于嫁给了王子！”

狗屁王子！妈妈心里想着，这是什么时代了，人人都是王子。或许“现代王子”是商贾巨室的后代，在财富中累积财富，有个富可敌国的爸爸，大家也都要向他敬礼。现代王子甚至也长得漂亮，因为从小营养充分，生来一嘴乱七八糟的牙也可以请牙医矫正。但是现代的姑娘可有不嫁王子的权利。即使是灰姑娘，也不需要依靠“嫁给王子”的恩典来取得幸福。嗯，若生个女儿，一定要好好告诉她：这故事是假的……

安安已经睡着了，脸庞贴在书页上，王子和公主结婚的那一页。

野心

若冰到欧洲来看老朋友，华安妈妈期待了好久。晚餐桌上，她对华爸爸描述这个明天就要来访的大学同学：

“她很漂亮，人永远冷冰冰的。大学时候，我很羡慕她那副孤高不群的样子，听着笑话不笑，见到人不嘻嘻哈哈，大家都觉得她很有深度，我学都学不来。”

华爸爸敷衍地说了声“哦”；他对台湾那种有“深度”的女生一向没有兴趣，他喜欢像钟楚红那样野性的小猫或者三毛那样有情调的女人。

可是妈妈继续回忆：“若冰的衣服永远是最讲究的，做了单身贵族之后，更是非名家设计不穿。她讨厌狗，和天下所有的小动物。有一次我在学校草坪上看见三四只胖嘟嘟、毛茸茸的乳狗跟着母狗在晒太阳，欢喜万分地蹲下去抚摸小狗，若冰刚好经过，说：好恶心的小狗，软绵绵的，真恐怖！她离得远远的，怕我碰过乳狗的手会碰到她。”

“妈妈，来，”已经吃过晚饭的华安来扯妈妈的袖子，“来讲故事！”

“不行！跟你讲过很多次，爸妈吃饭的时候不能陪你玩，等五分钟。”妈妈口气有点凶，懊恼儿子打断了自己的叙述。

华安“哇”一声大哭起来。这个小孩子声音特别洪亮，爸爸用手指塞起耳朵，继续吃饭。妈妈忍受着刺耳的难受，与小红卫兵格斗：“华安，你不可以用哭作武器。你再哭妈妈就让你到角落里罚站。”

仰天大哭的小脸上只见一张圆圆的大嘴，一滴眼泪滑下嘴角。爸爸放下餐具、推开椅子，弯下身抱起儿子，哭声一半就煞住，华安改用德语指定爸爸为他讲七只乌鸦的故事。

妈妈长长叹一口气说：“你这样叫我怎么教育他？”

父子都没听到妈妈的话；两个人一起在看七只乌鸦的书，坐在父亲怀里的华安，颊上还小心地悬着一颗眼泪。

若冰来之前，妈妈已经要西班牙阿姨来家里清扫过，可是妈妈还得花半个小时打点细节。这个阿姨有个改不过来的习惯——她喜欢填空。譬如说，厨房的切菜台上放了把头梳（大概是妈妈在浴室梳头时，发现华安独自爬上了切菜台，慌慌张张赶来解救，梳子就顺手留在那儿了），阿姨就不会把头梳拎到浴室里去放回原位，她会在厨房里头就地解决：找到一个洞就把头梳塞进去，藏好，那么切菜台上就干净了。如果她在客厅茶几上发现了一支钢笔，她也不至于把笔带到书房里去，她在客厅里找寻一个洞，找到了，就将笔插进去，那么茶几也就清爽了。

结果嘛，就是妈妈经常有意外的发现：头梳放在啤酒杯里，钢笔藏在鱼缸下面，缩成一球的脏袜子灰扑扑地塞在花瓶里，锅铲插在玩具卡车的肚子里……在这些意外的发现之前，当然是焦头烂额地寻寻觅觅。妈妈现在正在寻找的专案计有：家庭预算簿一本（会不会扁扁地躺在砧板底下呢）、搽脸的面霜一盒（会不会在冰箱里呢）、毛手套一只（会不会，嗯，会不会在厕所里呢），还有其他零碎的小东西，因为寻找时间过长，妈妈已经记不得了。

西班牙阿姨一星期来三次，每次两小时，每小时妈妈得付相当于台币三百五十元。“还好，”妈妈一边数钱，一边说给自己听，“只要她不把马桶刷子拿来刷碟子，不把筷子藏进排水管里，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可是有洁癖的若冰要来了，妈妈不得不特别小心。她把地毯翻开，看看下面有没有唱片封套；又趴在地板上觑着书架背墙的角落，果然发现一架救火车。清理之后，妈妈开始清理自己。脱掉粘着麦片的运动衣裤、洗洗带点牛奶味的头发。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早上华安画在她脸上的口红像刺青一样地横一道、竖一道。

妈妈特意打扮了一下，她不愿意让若冰说她是黄脸婆。最后一次照镜子，妈妈看见额上的几根白发，也看见淡淡脂粉下遮不住的皱纹，她突然恍惚起来，恍惚记得许多年前，另一个母亲对镜梳妆后，叹了口气，对倚在身边十岁的女儿说：“女儿呀，妈妈老喽，你看，三十六岁就这么多皱纹！”

那个娇稚的女儿，此刻望着镜里三十六岁的自己，觉得宇宙的秩序正踩着钢铁的步伐节节逼进，从开幕逼向落幕，节奏严明紧凑，谁也慢不下来。

妈妈轻轻叹了口气，门铃大声地响起来。

若冰是个独立的女子，到任何国家都不喜欢让人到机场接送，“婆婆妈妈的，麻烦！还要道别、还要握手、寒暄，讨厌！”她说。

门打开，两个人对视片刻，若冰脱口说：“你怎么变这个样子，黄脸婆？！”妈妈张开手臂，亲爱地拥抱一下老朋友，嗅到她身上淡淡的茉莉香水味。

访客踏进客厅，问着：“儿子呢？”

“你不是讨厌小动物吗？”妈妈说，“送到幼稚园去了。”

华安回来的时候，若冰正在谈她的年度计划。休假一年中，半年的时间用来走遍西欧的美术馆及名胜，两个月的时间游中国大陆，最好能由莫斯科坐火车经过西伯利亚到北京。剩下的四个月专心写几篇比较文学的论文。

“妈妈，”华安保持距离、略带戒心地观望陌生人，“她是谁？”

“这是台北来的冷阿姨，这是华安。来，握握手。”

华安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看着冷阿姨，握手的时候。

客人有点局促，没有抱抱华安的冲动，也不愿意假作慈爱状去亲近孩子。华安已经站在她膝前，玩弄她胸前的首饰。“什么名字，妈妈？”

“项链，那个东西叫项链，宝宝。”

“很漂亮！”华安表示欣赏若冰的品位，但也感觉出这个阿姨和一般喜欢搂他、亲他的阿姨不太一样。他很快就自顾自去造船了。

“你的生活怎么过的？”客人松了口气，整整揉乱了的丝质长裤，优雅地啜了口薄荷茶。

“我呀——”妈妈边为儿子倒牛奶，边说，“早上七点多跟着儿子起身，伺候他早点，为他净身、换尿布、穿衣服，督促他洗脸刷牙。然后整理自己。九点以前送他到幼稚园。十点钟大概可以开始工作……”

“写文章？”

“不，先开始阅读，一大堆报纸、杂志，看都看不完。截稿期近的时候，从十一点就在书桌上坐到下午四点，中饭都没有空吃。四点钟，匆匆赶到幼稚园去接宝宝。四点以后，时间又是他的了。陪他到公园里玩一小时，回来做个晚饭，服侍他吃饭、洗澡、讲故事，到晚上九点他上床的时候，我差不多也在半瘫痪状态。”

若冰同情地望着妈妈，说：“我记得在安安出世之前你有很多计划的……”

孩子将我带回人类的原始起点。

在漠漠穹苍和莽莽大地之间，我正在亲身参与那石破天惊的“创世记”。

“当然，”妈妈的话被华安打断了，他要她帮忙把救生艇装到船上——“我每天还在想着那许多想做的事情。我想把最新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好好研究一下。譬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我知道，但实际上怎么样用它来解剖作品、它的优点跟局限在哪里，我一点也不清楚。我也很想深入了解一下东欧的当代文学，譬如匈牙利与捷克，还有专制贫穷的罗马尼亚。嗨，你知道吗？Ionesco的剧本又能在罗马尼亚演出了，他虽然以法文写作，其实是个道地的罗马尼亚人呢——哎呀，我的天——”

华安坐在录音机前，正在专心一志地把录音磁带从匣中抽拉出来，已经拉出来的磁带乱糟糟缠成一团。

若冰看着妈妈去抢救那些录音带，坐立不安地说：“他不会静静地坐下来看书吗？”

妈妈拿了支铅笔插进录音带，边卷边说：“若冰，你看过小猴子静静地坐着看书吗？”

“华安，看《白雪公主》好不好？”妈妈放了录影带，知道白雪公主会带来大约半小时的安静。

“我还想大量地读当代大陆作家的小说，从北到南，一本一本读，然后写批评，一本一本批评。

“我还想旅行。和你一样，到大陆去。我想到西藏待两个月，陕北待一个月，东北待一个月，上海北京各待一个月。还想到内蒙古、外蒙古。还想到法国南部的小乡村，一村一村地走，一条河一条河地看。

“还想写一流的采访报道，以国家为题目，一国一国地写。用最活泼的方式深入写最枯燥的题目，把活生生的人带到读者眼前。

“还想制作电视节目——”

“什么意思？”若冰淡淡地问，“你不是最瞧不起电视吗？”

“你听嘛！”妈妈瞄一眼电视，七个小矮人正围着熟睡的公主指指点点，她继续说，“我想做一个欧洲系列，每一个国家做一小时的录影。譬如介绍瑞士的一集，题目可以叫：‘谁是瑞士人？’把瑞士这个小国的混合语言、种族、文化的奇特现象呈现出来。这不是风光人情的掠影，而是深刻的、挖掘问题的、透视文化社会的纪录片。当然，每一个片子背后都有作者的个性与角度在内，就像一本书一样。做完了瑞士做德国——西德与东德；然后每一卷录影带就像书一样地出版、发行……”

妈妈讲得眼睛发亮，无限憧憬的样子，客人冷冷地说：“这样的东西会有‘读者’吗？”

“怎么没有？若冰，”妈妈兴奋得比手画脚起来，“台湾不能只靠钱，还要有内涵。台湾人以前只顾自己求生存，现在富足了，就会渐渐地‘放眼世界’，不是口号，真正地开始放眼世界，扩大关怀的范围，台湾要有自己的世界观，用中国人的观点独立地了解世界——”

“妈妈，”华安扯着妈妈的裙子，“有嘎嘎了。”

“哦——”妈妈蹲下来，嗅嗅宝宝，嗯，气味很重，她说，“宝宝，你能不能在有嘎嘎之前告诉妈妈，不要等到有嘎嘎之后才说？瑞士的小孩平均在二十七个月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尿布，自己上厕所了。你再过几天就满二十七个月了，你帮帮忙好不好？”

华安不置可否地让妈妈牵到浴室里去了。

回到客厅，妈妈关掉电视，拿出彩笔与画纸，铺在地上，让安安玩颜色，画画。

“还有，”妈妈意犹未尽，“我还想做一件事，就是出一系列孩子书。我可以找楚戈——楚戈那个老儿童你认识吗？挑选台湾十个家庭，各有代表性的家庭，譬如一个茄萣的渔家、一个屏东的农家、一个三义的客家、一个基隆的矿工家、一个兰屿的原住民家、一个台东的牧家等等，当然一定得是有幼儿的家庭。我们去拜访，观察他们的家居生活，以小孩为核心，然后楚戈画、我写，每一家的生活故事都成一本儿童书，让台湾的孩子们知道台湾人的生活方式和台湾的环境——你说怎么样？”

“饿了，妈，饿了！”华安不知什么时候又来到身边，扯着妈妈的衣袖，“妈妈，饿死了！”小人用力掐着自己突出的肚子，表示饿得严重。

若冰突然站起来，弯下身去收拾散了一地的蜡笔。妈妈才发现：啊，什么时候客厅又变得一塌糊涂了？这个角落里是横七竖八的相片本子，那个角落里一堆垮了的积木；书从书架上散跌在地，椅垫从椅子上拖下来，叠成房子。

妈妈给了华安一个火腿豆腐三明治以后，抬腿跨过玩具，跨过书本，跨过椅垫，跌坐在沙发上，感觉分外的疲倦。若冰在一旁察言观色，用很温情的声音说：

“这种种理想、计划，做了妈妈以后都不能实现了，对不对？”

妈妈软软地躺在沙发上，很没力气地：“对！”

“你后悔吗？”若冰问的时候，脸上有一种透视人生的复杂表情，她是个研究人生的人。

华安悄悄地爬上沙发，整个身体趴在母亲身体上，头靠着母亲的胸，舒服、满足、安静地感觉母亲的心跳与温软。

妈妈环手搂抱着华安，下巴轻轻摩着他的头发，好一会儿不说话。

然后她说：

“还好！”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有些经验，是不可言传的。”

这家书店只卖两种书：社会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我的手指在寻找答案，谁能告诉我做“母亲”和做“个人”之间怎么平衡？我爱极了做母亲，只要把孩子的头放在我胸口，就能使我觉得幸福。可是我也是个需要极大的内在空间的个人，像一匹野狼，不能没有它空旷的野地和清冷的月光。女性主义者，如果你不曾体验过生养的喜悦和痛苦，你究竟能告诉我些什么呢？

欧嬷

“妈妈，起床啦！”安安用手指撑开妈妈紧闭的眼睑，像验尸官撑开死人的眼睑。

妈妈却并不像往常一样地起身。她拉起被子盖住头，声音从被子里闷传出来：

“去去去！去找欧嬷，要欧嬷给你吃早点。”

华安也想起了，这是欧爸欧嬷的家，兴奋地摸索下楼。

妈妈听见楼下厨房里苍老而愉快的声音：“早安，宝贝！”满足地拥着被子，再睡，感激婆婆给了她赖床的权利。

睡眼惺忪、蓬头垢面的妈妈下楼来时，早餐已经摆在桌上：婆婆烘的蛋糕、面包、奶油，咖啡壶下点着一盏蜡烛保温。妈妈说了声“早”，正要坐下，被欧嬷的大叫吓了一跳：

“我的天！小姑娘！”婆婆摇头，“你光着脚下来怎么可以，会冻死你——”

妈妈把脚缩起来，搁在椅角上，边倒咖啡边说：“好了吧！我脚不碰地总可以吧？”

婆婆说：“孩子，头冷脚暖——”

“头冷脚暖，”妈妈接着欧嬷的语音用唱地说，“使医生破产！德国古谚。还是头暖脚冷？”

老人家无可奈何地直摇头。欧爸伸进头来说：“老妈妈，来看看你孙子变把戏！”

欧嬷放下手中的抹布，兴冲冲走了出去。

妈妈啜着咖啡，把发黄的照片拿在手里细看：一个满头鬈发的婴儿巍巍颤颤地扶着马车而立，婴儿有圆鼓鼓的脸颊、胖嘟嘟的小手。那辆马车，是当年欧爸找邻居木匠做的，现在站在华安的房间里，每回华安骑上去，都要对妈妈郑重地摇摇手：“妈妈，再见！安安上班去了！来甜蜜一下。”

木马边的金发婴儿，现在正在楼上卧房里赖床。平常，他必须一大早就起身，八点钟左右赶到办公室里，考虑中东的政治局势、研究德国的经济走向、预测明年的投资市场。今天早上他却赖在床上，安安稳稳地，知道楼下有早餐等着他随时去吃。从楼上大概可以闻到咖啡的浓香。毕竟，这是自己妈妈的家。

客厅里传来追逐嬉笑的声音。妈妈把照片藏进口袋里。婆婆那个本子里，有华安爸爸从出生到十四岁的成长镜头，婆婆不愿意将本子送给媳妇，媳妇也明白她的念头：现在这个男人当然完全地属于你，做妻子的你；但是他的过去却属于我，做母亲的我。

“不过，只偷一张没有关系吧？”妈妈自问，想到记录了两年多的“安安的书”，里面有华安初出母胎、浑身血迹的照片，有父母子三个人两年多来共度的足印与啼声。有一天，妈妈大概白发苍苍了，也要对一个年轻的女人说：现在这个男人当然完全属于你，做妻子的你；但是他的过去却属于做母亲的我。

或者，妈妈会倒过来说：这个男人的过去属于做母亲的我；现在的他却完全地属于你，做妻子的你，去吧！

妈妈的眼睛突然充满了泪水；她被自己的悲壮感动了，一滴眼泪落在碟子上，晶莹地立在蛋糕旁边。蛋糕有好几层，一层巧克力、一层杏仁，层层相叠上去，像个美丽的艺术品。

这个做蛋糕的、七十五岁的女人，她又流了多少眼泪呢？

妈妈总算暂时忘记了自己的悲壮与自怜，她听见婆婆做鸭子的“呱呱”声和华安乐不可遏的狂笑。十六岁的玛丽亚，有一双大眼睛，穿着白色的布裙站在苹果树下，五月的苹果树开满了细碎芬芳的苹果花。玛丽亚在树下读信，风吹来，把白色的苹果花清清香香地吹到信纸上。

和写信的人结了婚，生了两个男孩，男孩在苹果树、乳牛、皮革的香味之间追逐成长，德国却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毁灭。孩子的父亲穿上军服，背上枪，亲一下玛丽亚，就踏上了征途，那只是一条穿插着青草的石板路。

“这件衣服送给你。”婆婆说。是件透明的薄纱上衣，绣着红色的花边。妈妈仔细看着，觉得那薄纱上的图案异常地美丽。

“当然不是新的，”婆婆抚摸着陈旧的花边，淡淡地说，“是从苏联的战场上寄来给我的。我放了四十年了。”

妈妈把那件绣花薄纱衬衫小心地放进自己的抽屉，觉得情不自禁地哀伤。这件薄纱，曾经紧紧握在那个德国军官手里，在冰天雪地、凶残险恶的异国战场上。以粗犷的手温柔地包扎、热切地邮寄，寄给曾经在苹果树下读信的玛丽亚。

这个军官，死在冰天雪地、凶残险恶的异国战场上。他不曾再回到苹果树下。

妈妈也不曾穿过婆婆馈赠的薄纱衬衫。她不忍。

玛丽亚成了寡妇，但是并没有太多人为她流泪，因为，在颓墙断瓦中，到处都是寡妇。悲剧太多、浩劫太深，而人的眼泪有限。国都破了，家算什么？

“显而易见，是她追求我嘛！”欧爸意兴飞扬地说，“那个时候，她是个寡妇，还带着两个拖油瓶，不是她死死求我，我怎么会娶她？”

婆婆在一旁笑着，哄小孩似的说：“当然当然，全村的女人都想嫁给你呢！”

踩着石板路来到苹果树下的，是个来自东边的异乡人；他大概也是受了大眼睛的诱惑吧？就在树边住了下来。异乡人其实也回不了东边的故乡，那东边的故乡没几年就成了东德，围墙的那一边。

“你这么老了，妈妈，”已经长大的男孩对玛丽亚说，“生孩子恐怕会生个皱巴巴的丑东西哦！”

孩子还是生了下来。即使是举目萧条的战后，婴儿的啼声仍旧令人欢欣振奋。受洗的教堂里充满了对未来的祝福与祈祷。当然没有人提及，这个婴儿在三十年后将和一个中国女子结合。

“生了老三，老大却开始叫头晕、倦怠……”婆婆说，“我们正准备让他上大学——他是那么一个聪慧的孩子，对知识有强烈的渴求……”

我的母亲也曾经坐在草地上远远地看着我爬行吧？现在，母亲的手背上布满了老人斑，那只曾经牵过我、抚过我头发的手。生命的来处和去处，我突然明白了，不透过书本和思考，透过那正在爬的孩子。

玛丽亚在病床边守了两年，眼睛看着英姿焕发的儿子逐渐萎缩、一节一节萎缩，先放进轮椅，然后，有一天，放进棺材……

“为什么小儿麻痹疫苗不早一两年发现呢？”玛丽亚问，“我看着孩子在我怀里，一个其实已经是男人的孩子——看着他停止呼吸……”

妈妈吃完早点，洗了碗碟，发现祖孙三个在院子里踏青。她想，华安爸爸也太不像话了，睡到这个时候。不是要带华安去游泳吗？

游泳回来，妈妈把华安哄睡，下楼来找欧嬷。

欧嬷正在烫衣服。妈妈发觉，自己一家三口昨天换下的脏衣服已经全部洗过、烘干、叠得像豆腐干一样，放在一边。婆婆正在烫的，是妈妈的内裤。

“我的天，母娣，”妈妈着急了，“你你你，我的衣服不要烫好不好？我反正随便——”

婆婆眼睛都不抬，仔细把内裤的边扯平，仔细用熨斗烫过，一边说：“我横竖要烫衣服，你们的当然一并都烫了嘛！”

妈妈想说：“可是内衣是里面穿的，谁都看不见，何必烫呢？”但她话到嘴边又没开口，她知道婆婆会说：“咦，里外一致嘛！内衣烫了，穿起来舒服，无害呀！”

妈妈回到自己的客房，发觉本来乱堆在床上的两床被子，已经折成两块豆腐干，整整齐齐地摆着。她转身对爸爸说：

“明天出门就把这房间锁起来，免得母娣又进来整理内务，怎么样？”

“不行，”做儿子的横倒在豆腐干被褥上，凌空踢掉鞋子，说，“不要她做事，母娣会觉得人生乏味。你知不知道，她明天要去‘老人院’里做义工，去慰问‘老人’！我猜想，她恐怕还想唱歌给那些‘可怜的老人’听呢！”

写给怀孕的女人

钟敏：

算算你怀孕应该接近七个多月了。台北蝉声四起的时候，宝宝就要来到。你是欢喜还是焦虑呢？

在华安出生前，安爸爸和我一起去上了六个星期的“拉梅兹生产”课程。台湾疗养院——现在改称台安医院了——免费教导待产的夫妻如何以意志及呼吸来适应生产的过程。有了六星期的准备，生产那巨大的、撕裂的痛，却是我不曾想象的。在床上努力地调节呼吸，当痛楚袭上来时，我只能愤愤地想：去他的“拉梅兹”，意志哪能受得了这样的剧痛！

所以建平应该陪你进产房的。孩子是两个人的，生孩子也是两个人的事情。当医生和护士在为众多的病人跑进跑出的时候，只有丈夫能够握着你的手，陪你度过每一场阵痛的凌虐。夫妻的同舟共济，没有更好的时候。两个人先共度苦痛，苦痛之后再共享欣喜。

台疗的美国医生告诉我，有百分之七十的中国男人不愿意陪妻子进产房。有的说“生孩子是查某人的事”；有的说“受不了那样血淋淋的镜头”；更多的，是相信“见女人的血不吉利”。

血淋淋的安安是用钳子夹出来的。和电视剧本不一样，我并没有立刻把他抱在胸上，眼里闪着什么幸福与慈爱的泪光。下半身经过麻醉，感觉像尸体，身心疲惫在崩溃的边缘，我对婴儿连望一眼的兴趣都提不起来。医生把刚刚割了脐带的小生命，轻轻放在安爸爸巨大的手掌中。

“他赤裸滑溜的身体跟我的手心接触的一刹那，我就开始爱他了。”华安爸爸说，很骄傲地，“别忘记，我是世界上第一个抱他的人。”

能够这样见证宇宙的蕴吐，能够这样拥抱鲜活的生命，是多厚的恩泽啊！却有男人推拒这样的特权。

还记得我喂奶的那段时候吗？把你们研究生招到隔壁会客室来上课，你们来之前，我就先喂奶。总是坐在落地窗前，远看观音山与淡水河。婴儿贪心地捧着妈妈饱满的乳房，吸着吸着，感觉妈妈的温软和心跳。我哺华安足足哺了一年，到现在，看见别的母亲解衣哺乳，我还忍不住驻足贪看，看那肥肥的小手抚摸着丰满的乳房，看那婴儿满足恬适的小脸，看那母亲低头的温柔，啊，我神为之驰，真想再来一次。

有一天晚上，席慕蓉请我到中山北路的福乐去吃东西。为我叫了一大杯奶昔，我举起杯子就没有放下，咕噜咕噜灌下，杯空为止。叫来第二杯，仰头一饮而尽。再叫第三杯……席慕蓉呆呆地瞪着我，说不出话来。我很快乐，觉得自己从头到脚是一只在咀嚼的母牛，没有一寸头脑，没有一寸心思，全是身体、全是胃口、全是生理机能——上帝造女人，使她成为生殖孕育的媒体，我变成造化的一部分，心里充满了幸福。

你能不能自己哺乳呢？

然后，有所谓的“坐月子”。许多中国女人，在产后的那一个月里，要在门窗封闭的屋子里禁足，禁洗澡、忌洗头等等。即使你不想这么做，你的婆婆或母亲也会坚持，是不是？

我当然不敢说“坐月子”绝对没有道理。有些中国医师也开始用西医理论来支持“坐月子”的种种，就好像有人用现代物理及建筑来支援中国的风水五行理论一样。但这些理论并不曾说服我；华安出生后两个星期，我就把他系在胸前去走观音山了。有时候，安爸爸把他绑在背上，半个月大的婴儿趴在宽厚的背上显得特别小。一路上荷锄的老农睁大了眼相问：

“啊，外国人背小孩？那个囝仔是真的还是假的？”

大胆一点的就追上来，摸摸婴儿的手，然后对伙伴宣布：“哇，是真的哩！”

产后没有几天，我就开始教课了，记得吗？淡江大学的女职员，由于有劳基法，是有产假的，女教授，却不给产假。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学校不成文的做法是，女教授生产的那段时间，必须自己找人代课，同时将薪水让出。奇怪的是，这种不人道、不合理的做法行之多年，倒也没有女教授抗议！当我提到“淡大不给女教授产假时”，一位女教授说：

“谁说没有？你可以在家休息两个月，只不过要找人代课、不支薪罢了，谁说淡大没有产假？”

唉，有这样的女教授，也难怪有这样不合理的待遇。一个愿打，一个爱挨打吧！

婆婆或许会坚持你“坐月子”；想想，在八月天的台北，一个月不洗头，大概不太好受。但是，媳妇和婆婆之间的分歧，由孩子的出生而滋长的，恐怕还不止于坐不坐月子的问题。媳妇要让宝宝趴着睡，说是比较有安全感而且头形美丽；婆婆说：“那怎么行？孩子会闷死！”媳妇要让宝宝少穿点衣服，婆婆说：“那怎么行？孩子会冻坏！”媳妇要这样，婆婆说那样；在大部分的中国家庭里，可能最后总是要听婆婆的，因为婆婆地位尊贵，因为中国男人以做“儿子”为主，做“丈夫”为次，因为初生的婴儿属于整个大家庭，是负传宗接代大任的长孙，而不单纯地属于生他的女人。

在一个西方的家庭里就比较简单。孩子的母亲有最大的权利，任何人都得尊重“生母”的权利。我的婆婆很清楚地认知：宝宝首先是我的儿子，其次才是她的孙子。对孩子的教养，她可以从旁帮忙，或是提供过来人的经验，甚至于表示不同的意见，但她最后一句话永远是：“当然，决定还是在于你做妈妈的。”

我喜欢这个方式。上一代与下一代的经验不同、观念有异，客观环境也在不断地变化中。对孩子的教养观念绝对是差异多于同意的。两代人同时争取对孩子的“主权”，冲突就避免不了。那么这个“主权”究竟应该给做母亲的，还是给做奶奶的呢？我相信母亲有天赋的权利，任何剥夺母亲生、养权利的制度都是不合生物原则的。

钟敏，我不是要你生了孩子之后去革命。不管怎么样，婆婆也是爱孙子的，这个世界，凡有爱的事情都好办一点，怕的是恨，不是爱。我希望你的宝宝会在爱中出世，在爱中成长。八月，你将有忍不住的欣喜。

华安的妈妈

冬晨。

阳光照进来，把窗格一条一条映在地上。我们就这样坐在阳光里。

他的名字叫做“人”

久别

妈妈从城里回来，小男孩挣脱保姆的手，沿着花径奔跑过来，两只手臂张开像迎风的翅膀。

妈妈蹲下来，也张开双臂。两个人在怒开的金盏菊畔，拥抱。小男孩吻吻妈妈的颈子、耳朵，直起身来瞧瞧久别的妈妈，又凑近吻妈妈的鼻子、眼睛。

妈妈想起临别时安安呕心沥血的哭喊、凄惨的哀求：

“妈妈——安安也要——进城去——买书——”

脸颊上还有眼泪的痕迹；这一场痛苦的久别毕竟只是前前后后六个小时。

妈妈牵着嫩嫩的小手，走向家门，一边轻声问：

“宝贝，妈妈不在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其实不问也知道：吃午餐、玩汽车、与保姆格斗着不上厕所、到花园里去采黑草莓、骑三轮车、湿了裤子……

可是这小孩平静地回答：

“我想事情。”

妈妈差点噗哧笑出声来——两岁半的小孩“想事情”？偷眼看看小男孩那庄重的神色，妈妈不敢轻率，忍住笑，问他：

“你想什么事情？”

“嗯——”小男孩庄重地回答，“我想，没有妈妈，怎么办？”

妈妈一怔，停了脚步，确定自己不曾听错之后，蹲下来，凝视孩子的眼睛。

安安平静地望着妈妈，好像刚刚说了“妈我口渴”一样的寻常。

快乐

“为什么一个男人忙于事业，就没有人想到要问他：你怎么照顾家庭？为什么一个女人忙于事业，人们就认为她背弃了家庭？这是什么白痴的双重标准？为什么你公务繁忙是成功的表现，我公务繁忙就是野心太大、抛弃母职？”

咆哮了一阵之后，妈妈就背对着爸爸，不再理他。

安安拎着根细细的柳枝，从草丛深处冒出来，草比人高。

他看见爸爸在生火，腌好的烤肉搁在野餐桌上。他看见妈妈坐在草地上，阳光透过菩提树叶，一圈一圈摇摇晃晃地照着她的背脊。

“妈妈，你在干什么？”像个老朋友似的挨过去，和妈妈肩并肩。

“妈妈在——”做母亲的迟疑了一下，“在想事情。”

安安握着柳枝，做出钓鱼的姿态。

“想什么事情呀？”

“想——”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不愿意敷衍这小小的人儿，因为她觉得这不及草高的小小人儿是个独立而庄严的生命，她尊重。然而，她又怎么对两岁半的人解释：婚姻，和民主制度一样，只是人类在诸多制度中权衡利弊不得已的抉择；婚姻幸福的另一面无可避免的是个人自由意志的削减。她又怎么对两岁半的人解释：这个世界在歌颂母爱、崇敬女性的同时，拒绝给予女人机会去发挥她作为个人的潜力与欲望？她怎么对孩子说：妈妈正为人生的缺陷觉得懊恼？

“你在想什么，妈妈？”钓鱼的小男孩提醒深思的母亲。

母亲叹了口气，说：“妈妈不快乐！”伸手去揽那小小的身体。

小伙伴却站直了身子，摸摸妈妈的脸颊，正经地说：

“妈妈不要不快乐。安安快乐，妈妈快乐。妈妈快乐，爸爸快乐。”

母亲像触了电似的抬起头来，不可置信地问：“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安安很快乐呀。安安快乐，妈妈快乐。妈妈快乐，爸爸快乐。”

妈妈抱着头坐着，好久不动，像睡着了一样。她其实在倾听那草丛后面小溪淙淙的流水声。那不说话、不讲理论的小溪。她终于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泥草，牵起小伙伴的手，往溪边走去。

“我们去找爸爸，”她说，“他一定在捡柴。”

你的眼睛里有我

“女娲就捡了很多很多五色石，就是有五种颜色的石头，又采了大把大把的芦苇。芦苇呀？就是一种长得很高的草，长在河边。我们院子里不是种着芒草吗？对，芦苇跟芒草长得很像。

“女娲就在石锅里头煮那五色石，用芦苇烧火。火很烫，五色石就被煮成石浆了。石浆呀？就和稀饭一样，对，和麦片粥一样，黏黏糊糊的……”

一个白雾濛濛的下午，母子面对面坐着。华安跨坐在妈妈腿上，手指绕着妈妈的长发。

“你记不记得女娲为什么要补天呢？”

安安沉吟了一下，说：“下雨，共工。”

“对了，水神共工和火神打架，那火神的名字妈妈忘了——”

“祝融啦！妈妈笨。”

“好，祝融，打架的时候把天戳了一个大洞，所以大水就从天上冲下来，把稻田冲坏了——稻田呀？

“草原那边有麦田对不对？稻田跟麦田很像，可是稻田里面灌了很多水——不是不是，不是共工灌的，是农夫灌的。那稻田哪，好香，风吹过的时候，像一阵绿色的波浪，推过来淡淡的清香……”

妈妈想起赤脚踩在田埂上那种湿润柔软的感觉，想起在月光下俯视稻浪起伏的心情。她曾经在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上、一个不知名的旅店中投宿。清晨，一股冷冽的清香流入窗隙，流入她的眼眉鼻息，她顺着香气醒过来，寻找清香来处，原来是窗外弥漫无边的稻田，半睡半醒地笼在白雾里……

“我讲到哪里了？哦，女娲看到人受苦，心里很疼，想救他们，所以去补天。可是安安，你记得人是谁做的吗？”

安安不回答，只是看着母亲的眼睛。

“女娲有一天飘到一个湖边，看见清水中映着自己的影子：长长黑亮的头发，润黄的皮肤，好看极了。她想，这美丽的地上没有像她一样的东西，太可惜了。

脚踏车经过一片花开满地的平野。将车往草地上一倒，就坐下来，蒲公英年年都有，孩子那样幼小却只有一次。

“所以嘛，她就坐在湖边，抓了把黏土，照着湖里头自己那个样子，开始捏起来。

“哎，安安，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在听呀？不听我不讲了？！”

安安只是看着母亲的眼睛。

“女娲捏出了一个泥娃娃，然后，她对准了泥娃娃的鼻眼，这么轻轻地、长长地、温柔地，吹一口气，那泥娃娃，不得了，就动起来了。跳进女娲怀里，张开手臂紧紧抱着她的脖子，大叫：‘妈妈！妈妈！’女娲看见那泥娃娃长得就和湖中自己的影子一模一样。

“安安，你到底在看什么？”

小男孩圆睁着眼，一眨也不眨，伸手就来摸妈妈的眼珠，妈妈闪开了。

“你在干什么，宝宝？”

宝宝情急地喊出来，“妈妈，不要动……”一边用两只手指撑开母亲的眼睑。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安安专注地、深深地，凝视着母亲的眼睛，声音里透着惊异和喜悦，一个字一个字地宣布：

“妈妈，你的眼睛，眼珠，你的眼睛里有我，有安安，真的……”

说着说着激动起来，伸出手指就要去抚摸妈妈的眼珠——“真的，妈妈，两个眼睛里都有……”

妈妈笑了，她看见孩子眼瞳中映着自己的影像，清晰真切，像镜子，像湖里一泓清水。她对着孩子的眼瞳说：

“女娲欢欢喜喜地给泥娃娃取了个名字，一个很简单的名字，叫做‘人’。”

啊！洋娃娃

安安背着小背包，看着海关人员神气的帽子，他没有注意爸爸那依依不舍的眼光。

“小东西，”爸爸蹲下来，大手捧着安安的脸颊，“到了台湾可别把爸爸忘记了。”

小东西一点不被爸爸的温情主义所动，他用德语说：

“爸比，我以后不要当垃圾工人了；我要做机场员警，好不好？”

爸爸看着母子俩手牵手地走过关卡，眼睛像条透明的绳索，紧紧系着两人纤弱的背影。

那背影，一会儿就被人群抹去了。

在飞机上，安安像飞行老手似的，坐下来就把安全带扣上，动作熟练。可是几分钟以后，他又玩起三岁小孩的游戏——眼睛凑在椅缝中，和前后左右的旅客玩躲猫猫。德国旅客倒也好脾气地逗着他玩。

“妈妈，这些德国人都去台湾吗？”

“不是。有的去巴基斯坦，有的去泰国，还有的去菲律宾。只有一部分去台湾。”

到了卡拉奇，上来了一些巴基斯坦和印度人。安安睁着眼睛，竖着耳朵：

“妈妈，他们是什么人？讲什么话？”

“巴基斯坦人讲乌尔都语（Urdu），印度人讲印度话，宝宝。”

宝宝站在椅子上观察了一下，点点头下结论：

“他们比较黑，妈妈。”

“对呀，因为这里比较热，太阳把皮肤晒黑了。”

“还有，妈妈，大概那泥土也比较黑。”

“什么泥土？”做妈妈的听迷糊了。

“泥土呀！”安安用手比着，作出捏弄的手势，“女娲在做他们的时候，大概用了比较黑的泥土，对不对？”

停在曼谷，黑发黑眼的旅客陆续进来。一个泰国小女孩，五岁吧，扎着蝴蝶辫子，挨过来，和华安静静地对看。

女孩开口说了什么，安安困惑地转头问：

“妈妈，她讲什么？她不是中国人吗？”

“不是，她是泰国人，讲泰国话。”

“怎么，”安安眼睛盯着女孩，“怎么，怎么跟中国人长一样呢？”

“很像，不是一样，宝宝。”妈妈想了一想，又说：

“你看那马跟驴子不也很像，但马是马，驴子是驴子嘛，是不是？”

“嗯！”安安同意了，再提醒妈妈，“还有苍蝇跟蜜蜂也很像，还有……还有狼跟狼狗很像，还有……鹭鸶跟鹤很像，还有……”

在安安的世界里，天下只有一个人是说中国话的，那就是他甜蜜的妈妈。中国话，就是“妈妈的话”。

从马尼拉上机的人特别多。每个人手里都拎着挂着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牛角、草帽、藤篮、烟酒礼品……每个人都带着兴奋的神色，大声地呼唤、交谈。机舱顿时像个百货市场。

“喂，你那瓶XO多少钱？”

“五十美金，你的呢？”

“哇？！我在机场免税商店买的，五十六块。上当了，一头撞死哦我！”

“小姐小姐，这是英文表格，我不会填怎么办？”

“张太太，没关系，护照拿来我帮你填。”

“拜托拜托，不要压到我的牛角……”

安安把头依在椅背上，圆亮的眼睛一眨都不敢眨，望着蠢动喧哗的人群，震惊得忘了说话。

回过神来，他轻声问妈妈：

“妈妈，这么多人——他们都说中国话。他们，都是中国人吗？”

妈妈忍不住笑了，她突然了解了小男孩的迷惑和震惊：在安安的世界里，天下只有一个人是说中国话的，那就是他甜蜜的妈妈。中国话，就是“妈妈的话”。世界上所有其他人——幼稚园的小朋友、卖冰淇淋的大胖子、对街常给他巧克力的考夫曼太太、按门铃的邮差、秃头的油漆师傅、一身黑制服扫烟囱的人，当然，还有让他做马骑的爸爸——都是，都是说德国话的。

怎么，怎么这飞机上突然进来这么多这么多人，这些人全讲安安“妈妈的话”？

安安吃惊极了，又有点他自己不太理解的喜悦：这些人叽叽喳喳的话，他全听得懂！就好像那个国王，看见两只鹤在花园里散步，他突然发觉自己听懂了鹤的私语……

“好可爱的洋娃娃！”一个女人尖叫了一声，其他几个女人也凑了过来，围着惊魂未定的小男生。

“What is your name？”

“Where do you come from？”

女人七嘴八舌地和安安说话，用英语。

这一回，安安真被搞糊涂了，他转头问妈妈，声音里充满困惑：

“妈妈，她们为什么跟我讲英语？”

女人吓一大跳，又尖叫一声：

“哇！他会说中文！是中国小孩耶！好厉害哦……”

有人还不死心，坚持用英语问：

“What’s your name？”

现在安安镇定下来了，他说：

“阿姨，我不会讲英文，我只会讲德语。你会不会？”

桃园有条长长的街，街中间坐着个大庙，庙这边叫庙前，庙那边叫庙后。舅妈告诉做客人的妈妈，可以到庙前庙后去买些衣服给安安。安安若有所思地问：

“妈妈，为什么龙行叫我妈妈‘姑姑’，我叫他妈妈‘舅妈’？为什么他叫奶奶‘奶奶’，我叫奶奶‘外婆’？为什么叫龙行的爸爸‘舅舅’？为什么叫楚戈‘舅舅’，叫隐地‘叔叔’，那昨天那个大肚子的又变成‘伯伯’？为什么——”

“嘘——”妈妈气急败坏地打断安安的质问，努力转移他的注意，“计程车来了，我们先到庙后去。”

庙后的衣服店可真多哪，一家接着一家，走道上都挤满了衣服，安安欣喜地在布堆里团团转，忽隐忽现的。

“哎，阿玉啊，赶紧来看，这有一个洋娃娃！”看店的女孩大声招徕。妈妈一转身，发现安安已经在重重包围之中。有人摸他头发，有人牵他的手。

“眼睛好漂亮！What’s your name？”

妈妈来解围的时候，女孩子们恍然大悟地说：

“啊！原来是混血儿！”

现在妈妈也在重重包围中了：

“他爸爸是哪一国人？”

“你们住在哪里？”

“啊你们怎么会认识？在哪里认识的？”

“他爸爸漂不漂亮？几公分高？”

“为什么爸爸没有来？他在做什么事？”

“你们结婚多久了？要几个小孩子？”

“啊怎么小孩长得都不像你？”

胖胖的老板娘从里间出来，女孩子们让出一个空隙，老板娘说：

“这是你的囝仔？”

我点点头。她大声说：

“那怎么可能？这囝仔这么漂亮！”

走出小店，妈妈紧紧拉着安安小手，挥停了计程车。安安不高兴地抗议：

“我不要回家。舅妈说还有庙前，我还要去庙前的街呀！你也说要去的！”

“可爱的洋娃娃——”妈妈搂着扭来扭去的小小身体，长长叹了口气：

“妈妈受不了了！”

寻找幼稚园

五岁的表哥对三岁半的表弟说：

“那辆白色的警车给我！”

表弟不放手，急急地说：

“Nein, nein, das gehort mir!”

“你已经玩很久了嘛！”表哥不高兴了。

“Du hast auch ein Auto.”表弟也不高兴了。

妈妈忍不住将报纸放下，仔细听起表兄弟俩的对白。这又是一个新发现：安安竟然和龙行说德语！

为什么？他和外公外婆舅舅舅妈都说国语呀！

这还是他们回到台湾的第一天。观察了两天之后，妈妈就恍然大悟了：在德国，安安每天上幼稚园。在他的世界里，所有的小人儿都是说德语的；德语就是沙坑、秋千、小汽车、吵架的语言。龙行也是个小人儿，这个小人儿却说不一样的话，真是矛盾极了。刚下飞机的安安一下子扭转不过来。

有一天早上，妈妈一边帮安安梳头，一边说：

“今天带你去幼稚园看看。”

安安有点紧张：“是不是跟德国的幼稚园一样？”

“嗯——”做母亲的沉吟起来，她已经不记得自己的幼稚园年代了，虽然还记得破碎的儿歌词“排排坐、吃果果……”今天的孩子还“排排坐”吗？

手牵着手，妈妈紧张地看着轰隆轰隆川流不息的车辆，找不到空隙过街去。她觉得头昏心跳，手掌出汗，在路边支撑了很久，却看见对面穿制服的一个小萝卜头若无其事地穿梭过街。她终于也过去了。

园长带妈妈去看小班。妈妈首先注意到房舍的结构是台湾典型的“教室”，正正方方的一个房间，开着正正方方的窗和门。“教室”的布置也是她在台湾长大过程中所熟悉的：前面挂着黑板，对着黑板的是一列一列整齐的桌椅。此刻，小小教室里坐着密密麻麻的人。老师站在前面，正在教孩子们认字。

“还是排排坐，四十年都没有变！”妈妈心里想着。在德国的幼稚园里，房间不像“教室”，倒像个家庭起居室。一个角落里是玩家家酒的地方，放着娃娃的床、衣柜、玩具厨房、小桌小椅。另一个角落里叠着厚厚的海绵垫，是聊天和翻滚的地方。右边的墙角下铺着一张地毯，玩积木造房子就在这张地毯上。左边的墙角下有一张矮胖的方桌，四周围着矮胖的小椅子，剪纸劳作就在这张桌上。其他还有几落桌椅，散置各处。

清晨七点半，幼稚园开门。零星几个小把戏就被爸爸或妈妈送来了。来得这么早，多半因为爸妈两人都得上班。陆陆续续的，孩子越来越多。安安通常九点才到，看他起得多迟。到九点半，大概所有的同学都到了，总共有二十个。

到了之后做什么？洁西卡坐到早餐桌上开始吃妈妈准备好的面包和乳酪；桌上已经摆着牛奶和果汁。丹尼尔快步冲到积木毯上，开始一天的巨大工程；瑞莎乖巧地挨到克拉太太身边去，要了把小剪刀，动手做纸灯笼；路易和多莉正在角落里扮演医生和护士，多莉怀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娃娃，很心疼的样子；玩组合玩具的卡尔和汤玛士正在怒目相视，马上就要厮打起来；华安正从墙边玩具柜里抽出一盒拼图，今天早上，就从这个开始吧！

“要来的孩子实在太多，我们校舍来不及建，所以，”园长正在向妈妈解释，“所以就挤了点。这个小班，现在一个老师带四十个孩子。”

“我们校车一大早去巡回接小朋友，到校时间大约是早上八点。”园长指了指停车场上一列排开的娃娃车。

“八点到了之后做什么呢？”妈妈细细地问。

“八点到九点是自由活动时间，孩子们可以在操场上玩。九点开始上课——”

“上课？上什么课？”妈妈讶异地问，她看见教室里三岁大小的孩子，好像坐都坐不稳的样子。老师声嘶力竭地在说什么，娃娃们有的在说话，有的在扭动，有的在发呆。

“我们有认字课、美术、音乐、体育、算术，还有英文……早上三节课，每一节四十五分钟。”

这岂不是正规小学了吗？妈妈开始担心起来：华安从来还没有经历过“组织”性的团体生活，他不曾排过队伍，不曾和小朋友动作齐一地对“老师”一鞠躬，不曾照固定位置“排排坐”过，更不曾上过所谓的“课”。在他的幼稚班上，小朋友像蜜蜂一样，这儿一群、那儿一串，玩厌了积木玩拼图，玩厌了拼图玩汽车，房间里头钻来钻去的小人儿，像蜜蜂在花丛里忙碌穿梭，没有一个定点。

团体活动，倒也不是没有。譬如体育，孩子们学着翻筋斗、跳马、玩大风吹；譬如唱歌，孩子们围着弹吉他的老师边弹边唱；譬如画画，每个小人儿穿着色彩斑斑的兜兜坐在桌边涂抹。但是这些所谓团体活动，只不过是大家同时做同一件事情，并不要求规范和齐一。而且，不愿意加入的孩子尽可以独自在一旁做他愿意做的事情。

“他甚至还没有上课和下课这种时间规范的概念——”妈妈似乎有点抱歉地对园长解释，“在德国的幼稚园里，孩子们只有一件事，就是玩、玩、玩……”

正说着，老师带着小班萝卜头鱼贯而出。有些孩子兴奋得控制不住，冲出门来，被园长一把逮住：“不可以！操场是湿的，今天不可以出去玩！”

老师赶忙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小逃犯归队。走廊下，四十个小人儿手牵着手排成两列，等着，眼睛羡慕地望着操场那头正从滑梯上溜下来的华安；他的裤子和袜子早就湿了，妈妈知道。

“小朋友，手拉好，要走了！”老师大声地发号施令。

“去哪里呀？”妈妈惊讶着。

“上厕所。”园长说。

“集体上厕所？”妈妈呆呆地问。

“对，”园长耐心地解释，“孩子人数太多，如果上课的时间里，一下去这个，一下去那个，没办法控制。所以每一个小时由老师全体带去。上课中途尽量让小朋友克制。”

“哦！”妈妈心沉下来，这个，安安怎么做得到；他可是渴了就上厨房拿水喝、急了就自己上厕所、累了就到角落里自顾自看书的，他怎么适应这里空间、时间和行为的种种规范？

飞飞将他的小汽车一辆一辆投进马桶，又小心地一辆一辆捞出来。

妈妈沮丧地走出“精英幼稚园”。她真想让她的宝贝经验一下中国的幼稚教育，不只是学习语言，还有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都是她想给予华安的，然而那时间、空间、行为的三重规格又使她忐忑不安：这真是三岁的孩子需要的吗？

舅妈听了安妈妈的叙述之后，安慰着说：

“没关系！在台北也有那种开放式的幼稚园，就和你说的德国幼稚园相似。不过很贵，听说平均一个月要四千多块。”

妈妈傻了眼：“三百马克？”安安的幼稚园也只要一百马克，而台湾人的平均所得是西德人的二分之一不到，这幼稚园岂不昂贵得离谱？为什么呢？

舅妈摇摇头，没有答案；她还没告诉妈妈，如果三岁的宝宝要加入儿童英语班、如果要加入天才钢琴班、如果要加入文豪作家班……她想想，算了算了，让妈妈和安安好好度假吧！

神话·迷信·信仰

安安踏进了一座庙，他的眼睛一亮。

这是一个充满了声、光、色彩、味觉的世界。道士手中的铃“叮铃叮铃”地响着，嘴里喃喃地唱着说着，和一个渺杳的世界私语。身上的红袍耀眼似光，和神案前跳跃的烛火彼此呼应。

那香啊，绵绵幽幽地燃着，青色的烟在清脆的铃声里穿梭着缭绕着上升。屋梁垂下金彩华丽的大灯笼，香烟回绕着灯笼。

在回廊边的小厢房里，一个红袍黑帽的道士对着床上一套旧衣服作法。那是一件男人的汗衫和短裤，都是白色的。面容忧戚的家属靠墙站着，看着道士摇铃，吟唱——他用哭的声音唱着：

“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道士拿着一个小碗，往旧衣服上喷水。

安安紧紧牵着妈妈的手，问：“他们在做什么？”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

从另一个小厢房里，传来婴儿的哭声。

一个脑后束着发髻的老妇人怀里抱着婴儿，婴儿年轻的母亲一脸烦恼地站在一旁。道士手里拿着铃，在婴儿的头上不停地旋转、旋转……

妈妈注意到那老妇人发髻油亮光滑，缀着一列润黄色的玉兰花，注意到那婴儿在苦热的七月天里密密包扎在厚毛毯中，孩子的脸红彤彤的，有点肿胀……

安安仰脸问妈妈：“他们在做什么？”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

安安踏进了一座教堂，他的眼睛一暗。

黑暗像一道铁做的闸门，一落下来就切开了门里门外两个世界。

门外是阳光灿烂的广场。喷泉的水放肆地冲向天空，又恶作剧地垮下来，喷溅回地上。游人像鸭子一样，伸着长长的脖子张望，瞪着好奇的大眼，露天咖啡座上满满是人，大人喝着热腾腾的咖啡，小孩舔着黏糊糊的冰淇淋。一个披着金发的女孩闭着眼睛，拉着她的小提琴，大胸脯的鸽子展翅飞来，停在她的琴盖盒上。小提琴的声音真像森林里的小河……

门里是幽暗的。

人们屏息噤声地穿过长廊，通往祭坛，那唯一有光的地方。阳光，穿过色彩斑斓的玻璃，在阴冷的板凳上投下那么温暖的光泽。小男孩站在黑暗里，仰头看那扇盛着阳光的彩色玻璃，数着颜色。他看了很久很久。

一转身，他看见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东西，黑幢幢的，他揉一下眼睛。

墙上吊着一个人，比真人还要大很多，木头做的。没有穿衣服，只是腰间拦了块布。两手大大地张开，头垂下来。胸膛上全是血，好像还流着。

安安知道这个人是谁。

他紧紧牵着妈妈的手，用颤抖的、微弱的声音说：

“妈妈，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幽幽的烛光中，妈妈说：

“他本来是真的人，但这个是木头做的，是假的。”

“妈妈，”小男孩紧紧挨着，噤声说，“我们出去好不好？他们为什么把他弄得这么可怕？”

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

走出黑暗的闸门，阳光劈头倾泻下来，把小男孩的头发照得晶晶亮亮的。小提琴的乐声从喷泉那边袅袅飘来。

爸爸的大手递给安安一支肥胖蓬松的棉花糖，粉红色的。

妈妈其实是有答案的。

那个往旧衣服上洒水的道士，在“招魂”。渔村的人们，靠在大海的脚边生活。深邃奥秘的大海给予他们丰盛的生，也给予他们冷酷的死；大海不欠人任何解释。妈妈曾经在渔村沙滩上看见一条人腿，一条本来可能黝黑结实，现在却被盐水泡白泡肿的腿。

谁知道那条腿属于谁呢？

只是有的丈夫没有回来，有的儿子没有回来，回来的只是船。和这些丈夫、儿子有关的人，戚苦着脸，就到庙里头去找那黑帽红袍的使者，怀里夹着一包丈夫和儿子曾经穿过的、贴身的衣服。

那满脸通红的婴儿，大概已经哭闹了一天一夜。他的皮肤上也许长满了一粒一粒的痘子，他的舌头上也许冒出了一层白膜。或许他什么也没有，只是裹身的毛毯太厚太紧，使他喘不过气来。

蒋勋曾经形容含笑的花苞像幼儿的小手，或者他是说，幼儿的小手像含笑的花苞？我把他的小手端放在我的掌心，然后亲吻那肥肥短短的手指。

可是他的“阿妈”认为他身上附了鬼气，受了惊骇。庙里那个镶了金牙的道士会帮孩子“收惊”。出门时，她在怀里攒了一个红包，不小的红包，因为道士在“收惊”之后，还会给她一小包香灰，给孩子泡奶吃下。

那吊在墙上、胸膛流着血的，本来是个“真”的人。他用他特别温暖厚实的手抚摸病人的脸；用他坚定诚恳的声音告诉手握石头的人们，爱比审判重要；用他身上的血和伤痕告诉软弱的人，牺牲有时候比生命还要高贵。

后来的人，不曾亲眼见过他的人，就用各种材料：木、石、土、塑胶……做成他的形像，架在公路边，让开车的人看见；放在山顶上，让路过的人仰望；吊在黑暗的墙上，让忏悔的人流泪。

也让一个三岁的孩子颤抖。

用五色彩石把天上的大洞补起来，将菜园里的大南瓜一指而变成金光闪闪的马车，人淹进水里转化成一株美丽的水仙花……人们说，这叫神话。

摇着铃把流浪的灵魂找回来，念一段经把鬼魂镇住，取一支签把人的一生说定……人们说，这叫迷信。

玛丽亚处女怀孕，基督在水上行走，瞎眼的人张亮了眼睛，坟破而死人复活……人们说，这叫信仰。

神话。迷信。信仰。

妈妈没有答案，因为她自己迷惑了。

安安在阳光下舔着粉红色的棉花糖。

教堂尖顶上飞下一只鸽子，颈上环着一圈绿光，摇摇摆摆地踱到小男孩脚边。

男子汉大丈夫

安安陪母亲到妇产科医生那儿去做例行检查。

褪下裙裤，妈妈坐上诊台，两腿大大地叉开。医生戴上了手套，取出工具。

“妈妈，”安安在门边说，“我也要看。”

石医师看了妈妈一眼，问着：“你介意吗？”

妈妈想了一会，说：“不介意。安安，你可以进来，但是不可以碰仪器。”

安安站在医生身旁，仰头，从一个新的角度看着妈妈。

“石医师，你在干什么？”

医生的手指伸进妈妈体内，安安睁大着眼睛。

“我在摸宝宝的头，看他长得好不好。”

妈妈的肚子圆滚滚的。听说里面有个小孩，等着出来和安安玩汽车。

“石医师，你现在在摸什么？”

主治大夫很和蔼地对安安笑了一下，“子宫呀！子宫就是宝宝在妈妈肚里的睡袋。你以前也在里面睡过。”

“石医师，那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小灯。你看，妈妈肚子里黑黑的，我用小灯照一照，就可以看见里面了。”

妈妈斜躺在那儿，听着一老一幼的对话，想起安安爱看的一本书——《人体的奥秘》。安安把手指放在图片上，嘴里喃喃自语——“吃的东西从这里进去——这是嘴巴——然后溜下来，这是食道——然后在这里拌一拌，里面有酸酸的味道，这是胃……在这里，哎呀！臭死了，这是大肠，拌一拌，变成大便了！出来了！”

今天，他又上了一堂奥秘人体的实习课。

医生把一种像糨糊似的黏液涂在妈妈光溜溜的肚子上，然后用个什么东西磨那糨糊。荧光幕上出现模糊的影子。

医生在量胎儿头的尺寸。

“石医师，您看得出是男是女吗？”妈妈问。

医生笑笑，有点奸诈的样子，说：

“我只看得出是个婴儿，看得出他没有两个头、六只脚。至于是男是女——您一定得知道吗？”

妈妈无所谓地摇摇头。

“对嘛！”石医师把超声波关掉，“人对这个世界已经掠取无度，您不觉得保留一点天机、一点对自然的惊讶，比较美好吗？”

妈妈有点诧异地、仔细端详着这个名气很大的德国医生；他显然向来不告诉产妇胎儿的性别。石医师大约有五十岁，一头鬈曲的黑发下有一双特别柔和的眼睛。

“不要忘记吃每天的维他命……”医生一边嘱咐，一边记录检查结果。

“石医师，”妈妈突兀地插话，“您为人堕胎吗？”

医生愣了一下，摇头，“不，绝不。”

“为什么？”妈妈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

“我爱生！我只负责把生命迎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不切断任何生命。”石医师回答得很干脆。

“那么，”妈妈迟疑地问，“我产后，您是否肯为我结扎呢？”

医生柔和的眼睛笑着，“如果您绝对坚持的话，我当然会做。但是，亲爱的安德烈斯的妈妈，我会花整个下午的时间试图说服您不要结扎——”

“为什么？我只要两个孩子。生了老二之后，我就三十八岁了，年龄也不小了。为什么不结扎？”妈妈真的诧异了。她回忆起美国人办的台安医院，在怀安安时，护士就例行公事似的问她产后要不要顺便结扎。

“因为，”石医师好整以暇地说，“结扎是无法挽回的。您想想看，人生无常，万一孩子出了事，您若想再生，结扎了就不可能了，那多可惜！您可以吃避孕药，或者装避孕装置，当然，最好的办法，是让男人结扎，因为男人结扎，不但手术简单，而且随时可以挽回……”

“像您这样的女性，”石医师正视着妈妈，“为什么不多生几个？”

妈妈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我我我——我已经三十八岁了——”

“三十八岁算什么！”医生很诚恳地说着，“您有能力抚养孩子，您有时间和智慧培养孩子……您这样的妇女不多生几个孩子，谁该生呢？”

“唉！”石医师似笑非笑地继续说，“你们这些解放了的女性最难缠！”

“您自己有几个孩子？”妈妈不服气地问。

医生笑笑：“五个！”

“哦——”妈妈没有声音了。

一个阳光懒懒的下午，妈妈和几个三姑六婆在艾瑞卡家中喝咖啡。艾瑞卡的儿子已经读研究所了，周末回家来，像圣诞老公公驮着一大袋脏衣服，丢给妈妈洗。有写不出来的专题报告，艾瑞卡就到邻居家去为儿子求救——邻居中反正有的是经济学博士、心理学博士、医学博士、文学博士。

“要男人去结扎？”艾瑞卡差点打翻了咖啡，“当年我不能吃药，因为我对药物过敏，然后装了避孕环，阴道又不断地发炎，只好哀求我丈夫去结扎——你想他肯吗？”

三姑六婆全瞪大了眼睛，齐声问：“不肯？”

艾瑞卡摇摇头：“他宁可砍头！”

海蒂也摇摇头：“我那一位也不肯。”

苏珊勇敢地下结论：

“男人对自己缺乏信心，他必须依赖‘那个’东西来肯定自己。”三姑六婆喝口咖啡，心有所感地点点头。

在当天的晚餐桌上，妈妈对爸爸特别殷勤，不但给爸爸准备了白葡萄酒和大虾，而且禁止安安爬在爸爸肩头吃饭。

吃过饭，爸爸正要推开椅子起身，被妈妈一把按住，她很严肃地说：

“你坐下。我有事情和你商量。”

“什么事？”爸爸脸色也变了。他一看妈妈表情就知道有什么灾祸要降临。他坐下。

妈妈小心地把石医师的话重述一遍，然后开始早就准备了一下午的说辞：“所以最理想的办法，是男人去结扎……”

爸爸脸色舒缓过来，说：“好，我去嘛！”

“男人结扎手术非常简单，几分钟就好，又不痛苦——”妈妈继续背诵。

“好嘛，我去结扎嘛！”

“而且，结扎并不影响男人的能力，你不要有什么心理障碍，有信心的男人——”

妈妈突然停下来，定定地看着爸爸，“你刚刚说什么？”

爸爸耸耸肩：“我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去结扎嘛！怎么这么啰嗦。”

他推开椅子，到客厅去找儿子玩。客厅响起父子俩追打的笑声。

妈妈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安安和爸爸到医院把妈妈和初生的弟弟接回家。妈妈惊讶地看见车库前一串婴儿的衣物；是邻居挂的，让那相识的和不相识的过路人都停下来，说：“啊，又来了个小东西！”他们带着微笑走开。

渐行渐远

一个无聊的下午，安安说，妈妈，讲讲我小时候的故事吧！

妈妈说，好，你是个婴儿的时候，吃奶像打仗一样，小小两个巴掌，紧紧抓着妈妈的乳房，嘴巴拼命地吸奶，好像整个人悬在乳房上，怕一松手就要掉到海里去了。不到一分钟，就把奶吸得光光的，再去抢另外一只奶……

那个时候，你一天到晚黏在妈妈胸上。

后来呢？

后来，你会爬了，妈妈在哪个房间，你就爬到哪个房间，像只小狗。妈妈一离开你的视线，你就哭。

后来呢？

后来，你会走了，每天就让妈妈牵着手，走出前门，穿过街，到对面找弗瑞第玩。

门铃响起来，在角落里玩汽车的华飞一边冲向门，一边嚷着：“飞飞开，飞飞开！”

六岁的弗瑞第站在门口：“安安，赶快来，我妈在院子里发现了个蚂蚁窝……”

“蚂蚁？哦？”飞飞圆睁着眼睛。

弗瑞第和安安已经冲上了街。两个人都赤着脚。妈妈来不及叫“过街之前要先看左右”，近三岁的飞飞也赶到了马路边。妈妈在后头喊：“停！”

飞飞在路缘紧急煞车。

“有没有车？”

飞飞头向左转，向右转。

“没有。”

“跑！”

长着一头鬈毛的小皮球蹦蹦过了街。

妈妈走进厨房。她今天要烤一个香蕉蛋糕。栗子树青翠的叶子轻轻刮着玻璃窗，妈妈有点吃惊：这小树长这么高了吗？刚搬来的时候，比窗子还低呢！和煦的阳光透过玻璃，把晃动的叶影映在桌面。三只香蕉、两杯面粉、一个鸡蛋……

后来，安安就会自己过街了。这条街是个单行道，车不多，每半个小时有辆大巴士喘着气通过。飞飞爱那巴士的声音。有一次，妈妈在厨房里读着报纸，喝着咖啡，耳里不经意地听着巴士轰轰的声音由远渐近，然后，停了下来，就在厨房外边。妈妈啜一口咖啡，看一行字，突然跳了起来，转了几个弯，冲出门外，果不其然，一岁半的飞飞，个子还没一只狗儿的高度，立在街心，挡着大巴士，仰脸咕噜咕噜吸着奶瓶，眼睛看着高高坐着的司机。

后来，大概是安安离开幼稚园没几天的时候吧，他和弗瑞第勾肩搭背地出现在妈妈面前：“妈妈，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去游戏场？”

妈妈呆住了。那个有沙堆、滑梯的游戏场离家也只不过四百米吧？可是，孩子自己去？种种可怕的布局浮现在做母亲的脑里：性变态的男人会强奸小男孩、小女孩，会杀人弃尸；亡命之徒会绑架小孩、会撕票；主人没看好的狗会咬人，把肠子都拖出来；夏天的虎头蜂会叮人，叮死人……

“妈妈，可不可以？”有点不耐烦了，哥儿俩睨着这个三心二意的女人。

妈妈离开书桌，单脚跪在安安面前，这样两个人的眼睛就可以平视了。妈妈握着孩子的手，慢慢地说：

“你知道你只能走后面那条人行步道？”

安安点头。

“你知道你不可以跟陌生人去任何地方？”

“知道。”声音脆脆的，“他有糖我也不去。”

“如果，”妈妈说，“如果他说要带你去看兔子呢？”

小男孩摇头：“也不去。”

妈妈站起来，摸摸孩子的头：“好，你们去吧！”

两个人学着出草的番人，呼啸着追逐而去。

从此，安安就像一个云游四海、天涯飘荡的水手，一回家就报告他历险的过程：游戏场边有一片大草原，埋在草丛里全是土拨鼠。草原上一棵不知名的枯树，枝桠上永远停满了乌鸦，在那儿对着天空“嘎嘎”叫着。树丛里则有野兔，好大的耳朵，尾巴却那么短，身体很胖，有一只九斤重的猫那么大。秋千旁边那棵树，结满了绿色的豆豆，豆豆还附着一片像蜻蜓翅膀似的薄薄的荚，你把这豆子往天上一丢，它掉下来，那翅膀就一直转一直转，像降落的直升机，也像蝴蝶……

“妈妈，”一大早，安安竟然已经穿戴齐整，立在妈妈床前，“我想去幼稚园。”

妈妈噗哧笑了，“你已经毕业了，还去幼稚园？再过一个月，你要上小学了。”

安安赖着不走，非去不可。

蓬头垢面的妈妈穿着睡衣，坐在床沿，托着下巴看着儿子，心想：我的天！这家伙还不懂什么叫“毕业”！可是，回头想想，他怎么会懂呢？

二十分钟之后，母子两人来到了幼稚园门口。安安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这个地方，有他喜爱的朋友，他熟悉的玩具、角落、气味……

推开门，安安站住了。正在嗡嗡攒动的小萝卜头停下手中的活，回头看立在门口的人。安安伸手抓着母亲，有点慌乱地问：

“我的朋友呢？”

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庞。

“我的朋友呢？”

他困惑地看着妈妈，一边缩脚往门外倒退。

“你的朋友，安安，”妈妈把门掩上，“和你一样，长大了，离开幼稚园了，准备上小学了。”

安安低着头，用脚尖直蹭地，“他们——不会再来了吗？”

“不会再来了。幼稚园已经过去……”

小男孩怔怔地站着，哪里传来吉他琤琮和孩子们的歌声。半晌，他挣开母亲的手，两手塞进裤袋，径自往大门走去。

“妈妈，我们走吧！”

我们两个本来都是天上的小天使，是上帝特别送给妈妈做女人的礼物。

就在这个伤心的暑假，安安发现了地下室的麻布袋。

他们在玩员警抓小偷的游戏。安安和弗瑞第是员警，全身披挂，树枝手枪插在腰间，绳索和钥匙吊在肩上。弗瑞第的三岁半的妹妹是小偷，两只手被胡乱绑在一块；两岁半的飞飞是警犬，正在地上努力地爬，脖子上圈着一条红丝带。

小偷要被关起来。当员警打开牢房大门的时候，安安一眼就瞥到了角落里的麻布袋。

“你们是骗子，妈妈还有爸爸都是！”脸涨得红红的，安安气愤地喊着，“圣诞老公公的胡子、衣服、帽子、面具……全部在里面。我全部都看见了看见了！”

妈妈和爸爸先愣了一下，然后相视而笑。他们早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只是真到来了，却又稍稍有点慌乱。爸爸搁下手里的菜刀——这天是周末，是爸爸爱下厨的日子。他坐下来，把儿子搁在膝上，说：

“安德烈斯，听着，你老爸也是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奶奶家的阁楼里发现了圣诞老公公的东西。没错，每年圣诞节在我们家花园出现的，不是尼古拉斯他本人，可是，我们并没有骗你——”

安安倔强地把脸撇开，表示对老爸的解释不屑一顾。

“——没有骗你，因为很久以前尼古拉斯是这么红衣红帽来到人间的，可是因为时间太久了，他也太老了，不能走这么远的路，冒着大雪来，我们做爸妈的就替他做工——你说这叫骗吗？”

安安渐渐平静下来。颈子上还系着红丝带的飞飞一蹦一蹦地闪进厨房，嘴里发出“汪汪汪”的吠声。安安眼珠子转动，从爸爸膝上跳下来，边跑边说：

“我去把老公公的东西藏起来，不要给弟弟看见！”

那天黄昏，安安和弗瑞第关在房里听音乐，看图画书。录音机放着一支安安非常喜爱的歌……神用他的手，抚摸着大地，春草深又深……

妈妈听见安安幽幽的声音。

“弗瑞第，你知道吗？我不相信这世界有神——”

“我想我也不相信——”弗瑞第严肃地回答。

然后是翻书的声音。两个男孩都安静了。

妈妈走过他们的房门。

开学典礼一完，新学童背着花花绿绿的书包，在教室楼前歪歪斜斜闹哄哄地排成两行。从幼稚园消失的熟悉的脸孔又出现了。安安和小伙伴克利斯紧紧牵着手，兴奋地不安地等待着。爸爸妈妈，还有小鬈毛飞飞，立在家长人群中，也等待着。

突然一声铃响，像爆炸一样，空气被点燃了。老师像只花花的母鸡，在队伍前头张开两臂做栏杆，一年乙班的二十个孩子，手牵着手，开始向教室大门迈进。

妈妈的眼睛锁在安安身上，看着他移动，新书包上各形各色的恐龙也跟着移动。这孩子，还这么瘦，这么小，那脸上的表情，还留着那吃奶婴儿的稚气……安安和恐龙往前走，走着走着，就没进了暗色的门里。

安安没有回头。

妈妈的眼睛，还兀自盯着那扇看不出有多么深邃、说不出有多么遥远的门，看着看着，看得眼睛都模糊了。

读《水浒》的小孩

讲完了一百回《西游记》之后，妈妈开始讲《水浒》。鲁智深那胖大和尚爱喝酒、爱吃狗肉，动不动就和人打群架，乐得安安哈哈大笑。

智深睡的时候，鼾声像打雷，半夜起来，就在那佛殿上大便小便——

安安捏着自己的鼻子，说：“好臭。”可是咯咯笑个不停。

妈妈心中暗想：这书是不是要坏了我的生活教育？暂且说下去：那鲁智深哪，喝醉了酒，半夜里摇摇晃晃回到山庙，山门关了，他用拳头打门，砰砰砰砰像打鼓一样。敲了一会儿，扭过身来，看见门边一个金刚，大骂：

“你这个鸟大汉！不替我开门……”

跳上去就拆，把金刚的手折断了，拿那断手去打金刚的腿，打得扑扑扑，泥工和颜色都掉下来了……

安安圆睁着眼睛，听得入神。妈妈在想：呀，这不是和“文革”小将“破四旧”一样吗？

等到安安听见鲁智深将两个泼皮一脚踢到粪坑里头时，他笑得趴在床上，直不起身来。

少华山上有三个强人，带着七百个小喽啰，打家劫舍——

“什么是打架、节射？”

打家劫舍呀，就是一家一家去抢东西，强盗嘛！

安安点点头，妈妈继续：这三个强盗——嗯——三个好汉呀，一个是神机军师朱武，很聪明；第二个强盗——呃——好汉呀，是陈达；第三个好汉是用一口大杆刀的杨春。这些好汉住在山寨中，需要钱用的时候，就下山去要买路钱，记得李忠和周通吗？他们持兵器拦在山路上，喝道：“兀！那客人，会事的留下买路钱！”那客人中有人拿着刀来斗，一来一往斗了十几回合，小喽啰一齐拥上来，把那些过路的客人杀死大半，劫走了车子财物，好汉们唱着歌慢慢地上山……

安安蹙着眉尖，一动也不动不知在想什么，妈妈则声音越来越小。

讲到宋江和婆惜的那个晚上，妈妈就有点结结巴巴的紧张。

婆惜说，要我还你这个信不难，有三个条件：第一，你写张纸，任我改嫁。

妈妈瞥了六岁的小男孩一眼，说，这一条没什么不对，就是离婚证书嘛！他们不再相爱了，所以要分开。

安安点点头。

第二条，我头上戴的，我身上穿的，家里使用的，虽都是你办的，也写一纸文书，不许你日后来讨。嗯，妈妈好像在自言自语似的说，这条也不过分，财产本来就该夫妻共有，分手的时候一人一半，对不对？

安安点点头，深表同意：“我跟弟弟也是这样。”

第三条，梁山泊送你的一百两金子要送给我——这，就太贪心了，你说呢？

安安做出义愤填膺的表情，“对，好贪心的女人！”

宋江来掀被子，婆惜死不让，抢来抢去，拽出一把刀子来，宋江就抢在手里，婆惜见刀就大叫：“黑三郎杀人啦！”叫第二声时，宋江——

妈妈住了嘴，眼睛盯着书本——“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颡子上只一勒，鲜血飞出，那妇人兀自吼哩。宋江怕她不死，再复一刀，那颗头伶伶仃仃落在枕头上……”

“怎么样了妈妈？”

“哦——嗯——嗯——宋江一生气就把婆惜给杀了。”妈妈说，匆匆掩起书，“然后，官府要抓宋江，所以宋江就逃到梁山泊去了。晚安！睡觉了。”

“妈妈，宋江也是个好汉吗？”灯关了之后，黑幽幽里安安发问。

妈妈将他被角扎好，亲了下他额头，轻声说：“他不是好汉，好汉不杀人的。睡吧！”

“可是梁山泊上一百零八个都是好汉呀？！”安安不甘心地踢着被子。

“拜托——”妈妈拉长了声音，“明天再说好不好？”

明天，明天真是一眨眼就到；妈妈坐在儿子床头，眼睛盯着新的一段发呆。

“那妇人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揪倒来，两只脚踏住她两只胳膊，扯开胸膊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膊，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咔嚓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

后来，妈妈喝了一口水，说，因为潘金莲害死了武大，所以武松为哥哥报仇，杀死了潘金莲，也上山做强盗——呃——好汉去了。我们跳到第廿八回好吗？

她着迷似的想吻他，帮他穿小衣服时、喂他吃麦片时、为他洗澡时、牵着他手学走路时，无时无刻她不在吻着娃娃的头发、脸颊、脖子、肩膀、肚子、屁股、腿、脚趾头……

武松被关着的时候，有个管营，就是管牢房的啦，天天给他送酒送肉来。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管营在快活林开个酒肉店，利用牢房里的囚犯当保镖、打手，过路的人都要先得到他的许可才能去做生意，“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两三百两银子……”

妈妈顿了一下，心想，这不就是地痞流氓黑手党在索取保护费吗？

管营的生意坏了，因为有个傻大个儿，外号叫蒋门神的，功夫比他还好，酒肉店的生意都被他抢去了。所以武松非帮忙不可。

“这就是为什么管营每天给武松送酒送肉！”妈妈若有所思地看着安安。

安安带着期待的兴奋，问：“那武松去打了吗？打了吗？”

武松就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地闯到蒋家酒店，把蒋门神的酒店打个稀烂，把蒋门神打个半死……

“不行！”妈妈突然“叭”一声盖上书，神情坚决，站了起来，“安安，这武松简直就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地痞流氓，他根本不是英雄，《水浒传》我们不读了，换换换！换书！”

安安苦苦哀求，做妈妈的不为所动，不知道在对谁生气似的关了灯，走出了房门。

借口还在找书，妈妈有好几个晚上没说书。有一天下午，妈妈坐在二楼书房里写什么东西，耳里忽有忽无地听着窗下孩子们嬉闹的声音。突然，她停下笔来，孩子们似乎在和过街的老人谈话，其中有安安的声音，不清楚在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又是孩子们和过街的老人交谈的叽叽喳喳声。重复几回之后，妈妈实在好奇了。她趴在窗上，伸出半个身子往下看。

六岁的安安和对门五岁的弗瑞第，各人手里挥舞着用竹竿和破布扎起的旗子，站在人行道的两边。一个提着菜篮的老妇人蹒跚而来，两个小男孩拦在她面前，把旗子交叉，挡着路，安安用清脆的德语说：

“嘿！过路的客人，留下买路钱！我们兄弟们需要点盘缠！”

老妇人呵呵呵笑起来，说：“哎呀！光天化日之下碰到强盗！我没有钱，可是有巧克力，行不行？求求你们！”

两条好汉睁着晶亮的眼睛，看着老妇人枯槁的手臂伸进菜篮子里。

“好，放行！”安安威武地施发口令；两支旗子撤回，让出路来。

这条街的一端是个老人院，另一端是个超级市场；安安显然专找老人下手。

在两个强盗尚未来得及逮到下一个老人之前，妈妈已经离开了窗口，赤脚飞奔下楼，夺门而出气急败坏地，正要破口大骂，安安兴高采烈地迎上来，一边挥舞着旗子，一边大声说：

“妈妈妈妈——你看你看，我们打家劫舍了好多巧克力；弗瑞第也有功劳……”

一只老鼠

星期天早餐桌上，穿着睡袍的妈妈喝着咖啡，眼睛盯着桌上摊开的报纸。

“得——得——蒙——”

安安挤在妈妈身边，用手指着报上的字，“得——蒙——斯——斯——”“你挡着我了，安安！”妈妈试图把安安推开。

“妈妈，”安安眼睛一刻不曾离开手指按着的那个字，“妈妈，得——蒙——斯——特拉——特拉——熊是什么？”

“哦！”

“Demonstration，”妈妈说，“是示威游行。”

“你可以让我安静地看报纸吗？”

“卡——卡——皮——土土土——拉——”安安根本没听见，他的手指和眼睛移到另一块，“卡皮土拉——拉熊——是什么？”

“Ka- pi- tu- la-tion，”妈妈说，“是投降的意思。”

“哥——哥——匪——”不等他念完，妈妈已经把报纸抽走，躲到厕所去了。

这是安安最新的游戏，自今年八月上小学以来。坐在餐桌上，他的眼睛盯着桌上的果汁盒，“欧——润——精——沙——夫——特——啊，柳丁汁。”结结巴巴的，很正确的，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发音。走在马路上，他看着身躯庞大的公车，“孤——特——摸——根——啊——”他恍然大悟地惊喜：“早安嘛！”家中有客人来访，他紧迫地盯着客人的胸部，两眼直直地自语：

“堵——必——是——”

客人转身，他跟着溜到前头。“堵——必——是——豆——豆——腐——”

哈哈哈哈哈，他笑，笑得在地上打滚，“堵必是豆腐，你是个蠢蛋！堵必是豆腐……”

那种快乐，确实像一个瞎子突然看见了世界，用张开的眼睛。妈妈瞅着在地上像驴子打滚的小男孩，突然想到，或许幼稚园里不教认字是对的，急什么呢？童年那么短，那么珍贵。现在，二十个孩子从A B C D一块儿出发，抢先认了字的孩子，大概有两三个吧，反而坐在教室里发呆。其他的小伙伴们叽叽喳喳兴奋地发现字的世界。

《经济学人》周刊上有个统计数字让妈妈眼睛亮了一下。一年级学童每个星期要花多少时间在家庭作业上？美国：一点八小时。日本：三点七小时。台湾：八小时。

“我的天！”妈妈暗叫一声。她开始计算安安写作业的时间。花花绿绿、四四方方一个大书包，里头通常只有一本笔记本和一盒笔。课本都留在学校里，“背回来太重了，老师说。”每天的作业，是一张纸，上面要写四行字，用粗粗的蜡笔写一张，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鹅卵石那么大，也就是说，一整面写完，如果是写驴子ESEL这个字，四行总共也不过是十六个字。

淡水河的水，像丝——多希望那水是干净的；想想看，到了淡水河畔，弯下腰去掬一口水上来喝……我们搭渡船到八里看林怀民的《射日》。这两个在异国成长的孩子可知道他们的身世和淡水河的关系？什么是异国？

母亲的异国是他们的故乡，他们的故乡是母亲的异国。当年从浙江来台湾生我的母亲，台湾是她的异乡，却成为我的故乡，不是吗？

安安在三十分钟之内就可以写完。如果他在椅子上扭来扭去，踢踢桌子、踢踢椅子，在本子上画一辆汽车、两只狗；如果他突然开始玩铅笔、折飞机、数树林里捡来的栗子，如果他开始“走神”的话，时间当然要长一点。但是他真正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每天最多不过三十分钟，也就是说，每周五天，总共一百五十分钟，也就是二点五小时，比美国稍微多一点点，但是你得知道，美国孩子一般下午三点才下课，安安可是每天上午十一点半就放学了。

然后就是自己玩的时间。玩，玩，玩。每年回台湾，妈妈得为安安和飞飞到法兰克福台湾代表处申请签证。申请书上总有一栏，问此申请人职业为何？妈妈规矩地填上“玩玩玩”。申请人访台目的？“玩玩玩”。如果有一栏问申请人专长，妈妈想必也会填上“玩玩玩”。

台湾七岁的孩子要花八个小时写作业吗？妈妈有健忘症，已经不记得多少自己的童年往事。唯一印象深刻的，是自己多么不愿意写作业。为了作业而说谎是她变坏的第一步。她总是面红耳赤地低着头小声说：“作业忘在家里了。”却不知道，同样的谎言多次就会失效，王友五老师要她当场离开教室回家去取。

她一路哭着走回家，经过一条小桥，桥下一弯小河，游着几只乳黄的鸭子。她想是不是自己跳下去淹死就不必写作业了。回到家，她跪在沙发上，开始祈祷，大概是求上帝把这一天整个抹消，就像老师用粉笔擦把黑板上的字擦掉一样。她在沙发上哭着睡着，睡到天黑。

十一点半放学，安安走路回家。开始的几个月，妈妈总是在后面跟着，像侦探一样，监视他是否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停下来看两边来车，是否走在人行道的范围以内……一回到家，就开始做功课。

“昨天的作业得了几只老鼠？”

书桌旁有一张为妈妈放的椅子。

“一只。”安安打开本子。昨天的字写得歪歪斜斜的，角落里盖着一个蓝色的老鼠印章。当然只值得一只老鼠；你昨天一面写一面在玩那个唐老鸭橡皮擦对不对？你能不能专心一点？一个时候只做一件事，做完一件事再做另一件，懂不懂？做不做得到？嗯？把那本漫画拿开，等一下再看，拜托，你听见了没有？我数到三你再不动……

安安终于写完了四行大字，递给妈妈。红红蓝蓝的满是颜色。妈妈瞄了一眼，说：“这最后一行写得不怎么好，那个N都超过格子了。”

安安抿着嘴。

“这样吧！”妈妈继续，“另外拿张白纸，你就补写这一行怎么样？这样才会得三只老鼠。”

安安白净的脸蛋开始涨红。

妈妈从抽屉中抽出一张纸，“来，我帮你把线画好，很简单嘛，一行就好——”

“为什么？”安安忍不住了，生气地注视着母亲，从椅子上滑下来，大声嚷着，“为什么我要再多写一行？你总是要我写得好、写得漂亮，我只是一个小孩，我没办法写得像你那么好——”

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他咆哮着说：“你总要我得两只老鼠三只老鼠，这么好那么好，我有时候也要得一只老鼠——我也有权利得一只老鼠，就得一只老鼠呀……”

妈妈被他情绪的爆发吓了一跳，坐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

两个人都沉默着。

半晌，妈妈搁下手中的纸，用手背抹了抹安安的眼泪，叹了口气，说：

“好吧！就一只老鼠。你去玩吧！”

安安默默地收拾东西，把书包扣好，走向门口。到了门口，却又回身来对还发着呆的妈妈说：

“有时候我可以拿三只老鼠。”他走了出去，“有时候。”

早春，苹果树开着淡淡的花，风一吹就轻飘飘飞起来。出去走一趟回来，飞飞的车篷上就沾着细细的花瓣。

葛格和底笛

1

吃晚饭的时候到了，安安却不见踪影。

妈妈扯着喉咙呼叫了一阵子之后，开始寻找。游戏间灯还亮着，散着一地的玩具。沙发垫子全被卸了下来，东一块西一块地搭成一座城堡。安安在哪里？刚刚还在城堡底下钻来钻去。

三岁的弟弟（念做“底笛”）已经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两条腿晃着晃着。哥哥（念做“葛格”）吃饭啰！

草地上都结了冰，天也黑了，安安不可能在花园里。这孩子野到哪里去了？妈妈渐渐生起气来。

卧房黑着，妈妈捻亮了灯，赫然发现安安蜷曲在被子里头，脸埋在枕头上，只露出一点脑后的头发。

生病了吗？妈妈坐到床上，掀开被子，把孩子扳过来。

安安一脸的眼泪。枕头也是湿的。

“怎么了？”妈妈惊异地问。

不说话。新的泪水又沁沁涌出来。

“到底怎么了？你说话呀！”

摇摇头，不说话，一脸倔强。

妈妈就知道了，现在需要的不是语言。她把安安抱起来，搂在怀里，像搂一个婴儿一样。安安的头靠在妈妈肩上，胸贴着妈妈的胸。安静着。

过了一会儿，妈妈轻声说：“现在可以说了吗？谁对你不起了？”

安安坐直身子，揉揉眼睛，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啦！只是看到你刚刚去抱弟弟那个样子，你一直在亲他，看着他笑……我觉得你比较爱弟弟……”

妈妈斜睇着安安，半笑不笑地说：

“你现在还这么觉得吗？”

安安潮湿的眼睛微微笑了，把头埋在母亲颈间，紧紧紧紧地搂着。

2

妈妈不是没有准备的。

安安近四岁的时候，妈妈的肚子已经大得不像话，好像一个随时要掉下来的大西瓜。安安把耳朵贴在这个大西瓜上，仔细听里头的声音；听说里头那个家伙会游泳，有点儿笨，可是长得还可爱。我们两个本来都是天上的小天使，是上帝特别送给妈妈做女人的礼物。最重要的是，里面那个家伙出来的时候，会给我从天上带个礼物来。

飞飞从肚子里头出来的时候，果真带来了一个给哥哥的礼物：一辆会翻筋斗的越野跑车。安安觉得，这婴儿虽然哭声大得吓人，可是挺讲信用的，还可以忍受。

妈妈听说过许多恐怖故事，都跟老二的出生有关。老大用枕头闷死老二；老大在大人背后把老二的手臂拧得一块青一块紫；老大把熟睡中的老二从床上推下去；老大用铅笔刺老二的屁股；老大用牙齿咬老二的鼻子……

妈妈私下希望那从子宫里带出来的越野跑车会软化老大的心，不让他恶从胆边生，干下不可弥补的罪行。从医院回到家中之后，她就有点提心吊胆地，等着贺客上门。

住对面的艾瑞卡第一个来按铃。妈妈斜躺在客厅沙发上，正搂着婴儿喂着奶，当然是妈妈自己身上的奶。艾瑞卡手里有两包礼物，一踩进客厅就问：“老大呢？”

安安从书堆里抬起头，看见礼物眼睛一亮。

艾瑞卡半蹲在他面前，递过礼物，说：

“今天是来看新宝宝的，可是安安是老大，安安更重要。艾瑞卡先给你礼物，然后才去看弟弟，你同意吗？”

安安愉快地同意了，快手快脚地拆着礼物。艾瑞卡向妈妈那儿走去。

“你怎么这么聪明？”妈妈又是感激，又是佩服。

“哎呀——”艾瑞卡把“呀”拖得长长的，一面用手无限温柔地抚着新生婴儿柔软若丝的头发，“这可太重要啦！我老二出生的时候啊，老大差点把他给谋杀了，用枕头压，屁股还坐在上面呢！用指头掐，打耳光，用铅笔尖……无所不用其极哩……”

她压低了声音说：“小东西真真美极了……”

临走时，艾瑞卡在大门口又亲了亲安安，大声对妈妈喝着：“我觉得还是老大比较漂亮，你说呢？”

然后摇摇手，离去。

此后，妈妈发现，人类分两种：那做过父母的，而且养过两个孩子以上的，多半和艾瑞卡一样，来看婴儿时，不会忘记多带一份给老大的礼。那不曾做过父母或只有独生儿女的，只带来一份礼。

他们一进门就问：

“Baby在哪里？”

为他们开门的，只比他们膝盖高一点点的老大，站在门边阴影里。

他们大步走向婴儿小床，低下头去发出热烈的赞赏的声音：

“看那睫毛，多么长，多么浓密！看那头发，哇，一生下来就那么多头发，多么细，多么柔软！看看看！看那小手，肥肥短短的可爱死了……”

客人努起嘴唇，发出“啧啧”的亲嘴声，不时“哦——耶——啊”做出无限爱怜的各种表情。

老大远远地看着。

客人把礼物打开：“你看，浅蓝的颜色，最好的质料呢！Baby的皮肤嫩，最配了……”

“来来来，让我抱抱Baby……”

客人抱起香香软软的娃娃，来回踱着，嘴里开始哼起摇篮曲，眼睛眯起来，流露出万分沉醉的柔情蜜意。

老大在远处的台阶上坐下来，手支着下巴，看着这边。

直到走，客人都没注意到客厅里还有另外一个孩子，一个他本来认识的孩子。

晚上，该刷牙了，老大爬上小椅子，面对着洗手台上的镜子，左看看，右看看，看自己。

妈妈听说过许多恐怖故事，都跟老二的出生有关：老大用枕头闷死老二；老大在大人背后拧着老二的手臂；老大把熟睡中的老二推下床去；老大用铅笔刺老二的屁股；老大用牙齿咬老二的鼻子……“你爱我吗，底笛？”安安问。“爱呀！”飞飞说，不假思索地。

“嗯？”妈妈好奇地瞅着。

“妈妈，”老大的眼睛不离开镜子里的自己，“妈妈，我的睫毛不长吗？”他眨眨眼睛。

“长呀！”

“不密吗？”

“密呀！你怎么了？”

“妈妈，”他的眼睛有点困惑地盯着自己，“我的头发不软吗？我的手，妈妈，我的手不可爱吗？……”

妈妈放下了手中的梳子，把老大拥进怀里，竟觉得心酸起来。

3

那香香软软的娃娃开始长成一个白白胖胖的小鬈毛。一头鬈发下面是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睁开来看见世界就笑。妈妈看着他，觉得自己像被一块大磁铁吸住了，怎么也离不开那巨大的魔力。她着迷似的想吻他，帮他穿小衣服时、喂他吃麦片时、为他洗澡时、牵着他手学走路时，无时无刻她不在吻着娃娃的头发、脸颊、脖子、肩膀、肚子、屁股、腿、脚趾头……她就这么不看时间、不看地点、忘了自己是谁地吻着那肥嘟嘟的小鬈毛。

同时，老大变得麻烦起来。

该刷牙的时候，他不刷牙。妈妈先用哄的，然后用劝的，然后开始尖声喊叫，然后开始威胁“一、二、三”，然后，妈妈把头梳拿在手上，老大挨打了。他哼哼啊啊地哭着，这才蹬上了小椅子，开始刷牙。

该吃饭的时候，他不吃饭。

“我不吃。”他环抱着手臂，很“酷”地扬起下巴，表示坚决。

“为什么？”

“我不饿。”

“不饿也要吃。定时定量还需要解释吗？”妈妈开始觉得这六岁的孩子真是不可理喻，都六岁了！

那两岁的小鬈毛一旁快乐地吃着麦片，稀里哗啦地发出猪吃食的声响。他抬起脸，一脸都是黏黏糊糊的麦片，妈妈噗哧笑了出来。

“我不吃。”老大再度宣布。

妈妈整了整脸色，开始劝，然后开始尖声斥喝，然后开始威胁“一、二、三”，然后，妈妈把木匙拿在手里，老大挨打了。他哼哼啊啊地哭着，这才开始低头吃饭，眼泪扑簌簌落在饭里。

妈妈觉得累极了。她气急败坏地说：

“从起床、穿衣、刷牙、洗脸、吃饭……每一件事都要我用尽力气缠三十分钟你才肯去做——我怎么受得了啊你？”

她用手扯着前额一撮头发：“你看见没有？妈妈满头白发，都是累出来的，你替我想想好不好？妈妈老死了，你就没有妈了……”

老大止住了眼泪，只是低着头。

“哥哥笨蛋！”

那小的突然冒出一句刚学来的话，在这节骨眼用上了。妈妈忍俊不住想笑，看看老大紧绷的脸，只好打住。

“哥哥该打。”

飞飞出世，我开始了解什么叫命运。从同一个子宫出来，出来的一刻就是两个不同个性的人。安安吸吮时穷凶极“饿”，飞飞却慢条斯理。因为是第一个孩子，曾经独占父母的爱和整个世界而后又被迫学习分享，安安的人生态度是紧张的、易怒的、敏感的；也因为是老大，他是个成熟而有主见的人，带领着小的。而飞飞，既然从不曾尝过独占的滋味，既然一生下来就得和别人分享一切，他遂有个“随你给我什么”的好脾气；他轻松、快乐、四肢发达而头脑简单，他没有老大的包袱。他因此更轻易得到别人的爱，别人大量的爱又使他更轻松、快乐、随意、简单。这就是命运。

小的觑着妈妈掩藏的笑意，讨好地再加上一句，大眼睛闪着狡狯的光。妈妈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老大涨红了脸，推开盘子，愤然站起来，走了出去。

妈妈愣了一下，赶紧跟了过去。

4

“你比较爱弟弟。”

安安斩钉截铁地说，两手抄在裤袋里。

妈妈坐在楼梯的一阶，面对着他，一手支着下巴。

“你说说看我怎么比较爱弟弟。”

“他可以不刷牙，他可以不吃饭，他可以不洗脸……他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不可以！”

“安安，”妈妈尽量温柔地说，“他才两岁；你两岁的时候也是什么都可以的。”

老大不可置信地望着妈妈：“我两岁的时候也那么坏吗？”

“更坏。”妈妈把稍微有点松动的老大拉过来，让他坐在自己膝上，“你两岁的时候，家里只有你一个小孩，你以为你是国王，天不怕地不怕的。现在弟弟什么都得和你分，可是你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和全部的世界就属于你一个人。所以你那时候比现在的弟弟还坏哪！”

“哦——”老大似乎是理解了，又似乎是在缅怀过去那美好的时光。

“妈妈问你，现在新衣服都是买给谁的？”

小鬈毛也早来到一旁，跪在地板上玩汽车，嘴里不时发出“嘟嘟”的声音。

“我。”

“对呀！弟弟穿的全是你穿过的旧衣服对不对？”

老大点点头。他已经没有气了，但他享受着坐在妈妈膝上暂时独占她的快乐。

“好，每个星期五下午妈妈带谁去看戏？”

“带我。”

“好，晚上讲《西游记》、《水浒传》、侯文咏《顽皮故事》、小野的《绿树懒人》——是给谁讲的？”

“给我。”

“冬天爸爸要带去阿尔卑斯山滑雪的是谁？”

“我。”

“谁可以用那个天文望远镜看月亮？”

“我。”

“安安，”妈妈把儿子扳过来，四目相对，“有些事是六岁的人可以做的，有些是两岁的人可以做的。对不对？”

“对，”儿子点头，“可是，我有时候好羡慕弟弟，好想跟他一样……”

“这么说——”妈妈认真地想了想，问道，“你要不要也穿纸尿裤呢？”

“啊——”安安惊跳起来，两只手指捏着鼻子，觉得很可笑地说，“不要不要不要——”

他傍着小鬈毛趴在地上，手里推着一辆火柴盒大小的警车，口里发出“打滴打滴”的警笛声，和弟弟的载猪车来来回回配合着。

两个头颅并在一起，妈妈注意到，两人头发的颜色竟是一模一样的。

5

妈妈在花园里工作。她把郁金香和水仙的种子埋进地里，希望春天来时，园子里会有风信子的香味。郁金香不香，但那花花绿绿的蓓蕾十分美丽，而且拇指姑娘应该就是从郁金香的蓓蕾里长出来的。

穿过厨房，她没忘记往热腾腾的烤箱望了一眼，时候还没到。在洗手的时候，飞飞踱到她身边来，有事没事地叫了声“妈妈”。她“嗯”了一声，径自走出洗手间，想想，什么地方不对，又回过头来，往下仔细地看了看小鬈毛。

她呆了。

老二身上的套头毛衣上全是洞，大大小小歪七竖八的洞，剪刀剪出来的洞。灯芯绒裤腿被剪成碎条子，像当年嬉皮穿的须须牛仔裤一样，一条长一条短。

老二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像个叫花子似的站在那里。他在那儿微笑着，脸上还刚巧黏着一粒饭。

“你你你——”妈妈倒抽一口凉气，这才又看见他的袜子也剪了几个大洞，露出脚趾头。

老二天使似的微笑着：“哥哥弄的呀！”

妈妈从喉咙里发出一种野兽呻吟的声音，冲上楼去，猛力推开安安的房门；安安正坐在地上组合一艘船。

“安安。”妈妈极凶狠地大声吼着。

“嗯？”安安扬起脸。

“弟弟身上的衣服是谁剪的？”妈妈庞大的身躯堵在门口，两手叉着腰。

老大欲言又止，瞥了妈妈一眼，把头低下去，半晌，幽幽地说：

“妈妈，对不起。”

“对不起也没有用，你暴殄天物——”想想孩子大概听不懂，妈妈连珠炮般接下去，“你破坏东西呀你人家索马里的孩子饿死了你还会把好好的衣服剪坏而且剪刀伤了人怎么办你究竟在打什么主意你？”

“本来，”安安喏喏地小声地说，“本来是想试试那把新剪刀有多利……”

“后来呢？”妈妈竟然又想笑了。

“后来……我也不知道哇……不知道怎么就剪了那么多洞……我气他。”声音小得快听不见了。

“什么？”妈妈以为没听清楚。

“我气他。”

挂着一身破布的老二从妈妈腿后钻了过来，挨着老大坐下。

“把手伸出来。”妈妈说。

老大很快地把手藏在衣服里，连声说：“不要打不要打……”老二伸出两手环抱着哥哥的头，把整个身子覆在哥哥身上，大声叫着：“不要打不要打……”

两兄弟相依为命地抱成一团。再抬起头来时，发现妈妈已经不在那儿了。

一屋子的蛋糕香气。

高玩

安安和弗瑞第关在房间里，安静了很久。太久了，妈妈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敲敲门。

“等一下等一下。”里头窸窸窣窣显然一阵慌乱。

房门终于打开的时候，安安一只手还扯着裤带，弗瑞第则根本把裤子给穿反了。

妈妈看着两个人尴尬的神色，好奇极了：

“你们在做什么？”

“没什么啦！”安安边系皮带，边说，“我们只是……”

“？”

“我们只是，”安安顿一下，似乎在思考妈妈是不是个可以说实话的对象，“我们只是在研究我们的挤急。”

“哦——”妈妈笑了，但不敢大笑，稍微小心地问，“研究结果怎么样？”

看见妈妈有兴趣，安安兴奋起来，一把抓过弗瑞第，“妈妈，你知道吗？我的挤急跟别人都不一样，弗瑞第，把你裤子脱掉。我的挤急很肥，圆圆的，别人的都是前面细细尖尖的，快点嘛弗瑞第，让我妈妈看看你的挤急——”

两个小男孩七手八脚地把裤子拉扯下来，妈妈不看都不行。一看，果真安安的挤急又肥又圆，弗瑞第的又尖又细。

“你知道吗？妈妈，我跟同学一起比赛尿尿，他们的尿都是一条线，射得长长的，我的就像洗澡的那个那个什么——？”

“莲蓬？”

“对，像莲蓬一样，我的尿是洒开的。”

“那是因为你的挤急开过刀，记得吗？”妈妈弯下腰来帮忙孩子把裤子穿上。

“我知道，以前洞太小，所以医生把它开大了，现在像莲蓬一样。弗瑞第，你懂吗？”

妈妈咚咚下楼去。七岁的安安检查自己和弗瑞第的挤急，好像还没见过他研究弗瑞第的妹妹。小白菜今年四岁，是三岁半的飞飞的女朋友。飞飞倒是观察敏锐。前几天，当他和小白菜一块儿洗澡的时候，他就已经慎重地下过断语：

“妈妈，小白菜没有挤急。”

妈妈正坐在马桶盖上看书；孩子们在澡缸里的时候，她总是坐在马桶盖上看书。

“妈妈也没有挤急。”飞飞又说，然后对着澡缸里的小白菜翻译一次：“Patricia, meine Mami hat auch kein Penis.”

满脸泡沫的小白菜点点头，一副接受批评的样子。

妈妈想起飞飞在台湾的小表姊嘟嘟。和飞飞只差几天的嘟嘟在澡缸里看见了飞飞的挤急，湿漉漉地爬出澡缸，奔向母亲，气急败坏得话都说不清了：“妈妈，飞飞跟嘟嘟一样大，为什么他的挤急已经长出来了我的还没有？”

飞飞对生理学的认识，完全来自澡缸。和妈妈一块儿泡着水，那是更小的时候，他突然盯着妈妈的左胸，“妈妈，这是什么？”

妈妈说：“这，叫‘奶奶’。”

飞飞噗哧笑出声来，伸手去摸妈妈右胸，说：“那这，叫‘爷爷’！”

妈妈正愣在那里，飞飞已经低着头探索自己，自言自语地：“飞飞也有奶奶和爷爷，嗯，比较小。”

这个世界，常令两岁的飞飞觉得意外。譬如有一天，他看见妈妈要冲澡前自身上取下一片卫生棉。

“妈妈，”他迈着肥肥的腿踱过来，好看仔细些，“妈妈，你也用尿布哇？”

“哈哈哈哈——”一旁正穿着衣服的安安大声笑着，“底笛，那不是尿布，那是月经啦！你看上面有血——”

“有血啊——”飞飞的声音充满敬畏，轻轻地，“妈妈你流血啦？”

“没有啦底笛这个血不痛的！”生理学权威葛格很有耐心地解释：“妈妈肚子里有卵，卵就是蛋——”

“就是蛋——”

“卵排出来，就是血——”

“就是血——”

“一个月一次——”

“一次——”

“妈妈！”安安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隔着稀里哗啦的水声扯着喉咙说，“男人有没有蛋呢？”

小白菜是飞飞的女朋友。

如果是周末，晚饭后他们就一起刷牙，上床。他们穿着睡衣，肩并肩躺在被子里，左右各搂着一个毛绒绒的小熊。一会儿就睡着了。

“妈妈，”他迈着肥肥的腿踱过来，“妈妈，你也用尿布吗？”

“哈哈哈哈——”一旁正穿着衣服的安安大声笑着，“底笛，那不是尿布，那是月经啦！你看上面有血——”

“有血啊——”飞飞的声音充满敬畏，轻轻地，“妈妈你流血啦？”

“没有——”妈妈在稀里哗啦的莲蓬下喊回去，“男人有精子你不是看过书吗？精子碰到卵就变成你和底笛——”

“可是我有卵蛋呀！”

“你说什么听不见啦！”

“我是说妈妈，”安安走近淋浴的毛玻璃，用喊的，“我也有蛋呀，两个，在挤急的下面。”

“哦！”关水，开门，“毛巾给我，安安。”

“飞飞给飞飞给！”小的抢着。

“那是睾丸，安安。”

“高玩？”安安想了一下，拾起拖鞋往外走，边走边念，“高玩高玩高玩……”

放学

安安上小学了。半年之后，妈妈觉得他可以自己走回家，不必再用车接了，毕竟只是十五分钟、拐三个弯的路程。

十五分钟过去了，又过了一个十五分钟。妈妈开始不安。放学四十五分钟之后，她打电话给米夏儿——米夏儿是锡兰和德国的混血儿，安安的死党：

“米夏儿，安安还没到家，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我们一起离开教室的呀，我到家，他跟克利斯就继续走啦！”米夏儿声音嫩嫩的。

妈妈紧接着打下一个电话：

“克利斯，你已经到家了？那安安呢？”

“我们一起走的呀！我到家，他就跟史提方继续走啦！”

看看钟，距离放学时刻已经近乎一个小时。妈妈虎着脸拨电话：

“史提方，你也到家了？安安呢？”

“不知道哇！”史提方是个胖孩子，嘴里模糊不清，好像正嚼着东西，“我到家，他就自己走啦！”

一个小时零十分之后，妈妈拎起汽车钥匙，正准备出门巡逻，门铃响了。

安安抬头，看见母亲生气的脸孔，惊讶地问：“怎么啦？”

“怎么啦？”妈妈简直气结，“怎么啦？还问怎么啦！你过来给我坐下！”

安安卸下背上的书包，嘟着嘴在妈妈指定的沙发角坐下。他的球鞋一层泥，裤膝上一团灰，指甲里全是黑的。

“你到哪里去了？”审问开始。

“没有呀！”安安睁大眼睛。

“只要十五分钟的路，你走了一小时零十分，你做了什么？”

“真的没有呀！”安安渐渐生气起来，声音开始急促，“我跟米夏儿、克利斯、史提方一起走，就这样一路走回家，哪里都没去，什么都没做呀？！”他气愤地站了起来。

妈妈有点气短；看样子孩子没说谎，可是十五分钟的路怎么会用掉七十分钟？

“安安，妈妈只是担心，怕你被车子撞了，被坏人拐了，你晚到妈妈害怕，懂吗？”

点点头，“我知道，可是我真的哪里都没有去。”

“好吧，洗手吃饭吧！”

以后的日子里，妈妈又紧张过好几次，用电话追踪来追踪去，然后安安又一脸无辜地出现在门口。有一次，他回来得特别晚，大概在放学过后一个半小时。妈妈愤怒地把门打开，看见安安一头大汗，身子歪向一边。“妈妈帮忙！赶快！”他说。

他的一只手提着一个很重的东西，重得他直不起身来。妈妈接过来一看，是个断掉的什么机器里头的螺旋，铁做的，锈得一塌糊涂，很沉，起码有十公斤重。

妈妈呆呆地望着孩子，暂时忘记了生气：“你你你这是哪来的？”

安安用袖子擦汗，又热又累两颊通红，却很高兴妈妈问了，十分得意地说：

“学校旁边有个工地，从那儿捡来的！”说完捶捶自己的肩。

“你——”妈妈看看地上那块十公斤重的废铁，觉得不可置信，“就这么一路把它给提回来啦？”

“对呀！”安安蹲下来，费劲地用两手抱起废铁，“就我一个人耶！不过我休息了好几次。”

说完一脚就要跨进门去，被妈妈挡住，“等一下，你要干什么？”

“把它带进去放好呀！”安安不解。

妈妈摇摇头，“不行，放到花园松树下去，不要带进屋子里。”

安安兴冲冲地往花园跑，佝着小小的身子搂着他那十公斤重的废铁。

妈妈决定亲眼看看孩子怎么走那十五分钟、三个拐弯的路程。

十一点半，钟敲了。孩子们像满天麻雀似的冲出来，叽叽喳喳吵得像一锅滚水。孩子往千百个不同的方向奔跑跳跃，坐在长凳上的妈妈好不容易才盯住了安安，还有安安的死党。

四个小男生在前头走（都是男生，安安不跟女生玩的），妈妈在后头跟着，隔着一段距离。经过一截短墙，小男生一个接一个爬上去，惊险地走几步，跳下来；再爬上去，惊险地走几步，跳下来……十一点四十五。

经过一个庭院深深的大铁门，里头传出威武的狼狗叫声。米夏儿已经转弯，现在只有三个男生了。三个男生蹑手蹑脚地走向大铁门，一接近铁门，狼狗扑过来，小男生尖叫着撤退，尖叫声中混着刺激的狂喜。狼狗安静下来，小男生又开始蹑手蹑脚地摸向大铁门……狂喜尖叫地撤退。妈妈看看手腕，十二点整。

克利斯转弯，这已到了板栗街。安安和史提方突然四肢着地，肩并肩，头颅依着头颅地在研究地面上什么东西。他们跪趴在地上，背上突出着正方形的书包，像乌龟背着硬壳。

地面上有一只黑色的蚂蚁，蚂蚁正用它的细手细脚，试图将一只死掉的金头绿眼苍蝇拖走。死苍蝇的体积比蚂蚁起码大上二十倍，蚂蚁工作得非常辛苦。

妈妈很辛苦地等着。十二点十五分。

史提方转弯。再见再见，明天下午我去你家玩。

安安踽踽独行，背着他花花绿绿的书包，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嘴里吹着不成调子的口哨。

差不多了吧！妈妈想，再转弯就是咱们的麦河街。

安安住脚。他看见了一片美好的远景：一块工地。他奔跑过去。

Oh, My God！妈妈心一沉。工地上乱七八糟，木板、油漆桶、铁钉、扫把、刷子、塑料……安安用脚踢来翻去，聚精会神地搜索宝藏。他终于看中了什么：一根约两米长的木条，他握住木条中段，继续往前走。

十二点二十五。

在离家还有三个门的地方，那是米勒太太的家，安安停下来，停在一株大松树下，仰头往上张望。这一回，妈妈知道他在等什么。松树上住着两只红毛松鼠，经常在树干上来来去去地追逐。有时候，它们一动也不动地，就贴在那树干上，瞪着晶亮的圆眼看来来往往的路人。

现在，两只松鼠就这么定在树干上，安安仰首立在矮篱外，他们彼此用晶亮圆滚的眼睛瞅着对方，安静得好像可以听到彼此的心跳。

在距离放学时间一个小时零五分之后，七岁半的安安抵达了家门口。他把一根两米长的木条搁在地上，腾出手来按了门铃。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1

春天来了你怎么知道？

妈妈还睡着，朦胧中似乎有几百个幼稚园的小孩聚在窗外尽情地嘶喊，聒噪极了。睡眼惺忪地瞄瞄钟，四点半，天还暗着呢！她翻个身，又沉进枕头里。在黑暗的覆盖中，她张开耳朵；在窗外鼓噪的是数不清的鸟，是春天那忍不住的声音。

于是天亮得越来越早，天黑得越来越晚。在蓝得很干净、很阔气的天空里，常常掠过一只大鸟。它通常落脚在屋顶的一角，休息片刻，然后劈啪打着翅膀，又飞起来。当它翅膀拍打的声音传到书房里，妈妈就搁下手里的活，把身子探出窗外，睁大眼睛牢牢看着大鸟飞行的体态和线条。

大鸟是黑色的，展翅时，却露出雪白的腹部，黑白相间，划过蓝色的天幕。啊——妈妈发出赞美的叹息，然后注意到，嘿，大鸟嘴里衔着一枝长长瘦瘦的树枝，是筑巢的季节哩！

“应台，”对门的罗萨先生说，“Elster的巢好像就筑在你家松树上呢！你不把它弄掉吗？”

“Elster？”妈妈惊喜地说，“那个漂亮的长尾大鸟就是喜鹊？”

“漂亮？”罗萨摇摇他的白头，对妈妈的无知似乎有点无可奈何，“这鸟最坏了！它自己不会唱歌，就专找会唱歌的小鸟下毒手。你不知道吗？它专门把声音悦耳的小鸟巢弄坏。喜鹊越多，能唱歌的鸟就越少。”

安安推着单车进来，接口，“妈妈，喜鹊还是小偷呢！”

“怎么偷？偷什么？”

小男生把单车支好，抹把汗，“它呀，譬如说，你把什么耳环放在阳台上，它就会把耳环衔走，藏到它的窝里去！”

妈妈纵声笑出来：有这样的鸟吗？它要耳环干嘛？！

罗萨先生走了，安安说：“我的阳台上有个鸟窝。”

“什么？”妈妈心里想，那个阳台上大概由于阳光特别充足，上次发现了三个蜂窝，这回又来了什么。

“窗子上面有个鸟窝，里面有三个蛋，白色的。”

母子三人蹑手蹑脚地摸上了阳台。飞飞脸上的表情告诉你眼前正有重大事件发生，安安有点矜持，不愿显得太骄傲。妈妈爬上凳子，伸长了脖子——杂草和细枝编出了一个圆盆，是个很齐整的鸟窝，可是里头真有东西吗？

“妈妈我也要看！”飞飞扯着妈妈的裙摆。

“嘘——”

妈妈再靠近一点，吓，触了电一样，她的目光碰上了母鸟的目光。稀疏松软的细毛下有一对浑圆黑亮的眼睛，母鸟一动也不动地瞪着惊愕的妈妈。

妈妈有点手足无措，觉得自己太冒昧，像一个粗汉闯进了静谧的产房。

“妈妈我也要看——”飞飞开始不耐地骚动。

妈妈小心翼翼地抱起飞飞，尽量不发出声响。

“是妈妈鸟。”飞飞对着妈妈的耳朵轻声说，一只手紧紧搂着她的脖子。

三个人偷偷摸摸地离开阳台，关门的时候，安安老气横秋地说：

“底笛，我们以后不可以到阳台上玩，会吵它们，你懂吗？”

飞飞敬畏地点点头，“会吵它们。”

“不知道是什么鸟——”妈妈下楼时自言自语。

“喜鹊还是杜鹃来捣乱，”安安说，“就糟了。”

“哦？”妈妈说，“杜鹃会怎么样？”

杜鹃啼血，多么美丽哀怨的鸟，多么诗情画意的名字。

“杜鹃呀？”安安忿忿地说，“你不知道呀妈妈？杜鹃好坏哟，它自己懒，不做窝，然后把蛋偷偷下在人家的窝里，把人家的蛋丢掉！你说坏不坏？”

妈妈瞥了一眼义愤填膺的孩子，心里笑起来：上了一年级开始认字之后，他的知识来源就不只限于妈妈了。

“还有妈妈，”安安顺势坐到母亲膝上，“别的妈妈鸟不知道窝里的蛋被偷换过了，它就去坐——”

“孵啦，”妈妈说，“不是‘坐’，是孵。”

“夫？它就去夫，夫出小鸟以后，妈妈你知道吗？杜鹃的小鸟生下来就坏，它一出来，就把别的baby鸟——”

安安气愤地站起来，伸手做推的姿势，“把别的小鸟推出去，让它们跌死！”

“跌死！”飞飞说，神情极严肃。

“还有妈妈，你知道吗？”安安表情柔和下来，“可是现在鸟妈妈都知道了杜鹃的——杜鹃的——什么？”

“诡计。”

“鬼计，都知道了杜鹃的鬼计，它们已经小心了。”

“什么呀！”妈妈瞅着他忍不住笑起来，这是什么动物进化论！鸟类还会搞联合阵线吗？

“真的妈妈！”安安说。

“真的妈妈！”飞飞说。

在院子里种番茄的时候，妈妈下意识地抬头望望松树顶，松树浓绿的针叶上缀满了麦色的松果，看不见喜鹊的巢。阳光刷亮了松果，像圣诞树上黄澄澄的金球。

“妈妈，”安安两手捧着泥土，“我们不把喜鹊的窝弄掉吗？它跟杜鹃一样坏。”

“一样坏。”飞飞说，低着头用十个手指扒土。

“不必吧！”

妈妈把番茄和黄瓜的幼苗分开，这一落给安安种，这一落给飞飞种，谁种的谁就要负责浇水，黄昏时候浇水，喏，这是安安的壶，那是飞飞的壶。

“为什么呢妈妈？为什么不把坏鸟的窝弄掉？”

妈妈边浇水，边想，边说：

“因为它们是鸟，我们是人，人说的好坏不一定是鸟的好坏，还是让鸟自己管自己吧！”

“蚯蚓——妈妈——一只蚯蚓——”

飞飞大声喊着。

2

雨，松动了泥土，震动了泥土中的蚯蚓。

太阳就从黑云隙缝中喷射出来，释放出一道一道一束一束的光。妈妈和孩子们走在草原上一条不及两米宽的小路，远远看去，他们的身影仿佛穿梭在光束与光束之间，仿佛在光雨中飘忽。

泥土中的蚯蚓全钻了出来，散步的人们发现，小路上全是迷失了方向的蚯蚓；它们离开了泥，辗转爬上了小路的柏油路面，大概由于不熟悉路面的坚硬，就忘了自己究竟来自哪里，要往哪里去；它们搁浅在小路上，被不知情的自行车轮和脚步轧过。

安安和飞飞手中各持细枝，弯下身来，用细枝小心地将蚯蚓软软的身体挑起，然后往路边用力一抖，蚯蚓就掉到小路边的草丛里去了。

一只、一只、一只、又一只，妈妈……孩子的声音在草原上传得老远，特别清脆。

黑云消散了之后，小路亮得耀眼。妈妈用手微遮着眼睛。

3

“妈妈妈妈妈妈——”

一群孩子拍打着妈妈书房的门，喊叫的声音一声比一声急迫。

“干嘛？”妈妈开了一个缝，很凶，“不是说不能吵我有任何事都找可蒂？”

“对不起妈妈，”安安很有教养的却又一派敢做敢当的气概，“花园里有一只小老鼠——”

“Eine Maus!”弗瑞第帮着腔。他比安安矮半个头。

“Eine kleine Maus!”飞飞的女朋友小白菜认真地说。她比哥哥弗瑞第矮半个头。

“一只老鼠——”飞飞傻傻地笑着。他比四岁半的小白菜矮半个头。

妈妈手指间还夹着笔，把门又掩了两英寸，不怀好意地问：“老鼠要吃你们吗？”

“没有，”安安说，“它被垃圾桶卡住了，不能动了——好可怜哟！”

“Arme Maus!”弗瑞第说。

“Arme Maus!”小白菜说。

“好可怜哟！”飞飞说。

“妈妈没有时间，”门，只剩下一条缝和妈妈的眼睛，“你们找可蒂去解决问题！”

“可蒂会把它打死，妈妈，上次她就打死了一只在花园里——”

……

“妈妈拜托嘛，去救它嘛！”安安说。

“Bitte bitte……”弗瑞第说。

“Bitte bitte……”小白菜说。

“去救它嘛……”飞飞说。

妈妈长长叹了口气，把门打开。孩子们发出欢呼，争先恐后地冲向前去带路。

垃圾桶，其实是个专用来化解有机垃圾的大塑胶桶，里头装的是剩菜残饭和剪下来的树枝草叶。桶底圈上有个小洞，大概能塞进两个大拇指的深浅。一小截肉体在那儿抽动。

妈妈蹲下来，围绕着她的孩子在身后又害怕、又兴奋，屏住呼吸，睁大眼睛。这一小团灰糊糊的、软趴趴的东西，一时还看不出是一只老鼠的哪一部分。头在哪里？脚在哪里？究竟从哪里开始？

妈妈这个女人，不怕任何有骨骼的东西：蜘蛛、蟑螂、老鼠、任何种类和长相的虫……她从不尖叫也不晕倒。唯一让她全身发软的，是那没有骨头的爬虫类：蛇。见到蛇的画片，她就蒙起自己的眼睛，说她要昏倒了。见到真正蠕动的蛇，她就会发出恐怖的歇斯底里的尖叫，然后一头栽倒，昏死过去。

现在，她冷静地研究眼前这团东西。她小心地用树枝把洞旁的腐叶挑开，发现小老鼠的头深深插进洞里，埋进了半个身体，卡得很紧。剩下的一截，也就是后腿和细长如鞋带的尾巴，在空中胡乱地挣扎。但老鼠完全昏了头，死命往前蹭蹬，越用力当然就越往死洞里塞进去。

孩子们悄声讨论：它会不会死？它怎么进去的？它是宝宝老鼠吗？它好软哦……

它实在很软，软得让妈妈觉得头皮发麻。她先拿两根树枝想用筷子夹红烧肉的方法将老鼠活生生夹出来，老鼠卡得太紧，夹不出来。再用点力，势必要流血。难道，难道，得用手指把它给拖出来吗？呃——够恶心的，那是团毛茸茸、软绵绵、抽搐着的半截老鼠肉……怎么办呢？

老鼠踢着空气，时不时停止了踢动，显然力气不足了。

妈妈以两只手指掐住那鞋带似的尾巴末端，试试看能不能把那家伙拖出来。尾巴和她手指接触的刹那，她挡不住那股恶心的麻感“哇”一声尖叫起来，吓得四个小朋友往后翻倒，小白菜大哭出声。

拉尾巴，或是拉脚——呃，那脚上有细细的指爪——结果一定是尾巴、脚断了，身体还夹在里面。

妈妈安抚好小白菜，下定了决心。

安安奉命取了张报纸来。妈妈撕下一片，包住老鼠身体，咬着下唇，忍住心里翻腾上来一阵一阵麻麻的恶心，她用手指握紧了老鼠的身体——一、二、三、拔——孩子们惊叫出声，往后奔逃，妈妈骇然跳起，老鼠从妈妈手中蹿走，所有的动作在闪电的一刻发生……

孩子们定下神来，追到篱笆边，叽叽喳喳七嘴八舌：在哪里在哪里？你看你看它的眼睛好圆好黑……

妈妈站在垃圾桶边，手里还拎着皱皱的报纸；她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

4

盛夏，整个北京城响着蝉鸣。穿短裤球鞋的妈妈骑着自行车穿梭大街小巷，到市场买菜、听北京人卷着舌头说话、和小贩吵架，看起来她在做这个那个事情，其实她心里的耳朵一直专注地做一件事：听蝉鸣。那样骄纵聒噪的蝉鸣，整个城像个上了发条的闹钟，响了就停不住。仅只为了这放肆的蝉鸣，妈妈就可以喜欢这个城市。

妈妈一个人逛市场。买了个烙饼，边走边啃，发觉北京的茄子竟然是圆的，葱粗大得像蒜，番茄长得倒像苹果，黑糊糊的东西叫炒肝，天哪，竟然是早点；调羹不叫调羹，叫“勺”，理发师傅拿着剃刀坐在土路边的板凳上等着客人……

她突然停住脚步。

有一个细细的、幽幽然的声音，穿过嘈杂的市声向她萦绕而来。

不是蝉。是什么呢？她东张西望着。

一个打着瞌睡的锁匠前，悬着一串串拳头大小的细竹笼，声音从那里放出来。妈妈凑近瞧瞧，嘿，是蟋蟀——

蝈蝈！

打瞌睡的人睁开眼睛说：蝈蝈，一块钱一个，喂它西瓜皮，能活两个月。

妈妈踏上自行车回家，腰间皮带上系着两个小竹笼，晃来晃去的。

刚从动物园回来的孩子正在说熊猫。“妈妈，”安安说，“有一只熊猫这样——”

他把两只手托着自己下巴，做出娇懒的样子。

“这是什么东西？”飞飞大叫起来。

“安安，”妈妈解下竹笼，搁在桌上，“你说这是什么？”

两兄弟把脸趴在桌面上，好奇地往笼里端详。

“嗯——”安安皱着眉，“这不是螳螂！因为螳螂有很大的前脚，这不是蚱蜢，因为它比蚱蜢身体大，这也不是蝉，因为蝉有透明的翅膀……是蟋蟀吗妈妈？”

“对，”妈妈微笑着，“北京人叫蝈蝈。”

“叫哥哥？”飞飞歪着头问。

黄昏出去散步，兄弟俩胸前脖子上都圈着条红丝线，丝线系着个小竹笼，竹笼跟着小兄弟的身体晃来晃去。

入夜，小兄弟闭上眼睛，浓密而长的睫毛覆盖下来，使他们的脸庞甜蜜得像天使。蝈蝈开始叫，在安静的夜里，那叫声荡着一种电磁韵律。小兄弟沉沉地睡着，隔着的妈妈却听了一夜的叫哥哥。

早餐后，兄弟俩又晃着竹笼出门。经过一片草坪，三两个小孩和大人用网子正捕捉什么。小兄弟停下脚步观看。

“外国小孩好漂亮！”手里拿着网子的一个妈妈踱近来，“您是他们的阿姨吗？”

在北京，“阿姨”就是保姆或者佣人的意思。妈妈笑着回答：“是啊，我是他们的保姆，也是佣人，还是他们的清洁妇、厨娘。”

“来，送给你一只。”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对安安伸出手，手指间捏着一只硕大的蜻蜓。

安安却不去接。这么肥大的蜻蜓他可没见过，他犹豫着。

而我，突然觉得人性是极容易判断的：世上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喜欢孩子的都是好人，不喜欢孩子的都是坏人。

“我要我要——”飞飞叫着。

“不行，”妈妈说，“你会把它弄死。”她小心地接过蜻蜓，像小时候那样熟稔地夹住翅膀。

走了一段之后，妈妈说：“你们看够了吗？我们把蜻蜓放了好不好？”

好！

放了的蜻蜓跌在地上，大概翅膀麻痹了。挣扎了一会儿，它才飞走。孩子的眼睛跟随着它的高度转。

“妈妈，”安安解下胸前的小竹笼，“我要把我的蝈蝈也放了。”

他蹲在路边，撕开竹笼，把蝈蝈倒出来。蝈蝈噗一声摔进草丛，一动也不动。安安四肢着地，有点焦急地说：

“走啊！走啊蝈蝈！回家呀！不要再给人抓到了！”

蝈蝈不知是听懂了，还是受到那熟悉的草味的刺激，它真抬起腿来开始迈动，有点艰难，但不一会儿就没入了草丛深处。

安安如释重负地直起身来，转头对飞飞说：“底笛，把你的也放了吧？它好可怜！”

“不要不要不要——”飞飞赶紧两手环抱竹笼，拼命似的大喊。

5

回到欧洲已是秋天。苹果熟得撑不住了，扑通扑通掉到草地上，有些还滚到路面上来。

妈妈把自行车靠着一株树干，眼睛寻找着最红最大的苹果。满山遍野都是熟透了红透了的苹果，果农一般不在乎那踏青的人摘走一两个。妈妈给小兄弟俩和爸爸一人一个苹果，然后弯身从草地上捡起几个。

走，去喂马。

马，就在前面转角。有一只棕色的马把头伸出来要吃飞飞手里的苹果，飞飞不高兴地骂着：

“嘿——这是我的苹果，你吃你的，地上捡的。”

安安搁下单车，有点胆怯地把一个苹果递过去，马迫不及待地伸出舌头，“啪啦”一声就将苹果卷进嘴里。咀嚼时，苹果汁不断地从马嘴涌流出来，散发出浓浓的酸香。

回程是上坡，爸爸力气大，背着飞飞早不见踪影。妈妈和安安推着车，边走边聊天。

“妈妈你知道吗？我又看到我的baby鸟了。”

“什么你的鸟？”

“就是在我的阳台上夫出来的小鸟，我前天在葛瑞家的阳台上又看到了，只是它长成大鸟了。”

妈妈很有兴味地低头看着儿子：“你怎么知道那一只就是你阳台上的baby鸟呢？”

“知道呀！”安安很笃定地，“它胸前也是红色的，而且看我的眼光很熟悉。”

“哦！”妈妈会意地点点头。

“嘘——”安安停住车，悄声说，“妈妈你看——”

人家草坪上，枫树下，一只刺猬正向他们晃过来。它走得很慢，头低着，寻寻觅觅似的。

妈妈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家伙，也悄声说：“它们通常是晚上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在大白天这么清楚地看一只刺猬……”

“我也是。”

“它看起来软软的，使人想抱——”

“对，可是它全身是刺——妈妈，”安安突然拉着母亲的手，“它等一下会全身卷成一个有刺的球，因为我看到那边有只猫走过来了……”

妈妈寻找猫的身影，猫蹿上了枫树，刺猬一耸一耸地钻进了草丛。

秋天的阳光拉长了树的影子，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安安和妈妈很愉快地推着车，因为他们第一次将刺猬看个够、看个饱。

“妈妈你知道吗？我又看到我的baby鸟了。”

“什么你的鸟？”

“就是在我的阳台上夫出来的小鸟，我前天在葛瑞家的阳台上又看到了，只是它长成大鸟了。”

触电的小牛

一个秋天的下午，阳光懒懒地照进窗来，浓浓的花生油似的黄色阳光。所以那么油黄，是因为窗外木兰树的叶子金黄了，落了一地，好像有人用黄色的毯子将草地盖了起来。

飞飞刚刚气呼呼地回来，不跟小白菜玩了，为什么？因为她哭了。她为什么哭？因为我踢她。你为什么踢她？她一直叫我做狗狗，她不肯做狗狗，然后我做可爱小猫咪，然后她不肯，我就踢她……

妈妈躺在沙发上看一本名叫《一个台湾老朽作家的五〇年代》的书；百般无聊的飞飞把头挡在书前，“不给你看，”他说，“跟我玩。”

他爬上沙发，把身体趴在母亲身上。

阳光刷亮了他的头发，妈妈搂着他，吻他的头发、额头、睫毛、脸颊、鼻子……飞飞用两只短短的手臂勾着妈妈的脖子，突然使力地吻妈妈的唇。

“黏住了！”妈妈说，“分不开了！”

飞飞睁着圆滚滚的眼睛，突然说：

“我们结婚吧！”

妈妈好像被呛到一样，又是惊诧又是笑，笑得喘不过气来。

电话刚好响起来。

“您是华德太太吗？”

“是的。”

“您认识一个小男孩叫弗瑞第吗？”

妈妈的脑袋里“叮”一声：出事了。安安和弗瑞第在半个小时前一起到超级市场后面那个儿童游乐场去了。

“我是哈乐超市的老板。弗瑞第在我们店里偷了东西，他的家长都不在，您可以来接他吗？”

妈妈把飞飞交给邻居，跳上车。安安在哪里？

妈妈第一次当小偷，也是在八岁那一年。从母亲皮包里拉出一张十元钞票，然后偷偷藏在衣柜底下。可是衣柜上有一面很大的穿衣镜，坐在客厅里的父亲眼睁睁看着女儿蹑手蹑脚的每一个动作。

安安在哪里？他也偷了吗？偷了什么？

穿过一排又一排的蔬菜，穿过肉摊、面包摊，穿过一格一格的鸡蛋，在后面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妈妈见到了刚上一年级的弗瑞第。

弗瑞第马上哭了起来，拳头揉着眼泪，抽泣着：

“是安安叫我来偷的——我自己不要偷的——是安安叫我来的……”

几个大人围在一旁。超市主人小声对妈妈说：“他真怕了，不要吓到他。”

妈妈蹲下来，把弗瑞第拥在怀里片刻，等他稍稍静下来，才说：

“你别害怕，弗瑞第，他们不会叫警察的，我们照顾你。我先要知道——”

妈妈扳正小男孩的肩，直直注视着他，“我先要从你嘴里知道你做了什么。真真实实地告诉我。”

“我进来，拿这些巧克力——”妈妈这才看到桌上一大包糖，“塞在我衣服里面，就这样——”

现行犯当场表演他如何缩着脖子、弓着背、抱着肚子走出去。

妈妈想笑，但是忍住了，做出严肃的脸孔：“这个伎俩，是安安教你的还是你自己想的？”

“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声音里透着几分骄傲，“全是我自己用脑袋想的！”

“这个小孩，”老板插进来，“上星期我就从镜子里注意到，老是弯腰驼背地走出去，我就要我们小姐注意了。刚刚他又出现，第一次被他走掉，这一次我们是等着他来的。”

妈妈和老板握手，感谢他对孩子的温和与体谅，并且答应会和弗瑞第的父母解释情况。

弗瑞第紧紧抓着妈妈的手，走出超市的玻璃门。

在小径上，妈妈停下脚步，弯下身来面对着小男孩：

“弗瑞第，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而你对这个问题必须给我百分之百的真实答案——你答应吗？否则我就从此以后不再是你的朋友。”

弗瑞第点点头，他的脸颊上还有未干的眼泪。

“我的问题是：是安安要你去偷的吗？”

“不是，”回答来得很快很急，“不是，全是我自己计划的，安安是我的朋友，我要讲真话。他没有叫我去偷。”

“好，”妈妈用手指抹去他的眼泪，“你答应从此以后再也不拿别人的东西吗？”

他点点头，“再也不了。”

原野上有一群乳牛，成天悠闲自在地吃草，好像整片天空、整片草原都属于它们，一直到有一天，一只小牛想闯得更远，碰到了一条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线——那是界线，线上充了电，小牛触了电，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原来这世界上有去不得的地方，做不得的事情。

没走几步，就看见安安坐在一根树干上，两只瘦腿在空中晃呀晃的。他看起来很镇静，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镇静。

当妈妈和安安独处的时候，安安终于憋不住了：“妈妈，我没有偷。我没做错事。”

妈妈在花生油颜色的客厅里坐下，安安在她面前立正。

“我不要听一句谎话，你懂吗？”

点头。

“他去之前，你知不知道他要去偷？”

点头。

“他偷了糖之后，是不是和你分吃了那糖？”

点头。

“他以前偷，你都知道吗？”

点头。

“每次都和你分？”

“我们是好朋友。”

“你有没有叫他去偷？”

“没有。”很大声。

妈妈抬眼深深地注视这个八岁的小孩。原野上有一群乳牛，成天悠闲自在地吃草，好像整片天空、整片草原都属于它们，一直到有一天，一只小牛想闯得更远，碰到了一条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线——那是界线，线上充了电，小牛触了电，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原来这世界上有去不得的地方，做不得的事情。

“你知道什么叫共犯吗？”妈妈问。

“不知道。”

“共犯，”妈妈说，“就是和人家一起做坏事的人。譬如拿刀让人去杀人，譬如让别人去偷，然后和他一起享受偷来的东西……你的错和弗瑞第几乎一样重，你知道吗？”

安安在思考，说：“他多重？我多重？”

“他六分重，你四分重。够重吗？”

点头。

“我也得处罚你。同意吗？”

点头，眼睑垂下去。

母子两人在书桌旁。“写好了交给我，我去接飞飞回来。”

那天晚上，爸爸和妈妈一起坐在灯下看一篇写得歪歪斜斜的日记：

“今天很倒没。弗瑞第去哈乐抄市被代到了。他妈妈不给他糖，所以他去偷。我心里很南受，因为我也吃了偷来的糖。妈妈说那叫分脏。

“我没有偷，但是没叫他不偷，因为他都跟我分。我现在之道，偷是决对不可以的。我再也不会了。很倒没，妈妈处法我写报告，写错很多字，茶了很久，我心里很南过。很南过。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你知道弗瑞第的遭遇吗？第二天早上，他捧了一束鲜花，和他爸爸走到哈乐超市，向老板鞠躬道歉。回来之后，被禁足一星期，意思就是说，放学回来只能在花园里自己玩，不许出门。和好朋友安安只能隔篱远远相望。从书房里，妈妈听到他们彼此的探问。

“弗瑞第，我妈法我写文章，现在还法我扫落叶。你在干什么？”

扫把声。脚踏落叶声。

“我妈也法我扫花园。叶子满地都是。”

安静。

“可是我觉得蛮好玩的——你不喜欢扫落叶吗，弗瑞第？”“喜欢呀，可是，我妈还法我三天不准看电视。”

“啊，我也是……”黯然。

又是一个阳光浓似花生油的下午。

在流水时光中，“孩子”华安与华飞如今已是十九岁与十五岁的翩翩少年，他们为了这本书十周年后改版重出，各自写下了他们想对母亲说的话，是“跋”，也是另一个生命的“序”。

[跋]我这样长大/华飞

十二点四十五分，终于到家。

村子里的维多利亚小学离我们家大概只要走十分钟，但我通常需要两三倍的时间。十二点一放学，几个死党就会讨论：今天走哪条路？每天试不同的路线。我们走得很慢很慢，边走边玩。最“秘密”的一条路，是绕到学校后面，穿过一个坟场，半片无人的森林。

当然，在小店“写写”逗留一番是绝对必要的。“写写”是学校附近唯一的小店，卖文具纸张还有玩具。我们每天去看有没有新的“乐高”，然后算算还要存多久的零用钱，才买得起。所有维多利亚小学生都熟悉的那个女老板，总是用一种很不高兴的眼光往下面盯着我们看，一副恨不得把我们都抓起来丢出去的表情。最奇怪的是，她的德文姓是“热情”，我们礼貌地叫她“热情”太太。

一进门我就习惯地大喊，“妈，我回来了！”

楼上书房就传来一声“好”的回答，然后一定是打喷嚏。妈妈有花粉热。

不情愿，但是没办法，回家第一件事一定是写作业。一边写作业，一边闻到厨房里传来的香味：好像是洋葱炒猪肝，还有香喷喷的泰国香米饭。功课只有一点点，做得差不多的时候，饭菜大概已经摆上了桌。这时哥哥华安也到了家，大概一点半，也就是一起吃饭的时候了。

饭桌上的谈话，总是绕着学校吧。我很热切地要报告今天老师教的我们的“村史”——村子里有条小溪，我们常到那条小溪里用手抓鳟鱼。“村史”地图把那条小溪画了出来。

吃过饭之后，就真的没事干了。我就跟着妈妈走进她的书房。我趴在她脚边的地毯上画漫画，她在书桌上写字（要到好多年之后才知道她是在写“文章”）。

她一直打喷嚏。我动不动就去纠缠她，坐在她腿上，跟她说东说西，一看她又低头写字了，我就又要她下来，跟我一起趴着，看我画的东西。

现在回想，真不知她那时怎么写作的。

时间慢慢走，总在这时候，华安从他的房间大喊，“妈妈，作业做完了，我可不可以去踢球？”妈妈的反应永远是大惊小怪：“怎么可能？你每天的作业只做十五分钟都不到啊？人家台湾的小朋友要写三个小时呢，德国教育有毛病！”她就离开书桌，拿起华安的本子翻一翻，华安咕噜咕噜胡乱解释一通，妈妈就准了。

但是慢点，有条件：“你让弟弟跟你一起去好吗？”

华安太不情愿了，因为他觉得小他四岁的小鬼很烦人，很黏，很讨厌。他就跟妈妈磨来磨去，就是不肯让弟弟跟着他。我呢，站在一旁，假装出无所谓的样子，甚至于酷酷地说：“我根本不想去。”但是，唉，心里想死了：拜托，让我去吧。

结果多半是哥哥让步了，我们一高一矮就抱着球，出了门。

在他的幼稚班上，小朋友像蜜蜂一样，这儿一群、那儿一串，没有一个定点。团体活动，倒也不是没有。譬如体育，孩子们学着翻筋斗、跳马、玩大风吹；譬如唱歌，孩子们围着弹吉他的老师边弹边唱。

球场非常简单，其实只是一块空地，加一个老旧的门。一下雨就满地黄泥。华安的伙伴们已经在等他。我们开始死命地踢球，两个小时下来，头发因为泥巴和汗水而结成块，鞋子里满满是沙，脸上、手上、腿上，一层泥。可以回家了。

有时候，哥哥铁了心，就是不肯让我跟，妈妈也理解他，不愿勉强。她就会带着我，可能还有“小白菜”——我的小小金发女友，走到家对面那个大草原去采花。都是野花，采了的花，放在妈妈带来的竹篮里，带回家做植物标本。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个本来装蜂蜜的玻璃瓶，她用剪刀在金属瓶盖上啄出几个洞。草原上的草长得很高，蚱蜢特别多，蹦来蹦去。我就一只一只抓，抓到的放进玻璃瓶里。原来那些洞，是让蚱蜢呼吸的。

玻璃瓶里装了几十只蚱蜢之后，我们就回家。我把蚱蜢再一只一只从瓶子里倒出来，倒到我们的花园草地上。也就是说，我开始饲养蚱蜢。

可是好景不长，很快我就发现，蚱蜢把我在花园里很辛苦种下的番茄都给吃掉了。

有时候，妈妈带我们在草原上放风筝。草原那么大，草绿得出水，我们躺下来，看风筝在天空里飞。我觉得我可以一辈子躺在那里。

然后就是晚餐时间了。晚餐，通常是由我们的匈牙利管家煮的。她常做匈牙利炖牛肉给我们吃。

吃过晚餐以后，妈妈准许我和哥哥看一点点电视，大概半个小时到一小时，绝不超过。对这个她特别严格，一点不心软。时间一到，妈妈就出现了。像个母鸡一样，把我们半推半牵带到浴室。“刷牙”的仪式是这样的：浴室有两个洗手台，她放一只矮脚凳在一个洗手台前，那就是让我踩上去的地方；我太矮，上了矮脚凳才看得见镜子。她就靠在浴缸边缘，看我们刷牙，洗脸，换上睡衣。哥哥转身要走，她就大叫：“牙套——”哥哥矫正牙齿三年，我听妈妈叫“牙套——”也听了三年。她总是用德语说“牙套”这个字。

洗刷干净了，接着就是“孙悟空时段”。我们坐在床上，哥哥和我并肩靠着枕头，被子盖在膝上。妈妈坐在床沿，手上一本敞开的《西游记》。她并不照着书本念，而是用讲的。我们也不断地七嘴八舌打断她：“那孙悟空身上总共有几根毛呢？”“猪八戒用鼻子还是用嘴巴呼吸？”她永远有办法回答我们的问题，而且回答永远那么生动那么新鲜有趣。同时跟我们看图，让我们认识故事里每一个人物的个性和造型。

听到猪八戒“怀孕”的那一段，我和哥哥笑得在床上打滚，然后哀求妈妈“再讲一次，晚一点睡觉，再讲一次……”

再怎么耍赖，睡觉的时刻还是逃不掉。讲了二三十分钟故事之后，她就把书阖起来，一个人亲一下，然后就关了灯，轻手轻脚带上门。

我们在黑暗中，听她轻轻的脚步声，走向她的书房（也要好几年之后，我够大了，才知道，每天晚上，这个时候她才能开始写作）。

她一走，我们就从被子里出来，开始捣乱，“躲猫猫”的游戏正式开动。我们悄悄开灯，玩“乐高”积木，或者大声讲话，或者躲到衣橱里去，就是想等她发现，等她来。没几分钟，她不放心，果真来了。假装生气地骂人，把我们赶上床，关灯，关门，又回到她的文章。她一走，我们又像老鼠出洞，开灯，钻到床底下，唱歌、说笑……等她来。

她又来，这回有点气急败坏了，把我们从床底下揪出来。

她不太知道的是，她愈是气急败坏，我们愈兴奋。搞得妈妈无法工作，给我们莫大的成就感。

这样来来回回好几回合之后，都过十点了，妈妈会气得拿出一支打毯子的鸡毛掸子，做出很“狠”的样子，“手伸出来”。我们就开始绕着房间逃。她怎么也打不到。见她老打不到，心里的得意到今天还记得。当然，也要等到长大之后，才发现，唉呀，她不是真的打不到啊。

最后，我们自己把自己给累倒了。倒在床上，筋疲力尽。

模模糊糊中，感觉有人进来，那是工作了一整天的爸爸回来了。他轻轻地推门进来，走到我床边，摸摸我的头，弯下身来在我耳边很轻很轻地说：“晚安，孩子。”

——写于十五岁时在香港

[跋]放手/华安

写童年不是个容易的题目；童年仿佛很近，然而幼稚的记忆是模糊的，片段的印象也没有时间的顺序，我很难找出一条逻辑清晰的线来叙述。儿时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少，但个别的场景分明，大部分的时间都环绕着母亲，但是因为太多，印象就朦胧成一团。

我的父母亲太不一样了：父亲扮演了一个放任自由的角色，但是对我的成长细节没什么理解。相对之下，母亲就变成集责任于一身的严格的教育者，但是又充满温暖。母亲和我最大的歧异在于，我只在乎好玩，她却很在意什么是我将来需要的才能或者品格。譬如弹钢琴，在母亲面前假装练琴练了八年，其实根本没练，今天也全忘光了；这场拔河，我是赢了。譬如游泳，母亲说游泳重要，所以我就努力杯葛，总是用最慢的速度走向体育馆，好几次，我走到的时候，游泳课已经下课了。被母亲逮着时，她会连拉带扯地把我塞进汽车里，一路 “押”到游泳池，但是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总是老鼠赢的几率高。

母亲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我教育成了一个“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

我承认自己是个顽皮的孩子。琴弹得不好，泳游得不精，我也没法倒过来“指控”她说：“当年我小，你应该强迫我啊。”因为我记得那么清楚，当年她就说：“好，现在我不强迫你了，但是你长大以后不要倒过来埋怨我没强迫你喔。”

尽管我们之间一直有这种成长的“拔河”，母亲却仍然以一种安静的、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我教育成了一个，用她的语言来说，“像一株小树一样正直”的人。跟我接触的德国人总是说：“安德烈的思想和举止特别成熟。”我大概不得不感谢我的母亲。是她教了我如何作深刻的批判、理性的思考，尤其是对于现象如何敏锐静观。当然，并非事事美好。我超强的“敏锐静观”能力，往往不是用在该用的地方，譬如课堂里枯燥无味的讲课，而是在不该用的地方，譬如课堂外头唱歌的小鸟。接连四年的成绩单上，不同的导师却都写相同的评语：安德烈不够专心。

跟什么都“放手”的父亲比起来，母亲简直就是我和弟弟的“家庭独裁”。今天我能够理解了：她对我一方面极其严格，督促我努力学习、认真做事，一方面却又极其讲究自由尊重和理性思考。这两种有点矛盾的态度来自她自己身上两个成长印记：一个是她本身在台湾所受的教养——保守的、传统的，另一个却是，她是一个成长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崇尚自由和理性。

华飞所记忆的童年和我作为“老大”的是有差异的。他记忆中，妈妈有很多的口头威胁却从来不曾真正对我们“动武”——那是他的部分。我可记得她的梳子，还有那一支细小的鸡毛掸子，手心打得可疼，有时候也打屁股，还有，总共有两次，她甚至打了我的脸。

当然最多、最鲜明的记忆，还是那些温馨甜美的时光。周末，一整个晚上我们三人围在床上一起朗读、讲故事，整个晚上。从安徒生童话、希腊神话到传统的中国民间故事，从花木兰到三国演义，我们的视野地平线简直是一种无限宽阔的开展。母亲和我们这种亲密相处方式，说起来就仿佛是现代亲子教科书里会鼓吹的一种知性教育范本，但是对于当时的我们，也不过就是晚上与母亲的温存时刻，而且，为了不睡觉，讲故事朗读的时间，能拖多长就拖多长，愈长愈好。

就在我写的此刻，更多的回忆一点一滴地渗进我的思维。以我和弟弟、和母亲的关系来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两个人是我的“家人”，反而比较觉得他们是我的挚友。对我的朋友们我是不太愿意承认的，但实情是，我是在和华飞的日夜厮磨中长大的，而母亲，更曾是我的宇宙核心。一个典型的下午，做了功课（或说，我假装做了功课之后），我们俩一定是在母亲的书房里流连。每当“底笛”和我在书房里乱搞了什么异想天开的事，母亲就会从书桌上抬起头来说：“喂，看看书怎么样？”

她没变，这个句子到今天她还在说——而我也没变，仍旧不爱看书。希望我“发挥潜能”的这个想法在母亲心中，有时会引发一种极其尴尬的情况。我记得五年级时，母亲收到学校一个通知：如果认为孩子有音乐天分，家长可以带孩子去面试，以便进音乐资优班。母亲以为这是所有孩子都得上的课，因此如约带了我，准时到达了音乐教室门口。坐在钢琴旁的老师，要我开口唱一首最简单的德国儿歌，我却当场吓呆了，一个字都唱不出来，咿咿呀呀不成音调，手指放上琴键，却一个音也弹不下去。音乐老师显然不耐烦了，跟母亲解释，这是有特殊“天分”的孩子才需要来，母亲却觉得，她收到的信明明说是每个人都得来的。

当然母亲理解错了。

那是第一次，我发现，德国是一个母亲不熟悉的“异国文化”，在这个“异国文化”——我的“本土文化”里，我比她还行。十岁，我就发现，在抽象思维和大视野、大问题上，她好像懂得很多，但是德国生活里的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华安懂得多。因为这种“分裂”，我就常常和她有不同意见，最严重的时候，甚至还因为有这样不进入“状况”的母亲而觉得羞愧。

今天，我却以母亲的“异国文化”为荣，以这样的母亲为荣。即使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常常有沟通的困难，我想告诉她：不要忘记这些过去的记忆，因为这些记忆，会跟着我们的人生，一生一世，只不过，它们不再像我们儿时那么的明显。你可以说：“孩子你慢慢来”，可是有时候，快快地“放手”或许也是必要的。我知道，这很难，难极了，但是如果你记得我们儿时的甜蜜时光，如果你知道你在我们心中永远的位置，或许，它就会容易一点点。

——写于十九岁时

亲爱的安德烈：两代共读的36封家书

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

我们的上一代，受战乱和贫穷之苦，期望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了，但是受威权统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没有恐惧、没有控制的自由环境中成长。

今天二十岁的人，当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们所努力、所祈求的环境中长大了，今天和我们站在一样的高度上，眼睛与我们平视。我好奇，当年的“幼稚园大学”，现在是什么？

——龙应台《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

1984年11月20日，《中国时报》发表龙应台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1985年3月14日，《中国时报》刊出龙应台文章《幼稚园大学》，引起教育界、学界讨论，“回应与挑战”十分热烈。《中国时报》当月19日刊出龚鹏程《再谈“幼稚园大学”》，5月27日刊出《农林厅长余玉贤V.S. 野火集龙应台》。

1985年8月5日的Newsweek杂志。在当年的国际舆论中，台湾犹如奥威尔《一九八四》里的警察社会。

《新潮流》十三期封面（1984年9月2日）。从地下刊物，到地上化，各种意见舆论开始对台湾社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1986年3月1日《天下杂志》发表访谈文章《把面具撕破来看——龙应台谈“野火集”》。

1985年《野火集》（圆神出版）面世后，二十一天再版二十四次，家家客厅都有一本，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目录

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

野火三十年纪念版序言

历史的眼神

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

八〇年代这样走过

从“一九八四”出发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生气，没有用吗？

生了梅毒的母亲

难局

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幼稚园大学

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不一样的自由

正眼看西方

“对立”又如何？

焦急

机器人中学

我的过去在哪里？

以“沉默”为耻——为高雄市民喝彩

啊！红色！

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

自白

奥威尔的台湾？

精神崩溃的老鼠

台湾是谁的家？——啊！光复节！

容忍我的火把——与一位告密者的沟通

在“一九八四”以后

野火现象

又是公假

天罗地网

弱国，你会说“不”吗？

民主？理直气壮罢了！

我的台湾意识

野火二十年

天真女侠龙应台

从“当家”到“做主”

不能熄火

第三度成功

野火不尽

龙应台的启示

期待新加坡的龙应台？

直言不讳与包容同等重要

三月的杜鹃

期待“新火”相传

龙应台如何在香港放火？

一把野火烧出一片天

非线时代的线性记忆

现在，龙应台正“舍末逐本”

海外，留一星火种

检验龙应台

自由精神与文明标准

再点野火

且赋招魂

野火在大陆

文明的力量

[对话]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路上，过程就是目的

我的现代，谁来解释

[对话]现代，来自传统

官员龙应台

[对话]民主和爱一样，就在屎尿中

野火三十年纪念版序言

历史的眼神

1

“野火”的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写于一九八四年。

一九八四年的台湾，美术馆还可能因为害怕被指控为“亲共”而将艺术家的作品径自涂改；绕着弯批评时政的作者随时担心被有关单位请去“喝茶”；人民申请成立社团往往没有法律途径而即使许可也会被百般刁难。表面上也许是食品的造假、环境的污染、个别警察的霸凌，或是一个单纯的司法判决不公，但是往深层挖下去，却都和集权有关。因为集权，所以资讯不完整，所以程序不透明，所以结论可以操纵，所以掌权者可以滥权而人民无力挑战。

集权，其实是有明确特征的。街上穿着制服的人用什么态度对不穿制服的人说话；办一件简单的事情要跑多少个机关盖多少个官印；书店里买得到和买不到的是些什么样的书；最宏大的广场上竖起的是什么类的纪念碑、什么人的铜像；新闻主播用什么样的语调和用词描述什么样的事件；灾难发生时，人们看见的是英明的救灾领导还是哀苦无告的灾民……

但是，更多，是看不见听不到的。黑牢里逐渐腐烂的垂着头的人形，看不见。缠讼中折断了青春的人想说的话，听不见。临刑的人在粗糙草纸上写下的字，读不到。假奶粉假酒假食品和环境中种种灾难背后锁在档案柜里的公文和批示，拿不到。

风在吹，云在走，人在思想，博弈在拉锯，前进和后退在迂回交错，价值在惊奇翻转。于历史长河的大脚本中，台湾三十年这个篇章，埋着太多深沉的细节。三十年中，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已经换了几回；有的政治犯竟做了领袖，有的领袖竟进了牢房。庄严的变成嘲讽，琐碎的突然伟大，真诚可能叫做懦弱，虚伪可能叫做务实。每一个文本中简单的细节，都需要十倍的注脚。

2

二〇一四年，曾经负责思想管控和政府宣传的机构——新闻局，已经解散，纳入了“文化部”，卸下从前审查和管制的任务，成为文化的扶植者。三十年前写“野火”的作者成为公务员，从早到晚开无数的会议，把从前的法令一则一则盘点，一个一个废除，一条一条修改。譬如“电影法”，规定每一部电影都必须在事先取得政府的映演许可，不给许可，就不能上映。修法会议中修到“关键”的第二十六条，令我在会议进行中不禁微笑：

第二十六条　电影片不得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损害国家利益或民族尊严。

二，违背国家政策或政府法令。

三，煽惑他人犯罪或违背法令。

……

六，提倡无稽邪说或淆乱视听。

七，污蔑古圣先贤或歪曲史实。

这部“电影法”源自民国十九年制定的“电影检查法”，修修补补辗转到今天，仍是一部控制的工具，总共五十八条。二〇一四年，我们把它删减成二十四条。

处理“电影法”让我在会议中发笑，处理人权历史却让我潸然。五十年代的台湾，很多人因为“左倾”而被枪毙。“文化部”从南到北密集地为幸存的当事人和受难者的家属做口述历史，同时从散置各“情治”和“国防”部门的尘封的档案里耙梳，寻找被封锁、被遗忘多年的日记和遗书。阿里山邹族的青年高一生在一九五四年被枪毙。六十年后，这一纸从没被日光照到的遗书突然摊开在我眼前：

我所思念的春芳：

得知你安好，感到万分欣慰。

“不管多少黄金、白银和宝玉，也不如宝贝儿女珍贵！”

还记得这首歌吗？只要有家和土地就好，因为有很多优秀的儿女。

物品没收也无妨，我的冤罪，以后会昭明。

缝纫机被没收之前，很想穿着你亲身缝制的衣物，

白色的衬裤，短裤式有裤带，底下像西裤。

缝制一块四尺见方白色包袱巾。

在田地、在山中，我的魂魄，随时随地陪伴着。

水田不要卖！

高一生

高一生遗书（台湾人权博物馆提供）

一封一封家属从未收到的遗书，我们在六十年后一封一封鞠躬奉还。

3

天黑时，推着自行车离开办公室。垃圾车的音乐响着，从远处渐行渐近，然后卡车在我面前停住。夜色灯火中，家家户户的人从深巷涌出，手里拎着大大小小的垃圾袋，边寒暄边走向垃圾车，井然有序。每天晚上准七点，全城数百万的市民同时走到巷口处理垃圾——全城几乎没有垃圾桶，而地上没有过夜的垃圾。外国人来到台北，“观光”节目之一就是晚上七点到街头巷口去看台北人丢垃圾，看得目瞪口呆，说，“怎么可能？”

我真的觉得，历史从来没有终结这回事。它有体温，有呼吸，它微微的叹息和欲呼唤的眼神，只要你看，就在那里，如此的清晰啊。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台北

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

——写给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

网上“维基百科”是个惊人的创举：任何人可以上网去把自己的见解和知识写成词条定义，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订前面那个家伙所下的定义，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准确的讯息、更精辟的见解，将你推翻。也可能后面那一位是个罕见的“大说谎家”，篡夺解释、颠覆是非，可是总有人起而反对。《洛杉矶时报》够大胆，将自己的社论拿出来，欢迎读者用“维基加注”的方式，对社论进行改写。（这个创意提出两天之后，就被撤回。革命，通常包含着自己推翻自己或吞噬自己的危险。）

“野火”二十年了。当年充满理想，立志要改变社会的二十岁的人，今年四十岁，今天的你在哪里？浪漫的理想主义仍旧是生命的动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损和冷却？或者，完全被怀疑和无所谓取代？

在二十年的漫游途中，我曾经和几个人偶遇：那深入部落为原住民孩子争取权益的，那回到乌丘孤岛去为穷乡僻壤努力的，那起而行组织了环保运动的……台湾的文化底蕴，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些人的坚持和努力中累积了厚度。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人，疲累不堪，被打败了？被什么打败？

我们的上一代，受战乱和贫穷之苦，期望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了，但是受威权统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没有恐惧、没有控制的自由环境中成长。

今天二十岁的人，当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们所努力、所祈求的环境中长大了，今天和我们站在一样的高度上，眼睛与我们平视。我好奇，当年的“幼稚园大学”，现在是什么？当年的大学生，在威权政体长期的控制和操弄下，往往遇事“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1]今天，在民主政治中成长的大学生，是不是多了很多“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呢？[2]或者说，二十年里，价值翻转到一个程度，所谓思考、判断，所谓勇气良知，都不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

倒是我自己，在写过“野火”二十年之后，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摊开来请今天的大学生来“维基加注”，你会怎么加呢？

今天的新瓶装昨天的馊酒

譬如说，我承认民主让我困惑。（是否观察过、比较过，印度的民主、俄罗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台湾的民主比起来，如何？我们是更糟呢，还是不错？）

民主以后，台北每年有跨年晚会，市政府广场和“总统府”广场，在一条街的两头，同时举行。但是“总统府”和“市政府”分属不同政党主政，所以是一个较劲的局面。通常“总统府”钱多，场面也比较豪华。两边请的都是偶像流行歌手，而不是交响乐团或民族音乐或地方戏曲，因为，主政者锁定吸引的“顾客”，是年轻人。

在威权时代，统治者有一套笼络年轻人的方法。当年“救国团”每个寒暑假举办青年战斗营，设计种种“育乐”活动让年轻人参加，同时将政治意识形态，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样，溶入歌舞升平、欢乐光明的活动里，很轻易地就赢得青年人对执政者的好感、信赖和忠诚。在对统治者的“爱戴”里，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诚的。

威权被我们“打败”了，民主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广场上摇晃手里的金光闪闪，在青春洋溢的歌声里，露出热切而幸福的表情。当他们情绪里的快乐和感恩激素涨到最高度时，政治人物上场了：他打扮成“超人”或“蝙蝠侠”，他穿着和年轻人一样轻松而“酷”的服装，讲着和年轻人一样俏皮的语言，做出年轻人熟悉做的手势。当他凑近麦克风大声说：“好不好——”广场上的群众，一如他所期待的，响雷一样地欢呼回应，“好——”（你在场吗？）

不管是灯节、圣诞节，不管是挂着什么名目的文艺季，不管是北中南城市或乡下，到处都是这样的歌舞升平、欢乐光明，而在舞台和灯光的后面，基本上是这样的操作：该不该有艺文活动，不是看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选民的好感、信赖和忠诚。于是从预算的编列到预算的使用，从晚会的时机地点到宣传的文字调性，从图腾的挑选到节目的设计，丝丝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销这个政治人物，累积选票。在太多的场合里，所谓文化，所谓艺术，其实包裹在选举的规划里，花的是公家的钱。

讲得更白一点，如果专业告诉你，最迫切需要预算的是山区小学建立图书馆，或者中学艺术教育的深化，但是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资、长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会去做的；一场一场声光绚烂的晚会，一砸几千万，却可以为他塑造形象，赢得选票。钱，就往那个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懒惰，人民又不假思索，大家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乐消费者。

我看不出这种公器的私用、这种权力对人的操弄，和从前的威权政治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反而，威权的统治者因为不需要选票考虑，他可能做长程投资和规划，即使不讨好；那需要靠四年一轮的选举的执政者，却往往选择牺牲长期的利益来换取眼前的权宜。而每一任执政者都以最短距离的眼前的利益为利益，社会发展永远像夜市里的流动摊贩、洼地里的违章建筑，急就章，而且品质拙劣。

（你是否思考过这种矛盾？就是说，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但是我们所创出来的民主，是第几流的品质？没有人愿意往回走的，可是，这往前走的路你看见吗？）

在威权时代，所有的媒体都被统治者垄断，报纸上从头版到尾巴都是领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为。今天民主了，是的，声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论激烈了，奇怪的是，为什么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传？

原来，从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体配合报道，政令宣传都以新闻的面貌出现。现在靠的是市场：媒体需要赚钱，政府就用纳税人的钱去买报纸版面或电视时段，于是政令宣传再度以新闻的面貌出现。这就叫“置入性行销”。民主是竞争的，但是谁执政，谁就花得起钱，购买媒体，购买知名度，购买政治资本。在野的反对者没这个优势，是活该。而在野反对者一旦得权，马上占尽资源。累积政治资本的钱，全是纳税公民的，而媒体，与他共谋。

我看不出这种公器的私用、这种权力对人的操弄，和从前的威权政治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进步的大学生，在威权时代，对政府的垄断和操纵曾经前仆后继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识分子和记者却成为政治人物的事业合伙人，进步大学生成为竞选团队。还不提财团与政权之间，绵密的暧昧互利。

这些都没错，因为在民主结构里，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大学生、财团，都有自由的公民权利。可是，问题是，今天的新瓶装了昨天的馊酒，那么谁是新时代的反对者呢？

从威权到民主，不是从奴役到自由吗？或者认为“奴役的反面是自由”，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认知？（不要告诉我，你八岁就知道了这个道理。）

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敌人

著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玛在十岁那一年就跟着父母住进了集中营，在死亡的阴影、恐怖的环境里成长。解放的那一天，监狱的栅栏被拆除，苏联红军和斯大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现，对劫后幸存的他，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使在同一瞬间，他看见一个德国平民被枪杀，看见一个囚犯扑向一包地上的香烟而被坦克车碾过。被幸福感所充满，他告诉自己，“我自由了”。（你又怎么理解“自由”呢？没有经过不自由的人，能不能理解自由？你认为自己自由吗？你怎么理解以赛亚·伯林所说的消极和积极自由之间的差别？这个问题和你的个人生活有没有关连？抽象观念和你的具体生命，有没有关连？）

一九四五年，纳粹崩溃，苏联“解放”了捷克，他以为是自由的来临，自由却再度变成奴役，捷克陷入苏联的集权控制。一九九〇年，苏联崩溃，自由似乎像无辜的鸽子一样突然飞进窗户，他却已经不再天真。克里玛回首烟尘岁月，试图理解“自由”的含义，结论是，“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争斗。”自由，和权力的行使有关，而权力，克里玛说，“权力是没有灵魂的，它来源于没有灵魂。它建立在没有灵魂之上并从中吸取力量。”

他好像在讲秃鹰如何依靠动物的尸体让自己强壮。自由之于权力，是否犹如尸体之于秃鹰呢？（可以吗？可以这样比喻吗？）

但是一九九〇年代以后，腐蚀自由的“秃鹰”有一种流动的面貌，不容易辨认它的轮廓。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逼问克里玛，言词锋利：

……我要说的话也许会给你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自由的富人在对自由的穷人告诫致富的危险。你为了某个东西奋斗了许多年，某个你需要它就像需要空气一样的东西，而我要说的是，你为之奋斗的空气也有一点败坏了……随着捷克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消费世界，你们作家会发现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敌手所困扰，说来也奇怪，令人压抑的、毫无生气的集权主义曾保护过你们免受这些敌手的伤害。尤其使人不安的将是这样一个敌手，它是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无所不能的首要敌人……这个敌手实际上使整个人类的语言都变得愚昧。我谈的是商业广告电视，它的一切都是庸俗浅薄的——不是由于一个愚蠢的国家检察官所控制……而是由于其娱乐性几乎所有人都爱看的大量陈腐乏味的电视节目。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们好容易才冲破集权主义的知识囚笼。欢迎来到“绝对娱乐世界”。你们不知道你们正在失去什么，还是你们已经知道？[3]

（你在台湾的现实里是否看得见那“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无所不能的敌人”？或者，你能为这个“敌人”辩护？你拿罗斯的问题怎么办？）

读到这里，我把书阖上，暂且不看克里玛怎么对付这个问题，倒是先自问：二十年前写“野火”时，我知不知道“我们在失去什么”？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会邀来另一种敌人，一种以庸俗浅薄为时尚、以“绝对娱乐”为目的、以行销消费为最高指导原则的生活哲学？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变成没有灵魂而机关算尽的豪赌客，政治可能变成纯粹的商品推销术，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转为权力斗争技巧学，知识分子，可能争相以虚无为高尚，而群众，可能比从前更不宽容。我是否知道，新闻学的种种崇高理想可能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摆脱了威权之后，电视由虚假和童騃式的愚蠢统治？写“野火”时，我是否知道，二十年后的大学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园大学”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气壮地嘲笑深刻、拒绝思想？（七十年代的大学生会把罗素、尼采的书夹在腋下走路，假装“深刻”。二十一世纪的大学生，“假装”什么？人们又是否夸大了新一代的“虚无”和“草莓”倾向？在这里，我们可以讨论所谓“后现代”和所谓“现代”的语意错综吗？）

我得诚实地说，不，我没有料到。事实上，不能呼吸、渴望空气的人，你不能跟他说，“那空气充满杂质，是败坏的，所以留在屋里吧。”你就是不能这么说。

用卡夫卡来回答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卡夫卡在日记里写下一行字：“德国对俄国宣战。——下午游泳。”（“九一一”那天的日记，我写的是：“飞机撞世贸大楼爆炸起火，大楼崩塌像电脑游戏。”你的呢？）

卡夫卡是一个彻底的私我个人，不是社会人或行动公民。国家层次的惊涛骇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并重；要死好几百万人、千万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懒闲情，等量齐观。有谁比他更自我、更虚无吗？

可是他写出了《审判》、《在流放地》这样的书。这些书里头人性的异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着鲜血的预言，预言十五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人类的大劫难。

克里玛用卡夫卡来回答罗斯的挑战：

（卡夫卡的）这些作品只证明了一个创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和真实地表现完全属于个人的经验，同时又触及超越个人的或社会的领域……文学没有必要四处搜寻政治现实，或甚至为那些换来换去的制度烦恼；他可以超越它们，同时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们心中唤起的问题。这是我本人从卡夫卡那里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4]

把游泳和战争“齐物论”的卡夫卡，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虚无，事实上，他的“深刻和真实”使得他的个人小我经验可以涵盖甚至于超越国家的大我经验。也就是说，从国家社会的“大叙述”里抽身而出，获取自由，并不等同于意义的抽空、价值的犬儒化、叙述的琐屑化、理想主义的空洞化、传统的失忆化（这些都是欧化的句子、坏的中文，但是你告诉我是否有更精准的表达句型）。从“大叙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离开“深刻和真实”，不可以离开某些最简单、最原始但是最永恒的原则，譬如人道，譬如美，譬如善与恶的分野，譬如思想和文学。（连这一点，你也想挑战吗？）

克里玛其实无法回答罗斯问题中所呈现的一种全球性的趋势，但是他不无骄傲地告诉罗斯，请放心，在他的国家里，“文学总是不仅享受到普及，而且也享受到尊敬……在一个不足一千两百万居民的国家，好作家的书，捷克语或翻译作品，都有成千上万的发行量。”[5]

如果罗斯用同样的问题来问我，我会不会和克里玛一样对自己的社会、自己的青年那样有信心呢？说我们的作者和知识精英有足够的“深刻与真实”，能够辨别自由与虚无的分界；说我们的读者和年轻人有足够的品位，探查得出那乘虚而入的“绝对娱乐世界”的全盘统治，辨认得出“文学、知识和语言的敌人”，抵挡得住理想主义的消费商品化，鉴别得出价值的真伪？

我想我会沉吟许久。

（好，你怎么回答罗斯？）

不知道是谁发明的词，称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为“草莓族”；意思是说，“草莓族”软绵绵地生活，轻飘飘地过日子，生活里没有任何压迫，所以他们是禁不起压的。同时因为没有了威权政治，没有了压迫，没有了值得反抗的对象，当然就没有了点燃“野火”的理由和必要。

我其实一点儿也不相信“草莓族”这个说法——每个时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对于所谓“没有了值得反抗的对象”更觉得不可思议。压迫我们的，岂止一个威权政治？威权政治因为太庞大，迫使我们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压迫，这些其他压迫，当威权不在时，倾巢而出，无孔不入，渗透进入品位低劣到近乎侮辱的电视节目，进入企业管理中对员工人权的践踏，进入民族主义者狂热的叫嚣，进入民主操作中多数的暴力，进入新闻媒体的作假和垄断……所谓压迫，哪里只有一种面孔呢？对于自由精神的压迫，威权时代和民主时代以不同形式发作，所以，哪一个时代，可以不需要点火的人？（任何人可以上网去把自己的见解和知识写成词条定义，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订前面那个家伙所下的定义，然后等待被后面的人——如果他有更准确的讯息、更精辟的见解，将你推翻。）

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沙湾径

[1]见本书《幼稚园大学》篇。

[2]见本书《不会“闹事”的一代》篇。

[3]《布拉格精神》，伊凡·克里玛著，时报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第八三页。

[4]《布拉格精神》，伊凡·克里玛著，时报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第七五页。

[5]《布拉格精神》，伊凡·克里玛著，时报出版公司，二〇〇三年，第八五页。

八〇年代这样走过

——屡见阁下大作针砭目前紊乱之社会现象，每次阅毕皆热泪盈眶，不能自已。

——我把报纸文章给孩子看，他说要影印起来，想贴到班上去又说不敢，怕训导处，我们一直活在怕怕中。

——不瞒您说，我也想离开台湾。我敢预言中国将是被淘汰的民族，不是亡于他人，而是死于自己手中的绳子，真的，真的。

——“红色恐惧症”是我们国民心理上的不治沉疴，也像黑死病一样，人人怕传染。

——目前您知名度够，“有关方面”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千万要小心：开车、走路、上街，都得注意，留心提防“凶神恶煞”杀出来。我想您是明白我的心意的。

——你的书及《中国时报》在我们单位算是被禁掉了。虽然我不赞同这个做法，但军队之所以构成，就是必须懂得服从命令。《中国时报》被禁是因为《野火集》的文章。这是一份政战部门所下的文，属于“密件”。

——你可知道在“邦交”断绝、外贸疲弱、地小人多、工商不发达的海岛台湾，升斗小民是怎么求生的？你可知道政府只管收税，不管失业救济，劳动法令残缺，劳工受伤，劳工被解雇，找不到工作，是如何解决每日开门七件事的？你可知道矿灾工人死亡，成为植物人，政府及劳保给付如杯水车薪，民间捐款被台北县政府留下一半，矿工子女是如何过活的？

——你是民族的叛徒！

似曾相识的年代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是个冷得不寻常的冬天。我在台安医院待产，从病床望出窗外，天空有一种特别清澈干净的蓝色。

《野火集》出现在书店和路边书摊上。二十一天内印了二十四刷。放到我手中的书，因为压的时间不够，封面还向上翘起。四个月之后，十万本已经卖出。

国民党的报刊开始了几乎每日一篇的攻击。

没有了国民党领导的政府，谁也活不下去了。就连想“闹事”的野火，到时也只有噤若寒蝉，否则就逃不过被斗被宰的结局！

我们必须严正昭告世人，今日生活在台湾以台北为主导的中国人，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国风民俗容或有缺失，但绝对健康，绝无梅毒恶疮，能爱也能被爱，只有像龙应台这类××××……带原体，我们有权也有责任，公开唾弃她。

来自党外阵营的批判则有另外一个基调：

龙应台责备读者“你们为什么不生气？不行动？”她不知道（或是故意忽略）……是什么体制使他们变成那种“令人生气”的样子？龙应台叫人们向绝大多数终生不改选的“立委”施“民意”压力，这不是笑话吗？

……任何个人主义的反抗原本就是无效的……龙应台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继续秉持个人主义与美式自由，终于也不得不碰到最后的关卡：那封闭、压制、迫害个人自由最深的，不是别的，正是政治。……终于她开始攻击这政治力量，而且，就像以往的例子一样，遭到封杀。

……然而为什么五〇年代有《自由中国》，六〇年代有《文星》，七〇年代有《大学杂志》，而八〇年代却只有一个龙应台呢？这是否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没落呢？

对国民党所发动的谩骂恐吓，我不曾回应过一个字，因为不屑。对党外的批评，也不曾有过一句的辩解，因为投鼠忌器：我不能让等着消灭我的人知道我的写作策略。

十二年过去了。台湾的社会在十二年中脱胎换骨，不错，脱胎换骨了，只不过换出来的体质面貌和十二年前竟仍然如此相似，令人诧异不已。

一九八五年三月何怀硕写着：

最近“江南”案与“十信”案，如狂风恶雨，几乎使社会一切停摆……一位对此一连串事件亦曾参与决策的官员沉痛地指出：“什么叫做落后？差不多就是像我们这个样子。”交通混乱、空气污染、生态破坏、奸商诈欺、治安不宁、贪污腐化……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日《中国时报》社论写着：

马祖空难、温妮风灾、街道巷战，一个又一个怵目惊心的画面，一条又一条无辜性命的丧失……灾难和治安已达到了超越常理的地步，真正反映的是整个统治机器陷入了半瘫痪状态。

于是当我想为八〇年代的“野火现象”写下一点小小的历史见证的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是白头宫女在话天宝遗事，恍如隔世；倒觉得八〇年代就是太近的昨天，时间很长，路却走得不十分远。

我这样走过

曾经用过一个老式瓦斯烤箱。瓦斯漏气，气体弥漫箱内。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点燃了一根火柴，弯身打开箱门。

“砰”一声；不，没有爆炸。只是一团火气向我脸上扑来，一阵炙热，我眉发已焦。

一九八四年的台湾是一个“闷”着的瓦斯烤箱，《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根无芯的火柴。

我的社会教育开始了。激动的读者来信对我摊开了台湾社会长久遮掩的不愈伤口。一个不公的体制压着人民，能够长久地压着因为它有一个社会哲学的托持：逆来顺受、明哲保身的社会哲学。看穿了体制不公的人知道事不可为而转向冷漠；不曾看穿的人则早被教育了忍耐是美德、忍受是义务。但是闷啊，这是一个有冤无处申的社会。

江南案、十信案、毒玉米案都是动摇“根本”的看得见的严重事件，但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小市民的个人悲剧和委屈在自生自灭。

一九八四年，学校老师可以在课堂上被“有关单位”带走问话。台北市美术馆的展出作品可以因为“密告”有红色嫌疑而被涂改。在军中服役的预官可以被打、被杀、失踪，而遭到消息封锁。机车骑士可以掉进政府施工单位所挖的坑，死亡而得不到赔偿。

一九八四年，国际人权组织说，台湾有一百八十七次取缔言论事件。

不敢发出的声音、无处倾吐的痛苦，大量地涌向一个看起来代表正义的作家案头。党外刊物在地下流窜，在边缘游走，在少数人中传阅。大多数的小市民不看，不敢看或不愿看。党外刊物的夺权意识使习惯安定、害怕动荡的小市民心存疑惧。“野火”的系列文章是许多人生平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看见不转弯抹角的批判文字。文字虽然注满感染力与煽动性，但是它超越党派、不涉权力的性格又使人“放心”。感性文字中蕴藏着最直接的批判，人心为之沸腾。

不只是闷着的小市民，还有那已经闷“坏”了的小市民。我收到非常多精神病患者的来信。通常信写得特别长，来信频率特别高，三两天就一封，而且锲而不舍。所有的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政治迫害妄想。歪歪扭扭的文字叙述被国民党跟踪、窃听、盗邮、陷害、茶中下毒、饭中下药的过程。有一个人长期给我写信谈国家大事（他也长期给里根总统和教宗写信）。有一天在报上读到他的名字：他因为在街头散发“反政府言论”被逮捕。患者多半是大学生。他们的病不见得是极权统治所引起，但是国民党的极权统治深深控制着他们仅有的思维，使他们动弹不得。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里，许多人看见希望；冷漠的人被感动了，忍受的人被激励了。而我，却不再天真烂漫。眉发焦赤的同时，我已经发现这个烤箱不是单纯的泄气，它有根本的结构问题。

我开始了策略性的写作，从《难局》一文出发。

最重要的目标：如何能推到言论钳制最危险的边缘，却又能留在影响最大的主流媒体中？多少前辈都是从《中国时报》写到《自立晚报》写到党外刊物，然后就不见了。我清楚地知道我要留在主流媒体中做最大的“颠覆”，做最红的苹果核心里的一条蛀虫。

副刊主编金恒炜说：“你放手写，心里不要有任何警总。尺度的问题我们来处理。”

可是，我怎么可能心中没有警总？江南才刚被杀，尸骨未寒呢。我的父亲为了我老做噩梦；告诉我他当年如何看见人在半夜被麻袋罩住沉下大海，失踪的人不计其数。我的命运使他忧虑；他知道我没有外国护照。

于是在生活上，我保持低调。一方面为了存留写作生命，一方面也不屑于做大众文化闹哄哄宠出来的英雄。我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不演讲、不公开露面。当然，更不能与反对人士来往。极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不知道“野火”作者是个女人。一篇篇文章，不得不在孤独的沉思中写成。

在写作上，我知道我不能直接攻击体制，如此起彼落的党外刊物所为。能够讨论和批判的是环境、治安、教育种种社会问题。然而在那个极权体制下，任何能思考的人都会发现：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这，却是我不能写出的。

我也觉得不必写出。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会自己看出问题的最后症结，找到自己的答案。我也确信那个不公的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个人允许它存在；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

所以“野火”的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幼稚园大学》或《台湾是谁的家？》，都将最终责任指向个人，也就是小市民自己。

党外刊物也因此指责我“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或者看不见问题的要害。我不能说明：是策略，所以不直接打“老虎”；是信仰，因为我确实认为“苍蝇”责任重大，比“老虎”还大。

我以自以为最诚恳的心境写最煽动的文字，批判的层次也逐渐升高。报社为我承受了许多“有关单位”的“关怀”电话，但是当我将美术馆馆长比作“政战官”的时候，编辑也挡不住了。“政战部”早已下过公文禁止军中读“野火”专栏和《中国时报》。现在“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将军要请我吃饭。

许将军温文儒雅，谦和中不失锐利。席间不知什么人建议我该称他为“许伯伯”，我笑了笑，没接腔。他看起来还真是个我觉得亲切可爱又风度翩翩的外省长辈，但是各在各的岗位上，不得不针锋相对。“你的文章，”他说，“是祸国殃民的。”

我心里同意他的说法，如果“国”和“民”，指的是国民党的一党江山。

回去之后，写了《奥威尔的台湾？》：

……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需求？

这一篇文章终于上不了报纸，只好偷偷混在其他文章里一并出了书。

国民党文工会问我愿不愿意“见官”。哪个“官”？我问。文工会主任宋楚瑜先生。

宋先生和夫人与我，在来来饭店一个小房间里用餐。夫妻俩态度自然，言谈诚恳，没有一丝官僚气。我们交换了些对时局大事的看法，发现彼此的理念认知差距并不太大。

“教育部”问我愿不愿意与部长一谈。在李焕部长的办公室里，我对他陈述我对台湾军训教育的看法：军和党应该彻底离开校园。李部长极谦逊，专心地聆听，并且做了笔记。

《野火集》出书之后，专栏停止了一段时间。八六年底，我离开台湾。流传的说法是，“野火”终于被“封杀”，而我被“驱逐出境”。事实上，出境是由于家庭因素，“野火”停止，则是因为我在专心地哺乳育儿。“野火”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及被查禁的风险，但并未被“封杀”。

四个月内十万本，使封杀查禁在技术上不太可能，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和国民党主事者本身的素质也许不无关系。许历农、宋楚瑜、李焕，虽然都在维护一个千疮百孔的体制，本身却毕竟是思维复杂、阅历成熟的政治人物，看得出“野火”所传达的社会大潮走向。他们并没有诉诸野蛮的权力去抵制这个走向。

这些人，在一九八五年代表着台湾政治的主流。在十年后全变成了所谓非主流，退居边缘。但是取代了他们的新主流，九〇年代的政治斗争，面目之可憎竟超过了八〇年代的想象力。

八七年，解严。台湾人终于赢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在政治恐惧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恐惧，在九〇年代一一浮现。

八八年，《野火集》在大陆风行。大学生觉得那些文字竟像是专为大陆而写的。

八八年，我在莫斯科。改革开放正在动摇苏联的“国本”，但KGB仍旧监视着我的行踪，任何外国作家和记者的行踪。戈尔巴乔夫的智库机构试图和台湾有所接触，我受托将讯息转给“总统府”；李登辉“总统”答复：时机尚未成熟。沈昌焕“外交部长”则公开对媒体重申“反共抗俄”的必要，对我主张重新认识苏联、接触苏联的文章大为光火。

……

八九年十月，莫斯科有万人游行，东德有百万人游行。

八〇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我看见作家在对群众演说，群众在对天空呐喊，天空，漠然下起了冷雨，雨水冲洗着人们脸上悲愤激情的泪水。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黑白分明，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〇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个人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九〇年代，世纪之末。

任何人，都可以堕落

我们都老了十岁。

手边保留了五十封当年“野火”的读者来信。那个十七岁的中学生，噙着眼泪写：“I fight authority, authority always wins.”现在怎么看这世界？那个在军校里半夜被打成重伤无处申诉的师大毕业生，现在是否活得健康？那被宪兵逮捕的精神病患，现在幻想被什么人迫害？住在淡水山坡地上、房子裂成两半的家庭主妇，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当年写“野火”慷慨激昂、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最后都无可逃避地植因于政治”的作家，现在承认些什么？又学到些什么？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只不过在八〇年代的极权体制里，政治霸占了一切生活领域，因此也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国民党经过一场“木马屠城”的大换血游戏，已经不是八〇年代那个任特务横行的政党；它是一个有真正民意基础的民主政党了。民进党也不是八〇年代那饱受压迫的政治异端，而是具有充分制衡力量甚至有可能执政的在野党了。八〇年代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制度已经实现了，那么要以什么来解释新国民党的党内专制和民进党的权力欲望？“民主议会以合法途径谋求私利”的行径又植因何处？

于是卡尔·波普在一九五四年的演讲对我有了新的意义：

……制度，如果没有传统的支持，往往适得其反。譬如说，议会里的反对党本来应该是防止多数党偷窃纳税人的钱的，但是我记得一个东南欧国家的例子：在那里，反对党和多数党一起坐地分赃。总而言之，能够把制度和个人期许联结起来的，必须是传统文化。

显然，反对党和多数党坐地分赃的不只是咱们台湾人。但是波普一直强调的传统文化——使民主制度落实可行的传统文化，在台湾的历史环境里非但不是一个可以补充民主制度的力量，反而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政论家批评李登辉专断，可是他的专断难道不是围绕着他的人的顺服所养出来的？这些人对主子的顺服里头又糅杂了多少传统文化的线索？

独裁体制没有了，而党主席依旧专断，而议会依旧“自肥”，这时候云消雾散，问题的症结才暴露出来：是文化，不是政治。

文化又是什么意思？无非是一个群体中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体现吧。走过纷纷扰扰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试探，任何人都可以堕落。这当然包括，或者说，尤其包括，八〇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们。

“野火”的中心信仰：“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算是歪打正着？

解放竟是过程

当极权体制瓦解了，还有什么东西压迫着个人呢？从什么解放出来，向什么争取权利？八〇年代，这些都不是问题。个人面对着强悍的体制，像瘦小的大卫仰望巨人。只有在巨人倒下之后，大卫才赫然面对了自己和自己的伙伴们。

伙伴们的意见就叫做“民意”。九〇年代，民意以铺天盖地的气势主宰社会，透过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塑造新的价值标准，“政治正确”是它一件剪裁得体的西装。于右任的铜像被拆走，换上庸俗不堪的炫目花灯；但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说炫目花灯庸俗不堪，而于右任的书法和当年办教育的理念值得尊敬。花灯，代表新兴大众，不管怎么庸俗丑陋；于右任铜像，代表要打倒的国民党旧秩序，不管它是不是有更深远的意义。反对民意，就是反民主。

但是在民意当权的时候，竟也有人这么说：

独立的个人迷失在群体中。在政治上民意掌控这个世界。唯一有权力的就是大众和那以执行大众意向与直觉为宗旨的政府，在道德领域、人际关系、公共政策上，率皆如此。……这个大众并不向他们的……精英或书本求取意见；他们的意见来自他们的同类，以大众为名义，透过报纸草率形成。

也就是说，民意可能恶质化成一种多数的、平庸者的暴力，限制个人的发展，所以——

当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来越是社会主流的时候，制衡这个趋势就得让更多的思想顶尖的个人出头……一个社会中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分、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也就是说，个人要从民意的强大束缚中解放出来，要向民意的平庸统治争取不同流俗的权利。极权瓦解之后，压迫着个人的是无数个个人所结成的集体，“民意”。

说这话的可不是什么八〇年代历尽沧桑的英雄，而是英国的政治哲学家小穆勒，写在他的经典之作《论自由》里，发表于一八五九年。

在一八五九年，他警告英国同胞：如果维多利亚王朝的英国人不抵抗民意的专制、不鼓励个人的独立发展，那么他们最可悲的下场将是：变成另一个中国，一八五九年的停滞不前的中国。而中国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那个国家只知道群体的齐一，不知道个人超越卓群的重要。

不，识见短浅，阅历有限。八〇年代中完全没有想到，或者说也没有时间想到小穆勒在一百三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对于严复把《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所表达的对“自由”被无限扩张的不安，我开始有了新的体会。梁启超在七十年前说过的话，更令我惊诧其早熟：

……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同是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

难道说，解放竟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难道说，如前人已陈述，解放不等于自由，因为得到了某一种自由之后势必要出现另一种不自由，需要更进一层的解放？于是我想起哲学家德沃金所提出的“背景理据”（background justification）。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作为“理据”。譬如近代西方社会的组织及法律原则多根据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而形成，那么在这个社会中所谓争取权利就是争取反对效益主义的权利。换一个时间空间，争取什么权利要看当时当地的“背景理据”是什么。

八〇年代的“背景理据”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我们追求的权利是反对一党专政，以民意取代独裁。九〇年代的“背景理据”就不同了，它变成肤浅民意的无所不在。九〇年代必须争取的权利也就变成如何洞察民意的虚实真伪、如何保护少数的不受侵害和腐蚀、如何保障真正意义的自由了。

比较起来，八〇年代的“奋斗”虽然冒着坐牢的危险，人们的心情是自信而轻松的。极权体制是那么大一个目标，打垮它只需要些英雄气概。九〇年代看起来平庸而安静，可人心惶惶不安，首先就闹不清敌人究竟是谁。在八〇年代，贪污腐败、火烧水灾死人，都可以怪国民党；在九〇年代，官商勾结、黑道横行、火烧水灾照样死人，却不知要怪谁？政府由小市民自己投票组成；如果还有什么要被打倒，那最该被打倒的，竟是小市民自己的种种弱点。当政治责任由独裁政体转到了个人肩上时，个人顿时发现了自己体质的虚弱。

来自黑暗

发现个人体质虚弱的，当然不只是解严后的台湾人。经过纳粹统治和德共政权的德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国家权力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吃掉个人，到今天还在讨论自由的危机。解体后的俄罗斯人和东欧人眼看旧权威崩溃而新秩序无从建立，丛林的掠夺原则得以盛行。个人体质相对结实的，全世界也不过英、法、美少数国家，而他们已经花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在培养个人体质。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许多事实表明：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一九八七年在台湾发生的宁静革命不是哪一个党的革命，而是真正的全民运动，人民把权力索了回来。在绵长的中国历史上，这是青天霹雳第一回，不能不使人屏息静气，想看个分明：这人民正在接受测验，他是否能慎用权力？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

不知道，测验正在进行中。但是当我想到，在一九三五年，蒋廷黻和丁文江都斩钉截铁地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今日不可能的程度远在独裁政治之上”，理由之一就是“中华民国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我就明白我们现在用的是多么高的标准在要求、在衡量台湾的人民。半个世纪的路虽然曲折，没有白走。

如果说，扛在个人肩上的重担使人步履不稳、心中不安，或者说，消毒隔离病房走出来的个人现在面对各种病菌侵袭而适应不良，他是否愿意回到原来安全控制的消毒房里去过日子？

碰见一个爱说话的计程车司机，从和平东路开始抨击政府和财团一直抨击到圆山饭店。“那么，”我下车时问他，“还是蒋家政权好喽，你这么说。”

他用力地摇头，“当然不是。以前的特权是合法化、体制化的，合法体制到你根本不知道它是特权。现在是个人行为，而且你知道它是非法的。差别可大了。”

司机说话，充满自信。

胡适在二〇年代说，必得先下水才能学会游泳；自信的司机便相信，必得离开消毒病房才能建立自己的免疫能力。自由主义不自由主义，只有检验才是唯一的真理吧。

梦想光明

走过台湾的八〇年代，不能不是一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继续梦想光明，面对个人最深邃的黑暗。不眨眼。

原载《狂飙八〇》（时报出版，一九九九）

从“一九八四”出发

收录《野火集》（圆神出版，一九八五年）二十一篇文章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原载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八〇年代，大部分学成的台湾留学生会留在美国。八三年秋天，我得到了博士学位，却决意回台湾。朋友奇怪问我为什么，我说，离开台湾时，二十三岁，在校园里长大，不曾用“成人”的眼光注视过自己的国家，“我想回去真正认识一下自己的社会。”

真的回去了。真的注视了。不敢相信人们对于不公不义没有尊严的环境可以如此忍受，如此“苟活”，于是写了这篇文章，用“投稿”的方式寄去给素昧平生的《中国时报》。是的，用钢笔蓝色的墨水写在四百字的格子稿纸上，放进信封里，贴上邮票。走到邮局，丢进邮筒。那个时候的标准信封，背面还印着“反共抗俄”的标语。

写的时候，并没有多想：所谓环境、社会、交通、消费问题的下面，藏着一把政治的锁。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台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汤，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渔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二十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健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团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色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生气，没有用吗？

原载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人们的信，被邮差成卷成卷地带进来。各种笔迹，各种纸张，各种人：家庭妇女、小学老师、计程车司机、公务员、医生、大学生……显然都是第一次给一个作者写信。手写的笔迹——几乎没有一封是打字机或电脑印出来的。

浓的墨、淡的墨，粗犷的笔迹、圆柔的笔迹，每一封信的语气都很激动，很痛苦，在摸索出路，在寻找自由呼吸的空间。

我就知道了。

当我说“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我拒绝活在一个野蛮的国家里”，我其实已经接收到了读者隐晦传来的一组暗码。

读者和作者之间，是有一种不必解释的互动和默契的。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

如果你住在台湾，如果你还没有移民美国或巴拉圭，如果你觉得你的父母将埋葬于此，你的子女将生长于此，那么，这是我给你的一封信。

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有些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着头对我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

他们或许是对的。离台十年，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当中，我有过太多“生气”失败的经验。有些是每天发生的小小的挫败：

在邮局窗口，我说：“请你排队好吧？”这个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挤进窗里。

经过养狗的人家，看见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狗塞在一个小笼子里；鼻子和尾巴都抵着铁栏，动弹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声下气地说：“这太可怜了吧！”他别过脸去，不说话。狗在一旁呜呜叫着。

有人把空罐头丢在大屯山里，我伸出头大叫：“这么美的景色，别丢垃圾！”没有回音，我只好走过去，自己捡起来，放回我的车上。

南部的商人屠杀老虎，我问环保局：“没有法令保护这些稀有动物吗？”回答是：“没有。”

有些是比较严重、比较激烈的失败：

回台湾第二天，计程车经过路口时，猛然发觉有个人躺在马路中间，黑衫黑裤，戴着斗笠，像是乡下来的老农夫，姿态僵硬地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地绕过他，没有人停下来。我急忙大叫：“赶快停车，我去给警察打电话！”

司机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回头对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电话有什么落用！”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英文中国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乌贼”者，抄下车牌号码，请打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几个星期之后，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正要把“乌贼”报出，那边打断我的话：

“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

“《英文中国邮报》。”我说，于是重新解释一遍。对方显然不知所措，于是要我拨另一个号码——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

“那你把号码给我好了，我们看着处理。”

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摔了。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十楼上。搬进去之后，发觉对街的夜摊每至午夜，鼓乐喧天，大放流行歌曲。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话那头总是说：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阳台上观望，我知道，没有人去。

失眠一个月以后，我直接打电话给分局长，请他对我这个小市民解释为什么他不执法。这位先生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台湾实情如此，取缔是办不到的。”

过了不久，我打开门，发现一个满脸长横肉的人站在门口，凶狠地说：“哇宰样你报警察。给你讲，哇是会刣人的，哇不惊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辆计程车扫着我的手臂飞过，马上又被红灯挡住。我生气地走过去，要他摇下窗户，说：“你这样开车太不尊重行人；我们的社会不要你这样没有水准的公民……”

很可笑的，知识分子的调调，我知道。灯绿了，这个司机把车停到街口，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根两尺长的铁棍，向我走来……

分析一下这些经验。造成我“生气”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第三，执法的人姑息。明令摊贩不准随地设摊、污染环境，但是当执法人本身都观念不清的时候，你怎么办？

这些都造成我的失败，可是，你知道吗？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而是一天有两百通电话、三百封信，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如果对分局长抗议的不只我一个，而是每一个不甘心受气的市民——他还能执迷不悟地说“台湾实情如此”吗？如果那个养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对他说：“换个笼子吧！”他还能视若无睹吗？如果叫阿旺的这个人一插队，就受人指责，一丢垃圾，就遭人抗议，阿旺一天能出几次丑呢？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鸡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鸡，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鸡。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一半的鸡（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来台开学术会议的欧洲学者。他自一九六〇年起，大概每五年来台湾考察或开会一次。台湾的繁荣蒸蒸日上，他说，可是台北，一年比一年难看。我微笑——你要我说什么？我住过美国的纽约、西德的慕尼黑，到过欧洲的罗马、雅典、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布尔、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埃及的开罗、日本的东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我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我拒绝活在一个野蛮的国家里。

我可以从皮夹里拿出护照来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台湾实情”就是污秽混乱，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环境。

我并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见那人拿着铁棒来了，夹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来顺受”；台湾的环境再这样败坏下去，这个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谦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机的肩膀，请他别钻前堵后；打个电话到环保局去，告诉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树造墓；写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来取缔你家楼下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地下工厂；捡一片红砖道上的垃圾，扶一个瞎子过街，请邻座不要吸烟，叫阿旺排队买票……

我只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你说，我的要求过分吗？

生了梅毒的母亲

原载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这是引用余光中的诗，以表达我心目中台湾环境恶劣的程度，但也为我招来奇特的谩骂，说，台湾有梅毒，那么你“龙应台就是国际娼妓”。

父亲开始不安，有一天，他很慎重地对我说，女儿，你不要忘记我跟你说过，我亲眼见到不听话的人半夜里被麻袋蒙住，绑在石头上，丢到海里去了。

我回说，爸爸你放心，我只是在谈“捡垃圾”。没关系的。

在成堆的读者来信中，发现一封柏杨的来信，赞美、鼓励“野火”的年轻作者。我心想，好个慷慨大度的前辈啊。

有一天黄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腻的污泥中暴露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离垃圾远一点的地方，刚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毛毛头，五岁大的小男孩盯着我们，转身对抱着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声音说：

“妹妹，我会听英文，这个外国人在说我们台湾很不进步……”

我愣住了——因为我的金发朋友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小毛头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么样的故事啊！中国民族的自卑感已经这么深了吗？这孩子才五岁哪！

火红的太阳在垃圾的那一头沉了下去，我默默地离开淡水河。

而居然有人说：台湾没有你说的那么糟！

要糟到什么程度才能使你震动？

在德国，我看见莱茵河里游着雪白的野天鹅，公路旁高高地抽着鲜红的罂粟花，森林里嬉笑的小孩在寻觅香菇和莓果。

在意大利，我看见裸着身子的女郎在冰凉透明的湖里游泳，老太婆坐在葡萄藤下聊天，贩夫走卒在笼罩着月光的沙滩上跳舞。

在希腊，一个像淡水一样依山傍水的小镇里，我看着渔民把鹅卵石铺在海堤上，就着粼粼的波光喝酒唱歌；干瘠的山上猛烈地开着星星似的野花。

在土耳其，我碰到穿着花裙的吉普赛女人背着满箩筐的花朵，沿着古老的石板路叫卖，脸颊丰润的小孩在山坡上滚来滚去。

回到台湾，我去看山——看见剥了皮的青山。绵延的绿当中突然陷下一大块，沙土被挖走了，红土石砾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台北县的山满目疮疤，像一身都长了癣、烂了毛的癞皮狗，更像遭受强暴的女人……

我去看水。听说关渡有雪白的水鸟，不错，可是水面上密密地覆着一层垃圾，水鸟瘦瘦的脚找不到栖落的地方。嬉笑的小孩涉在乌黑恶臭的水里抓水虫。

居然有人说：台湾没那么糟！

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碾过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我们的朋友喝了伪酒而失明。我们的兄弟，被车撞断了腿，每天拄着拐杖，一跛一跛上学校。而我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

要糟到什么程度你才会大吃一惊？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十一月二十日）和《生气，没有用吗？》（十二月六日）刊出之后，我听说有大中学的老师把文章发给学生，做课堂讨论材料；有人把文章复印了四处寄发；也有人当海报传单一样到处张贴。每天我的邮箱里塞着读者的来信，写信的人有老师、水电工人、学生、军人、理发小姐……其中有两封特别伤感：

——我们的家乡台湾，本来山青水秀，现在被当作歇脚的地方，这些人不打算生根，歇会儿，气力足就走了。你要他们怎么去爱乡爱土？

——今天台湾生活环境之差到了令人想一走了之的地步。可是，眼见苦难的中国人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地方，稍稍享受一点没有饥饿、没有战乱的日子，实在又很想珍惜它；然而我们的环境却又败坏至此，令人痛心不已。

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环境会受到如此的破坏。人穷的时候，把门砍破了烧来取暖，还有话说，三十年后的台湾早就“发”了，为什么还在到处打洞？更何况台湾这个“房子”还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百代的过客，我们之后还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要来这里居住生活。任何房客都没有权利把租来房子的屋顶拆掉、地板挖空、墙壁熏黑，因为将来还有别的房客要来。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我们也还得留给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们哪里有资格，哪里有权利——为了现在多赚几毛钱，疯狂地、忘形地追求所谓“经济成长”——而在苍天有德暂租给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横行肆虐，把青山毁掉，把绿水弄浑，在泥土里掺毒？以后的人怎么办？中国人还没有短见自私到绝子绝孙的地步吧？

诗人说：生了梅毒，还是我的母亲。台湾，是生我育我的母亲；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是我生了梅毒的母亲。你说台湾没有那么糟，我觉得你在做梦；你说，治文学的人不应该为这种凡间琐事费神，我觉得你麻木：我坐在书房里，受噪音的折磨；吃一餐饭，有中毒的危险；出门上街，可能被车子撞死；走进大自然，看不见一片净土。有哪一门“学问”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呢？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

所以我伸出手来，急切地想与你接触。我是个大学教授，你或许是个面店老板、小学老师、公车司机，或满手油污的修车工人；在日常生活上，你和我却都是“市井小民”，有一模一样的需求——安静的环境、干净的社区、有条理的街道、文明礼让的邻居。有许多问题，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不得不仰靠专家，譬如垃圾掩埋的科学方式及山林水土保持的处理。也有许多人，是我没有能力影响或教化的，譬如拿刀杀人的老大或偷偷丢垃圾的阿旺（他们也不会读副刊吧？！）。可是市井小民仍旧可以做许多事情：专家不尽力的时候，你要监督他、指责他，告诉他：做不好，换别人来。至于阿旺，如果他一个人丢，有十个市井小民去捡，我们的街巷仍旧是干净的。台湾的环境不能再往下掉一步，掉一步，很可能万劫不复。

今天下午，我在淡水田野间行走，看见一只洁白的鹭鸶轻俏地站在一头墨黑的水牛背上。那头水牛粗糙笨拙，沉重的蹄在沼泽里来回。背着无尽的天光，它悠然地吃着脚边翠绿的水草；不知魏晋、不知汉唐、不知古往今来的一脚一个印子。风轻轻地吹着，我在田埂上凝视许久，心里溢满感谢：感谢这水牛的存在，感谢这鹭鸶与水草的存在。我的母亲生了梅毒，但是至少她还没有死去，她还有痊愈的希望。我既不愿遗弃她，就必须正视她的病毒，站起来洗清她发烂发臭的皮肤。

新春的第一个晴天，我会到大屯山上去看丰硕的芒草。我的车里会有一只大塑胶袋；我会把沿着山路的垃圾捡起来，带走。新春的第一个晴天，你或许会带着学生或者三朋四友，到澄清湖、火焰山，或秀姑峦去寻找一点野气；或许你也愿意带着一个大塑胶袋，捡走花丛里的空罐头。在你弯身的那一刻，或许我也在弯身，如果我们在转角处相遇，就打个招呼吧！

或许这一年的台湾就真的要比一九八四年的台湾稍稍干净一点、安静一点、和谐一点。你，来赴约吧！

难局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人们说，有“野火”专栏的那一天，《中国时报》的零售要多好几万份。我，有踩着钢丝跳舞的感觉。我不面对媒体，大部分的读者，仍旧以为“龙应台”是位老先生。

坊间有很多党外杂志，有些，看得很透彻，说得很尖锐。但是只能在地下流传，在小圈圈里相濡以沫。我不认为这是最为有效的方法。

《难局》，是“策略写作”的开始。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

《难局》是“野火”里第一篇准备正面“解构”威权政体的文章。我思索的是：如何尽量拖长时间，让当权者不意识到你的危险，而用最好看、最活泼的白话，打动最多的人？写完一篇，我就检查一遍：开车的、卖菜的，看不看得懂？

这就成了杨渡所说的“媚俗”，是的，“野火”每一篇都是“媚俗”的。

有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头，你大概不认识。

他已经七十岁了！深凹的眼睛，白花花一把胡子。在牢里关了好几天了；明后天等船回来，死刑就要执行。这天清晨，他刚睡醒，一小格窗子透着一点光，非常希腊的天空。

克里托是个有钱的老朋友，已经滔滔不绝用尽了口舌，恳求苏老头逃狱。“钱，包在我身上，”他说，“更何况，你死了，谁来照顾你的小孩？”

可是苏老头顽固得很，他一本正经地说：

“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

苏老头仰头吞了毒药而死，黄黄的药水流下来，弄脏了他的胡子。

另外有个人叫梭罗，喜欢独来独往。三十岁那年，一个人到森林湖畔搭了个木头房子，自耕自活。有一次在树林里生火烤肉，差点把康考特的林子烧了一半。

这天黄昏，正在散步的时候，梭罗被抓进了监狱，理由是他拒绝付税。他认为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违他的个人良知，他以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

梭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

“盲目地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的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

梭罗并没有尽兴；在牢里兴奋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那个慈善心肠的老姑妈代缴了税金，赎了出去。倒是一百年之后，在古老贫穷的东方，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带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爱恨分明的纽约最近也出了一个人物。戴着金丝眼镜、很文静秀气的葛兹坐在夜车里，一心想回家泡个热水澡。四个年轻的黑小子围了上来，跟他要五块钱。纽约的人都知道，五块钱的下一步大概就是头上五个窟窿。那个脸上有条疤的家伙上个月才把一支枪抵在一个老女人的脖子上，抢走了一条金链子。

但是文静的葛兹怎么办呢？没有警察来保护，没有乘客敢帮助——他究竟应该，如苏老头所说，做一个守法的受难者，还是如梭罗所说，做一个违法的反抗者？换个问法，他究竟应该任这四个人把他毒打一顿、刺上两刀，然后到警局报案，或是应该拿出手里所有的武器打击敌人，使自己成为法纪的犯人？

戴眼镜的葛兹在摇摇晃晃的车中站起来，说：

“我给你们一人五块！”

他连发了五枪。有疤的那个被打中脊椎，半身瘫痪，他今年才十九岁。而葛兹，在家里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运。

还有个中国人，你或许没听说过，叫张系国。他坐上了计程车，恶司机不但绕了路，还要下车来打架。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张博士居然撩起袖子来跟司机当街对峙起来。

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来了，却认为，打架是不应该的，若轮到他，就该让司机给打伤了，再去告他伤害罪。

也就是说，万一给扁钻刺死了，那么就由未亡人到法庭去告他杀人罪，皆大欢喜。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

就法制的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如果每个人都拒绝缴税，如果每个人都拿起枪来像约翰·韦恩把“坏人”给“干”了，如果每个人都撩起袖子来打架，我们或许就回到了原始蛮荒的时代，人人靠一己的齿尖牙利，适者生存。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个人也获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为了“个人”，为什么“个人”却经常要为了“法”而牺牲呢？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对于葛兹而言，他保护了自己——达到了“法”的目的，却同时也犯了法。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他根本就放弃自己、牺牲个人，所以与法相安无事。

当所谓“法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已经“文明”得糊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很怕谈“爱国”，因为我知道当群众对“爱国”认起真来而至狂热的时候，这个“国”就成为一顶大帽子，要压死许多不那么狂热的个人。要谈爱国，我宁可一个人上山捡垃圾。

我也怕听人说“学校荣誉”，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框框，有多少“不听话”、“不受教”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立独行的个人要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我更不忍心听人宣扬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个和谐的表面之下，有多少半夜的叹息、破碎的梦想、解体的个人意志，一切都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一个原本造福个人而往往牺牲个人的制度。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词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公民、公民、公民，我们需要行动的公民。比《难局》更进一步，我开始说，如果“政府既不许他离境，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空气中有一种隐隐的不安。读者的信继续进来。很多人以为我有外国护照；我没有。但是不必辩解。

我收到好几十封读者的来信。年长一点的说：“每看你的文章，心情激动难平，一再泪下。”年轻一点的大学生写着：“在成为冷漠的‘社会人’之前，请告诉我们：我们能为台湾这个‘母亲’做些什么？”更年轻的，高中生，说：“反正做什么都没有用：我大学毕业就要远走高飞，到美国去！”

少年人激动愤慨，老人家伤心落泪，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这一大叠情绪汹涌的信件对有心人应该透露出两个问题：第一是事态本身的严重性；台湾生活环境的恶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庸人自扰地嚷嚷，而是市井小民身受的痛苦。第二是个人的无力感；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中有畅通的管道让小市民去表达他的意愿、去实现他的要求，他就不会郁积到近乎爆炸的程度，就不需要凭靠区区几篇不起眼的文章来发泄他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还严重得多。因为环境再恶劣，难题再复杂，个人如果有适当的途径去解决问题，觉得事有可为，他总是肯定的、理性的、乐观进取的。反过来说，即使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恶劣，但是个人觉得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一条死巷，他的愤懑锁在堵塞的管道中时，人，是会爆炸的。

半年前，有个爱看书的青年因为受不了隔邻女人早晚不断地诵经，冲进了她的屋子拿刀杀她。暴力当然没有任何借口，但是我们要追究原因：如果这个青年只要打一通电话，警察就会来取缔噪音的话，这件凶杀案是不是可以避免？换句话说，假使这个青年一通一通电话地哀求警察而警察不管，一次一次地劝告诵经的妇人而妇人不睬，那么，你说，他可以搬家——别开玩笑了，台北什么地方可以让人安静度日？于是，日日夜夜受噪音的煎熬，又丝毫没有改善的可能，他到底该怎么办？

苏格拉底那个老头子被判了死刑之后，不愿逃狱，他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见《难局》）

不错，苏老头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个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也就是说，如果雅典政府既不许他离境，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那么我们的情况呢？台湾的生活环境恶劣，升斗小民所面临的选择与苏格拉底没有两样：他可以离开台湾，但这有太多实际上的困难。他可以“循合法途径”去改变现状——

我们有没有这个合法的途径、畅通的管道？

一位医生来信叙说他痛苦的经历。住宅区中突然出现一个地下铁工厂，噪音与废气使整个社区变色。他从私下的恳求到公开的陈情控告，无所不试，结果，等于零。这个机构说法令不全，那个部门说不是他家的事，员警更说开工厂的人可怜！这位医生伤心绝望地问：“政府到底在做什么？法律究竟在保护谁？”

连十七岁的高中生——中华民族未来的主人翁——都理直气壮地说：“反正没有用！我要到美国去！”

你不为我们的前途担忧吗？

这份绝望的无力感是谁造成的？

许多人或许会把箭头指向政府——营建处、环保局、卫生署、警察局等等等，可是我不能，因为我的知识领域狭窄极了；我根本不知道垃圾有几种处理方式、食品进口要如何管制、警力调动要如何分配。我不是专家，没有资格告诉这些在位做事的人怎么去做。

但是和你一样，我是个有充分资格的公民。无力感的根源或许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你或许觉得缺乏畅通的管道咎在政府，我却认为，你和我之所以有无力感，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利，纵容了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人。咎在我们自己。

大多数的中国人习惯性地服从权威——任何一个人坐在柜台或办公桌后面，就是一个权威。我看见学生到邮局取款，填错了单子，被玻璃后的小姐骂得狗血喷头。这位学生唯唯诺诺，惊恐万分。我也看见西装笔挺的大男人到区公所办事，戴眼镜的办事员冷眼一翻，挥挥手：“去去去！都快十二点了，还来干什么？”大男人哈腰赔笑，求他高抬贵手。我更知道一般的大学生，在面对一个“拆烂污”的老师时，不是跷课以逃避，就是附和以顺从。

到邮局取款，拿的是自己的钱，填错单子可以再填，学生为什么却觉得办事小姐有颐指气使的权利？区公所的职员，不到钟点就理应办公，大男人为什么要哀求他？学生缴了学费来求知识，就有权利要求老师认真尽职，为什么老师不做好，学生也无所谓？

所谓政府——警察局、卫生署、环保局——都是你和我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用纳了税的钱把一些人聘雇来为我们做事的。照道理说，这些人做不好的时候，你和我应该手里拿着鞭子，睁着雪亮的眼睛，严厉地要求他们改进；现在的情况却主仆颠倒，这些受雇的人做不好，我们还让他声色俱厉地摆出“父母官”的样子来把我们吓得半死，脑袋一缩，然后大叹“无力”！

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连这个主雇关系都没弄清楚，我们还高喊什么“民主、伦理、科学”？

每天清早，几万个衣履光洁的人涌进开往纽约市区的火车到城中上班。车厢内冬天没有暖气，夏天冷气故障，走三步要抛锚两步，票价还贵得出奇。可是因为是垄断事业，所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人抱怨，人人还是每天乖乖地上车。一直到史提夫受不了了，他每天奔走，把乘客组织起来，拒乘火车，改搭汽车。同时，火车一误点，就告到法庭去要求赔偿。他跟铁路公司“吃不完，兜着走”。

史提夫没有无力感。

安东妮十三岁的女儿被酒后驾车的人撞死了。因为是过失杀人，所以肇事者判的刑很轻，但是安东妮只有一个不能复生的女儿，这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开始把关心的母亲聚集起来，去见州长，州长不见，她就在会客室里从早上八点枯坐到下午五点，不吃午餐。两年的努力下来，醉酒驾车的法令修正了，警察路检的制度加严了。别的母亲，或许保住了她们十三岁的女儿。

安东妮也没有无力感。

我并没有史提夫和安东妮的毅力。人生匆促得可怕，忙着去改革社会，我就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时间。大部分的时候，我宁可和孤独的梭罗一样，去看云、看山、看田里的水牛与鹭鸶。不过，我们不做大人物，总可以做个有一点用的小人物吧？一个渺小的个人，如你，如我，还是可以发光发热。过程会很困难，没错；有些人会被牺牲，没错。可是，在你没有亲身试过以前，你不能说“不可能”！在你没有努力奋斗过以前，你也不能谈“无力感”。问问史提夫，问问安东妮。

讲“道德勇气”，不是可耻的事，说“社会良知”，也并不肤浅。受存在主义与战乱洗礼的现代人以复杂悲观自许，以深沉冷漠为傲；你就做个简单却热诚的人吧！所需要的，只是那么一丁点勇气与天真。你今天多做一点，我们就少一个十七岁的说：“反正没有用，我到美国去！”

美国，毕竟不是我们的家。

幼稚园大学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有一天，去学生餐厅吃早点，看见校长亲自站在那里，检查学生是否穿着不成体统的拖鞋出来。于是决定写这篇文章。

这是在中央大学。“泪眼汪汪”的女生，则是在淡江大学。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夜宵、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作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地，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 away with mur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二十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五岁。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字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懂，但不能够综观十篇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梭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说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抔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形。从小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二十岁的人表现出五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点必须起床做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也暂且不提。这一类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是，我们论“事”的时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何其严重！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除了“泪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中学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大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作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照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知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地讲——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愈严愈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须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换句话说，教授可以用比较深奥的教材，出比较灵活的考题，指定比较繁重的作业，来逼使学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做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如果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这种“赶着走”的鞭策教育贻害极深。学生之所以不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为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去思考，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即使想开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学生有自动好学的可能。于是设置了七七八八的课目，塞满学生的时间。大一的学生，譬如说，一星期就有三十多个小时的课。大四的课少了，有些系就强迫学生修额外的学分，作为防范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

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办不到。他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像媒婆赶喜酒一样，一场接一场。他们的脑子像一幅泼了大红大紫、没有一寸留白的画。

如果怕学生怠惰，我们应该增加学分时数强迫学生把“身体”放在教室里呢，还是应该加深加重课程的内涵使学生不得不把整个“心”都投入？这是不是又牵涉一个本末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又怎么能教他们如何思考呢？

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说学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说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实还没有碰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答案若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以烧掉。我是在假定我们的社会有意造就独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写这篇检讨。

可是，如果这个假定的大前提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在思想的训练上，还是采取“骑着走”的方式？

一方面，学生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情。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偶尔有人把批评写成文章，要在校刊上发表——“不必试，会被压下来！”学生很肯定地说，“反正没有用，我毕了业就到美国去！”

另一方面，做老师的继续努力强调“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连学生少鞠一个躬都当作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背叛。“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不去谈，在现代讲究分工与专业的社会里，却很有商榷的余地。“重道”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肯定与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为制度的基础。但是“尊师”，如果指凡“师”必“尊”——只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位子——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到处都有误人子弟的师，有不学无术的师，更有招摇撞骗的师；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学生“尊”无“道”的“师”？

学生怯懦畏缩，是他们缺乏勇气，还是我们迷信自己的权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给他们挑战的机会？

我们若真心想培养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为什么又惧怕他因为“慎思、明辨”而对我们的权威造成威胁？

台湾的大学在师资与设备上，比我自己的学生时代要进步得很多很多。中国学生的聪慧、诚恳，与一心想讨好老师的认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动我。而学生资质愈好，这种幼稚化的大学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难过。办教育的人，或许本着善意与爱心，仍旧习惯地、固执地，把大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假定他们是被动的、怠惰的、依赖的。这个假定或许没错，可是教育者应对的方式，不是毅然决然地“断奶”，而是继续地呵护与控制，造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的大学生，出了学校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社会中坚？他能明辨是非吗？他敢“生气”吗？他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吗？他知道什么叫社会良知、道德勇气吗？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我们需要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权的人必须张开手臂来接受刺激与挑战。如果我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出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他也要禁得起来自学生的刺激与挑战。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台北市政府宣称要铸一个比自由女神更高更重的孔子铜像，使我觉得不堪忍受。

“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净的社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个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

十五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坐在台北市政府的办公室里，不断地跟工程单位的同仁推销什么叫“减的美学”。

台湾是个标语世界。走上街，看见“两个孩子恰恰好”，上了天桥，读到“迎头赶上”，经过电线杆，瞄见“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在公车里坐下，猛抬头就是“敬老尊贤”，走进教室，有熟悉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进了厕所，大概是“养成洗手好习惯”，路过公家机关，就看见“民主、伦理、科学”、“检举坏人就是保障好人”。还有一些根本看不懂的：“拼命就是保命”，横挂在车马杂乱的大街上，好像鼓励开车的人要冲锋陷阵。

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台湾的标语这么多？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努力造出一句话来，然后写在纸上、涂在墙上，使我们在生活空间中想逃也逃不掉？他的动机在哪里？

答案当然是，“解决问题”。因为有些人很脏，所以贴个“整洁为强身之本”。有人逃兵役，所以横街挂个大布幔：“兵役是光荣的义务”。因为拼命三郎开车喜欢追撞，所以车窗后贴个“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因为中国人自信心低落，所以在校门柱刻上“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每一个标语背面都有一个我们希求解决的问题。而台湾标语之无所不在，又使人相信，大概每一个问题都产生一个标语。

这些标语有用吗？你几时在行色匆匆之余，停下脚步来思索“民主、伦理、科学”？有多少人因为看见“消除脏乱，人人有责”的大字墙，回家就打扫庭院？又有谁看了电线杆上“培养书香社会”的条子，开始读起书来？在“倒垃圾者是畜生××”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这些不痛不痒、老生常谈的标语口号有什么潜移默化的效果呢？

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到处可见，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拿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来看：大家都说，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缺乏信心，西方的文化只学到皮毛，而且不能消化，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已完全抛弃。怎么办？很简单！首先，到街头、学校、车站，贴上千千百百个标语：“复兴中华文化！”

然后，在台北市塑造一个比自由女神还要高、还要重的孔子巨像。气魄要大，所以单单铜料就要花一亿元以上。铜像用来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改善人民文化气质，更昭告世人，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堡垒。

我不是在说笑话；你没看报纸吗？市政府一点没有幽默的意思。

这个庞然巨物建立起来之后，大概会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许多住家变得阴暗封闭。冬天的霪雨和市区的污染将为铜像覆上一层肮脏的颜色。铜像边的街道，大概与红毛城四周一样，会有像苍蝇叮肉似的摊贩，而街上的交通将因游客的往来而呈爆炸状态。至于这么一大块铜将如何“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我非常迷惑。

如果建个铜像能解决传统失落、自信缺乏的难题，那可好了。我们不是要培养书香社会吗？在基隆港口用水泥塑一本比军舰还大的书怎么样？要发展尖端科技吗？在鹅銮鼻头造个比山还高的塑胶火箭模型吧！要恢复民族自信心吗？何不在玉山顶上刻几个大到火星人都看得见的字：“中国第一”。如果你觉得这些例子很荒谬，那么用几亿元铸个铜像来宣扬中华文化就不荒谬吗？希望一个巨无霸的雕像能解救文化的危机，就好像寄望“在此倒垃圾是狗”的牌子去解决垃圾问题一样的愚蠢。

但是这种形式至上、表面优先的心态以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表露出来。学生头发长一吋或短一吋，似乎比他脑袋里的知识来得重要；制服上多一个纽扣或少一个纽扣，似乎比他心智的成熟与否要严重得多。要招徕国际观光客，不先默默地把环境整治干净，把古迹保存原色，把都市环境美化，却先大声嚷嚷“美丽的宝岛”，努力于宣传。听说要推行绿化运动，好，把树林都砍了，水泥铺上去，再用绿色的油漆把水泥涂绿。我们的小学生，上学时有憋一整天不上厕所的，因为学校的厕所太破太臭，但是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

有个朋友在我出国前夕，带来几卷中国画，语重心长地说：“送给外国人，宣扬一下中华文化之美！”我听了只有深沉的悲哀——今天的中国人如此渴求别人的认可？如此盼望别人拍我们的肩膀说：“还可以？！”今日的台湾若真有厚实的文化传统，不需要努力地“宣扬”，人家自然会慕名而来。台湾的内在若是空虚浅薄，我们再“宣扬”又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样迫切地要求别人的注意，本身就是一个心虚、缺乏自信的表现。可是缺乏自信便也罢了，何不勇敢地承认自己的心虚与弱点，实实在在地去提升自己！相反的，我们做的是没头没脑的“宣扬”工夫——贴标语，作宣传，铸世界上最大、最重、最高、最贵的铜像……这不是心虚的暴发户心态，是什么？

人瘦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把自己的脸打肿了来冒充胖子。我们有社会问题与文化危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造个大铜像来自我陶醉，宣称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掌门人。走过阴暗狭窄的小巷，我又看见驼着背的老头坐在板凳上，用枯干的手一针一针缝着一只破旧的皮鞋——他知不知道某个衣履光洁的市府官员要从他口袋里拿出钱去造一个巨无霸的铜像“复兴中华文化”？如果报税单上有这么一个名目，我也会和梭罗一样拒绝缴纳这笔铜像税，我宁可坐牢，也不愿支持这样愚蠢的好大喜功。

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静的社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个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

不一样的自由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她那个打扮实在古怪，而且难看。头发狠狠地束在左耳边，翘起来那么短短的一把，脸蛋儿又肥，看起来就像个横摆着的白萝卜。腿很短，偏又穿松松肥肥的裤子，上衣再长长地罩下来，盖过膝盖，矮矮的人好像撑在面粉袋里做活动广告。她昂着头，甩着头发，春风得意地自我面前走过。

她实在难看，但我微笑地看她走过了，欣赏她有勇气穿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衣服。

＊

这个学生站起来，大声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逻辑完全错误的例子。比手画脚地把话说完，坐下。全班静静的，斜眼看着他，觉得他很猖狂，爱自我炫耀，极不稳重。

他的论点非常偏颇，但我微笑着听他说话，欣赏他有勇气说别人不敢说的话。

＊

朋友发了两百张喜帖，下星期就要结婚了。可是又发觉这实在不是个理想的结合——两百个客人怎么办？他硬生生地取消了婚宴。

他的决定实在下得太晚了一点，但我微笑着撕掉那张喜帖，欣赏他有勇气做一般人不敢做的事，上了车，还有下车的勇气。

＊

简陋的讲台上，披着红条子的候选人讲得声嘶力竭。穿制服的警察、着便衣的监选员，紧张地站在群众堆里。候选人口沫横飞地，把平常报纸绝对不会刊登的言论大声大嚷地说出来。

他举的例子谬误百出，他的用语粗糙而低级，可是我站在榕树荫里，耐心地听他说完，欣赏他有勇气主张与大众不同的意见。

＊

那个萝卜头也许很幼稚，只是为了与别人不同而不同。我的学生也许很肤浅，站起来说话只是为了出风头。取消婚宴的朋友或许有朝三暮四的个性，极不可靠。使警察紧张的候选人或许知识和格调都很低，对民主的真义只有很浅薄的了解。

可是，我想，他们有与我不一样的自由，也有与你不一样的自由。

正眼看西方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中国时报·人间》

说台湾非常崇洋？

好像是的。不管货品好坏，一加上洋文包装，就有人趋之若鹜。走进豪华大饭店，侍者对外国客人殷勤备至，对自己的同胞却往往视而不见。有难题存在，总要打上“有碍国际观瞻”的字号才能得到快速的解决，如果有政客来访，记者最强调的，是此人对台湾印象好不好。在教育上，当年背诵“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险衅”的一代，现在忙着送下一代到英语幼稚园读“哈啰，你好吗”。每年夏天一批一批优秀或不优秀的青年乘着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头脑与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头。

可是台湾真的崇洋吗？

好像又不是。一个金发朋友在动物园里看栅栏里的猴子，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大声说：“哇噻！猴子看猴子！”周围的人愉快地大笑。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话不说地走开。认为西方人是猴子、鬼子、蛮子的中国人可还真不少。中国菜世界第一，中国人会用筷子真聪明，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却功利现实、人情浇薄。中国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轻薄随便，道德败坏。中国人在制礼作乐的时候，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呢！

如果说台湾崇洋的心理很深，那么“反洋”的情绪却一点儿也不弱。写文章的人一旦提到西方的优点，就得赶忙下个注解：“我不是崇洋！”作为招架之用。“崇洋”这个词本身就是个骂人的话，表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这两种冲突的情绪左右之下，就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

譬如说，如果某个生在台湾的金发小孩说，“我要做中国人，我不要回美国”，或是哪个传教士说，“我热爱中华文化，我把一生献给中国”，我们的报纸会大加喧腾，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得意。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生于美国的中国孩子说，“我不要做中国人”，或一个留学生胆敢宣布“我热爱美国文化，我要献身美国”，恐怕很少中国人不气愤填胸，骂这个人是数典忘祖的叛徒。也就是说，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个心理怎么解释？

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崇洋媚外。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做父母的，大概心头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钳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挣扎在崇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地谄媚，也有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我们的驻外人员有时在签证手续上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

其一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题吗？”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没有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是吗？

第二种反应是：“你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如果有人说欧洲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第一问，欧洲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们如何效法，做到“干净”？整个程序和崇洋不崇洋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实情！”这“不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上“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也不表示不能做。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近代民主是西方的，我们要不要民主？守法似乎也不合台湾实情，我们要不要守法？

这三种反应都很情绪化。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崇洋”。如果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

当一个西方人说“在台湾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过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国人脏、乱、嘈杂、粗鲁”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为我知道，当中国人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回来的时候，他们也说：“哇！那边好落后，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上街会被撞死。他们又脏、又乱、又吵，真受不了！”“他们”听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仅只西方人而已。这个世界，有丑陋的美国人，也有丑陋的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你想，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

更何况，听到别人批评时，正常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先问他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进？在听到西方人的批评之后，或者因民族情绪高涨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别为了讨好西方而快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现。

收音机里听到“立法委员”说：“我们出去考察，发觉欧美国会议员都有助理，我们没有，害我们很不好意思……”说得理直气壮，我听得一头雾水：因为他们有，所以我们也要——这是什么逻辑？但是今天好像这个现象很普遍：纽约有地下车的涂鸦画，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难看。美国有自由女神，咱们也来个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实际。这是心理上的奴隶。反过来，别人出国深造，我偏不出去，我爱国。西方讲开放容忍，我就偏讲保守的美德。西方人谈尊重个人，我就偏说团队至上。西方愈怎么样，我就愈是不怎么样。这，也是心理上的奴隶。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魔，才能正眼看着西方——他们反核，我们要不要？他们反污染，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休假制度，我们要不要？他们讲性开放，我们要不要？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否则，崇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对立”又如何？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用了“对立”这个词，好像就等着头上悬着的一把刀子什么时候砸下来。“操国民党”的意思是说，你既然权力一把抓，那么人民不分青红皂白的怨恨也就要概括承受。

“这篇文章能够刊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指标吧？”写这一行，表示我也心虚了。

农林厅与养猪的老百姓本来有一个契约：猪价看好的时候，政府抽成；猪价低落的时候，政府补助。这个政策是否智举在此不论。最近市场奇坏，农林厅采取了一项行动：片面毁约。而后厅长在报上说：希望农民“体谅”政府、“支持”政府，不要控告政府。

台电决定要建核厂，先用了老百姓几百万的钱之后，再来征求同意。反对的声浪掀起之后，台电一方面大作广告宣传，一方面说，请大家“体谅”政府、“支持”政府。

这些政府机构的首长之所以会对民众有这样的要求，当然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利作这样的要求。从小学里的公民课本到大街上的海报标语，我们被灌输的观念是：人民对政府要“支持”、要“拥护”、要“爱戴”、要“感激”所谓“德政”。人民与政府的“对立”，是危险的。

这种观念，这样的字眼，不能称为民主吧？！所谓政府，是为我这个市井小民做事的；他凡做一件事，我要用监督的眼光衡量他的效率与成果，做得好，是应该的（因为“国父”说他是我们小市民的“公仆”），做得不好，就得换人。我凭什么要不分是非，没有条件地去“拥护”、“支持”政府！政府必须以实际的行动来赢取我的支持，他没有权利全面地要求我的“爱戴”。事情做得好，更不是我必须涕泪感激的“德政”，是他“分内”的责任。

农林厅片面毁约，能要求受损的养猪户支持吗？政府可以毁约，那么屠宰商是否也可以拒绝缴纳一头猪四五百元的屠宰税呢？屠宰商是否也可以在拒绝纳税之后要求农林厅长“谅解”与“支持”呢？农林厅如果不作补救的措施，而我们赤脚的养猪户、屠宰商又不诉诸法律，这就表示台湾的民主完全没有生根。

台电的作为就更令人心惊胆跳。不管核厂在生态、经济各方面考虑之下该不该建，它在计划未通过之前，就先动用了老百姓的钱，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议论的行为。它更在电视的儿童节目里，利用小学生以稚嫩可爱的声音说：“老师说，核电厂对生态没有任何破坏！”台电真的是把我们的民众当傻瓜来处理。

但是我们的民众是不是傻瓜呢？

到大安户政事务所去申请户籍誊本，发觉几十个人背贴背地挤在一个柜台，柜台后只有一个工作小姐埋头苦干，其他部门的人却轻松得很，谈笑的谈笑，吃糖的吃糖。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把正在踱方步的主任找了出来质问。

“你为什么不能增加人手？”

主任摆出自卫的姿态，不耐烦地说：“上面编制就是一个人，不能增加！”

一个女人扯开嗓门：“那你不能调动别的人来帮忙？你没看到这儿挤得不像话？人家古亭区就不这么糟！”

主任生气地回答：“古亭怎么样与我无关！”

围在他身边的人愈来愈多，一个满嘴金牙的女人大声说：“那个小姐忙不过来，你这个主任就不能过去帮忙吗？你这算什么公仆？”

主任推开群众，走进办公室，“砰”一声把门关上。

这是令我高兴的一幕。这个主任就是构成所谓“政府”的一部分。像这样缺乏效率、不知检讨、毫无服务观念的政府“官员”当然不少，但是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愚民”。我很欣喜地看着大学生与学校当局热烈地讨论组织章程，大声地提出反对的意见。我很安慰地看见智能不足儿童的母亲集体到“教育部”去陈情，慷慨激昂地把现行制度对她们的子女不公平的地方一一指出，要求改善。

有指责，有要求，就算是“对立”，那么对立有什么不好？权利是争取来的。人民如果相信政府是一个需要无条件“支援”、“拥护”、“爱戴”的东西，那这政府也真可以为所欲为了。就是要有“对立”的人民，监督的人民，才可能有好的政府。从前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或许政府垄断了知识，民众不得不听政府专家的领导。今天的台湾，“在野”的知识说不定比“在朝”的还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不经沟通就一厢情愿地要求人民“支持”、“拥护”吗？

“政府”，通常是个很吓人的名词，意味着权威、统治，非常的抽象。事实上，政府由个人组成——从户政事务所的主任到国家元首，而只要是个人，就有个人的偏见、私欲、学识的限制、才智的不足。由各种有缺陷的个人所组织起来的政府，可能“完美”吗？人民怎么可以闭起眼睛来，放心地“拥护”呢？

托马斯·曼写过一篇政治寓言似的小说，描写一个魔术师如何用他的意志与伪装彻底地瓦解了观众的意志。他的政治讯息是：如果没有观众的“默许”，这个魔术师不可能得逞；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默许”，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也就是说，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

有一天搭计程车，跳过马路上一个大坑，受惊之余，这个嚼槟榔的司机往窗外狠狠吐了口痰，骂了一句：“操国民党！”

这个司机完全错了！他可以“操”养工处，可以“操”市政府，但路上一个坑，与国民党这个政党何干？他的咒骂完全不公平。可是，或许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他骂党，因为他不知道政府哪一个部门负责那一桩事，路上有坑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找谁负责；换句话说，当他要争取权利的时候（譬如行路无坑的权利），他并不知道有什么管道可循。

这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政府只一味地要求人民盲目地“支持”、“拥护”，而不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如何由各种管道去争取各种权利，倒过来，当人民不满的时候，他的指责也就变成盲目地乱指一通。我们要的是敢于面对现实、接受挑战，勇于负责的政府，但是要促成这样的政府，我们更需要有批判能力、有主动精神、有理性的人民。归根究底，实在是一句老生常谈：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这篇文章能够刊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指标吧？

焦急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一天晚上，在淡江校园里，一个不认识的学生突然递过来一包东西，说：“老师，你拿回去听。”他显得很紧张，好像在做一件危险的事。

原来是罗大佑的歌。还有一张短笺，学生写着：“老师，我相信您和罗大佑在做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应该彼此认识的，但是您要保重。真的。”

很多年以后，另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在淡江行政楼里打工，曾经不小心看见“关于龙应台的档案”。他不敢声张。

为什么老写台湾的缺点？难道你看不出这里有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说说台湾的好？

朋友这样指责我。

于是我带点罪恶感，走到人头攒动的淡水街头，再深深看一眼。

还有比阿华更好的肉贩吗？他的肉摊子在市场入口第一家。从清晨六点开始剁肉切肉，应该是血肉模糊的木台子却干干净净；他每切一次肉，就清洗一次台面。切肉的时候，专心一志，把皮切开，把肥肉去掉，然后小心地把你要的肉放在秤上，告诉你多少钱，再添上一点瘦肉。包好之后，如果嫌提着太重，他就先把肉放在他的冰箱里，等你回程再取。如果你不懂怎么去清理猪脑，他就做给你看：拿支牙签，很技巧地把表面的血膜一路卷下来，然后告诉你有几种做法。阿华是个卖猪肉的市场小贩，没读过几年书，可是他弯身切肉那个专注的神情，好像手里一块油腻的猪肉是珍贵的木雕艺术，一刀都错不得。他对自己行业的敬重，比一些大学教授还要来得虔诚。

到河边的邮局取信也是件愉快的事。认识你是“淡水人”之后，忘了邮箱钥匙也没有关系，窗后的人并不在意为你走一趟，把信递给你。买邮票少了几块钱也无所谓，下次再带来。如果你有远行，回来时急急探望堆积的邮箱，会发觉整叠整叠的邮件一捆捆扎好，等着你来拿。更好的是，插队的人挤到你前头去时，卖邮票的小姐会很有正义感地坚持先把邮票卖给你。

早上取信之后，我就绕到邮局后面的淡水河堤。十点钟，正是涨潮，水波一浪又一浪地扑着河岸，皮肤黝黑的渔民蹲在地上修补渔网。对着观音山，我坐在堤上读信，偶尔，水花会溅到信纸上来。如果是黄昏，艳丽的夕阳就把薄薄的信纸映成透明的红色。

在田埂上坐下。戴斗笠的男人卷着裤脚，正吆喝着黄牛拖犁，犁过的地方，黑色的泥土就松松肥肥地翻起来。面貌包扎得严密的女人用一支耙子，小心地在青叶的周围松土。

“你们种什么？”

“高丽菜。”

“真甘苦吧？”

“自己的土地，也没什么甘苦可讲。人就是爱打拼啦！”

黄牛脚蹄沉重地又迈了过来，女人说：

“阿兄，让牛休困啦！伊在喘呢！”

他们的语言，像田里的泥土一样实在，不是我学得来的。他们不吃牛肉，因为牛曾经为他们的土地喘息、流汗。他们用手脚与泥土接触，甘苦不甘苦，这是他们与大地之间生命的契约，没有置疑的必要。

谁说我看不出这块土地的美好？

可是，我确实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我说不出口。

住在校园中心，通往外界有三条路可走。出了前门是一条短短的下坡路，左边有栋朴素的老庙，飞檐很轻俏地指向天空。右边是青翠的稻田，荷锄的农人站在田心，远远看去像个稻草人。从侧门走出，是条充满蛙鸣与蟋蟀声的山路，通往长满相思树的山丘。夹道的茅草丛和茅草后的水田里藏了千百只生命旺盛的小东西，在夏天的夜晚，忘情地嘶喊。这条路只能散步，不能聊天，因为虫声很放肆。第三条路则从后门出去，路上没有一盏灯，就是黑暗中一条荒野小路。草丛的香味浓得像块固体的香皂。有月光的晚上，这条小径就变成了条白色的带子。

一年过去了，第一条路旁的水田被挖土机填平，拥挤的钢筋水泥楼房像肮脏的章鱼，张牙舞爪地延伸。路面被卡车轧坏了，凹凸不平。建筑材料到处弃置。再过几个月，人家会搬进来，骑楼会塞满货物，摊贩会占据路旁，货车会夹在路中；这条路，愈来愈难走。

蛙鸣的山路也结束了。建筑一寸一寸地把水田吃掉，蟋蟀和青蛙被机器压死。后山上满山遍野的相思林整片整片地被砍掉，花枝招展的墓园像癣一样，到处散布。建到一半又停工的房子露着生锈的铁管，很狰狞地霸占着山坡。

这条路，我不再走，因为每走一次，就发觉相思林又秃了一块。

最后那条在黑暗中仰视月光的小径，也失去了。半年前，草丛深处开始有人堆积垃圾，现在，短短一条路上有七个垃圾丘，一转弯就是一个，半年前丢在那儿的免洗饭盒、汽水瓶、废电池，现在还在那，明年，也会在那。有月光的晚上，垃圾的腐臭混合在逐渐消失的草香里。

阿华的家就在这条小路底。他有四个眼睛圆滚滚的小孩，成天在外面玩；从前在草丛里玩躲猫猫，现在在垃圾堆里玩废电池。

邮局后面的夕阳依旧是红澄澄的一轮，很热闹地把河水染红。只是落潮的时候，河床所暴露的垃圾也是一片猩红。

指责我专挑台湾缺点的朋友，是个比我快乐的人。他可以站在渡船头，迎着河风尽情地去受落日的感动，毫无保留地去爱那满天的彩霞。我望着波光潋滟，想的是水中多少鱼已经含汞。望着河上如水上人家的采沙屋，想的是这些采沙商人如何把沙抽走，使得蚌壳没有附着的沙土而渔民要操作十几个小时才能捞起一点点收获；想的是河底的沙如何淤积在河口，造成浅沙风浪，使小船出海有翻覆的危险。望着美得令人心疼的夕阳，我想的是，为什么这样的美景，我却必须站在垃圾的腐臭中欣赏？坐在杜鹃花围绕的阳台上，我想的是，那三条路正一条一条地干枯，好像有人在我的血管末端打了结，好像有什么病毒正一寸一寸顺着我的四肢蔓延上来——我想的是：

这个美好的土地，你正在往哪里去？

原谅我，我真的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因为我心急如焚。

可是，你不焦急吗？

机器人中学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有一所国中一口气处罚了八十个学生，因为他们头发过长。有一个教官在大街上罚学生站，因为学生穿着制服当街吃西瓜。还有一位国中校长，因为学生跷课出去闹事，痛心反省之余，大骂经费不足，未能把破损的校墙围好，所以亡羊补牢第一步，申请经费修墙。更有出了名的复兴中学，因为学生上台吻了异性表演者的面颊而将他们记“暗过”。

一个国中三年级的学生来信：“我们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专门检查服装仪容。夏天再热，衬衫的袖口不能卷起来，裙子要过膝。冬天的套头毛衣除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颜色，镶边也不可以。书包的背带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夹克的拉链必须拉到底。头发一定旁分，一定要用发夹。发长是用尺量的，多出一点点就要记警告；有刘海或打薄的，要记小过，而且，老师还会把你的头发剪成一边长一边短，后面剃平，作为一种羞辱、一种惩罚。”

是谁在作践我们的子女？老师吗？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吗？还是高高在上的教育执政者？

老师们，忙着把联考所需要的知识塞到学生脑子里，恐怕没有时间去管学生的袖子是否卷起。训导人员一手拿着一个四方框框，一手拿着剪刀，看到一个学生就用框框往他身上一套，超出框框的发丝、裙角、手臂、头脑，就“咔嚓”一声剪掉，再记个警告。这种所谓“训导”的目的呢，就是使所有台湾所培养出来的十几岁的小孩都长得一模一样——发型一样、穿着一样、举手投足一样、思想观念一样，像工厂的生产线所吐出来一部一部的机器。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学训导人员都是剪刀与框框的信徒；把学生当作有尊严的个人去爱之诲之的一定也很多。可是这些剪刀与框框的信徒究竟错在哪里？

一位管理组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头发多长、制服怎么穿，又不是我的规定，我只是执行任务，尽心职守。你要骂，去骂“教育部长”好了。

他说得不错；他是用框框去套学生的人，可是制造那个框框的人并不是他。那么这一类的训导人有没有错？那个一口气处罚八十个学生的管理组长、那个当众罚学生站的教官，有没有错？当然有！只有机器人才会拿着工具一视同仁地去“执行任务”，一个榔头打一个钉子。中学的训导人员是知识分子，是负有重任的知识分子，他们直接地影响、塑造这整个民族的下一代；他们不应该是、不可以是没有思考力、判断力的机器人。手里拿着一个框框，他首先要问自己：这个框框的目的是什么？女生的头发“为什么”不能过耳？套头毛衣“为什么”不能是绿色？热天里，“为什么”不能卷起袖子？想通框框的本意与目的之后，这个负有训导重任的知识分子还要问：这个框框是否适用于所有的学生、所有的情况？跟我所学的教育的原则与信念是否有所冲突？执行的方式与尺度应该如何调节才不至于使本来是“手段”的框框变成死胡同的“目的”？这个为我们栽培民族幼苗的人更要问自己：我要怎么样运用这个框框才能达到真正帮助学生成长的目标？

学校不是军队，训导人员不是没有大脑的机器人——他要思考、要判断。以“只是执行上面规定”为借口，只有两种可能：其一，他或许真的没有慎思明辨的能力；其二，他或许有思考能力，但没有勇气去质疑这个框框或改变这个框框。不管前者或后者，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没有思想、没有胆识的机器人能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

归根究底，当然要问：是谁做的框框与剪刀。除了位高权重的教育决策者还有谁？但是这些“部长”、厅长、局长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才上任几年，这个框框是传统移交下来的，不是我，是别人。

这个说法可以接受吗？笑话，当然不可以。一个策划百年大计的人，上了台之后就应该细心审视这个由来已久的框框：它应不应该继续存在？它有没有改革的必要？它合不合乎他个人的教育理念？如果他什么都不做，萧规曹随，就等于说，这个框框是他做的，是他把它交给每一个校长、训导主任，每一个教官、管理组长，去套在学生头上。他要负最终的责任。

那么，究竟这个框框有什么不好呢？这个问题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限于篇幅，我暂且不理论为什么中学生头发非是个倒过来的西瓜皮不可，也暂且不追问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为什么不可以把衣袖卷起来等等细节。这种压制性的“管训”教育有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第一是不合理的、僵化的形式主义。认定了凡是合于框框的（头发短、裙子长、书包带子刚刚好）就等于“操行良好”；凡是不合形式的（头发中分、裙不及膝、穿绿色毛衣），就是“品行不好”。头脑再简单的人也看得出这两个等号画得不合理。人的品行是多么深奥复杂的东西，哪里是头发的长度能够代表的；说起来像笑话，在台湾的学校里却是件教育大事，真令人瞠目结舌！学生的内在本质似乎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外表、是形式：样子对了就可以了。这种僵尸式的教育，实在可怕！

“管训”框框的第二个问题恐怕有许多训导人员不愿意承认，是个权威的问题。这个框框是成人用来证实自己权威的工具。当一个教官在震怒之下把学生头发剃掉或罚跪罚站或记学生过，他所愤怒的原因，大概不会是因为他觉得学生发型太难看，而是因为学生没有尊重“校规”、服从师长命令，越过了那个明令颁布的框框。头发长只是表面上的因素，潜在的因素是：学生没有服从我。校规合理与否并不重要，师长的尊严、权威却不可以破。这个框框像个紧箍，紧紧地夹在学生头上，一有越轨举动，教官就念个咒，让学生得点教训，学习服从权威的重要：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这里我发现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的教育者也的确希望造就出类拔萃的学生——我们也有科学奖、才艺奖等等。报纸特别喜欢报道中国人的孩子在美国如何如何地表现优异，什么人得了总统奖，什么人得了西屋科学奖，什么人年纪轻轻就上了大学，居然都是台湾过去的小留学生。我们的教育者与父母羡慕之余，不免心里有点狐疑：同样的种，为什么一移植就大放异彩？是我们的教育土壤有问题吗？

问题可多了，这高压性管训教育就是问题之一。教育者一方面希望学生在学问上精益求精，也逐渐领会到启发式教育的重要。许多老师也开始鼓励学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地质疑。可是同时，在行为方面，管训导的人却仍旧努力地把学生压制在框框里，处心积虑地要把他训练成一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畏缩的“好”学生。而矛盾就在这里：一个在知识上能够活泼地思考、大胆地创新、勇敢地质疑的聪明学生，可不可能同时在行为上是个中规中矩、言听计从、温驯畏缩的所谓“好”学生？如果他敢在课堂上表示物理老师对流体力学的解释不够周密，他难道不会对训导主任追问他为什么不可以穿着制服吃西瓜？反过来说，一个老师说一他不敢说二的“乖”学生，他可能把老师的实验推翻而自己去大胆创新吗？

教育者所不自觉的矛盾是：他们在“智”育上希望学生像野兔一样往前冲刺（当然也有为人师者希望学生在智育上也如乌龟）；在所谓“德”育上，却拼命把学生往后拉扯，用框框套住，以求控制。这两者其实不能并存。有高压式的“德”育，就不可能有自由开放的“智”育，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一心一意要培养规矩顺从听话的“乖”学生，就不要梦想教出什么智慧如天马行空的优秀人才。“庸材”的“德”育之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智”育。

所以我对这个僵死的紧箍咒框框其实没有什么成见。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如果不介意或者甚至于有意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易于控制操纵的机器人，这个框框很实用、很有效，越紧越好。但是如果制造机器人并不是我们的长程计划，如果我们想为这个民族栽培的其实是思考活泼、创新大胆、质疑勇敢的下一代，那么这个掐死人的框子就非解开不可。“吻颊”事件发生之后，报纸舆论固然批评学校过分保守，却称赞“教育部”“不干涉”的态度，我很不能理解：这样反人性、反理性、反自然的虚伪教育，怎么能够“不干涉”？难道我们的教育决策者在鼓励这个高压管训的框框的拴紧？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台湾的父母，你又要你的子女受什么样的教育呢，小小年纪就送到国外去也实在不是办法；还是在这个又脏又乱又挤的台湾“知其不可而为之”吧！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没有人的争取与努力，当然就是梦想！

我的过去在哪里？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不，做梦也没有想到，十五年后，我会亲自去为保存台北的古迹而作战。我上法庭控告古迹的破坏者，我让警察二十四小时守护可能遭破坏的古迹，我把被纵火成灰的古迹一砖一石重建起来。别人说我“凶悍”，现在回首“野火”，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啊，那个未来的轨迹早就在这里画下。

大有为的台电要在立雾溪建水坝，很多人反对。桃园神社差点被拆了，报纸舆论喧腾了一阵。高雄市的古墙被怪手毁了一段，社会上议论纷纷。这两年来，保护自然、维护古迹似乎成为最新的流行：前年人人穿洞洞装，去年个个穿牛仔裙，今年大家都来谈“文明”。而台湾为什么要维护古迹呢？报纸说，是为了保持“国际形象”，不能让西方人觉得中国人没有文化。台湾自称是中华文化重镇，怎么可以不努力制造一个文明的“国际形象”？

动不动就搬出“国际形象”来作为自我督促的标准，泄漏了台湾目前一种缺乏自信的心态：我这样做，别人（西方人）会怎么想？于是一面揣测西方国家的思考模式，一面小心翼翼地决定自己该怎么做。西方讲究人权，所以我们处理政治案件要特别慎重；西方人爱护野生动物，所以我们要节制吃老虎、鲸鱼的欲望；西方人珍惜古迹，所以我们也得有一两样，不能太落后。一切一切的努力，都为了一个大目的：避免别人轻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不丢人现眼。

这种心态有时候还真有点好处。譬如说，有国际的瞩目，我们的司法单位与情治机构在政治人物的处理上就格外求公正合法，使公民人权获得保障，这是意外的收获。可是如果我们有自剖的勇气，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向国际求好的心态其实可悲可叹：讲人权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言论、思想的自由？生态保护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子孙幸福？维护古迹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文化上的需求？在“国际形象”的大旗下，好像人权、自然、古迹等等都只是西方人的标准，而我们只是应付应付，做出一副“文明”的样子来对国际做一种交代。

台湾的英文报纸曾经刊出一封在台外籍人士的读者投书，呼吁我们赶紧保护自然、维护仅存的古迹。这封信马上就得到一个中国读者的反应，他说，西方人要台湾保持自然与古迹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自己工业发达，现在要落后地区“存真”，其实在防止我们迈入“开发国家”之林，所以我们不要上当。所谓自然与古迹都是西方人的口味，台湾需要的是开发！开发！开发！

＊

让我们暂且只说古迹。古迹真的只是西方人的需求吗？我们自己究竟有没有需要？如果没有，就是为了“国际形象”这个外壳，它值得我们努力吗？你去街头问问那个卖青草茶的老头：桃园神社跟他有什么关系？或者去问树下那个正在嚼槟榔的少年郎：高雄古墙拆了怎么样？或者，停下片刻，诚实地问问自己：多一栋、少一栋所谓古迹，究竟与我何干？

卖茶的老头大概会说：“嗯宰样啦！”嚼槟榔的少年大概会坦率地说：没关系啦！而受过教育、思想复杂的你，沉吟片刻，大概会说些“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等等有学问的话来。

可是“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又怎么样？你刷牙时要“国际形象”吗？上厕所时带着“文化遗产”？摩托车在烈阳下抛锚时你“慎终追远”吗？如果把这些冠冕堂皇其实空洞而模糊的字眼除掉，我们究竟有没有什么迫切的、真实的理由要保护古迹？

＊

阿弗瑞是个德国人，今年八十岁。他带我去看他的故乡小镇。

“这栋房子三楼第二个窗，是我出生的房间。”他指着那栋红瓦白墙的建筑说，“我的母亲也在同一个房间出生的。”沿着窄窄的石板路就来到古修道院的门墙，厚厚一层青苔柔软地覆在颜色斑驳的石墙上，嫩嫩的青草从墙缝里长出来。

“墙里头埋着一个十二世纪的诗人，以歌颂花鸟出名，还是咱们本家呢！”

阿弗瑞要我走到转角，摸摸看第二排石块是否有个小小的凹孔。

“大概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每天清晨牵着我的手沿着石板路到修道院散步。每次到这个转角，他就会蹲下来对我说：那边第二排石块有个小小的凹孔，摸摸看里面有什么？我兴冲冲地跑去伸手一摸，凹洞里真有一颗花生米或巧克力糖，又是惊奇又是快乐。一直到五六岁了，才突然开窍，大概不是圣诞老人偷偷放的……我的孙子却还以为花生是洞里长出来的——”

我伸手摸摸，青苔有点湿润，那个凹孔依旧在，浅浅的一点。这个驼着背、拄着拐杖的老人正眯着眼睛怀想他的父亲。石板路再转个弯，就到了他家的墓园；石碑上刻着他父亲、母亲的名字，空白的石碑留给阿弗瑞自己；几丛玫瑰随着风摇荡，飘着若有若无的香气。

＊

我也曾经回到我生长的小镇上，可是找不到一条走过的路、住过的庭院、爬过的老墙、认识的坟墓，更看不到一丛似曾相识的玫瑰。可是你说，怀旧也只是流行病，没有“过去”又怎么样？没有过去，就没有情感的羁绊。你为什么把情人给你的野菊花小心地夹在书页里？二十年后的某一天，在枯干的花瓣不经心地掉下来的那一刻，你对人生与爱情会没有特别的感悟吗？枯干的花瓣就是古迹。没有过去，我们就无从体认现在，创造未来。卖青草茶的老头的子孙如果有机会抚摸先人卖茶的木制推车，与青草茶的“过去”比较，他才能了解属于他的“现在”有什么样的意义，也才能决定他所追求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未来。盛青草茶的陶瓮与木车就是古迹。

我嫉妒八十岁的阿弗瑞，因为我也希望能牵着幼儿的手，走下一条青青石板路，告诉他第三株庙柱的雕龙嘴里有一颗陈皮梅。我也渴望能站在斑驳的坟头看鲜红的玫瑰花怒长，痴迷地回想当年的母亲如何牵着我的手走下一条青青石板路。没有过去，现在就没有意义，未来就没有方向。古迹，对我而言，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流行的装饰；古迹，是我切身的、不可置疑的需要。

＊

苏南成市长拿怪手把高雄的古墙给毁了。他说，如果处处保存古迹，我们岂不是走着碰着的都是古人东西！这是闭眼说瞎话。台湾几十年来所做的是恨不得把整个土地翻过一次，消灭过去所有的痕迹，古迹根本难得，苏市长居然担心太多。至于说，这么长的城墙，只去了一点点，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无知。因为你用这个理由切掉这一寸，下一任市长可以用另一个理由切掉那一寸；一堵墙能禁得起几次的切割？苏市长又说，毁墙没错，错在执行小组技巧不当。这样说，就是市长无能，督导不当，也不是什么可以原谅的借口。更重要的是：苏市长罔顾法律，因为那堵墙已是“内政部”选定的“古物”。

苏市长过去的政绩告诉我们他是一个敢作敢当、不怕恶势力的公仆。在我们台湾地区，这样的人才实在太难得，我们一定要特别珍惜。可是珍惜并不表示我们就该姑息他的错误。在这次古墙事件中苏市长所表露的无知无能，就应该受到指责与纠正，“内政部”说要“淡化”处理，是是非不明、不负责任的态度，苏市长以他直率的一向作风，更应该承认错误，从错误中学习教训。

＊

古迹，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不是文明的装饰，更不是争取国际形象的手段。古迹，是一面镜子，一个指标，把我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联系起来；没有古迹——没有书页里的花瓣、青草茶的陶瓮、桃园的神社、高雄的古墙，我们便只是一群无知妄大的盲人。

可是，为什么一个中国人需要写这样的文章呢？历史悠久的中国人？

以“沉默”为耻——为高雄市民喝彩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这一出戏精彩极了！台上有三个主角：一是刚刚上任的大头市长，一是热衷连任的市议员，再就是“生气”了的高雄市民。

苏南成当然知道他为什么派任为高雄市长：他有魄力、有勇气对准了脓包下刀。在台湾追求高等生活品质的过程中，环境污染是最臭的脓包，所以他要大刀阔斧地去整治。高雄的市议员团体却有不同的算盘。选举日迫近，选票最重要。摊贩是不是社会脓包根本无所谓；一个摊贩就是一张选票，非保护不可。大头市长又是个外来客，这个时候不欺负他，更待何时？

报纸上描述议员如何团结起来攻击市长罔顾商贩“民生”，来旁听的摊贩集团如何鼓噪叫好，市长如何抱歉——软弱的抱歉，他唯一的支柱是：整理环境是“中央”的政策，他只是在执行“上面”的政策而已！

作为观众的我，在台下忧心忡忡：坏人的声音这么大，沉默的大多数要沉默到什么时候？这片面的“民主”继续演下去有什么意思？

然而，“哐啷”一声，高雄市民也跳上台了。写信的写信，打电话的打电话，明明白白地昭告世人这出戏里究竟谁扮演主人：我们市民要干净的环境，我们市民要安静的社区；大头市长所执行的不是“上面”的命令，而是“下面”——就是我小市民——的意愿。你别忘了你今天在台上有个角色演只是因为我让你上去演！别忘了谁是老板！

真是大快人心的一场戏。我为每一个写过信、打过电话、表过意的高雄市民喝彩。常有人说：台湾不能实施真正的民主，因为台湾的人民还没有那个水准。这次高雄市民的表现可以作为对这种说法的反证。我们的人民显然渐渐了解到“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一种罪恶。排队买票时，真正可恨的并不是那一两个插队的人，因为他们是少数；真正可恨的是那一长排、几十个耐心排队的人眼睁睁看着少数人破坏秩序而不说一句话！没有勇气说，没有正义感！而走出车站时还要抱怨：没有用哪！乱糟糟，没有用哪！

中国人到欧洲旅游，常常赞叹欧洲环境的幽雅清净，欣羡之余，却不曾想到，美好的环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由每一个国民的努力争取来的。一个德国市民走在街上看见一个坑，他会生气市政府保养工夫没做好，会打电话去要求立即改善。具有这种态度他必须先有两个基本观念：第一，他是主人。城市的美好要靠他的督促来维持，政府受雇于他，就有义务把事情做好。第二，他不能“沉默”，他沉默，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这话一点也不错的。环境脏乱恶劣，就表示这里的人民没有能力创造美好的社会。我们是几流的人民呢？高雄市民拒绝作“沉默的大多数”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指标。不，沉默不是美德，是耻辱。

啊！红色！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这还是个恐怖的年代，而且不知道它何时会结束；你常听见人们耳语，说哪个播音员在播报时咬错了一个什么字，或者放错了一段音乐，引起“红色联想”，所以人就消失了。

“美术馆长是个艺术工作者，还是政战官？”一句话，引来“一群政战官”在《青年日报》上投书，强烈批判龙应台“侮辱政战官”，“对国家的认识”有问题。

这样性质的批判语言，使朋友们紧张起来。开始劝我“小心”。

不久，“政战部”就来讯息了，要约我“吃饭”。

“野火”出书之后，接到现职的政战官来信，告诉我他收到指令，《野火集》在军队里明令禁止，可是在收到禁令前一天，他还在和弟兄们讨论“野火”文章，所以现在不知如何是好。

美术馆长是个艺术工作者，还是政战官？

如果新闻报道没有偏差的话，那么事情是这样的：李再钤的雕塑作品在市立美术馆展出，有人投书认为作品漆成红色有点像中共的红星；苏瑞屏馆长从善如流，立即把该作品花了八千元改涂成银色，遭致雕塑家本身的抗议。这是一件小事吗？我认为非常严重，因为“小事”暴露出两个文明社会所不能容许的心态：第一是对艺术的极端蔑视，第二是极权制度中才有的政治挂帅。

不久前我收到一份“中国天主教文化协会会讯”，发觉其中转载了《野火集》中一篇文章《正眼看西方》。文章是我的，名字也确实是我，但是内容中突然出现一段奇怪的话：“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奉，因为先在西方，而我们就认为是洋教，不宜信奉，其实，天主子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世主，原来降生在中东……”这段话不露痕迹地混进了我的文章，却不是我写的！但是任何读者都看不出来这段文字不属于原文。

这份天主教刊物不曾在事先与报社或作者取得转载许可就径行刊登别人的文章，这是对别人智慧财产的一种掠取行为。而涂改作品、穿凿附会以达到利于自己的目的，这对于读者是欺骗，对于作者，是栽赃。如果一个宗教团体可以涂改我的文章，那么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团体也可以在我的文字中插进它的宣传用语——身为作者的人，要如何向世界澄清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文字的后果又由谁来负担？

我相信天主教协会涂改我的文章并没有恶意，但这样的行为所透露的，是对创作者极端的蔑视。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要为所写的每一个字负责；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全心全意的努力与我所有智慧的集合。恣意地涂改作品是罪行，也是侮辱。李再钤的作品如果是红色的，那么他一定有他最真切的理由；只有那一个颜色能真实地表达出他创作的意义，换了颜色，那个雕塑品就不再是他的作品。苏瑞屏擅自涂改了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就好像天主教协会私自改了我的文章一样，那篇面目已非的文章不再是我的作品，红色变银色的雕塑品也不再是李再钤的心血。这个行为叫做欺骗，叫做盗窃。天主教协会这样做，我觉得只是欠考虑的结果，或许可以原谅；一个美术馆馆长做出这样的事来，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个涂色“小事”很明白地显示出来，台湾的艺术仍旧笼罩在若有若无的政治阴影里。首先，我们有这么一个人逛到美术馆去，他看的不是艺术品本身，相反的，他看到这么一件红色的作品，马上兴起政治的恐惧（害怕雕塑家是“匪谍”？害怕红色对观看人有洗脑作用？害怕共产党为这个作品拍照作宣传？）而给美术馆写这封疑神疑鬼的信。

其次，我们又偏有这么一位不用大脑的美术馆馆长。她涂改作品的动机大致上只有两个可能：第一，她也同样有这位投书人的恐惧；因为同意红色有政治危机，所以改色。第二，她并不同意投书人的说法，但为了避免“有关单位”可能会有的敏感，为了自己是“官”的身份，以为涂改颜色是最保险、最省麻烦的办法。

而最后，还有雕塑家本身。在他的抗议中，他说，只有一个人投书，怎么能算！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两个人或一百个人投书认为红色有“政治意味”，那么涂改颜色的行为就不算错。

这个涂色事件由三个人共同演出：市民、文化官吏与艺术家。三个人中，没有一个觉得政治干涉艺术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对。这是怎么回事？投书的市民患有恐惧症，我们可以说，他只是不懂得艺术独立的重要，可以谅解。那么苏瑞屏呢？她有没有受过任何艺术训练？她了不了解作为一个美术馆馆长有什么样的责任？她是政战官，还是艺术工作者？至于作品受到涂改的李再钤，难道他真的认为，多几封投书，政治就有理由控制艺术吗？

这真像个指鹿为马的社会。

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国时报·人间》

用“闹事”二字，把国民党因学潮而丢了大陆政权的恐慌记忆都勾回来了，编辑和我商量，用这两个字，很可能会真的“出事”，会“爆”掉，那么继续写，继续发挥影响的空间就会失去。

我舍不得放掉这两个字，因为，它很关键。

我们决定冒险。

过了不久，“教育部”来电话：“龙教授介不介意和部长见个面聊聊？”

今年五月二十七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

我的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的行列很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到外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但是群众的喊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竟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真有点道理也说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容易，来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二十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著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

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其次，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南非的白人简直是二十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人自决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非洲大陆！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道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哪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围，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具备这三个品质？

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几个月前，当十四位省议员集体辞职时，我曾经对几百位学生作过测验，要他们写下议员辞职的原因，结果正如预料，有少数给了支离破碎而模糊的答案，显然是浏览报纸后的残余印象。百分之八十却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当然是因为缺乏兴趣，不关心。坊间杂志选出来的大学校园“美女”，被人问到社会问题时，娇滴滴地说：“好可怕哟！”吐吐舌头。这样“可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喜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立场、菲律宾的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烧了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去“闹事”。

＊

为什么大学生的关心面那样狭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环境不鼓励，甚至于试图阻碍他对书本以外的兴趣。大概很少有父母没说过这句话：“你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大学以前这样说，为了应付联考。进了大学之后这样说，为了应付留考、托福、高考、研究所入学考等。“只要把书读好，其他什么都不要管”这个金玉良言是应现代科举制度而产生的。读书的目的在求技能，用来敲开一层一层考试的门。研读哲学、历史、文学、经济等等，都不是为了增加人生的智慧与了解，而是为了取得谋生的技术。因为这种技术与人生无关，所以可以“什么都不要管”。

可是这个金玉良言实在是经不起考验的。在“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的前提下，书，根本就不可能读得好。譬如读经济，一个学生可以用课本里的各种定义与学理来解释“通货膨胀”，可是要他分析为什么公务员的薪水要加百分之八他却目瞪口呆，我们能说他书读好了吗？譬如读文学，他可以熟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洋洋洒洒地写篇论文讨论制度与个人的关系，但是要他对江南案件提出看法，他却一片空白，我们能说他把书读通了吗？

这个大千世界可以说是各个学科的实验室。学生在黑字白纸之间所学到的理论与例证，都还是抽象模糊的，只有在把知识带到人生的实验室里去观照验证之后，知识才能落实。要我们的学生封闭在大学的围墙里“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等于是把学问与人生割离，也等于要学游泳的人在岸上靠图解学游泳，却不沾水，或学解剖的人在暗室里看幻灯片学解剖，却不动刀子。

＊

我们的学生不会“闹事”，因为“闹事”的人要先有自己的主张——不是报纸社论，不是老师的看法，同学的意见，而是自己的主张。对我们单纯、天真的学生而言，独立作价值判断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

高三那年，开始上三民主义。有个沉闷的下午，我在课本中看到一句话：“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

就这么一句斩钉截铁的结论。我以为自己漏掉了编者解释引证的部分，把课本前前后后翻过，却找不到任何阐释。十七岁的我坐在书前，感觉到深深的挫折：要达到这样一个结论，课本编者应该一步一步来，先解释中国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然后说明其他主义如何的不适用于中国社会，最后才能逻辑地演绎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人的主义”这个结论。可是编者显然觉得这些辩证的过程毫无必要。

第二天，在课堂上我请求老师解释“为什么”。

老师很惊讶地望了我一眼，好脾气地一笑，回答：“课本这么写，你背起来就是。联考不会问你为什么。”

在我早期的求知过程中，这个小小的经验是个很大的挫折。基本上，课本编者与授课老师并不认为学生有自己作判断、下结论的能力，所以才会有这种“你别问为什么，记住我的答案就行”的态度。他们因此所剥夺于我的，是我求知的权利与独立判断的能力。

现在的教育方式和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的教育者仍旧习惯于供给“结论”，仍旧不习惯供给学生“方法”，让他们自己去找结论。最能够反映这种现象的莫过于作文题目了。多少年来，任何考试中，学生面对的总是什么“学问为济世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满招损，谦受益”之类的金玉良言。所谓金玉良言说穿了，也就是死了的人交代下来的“结论”。出这种约定俗成的题目可以塑造学生的思想，使他更紧密地成为传统的一分子，有它教育的意义。但是这种思想传递根本上就不容许独创，不容许学生下自己的结论。如果教育者真正的兴趣不在于学生对传统的妥协与认同，而在于他独立判断的能力，那么同样的题目就应该以疑问的方式出现：“一分耕耘确能导致一分收获吗？”“你是否同意学问为济世之本？”或者以挑战的方式：“试辩论‘忠勇为爱国之本’一说。”

只有这样不给“既定结论”的思想训练才能真正刺激学生睁着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身边纷扰复杂的世界，用自己的头脑去理出头绪来。当我们的教育者习惯性地把作好的结论抛下，学生也就懒惰地把结论照章收下；他不需要辛辛苦苦地去思索、摸索。

＊

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个能关心、能判断的学生，却也不太可能有任何道德行动。一般教育者对学生行动采取压抑与抵制的态度，目的在求校园的稳定。

有一个专科学生被同学指控偷窃，教官在原告的带领之下也确实在该生书包中找到赃物，但是在没有听过被告辩解之前，就令这名学生退学。几个大胆的同学出来主持正义，要求学校给被告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

事情结果如何不论，学校当局对这些挺身而出的学生却有个斩钉截铁的态度：“去读你的书，不要多管闲事。谁闹事，谁就记过。”

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公民伦理课一再地教导学生要见义勇为，要当仁不让，要择善固执，学生一旦实践了这些美丽的道德理想，我们却恐慌地去压制他？学生对学校措施有所不满而投书、开会、抗议的时候，不正是最好的公民教育机会，帮助学生学习如何去理性地、公平而民主地解决问题，为什么我们反而以记过处分作为镇压的手段？为了表面的安静稳定而扼杀年轻人的正义感，代价是否太高了一点？

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学生在一次两次的申诫记过之后，当然也学会了保护自己；他发觉，这个社会根本不希望他有道德勇气或正义感。

＊

我们的大学生是不会“闹事”的一群。在考试、舞会、郊游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值得“闹事”的题材。在是非善恶都已经由父母师长孔子孟子下了结论的世界中，没有什么难题值得重新省思、费心判断。在明哲保身、少做少错的环境中，更没有什么“闹事”的余地。我们的大学生天真、单纯、安分、听话。

可是，如果“闹事”也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四年一过，他就成为社会中坚——一个不懂得关心社会，不会判别是非，不敢行动的社会中坚！公车应不应涨价？不清楚。路边水管爆破了，不是我的事。公营机构亏了多少纳税人的钱？不知道。核电厂会不会贻害万年？不知道。上司舞弊应不应告发？不知道。台湾往哪里去？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援——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

台湾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已经有许多人在关心、判断之后开始了行动。最好的例子是消费者基金会的推动者，他们已经“闹”了不少事。台湾需要闹的事情还很多很多。以妇女问题来说，我们现有的妇女组织还停留在献花、慰问、穿漂亮的衣服开慈善晚会与孤儿拥抱的阶段。在同样的社会版里，我们读到七岁的男孩被母亲活活烫死、十岁的女孩被卖到妓女户、十三岁的女儿被养父强暴而怀孕、三十岁的妻子被丈夫打断肋骨——我们天真可爱的校园美女觉得将来没事可关心、可“闹”吗？

又是一个学期的开始，让我们想想从哪里做起吧！

自白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我很遗憾我是个女的。我很遗憾别人发觉了龙应台是个女性。

在编辑、记者、读者、作家发现我是个女性之前，我被当作一个正常的“人”看待。他们很冷静地读我的文章，而后写信来。不同意的人试图指出我所忽略的地方；厌恶我的人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我；欣赏我的，更是毫不保留地把倾慕的话写下寄来。

我的反应也是一贯的冷静；觉得我用的逻辑不周全吗？好，让我再演绎一遍证明给你看。资料引用有误，对不起，我道歉并且更正。恶毒的人身攻击？我不屑于理会。至于赞美和倾慕，让我清心思索一下自己毕竟值得几分；这个世界大得很。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人发觉这个阳刚的名字后面居然是个女人！消息传了出去，像野火一样烧开。

突然之间，我不再是教授，而是女教授；不再是作家，而是女作家；不再是博士，而是女博士。总而言之，被人发现正身之后，我就不再是个“人”，而是个“女人”。

本来称我“教授”的大学生，突然改口称“小姐”。本来恨恨想跟我打一场硬笔仗的作家，颓然掷笔长叹：“唉！对方原来是一介妇女！”本来要骂我“刻薄”、“不爱国”、“激烈”的人，现在理所当然地改口骂“妓女”。本来想写信来表示欣赏的人，突然犹豫起来：会不会被人误会？

最奇妙的，莫过于访问记者。在我还是个“人”的时候，访问者所拟的题目往往平淡无奇：你为什么写“野火”？批评家必须具备什么条件？目前教育的最大症结在哪里？等等等。变成“女教授”、“女作家”、“女学者”，换句话说，“女人”之后，访问的内容突然活泼生动起来：你结婚了吗？先生是哪里人？在哪里坠入情网？他在做什么？他对你文章看法如何？他高不高兴太太出名？陪不陪你买菜？你们有几个毛毛？长了几颗牙齿？还打算生几个？用什么避孕方式？一天换几次尿布？谁换？你的文学批评干不干扰卧房生活？你如何一面教书、写文章，一面照顾丈夫？你买什么牌子的尿布？

在被“发现”以前，在我还是个教授、学人、正常“人”的时候，也有人赞美我的文章思考缜密、条理清晰。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一个思考不缜密、条理不清晰的人本来就不该选择学术的路。头脑清楚只是所谓“学人”的基本条件罢了，就像鸭子非有一身羽毛不可，不然怎么能算鸭子！可是，被发觉是个女人之后，连这个基本条件都在一夕之间变成稀奇的东西，惹来许多问题：

作为一个女人，你怎么会写出理性的文章？你有没有感性的一面？

你究竟为什么会有那样清晰的思路？你是不是个女强人？你是不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女人也能理性思考所以才写这么强劲阳刚的文章？

你的家庭是怎么教育你的，你会变成这个样子？父母兄弟、街坊邻居看得惯你吗？你的丈夫能忍受你吗？

我其实从来也不曾故意隐瞒自己的性别，只因为旅居国外多年，此地几乎没有人认识我。而“龙应台”三个字又十分的男性化；小时候，为了名字，还发展出一点恨父情结，怨他没给我取一个比较秀气的名字，譬如龙咪咪、龙美丽或龙可爱之类。但是父亲后来解释，他当初只有两个方案，一个是“龙应台”，另一个就叫“龙三条”，因为我排行第三。两相比较之下，我反而心生感谢，还好没叫“三条”。那么，别人是怎么发觉龙应台是女的呢？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中午，电话铃响……

“请问龙教授在不在？”一个很雄壮的男人声音。

“我就是，您哪一位？”

“嗄嗄！”对方突然断了声音，我的耳朵陷在电话线的真空里。等了半晌，正想挂断，他又说话了，结结巴巴的：

“你你你，你是个——”

我很同情他的受惊，赶忙把声音放得更轻柔一点：

“对不起，是啊！很抱歉哪！”

他长长地嘘了口气，又沉吟了半天，犹疑地说：“我是大文人出版社的负责人——怎么电话里传来香味？”

我赶忙解释：“厨房里正在煎猪脑……”

“哦！是这样的，龙——龙小姐，我打电话来是想征求您的同意，将您一篇大作编入我们今年的最佳散文选，不过，现在既然知道您是，是个女的，我就想把那篇大作收在敝社下个月要出版的‘我见犹怜——女作家心心相印散文集’，不知您是否同意？”

“让我考虑一下好吗？”

“好，那我就不打扰了。抱歉妨碍了您煎猪脑——”

“啊！没关系！”我打断他，“是我先生在煎猪脑；我刚刚在修理马桶……”

“嗄——”他又半天没声音，最后才找出话来，“再见，龙小姐。”

第二天，龙应台是个女的消息就上了花边新闻，也开始了我这令人同情的遭遇。《龙应台评小说》出版了，记者来电话，是个娇滴滴的女声：

“龙小姐，这本书非常的知性，可是才一个月就印了四版；能不能说说您对这本书的期许？”

“这书只是一个粗砖，我抛出去希望引出文学批评的风气来，使严格公平的批评——”

“您觉得一个女人写这样的东西合适吗？”

“呃——”

“我的意思是说，”她紧接下去，“这样硬的东西平常都由男性来写，您写来觉不觉得奇怪？有没有压力？”

“呃——压力很大，因为有些作家不能忍受负面的批评——”

“对，您先生能不能忍受您的作品风格？”

“呃——我不知道我的先生和我的作品有什么关联——容忍与开放是一个评者必备的态度，他不能以一己的道德意识加诸作品，他不能感情用事——”

“对对对，我很同意；你们夫妻感情如何？”

“感情用事就不能直言针砭，我们需要的是说实话的勇气——”

“您觉得异国婚姻需要特别的勇气吗？”

就是这样！被发觉是“女的”之后，与人的沟通变得比较困难一点。常常这么阴差阳错的，牛头马嘴对不上。但这还算小事，比较令我伤心的倒是，被发觉是个女人之后，我不再能沾沾得意以为自己的文章好。有一天，一位作家（你瞧，我说“作家”，当然指男的，不必加个“男”字）阴恻恻地对我说：“你现在名气大噪，知道为什么吗？”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因为我文章好——我思考缜密、条理清晰、头脑清——”

“得了！”他打断我，阴恻恻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得了！文章好！哼。只因为你是女的！女的！”

我顿时觉得心灵受伤，很难过，挣扎着反问他：“拿出证据来！”

他斜眼睨着我，从头看到脚，阴恻恻地一笑：“怎么，你不是女的？”

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六个月大的肚围，已经看不到脚趾头了。我叹口气：

“是的！我是个女的！”

我很遗憾。

奥威尔的台湾？

写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

这一篇，写得够辛苦，因为，从环境污染和公共道德一路写来，这已经写到核心问题了，它不得不有很多修辞的策略和论辩的布局。写完了，传真到报社。等着。

我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大口大口喝牛奶，上下楼梯走三步休息一步，像一只喘息不止的野兽；然后接到电话：“没有办法，”那一头说，“这一篇，刊出来一定死。”

这是《野火集》里唯一一篇没上过报的文章。

要出书时，书稿要送印刷厂了，出版人和我面对面发愁：这一篇，收不收进书里？收进去，可能使整个书被查禁销毁，前功尽弃；不收进去，唉，龙应台实在，实在不甘心！

夜很深了，我抬起头，说：“收。”

今年八月五日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有一篇关于台湾的报道，题目是“台湾的‘思想特务’”。节译其中两段：

年代也对——正是一九八四年；用的词语也是很奥威尔的味道。去年十月，台北的几个高级人员在军官俱乐部讨论“不法言论的泛滥”。一个官员说：“文化战斗务必加强。”另一个说：“污蔑元首的一定要重惩！”这些高阶政府官员所计划进行的，正是奥威尔的“思想特务”所擅长的，那就是以钳制言论来压抑反对者的力量。

……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台湾政府的言论控制有转紧的趋向。三年以前平均每年的个案是三十，一九八四年却有一百八十七件取缔言论事件……

要了解这篇报道的意义，我们必须先记得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那本书里所写的“思想特务”是怎么回事。一九八四年的伦敦，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百分之百地受政府控制。满街满墙都贴着巨幅的领袖的照片，到处都是警告的标语：“老大哥监视着你。”私人家里都装了电眼与麦克风，个人的一声咳嗽、一个眼神，都逃不过“思想特务”的观察。连写日记，把个人的思想记录下来，都有被抓去判死刑的危险。人民只能够发表政府认可的言论。

《新闻周刊》的记者把台湾与《一九八四》相提并论会使许多人觉得过分；今日的台湾绝对不是奥威尔笔下的恐怖世界，“文革”时代的中国大陆倒可能有所过之。可是不管这两位记者的比喻是否过火，他们的报道中举证历历，有名有姓，而且不失公正：一方面列出台湾政府查封杂志的个案，一方面也解释许多党外刊物确实缺乏专业道德。该篇报道以一位反对人士的话做结论：“我们期望不高，但我们会奋斗到底。”

《新闻周刊》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这样一篇报道直接地塑造了千百万人对台湾的印象。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最简单的，我们可以不理不睬，假装没事。但这太危险了，台湾的政治处境已经够困难，再自绝于世界舆论，等于自我流放。或者，我们也可以对《新闻周刊》提出抗议，甚至找这个记者的麻烦，采取一些报复的措施。这，不仅愚蠢而且也办不到。对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请你指出报道中有哪一件不属事实？既是事实还有什么“抗议”或“报复”的余地？

第三个可能的应对办法，是从今以后我们努力地“作秀”，保持一个开放民主的“形象”。也就是说，政府一切控制言论的作为——查禁报纸杂志或检查没收书籍等等——都在暗中进行，不让外人发现，外人也就无从报道。在教育水准这样高的台湾，这个保密办法大概是行不通的。更何况，懂得中文、了解台湾的外国人也很多。发生在台湾的事件，譬如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往往在国外消息比岛内多。为民主“作秀”，是骗不了人的。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诚心实意地自我检讨了。我们的言论够不够自由？许多人会马上回答：啊！那比起从前好太多了；台湾一年比一年开放、进步。这我也同意；许多现在能见诸文字的言论是十年前所不敢想象的。但是，比“从前”好并不代表就“够”了。言论“够不够”自由这个问题其实完全要看人民的“需求”有多少。对自由的需求高于它的现有供给，就是不够；反之，就是够。那么台湾的言论自由“够不够”呢？

显然不够。如果世界人权组织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么每一年平均政府要用各种方式取缔“非法言论”三十次，今年则暴增到近两百次。这种政府与民间的冲突原因，讲白了，就是一个要说话，一个硬不准他说；也就是说，政府所限的言论尺度不令人满意。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写了几篇批判性的文章，学生会关心地问：“老师，你不怕被送到绿岛去吗？”这是我的家，我对受聘治国的人提出批评与建议，难道不是我的权利？我为什么到绿岛去？而事实证明，从来也没有任何政府机构骚扰过我，但问题的重点是：为什么有这种恐惧？给我来信的读者，在发表完意见之后，总是要加上这么一句：我不能用真名，因为“曝光”会带来灾祸。甚至于十五岁的国中生也会说：请为我的身份保密，泄露了不得了。有这种恐惧，表示一个人心里有话想说，但不敢说；说了，怕有后果。换句话说，在现有的言论尺度里他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

那么我们要不要言论自由？这个问题本身大概就是一个忌讳——我们对外号称“自由”当然本来就有言论自由，而且是“宪法”保障的；问“要不要”简直是自打耳光。可是自打耳光总比等着让别人来打要好得多；《新闻周刊》的报道就是一记别人打的耳光，清脆而且难堪。在承认我们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之后，许多人又会说：自由开放是个危险的东西；咱们大陆就是这样丢掉的。你看，有些政见发表会上，候选人黑白乱讲，选民偏偏要上当。你看，多少留学生，不是一出去就变了吗？思想言论一开放，台湾的安定稳定就要受到破坏。所以控制言论是必要的。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其实是没有深思的结果。选民“为什么”受哗众取宠的人的迷惑？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国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中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只有那么一种。既然没有多种思想饲料让他自己作选择，他就从来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去辨别品味，识别良劣。留学生在台湾时由教科书与报纸中对事情形成一种看法，到了国外，突然发现了未经封锁的消息与资料对事情提出完全相反的诠释，他怎么能不惊吓？怎么能不觉得受骗？他的“变”也理所当然。

那么还没有出国的学生呢？有一次我问一位来台教政治学的美籍教授：“你是否觉得台湾大学生对政治太天真，太容易接受宣传？”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他说：“刚好相反！我的研究生非常的cynical——疑世。凡是政府的消息，他们就拒绝相信，凡是政府说是真的，他们就认定是假的。因为对宣传与报道极度的不信任，连大陆的‘文革’都有人认为大概也是好的。他们反灌输、反宣传的心理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我不知道这位外籍教授所描述的情况有多普遍，但是不论是否普遍，问题严重的症结还是很清楚地暴露出来：在民智大开、教育普及的今日台湾，封锁消息、控制言论的做法不但达不到安定稳定的目的，而且正收到恶劣的反效果。

如果有人认为思想言论的控制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影响社会其他层面，那他就太天真了。让我们看看培养社会中坚的大学教育。一方面，我们说要培育英才：读社会科学的要学会慎思明辨；读人文艺术的，要格物致知；读自然科学的，更要有锲而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所谓“慎思明辨”、“格物致知”、“打破沙锅”指的都是同一个原则：对真相、真理全心全意地追求；学问由此而来。

好，这似乎是高等教育一个最基本的精神。问题是，另一个方面，学生到图书馆里翻开英文百科全书，找到“中华民国”或“蒋介石”那几页，发觉“有关单位”已经把一些文字用黑墨一行一行画掉，只留下几行他本来就知道的。他读中国文学史，学到五四运动，但是想看那个时代的小说，老师说：是禁书，不能看，没有。他逛到书店，抽下一本台湾盗印的英文旅游指南，发觉有一页空白参差不齐，原来指南里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简介没有印出。在课堂上，他可以偶尔问一个存疑已久的问题，老师说：我们还是不要碰这个题目，不方便。他也可以为校刊写篇文章，发表一点意见，训导处把稿子退回，说：不能登，不能说，你思想有问题。

一方面鼓励学生去努力追求真理、真相，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段防止学生得到某种知识——学生难道是智能不足，我们希冀他不会发现这两种态度间的严重冲突？这种掩藏式的做法不仅暴露出执政者及教育者的虚伪，而且更可笑的，它根本行不通！思考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学生一旦获得这个工具，我们就不可能对他说：你去治学问，但不要碰政治。譬如说一个有能力深思经济问题、文学问题的人，他一定也有能力分析政治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执意不让学生在政治问题上刨根挖底，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教他追求真理的原则和方法，不给他“思考”那个刨根挖底的工具——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还谈什么教育？

在一个百般禁忌的社会里，我也怀疑会有真正伟大艺术作品的产生。艺术创作，是一种竞技。在自由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能竭尽所能地去发展他的才智；作家没有他不敢写的题材，画家没有他不敢画的意象，评家没有他不能攻击的对象，剧作者没有他不可表现的理念。只有在这种尽情发挥、全面竞技的情况下，才可能创造出真正尖端、真正伟大的作品来。而台湾的艺术家则在层层束缚中创作，像一群困在窄池里的青蛙。有太多太多的书禁读，太多太多的题材作家不敢写、歌手不敢唱、画家不敢画；写了成禁书，唱了成禁歌，画了成禁画。于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在一个许可的小范围里发挥有限的想象。我曾经问一位电视编剧：“为什么这么多古装历史剧？”他的答案很简单：“为了安全。”这种情况就像运动员绑着一条腿，单足赛跑。我们如何期待伟大的中国作品？

十年来，台湾在言论尺度上的放宽大概是每个公民都能感觉到的。党外刊物有些言论虽然很缺专业水准，却正可以用来证明台湾的民主在不断地茁长中。也因为这种很明显的进步，《新闻周刊》把台湾比作奥威尔的警察统治世界就显得过分。但是过分归过分，有许多事实是我们所无法否认的。与其作情绪上的反应，不如利用这个“清脆的耳光”来作一番冷静的自省：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需求？

在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中，不容许“莫须有”的白色恐惧存在。我们要用理性，还有面对事实的勇气，去取代恐惧；是深省的时候了。

精神崩溃的老鼠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李国栋床上堆着书，每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读书读到清晨一两点，读到两眼充血，像针扎一样痛苦，才把书放开。蜷曲到榻榻米上，用条绳子把左腿跟一只桌脚绑在一起，熄了灯睡觉。

“这样一来，我一翻身，扯不动腿，就会醒过来；醒过来就马上爬起来继续看书——今年是第三年了，再考不上，就要当兵去了！”

联考前，李国栋很平静地这样解释他的生活方式。他削瘦的脸颊浮着一层暗暗的青气，眼白里一条一条细细的血丝。讲话的时候，眼神涣散，不知道他在看哪里。

“为什么不换个读书方法？这种煎熬式不是效果很差吗？”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式。”

“为什么不先当了兵再回来考？让心理休息一下？”

他摇摇头：“非考上不可。”

“为什么不找其他出路？不要上大学，读职校或学技术？”

他开始咬指甲，每一片指甲都嚼得烂烂毛毛的：“不行，我非读大学不可。”

李国栋后来仍旧落了榜，但是也没去当兵。他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有个晚上，偷偷吞了五个大铁钉，从七楼的阳台上跳下来，刚好摔在垃圾车旁边。

麦尔教授对老鼠很有兴趣，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

把老鼠聚集在一个平台上，让它们一个个往下面两个门跳；跳向左门，它会碰得鼻青脸肿，跳向右门，门却会打开，门后是甜美的乳酪。小老鼠当然不笨，训练几次之后，就快快乐乐地老往右门跳去，不再摔得一鼻子灰。

可是，就在小老鼠的选择方式固定了的时候，麦尔就把乳酪从右门移到左门；本来以为可以饱食一顿的老鼠现在又碰得鼻青脸肿，不知道客观情势已经改变了。幸好，摔了几次之后，它又渐渐熟悉了新的情况：原来乳酪在左边！

问题是，这个时候，麦尔又有了新花样；他把门的颜色重新漆过，把乳酪一会儿放左，一会儿放右，老鼠在新的习惯形成之后，发觉原来的抉择方式又行不通，它必须不断地适应新情况，不断地修正自己的习惯行为……

老鼠变不过来，下一个反应就是“以不变应万变”。麦尔发觉，在应变不过来的时候，老鼠就搞“拧”，开始固执起来，根本就拒绝改变方式。譬如说，如果它已经习惯于跳向左门，你就是把乳酪明明白白地放在右门口，让它看见，它仍旧狠狠地往左门去碰肿鼻子，愈碰就愈紧张。如果实验者在这个关口继续强迫它去作跳左或跳右的抉择，老鼠就往往会抽筋、狂奔、东撞西跌或咬伤自己，然后全身颤抖，到昏迷为止。换句话说，这只老鼠已经“精神崩溃”。

麦尔教授于是归纳出导致老鼠“精神崩溃”的五个阶段：首先，对某一个难题（左门或右门），老鼠逐渐培养出一种应对的习惯来（选择右门；右门有乳酪）。第二个阶段，客观环境改变，老鼠发觉惯有的方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感到惊骇。下一阶段，不断地焦虑与挫折、失败之后，它就固执地以旧有的方式面对新的情况，不计后果（就是看见乳酪出现在右边，仍旧往左边闯）。第四个阶段，根本放弃努力（乳酪也不吃了，干脆饿死！）。最后，如果外力迫使它非解决问题不可，它就又回到它所习惯的旧方式（左门就是左门，非左门不可！），当然又碰得鼻青脸肿，饿得老眼昏花。明明只是换个门径就解决了一切，它却拧执在习惯行为中饱受挫折与失败的煎熬，最后以崩溃结束。[1]

在垃圾车边被清洁工人发现了的李国栋是一只弄“拧”了的老鼠，我们的社会环境与教育制度是控制乳酪、制造难题的实验家。从前，大学之门是通往乳酪的门，所有的人都往那个门跳。“士大夫”观念深深地植根，因为我们发觉成了“士大夫”之后就有甜美的乳酪可吃。但是，在大家都习惯于这个方式之后，客观情况却变了，乳酪换了门；往“士大夫”那个门撞去，却撞个鼻青脸肿，而且没有乳酪。

可是孩子们继续去撞那一扇门；做父母的继续鼓励孩子们去撞那扇没有乳酪的门。他们说“有志者，事竟成”；说“有恒为成功之本”；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说“老天不负苦心人”。门的颜色变了，乳酪的位置换了，可是弄“拧”了的人固执地守着旧有的方式，“以不变应万变”。

于是有一天大清早，清洁工人在垃圾车边发现一团血肉模糊的——是人还是老鼠？他吓了一跳。

一个人，也只不过是只有可能精神崩溃的老鼠。人生的每个阶段里都有看似不可解的难题时时强迫他作抉择：考试失败了，爱人变心了，婚姻破裂了，工作失去了。每一个难题都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究竟乳酪在左边还是右边？不管在左在右，当一个人不再能以“新”的方式来应付“新”的情况，当他不计后果地，根本拒绝改变自己的时候，他就是一只弄“拧”了的老鼠；精神的解体只是自然的结局。

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个精神可能崩溃的老鼠？！国际局势的变化多端就好像乳酪的忽而在左、忽而在右。三十年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见得能解决二十年后的问题。如何能不受制于旧习惯、旧观念、旧方法，如何不搞“拧”了去老撞一扇没有乳酪的门而撞得鼻青脸肿，需要的是弹性与智慧。

智慧，不正是人之所以为人、鼠之所以为鼠的差别吗？

[1]取材自S. I. Hayakawa. “Insoluble Problems”,　Invention and Design, N.Y. 1981。

台湾是谁的家？——啊！光复节！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有一天，走在街上，看见人行道上摆出了选举看板——台北市正在选议员；看板上贴着大字报。我凑近去看看，吓一跳；整片大字报，用放大的毛笔抄写的，竟然是我的《台湾是谁的家？》：

“四十年后的台湾，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这儿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种，只要他把这里当‘家’……这个地方就会受到关爱、耕耘、培养。怕的是，过了四十年仍旧不把这儿当家，这个家才会破落……”

是党外的候选人，把我对国民党的批判拿来做竞选文宣了。这时，有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请问你是不是龙应台？”

我回头，看见一个瘦瘦的、文质彬彬的男人。“你是谁？”

“我是——”他说，“我是江春男。”

这篇文章的严重性，大概到了顶点。也是在这个时候，余纪忠先生，《中国时报》董事长，被“总统府”请去“喝茶”，谈“野火”对人心造成的“不安”，对国家的“伤害”。余先生在“总统府”里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他淡淡地讲着这事，然后要我喝茶。

五颜六色的牌楼又搭了起来，五颜六色的灯又亮了起来。庄严的大人物凑着麦克风讲整齐对仗的句子，报纸的头版有红色的大字，彩色的框框；收音机的钮转来转去都是标准又悦耳的女声……

啊！又是一个光复节！

光复节又怎么样？仍旧是人挤人、车挤车的世界，乌烟瘴气。

可是这是四十周年的光复节——四十年哪，人生有几个四十年？

四十年又怎么样？淡水河是条发臭的毒沟，观音山是长了脓疮的病狗。婴儿喂假奶粉，小孩吃馊水油，大人喝用过的宝特瓶，老人把毕生积蓄交给十信……四十年又怎么样？光复节又怎么样？

“立法委员”问俞国华我们是否有一个“信心危机”。俞院长说，没有没有，当然没有。江南、李亚频，馊油、十信、毒玉米，都是孤立案件，不代表任何意义。我们信心十足，信心十足。

可是我听到邻居十岁的小孩丢下书包大声喊：“妈妈妈妈，台湾不能住了。我是吃馊油长大的！”我也听到二十来岁刚结婚的朋友皱着眉头说：“结婚可以；生孩子，不可以。每天骑机车上班，眼红疯狂的人潮与车马常勾出我心中对整个人类的仇恨来。一辆机车狠狠插在我前面的那一刻，我血液沸腾得很愿意当场撞得他头壳破裂而不觉一点点惋惜。把新生命带进这样一个世界来，不，太残忍了。”

为什么没出过国的小孩会下“台湾不能住”的结论？为什么一向笃信传宗接代的中国人会觉得台湾这个地方不可以养儿育女？俞院长的“信心”来自哪里，是哪一种信心，我觉得茫然。不肯承认我们有信心问题，是因为看不见问题或不敢说实话，我实在无从判断。我只知道，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幼儿稚女送出国读书，表示对我们的教育制度没有信心（是的是的，王赣骏与丁肇中的成功等于我们教育的失败……）。有钱人把产业化整为零地存到国外银行，表示对我们金融制度缺乏信心。政府官员与大学主管珍惜绿卡，每年气喘喘地来回，表示对我们的政治前途没有信心。反对人士必须躲在外国的羽翼下才敢发言批评，表示对我们的民主宪政没有信心。至于年轻人觉得这片土地已经糟到不适于传宗接代的地步——这不是缺乏信心，这是绝望。年轻人的话，令我深深地哀痛；而那些不着边际的高调，令我失望。

八年前我带了几份介绍台湾的画报给欧洲的朋友看。这些画报都有中英对照而且摄影图片非常精致。朋友翻看之后不经意地说：“这些很像东德或保加利亚的官方刊物。”我很惊讶：台湾的东西怎么会让他联想起两个共产党国家来？

原来也只是一句凭直觉的评语，朋友也得思索好一会才分析出原因来：“因为你看得出这个刊物在刻意地表现美好的一面，刻意地把其实任何社会都有的缺陷与难题都隐藏起来。你看，第一页到末页全是美丽的森林、纯朴的山胞、富庶的农村等等，像人间天堂。相反的，一个开放国家的刊物，通常，在称颂美丽的森林同时，或许会提到酸雨污染的威胁；介绍纯朴的山胞时，也许会说到物质文明的侵略；赞美富庶的农村时，就不免提到农村人口的流失……你拿东德与西德的画报一比较，就看出很明显的态度上的区别。”

他不说，其实我也该知道。“文革”闹得家破人亡的时候，往外散发的彩色画刊每一页都是儿童苹果似的笑脸、干净整齐的公园、欢乐幸福的农村景观，表现出一片人间净土；美丽的图片所企图遮掩的，当然是哀鸿遍野的人间。

多么简单的道理！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更不忌讳承认自己的丑陋。试图遮掩粉饰才真是没有信心的表现。四十年后的台湾固然已经脱胎换骨，却明明白白的有一身病痛：根本的政治问题、烧在眉睫的环境问题、需要急诊的经济转型问题、影响深远的教育问题，还有，使每个人不是咬牙切齿就是摇头叹息的道德沦丧现象。可是，如果我们有能力，我们就不怕面对这些病痛；如果我们有自信，我们就不怕大声承认：是的，我们确实有这些病痛。避讳或遮盖都是自欺，自欺意味信心不够，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我从来不忌讳大声说台湾是我“生了梅毒的母亲”，也不犹豫地告诉你台北是我所见过最庸俗最丑陋的都市，更不在乎对你说，中国人是个自私短见乡愿的民族——不怕你觉得刺心。我还可以恨恨地说，台湾的社会是个道德腐蚀到骨髓里的社会——不怕你骂我数典忘祖。

因为我对台湾还有信心。

看看有多少人在角落里默默地播种、耕耘；台湾的“有心人”真多。消费者基金会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成果现在算是大家都看得见了。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妇女新知”的一小撮人在一点一点地提高女性的自觉，教导她保护自己的权益。台大也有一小群人成立妇女研究中心，引导社会重视妇女问题。扶轮社——你以为有钱人都是脑满肠肥之流吗？——正在筹备环保基金会。另外又有几个人正准备推出《新环境》杂志，为我们病重的大地作记录。还有一群理想主义者要出版《人间》杂志：没有穿泳装的明星，没有微笑的政客；杂志关心病患孤儿寡妇，帮助这个爱喊光明口号的社会亲眼看看阴暗痛苦的一面。

这些少数人的努力却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就像小草拼命要突破已经龟裂但仍旧坚硬的水泥板一样。当年消费者基金会饱受挫折，好不容易加上“文教”两字才受到“教育部”的收容而成立，现在扶轮社要建立的环保基金会又在团团转，寻觅出路。妇女消费团体或自觉行动也受法规制度的百般束缚；任何民众为自己争取权益的行动都受到限制与束缚。这些保守而落后的法制就是压住小草的水泥，但是我的信心就在于这些小草伸向阳光的力量。只要有这么多“有心人”，台湾就有希望。坏的可以变好，腐烂的可以新生，染病的，可以复原。

可是，你是谁？凭什么你就做“沉默的大众”，等这少数人努力了，甚至牺牲了，你再去享受他们的成果？你现在买着消费者团体认可的食品，当初这些人投告无路的时候，你是在一旁观望？嘲笑？还是漠不关心？现在正开始垦荒的小团体，譬如“新环境”，需要人力的支援去研究环境的制度问题、评鉴问题，需要金钱的援助去启发小学生爱生的观念，对老农夫解释滥葬的害处。你关心吗？你在乎吗？你应该现在也变成工作的一分子呢？还是做个“沉默的大多数”等着成果从天上掉下来？

在台湾革新很难，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许多制度的僵化（一个团体登记之后就不允许第二个性质类似的团体存在——这是什么蠢人订的蠢法？消费者组织不是愈多愈好吗？），另外还有保守的执政单位对社会自觉运动的疑惧。一个更大的障碍，却是民众本身的缺乏动力。美国有个年轻的母亲，因为女儿被醉酒驾车人撞死，组织了“反醉驶运动”，到处陈情、抗议、演讲，教导驾车道德。现在这个组织有六十万个母亲加入。

我们之中，多少人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譬如在月光笼罩的海滩上看见卡车盗沙——你视若无睹呢？还是恨恨骂一声，继续钓鱼？还是打个电话给警察局就算了事？有多少人会追根究底地，要求政府制止盗沙的行为：通知警察局，无效；再试环保局，无效；再试海防部队，海防说：“我们不负此责”。好，那么从头研究法令，到底海滨的沙地由谁负责。我们有多少人有这种精神？前人种树，后人纳凉是件美事；但是你不种树，身后的人又哪里有凉可纳呢？那群少数人的努力或许能冲破僵硬的水泥地，你就不能也投入作一点草根里的养分吗？

我不知道谁视台湾为家。有人依依不舍地回顾过去的大陆，有人拿着绿卡飞向未来的大陆，有更多的人不想过去，不想将来，也不知珍惜现在脚下的泥土。我是个要浪迹天涯的人，但是深切知道，即使穿着凉鞋的脚踩在土耳其的石板路上，别人问“客从哪里来”时，我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湖南，不是纽约，不是慕尼黑。家，可以暂时挥别，可以离弃，可以忘怀，但家，永远还是那么一个。四十年后的台湾，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这儿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种，只要他把这里当“家”——心甘情愿也罢，迫不得已也罢——只要他把这里当“家”，这个地方就会受到关爱、耕耘、培养。怕的是，过了四十年仍旧不把这儿当家，这个家才会破落。信心不信心，在此而已。

五颜六色的牌楼又搭了起来，五颜六色的灯又亮了起来。庄严的人物在演讲，报纸的刊头用红色……但这是四十周年的光复日，人生有几个四十年？五颜六色之外、欢呼与口号之外，是不是该有一点新的、诚实的省思？

容忍我的火把——与一位告密者的沟通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快要生产了。常常会感觉到胎儿的小手小脚在里头踢动，心里觉得甜蜜又幸福，但是一封告密者的信，辗转来到我面前，这，是一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东西。

在黑夜里思索：是暂时停笔避难，还是迂回以对？还是正面迎战？

我决定正面迎战。于是写了这篇文章直接与告密者对话。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篇如果刊出，很可能就是最后一篇了，因为，已经走到主流媒体的悬崖边，快摔下去了。

也因此决定这篇一刊出，就马上出书，而且书要出得够快，也卖得够快，要快到他来不及查禁或没收。

这篇文章刊出一个月后，《野火集》的书被推出印刷厂。我，被推进产房。

孩子出生的当天，国民党所属的各个报刊正式开动了全面的对《野火集》的围剿。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野火集》在二十一天之内再版二十四次。

国民党文工会送来一大篮水果。电话里的人很客气：“不知您愿不愿意见官？”那时负责国民党“文化工作”的官，是宋楚瑜。

我开始哺乳。

赵先生：

不知道您姓名，姑且以百家姓上第一姓称呼。

您给“有关单位”写了封长信，指控我以“野火集”进行“煽动”、“挑拨”，“无中生有”地攻击政府，鼓动青年学生制造事端等等……基本上，您对我的恐惧来自《不会“闹事”的一代》（九月三日）和《啊！红色！》（八月二十九日）两文；前者，照您的解释，在唆使年轻人走出校园示威抗议，点火闹事；后者，则有意侮辱政战官，离间军中感情，埋下闹事的种子。为了保护台湾社会的“安定”，您希望“有关单位”能把“野火集”封掉。

通常，这样一封完全曲解我文章的信，我是一概不予答复的。但是您这封信不是直接寄给作者的读者来函，而是投给“有关单位”的密告，其中就表露出一种特殊的心态，很值得探讨。

首先，我要请您“读书求甚解”地把“闹事”一文重新阅读一遍。您会注意到，我为“闹事”一词特别冠上了引号；引号的用意，就是说，这个词在这篇文章中不作一般解释，而有我特定的意义。这个特定的意义在文章中也说得相当清楚：

“如果‘闹事’也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

以这样一个新定义为基础，我所举的“闹事”的例子，是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所作所为，而且强调“闹事”有先决条件：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援——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

这样的白纸黑字怎么会使您觉得我在鼓动学生杀人放火呢？加了括号的“闹事”指的是一种行动的道德勇气，以及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先学习关心社会，再训练独立思考、培养理性，最后才能产生有价值的行动。在前两样没有成熟之前，行动也没有意义。我所担心的，是我们的年轻人表面上顺从而安静（使您这样的人觉得天下皆太平），而实际上，却因为他们的习惯于服从被动而永远不会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闹事”一文的主旨甚至不在于批评我们的学生，而在于提醒成人——像您这样的成人——不要以“安定”的大帽子因噎废食地去压制下一代革新、创新、独立思考的自然生机。

您之所以会大起恐慌，显然是在瞄了题目、触及“闹事”两字之后起了杯弓蛇影的反应，“想当然耳”地认定“闹事”就是“共匪”的勾当，完全不顾我文字里的心血，这不太公道吧？！

其实，误读文章还算小事，值得深思的是您对“行动”（还是改称“行动”吧，以免您惊慌）的恐惧。您会说：好，就算有关心、判断、理性为基础，行动——任何行动——都是社会不安的表现。四十年前学生闹的风潮给我们这一代人印象太深刻了。台湾好不容易有一个安定的局面，我们要牺牲一切地来维护这份安定。

牺牲“一切”吗？您可曾想过这“一切”包括了我们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为林安泰古厝和林家花园呼吁奔走的一小撮人是“行动”的一群。为关渡的水鸟请命、对核电厂抗议、为环境生态喊叫得声嘶力竭的人也是“行动”的一群。当初组织消费者团体到处“惹祸”的也是“行动”的一群。这些人之所以有所行动，都是因为对现状不满：消费者觉得卫生署检验工作不够周全，维护古迹者嫌“内政部”步调太慢，环境保护者怨环保局效率太差。因为对现状不满，又不甘心逆来顺受，再加上不屑于袖手旁观，所以这些人毅然站起来，组织，行动。

您或许会说：啊！可是这些人干的都是有益社会的好事呀！您是否想到，在您确实知道他们做的是“好事”之前，在这一小撮人最初挺身而出，大声指责政府缺失，大胆采取行动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您这种崇拜“安定”的人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当这少数人因为不满现状而投书、抗议、联名陈情、呼喊“闹事”的时候，您曾经有勇气支持他们吗？现在，您享受着这些人努力的成果——坐在安乐椅中读消费者日报，喝不含毒素的饮料；当时，您却可能正是那种写黑信到“有关单位”去指控这些行动者包藏祸心、破坏“安定”的人！

我不认为您是坏人，您之所以会对行动者充满疑惧而且必除之为快，大概因为您有两个基本信念：第一，所谓“安定”，就是政府与人民之间没有冲突；有冲突，就是不安定。不安定使您恐慌。第二，批评政府就是不爱国，爱国者不批评政府。换句话说。爱“国”＝ 爱“政府”，“国”＝“政府”。

爱国先生，您能不能理解——政府与人民之间不可能没有冲突？譬如说，当政府觉得核电发展在经济利益上有绝对必要，而民间有人认为核电发展将严重破坏生态的时候，冲突就存在了。处理冲突方式的不同就造成民主与独裁的分野。一个民主的政府了解民意并且时时检讨修正自己的政策，一个独裁政府根本就不让民意有表达的机会。所以“安定”也有两种：在政府与人民沟通、协调之后而使冲突化解的安定，是真实的、持久的安定。不经沟通，却以政府权力抑制民意以遮掩镇压冲突的安定，是假的安定，也是暗流潜伏、危险的安定。您认为“野火集”应该受到封锁——这就是您所希求的“安定”吗？这种“安定”对我们珍爱的台湾有好处吗？

至于爱“国”＝爱“政府”，因此批评政府等于不爱国，老先生，您这个填空题填错了。您可曾仔细推敲过孙先生的老生常谈：政府是人民的“公仆”？爱“国”＝爱“人民”，不是爱“政府”。爱国要以爱人民——也就是你和我和街头卖蚵仔煎的老头——为出发点，政府为人民所雇用，做得好则留，做不好则解聘换人，根本无所谓爱不爱。我们也常说要爱乡、爱家；但是可没人说爱“乡”就是爱“村干事”，爱“家”就是爱那个“掌柜”的，那么爱“国”怎么会变成爱“政府”呢？村干事可以换，掌柜的可以换，政府当然也可以换；下个月不就有选举了吗？人民这个主人要决定这下个四年由谁来掌柜。批评政府，等于是监督、训导雇来的帮手如何把家务事做好，是你与我与卖蚵仔煎老头的权利与义务；您怎么会认为批评政府的人就是“阴谋分子”呢？“野火集”如果对政府有所批评，那只代表作者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深切的关怀，不愿坐视少数公仆误了主人的福利。要真正比爱“国”，我可觉得我比您这种不管公仆做了什么都只会在旁唯唯称是的人要爱“国”得多多。

《啊！红色！》的短文，您说，也使您坐立难安，因为我显然一点没有“反共”意识；海峡对岸就有强大的敌人，艺术独立当然不如“安定”来得重要。

赵先生，您以为您是“反共”？不，您这叫“恐共”。和那位写信到“总统府”去指控李再钤的雕塑品有“红色嫌疑”的人一样，您流露出一种盲目的、情绪化的“恐共”心理。可是我不能理解台湾“恐共”的心态。一个纯艺术的创作，只因为它令一两个人联想起红星，您就怕有“匪谍”渗透，破坏“安定”。以发扬艺术为宗旨的美术馆就赶紧改漆颜色（是否事先征得创作者同意其实并不重要）。更荒谬的，这样严重侵害艺术的事件发生之后，既不见市政府官方作任何补救措施，也不见艺术界团体有任何抗议或自救的行动。大家噤若寒蝉，似乎整个社会都在屏住呼吸低声说：啊！红色！

对别人恐惧只有一个解释：对自己没有信心。可是努力了三十几年的台湾，经济发达，教育普及，政治民主稳健，为什么还如此缺乏自信？我很不希望这个红色雕塑事件传到国外去，传到国外就暴露了两件“家丑”：一是台湾对艺术的践踏与轻蔑，一是我们近乎荒谬的“恐共”情绪。盲目地“恐共”，赵先生，不足以对付新的现实了，因为盲目的恐惧通常导致鸵鸟式的逃避或者拿石块砸自己脚的惊慌失措；您大概也打过仗，这样打仗能赢吗？我们需要的是知己知彼的自信，是正视现实的勇气，是运筹帷幄的极端冷静；不是，不是把眼睛遮起来恐慌地叫：啊！红色！

在您的观念中，把艺术品改漆成银色，把“野火集”这样的专栏封锁，把“以行动改变现状”的人囚禁起来……我们的社会就“安定”了。为了“安定”，什么艺术、自由、改革，都可以牺牲。赵先生，我也珍惜台湾的安定，尤其是从譬如菲律宾之类有游击队横行的地区回来，在夜里的台北搭一趟公车都令我充满欣慰之情。可是，您仔细地想一想：如果为了您那种假象的“安定”而牺牲掉台湾三十几年来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民主与开放，这个纸包火的“安定”值得吗？如果为了“反共”而在我们自己的制度中压抑个人意志——我们还凭什么“反共”？蒋经国先生的谈话不尽然都是节庆的八股，今年他就说了句非常值得深思的警言：台湾与大陆抗衡的最大武器，就是我们的民主自由。事实上，台湾这个小小的地方值得你我珍爱，难道不正因为它有一个尊重人性的制度？

您显然不同意“野火集”对事情的看法，但是您并不光明正大地与我辩论，却悄悄地到“有关单位”去告密。这表示您肯定政府有钳制言论的权利。您一定也知道那样一封密告信对我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您还是写了，表示您也肯定“文字狱”的必要。抱有这样的观念，您可能也不是第一次写那样的信。因此，与您沟通，我实在并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我对这个岛屿仍旧充满信心：几百封不断的读者来信，表示您毕竟代表少数；我们的“有关单位”似乎也比您容忍，比您开放，更比您了解：我们需要的“安定”是真实持久的，来自民主交流的安定，不是封锁式、镇压式的假象安定。

这个社会既然有我这种燃火的人，当然也就少不了您这种灭火的人。可是我们都爱台湾——您以您的方式，我以我的方式。那么，既然我可以容忍您的存在，您是否也该容忍我的火把？

在“一九八四”以后

收录《野火集外集》（圆神出版，一九八七年）六篇文章

野火现象

原载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时报》

二十年后重读此篇，发现它有点不幸地“一语成谶”：“一些党外刊物，虽然标榜批判，却无法把读者完全争取过去，因为它往往也是以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以某个政治结构为目的地；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传可以变成宣传，反教条可以变成教条。如果没有较开阔的胸襟，较长远的眼光以及对理性的坚持，蒙眼布换了颜色还是蒙眼布。”

二十年后的历史狠狠地证明给你看：是的，当反对党掌权之后，它竟然真的只是一条换了颜色的蒙眼布！

菜市场中一地的泥泞。讨价还价的喧嚷夹着刀起刀落的剁声。在菠菜和胡萝卜旁边，居然搁着一本摊开的《野火集》。卖菜的妇人蹲在地上剥玉米。

“欧巴桑，你在看这书吗？”

“呒是啦！”她愉快地回答，“我后生在看啦！伊在读大学。”

撕掉蒙眼布

《野火集》在出书二十一天之中再版二十四次，四个月后，已经迫近五十版，马上要破十万本的大关。文化界的人士咋舌称奇，说是多年来没有见到的现象。书店的经销商说，许多买书人似乎带着一种“使命感”走进书店，买一本给自己之外，还要添一本送人，唯恐读“野火”的人不够多。一位医师告诉我，他买了三百本书四处寄发。学校老师也往往为学生集体订购，作为指定的课外读物。海外的留学生也来信，希望这本书能销到国外。

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野火集》破纪录地、疯狂似的畅销不是一个偶发、孤立的事件。从专栏时期读者反应的汹涌，到成书之后读者“奔走相告”的热潮，在在都显示这是一个深具涵义的台湾社会现象。很明显的，我们的社会对“野火”所发出的声音有一种饥渴的需求。

需求什么呢？

“野火”是个强烈的批判声音；当批判的对象是自己的时候，就成为反省。“野火”，因此也是个自剖反省的声音。但是“野火”里头并没有任何新鲜的观念。它指控现代的中国人丧失道德勇气，它要求学生争取独立思考的空间，它要求政治的开放与容忍。近代史上，一波又一波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呐喊着同样的话。如一位教授所说：“你的野火精神和当年的文星精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为什么二十年前叫喊的事情在二十年后还有叫喊的必要？可见我们进步非常有限。”的确，可是这一次的叫喊，在空谷中引起嗡嗡不绝的回声，“野火”由一根小火柴烧成一小片火海，表示这是个不同的时机。或许人们不只是厌倦窠臼本身，也厌倦一次一次叫喊后的失败。在上千的读者来信中，大部分有这么一句话：“啊！你说出了我心中早就想说的话”，然后加上三个惊叹号！！！“野火”显然痛快地供给了情绪的发泄，但是令人心惊的是，在发泄之前，那份情绪有多么堵塞，多么郁闷。

台湾在蜕变中。曾经是个一元化、权威分明的社会，子女遵从父母，学生遵从老师，人民遵从政府。可是经济起飞了，如果上一代努力的是物质上的独立，那么这一代就追求精神上的独立。教育水准提高了，往往子女懂得比父母多，学生青出于蓝，人民所拥有的知识比官僚还高。西方民主文化的冲击更是勇猛直接。里根说卡扎菲计谋暗杀他，台湾的电视就显现：美国记者大声问总统：“你有没有证据呢？没有证据就是撒谎。”这种镜头对我们膜拜电视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影响。头脑再简单的人也会问一声：“哦，民主是这样的呀？”更何况是已经受了教育，宁可自己思考的人。

经济、教育、外来文化等等，构成伊甸园里的知识之果，台湾的社会大众，是吃过苹果的亚当。吃过苹果，发觉自己的赤裸，于是急切地想看清现实，解决问题，但是亚当的脸上绑着一块蒙眼布——吃苹果之前的旧观念、旧制度、旧做法、旧信仰，遮着亚当睁大的眼睛。多少年来不曾经过审查的教条、口号、神话、谎言，密密地包扎着亚当开始流转的眼睛。

“野火”只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撕掉蒙眼布。对“野火”狂热的反响或许也就传达了那么一个简单但迫切、坚决的讯息：我们不要蒙眼布！让子女、学生、人民，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自己的头脑去想。

在野之声

“野火”畅销的主因固然是它反对权威、批判现状的立场，但是为什么比它更激烈、更叛逆的刊物，譬如一些党外杂志，却得不到小圈圈以外的回响？其中人为的因素当然很重要，譬如查禁的问题；最主要的因素却在于这些杂志本身的限制。一方面，歌颂权威、膜拜现状的书籍刊物对厌倦蒙眼布的人缺少吸引力，因为它的出发点与目的地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一些党外刊物，虽然标榜批判，却无法把读者完全争取过去，因为它往往也是以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以某个政治结构为目的地；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反宣传可以变成宣传，反教条可以变成教条。如果没有较开阔的胸襟，较长远的眼光以及对理性的坚持，蒙眼布换了颜色还是蒙眼布！而吃了苹果的亚当所急切、不耐、引颈盼望的，不只是换一块蒙眼布！

我们不能没有党外刊物，因为它是一个制衡的声音。从“野火”的现象看来，我们更急迫地需要第三种声音，一个不以单一意识形态出发、没有政治野心、真实而纯粹的“在野”之声。这个声音通常由关心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发，可是在今天的台湾，这个声音，不是没有，但微弱喑哑。知识分子或者受制于强权而不敢作声，或者屈服于做官的私欲而婉转歌唱，或者受挫于尝试的失败而灰心隐退；仍旧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轻，貌似前进的《野火集》并不例外；或者倒过来说，“野火”这么一本鼓吹最基本的民主观念的书都能引起这么大的震撼，不是“野火”前进，而是这个社会落后；不是“野火”的声音特别清越，而是这个社会根本缺乏嘹亮的在野之声。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声势浩大的“野火”其实只是一只猴子；台湾需要的，是真正老虎的吼声，许多老虎的吼声。

喜鹊·乌鸦

因为在粉饰、教条、自我吹嘘、自我慰藉的“酱缸”里泡了几十年，我才在极端不耐中开始写“野火”，但是立即招来质问：为什么只写坏的？光明面为什么不写？人民很勤奋呀，政府很努力呀，社会很安定呀！为什么一面倒？是“别有用心”吗？

不错，我是“别有用心”，像个病理学家一样的别有用心。病理学家把带菌的切片在显微镜下分析、研究，然后告诉你这半个肺如何如何的腐烂；你不会说：“奇怪，怎么只谈我坏的半边肺？怎么不夸——夸那好的一半？”

那么，为什么要求社会病理家谈“光明面”呢？

再说，歌颂勤奋的人民、努力的政府、安定的社会的人还不够多吗？何必还需要我也加入？

你有影响力呀！读者相信你。

这话说得何其天真。如果“野火”的作者有所谓的影响力，那纯粹是因为他像只乌鸦一样不说悦耳的话；他怎么可能在赢得“读者相信”之后转而加入喜鹊的行列？一个社会本来就该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传达不同的讯息；乌鸦和喜鹊各有所司。但是，如果报喜不报忧的喜鹊觉得自己缺乏信服力，它就必须改变作风，开始说实话，而不是要求有“影响力”的乌鸦换套羽毛，唱喜鹊的歌。

也有人担心地说：“野火”暴露出那么多台湾的缺点，被敌人拿去作宣传怎么办？

不怎么办！只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不知道自我批评是一种自省自新的能力。当西德的勃兰特与美国的尼克松闹出举世皆知的丑闻时，两国人追究到底的态度赢得的是尊敬，不是轻视。我们的报纸喜欢兴高采烈地报道大陆报纸所揭露的坏事，作为“你看他们多糟糕”的宣传，而事实上，中共愈是容许丑事的揭发，批评的公布，愈表示他们观念的进步，也就愈值得我们戒慎。

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检讨，是优点，不是缺点。“野火”不需要描写台湾社会的光明面，因为，我相信，“野火”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光明面的表现；表现台湾的制度能容忍批评，台湾的人民能自我反省；这是个有更新能力的社会。

让别人拿《野火集》去作宣传吧！

上一代，这一代，下一代

对这本书的两极反应是另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老师以它作教科书外的教科书，鼓励学生讨论并且写读后感；另一方面，有学生来信：“我们教官不准我们读你的书，说龙应台污染青年人思想……”一方面，某些工商机构成百地订书，送给员工阅读；另一方面，有些特定的团体将“野火”明文列为禁书。许多读者赞美作者为“真正爱民爱乡、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却也有人说她是“共匪”。

白纸黑字一本书，为什么出现两种水火不容的读法？

就读者来信分析，对“野火”存恐惧之心的以年纪较长、度过军旅生活的人较多，支持“野火”的则包括各个阶层、职业，与教育水准，但仍旧以大学生和三四十岁之间、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为主流。更年轻的，十来岁的中学生就有点迷惑：“国文老师要我们每个人都熟读‘野火’，可是昨天副刊又有篇文章说你偏激误国，我应该相信谁呢？你是坏人还是好人？”

这样一分，一条清楚的代沟就浮现了出来。由对“野火”的反应，我们也更明确地看出台湾是怎样的一个转型期的社会。

为了行文的方便，让我用“上一代”、“这一代”这样稍嫌以偏概全的名词。对于“野火”所鼓吹开放、自由、独立思考的观念感觉恐慌的上一代大致有三种说法。“我们忠心耿耿追随政府来台，政府就像父母一样对我们有恩，”一位退伍军官写着，“你的书所传播的根本就是反叛思想。”

这是第一种。把政府当父母，施政措施作恩德，批评视为“反叛”，流露出来的是根深柢固的封建意识。我们的民主历练之浅，由此可见。

另外一种非常普遍的想法：怎么可以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争取权利？这不是闹学潮吗？大陆就是闹学潮给搞丢了！

这个简单的“历史观”犯了两个根本的错误：第一，学生独立思考、争取权利并不等于闹学潮；第二，当年大陆上的学潮是果，不是因。学潮不是从石头里无缘无故突然蹦出来的孙猴子，一定是先有政治上的病态，人心不满郁积到一个程度，爆发出来才有学潮。我们若要避免学潮的发生，就必须在政治上力求公正合理，而不是设法锁住年轻人的头脑。

第三种说法：我们这一代抛头颅、洒热血、挨饿受冻才赢得今天衣食温暖的安定局面，你们这无知的下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已经有了温饱还大声嚷嚷什么自由、什么人权……一个作家被关上一两年就是大不了的事，哼，比起我们这一代所受的苦，被关几年算什么玩意儿？

大概有不少父母都跟子女说过这样的话，带着很大的说服力。它一则诉诸感情——我为你牺牲过，你要感恩；二则诉诸经验的权威——我吃过苦，你没有，所以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就某些层面来说，他当然是对的。这一代应该对上一代充满感恩之情。这垂垂老去的所谓上一代，曾经在兵荒马乱之中紧紧搂着怀抱里熟睡的婴儿，曾经饿着肚子带孩子去付医药费，曾经推着脚踏车沿路喊“机器馒头”让孩子缴学费，后来又曾经把薄薄的一叠退休金换取儿女留学的机票。这个上一代，把自己躺下来铺成砖块让我们这一代昂首阔步地踩过去，“衣食温暖的安定”是上一代咬紧牙根拼了命才达到的终点，对这一代，那却是个稀松平常的起点，感恩，当然应该。

可是，这一代的“大声嚷嚷”并不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他已经有了衣食温暖的福，现在大声嚷嚷，追求的是另一种福，更高层次的福：民主、自由、人权……衣食温暖的安定只是基本的出发点，这一代当然不能以此满足；上一代如果认为这一代吃饱了、打个嗝，就该在安定中睡个午觉，那就太天真了。食物够吃了，开始求烹饪的精致；衣服够穿了，开始求设计的美好；社会安定了，开始要求有所作为。物质的丰富与环境的安定都只是社会要进步的基础条件而已。上一代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这一代或许就能建立一个开放自由、公理伸张的社会，作为下一代的基础；而“人在福中不知福”的下一代继续“大声嚷嚷”，或许我们就有了真正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政治家的出现。

这一代站在新的起点上准备往前冲刺，要拉也拉不回来的。除非你扭断他的胳膊。我们的社会若要和谐，这一代必须体谅上一代的经验，心存感谢；上一代也必须交棒，放手让这一代奔向一个不同的终点。这样才可能避免那水火不容的两极，也才可能回答更下一代的问题：“我应该相信谁？”

幸福没有止境

市场里的欧巴桑蹲在湿淋淋的地上剥玉米，为了凑足后生上大学的费用。她所关心的，或许是菠菜的收成与一斤几毛的价钱，后生所关心的，就可能是如何争取一个容许他独立思考的环境。“野火”对欧巴桑没有意义。对她的后生却有意义，我们能够盼望的是，有朝一日，后生的后生一出世就在一个衣食温暖、自由开放的环境里，他不需要经过挣扎奋斗就可以尽情尽性地发挥他所有的潜能。

幸福，没有止境。《野火集》不过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呐喊！

十万本，代表一个非常迫切的呐喊。

又是公假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六日《中国时报》

假使突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那么学生缺课的借口往往是最准确的指标。

“老师，下星期我要带家里的猪到得州去参加猪种竞赛，不能来上课。”

“汤姆去比赛驯野牛，他今天赶不回来。”

“老师，我后天要帮家里开收割机；收成季节到了。报告能不能延几天？”

没错，这是堪萨斯，美国的黄金谷仓。学校四周有绵延不尽的麦田，牛马漫步的草原，学校里有这些与泥土青草很亲近的农家子弟。

当皮肤黑得发亮、牛仔裤紧得要裂的约翰对我说：“教授，请原谅我昨天没来；昨天在巴士上被两个人莫名其妙打了一顿，我昏死过去，被人家送到医院……”

我知道，我在纽约市。

金发的茱莉说：“我本来可以赶上课的，但是在一百二十五街等火车的时候，有个人用刀子抵着我的腰，抢走了我的皮包——能不能给我补考？”

然后从委内瑞拉移民来的海蒂垂着头说：“我明天不能来上课。明天是哥哥的葬礼；哥哥上星期在中央公园慢跑，被人用剃刀割了喉咙……”

我仔细听着，点点头，但是不知道应该睁大眼睛表示震惊与同情，或沉着地不露声色——这个海蒂，不是上个月才说她缺牙的老祖母被枪杀了吗？上学期，她不是说做修女的妹妹被强暴了吗？她们一家有多少人？她能缺课几次？

当黑头发的学生在下面说“林秀美不在，公假！”的时候，我想：啊，回到了台湾！

这“公假”两字，既没有牛羊猪马的乡土气息，也没有杀奸掳掠的煽情刺激；它只是一张缺乏创意与想象力的小条子，上面盖了七七八八的章，但是小条子的意旨非常清楚：我有比你这堂课更重要、更优先的事要这个学生去做！

什么事比教授的讲课讨论还重要呢？

明晚校庆晚会，总务处要我去装饰会场。

节庆大典，我们要去当服务员。

南非拳击师协会来访，县政府要我们去招待七天。

青年团办ABC研习会，我要去受训。

瑙鲁共和国的代表来访，我们得去当翻译。

有议员来演讲，系所要我们停课去听，人太少面子不好看……

这种“公假”整学期络绎不绝，所幸每次、每个人所缺的课，大致不会超出几个小时。就学生而言，跟同学借个笔记，与教授课外讨论一下，倒也还弥补得过来。对教授而言，这不断的公假却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我已经给全班考试了，却因为这个学生“布置会场”去了，我必须费尽心思重新出一份不一样的考题，还要安排额外的时间让他补考；换句话说，总务处要“布置会场”，间接地就占用了教授私人的研究时间。

这也还是小事吧？可是有一天，一个陌生的脸孔突然冒了出来：“老师，我缺课两个月，因为政府派我去友好访问，刚刚回来——”

我不能不大吃一惊：一个学期总共不到四个月，缺了一半以上的课，他还能学到什么？这个“公假”未免太神奇了一点。

于是，做教授的就面临一个大难题，他应该挪出晚上看书、喝茶、听音乐的时间来为这个学生补课吗？这对教授不公平。那么，因为这是“公假”，所以老师可以对学生要求降低一点，放一点水，好让他期末过关？这对其他努力了整学期的学生不公平。好吧！公平论事，不管缺课多少，这名学生必须把所有的课业都弥补过来，通过所有大大小小的考试，评分标准也不打任何一点折扣——我大致可以肯定：这个学生非重修不可，因为课堂里讲的东西大部分不是一两本教科书的白纸黑字所能涵盖的，他没有听到，就不可能学到。可是，这对学生又公平了吗？他本来是因为有特殊技艺才光荣地出国“友好访问”，光荣的代价却是重修的惩罚。

占用正课时间，派学生出去的机构又是什么打算呢？要教授“牺牲小我”去补课吗？希望教授在分数上“放水”吗？还是算定了学生该重修呢？

“究竟是哪个机构安排的？”我好奇地问，心想八成是个不太懂得教学的部门——

“教育部！”学生说。

在美国，常与教学“喧宾夺主”的“公假”通常不是政治义务，而是令美国人如痴如醉的明星球赛。每一学期都会有足球教练打电话来：“贵班的吉米要缺一星期课，因为球队要到费城去比赛。”到了紧张的期末，紧张的篮球教练也来探问：“莫里生会不会及格？有没有缺课太多？他英文非过不可，不过就不能当校队，没有他，校队就完了……”

有一次，一位教练写了封正式公函给英文系主任，要求系上批准名叫艾克的足球明星一礼拜请一小时英文课的“公假”。理由非常充分：第一，艾克是校队灵魂；第二，校队是学校的灵魂，每次球赛都为学校争光、赚钱；第三，练球非常耗时，不得不占用正课时间。

英文系主任也回了一个公函，内容大致如下：

史密斯教练：

来函敬悉。

您要求让艾克请公假练球，应无问题，但本系亦有一相对请求。本系高材生威廉具学术及创作天才，本系拟推荐其为罗德创作奖学金得主，但该项奖学金亦要求有体育表现，而不幸威廉君四肢不全，且有突发性心脏病，经常发作。

为使威廉得到该项荣誉，本系想请您以威廉作为校队中锋，但因英文系课业沉重耗时，他势必无法参加您所有的球场练习，请您准予他一星期请一次“公假”，好让他专心写作。

威廉是本系灵魂，若蒙合作，则艾克球员请“公假”事绝无问题。

英文系　亚当教授

我们的初高中生常常被调去作“秀”：游行、排字、在大太阳下立正听讲、跳大会舞、做大会操等等。大学生比较少作这种大型“秀”了，却不断地作个别的演出：招待、翻译、受训、导游、“国民外交” ，理直气壮地取消正课。而且所谓“公假”条，并不是一封信征询教授是否学生可以缺那一堂课，而是一纸通知单告诉老师：这个学生我要了，他没空上你的课。

我想，也该有人写这样一封信了：

某某长：

今早我班上有十位学生缺考，“公假”条上是您的签字，原来明天学校要颁荣誉学位给图图主教，您需要学生去准备会场，排演仪式。

虽然为这十位学生我大概得在课外再讲解一次课业，再出一份考题，再找一个适合十个人的补考时段，我却深觉值得，因为颁奖给图图主教当然比教课重要。

在此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的戏剧课正在排演法国萨特的《苍蝇》一剧，需要几十人演苍蝇，苦于学生人数不够，所以想借用贵处职员十位，利用上班时间，来英文系分别扮演红头及绿头苍蝇。排演时间大约每次两小时，不知您能否给予您的职员这个小小的“公假”？

天罗地网

原载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七日《自立晚报》

又有人在动脑筋了。

台北县政府预备花五亿零五百三十万元的经费在观音山、淡水河口建一个公园，一个石雕公园。

建公园总是好事吧？现代人的生活那么紧张，活动的空间那么局促，一个公园，就像是读一个冗长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句子好不容易盼到的逗点。

不过，台北县政府对这个计划中的公园期待很高，它必须“糅合传统艺术与现代风貌，又兼具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的功能”。除此之外，它还要以“现代社会进步情况和优良传统伦理道德为题材，表现传统的石雕艺术，发挥美学教育的功能”。（四月十四日《中国时报》地方版）

这座公园真是任重道远。里头的石雕不只要表现传统手艺，还得宣扬现代台湾社会进步情况。对谁宣扬呢？当然大多是台北县民。为什么要宣扬呢？显然是让民众了解“政府为你做了什么”。如何宣扬呢？所谓社会进步情况，在台湾，那大致是指很硬、很大、水泥做的东西了：高速公路啦，飞机场啦，水坝啦，哦，别忘了核电厂，都是我们最骄傲的成就。八里乡、五股乡，大概没见过世面的草地郎特别多，没见过什么高速公路与核电厂，不知道我们社会的进步情况，所以台北县政府认为这个石雕公园可以担负宣导的任务。拿块大石头，用人工一刀一刀刻出一个核电厂的模型来，就可以充分地“糅合传统艺术与现代风貌”了。

可是且慢，这个公园还得发扬“优良传统伦理道德”，我们的“优良传统伦理道德”，积五千年之久，实在太多了，最重要的，或许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吧？这么抽象的思想如何表达呢？缺乏艺术修养的我只能想出两种方式。一是模拟，譬如说，将石头刻出一个军人敬礼的姿态，代表“忠”；刻两个石头一立一跪，代表“孝”等等。另一个方式比较简单，干脆把八个石块刻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一列排开，让所有进出公园的人一抬眼就看见。这样直接的教化对五股乡的草地郎比较有效，但是有一个缺点，去游访的台北市民会以为这些石块刻着路名。

又是现代社会进步情况，又是优良传统伦理道德，这样双管齐下（“双管齐下”的意思就是，两根管子中都装满了思想的饲料，往一个喉咙同时灌下），观音山下这个公园才可能达到计划中的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美学等等多重功能，这些功能翻译出来，就是国民小学墙上到处都写着的“德智体群育乐”的标语。台北县政府真正是面面俱到，一个公园同时也是教室、美术馆、游乐场、博物院，等着教化每一个踱入公园的人。

这种公园真令人不寒而栗。看看我们公园外的世界：道路，是让人走的，可是有人觉得路也要发挥宣导教化的功能。于是我们走路时，眼睛还得忙碌地吸收知识；直的标语、横的口号，像鞭子一样抽打在眼睛上：尊师重道、消除脏乱、两个孩子恰恰好……火车，是让人乘坐从甲地到乙地的，可是一坐下来，眼睛才闭上，耳朵就开始受训：我们要团结合作、自立自强、努力奋斗、自新向上，我们要……信封，是用来装信邮寄的，一翻过来，跳入眼里就是“保我民族文化，还我民族自由”、“中国一定强”，我不知道寄张平信与中国一定强有什么关系。餐厅，是让人享受食物的地方，可是一面喝汤，一面就躲不过红柱上的贴条：“注重食品安全，讲究卫生习惯”，“大声喧哗，扰人安宁”。

或者，到淡水看看古迹吧！进入台湾一级古迹的红毛城，放眼看去，到处都是写了字的牌子，不是介绍古迹的解说，而是“禁止在此小便”！禁止在此小便？在红毛城？这牌子或许是立给狗看的，但人的眼睛却不得不看，而且看了之后很难忘记。

好，那么到青翠的郊外走走吧！郊外没有“写”的污染。看看远山，啊，远山上赫然有几个巨大的字，由草木剪排而成，不是学校名称就是伟人的名字。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么看看近树吧！近树，被剪成鱼，剪成鸟、兔、乌龟，反正就不是树。那么走到岩边远眺吧！岩边有个水泥做的凉亭，鲜红的亭柱上，有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到空旷的海边去吧，海边应该只有水天无际。不，海边有个花枝招展的小庙，庙柱上的文字要人及早觉醒，回头是岸。

字字字字字字字，为什么没有人抗议字的污染，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树不是树。山、水、树，对于某些人，似乎都只是宣传道德思想的工具。我们“教化”的过程开始得很早。上了幼稚园，要跟老师唱“哥哥爸爸真伟大……当兵笑哈哈”；当了小学生，庆祝儿童节的意思就是站在苦热的太阳底下听校长演讲“如何孝顺父母”，换来一包糖果，包糖果的玻璃纸上印着“拯救大陆同胞”；中学以后，要对着“国父”遗像诵读青年守则十二条；大学里，作文题目永远是“为学与做人”、“读书与报国”。离开学校，以为饱受“教化”的头脑可以休息一下了，没想到，走路、坐火车、买信封、进餐厅，无处不是教条，无处不是字，霸道地将意义刺进疲倦的眼里，种在已经没有一寸空地的脑里。连本来只有宇宙意义的山林草木都被刻意组排，加上人为的意识，作为宣传的道具。

不留任何一点舒适的空间，充满教条的生活环境像一张漫天漫地的巨网，劈头罩下来，无处可躲。

于是又多了一个石雕公园。这一排石头提醒你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上前拐个弯，一个大石碑刻满了字，告诉你，你刚刚经过的那一排石头解释现代社会进步情况，另一排石头提醒你优良传统伦理道德。哦，你还遗漏了厕所前面那个石头，刻着“禁止在此大小便”，厕所后面那排石雕告诉你这个公园耗资五亿零五百三十万元，由纳税人提供，目的在供给你德智体群育乐；这个石雕公园在教育你、美化你、唤醒你、提升你、文化你、改造你……

我所害怕的一个未来：窗外的杜鹃花排出“奋斗”两字，远处的观音山上出现一个大石碑，上面写着“复兴中华文化”。天空里的白云吹成字：见贤思齐。淡水的关渡桥梁钉上四个牌子：“饮水思源”。新兴建筑区飘上一个大气球，气球上写着“努力向上”。校园里的草坪，由上俯视，排成一个“忠”字。然后，再加上一个扩音器，每个小时播送刚硬的女声：我们要发扬……光大……

啊，是谁在制造这么一个没有逗点没有留白没有空间没有思想自由紧得透不过气来密得挣脱不掉使眼睛耳朵头脑疲惫不堪天罗地网的环境？

给我们一个公园，一个没有字，没有意义，没有教化，只有青草怒长的公园吧！

弱国，你会说“不”吗？

原载于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中国时报》

收尸车已经堆得满满的，密密麻麻的苍蝇粘在裸露的尸体上，太阳晒着。工人一把抓起拉吉夫的身体，在尸车上找了一个空隙，把拉吉夫的头往下塞一塞，他的两脚还是在车外；车子又发动了。

小小拉吉夫只有六岁，头发很黑，眼睛很亮，腿很细瘦。美国永备化学工厂泄气，六岁的拉吉夫只是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个小孩，跟他一起曝尸街头的还有几千个印度人，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拉吉夫怀孕的母亲，即将生下的孩子不会再有浓密的黑发，明亮的眼睛。

弱国，有些什么特征？许多人会说：人口多、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社会不安、土地贫瘠等等。然后举印度、菲律宾、乌拉圭……为例。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他不会说“不”。

先进国发展出“神迹麦”、“神迹米”，饥饿的弱国说：“要。”于是大量地引进，新品种很快地取代了传统品种。“神迹米”长得快、长得多，“绿色革命”使弱国充满了希望，使强国充满了成就感。

可是大地有它自己的平衡原则；任何一个种下的“因”，在短近或长远的未来，都会结出一个“果”来。而这个“果”，对短见的人类而言，很可能是个恶果。新的品种需要大量的化学肥料，一亩传统田或许只需要三十磅的氮肥，一亩新品种却不得不用两倍到四倍的氮肥。另外，为了维持新品的高产量，杀虫剂的需要也急剧地增加。记得DDT吗？一点点DDT流入水中，不算什么。但是水中有藻类，经过食物链的累积产生放大作用，由藻类而鱼类，当那一点点DDT渗进吃鱼的鸟类中时，浓度已经达到七万倍！因为体内高浓度的DDT妨碍了钙质的新陈代谢，蛋壳因而变薄，经不起孵就破裂。许多鸟类因此没有下代。

同时，在母亲的乳汁中出现了超过安全度的DDT；鸟，失去了下一代，那么我们的母亲呢？

神迹米需要化学肥料；当先进国的化学企业问是否能到印度设厂时，贫穷的弱国兴奋地说“要”。小小拉吉夫的父亲兴高采烈地变成化学工厂的洗槽工人。毒气外泄的那一晚，拉吉夫的父亲就倒在槽边。

先进国制造了婴儿奶粉，但是自己国中的医生劝导妇女拒用奶粉，于是奶粉企业“跨国”而到第三世界来推销；弱国说：“要！”跨国公司买下广告，告诉弱国消费者奶粉比母奶科学又高级。然后买通妇产科医生，使医生鼓励妇女用奶粉育婴。很有效率的，整个弱国的下一代都成为吃奶粉长大的下一代。

烟，不管科学证据是否绝对，基本上大部分人都相信它对人体有害。先进国的烟草企业需要广大的草叶供应，问巴西是否需要外快；弱国说：“要！”于是一亩一亩的大树被砍下，换上烟草。传统的杂粮米麦，也被烟田取代。说“要”的结果呢？钱是赚了，但是非正式的调查指出，每烘焙三百支烟的烟草就是一株大树的砍伐，树的砍伐，对生态平衡造成潜伏的危机。潜伏的危机还不是看得见的危机。这些像王国一样富强有势的香烟企业，在自己先进国家中饱受约束，不准做电视广告，一些比较守原则的刊物，譬如《纽约客》和《读者文摘》，也拒绝刊登香烟的宣传。香烟王国因而转向第三世界。据一九七六年的调查，雷诺公司花了五百万美元，买通了三十个国家的中小官吏，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则承认花了两百四十万美元用在七个国家的大小官吏身上。这些钱所买得的，是弱国一个大声的“要”字。巴西的街头、电视、广播中，无处不是香烟广告。生动的画面，诱惑的讯息，很技巧地使中年人觉得吸烟代表社会地位，使青少年以为吸烟表示帅气、成熟。愈来愈多的青少年开始染上烟瘾。在土耳其，任何公共场所都是烟雾弥漫，婴儿与小孩在其中，也甘之若饴。

在经济上，台湾已经不弱，但是，在说“不”的智慧上呢？

每一年，我们已经向国外买进近三千万美元的烟草。从今年八月开始，我们对先进国的香烟王国说“要”，就要进口一百亿台币的香烟。这个“要”，当然有它的理由。既然同是损害健康，我就看不出为什么非要指定由公卖局来垄断不可。但是，“要”了香烟之后，还有接着而来的问题：如果香烟王国要求公开做广告呢？我们现在的回答是“不”，可是很令人不放心。如果他们也花五百万美金来与我们的大官小官“沟通沟通”呢？钱，是不是会把“不”买成“要”？

坚持说“不”，要有智慧，要有勇气，也要有基本的节操。台湾的土地与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已经受到多年来闭着眼说“要”的毒害，让我们学习说“不”吧！

民主？理直气壮罢了！

原载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国时报》

很难得的，这两天的国际大报以相当重要的版面报道了台湾的消息。而这一回，消息的内容不是陈文成与刘宜良之死，或者李亚频之逮捕，而是戒严法的取消与选举的结果。国民党的革新举动在国际舆论上引起一阵刮目相看的反应。

在选举竞争的吵吵闹闹中，忙碌的活动与激烈的争执容易使人暂时忘记了活动与争执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民主吧？而且是里外一致的、货真价实的民主。走到台北的天桥上去，随便拉住一个小市民来问问：究竟为什么需要民主？他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呢？你不妨试试看。

作为一个公民，我倒是很确切地知道为什么要为实质的民主嘶喊。第一个理由：我要我的社会，以及代表我的政府，做个有尊严、受尊重的社会与政府。

多少年来，台湾的国际地位一直不高，大陆开放以来情况更坏。手边一封寄自美国的读者来信是个小小的见证：

台湾的国际形象不断地在下跌中。不断发生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事件，都是下跌的原因。今年8月15日，洛杉矶电视台的一个电视节目Nightline播出了施明德的近况，并要求人们写信给蒋先生表达对施的关切。而同时，对大陆的报道则都是正面、肯定的：大陆正继续开放中，大陆的经济情况好转，人民购买力增加，大陆山明水秀、领导人英明……这些新闻节目摆在一起，给人什么印象？而为什么提到台湾的新闻就都是“鹿港居民示威抗议，政府出动警力”、“国民党宣布公政会为非法组织，党外誓不屈服”等等，使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台湾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爱台湾的人看了这些节目都生气，可是偏偏这些新闻又都是真的……

西方的传播界如何在有意无意间把台湾表现为一个高压控制的社会，我在《野火集》中曾经举实例说明。这些记者用的当然是个双重标准：大陆开放一点点，就值得大加赞美，台湾出一点事，却大加鞭笞。了解远东的人，知道这是双重标准在作祟；不了解远东的人——大多数的西方人都是不了解远东的人——却因此而深深相信台湾是个警察社会。更糟的是，台湾对外自称“自由”，于是在“极权”的恶名之上又加上“言行不一致”、“说谎”的恶名。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个人不受人尊重，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社会，当然也得不到尊重，就这么简单。

“台湾没有那么不自由！”许多人想抗议，尤其是海外的留学生，可是张开了喉咙却不敢把声音发出来，因为任何人都可以指着戒严法，冷笑一声，不发一语就赢得了一场辩论。

我们并不是为了讨好国际舆论而致力于台湾的民主化，但是作为地球村的一分子，台湾需要别人的尊重。如果自称是百分之百的“自由”而只作百分之五十的民主，剩下的百分之五十则用各种借口去说它“不合实情”，台湾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抗议别人的轻视。毕竟别人的尊重来自自重。

如果你在天桥上拦下我来，我会对你说：是的，我要实质的民主，因为我不愿意别人轻蔑地说我们是言行不一致的假民主，不愿意有人瞧不起代表我的政府。当西方的电视台报道台湾的政治迫害时，我希望能理直气壮地抗议：嘿，老兄你搞错了，咱们这儿没有迫害这回事。我要的，是那份理直气壮。

理由之二，我相信实质的民主可以给我一个理直气壮的政府。

选举期间，有人烧党旗、破坏警车，有人打宪兵、搜证人员，有人发黑函、毁谤造谣……一方面，“脱法”事件层出不穷，一方面，执法机构束手无策，造成所谓“法律假期”。候选人站在台上说：

法令规定不可以游行，所以我们不游行。我们现在要“散步”到“总统府”去；只是散步，你们不要跟；不过你们要跟我也没有法度，先跟你们讲好……

群众哄然大笑，一两千人的队伍开始在市区“散步”起来。在那一声哄然大笑中，法令的尊严、政府的威信，荡然无存。

有心人于是纷纷在报章杂志上讨论如何维持政府的公权力，在我看来，这不应该是如何维持的手段问题，而是公权力本身的性质问题。所谓公权力不过是法令的约束力，当民众拒绝受它约束而向它挑战的时候，一个负责的执政者所亟需做的，不在于如何强硬地贯彻始终，而在于重新审视这个不断受到挑战的法令，应改则改，应废则废，否则，守着一个与现实脱节、与民意不合的法，执行，与人民起冲突，不执行，让人民嘲笑，执行或不执行都做不到理直气壮，等于是执法者拿石头砸自己的大脚。多年来的戒严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有些人批评台湾政府管得太多，自由不够，却也有许多人反驳：谁说不够？你看某某政论杂志如何如何毁谤某某党政要员，政府也没管他，台湾简直太自由了。

用脱法或犯法的行为来证明台湾有自由实在是很荒谬的。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中，批评固然是国民的权利，毁谤却是犯罪，以毁谤、打人、烧警车而不受制裁来证明我们是个民主社会等于是打自己的耳光来证明自己健康。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执法者容许这么多脱法的行为？简单地问，为什么该罚的不罚？

简单地回答：因为不该罚的罚了。譬如言论自由，到现在为止，三十年代的文学还在管禁之列，每年由不同的单位，以不同的标准而查禁的书刊也不知有多少，赢得钳制言论的恶名，但是面对社会强大的革新要求，又要维持民主形象，有些东西又不便或不敢取缔，于是在取缔与纵容之间，摇摆不定，造成“脱法就是自由”的怪现象。

譬如交通。在台北的外国人圈子里曾经有过一种说法：台湾交通乱，原因之一是警察执法不严，而不严的原因，是因为人民在政治权利上已经受太多的束缚，如果警察再严格执法，会使台湾成为一个没有出气孔的压力锅，要爆炸的。所以交通乱，也是政府刻意容许的一种情绪的宣泄。

这个说法也许是胡说八道，你自己去判断。不过如果它是对的，它就解释了公权力不张的部分原因：因为在不该严的地方严了（政治权利），所以在该严的地方（交通取缔）就不严。

脱法行为频繁，公权力低落，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执法者与执政者同体。挑战者脱法，因为他认为那个法是由执政者单方面订定的，他没有义务认同。执法者虽然有心执法，但是因为与执政者同体，执起法来就难免背上“迫害”的大帽子。为了避嫌，只好让法律放个假。

如果你在天桥上拉住的行人刚好是我，我要告诉你：嘿，欠缺公权力的政府不能办事呀！我要实质的民主，因为有了真正的民主，执政党就不怕别人说它极权，说它迫害，反正一切依法行事。反对党有最大的自由作最严格的批判，但一旦涉及造谣毁谤，执政党可以不留情地反击。人民有充分的自由生活，但一旦触法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法律既然产生于全体的共识，执法者就有绝对的威信。

换句话说，我要一个理直气壮的政府，不心虚、不愧疚、不道歉，不怕嫌疑；这样的政府，只有实质的民主可能产生。

戒严法的废除，新党的成立，将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如果取而代之的法令不是换汤不换药的“新戒严法”，台湾的“明天”或许真的“会更好”。立足点平等之后，有志气的国民党员就不再需要为自己占有特权而心虚、道歉，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和反对党拼死斗活，是赢是输都没有人敢轻蔑地说他作假。国民党大刀阔斧的改革是一种追回自尊的表现。

许多中学的墙上有这样几个大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写字的人也许不会想到，事实上，只有在实质的民主制度中，我们的下一代才可能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所谓“堂堂正正”，不过是理直气壮罢了。他不必躲躲藏藏地读禁书，不必畏畏缩缩地不敢说出对时事的看法，不必因为批评了学校当局而被记“暗”过，不必为了参与社会活动而被迫停刊，更不必奉唯唯诺诺为美德……你还要我说下去吗？

我的台湾意识

发表于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晚，台北

“野火”出书之后第一次公开演讲，在耕莘文教院。一圈又一圈的人挤得无法动弹，长龙排到马路上去，很长很长，而事实上，外面的人整晚都挤不进厅里。隐藏很久的“野火”作者终于要出来了。

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到这一天，“野火”像一场作者与读者的“密谋起事”，这是第一次两照相会。我的心里忐忑不安，觉得便衣警察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无所不在，在演讲中，还真的麦克风突然中断，大家面面相觑。当晚的讲题，是一个在公开演讲中太危险的禁忌——我要谈“台湾意识”：

“我手中的小学社会课本一共有十二册……综观这十二册，我发觉台湾基本上被当做中国华南地区的一个省份来处理……真正专注于讲解‘台湾’的，在一千两百页中只有三十多页！

“……我在这里所迫切呼吁的，是不管今后政治走向如何，我们一定要开始建立‘台湾意识’，简单地说，全心全意地重视台湾……我们活生生的‘生活环境’，台湾，绝对不能够只是一千两百页之中的三十页！

“要建立‘台湾意识’，首先，教科书必须全面地改写，告诉下一代，台湾不‘仅只’是个复兴基地，她也是个有历史、有文化、有长久的未来，需要细心经营的‘家’……我觉得政府和民间两者都还没有体认到‘台湾意识’的缺乏是许多问题的症结，也还没有认识到‘台湾意识’的建立是如何迫切的一个课题。我在一九八六年八月的今晚提出建议：我们的教科书必须改写，你想哪一年才能实现呢？”

物换星移，权力换手，台湾“民主”了。一九九九年回到台北，站在台北议会的质询台上，我被民进党议员高声指控为“不是台湾人”。二〇〇二年有一次在市政府一个电梯里，碰见一群怒气冲冲的人，看见我，劈头就说：“大中国主义者，滚啦！”

今晚所要谈的，是在台湾生活了这三年之后，就一个关心台湾、认同台湾的知识分子的角度，在我临别前夕作的一番回顾与整理，用“困境”的方式表达出来。我认为台湾现在面临着两个比较根本、比较严重的困境。这第一个，我称它为“独立思考的困境”，第二个，是“文化的困境”。

台湾的知识界喊“独立思考的重要”喊了几十年。我自己这一两年的写作，不管是《野火集》或“评小说”，都在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来呼吁独立思考的必要。于是有读者问：“独立思考？从哪里开始？”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牵涉太大了。但是先让我离题一下。

一九六五年，日本前东京大学教授，一个叫家永三郎的，对日本政府提出控诉，原因是他所写的日本史教科书有某些历史诠释与“国策”不合，不为文部省所接受。家永认为日本政府侵害了学术的自由，违背学者的良心。这场诉讼经过一审二审，有胜有败，持续了二十一年之久。

家永的诉讼案在台湾没有引起注意；引起注意的是一九八二年的教科书删改事件。为了迎合政府的喜恶，教科书的编者们纷纷把“侵略”改成“进出”，把“南京大屠杀”事件加上一个莫须有的问号，表示它可能根本不曾发生过。中国人才生起气来，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家永的立论是，一个政权或政府，没有权利操纵人民的思想教育内容。这种立论有它的历史背景。战前的日本，跟目前的台湾一样，所有的教科书都由政府统一编制，也就是说，由政府来决定学童应该接受怎样的一套意识形态的灌输。这种做法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我们中国人是深受其害的。有一个流传的故事：一个日本老师拿了个大苹果给学童看，问他们“好不好吃？”，天真的学生说“好吃”；好吃的话到哪里去拿？中国的满洲。在这里，教育成为执政者的工具，将侵略意识潜移默化地种在下一代的心里。（这个流传的小故事当然是中国老师讲给中国孩子听的，以求达到另一种目的。）

把教育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就是家永一类的学者所惧怕的，他们害怕历史的大悲剧重演。战后的日本和多数欧美国家一样，教科书由民间自行编制，政府只能审核品质，但是不能操纵它的内容。这种做法的目的，当然在避免一个政府有计划、有系统地制造易于统治的顺民。

受过日本人迫害的中国人庆幸日本教科书不再由他们的政府控制，也对家永这样敢为良知与真相而与政府对抗的学者大大加以赞美。嘿，可是我们的观察不能到此为止吧？家永三郎所争取的，是日本学童探求真相、独立思考的权利，我们应该逼问自己的是：我们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权利？台湾有没有自己的家永三郎？容不容许这样的人存在？当我们的学者对历史的诠释与政治权威不合时，他有没有“奋斗”的可能？

有意图的意识形态灌输是不是只发生在不开放的社会中呢？一位美国教师到俄国旅游了一趟。回来之后在教室里放幻灯片给孩子们看，有一张幻灯片是莫斯科的街景：宽大的街道，夹在两排美丽的大树之中。老师随性地问：“说说看，为什么种了树？”

孩子争先恐后地举手回答：“树里面有间谍！”“叶子里可以放窃听器！”“树干后面有干部可以监视人民。”

做老师的当场吓了一跳，回家之后开始思索一个问题：一张非常单纯的照片，为什么这样稚龄的孩子会有那样“政治化”的想法？

第二天，他又放了一张幻灯片，芝加哥的街景：宽大的街道，夹在两排美丽的大树之中。他问孩子：为什么路边要种树？孩子们抢着回答：乘凉，美化市容，空气新鲜，结水果，玩“躲猫猫”……这位老师因此写了篇文章，对美国社会中的教育与资讯是否真的免于操纵和灌输表示深切的怀疑。

好了，这就回到了我原来的主题：独立思考。当大环境中的教育管道、资讯内容都受到控制与操纵的时候，独立思考实在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思索“独立思考从哪里开始”的时候，我找来了台湾小学的社会课本，想看看我们的孩子究竟在学些什么。

随手一翻，就看到这样一个题目：“大有为的政府”。内容，不必说诸位也知道的。可是天哪，这哪能算“教育”呢？这是纯粹的宣传，而宣传的对象竟是我们七八岁的孩子！许多人不满意政府在“外交”、环境及教育各方面的表现，同时有许多人认为台湾丰衣足食、教育普及的局面归功于这个“大有为”的政府，但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不管我们的现任政府有为不有为，教科书中都不应该出现“大有为的政府”这种塑造意识形态、制造顺民的题目。如果教育者有良心给我们的下一代独立思考的余地，这一课的题目就至少必须改为：“怎样才是一个大有为的政府？”把评鉴政府作为的标准列出来，让孩子自己去下结论。

可是，诉诸教育者的“良心”是个治标不治本、不是办法的办法。只要编制教科书的权利垄断在政府的手中，哪一个政府舍得放弃“制造共识”的大好机会？根本的办法，是效法先进国家把编制教科书的权利交给民间学者。可是你说，如果民间学者存心讨好，也写出“大有为的政府”这种课文呢？如果“教育部”在审核过程中只核准那些有“大有为政府”一类课文的教科书呢？如果学童的父母其实根本不在乎孩子接受什么样的思想教育呢？

你这样假设，我只能说：如果台湾的学者存心讨好当权而出卖良知，如果政府本身毫无意图让民主思想落实，如果中国的父母并不在乎下一代是否有独立思考的自由与能力，那台湾是“原始”得很，独立思考不说也罢。

可是台湾不是这样的。我们有耿直远识的知识分子，有在乎形象、力图革新的执政者，更有广大的中产阶级，已经为人父母，非常强烈地渴望他们自己与下一代有独立思考的空间。一方面是这种强烈的渴望，一方面，几十年来在社会各个角落，在人心深处，所埋伏下的意识形态的重重关卡暗桩，很不容易拆除；教科书只是重重关卡中的一个。

思想的关卡暗桩不拆除，台湾就难有根本的、实质的进步，这是困境之一。

第二个困境，我称它作文化的精神分裂。

近一年来，我们的观光局在发警报：来台湾的观光客越来越少，很多人都被大陆吸引去了。于是专家们分析原因，譬如出入境限制太严格，不方便；台湾宣传不够；台湾环境太脏乱等等。这些当然都是重要的因素。可是，就我对西方人的了解而言，旅客舍台湾而就大陆还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那就是，台湾没有文化特色可言。

怎么说呢？我们对外的宣传是：中国文化在台湾，要看中国到台湾来，换句话说，以“中国”作为号召的旗帜。大陆没有开放以前，这还行得通，开放以后就不行了。观光客要凭吊孔夫子的出生地、杜甫的草庐、岳飞的坟墓……这些，台湾有吗？没有。观光客要瞻仰闻名已久的扬子江、黄河、泰山、西湖；这些，也不在台湾。观光客凭什么要到台湾来找寻“中国”呢？

可是台湾不是没有她自己的东西：作为一个亚热带的岛屿，她有高山森林，有海洋礁溪；她有台湾本土的与山地同胞的文化；她的半民主与经济的富裕也构成一个独特的现代中国景观。问题是，台湾本身所具有的这些特色，我们根本不去提；我们一心一意强调的，是台湾如何如何的“中国”——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就像个幌子。有的说没有；没有的说有。

这个问题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也构成一个难题。我在台湾南部长大。通常一班六十个小学生当中，只有一个外省小孩；就是我。我所面对的，是台湾的语言、台湾的山川土地、台湾的生活方式，可是身受的教育又时时在耳提面命：我所面对的，都是次等的、暂时的，这里不是我的家。台湾话是鄙俗的，歌仔戏是下流的，台湾歌没有格调，拜拜是迷信……说着一口标准国语的我，心里有一种优越感——“我”，不属于台湾的“次等”文化。

在这种优越感中长大；一九七九年我在纽约，遇见一位刚从湖南出来的人。他从长沙搭火车经过广州，再从香港来美。带着浓重的乡音，他谈湖南的湘江、乡下的茶油树、辣椒山；然后问我：“你是哪里人？”

我愣住了。我能告诉他我是湖南人吗？不能，我不会说湖南话，对湖南也一无所知。那么应该对他说我是台湾人吗？一瞬之间我又深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贫乏：不会哼一句台湾歌，没有看过一场歌仔戏，从来不曾在庙里上过一次香，不知道廖添丁是什么东西——一直视台湾为次等文化的我，现在又怎么能说自己是“台湾”人呢？

纽约的经验给我很大的震撼，发觉自己是那样一个无根的人，而无根的原因在于我身受的教育：是我的，我不承认；不是我的，我假装是。结果，却是什么都没有。我说“文化上的精神分裂”，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世居台湾的所谓本省人，是不是就比我“有根”呢？也不见得。淡水有个红毛城，但是你去问淡水的居民那个红毛城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恐怕十个有八个说不出所以然来。只知道那边有个土红色的城墙，上面挂着一面青天白日旗，外面有很多摊贩卖淡水“铁蛋”。进入城里的话，你会看见里头有些桌子椅子，但是没有任何说明（现在不晓得是不是改了？！），唯一的“说明”是很多很多木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在此小便”！我真觉得纳闷：是真的有那么多人在那么多角落里做那件事吗？怎么那么多牌子？

台南的亿载金城旁边要建一个迪士尼乐园，案子送到台南市长那儿，居然也通过了。陈奇禄先生表示很伤心。但是台南市的老百姓是否伤心呢？大概十个中又有八个根本不知道亿载金城是个什么东西。

所以对我们生活环境蔑视、忽视的，还不只我这个自认为不属于这里的“外省孩子”而已。几百年来在这生生世世的人似乎对台湾本地的传统也漫不经心。在这里，我们又要追根究底了。

我手中的小学社会课本一共有十二册，每册平均一百页，总共是一千两百页左右。社会课本开宗明义地指出两个宗旨，一是让我们的下一代了解中国的历史渊源，二是使他们了解我们的“生活环境”。综观这十二册，我发觉台湾基本上被当做中国华南地区的一个省份来处理……真正专注于讲解“台湾”的，在这一千两百页中只有三十多页！如果整个十二册的宗旨在让孩子们了解他的“生活环境”，为什么这个“生活环境”只占四十分之一呢？

而这宝贵的三十多页又是怎样地来描写台湾的呢？它所强调的主题是：台湾是复兴基地。让我们推敲一下“复兴基地”是什么意思。

它基本上有两重的涵义：第一，它是军事的，也就是说，买战斗机比建精神疗养院重要。第二，它是暂时的，只是一个“基地”而已，不是安身立命生于斯死于斯的家园。

台湾，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的社会课本这样教我们的孩子。怎么能怪我这个“外省孩子”不把台湾当回事呢？怎么能怪淡水的居民不了解台湾呢？

谈到这里，我大概已经碰到了敏感地带，让我作一下说明。台湾在政治上何去何从，不是我谈话的主题；我不懂政治，没有资格在大众传播上发言。我在这里所迫切呼吁的，是不管今后政治走向如何，我们一定要开始建立“台湾意识”，简单地说，全心全意地重视台湾。了解我们的历史渊源固然重要——我们都是骄傲自尊的中国人，可是我们活生生的“生活环境”，台湾，绝对不能够只是一千两百页之中的三十页！

要建立“台湾意识”，首先，教科书必须全面地改写，告诉下一代台湾不“仅只”是个“复兴基地”，她也是个有历史、有文化、有长久的未来，需要细心经营的“家”。历史老师不只告诉孩子们玄武门事变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还要带着小学生去看卑南遗物，走草岭古道。地理老师不只告诉孩子们青海高原的气候如何，更重要的是领孩子们坐阿里山的小火车，观察在哪一个气候带有哪一种植物。讲解宗教时，老师不仅只谈书本上的儒道释，他还要带孩子们到庙里去，在香烟袅袅中告诉孩子们妈祖、土地公、七爷八爷、城隍爷究竟是怎么回事。

“台湾意识”要这样从根植起，让它慢慢发芽、长大，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没有本省外省的分别——才可能建立起有特色、有实质的受全体认同的文化。目前的状况是，大陆的文化我们带不过来，带过来的也是零碎的、断层的；眼前的文化，好像又不愿意认同，在这种前后不接的空虚状态下，西方的强势文化，还有日本文化，很容易就可以席卷台湾。最近很多人对日本“原宿”次文化的侵袭表示着急担心，我在暗笑：台湾受美国文化腐蚀有多么深，再加上个日本文化，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难道受日本文化侵略不可以，受美国文化全面占领却理所当然？

重要的不在于如何武装自己，排斥外来文化的侵略，如果台湾本身有一个扎实的文化体，它自然会从容不迫地面对外来的冲击，加以挑选淘汰。没有一个扎实自足的文化，冲击一来就头昏眼花，无所适从。然而扎实的文化从哪里来呢？最迫切的就是必须突破我所说的“文化精神分裂的困境”，大大地张开眼睛重新认识台湾这个“生活环境”，承认它，肯定它，拥抱它。

在建立“台湾意识”这个方向上，政府其实已经有了起步。身份证上加上“出生地”是个小小的动作，却有重大的意义。台北市地铁的兴建，也是一个眼光长远的投资。最重要的，当然是保护生态环境的百年大计。这些起步虽然嫌晚，总比没有好。不过起步也只是起步而已，离真正问题的解决还遥远得很。我觉得政府和民间两者都还没有体认到“台湾意识”的缺乏是许多问题的症结，也还没有体认到“台湾意识”的建立是如何迫切的一个课题。我在一九八六年八月的今晚提出建议：我们的教科书必须改写，你想哪一年才可能实现呢？

今晚所谈的两个困境——“独立思考的困境”与“文化精神分裂的困境”——都因为有政治意识的纠结而不太有“摊开来，大家谈”的机会。一谈到独立思考，马上有人叫“学潮”、“动乱”，像喊“火灾！火灾！”一样。“台湾意识”又可能被解释为“台湾独立”，比“火灾”还要可怕。让我们有一点硬碰硬、面对问题的勇气吧！独立思考不是毒蛇猛兽，它是一个民族的生机，没有那个能力，一个社会只能原地踏步。至于“台湾意识”，在有人急着给我戴顶大帽子之前，让我念一段“野火”的片段：

我不知道谁视台湾为家。有人依依不舍地回顾过去的大陆，有人拿着绿卡飞向未来的大陆，有更多的人不想过去，不想将来，也不知珍惜现在脚下的泥土。我是个要浪迹天涯的人，但是深切知道，即使穿着凉鞋的脚踩在土耳其的石板路上，别人问“客从哪里来”时，我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湖南，不是纽约，不是慕尼黑。家，可以暂时挥别，可以离弃，可以忘怀，但家，永远还是那么一个。四十年后的台湾，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这儿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种，只要他把这里当“家”——心甘情愿也罢，迫不得已也罢——只要他把这里当“家”，这个地方就会受到关爱、耕耘、培养。怕的是，过了四十年仍旧不把这儿当家，这个家才会破落。

我的“台湾意识”，不过如此。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的。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是我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句话。非常感谢你的聆听。

野火二十年

天真女侠龙应台

——走过野火时代

《中国时报》副总编辑 杨泽

一九八四年，小红帽闯入野狼昏昏欲睡的森林

二十年前写《野火集》的那人，并不是野狼，而是小红帽。

二十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出版，在台湾畅销大卖，二十一天内再版二十四次，盛况空前，读者反应热烈，遍及各阶层，尤其对学运世代前后的五年级有深刻影响，据说后来俨然成了人手一本的学运指南或社运手册，几乎每个家庭都可以找到那么一本，反正不是兄姐，就是弟妹中的某个人买回来的，普及程度有如当年许多家庭必备的“培梅食谱”。

过完年的春天，龙应台跑来纽约，一心想赴联合国总部“朝圣”，会会那些她心仪已久的保钓健将刘大任、郭松棻等人，由当时任“人间”副刊海外联络人的我充当地陪。我已经记不得当时大家都聊了什么，独独对龙一面之缘的印象，十分鲜活。记得这个身躯瘦弱的龙应台，苍苍白白，忧忧郁郁的，一副纯真无邪模样的文艺少女，却满满的忧国忧民情怀，相较于那几位，几乎也是整整二十年之前，在《中央日报》头版被冠上“匪”字号的左派大哥们，她时而沉思，时而怔忡的神情，似乎不清楚，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像个闯了大祸的小女生那般。

那是解严前两年，龙应台刚刚三十出头。战后台湾社会，累积多年对体制不满的能量，暗潮汹涌的批判声浪，随着龙应台引燃的这把野火，迅速蹿烧，这样的一把野火，这样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质疑叩问，那扇外强中干的旧体制大门，也就这样，便这样应声倒下。只是，与其说龙应台英勇，或者，如杨照后来形容她“憨胆”，倒不如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历史硬生生地把那把火炬，那把屠龙刀，塞到她手中（英文的说法，Some have greatness thrust upon them），她也就上了台，贴切地演出屠龙勇士的脚色。她其实更像是小红帽，意外地闯入野狼昏昏欲睡的森林。

龙应台是吃了强身、多吃无害的“正气散”

龙应台的野火照亮了什么？哲学家康德说，启蒙是走出不成熟的状态，勇于求知。《野火集》，毋庸置疑，正是这样一本，为解严作准备，引领整个社会进入全民民主时代的启蒙书。这本书照亮我们的不成熟、尚待启蒙的状态，更重要的是，掀起战后台湾新一波的“启蒙运动”。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龙应台？为什么是《野火集》？相较于上一波，从鲁迅到赖和，李敖到柏杨的旧启蒙，这一波又有何不同，可以产生如此强大的效果，如此深广的回响和共鸣？

今天回头看来，不论是鲁迅的野草风、匕首风杂文，或者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都不脱传统文人作风。这些早期的启蒙英雄，我们可以权且称之为“刺客型”文化批评家，他们对中国历史有种根深柢固、近乎非理性的迷执；由于对封建体制，所谓“吃人的礼教”，存着“必欲毁之而后快”的怨怼心态，他们是复仇的人，踩踏着哈姆雷特式的独白步伐，到头来，空留复仇不成的凄凉和孤独形象，以悲剧收场。敢冒各种反传统、反群众的大不韪小不韪，他们更是“放屁的人”，穷酸恶臭，如一士之谔谔般大鸣大放，最终，却只让他们成了自吹自擂、乏人搭理的忧郁白衣小丑（Pierrot）。历史的冷酷，群众的无情，可见一斑。

如果说，前人的悲剧（坐牢，书被禁）是“刺客型”文化批评家的宿命，龙应台乃是一则历史的童话或牧歌。龙应台她其实一点也不野，《野火集》的野乃是“礼失求诸野”。作为一个喝过洋墨水的自由派作家，龙应台不可能像传统文人那样唱高调，筑起一道与世隔绝的高墙。贫困的出身，加上以劳动阶级为主的生长环境，让她更像是野地的稗子，具有十分务实的性格，立论处处充满“卑之无甚高论”的合理性与现实感。相较于前人自我放逐、反体制的游击战略，龙应台一开始就站在历史的亮处，置身群众中间摇旗呐喊，很自然地融入代表全民心声的合唱曲中。如果，前人擅长以毒攻毒，如化脓剂般，奋力将痈疽赶尽杀绝，龙应台则是一帖正直中和的正气散，吃了强身，多吃也无害。

虽然立意烧掉旧框架，龙应台对体制的态度乃是温和的、改良派的。在当年广受瞩目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大学生你为什么不闹事》系列文章里，她的笔调，一点也不辛辣刻薄，反而娓娓道来，轻易地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取得平衡，展现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说服力与来自民间的浩然正气。龙应台是一个新时代的文化批评家，但，她也自期、自许是一个具有高度伦理反省力的自由人与现代公民，在她的字典里，公与私，男与女，上一代与下一代，情与理，传统与现代，文言与白话，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她不怕有人说体制坏话、说传统坏话，只怕大家不说话；她不怕自己或别人到处煽风点火，就怕“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野火于今看来正是当年的一个部落格

《野火集》现象说明了，小不是重点，以小可以搏大，小红帽可以棒打大野狼，小市民可以力挑大特权。不少人今天批评龙应台是大论述（sic，其实是“大叙述”），回到当年，龙不过是，挪用今天的网络词汇，一个小小的“个人新闻台”，一个无权无势的部落格，因为敢怒敢言、敢骂敢冲，一旦有了“人间”副刊的平台，马上红遍台湾。

仔细思索起来，我们仍感不解，忍不住要再问一遍：一名默默无闻的归国学人，一位与主流文坛无涉的新人，一个看似无所挂搭的孤立个体，何以能撼动广大群众？历史的偶然如何变成必然？这位在赤贫的高雄茄萣乡生长，在纯朴的成大校园做梦，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文艺少女，何以能拥有，宛如少女漫画般的“变身”魔力，在一瞬间蕴生巨大能量，把众人连结在一起？正气散、运气散云云，又如何变成众人借助练功的丹药？

毫无疑问，龙应台的成功，时代的风云际会，乃是建立在战后中产阶级的成熟，以及，相对应的，此一阶级的渴望在台湾社会当家做主。然而，真正将她和众人的生活串连起来的，不如说是，龙应台的草根性格，激发了当年大小市民的公民意识，也就是说，正气散的药效即在于，催化台湾人潜在的公民精神，让家国情怀、乡土情怀以及个体价值和尊严，紧密扣合在一起。

龙应台的《野火集》，借用现代广告商的词汇，因此是属于众人的。龙应台一直就是个“说故事的人”，她的文章夹叙夹议，饶富传统的说理训示，却从不见艰涩聱牙的论述援引，有的只是一篇篇，掺杂作者与周遭众人生活经验的故事。透过这种说故事的方式，龙应台将她在欧美社会生活过的公民经验，拿来和台湾市井小民的本土经验作沟通，为民间社会和西方公民社会搭起了一座桥，把那些当年台湾社会亟需的、崭新的理念价值和形式，通过她的故事、人物，传达出来。

龙氏正气散的成功乃是一个奇妙的启示：批判体制就一定得反传统吗？乡土情怀、家国情怀之外，如就文体看来，龙应台的言说策略，其实和传统民间艺人的叙述技艺相仿，像是行走江湖，落地说唱的说书人，或者，早年扭开AM频道，一边讲古一边卖药的广播主持人；只是，新式说书人龙应台，说的是现代警世寓言，卖的是正气运功散。

盗火的玉娇龙

这二十年下来，龙应台可以算是中文世界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化奇观，她所搭建的思想桥梁，让精英与大众、民间社会与文人传统、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有史以来，从未这么大规模地串连在一起。纯真如她、天真如她，宛如一名行侠仗义的女侠，在华人世界到处路见不平，“放火”相助，就这样，一路从上海、新加坡，到香港、广州；从二〇〇四年“三一九事件”，当台湾的民主价值被质疑的时候，她挺身为台湾民主辩护，到二〇〇五年连、宋先后访问大陆，她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发表《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几天内，数百万人次的网上点阅，大力放送台湾意识与台湾价值，整个华文世界俨然已成了一个扩大的现代江湖。侠女龙应台算得上是某种程度的玉娇龙，虽然不谙武功，无法轻身一纵、飞天走地，或者刀光剑影，杀得敌人落花流水，但同为女人，她们的天真，教人无从防备，放火绝招一出，往往出其不意、让人措手不及。

进一步探究，我们发现，其实台湾就是龙大侠的练功房，她扎马步的场地，她在这里开创一个可径称之为“野火时代”的东西，而所谓的“台湾经验”，不正就是她研发成功的独门招式。虽然台湾经验的价值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不上西方的文明民主社会，不过相对于封闭落后的华人社群，益加显得弥足珍贵。自任为台湾经验的代言人，龙应台透过各种形式的写作与演讲行动，不断地输出台湾经验和民主价值，一旦台湾价值受到质疑受到轻视（例如成龙说台湾的民主政治是个笑话），龙应台就必须跳出来抗辩，为台湾讲话。

龙女侠放火的绝招究竟出自哪一本秘册宝典？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从这角度看来，龙应台的“野火”，大抵是承继盗火者的启蒙角色，将她在西方世界盗来的火种，带回家乡。“五四”以来，这些前前后后到外地游学的人，像龙应台一样真正航过海，在国外闯荡，然后回到本土，关注自己的使命，企图将第一手西方生活经验的视野，和本地传统做沟通的“水手型”作家学者，大有人在；难得的是龙女侠洞烛机先，匠心独运，在她的创意研发之下，源自异域“以夷变华”的野火与本乡本土“礼失求诸野”的野火居然能汇成一炉，照亮了华文世界的废墟。可惜的是，他们的队伍当中也混入了不少，或许可以称之为“海盗型”的文化买办，这些人关注的是，别人有什么财宝、有什么秘笈，可以现买现卖，因此常搬来许多炫人耳目的理论，实际上却对西方文化缺乏内在的理解，更根本的还是，他们丧失了自己的记忆与经验，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西方。但，这也许是长期以来无法破除的宿命，就像过去台湾被认为是“海盗国家”的典型，如今说穿了，大家往往也还只是在做仿冒代工的工作，拿西方世界的财富来当自己的饭碗，并无法进一步提升自己。

再度放火，《面对大海的时候》引发论战

过去，台湾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耀眼地位，一度让我们感到相当自满，我们因此可以自豪地说，龙应台是台湾文化输出的骄傲。然而，曾几何时，跨越千禧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的短短四五年间，台湾的“成功故事”却如梦幻泡影般迅速地褪了色。曾经，最让众人志得意满的台湾价值，现在回头看来，变成一场可疑的历史大戏；曾经，我们以为掌握，最进步的现代和后现代论述，如今纷纷宣告破产，思想像整个被掏空了一般。“野火时代”大力标榜全民民主、全民发声的年代的到来，强调大破大立，唯有人民得以透过自我与群体的“权力意志”，进行一场翻天覆地、扭转乾坤的“价值重估”，光是一九八七到一九八九年间，就发生了十七个社会运动（消费者保护运动、反污染自立救济运动、生态保育运动、原住民人权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不一而足）；然而，若以和生活息息相关的环保议题为例，每个家庭今天依然宁愿砸钱买饮水器、滤水器，也不相信政府可以协力改善饮水问题，不相信政府的公共工程，不相信政府会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野火集》所开创的公共空间、公共论述最后几乎悉数垮台。我们除了对公共工程失望，对充斥各种call-in节目的公共领域更是充满愤懑之情，蓝绿相互责来怪去，以统独、族群等简单粗暴的符码去诠释别人，整个社会宛如陷入空前的灾难，眼下只感到一片幻灭和迷失。

台湾经验的无法累积，台湾价值的失落，如果归咎起来，首先在于，我们只有蒋勋所说的“减的文化”，而没有“加的文化”，也就是说，下一个政权往往处心积虑地，把上一个政权的文化连根拔起、铲除殆尽；其次，也许更重要的，过去台湾经验或“现代性”被设定的模式，我们不得不承认，让人往往看到的是，一个新的扩大的名利场，深深为它所展现的浮华世界所着迷，而看不见传统、历史、文化的价值；也正因为，众人在实际生活中看不见人文价值、古典价值的作用何在，以至于，我们一度引以为傲的台湾经验，所谓经济奇迹，所谓民主政治，到头来都只是，金钱游戏与权力斗阵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过去创造经济奇迹的台商其实是一种干练的个人主义典型，五湖四海，浪迹天涯，擅长单打独斗，虽然来自土地，却向往海洋。时至今日，当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已累积超过二十四个台湾所能承载的程度，当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成为当代社会的主流，虚拟的感官体验充斥于电视、电子资讯的大海，大部分人似乎只能强调“随机应变，快速反应”的竞争守则，选择当一个只看得到“利”而见不着“义”的“独眼龙鲁宾孙”。这种“台湾制造”的鲁宾孙，徜徉在个人主义的荒岛上，凭借着一台手提电脑和网际网络，下载一堆资讯软件，陶醉于速度带来的快感，不出门就可以跟全世界打交道，使台湾变得益发像一座波浪形的海岛，一层层波浪迅速涌至，每一波都比前一波更快，速度感更强，淘洗的力量越大，也让人因为速度的追逐而抗拒更本质性、更根源的种种课题。

面对台湾经验的失落，龙应台选择在两年前重出江湖，再度在“人间”副刊上大规模地放火，集结而成《面对大海的时候》一书，其中尤以《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与《五十年来家国》最引各方的瞩目与争议。只是这回，野火变成了战火，一波又一波批评和质疑的声浪，放火的人几乎差一点就要灼伤了自己。在龙应台开出的一系列文化药方里，关于现代公民的格局、素养和梦想，或者是相对于全球化和在地化，台湾跟世界历史接轨的国际化问题，其实都是我们所熟悉的正字标记的龙氏正气散。只是，当众人迷失于统独、南北分裂的此刻，当大家犬儒地选择不表态，或假装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在特定历史时空的这点上，龙明确提出她的价值观，投射出她的意识形态，天真地要大家回归中国文化，让台湾成为“中国文化的灯塔”，不禁让人有一种迂阔之感。读者不免要问，举世滔滔，都在拥抱全球性的海洋文明之时，连中国也积极投向西洋的怀抱之际，龙应台为何要回过头去拥抱大陆——这一帖中药，岂能不教人有错乱之感？

面对大海的堂吉诃德

“堂吉诃德和桑丘放眼四看，见到了生平未见的大海，浩浩渺渺，一望无际，比他们在拉·曼却所见的如伊台拉湖大多了。海边停着一艘艘海船，正在卸船篷，可以看到上面张挂的许多彩带和细长三角彩旗在风里抖动，蘸拂着水面。船上喇叭、号角众音齐奏，远近军乐一片悠扬。海船开动，在平静的水面摆开交战的阵势。顿时有无数骑兵应战似的从城里奔驰而来，都制服鲜明，马匹雄健。船上战士连连放炮，城上也放炮回敬。城上炮声震天，惊心动魄，海船的大炮也声声相应。大地如笑，海波欲话，天气清朗，只有炮火的烟偶尔浑浊了晴空；这种情景好像使人人都兴致勃发。桑丘不明白怎么海上浮动着的庞然巨物会有那么许多脚。”（杨绛译文）

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的结尾，拉·曼却的“梦幻骑士”堂吉诃德离开了西班牙的内陆荒原，来到梦寐以求的巴塞罗那城，在那里，他和他的傻子跟班桑丘生平第一次看到海，亲眼见证大海时代来临，心中的激动震撼自是难以言喻。也就在同年冬天，堂吉诃德几乎可以说是，了无遗憾地死去。话说回来，作为一个中古世纪的破落骑士，他的驽马、长矛和生锈的盔甲、盾牌毕竟是不属于大海的，也因此，在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只能落得，为一个时代的逝去，望洋兴叹。在我看来，堂吉诃德和龙应台，一个中古西方骑士，一个现代东方侠女，两人都为拯救旧有价值而显得，或陈腐或迂阔，却也都是伟大的武侠骑士理想的化身。甚至可以说，龙应台接续了堂吉诃德的精神，背负着维护古典价值的使命，在华文世界孤军奋战，踽踽独行。

然而，与其说龙应台要我们回归中国文化，不如说，在大海冲刷下的价值洪流里，在台湾文明、文化的土石流中，她一方面教我们紧紧抓住古典文化构筑的木筏不放；另一方面，又鼓励我们定锚在世界历史的大坐标上，面向大海，勇敢出航。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发现，龙从女侠忽忽变成了女娲，试图用大陆文化的泥巴，掺和海洋文明的水，捏塑出一种中西语俱佳，真正能与国际接轨的，新台湾人种。也就在这里，龙应台的修辞策略，说故事的方式，开始显得过于依附本质主义，过度为古典文化的乡愁所引导。字里行间，她让读者有种错觉，误以为今天的我们跟古典汉文化的关系，可以构成一种直线式的因果逻辑，似乎只要找出某些失落的意义环节，就可以轻易地恢复，重新打造失落的家园与世界。龙应台有所不知，“中国文化”或“古典文化”在台湾，往往与沉重的历史教科书、官方的意识形态等义等值，不单是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不正确”，也是他们至今选择、宁愿不去面对的古典传统与人文价值的大哉问。

期许一个有国际观的新江湖

台湾的民主政治蓝图，向来都是嘈嘈杂杂，一点也不井然有序的，台湾人的处境或困境，也往往就像是，存在主义哲学家齐克果所说的，那种扬帆出航以后，才被匆匆告知任务的船长和水手。也因此，假如我们能认识自己的漂流状态，掌握它的真实与不真实，就可以进一步认知，我们过去从哪里漂流而来，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能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有龙应台所说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了解我们的挫败和迷失，找出突破这些困境的方法。即使台湾社会过去尚未，最近的未来也不一定能，产生一股“决定性的多数”（critical mass），去统合出新的价值秩序，我们也可以朝“决定性的个人”和“决定性的少数”的大方向迈进。说穿了，龙应台所传承、传递的野火，其实就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教导我们在现代的荒原上培养价值的火种，批判的火种，或点灯或放火，在众多的小天地和大天地、边缘和中央之间，找到一种新的文化串联的策略，就等有那么一天，小天地连结大天地，边缘再一次反攻中央，把国民党劫、民进党劫，把当下令人十分难堪的“国民进党劫”终结掉。

出乎那些力图“去中国化”的台独基本教义派的意料之外，龙应台的中药处方，其实可在奠基于古典汉文明之上的当代日本社会，得到清楚的呼应。现代日本的身强体壮、脑清目明，分析起来，乃是以古典大陆哲学、东方宗教文化强身，再以西洋文化固脑，将东洋跟西洋文化融合，提炼出的一种东瀛经验。只是，相较于日本人重视长时间累积，凸显本质性的文化模仿与创造，当代台湾社会所呈现的，往往是一种渴望立即见效的，建构式速成拼贴文化。追究起来，我们得勇于承认，混血与变异恐怕才是台湾文化的本质。但，未来世界既有可能以夷狄的经典变华夏，也可能以华夏的经典变夷狄，我们又何尝不能，以龙应台的乌托邦想象为触媒，大胆地进行文化跨界的实验，嫁接东方和西方，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让台湾勇敢地从殖民历史的“百年孤寂”中走出来，创造出某种更生野、更瑰丽的“异文化”也不一定？

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一股源远流长、不容忽视的民间生命力，一个不相信官方的小传统，当被压抑的民间力量日益壮大，它往往悖离中央，寻求创造自己的水浒或桃花源。四百年台湾，从郑成功家族的海盗帝国到今天的民主法治社会，见证的就是这样一股风起云涌、蔚为大国的民间力量。在我乐观看来，今天的台湾民众已不复是昔日的市井小民，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见过风浪、见过广大世面的台湾人，早已共同创造出一种，也许可以径称之为“江湖台湾”、“功夫台湾”的东西，正逐渐加速与“江湖国际”、“功夫国际”的接轨中。这样一种扩大的江湖感，这样一种国际性“江湖文化”，有别于“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而又能辩证性地结合二者，正是一个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第三空间”。只有在这样的制高点上看台湾社会，我相信我们才不至于，重演“小红帽与大野狼”的加害者与被害者的游戏，掉入蓝绿阵营的“本土妄想症”、“中国妄想症”，或任何一种政治版本的本质主义陷阱中。也只有在这样的制高点上，在这样的建构式文化空间里，我们才可望从仿冒代工的“海盗台湾”，成功地转换为一个深谙东西文化，经纪中国与世界的“水手台湾”、“游侠台湾”；我们才可望沟通夷狄与华夏，沟通利与义，创造出一种新的江湖文化与江湖道义。

《野火集》出版至今已有二十个年头，二十年的漫长光阴，足以让整整的一代人凋零，让新的一代人出生、成长。进步的真理与幻象似乎永远共存，二十年见证了战后台湾最重要的一个“时代”（Epoch），二十年又何尝不能算是，一个小小的佛家所谓的“劫”。新一代的读者们哪，不管你们是酷世代、炫世代，还是破世代、孽世代，民主政治只是一种（讲究操作熟练度的）技术问题，并不牵涉价值的创造，从龙应台的部落格，到你们的部落格，也只有一种梦想的距离。如福柯所说，我们一再发现自己处于开始的位置；因为这样，我们更应当一起思索未来，以新的火焰挑战者、文化挑战者为己任，化被动为主动，大力叩问个体生命的意义，将我们共同的困境，化成一场戏剧性的自我追寻，扩张梦想的蓝图和坐标，脚踢东西文明，甚至期待有一天，将龙应台的野火放回西方去。新一代的读者啊，让我们从批判的野火中浴火重生，锻炼出一种新的文化理念与价值的炼金术——《野火集》本身正是这样一部新文化的经典——把启蒙的故事、野火的传奇，继续传述下去。

从“当家”到“做主”

——二十年后重读龙应台《野火集》有感

台湾中兴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向阳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龙应台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龙应台逐一例举她回台一年所看到的社会乱象，质疑这个社会为什么不生气？

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团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色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这篇文章是《野火集》的第一篇，其后龙应台以她敏锐的观察、犀利的文笔，以及在那个尚未解严的年代中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观点，陆续发表了《生了梅毒的母亲》、《幼稚园大学》、《不会“闹事”的一代》、《“对立”又如何？》、《台湾是谁的家？》等文章，在短短一年中，迅即引起各方热烈反应——用龙应台的话来说，“习惯甜食的人觉得《野火集》难以下咽；对糖衣厌烦的人却觉得它重重的苦味清新振奋。”当时国民党文宣、政战单位几近“抓狂”；在高压戒严下无处倾诉苦闷的小市民、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则对龙应台的“滋事”姿势大表认同，四处散发这些被执政者认为“有问题”的文章。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野火集》出版了，不到一个月再刷二十四次，不到半年就超过五十刷，卖出十多万本，这样的热卖现象，在八〇年代中期，大约只有反抗国民党的党外杂志可堪比拟——但又不同，《野火集》平躺在大书店的入口平台，标志着“畅销书”、“狂卖”、“推荐阅读”的光彩，在读者的口碑相传中，烧出熊熊的火光，龙应台因此成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要求改革的代言人；党外杂志则是在警总不断的查禁、搜索和几近“抄家”的抑压之下，以“禁书”、“违反政策”的“污名”而同样在读者的口碑相传中热卖，直到一九八九年四月七日郑南榕为了坚持“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而自焚为止。

龙应台的社会批判和“党外”杂志的政治批判是两条不同的路线。一个在体制内发声，要求从人民生活看得到的地方改革起；一个在体制外发声并且采取行动，要求国家机器和体制的改变。两者都是八〇年代的台湾社会和人民所需，没有必要比较其中高下。龙应台实际上已经注意并对当时台湾的思想自由和民主问题有所质疑，遗憾的是，她的发声平台是在岛内仍受思想掌控的媒体上，这使她主张思想自由、要求民主政治的文章难于发表，《野火集》中对于台湾当时集权统治的现象之所以未发一语，是因为这样的政治场域限制，而非龙应台不为。

事实上，龙应台写了《奥威尔的台湾？》，以奥威尔在《一九八四》小说中虚拟但实际存在的“老大哥”集权统治暗示台湾欠缺民主自由制，但这篇文章并未见报，到出书时才收入，可见当时媒体受到的压力。另一个例子是，《野火集》出书之后（也可能是之前），龙应台写了一篇《天罗地网》，以极其强烈的口气质疑：

啊，是谁在制造这么一个没有逗点没有留白没有空间没有思想自由紧得透不过气来密得挣脱不掉使眼睛耳朵头脑疲惫不堪天罗地网的环境？

这篇指向统治者制造“天罗地网”的文章，在我推估，应属《野火集》写作时期作品，然而也未能见于她的专栏，直到次年（一九八六）五月，才由龙应台亲手交给我，于当时我主编的《自立晚报》副刊发表。《自立晚报》是当时比较能够说话的本土报纸，长期向当局要求民主、自由与人权，是国民党的眼中钉，《天罗地网》不在龙应台专栏，而在《自立晚报》副刊刊出，也说明了体制内改革者也遭到“老大哥”监控的无奈。

尽管如此，《野火集》从专栏到出书，烧出的“龙应台现象”仍不可小觑。当时刚从德国回来不久的龙应台，面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专政统治，敢在国内大报批判社会、教育、环保问题，戳破脓包；敢说“厕所比伟人铜像重要”，“政府若失信于民，人民要有勇气兴讼”，戳破威权；敢在国民党强调“光复台湾”的“德政”之前要求“把台湾当成自己的家”，戳破神话……都替人民说出了放在心里而不敢说出的话。龙应台把这些话拿到体制中大声说出来，还“煽动”人民要敢于生气。她让高压锅盖下的社会有了一个出气的出口，让国民党无法使用对付“党外”打压禁绝的惯常手段压制人民的声音，并且对“党外”体制外改革仍难影响到的中产阶级产生意识形态的扭转。这就是龙应台现象的意义所在，也是《野火集》对八九十年代台湾社会的影响所在。

从一九八五年到二〇〇五年，转眼二十年过去，这二十年来，台湾的社会转变快速，“党外”成立了民进党，并且取代国民党主政，两大两小的政党政治成形，加上言论自由、人权保障已经如同阳光、空气——龙应台二十年前大声疾呼的议题，看起来都已被解决。二十年前，龙应台笔下污臭的淡水河、四处可见的工业废水污染、环保问题、交通问题，乃至于伟人铜像、口号、题字……都已经被这个社会以共识和整体的努力予以改善了。生气、大声抗议、游行、反对政府、批评政府首脑，乃至对台湾的定位与前途应独应统、对于自身身份认同是台湾人或中国人，都成为公共领域可以讨论、辩难的议题，尽管往往不欢而散，但至少问题被摊开来，被讨论，也被“生气”了——龙应台二十年前的野火，已经不“野”了。

但问题还是存在。龙应台二十年前质疑的、生气的、看到或未看到的问题，仍然在二十年后继续以同样的、或不同样的形貌继续存在、持续发生。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她在专栏中以《台湾是谁的家？——啊！光复节！》为题预言：

四十年后的台湾，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这儿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种，只要他把这里当“家”——心甘情愿也罢，迫不得已也罢——只要他把这里当“家”，这个地方就会受到关爱、耕耘、培养。怕的是，过了四十年仍旧不把这儿当家，这个家才会破落。信心不信心，在此而已。

龙应台二十年前触及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台湾认同的课题。走与不走，留与不留，心甘情愿与迫不得已，如果我们都能把台湾当成自己的家，则蓝绿、统独、台湾人中国人的争执，就会只是我们自家的家务事，不容外人干涉、不劳他人置喙——一个新时代已经展开，新时代台湾人的议题正在浮现，只要认同台湾这块土地，认同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最高价值，借用龙应台的语气来说：

不管他是哪里来的人，不管他要去哪里，只要他把台湾当“家”，只要他把在台湾与他共同生活的人当“人”，只要他把自由、民主与人权的价值当“价值”，台湾就能成为人人安居的所在，而不假外求。

二十年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二十年前龙应台烧起的野火，曾经让暗黑的台湾社会看到脱离集权统治的出口；二十年后，台湾社会已经走过黑暗，走到出口，却发现前路分歧，因而彷徨四顾、不知左右何之？当此之际，龙应台的《野火集》重版再印，一方面让我们得以重新检视一起走过来的年代，鉴历史之镜，一方面更有让此时此地的我们冷静省思，如何摆脱族群和政治意识形态阴影，无分血缘、地缘，而以坚持民主自由与人权为共同价值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不能熄火

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　余光中

二十年前《野火集》初版问世，干草烈风，很快就成为燎原之势，火势之大不仅烧热了文化界，甚至也熏出了广大的市井小民，一时议论纷纷，掌声压倒了嘘声。不久我去台北演讲，提到当代的女作家，曾以“龙卷风”来形容《野火集》的年轻作者。

“龙卷风”的风势，二十年来虽然偶有间歇，却未中断，而在她卸下台北市“文化局长”一职之后，又倒卷回来，风力仍然可惊，风圈似乎更大，几乎凡华文所及，都风起云涌，风吹草低。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本书畅销至今，足见台湾的社会与中华的文化里，有一些东西是顽固到永远也烧不尽的。尽管如此，只要风势仍强，野火仍旺，我们的陋规恶习，文化底层的怯懦与自私，就不可能像莠草那么漫山遍野，肆无忌惮。

应台是才学并高的性情中人，一生的作为其实都取决于自己的真性情。当年她从美国学成回台，在中央大学任教，并发表小说评论，似乎要成为学院派的批评家。幸好那些杂文并未铺张成引文成串附注成排的“学术论文”；而自《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刊出之后，她显然就从文学批评转向了社会批评。尽管“天还未亮”，解严还得等待三年，她英勇的笔锋所指，已经是文化意识、社会陋习的种种患处，所以激起了有心人普遍的共鸣。

在五四之后七十多年，龙应台竟然还得像梁启超那样披上启蒙先锋的战袍，用直接而有力的杂文，“笔锋常带情感”，来揭示我们社会的病情。那笔锋，介于胡适的理性与鲁迅的感性之间，但都能把握对事而不对人的原则。

在《生气，没有用吗？》一文中，应台曾痛贬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当时她恐怕全未想到，十五年后这丑陋的都市竟会请痛骂它的人来变化气质。她竟然肯跟马英九回台北来做首任的文化局长，大家都很担心，担心如此的文化英雄，怎能像骆驼一样穿过市议会的针孔。果然上任不到十天，尚未进入会期，她竟已尝到了一位女议员的警告，有一次对朋友说着，忽然大哭起来。朋友们都担心，龙卷风真抗得住夜长梦多吗？

不料风势能伸也能缩，三年下来，飓风竟然变成了化雨。无论对文化遗产、耆宿故居等等的维护或利用，或是文艺活动的安排与倡导，应台都全力以赴，做得有声有色，真正提升了台北市的文化气质，而使马英九的团队成了一头醒目的龙马。台北市文化局举办或辅导的文艺活动，凡我参加的，都可以见证局长不但从容主持，而且无论用中文或英文致词，都言之有物，流畅且有文采。

不过人在官场，当然无暇执笔，而且不容畅言。苦练三年之后，龙卷风终于恢复了自由，言路更宽，讲台更大，听众更多，风势更劲。她把讲台搬去了香港，更为整个中文世界所注目、所聆听。在统独之上，中西之间，风声不绝。至于毁誉，她似乎都不在意，因为有风过处，树林总不免飒飒而鸣。

第三度成功

作家　余秋雨

二十年前，当《野火集》刚刚问世的时候，风靡和抵拒同时产生，而且两方面都很强烈。这是它的第一度成功，证明它所发出的社会评论，确实深深地搅动了社会的精神层面。

照理，一个作品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已经很不容易，因为这蓬“野火”蓦然照出了社会人心的诸多弊病，即便人们躲开了它的光亮，也会在黑暗中留下记忆。但是，谁知这蓬“野火”不仅没有被躲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了世间的自然光亮，它所表述的观念，那些当初既惊醒了很多人又激怒了很多人的观念，在二十年间已在台湾社会渐渐普及，人们对它既不惊讶也不愤怒了。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它的第二度成功。

然而，这还不是它的终点。

近年来，虽然《野火集》的观念已经大体普及，但是行为实践与这些观念仍然有很大距离，而社会上的新问题更加层出不穷。所有的问题，又都牵涉到知识分子对社会精神文化素质的引领作用。

目前对社会精神文化素质起引领作用的显然是媒体。媒体是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可能演变成暴力。这在威权专制的情况下是如此，在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只不过方向不同罢了。我们已经一次次清晰地看到，各种传媒间天天都有大量的文化人在发言，但当传媒的至高目标是发行量和收视率，这就不能不与世俗民众构成一种互为资源、互相塑造的不良关系，这种关系所形成的加速运动，几乎任何力量都难于抵挡。它每时每刻拼凑着浅薄的道义、随意的证据、失控的情绪、颠倒的轻重，鼓动起一次次规模庞大的视听灾难，又开启着一轮轮更焦渴的耳目欲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向谁求助呢？求助于民众的自我禁忌？求助于媒体的良知复苏？还是求助于政府的疏导劝告？显然都不可能，也不合适。想来想去，只能企盼着高层文化人振聋发聩的声音让世间一惊，就像当年《野火集》问世时的情景。

这种想念，这种企盼，是《野火集》的第三度成功。

这种想念，这种企盼，已超越《野火集》的具体内容，而是指向着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以及本于这种责任的破门而出，破门而出以后的准确判断，准确判断以后的慧言利词。让人们听到一些钓饵的声音，然后从媒体的壅塞中抬起头来，静一静，想一想。

这种想念，这种企盼，还针对着当前越来越密集的社会话语中的文化缺失。环视四周，媒体间的“济世方略”很多，互相之间的辩论也很激烈，主要是政治话语，其次是经济话语，然后是大大小小的社会生活话语，却很少有人从集体文化心理结构上来探讨目前遇到的问题。而事实上，这种深层的集体文化心理结构，才是密穴所在，关键所在。这真如我在《借我一生》中反复讲述的，大陆的“文革”看似政治运动，看似破坏了文化，其实恰恰是文化的产物。因此，从政治上解析“文革”是浅层解析，从文化上解析“文革”才是深层解析。《野火集》在二十年前就从集体文化心理结构上解析了中国人的毛病，而这样的解析在今天的媒体间已成了空谷足音。

《野火集》在台湾出版二十年，在大陆，则是十七年，晚了三年。从当时两岸文化交流的情况看，算是快的。对大陆而言，已经在台湾普及的《野火集》的观念，有不少还有待于普及，而近年来传媒暴力的泛滥、文化话语的贫乏，则是叠加了变形的威权和变形的自由这两方面的背景，情形更加乖戾。对此，我本人已深有体验，还多次与龙应台交流过这种体验。所以，对于上述的想念和企盼，自然更加殷切。

龙应台是我的朋友。不知什么原因，我们总是在古城西安一次次不期而遇，每次又都会遇到另一个朋友贾平凹。她曾透过电视镜头，对于在大陆遭受诬陷和诽谤的我进行及时的声援和慰问。后来，她的言论又遭到大陆某些“批判家”的讨伐，言词之凶残，已远远超出我的遭受，我却不知如何安慰她了。前些年，她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我到她的办公室拜访，看到她为提高台北市的文化品位做了大量建设、保存、推广的工作，受到市民的广泛拥戴。这表明，真正的文化批评家也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文化建设者，批评和建设本来就是同一件事的两面。看了她的文化建设成果，人们也就更能读懂二十年前的那本《野火集》了。

二十年，在中国传统的习惯中称作一代。一本书在二十年后还能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那就证明，这书足可称得上“一代文笔”了。

谨此祝贺，我的朋友！

野火不尽

台湾师大美术系教授　何怀硕

《野火集》出版至今二十年了。

这二十年中，世界大变，中国大陆大变，台湾大变，社会与人生也快速变得令人措手不及。

龙应台写《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野火”的第一篇时，是一九八四年底。当时她写台湾是“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而现在，朝野都说是二千三百万台湾同胞。不过，现在多年没有人口统计，大概日渐少于二千三百万。许多台商去大陆，连带家眷与许多定居大陆的人，数目不详，常听说的数字不是十万八万，而是百万以上，而且移民去各国的，人数有增无减。加上台湾新生儿大幅减少，再加上几乎每两个半小时就有一人自杀，前几天，一天竟有十四人；总之，台湾人口五十年前自几百万到台湾钱淹脚目时增加到四五倍，最近若干年已逐渐减少。其间因素之复杂，问题层面之多，若深入研究，真能以一斑窥全豹。龙应台如果现在写该文，大概不好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样的标题。因为现在连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是什么“人”都没有一个不引起争议的“全称”。

龙应台《野火集》所批评的种种，二十年来，有少数问题已因社会演进而得到改善；有更多问题不但未见改善，且更加变本加厉；更有许多二十年前不可想象的新问题，层出不穷爆发出来。

关怀社会，忧国忧民，为生民请命，为国族求生存，且不说清末以来谭嗣同、梁启超、孙文、鲁迅、储安平……那些遥远的历史人物，台湾近几十年以来就有胡适、雷震、殷海光……他们都是已逝世的、耳熟能详的顶尖人物。活着的尚有极多同样抱负的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时期发表了无数谠论。但是历史发展迂回曲折，社会的进程也踉踉跄跄。有些地方进步了，有些地方却倒退；有些老问题终于消失，却有更多更严重的新危机浮现出来。读储安平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政论与社会批评，你会感到仍适用于今日。于是有人因无力感而缄默，有人因消极而退隐，也有人觉悟识时务为俊杰，靠拢权势。这二十年来可看到社会的沧桑之变，也可看到许多“秀异分子”或封笔隐遁，或变脸成新贵。

令人沮丧的是社会批判似乎只造成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断地牺牲与消耗，于国族社会的进步毫无益处。法治、社会公平与正义、大众的觉醒似乎很难真正在“华人社会”实现。当前，台湾虽然获得形式上的民主，但距离实质的民主尚远。现在，当台湾与大陆是否同为中国人，两岸人民是否（应否？能否？）有一个未来共同的美好愿景的争议尚未平息，更未取得共识的此时；当台湾的民主，只重视可以夺取权力的“选举”，不惜抛弃民主其他珍贵价值，而选举则以族群的撕裂为手段，引致混乱、内耗、空转，社会力急遽下坠，前途岌岌可危的此时，台湾所面对的是比《野火集》所批判的更大、更严重的痛苦与危机。龙应台二十年前必亦不会想到时局的变迁诡谲若此。

不过，尽管历史的进程确实迂回曲折，充满荒谬与吊诡，美好的愿景的实现，永远有一波三折，我还是相信，凡努力必埋下善因。正如我们现在阅读鲁迅、储安平的社会批评，《野火集》在未来，一样是一面镜子，让所有的中国人悲悯、警惕、反省。

龙应台一九八三年以三十四岁的“归国学人”到“中央大学”当客座副教授。一般说“学成归国”，多半只是某专业拿了个学位。她出国才八年，确实在西方文化与社会中深受洗礼，对中西文化有深入的体验与理解。在台湾的人，生活成习惯，大不如龙应台目光锐利，见人所不见，言人所未言。她的社会批评与前人不同。她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她要用文学的笔来挑起社会启蒙思想家的责任。从生活、社会到文化，入手之细，格局之大，感情之炽热，析理之有力，态度之恳切，文字之魅力，雄辩之滔滔，所谓振聋发聩，不是夸饰之词。她的聪慧敏锐令人赞赏。

在褊狭、保守、封闭、自卑、自大、麻木、自私、丑陋等病的批判之外，现在更有社会道德的堕落（槟榔西施、大学毕业色情表演为“作品”、各种诈骗……），而意识形态的势不两立，更是台湾社会未来光明或黑暗的关键。龙应台，这位出产自台湾的社会与文化批评家，是台湾的光荣；不止于台湾社会，而且是华人社会，必对她寄予更多期待。

龙应台的启示

作家　林达

我和龙应台同年。当龙应台在海外旅居十年，回到台湾，一边当教授，一边一篇篇地写她的《野火集》时，大陆“文革”结束，大学恢复招生。我在遗漏了中学、失学十余年后，终于有机会上完大学。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比台湾更封闭，当时我的状态，恰好处于应该受龙应台启蒙的位置。多年以后我移居美国。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再回看中国，又有了类似龙应台当初从国外回台时的体验。所以很巧，我有如此两头的感受。

龙应台从小生活在台湾，去国一程将近十年，初次回去定居，她变得“容易生气”。这让我想起自己的经历。在离开大陆两年多以后，回去了一次。两年多的时间很短，可是，一切以前感觉理所当然的事情，出乎意外地变得难以接受。我非常惊讶：中国还是原来的样子，我怎么了？我后来明白，两个不同源头的文明，若选择在一个小人物身上冲撞，发生的事情，就可能叫作悲剧。但是，龙应台在把它化为一种积极的力量。

这个世界很大。资讯的开放，使得和国际接轨变得容易。逐渐知己知彼，就会自然作出调整，面对外部世界，不再感到紧张。这是很关键的一步。曾经有过的过度自卑和自尊，是源于对世界的陌生。因此我相信，当年龙应台让人感觉惊讶的一些话题，已经在今天的台湾成为常识常情。可是，我也相信，龙应台话题背后、她在传达的那一个世界，人们仍然需要了解。这就是龙应台始终不会过时的原因之一。

今天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现代社会规范，其实是移植于异文化。这样的制度在它的原生地，也经历千年磨炼、经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不断互动，是一个与历史俱进的漫长过程。这种制度在中华文化圈的移植是“一朝落地”，难以马上生根。因此，需要像龙应台这样，有强健胃口能够消化异文化、又土生土长熟悉本土文化的人，担当一个过渡桥梁。

我们常常看到，像民主这样的概念，会成为非常奇怪的东西。虽然那是大家耳熟能详、张口就来的名词，在讨论中频频地运用，可是，这并不是说，大家在讲的就一定是同一回事。在民主和民主、自由和自由、政党和政党之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所以，在争论的时候，有时就是鸡讲鸡的，鸭讲鸭的，似乎在使用同样的语言和名词，实际上讲的却不是一回事。

先是概念就来自外来文化。当它引入中华文化、用“汉字”来表达时，这些“字”携带着它本来已有的灵魂，又输入一些外来的血液，以一个新的面貌，开始自我表述。然后，在我们脑子里形成固定印象，形成新一轮的概念。它们和原来的本意，可能并不完全相同。就如同现代政治的政党概念，进入中华文化，常常会出现一种同生共死、忠诚不贰的组织压迫感，而在它的原生地，却是轻松自如、随意切换的个人观点选择，而它的基础，又是文化上价值的个人取向。那种散漫和疏离，和中华文化中传统的家族、小团体的紧密联系，完全不同。而那些离散的个人，又由于西方文化中宗教的影响，结合从市民走向公民的传统，形成了具有公民责任、公民权利、公德心、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社会细胞结构。如此走向一个法治的自由社会，乍看上去，一盘散沙各行其是，实际上却是有章有法。这是民主制度的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残存的集权制度，已经穷途末路。一个学者，要有能力理解和指出集权制度的不合理，已经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可是，要预警制度变更之后社会适应的难点，却并不容易。在一个集权社会，推出一个反对党似乎是重要的。可是，在民主社会诞生的一刻，社会面临的难题马上就截然不同。人们会发现，反对党的生存不再需要呼吁，相反，可能是突然冒出的一百个政党面对如何共存而束手无策。新的政治家们，包括学者们本人在内，也立即面临一个学习过程。如何塑造自己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作为普通公民的平常心，平衡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如何拒斥权力诱惑，在一个公民社会平等地生活。每一个从集权社会脱胎出来的人，可能都必须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渐渐学会。然而，唯不同观点的平等交流成为社会常态，不同政党才可能摆脱你死我活的争斗文化，成为各种民意正常表达的渠道。民众唯有成为一个个具有良好素质、独立意识的个体公民，才不会轻易被政治家调动，成为他们手中任意操纵的工具。

《野火集》的出版在当时的台湾引起震动。那是社会质变的前夜，是多年郁结在有待解开的时刻。台湾民主化以后，人们回想龙应台带来的旋风，更清楚地看到，那些社会批判，其实是推动制度变革的一个动力。这也使得一些人读到《野火集》，常常理所当然地，就把龙应台单纯解读为“一把野火烧向专制的斗士”。龙应台出现的时机是一种优势，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指针。龙应台的批判性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显象，人们也因此可能忽略隐隐在下支撑它的基础。

龙应台在一个尚未“解禁”的集权制度下，不仅是如其他知识分子所做的，直接抨击集权制度，而更多的是把批评直指社会的非公民化，即公民社会特质的缺失，直指包括每一个个人的公民意识之淡薄。她批评台湾教育的核心，是指出教育没有在为公民社会作出准备。龙应台的眼光在当时是超前的。龙应台根据自己对世界和台湾的了解，或许预见到当时台湾集权制度的瓦解，并不是那么艰难和遥远。可是，龙应台一定知道，在它瓦解之后，一个移植的制度，会立即面对公民社会的单薄基础，面临根系深入的障碍。龙应台不是简单地冲击集权政府，促使它的解构，而是提前让民众理解，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制度，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固守中华文化圈传统社会的许多旧观念，并不利于这个制度的存活和生长。这个方向的批判，其实需要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在集权社会的末期，站在民众的立场，把矛头直指专制政府，虽然被政府所不容，可是你的身后自有万千民众的支撑。龙应台从一开始就放弃有利地势，选择站在一个孤立的位置。不仅批评政府，更多的是尖锐刺向每一个人的内心：你有没有为一个民主的公民社会做好准备，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假如不是，先改变你自己。面对中华文化圈，龙应台不避讳她的思想资源的异文化源头；面对民众，她紧追不舍地指出每一个人的弱点和未尽的公民责任：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至今读来令人惊心动魄。

这样的尖锐不仅是在检验龙应台的勇气，更是在检验当时大多数台湾民众的水平，能否消化一剂重药，激发出自省的能力。二十年飞快地就过去了。那个旧日台湾，已经成为遥远的故事。可是，《野火集》内涵的前瞻性，一些和特殊时代背景相连的政治批判已经过时，《野火集》依然生气勃勃。它不仅是一个历史纪录，还是仍在燃烧中的野火。因为，龙应台的预见，在今天的台湾变为现实。

而龙应台的尖锐并不走向居高临下。除了个人素质，也是在一个平等社会中，长期地接受潜移默化的结果。你感受到平等，她也是和你一样的一个公民。这种分寸感对一个传播火种的知识分子，常常很难拿捏。从中华文化圈里出来，很多人能够做到文字优美、内容正确、逻辑严密，可是，也许是我们习惯了这一文化中“士”的特殊位置，即使理解平等的意义，对自己的定位定调往往还是会“开低走高”。作社会批判时，会忘记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员。批判的烈度越大，自我的位置就不断上升，不能持之以恒地维护和读者对话的平等。因为在这个文化中，历来缺少平等的概念。对于我们，自己的“低调”还是理智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反应。

相比二十年前，中华文化圈里的知识分子，都有了更大的舞台来表现自己。可是，要留下不但能够震撼当时，更能让人长久回味、影响深远的文字，就不仅需要扎实的文字功底、思想的力度，还需要许多其他的东西。龙应台在给我们启示。阅读龙应台，我常常想到，刺破平静水面的锐利冰峰，它也许只露出一角，可是，你总是可以在这水面之下，找到沉沉稳稳的一个山座。

期待新加坡的龙应台？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　柯思仁

龙应台点起的野火在台湾烧成燎原之势的那年，一九八五年，我是一个在台湾留学了两年的新加坡人。

当我在一九八三年离开家里的时候，和台湾并列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经过二十年的生养建设，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法纪彰显，治安良好。当年才十八岁的我，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享受着种种丰腴的物质条件，甚至是在新加坡政府为吸纳人才加入公务系统的公费制度之下到台湾留学；就像在后独立时代成长的绝大多数的新加坡人一样，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所得到的与我所应该而没有得到的之间，究竟有什么差距。

来到台湾，我在台大文学院的教室里由教授们引导畅游古代经典与现代文学的世界；我读张大春的小说与蒋勋的诗，看侯孝贤与杨德昌的电影，听罗大佑与苏芮的歌；我从创刊号开始阅读与收藏《联合文学》；我奔波于林怀民的舞蹈与赖声川的剧场之间；我忙碌于听演讲、办刊物、参与社团、筹备演出，就像任何一个台湾大学生一样。享受着丰富活跃的文化生活，对于我的台湾同学来说可能是理所当然，可是，如果我没有来到台湾，这一切自本土生成的文化经验，甚至在想象中也不会出现。

一九八六年的某一天，我开始翻阅刚买的《野火集》，龙应台煽动的文字与尖锐的针砭深深触动了我，可是，我没有太多震惊与意外。两年来所吸收的各种文化养料，却都开始展现出潜藏的深层意涵。我突然了解，为什么台湾的文化环境这么精彩，为什么我会觉得从来没有过的充实愉悦，为什么我这时才开始有强烈的自觉与自省的经验。

我在台湾所接触的众多文化创造，事实上，内里都蕴涵类似《野火集》的知识分子的对于文化、土地、自我的省思与批判。台湾众多的作家、诗人、导演，把他们的深刻的省思与沉重的批判通过作品加以再现，往往内敛委婉。龙应台不同的地方，是她运用具有战斗性的文笔，直接宣战。

龙应台的震撼性出现，是在一个大时代，一个有文化厚度为基础、台湾自觉酝酿多年而即将爆发的时代。接下来，到我一九八七年六月离开台湾的一年多里，我看到“洛河展意”在台北火车站前的地下道演出被警察驱逐，看到“自由之爱”在台大校园的游行与静坐，看到“我的乡愁我的歌”在基隆文化中心首演唱出乡土的声音。龙应台一点都不孤独，她的震撼效果在于她的先声夺人。同一个时代的台湾，前前后后许多艺术家、文化人，以及普普通通的台湾人，都具有知识分子的素质。龙应台是大海中卷得特别高的浪头。

我回到新加坡，开始尝试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思考新加坡的现实。二十年的生养建设，的确是使新加坡取得许多让本国人自豪、让外国人欣羡的成就。可是，在同样的二十年里，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素质也流失，或者无法累积，包括人文个性的培养被忽视，公民社会的发展被限制，文化意识的生成被压抑，个人主体的诉求被排挤。这也是为什么当龙应台在一九九四年把她十年前在台湾燃起的“野火”烧到新加坡，写了《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时候，让她感到意外的是一面倒的“护国之声”，群起讨伐龙应台。

又过了十年，二〇〇四年，卸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应邀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个月之间做了三场公开演讲，从文化与认同谈到传统的再生。今年五月，她又前来参与一个讨论“美术馆与社会”的论坛。四场演讲累计超过两千五百人次。她对新加坡各种现实的批评仍然深刻，不过，她的战斗姿态却已经消失。当她提到新加坡的时候，她不断说：“‘我们’新加坡……”许多新加坡人静静地听龙应台的意见，也没有十年前的那种“义愤填膺”。然后，有人委婉地说：“龙应台毕竟是偶尔来访的客人……”（《联合早报》社论，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二十年过去了，龙应台的理想主义没有改变，她的姿态却是跟着整个台湾社会的翻天覆地后的情境而调整。好些新加坡人还是默默地倾听龙应台的批评，也期望看到新加坡的龙应台的出现。可是，如果没有那一波又一波前仆后继的浪头，又怎么能够期待出现龙应台这个特别高的浪头？

直言不讳与包容同等重要

——柏杨看“野火”龙应台

作家 柏杨 口述

记者 丁文玲 记录

《野火集》是世界知道龙应台的开端。但是对我而言没有差别，我早就认识她了。这人是本质上跟我相似的灵魂，只是她比较年轻，她相信中国人可以改变，我比较悲观。中国人有一种固执，硬得很，例如有史以来官员缺乏道歉的传统，也不知道惭愧，而平民老百姓们即使接受了某些事实，也不愿意做些什么，就算问题横摆在眼前，两年内铁定不会有变化，甚至三十到五十年还是维持原状，试问文字又能做什么呢？不过话说回来，文化要是容易改动，就不是真正的文化了，所以还是需要我们这种振笔疾书之人。

我和龙应台常被相提并论，但是我们除了年龄差异之外，背景也大不相同。我当过兵，当兵时是不能有个人意志的，我曾受过这样的训练，所以写作的角度也常在自身与群体间转换。比较起来，龙应台的思维就个人化得多。当然，除此之外，我们看事情的方法也大不相同，各有所长。虽说不免有倚老卖老之嫌，但是我还是要说，龙应台有许多想法与做法，都是柏杨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晚年进入中庸之道，站出外面往里看，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如此。

若说起我与龙应台之间，有件事情虽我俩意见不尽相同，却不能不提，那就是二〇〇〇年的“二二八”纪念馆续营风波。当时她与台湾和平基金会发生误会，两方都希望我出面调停，同为“外省人”，我虽然知道我说话不见得有力量，还是打了通电话给她。现在时过境迁，我要替她说句公道话，事实上，当时被外界质疑少年正盛、不接受异议的龙应台，是很积极想要了解与解决问题的。她一听到我的声音，就立刻说：“您越说我越糊涂，不如我到您家吃饭，听您说清楚。”龙应台就是这样直接率真的人，不多久后大剌剌跑到我家来吃饭。解释完她因应此事的做法后，还问我：“您说我这样够不够聪明？ ”我记得当时我也依自己的想法，很坦白地对她说不够，还补了句，既然你已经问了，我就不能不说，免得你以为你自己真的聪明。有趣的是，她并没有生气。

我说这件事，是希望外界了解，文化的定义是浮动的，文化人最缺乏的就是包容和忍耐异己之心。身为一个文化人，直言不讳与包容同等重要，即使龙应台常受批评，但我认为她确实兼具以上两种特质。文化人往往不是太温和、太没有主见、太阿Q，就是听不下别人的意见，她既有自己的想法，又愿意听对方意见，或许媒体和与她意见冲突的人，应该多给她一点沟通的机会。

中国作家不值钱，猛写十年不富，一日不写便穷。文人提笔不是为财，多半为的只是一点理想，想对社会有功效成绩，但因为文章价值都是由读者或后人所捧出来的，抱着理想、不为名为利的写作者，所以特别需要得到读者的回馈与反应，我隐然感觉，龙应台应该也是这样，并非天性喜欢喧哗。

我写文章跟猪吃糠一样，是不得已，不写活不下去。天下不简单，“人权”两个字又进不了衙门，作家只能不停地写作，才可能期盼有渺小的机会参与或改变社会现况。我对作家的影响力有自知之明，不像龙应台，还年轻天真，还会抱怨“他们怎么不看看我的书”，对于为文可以经世治国的自信心过强了。

仔细观察，我和龙应台确实还是有很多相异之处的。我虽颠沛流离，但还是在中国土生土长，提笔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成分居多，龙应台则是受西方民主政治学问和思想刺激，反思中国问题。我们两人看到同样的弊端，可能会有不同的观察面向与建议解决之道。有人批评我，只要是骂中国，柏杨就高兴，骂得越凶，柏杨越开心，实际上并非如此。我写文章，是想让做错事却仍有反省力与良知的人，感受被杀头之痛，希望辛辣中还带有忠厚怜悯，龙应台应该也是如此，但她比较急。或许是因为我年纪较大，觉得和过去比起来，台湾与大陆无论是民主或言论的自由，都见到了长足的进步，有种身在天堂的错觉与满足感，龙应台是恨铁不成钢，总还是希望中国有一天能比西方更强更好吧！

就像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文明和民主都是你一句我一句骂出来的。我一直深信人性，诸恶多半是社会的结构或机制出了问题，而不是哪个人要与善或好的人、事、物相互敌对，人类是可以沟通、理解、说服的对象，作家如我和龙应台，就是生来要担任这种针砭的角色，治疗这个社会。

三月的杜鹃

台湾大学戏剧系副教授　纪蔚然

倘若今天有人使尽吃奶的气力、动员全身不平则鸣的分子写作一篇篇短文，内容充塞剑拔弩张的字眼——“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是谁在作践我们的子女”、“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不懂得自己的权利”——尔后且集结成册，名之《野火集》，我只能挪借散文家琦君的名言，说此人八成是三月间台大校园的杜鹃，疯了。

二十年过后，龙应台于一九八〇年代控诉的情境很多未获改善，我们的城市照样丑陋不堪，我们的教育列车持续驶向断崖，我们的交通依旧是色盲的横冲直撞，但有一层面已彻底质变：台湾人，你太容易生气了。现在没人敢说台湾人民不懂得为自己争权利，我们只要受到委屈就按铃申告或在摄影机前哀天哭地，一旦被人倒债就冥纸鸡蛋伺候，更猛的还会泼油漆、掐脖颈或开瓦斯自杀攻击。台湾人的怒气早已凝聚成千斤顶万吨锤，要是大伙齐聚发功，那威力足可击沉人人口中的宝岛十数次。谁说台湾没有核子武器？

台湾人真的很会生气，致使下梁不正上梁歪，即连最应沉着、最不该当众动怒的“总统”先生也有样学样。“总统”不怒则不威，但他大可于私底下跳脚踩扁帽或在政敌的照片上倒番茄汁，就是不该在电视上化身为终结者——Ah Bian, the Terminator——把嘴巴当乌兹扫射全台，搞得仇人盟友无一幸免，政客平民纷纷中弹。非但如此，“总统”还实践魔鬼阿诺“I’ll be back”的箴言，他真的回来主动续摊，并夹带着手榴弹与轰天雷，二度开炮，把野火烧成漫天烽火。有这样的访谈节目，谁还需要看动作片？那两天，我坐在沙发看着荧幕上的阿扁，先是瞠目结舌，继而视线渐转模糊，只恍惚觉得画面里有一朵正在燃烧随时会内爆的杜鹃。

台湾人，息怒吧。

二十年前龙应台要沉默的大众勇敢地站出来说话，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倒企盼大家少讲几句。沉默的民众早已变成饶舌的乌鸦，老是在那聒聒聒聒。一位艺人的死亡竟衍生出数以万计的疯言疯语，朋友与记者叽里呱啦，熟识的与不识的呜哇呜哇，甚至连曾于海边偶遇他的路人也有话要说。与死者攀上关系真能使我们无聊的日子增添点生气吗？众声喧扰，好不热闹，但从幕启到幕落，人们却无法从这出人间悲剧感受到洗涤或升华的丝毫可能。

台湾人，你话太多了。

并非针对每件事你我都得有真知灼见，毋须理会诸如“没有意见哪算是现代公民”的挑衅，我们要可怜这些忧国忧民之士，他们的生活除了政治以外其他一片空白。也并非一有想法就得公之于世，野人献poop（屎）一番，何不将反射性、已受制约的念头潜藏于心，不时修正，给它机会沉淀？我们绝对有保持缄默的权利。若某人因车祸躺在病床，他大可不必甫动完手术便向记者交代当时如何怵目惊心，事后又多么情何以堪云云，但令人费解的是，受访者往往选择说话，即便是吃力地掀动着半麻醉的双唇，他也执意娓娓道来：“阿就，车子就突然翻了，我就跟着翻了，然后就昏了。”说完，他又昏了。

好吧，若说有人不讲话会闷死，我只能拜托：来点新鲜的。语言窒碍思考，废话连篇导致脑袋一锅子焦油。大部分时候，政治名嘴尚未开讲，我们已经猜到他们要说什么，因为这批人除了意识形态与个人恩怨以外，少有另类见解；更多时候，娱乐名人尚未启口，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只会插科打诨，耍弄白痴连字游戏。还有，对那些觉得此生没上过电视便枉走一回的“市井小民”，我只能奉劝：不要把嘴巴当作语言绞碎机来用。既然上了镜头，烦请把握良机认真表现，想说就好好说，从丹田出声、从内心发话，别“大舌又爱提”，一径支支吾吾，哼阿耶啦是吧对啊……

写着写着火气不请自来，台湾人果真易怒。宝岛的天候原本四季分明，如今时序倒错，天天都是淡啊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

我们可以飞越杜鹃窝吗？至少，二十年前《野火集》的作者认为可以，否则她不会写那些文章，否则她不会错估自己拥有批判的距离，拥有归国知识分子的制高点。如今，距离是我们不可能享有的奢侈。大家同在一个窝里，唯有自欺欺人的蒙混时刻，才有人胆敢胡言自己是“恶水上的大桥”。台湾已成一座危桥，我们就是恶水。

切莫问我答案在哪，我只知，它在疯中飘扬。

期待“新火”相传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　马以工

唐朝时，中国的文化到达空前的高峰，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我们对唐文化的了解有限，尤其是唐朝的节日。

唐人很重视的节日是寒食，设定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日，大约在清明节前一日。这天全长安城的炉灶内都不能有火，人们吃冷粥及冷饼，等到第二天一早，由大明宫内传出薪火，到家家户户的灶内。

这是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的节日，而且非常严厉地执行，寒食日仍起火者，要处以死刑的。

为何薪火相传得到如此的重视？

《野火集》出版二十年了，这确实是不算太短的一段日子，尤其是这二十年来台湾社会的巨大变化，只能用人事全非令人百感交集来形容。当时，报禁尚未解除，三大张的报纸副刊占有一整版。记得有“野火集”刊出当天的报纸，可以多卖好几万份，学生也会将副刊贴在布告板上，或影印传阅讨论。现在的一大叠报纸中，副刊的重要性相对减小，学生们对在手机或网络上传“无厘头”简讯的兴趣，远大于传阅好的文章。

二十年前也没有现今社会的分裂现象，虽然挑战威权一贯地是会受到拥有威权者的打压，但社会的公平正义未因文字内容的立场，甚而作者被归类的颜色而扭曲，由当时参与催生者与作者现今的立场已不尽相同，可见一斑。

当异议分子下狱时，是他们人生新里程的开始。当异议分子被迫流放时，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形同缴械。也许龙应台当时有其私人因素，属于自愿离开，其后文笔可能更成熟，理想与视野可能更远大，社会的反应绝对不会与《野火集》等同。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仍需要对现今问题，能一针见血地指出与批判者。我们更需要的是，对社会因分裂而扭曲的思路能先予导正的大块文章。这种文章在现今媒体政治性谈话节目充斥，导致社会更分裂更扭曲的大环境中，想要脱颖而出，引起广泛的注意与反省，更是难上加难。

二十年后，我们最盼望与期待的是“新”的火苗，能突然从社会某一个角落蹿出。一把可以让我们净化、可以让我们重生的“新火”，在每一时代、每一个社会，其实无时无刻都会发生。

龙应台如何在香港放火？

——谈“外来学者”的“知识介入”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　马家辉

龙应台教授以撰写“野火集”专栏成名于八〇年代中期的台湾，专栏文字于一九八五年结集成书，一九八六年中便登陆了香港。出版社是无线电视机构属下的出版企业“博益”。

香港版《野火集》有两项特色：

首先，它仍然维持香港坊间流行的口袋书尺寸大小，但页数是出奇地厚，置放于书店的书架上，跟其他惯于单薄也乐于单薄的口袋书并排而立，显得特别抢眼突出。其次，尽管它不是谈情也不是八卦，销路却是出奇地好，出版不久便卖了超过一万册，这对销量两千册即可荣登畅销书排行榜的香港市场来说，绝对是一笔不容疏视的出版奇迹。

正如在台湾，《野火集》在香港知识界亦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不少文化人在报纸专栏上、饭局耳语里热切争辩“野火现象”的来龙去脉，可是，讨论焦点终究倾向“在地化”，主要是把香港和台湾的景况略作比较，从而思考“为什么香港没有像龙应台这类笔锋犀利的批判作家”、“香港是否需要龙应台这类笔锋犀利的批判作家”、“即使香港有了龙应台，她能在这个对政治时事普遍冷漠的社会发挥多大作用”之类议题。八〇年代中期的香港正处于所谓“回归过渡期”，本土精英对于这个城市的身份认同问题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关怀兴趣，“隔岸观火”并借台湾的一把野火替香港的热水加温，不无适时适地的现实意义。

或许本土精英没料到的是，二十年后，因缘际会，“纵火者”龙应台直接跑来了香港放火。

龙应台于二〇〇三年中从台湾移居香港，先在城市大学任教，后转到香港大学，依据我的就近观察，这七百多个日子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前十二个月是“潜龙勿用”，龙应台除了应付基本的教学工作，主要精力在于睁大眼睛和张开耳朵去观察、去了解、去聆听，她把知识触觉投入这个后殖民城市的多元角落，积极结交不同阶层和领域的朋友（或潜在敌人），急迫地向他们探问有关香港的轮廓和细节。来港之初，她说过一句“我抱着留学的心情而来”，在这意义上，龙应台绝对是个用功的好学生。

后十二个月是“见龙在田”，有如一位在海底沉潜久了的健泳者，龙应台终于在海面仰脸露颈，吁一口气，发力前游，写专栏、上讲台、策划论坛、主持沙龙，处处针对香港的现实境况发言，在各种形式的公共空间和知识平台煽风点火。

其实根据龙应台在台湾、上海和新加坡的“纵火业绩”，若说她会在香港安静沉默地度过两年，谁都不会相信。但令香港读者大开眼界的是，龙应台采取了一种很“实在”的态度来对待香港，每回发言谈论这个城市，她都不会只在抽象理念或宏观回顾上打转，而几乎每篇文章都是针对香港某组独特而重要的公共议题提出批判或建言，龙应台谈涉及数百亿新台币预算的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发展方向、龙应台谈古迹保护与主流价值、龙应台谈国际化的危机与陷阱、龙应台谈英语水平的低落与前景、龙应台谈香港侨生的特色和位置……龙应台敏锐地关注到香港人的许多关注，却没忽略香港人的许多疏略，连珠炮发，不知道是贪玩抑或认真，她在香港的墙上铭写了大大的“到此一游”四字，字体之深刻令谁都无法假装看不见。

香港是个国际都市，商人来商人往，学者来学者往，但几乎每位外来学者都只是客客气气地说些“香港不是文化沙漠，香港人很有文明法治，香港的云吞和饮茶也很好吃”之类敷衍套话；相反，龙应台在港两年，功德之一可能是向香港人示范了外来学者可以、应该、如何以“知识批判”介入本土社会，从而对这个暂居的城市提供了若干的贡献。

总体言之，龙应台在诸篇文章和诸场演讲里，无不或隐或显地展现出“龙应台式四段论”以拆解香港：首先，她会抓紧焦点，开宗明义指出想谈的是什么议题；然后，她会指出，香港人对这议题的讨论欠缺了什么面向和层次；接着，她喜提出，如果这议题发生在台湾或西方，大概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发展和结局；最后，她会试图告诉香港人，可以做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可惜无法做些什么。以她在香港大学的“香港，你往哪里去？”为例，于讨论“中环价值垄断了香港价值”和个中现象如何困限了香港的文化发展之后，她直接告诉香港人：

如果我不是决策官员而是个小市民，那么我会用尽力气发起公民反抗运动，串连所有的非政府组织——环保团体、消费团体、小学家长会、被虐妇女保护协会、劳工权益促进会、文史工作室、青年义工……包括国际组织；我会结合所有大学的历史系、建筑系、城乡研究、都市计划、景观系所以及教育学院将来要为人师者的学生和教授们，与政府进行长期的抗争。我会静坐、示威、游行。我会不间断地投书给本地和国际的媒体，我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求援，向“国会议员”申诉；我会寻找律师探讨控告政府的可能。最后，告诉你我最后会做什么：我会用选票把不懂得尊重文化、轻视自己历史的政府选下去，换政府。但是香港的政府是不能换的，因为没有普选。

对于龙应台在香港所点燃的野火，许多人拍掌喝彩，赞叹于她的敏锐与锋利，以及感动于能够近距离体验二十年前的《野火集》光芒，但亦当然有人基于不同的理由和立场予以挑战，例如有政客在评论文章里明责“龙应台之流”应该认识“在中国蜕变过程中，中国人和英殖民地主义者的合作和斗争才是香港历史”、“不要沉迷于拒中情结，像台湾那样钻进根基不稳的本土文化死胡同之中”；有企管专家在专栏方块里暗讽“中环价值其实不是负面，反是香港成功的因素，台湾应该学习”；有政府高官在饭局茶聚里抱怨“龙应台根本不了解香港，所以被有利益冲突的本地文化人蒙蔽误导”……各式议论在江湖流传，像影子一样，紧贴于龙应台身后。

二〇〇五年六月以后，龙应台将返回台湾重执教鞭，以后即使再游香江，亦可能只会短居数天而不会盘桓久留；这两年来，她在这个城市所点燃的野火能否烧掉一些应被烧掉的杂草，可要看天时地利之因缘造化。谁知道呢？正如谁知道龙应台在二十年前的《野火集》序言里说过一则错误的预言——

“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作官了。”

一把野火烧出一片天

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文学所教授　马森

时光流水般地逝去，一晃眼间《野火集》已经二十岁了！如果是一个小孩子，已到了举行成年礼的时候，算是已经长大成人。我有幸曾亲眼目睹他的诞生，又亲眼看他渐渐长大，成为影响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心中实在感到无限的欣慰。

诞生在一九八四年的“野火集”是偶然，也是必然。

顺着记忆的线索，应该先从我认识龙应台说起。一九八三年秋，我应刚成立的“国立艺术学院”之邀，从伦敦大学请假一年返台担任客座教授。翌年，趁居台之便，一口气出版了四本小说：《北京的故事》（时报版）、《海鸥》（尔雅版）、《生活在瓶中》（尔雅新版）和《夜游》（尔雅版）。就在这一年，也是刚从海外回来的龙应台在《新书月刊》上发表了一篇批评《夜游》的文章，接着又发表了批评我另一本小说集《孤绝》的文章，这两篇后来收入《龙应台评小说》的评论成为我们结识的媒介。由于我们都刚从海外回来，有一些共同的感受与共同的话题，当然也由于龙应台是一个非常热情、观察细腻、思想又十分开放的人，很对我的脾气，言谈之间容易产生契合的愉悦，所以很快地我们就成为相熟的朋友了。

在高信疆担任《中国时报》副刊主编的时期，曾邀我为也是由他主编的《时报周刊》写过一个“爱梦屯随笔”的专栏，爱梦屯是我对加拿大Edmonton市的音译，时在一九七七年我在加拿大阿尔白塔大学任教的时候，从此以后与《中国时报》的编者有了来往。一九八二年金恒炜继高信疆之后主编《中国时报》副刊，继续邀我为“人间”副刊开了“东西看”和“述古道今”两个专栏，都是每星期见报一次。从一九八二年一直写到一九八四年，也有些累了，很想停笔休息。就在这时候，龙应台出现在我的眼前。由于她的小说评论显示出她思路的清晰，文笔的洗练与辛辣兼而有之，是我心目中写专栏的上乘人选。同时，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人间”副刊已经掀起风潮，但她与恒炜并不相识，因此我特意邀应台与恒炜便饭，介绍他们认识。恒炜为人积极，也是个很能赏识人才的主编，一见之下即说妥了为“人间”副刊开辟专栏的事，于是“生气”就变成了“野火集”专栏了。“野火集”的第一篇文章见报后，就是我的那篇《下台一鞠躬》在“人间”副刊刊出的最后一篇专栏。

我说是偶然，因为这件事来自那时候我偶然的一个念头；我说也是必然，则是因为像应台这样的才华，迟早会被人发现的，没有《中国时报》的“野火集”，也会有其他报刊的“野火集”或“××集”。

“野火集”诞生之后，适逢政治上从专政过渡到民主，文化上脱离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转折时期，果然立刻烧红了台湾的半边天！台湾报纸上的专栏何其多，但真正发生影响的则寥寥无几。酱缸文化（借用柏杨先生的用语）为时过久，撼动不易。我在为“人间”副刊写专栏的那两年，也曾有过向腐朽势力敲击的经验，不想竟然遭遇到恐吓和围剿。后来应台的“野火集”则遭受到更多与更恐怖的威胁，恐吓、围剿之外，甚至有激烈的读者到她门前来撒冥纸。“野火集”虽然招致保守势力如此的厌恶与反感，但确是给台湾的社会丢下一颗响亮的震撼弹，动摇了一些腐朽的、蛀蚀的原来还以为足以擎天的梁柱，更重要的是为广大群众的那些自以为是的乡愿思想进行了一次痛快的洗涤。

“野火集”使龙应台在台湾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也因此成就了她源源不绝的理性而犀利的篇章，渐渐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以致她的那把野火从台湾延烧到香港，从香港又延烧到大陆，而终于有今日我们所见的足跨海峡的一个社会的良心、酱缸文化的谏诤者——龙应台！

非线时代的线性记忆

中天电视执行副总经理　陈浩

提了笔才想起来，二十年前有过这样的画面：在某个场合里跟“有关单位”起了争执，我坚持她这人“单纯得可以”，那位则沉着脸说“她很危险”，谁也没说服谁。

那个年头他们无所不在，处处都在，记忆的墙壁上少不了他们的爪痕。

一九七〇年代的后半在台北过的大学生活，中坜事件、“台美断交”、选举中断、美丽岛事件，现在看来像是二十一世纪的台湾的序曲，对当时年轻的心却是澎湃的政治启蒙。

罗斯福路的台大大学口常有精彩的政治演说，有一排违章建筑的矮檐下的书摊，下大雨时挤不下两行人通过，就在雨天邂逅谔谔的李庆荣，谈着他写的“莫把反共当遮羞布”的文章，没两天就听闻他被逮捕。激情与余悸，滋味难辨的岁月，谁又不是单纯得可以，哪知道危险在哪里呢？

但那距离龙应台在“人间”副刊发表《野火集》里的文章，被有关单位盯上，也已有十年之遥。十年之间的故事已经有太多，入狱的、判刑的、灭门与坠楼、代夫出征、查禁杂志……那年采访受刑人家属选举新闻，靠近政见台边，经常就被后方掷来拳头大的钞票卷打到头，当时“小额政治捐献”都是这样。有一天回到报馆，平时活泼充满议论的编辑部，突然鸦雀无声，一片超低气压，任谁都紧绷着脸，偷偷问才知道，当晚警备总部要来视察“大陆资料室”。这种镜头也永难忘记。

再过了几年，肃杀之气稍减，报馆的言论气氛仍然沉闷，但窗外的党外运动已有了势头，我猜那两年该是有关单位员额最膨胀的时候，台湾社会松动得厉害，他们想压又不知如何动手，只好多找人看着。化身成师长亲友同学同事，随时从角落里窥视，有时现身探问，有时龇牙咧嘴，分不清喜怒。那两年最常遇见他们，偶尔周旋也像应酬。却常惦记着当年下山师父教的“心法”：耐着性子跟他们讲道理，说话要慢，想好了再说。

那次说话时，“野火”还没结集，见过一次龙应台，觉得她文章和人都透着天真，还有那种超强的女生的正义感。对我们这些半公开的为党外杂志写稿，日子过得挺忐忑的人，龙应台没有一点政治性。读她的文章，浑然天成，痛快淋漓，但总觉得是第二前线的冲撞，哪有什么“那位先生”讲的危险？因为打心底不怎么服气，说话的口气就快了些，那位先生就变了脸色，没有了笑容，“老弟啊，告诉你，她的文章很有煽动性！”

那可是第一次跟他们不欢而散，我也只是耸耸肩，想，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

那段回忆丢开了就是二十年。后来从八〇年代的后半走到九〇年代的整十五年，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路径像是某种线性的（linear）想象，一步一脚印，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开放，像是蛮合理的因因果果，尤其到了二〇〇〇年的那场“大选”，像是某种线性发展的必然结论。旧时代成了光影碎屑，而有关单位们也像是《骇客任务完结篇》里速速缩化消失的钢乌贼，变成远处的小黑点点。

然后就留下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新的政治非线性（non-linear）年代里，玩儿字谜游戏，蓝色的字一堆，绿色的字一堆，用拼贴出来的字样猜想民主新乐园的格局。当年言论阵线里的脸谱，猪羊变色，才没几年就追上了时尚界的新标语：新态度就是新衣着。没赶上高速车流的就在“自疗失语症”的路标指引下下了交流道。

龙应台倒是没一丝恍惚，力气还是很大，为整一代人理着思绪。从二十年前的那一天以后，我就再也没敢把她放在第二前线看，我多少还是从言论检查者的眼神得到了启发，他们缺席的年头，并不那么轻易被遗忘，看到邻居墙壁上深深浅浅的爪痕，自然就能想象夜半刺耳难忍的折磨人的声音，我们都听过的。

那天她在“人间”副刊和大陆的《中国青年报》同时发表的文章，我那沉睡多年的警觉又被唤醒。可能许多像我这辈对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的台湾有深刻记忆的人，对今天的大陆仍有切肤之感，希望更合理的体制，能在彼岸长成，祝福那些用脊梁骨顶住压力的人们。

现在，龙应台正“舍末逐本”

——她借孙文的话问道：中国有四千年文明，为何无一地如香港者？

《联合报》顾问 张作锦

二十年前，龙应台问：“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后来大家生气了，把一个受批评的政权换了，人们能放心大胆地讲话了，很多有形和无形的束缚都解脱了，政治人物在街头和议会更是“生气”蓬勃。

但是，那似乎并不完全是龙应台所企盼的社会。自然环境的破坏愈来愈严重，药物和食品仍然在假冒伪劣，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生活仍然得不到安全，教育从一个铐链换上另一个铐链，很多人的行事准则还是靠权力而不是靠真理……台湾，似乎依旧是龙应台“生梅毒的母亲”。

二十年前，龙应台踩着台湾的土地，吃台湾米，喝台湾水，眼里、心里都是台湾，看着生活在台湾的人不争气，自利、自我，她忍不住斥责：“你是谁？你凭什么就做‘沉默的大众’，等这少数人努力了，甚至牺牲了，你再去享受他们的成果？”

因为追求明显而立即的效果，那时龙应台的话不免说得直一些，严一些，也显得急吼吼一些。那把“野火”若是烧得人不痛，大家就没有感觉嘛！

以后去了德国，看了欧洲，旅行了世界很多地方，亲历世局诸般巨大变化，龙应台观照的范围更大了一些，思考的层次更深了一些，她借用香山少年孙文十九世纪末年在香港提出的问题：“香山、香港相距仅五十英里，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在七八十年间在一荒岛上成此伟绩，中国以四千年之文明，乃无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此刻的二〇〇五年，龙应台正在香港，这个纠缠中国知识分子几百年的问题，她也同样在思索。我们看得出，她正在“舍末逐本”，想从纷陈的众议中爬梳出一个能使国家文明的主轴。她的结论，也许就是“文化”吧！

“文化”很难简单说明，很难定义。但是清明的政治靠它，健康的社会靠它，和谐的人际关系靠它，科技的进步发展也靠它，现在更有人提出“文化是明日的经济”。

为了印证自己的主张，龙应台曾卷起袖子下海，到她不讳言“我所看过最丑陋的城市”台北市当了三年文化局长，希望把台北打造成一个有人文内涵的都会。也许她对自己的笔更有信心，辞了官，回复作家的身份，也回复她的写作生涯。她把文化作生命的墨汁，喷洒向在港澳的中国人，在台湾的中国人，在大陆的中国人，和在海外各地的中国人。若是多数人能认同和响应她的观点，那就是中国人集体的自省，是一次波澜壮阔的“维新运动”。

不是龙应台独有这种“雄心壮志”，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必然要走的归程。屈原与昏庸腐朽的政治对立，坚持改革和进步的要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把百姓幸福置于自己痛苦之上。虽然打击来了，但“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九死其犹未悔，哪有不受折磨的屈原啊？

那年龙应台离台赴港，去阳明山与她话别。时值盛夏，蝉鸣满山。“听，这蝉叫得多放肆！”她说。第一次听到有人用“放肆”形容蝉鸣。这话是揄扬，是斥贬，或只是妙手偶得的写实？

蝉是一定要叫的。叫，是它生命能量的发皇，也是它的责任。

要叫，那就叫得“放肆”点吧！

海外，留一星火种

马来西亚大将出版社社长　傅承得

有一些东西，从二十年前烧到今天；从台湾烧到马、新等东南亚华人社会。自《野火集》后，我陆续阅读龙应台的著作；许多马来西亚受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是。二十年过去，像我这样的读者已步入中年。然而，余烬未熄，火头还在。龙应台的火气，仿佛还在。二十年过去，一定有一些东西还在她心中；一定有一些东西留在读者心中。一些，时空无法阻隔或扑灭的东西。

我见过龙应台几次。她来马来西亚演讲，挤爆了容纳千人的礼堂，还有几百名观众在户外看闭路电视。每次，她都成了“媒体的宠儿”，成了慕名者瞻仰的偶像，而我主持过她的演讲。二〇〇一年，她在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任内，办了华文世界出版论坛，我应邀参加。她笑着迎迓，像多年的老朋友。然而，我对她的印象，仍旧留在二十年前，那个放火的人。

当台湾人感觉习以为常，当少数人有心无力，当更多人视若无睹，龙应台以犀利的思路和文笔，以“文化评论者”身份，无畏无惧，揭露和鞭笞她“看不过眼”的人、事和物。像刀那么冷，她的目光；像火那么热，她的文字；像星星那么明亮，她的心意。那时，海外华文读者注意她，因为她创造了议题，也因为台湾社会难得有这么一位敢怒敢言的“文化明星”。对她，可能有所敬畏；但是，台湾和海外华人社会，毕竟遥远。知道遥远的对岸有这么一个人，放了一把火。这把火，毕竟不会烧到这里来。稍有跟进留意的，从国际新闻版上，还知道她后来应马英九之邀，戴上一顶不大不小的乌纱帽，还“闹了一些事”。然后是她又来马来西亚演讲。上回她骂了新加坡人耶！去看看她这回要骂谁了。

这场龙卷风，横扫台湾，惊醒的人还不少罢！吹过马、新，看热闹的人来看她、专访她和议论她。那把火，仍然不痛不痒。可是，龙应台从来就不是“看”的，是“读”的，是“思考”的。只有回到她的文字里，才有她的血肉和脉动，才有她的光芒和热度。把她的文字作为，留在心里，心里才可能酝酿另一阵龙卷风。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从某些角度看相当长进，另一方面又显现了自私自利、事不关己，甚至麻木和阴暗的华人个性。赤道线上，天气那么燠闷，那阵龙卷风还未吹起。

马来西亚没有龙应台吗？也不见得。陈亚才和潘永强，都是亮丽的名字。他们曾留学台湾，懂得什么叫“知识分子的责任”，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坚持，懂得“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然而，这里只有太听话的华文媒体，只有太爱看热闹的华社群众。苟活之后是苟安，苟安之后是一切都苟且。谁要龙应台？那个放火几乎烧伤每一个人的龙应台？

沉默，是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高希均说。

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面向。萨义德（E. W. Said）说。

看来，除了陈、潘等几位，马来西亚（甚至新加坡）华人社会，真的欠缺知识分子。

因而，二十年来，我常思念龙应台。

也常，在心中留一星火种。

检验龙应台

——关于《野火集》二十年

《中时晚报》总主笔　杨渡

现在回想起来，《野火集》是在美丽岛事件之后的闷局下，燃烧起来的。那时党外杂志已经如火如荼在地下发行。只要你是熟客，重庆南路、台大附近都可以找到已查禁的党外杂志、禁书，和刚刚被翻印出来的三四十年代的文学作品。

相较于党外杂志的辛辣内容，龙应台的文章，其实没有比党外杂志更勇猛，内容没有更直接。但它是可以在报纸发表的文章。这就是龙应台与我们的不同。

她选择了一个角度，一个射击手的目标。既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她进步的一面，但又不直接让当政者觉得充满敌意，而加以摧毁。

党外杂志是对体制的全面否定，从骨子里就反国民党。而龙应台是从社会现象出发，构成批判的内容不一定是针对威权体制，有时是社会、文化，所以相对也较间接。这其实不是她所独有，而是那年代，所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色。他们出之以文化学术的包装，为的就是打破威权体制，呼唤一种改革的气氛。因为美丽岛事件之后，台湾社会太沉闷了。但龙应台和老式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同之处是，她文笔好，批判直接利落，笔下常有激情，具煽动力。这是她最受瞩目的原因，也是文化管制当局不满的地方。

当时党外杂志已经开了批判的、反威权的出口，地下出版刊物连《宋家王朝》都大卖特卖，所以，龙应台的文章还是在当局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只是她的影响力和党外杂志不同。她影响了一大群平时不看党外杂志的中产阶级、小市民、年轻知识分子，从而让他们有初步的自由主义思想，走上了反威权体制的路。

从这角度看，龙应台是知道如何媚俗的。她懂得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极限之间，寻找到那微妙的平衡点。一条既有几分危险的高度，但又不至于掉落而亡的地带。她走在其间，赢得最大掌声。

龙应台并不是彻底的批判者。她未曾直指国民党、威权体制、文字控制、蒋家等，而是批判某些个别单位，如文工会、警总、地方政府、官僚、政客等。但她就是不会直接批这个总体的体制。

这便是她聪明的地方。她既可能被查禁，因为文笔火辣，却找不到被查禁的理由。因为她所谈的，都是现代国家与民主政治的常识。她走在边缘上，巧妙地闪躲了政治的火炮。

迄今为止，龙应台仍是这个不彻底的批判者。她说两岸和平，却对军购问题回避。她从未在本土问题与台独法西斯问题上表态。虽然在德国生活多年的她，明知台湾在选举中的种族主义与法西斯气氛，是多么接近纳粹当年的德国。虽然，她应该比谁都清楚，本土化的目的，不是反对国际化，而是去中国化。但她选择了以国际化，来闪避本土化与去中国化的矛盾。

龙应台有勇敢的一面，有媚俗的一面，也有她智慧的闪光。

但可以指出的是：二十年前，那个可以闪闪躲躲，以模糊的自由派姿态，来缓和矛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一个两极化的时代。不是龙应台想不想，而是当政者就是如此思考。他们认为，你不是同志，就是敌人，不是台独，就是统派。

龙应台无可闪躲的是，她的血统就是不正确的，外省籍。这一点，往往让她无意中自卑起来。这不是龙应台所独有，而是我的许多外省籍朋友常有的原罪。他们未被批判压倒，却被民进党所塑造的原罪气氛，从内心里压扁了。而龙应台，由于她的傲骨，还算是自我压抑最少的人了，却无法免除。我知道这么说，或许龙应台会不服气。但我想说，当二〇〇四年“大选”结束后，龙应台所发表的支持那一次选举的文章，恰恰是被那个社会气氛所压扁的证据。否则，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会同意那一次选举，有符合任何一点点，即使只是一点点民主自由的基本原则。

龙应台所无法回避的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她如何在统独与两极化的气氛里，维持她独立自主的思考与人格完整。要知道，这在以前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勇气。但在民进党执政后，我眼看着往日的自由派学者、知识界的朋友、当年学生运动的纯真热血，一一成为权力祭坛上的污血、血糕，献给了无品无格的政客，连一点知识原则都把守不住，就深深感到知识人是多么容易下沉。人性如此脆弱，我有一种看见时代悲剧的安静，如同见到历史的镜子，闪出冷静的回光。

我不知道龙应台有没有以前的勇气，用当年检验国民党的标准，一样地检查民进党。用一样的标准，进行批判。但我知道，这是检验龙应台最好的标准。看看她是不是一个符合她自己所要求的自由主义者。但这不仅仅于龙应台为然，于我也一样，时代会继续检验着我们的信念与品格，没有例外。

如同一首歌说的，“有些事情你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但龙应台还是值得等的人。我们等着，看她继续出招。

自由精神与文明标准

——给龙应台的一封信

《新新闻》周刊副社长　杨照

龙应台：

我手边有一本一九八七年二月出版的《野火集外集》，将近二十年的老书了，这本厚厚超过三百页的书，你应该记得，除了最前头五十几页，是你写的文章，其他都是别人对《野火集》的回应。

这些回应，有来自热情、崇拜的读者，不过却也有很多表达了对你不以为然的严厉批评。最惊人的是书中第二辑，收了好多篇当年刊登在《青年日报》上的文章。《青年日报》是军方的宣传媒体，《青年日报》的文章，代表了当时保守体制对你的“定调”。

那调子是，时而轻蔑、时而肃杀。光看题目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丑陋的推销术》、《“火把”与“火灾”》、《“野”论“野”调可休矣！》、《踩熄这一点“野火”》、《“二毛子”的心态》、《不能再“放野火”了！》、《被割断的喉咙》……

我翻开手头这本旧书，不期然地发现年轻时候的自己在上面红笔潦草写的眉批。也许算不上眉批，比较接近是阅读中无可克抑的发泄吧！都集中在《青年日报》的那几篇文章，都只有短短几个字，抄了给你看看，给你笑笑。

“什么？”“可笑！”“无知！”“荒谬！”“更荒谬了！”“God God!” “Again!” “无言以对。”“Damn !”“哈！”“哈！”“Oh! Oh! My Lord!”“唉！”“你到底在侮辱谁？”……

看到这些我本来不记得写过的感言，我忆起了“野火现象”延烧时，曾经如此急于选择和你站在同一边，不，毋宁是选择坚决和你的敌人站在对反立场的情绪。

我因而赫然理解了，当年“野火现象”藏着的力量来源。龙应台，当年的你，在一点上，很像美国民权运动时的马丁·路德·金博士——你们都擅长激发出对手最恶劣、最残暴、最粗糙的一面。

五六十年代，金博士学习圣雄甘地的精神，鼓吹和平不抵抗的运动。非暴力，但也不合作。金的主张，看似再和平不过，然而老实说，民权运动的进展、过程一点也不平和。

真正使得美国社会觉醒，正视黑人平等民权问题，其实是南方白人所暴露出的恶劣、残暴与粗糙。非暴力的运动能够有所进展，其实是靠挑衅激发了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行为。金博士刻意挑选最是恶名昭彰的白人警长，到他管辖的城镇进行示威抗议。抓狂的白人警察挥起棍棒打在手无寸铁、不抵抗不反击的黑人身上；狼狗凶残地攻击面目祥和、准备为正义而牺牲的黑人。这样的画面，透过报纸和新兴的电视传出去，震骇了一般美国人，尽管都是白人，他们不可能愿意跟这种南方警长成为同类；甚至，正因为他们是白人，他们更要努力与如此暴力无人性的南方警长划清界限。

你的方式、你的策略，当然不同于金博士，但显然有一种效果却是相同的。“野火”引来了体制对你的反扑，“野火”与既有保守体制，在那个台湾的关键年代，对峙成两个旗帜再鲜明不过的阵营。你和体制的对决如此醒目，逼着社会上每个人自问：“那我要站哪一边？我该站哪一边？”

为了对付你，为了要消灭你，正如那些《青年日报》的文章彰示的，体制举起了他们的棍棒，也放出了他们的狼狗。在那个决定性的瞬间，很多就算原来不见得同意你的人，都被体制的那副嘴脸惹毛了，他们，不，我们，心底变得再明白不过——不可能继续拥护这种无理而愚蠢的体制，不应该允许这种粗糙的轻蔑与肃杀，继续控制我们的生活。

“野火”烧起了体制的怒火，没想到发火了的“体制”，那种狰狞面目引来了群众更大的、不可抑遏的怒火。以火攻火，以正义之火攻非理愚蠢之火。

不见得全是《野火集》造成的，不过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爆发出一股确确实实和“野火”同步同调的激烈情感——我们不应该再忍耐了！

“已经忍耐够久了，为什么还再忍耐呢？”这是《野火集》送出的核心讯息；“你怎么可能怯懦到这种地步，对明明不可忍耐的事，还继续忍耐？”这是你写《野火集》时，最厉害最有效的挑衅修辞策略。

的确，不能再忍耐了。我记得，就在《野火集外集》出版的同时，一九八七年二月，我写了一篇关于“二二八”的小说，题目叫《烟花》，里面有一段是我自己外祖父遇害的真实过程。当兵时的放假日，躲在空无别人的军官寝室，边写边哭，小说最终结尾时，我让一个原本退缩、清静的学者，突然觉悟：“不能再这样怕下去了！”

小说结束在如此的觉悟上。那是我当时能想得到的，面对历史悲剧与威权体制，唯一的生路。写小说时，我并没有想到“野火”，然而今天回头一看，是的，“不能再这样怕下去了！”正是“野火”的训诫，正是那个时代风起云涌的集体热情。

多年以前，在别的场合，我曾刻意强调地说：龙应台最大的长处，就是“憨胆”。我猜你或许曾经对我的形容感到不豫吧？然而如果真的明了“憨胆”的内涵意义，你应该会释然吧！

“憨胆”的“憨”，是《论语》里孔子说“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的古典本意。很多聪明人早就看穿了几十年威权体制的荒谬与粗劣，可是聪明人同时一并看穿了，或自认看穿了威权体制的巨大与无所不在。聪明人还耳闻或旁观了过去曾经站出来批判体制、挑战体制的人，得到的是怎样的下场。聪明人只能得到一个答案：越坏的体制越恐怖、越打不倒，所以我们还是忍耐吧！

忍耐那没有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与价值自由的状况，勉强善用体制留下来的一点行动自由小小空间。聪明人相信：如果僭越去挑战思想与价值的自由，很可能连仅存的一点点行动自由都将失去，多么划不来！

“憨胆”的龙应台，不知道那么多，也没想那么多，大剌剌地就用一般人都听得懂的常识语言，揭穿了体制的虚伪。这种勇气需要别人没有的“憨”来支持，换句话说，只有当一个人不知其行为是勇敢的，当他没打算要当烈士，他才会表现出一股理直气壮来。正义的理直气壮。

是你的理直气壮，搞得体制手忙脚乱；也是你的理直气壮，弄得体制灰头土脸。理直气壮到把人家《青年日报》上围剿你的文章，大剌剌编成书，广为流传。

看着《野火集外集》，让我联想起一个美国新闻界、评论界的怪人，和一本一九二八年出版的书，怪人是孟肯（H. L. Mencken），怪书是，一本全都是臭骂孟肯的文章合集。

孟肯爱骂人，而且笔锋刻薄犀利，骂人者人恒骂之，被骂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位老兄跟你龙应台一样，自己编了人家臭骂他的文章，然后强迫帮他出书的出版商，一定也要出这样一本骂他的书。

孟肯编那本书、出那本书的动机很怪——他要留下证据，证明这些“一般的”美国人多恨他多讨厌他，免得后世忘记了，还以为他跟同时代的美国人一样糟一样差。

孟肯骄傲到一定要跟自己的社会划清界线。你在出《野火集外集》时，是否也有一点点这种骄傲心情呢？

孟肯的骄傲，是有背景、有来历的。他活在世纪之交，美国城市快速膨胀，大批原散居农村里的人，聚挤到城市讨生活、找机会。城市生活还来不及让这群人摆脱过去狭窄生活塑造的单调价值，这些人反过来用他们的单调价值评断城市，进而改变城市。

孟肯在大城巴尔的摩（Baltimore）出生、长大，受的是强调欧洲文化的教育，最相信的是尼采的“超人哲学”，从事的又是必须不断接触、报道外在世界最新变化的新闻工作，这些条件使得他和那群新进城的人，特别格格不入。

在孟肯眼中，“一般的”美国人，是封闭、固执、盲信的乡巴佬。孟肯先是加入了《聪明组》（Smart Set）杂志，后来还找人合伙办了《美国水星》（American Mercury）。这两本杂志，和一九一四年创刊的《浮华世界》（Vanity Fair）、一九二五年创刊的《纽约客》（New Yorker），都是所谓的“聪明杂志”（Smart Magazines），摆明了就是要“乡巴佬”们学习“聪明”，看见城市、看见文化，看见外面广大而丰富的世界。

一九二八年，评论家威尔森（Edward Willson）半开玩笑地说：“全美国一半以上的大学刊物，都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美国水星》。”这说明了：“聪明杂志”就算没有真正让美国“乡巴佬”们变聪明，至少成功塑立了一种文明标准，一种“聪明”的典范，想要炫耀自己“聪明”的大学生，自然而然就服膺《美国水星》所代表的风格与精神了。

孟肯不是个可爱的人。不，孟肯是个极度讨人厌的人。自大、傲慢，浑身散发着精英主义的气息，甚至还带有让人受不了的种族歧视概念。然而，在那个美国历史上的特殊时点上，如此不可爱的人却建立了一项可爱的典范。用今天流行的语言说：孟肯和那些“聪明杂志”，让美国“与世界接轨”。美国从一个远离欧洲文明世界，落后、粗俗、自以为是的社会，转型成为二十世纪文明的新中心。

孟肯和他所崇拜的尼采一样，终生寂寞。他要那样傲慢地跟自己的社会、美国的群众划清界线，怎么可能不寂寞？他支持纳粹和希特勒，美国左派当然不爱他；偏偏他又反宗教、最喜欢嘲弄清教徒，美国右派也不会爱他。他当然寂寞。

龙应台，你不是孟肯。你虽高傲却有着一张亲和的脸孔，还有诚恳的笑容。不过我想你会同意，你跟孟肯一样，在台湾关键年代，借着那热烈如火的文字，强迫长期封闭的台湾，去面对两种东西——去面对更广大的“未知的世界”，还要面对广大世界逐步建立起的文明标准。

当年你的文章，藏不住对“封闭”的不满。顽固、刻板、不真实的口号、不变通的教育与管制，这些别人视之如风车般习惯的事物，你却清楚知觉他们是再可怕不过的敌人。而这些，正就是二十年前台湾社会的“乡巴佬”个性。

不相信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价值、不懂得尊重个性，把每个人看成幼稚园学生来管，而在没人管的地方，缺乏文明自制力的人就把自己的生活搞成像野兽般失序不堪，这是二十年前台湾“乡巴佬”个性的症结。

所以你号召自由、要求松绑，更重要的，宣扬尊严，个性的尊严。在那个时代，回头读《野火集》，我确认了，你提出的文明标准，正就是“自由精神”。

台湾向外开放必须补课的文明学习重点，正是自由，以及自由带来的自尊自重。打倒那无所不在，却一点也不文明的威权，还我们作为个人以个性呼吸的自由。

《野火集》里，文明标准与自由精神二而一、一而二，相加相乘汇聚庞大的号召力量，这应该可以部分解释你的风潮与浪涛吧？

二十年前，二十年后，台湾发生的最大变化，恐怕也就在“文明标准”与“自由精神”之间的关系吧！二十年前，你可以用解放自由精神来塑造文明标准，想不到，我想不到、我猜你也想不到，二十年后，人们却以自由为名，用自由来摧毁文明标准。

自由精神不再能带来文明标准，反而摧毁了台湾面向世界，“与世界接轨”时，接受学习文明美好事物的机会。

我们看到的这个台湾社会，最棘手的问题在，它大剌剌地宣告：要用自由意志选择封闭、粗浅、庸俗与自以为是。它自由自在地拒绝了所有比较精致、复杂、高贵的东西。它只要做自己，不想理会外面的世界在干嘛、要干嘛。

从政治到社会到文化，我常觉得这个社会摆了一张脸孔，对这个世界说：“我就不理你们，怎么样？”

选择做世界社群中的“乡巴佬”，并以此为荣，以此为自己选择的个性。

几年来，这种状况让我困惑，更让我感慨。威权打倒了，自由争到了，不过取而代之的，不是精致、复杂、高贵的文明标准，而是自发的、自满的粗浅、庸俗与封闭。

怎么办？二十年后，你想出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再像二十年前那般激发这个社会的热情，去爱去拥抱世界，去爱去拥抱精致、复杂、高贵的文明标准吗？

我讨厌孟肯，然而我却多么羡慕他们那个时代，羡慕那些办“聪明杂志”，坚决追求更精致、更复杂、更高贵文明标准的人。

一边读《野火集》、《野火集外集》，我一边期待，你和孟肯之间的相类似处，除了都编过、出版过别人骂你们的文章外，还会有对于点燃一个社会“聪明”热情的共同贡献。

再点野火

世界宗教博物馆馆长　汉宝德

龙应台，在我心目中，原是一个毛头小伙子。

话说七〇年代，台湾尚未十分自由，经济也未曾起飞，年轻的知识分子心里都有一些闷气，但是除了三五好友在客厅里发发牢骚外，并没有发泄的管道。

当时尚年轻的《中国时报》，想突破这种低气压，找年轻的小伙子高信疆当“人间”主编。他打电话来要我写专栏。这本是发言的机会，然而在媒体上乱发议论，我没有心理准备，只有从文化观察的角度下笔，对台湾社会的一些现象提出质疑。在今天看来，那些文章已经很不带劲了，可是颇合当时报纸的胃口，所以受到鼓励，一写就写了好几年。老实说，我的文章，谈理太多，不但读者极少反应，连我自己都看腻了。所以“人间”换了几次主编，对我兴趣消失，我就乐得退却了。

配合时代的需要，“人间”欢迎有冲击力的作家。这时候我看到了“野火集”。以“人间”专栏的“前辈”身份来看，顿感龙应台的热力。我心里想，他们从哪里找到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胆敢这样振笔直书，触动台湾迟钝化的神经！真不简单。后来打听之下，才知道龙应台不是小伙子，是小妮子！

我就是龙应台所批评的那种“四平八稳、温柔敦厚”的“前辈”作家。我与她相同的，是没有做官的打算，所以并不在乎伤政府的心。只是我受传统的教育，批评却不愿意对人刻薄。我所不能说出的话，龙应台说了，我也感到痛快，不禁对这位勇敢的小妮子敬佩三分！

最使我感到兴趣的，是“野火集”中所烧的，大多与我所关怀的问题近似。龙应台以文学家的敏感所体察到的社会病态，与我自建筑家的立场所感受到的相差无几，只是我比起她来，更缺乏信心。表面上看起来，她的文字很锐利，言辞间火气十足，但在这样的文章背后，亦显示她不但对台湾社会怀有深厚的感情，而且表示她对台湾社会的未来怀有信心。她相信，通过她的文章可以激发社会的良知，形成改造的力量，使我们的未来，看到一个进步、合理而开明的社会。

读她的文章，使我感到惭愧。我写文章的心情太像一个无关痛痒的第三者了。我分析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总是以文化的观点去解释，文化是传统，并不是说改就改得了的。因此我写文章数十年，写来写去，拿不出一个办法来。谈文化，把一切问题找出文化的源头，其结果就会谅解，而不再指责，也就不再生气了。因此也就彻底绝望了。

啊！我就是龙应台责骂的，不再生气的中国人！

坦白地说，我不相信龙应台的野火会烧得掉文化的积弊。但是“毛头小伙子”的怒火，会使我们反省，早一些检讨我们行为上的缺点。她的怒火只问行为是非，不问来源，不找解释，是标准的行动派。

在二十年前，野火所烧的，是无能而专断的政府，才会引起无数郁闷的被统治者的共鸣。她所关心的问题全是社会性的，但是她举出的每一件荒谬的事例，无不归罪于怯懦的民众、颟顸的官员与荒唐的制度，一经认真追下去，全可以怪政府的无能。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只是在绝对权力之下，敢怒而不敢言。龙应台勇敢地打破了这个禁忌，为知识分子追求的言论权立下汗马功劳。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她没有去挑战政权本身，只是关怀民间痛苦而已。也正因为如此，她才没有因文致祸。

今天的台湾已是民主社会，政府是民选出来的，再多问题也怪不了别人，再烧野火，恐怕也只能促生社会反省，已不能再引起二十年前的共鸣了。而龙应台也自责骂政府，一度粉墨登场，当起官来。大家不免要看看，你骂别人，看你如何做官！她以行动派的作风当官，做得还真不赖，辞职时，人人都要留她。但是以她文笔所及的天地，文化的场域未免太小了，实在施展不开。她应该做更高的官，当一位市长也未尝不可。

希望恢复作家身份的龙应台，再点一把火，烧烧逐渐沦为民粹的台湾社会吧！

且赋招魂

——为《野火集》出版二十年而作

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文学所教授　龚鹏程

闻知《野火集》之出版已二十年了，心头悚然一惊。清人词：“道是廿年弹指，竟风光全别。真不信，寻常亭榭，也例逐沧桑棋劫。”这二十年间，老了少年，换了朝代，台湾城市乡镇之面貌亦颇多变迁。而更重要的，是现在这个社会已跟旧时迥异，令人难以辨识。故抚今追昔，特具沧桑之感。

当年野火燎原，时在戒严末期，龙应台扬风纵火，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到《台湾是谁的家？》，烧的，不但是戒严体制下各种管制的办法和心态，更是每个人在具体生活中对自己的无能。

延续了五四运动以降的“国民性批判”之传统，结合着台湾的社会现实，龙应台针对中国人逆来顺受、得过且过、自扫门前雪、乖乖听话的态度，鼓舞大家不要做幼稚园大学生、机器人中学生，对自己周遭社会的不公不义不善，要勇于表达不满，并进而去改善它。淡水河臭了、观音山滥垦滥葬了、大家吃到假奶粉馊水油了、金融发生十信案了、环境有宝特瓶了，大家都不能只做沉默的大众。

如斯云云，在当时批判戒严而集矢于政治不民主的论调中，特显一种重视公民意识之倾向。简单说，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台湾是谁的家？是每个人的。因此谁都不能对这个社会的脏乱漠不关心，满脑子只想去美国。

这类言论，把批判的矛头，由指责他人（国民党、政府、权势者，乃至任何其他人），转向每个人自己。说明：正是因为每个人在道德上的怯懦和未尽义务，才让罪恶遂行。宰制的政权和缺乏公民意识的民众，乃是共犯，合谋斲害了台湾。

这种反省精神，事实上正是台湾所缺的。透过反省，才能真正建立主体意识，让台湾和每一个住在这儿的人找到自我。龙应台当时大概这么想。

可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集》固然畅销数百版，还衍生出原住民表演团体“野火集”、教改运动者的《教改野火集》等，电子版甚至更有正版、注册版、破解版，足见火势之旺。然火虽猛矣，燎原之后，野草依然长得处处都是。且因烧过的草灰变成了肥料，草，竟长得越发茂密了。

食品药品之造假、山林水土保持之破坏、金融体系之弊端、教育中之管制与缺乏创造性……岂止依然故我，抑且早已踵事增华，蔚为更严重之问题，远远超出吾人当年之想象。以改革旧体制为名而崛起的反对运动，愈趋壮大，甚至建立了新政权。但丢失了自我反省的精神以及实践的主体意识后，遂只能用别党不配合、别人不服从、别国威胁我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只会以变更名号图腾，来建立台湾的主体性，以致终于成为当年改革运动之异化。龙应台当年说：台湾是谁的家？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要爱它，大家一同努力让这个家变好。现在的人则说：台湾是谁的家？先来界定界定吧！谁爱台湾？先来比赛谁有资格爱、谁喊得大声吧！

韦伯在《普选与民主在德国》一文结尾处曾说：“民主化，意味着国家机器必然要夷平社会等级结构，这是无可改变之事。唯一可选择的是：或者公民大众在一个只有议会制外表的科层制威权国家中，既无自由也无权利，国家就像管理牛羊般对公民进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国家以使公民成为‘共同统治者’的方式，把他们整合到国家中。”当年的龙应台曾想号召所有公民，成为自己的统治者，把国家整合到公民中去。如今，台湾政治民主化的结果，则是台湾成功整合了一部分人，让他们成为国家的工具；而把另一部分人视为仇敌。这一部分人则深感自己已无自由又无权利，只如牛羊般被行政管理，故或气沮或愤懑、羞与为伍，或望望然而去，觉得台湾已不是我的家。

因此，原是为了提升台湾而写的战歌，现在看来倒像一则见证台湾衰乱的证词，历史在这儿开了个大玩笑。

也因此，重读《野火集》便仿佛招魂，想重新呼唤那久遭异化的公民意识与反省精神啊！

野火在大陆

文明的力量

——从乡愁到美丽岛

二〇一〇年八月一日于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演讲录

我们的“中国梦”

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还有中国梦吗？”

沉静下来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步枪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陆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陆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踞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可能跟我同代的大陆的朋友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在上幼稚园的时候，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玩具小步枪，去“杀敌”。我们也演过这样的戏，唱这样的歌。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五十年代进入六十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诵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一九四九年，近两百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份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

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有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篇》）。“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顾炎武《日知录·廉耻》）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二〇〇六年台北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我们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得当年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教导，把自己看成“士”，“士农工商”的“士”，十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生物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卫东”、“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

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的就是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嘛。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对十三岁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十四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讲的是三千年前的中国社会，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撼：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十四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一九七〇年代出现了质变。

一九七一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大佑的《亚细亚的孤儿》出现了，他是在那样的情境之下写的《亚细亚的孤儿》。）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四韵》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一九七〇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真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一九四九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知道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雨落在屏东的西瓜田里

甜甜的西瓜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海岸　一大张河床孵出

多少西瓜，多少圆浑的希望……

那么思乡的余光中，到了七〇年代的时候，他用这样一首歌去唱屏东乡下最土最小的一个小镇。早在一九八七年刚开放的时候，很多人就纷纷回乡，余光中先生很长时间都没有回到大陆去。我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他说他那个时候不回去，原因是回去了怕伤心。所以确实有很多人，过了很长时间才鼓足勇气回到那块“伤心地”。

从原来那块大版图的“中国梦”，走到了台湾的现实越来越真切地站到你的眼前，使得你不能够不看见它，那么在心情上有一种转换。所以，以前那个“中国大梦”离你脚下的泥土越来越近，它逐渐地转型，成为后来的“台湾梦”。在这个过程中，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他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一九七〇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从来没见过，脚板从来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在这样一种觉醒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跟一些好朋友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重新写歌。在我年轻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是以唱“国语歌”为耻辱的，因为我们瞧不起它，我们只唱英文歌，只听英文歌。所以，当以李双泽为代表的年轻人开始主张写“我们的歌”的时候，有两种背景：一种是面对美国文化全面的笼罩，要找到我们自己；另一个是对于那个虚无飘渺的“中国梦”，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了这首《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里程碑的一首歌：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清党时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后写《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一九七九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在这个历史的场合上，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你说我该说什么？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一九七九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八〇年代以后，台湾两千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八〇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一九七九年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国际人权日，发生一个大的冲突，叫做美丽岛事件，国民党对反对者采取大逮捕，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见下页）——

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开心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八〇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三十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用这张图片来代表。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做这些政治犯辩护律师的人，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里，政治犯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需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蓝的、绿的，本省的、外省的……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跟泥土相关的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这个共识不是在政治现实上该走这儿、该走那儿，而是基本价值观。这些共识我可以列出两千条，但是如果只列五条基本共识，我觉得把不同阵营、不同背景、不同来源的台湾人都统一在一起的是这些价值观的共通共享，这些价值观是：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的；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资本的权力也可能有一样的压迫；

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东西。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当然不能说台湾这时没有分歧，它的分歧很多，它的梦开始分歧了。本来从“中国梦”到“台湾梦”已有分歧，现在走上民主这条路上也有很大的分歧。我在新竹拍到这张照片，也许大多数人都往民主这条路上走，可是“民族”到底占多大的比例，也会造成你被选择或者投票的行为上有所不同。就是说它不是没有分歧的，可是它的基本共识，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没有“中国梦”。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国家”那个管理组织，我对“国家”没有梦，国家是会说谎的；但是如果你说的“中国”是指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当然有。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那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我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照顾到什么程度，我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和民工。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十三亿人如何对待两千三百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分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只是军事的耀武扬威，只是经济的财大气粗，只是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可是，我的希望在哪里？我非常希望，而且我认为非常有可能的是，中国用文明来崛起，成为大国。

另一个我自己问自己的问题，谁在乎“血浓于水”？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只代表我自己，我会说，我不太在乎“血浓于水”这个东西。我在乎的是什么东西？如果说在刚才说的对于文明的刻度、那个价值观上有共通的语言，我们都说得通怎么对弱势、怎么对少数、怎么对意见不同的人，如果在这些价值的刻度上我们说得上话、能够沟通、有共识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座，那个基座的价值和作用十倍于、百倍于、千倍于所谓“血浓于水”这种古老的、落后的、过时的理论。

我希望你们相信我的真诚，我对中国有梦。

我的父亲十六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是一九一八年冬天出生，二〇〇四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的网络，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因为他一旦离开他那个山沟沟，到了台湾那个海岛的一辈子，他的那一口湖南话是被人嘲笑的，是被我们嘲笑的，是被我们瞧不起的，是使得他无法在那个社会网络里出人头地的。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地感觉到，这个七十年之后以骨灰的方式回来的游子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现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以，我必须说，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这个真诚的希望也使得我今天到这里来。对中国那种军事的“大国崛起”，我毫无梦想，但是对于一个以文明力量而崛起的中国，我充满期望。文明的中国，因为它非常自信，所以它非常开阔；因为它开阔，所以它懂包容；因为它懂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不要说两岸的前途不一样，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更有贡献。

一九八五年我写《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八月，我迁居欧洲。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二〇一〇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念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的。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对话]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路上，过程就是目的

原载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南方都市报》

记者　晓德

一九八五年，龙应台的《野火集》火遍台湾岛。二十五年后，台湾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台湾，而大陆，却依稀可以从这本二十五年前面世的文集中看到些许的影子。

《野火集》出版二十五年，《南方都市报》再访龙应台，谈“野火”的生命力，谈“台湾”与“粤国”，谈“柔软的力量”和“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民间自己腐败时怎么办？

南都：《野火集》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后，回头看台湾的变化，您在文章中的一些畅想或者“恨铁不成钢”的心愿，现在都实现了吗？

龙应台：最近一直在看辛亥革命时期的史料，我很想敲敲梁启超和孙中山的门，叫醒他们，问你问我的问题：“四个二十五年以后回头看，心愿都实现了吗？”我想答案可能都是极其复杂的。

《野火集》卑之无甚高论，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把改造社会的责任从集体——譬如政府或学校或媒体或社会等等，搬回每一个个人自己的肩膀上；最迫切的呼吁，就是每一个个人的“公民意识”要觉醒。就这个“心愿”而言，二十五年来，台湾跨的步子很大，往前走得很远。所谓公民意识，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里的个人清晰地认识到几个基本原则，譬如：一、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当它不称职的时候，撤换它重组它是不必商量的根本权利。二、政府就是会腐败，而且一定会隐瞒真相，因此公民必须把自己的监督权发挥到极致。三、促进社会进步，公民不能消极地被领导，他必须主动、积极，他必须强悍，他要从跪着的位置站起来。

这样的呼吁，是针对当时的时代背景的。二十五年前写《野火集》时候的台湾，登记任何一个民间组织——不论是慈善的还是环保的，都要受到法令上的种种钳制，因为执政者害怕你民间力量的形成。一个对自己管治的正当性没有自信的执政者，通常会这么做。政府是巨人，民间被养成侏儒。

二十五年之后的今天，台湾的民间力量，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政府。台湾现在登记在案的，大约有三万个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加上没立案或不需要登记的，总共估计有十万个，环境保护的、消费者权益的、防止自杀的、协助身心障碍的、保护被虐儿童的、为少数族群争取权利的、保护同性恋人权的、扶贫济弱的、培育青年领袖的、监督“国会”和媒体滥权的、对抗司法不公的……几乎在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议题和领域里，都有公民在自己的岗位上耕耘，包括大大小小的企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投注。也就是说，二十五年之间，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政府只是其中一环罢了，民间独立自发的力量非常蓬勃。

二十五年之间，政府变小了，民间变大了。但是，在民间的“大”里头，马上出现一套全新的问题：

譬如说，民间自己腐败时怎么办？比如，媒体是民间吧？当媒体本身滥权、造假、党同伐异时，你怎么办？比如，选民是民间吧？当选民本身缺乏眼光、知识和胸襟，以选票来违反正当和正义时，你怎么办？这就是《野火集》当时的另一个“心愿”——台湾民主的品质提升；在这个层面，可能就离“实现”很远了。对抗一个威权执政者的时候，因为它很庞大，你全神贯注在它身上，使尽全身的力气，而在这漫长的使力过程里，你会误以为威权政府及其体制就是民主和自由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敌人。等到威权政府巨大的身躯倒下之后，你才赫然发现，当自己变大时，自己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公民社会本身的素养空虚的问题，一股脑全部浮现，而且没有一个不重大，没有一个不难缠。曾经为台湾的民主努力过的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所关怀的社会陷入选举的虚耗、政策的摇摆、政客的短视、民粹的凌驾、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极度庸俗和浅薄席卷精神世界……二十五年之后，当我随手打开台湾的报刊，和大陆的几个较好的报刊做一下比较，总觉得触目惊心：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自由，思想反而从主流社会里退席？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所说的，“欢迎来到绝对娱乐世界”，是个极其精准又骇人的描述。

过程本身就是目的

南都：能不能说，台湾迎来了民主制度，但您却对它有点失望？

龙应台：应该说，台湾的民主实践和我们的期待是有落差的。但是，马上跳到“失望”这个结论，我倒不那么认同。因为，当任何实践和期待有落差时，紧接着必须问的难道不该是，是这个实践特别差呢，还是我们的期待过于天真？很多人已经说过，民主从来就不是“最好”，而仅只是“最不糟”的选择而已。你要我选“毒苹果”还是“烂苹果”，我选“烂苹果”嘛。即使是这“最不糟”的“烂苹果”，都需要我们费尽力气，慢工细磨才能做对，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不断犯错、不断学习、不断去检讨、去完善的过程。美国的民主起步那么早，但是一个恐怖袭击，一场伊拉克战争，就暴露出它体制里头还有多少滥权横暴的空隙。看看Chomsky（乔姆斯基，美国语言学家，著名异议知识分子）是怎么批判他自己的国家的，你就知道，在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这条路上，其实那个不断要求更新、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如果说，我们在二十五年前对台湾的期待是它应该“抵达”某一个境界，而二十五年后它没有“抵达”到那个点，我们因而“失望”，我反而认为，这是我们对于“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的认识不够透彻的缘故。

南都：当年在《中国时报》发表专栏的时候，您是否想到过您的文章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龙应台：写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时候，只是单纯地觉得“我看不下去了”、“凭什么要我忍受这样的政府、这样的环境”，对政治的暗流却毫无知觉。那时刚从美国回台不久，完全不知道人们已经压抑到什么程度。第一篇刊出后引来排山倒海的回响，像压力锅突然掀了锅盖，我一看，锅子里全是沸腾而不准流出的泪水——就明白了。

南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陆和台湾都在按照各自的轨迹向前发展，可是，二十五年前您可以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而今天，尤其是二〇〇〇年以来，许多台湾人对于是否“中国人”的认同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您是否有过切身的感受？

龙应台：二十五年来台湾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认同的质变。一九八七年解严之前，人们的认同是被塑造、被规定的，没有自由生长的空间。随着公民社会的开放和成长，就像一株盆栽里的矮树被种到大地里去了，它就随着风吹雨打霜降，长出自己的样子来。这是一个开放社会必然发生的，要把它再勉强塞回原来的盆子，恐怕要折枝断根了。

每个社会都有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阶段，需要火的炽热和烧痛，才能觉醒；有些阶段，需要的却是水的清澈和温柔，才能疗愈一个隐忍不言的伤口。

我会给自己打气：苍凉什么？

南都：《野火集》的出版，让更多的华人读者从此开始认识您，了解您。那么，您个人把《野火集》看作什么？一个孩子吗？它对您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龙应台：跟孩子不太一样。孩子大了，独立了，我还时刻惦念，他们常说我“黏”，还不让黏。对《野火集》，或任何一本自己的著作，我有个不回头的习惯。写完了，它就属于社会、属于读者、属于历史。感觉上，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南都：二十五年了，对于您的作品仍影响着现实的世界，让现实中的部分华人心有戚戚。作为一名作家，应该是很开心和快慰的事情，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您是否也会有某种的苍凉之感？

龙应台：有一次在台湾中央山脉深山中一个原住民部落里，我遇见一个志愿者正在为部落的小学生建图书馆。是个中年人，从一堆石头砖块中向我走来，头发沾着木屑，看起来满面风尘。他放下手中的活，告诉我，他在上大学时读《野火集》，一边读，一边就决定自己要以服务台湾社会中最弱势的人为一生的志业。在深山遇见我时，他已经在偏远的部落里工作二十年了。他走过来握我的手，郑重地跟我说“谢谢”。

还有一次，偶然遇见一个妇女环保组织的负责人，她从忙碌的志工队伍中走过来，跟我说，她在怀孕时读《野火集》，放下书就觉得，如果身边的大环境是恶劣的，自己的孩子怎么可能幸福呢？孩子还没出生，她就开始发起这个环保组织，十多年的累积，已经有好几万个母亲加入。

一本书带给人什么样的触动，是很难预测的。有一次还遇见一个中年的比丘尼，在山中修行。她用那无比澄清的眼睛看着我，说，会走上修行这条路，是因为十八岁时读了《野火集》。我没想到《野火集》也会使人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也许十八岁的她想的是：如果我无力改造社会，那么我至少可以改造我自己，内在宇宙也是一个宇宙？

二十五年来，一路上我都会碰到当年的《野火集》读者，在深山最贫困的部落里，在台湾南部的渔村里，在某个“环保妈妈”的示威队伍里，一个中年人走向前来，轻轻地说，他或她之所以选择了社会改造的人生路，是因为年轻时读了《野火集》。当年他或她二十岁，现在已是中年，一路走来，无怨无悔。

每次有这种邂逅，我就觉得特别感恩，感恩身为作者，二十五年前种下的，二十五年后竟然有福分能亲眼看见。感恩这些读者多么慷慨，愿意跟我分享他们人生最慎重的一部分。

当然在很多方面，我有无力感。当你看见，曾经批评过、讨论过、呼吁过、建议过的事情，在二十五年后，又被重新提出来，没有任何一点知识的累积或经验的传承，问题依旧，好像永远从零开始。你发现智慧和经验都不是直线累进前行的，它是那么令人顿足、无可奈何地向前三步倒退两步。原地踏步重复多了，有的人变成“愤老”，有的人选择放弃，沉默以对。至于苍凉，是的，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个极其苍凉的“老灵魂”。但是我会给自己打气：苍凉什么？你说你懒得重复了吗？读三千年前的经典时，不论是希腊悲剧或是先秦古文，你不是常常惊诧出声：老天，这个问题他三千年前就谈过！难道你自己不在那个亘古的大苍凉中吗？

但是大陆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新问题纷纷冒出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社会最生猛、最有力气“生气”的时候，也是最精彩的时代。

《野火集》：一面折射准确的镜子

南都：二〇〇五年的时候，您曾提到过，在许多大陆人看来，《野火集》似乎是为大陆而写。这对您来说，当时是否也是一个意外？

龙应台：意外比二〇〇五年早。《野火集》最早的大陆版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北京发行的，没有我的授权。那时候得知北京的大学生在传读这本书，很惊讶，不明白一本专谈台湾社会及政治问题的书，为何远在北京的读者会有任何共鸣呢？那感觉有点像给一个病人开的诊断书，竟然被另一个人拿去买药了？其中必有历史的理由吧。此后慢慢随着我对大陆的认识稍微加深，自然就了解了。别忘记，那曾经是多么蓄满能量的年份啊。

二〇〇五年以来，《野火集》重新出版，在大陆一直不断再版而且被广泛讨论，透露出很多讯息。一方面，《野火集》所提出的种种社会问题，随着中国大陆火箭升空似的急速经济发展，加剧而且扩大地恶化——假奶粉、假酒、化学污染、招商引资所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等等，《野火集》因此几乎像个“预言”书一样。另一方面，我相信是因为相对于一九八八年，人们的“公民意识”提高了很多。而《野火集》就像个纪录片一样，呈现了二十五年前台湾人在开始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如何艰辛地挣扎和努力。对今天的大陆而言，它就再度成为一面惊心动魄、折射精准的镜子。

南都：您曾羡慕德国人阿弗瑞，他可以带您看故乡的小镇，可以找到自己童年时代的住所和门前的青石板小路，而您却感叹自己找不到过去。今天的大陆，拆迁问题几乎无处不在。过去不见了，未来也变成了无根的草。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代价？

龙应台：这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这是拿“城市发展”作借口的暴力。如果是一个外国侵略者或殖民者做这样的处置：要你把土地和老家让出来，给另一群人享用，你会称它做什么？土地和老家，并非只是经济问题，它更深层地联系着价值、信仰、情感、记忆，联系着人之所以安身立命的整套网络，犹如皮与肉的不可割离。剥夺这一代人的幸福，说是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剥夺少数人的幸福，说是为了多数人的幸福；剥夺底层农民的幸福，说是为了中产阶级的幸福——也许你看见的是所谓“进步”，对不起，我看见的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暴力。一个植根在掠夺和暴力上面的进步，能叫进步吗？如果渗透进每一块砖每一根钢里头的精神，是对掠夺和暴力逻辑的接受，你怎知道这种进步不会有一天回头来反扑呢？

而且，凡是知道一点欧洲城市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掠夺和暴力绝对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

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南都：这二十五年，您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美国到台湾，又去欧洲，再到台湾，又到了香港，这种时空的转换，对您来说是不是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华人群体？您是否曾经考虑到大陆多停留一段时间？

龙应台：香港的体验确实使我对“华人世界”的认识起了根本的改变。我发现，我要用“粤国”的概念来看香港和广州，才比较能抓到这个非常特别的文化语言圈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住在香港使得我常常思索“南方视野”的问题，也就是说，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都相当受“中原本位视野”的局限，如果多一点“南方视野”，可能很多事情的解释都会不同。

确实也在想，是否该到大陆去住一年？有了生活的经验，才能深刻地体会那个社会吧。但只是模糊地在想，一直还没有冒出一个具体的计划，也要看因缘吧。

南都：非常喜欢您的《目送》以及其他一些非评论性非政治性的著作。有人因此评价说，龙应台变柔软了。这是岁月的回归吗？

龙应台：我倒觉得龙应台其实从来就没有“不柔软”过吧？《野火集》的写作，一度是和《孩子你慢慢来》同时的。白天写怒目金刚的《野火集》，晚上可是抱着婴儿哺乳、换尿布、唱催眠歌的。

但是《目送》不同。《目送》不是柔软不柔软的问题。《目送》是溪水冲过千山万壑看见大海的顿时的明白。

南都：读了您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我发现这本书的写作是一个相当繁杂而庞大的工程。为了写作这本书，您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探访、寻找亲历者，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让您选择了如此艰难的坚持？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所谓辛苦，其实不值得一提。很多作家或学者，花几十年的工夫，皓首穷经做一个题目，写一本书。但是《大江大海》是我这个一向最没有毅力的人最耗费心力、最坚持的书。支撑我的是一个单纯的心情：六十年，是一个忌日，对那千万个内战的牺牲者——大多数是年轻人，我想用文学为他们上一炷香，立一个“慈悲”碑。对那些还活着的，在夕阳西下之前，用文学向他们致敬，说一声谢谢。没有国共之分、两岸之别，《大江大海》里的人，有名字的和没名字的，都是我的同胞，我的长辈。

有些书，是酝酿了一辈子才写得出来的，即使你不知道它在酝酿中。

南都：从《野火集》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两本书在您迄今的写作历程中，是否有着标志性的里程碑意义？我个人感觉，与前者的辛辣相比，后者更加波澜壮阔；前者让人思考，思考当时的台湾和现在的大陆，后者让人得以重新检视自己的历史观，并很自然地被带回到六十多年前的那段岁月。您个人怎么看待两者的区别和对您来说的不同意义呢？

龙应台：《野火集》是火。《大江大海》是水。

每个社会都有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阶段，需要火的炽热和烧痛，才能觉醒；有些阶段，需要的却是水的清澈和温柔，才能疗愈一个隐忍不言的伤口。

南都：《野火集》二十五年了，当年的读者如今都已经进入不惑甚至可能已经年过半百，而新的读者可能正值青春年华。对于当年的读者和如今的八〇后、九〇后年轻读者，您是否想对他们分别说点什么呢？

龙应台：对那已过中年的，我想说，读者和作者在同一个时代里共老了。不坏。

对大陆的八〇后、九〇后，我想说，追求个人的欢乐很好，最壮烈的革命、最伟大的理想，不就是为了让最普通的人得到最寻常的欢乐吗？但是任何一个欢乐派对结束后，总得有几个不醉的人把朋友一个一个送回家。开车的人，决定方向，总得清醒。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我的现代，谁来解释

——以台北宝藏岩为例

原载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南方都市报》第三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特刊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南方都市报》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在深圳音乐厅举行。八位来自两岸三地的学者、建筑师，龙应台、赖德霖、赵辰、王维仁、王澍、刘家琨、黄印武、刘东洋，就“传统与我们”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并进行了讨论。开场演讲，即龙应台《我的现代，谁来解释——以台北宝藏岩为例》。

今天在这里有很多建筑专家，一个写文章的人怎么“敢”来谈建筑呢？

库哈斯先生的中央电视台构图刚出现的时候，曾经在西方建筑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跟批评。跟他同样来自荷兰的知名评论家Ian Buruma，曾经针对库哈斯到北京这样一个具有千百年建筑传统的城市去放下一个那么惊人的、与周边环境看起来完全不协调的建筑提出批评。

他的评论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此庞大、突兀的建筑体，库哈斯自己一定非常清楚，是西方任何一个成熟的城市不可能容许建设的。之所以能在北京这么做，只有一个理由：库哈斯利用了北京政府“集权”又“集钱”的交集时刻，只有在这个特殊条件之下他才敢这么“胆大妄为”地做。

另外一个例子也非常有意思。世界各国最优秀的建筑事务所争取的北京大剧院，最后被选中的是一个像外星球掉下来的东西。当时竞争失败的意大利建筑师非常失望，他说：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思考怎样一个设计图才能够让这个建筑体跟整个北京环境、跟它的人文传统协调，可是没有想到最后中标的是一个从天空下来的飞行物。如果早知道中国人现在的情绪是想跟他的传统一刀两断的话，那太容易了，比怪的话谁都会。

这两个例子解释的是什么呢？建筑师其实是建构城市面貌的最后一个环节，在建筑师要做设计之前有很多先决条件。一是当时的社会氛围，一是当时人民的集体情绪——人民的情绪跟历史有关，譬如说，他们可能刚好正在反叛所有前面存在的东西，或是刚好处在一个热烈寻找、疯狂拥抱他们失去的东西的时刻。这些氛围和情绪决定了建筑师有多大的挥洒空间，决定了他最后拿出什么样的成品来。除此之外，还有可能更关键的一环，就是政府，政府的决策者有很大的运作空间去决定建筑的风貌。运作空间有多大，还要看那个政府是民主或极权体制而有差别。譬如说，他可以决定哪些历史要被大大地张扬，哪些历史要用橡皮擦彻底擦掉；他可以运作，让某些集体记忆变得伟大辉煌，某些集体记忆则隐藏灭音。譬如说，在一场大灾难之后要建纪念碑，纪念碑究竟是要哀恸死难的人民，还是要表扬救难的士兵，是一个重要的价值抉择，抉择的权力往往在掌权者手里，他怎么决定，那个纪念碑就长成什么样子。

有前面种种的条件之后，建筑师才用个人的才气跟想象力进行发挥，建筑师本身才气的发挥是在那些网状的限制之下进行的。今天来到这里，是因为我曾经“混”进政府里头做过三年半的“实习生”，粗浅地知道一点点政府的实际操作。

一九四九年，内战促使大批中国人流亡海外，大概有一百二十万至一百五十万流到了台湾，大概有一百多万人一夜之间涌入了香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突然像洪水一样涌入这么多人，可以想象城市的负担；只要有空地，就可以搭起个棚子，遮风避雨暂时安身。乱时，人人视它为生存之理所当然，治时，这就叫“违章建筑”。

香港有个人烟不至、没有通外道路的荒山，叫吊颈岭。一九五〇年六月，香港政府将难民和残军败将大概六千多人全部运到这里。“吊颈”的名字令人恐慌，所以改名“调景岭”。难民开始胼手胝足挖地建棚，逐渐成村，有点像大陆的“城中村”，但是“贫民窟”的外表里头却是卧虎藏龙，小老百姓之外，有抗日将军、国大代表、县长、作家、大学者。难民村，因为历史的“含金量”高，所以就产生了好几部小说以调景岭为背景。

一九九六年，也就是回归前一年，香港政府全面拆除调景岭。重建后的调景岭，摇身一变，换上香港最典型的密集高楼面貌。

这个面貌的转换，中间是经过思索的，就是说，什么样的氛围，什么样的人民的情绪、什么样的政府思维及其对未来的想象，就决定了它今天变成什么样的面貌。

调景岭原貌

调景岭现貌

宝藏岩

一九四九年流落到台北的人，有些就来到了台北郊外这个叫做“宝藏岩”的山头，开始就地建棚。除了乡村进城市的城乡移民之外，很多是“老兵”。别忘了，我们惯称为“老兵”的人，在兵荒马乱的当年，可是年华正茂的少年。时代混乱，他们的人生也被错置了。胡正怀先生是宝藏岩住户的一个典型。他的身世是这样的：

一九二五年出生在江苏淮阴。十二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失学了，之后加入军队，一九四九年离乡背井跟着军队辗转到了台湾，最后到了宝藏岩落脚，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一九六八年退伍后，他做过铁工，拾过荒，到医院里做过清洁工，这就是他的一生。宝藏岩这个“化外之地”，也是很多部电影的场景，包括侯孝贤的《再见南国，再见》。

一九七九年，台北市政府将宝藏岩指定为公园用地，所有的违章必须拆除。这样一个在主流文化之外形成自己的次文化的社会边陲，面临现代化迫近的大轮时，应该怎么做？若是依照法律和都市规划的单一规则来看，它别无选择，但是，有没有什么价值，是我们在单一的所谓现代规划之外，也需要一并思考的呢？居民不断地陈情，得不到响应，于是学界开始主动介入。台湾大学城乡所的教授们带领着学生，开始深入地关心这个议题，逐渐形成一种社会运动。

在宝藏岩是拆还是留的辩论前，发生了一件事。一九九七年，在台北市中心，有一个预定公园用地，亦即十四、十五号公园，陈水扁市长用了强势手段进行了拆除，一万多人被搬迁，其中一位老兵以上吊自杀抗议，这件事情对于社会造成非常大的震撼。

一九九八年，台北市市长又要竞选了，候选人之一是马英九。学界中的积极分子，如台北市城乡研究所的夏铸九和刘可强教授，他们聚集了学界跟媒体界的力量，让市长候选人签署都市改革支票，承诺要“先安置后拆除”，先补偿、安置，再进行拆除。

一九九九年马英九上任台北市长，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以副市长为召集人专案处理宝藏岩事情。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受马英九的邀请从德国回到台北进入公务体系。上任没多久，夏铸九就带着他的学生找上门来。

夏铸九是这样回忆那次会面的：

“就在那段时间，马英九决定由欧洲找回龙应台任命为文化局长……我们约她在紫藤庐见面，我们的研究生还对我说，可能要准备两三个钟头来好好说服龙应台。第一个就是宝藏岩，要让久居国外的她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等我们报告完了，龙应台当下就说没问题，让我非常震惊，这不是官僚作为。原本要准备两三个钟头，打算说服的话，居然都不需要再啰唆了。简报结束，她就说好，我们就可以散场了。在台湾，面对‘国家’，这种经验不多……选举的时候，我们可以逼着马英九签字，我们很清楚那是选举的特殊氛围，可是龙应台却觉得理所当然。她做这个判断，证明她对文化是有看法的。”（《走过宝藏岩─口述历史》，二〇一一）

夏铸九说得没错，我对文化是“有看法”的。在他们为宝藏岩来“说服”我的时候，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九年，在欧洲十三年。去欧洲之前，心里对西欧的想象是一个尖端科技发达、高度现代化的地方，但到了德国跟瑞士之后，我非常震撼：奇怪，他们的“现代”怎么会离泥土如此接近？容我借用我《在紫藤庐和Starbucks之间》这篇文章的片段来解释这里所谓对文化的“看法”：

在欧洲的长期定居，只是不断见证传统的生生不息。生老病死的人间礼仪——什么时辰唱什么歌、用什么颜色、送什么花，对什么人用什么遣词与用句，井井有条。春夏秋冬的生活韵律——暮冬的化装游行以驱鬼，初春的彩绘鸡蛋以庆生，夏至的广场歌舞以休憩，圣诞的庄严静思以祈福。千年礼乐，不绝如缕，并不曾因“现代化”而消失或走样。至于生活环境，不论是罗马、巴黎还是柏林，为了一堵旧时城墙、一座破败教堂、一条古朴老街，都可能花大成本，用高科技，不计得失地保存修复，为了保留传统的气质氛围。

传统的“气质氛围”，并不是一种肤浅的怀旧情怀。当人的成就像氢气球一样向不可知的无限的高空飞展，传统就是绑着氢气球的那根粗绳，紧连着土地。它使你仍旧朴实地面对生老病死，它使你仍旧与春花秋月冬雪共同呼吸，使你的脚仍旧踩得到泥土，你的手摸得到树干，你的眼睛可以为一首古诗流泪，你的心灵可以和两千年前的作者对话。

传统不是怀旧的情绪，传统是生存的必要。

带着这样的理念，夏铸九自然不需要太困难的“说服”工程。接下来才是真正艰难的，就是理念的执行与落实。所有高尚的理想，如果得不到落实，都是空的。我在公务员任内总共三年半，三年半的时间宝藏岩的案子无日无夜不在跟我们相处，每天都在“磨”这个案子，为什么呢？

政府必须合法行事，宝藏岩的保存，牵涉十多个市府内部的各种问题，譬如：

一、违建聚落如何合法化？（都市计划如何变更？）

二、地上建筑物如何取得使用许可？

三、地质探勘、消防鉴定、建筑结构鉴定、挡土墙的稳固、坡地排水的处理、临水区防汛的设施、落石危险的防备……

四、居民安置？

五、社会公平的问题——排富条款如何订定？

六、再利用计划——成立艺术村的可能做法？

公文是要旅行的，每一步都花时间和精力。一个公文除了横向的每个相关单位要知会、走完之外，还有从下而上的一层层负责、核准，一层层认定。文化局做了足足两年半的努力，全部到位以后，终于到了最后阶段——要跟市长做简报了，市长拍板，就进入执行阶段。我记得那个市长主持的会议，所有相关一级首长全部到齐，然而原本花了两年半时间协调好的各类问题，现场却又全部变了卦：安全怎么办？消防怎么办？地质结构怎么办？简直就是一个前功尽弃的会。基本上，我这个小局长是跟督导工程的副市长“闹翻”了。我说，如果两年半的功夫都是白费的话，那么全案退回，本局不再办理。

当然，后来峰回路转，再次重新开会，市长最后拍板定案，照我们原来所推动的做，因而有了现在的宝藏岩。回想起来，当时反对的副市长，并不算错，而且他的反对也值得尊敬。他从安全和公平的立场切入，我从突破窠臼和文化弹性的角度争取，这两者本来就是最尖锐的矛盾，不经过碰撞，很可能走偏。

这么详细地说这个例子，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决策以及执行的过程有这样大的困难。宝藏岩现在完整保留下来，成为艺术村，而且原来居住在内的老人家们也得以在村内安详终老，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来的？它有居民本身的奔走，有学界和文化界的长期的介入，还有总共四任文化局长的接棒，最后，如果没有一个市长的定见，这一切都不可能。宝藏岩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子，可是它是一个革命性的案例。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日宝藏岩变成艺术村，居民在整个山坡结构全部修缮、稳固、翻新之后再回头住进去，同时年轻的艺术家进驻其中一部分空的房子。这样算来，这一个破村保存的努力做了足足二十年。

在宝藏岩开村后，我收到一封信，来自当年文化局负责宝藏岩的部属。他说：

老师:

在文化局十年多的日子里，宝藏岩是与我生活最久的伙伴。开村当天，怀着紧张的心情一早到了宝藏岩，忙到晚上近九点。在河堤看着星空，微风徐徐拂面而过时，心中闪过的是您在卸任时，写给我的临别赠言：“把市民放在心中。”

这是在辛苦付出，克服多重困难后的瞬间感受，谢谢您多年前安下的思想种子。下次回来时，让我们相约再去看看宝藏岩，它又变了。

宝藏岩（二〇一一）

宝藏岩艺术村

被看

公民解释自己

宝藏岩是一个边陲挑战主流成功的例子，也是文化思维突破法规与工程思维的例子，但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它圆满吗？一点也不。问题还非常多，比如说，政府作为一个资源分配者，现在还为这个村子编列预算，维持艺术村的运作，也照顾村里的居民，但是这么大的成本投入，是不是还符合社会的公平原则？它要投入到什么程度？此外，宝藏岩是艺术展演区，但到底是谁在看？谁在被看？到此一游的人觉得有所收获，但是住在里头的人是何感受？

传统跟现代怎么接轨？如果我们对传统有一个共同的认知，面对变局来了我们要选择往左、往右、往前面的时候，这个决定是怎么形成的？香港的调景岭是一种选择，一种决定。台北宝藏岩做的是另外一种选择，一种决定。如果说，这两种选择都叫做“现代”，那么其中最细微的分野是什么？

我想说的是，能够称为“现代”的，可能不在于建筑或城市的外在面貌，而在于做决定、做选择的那个过程。调景岭的转化和宝藏岩的转化，起点一样，结局两样，核心差别在于，后者是公民的共同决定。这一张照片，特别能说明这个过程：在宝藏岩拍的，最左边是台大刘可强教授，代表学界的社会参与；他后面是侯孝贤，代表文化的渗透；刘可强旁边是当时任公务员的龙应台，代表政府的决策和作为；而我这个官员旁边紧贴着的，是宝藏岩的当地居民——底层的、在地的、庶民的力量。

今天希望和大家共同思索的是：所谓现代，是否并不在于它最后表露出的形态，而在于社会里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深度的碰撞、探索、抗争、辩论，最后形成一个共识。那个过程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真正地涵盖这个社会的深层情感和最真实的集体记忆。在“公民有权解释自己”这个基础上“长”出来的建筑，对我而言，才是有真实意义的“现代”。

[对话]现代，来自传统

原载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南方都市报》第三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特刊

记者　张雨丝

传统于我们如同土壤对一株树的价值

南都：我们今天与传统的割裂、疏离已经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您能谈谈传统对于我们的价值所在吗？

龙应台：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像在问：土壤对一株树的价值所在。

有什么“现代”不是来自传统的呢？即便是我们直接从异国文化摘取来的东西，也经过我们的挑选，那个挑选的基准，就是传统所决定的。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走到后来的“文革”，其实割裂或拥抱都植根于我们跟传统的关系。只不过，在急切的割裂与拥抱过程里，我们很缺沉思。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想要健康、长远地发展，要厘清自己究竟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是需要沉静下来好好地思索、讨论、辩论的，可是这个过程在大陆并没有真正发生。

南都：这二十年国内的经济在急速发展，从高新技术开发区到经济开发区，到现在各个城市的新区，都要建一个CBD，每个城市都建起大同小异的现代化的高楼，却看不到自己的特色，也缺乏沉静思考的过程。

龙应台：都在追求“现代化”，可是我们对“现代化”可能有一种错置的认知。以建筑为例，中国主导的就是“拿来主义”，把先进国家的成果，拿到自己的院子里展示，当作自己的成果。问题是，别人的“现代化”是从他的传统土壤里“长”出来的，是一个有机的过程。“长”出鲜艳的果子，人家是经过土壤的施肥、种子的培育、空气阳光的调节，一步步走过来的。如果以欧陆的建筑来说，会有这样的现代建筑，和二战后的历史发展是有因果关系的，譬如人口的暴增，需要马上提供大量的民居，它的美学适应社会的需要慢慢走出自己的现代面貌。它的现代是从它的传统里“长”出来的。

“长”是一个动词，像苗，从自己的泥土里钻出来。反观我们在一个不经过思索、不经过深层讨论、人民真实的情感不得到充分表达、政府跟民间没有双向或上下互动的情况之下，把人家长出来的东西直接摘过来放在自己的泥土上，这一种没根的架接，你到哪一天才会从自己传统的土壤里长出真正能表达自己的“现代”呢？

美学“土壤”特别重要

南都：没有根的嫁接，也就代表着根本无法成长，无法真正形成自己的东西？

龙应台：我觉得美学“土壤”特别重要。举个例子，前两天我跟一个二十二岁的欧洲青年一起去台北“国家戏剧院”看演出，他是第一次去，进去之后就看戏剧院的内部风格，然后说，为什么这像是十九世纪维也纳剧院的模仿？我反问他，你这个批评是什么意思？他说，台北要建一个重要的文化地标性的“国家戏剧院”时，势必经过思索，你的面前有太多种选择了——从Frank Gehry（弗兰克·盖里）的现代到欧洲的古典，要找出一个最合乎台湾人自己的感觉的现代建筑，或者代表台湾文化气质的风格，为什么偏偏就要挑一个十九世纪的欧陆仿制品来代表自己呢？

对他的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让我注意到的是，这个年轻人其实对建筑没有任何特别的研究，为什么他走进一个建筑的第一秒钟，就提出一个核心而且尖锐无比的问题：你的现代为什么不来自你的传统？你选择的现代和你自己的关联在哪里？你有没有一个思索的过程？

他在欧洲长大，从小就去剧院、音乐厅，从小就会在欧洲的乡村和城市看到有千年历史的建筑，也会看到欧洲的现代建筑，会在报纸上读到传统跟现代之间的对话以及辩论，所以他是在那样一个整体的、生活中随时有美学讨论的环境中长大；他从居住的乡村到城市会看到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建筑，他生命过程就是一个大的美学教育。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些特别聪慧、有才气的人，就有可能变成后来的建筑大师。急功近利“拿来主义”大概是无法培养自己的大师的，因为没有土壤。

南都：那您对于现在出现的“汉服热”、“中医热”、“私塾热”这样的社会现象怎么看，这是人们开始重拾传统的信号吗？

龙应台：我想这是一个过程，就如同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生活在牢固的传统“网络”中，所以会出现一批人急切地、热烈地拥抱西方的一切，一九〇五年的时候废除科举，这样一个历经一千三百年的制度说废就废了，并没有仔细地去思考以及想好整个的配套措施。

那个时候要拥抱西方，现在经过六十年走到今天，又变成要拥抱传统。我们是否变得有智慧一点了，是不是又要一刀两断地进行另一种拥抱？这确实值得思索。譬如说，现在的“国学”热里，有多大的成分是官方统治术中的一部分呢？

南都：那我们要怎样去健康地寻回我们的传统呢？

龙应台：自发性地拥抱“国学”，像是钟摆一样，也是个过程吧，这个过程没有什么坏处。只是我会觉得在拥抱“国学”的过程中，如果有国际观进来的话，那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找回传统的做法。很多我们习惯说成“传统”的东西，其实是普世的价值。多了解一下同样的价值在其他文化圈里被怎么辩论、怎么对待，我们会更宽阔地看待自己的问题。

现代是公民有权解释自己

南都：您演讲中提到的宝藏岩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一个居民的表达、学界的支援、社会的抗争外，官员的努力综合作用力下的过程和结果。这就是您所理解的现代吧。

龙应台：这是我认为的传统跟现代化的衔接，衔接在哪里呢？生活在泥土上的人民，他们的情感一定是连着传统的，宝藏岩的居民是有权利说出自己的情感、自己要选择的记忆是什么，而不是说永远是政府的决策者在做决定。

政府官员是那个搭舞台的人，他在后面费尽心思去考虑，如果用竹竿搭，一根竹竿跟一根竹竿要怎么样绑在一起不会垮的问题。政府官员只是搭舞台的匠人，台上演出的是主角是公民。

南都：现代是城市里面居住的人情感的选择和呈现？

龙应台：确实如此，“现代”城市的面貌必须是充分地表达了在里头生活的人的最深的情感跟他对于自己的认定：我是谁，我希望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希望别人怎么看我？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这里的人民对于自己的认识、对于自己的记忆、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以及对于自己未来的想象，你设法透过所有的困难把它做出来，最后那个样子叫做我们的“现代”。

官员龙应台

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二〇一二年第三十七期

记者　李宗陶

引子

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蓝。下午，龙应台出现在台北火车站，背一个咸菜绿双肩背包。她穿得像一个大学生：白衬衣束进牛仔裤，白色运动鞋，短发被一顶咸菜绿灯芯绒帽盖没。她跟随八十位艺大的学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动，有点笨拙，但充满活力。

龙应台生于一九五二年。朋友们说，很少有人在她这个年龄还能保有一团真气，一身热气。

许多镜头对着她。其中一台摄像机后面站着黑衣墨镜的大导演王童，他会将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拍摄成纪录片。稍后，许多话筒伸向她。“我是身体很笨的人……”她一边用纸巾拭汗，一边微笑着解释这个名为“艺术席卷空间”的活动。

星期四晚上十点，她来彩排过。面对汗涔涔的舞蹈系学生，她用悦耳的声音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不仅仅是练舞室里的舞蹈，还是空间的释放。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忙，心里积压了很多东西，他们经过这里，看到你们，被邀请一起跳舞，也许心里会有些小小的幸福感。”一双双年轻的、干净的眼睛注视着她。

再早几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十四楼的小办公室里开会，同下属敲定“释放”的每一个细节。白衬衣、黑马夹，最普通的短发样式。

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十三年前，龙应台由德国初回台湾，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有一天，她踅进一家设计感颇强的美发沙龙，小妹一声“局长我是你的读者吔”，听得她欣慰：台湾文化有希望。于是晕陶陶被设计，又烫又剪，弄成一个“戴安娜王妃头”。她掏出七百多元（新台币）结账，赫然发现看错一个零，这“王妃头”价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干净口袋，在发廊员工一字排开的“欢迎再来”里落荒而逃，回去就问同事“台北物价怎么这么高”，被告知挨宰，“王妃头”实属“冤大头”。

处理公务时的龙应台表现得思路清晰，心细如发。她的指间夹一支笔，不时在空中点划，如同乐队指挥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请不要忘记”来起承转合，是高度灵敏的倾听者和反应者；她的想象力甚至延伸到现场在电视画面中的样子。

在她右侧的墙上，悬挂《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九十岁时的手泽：“取舍由时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会议室两面书架上，是台湾各区、县、镇的地方志，《二二八事件辞典》之类的台湾史，以及琦君、赖和、张我军、李乔、周梦蝶等上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有几层架上，是她的十几种著作，从《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海》，她自己掏钱买来赠送往来宾客的。她在扉页上的签名，像一条不羁的龙。

空间释放的创意来自龙应台的欧洲经验。她从YouTube上找来几段放给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场，歌剧演员扮演的卖菜人突然开唱，市场陡然生色；在丹麦的车站，旅客愉快地被卷入突如其来的舞阵，肢体醒了。龙的一位同仁也亲历过在纽约梅西百货买鞋，柜台旁冷不丁有人开唱音乐剧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龙应台对我说，这些观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养。

彼岸的文化与本地的生活匹配吗？在这个女性都会拖着长音嗲嗲说“是～”、开计程车的男性习惯被称“先生”而非“师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么反应？机要秘书邓宗德告诉我，成人通常会害羞，若是一对小情侣，女的开跳，男的会跟随。两天里，我看到广场上不少用餐者举起手机录影；看到流浪汉光脚坐着看和听，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滚圆的中年妇女被音乐和节拍感染，从身体到容颜都动了起来；也看到许多人，瞄一眼，匆匆走过。

就在几天前，车站广场大厅里拉起红线，阻止休息日到此集聚的外劳（外国劳工，台北有许多菲律宾、马来西亚籍务工者）进入。通常他们把这里当作台北的草坪，假日里三五席地而坐，说说闲话。我看到电视里有个女的愤愤不平：我们也不愿来这里“占用公共空间”、“有碍观瞻”，但休息天我们想出去的话，还能去哪里？这件事被视为侵害了外劳的人权，遭到舆论广泛批评。龙应台“敏感于人权”，与“交通部长”商议后，特别在议事会上强调邀请外劳参与“释放”。但不知什么缘故，头一场只见舞者，不见弱者。第二天，即使温和派报纸也表达了“一个车站，两种标准”的婉转批评，暗暗指向车站管理部门，这不是龙应台希望看到的。“部委”之间的沟通合作，本部门的上令下达，各个细密的齿轮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如何艰难咬合、负重运作，十三年前她就有领教。如今，由“局长”而“部长”，意味着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

一

广场表演告一段落，龙应台去窗口买了开往高雄的高铁车票，往屏东老家去，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哥哥。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浩告诉我，你见到龙家人就会知道，什么叫做淳朴。

母亲应美君多次出现在她的著作里：浙江淳安人，杭州绸缎庄小姐，不顾家人反对下嫁湖南衡山人龙槐生，一九四九年随人潮涌向台湾，刚到高雄时，手里还抱着刚出生的龙应台的二哥龙应达。她用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租下一个小菜摊，卖西瓜、卖面粉、卖五金，卖自己包的粽子，卖一切难民需要的东西。她在有尿味的戏院里卖过票；编过渔网，半个月编好一张，换八十元；她养过猪；她开口向邻居借钱，以便第二天交龙应台的学费……她像一株又柔又韧的水草，帮衬丈夫，带领四个孩子，在荒滩恶水中存活了下来。

童年时龙应台看美国电视，常常有感于母亲的“不优雅”：讲话的声音是那么大，跟邻居讲到高兴时笑得惊天动地，开骂时正气凛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她的生命里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满豪气的东西。龙应台说，在有些方面，她像母亲。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条巷子里听见一位老妇的哀号，浙江口音的哀号，心有所动，“多管闲事”过问起来——写过《大江大海》，她知道这岛上每一位七八十岁的人，身上几乎都藏着一部颠沛离散史。她在巷子里东问西问，得到的结果是，老妇人精神有问题。她拨通了市长郝龙斌的电话。市长出差，她又拨副市长的电话，副市长自国外派人调查。龙应台刚上火车，就收到回馈：社会局已派人上门了解情况，这位邓女士确实精神异常，已享受社会福利中心的照顾，他们会继续，并“谢谢龙部长的通报”。龙应台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我受不了”。

摄影师还捕捉到她在办公室里流泪的一刻，当时她面前摊着几封写于四十二年前的遗书。写信的人，都在那个延续了二十多年的“白色恐怖”时期被枪毙了。

龙应台有两兄两弟，长兄当年被逃难的母亲交给婆婆，留在大陆，一九八五年相认。在她心里，兄弟，不仅意味着因了共同的父母常聚，还意味着“在彼此的容颜里看见童年”。

从台北到屏东，就是在台湾岛的地图左侧自北向南划一条长长的曲线。一路向南，阳光愈发炽烈，空气愈发湿热，责任、公文、秘书、随护渐远，童年渐近。

童年，因为父亲是公务员，三年换个地方，一家人总在台南的乡村里迁徙，龙应台总是面对需要融入的新环境。她跟多数军警公教人员的子女不同，能交道，但不凑热闹；眼睛清澈，但看法独特；跟三个男孩一起长大，别有一种帅气豪情。

列车到高雄。龙应台背着她的双肩背小包，脊背挺直地在人群中行走。这背影，深深印在好友林青霞的记忆里。林告诉我，她第一次见龙应台大约是二〇〇三年，香港，在徐克和施南生家。

那天，南生介绍说，她当过台北市文化局长。她长得娇小，声音非常悦耳，我们聊得很愉快。晚饭后她急着要走，因为小儿子飞飞在家。我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人，背一个很细的包包，脊背挺得笔直走出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就想，这个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想了解她。朋友与否，往往是一种直觉。

后来我们走近，常听她跟母亲、跟儿子通电话，很不寻常。她的母亲失智了，但她在电话里总说：“你的名字叫美君，我是你的女儿龙应台，我是小晶……”那种孝顺，那种对儿子的爱，让我感动。

她很有一种性感，一种糅合了女人的柔顺和男人的果断的美。到任何环境，她能很快掌握气场，进退有度，我觉得她做什么都会成功。有时候会惊叹，她小小的身体里怎么会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这力量大到有时候会伤了她自己。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情有谋有略，比方写一本书，该怎样收集材料，怎样计划、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观察事物很敏锐，写东西很入骨，一针见血，刺激到你的神经腺。我读《目送》里“四郎探母”一节，大颗的眼泪往下落。

在生活上她不大懂得照顾自己，写作起来更是一投入就不能停下来。她写《大江大海》的时候，有几次我去送饭，发现她写得昏天黑地，到厨房取个碟子都拿不住，掉在地上打碎了。

她唯一不敏感的是她的外表，她不懂打扮。我曾经送她一条裤子，两只裤脚管各有一根带子系住。有一天见面，我发现一只裤管的带子不见了，另一只还绑着。我没好意思说。第二天见面，她还穿那条裤子，还是一有一无。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一条裤腿的带子不见了？她说，是吗？没有了吗？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爱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个不停。

她常常出现在演讲场合，要上镜头，要present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凉鞋；还有一条裤子穿了二十五年，裤管起了毛边，看得一班朋友很急。我后来送她一双黑色麂皮的包头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议她只穿黑或白；我建议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带点休闲才好，至于颜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样配都不会出错。

这次她回台湾做“文化部长”，我为她准备了几件最简单的化妆品：一盒粉，一支大刷子，很简单，不用打底，刷墙一样涂匀就可以了；一个腮红，一管口红，也很简单，不用描边描线，只要涂上抿一下就可以了。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她曾经说。

她确实有思想，而且敏锐。一道看电影，她常有独到的见解，一语道破那种。

她思考的时候不笑。我就提醒她，做一个公众人物，看到镜头就要笑，微笑，哪怕你在思考。她现在很会笑了。

这个选择在她，是需要勇气的，也是一种使命。她还能帮台湾做一点事情，再下去可能就没有足够的体力和精神，所以她去了。我认为，对于台湾的文化建设，她看到了、说出来，她就有能力改进，她是能做事情的人。面对问题，以前她畅所欲言，现在走出去，去行动，有很大不同，要有很大的包容力。有些人攻击她，她只能隐忍。政治，在考验她的容量和耐心。以前她对我说，青霞，困难其实是考验一个人的智慧，我相信她有面对政治的智慧。她不止是作家。

本性里，她是一个纯真的小女孩，至今保有童真，她常常会雀跃。

这次离开香港，她对我说：青霞，不要放弃我。这是她表达友情的方式，很特别。

关于龙应台在日常生活上的低能与混乱，陈浩也讲了不少故事。比方说，她不知道怎样用台湾式的电饭锅；她常常写到饿极了，发现家里没吃的，“如果不是朋友救她，她就饿死了”。她也根本不懂吃，经常胡乱塞一堆东西了事。

几个月前，龙应台穿着球鞋去“立法院”，被“立委”批评“不尊重立法院”。很快，在“部长”办公室的一格小柜里，躺着一双鞋底中部特别厚的黑鞋子，那是林青霞送来的，“英国律师出庭常穿，站五小时不累。”林还通过媒体对大家说：不要太苛求她。

二

龙应台的手机里时有短信传来，等她处理一宗棘手的、埋有“地雷”的事务。她最近有点忧虑。她没有笑，背着小包，背脊挺直走在人群中。然后，她遇到了郭金坤。

“哗，部长哎。”高雄市计程车司机郭金坤载上龙应台。

“哗，他们都没有认出你？他们够烂。”郭司机好口才，两语三言道破龙前不久遭受的挫折（“文化部”提名的第五届公共电视董监事名单未获通过）：“这么好的名单通不过，够烂！这跟民进党没关系，就是国民党内部在搞。你应该告诉马英九，搞什么搞！叫舆论去骂，他们就会收敛一点。你知道吗，那些‘部长’都一样，私人时间出来都还带一个秘书帮背包包，招呼计程车看都不看我们，不是你这样的……如果台湾每个官员都像你……不过你待不久啦。”

龙应台哈哈大笑：“郭先生，你觉得我会干多久？”

“一年啦。公共电视那件事以后，还好你没有马上说我不干了，不然马英九会更丢脸。坦白讲，看不下去走就好了，文人不要这么委屈自己。政治就是利益分配，台湾的政治跟经济会压得你什么都做不成。”郭先生又说：“今天倒阁案没通过（指由民进党‘立委’柯建铭等四十三人提交的针对‘行政院长’陈冲的不信任案，表决结果四十六票赞成，六十六票否决），过了你就不用做了嘛。”龙应台放声大笑。

郭先生最后认真地说，当“龙部长”宣布下台，他会很留意看报纸。

几天后，当我面对“中研院”钱永祥先生，他对台湾政治作了一番分析：民主制度当然有很多好处，台湾不仅应该实行，而且做得也不错。但今天的台湾政界很消耗人，它逐渐形成这样一个状况：执政党和反对党斗得很厉害，两党的关系基本上就是互相绊对方，就是怎么让对方做不成事，怎样令其出丑。所以，有点理想的政务官很难有所作为。官僚政治化也带来公务员的“常识”：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同一天，“中研院”副院长王汎森院士温和地说：“台湾政治是另一种综艺节目。”

几天前，当我拜会刚退休的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夏铸九教授，他细述了台湾从五〇年代以来一步步走向民主，又“何以至此”的历程。“看二〇〇〇年以来的蓝绿两党轮替，如同看连续剧，戏剧效果太强了。”夏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文人从政的龙应台有其优势：她是文化明星，举手投足引人关注。媒体在台湾政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许多官员“立委”都在绞尽脑汁谋划怎样明天上报纸，龙应台在这一领域有足够的号召力，而且她的影响横贯两岸四地华人世界。但作为龙应台的老朋友，夏也替她捏着三把汗：一，面对一个组装起来的老衙门，官僚气很重，她能否拖得动；二，蓝绿营的国族认同不一样，会带给她政治压力，文化纠缠着政治议题，其中布满“地雷”；三，台湾过去的文化官员多半并不真爱文化，龙应台如何立文化？

当年龙出任文化局长，李敖断言她做不到三个月，结果她做满一任，三年零三个月。舆论送行时说：“龙应台在将自己的文化理念通过官僚机器的运作变成现实后，最终一尘不染地回归文坛。”龙应台则将这一段归纳为“实践平等观念过程中的受伤笔记”。

这一次，也有人预言她将是第一个辞官的“部长”，结果“财政部长”第一个辞职；九月二十八日，“劳工部长”含泪卸任；十月七日，“行政院发言人”请辞获准；八个月过去，龙应台还在。

从作家龙应台到官员龙应台，这个案本是一个小奇迹，令人看到背后那个相对宽松、活泼的环境——

一九九九年七月，正当龙应台筹划着带两个孩子沿莱茵河岸单车旅行，她接到台北市长马英九秘书的来电，大意是邀请龙教授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请龙老师把履历寄到台北”。

龙不假思索答道：“要履历？我又不跟你们求职，干嘛要寄履历给你们？需要认识我的话，去书店买我的书啊！”

几天后，她接到马英九的越洋电话。交谈中，她知道，这位市长还真读了“那些没什么意思的书”。

又过几周，接到电话：市长将到法兰克福，“龙老师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谈？”

“只有王来见士，哪有士去见王的道理？欢迎市长来我家一谈。”龙应台答得三分玩笑、七分认真。

于是，马英九从台北飞到罗马，在密集而繁琐的公务行程之余，只身与秘书悄悄飞到法兰克福机场，再从机场搭出租车，在德国的暗夜中找到了龙应台离城二十里的乡下的家，风尘仆仆……

这不仅是一段现代版“三顾茅庐”的佳话，也是马英九综合考量的结果。中正大学传播学系罗世宏副教授告诉我：如果兼顾台湾本土和大格局下的历史文化，兼顾华人世界的影响力，在台南农村的清贫中长大，会说台湾话、国语、英语，至今只拿一本台湾护照的龙应台是不二人选。她的影响力，也能从台湾媒体几年前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得见：龙应台、林怀民、严长寿……名单通常是这样。

从此，一个一贯批评政府的作家进入了政府。而且，她得到来自台湾文化界的拥抱远多于挤压。夏铸九说：“她是内行，所以跟文化界的朋友关系比历任文化主管官员都要真切紧密。我曾经向她抱怨，自从参与宝藏岩案（一片城中村性质的空地，在龙应台和文化界人士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一座艺术村），我开的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只是，政坛非菜坛，无处不尘埃。官场的重点也不在做事。眼前就是例子：

九月二十六日，“立委”陈学圣在质询时说，有些“部会”送“立委”进口大葡萄当中秋贺礼；有些“部会”送香烟，一出手就是十条；只有“文化部”什么都没送，让其他部出糗、成为箭靶。龙应台说，“文化部”从未编列预算送礼给“立委”，以后也不会送。

“但这个错，我为你喝彩。”陈学圣说。

“我能感受到你的诚恳。”龙应台说。

“你这是对我的侮辱。”陈学圣说。

“为什么？”龙应台问。

底下众“立委”笑。太多的官场潜台词，她还不熟悉。有报纸在第二天报道这一幕后，添了一句：“一位作家说过：龙应台笔下犀利，私底下是个傻大姐。”

龙应台以她的人气、血气面对官场的习气、阴气，多有挫折。她以镜头之外的无奈、无言表明：政治是斗争，是行动与后果的算计，是台上与台下的演出，是步步为营。政治够浑杂，杂到她每天必须按捺住一些什么，忘掉一些什么。

三

住在香港九年间，龙应台每两周回一次屏东看望母亲，如今人在台湾，倒有些勉强。她每周要去“立法院”两次参加施政备询，去“行政院”至少一次，无数个部门会议等着她去开，无数份红皮公文等着她阅批，还有，无数个“看到镜头就微笑”的场合等着她莅临。有那么一两个瞬间，我有些恍惚：眼前分明是八〇年代那个写文章的“胡美丽”在扮演这个“官员龙应台”。确实，当年许多读者以为龙应台才是笔名。

现在，官员龙应台回到小晶，搂着她八十六岁、当年强悍无比的母亲。母亲已经不认得女儿，但熟悉她的拥抱。曾经，在作家龙应台时段，她买来颜色各异的指甲油，帮母亲一个指甲涂上一种颜色，再抹口红，再上胭脂，消磨母女二人的黄昏。现在，母亲已经瘦弱得像个孩子，强大的女儿轻轻倚在她的身旁，闭上眼，不说话。每周印发各司局的密密的“部长”行程里，没有一栏供她表达：我累了。

在眼睛闭上片刻的世界里，小晶也许想到父亲，那个会用湖南话吟诵《陈情表》或《出师表》的乡村警察。当女儿成为作家，他没有表示什么，但女儿做了局长，他在人前有掩不住的骄傲。他没能看到女儿当上“部长”。

中国传统里，科举制度是为选拔官员。一般人心目中，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士与仕的结合才是正途。这传统在台湾今天的仕途高端仍看得见——马英九的本届“行政院”里，有四十七位博士（共二十七个“部会”）。只是时代不同，政治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士的考题也瞬息万变。二十世纪以来，在世界许多地方，渐次上演耐人寻味的“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独立却空谈，实践却扭曲（或曰忍辱负重），这吊诡本身就提出两个命题：一，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不是知识分子最珍贵的品质？二，知识分子的说和做，哪个对社会更有用？

关于前者，许多年前，龙应台和马英九之间有一番对话——

龙问：“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马答：“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关于后者，稻田电影工作室的王小棣导演认为，在大学教书的龙应台是位好老师，她会影响许多学生；作为文人的龙应台也能胜任“社会的朋友”，她会影响民众。这些角色在王看来，都比当局长、“部长”更有价值；而当官，很可能令龙应台的人生减分。但，这是她的选择。

那么对于个人，对朋友眼中“天真的高中女生”、“初入文坛只有单纯的正义感而对政治的认识为零”、“至今不懂政治”的龙应台而言，这压力或张力会将她扭成何种形状，又会将她引向何处？底线在哪里？

数月前龙应台在“立法院”接受民进党“立委”段宜康的质询，被称“厚脸皮”、“马团队中最耀眼的花瓶”，被穷追猛打要她对国民党在白色恐怖时期的罪孽表态。龙应台拨了一下讲台上的话筒拂袖而去，留下一个颤抖的话筒在台上。几分钟后，她又重新站回到备询席上。这段视频被广为传播。

龙应台告诉我，之所以拒绝回答，是因为反对表态文化，这有悖于她一贯坚持的宽容原则。“宽容是说，在你认为对的事情里，也要留一点空间给别人，不能拿着你的对去压迫别人表态。”

我拜访了“外省二代”、在台湾政坛表现特异、口碑不错的段宜康“立委”。

龙应台在当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我在台北市当议员，我跟她有一些冲突。我对她的观察是这样：她其实不适合当行政官员啦，她适合写文章。因为她对行政事务没有耐心，她喜欢的是包装得很漂亮的东西，我们讲的“放烟火”，就是能让她有所表现的活动。许多文化事务是长期的、打底子的工作，虽然她有很强的光环，大家对她有很高的期待，可惜都没有做好。比方讲，许多年来，台北都没有一个能代表这个城市的文化活动。她跟大部分人一样，做的是硬体（硬件），然后委托经营，这是最轻松的。

此番她上任“文化部长”，我观察的结果与十二年前仍然一样，她缺乏去做文化深层奠基的能力。台湾最大的问题出在教育，不是指专才教育，是指培养观众。我们从小的教育都有标准答案，它指向唯一正确。这样环境里成长的人，很难真正尊重别人的审美、尊重别人的主张跟我不一样，尊重别人支持国民党，这是台湾文化和民主最欠缺的部分。看起来很多元，版本可以有许多，但答案依然只有一个。蓝看绿，看支持阿扁，就觉得没有水准，就是糟糕的；民进党看国民党，就是要出卖台湾。没有这回事嘛，为什么要搞到水火不容？搞演出，搞文创园区，搞艺文补助，这不是“文化部”。“文化部”如果有存在的必要，就是要去养育那个多元，它的根源在教育，这是很吃力的事情——推动全社会，学会尊重。

我面前的段委员彬彬有礼，谈吐不俗，毫无镜头前咄咄逼人、有失尊重的形状。

同是“立委”的高金素梅告诉我，当她初次以“立委”身份进“立法院”，看到电视拍不到的部分，也是愕然：啊，台上骂来骂去，原来台下是可以握手的。甚至，罗世宏续上：等下一起去喝酒。“立委”（民意代表）多半是镜头前的表演动物，如今的台湾人已经见怪不怪。龙应台说，每次她站在那里备询，都要在心里反复提醒自己：这不是真的，这只是表演，不要被激怒。

我也注意到，段宜康和龙应台在很多理念上是一致或相近的。如果他们只是“文化部”同仁，也许会合作愉快。是什么，令他们“冲突”？

所有受访者异口同声：政治，已沦为某种游戏的民主政治。狂飙如李敖者，甚至告诉我：民主是假的！言论自由是假的！只是这两个字，太诱人。

四

十五岁那年，龙应台就想过：将来要做一个不需要向别人敬礼的工作。在进入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之后，她一度仍不按规则出牌，多有“突围”之举。譬如，她曾拒绝为配合马市长剪彩办美展、搞演出，此举虽也得到市长支持，但长此以往别具一格，市长也要承受来自整部机器的压力。

文化圈中人说，因为文人气质和率真性格，龙应台常有随兴之举，有些人却“不爱看她那个调调”。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她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纪念馆馆长叶博文先生就曾将与龙应台的“冲突”写在一本书里。市长时期的马英九对龙应台的“礼让三分”，也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

那时候的龙局长雀跃着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自述“整天顶着头盔上战场”。王小棣曾见她伏在市政府大门边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一问，她说正要出门，有些事还没想好，想到就写下来。王小棣对我说，当年文建会的工作是相当粗糙的，而龙应台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翻开台北市文化局二〇〇三年编写的《东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龙局长的事迹：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她还推动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铸九教授与我见面的紫藤庐，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伟的故居。

王小棣对龙做事的韧性印象深刻：在拍摄与《大江大海》有关的一部纪录片时，龙跟着叙述者踩着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码头，穿着平底鞋，跑了将近半小时，当时她五十七岁。

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龙应台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而理直气壮，是一九八五年《野火集》横空出世时的动人之处。

夏铸九说，有过不那么愉快的局长经验，如今的龙应台已不那么简单，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斩钉截铁，什么时候该动用柔软示弱。

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说，龙应台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上。

上任第一天，龙应台走了十六个“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谈两个人童年都待过的乡下新竹，很快又去拜访“各部各会”。“这些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政府机构里，每一个‘部会’都是本位主义的，对于其他‘部会’在做什么是没有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样。如果想让社会进步，一定要合作。”龙对我说。

九月二十二日，我看到她与“交通部长”毛治国、艺大校长朱宗庆站在一起，站在火车站起舞的学生中间。我听到她说感谢。

龙就任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设想是“让文化从村落做起”。她想知道，台东县达仁乡、南投县中寮乡等收入最低乡镇的孩子，跟台北市信义区的同龄孩子，能否享有同等的文化权？这个命题来自她的早年经历，当年她到台北念书，发现同学听的音乐、谈的话题、见的事情，她通通不知。但缩小贫富差距这件事不是“文化部”能独立完成的，要跟“教育部”、“经济部”合作，才能让以下这些行动不浮于表面：云门舞集到乡下庙前的广场上演出，画家、作家下到偏乡中小学去交流，装满书的文化列车开到苗栗乡下人家的门前去播种，乡下孩子到台北的博物馆来开眼界……

眼下的台湾媒体非常乐意向公众报告一个“放柔身段，有所妥协”的龙应台。但她说，我没有变。“一个人所抵抗和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做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流露在举手投足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官员龙应台，充满细节。九月十九日，圆山饭店，台北电视节。龙应台在致辞中照顾到远道而来的欧美客人，插入大段英文讲话。她特别建议第一次到台北的外国人去孔庙看看，去西门町转转，“We have a lot of gay bars，台北是对同性恋最宽容的城市之一”；她反复提及Chinese speaking world。这些细节，提示了她的视野和角度，可能是未来作为的立足点。

媒体人邱立本曾经发问：内战心态还在两岸华人中存在，怎样超越？台湾之行也令我感受到：内战心态也在台湾党人中存在，怎样超越？

二〇一二年中秋前夕，龙应台笑着说：“闽南谚语讲，‘欢喜做，甘愿受’，只要我在，就做。”

[对话]民主和爱一样，就在屎尿中

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二〇一二年第三十七期

记者　李宗陶

用“立”把“破”做出来

人物周刊：听说此次出任“部长”，挣扎得很厉害。

龙应台：几乎所有台湾人都知道，现在所谓当官是一件可怕的事。我这次出来，所有的朋友都很惊讶。但我现在不能去想这个问题，否则就没法进办公室了。

人物周刊：听说在香港跟安德烈吃告别餐，眼泪滴在牛排上。

龙应台：人生有些决定就在一刹那，本来一咬牙一闭眼，心想，“妈的，就去做吧”。这次完全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儿子听到时，都呆了。我原以为他是担心我，担心我受折磨被伤害，没想到完全不是。这家伙的反应是：“你把整个房子留给我来善后啊？所有的活都得我来干？”我笑坏了。紧接着又想，母子俩在一个屋顶下的共同生活就要中止─在沙湾径二十五号，我们共度了七年的光阴，他已经二十六岁，这种缘分恐怕不会再有了。这一想不得了，眼泪就下来了。这两个儿子一冷一热，安德烈是表面冷的那一个，虽然平时他也不理我，各忙各的，但有时晚上在阳台上看海，端杯酒，会说说话。这方面，我不是很放得下。

人物周刊：不少人在问：龙应台真的那么想当官吗？

龙应台：在台湾，当官几乎是受难的同义词了。那一刹那的念头其实也很简单：今年刚好六十岁，如果再晚四年来找我，我肯定干不了。也就是说，如果人生还要再用一次大力气，这是最后一次。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有儒家那种士或君子的观念？

龙应台：台湾七〇年代的大学生都有吧，包括马英九。不管价值怎么颠倒，士的那种气质和信仰是磨不掉的。不然，过这样的日子，怎么撑得下去？

人物周刊：你说换了位子就需要换脑袋，不怕被人抓小辫子么？

龙应台：如果要少惹点麻烦，我确实不该说，但这就是事实。难道现在我还能以作家的风格来处理政务么？

人物周刊：我理解，这个换脑袋是指思维方式要变，价值理念是不变的，对吗？

龙应台：对，中心价值不该变，但是你的一言一行都不能和从前一样了。换了位子，表示责任不同，责任不同，表示做事的风格、处人的态度，都必须符合那份责任之重。

人物周刊：你认领的那套价值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这份自信你有吗？

龙应台：八〇年代在写《野火集》时，整部党政机器都在告诉我，你错了。我不言语，但我知道自己是对的。开放、自由、平等、个人的尊严、庶民的权利等等，我相信不论在哪种形态的社会里都是适用的核心价值，只是落实这些价值的路线图或许不同而已。

人物周刊：在野批评，在朝做官，破和立之间，怎样统一？

龙应台：最大的考验在于，当初你在野时大力喊“破”，现在你要在权力的构架里头用“立”的方式把当初的“破”给做出来。你得实践，证明你的信仰是真诚的，证明你的理想并非空头支票，证明你有实践的能力。光有“破”的理念绝对不够。官僚体制有它特定的逻辑，你得顺着那个逻辑走，才能做事。把握权力的分际是另一个挑战，很多堕落都从无法把握这一分际开始。做官的人要慎权，对手上的权力必须有如履薄冰、如芒在背的自觉。

人物周刊：怎样处理个人性情的部分？比方讲，文人常有的那种灵感和兴之所至？

龙应台：个人不得不缩小，性情不得不收敛，这又回到“不同的位子需要不同的脑袋”。当文化局长的时候，有一次我去视察一个剧院工程，刚好看到黄昏的阳光透过横七竖八的鹰架，斜斜洒在一面颓墙上，那是一排被拆一半的楼房的一部分，正要上油漆。那投影美极了，我都看呆了，回过神来马上说，不要上油漆了，快请艺术家把阳光下鹰架的影子画在墙上。我的高阶部属官员说，马上办。过了四个星期，我发现还没办，于是把承办人找来，板着脸问“为什么”。那是个大学刚毕业、十分腼腆、讲话娇滴滴的科员，她轻声说：“局长，不是您自己教我们的吗？‘公共艺术’的‘公共’，必须来自艺术家的创作，而艺术家的创作还要经过一个和市民互动，得到市民响应、接受的过程。您不是说，过程比艺术品本身还重要。那面墙，尽管只是画上一点影子，也是公共艺术的范畴，就应该经过那个创作和互动的过程。局长说画什么，就画什么上去，可能违背了公共艺术的基本精神，我觉得不太妥。”她说得那么好，我的“文人的灵感和兴之所至”马上停。现在我也时时提醒自己，把握好权力的分际。

人物周刊：这对个人来说要求蛮高的，会不会很痛苦？

龙应台：蛮简单的，因为背后那个价值、原则是一致的。只是检验原先你说的、写的，和现在你做的。

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能成仕

人物周刊：从文化局到“文化部”，人员从一百多到两千多，这部机器你拖得动吗？还有政党轮替带来的弊端。我留意到你说“要知道地雷在哪里”，这摸雷排雷，是不是很难？

龙应台：难度不在于机器的大跟小，而在于它的新跟旧。十三年前草创台北文化局时，我是从零开始，它很新。第一天上班只有我一个人，我自己扫地。然后我找第一个人进来，接着第二个、第三个，慢慢才有一百三十六人。但现在创建的“文化部”，是把四个早就存在多年的老“部会”拼起来。这些“部会”的人有多年形成的工作习惯和理念，很可能跟一个新的“文化部”的核心理念有蛮大差距，所以我们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内部的共识建立─这是件不容易的工程。目前的“文化部”，像个庞大的博士班，每天在研读、讨论、辩论、磋切。

至于“地雷”，是个蛮大的压力，我也觉得自己不够好。因为政治思维、筹谋算计，本不是我擅长的。但政治里有许多是属于沟通、平衡的艺术，是不得不去做的。你必须完成那些协调、算计，才能争取到一点做事的空间。不是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成仕，因为要穿过满地荆棘，在地雷阵中跳芭蕾舞，不是人人都有这样的耐心和甘心吧。

人物周刊：以我对官场有限的了解，一个人的上下常会带动一批人的上下，每位官员背后都有一队他的人。你现在有用旧部吗？

龙应台：官场自有一套规则，它有一个节节上升的谱系。跟对了一个人，也许一群人就腾达了。我当然是例外，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不是来升官的，说好当一任，就是一任。我没有仕途，所以愿意跟我的人，大概不是为了升官而来。这回有四位当年文化局的老同志归队，跟我进了“文化部”。他们是跟我同进退的机要，如果明天我不干了，他们明天也就打包回家。

人物周刊：他们为什么愿意追随你？龙应台：除了理念，没有别的东西。

人物周刊：而且在“文化部”工作薪水也不高。听说你的收入是在大学教书的五分之一？

龙应台：四分之一。原来除了在大学教书，还有版税、稿费之类。

人物周刊：现在你处于封笔状态，是特意为之吗？龙应台：是。因为我觉得球员不宜兼裁判。

人物周刊：从政和写文章，哪个更能推动社会进步？

龙应台：写书是细水长流，从政是剑及履及。香港的社会运动家来告诉我，他之所以会参与社会运动，是因为读了我的书。也有人告诉我，他当了港府的官，在努力推动古迹保存，是因为读了我的书。小小文章，可以带出两个实践者，力量不能说不大。但从政的效果是直接的。如果我是一个艺术评论家，写一百篇文章呼吁台湾成立一个艺术银行以开拓年轻艺术家的国际市场，可能无人理睬。身为“部长”，只要批一个“可”字，艺术银行就成真的了。

人物周刊：写字的人都体会过那种苦中有乐。推动一件事做成，或者令社会向前走了小小一步，有相似的快乐吗？

龙应台：不一样。文字写成之后，像《目送》，像《大江大海》，它们永远是我的。但从政就要做好准备被彻底遗忘。十三年前我在台北做的事情，譬如将很多废弃颓倒的古迹修复成原状，然后转化成美术馆、画廊、音乐厅、艺术电影院─有谁会记得？那些大小成绩，不属于我，最后总是Gone with the wind。

人物周刊：这四年你到底能做什么，心里有谱吗？

龙应台：有啊，我很清楚。但现在还不能说。许多事，可做，不可说。

不是民主错了，是知识分子的想象太浪漫

人物周刊：我们看台湾的民主，基本上是习自西方，它真的适用于台湾吗？

龙应台：民主本来就不是一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西方的民主之间，差距也非常大。在对伊拉克、对中东的问题上，美国总统嘴里说出的话，在欧洲的知识分子听来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任何地方的民主，没有一个可以脱离它的土壤。鸟衔来种子，落在不同的泥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必然不同。

人物周刊：南橘北枳。

龙应台：对。所以，那个“民主本来应该怎样，这一个怎么跟那一个不同”的假设，我觉得是错的。台湾的泥土跟大陆相近，所以台湾的民主实践─它做得好的，或者还比较糟糕的部分，对大陆而言，都比欧美的民主更有关切。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民主政治鼓励自下而上的力量，鼓励参与，而不是相反。比方城市中心有一块很大的废地，如果没有民主政治，那么长官说派什么用场它就派什么用场。在民主政治里头，比较可能发生的是，由城市里的人、草根，经过讨论辩论来决定这块地的用途，那会比较符合人的情感和共同记忆。在参与型的政治体制里，历史教科书里的内容也不是长官想怎样写就怎样写，不会定于一尊；想把“二二八”从民众记忆里抹去，这不行。我们付了这么多代价，就是因为民主制度有这些好处。

人物周刊：如果大陆人总在电视里看到台湾“立法院”里上演的闹剧，谩骂、丢鞋子、打架，还有“大选”前的子弹，也许会说：请用文明说服我，民主真的是可以陪我们走一段的“最不坏的制度”。

龙应台：台湾现在是有一个危险，民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在降低。二〇〇〇年政党轮替，人民是抱有较高的期待，以为民主会带来一个不同的台湾，然后陈水扁让大家失望。到了二〇〇八年，民众又有一个期待。到现在，大家对政治好像淡漠了、心灰意冷了。回想台湾自八〇年代走过的路，我觉得不是民主错了，而是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对于民主的认知理解太浪漫太简单，有一种期待错置。我们都把民主当成一个现成的果实，以为摘下来就能尝到甜美，没想到是酸的。我们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认识到民主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摔跤再站起来的过程。

而且民主确实有用，比如说“立法院”的存在。虽然它给了我们行政部门极大的压力，我常常觉得虚耗的时间太多─花七分的时间去耗，只为赚到三分的时间安静处理政务。但我仍要说：如果没有“立法院”的监督，行政部门的滥权或怠惰是一定的。今天公务员对编写预算都战战兢兢，每一分钱的去处都要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是因为有“立法院”这个“找碴部队”在虎视眈眈。（附记：我也亲见一位市民手执家用摄像机，在车站广场拦下“交通部长”，站在他的对面讲述自己被造路拆房的遭遇，同时对着“部长”拍摄。“交通部长”站着听了五分钟，大致听完，交代秘书处理。）

美国现在对它自己的民主制度也有非常多的检讨。我们常常会搞混，检讨跟否定它、不要它，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所遭遇的挫折，是这个制度不好，还是人没做好或者做得不够好？

人物周刊：最近接受美国《赫芬顿邮报》专访，你讲到美国民主做得比台湾好，好在哪里？

龙应台：他们毕竟有两百年的经验。他们的选民比我们的成熟，尤其是他们的媒体比我们的稳重。

人物周刊：你有一段“剥洋葱”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一开始，以为集权体制就是问题核心所在，把这最外层剥掉以后，看到里头还有一层：行政体系的颟顸、贪腐、无效；把这一层剥掉，发现里头还有东西：一个社会少了政治的控制，会变成由商业、由金钱利益来控制；把这层再剥掉，又会发现，从前义正辞严的反对党、抗议政府的英雄们，都变成了可怕的动物。你打倒了一个“敌人”，马上就出现一个新的“敌人”。到最后，如果反省能力够强的话，你会发现：自己就是洋葱的一部分。我猜，你是想说，身在其中，个人其实无能为力。

龙应台：不是无能为力，而是我想，我们过去都把民主这个东西简化了，认为只要把一个威权政府拔掉，民主的果实就能摘到手上，但其实民主是个不断发展、需要持续演习的过程。以“权”逼人的威权政府拔掉了，有商业财团用钱来垄断；商业财团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媒体本身的“正义”很有问题；媒体的问题若解决了，你发现公民团体本身非常霸道，民粹主义横行……民主其实就在于实践，实践在于细节，细节使你无所遁逃。我们需要走过这个艰难过程。

但民主制度成本很高，也会带来流弊，比如说鼓励短线操作。那还有什么可供选择？最理想是开明专制，就是有一个英明得不得了的政策制定者带领大家前进，一做十五年、二十年，能做一些扎根的、长远的规划。这看起来很理想，可是万一这个决策者做了坏的计划，如何收拾？没办法，退而求其次。

人物周刊：你怎么处理长线和短线的问题？

龙应台：长线的，多半是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许多大工程─表演厅、大剧院、音乐厅等等，有建到一半的，也有地方政府正在极力申请的。这些是看得见的。但我比较关切的是：建一个五千席位的剧院，请问欣赏人口的培养怎么做？小学的基础艺术教育做到什么程度？将来的营运是什么模式，什么队伍？表演团队的深耕培养有什么具体计划？这些看不见的长期耕耘，才是文化建设的核心。但专业的、长期的考虑跟县市地方势力的诉求、政绩之间存在矛盾，这是我面临的压力之一。我尽量维持专业的、长期的思维，虽然在民主体制里，这极不容易。

人物周刊：这样吧，做一些长期的、播种子的工作，做一些形象工程。

龙应台：避免我过早“阵亡”是吧？在政治里头，是需要适当放些烟花，以便换取到一点时间和空间，去做下水道的工程。烟花后面也一定要有深谋远虑，它不是昙花一现。

人物周刊：说说身在官场的苦恼。

龙应台：常常需要面对琐碎的对个人的误解、诋毁和诬蔑。一方面，重大问题等着你每时每刻去思考、去谨慎决策；另一方面，“立委会”指责你穿球鞋进“立法院”，报上会登你吃盒饭、坐电梯之类的事情，很多还是假的。这有点荒诞。

人物周刊：你会留恋它吗？

龙应台：应该说，我经过一次测验了。九年前我交出官印、离开文化局以后，再也没有进过台北市政府。记得最后一天清晨，司机照常来接我上班，我请他把一辆折叠脚踏车放在后备厢里带去。移交完官印，告别完同事，我已不是官，所以不用座车和司机，骑着脚踏车离开市政府，没想到十几位同仁也骑着脚踏车来送我，一路送我到宿舍。三个月之后，交出官舍。好朋友南方朔曾经很温情地警告我说，应台，通常握有权力的人从位子上下来都会不适应，许多人还会大病一场，你要小心。我哈哈大笑，心想这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后来证明，辞官对我而言，是人生大快之事。

我还在这里，表明我还在努力

人物周刊：但人们也好奇，八〇年代龙应台批评国民党，九〇年代批评李登辉，新千年批评陈水扁，独独没有批评过马英九。这里面是否有诸葛亮对刘备的一份人情在？

龙应台：应该不是人情。主要是，我曾经与他并肩作战过，如果我利用曾经跟他同一个团队所得到特别多的别人没有的知识和资讯来扮演批评家，我觉得有失公平，甚至不很道德。当然这也不是一个铁的原则，如果有一天他的作为超过了某个度，跟我另一个更高的原则相抵触，那我可能会放下犹豫。

人物周刊：大陆有位很棒的作家查建英，为《纽约客》写过中国前文化部长王蒙，写他身在体制中的矛盾和纠结，题目是《国家公仆》。你会从文化出发，最后却被政治绑架吗？

龙应台：台湾的体制和大陆的体制有根本的差别。在台湾，社会、文化界，以及我自己，给“文化部”的基本定义就是，它是最高的文化决策机构，独立行使职权，它不为政治服务，而对全民负责。如果你有留意，马英九在今年五月二十一日为“文化部”揭牌致词时，亲口说，“文化不为政治服务，让政治为文化服务”。在那个时刻由他亲口说出那句话，是经过深思的，是一个一锤定音的基础。

人物周刊：套用您书里的一段话：人应该去看、去观察自己身处的那个大的集体的走向，是不是你要的方向。想一想自己是否变成这个大集体之中一个盲目的东西（牺牲品），进而思考个人的位置。你对你现在所处的这个集体怎么看？

龙应台：我还在这里，表明我还在努力。我身体里有儒家的东西，所以在这个位子上一天就会尽一天的职分，扮演一个“肝脑涂地”的苦工。可我骨子里还是文人，我身体里同时存在虚无和怀疑。舞台上，镁光灯下，我再怎样微笑、活跃、进退，我心里有个东西是冷到极点、空到极点的。

人物周刊：在安德烈那本书里，你写道：只有经受了权力考验的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当权力在手，腐蚀你的机会多不多？

龙应台：呵，不多吧。腐蚀我的机会很少，催我走的机会比较多。你如果熟悉我的作品，就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我绝对不会腐败，因为我知道那里有一个“空”。

人物周刊：卸任之后会做什么？在北大演讲，被问梦想，你说找个情人去旅行。

龙应台：会去旅行，只是还没找到旅行的伴。

人物周刊：两个儿子长得那么英俊，跟他们走在一起什么感觉？

龙应台：就觉得上天待你很厚。他们爱你，虽然爱的方式很不一样。生下菲力普的时候我三十八岁，是高龄妈妈，有一天在医院里被召集去开体重超过四千克新生儿的会，到那里一看，天哪，我像祖母一样！那里都是二十多岁的妈妈。我哺乳整整两年。我觉得，和民主一样，爱也在于实践，在于生活的细节。因为曾经做过蓬头垢面、把屎把尿的妈妈，所以现在说爱，爱母亲也好，爱孩子、爱朋友、爱台湾也好，我是有底气的，扎实的。

目录

开篇语

找到我

行道树

第一部 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

第二部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第四部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第六部 福尔摩沙的少年

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第八部 隐忍不言的伤

他是我兄弟 寻人启事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附注

附录

开篇语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

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

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

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曝尸于沟壑。

时代的铁轮，辗过他们的身躯。

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也正因为，他们那一代承受了，

战争的重压，忍下了离乱的内伤；

正因为，他们在跌倒流血的地方，

重新低头播种，

我们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

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

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

战争，有「胜利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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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我

我开始思索：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

对一个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

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刚要开始，

那么青春那么无邪的人，我

要怎么对他叙述一个时代呢？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

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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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树

我真的没有想到，飞力普，你是认真的。

你把录音机架好，小心地把迷你麦克风夹在我白色的衣领上，[这样，收音效果最好]你说，然后把笔记本摊开，等着我开讲。

我注意到，你还记下了录音机上显示的秒数，方便回头做索引。这都是历史课教的吗？

我实在受宠若惊。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十九岁的人对自己的父母感兴趣呢？我自己十九岁的时候，父母之于我，大概就像城市里的行道树一样吧？这些树，种在道路两旁，疾驶过去的车轮溅出的脏水喷在树干上，天空漂浮着的蒙蒙细灰，静悄悄地下来，蒙住每一片向上张开的叶。

行道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

如果这些树还长果子，他们的果子要不就被风刮落、在马路上被车轮辗过，要不就在扫街人的咒骂声中被拨进垃圾桶。

谁，会停下脚步来问他们是什么树？

等到我惊醒过来，想去追问我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来历的时候，对不起，父亲，已经走了；母亲，眼睛看着你，似曾相识的眼神彷佛还带着你熟悉的温情，但是，你错了，她的记忆，像失事飞机的黑盒子沉入深海一样，纵入茫然——她连最亲爱的你，都不认得了。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你没把我当行道树；你想知道我的来历。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事啊！休息的时候，你靠到窗边去了，坐在地板上，舒展长长瘦瘦穿着牛仔裤的腿，然后把耳机塞进耳朵，闭起了眼睛，我看见阳光照亮了你浓密的头发。

因为你认真，所以我打算以认真回报你。

我开始思索：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对一个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一个虽然和我关系密切，但是对于我的身世非常陌生，对于我身世后面那个愈来愈朦胧不清的记忆隧道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刚要开始、那么青春那么无邪的人，我要怎么对他叙述一个时代呢？那个记忆里，有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悖论，痛苦和痛苦纠缠，悖论和悖论抵触，我又如何找到一条前后连贯的线索，我该从哪里开始？

更让我为难的是，当我思索如何跟你“讲故事”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以及我的同代人，对那个“历史网络”其实知道得那么支离破碎，而当我想回身对亲身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去叩门发问的时候，门，已经无声无息永远地关上了。

所以说，我其实是没有能力去对你叙述的，只是既然承担了对你叙述的、我称之为“爱的责任”，我就边做功课边交“报告”。夜里独对史料时，山风徐徐穿过长廊，吹进室内，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

我能够叙说的，是多么的微小啊，再怎么努力也只能给你半截山水，不是全幅写真。但是从浓墨淡染和放手凌空之间，聪慧如你，或许能够感觉到一点点那个时代的蒙住的心跳？

【图：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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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

1、美君离家

2、躲躲雨

3、码头上

4、美君回家

5、上直街九十六号

6、追火车的女人

7、不能不遇见你

8、追火车的小孩

9、最普通的一年

10、扛着锄头听演讲

11、百叶小学

12、潮打空城

13、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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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君离家

美君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离开淳安古城的，大概就在“太平轮”沉没之后没有多久。

她才二十四岁，烫着短短的、时髦俏皮的鬈发，穿着好走路的平底鞋，一个肉肉的婴儿抱在臂弯里，两个传令兵要护送母子到江苏常州去，美君的丈夫是驻常州的宪兵队长。

已经是兵荒马乱的时候，美君仓促上路，临别前对母亲也就是平常地说一句：“很快回来啦。”

跨出家门，头都不曾回过一次，虽然知道那瘦弱的母亲，裹着小脚，就站在那老屋门边看着她走。

美君也没有对淳安城多看两眼。

庭院深深的老宅，马蹄达达的石街，还有老宅后边那一弯清净见底的新安江水，对美君而言，都和月亮星星一样是永恒不变、理所当然的东西，时代再乱，你也没必要和月亮星星作别吧？人会死，家会散，朝代会覆灭，但是一个城，总不会消失吧？更何况这淳安城，已经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美君向来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聪明、果决、坚强。城里的人都知道，应家这个女儿厉害，十七岁就会独自押着一条船的货，从淳安沿水路送到杭州城里去做买卖。

有一回，买卖做完，回程上，一个家族长辈装了满船的盐，从杭城运回淳安；半路上突然出现缉私队的士兵，拦下船准备检查。船上的人紧张得就想跳水，长辈脸色发青，美君才知道，这一船的盐，大部分是私盐。

她看长辈完全乱了方寸，揣度了一下形势，便作主指挥，说，“速度放慢。”

她要工人立即把两袋合法的官盐拖到船板的最前端，然后要工人那年轻丰满的媳妇，坐到存放私盐的船舱入口的门坎上，脱掉外衣，只留身上的小胸兜。美君像导演一样告诉她坐在哪里，怎么坐，然后盯着她看看，又说，“把簪子拿掉，头发放下来。”

船缓缓停下，缉私船靠近来，抱着枪的士兵一跃而上。美君先请他们检查船板上的两袋官盐。士兵打开袋子，检查标签，抓一把盐在手心里闻闻看看，然后转身要进舱房，可是一转身，就看见那年轻的江南女子坐在船舱入口，好像正要穿衣服，她大半个牛奶色、光滑的背，是裸的，士兵登时吓了一跳，美君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嫂子刚刚在给孩子喂奶……”

缉私队长忙不迭地说，“那就不要打扰了。你们快开船吧。”

淳安的长辈们在对我叙述这故事时，美君就坐在旁边咯咯地笑。

最后一次离开淳安时，后来美君跟我说，她确实回头看了一眼那城门两边的石狮子，一边一只，已经在那里好多、好多朝代。她走的那一天，石狮子就蹲在那里，不让你有任何的怀疑或动摇，他们会在那里天长地久。

淳安，是三国时吴国的大将贺齐所开垦设置，当时的淳安人被称为“山越”，在土地上刀耕火种，逐渐发展成吴国的文明小城，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在这里做县令，淳安人为他建了个“海公祠”，是美君小时候每天经过的地方。

美君会描述她家里的家具：柏树做的八仙桌，有一种扑鼻的清香味；母亲的床，木头上全是雕花；天井里头的黑陶大水缸，一大缸一大缸养着高高挺挺的粉红色风荷。家的大堂正中挂着三代的祖宗画像，谁是谁她不知道，但是她很骄傲地说，“最下面那一排穿着清朝的官服，是高祖，他是同治年间乡试的武举，后来还是衢州府的留守呢，官很大的。”

我问她，“‘留守’是什么官？”她歪着头想想，说，“不知道，大概是……嗯，警察局长吧？”

2、躲躲雨

离开淳安之后就是一路的狼狈迁徙，从火车站到火车站，过江过河过大山。一年半以后，自己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美君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海南岛一个混乱骚动的码头上，汹涌的人潮拚命地要挤上大船，丈夫在另一个港口，失去了联系。

海南岛的正式大撤退，是一九五零年的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半年前成立，但是在沿海、在西南，还有战事。很多的国军部队，是在解放军的炮火一路追击下被逼到了码头边。

奉命负责掩护撤退的部队，边打边退，好不容易最后到达了码头，却只能在岸上看着军舰迅速起锚逃离。炮火直接射到了船舷，船上的人，不得不泪眼汪汪看着掩护自己上船的袍泽被抛弃。

码头上的伤兵绝望地倒在地上放声痛哭，没负伤的兵，像是到了地球的边缘，后面是家乡阻隔在万里烽火之外，前面是完全背弃了你的汪洋大海。

上了船的国军部队，这时也傻了。徐蚌会战中牺牲惨重的六十四军，三月间在海南岛紧急上了船，七千官兵中还有一千多个是一路“抓”来的青壮少年。

急难中，船要开往台湾了，可是，台湾在哪里？开军舰的人都不知道。

在炮火射程外的安全海面上，海军拿出地图来找台湾的位置。

士兵问长官，“什么时候才到那个地方啊？”

军官说，“我也不清楚，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到的那个地方叫‘台湾’，我没去过，你也没去过，听说那地方不错。”[1]六十四军的军官简步城安慰惶惑的士兵，但是心里慌得厉害。他自己都不知道台湾是在东西南北哪个方位。从冰天雪地如苏武牧羊的绝境中一路打到海南岛，心力和体力的透支，已经到了人的极限。安慰了士兵，他再来安慰自己：人生的路，太累了，反正去那个叫“台湾”的地方，只是暂时“躲躲雨”吧，也好。

他作梦都没想到的是，这一场“雨”啊，一下就是六十年。

脸色苍白的美君在码头上，才从产房出来没几天，怀里抱着熟睡的婴儿，但是，别搞错，从淳安抱出来的那个孩子，已经带到湖南的老家，让奶奶保护，此刻在怀里安然闭着眼睛的，是在海南岛出生的应达。

叫他“应达”，是想，只有在这样的乱世里，方才明白，要“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就让这婴儿带来“到达”的希望吧。

大船无法靠岸，无数的接驳小船挤在港内碰来撞去，乱哄哄地来回把码头上的部队和眷属接到大船边，然后人们攀着船舷边的绳梯大网像蜘蛛一样拚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动，抓不住，直直掉下海，“惨叫啊，一个一个噗通噗通像下饺子一样”，美君说。

炮声听起来就在咫尺之处，人潮狂乱推挤，接驳小船有的翻覆了，有的，快到大船边了，却眼睁睁看着大船开动，赶不上了。港内的海面，到处是挣扎着喊救命但是没人理会的人头，码头上一片惊惶，哭声震天。

如果你站在码头上望向海面，用想象力变魔术“咻”地一声倒退一百米，彷佛电影默片，你看见那水面上，全是挣扎的人头，忽沈忽浮，浮起时你看见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惊怖，每一张嘴都张得很大，但是你听不见那发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历史往往没有声音。

皮箱，无数的皮箱，在满布油渍的黑色海面上沉浮。

3、码头上

高雄，一个从前没听说过的都市，那儿的人皮肤晒得比较黑，说一种像外国话的方言。丈夫在动乱中失去联系，却有两个兵跟着她，臂弯里是吃了就睡，醒了就吃的应达。

美君打量一下周遭：满街挤着面孔凄惶、不知何去何从的难民。五月天，这里热得出奇，但是很多难民身上还穿着破烂的棉衣，脱下来，里面是光光的身体，不好看；留在身上，又湿热难熬。一场急雨打下来，码头上的人群一阵狼狈乱窜，其实没有一片屋檐可以逗留，于是干脆就坐在地上，大雨倾盆。

部队散了，丈夫走失，美君不再有“军眷”的身分，一下码头就没有人管她了；两个传令兵，也是家乡的庄稼子弟，没有兵籍。美君，其实不明白什么叫历史的大变局，但是她很快地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此时此刻，除了自己，别无依靠了。

美君掏出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找到一个叫苓雅市场的地方，顶下一个八台尺见方——也就是二米四乘二米四——的菜摊子，开始独立生存。晚上，两个庄稼少年睡在地上，她就搂着婴儿躺在摊子上，共盖一条薄被。

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她指挥着两个少年去买了几个大西瓜回来，切成薄片，放在一片木板上，要少年到码头上去叫卖。码头上，撤退的部队和难民像溃堤的大水般从一艘一艘的大船流向码头；她计算的是，在码头上热天卖西瓜，一方面可以挣钱，一方面可以寻人——丈夫如果还活着，大概迟早会在码头上出现。

美君的小摊扩张得很快。这个淳安绸缎庄的女儿冷眼旁观，很快就发现，难民在建筑自己的克难之家。他们需要竹片、钉子、铁锤、绳子等等“建材”，于是她的摊子就多了五金。她也发现，山东人特别多，于是她的摊子上马上有一袋一袋的面粉。南腔北调的难民进到市场，知道来美君这个摊子不但什么都可能找到，而且这个摊子的女主人能说国语，活泼大方，能言善道。

美君脱下了细腰身的旗袍，开始穿宽松的连衣裙，给孩子喂奶，也做肩挑手提的粗活。

但是能言善道的美君也有沉默的时候。她常一个人骑着那辆送货的男用脚踏车，来到码头。

把车停在一个巨大的仓库大门前，她就倚着脚踏车望向码头和海港。军舰缓缓进港，军舰缓缓出港；人潮汇入码头，人潮一会儿散尽。汽笛声回旋在海港上头，缭绕不去。

【图：一九五三年，摊子已成小店，美君抱着一岁的女儿，女儿叫「应台」。】

穿着制服的港警，巡逻时经过仓库大门，看到这个体型纤弱的年轻外省女人，不免多看一眼。

4、美君回家

美君从此不能见河，一见河，她就要说：“这哪里能和我们老家的河比……”我从小就听她说：“新安江的水啊，”她总是絮絮叨叨地说，“是透明的！”第一层是细细的白沙，第二层是鹅卵石，然后是碧绿碧绿的水。抓鱼的时候，长裤脱下来，站进水里，把两个裤脚扎紧，这么往水里一捞，裤腿里满满是鱼……美君说完，总还要往我看看，确定我是不是还听着，然后无可奈何地叹一声气：“唉！对游弹琴啦，讲给你听，你也不会相信，你根本就没见过那么清的水嘛！

牛，她总说“游”，所以“牛奶”，就是“游来”。

她沉默一会儿，又说：“有一天，有一天要带你回去看看，你就知道了。”声音很小，好像在说给她自己听。

我这个高雄出生的女儿，对长江、黄河都无从想象，但是自小就知道有那么一条新安江——江在哪里其实也毫无概念，连浙江在江苏的上面还是下面，左边还是右边都不十分清楚——但我知道，新安江水是世界上最干凈的水。

这个女儿长大以后，带着美君去看阿尔卑斯山里的冰湖，去看莱茵河的源头，去看多瑙河的蓝色风光，美君很满意地发出赞美：“欧洲实在太漂亮了！”然而还没走出几步，她就要轻轻叹一口气。我故意不回头，等着，果然，她说：“可是这水啊，跟我们新安江不能比……”

美君在台湾一住就是六十年，学会了当地的语言，也爱上了亚热带的生活，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一九五九年建水坝，整个古城沉入千岛湖底。她这才相信，原来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连城，都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

一九八七年，台湾政府终于允许人们回乡探看以后，乡亲们纷纷结伴还乡；也许人事全非，但故乡，总归是故乡吧，可是淳安来的美君却冷冷地说：“回去？回去看什么呢？”

“看不到城，”美君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美君离开淳安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美君，第一次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

“岛？千岛？”美君不悦地纠正我，“以前都是山，千山啦，什么千岛。”

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美君确实没想到五十年的“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美君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安静；美君的话，在他们耳中简直“迷信”得骇人，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

“湖很大，一千多个岛，”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坟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美君说。

一个亲戚说，“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姊你遥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美君，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这个彪悍的女生要发作了。

“我在台湾遥祭了五十年，”美君顿了一下，脸色很不好看，然后一口气说出来：“我遥祭了五十年，你们觉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来这里遥祭的吗？”

又是一阵安静。

“……火烧船事件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美君还是寒着脸孔，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天，终于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来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着老城的记忆，彷佛心中有一个隐藏的导航系统，看穿湖水，将每一座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

汽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素朴纯凈，原始自然，但是我们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让大人牵着手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沃土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下曾有绵延千年的人文繁华。

我们看起来像游客，我们不是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润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蛇岛，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噗突噗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三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美君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说，“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是这里。”

她指的这个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是一片秃秃的黄土。我们跳上泥泞的滩。参与了当年迁坟的表妹边回忆边说，“那个时候，是小表哥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来以为已经迁得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美君看见的是两块破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触黄土的那条波在线。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美君的白发凌空飞扬，我紧紧扶着美君，满耳呼呼的风声，还有美君模糊的、破碎的语音，“……爸爸——我来了，我就知道，你明明跟我说你很冷……”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土红的表面已有绿苔。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像柔弱无骨、有所祈求的手臂，随风没入天水无色之中。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这是那年缉私船检查私盐的地方。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上一个陡坡，又急急盘旋而下，车后一团灰尘，路边的树木也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断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美君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这也是新安江水啊，水多清啊！”

她望向车窗外，疲倦地把头靠在玻璃上，轻轻地说，“是吗？”

我伸出手去环着她瘦弱的肩膀。

5、上直街九十六号

这几年，美君不认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礼貌地说，“谢谢你。有空再来玩。”

每隔几分钟，跟她说一遍我是谁，她看看我，闪过一丝困惑，然后做出很有教养的样子，矜持地说，“你好。”

奇怪的是，连自己的独生女儿都不记得了，她却没忘记淳安。

开车带她到屏东的山里去，她一路无言，看着窗外的山景，突然说，“这条路一直下去就会到海公祠，转一个弯，往江边去，会经过我家。”

从后视镜里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岁了，还是秀丽姣好的。

我问她，“你是应美君吗？”

她高兴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吗？”

她一脸惊喜，说，“对啊，淳安人。你怎么知道？”

天黑了，带她上床，帮她盖好被子，她怯怯地问，“我爸爸在哪里？我妈妈呢？”

我决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见的故乡，我去帮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龄人。几年前三峡建水坝，中国政府为百万人的迁移大费周章，建新村、发偿金，还有老居民死守乡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热泪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被迫离开祖辈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乡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在共产党八大预备会议中，他热切地说，共产党要“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

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在这种思维的推动下，开发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项目。三十万淳安人，为了“国家”整体的进步，必须迁走。一个个村子化整为零，一个个大家族被拆开，从薪传千年的家乡土壤发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穷乡僻壤。

结果就是，到了任何一个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当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了。家里没有一张八仙桌可以带得出来，也无法跟当地冷眼瞧着你的人解释：“嘿，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诗书传家”为荣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满腹辛酸，沦为困顿褴褛的新移民，又从刀耕火种开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没离开淳安，她就会和她今天仍旧思念的爸爸妈妈，还有她自己的孩子，经历被迫迁徙的这一幕：

谏村是淳安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户，八八三人，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青瓦，雕梁画栋。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们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柜收购只给一元二角八分钱。一张柏树古式八仙桌只卖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迁的那天，拆房队已进了村，邵百年的母亲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着不肯走，拆房队绳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栋梁，几位拆房队的人把这位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房子也就顷刻倒下了。[2]

带着一点不甘心和不服气，八十几岁的余年春费了五年的时间，把千岛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笔一笔画出来。故乡的每一个祠堂、寺庙、学校、政府建筑，每一块空地、每一条沟渠、每一条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户人家和店铺——哪一家比邻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谁名谁、店铺什么名号，巨细靡遗，一点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乡亲老人，一个一个询问，一件一件比对，然后用工笔，像市政府工务部门的官方街道图一样，细细地还原了被夺走的故乡风貌。

打开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滚动条，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图”，我第一次，看见属于美君的新安江画像。

面对着这张不可思议的图，我问，“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里吗？”

“知道，”余年春说，“上直街九十六号。”

他弯腰，把上直街九十六号指给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说，就在新安江畔。

“不会错吧？”我问。

“绝不会错，”老人十分笃定地说，“你看，美君的父亲叫‘应芳苟’，这图上写着喽。”

弯下腰细看，上直街九十六号的那一格，果真写着“应芳苟”三个字。

“那么，”我沉思着，“美君在一九四九年离开的城门，有两个石狮子守着的那座城门，走向杭州，然后从此回不了头的，会是哪一个城门呢？”

“在这里。”老人用手指在画上标出城门的位置。

三米长的滚动条，张开在一张狭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为窗子老旧，也只能透进来一点点。在这局促而简陋的房间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他显然得跪在地上作画。余年春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这一代人魂萦梦系的水底故乡。

回到千岛湖畔的饭店，我开始看那水底淳安的录像带。

当地政府为了观光的需要，派了摄影队潜入几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没四十年之后，去看看水草中闭着历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处，一片地心的漆黑；摄影队的灯，在无边无际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电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郁郁的水藻微颤，一座老屋的一角隐约浮现，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实木——这，会是美君当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梁画栋吗？

缓慢的光，没照到城门口那对石头狮子，但是我总算知道了：他们仍在原来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头一瞥的地方。

6、追火车的女人

美君紧紧抱着婴儿离开淳安，在杭州上车时，火车站已经人山人海；车顶上绑着人、车门边悬着人、车窗里塞着人、座位底下趴着人、走道上贴着人。

火车往广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个荒凉的小镇，煤烧光了，火车不动了。于是有军官出来当场跟乘客募款，搜集买煤的钱。

火车又动了，然后没多久又会停，因为前面的一截铁轨被撬起来了，要等。等的时候，美君说，旁边有个妈妈跟一路抱在怀里的四、五岁大的孩子说，“宝宝，你等一下哦，不要动。”

女人爬过众人的身体，下了车，就在离铁轨几步之遥的灌木后头蹲下来小解，起身要走回来时，车子突然开了。

“我们就眼睁睁看着那个女人在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车厢里头也大哭，找妈妈，但是谁都没办法让火车停下……”

“你记得她的脸吗？”我问。

“我记得她追火车的时候披头散发的样子……”

美君半.不说话，然后说，“我常在想：那孩子后来怎么了？”

火车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两个传令兵抱着孩子挤下了车。

想到那个追火车的女人，她决定把怀里的婴儿交给衡山乡下的奶奶。这样的兵荒马乱，孩子恐怕挤也会被挤死，更别说在密不通风的车厢里得传染病而暴毙。一路上，死了好几个孩子和老人。

应扬，让奶奶抱着，在衡山火车站，看着美君的火车开走。他太小，连挥手都还不会。

美君继续南下，到了广州。丈夫，带着宪兵队，驻守着广州天河机场。

7、不能不遇见你

我到了广州。

问广州人，

“听过天河机场吗？”

摇头。没有人知道。

问到最后，有个人说，“没听过天河机场，但是有个天河体育中心。”

到了天河体育中心。庞大的体育馆，四边的道路车水马龙，哪里还有一点点军用机场的影子？可是一转身，大马路对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墙，旁边是个空旷的巴士转运站，而这堵老墙上写的字，让我吃了一惊。“空军后勤广州办事处”，好端端写在那里，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不再使用的正体字。

好了，那真的是这里了。

美君的丈夫龙槐生，带着他的宪兵队严密防守天河机场。不多久，他认为是自己一生最光荣的任务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总统搭中美一号莅天河机场，时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等高级首长在机场相迎，在此期间夜以继日督促所属提高警觉，以防不测。”

我翻着槐生手写的自传，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蒋介石已经下野，不是总统了，而且，五月的时间你也记错了吧？那时首都南京已经易帜，上海即将失守，蒋介石搭着太康舰和静江轮来回于浙江沿海和台湾各岛之间，到处考察形势，思索将来反攻的据点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没去广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蒋的日记写的是他对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宾馆附近沿海滨游览，瞭望对岸之渔翁岛，面积虽大但其标高不过五十公尺，亦一沙滩树木极少，植物难产。闻动物除印牛种较壮大外，余亦不易饲畜，以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实为台湾、福州、厦门、汕头之中心点，不惟台湾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热甚闷，入浴晚课，听取夏功权厦门情形报告，后十时就寝。[3]

三十岁的宪兵连长龙槐生在认真驻守天河机场的时候，自然不会知道，那巨大的历史棋盘，已经定局，他也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难的人潮，流过天河机场前面的大马路，往黄埔码头涌过去。他并不知道，在他眼前涌过去的人潮里，有来自山东的五千个中学生，流亡了几千里，他们的校长们正在和国军的将领协商，孩子们要怎样才能搭上前往台湾的船。那个“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的澎湖岛，正张口等着他们到来。

【图：这年，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

这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他跟着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个老祖母，从武汉坐船搭车，一路南下，临出门前还把一只小黄狗抱在身上，带着走天涯。

没想到狗一上火车，从窗口一跃而出，不见踪影，小小经武差点哭了出来。

朱爸爸是美国华侨，上波特兰的航空学校，学习飞机驾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二十六岁意气风发的朱甘亭热血奔腾、日夜难安，于是决定人生大急转：他把自己心爱的哈雷重型机车送给一个好友——好友被他的“壮士断腕”吓了一跳；朱甘亭转身就离开了旧金山，飞到南京，报名加入了中国空军。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这个时候，朱家到了广州；朱甘亭上尉让家人先到黄埔码头，直接在船上等候，因为他负责剩余物资的处理，必须押一箱空军后勤的黄金上船。他说，我随后就赶到，船上相会。

“可是，”经武说，“我们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来。码头上满满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难民，而船马上要开了，爸爸还不见。我妈又急又怕，祖母也满脸忧愁。到最后，清晨两点，爸爸终于出现了，气急败坏的，赶得满头大汗。原来，爸爸的吉普车，经过天河机场时，不知怎么装黄金的箱子掉了下来，散了一地，被驻守天河机场的宪兵队给拦住，不管怎样就是不让他带走，他交涉到半夜，还是不放行，最后只好空手赶了过来。”

“什么？”我问，“你是说，天河机场的宪兵队？”

“对啊，”经武答说，“那一箱黄金就被宪兵队拿走了。他自己也差点脱不了身。他如果没赶上船，我们大概从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两样。”

“慢点慢点朱经武，”我说，“你是在讲，我爸爸抢了你爸爸一箱黄金？”

他笑了，有点得意，“可以这么说。”

“不要笑，我记得龙爸爸的自传好像有提到黄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学院的写作室里，我从书架上把父亲的自传重新拿下来，找到了天河机场那一页：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广州停留待命，负责天河机场警戒。并在机场到香港的沿路加派双哨，以确保机场安全。时有一走私集团刘姓首脑，拿出黄金五百两私下贿赂，要我放行二十辆卡车私货，我虽未负缉私任务，但立即严词拒绝，并报请上级处理。

我指着这一段，一字一句念给朱经武听，然后反问他，“怎样？朱爸爸那时不姓刘吧？”

8、追火车的小孩

在夜车里，从广州东站驶往衡阳站。晚上十一点发车，清晨五点钟可到。总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这个里程数，我开过。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开车去的，从法兰克福开到仍在围墙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进入东德区，所谓公路其实就是一条被铁丝网、探照灯和监视塔所围起来的一条出不去的隧道。接近关卡检查哨时，看到穿着制服的边境守卫，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都是回乡的人吧？广州东站的候车室里，起码有上千的人，聚在一个大堂里，听见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话。很多民工，带着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种红蓝白三色条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挂。出来打工的人，这很可能是两三年才一次的回乡。家里的孩子，可能都认不得自己了。

人们安静地上车，一入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行驶中的夜行火车永远是浪漫的，车厢像个秘密的、无人打扰的摇篮，晃着你疲倦的身体；韵律匀匀的机械声，像一顶温柔的蚊帐，把你密密实实地罩在摇篮里。

美君从广州站上车，李佛生，那两位淳安一同出来的庄稼少年之一，陪着她走。广州半年，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回到衡山，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出来，系在身边。可是，她还没想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认得她了。

我在二零零九年走的这五百二十一公里铁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过的铁路。

美君的火车在清晨到了衡阳，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铁轨被爆破，断了。

火车里的人，心急如焚，面临抉择：是坐在车里等，还是下车走路？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清晨五点，我跨出衡阳火车站，冰凉的空气袭来，像猛烈的薄荷，一下子激醒了我。大雾锁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犹暗，车站前广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人，这时纷纷凑上前来，口里低低呼着地名：

攸县！攸县！

祁阳！祁阳！

长宁！长宁！

永州！永州！

【图：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拚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

永州？我赶快看那个呼喊“永州”的人，迷雾里站着一个驼着背的老先生。

怔怔地站在那里，我看着他：如果现在跟着他走，没多久我就会到了永州，那是柳宗元写“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的地方啊。为了柳宗元，我特别跟着这老先生走了一小段路，在广场边那个写着“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应扬来接我。车子驶出了有路灯的衡阳市区，进入乡间公路，车灯照出去，像在湿漉漉的云里游泳一样，上下前后远近，只有茫茫雾气，路都看不见。如果突然有个大坑，车子会直冲进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决断：下车走路。

她带着佛生，下了火车，开始沿着铁轨往北走。从衡阳到衡山，沿着铁轨走，大约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见，铁轨断成一截一截的，枕木烧得焦黑。美君走得脚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来，让她扶着走。走到第二天，远远看见了衡山车站，她心里一松懈，腿就软了下来，摔在铁轨上。

我没有想到，二零零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几乎一样。木头窗子一格一格的，玻璃上一层多年累积陈旧的灰，从外面望进去，朦胧朦胧的，有一个老人拿着扫把畚箕专心地扫地。冬日淡淡的阳光，从窗格子里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一直长到剪票口。剪票口，也不过是两条木头扶手。

这时南下北上都没车。候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墙上一个大壁钟，我想，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分针绕圈游走的声音，也看得见那阳光在地面上移动的速度。

我穿过空空的剪票口，像旅客一样，走到月台上，立在铁轨边，看那铁轨往前伸展，伸展到转弯的地方。这就是美君和应扬分手的月台。

我有一种冲动。

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然后它愈走愈远。

美君和佛生离开了铁轨，沿着泥土小路到了山凹里的龙家院。那儿满山遍野是油桐树，开满了花苞，还没有绽放。水田现在已干，稻子半高，但是荒芜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来几个乡亲，美君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这是槐生的杭州媳妇，咧开嘴来笑着和她打招呼。一个肩上用一根扁担扛着两只水桶的族兄，还把水桶搁下来，就在那狭小的田埂上，问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问她战争打到了哪里。

我站在龙家院的田埂上，应扬跟挑水过来的大婶介绍：“这是我妹妹。”他说“妹妹”的时候，第二个“妹”字也用四声，说的很重，听起来就是“这是我妹魅”。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圈龙家院的族人，都姓龙。应扬一个一个介绍给我：这一位，是你的哥哥。

这一位，你应该叫表姊。

这一位，是你的叔叔……

围了一圈人，各种亲属的称谓，全用上了。

“我记得你妈妈，杭州小姐，烫了头发的。”一个老婆婆说。

“对，我也记得，她还从城里带了一个收音机来。”一个叔叔说。

“她很好，穿旗袍，来这里住破房子，一点也不嫌。”

我站在那栋门窗都空了的红砖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经没有人住，茂盛的野草长在屋顶上，也长在屋前和屋后的野地里。就是这一栋颓败的红砖房，美君来接她的孩子龙应扬。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后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满面惊恐地瞪着眼前这个要带他走的女人。

他又哭又闹，又踢又打，怎么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车站。铁轨延伸到转弯的地方，剪票口这边南下的月台上，火车已经进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弧形的车顶皮上，爬满了人。在门边，有人用一只手紧紧抓着门上的铁杆，身体吊在车外。每一个车窗，都被人体堵塞。

美君心乱如麻，伸手要接过孩子，孩子就像触电一样大哭。奶奶本来就舍不得，眼看着火车要开了，老人家趁机说，“那……那孩子还是留下来比较好吧？”

向来果敢的美君，看看孩子哭得发涨的红脸，看看火车里大难临头的拥挤，这时犹疑了。

她把手伸出去，又缩了回来，缩了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火车要动了，千钧之重，都在一瞬间。

美君松开了手。

她对佛生说，“那，我们上车吧。”

然后转身拉起奶奶的手，说，“我们——很快就回来。”

佛生把她，像货物一样，从车窗塞进去。

龙家院的族人一会儿重新挑起扁担干活去了，我和应扬走在田埂上，边吃橘子边谈天，我问应扬，“后来，你对妈妈有任何记忆吗？”

应扬一下子就红了眼眶，六十岁的人了，一说到衡山火车站，还要哽咽。

“只有一个印象留下来，就是——妈妈在火车里，头发卷卷的。后来，长大一点，看到别人都有妈妈，只有我没有，很难过。开始的时候，奶奶还骗我说，我就是你的妈妈，后来当然骗不住了。”

应扬的眼睛深凹，特别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时候，我从美国特地飞到广州去“认”这个失落的哥哥。在满满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这就是他。”应扬皮肤黝黑，穿着农民的粗布，带着底层人民的谦抑神情，过了一辈子挑扁担、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脸上有美君的一双深凹、明亮的眼睛，在洪水般涌动的人潮中，我一眼就认得。

应扬抑制着情绪，停了一下，然后继续说，“小时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譬如讲，老师跟同学指着你的鼻子说，‘你爸是国民党！’那就像拿刀砍你一样，我总是想，如果妈妈在，多好，随时可以回家对妈妈痛哭一场，可是一想到这里，就更难过。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经过龙家院速度都还很慢，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拚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妈妈……我看到任何一个短头发烫得卷卷的女人，都以为那是我妈——可是我妈永远在一辆开动的火车里，我永远追不上……”

9、最普通的一年

和应扬走在田埂上，几株桃树，枯枝桠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衬着后面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山峦起伏，像一个超大的美丽画布，前景还有一只水牛坐在空地里，悠悠晃着尾巴赶果蝇，一派恬静悠闲的农村风光。槐生，一个中国农村的孩子，非常具体的，就在现在我踩着田埂的龙家院的土地上长大。

一个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这片土地，是怎样的一片土地呢？

我翻开《衡山县志》。[4]

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国七年，等着他到来的世界是这样的：“四月，北洋军阀吴佩孚部队与南军在湘江、水沿岸混战，奸淫掳掠。青壮男女进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芜。七月，苦雨、兵灾、水灾交加，农民苦不堪言，拖儿带女，外出逃难”。

槐生两岁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饥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饥”。

五岁那年，大水滚滚从天上来，

“湘江、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者寥寥无几，灾民露宿两三个月之久”。

十二岁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骤发”。

十五岁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灾……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

十七岁那年，山洪爆发，“农民外出成群乞讨”。

十八岁那年，丝虫病流行，湘江、水暴涨，衡山重灾。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收。秋天，疟疾流行，衡山死亡两千多人。国共战争全面爆发、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县志是这么写的：

衡东境内发生严重饥荒……饥民觅食草根、树皮、观音土，霞流乡饿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粤汉铁路一线有数以万计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乱流行。秋，患病率达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边远、偏僻山区缺医少药，情况更为严重。莫井乡八三五五人，患疟疾的达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几年的湖南孩子怎么长大，县志说的简直就一模一样：

民国三年，军阀作战，衡山境内初等小学由一百六十所减至十八所。

宣统元年（一九零九），水旱虫灾交加，农民靠树皮、野草充饥，成群结队出外乞讨，卖儿鬻女，死于沟壑者比比皆是。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零六），连降暴雨，湘江、水横流，发生“光绪丙五”大水灾。

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灾。灾情惨重。

沈从文这个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岁，一九零二年出生在湘西凤凰镇。

九岁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时候，野孩子沈从文看见的家乡是“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5]革命失败了，官府到处杀造反的人。刑场就挑在沈从文常逃学玩水的河滩上。每天杀一百个人左右，看热闹的大概有三十个。抓来杀头的，基本上都是无辜农民，后来杀的实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赶到天王庙大殿前，掷筊。顺筊开释，阴筊杀头。该死的农民，自动走向左边去排队，该活的，走向右边。没有人抱怨。

调皮的孩子每天到河滩上去看砍头，一二三四屈指数尸体，要不然就兴高采烈地跟着犯人到庙前看掷筊。[6]人头砍下之后，地上一滩血，那看热闹的大人们，欣赏杀头之后，品头论足一番，还要前去用脚踢踢那尸体，踹踹他肚子，最后觉得玩够了，无聊了，便散开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岁的沈从文已经从军，跟着地方部队去“清乡”。“清乡”就是去乡下搜索所谓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农民就被绳子捆了来，先打一顿皮开肉绽的板子，再加一顿呻吟惨叫的夹棍；酷刑之下，超过半数的人画了供，第二天利落地推出去砍头。

沈从文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看了七百个人头喷血落地。前两年，地方道尹已经杀了两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军司令，又杀了三千人。现在轮到沈从文的卫队，“前后不过杀一千人罢了”！[7]

水灾、旱灾、大饥荒，加上连年的兵灾，人民成群外出逃难。中国广阔的大地上，路在山与山间回转，路上，全是移动的难民，倒在路旁的尸体，绵延数里。

这回来衡山之前，我以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惨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开县志，灯下夜读，每一个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么普通的一年啊！

【图：我和应扬坐在湘江的一叶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来，让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荡。】

10、扛着锄头听演讲

来到湘江畔一个寂寥的渡口。

刚好是黄昏，江面上开始起雾，薄薄的阳光融进雾气，一种朦胧的温柔色调使对岸的民居映在水色天色里，一片空灵。

一千年前，大学者朱熹和张栻就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上岸，“朱张会讲”的消息轰动士林，使得湘江畔“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也是在这条大江的一个渡口，二十三岁的长沙师范学生毛泽东，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和好友萧瑜用一把雨伞挑着一个小包袱，故意不带钱，用“叫化子”的方式步行千里去认识自己的土地，去锻炼自己。想想，这不就是民国初年版的“嘻皮”(hitchhiking)走天下吗？两人又哄骗又耍赖地让船夫渡他们过江。

徒步到了益阳，家乡的农民情状，萧瑜记录下来：

毛泽东和我上了船，但觉河水暴涨高与天齐。整个景色全然改观，无数房屋、树木给淹没了，在汹涌的洪水中仅能见到树梢和屋顶。船上挤满了人，哭声震天，母亲呼叫儿女，儿女哭叫父母。[8]

毛泽东对农民的苦难，是不陌生的。

步行千里之后，两人的衣服和草鞋都破烂不堪了，分手时，毛泽东急着回家，因为父母“给我做了两双鞋子，他们一定在等着我哩。”[9]

三十二岁那一年，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对着湘江的烟波浩渺，一挥而写“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九二六年二月，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支持毛泽东出任新成立的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在毛的主导下，讲习所开始到各个乡村去鼓动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教导穷人起来斗争地主和富人，随着国民党的北伐军占领湖南，湖南的农民运动如野火腾空，一下燃烧开来。

长沙的孩子在巷子里玩的时候，稚嫩的童音唱的歌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这首歌，六十年后的孩子也会哼，只是歌词不同，他们唱的是“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我和应扬坐在湘江的一叶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来，让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荡。

“爸爸的自传说，”我问应扬，“他七、八岁的时候，常常跟着他妈到处跑，去听演讲、参加群众聚会什么的，还说，他妈到过上海纱厂做工。”

脱下鞋袜，把脚伸进湘江水中，凉凉的，我想跟应扬求证的事很多。“祖母那么一个湖南的农村妇女，又不识字，怎么会去听演讲？怎么有能力在一九二七年从衡山这种乡下跑到上海纱厂去做工呢？”

应扬回说，“因为奶奶参加了农民协会，她是共产党员啊。”

我吓一跳，“奶奶在二零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

“对，”应扬很稀松平常的样子，“她跟我说过，她去听毛泽东演讲，还带着七、八岁的爸爸。”

“啊？”我听呆了。

“毛泽东到衡山来对农民演讲，鼓动革命。祖母扛着锄头去听演讲，而且加入农民协会，跟群众闯进地主家里，打地主，她都做了。后来闹得太凶了，人家地主回头要来抓这些农民，党才协助祖母这些贫农逃亡到上海。”

我明白了。

一九二七年初，毛泽东到衡山一带实地考察了三十二天，结束以后提出了经典之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湖南农民的打砸杀烧所作所为，是这么描述的：

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10]

然后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这些农民做的，“好得很”，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绝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

扛着锄头的农村妇女，带着身边六、七岁的孩子，到广场上听毛泽东演讲。槐生，原来你也在那里。

但是没多久，七岁的槐生，开始上学了。他没鞋子穿，打着赤脚走山路，只有在下雪的时候，妈妈给他纳好的粗布鞋，穿在脚上保暖。他每天要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到湘江支流河畔的城南小学去上学。

槐生开始识字，没多久就和一班极度贫穷但是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一同读《古文观止》，清朗的幼童读书声，款款的湘楚之音，当农民荷锄走过河畔时，远远都能听见。

11、百叶小学

家里常常没饭吃，正在发育的槐生，有时饿得晕眩，但是他不敢说——他知道在家里等着他的母亲，比他还饿。贫穷的孩子，太早学会体恤。

后来，他常跟我们说，有一次，他放学回家，下大雪，冷得手发紫、脚抽筋，饿得发昏，跑了几里的结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进门——我们，槐生在海岛长大的儿女们，就用混声合唱，充满嘲讽，回说——“你妈就拿出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

我们的意思是，天哪，这故事你已经讲一万遍了，跟你求饶吧！

但是槐生浑然不觉儿女的嘲讽，继续说，而且还站起来，用身体和动作来具体化当天的情景：

“我进门，妈妈站在那里，高兴地看着我，手里拿着那碗白饭，我心里想，平常连稀饭都不见得吃得到，今天怎么竟然有白米干饭。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过来要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哗一声打碎在地上……”

我们像希腊悲剧合唱团一样插入旁白，“然后你妈就哭啦——”

槐生沉浸在他紧密的记忆隧道里，接着说，“对啊，她误会我了，以为我生气，因为只有白饭没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没吃，就为我省这一碗饭……”

我们还要继续混声合唱，槐生已经泪流满面。他从西装裤袋里拿出他那一辈人会用的手帕——迭成四方块，印着格子的棉手帕。

见父亲泣不成声，我们才住手，不吭声。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图：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

他每次从抽屉里拿出那双布鞋底来的时候，也哭。

槐生这个独子，十五岁离家。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县志》上说“饥民采野草、剥树皮、挖观音土充饥。秋，旱灾惨重，近百所小学停办”的那一年。一根扁担挑着两个竹篓到市场去买菜，槐生看到火车站前面宪兵在招“学生队”，这半大不小、发育不良的十五岁的少年，不知道心里怎么想的，把扁担和菜篓交给龙家院同来的少年叫“冬秀”的，就两手空空地跟着宪兵走了。冬秀回来说，槐生冒充十八岁。

六十年后，当我读到前辈作家王鼎钧的自传《关山夺路》时，我才能想象，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车站，槐生大概看见了听见了什么。

一九四五年，那时槐生已经是宪兵排长了，十九岁的中学生王鼎钧也聆听了一个宪兵连长的“招生”演讲。连长说，“宪兵是‘法治之兵种’，地位崇高，见官大一级。宪兵服役三年以后，由司令部保送去读大学。（连长）很懂群众心里和演讲技巧，引得我们一次又一次热烈鼓掌。”[11]入伍之后，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王鼎钧说，这是“以国家之名行骗”；以后的几十年中，他都无法原谅这场庞大“骗局”的制造者——国家。

槐生脱离了民不聊生的家乡，没想到，在宪兵队里却同样吃不饱。每天饿着肚子上课、出操、打野外，地位“崇高”的国家“法治之兵种”满地找花生地瓜、偷野菜来充饥。有一次打野外回来，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晕倒在地上。

槐生最后一次看见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九四九年，乘着一辆火车，路过衡山，匆匆要母亲来车站一会。十五岁离家的儿子，这时已经是宪兵连长，带着整个宪兵队，经过衡山但无法下车回家。

槐生的农民母亲从山沟里的龙家院走到衡山火车站，一看满车官兵，蓄势待发，慌忙中，她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来，是一双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过的消息来得太晚，她来不及做好整只鞋，只好把鞋底带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粗粗的线，扎得非常密实。

在客厅里，爸爸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手里拿着那双布鞋底，走过大江大海大离乱，布的颜色，已经是一种苍凉的黄色。槐生说，我要你们记住，这双鞋底，是你们的奶奶亲手缝给我的……

我们无所谓地站着，哎，这是哪里啊？这是一九六四年的台湾苗栗县苑里镇耶，谁见过布鞋，谁管它是谁做的、谁给谁的什么啊？

槐生从裤袋里掏出那方格子手帕，开始擦眼泪。

等兄弟们都被允许“解散”了，我这唯一的女生又单独被留下来。

槐生坐进他那张矮矮的圆形破藤椅，虽然有个破电扇开着，他还是搧着一把扇子，说，“来，陈情表。”

十二岁的龙应台，站在她父亲面前，两手抄在背后，开始背那篇一千七百年前的文章第一段：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愍臣孤弱，躬亲抚养。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

城南小学早已拆了，听说，就迁到了龙家院的山坡上，现在叫做“百叶小学”。我说，应扬，

那陪我去看看。

【图：百叶小学，一班四十个孩子，坐在墙壁斑驳的教室里，清清朗朗地念出「陈情表」。】

到了山坡上的百叶小学，老师听说我是为了十五岁就离家的槐生而来的，年轻的老师把“陈情表”第一段工整地用粉笔抄在黑板上，一班四十个孩子，坐在墙壁斑驳的教室里，清清朗朗地念出来：

臣密言，臣以险衅，夙遭闵凶。生孩六月，慈父见背……

这是第一次，我听见“陈情表”用湘楚之音朗诵；童声的混合音，从校门口田埂走过的农民也听见了。那阴阳顿挫之处，跟槐生当年念给我听的，竟是一模一样。

12、潮打空城

槐生真正满十八岁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中国决定全面抗战的那一年。

十八岁的槐生，长得特别英挺帅气，碰上的，正好是整个中日战争中最可怕、最激烈、规模最大的战争：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爆发的淞沪战役，日本动员二十五万人，中国动员七十五万人，日夜不停的绵密战火，打了三个月以后，中国军队死伤几近二十万人，是日军伤亡的四倍半。前敌总指挥陈诚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国军三十六团第二连，守卫火药库，“死守不退，致全部轰埋土中。”[12]

当日军继续从淞沪战场往南京挺进的时候，槐生已经是驻守第一线雨花台的宪兵团的一员。

我们固守南京雨花台一线，杀敌无数，无奈守将唐生智无能，使保卫首都数十万大军，在撤退时互相践踏，加上日人海空扫射，真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自传的这一段，也是槐生说过的“桥段”之一。我们稍大一点了，高高矮矮穿着初中高中的卡其布制服，这时会略带轻蔑地反驳他说，“爸爸，宪兵不是只会到电影院门口检查军人看戏买不买票的吗？你们宪兵哪里会上战场打仗？”

他就好脾气地看着我们，本来要说下去的下一个“桥段”，被我们冷水一泼，也就不往下说了。

他本来要继续说的是，“退到一江门，城门竟然是关的，宋希濂的部队在城墙上架起机关枪，不让我们出城，因为混乱到一个地步，守城门的部队竟然没得到通知说要撤退！我拚死爬过一江门，逃到长江边，没有船可以乘，日军的炮声已经很近，结果几万人堵在河滩上。在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我突生一计，就和几个离散的士兵扛起两根大木头，放在水里，然后用手做桨，慢慢、慢慢往对岸浦口划过去。”

讲到这里，他往往会再追加一句，“想知道我们划了多久才划过长江吗？”

我们四个不大不小的子女，做功课的做功课，看漫画的看漫画，通常没人答腔；我也许会装出一点兴趣，用鼻音回复，“嗯？”

“我们划了整整一天半，才到浦口，”他自说自话地，“死的人，好多啊。”

沉静了好一会儿，看看实在没人理他，他大概也觉得无趣，就拿起警帽，干脆去办公室了。

我听见他出去后，纱门自动弹回来轻轻“砰”一声关上。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二日，我来到南京，想走一趟父亲走过的路。

站在一江门的城门前，仰头一看，看到三个大字，才知道，啊，这叫“挹江门”。

城门高大雄伟，正中央挂着横幅，写着巨大的字，纪念的，倒是另一件事：一九四九年解放军渡江后直击南京，是从挹江门打进来的！“挹江门”，代表胜利。

在城门前美丽的法国梧桐树下，我展开手上关于宪兵参与南京保卫战的折页：

……宪兵部队到江边时，已过午夜时分……我军尚有万余人壅塞江边，这时日军已追踪而来，成半圆形包抄开火。我军在溃退中大部分已手无寸铁，枪炮声中纷纷倒下……宪兵部队就地抵抗……历五个小时激战，宪兵部队已伤亡殆尽……宪兵副司令萧山令不愿被俘受辱，射出最后几颗子弹后，举枪自尽，杀身殉国，年仅四十六岁。[13]

在退到江边之前，英勇作战到最后一刻的萧山令宪兵副司令，守的就是槐生说的雨花台。翻开另一份史料：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日军进逼南京，我宪兵动员官兵六千四百五十二人捍卫南京，由副司令萧山令中将指挥所属部队，与日军血战四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壮烈殉国者一千两百一十人，受伤五十六人，生死不明两千五百八十四人。[14]

史料看多了，现在我已经明白，“受伤”的兵通常不治，“生死不明”通常是“死”，因此六千多宪兵在南京的保卫战中，其实牺牲了五分之三。

从挹江门到长江畔的下关码头，只有两公里路，当年万人杂沓的逃命路线，现在是郁郁苍苍的梧桐树林荫大道。

史料拿在手上，梧桐树从车窗外映入，在我的史料纸张上忽明忽暗，我有点不能自已——在父亲过世了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真的是从那血肉横飞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走出来的，他才十八岁；满脸惊惶、一身血污逃到长江边时，后面城里头，紧接着就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我想起来，初中时，槐生喜欢跟我念诗，他常吟的两句，是刘禹锡写南京的“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如今站在下关长江边上，长江逝水滚滚，我更明白了一件事：我们有缘跟这衡山龙家院的少年成为父子父女，那么多年的岁月里，他多少次啊，试着告诉我们他有一个看不见但是隐隐作痛的伤口，但是我们一次机会都没有给过他，彻底地，一次都没有给过。

13、四郎

台北的剧院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别带了槐生去听——那时，他已经八十岁。

不是因为我懂这出戏，而是，这一辈子我只听槐生唱过一首曲子。在留声机和黑胶唱片旋转的时代里，美君听周璇的“月圆花好”、“夜上海”，槐生只听“四郎探母”。在破旧的警官宿舍里，他坐在脱了线的藤椅中，天气闷热，蚊虫四处飞舞，但是那丝竹之声一起，他就开唱了：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他根本五音不全，而且满口湖南腔，跟京剧的发音实在相去太远，但是他嘴里认真唱着，手认真地打着拍子，连过门的锣鼓声，他都可以“空锵空锵”跟着哼。

遥远的十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战场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个一个阵亡，自己也在战役中被敌人俘虏，后来却在异域娶了敌人的公主，苟活十五年。铁镜公主聪慧而善良，儿女在异乡成长，异乡其实是第二代的故乡，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有一天，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十五年不见的母亲。

卡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乍然看见母亲，跪倒在地，崩溃失声，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我突然觉得身边的槐生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哽咽出声。

是想起十五岁那年，一根扁担两个竹篓不告而别的那一刻吗？是想起大雪纷飞，打碎了一碗饭的那一天吗？是想起那双颜色愈来愈模糊的手纳的布鞋底吗？是想到，槐生自己，和一千年前的四郎一样，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敌我的对峙中仓皇度日，七十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再也见不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一整出戏，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也只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过纸巾。

然后我意识到，流泪的不只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理着平头、须发皆白的老人也在拭泪，他身旁的中年儿子递过手帕后，用一只手从后面轻拍他的肩膀。

谢幕的掌声中，人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才发现，啊，四周多得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有的被人搀扶。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噙着泪。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彷佛交换了一组密码。散场的时候，人们往出口走去，但是走得特别慢，特别慢。

第二部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14、夏天等我回来

15、端午节这一天

16、管管你不要哭

17、栖风渡一别

18、永州之野产异蛇

19、向前三步走

20、十万大山

21、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22、魔鬼山上

23、山岩岩，海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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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夏天等我回来

那天，在香港机场送你回欧洲，飞力普，你说，嘿，你知不知道，香港机场是全世界最大的什么？

最大的什么？机场面积？载客运量？每分钟起降频率？香港机场是我最喜欢的机场，但是，它是最大的什么？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张屋顶。”你说。

真的喔？没这样想过。于是我马上停下脚来，仰脸往天花板看，还真想干脆在那干净明亮的地板上躺下来看，就像晚上躺在篮球场的平地上看星星一样。

我的儿时记忆中，也有一个大屋顶。那是一个直通通的大仓库，在我七岁小女孩的眼光里，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屋顶了。

里面住着数不清的人家，每一家用薄薄的木板分隔，有的，甚至只是一条肮脏的白被单挂在一条绳子上，就是隔间。两排房间，中间是长长的通道，男人穿着磨得快要破的汗衫，手里抱着一个印着大朵红花的搪瓷脸盆，趿着木屐，叭搭叭搭走向仓库后面空地上的公用水龙头。

女人在你一低头就看得见的床铺上奶孩子，床铺下面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大一点的孩子一旁打架、互相扭成一团，小一点的在地上爬。

下雨的时候，整个仓库噪声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张的铁皮上，如千军万马狂杀过来；屋子里头，到处是碗、盆、锅、桶、瓮，接着从屋顶各处滴下来的水，于是上面雨声奔腾，下面漏水叮咚，婴儿的哭声、女人的骂声、老人的咳嗽声，还有南腔北调的地方戏曲，嗯嗯唉唉婉约而缠绵，像夏夜的蚊子一样，缭绕在铁皮顶和隔间里的蚊帐之间。

一个头发全白、黑衫黑裤的老婆婆，坐在小隔间门口一张矮凳子上，一动也不动。经过她前面，才发现她眼睛看着很遥远的一个点，不知在看哪里，你感觉她整个人，不在那儿。

那是高雄码头，一九五九年。

我知道他们是“外省人”，和我家一样，但是，我都已经上一年级了，我们已经住在一个房子里了，虽然只是个破旧的公家宿舍，而且动不动就得搬走，但总是个房子，四周还有竹篱笆围出一个院子来，院子里还有一株童话书里头才会有的圆圆满满大榕树。

这些用脸盆到处接漏雨的人，他们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家，会挤到一个码头上、一下雨就到处漏水的大屋顶下面？他们原来一定有家——原来的家，怎么了？

然后我们又搬家了，从高雄的三号码头搬到一个海边的偏僻渔村。我们住在村子的中心，但是村子边缘有个“新村”，一片低矮的水泥房子，里头的人，更“怪”了。他们说的话，没人听得懂；他们穿的衣服，和当地人不一样；他们吃的东西，看起来很奇怪；他们好像初来乍到，马上要走，但是他们一年一年住了下来，就在那最荒凉、最偏远的海滩边。他们叫做“大陈义胞”。

到了德国之后，你知道吗，我有个发现。常常在我问一个德国人他来自哪里时，他就说出一个波兰、捷克、苏联的地名。问他来到德国的时间，他们说的，多半在一九四五到五零年之间，喔，我想，原来德国有这么多从远方迁徙过来的人，而且，他们大移动的时间，不正是中国人大流离、大迁徙的同时吗？

你对这问题，并不那么陌生。记得我的好朋友英格丽特吗？

就像华人会分散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美国或拉丁美洲一样，德人几世纪来也分散在苏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一九四五年一个冰冷的冬天，十岁的英格丽特，看着爸妈把珠宝缝进腰袋内侧、把地契藏在小提琴肚子里，用棉衣裹着几个祖传的瓷器，一个大铜锅用棉被包着，装满了一辆马车，一家七口上路，离开了世代居住的波兰。沿着一条泥土路，车队和扶老携幼徒步的人流，远看像一列蜿蜒的蚁群。

快出村子时，看到熟悉的老教堂了，英格丽特说，包着黑色头巾的祖母无论如何要下车，而且固执得不得了，不准人陪。祖母很胖，全家人看着她下车，蹒跚推开教堂花园的篱笆门，走进旁边的墓园，艰难地在爷爷的坟前跪了下来。

祖母怎么就知道，出了村子就是永别呢？英格丽特说，我们都以为，暂时离开一阵子，很快就回来——那块土地和森林，我们住了三百年啊。就在我爸催促着大家出门的时候，我找到了一张卡片，写了几个字，然后从后门死命地跑到米夏的家——到他家要穿过一片布满沼泽和小溪的草原，把卡片塞进他家门缝里，再冲回来，跑得我上气不接下气，我爸看到我直骂。

我给米夏写的就几个字，说，“夏天等我回来”。

事后回想，好像只有祖母一个人知道：这世界上所有的暂别，如果碰到乱世，就是永别。

战胜者惩罚战败的德国，方式之一就是驱逐德人。一九四五年，总共有两千万德人在政治局势的逼迫下收拾了家当，抱起了孩子、哄着死也不肯走的老人，关了家门，永远地离开了他们一辈子以为是“故乡”和“祖国”的地方，很多人死在跋涉的半路上。

一九四六年十月，终战后短短一年半里，九百五十万个难民涌进了德国，到了一九四九年，已经有一千两百万，难民几乎占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街上走过来的每第五个人，就是一个“外省人”。

英格丽特跟我谈童年回忆时，我总有点时光错乱的惊异：带着“奇怪”德语口音的“外省人”

从东欧流亡到西德，怎么住进大杂院、怎么被在地的同学们取笑、怎么老是从一个阁楼换到另一个阁楼、从一个学校换到另一个学校、父母总是跟一撮波兰来的潦倒同乡们在便宜的酒馆饮酒、用家乡话整晚整晚扯过去的事，说来说去都是“老家如何如何”……

英格丽特的祖母，到了西德的第二个冬天就死了。英格丽特自己，一生没和波兰的米夏重逢过。

15、端午节这一天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日，解放军已经包围青岛，国军撤离行动开始。十万大军，衔枚噤声疾走，方向：码头。几十艘运输舰，候在青岛外海。风在吹，云在走，海水在涌动。

英国驻青岛总领事习惯写日记。他记载这一天，不带情感，像一个隐藏在码头上空的录像机：

刘将军大约在九点四十五分启航，留下了两千人的部队在码头上，无法上船。爆发大规模骚动。

10:30 共产党进入四方区。

12:00 共产党抵达码头，占领海关，骚动立即终止。

13:30 更多共产党穿过高尔夫球场……

14:00 得报告，两千被遗弃之国军强迫一挪威籍运煤船载送国军离港，本领事馆居中协调，与该国军指挥官谈判，拖延谈判时间，以便共产党有足够时间进城，问题自然解决。

16:00 共产党占领中国银行与中央银行。

16:30 共产党从四面八方涌入青岛。

18:15 共产党占领政府大楼，但尚未将国旗降下……显然他们没想到占领青岛如此迅速，他们人还不是太多。

这是不可思议的安静、和平的占领。[15]在刘安琪将军的指挥下，青岛撤出了十万国军和眷属。六十年后，到高雄小港机场搭飞机的人，如果有时间在附近走一走，他会发现，机场附近有青岛里、山东里、济南里……国军第二被服厂从青岛撤到高雄，马上在高雄小港重新设厂。山东逃难来的妇女，不识字的母亲们和还裹着小脚的奶奶们，只要你背得动一包十件军服的重量，就可以去领上一包，在工厂边上席地而坐，然后在一件一件军服上，用手工钉上一颗又一颗的钮扣。天真烂漫的孩子在母亲和奶奶们脚边戏耍，也在他们一针一线的穿梭中，不知忧愁地随着岁月长大。这样的巷子里，从巷头走到巷尾，听见的都是山东的乡音。今天你在那附近走一趟，还会看见很多老婆婆的手指关节都是粗肿弯曲的，你知道她们走过的路。

以“苋桥英烈传”和“路客与刀客”两部影片得过金马奖、拍过两百多部纪录片的导演张曾泽，这年才十七岁，刚刚加入了青年军陆军独立步兵第六团，就上了青岛前线。跟部队行军到青岛郊外，发现青岛郊外四周密密麻麻全是防御工事，铁丝麻袋遮盖着大大小小的军事掩体，坟，都被挖空，变成伪装的洞穴和壕沟。

枪声从四方传来，像冬夜的鞭炮。他知道，部队要“转进”了。

少年曾泽匆匆赶回青岛市中心的家，去拜别父母。一路上街道空荡荡的，像个鬼城废墟，不见行人，所有的建筑门窗紧闭。到了自家门口，父母亲从楼上下来为他开门，就这样站在门口，生离死别，反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后来拍片的故事里，常有无言的镜头。

我看看父亲，他一向是个很严肃的人，他，站在那里看着我一直没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只注意到，父亲的嘴都起泡了。站在父亲后面的母亲频频拭泪，站在母亲身旁的弟弟则楞楞地看着我。就这样，我与家人没说一句话就分手了——这一离开就是四十年，这也是我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16]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穿着一身戎装的国军张曾泽，匆匆辞别父母，然后全速奔向码头，跟他的部队搭上“台北轮”。张曾泽清清楚楚记得，上船那天，正是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

那也是诗人管管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一九四九年的端午节。十九岁，他在青岛。管管有首诗，很多台湾的中学生都会背：

荷

那里曾经一湖一湖的泥土

你是指这一地一地的荷花

现在又是一间一间的沼泽了

你是指这一池一池的楼房

是一池一池的楼房吗

非也，却是一屋一屋的荷花了

很多高中教师，试图解析这诗，总是说，这诗啊，写的是“沧海变桑田”的感慨。

那当然是的，但是，如果你知道什么叫做一九四九，如果你知道，一九四九端午节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读这首诗的时候，大概会猜到，管管这个用心写诗、用身体演戏、用手画画的现代文人，在

“荷”里头，藏着很深、很痛的东西。

那一天，十九岁的、乡下种田的管管，发生了什么事？

我约了管管，说，“来，来跟我说那一天的事。”

我们在台北贵阳街的军史馆见了面。他还是那个样子：八十岁的高大男子，长发扎着马尾，背着一个学生的书包，讲话声音宏亮，手势和脸上表情的真切、用语遣字的生动，不管他在说什么，都会使你聚精会神地盯着他看，认真地听，就怕错过了一个字。

我们坐在军史馆里八二三炮战的一个交互式的模拟战场上，他靠在一管模拟山炮旁，我盘腿坐在一堆防御沙包上，我们面对面。他说得激动时，身体就动，一动，那管山炮就“碰”的一声，开炮了，把我们都吓一跳。他就把身体稍稍挪开，继续说，但是过一会儿，又“碰”的一声炮响——他又激动了。

我们的谈话，就在那“炮声”中进行。

16、管管你不要哭

龙：管管你山东青岛的家里本来是做什么的？

管：父亲是卖馒头的，对，卖馒头……那时豆腐已经不卖了。

龙：说说被抓兵的经过。

管：我们那个村落叫田家村，在青岛的东边，现在已经变成青岛市的一部分了。有一天，突然有人叫“抓兵来了！”

我妈叫我快跑。她给我做好了一个饼子，就贴到那个大铁锅的那个饼子，就是豌豆面、玉米面等等和起来，加上一点弄黏稠的饼，还是热的咧。我包在一个洗脸的毛巾里面，束在腰里，就跑了。

那天跑出去二十多个人。村的东北角就是山，我经常出去砍柴最常去那个山。

我这一生十九岁离开家，替我父亲母亲效劳报恩哪，最后两年就是去砍柴。

龙：家里很穷？

管：穷得没粮食吃。逃到山上去以后，年轻的我就把那个饼给吃了，突然“砰”一枪打过来，大家都四窜而逃。这一跑我们就四个人躲在一块麦地了，也不敢起来。

我肚子饿了不敢进村去啊，所以我们就从中午躲在麦地里边一直躲到晚上。为了决定在哪个麦地里面睡，我们还发生争执。我说不能在很深的麦地里面睡，因为晚上他们要搜，一定会搜深的麦地。我们就睡到小路边隙。乡间小路下过雨都是窄窄的不是平坦的，推车两边踩着这样走动啊。

后来肚子饿，就去找什么豌豆蒂，吃不过两三口吧，山上“砰”又一枪，这一枪打的话我们又跑，这次我们跑到很深很深的一个麦地里去。并排地躺下来，一、二、三、四，并排躺，距离有个三四步吧。我就在搓麦子吃，不知道吃了几口吧，我就看到一个大脚丫，来了。

我想，“完了。”我记得这个人，一口大白牙，是个游击队出身。

我们四个人都抓到了。然后就被带到一个村庄叫蛤蟆市。住在一个农家的天井里边，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把我们抓来让我们给你们挑东西——其实我心里知道，被抓来做挑夫是不可能再把我们放出去了，但我说，可不可以派个人回家给我爸爸妈妈讲。

不准，就是不准。

到下午四点多钟了，突然看隔壁有个小女孩，我说，“哎呀，她老娘不是我田家村的吗？”

他们一看说是，我说那我们写个条子叫她去送，去跟我们爸爸妈妈通知一下。结果通知了四家，统统都通知到了。

龙：你妈来了？

管：四家来了两个妈妈。这两个妈妈统统眼睛不好，几乎瞎掉，而且都是缠足的。

大概是在四点多钟太阳还没下来，这时就看着有两个老太太——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村庄对面是有梯田的，干的梯田——我看这两个老太太不能走路了，从梯田那边用屁股往下滑，碰在那个堑子，碰了以后往下滑。我一看就知道是我母亲，我就大喊说，“我娘来了，我要去。”

那个门口站卫兵的马上用枪一挡，我说那个是我母亲，我说我得跑过去接她。他说不成。

我说，那是我母亲，她不能走路，她眼睛看不见啊……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母亲就一路跌、一路爬、一路哭到了眼前。我对母亲说，我跟他们讲好了，就是给他们挑东西、挑行李，挑完行李就回家，你放心好了。我很快就回家。就拚命骗我母亲。

我母亲就给我一个小手帕，我一抓那个小手帕，就知道里面包了一个大头，就一块大头。

这一块大头对我们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穷得只有两块大头。那一块大头给了我以后，家里就只剩一块大头。

我就把这个手帕推给我母亲，说，“你拿去，不成，这个不成。”她当然是哭哭啼啼，一直要我拿钱，说，“你拿钱可以买。”我心里清清楚楚，这一路都是阿兵哥，阿兵哥会把你的钱拿走，而且你不可能回家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给这个老太太这样讲，她根本不听。她还是把手帕——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我一直在骗我妈，说我给他们挑了东西就回家——龙：管管你不要哭……

管：……马上就要出发了，我想我完蛋了。

龙：有多少人跟你一起被抓？

管：应该有一个排，二十多、三十个左右，统统都是被抓来的。两三点钟吧，就说叫我们起来刷牙走了。我心里怕死了，可能要去打仗了。我被抓的单位是八二炮连，每一人挑四发炮弹。

龙：一个炮弹有多重？

管：一个炮弹，我算算有七斤十二两。行军的时候，他们是两个阿兵哥中间夹着一个被抓来的挑夫，他们讲“你跑我就开枪”，其实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根本不会开枪，因为撤退是悄悄地撤退，不准许出声的。我们完全可以逃走，可是那时候谁也不敢冒险哪。

龙：管管那时你是一个人肩挑两边炮弹呢，还是前后两个人挑中间的炮弹？

管：不是，我一个人挑四发，一边各绑两发。

龙：然后呢？

管：然后就走，天亮的时候，从郊区走到了青岛。我当时穿双鞋，是回力鞋，跟我现在这球鞋差不多。要过一条桥的时候，挑着炮弹，突然滑倒了。

龙：慢点啊，管管，你家里怎么买得起回力鞋给你？

管：我打工，譬如美军第六舰队在青岛的时候，我就到军营附近卖花生，还卖一些假骨董，譬如说女生那个三寸金莲的鞋啊，还有卖日本旗，到总部里面去找日本旗来卖。

龙：挑着四发炮？

管：我挑了四发炮弹，然后就在海泊桥过桥时“砰”摔了一跤。我那时候以为炮弹会爆炸啊，吓死我了。这时长官过来，啪啪给我两个耳光。

后来我才知道这炮弹不会爆炸，但我吓死了，你看压力有多大。就这样到了青岛码头。就这样……到了台湾。

17、栖风渡一别

粤汉铁路是条有历史的老铁路了，一八九八年动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线完成，也就是说，在戊戌政变的时候开工，到抗战快要爆发的时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总长一零九六公里。

从武昌南下广州，在湖南接近广东交界的地方，粤汉铁路上有个很小的车站，叫栖风渡。

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张玉法，记得这个小站。

十四岁的张玉法和八千多个中学生，全部来自山东各个中学，组成联合中学，跟着校长和老师们，离开山东的家乡，已经走了一千多公里的路。搭火车时，车厢里塞满了人，车顶上趴满了人，孩子们用绳子把自己的身体想方设法固定在车顶上，还是不免在车的震动中被摔下来。

火车每经过山洞，大家都紧张地趴下，出了山洞，就少了几个人。慌乱的时候，从车顶掉下来摔死的人，尸体夹在车门口，争相上车的人，就会把尸体当作踏板上下。

八千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迭条薄被、一两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来，夹两支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是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的地上，铺点稻草；白天，每个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庙埕的空地或土墙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开始听讲。用石灰，或甚至石块，都可以在土板上写字。

我听着听着不免发呆：这是什么样的文明啊，会使你在如此极度的艰难困顿中却弦歌不辍？

饿了，有时候到田里挖芋头吃，带着土都吃；没得吃的时候，三三两两就组成一个小队伍，给彼此壮胆，到村子里的人家去讨食。有点害羞，但是村人开门看到是逃难来的少年，即使是家徒四壁的老爷爷，也会拿出一碗粥来，用怜惜的眼光看着饥饿的孩子们。

湖南人对外省人最好，张玉法说，因为湖南人几乎家家都有自己的儿子在外面当兵——可能是国军，也可能是解放军，所以他们常常一边给饭，一边自言自语说，唉，希望我的儿子在外面，也有人会给他饭吃。

一九四九年端午节，大军海上撤退，管管在青岛被抓夫的当天，八千多个山东少年到了栖风渡。长沙也快要开战了，他们只好继续往南，计划到广州。到了广州然后呢？没有人知道。

栖风渡是个很小的站，看起来还有点荒凉，可是南来北往的火车，在这里交错。少年们坐在地上等车，一等就是大半天，小小年纪，就要决定人生的未来。搭南下的车，离家乡的父母就更遥不可及了，而且广州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搭北上的车，马上就回到父母身旁，但是一路上都是炮火燃烧的战场，一定会被抓去当兵，直接送到前线，不管是国军还是解放军。战死或被俘，总归到不了父母的面前。

很多少年少女，就在那荒凉的车站里，蹲下来痛哭失声。

玉法的二哥，十七岁，把弟弟拉到一旁，说，我们两个不要都南下，同一命运，万一两个人都完了的话，父母亲就“没指望了”，所以把命运分两边投注；我北上，你南下。

二哥决定北上到长沙报考，到处都是孙立人招考青年军的布告。

北上的火车先到，缓缓驶进了栖风渡；张玉法看着亲爱的哥哥上车，凝视着他的背影，心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五十年以后，自己的头发都白了，玉法才知道，二哥这一伙学生，没抵达长沙；他们才到衡阳，就被国军李弥的第八军抓走了。跟着第八军到了云南，跟龙云的部队打仗，二哥被龙云俘虏，变成龙云的兵，跟解放军打仗，又变成解放军的俘虏，最后加入了解放军。但是解放军很快地调查发现他是地主的儿子，马上遣送回家，从此当了一辈子农民。

在栖风渡南下北上交错的铁轨旁，深思熟虑的二哥刻意地把兄弟两人的命运错开，十四岁的小弟张玉法，确实因此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那纯是偶然。

八所山东中学的八千个学生，从一九四八年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时就开始翻山越岭、风雨苦行，一九四九年到达广州时，大概只剩下五千多人。广州，也已经风声鹤唳，有钱也买不到一张船票了。为了让五千个学生能够离开广州到安全的台湾，校长们和军方达成协议：学生准予上船，送到澎湖，但是十七岁以上的学生，必须接受“军训”。

七月四日，几千个学生聚集在广州码头上，再度有一批少年，上了船又走下来，走了下来又回头上船；于是危难中命运再度分开“投注”：如果姊姊上了船，那么妹妹就留在码头上。

巨舰缓缓转身时，那倚在甲板上的和那立在码头上的，两边隔空对望，心如刀割。军舰驶向茫茫大海，码头上的人转身，却不知要走向哪里。

上了船的少年，不过一个礼拜之后，就面临了人生第一次惨烈的撞击。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三日，澎湖。

年龄稍长但也不满二十岁的学生，以耳语通知所有的同学，“他们”要强迫我们当兵，我们今天要“走出司令部”。同学们很有默契地开始收拾行囊，背着背包走出来，却发现，四面都是机关枪，对准了他们。

所有的男生，不管你几岁，都在机关枪的包围下集中到操场中心。司令官李振清站在司令台上，全体鸦雀无声，孩子们没见过这种阵仗。张玉法说，这时，有一个勇敢的同学，在队伍中大声说，“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说！”然后就往司令台走去，李振清对一旁的卫兵使了个眼色，卫兵一步上前，举起刺刀对着这个学生刺下，学生的血喷出来，当场倒在地上。

张玉法个子矮，站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刺刀如何刺进同学的身体。看见流血，中学生吓得哭出了声。

不管你满不满十七岁，只要够一个高度，全部当兵去。士兵拿着一根竹竿，站到学生队伍里，手一伸，竹竿放下，就是高矮分界线。张玉法才十四岁，也不懂得躲，还是一个堂哥在那关键时刻，用力把他推到后面去，这懵懵懂懂的张玉法才没变成少年兵。[17]个子实在太小、不能当兵的少年和女生，在一九五三年春天被送到台湾南部的员林，组成了“员林实验中学”。喜欢读书深思的张玉法，后来成为民国史的专家，一九九二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为这五千个孩子到处奔波、抗议、陈情的，是一路苦难相携的山东师长们。他们极力地申辩，当初这五千个孩子的父母把孩子托付给他们，他们所承诺的是给孩子们教育的机会，不是送孩子们去当兵。作为教育者，他们不能对不起家乡的父老。

【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台湾《新生报》】

七月十三日操场上的血，滴进了黄沙。五个月以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一，上班上课的日子，所有的人一打开报纸，就看见醒目的大标题：

台湾岂容奸党潜匿，七匪谍昨伏法！

你们逃不掉的，昨续枪决匪谍七名。

以烟台中学校长张敏之为头，为山东流亡少年们奔走疾呼的七位师长，全部被当作匪谍枪决。

去年此时，徐州的战场上，五十五万国军在“错误”的指挥下被包围、被歼灭、被牺牲。所谓“错误”的指挥，后来才知道，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间谍系统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的作战决策，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最后一个堡垒台湾的治理，防谍是第一优先。

很多残酷，来自不安。

为了能够平平顺顺长大、安安静静读书而万里辗转的五千个师生，哪里知道，他们闯进了一个如何不安、如何残酷的历史铁闸门里呢？

18、永州之野产异蛇

一九四八年五月，河南也是一片烟硝。中原野战军刘邓兵团在五月二十日发动宛东战役，国军空军出动战斗机，在南阳城外从空中俯冲扫射，滚滚黑烟遮住了天空。

第二天，南阳的中学生们回到学校时，发现学校已经变成一片地狱景象：

从校门到走廊、教室、礼堂，挤满了“头破血流的伤患，脑浆外露、断腿缺胳臂、肚破肠流、颜面残缺、遍体鳞伤、无不哀嚎痛哭”。[18]南阳城外，国共双方伤亡一万多人，曝尸田野之上。五月天热，尸体很快腐烂，烂在田里，夏季的麦子无法收割。

这时诗人痖弦才十七岁，是南阳的中学生。

十一月，南阳的十六所中学五千多个师生，整装待发，他们将步行千里，撤到还没有开战的湖南。

开拔的那一天，十一月四日，场面壮观：五千个青少年，像大规模的远足一样，每人背着一个小包，准备出发。成千的父母兄弟，从各个角落赶过来找自己的孩子，想在最后一刻，见上一面。还有很多人，明明早就把银元缝进了孩子的裤腰，明明已经在三天内和姑姑嫂嫂合力赶工，用针线纳好了一双布鞋塞进孩子的行囊里，这时仍旧赶过来，为的是再塞给他两个滚热的烧饼。

一九四八年冬天的中国，灌木丛的小枝细叶，已经被白霜裹肥，很多池塘沼泽开始结冰，冷一点的地方，大雪覆盖了整个平原和森林。可是霜地、冰川、雪原上，风卷云滚的大江大海上，是人类的大移动：

葫芦岛的码头，停泊着四十四艘运输舰，十四万国军官兵正在登舰，撤出东北。

八千多个山东的中学生，正在不同的火车站里等车、上车，在奔驰的火车里赶向南方，在很多大大小小的码头上焦急地等船。

当南阳这五千多个中学的孩子在雪地里跋涉、涉冰水过河的时候，徐州战场上，几十万国军在雪地里被包围，弹尽援绝，连战马的骨头都重新挖出来吃。

一九四八年冬天，进攻的部队在急行军、在追赶、在抄包、在冲锋；撤退的部队在急行军、在绕路、在对抗、在奔跑。大战场上，几十万人对几十万人；小战场上，几万人对几万人。战场的外围，城市到城市之间的路上，拥挤的车队和汹涌的难民，壅塞于道。

河南这五千多个学生，每走到一个有车站的点，就会失去一部分学生。

南下北上。一上车就是一辈子。

一个叫马淑玲的女生，穿过了整个湖北省，到了湖南的津市，却下定决心不走了，她要回家。脱离大队时，留下一直带在身上的《古文观止》，给赵连发做纪念。

跋涉到了衡阳，十六所中学联合起来，和衡阳的学校合并成立“豫衡联中”，继续读书继续走。

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终于在湖南西南的零陵安顿下来。零陵，就是古时的永州。

柳宗元被流放永州是公元八零五年秋天；一九四九年秋天，自河南历尽艰辛流亡到这里的四、五千个孩子，一部分，就被安顿在柳子庙里头。柳子庙是北宋仁宗在一零五六年，为了纪念柳宗元而建的。

和山东的孩子们一样，背包一放下，学生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马淑玲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卷九“唐宋文”第一位作者，就是柳宗元。学生在有风吹来的长廊下朗读柳司马的“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皆死。

然后老师一句一句解释：永州乡间以捕捉毒蛇为生的人，宁可死于毒蛇而不愿死于国家的错误政策，柳宗元用寓言来演绎孔子的“苛政猛于虎”。

十七岁的痖弦也坐在廊下跟着老师念书，柳宗元告诉他，公元八百年时，人民过的日子就是颠沛流离、十室九空的：

……号呼而转徙，饿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六十年之后，当痖弦跟我细说这段苍茫少年事的时候，他的眼泪簌簌流个不停。

永州，也是个命运转弯的车站。痖弦在这里，脱队了，走上另一条轨道。

19、向前三步走

【图：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

龙：流亡学生究竟是怎么回事？

痖：其实流亡学生的设计远在抗战的时候就有了，当时教育部有一个计划，几个中学编在一起就叫联中，大学就叫联大，所以联大不只一个西南联大，只是西南联大最有名。在抗战的时候，联大、联中是很成功的，很有韧性的，它让自己的民族在战争中教育不终止照常运作，相当成功。很多联合高中非常优秀，孩子们一边流亡一边念书，培养了很多人。

龙：内战就不同了吧？谁愿意自己的孩子离乡背井啊？

痖：对，内战以后，政府还想用抗战这个办法让学生离开，但响应的就不多，因为那时候大家认为贪污腐败的中央政府快完了，新兴的政治势力开始了，小孩子不懂事，你们跑到南方去干什么，太可笑了。所以只有河南豫衡联中跟山东的一个联中出来；我们到湖南的时候，湖南人也说，你们瞎跑什么，往哪里跑？

龙：河南人愿意离开，是因为那时已经知道共产党的土改厉害？

痖：我们河南人，特别是豫西这一带的人对共产党没什么好印象。那时候已经开始清算斗争，把富人抓了以后放在火上烤，冬天的时候放在池塘里冰。

龙：那时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左倾的，因为国民党腐败，为什么南阳中学的老师们不呢？

痖：豫衡中学很多老师比较老派，北大清华出身的，思想比较成熟，不跟新潮流起舞的那种。共产党在那时代是很时髦的、很新颖的、很有魅力的，但是在南阳教育界有些老先生不相信这个事情。

龙：五千个学生跟着校长老师亡命千里。现在说起来不可思议。到阳明山远足都得要家长签书面同意呢，还要做意外保险。学生跟老师关系特别紧密是吗？

痖：对。老师带着学生母鸡带小鸡一路跑，都没有跑散，因为师生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

跟着老师走，家长很放心。孩子很多本来就是住校，老师晚上拿着灯笼去查铺，一个一个小娃都睡在那里，老师才去睡觉，那真的是像父兄一样。

龙：说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那一天。我猜，你没有悲伤，觉得要去远足了还挺高兴的，对吗？

【图：一九五四年的痖弦】

痖：那一天，我永远不会忘记。孩子什么都不懂，就觉得好玩、高兴，觉得不用做功课了。

出南阳城时，我妈妈烙了一些油饼，跟着我们到城墙边上，我们马上就要开拔了嘛，乡下的孩子最不好意思的就是爸爸妈妈让同学看到。觉得爸爸妈妈好土，同学看到不好意思。

龙：现在也一样啊，我儿子都不愿意我被看到，他觉得丢脸。

.：我母亲拿个油饼塞我背包上，背包里主要是个棉被，棉被卷啊卷，然后背包的下面放一双鞋子，鞋子挨底，背包也不会太湿掉或是太脏。我妈妈就把油饼放在我的背包上面，然后我们就开拔了。

龙：没有回头看她？

痖：……就走了，没有回头。

龙：你妈到街头找你，街上五千个孩子，还有撤退的部队、伤兵，一团乱，你妈竟然找到你……

痖：对啊，找到了，还拿着油饼。

龙：那时还没学“诀别”二字吧？

痖：我不知道离别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诀别的意义是什么，不回头、摇摇晃晃一个小蹦豆就跟学校的队伍出城走了，我爹也在，我也没跟他打招呼。

龙：你是独生子？

痖：对。后来走到了襄樊，爸爸还托人来送了一双袜子给我。你知道那时候北方乡下都不穿线袜的，线袜我们叫洋袜子，都是布缝的袜子。以后我没有再接到他们任何消息，我再回去已经是四十二年以后了。

龙：爸妈什么时候过世？

痖：音讯全无啊。我上月就是到青海去找我父亲的墓，没有找到，他死在青海劳改营。我妈妈是死在家乡，我妈妈在儿子生死不明、丈夫生死不明的情况下熬了好几年，连病带饿死在我家乡。

龙：一直都没通过信？

痖：没有通过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如果你写一封信会为家人带来大祸害。当时我也没有香港关系，就是小兵嘛，军中也不希望你通信，保防人员会以为你是匪谍。

龙：父亲为什么去了青海？你什么时候知道他的下落？

痖：我是前两个月才知道真相的。父亲做过副乡长，所以就被弄到青海劳改营，算反革命，他们告诉我，当时有三十万人被运去青海。没有食物、没有衣服和医药，很惨。

龙：那妈妈的处境呢？

痖：我妈妈就在村子里，好像也有个臂章，就是有罪的那种。我妈妈死前告诉她一起做针线活的四娘说，“我是想我儿子想死的，我儿子回来你告诉他，我是想他想死的！”

龙：……别难过，弦，我们回到逃难图吧。你们从河南走到了湖南，冬天，起码一千公里。

痖：你看过电影“齐瓦哥医生”没有？大雪原上人群一直走到天边就是那种感觉。

龙：有没有孩子在半途受不了死掉的？

痖：有，有死在路上的，有的是走失了没有跟上大队就没再看到他了。有人也许是老师把他带回去了，不知道。但是到了零陵的时候，我们还有好几千人。然后老师就开始上课了，门廊下风很大，真的是“风檐展书读”。

龙：你怎么会离开呢？

痖：我们一起玩的这群同学中，有一个人说他看过一篇文章讲台湾的，说台湾是东方瑞士，说那边的甘蔗就像碗口那么粗，他说台湾的渔民不用结网，也不需钓具，只要把船开到海上去，在船上放盏灯，鱼就自己蹦到船上，渔民就在旁边喝酒拉胡琴，等到船上蹦得差不多了，载满船鱼回去。

有一次我们已经半饥饿状态很久了，根本没有吃饱过，然后学校风雨飘摇还说要到广西去。

还没有开拔之前，我们就在城里面像丧家之犬在城边上逛，忽然看到城墙上贴了一个招帖上写“有志气、有血性的青年到台湾去”，孙立人搞的，下面还接三个惊叹号。说是什么军官班要招生，训练三个月少尉任用，其实我们也走投无路了，我们就去了。

报名的时候出来一个说河南话的老乡，我们乡下孩子听到他说河南话，心想这个人一定不是坏人。那个人说，“吃饭了吃饭了”，煮了一大锅猪肉给我们吃。我们总有大半年没有吃过肉了。吃完肉后大家我看你、你看我，就说那就报名吧！一个礼拜就走了。

龙：你弦就为了一锅肉去当了兵，不是为了爱国啊？报了名，有没有跟老师商量？

痖：老师说的不听了。我还想着吃肉的时候，他们说台湾有多好。说台湾那个地方四季如春，腊月天还可以吃到西瓜，每个人到那儿以后发一床美国军毯，美国的喔，到了假日的时候可以把美国军毯铺在草地上野餐，他说还发一件软玻璃的雨衣，穿上以后里边的衣服还看得见，天晴了还可以折好放在背包了。想到这些，去台湾的心就更坚决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已经到了广州。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

龙：八月，那几千个河南出来的同学，马上就要走上另一条路，你却半途“下车”了。好，到了广州。

痖：在广州第一次看电影，片子叫“中国之抗战”，觉得很不习惯，怎么一个人头一下子很大，一下子很小。

龙：也在广州黄埔码头上的船？

痖：对。船上没床铺，所有的兵都坐在舱面上，太阳就那么一直晒着，我们喝水就在船机旁边用茶缸接机器漏下来的滴水喝。坐着坐着，就晕睡过去了，忽然听到有人大喊“台湾到了”，一阵骚动，远远看到高雄的山，还有灯，愈来愈清晰。

下了地，看到有很多卖香蕉的小贩，有同学有钱要买，人家给他黄的他不要，他说绿色的比较新鲜。然后就看到有些人在吃一种很烫的东西，放在嘴巴里又拿出来，冒烟，叫做棒冰，冒着烟，觉得很奇怪，怎么回事，这么大热天吃这么烫的东西。

龙：北方土包子。这时还没自觉已经当“兵”了？

痖：接下来，带我们的那些人，态度就不太对了，“站好站好！”“排队排队！”已经到台湾了，那种笑面的就不太对劲儿了，到了凤山五块厝以后，有一个通信连的连长，也说河南话，说“你们如果认为自己说话还清楚，打电话人家听得懂的人，请向前三步走”，他要为通信连选

兵，通信连的兵讲电话要说得清楚。而实际上他是想找一批河南青年，因为他是河南人，要找同乡到他连上去，他又不能讲“河南人向前三步走”嘛。

龙：那你有没有“向前三步走”呢？

痖：我和几位河南同学一起向前三步走，于是我们就被带开，换了军装，每人发一支没子弹的步枪，从这天起，我就成了通信连的“上等兵”了。

龙：那“软玻璃”雨衣究竟发了没？

痖：发了，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那鱼市场里杀鱼的也都穿着啊，就塑料雨衣嘛。

20、十万大山

长沙的国军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军继续战斗的时候，黄杰接下第一兵团的指挥权，是临危授命。接到命令时，涌上心头的是少年时读诸葛亮“出师表”的两句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为难之间”。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彪所辖的两个军，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军集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里，风檐下读书的孩子们也愈来愈不安。

黄杰的国军以寡敌众，一路惨烈应战，一路溃败后撤，牺牲惨重；十月十一日，黄杰得到白崇禧的电令，多个据点被解放军占领，国军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学则接到教育部的急电，立即迁校。永州滂沱大雨，满地泥泞，又是寒冬，孩子们拎起了背包，和去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这回，既没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远足的天真。

学生分两批，冒着风雨步行到湖南和广西的交界，第一批通过了黄沙河，第二批要通过时，黄沙河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到一个城镇，碰到土共烧杀，四处奔逃，再少掉几百；重新整队出发时，又失散几个学校；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炼，珠子滚落不见。枪声中还手牵手在一起的孩子与老师，夹杂在逃难的人潮、无人照顾的伤兵群、抛锚的卡车战车、沿路丢弃的军用物资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这时，在金城江这个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车站，学生的命运就和国军士兵的命运汇合成一股了。九十七军二四六团刚好路过，愿意护着学生往前走。

士兵和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到了迁江，后面追兵炮声隆隆，前面急湍江水滚滚。

工兵抢建浮桥——用空的汽油桶绑在一起，上面放木板。先让军队的骡马辎重过河，再让军队和学生过桥。桥的两端，满坑满谷的人。

等候过江的军用汽车，排起来十公里长，分批渡河，一小时只能通过四辆，而追兵已至。

于是黄杰下令，除了器械及医疗药品的车过江，所有军用物资一律放火烧毁，避免为敌所用。

豫衡中学的孩子们在迁江岸上看见的，是烈火灼日、恶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这种镜头，在逃难中，不断发生。云南的二十六军残部撤到红河岸要过河时，浮桥被枪炮击断，几万个士兵，身上还背着器械，淹死在怒涛汹涌的红河水里。[19]

【图：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

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被炮火逼进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有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挡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

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混乱中大家开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黄杰的兵团在前面砍荆棘开路，二四六团的士兵在后面掩护，中间夹着孩子们，疾疾行走。枪声突然大作，追兵的炮火射来，天崩地裂，战马惊起，冲入山谷，被火炸裂的断脚断手像晒衣服一样挂在杂乱的树枝上。炮火交织、血喷得满面，孩子在破碎的尸体中乱窜，这是十万大山藏着毒蛇猛兽的原始丛林。追兵逼近来满山搜索时，难民躲在山凹中，学生看见，有母亲摀住幼儿的嘴，怕他出声。再站起来的时候，孩子已窒息而死。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带领着三万多国军士兵，从丛林中走到了中越边境的隘店关卡，跟越南的法国将领取得“假道入越，转回台湾”的协议：

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20]

协议达成以后，黄杰率着国军官兵走在隘店的街上，一步步往国境关卡走去，他一再地回头远望隘店这边的山——十万大山，多少官兵死在山沟里，残破的尸体还挂在狰狞的树杈上，指挥官的心情，揉杂着惭愧、不舍，更有孤军深不见底的悲愤。

出了关卡，部队五百人一组，进入越南国境。这些士兵已经经历过的，很难跟别人说明白。

连续五个月的肉搏前线，一路上的生死交关，抢滩过江、越岭翻山，在身边牺牲的弟兄没法埋葬，在远方思念的家人无能慰藉。断了补给，他们满面风霜、一身烟尘。他们已经极度疲惫，但是为了国家体面，还是努力挺胸，维持行列的整齐。

三万个部队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当然，还有惊吓不已的中学孩子们。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没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人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半。

集中营在越北蒙阳一个大煤矿区的空地上，没有一个遮雨的草棚。三、四万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丢弃在那里，从盘古开天开始，上山砍柴、钻木取火。蒙阳对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出现大片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

21、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图：我一惊：这位上将，是越南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左下角的孩子，是陆军司令杨天啸）】

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你六十年后最记得的，反而是——听起来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荣民工程处负责数据的陈麾东，跟着部队进入越南时，才十一岁。这十一岁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国人沿着中越边境满插法国国旗来标示国界。三万国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国军，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集中营内国歌照唱、进行曲照奏、激励士气的歌声不断，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小小的陈麾东后来虽然受苦受难，但是他不怨恨法国人。礼让军乐队进入越南的那个片刻的决定和动作，在他心中留下了无法忘怀的一种价值意识：那是文明，那是教养。从战争的地狱中走出来，一个法国号，像是天使手中最温柔的武器。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国军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

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国军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剧团”，用最克难的方法，表演给患难同胞看。一九五三年三万国军被送回台湾，中洲豫剧团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湾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

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白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从乌坵采访反共救国军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军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

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岛。”

我吃了一惊：这位上将，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上将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军的一位营长；九十七军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十七军有完整的六万人，边战边走到了中越边境时，杨营长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失散。

一家人的偶然团聚，是在越南的集中营里。

铁丝网里头的孤军，三年半的屈辱和艰苦，在这样风雨动荡中出生的一个婴儿，六十年后，变成中华民国国军的陆军最高统帅——这个民族和个人的剧本，究竟怎么写的啊？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中、法、美的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国军、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

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在台湾员林，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山东各地的孩子们，跨过大江大海惊涛骇浪，终于走到一起来了。陆陆续续地，更多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香港的、澳门的、缅甸的、舟山群岛的、大陈岛的……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如涓涓细流，慢慢都汇入了员林实验中学。

我偶然看见新闻，国防部长陈肇敏去了豫衡中学六十周年的同学会，心想，慢点，陈肇敏不是个道地的南台湾孩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从香港打电话问他，他笑说，是的，因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个学校，所以是在那样一个多难兴邦、带点“孤臣孽子”的浓厚历史情感中长大的没错。

“否则，”他说，“我一个草地小孩怎会去投考空军官校呢？”

有些轨迹，不知怎么最后会自己“圆”起来。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21]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

【图：六十年后，《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22、魔鬼山上

【图：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调景岭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香港人不太谈自己的来历。如果台湾人在一个晚餐桌上，闲聊时还可能偶尔提及“我爸是民国三十八年从青岛过来”这样的话题，因而透露了自己的出处，香港人很可能彼此在一个办公室同事三十年，不知道彼此都是宁波人，会说上海话，而且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前后抱在妈妈怀里过了罗湖口岸的。

他们工作的压力太大，工作的时间太长，现实的滚动速度太快，每个人，都在当下的轨道上专心一意地拚搏向前。经济的成就、专业的高标准、现代化的领先，是靠一种力争上游的拚搏意志得到的。

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年流过来的百万人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

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你要跟他们坐下来，一个一个几近不礼貌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才赫然发现，原来每一个香港人都深藏着一个身世的故事；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来自江海动荡的一九四九。

战火像一团一团燃烧弹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炸开，从东北、山东到河南，一片焦土，几千万的难民流离于途中，香港，自然成为一个生命阀。北方每爆发一波战争，香港就涌进一波难民，一波一波进来。一九四九年的上环，西营盘一带，九龙的钻石山一带，满街都是露宿的难民。

一九四五年日本人撤走时，香港剩下六十万人，一百万人避难离去；一九五一年，岛上已经有了两百零七万。[22]那突然冒出来的，一部分固然是逃避日本人的如今回笼，一部分，却是国共内战的新难民，有上海纱厂的大老板，把整个工厂的工人都带了来；有国民政府中曾经身任要职的高官、国军中曾经是抗日英雄的将领和军官，有地方政府的县长、局长和大学的校长，有不愿意继续跟蒋介石去台湾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有媒体主笔、学界泰斗、作家和艺术家，有知识界的清流，有高僧大儒，有神父和修女。然而更多的，当然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普通人，携儿带女，还有成千上万的伤兵，在某一次战役中变成残废。

那是一个多么熟悉的情景：断了腿的伤兵，腋下拄着拐杖，衣服肮脏，独自站立在陌生的街头，不知往哪里去；很多，还是少年。

救急救难的东华医院出面收容难民，消息一传开来，闯过了罗湖的人，潮水一般涌到东华。一九四九年冬天，也就是黄杰的残部和豫衡联中的孩子们被逼进十万大山和越南边境的时候，东华医院开始照顾难民。半年之内，收容了八千两百多人，其中残废的人占极高的比例，将近两千。[23]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刚好是韩战爆发后的一天，七千个难民被送到吊颈岭。极有效率的港府，一天之内全部运送完毕。

吊颈岭在九龙半岛的东端“魔鬼山”的一片荒凉山坡上。这个无人的荒地，有一个废弃的面粉厂；一九零五年，加拿大籍的香港公务员伦尼，买下了这片荒地，建了一个面粉厂，没想到三年之后破产，伦尼就用绳子吊着自己的脖子，绑上巨石，然后还跳海。工厂所有的机器被债权人搬走，原来运货的小码头荒废，山坡上的厂房逐渐变成狰狞的废墟，从此以后，魔鬼山本来叫“伦尼面粉厂”的这片山坡，就被称为“吊颈岭”。

港府聪明的公务员，将“吊颈岭”正式改名为“调景岭”。

七千个人只是登记领饭票的，其实还有没登记的五、六千人，最高峰时，近两万人住在调景岭营区内，包括八百个孩子。国军和眷属大概占一半以上，湖南和广东籍的最多，但是也有来自青海、西康、甘肃和热河省的，东北的伤兵和难民也不少。

这是一个没水没电没路的荒山，一切从头开始。港府已经在山坡上筑构了上千个A字形油纸棚，一个棚住四个人；三十个大葵棚，分妇女组、医务组、平剧社、自治纠察队等等单位进驻，一个大葵棚容纳七十个人。社会局供给难民的配额是每天每人白米十八盎司、肉和鱼二盎司、青菜八盎司、腐乳或咸鱼二盎司。每隔一天，民福电船运送面包过来，汽笛一响，赤脚的孩子们就飞奔到码头上，兴奋地喊着“面包船来了！面包船来了！”

大人则十人一组，每天两次，排队去领饭。饭领回来，坐下来同吃的却有十四、五个人，那没有饭票的，也是同乡同学同是天涯沦落，难民互相扶持。

和一般难民营不一样，调景岭难民里头，真正的卧虎藏龙。随便看过去，在山路上扛着一袋面粉正迎面走下来的，可能就是个“营长”。譬如一九二零年出生在广东增城的陈宝善。

宝善十八岁读高中时，日本人已经快要打到广州了，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去报考中央陆军官校，考取了，跟其它几个同学从广州沿着溪谷，翻山越岭，一路徒步，足足走了两个多月，走到贵州独山。到了独山之后，这满腔报国热情的青年人才发现，报国的开始就是在荒山里建营房。上山伐木，从山上把巨大的木头扛下来，盖教室、宿舍。没有米，他们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劳役营一样的艰苦。一九四二年，坚持下来的宝善成为正式的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蒋委员长发给每一个毕业生一把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四个字。

陈宝善开始和日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实践他的爱国抱负。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内战爆发，他从山东的战场打到徐蚌会战。碾庄被包围时，天寒地冻，伤兵遍野，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就是五十五万国军被“歼灭”的战役。陈宝善带着伤，辗转到南京，然后是广州，最后是香港。在调景岭，那么多年之后，他还会跟你说：

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一直都没打败仗的……他们的训练不如我们，补给也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一个兵团二万多人……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我能说出的原因是，军心变了。不然怎会垮得这么厉害呢？[24]

一九四九，在华东医院和调景岭，每天上午和下午分两次，难民排队领饭，你可能看见陈宝善在行列里，他二十九岁，眉宇间有股掩藏不住的英气，但是神情抑郁；如果你不细心，你就不会想到，他曾经怀抱着多么大的热情，把自己奉献给他的信念：国家。

23、山岩岩，海深深

调景岭外头，香港的街上，每年涌进来二十万人。难民潮里，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和少年。

蒙古族的席慕蓉在湾仔上小学，多年以后，像古时候的词，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唱，她的诗，在华文世界里到处被人传诵。人们问她，你的古典诗的基础在哪里形成？她不直接答复你，只是淡淡地说，她在香港读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教会了她背诵整首白居易的“琵琶行”。她不会讲广东话，但是六十年以后，她还可以用漂亮的广东话把“琵琶行”一字不漏地背出来。

白崇禧兵退海南岛之前，十二岁的白先勇已经被送到九龙避难，文静早熟的白先勇上喇沙书院。原本沉浸在中国古典戏曲及文学的白先勇在香港第一次接触英文世界，也开启了他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一九三七年出生的中国孩子，幼年和少年都是流离。他看过湘桂大撤退的火海，看过南京首都的上层生活，看过上海的繁华与崩溃，如今看见一九四九的香港，看见战争的荒凉：“家里住着很多人，都是需要照顾的亲戚和从前的部属。大楼外面骑楼里、走廊下，全睡着人，街上也到处是难民。”[25]

一九五二年才到台湾，白先勇成为台湾现代文学的先驱作家。

同一个时间里，半岁的林百里被带到香港。他在解放军攻进上海前一个月出生，营养极度不良。被母亲抱在怀里逃到新界，一家人租了大埔“将军府”宅院里头的佣人间，后面的弟弟妹妹陆续出生在这狭窄的石头房里。石头房太热了，父亲就在屋角里种爬藤，藤的青叶盖满了屋顶。

“将军府是谁的？”我问。

“翁照桓。”

我睁大了眼睛，“百里，你在大埔家的房东是翁照桓，一九三二年淞沪血战中发出第一枪的国军旅长翁照桓？”

是的，林百里说，他还清晰记得小时候，翁将军把他叫到面前，给他糖果，摸摸他头，要他努力读书，将来好好报效国家。

林百里在一九四九年后难民充塞街头的香港长大。父亲和一百万其它难民一样，艰难地维生，在中环的香港俱乐部做会计。俱乐部大厅挂着水晶吊灯、铺着华丽的地毯，白人绅士淑女从大门潇洒地进出用餐，华人用旁边的小门。父亲告诫他，“你不可以到前厅去，那个门，是白人走的。

”父亲就在侧门后面那个只能放下三张小桌的房间里工作。为了儿子的前途，父亲让长子百里跟在身边。白天，百里去上学——搭天星小轮过海到尖沙咀，然后改搭巴士到德明中学。大半的时候，为了节省那两角钱的巴士车资，十三岁的林百里宁可走路四十分钟到学校。

晚上，父亲看着百里做功课；夜静了，就从办公桌底下拉出两张折迭行军床，在三张写字桌之间勉强撑开，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细细的线。

这个一九四九年战火中出生、流离中长大的孩子，六十年后，开创了全世界最大的笔记计算机制造公司。

【图：】父子两人就睡在那无法转身的小房间里。灯一灭，香港俱乐部大厅水晶灯那华丽的光，就从门缝里泻进来一条线。（林百里和父亲）】

我问他，“十一、二岁的时候，住在香港俱乐部的‘后门’里，不准进入前厅，一出门又总看见中环光艳夺目的精品橱窗，你有‘难民小孩’的屈辱或不平感吗？”

“有屈辱感，尤其是看到白人和华人之间地位的差别，所以我的民族情怀是很深的，但是看到美丽的橱窗，我没有不平感，”林百里笑笑地说，“我只有想：有一天，我要买得起它——如果我要的话。”

秦厚修是从澳门上岸的，海上很黑，大船在海上剧烈地摇晃，等小船过来接驳；从大船踏上摇晃得更厉害的小船时，踩空了，差点摔进海里。秦厚修带着一个还没上小学的女儿，肚子里还怀着一个，踏上澳门，马上转香港。丈夫马鹤凌在码头上焦急等候。

秦厚修得马上找工作。她和亲友合伙在青山道附近顶下了一丬洗衣店。然后又在一九四九年新开张的大型游乐园——荔园，找到一份工作：收门票。

荔园开张，是一九四九的香港大事，付港币五角，可以入场，摩天轮、碰碰车、哈哈镜、遥遥船、过山车，还有一个香港唯一的真雪溜冰场。

“可是，应台你要知道，那时没有票的，你丢钱进去，有一个闸门，我就坐在闸门旁边用脚踩一个控制，一踩，缴了钱的人就可以进来，每天就做这个。一个月薪水三百块钱，要养好多人。”秦厚修说。

荔园月薪三百块？我想到，同一个时间点，钱穆创了新亚书院，自己的月薪是两百块——现在我知道那是多么微薄了。

“满辛苦的，”我说，“马妈妈，可是那时你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出生了，你出来工作，谁管那吃奶的婴儿呢？那时你先生也在找工作吧？”我问。

“家里还有一个奶奶帮忙，还有姑爹，而且，逃出来的亲戚那么多，每天都有人来借钱，他们也帮忙。”

厚修的孩子在东华三院之一的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

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

他为孩子取名“英九”。

这孩子长大以后，成了中华民国总统。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会笑说，我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香港交货”。

【图：厚修的孩子在广华医院出生了，马家唯一的男孩。父亲久久思索，在这样的离乱不安中，对孩子如何期待？（一岁的马英九）】

“我也记得，”秦厚修说，“有一天马爸爸说要去调景岭，听说救灾总会的人到那里发救济物资，结果回来了，也不过发了几块肥皂吧？那时候，也有‘第三势力’来找他，但是他没去。”

“第三势力”这个词这么顺溜地从马妈妈嘴里冒出来，让我吃了一惊。很少人知道这是什么了，向来对政治没兴趣的她竟然记得。

一九四九年落脚在自由的香港，有很多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无法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型态，也不欣赏蒋介石的领导，这时美国已经开始在亚洲做大规模的反共布局，提供资源，于是一个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的“第三势力”，就开始酝酿了。中情局结合流亡人士，有计划地训练独立于台湾之外的反共游击队。

调景岭有很多年轻的国军官兵，也有很多失学失业的青年，不管是为了生活的基本维持，还是因为胸中怀抱着经国济世的热情，当他们听说有个学校招生培训，为了建立一个美好的“自由中国”，很多人去了。

学校设在塞班岛；“塞班”，是残酷血战的代名词，在关岛附近，面积比香港岛略小，战前是日本领土。一九四四年美军强攻塞班，日军战死三万多人，守将南云忠一自杀。三万居民中，两万多人死于战火，另外四千多个老弱妇孺跳悬崖自杀。

受训的年轻人学习爆破桥梁、抢滩登陆、打阵地战等，还有跳伞。在塞班干校训练一年零两个月以后，学员就被送回日本基地，最后的主要任务是：空投大陆。四人一个空投小组，选择的空投点通常是游击队员的家乡。山东流亡出来的，空投山东；湖南出来的，空投湖南，因为你必须对那个点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

在港大的教授餐厅里与蒋震闲聊一九四九——对于像他这样从一九四九年的艰辛中白手起家的人，我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不知聊到了哪里，我随意说，“我发现关于香港的‘第三势力’的资料特别少，问了很多香港人，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好像谁都不知道似的。”然后我给自己加点咖啡。

蒋震接过去说，“是啊，自由中国运动。”

我吓了一跳，咖啡壶在我手上悬在半空——会把“自由中国运动”这几个字这么不经思索说出来的，历史学者除外，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蒋先生知道内情？

他看着我吃惊的神情，笑了，说，“我就去了塞班岛！”

蒋震是香港极受尊敬的实业家。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山东河南交界的荷泽，一个极为贫困的家庭。和千万个与他同时代的爱国青年一样，他也当了兵，从山东一路打到广州，部队溃散，他就随难民潮来到了香港。

所有的苦工，他都做过，在码头上扛重物、在纱厂里打杂、在矿场里挖地。一九五八年，三十五岁的蒋震拿出仅有的两百港币，和朋友创设机器厂，发明了全世界第一部十盎司螺丝直射注塑机，奠定了他的实业王国。为了回馈乡土，他又成立基金会，专门扶植中国大陆的工业人才培训。

蒋震说，要从调景岭说起，因为他也进了调景岭难民营。

“啊……”我看着他，“没想到。那——您原来属什么部队？打过什么战役？”

【图：】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年轻的蒋震）】

“整编十一师。打过很多仗，譬如南麻战役。”

我看着这位极度朴实的霭霭长者，简直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一说“整编十一师”，一说“南麻战役”，我就知道他真正经历过了什么。我一时无法把“香港实业家蒋震”与胡琏将军的彪悍十一师和可怕的南麻血战做连接。

一九四七年七月，整编十一师在山东南麻就地防守，广设防御工事，周围建筑了上千座大大小小的子母地堡，纵横交错。解放军的名将陈毅和粟裕以五倍于国军的兵力主攻。激烈的炮火交织七天七夜，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损失惨重，宣称一万四千人阵亡，国军方面则公布“歼灭”两万人，“生俘”三千人，自己牺牲了九千人。这是粟裕少有的挫败，从此役开始，解放军严肃地检讨应付国军子母地堡的作战策略。

南麻七天战役结束，荒野中留下了三万个青年人的尸体。

实业家蒋震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塞班岛的结业学员在空投任务前，每人发配的装备是：手枪、冲锋枪、弹药、发报电台、足够一月吃的干粮、人民币，然后就被飞机秘密地送到某一个省的山区，跳下去。

有的人，降落伞没打开，当场摔死。大部分的人，一落地就被当地的居民给绑起来，送去枪毙。

我看看蒋震——他如果被空投到山东，怎会今天坐在我面前，后面是一片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景？

蒋震笑了，他看出我眼睛里有一百个疑问。

“我一直以为‘自由中国运动’是个爱国的运动，也不知道后面有美国中情局，”他笑着说，“轮到我要被空投的时候，韩战打完了，这个空投计划，也叫停了。我差一点点就上了飞机。”

啊……原来韩战还决定了蒋震的一生。

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在大动荡、大离乱中，钱穆流浪到香港，站在一九四九年的街头，看见满街都是露宿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少年。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办学，开创了新亚书院。

每晚从外面回到九龙深水埗的新亚书院克难破楼前，钱穆很难上楼，因为骑楼下、楼阶上，全是蜷着睡觉的人。新亚的青年学生，也蒙头睡在走廊上。在睡着的人与人之间，钱穆小心翼翼地寻找可以踩脚的空隙。

学生交不起学费，老师买不起食物，学生和老师就拚命写稿挣钱。当时的学生中，有一个特别聪颖沉着的，叫余英时。二零零六年得到美国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终身成就奖时，余英时追忆一九四九年的新亚书院，特别记得，为了生活，他自己十几岁就开始写稿，创办新亚书院的恩师钱穆，也拚命写稿，“龚定庵所谓‘着书都为稻粱谋’。”余英时笑说。[26]

【图：四九年的香港，你可能在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

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辗转流离的一代，自己历尽艰辛，但总是想方设法在动荡中找到一个给孩子避风遮雨的地方。

于是你就有像梁安妮这样的发现。安妮是香港公关界的“大姊大”，我问她的“来历”；她能说的，不多，但是，慢点，父亲好像有一个日记本，我回去找找。

她找到了，手写的，从出生到一九四九来港，是一个完整的回顾和纪录。安妮一夜读完，无比地震动；父亲过世二十五年之后，她才知道父亲的一生，他如何亲身经历抗战中的桂林大轰炸，他如何飞越喜马拉雅山参与了中国远征军的对日战争。

在香港，程介明这样的孩子长大，成为有名的教育理论专家，但是他清楚地记得“流离”的感觉。即使年纪很小，他看得出父亲在为养家挣扎，他记得，父亲终于找到工作，第一天工资是七分钱。房子每搬一次，他和弟弟就要换一个学校。而房子，总是愈搬愈小，愈住愈远，上学的路，愈走愈长。

我和程爸爸说话，谈他的一九四九。老人家讲到当年的艰辛，稍稍顿了一下，说，“介明这孩子很小就懂事，很体贴。”

小孩子懂事、体贴，其实就是苦难让人早熟的意思吧。程爸爸语气中充满心疼。

上海出生的徐立之，记得一个小阁楼，在一个狭窄的“士多”（store）小店铺上面，全家人就挤在这样一个无法动弹的阁楼里。后来生活实在太困难了，母亲只好带着小妹重新回到当初离开的大陆老家，因为那里生活开支比较小；相依为命的一家人，活生生被现实拆散。

立之的父亲，在“保险公司上班”，其实就是“失业”的意思。

“那，父亲本来做什么呢？”我问立之。

他犹疑了一下，说，“原来家境极好，父亲的毛笔小楷在浙江杭州很有名，所以蒋介石一九四八年修的家谱是他亲手抄写的。”

我飞去加州，到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像小学生一样坐在一群皓首穷经的历史学家后面，看刚刚开放的蒋介石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日记。极端重视家谱的蒋介石，在东北和徐蚌会战最惨烈、国事蜩螗的时候，仍旧在日记中不断追踪家谱修谱进度；徐立之父亲的名字，真的在日记里出现。

所以在四九年后的香港，你可能在九龙街头遇见踽踽独行的钱穆，你也可能在浅水湾的海边，碰见四岁的徐立之和爸爸在海滩上玩沙。再怎么穷，水和沙是上帝送的。这个“士多”小阁楼上长大的孩子，也上了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分子遗传学家，回到香港来，做了香港大学校长。

二零零九年了，上环老区还是有些小阁楼，就在狭窄的“士多”上；每次经过，我还忍不住多看两眼，想起钱穆在一九四九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24、我的名字叫台生

25、走一趟吉林路

26、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27、小城故事

28、只是一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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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我的名字叫台生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车，一定要留意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哎呀，“港生”，你怎么会跑到台湾来开车呢？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里走了一个礼拜不见天日的山路，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A字形盖着油布的破棚里，因此叫“港生”，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这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悲剧，和成龙这一边，这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台北的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飞力普，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象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

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和放肆，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

战后这一代“台生”，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

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东北，右下，是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

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

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看。“凉州街”、“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嘿，猜猜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掏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光复大陆”的虚幻想象，既可笑又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吧，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相濡以沫，彼此取暖，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哎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学者还会提醒你，其实用“改名”来称，是错的，因为日本人的都市规划不用街名，只有街廓名，所以一九四五年光复以后，台北的街名不是被“改名”，而是被“命名”。

新的命名的最高原则，就是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27]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28]

郑定邦又是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河南路、江西路、浙江路、山东路会是直的，成都路、福州路、北京路、延安路会是横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

那更好玩了。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

让我意外的是，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含义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

地图大大地张开着，而一切竟然是历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刚好以完整的“河山图”摊开，承受了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

我，和我的同代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25、走一趟吉林路

跟朋友的约会，我常约在亚都饭店一楼的巴赛丽厅。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远离热闹的靠窗那个高脚凳。透过小格木框看出去，微雨，车灯由远而近，雨丝在光圈里晶莹滚动像动画；车慢慢停下来，在吉林路的路口等红绿灯。走路的人进入饭店的骑楼，暂时收起手里的伞，放慢了脚步，经过窗边不经意地和你视线相接，又淡淡地走过。

他若是一路沿着吉林路走，我知道他已经走过了德惠街，如果继续往南，那么他接下来会碰到的几条横街将是锦州街、长春路、四平街；和他的吉林路平行但稍微偏东的，是松江路和龙江路，旁边还藏着小小一条辽宁街。

我们曾经玩过“大富翁”的游戏，记得吧？在一张图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得有失、有赢有输。

这个城市里的人，每天都走在一张历史兵图上。

德惠街？德惠，在长春以北不到一百公里之处，是哈尔滨、长春、吉林之间的重要铁路城市。一九四七年二月——你看，对日战争才结束一年半，国共内战已经烽火连天。国军新一军五十师的两个团守德惠城，林彪的东北野战军用四个师围攻。两军只相隔一条马路，炮火交织，激烈战斗了一个礼拜，共军退败而走。

满面尘土的国军士兵从地堡中钻出来，冰冻的荒原上还冒着一缕一缕的黑烟。抬走自己弟兄的尸体之后，算算敌人的尸体有几百具。新一军的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巡视战地，看着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眼泪。英勇退敌的五十师师长潘裕昆走在尸阵里，默默不作声，只沙哑地说了一句话：“一将功成万骨枯”，眼睛就红了。[29]德惠一战，是国共内战的第一次严重交火。死在德惠战场的士兵，破碎焦烂、面目全非的程度，看来令活着的士兵也觉得不忍卒睹。后来在台湾任联合报采访主任的于衡，记得当天气温是零下十七度，东北的大草原上无边无际地一片荒凉。德惠城里，房屋被炸成黑色的废墟，浓烟滚滚，电线凌乱横倒在街心，到处是玻璃碎片。

城外野地里，堆积起来的共军尸体像座小山，细看一下，一具一具硬得像冰冻的死鱼一样。

因为是冰冻的僵尸，所以看上去没有血迹。

男尸和女尸横的竖的胡乱丢在一起；于衡特别注意到尸堆里有十五、六岁的女兵，头发上还扎着俏皮的红丝带。[30]

沿着吉林路，过了德惠街再往南走，会碰到交叉的锦州街。

听过锦州吗？它在辽宁省，沈阳和山海关之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国共在锦州外围激战。范汉杰所统帅的国军调动了十一个师，和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相互厮杀割喉。飞机轰炸，重炮射击，阵地一片火海。然后突然下雪了，美国的记者拍到国共两边的士兵在雪埋的战壕里蹲着，冻得嘴唇发紫、脸色发青，但眼睛里全是疯狂的红血丝。

十月十五日，解放军“全歼”国军十万人，进入锦州。

同时，你要想象，战场上一片冒烟的焦土，战火还没烧到的地方，人们在挨饿。美联社在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发的新闻，列表告诉你，一百元法币——别以为这是法国钱，当时的币值就叫“法币”，法定钱币！一百法币，可以买到什么？

一九四零年一头猪

一九四三年一只鸡

一九四五年一个蛋

一九四七年三分之一盒火柴

锦州在打仗的时候，上海的生活指数，五个月内跳到八十八倍，再下一个月跳到六百四十三倍。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已经增加到三十七万倍。[31]大学教授的薪水，已经买不起米；马路上，学生游行抗议的狂潮，瘫痪了整个城市。

再往南，我们先跳过霓虹灯闪烁的长春路，到一条小街。

它叫四平街，在松江路和伊通街之间，短短几百公尺，有一小段，满是女人的服饰和珠宝店，周边大楼里上班的年轻女郎喜欢来这里逛街。你大概不知道“四平街”这个中国城市在哪里。

我们把台北街道图放到旁边，来看看这张东北地图。

四平街虽然叫街，其实却是个城市的名字。城，在沈阳和长春的中间，一九四九年之前是辽北省的省会，三条铁路的交叉点，既是交通枢纽，也是工业和军事重镇。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万解放军对国军二十八万人，足足打了一个月，解放军溃败逃往北边的松花江。

国军的数据说，美式的强大炮火加上空军的地毯式轰炸，估计有四万共军被杀。国军空军低空丢掷一种杀伤力特别大的“面包篮”，一次轰炸就造成共军两千人的伤亡。[32]什么叫“面包篮”？它是一种子母弹形式的燃烧弹，二战中，苏联侵略芬兰时，就用燃烧弹轰炸芬兰的城市中心，造成大量市民的死亡。国际指责的时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轻佻地说，我们没丢炸弹啊，我们丢的是“装满面包的篮子”。火力强大可以化闹市为焦土的燃烧弹因此被称为“面包篮”，是个恐怖的黑色幽默。

三月，东北白雪皑皑。炮火暂歇时，东北农民探出头来看见的是，原野上仍是一片白雪，但是炮火烧过、炸过的地方，是一块一块的焦黑；人被炸得血肉横飞，留下的是一滩一滩的腥红。

焦黑和腥红大面积点缀着无边无际的纯洁的白雪。太阳出来时，红和黑就无比强烈地映在刺眼的雪白上。

一年以后，一九四七年五月，像拔河一样，解放军重整又打了回来，现在换成国军要做“保卫战”。再一次的血流成河。新闻记者们被邀请去看国军胜利的“成果”，目睹的和德惠一样，断垣残壁中黑烟缕缕，因为不是冬天，尸体的臭味弥漫所有的大街小巷。

回到台北吧。四平街若是走到东边尽头，你会碰到辽宁街。辽宁啊？台湾的孩子摇摇头，不知道辽宁在哪里。中国大陆的小学生却能朗朗上口，说，“辽渖战役是国共内战中三大会战之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开始，历时五十二天。五十二天中，解放军在辽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大获全胜，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四十七万人。”

那是一九四九年的前夕，从九月到十一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共两边合起来有几十万的士兵死在冰天雪地的荒野上，这是个什么样的景观，飞力普？你说你联想到二次大战时德军在苏联的战场，我想大概很像，但是我却没来由地想到一件很小很小、不十分相干的事：东北还是满州国时，很多台湾人到那里去工作。有一个台北人，叫洪在明，一九三五年就到了长春。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满州国名为独立，其实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当时大概有五千多个台湾人在满州国工作，很多是医生和工程师。

长春的冬天，零下二十度。有一天早上洪在明出门时，看见一个乞丐弯腰在垃圾桶旁，大概在找东西吃。下午，经过同一个地点，他又看见那个乞丐，在同一个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点愉快的笑容。洪在明觉得奇怪，怎么这人一整天了还在挖那个垃圾桶；他走近一看，那原来是个冻死的人，就站在那里，凝固在垃圾桶旁，脸上还带着那一丝微笑。

路上的行人来来去去，从这微笑的乞丐身边经过。[33]

26、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你亲手带来这些家族文件。

从法兰克福到你大伯汉兹在瑞士边境的家，大概是四百公里，你是独自开车去的吗？我猜想，以你大伯非常“德国”的性格，他一定会把家族历史文件分门别类，保存得很完整，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第一个文件，纸都黄了，有点脆，手写的德文辨识困难，我们一起读读看：兹证明埃德沃．柏世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从俄罗斯战俘营遣返德国故乡途中死亡，并于十月十五日埋葬。负责遣返之车队队长托本人将此讯息通知其妻玛丽亚。车队队长本人是现场目击者，所言情况应属实。兹此证明。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阿图．巴布尔啊，你的德国奶奶玛丽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知丈夫的死讯吗？

【图：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

还有一张玛丽亚的结婚照，时间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

四月，是花开的季节；所有的苹果树、梨树、樱树，都绽出缤纷的繁花，是欧洲最明媚鲜艳的月份。照片上两个人十指相扣，笑容欢欣、甜蜜。

国家的命运将挟着个人的命运一起覆灭，像沉船一样，他们不可能想到。

玛丽亚得知丈夫死讯的时候，她已经是两个幼儿的妈妈。三年后再嫁，才有你的父亲，才有你。

我请你采访大伯汉兹对于德国战败的记忆。他记得他的父亲埃德沃吗？

不记得。一九四五年五月德国战败时，玛丽亚和他只知道爸爸在前线，完全不知道埃德沃已经关在苏联的战俘营里。终战了，镇上有些家庭的爸爸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家还一直在等。

每天晚餐，玛丽亚在桌上多放一副盘子和刀叉，空在那里。每天摆出来，每天收回去。

这时候，五岁的小汉兹看见了他生平第一个美国人，几个美国大兵，坐在坦克车里，不，几个大兵根本就坐在坦克车的盖子上，看起来很高大，吊儿郎当、兴高采烈，嘻嘻哈哈进到小镇。

“那……你有没有问汉兹，他那时觉得，德国是‘解放’了，还是‘沦陷’了？”

“有问啊！”你说。

汉兹说，美国的坦克车进来了，他和一堆邻居的小孩，都是七、八岁，十岁不到吧，找了很多石头，裤袋里塞满了，拳头里抓着几块，躲在巷子口，坦克车一驶过，他们就使尽全身力气对美军丢石头。一面喊“美国人滚回去”，一面丢石头。

“像今天迦萨走廊的孩子对以色列的坦克车一样？”我说。

“对。”

然后，一件惊人的事发生了。

美国大兵把手伸进一个大口袋里，抓了一把东西，对着德国孩子们用力丢过去。孩子们弯腰闪躲的时候，发现劈头洒下来的，不是石头或炸弹，是巧克力，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那时候我们都很饿，”汉兹说，“我们一伙孩子常常跟着运煤的小火车，跟在后头捡掉下来的煤块煤屑，拿去卖钱。得到的钱，就去换马铃薯带回家给妈妈煮。”

孩子们把裤袋里的石头掏出来全部丢掉，放进巧克力。

有了巧克力以后，美国兵就是孩子们欢呼的对象了。你说，这是“解放”还是“沦陷”呢？

汉兹的回忆让我想起德国作家哈布瑞特跟我说过的故事。

一九四五年他十九岁。战争末期，人心溃散，他的部队死的死、走的走，已经不成部队。

听说村子里还堆着一整个仓库的马铃薯，饿得发昏的哈布瑞特和几个失散士兵就寻到了仓库。

还没来得及打开仓库，宪兵就出现了，认为他们是逃兵，逃兵是可以就地枪决的。

他们很努力地辩解，比如说，真要逃，怎么会还穿着军服、披带武器？总算说服了宪兵，哈布瑞特回到前线，和美军继续作战。

一颗子弹射过来，他晕了过去。

醒来时，发现自己在白色的病床上，腿上绑着绷带。另一个满头颅包纱布眼睛大大、一脸稚气的德国伤兵，正站在窗口，往下看，见他醒了，对他招招手，说，“赶快过来。”

他一拐一拐地瘸着到了窗口，往街心望下去。

不是街心，是个小草坪。一把颜色鲜艳的、巨大的海滩伞，在艳阳下大剌剌地张开，下面有个人，舒服地坐在一张躺椅上，翘着腿，在那里喝罐装的汽水。那人穿着军服，头盔丢在草地上，是个美国大兵。

哈布瑞特全身一松，说：“结束了，感谢上帝！”

六十年过去了，现在你是个十九岁的德国人，飞力普，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德国在俄罗斯的俘虏营里总共有两百三十八万八千人，终战的时候，其中一百万人受虐而死？你知不知道，单单在俄罗斯的战场上，就有五百万个德国士兵倒下？这些人，大多数就是像埃德沃一样的年轻人，在家乡有妻子和幼儿每天望着门口，他们年迈的母亲每天走到火车站去寻找，等候每一班轰隆进站的火车。

你干脆地说，“不知道。”

“而且，干嘛要知道？”你反问。

十九岁的人啊，我分明地看见你眼中闪过的挑衅。

你是这么说的，“如果你知道德国人给全世界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哪里有权利去为这受虐的一百万德国人叫不公平？苏联死了两千万人怎么算啊？你知道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什么样子？”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但是我记得一个犹太朋友跟我说的故事：五岁的时候，他跟父母一起被送进了匈牙利的犹太隔离区，“你知道我是怎么学会数一二三四的吗，应台？”

“我不知道，我是从一鼠二牛三虎四兔学的。你怎么学？”

他说，“我们集中住的那栋楼前面有个很小的广场，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常有尸体。德国兵把两具尸体横排，上面迭两具直排，然后直的横的一层一层迭高，像堆木柴架构营火一样。我就那么数，今天一、二、三、四、五、六……”

两千万个尸体堆起来，我无法想象。是香港人口的三倍，几乎是台湾的总人口。

公元两千年，圣彼得堡附近一个寂静的小镇倒是上了国际媒体：小镇新建了一个纪念墓园，里头埋了八万个德国士兵的骸骨。上百个德国和苏联老兵都来到小镇，一起纪念他们在列宁格勒的战友。

圣彼得堡，就是二战时的列宁格勒，二战中被德军包围了几近九百天，饿死了五十多万市民。现在，俄罗斯人把德国士兵分散在各个战场和小坟场无人认领的骸骨搜集起来，重新葬到这个新辟的墓园里去。苏联的土地上，有八十九个这样的外国军人公墓，大概有四十万个异国的士兵躺在这片寒冷的土地里。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会不会也在这里，墓碑上写着“无名氏”呢？

侥幸活下来的士兵，也并非个个都回了家。

莫斯科说，最后一个德军俘虏，在一九五六年就遣返了。

可是，在公元两千年，人们却在俄罗斯极北、极荒凉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发现了一个老兵，是二战时跟德军并肩作战的匈牙利士兵，叫彼得。彼得一被俘，就被送到了这个精神病院关了起来，那是一九四七年。

27、小城故事

彼得被苏军俘虏的时候，正是中国人在东北的德惠、锦州、四平、长春相互歼灭的时候。

十八岁的彼得，从家乡到异国的战场，从战场到不知名的精神病院，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他不记得任何人，任何人也不记得他。

玛丽亚的丈夫，埃德沃．柏世这个德国军官在莫斯科郊外的荒路上被草草掩埋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十月，中国北方扼守长城的军事重地张家口，经过激烈的战斗，被国军占领了。不远处的小县城，叫崇礼，共军接管控制了十五个月以后，如今又被国军攻下。

在塞外“水寒风似刀”的平野上跋涉的孤独旅人，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抬头就会吃一惊——单调的地平在线，突然出现一座城池，屋宇栉次鳞比，绰约有致，更讶异的是，一弯清水河，河畔矗立着一座庄严而美丽的教堂，紧邻着一座欧洲中古式的修道院。

崇礼和一般北方的农村很不一样。原来叫西湾子，十八世纪就已经是天主教向蒙古传教的基地。十九世纪，比利时的南怀仁来到这里，精心经营，建起广达二十四公顷的教堂建筑。两百多年下来，全镇三千居民基本上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共产党从日本人手里抢先接管了这个小镇，但是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意识型态与崇礼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民怨很深。十五个月后，国军进攻，崇礼人组团相助，但是当国军退出时，崇礼人就被屠杀。

国军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收复了崇礼之后，特别邀请了南京的记者团飞来塞外报导最新状况。

军方把记者团带进一所官衙的大厅里吃午饭，午饭后一行人走到大厅旁一个广场，记者们看见广场上密密麻麻什么东西，而同时在广场侧一扇门前，站着两、三百个面容悲戚的村民，一片死寂。

记者团被带到一个好的位置，终于看清了广场上的东西。那密密麻麻的，竟是七、八百个残破的尸首。记者还没回过神来，本来被拦在廊下、鸦雀无声的民众，突然像大河溃堤一般，呼天抢地地奔向广场。尸首被认出的，马上有全家人跪扑在地上抱尸恸哭；还没找到亲人的，就在尸体与尸体之间惶然寻觅，找了很久仍找不到的，一面流泪一面寻找。每认出一具尸体，就是一阵哭声的爆发。

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仔细地看冰地上的尸体：有的残手缺脚，有的肠开腹破，有的脑袋被活生生切掉一半，七、八百具尸体，显然经过残酷的极刑，竟然没有一个是四肢完整的。破烂撕裂的尸体，经过冬雪的冷冻，僵直之外还呈现一种狰狞的青紫色，看起来极其恐怖。[34]这是一场屠杀，其后中央日报也做了现场报导，但是中央日报不敢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让这些被戕害的人曝尸那么久？

残破的尸体被集中丢在雪地里长达四十天，等到记者团从南京各地都到齐、吃饱穿暖闲聊之后，再开放现场参观。也就是说，共军蹂躏了村民之后，国军把尸体扣留下来，让悲恸欲绝、苦苦等候的家属在记者面前以高度“现场感”演出，戏码叫做“共军的残暴”。

在崇礼广场上的残尸堆里，记者注意到，死者中显然有不少军人。怎么看出是军人？他们戴军帽戴久了，头的部位会有个黑白分线，就好像，用一个轻佻的比喻来说，穿比基尼晒太阳晒久了皮肤颜色就有分界线。日军在南京屠杀时，也用这个方法从群众里猎寻中国的军人。崇礼被屠杀的人群里，平民之外显然也有不少是国军的士兵。

那些杀人的士兵，那些被杀的士兵，闭起眼睛想一想——都是些什么人呢？

我不是说，他们个别是什么番号的部队，子弟又来自哪个省分。我问的是，在那样的时代里，什么样的人，会变成“兵”呢？

28、只是一个兵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胜方的孙立人看着被歼灭的敌军尸体而流下眼泪，你说那也叫“痛”，还是别的什么呢？

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盖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有时候，感觉整个荒原，只需要一株山顶上的小树，看它孤独的影子映在黄昏萧瑟的天空里。

你知道，在一九四五年国共内战大爆发之前，中国已经打了八年的仗。

你说，对啊，你对德国的历史老师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他没法回答。

西方的历史课本里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在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你说，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看做世界大战的起始呢？即使退一步，又为什么不把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看做开始呢？为什么德国入侵波兰就比日本入侵中国，要来得重要呢？难道说，亚洲的战事，就是不如欧洲白人的战事？

你这个学生，够麻烦。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认识到，中国进入战争的漩涡，比欧洲要早很多，那么跟你解释后面的一九四九，也就比较容易了。我们要记住的是，欧洲打了六年仗之后开始休息，当美国大兵坐下来喝可口可乐，德国的战俘一火车一火车回乡，苏联人终于开始埋葬他们的亲人的时候，中国人又爆发了一场更剧烈的战争。他们已经对入侵的日本人打了惨烈的八年，现在继续打，只不过，现在，枪口对内。他们的武器，来自美国、苏联、日本。他们的兵，来自哪里？

你还是得从八年的抗日战争看起，好些镜头，像电影一样流过我眼前。

譬如山东，被日军占领之后，成千上万的孩子就跟着学校流亡，往中国内陆走。十五岁的杨正民——后来成为生物电子工程专家，跟五千个同学一同出发，爬山走路，走到两脚磨破流血，最后适应了变成像牛马一样粗厚的“蹄子”；到了陕西，一路上病的病，死的死，丢的丢，只剩下八百个学生。少年们沿着汉江攀山越岭，在绝望的旷野里，突然迎面看见国军的队伍，学生们心头一振。[35]

走得近一点了，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这国军的队伍，是这样的：十五、六个人一组，用铁链和粗绳绑在一起，形成一个人串，无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挤挤、跌跌撞撞的，每个人都面有菜色，神情凄惶。谁说“要大便”了，就解开他的锁炼，看守的兵，一旁持枪伺候。

这是一九四三年。

抗战已经第六年，战争报废了太多年轻的生命，国民政府的征兵已经到了买兵抓兵的地步。

部队需要员额，有员额才有补给，军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数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长排长。

抓兵，其实就是绑架，只不过，绑架你的是国家。

那么，八路军那边呢？

跟你说瞿文清的例子。这个解放军的副军长，当初是怎么变成“兵”的呢？山东有个地方叫博山，如果你没听过博山，那我跟你说，它在临淄旁边，离济南也不远。临淄，是的，就是那个“春

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冠”的齐国繁华首都。春秋战国是公元什么时候？我想想，应该是公元前七七零年到前二二一年，与古希腊同时。

日军占领了山东以后，父亲是煤矿工人的瞿文清一家人就开始逃难，逃难的路上，父亲病死了，妹妹饿死了，母亲在混乱的人群中不知去向了。十五岁的文清在荒路上放声大哭找妈妈的时候，碰上一群扛着枪的人走过来，他就跟着这群人开步走，帮他们捡柴烧水打杂，休息时就可以换得一碗粥。

过了一会儿，这群人被另一群扛枪的人不知怎么打垮了，于是他就跟着这另一群人开步走，捡柴烧水打杂，在路旁喝粥。这群人叫做“八路”。文清不知道“八路”是什么意思，反正有粥可吃，就跟着走。“班长给件衣服，副班长给条裤子，战斗小组长给双鞋，别人再凑些毛巾、绑腿、袜子什么的。两天后发支老套筒。别人子弹一百发，他个小，背不动，给五十发，手榴弹也减半背两颗。”[36]

矿工的儿子瞿文清，就这样成了“八路军”。

日本投降后，中共的部队以急行军的风火速度赶赴东北，抢在国军之前。

“闯关东”的部队，一半以上是瞿文清这样的山东少年。这些少年，好不容易盼到了日本战败，哪里愿意再离乡背井，尤其是到比山东更北、更冷的关外。

士兵们纷纷逃走；相对之下，十五岁就背起枪打仗的文清，已经是“老兵”，他必须防止士兵“开小差”。

日本人从前抓了很多中国人，关在集中营里头当开矿的苦力。为了防止逃亡，监视员除了层层上锁之外，劳工们在就寝前会像毛猪一样被剥个精光，连内裤都收走。现在，为了有足够的兵员到东北打国军，自己人也不得不使出日本人对付中国人的办法来，睡前集体没收内裤，你若是半夜逃亡，那就一丝不挂地逃吧！行军时，每个负责任的都有个“巩固对象”，被“巩固”的对象到石头后面大解时，也得有人盯着。

即便如此，少年们拚命逃走。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东北挺进纵队”司令员万毅给上级发电报，说，“部队采取逐次动员，但逃亡仍严重，仅昨夜即逃副排长以下八十余。”由苏北出发的三万二千五百人，一路上少了四千五百人。[37]这,是一九四五年。那些没逃走、到了东北的年轻人，就是和国军打仗的人，他们打，在德惠，在锦州，在四平，在长春，在沈阳，后来在华北、在山东……山东，是的，台北也有条济南路，就在青岛路、齐东街、临沂街那附近，徐州路的北面。

一九四八年东北的辽渖战役在九月十二日爆发，济南之役也箭在弦上。守济南的国军有十一万人，攻城的华东野战军用十八万人在济南外围阻挡国军的外援，用十四万人进攻孤城，血战六天之后济南城破。九万国民党官兵“全歼”。

【图：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城破之后，解放军士兵满街走，二十三岁的卢雪芳小心地走在街上；听说，对于国军的眷属，共军放行，她去跟他们要路条。

迎面走来一个国民党的伤兵。伤兵的样子，让卢雪芳吃一惊：这年轻人的右眼和鼻子，连上嘴唇，都被削掉了，一整张脸孔，只剩下一只左眼和右下边的一点脸肉，中间是红红的、敞开的、模糊的肉。没有人给他上药，身上一套肮脏破烂的军服，肩上披着一个破口的麻布袋，走在路上，冷得直发抖。

卢雪芳一下子眼泪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个八路兵说，“这就是当国民党的下场。”

这个年轻的女子不知哪来的青春胆子，竟然转身就对这两个兵大声说：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国民党打败了，你们胜了，就该赶快把这些伤兵不分彼此送去就医才对呀，怎么还说这种话。对自己同胞还这样，不是比日本人还不如吗！”[38]卢雪芳振振有词说这话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一件事：共军攻打济南的策略是“边打边俘边补”，就是说，一打下一个据点，在阵地上当场就清点俘虏，把俘虏头上国民党的帽子摘下来，换上共军的帽子，有时候，甚至直接把帽徽拔下来，然后马上把俘虏补进战斗序列，送到第一线回头去打国军。所以共军说，济南六天牺牲了两千七百人，事实上，这数字还不包括那成千上万的俘虏，一抓过来就被推转身去抵挡炮火的俘虏。[39]如果你还愿意听，我就告诉你我的好朋友桑品载的故事。桑品载曾经是《中国时报》的副刊主编，出生在浙江舟山。舟山是一长条的群岛，贴着浙江沿海。

啊，我已经先跳到台北南端的大安区去了。那儿有条舟山路，紧贴着台湾大学的校园，看这里，街道图上写着“台湾大学路”，括号“舟山路”。

国军从舟山的撤退，当然是个与时间赛跑的秘密行动。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午夜，解放军在一千公里的长江战线上兵分三路大举渡江，摧毁了国军费尽苦心经营的防线。

四月二十三日，第三野战军进入南京，第二天清早，红旗就插上了南京总统府的大门。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易手，舟山群岛的首府定海，成为国军的反攻跳板了。从台湾起飞的飞机，在定海加个油，就可以飞到华东和武汉去轰炸。

可是中共在苏联的协助下，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空军和海军，准备对舟山群岛登陆作战。

孤悬海天之外的舟山，距离台湾太远了，为了保存十五万国军的实力，蒋介石准备舟山的秘密大撤退。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二日开始，三十六艘运输舰、五艘登陆舰，三天三夜的紧急行动，在海空的全程护航之下，抵达台湾，一共撤离了十二万五千个军民，一百二十一辆各式战车以及火炮等等重装备。

【图：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

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里，夹着一个小小的十二岁的渔村小孩。桑品载，还带点奶气，睁着圆圆的天真的眼睛，看到了超过他理解的事情。

舟山码头上一眼望过去无边无际全是人，一片杂沓，人潮汹涌。原来是跟着大姊姊一起上船的，却在开航时，所有非军人眷属的女性都被驱赶下船，以便部队先行。品载站在甲板上，眼睁睁看着姊姊被迫下船。

国军的武器、弹药、锱重、粮食和锅碗瓢盆，还有拥挤的、背贴着背、大汗淋漓、无法动弹的士兵，填满了船上的每一个缝隙。桑品载夹在混乱的甲板上，好奇地看着。

甲板上，突然一阵骚动。一整群年轻人，原来全用绳索捆绑着，被迫蹲坐在地上，现在眼看船快要开了，几个年轻人拚死一搏，奋力挣脱绳索，从群众里急急窜出，奔向船舷，往海里跳。士兵急忙追捕，端起枪往海面扫射。有些逃走了，有些，被子弹击中了还用力往岸上游，游不动了，就慢下来，然后渐渐没入海里。

【图：】“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地骂说，你牙齿白呀，笑什么笑！”】

桑品载把一切看在眼里：在大船真正开始离岸之前，这样的骚动有好几起，从船头、船中到船尾，被绑着的人，都在设法跳海，然后被射杀。步枪拿了出来，冲锋枪和机关枪都上阵了，海面一片密密麻麻的扫射，尸体浮上水面，像死狗死猫一样在海浪里上下起伏，尸体旁一片逐渐扩散开来的血水。

这十二岁的孩子马上想起来，撤退前国军就开始积极抓兵。舟山的五十四万人口中，三分之一是打渔的。有人在打渔回家的途中，碰到抓兵的，就窜进稻田里躲避，却被乱枪打死。品载家隔壁的邻居，正好结婚。四个年轻的好朋友帮着抬花轿，新郎高高兴兴走在一旁，在回家的半路上被拦了下来，士兵用枪抵着花轿，把四个“轿夫”都绑走了，当然，还有新郎。一条小路上，一顶花轿，新娘一个人坐在里头大哭，四面都是稻田，远处是看不见尽头的大海。

被抓上船而成为“兵”的，据说有两万个少年青年。

那个错愕的新郎，应该是桑品载这小孩看见的、拚命挣脱绳子设法跳海的年轻人之一吧？

他游回岸上了吗？被打死在水里吗？还是，从此就到了台湾这个岛，参加了八年后的八二三炮战，面对家乡那边打过来的扑天盖地的炮弹，最后变成无家无室无亲人、住进“荣民医院”的“外省老兵”？

十二岁的桑品载，上了基隆港，人们说的一句话都听不懂，苦儿流浪了一段日子之后，变成了一个“少年兵”。

他还不是最小的；他的部队里，还有一个六岁的“兵”，叫郭天善。你说，乱讲，六岁怎么会变成“兵”？

小天喜的爸爸在东北的一次战役中牺牲了，也许在锦州，也许在四平，也许在德惠。妈妈带着幼儿天喜就跟着部队走了两千公里的路，最后到了台湾。

天喜的妈妈，在一个下雨的晚上，独自走到嘉义火车站的铁轨上，疲倦地、柔弱地，把身体放了下来，等火车辗过。

孤儿郭天喜，就这么留在“幼年兵总队”里了。

“幼年兵总队”又是个什么东西？

一九五一年，有一次孙立人来校阅部队，发现怎么行列中有这么多矮咚咚的娃娃，真不象话，怎么操课啊？于是下令普查，一查吓一跳，像天喜和品载这样命运的娃娃竟然有一千多个！

只好成立“幼年兵总队”，直属陆军总部。

六岁的郭天喜和十二岁的桑品载，一样穿军服、拿枪、上操，一样挨打、关禁闭。[40]我追问，“这郭天喜后来怎样了？”桑品载说不知道，失去了音讯。然后他就想起另外两个少年兵，也是没父没母的孩子，有一天背着通讯器材上山，被台风吹落山谷，从此就不见了。

“给我看看你和郭天喜的照片。”

他拿出来。“蹲在前排吹喇叭吹的嘴都歪了的是我，站在二排个头最矮的，就是郭天喜。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一个人在笑？”

确实如此。每个孩子都像在罚站。

「部队里不准笑，笑要处罚的，」桑品载说，「孩子们一笑，班长就会很凶的骂说，你牙齿白啊，笑什么笑！」

第四部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29、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列宁格勒

30、人民大街

31、兵不血刃

32、死也甘心情愿地等你

33、卖给八路军

34、盛猪肉的碗

35、一万多斤高粱

36、大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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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列宁格勒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几张照片的背面，埃德沃的笔迹，褪色的蓝色钢笔水，草草写着一个城市的名字、一个日期：

列宁格勒，一九四二

他参加了列宁格勒的战役？那个世纪大围城发生时，他在历史现场，是围城的德军之一？

照片上两个带着钢盔的德国士兵——我相信他们刚刚把墓碑上的花圈摆好……这又是什么呢？一包信？埃德沃从列宁格勒战场写给玛丽亚的信？是从阁楼里拿下来的吗？

我曾经上去过那个阁楼，木梯收起来时，就是天花板的一块，一拉，放下来就是楼梯，梯子很陡，几乎垂直。爬上去之后踩上地板——其实就是天花板，地板随着你小心的脚步咿咿作响。光线黯淡的阁楼里有好几只厚重的木头箱子，有的还上了铜锁，布满灰尘，不知在那儿放了几代人。

【图：他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他在历史现场？】

有一只木箱，漆成海盗蓝，我打开过，里面全是你爸爸和汉兹儿时的玩具、小衣服。当然，都是玛丽亚打包的。我当时还楞楞地在想，这日耳曼民族和美国人真不一样，倒挺像中国人的“老灵魂”，讲究薪火传承。但是，怎么我从没听任何人提起过埃德沃有这么多战场家书？

列宁格勒围城。

德军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就已经大军兵临城下，九月八日彻底切断了列宁格勒的对外交通，城内的各种粮食只够维持一到两个月。谁都没想到，围城竟然持续了几乎三年，九百天。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德军撤退，原来两百六十万居民的繁华大城只剩下一百五十万人。

三年里消失掉了的人口，有些是逃离了，但是在德军的炮火封锁下活活饿死的，最保守的估计，有六十四万人。

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位置是北纬59°93’，冬天的气温可以降到零下三十五度。

围城不仅只切断了面包和牛奶，也断绝了燃料和原料。仅有的食物和燃料，要优先供给部队和工厂。平民，在不能点灯、没有暖气的暗夜里，很难熬过俄罗斯的冬天。

九月八日围城开始，最先被人拿去宰杀的是城里的猫和狗，然后是老鼠。开始有人饿死、冻死了，用马拖着平板车送到郊外去埋葬。逐渐地，马，也被杀来吃了。死人的尸体，有时候被家人藏在地窖里，因为只要不让人知道他死了，分配的口粮就可以照领。被送到郊外的尸体，往往半夜里被人挖出来吃。

列宁格勒城破以后，人们发现了坦妮雅的日记。坦妮雅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看着家人一个一个死去，她无比诚实地写着自己如何瞪着还没死的妈妈，心中想的是：多么希望妈妈快点死掉，她就可以吃他们的配粮。从妈妈沉默地看着她的眼中，她心里知道——妈妈完全明白女儿在渴望什么。

坦妮雅的亲人一个一个死了。每一人死，她就在日记上写下名字、倒下的日期和时辰。最后一张，写着，“只剩下坦妮雅”。

但是坦妮雅自己也没活多久，留下的日记，在后来的纽伦堡大审中被拿出来，当作围城的德军“反人类罪”的证据。

希特勒以为占领列宁格勒是探囊取物，连庆功宴的请帖都准备好了，没想到俄罗斯人可以那样地强悍坚毅，硬是挺着，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城内尸横遍野不说，德军自己的士兵，也躲不过同样的零下三十五度，在城外冰雪覆盖的壕沟里，病的病，死的死。十二万五千德军士兵丧生。

埃德沃的家书，是在列宁格勒城外的壕沟里写的吗？

1942-2-10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特别晴朗，黑色的松树在白雪的映照下显得如此丰美。我们距离列宁格勒大概不到一百公里了。炮车的轮子在雪地里辗出一条花纹的印子。经过一片开阔的原野时，我还很担心部队的位置太暴露，但是我同时看见无边无际的白色平原，远程浓密的松树像白色桌巾的绣花滚边一样，令我想到：这美丽的土地啊，什么时候才会有和平和幸福？

弟兄们都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行军中有人越过我，又回头对我说，“你是三师的吗？有没有看见刚刚的夕阳？”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今天的夕阳是一轮火球，把黄金带蓝紫的光，照在黑松尖顶，简直像教堂的屋顶一样圣洁。

我不可遏止地怀念你和孩子。

1942-04-02

亲爱的玛丽亚，今天，我们和约翰道别了。他是前天被苏军的手榴弹击中的，当场倒下。

载着火药的战车就成为他临时的“灵车”，上面放了弟兄们用松枝为他编织的“花圈”。“灵车”缓缓驶向坟穴，大家向约翰立正、致敬。

去年约翰曾经和我在一次炮火射击中同一个战壕。他很年轻，才十九岁，不太会分辨机关枪和炮弹的声音，吓得脸色发白，手抖得厉害。现在，他可以把重担放下，永远地休息了。

1942-08-11

亲爱的玛丽亚，八月的暖天，你们应该在忙着收割麦子吧？我倒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夏日的麦田歌。歌，总是使我强烈地想家。昨天又看到夕阳从山头下去，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总算使我在这可悲可怕的地方得到一点点心灵深处的安慰。

这一把信，纸的颜色那样苍老，可是用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层层包着。看起来很熟悉；玛丽亚，常常系着一条玫瑰色的丝巾，在她八十多岁满脸都是皱纹的时候，仍旧系着。

30、人民大街

决定去一趟长春，因为长春藏着一个我不太明白的秘密。

从南京飞长春，飞行航程是一千五百公里，两个半小时。如果是从法兰克福起飞的话，同样的时间，北边就到了丹麦，往南就会到马德里，往东已经到了匈牙利。在中国，你却只是到了另一个省分的城市。

最晚的班机，到达长春已经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你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嗯，这个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

长春曾经是东北的政经中心，一九三一年被满州国定为首都“新京”之后，更成为日本人费心经营的花园城市。都市规划以欧洲的大都会为范本，六线大道条条笔直，宽大的公园处处葱绿。

火车站前的中央道路宽六十米，以花岗岩镶嵌，两旁的百货公司都是钢筋水泥的大楼，美丽的马车踩街发出达达的声音。长春很早就有抽水马桶，很早就全面铺设煤气管道，很早就规划了环城地铁、有轨电车和高速公路，很早就把主干电线埋入了地下。[41]长春的五月，风还带着点凉意，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围巾绕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风露出来的小脸，像北方的苹果。我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

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着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苏联红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矗立在现代城市的交通心脏、让万众仰视的，是一架战斗机，真的有点奇怪。苏联人同时兴建在沈阳市中心的纪念碑，顶端放的是个十三公吨重的铜制坦克车。因为建地铁，“坦克碑”

几年前才被迁走。

人民广场在人民大街上，人民大街宽阔大气，车水马龙，两旁还有很多有如上海外滩一样的宏伟欧式古典建筑。走在树影摇曳的人行道上，你不得不想到，这条大街的名字换过多少次，每一次换名，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为什么那些事，很少人知道，或者，会不会是，很多人知道，只是不去提它？

日本人在一九

零五年的日俄战争中打赢了俄国，取得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就在这里兴建火车站、筑路，叫它“长春大街”。

真正开始经营长春之后，日本人把这条大街命名为“中央通”——这种街名，台北人很熟悉的。

溥仪的满州国成立了，长春变成“新京”，这条街就以满州国的国号命名，叫“大同大街”。

日本战败，苏联红军进城了，就在大同广场中心建个红军纪念碑。

紧接着国军接收了长春，于是“大同大街”北段改叫“中山大街”，南段名之为“中正大街”，大同广场嘛，就叫“中正广场”。这个，台湾人也很熟悉。

三年以后，国军又溃败而走，解放军进城，北京和莫斯科老大哥密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山大街”又有了新的名字：“斯大林大街”。

长春人就在这“斯大林大街”上行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一九九六年，

“斯大林大街”才改称“人民大街”。

我现在就走在这条人民大街上，一路往南，正要去见熟悉长春史的于祺元老先生，想从他口里听一听，一九四八年，长春的“人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穿过人民广场，刚好踩过红军纪念碑在地面上的投影时，我心里想到的是，长春人，或说，东北人，记忆里藏着多少没真正打开过的抽屉啊？

譬如说，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那一年冬天，二十一岁的台北人许长卿到沈阳火车站送别朋友，一转身就看到了这一幕：沈阳车站前一个很大的广场，和我们现在的（台北）总统府前面的广场差不多。我要回去时，看见广场上有一个妇女，手牵两个孩子，背上再背一个，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拿一件草席，共五个人。有七、八个苏联兵把他们围起来，不顾众目睽睽之下，先将母亲强暴，然后再对小孩施暴。那妇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来，正在嚎啕大哭。苏联兵把他们欺负完后，叫他们躺整列，用机关枪扫射打死他们。[42]

许长卿所碰见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东北的日本妇孺的遭遇，但是中国人自己，同样生活在恐惧中。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于衡也在长春，他看见的是，“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不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妇女，都把头发剪掉，身穿男装，否则不敢上街。所谓“解放者”，其实是一群恐怖的乌合之众，但是，人民不敢说，人民还要到广场上他的纪念碑前，排队、脱帽，致敬。[43]你听说过索忍尼辛这个人吗？

没听过？没关系，他是一九七零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透过他，这个世界比较清楚地了解了苏联劳改营的内幕。可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岁的索忍尼辛是苏联红军一个炮兵连上尉，跟着部队进军攻打德军控制的东普鲁士。红军一路对德国平民的暴行，他写在一首一千四百行的“普鲁士之夜”里：

小小女孩儿躺在床上，

多少人上过她

——一个排？一个连？

小小女孩突然变成女人，

然后女人变成尸体……

这首诗其实写得满烂的，但是，它的价值在于，索忍尼辛是个现场目击者。

可是你说，你从来就没听说过苏联红军对战败德国的“暴行”；学校里不教，媒体上不谈。

你做出很“老江湖”的样子，说，还是要回到德国人的“集体赎罪心理学”来理解啊，因为施暴者自认没权利谈自己的被施暴。

我到长春，其实是想搞懂一件事。

31、兵不血刃

我在想，玛丽亚的丈夫——他的家书透露出他是那么一个感情纤细的人，当他在包围列宁格勒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被围的城里头的人，发生什么事？

我联想到另一个小规模的围城。河北有个地方叫永年，就在古城邯郸上去一点点。这个小城，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七年十月，被共军足足围困了两年。

三万个居民的小城,“解放”后剩下三千人。解放军进城时，看见还活着的居民一个个显得“胖乎乎的”，尤其是脸和腿，觉得特别惊奇：树皮都被剥光了、能下咽的草也拔光了，门板窗框都被拆下来当燃料烧光了，怎么人还“胖乎乎的”？那个时候，距离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还有十年的光阴，围城的共军本身都还不清楚严重的“饥饿”长什么样子。[44]持久的营养不良症状是这样的：你会变得很瘦，但是也可能“胖乎乎”全身浮肿。你的皮肤逐渐出现尸体般的苍白色，感觉皮质变厚，肤面很干燥，轻轻碰到什么就会乌青一块。浮肿了以后，皮肤像湿的面团一样，若是用一个指头按下去，就出现一个凹洞，半天弹不回来，凹洞就一直留在那个地方。

你的头发，变得很细，还稍微有点卷，轻轻一扯，头发就会整片地连根脱落。你的每个手脚关节都痛，不痛的时候，很酸。

你的牙龈，开始流血。如果你有一面镜子，对着镜子伸出你的舌头，你会看见自己的舌头可能已经肿起来，或者，也可能收缩了，而且干燥到裂开。你的嘴唇开始皲裂，像粉一样地脱皮。

夜盲，开始了；黄昏一到，你就像瞎子一样，摸着墙壁走路，什么都看不见了；白天，对光异样地敏感，一点点光都让你的眼睛觉得刺痛，受不了。

你会贫血，站立着就头晕，蹲下就站不起来。你会泻肚子，泻到虚脱晕眩。

你脖子上的甲状腺开始肿大，你的肌肉不可控制地抽搐，你的四肢开始失去整合能力，无法平衡，你的意识开始混乱不清、目光混浊、涣散……长春围城，应该从一九四八年四平街被解放军攻下因而切断了长春外援的三月十五日算起。

到五月二十三日，连小飞机都无法在长春降落，一直被封锁到十月十九日。这个半年中，长春饿死了多少人？

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45]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

你说那么多“蒸发”的人，怎么了？

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

亲爱的，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

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

于是我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

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

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这，又是为了什么？

帮我开车的司机小王，一个三十多岁的长春人，像听天方夜谭似地鼓起眼睛听我说起围城，礼貌而谨慎地问：“真有这回事吗？”然后掩不住地惊讶，“我在这儿生、这儿长，怎么从来就没听说过？”

但是他突然想起来，“我有个大伯，以前是解放军，好像听他说过当年在东北打国民党。不过他谈往事的时候，我们小孩子都马上跑开了，没人要听。说不定他知道一点？”

“那你马上跟大伯通电话吧，”我说，“当年包围长春的东北解放军，很多人其实就是东北的子弟，问问你大伯他有没有参与包围长春？”

在晚餐桌上，小王果真拨了电话，而且一拨就通了。

电话筒里大伯声音很大，大到我坐在一旁也能听得清楚。他果真是东北联军的一名士兵，他果真参与了围城。

“你问他守在哪个卡子上？”

小王问，“大伯你守在哪个卡子上？”

【图：年轻的于祺元，在长春】

“洪熙街，”大伯用东北口音说，“就是现在的红旗街，那儿人死得最多。”

大伯显然没想到突然有人对他的过去有了兴趣，兴奋起来，在电话里滔滔不绝，一讲就是四十分钟，司机小王一手挟菜，一手把听筒贴在耳朵上。

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守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

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的难民，有的抱着婴儿，爬到卫士面前跪下，哀求放行。“看那样子我也哭了，”电话里头的大伯说，“可是我不能抗命放他们走。有一天我奉命到二道河去找些木板，看到一个空房子，从窗子往里头探探，一看不得了，一家老小大概有十个人，全死了，躺在床上的、趴在地上的、坐在墙跟的，软绵绵扑在门坎上的，老老小小，一家人全饿死在那里。看得我眼泪直流。”

林彪在五月中旬就成立了围城指挥所，五月三十日，决定了封锁长春的部署：

（一）堵塞一切大小通道，主阵地上构筑工事，主力部队切实控制城外机场。

（二）以远射程火力，控制城内自由马路及新皇宫机场。

（三）严禁粮食、燃料进敌区。

（四）严禁城内百姓出城。

（五）控制适当预备队，沟通各站联络网，以便及时击退和消灭出击我分散围困部队之敌……

（七）……要使长春成为死城。[46]

解放军激励士气的口号是：“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根草，把长春蒋匪军困死在城里。”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在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

伊通河贯穿长春市区，草木葱茏，游鱼如梭，是一代又一代长春人心目中最温柔的母亲河，现在每座桥上守着国民党的兵，可出不可入。下了桥，在两军对峙的中间，形成一条三、四公里宽的中空地带，中空地带上尸体一望无际。

到了炎热的七月，城内街上已经有弃尸。眼睛发出血红的凶光、瘦骨嶙峋的成群野狗围过来撕烂了尸体，然后这些野狗再被饥饿的人吃掉。

于祺元是《长春地方志》的编撰委员，围城的时候只有十六岁，每天走路穿过地质宫的一片野地到学校去。野地上长了很高的杂草。夏天了，他开始闻到气味。忍不住跟着气味走进草堆里，拨开一看，很多尸体，正在腐烂中。有一天，也是在这片市中心的野地里，远远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上动。走近了，他所看见的，令他此生难忘。

那是被丢弃的赤裸裸的婴儿，因为饥饿，婴儿的直肠从肛门拖拉在体外，一大块；还没死，婴儿像虫一样在地上微弱地蠕动，已经不会哭了。

“什么母爱呀，”他说，“人到了极限的时候，是没这种东西的。眼泪都没有了。”

国军先是空运粮食，共军打下了机场之后，飞机不能降落，于是开始空投，用降落伞绑着成袋的大米，可是降落伞给风一吹，就吹到共军那边去了。

“后来，国军就开始不用伞了，因为解放军用高射炮射他们，飞机就从很高的地方，直接把东西丢下来，还丢过一整条杀好的猪！可是丢下来的东西，砸烂房子，也砸死人。”

“你也捡过东西吗？”我问他。

“有啊，捡过一大袋豆子。赶快拖回家，”他说，“那时，守长春的国军部队与部队之间，都会为了抢空投下来的粮食真枪真火对拚起来呢。后来规定说，空投物资要先上缴，然后分配，于是就有部队，知道要空投了，先把柴都烧好了、大锅水都煮开了，空投一下来，立即下锅煮饭。等到人家来检查了，他两手一摊，说，看吧，米都成饭了，要怎样啊？”

于祺元出生那年，满州国建国，父亲做了溥仪的大臣，少年时期过着不知愁苦的生活，围城的悲惨，在他记忆中因而特别难以磨灭。

“围城开始时，大家都还有些存粮，但是谁也没想到要存那么久啊，没想到要半年，所以原来的存粮很快就吃光了。城里的人，杀了猫狗老鼠之后，杀马来吃。马吃光了，把柏油路的沥青给刨掉，设法种地，八月种下去，也来不及等收成啊。吃树皮、吃草，我是吃过酒……的，造酒用的……，一块一块就像砖似的。酒……也没了，就吃酒糟，干酱似的，红红的。”

“酒糟怎么吃？”

“你把酒糟拿来，用水反复冲洗，把黏乎乎那些东西都冲洗掉，就剩一点干物质，到太阳底晒，晒干了以后，就像荞麦皮似的，然后把它磨碎了，加点水，就这么吃。”

有一片黄昏的阳光照射进来，使房间突然笼罩在一种暖色里，于老先生不管说什么，都有一个平静的语调，好像，这世界，真的看得多了。

我问他，“那么——人，吃人吗？”

他说，那还用说吗？

他记得，一个房子里，人都死光了，最后一个上吊自尽。当时也听见过人说，老婆婆，把死了的丈夫的腿割下一块来煮。[47]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林彪等人给毛泽东发了一个长春的现场报告：

……饥饿情况愈来愈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

……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了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48]

十月十七日，长春城内守军六十军的两万六千人缴械。

十月十九日，在抗战中赢得“天下第一军”美名的新三十八师、新七军及其它部队，总共三万九千名国军官兵，成为俘虏；所有的美式装备和美援物资，全部转给解放军。

守城的国军，是滇军六十军，曾经在台儿庄浴血抗日、奋不顾身；是第七军，曾经在印缅的枪林弹雨中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蜚声国际，全都在长春围城中覆灭。

东北战役的五十二天之中，四十七万国军在东北“全歼”。

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共军前线官兵的贺电：

……热烈庆祝你们解放沈阳，全歼守敌……在三年的奋战中歼灭敌人一百余万，终于解放了东北九省的全部地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与关内人民和各地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肩前进，为完全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驱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解放全中国而战！

在这场战役“伟大胜利”的叙述中，长春围城的惨烈死难，完全不被提及。“胜利”走进新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代代传授，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

32、死也甘心情愿地等你

十月十九日城破以后，解放军在凌乱中找到一袋又一袋国军官兵在围城期间写好了、贴了邮票，但是没法寄出的信。里头有很多很多诀别书，很多很多做最后纪念的照片。

林彪围城指挥部决定了“使长春成为死城”的所有部署规划，是在五月三十日，我读到的这封信，写在两天后。“耕”，写给在家乡等候他的深情女子：

芳：

……生活是这样地压迫着人们，穷人将树叶吃光了，街头上的乞丐日益增多……我因为国难时艰，人的生死是不能预算的，但在我个人是抱着必死的信念，所以环境驱使着我，我不得不将我剩下的几张照片寄给你，给你做为一个永远的纪念……我很感谢你对我用心的真诚，你说死也甘心情愿地等着我，这话将我的平日不灵的心竟感动了，我太惭愧，甚至感动得为你而流泪……我不敢随便的将你抛弃，我的心永远的印上了你对我的赤诚的烙印痕，至死也不会忘记你……

我已感到的是我还能够为社会国家服务，一直让我咽下最后一口气方罢。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的人生观里绝对没有苛刻的要求，是淡泊的，是平静而正直的。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尽我做国民的义务。

耕手启

六月一日九时第五十二号

[49]

这应该是“耕”在战场上写的第五十二封信了。端庄的文体，使我猜想，“耕”会不会是一九四四年底毅然放下了学业、加入“十万青年十万军”去抗日的年轻人之一呢？

那个“芳”，终其一生都没有收到这封信。

离开于老先生的家，我又回到人民广场；那顶着苏联战机的纪念塔，在中午的时分显得特别高大，因为阳光直射，使你抬头也看不见塔的顶尖。我手上抓着几份旧报纸，报导的都是同一件新闻。二零零六年六月四日的报导——围城五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新文化报（本报讯）

“每一锹下去，都会挖出泛黄的尸骨。挖了四天，怎么也有几千具！”二日清晨，很多市民围在长春市绿园区青龙路附近一处正在挖掘下水管道工地，亲眼目睹大量尸骨被挖出……[50]

成百成千的白骨，在长春热闹的马路和新建的高楼下面。人们围起来观看，老人跟老人窃窃私语，说，是的是的，一九四八年围城的时候……

那个年轻的“耕”——他的尸骨，是否也埋在这满城新楼的下水道下面呢？

解放军在十一月一日下午攻入沈阳。“大批大批徒手的国军，像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入车站前剿匪总部军法处大厦内集中”。马路上到处是断了手脚、头上缠着肮脏渗血的绷带、皮肉绽开的伤口灌脓生蛆的国军伤兵。

二十八岁的少校政治教官郭衣洞，后来的柏杨，也在沈阳，正准备开办《大东日报》。他看着大批的解放军兴高采烈地进城，穿着灰色棉军服，有的还是很年轻的女性，挤在卡车里，打开胸前的钮扣给怀里的婴儿喂奶。

头几天，解放军对“蒋匪”采宽大政策，准许国军士兵“还乡生产”。于是柏杨穿上国军的军服，逃出沈阳。在山海关附近，看见一个国军，清澈的眼睛大大的，是新六军的少尉军官，断了一条腿，鲜血不断地往下流，双肩架在拐杖上，走一步，跌一步，跌了再挣扎撑起来走。是一个湖南人，对年轻的柏杨说，“我爬也要爬回家，家里还有我妈妈和妻子”。[51]

他，会不会是“耕”呢？

33、卖给八路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的士兵踩着大步进入沈阳。三年前苏军当众奸杀妇人的沈阳火车站前，几乎是同一个地点，现在地上有一个草席盖着的尸体，尸体旁地面上草草写着一片白色粉

笔字：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役，我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52]

国军中，当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说，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重大战役没有打过的“王牌将军”张灵甫，一九四七年被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临沂街，它跟济南路交叉。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钢管发烫，需水冷却，才能发射，士兵试图以自己的尿水来浇，但是严重脱水，人已经无尿。伤亡殆尽，在最后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

三天三夜，国军三万两千人被歼灭，胜利的解放军也牺牲了一万两千人。炸烂的尸体残块黏乎乎散落在岩石上，土狼在山沟里等候。山东临沂孟良崮，又是一个尸横遍野、血流满谷的中国地名。

最高统帅蒋介石是从战场上出身的，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艰苦。一九四八年一月他在日记中写着：

入冬以来，每思念穷民之冻饿与前方官兵在冰天雪地中之苦斗恶战、耐冻忍痛、流血牺牲之惨状，殊为之寝食不安。若不努力精进，为期雪耻图强以报答受苦受难、为国为我之军民，其情何以慰先烈在天之灵而无忝此生耶。

然后他习惯性地对自己鞭策：

注意一，如何防止将士被俘而使之决心战死以为荣归也；二，匪之攻略中小城市、围困大都市，以达到其各个歼灭之要求的妄想，如何将之粉碎……[53]

我仍然坐在加州胡佛研究院的档案室里，看蒋介石日记。看着看着就忍不住叹息：何其矛盾的逻辑啊。为了“慰烈士在天之灵”的实践方式，竟然是要将士立志“战死”，争作“烈士”。这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相较之下，影响欧洲人的是罗马传下来的概念：战争，是为了制敌，当情势悬殊、敌不可制时，保全性命和实力，不是羞耻的事。太平洋战争在一九四一年爆发时，有多少盟军是整批投降的？新加坡只抵抗了一个礼拜，英澳联军司令官就带领着近十万官兵向日军缴械了。

在沈阳火车站前自杀的军官，如此悲愤，难道不是因为，他看见得愈多，对自己的处境愈觉得无望？战场上的胜负，向来都仅只是战争胜败的一小部分而已，战场的背后，是整个国家和政府的结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法治的、教育的……这个绝望自杀的军官，一定也见到一九四八年的国军是卡在怎样的一个动弹不了、无可奈何的大结构里吧？

看见苏联红军暴行的台湾人许长卿，从沈阳到天津去卖茶，有个姓孙的同学认为他有钱，就来跟他商量做一笔生意：许长卿出钱，孙同学靠关系去跟国防部申请成立一个三万人的兵团。

拿国防部三万人的粮饷，事实上只要凑足一万人就可以，其它两万人的空额，国防部来检查时，到街上、火车站去招人头充当临时“兵”点点名就可以。这笔生意，可以净赚两万人的粮饷和军火。至于军火，可以拿去卖。

“军火卖给谁？”许长卿问。

孙同学想都不用想，就说，“卖给八路军。”[54]

34、盛猪肉的碗

十一月，在东北，在华北，都是下雪的天气了。徐州城外一片白气茫茫，城与城之间铺过的路面，被坦克辎重压得爆裂，凹凸不平；炮弹落下之处就是一个大坑洞，一辆吉普车可以整个没入。乡与乡之间的土路，千百万辆马车、牛车、独轮车轧过，路面被木轮犁出一道又一道的深沟；突起的泥块，迅速结冻以后变成尖峭的剃刀片，行军的人，穿着的鞋子被割破，脚肉被切开。

沈阳被攻下之后四天，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徐蚌会战，解放军称为“淮海战役”，全面爆发。八十万国军，六十万解放军，在祖国的土地上，以炮火相轰，以刺刀肉搏。

“徐州战场，”我问林精武，“你最记得什么？”

林精武住在台北市的温州街，那一带，全是浙江的地名：永康街、丽水街、龙泉街、瑞安街、青田街。八十三岁的林精武有时候会走到巷口摊子去买水果，即使只是出去买个水果，他也会穿得整整齐齐，走路时，腰杆挺得很直。

温州街的巷子小小的，有些大树，给巷子添上一种绿荫家园的感觉，林精武走在小巷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家，从他身边走过的人，不会特别看他。

除非你知道他走过什么样的岁月。

林精武，是一个大时代的典型。十八岁，就自作主张离开了福建惠安的家，从军抗日去了，没想到日本人半年后就宣布战败，此后就是来自大江南北各省分的中国人自己的厮杀。讲到那尘封已久的过去，林精武有点激动，然后你看着他一点、一点地调整自己的情绪。

印象最深？他说，哪个印象不深？说是援军马上要到，要你坚守，然后你战到全连死光，援军还是没来，印象深不深？明知往东走是个口袋，全军会被围、被歼，结果最高指令下来，就是要你往东去，印象深不深？粮食断绝，弹药尽空，补给不来，连马的骨头都吃光了，然后空军来空投，稻草包着子弹，一包一千发，直接投下，每天砸死十几个自己的官兵，你说印象深不深？伤兵成千上万的倒在雪地里，没有任何掩护体，然后机关枪像突发暴雨一样叭咑叭咑射过来，血浆喷得满头满脸，糊住了你的眼睛，印象深不深？[55]

如果说哪个事情像恶梦一样在往后的六十年里常常午夜浮现，也许就是那晚没吃的猪肉吧，林精武说。在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战斗之后，嘴里都是泥土、眼球涨得通红，跟弟兄们坐下来在雪地上开饭——好不容易炊事班煮了一锅猪肉。正要开动，一颗炮弹打下来，在锅上炸开，耳朵顿时失聪。再回过神来，睁开眼，同伴的头、腿、手和脚，被炸成碎块，模糊的血肉，就掉进盛猪肉的碗里。[56]

另一个难以放下的，是黄石的死。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枪毙命倒在路旁。林精武背着全身装备就跪在尸体边大哭，却没有时间埋葬他。和很多当年从军的爱国青年一样，黄石报名时也改了名，只知他是广东大埔人，却无法通知他的家人；满地士兵的尸体，部队破碎，林精武知道，也没有什么系统会来登记他的阵亡、通知他的家属、抚恤他的孤儿。黄石已战死，但是“黄石”究竟是何姓、何名、谁家的孩子？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林精武过了六十年后还觉得伤心，他说，日本人会尽竟其所能把他每一个牺牲战士的指甲骨灰送到他家人的手上，美国人会在战场上设法收回每一个阵亡者的兵籍名牌，为什么我的战友，却必须死于路旁像一条野狗？

离开林精武的家，带着一串他一定要我带着吃的紫色葡萄。晚上，整条街都静下来了，我说的是我夜间写作的金华街——金华也是个城市的名字，在浙江。写作室里，桌上沙发上地上堆满了数据，但是我找到了此刻想看的东西：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解放军对被包围的国军发布的“劝降书”：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师长团长们：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做这些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

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57]

这语言，像不像两个村子的少年拿竹竿、球棒打群架叫阵的口气？两军对峙，只隔几码之遥。安静时，听得到对方的咳嗽声。林精武有个小勤务兵，饥饿难忍，摸黑到共军的阵地里和解放军一起吃了顿饱饭，还装了一包面条摸回国军阵营；他个子矮小，又没带枪，黑夜笼罩的雪地里，共军以为他是自己弟兄。

像少年骑马打仗玩游戏，不可思议的是，这里叫的“阵”、打的“仗”，是血流成河的。

35、一万多斤高粱

一整排的兵用力扔手榴弹的时候，彷佛漫天洒下大批糖果，然后战壕里的林精武看见对面“整片凹地像油锅一样的爆炸”，可是海浪般一波又一波的人，一直涌上来，正对着发烫的炮口。

前面的几波人，其实都是“民工”，国军用机关枪扫射，射到手发软；明知是老百姓，心中实在不忍，有时候就干脆闭起眼睛来硬打，不能不打，因为“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机关枪暂停时，探头一看，一条壕沟里就横着好几百具尸体。他们开始清理战场，搬开机枪射口的尸体，用湿布冷却枪管。[58]

林精武所“不忍”开枪的“民工”就是解放军口中的“支前”英雄。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说，“淮海战役是用独轮车推出来的”，怎么听起来那么令人觉得心酸。淮海战役——徐蚌会战——打了两个月，征用了五百四十三万民工。民工基本上就是人形的骡马，把粮食弹药背在身上，把伤兵放在担架上，在枪林弹雨中抢设电线，跟着部队行军千里，还要上第一线冲锋。解放军士兵至今记得，攻打碾庄国军的支前民工一看就知道全是山东人，除了他们独特的口音之外，这些民工为解放军所准备的粮食是馒头切成的片，不是大米。

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关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尸体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

仅只是淮海战役里，单单是山东解放区就有十六万八千名农民青年被征进了解放军，其中八万人直接被送上前线。[59]大多数的农民则变成了天罗地网的绵密“联勤”系统，做解放军的后勤补给。国军完全依赖铁路和公路来运输物资，解放军就让民工把公路挖断，把铁轨撬起，国军的弹药和粮食就断了线。解放军依靠百万民工，用肩膀挑，用手臂推，物资往前线运，伤兵往后方送，民工就在前后之间像蚂蚁雄兵一样地穿梭。徐蚌会战中，解放军的兵力与“支前民工”

的比例是一比九，每一个士兵后面有九个人民在帮他张罗粮食、输送弹药、架设电线、清理战场、包扎伤口。

国军经过的村落，多半是空城，人民全部“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十八军军长杨柏涛被俘虏后，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同样的路，他曾经带领大军经过，那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路上空无一人，荒凉而肃杀。这时却见炊烟处处、人声鼎沸，大卡车呼啸而过，满载宰好的猪，显然是去慰劳前线共军的。他很震撼：

通过村庄看见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说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线。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60]

连长林精武在负伤逃亡的路上，看见几百辆独轮车，民工推着走，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泥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为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穷人要翻身，解放军胜利了就可以分到田。很多农民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加入战争。

被俘的军长和逃亡的连长，一路上看在眼里的是国军弟兄无人慰藉、无人收拾的尸体。两人心中有一样的绞心的疑问：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线士兵再怎么英勇，仗，是不是都白打了？

那战败的一方，从此埋藏记忆，沉默不语；那战胜的一方，在以后的岁月里就建起很多纪念馆和纪念碑来荣耀他的死者、彰显自己的成就。纪念馆的解说员对观光客津津乐道这一类的数字：

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四十万，县府存粮只有一百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四百万斤，郯城最终缴粮五百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中，豫西地区有两百多万妇女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61]可是，怎么这种叙述看起来如此熟悉？让我想想……

我知道了。

你看看这个文件：

……理由：查西黑石关洛河桥被水冲毁，现架桥部队已到，急于征工修复。现本乡每日征用苦力木工三百余名，一次派担小麦五千公斤，维持费四万元，木材两万公斤，麦草两万斤，大麦两千公斤。孝义皇军每日征用木泥匠工苦力五百名。

这里说的可不是解放军。这是一个一九四四年的会议记录，显示日军在战争中，对杜甫的故乡，小小的河南巩县，如何要求农民倾巢而出，全力支持前线军队。

被国家或军队的大机器洗脑、利诱或裹胁，出钱、出力、出粮、出丁，全部喂给战争这个无底的怪兽，农民的处境和任务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对日军的这种作为，中国人叙述的语言充满激愤：

日军征用苦力及一切物资数量巨大，可见日军对中国人的压榨是多么的残酷和无情。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在成立伪政府组织的“维持会”中，当地的汉奸为伪政府组织服务，帮助日军对广大老百姓进行欺压，汉奸的奴才嘴脸在提案中看得清清楚楚。

报导的标题是，“洛阳发现大批日军侵华罪证，记载了日军罪行”。[62]那么你又用什么语言来描述被解放军征用去攻打国军的农民呢？

莒南县担架队有两千七百九十七名成员，一千两百人没有棉裤，一千三百九十人没有鞋子，但是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

其中，特等支前功臣朱正章腿生冻疮，肿胀难忍，仍拄着拐杖坚持送伤员，连续八趟，往返三百余公里，他甚至用自己吃饭喝水的碗给伤员接大小便。

“人民的母亲”日照县范大娘，将三个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先后牺牲。她听到噩耗后，仍一如既往地纳底子赶制军鞋。[63]

我怎会不知道，历史本来就要看是胜方还是败方在写，可是同样一件事情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方法，你不得不去思索这其中的含义。

在国军的历史文献里，共军把农民推上火线的“人海战术”常常被提到，同一时间，解放区藉“土改”杀人的风气也已经盛行了。一九四八年的调查显示，单是山西兴县一个县，被斗死的就有两千零二十四人，其中还有老人和二十五个小孩。康生亲自指导的晋绥首府临县，从一九四七到四八年的春天，因斗争而死的将近八百人，多半被活埋或剖腹。后来成为共青团书记的冯文彬，四八年初时前往共产党的根据地山西一带，走在村落与村落之间，黄土地绵延不绝，沿路上都是吊在树上的尸体，怵目惊心。[64]可是，对于“敌人”，国军“仁慈”吗？

一九四七年七月，国军整编六十四师在山东沂蒙地区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激烈争夺领土的时候，曾经接到“上峰”的电令：“以东里店为中心，将纵横二十五公里内，造成‘绝地’，限五日完成任务，饬将该地区内所有农作物与建筑物，一律焚毁，所有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

前线的军官看到最高统帅的命令，“面面相觑不知所从”。即使是共产党的根据地，要屠杀百姓还是下不了手。黄百韬以拖延了事。[65]

激战两个月，徐蚌会战结束。抗日名将黄百韬、邱清泉饮弹自尽，杜聿明、黄维被俘，胡琏、李弥仅以身免，三十二万国军被俘虏，六万多人“投诚”。十七万人在战场上倒下。五十五万国军灰飞烟灭。

解放军也死伤惨重。华东野战军的第四纵队原来有一万八千人，开战四十天已经战死了一半。

林精武腿部中了枪，在混乱中从路边尸体上撕下一只棉衣袖子，胡乱缠在腿上，开始一个人用单脚跳着走，从徐州的战场辗转跳到几百公里外的南京，最后跳到了浦口长江畔的伤兵医院。伤兵医院其实就是泥地上一片破烂的帐蓬群，四边全是杂草。医官剪开他黏着血肉的棉衣袖，林精武低头，这才看见，脚上的伤口已经腐烂，红糊糊的肉上有蛆在蠕动。

黑烟还在雪地里冒着，尸体在平原上垒垒迭迭、密密麻麻，看过去一望无际。地方政府开始征集老百姓清理尸体，需要挣粮食吗？埋一具人尸发五斤高粱，埋一具马尸发二十四斤高粱。仅仅在张围子一带，就发了一万多斤高粱。[66]

36、大出走

【图：秦皇岛撤退，黄绍容摄于一九四八年】

所有的事情是同时发生、并行存在的。

十二月的大雪纷纷，静静覆盖在苏北荒原遍地的尸体上，像一块天衣无缝的殡仪馆白布。

上海那灯火繁华的城市，在另一种动荡中。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星期五，《上海申报》刊出一则消息：“挤兑黄金如中疯狂，践踏死七人伤五十”。心急如焚的五万市民涌进外滩一个角落申请存兑金银，推挤汹涌中，体力弱的，被踩在脚下。人潮散了以后，空荡荡的街上留下了破碎的眼镜、折断的雨伞、凌乱的衣服，还有孩子的孤伶伶的鞋。

南京和上海的码头上，最卑微和最伟大的、最俗艳和最苍凉的历史，一幕一幕开展。

上海码头。黄金装在木条箱里，总共三百七十五万两，在宪兵的武装戒备下，由挑夫一箱一箱送上军舰；挑夫，有人说，其实是海军假扮的。

南京码头。故宫的陶瓷字画、中央博物院的古物、中央图书馆的书籍、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的档案和搜藏，五千五百二十二个大箱，上船。

故宫的文物，一万多箱，运到台湾的，不到三分之一。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一万多个油布包着的木箱铁箱就开始打包密封，已经在战火中逃亡了十几年。

【图：柏杨】

负责押送古物的那志良年年跟着古物箱子大江南北地跑，这一晚，躺在船上；工人回家了，码头静下来了，待发的船，机器发出嗡嗡声，很远的地方，不知哪个军营悠悠吹响了号声。长江的水，一波一波有韵律地刷洗着船舷，他看着南京的夜空，悲伤地想到：人的一生，能有多少岁月呢？[67]一月二十一日，北平的市民，包括柏杨、聂华苓、刘绍唐，守在收音机旁，听见播音员的宣布：

“请听众十分钟后，听重要广播。”五分钟后，说，“请听众五分钟后，听重要广播。”第三次，“请听众一分钟后，听重要广播。”

傅作义守卫北平的国军，放下了武器。

十天后，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城。街上满满的群众，夹道两旁。这群众，大多数是梁实秋笔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溃散了的国军官兵。柏杨、聂华苓这样的人，冷冷地看着历史的舞台，心中充满不安。年轻的大学生却以“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青春喜悦欢迎解放，乘着还没来得及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解放军车队里放开喉咙唱歌。

突然有个国军少校军官冲出群众的行列，拦下卡车，一把抓住驾驶座上的两个大学生，边骂边泪流满面：“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68]后来在台湾参与了雷震的《自由中国》创刊的聂华玲，刚刚结婚，她窜改了路条上的地名，和新婚丈夫打扮成小生意人夫妻，把大学毕业文凭藏在镜子背面，跟着逃亡的人流，徒步离开了北平。

【图：刘绍唐】

后来独创了《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保存一国之史的刘绍唐，刚好在北京大学修课，被迫参军，看了改朝换代之后第一场晚会戏剧。美貌的女主角是一个努力设法改造自己的女兵，穿着一身列宁装。一个诗人爱上了她，她也回报以无法克制的热吻，但是当诗人用最深情缠绵的语言向她求婚时，她突然倒退两步，毅然决然拔出枪来，打死了这个诗人，剧终。这是她为了思想的纯正而拔枪打死的第四十一个求爱者。剧本是个俄文改编剧，剧名叫做“第四十一”。[69]

已经成了正式“解放军”、穿着军装的刘绍唐，一年以后，制作了假护照，不断换车、换装，像间谍片的情节般，一路惊险逃亡到香港。

这时候，后来成为《中国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的傅建中，是个上海的初中生。北平“解放”

以后四个月，在上海的街头看着解放军进城。各种节日的庆典，学生被动员上街游行、唱歌、呼口号，他睁着懵懵懂懂的大眼睛，觉得很兴奋，摇着旗子走在行列里。

七岁的董阳孜——没人猜到她将来会变成个大书法家，也在上海读小学，开始和其它小朋友一起学着扭秧歌，“嗦啦嗦啦多啦多”，六十年后她还会唱。比她稍大几岁的姊姊，很快就在脖子系上了红领巾，放学回到家中，开始热切而认真地对七岁的阳孜讲解共产主义新中国。有一天，姊姊把她拉到一边严肃地告诫：“如果有一天妈妈要带你走，你一定不要走；你要留下来为新中国奋斗。”

【图：董阳孜】

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上海的工厂和军事设施的时候，阳孜的妈妈被低空飞机打下来的机关枪射中，必须截肢，成了一个断了腿的女人。即便如此，两年后，这行动艰难的年轻母亲，还是带着阳孜和小弟，逃离了上海。

在上海火车站，系着红领巾的姊姊，追到月台上，气冲冲地瞪着火车里的妈妈和弟妹。

“我到今天都还记得姊姊在月台上那个表情，”阳孜说，“对我们的‘背叛’，她非常生气。”

张爱玲，用她黑狐狸绿眼睛的洞察力，看了上海两年，把土改、三反、五反全看在心里，就在阳孜被妈妈带上火车的同一个时候，也悄悄出走，进入香港。

那都是后来了。当林精武逃出徐蚌会战的地狱，在雪地里拖着他被子弹射穿而流血的脚，一步一跳五百公里的时候，上海的码头，人山人海。很多人露宿，等船。船来了，很多人上不了船，很多人在拥挤中掉进海里。

有些上了去的，却到不了彼岸。

悲惨的一九四八年整个过去了。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除夕的前一夜，冷得刺骨，天刚黑，太平轮驶出了黄浦港。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宣布海上戒严，禁止船只夜间行驶，太平轮于是熄灯夜行，避开检查。十一点四十五分，太平轮和满载煤与木材的建元轮在舟山群岛附近相撞，十五分钟后沈没。随船没入海底的，有中央银行的文件一千三百一十七箱、华南纱厂的机器、胜丰内衣厂的设备、东南日报的全套印刷器材、白报纸和数据一百多吨。当然，还有九百三十二个人。[70]

【图：傅建中】

少数的幸存者闭起眼睛回想时，还记得，在恶浪涛天的某一个惊恐的剎那，瞥见包在手帕里的黄金从倾斜的甲板滑落。一个母亲用双手紧紧环住她幼小的四个孩子。

一九四九年，像一只突然出现在窗口的黑猫，带着深不可测又无所谓的眼神，淡淡地望着你，就在那没有花盆的、暗暗的窗台上，软绵无声地坐了下来，轮廓溶入黑夜，看不清楚后面是什么。

后面，其实早有埋得极深的因。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37、上海的早晨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39、突然亮起来

40、坦克登陆舰LST-847 号

41、我是台湾人

42、一条船，看见什么？

43、鼓楼前

44、七十军来了

45、正确答案是C

46、海葬

47、草鞋

48、你来何迟迟

49、一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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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上海的早晨

其实不是八月十五日，是八月十一日。

这一天清早，二十七岁的堀田善卫照常走出家门，却看见一件怪事：上海的街头，竟然出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这里一幅、那里一幅，从层层迭迭高高矮矮的楼顶上冒出来，旗布在风里虎虎飞舞。

“今天什么日子？”他对自己说，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自从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日本全面占领了这个城市以来，这样的旗子是早就消失了。而且，这旗子还没有汪精卫南京政府旗子上必有的那四个字：“反共建国”。它是正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这是怎么回事？”

才从日本来上海半年，堀田对政治还不十分敏感。在日本统治的上海街头出现那么多青天白日的旗子代表什么意思，也没太多想，只是看到旗子时，“重庆”两个字在他脑海里模糊地溜转了一下，马上被其它念头所覆盖。但是，拐个弯走出小巷走进了大马路，他呆住了。

大街两旁的建筑，即使一排排梧桐树的阔叶在八月还一片浓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标语，大剌剌地贴在参差斑驳的墙面上和柱子上。字，有的粗犷，有的笨拙，可是每一张标语都显得那么斩钉截铁，完全像揭竿而起的宣战和起义，怎么看，怎么显眼：

八年埋头苦干，一朝扬眉吐气！

庆祝抗战胜利，拥护最高领袖！

还我河山！河山重光！

实现全国统一，完成建国大业！

一切奸逆分子，扑杀之！欢迎我军收复上海！

国父含笑，见众于九泉实施宪政，提高工人的地位！

先烈精神不死，造成一等强国！

自立更生，庆祝胜利！

提高民众意识，安定劳工生活！

堀田善卫停止了脚步，鼻尖闻到上海弄堂特有的带着隔宿的黏腻又有点人的体温的生活气味。他看见一条旧旧的大红花棉被晾在两株梧桐树之间，一只黄色的小猫正弓着身体从垂着的棉被下悄悄走过—就那么一瞬之间像触电一样，忽然明白了。

堀田善卫日后写了《上海日记》，回忆这安安静静却石破天惊的一个上海的早晨：“八月十日夜半，同盟通讯社的海外广播播放了日本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监听到这一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则动员了其在海外广播的全部电波，播送了这条消息。而收听到这条消息的上海地下抗日组织便立即采取行动，将这些标语张贴了出来。”

在无数亢奋高昂的标语中，他突然瞥见这么一条，粉色的底，黛色的墨，贴在一户普通石库门的大门上：

茫然慨既往，默坐慎将来。

灰色的两扇门是紧闭的，对联的字，看起来墨色新润，好像一盏热茶，人才刚走。

堀田心中深深震动：“我对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的底蕴之深不可测，感觉到了恐惧。而且这些标语是早已印刷完毕了的，我对地下组织的这种准备之周到，深感愕然不已。”[71]在山城重庆，蒋介石在前一天晚上，已经知道了这山河为之摇动的消息。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的日记，笔迹沈静，墨迹均匀，完全没有激动的痕迹：

【雪耻】……正八时许，忽闻永精中学美军总部一阵欢呼声，继之以爆竹声。余闻甚震，“如此嘈杂实何事？”彼答曰：“听说什么敌人投降了。”余命再探，则正式报告，各方消息不断报来，乃知日本政府除其天皇尊严保持以外，其皆照中美苏柏林公报条件投降以（矣）。[72]

这个人，一生写了五十七年的日记，没有一天放下；即使在杀戮场上冲锋陷阵、声嘶力竭，一从前线下阵，侍卫就看见他在夜灯下拾起毛笔，低头写日记。写日记，是他炼狱中的独自修行，是他密室中的自我疗伤。十年如一日，二十年如一日，三十年如一日，四十年如一日，五十年如一日。

但是，白水黑山备尽艰辛之后，苦苦等候的时刻真的到来，却竟也只是一张薄薄纸上四行淡墨而已。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九月二日是九月第一个星期天。全世界的眼光投射在东京湾。

五万七千五百吨的密苏里舰，参与过硫磺岛和冲绳岛的浴血战役，这一天却是和平的舞台。

舞台上固定的“道具”，是舰上闪亮慑人的十六管鱼叉飞弹，还有突然间呼啸升空、威风凛凛的战斗机群。

美国电视播报员用高亢激越的声调报导这伟大的、历史的一刻，配上“澎巴澎巴”铜管齐发的爱国军乐，令人情绪澎湃。

麦克阿瑟高大的身形显得潇洒自在，盟军各国将领站立在他身后，一字排开，不说话也显得气势逼人。面对面的日本代表团只有十一人，人少，彷佛缩聚在甲板上，无比孤寒。首席代表外交部长重光葵穿着黑色的长燕尾礼服，戴着高耸的礼帽和雪白的长手套，持着绅士拐杖。拐杖是他欧式礼服的必要配件，却也是他伤残肉体的支柱所需。十三年前的四月二十九日，重光葵在上海虹口被抗日志士炸断了一条腿，此后一生以义肢行走。[73]战败国的代表，瘸着一只腿，在众目睽睽下一拐一拐走向投降签署桌，他一言不发，签了字，就往回走。

站在重光葵身边那个一身军装的人，来得不甘不愿。他是主张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人：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以威逼之势强逼何应钦签下“梅何协定”控制华北的是他；发动“三光”作战——对中国的村落杀光、烧光、抢光的，是他；核准创建“七三一”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的，是他。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时，梅津曾经庄严地发誓：“今后将愈加粉骨碎身以报皇恩于万一。”[74]

此刻天上晴空万里，舰上的气氛却十分紧绷。站着坐着围观的人很多，但是每个人都神情严整；血流得太多的历史，记忆太新，有一种内在的肃杀的重量，压得你屏息静气，不敢作声。

站在甲板上面对面的双方，胜利的一边，只做了三分钟相当克制的讲话，输掉的一边，彻底沉默，一言不发。在那甲板上，两边的人，眼光避免交视，心里其实都明白一件事：很快，签署桌这一边的人将成为对面那堆人的审判者。

国际军事法庭所有的筹备已经就位，在欧洲，审判纳粹的纽伦堡大审即将开庭。梅津所预期的“粉骨碎身”，很快要在东京应验，以一种极其屈辱的方式。三年以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国际法庭以甲级战犯之罪判处他无期徒刑。[75]

39、突然亮起来

上海沉浸在欣喜的欢腾之中。堀田善卫以为那些胜利标语都是“地下组织”所准备的，其实不尽然。沪上有个无人不知的老字号“恒源祥”，老板叫沈莱舟。他在阁楼里一直藏着一个无线收音机，当晚贴耳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就悄悄出门买了粉红、淡黄、湖绿色的纸，回家里磨了墨，亲笔写了好几张标语，看看四周无人，快手快脚贴在店门外的石柱上。

上海最高的大楼是国际饭店。很多人在几十年后还会告诉你：那楼真高啊，站在楼对面的街上，想看那楼有多高，一仰头，帽子就从脑后掉了下去。十一日那个大清早，国际饭店楼顶高处竖起了一面中国国旗，过路的人看见了都吓了一跳，停下脚来，假装不经意地看。旗，是哪个大胆的家伙挂的，没人知道。

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出门时刚好走过十字路口的西班牙夜总会。已经好几年没声音、灰扑扑的西班牙夜总会，不知怎么竟然从里头传出久违了的西洋音乐。这七十八岁的光绪进士心里知道时间到了，赶忙折回家，把他编选的禁书取出了二十本，在扉页签下欢欣鼓舞的句子，放进一个包里，背到商务印书馆门市部，放在柜台上最显眼的地方。

那本书的书名，叫做《中华民族的人格》。

上海人的商业细胞一夜之间全醒过来。八月十五日以后，“特快餐”改称“胜利快餐”。卖平湖西瓜的小贩，改口叫卖“和平西瓜”。帕克钢笔的广告出现在头版“中央日报”四个大字下面：

慰劳抗战将士纪念品

“笔”“必”同音，以钢笔赠人或自备，可互勉建国“必”成的信心。

人潮拥挤处开始出现剪纸艺术家，当场快刀剪纸，嚓嚓几下，就剪出史达林、杜鲁门的大鼻子人头侧影。

八月十五日这一天，家家取下了盖窗遮光的防空灯罩，走在街上的人们突然感觉到脸上有光，很惊讶，彼此对看，脱口而出：啊，都已经忘了，上海城原来那么亮！[76]满城的兴高采烈。很久没有的轻松感使人潮重新涌上街头巷尾和广场，成群的孩子们在弄堂里追逐嬉闹，江畔和公园里，牵手依偎的恋人露出旁若无人的微笑。

一个《字林西报》的英国记者，却也在这样欢腾的空气里，走进了另一条街，撞见了同时存在的另一个现实。

两个日本人，双手反剪，在一辆军用卡车里，两眼发直地瞪着他们曾经主宰过的街道。现在两边都站着全副武装的警察，前后卡车上满满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两个死刑犯就这样游街好几个小时，最后才到了刑场。刑场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堵在那里，眼里充满恨。

两个人还真勇敢，脸上不露任何情绪，不管四周的男人怎么诅咒、女人怎么叫骂，都不动声色。显然他们是军人，军人死也要死得坚毅。

我明知道他们一定死有余辜，但还是觉得他们可怜。

两人被喝令跪下。两个警察，毛瑟枪上了膛，紧贴着站在他们后面。一声令下，枪口对着死囚的后颈发射，死囚人往前扑倒，头颅登时被轰掉了一半。

一剎那，群众忽然一拥而上，突破了军警的封锁线，奔向尸体。有个女人拿着一条手帕去沾血，然后歇斯底里地对着那残破的尸体大骂，其它的人就挤上前去用脚踢尸体。一个年轻的姑娘指了指其中一个尸体暴露出来的生殖器，其它几个女人就冲上前去把那生殖器用手当场撕个稀烂。[77]英国记者忍不住把脸别过去时，听见远处传来锣鼓的声音。

40、坦克登陆舰LST-847 号

【图：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一日，847 坦克登陆舰停靠在上海黄浦江】

九月二十日是中秋节，不太寻常，因为好多年来，这是第一个没有炮火、没有警报的中秋节。

战争带来的多半是突然的死亡和无处寻觅的离乱。对很多人而言，父母手足和至亲至爱，不是草草浅埋在某个战场，就是飘零千里，不知下落。一九四五年这个中秋节，很多人最迫切想做的，就是给在乱世中死去的亲人上一炷香，让轻烟缓缓升上天空，捎去战争终于结束的消息，也轻声呼唤亲爱的流离者早日回乡。

在准备过节的气氛里，黄浦码头却透着异样的躁动；人们奔走相告：美国第七舰队要进港了。

中秋前一晚，月白澄净如洗，到了清晨，江上却罩着薄薄的轻雾；四十四艘巨大的军舰在水青色的天地朦胧中蓦然浮现，庞然巨象，如海市蜃楼、如梦中幻影。已经在码头上背负重物的苦力，远远看去像一群穿梭不停的细小蚂蚁，近看时，各个形容消瘦、脸颊凹陷，但是咧嘴笑时，一派天真。苦力把重物斜身卸下时，一抬头，看见军舰像座雄伟大山一样耸立在港边，登时吓了一跳。

没多久，城市醒来了，人们丢下手边的活，纷纷奔向江畔。码头上万人空巷，孩童赤脚挥着手沿着舰艇奔跑、叫喊。不知什么人，带来了成捆成捆的鞭炮，就在那码头上劈劈地炸开来，一片烟硝热闹。也不知什么时候，巨幅的布条出现了，挂在面对码头的大楼上，巨大的字写着“热诚欢迎第七舰队”。

江面上窜来窜去叫卖杂货的小艇更是发了狂似地向军舰围拢，陈旧而破烂的木制小艇在浪涛中不断碰撞巨舰。年轻的船夫用力挥动船桨，试图和甲板上的水兵交易。

报纸很快就出来了：

“中央社本报讯”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上将，率领之首批舰队抵沪后，予本市市民以极大兴奋，盖自太平洋战事爆发以迄对日之战全面胜利以来，转战海上劳苦功高之盟国舰队，此乃首批到达我大上海者也，昨日下午三时，……参加欢迎行列之青年团男女随员，以及各界民众不下十余万人，结队排列外滩遥向浦江挥旗高呼，其热烈盛况，不亚于前数日欢迎国军之场面。[78]

坦克登陆舰

LST-847 号上，一头金色卷发的鲍布站在船舷往下看。他才十八岁，眼睛是婴儿蓝，鼻子两侧满是雀斑。入伍海军没多久，原以为战事已过，和平的日子里随船没什么危险，没想到事情不这么简单：每个港口的水面上都浮着被炸的沉船，焦黑的船骸像战场上没拖走的尸体和骷髅，使得大舰入港变成一件艰难的事。很多港口的周边海域，水里还布满未爆的水雷，扫雷令他心惊胆跳。

从甲板上往下远眺，看见码头上黑压压一片挥手呼喊的人们，中国人对盟军的热情有点超乎他的想象。

这一晚，鲍布趴在船舱通铺上，给远在美国的父母写了一封报平安的信。

1945-09-21

亲爱的爸妈：

……这地方实在太有意思。我们刚进港的时候，大概有十万个日本人在这里晃来晃去，饿得像幽灵一样，中国人不给他们吃的……

这是黄浦江，江上还有些日本船，但是在太阳旗的上面都加挂了美国旗。日本人的眼神显得很恐惧……一九四一年以来这一直是日本的海军基地。

大概有一百多条小艇围拢过来叫卖威士忌跟中国国旗。每个人都眉开眼笑，看起来非常高兴美国人来了。

我们在卸卡车，六个日本人操作一个大吊车。每次我们转头看他们，他们就报以笑脸，我想他们可能以为我们会把他们干掉吧。

今天美国海军把大部分日本人送走，因为听说昨天夜里有两百多个日本人被共产党给杀了。麻烦的是，这里有三股势力在角力，其实在上海街头上演的就已经是一场内战了。

昨晚我轮休，坐了黄包车上街去溜达。一上街就看见两派士兵在斗殴。

然后进了一个高级餐厅，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一百万元，相当于二十美元吧。……大部分的美国水兵都跟小艇买了威士忌，喝个烂醉。这些水兵不管是结了婚还是单身的，都是积了四十四点可以退伍的，但军方就是不放人。有人说，恨不得把那舰长给干掉或者干脆跳船。你知道吗，老爸，这些水兵都已经在海军干了三、四年，家里都有妻小。我们停靠冲绳港的时候最严重，因为冲绳回美国内陆的船班最多，结果啊，舰长竟然下令我们一概不准上岸……简直卑鄙极了。所以我想换船。

【图：小鲍布：单是威士忌大概就花了100万元，相当于20美元吧】

1945-09-22

抱歉，昨晚的信没写完。

今天早上，一个水兵暴毙。他跟小艇买的威士忌里含有甲醇。

下午我们清除甲板上的木板—原来用来储存汽油，大概有一千五百条木板。我们把它丢到海里去。开始的时候，大概有十条小艇围过来抢这些木板，等到快丢完的时候，已经有五十条小艇围了过来。有些人被丢下去的木板击中，却也不走开。我们只好用消防水喉对准他们喷水，他们也只是咕咕笑。这些中国船民就是那么笨。

我丢下的最后一块木板刚好打中一个小女孩的头，但是她一下就站起来，然后开始拉那块木板。这时候，其它十条小艇飞快靠过来抢，然后开始打群架，哇，打得够狠。男人抓着女人跟小孩猛揍，劈头劈脸地打，女人就用船桨回击。还有人用一种锋利的船钩打，把人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的。

船民活得像禽兽一样。他们一早就来到军舰旁，吃我们丢到水里的东西。这是中国的底层百姓啊。

你们的儿子鲍布寄自上海

[79]

鲍布从玉米田一望无际的美国大地来到中国，很难想象那些如“禽兽”般抢夺木板的中国人一路是怎么活过来的。但是，他看得出码头上等候遣返的日本人眼里透着恐惧，他也看出了，不同服装的士兵和士兵在城市里当街对峙，内战已经濒临爆发。

41、我是台湾人

台湾总督府的统计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为止，台湾因为美军轰炸而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受轻重伤的有八千七百多人。

战争期间，当作军夫、军属以及“志愿兵”被送到中国和南洋去做苦役、上战场的，有二十万人。

运到日本高座海军航空兵工厂作“少年工”的，有八千四百多个台湾孩子。战争结束时，三万三百零四个台湾青年为日本牺牲了性命。

八月十五日，当天皇紧绷而微微颤抖的“玉音”从广播里放送出来的那一刻，台湾人，究竟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呢？

八月中，刚好是中元普渡。台北万华龙山寺庙埕里人山人海，香火缭绕，庙埕外小吃摊熙熙攘攘。舞狮的动作特别活泼卖力，人们的笑声特别轻松放肆，孩子们嬉闹着向狮子丢鞭炮。卖中秋月饼的商店，已经把文旦和月饼礼盒堆到马路上来了。[80]作家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十岁的宜兰孩子黄春明，睁大了眼睛看。

是不是，刚好生在什么年份，那个年份就界定了你的身分认同？

台南医师吴平城，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被征召到南洋。五十九个医师、三个药剂师、八十个医务助手，在高雄港搭上了神靖丸，开往南洋前线。太平洋海面已经被美国的空军控制，神靖丸以“之”字形曲折航行，躲避轰炸。几乎可以预料的，这是一艘地狱船。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神靖丸在西贡外海被炸，船上的三百四十二名乘客死了两百四十七个。

活下来的吴平城，被送到越南西贡，照顾日本伤兵。八月十五日，他在西贡军医院里和其它三百个医院的员工肃立在中庭，低头聆听天皇的宣布。身为台湾人，吴平城心中只有欢喜，最克制不住的冲动，是马上回到亲爱的家人身边。军医长对吴平城——现在他还叫“山田”，说：“山田，从此你是中国人了，我们是日本人，以后有机会中国和日本合起来打美国吧！”[81]吴平城还没答话，同是军医的日本人田中大尉已经发难，板着脸冲着军医长说，“军医长，您到现在还执迷不悟，说出这种话来。日本就是有太多人想法和你一样，想统一全世界，要全世界的人统统讲日语、穿和服，才会到今日凄惨的地步呀！”

西贡军医院里只有两个台湾医师。山本军医长询问两人愿意与日军部队同进退，还是选择脱离，两个台湾人选择离去。第二天，两位台湾医师领了薪水，坐三轮车离开，发现军医长带领全体工作人员列队在医院大门口，对两名台湾同仁脱帽敬礼。极尽隆重的送别。

【图：一九三七年入学台北帝大医学院的一班】

“这是日本海军惜别时的大礼，”吴平城心中深深感慨，“从此大家变成陌路的异国人了，他们还是尽到最后的礼节。”

翁通逢是嘉义人，东京东洋医学院毕业。吴平城搭上神靖丸的时候，东京已经被美军炸成焦土，满目疮痍，翁通逢决定赶快离开岌岌可危的日本，到满州国去。

他没有听见十五日天皇的广播。早在八月九日凌晨的黑夜里，新京长春的空袭警报突然尖声响起，惊醒了本来就忐忑不安的市民。炮火和坦克车很快就进了城，苏联的红军打进来了。

很多台湾人这才赫然发现，讯息灵通的日本人，早已“疏开”到城外。讲日本话、穿日本服的殖民地台湾人，没人通知，后知后觉地还留在城里头。害怕红军的暴行，也恐惧满州人的复仇，台湾人聚集起来自力救济，存粮、雇车、找路，开始个别逃难。

翁通逢一群人带着两袋米、一包豆子、一袋盐，就上路了。长春市东区伊通河畔有桥，通往二道河，是出城必经之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了十四年的满州人，这时守在二道河的桥栏上，专门“堵”日本人，见到就杀，“以至于溪水一两日都是红色的。”[82]日军在战时鼓励大约数十万的日本平民来满州“开拓”，大多数是本来就贫苦的农民。八月十五日以后，这些开拓民突然成为没有人管的弃民。

翁通逢认识一些开拓民，听说有些人流离到了长春，特别赶到长春的“日人在满救济协会”去看望，却发现，一起从北满南下的人，死了三分之一。

在一间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睡了将近十个人，其中好几个已经硬了，躺在活人中间；活人没有力气站起来，把身边朋友和亲人的尸体抬走。

台湾人在东北小心地活着；苏联兵四处强暴妇女，穿着军服当街行抢。苏联兵走了，八路军来了；八路军走了，国军来了；国军走了；共产党又来了。满州人称日本人为日本鬼，称台湾人为第二日本鬼。在每一个关卡，台湾人都要努力证明自己不是日本人，会说一点蹩脚国语的，就大胆地说自己是“上海人”。会说客家话的人，这时发现，用客家话大声喊，“我是台湾人”，成了保命的语言。

翁通逢医师决定离开东北逃回台湾是在一九四五年，那是一个冰冷的劫后余生的冬天，他看见战败国的人民的遭遇：

那时是十一月，看到一群从北满疏开（疏散）来的年轻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都是二十来岁。本来年轻人应该很勇、有气魄，可是他们的衣服竟被扒光，身上只用稻草当衣服遮着，在零下二十度里，走路垂头丧气。

我看他们走路不大稳，心想这群人大概活不了多久了。我尾随在后，想看看他们住在哪里？

他们住进一个日本人的小学校，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光是冷就冷得厉害了。经过三个星期我再去看，学校运动场像个坟墓。

我想，到了夏天那个死人坑会流出死人水，流行病可能就发生，看来不离开东北不行了。

【图：一九四五年，成千上万的台湾人在澳洲和新几内亚的码头，等候遣返。两个福尔摩沙的孩子，看向窗外】

42、一条船，看见什么？

水兵鲍布还不知道的是，他所值勤的这艘坦克登陆舰U.S.S. LST-847，在他趴在床上写信的一刻，正缓缓驶入中国人的当代史。

这是一艘九个月前才下水的新船，船头到船尾长度是三百二十八英尺，可以承载一千多人，速度十二节，配备有八尊四十厘米口径、十二尊二十厘米口径的钢炮。船上有一百三十个官兵。

凡是在海上浪迹天涯的人都相信，船，是有生命、有感情、有宿命的。茫茫大海可以给你晴空万里，让你豪气如云，也可以顿时翻覆，让你沉入深不可测的黑暗，不需要给任何理由。

在大海上，人特别渺小，他的命运和船的命运死死捆绑，好像汗水泪水和血水渗透浸润木头时，木头的颜色变深。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才开始首航任务，这艘新船在隔年六月，就报废了。因为在这短短一年半之间，它在太平洋海域上密集地穿梭，日夜航行，每一趟航程都承载着人间的生离死别，特别多的眼泪，特别苦的叹息。

航海日志，是一条船的年谱和履历，告诉你哪一年哪一日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年谱看起来很枯燥，但是那细心的人，就有本事从一串不动声色的日期和地点里，看出深藏在背后的历史现场，现场啊，惊心动魄。

这艘军舰，从一九四五年秋天到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半年之间，在上海、青岛、日本佐世保、基隆、高雄几个港口之间不停地来来回回航行，中国士兵上、中国士兵下；日本侨俘上、日本侨俘下——它究竟在忙什么？

一九四五秋天到四六年春天这大战结束后的半年间，飞力普，你把整个太平洋的版图放在脑海里宏观一下，你会看见，每一个码头上都是满的：百万的国军要奔赴各地去接收日本战败交还的领土；接收以后，又是百万的国军要飘洋过海，从南到北开赴内战的前线；几百万的日本战俘和侨民，要回到日本的家；散置在华北、华南、海南岛南洋各地的台湾人，要回到台湾；几十万从太平洋战俘营解放出来的英国、印度、澳洲、美国的士兵，要回家。

佐世保、葫芦岛、秦皇岛、塘沽、青岛、上海、广州港、宁波、基隆、高雄、香港、海南岛、新加坡、越南海防、马尼拉、新几内亚拉包尔……

码头上一个一个镜头：成千上万形容憔悴的日本人，只准许带着最少的行李，和亲人依偎在一起，瑟缩而消沉。从日军中脱离出来，却又一时无所适从的散置各地的台湾军属；被征去新几内亚作战争劳役的台湾和广东壮丁，成千成千的守在码头上，焦急寻找回家的船。

抗战八年疲惫不堪的各路国军，重新整队，码头上满满是战车、弹药、战马、辎重器械。

如果要说大迁徙、大流离，一九四五比四九年的震幅更巨大，波澜更壮阔。小鲍布这条登陆舰，只是几百条负责运输的船舰之一，但是细细看一下它的航海日志吧，每一条航线翻起的白浪，画出的是一个民族的命运；每一个码头的挥别和出发，预言的都是个人的、难以掌握的未来。

LST-847登陆舰航海日志

1945-09-16 从冲绳岛启程，目标上海

1945-09-20 停泊上海码头

1945-10-08 中国七十军指挥官及随从登舰

1945-10-10 离沪，赴宁波

1945-10-12 抵宁波码头，下锚。七十军指挥官及随从下船

1945-10-14 七十军500 名士兵登舰

1945-10-15 离宁波赴基隆港

1945-10-17 抵基隆港，七十军士兵踏上基隆码头

1945-11-15 抵越南海防港

1945-11-19 中国六十二军所属55 位军官及499名士兵在海防登舰

1945-11-20 赴福尔摩沙打狗港

1945-11-25 抵打狗

1945-12-02 抵海防，装载47 辆中国军用卡车及驾驶人员

1945-12-08 装、卸688 位中国士兵；离海防，赴秦皇岛及葫芦岛1945-12-19 击沉两枚水雷

1945-12-22 抵葫芦岛，卸中国士兵

1945-12-26 抵青岛

1946-01-21 装6 名美国海军、1020 名日本俘侨及装备

1946-01-22 赴日本佐世保基地

1946-01-25 一名日侨两岁女童因营养不良死亡，予以海葬

1946-01-30 装19 名中国平民——18 名为女性，1名男性，赴青岛

1946-02-14 抵青岛，卸中国平民，装1190 名日俘侨，赴佐世保

1946-02-18 两名日童死于肺炎。予以海葬

1946-02-25 抵佐世保，卸日俘侨

1946-02-27 一名31 岁日本士兵死亡。予以海葬

43、鼓楼前

在鲍布的登陆舰从冲绳岛启锚、准备开往上海的同一个时刻，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六日，中国七十军的国军正堂堂进入宁波的城门；成千上万的市民扶老携幼夹道欢呼，很多人想起那荒芜悲戚的岁月，忍不住热泪盈眶。

七十军进城，是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宁波。

接收，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打开了城门，等着欢迎国军进城。

在一九四零年年底的时候，中共的八路军已经从四万人扩充到五十万人，党员人数从四万发展到八十万，中共所管辖的人口接近一亿。三年过后，共产党已经宣称从日军手里收复了十六个县城、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一千两百万人民。日军宣布投降时，国军主力还偏处西南，共军又趁机收复了两百八十个中小型的城市。

九月，宁波城内守城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九十一旅加上汪精卫政府的“伪军”第十师。盘据在城外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所属的浙东游击纵队，而国民政府第三战区正规军还在遥远的浙南、赣东和闽北。为了不让宁波被共产党部队接收，国民政府命城里的日军继续驻守，维持秩序，同时把“伪军”的地方团队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上海特别行动总队”辖下的一个纵队。

更重要的是，远在福建的七十军衔命疾赶北上，日夜行军，接收宁波重镇。

对宁波的市民而言，战争根本没有结束。七十军在奔走赶路的时候，宁波城四周炮火隆隆。共产党的文献这样描述新四军争夺宁波城的战役：

……以破竹之势连攻观海卫等日伪据点……兵临宁波城下。鄞江桥一战，打垮伪十师两次增援，毙伪营长以下官兵四十余人，俘敌一百余人，缴获迫击炮二门。[84]七十军大军逼近宁波城郊区，新四军评估敌我情势悬殊，实时决定放弃宁波，撤军北走。

宁波市民听说政府要来接收宁波了，奔走相告。张灯结彩的牌楼一下子就搭起来了，满城国旗飘舞，鞭炮震耳。孩子们不知何时开始在街头巷尾玩一种游戏，叫做“中美英苏打日本”，在地上画一面日本太阳旗，四个小朋友猜拳决定谁代表哪一国，然后大家向太阳旗丢一枚尖尖的锥子，看谁丢得准、扎得深。[85]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七十军与宁波的仕绅和市民在鼓楼前举行了入城的升旗典礼。

站在广场上的老人，看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升，衬托它的背景是鼓楼，不禁发起怔来。这鼓楼本来是古城墙的南门，建于唐穆宗长庆元年，也就是公元八百二十一年。鼓楼没有鼓，只有计算时间的漏。一零四八年，这里的鄞县县令曾经为这只新刻的漏，写了“新刻漏铭”，这个县令可不是普通的县令，他就是王安石。

鼓楼已经千年，见证过多少旗子的升起和降下、降下和升起。

宁波城，在日军占领了四年五个月之后，第一次宁静了下来。

宁静的意思就是，鼓楼前卖东西的小贩多了起来，奔跑嘻笑的孩子多了起来，天上的麻雀，大胆地落在广场上聒噪追逐。伛偻着背的老人，又放心地坐在家门前的板凳上晒着太阳打盹了。

航海日志说，小鲍布的坦克登陆舰在十月十日离开上海，驶往宁波。

风尘仆仆的七十军本来以为要在宁波暂时驻扎下来了，但是突然又接到命令：三天内要登舰开拔，接收台湾。

44、七十军来了

年轻的鲍布服役的坦克登陆舰，把国军七十军从宁波送到了基隆。

七十军，是个什么部队？哪里来哪里去的？打过什么仗？

没错，它打过一九三七年的淞沪会战。这场会战，你记得，三个月内中国军队死伤十八万七千二百人。[86]日军军备之优良强大、海空炮火之绵密猛烈，使得上阵的国军像进入烈火大熔炉一样。参与过战事的老兵说，“一个部队，不到几天就伤亡殆尽地换下来了。我亲眼看见教导总队那个团，整整齐齐地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了。”[87]陈履安说，“应台，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父亲是国军将领，自己当过国防部长的他，谈起老兵就有点忍不住的真情流露，“军中一个连大概是一百三十人，一个连打得剩下五、六十个人的时候，就要补充了。有一个打过淞沪会战的老兵跟我说，他那个连补充了十八次——你想想看那是死了多少战士？”

在密集的火网中，怎么补充呢？我问。

“我也问他这个问题，”履安说，“老兵说，那时候啊，一九三七年，年轻人，很多是大学生，排着队等着要上战场，就是要跟日本人拚……”[88]

【图：美国水兵小鲍布和他穿着水手服的年轻同伙们嬉闹着，好奇地拍下了他们看见的中国军队，七十军，脚上是草鞋】

所以所谓七十军，不是一个名单固定的团队。如果一个一百多人的连可以在一个战役里“补充”十八次，那代表，前面的人一波又一波地喂给了炮火，后面的人则一波一波地往前填补，彷佛给火炉里不断添柴。如果前面是训练有素、英勇而热血的军人，后面就有很多是没什么训练的爱国学生，更后面，可能愈来愈多是懵懵懂懂、年龄不足、从庄稼地里被抓走、来不及学会怎么拿枪的新兵。

紧接着七十军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闽浙战役等等，没有一场战役不是血肉横飞，牺牲惨烈的。一九四一年三月，上高会战爆发，七十军与张灵甫的七十四军并肩作战，是主力军之一。在这场激烈肉搏的知名战役中，国军击毙日军一万五千多人，自己更是伤亡惨重，近两万官兵死在战场。

一场战役，在后来的史书上最多一行字，还没几个人读；但是在当时的荒原上，两万个残破的尸体，秃鹰吃不完。

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好不容易千里行军赶到宁波，还没回过神来的七十军，突然被告知要接收台湾。他们匆匆登舰，当然不知道，他们就此踏入了一个历史的相框。

【图：一九四一年的陈履安，在重庆】

一个在宁波码头上目睹七十军登舰赴台的中国人，很惊讶“接收台湾”这么重大的事情，国军如此地缺乏行前准备：

码头上，一片乱哄哄的景象。码头一边，是前来欢送的当地官员与市民；一边是成百成千名官兵，列队挤上了码头，站在那里不知该如何按序列登舰。站在码头前沿的几个趾高气扬的美国海军指挥官见状，先是用英语叽哩咕噜了一阵子，见无人搭理，才大声喊道：“Who can speak English?”[89]

船行两个昼夜，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大舰队驶进了基隆港。杨寿夹在七十军的队伍里头，踏上了码头，看出去的光景是一场更大的混乱：

码头上有几节过时的火车厢横在一边；一边则是争先恐后登岸的官兵，口号声喊成一片，队伍挤在一起，很混乱。尤其是辎重部队……相互争道，抢把枪械运上火车，更是叫喊谩骂、喧闹杂乱。这些行动所构成的图景，完全不像是支训练有素、军容严整之师在作光复国土之旅。[90]

我以为，战争刚结束，大概所有的接收部队都乱成一团吧。跟张拓芜谈了，才知道，并非如此。

作家张拓芜的部队是二十一军——是的，这正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第九天，被紧急调到台湾去的二十一师，后来“军”整编为“师”。在七十军抵达基隆的两个礼拜之后，张拓芜所属的二十一军接到命令开赴镇江，中间会经过南京。

仅仅是“经过”，还不是去“接收”南京，二十一军就做了很多事前的思虑和准备。部队在距离南京城还有一段路的采石矶就停了下来，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整补，也就是上台之前对着镜子整理仪容和化妆：年纪大的、姿态难看的、拖着病、带着伤、瘸了腿的，还有众多做劳役的马夫、挑夫、伙夫，以及这些人所必须推拖拉扯、肩挑手提的锅碗瓢盆雨伞箩筐、弹药医疗器具货物等等，统统都在进城前三更半夜绕到南京城外，送上了火车到下一站等候。

年轻力壮、仪容齐整的兵，放在前排。

到了城门外人少的地方，部队再度整装：每个士兵把腰间的皮带束紧，鞋带绑牢，然后连背包都卸下，重新扎紧。

二十一军的装备其实克难之至。他们的背包，不是帆布做的，是九个竹片密织而成，棉被折迭成四角方糖一样，两面竹片一夹，就拴紧成一个包。他们的头盔，表面形状看起来跟德国士兵的钢盔一样，其实从来就不是钢盔——钢是奢侈品，他们头上戴的是“笠盔”，竹篦片编成，只是做成头盔的形状。

想想看。炮弹和机关枪子弹扑天扑地而来，头上戴的是斗笠，连碎石都挡不住。

因为多了一份心，所以二十一军真正进城的时候，南京的市民所看到的，就是一个虽然戴竹笠、穿草鞋，但是基本上装备轻简、步伐矫健而军容整齐的队伍了。十七岁的张拓芜还记得，一进城门，看见路两旁还有很多列队敬礼的日本军人，城门上两串长长的鞭炮被点燃，劈哩啪啦震耳地响起。“我们的精神也为之一振，草鞋踩在地上也特别稳重有力了……[91]

45、正确答案是C

长达五十年没见过中国军队的台湾人，挤在基隆码头上和台北的街头。知道国军会搭火车从基隆开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铁路的两旁。还有很多人，从南部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等待这历史的一刻。

台北比基隆还热，街头人山人海，人体的汗气和体温交揉，人堆挤成背贴着背的肉墙，在肉墙中，人们仍旧垫起脚尖、伸长了脖子张望；父母们让孩童跨腿骑在自己肩上，热切而紧张。

作家吴浊流的小说让台湾少女“玉兰”的眼睛，就这样看见了“祖国”：

满街满巷都是拥挤的男女老幼，真个是万众欢腾，热闹异常。长官公署前面马路两边，日人中学生、女学生及高等学校的学生们长长的排在那边肃静地站着。玉兰看见这种情形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以前瞧不起人，口口声声讥笑着“支那兵，支那兵”神气活现的这些人，现在竟变成这个样子……

祖国的军队终于来了……队伍连续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伞，玉兰有点儿觉得诧异，但马上抹去了这种感觉，她认为这是没有看惯的缘故。有的挑着铁锅、食器或铺盖等。玉兰在幼年时看见过台湾戏班换场所时的行列，刚好有那样的感觉。她内心非常难受……[92]

大概在同样一个时候，二十二岁的彭明敏也正从日本的海军基地佐世保驶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鲍布那艘登陆舰。

战前彭明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政治学，不愿意被日军征召上战场，所以离开东京想到长崎去投靠兄长，却在半途中遭遇美军轰炸，一颗炸弹在身边炸开，他从此失去了一条手臂。日后成为台湾独立运动领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触祖国，觉得不可思议：

一路上我们看到一群穿着褴褛制服的肮脏人们，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台湾人。我们的人力车夫以鄙视和厌恶的口吻说，那些就是中国兵，最近才用美军船只从大陆港口运送到基隆来……

中国人接收以后，一切都瘫痪了。公共设施逐渐停顿，新近由中国来的行政人员，既无能、又无比的腐败，而以抓丁拉来的“国军”，却无异于窃贼，他们一下了船便立即成为一群流氓。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图：一九四零年在日本读书的彭明敏（图中）】

基隆火车站非常脏乱，挤满了肮脏的中国兵，他们因为没有较好的栖身处，便整夜都闲待在火车站。当火车开进来时，人们争先恐后，挤上车厢。当人群向前疯狂推挤的时候，有人将行李和小孩从窗户丢进车里，随后大人也跟着凶猛地挤上去占位子。我们总算勉强找到座位，开始漫长而缓慢的行程。从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风，座椅的绒布已被割破，而且明显地可以看出，车厢已有好几星期没有清扫过了。这就是“中国的台湾”，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日本的台湾”。我们一生没有看过这样肮脏混乱的火车……[93]

如果彭明敏看见的七十军可厌可恶，那么杨逸舟眼中的七十军，就是可笑的了：

有的用扁担挑着两个笼子，一个装木炭、炉灶，一个装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们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迈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只赤脚。跛脚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肤病的也有，因为都穿着装棉的绿色军服，看起来像包着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湾人都叫他们为“棉被军团”。背后插着雨伞，下雨时撑着雨伞行军，队伍东倒西歪，可谓天下奇景。[94]

从宁波来到基隆的七十军，就以这样一个几近卡通化、脸谱化的“经典”定型图像，堂堂走进了台湾的当代史。六十多年之后，台湾一所私立高中的历史考卷出现这样一个考题：

台湾有一段时局的形势描写如下：“……第七十军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褴褛，军纪涣散，草鞋、布鞋乱七八糟，且有手拿雨伞，背着锅子，赶着猪子的，无奇不有。”

这是台湾历史上哪个时期？

（A）日本治台时期

（B）国民政府时期

（C）行政长官公署时期

（D）省政府时期[95]

正确答案，当然是C。

【图：政府迁台首次国庆阅兵，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检阅陆军。（谢之鹏摄1949）】

46、海葬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在基隆港上岸负责接收台湾的七十军，在台湾的主流论述里，已经被定型，他就是一个“流氓军”、“叫化子军”。

任何一个定了型、简单化了的脸谱后面，都藏着拒绝被简单化的东西。

我在想：当初来接收的七十军，一定还有人活着，他们怎不说话呢？流氓军、叫化子军的后面，藏着的历史脉络究竟是什么？他们从宁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内来到一个陌生的海岛，踏上码头的那一刻，想的是什么？

七十军那样褴褛不堪，后面难道竟没有一个解释？

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七十军的老兵。

这样想的时候，国军将领刘玉章的回忆录，射进来一道光。

日本投降后，刘玉章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率领五十二军参与越北的接收。按照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命令，“在中国（满州除外）、台湾及北纬十六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之日本将领及所有陆、海、空及附属部队应向蒋介石元帅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国国军。

时间，几乎与七十军跨海接收台湾是同步的，五十二军在接收越南之后，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舰艇从越南海防港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赶往秦皇岛去接收东北。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96]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

那些因横跨台湾海峡而晕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亲人如何得知他们最后的消息？在那样的乱世里，尸体丢到海里去以后，会通知家人吗？

47、草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七十军的老兵，在台北温州街的巷子里，就是林精武。

所谓“老兵”，才刚满十八岁，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经飘洋过海成为接收台湾的七十军的一员。

“在登陆舰上，你也晕船吗？”我问。

他说，岂止晕船。

他们的七十军一零七师从宁波上了美国登陆舰，他注意到，美国人的军舰，连甲板都干干净净。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热情的美国大兵请中国士兵免费用，尽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着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岁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岁来自密西根的小鲍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驶向福尔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乌乌的怪物”，浅尝了几口，美兵大声叫好。

兵舰在海上沈浮，七十军的士兵开始翻天覆地呕吐：

头上脚下，足起头落，铁锈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内而外，天翻地覆，船动神摇……吐到肝胆沥尽犹不能止，吐的死去活来，满捡金星，污物吐落满舱，还把人家洁净的甲板弄得肮脏，恶臭，真是惨不忍睹。[97]

这个福建来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肠寸断，一面还恨自己吐，把美国人干净的甲板吐成满地污秽，他觉得“有辱军人的荣誉，败坏中华民国的国格”。

打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七十军士兵，在军舰上个个东歪西倒，晕成一团。林精武两天两夜一粒米没吃，一滴水没喝，肚子呕空，头眼晕眩，“我在想，这样的部队，还有能力打仗吗？然后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98]扩音器大声传来命令：“基隆已经到了，准备登陆，为了防备日军的反抗，各单位随时准备作战。”

全船的士兵动起来，晕船的人全身虚脱，背起背包和装备，勉强行走，陆续下船，美军在甲板上列队送别。林精武边走下码头，边觉得惭愧：留给人家这么脏的船舱，怎对得起人家！

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一堆小山一样的雪白结晶盐。福建海边，白盐也是这样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凑到嘴里尝了一下，失声大叫，“是白糖！”大陆见到的都是黑糖，这些士兵，第一次见到白糖，惊奇万分。一个班长拿了个脸盆，挖了一盆白糖过来，给每个晕头转向的士兵尝尝“台湾的味道”。

在基隆码头上，七十军的士兵看见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车站附近；日本侨民，在苦等遣返的船只送他们回家乡。

七十军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战中自己出生入死，故乡则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见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动起来，在码头上就无法遏止心中的痛，大骂出声：奸淫掳掠我们的妇女，刀枪刺杀我们的同胞，现在就这样让他们平平安安回家去，这算什么！

“我还听说，”林精武说，“有两个兵，气不过，晚上就去强暴了一个日本女人。”

“就在那码头上？”我问。

“是的，”林精武说，“但我只是听说，没看见。”

林精武离开故乡时，脚上穿着一双回力鞋，让很多人羡慕。穿着那双父母买的鞋，此后千里行军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达基隆港时，鞋子已经破底，脚，被路面磨得发烧、起泡、肿痛。

军队，穷到没法给军人买鞋。有名的七十军脚上的草鞋，还是士兵自己编的。打草鞋，在那个时代，是军人的基本技艺，好像你必须会拿筷子吃饭一样。

麻丝搓成绳，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条绳子要拉得紧。下雨不能出操的时候，多出来的时间就是打草鞋。七十军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条麻绳，一条绑在柱子上，一条系在自己腰间，一边谈天，一边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来穿去，一会儿就打好一只鞋。

只懂福建话的新兵林精武，不会打草鞋。来自湖南湘乡的班长，从怎么拿绳子开始教他，但是班长的湖南话他又听不懂，于是一个来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奋勇，站在一旁，把湘乡的湖南话认认真真地翻译成湘潭的湖南话，林精武听得满头大汗，还是打不好。他编的草鞋，因为松，走不到十里路，脚就皮破血流，脚指头之间，长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后只好交换：十八岁读过书的福建新兵林精武为那些不识字的湖南老兵读报纸、写家书，湖南的老兵，则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虱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正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没想过，但是，我知道，确实有一个人想过。

一九四六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台湾青年岩里政男因为日本战败，恢复学生身分，决定从东京回台北进入台湾大学继续读书。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旧的美军货轮“自由轮”，大船抵达基隆港，却不能马上登岸，因为船上所有的人，必须隔离检疫。在等候上岸时，大批从日本回来的台湾人，很多是跟他一样的大学生，从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见，成批成批的中国军人，在码头的地上吃饭，蹲着、坐着。在这些看惯了日军的台湾人眼中，这些国军看起来装备破旧，疲累不堪，仪态和体格看起来都特别差。甲板上的台湾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批评，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这个时候，老是单独在一旁，话很少、自己看书的岩里政男，突然插进来说话了，而且是对大家说。

“为了我们的国家，”这年轻人说，“国军在这样差的装备条件下能打赢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们要用敬佩的眼光来看他们才是啊。”[99]岩里政男，后来恢复他的汉名，李登辉。

在那样的情境里，会说出这话的二十三岁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怀，应该不同寻常才是？

48、你来何迟迟

在码头、火车旁、广场上伸长了脖子热切等候国军的台湾人民固然无从想像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七十军里头可能深藏着个人的委屈和情感，七十军也无从想象，那鼓乐喧天中挥旗欢呼的台湾群众里头，同样饱蓄着个人的隐忍和创伤，加上五十年的抑郁。

七十军不可能知道站立在街道两旁列队欢迎的人群里，譬如吴新荣这样的人，是怎么想的。

东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台南县佳里镇执业的文人医师吴新荣，有写日记的习惯。一九四五年九月间，坊间就已经沸沸扬扬盛传国军要在南部上岸，他欢欣若狂，他辗转难眠。

九月七日，“闻此十二日中国军要来进驻台南，所以约朋友要去看这历史的感激。晚上洗净身体，饮些金兰，大快。”

“历史的感激”所表达的是一个在台湾殖民地长大、在日本宗主国受精英教育的文人心中，如何充满被压抑的渴望和一旦释放就澎湃的民族情怀。

九月八日，激动之余，他在书桌前坐下，拿出毛笔写汉诗。诗的文字天真，感情单纯而心境皓洁如当空明月，彷佛汉代乐府的重现：

因为昨夜饮茶过多，半夜强睡而不眠。所以起来写信通知黄百禄、杨荣山两君，说此十二日要去台南看中国军来进驻之状况，后写“祖国军欢迎歌”如左记：[100]

旗风满城飞鼓声响山村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迟迟

五十年来暗天地

今日始见青天今日始见白日

大众欢声高民族气概豪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堂堂

五十年来为奴隶

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

自恃黄帝孙又矜明朝节

我祖国军来你来何烈烈

五十年来破衣冠

今日始能拜祖今日始能归族

49、一支香

但是九月十二日，国军并没有进驻台南；小鲍布那艘坦克登陆舰把七十军送到基隆港之后，先得开往越南海防港；和刘玉章的五十二军一样，国军的六十二军也在海防港等船。在各个码头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几百万，船，是不够用的。

航海日志透露的是，LST-847 登陆舰在十一月十九日，从海防港接了六十二军的五十五位军官和四百九十九位士兵，驶往“福尔摩沙”，六天以后才抵达那时还称为“打狗”的高雄港。负责接收台湾南部的六十二军，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才在高雄上岸。

吴新荣为了见到祖国的军队，九月就“斋戒沐浴”，却白等了一场。没等到国军，倒是十月十日国庆节先来临了。

五十年来第一个国庆纪念，吴新荣兴冲冲地骑着脚踏车赶过去。他看见台南“满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绅们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对着满街聚集的民众用肺腑的声音热烈地呼喊“大中华民国万岁”。三十八岁的医生吴新荣，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泪。[101]

【图：彭清靠】

彭明敏的父亲，却感觉不对了。彭清靠，是个享有社会清望的医生，一九四五年十月，在全岛欢腾中他被推举为地区“欢迎委员会”的主任，负责筹备欢迎国军的庆典和队伍。筹备了很多天，买好足够的鞭炮，制作欢迎旗帜，在码头搭好漂亮的亭子，购置大批卤肉、汽水、点心，一切都备齐了之后，通知又来了：国军延后抵达。大家对着满街的食物，傻了。

同样的错愕，又重复了好几次。

最后，十一月二十五日，六十二军真的到了。日军奉令在码头上整齐列队欢迎。即使战败，日军的制服还是笔挺的，士兵的仪态，还是肃穆的。

军舰进港，放下旋梯，胜利的中国军队，走下船来。

彭清靠、吴新荣，和满坑满谷高雄、台南乡亲，看见胜利的祖国军队了：

第一个出现的，是个邋遢的家伙，相貌举止不像军人，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头，两头吊挂着的是雨伞、棉被、锅子和杯子，摇摆走下来。其它相继出现的，也是一样，有的穿鞋子，有的没有。大都连枪都没有。他们似乎一点都不想维持秩序和纪律，推挤着下船，对于终能踏上稳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迟疑不敢面对整齐排列在两边、帅气地向他们敬礼的日本军队。[102]

彭清靠回家后对儿子明敏用日语说，“如果旁边有个地穴，我早已钻入了。”彭明敏其实了解历史，他知道，这些走下旋梯的胜利国军，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种田的时候被抓来当兵的，他们怎么会理解，码头上的欢迎仪式是当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筹备，这盛大的筹备中，又藏了多么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说，这些兵，“大概一生从未受人‘欢迎’过。带头的军官，连致词都没有……对他们来说，台湾人是被征服的人民。”[103]来台接收的国军和期待“王师”的台湾群众，“痛”在完全不一样的点，历史进程让他们突然面对面，彷佛外星人的首度对撞。这种不理解，像瘀伤，很快就恶化为脓。短短十四个月以后，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全岛动乱，爆发剧烈的流血冲突。彭清靠是高雄参议会的议长，自觉有义务去和负责“秩序”的国军沟通，两个文化的剧烈冲突—你要说两个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突，我想也可以，终于以悲剧上演。

彭清靠和其它仕绅代表踏进司令部后，就被五花大绑。其中一个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气耿直，立即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他马上被带走隔离，“军法审判”后，涂光明被枪杀。

彭明敏记得自己的父亲，回到家里，筋疲力尽，两天吃不下饭。整个世界，都粉碎了，父亲从此不参与政治，也不再理会任何公共事务：

……他所尝到的是一个被出卖的理想主义者的悲痛。到了这个地步，他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104]

带着“受伤”记忆的台湾人，不是只有彭明敏。

我坐在萧万长的对面。当过行政院长，现在是副总统了，他仍旧有一种乡下人的朴素气质。一九四九年，这乡下的孩子十岁，家中无米下锅的极度贫困，使他深深以平民为念。但是，要谈一九四九，他无法忘怀的，反而是一九四七。

八岁的孩子，能记得什么呢？

他记得潘木枝医师。

贫穷的孩子，生病是请不起医生的。但是东京医专毕业以后在嘉义开“向生医院”的潘医师，很乐于为穷人免费治病。萧万长的妈妈常跟幼小的万长说，“潘医师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远不能忘记。”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协调的时候，潘木枝，以嘉义参议员的身分，和其它十一个当地乡绅，到水上机场去与军队沟通。

这十二个代表，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全数被捆绑，送到嘉义火车站前面，当众枪决。

八岁的萧万长，也在人群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他眼睁睁看着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爱的医生，双手缚在身后，背上插着死刑犯的长标，在枪口瞄准时被按着跪下，然后一阵枪响，潘医师倒在血泊中，血，汩汩地流。

“八岁，”我说，“你全看见了？你就在火车站现场？”

“我在。”

在那个小小的、几乎没有装潢的总统府接待室里，我们突然安静了片刻。

火车站前围观的群众，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动。

这时，万长那不识字的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手里已经有一支香，低声跟孩子说，“去，去给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没关系。去吧。”

小小的乡下孩子萧万长，拿着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尸体前，低头跪了下来。[105]

第六部 福尔摩沙的少年

50、水滴

51、船要开出的时候

52、盐

53、如要凋谢，必做樱花

54、南十字星的天空

55、这些哥哥们

56、堪萨斯农场

57、不需要亲自动手

58、比尔的素描

59、卫兵变俘虏

60、三更灯火五更鸡

61、日日是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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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水滴

七十军在台湾北部，六十二军在台湾南部，很快地开始招兵买马。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台湾新生报》刊登了七十军的公告，“接收台湾志愿兵”，十七岁到三十岁都可以报名。

台东卑南乡泰安村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几十户人家，大多是土房。村子背山面海，望向山，满满是浓绿的椰子树、槟榔树，一派热带风光；望向海，太平洋深蓝的海水延伸入无边无际的浅青天色。走在村里的泥土路上，听得见椰叶唰唰和海浪絮絮的声音交织。

这里长大的孩子都有焦糖色的皮肤和梅花鹿的大眼睛。十七岁的陈清山和同村同龄的好朋友吴阿吉都是利嘉国小的毕业生。利嘉国小在一个山坡上，一片椰林边。海风总是从东边太麻里那边吹过来，孩子们喜欢躺在草地上，看椰树的阔叶像舞裙在风里摇摆。几株老梅树，开了花后一定结果，老师们就带着孩子们做梅子酱。

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们被集中去练习操枪，听说南洋马上需要兵。现在日本人走了，他们回到野地里种菜、拔草、看牛，家中仍然有一餐没一餐的，饿的时候就到山上去找野味。

村里的少年都没有鞋，赤脚走在开满野花的荒地里，郁闷地思索，前途在哪里。

这时，村子里的集会所来了国军的宣传员，用流利的日语广播：有志气的青年，到中国去，国家建设需要你。月薪两千元，还可以学国语，学技术。

小小泰安村一个村子就报名了二十个大眼深肤的少年。

就是这泰安村，三十多年以后，在和平的岁月里，同样贫穷的卑南家庭出了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因为歌声惊人地嘹亮动听，她凭着歌声走出了村子。

她叫张惠妹。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辆军用大卡车轰轰驶进了泰安村，整个村子的土地都震动了。路边吃草的黄牛，都转过头来看。军车，接走了这二十个人。陈清山的妹妹，在蕃薯田里耕地，没看见哥哥上车。

大卡车开到了台东市，陈清山和吴阿吉看见全县有两百多个年轻人，原住民占大多数，已经集合在广场上。穿着军服的长官站上了司令台开始致词训话，同伴们面面相觑—哇，听不懂。

陈清山、吴阿吉，成为七十军的士兵。泰安村来的少年们，非但不懂国语，也不懂闽南语。

日语是他们唯一的共同语言，但是，七十军和六十二军，不懂日语。[106]

这些乡下的少年都不会知道，就在他们加入七十军、六十二军的同时，大陆东北，已经山雨欲来，风暴在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陈诚给蒋介石的极机密报告，画出了当时在“局中”的人们都不知道的时局大图像：

共军概况：（一）自山东乘帆船渡海，在安东省庄河县登陆者万余人。（二）自河北、热河进入辽宁者万余人。（三）自延安徒步抵辽宁省二万余人。（四）在辽、吉二省招募及强拉伪满警察宪兵、失业工人、土匪流氓、失业分子，及中条山作战被俘国军约计十五万人……[107]

战争的土石流蓄势待发，但是，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奔腾的方向呢？

51、船要开出的时候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陈清山家中陈清山：八十一岁

吴阿吉：八十一岁

陈清山和吴阿吉，十七岁时，走出台东卑南的家乡，到了国共内战的战场，六十五年以后，和我一起坐在老家的晒谷场上聊天。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羽毛艳丽的公鸡在我们椅子下面追逐母鸡，一个卑南族的老妈妈用竹扫帚正在扫地。太平洋的风，懒懒地穿过椰树林。

我很想闭起眼来，专心一意地听他们的口音：那竟然是卑南音和河南腔的混合。

少年时离开卑南家乡，他们在大陆当国军，然后当解放军，在那片土地上，生活了五十年，故乡只是永远到不了的梦，因为故乡，正是自己炮口对准的敌区。

【图：我们坐在矮椅上，不断有五、六岁的孩子，赤着脚，张着又圆又大美丽得惊人的眼睛，俏皮地扭着扭着黏过来，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陈清山在山东战役被解放军俘虏，换了制服，变成解放军，回头来打国军时，受了伤，“喏，你看，”他把扭曲变形的手给我看，“被国军的机关枪打的。”

那时吴阿吉还在国军阵营里，他得意地笑，说，“会不会就是我打的？”

很难说，因为过几天，吴阿吉也被俘虏了，换了帽徽变成解放军，跟陈清山，又是同袍了。

两个八十多岁、白了头的卑南族少年，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斗嘴，说到高兴处，你一句我一句又合唱起解放军歌来。五十年岁月如清风如淡月，我看得呆了。

龙：一九四五年光复的时候，你们俩人在做什么？

陈：在家里种田。

龙：乡下怎么知道招兵的？

吴：日本投降以后国军就来了。

陈：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集中在集会所，一起听。

国军来这里，来了以后他讲的是去做工，那个时候我们很穷没什么吃，要做工要赚钱，所以我们去了。

龙：你以为是去做工，不知道是去当兵？

陈：他没有讲是当兵。

吴：国军问我，你想干什么，我说我要去读书，他们讲读书可以啊，你到我们那个地方去，保证给你学。

龙：你们家就你一个当国军吗？

吴：我一个人，我哥哥去当日本兵了。

龙：入伍，送到基隆去受训，受什么训？

吴：立正稍息！

陈：射击子弹！不过，也有学文化，还学政治。

龙：那时候认识汉字吗？

吴：认的是日文。中国字不认得。

陈：也不懂北京话。

龙：被编入的那个班，一个班多少个人？

吴：一个班十二个。除了班长副班长以外都是台湾人——龙：到了哪里才知道是当兵呢？

陈：到基隆以后，给我们发枪，发枪以后才知道，我不是做工，是当兵。

龙：你们穿什么制服？

吴：就是那个国民党的士兵衣服。

龙：有绑腿吗？

吴：有。

龙：穿什么鞋子？

吴：布鞋。

陈：不是啦，是日本军鞋。接收日本人的。

龙：基隆的三个月里头，台湾兵有没有逃走的？

陈：有。被抓回来打。

龙：怎么打法？

陈：用棍子打，用枪戳他，在淡水那个最厉害了，打的狠！

吴：淡水那个在底下用棍子打。

陈：还有一个用刺刀刺他。

龙：所以你们就不敢逃啰？

陈：我都不敢跑，那个阿美族的十三个人一块逃跑，最后在台北抓到，都抓回来了。都是台东人，打的不轻。

龙：记得第一次挨打吗？

吴：那个时候是我到高雄山上逃跑掉了，逃跑。山上到处都是兵，把我抓起来了。挨打喔，那个棍子那么大，“啪啪”打屁股。

陈：你挨打，我没挨过打，我很听话。

吴：他是很听话，很老实。

陈：老老实实的跟他们，他们还赞扬我，我训练的好，连长还比大姆指。

龙：什么时候知道要被送到大陆去的？

陈：他们跟我们讲只是“行军”，轻装，什么都不要带，连背包什么都留在兵营里面，说是行军回来再吃午饭，可是走到快下午，就走到高雄海港了，一看到大轮船，我就知道要上船了。

龙：描写一下事前的准备吧。你们有枪吗？

吴：枪被老兵拿走了。

陈：老兵拿枪看守我们，后来我才知道，“老兵”也是抓来的“新兵”。四川的，湖南的，安徽的。他们也想家，晚上也哭。

龙：高雄码头上，什么光景？

吴：满满是军人。

陈：上船以后还有逃跑的，有人从船上逃跑，跳海，跳了以后就有机关枪射过去，死了不少人……

龙：到了码头，看到船，知道要被送去大陆，你在想什么？

陈：心里很不好受，我要离开故乡了；但是去就去吧，死就死吧，你也没办法啊。我记得很多人哭，在船上，有的哭着跳海，有的在船舱里面痛哭。

龙：船上约有多少人？主要都是台湾兵，跟你们一样十六、七岁的人？

陈：一个团，大概一千多人吧。大多是台湾新兵。

龙：在船上哭成一团？

吴：哭喔，还是孩子嘛，像我拚命哭，哭有什么用，没有用，想回家去，回不了家了。

龙：那你们家里的人，知不知道你们到了大陆？

陈：不知道，出来以后都没有通过信。

龙：上船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战马上了船？

陈：马，有，一个团有几匹马过去，有的掉到海里，有的死了，死了就丢到海里。

龙：船到了上海，你才知道到了上海？

陈：对啊。在上海没有停，坐了火车往北走，到徐州是晚上了。很冷，穿的那个棉衣很薄。

武器也换了，原来是三八式，日本的，后来换七九式的枪，国军的步枪。

龙：不是有两个原住民，在上海码头仓库里过夜，第二天早上就冻死了，被抬出去？

陈：当时有听讲。不过不在我们这个班。

龙：你们在高雄登舰之前，知不知道大陆在打仗？

吴：我不知道

陈：我知道，说有共产党。

龙：所以从高雄到了上海，上海到南京，南京到徐州。在徐州做什么？

陈：在那里三个月，顾飞机场。

吴：抓共产党的游击队。

陈：我们抓了一个戴草帽背背袋的，他说他是老百姓，班长就不信，就把他捆起来了，一直盘问他，说他是间谍吧，一直打，吊在树上吊起来打。

龙：你怎么被俘的？

陈：我们跑啊，共军在后面追，之后就打枪，就把我的腿打伤了，我也走不动了。很害怕啊，听说被解放军逮了以后，会割鼻子，砍耳朵，会枪毙，我很害怕。

吴：那是国民党讲的。

陈：害怕就想哭，想哭也没办法。解放军来了以后，有一个带手枪的高个子，见到我，就把他自己的裤子割下一片布，给我包扎，我也想不到，以为他会杀我的，一看他这么好，给我包伤了以后，我就随着他们走了，从那个时候起就当解放军了。

龙：然后回头打国军？心里有矛盾吗？吴阿吉还在国军里头哩！

陈：我回头打国军，可是马上又被国军打伤了。

吴：我不知道打了你呀！

陈：你在国军，我在共军。

龙：所以你们两个继续打仗，只是在敌对的阵营里，一直到阿吉也被俘？

陈：对啊，他在徐蚌战役被俘，我把他俘虏了。

吴：我被你俘虏过去了，我也不知道。

龙：清山，你“歼灭”了国军时，心里高兴得起来吗？

陈：胜利了就高兴。

吴：你胜利，我就不高兴了。

龙：那你有俘虏国军吗？

陈：有啊，有一次俘虏了整个国军的连。他们正吃饭，我们就包围了他们，然后手榴弹就丢过去，丢好几个手榴弹。

吴：喂，你那个时候到底是共军还是国军？

龙：他是共军啦，对国军——就是对你，丢手榴弹啦！

陈：嗯，那个时候阿吉可能真的在里面。

龙：一九四五年离开卑南家乡，清山是哪一年终于回乡的？

陈：我是一九九二年回来的。回来，父母亲都不在了。

龙：阿吉，你在徐蚌会战中被俘，就变成了解放军，后来又参加了韩战，被送到朝鲜去了？

吴：对。我们过鸭绿江，一直打到南韩那边去。

龙：过鸭绿江，又是冰天雪地的冬天，对你这台东的小孩，太苦了吧？

吴：苦死有什么办法，那个时候就是哭啊，哭也没有用。

龙：过鸭绿江之前，共军是怎么跟你说的？

吴：就是我们要去打美国人。美国人个子大，枪很容易瞄准他，很好打。

龙：你们的部队要进入朝鲜以前，还要把帽徽拆掉，假装是“志愿军”？

吴：帽徽、领章、胸章，全部摘掉。他们讲，不能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当兵的。知道，就是侵略了。

龙：可是，这样你如果战死，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谁。

吴：对。

龙：一九四五年卑南乡你们村子一起去当兵的有二十个人，其它那十八个人后来呢？

陈：有的在战场死了，有的病死了，大部分都死在大陆。过五十年，回到台东故乡的只有我和阿吉两个，还有一个邱耀清，共三个。

龙：你们觉得，国军为什么输给了共军？

陈：没有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就是这样，那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很好，阿吉你有没有唱过？

吴：（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合唱）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第三，一切缴获要充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龙：那你还记不记得国军的歌？

吴：这就是国军的歌啊。

陈：乱讲，这是解放军的歌。

吴：解放军不是国军——

陈：解放军哪里是国军，国军是国军，解放军是解放军！

龙：在大陆五十年，都结婚生子，落地生根了，为什么还想回来台东？

吴：就是想家……

陈：就是想家……

龙：那你现在回到了台东，是不是又回头想念河南的家呢？

陈：也想，孩子在那边。

龙：阿吉，回头看你整个人生，你觉得最悲惨的是哪一个时刻？

吴：就是在高雄港船要开出的时候。

52、盐

陈清山和吴阿吉都是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出生的人，一九四五年国军在台湾招兵时，他们刚好十七岁。

十七岁的男孩子，既不是儿童，也不是成人，他们是少年。少年的尴尬就在于，他们远看可能像个大人，够高也够结实，可以一欠身就把一袋米扛在肩上，轻松地跨步就走。但是近看，尤其深深看他的眼睛，眼睛藏不住那种专属小男孩的怯意和不安，那种母亲一走远就想紧紧拉着裙角不放的怯意，那种你逼极了会忍不住哭出声来的不安。可是，也可能同时有一种轻狂和大胆，以为自己可以离家出走、上山下海、闯荡世界，独自开出一条路来的轻狂和大胆。

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像希腊神话里的人身羊蹄一样，他带着孩子的情感想大步走进成人的世界。

十七岁的少年，也许就在跟父亲一起弯腰锄地的时候，也许就在帮母亲劈柴生火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小孩了。一种现实的观察能力突然涌现，他发现，父亲背负重物时显得那样无力，母亲从没有光的厨房里出来，被年幼的弟妹包围着，她的眼神那样凄苦疲累。

这时，少年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应该为家庭挑起一点负担了。或者，他，该走出村子了。

吴阿吉和陈清山就这样离开了卑南乡。

张拓芜，也这样离开了他的村子。

他的村子离台东很远很远，叫后山乡，在安徽泾县。安徽在哪里？它的三点钟方向是江苏，五点钟方向是浙江，六点钟方向是江西，九点钟方向是湖北，十一点、十二点方向是河南和山东。泾县，在安徽的东南。

这里的人，一辈子只见过手推的独轮车和江上慢慢开的木船，不曾见过火车、汽车或轮船。

张拓芜本来叫张时雄，后来当了兵，总共逃走过十一次，每逃走一次呢，就换一次名字，最后一次在高雄要塞换单位时，一个特务长帮他翻四书，找到“拓”这个字，觉得不错，就用了，但是张拓芜不满意名字只有两个字，想想山河变色、死生契阔，自己的家乡田园已芜，于是自己给自己加上了一个“芜”字。

和阿吉与清山一样，拓芜出生在一九二八年；安徽泾县后山乡和台湾台东卑南乡泰安村，哪一个村子比较穷？难比较。阿吉和清山记得自己家中经常没有米可以做饭，拓芜记得家乡大脖子的人特别多；长期地买不起盐巴，缺碘，每三、五家就有一个大脖子的人，脖子下面“吊着一个大肉瘤，像牲口项下的铃铛。小者如拳，大者如盆”。[108]拓芜和阿吉、清山的抉择是一样的：十七岁那一年，他在安徽也加入了国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迫击炮营第三连。

入伍第一天，见排长时，人家敬礼他鞠躬，排长一巴掌甩过来打得他倒退好几步，然后用四川话开骂：“龟儿子喳个连敬礼都不会，当你娘的啥子兵嘛。”[109]十七岁的张拓芜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炮兵，但他的所谓炮兵，就是做马做的工作：用体力拖着沉重的山炮，翻山越岭，如驼重的骡马。在他的胸前，绣的不是部队番号和姓名，不骗你，真的，他胸前绣的真的是那四个文言文的字：“代马输卒”——代替马做运输的小卒！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张拓芜的部队行军到了江苏北部刚刚被国军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的盐城，二十一军奉命要驻扎下来担任城防。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做了上将国防部长，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这时的盐城，却十室九空。

苏北，是共产党统治了很久的地盘，这次被国军夺回，城墙上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不可能没经过血淋淋的战斗，但是，踏着十二月的冰雪进城，张拓芜觉得盐城透着怪异——怎可能，这个小城，四周竟然没有护城河。中国哪个城市没有护城河啊？穿过城门，走进城里，更奇怪的是，整个城竟然没有战壕。两军剑拔弩张，对峙如此之久，怎可能没有防卫的战壕？

驻扎处没有水源，部队就在城门口找到浅浅的一洼水，像是从地里渗出来的，红红黄黄的，极不干净，但是总比没有水要好。他们就喝这水，用这水煮饭。

二十一军的一个士兵，蹲在空旷处，草纸是奢侈品，没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块石头来清理自己。当他用力把一块冰雪覆盖的石头掰开时，发现石头下面竟是一只手臂，一只穿着军服的手臂，冻成青色的。

原来不是没有战壕，所有的战壕都被掩埋了。把战壕挖开一看，里头埋了七百多具尸体，是共军的。这沟里躺着的所谓共军，张拓芜知道，很多也不过是被拉来的农家孩子。挖出来的尸体，摸摸军服里的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

等一下，班长说，如果城内有战壕，那么城外就一定有护城河。

二十一军在城墙外应该是护城河的地方开始挖掘。

雪停了，大地凝结成冰，铲子敲下去，空空作响。天上没有一只飞鸟，地上没有一株树，唯一突出地面的是水塘边高高矮矮的芦苇，水塘被雪覆盖，芦苇在冬天里一片衰败，像鬼魅般的黑色断齿。

多年后，张拓芜读到. 痖弦的诗，他马上就想到盐城这一片孤苦寒瑟、万物如刍狗的冰封平原。

盐

二嬷嬷压根儿也没见过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榆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盐务大臣的骆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一九一一年党人们到了武昌。而二嬷嬷却从吊在榆树上的裹脚带上，走进了野狗的呼吸中，秃鹰的翅膀里；且很多声音伤逝在风中：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开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压根儿也没见过二嬷嬷。

他们总共找到三千多具尸体，扔在护城河里。全是四十九军的国军，胸前绣着“铁汉”二字，是王铁汉的部队。因为冷，每个被挖出来的人，虽然面色铁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没有合眼，突出的眼睛对着淡漠的天空，像腌过的死鱼。

这三千多具尸体，很多，大概也是十七岁。

原来二十一军这段日子饮用的、煮粥的那洼红红黄黄的水，是尸体混着融雪逐渐渗上来的血水。

拓芜的部队在重埋这些无名无姓的尸体的时候，也差不多就是吴阿吉、陈清山在凤山开始行军的时候。他们的班长说，走到中午就回来吃饭，所以什么都不要带。但是他们一直走一直走，口令让他们停住时，发现这是高雄港；一艘又一艘的运输舰靠在码头，等着送他们到中国的战场。

深冬啊，一九四六。

53、如要凋谢，必做樱花

阿吉、清山、拓芜都是一九二八年出生的孩子，他们的哥哥们，比他们大个几岁，早几年来到十七、八岁或二十岁这个关口，作出人生重大的决定。譬如比他们大五岁的蔡新宗、大八岁的柯景星。

蔡新宗的家在日月潭边的鱼池乡，柯景星是彰化和美人。他们二十岁时，碰上的不是改朝换代的一九四五而是战时的一九四二，台湾还是日本的国土，蔡新宗已经改名叫“藤村茂”，柯景星很快会改名叫“河村辉星”。

和多数的台湾孩子一样，蔡新宗和柯景星上学时，每天早上朝会由校长指挥，先向日本天皇的皇居遥拜，在敬礼注视中升起太阳旗，然后齐声唱国歌。

国歌叫“君之代”，歌词优美，有中国“楚辞”的味道，虽然孩子们不学“楚辞”：

皇祚

皇祚连绵兮久长

万世不变兮悠长

小石凝结成岩兮

更岩生绿苔之祥

上课的时候，孩子们学“教育勅谕”，一八九零年以天皇之名颁发的“教育勅谕”，教导孩子们“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少年时，他们就会学“军人勅谕”。那是一八八二年所颁，要孩子们效法军人精神，“尽忠节”、“正礼仪”、“尚勇武”、“重信义”等等，而所有这些品格锻炼的最高目标，就是效忠“天壤无穷之皇运”。

随着太平洋战场上的紧张，殖民地的思想教育转为积极。原来大家能唱爱哼的台湾流行歌，一首一首填进了新词，配上了进行曲的节奏，一一变成军歌。“月夜愁”变成“军夫之妻”，“望春风”变成“大地在召唤”。周添旺填词、邓雨贤谱曲的“雨夜花”，人们爱它的温柔婉约，从水井唱到市场，本来是在表达一个青春女性的自伤和自怜：雨夜花，雨夜花，受风雨吹落地。无人看见，暝日怨嗟，花谢落土不再回。

花落土，花落土，有谁人通看顾。无情风雨，误阮前途，花蕊凋落要如何。

流行歌的感染力强，现在，“雨夜花”的旋律改谱，歌词改写，叫做“荣誉的军夫”：

红色彩带，荣誉军夫，多么兴奋，日本男儿。

献予天皇，我的生命，为着国家，不会怜惜。

进攻敌阵，摇举军旗，搬进弹药，战友跟进。

寒天露宿，夜已深沉，梦中浮现，可爱宝贝。

如要凋谢，必做樱花，我的父亲，荣誉军夫。

54、南十字星的天空

就如同弟弟们在三年以后会排队去报名加入国军一样，这些哥哥们在一九四二年努力地要报名加入日军。“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在台湾开始招聘。第一期，日本军部只招一千名士兵，却有四十二万人争取，还有很多青年陈上血书以表达为国牺牲的强烈决心；第二期也只开放一千个名额，涌来六十万个“热血青年”报名。那少数被录取的，荣耀了整个家族和乡里；不被录取的，还有人因为满腔杀敌抱负受挫，幽愤而自杀。

战事之初，台湾青年还没有资格当日本兵，只能当“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这个阶级顺序中的军属——军人的佣人，和军夫，为前线的士兵做运输和后勤补给。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扩张到危险边缘，日本才开始在台湾征“志愿兵”。日本厚生省一九七三年的统计说，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台湾总督府总共招募了军属、军夫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名，从一九四二到一九四五年则征募了军人八万零四百三十三人，加起来就是二十万七千零八十三名；二十多万个台湾青年中，三万三百零四个人阵亡。[110]

台湾青年们被送到南洋战场之后，在潮湿酷热、传染病肆虐的丛林里，晚上望向星光闪烁的天空时，还会哼起熟悉的“台湾军之歌”：

太平洋上天遥远，南十字星闪闪光

黑潮溢洗椰子岛，波浪冲过赤道线

睨目企腾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历史芬芳五十年，战死做神尽本分

镇守本岛北白川，所传士魂蓬莱存

建立武功在南方

守护有咱台湾军

啊！严防的台湾军……

歌词中的“南十字星”，是南半球的北斗星，只有在南半球看得见，两串闪亮的星链呈“十”

字在夜空交错，引人无限的浪漫怀想。

五十年以后，在婆罗洲长大的小说家李永平，后来回忆那段童年岁月时写到，自己的父亲曾说过，他听见日军行军时军鞋踏在地面上那沉重而整齐的声音，也听见日本士兵在慰安所喝得酩酊大醉时，大伙混声合唱军歌“月夜愁”和“雨夜花”，歌声带着浓浓的酒意和悲壮……蔡新宗和柯景星就在二十岁前后，风风光光地加入了日军的队伍，要到南洋去做“盟军战俘营监视员”。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到嘉义白河受基本军训。受训中有一个环节，让柯景星大吃一惊，就是学习如何打耳光。两排新兵面对面站立，互打耳光，打得重，打得准，才算及格。

一有了“军属”身分，少年们走在街上都觉得意气风发。有些马上就到日本军部指定的商店里去买了看起来像日本战斗兵的帽子，年轻稚气的脸孔对着店里的镜子戴上，觉得自己挺帅气，然后开心地上街闲逛。平常看见游荡的少年就要气势凌人叫过来教训一顿的警察，现在竟然当街向他们举手敬礼；少年心里充满了报效国家的激动和荣耀的感觉。

八月三日，这些经过短暂训练的台湾少年，告别了自己的父母兄弟；没有什么生离死别的沉重，他们踏着轻快的脚步出村，雀跃的心情比较像是参加团体郊游、正奔向集合地点的孩子。

从台湾的四面八方向南方汇聚，最后都到了集合地点，高雄港。

码头上，有很大的仓库，铁皮盖的屋顶。一艘货船改装的运输舰，靠在码头，正等着这些福尔摩沙的少年，送他们到南十字星空下的战场。

55、这些哥哥们

八月三号这一天，激烈的中途岛战役已经结束了两个月。在两天的战役中，日本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一艘重巡洋舰，三百三十二架军机，三千五百人阵亡，日军从优势开始转向劣势。

在太平洋的水域里，日本船舰随时可能被盟军的鱼雷、潜水艇或飞机轰炸。蔡新宗和柯景星所搭乘的“三池丸”，一驶出高雄港，就在黑浪扑天中一左一右以锯齿路线航行，避开鱼雷的瞄准。

其实，如果是空中轰炸，天上射下来的机关枪能穿透三层铁板，怎么躲都躲不掉。

一个月后，到了婆罗洲，也就是现在属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一个叫古晋的小城。少年们从这里各奔前程，蔡新宗被派到总部古晋俘虏营。他写了篇作文“战场的觉悟”，一笔工整的日文小楷，让长官惊讶万分，马上赋予他俘虏营的文书工作。柯景星分到北婆罗洲的纳闽岛。还有很多在路上由于离乡背井而患难与共、相互扶持的好朋友们，被分到婆罗洲北部，现在是沙巴，一个叫山打根的小城。

吴阿吉和陈清山的哥哥们就这么从台湾的乡下来到了南洋。他们第一次看见原始丛林里浩浩汤汤如洪荒元年的大河，河边的参天大树每一株都像一座霸气的独立的山岳，俯视着蝼蚁似的人。蜥蜴巨大如鳄鱼，拖着长长的尾巴，从浑浊的河水里缓缓游出，趴上浅滩的岩石，用蜡似的眼睛，君王的姿态，看着岸上的人群。

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

譬如南投埔里的四十个人，都是十八、九岁的，加入了“台湾特设勤劳团”，驻扎在日本海军基地拉包尔。拉包尔驻扎了十万精兵，被盟军日夜轰炸，断了粮食补给，必须依靠岛上的自力救济。埔里少年们万分紧张，日夜劳动，忙着开垦农场，大量养植蔬菜，供给前线的士兵。

他们同时紧迫地挖防空洞和埋尸坑。需埋的尸体，每五十具共享一个大坑；数字不到时，就用美丽的椰子树叶暂时盖着。等着火化的尸体，需要大量的木材和油料。到战争末期，尸体太多，材料都不够了，埔里少年的任务，就是把每一具尸体剁下一只手掌，只烧手掌，然后将一点点骨灰寄回日本。当然，到最后，只够剁下一根根手指来烧成灰，送还家人了。[111]在南洋，这些台湾年轻人穿着英挺的日军制服，背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胸前绣着日本名字，在俘虏营前站卫兵，监视着被日军俘虏的盟军士兵，命令这些白种士兵挑砂石、挖地洞、采铜矿、建机场，在最饥饿的状态之下做苦役。

所谓盟军士兵，也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如果是澳洲兵，个子高大、金发蓝眼睛的居多；如果是新加坡被攻下时集体投降的英军，那么皮肤黑一点、眼睛炯炯有神的印度兵居多。

古晋、山打根、拉包尔，都有大规模的日军所设的战俘营，这些看起来是日本兵的台湾监视员，有多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呢？

【图：陆陆续续地，更多的福尔摩沙少年被送到南太平洋，甚至三千里外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

56、堪萨斯农场

那是一九七七年，我在美国读书。研究所的同学小黛请我到她家去度周末。听说堪萨斯州的农场很大，大到农人必须开飞机从这一头到那一头去勘视自己拥有的玉米田。她笑说，“我家没那么大。不过，用眼睛也看不到尽头就是。”

中西部的秋天，天空蓝得透彻，仰头望久了，会突然吓一跳，好像整个人都被一片无涯无底的水深蓝吸进去。我们站在刚刚收割过的玉米田边，一群乌鸦在田里漫步啄食，突然聒噪起飞，远处一辆拖拉机轰隆轰隆驶过来，驶在收割后凹凸不平的田间，扬起翻腾的尘土。

“我爸。”小黛说。她对着拖拉机里的人用力挥手。

“小妞，”小黛爸爸扯着喉咙从远处喊，“有朋友啊？太——好了。”

拖拉机的轮胎比人还高，穿着吊带农人工作裤的小黛爸爸熄了火，有点困难地从驾驶座上小心地爬下来。他戴着帽子，看不清他的脸。向我们走过来时，我发现，这瘦瘦的人一脚长，一脚短，跛得很明显。

小黛跳上去用力地拥抱他，亲他，他大笑着说，“轻一点，老骨头很容易散掉。”拥着女儿，然后转过脸来看我。

看见我，他突然愣了一会，整个脸阴沈下来。我伸出去准备表示礼貌的手，也就尴尬地悬在那儿，进退不得。

小黛也一时不知所措，然后好像明白了什么，轻快地说，“爸爸，她不是日本人啦。她是中国人——也不是台湾人。”我惊奇地看了她一眼，她使了个眼色。

小黛来拉我，然后一手挽着父亲，一手挽着我，半拖半带地往那白色的大屋走去。一路上用娇嗔的声音和父亲说话。

吃过晚饭，我早早蜷到床上，拥着柔软的毛毯，望向窗外。清润的月光无声地照亮了一整片芳草连天的田野，无限甜美。从谷仓那边传来低低的犬吠，彷佛乳牛也在槽里懒懒地走动。

小黛光着脚进来。她穿着睡衣，金黄的长发乱乱散在肩上，手里拿着一个牛皮信封。

她跳上床，像猫一样弓起腿来，把大信封打开，拿出两张泛黄的纸，小心翼翼地摊开在毛毯上。是一份很皱的、发黄的旧文件，五零年代的打字机打出来的那种文件，时间久了，看起来有点脏，而且纸张显然很脆，似乎一翻动就会粉碎。

“我爸是空军，一九四二年，他二十一岁，跟我妈刚订婚，就去参加了太平洋战争，攻打一个岛，结果飞机被打下来，被日本人俘虏了。我妈说，战后他从俘虏营回来的时候，很可怕，瘦得像骷髅一样，就是一排突出的肋骨，两眼空洞——我妈总是这么形容的，”她用手比比眼睛，笑起来，“而且还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像僵尸一样在医院里躺了足足半年。”

“什么岛？”我问。

“我哪知道？”她瞅我一眼，“太平洋里一个岛，好像本来是澳洲军防守的，被日军夺走，后来又被盟军打下来，好像是新几内亚的某个岛……。”

“新几内亚在哪里？”

她烦了，说，“我也不知道，离澳洲不远吧？有土人，鼻子上穿孔……。”

小黛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轻声说，“俘虏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几十年来一个字也不说。我们所知道的，都是从报纸上来的。还有就是一些旧文件，有关于他自己的，也有他的战友的。譬如这个，你看看，也许就明白为什么他今天那么奇怪。”

57、不需要亲自动手

前空军少尉军官詹姆士．麦克摩瑞证词

主旨：拉包尔战俘营状况调查

听证地点：哥伦波市，乔志亚州

听证时间：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问：请叙述你被俘经过。

答：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我驾驶B-24 飞机，任务是轰炸新几内亚的维威克城。飞机被日军击中坠落。两位战友当场死亡，加我共九人被俘。被俘后，日军用电线将我们手脚紧紧捆绑，因为绑得太紧，我们的手臂和腿肿成三倍粗。没水，也不给食物。他们要我供出部队讯息，不供就一阵棍棒打。我们后来被送到拉包尔战俘营。

问：请描述战俘的食物和卫生医疗设备。

答：只有米饭和水。一天限额六盎司的饭。有时候，饭上有一条手指般细的鱼干。没有卫生设备。没有医疗。百分之九十的俘虏被虐死亡。

问：请描述你们后来被送去的“隧道战俘营”状况。

答：那其实不是一个隧道，是一个挖进山里的洞，我们二十四小时都锁着手铐，洞太小，所以我们都只能一直背贴背站着。头三天三夜没有水，没有吃的。我们被关在里头三个礼拜。

问：请叙述你所看见的疟疾人体实验。下士雅德清和朗尼根是怎么死的？在东京的战犯讯问中，平野医官说，他的实验都有事先得到战俘的同意，是这样吗？

答：就我所知，平野医官用了五个战俘做实验，包括雅德清、朗尼根和我自己。每隔三天就有人来抽我们五人的血，然后医官再把患了疟疾的日本士兵的血注入我们的血管。我们不是自愿的。雅德清和朗尼根的死亡，明显是这实验的后果。

问：菊地上校是战俘营的指挥官。就你所知，他是否有参与，或者对他的属下下过指令，要他们对俘虏施暴？

答：不管有没有指挥官的指令，士兵都会施暴。他本人不需要亲自动手。

詹姆士．麦克摩瑞，宣誓以上所言皆属实

见证人：乔治．汉摩

58、比尔的素描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十五岁，他谎报十八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派到新加坡去与英军并肩作战，保卫新加坡。冒充十八岁的比尔个子很高，但是一脸稚气。

和中国的青年一样，他也想从军报国，没想到的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日军开始攻击新加坡，十万人的英澳印联军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溃不成军，全数成为俘虏。丘吉尔悲愤地说，这是英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也是一次最惨重的灾难。七月八日开始，比尔和一千五百多个在新加坡被缴械的澳军被圈起来，分批赶上了大船，直直往北，送到婆罗洲的俘虏营。

如果一个望远镜可以又大又高，像一轮满月一样高高挂在天上，从它后头往下看，那么镜头自新加坡往东北挪一下，聚焦在台湾岛，就可以看见，一点没错，真的是同一天，当比尔和新加坡几万个英澳俘虏集体被送往婆罗洲的时候，彰化的柯景星、日月潭的蔡新宗，还有其它上千个台湾少年，戴着崭新的军帽刚好踏入嘉义白河的营区，开始学习如何当一个称职的俘虏营监视员，他们无比认真地练习打耳光、管理囚犯、射击和操练。

太平洋战争在炽热的沸点上，日军在泥沼中愈陷愈深，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的热带丛林中必须空手打造出两条战斗机跑道。于是从印度尼西亚掳来三千六百个军夫，又从各攻掠下的据点运来两千七百多名盟军战俘，开始了奴工式的劳役监管。

比尔被送到山打根时，已经十六岁了。有美术天分的他，把半截铅笔藏在脚底，在偷来的纸上画素描；一张一张扑克牌大小的纸，记录了他所看到的时代。[112]

战后变成残酷“虐俘”象征的山打根俘虏营，在十六岁的比尔印象中，第一个就是铁丝网。生活在铁丝网的后面，但是每天出这个大门去做工，俘虏终日劳动，用最原始的工具：铁锹、铁铲、扁担、竹篮，以愚公移山的方式建筑机场和防空洞。在炽热的高温下，很多人扑倒在曝晒的石砾堆里，或者丛林的热病袭来，在抽搐中死亡。

【图：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时候，比尔才15 岁，他谎报18 岁，就从军去了，成为澳洲国军第八军的士兵】

福尔摩沙青年在白河所学的打耳光，在这些英澳战俘的记忆里是一个最普遍的惩罚公式：

有一天丹尼士和大个子周克放工回寮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对门口站岗的日本兵敬礼，不知是因为敬礼动作不够标准还是那日本兵穷极无聊，他命令两人面对面站住，丹尼士的高度只到周克的胸膛。

日本兵命他们互打耳光。这是日本兵最常做的消遣。周克就轻轻打了丹尼士一耳光，丹尼士也回打一个。

日本兵大声喝他们用力……丹尼士知道，如果周克真使力的话，他绝对撑不住。他们互打了几下，这时日本兵吼着说，“要这样。”他对准丹尼士的脸就是一记，打得丹尼士连倒退几步，但是他勉强撑住不倒下，因为他知道，一倒下，日本兵就会过来踹他，踹到他再站起来或者倒地死亡。

可是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紧接着日本兵就用枪托打他因饥饿而突出的肋骨……

凌虐，也很常见：

有时候，俘虏在烈日曝晒下立正。有时候，被命令双手高举一块重石，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顶在他双腋下。丹尼士看过一个少年俘虏被吊在一棵树上，离地几呎，日本兵把上了刺刀的枪架在少年人的双腿之间……

还有一次，有一个苏格兰俘虏拒绝签“绝不逃亡”的切结书，他被双手反绑，捆在一棵树干上，日本兵绕到那树后面用枪托猛敲树干然后就快速让开，一瞬之间，一阵密密麻麻的红蚁从树洞倾巢而出，扑向那绑在树上的俘虏。他以同一个姿势被绑在那儿三、四天之久，大便都流在自己身上。丹尼士不知道他是否幸存。

每天早上都有尸体被拖出去，送到周围的墓地去葬。[113]

【图：他的眼镜被打掉在地上，弯身去捡的时候，日本兵用枪托用力猛击他的手，把眼镜和手指都打碎了】

在战俘口中的“日本兵”，其实不少就是来自福尔摩沙的监视员，他们是站在第一线管理战俘的人。偷了笔的比尔，像一个不动声色的摄影师，把俘虏营里的经历一幕一幕录了下来。在他的写真里，监视员无时无刻不在：他是资源的配给者，是奴工的监控者，是给牢门上锁的狱卒，是施暴的权力象征。比尔甚至目睹一个澳洲飞行员的遭遇：他在监视员的刺刀威胁下，先挖一个坑，然后跪在那坑前，让“日本兵”用军刀砍头。头和身体，砍了以后，很方便地可以直接滚进坑里。

同一个时候，在同一个地方，彰化来的年轻的柯景星配着枪枝及五十颗子弹、刺刀、绑腿、防毒面具装备，接受刺刀、剑术、射击的训练。他虽是监视员，但是已获得命令，准备随时上战场，为天皇牺牲。

【图：山打根战俘营，一九四二年八月】

59、卫兵变俘虏

我找到了比尔。八十多岁了，住在澳洲雪梨。写了一个电邮给他，一个小时以后，比尔的回邮就在我的计算机上出现。

他说，并非每一个俘虏营都是地狱，也并非每一个监视员都是魔鬼。被送到古晋俘虏营时，比尔受伤，还有福尔摩沙监视员帮他受伤的手臂细心地做了一个吊带，以免他接受审讯时伤势变得更严重。

当俘虏营的每日配给定粮降到零的时候——因为日军自己都没得吃了，传染病就像风吹一样，轻轻一扫，就让一个人倒地死亡。俘虏们每天都在抬战友的尸体，挖坑、掩埋，然后用一块残破的木板，插进土里，写上名字和生死年月。那是一个巨大的乱葬岗。

比尔在山打根作战俘时，台中的周庆丰是山打根的监视员。几乎和比尔同年，现在也是八十多岁的周庆丰，住在老家台中。他记得，“阿督（白种人）病亡时，并排躺在地上，以军用毛毯包裹，伙伴站在身旁，面对面，十分亲近。一阵低头祷告后，失声痛哭……。”[114]一九四五年终战以后，人们才逐渐、逐渐知道，光是山打根比尔所属的一千五百名澳洲战俘，三分之一的人受凌虐而死。

东京战犯审判结果所透露的是，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共有三十五万人，每一百个俘虏中有二十七个人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这么多，令人惊骇，但是，在日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

战争结束，幸存的比尔，还有堪萨斯农场小黛的爸爸和伙伴们都回家了，福尔摩沙的监视员，走上了他们青春结伴出发时作梦也想不到的命运。在战后的对日本的审判中，一百七十三个台湾兵被起诉，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翻开台籍监视员起诉书上的“起诉理由概要”，读来血迹斑斑，怵目惊心：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三月三日于拉包尔的丸木附近，将中国俘虏二十四名驱入坑中后以火器杀之。又在三月十一日于同地，以同样方式杀害中国俘虏五名。

——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于拉包尔……谎称带三名中国劳动者住院医疗，结果却将其斩杀。

——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七月四、五日间于拉脑，澳洲俘虏XX在前往作业途中病倒，遭被告踢头、腹、睪丸，于翌日死亡。

——昭和二十年八月一日于英领北婆罗洲的拉脑附近，非法杀害姓名不详俘虏约十七名……

二十二岁的的柯景星和其它六个台湾青年同列被告，起诉理由是：

于北婆罗洲的美里及其附近，射杀及刺杀四十六名俘虏。[115]

这七个人一审判决死刑，一个月后再审，改判十年徒刑。

几个月后，一九四六年初，这些判了刑的台湾青年被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

拉包尔，战争时是日军囤兵重镇，因此也是盟军轰炸标的，战争后，是太平洋战区的审讯中心。当盟军俘虏被解救，一艘一艘船舰来到拉包尔码头把他们接走的同时，本来监视俘虏的台湾兵自己一夜之间变成了俘虏，像羊群一样送进了原来囚禁盟军的俘虏营。俘虏营的设施他多么熟悉啊，一切如旧，只是现在俘虏变成了卫兵，卫兵变成了俘虏。

60、三更灯火五更鸡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台湾彰化县美和镇柯景星家

柯景星：八十九岁

大正九年，就是一九二零年，柯景星出生在这个传统的闽南三合院里，红砖房子，围着一圈茂密的竹林，竹林外是大片水光涟涟的稻田。二十二岁时离开这个家，再回来已是十年后。

我来看他时，他已是九十岁的老人。三合院已经倒塌，正厅的屋顶陷落，一地的残瓦断砖，压不住黄花怒放的野草。雨渍斑驳的土墙上，还挂着一个木牌，毛笔墨汁写着家族的名字。“是祭祀用的，”他说。

木牌腐朽，铁钉也锈得只剩下半截。柯景星看着木牌上模糊的名字，指着其中两字，说，“这是我爸爸。”

半响，又说，“我爸爸常教我念的一首诗，我还记得两句：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

【图：「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什么都没有说。只说, 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柯景星的记忆在时光的冲洗下有点像曝光过度的黑白照片，这里一条线，那里一道光，时隐时现，但是，轮廓和灵魂，真的都在。

龙：你跟我说一下那四十六个人是怎么回事？

柯：队长杉田鹤雄就命令我们杀人，那把军刀上还有天皇的菊花。不服从命令，我们就要被杀。

龙：你们杀俘虏的时候，俘虏站在哪里，你在哪里，长官在哪里？

柯：四、五十个俘虏，我们把他们围起来。杉田鹤雄就喊说，“上子弹！”然后就通通用刺刀刺死；之前有教我们刺枪术。教我们刺枪术的教练是在日本天皇前面表演第一名的。

龙：四、五十个俘虏被围起来，有多少个台湾监视员在那里？

柯：十几个人。

龙：你是说，你们杀这四、五十个俘虏，不是开枪，全用刺刀？

柯：开枪危险，开枪怕打到自己人。都用刺的，一个一个刺死，我站在比较远的旁边，有一个印度兵逃来我的脚边，我跟他说，“这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我就刺了他一刀。还有一个在喊救命，是个英国兵。一个清水人叫我杀他，我说你比较高你怎么不杀他，你比较高才刺得到啊。那个英国兵躲在水沟里喊救命。他如果不喊救命就没有人知道他躲在那里。我说，清水人你比较高，你去杀他。

龙：人都杀完之后，四、五十个尸体怎么处理？

柯：我们就挖一个大洞，全部放进去。

龙：然后你们怎么湮灭杀人的证据？

柯：人的头骨多脆、多大，你知道吗？

龙：把这四、五十个人杀了之后，你去哪里？

柯：有个人挑水来，我们把它喝光。继续住在那里。

龙：现在俘虏营都空了，盟军马上要到，你们还住在那里在等什么？

柯：我们也走了，想要回古晋，可是到不了，那时候……太久了，忘了。

龙：请描写一下审判的过程。

柯：一群人坐在椅子上，都是台湾兵。旁边有旁听席。一个耳光换五年。

龙：澳洲俘虏出庭指证你们打他们耳光？

柯：打耳光就是在白河训练的时候学的。

龙：当场被宣判死刑，那时感觉？

柯：感觉是——我真的要死了吗？死了还没人哭啊。第二天改判十年，很高兴。

龙：被判十年，最后坐了七年半的监牢，你觉得这惩罚公平吗？

柯：既然我有杀死一个人，我说是“天要杀你、不是我要杀你”。

龙：那你觉得七年半是应该的还是怎样？

柯：七年半是英皇登基所以被特赦。

龙：我知道，但你觉得自己判刑是冤枉还是罪有应得？

柯：那时候也没想什么，有杀死人被关也是应该的。

龙：家里的人知道你的遭遇吗？

柯：都不知道。不能通信。我要是知道我父亲那时已经死了，我就不回台湾了。我就在日本入赘。

龙：释放后最后终于回到台湾，看到基隆港，心里在想什么——有哭吗？

柯：没有。

龙：你一个人从基隆搭火车到了故乡彰化——有人到车站来接你吗？

柯：没有。到彰化车站后用走路的，一直走一直走，走回来老家。

龙：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柯：只剩下我的母亲。

龙：十年不见儿子，母亲看你第一眼，说什么？

柯：什么都没有说。只说：你住二房，二房在那边。

61、日日是好日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南投县鱼池乡蔡新宗家

蔡新宗：八十六岁

从彰化到鱼池乡，一路是青葱的山景。早春二月，粉色的樱花错错落落开在路旁，远看像淡淡一片云。绵延婉转的山路一个转弯，忽然天地辽阔，半亩湖水，无限从容，“晋太原中武陵人”似地敞开在眼前。

原来蔡新宗是个在日月潭畔长大的小孩。

转近一条小路，两旁都是稻田，稻田和稻田之间站着一株一株齐整的槟榔树，像站岗的卫兵一样，守着家园。蔡家在小坡上，三合院前是一方菜圃，花菜、萝卜、蕃茄、豌豆，青青郁郁，引来一阵热闹的粉蝶。几株桂花，香传得老远，引擎一熄、打开车门就被花香牵着走。

原来蔡新宗和柯景星一样，都是在稻田边、三合院里长大的少年。

我们就坐在那花香盈盈的晒谷场上说话。村里人经过，远远看见我们，一定以为这是个“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邻里小聚。一面说，天色一面沉，然后槟榔树瘦瘦的剪影就映在暗蓝色的天空里，蚊子趁暗夜纷纷起飞，发出嗡嗡声，像隐隐从远处飞来的轰炸机群。

龙：何时离家的？

蔡：一九四二年的八月三号从高雄港出发，九月八号到达婆罗洲古晋，从“色拉哇库”河一直进去。

龙：那是拉让江。河里面有动物你看到吗？

蔡：有啊，有鳄鱼啊，他们爬起来透气、纳凉，都是我以前没有看过的东西。

龙：古晋的战俘是什么状况？

蔡：英国兵比较多，荷兰——那时候的印度尼西亚属于荷兰统治的，印度尼西亚的兵也有，印度兵也有，属于英国的。都是从新加坡抓去的。

龙：有华人吗？

蔡：就那个卓领事夫妇。他们还有个小孩。我是很同情这个卓领事的。

龙：是哪里的领事？知道他的名字吗？

蔡：不知道，名字也不记得了，有一次我的部队长跟那些干部，围在一起讲话，说这个卓领事意志很坚强。那个时候日本人在说，看能不能把这中国人给吸收过来。但是这个领事说，我已经对中华民国宣誓要尽忠，我不能再加入你们日本。日本人就说，可是你如果加入我们，你就不用关在这里了，我们送你回中国，让你去汪精卫那里任职。他也不要。

我们这些小朋友听到了觉得，这个中国人、中国领事，很尽忠哦。我是做文书的，所以在办公厅里面常常听到这些普通人听不到的谈话。我就说，这实在很难得，一个国家的公务员，日本人也在称赞喔。

龙：蔡先生，这个人在日本战败以后去哪里了？

蔡：我不知道，说是有一个阴谋，这个人被抓去别的地方了。

龙：古晋的俘虏待遇怎么样？

蔡：我是没有直接管，俘虏做的工作也没有很粗重，只是吃不饱，一年一年营养失调、生病啦。那时候想说，人如果不动，身体也会愈来愈差，如果让他们出去种个什么，让他们自给自足，也有钱给他们喔，他们可以用这个钱买一些比较营养的，他们自己要吃的。我们公道来讲，要说日本那个时候有没有很残忍，在古晋那边是没有的，因为补给还可以到，交通也都还很好。第一分所就差了。

龙：第一分所就是山打根？山打根的“死亡行军”你当时知道吗？

蔡：那里就生病的，死的死、逃的逃，是到战后我们才听到的事情，当时不知道，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日本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澳军九月十二日来古晋接收时，就在问：“山打根那边还有几个？”我就说我看一下，看山打根的战俘名单，发现，怎么七月、八月都没有电报来啊，数字都没来，六月的时候还有几个。我就跟他讲，我现在报的数字不是现在的喔，他说，“没半个人了！”

我也吓了一跳，他说真的，可能是逃走了，我最后听人家说只剩一个人。

龙：很惨，山打根一千多英澳军，最后剩下六个活的。古晋俘虏营队长是日本人吧？

蔡：是个留美的日本人，比较开化，很认真。最后自杀死了，也很可怜。

龙：什么状况下自杀的？

蔡：战败后，他一调查发现俘虏死这么多，虽然没直接杀他们，但是死这么多人，算是他的一个责任。他又是个“日本精神”很旺盛的人，常常说，“日本如果怎么了，我也不要吃俘虏的米，我不做俘虏！”

我们在办公厅，他一个人出来，戴着帽子，说，“你们大家听过来，我现在要出去，你们不要轻举妄动，要坚强，所长我要去了，你们大家保重。”他回身就走了。

龙：有资料说，日本战败的时候，有密令说要把俘虏全部处死，古晋的情况是怎么样？

蔡：没有命令说全杀。

龙：你在古晋有看到杀人吗？

蔡：没有，我们古晋这里没有；山打根和美里，确实有杀人的，他们有讲。

龙：柯景星在美里，他有讲。

蔡：那里就真的有杀人，听说他们的队长，一手拿着军刀，一手拿着枪，说，你如果不听令，我刀子杀不到的我就开枪，所以你不杀人也不行。山打根那些都行军的俘虏，到山里去，有的在路上就倒下了，倒下没死的在那里很痛苦的样子，日本人的解释是，倒在这里这么痛苦，我干脆让你死得痛快一点，那就是日本精神说的武士道。很难说啦。

龙：审判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蔡：一九四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开始判的。

龙：在海边开庭？

蔡：在海边搭一个棚子，我们四十五个台湾兵同时被审。

龙：怎么进行？

蔡：像我进去，我先说我是谁，我要来说的话全属事实，对神明宣誓，意思是这样，然后审判官就问你有没有打人，我说没有，我是没有直接管，但是我们是一起的，营养失调，很不自由，这个精神上的苦楚我是能理解，我只有讲这样，他就写上去了。开始审判后八天，四十五个人就全部判了，我记得有三个无罪，剩下的四十二个，判一年的好像是一、两个，总共算起来，无期的有一个，二十年的两个，十五年的几个。

龙：你判了十年，觉得服气吗？

蔡：我很不满。如果讲人道，为了和平，你定这个罪，我赞成。但是你因为“胜利”，随随便便就这样子判。战败的都有战犯，战胜的就没有战犯吗？这是我的主张，去到联合国我也敢这么主张。

譬如一个例子，这个是大家疏忽的一个例子，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们叫“你来”，用手招，手心向下，但是这个手势在澳洲和英国人看来以为是叫你“快走”的意思，所以俘虏就走开了。下指令叫他过来的人就觉得我叫你来，你不来，不听我的话，追过去就打他巴掌了。这根本是误会。他们就是看天气在审判的，实在是很冤枉。

龙：听到自己被判十年的时候，感觉是什么？

蔡：觉得——打架打输了，这样而已，怨叹我们打输人家而已。你看那些日本人，被判死刑的有好几个，都笑笑的，说，“哎，我要去了，祖国的复兴拜托你们了！”这一点是我们要学的地方，我常常在讲，日本人的好处我们要学。

他们日本军队本身，动不动就打你巴掌，只要阶级大过你的就会压你，所以看顾俘虏的时候，为了要执行业务，他有的时候看了不高兴会“巴格亚鲁”一个巴掌过去，这个是有的，但是这样也不用判到几十年，也不用判死刑，不用啊。

龙：你被判刑不久就被送到拉包尔去服刑了？

蔡：对。那时拉包尔那个岛差不多还有十万日军在那里，等候遣返。

龙：你知不知道，你变成战犯，送到拉包尔集中营的时候，拉包尔还有将近一千个中国国军战俘，刚被解放，在拉包尔等船？

蔡：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说有那些人，有中国人在那里做工，那些人后来有没有被送回去，我也不知道。

龙：一九四九，你在哪里？

蔡：我还在拉包尔。

龙：你在拉包尔的时候，日本的第八方面军司令今村均大将也关在那里？

蔡：那些将军都不用出去做苦工，只有种种菜园而已。今村大将自然是我们的大老板，我常常跟他讲话，他也很照顾我们，他也不会分你是台湾人日本人。

龙：今村是太平洋整个方面军最高指挥官，他被判十年，你这个台湾小文书，也被判十年啊。

蔡：我也跟今村开玩笑，说“你一声令下，几百万的军火都听令，可是‘论功行赏’的时候，你判十年，我也判十年。”他哈哈大笑。

龙：和你同在拉包尔服刑的还有婆罗洲的指挥官马场中将？他临死还送给你一个礼物？

蔡：马场被判绞刑，他想他时间差不多到了，有一天把我叫去，说，“你来，我写了一个东西要给你。”他送给我这块匾额，上面的字，是他自己写、自己刻的：“日日是好日。”

他还跟我解释，说，“你年轻，有时候会比较冲动。在这个收容所里，你要尽量认真读书，边读书边修养，这样，早晚你都会回去的。要保重身体，你只要想着日日是好日，每当生气的时候，就要想到马场中将有跟我说，日日是好日。”

龙：他自己要上绞架了，还这样安慰你……蔡：对，他这样跟我解释，所以说我的人生观就是“日日是好日”。每天都好，就是这样。

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62、最底层的竹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64、老虎桥

65、拉包尔之歌

66、魂牵

67、寻找李维恂

68、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

69、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70、十九岁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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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最底层的竹

飞力普，我最近一直在思索“罪与罚”的问题。

你出生的时候，一九八九年深秋，我躺在法兰克福的医院里一面哺乳，一面看着电视，那是不可置信的画面：上百万的东德人在柏林街头游行，然后就冲过了恐怖的柏林围墙，人们爬到墙头上去欢呼，很多人相互拥抱、痛哭失声。在那样的情境里，你在我怀里睡觉，长长的睫毛、甜甜的呼吸。初生婴儿的奶香和那欢呼与痛哭的人群，实在是奇异的经验。

晚上静下来时，我听得见头上的日光灯发出滋滋的声音。

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追究“罪与罚”的问题：人民逃亡，守围墙的东德士兵开枪射击，一百多人死在墙角，你说这些士兵本身有没有罪？所有的罪，都在他们制订决策的长官身上？还是每个个人都要为自己的个别行为负责？

东德共产党的决策高层一直说，他们要求卫兵防止人民离境，但是从来就没有对守城士兵发布过“逃亡者杀”的命令。于是很多法庭的判决，是判个别士兵有罪的。

你知道吗，飞力普，一直到二零零七年，才在一个当年守城卫兵的资料袋里找到一个军方文件，文件写的是：“面对逃亡者，使用武器不需犹豫，即使是面对妇孺，因为叛徒经常利用妇孺。”[116]

这个文件出现的时候，我的吃奶的小宝贝都已经满十八岁了，很多士兵早被判了刑。

昨天在电话上跟你提到柯景星这个台籍监视员。他被判刑十年，罪行是他和其它十几个台湾兵在日本已经知道要战败的最后几个月里，屠杀了四十六个英澳俘虏。那个下指令的日本队长，在法庭上承认是他下令，一肩挑起罪责，但是那些奉命动手的台湾人，还是被判了重刑。

日本军方，是不是和东德共产党一样，也说，我们从来就不曾发布过“杀俘虏”的命令呢？

我在澳洲堪培拉战争纪念馆的收藏里找到了这么一个文件，你看不懂，没关系，我翻译给你听。

你知道，日本的投降，是在八月十一日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这个文件是八月一日发出的，下达“非常手段”给各俘虏营的主管。翻译出来，指令是这么说的：在现状之下，遇敌军轰炸、火灾等场合，若情况危急，必须立即疏散至附近的学校、仓库等建筑物时，俘虏应在现在位置进行压缩监禁，并于最高警戒状态下，准备进行最后处置。

处置的时机与方法如左：

时机

原则上依上级命令进行处置。然若有左列场合，得依个人判断进行处置：

甲、群体暴动，且必须使用兵器才能镇压时。

乙、自所内逃脱成为敌方战力时。

方法

甲、无论采各个击破或集团处置的方式，皆依当时状况判断后，使用火药兵器爆破、毒气、毒物、溺杀、斩首等方法进行处置。

乙、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要以不让任何士兵脱逃、彻底歼灭，并不留下任何痕迹为原则。

这个文件真是读来心惊肉跳。“非常手段”、“最后处置”、“彻底歼灭”，不就是杀人灭迹吗？柯景星所接受到的命令，不就是这个吗？直接下令的杉田鹤雄自杀，奉命动手的柯景星判刑十年，但是决策者的罪责要怎么依比例原则来算呢？

我老想到那个喊救命反而被台湾兵用刺刀戳死的英国男孩——他会不会也跟比尔一样，谎报十八岁，其实只有十五岁？

或者，和我的飞力普一样，十九岁？

杀害他的责任，应该算在谁的头上？

我跟你说过我找到了澳洲的比尔吗？一九四五年从俘虏营回到家乡以后，他变成一个专业木匠，帮人家设计家具，做门窗。他在俘虏营里零零星星所做的素描，后来重新画过。我说我想在书里放几张他的俘虏营素描，他开心得很。

我问他，“在山打根俘虏营里饱受虐待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穿着日军制服的监视员其实大多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兵？”

他说，“知道的，因为他们常被日本长官揍，刮耳光。老实说，日本人对待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的态度跟监视员对待我们这些俘虏的态度，其实一样地狠。”

“那么，”我再追问，“如果我说，这些福尔摩沙监视员在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价值所操弄，因而扭曲变形，你会反对吗？”

他马上回了电邮：“教授，我当然不反对。他们同样身不由己啊。”

我问他，对那些福尔摩沙监视员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他说，“有一次我跟两个英国人从俘虏营逃跑被搜捕回来，我们都以为这回死定了，因为我们都看过俘虏被活活打死。而且，如果当场没打死，伤口发炎，不给药，溃烂没几天也一定死。

可是奉命管教我们的是几个福尔摩沙兵，他们年纪很轻，而且个子都比较小，抓那个很粗的藤条抓不太牢，所以打得比较轻。我们运气还不错。”

“有没有可能，”我说，“是这几个福尔摩沙监视员故意放你们一马呢？”

“很难说，”他这么回答：“操弄，就是把一根树枝绑到一个特定的方向和位置，扭成某个形状，但是我相信人性像你们东方的竹子，是有韧性的，你一松绑，它就会弹回来。但是呢，如果你刚好被压在最底层的话，那可是怎么挣扎都出不来的。”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在山打根值勤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在事隔六十年之后，都还记得一个特别的俘虏，一个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只知道他是“卓领事”，被日军关进俘虏营，和英国军官一起做奴工。他的年轻的妻子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和一个四个月大还在吃奶的男婴，分开来关。

九十岁的柯景星对往事的记忆已经大半模糊，但是年轻的领事夫人的影像很清晰地在他心中。

“俘虏营里有个女生——领事太太，有一天说，我的孩子养不大怎么办？后来我去买烟，再把买来的烟拿去隔壁的商店换了三、四十个鸡蛋，我就把鸡蛋拿给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就马上跪下，我说如果你跪下我就不给你。他的小孩很可爱，婴儿，这么大。我说我还没结婚，你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如果跟我跪下的话，我就不给你了。”

蔡新宗记得的，则是卓领事的坚定以及日本人在背后议论时对他的敬意。

这个监视员眼中不知来历的“卓领事”，只要答应转态为汪精卫政府效力，他马上就可以回到南京做官，他的妻子可以免于折磨，他年幼的儿女不需要冒营养不良致死的危险，他自己也不会被杀。然而，台湾的监视员亲眼看见这个领事在日军的恐吓和利诱之下完全不为所动。

这究竟是哪里的领事？他后来的命运又如何？

对自己的命运都毫无掌握的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摇摇头说，不，他们一无所知。

他们不知道，卓领事名叫还来，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到欧洲留学，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抗战爆发，他和许多留学生一样热血澎湃地回到中国，投入国家的命运洪流。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他是中华民国外交部驻英属婆罗洲山打根的总领事。日军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登陆婆罗洲，卓还来还在领事馆里指挥着同仁紧急地销毁文件，以免机密落进敌人手中。炮火轰隆声中，不及撤退，一家人在刺刀的包围下被送进俘虏营。

当他的妻子为了婴儿的奶粉和鸡蛋在对台籍监视员求情、感恩下跪的时候，卓还来本人在做苦力。山打根当地的华侨晚上偷偷给他送食物，白天往往从远处望见侨社所尊敬的领事在监视员的驱使下做工。

卓领事和七、八位白人，从一哩半的工程局，每人推滚一桶四十四加仑的汽油桶，推到码头的油轮上，以做装油之用。我看见卓领事身穿短衣、短裤，推得满身大汗，而且汗流浃背。这是日军进行羞辱性的劳动。[117]

在三年半的集中营内，卓还来大概每天入睡前都在等候那个时刻；那个时刻终于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六日的凌晨三时到来。不管在哪个国家，这种事总是发生在黑夜中，走进人犯寝室里的军靴脚步声总是飒飒作响，彷佛隔音室里扩大了的活人心脏跳动。卓还来和其它四个英美官员被守卫叫起，一声不响，被押进丛林隐密处。

一年以后日本投降，俘虏营解放，人们在清查名单时，才发现卓还来失踪，开始在丛林里寻找隆起的黄土丘。两个月后，果然在静谧无声的密林深处找到五个虫蚁如麻的荒冢。荒冢中的骸骨，都没有头颅。那么如何辨认卓还来？

一片还没腐烂的布块，是当地侨胞偷偷送给他的衣服，证明了这一堆是卓还来：干发一束、门牙三枚、膝盖骨、指骨、肋骨各一。白骨凌乱，显然林中野狗曾经扒食。

柯景星和蔡新宗到今天都不知道，那个因为坚定的政治信念而令俘虏营中的日本军人肃然起敬的“卓领事”，早已被害。也不知道，在战后的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他的骸骨被国民政府专机迎回，隆重地葬于南京菊花台“九烈士墓”。

当“卓领事”的骸骨被迎回南京、白幡飘飘一片荣耀悲戚的时候，柯景星和蔡新宗已经沦为战犯，监禁在新几内亚的拉包尔俘虏营里。柯景星和蔡新宗也不知道，杀害卓还来的日军警长阿部木内中佐和芥川光谷中尉，都上了绞架。

有些人生，像交叉线，在一个点偶然交错，然后分散没入渺茫大化。

64、老虎桥

到南京，上一辆出租车，说要去“菊花台九烈士墓”，司机多半茫然，有雨花台，没听过菊花台。

卓还来安葬之后一年半，南京的总统府大门插上了五星旗。此后，卓还来从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被删除。在随后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的子女不敢提及这个为中华民国牺牲了的父亲，他的妻子不敢去上坟。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118]

或者，人们选择记得什么、忘记什么。

和卓还来同代的“八百壮士”，人们至今记得那些壮士们是如何地临危授命却又视死如归，一个一个都是英气逼人的青年男子。蒋介石为了即将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让国际看见中国抗战的坚持，决定在大撤军的同时，在苏州河北岸仍旧“派留一团死守”。这个团，其实就是一个自杀的队伍。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奉命留守闸北四行仓库，孤军悲壮抗敌的传奇，就此开始。

人们记得，四行仓库楼顶的那面在晨风中微微飘动的国旗，人们也记得，苏州河对岸的乡亲父老们，发现了那面国旗时热烈盈眶的激动。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陆以正，那时是个十三岁的初中生；二零零九年我们坐在台北一家精致的意大利餐馆里，眼看着物换星移，浪淘沙尽，他却仍然记得四行仓库的悲壮在他稚幼的心灵烙下如刀刻般的印记。

到今天，也还有人依稀记得那首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

一九七六年台湾拍的“八百壮士”电影，结束的画面是这些壮士们在天崩地裂的战火中英勇撤出了三百五十八人，歌声雄壮、国旗飘舞，然后国军壮士们踩着整齐的步伐，带着无比坚毅的眼神，往前方踏步而去。剧终。

前方一片模糊——他们无比坚毅地踏步到哪个“前方”去啊？

被集体记忆删除了的是，这三百五十八个人，步伐整齐，走进了英租界，马上被英军缴械，关进了收容营，从此失去自由，成为孤军；仍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被英军监禁，被日军包围。

孤军想在收容所中升旗，都会引来卫兵的侮辱和殴打。监禁四年之后，珍珠港被炸，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日军入侵租界，孤军立刻成为战俘，分送各地集中营，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做苦劳后勤。

“八百壮士”中的一百多人，被押到南京，进了老虎桥集中营。

老虎桥集中营在哪里？

我到了南京，找到了老虎桥监狱的旧址，但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四边是热闹的酒店商厦，中间围着一个军营，有卫兵站岗。

刚拿出相机，卫兵直冲过来，大声吼着，“拍什么拍什么？这是军事重地你拍什么拍！”

我拍什么？就是跟你说你也听不懂！懒得理你。

我走到对街去，一回身对着他“喀嚓”一声，干脆把他也拍进去。

日军在老虎桥监狱关了近千名国军战俘，每一百多人挤在一个大狱房里，睡在稻草铺的地上。每天战俘由监视员带到工地做苦役——建机场、挖防空洞、筑防御碉堡，是的，和婆罗洲或者拉包尔的英澳战俘，做的是一样的事。

老虎桥的很多监视员，是的，也来自福尔摩沙。

粮食不足，医药全无，大狱房里的国军战俘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疾病，每天早上都有很多具尸体要抬出去。有人深夜逃亡被捕，狱卒把逃亡国军吊在木柱上施以酷刑，令人心惊肉跳的哀嚎呻吟之声，传遍集中营。

隶属美国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陈炳靖在轰炸越南海防时被击落遭捕，辗转送进了南京集中营，他目睹国军战俘的状态：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批四十余人的国军入狱，他们棉服胸前两侧均有刺刀穿孔，且带有血迹，经打听之后，我才知道此批国军战俘在战场上有数百人，日军要他们全都趴在地上，开始用刺刀往上身刺，每人被猛刺两刀，此批人是没有当场被刺死的，才押送来此。[119]

南京战俘营的“狱卒”中，有十五位台籍日本兵。陈炳靖提到其中有两个人对国军战俘特别残暴。他听说，在战后，这两个福尔摩沙兵在台湾南部被杀——当年的受害国军踏破铁鞋，找到了他们。

而陈炳靖自己，这么多年来，也一直在找一个台籍日兵，为的却是一个不同的理由。一九四四年，陈炳靖终日发高烧躺在床上，他万念俱灰。每日的凌虐已经不堪负荷，俘虏生病，没有医药，只能自生自灭，他一心想死。

在悲凉无助的深夜里，一个黑影子悄悄出现在他床头，是国军俘虏中担任护理的人，手里拿着针筒，准备给他注射。陈炳靖全身火烫、神智几乎不清，却还觉得不可置信，问说，哪里来的药剂？

黑影子说，十五个台籍监视员之一，是学医药出身的。知道了陈炳靖的病情，从日军那里把药偷了出来，交给他，要他来救陈炳靖，同时吩咐，绝不可外泄，否则身为监视员的台湾兵会被日军枪毙。

终其一生，陈炳靖都在寻找这个台湾人。

关进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一百多个“八百壮士”，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集中营的大门被打开的时候，只剩下了三十几个。

65、拉包尔之歌

小时候看过二战的电影吧？桂河大桥啊、六壮士啊什么的，都是美国片，所以英雄都是美国人。如果是演欧洲战场的，那么德国兵都像一敲就倒地的白痴；如果是演太平洋战场的，日本兵每个都长得很丑很残暴。

一九四二年六月激烈的中途岛战役之后，盟军拚命轰炸，军国日本的战备工程突然加速转动，吸进大量的苦力和兵力。太平洋战场的新几内亚，是一个漩涡的中心：台湾和朝鲜殖民地的军夫军属、以武力掳来的各路国军战俘，以及从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征来骗来的民夫，一船一船送到了新几内亚的拉包尔码头。

几路人马几乎同时上了船，驶往赤道以南。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底，南京老虎桥集中营的国军俘虏，在刺刀包围下，被运到上海码头，上了船。

这些统称“国军”俘虏，其实成分很杂。有在不同战役中被日军俘虏的正规国军部队，包括衢州会战中大量被俘的八十六军，有敌后抗日的各种势力，包括共产党的新四军和不同路数的挺进队，包括国民党戴笠创建的游击队，譬如忠义救国军和地方的各形各色保安团及纵队，也包括地下抗日志士，其中也有老师、学生、记者。

五十七位“八百壮士”，也被塞进了船舱，和其它一千五百多名国军俘虏一并被日军编成了“中国军人勤劳团”，开往拉包尔。

这时候，蔡新宗和柯景星刚到婆罗洲才几个月，还正在好奇地熟悉环境。在南投，住得离蔡新宗家很近的辜文品，被选进了第三回“特设勤劳团”，和南投埔里其它三十九个年轻人，正在做离乡的准备。二十岁不到的男孩，在乡间成长，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还没开始，只是在母亲忧郁的突然安静里觉得稍微有点不安。他们特别结伴去神社拜拜，然后接受了沿街群众的致敬；群众挥舞着日本国旗，人群里头也默默站立着自己的父亲母亲，或者，那心中思慕却还来不及表白的人。埔里乡亲就这么送走一批又一批自己的子弟，很多不舍的热泪，也有悲壮的注视和坚毅的眼神。

高雄港的船舰很多，他们这一艘运输舰，目的地是拉包尔。

辜文品后来也老了。六十年以后，他在埔里回想起自己在拉包尔的年少岁月，挖洞、埋尸、种菜、抢筑碉堡，什么都做了，难以忘怀的，还是那成千成千的尸体——炸死的、病死的、饿死的尸体，等着他去火化。因为太有经验了，他成为专家，单凭“气味”，年纪轻轻的他就能辨别烧到了人体的哪个部位。心脏，他说，最难烧，往往还要浇上汽油，才烧得干净。[120]

66、魂牵

我在看日本战败后，拉包尔战俘营国军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看下来。

一千五百多人从中国被送到这个岛，关进集中营，开始做奴工。一九四五年这个俘虏营被登陆的澳军解放的时候，活着的国军只剩下七百多个。从南京老虎桥送来的一千人中，活到一九四五年的，只有四百个。[121]

这些幸存者，欣喜若狂在码头每天注视着海港，等祖国派船来接他们回家。他们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祖国，内战，已经处处烽火。一个千疮百孔、焦头烂额的政府，你要他这时从几千公里外的丛林岛屿接回自己的子弟，那绝不是第一优先，而且，也很困难—哪里来的船呢？

他们就继续在营区里等待。战后第一个国庆节到了，他们在俘虏营区四周插满国旗，贴上标语，照样升旗，唱国歌，对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这一等，就是两年。

看着一九四五年九月的幸存者名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这时，台北《联合报》刊出了最新发现：在拉包尔几乎整个被火山覆盖的丛林里，找到三座国军的坟。

【图：龙应台致国防部长陈肇敏信件的一页】

不只三座啊，我想，厚厚的火山灰烬下面应该有八百个国军的骸骨。拉包尔啊，随便哪里一锹挖下去，都是人的白骨。

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思绪是，一九四三年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运到这个有鳄鱼的丛林岛的那一千多名国军，可都是像林精武、张拓芜、柯景星、蔡新宗这个年龄的人啊。死在异乡，即使是没名没姓的集体掩埋于乱葬岗，即使乱葬岗已经被爆发的火山熔岩深深埋灭，这些失乡的亡魂——可都是有父有母的。如果说，当年，是国家让他们过江过海来到这蛮荒的丛林，让他们受尽伤害之后无助地倒下，然后任火山覆盖他们的脸，那么六十年以后，国家，也可以过江过海牵引他们回到故乡吧？

我开始寻找幸存者。

67、寻找李维恂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台湾冈山空军官校大榕树下

李维恂，八十九岁

五十七个“八百壮士”，死了二十一个，剩下三十六个。八十六军的、新四军的、地下游击队的，一个一个名字历历在目。我心想：这些幸存者，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祖国，祖国却在炽热的内战中，哀鸿遍野，然后是大分裂、大流离；他们之中，一定也有人辗转到了台湾，而且，也可能还有人在世，只是，人海茫茫，我要怎么找到这个人呢？

发出上天下海的“寻人令”之后两天，接到电话，“李维恂先生找到了，真的在台湾。”

在港大的写作室里，我忍不住大叫。

什么样的时空啊，我在二零零九年的香港，越过山越过海，穿过云穿过路，真的找到了一九四二年冬天从南京老虎桥集中营被日军送到拉包尔战俘营去做奴工的游击队长。

“他意识清晰吗？语言能表达吗？”我急急地问。

“很清楚，而且，”台北那一头的声音清脆地说，“我跟他一解释是您在找他，李先生就说了一句话。”

“他怎么说？”

“他说，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

“喔……。”

地狱船

龙：怎么被送到拉包尔俘虏营去的？

李：一九三七年淞沪战事爆发时，我十七岁，学校也停课了，我就加入了戴笠创建的忠义救国军。那时候，国共两党在江南地区抢知识青年。

龙：您被编入混成队，接受了什么样的训练？

李：爆破、情报、纵火、暗杀。

龙：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号，您在上海对日军爆破而被捕？

李：我们没有长枪，只有短枪，不能做长距离攻击，只能够去丢手榴弹，大概破坏了四、五个大的物料库。我们第二天早上就被攻击了。后来我潜入上海，当天晚上，日本宪兵就来了。

龙：谈谈在南京集中营的情形。

李：南京集中营就在老虎桥，第一监狱，就是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周佛海在战后被关的地方。老虎桥第一监狱大概经常维持有一千五到二千人，日军把俘虏每天派送到三个地方去做苦役，挖煤矿、建机场等等，非常苦的。集中营里是俘虏自治的，我去的时候是“八百壮士”的上官志标当总队长。

龙：上官志标来台湾以后在台南当兵役课长；后来呢？

李：跟我同日进去差不多有四百多人，当时我就编了个十六队的队长。基本上，我们就是南京集中营的苦力，像畜生一样，两百个苦力，等于两百头马，两百只牛。

龙：怎么去到拉包尔的？

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发，隔年一月二十四日到。上船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去哪里——人家把你当牲畜看，不会告诉牲畜要被送到哪里。

出了集中营，我们就上了没有窗的闷罐车，全部人都进去了，从外头上锁。第二天早上到了吴淞口，下车，这样子就上船了。上船前几个礼拜，还好。在那底层船舱里，你想象，我们这些人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月，有的关了一年两年的，多想念烟啊，饼干、糖果都渴望。日本人那时候是最丰富、最高傲的时候，日本兵吃不完的糖果和烟，就往我们船底下丢，下面一拥而上抢夺的情形你可以想象。

龙：一千多个人都在船底？

李：没有，一百多个人，因为他分很多条船。反正我那个舱底一百多个人。一下去，就发生抢烟抢糖的情况，难堪啊。我搞不清哪个是班长排长，可是我火大了，我说“不许抢！”那个时候的民族思想真的是非常浓厚的，一骂，都不抢了，我说收起来，班长来分。然后我就上去找日本人，语言不通，就拿笔谈。我的意思是，你给糖果、给香烟是好意，我们很感谢，但你这样丢是污辱的。我们可以上来，你们好好地给我们。那个日本人懂了，他说好好好，就停止这个动作了。

龙：那条船一路就到了拉包尔吗？

李：有一本书叫《地狱船》，你看过吗？我不敢看。

我们这一百多人，到了拉包尔前一站，最后一个礼拜，换船了。进入一个底舱，里头已经有三百多人。你想想，一个只能容一百人的船底，现在塞进了四百多人是什么状况？

龙：空气不够？

李：不通风的底舱，很热。空气不够。闷到最后，我只能告诉你，四百个人，没有一个人穿衣服的，内裤都没有，头上身上爬满了虱子。

龙：大小便怎么办？

李：你到哪里上厕所啊？舱底两侧有各有一个楼梯往上，但是在每一个楼梯口守着四把刺刀，他说，一次可以有五个人上去，那五个人下来之后，才能再放另外五个人上去。

于是在楼梯底，就站满了人。“先生啊！我要大便啊！”“先生啊！我要小便啊！”他们不理你，逼急了小便就流出来了，贴身挤在你身旁还有横倒在你下面的人就骂。再逼急，大便就出来了。

龙：譬如大便，你自己怎么处理？

李：我就撕被单。

龙：有东西吃吗？

李：有东西吃，没有水喝，不给水喝。有的人喝自己的尿，可是，因为缺水，所以连尿也没有。那时时候想自杀都很难，因为刺刀在那里，你连楼梯都上不去。这样子有一个礼拜。

你想象一下：四百多个国军，全身一丝不挂，大便小便流在身上，头上满是虱子。那真的是一艘地狱船啊。

龙：你们到了拉包尔上岸的时候，很多人是抬着下来的啰？

李：谁抬谁啊，都走下来的。

龙：其它的船，说是那身体太弱的，一上码头就被日本兵枪杀了，您知不知道？

李：这个我倒没听说过，至少我们这船没有。没有红药水龙：这样的地狱航程，没人死？

李：体力统统搞光，人却没死，真的没人死。死是什么时候开始死？我告诉你，上了岸，十天以后开工，死，才真正开始。

龙：怎么说？

李：我们被编成几个大队，就叫“支那特别劳务队”，分头出去做工。有一个五百多人的大队最后死了三分之二，只剩下一百多人。他们的工作比我们苦。美军来轰炸的时候，他们没日没夜地抢修机场，白天炸坏了，晚上就要去修，等到飞机撤了，没事了，他们就要去开公路，有时候进入丛林，三天都见不到太阳。我这一队，做的是码头装卸。

龙：那么整个在拉包尔的过程里头，有没有见过台籍日本兵？

李：有，就是台湾军夫，有几个还谈得来。

龙：你们这些中国俘虏，对于这些台湾兵的监视，感觉是什么？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李：你说我们能讲什么，我们能去鼓励他要有民族思想吗？不能，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吧。

我们第一天上工，晚上就有一个弟兄回来跟我说，大队长，今天碰到好多台湾来的年轻人啊，也在做苦工。很快，我们就发现，拉包尔有好几千个台湾来的年轻人在做工，还有一千多个广东、香港来的壮丁。

龙：当时中华民国驻澳使馆给外交部的文件说是有六千九百多个“台湾壮丁”在拉包尔，需要被遣返台湾。再包括一些老弱妇孺的话，总共可能有八千多个。

李：我跟你讲，我们大使馆是很差劲的，战后台湾人并没有经过大使馆回来。是盟军的船舰，把他们当日本兵一样遣送回乡的。

龙：李伯伯，你们在拉包尔集中营，受到日本兵的虐待严重吗？您刚刚说，到了拉包尔之后，死才真正开始？

李：这要说给你听才懂。上岸十天后就出工，那个时候大家有气无力，彼此也不太认识，没有合作过。譬如抬一个箱子，一个人没力气扛起来，需要两个人抬；两个人抬起来没事，放下去的时候，如果不同时放下，可能你的脚被碰破了，或手被划到了，或者被钉子勾到了。你今天下午做工，只要见血，五天保证你死掉。

龙：是因为没有医疗品？

李：他有医疗品，我们营隔壁就是卫生材料部，里面什么都有，就是不给。

龙：连红药水都不给？所以你们一个小伤口就会致命？

李：连红药水都不给。非常恐怖，今天你下午刮到了，小小一点伤口，没有什么，第二天早上这个地方就已经硬了。当然大家还是出去做一天工啊，第二天还可以做工；第三天早上起来，这个地方就溃烂了。第四天就生蛆了。

龙：生蛆了也没有人来管？

李：有，日本人在。他在营区最上面设了一个“医病连”。病人就被拖到那里去躺着，等于是个“病牢房”。日本兵前一天带着我们到外面挖了个大坑。第二天下午，他就到“病牢房”里去看，第一次挑出二十九个他认为活不了的，抬出去，往坑里一推，再补几枪，土一盖。

龙：那——不是活埋吗？

李：等于活埋。第一次就这样活埋了二十九个。

龙：这距离你上岸多少天以后？

李：大概十五天。接下来大概过了五天，又活埋了二十个，第三次大概有十几个，总共我知道的大概有六十多个是这样被杀害的……那个时候想，我只能活八十天了。因为，我带领四百个人，每一天这样子死好几个，就算一天死五个人，八十天也轮到我啦。

龙：日军还拿澳洲的士兵做人体实验，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俘虏营没有发生？

李：我看到只有这一种：他在我们里面挑了二十个体力最好的，挑出去了，实验什么呢？

就是让你每天只吃一斤蔬菜、两斤地瓜啊什么的，看可以把你饿到什么程度你还能活。

我记得有一个“八百壮士”叫徐有贵的，就是被抓去做实验的。他有一天饿得受不了逃回来了，逃回来以后跟伙夫讨饭吃。

68、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

墨尔本的康诺爸爸在公元两千年过世了。年轻的康诺在整理爸爸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纸已发黄的笔记本，里头是钢笔手写的日文，大概有一百六十多页，显然是个日记本子，因为有日期，从一九四三年四月到十二月。

康诺大概猜得到这本日记怎么来的。康诺爸爸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年从军的，一九四一年，他才十九岁。

一九四三的冬天，康诺爸爸在新几内亚澳军的情报站工作，专门搜索日军的情报动向。这本日记，显然来自新几内亚战场。康诺复印了笔记本中的几页，交给了澳洲的战争纪念馆，请他们鉴定内容。纪念馆很快就确认，这是当时一位日本士兵的丛林日记。

日记的主人，高一米五八，重五十七公斤，胸围八十四厘米。他的生日是四月二十七日，可能是二十三岁。他的家乡，应该是东京北边的宇都宫市，因为日记中有他写给家人的、尚未发出的信。他的名字，由于是缩写，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但可能是田村吉胜。

田村的部队是日军派驻新几内亚的四十一军二三九师。四十一军的两万人，搭乘几十艘军舰，从日本驶出，在青岛停留了几天之后，就扑向太平洋的惊险黑浪，直奔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田村的船舰，很可能和利瓦伊恂的战俘运输舰，在帛琉的海面上曾经比肩并进。二十二岁的田村、二十三岁的南京战俘利瓦伊恂，和南投埔里那四十个年轻人，是在同一个时候，一九四三年的早春，到达新几内亚的。

田村日记的首页，大概写在一九四三年的三月：

这里的天堂鸟藏身在椰子树林中。他们的鸣声，使我忆起日本的杜鹃鸟。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声音听起来像“咕鼓——咕鼓——咕鼓”。

……一月末的日本报纸提到新几内亚前线——谁会知道我竟然就在前线呢？

气候像日本的八月。但是这里有那么多可怕的虫螫。蚊子尤其凶悍。我们很多人都病倒了，战斗士气很低落。

四月，丛林的雨季到了。士兵们不能出去，就坐在潮湿的帐棚里，一整天、一整夜，倾盆大雨，打在帐棚上。

【图：离开故乡已经数月，寄出的信也许并未寄达，故乡的音讯全无。虽然不敢奢望能够活着回去，但寂寞之情，深深充斥着我身为士兵的内心。空的汽油桶，暂代澡盆，水满了出来；一如往常低垂着的，是南国的夕日。身边的战友接连逝去，能否再读到来自故乡的信呢？（田村日记）】

每天晚上都下雨，不停歇地下，像女人的哭泣。帐棚顶离地面只有一米半高，湿气逼人，即使生了火，还是难受。

当中国的“八百壮士”俘虏们像罗马帝国的奴工一样在拉包尔抢筑机场的时候，田村的两万弟兄们在做一样的事情。四十一军在赶建的威瓦克机场在新几内亚的本岛上，距离拉包尔机场就隔着一个窄窄的俾斯麦海峡。田村有很浓的文艺气质，晚上筋疲力尽倒在营帐里时，他用诗来记录自己的日子：

烈日曝晒，兵建机场，

大汗淋漓，无语。

工事日日进行，

长官天天巡察。

暂休海滩旁，汗水满头脸，

远望海茫茫，只盼家书到……

秋蝉声唱起，枯叶萧萧落……

机场以敢死队的气魄和速度铺好，日本第六航空队所拥有的三百二十四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马上降落在机坪上蓄势待发。十万重兵，百架战机，新几内亚的土著每天在轰轰震耳的战争声音中掘土种菜，赤脚的孩子们像猴子一样爬上椰子树顶，远远地瞭望那巨大的机器，心中被一种模糊而神秘的力量所震撼。

没有几天，盟军情报发现了这个飞机基地，地毯式的大轰炸开始。来不及逃走的飞机，大概有一百多架，被炸得粉碎，机体爆裂，千百片碎钢片残骸四射，火光熊熊夹杂着不断的爆炸，从拉包尔都看得见，浓烟怒卷冲天，使整个天空变黑。

二三九师的一个战友，在海滩上被飞机碎片击中，当场死亡。田村拿起笔来抒发心里的痛苦：

朋友在海边被敌机炸死，

但是海水翻白浪，一样宁静。

武器残骸随波漂荡，

岬上草木青翠依旧，

小船泊港一如旧时。

我心何其悲伤。

但是轰炸时，不能出工，反而是田村可以休息的时候。他坐在低矮的帐棚里，靠着一根柱子，曲起腿，在微弱的光里，给一个女孩子写信：

谁会知道，在这南海边疆，我会这样地思慕着你呢？一年不见了。

你其实只是一个好友的小妹，我不懂为何竟忘不了你。

从不曾给你写过信，也不敢对你有所表露。

孤独时，我心伤痛，想家。

我不敢妄想得到你的心，但我情不自禁。

说不定你已结婚；那么我嫉妒你的丈夫。

苍天又何从知道我如何地盼你幸福。

日记的最后一则，写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八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十二月八日以后，一片空白。他给思慕的女孩的信，没有发出。

二三九师从当年十月开始，就在新几内亚东海岸做极尽艰难的运输和防御。粮食殆尽，丛林所有的热病开始迅速扩散。走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士兵一个一个倒下，倒下时，旁边的弟兄没有力气扶他一把。田村倒下的地方，可能是新几内亚东岸叫“马当”的县份。

没有发出的信，连同他的丛林日记，在六十年后，澳洲战争纪念馆亲手放在他日本家人的手掌心里。

69、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进入了一九四四年，太平洋海面完全笼罩在盟军的轰炸范围之内，新几内亚外援补给彻底断绝。两年多前登陆新几内亚总共有二十万日军，到一九四五年战败时，只剩下一万个活着回家的人。

这一万人，是否包括了和田村在丛林里并肩作战的、台湾原住民所编的高砂义勇军呢？

一九四二至四四年之间，日军为了丛林作战，在台湾征召了几千名高砂义勇军，送进菲律宾、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等热带雨林，为前线的日军做后勤运输。死在丛林里的文艺青年田村吉胜来不及写出二三九师覆灭的经过，但是从幸存的高砂义勇军口述中，田村所经历的，历历在目。

为了避开美军的轰炸，日军夜间行军。美澳联军已经登陆，遭遇时短兵相接，激烈血战。

日军从马当退避山区，一路上都是危险的流沙和沼泽，很多人在探路时被流沙吸入，穿过丛林时被毒蛇咬死，更多的人在涉过沼泽时被潜伏水草中的鳄鱼吃掉。紧紧逼在后面的，是美澳联军的机关枪和低空的密集轰炸。

岛屿被孤立，运补被切断，本来负责驮重登山的高砂义勇军现在也没有物资可驮了，他们被编为“猛虎挺身队”、“佐藤工作队”等等，在地狱般的战场上继续作战。补给断绝最严重的后果，就是粮食的短缺。开始时，新几内亚的日军吃香蕉、采木瓜、刨地瓜，这些都吃光了，就接着吃嫩草、树皮、树根。台湾的原住民懂得丛林的密码，他们自己饥饿，却仍然尽忠职守地为日军去设陷阱猎山猪、抓大蜥蜴、捕蟒蛇。敌机轰炸后，他们就跳进海里抓炸死而浮上来的鱼。

他们也深谙植物的秘密：缺盐，他们寻找盐肤木——嫩叶可以吃，果核外皮含着薄盐，刮下来可以保命。他们也会捞“水流苔”煮汤，能识别无毒的菌类，知道什么藤心可以抽出来吸、什么树是可吃的肉桂、什么树根包着淀粉。军中位阶最低的台湾原住民在这时变成日军的丛林救生员。但是他们毕竟不是电影里的“泰山”，饥饿、疟疾、伤寒、霍乱，或是单纯的伤口溃烂，都是致命的。救生员照顾别人，但是没有人照顾救生员。

高砂义勇军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在蛮荒的战场上。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拉包尔的中国战俘营里，劳力透支、营养不良的俘虏大量死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台湾南投来的军属加速掩埋尸体。坑愈挖愈大，尸体愈来愈多，燃料不够，只烧剁下来的一只手，然后是手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离新几内亚很近的帝汶岛上，台湾特别志愿兵陈千武发现，他所在的野战医院里平均一天饿死六个人。

和田村一样，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眼睛闪着思索的光，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野鹿的肩膀印有不可磨灭的小痣

和其它许多许多肩膀一样

眼前相思树的花蕾遍地黄黄

这已不是暂时的横卧脆弱的野鹿抬头仰望玉山

看看肩膀的小痣

小痣的创伤裂开一朵艳红的牡丹了

黄黄的黄昏逐渐接近了……

血喷出来……[123]

陈千武记得无比清楚，新兵上船前，每人“各自剪一次手脚的指甲，装入指定的纸袋里，写清楚部队号码和兵阶、姓名、交给人事官。指甲是万一死亡无法收拾骨灰时，当作骨灰交还遗族，或送去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奉祀用的。”[124]

如果二三九师的田村没死在他日记停摆的那一天，而跟着部队进入一九四四年的秋冬交接之际，他一定会在日记里记下这人间的地狱；盟军各国俘虏关在集中营里，但是日军本身所在的每一个岛，已经是一个一个天然的俘虏岛。补给断绝，利瓦伊恂生病的队友被推进大坑活埋，“八百壮士”的国军被逮去做人体实验，日军的部队自己，已经开始人吃人。

【图：台中一中毕业的陈千武，在满伏杀机的漫漫黑夜里，沉默不语，低头写诗】

第五回高砂义勇军的队员Losing 这样静静地说他的往事：

我的朋友，来自霞云的泰雅族战死了，我很伤心，我把他埋起来，埋在土里面。后来我出去了一天，回来之后，我的朋友被挖起来，被日本人刮掉手臂和大腿的肉。那时大家都很瘦，只有这两个地方有肉。那时候有命令下来说，美国人的肉可以吃，但是绝对不能吃自己日本人的肉，但都没有效果，因为没有东西可以吃，连自己日本人的肉都吃。[125]

美国人的肉可以吃？

是的，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一架美国飞机在父岛被日军击落，机上九名飞官坠入海里，其中八个被日军俘虏。

俘虏中其中四个被斩首，另外四个美国飞行员，被日本军官杀了，然后煮熟吃掉。

九人中唯一幸存的，来自麻州，刚刚满二十岁，在海中危急漂流的时候，被美国潜艇浮上水面抢救。

这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在六十五岁那年，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乔治．布什。[126]

二十四岁的史尼育唔和年轻的布什同一时间在太平洋的饥饿战场上，命运却那么不同。史尼育唔是台东东河乡长大的阿美族，一九四三年被送到印度尼西亚摩洛泰岛做“高砂义勇军”时，儿子才出生一个月。布什被救起后的第十三天，盟军登陆摩洛泰岛，和日军短兵相接，日军节节败退，史尼育唔在混乱中愈走愈迷路，找不到自己的部队，又害怕被敌军发现，于是在丛林中愈走愈深。

一九七四年，有一天，摩洛泰岛上居民向警察报案了：丛林里有个几乎全身赤裸的野人，吓坏了女人和小孩。印度尼西亚警方动员了搜索队，三十个小时后，找到了这个野人——野人正在劈柴。

史尼育唔被发现的时候，他身边还有两枝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一顶钢盔、一把军刀、一个铝锅。他很惊恐地举起干枯黝黑的双臂做出投降的姿势——他以为，这回美军终于找到他了。

史尼育唔是他阿美族的名字，但是从军时，他是“中村辉夫”。一九七五年回到台湾家乡以后，改叫汉名“李光辉”。到机场接他的，是他已经长大的儿子，他的妻，三十年前接到日军通知丈夫阵亡，早已改嫁。

从丛林回到家乡，五十六岁的李光辉，能做什么谋生呢？人们在花莲的阿美族“文化村”里见到他，穿着丛林里的骑马布，做出“野人”的样子，供日本观光客拍照。

观光客问他，是什么支撑了他在丛林中三十一年？他词不达意地说，“我……一定要回到故乡。”

史尼育唔、利瓦伊恂、“八百壮士”、陈千武、柯景星、蔡新宗，乔治．布希，还有宇都宫市的田村吉胜，都是同一时代里刚好二十岁上下的人，在同一个时间，被一种超过自己的力量，送到了同一个战场。

二零零九年五月，台湾的影像艺术家蔡政良到了新几内亚。他的祖父和史尼育唔是东河的同乡，同一个队伍梯次被送到南洋。他想走一遍祖父的足迹，拍成纪录片。在新几内亚，他发现，到处都是武器的残骸碎片、生了锈裹着泥巴的飞机螺旋，裸体的孩子们抱着未爆的炮弹，天真烂漫地让观光客拍照。

有人带来一袋东西给他，打开一看，是一堆头盖骨。

有人带来几片金属，翻开一看，是日本士兵的兵籍牌。上面写了部队番号。他把这些兵籍牌拍了照，放在网上，看看是否有死者的亲人，冥冥之中因魂魄的牵引而寻找过来。

不知怎么，我倒是看到了这只兵籍牌。

兵籍牌上，清晰地写着：“步239”。

二三九？写诗的田村吉胜，不就是步兵二三九师的吗？蔡政良得到兵籍牌和头骨的地点，不就是田村吉胜写下最后一篇日记时的驻扎马当县吗？

70、十九岁的决定

我对十九岁的你实在好奇，飞力普。

征兵令下来了，但是你不愿意去服兵役，即使是只有九个月。

“这是什么时代了，”那天越洋的电话，有点波声，好像海浪，但我听得清楚，你说，“德国还有义务征兵制，好落后！”

“德国的兵制容许你拒绝服役吗？”我问。

“当然，我把德国基本法第四条传给你看。”

我收到了，还是第一次看德国的宪法呢。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基本权利”，第四条规范的是个人价值观和信念的抉择问题：

一、信仰与良心之自由及宗教与价值观表达之自由不可侵犯。

二、宗教之实践应保障其不受妨碍。

三、任何人不得被迫违背其良心，武装从事战争勤务，其细则由联邦法律定之。

我知道了，你觉得你可以援用这一条，拒服兵役。

但是，很多国家，包括德国，不是都已经把公民“拒服兵役”这种选项，纳入法律规范了？不愿意服兵役的年轻人，可以服“替代役”，在各种医疗或慈善机构做义务的奉献。非常多的德国青年选择到非洲和南亚的开发中地区去做国际志工来取代兵役。

你说，“对啊，我宁可到柬埔寨去做志工。”

飞力普，我们还从来不曾讨论过这个题目。你坚定的态度，让我有点讶异。请问，十九岁的你，已经是个“反战主义者”了吗？

“不是，我不是‘反战主义者’。‘主义’，就是把它变为原则跟信条了，我觉得简单的‘反战’，也没道理。”

“怎么说？”

“你的国家被侵略的时候，不去打仗行吗？”你反问我。

喔，那你这一代人，还是有“国家”这个观念的喽？我其实没想清楚这问题，它太复杂、太庞大了。但是，我记得一件事。

一九九零年八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十二月，联合国给撒达姆．胡笙发出最后通牒：一月十五日之前，必须从科威特撤军，否则联合国将支持武力解决。二十八国的联合部队，已经聚集了七十二万五千的兵力，情势紧绷，战事一触即发。

我们家，距离法兰克福的美国空军基地那么近。一月十五日的最后时刻到了，我那么清晰地记得那个夜晚，盘据在大家心头的是：真的会有战争吗？熟睡中，我是被一种从来没听过的声音惊醒的——巨无霸的机器低空飞行的轰轰声音，震撼了整座房子，屋顶和地板，彷佛地震一样，上下跳动；床铺和书桌，被震得咯咯作响。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的轰炸机，低低飞过我们熄了灯火的村镇和冰雪覆盖的田野。

在黑暗中看出窗户，外面不太黑，雪光反射，我甚至能看见雪块震得从松树上噗噗往下坠。

后来才知道，那一晚天摇地动的声音是怎么回事：一个半月中，联军出动了十万架次的轰炸机，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掷下了近九万吨的炸弹。

令我震惊的是接下来看到的画面：为了反对德国参战，有些德国的职业军人第二天走出了军营。他们在营房大门口，把枪放在地上，摘下头盔，放在枪上，转身离去。军人，把枪放下，这是一个重大的宣示。

你知道我对德国文化里的很多东西是怀有“偏见”的，譬如我觉得他们太拘泥形式、太好为人师、对小孩太不友善等等……

但是看着这些年轻人毅然决然地走出军营，我感受到这个文化里强大的自省力。因为上一代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战争的灾难，他们的下一代，对战争特别地戒慎恐惧。

我不是说，走出或不走出军营、主战或反战是对的或错的。我想说的是，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里，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

只要你想透彻了，去当兵还是去柬埔寨做志工，亲爱的，我都支持你。

每一个个人的决定，其实都会影响到他的同代人，每一代的决定，都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代。

爱，从来少不了责任。

第八部 隐忍不言的伤

71、二十海浬四十年

72、木麻黄树下

73、两个小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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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二十海浬四十年

我没办法把故事说完。我没办法真的告诉你，“我们”，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

譬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创立以后，有很多很多十七、八岁的马来西亚年轻人——很多高中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和憧憬，不愿意在马来西亚为英国人服兵役，成群地“离家出走”，投奔了中国。

六十年后，我在吉隆坡见到他们的老师们。说起这些学生，白发苍苍的老师们有无限的心疼。在四九年以后持续数十年不曾断过的政治狂暴里，这些大孩子们头上插着“华侨”的标签，死的死、关的关，受尽摧残。有办法逃走的，很多历尽艰辛辗转到了香港。马来西亚在一九五七年独立建国，这些当年为了爱另一个“国”而出走的人，变成没有公民身分的人，无法回家。

在繁华的香港街头，你其实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排队领政府救济的老人，那个在医院排队领药的老人，那个独自在维多利亚公园走路、然后挑了一张长椅缓缓坐下的老人……他默默无声隐没在人潮里，你经过他谦卑的身影，绝对猜不到他十八岁时曾经做过怎样的抉择，命运又怎样对待了他。

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一九四九年两岸割离之后，台湾人的故事并不全然是马祖人、金门人和乌坵人的故事，虽然马祖、金门、乌坵，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

马祖、金门、乌坵，都是紧贴着大陆福建海岸线的岛屿，干脆地说，这三个属于台湾的岛屿群，离大陆很近，离台湾很远！如果你对这些岛屿的位置还是没概念，那么这样说吧，马祖在福州对面，金门在厦门对面，而乌坵，用力跳过去你就到了湄州岛，妈祖的家乡。金、马和乌坵人与对岸大陆居民的关系，就如同香港和九龙，如同淡水和八里，是同一个生活圈里的乡亲，中间的水，就是他们穿梭来往的大马路。

从前，我听说，在金马，有人跳上小舢舨，妈妈要他去买一打酱油，他上午过去，下午就回不来了，五十年后才得以回来，到妈妈坟头上香。

我以为是夸大其词，一直到我见到了吕爱治。

【图：爱治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从金门搭船，一小时就到了厦门。我在一个厦门的老人安养院里找到吕爱治。爱治坐在床上和我说话，一直张大嘴露出天真的笑容。一九四九年之前，她和丈夫已经有两个成年的儿子，三个男人上船打渔，爱治就用一根扁担挑着两篓金门的海带和小鱼，每天过海到厦门去卖。

有一天─—她说不出是哪一天，她真的上午出门，下午就回不来了。

“你那时几岁？”我问她。

她掐着手指，算不出来。旁边的看护替她答复：“爱治是一九零三年出生的。”，那么一九四九年，她已经四十六岁。今年，她一百零六岁。

“爱治，你回去过金门吗？”

九十六岁那年，她回去过，但是，两个儿子失散不知下落；丈夫早已过世。原来的家，还在原来的地基上，垮成一堆废墟，她只认得门前两块大石头。

她咯咯笑了起来，很开心的样子：“那两块石头没人要拿。”

离开爱治的房间，经过安养院的长廊，看见墙壁上贴着住院老人的个人资料。爱治的那一张，就在正中间，我凑近一点看仔细，吃了一惊—─爱治被送到这个安养院的时间，是一九五四年，那么她已经孤孤单单地在这老人院里，滞留了五十五年。

我也来不及告诉你许妈妈的故事了。从马祖坐船到对岸的黄岐，只要半小时。走在黄岐的老街上，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个台湾人从小就认为是可怕的“匪区”的地方，不就和小时候台湾的渔村一模一样吗？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君之代”。对她而言，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很多亲人在湄州岛。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阿彩跟着家人一共五艘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机帆船包围，五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

你说，啊，“反共救国军”是什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混乱中，国共一路打到闽浙沿海，然后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来了：有志气的游击队、失散了的正规军、不服输的情报员、无处可去的流氓、铤而走险的海盗，全部汇聚到反共的大旗下，以这些沿海岛屿为根据地，组成了游击队，突袭对岸。

在收编为正规的“反共救国军”之前，这些游击队没有薪饷，所有的补给必须靠陆上突袭和海上抢劫。“什么都抢，外国的也抢。”林文彩说。

一艘英国货轮经过台湾海峡，游击队劫船，就像电影里的海盗镜头一样，机帆船偷偷靠近，矫健的队员攀爬上甲板、潜入船长室，手枪对着船长的太阳穴，这条船就被劫持了。货轮押到马祖，卸下所有的货物后，放行。

“好多吃的东西，船上还有很多架飞力浦牌的脚踏车。”

林文彩不好意思说的是，抢了那一票以后，很多金门的部队都分配到一辆崭新的脚踏车！

阿彩家族五艘船上的人被分类处置：太老的，给一条船送回去。年轻力壮的，押到金门马上当兵。太小的，譬如林文彩，就留在乌坵，当游击队。

游击队里官比兵多。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任命为大、中、小队长——反正，你能到对岸抓多少“兵”，你就是多大的“官”。

“十三岁就被抓来啦？”

“对，”林文彩说，“到乌坵，连个遮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吃的也不够，每天都很饿，又想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后，”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转身，就到对岸去抓别的小孩呢？”

“那当然。”他说。

“可是，”我一边设想那状况，一边问，“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你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和邻居的小孩？”

“对啊，”七十三岁的阿彩直率地看着我，“吃谁的饭，就当谁的兵嘛。

你十三岁你能怎样！”

游击队经常突袭。有时候，因为需要医疗，会把对岸村子里整个诊所抢回来，除了药品和设备之外，医师和护士，一并带回。

阿彩的游击队在突袭对岸的时候，也正是几千个年轻人从香港被送到塞班岛去接受空投训练的时候。美国中情局在马祖建了据点之后，游击队成为正式的反共救国军，由美国支持。一九五五年，这些游击队开始有了正式的编制，有了薪饷，停止了海盗掠夺。

在上千次的突袭中，牺牲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反共救国军特别勇敢。有一次，一百零五个人出去，”林文彩回忆说，“死一百零五个人。”

当年穿个短裤、腰间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难的反共救国军，在时光的流转中，大多已凋零，还在的，也都步履蹒跚了。十几年来，老人家们一直在陈情、上诉，他们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也罢了，我们只要求国家依照规定偿还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之间欠我们的薪饷。

这是一笔一九四九的债，没有人理会，因为人们多半不了解他们的历史，凡不了解的，就不在乎。

林文彩在十三岁那年被绑到乌坵变成游击队以后，第一次回家，已经是一九八九年。父亲被斗死，兄弟已亡故，剩下一个老妈妈，见到阿彩，哭倒在地上。

那二十海浬外的湄州岛，天气好的时候，肉眼看得到。但是林文彩一九八九年，从乌坵要回到湄州，不是个简单的旅程。

首先，他必须搭船到高雄；船，一个月才有一班。

从高雄，他搭火车到桃园机场。火车行程，大概四小时。

从桃园机场，他飞到香港。

从香港机场，他飞往福州。

到了福州以后，他叫了车，开两个多小时，到莆田。从莆田到湄州岛，他还要走陆路和水路，再加两个小时。

每一个转站都需要等候的时间，换算下来，从乌坵到湄州大概是二十四个小时。林文彩如果从乌坵直接跳上舢舨噗突噗突开到湄州，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他这么做，是要触犯国家安全法的。如果运气不好他没赶上乌坵到高雄的船，他需要的花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再加二十四小时。

这么算也不对，事实上，阿彩走这二十海浬回家的路，花了整整四十年。

乌坵，到二零零九年的今天，还是台湾的“前线”。每十天，才有一班船。在台湾海峡的汹涌大浪中，我踏上乌坵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地面上，举目所及，尽是碉堡，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粉红金紫的夕阳从大陆那边下沈，可以看见对岸的渔船点点，在黄昏的海面凄迷如画。但是，不要被那美丽所骗。这一边，所有的大炮都对着渔船的方向。对面的海岸线，有上千枚的飞弹，对准这边。

因为是战地，乌坵没有灯火。夜来临的时候，满天星斗如醉。在彻底无光的荒野上行走，你的眼睛，反而很快就清澈了，看见山色朦胧、海水如镜。

但是我没走多远就被追了回来；照顾我的士兵担心，黑夜中站哨的卫兵跟我要“口令”，答不出来时，后果严重。

72、木麻黄树下

槐生来到台湾之后，离开了宪兵队，变成港警所的警察，所以我的家，在高雄码头上。

看着码头旁边那天底下最大的仓库，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那样地仓皇无助；那个坐在门边两眼无光、心神分离的老婆婆，又为什么看起来那样孤单、那样忧愁？

我也不明白自己。

每天沿着七贤三路，从高雄码头走到盐埕国小，下午又从盐埕国小走回码头，但是同行的小朋友总是在码头外面就回头走了，他们不能进来。我知道我住在一个管制区里面，码头是管制区。为何管制？我不明白。

我站在码头上，背着书包，看军舰。军舰是灰色的，船身上写着巨大的号码。穿着海军制服的兵，从码头一一走上旋梯，不一会儿军舰甲板上就满满是官兵，船，要启航了。发出的汽笛声，既优美又有点哀愁，好像整个天和地之间就是它的音箱。

有一次，一个常常从军舰上带一整桶冰淇淋来给我们的海军叔叔很久没出现，当我们追问冰淇淋的时候，父亲说，他“牺牲”了。

我不明白什么叫“牺牲”。

但是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一班六十个孩子里，我是那唯一的“外省婴仔”，那五十九个人叫做“台湾人”。我们之间的差别很简单：台湾人就是自己有房子的人。不管是大马路上的香铺、杂货店，或是乡下田陌中竹林围绕的农舍，那些房子都属于他们。你看，房子里面的墙壁上，一定有一幅又一幅的老人画像，祖父祖母的、曾祖高祖的。院子里不是玉兰，就是含笑，反正都开着奶白色的花朵，有包不住的香。

他们从不搬家。

我并不知道，这些东西，在美君的淳安老家里，都有。我只知道，没有谁和我一样，住在“公家宿舍”里。公家宿舍，就是别人的房子，前面的人搬走了，你们搬进去，心里知道，很快又得搬走。前任可能是夫妻两个，你们却可有兄弟姊妹四五六七个。卧房反正只有一间，所以你看着办吧。那被现实培训得非常能干的美君，很快就搭出一个克难间，走廊里再添一张双层床，也能住下。

台湾人，就是那清明节有墓可扫的人。水光盈盈的稻田边，就是坟场。孩子们帮着大人抱着钱纸，提着食篮，气喘喘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整个田野都是忙碌的人影，拔草、扫墓、焚香、跪拜、烧纸……一剎那，千百道青烟像仙女的丝带一样柔柔飘向天空，然后散开在水光和淡淡天色之间。

坟场外，沿着公路有一排木麻黄。一个十岁小女孩倚着树干，远远看着烟雾缭绕中的人们。

更远的地方，有一条蓝色的线，就是大海。

我也是永远的插班生，全家人跟着槐生的公职走。每到一个地方，换一个宿舍，又被老师带到一班六十个孩子面前，说，“欢迎新同学。”当你不再是新同学，有玩伴可以腻在一起的时候，却又是走的时候了。

美术老师说，“今天你们随便画。”很多孩子就画三合院，短短的红砖墙围着屋檐微微翘起的老屋，后面是竹林，前面有水塘，细长脚的白鹭鸶画得太肥，像只大白鹅，停在稻田上。

我画的，往往是船，正要经过一个码头。画得不好，海的蓝色忽重忽轻，码头好像浮在水里，船的方向，看不出是离港还是进港。

那种和别人不一样的孤单感，我多年以后才明白，它来自流离。如果不是一九四九，我就会在湖南衡山龙家院里的泥土上，或者淳安新安江畔的老宅里，长大。我会和我羡慕的台湾孩子一样，带着一种天生的笃定，在美术课里画池塘里的大白鹅，而不是大海里一只小船，寻找靠岸的码头。

73、两个小男孩

认识了王晓波和郑宏铭以后，我发现，找不到码头的，可能不只十岁的我。事情不那么简单。

晓波，从十岁起，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着宪兵营长的父亲，一家人在一九四九年从江西来到台中。有一天，爸爸没有回家，妈妈也不见了，家中一片恐怖的凌乱。外婆哭着跟晓波解释：深夜里，宪兵来抄家，把妈妈带走了。妈妈正在喂奶，于是抱着吃奶的婴儿，一起进了监牢。

晓波记得母亲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辞别，哭着说，就当她车祸死亡，请妈妈将四个幼儿带大。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他带着弟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去找剩下的蕃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里。

读书的整个过程里，除了挨饿之外，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让同学发现他的“匪谍”身世，但是，老师们都知道。一犯错，老师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脱口而出，“王晓波站起来，你这个匪谍的儿子！”

王晓波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自己成为整肃对象。被警总约谈时，侦讯员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的。”[127]说起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独、受伤，被他转化为与底层“人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说，“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

我一边戏谑他是“偏执左派”，一边不禁想到，十岁的王晓波，也一定曾经一个人在木麻黄下面站着吧？

我约了郑宏铭，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济化宫，那是一个山里的庙，听说供奉了三万三百零四个牌位。有人从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所有阵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个一个用手抄下来，带回新竹，一个一个写在牌位上，为他们燃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亲自走一趟，看看这些年轻人的名字。他们是陈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辉的同龄少年，只是这三万多人，没有机会变老。

【图：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右边是七岁的王晓波】

和王晓波同样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郑宏铭，一岁时，开诊所的医生父亲被征召到南洋，上了那条神靖丸。战争末期，几乎每一条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驶的日本船舰，都冒着被炸沉的危险。神靖丸从高雄港出发，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军炸沉。

即使知道要战败了，战争的机器一旦转动，是很难叫停的，日本仍旧把台湾的精英，一批批送往南洋。

肃静的大堂里，三万多个牌位整齐地排列，一个紧挨着一个，狭窄的行与行之间只容单人行走，像图书馆中的书库。有一个身影，正跪在两行之间，用原住民族语祈祷。郑宏铭屏着气，一行一行慢慢地行走，连脚步声都轻得听不见。

他在找自己父亲郑子昌医师的牌位。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有一天，镇公所来一个通知，要他们去领父亲的骨灰。

领到的盒子打开一看，没有骨灰，只有一张纸。

【图：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

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别礼遇。跟着母亲走访亲戚时，鸡腿一定留给他。那特别的温柔，是以父亲的丧生换来的。

因为没有爸爸，母亲必须外出打工，宏铭也变成永远的插班生，跟着母亲的工作，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因为没有爸爸，系鞋带、打领带、刮胡子，这种爸爸可能教儿子的生活技能，宏铭全部自己在孤独中摸索；他不敢问，因为问了，人家就可能发现他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改朝换代以后，为日本战死，不是光荣，而是说不出口的内伤。

郑宏铭的母亲找父亲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零年代才听说，随着神靖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国神社里。母亲就奔往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这四个字，在他们所处的周遭环境里，是一个塞满火药、一点即爆的历史黑盒。

对郑宏铭母子，却只是“父亲你在哪里”的切切寻找。靖国神社里并没有神靖丸丧生者的骨灰，于是郑宏铭开始认真起来，母亲没有找到的，他想为她完成。

和郑宏铭在三万多个灵位中行走，这里静得出奇——三万多个年轻人最后落脚的地方，除了少数家属，没有任何人会来到这里。站到历史错的一方去了，你要受得起寂寞。

寺庙外卖纸钱和汽水的妇人说，“起风的时候，暗时，会听到哭声从庙里头传出来……”一

个本来坐在柱子边用斗笠遮着脸打盹的男人，突然拿下斗笠，说，“还有人听见百万战马在跑的声音……

”

在新竹那一天，郑宏铭没有找到父亲的牌位。走出寺庙，他看来真的有点落寞。

郑宏铭到今天都还觉得想不透：父亲错在哪里？诊所荒废了，家里有年轻的妻，一个一岁大的爱哭爱笑的孩子，医学院毕业的父亲，难道想去战场赴死吗？生下来就是日本的国民，难道是他自由的选择吗？

王晓波和郑宏铭，互不相识，但是他们在同一个岛上长大，同一年，考进台湾大学。

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心里隐忍不言的伤，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是我兄弟

【图：我踏上岛丘的岩石，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寻人启事

即使是内战六十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寻人启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2009-05-06

寻找哥哥刘长龙

我想找我哥哥，他是陕西省安康市吉河镇单嘉场人。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抓壮丁，现在可能有八十岁，以前在鼓楼街学铁匠。曾经来过一封家信，说在云南打仗。我叫刘长记，希望你们帮我找找，感激不尽。

2009-05-31

寻找单德明、单德义

两兄弟在四八年被抓去了台湾，老家是河南开封。德明被抓时已娶妻单谭氏（当时单谭氏已怀孕，六个月后生一女，取名单秀英，现年六十岁）。

我踏上乌坵的岩石。

整个岛，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战壕。

满山都是防伞兵降落的装置，连观音庙和妈祖庙都涂上了陆战队的草绿迷彩，被重重铁丝网围绕。

2008-10-11

寻找丈夫赵宗楠

重庆市的陈树芳，寻找在台湾的丈夫赵宗楠，现年七十八岁。老家住重庆永川市，宗楠民国三十年考进国军中央军校，三十三年在国军第八十三师任连长。一九四九年从重庆去了台湾。

请帮我找他。

一则寻人启事不能超过三十个字，平均每一个字，秤秤看，包含的思念有多重？以六十年做一个单位，算算看，人的一生，可以错过几次？

在蒙蒙的光阴隧道里，妻子仍在寻找丈夫，女儿仍在寻找父亲，兄弟仍在寻找兄弟。那被寻找的，是天地无情中一堆破碎的骸骨呢，还是茫茫人海中一个瘦弱的、失忆的老人？

如果郑宏铭的母亲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太平洋里丈夫的遗骨？

如果王晓波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年轻的母亲和所有他本来该有的亲吻和拥抱？

如果蔡新宗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在战俘营里失落的十年？

如果管管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重新为父母砍柴生火的一天？

如果林精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战死的同袍黄石的家人？

如果河南的母亲们可以写一则共同的启事，寻找十万大山中失踪的孩子？

如果痖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个离家的时刻，让他补一个回头，深深看母亲一眼？

如果吴阿吉和陈清山，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艘泊在高雄港的军舰，让他时光倒带，从船上倒退走向码头、回到卑南乡？

如果美君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沉在千米水深的上直街九十六号？

如果槐生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一次，一次就好，跟母亲解释的机会？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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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佛学里有“加持”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寻常的力量附加在软弱者的身上，使软弱者得到勇气和毅力，扛起重担、度过难关。

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议。

为了给我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同时又给我最大的时间自由，香港大学争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个“杰出人文学者”的教授席位，容许我专心一致地闭关写作一整年。

港大的“龙应台写作室”在柏立基学院，开门见山，推窗是海。山那边，有杜鹃啼叫、雨打棕榈，海那边，有麻鹰回旋、松鼠奔窜。这里正是当年朱光潜散步、张爱玲听雨、胡适之发现香港夜景璀璨惊人的同一个地点。

我清早上山，进入写作室。墙上贴满了地图，桌上堆满了书籍，地上摊开各式各样的真迹笔记、老照片、旧报纸、绝版杂志。我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踏进大兴安岭采花，看到每一条幽深小径，都有冲动一头栽入，但是到每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两条路，我都想走，都想知道：路有没有尽头？尽头有什么样的风景？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我必须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

卡夫卡被问到，写作时他需要什么。他说，只要一个山洞，一盏蜡烛。柏立基写作室在二零零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蜡烛。每到黄昏，人声渐杳，山景忧郁，维多利亚海港上的天空，逐渐被黑暗笼罩。这时，凄凉、孤寂的感觉，从四面八方，像湿湿的雾一样，渗入写作室。

我已经长时间“六亲不认”，朋友们邀约午餐，得到的标准答复都是，“闭关中，请原谅，明年出关再聚”。

但是，当凄凉和孤寂以雾的脚步入侵写作室的时候，会有朋友把热饭热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写作室来。有时候，一张纸条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一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讯，只有一句话：“该去睡了。”

有时候，一天埋首案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僵硬、腰酸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台湾快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象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这时电话响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

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对。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每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幸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数据和照片，那种无私的信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我对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最后真正写入书中的，只有一半都不到——我可能需要一百五十万字才能“比较”完整地呈现那个时代，但是我只有能力写十五万字。他们跟我说的每一个字，他们回忆自己人生时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虽然没有直接进入书中，却成为整本书最重要最关键的养分、我心中不可或缺的定位坐标。

我认识到，过程中每一个和我说过话的，都是我的导师。

印象最深刻的是蒙民伟。看他谦和而温暖的待人接物，很难想象他是个家大业大的成功企业家。但是当你坐下来安静地聆听他回忆属于他的一九四九，知道他曾经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热血奔腾地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曾经在清华大学激动地关心国是，你也就了解了为何六十年后他对香港的社会回馈如此认真。虽然他的故事没进入书中，但是他的叙述给了我历史的深度。

写作到最后一个礼拜，体力严重地透支，几度接近晕眩，弟弟将我“架”到医院去做体检。有一天晚上，在连续工作二十个小时后，下楼梯一脚踏空，摔到地上，扭伤了脚踝。

这时，一个香港的朋友来看我；好友专程而来，情深义重，我一下子崩溃，抱头痛哭。累积了四百天的眼泪量，三分钟之内暴流。

累积的，不仅只是体力的长期疲累，也不仅只是精神上的无以言说的孤独，还有这四百天中每天沈浸其中的历史长河中的哀伤和荒凉。那么恸的生离死别，那么重的不公不义，那么深的伤害，那么久的遗忘，那么沉默的痛苦。然而，只要我还陷在那种种情感中，我就无法抽离，我就没有余地把情感升华为文字。

所以我得忍住自己的情感、淘洗自己的情绪，把空间腾出来，让文字去酝酿自己的张力。

我冷下来，文字才有热的机会。

三分钟让眼泪清洗自己的郁积时，我同时想到“大江大海”的研究和写作过程里，我受到多少人的认真呵护。我知道自己并不特别值得他们的爱，他们是在对一个“软弱者”慷慨地给予“加持”，因为他们看见这个“软弱者”在做一件超过她能力的事情，而这件事情所承载的历史重量，在他们心中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也有一个不离不弃的位置。

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这样携手相惜，一起为我们的上一代——在他们一一转身、默默离去之前，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们致敬。我的山洞不黑暗，我的烛光不昏晦，我只感觉到涌动的感恩和无尽的谦卑。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七日，台北金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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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简步城，联勤总部决策顾问。此段回忆收录於「时代话题编辑委员会」所编的《离开大陆的那一天》，第150页。

[2]童禪福《国家特别行动：新安江大移民（迟到五十年的报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90～91页。

[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9年5月18日。原件收藏於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

[4]本节内关於衡山资料，参见「湖南省衡山县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的《衡山县志》，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

[5]沉从文《沉从文自传》，台北联合文学杂誌社，1987年，第23页。

[6]同前註，第24～25页。

[7]同前註，第55页。

[8]萧瑜《我和毛泽东行乞记》，香港明窗出版社，1988年，第241页。

[9]同前註，第247页。

[10]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香港求是出版社，1947年，第8页。

[11]王鼎钧《关山夺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台北尔雅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12]中国第二歷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6页。

[13]雋义「南京保卫战：宪兵代司令萧山令喋血南京城」，载於中国黄埔军校网（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hpjhkz0068.html）。

[14]参见国军歷史文物馆网页（http://museumold.mnd.gov.tw/specific_95_1_1.htm）。

[15]参考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1949-1976（Public Record Office Classes FO 371 and FCO21）。

[16]张曾泽「我参与青岛大撤退」，《世界日报》，2009年4月22日。

[17]龙应台访问张玉法，2009年5月7日，台北。

[18]参见《豫衡通讯》第三集，豫衡联中在台校友会，2008年11月4日，第118页。

[19]龙应台访问旅越国军杨蓁，2008年11月29日，台北。

[20]黄杰《海外羈情：留越国军记实》，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40页。

[21]《豫衡通讯》第三集，第35页。

[22]梁华山「香港人口与人力资源分析」，《自然资源》1997年第二期，第10页。

[23]胡春惠主访《香港调景岭营的诞生与消失：张寒松等先生访谈录》，台北国史馆，1997年，第13页。

[24]同前註，第152页。

[25]龙应台访问白先勇，2009年1月21日，台北。

[26]「余英时先生与中国部分流亡知识分子座谈录：中国当代社会诸问题」，「新世纪网页」（http://www.ncn.org/view.php?id=71560），2007年5月7日。

[27]「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第三条。

[28]郑定邦先生口述，由李乾朗教授转述。

[29]李菁「一九四八：瀋阳，那些被改变的命运」，《三联生活週刊》第五一四期，2009年2月3日，第60页。

[30]于衡《烽火十五年》，台北皇冠出版社，1984年，第47页。

[31]胡绳主编《中国共產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60～261页。

[32]杜聿明「战役前国民党军进攻东北概况」，《辽瀋战役亲歷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北京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第551页。

[33]许雪姬访问《日治时期在「满州」的台湾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325页。

[34]龚选舞《国共战争见闻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101页。

[35]杨正民《大地儿女》，台北星光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36]张正隆《雪白血红：国共东北大决战歷史真相》，香港天地图书，1991年，第32页。

[37]同前註，第38页。

[38]卢雪芳《烽火重生》，台北鸣嵐国际智识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86页。

[39]王淼生、杨春杰「不能忘却的济南战役」，中国共產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BIG5/68742/144329/144332/8772025.html），2009年2月9日。

[40]桑品载《岸与岸》，台北尔雅出版社，2001年，第12～37页。

[41]参考曲晓范「偽满时期东北城市的规划与建设」，《近代东北城市的歷史变迁》，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5～323页。

[42]许雪姬访问《日治时期在「满州」的台湾人》，第595页。

[43]于衡《烽火十五年》，第20页。

[44]李新《流逝的岁月：李新回忆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9页。

[45]被围国军家书中有提及「八十万市民」。参见戚发祥、姜东平主编《兵临城下的家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1页。

[46]张正隆《雪白血红：国共东北大决战歷史真相》，第441页。

[47]龙应台访问于祺元，2009年5月13日，长春。

[48]张正隆《雪白血红：国共东北大决战歷史真相》，第648页。

[49]戚发祥、姜东平主编《兵临城下的家书》，第71页。

[50]《新文化报》是吉林省本地的综合类都市日报，创刊於1988年。

[51]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柏杨回忆录》，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6年，第173页。

[52]于衡《烽火十五年》，第137页。

[5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8年1月25日。原件收藏於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

[54]许雪姬访问《日治时期在「满州」的台湾人》，第602页。

[55]龙应台访问林精武，2009年6月26日，台北。

[56]林精武《烽火碎片》，自印，台北，第64页。

[57]「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发表於1948年12月17日，被公认是由毛泽东起草的广播稿，后来亦有人质疑此广播稿作者并非毛泽东。

[58]林精武《烽火碎片》，第72页。

[59]王彬「淮海战役：六十年前定江山」,《新世纪周刊》网路版，2008年第三十五期（http://xsjz.qikan.com/ArticleView.aspx?titleid=xsjz20083540）。

[60]周明、王逸之《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台北知兵堂出版社，2008年，第225页。

[61]「淮海战役解放军用猪肉粉条劝降国民党士兵」，《解放军报》，2009年2月3日。

[62]资料源出大河网，转载自央视国际网www.cctv.com，2007年7月10日（http://news.cctv.com/20070710/109168.shtml）。

[63]同註60。

[64]此资料在张鸣的文章「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http://www.tecn.cn/data/13973.html），以及陈永发的《中国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第441页中均有提及。

[65]王茀林《陆军第六十四军抗战戡乱经过纪要目录》，自印，第71页。王茀林是六十四师副师长。有些歷史学家对此段回忆存疑。

[66]周明、王逸之《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第187页。

[67]那志良（1908～1998 年），字心如，北京宛平人，原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此段回忆收录在「时代话题编辑委员会」编的《离开大陆的那一天》，台北久大文化公司，1987年，第171页。

[68]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柏杨回忆录》，第180页。

[69]刘绍唐《红色中国的叛徒》，台北新中国出版社，1951年，第26页。

[70]陈锦昌《蒋中正迁台记》，台北向阳文化，2005年，第82～85页。

[71]译自堀田善卫《上海て》，东京筑摩书房，1969年，第92～96页。

[72]「蒋介石日记手稿」，1945年8月10日。原件收藏於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

[73]朝鲜地下组织在1932 年虹口公园置炸弹暗杀日本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重光葵时任上海领事，在爆炸现场。

[74]1935年5月，梅津以天津日租界两名亲日记者被杀為藉口，强求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一，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二，撤退国民党驻河北省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三团；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蓝衣社、励志社；四，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五，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自此，华北危机更趋严峻。

[75]梅津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於1949年1月死於癌症。重光葵被判七年，服刑五年后假释出狱，并再任外务大臣（1954～1956年）。

[76]《新民晚报》，上海，2005年8月17日。

[77]此段文字转译自Ralph Shaw,“Sin City”, London:Time Warner Paperbacks,1992（newedition）.Charles Frederick Ralph Shaw（1913-1996）, 英国记者、作家，1937至1945年在上海生活。后据其在上海的经歷写下此书。

[78]《中央日报》，上海，1945年9月21日。

[79]关於此舰资料参见两个美国网站：NavSource Navel History（http://www.navsource.org/archives/10/16/160847.htm）及Grobbel网站（http://lst847.grobbel.org）。

[80]池田敏雄「终战日记」，引自曾健民《1945破晓时刻的台湾：八月十五日后激动的一百天》，台北联经出版，2005年，第74页。

[81]吴平城《军医日记》，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89年，第190页。

[82]许雪姬访问《日治时期在「满州」的台湾人》，第112页。

83.同前註，第116页。

[84]「抗日战争胜利时的寧波」，参见政协寧波市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nbzx.gov.cn/article.jsp?aid=330）。

[85]「抗战胜利甲子祭特刊」，《寧波日报》，2005年8月30日。

[86]徐永昌《徐永昌日记》卷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第167页。

[8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八一三淞沪抗战编审组」编《八一三淞沪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歷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88]龙应台访问陈履安，2009年3月4日，香港。

[89]杨寿「记台湾光復之初」，《南方週末》，2000年4月21日。

[90]同前註。

[91]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代马五书」精华篇》，台北尔雅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92]吴浊流《波茨坦科长》，台北远行出版社，1977年，第5～8页。

[93]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9年，第60～62页。

[94]杨逸舟《二．二八民变：台湾与蒋介石》，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年，第17～20页。杨逸舟，本名杨杏庭，生於1909年的台中州，曾於南京汪精卫政权任教育部专员，亦曾奉内政部长之命来台调查二．二八始末。1948年以难民身分抵台，1987年病逝於东京。

[95]海星高级中学位於花莲县。考卷是普通科平时测验（高中歷史上、下），参见网页http://mail.lygsh.ilc.edu.tw/～lyt012/doc/china1-2.doc。

[96]刘玉章「戎马五十年」之六，《传记文学》，台北，第三十三卷第六期（总第一九九号），1978年12月，第123～126页。

[97]林精武《烽火碎片》，自印，台北，第9页。

[98]龙应台访问林精武，2009年6月26日，台北。

[99]梵竹「一张高尔夫球场会员证的故事：访何既明先生」，转引自蓝博洲《共產青年李登辉：二进二出共產党第一手证言》，苗栗红岩出版社，2000年，第166页。

[100]张良泽主编《吴新荣日记》（战后），台北远景出版社，1981年，第7页。

[101]吴新荣《吴新荣日记全集》卷八，台南台湾文学馆，2007年，第207页。

[102]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忆录》，第64页。

[103]同前註，第64～65页。

[104]同前註，第80页。

[105]龙应台访问萧万长，2009年4月30日，台北。

[106]龙应台访问陈清山、吴阿吉，2009年2月25日，台东。

[107]秦孝仪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年，第908页。

[108]张拓芜《代马输卒手记》，台北尔雅出版社，1976年，第134页。

[109]龙应台访问张拓芜，2009年4月19日，台北。

[110]参考周婉窈「从比较的观点看台湾与韩国的皇民化运动」（1937～1945），见张炎宪、李筱峰、戴宝村编《台湾史论文精选》（下），台北玉山社，1996年，第185～187页。中日开战后，日本在 1937 年9 月开始徵召台湾人充当不具备正式军人身分的军属与军夫做运输补给工作。第一批台籍军夫参加了淞沪会战。「台湾农业义勇团」在上海郊外开垦农场，提供日军补给。战局扩大后，台湾总督府接著以各种名义招募台籍军属、军夫到中国战线负责后勤，譬如农业指导挺身团、台湾特设劳务奉工团、台湾特设勤劳团、台湾特设建设团等。

[111]「歌声渐稀：台籍日本兵的拉包尔之歌」，《光华杂誌》，台湾，第三卷第八期。2005年8月，第80页。

[112]参见Borneo POW网页（http://www.borneopow.info/young/draw/youngbill.html#13）。

[113]参见Fepow Community 网页（http://www.fepow-community.org.uk）。

[114]李展平《前进婆罗洲：台籍战俘监视员》，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05年，第37页。

[115]同前註，第230～233页。

[116]英国BBC报导，2008年12月8日。

[117]卓以佳、杨新华「卓还来」，参见家族网页（上海，http://www.quzefang.cn/zhuohuanlai.htm）。

[118]直到1985年，南京才有第一次的纪念活动。参见南京民盟网（http://www.njmm.gov.cn/cps/site/njmm/myfc-mb_a20050920245.htm）。

[119]陈炳靖「被囚在南京集中营的日子」，转引自十四航空队中美空军混合团CACW网页（http://www.flyingtiger-cacw.com）。

[120]「歌声渐稀：台籍日本兵的拉包尔之歌」，《光华杂誌》，台湾，第80页。

[121]谢培屏编《战后遣送旅外华侨回国史料汇编》卷二，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49页。

122.田村吉胜相关资料来自Australia-Japan Research Project网页（http://ajrp.awm.gov.au/AJRP/AJRP2.nsf/Web-Pages/TamuraDiary?OpenDocument）。

[123]陈千武《活著回来：日治时期台湾特别志愿兵的回忆》，台北晨星出版社，1999年，第374页。

[124]同前註，第80页。

[125]1942年至1943年，日本军政府动员台湾原住民青年，组织「高砂义勇队」投入太平洋战线。前后八回，总计有四千多人开赴南洋作战，多半魂断异域。日本报导文学作家林荣代，以口述歷史方法出版三巨册，分别是《台湾第五回高砂义勇队——名簿、军事储金》、《台湾殖民地统治史》、《证言——台湾高砂义勇队》。引文转载自papalagi 博客网页（http://www.wretch.cc/blog/pisuysilan/4925852），2006年6月18日。

[126]参见James Bradley, Flyboys: “A True Story of Courage”,Warner Books Inc., 2006.

[127]台大哲学系事件发生於1973年，由於政治力的介入，台大哲学系的部分教师及学生被指為「為匪宣传」或「叛乱」，包括陈鼓应、王晓波等教师被迫离职。台大校务会议在1995年分别给予受害者平反及復职、金钱补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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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4、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创作历程

75、龙应台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引多方争议

76、《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抢先试阅：住在一张地图上

77、拿到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78、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_南宫世家

79、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_桑竹

80、向齐太史学习

81、言论自由出善政

82、内战是平民的苦难，必须和平统一台湾

83、坚定地站在鸡蛋一边

84、“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柏林墙故事

85、一年来，中国大陆新闻网络的官民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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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创作历程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文／苏育琪

难得的家庭聚会，却分裂成两国。餐桌的这一头，是「大人国」，餐桌的另一头，是「孩子国」，各自兴高采烈地聊着属于自己世代的话题。

有人拿出《天下杂志》，指着封面上龙应台的照片说，「她出了新书，是谈一九四九的。」「姐夫，亲家公来台湾时，你出生了吗？」转述美君与长子离散的故事后，本省籍的舅妈问。

「我父母亲在一九四七年来台湾，带着三个孩子，那年发生了二二八……」台湾出生的姐夫，完全听不出山东口音，讲话还夹杂台语。

「咦，把拔，从来没听你说过爷爷的事欸，」十九岁、正在念大学的妹妹，头转了过来，加入了大人国。

「把拔，你跟墙上爷爷的照片好像哦，不过爷爷比较帅，」过了暑假就升高三的弟弟，出生时爷爷已经过世。

「把拔，那然后呢……」两个孩子齐声问，翻开了家族史的第一页。

不管你人在哪里──台湾、香港、大陆、海外，也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华侨，几乎每个华人的家族，都有个一九四九的故事。

「一九四九是个大分水岭，决定了现代中国，以至香港、台湾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酝酿十年、写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应台说，「现在的一切，都是从六十年前开始的。如果要在二十世纪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会挑一九四九。」

那是个天崩地裂、死生契阔的年代。

太多史诗般的故事，发生在你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甚至是我们自己身上，却很少被诉说。

或许是伤痛太沉，无以言说。

或许为挣扎求生，无心怀旧。

也或许只是在等待，等到子孙对人生有足够的体验，等到社会成熟健康到可以打开旧伤，才会从历史的灰烬中，探掏散落蒙尘的珍珠，一颗一颗小心翼翼地串起来……。

但是，要快！趁还来得及。六十年了。

「我最大的遗憾是，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时，父亲不在了，母亲失忆了，」四十岁以后才想去了解父母的龙应台，有跟时间赛跑的紧张，想「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对龙应台而言，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所以，阅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

人，是龙应台最终极的关注。「即使是我最大块的文章，属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叙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龙应台曾说。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从人的小命运，看时代的大命运，」龙应台希望这本书能带着读者，「超越各种争斗，看到每个受苦的个人。」龙应台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这些受苦的个人，倾听他们的故事。

她飞越三大洋五大洲，连边远的乌坵等离岛都踏遍。为了这本书，大作家摇身一变，成为大记者。

在马祖的介寿狮子市场，她经过一个卖金纸的摊子，一听说这位老伯伯曾在大陆劳改了三十多年，马上拉了张小椅子就采访起来。采访一江山遗族时，为了取景，她在院子里站着访谈了四十多分钟，被蚊子咬得脖子、腿上都是红肿块。还曾发生有惊无险的意外：往东莒的海路上，引擎故障，黑色浓烟呛进船舱，几乎令人窒息。烟雾中，龙应台打开窗户，伸出头，任强风撕裂她的头发。

「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把她当个榜样，」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余年的桑品载，和龙应台一起参访马祖，对她的求真精神赞不绝口，「她曾为了求证一个细节，带着大家去淋雨。」

这样的角色转变，对龙应台并不容易。「我不适合做记者，我不太喜欢和陌生人接触，」龙应台说，作家是孤独动物，需要处在内心的山洞。常常，她宁可传简讯，也不打电话。饭席宴饮，「陌生人不喝，话不投机不喝」。写起稿来，可以「不吃饭、不喝水，连坐二十五个小时」。在她主办、主讲的一场重要演讲前，朋友敲她房门没有响应，原来她「想到要出来笑脸迎人，痛不欲生，瘫在沙发上，」龙应台笑说，她不担心演讲，而是怕演讲前的鸡尾酒会。

拚命的龙应台，深切的心意，打开了尘封多年、连结今昔的隧道。

「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接到约访电话时，八十九岁的拉包尔战俘利瓦伊恂慨然表示。

在香港公关界举足轻重的恒信公关主席梁安妮，将她父亲的日记，托付给龙应台。这本日记，在她出嫁时，母亲细细地封装、珍重地放入樟木做的大嫁妆箱子底下。梁安妮翻出这本沉寂数十年的日记时，上面还飘着淡淡的樟木香。没来得及细看，就赶忙给龙应台送去。在港大沙龙的演讲上，龙应台谈到飞虎队的故事时，梁安妮听到父亲日记的内容，「家里的历史，突然变得有血有肉，也有笑有泪。」

用最谦卑、柔软的心听吧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龙应台深切地叮嘱次子飞力普，「你跟我这样的后生者，唯一能够为那个极其残酷的时代所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静止的时刻，抛开所有你以为重要的事情，用最谦卑、最柔软、最慈悲的心，听吧。」

对于还没有机会、或是已经来不及听长辈诉说的人，这本书，可以带你回到现场，透过平民百姓的眼睛，真实深刻地看时代的巨轮如何迎面扑来，从他们身上辗过。

十二岁的渔村小孩、十四岁的中学生、十七岁的原住民、十八岁的美国水兵、二十三岁的国军眷属……，他们的日记、书信、诗文、图片等，让你跟着他们的心情起伏，随着他们怅然泪下。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

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抗日战争中打过无数重大战役的张灵甫将军，一九四七年被共军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最后一刻，他写下与妻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思索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看著书中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志愿或非志愿地成了军人，很多人在造化的操弄下，忽为日本兵，忽为国军，忽为八路军，唯一不变的，是被牺牲掉的一生，不禁令人掩卷长叹。

「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一个态度，」龙应台说，以前国家是重要的，集体是重要的，草菅人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这一代不是用这种态度来看生命。」

「对于所谓的国家集体，我永远抱持怀疑，」龙应台要年轻的读者深刻地思索一个问题：「个人和集体间的关系是什么？」她说，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很复杂，有对抗，也有合作和支持。重要的是，年轻人要意识到：在集体里，个人有责任做判断。集体里面的个人有反省和觉悟的能力，才能避免集体变成一个失控的机器， 「吞噬了我们前一代人──不管是苏联红军、纳粹德军、日本军或是解放军、国军──的那个可怕的大机器，才有可能将来会变得更文明。」龙应台自己，在十五岁时，就有这样的意识。有一天，她在民众服务社打乒乓球，一群萝卜头玩得正热烈，突然听到担任巡官的父亲大喝一声，「立正！」，因为分局长来了。敬礼时，龙应台觉得非常的屈辱，「我为什么要对你敬礼？你是什么人？」当下，她就下定决心，以后要做的工作，绝对不会被强迫对人敬礼。

龙应台说，那是她人生中最关键的抉择，尔后她做的许多选择，都和这个决心有关。

现在，十九岁的飞力普，也在思考个人和集体间的关系。他服义务兵役的时间到了，但他不愿意当兵，拿出德国的「基本法」说，「我有不服兵役、不为国家打仗的权利。」

龙应台尊重他的决定，展开「拯救大兵飞力普」计划，聘请律师，协助他向军方争取。「万一不成功，他还是得去当大头兵，没办法，我就给他心理建设，说德国的军队现代化得不错，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很有趣，」龙应台笑着说，一下子从笔锋犀利的作家，变成爱子心切的妈妈。

因理解而关怀珍惜

「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龙应台曾说过，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不管你是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或是华侨，只要你的家族曾被一九四九的铁轮辗过，苏东坡的这阙词，都会让你的心为之恻恻。

看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个又一个在大时代挣扎求生的小人物的故事，你会发现，不管来自何方，不管政治立场为何，追到底，我们就是人。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每个人都饱受流离之苦，每颗心都伤痕累累。

看透这样生存的本质之后，很多的价值判断可以更为开阔，诸多的冲突对立也可以更为缓和。「某个程度可以抛开所谓的忠奸跟立场之分，」龙应台说，六十年之后回头去看，如果能够有足够的谦卑，如果能以人的价值为核心来看的话，很多东西是能够超越的。

龙应台深深期待，台湾内部、海峡两岸的人，都能好好地面对自己的、以及对方的创伤，好好地沟通，「不认识，你就不知如何去疼惜。珍惜跟关怀，都是因为理解。」

「大舅妈，那应扬后来有见到他妈妈吗？」十九岁的妹妹问，有点迫不及待。

别急，让我们泡杯热茶，打开音响，在珍妮弗．华伦斯「班妮狄克之歌」的悠扬乐声中，继续读下去。

「世上有太多的悲伤，需要治疗，需要慈悲……这么多破碎的心，就像你我的心，被我们做过的事撕裂，但覆水已难收……

我们努力，不断地，试图去修复我们造成的伤口……我只想拥抱你，让我拥抱你吧……」

75、龙应台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引多方争议

http：//book.sina.com.cn 2009 年09 月17 日 10：00 东方早报

台湾作家龙应台

龙应台酝酿10 年，闭关1 年创作完成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上月底在台湾出版，目前已经成为台湾最畅销的图书之一。不过该书因为把台湾人描述成“失败者”的后代而在岛内饱受争议，与此同时台湾学者李展平日前指责龙应台引用其研究成果不当，有抄袭嫌隙。龙应台则通过龙应台文化基金会表示书中所引用的文献史料，均有注明资料来源，并委托律师处理本案。

台湾人是“失败者”后代？

因为龙应台在书中将台湾人描述成“失败者”后代，还在书中表示向“失败者”致敬，这一描述激怒了部分岛内群众，但龙应台解释，兵败迁台的国民党政府当然是失败者，他们在军事上失败了，他们在往后的60 年里才建立起宝贵的价值主流。在龙应台看来，“1949”对撤退来台的外省人以及曾经为日本打仗的台湾人来说，都是一次失败，因此多年来它是岛内不愿意面对的创伤。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女孩“美君”在兵荒马乱中离开淳安家乡为起头，而“美君”原型就是龙应台的母亲；“龙应台”代表离乱中第一代出生在台湾的孩子。龙应台说，在写作一开始，她关注的是1949 年前后流离来台的那200 万人，但后来她发现自己对这块土地上原来已经存在的600 万人所知更少，他们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势无声，因此这本书的后半段转向了那些老人的故事。

写作过程中，龙应台为搜集史料跑遍了三大洋五大洲，将那个时代生死契约式的流离经历写成这部书。

材料引用不当？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成为岛内各大书店畅销书，但日前台湾“历史馆”

台湾文献馆编纂李展平指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台籍日军的描写，部分引用他创作的《烽火岁月》、《前进婆罗洲》、《战火纹身的监视员》等三部著作，但均未加出处说明。李展平向台湾媒体表示，他之前花了五年时间，调查二战台籍日本军属出征南洋经历，走访各地尚存的台籍日本军属，甚至远赴婆罗洲做田野调查，然后陆续出版《烽火岁月》、《前进婆罗洲》及《战火纹身的监视员》三本书，以此还原当时台籍军属遭遇。

李展平介绍说，龙应台今年2 月通过跟他联络，希望他为她安排拜访军属，李展平立即答应要求。但当李展平收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时，他发现书中关于台籍军属的部分，不少内容和他的著作相同。李展平认为，龙应台将他的作品改写出版，却没注明出处。李展平向媒体指出了六处相似地方，例如书中关于辜文品当战俘监视员焚烧尸体的描述，龙应台写得犹如亲身采访过辜文品，但辜文品早在两年前过世，龙应台不可能采访到，这些内容是改写自他的《烽火岁月》。李展平还表示，书中关于军属因没食物，找“盐肤木”取盐、捞“水流苔”煮汤、剁尸体当燃料等，也都是他和当事人一问一答得来，再无其他文字记录，也可能被龙应台改写引用。

李展平说，他曾陪同龙访问曾在婆罗洲当监视员的柯景星，并介绍蔡新宗给龙，但龙应台只在书末批注中，提到两个部分系引用《前进婆罗洲》一书。“给我该有的位置，把我摆上去就好了。”他说，争的不是名利而是历史的解读权。李展平强调，龙应台新书没有标明材料出处，让别人误解是他抄袭龙应台文章。李展平还表示，他之前与龙应台联络，龙应台没响应，之后由其助理回函表示，在书末有两处批注，说明引用《前进婆罗洲》一书，并指“如果还有漏列，麻烦您来信指正”，他无法接受这不合理的要求。

对于新书引用材料不当的指责，龙应台通过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执行长李应平发表三点声明，她强调书中所引用的文献史料，均有注明资料来源，以昭公信。其次除参考前述史料文献，也亲自走访相关人士，因此书中所载均为当事人口述内容。李应平强调，龙应台治学严谨，相当尊重著作权。除了参考史料文献，龙应台还曾亲自走访相关人士，援引当事人口述内容。李应平说，龙应台是以“文学性手法”描叙，有其独特写作风格，凡是引用，她均已注明。目前她已委托律师处理本案，以示慎重。(石剑峰)

(编辑：刘良恒)

76、《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抢先试阅：住在一张地图上

文／龙应台

所有的颠沛流离，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离死别，都发生在某一个车站、码头。上了船，就是一生。

从1949 年开始，带着不同伤痛的一群人，在这个小岛上共同生活了六十年。

六十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停下脚步，问问对方，你痛在什么地方？

是时候了，在历史的这一页即将永远地翻过之前，我们还来得及为他们做些什么？

龙应台，华人最犀利的一枝笔，继思考家族情感的畅销书《亲爱的安德烈》、《目送》之后，龙应台再度推出15 万字新书《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酝酿十年、走过三大洋五大洲，耗时三百八十天，行脚香港、长春、南京、沈阳、马祖、台东、屏东…..从父母亲的1949 年出发，看民族的流亡迁徙，看上一代的生死离散，倾听战后的幸存者、乡下的老人家。

龙应台说，「我再怎么写，都不能给他们万分之一的温情与正义」。藉由文学的温热，龙应台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地、认真地重新梳理六十年前的这段历史，看见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重新凝视关于人的尊严以及生命价值，用最谦卑的心，写出跨民族、跨历史、跨省籍的一本书 。

＊ ＊

我的名字里有个「台」字，你知道，「台湾」的「台」。

我们华人凡是名字带着地名的，它像个胎记一样烙在你身上，泄漏你的底细。当初给你命名的父母，只是单纯地想以你的名字来纪念他们落脚、一不小心生了你的地方，但是你长大以后，人们低头一看你的名片，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在这里生生世世过日子，一切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没理由在这地方特别留个记号说，「来此一游」。纪念你的出生地，就代表它是一件超出原来轨道、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我的同辈人里，你会碰到不少女孩叫「丽台」或「台丽」，不少男孩叫「利台」或「台利」，更多的，就直接叫「台生」。这「台」字一亮出来，你就猜出了他一半的身世：他的父母，多半是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中陆陆续续流浪到这个岛上的外地人。婴儿的哭声，听起来像雨后水沟里牛蛙的鸣声，那做父亲的，把「台」字整整齐齐用黑墨写在红纸上，你可以想象那命名和写字的手，在一个勉强遮雨的陋屋里，门外兵荒马乱，一片仓皇，写下「台」字既透露了一路颠沛流离的困顿，也表达了对暂时安定的渴求。

如果你在台北搭出租车，不妨看一下司机的名字。有一回，碰见一个「赵港生」。「港生」怎么在台湾开车？

只要你开口问，他就给你一个流离图。港生的父母在一九四九的大动乱中从滇缅丛林中流亡到香港，被香港政府送到调景岭难民营去，他就出生在荒山上那A 字形盖着油布的木棚里。两年以后来到台湾，弟弟出生了，就叫「台生」。

你知道香港影星成龙的本名是什么吗？如果我告诉你，他叫「陈港生」，你可以猜到他身世的最初吗？稍微打听一下，你就会知道，他的父亲房道龙，在战乱的一九四七年只身离开了安徽和县沈巷镇的老家，留下了妻子儿女，辗转流离到香港，改名换姓之外，另外成立家庭，生下的男婴取名「港生」。

和他安徽妻儿的那一边，是一个生离死别的故事，与成龙这一边，是个患难兴邦的传奇。

今天我从青岛东路到太原路，碰到的司机，名牌上写的是「问中原」。

「问中原」？

中原，是一个地区，指的是中国的核心腹地；它更是一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文化和统治政权。姓「问」名「中原」，激发的想象就是一个气势万千、跃马中原的光复图腾。他的父母是江苏高邮人。在洪水般的人潮乱流中挤上了船，渡海来到高雄，孩子在港口就落地了，取名「中原」，父母把重新收复故土的悲壮期待，织进了小小孩儿的名字里。

在台北街头，你只要有一点好奇，开口敢问，一问就是一个波澜涌动的时代传记。战后这一代「台儿」，你几乎可以说，整个人就是一枚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打开的历史地理课本。

我这「台妹」所居住的这个城市，叫做「台北」，更绝了，它是一张大大摊开的中国历史地图。地图有多大？横走十六公里，直走十七公里，就是一张两百七十二平方公里大的地图。

为什么称它「历史地图」？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欧洲全图，就是一张「历史地图」，它里头的「奥匈帝国」，现在没有了。台北城这张街道大地图上的中华民国，是一个时钟停摆在一九四九年的历史地图。

你把街道图打开，靠过来，跟我一起看：以南北向的中山路、东西向的忠孝路画出一个大的十字坐标，分出上下左右四大块，那么左上那一区的街道，都以中国地理上的西北城市为名，左下一块，就是中国的西南；右上那一区，是中国的东北，右下，是中国的东南。所以如果你熟悉中国地理，找「成都路」、「贵阳路」、「柳州街」吗？往西南去吧。找「吉林路」、「辽宁路」、「长春路」、「四平街」吗？一定在东北角。要去宁波街、绍兴路吗？你绝对不会往「西藏路」那头去找。「甘州街」、「凉州路」、「哈密街」、「兰州路」、「迪化街」，猜猜看他们在哪里？

对国民党的统治历史有反感的人，说，你看，打仗打败了，逃到这个岛上，便淘空了本地人的记忆，把中国地名强加在台北城上，满足自己「勿忘在莒」的虚幻想象，充分殖民主义的嘴脸，可耻可恶。

我一直也以为统治者把台北变成一个中国地图，是一九四九年的一个伤心烙印。失去了实体的万里江山，就把这海角一隅画出个梦里江山，每天在这地图上走来走去，聊以自慰，也用来卧薪尝胆，自勉自励。

做了一点探索之后，我大吃一惊，唉呀，不是这样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竟然会错。

原来国民政府在日本战败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颁布了「台湾省各县市街道名称改正办法」，要求各个地方政府在两个月内把纪念日本人物、宣扬日本国威的街道名改正，新的命名要「发扬中华民族精神」。

一九四七年，是一个上海来的建筑师，叫郑定邦，授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拿出一张中国地图来，浮贴在台北街道图上，然后趴在上面把中国地图上的地名依照东西南北的方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

他哪儿来的灵感呢？

不奇怪，因为上海的街道，就是用中国省分和都市来命名的；南北纵向用省分，东西横向用城市。

把整个中国地图套在上海街道上的这个「灵感」，又是哪里来的呢？一八六二年，英美租借合并成公共租借，各区的街道要改名，英美法几路人马各说各话，都要坚持保留自己的街名，英国领事麦华陀于是订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干脆用中国地名来命名，以免白人内讧。上海街道，从此就是一张摊开的中国地图。甚至连「建国路」、「复兴路」这种充满政治企图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之后国民政府给上海街道的名称，而不是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北所量身订做的。

所以台北城变成一张中国大地图的时候，国民政府根本还不知道自己会失去中华民国的江山。一切竟然是历史的秘密布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撤退到这个岛，以这个岛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把「光复河山」变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条，而台北的街道以不破碎的完整「河山图」大大地张开，接受这个新的历史命运到来。国民政府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正式在台北办公以后，就更详细地把大陆的地名填了进来。

我，和我的朋友们，就在这样一个不由自主的历史命运里，在这样一张浮贴扫瞄的历史地图上，长大。

77、拿到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我是 8 月的时候在天下杂志出版的官方网站天下网路上看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的书讯和内容摘要，马上转到独角兽论坛。

摘要中的那篇《追火车的小孩》，读到流泪。兵慌马乱中，應揚和奶奶被留在家乡。應揚看着妈妈乘坐的火车离开，“媽媽在火車裡，頭髮捲捲的”。很多年后再回忆往事，應揚哽咽：“小時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老師跟同學指著你的鼻子說，你爸是國民黨，像拿刀砍你一樣，我總是想，如果媽媽在，多好，隨時可以回家對媽媽痛哭一場，可是一想到這裡，就更難過。每次火車從衡山站裡開出來，經過龍家院都速度還很慢，我老遠就從屋子裡衝出去，拚命往鐵軌那邊跑，往火車跑過去，我去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媽媽媽媽媽媽……我看到任何一個短頭髮燙得捲捲的女人，都以為那是我媽──我媽永遠在一輛開動的火車裡，我永遠追不上……”

应扬是龙应台的大哥。这本书是龙应台献给父母的书。

成王败寇之间，是无数平民的颠沛流离，妻离子散，是生生世世的伤痛，追不上更抹不去。谁有权要求平民为成败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当权者又何曾介意过平民的伤痛。

当时我就想一定要买这本书。也许未来《大江大海》会在大陆出版，但肯定会有部分内容被删除。我要买原版的。现在书到手看了看，估计大陆难出版，即使出版了也会损失很多内容。

国庆后忙完一些事，到网上买订了一本，加上快递费是95 元。下订单后两周左右就收到了书。

书的题记只有一行字：“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 致敬。”

龙应台《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的封面

封底的简介：

所有的顛沛流離，

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所有的生離死別，

都發生在某一個車站、碼頭

——上了船，就是一生。

……

——上了船，就是一生。我拿到书后很感慨，有网络真好，什么都拦不住。

78、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_南宫世家

南宫世家 发表于2009-10-2 2:31:00

龙应台的文章看过不少，但笔者却很少买她的书，有很多原因，例如生活在后殖民时代的香港，吾人多少会感到反专制的红红「野火」太「野」了点，有次读到龙氏向香港人高呼：“把七．一走过的「皇后大道」改名为「民主大道」。”不禁哑然失笑！香港人从来对甚么“人民路”，“解放路”，“中山路”等路名无有好感，换了“民主路”，“自由路”怎的也不见得高明了许多，香港人嘛！只会誓死保卫“皇后码头”，这对于两岸的「中国人」来说总有点不可思议。龙氏或觉得很讽刺：在香港，为什么那个年年的反专制「基地」名叫「维多利亚公园」？──以侵占香港的那个英女皇命名的公园。但吾人却觉得这很正常。再者，笔者虽颇为欣赏龙氏凌厉的笔法，感性的文字，然仅满足于闲读的一时之快，总是产生不了收藏的冲动！当然，俗语说“世事无絶对”，当笔者拿起龙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看了两章不到，就掏腰包买了下来。

据说龙氏在出稿发印的最后一刻把篇章次序从新编排过，愚以为确是明智之举，这非但照顾了读者的知识背景（龙说现代的读者历史知识都很“爤”），更是满足了读者的兴趣递增，先感性，再是悲痛，最后才是反思，无语……

出中国记

本书由龙妈妈的逃亡开始，勾勒出一幅一九四九的世纪大逃亡景象，国军大溃败，自命“忠勇”的数百万军民怆惶告别亲人，故土，南逃至台湾，香港，这是一次中国人的集体“出中国记”，他们并没有大能的“摩西”带领（失败者蒋介石也自顾不瑕），台湾和香港也不是传说中“流着牛奶和蜂蜜”之地，然而这些难民却在以后的六十年间在这两地建立起自由和富庶的华人乐土。回望这一九四九的分界，吾人无不感激于先辈的决断与勇毅的同时，也无不悲痛于“上车与下车的决定”所带来的骨肉分离以及一个甲子的“人物全非”，龙氏对“苍海桑田”的极至演绎莫过于千年的历史的老家“淳安镇”被沉下水底，变成“千岛湖”水库，欲哭无泪。

笔者按：而这种出现在“新中国”的荒唐事至今仍在上演，三峡工程不是淹没了长江边上两座古城，十一座县城、一百一十六个集镇吗？

山东联中八千名师生历尽艰辛，辗转南下，到达广州时只剩下五千人，终于上到了开往澎湖的船，但代价是被强逼当兵，七位校长，老师因为学生奔走呼叫而被当“匪谍”枪毙。河南联中五千名师生亡命千里，到逹广西只剩下一半人，国军黄杰残部答应謢送学生，但被解放军追至，打散，迫入十万大山，最后成功进入越南法军集中营的学生不到三百人和校长拼死保护下来的一本「古文观止」。这是笔者读历史从没有得知的一页，民国的师生从抗战到内战一直在流离亡命中仍持学不缀，切切实实执行“护学如护土”的国策。

笔者按：反观十多年后的共和国，把一批批学生送到农村，把“臭老狗”打翻在地，再跺上一脚，知识成为“耻辱”，屠杀士人，焚琴煮鹤之事无日无止，二千年文化上国的威仪与自重被“唯物者”淘洗殆尽？

香港的一九四九，百几万难民涌入香港，有国军的残部与家眷，有连机器工人一起搬来的上海厂商，有不愿到台湾的国大代表和文化人仕，更多更多从广东涌入的平民百姓，当中有当时是国军后来是工业家的蒋震，年少的林伯里，科大校长朱经武，港大校长徐立之，有钱穆，余英时，马英九……大埔的「将军府」，新开张的「荔园」，每天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调景领」（九七后成了絶响）……所有这些都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原文引用：“粤文化生命力强韧，像海洋里的漩涡一样有巨大的吸力和同化力，一九四九流过来的百万人潮，一过口岸，就进入这个文化和语言的大吸器，大熔炉里。无法融入的，或者设法离开，或者就被淘汰。融入的，六十年后，你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九四九的迁徙者。于是，从外面看起来，七百万香港人，就是一个整体，都是说广州话的香港人”

笔者按：逃亡到香港的人并没有在一九四九之后停止，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投奔自由的国人从未止息，香港作家陈云提议应在香港建立一座纪念碑以纪念数百万成功“出中国”的先辈以及那些在途中不幸死亡的自由灵魂！

苍苍蒸民

也是从家人说起，从整理安德烈的大伯之遗物开始，揭开欧洲战场惨烈的一幕，德军共有五百万士兵死在苏联战场，刚就终战时被俘的两百四十万德军，仅一百多万人能回到德国，一百多万人如安德烈的大伯一样在苏军俘虏营受虐而死，而胜利者的苏联死了二千万人。

长春，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在城内，近一百万平民困于城内，原文引用：“一百多公里的封锁线，每五十米就有一个卫士拿枪寸着，不让难民出关卡。被国军放出城的大批难民啊，卡在国军守城线和解放军的围城线之间的腰带地段上，进退不得。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野地里，一望过去好几千具。”长春被“解放”之日，己有至少三十万平民被饿死，现在的长春并没有一个类似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以纪念这些饿死的平民，连一个纪念碑也没有。

笔者按：可能因为长春是被“解放”的而不是被“侵占”吧，于是在胜利者的史书上只留下“兵不血刃”的杰出作战典范，而“忠实”执行围城命令的解放军将领林彪，二十年后被亲生女儿告密以至一家死于非命！儿时，长辈向笔者讲述那个坑杀三十万赵军的秦将白起，死后不久，有人在一只被雷电击死的猪的肚内发现刻着“白起”二字。

盐城，一个在江苏北部的小城，“从盐城走出来的孩子，有的后来当上了上将，譬如郝柏村，有的，成了文学出版家，譬如台北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一九四六年冬天，刚被国军打下来的盐城，十室九空，城外护城河埋了三千个国军，城内的战壕埋了七百个共军。“他们大部分都只有十七岁。”

笔者按：更多，更多的战场情景，每一幅都是引用亲历者的描述，细致得怵目惊心。这些场景，在胜利者笔下只剩下“歼敌五十万”的数字，而对失败者而言，又是一个难以启齿的屈辱与伤痛，如作者之言，这是历史的“黑盒”。解放军的残酷余数有所闻，然落在作者的笔下，他们也只是一些十七岁的少年。

福尔摩沙的少年

昭和二十年前的台湾人是如何过渡到民国三十八年的中国人呢？当然在香港有大量有关的书籍，只是笔者总提不起兴趣拿起来一读，这次正好透过龙氏的笔触以窥其一斑。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作家黄春明说，天皇宣布日本战败的那一天，他的祖父兴高采烈，觉得〔解放〕了；他的父亲，垂头丧气，觉得〔沦陷〕了。”自小受皇民教化的台湾青年，在一九四二年，日本军部在台湾招兵，第一期只招一千名士兵，却有四十二万人争取；第二期也只收一千，却涌来了六十万个〔热血青年〕报名，“那少数皮录取的，荣耀了整个家族和乡里；不被录取的，还有人因为满腔杀敌抱负受挫，幽愤而自杀。”日本厚生省统计，日本在二战其间在台湾招募军属，军夫，军人共二十万七千零八十三名，三万三百零四个人阵亡。余下回到台湾的，一生被“民国”社会所鄙弃。如果是在民国三十四年后被征兵的青年，就加入了国军开赴内战战场，有的后来被俘又当了解放军，那个年代，根据他们那年满十七岁，他们就加入了不同的军队，如果不死的话，就有了不同的人生。

有一班青年加入了日军，被派去赤道以南的新几内亚，做〔台湾特设勤劳团〕，最主要的工作是每天埋葬大量被盟军炸死的日本兵尸体。拉包尔，新几内亚，这里是盟军的前线，驻扎了二十万名日本精兵，到战败时，只剩下一万个活着可以回家的人；一千五百多人从中国被送到这个岛做苦力，到一九四五年被澳军解放，活着的国军只剩下七百多个。从南京送来的一千人，只有三百人生存。

另一班加入了日军的青年，被派去大马的山打根做〔盟军战俘营监视员〕，就是看守十万名盟军战俘，大部分是英国在新加坡的协同军。“盟军在日军俘虏营中总有三十五万人，每一百个俘虏中有二十七个人死亡，是盟军在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俘营中死亡率的七倍。高出这么多，令人惊骇，但是，在日军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死亡率比白人要高出更多，更多。……在战后的对日本的审判中，一百七十三个台湾兵被起诉，其中二十六人被判死刑”

龙氏走访了这些幸存者，有俘虏营的澳洲兵比尔，有从南京送去的国军俘虏利瓦伊恂，有台藉〔监视员〕柯景星和蔡新宗，两人战后被判十年。立体地呈现了当时俘虏营的情况，台藉〔监视员〕听命于上司，他们接受的军训第一课就是互打耳光，他们本来就时常给上司揍，揍俘虏是他们的职责，集体屠杀俘虏是军命不可违。他们有的也保护过国军战俘。龙氏提出了战争中的〔罪与罚〕，是下命令的上级该负全责，或是执行的下级需要负其独立“人道”责任，这些在欧洲战场也一样说不清。换了是今天的年青人，都有了独立思想的教育，而当他们认为这战争是不义时，他们有没有权利拒绝当兵呢？

笔者按：这样的问题，只带来思考，然而是不会有答案的。但起码龙氏让读者认识了相互的敌人。此书记载的大都是小人物，只有一个例外，他是年轻的民国驻山打根领事卓还来，他夫妇还有两个小孩被关在山打根的俘虏营，连日本人都对他肃然起敬，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取得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日本人赏识他，邀他往南京做官，被他断然拒绝，台藉〔监视员〕蔡新宗也暗暗帮助卓领士的夫人，一九四四年被日军秘密杀害，只找到他的几块骨，当年被运回南京，埋在〔菊花台九烈士墓〕，如今南京人有谁知道那里是〔菊花台〕吗？

这里，以龙的原文作结：“卓还来安葬之后的一年半，南京的总统府大门插上了五星旗。此后，卓还来从集体的历史记忆中，被删除。在随后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的子女不敢提及这个为中华民国犠牲了的父亲，他的妻子不敢去上坟。烈士还是叛徒，荣耀还是耻辱，往往看城里头最高的那栋建筑物顶上插的是什么旗子。”

79、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_桑竹

（2009-11-02）

文化视角

今天的世界，国家的界限模糊了，忠诚与否，也变成相对的，但正义二字，还有不可动摇的根基。如果正义与否的观念也抛弃了的话，那么还靠什么来判断是非，人的行为该依据什么准则？

桑竹

昨天特意去书城，买了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可是看了几章后意识到，这其实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本文学书。抱着了解历史的想法买这本书的人，会很失望。

在提供历史资料这方面，这本书没有什么新意。所有它叙述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事件。它的新意，在于为这些事件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故事，让灾难重新变得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在处理历史事件和采访资料方面，作者显然不怎么严谨。举个例子：“抗日名将黄百韬的国军部队在十米宽的河边构筑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每一个碉堡都布满了机枪眼，对着河；民工就一波一波地冲向枪口，达达声中，死尸逐渐填满了河，后面的解放军就踩着尸体过河。“（223页）我很好奇，这一段记载，解放军逼着民工堵枪眼，踩着民工尸体过河的情节，作者是从哪里得来的？但这一段，作者没有说明任何出处，从上下文来看，这一段来自老兵林精武的回忆。但是，这明显有悖于解放军的政策，有悖于解放军受到民众拥护的实际情况。

是历史，还是文学？

作为读者，我们只能猜测，要么林精武回忆有误，误把兵当成民，要么林精武说的没错，真的发生过解放军把民工推到前线当炮灰的事。无论真实情况如何，严谨的历史学者，会对这种重大材料进行调查核对，而龙应台则信之不疑，大笔春秋，写进书里。

作者所采取的历史观听起来是很人道主义的，符合今天的主流价值。在书的结尾，作者说，她不在意国家、忠诚、背叛、胜利、失败、正义和不正义，她只在意被践踏，侮辱和伤害的人。但是，这样的主流价值观，也会带来新的问题：

她引述一段中文媒体对日本军队征用民夫和财产的评论：“日军征用苦力及一切物资数量巨大，可见日军对中国人的压榨是多么的残酷无情……”

再引用一段中文媒体报道解放军征用民工的话：“担架队有2970 名成员，1200 人没有棉裤，1390 人没有鞋子，但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225页）

接着评论说：“我怎么会不知道，历史本来就看是胜方还是败方在写，可是同样一件事情，两个截然相反的解释方法，你不得不去思索这其中的含义。”（227 页）

对于蔑视“国家”、“忠诚”、“正义”的人来说，她的确要思索一下，她得到的结论是成王败寇。

对于承认“国家”、“忠诚”，特别是“正义”的人来说，没什么可思索的：对闯进我家，杀我亲人，抢我财物的人，我就不应该，不愿意，不能够帮他；对于帮我打跑强盗的人，我就心甘情愿，豁出去了也要帮他。

今天的世界，国家的界限模糊了，忠诚与否，也变成相对的，但正义二字，还有不可动摇的根基。如果正义与否的观念也抛弃了的话，那么还靠什么来判断是非，人的行为该依据什么准则？

龙应台说，她要把年轻的读者“骗”进来，可能因为如此，这本书，有很多通俗小说的写作手法，比如：“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遂道里渐渐行使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53页）

事实上，没有一个火车站会允许乘客如此行为。她趴下来听到的，是下一班火车的声音，六十年前的火车再也回不来了。我不知道这样的描写，能不能真的把年轻读者骗进来。对我这样不年轻的读者来说，一本讲述历史的书里，夹杂太多的飘渺抒情，是对历史感的破坏，如同吃饼咬到大沙粒，也有被骗的感觉。

这本书翻到最后，还有一段莫名其妙的话：“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423页）

看看这一本书，从头到尾是血泪的控诉，一句轻描淡写的“对不起”就够了吗？可是，对不起之外，还能要求什么？我也替她为难。

这句对不起应该向谁要呢？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满洲人还是日本人？是什么让中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让人间处处悲剧？《大江大海》既不提出问题，也不回答问题。兴许是因为，这些不是“台湾人”关心的。

作者是永久居民，在本地零售业当业务经理

80、向齐太史学习

齐太史是谁？

我先不告诉你。这叫设置悬念，为了牵引你往下看。

我先告诉你崔杼的老婆棠姜与别人通奸的事。

崔杼是谁？他的老婆棠姜与谁通奸？

崔杼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齐国国君齐灵公把太子光废了，立另一个儿子牙为太子。公元前554 年，齐灵公死了，崔杼帮助原太子光把牙给抓了起来，光登上了国君的宝座，即齐庄公。

不过，这个齐庄公太不够意思，他看上了崔杼的漂亮的老婆棠姜女士，与之通奸，被崔杼发现了。崔杼一气之下杀了齐庄公和他的警卫战士，然后立齐庄公的弟弟杵臼为国君，即齐景公。这是公元前548年的事。那一年孔夫子3岁。

齐景公上台后把崔杼任命为“右相”，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相”为官名。

所以，崔杼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担任“相”的干部。

崔杼杀了齐庄公后，齐国负责记载历史的干部太史在史书上记上“崔杼杀其君。”崔杼一看火了，下令把太史杀了。

太史被杀后，他的弟弟接班做了太史，依然如哥哥一样，在史书上记载“崔杼杀其君。” 崔杼更火了，又下令把第二个太史杀了。

紧接着老三接班了，照旧写“崔杼杀其君。”崔杼照旧下令杀了死心眼找死的太史。

当老四接班后，他依然继续写“崔杼杀其君”，崔杼终于下不了杀手了，他实在无可奈何了，眼睁睁地看着史书记载了自己弑君的罪行。

看到这里，大家知道了齐太史是谁了。齐太史是四兄弟，为了不写谎言坚持记录真实而不惜牺牲生命，他们是把记载真实的事实、把职业道德和历史责任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好汉，是不畏强暴的令人尊重的好汉。

齐太史是谁？是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光荣！

齐太史是谁？是中国人的楷模！

齐太史值得我们学习！每当我的说真话的博文被隐藏时，我就想，我们要有齐太史的精神，坚持讲真话，继续写下去。

81、言论自由出善政

我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中，子产远比屈原伟大。子产最伟大的一点就是：他是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最早反对压制言论自由的国家领导人。直到今天依然可以做为当代政治家的楷模。

子产是郑国主持工作的国家领导人，当时郑国有些人喜欢到地方学校去闲游，在那里议论朝政。有个叫然明的高干对子产说，“毁掉这些学校怎么样？”

子产说：“为什么要毁掉这些学校呀？人们早早晚晚到学校去，在一起议论我们执政的好坏。他们叫好的，我们就继续坚持；他们厌恶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呀！怎么能够去毁掉呢？我听说过要尽力做善事以减少怨恨，而没有听说过以威权来防止怨恨的。为什么不能立即制止议论？这就犹如堵塞大河一样，导致大决口必然对许多人造成伤害，这是我无法挽救的。

不如开个小口子让水畅通，不如把大家的议论当作治病的良药。”

然明听了子产的一番话很是折服。连孔子都对子产夸赞。

（《左传》原文：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子产不毁乡校的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42年，距今已经2551年了。子产的这些话拿到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言论自由出善政！

如果子产在今天担任领导工作，当有人建议他加强网络管理，封掉异议博客，隐藏掉异议文章时，他一定会说：网民所善者，吾则行之；网民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封之？不能作威以防怨，而要行善以损怨呀。

我写此文绝不是盼望天下掉下来个林妹妹，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子产，再由新子产恩赐给人民言论自由。

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早就写进宪法了，我们必须推动落实宪法，对那些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人追究违宪责任。

压制言论自由必然出恶政。

保护言论自由才能出善政。

82、内战是平民的苦难，必须和平统一台湾

①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最近出版新书《大江大海1949》，在港台和海外华人地区引起强烈反响。龙应台说，她在此书中，要通过60年前她的家族故事、以及无数个被那场残酷的国共内战“绞肉机”甩出来的个体的生命历程。龙应台说，“我再怎么写，都不能给他们万分之一的温情与正义”。龙应台希望引领读者一同诚实地、认真地重新梳理60年前的这段历史，看见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重新凝视关于人的尊严以及生命价值，用最谦卑的心，写出跨民族、跨历史、跨省籍的一本书。

当龙应台为收集史料奔走于台湾各个档案馆和台湾国防部各个机构时才发现有关1949年的资料如此之残缺不全。她说；“因为当时是溃散来台，因为是有一个集体战败心理，所以，历史都不是战败者在说，你没有时间，没有心情，也不忍去面对，结果就是，战胜者就会完整地在讲故事，他把你们的故事也讲进去了，所以当你在讲内战历史的时候，几乎都只有大陆的叙述。”

龙应台说，历史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她呼吁台湾民众行动起来，把自己、把长辈的经历，把藏在深处的千千万万亡灵的痛苦、伤痛都化成文字，或上网、或出书。不能把历史留给官方来写，那样的话，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边一半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合起来恐怕就是一个完整的谎言。

但无论怎样，作家书写历史的目的，主要是探求真相，总结教训，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国共3年内战的惨烈，历史学家曾告诉人们，比中国8年抗战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而3年的内战结果，就是导致大陆和台湾的分裂、对峙60年，台湾有独立之虞。

前30年，大陆主张用武力解放台湾，但由于力有不逮，未能如愿。后30年至今，当局推行和平统一，受到大多数大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摆脱不了30年前的思维习惯，总是叫嚣给“台巴子一点颜色看”，主张武力统一，否则“时不我予”。这部分人，当然一直在和平环境中长大，且一直陶醉在我军“战无不胜”宣传中。殊不知，解放军当年就是要武力解放台湾的，可就是没有打胜仗；他们不知道战争，战争不仅是军人的牺牲，更是平民的灾难。如果，是为了抵制外侮，国人拼死抗争，当然是可歌可泣的，也别无选择；但若自我残杀、兄弟相煎，其惨其烈，又有何意义？！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在网络上，笔者发现，60年前的内战，给无数平民的创伤，至今无法平复（否则，就看不到这样的资料）。即便是倡导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在内战中，平民的性命也是蚁命。网络有评论说，内战中“毫无恻隐之心是毛泽东的最大优势”，并以1948年围攻长春之战为例。

1948年中共打长春时，解放军因强攻不得手，改变围困绝粮的办法，欲迫使长春守敌投降。5月30日，林彪下令“要使长春成为死城！”；守长春的是国民党将领郑洞国，拒绝投降；由于城里50万平民的存粮只能维持到7月底，所以郑将军要平民离城。但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作法，“严禁城内百姓出城”；“只有带枪和军用品的人才能放出”；当然这是为了鼓励国民党军人投诚。

毛对林彪说，“郑洞国，人老实，在目前情况下（即老百姓挨饿的情况下)有可能争取起义、投诚”；毛很懂人情，并懂得怎样利用它。不过这次错了，尽管郑洞国内心“极度痛苦、绝望”，却没有想过投降，一直坚持到最后。

围困长春3个月后，林彪向毛报告，“围困已收显著效果，造成市内严重粮荒居民多赖树叶青草充饥，饿毙甚多”；针对郑洞国要老百姓出城的做法，林彪说，“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卡空”）；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林彪还说，“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至此，连铁血将军林彪也建议“酌量”分批陆续放出难民。报告上交毛后，没有回音。林彪熟悉毛“默否”的老花样，便自行做主，在9月11日发出命令，“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长难民，即应开始放行。”但是这一指示，只是对共产党有用的人才被放出。某难民回忆道，“我们家是9月16号那天走的，在‘卡空’待一宿就出去了。是托了我老伴的福。他是市立医院X光医生，那边缺医生”。

携枪逃亡的国民党官兵及其家属受到特别欢迎，沿途热情关照优待。留在“卡空”里的老百姓呢，活过来的人说，“就喝死人脑瓜壳里的，都是蛆。

就这么熬着，盼着，盼开卡子放人。就那么几步远，就那么瞅着，等人家一句话放生。卡子上天天宣传，说谁有枪就放谁出去。真有有枪的，真放，交上去就放人。每天都有，都是有钱人，在城里买了准备好的，都是手枪。咱不知道。就是知道，哪有钱买呀！”当时的长春市长记录道，市民大批饿死是在9月中旬以后，那时“北地长春，业已落叶铺地”，供人们充饥的唯一食物也没有了。5个月的围困后解放军进入长春，此时长春人口已从50万减剩到17万。就是大陆官方数字也承认饿死12万人。有参加围城的解放军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死多少人，还不觉怎么的。从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

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饿死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长春发生的事被严密封销。有幸离城的难民都发了“难民证”，印着四条“难民纪律”，其中一条是“不得造谣生事及一切破坏行为”，严禁他们传播饿死人的真相。

内战中，利用平民为战争服务是中共特色，被宣传为“人民战争”。解放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被征人中共不断扩大的军队，或当为前线服务的民工。

后者数字尤其巨大，在辽沈战役中，直接支前的民工达160万，二夫一兵。

平津战役中的民工数是150万。淮海战役中高达543万。这一支庞大的队伍在前线修工事、运弹药、抬伤员、送饭菜。农活归留在家里的妇女干，帮她们的只有小孩、老人跟残疾人。她们还得照料伤病员，洗补军服，做无穷无尽的军鞋，给军队和民工碾米磨面做饭。家家户户都要出粮，在淮海战役期间农民出的粮达到2亿2干5百万公斤。为了提供做饭的燃料，农民拆掉自己的草房。大军搭的桥、铺的路上，有不少农家的房梁。

解放区人们的全部生活都成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这就是“人民战争”。

那么，是什么使农民“踊跃支前”，大陆宣传说靠的是搞“土地改革”。毛泽东式土改的主要内容是派“工作组”到农村，组织斗地主大会；会上对那些相对富有的人家和其它牺牲品，打骂折磨，甚至施以酷刑。提到土改，人们说起的都是这些记忆，分土地倒成了其次。为了让“工作组”的干部们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办，1947年3月到6月，专门整人的康生到晋西北的郝家坡去创造典型。郝家坡第一天斗争大会后，康生对干部和积极分子总结说，“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斗争”；“多死点地主分子没关系。”康生指示把地主的家人也作为斗争对象。斗争大会上，妻子跟丈夫一道被推搡着跪在瓦渣上，被吐唾沫、用鞋底抽嘴巴，被剥下衣服，被厕所里舀来的粪淋在头上。孩子们被别的孩子打得头破血流。

康生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其实，郝家坡早已在共产党统治下多年，富人地也卖了，人也穷了，按中共《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这里就找不到地主了。没有斗争对象怎么行呢，康生规定群众不喜欢的人可以作为斗争对象。于是村民们嫉妒、怨恨的人，甚至男女通奸的人，便成了靶子。康生的土改模式是干部们的教科书。和彭德怀一道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仗义执言的周小舟的夫人说，“我亲身看了那个土改，想起来很难受。斗地主，其实不是什么大地主，只是劳动力缺乏，请个工人，种种地，就叫地主了。斗的时候，搭个架子，把那些人吊起来。我看见的一个村子里，丈夫死了，女的那时都是小脚，在田里做工是很不容易的，于是请个长工进来。他们问她粮食藏在哪里？为什么房里粮食不多？我知道她家并没有很多的地，没多少粮食，但逼，逼供信，就要你交。村子里男女老少都要来，连小孩子都要来看，强迫着来。叫你举手，你是不敢不举手的，不举手你也会遭殃。干部有的是痞子干部，真正的老实农民到那时惹不起那些痞子干部。”周小舟和夫人反对这类做法。但他们接到的指示说，这是受压迫受剥削的穷人翻身复仇的正义行为。当时的口号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是要干部们鼓励暴行“工作组”。

毛泽东对土改的暴行知道得一清二楚。1947年8月16日到11月21日，他在陕北佳县，他街道报告说那里的土改：“有用盐水把人淹在瓮里的。还有用滚油从头上烧死人的”；有个地方甚至“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毛那年底住陕北杨家沟时，不引人注意地去观看了斗争大会，会上的残忍作法连出身贫雇农的警卫也觉得“过火”。1948年初，中共占领地区拥有1亿5千万人口，绝大部分在农村，都经历了土改；当时的政策是10%的人口是“地主富农”，这意味着仅起码1千6百万人成为受害者。死亡难计其数。土改的结果，据给毛的报告是“人人都害怕”，“农村极度紧张”；支持中共的美国记者杰克贝登在河北看到土改后也说，“恐怖的手段越来越厉害，人口中相当一部分被消灭”；“在中共地区的农民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与谨小慎微。”于是，目的达到了；要农民出兵、出夫、出粮、出钱时，他们大都一句怨言也不敢发，还得表现积极。

山东农民负担决定性的淮海战役，毛嫌那里的土改制造的恐怖气氛不浓，于1947年底派康生去搞第二次土改。康生对斗争对象采取“不管有无罪恶一律予以肉体消灭”的政策。有一个镇，康生到来前没有什么暴行发生，来了以后120人被打死；有的罪名是“同情地主”，其中两个年仅七岁，被儿童团的一帮孩子折磨死。正是山东的第二次土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毛泽东也利用土改想使干部学习残忍，适应残忍。大多数新党员都得下乡参加土改“受锻链”，其中一个是毛25岁的儿子毛岸英。毛岸英虽然在斯大林的苏联长大，像土改那样的场面他还从未经历过。1947到1948年，毛派他去跟康生当学生，在康生领导的土改工作组里充作康生妻子的侄儿，化名小曹。不久毛岸英就充满苦恼，他受到很多批评，说他“思想有右倾的嫌疑”。

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来到郝家坡不到十天，在思想上已经发生了问题”；“晚上躺在床上，我左思右想地检讨了一番，难道我的思想真是含有右倾成分吗？”他责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味道”，“我还没有无产阶级化”。他感到“无限的痛苦”。

这，就是国共内战中，被大陆宣传中隐没掉的部分历史真相。所以，笔者很理解龙应台说的“战胜者就会完整地在讲故事”，是如何地完整。

要取得政权，用一些极端的措施，似乎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人民付出沉痛代价后，能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内战停止后的30年里，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在“一元化”的领导之下，实行“公有制”，分给农民的土地有被没收为“公有”，农民成了画地为牢的农奴；政治上，人民只能歌颂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没有言论自由，公民没有选举执政者的权利；经济上“一大二公”，最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文化上实行苏联模式的党文化，万马齐喑；教育上封锁独立思考的可能，实施专门培养服从和奉承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愚民政策；……等等。事实上，民付出沉痛代价后，却不能得到幸福和自由。

由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迫使当政者进行改革开放，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经济体制。这，才有经济腾飞的后30年。可当年，就有中共党人惊呼：“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现在看来，除了时间进程中必然产生的变化与进步外，经济腾飞的制造者还是中国人，只不过学习采用了内战前就业已在中国落户的西方经济体制；传统教育中的“地主”、资本家”占据了庙堂之高，国民党领导人作为贵宾，亦风光地回到大陆。政治、文化和教育上也如内战前一样“开明”；不同的是，当年还有民营报刊的存在，如今没有；在舆论控制的方法和措施上更“与时俱进”了。而官僚腐败，比当年可能更恶化……。

笔者说这些，是站在今天看60年前的内战，呼吁国民思考，目前中国是否回到了内战前的起点。从而，也可以思考，统一固然是必须的，但叫嚣武力，真那么有底气吗？！人民，还愿意再经受内战的折磨吗？！

龙应台说，国民党在60年前的战场上确实失败了，但她要给“失败者”

打上引号，重新定义胜利和失败。她说，正是这些失败者来到台湾，白手起家，建立起一个文明的、柔软的、尊重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新的价值观，建立起一个现代台湾。因此，她以自己是失败者的第二代为荣。龙应台说，“失败者”在“台湾这个地方逐步发展出另外一套价值，这个价值离60年前那种国家的、集体的、胜利的、战争的价值越来越远，而离我称之为温柔的力量的价值越来越近。”毛泽东曾在1944年6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诚哉斯言！但民主的统一，却是建立在和平的基础上。

①统一是两岸人民共同的事业，因此这个“必须和平统一台湾”的说法是不对的。正确的说法是“必须和平统一中国”。

83、坚定地站在鸡蛋一边

许锡良

一个知识人，常常是免不了关心社会，关心公共利益之类的事情,这里有一个态度与基本立场的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知识人，我以为每当类似的公共事件发生的时候，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立场，站在什么位置上说话，那是会影响人们的视角的。也就是说，如果鸡蛋与石头发生了碰撞，在无法弄清是鸡蛋主动找石头相碰，还是石头主动撞击鸡蛋的情况，我以为，作为知识人应该毫无保留地站在鸡蛋这一边。这样做可能不一定是完全客观的、理性的或者公正的，但是应该说是离客观、理性、公正最近的方法与方式。

我记得现年六十岁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被《时代杂志》喻为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日本作家。

村上春树三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被媒体形容为继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之后，“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日本人”。他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内的多部长篇小说作品，陆续被翻译成四十多国语言，全球销售超过两千万册，近年陆续获得捷克“卡夫卡文学奖”、爱尔兰“法兰克．欧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等多项国际文学奖项肯定。在2009 年2 月他获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前往受奖时在耶路撒冷他发表了《永远站在鸡蛋那方》的著名演讲,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村上春树先生是正义与智慧的，这就是一个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所应该站立的立场。他在演讲中这样表达了一种知识人的基本立场的：“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为什么要作这样的选择？春树先生说：“我们都是人类，超越国籍、种族和宗教，我们都只是一枚面对体制高墙的脆弱鸡蛋。无论怎么看，我们都毫无胜算。墙实在是太高、太坚硬，也太过冷酷了。战胜它的唯一可能，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每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来自于我们全心相信灵魂彼此融合，所能产生的温暖。”

84、“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柏林墙故事

历史上的今天：1990年10月2日，原民主德国的国旗徐徐降下。1990年10月3日零时，在柏林帝国议会大厦前，联邦德国国旗徐徐升起，分裂长达45年之久的德国终于统一了。

从此，10月3日被称为德国统一日。

渴望台湾海峡两岸统一为一个国家的中国人民，热烈祝贺德国统一。

大家都知道雪莱的《西风颂》里有著名的一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所以，中国、韩国人民也可以想象：德国统一了，中国、韩国的统一还会远吗？

伟大的中国人民将迎接伟大的统一。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中国，将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归宿。

以下文章已经被无数博客转载过：“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

作者：冷血动物

http：//bjbsbjbs.blog.sohu.com/99784221.html#comment

（1945年到1961年间，每年约有数十万东德人通过柏林逃往西德）作者：赛培根

带着泪的笑话

实验室一个德国同学和我聊天，问我对二战以后的德国知道些什么。我想了很久，回答说，德国足球，柏林墙。当这家伙发现德国足球我确实知道不少以后，就问，你对柏林墙知道些什么？

柏林墙？我努力回忆着，恩，柏林墙是苏联和东德秘密计划修起来的，一夜之间，柏林墙就树立在柏林中心。此后，肯尼迪总统在柏林发表了着名的讲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

“其它呢？”

差不多了吧，柏林墙作为冷战的象征，意义不就在这里么？

德国同学摇头，你不了解柏林墙，你不知道柏林墙真正的故事和意义。对于德国人来说，柏林墙所代表的不是肯尼迪，冷战这样的大字眼，而是数以万计小人物的故事，这些小人物在这堵墙边，用自己的生命，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传说，这个传说的名字，叫做“自由”。

仅在此记录他所讲述的，自己在柏林墙博物馆主页读到的一些故事。常觉得，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记录很不一样。在中国的历史记录里，少有这样详尽，乃至繁琐的小人物的记录。所以读西方的历史，经常觉得过于平淡，过于拘泥细节而不见大方向。然而，却自有一种力量在。

柏林墙的故事，在西方的历史里，感觉不但不惊天动地，或者剑拔弩张，反而竟然多有幽默。当然，是黑色幽默。

一、“中国长城”

万没有想到，在柏林墙纪念馆会读到我们中国的名字。柏林墙工程的代号，就是“中国长城第二”。

1961年8月，一个沉闷的夏天。对于大量东德人经柏林逃往西方已经忍无可忍的东德人和苏联人搞了一个漂亮的偷袭。8月12日凌晨1点，2万多军队突然开到东西柏林边境，立刻开始了修筑柏林墙的工程。应该说，这个以我国长城命名的工程，准备还是很充分的，绝对不是豆腐渣，仅仅到13日凌晨，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整个东西柏林被铁丝网全部分割，再加路障。柏林墙正式树立了起来。

然而上帝实在会开玩笑，就在柏林墙的修筑过程中，东德人就开始了翻越柏林墙，逃亡西德的“柏林墙传说”。东德人的争分夺秒，只争朝夕的精神，给柏林墙的历史研究留下了千古之迷，到底是先有柏林墙，再有翻越行动，还是未等墙树起来，就已经开始了翻越，竟然永远无法得到一个答案了。

历史记载，柏林墙初步完成，即东西柏林正式分割，在13日中午12点37分，最后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但就在13日，最早明白过来的东德人已经开始用生命搏击柏林墙，当天，一位技工跨过正在树立的铁丝网跳进了西柏林，有人跳进运河游到了西柏林。然而，天意弄人，谁也没想到记录他们踏上西德领土的时间。

13日上午，西德人涌向柏林墙，向墙那边的同胞投掷自己的通行证，身份证件。到苏联军队能够阻止这一举动前，数以千计的证件已经被扔到了东德同胞的手里。大批东德人借机混在返回西柏林的西德人中间偷渡逾越了柏林墙。

（被隔开的东西柏林。一边是树木和自由的人民，另一边是生硬的道路和全副武装的士兵。）

13日下午，柏林墙树立以后，第一个逾越柏林墙的人出现了。一个青年在光天化日之下，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向铁丝网。但是，叁名警察追上了他，将他打倒在地，谁也没有想到，被打倒的他竟奇迹般又站了起来，夺过警察的枪，一边与警察对峙一边继续向西柏林飞奔。警察是尽职的，他们不顾这个年轻人的枪，冲上去和他又一次扭打成一团，并且一刀刺进青年人的膝盖。这次这个年轻人失去了奔跑的能力，面对叁个警察，结局已经注定。

然而，上天决心要给大家看一幕喜剧而不是悲剧。就在此刻，西柏林群众雷鸣般的怒吼惊醒了叁名警察，他们已经越过了柏林墙，现在是在西德的土地上，他们不再是警察，而成了违法者。他们扔下青年跑回柏林墙的另一侧。这个青年拖着残废的腿，一边拼命呼救一边爬到了西柏林。

事后证明，这是一个大大的误会。事实上柏林墙并不是沿东德西德的边境修筑的，而是偏东德一侧，这是为了保证，即使你越过了柏林墙，你仍然在东德土地上，警察和军队仍然有权力和能力开枪将你击毙。当时那叁位警察并没有越界，他们大可以合法将那个青年绑回东德。然而，面对这柏林墙上的第一次交锋，他们误会了，害怕了，那个青年简直是奇迹般的竟然这样逃脱了已经笼罩住了自己的厄运。

这是第一个通过柏林墙的逃亡者。也许这第一个人就定下了逃亡柏林墙故事的基调。在柏林墙传说里，有眼泪，有悲壮，有无奈，但同样也有幽默，滑稽和令人含泪微笑的故事。

（西柏林看到的另一侧的东德警察和士兵）

二、最可爱和最悲惨的（上）

要说最可爱的逃亡者，颇有几个竞争者，首先是两位大情圣，一个是阿根廷人，一个是澳大利亚人。大家看看他们逃亡的手段就可以知道，也就是他们能做出来，死脑筋的德国人就是再有几百万人逃亡，也做不出这么幽默的计划来。

柏林墙并不是铁板一块，总有那么几个门，几个交通站。于是情人被困在东柏林的两位gg 就打起了交通站的主意。经调查研究，交通站是靠栏杆来封锁交通的，虽然栏杆结实，撞不断，但是栏杆比较高，如果汽车足够矮，可以从栏杆底下直接钻过去。

于是计划诞生了，把自己的mm 放在行李箱里，趁警察不注意，开足马力，一下从栏杆下面钻到西柏林就行了。

说干就干，澳大利亚gg 就这么把自己的新娘子接到了西柏林。

如果故事到此为止，那就不存在什么幽默了。但是这时候，阿根廷gg出场了，他充分表现了南美人民热血沸腾，但不爱动脑子的特点，他认为这个计划不错，决定自己也照办煮碗。所谓照办，真的是照办，他居然连车子都是直接找澳大利亚人借的同一辆车！

说来也是，这么矮的车本来就不好找。问题是，他一点伪装都没有做，连车牌都不换，就这么开了去。

阿根廷gg开着这辆已经被报纸报道得详细得不能再详细的车，大摇大摆开进东柏林。东德警察一看，这车怎么这么眼熟，但是谁也猜不到天下还真有这么大胆的人。警察问“这车，以前是不是来过东德？”阿根廷gg脸不红心不跳的回答，“当然没有啦”。警察自己也糊涂了，大手一挥，放行了！

结果是，在一个星期以后，同一辆车，把另一对情侣，用同样的方式带到了西柏林。在他们举行婚礼之际，悲愤的东德警察把栏杆下面装了无数垂直的铁条，别说是车，就是条蛇也休想从栏杆下面再钻出去！

另一位竞争者是五岁的小男孩。他家经过地道从柏林墙的下面钻到了西柏林。这个地道挖了整整6个月。而且因为东柏林警察便衣密布，地道不得不从西柏林挖掘。要求是绝对不许做地面测量，还必须正好挖到被接应者的厕所里。为了不被地面人员发现，地道深入地下12米！

这样庞大的工程，这样长的时间，真不知道逃亡者是如何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如此之久的。但这个孩子什么也不知道。当他从地道口出现在西柏林的时候，面对记者和救援者人发表感想如下：

“这个大洞洞怪吓人的，不过没有野兽”

那一刻，我想到了法国着名的影片《美丽人生》

（1961年8月13日，由处于分界线的楼内逃往楼外的西柏林）

二、最可爱和最悲惨的(下)

写可爱是容易的，面对冷酷的现实，人类用自己的信心，幽默来反抗，说起来即使是最大的冷酷，也压不下那希望和温暖。然而要写悲惨，实在有些下不了笔。

在柏林墙的逃亡者中，那些“功败垂成”者无疑是悲惨的。1961年，18岁的彼得。菲西特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已经爬到了柏林墙的顶部，只需要再加最后一把劲，就可以达成目标，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了……

彼得滑落回柏林墙东侧。

悲剧还没有完，身中数弹的彼得倒在柏林墙下，血流如注，我不知道东德的警察是一时不敢承担责任，跑去请示上级，还是真的就已经下了杀心(我宁愿相信是前者)。彼得就这样在墙下躺了50分钟，没有一个东德警察前来管他。

彼得的呼喊声一点一点的低下去了，低下去了。西柏林的人群爆发出愤怒的抗议声。“你们是杀人犯”“你们是法西斯！”上千群众怒吼着。西德的警察冒险跑到柏林墙边(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极其危险的，柏林墙西侧依然是东德的土地，警察已经“越界”，完全可能被枪击)把急救包扔向彼得。但是太晚了，彼得已经失去了自救的能力。

彼得终于停止了呼吸。他的血已经流尽了，在他蓝眼睛里最后映出的，依然是东柏林。50分钟以后，东德警察抬走了他的尸体。如果说彼得最大的不幸在于他最终没有成功，我不知道下面这个最后“成功”的例子，是不是算幸运。

在柏林墙刚完成的那一年，由于墙还不是很坚固，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开重型车辆直接撞墙！直接冲开柏林墙进入西德。

1961年，这类事件多达14起。

（街道在西方, 楼房属于东方。楼房上的窗口就是著名的“死窗户”，被砌死以阻止人们逃到西柏林）

逃亡者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坚固的高墙，还有来自军队和警察的密集射击。

有军事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对于穿透力极强的子弹，民用的车壁，车门根本就是nothing，香港电影里躲到小轿车后面就可以逃开对方射击的镜头完全是搞笑。所以，用这个办法冲击柏林墙的人，实际上等于完全不设防的穿行在枪林弹雨中，去争取一次严重交通事故的机会！

这里的故事太多，最悲惨的，一是在离墙最后一米处熄火的那辆装有数十人的大客车。二就是布鲁希克的故事。

布鲁希克和他的同夥同样是利用大客车冲击柏林墙，但是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军队和警察从多个方向向客车密集射击，客车起火燃烧，弹痕累累！还好，客车质量过硬，不但没有熄火，还在布鲁希克良好的驾驶下奋勇加速，一声巨响，柏林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

欢呼的人群拥上来迎接，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驾驶座上的布鲁希克身中19 弹，他是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坚持加速，冲向柏林墙的。当客车冲进西柏林的那一刻，布鲁希克停止了呼吸。

柏林人展开了一场争论，布鲁希克究竟有没有看到他梦想看到的西柏林？最后是一个现场镜头宽慰了大家，从镜头上看，客车驾驶座位于西柏林之后，布鲁希克还有一个抬头的动作。是的，那时候他还活着！他的眼睛最后映出的，是他梦想中的迦南--西柏林！

他是一个成功者。

这个镜头我也看了，说实话，在那样的动荡，混乱，和快速行使中，每个人都被颠簸得相当厉害，硬要说那个几乎无法注意到的动作是布鲁希克自己作出来的而不是别的原因，我感觉实在是勉强。但是，谁又愿意继续辩论下去呢？谁又不希望这个年轻人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是快乐呢？

德国人如此不严谨的结论很少，却少得可爱，少得美丽。

柏林墙倒塌以后，新建成的文化宫，专门采用了很特殊的设计。建筑之间均用伞状结构连接，整个原来的柏林墙东侧“死亡开阔地”被全部笼罩在保护伞下。成为了伞下的广场。

我的德国同学说，这是因为，在这个广场上，无数逃亡者因为没有任何隐蔽物，只好强行穿越在火力控制下的广场而失去生命。现在，德国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公民提供隐蔽物了，尽管，已经太迟，太迟……

（ 西柏林人远远地向他们在东柏林的亲人招手）

三、咱们德国人都是工程师

上面那篇太沉重了，来一点轻快的。

德国人的机械设计，制造能力举世闻名，在柏林墙逃亡中，那也是充份体现了德国人民的技术水平。要按现在流行的歌来唱，那就是：

“咱们这嘎都是德国人，咱们这嘎特产工程师，咱们这嘎香肠配啤酒，咱们这嘎都是活奔茨”(奔茨，即奔茨汽车创始人，德国工程师)。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利用河流潜水到达西德。大家心目中的潜水是什么样的？潜水服？潜水镜？总之他一个人能有多大本事，还一切都必须自己造，最多是一点粗糙的个人潜水工具罢？

非也，这位青年自己造的是--潜-水-艇！

他用的是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个人用的小潜水艇。质量如何？我看可以通过ISO9002国际认证。这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超过5个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有同学说了，5个小时是不是太长了一点，那是没办法的事情，你试试拿个小摩托的马达去潜水看。

这小潜水艇当然是一个奇迹，该青年的逃亡过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机械公司竞相聘用该青年为设计师。听说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不过小潜水艇也就算了，后面来了个更狠的，逃亡中一不小心，楞搞了个吉尼斯记录出来。

1979年某夜晚，从东德一个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个家庭----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成，花了数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两个家庭自学成才，从材料学，工程学，气体动力学，气象学热气球！

经调查，此热气球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热气球，被记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这个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警察发现了。警察目瞪口呆之余，还算记得开枪射击。这一射击，该气球良好的工艺水准就发挥了出来。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枪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到！警察只好紧急呼叫空军支援：

“长江，我是黄河，你们赶快出动，寻找一个热气球，把它打下来，对，没错，是热气球，重复一遍，热--气--球！”

苏联空军“苏”，“米”战机立刻出动，但是热气球在28分钟的飞行以后，已经完成了使命，安全落地。

问题是，当气球被发现以后，两家人决定立刻降落，以避免被战机击落。这一“紧急降落”，就谁也摸不准方向了，降落的地点无法确定。到底是已经到了西德，还是被迫降在东德，谁也不知道。

估计在他们数年的学习中没有心理学的功课，面对未知的前景，8个人都失去了验证的勇气。他们根本不敢走出这个气球，就这样躲在吊篮里长达24小时之久。他们已经没有勇气亲自揭晓自己的命运了。他们唯一能作的，就是祈祷。

降落整整24小时以后，军人来了，揭开了气球。他们对这8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

（Spree 河中的柏林墙，东西方的边界划分在两岸中间）

四、世上无难事，只要肯钻研

下面这个故事，证明了这个世界上永远有些事情，你是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

把一个人藏在小汽车里偷越柏林墙，你会把他藏在哪里？后箱？底盘？座位下面？

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象得出来，把人藏在汽车的引擎部份。不要说那里因为发动机的缘故温度高，废气多，人放那里多半不烫死也憋死，就算没这些问题，您随便掀开哪辆车的引擎盖看看，怎么可能放得下人？

然而事实证明，那里可以放下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可以在引擎旁边至少呆2个小时以上，还保持清醒。9个从引擎中逃亡柏林墙的东德人可以作证。他们的故事甚至连金庸先生描写的什么‘缩骨功'也相形见绌。据资料显示，他们都是把自己扭曲成，成，很难说他们把自己扭曲成什么形状了。

总之他们就好象没有骨头，可以随便变形的橡皮泥一样，把自己一点一点的塞进了引擎与盖子之间的缝隙里。然后就这样逾越了柏林墙。到达西柏林以后，他们要用1-2小时的时间，再一点一点把自己“还原”。先出来一条腿，再伸出一个头，逐渐的，一个人的形状硬是从引擎里升了起来。在录像上，一大群西德的热心人在旁边帮忙。但是很快，“不许帮忙”就成了规矩。因为逃亡者的姿势实在太古怪，只能由本人来逐渐恢复。

没有经验的人只能是越帮越忙。

在香港电影里，警察，或者匪徒，经常从人行天桥上一跃而下，正好落在驶过的汽车顶上。这对于我们来说是电影，对于柏林人却是生活的一部份。

凡靠近柏林墙的高楼，都成了东德人“跳楼”的场所。不必担心，这里的跳楼可不是求死，而是求生。只要你爬到楼上，表现出逃亡的意图，西柏林的同胞们就抬着床单蜂拥前来接应。鼓足勇气，一跃而下，只要把握了方向，就可以在空中逾越柏林墙，落到床单上。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高的运动天份的。曾经有一家叁口一起跳楼。6岁的孩子成功了，父亲和母亲却摔到了地面，一个伤了内脏，一个伤了脊椎。在短短的跳楼时代，有4个人因跳楼而死亡。

年纪最大的跳楼者是一位77岁的老太太。她在跳下来之前，把自己吓得瘫倒在了地板上。无论大家怎么鼓励，怎么哀求也无法跳下来。就在西柏林人准备失望的散去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东柏林的警察发现了情况，冲进了大楼。警察破门的声音给了老太太无穷的动力，她冲向窗口，果断的一跃而下……

再后来，由于柏林墙西侧仍属于东德，接应的西德人算侵犯了东德领土，跳楼者又改用汽车接应。顶部预先布置的汽车突然冲向柏林墙，跳楼者就把握这一刹那裹着被子飞跃而下，直扑汽车顶部。汽车又马上退回西柏林内部。

直到东德下了决心，把柏林墙东德一侧的高楼全部推平，空出一片几百米的“恐怖区”以后，居然还有人延续了这个跳楼逃亡法。这位德国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强力弹射装置，从东柏林市内的高楼起跳，“弹”了数百米到达西柏林，然后利用自己制造的降落伞缓缓落地。

（经过一番努力，东柏林妇女终于由属于东德的楼内进入了属于西德的街道，楼上窗内的为东德警察）

五、俱往矣

在30年的柏林墙前面，我只看见过柏林人两次泪水。

一是在1961年，柏林墙正在竖起，那个时候，柏林墙还是“透明”的铁丝网，就隔着那一道铁丝网，千万德国人交谈着，互相安慰着。我注意到很多这样的镜头，一对衣冠整洁的中年夫妇，镇定的安慰着对面的年轻人，而那青年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问德国同学，回答是，那是一个个家庭，那一天，儿女或者因为工作，或者因为上学，或者只是一时的游玩，从东柏林走到了西柏林。而父母还在东柏林。

他们走到柏林墙边，来见对方最后一面。那对镇定的父母一定是在告诉儿女，从此你就要靠自己了，千万不要回东德来，你要在西德坚定的生活下去！

这样的父母一眼望去，竟然有那么多。

再后来，是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放整个柏林墙。一时间，德国人疯狂的涌向柏林墙。两德的居民拥抱在一起，哭泣在一起。我首次看见德国人这样的失控。人那么多，有的奏起音乐，于是人们一起跳舞，欢歌，欢呼和笑声响彻云霄，仅仅片刻之后，也许，不知道是谁，为了什么，忽然哭泣起来，也许，正为了28年以前送别自己的父母，永远不能再回到柏林墙，再告诉自己一次，“你要坚强的活下去”。

（靠，那么高！）

于是哭泣声越来越大，千万人一起哭泣起来。每个人都有充份的理由。有充份的理由笑多少，也就有充份的理由哭多少。在这堵墙下面，掩埋了一个德国的传说。

德国人毕竟是幸运的，柏林墙见证了德国人的痛苦，全世界分享了他们的痛苦。他们被关注着。然而，还有那么多的人，他们的痛苦竟然是完全默然的。

就在德国人面对柏林墙之后数年，以百万计的越南船民逃向大海。没有录像，没有文字，更没有如德国那样，西部同胞的援助。他们抱着和德国人一样的梦想，以一样悲壮的方式逃亡。而他们的死亡比例，高过德国人不知多少倍！

他们在哪里？他们的“柏林墙”何在？今天，我已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看到了柏林墙，但是，谁曾经为那些越南船民记录过什么？

到今天，我们就看不见还存在的“柏林墙”和类似的悲剧了么？

当我告诉那个德国同学这些的时候，他沉默了，然后说，“也许，总会一点点的好起来 ”

我不知道。

无论如何，柏林墙的故事已经结束了。而且，是喜剧性的结束。人间的故事，如柏林墙这般悲惨的并不少，能够最终这样收场的，已经很不错了。

1989年11月9日，下午6时57分，民主德国宣布从即时起开放边境。聚集在柏林墙附近的德国人很快就拆除了这个横在德国人中间的高墙，史称“柏林墙倒塌”。

1990年10月2日，原民主德国的国旗徐徐降下。 1990年10月3日零

时，在柏林帝国议会大厦前，联邦德国国旗徐徐升起，分裂长达45年之久的德国终于统一了。

85、一年来，中国大陆新闻网络的官民博弈

根据刘永红关于后奥运期中国舆论状况的报告，通观奥运前后一周年的网络管制措施，必须承认，2008年北京奥运会并没有给政府在该领域的管制带来任何积极影响，从封网到整顿到抓人，局面愈演愈烈，一年来鲜有任何开放迹象。这是国内媒体、国际媒体、网络媒体三大领域的舆论管制中，政府唯一没有呈现任何进步迹象和积极因素的领域。究其原因，乃在当下网络已成为中国大陆凝聚公民力量最重要的基地，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构成最严峻挑战的对手。

北京奥运会期间陆续开禁的海外敏感媒体网站，如VOA、明报、德国之音、亚洲周刊、博讯等，在奥运会结束后，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最迟至2009年上半年，陆续重新封锁，完全回复到奥运前的封网状态。政府在此前敏感网站开禁时获得的坊间好评也由此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对国内敏感网站的封杀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著名学术网站天益网，著名精品博客网站牛博网，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主办的文化批评网等与时政相关的敏感网站，乃至一些著名博客等，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最迟到2009年上半年，陆续被关闭。

2009年网络议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网络即时通讯工具如饭否，嘀咕，推特等的出现，使得公民记者、现场播报、信息迅速扩散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成为可能。在邓玉娇案、石首案上，饭否等网络即时通讯工具，因可以绑定手机等通讯工具，随时随地发布消息，对传播现场真相、凝聚网络民意起到了极大作用。

恰在邓玉娇案和石首案之后，政府迅速出手，开始大规模整肃网络即时通讯工具。2009年5月底至六四二十周年前夕，规模最大也影响最大的饭否被无限期关闭至今，与此同时，嘀咕和推特等工具也被关闭。这次整肃行动，对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影响极大。

截止目前，此类即时通讯工具，仅仅剩下推特还能通过翻墙注册用户的方式苟延残喘。

除了封网外，对境内互联网公司，即时通讯网站等以定点清除的整顿为主要手段，其中有事后追惩性质的专项整顿，如整顿低俗之风行动，也有提前预防性质的主动出击，如整顿谷歌、强化网评员队伍等。这是自2009年1月开始，持续到2月对大陆互联网的大规模整肃行动。由国务院各部门参加，媒体造势，整顿目标是互联网低俗之风，实质是互联网上的以传统意识形态为目标的恶搞行为。该项行动沿袭的是政府90年代以来的扫黄打非战略，在该次整顿行动中，包括著名网络小组豆瓣在内，都被强令解散。网易搜狐等各大门户网站的自由主义气质据点被一一清除。

绿坝护航计划是由工业与信息产业部牵头，旨在从2009年7月1日起，所有商用电脑在售出前强制安装过滤系统的计划。这是北京奥运会后，自整顿低俗之风后的第二次全国性互联网整肃行动，和前者不同的是，绿坝计划的性质是主动出击，防范于未然。

值得庆幸的是，因绿坝计划的技术过于简陋，捆绑的商业利益过于直露，问世不久即遭到媒体和网民的猛烈抨击，随即在技术上和商品信誉上陷入狼狈境地。工信部不得不宣布推迟安装时间并取消原定的强制安装计划。民意狙击绿坝计划成功，这是北京奥运会以后至今网民在反管制过程中所取得的唯一胜利。

GOOGLE公司自进入中国大陆以来，因其开放性和自由度，获得广发好评。2009年6月18日晚，CCTV焦点访谈节目突然曝光“谷歌中国”网站。节目指该网站“大量传播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违背社会公德，损害公众利益的新闻，并要求有关部门，对此行为进行惩罚，维护互联网的绿色健康环境。”分析人士认为，政府此番对谷歌的整顿，是试图警告国外互联网公司不得违反大陆的新闻和舆论管制政策。

自雅虎公司师涛案以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扩张冲动、商业利益与政府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信息封锁和舆论监控政策之间的矛盾，一直呈白热化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这里仍然是国际社会需重点关注的领域。

作为在大陆市场占有份额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百度的贴吧以及即时性和大容量的特点成为大陆网民讨论新闻事件的重要阵地。校内网和开心网作为SNS网站，是2009年最为活跃、影响极大的新闻和舆论网络阵地。2009年5月25日开始，大陆有关部门对百度贴吧、校内网和开心网进行整改，并要求各媒体对有关整改情况不做报道。2009年，根据监管部门要求，腾讯公司对旗下数量庞大的QQ群实行实名制管理，群主必须登记真实身份资料。

早在几年前，政府即在各地部署网评员队伍，以期阻击网络民意，防止失控。北京奥运会以后，这个政策得到更高强度的部署和落实，并成为大学生就业难的分流出口之一。从目前的迹象看，网评员机制已成为各地政府掌控舆情的主要手段，五毛党活动的频率和幅度得到极大程度的提升，其办事效率、组织机制、奖惩手段等日渐常规化和正规化。最明显的标志是，原本属于半地下工作的网评员机制现在已经渐渐浮出水面，说明政府在该领域已无惧于网络清议和民意压力，或者说网评员机制已被力撑获得体制内的合法性

跨省追捕成为2009年最热门的网络词汇，也成为2009年政府最为常用的控制网络舆论手段。2009年4月，因为在网上发帖披露家乡征地丑闻，在上海工作的河南青年王帅被河南灵宝市警方跨省抓捕，刑事拘留8天。在舆论持续关注下，河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长秦玉海向公众道歉，灵宝市公安局分管副局长被停职，王帅获得783.93元国家赔偿。与此同时，同样因为网上发帖而被抓至今被羁押的39岁内蒙古男子吴保全案也进入公众视线，2007年和2008年，他两度被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第一次被刑拘10天，第二次以诽谤罪被判刑1 年。吴不服而上诉，市中院以事实不清为由裁定重审。结果，在没有新增犯罪事实的前提下，刑期却从1年改判至2年。

吴案至今尚在法律程序中等待纠正。

2009年2月初，山东汇银置业有限公司员工段磊，以《写给省委领导的一封举报信》为题，在天涯社区、新浪博客和百度贴吧连发6篇帖子。帖子称，山东省曹县庄寨镇镇委书记郭峰大量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亲戚朋友强揽工程；长期包养情妇；其子郭某经营KTV 并贩毒吸毒卖淫嫖娼。帖子发布十几天后，获知情况的郭峰向当地警方报案。2月25日，警方将发帖人段磊刑拘。4月4日，曹县人民检察院以帖子在当地“造成恶劣影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为由，批准逮捕段磊，并于7月6日对段磊提起公诉。7月17日，曹县人民法院以“涉及隐私”为由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媒体披露此案后，段磊案峰回路转，7月24日凌晨段磊获释，25日下午，曹县有关部门已对办案机关的7名人员进行问责。曹县监察局对县公安局案件审批人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县公安局对案件审核人员和主办人员分别给予警诫一次。

县检察院对侦查监督案件审核人员和公诉案件承办人员暂停执行职务，责令检查，通报批评；对公诉案件审核人员和侦查监督案件承办人员责令检查，通报批评。

北京奥运会前夕的2008年7月，因在聚友网上发表跟帖质疑杨佳袭警案动机，苏州青年郏啸寅被上海警方逮捕。一直到杨佳案二审宣判后的2009年1月，在羁押190天后，郏啸寅才被有条件释放（取保候审）。直至2009年6月13日，杨佳袭警案一周年前夕，郏啸寅被正式释放。

福州闽清女子严晓玲2008年2月11日离奇死亡，福建警方鉴定其为输卵管妊娠破裂致出血性休克死亡。严晓玲之母林秀英坚持认为其女儿是被强奸致死，并多次上访，引起了社会各方关注。2009年7月16日，因在网上发表“严晓玲案”的相关帖子，郭宝峰等6名网友被当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拘留。最近一位被拘的网友郭宝峰是16日凌晨“被福州马尾警方带走”的，他在警察局里通过网络发出求救信，随即被网友转发至各处。当律师要求与被拘当事人会面时，警方以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

2009年7月，杭州70码飙车案主角胡斌出庭受审，因胡外貌大变，引发网友广泛质疑。湖北省鄂州市“无业人员”熊忠俊即于7月21日以“刘逸明”名义在网上发布了《荒唐，受审的飙车案主犯“胡斌”竟是替身》一文，质疑说“让人吃惊的是，受审的‘胡斌’竟是一个替身，中国媒体在广传有关消息的时候，竟然都没看出来。”接著，从7月23日至8月2日，熊忠俊又在互联网上连发8篇文章，继续质疑胡斌身份。2009年8月21日，鄂州市警方以熊忠俊利用互联网捏造、散布“胡斌替身”谣言，引发网民猜疑，误导公众舆论，扰乱公共秩序，已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为由，对熊忠俊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一年间，对于国内传统媒体，中国大陆的舆论管制形态总体呈现两个特征：第一，宏观上继续从紧，技术上已经发展为更成熟、完备、精细的监控措施，在群体性事件等部分领域则有松动趋势。需要指出的是，松动的的原因并非是管制主动放松，而主要是社会情绪日益发酵，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此背景下民间力量以网络作为主要平台和武器，不断释放和施加压力所致。第二是，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利益多元和冲突所形成的裂缝，也带来了部分报道空间。对于国际媒体，政府的管制亦呈现两个特征。一方面延续奥运前的宽松政策，某些领域的开放政策甚至前所未有。另一方面阻力依旧，乱象频生，粗暴对待外媒，践踏新闻自由现象时有发生。

对于网络媒体，2008年北京奥运会并没有给政府在该领域的管制带来任何积极影响，管制依旧，封锁依旧。从封网到整顿到跨省追捕，三大措施并举，局面愈演愈烈，一年来鲜有任何开放迹象。这是国内媒体、国际媒体、网络媒体三大领域的舆论管制中，政府唯一没有呈现任何进步迹象和积极因素的领域。究其原因，乃在当下网络已成为中国大陆凝聚公民力量最重要的基地，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构成最严峻挑战的对手。

对于后奥运期中国政府对舆论管制状况的观察和分析，人们可以明确而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大陆政府仍然对媒体和舆论实行严格控制的政策，其背后的专制集权的体制性根源不言而喻。在当今网络时代的信息化浪潮面前，中国政府的传统舆论管制手段愈发显得粗暴、落后、颟顸；而其针对各项事件的管制措施也越来越失去民心，当局进退失据之态、自欺欺人之语，比比皆是。

舆论管制对于建立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公民社会是一个首要的障碍。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舆论自由，中国是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的。因为，自由的舆论，是一个文明国家的最最基础的保障。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目录

开篇语

找到我

行道树

第一部 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

1、美君离家

2、躲躲雨

3、码头上

4、美君回家

5、上直街九十六号

6、追火车的女人

7、不能不遇见你

8、追火车的小孩

9、最普通的一年

10、扛着锄头听演讲

11、百叶小学

12、潮打空城

13、四郎

第二部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14、夏天等我回来

15、端午节这一天

16、管管你不要哭

17、栖风渡一别

18、永州之野产异蛇

19、向前三步走

20、十万大山

21、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22、魔鬼山上

23、山岩岩，海深深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24、我的名字叫台生

25、走一趟吉林路

26、一把一把的巧克力

27、小城故事

28、只是一个兵

第四部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29、那样不可言喻的温柔，列宁格勒

30、人民大街

31、兵不血刃

32、死也甘心情愿地等你

33、卖给八路军

34、盛猪肉的碗

35、一万多斤高粱

36、大出走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37、上海的早晨

38、甲板上晴空万里

39、突然亮起来

40、坦克登陆舰LST-847 号

41、我是台湾人

42、一条船，看见什么？

43、鼓楼前

44、七十军来了

45、正确答案是C

46、海葬

47、草鞋

48、你来何迟迟

49、一支香

第六部 福尔摩沙的少年

50、水滴

51、船要开出的时候

52、盐

53、如要凋谢，必做樱花

54、南十字星的天空

55、这些哥哥们

56、堪萨斯农场

57、不需要亲自动手

58、比尔的素描

59、卫兵变俘虏

60、三更灯火五更鸡

61、日日是好日

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62、最底层的竹

63、那不知下落的卓领事

64、老虎桥

65、拉包尔之歌

66、魂牵

67、寻找李维恂

68、一个叫田村的年轻人

69、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70、十九岁的决定

第八部 隐忍不言的伤

71、二十海浬四十年

72、木麻黄树下

73、两个小男孩

他是我兄弟 寻人启事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附注

附录

74、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创作历程

75、龙应台新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引多方争议

76、《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抢先试阅：住在一张地图上

77、拿到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78、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_南宫世家

79、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__桑竹

80、向齐太史学习

81、言论自由出善政

82、内战是平民的苦难，必须和平统一台湾

83、坚定地站在鸡蛋一边

84、“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柏林墙故事

85、一年来，中国大陆新闻网络的官民博弈

美丽的权利

龙应台作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的权利/龙应台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495-7825-2

Ⅰ.①美… Ⅱ.①龙… Ⅲ.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2414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960mm×635mm 1/16

印张：18 字数：200千字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面对

- 辑一 美丽的权利

- 胡美丽这个女人

- 小姐什么？

- “头衔”是最甜蜜的语言

- “头衔”真是最甜蜜的语言吗？

- 美丽的权利

- 也谈“招蜂引蝶”

- 花冢

- 动心的自由

- 美丽的偏见

- 美丽更要安全

- 管他什么仁义道德

- 十九岁的迷惑

- 我不是卫生纸

- 校园中的歧视

- 悲怜我的女儿

- 啊，女儿！

- 支持严惩强暴犯！

- 查某人的情书

- 查某人的心愿

- 男主外，女主内

- 让强者自强，弱者自弱

- 我爱女权主义者

- 女人该看什么书

- 我也想去“女人书店”

- 缠脑的人

- 丑闻？

- 女儿，我要你比我更快乐

- 你是个好母亲吗

- 一瞑大一寸

- 遮羞费

- 台语不是粗鄙的语言

- 女教授的耳环

- 男大使的开裆裤

- 那个有什么不好？

- 不像个女人

- 拒做哭泣的“愚女”

- 女人站起来

- 美丽兔宝宝

- 请听听我们的倾诉

- 小心因果报应

- 女人是永远的第二性

- 昭君怨

- 辑二 星洲风波

-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 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 还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 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 吾爱吾土

- 还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

-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 龙应台文章引起的五个问题

- 我们厌恶不负责任的批评

- “龙卷风”过后的省思

- 我们应学习接受批评

- 辑三 啊，上海男人！

- 初识

- 啊，上海男人！

- 也说“上海男人”

- 理解上海男人

- 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 说“横扫”

- 乱谈“上海男人”

- 龙应台与周国平

- 啊，上海男人！

- 为上海男人说句话

- 龙应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 我抗议

- 上海男人，累啊！

- 我的不安

- 上海男人，英国式

- 举办男孩节，培养男子汉

- 龙应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

- 瑞典来信

- 日本来信

- 金钱，使人腐败？

- 龙应台这个人

- 一把野火

- 女人！女人！

- 挂铜铃的老鼠

- 胡美丽与龙应台

面对

[代序]

台北的书店明亮华丽，纸张昂贵、设计精致的书映眼满坑满谷，有点排山倒海的架势。新书上市不到一星期，已经被下一波更新的书淹上来，覆没，不见了。隔天的旧报纸还可以拿去包市场里的咸鱼，书，连被卖掉的机会还没有就已被卸下、遗忘。那被卖掉的书也都是速食品，匆匆吞下，草草抛掉，下一餐速食又来了。

每次跨进那明亮华丽的书店，就难免自疑：我写书，在这20世纪末的时空里，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些文章，我知道，既不能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什么太平，也不能教人如何“游山、玩水、看花、钓鱼、探梅、品茗”，享受人生的艺术。但是如果把我当做20世纪末中华文化里的一个小小的典型，这些文字也许在有意无意间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

焦虑，意味着面对问题追索答案而不可得的一种苦闷；苦闷促动书写，书写成为一种邀请，邀请有同样焦虑的读者共同追索。我所面对的问题往往出发自“我是什么”的自觉。

毫无选择地，我是中华文化的儿女。当我站立在耶路撒冷的山丘上，俯视公元前722年以色列国被灭亡的古迹，我必须联想，是的，大约在同一时候，我们的春秋时代开始。当我读欧洲史，知道1850年前后维也纳革命、米兰暴动、俄军镇压匈牙利革命等等，我不得不想起，是的，那时的两广正闹着大饥荒、上海市民攻击传教士、洪秀全正迈向广西桂平金田村……

我生来不是一张白纸；在我心智的版图上早就浮印着中国的轮廓。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是以这心中的轮廓去面对世界，正确地说，应该是西方世界。怎么叫“面对”呢？面对不言而喻隐含着对抗的意思。一个欧洲人，绝对不会说，他一生下来就“面对”东方文化，因为他的文化两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的主流，他生下来只有自我意识，没有对抗意识。而我的中国轮廓上却无时无刻不浮现着西方文化的深深投影，有些地方参差不齐，有些地方格格不入。

我在法兰克福与布拉格、维也纳与斯德哥尔摩之间来来去去，一方面质疑我原有的轮廓，一方面想摆脱那西方投影的笼罩。走到20世纪末，回首看见许多前人焦虑的身影：严复、康有为、胡适之、蒋梦麟……这条路，我们还没走出去。

毫无选择地，我是个台湾人。许多其他社会要花四百年去消化的大变，台湾人民短短四十年里急速地经验，从独裁到民主，从贫穷到富裕，还有因为太过急速而照顾不及的人生品质的鄙劣……我们这一代人因此对时代的变动、历史的推演有身受的敏感。而身为台湾人，所谓时代和历史又脱离不了他必须“面对”的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

我生下来，就不是一张白纸，纸上浮印着中原文化的轮廓。我以这个既有的轮廓去体验自己生长的台湾，逐渐发觉其间参差不齐、格格不入的衔接处。从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对中原文化的一厢情愿，到民主时期对中原文化的反省和对台湾本土的重新认识，以至于对“重新认识台湾”这个过程的戒慎恐惧，我无非在一贯地寻找一条不落意识形态窠臼的新路；我在对抗旧的成见。

毫无选择地，我是个女人。生下来便不是白纸，纸上浮印着千年刻就的男权价值体系。女人是温顺柔和、谦让抑己的，男人是刚强勇敢、积极进取的；男人的成功必须倚赖他身后一个牺牲自我、成全他人的辅助性的女人。带着这样一个先天印下的轮廓，我开始体验自己的人生，然后大惊失色地发觉：那格格不入之处远远地超过任何东西文化之争、任何大陆台湾之隔！社会，不管东方或西方，对女性的有形和无形的压抑带给我最切身的感受。

于是原来纯属抽象理念之辩的什么自由、人权、公平等等，突然变成和包子馒头一样万分具体的生活实践。我的“命”比苏青、张爱玲要好，生在一个原有价值系统已经相当松动的时代，但是相对地，我对于属于女性的人权、公平的要求也远比前辈高。面对男权社会的巨大投影，我在做我小小的对抗的思索。

最后，毫无选择地，而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我自己。我对世界有着超出寻常的好奇；因为好奇，我得以用近乎童稚的原始眼光观照世界的种种，这种眼光往往有意想不到的穿透力。我对人和事又怀着极大的热情，热情使我对人世的山浓谷艳爱恋流连。别人的流连也许以华丽的辞藻托出，我却喜欢简单，总想让自己的文字如连根拔起的草，草根上黏沾湿润的泥土。作为我自己，我什么也不想面对，除了那一碧如洗的天空。

至于我必有的偏执与愚钝，那就要读者自己警觉了……

辑一　美丽的权利

胡美丽这个女人

和你一样，我有八年的时间没见到胡美丽。和你一样，我也想问她：这八年你到哪里去了？

我们坐在她卧房的落地长窗前，下午两点的阳光挥洒进来，想想看，冬天的阳光！我们不约而同将脸庞抬起，向着阳光，眯起眼睛。

德国的冬天使人想自杀，她说，你知道吗？今年12月，整整一个月，我们这里的人平均总共享受了十九个小时的太阳，十九个小时！以往的十二月，平均阳光照耀的长度是三十八个小时。

我张眼看她，阳光里是一张四十岁的女人的脸庞。皮肤的弹性和张力都松弛了，皱纹爬满了额头和眼角，眼睛下面浮起眼袋。

你憔悴了，胡美丽，我说。

她没好气地睨我一眼：还用你来说吗？我们这种一年回国一次的候鸟最倒霉，一到台北，每一个人抬头看到你，第一句话就是：“你憔悴了！”因为他们自己之间相濡以沫天天对看，不觉得自己变老；我却是让他们一年看一次，每一次他们就对照去年的印象，于是每次都像看到鬼一样，说，哎呀，你憔悴了！好像他们自己青春永驻哩！

她半认真地发了阵牢骚，然后八岁的儿子进来问：“妈妈，我们可不可以看电视？”她鼓起眼睛作出很凶的样子骂道：“时间还没到看什么电视不是讲好每天从4点看到5点现在才2点半你知道吗！”

大儿子嘟着嘴出去，四岁的小儿子四脚落地用爬地进来，在胡美丽脚边磨着，嘴里还喵呜喵呜地叫着。做妈的笑着就要去搂他，他挣扎着不让她抱，说：“你不要抱我，我是你的猫咪，你丢一条鱼给我吃——”

等两个孩子都到邻家玩去了，我才有机会问她：为什么她消失了八年？

我呀？她把腿长长地搁在另一张椅子上，两只手臂往后托着脑袋，脸仍又向着阳光，我呀？在闹中年危机，闹中年危机的人怎么写作？

中年危机闹了八年？我傻了眼，是不是太长了一点？

以下，是胡美丽在那个有阳光的冬日午后对我说的话。她穿着条脏脏旧旧的牛仔裤，光着的脚搁在椅子上。向着阳光的脸庞，看起来还是那么任性。

龙应台，二十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就是被人口贩子拿去卖了沦为军妓，我都有办法再站起来，只要有意志力，人随时可以拯救自己。堕落是弱者的自愿选择。

三十岁，我觉得女人只要有觉悟，她可以改变社会、改变自己。1985年为什么写《美丽的权利》？因为那个时候的台湾竟然还有女职员由于结婚怀孕而被迫辞职——那是九年前，这情况在九年后改变了吗？没有！去年就有一桩。这等于证明，写了文章也没用。

女人只是男人的一半！其实，有许多女人喜欢做男人的一半，有许多男人喜欢做女人的全部，这都没问题，可是也有许多女人不想做人家的一半，她只想做她自己的全部；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也给这样的女人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不是吗？

“美丽的权利”也不过就是“充分发展的权利”。我当时所希望看到的，也不过是，有一天，当你问一班外文系的应届毕业生“毕业想干什么”时，不会有三分之二的女生告诉你，她们想到贸易公司去当秘书！

我当然不是说，这些女人都该改口说“我们要去当老板”。世界上没这么多老板，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可是这个社会架构认定了老板是男人做的，秘书是女人做的，而女人又毫不怀疑地认同、拥抱社会所派给自己的角色。这个社会未免太陈腐了吧？我以为，凭着女人的自觉，凭着人的意志力量，这个陈腐的社会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它也已经有所改变，至少，没有哪个大学校长再敢在会议场合叫我“阿花”或“小姐”，你不能不说这是进步。

可是这进步算什么？《美丽的权利》还没写完，该骂的人还没骂到，我做妈妈了，美丽的权利受到空前的考验。

生了孩子之后，你可以说是荷尔蒙在作祟，我不可自已地爱上了孩子，不只是自己的孩子，在马路上走着叫着笑着闹着的孩子我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几年来还一直想着是否要收养一个不幸的孩子，让他分享我满溢的母爱；只是因为对自己的体力不够信任，所以没有付诸行动。好吧，这样喜爱孩子的人，当然不愿意将孩子交出去给别人养，我自己享受都来不及呢！

谢天谢地，让我做个全职妈妈吧！

咦！为什么你得带孩子呢？爸爸到哪里去了？你应该和他50：50地分担呀！

一个二十二岁的绝顶聪明的新女性向我质问。她在大学里学建筑，通四种语言，将来要做世界一流的建筑师。

呃——因为我喜欢小孩，我喜欢看他们在公园里纵情奔跑，喜欢听他们牙牙学语，喜欢看他们吃得饱饱的，喜欢看他们睡着的脸庞，尤其喜欢抱着孩子的感觉……

可是爸爸的50%呢？年轻的女孩振振有词地：你的女性主义哪里去了？

我的女性主义——我有点给她惹毛了——我的女性主义所要求的，是社会给予不同需求的女性都有发挥潜能的机会。我现在想发挥的就是一个全职母亲的潜能。做爸爸的那个男人碰巧没有像我这样强烈的需求和兴趣，因此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分配。50：50是假平等，配合个人需求的才是真平等，你懂不懂？

未来的建筑师不置可否。

台湾来访的朋友。不熟的，进门来见到两个又蹦又跳的小孩马上就会问：“孩子交给谁带？”

对不起，胡美丽自己带！家里住着的所谓“保姆”，其实只管打扫。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好像受过多一点教育的女人就该不屑于做母亲似的。我生的，我爱养，怎么样？

然后，渐渐的，我觉得可以出去教一两门课。偶尔出远门旅行个三四天，透透气，带孩子既是全职，那么我也得休假呀！

现在，轮到那个做爸爸的男人振振有词了：你怎么能走？孩子怎么办？

我说，保姆可以暂代呀！你可以早点下班帮忙呀！

不行，男人说，孩子需要母亲（这可是你胡美丽自己说的），保姆无可取代。而我呢，我下班回来已经累惨了，不能再带小孩。

胡美丽当场呆掉。

于是我对男人咆哮，嘿，平时我担负了教养孩子90%的责任，那是因为我喜欢，不是因为我“活该”，你懂吗？现在，我只想把我的部分改成70%，你挑上30%，你竟然抱怨？太过分了吧你！

在和男人斗争的同时，有一天带着孩子去一个澳洲朋友家的聚会。女主人安妮把我介绍给另一个客人，一个五十来岁看起来是个成功的商人的男人。（凡“成功”的人都会有一种让你知道他“成功”的眼神和姿态。）当安妮说，“美丽是个作家”时，成功的男人慈祥地答道：

“很好！那您可以赚点儿外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

我张口结舌地看着这个面带慈祥微笑、自信满满的五十岁的成功的德国男人。

如果安妮介绍的是个男人，如果安妮说：“这位李大伟先生是个作家。”这个成功的男人会不会慈祥地说：“很好，李大伟先生，那您可以赚点儿外快帮孩子付幼稚园的学费？”

看着这个男人的嘴脸，真可以给他一巴掌，可是，我只是由于太过惊讶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同时理解，这真的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他的背后站着成千上万的男人——德国男人、中国男人、世界上的男人——以同样的眼光看着女人，慈祥的、友善的、绝对屈尊的眼光。在金殿酒店将女秘书灌醉尔后强暴她的男人，想必也有着类似的眼光。

回到家，想跟家里的这个男人继续抗争。晚上，男人回来了，两眼浮着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的血丝，他头痛欲裂，他心情沮丧，他的手因为工作压力而微微颤抖，他的心脏因为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而开始不规则的跳动，他像一个泄了气的球，被弃置在角落里。

你说我应该去和他争回我应有的权利吧！现在，我应该对他说，我带了一天孩子，现在轮到你男人了。然后“砰”地关上门，我去看电影，或者，拎起行李上机场去了。

可是我没这么做。我给他倒了杯葡萄酒，放了热水在浴盆里，在热水中滴上一些绿油精，准备好一叠睡衣，然后呼唤他。在他入浴盆时，我说：“你再这样下去。不到五十岁你就会死于心脏病。”

那么，你问我，我是不是就从此心甘情愿地让孩子锁在家里呢？没有，我出门的时候，保姆代劳。

保姆代劳，和我分担了对孩子的责任，而那精疲力竭的男人也得到一点休息；用这个方式暂时解决了我的难题，但是并没有为这个时代的新女性回答任何问题：有了孩子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在养育儿女和追求事业之间寻找平衡？国家必须介入到哪一个程度？（不要告诉我像中国大陆那种“全托”制度有任何优点，我坚持我的偏见。）“男主外，女主内”，如果不是自由选择，就不公平，但是男女都主“外”的时候，“内”由谁来主？如何平等地主“内”？

谢天谢地我负担得起保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用我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我喜爱孩子，所以不忍心将孩子托给他人照顾；我喜爱我的工作，所以我舍不得为了孩子完全放弃我的事业。我主张男女平等，所以不允许男人认为“男外女内”是天职；可是当我面对男人因工作压力而疲惫不堪的脸孔，我又不忍心在他肩上再堆上一份压力，即使那是本属于他的一份。

也就是说，我矛盾、我困惑，我这个所谓新女性一旦受到考验，竟然不知所措。（别告诉我西蒙·波伏娃懂什么；她根本就不知道小孩是个什么东西。给我一个更好的例子！）

一个如此矛盾、困惑、不知所措的人。她若是继续写文章告诉她的读者女人该怎么做女人——那她岂不是伪君子？我可以不聪明，但我不可以虚伪。

所以，四十岁的我，发觉一旦加上孩子这一环，男女平等的问题就变得双倍的复杂。更何况，人走到中年，难免要问：这下一半的路是否仍旧这样走下去？现代人怀疑一切、质疑一切，婚姻这个机构更不能免。在我看来，婚姻与个人的关系就如同国家机器和公民的关系。一个人需要安全，所以要婚姻，也要国家；但是人又渴求自由，随时有想逃避婚姻、反抗国家机器膨胀的欲望。婚姻和国家机器一样，两者都是必要之恶。

我自己？我是荒野中的一头狼，喜欢单独在夜间行走，尤其在月光笼罩的晚上，有口哨声的时候。

其他你就不必问了。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问题最后只有自己知道答案。或者没有。

1994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

小姐什么？

两年前，我回台湾来参加一个“国际电脑会议”，并且宣读一篇花了整整一年工夫的研究成果——《电脑程式在李盎提夫模式上的运用》。

大会的场面非常壮观，各国来的学者专家济济一堂。刚演讲完，一位主持人就过来请我到会客室去——

“给您介绍几个此地的专家！”他说。

我们走进会客室，一小撮男士立刻礼貌地站起来，其中一位微笑着说：“讲得很精彩！”

主持人清清喉咙，正式把这些男士介绍给我：这位是王博士，这位是张院长，这是李教授，这位是钱主任，那位是孙博士……

然后他很客气地介绍我：

“这位，是胡小姐，加州……”

我愣住了。

不错，我今年只有三十岁，年轻、貌美、甜蜜、可爱，但是，我不是你的“小姐”。

我是个大学教授，还碰巧有个博士学位，而这个博士学位——不知你信不信——不是坐到教授膝上凭美色骗来的；这个学位，是我在冰天雪地里跋涉到图书馆苦读到三更半夜，是我忍着眼泪与寂寞在电脑房里煎熬到人去楼空，是我在课堂上与多少位教授同学竞争脑力与辩才，才得来的。

而这个教授职位——不知你信不信——也不是因为我参加选美获胜而赐给我的；我必须写出严谨的学术论文，必须整理教材，很辛苦地带领学生做论文，换句话说，我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我的智慧、能力与毅力。

主持人转身对倒茶的小妹说：

“小姐，送几杯咖啡过来！”

我的十年寒窗算什么？你没注意到我的脚虽然纤细，却并没有三寸金莲？

当我在泥泞的市场里买菜的时候，卖豆腐的小女孩叫我“阿姨”。上布摊买布的时候，光着胳膊的老板称我“太太”。冬天穿着臃肿的棉袄时，卖面的女人叫我“欧巴桑”。我扶那个穿长袍大褂的老头过街时，他摸摸我的头，说：“谢谢你呀，小妹！”路过一条没有街灯的小巷，计程车司机会吹着口哨，暧昧地叫我“小姐”。我要夜市里那个卖“三卷一百元”的小伙子把音乐关小点，他骂我“恰查某”！我的父母叫我“丫头”，而我恋爱的男人，根本只唤我“喂”！

我很满足，也很快乐，因为我只是一个天地间纯粹的“人”，在不同的时候，扮演不同的角色。所谓身份、学位、职业，比起“人”来，只是扮家家酒的小玩意儿。

可是，在我学术与专业的领域里，你，凭什么叫我“小姐”？

[回应与挑战]

“头衔”是最甜蜜的语言

拜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胡美丽女士的《小姐什么？》直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大”题目。或许有人觉得该文作者未免小题大做、反应过度，毕竟“小姐”仍是一般最常用的礼貌称呼，虽不若“胡教授”、“胡博士”能直截了当直指头衔，但何错之有？虽无错，但以胡女士所述当时情况，其间确有“差异性”。因胡女士不愿像一般人“和稀泥”不予计较，我们才能看到如此坦白可爱的“内心话”。

在卡内基的《人性的弱点》书中曾提到：“自己的姓名是最甜蜜的语言”，“人性的另一弱点是：最喜欢听到自己的姓名。”一点不假，不过这还是要看情况的，例如不可以对不熟朋友的太太直呼其姓名，那很可能会产生很大的误会。也不可以对你们公司的董事长直呼其名，那要冒炒鱿鱼之险。因此卡内基似乎漏写了一章——“自己的头衔是最甜蜜的语言”。一般人都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称呼为何。该叫吴董的就叫吴董，该叫老吴就叫老吴，该叫吴木然就叫吴木然，因吴先生及他人皆可以此来判断你与他的关系，以及你是否尊重他，即使仅止于表面亦不妨。每一个人都如此需要“自尊”与“面子”，若不懂这些道理或应用不当，不论是疏忽或有意，终将给对方留下不良的印象。

从《小姐什么？》这篇文中，吾人看不出主持人称呼“胡小姐”时是否有不敬之意，只是那时是应称呼“胡教授”或“胡博士”比较允当，因此引来当事人自然而然的“不悦感受”，可知姓名与头衔的运用，在人类社会中在人性学的学问之大，岂能以小觑之！

[回应与挑战]

“头衔”真是最甜蜜的语言吗？

拜读《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胡美丽博士《小姐什么？》与“回应与挑战”《头衔是最甜蜜的语言》两文后，深觉有写这篇短文之必要，用以澄清国人对头衔的观念。我不能完全同意《头》文的说法。由《头》文中会令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胡博士在斤斤计较于她的头衔，因此觉得该说几句公道话。

对人的称呼，因时、地、人而不同。例如对男士称“先生”，对女士称“小姐”或“女士”，被认为是一般的尊称。《头》文只举了几个被不同人称呼的例子，与胡文后半所举例差不多。对男士而言，像我们大家称“国父孙中山先生”，与昔年在大陆上，大学学生对教授一律称先生的“先生”二字，是一种崇敬的表示。但是在某些时、地，这称呼所代表的意义便不同了。举例说，在德国，对有头衔的男士，向称“某某博士先生”，或“某某教授先生”。译成英文就是“Mr．Dr．×××”或“Mr．Professor×××”。若经人介绍，此后都以如此称呼全衔为是。偏偏我就遇到，在德国的德国人对我们的中国博士或教授用此全衔，而在中国的某些德国商人，面对中国的博士或教授，他硬是把你的“头衔”给拿掉而直呼“某某先生”，英译即“Mr．×××”。这就意味着一种“存心的不敬”。

我这样说，并非小题大做，或是在为中国人斤斤计较“头衔”。试问他对德国的博士或教授敢不敢这样称呼？

现在回头来分析胡文，也许就容易了解当时胡博士的感受。如果当时在她的地位，换了一位男博士或男教授，主持人在把王博士、张院长、李教授、钱主任、孙博士一一介绍后，而单单介绍“胡先生”，岂不是不公平？也许当时主持人以为胡博士是女性，称“小姐”应不会错。但错就错在这疏失上，尤其是在对倒茶小妹也称“小姐”之时，以致造成了“无心的不敬”。我这样说，绝非轻视小妹，而是说“头衔”是对一位在学术界上有成就者的尊敬与认定。在我们这里，常遇见一些违反常例的事；在别的国度里，赠予的名誉博士不是经过多年寒窗苦修而得，习惯上是不作兴冠在姓名之上的。而我们这里却有人冠之而无愧。反之，没有头衔而在学术上有成就者比比皆是，尤以在欧洲为然。遇到这种情形，只好以“先生”或“女士”尊称之了。

以上的分析，未知胡博士小姐以为然否？我不知《头》文的作者有没有头衔，更无从知道他是否为男士，只好用猜，称他为“先生”，总不是不敬吧？！

美丽的权利

台北街头的标语很多，什么“要保命必须拼命”啦，“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啦，或是什么“在此倒垃圾者是畜生××”等等，这些我都能够理解。有一个到处可见，甚至上了电视的标语，却使我非常困惑：

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

冬天里，我喜欢穿棉袄，里面再加件厚毛衣，走在街上就像团米包得太胀的粽子。夏天里，我偏爱穿露背又裸肩的洋装，原因很简单：第一，天气太热；第二，我自认双肩圆润丰满，是我全身最好看的部分。再说，我的背上既没痘子也没疮疤，光滑清爽，我不以它为耻。

炎炎夏日，撑着一把阳伞，披着一头乌黑的长发，露着光洁的臂膀，让绣花的裙裾在风里摇荡；在人群中姗姗走过，我很快乐，因为觉得自己很美丽。

但是你瞪着我裸露的肩膀，“呸”一声，说我“下贱”！

有人来欺负我，你说我“自取其辱”！

为什么？

我喜欢男人，也希望男人喜欢我。早晨出门前，我对着镜子描上口红，为的是使男人觉得我的嘴唇健康柔润；我梳理头发，为的是使男人觉得我秀发如云。可惜我天生一对萝卜腿，要不然我会穿开衩的窄裙，露出优美的腿部线条。所幸我有着丰润亭匀的肩膀，所以我穿露肩低背的上衣，希望男人女人都觉得我妩媚动人。

你在早晨出门前，对着镜子，即使只有三根衰毛，你还是爱怜地理上半天，或许还擦把油，使它们定位，不致被风刮乱。你把胡子剃干净，还洒上几滴香水。穿上衬衫之后，你拉长脖子，死命地把一根长长的布条缠到颈子上，打个莫名其妙的结，然后让布条很奇怪地垂在胸前。你每天下这样的苦功又是为了什么？

我不懂的是，既然我不说你有“毛病”，你为什么说我“下贱”？

且让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标语：“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意思就是说，一个女人露出肩背或腿部，使男人产生性的冲动，进而以暴力侵犯这个女人的身体；创造这个标语的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错的是女人——她不应该引起男人的性冲动。

这个逻辑泄露出三个心态：第一，女人的身体是肮脏的，所以创标语的人不能、不愿也不敢正视女人裸露的肌肤。第二，他认为男人有“攻击性”是天赋神权，所以侵犯女性是自然现象。第三，女人是命定的次等动物，她之受到强暴就如同一个人出门淋了雨一样——谁教你不带伞，下雨是天意！男人强暴女人天经地义，只是你要小心罢了，你不小心，是你活该，还能怪天吗？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我的伯父有片果园。他日日夜夜施肥加料，杀虫遮雨。到秋风吹起时，累累的苹果，每一只都以最鲜艳、最饱满的红润出现。路过果园的人没有一个不驻足观赏而垂涎三尺的。如果有人经不起诱惑，闯进园来偷这些果子，你难道还指责这果园不该把果子栽培得这么鲜艳欲滴？说他“自取其辱”？难道为了怕人偷窃，果农就该种出干瘪难看的果实来？难道为了怕男人侵犯，我就该剪个马桶头，穿上列宁装，打扮得像个女干？到底是偷果的人心地龌龊，还是种果的人活该倒霉？究竟是强暴者犯了天理，还是我“自取其辱”？

爱美，是我的事。我的腿漂亮，我愿意穿迷你裙；我的肩好看，我高兴着露背装。我把自己装扮得妩媚动人，想取悦你，是我尊重你、瞧得起你。你若觉得我美丽，你可以倾家荡产地来追求我。你若觉得我难看，你可以摇摇头，撇撇嘴，说我“丑人多作怪”、“马不知脸长”，但是，你没有资格说我“下贱”。而心地龌龊的男人若侵犯了我，那么他就是可耻可弃的罪犯、凶手，和我暴露不暴露没有丝毫的关系。你若还认为我“自取其辱”，你就该让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来打你一记耳光，让你醒醒。

园里的苹果长得再甜再好，但不是你的，你就不能采撷。我是女人，我有诱惑你的权利，而你，有不受诱惑的自由，也有“自制”的义务。今年夏天，你若看见我穿着凉快的露背洋装自你面前花枝招展地走过，我希望你多看我两眼，为我觉得脸红心跳。但是你记着，我不说你有“毛病”，你就别说我“下贱”——我有美丽的权利。

[回应与挑战]

也谈“招蜂引蝶”

读胡美丽先生《美丽的权利》一文不禁颇有所感，提笔简单说一说我个人的意见。

胡先生对一个出现于电视台的标语提出了相当猛烈的批判，我把其中最关键的一段抄录于后，以便讨论：

且让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标语：“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意思就是说，一个女人露出肩背或腿部，使男人产生性的冲动，进而以暴力侵犯这个女人的身体；创造这个标语的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错的是女人——她不应该引起男人的性冲动。

这个逻辑泄露出三个心态：第一，女人的身体是肮脏的，所以创标语的人不能、不愿也不敢正视女人裸露的肌肤。第二，他认为男人有“攻击性”是天赋神权，所以侵犯女性是自然现象。第三，女人是命定的次等动物，她之受到强暴就如同一个人出门淋了雨一样——谁教你不带伞，下雨是天意！男人强暴女人天经地义，只是你要小心罢了，你不小心，是你活该，还能怪天吗？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制作上面那个标语的人（姑且假定是男人，也姑且假定标语中所指的“暴露”正是胡美丽先生所说的只暴露了肩背或者腿部）是不是具有上述的三个心态呢？是可能的，但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无法找原作者来对质，所以只有就标语的文字来推敲，才能断定胡先生所下的结论是否正确。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标语是否有“女人的身体是肮脏的……不敢正视女人裸露的肌肤”这么一个命题吧。

“穿着暴露”所陈述的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引出了“招蜂引蝶”的后果。我们都知道，绝大多数的植物都生有美丽而且暴露的生殖器官，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花”的东西。美丽之，暴露之，其目的在招蜂引蝶，以达到其受精、结实、繁衍种族的目的。见到植物性器官略微蔽而不彰的，我们便要大惊小怪，讥之为无花果了。这个标语的前两个短句，是将植物喻动物，把花比作女人，把男人比作被花吸引而来的蜜蜂和蝴蝶罢了。蝴蝶和蜜蜂所爱的是美丽而新鲜的花朵，对质量差一点的，比如说曾经风雨蹂躏的残花败絮，一般是不会去顾盼的，遑论肮脏的花呢！鲜花盛开，有蜂与蝶翩然来仪，又怎么能把这两个短句解释成“不敢正视女人裸露的肌肤”呢？

如果真要这样暗示，那么第二个短句就应该改为“腥膻四溢”、“令人掩鼻”、“难以入目”或者“招蝇引蛆”才合适（因为我们一般总是把蝇蛆和肮脏的东西联想在一起的）。

我们再看看标语的最后一个短句——自取其辱——是不是包含“男人有‘攻击性’是天赋神权，所以侵犯女人是自然现象”和“女人是命定的次等动物，她之受强暴这是天意”等等意思在内。

由于胡先生所提出的这两个结论，问题比较多，所以要一个个问题来讨论。

这个短句重要的是“自取”和“辱”三个字。先看“辱”字吧。标语的制作者以“辱”字表达了他的立场。他认为女人衣着暴露，使男人产生性冲动，进而以暴力侵犯这个女人的身体时，这行为是对女人的“侮辱”。换一句话说，他直接地表示了对妇女的尊重，间接地表示了对施暴者的谴责。试想，有人忽然被雨淋湿了，会说出“今日为天公所辱”的话来吗？当然不会。

再说，如果那位标语制作者对施暴与被强暴完全无动于衷，抱着午睡醒来观庭中公鸡踩母鸡的那种态度，这句短句就应该改为“得其所哉”之类的话。至于他要是认为女人是次等动物，活该受强暴，那么短句就应该改为“自作自受”。标语却并非如此。相反的，从这个“辱”字引申开来，我们可以说标语作者为被强暴的妇女不明文地保留了控诉权。因为受辱之后，自然有权利对那只过度乐观地估计了招引者心意的蝴蝶提出控诉，以便把他关起来。“刑法”第二二一条规定：强奸妇女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作为男女平等论的理智拥护者，我建议把该条款中的“妇女”两字删去。）

那么短句中“自取”两个字又表达了什么意思呢？我个人觉得，从字面看来，并不费解，只说明这“辱”是自己招引来的，以与“衣着含蓄”而受辱的情况有所区别。胡美丽先生的大文中也说得很明白，她露出肩和白皙无瑕的背，是为了“取悦”男人，无疑是一种招引。这辱，便是这种招引可能导致的后果之一。

行文至此，对这个标语的文字已作了一字不漏的检查。结论是：看不出它具有胡美丽先生所批判的心态。讨论至此，本可结束了。然而，胡美丽先生大文中还提到“天赋神权”的问题。这个问题虽不包含在标语之中，由于胡先生对此甚是着重，不妨在结束本文之前，略加讨论。

男人对女人的“攻击性”是不是天赋的呢？恐怕是的。男人和其他雄性动物一样，在这上头的确有点攻击性，而且也非得有那么一点不可，正如女人喜欢招引男人：事关种族的绵延与改善。这攻击性是自然律。却因为受到人为法律的限制和疏导，常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金钱为万物标准的世界上，也许倾家荡产来追求是最高形式，但其最原始的形式并不因为人为法律的限制而完全泯灭。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总有人甘冒重典的危险，还是忍不住“攻击”异性了。（攻击者既要受罚，当然也就谈不上“神权”问题了。）我们这样说，自然把心身不健全的人排除在外。

人为律和自然律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总的说来，人为律是以自然律为基础，且为自然律服务的：乱伦不合优生原则，所以为绝大多数人类集体所严禁。但人为律只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为自然律服务，时空条件一旦消失，相关的人为律就慢慢被取消或者被取代。而时空条件演变到一定的情况，自然律就要冲破人为律汹涌而至。所以只准我招引，不准你越雷池一步，只能是某一些人的理想。

[回应与挑战]

花冢

胡美丽说台湾的电视标语：“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是狗屁逻辑，那些不懂女性有“美丽权利”的人，才应是自取其辱。《也谈招蜂引蝶》一文的作者却认为：女性穿着暴露，“自取其辱”是可能的结果之一，而且标语中使用了“辱”字，保留了女性控诉的权利。

对于《也》文作者的看法，我访问了几个女性，包括自由派的和保守派的，我所得到的答案是清一色的反对，她们认为该作者是大男人主义。我只好大笑。

在这里，我不想为胡美丽助阵，也不打算向《也》文作者叫阵，我只想用“不关心的智慧”出来搅和一下，以便提高我的知名度。

《也》文说：“绝大多数的植物都生有美丽而且暴露的生殖器官，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花’的东西。美丽之，暴露之，其目的在招蜂引蝶，以达到其受精、结实、繁衍种族的目的。”这段话，从自然现象来说，是合乎植物学家的观察的。

从这样的自然现象出发，我进一步再举稍微复杂的一种情况。我家的大院子开了几株栀子花，花美而香气烈，于是把蝴蝶和虎头蜂都招来了。在几次混战的追逐中，虎头蜂把花瓣冲得稀烂，把蝴蝶刺死的刺死，刺伤的刺伤，地下狼藉一片，虎头蜂则呼啸而去。这件事在自然界只是生存竞争的现象，谈不上什么价值不价值的问题。因为，这件事在自然界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叫做“上帝的意志”的东西去命令虎头蜂刺杀蝴蝶、侮辱栀子花。这一切只是自然变化而已。

但是，我现在把院子里发生的事，放在人文学的领域来看，自然现象就会引出人类的“价值”问题了。有人开始同情蝴蝶，认为虎头蜂太残忍霸道；有人开始同情栀子花，认为美丽善良而受到侵犯，太不公平；有人开始大骂虎头蜂，说他是流氓，准备要请消防队员来围剿教训他，以表示人间有“正义”存在。另外，还有些人会开始反省，“美丽”到底是应不应该呢？“美丽”害了自己，又害了蝴蝶，她是不是有罪？还有些人会倒过来想，这世上如果没有花的美丽，这世界有什么好留恋的呢？

人们这样子想来想去，终于肯定：我们要抱住“美丽”，我们要伸张“正义”，我们要“用正义保护美丽”……就这样，人间的价值被创造出来了。人类所肯定的“美丽”、“正义”、“用正义保护美丽”就是人文价值，这些价值在自然现象是不存在的。

我们把“自然现象”和“人文价值”分开以后，台湾的标语把花和暴露女性的“招蜂引蝶”做一类比，这类比是否合适，就可以进一步处理了。

让我们抛开禁忌和神话，用知识论的客观立场来分析。把“花”和“暴露女性”放在自然现象来处理，可以得出一组结论，放在人文事物来处理，又会得出另一组不相同的结论。比如说，人文中的“花”，就不会是纯粹的“植物美丽的性器官”。“释迦拈花微笑”，我们不能说是“释迦拈着植物美丽的性器官微笑”。罗密欧送玫瑰花给朱丽叶，我们也不能说是“罗密欧送玫瑰美丽的性器官给朱丽叶”。这点我看弗洛伊德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现在台湾的标语既然把“花”和“暴露女性”类比，认为“招蜂引蝶”是“自取其辱”，那么这“花”就是人文中的花了。自然现象的花，无所谓辱不辱的问题，荣辱是人文现象，不是自然现象。

至此，我们追到问题的核心是：“穿着暴露”是美丽还是色情？暴露到什么程度是美丽？到什么程度是色情？美丽是权利，法律要保护，不可说是“自取其辱”。色情要取缔，不可说是“招蜂引蝶”便任其招引。

最后，我们必须认清：这里的“美丽”还是“色情”是一法律问题，不是艺术标准问题。“上空装”是美丽还是色情，请明白规定。色狼是不会去分别美丽和色情的。芭蕾舞装下了舞台，没有法律的保护，美丽立刻就变成色情了。

我们不要黛玉的“花冢”。

我们要的是法律保护“美丽的权利”。

[回应与挑战]

动心的自由

敬胡美丽：

拜读关于胡美丽说：台湾的电视标语：“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是狗屁逻辑，那些不懂女性有“美丽权利”的人，才应是自取其辱。此文后来引出了许多人不同的看法。

本人也想提出一点看法和各位谈谈：花草和动物的两性问题，比起人类要单纯多了。举例如下：“花”它尽可美丽之、展露之，但它们却也不会拒绝任何美的蜂或丑的蝶，请问美丽的女士，你们也能如此吗？至于飞禽走兽，它们的问题也很单纯，它们两性之间若非心甘情愿，任何一方要使强用暴，大概都很难得逞，顶多也只是被“戏弄”一番，但事后也绝无“面子问题”或“官司问题”。

但人类的两性问题，实际上，真是复杂多了。用刀、用枪、用药物，甚至一个人力量不足，还会招兵买马，结伙使强用诈（动物世界可没这些不幸吧！）事后执法机关即使将歹徒枪毙了事，但这对受害者能弥补任何什么吗？这是实际问题。（况且现今世界上大概只有阿拉伯等回教国家，有如此严的律法，但你可知他们的妇女外出是如何装扮的？）再说，就算女人有美丽之、展露之的权利吧！但你别忘了！你无法禁止歹徒、亡命之徒有“动心”的自由啊！这也是实际问题（识时务者为俊杰）。

最后本人认为，既然人类问题“实际上”异于禽兽、花草，那这“美丽”的处理方式也当异于禽兽、花草！甚且愚以为聪明的女子，你是否认为应以平凡或隐藏式的装扮，来让那些真正具有慧眼的男子找出你、追求你。不要连“意外人”都招惹了，你也不愿如此吧！

[回应与挑战]

美丽的偏见

拜读胡美丽女士《美丽的权利》一文，胸口翻腾愤愤不平之气，初时勉强不以为意，哪知终日挥之不去，且在无法释怀之下竟还凝聚成怏怏不悦的情绪。原本尚期待某位男士能挺身仗义直斥，为天下男人洗雪胡女士莫名其妙赏给我们的奇耻大辱，数日沉寂却毫无回响，令我益发愤慨，蒙此奇冤实已至孰不可忍、不吐便憋死的地步。

试问：胡女士喜欢在炎炎夏日，撑把阳伞，披着一头乌黑秀发，露着光洁的臂膀，让绣花的裙裾在风中摇荡；在人群里姗姗走过，洋溢着快乐；在法治社会“惬意”地享受人生，并且觉得自己很美丽。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下有人会瞪着她裸露的肩膀，“呸”一声，说她“下贱”？逼得妩媚动人的胡女士疾言厉色去声明——我有美丽的权利，若认为我“自取其辱”，就该让所有女人都来打你一记耳光。或许游荡街头的太妹有可能会从嘴里迸出这么一句没气质的口头禅，但毕竟她们还处于好斗的年龄，讲究“看人不顺眼”，而送您这么一句。

当然，也或许一些姿色不如胡女士、加上心理不平衡的女性，刚好撞上您落落大方、摇曳生姿地从她们眼前走过，会这么发泄一声。不过，这多半都是女人善妒的天性使然，倒也无可厚非。

那么……除了以上两种人会略倾无礼攻击性地暗咒一声“下贱”外，我想，胡女士假使在早晨出门前，真会为了让男人喜欢她，特别对着镜子描上口红、梳理长发，要男人觉得她嘴唇丰满柔润、秀发光亮如云，刻意地遮掩萝卜似的双腿，只强调全身最美丽亭匀的肩膀，才步出家门，我——相——信，街头出现如此一位温柔娇美的可人儿，在人群堆里“端庄正色”地漫步，纵使无聊男子“怦然心动”，也该知道自惭形秽，退避三舍吧！就算少数男士忍不住多瞧一眼，绝对纯属远观而非近亵，毕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乃人之常情。况且某些男士可能正因为多欣赏您一眼，倒霉的话，身边女友还因此嘟起小嘴吃醋、跺脚生起气来，一笔账以后终究算在我们男人身上，丝毫便宜不了，但当场千万个不可能马上有人就粗俗、冲动地“呸”一声，将“下贱”吐了出来，否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台北街头岂不人人大打群架？

爱美，是天经地义的好事。

胡小姐只要腿漂亮、肩美丽，尽管每天去穿迷你裙、露背装，但是乍见“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自取其辱”的标语，伸张“美丽的权利”的您，不需困惑，更拜托不要蓄意扭曲它，也听听我们对这个标语的解释：

“穿着暴露”指男女装扮夸张，强调突出身体某一部分，逾越社会规范，使他人产生恶心或性冲动。

“招蜂引蝶”指为某种目的，恣意搔首弄姿大作撩人状，有败坏良风善俗之虞者。

“自取其辱”是警惕穿着暴露、招蜂引蝶而惹祸上身的男女将由舆论公权来制裁，不必奢想社会同情的救济。

我不懂的是，为什么胡女士要偏颇地硬把标语导入一个狭义象限——大男人主义的产物——来大肆攻击，完全沉溺于个人一厢情愿归纳出的那套逻辑：第一，女人的身体是肮脏的，所以创标语的人不能、不愿也不敢正视女人裸露的肌肤。第二，他认为男人有“攻击性”是天赋神权，所以侵犯女性是自然现象。第三，女人是命定的次等动物，她之受到强暴就如同一个人出门淋了雨一样——谁教你不带伞，下雨是天意！男人强暴女人天经地义，只是你要小心罢了，你不小心，是你活该，还能怪天吗？

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今年夏天，你尽管大穿凉快露背洋装，希望您有本事让我多瞧您两眼，最好教我心儿跳脸儿红，这样或许我会倾家荡产地来追求您；若我觉得难看，顶多不过摇摇头、撇撇嘴，心里头说“丑人多作怪”、“马不知脸长”。所以，您可以放一百万、一千万个心，只要您真懂得遵守“自制”的义务，请尽情发挥您诱人的权利，没有人敢欺负您，或“呸”一声说您“下贱”，终究这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假使您仍日日夜夜提心吊胆龌龊的男人侵犯您，心理医生或许可以给您些许的帮助。

果真有不幸发生，法律自然会伸张正义，将这可耻可弃的罪犯绳之以法，这与您暴不暴露没有任何直接关系——是强暴者犯了法，绝非您“自取其辱”。

[回应与挑战]

美丽更要安全

女人天生爱美，而且一辈子都在追求美，应是普遍的事实。现代的女人的确也愈来愈美，这其中原因除了服饰、发型、化妆品的日新月异、求精求美外，同时也是因为现代的女人能走入社会赚取自己可支配的财富，能把自己打扮得更美更俏。

然而，另一方面，女人们的“阴影”——最具破坏力的“性骚扰”——强暴案件却也在与日俱增之中。而强暴犯最爱攻击的对象就是——美丽的女人，愈漂亮受到攻击的机会则愈大。因此，现代的女人在追求漂亮、展示美丽时，更迫切需要追求安全！百货店的服饰、博物馆的古董尚且需要有人看护它们的“安全”，何况是青春漂亮的美丽小姐呢？

以此而观，胡美丽女士在“人间”副刊所刊登的《美丽的权利》就非常值得商榷了，特不避浅陋“交换意见”如下：

一、裸露（如胡文中的“露背又裸肩”）对于身材不错的女人当然是美，但却非美的唯一标准。或许有人更欣赏胡女士在冬天“穿棉袄”的样子也说不定。（如许多人即认为神秘之美乃更是无穷无尽的。）

但若从“安全”的观点来看，裸露愈多则愈易成为“性骚扰”的目标。最严重的正如同胡女士所“推敲”的：“一个女人露出肩背或腿部，使男人产生性的冲动，进而以暴力侵犯这个女人的身体。”

侵犯者当然没有这种权利，但可悲的是，这却也是因果关系的一种，故如此裸露诚不值得“鼓励”，而须适时适地加以抑制。正如同钱财最好不要露白，免得招来无妄之灾。抢钱者当然没有这种权利，但不幸地，这亦是一种因果。又如同“裸奔者”或许认为这也是美，是他“美丽的权利”，但他就可恣意地在大庭广众中裸奔吗？

虽然愈成熟、愈有社会经验的女人纵使裸露亦较能保护自己，但年轻无知的少女、女学生等则最不会保护自己，最易受“色狼”的侵犯。则裸露之为“美丽的权利”诚最不值得“发挥”。

二、胡女士在该文中提到：“园里的苹果长得再甜再好，但不是你的，你就不能采撷。我是女人，我有诱惑你的权利，而你，有不受诱惑的自由，也有‘自制’的义务。”果园若无人看护，恐怕偷的人不少，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至于偷窃者应犯何罪自有法律裁判，但美丽的少女最好不要以苹果自喻，女人被强暴后在生理与心理所遭受的漫长巨创真是无以言喻的。既然要强调“有诱惑你的权利”，就不能免于承担诱惑人的一些“后果”，这其间怎会没有丝毫关系？何必玩这样的“火”？

三、胡文的结语为“你若不懂，你会自取其辱。”胡女士这篇“美丽的意见”，笔者相信一般有理性的男士都会听懂的。但可恨的是强暴犯者（特别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色狼）绝不会懂，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轻视女人、痛恨女人、不尊敬女人，甚而摧残女人！你要他们在被诱惑后有“自制的义务“，那必定是“对牛弹琴”、“缘木求鱼”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却说我有爱入虎山的权利，而老虎有自制的义务，宁有是理？

四、权利都是有限度的，如同自由也是有限度的。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但绝非天性孰可随意展示自己爱美的方式。

无限则是任性，任性绝非美丽。

强暴案件的逐年增加可说是社会风气愈来愈坏的指标之一，它几乎使每一个女人（特别是美丽的女人或年少的女孩）皆活在此“阴影”之中，据统计，“害怕被强暴”成了女人最担忧的事情之一。

可怕的色狼甚至把魔掌伸向了无知的女童，因她们天真无邪，不识人心险恶，在毫无戒心的情况下，作案歹徒只要稍加威迫利诱，就很容易得逞。笔者的朋友曾摇头叹息说道：“不敢生女孩。”真是其言可悲。

色狼的出现乃是少部分人的“品质”问题（恐无能绝灭），无关乎“自取其辱”，无关乎“美丽的权利”。

美丽的女人，人人喜欢。但笔者愿在此诚挚地呼吁，现代的女人在追求美丽的同时，绝对不要忘了更要保护自己的“美丽”，保护自己的“安全”！

[回应与挑战]

管他什么仁义道德

亲爱的胡女士：

胡女士（因你不喜他人称你“小姐”，而经几十年苦读，必也徐娘半老矣），我要致上最真诚的感谢，由于你连续发表之高论，使在下茅塞顿开，可由数点而言：

一，胡女士认为女士身着少衣为美，而男人心生喜好心为下贱。令在下想到男士似乎穿得也太多了，日后当力求简俭衣物，方得表现男士之美，当然女士必不会因此而生下贱心的（这点我可以肯定吧？）难怪亚当、夏娃会被逐出伊甸园，他们太不上道了，不知裸裎相见之最高境界，宜乎下凡受苦，此一悟也。

二，又胡女士口口声声认为女性付出太多，但是男士似乎都不关痛痒。这点令我想起我每日清早出门晚上回家，劳碌赚钱给家中用，所为何来？我太太是否与胡女士一样，或是和我一样看着我们小孩成长而感到安慰呢？以后我要考虑一下所做，是否该喘口气，免得累坏自己身体，多划不来。二悟也。

三，胡女士认为，中国乃至世界之女性皆受大男人主义之熏陶而失其自立之能力，故弄破手还会哭。胡女士之高见真不同凡响，以后我教导吾女凡事必不可流泪，且最好具备会煮饭、上班做事之各种能力，且最好不要结婚，以免受罪。且日后之社会讲求“人”“人”平等，男女皆然。女人不喜欢做，男人又何必做，男人不喜做，女人也不必做，到时凡事皆不相互帮助，此时年少不学些才艺，日后怎能活下去？所幸我不必见到这种日子来临，否则一把老骨头，怎耐几番折磨？三悟也。

四，胡女士又令我想到社会道德规范之无聊，人家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人管得着吗？老子喜欢与十岁之小女孩结婚，老娘喜欢与十岁小子结合，关他人什么事。早知如此我就不那么早结婚，该速找个富婆才对，不过现在还不晚，毕竟高兴离婚就离，关他人何事？四悟也。

拜读胡女士之文得四大悟，又可了却人生两大负担（家庭与事业），以后无事一身轻，自己赚钱自己花。管他仁义道德，管他人生目标，兴之所至，随意而为，不亦快哉，不亦快哉。

[回应与挑战]

十九岁的迷惑

“亲爱”的美丽博士：

之所以用这个称谓，主要是先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勇于承认我对异性的爱慕。我将会喜欢在夏天艳阳下、小花阳伞下顶着一头秀逸的发、穿着露背露肩装的漂亮小姐，我会用我最可爱的笑容来传达我的欣赏，虽然我只是十九岁的高三生，虽然我没有家产可以倾荡。

如果有一天，我的资格足以劝使别人信服我的观点，我的写作得到必需的尊重时，我会以“人”的立场为“女同胞”们发言：结婚绝对不能作为辞退职员、助教的借口！或许我还会把幕后那位把人当茅厕纸的主管揪出来，用我的笔权充手术刀，矫正他邪恶的“潜意识”，让他终于敢面对自己。

这样，你该知道我尚是个可以教导的孩子了吧？

但是，有些事却依然令“后望无穷”的我感到难以言喻的困惑，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打从七岁带着棒棒糖上小学一年级，任老师摆布去唱游、学b p m f开始，到今日能共鸣你的作品，愿意天真地对迷惑的环境伸出稚嫩的触角，这期间，我始终尊敬我的师长，始终扮演着“好学生”的角色：留着难看的小平头，穿着军阀似的卡其制服、黑皮鞋、黑袜子，即使情绪坏透也不愿破坏全勤的纪录。（这种学生的“乖巧”值不值得你为他鼓掌？谢谢！）

但是，你可知我是多么虚伪？

当我不巧没躲过一些所谓大牌老师（也就是在外开补习班的老师，又称“留一手”），尽管我心中早已千遍万遍骂他“误人子弟”，还是得举手敬个礼，看着他那被名利财富泡僵了的笑脸。遇上生性冷漠的先生，眼睛永远不向我看来，于是我得在对空敬礼的困窘或是不尊师重道的帽子之间，选择前者，再花上半个钟头去平衡我受伤的情绪。否则，就得汗湿地在操场上，忍受“少数同学很没有礼貌……”以及许许多多令人昏厥的台词，和在7月酷热下的焦烤。

请问，到底是谁没教养？虚伪的我还是令人难堪的老师？

寒假里，我恣意培养我头上的茂草，每天抓着镜子瞧着瞧着好不容易有了那么一点长度，花二百多元买了一瓶“美吾发”，天天供给它养分，给它沐浴。配上一条飘逸的白围巾，我觉得自己潇洒极了，头发健康、清洁、野性且兼具保暖作用。不幸，我的潇洒硬被规定要随着寒假断送。

“注册时要彻底检查，严格要求服装仪容！”教官一点也不吝惜地在升旗台上宣布。什么理由他们有权要我放弃美丽？要我穿着难看的黑袜子，像呆鸟一样跟在人家后面走？

老实说，我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所以走起路来脚尖正向，脚掌内缘也成一直线，再加上我均匀相称的肌肉，足够我自我陶醉的了。只是限于姿势的讲求及偶尔特别强烈的落寞，我喜欢“掉队”，远远地离开队伍，找一个陌生的小径，悠闲地吹着口哨，或者和瞪着大眼睛的“未来主人翁”们扮鬼脸，不管他们是搔着脑袋瓜子或是露出亲和的微笑，我觉得快乐、逍遥。

风轻吻脸庞的日子，我喜欢约个知心好友，翘个课，带点“乖乖”、饮料，上山去赏花，可以尽情地唱：“莫负大好春光。”我觉得我更年轻、更飞扬跋扈、更不枉少年。

可是，训导主任板起脸来：“正路不走，专捡旁门左道，小过二个；旷课七节，操行扣七分……”

天啊！德育是什么？操行是什么？

在公车上我会主动让座给比我更需要座位的人；只因呛人的烟气会引起肺病，我拼命挣扎着打开窗户，让全车敢怒不敢言的旅客得到车外清新的空气；我尽一己之所能，喋喋不休地告诉朋友：“要爱人呀！”“要珍视爱呀！”只为了给社会保留一块温暖的角落，将来或许有一天那块角落会受到妥善的开发照顾。然而为了不听教官的话，为了想活得更精彩，我德育要不及格了，我要被退学了，被烙下“品性恶劣”丑恶的印记。更恐怖的，这枚印记永不褪色，也没得上诉，我要背着它去求职、求生存、活一辈子！

这叫没有靠山的我，怎能不战战兢兢去扮演个听话的乖孩子？

我不是为了博得你的同情。今年7月我就要考大学去了，奔向另一个更自由的天空，这一切的矛盾和苦难都会远远地抛开，只要5月间，课一停……

我只是不明白，我除了“学生”之外还算不算个“人”？

如果你不反对我也是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操有个性的人，那么你也应该承认我拥有“美丽的权利”，可以要求“被当个‘人’来看待”，可是，渺小的我们拿什么去要求？我们没有锋利的笔，没有周密的逻辑，我们有苦水满袋，可是我们没地方吐！

如果我花了三个多小时写成的这封信，多少让你感受到教育的偏差、不健全的人格教育，希望你看在我们如此支持你的论点的份上，执起你那支更有力，更有分析、见地的笔，给我们一点精神支援吧！感激不尽！祝

健康快乐

我不是卫生纸

你要我辞职！因为我跟曾英俊下个月要结婚。

你很体贴地说。胡美丽做了曾英俊的太太之后，她要为英俊煮饭、洗衣、补内裤——啊，还有，要陪英俊上床；所以从今以后，美丽会上班迟到，该办公的时间会打毛线，该照顾客人的时候会和李秀秀叽叽咕咕说厨房与卧室里的琐事。她非走路不可，因为家庭与事业不可能兼顾。

我不懂！曾英俊的老板可没叫他辞职呀！我又不是跟我自己结婚。你可知道，咱们结婚之后，英俊达令要做的事可多着呢！马桶破了，他得补起来；椅子断了腿，他得修理；汽车抛锚了，他得爬到车盘底搞个半天。还有，你别忘了，英俊还得陪“我”上床呢！

所以他上班也可能迟到（你相信吧？！），该办公的时间他会和隔座的贾湖图叽叽咕咕谈厕所里那个马桶，更会搁起腿来看《时报》副刊、喝老人茶。

你为什么不对曾英俊说：家庭与事业不可得兼，娶了胡美丽，你“挥手自兹去”吧？

我结婚跟做事是两码子事，你把它扯在一起，是什么居心？

你理直气壮地说，就多年经验而知，结了婚的妇女不能专心上班，你求好心切，不愿容许这样的职员或助教。你省省吧！让我告诉你，你不敢面对的、潜意识中的念头！“结了婚就得辞职”的真正涵义是说，对你而言，我是一张茅厕纸、一朵花、一个可以性交的肉体。所以在婚前，我是一张洁白干净的纸、一朵鲜艳欲滴的花、一个有可能征服的身体——你雇用我。一旦结了婚，在你眼中，我就成为一张擦脏了的茅厕纸、一朵残败的花、一个已经被人家“用”过的肉体——所以你要我离开。

简单地说，潜意识中，你并没有把我当“人”看。

另外一个“居心”，就更有意思了。你让曾英俊和贾湖图和李可务都继续工作，却强追胡美丽和李秀秀和王甜甜辞职去做“家庭主妇”；将来曾英俊做了老板，他也会强迫张可爱和赵怜怜辞职去做“贤妻良母”。你的用意，就是希望在你们的联合阵线、共同努力之下，美丽及秀秀这类女流之辈可以快快乐乐在厨房及卧室之间过一辈子。

这样，你觉得安全——这个世界，毕竟还是你和英俊及可务的世界。

你不觉得自己可耻吗？

在非洲，仍旧有某些部落，在女婴出生之后，立即动一个手术——把女性最能享受感性的那一个小小的部分割除。人类与心理学家解释，这个仪式所泄露出来的潜意识（又是“潜意识”！亲爱的男人，你什么时候才能正视自己？），是男性对女性的恐惧，他不希望女性跟他一样，有强烈的感官能力而破坏了男性是征服者的形象。

那么你在害怕什么？

我如果在上班时间打毛线、嚼舌根、作小儿女态，不管是婚前婚后，你就应该沉下脸来要我滚蛋。我如果在上班时间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不管是婚前婚后，你就没有权利剥夺我的工作。你留我或辞我，要看我工作是否卖力，不能看我是否处女。我是不是处女，结不结婚，与你这办公室里的上司无关。

我不是一张卫生纸。什么时候，你才能学会把我当“人”看？

——闻某专科学校强迫已婚女助教及职员辞职而作

[回应与挑战]

校园中的歧视

胡美丽小姐您好：

连日来在《中国时报》上拜读您的数篇强调女权的文章，不禁感到心有戚戚焉！

我很赞同您的说法，也确实体验过许多令人难堪的场面。目前我就读于大学，法律系三年级，女生在此是少数民族，也受到料想中的歧视与意见不得上达的痛苦。譬如：学校法学院大楼是全栋空调，可是偏有泰半以上的学生嗜烟如命，令我等不吸烟者被强迫沾了满身的烟味回家，更遑论吸进肺里的废气有多少了。

再就教授普遍的重男轻女而言，由于老师们大多是古代教育培育出的，难免思想保守老旧，故也无可厚非。而上课对有关性方面的笑话或讨论这方面的罪行，由于时常发生，故也早已处之泰然。怕只怕由于这些歧视，而造成将来继续就学就业的困扰……不过既然要做现代女性，就该勇敢面对这些，真正有实力的人，总有出头的机会，不是吗？

此外，我对您的文章有些小小的建议，不知道说得对不对，还盼您海涵。就是您的《我不是卫生纸》，的确道出“劳动基准法”的后遗症——已婚妇女被迫离职。但文章中措辞似乎有过于激动、不够理智之嫌。我们都知道这种老板的行为是错的，想必其心理也很心虚，若您的文章能用委婉的语句表达，则全篇将不至于太刺眼，而可读性与被接受性将能提高。不知您赞成否？

此外您提到“某专科”，我觉得您不妨将其名称道出，由于它是事实，所以您的行为将是“揭发”、“检举”，而不会涉嫌“诽谤”，这点您大可放心。（请参阅“刑法”三百一十条第三项与三百一十一条第三点）

很抱歉耽误您许多时间读这封信，希望这些时间不会白费，祝您事业腾达！

[回应与挑战]

悲怜我的女儿

龙应台教授安好：

常拜读大作，对你大爱的胸怀、明察秋毫、敢说敢骂的作风，令我十二万分的敬佩。

本想将吾女不幸的遭遇诉之于社会，盼能引起爱心人士的回响，但因才疏学浅，不能深切地表达内心的感受，正在苦恼之际，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龙教授”。在此诚心地请你帮忙，将家女这个真实的故事，经你的文学涵养诉诸世，以慰吾女在天之灵，更盼能因而引起社会人士对我们妇女同胞的保护，使之不再受歹徒、色狼的迫害，不要再让天下的父母痛苦啊！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我那读夜校的女儿，散发泪眼、满身伤痕地跑回家，看见我就抱头大哭，哭声是那么的哀痛，我的心简直就快被她哭碎了。她带哭地向我诉说经过，但报警为时已晚，那色狼早就逃之夭夭了，做母亲的我只能尽量安慰她，让她宽心不再伤心。

但从此女儿不再快乐，常自己反锁屋内，低声哭泣，看在家人的眼里，疼惜得不知如何是好，内心更是焦虑。女儿原本就内向、文静，又乖，又孝顺，家人用尽办法让她对这事淡忘，但这伤痕，对她是那么深，那么怨啊！她还是不能淡忘，更不甘心。

在去的前一天，她对家人特别的关切，把我抱得很紧，脸上带着苦笑与委屈。没想到，隔日她就悄悄地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令她又爱、又恨的人间，我们也痛失爱女，幸福的家也笼罩着阴影。

龙教授，你知道吗？我女儿才十八岁啊，现在已经十九岁，离开我已整整一年了，但那歹徒却是逍遥法外，不知有多少女人还要受害啊！悲剧还是不断重演着，每日报纸都刊着无辜少女又被强奸轮暴的消息，有的年纪是那么的小，十二三岁，看了我心里沉痛，悲那少女，悲她的母亲、疼爱她的家人们，不知他们将如何伤心。

我们是个法治的社会，为什么没有办法彻底消灭这种事，试问：谁无母亲、妻子、女儿、朋友、亲友？我常想，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就连太空梭等高科技也是人想出来的，难道我们不能想出解决这个社会大问题的办法吗？

我已是不久人世的老人了，但在生命的尽头，还是要尽一份人的热血与同情，为我们妇女同胞倾吐一片心声，也为我女儿的死讨回公道。我知道滴水成河的道理，更相信团结的力量。全体同胞们，请为我们切身的问题献上一份力量，共同来阻止不幸再度发生。

为了不让家人再忆起这悲伤往事，请原谅没报上姓名与住址，龙教授，实在很冒昧，我知道你热血奔腾，爱心洋溢，但是如果你很忙，请不要为难。无论如何，请容我诚心的感谢。

祝平安快乐

一位伤心的母亲上

啊，女儿！

李女士，你的信使我流泪。

不，我并没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喜欢在洗碗时放声唱歌，喜欢在星期天陪妈妈上菜市场挑东拣西，讲话的时候眼睛都在笑”。但是我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她也有一对爱笑的眼睛。充满好奇地看这个世界。我爱她每一寸粉嫩的肌肤，迷恋她每一个不经心的动作。所以我能够体会，当这样一团粉嫩爱抚了十八年突然失去的时候，那份如刀割的伤痛。

更何况你的婉如受到那样深的残害，只是帮妈妈去买瓶酱油，只是抄条小路，免得赶不上晚餐。回家的时候，却一身都是青肿。带到医院去，护士当着其他病人的面说：“怎么这么不小心，进去把裤子脱掉！”

到警察局去报案，写笔录的警察问：“你认不认识他？有没有跟他搭讪？有没有跟他笑？你为什么穿短裤出去呢？”

我也读了婉如留给你的信，其中没有一个字指责污辱她的暴徒，却充满了自责：

“妈妈，我觉得很脏，很羞耻。警察说得对，我不该穿短裤出去。即使是夏天也不应该，我自找的。可是妈妈，我只是出去买瓶酱油，去去就回来……

“同学都不敢跟我说话，不敢正眼看我。每堂课我都是一个人坐在教室的最后面。文雄也不来找我了，现在的我也配不上他……我听见班上的凤英小声说：要是我，我就去死……

“妈妈，没有用了。我只觉得自己很肮脏、下贱、耻辱，不能面对这个世界。女孩子失去了最宝贵的贞操，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了。我的身体脏，我的灵魂也脏。啊，妈妈，我曾经做梦……”

李女士，你说你痛恨那个暴徒，也痛恨警察找不到暴徒，他很可能正在摧毁另一个娇嫩可爱的女儿，使另一个母亲伤心痛苦。你说你沸腾的心想控诉，可是不知道控诉谁：谁杀了我的女儿？

杀了你女儿的，并不是那个丑恶的暴徒，虽然他污辱了婉如。是婉如用自己的手，拿起刀片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促使她做这个决定的，是她的观念，而她的观念来自这个社会；杀了你女儿的，是我们这个社会。

婉如为什么觉得羞耻？如果有不良少年无缘无故刺了她一刀，她会不会责备自己“下贱”？当然不会，那个不良少年才是可耻的人。可是，强暴也是罪行，为什么婉如这个受害人反而倒过来指责自己？为什么护士骂“不小心”，为什么警察说她不该穿短裤，为什么同学不敢正眼看她？

这个社会喜欢用“纯洁”来形容女孩子，失去贞操的女孩当然就不“纯洁”了。不纯洁，就是肮脏。

女性的品德以贞操作为衡量标准，贞操，就是一个女人的价值，所以我们有“遮羞费”；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失去贞操，这就是她的“羞耻”；男人给她一笔钱，就可以把她的“羞耻”遮掉。从前的社会为寡妇立贞节牌坊，就在赞扬一个女子在丈夫死后不再有性的行为。现在的社会强调女孩子“纯洁”的重要，强调贞操的圣洁——婉如，当然觉得自己可耻。

这个社会对男性的纵容、对女性的轻视也逼使婉如走上绝路。暴徒拖着婉如的头发，殴打她、凌辱她、伤害她，这个社会却对她说：男人具有性的攻击欲望是天意，本来就有的；你作为女人只能小心躲避，若不小心，活该！说不定，还是你穿了短裤去引诱他呢！

婉如怎么能不自责？

贞操，也是个“货品”，是嫁妆的一部分。结婚的时候，男人要点算女方送来了几床被子、几个冰箱电视机，还要确定女方没有遗漏贞操那一项。婉如失去了那一项，文雄不再来找她，理所当然。一个女人的才智、能力，都没有贞操来得重要。婉如再善良、再甜美可爱，知道她被“用”过了的男人，大概就不会亲近她。所以婉如觉得——还有什么人生幸福的可能？

李女士，就你的悲痛而言，我的分析的语调显得实在冷酷。但是你的信中流露出你较广大的关怀；你说：我要怎么样才能使别的母亲不失去她们十八岁的女儿？要保住其他的女儿，我们就要真正知道婉如因何而死。

如果我们的社会让婉如知道，暴行就是暴行，她是个受害者，值得我们同情与保护，她就不会那么自责。如果这个社会教育她：女人的贞操和她做人的价值毫无关系，失去贞操并不代表失去人格尊严，婉如就不会有那样痛苦的羞耻感。如果我们的社会曾经鼓励她：所谓贞操只是那么可有可无的一层薄膜，女人的世界宽广无限，没有那层莫名其妙的薄膜，她还是可以追求事业，追求幸福，婉如就不至于那样自弃，也不会拿出那支刀片来割自己的手腕。

很不幸，婉如活在一个貌似开放，而其实顽固的社会里。有形的贞节牌坊已被拆掉，男人女人都满足地说：“啊，台湾没有妇女问题，男女平等得很。”但是无形的贞节牌坊深深地建筑在每个角落；男人对女人说，女人也对女人说：贞操是“宝贵”的，这种观念，说穿了，不过是把女人当作盛着“贞操”的容器。“贞操”漏出来，表示瓶子破了，就可以丢到垃圾堆去。

婉如也以为自己已是个有裂缝的破瓶子，所以她把自己丢到垃圾堆里去掩埋。

李女士，可敬的妈妈，警察即使抓到了那个暴徒，也只拯救了少数几个可能受害的女孩。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贞节牌坊观念一日不改，我们就有千千百百个女儿可能拿起刀片，在莫名其妙的“羞耻”中毁了美丽的生命，碎了白发母亲的心。

婉如有爱笑的眼睛，喜欢在洗碗时大声唱歌，喜欢陪妈妈上菜市场；我的小婴儿有粉嫩嫩的脸颊，清澈如水的眼睛，她也要长大。婉如不该是一个摔破了的瓶子，我的小婴儿，不该是一个可能摔破的瓶子。让我们拯救自己的女儿吧！

[回应与挑战]

支持严惩强暴犯！

胡女士：

拜读了您的大作《啊，女儿！》我的情绪一直很激动。久久不能平息，甚至当我躺在床上时，仍一直想着，竟无法睡着。

我同情那可怜的婉如，更为她不平，虽然她有个好母亲，但她却有一群很糟的同学，怎么能这样对她呢！太过分了，如果不是她同学说的话被她无意中听到，她或许不会死。

我也是学生，我了解同学的话能对自己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她的同学能安慰她、鼓励她，那……反正说什么都没用了，她已经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上帝在造人时就有了不公平的存在，为什么男生没有处男膜，而女生就有处女膜呢？男人无论有没有性行为，我们都无从判断，但女生若处女膜破了，别人就知道她不“纯洁”了，不管那是为了什么原因，她们就被否定了。

如果说她是那种随随便便、人尽可夫的女人，别人怎么批评她，我没话说，但若她是被别人强暴的受害者，别人凭什么指责她？难道有人喜欢被强暴吗？难道她们愿意这样吗？

自我懂事以来，被强暴的人似乎都没有好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她们有错吗？就如您所说的，我们社会的观念有问题。

强暴别人的人，被关几年后就出狱了，但被强暴的人却要终身承受，这公平吗？胡女士，请您告诉我，我们的法律是不是太轻了？我们是不是该集体签名要求加重他们的刑罚呢？

谨祝身体健康

一个愤怒的读者敬上

查某人的情书

亲爱的，接到信，你就知道我还平安，不要焦急。

这是一家靠海的旅馆；我的窗面对着黑暗的海口，稀稀疏疏的渔火看起来特别寂寞——还是我自己的心情呢？

结婚三年以来，这是第一次给你写信，而居然是在我“离家出走”的情况下。你当兵那年，我们一天一封信地缠绵与甜蜜，倒像是不可思议的梦境。今天晚上，孤独地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窗外飘来欲雨的空气，我真有点不知自己是谁的恍惚。

早上的事情实在并没什么大不了，你一定觉得我怎么突然小题大做起来；或者，以为我用出走来要挟你或责备婆婆。不，亲爱的，我一点没有要挟的意思。我只是走到了一条路的尽头，发现了一条岔路，现在，我得决定是往回走呢，或者，换个方向，往那几乎没有足迹的岔路上走去。

昨天一回家，婆婆就说：

“阿坤的衬衫领子有一圈肮脏，洗衣机洗不清净，你暗时用手搓吧！”

我说“好”，其实丢下书只想回房蒙头大睡；白天有教学观摩，连续站了好几个小时，觉得小腿都站肿了，晚饭也不想吃。但是一家几口等着我烧饭，你贪爱的黄鱼中午就拿了出来解冻，晚上非煎不可。

小叔回来了，三下两下脱掉脏透湿透的球衣，随手扔在餐桌上：

“阿嫂，要洗！”

电视声开得很大，婆婆唯一的嗜好是那几场歌仔戏。

抽油烟机坏了，爆葱的时候，火热的烟气冒得我一头一脸。炒菠菜一定得有七八颗大蒜，不然婆婆不吃；可是上菜的时候，大蒜一定要剔掉，因为你见不得大蒜。酱油又快用光了，再多炒一个菜就不够了。我找不到辣椒，大概中午婆婆用过，她常把东西放到她喜欢的地方去。

你的话很少，尤其吃饭的时候，说话本来不容易，婆婆重听，一面吃饭，一面听电视，声音开得更大。我说：

“待会儿陪我到河边走走好不好？”

你好像没听见；或许你也累了。几个人淹在歌仔戏的哭调里，草草吃完，你甚至没有发觉我做的是黄鱼。小叔丢下碗筷，关进房里去给女朋友打电话，婆婆回到电视前，你喝着我泡的热茶，半躺着看晚报，我站在水槽边洗碗碟。

回房间的时间，婆婆大声问了一句：

“这么快就洗好了？别忘了那些衬衫领子——用手洗。”

躺在床上，有虚脱的感觉。是教课累着了吗？还是做菜站得太久？还是那些油腻的碗筷？还是，因为你没陪我到河边走走？

今天刚好教李后主的《浪淘沙》，课堂上念着念着就想起我们读中文系的那段时光，每逢春雨，就自以为很洒脱诗意地到雨里去晃，手牵着手，一人一句地唱“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然后全身湿透地回家，觉得透心的冰凉、痛快。

我把脚搁在枕头上，减轻胀的感觉，然后开始看李若男给我的书——你知道，若男从美国回来，变了很多，尤其看不惯我做“保守妇女”的模样，一直鼓动我看有关女权的书。不愿意辜负从小一块长大的情分，更何况，我们在一起时，永远只有我听的份，我倒真用心读了几本她介绍的书。

可是我还不太了解那些观念。这些书都强调女人和男人一样有智慧与能力，所以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做一样重要的事情。所举的例子，不是女企业家，就是女博士、女主管、女部长；总而言之，“女强人”！而所有的“女强人”都长一个模样：短发、大眼镜、米色的西装，手里拿支笔，一副很严肃、很精干、很重要的神情。这些书强调女人的潜力，好像每个女人都应该从“家”那个窝囊的洞里出来和男人瓜分天下。或许我太保守，我总觉得：我不是“女强人”，我喜欢“家”里的厨房与卧房，我不喜欢短头发、大眼镜、米色的西装，我喜欢依靠在丈夫的怀里，让他拥着我叫我“小女人”，我不喜欢争强斗胜，不管是和男人或女人……

可是，这本新书里有一张很吸引人的画片：一个女人站在一片葱绿的原野上，眺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在云海的会合处有几只淡淡的海鸥。很简单的画面，但是呈现出很宽很广、无穷无尽的视野。照片下有简单的一行字：

比做“女人”更重要的，是做一个纯粹而完整的“人”。

我心动了一下，但是理不出什么头绪来。

婆婆把头探进来两次，我没作声；我太累了，而且，我还在想那一行似通不通的句子。有时候真希望能够把房门反锁了，没经过允许，谁也不能进来打扰，可以假装不在。小时候，每和爸妈斗气，照例躲进大衣橱里睡一下午，觉得安全又自由。但是我们的房门上没有锁，一结婚，婆婆不喜欢，就把锁打掉了，表示我们是亲密的一家人。

你进房的时候，大概很晚了。我睡得朦朦胧胧的，你也倒头就睡，背对着我。

没想到早上婆婆生那么大的气。稀饭确实煮得太硬，不过，平常不也就吃了吗？我要加水再熬，她把锅抢过去，一把翻过来，就把饭倒在馊水桶里，大声说：

“这款饭给猪吃还差不多。不爱做事就免做！阿坤儿，你今天自己去买几件干净的衬衫来穿，不要让别人讲笑！”

你抓了份早报，走进浴室，很不耐烦地回头说：

“查某人，吵死！透早就吵！”

“砰”一声，把门关上。

婆婆重新淘米，锅盘撞击得特别刺耳。你大概坐在马桶上，一边看武侠连载。小叔揉着睡眼出来，问我昨天的球衣洗了没有，他今天要穿。

我压住翻腾的情绪，走到后院，隔壁阿庆的妻挺着很大的肚子，正在晾衣服。

不，我并没有生气，真的不生气。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阿庆的妻很艰难地弯腰取衣，那一刻，我突然意外清楚地，从远方看着自己这个“查某人”——

三年来，清早第一件事是为你泡一杯热茶，放在床头，让你醒过来。你穿衣服的时候，我去做早点，顺便把小叔叫醒。伺候你们吃完早餐，你骑机车到镇公所上班，我走路到学校。放学回来，做晚饭，听歌仔戏，洗碗筷，改作业，洗衣服，拖地板，然后上床，熄灯，睡觉，等第二个清晨为你泡杯热茶、叫醒小叔、做早饭……

然后你坐在马桶上，很不胜其烦地说：

“查某人，吵死！透早就吵！”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就是这么回事吗？

我不是若男，也没有兴趣作女强人；可是，亲爱的，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觉得这么空虚？好像声嘶力竭地扮演一个角色，而台下一片嘘声；好像做任何事情，都是我分内的责任，这个“分”，就是妻子、媳妇、大嫂，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女人”的分。我，就是一个女人；女人，就该做这些事，过这样的日子。这是命！

我很迷惑。你上了一天班回来，筋疲力尽，觉得做丈夫的有权利享受一下妻子的伺候；但是，别忘了做妻子的我也上了一天课，也觉得筋疲力尽，为什么就必须挑起另一个全天候的、“分内”的工作？为什么我就永远没有“下班”的时候？并不是我不情愿服侍你，我非常情愿。可是，亲爱的，你知不知道，我并不是因为要履行女人命定的义务才为你泡一杯香茶，实在是因为我爱你——爱你熟睡时如婴儿的眉眼，爱当年吟诗淋雨的浪漫，爱你是我将白头共老的人——所以服侍你。如果你把我当作一个和你平等的、纯粹而完整的“人”看待，你或许会满怀珍爱地接过那杯浮着绿萍的茶，感谢我的殷勤。可是，你把我当“查某人”看，所以无论做什么，都是“分”内的事。结了婚，戴上“女人”这个模子之后，连看书、淋雨、念诗、到河边散步、幻想，都变成“分”外的事了。我变成一只蜗牛，身上锁着一个巨大的壳，怎么钻都钻不出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作为女人的同时，我不能也是一个自尊自主的“人”？难道一定要与男人争强斗胜，一比男人更“男人”，才能得到尊重与自由？我可不可能一方面以女性的温柔爱你，一方面，你又了解我对你的爱并不是“查某人”分内的事，因此而珍惜我的种种情意？说得更明白一点，亲爱的，你能不能了解，我为你所做的一切——烧饭、洗衣、拿拖鞋——都不是我身为女人的“义务”，而是身为爱人的“权利”？一切都只为了爱？！

比做“女人”更重要的，是做一个纯粹而完整的“人”——你懂喝？愿意懂吗？

连海口的渔火都灭了。我已经走到一条路的尽头，只盼望你愿意陪我转到那条足迹较稀的岔路上去。回头，是不可能的。

[回应与挑战]

查某人的心愿

胡小姐：

您好，看了您的大作《查某人的情书》，家姐和我都深深感动了。

虽然我尚未嫁人，其中甘苦亦可从姐姐口中得知一二，尤其家姐亦任教于某专校，现远嫁北部，但她拜读您的文章后即刻打电话给我说：“小妹，今天我读了篇文章，是我婚后第一次感动至深的。”她结婚已六年了，尤其近日刚拿掉小孩，心中更感空虚，她甚至跟我说近日她先生对她特别好，她甚至愿意永远生病。为什么人都是在有病痛时才能获得友人和亲人的关照，而非平日就能得到这样的关怀？

盼望能和您做个笔友，如果可能的话，更想请您教教姐姐如何做个“完整的人”。虽然她受过很高的教育，但面临这种事似乎谁都逃不出。

祝福您

男主外，女主内

在《联合报》副刊的“人生对话”专栏中，女作家谈“婚姻与家庭”的《在河之洲》文中，胡美丽回答了两个问题。

问：男主外，女主内，有什么不好？

胡美丽答：

没什么不好，如果是自由选择的话。

但有的女人爱主外，而且比男人还主得好，强制她主内，就是不平等；要是有男人爱主内，强迫他主外也是虐待。

所以争取女权，其实只是争取“人”权：男人和女人一样需要解放。如果妇女想走出厨房，过9点到5点的生活，喜欢理家的男人就应该有胆量说：“我爱厨房”，争取主内的男权。

问：台湾真的有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吗？

胡美丽答：

台湾有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就好像观光饭店中有蟑螂一样，分明在汤里都煮熟了还死不承认。

举几个数据的例子。资料显示，台湾女硕士的薪水只有男硕士的88.09%，女学士的薪水是男学士的65.6%，而小学毕业的女生，就只有同学历男生的49.9%，还不到一半。

这叫做同工同酬吗？

“考试院”的资料说，在所有女性公务员中，91%任低职位，0.4%占高职位。相对的，男公务员中，低职位的只有72.3%，高职位的却有3.7%。

这又叫做机会均等吗？

男人说台湾没有男女不平等的问题，还可以谅解，他们或许是不知道，或许是有意地保护既得利益。妇女自己也满足地说“我们没有妇女问题”，就未免太缺乏自觉了。自己的权利自己不争取，难道还要依靠男人吗？

[回应与挑战]

让强者自强，弱者自弱

胡女士：

纵使这封信略嫌唐突，但看过阁下在“联合”副刊就“婚姻与家庭”所作讨论之后，我认为这封信自有其存在的必要，尤其针对阁下这位“伟大”的女权“急先锋”。

很显然地，阁下亦不过是众多盲目迷信“数字游戏”的俗人中的一员，我甚至近乎失去理性地认为，阁下恐怕曾经受过男性虐待。

自然地，我已经很粗鲁地丧失男性应有的风度及素养，但是既然阁下再三强调“男女平等”，那么我这封信当然也无丝毫轻蔑及侮辱的意味，阁下认同否？毋庸置疑地，任何正常的男性无论在适应力、学习力、反应力，以及耐力方面都超越女性，至少在比例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至于类似阁下如此这般的“超人”，那也是微乎其微。

我建议阁下将“争取女权”的论调向那些“超人”们发表，甚至可以组织个什么“俱乐部”、“同盟会”之类的组织，利用空档发发谬论、放放厥词，我绝对赞成，甚至捐款协助筹备。而对于其余缺乏主见的妇女们，我斗胆地“求”你少开尊口，除非阁下已有“整肃”“钥匙儿童”的方案抑或其他有“建设性”的卓见，否则阁下恐怕将成为糟蹋善良家庭制度的刽子手，背上反伦理道德的大黑锅。

阁下痛责多数女性不懂自觉、缺乏争取，并且奉劝她们莫要依靠男人，完全是美式女权主义者的翻版，但仔细思量，阁下身为淡大英文系副教授，有此观念乃想当然耳，只是可怜这班学生，在您悉心调教下是否也同为狼狈？写到此，一恸。颂

福安

[回应与挑战]

我爱女权主义者

美丽小姐你好！

我最近看报看得很痛快，因为有你和龙应台这种笔下功夫好的同志、同胞，把我的观念说出来。

我的信一方面是告诉你，我对你的共鸣，另一方面，我要用西式的表达方法告诉你：“我爱你。”

我是个赳赳武夫（三十岁、一百七十六公分、七十公斤、健壮、职业军人），指挥过大军，自认很尽职、负责，很有男性气概，但是，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不过像我这种“大男人”，说实在，目前并不多，所以请你加油。

女人该看什么书

听说台北新开了一家大书店，专门卖“给女人看的书”。这是大事一件。记者打电话来问胡博士：女人该看些什么书？

首先，我要感谢这个书店的成立。从今以后，我们不但有专治女人头发的美容院，专卖女人服饰的委托行，专治女人身体的妇产科，还有书店专卖女人爱看、可看、该看的书；不久的将来，体谅妇女的人也许还会开一家电影院专门演女人可以看的电影，举办专门给女人欣赏的画展、音乐会等等。在大学里教的理则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之类的课程，将来也可以特别开女生班。这个书店的成立，是我们栽培现代妇女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为什么呢？在这个书店存在之前，社会只承认女人的外形及身体结构与男人不同；美容院、委托行、妇产科，都是针对女人的外在而设立的。这个书店始创，表示连女人看的书和男人都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终于体认到：

女人不只在身体上不同于异性，她的头脑与心灵也与男人不同。她吸取知识的能力、逻辑思考的方式，以及个人生活上的兴趣，在在都与男性相异。一般的书店不能满足女性心智上的要求。

譬如说，女性在吸取知识上着重于快捷，而不重深入，所以不要买卡尔·荣格或弗洛伊德写的大部头的心理书。妇女能够接受的是简单明快的什么《如何了解自己》、《你我都没问题》或《心理学ABC》以及《理则学123》之类的幽默小品。女人如果能够深入地去研究一个大题目的话，她也就不会是个女人了。

再说，女性逻辑思考的能力也不健全。她们从小就被教导：女孩子更重感性，男孩子重理性；所以她们看事情比较凭直觉。一些必须凭抽丝剥茧的思考力才能看懂的书，根本就不需要摆出来卖。像什么《罗马帝国兴亡史》啦，《第三世界经济前途》啦，对女性而言，毫无意义。但是一些简单而有趣的侦探小说，譬如《淡水快车谋杀案》或《谁烧焦了这锅饭》之类的，妇女凭她异常敏锐的直觉，常常有很深入的体会。

最重要的，当然在题目的选择上——女人爱看、该看哪一类的书？我们不能否认，人是环境的产物。一个女人，三岁的时候，大人塞给她一个会眨眼、会尿尿的洋娃娃玩，激发她的母爱天性，所以育婴的书是必要的。在她十三岁的时候，大人教她“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走路要端庄、举止要文雅，所以有关仪态举止方面的书，绝对有用。二十三岁的时候，她自己也是大人了，但社会告诉她：找对象的时机到了，要了解男人心理，要温存体贴，不要让他有压迫感，所以《如何修饰你的脚趾》、《爱他就是说抱歉》、《美满的婚姻》、《顺夫术》、《蓬门今始为君开》、《要我吧！》这一类的书对迷惘的女性就有启发的作用。

三十三岁的女性已经定型——给她看《插花100》或《微波炉的神妙》等实用的书就可以满足。过了三十岁的女人也开始衰老怕老，针对这一心理，就应该准备《如何打败皱纹》、《比情妇更妩媚》、《按摩须知》、《看住他》、《更年期的爱情》之类的书。而所有的这些书，都应该选择最光滑的纸张印刷，甚至喷上一点朦胧的香水味；我们不能忘记：女人是唯美的、直觉的。至于超过三十三岁的女人，就不必考虑为她们准备什么书了；她们不会去看书。

女人是个很可爱的动物：身体软软的、讲话嗲嗲的、眼睛甜甜的、头发香香的；更令人怜惜的是她没有逻辑的大脑，1加1等于2.5，可是噘着嘴、顿着足那样说出来，哎呀，真是可爱极了、嗲极了。至于少数女性居然弄起电脑、工程、医学，做起博士、教授、主管来，还摆出一副自立自主、对社会大有贡献的架势，我只能说，她对不起中国的五千年文化传统，对不起爱护她的中国男人。

“女人书局”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时时提醒女人不要“捞过界”来。

[回应与挑战]

我也想去“女人书店”

胡美丽：

您好，在一很偶然的机遇里，看到您的文章《女人该看什么书》，想请问一下这家书店在何处，能否来信告诉我？

我想凡是女孩子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和我一样，很好奇地想去看一看。是不是？在此谢谢您！祝

心怡

您的读者上

缠脑的人

龙应台教授在《幼稚园大学》一文中，提到“泪眼汪汪”的大学女生。她很惊异地发觉受高等教育、二十岁的女孩子在独立处事的能力上，只有五岁的程度。

龙教授或许以为这是大学幼稚教育所致，美丽却认为这两个哭哭啼啼的大女生是“愚女政策”下的产品。

如果伤了脚踝的是个男生，我相信这两个男生绝对不会泪眼汪汪，说不定还铁青着脸，很英雄气概地说：“走，叫不到车，咱们爬下山去，小意思！”

女孩子为什么遇事手足无措？因为她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没人教过她独立自主。为什么没人教她独立自主？因为她身为男人的父亲、身为女人的母亲，以及这个社会，都心里有数：为了她有幸福的归宿，她最好永远保留泪眼汪汪的五岁心态；男人都喜欢楚楚可怜的女人。

你难道不知道，小说里，那个头发乱乱、眼睛深深的男主角总是被小鸟依人、楚楚可怜的女孩所迷惑。在诗里，总是“君为女萝草，妾似菟丝花”，菟丝花就是绕指柔。在电视上，个性坚强明快、有主见的女人最后都沦为没人要的老处女。剧终时，抽着烟斗的董事长爸爸会语重心长地说：“女人不能好强；男人，都是吃‘软’不吃硬的。”总而言之，柔弱，是女性取悦男性最有效的利器，也是女性幸福的保障。

男人又为什么偏爱楚楚可怜的女人呢？

答案很简单：为了满足男性的“自我”。

把你的脚缠小了，我才能健步如飞。将你的腰饿瘦了，我才能伸出粗壮的臂膀来让你作掌中轻。你的脑子愈是一团糨糊，我的智慧愈显得清澈如水。你的个性愈是优柔寡断，我的气概愈显得刚硬果决。你必须是柔情似蜜的美女，我才能做昂头阔步、英气逼人的大丈夫。如果你的脚大、腰粗、才思敏捷、个性明快，那我还唱什么戏？

好吧！男女慕情，各取所需，本来就是造物者安排的一场游戏，各扮各的角色，有何不可？男人为了膨胀自我，希望女人以弱者的姿态来取悦自己；女人为了安全保障，也就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塑造成弱者来取悦于他。于是男孩子雄赳赳，女孩子泪汪汪。这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皆大欢喜。

然而问题不这么简单。楚楚可怜的女性或迟或早都会发现她要付出“弱者”的代价：她或许绝顶聪明，但是“查某囡仔读册太多，嫁不出去”，所以她读书“适可而止”；笨头笨脑的弟弟年年补习，考联考，她却在纺织厂做工，积蓄嫁妆。她也许能力杰出，但她领的薪水硬是比李大头少一百块——“人家男人家要养家！”她或许好不容易找到了个理想的工作，但一跟贾胡图结婚，就被辞退，像粘过鼻涕的卫生纸。结婚后，她也许辛辛苦苦赚了一栋房子，不幸贾胡图爱上了个比她更楚楚可怜的人，办离婚时她发现：她赚来的房子归丈夫——和那个没良心的查某。连她怀胎十月、喂奶、换尿布，一瞑大一寸的小孩，也属于丈夫；一切的一切，都归雄赳赳、气昂昂的贾胡图。

哭，有什么好哭的？！从小到大你不是深信女孩应该比男孩子身体纤弱一点、头脑愚钝一点、学历低一点、知识少一点、个性软一点吗？你不是一直在唱“君是树来妾是藤”吗？你不是一向瞧不起那批自称独立的所谓“现代”女性吗？既然心甘情愿地做楚楚可怜的弱者在先，又怎么能抱怨弱者的待遇在后？这不是活该吗？

“泪眼汪汪”的女生恐怕不尽如龙教授所说，是大学幼稚教育的结果，“愚女政策”或许是更直接的因素。这个“愚女政策”在开始时也许是聪明男人的点子，女性却也甘之若饴。

在先进的20世纪，脚，是暂时不缠了，但是饭少吃两顿，使体质羸弱；太阳少晒一点，使肌肤养白；书少读几本，使目光如豆；脑筋不动，使个性温驯。会做的事假装不会，使他有优越感；不会做的更别去学，傻着眼，作手足无措状，激发他的英雄气概。万一非做不可，就做它个乱七八糟，再来个泪眼汪汪，让他心都碎了。除此之外，还可以哭一阵、闹一阵、跺跺脚，再上个吊，咱们是女孩子嘛！

这不是缠足，这是缠“脑”缠“心”！你若执意要做自我局限的弱者，那么不能求学的时候，被迫辞职的时候，财产被剥夺的时候，薪水不公平的时候，失去子女监护权的时候，你就不要哭着说：“你们男人都是这样！”缠脑的是你自己。

丑闻？

美丽女士：

常常读到你为女性说话的文章，所以写这封信，希望和你谈谈我的烦恼。我的教育水准不高，词句不通的地方请原谅，尤其今天心里很激动。

我今年四十五岁。丈夫阿坤在十年前车祸死去，留下我和两个小孩，守着丈夫的家具行，生活还过得去。十年前，连阿坤的爸妈都劝我改嫁，说这年头不一样了，不必死心眼守寡，可是我看孩子还小，实在不愿为他们找个后爸，所以一年又一年，也熬过来了。

然后阿珠到台北吃头路（在美容院，专门烫男人的头发），一个月才回家一次。阿雄去作兵，平常只能写写信。

我一个人看店，有时候也真寂寞。隔壁邻居跟我同岁的女人都是有丈夫的，也不可能过来陪我聊天，所以我常打毛线，有时候也看三毛和琼瑶的小说。

这一天，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来买书桌，看中那张最便宜、三百二的桌子，想讲价又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我想起在马祖的阿雄不知冷暖如何，就主动降了三十元给他。他叫何庆祥。以后他就常来店里，有时候来借台灯。有时候，带一些书来给我看，有些是翻译的，像《包法利夫人》和《野性的呼唤》，比较难懂，但一经阿祥解释，就清楚了很多，我也渐渐爱看起来。

每次阿祥来，我就留他吃饭。他每次都吃得很快、很多，好像在学校里没饭吃一样。一面吃，就一面说学校里的事，常常说大学女生很娇嫩，不成熟，跟她们谈不来。看他落落寡欢的样子，我也心疼，只好多炒几样菜，逼他谈我们都看过的书，逼他把脏的衣服带过来洗。后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电影，在黑黑的戏院里他牵着我的手，一直没有放。

这是去年发生的事，今年2月，我们决定要结婚。阿珠和阿雄当然很诧异：妈妈要跟一个二十岁的男生结婚，可是笑过之后也就算了，他们还好几次和阿祥三个人一起到城隍庙的夜市去喝啤酒。

阿祥的爸妈在台南开布店，年纪跟我差不多。阿祥说他们很保守，可能反应会很强烈，但他们一向都听他的，只要我们坚持，总是会风平浪静的。阿祥握着我的手，说：“阿芬姐，你一定要忍耐。”他那个稳定沉着的样子，像个五十岁的老头，比死去的阿坤还要笃定得多。我让他回台南，安心等他父母暴风雨似的到来。

他爸妈真的来把我臭骂一顿，说我“不要脸”、“勾引男孩子”，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尽了。美丽女士，我也不是那种温驯乖巧的女人，难听的话我也会说。对面那个后生曾经想赖我的账，还在店里毛手毛脚，被我用杀鸡的菜刀像疯婆子一样把他吓出去，到现在还不敢进我店门。可是对阿祥的父母，我当然不会回嘴；等他们气完了，发觉阿祥和我还是那样，大概也会回心转意吧？！

结果，真正伤到我心的居然是外人——报纸的记者。他们说我勾引年轻男子，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性。说我败坏风俗，说这是丑闻。还找了什么心理学教授之类的，来分析我的心理，说我正值“狼虎之年”，性欲正强，所以完全是以性来满足自己、诱引别人。

胡女士，我只有高中毕业，又一直住在乡下，也没有接触过什么新女性主义之类新潮的观念，所以对自己很缺乏信心。你能不能告诉我：记者这样报道我对不对？那位心理教授这样说我应不应该？我很迷惑。

四十几岁的男人娶二十岁的女人为妻子的例子很多，为什么四十几岁的女人嫁给二十岁的男人就是“丑闻”？我和阿祥相爱，到底“丑”在哪里？我不偷人家的丈夫，又不与人随便同居，而是要和阿祥光明正大地结婚，我“败坏”了什么风俗？说我“勾引”阿祥，阿祥是个年满二十岁、头脑清楚、个性成熟的大学生，是不是“勾引”，问他不就行了？那位受过教育多多的心理系教授，又没有见过我，问过我的话，他怎么能说我对“性”的要求怎么样又怎么样，好像我不是一个有名有姓有自尊心的人，好像他在讨论一个心理个案，可是他又没有研究过我“张淑芬”的个案，他怎么能在报纸上信口开河？现在隔壁的小孩子看到我，都吃吃地指着我笑说：“伊‘狼虎之年’！”要我今后怎么做人？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要记者、教授来处罚我？

不是不知道和阿祥结婚，以后的日子还困难多多，我们也都争论过。我六十岁的时候，他才三十五岁，我怎么保得住他？可是转念想想，难道年龄相称的夫妻就没有问题吗？阿坤撞车的时候，才只三十六岁；我也并没有在二十岁的时候，为了担心做寡妇而不嫁他呀？！未来哪里是可以用一个手指、一个手指计算安排的呢！守了十年的寡，孩子们都出头了，我还不能嫁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吗？更何况，将来有再大的困难，也都是阿祥和我张淑芬自己的私家事，这与报纸、心理学家、社会道德有什么关系呢？

报纸上那样报道，好像四十五岁的女人和二十岁的男人结婚是件很肮脏的事，我觉得很受伤；四十五岁又怎么样？如果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在一般人心目中是潇洒迷人、成熟智慧的，四十五岁的我也觉得心里充满了感情、充满了爱的力量。我错在哪里？

胡女士，我的知识不多，请你告诉我，这个心理教授有没有权利那样侮辱我？我受不受法律的保护？能不能控告他破坏我的名誉？

张淑芬敬上

[回应与挑战]

女儿，我要你比我更快乐

我是个女性麻醉技师，工作中每看到痛苦挣扎于生死边缘的产妇，最后终于挨了一刀产下小娃娃，心里总是万分感动、欣慰。然而疲惫昏睡的产妇总是一再地问我：“我生了什么？”“女的！啊！我真对不起我先生！”“孩子给他们看了吗？”“我先生高不高兴？”“我婆婆有没有说什么？”“唉！我又开了刀多花钱，真对不起！”

这种时候，我真想对她们呐喊：不要再说对不起！管他高不高兴！生男生女谁做得了主呢？花点钱算得了什么？看看你自己给折磨成什么样子？女人！女人！为什么你总是为别人而活？生命乃是天赐的，多爱你自己一些些吧！

前不久看了美丽女士写的《缠脑》和《丑闻？》，深感于我心有戚戚焉！女人到底已经知道自己作为“人”的权利，而奋斗而发出呐喊了。我们有爱人与被爱的权利，不能因为男性社会故意丑化年龄差距的婚姻就畏缩妥协。环顾四周，多的是四五十岁的男人娶二十年华少女，为什么四十五岁的女人不能嫁给二十岁的男人呢？

我们有求知的权利，好好充实你的头脑，发展你的能力，不把文凭当作嫁妆、点缀门面的工具；不把孩子生病、做家事当作偷懒怠慢的借口；以做花瓶为耻，脚踏实地工作的女性或可在男性社会中要求真正的平等。

我有一儿一女，从小我给予他们同样的教养，儿子爬树女儿也爬树，给女儿一个布娃娃也不忘给儿子一个，我鼓励他们爬得更高，教他们跑得更快，跌倒了同样含着泪水自己爬起来。我的女儿勇敢有主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她会的她举手表演，她不会的她举手发问。没有泪眼汪汪的手足失措的可怜女儿态，邻居朋友伯伯叔叔都说她能干、聪明，不过最后总是要说一句，她真像个男孩，没有女生味道。

是的，这是我在计划养育她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的结果，人生中总是有所得必有所失。在失与得之间加以抉择，择善固执而已。

透过女儿，我仿佛看到幼小的自己，小小心灵中充满了一股强烈的欲望，我想尽情奔跑，爬高欢笑，无拘无束随心之所欲，有如天上飞的小鸟、池中逍遥的游鱼。这不正是父兄生活的写照吗？然身为女儿身的我却一再被告诫着女孩子不作兴这样、不作兴那样，压抑再压抑，终养成腼腆含蓄的所谓女人味，儿时的幻梦无迹可寻，这是何等的代价啊？

全国的母亲们，快快把你们的缠脑布抛弃，让你们的女儿为自己而活，为自己是“人”的权利而活。所有男性社会中标榜的所谓女性化、女人味，所谓苗条，所谓婀娜多姿，所谓三从四德，所谓齐大非偶等等等等只有女人才被要求的种种，都要拿出来重新思考、重新判断、重新给予评价，这其中有多少陷阱？多少桎梏？它夺去了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快乐，绑住了我们奔跑的脚步、伸展的双手，而唯有我们女人自己解除这些缠脑布，否则世世代代的女儿还是要忍受它的束缚所带来的苦痛啊！

你是个好母亲吗

你是个好母亲吗？来，试试“美丽母亲心理测验”，看看你能够得几分。

如果你怀疑半岁大的娃娃有鬼怪附身，所以你把她从十楼的窗口丢出去，或者把她塞在箱子里闷死（在纽约发生的）。如果，你一生气起来全身发抖，会情不自禁地拿香烟去烫小孩的腿；或者，六岁的小叮当不听你话，偷吃了巧克力，你就用铁箝把他的牙齿全敲下来（在台湾发生的），那么，你这个母亲的得分是负值的，也就是说，比零还低。你读完这篇文章就赶快去看精神科医生。

如果你给孩子吃得饱、穿得暖、用得足，可是你工作太忙，从来就抽不出时间跟孩子们聊天、放风筝、看场电影，换句电脑用语，你专门供给硬件——房子、冰淇淋、零用钱，但是不给软件——耐心、微笑、爱，你这个母亲，大概只值二十分。

如果你不仅让孩子们吃饭、穿暖，还刻意地花时间和他们去交朋友。胖妞跌伤的时候，找你吹一下就眉开眼笑。小毛被人欺负了，跟你耳语两句，就心满意足。孩子们认为，除了毛茸茸的小黑以外，你是他们最忠实、最温柔的伙伴。这样，你这个母亲可以得四十分——才四十分？当然啦！因为你跟小毛他爹三天两头仇人似的吵架。别以为房门关得严，孩子又睡得沉。花瓶把梳妆镜打个粉碎，隔村的人都听得见。孩子在被窝里头哭的样子你就没看见。

如果你这个妈妈不但是孩子们最亲密的伙伴，也是爹爹最温柔的助手；不但懂得家庭营养，也知晓儿童心理；不但对孩子管教有方，而且对公婆和睦周到。家里内外更是窗明几净，是所有的小朋友都爱来的窝。这样的母亲，该得一百分了吧？！

不，在“美丽测验”的标准中，这样慈爱、细心、“完美”的母亲，只能拿六十分。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母亲，就像一只辛勤的母鸟在枝叶深处努力地筑巢、喂哺，但她丝毫不知道，这株她所栖息的大树正受万虫蚀蛀，随时有倒塌的危险，看看胖妞和小毛正在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从十二到十五岁，他们的发育都还没有完全，但我们为他们准备的教育制度将把他们的肩膀拉斜，因为书包很重；要使他们视力衰退，戴上眼镜（你现在觉得胖妞眼睛清亮动人吗？多看两眼，不久了）；要使他们眼布血丝、面目呆滞，因为睡眠不足；要把他们训练成高压下的竞争动物，因为他们发觉：一起捉青蛙的朋友其实是考场中的敌人。换句话说，对每一个胖妞和小毛，我们这个小岛上的成人世界都张着一张大网等他们闯进来，一进来就掐死他的童年与快乐。

这株“大树”里另外有只惊人的虫，正在把树上所有的叶子一寸一寸地吃掉，每吃掉一叶，就留下一圈焦黄的窟窿。这只虫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经济成长”。我们自己是胖妞和小毛的时候，街上有火红的凤凰花，河里有透明的细虾，海边有怪模怪样的沙蟹。我们现在所留给胖妞和小毛的，河里有垃圾和带汞的鱼，街上有“年年绿化”的脏牌子和秃死的树，海边有废弃的电池和金属，海里的珊瑚一片死亡。这，是胖妞和小毛的明天。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关起门来做个细心、温柔的母亲，你觉得够吗？想想看，你在家里教小孩“活”读书、重思想，学校为了联考，却强迫孩子死记生吞。你在家里给孩子准备最营养的早餐，商店供应你的，却是假的奶粉。你在家里教导孩子珍爱自然生命，出了门的孩子却根本看不见、感触不到自然生命。

关起门来做个“好”母亲，够吗？

解决问题要从根本治起。如果你真心爱你的子女，而且懂得如何去爱，你应该如切肤之痛地体认到：把小圈圈弄好是不够的，你必须发挥力量促成大环境的改造。先进国家的妇女早就诉诸行动了。日本的妈妈，发现巷口那家超级市场卖假冒的乳酪，她所加入的“主妇联”组织立即采取行动，抵制这家商店。美国的妈妈丧失了心爱的女儿——被酒醉的驾车人撞死，她马上组织所有关心的妈妈迫使警察作严格的取缔。德国的妈妈担心核子大战及生态的破坏——她希望德国代代子孙都能享受黑森林的呼吸，于是她开始阅读有关核害及污染的资料，甚至组织了一个政党，来实现她们的理想。

台湾的母亲，你又在做什么呢？为工作忙吗？为三餐操心吗？上插花班、有氧韵律体操课吗？打麻将吗？串门子吗？觉得空虚、寂寞、无聊吗？为孩子的未来忧虑吗？

如果只是在小圈圈里亲亲孩子的脸颊、吻吻他的手，我们究竟为孩子的明天做了什么？现代的母亲已经不是一个踮着三寸金莲、“父死从夫，夫死从子”的愚妇；你受过教育，有智慧、有能力、有思想，为什么不主动为孩子争取一个比较美好的未来？现行的教育制度有什么毛病、核电厂该不该建、环保局的预算够不够、卫生署的措施等等，并不是“男人”的问题；这些事切身地影响到胖妞和小毛的未来，就是母亲该关怀的问题，就是“女人”切身的问题。任何有胆识的母亲都应该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从厨房和梳妆台边走出来，大声地说话，勇敢地行动。

如果你真想给眼睛清亮的胖妞和小毛一个值得活、值得爱的明天，你就得做一个主动的、一百分的母亲，不能是一个被动的、小圈圈里的、六十分的妈妈。

一瞑大一寸

“速隆美！速隆美丰乳器使你一瞑大一寸，使你曲线玲珑，丰满诱人，赢得男人的爱慕、女人的嫉妒。速隆美是你人生幸福的泉源。”

好醒目的广告。还有照片，穿着比基尼的女郎像只肥企鹅似的把前胸奋力推出，一脸媚笑。厂商有资本做这么大的广告，想来去买“一瞑大一寸”的女人应还真不少？

另外还有一种声势浩大的广告也与女人的乳房相关：婴儿奶粉广告；报纸、电视、小儿科的走廊上，到处都是。

奶粉广告有两个要素，一是文字或语言，告诉你：

“胖嘟嘟奶粉完全依照母乳成分，由荷兰科学家精心调配而成，成分与母乳相同，营养均衡，容易消化……被证明是现代化、完善母乳化的婴儿奶粉……”另一个要素是图片：美丽优雅的母亲，美丽优雅的背景；最重要的，一个胖嘟嘟可爱的宝宝，而且是金发碧眼的洋宝宝！

这样的广告，到底在搞什么鬼？

图片中充满了暗示。美丽优雅的母亲用胖嘟嘟奶粉，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气质、有身份、有钱，你就用奶粉育婴。只有粗俗贫困的乡下妇人才用母奶，或者米麸之类的代用品。这个信息和“速隆美”丰乳器就扯上关系了：女人的乳房纯粹为了“美”而存在，是性的诱惑，不是用来哺乳的；优雅的妇女不屑于喂母奶！

厂商以洋宝宝做宣传当然也别有用心。在一般人观念中，西方人讲究营养，体格健壮。荧光幕上洋娃娃肥肥的手脚晃来晃去，就在暗示你：如果你也用胖嘟嘟奶粉，你的婴儿就会像洋宝宝一样健康可爱。

至于那段宣传文字，就更有权威性了，不但是“现代化、完善母乳化”，而且由荷兰——一个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家”调配而成，还有什么可怀疑？

不过，这些广告如果都是真的，为什么英国发展组织指控这些奶粉公司为“婴儿谋杀者”？瑞士的第三世界行动团还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雀巢公司谋杀婴儿吗？》。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也同声谴责奶粉公司的广告伎俩。因为这些广告完全歪曲了事实真相，为了谋利而牺牲了婴儿的健康。

西方的母亲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奶粉比得上母奶，也充分感觉到奶粉企业的声势浩大。所以在法国，有妇女组织了“哺乳联会”（La Leche League），在西方各国劝导妇女哺乳。欧美各国的妇女组织、工会、宗教及卫生团体，也都发起拒买奶粉的运动。跨国经营的奶粉大企业，骗不到西方妇女的钱，只好转移阵地，来骗骗咱们第三世界的母亲。

而我们第三世界的女人倒也天真无邪，西方人卖什么我们都要。二十年前，母亲喂奶的镜头到处可见。公车上、榕树下、骑楼边，只要娃娃饿了，母亲就把孩子拥入怀里，让他饱餐一顿。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婴儿可能以为所谓的“母亲的乳房”，就是一个硬硬的、透明的、要用开水煮过的塑胶容器呢。

奇怪的是，大部分的医院也和牛奶趋势息息相关。他们通常连问都不问，就径自给婴儿喂牛奶，更别提鼓励产妇哺乳了。产妇出院，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用什么牌子的奶粉？”好像奶粉是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就有的正统育婴食品；喂母奶倒成了“非正统”的异数。每当有人用惊讶的表情问胡美丽“为什么”喂母奶时，胡妈妈无奈之余只好回答：奇怪了，所有“哺乳类”中，狗喂狗奶，猪喂猪奶，人为什么不喂人奶？

你可别觉得这乳房问题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话题，不应该在报上嚷嚷。它的重要，首先关系到妇女自尊的观念问题。以前的女人缠足，把脚的骨骼扭曲折裂，绑成半个臭粽子，是弃置脚的正常功能——不让它走跳踢跑，却把它作为取悦男人的香饵。现代的中国女人不缠足，进步了，解放了，可是如果她们去丰乳有了孩子之后却不哺乳，那就是弃置乳房的正常功能——不让它哺育婴儿，却把它当作取悦男人的玩物。这和缠足没有两样，后果却比缠足更严重：缠足还只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丰乳而不哺乳，除了可能在自己身体中制造不好玩的硬块之外，还伤害了自己的婴儿；他被剥夺了吃母乳长大的机会；而母奶是一个婴儿无可取代的最营养的食物。

缠足与丰乳，一个缩小，一个放大，含义却是一样的：女人把自己当作男人“性”的宠物。

台湾的母亲不再哺乳，问题更严重。西方国家禁用的药，到台湾来卖。先进国家不准成立的工厂，到台湾来开。西方的母亲不用奶粉，到台湾来卖给中国的母亲。有毒的药吃进中国人的身体；工厂的污染糟蹋中国人的土地；不如母奶的奶粉喂食中国人的下一代。

以前侵略中国土地的是带着枪弹的强国的军队，现在入侵台湾的是带着文明包装的先进国商品。

有形的军事入侵，我们至少还有武力反抗；文明商品的侵略，我们却睁一眼闭一眼欢迎，不问后果。西方的大企业也知道第三世界好骗，料定他们科技资讯不足，不知道一个新发明可能隐藏的祸害；也因为他们的政府往往需要“饮鸩止渴”，引进有毒的工业换取外汇，更因为第三世界的民众缺乏自信与警觉，对西方的文明不加选择，不经思考地模仿、吸收。

台湾的母亲不喂奶，损失的母奶量等于三万二千头乳牛的产量，更别提多少辛苦赚来的金钱拿去买外国的奶粉。更别提我们整个民族幼苗靠奶粉长大换来次等的健康。

药品的毒害与工业的污染让那些大男人去操心吧（反正咱们政府的高级主管，不论在“卫生署”或“环保局”，大多是男人）。我们这些会怀孕生孩子买尿片的小女人可不能毫无责任。没有任何奶粉比得上母奶的营养，没有任何奶瓶能给予母亲和婴儿那种肌肤相亲的满足感；母亲柔软的乳房更不是冷硬的塑胶瓶可以取代的。先进国的奶粉企业或许要你做一个美丽优雅的母亲，拿着一个美丽优雅的奶瓶，喂你美丽优雅的婴儿；有觉醒的你却应该排除万难，努力做一个真实的“哺乳动物”。

但愿那“一瞑大一寸”的，不是我们的乳房，而是我们甜甜蜜蜜带着乳香的婴儿。

遮羞费

哎呀！胡小姐。怎么这么久没来？坐这边坐这边。你看，头发都分叉了，早就该修了。不要动；有没有带润丝精来？

今天只有我一个人，秀花请假——你没有看昨天的报纸？太忙？你们做老师的还会太忙！又有寒假，又有暑假，又有周末，哪里像我们，从早上八点站到半夜，有些太太就是喜欢三更半夜来做头发，你就不知道！而且越晚来的越爱讲话聊天，把我累得半死。早知道，小时候就多读一点书，不过，我一看书就爱困……

秀花闹新闻了，所以今天我一个人做。你应该去找昨天的报纸，哇，好大的标题，第几版我不知道，说什么“医生甜言蜜语，发姐被骗失身”，还说什么“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以作为少女榜样，不对，不是“榜样”。那两个字我不会念啦！什么？英剑？作为少女英剑？大概是吧！你把头偏过来一点，啧啧，尾巴都焦掉了！

秀花跟她阿爹和那个医生今天到派出所去谈判遮羞费，好像秀花要三万块，那个坏查玻只肯给五千，他一直说是秀花自己爱跟他磨灰，害秀花她老爸一直追打秀花，还一面大叫：“打死你这个没见笑的查某婴哪……”

实在很趣味。阿那个医生你也见过，就在这里嘛！一个油油的大包头，老是要秀花给他按摩肩膀，说秀花长得像崔苔菁，对啦对啦，就是那个裤子穿得很紧的。他不是阿花的男朋友啦！不过，因为他是医生，秀花对他特别另眼相看。每次都给他抹最好的油，而且抹得特别多，一面抹还一面笑，还对着他耳朵说悄悄话。有一次被头家娘睹到，把她骂一顿。我早就知道一定会出事情。这个二十岁的阿花哦，你别看她眼睛大大，古锥古锥的样子，才不简单哩！

她常常跟对面机车店的修理师傅到美美冰果店去看那种电影——你听懂吗？对啦，“那种”电影啦！真恶心！阿她回来就讲给我听，一点都不漏，我都不爱听。我们困在楼上小房间，三个榻榻米大。很多蚊子，没有蚊帐都不能困，挂了蚊帐又热得流汗。你看，我的脚像红豆冰一样，都是蚊子咬的。秀花就很奇怪，她的皮肤特别光滑，实在让我嫉妒——啊，刚刚说到哪里？

对啦！秀花很爱讲“那种”事啦！阿我都不好意思听。很恶心！后来她就没有回来困，一打烊就溜了。我起先还以为她跟机车师傅去看电影，原来——哈！阿肥肥的医生娘突然跑到我们店里来找秀花，找不到就破口大骂。有钱人就是有钱人，哇，她满嘴都是金灿灿的假牙！也难怪，她头家是牙医嘛！胡小姐，你的牙齿好不好？

秀花跑到派出所去告油头医生，说他骗她。说他发誓要跟太太离婚，再娶秀花。现在东窗事发，医生娘要全家搬到罗东去，躲开这个狐狸精。秀花气得要死，说不甘心，白白给他困。查玻郎实在太没良心，专门欺骗女人的感情，还有身体。我读过一本小说，名字就叫《负心的人》——这样愈讲愈远；胡小姐，你读书比较多，你觉得怎么样？

嗄？男女相悦两厢情愿，不应该要遮羞费？可是，可是秀花是查某呀，查玻郎不骗她，她怎么会“失身”？当然是骗的嘛！

女人也可以享受性爱，不见得是被“骗”——胡小姐，免讲了，不好意思啦！那个字我都不敢说，你真开放。可是秀花是被骗的啦，因为她是女的。

秀花是个成熟的女人，要为自己所下的决定与行为负责——我听没懂。秀花成熟不成熟，我嗯宰样。她失去少女的贞操该怎么办？啊，你这样讲不对啦！你说男人也可以有贞操；跟女的一样？哦，所以男的也可以跟女的要“遮羞费”？因为男女平等？男的喜欢“那个”，女的也喜欢“那个”，所以没有谁骗谁？

你这种说法惊死人，我从来没听过。只有查某要遮羞费，哪里有查玻要遮羞费的，颠倒笑死人。

再讲一遍，讲慢一点，我听没懂——女人如果要遮羞费，就等于把自己当作展示台上的“贞操玩偶”，被男人扭坏了，就要他赔偿，而不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懂得享受性爱、有能力作决定、有勇气负担后果的个人——我听不懂。不过，没要紧，现在报纸都说油头医生是“大骗子”、“采花贼”，对秀花很有利。大家都同情她。昨天派出所的“巡佐”还来看她，要她以后注意，不要被男人骗了。

阿我绝对不让查玻碰我一点点。一定要先公证结婚，有凭有证，才跟他一手交证，一手交“货”。像秀花多凄惨，大家都知道她“失身”了，还有谁要娶她？不过，三万块的遮羞费拿到，她可以另外找头路，也不错！我要做多久才能赚三万？

要不要喷胶水？

[回应与挑战]

台语不是粗鄙的语言

胡小姐玉鉴：

您好！

读您刊登于《中国时报》副刊的大作《遮羞费》之后，有一点小小的意见，想与您沟通。

大作的主旨，鄙人没有什么意见。大作为求生动，用许多台语来描写。不了解台语的人，往往以为台语是有语无文或是鄙陋的方言，事实是这样吗？大作里的“查某”应为“诸母”，“查玻”应为“诸父”，“嗯宰样”应为“不知也”，对台语不了解，随便写个音近似的字来填充，势必对台语造成极大的伤害。又《遮羞费》的情节，可发生于任何一地方，您用台语来描述，不无侮辱台人之嫌。顺颂

玉安

女教授的耳环

美驻奥地利大使是个妩媚而年轻的女性，在任何外交宴会场合，都是引人注目欣赏的焦点，连南茜·里根在场都遮不住她的风头。

好吧！最近在维也纳发生了两件事，使得这位美丽大使不得不辞职。首先，她离婚了。奥国人一笑置之，美国人却觉得脸上挂不住：堂堂上国大使，怎么可以离婚？尤其转身又嫁了别人。第二个原因，则是她让南茜逮到了机会。你看过南茜一向的打扮吧？衣领高高的，务必把脖子都遮起来。这位年轻的驻奥大使偏偏喜欢穿低胸的晚礼服，南茜说她有失身份，跟丈夫耳语那么一句，美丽大使就丢官了。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对呀！堂堂大使怎么可以离婚再嫁？对呀！堂堂大使怎么可以穿低胸的衣服？你如果是个不开窍的老男人，说不定你正在想：看吧！不听老人言！这么重要的外交任务怎么可以交给女人去做——尤其是年轻美丽的女人呢？

我知道你会这么想，因为台湾这么想的人真是太多了。最近胡美丽一位同事——一个脸上没疤没疮的年轻女教授——上了电视，对记者谈电脑中文化的问题。好啦！观众的反应传了过来：当教授的怎么可以戴那么花哨的耳环？当教授的怎么可以画眼圈还涂了胭脂？当教授的怎么可以流露出“女人”的样子来？

再给你一个例子。几年前有几位先生女士在讨论中小学课本应该收入什么样的文章。“之乎也者”的都收完了之后，有人建议也采用一位现代女作家的小品。当场就有男士发出反对的声音：作者是个女的；哪一天她发生了什么桃色事件，我们对纯洁的学子怎么交代？

怎么，这些论调你都觉得合情合理吧？胡美丽只有一句话：狗屎！

从头说起。当大使的人为什么没有离婚的权利？大使也是有感情有伤痛的“人”，是人就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她如果不幸有一个痛苦的婚姻，难道就因为她凑巧有一个道貌岸然的工作，她就必须强颜欢笑痛苦下去？只要她工作胜任，不受私人生活影响，她离婚不离婚与她的大使身份是两码子事。美国人大惊小怪正表现出清教徒虚伪的道德观。

至于南茜看不惯女大使穿低胸礼服，我看恐怕是瘦巴巴的南茜嫉妒所致（你看吧！我喜欢民主社会，因为对总统夫人说这样的话也不会被当作政治犯）。女大使同时是个女人。她若觉得低胸的礼服最能表现出她的个性与魅力，凭什么不准穿？年轻的女教授觉得一对耳环、一点脂粉，能衬托出她的容貌与气质，谁可以剥夺她“美丽的权利”？

而居然有人说，女人不能担正经事，因为她有闹桃色新闻的潜能！胡美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闹过桃色新闻，但就我粗浅的了解，闹桃色新闻好像非有两个人才闹得起来，不是吗？而且在“正常”情况下，有个女的，对方就必须是个“男”的，不是吗？那么，在考虑一个男的人选来任“大事”的时候，岂不也该先问：他是不是有闹桃色新闻的可能？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凶杀案也大多是男性干的，那么我们在聘选大学校长的时候，譬如说，面对一个男候选人，就应该先考虑：第一。他会不会跟女人“乱来”？第二，他有没有闹凶杀案的可能？第三……？这样推理，还不如将“大事”交给女人担负要简单多了。

让我们把女教授、女主委、女市长、女主任、女经理等等等都暂时归为一类，称“女强人”好了（我不能用“女部长”或“女大学校长”来举例，因为台湾没有，恐怕要等到下一个世纪才会有）。你去读读坊间女性的杂志或书籍，每一本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做个“女强人”和男人竞争不容易。所以你在办公的场合一定要服装朴素简单，发型保守规矩，举止庄重大方，言谈严肃正经。换句话说，任何一点能泄露你是个“女人”的蛛丝马迹都要隐藏起来。你也许喜欢柔软绣花的布料，你也许是个眼神妩媚的女人，你也许爱用迪奥的茉莉香水，你也许有一头冲浪似的乌发——全部藏起来。在公事场合，你要让男人忘记你是个女人，你要让他觉得你根本就和他一样，是个男人；这样，你才可能做个与男人平等的“女强人”！

就是有这种风行的论调，才会使一般人对个女教授戴耳环、搽脂粉，都皱起眉头，觉得有失身份。

可是，这种男女平等是真平等吗？为了与男性竞争，而要女性“中性化”或男性化，磨掉属于女性的特质，就好像为了与西方人竞争，而要中国人“洋化”，磨掉属于中国人的特质一样。中国人要与西方人争平等，就不可以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金发隆鼻的西方人必须学会欣赏黄皮肤塌鼻子的中国人。同样的，真正的男女平等，不在于女人模仿男人，而在于让男人学会尊重女性的特质。

举个例子。面对一个刻板而精明的“女强人”，男人觉得“她跟我一样”而尊重她，这是假平等，因为他的价值观还是以男性的价值观为基础。反过来，面对一个精明能干却又充满女性魅力的对手，男人觉得“她实在跟我不一样”而仍旧尊重她的能力，这才是真平等，因为他了解女人有权利与男人“不一样”而依旧可以公平竞争。而女人自己如果以为“平等”就是跟男人一样，跟男人一样才是“女强人”，那可真是糟蹋自己了，太不争气。

我瞧不起外貌娇媚诱人而脑子里一团糨糊的小女生，但是我也不喜欢聪明干练而外表举止故作男人状的“女强人”。胡美丽虽然容貌丑陋而且脑子里也有不少糨糊，却深深觉得，真正的现代女性应该是一个有思想、有能力，却又不怕有女性魅力的人。给那些女大使、女教授、女强人戴耳环、施脂粉、穿低胸礼服的权利吧！

[回应与挑战]

男大使的开裆裤

拜读胡美丽先生的大作《女教授的耳环》一文，让我大笑不已！胡先生自称自己容貌丑陋而且脑子里也有不少糨糊，这点我倒是真的同意，理由如下：中国有句俗话：丑人“多”作怪！看官，我说的是“多”喔！当然还是有“少”部分丑人是很洁身自爱的啦（否则我岂不成了丑人众矢之的）！而胡先生是不是真的丑呢？可惜未曾谋面，故不便骤然决定。但看其文章如此泼辣，倒也叫人不敢领教。至于说其脑子里有不少糨糊，这倒也是事实！容我慢慢道来。

胡先生说美国驻奥地利女大使，因离婚且很快转身又嫁了别人，令美国人脸上无光，而这位女大使偏又喜欢穿低胸的晚礼服穿梭外交宴会场合中，因此引起美国第一夫人南茜的嫉妒而丢了大使职务，胡先生为此大表不平。我倒庆幸，思想新潮如美国也有和台湾情况相同的地方，可见“道德”在地球上任何角落都是一样的。

胡先生为此“合情合理”的事，气急败坏地丢下一句“狗屎”，我看了更是哈哈大笑，因为我很同情胡先生。有句话说：“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使其疯狂！”我看胡先生是被逼急了才如此疯狂，才会丢下这么一句话：狗屎。看官不觉得应该同情吗？

也许胡先生又要疯狂地大嚷表示不服气，那么让我告诉你吧！假设英国驻美大使是个男的，而他也有很正当的理由跟他太太离婚（例如她太胖又矮带不出场），随后又再娶，而这位大使先生偏偏又有在公开场合穿着开裆裤的习惯。你说撒切尔先生该不该在铁娘子的面前耳语一番，然后让这位“绅士”大使丢官呢！如果这件事假定是事实，那么我相信，普天下的男人不会责怪撒切尔先生是在嫉妒那位大使的阳具！（对不起！我相信胡先生不会介意这些粗鲁的活吧？！）

我们再谈女教授的耳环吧！是谁说女教授不可以流露出“女人”的样子的？假如世界没有女人，我倒宁愿自杀呢！我一向很赞成女士戴耳环及化妆，但一定要配合自己的外形及内在的身份。只要搭配调和，看起来就是美，否则就不美，且令人作呕！

我不知道胡先生对“女人的样子”如何下定义？而且“女人”也有很多种，烟花女是女人，淑女贵妇也是女人，巾帼英雄是女人，贤妻良母也是女人。胡先生并没有明确地表示那位女教授应该当哪种“女人”，不过我倒认为，如果把那位女教授装扮成“烟花女”，着实是不调和了点，不知胡先生认为如何？这样吧！再举个例子：如果一位男教授留着嬉皮式的披头，嘴里嚼着槟榔，满口“干你娘”，我保证这位教授明日一定上报！因为这样的“男人”确实也不符合他的身份。说了这些，我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明了“男女都一样”这一道理没有？希望胡先生脑子里的糨糊不会太多才好！

至于将现代女作家的小品收入中小学课本，而有男士发出反对声音，且那位男士反对理由是：“哪一天她发生了什么桃色事件，我们对纯洁的学子怎么交代？”我不知道是哪位狗屁男士讲的话，太丢男士的脸了！这位男士如此的论调确实不“合情合理”！胡先生！这件事你确实有资格向“这位男士”（不是全体男士）丢下一句：狗屎！

我还算是一位很开通的男人吧！

不过后面几个论点我就不赞同了！你很委屈地说：“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做个‘女强人’和男人竞争不容易，所以你在办公的场合一定要服装朴素简单，发型保守规矩，举止庄重大方、言谈严肃正经！换句话说，任何一点能泄露你是个‘女人’的蛛丝马迹都要隐藏起来。”在此，我也要很“委屈”地向你说：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做个“男强人”（对不起！男人不会用这种自夸的字眼，这只是便于让你明了而已）也不容易。在办公的场合也要遵守以上的规矩，男人粗鲁的特性也必须隐藏起来，否则就不像个男教授、男主委、男市长及男主任、男经理了。你看过上列这些“男强人”在公事场合打着赤膊、穿着内裤靠在背椅上，吹电扇、喝茶、看报吗？你又看过这些“男强人”发挥“男人”特质，见了人就打，嘴里说着三字经吗？在公事场合，“女强人”确实必须让男人忘记她是个“女人”，但不必要让男人觉得“她”是个“男人”！同理，我相信“男强人”在公事场合也不会去分“男人”、“女人”，因为他只对“公事”而不对“私人”。这点倒是女士们应该学习的。

再谈“男女平等”这问题吧！胡先生认为真正的男女平等，不在于女人模仿男人，而在于让男人学会尊重女性的特质，并以中西方国情的不同，“中国人要与西方人争平等，就不可以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来支持自己这项说法。这点我倒是同意的！记得每当电视有“女权运动”、“男女平等”的画面出现时！父亲总会捉弄妹妹说：“你再说！你再说我就把你抓去当兵！”弄得全家哈哈大笑！我们看到现行征兵制有“役男”而没有“役女”，不正是男人尊重女性特质的最好说明吗？

再说，并非每一位女人的“女性特质”都是一致的，例如：有的适合当总理、首相、市长、民政课长、馆长、董事长，但有的就不适合。由于前者的特质适合这些职务，所以世界潮流及社会观念便给予认同，众人也并没有因为她们是“女人”而排斥她们！再说！饭店大厨师、理发店的师傅，哪个不是男人的“天下”，而最近某医学院招收男性护士生，请问如此一来，男人是不是也要因此而大吵大闹地说：“这些工作不适合‘男性的特质’”呢？不会！因为男人了解，每个男人的特质也不尽完全相同！

我们“宪法规定”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故只要你能称职，相信没有人会投以异样眼光的！当然仍有少数不肖的男士不能洁身自爱，但我希望那些女权运动者在批判事情时，不要把“所有男人”都否决掉，最好将元凶揪出来痛斥一番，才是明智之举，才是讲到问题的重心。因为任何一个团体都有不肖之徒，女人中也有不肖者，即令政府官员也有不肖者，你说不是吗？

我很高兴胡先生能很清楚地了解，男女之间会因生理或环境等主客观因素的不同，而显示出不同的特质，这点我深为胡先生庆幸！毕竟胡先生脑袋没有“短路”。

胡先生又说：“我瞧不起外貌娇媚诱人而脑子里一团糨糊的小女生。”说实在的！每个人都有“瞧不起……”的权利，不过！我觉得这世界除了白痴或疯子外，我实在找不到有什么方法可区分聪明与愚笨。你不觉得真正愚笨的人，就是那些自认聪明的人吗！外表“娇媚诱人”也有错？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真不可思议！知道吗？聪明如我，也曾为一位“娇媚诱人”的小女生神魂颠倒了十六年，而至今仍受其影响呢！不过这是家务事，不便多谈。

最后我想对美国人因美驻奥地利女大使的行为表现大惊小怪，而胡先生认为是“表现出清教徒虚伪的道德观”作一批判。我个人认为如果你把“道德”看成是一种形式，我绝不会反对；倘若你把这一“形式”看成是“虚伪”，那我就不能苟同。“道德”确实是一种形式，且是人类透过这种形式将它作为依循的准绳，然后显现出一种秩序的现象。如果以此观之，那么“道德”实在没有“虚伪不虚伪”的问题存在。

祭祀祖先这一行为够“虚伪”了吧！人都死了，而且你也不知他长得什么模样，干吗要祭祀他，而且平时不怀念他，到了七月节、春节才想到要祭祀他。真虚伪！而且还套个伦理道德、慎终追远的名目。的确，这些人真虚伪！但我要说：那些连七月节、春节都不祭祀祖先的人更不可原谅，因为这些人连该怀念、该尊敬祖先的日子都不愿透过“形式”去怀念、去尊敬，那么又怎能奢求这些人平时也会去怀念祖先、尊敬祖先呢！这种“心中无根”的人能够原谅吗！

走笔至此！容我模仿胡先生文中一段话：“给那些女大使、女教授、女强人戴（花哨）耳环、（画眼圈）施脂粉、穿低胸礼服的权利吧！”我要说：“给那些男大使、男教授、男强人穿开裆裤、留披头、嚼槟榔的权利吧！”（虽然这些男士不至于如此无知）。

那个有什么不好？

——给贾正经老师

社会版的新闻有时候很荒唐，譬如下面这一则，美丽就觉得记者很有“捏造”的嫌疑：

郭××，于某日至北市长庚医院看病时，得识一张姓女子，在与张女闲谈时得知目前就读于某专科学校二年级的李姓少女，及李女男友的名字。

本月12日晚，郭××自称为陈文骅，系“救国团”之社工员，打电话给李女称：已掌握李女交男友及校外活动之资料，将报知该校，以此要挟李女外出与他见面。

李女与郭嫌见面后，郭嫌即指称李女脸色不好，有性病需要医治，李女信以为真，乃向两位同学借得三千五百元交给郭某带她看病，然而郭某并未带她至医院，反而先带她到“毛毛咖啡厅”，拿了一份悔过书，要李女照抄后，再将李女带至“宝巧”宾馆内以替李女检查性病为由，吸取李女下体之分泌物。

警方昨日曾至郭嫌家中搜索，查出多件大专女学生之证件，及通讯名册，怀疑皆系被害人。

你相不相信台湾还有这种大专女生？哈，你说相信！好吧！想想胡美丽自己长到二十几岁还不知道男人跟女人怎么样一起生孩子（有一天，她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图书馆里，偶然翻到一本《中国历代春画》，大惊失色，“唉呀，原来中国的古人也会那个，不是西风东渐哪！”她才顿然了悟中国人口怎么会这么多）。咱们就暂且假定记者报道的是真的，来推敲推敲。

首先，郭××这个采花盗为什么会动念伪装“救国团”的人呢？他也可以说他是麻豆或任何地方消防队的队员呀！问题是，他若自称消防队员，这个大专女生很可能说：“去你的大头鬼！”可是一听是“救国团”，李女就接受要挟。美丽奇怪的是：为什么郭××算计好它有“胁迫”学生的功效，而为什么又能轻易奏效呢？难道李女以为“救国团”是监督学生行为的“秘密警察”？

更奇怪的，李××之所以接受威胁，是因为郭××说要把她交男朋友的事实及校外活动情况，报告她的学校。她怕了，所以出来和郭××见面。

这究竟是所什么学校，把学生吓得这个样子？在胡美丽来看，一个学生把书读好了，尽可以对学校说：“交男朋友关你屁事？我在校外做什么关你屁事？”只要她不偷不抢不杀人灭迹。偷了抢了杀人灭迹了都还有司法机关来管，关学校屁事？学校应该教她的是如何培养出独立自主、发乎内在的道德精神，不是把她当做一个需要监视防范的罪犯。苦啊，这个女学生显然觉得：与其让学校知道了她的个人生活，不如屈服于一个陌生人的要挟；前者似乎比后者还要可怕。

啧啧，这样的“教育”机构美丽也怕。

啧啧，惊人的事情还在后头呢！这个大专女生，听郭××说她有性病，就认为自己有性病。小时候，美丽的妈妈常常骂她：“叫你去死，你就去死吗？”李××就让郭××带到“毛毛咖啡屋”，到宾馆，再来，就别提了。色情的部分让记者去写，胡美丽关心的是这个笨得教人头痛的女生。

她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受骗？嘿，别搞错了，并不是凡是女的跟男的去那个，就是女的“受骗”。人家若是心甘情愿地，快快乐乐地去那个，那是人家自己的事，谁也管不着，谁也不骗谁。可是，如果有一方是在本身“无知”的情况下受到玩弄，那就是骗。郭××的骗词荒谬到极点，却能得逞，表示女学生的无知也严重到极点——她对生理常识一无所知，她不敢自己上医院检查治疗，她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与权益也毫无认识，对“救国团”、学校、一个陌生的坏人，不具一丝抵抗能力。这样的查某是怎么教出来的？

应该倒过来回答：就是因为没有教，才教出这样的女生。美丽自己上初中时，生理卫生老师碰到讲男女身体结构的那一章，面红耳赤作娇羞状地说：“自己回去看！”过了二十年，美丽问妙龄的侄女：“你们老师教不教？如何教？”侄女说：“啊，我们老师面红耳赤作娇羞状说：‘自己回去看！’”侄女轻蔑地说：“有什么好看！人家男生都去看录影带了。”

学校不教，那当然只好去看录影带。老天哪，你到底有没有看过录影带？日本制的带子里特别多强暴的镜头，闯进门来的强盗一把抓起良家妇女的头发，噼啪几个耳光；越是粗暴凶狠，良家妇女就越神魂颠倒。美国的影片特别多道具，手铐足镣，美丽瞠目结舌，看都看不懂，只知道有人被皮鞭抽得皮绽血流，还有一个女人把一片精赤的剃刀放在……

从这种录影带来获取性知识，真教人不寒而栗。学校里道貌岸然的教育家、面红耳赤作娇羞状的老师，有没有想过“学校不教、自己去看”的可怖后果？美丽实在搞不懂“性”这回事为什么在中国人的社会里竟是那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哪一个人不是“性”的证据呢？你看着贾正经站在那儿，就知道有一个晚上，有一个男人、有一个女人，做了那么一件事，不然贾正经打哪儿来的？怎么命名为“正经”之后，就假装没“那回事”呢？到底“性”有什么不能说的？

父母不教、学校不教，所以男生就去看录影带，结果就产生郭××这种变态的男人。父母不教、学校不教，女生又不敢看录影带，结果就产生李××这种无知的女孩。哈，郭××碰到李××，只是迟早的事。说来像笑话，但是李××身心的伤害可想而知。办教育的、编教科书的、教生理的“贾正经”老师，真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吗？啧啧，美丽觉得这姓贾的该有人给他狠狠当头一棒呢！

贾老师不仅应该讲解生理知识——妹妹和弟弟有什么不同，除了头发长短之外，还应该不避讳地、自然地解释性的知识——妹妹和弟弟长大了之后，可以做什么，换句话说，贾正经是怎么出世的。且慢，还没完呢，性知识也不能少了，“补遗篇”：未婚的妹妹肚子大了怎么处理？还有，怎么样才能避免肚子大？嗨，你以为美丽在鼓励青年男女“乱来”是吗？不是的，但你想想，如果不管教不教避孕常识，妹妹还是会去那个的话，“懂”比“不懂”好，不是吗？

生理常识、性知识之外，贾老师也应该传导健康的性观念（只是不知道贾老师自己的观念是否健康）。一味地“禁”，没用啦！上帝不也跟亚当夏娃说过“禁”，你看后果如何。越禁越刺激，越想偷偷去做，这一“偷偷”，就好像见不到阳光、大石头压着的一片阴湿土壤，什么臭虫都会长出来。性病啦、怀孕啦、堕胎啦，在无知中造成，心里怕怕又不敢就医，糊里糊涂秘密解决，唉呀，把命都解决掉了。

贾老师如果认为青年少女不可以“乱来”，就应该让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让弟弟跟妹妹在“知”的情况下，自己去做决定。他愿意“冰清玉洁”也好，省掉一些麻烦；他不愿意“冰清玉洁”，好嘛，至少贾正经老师教过他，他懂得如何保持身体的健康，保持心理的健康；他知道他在搞什么玩意儿，也知道如何收拾这玩意儿。

你如果跳脚说：“怎么可以让年轻人知道这么多？那他们都去那个了。”我说你头脑不清楚。都去“那个”了又怎么样？他们不是迟早都要“那个”吗？让他们一知半解地、偷偷摸摸地、糊里糊涂地去那个，才是最不可容忍的事。我是说，你如果真有爱心的话。

胡美丽最讨厌的就是我们社会最爱大量制造的“纯洁”少女、“纯洁”女大学生。“纯洁”是什么意思？看看电视连续剧就知道，睁着一对美丽的大眼睛，掉几滴纯情的眼泪，对性，必须绝对一无所知（当然，知道性，就肮脏了，不纯洁了）。她以为今天接个吻明天就会生个孩子。她越无知，表示她越纯洁；越纯洁，我们的社会就越喜欢，等到有一天“纯洁”少女挺着大肚子回家来，说：“奇怪呀，我们其实并没有接吻哩！”贾正经老爸爸才呼天抢地。

尤其是大学女生，应该鄙视社会所制造的“纯洁玉女”形象。大学教育，在培养一个能做复杂思考的人，一个生活常识丰富的人，一个有成熟的道德观、能独立做判断的人，一个完全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这跟我见犹怜、越笨越美的“纯洁玉女”简直是背道而驰。可是有许多大学女生似乎觉得那些大学的期许都是针对国家未来栋材——男生——而言，女生还是应该“纯洁”可爱的，这样男生比较喜欢。

贾正经老师、贾正经先生、贾正经太太，仍旧同心协心地在教育我们的女儿，把她教成一个什么“那个”都不知道的“纯洁”少女。啧啧，等着看吧，郭××和李××的社会新闻还多着呢！

不像个女人

有个气宇轩昂的男人每次见到我都会说：“胡美丽，我不喜欢你。”

“为什么？”

“你不像个女人！”

什么叫做“像个女人”呢？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看过电视连续剧或是爱情小说的人都会知道女人必备的几个特质：首先，她必须是被动的。她若看上了张家的大牛，她可以哪天不经心地在他面前掉下一条香喷喷的手帕，引诱大牛来追求，但是绝对不可以主动。

“像个女人”的第二个要件是害羞。她想张嘴大笑的时候，不可以忘记用手把口遮住，要吃吃地笑。男人说了俏皮话时，她要低下头来，脸上一朵红云，似笑非笑。

第三个要件，“女人”必须多愁善感、优柔寡断。譬如看《花蕊恋春风》这一类的电影时，在黑暗中，可爱的女人就该掏条手绢抽抽搭搭泣不成声。但是在决定要看哪一部片子之前，她就得翻来覆去的，不晓得那个下午该怎么打发，决定改了又改。

但是，“像个女人”最重要的条件还在于她比男性要来得“柔弱”。身体上，一定要小一号。太太不能比丈夫高，连平头都会使她失去女人味。在个性上，要比丈夫温柔一点——“男人嘛！总是得让他一点！”在学历上，女人应该比男人稍低点，高中毕业的可以嫁大学生，大学毕业的可以找个硕士，有硕士学位的可以嫁个博士；至于女博士嘛，天啊，就没人要了。她或许有一点小聪明，但她适合管理琐碎的事：为孩子换换尿布或是为总经理换杯咖啡等等，不需要太强的解析力与逻辑头脑。

这个雄赳赳、气昂昂的朋友不喜欢胡美丽是不难理解的。胡小姐不被动。她看上张家大牛的时候，没有抛下手帕，倒是挂了通电话到张家去问张大牛愿不愿意陪她去看场电影；第一个张大牛被吓跑了，第二个张大牛娶了她。美丽也不怎么会害羞的艺术。她有一口烂牙齿，很不美观，但她笑起来还是张牙舞爪的，前仰后合。偶尔有人用深沉迷人的声音对她说“你真美丽”的时候，她也不低下头来让长发遮住半边脸，只是直直地望着人家说：“是化妆品。”

很糟糕的，美丽也不怎么善感，而且明快利落得令人害怕。银幕上，被男主角打了一个耳光的女主角正哀恸欲绝地哭泣，她坐在黑暗中对大牛说：“用右手打的耳光，怎么她在抚右颊？错边了。”在厨房砧板上切鸭子的时候，她手里一把菜刀，一起一落之间，鸭子的头、颈、翅膀就段落分明，一点不含糊；人生的决定就像剁鸭子一样。

最教人难以接受的，恐怕还是胡美丽所缺少的女性的柔弱。首先，她健康极了，大热天去游泳爬山，又从不用遮阳伞，皮肤晒得又黑又结实。她跟大牛平高，却又不忌讳穿高跟鞋。在温柔的程度上，她也并不比大牛好：她为大牛洗衣服的时候，大牛就得在厨房里洗碗。至于学历嘛，更糟了，大牛是个博士，美丽也是个博士。左看右看，美丽怎么看也并不比大牛“柔弱”。

胡美丽这种“不像女人”的女人很反常是吧？！告诉你，生物界里不男不女的还不只她呢！

你若看见一只比较瘦小、安静，比较“乖”的鸟耐心地守着巢里的蛋，一只比较壮硕、凶悍的鸟在巢外觅食，或与别的鸟打架、性交，你一定会说：“那只母的在顾家，公的在乱来！”

这一回就错了！这种鸟叫水雉（Jacana）。那只顾家的是公鸟，正在“乱来”的是母水雉。丈夫乖乖在巢里管蛋的时候，她可是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去其他公鸟之间到处做爱，偶尔还把别的“女人”的蛋踩破，逼使别的“男人”也来照顾自家的蛋。

至于被动与害羞，有一种母鲈鱼（shiner perch）可根本不知道她的行为举止像不像个“母”鱼。她的性欲特别强，来者不拒。甚至于在不能排卵的时候，她也尽情地引诱公鱼，把精子储存在体内将来再用。另外有些鱼类，根本雌雄难辨，她可以排过卵之后，一转身变成公的，开始射精。更不“道德”的是一种学名为crepidula fornicata的螺。一打以上的螺，一个叠上一个地群居，趴在底下的一个就是母的，但是当一个公螺的背上压了另外一只，那么这只公螺立刻就变成“母”的，也就是说，性别完全由位置来决定。（取材自1985年6月号Natural History。）

你说，这种“低等”动物怎么拿来与人比？人的性别清清楚楚，女人天生就柔弱、被动、害羞、琐碎——“男女有别”，天经地义！

这个“天经地义”的想法其实很有问题。女人的“女人样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塑造的？试着回想一下你是怎么带大毛毛与妞妞的。毛毛摔了一跤刚要张嘴大哭，你说：“男孩子，跌倒自己起来，不准哭！”’妞妞摔了一跤，哭哭啼啼的，你却嗯嗯哈哈又搂又抱又吻。过生日，送给毛毛一挺机关枪，让他在房里闹翻天，给妞妞一个穿了白纱裙的洋娃娃，坐在角落里静静地玩。妞妞如果发了蛮，硬要用洋娃娃去换机关枪，你会说：“女孩子怎么可以玩那个！”长大一点，毛毛如果刚巧是个一棍子打不出一句话来、见人就想躲的男生，你就很恼怒，说：“一点没有男孩子样，没出息！”妞妞如果见人就脸红，你就很高兴：“咱们家丫头别的优点没有，就是很乖、很文静。”相反的，妞妞若是个奔放而刚强的个性，你就会在后面不断地耳提面命：“女孩子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要善体人意、观人眼色。要温柔体贴、要忍让、要顺从……”再加上一句恐吓：“不然你会嫁不出去，嫁出去了公婆也不会喜欢你。”

从孩子零岁到成长这二十年之间，你不断地在做这“男女有别”的洗脑功夫，处心积虑地——用惩罚或奖励、规劝或责骂、赞美或恐吓等各种各式的手段——把孩子纳入男是男、女是女的框子里去。而后，你很理直气壮地对我大声说：是啊！男女“天生”有别：男人主动、刚强、果决；女人被动、害羞、柔弱。这是天经地义的区别！

这种男女之别到底是你造的还是天地造的？你诚实地说说看，别骗人了。

固定地要求女人有“女人样”、男人有“男人样”，其实是极端违反自然的。有的男人秉性倾向于被动与柔弱多感，但是为了符合社会所要求的“像个男人”，他或者把真实的自我藏起来，或者，就根本扭曲了本来的性情，反而造成心理上的纠结。许多女人，主动、开朗、勇敢而果断，却也为了投合社会所要求的“像个女人”，不得不压制本性的发展，而做出一个让人接受的假象来。结果当然是个恶性循环，使男人更相信“男女有别”的神话。

把女人的形象定出一个模子来（被动、柔弱……），然后要所有的女性都去迎合这“一个”模子，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是个极大的损失，因为在智性的追求上，若把女性除外，就只有一半的人口（男性）在努力；加上了女性的角逐，等于发展了一倍的人力。人类的智力有限，模子大概是免不了的。但是至少，不要让我们自限于一个模子。温柔驯服、爱脸红的女人固然可爱，奔放热情、明快果断的女人不见得就不能爱；有超人的智力、能力与雄（雌）才大略的女人我们更可以学着去爱、去接受。

所以不要只鼓励你的毛毛“要做王赣骏”，更不要只教你的妞妞去做个“乖女孩”；如果你的妞妞真有那个本质，大胆地要她去学撒切尔夫人吧！你为中国造就出一个领袖来也不一定，可就别硬把她往“像个女人”的框框里塞，平白糟蹋了人才。你要有勇气说：呸！不像个女人又怎么样？

[回应与挑战]

拒做哭泣的“愚女”

胡女士：

您好！我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拜读您在《中国时报》上发表的文章，总觉得您一言一语都切中时弊，似乎句句搔到痒处，说中了今日女性心中的问题。我虽只是许多仰慕您的读者中微不足道的一个，但我觉得能向您倾吐心中的敬爱未尝不是一件荣幸的事！

我就读的科系是个非常阳盛阴衰的系，由于学的是工，所以课程上有许多几乎全世界都认为不适合女生学习的科目，像工厂实习中的钳工啦、焊工啦等等。由于系上女孩子稀少，从好的方面说，师长、同学对我们就比较照顾，这“照顾”指的是生活上的问题，如有麻烦，他们是颇为乐意效劳的，比如说系馆太偏远，他们有时会自愿以脚踏车载我们一程，班上粗重些的工作他们会自愿让我们在旁边休息由他们来做。

在“口头”上，他们也时常给我们“安慰”：“这女孩子不用做，做不来的！”“哎呀！女孩子没有关系的，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分数会高一点的！”“女孩子吃香喔！说话老师一定会听的！”……诸如此类。不过据我所知，老师们是不太可能在分数上有双重标准的，尤其是在以男性为主的工程界，女性若不是很优秀，是不太容易被接受的。不过同学们的“另眼看待”虽然是“正常”的现象，但有时会令我感到困惑：难道在这方面的能力我们真的比不上他们？难道真有所谓女性“适不适合”的工作分别？

在拜阅了您的数篇大作之后，我曾深有所感：在目前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伦理之下，女性所扮演角色如果是弱者，会被人讥为跟不上时代的寄生虫；如果是强者，会被人讥为不像女人。而如何在此二者之间调适，乃是每一个女性该探讨的问题。而社会观念的改变更是我们希望发生的。

曾经有人说，过去的女人是比较幸福的，因为她们虽然不能念书，不能出门，但是她们有自己的固定角色，她们维系家庭，是家庭实质上的重心。她们虽然只需管好家务事，管好生育孩子，但这正是整个社会得以安定的力量。她们不用像现在的女性除了家庭外还有事业，两边都是繁重的工作，有些人到头来两边都弄得灰头土脸的，一事无成。

但我认为，今天职业妇女无法兼顾家庭，固然是一大社会问题，开放的教育和观念却是刻不容缓的。因为既然社会认定妇女是家庭的主要人物，就应该知道教育一个男生只是教育一个人，而教育一个女生却是教育一个家庭。旧时妇女知识、教育的缺乏除了使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无法提高，对家庭并没有什么好处，反而阻塞了社会的进步。今天一个开明、有头脑的女主人，却是每一个家庭不可缺少的。

但是在这样一个虽开放却又保守，虽多变却也顽固的社会里，女性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究竟该如何自处呢？仍是大家心中的问题。您的学问好、见识广，该能提供我们一个建议吧！虽然个人的力量不太大，但我不愿做“愚女政策”下的牺牲者。社会给了我们教育，我绝不愿做站在路边无能的哭泣者。我想有所为，但不知如何去做，盼胡博士您能指引我们一个方向。

这是我的一点小小的问题，希望您不要说“小儿之见，岂可与高士共语”，不吝提供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谢谢您！敬祝

健康快乐！

[回应与挑战]

女人站起来

胡小姐：

你好，几次拜读你的大作之后，忍不住要提笔写信给你，向你致敬，为你喝彩，太好了！终于有人为我们女人站出来说话了，而且说得振振有词、针针见血。我及舍妹都非常爱看你的文章，都觉得与我心有戚戚焉！

不知道你对“女强人”这三个字的看法如何？你认为女强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像张艾嘉？胡茵梦？或是周游？其实都可以，都是女强人，只要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只要她活得快乐，做一个属于自我的人，就是我心目中的“女强人”，你认为呢？甚至鱼玄机也可以算上一份。

有句话说：若要找个伴来胼手胝足地奋斗，对男人是一种压力，对女人则是日后的威胁。一个男人在他成功之日，新娘不是糟糠妻，而是另娶一个年轻漂亮的。你说男人是不是很坏，是不是很没有良心，是不是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我才刚和我的男友分手，他从前的海誓山盟说得多好，现在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怀疑男人可能对一个女人海枯石烂、情永不变吗？不可能！不可能的，女人还是要靠自己。对吗？祝

快乐

你的忠实读者

美丽兔宝宝

上级来视察，台北县警察局摆出开会的阵式来：面目严肃、警服威武的男警察整齐地坐着，穿梭主客之间的女警察，手里提着个大茶壶，忙碌地为男人添茶水。

用女警来提茶壶，招待客人，据说是因为她们“美丽大方”。但照片上看起来，她们也穿着警察制服，并不真正美丽大方。县警察局长若事前设想周到，就应该让这些女警换上兔女郎装；你看过《花花公子》的照片吧？就是紧身露胸的小衣，屁股再缀上一团大绒球，穿上镂空的黑色丝袜与高跟鞋。别忘了，头上还得绑个特大号的花蝴蝶结，和我们幼稚园游艺会上表演“妹妹抱着洋娃娃”和兔子舞的小妹妹一样。这，才是真正的“美丽大方”。严肃威武的上级警官与男警察可以正襟危坐，讨论社会治安大事，兔宝宝似的可爱女警拎着茶壶来来去去，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可以调剂会场气氛。

许多会议场合都可以向警察局的做法学习。开医学年会吗？女医师虽然不多，总还有几位，挑几个“美丽大方”的出来站在会场门口当招待，带领与会者入座贵宾席。选嗓音优美、面貌秀丽的（整形科医师吧？）当司仪。倒茶的最好是体态轻盈的药剂师，分量拿得准些。会开完，要安排余兴节目：美丽大方的复健科女医师可以表演舞蹈，精神科女医师可以表演短剧，小儿科女医师可以表演牙牙学语，喉科女医师，当然要唱歌啦！

那么男医师呢？啊，他们忙着宣读论文、讨论专题、研究医学，累得很。就让他们坐着欣赏女医师的美丽大方罢！他们会鼓掌叫好的。

学校也需要美丽大方的女老师，校长出去开会时，可以招来当随从秘书，帮校长拍掉黑西装上的白头皮屑，倒杯热咖啡，提公事袋，在酒席上妩媚地为他向客人敬酒……督学来访时，美丽的女教师还可以作简报，她清脆如黄莺的声音给人先入为主的好印象。然后她还可以做导游，带领上级官员看看学校附近的名胜古迹，中午到饭店，酒席间虽不必持茶壶奉茶，却可以“压酒唤客尝”。

男老师嘛，因为不美丽不大方，做起这种事来不伦不类，更何况，他们管的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大计。

你说，何必这么计较！女警察提个茶壶，女医师唱个歌儿，女教师劝个酒，无伤大雅嘛！他们虽然都是有严肃专业的人才，可是既然身为女人，就无可避免地具有女性的魅力——身材曲线啦、嘴唇光泽啦、臀部摇摆的韵律啦等等。她再有专业，男人还是忍不住希望她提茶壶、唱歌跳兔子舞、劝酒。哎呀，这是男女有别的天性嘛，别小题大做。咱们台湾根本就没有男女不平等的问题！

想来你也是那种爱读社会版新闻的人，这种故事你一定觉得很熟悉：阿土跟大头呆是两名纸厂工人，这半个月来，两个人的眼睛离不开那个新来的女工阿银身上。她其实跟所有人一样，穿着粗糙宽大的蓝布制服，头发包在帽子里，还戴口罩，整个人根本就像一捆会走路的破布团，可是阿土和大头呆觉得她走路的姿态实在美丽大方，“女人”极了。这天下工后，两个人终于邀她到夜市去吃当归面线，阿银不肯去。纠缠半天之后，阿士和大头呆把阿银架到夜晚的竹林里去，强暴了事。

这种新闻每天都有，跟女警察提茶壶有什么关联？太离谱了吧！？

一点都不离谱。两种行为，但是行为背后潜在的心态却其实一模一样。警察局长在一个女警察身上所看到的，不是她的专业训练、她的职业尊严、她的办事能力，而是，她的“美丽大方”，换句话说，她的性别与性别所带来的魅力。弃她的专业不顾，派她当招待，就是忽视她的脑力与能力而利用她的“性”力。阿土与大头呆看到阿银，并不把她看作一个与自己一样的专业同事，马上注意到她的美丽大方，她的性别与这个性别所带来“秀色可餐”的诱惑。强暴她，就是把她当一块肉来看，不是人，更不是个专业的人。

在专业场合中，命令女警执壶、女医师献歌、女教师奉酒，用她们的“美丽大方”为理由，其实就是对她们说：别以为你的专业训练改变了什么，你仍然只是块可餐的秀色！去倒茶吧！

唯一不同的，只不过阿土与大头果真的“餐”将起来，造成暴行犯罪，而那些高级的局长、校长之类只是唱唱“妹妹抱着洋娃娃”。不过，这些曾为自己专业努力过的女警察、女医师、女教师，如果她们自己也心甘情愿地绑上蝴蝶结，穿上兔子装，美丽大方地表演可爱兔宝宝，胡美丽也没话说。

[回应与挑战]

请听听我们的倾诉

——对胡美丽《美丽兔宝宝》一文的抗议

我们是一群女警员，也就是社会大众所经常看到的穿着制服、站在街头指挥交通、协助老弱妇孺以及“国校”学童穿越马路的女警员，同时也是社会大众平时难得看到的身穿便服、皮包里携带着武器、协同男警员在深更半夜冒着生命的危险，到河堤旁、公园里，取缔抽“恋爱税”的流氓；到深街小巷、僻野荒郊去抓罪犯的女警员。

我们从来没有在报章杂志上，自己写文章表扬过自己，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工作，我们觉得作为一个现代妇女，能为社会治安贡献一份力量，保护大众的安全，这是我们的光荣，使我们有一份充实的满足。说实在话，一个社会不分男女各尽本分，就是这个社会安定进步的基本力量。所以，我们每当执行一次危险的任务回来以后，虽然辛苦，虽然心有余悸，我们却是心安理得，因为我们尽了本分。虽然社会大众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赞誉言词，但做人能做到俯仰无愧，那就是至高的快乐！

但是，今天我们读到《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有一篇题名为《美丽兔宝宝》使我们感到十分的委屈。作者胡美丽女士（我们想他应该是一位女士）用最尖酸、最刻薄、最恶毒、最无聊的文句，侮辱我们女警察。我们实在不能了解胡美丽女士为什么会写这样的文章？我们也无法了解《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为什么会刊载这样的文章？写文章不外乎是“言志”或“载道”，而报纸是社会大众的公器，胡美丽女士写这样丑化我们女警员的文章，是言什么“志”？是载什么“道”？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这样丑化我们女警员的文章，是在尽社会大众公器的什么责任？我们真的不能了解！我们所能了解的，所能感受的，便是胡美丽女士和《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严重地伤害了我们这一群待遇微薄、工作辛苦而又危险、在默默中为社会大众安全而奉献的女警员，这是十分不公平的！也是十分残忍的！更是十分恶毒的！

因此，我们不能缄默！我们不能抑止我们的愤怒！因为女警员也是一个有尊严、有人格、有情感的人！不容如此无端受人侮辱！

胡美丽女士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到台北县警察局在迎接上级视察会上，女警员“提着大茶壶”为男人送茶水？我所知道的警察局里有专司茶水的工友，他们为客人倒茶，是他们的工作项目之一，基于职业的尊严，倒茶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胡女士动不动就提美国，美国不也有专为客人倒茶水的人吗？你能不能不要瞧不起这些为人服务的侍者？即使真的有上级来视察，女警员帮忙倒倒茶水，也没有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就如同家里来了客人，来了长辈，做晚辈的，无论是儿子或者是女儿，出来倒茶水敬客，这也是极普通的一种礼貌，为什么胡美丽女士就会联想到“花花公子”的兔女郎呢？这种离奇的联想，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胡女士当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或许曾经到“花花公子俱乐部”去打过工，她穿过那种“紧身露胸的小衣，屁股上缀了一个大绒球，穿上镂空的黑色丝袜与高跟鞋，头上还得绑上一个特大号的蝴蝶结，手捧着酒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来来去去”，在调剂客人的气氛！否则，胡美丽女士怎么能异想天开，超越正常人的联想力，从威武严肃的女警察，联想到“花花公子”的兔女郎？只有她可能曾经干过这一行，才自然地、近乎本能地联想到这些！

第二，胡女士的思想观念，可能受到社会上某些擅长于无中生有，捏造最恶毒、最无聊、最卑劣的名词来丑化别人的人的影响！因为女警员所担任的工作，就是肃清奸宄，打击邪恶，维护社会治安，保障好人，是坏人的克星，因此，坏人才会怀恨在心，就捏造一些无聊的事情，来攻讦、丑化我们！

胡美丽女士名字曰“美丽”，实际上她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和文格，非但不美丽，而且非常之丑陋！一个女性高级知识分子，行文走笔如此无聊、无格，除了说明她可能是天生刻毒之外，实在也找不出其他原因。我们女性之中，居然出现这种人，真的是女性一大耻辱！一大悲哀！

根据新近获得的消息，胡美丽女士的本名，可能就是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点出一把“野火”的龙应台。龙女士尖酸成性，专戴着偏激有色的眼镜看问题，被文坛诸先进撰文斥责得体无完肤，如今尚不自我反省，却又另用一个“美丽”的笔名，写出如此“不美丽”的文章，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会让人怀疑她是天生刻毒，她是一堆粪土之墙！

只不过是看到女警员为男人倒了一杯茶，就引起胡美丽（或龙应台）把我们女警员无端地侮辱一顿，而胡美丽女士她自己最近“忍辱负重”为男洋人生了个娃娃，是不是也应写上一段联想？但愿“你能生个女的，将来好到美国花花公子俱乐部去当兔女郎，以了你的心愿吧！因为你已经不够资格赚那种钱了”！

祝福你！胡美丽女士（或龙应台女士）！祝你在尖酸刻薄侮辱无辜之后，内心还能获得平静。

[回应与挑战]

小心因果报应

俺一口气把“一群女警员”对胡美丽《美丽兔宝宝》一文的抗议读完，心中当真是在一字一泪地细听她们的倾诉！俺好像听见她们大哭！顿脚！捶胸！怨恨！咒骂！

自从俺认识字会看报以来，第一次念到使俺伤心伤到底的读者投书！恨不得一口将那个骂街的王婆胡美丽咬死！

这个泼妇不知道是谁家的媳妇？这家真倒霉！谁家的娘？这家更倒霉！谁家的姊妹？这家很倒霉！谁家的女儿？这家最倒霉！谁家的孽种？这家倒霉至少三代！取了个名字叫“美丽”，竟然骂出这么粗野又卑贱的脏话，简直是禽兽不如！猪狗不如也！臭美！

好啦！好啦！俺退一步想想，俺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呀！反正她恶有恶报！目前虽然还没有得到恶报，那是因为时间未到——大限一到，一定有报，走着瞧吧！丑陋的“美丽”！

这“一群女警员”在投书的最后一段写道：

“祝福你！胡美丽女士（或龙应台女士）——祝你在尖酸刻薄侮辱无辜之后，内心还能获得平静！”

这一群善良的女警员真是教养好、有良心、有爱心、有容忍的美德、有宽恕的雅量——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警员！

可是，即令她们祝福胡美丽“心安”，老天爷也绝对不会、也不能容胡美丽心安，因为做了坏事的人（用尖酸刻薄的毒话伤人的人，一定打入十八层地狱！因为她是天下最坏的人——这种人没有口德），法律纵然暂时约束不住她、惩罚不了她；但是，宇宙间唯一“永远不中立”的“人”就是“良知”——无论她是否有“良心”，“良知”一定有的，不过，有些人的“良知”需要有人去教化他，才能发掘出来，这种过程就叫做“致良知”。

到了良知“出土”，“良心”也就跟着“上来”，这个程序乃是永远不变的。常言说得好：“某人良心发现”，正是如此。

胡美丽总也会有那么“良心发现”的一天。就是因为坏人也会“良心发现”，老天爷在造人的时候“特制”一颗“看似良知的良心”，并且赋予这个良心或良知一颗“永远不中立”的“个性”，明辨是非，明辨善恶。在法律暂时无法管教她的时候，就罚她日夜良心不安——轻者失眠、做噩梦；重者精神分裂！

俺把这种良心的责备叫做“精神上的无期徒刑”——请胡美丽指教、参考、研究！

俺从来不仇恨任何人，连那最卑贱的小人俺也不恨，因为俺认定恶有恶报。请听俺讲两个真人真故事。

从前台湾南部某镇上有个大流氓，有一天持刀在菜市场上勒索小贩，十分狠毒。有一名卖菜的因为不服勒索，那流氓便一刀砍在他的小腿上，并且不许任何人救助，直到流血过多致死！

这名流氓杀了人便逃亡，通缉了二十年，二十年一过，通缉令也就失效了，他认为“从此又可以为非作歹了”！谁知道这名流氓却生了一种毒疮，小腿上有一大片皮肉莫名其妙地害了“无名肿痛”，到处求医无效，不久小腿就烂完了，最后活活疼死了！

还有一个抢劫犯，杀人劫财，得手之后逃亡，也就成了通缉犯。一逃二十年，日子当然很苦，躲躲藏藏，永无宁日！因为“良心”不中立、责斥他！

到了第二十年最后一天的凌晨，这小子到一家旅社开了个房间，洗了个澡，换上一套新衣服，打算天亮之后“继续为非作歹”，因为到第二天早晨8点正就要二十年届满，通缉令就失效了！

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报应来了，因为时候到了，就在凌晨4点正，这人突然精神错乱，夺门而出，边跑边喊：“救命！救命！有人要杀我呀！”

最妙的是，他喊叫的声音正是二十年前他杀的那个人的声音！喊救命的情形也和二十年前他追杀的那个人当时边跑边叫的情形一模一样——天哪！报应！报应！

俺为啥要把这两个案子旧话重提呢？俺是要用这两件事证明因果报应一点也不会错的！

宇宙之内，最公道的有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良心。天地良心乃是三位一体的人生主宰，谁对人尖酸刻薄，谁就会得到尖酸刻薄的报应；谁凶狠毒辣一定也会遇上凶狠毒辣；总而言之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若没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定会报！

各位女警同志，绝大多数的同胞都把你们看成自己的姊妹，俺也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好女儿！当你们扶着老的、帮助幼的缓步通过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时；当你们不顾生死为善良的民众除害时；当你们光明正大地依法、酌情、合理地为民众服务时，万一受到难以忍受的委屈，心中就念：“善有善报！”只要求个心安也就是最大的报酬了——这种报酬乃是骂街的王婆胡美丽之流的恶女人所永远得不到的呀！祝福你们！

[回应与挑战]

女人是永远的第二性

胡小姐：

读罢您的《美丽兔宝宝》后，忍不住想请教您一些问题。

相信您一定看过这样的镜头：台湾棒球选手从美国夺得“三冠王”美誉后归来，甫一下飞机，立刻从四面八方拥来一队留着西瓜皮的中学女生，手执花环，喜滋滋地（也许是木无表情地）与英雄们互鞠一个躬，然后把花环套在他们的脖子上。但是您永远不会看到另一个镜头：木兰女将们在欧洲踢个冠亚军回来，由中学男生们给她们戴上花环（相信就是在外国各地也少有这个镜头）。

好，请问您：如果我拒绝去为棒球选手们套花环，不愿为男警员倒开水，不愿做校长开会时的“临时女秘书”，不肯在督学巡查时作简报，那么您猜，那种气氛和结果会如何？就像一场全体大合唱里，众人皆唱得陶陶然，唯你一人独唱反调？那么，上司会为你的“小家子气”、“妇道人家不识大体”、“乱使小性子”而大呼伤脑筋！重者可能开除你，轻者视你为异类，宽宏大度者会有趣地想道：怪怪，这小女人，好大的志气啊！其实他正因你提醒他“女性的自卑自大”心理而感到有趣和可怜你。

胡小姐，认命罢！我们永远是第二性，永远是男人眼中的“性怪物”，智力永远停留在提水壶倒茶的阶段上。虽然我万分不愿绑上蝴蝶结，穿上兔子装，但是我亦无力去反抗男人这如来佛的手掌心，更无法逃出他们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老大哥般神秘而无孔不入的监视……

你能解答吗？如果不能，也没关系。或许五十年后可以找到答案，假使我不幸又投胎为女子的话。

祝快乐

昭君怨

吴伯雄“内政部长”大人：

小女子名叫王昭君，今年三十九岁。在台湾土生土长，高职毕业，今有一大难题，不知向谁诉求。想想吴部长既然是管“内政”的，而小女子又是“内人”，找您帮忙大概没错。

事情是这样的。昭君在十年前嫁给了一个番人，他的眼睛是绿的，头发是红的，在德意志国生长，听说是属于日耳曼部落的。全部落的人吃饭时都用凶器——刀啦、叉啦！不像我们使两根秀气斯文的棒子。我下嫁的这个番子人还不错，体贴温柔，而且是他们部落里的秀才。

十年前带他来台湾，日子不太好过。跟他走在街上，嚼槟榔的少年郎会挤眉弄眼地挨过来说：“嘿！我也不会比他差，跟我去困好不好？”

有一次，一个老乡计程车司机给我们敲竹杠，要两倍的车钱，昭君火大起来，硬是一毛也不多给。这个老乡当街大声喊叫：“你这个婊子，跟洋鬼子……”下面的话就不必说啦，你自己想象。

这些还是比较没有知识的人，有知识的就礼貌含蓄多啦！一个初初见面的人当着番子的面，计算他听不懂，问我说：“嘿，昭君，怎么会去和番呢？肥水不落外人田，你不宰样吗？”

很奇怪哩！人家苏武从北方部落里娶了一番婆子回来，就没有人这样侮辱他，反而少年郎都拍着他的肩膀赞叹：“苏老大，有你的，给你赚到了！光彩光彩。”

我问苏武知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与番人结合，他与我境遇如此不同。苏武笑一笑，嘴里露出很多黑洞洞——他在北海牧羊的时候，常常啃毛毯，把牙齿啃坏了。“昭君小妹，”他说，“这你就不明白了。你很有感性，可是缺少洞悉事态、分析现象的逻辑、理性。”

他得意洋洋地说，一方面，汉民族有种族优越感，所以基本上反对异族通婚，把汉族纯洁的血液搞混了。另一方面，汉人又有一个观念：女人是男人的“财产”——说得好听是“宝贝”，说得不好听是“肥水”：因为是财产，所以汉女子和番，是破财、损失；汉男子娶人家进来，是赚了别人的财，偷了别人的肥水。

“总而言之，”苏武很耐心地对我解释，“女人是男人的财产啦！财产就是东西，东西就是物。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女性的物化，懂不懂，嗯？”

老实说，昭君实在有听没有懂，而且觉得无所谓。物化就物化嘛，女人是男人的财产有什么不好？

可是，问题又来了。

去年昭君生了一个娃娃，还是男的哩！白白胖胖，眼睛又圆又亮，可爱得叫人心都化了。昭君和番子爸爸商量之后，欢天喜地地去给娃娃申请一个国籍。那个判官说：

“不行。根据台湾有关法律，这娃儿不能做中国人。”

“为什么？”

“因为他爸爸不是中国人。”

“可是他妈妈是呀！”昭君很紧张地说，而且赶快给他看我的黑头发、单眼皮。

“我知道妈妈是呀，”判官不耐烦了，“可是妈妈不算数。”

苏武也抱着他的儿子在申报（他的儿子又干又瘦，丑得很，真的！），没几分钟就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崭新的护照。

“傻瓜，”他说，“你若是在‘父’那一栏写个‘不详’，你儿子就可以作中国人了。”

如此这般，昭君本来想把儿子奉献给国家，既然不承认他是中国人，我只好把他奉献给日耳曼族，让他去统一德国了。

可是昭君心里难免有点怨恨：为什么中国男人的孩子都是中国人，中国女人的孩子却不算数？这样的法律又泄漏了什么心态？赶快去找苏武。

“很简单嘛！”苏大哥雄赳赳、气昂昂地说。“女人只是半个人嘛！你没想过，为什么女人向银行开户、贷款、为人担保，买卖房屋什么的，自己签章都不能算数，必须要有丈夫的签字才算？一样的道理嘛！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

离开苏家的路上，昭君一直在想：好吧！中国人不承认、不接受我的孩子做中国人，因为我只是个女人，只是妈妈，那没什么关系，做日耳曼人也不错啦！可是，可是，万一我和番子爸爸离婚，孩子归谁呢？

他们父子两人都是外籍，如果有了争执，台湾的“法律”能用到他们头上吗？如果不能，那我这个做妈妈的，岂不要失去一切的权利？

“你省省吧！”番子爸爸满面讥笑地说。“如果我们开始争孩子监护权，你还是远离台湾法庭，到德国去争吧！日耳曼人相信孩子是应该跟着母亲的。你以为台湾的“法律”会把孩子判给你？你忘了你是个女人，半个人啊！呸！”

吴大人，我相信您平常一定不曾想过这些问题，您自己的女儿大概并未和昭君一样和番而去。舆论界也不曾注意这个问题，因为社会上和番的女子毕竟极少。可是，您得承认咱们大汉民族这个堂堂法律实在不怎么公道，是不是？您听过“赛珍珠基金会”吧？他们收容了许多越战期间混血的孤儿，中国的妈妈无力抚养他们，番族的爸爸又根本不要他们，大汉民族的台湾社会称他们为“杂种”；这些孩子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咱们的法律却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因为“妈妈”不算数，所以他们是“无国籍人士”！您不觉得这样的法律可恶、可厌吗？

昭君的娃娃做不做中国人，其实没什么关系啦，只是老是被大汉同胞看作一桶“肥水”、被大汉法律当做半个人来处理，心里实在有点难过。您能不能和“礼宾司司长”商量商量，把这个落伍的法律改一改？

王昭君叩首

辑二　星洲风波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龙应台

我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告诉你为什么。

9月，欧洲和东南亚的二十二个外交部长在德国开会。新加坡外长教训欧洲人：“我们亚洲人拥有足够的科技与资金去长期发展经济……‘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人试图外销他们的文化价值；我们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双方必须学习去尊重对方的不同。”

说得理直气壮，好像亚洲人整个的尊严都在里面了。地主国德国的报纸也以显著的排版突出新闻，主题是“亚洲和欧洲的文化冲突”。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当然又被引用：讲究自由和个人尊严的西方文化对峙强调权威和集体利益的亚洲文化。

新加坡外长的话有什么不对吗？表面上没有不对。欧洲的文化输出当然不仅只是“冷战”后的几年；对中国而言，应该说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如果我们从鸦片战争算起。风水轮流转，欧洲人向别国学习，也是时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加坡政府频频与西方对话，口气中俨然以亚洲的代言人自居。开口就是：“我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样……”西方的媒体竟然也跟着说：“他们亚洲人的价值怎么样怎么……”两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亚洲，新加坡的文化价值就是整个亚洲的文化价值。

什么时候，新加坡变成了我的代言人？

鞭打美国人的案件刚过去，新加坡在9月吊死了一个贩毒的荷兰人。已经废除死刑的欧洲人议论纷纷。我并不特别同情这个荷兰人——他知法犯法，而且，新加坡没有理由因为他是欧洲人而对他法外开恩。但是，新加坡政府没有傲慢的权利——至少，他没有资格代表我这个台湾人，而我可是个道地的亚洲人。

我不赞成死刑。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不喜欢看到丢纸屑的人被警察当众羞辱作为合法的惩罚。我不喜欢人家来规定我能不能吃口香糖。我不愿意买不到想读的外国杂志。我不愿意任何人告诉我我能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书。我不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么做爱生几个小孩。我不能忍受一小撮自以为比我聪明的人告诉我我的文化价值是什么。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而且，有这种想法的人绝对不只我一个亚洲人。日本，韩国……多得是。新加坡理想国内也很多，只不过我们外面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罢了。

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是拜托，下次再有什么西方人被打被吊的，说“我们新加坡人如何如何”吧！不要把我这一类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包括进去。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回应与挑战]

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小叶

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自我第一次踏入新加坡国土后，面对新加坡花园般的城市、高科技的管理、齐备的法律等等，就深深地爱上了她！虽然我也多次去过东南亚各国，但我最喜爱的还是新加坡。在短短的一年里，我连续到新加坡十三次！每次来每次都有新的感受！

我最尊重的是内阁资政李光耀。他亲自掀起了“中国热”，使我们中国人有机会了解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同时，我们中国人也有更多机会到新加坡来和新加坡人做贸易，对新加坡有进一步的了解！

在短短的时间里，新加坡独立地将自己国家建设得这么好，这在整个亚洲甚至全世界已有公论！中国虽然人口多土地阔，但“向新加坡学习”的口号已提出几个年头。只要你到中国做生意，你可以问任何一个做国际贸易的中国商人：“你最喜欢哪个国家的商人？”我估计一半以上的回答是：“新加坡商人！”并不是说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一定有大钱赚，但和新加坡商人做生意的风险就相对比较小。

笔者所在的公司就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去年7月一个偶尔的机会，认识了一个新加坡商人，很快做成一笔生意。虽然利润非常薄，但新加坡商人的严肃作风给我们留下极深印象！从此我们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就多了起来！

笔者办公室的隔壁，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虽已在深圳上市股票，最近又计划在新加坡上市，并获新加坡有关当局批准。我曾问他们：“为什么不选择在欧美国家上市股票？”他们说：“还是新加坡好！”为什么？“因为新加坡的人好”，这一句话涵意十分之深！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人情、法律和制度！这对一个多次来过新加坡的我来说，深深理解这句话的内涵！也十分赞叹这家公司的选择！

但是，当我看到《联合早报》10月14日转载了台湾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标题时，倒吸一口冷气，细细看下去，觉得这个龙应台的话缺乏正常的逻辑。我始终想不出来“新加坡在9月吊死一个贩毒的荷兰人”和“新加坡政府没有傲慢的权利”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我不知道龙应台指责新加坡政府“没有资格代表我这个台湾人”这句话所指的新加坡政府何时何地要去代表这个台湾人去说话！

恕我直言，龙应台的话实在不能让人服气！但是，字里行间流露的文才确是不凡，我周围欣赏过这篇佳作的同事，都异口同声让我写文章建议龙应台再写一篇《还好我不是台湾人》，或许是本土本乡本情写出来更能感人！

当然，龙应台也想不到她这篇文章被新加坡报纸转载了，更想不到新加坡人立即进行了反驳！连中国人也要来打抱不平，一定是她始料不及的！龙应台肯定想不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新加坡！但我还是要告诉她：

我爱新加坡！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作者是旅居新加坡中国人）

[回应与挑战]

还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一得

远适欧洲的台湾女人龙应台，以身非新加坡人而沾沾自喜，却选择在台湾报章对新加坡大放厥词。居心何在，令人费解。

这个以舞文弄墨为专业的女人，首先对新加坡领袖冷嘲热讽一番，指他们没有资格代表全体亚洲人（包括她这个道地亚洲人在内）发言。

其次，她把新加坡法律批评得一文不值，声言“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最后，她还以挖苦的口吻说：“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尽管她不是新加坡人，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也不太好玩。新加坡政府当然不会去把她抓来五花大绑拍照或打屁股，道地的新加坡人却不会轻易放过她，如乐子与梅子两位青年写作者便对她作出了强烈反应，连原籍香港的新加坡公民陈敏明也站出来说公道话。

自称“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的龙女子，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既是亚洲人亦是新加坡人的我，也深为她不是新加坡人而感庆幸。

理由很简单：她既不喜欢新加坡，新加坡也不欢迎这么一个极端个人自由主义者。

如果她不幸生为新加坡人，而又不得不终老于斯的话，她显然只有两条路可走：

要么忍气吞声，挨受连嚼口香糖都没有自由，而又有人要教她怎么做爱生几个小孩的无聊生活。果如此，只怕她不消几时便会活活闷死。

要么积极从政，招集志同道合者组织新政党，或加入现成的反对党，或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竞选。一旦进入国会，便可声嘶力竭地为全体新加坡人争取自由。必要时还可脱下高跟鞋当武器，以期打出一个自由天地来。

还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回应与挑战]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林义明

台湾作家龙应台最近在台湾《中国时报》写了一篇题为《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的文章，指“新加坡无权代表亚洲，没有傲慢的权利，没有资格代表她这个台湾人”。本报上星期转载这篇文章，结果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一些读者立刻撰文表达他们对这篇文章的看法，这包括在新加坡居住的中国大陆人和香港人。

其实，台湾人公开对新加坡表示不满，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前几年，就有一个台湾歌星表示他“来新加坡后有被阉割的感觉”，结果许多新加坡人大为愤怒，纷纷撰文攻之。

这里，我要表明一个立场，我不是想写一篇《还好我不是台湾人》来和龙应台的《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分庭抗礼，也没必要举出一大堆论据证明“我不赞成金权黑道吸毒盛行，我不喜欢看到议员在‘立法院’里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在电视机前自刺一刀以表‘清白’”等等，以指出对方没资格提出批评。这最终会演变成情绪化的谩骂，对引导龙应台“这类不可救药的讲究个人尊严与自由的亚洲人”了解真相，将无助益。

龙应台似乎对新加坡有许多不满，她最不满的是“新加坡代表亚洲说话，尤其是代表她说话”，原因在于新加坡“没有这个资格”。我姑且不讨论龙应台是否是以一种“大中华正统文化继承人”的姿态来批评新加坡，因为这不应该是讨论的重点，我认为，让所有的人了解龙应台所说是否属实，不让这种论调混淆视听更为重要。

整个逻辑很简单

整个逻辑很简单。新加坡是亚洲的一个部分，新加坡人是亚洲人，亚洲人表达亚洲人的心声，没有人可以反对，更何况这种声音是来自一个有三大亚洲文化（中华文化、马来伊斯兰教文化和印度文化）背景的国家。尽管如此，新加坡从来不敢以整个亚洲的文化代表自居，它很清楚自己是个小国，但小国也有它的看法，“小”不能构成外国人阻止它说出心里话的理由。

要求西方不要把价值观强加在亚洲国家身上，以及吁请西方应该学习尊重亚洲国家的不同点，并不是新加坡独创的言论。事实证明，在许多国际场合，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越南等亚洲国家都不断提出同样的言论；就连很需要美国照顾的日本和韩国，也在必要时提醒西方，亚洲价值观必须受到尊重，而韩国和日本正是龙应台所谓“很多人想法和她一致”的国家。

龙应台肯定是误会了

所以，龙应台肯定是误会了。新加坡从来没想过要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说话。如果龙应台因新加坡没在发言支持多数亚洲国家的立场时，考虑她的想法，而一厢情愿地指责新加坡政府“傲慢”，就未免过于自我膨胀。新加坡当然是代表新加坡人说话，凑巧的是，这也正是许多亚洲国家要说或已说过的话。

如果龙应台不清楚新加坡和亚洲的情况，以致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她只能说“我不同意新加坡人的看法”，而不是硬说新加坡好像在代表亚洲说话，企图抹杀新加坡人以亚洲人身份说话的权利。

其实，新加坡的总理、内阁资政和部长在国际场合发言时，谈论亚洲价值观的机会不多，多数时候是大力吁请西方国家到亚洲投资。由于新加坡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已赢得西方国家的信心，它可以扮演把西方资金引导到亚洲国家的角色。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对新加坡在这方面的贡献深表感激，它们不可能反对新加坡为亚洲进行宣传，因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或许龙应台只看到西方媒介渲染新加坡“教训”欧洲人，却不知道（也许她“选择”不知道）新加坡努力鼓励欧洲国家到亚洲投资的事实，否则，她就不会一股脑儿地指责新加坡以“亚洲文化代言人”自居，而忘了给新加坡套上“亚洲经济代言人”这个称号。

除了不满新加坡“代表”她讲话之外，龙应台还有一个非常不满新加坡之处。她说：“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事实真是如此吗？

她说，有这种想法的亚洲人在台湾“多得是”。可是，事实真是如此吗？让我们看看台湾权威性杂志《天下》最近对新加坡国情提出的客观评价，就不难得到一些眉目。《天下》认为台湾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因为“大多数台湾居民共同的梦，是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共同的梦）是社会公平、是法治，而不是更多的自由和民主”。

论调恰恰和《天下》相反

龙应台也许更应该撰文指责《天下》凭什么代表她这个台湾人讲话，因为她的论调恰恰和《天下》的相反，她要的不是大多数台湾居民所要的干净的居住环境、优雅的生活品质、安全安定的社会、廉能的政府等等，而是她所谓的“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在龙应台眼中，新加坡人似乎并没有“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她认为，新加坡国内有很多和她一样想法的人，还说：“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话，写了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结果，她再次犯上一厢情愿的老毛病。

这让我想起《庄子》中“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故事。龙应台一开始就认定很多新加坡人是“没有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也许这是她自己的猜测，也许这是她从一些西方报章或台湾报章上得到的印象，她却不知道多数新加坡人其实都不这么认为，他们都为治安良好所带来的人身自由，以及作为一位新加坡人的尊严而感到自豪。如果新加坡没有“那一点点自由”，新加坡人也不可能在报章上拜读龙应台的文章，并向她提出自己的看法。

估计错误不免贻笑大方

许多亚洲国家都了解，只有在经济成长持续，社会纪律得以维持，人民丰衣足食的情况下，人民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尊严和自由。假设龙应台是新加坡人，而她又写出这样的文章，则如果真有“不好玩”之处，那恐怕就是她一厢情愿地分析事物，以致估计错误，最终不免贻笑大方。

[回应与挑战]

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雅瑶

南来移居狮城不觉已足七年之久，虽然还不是“红登记”的持有人，但感觉上这里已是我的家。偶尔遇上亲朋戚友，总被问及一些大同小异的问题，例如新加坡好吗？是不是管得很严？会不会很闷？不冲厕所真的要罚款吗？曾读过一本外地杂志，似用嘲笑态度提到“新加坡也都罚”。近日也在报上读到某些针对本地内政的意见舆论，这倒给我一个启示，什么是以讹传讹，尽信书不如无书。我认为只有亲身经历，才是最佳见证。

我不懂政治、经济，对文化、价值观等的东西也只是一知半解，我只是一个负责煮饭烧菜、带孩子、做家务的平凡家庭主妇，没资格去评论、分析以上有关的课题，然而我正生活在此，而且确是天天“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地生活在这个国度里，所以理所当然地可以谈谈我个人的生活体验及感受。

新加坡拥有“花园城市”之美名，得来不易。政府一套有系统有计划并持之以恒的政策；为这美好名声奠下稳固的基础，当然刻苦耐劳、尽忠职守的清洁工人，居功不浅，在此衷心谢谢他们。一张纸屑，微不足道，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轻视丢一张纸屑的后果，情况肯定糟透，惨不忍睹，为了防患未然，政府立法请那些不合作的人客串清洁工人，也蛮合理的。为了不致沦为被“羞辱”的对象，不随处乱抛垃圾，是最实际的行动。唯传媒没必要过分渲染就是了。

在新加坡不能吃香口胶（注：即口香糖），对我而言没什么损失，我还有许多别的选择，那又何须介怀？

为了维护国家的形象，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国人应体谅及支持“有选择的阅读”政策。近日报上能读到批评新加坡的文章，足见政府的过滤选择，仍是宽容的、理智的。

公共厕所内并没有装上记录仪器，没有干扰民众。所谓罚款，目的是给阁下一个譬惕、一个告诫。如厕后冲水，理所当然，违法受罚，没啥奇怪，无须小题大做。

新加坡是一个蕞尔小国，人口的变化对国家的前途有极大的影响力，政府经过仔细研究后订出的人口政策及措施，是有它一定的根据，况且爱生几个孩子，不生孩子，要不要结婚，并无强行下旨，强迫受范，人民仍有最后的选择权，并没有抵触个人自由与尊严。

总结而言，本地某些政策，并非十全十美，亦不是人人赞同附和，这里还未达到人人梦想的世外桃源、人间仙境的标准。即如考试制度，虽然仍存在不少漏洞、缺点，但当还没有出现更完善、更有效的方法时，它仍然是大家认可的衡量标准。近似的道理，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时少不了牺牲小撮人的利益。在不同的环境，作出适时的调整，灵活变通乃维持、保障生存能力的策略。

铁一般的事实是最佳的见证，这里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动不动的示威斗争，没有严重的交通阻塞，没有令人吃惊的通货膨胀。这里有的是清廉、有效率、态度严明的政府，稳定的政治、高经济成长、整洁的市容、良好的治安、健全的教育制度、人民安居乐业。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相信许多人在观赏国庆日表演时，都会情不自禁地被热情雄浑的歌声、飘扬舞动的旗帜、多元化的精彩演出所感染，而深受感动，我也不例外。然而这感觉只是瞬间跃过，始终觉得这悉心营造的气氛显得有点人工化，并遥不可及，真正牵动心弦的倒是去年当政府介绍新加坡体操运动同时推出的宣传片时，荧光屏出现各阶层、各年龄的人都在参与体操运动，尽管他们的动作生硬，不太纯熟，但脸上却堆满笑容，个个乐在其中，享受运动的乐趣。

眼前看到的不是政府推销他们的功绩、威信，而是以父母师长关怀之心，诚恳地推介保健强身之法，顿时觉得画面异常的温馨、美好，一股暖流缓缓透过心头。融洽和谐的气氛告诉我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一家人。10月20日的《早报》报道，新加坡在未来几年内将投下巨资发展各种基础设施。看来我们未来的生活素质将作更进一步的提升。至于这种生活算不算自由，是否会失去尊严，其中是苦或是乐，没有人比自己更清楚。

[回应与挑战]

吾爱吾土

李珏

热爱新加坡的新加坡人实在无须气恼龙应台女士《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一文（10月14日《早报》转载）。批评与指责是龙女士的专业。她在《野火集》一书批评台湾，到了北京和上海，从飞机场的公务人员到菜市场摆摊位的菜贩，都令龙女士深深地不满，因此她写了《吵架——北京印象》（原刊于1993年10月31日上海《文汇报》，后转载于1993年10月10日的《北京晚报》）。因此龙女士这篇《还好》不足为奇。

新加坡的国民并不是没有看到这国家的瑕疵，并不是不知道这里仍不是十全十美，但试问哪一个国家是？龙女士可能无法想象为什么我们多数国民却仍热爱这块土地。我是一名过了四十而应当不惑的新加坡人，但我一点都不会不好意思地说，我也是一个看到新加坡国旗升起时会流几滴热泪的人。客居过美国，也到过其他国家旅行，我的心从未向往过在其他的角落重新落足，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一生受惠于斯。

80年代在美留学时，台湾来的同学问我为什么不起个洋名，“叫起来方便些”。（我的美国老师和美国同学却努力地学叫我的本名）有些台湾朋友则问为什么“不留下来”？但来自新加坡的同学或朋友初次在异地见面时却总是先直问“计划什么时候回家”？家很小，家也很热，但爱家浓情难于稀释！

这种相属之感何其美好，有如夫妇相属之道：爱彼此的美，也同时接受对方的不美，却又不绝望于那不甚美好的一面不能有朝一日亦化为更好。结束之前，愿敬赠龙女士一首笔者为此暂意译的歌，作词的是Lloyd Stone，他的谱曲取自西贝柳斯（Sibelius）的《芬兰颂》（Finlandia）。

和平之歌

吾国天空蓝过海洋，阳光普照松林

但在别的土地上亦阳光四射，且天色也蓝

啊！万国之主，请听我的和平祷歌

为着我的家园，为着别的土地

同样献上

[回应与挑战]

还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

劲草

假设我能活到九十四岁，上半段的岁月已在放任政策的社会环境里度过去了；下半段的生活，我来到新加坡，甚至将全家人的前途，交给这个世界知名的严谨统治模式的社会。然而，移民的抉择，那份悲痛感受，看来龙应台是幸运地不必去体验的，但她可有想到过，人在陌生的环境里，竟能够“不劳而获”地受到欢迎，那种奇妙的感觉，绝非局外人能够体会的。

若说这里的人和善可亲，抑或说有良好的治安，塑造了超然形象的话，倒不如说：因为这里的繁荣进步速度较缓慢，未发展到令人民烦躁不安，这里的政府给予人民照顾得很周全，国民极普遍地没有近忧，发牢骚的话，重点着意于投标拥车证的价格太高；要购买房产的话，政府管不住高价上涨。我回读者一句话，大家可曾有亲身感受过“放任政策”制度下的滋味呢！

我认为，要合理地辩论一个社会的优缺点，首先应知道我们的基本目标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有合理的制度。世界上未见过有哪个国家领袖，可以采用空泛的理论来办事，就可享有兴盛的国家。我们在谈论时，只不过将不同制度的优缺点拿来比较，看谁具备更可取之处，有哪些难题需要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直到今天，我还未见到有谁能说有任何治国方法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我自己就有一个梦想：

华人的起居饮食世界里，没有一处的生活方式，能比得上香港那么自由洒脱，但是政府对犯罪者的宽容态度，使人难以容忍。如果有朝一日，新加坡能以现有的良好社会治安方式，协助使香港继续繁荣兴旺下去，确保在邓小平之后，维持香港的经济奇迹，这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都有好处。

但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我要告诉大家：“还好我是一个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龙应台

前言：慎思明辨

我在“人间”的短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1994年10月10日），经由狮城的《联合早报》转载后，好像一枚引发的炸弹。《亚洲周刊》说，那篇文章“似乎触到新加坡人敏感的神经，引起强烈反应”。新加坡专栏作家刘培芳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

在我的文章“出事”的同时，客座于新加坡大学的美国教授林格尔，因为在《国际论坛先锋报》上批评了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惹得警察上门来，讯问了九十分钟。林格尔立刻辞职回美，事后对媒体说，他不敢留在新加坡，怕被逮捕。

林格尔所引起的可以说是新加坡的官方反应，我的文章所刺激的，却显然是新加坡的“芸芸众生”，民间反应。其反应之激烈，据《亚洲周刊》的观察，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反应激烈自有其原因。外国媒体上以英文写成的批评新加坡的文章并不少，而且常被新加坡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转载，所以新加坡的英文读者对逆耳的英文评论并不陌生。华文读者却没有这个经验，就如专栏作家刘蕙霞指出的，“以华文书写的外国评论而在（新加坡）本国报章上发表，龙女士倒算是第一个人”。

本来就不习惯看见以华文写成的批评文字，更何况一出现就是像《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那样尖锐锋利的文字风格，新加坡读者猛然觉得受不了，是很可以理解的。

新加坡人对我的批评的反应，让我想起十年前“野火”时代的台湾。他们受刺激的程度有相似之处，可是彼此之间有一个重大的不同。“野火”前的台湾人对当时政治现状之不满已经几乎到饱和状态，只是还欠缺最后一股勇气把天掀掉。我得到的沸腾的反应中，各种看法、各种声音都有，从极左到极右。

今天新加坡所出现的反应，尽管激烈，却有相当一致的基调：我们国家是进步的、政府是大有为的、安全比自由重要、国家利益超出个人权利……在二十余篇反应中，只有一篇例外。

这个现象可以有两个解释：新加坡人确实比较满意于现状，乐意接受由权威政府领导的生活方式；或者，在权威的笼罩之下，不同基调的声音根本还不敢冒出来。

两个解释可以同时存在，并不彼此矛盾。

我因而特别为新加坡人写了《我很小，可是我不怕？》这篇文章，刊在《联合早报》。想说的是，何必对我生气？该讨论的是议题本身。对新加坡而言，重要的不是我这个外人的批评，重要的是这些议题得到新加坡自己知识分子之间的慎思与明辨。

1991年访新加坡，当地华人知识分子的困境、苦闷，和他们对中华文化与语言的情深执着，都令我感动。不是为了他们，这些文章我根本不会去写。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许多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带着他们本身并不自觉的中华主流文化优越感来到东南亚，然后发现，东南亚的华人极不欣赏他们的优越感。我是前者之一，到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后，才学到教训：他们是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不是需要你“宣慰”和“照顾”的“华侨”。

谨受教，我说，低下头觉得很惭愧。

在提笔写《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时，我曾经停笔思索：是不是用辞要客气些，婉转些？然而转念一想，我在批评中国大陆或台湾时，并不曾想到要客气、婉转，为什么对新加坡要有不同的标准？

我必须假定新加坡人和中国大陆人、台湾人一样，禁得起尖锐的批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

其次，我有什么资格批评新加坡？

问题应该倒过来：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文化批评像作文比赛，只问谁写得好，不问谁有什么资格。我可以用德文批评德国，用英文批评美国，用华文批评台湾、大陆，和新加坡。重要的是我批评了什么，而不是我是什么。

于是有《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这篇文章。

文章的主题，不在于新加坡有没有足够的自由、该不该有更多的自由——不曾在新加坡生活过，我倒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对这个问题下结论。文章批判的对象，甚至不是一般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这个政府有许多做法是我这个个人所不能苟同的，所以我要求它不要概括地以“亚洲人”代表自居。它有充分的权利代表新加坡人，但它不能忽视与它价值观相左、无法由它收编的不同的亚洲人的存在。

当然不是由于新加坡小，就说它没有权利代表亚洲。如果由中国的总理或者日本的首相来对西方说，“我们亚洲人如何如何……”恐怕是一件更严重的事情。一方面，文化霸权轻易地可以吞噬弱势文化，另一方面，当亚洲人自己将自己单一化、集体化的时候，我们同时加强了欧洲人对亚洲的传统偏见：“亚洲人站着都能睡觉”，“亚洲人能吃任何苦”，“亚洲人不重视人命”，“亚洲人不懂得个人隐私”……

欧洲人很愿意忽视亚洲多种文化之间的丰富差异，用以支持他对亚洲的整体刻板概念。如果亚洲人自己都把自己单一化、刻板化、集体化，你哪能要求欧洲人超越他肤浅而平面的亚洲认识？

《联合早报》所刊出的种种反应，一方面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令我惊讶。意料之中的是新加坡读者对我的不满；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在我写《还好》的时候，我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在诸多对我的反诘中，我发现，这个分野非常模糊。

更奇怪的是，对《还好》的反应是百分之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的问题是：没有不同的声音吗？或者，不同的声音出不来？

我承认我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可是我会去伤它，也是因为，身为一个华文世界里的知识分子，对一个华语国家毕竟多一份关心；新加坡人不需要我的关心，可是我的文章里有没有值得他关心的东西呢？

——“欧洲人注重自由与个人人权，亚洲人强调和谐与集体利益。”这是不是一个盖棺论定的真相？谁盖的棺？谁定的论？符合谁的利益的真相？

——即使真的盖棺论定，它应该是、必须是新加坡人（或亚洲人）继续追求的前景吗？为什么应该是、必须是？为什么不应该是、不必须是？

——文化的诠释权操在谁的手里？应该操在谁的手里？不应该操在谁的手里？

——新加坡为什么扮演了它现在扮演的角色？它的殖民历史是不是同时塑造了并且窄化了它的西方观？

——自由与安全是否绝对矛盾？

——在西方与新加坡的频发争执的表面底下，究竟流动着什么较深层的因素？国家主权与文化冲突是否足以解释一切？

Lingle（林格尔）的事件与我的文章所引起的风波几乎发生在同时（我可是在今天，10月24日，才看见Lingle的文章），我所看到的典型新加坡反应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多几个人聚在一起，大声多说几次“我很小，可是我不怕”，敌忾同仇的激情就要出来了，激情掩盖了真正的题目，也淹没了真诚但是冷静的讨论。

如《海峡时报》所说的，新加坡可以没有我这种台湾人，我同意；但是，新加坡可以没有诚实的知识分子，对自己作真诚、冷静、尖锐的讨论吗？

[回应与挑战]

龙应台文章引起的五个问题

柯清泉

细读龙应台的两篇文章之后，我认为其中的确有些令人不满之处，我要提出以下的疑问：

一 尖锐批评说不过去

龙应台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批评不需要婉转与客气，原因有二：追根究底，龙应台毕竟与中国大陆和台湾有脱离不了的渊源是其一；中国大陆经历多次重大的政治变动，开放后产生种种社会问题，以及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无法与经济强势并行前进导致许多的社会弊端是其二。

由于情况不同，对新加坡提出尖锐的批评是不恰当的，除了从龙应台的行文中得知她对新加坡只有片面了解，但却提出不客观的议论。新加坡目前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足之处虽然存在，但已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典范。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安居乐业也要受到“尖锐的批评”，这似乎说不过去。龙应台若是秉着高级知识分子的真诚与冷静，应该是以较负责任、较有善意的态度提出意见，不应该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手法来引人注意。

二 伤了新加坡人的感情

龙应台行文中特别强调“给我再高的经济成长，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对不起，我也不愿意放弃我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

文章的含义很清楚，即新加坡人在目前的政府治理下，生活得连“那一点点个人自由与尊严”也没有。

龙应台下笔时缺乏谨慎，伤了新加坡人的自尊。龙应台把上述的言论当成“关心”新加坡人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

三 为什么枪口一致向外

新加坡人对政府的批评与政府的自我批评时常能在舆论上见到，只不过龙应台在这方面不甚清楚和没有适当的了解。“统一的护国之声”会令龙应台感到惊讶是十分正常的，若不是龙应台行文上的鲁莽和与现实不符，新加坡人又怎会如此地气愤呢？

新加坡人一向老爱在嘴里批评政府的各种严厉的政策，一旦从国外旅游或公干回家，或从新闻报道中得知世界许多地方纷乱不安，大家都觉得新加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国家。一个移民组成的小国能在短时间里培养国人的归属感与自豪感，确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枪口向外是绝对正常的。

四 龙应台的文章有没有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

详细分析龙应台的文章，可证明她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真诚且冷静的知识分子。首先，她在答复回应时，提出了六七个她认为值得我们关心的东西，而事实上，涉及范围这么广的论题，并不是三言两语便能得到结论的，况且在她千多个字的行文中，内容完全没有针对值得关心的东西发表意见。譬如，她并没有谈及亚洲与欧洲文化的差异。其次，她在文章中说：“我不赞成将死刑犯五花大绑拍照……”我自新加坡独立以来，便在这里生长，从没听过死刑犯要被五花大绑拍照。龙应台信口开河，大胆假设，不是负责任的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作风。再者，我们的警察并没有当众羞辱丢纸屑的人的权力，龙应台的文章似乎有意在制造某种错觉，令人以为新加坡是个警察国家，警察拥有不受管制的权力，这并不符合事实。最后，龙应台在答复回应时说：“惊讶的是，反驳我的人如此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她会作出那么肤浅的结论，实在令人十分纳闷。龙应台在答复时是否有重读自己的文章，是否知道自己在行文中犯了什么错误。若不是行文中有无中生有、夸大其辞，甚至恶意中伤的情形，又怎会反应是百分之一面倒的护国之声呢？

五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龙应台既然感觉到新加坡一贯的作风是：“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从这点就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国，在国际间还拥有一份不可轻易被羞辱的尊严。龙应台喜欢强调尊严，一个小国在国际间能像新加坡一样拥有这样的尊严，是不多见的。

新加坡常在受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求取进步，对于错误的政策，也能及时地纠正，这是我们重要的成功因素，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对龙应台的批评，我们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回应与挑战]

我们厌恶不负责任的批评

陈敏明

东南亚并非蛮荒之地，东南亚广大的华文爱好者也欣赏唐诗宋词，鲁迅、巴金、金庸等名家作品，只要作品严谨有理性。查良镛先生年前来新加坡所受到的欢迎可见一斑。

从龙应台女士对《早报》读者批评的反应，我发觉她很容易凭直觉堕入她自己一厢情愿的结论里——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说《早报》读者对她的反驳是“不假思索地与政府认同，作出统一阵线的反应”，她可以批评反驳文章的文句不通，欠缺条理，但她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假思索地作出反应呢？

我是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细读、分析、研究及思考《还好》一文，才执笔写出我的个人感受，我不是作家，而且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有写过一篇中文文章，回应《还好》一文是我中学毕业以来的第一篇中文作文，我能不思索吗？在龙女士的回应中她说在写《还好》的时候，她的直觉是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又说她批评的对象不是新加坡人，而是新加坡政府。可是又是谁说“新加坡人当然有充分权利依照他们的价值准则去过日子——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政府”，请问她的逻辑在哪里呢？

龙女士觉得奇怪，为什么对《还好》一文的反应是百分之一百一面倒的“护国之声”，我只能说她太不理解新加坡，太不理解新加坡人了。在《早报》转载了《还好》一文以后，在我周围的朋友确是百分之一百对《还好》一文持反对态度，他们之中有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也有国外居民，包括香港，以及马来西亚、韩国，他们都不是政府官员或有任何政党背景，他们只是对这种恶意攻讦感到气愤。

试想想，如果《还好》一文被翻译成德文，被一个从没踏足亚洲、对新加坡也不认识的德国人看了，他对新加坡会得出一个怎么样的印象呢？不难想象如果他相信《还好》一文的话，新加坡就是一个“政府指定国民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活、怎么做爱生几个小孩”的国家，可是事实如是吗？

我因业务关系，经常走访香港、台湾、中国大陆及韩国等地，也经常地被当地对新加坡情况不熟悉的朋友问道，“新加坡不准国民打麻将？”“新加坡喝可口可乐要罚款？”“新加坡不准卖干炒牛河？”等等。每次听到都不知道是好气，还是好笑。这些朋友当中，绝大部分并非对新加坡存有偏见，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与否，对他们来讲都无所谓，这只是他们茶余饭后的笑谈而已。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错误讯息呢，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传媒及专栏作家以讹传讹的报道所致。

龙女士说得对，谁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我相信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有某些人自以为比其他人优越），只要是基于事实，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早报》读者或大部分新加坡人对《还好》一文的强烈反应并不是她没有资格批评新加坡，也不是因她批评新加坡没有资格代表亚洲——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龙女士说新加坡没有这个资格，我们表示不同意，这都可以拿来讨论。令广大读者气愤的是她基于不尽不实的资料来攻击新加坡，这不是一个严谨、认真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我们接受批评，因为新加坡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只要是实事求是，更尖锐、更苛刻的批评，我们也接受——但我们不喜欢，甚至厌恶不负责任、弄虚作假、哗众取宠的歪曲言论。拜托龙女士下次执笔前，请先备课。

[回应与挑战]

“龙卷风”过后的省思

刘培芳

龙应台的文章《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发表的时候，我不在新加坡。回国后，还没来得及翻阅旧报，就觉得奇怪，到底发生什么大事，搞得龙应台变成新加坡芸芸众生的公敌？我去翻看旧报，于是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老实说，新加坡人是无须为这么一篇文章大发雷霆的。我看了《还好》一文后，除了感到龙应台执笔时有点急躁和冲动之外，倒觉得她是看出了新加坡的一些问题，而她接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我很小，可是我不怕？》，也提出了一系列可引人作深层文化反思的问题，虽然我未必同意龙应台在文中的所有观点。

对龙应台有点了解或是有读过她的社会评论文章的人，应该都会知道她一贯的行文作风。当年她的《野火集》之所以震撼整个台湾，正是由于她那支针砭时弊的笔，够尖、够辣、够狠。我还记得80年代中期的一次世界华文书展在新加坡举行时，《野火集》在书展上被抢购一空的情况。许多读者买不到书，还叮嘱书商为他们订购或到台湾采办。当时新加坡文化圈以赞叹和赏识心情，来看待这位女作家在台湾所引起的一阵旋风。

不料十年后的今后，这旋风变成一阵“龙卷风”，吹到新加坡。龙应台是因为读到我国外交部长贾古玛在德国出席欧洲和东南亚外长会议的演讲，对这位新加坡政府领袖和西方人对话时，“口气俨然以亚洲代言人自居”感到非常不舒服，因而有感而发，认为新加坡并不代表亚洲，她更由此列出许多她个人不能苟同的新加坡价值观，批判一番之余，十分庆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

这篇文章原刊登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也许龙应台没料到《早报》随后会转载，更没料到她会如此触怒新加坡人，引起他们纷纷投函报章反驳。为文，参与辩论的不仅是新加坡国民，还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移民和马来西亚人。他们大多为新加坡的价值观、良好社会体制和国家的杰出成就而辩护。一位旅居本地的中国人还开宗明义声言：“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这阵“龙卷风”刮得好猛，争论之激烈，甚至使它成为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亚洲焦点”。我不想在这里争论新加坡能否代表亚洲，也不想对龙应台的论点及读者的回应逐点逐项加以讨论。我只想从这次的事件是否能触引我们做何种反思这个角度，和大家一同探讨。

“龙卷风”卷起，弄得人人躁动不安。风过后，大地恢复平静，我们是否就把这事置诸脑后呢？

自然现象中的“龙卷风”，可能引起海啸，可以造成天灾人祸。而我觉得，这次龙应台卷起的风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她警醒我们，别人可以对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用不同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我们应该为新加坡这些年来的建国成就感到自豪，却不表示我们就可以掩着耳朵不听别人的批评。

独立三十年，当我们的国家取得繁荣、稳定和发展之后，我们应该逐渐走向成熟，我们应该可以培养出足够的气度、宽阔的胸襟，容纳不同的看法和言论。如果别人的批评不符事实，或歪曲真相，我们应该严厉驳斥；但假如有关批评是诚恳的、是出自善意的关怀，哪怕是笔调再辛辣、再煽情，哪怕是声音再尖锐、再刺耳，我们都应把它们视为一种有助于我们改进、有利于我们成长的激素。谁又能忍受别人往自己的伤口上撒盐？但如果那不是盐，而是刺激我们大脑神经去思考的动力，我们应该可以从正面的、积极的角度去对待它。

社会批评有时是越尖锐越好的，击中要害的论点，最激发反思。四平八稳、面面俱圆的文章，教人看不到立场，也缺乏个性。

龙应台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不同的声音？”她还问：“不同的声音出不来？”龙应台在1991年来过新加坡，参加过国际华文文艺营的讨论，虽然她对新加坡各层面的问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但作为一名社会批评家，她有她一定的观察。

“为什么没有不同的声音？”我们自己是否也常常反思这问题？

虽然新加坡比许多发展中的新兴国家幸运，但在建国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也不算太平坦。兴邦建国之初，为了稳定和发展，我们需要有统一的声音，好团结及巩固国民的力量。如今，我们是否已到了可以来个包括不同音阶、不同音色的大合唱时代呢？

只要开腔发音之前有个定音，只要我们拥有一个主旋律，那么，包含不同音阶、音色及音域的合唱曲，会不会更优美、更好听呢？这是“龙卷风”吹过后，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回应与挑战]

我们应学习接受批评

蔡再丰

如果一个人愿以真诚、善良作为出发点，则他的批评与建议，是值得冷静去思考与探讨的。即使他的批评与建议有偏差或错漏，我们也应该以谅解与感谢的心情，来冷静地分析和讨论，甚至拨出时间来研究、沟通、印证。这样，才会进步，才会得益。

新加坡不是没有真正诚实的知识分子，肯冷静、尖锐地探讨龙应台女士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几篇发表在“交流”版的文章，也不能代表众多新加坡人的心声，所以，也就不该有“护国之声”这码事了。

我同意，正如龙女士所说的：在华文的大世界里，我们是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们便可以有自由的机会，平等地说话。学术探讨，“真理”争论，不应偏私，更不该做人身攻击，或说出“赌气”等没有修养的言词。

国家主权、文化冲突、东方思想、西方自由、欧洲人观点、亚洲人价值观……这些都是生活在角度不同的人所产生的不同角度的看法，或者，都各有道理，都没有错。也没有必要争论以何种标准作为定论。

我要说的是：（个人的看法）新加坡真正诚实的知识分子比较保守，比较懂得明哲保身。他们愿意把更多时间花在谋生，花在教育子女身上，花在建设美好的家园。

新加坡也并不缺乏优越的华文知识分子，在短暂的岁月里新加坡能有今日的辉煌成就，也多靠这些华文知识分子坚强的努力、默默的耕耘、不断的创造、无比的斗志。

我个人也深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外人”来“宣慰”和“照顾”，毕竟，我们的艰苦已一一熬过去了。不过，我个人倒盼望有更多的“华族”艺术、戏曲、音乐、舞蹈、武术等来本地活动。

称颂、赞美，对人说奉承好听的话，是很容易给人接受的。批评、忠谏，即使是善意的指责，也会给听的人感到厌恶而发出抗议，这是人性的弱点、人的通病，是应该改变的。

亚洲或欧洲，非洲或美洲，地区不同，气候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便不同，管治方法便不同。智者和聪明者，是向别人学习，取长补短，求自己进步，而不是去攻击别人，伤害别人或企图征服别人。

活在各个不同地区的人，需要的是什么？争取的是什么？追求的又是什么？这也有不同点。当然，自由是最可贵和最多人追求的，但是，还有富裕，还有财宝，还有亲情……

统治者用什么法则治理广大的群众？什么法则更适合？什么是对与错？历史会给予证明。

中国“百花齐放”与“大跃进”的口号已成为过去，“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也如明日黄花。目前在西方国家流行的性与贪污的丑闻，还有毒品泛滥的灾害，非洲国家的饥饿与战祸，还有印尼森林大火无法扑灭的悲哀……身为知识分子，值得关心的东西太多了，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

政府是政府，人民是人民，两码事，这是真理。龙应台女士毕竟是一个敢发言、敢批评的人。是的，文化批评像作文，不只要问谁写得好，还有，谁“写得真”、“写得善”！

辑三　啊，上海男人！

初识

——给上海读者

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我的大陆读者，是在一个北京派出所里头。湖南来的哥哥让人骗走了钱，我到派出所去为他说明，发现警察正看着《野火集》。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警察，问我：“自由太多了，社会不乱吗？”

第二次，是在从湘西驶往长沙的软卧车厢里。文质彬彬的年轻乘客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大学里传阅《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极了，对我的大陆读者。他们是谁？

台湾读者，我当然熟悉得很。一次新书发表会就可以告诉我：他们大约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在学大学生居多数，但是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记者、法官，各行各业都有。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岁以上、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没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释这个读者群结构。读者教育水平偏高，是因为书的知识性格。女性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已经就业的女读者，稍超过相对的男读者，大约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形态中，男性一旦离开学校就进入所谓事业的战场，不再有看书的时间；女性的“战场”意识较淡，即使就业，却仍注重个人内在的发展。台湾的出版人也知道，买书的多是女性。

为什么老先生读者不少，老太太却不见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读者常来信和我谈国家大事，老太太或许因为是上一代的女性，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与我所关心的题目没有交集。

但是我认识我的台湾读者。他们在中学里背诵过“青年守则”：助人为快乐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他们在大学里朗诵过《诗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他们早上在巷口买套烧饼油条当早点，晚上也许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们对台北这个城市既厌恶又深爱不舍，他们对政治既乐观又批评不已。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和后解构主义。在生活的实践中，他们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脚步印在传统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们在茶馆里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书店里浏览；在小心翼翼地过马路，牵着孩子的手；在计程车里听司机破口大骂政治人物；在机场，提着简便的行李……是的，我认识他们，就像一起长大的街坊邻居一样。

但是我的大陆读者是谁呢？

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5月1日的签名会上，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见的人。

队伍太长，对每一个读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觉摄进印象里，然后问他的职业。读者显然也知道我们见面之不易，有人从南京、无锡乘火车赶来，有人带了礼物：一首诗、一副对联、邮票、卡片、装饰品……一个年轻人说：“读了你的《我不站着等》——”

他停顿一下，继续说，“觉得很惭愧，但是想告诉你，大陆人不都这样的。”

我说：“我知道。”

他弯身去摸索一个塑胶袋子，取出一束鲜花，递给我：“早上挤公共汽车，就怕把花给挤坏了……”

我接过花，轻嗅花的香气。电视台的录像记者正拍着别处，急急赶了过来，对年轻人说：“请你把花拿过来，再献一次好吗？”

年轻人断然拒绝：“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没有第二次。”

我仍旧捧着鲜花，看着他走开的背影。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终于也认识了一个轮廓：我的大陆读者，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大中学生居半数，但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干部、图书馆员，各行各业都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不见。

和台湾不同的是，读者中有好些个所谓“蓝领阶级”：工厂工人、厨师、司机。最奇特的是，男性多于女性。

为什么？我求教于上海朋友，为什么在这里男读者远超过女读者？上海朋友半诙谐半正经地说：“大概因为台湾还是一个文化比较传统的社会，男人是主导的、强悍的，而大陆的男人已经没有那种优势，比较柔弱。你的文字，对不起，是比较阳刚的，所以比较吸引男性读者吧！”

我很怀疑他的分析，但是，谁能给我更好的答案？

在华灯初上的外滩，我看见情侣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脸上有恬然遗世的神情。拥挤的公共汽车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见被生活折旧了的脸孔贴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饭店前有西装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场里有捧着大碗吃饭的女人。城隍庙前有人依着画廊雕柱对镜头做出粲然笑脸。

我还是不认识我的读者。他们经过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他们害怕着什么又追求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幻灭又有什么样的梦想？不曾和他们一起成长，我无从想象他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可是在那长长的队伍前端，我们曾经深深地对望；回想那对望的一刻，或许我们竟是熟识的。写作者在孤独中写作，读书人在孤独中阅读，那孤独其实是种种情怀的交会。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将不同世界的人牵引在一起，是因为不管他们经过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在心的最深处，他们有一样的害怕与追求、相似的幻灭与梦想，午夜低回时有一样的叹息。

我们毕竟在同一条历史的长廊里，或前或后；鲜花释出清香，像丝带缭绕。

啊，上海男人！

我是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从俄罗斯到南非、从以色列到菲律宾，全走遍了；以为这世界上能让我真正惊讶的事情大概已经没有了，直到我认识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开始阅读大陆文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难”、“十年浩劫”什么的，而是，咦，怎么小说里下厨烧饭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我的书架，随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俩要请客了，“13日一早，周敏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这周敏可是个男人。“因为临时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处旅馆租借了三个碗、十个盘子、五个小碟、一副蒸笼、一口砂锅。”周敏紧接着开始剖鱼，他的女人就试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妆打扮。这样的情节在台湾的小说里可难找到，台湾作者要编都编不出来。

社会主义教出来的男人还真解放，我记得自己暗暗惊叹。

在海外见到的大陆女人，说得夸张些，个个抬头挺胸、骁勇善辩，没有人认为应该牺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谚语，“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温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陆女人身上；她们昂首阔步地走在前头，不在男人的阴影中。相形之下，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仪态举止上仍讲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业一不小心太顺利时，还觉得对男人不起，太“僭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还没有投票权。德国的女人，婚前也许雄心勃勃，一旦有了孩子就发现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只上半天课，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洁妇、厨师、司机兼园丁，而这些工作又全是无给职。她变成一个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费的配偶。德国女人是欧洲有名的贤妻良母，为丈夫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仅不被当作美德，简直就是女人应尽的义务。走过德国的小村镇，你可以看见一户一户的女人在晒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家来夸奖。

所以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大概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走进安徒生的家乡，你会听见人们窃窃私语，小美人鱼如何受父权压抑，不让她追求爱情。走进格林兄弟的小镇，你会听见人们如何议论灰姑娘辛德瑞拉的后母。走进李昂的“杀夫”小村，你会听见人们耳语妇人林氏如何被丈夫毒打强暴。而不分古今或中外、童话或写实，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儿童和妇女；《二十四孝》是一部儿童被虐史，《烈女传》是一部妇女自虐记。但是在20世纪末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

某人被妻子赶了出去，在黄浦江边踱了大半夜。房子是妻子的单位发的，所以女人指着门叫他走，他就得走。某人在外头有了情人，妻子便让他每天趴在地上拖地，来来回回地拖，直到他一只手脱了臼；没关系，装回去，再拖。某人有一天回家晚了，发现他的写字桌、书籍、衣物被妻子扔在门外，像丢垃圾一样。某人想离婚，女人就把水果刀按着手腕威胁自杀，男人遂不敢再提离婚，但女人从此每晚强迫男人向她求爱……

“男人——”我小心翼翼、结结巴巴地问，“男人——也可以被被被强迫吗？”我并没有那么无知，可是我们是在说上海男人，情况也许特殊些。

“怎么不可以？”亲戚轻蔑地别我一眼，继续说，“小张每天都像死人一样去上班，再也没力气要离婚。他老婆还揍他呢！”

哦！那么上海男人和瑞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国外的报道曾经读到一份联合国发出的文件，说是瑞典男人被妻子殴打的情况普遍，呼吁瑞典人成立保护男人组织，拯救被虐男人。在欧洲，瑞典的男女平权被认为是最进步的。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我来不及深究，因为眼前这个上海男人正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怎么怕老婆。

我爱我老婆呀，她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说起来眉开眼笑。旁人七嘴八舌地催他，讲讲讲，讲你怎么上厕所。他就说，老婆爱干净，不准他用身体去碰马桶，所以他总是双脚蹬到马桶边缘去办事的。有一次，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太婆，从外头往下看，哎呀，他脚不见了，就一面叫骂，一面用拖把打门；他不为所动，老婆的命令，不下来就是不下来。

和一个文化界的朋友午餐。吃了一碗蚂蚁汤之后，他开始吐露一点婚姻上的苦恼。“你别看我在外面好像还是个挺重要的人，”他擦擦额头的汗，“在家里呀，我什么都不是。”第二天我们要一起参加一个会议。“我老婆叫我提早赶回家去买菜做饭，她有个亲戚要来看她。”

他摇摇头，愤愤地说：“我才不赶回去呢！是她的亲戚，你瞧瞧。”第二天，会还没完他人已不见。别人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哈，我知道。

接着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吃午饭。我当然要她别麻烦，出去吃好了。不麻烦，不麻烦，她说。到她家时，饭菜已热腾腾摆上了桌，表姨和我坐下来吃，厨房却仍乒乓作响，是谁在做菜呢？

端着热汤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表姨介绍，是她将来可能的女婿，一个工程师，刚巧从外地来访，所以要他下厨。果真不麻烦。

吃过饭之后，是这个男人收拾碗筷，清理厨房。

清洗之后，他陪我们两个女人逛街看衣服店。逛街的时候，他跟在我们后头，手里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走了一个下午。

“你说嘛，这种情况，”回到台北，我问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在台湾可不可能？”

她并不回答，却若有所思地边想边说：“我想起来了。我在上海借住在一对不怎么熟的夫妻家里。有一天出门回去的时候，发现男主人把我换下来的内裤都给洗了，晾在阳台上。我大惊失色。”

“现在，我明白了，”她微笑起来，“上海男人嘛！”

我也明白了。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

“我才不要上海男人呢！”二十五岁的上海读者翻起白眼，一脸不屑。“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我怜悯地看着她光滑美丽的脸庞，很想告诉她：年轻的女郎，为这大男人气概，你可得付出昂贵的代价，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发展。你不知道天下最宝贵的男人就在你的身边呢。

我没说，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不见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精英——碰来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国、美国，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举世皆然。

而那二十五岁的女郎对大男人的向往，并不是轻易可以嗤之以鼻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所写的《铁约翰》成为畅销书，可能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令许多男人女人困扰的问题：

解放的男人、温柔的男人、不以帮女人洗内裤为耻的男人，当他们发现女人竟然开始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的时候，何去何从？而女人，穿上男人的衣裤，跨着男人的大步，做男人的“同志”与他并肩开辟天下，当她们发现男人竟然开始嫌她们不够女人味的时候，又何去何从？

在上海，被男人养着玩儿的“金丝雀”、包二奶、小女人又开始出现了，好像历史又往来时路倒着走。两性之间究竟是否脱离得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模式？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究竟是什么呢？

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爱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心里有点忧郁？

后记：此文在上海《文汇报》刊出后，引起轩然大波。“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实仍是真正“大丈夫”，云云。

[回应与挑战]

也说“上海男人”

陆寿钧

龙应台的大作《啊，上海男人！》让我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很有学识的人，怎能以地域划分来笼统地评说人？！

我向来不赞成以地域划分笼统地对人，对男人、女人去概括出个特征来进行褒贬评说。我们应该面对事实：每一个地域的人，每一个地域的男人与女人，在性格、处世特征上并非都是划一的，也不可能是划一的。上海男人与外地男人一样，有婆婆妈妈的，有窝窝囊囊的，也有豪爽大度的，事业性极强的，很难用一个划一的说法去概括他们的特征。我想，台湾人，台湾的男人和女人也是如此。龙应台说：“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对此，我只能报之以一笑，且不说台湾报刊上天天都有与此相反的报道，就拿一开头就声明“我是一个台湾女人”的龙应台来说，倘若果真“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的话，就不会到上海的报纸“横扫”上海男人了！

龙应台以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举了不少上海男人如何“怕老婆”，也就是本地人戏称的“气管炎”（妻管严）的毛病，我也只能报之一笑。诚然，这些事例虽不免在传说与行文时有所夸大，应该说还是在上海的一些男人中存在的，但绝不能就把它划一地看成是上海男人的“特产”了。就在这些事例中，龙应台也不免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上海男人中的一些人与其他地方男人中的一些人一样，有他们的复杂性。

龙应台“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在世界上走遍了不少地方，当然是个非常解放的女人，所以，她在列举了上海男人的家务，不与老婆争高低等等“特色”后，仍然觉得“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其实，在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熏陶下，上海的男人与女人早已不把这些当作一回事了，为什么家务事必须都是女人做呢？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为什么要落到去与自己的老婆争高低呢？上海舆论衡量一个男人有没有男子气，主要还是看他在社会生活中是否活得堂堂正正，并不在于在家中做不做家务和是不是与老婆逞强。看来，龙应台的“解放”与我们的解放还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我们的解放已越过了她那后面的“解放”。当然，在上海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免还存有某些阴暗之处，但绝对不是如龙应台看作的“好像历史又往来时路倒着走”。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

因此，我也不同意龙应台似乎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一段话：“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不见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精英——碰来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国、美国，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举世皆然。”我们暂且不去广泛地列举，也暂且不去理会“所谓”两字，就拿上海的文化界来说吧，用一句上海话来说：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何其多呵！上海肯定还存有男女不平等的事例，但并不能就此断定上海男女不平等。

我并不是个正宗的上海人，只是在上海生活了那么多年，才对上海人，上海的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来的。我想，龙应台如能多来几次上海，她的看法会真正深入下去的。

欢迎您，龙应台，多来几次上海吧！

[回应与挑战]

理解上海男人

吴正

通常，我的创作习惯是只执着于自我感受而很少遭到外界什么因素干扰或者引诱的。然而，这次的例外是在我读了龙应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成了她描声绘色之中的某一个，但有一点应无疑义，那便是：我就是个地道的上海人——上海男人。我笑眯眯地对自己说，也来一篇吧，作为对龙女士娇声一呼的某种回应，充当回音壁。当回音壁有时是很有乐趣的。

虽然，拎带鱼骑单车回家的形象并不适合于我，但毕竟，我们都是流动着相同性格血型的一群。近百年的传统加上三十来年的革命化，男女平等的教育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上海男人的心理顺从，我答不上；上海男人在世纪初率先接受文明，世纪中适应社会转型，世纪末重新投身开放热潮的种种不寻常经历终将把它铸造成了一个特殊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江南性格以及文明熏陶，这是构成上海男人的三道鲜明的性格光谱，所谓小男人只是一种肤浅不过的理解，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我们很可能缺乏伟岸的体魄，叠叠的肌块以及“黑猩猩捶打自己露出毛发的胸脯来证明其存在价值”时的那种声嘶力竭，但我们却有强大而安静的内心境界。上海从前是，今天又再次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经重镇，与上海男人的这种性格内质不无关系。只有傻瓜才会将性别视作什么可供自豪和自居不凡的东西——世界上不就是除了男便是女的两种性别？这便是我们所理解的大小男人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

然而，我相信龙女士也是理解这一切的。她是个干练和充满了男性化果断和机敏作风的女人。我与她有过若干次兴致高涨的交往，在文化界人士聚会的饭局上，她谈兴热烈真挚而开放，与她笔下的那位有着光滑美丽脸庞的，芳龄二十五的，说是希望将来能嫁个北方大男子汉的汪汪女子大相径庭。当然，向往外形上的阳刚与伟岸，这是每一个女性的心理秘藏，只是如龙女士所言，为着这种单一的追求，日后的你会不会因而付出昂贵的人生代价？外国究竟如何咱不敢说，单在中国，男人盘腿炕头饮酒喝茶斗鸡玩蟋蟀闲扯瞎聊打老K，而让老婆下田喂猪抬水背石，完了要以最快的速率换好小孩的尿布再炒几碟小菜端上桌来侍候他们，一旦干不好，还可以揪着女人的头发来个兴师问罪的北荒南乡之地至今还有不少。这种令上海男人们瞠目之后外加摇头的原始以及不开化绝不是单以“民俗”两字的解释便可以一笔加以抹杀的，这正是该类区域在能见的将来还不能那么快地摘去贫困之帽的标志之一。然而，上海不是这样，在这座文明与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中，男女性别都等值在同一水平线上，各尽其职。龙女士已细致观察到了所谓文化精英乃以男性居多的事实。其实，“武化”还是“商化”的精英又都以哪一种性别为主，这是在两性单独相处相悦相濡之时发挥出来各自的性别特长。在一个文明合理先进的社会中，凡强者，不论男女，都有竞争至社会最前列的权利，美国如此，香港如此，上海，也如此。上海，于是便在龙女士的笔下被唤作为了一个“迷人”的城市，难道在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这一项精美而别致的人性软性？——我想，这是龙女士的一句并没有说出了口的肯定。

其实，最深刻了解上海男人的还是上海的女人。她们是她们男人们的一种背景，一擎支柱以及一湾避风港。她们在生活细碎上所表现出的“昂首阔步”只是她们间接顺从的一种变奏，她们才是上海男人最佳的精神与事业拍档。在上海，惧内不会被人真正地笑话（上海人的一句口头禅是：“怕老婆发财个呀！——”），而相反，欺妻与虐妻倒被公认为一种耻辱，一种外烫内寒的懦夫行为。上海夫妻的恩爱秘诀是心照不宣的感情互动以及精神体贴——诸如那段替老婆洗内裤的细节，不论龙女士添此一笔的色香味的内定搭配究竟意欲何在，倒恰好凸现了上海男人对于爱情以及两性相处艺术上的某个殊殊视角与思维，因为爱，有时是需要带点儿“肉麻”的。

当然，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于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那天，已经很晚了，我太太突然接到了她的一位旅港的福建女友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妹妹她出嫁了！——”“恭喜！恭喜！”

“……她嫁的也是你们那同一种人……”“什么？——同什么一种人？”“我说的是，她也嫁了个上海男人！”其口吻之兴奋犹若捡到了一件意外的宝藏一般。电话挂断之后，妻子如实地告诉了我她们通话的内容，她的神情平静且充满了理解。“我们送她一份厚礼吧。”我点点头，并不太有要将话头说出口的意图，因为此刻我正在心中嘀咕着：所以，不是我说，能嫁个如意的上海郎君，也是当今女人的一种福分呢，真的。

[回应与挑战]

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沈善增

有朋友来电，说“龙旋风”刮上门来，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沪上的须眉一笔横扫。于是我去找那篇文章来看。原以为是篇火辣辣的檄文呢，不料却读到了一篇很缠绵悱恻的祭文。龙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从那深自失落又强颜调侃的语调，我推测，这甚至可以说就是她的整个人生理想。因为从理论上说，“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然而在感情上，她又不能不觉得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于是她“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所以她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

文章的后面提出了一连串的困惑，很有点像祭文里此岸的人向彼岸的灵魂发出无望的呼唤。

譬如她有意无意地将男人下厨（大陆叫“围裙丈夫”）与惧内（她叫做“男子被虐”）混为一谈。

男子下厨，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经济生活条件（女子普遍就业，男女同工同酬）及生活习惯（以饮食为生活主要节目，以烹饪为生活主要艺术）造成的有中国特色的家务分工形式，与女子是否占有家庭乃至社会的话语权，或从男子方面说是否“惧内”是两回事。下厨的男人不一定惧内，惧内的男人不一定下厨。下厨是主动尽责，惧内是被动受压这一点，龙女士一上来是分得清楚的。她认定上海男人“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就因为她觉得上海男人不仅下厨而且惧内。但说着说着，她又把这两件事扯到一起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太需要证明上海男人的甘心被虐了。

男人惧内，是个历史悠久的话题，比男人下厨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比20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也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河东狮吼”一语典出北宋，不说世界，至少中国士大夫惧内是有优秀传统的。如果说“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忙乎了半天，炮制的女性话语权等种种理论，不如干脆嫁到中国来，即使在中国女人缠小脚的时代，还不乏惧内的大老爷们。所以龙女士惊讶地发现梦寐以求的男人原来在上海，这实在是她的一厢情愿的错爱。难怪聪明的她后来又要追问：“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真正惧内的男子，一般都未能修炼到超然物外、不以其为耻的水平。而在人前宣讲、夸耀自己惧内的，他的惧内就很可怀疑。有的是从反面来显示自己的绅士风度，因为他觉得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欣赏惧内的男人，故而投其所好，表演一番，难说没有些“肉麻当有趣”的成分。有的则可能是在为另觅新欢制造舆论，甚至可能是有针对性地下诱饵。龙女士游历过世界，见多识广，按理不应该被这些从古到今男人惯用的小花招所迷惑，因此我要说她是情愿受骗。

总而言之，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较为普遍，惧内的上海男人也像中国乃至世界（如瑞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不是没有，但自成一格被尊为“世界稀有品种”的上海男人则是龙女士有意无意的虚构。虚构这样的“上海男人”，是为了向她自己证明些什么。但因为内心的矛盾，导致逻辑的混乱，结果非但证明不了什么，反倒多了一大团困惑。

真正的上海男人到底如何呢？我是生于斯，长于斯，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借龙女士的眼光旁观一下，我觉得上海男人在适时求变，不受传统的乃至陈腐的观念束缚方面，自有其优越之处。上海男人不会脱离现实环境，去追求几千年一贯制的“大丈夫”价值，死要面子活受罪，弄得自己很痛苦。上海男人也不会因为20世纪末的新新女性又转而欣赏“大男人气概”，立刻急吼吼地去向“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的男人看齐。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不为传统观念而硬撑，不为讨好女人而强扭。认准黑格尔老头说的至理名言：“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现存的都是会改变的。”以一颗平常心处世居家过日子。所以大多数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点也没察觉到自己已变成世界稀有品种，奇货可居。龙女士在文章最后对上海男人殷切期望：“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爱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笔者注），心里有点儿忧郁？”一般来说，那期许是要落空的。在大多数上海男人看来，这个问题并不成其为问题，他们则实在太忙，没工夫去操这份闲心思。

啊，上海男人，你们真是捧不起的刘阿斗啊！

[回应与挑战]

说“横扫”

——关于“上海男人”的是非

冯如则

在《笔会》上先后拜读龙、沈两位关于“上海男人”的文章，放下手中活计来插上几句话。

恕我直白：两位的文章恐怕都犯了一个忌讳——以偏概全。沈先生笔下尤其多一点儿情绪。这恐怕是不必要的吧？

我猜想龙女士手中并无统计资料，那又何以认为上海男人——至少是近半数乃至过半数？——都下厨房呢？而且，人人吃饭，男人也吃。既要吃，为什么就不作兴下厨房或也下厨房呢？

沈先生解释男人下厨的原因，其一是女子普遍就业、男女同工同酬。我以为这“酬”字别有一点说道：所同者是低酬。一人的低酬不能养家活口，于是只得“同工”（妇女解放的大问题此处不论）。而这“工”也别有一点说道。我们几十年来的传统不是家务劳动社会化而是社会劳动家务化。近些年来虽很有改善，从而也给改革记分，做饭自然复杂而费时间，所以既需同工于社会，又需同工于厨下也。否则，一顿晚饭吃到什么时候去？

此为龙文之偏。

沈文也偏：“总而言之，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普遍。”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大半是乡村；那儿的男人下厨房的“普遍”程度能和上海或其他城市相比么？我也是没有统计数字的，但猜想情况恰好相反：肯去厨下“同工”者恐非多数。又相反，恐怕打老婆倒不罕见。

这里且岔出一笔，请求讨厌“老婆”一词的女士先生们理解：我无法说“打爱人”——既非“打情”，又不是出于“心疼”，“打”和“爱人”弄到一起，岂不荒诞？而且“爱人”一词无性别，竟不知谁打了谁也。

沈文以下继续“总而言之”说：“上海男人不会……上海男人也不会……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这一串“上海男人”之前既无确数又无约数加以限制，那就是指全体了？那可能么？所以我以为沈先生有点动情绪了。

我以为说话作文，切忌“一笔横扫”，以免误导。去年某报刊文，说西部某市妇女特爱浓妆艳服而又不得其道，令人反感。结果倒是文章本身令人反感，连编辑先生似也陪着做解释。这可为一例。眼前的争论也可为一例吧？再一例：稚年谈过一本书，叫《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于今思之，不觉惘然：叫我怎么看呢？

沈文剪贴在手边，所引有据；龙文却没有。《笔会》办“龙应台专栏”，我以为是个好主意，不但读，而且剪，好端端的一张报纸多次剪得支离破碎，这个专栏是原因之一。这次却未剪贴，因为——读者真诚反馈，龙女士不以为忤吧？——该文虽也写得漂亮，却有些我不赞同的东西。但因此也就无法详引了，就此一并说明。

[回应与挑战]

乱谈“上海男人”

张亚哲

上海男人的浅笑的确是尴尬，上海男人的愤怒如陆寿钧对龙应台也始终挽不回已如三丝春卷皮似的颜面，即将欲说还休的矜持堕落为怒发冲冠的孟浪，是再犀利的文字也回天无力了。怪只怪“上海男人”这有些惊天地、泣鬼神的牌坊。

坊间话语如陆寿钧的绅士措辞，清淡地无法察觉微澜死水。龙应台女士能惠顾上海男人这温柔雅趣确能证明男人之于上海，上海之于男人，总有那么些汗渍于奶渍，奶渍于血渍，是不可脱离了干系而春梦了无痕的。

想起这个阴盛阳衰得很有些无所谓的城市，想起张爱玲笔下的佟振保，王安忆笔下的程先生、毛毛娘舅各色人等，是有些苍凉人世的泪可垂，情妇无恨的气可叹。倒突然觉悟涌动在上海蝼蚁般窠穴的清洁脸面，发油可鉴的男人，步态斯文的男人，深沉儒雅的男人，如程乃珊早期向往的带丽仕香皂味道的男人，无可选择地追寻着执着的仕女的淑女的上海，在交际花盛开之际无声无息地委顿，这令人可怜的娇滴滴精致的男人是将被水性的上海蚀了腰骨望穿了秋水，在上海人异口同声（连龙应台女士也听到了）的气管炎的咳嗽声中强作欢颜。

文人的上海男人粗俗市井的上海男人吸入城市废气喝入城市废水最多的上海男人痛苦并快乐着。无言，无声，无笑。不论佳丽坐拥一夜开五十瓶XO的江北上海男人，或每天瑟缩于风中、流汗于阳光中，穿越过城市拥挤道路的男人，都在每天积攒自尊，每时消弭孤独每刻想逃避责任。城市目击的文章写得太滥了，花团锦簇的上海女人们冷眼望江淮，这后庭花的歌靡废得令人垂泪。灯红酒绿中上海男人被世俗成为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世界上唯一一块无须女权主义刺耳噪聒的净土默默耕耘。

听广阔中国大地许多女人谈论上海男人，艳羡是明摆着的，这或许也是某种龙头作用。这座20世纪中国最大的都市每一天都在重温曾经脂粉猩红的浪漫岁月，不但创造着对三姨太四姨太下跪，为五姨太六姨太剪脚趾甲的商界巨贾，还有那些做“阿诈里”做长工做瘪三只为博红颜一笑的男人。上海这个城市的积尘太厚了。每一种埋没都沉默得可怕。男人如若在冷酷世界失却了铁血原则就无尊严而言。迷雾穿透的上海无疑是等待着某种复兴的。

龙应台女士对于上海男人的赞许是相比较其耳闻目睹的贤妻良母的其余世界。不是每个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经历，深夜被赶出家门的男人或许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情人的单身公寓，而家里河东狮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叹命苦或其他却死惦着灰溜溜走出家门的男人。诸如后悔衣服穿得是不是少，或会不会去找别的女人。整个世界为这一场景会感动得哑口无言，然而生活的代价却昭然若揭。

上海女人的嘴是刻毒了些，或许因为那嘴中同时流蜜才制止了反抗的革命。我只谈论的上海男人，看着骂遍千山万水的龙女士的话，在每一个被赋予面子的快乐瞬间尽情生活，不然，上海的男人就只有灰飞烟灭了。那是谁也不能想象的事。

[回应与挑战]

龙应台与周国平

李泓冰

龙应台在上海的报纸上对上海男人评头品足了一番，让上海的男人女人都不舒服，像在众目睽睽下，无端地成了一盘烤得透红的龙虾。各地副刊编辑们则兴奋于找到了热点，将龙应台端出的这盘龙虾敲骨吸髓、煎炒烹炸地吃了又吃。被形容为“龙旋风”的龙应台呢，早已坐在瑞士美丽的家中，欣赏并记录着她的儿子安安的如珠妙语，我们这里关于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浑不关那个家中的痛痒。

我读着龙应台的自选集《女人与小人》（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是用女权主义的肝胆、怜爱与自得交织的慈母心肠熬成了一锅滚汤。嫁了德国丈夫的龙应台，时时有意无意地褒扬西方男性而对东方的伟丈夫心存不敬。

我一直对住在大洋彼岸享受着西方、又对东方恨铁不成钢的同胞存着几分腹诽。真有责任感，何不回国尽忠尽孝？隔着天窗，说着亮话，总让吃不到葡萄的我酸得难以下咽。

龙应台这颗遥远的酸葡萄，嚼在我嘴里原是过瘾得很的。那会儿和同学们都是壮怀激烈、以天下为己任的年纪，初入社会，事事都有逆鳞之痛，凡重击中国人积弊的文字，如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何不生气？》之类，均觉如饮狂泉。重读龙应台，对那种俯拾即是的偏激、张狂、武断、自以为是，却觉得触目得很，感慨地想：年轻时真是幼稚，竟看不出来！

扔下龙应台，拾起周国平，也是散文集，《守望的距离》（东方出版社）。如果说龙应台是“旋风”的话，周国平是润物无声的“细雨”，或者说像二三老友端坐于书斋，把着淡酒浮出的细语。平和、宽容、有味，不疾不徐，从容古今，从容情感，间或也有些浅浅的忧郁。读了不会让你有激赏的冲动，只是些微的叹服。周国平生于上海、学于上海，在广西度过十年的深山岁月，由考研而定居北京。只有生长于斯的学者，才能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真传，个中感受真是我们这些一同走过时代风雨的人才冷暖自知。从容与宽厚掩住的痛苦，不足为外人道，对自己人则不必说，全能心领神会。所以周国平索性这样标题：《为自己写，给朋友读》、《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读周国平，像读中国古代哲人的书一样，让人沉静，让人出世。读龙应台，让人入世，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

本来书架上这两位的书早就搁在一起，也不曾起过冲突，有过比较。最近恰巧前后脚地闲读龙、周，就对自己起了疑惑：何以对龙前恭后倨，而对周却网开一面？我惊觉到，真是上了年纪了，开始将击剑长啸、白眼看人视为肤浅了。

惊后反省，得了一个结论：今天的东方，其实更需要的是龙应台，而不是周国平。对自己的毛病，有痛楚才会下决心去根治，我们还没有到享受从容的时刻。周国平的境界，怕倒是能解了西方人的愁结。可是，东方独多周国平，龙应台却远嫁西方，所谓“橘逾淮为枳”。

虽然仍是私心不以龙应台为然，还是决定，从此多读些“旋风”文字，少读些周国平。梁启超早就呼唤“少年中国”，几代人又过去了，总得更多一些中国人有少年激情才成呵！

[回应与挑战]

啊，上海男人！

王战华

一

上海有一份大报在去年曾发表了一位颇有些名气的“台湾女人”龙应台的文章《啊，上海男人！》。

龙作家这篇行文在上海男人当中炸开了，有实力的“大手笔”便接踵而至地发表高见。

我先后读过《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也说“上海男人”》和《理解上海男人》。

这些文章自然不乏高手之作，说是“龙旋风”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沪上的须眉一笔横扫。却原来“龙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从那深自失落又强颜调侃的语调，我推测，这甚至可以说就是她的整个人生理想”。

虚构“世界稀有品种”的“上海男人”虽有意无意，但却“因为内心的矛盾，导致逻辑的混乱，结果非但证明不了什么，反倒多了一大团困惑”。

一个并非是正宗上海人、但却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作者认为，自己向来不赞成以地域划分笼统地对人，对男人、女人去概括出某个特征来进行褒贬评说。他正因为在上海生活了多年，才对上海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来的。因此，虽然龙作家去了那么多地方，属“非常解放的女人”，却看不出上海男人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着“怕老婆”，实际是夫妻关系的一种善意“谋略”。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为何非要去与自己老婆争高低呢？上海衡量男子气的主要依据并非在于做不做家务和是不是与老婆逞强。为此，他设想，龙作家倘能多来几次上海，她的看法才不至于偏颇。

一位与龙作家有过“若干次兴致高涨的交往”的文化人士则阐明，上海从前是，今天又再次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经重镇，与上海男人的这种性格内质不无关系。该文直截了当地指出，上海在龙女士的笔下被唤作一个“迷人”的城市，难道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这一项精美而别致的人性软性？他想，能嫁个如意的上海郎君，当是当今女人的一种缘分呢！

二

老实说，对见多识广的龙作家的这番文字，我并没有产生“惊讶”，抑或她大作中确有“虚构”的成分，但我想，可能其在著文时更集中、更典型了吧！因此，对此，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倒是“谋略”之说更为精彩些。不与老婆“争高低”的男子汉，难道不更具有大丈夫气概吗？也许确切地说，在上海这“迷人”的都市中还应包括上海男人这一项精美而别致的“人性软性”之说，更能包涵出一种具有文化韵味的特色。

然而，我们似乎觉得如上这些文字，确实是将上海男人集焦在了人们的视角点上，由于受视角的所限，而没有在与上海男人同构成一幅风景的女人方面进行挖掘。不错，龙作家的一段文字相当精彩，“在公共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有领域中”。

在为这段文字喝彩的同时，我认为龙作家似乎还未能深入一下来了解上海女人。其实，上海男人的这种“谋略”倒确是让女人给熏陶出来的。

记得有统计说，上海的男性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在家庭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这使得这些男子在夹缝中练就了一种生存、斡旋的本领。

前不久，上海曾有统计说上海妇女有60％占据家中的主导地位，上海女性的平均工资在全国仅低于广东肇庆。在被调查的妇女中有66.6％的人认为“男女平等”，19.4％的人则认为“女性更优越”。这种比例比全国平均数分别高出7.6与2.14个百分点。上海妇女对自己的家庭地位高度满意，其满意的程度从国际上比较也仅次于瑞典，高于法、英、美等国。同期的一则调查表明：上海女子对男子的心理需求处在两难境地之中，“既能主内，又能主外，事业家庭两不误”。这种近于挑剔的衡量标准，反映在当今男子在事业中的成就不及在家庭中所占的地位时，上海女子便说男子缺乏阳刚之气了。这不是反映出上海女子的矛盾心态和上海男子的不易吗？

有什么样的女子，便会有什么样的男人，这是个至理名言。

时在40年代，谢冰莹就在文章中写道：“有人说上海像洋场少妇，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重庆是徐娘半老。”事实上，上海女子的一个重要特色，不同于广东的“靓”，也有别于老北京话中的“俊”、“俏”，这就是“嗲”。一个“嗲”字，风情万种，能将上海女子本质中的柔软一面尽展现。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与风情万种“嗲”字相配的另一面是一个“作”字。许多异地人都不知“作”字何解释，但上海本地人、尤其是上海男人则是肯定能领教的。（大约“作”字可解释为“胡说蛮缠”吧。）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嗲”字逐渐被“作”字所替代，“嗲”的风情只怕是今日回忆，或只能在天真烂漫的小女孩那儿还留有痕迹吧！

可能正因为龙作家对这些深层的风俗意义上的问题认识不透，故而只能作些浮光掠影的表象图解。这本也怨不得人家，毕竟来说，“台湾女人”不同于“大陆女人”，更不同于“上海女人”。不过，其文还是透露出上海女人厉害的一面。对此曾作过研究的一位先生说，上海男子在文明的进步中，更多地吸取了一些知识的养料，学会了忍耐和顾全大局；而女子则停留在原地。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人则认为，龙作家的“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提示，虽以瑞典呼吁成立保护男人组织为例，倒确应引起上海女人思索。

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

[回应与挑战]

为上海男人说句话

杨长荣

报章杂志及天南地北的杂谈闲聊，时有对上海人，特别是对上海男人的评论，往往带贬义的居多。但好像上海人一般不太把这当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辩解、驳斥。一部电视剧，被认为是写了一群敢做不敢当、亲生孩子都不敢认的上海男人，引来一片非议谴责声，也不见有什么上海人跳将出来理论一番。这回龙应台对上海男人雾里看花地评了几句，却是引起了一点反响，甚至有一两位著名的作家也忍不住撰文反击了。或许因为龙应台来自台湾？或许因为她是女性？对异性的评价看得更重一些，也是有的。

我也是个女性，道道地地的北方女人。原籍山东，在内蒙古、北京转战多年，近几年才拿着浙江的俸禄来上海工作。据我的观察，倘若一定要以地域为背景来评判，比较优秀的男人，还是要算上海男人。

因我是女人，常常免不了透过女人看男人。说上海男人优秀，首先就是因为上海女人是中国女人风景画中的一抹亮色。一次在北京，一群人认真地坐了半天，给各地女人打分。有说大连、青岛女人漂亮的，有说新疆、云南异族女人别有风情的，我则说，看看三四十、五六十岁的女人仍有女人本色的，也只有上海了。大家细细摆比一番，给了上海女人最高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女人是“半边天”，摩拳擦掌、拳打脚踢在社会的大舞台上，社会角色不断强化，性别意识不断弱化，细细体味，有多少女人已经少有女人味了？上海女人也一样撑起了“半边天”，但仍保留着不少的娇、妩媚和嗲样，瞧着还像女人样，这实在是上海男人的功劳！

对上海男人的贬，往往集中在“惧内”呀、做家务呀，等等，以证明其全无男子气。照我看，男人跟女人相依相存，那些女人变得不像女人的地方，男人中也一定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上海男人几十年来里里外外极细心又极耐心地呵护关爱自己的女人，也包括替她们、帮她们拎菜篮、提扫把、下厨房，才使同样在社会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婆还像个女人样，这才是有底气、有力度的男子汉的表现。相反，袖手看着自己在外谋一份生计的女人蓬头垢面回家后，接着再做一份老妈子活的男人，肯定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不会怜香惜玉，还算什么男人！

所以我说上海的男人们，你们实在不必听到一个叫龙应台的台湾女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沉不住气了，还是一如你们既往的态度：一笑了之或一哼了之，然后，继续当你们的男子汉。

对了，我求有女快长成，我还真希望她能带个上海女婿回家呢。

[回应与挑战]

龙应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胡妍

热衷社会文化批评并对妇运抱同样热忱的龙应台女士，不久前在上海引起了一番不大不小的轰动。龙女士以台湾女人的身份和在欧美生活了二十年的阅历，在一篇题为《啊，上海男人！》的锦绣文章里，不无惊喜地发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的稀有品种”。龙女士盛赞“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

龙女士之作如是观，是在于长年来，她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生活，看到她们每一步的迈出都连带了痛苦的挣扎。她以为，在这个当口，“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们开拓了新的视野”。想不到的是，上海男人此番却并不那么“海阔天空”、“温柔坦荡”，面对龙女士的赞誉，上海男人的一个直接的反应是：“龙卷风”刮上门来了！

上海男人并不“受宠若惊”，也不“知遇图报”，反倒有些“恩将仇报”的意思。他们宁愿做“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他们说：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普遍，而中国特色的家务分工如男人下厨，“与女子是否占有家庭乃至社会的话语权”，“是两回事”。他们很不屑“稀有品种”——哪怕是“世界级”的——或“男女平权先锋”等等的桂冠和赞誉。本来，龙女士在感叹上海男人的“温柔坦荡”和“稀有”的同时，对上海男人的“遭遇”是怀了由衷的关怀顾惜的，或者按龙女士更明确深刻的表达，她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龙女士之如是想，是因为她在上海，由男人的操持家务，“温柔、坦荡”进而看到了男人的“受虐”，用上海话来说就是严重的“妻管严”。龙女士的本意是要说：“妻管严”虽无关主义或原则，但如果作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是曲解了妇女解放。龙女士怕的是上海女人的解放过了头！

龙女士的想法当然不无正确处，但她的担忧却几乎是多余的。关于“妻管严”，最有发言权的应当还是上海男人，不如来听听他们的说法：“……在人前宣传、夸耀自己惧内的，他的惧内就很可怀疑。有的是从反面来显示自己的绅士风度，有的则可能是在为另觅新欢制造舆论，甚至可能是有针对性地下诱饵。”（以上及以下有关的引用均引自上海男人的新作《捧不起的“上海男人”》）。龙女士当然是看到上海的男女关系其实尚不是真正平等的（如在所谓的精英圈里，碰来碰去都是男人，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然掌握在男人手里，凡此等等）。但她从上海男子的“温柔坦荡”和大陆、上海女人的“抬头挺胸”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变化，甚至看出了“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隐患——想不到这次却看走了眼，上海男人自述“惧内”是花招，是技巧，是风度。又如龙女士说：“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眼中森森烈烈的大成就”的男子操持家务，根本上也不是因了上海男人天生“温柔坦荡”的缘故，或上海的风俗就是比别处平等、开放而使然。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原因也是存在的，那便是上海这地方讲现实，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已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基础”的道理。一如他们“务实”地心知肚明的，这“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大好说了！

龙女士曾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大概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现在，龙女士知道上海这个城市的特质了吗？或者说更知道上海的男人了吗？“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失败。”他可洗衣服，可以做家务，可以比别地的男子“温柔坦荡”……然而，他不可以被你这样说——换句话说，这一切，你不可以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尤其是说他“受虐”，还是被女子——别的“虐”犹可受，女子的“虐”则万万不能受！因他终究是男人，是中国的男人。尽管是不可多得地“稀有”，或“温柔坦荡”到“像个弯豆芽”。在这一种“男人的气概”上，上海的男人从来是一点不比别地的男人差的。

这里，龙女士的另一个解说或许也是应当记取的：说上海的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就好像是在说中国人勤奋，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一样，难免不是一种以偏概全。龙女士曾十分地奇怪，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是男人”——而如果我们，或龙女士稍稍地移动一下“以偏概全”的角度，听到的或许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男性雄风”的“流言”呢！

[回应与挑战]

我抗议

康议

编辑先生：

这是一封海外读者的抗议信。

从最近一期1997年5月16日全球中文电脑期刊《华夏文摘》上读到你报发表的台湾龙应台《啊，上海男人！》一文，有种被人侮辱的感觉。

《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竟公然在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的文章，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在此向你报深表失望！并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汇报》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

新闻和写作一样具有高度自由性。但报社办报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你报不顾读者感情，发表这种不友好的有辱沪上男子形象的文章，只会遭到更多读者的不满和唾弃！有鉴于此，本人及周围许多上海籍男士已通知其在沪家属停止订阅下一季（年）度的《文汇报》，也许对你们官办的已拥有千万订户的报纸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则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你报最大不满！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本人不会再看《文汇报》，同时相信许多读者会跟我一样如此做，因为任何读者不会去买去看一份曾经伤害过他们感情的报纸……

顺便告知，在海外的上海男人同在国内的绝大多数上海男人一样，很努力也很优秀。他们非常关注、热爱家乡上海。为什么你报不多报道这些素材呢？

最后建议你报向读者作一次公开的道歉，为了你们的严重过失。

在海外上海男人康议（寄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1997年5月

[回应与挑战]

上海男人，累啊！

唐英

我在法国看到龙应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时，已是1997年的5月。据说此文曾引起轩然大波，必定是有过一翻热闹的争论吧，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但作为一个地道的大陆女人，并且有过国外生活经历的我，对于龙女士对上海男人和上海女人的尖刻判评，我不敢苟同。

作为“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龙女士真的是“旁观者清”啊！她不知道台湾女人可以“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德国女人可以舒舒服服地“贤妻良母”，可是大陆的女人做不起。大陆女人的事业牺牲得起，那份工作和工资却是牺牲不起的。对于千百万普通的大陆家庭而言，光靠男人的收入是难以支撑得起一个家庭的，女人想不工作都不行。何况没有工作的女人，没有劳保，没有医疗，没有组织可以依靠，你那个男人，靠得住吗？

龙女士从来没住过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吧？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没有浴室。所谓的家，就是那唯一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就这间集体宿舍还是女人厚了脸皮赖来的。没有洗衣机，根本就不可能装得下。电压不够也接不上水管。女人每天为孩子洗尿布，洗干净的尿布夏天挂在房间里往下滴水，地板上铺着一块块干毛巾，天花板上，因为不断上升的水气而长了斑斑点点的绿霉。

女人每天去买菜，在菜市场和人讨价还价，她不精明点就会吃亏上当。她面容疲累，一副凶巴巴的黄脸婆模样，怎么看也不温柔。早晚上下班的时候就更不能温柔了，否则甭想挤得上高峰时的公共汽车。

龙女士夸赞德国女人的温柔，为了丈夫的事业可以抛弃工作，留守家中，甘做主妇。现在德国失业严重，最先丢工作的总是女人。好在丢掉工作并不等于丢掉饭碗，男人的那一份工作已足以一家人过上舒适的日子了。而这没有工作的女人因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生病得癌症也好，由于种种原因没了男人也好，她总是有依有靠，不会不踏实。何况，这主妇也做得体面。

早上开车送走儿子和丈夫，一个去上学，一个去上班。主妇接着去俱乐部做有氧运动，然后穿着高跟鞋，光鲜亮丽地开着汽车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她推了一辆购物小车进去，新鲜的水果蔬菜鸡鸭鱼肉都明码标价，价格适中。她很快采购齐备，碰见女人聊了会儿天，又去喝杯咖啡，再开车回家。回到家就可以“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来夸奖”。

她没有听说过尿布，家里总是洗衣机和洗碗机，她手上抹着漂亮的指甲油，没有汽车不会走路。她从不会和人争吵，不会风风火火地奔跑。她温柔而贤惠。

可大陆女人不行。在摇晃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她得抱得动孩子；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得扛得动煤气罐。她温柔不得，粗糙一点才做得了大陆女人。

逢着女人靠男人讨饭，男人自然也神气起来，何况他有工作有房子有汽车，而没有分房子凭职称等错综复杂的头疼事让女人有机可乘地指责他。他又如何男人不起来？女人不工作在家里把家务做得一清二爽，所以德国的男人们也绝不会像龙女士笔下的上海男人一样“低下”地买菜烧饭拖地，“卑贱”地洗女人的衣服。

上海男人无可选择。女人工作家庭两头跑，和他一样，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袖手旁观，菜要买，地要拖，他无法不分担。即使这女人不温柔。女人顶着一头灰脸在哭骂：工作十五年了还没分到房子，这狗窝还是我搞来的！旧房子要拆迁了，借房住的人一律滚蛋。我们往哪里去？是男子汉，要老婆孩子，就该有地方养老婆孩子！窝囊废！

本来分房子该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给谁的后门挤了下去。他也有气啊！女人可以因此而骂他是窝囊废，他却不可以去骂单位领导是混蛋东西王八蛋。

他又如何男子汉得起来！守大门的老头同志，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小姐，托儿所的小阿姨们，楼上楼下左邻右居，上级下级同事领导，他都小心翼翼得罪不起；群众关系，邻里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搅得他难以招架，啊！一个关系处理不好他都会倒霉。夫妻关系上他不以退为进，再跟自家人过意不去还有什么意思？你让他鼓着胸肌揍女人出气以显示男子气概吗？

事实上每日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上海男人们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锤炼胸大肌，无法像衣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样拼命运动卖弄肌肉以显示雄性魅力。上海男人们知道压在他们身上以及他们妻子身上的生活担子有多重。他们和千千万万个大陆男人一样整日为生活奔波忙碌。他们忍耐坚强，包容体贴，懂得分担。上海的女人们，你可懂得珍惜？

我的不安

《啊，上海男人！》被简单地解读为“横扫”上海须眉的文章，倒是令我讶异。

有些是不需要辩解的。说上海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当然是一种夸张的以偏概全，就好像人们说中国人勤奋，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一样，以偏概全有如卡通人物造型，加粗赫鲁晓夫的眉毛，突出爱因斯坦的鼻子，求的不是科学的吻合而是艺术的神似。

有些是字义的误会。在上海接触“所谓”文化精英，加上了“所谓”二字，有人解释为：我显然不把我在上海认识的教授作家学者们当作文化精英，何其不敬。

这个理解错了。“所谓”两字是为“精英”而加的。在社会价值越来越多元化的今日，我对“精英”这样的字眼不敢轻易使用，因为它可能膨胀了知识阶层在一个社会里真正的作用。我自己也是“所谓”文化精英、“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所谓”名作家。在职业一栏，从来不填“作家”，因为那“一家之言”的“家”字也令我不安。我是个“作者”，那就没有“所谓”了。

至于说，必得长期地生活在上海才能对上海人有所理解，我倒觉得未必。我不可能写出《啊，台北男人！》的文章，正因为我是台北人的一分子，长期的熟悉使人对身边的环境见怪不怪，失去敏锐的触觉。身在其中的观察，也因为缺少必要的距离，往往见树不见林，看不见全貌。对一个群体或城市的理解，那初识的惊讶来自最新鲜的眼光、最直接的碰撞，所得到的透视往往不是浸淫其中能够取代的。多去几次上海，我将渐渐失去这最原始新鲜的眼光。

《啊，上海男人！》表面上是篇谈上海男人特质的游戏文章，但是所谓男人的特质当然得由他对女人的态度来界定。文章里实际的核心其实是两个严肃的问题：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从社会主义的模式出发，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又是什么？

我自己没有答案，自私地想听听上海人的看法。陆、沈、吴三位先生对上海男人的特质多所着墨，吴正的解析尤其精辟有趣。他们对上海男人看法彼此不尽同意，但是对男女平等的问题倒有一点儿一致性：吴正觉得上海和美国、香港一样，男女竞争机会均等。陆寿钧认为：“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和女人，对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沈善增则断言男女平等在上海根本不是问题，只有“吃饱了饭没事干”的男人女人才会制造出这样的问题来消遣时间。

是这样吗？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中国社会。台湾也是一个，用陆寿钧的上海话来说，“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不要太多喔”的地方。掌管文化的最高主管也是一位女性。但是这些表面现象不应该使我们忘了审视那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台湾也有，各式各样的法律保护两性的平权，实际情况与法律条文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

——虽然有同工同酬的规定，女性平均工资只有男性的68％。

——虽然“宪法”写着“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男性完成小学教育的比例是女性的8.6倍，完成初中的几率高3.6倍，而受高中以上程度的几率则高出4倍。

——虽然“遗产法”规定子与女权益相等，但是80％的家庭只分遗产给儿子；在剩余的20％中，8％的家庭给予儿子较多的遗产。

——虽然有“职业妇女福利”的政策拟定，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只有44.89％（美国56％，日本51％，瑞典80％），比男性低了30％。

——虽然有“落实托育服务增进妇幼福利”的项目，台湾六岁以下的幼儿能够进入幼儿园的只有总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70％以上的儿童留在家中由母亲全天照顾。91.7％的残障者和85％的老人也由家庭照料，而照顾者呢，80％是女性。

——虽然有“两性就业平等法”的讨论，在台湾十五岁到六十四岁有能力劳动而留在家中照料孩子、老人和残障亲人的女性有两百六十一万，是全部非劳动女性的73.2％。

——“民法”虽然写明“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是台湾的职业妇女每周工作六十五小时，男性工作五十小时。其中妇女在烧饭做菜家务事上每周花二十一小时，比男性多十九小时。亦即台湾职业妇女每年要比男性多做一个月加两天半的工。

——台湾妇女处境白皮书，1995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为我们构出什么样的图画？那些与男人平起平坐、意气风发的“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在整体的妇女群中只是少数。那沉默的大多数，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过着她属于女人的命运：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能上大学，那个机会多半给予她的兄弟。做女儿时，她帮助母亲操劳家务；结婚之后她要照料夫家父母；生产之后她得养儿育女；儿女成长之后她也许得看护生病的丈夫同时当孙辈的老保姆。台湾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六年，而平均结婚年龄男人又长女人三岁。也就是说，女人做了一辈子的保姆、母亲、媳妇、看护之后，她要守九年的寡，疲惫而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冷冰冰的数字背面啊，我听见暗夜的叹息。

不要以为台湾的情况是特殊的，台湾妇女与欧美多数国家的妇女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实质形态的差别。

妇女运动这几年来在台湾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而且从大都市逐渐深入草根阶层，有它的历史成因。每一项权利是妇女在有了自觉之后组织力量争取而得到的。这种发展形态和欧美国家的妇女相近：她们要争取的是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个关口，大陆的妇运工作者和台湾或西方的同道相遇，却出现了一个“鸡同鸭讲”的有趣局面。同样在谈解放和女权，可是字面下的真实意义却正好相反。大陆人觉得西方妇女“落后”，因为后者所要的工作权是他们早就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开始就让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扛起男人的负重、培养男儿的志气。多少四十岁这一代大陆女性是在“假小子”的风气中启蒙成长的。大陆的妇女先进现在要争取的，反而是重新成为女人的自由与权利。她们想从男性化了的、中性化了的价值观束缚中冲出来，重新体认女人的气质，肯定女性本身的尊严。

台湾和西方妇女却也觉得大陆的妇运“落后”：“女人”的角色是他们早就看破了而试图摆脱的，正是所谓女人的气质、女人的尊严、女人的特质，使女人长期处于“第二性”的劣势。妇运怎么能往回走？

过度简化地来表达，就是说，台湾和西方妇女想从家庭走进社会，而大陆的妇女想从社会走回家庭。前者试图从女性的窠臼走向泯灭性别差异的中性，后者试图从中性的窠臼赴向性别差异分明的女性。因为出发的位置就不一样，方向也截然不同。鸡同鸭讲，一团混乱。

在这种交织错杂的背景中，我认识了上海的男性。看见他们心甘情愿地、熟稔地操持家务，我第一次具体地理解了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如何直接地受惠于马克思主义。台湾妇女、西方妇女痛苦挣扎了一百年而仍旧无法获得的权利，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是最基本的实践。陆寿钧说，“上海的男人和女人早已不把它当一回事了”；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眼中轰轰烈烈的大成就。

然后呢？男人煮饭拖地之后，从此就和女人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男女平等的乌托邦已经缔造，如沈善增所说，“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才去追问？对不起，我很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否读过任何一本关于妇女处境的书？河南大学李小江写过：

中国妇女是两面性的。正面是一个独立的人，权利平等，经济自立，是新中国的主人；背后却扛着一个沉重的家，依然是传统的，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隶？女人把正面展示给社会，社会因此显得更加文明进步；她把背面留给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里。两面夹攻下，有新生的，有传统的，唯独仍然看不见女人自己——女性主体意识淹没在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中。

——《走向女人》，1995

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姊妹们和我们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妇女一样有双重负荷的问题；负荷的包装和名目也许有异，重量，却没什么不同。不堪负荷的职业妇女利用上班时间赶做自己的家务，并不令人意外（卢汉龙：“来自个体的报告——上海市民生活质量分析”，《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一期）。

甚至于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权和教育权，法律与实际之间是不是没有距离？在南通市，一些企业所解雇的女工占所有被解雇员工的70％，为什么？1988年，中国学龄儿童未入学的有83％是女孩子；三百万中途辍学的孩子有70％是女生，又是为什么？全国平均每6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是文盲，而妇女却平均每4.5人中就有1个文盲（《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1994）。

这又代表了什么？

曾经是“假小子”老三届的李小江回顾她成长的过程，满腹辛酸：“我们这一代女性，曾经经历过无美也不能放纵爱情的青春。我们曾经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丢失了性别，最终丢失了自己。因此，我们有权利：以残破的青春的名义，以失落的女人的名义，向历史、向文明、向生活，甚至向我们自己发难。”

我在上海街头也看见老三届女性隐约的身影：那开计程车来养小孩的司机，那兜售灵骨塔牌位的推销员，那刚刚离了婚想嫁个外国人带孩子远走高飞的饭店会计。每个人都抱着一个残破的青春、沉重的负担，努力地往前迈进。有谁又真正想理解她们“丢失了性别，丢失了自己”的伤痛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伤痛？

我也收到过七十岁的老妇人寄自上海的来信，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签名会上可以见到老先生却绝见不到年纪大的女读者：“……我们这一代人，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做完工作回家还有小孩和家务。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可又得带孙子。像我们这样的人，出门一趟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我已经很久没出去了……”

像她这样的人，属不属于“男女平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美丽世界？

认为什么问题都没有的人又是否知道，中国大陆的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而且每年升高？如果知道，他是否思索过为什么？如果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是否会觉得有所不安？

不安，至少我是不安的。长年来，我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一小步一小步的努力挣扎，每一步的迈出都伴着犹豫和痛苦。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开拓了新的视野；当我在谈女人处境的时候，我其实同时在谈男人的处境，因为，如果女人觉得她被双重负担压得透不过气，如果她觉得丢失了性别和自我造成了心灵和情感的残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使她疲惫不堪，力不从心，那么与她共处的男人，下厨也罢，不下厨也罢，怎么可能生活在幸福快乐中呢？

上海男人的下厨与“惧内”（对不起，不是我说的），可能解决了一种问题但同时开启了另一种问题。当人人看见女人的“权力”高涨时，就忽略了“权力”不等同“权利”。真正的男女平等基于相对互惠的“权利”而不是任何一方膨胀的“权力”。“妻管严”作为个人抉择，是个人冷暖自知的事，无关主义或原则；作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反而证明了不平等、不公平、扭曲变形了的妇女解放。我的不安，在此。

上海男人，英国式

《啊，上海男人！》刊出半年多了，仍在发酵。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令人玩味。

《上海男人》在台湾刊出，头一通电话来自写诗的好友，大声抗议：“我们家这个东北男人就是你描绘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太好了，你怎么能嘲讽他们？”

嘲讽？我怎么会嘲讽他们，我是在赞美上海男人。

“是嘲讽，不是赞美。”女友坚持着。

一个台北的“上海男人”说：“有一天搭计程车，司机一听我是上海人，就说，上海男人都怕老婆，煮饭拖地洗厨房，什么都做。我吓一跳，怎么台湾开车的都对上海男人有这个理解。你的文章加深了这个刻板印象。”

我答应朋友们回去再看一遍文章，自我检讨一下，但心里觉得有点儿委屈：奇怪，我明明想说的是，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譬如上海男人。为什么意思被读倒了？问题出在哪儿？

上海读者的反应就更直接了。远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来信：

《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竟公然在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的文章，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乡亲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时也深深伤害了许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汇报》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

德国的大陆学人组织邀我演讲，谈的题目无关上海男人，但在发问时，《啊，上海男人！》又成为一个话题。在场有许多上海男人，纷纷发言。态度温文尔雅，言语平和有礼。几乎每一个上海男人都同意“是的，上海男人是这样的”，然后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的种种社会成因。在和谐的谈话进行中，有另一个声音突起，标准的北京腔：“咱们北京男人可不这样！”

声音清朗而傲慢。

同时，《啊，上海男人！》英文版发表了。英国广播公司BBC邀我上电台朗读《啊，上海男人！》，一次对英国国内听众，一次对国际。不同的电台主持人，都是英国女性，在读到《上海男人》文章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嗄，上海男人那么好，那么先进啊？”

我愣了一下。这正是我曾经预期的反应，也是我写《啊，上海男人！》的本意；终于有人“读通”了这篇文章！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中文读者的反应完全相反？这与预设立场有关吗？

英国人发现《啊，上海男人！》如此有趣，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如此复杂而重要，朗读不够，还要在朗读后进行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文章的主题：当男性真的解放成温柔的好男人时，女性是否反而认为他们失去魅力？这种矛盾怎么面对？

除了我之外，BBC还请到一位专门研究阿拉伯社会的女学者，从回教社会的角度看问题。为了平衡，还想找一男性参与讨论，而这位男性最好持与我相反的论点，也就是说，他认为男人必须是孔武有力、强悍阳刚的，否则女人心底会瞧不起他。“你认识什么这样的男人吗？”制作人在电话中问我。

“哦，”我回答，“这样的男人台北很多，北京也显然不少，德国更是满街走。但是为了录音方便，你还是找个伦敦男人吧！”

距离约好的录音时间只有一天了，制作人从伦敦来电话，有点儿气急败坏：“应台，糟了，政治正确在伦敦太厉害了，我找不到一个英国男人愿意代表那个大男人立场的！”

有这种事？我握着电话惊异不已，这世界真的变了。伦敦可是另一个上海？

录音时间到了。我坐在法兰克福的BBC录音室，其他的人坐在伦敦BBC的总部。最终也没找到一个“大男人”。出席的男性，杰夫，是伦敦《男性健康》杂志的总编辑，英国人。制作人先放我朗读《啊，上海男人！》的录音让他们听，再请与会者对文章发表感想。我听见叫杰夫的男人用标准的伦敦腔英语说：

“我太吃惊了。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上海男人’！龙应台描写的根本就是我嘛。我和女朋友同居好多年，她是个记者，比我还忙。我什么都做：买菜、烧饭、洗衣服……也洗她的衣服，当然洗她的内裤。我从来就没觉得这是女人的事，她也认为天经地义，并不因此认为我是什么特别的好男人。

做‘上海男人’我觉得很舒服，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非做大男人不可的那种压力，所以轻松多了。我事业可以失败，我可以懒惰，可以不拼着命上进，可以不竞争，可以哭，可以软弱，可以我行我素、自然潇洒。做大男人，多累啊！

看看周围的朋友嘛，也都和我一样什么家事都做。我简直不能想象那只是女人的事。做‘上海男人’，挺好的，我喜欢。”

节目终了，制作人让我们听一段录音——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非洲男人，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

“我不可能去煮饭拖地，那是女人的事。我要是去做那些事，会被其他的男人笑死，所有的女人也要瞧不起我，使我抬不起头来。不不不，那我们可不是‘上海男人’！”

《啊，上海男人！》在BBC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

我没想到，《啊，上海男人！》会变成一篇“后设小说”，文章正文所描绘的现象是一个故事；不同文化、不同处境里的读者对文章的悬殊反应是另一个故事。究竟是我写倒了，还是读者读倒了？为什么读者之间差异如此之大？《啊，上海男人！》是侮辱或是赞美，最根本的大概还在于我们心中原已深植的价值观吧。

不过，以后上海滩上若是多了英国女人，我倒不惊讶。

[回应与挑战]

举办男孩节，培养男子汉

陈建军

1997年年初，龙应台在《文汇报》刊出《啊，上海男人！》，冠予上海男人男女平权先锋的荣誉。文章中，龙应台盛赞上海男人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女人的内裤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上海男人是世界的稀有品种，是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龙应台没有想到，素以温柔与惧内闻名于世的上海男人们立即群起斥之，辩论的结果以龙应台败北而收场。1997年8月14日，委屈的龙应台又写了一篇《“我也是上海男人”》（收入本书时改名《上海男人，英国式》），希冀告诉人们最解放的男人就是最温柔的男人。

1998年5月10日，由上海市少工委主办的上海市首届“男孩节”拉开了帷幕。举办男孩节，旨在彻底改变上海男孩中较为普遍的软弱、胆怯、豪气不足的弱点，塑造男子汉应有的阳刚美和社会责任感。

领着儿子来参加活动的于先生心情矛盾，担心儿子成不了男子汉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同时，对于男孩节能够把儿子培养成男子汉心中无底。于先生自己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由于父母都要上班，他每天清晨早早起来淘好米，放在小饭盒中，给自己和上幼儿园的弟弟带去蒸饭，然后，肩上背着两只小书包，一手拎着饭盒，一手牵着弟弟，先送弟弟到幼儿园，自己再去上学。放学后，领了弟弟回家，在煤球炉上烧饭，随后一边做功课，一边和弟弟玩。有时父母上夜班，就独自领着弟弟睡。于先生想不通的是，儿子读小学五年级了，每晚都要等他睡着了，大人才能离开他的房间，不然就哭着喊怕；打雷的晚上，不挤在父母中间就根本不敢睡。儿子常被表妹刮鼻子羞，表妹小他两岁，处处却表现得小大人似的。于先生让儿子自己来参加男孩节活动，好话说了几箩也无济于事，直到儿子眼泪滚到腮边了，在妻子的嘟囔下，于先生不得不放下手头正忙着的事。

上海市少工委的人士说，孩子们举办的活动，超过一半的主持人是女孩子。记者看到，主持男孩节的是两个男孩子，照理是千里挑一选出来的主持人，年龄小也应该有一点游刃的功底，但他俩不时会紧张得说漏了嘴，而上台祝贺男孩节开幕的四个女孩子，面对着频频爆出的闪光灯，没有一点过敏的症状，手势和动作优雅娴熟。

男孩不只在表达能力上逊色于女孩子，组织能力上同样如此。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少先队小队干部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女孩子。举办全市性的男孩节，早已形成了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上海一些中小学红红火火开展的“寻找男子汉工程”活动，目的就是要解决男孩子们普遍缺乏阳刚之气的问题，在男孩子中倡导男子汉精神。

体育运动是男子汉辈出的最佳场合，社会学家们说，落一叶而知天下秋，体育竞技上的阴盛阳衰表明并非只是上海的男孩子们缺少阳刚之气。

给男孩子们设立“男孩节”，上海市此举在全国尚属首创。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说，男孩子阳刚之气的缺乏，同他们的精神导师关系密切，上海的母亲们存有重男轻女的观念，男孩子们绝大多数是由母亲带大的；在教养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男孩子的溺爱，而男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的“营养”是摔打等挫折，此外，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衡，一些坚守岗位而没有流失的男教师，终日被女同事包围着，逐渐表现出被同化的症状，弄得男孩子们娘娘腔十足。

[回应与挑战]

龙应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

孙康宜

自从去年龙应台的《啊，上海男人！》一文刊出后，听说整个上海像“龙旋风”横扫过一样受了震撼。各种不同的“上海男人”（包括旅居海外的成员）纷纷向出版该篇文章的《文汇报》提出抗议，抱怨此文作者“侮蔑”上海男人、忽略上海男人乃为真正“大丈夫”云云。有趣的是，这阵龙旋风终于吹向国际的领域，《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在BBC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并引起与中文读者完全不同的反应。西方听众的大致反应是：“上海男人真好，真先进。”

是怎么样的文章会引起如此矛盾而众说纷纭的反应？就如一位读者所说，“读龙应台，让人入世，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一文）。在她最近的散文集《我的不安》中，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龙应台是个充满了“不安”的文化批评者，因此她也会带给读者各种各样的“不安”。

就是这种字里行间的“不安”带给《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战性与复杂性。实际上该文是称赞上海男人体贴太太，而且从买菜、烧饭、洗碗到洗衣，什么都做：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面，读者却从上下文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大男人主义”的影子：作者再三强调，这样百依百顺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人，是被控制的小男人。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岁的上海小姐的话：“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尽管龙应台本人不一定赞同这位“小女人”的观点，但她那倾向于不做主观判断的笔法使得上海读者将作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为一谈了。许多上海男人觉得受了侮辱。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喜欢从事心理研究的读者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分析起龙应台的心理状况了。我认为，在许多读者反应的文章中，尤以这种心理分析最引人注目。例如，在他的《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龙文说成是一篇“缠绵悱恻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他以为，在理论上龙应台从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又嫌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所以，龙应台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换言之，沈君以为龙应台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矛盾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吴正在他的《理解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龙应台之所以“误解”上海男人的原因：

当然，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于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

有趣的是，诸如此类的评论都把龙应台的“旋风”文字看成是对上海男人基本品质的嘲讽。至于龙应台本人，她则对这样的反应感到惊讶。她说：“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令人玩味。”

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三十年的华裔读者，我特别对这种“误解”的文化意义感到兴趣。我认为“阅读”是极其个人化的经验，它的涵义常随个人的文化背景及价值观而定。比如说，我曾把龙文仔细看过，但我的读后感与上海读者的反应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终以为龙应台感到“不安”的对象不是“上海男人”，而是上海女人。她担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把“权力”（power）等同于“权利”（right）。在“妻管严”的环境中，有许多上海女人或许一味得意于自己的“权力”高涨，因而虐待自己那温柔体贴的丈夫。她们不但不感激男人的帮助，反而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结果是，上海男人虽然解放了，上海女人仍未得真正的解放。实际上，真正的解放必须建立在“权利”的分享，而非在控制对方的“权力”上。所以，龙应台问道：“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总之，龙应台最关切的还是男女之间真平等的问题。

然而，与龙应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关切两性平等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实际生活的需要比理论上的考虑来得重要。就如一位女性读者所说，“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基础’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大好说了”（胡妍）。另外有些读者则把上海男子的务实视为求生存的一种谋略：

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

上海男人的这种“谋略”倒确是让女人给熏陶出来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在家庭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这使得这些男子在夹缝中练就了一种生存、斡旋的本领……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王战华）

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吴正）

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有关“上海男人”的言论好像是在描写与我结婚三十年了的丈夫。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嫁了个“上海男人”。对我来说，“上海男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好男人”类型，它不再受限于上海或任何一个地区。据我个人的观察，这样的男人确是最务实的人；他看见他的女人比自己还忙，就心甘情愿地帮忙家事，因为他知道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最佳秘方。这样的男人有时或许会显得太认真或顽固地追求完美，但绝不是“小男人”。他们下厨，有时是为了造就女人，有时是为了个人的兴趣。但无论如何，做家事绝对不会抹杀了他们的大丈夫气概。

这样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与一般所谓的“大男人”不同，他们拥有极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们知道，婚姻生活比纯粹的爱情要复杂得多；成功的婚姻在于日常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它需要无比的耐力与胸怀。虽说他们无意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但由于他们凡事照顾对方的“权利”，凡事以温柔忍耐的态度照顾对方，结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个家庭的主权。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认为，“权力”是极其微妙的——愈是以强硬的手段急欲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若以虚心和“为天下溪”的精神来对付一切，则权力自然会到手。

“上海男人”的复杂性乃在于他具有“以柔胜刚”而获取权力的本领。若把这样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误解。我想这也是令龙应台极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性别关系上，中国的新女性往往有意无意地扭曲了“两性平等”的意义；她们常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企图取得控制对方的“权力”。结果是，她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争取女权的层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这或许是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影响，也可能是对现代西方的权利概念的误解。

龙应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对中国女权运动的重新关注。而她所提出的“文化误解观”更触发了我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误解”有时比轻易的“了解”还要来得深刻，因为“误解”常常显示出个别文化的不同价值观。如何从误解进到了解，如何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也正是我多年来研究深思的重点。

很巧，不久前龙应台在北大演讲“文化的误解”这一主题时，我正在北京。当天晚间我与朋友提早一小时抵达北大，因恐临时找不到座位。谁知会场早已挤满了人，连会场的入口都走不进去。最后幸而有人领我们爬到“外国来宾席”上，才勉强能坐下来。

我知道，“龙旋风”又吹到了北京，不知这次演讲又会激起怎样火辣辣的文化对话呢？

[回应与挑战]

瑞典来信

应台兄：

刚读大作《啊，上海男人！》，忍俊不禁！听罗多弼说，你推荐我读此文，因我也是从上海来的，大概属“上海男人”一类。不过，我读后并未像你说的那类“上海男人”暴跳如雷，倒觉得你写的是实情。其实，现在很多“中国大陆男人”都是如此，因此有中国文化需要“壮阳”一说，王朔等作家成立的公司叫“海马公司”，因为“海马”是一味壮阳之中药也。我看你是有些少见多怪，或是多见别种男人，故此奇怪世上竟有此类异种。

真正有意思的其实是“上海女人”或“中国女人”，即你文中写的那种出了国“目中无男人”的现代女性。如不是讨她们喜欢，“上海男人”何至于此？古云“女为悦己者容”，如今却是“男为悦己者下厨房”。从这一点来说，妇女之地位确实不一般了。中国女人从来不讲公共的权力。皇帝让男人做，最多“垂帘听政”，其实听不听政也无所谓，这才叫“实际的解放”。有些西方男人或是北欧男人吧，以为到东方可以娶回侍候自己的女人，因为他们也真不堪本地女人“虐待”（你文中语），结果却没想到要回一个“上海女人”，是个雌老虎。不久前我在朋友家吃饭，桌上就有这么一对夫妇，瑞典男人向我诉苦，说他自从娶来一位“上海太太”，从此家里只能吃中餐，要吃三明治也只能上街自理了。“上海女人”好不威风！

罗多弼看你写到瑞典男人受虐待，颇不以为然，认为无中生有。看来“瑞典男人”看了你的文章也会不高兴。你说的联合国报告我不知道。不过，瑞典的平等部长确实发表过文章，说瑞典男人堪称世界典范。1995年北京开联合国妇女大会，瑞典拿到了“平等奖”，这位男平等部长（现已下台）也去了，提出了开“世界男人大会”的动议。“瑞典男人”也真是可爱的。

我既沾“上海男人”的边，又是“瑞典男人”，真是三生有幸！

M.P.于瑞典

[回应与挑战]

日本来信

龙应台女士，您好！

我是个住在日本的英文翻译。

看完《我的不安》这本书之后，忍不住提笔写信给您。我的中文还写得不太好，请原谅看不清楚的地方。我只想用中文告诉您我的看法。

第一次看见您的名字就是在《亚洲周刊》的新闻，内容关于新加坡，很有意思。从那时候起，我一直想看您的作品，去年总算有机会买到了。对日本女人来说，《啊，上海男人！》也有趣。跟那位英国女性一样，我真是觉得“上海男人那么先进”。住在到处都有“所谓”大男人的日本，我敢加上“令日本女人很羡慕”的一句。看您的文章，我想起来了一件事。从前跟上海来的男人一起吃饭，他把菜分盛到我们女人的小碟子里。您大概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其实，北京人、南京人、其他人……连台湾人都一样，但是日本男人绝对觉得这事是女人应该做的，所以，我们日本女人都大吃一惊，也有非常感动的：“中国男人多么勤快啊！！”

可惜，您的上海读者的反应跟我不一样，和“面子”有关系吗？他们的文章透露出优越感和自卑感。

我也想感谢您写了《反省之可疑》。看完之后，我的心情好多了，至少一位亚洲人认识“日本人这个亚细亚的孤儿有很多种”。Yes，哪国人都有很多种，国家和个人不可混为一谈。我们都应该回避Stereotype的魔鬼。“××人就是这样……××人还是那样”，这样的说法太无聊。

不用说，承认历史，反省坏的事，不可缺少。

认识您的作品，我非常快乐。

太感谢您了！

三千惠

金钱，使人腐败？

在上海见到一个“下了海”的文化人。几个还在岗位上的文化人坐在他所经营的饭店里，享受他所提供的精美菜肴，大谈文化的失落。最失落的，竟是老板。他苦着脸，指责自己越陷越深，离原有的文化理想越来越远；金钱，使人腐败。

他的忧郁与自责使我想起大陆传媒上对商品经济所带来的贪婪风气的种种批判。文人从商，以“下海”称之，就像从前人说良家妇女“下海”伴酒一样，是斯文扫地，是自甘堕落。

我向来理解权力使人腐败，金钱，却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东西。一个人有了钱，他就可以放手去求取知识，可以在国内国外游走，可以使家人丰衣足食。因为他有钱，他可以不斤斤计较，可以不钻营奉承，可以不小头锐面。资源的充分，使他比较容易成为一个教养良好、宽容大度、体恤弱者的人。当他行有余力，他可能在乡里间铺桥修路、救济贫苦；当他飞黄腾达，他可能在社会上成立各种基金——残疾基金帮助照顾残疾，文化基金鼓励艺术创作；他也可能在学校里设置奖学金，策励学子，为国育才。

一个国家有了钱，它就比较容易做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老人福利、失业救济、幼儿培育、残障孤儿的照顾，都需要金钱的促成。有了财富的基础，一个社会比较可以逮到“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境界。

现在对经济狂潮大加鞭挞的忧国之士不妨看看欧洲的心路历程。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是一个环境优美舒敞、人文气质高尚的地方。公园池塘里的天鹅悠游自在，无人打扰。路边野生的红艳苹果自开自落，无人撷取。搭地铁公车进进出出全凭个人诚实购票，不需检查。生了病去看医生，只要留下地址就可以接受治疗，账单以后寄来。张贤亮和朋友在欧洲餐馆吃饭，忘了付钱。走出餐馆了，侍者才追来提醒，态度婉转客气，毫无猜疑的神情。

这样的雍容大度，对不起，不是天生的民族性，它其实是经济的塑造。如果张贤亮在50年代来到战后民生凋敝的欧洲，侍者对忘了付账的客人可是要怒目相对的。战后的德国小孩在大街上抢美国大兵从吉普车上丢洒下来的巧克力糖，满脸胡髭的潦倒男人在马路上弯身捡拾烟蒂，年轻的女人千方百计接近英美大兵以换取丝袜和口红。

马歇尔经援计划实施之后，德国经济开始复苏。钱，使人们活动起来。经济发展所带来第一个狂潮是“吃潮”。人们拼命买吃的东西，谈吃的话题，做吃的计划。文化批评家们在报章杂志上也就拼命批判国人的贪吃丑态，“斯文扫地”。但是当然，评者自评，吃者自吃。“吃潮”稍退，在50年代初，紧接着涌起“冰箱潮”。那白白方方的一大件，装得下好几天的吃食而且保持不坏，举国为之疯狂。男人女人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不为救国救民却为了挣够钱去买个大冰箱。文化人或农人工人，聚在一起，不谈灵魂上的事情，却和左邻右舍比较冰箱的品牌。报纸上则充满义正词严的道德指控：精神污染、文化失落、道德沦丧；德国知识分子们沉痛地问：西方文化往哪里去？

四十年之后的德国，是一个连最底层的扫街工人都可以每年出国度假的国家。于是你看见他们的孩子彬彬有礼，他们的公车司机会等到最后一个乘客都安稳落座才再度启动，他们的餐馆侍者，见你没付账走了出去，还对你和颜悦色。你也看见他们的国家拨出大笔大笔的钱给饱受战乱的波斯尼亚难民、给非洲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儿童、给民生困顿、政治不安的俄罗斯。他们的大学，对全世界的学生开放，不收一文学费。

这种百川不拒的宽松，与民族性格关系少，与有钱没钱关系大。钱，当然不会凭空而来，它必须透过劳心劳力的挣取；如果这个劳心劳力挣取财富的行为叫做“贪”的话，那么“贪”有什么不好？它根本就是一个经济动力，使一个个人，不倚赖国家的豢养，以自己的力量求温求饱求物质的丰足；没有这个动力，社会的经济是停滞的，停滞在贫穷中。你说金钱使人腐败，我说贫穷使人腐败，匮乏使人堕落。“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倒过来说就是，贫穷的压迫使人顾不及荣辱的分寸，那才是道德的沦丧呢。

在经济狂潮中我们所看见的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欺诈、钩心斗角，究竟是来自对金钱的追求，还是来自对金钱追求的机会不均等？前者可以是君子之争，后者，却势必释放出一个人对社会最深最痛的怨愤；集合无数个个人的怨愤，那就是一股动荡不安的毁灭力量。孙文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却觉得，在某个发展阶段，不患多而患不均。如果游戏规则是公平的，财富的追求可以推动社会，使它在物质不乏之余往精神文明提升；如果游戏规则是不公平的，传统价值的解体崩溃恐怕是无法避免的噩梦。

我多么希望那位“下了海”的文人老板能欢欣鼓舞地经营他的餐馆，大赚其钱。然后有一天，他的钱实在太多了，他成立了一个乡镇图书馆基金会，使最偏僻的小村子也有自己的儿童图书馆；他设置了一个个以他自己为名的文学大奖，刺激天下有志未成的作家竞技；他组织了一个翻译中心，使中文创作译成全世界都能读到的各种文字……唉，钱的好处太多了。有一天，当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比比皆是时，谁知道，中国说不定还要经援美国和德国呢。

腐败不腐败在于公平不公平；金钱，倒是无辜的吧。

龙应台这个人

[代后记]

胡美丽

龙应台与我从小一起长大。她逃学的时候，我也背着书包一块儿离家出走。街上逛着无聊，就去偷看电影。两个女生背着书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装是别人的小孩携带入场，只好去爬戏院的后墙。裙子都扯破了，土头土脸地翻身落地，却让守候着的售票员一手拎一个人，扔出门外：两个十岁大的女孩。

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她就是个思想型的人。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半懂不懂地看。放学之后，我把头发卷起来，换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约会，她却只用她纯净的眼睛望着我问：“你跟那些男生谈些什么呢？”我认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欢我。

《野火集》的个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来。龙应台特别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师——他不但口齿不清、思绪紊乱，而且上课时专门重复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课时，我们一般人就乐得打瞌睡、传纸条；下了课跟老师也毕恭毕敬。龙应台却疾恶如仇似的，一见到这位老师就把头偏开，别说鞠躬招呼了，连正眼也不瞧他。后来基隆有个学生用斧头砍死了一个老师；女中这位地理老师私下问龙应台：

“你是不是也想用斧头砍我？”

龙应台的回答：

“你有这么坏吗？”

1970年，我们又一起进了成功大学外文系。脱离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环境，龙应台似乎渐渐受了胡美丽的影响：她也开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来就少，龙应台长相并不吓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来，又是一副有点“深度”的样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旧迷信“男朋友就是将来要结婚的人”这回事。她当然没有跟当年的男朋友结婚；到现在，她还会问：是谁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女孩子交往要“单一”？差点害死我！

我想我比她聪明。

二十三岁，她一去美国就开始教书——在大学里教正规的美国大学生如何以英文写作，如何作缜密的思考。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是莫大的挑战。

“美国人心胸的开阔令我惊讶，”她来信说，“他们并不考虑我是一个讲中文的外国人，却让我在大学里教他们的子弟‘国文’，认为我有这个能力。你想台湾会让一个外国人教大一‘国文’而不觉得别扭吗？”

三十岁那年她取得了英文系的博士学位，同时在纽约教书；教美国小说、现代戏剧。她的来信仍旧很殷勤，带点日记的味道：

到学校很近，但是要跃过一条小溪，穿过一片树林。所以我经常是一条牛仔裤、一双脏球鞋的模样在教课。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满是斑斑点点的枫叶。昨夜大概下了一点雨，水稍涨一点，就把我平常踏脚的石头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当桥过。森林里的落叶踩起来哗啦哗啦的一路跟着我响，横倒在草堆里潮湿的腐木都盖上了黄色的枫叶。

我坐下来，陷入干叶堆里。满山遍野遍地都是秋天燃烧的色彩。唉！三十岁真好！可以对天对地对世界，不说一句话。我不想赞美也不想道歉，不觉得骄傲也不心虚；整个森林也无话可说……

很想念台湾，但是不晓得是不是能应付那边的人情世故？

不管能不能应付，她回来了。回来一年之后，就开始兴风作浪。写文学批评，得罪不少作家还有作家的朋友；写社会批评，得罪了大学校长与政府官员。可是得罪不得罪，龙应台的作品像一颗大石头丢进水塘里，激起相当的震荡。《龙应台评小说》出书一个月之后，就连印了四版；《野火集》的文章经常在中学、大学的布告栏中张贴。

一把野火

龙应台，读者对“野火”专栏的反应你满意吗？

我收到的来信的确很多。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去年11月刊出以来，我几乎还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样子。来信中95%表示支持，有5%却采取一种自衡的态度，把我对台湾的批评看作攻击。我说台湾脏乱，他就说：怎么样？外国月亮圆是不是？！我说我们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说：怎么，外国就没有问题是不是？！

这一类人非常感情用事，没有自剖自省的勇气与理性，常使我觉得沮丧。所幸这是少数。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很有希望。

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国的月亮圆”的倾向呢？有人批评你说，你拿台湾和欧美比较，台湾当然显得落后；可是如果和印度或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台湾其实可爱得很，你说呢？

我讨厌这种自慰心理。当然有些国家和地区比台湾好，有许多比台湾差；但是为什么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国的月亮圆。别人确实比我们干净，别人确实尊重古迹，别人确实珍惜自然生态——我就不能不说，因为我们要警惕、要学习。至于因为说了别人好，而被指为“不爱台湾”或“崇洋”等等，那也无所谓。

你能够分析为什么你的文章吸引人吗？

也不见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爱看的。在内容上，许多人受“野火”吸引，因为觉得它“敢说话”。但是这个理由令我觉得悲哀。在一个真正基于民意的民主社会里，“敢说话”应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人人都有权利“敢说话”，人人都“敢说话”。我以“敢说话”而受到赞美，对这个社会其实是个讽刺。

至于写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读，可能与我“求真”的原则有关。

我尽量不用辞句美丽而意义空洞的语言，譬如什么“人生灿烂的花朵”或什么“青春的滋味”之类。我也不用成语；熟烂的成语在读者脑中会自然滑过，不留任何印象。可以用白话表达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文系训练出来的作品风格上差异很大；也不尽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系的人大概识字也比我多！

我不喜欢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说最抽象的观念时，也希望用最具体的生活经验与语言来表达。

是不是做到了当然不见得。这也不是唯一的写作方式。

批评的材料会不会写完？怕不怕重复？读者会不会对你厌倦？

当我开始重复自己的时候，读者当然会厌倦，那就表示我应该停笔。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不如不写。

你对台湾的言论自由尺度满意吗？

开玩笑吧？！任何有良知、有远见的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对现有尺度觉得“满意”，除非他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诚实的勇气。

那么《野火集》又能怎么样？

也不见得能怎么样。不过，你注意到我通常避免讨论事件本身的枝节，而着重在观念的探讨。譬如省农会对养猪户片面解约的事，我所关注的不是农林厅应如何解决问题，而是老百姓对政府的观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写作的人也不问成果吧？！做了再说。

你并不在意别人说你很“擅于推销自己”？

我若有心推销自己，大概就不会推辞掉那么多人要求我演讲、座谈、上电视、访问了。不过你说的不错，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认为《龙应台评小说》是本重要的好书，我就说它重要、说它好。并不因为它刚巧是我自己写的就特意去谦逊掩饰。我觉得特意的谦逊，目的在迎合传统、迎合大众的期望；我对迎合没有兴趣。如果因为我不愿意作假，而说我擅于“推销”或“狂妄”，也悉听尊便。

我的人生里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揣测别人对我的看法与评价；该做的事太多了。

譬如什么？

譬如在夜里听雨，譬如和喜欢的人牵着手散步，譬如听一支不俗气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

发觉龙应台是个女的，大家都吃一惊。在行文之中。你会不会有意掩藏你的性别？

女人！女人！

把我当做男性。固然是因为“龙应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却因为我的文章是属于理性、知性的。我们的社会把男女定型，认为男的刚、女的柔，“女”作家就非写风花雪月、眼泪爱情不可。就让我的文章风格作为一种反证吧！你说它是对这种男女定型传统观念的挑战也未尝不可。要讲“软”的作品，无名氏的爱情小说不“软”吗？怎么不称他为“女”作家呢？

“软”作品并不等于“坏”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别来区分；我们有的是多愁善感的男人或坚强理智的女人，都没什么不对。至于认为只有男人写得出思考缜密、笔锋锐利的文章来，那是愚蠢无知的偏见。

不过，男女问题好像是你胡美丽的领域——怎么问我呢？我对女权不女权的没有什么兴趣！台湾的妇女好像蛮平等的嘛！我有个男同事就常说：你看，贾母不是掌大权的吗？婆婆的地位不尊贵吗？中国根本就是个母系社会。

放屁！

别激动呀！

说这种话的男人简直缺乏大脑。他不想想看贾母的权是熬过多少年、多少阶层的痛苦而来的？在没有变成虎姑婆之前，哪个女人不是从女儿、媳妇、妻子、母亲一步步过来？掌权之前她过什么样的生活？更何况，掌权之后的婆婆也倒过来磨媳妇，使另一个女人受苦。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中国传统男女平等简直是幼稚。

听说你也常收读者来信？

是啊！女性来信大多表示喜欢。年轻的男人有时候会写“胡美丽我爱你”——很诚恳的。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就会写侮辱性质的信，用很难听的字眼骂我。

不难过吗？

一点也不。这些人骂我，代表保守的阻力；如果没有这样的阻力，胡美丽的文章也就没什么稀奇了。

可是当女性来信支持我的观念，我就很快乐；表示台湾逐渐地在形成一个新女性的自觉；很慢很慢，但是比没有好。

喂。到底是谁在访问谁？龙应台，你别喧宾夺主。谈谈你的异国婚姻吧？！

那是我的私生活，不想公开。

你为什么嫁给一个外国人？

你为什么听交响乐？那是“外国”音乐。

你对中国男人没有兴趣吗？

胡博士，结了婚的女人还谈对男人的兴趣吗？你是不是缺乏一点道德观？

迂腐！迂腐！迂腐！

结婚并不是卖身、卖灵魂。受异性吸引的本能不会在你发了誓、签了约之后就消减了。结了婚的女人当然有权利同时喜欢丈夫以外的男人，只不过，为了保护她当初的选择，她或许不愿意让那份“喜欢”发展到足以危害到她婚姻的程度。但是她尽可以与丈夫以外的男人做朋友，甚至做谈心的知交。他们可以坐在咖啡屋里聊天，可以去看场电影；总而言之，可以很自然而亲近地交往。

我不能想象一对年轻男女结婚签约之后就说：从此，我只有你，你只有我。与异性的来往一刀两断，以后的一辈子，不再有异性感情的存在。

这种囚禁式的关系不是很可怕吗？

听说许许多多的女性杂志及电视台都找过你，想做访问，你都坚持不肯“曝光”，为什么？

我不像你呀，至少还出了一本书，有一点成果。我才写了那么零星几篇短文，算得了什么。我觉得我根本还没有出来“曝光”的分量。

更重要的原因是，胡美丽还有些“爆炸性”的题目要写——譬如性；写出来大概骂我的人会更多一点。现在就出来演讲座谈的，等于自找麻烦。我希望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写作。

你喜欢“胡美丽”这个名字吗？

喜欢极了，因为它俗气；人有俗气的权利。“胡美丽”也是“不美丽”的意思，代表我。

还是谈龙应台好不好？

挂铜铃的老鼠

《龙应台评小说》才上市一个月就印了四版，还上了金石堂的畅销书单。出版界的人士说批评的书卖得这样好非常难得。你的反应呢？

我写书评其实抱着一个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动台湾的批评风气，开始一个锋利而不失公平、严肃却不失活泼的书评，而且希望突破文坛的小圈圈，把书评打入社会大众的观念里去。《龙应台评小说》有人买，使我发觉或许这个野心并不那么“狂妄”，或许台湾确实有足够的知性读者，了解书评的重要。

我很快乐，知道自己在为台湾文学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起步。

不要得意太早；一本书能起多大作用？

没关系！有起步就好。我一个人的努力，就像一滴水之于大海，太渺小。可是这样一本书传递了几个重要的讯息：它告诉出版商，只要写得好，批评也是有市场的，那么出版商就比较愿意出批评的书。它告诉有能力写评论的作者：批评是可以有读者的，使作者愿意写大家都认为吃力不讨好的评论。它更告诉读者：文学批评并不一定枯燥可厌。

我迫切地、迫切地希望多一点人来加入我的工作：写严格精确的小说批评、诗评、戏剧评，甚至于乐评、画评。中国人的客气与虚假不能带到艺术创作里来。

你的批评很受文坛的敬重，可是也有不少人说，龙应台这么敢直言，因为她是女的——大家对女性还是“宽容”一点。或说，因为她不会在台湾生根，人事关系就比较不重要。或说，因为她不认识文坛中人，所以没有人情负担。更有人说，她有博士学位可恃，当然理直气壮。你认为呢？

第一点不能成立。我写了颇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以为我是男的；没有什么“宽容”可言。

说我不认识人、不久居台湾，所以能畅所欲言，这是对我个性的不了解。如果我是回来定居的，我一样会写批评。认识了马森之后（而且很喜欢这个人），我评了他的《孤绝》，照样“六亲不认”。马森这个作家也很有气度；他刚巧也同意我对他作的批评，在新版的《孤绝》里就做了一些更改。

会因为我的专业批评而恨我的人，我不会作为朋友；胸襟开阔的人可以作为朋友，也就不会被我得罪。道理很单纯。

至于说我有博士学位可恃——对呀！做文学批评，我所“恃”的就是我背后十年的学术训练，不恃这个，我就只有肤浅的直觉与不负责任的感觉可言，怎么能写批评呢？博士学位没什么可耻。

总而言之，用各种情况来解释“为什么别人能写批评而我不能”，我觉得，是一个软弱的借口。支持一个艺术家的，往往就是一个独立不移的个性，对人情世故过分屈服，就不会有真正的艺术。

你很自负？

一点也不！柏杨在好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呼吁书评的重要。他说了一个故事：几只小老鼠会讨论如何对付一只凶猫；最好的办法是在猫脖子上挂个铜铃，那么猫一来铜铃就叮当作响，小鼠儿就可以躲起来。

主意是好极了。却行不通——谁去往猫脖子上挂铜铃？！

我只是个自告奋勇去挂铜铃的老鼠——这有什么了不起？更何况，我不是井底之蛙，以为天只有这么大。严格的文学批评在欧美根本是理所当然的稀松常事。我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自负的理由。

因为你受的是西方的学术训练；如果有人说你是以西方的文学理论模式套在中国的作品上。同意这种说法吗？

完全不同意。

首先，以我的英文博士学位而断定我的批评模式必然是西方的，这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任何对我作品的论断必须以我写的白纸黑字为凭，不能以我外在的头衔或背景下理所当然的结论。

至于我是不是以西方观点来评论中国文学，或者更精确地说，以西方理论模式“套”在中国作品上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

我认为，用西方的某些理论来诠释中国古典文学，譬如用心理分析中的象征来读李商隐的诗，确实可以偶尔另辟蹊径，但总是末流，不重要。如果以它来“评价”古典作品，那就毫无意义，因为文学批评的标准离不开文化传统的架构。东西文化差异太大，以西方理论来判定中国古典作品的优劣就好像用金发碧眼三围的标准来要求宋朝的美女一样不合理。

可是现代作品就不同了。当代的中国台湾作家—看看白先勇、张系国或马森，甚至于所谓“乡土”的王祯和、黄春明或陈映真；哪一个没听过什么叙事观点或意识流，谁不熟悉所谓“存在的意义”或“现代人的孤绝感”？

难道你在说，现代的中国台湾没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不是。譬如张系国的《游子魂》系列处理的就是中国台湾人特有的难题，还有其他作家的作品。我的意思是说，现代的中国台湾作家与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共通的“语言”，他们所认知的世界不再是一个与外界绝缘的世界。中国台湾作家所用的写作技巧——譬如象征，譬如内心的独白等等（想想王文兴的《背海的人》）——也为西方作家所用。而西方作家所关切的主题——海明威的个人尊严或卡夫卡的孤绝感等等——也为中国台湾作家所感。

所以我只批评中国台湾的现代小说。在这种多面的、开放的、交流式的文化环境中，我认为我所做的不应该称作以“西方”理论来评定“中国台湾”作品；应该是，以“现代”理论来审视台湾“现代”作品。重点不在东西之“异”，而在现代之“同”。前者不可行，因为东西之间缺乏“共识”；后者可行，因为东西之间有一个共通的语言，那就是属于现代的写作技巧与主题。

那么你现在所用的理论够用吗？

就我短程的目标来说，够用。短程的目标就是先把真正凶猛的批评风气打出来，一部一部作品来琢磨针砭。希望更多的人来写批评。但是就长程目标来说，当然不够。台湾必须树立起独具一格的批评理论，用来容纳东西共通语言之外独属中国的情愫。也就是说，中国终究要发展出一套自己的批评体系来。这，恐怕要许多人十年不断的共同的努力。

你会出第二本批评吗？

不知道。

一方面，责任感的督促使我觉得必须一篇一篇写下去。另一方面，我觉得很疲倦。一篇书评要消耗我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实在辛苦极了。有一次一位编辑对我说：“你要多写一点，因为大部分的作家都有工作，没时间写书评！”我哑然失笑。他忘了我也有“工作”；写作只是我的副业，我的正业是教书、带学生、做学术研究……

报酬也很低，不是吗？

对，稿费低不说。台湾有各形各色的小说奖、戏剧奖、诗奖，甚至于文艺理论奖，就是没有批评奖！我现在写批评除了一点责任感的驱使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推力要我继续。我很希望有两件事发生：第一是有人设置一个批评奖，用很重的奖金来鼓励批评的兴起。第二是有人给我一笔学术经费（grant），与我定个契约，专门让我写书评。我可以用这个钱来买书，找资料，用助手，等等。

要有这种实际的力量来支持我（或者其他有能力，有心献身批评的人），这件事情才真正做得起来。靠一点个人的“责任感”，太不可靠了。

胡美丽与龙应台

在公开场合，你为什么从来不承认你和我胡美丽是至交好友，是知心的伴侣？

我并不完全喜欢你。你有女人的虚荣心：喜欢美丽的衣裙，喜欢男人，喜欢男人的爱慕。你的文章完全以女性的观点为出发点，而且语言泼辣大胆，带点骄横。我写文章的时候，并不自觉是“女性”，而是一个没有性别、只有头脑的纯粹的“人”在分析事情。

笑话！我才看不惯你那个道德家、大教授的派头。难道写《野火集》的人就不会有优柔寡断的一面？多愁善感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愚蠢幼稚的一面？你不肯承认我，恐怕是我太真了，太了解你的内在，你在隐藏自己吧？！

或许。随你怎么说。

原载1985年9月号《新书月刊》

银色仙人掌

龙应台作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色仙人掌/龙应台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495-7676-0

Ⅰ.①银… Ⅱ.①龙… Ⅲ.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8617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960mm×635mm 1/16

印张：14 字数：136千字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还在灵魂的旅次中

- 辑一

- 银色仙人掌

- 高健壮的一天

- 外遇

- 看鸟

- 辑二

-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

- 堕

- 找不到左腿的男人

- 面具

还在灵魂的旅次中

[自序]

这是一本小说集。总共七篇，其中有四篇，发表之后就锁进了抽屉，被作者自己遗忘。作者出远门去了，有点浪迹天涯的意味，背着一个人们看不见的行囊，行囊里面的轻重，只有他自己知道。旅途是逆向的，从一个人的荒野到滚滚红尘里流浪，像一个持假护照的地下工作者，在白天经营肉搏的世界，在夜晚解读灵魂的密码。

十年之后，出版社把小说找出来，要结集成书。寄去清样，同时催他写序。但是小说清样留在牛皮信封里，他一直不打开；序，也迟迟不动笔。他还在灵魂的旅次中。十年前的作品，像火车窗外急速倒退的风景，被虎虎的风声卷走，他无意回头。

但是编辑锲而不舍的催促电话一通比一通急，连打了三个月，终于迫使他剪开了牛皮信封，开始重读自己的作品，准备写序。

全然陌生，竟像是读别人的作品。他万分惊诧地读每一个故事，发现里头每一个故事都是关于生命的陷阱和生存的代价，关于黎明时醒与梦之间的彷徨与脆弱。

……苍蝇站在一扇玻璃上，翅膀急促拍打，发出电线接触不良时那种嗞嗞的电磁声；它在盲目地、绝望地寻找出路。

读完小说，已是凌晨，窗外一片漆黑；夜寒如水，一只狗在深巷里忧郁地叫着。

他坐在沙发上，书稿摊开一地；就那样一动也不动地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重重的黑暗里。再怎么流浪，也逃不掉存在。

所谓小说，不过就是那黑夜里独自摊开的密码簿吧？

辑一

银色仙人掌

夜里听见土狼的笑声，

阴恻恻充满非人的恐怖。

我在睡袋里觉得手脚冰凉。

一点点风吹草动，

或许只是蜥蜴爬掠过我的车顶，

都使我濒临歇斯底里想失声狂喊。

七月十日

我一定要维持冷静。维持冷静。把一切都记下来是维持冷静唯一的办法。除此之外，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当然，我用捡来的柴生了一堆火，火焰冒上来的时候往上面撒一些还没完全死掉的木麻黄枝，明火就变成青烟，一缕一缕往天空里蹿。天空蓝得彻底，没有一丝云。南半球的七月是冬季，平均气温二十多度，雨量，零。

所有的河流都干涸了，我经过一条又一条铺满黄沙的河床。你认得出那是一条河，因为绿树像条带子沿河生长。但我离开了鱼河峡谷之后就没再看到河的痕迹；这里是大漠，我的耳朵里、眉毛里、嘴里感觉都是沙的味道。裤子拍拍就有一阵灰尘飞扬。

开了个肉罐头，吃了一片已经干掉的面包，一条快变黑的香蕉，喝了两口水。虽然水箱里还有十公升的饮水，我规定自己，一天不超过一公升。

太阳落在两个沙丘交接的地方，和昨天的落点没有差别，但是我注意到，左边沙丘的棱线好像比昨日陡了一点。风像一只柔软无骨的手，推着这些细沙堆成的山丘，推过来，推过去，山的线条柔美得像飘忽的烟，像蜘蛛吐出的若有若无的游丝。竟然从来不知道，沙漠是那么柔软的东西。可是它美丽的柔软含着深埋的陷阱，万劫不复的陷阱。

把水箱盖子拴紧，剩下的肉罐头用塑胶袋扎好，放回冷藏箱。冷藏箱本来还有一袋冰块，早就化成了水。香蕉皮也放进箱里，如果留在车外，半夜里会招来成群的狒狒翻东翻西。我坐在沙地上，穿上第二双袜子。太阳一下去，沙漠就劈面无情地冰冷起来。

收拾东西的时候，一直感觉到背后一只眼睛的注视；我背靠着敞开的车门慢慢回过头去，倒抽了一口凉气——在一株枯掉的木麻黄下，站着一只像野牛一般庞大的大角羚羊，眼睛发着幽光；它的犄角有一公尺多长，像两把刺刀长在头上。

我慢慢回过神来。啊，别慌，只是一只羚羊，草食动物，不是狮子，不是豹。抚着心口，想到白天在沙漠里看到的各种足迹。沙漠平滑细致，把最微细的印痕都能完整地呈现，简直就是个大自然的复印机。我看见蛇身滑过的清晰路线，看见狮子的脚印——四趾张开在前，肉蹄在后；我分辨得出狼的足迹——两趾前，两趾后，肉蹄呈三角形，它特长的脚趾甲还留下尖尖的点。有些巨大的印子，一坨一坨的，显然属于大象。那时还是上午，沙漠泛着美丽的粉红色，老鹰在蓝天里飞翔，看起来平和宁静，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这一生还不曾如此接近过真正的危险。

营帐是不能搭了，任何一种肉食动物在半夜里出现，我就完了。昨晚睡在车里，腿伸不直，到早上还麻着。几天前在Etosha野生公园露营的时候，看见墙上贴着一张一九九三年的当地报纸。一个欧洲来的年轻人在一条长凳上睡觉，裹在睡袋里。半夜里两只狮子跳过围墙，咬断了他的脖子，报纸说，“然后将他从睡袋里拖出来，开始吃他的肩膀，吃他的背，吃他的屁股，最后睡袋里还剩下一条腿……狮子很饿了。”

看得我哈哈大笑，哪有这种新闻报道法，好像记者请狮子吃便饭似的。

我现在笑不出来。

羚羊给了我警觉。我做了会儿体操，设法让筋骨松活一下，然后钻进车里前座，锁上门，取出笔记本电脑。我可以写到电池用光的时候。

六点，天全黑了。树下的羚羊还站在那里，一团黑。是树影遮着它，其实天空亮得很，满天星斗，一颗一颗晶亮逼人。银河一无遮拦地可以从这一头看到那一头。一轮明晃晃的满月，从我车后照来，看在后视镜里，简直就像那急着想超车的人打开的远光灯，大剌剌地亮得令人心慌。

火堆还冒着烟，但是不会有人看见了。

让我再了解一下自己的处境；没有比冷静更重要的事了，我是说，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在七月九日，就是昨天，从鱼河峡谷往大戈壁的路上，看见一株银色的仙人掌树。银色的树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仿佛外星球的金属植物，非常怪异。我从车里取出《非洲南部植物图鉴》，找到了这棵树：银树，可活两百年以上。树干柔软，Bushman取之做成盛装毒箭的容器。但是真正吸引了我的倒不是那好像被ET的手指沾过的银色树干；让我突然煞车的是盘缠在树上那巨大的鸟巢。那是非洲织鸟的巢，毛茸茸的一大团，交织环绕在树桠之间；我将车倒回十来公尺，扬起一阵翻滚灰尘。

织鸟是一种社群鸟。这一窝大巢里有二十八个鸟洞，像公寓大楼里住了二十八户人家。巢，由无数的细草和碎枝交织编成，显然是大家族的共同工程。大概为了避免蛇的入侵，洞口全朝下。我立在树下仰头往上看，脚底下则铺了一层褐色的鸟粪。是什么东西使织鸟决定群居，而有些鸟，譬如老鹰，却选择独来独往？

鸟巢依附在仙人掌的枝桠之间，看起来好像是仙人掌天生的一部分。

离开鸟巢往车子走去时，车子正缓缓滑动，往前溜走——我竟然忘了手煞车；急跑追上，奋力拉开车门，跳进驾驶座，死命踩住煞车，把车停下来，驾驶位在右手，因为这个曾被南非共和国殖民过的国家，左道行驶。

大概就在惊魂未定、喘息不止的时候，我看见了那条岔路，在银色仙人掌的相反方向。高高低低、蜿蜿蜒蜒的一条小路，似乎消失在一座石砾山的后面。

很难说我后不后悔选择了那条岔路。不错，那条岔路导致了我此刻的险境，但是更让我思索的是，究竟为什么我走上了那条岔路？当然，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会迷失；任何走上歧途的人开始都不会知道那是歧途吧？而且，谁知道所谓歧途不正好是终南捷径呢？我只是想不透自己的动机。说是冒险犯难吧，我的车原本就在茫茫大漠中，四边沙地石砾，一片亘古荒凉。距离下一个村落有三百多公里，村落的名字叫Solitaire，孤独。我准备在那里加油。土路漫漫，我的车后跟着一团白花花的沙尘。眼前一望无际，黄土连天。大概每隔半小时，远处仿佛卷起一股尘烟，由小而大，滚滚而来。我们交错时，互闪一下车灯，表示幸会另一个人类。我真的没有必要转入那条岔路，那条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岔路。只因为它在织鸟巢的对面？

或者竟是为了试试我的四轮带动越野车？也许。租来的这辆白色越野车，就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非洲丛林越野吉普车一模一样，罗曼蒂克极了。从机场出来一见到它，我就开始心跳，好像黏合狭隘的天地豁然晴空万里。我想象自己的草绿色帆袋行李（帐篷，睡袋，瑞士刀，手电筒……）绑在车顶，车子在旷野中颠簸行驶……

我的车确实在旷野中行驶终日，但是土路虽然掀起灰尘仆仆，却还算平稳，用不着四轮带动。银色仙人掌对面那条岔路，是的，我确实心动了一下。那条路凹凸不平，而且覆着厚厚的软软的黄沙，对我的车绝对是一个挑战。在美国留学几年，博士没有读成，从美国朋友那儿却学会开各种各样的车辆。有一年暑假打工，还和比尔一起去考了卡车驾照。现在手握着越野车的方向盘，感觉马达在低吼，血热起来……

可是我没有理由去走那条岔路，因为我明明知道，第二天要抵达Namib大戈壁，那儿有一段六十五公里长的沙路，从孤独村深入大漠，旅游指南上清楚地写着，无四轮带动车者请勿进入。我分明可以等到那里再驰骋我的越野车。

我确实还回头看了一眼那株因为有了织鸟巢而显得庞大的银色仙人掌，几乎不假思索地，将车挡用力推进四轮带动，驶进了岔路。我想知道这条路往哪里去；显然是条少有人迹的路，但总是条路。它似乎终止于前面的荒山，可是我想知道它是否真正在那儿终止。我只要知道了，就回头，回到正当的大路上。

我是这么走上岔路的。

小路到了山的后头，并没有终止，只是开始转弯。风景没有变，还是铺天盖地的黄沙和石砾。干枯的草从石缝里钻出，这儿那儿一株布满尘土的木麻黄，看起来好像已经死了几百年。在转弯处我的车轮却开始打空转，深深陷在软沙里。这一回，四轮也带不动了。

关了引擎，推门之前还不忘眼观四方，看看有没有野兽的踪迹。幸好四野空旷，一目了然。出了车子，蹲下来将前轮的轴承与轮胎扣上，让轴承带动轮胎，再回到车中。我并不太担心；再走不出去，还可以将后轮轴承也扣上，马力绝对够。

我发动车，引擎很吃力地响着；然后缓慢，但是稳稳地，车轮压过沙坑，像坦克车似的往前碾进。沙坑紧接着又是沙坑，好长的一段沙路，我咬紧牙，专心致志地让方向盘控制着同时配合着车轮运转；此刻车子的前进惯性绝不能稍停，一旦停止，也许就陷进去了，在这没有人烟的沙漠里。

我大概前行了约十五分钟。也可能更久一点。但是因为全心用在车轮的操纵上，当车子终于开上一段坚硬的土路使人有机会松一口气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原来的路在哪一个方向。

那是七月九日下午两点半。我熄了火，下了车，想爬上对面一个山头，登高远眺也许可以看到大路。正要拔脚，什么东西勾住了裤脚——我穿着卡其长裤。低头一看，是一堆白骨，大概曾经是一头牛。头骨还完整，勾着我的是头骨上的弯角。牛毛还附在皮上，横七竖八的肋骨和嚼断的牛蹄像一堆垃圾，拖在较远的地方。这是一只被肢解、被消化了的牛。

我不知道这只牛在多久以前还活着，看看我想爬上去的山头，觉得寒意从心底散发。回到车里，用力关上车门，调转方向，回头走，走在看起来像是回头的路上。可是回头的路没有一点认识的感觉，黄沙和石砾，看起来就是黄沙和石砾。碰到岔路时，就挑左边的走，为什么？也许因为，想到明康嘲笑我的话——我讨厌任何形式的右倾。

突然发现前面立着根柱子；天哪，不是柱子，是电线杆，接电话线的那一种。有电话就有文明，随着电线杆走，总有走出沙漠的时候吧？这支电线杆顶端肿起来一大团东西，细看才发觉竟然是一大坨织鸟巢。我“啊”了一声，然后太阳就在两个沙丘之间悄然落下。几天来的经验告诉我：太阳一落，就是五点三十分，对对表，果然不错。也就是说，在三十分钟内，天色将整片地暗下来。夜行的动物将出动觅食。

我将车停在织鸟巢下边。近黄昏，鸟已回巢。车驶近时，鸟族受了惊吓，拍翅蜂拥而出。在天空里盘旋了一阵，才又回到它们的公寓里。我有点高兴；至少有鸟，让我觉得沙漠不完全是死的。而且有电话线。

汽油，还剩下三分之一，可以跑一百五十公里。

那是昨天九日的事。今天，十日，我检查了粮食存量。肉罐头还有好几个，面包剩下一条，青菜只有两个番茄，一个芦笋罐头，一条香蕉；另外有一包乳酪，三盒高温杀菌牛奶。省吃俭用，可以支持一个星期？十公升的水，如果不蒸发掉，可以撑个十天吧。

天亮的时候，我推门出去小解。鸟在巢里头叽叽喳喳，听起来令人精神一振。抬头看鸟巢，我却愣住了。

这支电线杆没有电线。老旧的一截黑色电线像死蛇一样垂下。只是一支久经废弃的柱子。

我两腿发软，滑坐到沙里。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继续去找路，找到油尽而已。可是油尽的时候怎么办？走路。走路有两个结果：水不够喝，渴死，或者，半路上让什么野兽给撕掉。第二个，留着这点汽油，在这里等，等到有人经过。很可能没有人经过。事实上，二十四个小时过去了，我不曾见到一辆车。（为什么没有罗盘呢？租车给我的德国佬为什么没警告我迷路的可能？在我之前没人迷过路吗？为什么没有罗盘呢？）

明康说：“没有我你日子过不下去的，不要那么逞强。”他的意思是，你看，你的所得税是我报的，你的钱是我处理的，你手上的瑞士金表是我买的，你是个不会照顾自己的人。你以为离婚就自由了。你知道吗？猴子不管到哪儿去，都带着丛林的习惯，走不掉的！

我离开电线杆，试探性地将车开走，却总是在十几公里之后又折回来。我怕越迷越远。事实上，在这里也是迷，在那里也是迷，没有两样。但不知为什么，电线杆上的织鸟好像变成了我熟悉的东西，在它们的公寓旁，听它们叽叽喳喳，看它们进进出出，我就觉得还没完全被这个世界遗忘。啊，我多么渴望那电线杆上有电流，电流通奔向远方发出嗞嗞的声响！

如果是明康，他就不会迷路，因为他从不走没有把握的路。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之前，他会把路线图用黄笔先画出来。是的，每一个交流道，每一个红绿灯；地图上没有的路，就不存在。

明康是个绝对可靠的男人。

我生火；老天知道，我还不曾一次看见天空里有飞机经过。只有无聊地飞来飞去的老鹰。今天再看了《非洲鸟类图鉴》——那我以为是老鹰的东西不是老鹰，是秃鹫，专吃死尸。

七月十一日

我离开了电线杆。

织鸟给我的安全感，我清楚地知道，是虚幻的。在那柱下等着无异于坐以待毙。我必须自寻生路。我越来越紧张，全身的神经末端都在一触即发的充血状态。夜里听见土狼的笑声，阴恻恻充满非人的恐怖。我在睡袋里觉得手脚冰凉。一点点风吹草动，或许只是蜥蜴爬掠过我的车顶，都使我濒临歇斯底里想失声狂喊。

啊，我书写，书写使我镇定。冷静，我需要冷静。

一夜未眠。天色一亮，就发动车子上路。

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感。我在鱼河峡谷北边约两百公里的地方转进岔路，离我本来要去的目的地大戈壁大约三百公里。地图告诉我，我人在南纬二十三度附近（北纬二十三度线经过南台湾的嘉义，天哪，我为什么不去嘉义？）。我应该是往北的方向行驶，希望能再回到那株银色仙人掌旁的大路，我所熟悉的像直线的大路，一百公里直通天堂不转一个弯的大路。

我可能一直在绕圈子。绕来绕去，而其实那株银色仙人掌就在不远的地方，可是我可能绕到死都看不见它。

一辆白色越野车在广漠的大沙漠里绕小圈子，小却纠缠不清的圈子。我看不见啊！

这是我离开明康的报应吗？他在他小小的研究室里，等着我回去。可能对我还生着气；无缘无故地要闹离婚，朋友怎么说？“猴子离开丛林，还是猴子。”他发怒了，然后拾起医师的白袍，穿上，推门走了出去。医院大楼就在咖啡馆对面。椰树的影子长长挂在地上，他的背影在椰影中忽明忽灭。过马路的时候，他停下来，左看右看，然后谨慎地往前行去。一辆救护车拉着警笛风风火火地疾驶而过，遮住了他的身影。

我追了出去。咖啡馆的门在我身后“砰”一声关上。跨过安全岛，什么也没看，就这么一口气跑过去。一辆摩托车紧急煞车，轮胎激出刺耳的摩擦声，有人在我后面咒骂“干你娘”。我在台阶上赶上明康，气喘喘地与他并肩而行。他奇怪地看看我。大厅是挂号的地方，人来人往，消毒水和药的气味扑鼻，病菌在看不见的地方蔓延。我拉起他的手，说：“真的，我要走了。”

他盯着我看，好一会儿不说话。然后在将我的手甩掉的同时，说：“孤僻！”踏大步走开。

在开上一条沙路前，我又将车停下。黄沙软得像面粉，起码有半公尺深。我向前走了几步，脚陷下去几乎拔不出来。于是我回到车边，将轮胎泄气，先泄前轮，然后泄后轮。感觉轮胎扁一点了，才再度启动。太饱胀的轮胎是过不了困境的。

孤僻吗？好像从小就有人这么说。露营的时候，别人也许聚在一堆玩牌，讲笑话，玩大风吹；我却坐在石块上看蚂蚁搬家。“这孩子孤僻。”有人说。我羞耻地低下头，可是，我不懂什么叫孤僻。蚂蚁的世界忙碌纷扰，有看不完的行动和讯息，有解不开的密码和暗号，有惊涛骇浪的光和热；我只有全神贯注才能捕捉大化中一点点破碎的意义。你看不见是吧？可是我看得见，看得我两眼发热，泪水就涌了上来。让我，让我全神贯注吧！我心底藏着一个微小而悸痛的呼喊，让我全神贯注于那个无声的生命世界吧！不要说因为你看不见它，它就不存在。

我早就离开了那个看似孤独其实蕴藏无限的世界，一离就是二十年。离开的时候也不曾回顾片刻，带着青春的懵懂奔向前方，和所有的人一样结婚生子过日子，不知道那是与自己永远的诀别。

可是我要把它找回来。

那个欲望，堵在心口，让我没来由地郁闷，像生了什么自己不明白的病一样。

丛林里的豹，怎么会跑上雪山顶的？

我的手指污黑；弄轮胎时太用力了，还狠狠地去了一块皮。伤口上覆盖一层薄薄的沙粒。

或许我不该再找那株银色的仙人掌。我也许早就超过了那株树，更接近大戈壁了。油耗尽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个选择：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路。但是我能驮多重的水和食物呢？要走多久才能找到那株银树？还有那悄然出没的野兽……猎豹的奔跑时速达一百公里。狮子体长两公尺半。河马，素食的河马张嘴可以把一整个人卷进嘴里，嚼烂了再吐出来。

那么我只是出去走走，明康，只是出去透透气，其余的回来再说。我要冷静地想一想；你同意，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人，最需要冷静。虽然现在我觉得两颊发烧，心跳时快时慢。

然后我在天母的英文书店里找到纳米比亚的旅游指南。就从纳米比亚开始吧，那个我说。

绕来绕去。如果有目大如天，往下俯视我，我一定像一只没有意义的蚂蚁。不，也许有意义，但那不是我能捉摸的。沙上到处可见仿佛拇指按捺出来的小坑；蚂蚁走进沙坑。因为是滑溜溜的沙，蚂蚁怎么挣扎都爬不出去。挖坑布阱的是一种叫蚁狮的小虫，它挖好了坑就钻进坑底深深埋伏，等着蚂蚁滑下来，将它一口吞噬。

车子驶过一段特别颠簸的布满沙坑的路，好几回我被震离座椅，头猛撞车顶，撞得我两眼发昏。险路过了之后，我怀着很坏的预感，很沉重的心，到车后去检视水箱。本来立着的水箱翻倒下来。盖子被震松了，水流了一地。摇摇水箱，咕噜噜一点声响。

大概剩下一巴掌的水。

七月十二日

没关系。书写，就知道那个我还在。

石砾渐渐消失，沙地越来越多，而且是黄色的纯沙。枯草和偶尔见到的木麻黄也没有了。连路都被沙掩没了。我大概已在戈壁边缘。这里的沙漠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几百万年前就已是这样的景观。再往北有所谓骷髅海岸线；那儿也是延绵不尽的沙漠，漠上曝晒着无数的白骨，见证大漠永恒的孤寂。

一阵龙卷风突然发飙，卷起细沙漩涡似的蹿起，形成一条连着天的滚滚沙柱，像黑色的幽灵在旷野中浮游。我把车停下来，熄了火。闭上双眼。

不知道这里的人怎么度过这百万年如一日的亘古孤寂。是在中部一个小村落里——村落真小，一家白人经营的破败旅店，一家黑洞似的空荡荡的杂货店，几间铁皮搭成的小屋。灰扑扑的小屋旁倒长着一株艳红的九重葛——一辆小卡车停下来，开车的黑人伸出头来对我嚷，用英语，“喂，带你的人去领东西！”

“什么东西？”

“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呀！”

我看看自己：拖着一件脏兮兮的长裙，阳光把脸晒得发疼，显然已经开始脱皮；头发里全是沙，而且脏得打了结。这人把我当本地人了。

我不是本地人；本地人不会迷路。

龙卷风渐行渐远，直到只剩一个小小的黑点，没入大化。周遭回复死寂。我摸摸火烫的额头，觉得头很重。喝了口水。再要发动车子时，却发不了。引擎呼噜呼噜抽搐几下，像老人喉里卡着浓痰，一口气抽不上来。

没有油了。

……

我几乎是跌出车来的。太阳在头顶上火烘烘地燃烧，沙漠烫脚，反射着刺眼的强光。黄沙漫天覆地，地平线好像倾斜三十度，而且呈波浪形起伏。我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否则我会说，那地平线接天的地方分明是波浪起伏的蓝色的海水。水面上突出高高低低城市的轮廓。地图上没有这样的城市，在鱼河峡谷和Namib戈壁之间。更何况城市的轮廓也在慢慢融化，太阳的热力透过凸镜聚集。三十度倾斜。

不知哪儿来的一蓬枯草，在风里翻跟斗。由远而近，无声地，鬼魅似的打我眼前滚过，好像自万里以外翻滚着的灵魂追逐自己的尸身。太阳射着我发烫的额头，一只秃鹫在空中盘旋，发出异样轻快的叫声。

我拔掉了手表，丢在地上。沙会盖上来。

把水壶系在手腕上。

那个我开始走路。七月十二日中午十二点，南纬二十三度。

秃鹫，一直在头上三尺处回旋，守着我踉跄的脚步。

请记得我。

高健壮的一天

高健壮跌坐在床上，

他的黑框眼镜不知什么时候掉在地上。

他嘤嘤地哭起来，悲切而绝望地。

他没想到他终究也躲不掉

这属于男人的悲情命运。

1

高健壮推开铁门，对门的女学生刚好转过身来，她腼腆地看了一眼高健壮，用手把短发撂到耳后，也不回答“早啊”的招呼，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下了楼。

十七岁的倪竹君心跳得厉害。今天在门后足足等了八分钟，他才出来。这四十多岁的男人究竟好在哪里，她其实说不上来。高健壮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厚厚重重地覆在额前，时不时用手去撇开。他戴着黑框眼镜，整个人透着种说不出的属于文人的深沉气质。说早安的时候，脸上似笑非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夏天他穿着短袖恤衫出来，像今天，两只手臂鼓棱着一束一束的肌肉，教人脸红心跳。

到了大地庭园门口，不得不分手的时候。倪竹君鼓足勇气说了声再见，声音低得听不见，耳根发烧，差点撞上正在用牙签剔牙的大门警卫。

高健壮提着沉甸甸、胀得要破了的垃圾袋，一手一个。额前头发盖住一只眼睛，挺不方便，可是没有多出的手去拨。一只垃圾袋开始渗水出来，滴滴答答一路拖来，也弄湿了他的塑胶拖鞋，黏巴巴的。是昨晚的面汤馊了，他想。

高健壮加快脚步往墙边堆成山丘的垃圾赶去。一只尾巴被斩断的大黄猫坐在墙头，偏着脑袋，百般无聊地看着他走过来。

回去的时候，美丽已经穿戴整齐，坐在餐桌边，跷着腿，看报纸，喝着牛奶，嘴边浮着一圈白沫。

“飞飞还在睡呀？”他问，一边弯腰收拾门边摊着一地的拖鞋。

“嗯。”

打开冰箱，冷气“唬”地一团扑上来，高健壮打了个哆嗦。“飞飞又玩冰箱了！”他勾身在冰箱里旋转一个钮。

“咦？”他叫起来，“昨天给你买的樱桃乳酪你不吃？”

没人回话。

美丽在浴室里化妆。出来的时候，脸上已经上了粉。腮红使整个脸媚亮起来。她对着丈夫抿抿涂了口红的嘴唇，说：

“怎么样？有粉块吗？”

高健壮凑近妻子的脸，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他们的枕头永远是这个味道，高健壮并不怎么喜欢，你的头不管往哪边侧，总躲不过那个带点窒息的气味。眼前这三十九岁的女人，眼角皱纹实在不少，眼袋也微微肿着，可是美丽的唇像用细毛笔描出来的一样，线条分明，上唇薄得像只透明的彩虹鱼，下唇却又丰美如肥猪肉。

美丽不耐烦地推开丈夫，提起褐色公事包走向门口。挑出一双咖啡色的高跟鞋，边穿边说：

“我五点接机，不堵车大概七点到家。爸妈他们也都说好七点来。你今天下午就别去和老张串门子了！”

跨出门槛，美丽回过身来，用手指掐了下丈夫的脸颊，“人多，多准备几个菜！”

高健壮折进厨房，边洗牛奶杯子边盘算：岳父母两个，美丽两个妹妹两家人，八个，今天从东京飞回来的哥哥一家三口，加上自己一家三口，如果美丽的同学好友馒头也来，总共就有十七八个人。南门市场东西比较多，也许做个火锅，可是那儿常买不到牛肉，而且夏天吃什么火锅，还是到青田超市比较保险……还得跟楼上刘家借几张圆凳子……不对，好像上次借的还没还？

雨淅沥淅沥下来，打在纱窗上。高健壮关了水，冲上阳台，快手快脚地把几件衣服抢收进来。经过儿子房间，不经意瞄了一眼，喝，儿子不在床上。他把微潮的衣服带进他和美丽的浴室，大件的一件一件用衣架挂起来。美丽的三角裤和乳罩、飞飞的小袜子，就用夹子夹住。再折出去，飞飞咯咯的笑声从厕所传出来。

打开厕所门，高健壮看傻了。两岁的飞飞整个身体趴在马桶圈上，大大的头埋在马桶里头，一只肥短的手伸进桶底，正捞着什么。

做爸爸的一把将儿子拎起来，悬在半空中，儿子像条水蛭似的扭着身体，咯咯笑得更厉害了。高健壮看见马桶里头泡着自己一只黑皮鞋。

“船——爸爸——船——”

高健壮愣着，一时不知道该先给孩子洗手，还是先把鞋子给捞出来。

2

秘书探头进来，悄声说：

“李大伟。要不要接？”

美丽正低头看一份工程报告，头也不抬。

秘书等了一会，又试探地说：

“他说——”秘书咳嗽，“他说，不接你要后悔，好像蛮糟的……”

秘书又等了一会，发现美丽厌恶地对他挥了挥手作驱赶状，只好讪讪走开。

十一点。秘书把来口试的应征者带了进来。美丽抬起头，眼睛一亮。年轻人穿着一条白色的粗布牛仔裤，紧绷着的大腿显得饱满，充满张力。因为穿着阿迪达球鞋，整个人都有了弹性。头发鬈鬈的，衬着一对灵透似水的大眼。美丽用下巴示意他在茶几边坐下，自己则仍坐在旋转椅中，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桌上摊着一份大汉溪整治工程的环境评估报告。

年轻人安静地坐着，两手搁在腿上。帅气潇洒的服装和他举止的恭谨有点不相称。秘书端进来两杯咖啡，轻手轻脚地把杯子搁上玻璃茶几。

“要奶精和糖吗，张先生？”

“不客气，我自己……”年轻人欠身。

“陈俊雄，”美丽用脚把滑椅蹭开，站了起来。手里捧着文件，走近秘书。秘书赶忙放下装奶精和糖的小银壶。直起身来，赫然比美丽足足高出两个头。

“你把这个影印一份，”美丽将文件递给陈俊雄，“给王副理一份，请他下午两点来这里谈一下。不准迟到。”

秘书恭谨地接下文件，转身要走，美丽在他屁股上摔了一巴掌，很响，笑着说：

“你今天这套西装特别有味道！”

陈俊雄喜滋滋地走了出去。

美丽在年轻人对面坐下，身体斜出一个角度，以免显得呆板。窄裙下两条腿优雅地交叠起来，斜伸出去，让年轻人看得见腿肚后面那条丝袜上的细线。

“是自然鬈吗？”她徐徐啜了一口咖啡，皱了下眉，陈俊雄总是煮得太淡。

年轻人愣了一下，然后说：

“对，生下来就这样。”

美丽赞赏地点点头，她喜欢笨拙一点的男人，尤其是笨拙而又长了一头鬈发的男人——不知道他下面是不是也鬈着……美丽把茶几上的卷宗挪到腿上，边看边喃喃念着：“外文系、役毕、无工作经验——”

“寒暑假有在保险公司实习过啦——”年轻人急切地插入，然后又为自己的莽撞显得后悔，不安地绞着自己的手指。

半晌，美丽“叭”的一声关掉卷宗，丢在桌上，两手交叉在胸前，微偏着头，睨着应征者：

“我们做工程这一行，跟三教九流的人都打交道。从县政府官员到警察、里长，从省议员到乡民代表，都不能得罪。这些大姐头要喝酒就陪她们喝酒，要唱卡拉OK就唱卡拉OK……我找一个懂外文的人帮我处理文件，同时也希望他能帮我做点公关——”

美丽眼光灼灼的，年轻人抵挡不住似的把头低下去。

“抬起来！”

年轻人扬起脸来，却垂着眼睑，盯着自己的脚。

“你长得有点像张学友，”美丽倾身向前，眼睛溜着对方，继续说：

“场合里嘛，有时候酒难免喝得多一点，有时候客人难免有些轻浮的举动，不过都是逢场作戏，你觉得能应付吗？”

年轻人皱着眉尖，不说话。

“怎么？”

“我不会喝酒……”

“那没关系，”美丽洒脱地摆摆手，倾身向前伸出涂了蔻丹的手指轻轻碰了一下年轻人的唇，“学了就会。”

在门口握手的时候，美丽注意到年轻人宽阔的胸膛上有些微毛发从衬衫开口处钻出来。她拍拍年轻人的肩膀，笑着说：

“天气很热……”

她很暧昧地笑着。

3

美丽和馒头各叫了一份丁骨牛排。

“晚上来吗？”

“看吧！”馒头给两个人斟果汁。“老公大概不想去。”美丽扬了扬眉毛。

“他最近老闹情绪，”馒头玩弄着桌上的牙签，折断一支，又拈起一支，“常常闷半天不放一个屁，问他也不肯说。”

“会不会知道你那档事了？”

“应该不会。知道不早闹翻天了。”

电风扇喀啦啦转过去，又喀啦啦转过来，一阵风掀起馒头的裙子；她今天没穿丝袜。

“昨天晚上我们在看电视，看着看着，他突然咕咕哝哝说了一堆话，我起先没听，后来听到了，听懂了，原来他在说，瞧，他这么说的——”

馒头两眼发直，作出呆滞的表情，喃喃地说：“我有抑郁症、焦虑症。”

丁骨牛排滋着热气被端到桌上。美丽一刀切下，不高兴地说：

“这牛排才有焦虑症！每次跟他们说只要三分熟，他们就硬要给你来块半焦的！蠢！”

“我说怎么了，日子过得好好的生什么抑郁症？赶流行是不是？他就说我不关心他，不爱他，只爱我的事业，我就说，关心事业不就是关心你吗？没有我天天上班作牛作马，你哪能那么轻松地天天度假？他就说他的日子太闷、太无聊，太缺少自我成长，缺少成就感，我就说，你有一个漂亮的家、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你还要什么嘛你——”

美丽拿起胡椒瓶猛洒，边摇头：“男人哪！”

“他就说他也要出去工作，我就说，那就得请保姆顾小孩，他赚的钱恐怕还不够付保姆薪水，免谈！”

“告诉你，”美丽把刀叉摆在盘子上四点五十分的角度，“下次不要再来这家吃了。男人的后中年期忧郁症候群实在不好搞，像便秘一样。”

馒头撞了下美丽手肘。后面两个客人结好账，正往这边走来。高的那个穿着短衣短裤，手腕里搂着一个篮球。修长而结实的腿长着细细的毛，沾着汗水流成盐似的结晶。矮的一个穿着白色运动裤鞋，网球拍随意地扛在肩上。两个人浑身洋溢着阳光青春的气息。

经过美丽和馒头的桌子，两个女人不约而同地吹了声口哨，年轻男孩子哧哧笑着，用眼角斜看那吹口哨的人。矮的那个低头捂着嘴笑，和高个子推推撞撞、扭扭捏捏地走了出去。

4

孩子们围着矮脚圆桌坐着，五个男孩、三个女孩，从两岁到八岁半。高健壮蹲在飞飞旁边喂饭。飞飞沉浸在这盛大的宴会所带来的狂喜中，已经有点魂体分离。他的嘴机械地张开，让父亲将食物推入，推入之后却不记得咀嚼，只是睁着圆滚滚的大眼看着大孩子的动作。

三岁的球球缩在桌子底下，正用劲要扯掉身上的纸尿裤，因为尿裤里刚滚进一粒虾球；四岁的皮皮正将果汁从一只杯子倒进另一只杯子再倒进另一只杯子，每倒一次就流出一些在桌子；五岁的龙龙从碗里抽出一条长长的意大利面，正要把它粘上安安的头发，安安回过头来“哗”就是一巴掌，打得既狠又准；龙龙脸上浮起了红手印，一屁股摔在地上，开始不服气地嘶喊踢打；果汁翻倒了，流了一地。

“高健壮！”美丽从大人的桌上扎出一个头，“怎么搞的嘛？”

龙龙的爸爸，也就是美丽的哥哥，早已离座，扶起痛不欲生的龙龙，从西裤口袋里熟练地抽出一条方格手绢，半跪着擦儿子一脸的眼泪鼻涕，边问道：“是谁打的？”

这一问，龙龙哭得更惨烈，手指控诉地指向安安。

可是安安已经溜了。

高健壮跪在地上，正用抹布揩拭黏巴巴的果汁。飞飞从后面抱住他屁股兴奋地说：

“骑马，爸爸，骑马——”

龙龙的爸爸自地上拾起一根长长的面条，对已经爬入矮桌下的高健壮说：

“真过意不去，把你忙成这个样子。”

男主人“登”一下从桌下伸出头来（现在他整个身子趴在桌面下，只有四肢在桌缘外，头伸了出来，你看他像什么），他堆着笑说：

“自己人嘛，难得咧！”

大人桌上刚好爆出一阵哄笑。

美丽高昂地说：

“来来来，咱们敬爸妈酒，哥哥难得回国——咦，哥呢？”

龙龙的爸爸赶快落座，抓起自己的酒杯。

“来——”

所有的手，好几十只呢，都向桌心举起杯子，突然有人说：

“少了妹夫怎么行？男主人呢？”

高健壮觉得膝盖上粘着一块什么东西，像口香糖，也可能是粉蒸肉，但是他没时间去看。他快步走到美丽身后，桌上没有他的杯子，于是他回身随手拿了一个孩子的黏腻腻的果汁杯，一手环着妻子的肩，热烈地说：

“来来来，敬爸妈！”

美丽的母亲是个退了休的小学校长，三层下巴松松晃晃地堆在脖子上，已经变成三角形的眼睛却还透着教人不能不尊敬的威严。美丽的父亲得了帕金森症，左手抖得厉害，心情愈兴奋愈抖。现在，他把不断跳动的手塞进裤袋里，可是这样看起来就好像他裤袋里有只活的兔子不断在撞他。

因为用药，美丽的爸急速地在丧失他的记忆力。他不记得谁是谁的孩子或谁是谁的老婆丈夫，所以每次敬酒时，美丽都得说明：

“爸，这是老三的丈夫。”

可是现在，连他们来这里干什么，他都搞糊涂了。盘子里一有菜，他就低头猛吃，他不记得他已经吃过。

“高健壮！”美丽的二妹美玲叫着，“你也挤进来坐嘛！轻松一下。”

高健壮挤进来。他坐在一只塑胶圆凳上，那只圆凳平常放在浴室里，飞飞站在上面对着镜子学习刷牙。

风格明朗的美玲举起杯子：

“今天这餐接风饭，实在辛苦了姊夫。你们看，这十二样菜，全他做的，真不简单。来，我们大家敬姊夫！”

敬酒。

刚下飞机的美丽的嫂子，龙龙的妈，热络地给高健壮夹菜：“妹夫啊，我真庆幸我们美丽嫁了你这么一个贤夫良父，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我和国梁每年都来打扰——”

“嫂嫂，”美丽突然打岔，“嫂嫂，你们箱子里一定有脏衣服吧？待会儿别忘了拿出来给健壮。”

国梁说：“我可以洗——”

“哪儿的话，哥哥！”美丽用责备的眼神看着自己哥哥，“你是客人，让健壮来，他做惯了。他很行的。”

高健壮在一旁帮腔：

“应该的，应该的嘛！”

“爸爸——”

厕所那边传来小孩的喊声。桌上所有的爸爸们都竖起了耳朵。

“爸爸——”

“是飞飞。”辨认出声音，大家的眼睛向高健壮看去。

“帮——我——擦——屁——股。”

高健壮丢下咬了一口的红烧鸡屁股，慌忙上路。

美丽的妈趁着这个空当对女婿品头论足：

“健壮有点儿不修边幅。你看，还穿着短裤哪。你平常也该教教他……”

美丽皱着眉“嗯”了一声，不说话。正在这个时候，“哐当”一声，一只玻璃碗跌碎在地上，让所有的人都吓一跳。

高健壮其实早就在隔壁房间打开了电视，让孩子们看卡通片去了。这回是皮皮一个人溜了回来，吃西米露，打破了碗。

他哇一声哭起来。

美玲的丈夫李超群赶过来，把皮皮抱起来：“不怕不怕，皮皮不怕……”

高健壮刚好回来，救火似的又往厨房冲，去拿扫把抹布。

美丽的妈摇头，脖子上的肉扇来扇去：

“啧，本来就不该给孩子用玻璃碗嘛！玻璃打破事小，割破了手，得破伤风——”

她本来要继续训下去，但这个时候，美丽的爸用那只不抖的手碰了碰她，口齿不太清楚地问：

“这是什么餐厅来着？”

高健壮用扫把将玻璃碎片扫进畚箕，然后跪下来，用抹布擦地。他爬进桌子下面；从美丽的高桌子那边望过来，只能看见桌面和他不时伸出缩进的四肢。

“好了好了，喝酒！”国梁摆出老大的架势，把大人的注意力招回，“美丽，你记不记得有一年除夕，我们上小学的时候，郑国忠抓猫的事？”

“我记得我记得！”美玲抢着说，“他跟他爸爸，说那只猫老偷他们杂货店里的咸鱼。所以他们在麻布袋里放了条咸鱼，等那只——”

“我也记起来了，”美丽的小妹美欣雀跃着，“国忠跟他爸爸，还有国忠的弟弟，他们一人拉住麻袋一角，等那只猫进来，他爸爸就一屁股坐下去，坐在麻袋上——”

美丽哈哈大笑，“他爸爸是个大胖子，起码有一百五十公斤……”

“好恶心！”皮皮的爸爸说，他还搂着皮皮，“怎么这么残忍？”

“哈，”美玲对他嗤之以鼻，“残忍的还在后头呢，那只母猫里头还有好几只呢！”

“有一次……”

高健壮把玻璃碎片用好几层报纸包起来，然后才抛进垃圾袋。他不愿收垃圾的人割到手。

洗手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大拇指和食指之间有一道颇深的割痕，血，已经被水冲掉了。他怔怔地看着那道清楚的割痕，听见外面传来爆笑声，想到美丽……

他的头沉重地垂下来，一边用受伤的手关水，一边无声地饮泣起来。

“健壮——”美丽在高声叫，从客厅那边，“健壮，可以上水果了。”

他把水果盘端上，开始感觉手的伤口在抽痛。美丽的妈说：

“健壮，下次把柳丁要切细点，你知道爸妈的牙齿都不行了。”

“好。”

美丽用牙签剔牙，一手还遮着嘴。

她打了个嗝，懒懒地说：

“健壮，打条热毛巾好不好？”

“好。”

美丽的爸爸眯眼看着高健壮的背影，说：

“他是谁？”

5

飞飞睡得那么熟，高健壮帮他换尿裤的时候，他都没醒来。沉沉地睡着，均匀地呼吸，偶尔睫毛还颤动一下。

换下潮湿、有气味的纸尿裤，穿上干燥又干净的纸尿裤，“爸爸乐”牌品质最好。高健壮又拉扯飞飞肥短的四肢，为他穿上睡袍，然后照例将小熊宝宝摆在枕头边，拉上小花毯，亲一下他天使的脸庞。

关了灯，轻轻阖上门。

蹑手蹑脚地走向厨房，经过卧室，美丽在床上翻了个身，用蒙胧的鼻音说：

“不要清了！留着明天吧！先睡啦！”

高健壮没应，他怕惊动隔房的国梁一家子。

肮脏的碗碟从水槽一直叠到窗台上，剩菜一盘一盘的，有的搁在冰箱顶上，有的甚至就摆在地上。地面黏黏的，光脚踩起来非常不舒服。整个厨房散发着油腻的气味。

离桌时，大家都抢着要帮忙，每个人手里都端着盘啊碗的，推推挤挤地扎到厨房来。

是哪个人手里滑下了一只瓷汤匙，清脆地破碎，美丽才大喊：

“都走开都走开！让健壮处理就好，他会。”

健壮满头汗，厨房热得难受，他巴不得所有的人都出去：

“到客厅去看电视吧！一个厨房容不下两个主人哩！”

客人也就一哄而散。

现在，有一只蟑螂，抖着两条神气的长须，镇静地爬过一只黏糊糊的盘子边缘，然后在水龙头的金属上停下来。转动着雷达天线似的触须，它盘踞在那里，不动声色地盯着高健壮。

高健壮拿起一本《傅培梅食谱》，对准了蟑螂，正要狠狠劈下，蟑螂早一步展开双翅，像蝙蝠侠一样陡然腾起，往高健壮的眼窝撞过来；被撞得头昏眼花的高健壮，倒不怎么在意蟑螂撞过来的力量，只是清楚地感觉到蟑螂的多毛的六只细足好像还在他鼻梁上抓了几下，令他觉得恶心不已。

他不敢再碰它。《傅培梅食谱》归架。

那只蟑螂又回到金属水龙头上，用雷达般转动的触须，监视着高健壮一步一步将整个厨房洗清。

6

高健壮走进卧室的时候，瞥见美丽那边的闹钟上指着一点半。（闹钟在美丽那边，因为她是个“赚面包回家”的人。每天早上七点闹钟开始闹的时候，美丽都会对身边躺着的男人说：“你真好命！不需要面对外面人吃人的世界！”她说这话时的语调很奇特，一方面是嫉妒，一方面是鄙夷。）

高健壮在床沿坐下，床随着他的体重往下一沉，美丽翻过身来，眼睛仍闭着，“嗯？”

“我有话要跟你说。”高健壮低低地说。

“嗯？”

高健壮坐在床沿，背对着妻子。他光着上身。雨后的月光从窗外照进来，刚好照亮了他弓着的背影。

“我有话要问你。”

美丽终于醒了。她拥着薄被坐起来，甩了甩蓬松的头发，亵衣的细带从她丰腴的肩上滑下来。

“什么？”她仍用半堵塞的鼻音说话。

“你说嘛！”

高健壮旋过身来。

“怎么了？”

美丽惊讶出声，她看见了丈夫脸上的泪水。泪水不知怎么使她冲动起来，伸手就去摸男人胯间的肉。

“你怎么了？”她黏黏地说，半闭着眼睛，感觉手掌间腻滑的触摸，脑子里掠过白天年轻人包裹在牛仔裤管里的坚实弹性的腿。

“他——”高健壮声音哽咽，“他今天来过。”

“谁？谁来过？”

高健壮把眼泪吞进肚里，很困难地，说：

“李——李大伟。”

美丽倏地抽回自己的手，往后颓然翻倒，眼睛看着天花板。

“他来干嘛？”

“他说，他说他和你有关系——”

高健壮跳起来，激动地想狂喊，又怕隔壁的客人听见，他几乎要呛到：

“他说，你要对他负责。”

美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戒备地说：

“我要对他负什么责？莫名其妙。”

“美丽！”高健壮曲着一条腿坐到床上去，凝视美丽的眼睛，发出绝望的呼唤：“美丽！”

“美丽，是真的吗？你跟他上床了吗？”

美丽不作声。

高健壮把头埋在手掌中，崩溃地啼哭起来。

美丽把手放在丈夫后颈，希望借用抚摸表达一点歉意。

男人却突然急剧闪开，恨恨地说：

“你知道你要承担后果吗？”

他的眼睛喷火。

“李大伟怀孕了！”

美丽噗嗤笑出声来，勉强忍住，说：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问我怎么知道？”

高健壮从床上蹦下来，两手在空中比划，踱来踱去，他实在气坏了：“我怎么知道？人家把医生的检验单都给我看了。人家已经有八个礼拜的身孕。”

“健壮，”美丽严肃地整一下脸色，站起来拉丈夫的手，“男人，不会怀孕。公鸡，不会生蛋。”

“男人不会怀孕？男人不会怀孕？男人不会怀孕需要你来告诉我？”高健壮激动地挥舞着手臂，太急，口水多得喷了出来。

“他说他也吓坏了。他去三家医院检查过，荣总三总台大，结果都一样，positive，你知道吗？positive！po——si——ti——ve！”

两个人突然沉默下来。事情的严重性超过他们的想象。

隔壁传来一声咳嗽。

远处有一只鸡在啼，喉音很奇特的一只鸡，隐隐传来，有一下没一下地，好像让什么掐住了喉咙。

高健壮跌坐在床上，他的黑框眼镜不知什么时候掉在地上。他嘤嘤地哭起来，悲切而绝望地。他没想到他终究也躲不掉这属于男人的悲情命运。

美丽迟疑地走近来，将手搁在他的抽动的肩上，低声说：

“我对不起你。”

一点温柔使高健壮哭得更凄切，从哽咽变成压抑的号啕。美丽反倒紧张起来，呵斥道：

“嘿，你会把哥哥他们吵醒——”

高健壮捂着嘴，抽抽搭搭地：

“李大伟说你不认账他就，他就要闹开来。你说我以后怎么，怎么做人——呜——我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好，什么地方——呜——对你不起……”

美丽知道，这个时候要耐心，耐心，她在丈夫耳边说：

“我从来没嫌过你，傻瓜，跟李大伟只是逢场作戏，你也知道嘛，女人有时候是忍不住的，不代表什么嘛！我还是很顾家的，出差都很少，跟李大伟只是一次，酒喝多了，纯粹生理反应，一点感情都没有——你一定要相信我，夫妻同林鸟呀……”

高健壮感到颈后美丽的呼吸，他的哭声稍弱下来。

“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美丽决断地说，“大不了花点小钱，把孩子切掉，补他一点，不就没事了吗？”

美丽用两片嘴唇——一片像彩虹鱼，一片像肥猪肉的嘴唇，轻轻含着高健壮的耳垂，一只手又伸到他短裤里头又捏又弄的。高健壮起先抗拒着，把她的手拨开；美丽知道时刻的重要，工作的训练使她惯常地作出正确而果决的判断，她坚持地将手又伸进他裤裆，把意志力集中在手指，作挤牛奶的连续动作。

高健壮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下腹渐渐勃起。

爱人比被爱幸福。

外遇

他怎么能那么快乐？她守着婚姻，

也许是一个发霉的倒霉的婚姻，

可是她忠实地守着它。

男人凭什么把他的快乐

建筑在她的痛苦上？

他有什么快乐的权利？

眉香正要上厕所，瞥见明义的公事包像个沙锅鱼头似的张着大嘴打开着，她心里一动，走过去，在里头迅速地翻了一下。两封信，粉蓝色的信封，完全不属于一个银行经理的公事包，落在她手上。信封上斜斜地写着“Confidential”，李明义经理亲启，中正路八十三号华南银行。

明义在卧房里换衣服，哼着歌。她觉得血往脸上冲，心跳得厉害，膝盖发软。几个月来怀疑的事，马上就要揭开了，她慌张，觉得大祸临头，听到明义向这边走近的声音，急急逃向厕所。

锁上门，在马桶上坐下来，像一个病人般虚弱。

“眉香！”

“哎！”她提起力气答应。

“我的拖鞋在哪里？”男人在客厅里喊着。

“洗了，”她说，“在阳台上晒着，应该已经干了。”

“什么？”男人就在厕所门口，“你大声一点。”

眉香又说了一遍。男人哼着歌走开了，他愉快得像只小小鸟，她想。

厕所的瓷砖地上凌乱地堆着报纸，花花绿绿的时报影艺版；明义坐在马桶上就必须看这一版，“最轻松，”他说，“帮助排泄。”水槽底下的瓶瓶罐罐是她学雕塑的材料。小女儿上了大学之后，不愿意再和姐姐同房，眉香于是将自己的工作房让了出来。所谓工作房，是她从前烫衣服、补袜子、摆裁缝机的地方；孩子们大了，她开始学雕塑，开服装店之后，房间里就堆满了布料和美工刀之类的工具。工作房没有了，这些东西就流向阳台和七七八八的角落，譬如水槽下这一块可贵的空地。塑料飘着一种香气，像口香糖，也像指甲油，还不难闻。

她冲了马桶，盖上盖子，又坐下来，两封信一直捏在手里。水声哗啦哗啦的，她闭起眼睛，觉得全身发抖，透不过气来；马上就要知道是谁了，马上就要知道是谁在电话那一头不出声就挂掉，是谁在他的记事本的空白页上画了一颗心。马上就要知道为什么他出差回来口袋里有两张车票，饭店的账单上有两人份的开销，马上就要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穿起粉红色的衬衫，为什么对着镜子就直吹口哨，为什么那么愉快洒那么多的古龙水！马上就要知道了……

眉香愣愣地盯着浴缸。这个浴缸越来越小，因为丈夫的体积越来越庞大。他一躺下去，水就漫出来，流到地上。每次水一流出来，她刚好将他换洗的衣裤拿来，就要叫，“你就不能少放点水吗？”他心满意足地沉进热水，她就想起曹植量大象的故事，溢出来的水等于他的体重？还是，留在缸里的水才是他的重量？她搞不清楚。办公室坐久了，男人的肚子越来越肥厚，她是确定的。晚上压在她身上，常让她觉得窒息，做爱是义务，不是享受。

“喂！”他又来到门边，“你孵蛋吗？”

“女儿们今天不回来了是不是？”

“肚子不舒服，”她哑着声回答，听起来像哭，“她们学校露营，明天回来。”

“那我先吃了。”

“好。”

拖鞋啪啦啪啦过去。

我的小小哈巴狗：

我今天的心情是粉红色的，哈巴狗知道为什么吗？

猜猜看还有哪里是粉红色的，除了心以外！

你的没有爪子的母老虎

我的小小哈巴狗：

下星期六你可以出差吗？

小猫咪想出去走走，跟你天涯海角。

你的甜蜜的睡不着的小猫咪

眉香的手虚软地垂下来，背靠着水箱，脑子里昏昏的，不知道该想什么。信纸上端印着公司名号：益兴纺织厂，新市镇中山路二二八号。美凤，怎么会是美凤！不是昨天才和她通电话要到店里来看衣服吗？她说了什么？天哪！她说了什么？她说，她帮刚结婚的朋友买丝质内衣，黑色镶花边的，连身束腰的那一种。她说她星期一晚上可以早点下班过来，“我们也好聊聊，”她说，然后就笑了一阵。她还问，对了，她还问，“你老公好吗？”眉香说，“就是这样嘛！很忙，常出差！”美凤又笑一阵，有点莫名其妙的，但她就是那样一个人，想不出话说的时候就用笑来填补空间，好像是个害怕安静的人，而她笑起来其实并不好看，有点暴牙，两边的虎牙又特别尖锐突出，笑起来就难免有点青面獠牙的味道。个子特别娇小，恐怕一百五十公分都不到。若是只看背影，会以为她是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又瘦，整个人看起来干干的，是谁说的？“不开口就知道是个老处女！全身缺水。”

哎，这不正是明义的话吗？有一天他下了班来店里接她，美凤正好在，不是吗？那一定是个星期二了，因为每个星期二晚上她有雕塑课，明义总是先来把她送去东宁路再回家。三个人在店里聊了一会儿，美凤说她们厂里做西装的毛料特别好，她似乎还摸了摸明义的西装袖口，试图推断那是什么质地的料子，还说哪天她可以带布料来让他选。那天明义情绪很坏，她记得，因为晚上在床上他说起一笔来去不明的款项，显得很担心，而第二天消息就上了报。后来他们熟识的一个经理被撤了职，提心吊胆了好久的李明义反而补上了经理的缺。对升迁原本已经绝望的丈夫在天上掉下了这个好运之后，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每天早上不再怨天尤人，咕咕哝哝为什么就偏偏他得早起。当上经理之后，他对着镜子打领带时一定哼着歌。不对，他究竟是在升经理之后还是在有外遇之后开始哼歌的？

难道，他开始哼歌——不是因为升经理，而是因为有了美凤？

眉香怔怔地想着，两只手捧着下巴。马桶抽水停了，浴室静得出奇。一只钟在墙上滴答滴答响着，好像在测量她思考的速度。“喂！”外边的男人在叫，“你完了没有？”

眉香无意识地说：“我完了！”

“什么？”

“没事！”她站起来，把信塞进裤袋，扭开水龙头，让水哗啦哗啦冲着。外边丈夫说的话她因此没听见。

她出来的时候，发现房间空荡荡的，丈夫显然出去了，她松一口气，知道自己还有一点时间把事情想清楚。不能忍受进入两个人的卧房，因此折进小女儿的房间，掩上门。读大一的女儿是个文艺少女，墙上贴着长长短短的诗句和箴言？“要筑梦，也要踏实”，“对你自己负责”，“勿草草人生”，“不要问他为你做了什么，问你为他做了什么！”，“青春不要留白”。她面对着一面镜子坐下，镜子旁挂着一块麻布，戴孝人穿在身上那种深褐色的麻布，麻布上有一行毛笔字“认识你的玫瑰花吗？对你的玫瑰付出多少你就得到多少”，落笔是什么什么斋的什么什么山人。

她叹一口气，看见镜子里的人；不出门就不化妆的她，在这个星期六的下午，看起来脸孔蜡黄粗糙。额头眼角爬满皱纹。嘴唇苍白干燥，还有一点脱皮。她对着镜子龇牙咧嘴，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好看的牙齿，那是花了好几万在日本做的假牙。头发，她用手爱怜地摸摸头发，因为刚烫过，好像被火烧焦了一样，发尾焦得卷起来。

这，是一张五十岁的女人的脸孔！她瞪着镜里的人，五十岁的女人都是这样的，我没有什么好惭愧的！她对自己说，说得很大声，把自己吓了一跳。

她开始化妆，像平常要出门时一样，小心翼翼地一样一样来。女儿并不化妆，桌上的瓶瓶罐罐还都是做妈的人送的。先上粉底，均匀地抹在脸上，本来苍黄的脸现在泛着一点粉红的意思，可是毛细孔却又显得特别粗。然后扑上粉，把毛细孔掩掉。在画唇之前她先涂油膏，并且用牙齿咬掉唇上一块干燥的皮。画眼线的时候，她把脸凑近镜子，想看真切些，却突然停下动作，这一切，包括自己堵死在心里的难过的情绪，这一切都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就是读家专的时候吗？同班的夏雪丽和刘大同偷偷约会了一次，被她发现了。被背叛的痛苦她原来是知道的。和夏雪丽那么好，每天彼此相等着去吃饭，睡一张床谈话到天亮，那么好却挡不了她去勾引刘大同——当然，也可能是刘大同找她，但是谁勾引谁并不重要，背叛就是背叛。眉香在自己床上哭得死去活来，发现，被人背叛是人间最痛苦的情感，这种痛苦经验过后，人就无所畏惧，因为不再有比被背叛更大的痛苦。她才十九岁，她承受住了。就当原来的自己已经被撕掉死去，问题由一个全新的自己去应付。她应付得很好。白天仍旧和夏雪丽手牵着手去餐厅吃饭，晚上仍旧和刘大同去咖啡馆约会，只是在心里对自己发誓，绝不原谅背叛自己的人，而且绝不做那背叛的人。

两者，她都做到了。夏雪丽不久就被学校勒令退学，不得不转到外县的学校，和她，和刘大同，都断了关系。走的时候哭得两眼红肿，抓着眉香的手舍不得放。眉香和刘大同，却也没有缘分，若是早知道和刘大同也不会有结果，眉香或许不致做得那么绝，可是，谁能预知未来呢？谁知道刘大同后来会出车祸呢？她没有理由忏悔自己做的事情。夏雪丽和她一起去逛台南最大的百货公司，和往常一样，她们只是走走逛逛，里面的东西谁也买不起。和往常不一样的，她趁夏雪丽上厕所的时候在她包包里塞了一件价值上万的丝裙。夏雪丽还没踏出百货店的门就被侦探一把抓住了，事情还闹得真大。眉香，一直很镇定。雪丽留在宿舍里的行李还是她打包寄走的。

才将眼线描好，精准细黑的一条，不提防眼泪却流了下来，大把大把很多的眼泪。尚未干的眼线晕荡开来，染成两潭黑墨，挂在眼下。她丢下画笔，索性趴在桌上痛哭起来，不，这不一样。十九岁和五十岁不一样。她已经给了这个男人大半辈子，而且她是一个不错的妻子。家专培养出来的她能烤蛋糕能裁衣服会打毛线；长得不算特别出色，总算整齐，带出去也从没教他丢过脸。要说责任心，孩子小时，她全心全意带孩子，孩子大了，她经营服装店也弄得有声有色，从一个两公尺宽拥挤不堪的店面变成现在明亮宽敞铺着原木地板的高级舶来品店，不是人人能做的事。橱窗已经做好，就等买到体型别致的模特儿，她的精品店将是中正路上最有格调的服饰店——这些，他难道看不见吗？学人体雕塑，没有多久就和老师一起参加作品展。她的个性里有一个优点：一件事情一旦开始了，她一定锲而不舍做到底，做尽最后一个细节。雕塑老师赞美她捕捉线条的精准和细心：“眉香的手可以做外科手术。”她的店里摆着几尊半截的裸女像，每一尊由天花板上隐藏的灯光照着，很有小小艺术馆的气氛，多少男人羡慕他有这样能干的老婆，他会不知道？

要说照顾他，开店之后固然忙一点，周末不也全耗在他身上吗？男女之间的事，她也从来不曾拒绝过他。激情当然没有了，可是他们已经是二十几年的夫妻，没有激情也是自然吧？吵架，当然也吵，他觉得她太斤斤计较，她觉得他太无所谓，可是哪对夫妻不吵？所谓斤斤计较，也不过芝麻小事。譬如她挤牙膏，一定从牙膏管底端挤起，一节一节往上，到最后完美而彻底地挤空一条牙膏。她极受不了丈夫的随便，看不得一条牙膏被挤得歪七扭八的。比较认真的争吵，也不过像上回租他们房子的人慢了一个月的房租，眉香就把水电切了，明义觉得她过分，可是事实证明，切水电绝对有效，那房客第二天就来补了房租，明义哑口无言。再说，两个人之间没什么话好说，可是又有谁在一起活了二十几年还有新鲜的话没听过、没说过呢？把一百个男人放在一间黑室里，她都能辨认出他咳嗽和放屁的声音，这不就是夫妻吗？他究竟要什么呢？

我没有对不起他。

眉香猛然抬头，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粉和油膏稀稀糊糊地粘着，混着鼻涕眼泪，她抹着眼泪喃喃地说：我没有对不起他，是他对不起我。

是他对不起我。想到丈夫穿着粉红衬衫对着镜子打领带边哼歌的轻佻样子，眉香感觉到刺心的嫉妒，不是对美凤，而是对丈夫——他怎么能那么快乐？她守着婚姻，也许是一个发霉的倒霉的婚姻，可是她忠实地守着它。男人凭什么把他的快乐建筑在她的痛苦上？他有什么快乐的权利？

也太迟了！现在说谁对不起谁，也太迟了！事情已经发生，要怎么解决？怨怼没有用，问题要解决，解决！

眉香设法回忆她所读过的小说，小说里到处有外遇的情节，可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她现在记得的故事，女主角好像都是年轻貌美的女人，年轻貌美的女人趾高气扬地离开不忠的丈夫，自己去赚钱，自己去生活，还可以再找个丈夫，比以前的更好，幸福快乐地过新的一生，天哪，我哪里还有新的一生？哪一个外遇的女主角是个五十岁的女人？

眉香把头重重埋在手臂里，闭上了眼睛，她觉得异常地疲倦，虚脱。是的，我也想离开他，用离开来惩罚他，看他没有我要怎么活！

可是他也许活得很好。

那么我自杀，看他怎么受良心折磨，看他怎么面对社会的谴责！

我自杀？我为什么要自杀？该死的是他们——是她。

离开他！反正孩子都能独立了，你有你自己的店，做一个坚强的单身贵族！

让那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坐享其成？和他辛苦打拼的是我，消耗了青春的是我，成果却由她来享？让她做经理太太，我变成离婚弃妇？我的房子让她住，我的床让她睡，我的厨房让她用？

坚强的单身贵族？四十腰，五十肩，我腰酸背痛，割了子宫，动不动就累，累了就感冒，一感冒就要躺床上，离开他，谁来照顾我？做一个病在床上没有水喝，没有药吃，没有人扶去看病的单身贵族吗？一转眼我就要六十岁了——谁听过六十岁的单身贵族呢？

离开他，让他们去快乐？我不干，我不干，老天爷，这不公平，绝对不公平！

是了，那天晚上，去上雕塑课的那个晚上，美凤是搭了他们的便车的。“你们去东宁路？”她说，“真巧，我住胜利路，就在附近。”明义就邀她一起坐他的车，而眉香客气，让她坐前面，和明义并肩，两个人在前头聊了一路。眉香坐在后头，开始还倾身向前，保持三个人的寒暄，后来累了，就往后倒进座椅，任他们去谈。就是那时开始的吧？

可是明义说：“看起来就知道是个老处女，全身缺水。”眉香白他一眼，嫌他刻薄。他们怎么会开始呢？

西装！一定是那套西装。明义要陪董事长到德国开会，需要一套新西装，对，想起来了，是她自己打电话给美凤的，要求美凤带一些料子来让她挑，美凤很爽快地答应了，隔天就带了好几匹料子来到店里，她因此请她吃日本料理，快吃完的时候，明义也来了，看到布料很高兴，“美凤小姐人真爽快……”“哪里，”美凤说，“李先生应该到我们公司里来挑，货色真的很多……”

对了，我明白了。她摸他的袖子，她笑，一直笑，一副极天真的样子，三十八九岁的人了，还作出少女的娇态，还会伸舌头，眨眼睛。我以为是她没结过婚的关系，谁知道……原来是一场计算。

对不起我的是她，徐美凤。

门锁转动，眉香急忙三脚两步地冲向浴室，打开水龙头，勾下身子把水往脸上猛泼。丈夫在身后“咦”了一声，“还在这里干嘛？”

她用冷毛巾敷着发热的脸孔，淡淡地说：“没什么。”

丈夫伸过手来，摸摸她额头，“没生病吧？”

他的手掌大而温热，语调里习惯性的亲切，体贴，差点让她眼泪又涌上来；她心底马上就原谅了他；男人，是容易受引诱的。

“你到哪里去了？”她回身挂毛巾。

“跟你说了呀！”他说，“去慢跑。”

她转过身来，不可置信地望着他，这才注意到他一身运动装，满头是汗。肚围虽然大，颜色鲜艳的运动装却使他看起来充满劲儿。一顶不知哪儿来的棒球帽盖住了秃头，眼睛闪着光，脸孔几乎有点稚气。几十年不做任何运动，相信坐着比站着好、躺着比坐着好的他，有电梯绝不肯走一步楼梯的他，突然开始爱好跑步。她几乎有点站不住；扶着洗手台，无限酸楚地看着丈夫，慢慢地说：“怎么……怎么想到要跑步？”

丈夫正费力地往前弯身，试图用十个指尖去触碰他十个脚趾。碍着圆滚滚的肚子，他只能伸到膝盖。直起身来，脸红得像要炸开，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嘛！身体——还是重——要的，重要的。你也该做做运动。”

李明义进到浴室里，不一会儿就响起他豪放的歌声，混在哗啦啦的水声里。

眉香把两封粉蓝色的信放回张开像沙锅鱼头的公事包里。

星期一下午，美凤如约来到店里。眉香发现她真的变了很多，惊讶怎么自己一直像瞎子一样眼盲心盲。她踩着高跟鞋，穿一件软绸的大圆裙，等着风来就飘飘然翻动。从前觉得她干瘦，现在只觉得她满面风情，狭长的眼角荡漾着要满溢出来的春意。暴牙，不知是否经过矫正——不太可能，因为矫正是长期的事——不管怎么样，她连牙也不暴了，两颗虎牙倒显得俏皮，有个性。

眉香早早关了店门，端出早准备好的酒菜，和美凤对饮起来。或许因为心虚，美凤似乎对眉香的诚挚贴心地感动，酒喝得特别爽快，仰头一饮而尽。

“明义说过，”眉香一边布菜一边说，“他就喜欢你的爽快。”

“是吗？”美凤咯咯笑着，甩了甩长发，风情万种地说，“他真的那么说吗？”

美凤挑出来的细肩带黑色亵衣还没包起来，悬在衣架上，挂在穿衣镜前。眉香瞄了衣服一眼，问道：“帮谁买这么性感的衣服？”

美凤娇娇地笑，“一个朋友。”她仰头喝酒，“一个爱玩的朋友。”

没有几杯，美凤就不胜酒力了，她举着杯，口齿有点儿不清地说：“眉香，你——你实在太好——太好……”

她软软地趴向桌面，头，负荷不住地沉向右手臂弯，脸庞向着眉香，闭起眼睛。嘴角含着一点未完的笑意，看起来醉态可掬。

眉香从储藏间里拖出她的工具箱，掀开盖子，检查了一下：美工刀，锉子，锥子，起子，榔头，该在的都在，满意地点点头。还有剪刀，还有明义的刮胡刀片；头发得剪掉，剃干净，否则会凝成一块一块的，不好处理，液体石膏凝结得极快。石膏粉是今天送来的，已经搁在后间浴室里。三十公斤，分成三包，本来只订二十公斤，后来想到美凤体型袖珍，也许要在石膏液里滚上两回，于是又加订了一包。内脏处理比较麻烦，还好明天一大早垃圾车就会来。她买了十个厚重的塑胶袋，免得巷子里的野猫在垃圾车来之前扯个稀里糊涂。让体腔撑起来，她只需要用来挂衣服的一管钢柱。

她穿上刚洗过的蓝布围裙，在腰后打一个结，然后坐上高脚凳，拨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小女儿。

“孩子，是妈妈，”她温柔地说，“吃过晚饭吗？”

“嗯。”

“告诉爸爸我会晚回来，”她说得很轻，似乎怕吵醒美凤，“就说我要自己塑一个模特儿。”

放下电话，她开始认真工作。

看鸟

她正要举手敲门，门已经打开。

她低低地叫出声，

开门的年轻人一把将她搂进去，

像饥饿的猛兽没头没脑地

用力吸食怀里娇小的女人。

同时用脚往后踢门“砰”一声关上。

公鸡啼的时候，天还蒙蒙未亮。鸡啼在菜园里响起，凉凉的，孤单的，像蛇身滑过潮湿的草丛。邱郭秀花翻了个身，头埋进枕里，闭着眼；她和往常一样，等着鹅叫。当鹅开始叫的时候，也不过是清晨五点。邱郭秀花就会起来，拉开纸门，趿上拖鞋；轻手轻脚走进厨房，淘米煮稀饭。人口旺的时候，也就是说，丈夫还没去香港开分店，阿雄和意云还没分家出去，妹妹还没去美国读书的时候——“妹妹”其实念作“美眉”，他们这么称自己的女儿——她待在厨房里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妹妹要带便当。便当的内容每天要换，妹妹不能忍受两天吃一样的东西，而丈夫是个西化的人，老人每天要吃稀饭，他却时不时要吐司加牛奶煎蛋，蛋黄要保持流质，他说了又说。邱郭秀花凭经验摸出了一个诀窍：大概在蛋黄像鼻涕的浓度时，把火关掉，就是阿昆想要的流质。

秀花插上电饭锅，悄悄折向里间。廊道黑黑的，前段还听得见墙上挂钟滴滴答答的声音，后半段就被阿爸呼噜呼噜的喉声遮了。喉里似乎塞满了浓痰，在喉管里费力地拉扯上下。秀花小心地将门推出一条缝，耳朵凑上去，倾听了一会儿，又将门轻轻拉拢。房间里冲出来的药味，还有说不清楚只是属于老的气味，让秀花狠狠打了个喷嚏。服侍阿昆他爸爸这么多年，秀花熟悉阿爸好像一个小女孩熟悉她的洋娃娃。

邱郭秀花帮老人剪指甲——老人的指甲厚得像石块，黄得像骨董，不管什么东西，老了都要变黄吧。邱郭秀花帮老人梳头，那是总共十二根细细软软的头发，木头烧成灰的颜色。邱郭秀花帮老人刷牙，一排假牙搁在杯子里浸泡过夜，捞起来冲水。她用一把孩子用的细小牙刷里层外层各刷一回，当然要用牙膏；老人的下排牙齿，没有人相信，九十二岁了，还是真牙！而且一颗不少。

有一天，秀花正弯身待把牙刷伸进老人的嘴巴（老人通常坐在客厅中他专属的躺椅里，面对着窗外投进来的晨光，仰起头，张大嘴，“啊——”，说“啊——”），秀花的手迟疑了一下。她突然发觉老人的牙似乎长长了，一颗一颗牙像墓碑一样竖起来，看起来特别狰狞恐怖。

她只愣了一会儿，就明白过来：不，不是老人牙长长了，是老人的牙床长矮了。因为牙周病，牙肉下陷，牙齿自然显得长。秀花有点得意起来，毕竟是护专毕业的，虽然结了婚之后没工作过一天，常识还是比别人多。她试图想某一句成语，和牙齿有关的，好像是什么“年齿渐长”还是“马齿”什么的，原来还有科学根据。她细心地将老人牙缝间的残菜挑出来。当老人散发着令人喜爱的牙膏清香的时候，秀花将上排假牙熟稔地装进老人嘴里，老人表示感谢地对她微笑；他将嘴唇上下翻动，好像是不随意肌的蠕动，做媳妇的于是注意到两排牙颜色差异之大，上排雪白晶亮，下排黑黑黄黄。老人咧嘴笑时，只露出上排美丽的假牙，看起来像戴着面具在笑。邱郭秀花突然想起和老人长得极像的儿子阿昆，阿昆老的时候，如果她还在，当然由她照顾至死，可是她若先走呢？譬如婆婆。所有的人都以为阿爸命在旦夕——不过他也确实命在旦夕了好多年，他站起来，家人就以为他马上要倒下去；他倒下去，家人就以为他再也站不起来——所有的人都以为那成天高高兴兴的婆婆会成为人瑞，到一百岁的时候，“总统”会来为她庆生。可是她硬是先走了，跟谁也没约好就先走了。还不到七十五岁。也正因为没有约好吧，走得那么不安心。

婆婆没有力气将头转过来看她，只是抓着她手；嘴唇似乎动了一下，却只发出“嚇嚇”的喉声。婆婆用最后一丝气想和媳妇说什么。

秀花的手紧紧地回握着，极用力，极温柔地回握；然后感觉生命从手掌里一寸、一寸消失。死人的手有奇怪的质感，像橡皮手套，还有暖意。用另一只手，她覆下死人的眼皮。轻轻地覆下，像为疲倦的孩子催眠。十多年相处，这她叫婆婆的女人不曾说过一句难听的重话。端茶给她，她说：“道谢！道谢！”菜烧咸了，她说：“是豆油太咸！”阿昆对妻子大声吆喝，她说：“有话不会慢慢讲，你起魈吗？”小产卧床时，她帮洗衣服，连媳妇换下来的内衣内裤一起搓，然后晒在阳台上。跟她结伴到北港进香的阿婆皱着眉头批评她，“真没款！这样没大没小！”婆婆只是笑笑，“拢是女人嘛！哪有要紧。”节庆到了，她蒸好了红龟，包好了礼品，总是在媳妇开口以前就说：“转去看你老爸！”

在建筑系当讲师的阿雄刚从台南赶过来，站在床的那一边，瘦瘦高高孤孤零零的。不知怎么，一个破旧的背包还搭在背上也不卸下。他一只手抓着背包的肩带，一只手抹着眼泪。眼泪不断地流下来，手就老往裤子上擦。阿爸整个人像烂掉的苹果皱成一小团，缩在轮椅里，肩膀隆起，头深深勾下来，几乎像折断的植物一样，垂在胸前。

立在床头一声不响的阿昆，手和脚不知往哪里摆的阿昆，背过脸去，开始哭泣。嫌窄的房间里一股郁闷，关着的门窗透不过气。邱郭秀花把死人的手臂放进被子里，密实盖好，向丈夫走去，与他并立，手，伸过去让男人握着。一个熟悉的感觉在她记忆的暗房里亮了一下。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邱昆荣因为作业没写完被老师罚站。当所有的孩子都冲向操场去打躲避球的时候，郭秀花偷偷走到角落里，将手伸给那个垂着头正哭泣的光头男生。

阿昆碰到她的手，像触电一样闪开；却再也不记得哭泣。他紧闭着嘴，抬头挺胸地站完二十分钟下课时间。

婆婆的声音已经干掉，发出绝望的“嚇嚇”的喉声，像来自最深最黑的井底。邱郭秀花马上就知道婆婆想说的是什么。她几乎可以用整个肺替婆婆喊出来：照顾他们！替我照顾他们！

几天之后，当她帮死者换寿衣时，她又想起婆婆那难以割舍的离去；婆婆死不瞑目，她知道，因为阿雄尚未成家。那个责任，现在，落在她邱郭秀花的身上，责无旁贷，就好像眼前这换寿衣的工作，也非她不可。日光灯开着，清冷的光照得世界惨白。死者的脸好像从冻库里取出的肉，蒙着一层阴阴的白气。墙上的电子钟滴答滴答响得特别大声，恶作剧似的大声，滴答滴答，大声得令人难受。她干脆走过去三下两下把钟给拆了下来，塞进一张沙发底下，然后继续工作。她脱下死者的长裤，手磕磕碰碰的，不停接触死者的肌肤。上护专时也不是没碰过尸体，但是这么老、这么风干的尸体还真是第一回。癌病死亡的婆婆已经空了，皮与骸骨之间什么都没有。松垮垮的充满斑点的皮就这么散在骨头上，抓起来像一大块用久了的抹布。

她退下底裤，死人的私处映在眼里，竟然没有毛发，她暗暗吃了一惊，经过照射的人不只失去头发吗？

阿昆打开门，伸进头来正要说说话，瞥见母亲的裸体，慌张地缩了回去，隔着门说：

“还要多久？极乐的人来了。”

邱郭秀花还是慢条斯理地将死者打点好，将每一粒扣子扣上，袖子和裤脚拉齐。然后将两手交握搁在肚子上。一身黑绸的婆婆现在看起来又是个端庄的老太太了，即使在凄惨骇人的日光灯下。

照顾他们！照顾他们！

可是谁又照顾过婆婆自己呢？

邱郭秀花从小凳子上站起来，瞥见桌上放大了的婆婆生前照片，照片下几个墨黑的大字：邱母王太夫人。在短得说不清的一瞬间，邱郭秀花恍惚了一下，谁？谁是邱母王太夫人？她抬眼看看照片，和婆婆两眼接触的一刻，有如电击，是她，是婆婆。婆婆本姓王，她竟然不知道！王什么？门外人声嘈杂起来，阿昆的声音拔高穿进来，“秀花！秀花！”一声比一声急，她竟然没想起婆婆的名字。

不过那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有人料理你的后事。极乐社的人在客厅里坐了一圈，和阿昆正讨论葬仪的价钱。重要的是死了之后有人帮你换上黑绸寿衣。重要的是看见你死后裸体的人不是个陌生人。想到这里，邱郭秀花心跳停了一下。一下。她和阿昆只有女儿，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就没有媳妇，没有媳妇……谁来帮你换寿衣？

在丈夫身边，她怔怔地坐下，两手并拢放在膝上，丈夫说的什么她一时没听进去；她正想到，我，我就是——邱母郭太夫人，邱母郭太夫人就是我，荒谬！她摇摇头，仿佛在否认什么，但是一种不安的感觉堵在某个角落，自己也不理解的一种不安，因为不理解，所以排之不去；婆婆衰败的裸身不知怎么又浮在眼前……

“邱太太，棺材的木头爱哪一款？”

我小学三年级就知道要娶你了。

阿昆显得洋洋得意，为自己有眼光而得意。许多年之后，准确地说，在婆婆死了之后，秀花才发现阿昆选择她，恐怕还是因为她和他的母亲有什么相像的地方！婆婆是个没有自己的人，她把自己给了生命里的三个男人，丈夫和两个孩子。阿爸在台北住院那段时间，婆婆每天去照顾。阿昆刚到香港去打听市场，秀花每天陪着妹妹准备高中联考，婆婆决定一个人跑台北。她舍不得搭计程车——阿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香港会给他们带来一点财富——小脚放大的人走路不快，她得先步行十来二十分钟到巴士站，坐巴士到桃园火车站，搭了火车到达台北，再从台北火车站换公车到市立疗养院。走路，等车，换车，坐车的时间加起来，一趟就要花掉两个小时，来回四个小时还不够。秀花一觉得自己能走开，就陪着她颠颠簸簸地一路赶去。运气好的时候，张勇杰会开车来送她们过去。张勇杰是阿雄读研究所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一个肌肉结实、安安静静的年轻人，在建筑公司上班。人不太说话，说话的时候看着你的眼睛却那样专注固执，盯着不放。

张勇杰。秀花嘴里默念着，多么男子气、多么有气质的名字！车子到了医院，张勇杰会绕过来帮婆婆开门，扶着老人家出来，然后和秀花握手道别。在秀花的圈子里，男人和女人是不握手的，大不了点个头。这张勇杰却慎重其事地过来和她握手；手的掌握紧热密实，让秀花感觉到自己的手小。

幽暗的走廊药味扑鼻，阿爸由两个护士扶着，缓缓走过来。护士的白帽向两边翘起，像两条小船；年幼的那一个有着一双大眼，令秀花多看了她几眼，好像在一张旧照片里蓦然发现过去的自己。毕业之后在八〇四医院实习时，也曾扶过一个又一个的老人走向一群又一群等待的家属；可是那个时候从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站在家属的那一头。就像这个大眼睛的小护士——她哪里知道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她呢？眼光飘到阿爸身上，秀花吓了一跳。两个星期不见，他更瘦了，护士不扶着，他会被空气托着浮起来。眼睛只是两个黑窟窿，目光呆滞，动作迟钝。秀花悲哀地想着，用药的结果！可是不用怎么办？

护士将老人搁在椅子上后离去。婆婆坐下来，将包袱提到桌面上，打开。多少年了，她仍旧喜欢把东西用一张红红绿绿大花布包起来拎着出门。秀花的妈妈早逝，但是旧照片里那来自苗栗的妇人也拎着一个花布包。黑白照片看不出花色，大朵大朵的花样是绝对没错的。

婆婆从布包里取出一只空碗，摆着。取出保温瓶，扭开盖子，将瓶里煨好的鱼肉粥倒进碗里，粥还冒着热气，散着香气。她取出一只汤匙，舀了一口自己先尝，确定不太烫，然后开始喂给病人。病人像个乖巧的小孩，把嘴张开。

秀花溜眼看了下这会客室，又吓了一跳。一共将近十张这样四方方的桌子，都坐满了病人和家属——病人竟然都是男的，不对，斜对面是有一个女病人，唯一的例外。年老的男病人或坐在轮椅中，或歪歪倒倒靠在椅子里，像扁了的破轮胎。年老却仍健康的女人们一旁陪坐，有的在和她们的老伴讲话，有的则呆呆坐着，等时间过去，好像等了一辈子，很习惯地等着。有一个嗓门特别大的女人，恐怕也有六七十岁了，正在精力充沛地发怒：“这也不呷，那也不呷。给你讲，后次不给你带东西啦！人瘦得比如猴，还不呷不呷，夭寿喔……”说着说着甚至扬起手来好像马上要一巴掌打下去的样子。被骂的老头脑袋歪向一边，一动也不动。

直到他们离去，秀花还没看出来究竟老头的头是暂时累了还是永久地长歪了。

婆婆喂完了整整一碗粥，笑眯眯的，“不坏呢！昨天只呷半碗，今日拢总呷了了。这样慢慢会肥起来喔！”

做媳妇的收了碗到洗手间去洗，回来的时候，看见婆婆紧紧依偎着阿爸的身体，一只手不断抚摸阿爸的手臂，一回一回地抚摸，像爱猫的人摸猫一样温柔。秀花有点尴尬地将视线移开；没有，老实说，她从来没见过老一辈的人亲密过；她从来没见婆婆和阿爸甚至只是牵个手，甚至只是肩并肩地靠在一起走过，没有过！现在婆婆在大庭广众之下抚着他，抚着他。不说话，只是将手里的体温传给他，传给他，不管他知道不知道。阿爸的眼睛空空的。

秀花出神了。

然后有一天阿昆从香港回来了，遂一家人一起来看阿爸。除了阿雄，阿雄在马祖当兵。妹妹受不了房里的气味，说是出去走走。阿昆坚持带来的一束花，萎萎地躺在桌上；护士说没有花瓶了。婆婆将碗啊瓢啊一样一样收进花布包里，用力地打了两个结，转身坐到阿爸身边，拉过阿爸的手搁在她膝上，说：“阿雄有写信来，讲伊军营内的代志。伊跟一个医官很好，跟他学针灸……讲回来还可以给阿爸医病，真巧的孩子，又古意……”她一面絮絮不休，一面抚摸阿爸的手。秀花突然注意到，啊！阿爸的手不抖了，真的不抖了！

她正想回头告诉阿昆，却听阿昆附在耳边，热气呼在脖子上，说：“我小学三年级就知道要娶你了。”

阿昆默默地看着她梳头。两个人跪坐在榻榻米上，面对着面。阳光射进来，在地板上亮出一个方格，房间因而显得暗，那一方强烈阳光竟然像一个软绵绵没有底的陷阱，掉进去就爬不上来；或者说，像另一个空间，与这个世界平行却又错开的诡异的空间，诡异得令人不敢靠近。两个人刚好跪坐在白花花的方格的两边，在暗影里。阿昆垂着眼帘，不知在想什么。四十岁，他的头开始秃，但是脑后的头发却还浓密。走在街上，常有人突然回头看他，这些人多半以为自己刚和那个姓许的当过市长的人物擦身而过。

鹅群在下面聒噪，“嘎嘎”吼着，还猛力拍着翅膀。阿贵婶总是在这个钟点喂鹅，她从菜市捡来一篓又一篓的残菜，把白鹅养得又肥又大。秀花常觉得不可思议，这个年头了，桃园已经没有乡下。像他们邱家住的这一栋大厦，四处都是。大厦有十二层高，底下有警卫，进门处一个喷水池，喷水池里一座假山。大厦底层是停车场，停车场上是室内游泳池。大厦有三面，像大螃蟹吃小鱼似的掐着阿贵那矮墩墩的破败的红砖四合院。院子里永远有鸡飞狗跳，把原始的农场的声音和气味对着大厦的窗户放送。这大概是台湾最后一块乡下了。与其说邱郭秀花爱这栋大厦，不如说她爱后窗那鸡和鹅的嘎嘎叫声，还有那夜深时低低的狗吠。每一点声响都使她想起苗栗乡下的童年，想起那赤着脚喂鹅的母亲。然后，总是在自己发现之前，眼泪已经流下来，很快地在枕上凉掉。天，往往就亮了。

她把橡皮筋拿掉，黑亮的头发垂下来，发梢碰到她盘曲的腿。阿昆伸手捏住一节头发，说：“还是这么亮。”

她没有答话，只专心梳着头发，用手里一把木梳，一道又一道爬着。

“她的头发很粗，”阿昆说，“没你好看。”

秀花慢慢把头发盘起来，她的手臂高高撑着，宽宽的袖子滑落下来，露出细白的臂膀和腋下些许毛发。阿昆望着她，动感情似的说：“真的，她没有你好……”

一盒化妆品礼盒搁在秀花脚边；阿昆悄悄将它推近妻子。秀花觉得阳光晒到脸上了，很热；方格像灯罩笼着她。她立起身，把百叶窗帘徐徐放下。房间暗下来。

“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每三个月就会回来一阵，钱也会按时寄来。我们之间一切都不变的，你放心。”丈夫在身后说，声音好像随着百叶窗帘的下降逐渐小，“生意开发得不错，她帮忙交际，也懂一点会计。”

秀花离开窗口，走向纸门。她特意绕开一点，避免踩到地上的礼盒。拉开门时回头说：“生的时候告诉我。”

或许因为走道里太暗了，她完全没看到阿昆的皮箱横在那里。皮箱结实地绊了她一跤。

邱郭秀花很快地站起来，匆匆走进厨房；到第二天，膝盖里的痛才隐隐发作。

“你就让他去吗？”意云在厨房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两手一会儿叉腰，一会儿挥动；鼻子喷着一团团火气，“你就这样让他去吗？”

邱郭秀花立在水槽边，两只手浸在冒着肥皂泡的热水里，低着头洗碗。水龙头哗啦哗啦响着。

意云是护专毕业的小学妹，在苗栗乡下秀花就看着她长大，介绍给阿雄之后没想到一拍即合。意云却坚持叫她姊姊，不称嫂嫂。她有自己的理论：“我跟你的姊妹关系在先，对不对？总不能嫁猪就变猪吧？”

这个比秀花小个十来岁的小学妹现在正对她大发雷霆。“你不会吵，不会闹，不会打架，不会把他眼睛挖出来，不会离开他吗？”意云怒气腾腾地走过来，极跋扈地一伸手把水扭关了，大声说：“阿姊，软土深掘，就是你这种女人招人家来欺负！”

邱郭秀花突然停下手，不动。没有了水声，冰箱嗡嗡的颤抖声就明显地响起来。意云不安了，正想说句好听一点的话，看见秀花缓缓将手从水槽离开，扯下一条纸巾，擦手；慢慢地擦，慢慢地说：“阿昆，去香港有三年了！”

意云有点摸不着头脑，张大眼睛等着下文，秀花平静地望她一眼，说：“阿爸的药，带来了吗？”

邱郭秀花把用过的纸揉成一团，准确地射进脚边的垃圾桶，走了出去。

可是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结婚二十年来她邱郭秀花将第一次单独出游的日子。自从那次咆哮厨房之后，意云就不再批评她，却用邱郭秀花的名字向爱鸟人协会报了名，到惠荪林场赏鸟，钱都帮缴了。“阿姊，”意云浑身带刺地说，“你不要管邱昆荣去死！我们女人也要自己会玩！我休假，可以来照顾阿爸。”第二天，她不上夜班，就从医院先转到秀花这里来，带给她一个包好的礼物。

“什么？”秀花小声地说，阿爸刚睡下。

“打开嘛！”意云把头发放下来；为了戴护士帽，头发总是用很多个夹子夹得扁扁的。

“《台湾野鸟图鉴》……”秀花好奇地翻着，念起来：“鹃形目，杜鹃科，全世界一百三十种，台湾七种。通常单独活动……布谷——眼黄色，腰略带褐色……于野柳及观音日月潭曾捕获……出现于平地至丘陵之阔叶林缘地带……本身不筑巢，亦不育雏，托卵于其他鸟种巢中……这我听过，杜鹃是不讲道德的鸟……”

她笑出声，“你看这个……鹰鹃，长三十九公分……腮两侧黑色，呈八字形……尾下灰白色。常发出哀怨，悲戚，尾音微扬，急促似‘哭够了，哭够了’之声。”

把书阖上，“怎么这么好玩？”

意云递过来另一包东西。秀花小心翼翼地取出，是个黑色发亮的望远镜。

“看鸟，”意云用力抓着头皮，把头发前前后后使力地甩，一头乱七八糟，嘴里咬着一支发夹，斜眼睨着秀花，从齿缝间丝丝说，“也看男人的鸟。”

给阿爸的粥煨上了，秀花回到自己的和式房间，把被褥胡乱地塞进橱内，回身拉开梳妆台的抽屉，不知怎么拉的劲道太猛，整个抽屉被拽出来，洒了一地的东西；邮局存款簿，为丈夫备用的胃药，干洗店的收据条子，大大小小的发夹，指甲刀，去年的家用账本……妹妹从美国寄来的照片摊在上头。十八岁的妹妹是个美女，在台北街上每走一趟就有头发抹油的男人过来掏名片，问她要不要演电影，要不要拍广告，要不要上电视。把她送到美国去学服装设计，是希望她能学一技之长，不要就凭一张脸过一辈子。照片上的女儿撑着一把红伞，娇娇地对镜头笑着；是谁帮她拍的照片呢？

秀花决定让头发散着，穿上一件黑色的踩脚裤和运动鞋，然后对着镜子里的人笑一下；她的眼睛很大，有凹纹很深的双眼皮，和女儿的一模一样，只是女儿的眼睛飘飘然做梦似的，她的眼睛坚定而干净，好像认定了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值得争辩的事情，没有一点怀疑和犹豫。

走到门口，壁上的钟当当敲了六下。她折回厨房，弯腰在餐桌上给意云写了张纸条：“阿爸的救心在电视旁边第一个抽屉里。下午要推他到庙前公园去透一下气。”

直起身，发现望远镜竟然忘在餐桌上；她一把拎起来，快步地跑向门口。

邱郭秀花在爱二街下车，穿过一条小巷，从力行路出来。在一大片瓦砾地前愣住了：啊，才两个星期吧，又是一栋旧房子给拆了；是那栋有围墙，红色扶桑花长长伸出来的日本房子！带着钉子的木板碎片和残破的榻榻米散置瓦砾之中，半截玩具熊埋在土里。不要多久，棱角分明霸气十足的现代建筑就要在这废墟里站起来了。

她小心地穿过瓦砾地。

因为抄了小路，邱郭秀花比预定的时间早了四分半钟。她正要举手敲门，门已经打开。她低低地叫出声，开门的年轻人一把将她搂进去，像饥饿的猛兽没头没脑地用力吸食怀里娇小的女人。同时用脚往后踢门“砰”一声关上。

是个极窄小的房间，一张书桌一张床，一地凌乱的书报纸张。

邱郭秀花不可抵挡地喘着气，她的声音沙哑。

“一整天……今天有一整天……一整天……”

辑二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

美狄亚以为她是为了爱而付出生命，

可是她的所谓爱，

也只不过是爱神为了利用她

而射出一支箭的结果罢了，

她哪里有任何一点滴的自由意志可言？

在机场外边，我把车停下来；停得有点猛，我们骤然往前倾倒，我说，“对不起。”

他跳下车来，回身拖出行李，干干地说，“你不必下车。”

他转身向大厅走去。肩上的旅行袋使他有点倾斜，我也注意到，他的腿，还是稍微内弯，O型腿。他的左手提着一个我为他买的小提箱，里头装着素贞的骨灰。

我发动车，“唬”一声冲上公路。这是个没有速限的国家，也因此是个高风险的国度。左邻右舍的人——北边的丹麦、挪威、瑞典人，西边的法国人，南边的瑞士、意大利人，慢吞吞地将车开到边境，一进入德国，就开始放纵狂奔。结果往往是车子开始冒烟、解体，这些车子不能适应突然的解禁；要不然，就是车毁人亡。

时速两百公里，我在快车道上亡命似的奔驰，眼前稍慢的车一辆一辆往右线闪开，躲避我瞬间的逼近。心情不好的我，脸色铁青，两眼发直，手指紧紧抓住方向盘。指针爬到两百三十公里时，我狠狠凝视前方的两眼好像也已逼近死亡的冲动，和恐惧，我的额头发烧。

四点半。现在，帕维尔在他的房里开始等我。他也许点上一支烟，把腿搁在茶几上，面对着门，等候我敲门的声音。他不知道我不会出现。今天不会，明天也不会。

让他去等。

进入海德堡市区，不得不慢下来，车子沿着河缓缓地滑行。内卡河流着茵绿的水，白色的天鹅闲闲地在水面垂柳间飘浮。有人在河边脱光了衣服晒着太阳。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呢，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下午。

素贞的头，已经洗干净了——日耳曼人是个一丝不苟的爱干净的族群。她的头摆在一张看起来像手术床的大桌上，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下巴以下，我看不出他们是否已经把头缝到膀子上，或者在被单下，头和膀子之间仍是空的，我也不好开口问；我是来认尸的。

长到四十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人，不，其实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十几年前在台南医院的急诊室里。父亲被街上的野狗咬了一口，我带他到医院检查，怕有狂犬病。

急诊室里挤满了人。一个妇人高举着自己的手，那只手上的拇指被什么利器切了，血淋淋地折倒下来，只剩下一点皮还连着她的手掌。

然后有个担架被抬进来，“哐”一声摔在地上；担架上躺着的是个两眼空洞、嘴巴张得大大没有牙齿的老头。

有这种脸孔的老头，你一看就知道是个独居的老兵。

穿着白褂的年轻医生蹲下来，从口袋里取出小灯，撑开老头眼皮晃了一下。

“死了！”

他说。站起来，走开。

老人两眼睁着，白蜡蜡的，好像没有眼珠，好奇的我走近瞧瞧，那两只眼睛像某个大门敞开的人家，只是里头没有人。

可是，我怎么不记得死人的皮肤是这样的？素贞的头颅，像蜡做的，很假，而且皮肤有点透明，似乎里面是空的，那只是一个圆形的蜡壳。

检察官问陈子铭要不要看他太太最后一眼——不是认尸，因为我已经作为报案人认过了——是问他要不要作为纪念地看他太太最后一眼。陈子铭摇摇头，检察官点点头。

子铭下飞机的那个晚上，在他的旅馆房间里，我就告诉他了。素贞的身体，在塑胶袋里找到；素贞的头，被丢在歌剧院后面大草坪，由一丛巨大的玫瑰遮着。

他闭着眼睛听我叙述。

我是不是该省了这些细节呢？也许吧！可是，诚实是我的人生座右铭，讨好而虚假地和老叶共同生活了八年，在我搬出的那一天，我发誓今生再也不忍受任何假的事情——假的爱情、假的誓言、假的善意、假的幸福。

现在，我也不给子铭假的慈悲。既然他的妻子是这样死的，为什么他不该知道呢？如果素贞能够忍受人家用钢锯锯她的头，作为丈夫的陈子铭至少该忍受“知道”他的妻子被人锯了脖子吧？他的痛苦能跟素贞比吗？

“蚂蚁爬满了她的眼洞。”我再加一句，不眨眼地盯着他。

他紧闭的眼睛流下了泪水。泪水流过他唇边的胡髭，滴在他白色的衬衫领。这么雪白的衬衫，而且显然烫过。素贞不在的这些日子，谁帮他烫衣服？他的母亲？子铭的妈是那种会在母亲节被选为模范母亲的妈妈。丈夫在海上失踪之后（在我们那个渔村里，经常有人出了海就不再回来，有一次我们还在沙滩上捡到一条被鱼咬烂了的泡得发白的人腿），她就在市场里摆面摊，干面、意面、肉丝面。子铭小的时候，她用一张小花被将他裹起来，紧紧绑在背上，空出来的两只手就可以下面洗碗。

是上了小学之后吧。有人说陈子铭的腿是弯的。我们偷偷在他背后研究过，而后合声说：“对，背着长大的小孩都有O型腿。”

上了小学的子铭是个剃了光头、眼睛灵活却不说话的小男生。他每天穿着油渍渍的卡其制服帮妈妈招呼客人；客人少的时候，他就趴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写功课，功课当然也得自己做，因为他妈只认得0到9的数字，什么人欠了几碗面钱未付、对面老张送来几瓶啤酒什么的，她用粉笔记在一张小小的黑板上。

她和卖蚵仔面线的驼背婶去标会时，就在一张小纸条里包上几支火柴棒；火柴棒的支数就代表她开出的价钱，一支代表一百块还是一千块？我忘了。

素贞是牧师的女儿，白净净的脸蛋，穿着干净的衣服。教室外面有一个打水的帮浦，下课铃一响，我们争先恐后从窗子跳出去，一群孩子抢着帮浦用力打水，另一群就将头放在水喉下面把头发淋个湿透，然后设法把头上的水溅到别人身上去。素贞就站在一边看，带着有兴味的微笑，露出嘴里的牙齿矫正器——那个年代，乡下的孩子有许多连牙刷都没有，她却戴着牙齿矫正器。安静而彬彬有礼的素贞，让同学们喜欢、老师们宠爱，我，却嫉妒着她天使的性格。我有仇必报，恩怨分明。有个傲慢的里长的女儿把我养的蚕打翻在地上，故意地；我一句话不说，冲到她桌前，把她的作业本子扯个稀烂。

素贞却是一头雪白的羔羊，她的纯洁只能激起人们的爱怜。

每个星期天，素贞一家人上教堂，当然，教堂——好像叫圣公会——就在她家隔壁。或者该倒过来说，她家就在圣公会的院子里。大概是三年级的时候，素贞开始为圣诗班伴奏。风琴的声音从教堂中传出，载着风的翅膀，飞到我们光复一村的村子里来。我们一窝人就钻出低矮的房子，坐在向风的墙头，听那美丽又带点哀伤的乐声。

然后素贞和牧师娘来到市场。我们打着赤脚，或者拽着不是太大就是太小的拖鞋，素贞却总是穿着黑色漆光的皮鞋，而且永远有白色的短袜。她们进入市场时，我们都要为她们的鞋子担心。地上有积水，是雨水、宰剁鸡鸭剖鱼的血水，还有腐烂菜叶的混合，呈酱油色。

她们母女俩撑着伞，提着菜篮，小心地躲避地上的坑坑洞洞。

“你每顿饭前都祈祷吗？”我问。

她点头，“还有睡前。”她的辫子上扎着红丝带。

“那么多次？”我惊异地再问。

她微笑。

偶尔，牧师一家三口到市场去吃消夜。是特别体恤女儿的同班同学？还是子铭妈的面实在好吃？他们总是坐在子铭他们的面摊上。右边是筒仔米糕四神汤，左边是蚵仔面线蚵仔煎。我和爸妈，当然还有永远流着鼻涕的弟弟和妹妹，多半坐在饺子大王老张的摊子上，就和子铭他们对面。生了一脸麻子的老张是广东人，爸爸的牌友。因为他老输钱，所以爸爸经常命令我们来到张伯伯的饺子摊，把他偿不起的钱一粒一粒吃回来。尽量吃！爸爸得意洋洋地说，再加几个卤蛋。

牧师一家人文雅地吃着面，不时用自己随身带来的餐纸拭嘴角。其他的客人，譬如开野鸡车的黑鼻仔、在海边守岗哨的老兵（他们的名字多半是老张老王老什么的，胳膊上刺着“杀朱拔毛”），他们都卷起裤管，一只腿高高跷在板凳上，拿起大碗酒往脸上倒。

子铭很忙。他才九岁吧？我们二年级。他用一块稀烂的丝瓜布用力地擦桌子。人瘦小，好像整个人得趴上去擦，竹制的桌子在他身体下吱吱作响。然后他分筷子，那个时候还没有用了就丢的竹筷。他用两手从一个大水盆里捞出一把筷子，使劲地甩，把水甩掉。当然筷子还是湿漉漉的，但没人介意。只有牧师娘，掏出皮包里的卫生纸，细心地将一家人的六支筷子一支一支擦干。

子铭端面时，走得极慢，两眼盯着碗前的水泥地板，就怕摔跤。汤碗冒着腾腾热气，极大的碗，显得他的手特别的小。他的手指似乎对烫也没有感觉。他战战兢兢地把面碗搁在桌沿，牧师就微笑着摸摸他头。

我不记得子铭有过任何表情。他并不和我们打招呼，虽然我们早上还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他只是低垂着眼睛，听清楚面的名字，回身告诉母亲。脑后扎了一个髻的母亲则永远站在不断往上泉涌白花花的水汽里，时不时往围裙上抹抹油腻的手。

吃消夜的人往往半夜还来。子铭和母亲等着最后一个客人走了，才开始收拾桌椅。第二天早上八点就要上课，他到底什么时候睡觉呢？我不知道，也没想问过。他反正不和我们玩。下课铃响，我们一窝蜂冲出教室，他总留在教室里。上课铃响，我们冲回来，他还坐在他位子上。

这样的一个孩子，后来考上台大电机系，当然是乡里一件大事。蚵仔面线的驼背婶送去一大串红色的鞭炮，里长送给子铭一支钢笔，钢笔上刻着“万里鹏程”四个字。

这样的一个孩子后来得了奖学金到美国去读书，那更是大新闻，连我都辗转听见了这个消息。那个时候，我早已离开茄萣乡，我在柏林过着波希米亚式的留学生活。

在走道里遇见系主任迎面而来，我赶忙低头假装翻看手里的书本，却被他叫住：

“像昨天那样的事情，”他皱着眉头，“您下次能早点和我说一声吗？”

他指的是我让学生将一批过期的期刊移走的事。

“也许。”

我皮笑肉不笑地走开，知道他愣在那里，半恼怒、半困惑地瞪着我开始发胖的背影，后悔他聘用了我。

他不喜欢我，我知道。但谁在乎呢？我不靠别人的喜欢过日子。和老叶决裂之后，我才知道“每个人都是一个孤岛”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哈！我不再靠取悦于别人过我剩下的人生。

教职员的信箱就在走道里。和往常一样，我打开自己的那一格，里头一大堆纸张，没有什么信件。我不太写信；久而久之，也不再有人给我写信。通知单倒是一大把；星期几什么人来演讲请鼓励学生参加，新建系馆停车场开始出租，一年一度联谊郊游在几月几日举行请报名……

竟然底下有一封信，素贞的，不，素贞写给别人被退回的信。收件人是“台北市一○三巷四十五号五楼陈子铭”。

她忘了写上丽水街，被退了回来。

我将信拿到窗边，就着光看邮戳上的日期。

五月——五月二十六日。我心跳得厉害，两腿发软。支撑着找到一张椅子坐下。这是真的吗？素贞是二十五日离开我去赴约会的，尸体在二十八日找到。二十六日她写了——不，寄了这封信？会是她自己寄的吗？或者……？

我必须读这封信。

素贞蜡黄死亡的脸孔浮上来，我坐在走道阴暗处，几乎站不起来。我甚至于用手指抚摸了她的脸颊，脸肉在手指轻微的压力下凹陷下去，像面团，像不新鲜的猪肉。她本来是酒窝的地方反而鼓出来，因为浮肿。

到河边去吧！

系馆在老街上。老街由一块一块的青灰色石头铺成，高跟鞋很容易陷进石块与石块之间的隙缝。对于我，那已不是问题，我早已不再穿高跟鞋。譬如现在，我脚上趿着双典型的德国健康凉鞋，非常不秀气，像养牛的农妇准备一脚踩进牛粪的那一种。

街口，和往常一样，坐着三两个流浪汉，怀里抱着酒瓶，红肿的烂眼迟钝地看着路人。他们的身体有尿骚味。其中一个头发脏成一团的人叉开腿歪坐在地上。裤子显然已没有拉链，我不得不瞥见他的毛发和阳具。

里头不知有多少跳蚤，我想。

转上大街，迎面而来两匹高大壮硕的马，拖着满载游客的马车，踢踢跶跶地过来。旅客，多半是马克·吐温嘲笑过的幼稚的美国人和表面恭谨驯服内心是恶狼的日本人，带着照相机和愚蠢的表情瞻仰不朽的海德堡。

街道不宽，我站在一家书店橱窗前，让马车通过。马匹经过眼前，滚动着一股气味，是干草和马汗的混合吧？倒有点像男人下体毛发的气味，说不上是好闻还是不好闻。

一阵莫名所以的不快袭来，我拉开大步往河的方向走去。

可是从这里到河边，势必要经过大学广场。

广场上熙来攘往，多半是学生。二十多岁的男人，瘦削的脸上有棱有角；二十多岁的女人，散着头发，摆着细瘦的腰肢。他们有的骑着车横冲直撞，有的背着书包、素着脚，边笑边走。

再过二十年，你们也会和我一样，皮肤逐渐干掉，眼角拉下来使本来圆溜溜的眼睛慢慢变成三角形；本来是棱角的地方肥圆起来变成一叠一叠的赘肉。过了二十年，你们就会和我一样，体重多了一点，灵魂少了一点。

广场中央植了几株会开香花的槐树。就在那槐树旁，几百年前横眉冷眼、有棱有角的马丁·路德站在那里面对群众，辩论天主教改革之必要。他是卡来尔所崇拜的那种英雄典型，而路德这个英雄似乎在他的中年和老年都不曾堕落。

但是我不曾见过不堕落的英雄。

也是在这个广场中央，素贞和我头一次见到钢琴师。

那天天气有点儿阴晴不定，一会儿阳光像金粉一样打在肩膀，一会儿乌云密布，风雨欲来。我们从面包店一推门出来，就听见钢琴的清越，从广场中央传来。那儿已经围了一堆人。

这样的街头演奏可还真没见过。海德堡的街头乐师不知有多少——拉小提琴的、吹法国号的、打鼓的、弹吉他的、清唱的……可是，当街弹钢琴？

那是一架残破不堪的钢琴。琴盖早就脱落，三只漆已剥落的腿，有一只还用铁丝绑着。琴键上的白键颜色老旧，像一排老人掉剩了的黄牙。黑键有些脱了皮，露出肮脏的木色。

我们的眼光投射在钢琴师身上的那一刻，阳光灿亮，把正在专心弹琴的年轻人的头发照出一圈金色的光环，他偶尔抬眼，眼睛有干净的天空颜色。真是个美丽的年轻人！我似乎听见身边素贞深深的叹息。他的长发没有梳理，随着他手臂和双肩的摆动而不时落到胸前。黑色的贴身背心，露出他突显绷紧的肌肉，下面是条牛仔裤，光着脚踩着琴板。

年轻人的脸孔被太阳晒出一种健康的红色，当他垂首看手指下的琴键时，眼睛就是两弯浓密的睫毛。他的嘴角有一点浅浅的笑意。

肖邦的旋律像沾了魔粉的箭，射中了人们跳动的心脏。这不是严肃僵硬黑暗的音乐厅，这是空旷的广场，在蓝色的天空和摇晃的槐树之间。人们被点了穴道似的，全身静止，生怕错失天空和槐树之间即使只是一个音符。

我看到钢琴的琴盖了。它被搁在地上，上面摆了一个破口的陶盆。陶盆里有许多钱币、几卷纸钞，还有一枝鲜红带刺的玫瑰。

有一只细致的戒指。一支口红。

曲子悠然停止，掌声像忍不住的爆炸，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有人大喊：

“Fantasie，OP 49!”

钢琴师微笑着，似乎在等其他的点曲。素贞轻声说：

“好贪心啊！Fantasie一曲就要十二分钟呢，不把他给累死！”

在我右边站着一对母女。穿着优雅入时的母亲对抱着一叠书的女儿叹气：

“唉，能有这样的女婿多好！”

“同意。”女儿说得干脆，眼睛还盯着前面，“他太迷人了。”

“不过，”做母亲的笑了，“他养不了家。”

女儿顽皮地撞了下妈妈，说：

“你怎么这么陈腐，妈妈，我将来是建筑师，我可以养他呀！”

琴声又响起，人们重新安静下来。

素贞对我耳语说：“小夜曲，二十七号之一。”

没人注意到，阳光早已被乌云遮去，广场阴暗下来，风刮着槐树，噼里啪啦扫下一阵叶子。在一片肃杀中，雨点开始扑打下来。光明和黑暗交替得如此迅速，简直像一场天意合作，令人措手不及。

钢琴师跳起来抢救钢琴，群众七手八脚地帮着推，目标是广场东边一家书店的遮篷下。有人去拾琴盖和陶盆，有人为钢琴师殷勤地打起伞。

钢琴被推到了篷下，有人将小圆凳抱了过来，让钢琴师坐下，有人喊：

“Impromptus 29！”

有人说：

“让他休息一下。”

一个戴帽子的老太太走过去，张开双臂热情地拥抱钢琴师，亲他的脸，说：

“孩子，你太美了！”

钢琴师只是笑，牙齿极白。

老太太正走开，一个穿长裙的女孩亭亭走向前，把手腕上一个镯子取下，弯身搁在陶盆里。

“年轻人，”我身边的母亲大声说，“我正在物色女婿；你愿意待会儿和我的女儿一块喝咖啡去吗？”

年轻人的眼光和未来的女建筑师接触。

他笑了，露出整齐的白牙，“好，再弹最后一曲。或许大伙儿想一块儿去呢！”

话还没说完，他的手指已经按下。音乐像手里的白鸽，翩翩飞起。

雨，在遮篷外淅沥淅沥落着，和钢琴不断升起的咚咚声组成一片奇异的风景。

我没忘记看看表，快到我上课的时间了。“走吧！”我扯扯素贞。

“嘘——”她根本不动，“听完。”

可是听完了她还是不肯走。“我们也去吧！”她说。

“去哪里？”

她指指钢琴师，一小撮人已经包围了他。

“我要上课你忘了？走吧走吧！”我跨出步子，却发觉她没有跟上来。

“？”我停住脚，瞅着她。

她看看我，又回头看看正站起来的钢琴师，脚，没有目的地挪动了一下，又回头看我；在一瞬间她必须决定她的方向，她显然地不知所措。

“走吧！”我说，转身往教室方向走去，不再看她。我十分肯定她会跟过来。我真的要迟到了。

当我直觉她不在我身后而回身寻找时，她已经直直地往钢琴师走去。我只能越过人头大声喊：

“要不要等你吃晚饭？”

她没听见。也许是因为教堂的钟声刚好洪亮地响起，当当地震着耳鼓。她好像在钟声的伴奏中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去。

她义无反顾的背影使我愣在那儿，诧异她竟然会独自走向未知，这不像我所知道的乖顺、柔弱、退让、害羞的素贞。

因为多看了她几眼，我这才发觉她竟然和钢琴师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黑色背心，蓝色牛仔裤。那是她昨天才在老街上买的。

雨已经停了。阳光穿过黑云下，一束一束的，像舞台灯光打在广场上。

她纤瘦的身子笔直地往前走去，走向钢琴师。在浩浩荡荡的钟声中，晃动不安的人潮像海浪往两边拨开，她笔直地往钢琴师走去。

风吹起她背后的长发。

素贞从前不是个穿牛仔裤的人。

我在大学当助教的那一年，素贞突然出现在研究室。

基本上，当她去读师专，我上了高中之后，我们就已经走上永不交叉的命运轨道。她去苗栗当小学老师的时候，我在台南上大学。我们没见过面，没写过信。她是个好女孩子，我从来没怀疑过。小学四年级，班上来了个胖嘟嘟的转学生。当我们都围着他唱“胖子胖，打麻将”的时候，素贞画了张美人图，上了颜色，偷偷塞在转学生书包里。美人图上还写着几个字：“欢迎新同学”。

老师一手牵着那个啼哭的小胖子，一手高举着“美人图”作为好榜样，把我们骂个狗血喷头。

和好人我总觉得没什么话可说。我一方面嫉妒他们是天使，一方面又因为他们是天使而瞧不起他们。能够瞧不起天使，我对于自己根本不是天使的事实就不觉得是太大的缺憾。

大概从八岁开始，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天使。

八岁那年，洗澡的时候，发现用水管冲出的水柱冲激下体，会有一种麻酥的快感上来。我开始三天两头地玩水的游戏，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

有一天正在玩的时候，听见有人在浴室门上“笃笃”敲了两下。我停下来，等了一会儿。

静悄悄的。

于是我再拿起水管，却又听见“笃笃”轻敲。那是个竹篷子搭出来的所谓浴室，从竹片缝里我依稀看见母亲的衣服。是她在叩门。

她知道我的水的游戏。

我羞耻得好几天不太和她大声说话，不敢正眼瞧她。羞耻，使我知道，我不是天使。

素贞站在我面前，有点尴尬地笑着。那张脸孔还是像小时候那样白净，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也是夏天，她穿着件浅蓝色的长袖衬衫，长袖哪！胸口的扣子一个个扣上，直扣到喉咙。下面是条深蓝色的百褶裙，长过膝盖。白袜子，黑鞋子。

还是黑鞋白袜，我想起茄萣的菜市场。

“你看起来好年轻。”她说。

“是你看起来老。”我想着，却没说出口。我穿着正常的二十二岁的人该穿的正常衣服：白色的恤衫、灰蓝色的窄身牛仔裤、白色的运动鞋。

我带她去教职员餐厅吃饭，引起不少人注目。她实在土得可以，我用眼角看她。她一步一步规矩地走着路，不会伸手去撩拨一枝低垂下来的芒果。

我像上篮球架一样地跳起来，伸手握住一粒芒果，黏黏的，还不够熟，于是放手，芒果枝又弹荡回去。我们走过去了，那个半青半熟的果子还在空中摇晃。

亲爱的牧师的女儿，那个在半空中悬着的果子，对你没有诱惑吗？它激不起你心中想跳起来、脱离原来轨道的冲动吗？

她客气地道谢，端庄地坐着，不时看看长裙是不是严密地盖着她紧并的双腿。吃饭时，她从皮包里掏出自备的餐纸，文雅地擦拭嘴角。吃饭之前，她已经用了桌上的餐纸擦干了她的和我的半湿的筷子。

她剪着学生式的短发，脸上没有一点脂粉。

才二十二岁，她沉重得像块举不起的灰铅。

我很快就忘了这块沉重的铅，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一年的助教生涯令我厌倦。一个眉目清楚、穿恤衫牛仔裤、二十二岁的女助教，是一瓶剪下来用水养着的鲜花。人们凑近闻它的芳香、欣赏它的艳色，肯定的是，没有人期待这瓶花会继续成长。人们所求于瓶花的，只是它此时此刻短暂的清新。

大学里不少青年才俊，所谓青年才俊，就是那些头尚未秃但已得了博士学位回来的已婚或未婚的男人们。我用我瓶花的特质和他们混着，很让一些青年才俊的太太们嫉妒。有一天下班时，和一个电子系的才俊一起走路回宿舍。才俊摘了把野花递给我，后头冷不防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唷——”拉得很长很夸张，好像话剧台词，“会送花给小姐，怎么就从来不送我呢？”

我们同时回头；是才俊的太太。

她已经很胖了（说“已经”，是因为我猜想她也曾经瘦过，当她是瓶花的时候）。穿着短裤，胖腿从裤管里勉强挤出一堆肉。

她绷着脸从我们面前走过，塑胶拖鞋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

我抬头看看才俊，他的眉毛向两边塌下来，笑得苦极了。

我突然觉得这游戏乏味透了。

别人所期待于我的，还有我自己所期待于我自己的，也不过就是终于嫁给了一个青年才俊，为他们煮饭生小孩，然后开始变胖，胖到腿肉塞不进裤管，然后在路上撞见才俊摘野花给新来的女助教。然后绷着一张脸，吧嗒吧嗒踩着拖鞋走向冷战的夜晚。

怎么样才能躲避这样的轨迹？

我终于还是以女人的方式离开了我盛着死水的花瓶。

核工系有个德国讲师，高高瘦瘦长手长脚的，常来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用英语。这天晚上，他来到我的小房间里听音乐。我随手放了张西蒙和加芬克尔的唱片，唱片套上有两个歌手的照片。我说：

“你看，这两个人鼻子真大。”

他没作声。

我又说：

“犹太人鼻子都大，听说。”

他瞄我一眼，轻轻说：

“我是半个犹太人。”

“哦——”我仔细看看他，“所以你的鼻子只有他们的一半大……”

他笑起来，拉过我的手，无限纵容地说：

“在德国你就不能说这样的话，犹太人是很容易被得罪的。”

他把我的手放在唇边，极温柔地亲吻着。当西蒙和加芬克尔唱到“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时候，他对我的手说：

“跟我去德国好吗？”

窗外是黑色的夜，白色的栀子花却在夜色里蠢蠢动着，浓郁的花香缠绕在音乐里，像一缕一缕飘浮的轻烟。

“跟我去德国好吗？”

他的眼睛深深地注视我，那样诚挚的、信任的、充满了柔情的眼睛，好像世界上没有任何值得片刻怀疑的东西。

我值得你的信任吗，米夏？我自己都不信任自己。

你不信任自己什么呢？你在害怕什么呢？

他一直捧着我的手，亲吻着我的每一根手指。

我说不清楚，因为想不清楚（床底下有一只老鼠，你看不见它，但是半夜里，它就在抽屉与橱柜之间磕磕碰碰的，发出令人背脊发凉的杂声。现在，即使在它安静潜伏的时候，看不见听不见的时候，你知道它的存在，虽然你或许提不出它在的证明）。我不知道我害怕什么。

不要怕——我会给你安全……稳定。

他的脸靠近我，让我闻到他衬衫领颈项间香皂的气息。他是那样的干净、纯洁……他的鼻息烘热了我的耳根，使我来不及思考。当他的手指轻轻触到藏在我裙下的阴蒂时，我已经晕眩，只觉得自己身不由己地在张开……张开……我柔软、潮湿、深不见底，我是一个陷阱、一片沼泽，冒着滚热的欲望的气泡，可以吸进整座坚韧的黑暗的原始的丛林。

今天的大学广场上却没有音乐。一个舞台搭了起来，两边架着巨大的音箱。绿色的警车堵住了路口。两个小时之后，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要在台上出现，对年轻人鼓吹德法友谊、欧洲一家。

这两个人在一百年中打了三次仗，你们的友谊能持续多久？女性主义者说：战争全是男人搞的，因为男人是追逐权力的动物。如果女人来主导历史，让History变成Herstory，人类历史就不会是部战争史。

这个理论，希腊的剧作家在几千年前就说过。林语堂在中日战争时也自以为幽默地写过，让女人治国。

女性主义者实在是不堪一击的，她们掀起一大阵烟雾和嚣声，但是这个世界不会改变。如果真若她们所说，女人天性主和平，好，那么她们想当然耳就不会向男人宣战，以战争手段从男人手中夺权；而男人占着既有利益，自然不会不战而交出权力。

反过来说，如果女人真以战争夺得了权力，那么她们必然也会以战争去解决其他问题。

Herstory也不过是一部战争史。不过，我压根儿就不相信History有变成Herstory的可能。

穿过广场，经过街角的咖啡店，Cafe Romantique。习惯地往玻璃窗里望了一下，这一望，我抽了一口凉气。

那个老太太，戴着和那天一模一样的帽子、热情拥抱钢琴师的老妇人，就坐在那里。

她正戴上老花眼镜，准备看膝上摊开的报纸。

那天下午，她也去喝咖啡了吗？她记得素贞吗？

我冲动地走到咖啡馆门口，踌躇，又踅回来。

问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这么清楚。

那天晚上，素贞回来得比较晚。所谓晚，也不过是十点半钟，只是通常她不会超过十点，即使是和德文班的同学去酒馆喝啤酒。

“习惯了，”她说，“做女儿的时候，因为晚上要和爸妈一起晚祷，所以总是早早到家。做了阿铭的太太嘛，你也知道。”

那个在面摊上写作业的小孩怎么会和牧师的女儿结了婚，才是我觉得最奇怪的。或许不奇怪；在台湾的婚姻市场上，陈子铭有美国的硕士学位，在台北的电脑公司上班，眼不歪嘴不斜，他配一个苗栗乡下的小学老师其实绰绰有余。从一个多月的相处之中，我逐渐摸出了素贞婚姻形态的轮廓。

牧师欣赏子铭的刻苦上进，快慰地将女儿交出去，没想到从此父女相聚就愈来愈难。子铭孝顺母亲，事事屈从母亲的意思。刚结婚时，新居就根本没有装锁，任何时刻、任何人，都可以推门而入。

“上了锁，”阿铭说，“妈妈会觉得被我们隔离了。”

新婚夜，素贞僵硬地躺在床上，全身紧张地倾听房门外的动静，就怕有人闯进来。

“不过久而久之就习惯了。”她说。

子铭是个恋家的男人，一下班就回来，到了家门口看不见妻子的摩托车，脸就沉下来。开始的时候，素贞觉得他孩子气得可爱，直到有一个晚上，他当着伴她回家的女同事的面摔了一个盘子，她才知道严重。于是她渐渐不再参加同事之间的聚会，能够推掉的会议也就尽量推掉。到后来，下了课之后和其他老师们谈谈天、交换一下教学心得的情绪也没有了，她收拾好东西就往家里跑，一定要让回家的子铭老远就能看见她的摩托车。

当年那个背着孩子两手下面洗碗的女人，已经成为一个身体孱弱、脾气古怪的老妇人；因为受过太多的苦，她认为别人受得都不够；因为站着付出太多，现在她坐着期待收回。这个世界欠着她的债；从前，她把别人的债记在一块黑板上，现在，她把它刻在自己脸上——每一条皱纹都是人生的债据。

素贞不再有自己的朋友。

“可是，”她微笑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唯有不能随心所欲地回台南探望爸爸妈妈，使素贞心深处隐隐作痛。

黄牧师心脏病发作，讲道时一头栽下，肥胖的身体压在他翻开的《圣经》上。

“爸爸半身不遂了，只能躺在床上让妈妈照顾。有一次妈妈关节炎痛得厉害，叫我回去帮忙，因为她没办法帮爸爸翻身，蒋妈又刚好不在……”

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阳台很小，只够摆一张小小的圆桌，两张铁椅。这是海德堡的古区，阳台四边高低错落着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其中一栋，右手那栋盖着红瓦的，曾经是韦伯客居的房子。院落里有一株高过屋顶的茉莉花丛，五月里放出几千几万朵纯白的花。风把韦伯的花香吹送到我的阳台上，令人沉迷。

我们在花香里喝茶。太阳已在河边沉下，青苍的天空里——从我们的视角望出，天空只是一个不整齐的小方块——响着归鸟的叫声。

“我跟阿铭说，阿铭，我要多陪妈妈几天，她情况不好，我担心……”

“他怎么说？”

“哈！”素贞摇头，“他半天不说话，然后说，他需要我。然后婆婆接过话筒，说，已经嫁了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家在哪里，砰就挂掉了。”

素贞转身，懒洋洋地倚在栏杆上，迷离地望着逐渐暗下来的茉莉花丛，幽幽地说：

“我第二天就回台北，妈妈看我整理行李；我走出家门的时候，她只说：‘阿贞，你不能这样下去！不能这样下去！’然后眼泪就下来了。”

牧师娘的眼泪我是见过的。别班的一个孩子在海港里的浮木上跳来跳去；两片浮木游开，他滑了下去；浮木又漂着合拢起来，孩子就再也爬不上来。

孩子的尸体用草席包着，看得出肚子的部分鼓得很高。因为是个常跟妈妈上教堂的孩子，所以牧师娘先被找来了，孩子的父母在比较远的盐田里做工。

牧师娘跪在草席边，手抚摸孩子的脸，低着头，不出声地落泪。因为不出声，所以肃穆的泪脸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最后一次见到她，大概是我准备大学联考的时候。一大早，她撑着伞上市场，瞥见在站牌下等交通车的、穿着白衣黑裙子的我。她特别走过来，问爸爸妈妈最近怎么样了，问联考填什么志愿。

外文系，我说，可是我真想读的是新闻系。

她疑问似的看着我。

可是爸爸说，女记者抛头露面，不分场合，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准填。

牧师娘把阳伞收起来，搁进菜篮，拍拍我肩膀，说：

“别担心，当女记者其实很好。我跟你爸爸说说看。”

她后来说了没有？我不复记得。可是对着她的背影，我当时就想说：“没用的！我爸不会听女人的话！”

何况她又是个基督徒，不拜祖先的。

我呢，上了外交系。主修英文，副修德文。

所以后来和米夏会到德国，也是理所当然的吧？！写信回家禀报父亲大人想和米夏结婚的事时，父亲十万火急地来了封信，里面列着可以结婚的人种排名：

第一优先，中国人。理由不必解释。

其次，美籍华人。虽属外籍，但终具中国血统。

其次，美国人（白人）。

其次，东南亚华人。

其次，欧洲人。

黑人与日本人不在考虑之列。切记切记！

米夏是等而下之的欧洲人，但父亲后来还是高高兴兴地接纳了他。我想父亲私底下大大松了口气，至少他的女婿不是该千刀万剐的日本鬼子，也不是都有狐臭的黑人。

德国人他只知道一个希特勒（虽然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希特勒可是有魄力的领袖。你看他怎么整顿交通。第一天，他宣布，凡是违反交通规则的驾驶人全部枪毙；他枪毙了好多人。第二天，他宣布，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人全部枪毙；他又枪毙了好多人。

从第三天起，德国马路上就不再有任何交通事故。

正在给弟弟补着裤子的妈妈突然抬起头来，说：

“好可怜哪！”

爸爸瞪她一眼，不屑地：“妇人之仁，何以治国！”

他戴上军帽，威武地走了出去。

没有几分钟，他却又“哐啷”一声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活的东西。

“路上捡到的，”爸爸说，有点孩子似的兴奋，“晚上煮了吃。”

“鳖！”妈妈说，“是只鳖！你肯吃吗？”

她笑着。

爸爸整了整脸色，不置可否，还是雄赳赳地出去了。

那晚，我们在阳台上一直坐到天色整个黑下来。这是北国的夏天，天色全黑、星星发亮的时候，起码已经午夜了。我自己有点惊讶，在这么多年之后，和素贞这么一个太过白净、太过沉重、太像天使的人，竟然能说那么久的话。黄色的月亮在屋顶上升起时，我竟然有依依的感觉。是因为久居异乡，我留恋讲母语的机会？是因为我的独立其实是寂寞？或者说，素贞的出现使我回头看那走过的、多半遗忘了的轨迹，从而更清楚地看见了现在？

或许只是那个五月夏日的夜晚太美好，茉莉花香和黄色的月光，在海德堡，可以使最苛刻的人变得宽容。

素贞絮絮不休，使我觉得，她大概也很久没有一个倾听的人。

“我们的话愈来愈少，阿铭和我。我们每天晚上，还有他妈妈，就看电视，我想起先是因为看电视就可以不必谈话，后来就倒过来，电视看多了，电视替我们说话，彼此更无话可说。

“我实在不想看。有时候就故意留在厨房里假装还在清理，他就会叫：‘喂，你好了没有？’

“我们一天谈不到五句话。我的朋友不敢来找我，他们知道阿铭不高兴。如果有我的电话来，他就假装坐在沙发上看书，一直等我打完。他不在的话，婆婆就来坐在那里。她不必假装什么，就坐在我对面，两眼瞪着我打完电话。

“渐渐嘛，电话铃也不响了。

“我们三个人每天晚上专心一志地看电视，他，坐在婆婆和我之间，在一张长沙发上面，就是看电视。我真的相信，我就要看着电视看到死，看到老死，死在电视机前面的那块地板上。

“当然，久而久之也习惯了。”

啊，我和米夏不是这样的。到了柏林，他继续读博士，我上德文高级班。租到了一间地下室的公寓，便宜，采光极差。可是谁在乎采光差呢？我们充满了热量，像阴阳两枚电池。白天，外面有做不完的功课、听不完的音乐会、逛不完的博物馆、会不完的好玩的朋友，晚上，我们回到地下室，像两只发情的老鼠，老鼠哪里需要采光？

我们只需要一张大床，不，床垫，连脚都不要。我们在学生餐厅吃完便宜的晚饭，骑着单车回家。进了门，连灯都不必开，我们开始踢掉鞋子、脱长裤、脱内裤、脱上衣，一切在黑暗中进行，脱完最后一件，脚已碰到床，相拥着摔倒下去，跌进我们醉生梦死的世界。喝一口红酒，酒瓶就在床头，我还来得及向米夏解释中国字“醉生梦死”的意思。他“嘘”我一声，叫我安静，然后亲吻我瘦弱的乳房。

醉生梦死的意思，是说，生是一场醉，死是一场不醒的梦，我说。

我为什么会那样说呢？多么的不祥。

我确信米夏已不在人间。十几年过去了，如果他还在，就是把灵魂卖给魔鬼，他也会设法给我捎一个信来。但是，他连我的梦都不曾进来。这世界没有灵魂。

死，是绝对。

米夏失踪半年，他父母和我还上过电视节目。一个名叫“亲爱的，你在哪里？”的半小时节目，播出失踪者照片，重组失踪过程，同时让亲人朋友现身接受访问。

录像小组来到我们昏暗的地下室，镜头对着我们摆在客厅地板上的大床，一个枕头还凹下他头的印子；米夏的皮靴搁在椅子下面，椅背上搭着件他常穿的牛仔裤。

那是个星期五。他拎着一只旅行袋，里边只有一套换洗的内衣裤、几本书，还有我们从台湾带来要送给他父母的一盏可以折叠的宫灯。

“实在kitsch，俗气得可怕。”我说，指宫灯。

“俗气的东西换了文化就不再俗气。”他说，一边从椅子上抓起忘了放进袋子里的袜子，“高级艺术换了文化也不一定高级。”

他在我颊上亲昵地啄一下，轻快地跳进车，扬扬手，走了。

在另一头，等候着他的父母，却等不到他。原只是三个小时的路程。

米夏的妈妈倚靠着丈夫，对着电视镜头流下大量的眼泪，泣不成声。

老态龙钟的爸爸只是不断地取下眼镜，低头用手绢擦眼睛，又把眼镜戴上。

轮到我的时候，导播说：

“换个角度。看这里，看这里，请把脸转过来一点。”

录像棚里开足了冷气，说是为了仪器，不得不如此。我冻得两臂冰冷，牙齿打颤。

我遵从指示地看着导演高举着的手，以为自己会哭，觉得自己该哭，可是我太冷，冷到心里，冷到骨髓。导播某一个手指上有一圈金色的戒指，当他手作势放下时，我听见自己飘忽遥远的声音，可是说的不是早就准备好的“米夏，我爱你，请你无论如何给我一个消息；知道他下落的人，我们恳求您”……

我听见自己说：

“米夏，我的爱，永别了——”

导播显得意外，但等着我继续说下去，可是我已经站起来，往门外奔去，顾不得身后米夏他爸妈愤怒而混乱的眼光。

我才知道我确信米夏是死了，电视给了我向他告别的机会。

第二天早上，被电话吵醒。很早，还没完全醒过来。一个陌生男人的低沉的声音，粗声喘着气，口齿不清急促地说：

“宝贝，是你吗？把你吵醒了吗？在电视上看到你，你一定需要吧？把你的腿打开，让我摸摸，让我进去——”

我完全醒了，觉得两脚冰冷。

“啊——”男人的声音狂乱地颤栗，“啊——我要来了要来了啊——”

放下电话，我流下了眼泪。

米夏，你在哪里？

那年，我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素贞伸过手摸了摸我的头发，竟然像个大姊姊，“我二十八岁的时候，已经和阿铭还有阿铭他妈一起看了三年的电视。”

“告诉我，”她坐直了，暮色中看不清楚她的表情，“你看过美满的婚姻吗？”

“没有。”我说。

我们沉默着。一沉默下来，就听见蜜蜂嗡嗡的声音，是采蜜和繁殖的季节。

“我只见过蜘蛛网式的婚姻，”我又说，“不是公的吃掉母的，就是母的吞掉公的。有的是一口吃掉，不剩骨头，有的是一点一点地蚕食；吃的和被吃的，因为慢，所以两造都不觉得蚕食的发生。还有一种呢，就是彼此吞噬，同归于尽，如果是蚕食式的同归于尽，两造还可能彼此都觉得在过着幸福的日子。”

素贞凝视着我。

“你可以说，”我继续，“那也就是幸福的真谛了。”

素贞深深吸了口气，长长舒出来，说：“你真可怕！”

我说：

“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她清脆地笑了起来。

然后她开始告诉我她的病。

是这样的，她说，有一天我搭公车到三总去帮婆婆拿药，车里挤得不得了，又热，我上车时就觉得有点虚。站在我身边一个欧巴桑，怀里抱着很大一包东西；因为太挤了，她根本被夹在人肉堆里，不必怕跌倒。她两手抱着那包东西。是半透明的塑胶袋里面满装着一种猪肝色的流体，也不纯是流体，好像里面还浮着肠子肝脏之类的东西。

车子一直晃，那猪肝色的流体就一直滚动，我就不由自主地一直盯着那包荡来荡去的像泡了福尔马林的内脏和子宫的什么东西，觉得恶心，想吐，头晕……

醒来的时候人在医院里，阿铭把我接回去的。从那天起，阿铭，还有医生，就说我得了郁躁病。医生告诉阿铭，我一定要休养，要保持心情愉快，最好能旅行一下，最好能换一下环境……

“所以我就来啦。”

大街那边传来吆喝和歌唱声，那是充满度假欢乐情绪的人们，才从酒馆里走出来，走下燃着古典街灯的石板路；酒精的挥发使他们歌颂人生的美好，尤其在海德堡。

“为什么来找我？”

隐约有人在唱一支老歌，我在海德堡丢了一颗心……

“因为——”她边想边说，“你记得我去大学找你的那一次吗？原因差不多吧，我大概总觉得，总觉得你可以给我一点什么力量……很自私的理由吧！”

我在海德堡丢了我的心……歌声渐行渐远，月光照亮了茉莉花丛，一片白花花的。

我发觉自己渐渐开始等候素贞回来。这种感觉是新鲜的。和老叶分手后，也好几年了，我不让短时期的情人进入我生活领域，这里是我完全孤独而又自给自足的世界，我拒绝为任何人的一部分，也无意拥有任何人。我是一个绝缘体，当二十年不见的素贞提着行李出现在我的房门口时，我是惊异而恼怒的：她有什么权利认为我非接纳她不可？中国文化里那种互给恩惠、互相倚赖也互相吞噬的人际网我早已抛开……

可是和米夏生活的那两年，似乎不是这样的吧？在我们采光不佳的地下室里总有朋友来借住。朋友自备睡袋，而我们总有一串多余的钥匙是专门留给过客的。我越来越像怕光的鼠类守着自己的洞穴，恐怕还是由于老叶。

和老叶一起的最后一年多的时间，他对我已经很少要求。当我想要的时候，他总是懒懒的，像条站不起来的老狗。前戏，是奢求。他甚至于懒得脱掉上衣，只是两腿蹭蹬着把裤子扯下，有时候干脆让裤管还留在脚上一圈，以便事后方便地穿上。当我因为失望而推他说“不要”时，他反而固执起来，“什么不要嘛！”他会说，然后，好像为了要证明他的权利，粗暴地用腿把我的腿掰开，直挺进去；在我还不确定他是否已经完全进入时，他已经像一只泄了气的塑胶狗熊，软趴趴地压在我身上。

感情的品质恶劣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做了些什么呢？我开始讨好他。在我们本来的同居关系里，工作分配还算均匀，谁恰好有时间，谁就做晚饭；两个人都不想做，就出去吃。我清厨房的话，他就会倒垃圾。

耕耘，就有收获，付出，就会得到。对你的男人更好一点，就可以挽回他的感情，男人毕竟喜欢温柔的女人，我想。于是，我开始烫他的衬衫，为他刷掉黑色西装上的白色头皮屑，替他上邮局取包裹，到干洗店为他拿裤子；每天下午，我打电话到他办公室，问他：

“晚上想吃什么？”

“嗯——”他似乎心不在焉，“随你。”

“烤鸡？咕噜肉？我们也有鲑鱼。想吃什么，我做。”

“嗯——你真好——”

他一客套，我就知道办公室里一定有旁人。

“嗯——鸡吧！肉也可以……鲑鱼其实也不错……随你。”

那个时候我并不自觉，我其实非常害怕失去他。毕竟我已经失去过一次。而不管我读过多少书、学过多少理论，我仍旧深受孩童时就接受的某些信仰的支配（《读者文摘》？少女月刊？女性杂志？），譬如说，“掌握了男人的胃，就掌握了男人”。那段时候，老叶不断地在我身上早泄，而我则不断地给他吃烤鸡鲑鱼甜酸肉，我就是在亲身实践女人一代传给一代的原始智慧。

可是，显然有些女人比我更懂得怎么掌握男人。那个时刻终于到来。老叶心神不属地撕咬一块柠檬鸡腿，吃得满嘴都是黄腻的油光；放下已经嚼光的鸡骨，就用那张油嘴，说：

“我们，还是分手吧！”

他的意思是，那个已经怀了孕的北京女人搬进来，我嘛，搬出去。

“你比较独立、能干、自主，”他说，“她很柔弱，什么都不会，连煎荷包蛋都不会。”

我看着他，这个头已经开始秃，刚刚吃了我做的鸡腿打了饱嗝散着蒜味的男人。盘子里的鸡骨头是我爱情和付出的证据。也是下场。

“可是当年爱上我，”我说，觉得眼泪要上来了，“不就是因为我独立、能干、自主吗？”

“对。”

他低下头，有点黯然：“我……她很弱，没什么学习，也不会照顾自己……她需要我，所以——”

“所以只好对不起你。”他别过头去，“她需要我。”

“你——”我心跳得厉害，勉强镇定地问，“会和她结婚？”

他点点头，眼睛盯着鸡骨。

“可是当初，”我大声嚷起来，把自己吓一跳，“当初说不要结婚，让我们不要受传统婚姻束缚的也是你？！”

他不动。

“当初说不要小孩——是你不要不是我不要——”

我已经站了起来，手扶着桌沿，对着他半歇斯底里地咆哮：

“说不要小孩的负担、让我们过平等的两性生活的，也是你。说女性应该独立自主解放的，也是你。我可是要小孩、要结婚的。我可从来没说过什么解放不解放。都是你都是你是你……”

我奔进书房，在里头抱头痛哭。一面哭，一面倾听门的声音，期盼他来求我饶恕，我就可以抽泣告诉他：不是，我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人。即使我是，我也可以立即停止。我是一个柔弱的女人，我也需要你……天哪，我也需要你——

我听到门被打开的声音，然后“砰”一声关住。那是大门。他走了。

我也停止了哭，但是觉得心被狗的利齿撕裂了。我受到了惩罚，但为什么受到惩罚？

我觉得混乱。

搬进海德堡这个小公寓之后，我决定不再和男人发生任何关系，我是说，除了性关系。

我还是一个有魅力的女人（尽管腰围已经开始变得肥厚）。和一个男人独处十分钟之后，我就能感觉他是否在想象我的赤裸的身体。尤其对于已婚的男人，我是个最好的“偶遇”对象：近四十岁仍旧单身，所以我一定有性饥渴；我看起来自信而独立，表示我不会找上男人的家门要男人负什么责任。我的成熟、不在乎、没有牵挂，是男人最喜欢的陷阱。

但是，有多少满足，就有多少空虚。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醒来，枕边躺着一个陌生的男人。然后阳光突然照进来，照着你赤裸的身体，你心慌地赶忙用床单裹住好像任何人都不该见到的身体，然后瞥见熟睡的陌生人的后颈上有一块突起的、像蚕豆那么大的黑茸茸的痣；那是你昨夜在黑暗中亲吻抚摸的地方。

你觉得这世界荒凉极了。没有成因，没有目的，解释更属虚无。

于是你匆匆穿上衣服，并且小心地不把陌生人吵醒，你绝对无法忍受面对他张开的眼睛和他礼貌地寒暄。你像逃命似的回到你的有阳台的小屋，锁上门，不让任何人闯进来。在这里，你放松下来，然后开始洗濯身体，一遍又一遍。

素贞提着皮箱在门口出现的时候，我是惊异而恼怒的。现在，我却不自觉地等着她回来。那天晚上，她回来得比较晚，所谓晚，也不过是十点半钟。

不等她从外边插入钥匙，我已经把门打开。她看见我，异常兴奋地说：

“他约我下星期再见呢！”

“谁？”

“阿诺德，弹钢琴的。”

素贞的眼睛发着光。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山猫，她不停地走来走去，肩上的皮包都没顾及卸下，嘴里喋喋不休地谈着阿诺德。

“别人都走了，包括那对母女，可是他要我留下来，我们又聊了很久，大半是他说话啦。他今年二十八岁，爸爸是个工人，酗酒死了，妈妈进了精神病院，他五岁的时候就进了少年抚养院，你说可不可怜？”

“这种人多半自己也有毛病。”我说，给她倒了半杯酒。她不理会我的冷淡，继续着：

“在抚养院人家就说他有音乐天才，让他学钢琴。十八岁他就离开了抚养院，到处打工，也靠救济金生活。后来，他捡到这台人家丢掉的钢琴，修一修，锯一锯，他就开始街头演奏了。”

她顿了一下，眼睛看着我，好像等待我的赞美。等了一会儿，看我毫无反应，又接下去：

“你知道吗？”她终于坐下来，手支着下巴，两眼眯着无限憧憬地说：

“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born free，生来自由！自由地生，自由地死，自由地活，自由！”

“你知道吗？阿诺德住在一辆破旧的货柜车里面，他和他的钢琴啊。他带我去看了，就在河对岸。货柜车停在一个停车场里边。货柜车就是他的家，他所有的家当就是一张捡来的床垫、一堆脏衣服、几个杯子盘子、一个电炉，当然还有他的钢琴，还有一地的乐谱。他就睡在钢琴旁边呢。”

她自顾自笑起来，不知想到什么。注意到她长发里有几根干草。

“唉！”她深深叹息，“海德堡太美好了！”

我瞅着她，说：

“你有没有问他，他有没有医疗保险？他生盲肠炎谁付开刀费？你有没有问他，冬天下雪的时候他睡在哪里？你有没有问他——因为长期睡地上，全身得关节炎，或者坐骨神经痛，或者中风瘫痪老年痴呆——他六十岁的时候要怎么生活你有没有问他？”

“哈哈哈——”素贞顽皮地笑起来，“我真的问了他，怎么想象老年的自己，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素贞好像有憋不住的喜悦，眉飞色舞地说：

“他说呀，他有一天做梦，梦见在大学广场上有个白胡子老头在弹一架破钢琴，就在广场中央槐树旁边；他走近老头，老头抬起脸看他，哎呀，满面皱纹，那个老头就是他自己！”

我站起来，说累了，去睡吧！想想，又说：

“你会去和他约会？”

她仰头看我，不作声。

“你知道他是个西方男人，”我带点阴险地看着她，“约会就是上床，你知道吧？”

她的脸黯下来。

我走到卧室门口，听她在背后轻轻说：

“这是明天要穿的吗？”她指着沙发上一套摊开的素色洋装。

我打着呵欠，“对，明天要演讲。”

“怎么裙边没缝？”

因为我嫌它太长，用剪刀剪下了二十公分的裙摆，但是懒得缝边。

“你总不能穿着这毛毛的没边的裙子面对听众吧？”她瞪着我。

“无所谓啦！谁规定衣服一定要缝边呢！”

“没有边的衣服怎么能穿呢？”她说。

我疲倦地上床，把自己蜷起来，蒙眬睡去。

起身到厨房去喝水时，才看见书房里灯还亮着。蹑手蹑脚过去往门缝里看了一下：坐在床褥上的素贞穿着白纱睡袍，黑发披在肩上，她正就着小灯一针一针缝着我那件没边的裙子。

灯，把她的影子投射在墙上，放得极大，像个巨人。

周末，大教堂边的广场就成了农品市场。农人带着自己种的东西到广场来直接卖给顾客。广场上一片嫣红嫩绿。

“最新鲜的东西，”我对素贞说，“都在这里。”

没听到她回音，我才发现她正用手掌遮着眼睛，眺望圣灵大教堂的尖顶。

“你进去过吗？”

“没有。”我摇摇头，俯身看摊子上艳红的草莓，“我对教堂没有太大兴趣。”

“我很想进去看看。”她仍看着远方。

“当然。”我说，“一公斤草莓，要这种大的。还有一斤葡萄，白色的，这一串。”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如约在教堂大门前会面。手里的菜篮颇沉，我们干脆在台阶上坐下来，歇一下。

阳光从教堂后方射下，把教堂的影子印在地面。这是正午之后不久的太阳，素贞和我就刚好坐在太阳所投影的教堂尖顶的十字架上。

“你从来没进过教堂？”素贞问，她显得特别沉静，若有所思。

“没有，”我笑起来，“以前常坐在墙上听你在教堂里面弹风琴。”

于是我告诉她，八岁那年，知道妈妈发现了我玩“禁忌游戏”之后，曾经动念想到教堂里去祷告，看我是不是能得救。但是终究不曾进去。

“可是我去了。”素贞说。

“什么？”

“我在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十岁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我们上体育课要爬竹竿？”

我记得。五根像旗杆那么高的竹竿，看了都怕，素贞却爬得又快又好，像猴子一样，敏捷地攀上去又“咻”地溜下来。是的，我记得。

素贞笑了，有点难为情地说：

“竹竿是我的游戏。我爬第一根的时候，就觉得心跳。从第二根滑下来的时候，觉得两脚发软。第四根夹得最紧，从第五根上面我通常是兴奋得撑不住，摔下来的。”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心目中乏味的天使。

“我也不知道那个奇怪的刺激是什么，只是每次上体育课就希望老师会让我们爬竹竿。下课以后，我就进教堂忏悔，然后弹风琴。”

“哦——”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阳光已经把十字架移到身后，将我们暴置在耀眼的强光下。开始热了，走吧。

等一下，她说。

“你——”她迟疑着，“前天晚上没有回来——”

“对，”我说，“我在别人的床上。”

她不理会我挑衅嘲弄的口气，平和地问：

“算是男朋友吗？”

“什么叫男朋友？”我有点不屑地看着她，“他是波斯尼亚人，我们只认识一个星期，我对他唯一知道的是，他的烂国家在打烂仗，他的妈妈穿着黑色的衣服哭瞎了眼睛，可是我一点也不想知道他妈干嘛哭瞎了眼睛。我们在一起只是睡觉，你懂吗？”

她的眼睛盯着地面，原来十字架在的那一块。

“因为他坚持要告诉我他妈哭瞎了眼睛，穿黑衣服，”我说，“所以我跟他没有下一次了。”

她不吭气。

然后说，声音轻得几乎只有她自己能听得到：

“这样也能活吗？”

她很奇怪地看着我，看得我极不舒服。

经过麦当劳店时，坐在地上的一个着长裙邋遢不堪的吉卜赛女人对我们伸出她脏脏的手心，她的腿上歪躺着一个熟睡的小孩。素贞忙乱地往皮包里掏钱，我近乎粗暴地拉开她，一边说：

“都是骗子！她们其实活得好好的，只想不劳而获。那个小孩，八成被她下了安眠药，不信你过一个小时再来看看，他一定还睡着。”

素贞被我拉得脚步踉跄，有点不高兴我的强制，但没说什么。

我们一路没说话。她也许已不介意我的粗暴，我却为她的话愈来愈觉得愠怒。

这样也能活吗？

有什么不能？

连皮都没有擦伤过的她，凭什么质问我这样的问题？

到今天，我都不十分确定，为素贞的死，我是否有某个程度的责任。

她去赴约的那天晚上，是星期二吧，五月二十五号。大概下午五点多，她已经打扮好，穿着一件白色的软绸洋装。她在门边磨蹭了一会儿，等我以为她要开门说再见的时候，她却折向我，我正趴在厨房桌上准备一篇稿子。

我低头继续看着稿子，等着她开口，等了好一会儿，才听见她迟疑地、启齿困难地说：

“我这样是不是，是不是——”她想着，“是不是不道德？”

我丢下笔，把整个身子转过来，面向她：

“你真的要去？”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我这才注意，她脚上趿着一只凉鞋，手里提着另外一只。

“然后呢？”我说。

“什么然后？”

“去了之后呢？”怕墨水干掉，我把笔套盖上，“你不跟子铭看电视了吗？如果你总归要回去，你今晚去干什么？如果你不回去，你今后去哪里？我觉得这不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这是你到底要什么的问题。你到底要什么呢？”

我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堆，觉得自己明快、成熟、复杂、看透了人生，而且对她绝对地不公平。（你到底要什么你自己知道吗，余佩宣？）

她看着我，不吭气，她在思考的时候一贯地不吭气。

然后她转身，往门走去，一拐一拐地走，走得很慢，拎着一只鞋。

到了门口，她回头又看我一眼，然后，她弯下腰去穿鞋。

开了门，她一脚踩出去，回头嫣然一笑，说：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

门轻轻带上。在门阖上之前，我还可以瞥见她飞扬起来的白色绸裙的一角。

我大概坐了三秒钟，在我赤脚冲向门口之前。

她正在楼梯转角，我一半在门内，一半在门外，说：

……

说了什么，我竟然不再记得。

至今，我苦恼着，究竟我说了什么？我只记得她的回答，在那幽暗的楼梯口，她说：

“你不一定是对的。”

我不一定是对的？我说了什么呢？我究竟说了什么呢？

就我对自己的了解，只有几种可能。

我可能说：

“我不相信道德。”

我可能说：

“我根本不相信爱情。”

我可能说：

“我不相信自由。”

我更可能说：

“这一切都是虚妄的，可是除了虚妄，我们一无所有。”

……

“你不一定是对的。”

她的声音透着轻快，就如她下楼的脚步。

回到桌前，我再也静不下心来工作。素贞轻快的脚步声沉重地压着我的胸口，使我透不过气来。不，我不一定是对的。或许你是对的，素贞，除了虚妄之外，或许这世界上还有些什么别的东西，你看得见，我，我不确定；或许透过你，皮都不曾擦伤过的你，我又可以看见……

我趴在一堆稿纸上，觉得累得虚脱，这个时候，电话铃刺耳地响起来。

是帕维尔，用他低低的、伤感的声音，约我见面。我想到他瞎了眼的母亲，想说不，以为我说了“不”，但接着却听他利落地说，“好，就这么说定，老时间！”挂掉。我显然并没有说不。

素贞一夜未归。我想，匪夷所思，但绝对可能，她真豁出去了。

素贞又是一夜未归。我听听觉得不安，但是，我对自己解释，她知道她要什么了。

素贞在第三个晚上，仍旧没有出现。我有点慌。然而心里一个虚无的声音说，不是有个丈夫，穿着睡衣说到街角买包烟或是报纸什么的，然后就消失了吗？好像是Sherwood Anderson的情节——男人断然脱离枷锁，奔向自由。女人就不可能吗？

那个不虚无的我，在隔天早上，去了俾斯麦广场上的警察局。在那之前，还接过陈子铭一通电话，问素贞什么时候回台湾，我说她上课去了。

河对岸只有一个地方容许停货柜车。我们很快就找到了阿诺德的那一辆，因为只有一辆的轮胎是扁得下陷的。

警察用一支铁棒撬开了货柜门。我们的眼睛还在适应货柜里头的昏暗，鼻子却嗅到腥甜的气味，好像加了太多太甜的番茄酱的馊掉的意大利面。眼睛能看了之后，素贞所描述的情景就在眼前：破钢琴在左边角落，靠着用铁丝绑起的那只脚旁有一张床垫，上面一团胡乱的衣物，一些还留着残渍的盘子压着几张散开的乐谱。

只有一个东西，是素贞不曾描述的。在右边的小窗下，立着一个比真人还高的白色石膏雕像，是个裸体的希腊女神像。雕像的颈子上紧勒着一条黑色的电线，电线从脖子前面垂下来，绕着腰围几圈，然后在左脚上打了个死结。

当那个较胖的警察——他早已满头大汗——踢到白色裸像后面那个厚重的黑色塑胶袋时，他咬着牙狠狠地咒骂：

“Scheisse！”

狗屎！

塑胶袋很大，是专门拿来装三十公斤重的垃圾的。素贞的尸体发出甜甜的腥味。

警察在大街上的酒馆（Sepel，大街北两百四十八号，“学生王子”饮酒唱歌的地方）找到了阿诺德；也是下午，他刚演奏完，正和三两个仰慕者一块儿喝酒聊天。

是在他的带领下，警察在歌剧院后面的大草坪上找到了素贞的头，被盛开的玫瑰遮着，玫瑰放出浓郁的香味。

钢琴师是有信仰的。

他相信，身首异处，灵魂没有归宿，就不可能凝聚而化成厉鬼向他复仇。本来他想在她头颅上扎一根钉子进去，将她灵魂锁住，使她不得脱身，可是一直找不到一根长度恰好的铁钉——钉子的长度必须相当于头颅的长度，他只好用锯子了。修理钢琴时，他刚好向加油站借了把锯子。

为什么？为什么要杀她？

检察官摇摇头，叹了口气。钢琴师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是一再地强调他对她没有恶意。

没有恶意？就这样？完了？

就这样。完了。

警方正调查其他在海德堡的女性失踪案件。

我看着检察官，他看着手里摊开的卷宗，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一只苍蝇，也许是蜜蜂，在屋里回旋，嗡嗡作响，然后停在他的络腮胡上，他的胡子全白了。

“这种事情，”我说，脑海浮上素贞摆动着的白色的裙角，“只能在报纸上读到。”

他摇摇头，不同意：

“古怪的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多。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比我们想象的要真实。干这一行就知道。”

苍蝇站在一扇玻璃上，翅膀急促拍打，发出电线接触不良时那种嗞嗞的电磁声；它在盲目地、绝望地寻找出路。

检察官开始告诉我上个月在莱比锡有个案子，一个二十岁的女孩被撒旦教的人在森林剖开胸膛，当作血祭的羔羊。

因为她是处女。血祭必须用处女。

在检察官开始讲述另一个什么案件的时候，我礼貌地打断他，说我的车停在法院消防栓前面，他慌张地起身送我。

走出法院大楼，步下台阶的时候，我无端想起了美狄亚（Medea）。

是她。

为了帮助情人铲除佩利阿斯，她告诉佩利阿斯王的女儿们，把她们的父亲切成几块，放在滚水中，她念个咒，佩利阿斯的身体就能重新复合，而且青春永驻。

可是在女儿们将父亲的肉块放进滚水之后，美狄亚早已不见踪影。

佩利阿斯的灵魂，因为身体已分裂，将永远不能再凝聚。美狄亚是为了爱。她抛弃了一切，背叛了全世界，为了赢得一个男人的爱情；牧师的女儿啊，你背叛了自己，又得到了什么？

美狄亚以为她是为了爱而付出生命，可是她的所谓爱，也只不过是爱神为了利用她而射出一支箭的结果罢了，她哪里有任何一点滴的自由意志可言？素贞，没有born free这种事情你现在知道了吗？知道了吗？

可是，我干嘛去想美狄亚呢？我其实只想，素贞，其实只想再一次，一次就好，再一次地握着你的手，那样柔弱纤细其实刚劲有力的弹钢琴的手；只想再一次和你坐在阳台上，听风从河那边开始吹起，吹过河，穿过茉莉花丛，把花香送上阳台，在渐渐暗下来的暮色中；再看一次，一次就好，再看一次你时而迷惘时而憧憬的脸庞……我甚至以为你可以拯救我——

暮色中看不清我们深深浅浅、杂沓交错的足迹，究竟在哪一时刻，在哪一个路口，我们曾经有过换一条路走的机会？是我们愚钝认不出那个时机，还是根本没有？

我究竟对她说了什么，在那幽暗的楼梯口？

河边三五成群聚着等候上船的游客。这是个两百年前歌德所赞叹过的柔软如丝带的内卡河：游客穿着薄薄的春衫，享受着从树隙间洒下来的阳光，阳光照在水波上，跳动着像翻起的金色的鱼。

我傍着一株柳树坐下，背靠着树干，面向河水。素贞的信，写在浅蓝色的信纸上，信纸底端印着美丽的花朵，和信封上同一个图案。

阿铭：

我很欢喜地读君来信。如果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也能谈一点心里的感觉，多好。

我在河边写信。佩宣住所离此仅三分钟步行之距。

有一个小孩在用面包喂天鹅。天鹅意犹未尽，赶上岸来，追逐小孩，小孩呼叫惊走。

天鹅浮在水中，风姿优雅，上得岸来，却见两脚粗壮笨拙，声音亦粗鄙难听，与家禽无异，原来天鹅之飘逸全属想象。

想起儿时家中所养一对番鸭（脸红红的那一种），一公一母。母鸭由蒋妈拽至厨下欲杀。她通常抓紧鸭脚，让鸭颈直垂往下，地上置一小碗，以刮胡刀割破鸭喉，让血滴进小碗。

她会边割喉咙边念：

“做鸡做鸭无子时，后辈子让你做好业人的孩子。”

我与妈妈在后院喂公鸭，忽觉得脚边蠢动，低头一看，母鸭摇摇摆摆回来了。妈妈说：“咦，还没杀呀！”

我则惊恐尖叫，大哭不已。母鸭脖颈之间一片鲜血淋漓，状极恐怖。

妈妈痛惜摇头，说母鸭眷恋公鸭，不舍独去，所以回来。我现在理解，非母鸭眷恋公鸭，只是动物求生本能，求生欲望之旺盛，使伊割了喉咙仍欲生存。

两小时之后，母鸭趴下来，头颈缓缓着地，眼睛闭上，死去。

我知君不喜佩宣之刚烈率直，但她对我极照顾。日昨在巴士中有一光头青年对我恶形恶状，佩宣倏然起立，对彼劈头臭骂，旁观者竟喊好。实在不可置信。

今晨起得较早，佩宣仍熟睡中。我坐在她床边，看她熟睡时眉眼宁静如婴儿，与她白日时张牙舞爪，状若二人。我觉得想疼惜她，又不知从何处开始。她竟像一只受伤的刺猬。

至于我，阿铭，突然觉得什么都不怕了，觉得生命可以重新开始；只要无所惧怕，就可以诚实面对。自幼听《圣经》教诲“信·望·爱”，至今日方得领会，但愿不迟。

今晚将无法给君电话，因将到一较远之陌生地去看一极奇特的钢琴。对我极重要，君想必谅解。

当我回到君身边，若我回到君身边，一切将不一样，一切。我如此希望。

以马内利

阿贞

五月二十五日中午

缀满鲜花的游轮靠了岸。船上和岸上的人们，似乎心中溢满对夏日和人生的礼赞，愉快地纷纷对彼此挥手。戴着水手帽的船员在岸边敲响了钟声当当，告诉人们，新的欢乐的探险又要启程了。

一阵风把手中的信纸刮走。我任它飞去，也不看它飞往哪个方向。反正，哪个方向都一样。

都一样。

我比我想象的还要对，素贞。

堕

他们不是一夫一妻制吗？

怎么我觉得天都要垮下来了，

他却连问题的影子都看不见呢？

难道在俄罗斯，同居、外遇、

未婚生子、私生子、通奸、

嫉妒与背弃，都不是问题吗？

22+N

大门徐徐打开。

两个人走出来，男人扶着女人，脚步迟疑不稳。

阳光剧烈，使他们骤然闭上眼睛。再张开，才看清眼前一片荒芜，崎岖不平的土路上爬满蓊蓊郁郁的荆棘。

两个人都光着脚。

背后的大门无声地阖上。诡异的静寂。两人眺望着土路，露出茫然的表情。

男人和女人，终于拉开脚步。

荆棘在阳光下绿得发亮。

22

依凡一手撑着玻璃门，一手扶着她，慢慢地，慢慢地跨出三十五号。

阳光的强烈使她闭上眼睛，觉得晕眩，她轻飘飘地站着，身体晃了一下。

依凡环着她的腰，怕她跌倒。

三十五号大楼玻璃门前，站着一对年轻男女。男的是白种人，穿着白恤衫、牛仔裤；女的是东方人，穿着一件宽大蓬松的长裙。夏天，她肩上却披着件毛毯般大的围巾，使她乍看像个墨西哥农妇。

她的脸色苍白。眼睛睁开时，过路的人惊奇地看她一眼，觉得她眼睛空洞迷离，以为又是一个吃安非他命的失去灵魂的人。

住在大楼附近的人却没什么好奇心，他们知道，每天，从上午到下午，三十五号前都不断地有女人站在那儿，苍白而眼神空洞的女人，年轻的女人。她们总是推开门来，先把眼睛闭上，花半分钟的时间用脚底去感觉地面在哪里，确定了之后再摇摇晃晃地重新走向世界。

她的眼睛适应了阳光，但身体仍旧像属于别人的，自己无法掌握，她紧紧抓住依凡的手。

他们一步、一步地，走进了人潮。

21

她已经脱光了衣服，护士却还没来。于是她坐下来，在一张圆凳上。

这是夹在候诊室和手术室之间的更衣室，很小，让她想起百货公司里头卖胸罩的试穿间。胸罩！好久没穿了。这么瘦小的乳房，没什么好托的。胸罩的作用只不过是一层障碍，把乳头较深的颜色和形状遮掉。

为什么要遮掉呢？

在一个特别热的周末，她取下胸罩，放进抽屉底层，轻轻松松地上了街。

她知道好像很久以前西方的女性就在公开焚烧胸罩。她也记得看过列侬和小野洋子相拥在床上的裸照。这些都和她无关。她不关心女性问题，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自己活得好好的，对严肃的理想不曾兴起过任何太大的激情。她不会去焚烧胸罩，不会去焚烧任何东西，不管是毛语录还是国民党党证。别人在火光中喊叫、流泪、拥抱、举拳发誓，她只觉得事不关己。

解下胸罩，只是单纯地想轻松而已。在台北，她或许还不太敢，但是在海德堡，谁管谁呢？作为一个外国人，一向附着在皮肤上的监督自己的价值细胞就不见了，这，是她曾经理解的解放。

从右边那个门进来，现在她要从左边那个门出去；护士在召唤她。

她已经披上一件宽大的棉质手术衣，其实只是前后两片布，即使如此，她却因此觉得和医生握手还不十分难堪。医生是个高大的中年男人，留着小胡子，用温和且职业性的语调和她说话。

“身体移下来一点，”他说，“再下来，一直到这里。”

她已经半躺着，或者说，坐着，因为床背往上折起一个角度，托着她的背脊。

“把脚放进这个钢环。”护士说着，一边抓着她的脚帮助她。

现在，她的赤裸的两条腿向两边作最大幅度地撑开，护士把脚固定住。从上面看下去，她的姿态完全和解剖台上被针钉住的青蛙相似，包括它们大腿打开的弧度，甚至颜色——大腿内侧肤色较外侧要细白。

在她头上，悬着一盏灯。

把生殖器完全打开，让强光照着；她开始听见自己猛烈的心跳。

还有金属撞击的声音。护士在准备工具。

她侧一下头，发现手术室右边竟是玻璃，玻璃那边显然是休息室。她看见躺椅上有个女人，用毛毯裹着，神色灰黯败坏，紧闭双眼，像尸体一样。她心一紧，是那个长着雀斑的女人。天哪，她怎么了？

“李小姐。”

医生手里已经拿着针筒，一切蓄势待发。

“李小姐，”他说，拿着针筒的手悬在空中，“我现在要给您打麻醉针了，是局部麻醉，我会打在这里——”

她感觉他的手指按压自己身体的里面（“你还可以改变主意。”），钝钝的。

“在那个部位打针，一点都不会痛——”

（“你还可以改变主意。”）

医生弯下身，她只能看见他的头发了，“一点都不会痛，好像蚊子叮——”

（“你还可以——”）

她立刻感觉到针头的扎进，她“嗯”地出声，感觉到针头的长度，一节一节深深刺进她身体里面的里面。

（没有里面，都被翻出来了。你看过浮鳔被刨出来，然后体腔里面整个被翻成外面的白溜溜的墨鱼吗？）

“等五分钟。”

医生和护士都出去了。她小心地将握紧的拳放松。

天花板上贴着一幅画。秋天，原野上几棵苹果树。苹果熟得掉在草堆里，鸟在啄苹果。

……眼睛张着太累。

“我现在要把你的阴道撑开，”医生一边戴塑胶手套，一边说，“然后用吸的，像吸尘器一样。”

护士站到她身边来，压着她的手，“不要紧张。”

她深呼吸。深——呼——吸——

冰凉的金属，像钳子的两臂，挺进她柔软的阴道。不痛，但是她清楚地感觉金属的坚质，撑开下体肥厚的肌肉。她紧紧握拳，深吸进去的一口气憋在胸腔，不放出来。各种形状的金属利器，在灯下闪着光，要一一插入我最受保护、最隐秘、最最脆弱的私处。

吸尘器“嘶嘶”的声音响起来，她同时感觉金属在子宫里的重重的撞击，在很深的地方。

医生的陌生脸孔，对着我敞开、撑大、被强光照亮纤毫毕露的生殖器。

吸尘器的声音，同时也像牙医用电钻凿牙的声音。

她的五官紧绷着，牙齿咬得死死的，脖子僵硬。

护士还按着她的手臂。

吸尘器的嘶嘶噪音也不停。金属，医生戴着橡皮手套的手指，不断地往阴道里掏动、撞击，总也不停。

不停。

吸尘器的“嘶嘶”声，像一条响尾蛇。

20

候诊室里已经坐着两个女人，分开坐着，显然不是一起的。

比较胖的一个梳着马尾，长了一脸雀斑，显得稚气。她坐在衣架旁边，两手交握着放在肚子上，两脚平伸出去。她的眼睛注视着自己脚尖，表情木然。

比较瘦的一个面向着窗户往外看，滚滚红尘在十楼之下。她的紧身长裤把腿衬得特别长，是个身段很好的女人。

她们竟然一个人来？

李英觉得惊骇，不自觉握紧了依凡的手，依凡的手也用了一下力，表示回应。

墙上挂着一系列的铅笔画，全是粗粗细细的线条构成的抽象图案。盯久了，李英遽然一惊，不，这些图案一点也不抽象。有些像横切面的梨，有些像剖开的桃核，有些像剥开的释迦底下的莲座，啊——李英在心里惊呼——

这是一系列的女性生殖器解剖图，横切、直剖、上半部、下半部、斜面、背面、反过来……

“还要等半个小时，”依凡在她耳边说，“干脆下去透透气？”

她马上站起来。拉开门时猛烈的劲道让依凡奇怪地看了她一眼。

他们在三十五号外面的人行道上走着，手挽着手，像一对在散步的情人。他们当然也是。

水果摊上的小贩吆喝着，宣告他有最新鲜、没沾农药的樱桃。一个皮肤黝黑的大眼少年抱着满怀玫瑰花，看见他们，马上抽出一枝走过来。

“买一枝送给你美丽的女朋友。”

他们摇摇头，闪开。

喷水池哗啦啦响着水花喷溅的声音。几只肥胸的鸽子在地上啄食。三三两两的孩子穿梭在水柱间，尖声嬉闹。

一个肥嘟嘟的孩子开始追逐鸽子。除了白色的纸尿裤，他全身光溜溜，手上腿上是一节节像发粿的肉。刚刚学会走路，鸭子般摇摇摆摆地。也因为头大，鸽子没追到，小小的人往后翻倒，又笑嘻嘻地爬起来。

当胖小子欢呼着向上高举两臂时，李英注意到，他手臂的长度还不超过他的耳朵。那真是又肥又短的小手臂。

往回走到三十五号大楼背风的地方，一个死角，李英靠着墙，在阴影里。

依凡柔和地看着她，抚摸着她的头发，低声说：

“你还可以改变主意。”

他看了看手腕上的表。

李英侧头，脸贴着冰凉的墙壁，闭上眼睛；她觉得疲倦，好像长途跋涉走到了路的尽头。

“我们的选择，”她说，“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多。”

依凡一时没懂她说的“我们”指的是谁。

19

推开门，才知道这是个大雾深锁的早晨。

她在人行道上站着，深深吸进一口清新的空气。苹果枝越过人家的篱笆低垂下来。枝梢悬着晶圆的露水，给晨光映得发亮。世界好像刚刚开始，蓄满了可能。

不可能也是一种可能。

今天比较早。再过二十分钟，平常她赶火车上课的时候，左邻右舍的大门会此起彼落地打开。男人们，穿着白衬衫、深色西装，打着领带，手里提着公事包，穿过各自的花园，走向各自的车库，钻进各自的汽车，“轰”一声汽车发动，驶向各自的办公大楼。他们的女人，穿着式样不同的睡袍，倚在各自的大门边，对着汽车放出的青烟，招手。微笑。

哪里藏着一只鸟，啁啾啁啾叫着，孤孤单单一个声音，好像穿过千重万重的阻隔从雾树里幽幽传来。

她留恋地倾听了一会儿，然后往火车站的方向走去。

火车站人很少，还不到拥挤的时刻。

一个女人坐在长凳上，低头织毛线。粗粗的辫子从肩上垂下来，显得特别妩媚，但看不清她的脸孔。

这样一个女人，李英斜看着女人身上素朴的花格子粗棉裙，散漫无边地想着，这样一个女人，一定有个光洁明亮的厨房，厨房墙上挂着干燥花，花是春天采下来的野菊。她的橱架上有自己熬的果酱，果酱原来是院子里的苹果和樱挑。这样一个女人，她的窗子上一定爬着绿色的茂盛的藤叶，烤箱里一定有蛋糕，快烤熟的时候发出令人觉得幸福的香味……

李英自顾自笑起来，她想到余佩宣。

余佩宣，余老师会说，哈，这样一个女人，是男人的宠物。有一天，当她不想每天趴在地上擦厨房地板的时候，她就会失去他的宠爱。

余老师会说，男女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女人只要承认、接受男性价值的法统，她就会被爱。这种爱，是条件的交换，是兔子的红萝卜。

不要崇拜革命家，余老师说，最激进的革命家往往同时是关起门来打老婆的人。革命家为人类幸福献身，但是女人不属人类。他要求女人为他献身。

李英觉得余佩宣太偏激了，但她不曾与她争辩过，一方面自己能说出的道理没有多少，一方面，她毕竟是余老师。

火车开动了，李英从车门望出去，织毛衣的女人却不动，坐在长凳上，仍旧低着头，李英这才注意到她织的是件快要成形的婴儿外套。

她始终不曾看见那个女人的脸，心里不明所以惆怅着。

依凡在月台上，她一眼就看见，火车尚未停下来。

他背靠着可口可乐贩卖机，两手环抱胸前，无所谓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他的眼里有一种漠然，好像他和周遭的人没有一丝关联。

李英觉得安慰，至少他今天没有迟到。想完，又觉得自己很窝囊，有点懊恼。

因此当依凡接过她的提包想低头亲她时，她别过头。

“不重嘛！”依凡故作轻松地，“东西都带齐了吗？”

她不说话，径自往前走去。提袋里有一包卫生棉、几件纸内裤、一条大围巾、一卷卫生纸。

他们找到了三十五号之后，因为时间还早，就在大楼正对面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

隔着干净透明的玻璃窗，窗外的街景像无声电影的流动。一个胖女人气喘喘地拼命扯着一条勇往直前的巨大的狮子狗。一个少年两手抱在胸前表演特技似的骑着单车。三两个满脸胡髭的流浪汉歪歪斜斜地倚着邮局的墙角。一个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过去，婴儿车上撑着一把蓝色镶蕾丝的小洋伞。

然后她看见有人从三十五号出来。男人一手撑开玻璃门，一手扶着一个女人。两个人慢慢走出来，站在三十五号门口。

女人脸色苍白，闭着眼睛，似乎站不稳，男人一手环着她的腰。当她眼睛张开时，李英看见她眼神空洞迷离，像一个吃了安非他命失去了灵魂的人。

18

黑色的浪头翻起又摔下，发出轰隆巨响。

浪花不该是白色的吗？

来不及想，她已经卷在浪里，黑色的海水像章鱼的吸盘，用强韧无比的力量将她旋进更深更黑的漩涡。

她死命地挣扎，作出游泳的姿势往前划动，可是她一直在下降，下降，漩涡以窒息的压力卷住她……

恐惧，像紧勒着喉咙的黑色的水草，她全身痉挛地往不可测的深渊沉下去，沉下去，沉……

她的嘶喊卡在喉头。

17

李英看着余佩宣给她的纸条，公园街三号，家庭中心。没错。

九点整。

一进去，发觉一屋子都是人，女人。她们的约，显然比她的更早。今天有得等了。

角落里头还有一张椅子，在衣架边。她坐下来，衣架挂着七七八八的衣服就落在她头上。她偏着头坐着。

空气很闷，没有人交谈，也避免眼光的接触。墙上贴满了墙报。

强暴专线电话：06221-542461。

怎么样和你的女儿谈性？

怀孕了吗？未婚吗？

艾滋专线……

……

门边坐着个年轻的女孩，恐怕十五岁都不到，无聊地啃着指甲。身边的中年妇人翻着膝上的妇女杂志。她的皮肤相当粗糙，鼻子两边刻着深深的法令纹，是一张看起来就令人不愉快同时告诉别人她多么不愉快的一张脸。

这样的脸（通常覆在焦黄分叉的头发下），到处可见：巴士站、超级市场、美容院（美容院！）……

坐在李英正对面的女人，只是一堆不时会动的黑布。是伊朗还是土耳其来的伊斯兰教徒吧？黑色的包头巾、遮脸巾、衣、裙，把她整个人严密地封起来。她又深深低着头，从李英的角度看过去，她就像一堆蒙了黑布的家具。

所以当这个女人突然抬起头来，露出两只深藏的眼睛，李英像被电光闪到似的吓了一跳。那是一对黑不见底的山洞里豹子的眼睛，又圆又亮，带着丛林的天真无邪。太被这一对眼睛震慑了，李英过了好一会才注意到眼睛四围的瘀青。由于黑色脸布遮得密，她只能觉得，但不敢确定，女人的脸孔向一边肿过去，是一张变了形的脸孔。

小腿极粗的女人在大声擤鼻涕。

剪了个小平头、看起来像女同性恋的，跷起一只腿，对着天花板喷烟。李英厌恶地别过脸去，她讨厌烟的味道。

和一般的候诊室不一样，这儿的人，每一个人，都像躲在暗暗角落里的受了伤的野兽，带着戒备的、不安的眼光，看着外面光明的世界。

“我来这里，”李英对自己说，镇静！镇静！“是想请您给我一些荷兰的医生电话和住址。”

“为什么去荷兰？”这位名叫苏姗的社工人员搁下手中的笔，“这里不行？”

余佩宣说，德国很保守，许多妇女都到荷兰去。你尤其不要在海德堡处理问题，这里是天主教徒的邦，巴不得女人除了子宫之外什么都没有。你到法兰克福去，赫塞州比较开放。

“我听说，”李英想着余佩宣的话，“听说，德国很困难，要证明这个证明那个的。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决定，我觉得没有必要经过张三李四的证明、同意——”

“我了解。”苏姗点点头，站了起来，从靠墙的玻璃柜里取出一张什么说明书，放在李英面前。

“可是在赫塞州，您其实也只需要两个手续。头一个，您跟我说明为什么要人工流产——”

堕胎！李英心里打断她，不是人工流产，就叫堕胎！

“我的责任呢，”苏姗继续说着，一个手指跟着说明书上的条文，“我的责任是告诉您法律上您享有什么权利，譬如说，如果您决定要生，国家每个月给您多少育儿费；如果不生，您的保险付不付您的手术费等等。”

李英惊诧极了：

“跟您说就可以？您可以开证明？”

“当然！”苏姗友善地对她笑，有点安慰的意思，“第二个证明得由一个妇科医师开，她就在我隔壁办公室。她给您内检一下，证明您的身体状况可以动手术。有了这两个证明，您马上可以去流产。费用嘛，总共是三百马克左右，全部包括在内。”

事情出乎意料地简单，让李英愣在那儿，一时不能继续。

“如果您急，”苏姗读着手上的资料，“您已经两个月了，我们可以现在就开始。妇科医师今天也在，那您明天就可以去动手术了。”

李英木然点头，心里却一团乱。明天？手术？

苏姗手里有一叠像病历表的纸张，提起笔，发出公式似的问题：

“您为什么决定终止怀孕？”

李英一下就傻了。

她以为得折腾地买机票、办签证、订旅馆、长途跋涉，那么在她奔跑的时候，她就有很多很多时间可以好好回想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她还有时间，还有机会，还有选择，甚至还可以改变，可是就在这里，完全没有准备的，“手术”已经开始了它的第一刀……

她垂下眼睛，看见玻璃桌上自己的倒影。格子窗帘被风吹得微微晃动，在玻璃里和阳光深浅交错，像波浪一样诡谲地搅乱了她的影子。

16

看见红萝卜，菲力普眼睛一亮，可是马上又嘟起嘴：

“我们的兔子不吃红萝卜。”

李英说：

“我不相信有不吃红萝卜的兔子，菲力普。”

他们牵着手往花园走。房东太太在一株苹果树下围了一圈铁丝网，黑色的兔子懒洋洋地趴在地上，两只长长的耳朵垂下来。

“真的，”菲力普还没铁丝网来得高，“我们喂它红萝卜，它从来就不吃，连闻都不闻呢！”

李英不相信。

她蹲下来，把一根比拇指粗一点点的红萝卜，还带着绿色的叶子，从网洞里塞过去。

兔子扭了扭耳朵，站起来，一蹦一蹦地过来。

菲力普睁大了眼睛，两手抓着铁丝网。

“它来了。”他悄声说，怕惊走兔子。

兔子凑近红萝卜，皱皱鼻子，嗅了一下，露出批判的眼色，不屑地走开，回到它原来的地方，斜着身躺下。

“我不相信，”李英说，“天底下没有不吃红萝卜的兔子。不吃红萝卜的就不是兔子。”

“算了，”菲力普拉起她的手，“帮我削皮，给我吃。”

15

“你活在哪个世纪呀？”

余佩宣背着光，李英看不清她的表情，但很容易想象她挑起眉毛那轻蔑的样子。她不想来，但她走投无路。

李英对着一整面的落地长窗，太阳白花花地洒进来，像探照灯一样刺眼。窗外是一排密密的树丛，长满了荆棘。有一点点空地。上一回李英来到这间研究室，余老师正往空地上抛玉米，山雀穿过荆棘在地上啄食。

你活在哪个世纪呀？

李英不十分确定余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她刚刚讲完依凡的部分，最后的一句话是，“我有受骗的感觉”。

“我有受骗的感觉”，怎么会招来“你活在哪个世纪呀？”

她不说话。她不想听什么教训，已经够倒霉了，她只想知道她该怎么办。

“你说你知道他已婚。他也并没有拿着枪要你和他上床对不对？是你自己愿意的对不对？这怎么叫受骗呢？是你自己骗自己吧？！”

李英再也忍不住，委屈的眼泪冲了上来，她用手掌捧着脸庞。

余佩宣好像没看见一样，索性环起两臂，把腿长长地搁到她办公桌上，继续说：

“你说结婚，才奇怪呢！怀孕跟结婚有什么必然关系？你跟一个男人同居也可以养小孩，没有男人独身也可以养小孩。结婚跟养不养小孩没有关系，就好像——”

她停下来思索，短暂的悬疑，使李英止住了抽泣。

“好像，好像，爱吃西瓜不一定得一辈子当瓜农吧？！”

这是什么逻辑，余老师，可是开车总不能没有驾照吧？人们在耳语，余佩宣愈来愈奇怪……李英开始后悔来找了她。

这么重要的人生问题。她的前卫观点根本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她没怀过孕，也许有过，但至少她没生过孩子，好像也没真结过婚，她唯一面对世界的办法是站到世界边缘去，以便对世界中心嗤之以鼻，用排斥世界来肯定自己的边缘。

我不是一个边缘人，我没有那个勇气。余老师，我还要回到台湾去的。你还记得台湾是什么样子吗？

午后的阳光节节逼进，照亮了整个房间，连书架上的书似乎都在吐着蒸腾的热气。李英既已否定了余佩宣的绝对权威，她的注意力开始游离。窗外传进来当当的教堂钟声。书架上突出一本《清末上海妓女史》。余佩宣的凉鞋又脏又旧。脚踏车“铃铃”响着……

“怎么样？”

“嗯？”

“你决定了吗？”

“没有。”

好像不经意地听见两个不相干的人偶然的小小的对话。

“身体是你的，不要让张三李四替你做决定。”

“嗯。”

“跟男人其实没有关系。”

……

那么跟谁有关系呢，老师？不是他的精子吗？为什么跟他无关呢？人都是孤岛，你说，带着黑色的微笑，可是，为什么女人必须比男人更是孤岛呢？我的腹中有另一个人，这是何等重大的事件，不应该惊动玉皇大帝、不应该震撼国家元首、不应该感动所有的人类学者吗？可是你说我要对自己负责，意思就是，没有人要对我负责。我得独自面对肚子里那一个人；世界如此辽阔，我必须独自为这个人、这个除了我谁都看不见的人，负责，还有我自己。

我怎么承担得起怎么承担得起？

为什么我得比别人孤独，只因为我有一个子宫？我并不曾去申请一个子宫，我并不曾将它植进我的身体里。这不是我的选择呀！老师。

14

面包店的小姐抬头看是她，笑了一下。

“一杯咖啡，一个可颂。”

“四块二。今天一个人？”

她点点头。

她从俾斯麦广场穿过来，进入老街。这里不许通车，行人从容地漫步。夏天，涌进来大量的游客，老街盛满了人。李英在小喷泉的边缘坐下，倚着那个看书的人。

看书的人比她还高大些，也坐在喷泉边边，低头看着摊开在膝上的书，一动也不动。李英无袖的臂膀倚着他冰凉的铜臂。

鸽子在看书的人头上撒下一泡白色的屎。然后拍拍翅膀，飞走。

哪里传来歌唱的声音。女高音，那样流利优美的人类的嗓音，像彩虹蓦然在喷水中浮现。

李英追寻歌声来处。

斜对面的水果店前，两个女人一站一坐，正纵声高唱，现在，她听见了女中音的混唱，低回地衬着高音的明亮，好像墨绿的叶子托着白莲。一个年轻的男人在一边弹着吉他伴奏。

李英被深深地打动。人间只要还有这么美丽动人的声音，就值得爱。就为这纯洁的、洗净一切污秽的歌声啊，我就可以再站起来。

她低下头，眼泪满了出来，滴在布裙上。她就这么低着头，傍着那看书的人，敞开整个心灵听歌声的流荡、洗濯。

余老师在研究室里等着。

13

她的嘶喊卡在喉头。

恐惧，像紧勒着喉咙的墨色的水草，她全身痉挛地往不可测的深渊沉下去，沉下去，沉……

她死命地挣扎，作出游泳的姿势往前划动，可是她一直在下降，下降，漩涡以窒息的压力卷住她……

来不及想，她已经卷在浪里，黑色的海水像章鱼的吸盘，用强韧无比的力量将她旋进更深更黑的漩涡。

浪花不该是白色的吗？

黑色的浪头翻起又摔下，发出轰隆巨响。

12

放下电话，她怔怔地坐在床沿。脑子里一团糊涂，不知该从哪里想起。

“跟我去莫斯科吧！”他说。

跟你去莫斯科？什么意思？那你的太太呢？你的三岁的小孩呢？他们怎么办？

不怎么办。他说。

他们住他们的，我们住我们的。

你是说，我去跟你同居？

对呀！你还可以教我汉语呢！

李英突然停下来，觉得心里一片空白；怎么我好像在跟外星人谈话？难道在苏联，我是说俄罗斯，他们不是一夫一妻制吗？怎么我觉得天都要垮下来了，他却连问题的影子都看不见呢？难道在俄罗斯，同居、外遇、未婚生子、私生子、通奸、嫉妒与背弃，都不是问题吗？

跟我去莫斯科吧！他说。

怎么活呢？那个城市，不是连香肠和面包都买不到吗？那个城市，你自己说的，在冬天，路上只有肮脏泥泞的雪和脸色青黄的穷人。那个城市，也是你自己说的，依凡，人们只拥有两种技能，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文学，可是革命和文学都做不成面包，所以人们为了换取面包，只好出卖，出卖他们唯一的技能，出卖他们的邻居，也出卖他们自己。如果情况需要，他们也会出卖灵魂，可是灵魂，他们缺货。

这样一个城市，依凡，你要我去和你同居，然后生下一个孩子（这将是一个冬天的孩子）？你是说，我可以在上午教你汉语，下午，将婴儿绑在背上，踩着脏雪，去站在队伍里为孩子买牛奶和面包，然后，晚上和你做爱？

依凡，我向来对革命没有热诚，对文学没有天分。我几乎没有理由投奔那个城市，除非为了爱情。

问题是，现在，爱情究竟是什么，我也搞不清了（我曾经以为自己很清楚的）。我现在只能用我的子宫思考。

用子宫思考。

11

菲力普在人行道骑三轮车，看见李英，跳下车，蹦蹦连跑带跳赶过来。拉着李英的手。

“英英，”他说，“走，妈妈买了一只兔子，带你去看，黑色的，长耳朵。”

兔笼搁在厨房桌上，菲力普太矮，他拖了张椅子过来，爬上去。

“它喜欢吃蒲公英的叶子，你知道吗，英英？”

李英说不知道，她以为兔子喜欢吃红萝卜。

“我好想抱它睡觉，”菲力普说，“可是妈妈说它身上会有跳蚤咬我。”

李英摸摸小男孩的头发，说：“猜我要给你什么？”

小男孩兴奋地将两手伸出来，手掌并拢向上，闭起眼睛，“我不看。”

“准备好喽？”李英把东西放在他手心上，“一、二、三，张开！”

是巧克力做的一只兔子。

菲力普连谢都忘了，跳下椅子，往花园奔去，“妈妈——妈——看英英给我什么——”

房东太太走进来，两手都是泥土，笑嘻嘻地说：

“你把他宠坏了。依凡来电话，说要你一到家就打回去。他打了好几次呢！”

李英往她房间走，菲力普黏着要跟上去，被母亲叫走。电话铃滴溜溜响起来。

“一定是你的。”房东太太丢下一句话，往车库走去。

10

吵得很。

几十台电动游戏发出各式各样的模拟声响：警笛声、冲锋枪声、子弹声、救火车声、救护车声、爆炸声……

然后还有店老板放的重金属音乐，一击一击地撞着耳鼓。

李英忍耐着，站在一台涂满火焰的吃角子老虎旁。

依凡坐在那儿，左手握着钱币，右手操作老虎的长柄，不时拉上拉下，两眼牢牢盯着机器，机器对着他的眼睛闪着时红时绿的光。

这已是第三次依凡说“等一下”了。

“依凡，我有事要告诉你。”

“什么？”依凡扯着喉咙，他必须大声才能压过金属的巨大噪音。

哗啦啦啦钱币撒下来。依凡用拳头捶了老虎一下，乐不可支地笑着。

“什么？”他又大声回了她一句，可是眼睛注视正前方。

“走——”她弯腰对着他的耳朵，“我有事要跟你说。”

当依凡第四次说“等一——”，她直起身，隔着吃角子老虎，用喊的：

“我——怀——孕——了。”

声音传到依凡耳中，却极微弱；隔壁那台机器正发出拉警报的尖锐笛声。

9

她叉开两腿，跨在马桶的两边，然后把纸杯对着阴道。

即使小心，还是免不了让尿溅到手指。将温热的纸杯搁在水箱上，她先转身洗手。

一切准备就绪，她盖下马桶，坐下来。

只要五分钟，纸片上的颜色就会告诉你结果。那个圈圈若呈粉红色，你就怀孕了。

测孕器搁在洗手台上，刚好在她眼睛的高度。早上第一泡尿，够纯够浓的，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她看见那个逐渐变潮的圈圈已经转成桃红，鲜明的桃红。

她把尿冲下马桶。

8

他离开了她的身体，转过来拥着她。两个人弯向一个方向侧躺着，像一串虾。

对着窗。白色的窗帘在风中微微摆动。

现在她知道窗外的风景是什么了。

一条小路，两边植着樱树（可惜没赶上它开花的季节，人们说花的颜色是桃红色的）。路的尽头是坟场。不远，三百公尺吧。

那天早上听见的一只孤寂的鸟，想必是在坟场里头唱歌。

“依凡。”

“嗯。”

“你上课怎么老迟到？”

“嗯——”他慵懒地说，“因为我老找不到后门进去。”

“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吗？”他的手指划过她的脸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只会走后门。”

“依凡。”

“嗯。”

“你为什么这么酸呢？”

他突然坐了起来，她于是也转过身来平躺着，往上看着他。

他正端详着她，手里玩弄着她一撮头发，轻轻说：

“怎么中国人的头发这么黑，这么亮，洒在雪白的枕头上——”

“依凡，你为什么这么酸？”她把两臂往上，枕在脑后。

“哈，”他又发出那种不知对着谁的嘲笑声，“我不但酸，而且穷。我们除了酸和穷，一无所有。”

“我不相信。”

“你又用那个词了。”

“我不相信你们一无所有，依凡，”她极诚恳的，试图使他也诚恳起来，“你们有托尔斯泰，有屠格涅夫，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你们不是一无所有的。”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帮我买到柳橙汁吗？”

她不说话。

他把下巴靠着膝盖，抱着腿。

“我没告诉你我父亲是干什么的吧？！他是政治学教授，东西策略研究所所长。他到东京去开东西策略研讨会，到哪里都大牌得很。

“可是有一天在会场，他几乎渴死。因为那天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提供茶水，大家只能从一个机器里头买可口可乐。他渴了一整个下午。因为他没有钱币可以买饮料。

“没有钱，不是忘了带。”

她坐起来，想抚摸他的头，手动了一下又收回来。

“你知道我有一条很长的皮带？”

她点头。是的，挂在橱子里，很长，可以让一个两百公斤重的大胖子系上。

“那是我爸爸的，他比我还瘦。他被请到美国去开会，就穿这条皮带，在肚子上围上两圈。

“为什么？因为平常根本买不到皮带。一旦在店里看到一条皮带，当然抢着买下来；不管它多短多长，皮带总是皮带。

“你懂吗？”

她点头。

“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的中国历史和政治？”

她伸手抚着他的脸颊，用请求的眼光，说：

“不要说了。”

他把她的手拿开。

“因为我是政治关系研究所毕业的，专门研究过远东问题。那个研究所，只有高干子弟进得去，我也算高干子弟当然。我和赫鲁晓夫的孙子同班呢。”

“不要说了，依凡。”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来德国进修吗？因为我有老爸的关系，走了后门。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走，我不走别人会走。我靠着老爸的关系招摇撞骗，不靠老爸关系的时候，就靠男女关系——”

李英倏地一下跳起来，下了床，开始急速地穿衣服。背对着伊凡，不让他看见自己的脸。

她走到门口，站着。

扶着门，慢慢回过身来。

依凡定定地看着她，眼里有说不出的忧伤，就像那晚在酒馆里见到的。

7

大大小小的盒子堆在小桌上，一共有八个。每一个都用色彩鲜丽的包装纸包着，然后用彩带扎起，打出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李英坐在床沿，看着依凡将盒子一个一个拆开，取出里面的东西：四十一号衬衫、领带、真皮制的男用钱包、鳄鱼皮带……三十九号阿迪达白色运动鞋。

她以爱怜的眼光看着依凡脱下原来穿着的恤衫，拔掉新衬衫上的细针，穿上。

她等着依凡弯身吻她。

他弯身吻她了，一面说：

“你们就是这样。”

“你们”？谁是“你们”？什么“这样”？

“你们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就喜欢这个，”他在扣衬衫上的扣子，“过生日一定要送礼物。”

李英觉得受伤。

“有什么不好吗？”

“没有不好，”依凡拿出运动鞋细看，很满意的样子，“只是不同。”

“真有那么不同吗？”她说。

他们刚吃过晚饭，各人一盆什么都放进去的沙拉。她清洗了碗盘，挨坐到他身边去。

电视开着，音量放得极低，他按着手中的遥控器不断地在换节目。电视不断闪着光。

“你们有共青团，”她看着他侧面，用手指摸着他的轮廓，“我们也有‘反共青年救国团’，简称起来也叫‘共青团’。”

“差得远呢，小东西，”依凡笑着，“你不会说这个——”

他站起来，板着脸，用最单调干扁的声音说：

“在马列思想的领导下工人阶级及农民共同结合为整体社会利益奋斗消灭资本家及地主剥削社会主义制度以共同社会利益缔造最高形式及实质之民主运行机能——”

一口气说到这里，然后，像教徒说“阿门”一样，他虔敬地说：

“狗屎！”

李英开心地大笑，放肆地用光脚踢了下依凡，说：

“这个我也会，你听：生命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命生活的意义在发展宇宙继起的生命全国军民同胞们——”

嬉笑之后，他们漫不经心地瞄着电视。看起来像良家妇女的女人突然闻乐起舞，做出妖娆的动作，卸掉外套。原来是脱衣舞。制作人找来普通妇女——洗头发的、卖菜的、护士、店员、小秘书，模样愈平庸愈好，愈平庸就愈能让观众认同。

这些女人卖力地扭着屁股，身上只剩下黑色蕾丝三角裤了。

主持人，一个头发颜色像洗碗水的男人，跳上舞台，在一个稍胖的女人屁股上响亮地拍了一下。

“你爱她吗？依凡。”声音幽幽的。

“什么叫爱呢？”依凡眼光现在不离开电视了，“你说什么叫爱呢？”

李英迟疑了一下，“我不知道。可是你们结婚四年了。”

“结婚？”依凡斜睨着她，“如果不结婚，我们就不能申请住房，就得和父母住在一起，做他们的乖儿子。当然要结婚。”

“就为这个结婚？”李英睁大眼。

“还为什么？”依凡用手指勾了勾她脸颊，这是他习惯的亲昵动作。

“那——”她想起照片上那个坐在马桶上的金发小孩，“孩子呢，你爱孩子吗？”

从主持人身后闪出一个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女人，随着音乐扭着扭着出来，踩着极高极细的金色高跟鞋。

她的两手反绑在身后，她的嘴里塞着一块布。

她扭着扭着，跳着跳着，眼里一派风骚。

“我平常住父母家，每个周末都会回去看孩子。这算不算爱呢？”

“为什么又住父母家呢？”

“比较自由。”

“那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生小孩呢？”李英转过来面对着依凡，一脸困惑：

“你不相信爱情、亲情吗，伊凡？”

依凡伸手搂住她的肩膀，让她倒在他怀里，宠爱而纵容地用鼻子摩擦她的鼻子，轻声说：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小东西？”

李英摇摇头，鼻尖擦过他的鼻尖。

“因为你常用‘相信’这个词。在整个莫斯科我还没碰到一个会说这两个字的人。男人或女人。”

他深深地吻她。

6

蒙蒙胧胧蜷睡在雾里，李英的眼皮颤了一下，神志在梦和醒之间游移。神经纤维像含羞草的细叶，一丝一丝张开。

我在哪里？

光，透过白纱窗帘的过滤，薄薄地映进来。是宇宙的初光，晨曦。

鸟的叫声，一只鸟，啁啾啁啾地一溜串一溜串叫着，似乎穿过千重万重的阻隔幽幽传来。初光里第一只鸟。

李英闭着眼听鸟，心情像一匹在净水中漂洗过的白布，皱皱的水纹透明晶亮。

她很想知道窗外的风景，很想知道鸟在哪里。

用手摸摸依凡的脸颊，刺刺的，原来男人的胡子像春草一样，在雨润的夜里抽长。

窗帘飘起，让风闯进来，撞着她的脸。她微笑，觉得脸上的汗毛像小草受风抚过，天地初醒的第一缕风，还不曾沾到人的浊气，直接从清新带着草香的原野吹来。

第一次可以这么美好。她轻轻喟叹。

5

他们在一家酒馆里碰头。第一次的约会。

酒馆里烟雾缭绕，尽是抽烟的人。高高的吧台上坐着的，多半是头秃了、肚子大了的中年男人，看样子是常客，不必说话，酒保——一个秃头大肚的中年男人，就把某一种酒递过去。

围着酒吧台，每一张高凳上都坐着一个头秃了、肚子大了的中年男人，脸上有相似的酒精引起的迟钝痴呆，还有一点和年龄有关的委靡。

中年男人，事业已经盖棺论定，不必再用手肘挤开别人往前冲刺，和家里的女人已无话可说，儿女已成长，即使未成长也是女人的事情；中年男人，每个周末晚上到酒馆来，坐上自己熟悉的高脚凳。到八点，每张凳子的人都到齐了，虽是陌生人，看看彼此的秃顶大肚，迟钝痴呆和委靡几乎是一种秘密的语言，把他们结合在一起。

几杯酒下肚，这世界还真他妈的过得去。

李英约依凡来这里，因为这里便宜。

他们用德语交谈。台湾德文系毕业的李英觉得自己已深入德国社会，她以地主的口气帮依凡点菜：

“不要猪脚，太大盘了。排骨肉加酸菜还可以——你要不要马铃薯？”

依凡却四顾打量着酒馆的客人。音乐低低地响着。朦胧而温暖的灯光照着一丝丝、一缕缕的青色的烟。角落的一桌人快乐地唱起歌来。

依凡点了菜，却闷闷的，不太说话。半晌，他开口，近乎自言自语：

“……倒好像他们是战胜国似的。”

李英睁着大眼望着他。

“你知道列宁格勒围城的历史吗？”

李英摇头。

依凡倒笑起来，用手指刮了下她的脸颊：

“你们在台湾学不学世界历史？”

李英马上像猫一样弓起背、展出獠牙：

“我为什么要知道列宁格勒的围城？你听过南京大屠杀吗？”

她交叉双臂，扬起下巴，骄傲地看着依凡。

这种骄傲的姿态，还是从余佩宣那儿学来的。在一次中国学生的聚会上，一个读法律的男生叙述一个德国记者如何在台湾发现希特勒被中国人崇拜，他如何如何骇异中国人对纳粹暴行如何如何的无知。法律系的男生觉得相当丢脸。余佩宣一直坐在那儿抽着烟。她突然说话：

“你可以问那个德国记者对日本暴行了解多少。他如果不清楚南京大屠杀和二〇三高地是怎么回事，他就没有资格批评中国人不了解纳粹。”

所有的学生都静下来。

“他们的历史并不比我们的来得尊贵。”她说。停下来，对着灯喷出一口烟。

学生等着她继续，她却闭了嘴。

整个晚上，一直到走，她就只抽着烟。

“怎么样？”李英交叉着双臂，睨着依凡，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我什么时候也试试抽烟看。

依凡又笑了，笑的时候，眼睛非常妩媚，好像会出水似的一双眼睛。

“南京大屠杀，”依凡静静地说，“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进入南京开始屠城。中国方面说有三十万人死亡，日本方面——极右派说屠城是中国人编造的。”

李英不眨眼地瞪着他。

女侍把饮料摆上桌。依凡好整以暇地呷了一口柳橙汁，然后说：

“你知道汪精卫吗？”

李英吓了一跳，开始结结巴巴起来，“汪精卫，嗯——”

她努力回想最近一次接触这三个字是，是高中时代，准备联考的时候，那是十年前了。

“汉奸。”她说，“汉奸。”

她舒一口气，假装忙着喝饮料。依凡却不放过她：

“为什么是汉奸？他做了什么事？”

李英放下杯子，支支吾吾地，“他——他——算了。我只知道他被枪毙了。”

“对不起，”依凡促狭地瞅着她，“他是病死的。”

“哦——”她讪讪地，觉得热，然后想起更重要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中国历史？”

“排骨酸菜哪一位？”

女侍端上盘子，笑容满面的。

“炸猪排？”

依凡很容易地成为李英自那晚之后朝思暮想的人，不只因为他有一对水灵灵的眼睛，更因为，他是第一个，在她认识的男人之中，第一个既知道汪精卫的生平又知道列宁格勒围城历史的人。

“他们先是把猫儿狗儿杀了吃。后来吃城里的老鼠，再后来，到围城末期，有人开始吃自己的孩子，交换着吃，我吃你的孩子，你吃——”

李英掷下刀叉，皱着眉，“不要说你不要说了！”

角落里的歌声突然变大，男男女女手挽着手，随着节拍摇晃起来。

依凡早已吃完。他默默地看着那一桌快乐的人，柔美的眼里竟然有一种忧伤，李英不理解的一种忧伤。

她身不由己地被吸引着。

当他向她走来，披着白色的浴袍，胡子刮得极干净，全身散着香皂的气息，当他这样向她走来，她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是等待，等待他张开他白色的浴袍，将她裹进去。

他张开白色的微湿的浴袍，露出蜜色的精瘦的身体，将她裹了进去。

她感觉他的身体有浴后的清凉，自己的身体却滚热。

他极熟练地解开她的黛安芬胸罩。

4

老幺：

很久没有你的消息，颇挂念。

妈妈出院了，你可以放心。听说台湾每四个生产过的女人中就有一个割了子宫。满街走着的都是没有子宫的女人，想想看！不知道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获得。

最近觉得身体不怎么好，接近四十岁，开始腰酸背痛。你记得生萍萍之后我有子宫下垂的毛病吧？现在只要稍微累一点，子宫就会突出来。我真怕它会掉下来，掉到马桶里，上厕所的时候。

有一次我大夜班。一个老女人按了灯把我叫去，要我把她的痔疮推回去。我伸手下去，摸到一团黏糊糊、热乎乎的东西，把它塞回她的下体。

塞进去之后，才发现那团东西不是她的痔疮，是子宫。

你大概觉得恶心，我不觉得，妇科待了那么久，什么都见过了。

和你姊夫还是老样子。他星期一到星期四不回家，下了班直接到那个女人那里。周末回来陪孩子，有时候，甚至和那个女人一起来。

我已经看开了。婚姻保持着，只是为了让孩子心理平衡。其实建国也找到了他的平衡——他有妻子也有情妇，有安全又有自由。对男人而言，这大概是天堂了。觉得空虚的是我。从医院回来，人已累极，还要看孩子的功课。只有半夜里，尤其是上夜班空下来的时候，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为孩子活吗？他们很快就会离开我。为丈夫吗？他正躺在另一个女人身边。为我自己吗？我自己什么都没有。

爸爸要我郑重告诉你：你已经二十八岁了，要留意对象云云……不必我写，他要说的你全知道。邵伯伯从加州回来，跟爸爸说他有个朋友的什么的什么今年三十岁，有博士学位、绿卡，无不良嗜好等等等，爸爸听得一愣一愣的，要你下个月回来时和那个人相一相。

老爸好像忘了当年的建国也是三十岁，有博士、绿卡，无不良嗜好等等等而和我相上的。现在他提到建国就咬牙切齿。

算了。满纸牢骚。其实没那么糟。我想我只要能再恋爱一次，人生就会不一样。可是一个腰酸背痛、子宫下垂的四十岁的女人（忘了说阴道松弛），没有什么恋爱的机会了。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

你还年轻，好好把握。

等你八月回来，让我们宠宠你。

惠

3

利用十五分钟的下课时间，她穿过街到对面去买一杯鲜榨的柳橙汁。

小贩立在一支五颜六色的大阳伞下，笑嘻嘻地看着顾客迎面而来。

真便宜，她想，接过杯子，在台北，她喝过相当于十马克的柳橙汁，这里只要两块半。多奇怪，这个国家还不产柳橙橘子呢！

“你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的不同吗？”

有人在她身后说话。她转过来，是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有双特别亮的眼睛，像清澈的山里的湖水。

她矜持地微笑一下，礼貌地不置可否。和陌生男人搭讪，不是她的习惯。

他抽了一口烟，说，“教室里空气不太好。”

她才发现他就是今天早上新到的学生。不能算陌生人了，她放松下来。

“你刚说有什么不同？”

依凡甩甩额前的头发，把烟丢了，用鞋底踩熄烟蒂。

“柳橙汁。”他说。人高，站得又近，所以俯视着她，“资本主义国家有柳橙汁，共产主义国家没有柳橙汁。这是百试不爽的定律。”

他们并肩往教室走去。李英边走边吸着果汁。

“咦，”她看他一眼，“那你为什么没买一杯？”

他“哈”地笑一声，像在嘲笑什么人，潇洒地挥挥手，“我没钱。”

“忘了带钱？我可以借你呀！”

他用手指划了一下她的脸颊，让她一惊。觉得这个人孟浪。

“不是忘了带钱，”他说，“是没钱。”

进了教室，各自走向各自的座位。分手前，他对她戏谑地睒眼：“你碰到过有钱的苏联人吗？”

李英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腿很修长。

没有。她没见到过有钱的苏联人，她根本就没见过苏联人。俄国大鼻子，苏联人就是专门偷偷搬动中俄边境界石的侵略者大帝国，不是吗？

她唯一“见”过的苏联人是日瓦格医生，可是那是奥马尔·沙里夫。奥马尔·沙里夫好像不是俄国人吧？

依凡的鼻子也不大，而且弯的弧度很好看。

2

房东太太在厨房里咆哮，菲力普哭哭啼啼地跑向院子。

李英往厨房里头张望了一下，太奇怪了，她几乎从来不曾听她对孩子大声过，那么一个轻声细语的妈妈。

房东太太看见她，有点不好意思。拢拢乱了的头发——厨房里一股油烟，一反平常的干净。

“哎，”她说，“倒车的时候撞到柱子，把尾灯给撞扁了。真倒霉！”

“在哪里？”

“幼稚园前面。还好不是撞到别人的车。”

她边切黄瓜边说，一副苦恼的样子，皱着眉头。

“修车贵吗？”

“不多啦！”一片黄瓜掉在地上，她弯身去捡，“两百块吧！不过菲力普的爸爸会很生气。”

她看起来十分忧愁。

李英到院子里去帮看菲力普。

这里当了三个月房客了，还没和男主人打过照面，实在奇怪。早上，男主人通常在她出门之前就走了，她通常可以听见大门“砰”的一声关上，然后“轰”一声汽车引擎响起。晚上，当她上完夜课或和朋友聚餐回来时，家里静悄悄，微微地可以听见他们房里电视的声响，也不知男主人回来了没有。

房东是一个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责任重大使他早出晚归。

两百块不是太大的数目，连李英都丢得起；房东太太怎么会这么紧张呢？

菲力普坐在木兰树一支树干上，两条腿晃呀晃的。

李英隔着层层树叶，嘴里发出“喵呜”的声音。

“谁？”菲力普竖起了耳朵，“谁？”

“喵咪在找另外一只喵咪，不知道在哪里。”

小男孩“呼”地跳下来，一手掀开树叶，“喵呜”叫了一声，“我在这里在这里。我是大黑猫你是什么喵？”

她牵着大黑猫的手，向洗手间走去。经过厨房，听见里头抽泣的声音。

1

从曼海到海德堡还有足足十分钟的车程，李英已经迫不及待地守在车门口，夹在她两只大皮箱之间，听着火车轰隆轰隆往前奔走的晃荡的声音。

窗外田野辽阔。成熟的麦田盛着满满的黄色的麦穗，有些已被收割，留下粗粗的麦根。黑色的乌鸦在麦田里啄食，时不时张开庞大的翅膀从麦田的一角飞往另一角。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田野结束、森林开始的地方，一只鹿，一只鹿在奔跑。它从森林里突然闪出来，沿着林线在田野上跃起，和火车的方向平行向前奔跑。

浅褐色的毛上有深色的斑点。

眼睛像两只发亮的黑纽扣。

它跑向哪里？

李英不敢眨眼，怕失去鹿的身影。它跑向哪里？

但是火车稍转了个弯，鹿就不见了。

她心猛烈地跳着，竭尽眼力地往后面的田野张望。只有深色的森林和浅色的麦田。

在原野和森林中奔跑的一只鹿。

她觉得心里涨满了期盼和快乐，还有一点莫名的紧张。

火车缓缓进站。她的两只手握住皮箱的把手，看着站牌。

海德堡。

她的眼睛热起来，心里涨满的感觉激化成泪水涌进眼眶。我来了，海德堡，我来了。做我的森林，做我的田野，做我奔跑的地方。生命里所有的可能都从这里开始。你是一扇敞开的门，可是跨过你，不是进入另一个里面，而是离开我背后的密密围起的空间；跨过你，我就到了外面，无边无际无涯的外面。

跨过你，我就出去了。

所有的可能，像满地缤纷繁茂的野花，全在门外。你是门。

我要跨出去了。

0

两个人手牵着手，跨出大门，脚步迟疑不稳。

一离开门槛，他们相互看了一眼，在彼此的眼中认出同样的恐惧和不安；他们同时回头。

门正无声地阖上。他们的眼光瞥见阖上前最后一刻从门隙里露出来的绿色，他们熟悉的绿色，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的一种绿色。

园子的东边射出奇怪的晃动的火光。

他眺望着火光，心里透彻明白。

他对较矮的她说：

“走！”

她惊异地抬眼看男人，他声音里的权威性是全新的。

她反抗的念头一闪即灭。

“是。”

低下头，她说。

男人和女人走在长着荆棘的土路上，他们困顿的背影被园子东边的火光照亮，但渐行渐远，愈来愈渺小。

找不到左腿的男人

手，从右腿摸索到左腿上，

停了一下，然后开始慢慢地往下移动。

当手摸到膝盖时，他抬头注视萨克斯，

心虚地，声音不稳地说，

“这个——这个是我的左腿，

是左腿，没错吧？”

1

“没有想到是这样一栋房子！”张胜捷说，然后掏出裤袋里的手帕擤鼻涕。

江力廉瞥他一眼，“为什么不用卫生纸？”她想到老是黏黏糊糊湿湿的手帕交给她洗。

但是她并不打开皮包，找卫生纸给丈夫；她被眼前的建筑吸引了。阶梯蜿蜒，花木扶疏。绿油油的爬藤覆盖着一整面墙，一阵风吹过，叶影翻动，妩媚极了。一路走来，一直在找一栋办公大楼之类的现代建筑，四面都是望得出去的透明玻璃，没想到国际知名的“神经精神研究所”躲在庭院深深、重重遮掩的古老房子里。

张胜捷走在前面。只是三两段石阶，抵达门口时，他却已有点气喘。久不运动的他，腹部突出，皮带系在肚子下边，裤子时不时往下滑。现在，他两手抓着皮带，用力将西装裤往上提一下，才伸手推门。门极厚重，缓缓地打开了。地上显然铺着极为厚软的地毯，因为踩下的脚步悄然无声。

老屋的雍容华丽，令人心虚。江力廉站在丈夫后头，赞叹地看着旋转而上、雕刻精美的木质楼梯，光泽柔和的木头散着淡淡的蜡香。由于阴暗，头上吊灯亮着，玲珑水晶迸出光芒，江力廉注意到墙上一面宽大的穿衣镜，直抵地板。镜子里出现了张胜捷，他挡在妻子前面，从屁股后面的裤袋里抽出一只梳子，对着镜子梳理头发。

镜子突然向他逼过来，他惊了一下，忙往后退。镜子原来是一扇门，走出来的萨克斯教授没注意到来客的受惊，只顾伸长着手要和他握手，嘴里说，“对不起，接一个电话，让您久等了！”

张胜捷也伸出手去，发现手里的头梳，遂自我解嘲地一笑，“您看，头发越少的人越需要梳子！”

萨克斯长得又高又瘦，一脸理不清的黑胡子，江力廉觉得那样子真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记忆里搜了一下，当他对她伸出长长的手时，她才确定，没见过，这个人只是长得像图片里的林肯罢了。

2

小房间倒又简朴得意外。粉刷的白墙上没有一幅画。一张极大的书桌，凌乱地摆着摊开的书和纸张，加上几张椅子。门后立着一个骨董橱子，橱门上端刻着年代，1516。江力廉坐在角落里，看着萨克斯在桌上翻找东西，张胜捷坐在书桌边，落拓地跷起一只腿摇着晃着，两只手习惯地围抱着肚子，说，“有十五年了吧？没想到您会成为神经科权威。史密教授说您才得了莱布尼茨奖，不得了呀！”

“您去见过他了吗？”萨克斯转身，手里拿着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小锤子。

“当然啦！我们上星期到，第一个就是去见他，好多年不见了，他精神还是那么好。以前在他手下做论文的时候，被他磨死了，现在却成了好朋友。不是他，我还真想不到要来找您呢。”

萨克斯弯下腰，对准张胜捷的膝盖猛敲了一下，张胜捷的腿往前弹起来。萨克斯满意地点点头，说，“他说您在台湾是个很有名的政论家了，请把鞋子脱掉！”

“您说脱我就脱，可是我得先跟您讲清楚，我好得很，身心健全，除了掉头发……”他弯下腰去解鞋带，“政论家吗？台湾是个浅盘子，要出名很容易。我只是想让人们了解康德，了解康德的社会不会肤浅，不肤浅就不会堕落——”

“德国人自己不见得就了解康德，袜子，不见得不堕落呀，”萨克斯站起来，“还有袜子，我马上来。”

江力廉有点无聊地看向窗外，是个院落，一个人在扫地，穿着白大褂，头戴白帽，低着头扫地。地上看起来空空的，不知在扫什么。无谓地又将目光收回，发现没有画的白墙上挂着好几面镜子。这是个形状不规则的房间，转弯抹角有好几面墙，竟然每一面墙上都有一面镜子，每一面镜子不可避免地收摄进另一面镜子，另一面镜子又收摄另一面镜子又收摄一面镜子一面镜子一面镜子……目光穿过无数个空间的回廊，越进越深越远，江力廉极尽目力追索幻象的层层铺排，为它的诡谲困惑，隐隐中觉得危险，莫名所以的危险，想收回眼光，却身不由己。

钥匙的叮当声使江力廉松了口气。萨克斯走进来，晃着手里一串钥匙。

“怎么这么多镜子？”

“我喜欢镜子。”

萨克斯面对张胜捷坐下，“在我这里等的人永远不会无聊，请把脚抬高一点，我要试试您的反射功能。”

他用钥匙去搔张胜捷的脚板心。张胜捷任他摆弄，显然不关心他在弄什么，继续以前的话题：“肤浅也有程度的不同。你们的政客至少受制度控制，我们的政客把民主当工具。我每次帮朋友助选，演讲就讲康德的Zweck an sich，如此行动，即无论在你的人格还是其他每个人底人格中的人，你始终同时当作目的，决不当作工具来使用……”

“很有趣，”萨克斯抬起头，“您为什么不对选民谈孔老夫子呢？不过，您还真没变。他从前就这么爱辩论。”

最后一句是讲给江力廉听的。

“左脚也要脱。”

“史密说您也在这里读过书？”萨克斯转过身来面对江力廉。

“对，我们在这里认识的。不过我没读完。”她紧接着问，“为什么今天这么静？好像没人上班？”

“今天是节日，耶稣上天，放假。”

“您是特别为我们来的？！”江力廉不安起来。

“你们老远跑来，当然嘛！”

萨克斯回过去看张胜捷，惊奇地说，“还没脱？”

张胜捷两手扶着椅子，身体前倾，两眼盯着地面，一脸困惑。

“什么不对？”萨克斯挪了下椅子，凑近他。

江力廉也站起来，走到丈夫身边。

张胜捷缓缓抬头，脸上表情，像一个看着外星人自空中冉冉下降的孩子，既是迷惑不解，又是恐惧不安。

“什么不对？”

“左脚——”张胜捷迟疑地说，“我——找不到左脚……”

江力廉手抓着丈夫的椅背，心跳快起来。

“您再试试看！”萨克斯目不转睛。

张胜捷低头，可是眼光显然没有焦点。他看看自己光着的右脚，然后偏头向左，左边却像漫无边际的空白，他的眼光在虚无中游移。

他突然抬起右手，搁在右腿上，视线紧紧跟随着手。手，从右腿摸索到左腿上，停了一下，然后开始慢慢地往下移动，顺着左腿。他的眼睛虽然看着，却好像看着与自己不相干的别人的手和腿，好像看着一只迷路的老鼠沿着墙根游走；当手摸到膝盖时，他抬头注视萨克斯，心虚地，声音不稳地说，“这个——这个是我的左腿，是左腿，没错吧？”

江力廉从来不曾在丈夫脸上看过那样不确定的、无助的眼光。

3

走下研究所的台阶，老教堂刚好当当地敲起来，十二下。

“先吃饭去吧。”他说。

可是满街都是餐厅，“吃什么？”他问。

“随便你。”

“中国馆子吧，”他说，“反正就在对面。”

“好。”江力廉习惯地将手插进丈夫的臂弯。

亚洲酒楼，四个字写得歪歪的，好像写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一进门，迎面就是一尊半个人高的弥勒佛，多肉的脸上映着头上红色宫灯照下来的光。张胜捷掀开布帘，放眼看了一下，里头没几个客人。

“坐鱼缸旁边吧。”他指指右边。

两个人坐下。侍者很快地过来将桌上的蜡烛点燃。蜡烛旁搁着一个小瓶，里头插着几枝塑胶花。在烛光的辉映下，塑胶花竟也显得妩媚。

菜单被递了过来。

“不错，”张胜捷满意地说，“这家服务不错。”

“嗯。”

“点什么？”

江力廉看着手里的菜单，看了好半天，说，“还是你点吧！”

“你每次都这样，女人总是拿不定主意。”

张胜捷很快地叫了两菜一汤。葱爆牛肉、麻婆豆腐、酸辣汤。

音乐突然大声了一点。

“是《茉莉花》。”

“《茉莉花》没错。”

柜台那边有人说，“包子两笼外卖。”

“音乐怎么突然变大声了。”

“我也觉得奇怪。”

鱼缸里有一只黑色的扁鱼，紧贴着玻璃，露出整个白白的肚子。上菜了。

“豆腐很嫩。”

“要不要辣油？”

“好。”

“牛肉有点淡。”

对面坐着一桌美国人，大声地笑着。每个人都拿着筷子，很熟练的样子。

“没什么客人。”

“不是周末嘛。”

“萨克斯人不错。”

“蛮随和的。”

“再给我一点辣油。”

“你什么都嫌淡。”

“也不是什么都嫌。”

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啊摇……姑娘呀……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

……

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你……

“好久没听过这条歌了。”

“嗯。”

“给我牙签。”

4

从火车站侧门出来，穿过马路就是电车站，搭一号或四号都可以到俾斯麦广场。原以为早忘记了的，竟然依稀都在记忆的角落里。火车站前的小亭，观光客服务站，和十五年前一样，被几百辆泊着的自行车包围着。抵达这个小城的第一天，你曾经在那亭子里向一个钻着耳洞的男人要地图，你记得吗？那个男人把地图递过来，说，“给漂亮的小姐，免费。”你欣喜地接过地图，掠了下耳边的头发。后来，你当然知道，那地图本来就是赠送的。

街景从窗边流过，一幅一幅像一明一灭的幻灯片。路边等着红灯变绿的行人，阳光照亮了他们的头发；背着背包的学生踩着自行车，年轻的脸孔向着风。眼光放远一点，就能瞥见栉比鳞次的屋顶后头的山，绿葱葱的山。

一个留长发的亚洲女孩骑着自行车，和走走停停的电车并行了一段路，风将她的长发往后吹出美的弧线，她向前看的目光却专注而严肃。

是我吗？这是我吗？

江力廉牢牢地盯着女孩，心里有点朦胧的痛楚；也许是，也许不是。她如果在酒馆里认识了一个高谈阔论康德和孔子的男人，为他怀孕而跟他回国结婚过日子，她们的命运就相同了，可是，这种几率不大。十五年前和十五年后的女人是两个不同的人种。你看她眼光多么专注，多么严肃！

长发女孩转弯了，转进一条江力廉不认识的路。

电车到了俾斯麦广场，所有的人都下了车。广场上人潮往各个方向穿梭流动。江力廉立在广场中心，一时之间不能决定往哪儿走。平常，她只要挽着张胜捷的手臂，跟住了就行。

挽住他的左臂还是右臂？

“自己吃饭，晚上不要乱跑，我星期天就回来……”他在火车上对她挥手——左手还是右手？

自己吃饭——他好像那个在妻子颈子上挂大饼怕她饿死的丈夫！

5

江力廉买了一本德文版的《美丽佳人》卷在手里。

找到新闻记者咖啡馆，她有点莫名的紧张，好像越来越接近一个美丽又喜爱的东西，但又害怕那最后的真正的接触，怕烫伤。多少次，她手里卷着书踏进这里。那个时候读的书，可不是《美丽佳人》，大概总是教育心理什么的。没读懂，没机会读懂。

她一进门就看左边靠窗的桌子，只有在那个位子，可以安静地看街上流过的彩色众生。

那个位子上已经有人坐着看报，她犹豫了一下，其实别的桌子也都满了，便径直走去，在那人对面坐下，却把脸向着窗外；她无意和别人交谈。

窗外川流不息，人来人往。两个十来岁的扎着马尾的女孩子嘻嘻哈哈地撞来撞去，她想起寄住在娘家的女儿，明天无论如何得打电话回去。胸前吊着照相机的观光客随兴漫步，不时有人把鼻子贴上窗玻璃往里瞧，碰上她往外望出的眼光，便尴尬地一笑，走过。

一个衣衫褴褛、肮脏的头发盖住眼睛的疯子气汹汹地走在人群里，比手画脚地破口大骂。

“奇不奇怪？每个小镇都有它自己的疯子，每个疯子都会骂人！”

她愣了一下。是台湾人所熟悉的那种“国语”。发话的是与她同桌的这个人。他放下了报纸，也不看她，自顾自地脸对着窗外。江力廉一时不知道该不该接话，因为他也可能只是在自言自语。他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呢？

男人大概有四十岁，一头粗粗的黑发，剪成平头。脸颊青青的，像虬髯客刮掉了胡子。他的手指粗短，指甲剪得极干净。江力廉正犹豫着，男人转过脸来面对她，微笑着说，“你见过不骂人的疯子吗？”

她正经地想了一下，点点头，“有啊！小时候，我们村子里有个女疯子。她不骂人，只是站在街上，怎么说，手舞足蹈。好像不可控制地一直跳舞——”

“那叫Tourette’s syndrome。”

“什么？”

“对不起，”男人道歉得相当诚恳，像个承认错误的小男孩，“我不知道这个病的中文叫什么。Tourette发现了这个病，所以这个病就取用他的名字，好像帕金森病一样。以前的人都认为那些跳舞的疯子有什么魔鬼附身，其实是一种神经病，神经系统出了毛病。”

“大概叫舞蹈症吧，”江力廉开始猜测这家伙是个外科医生（你看他剪得那么干净的指甲！），“你怎么这么清楚？”

“亲身经验。”男人笑着，眼角浮起皱纹。

江力廉睁大眼睛，男人笑出声来，“不是我，我是说我有个叔叔生这个病……舞蹈症的病人用一种药，叫做Haldol，用下之后，病人整个慢下来，举手投足变成慢——动——作，像港片里的僵尸……”

江力廉用她黑白分明的眼睛白他一眼，觉得他对长辈不敬，可是他是个全然陌生的人，白眼看他似乎也有点失了分寸，于是有点不好意思地转头又看窗外，疯子已经走了。

男人饶有兴味地仍旧看着她，江力廉感觉到这男人和自己之间有一点微妙的张力，这种张力满足她女性的虚荣，同时使她紧张。她假装专心看着窗外，把侧面留给男人欣赏。她知道她的侧面轮廓很美，她的皮肤细白，一紧张就脸红，“脸红得迷人”，不少人说过；长发松松地扎着马尾，使三十七岁的她看起来还像个没结婚的人。

“有几个孩子？”男人啜了口咖啡。

江力廉慢慢地回过头来，看见男人带笑的眼睛，觉得他可恶，便说，“你会不会问一个男人这样的问题？”

男人开心地笑了，江力廉的反击像老鼠对猫露出牙齿。他往后靠着椅背，双手交握在脑后，轻松地说，“当然！我自己就是两个孩子的爸。”

“喔——”江力廉觉得自己看走了眼，男人重新赢得她的尊敬，“孩子在哪里？”

“跟孩子的妈在一起。”

“那——孩子的妈呢？”

男人爱笑不笑地，“你——”他慢慢地说，“会不会问一个女人这样的问题？”

不等她作答，他却又径自说，“孩子的妈跟别人结婚了。那个别人也有两个孩子。”

江力廉蹙着眉尖，叹了口气，低低地，好像说给自己听，“这世界破碎的东西太多了！”

侍者过来收盘子，江力廉说，“麻烦您多给我一份糖。”

男人惊讶，“你会德语？你不是观光客？”

“学过。”

她突然觉得索然无味。不，她不想提起她来过德国的过去，更不想解释和丈夫远道来求医的过程。他是一个陌生人，而且，她原要来这里独自追索一下心灵的幽深暗处，这陌生人的存在简直令人厌烦。

她沉默下来。

男人显然感觉到她情绪的改变，付了账（付了他自己的），站起来，对她潇洒地行了一个军礼，连再见的客气话都没说，走了。

现在，她倒可以安全地从背后看他的全身，男人不十分高，但是腿的比例长，身材显得匀称好看。而且，他穿着粗犷的卡其布长袖衬衫，袖子随便地卷起来，仿佛随时可以远征撒哈拉沙漠，在星光和野地里倒头就睡。不像张胜捷，永远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头发还要抹油，虽然已经没有几根。

还有，指甲剪得那么干净的人绝不会把鼻涕擤在手帕里。

男人突然出现在玻璃窗外向她挥手。

叫住他！叫住他！她心里在喊，问他的名字！

男人却已从窗边过去。

不过去，她也不会真开口叫他。

她自己清楚得很：江力廉只会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心里闹不清是惆怅还是懊恼。（是的，她很熟悉这种情绪，小时候，譬如说吧，她一心一意就想演白雪公主，一点儿也不喜欢当巫婆或小矮人，可是当老师问谁愿意毛遂自荐演白雪公主的时候，她只能低着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等着别人举手了，自己心里难受。最近的一次是，总编辑问她愿不愿意去莫斯科做一个俄国妇女专辑，她挣扎考虑了三天三夜，还是对张胜捷开不了口，最后去的，当然是个年轻刚毕业的记者。好几个晚上，她坐在厨房里对自己生气，恨自己懦弱，眼泪扑簌簌地流，流完了之后通常也就气消了。她渐渐学到，世上没有什么真正承担不了的痛苦。）

走出咖啡馆，纳入了流动的人潮。她想起来，学生们是不走这条大街的。匆匆忙忙来回赶课，走的是和这条街平行的一条小街，“谁有时间去和那些观光客撞来撞去？”

但她现在是一个观光客。街角一家礼品店的阳台上坐着一只毛茸茸的布熊，对着大街吹泡泡。泡泡闪着阳光的色彩，轻飘飘地在空中晃荡，一个灭了一个又飘起，像开花一样。

江力廉不禁伸手去捕，一个美丽的大泡泡飘到她张开的期盼的手掌上，薄薄的，透明的，闪着彩虹的颜色，稳稳地落在她掌心，竟然不破灭。她立在街心，突然觉得胸臆间充满快乐。

她在下一条街口买了一筒冰淇淋，边走边吃。

6

下午的会程结束，大会秘书催着大家上路；离会场两公里就是此地有名的风景，蓝盆。一个直径约十公尺的小潭，潭里的水呈艳绚的深蓝色，蓝得出奇，像加了染剂一样。如果真有人跳进去，会发现潭底连着地下河流，蜿蜒游行几百里之后，再浮上来，人，已经在多瑙河。若有人不相信多瑙河是蓝色的，他只要来到树林里的蓝盆，看一眼那蓝得化不开的潭水，他就再也不会怀疑；而且绝对不会忘记，那蓝染的艳色，像一种蛊惑。

张胜捷对蛊惑没有兴趣，他追求的是理性主义，启蒙思想。离开了会场，他径直上二楼回房间去。下午会议中的争执令他不快，一口气不健康地堵在胸里。他妈的到今天还在引用黑格尔，黑格尔对中国的理解错得离谱，肤浅得离谱，可是二十世纪末的文化诠释权和十九世纪没有不同，仍旧操在西方人的手里，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思维架构，怎么可能和他们辩论？

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宗教层次低，只比巫术复杂一点点。证据，黑格尔说，你看中国人对“天”的观念。中国人的“天”不是一个超出尘世的独立王国，像西方的宗教有自己的天使与魔鬼，或者希腊的奥林匹克有这个神那个神。孔教思想中的“天”，是一个完全世俗的东西，所有的权力都属于皇帝一个人，所以儒家思想只有内在性，缺少超越性。

下午那个乳臭未干的家伙说来说去也只不过把黑格尔的冷饭再炒一遍，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实在令人作呕。

心情不好的时候，张胜捷就洗澡。水放得滚烫，里头滴几点香精。人躺进香气缭绕的热水里，闭上眼睛，烦恼的重量就像身体一样，让水承载了一大半。平常，总是力廉放好了水叫他，他才从书房里出来。现在，明明知道澡缸是干净的，他还是弯腰将缸底抹一遍，唰唰几下，利落得很；他自己最清楚，男人在家里的笨拙是做给女人看的，这有两个好处，它满足女人的母性，让她照顾男人像照顾儿子一样，而男人则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

儒家思想的超越性与内在性是并行的，张胜捷在报告里说，黑格尔未能完全了解“天”的深意。中国思想家讲“天人合一”、“天人同体”、“天人不二”等等，把天和人对立起来就证明天和人不一回事。理学家讲太极，讲良知，也表示良知的力量超过世俗的所谓权力。天，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观，它固然是内在的（immanent），它同时也是超越的（transcendent）。

那红头发、乳臭未干的家伙就说，这是和稀泥，内在和超越是两种彼此矛盾的品质，是内在的就不是超越，是超越的就不是内在。说一个学理既超越又内在就好比说一个人既高又矮，完全失去意义。

张胜捷很火，他质问小伙子懂不懂“天道”的超越意义；是不是没有西方的神秘主义就不能有超越性，他了不了解儒家的天道观是道德也是宗教，因为“天道贯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道德重内在，宗教重超越……

词汇不够，他说得结结巴巴断断续续的，一个词含在嘴半天不出来。小伙子盛气凌人地打断他，流利地说，“根据康德，超越性有三个条件：上帝的存在，灵魂之不灭，意志的自由。儒家思想里有这种条件吗？”

张胜捷着急起来，长久以来他就有一个心结，或者说，朝夕不忘的目标，他要证明给西方看，儒家思想的内圣外王与现代民主的种种价值观并不排斥，非但不排斥，而且儒家基本精神是人本的、民主的。这和超越与内在的问题是一个整体。但越是着急，舌头就越打结，他的思想找不到语言来输送，他想说，超越性不只有康德这个定义，他想说，事物间的存在次序和认知次序不是一回事。他想说，超越性的概念只能说明事物的存在次序，你不能忽视儒家思想的独立性和永恒性，他想说，他想说——他脸涨红了。

在懊恼困境中，蓦然响起一个女性的清越的声音，张胜捷暗暗松一口气——

“我不懂，”那清越的声音说，“你们一边说儒家思想没有超越性，另一边想证明儒家思想有超越性，我不是研究哲学的人，但是请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超越性必须是一个评价标准？”

会场突然静下来。

然后突然闹哄哄起来，声音从四面八方响起，与会者抢着说话。主席不得不站起来维持发言次序。张胜捷的目光寻找刚刚发话的人，隔得挺远，完全看不清面貌，倒是那人桌上的名牌模糊看得出是“余佩宣”三个字。没听过的名字。

从澡缸里出来，张胜捷发现在妻子为他准备的行李里少了内裤。什么都有，袜子、手帕、牙刷、牙膏、发油，什么都有，就偏偏忘了内裤。江力廉就是这样漫不经心，所以当年学问也做不好。学问做不好，却又好高骛远，老觉得她应该更有成就，真问她要什么成就她其实又说不上来，凭直觉生活的人就是这样。

但这并不是一个缺点；力廉要真是个雄才大略的女人，他们也根本不会结合。张胜捷一辈子在母亲强悍的镇压下长大，好不容易长大了，他不可能娶个意见太多的女人来虐待自己；这个道理，他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一清二楚。小学三年级那一年，母亲提着他一只耳朵从家里走到学校，一路没松过手。

江力廉来告诉他怀孕的事，坐在床尾，低着头；没有一句怨怼的话，只等着他开口。她的脸很白，眼睛哭得肿肿的，一副柔弱可怜的样子。他根本不需考虑。她没有张牙舞爪地像那些现代的新女性口口声声自己要如何如何，就够了。他要她。

可是她还是忘了他的内裤。

他只好再度穿上已穿过的内裤，打点好，想想大概别人也快从蓝盆回来了，便关了房门折下楼去。

自助餐厅就在会场隔壁。晚餐所需的杯盘刀叉都已陈列在大桌上。包着花头巾的女总管再一次检视份数，一抬头瞥见第一个食客已经走进来。她正想开口招呼，却见他笔直地向柜台那边走去。柜台上摆着一盆绣球花，他对着那盆花礼貌地点头，说，“请问会场有没有洗衣的设备？”半晌，好像等待绣球花回答，又重复一遍，仍旧礼貌得很，“对不起，请问会场有没有洗衣的设备？”

女总管终于叫了声“哈啰”，客人似乎吓了一跳，转过脸来，显然在寻找声音的来处，然后向她走过来。他礼貌地向她点头，说，“请问会场……”

7

张胜捷今天是第三度给妻子打电话了，“对不起，”柜台说，“她还没有回来，要再留话吗？”

“算了，谢谢您。”

他有点不安。江力廉不是个自己一个人会乱跑的人。一整天不在，她究竟哪里去了？

当然，平常到处跑的总是他，开会、演讲、上电视……在台湾做一个学者，绝不是象牙塔里的思考者，他必须同时也是社会的顾问。他的意见对社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有的人为政治服务——执政党和反对党和反对反对党的其他党，都各自拥有一帮学者，平时在后头出主意，选举时就站台演讲或者发起什么签名运动等等。有的人选择媒体，或者应该说，他们被媒体选择，去鼓吹某种观念。每一个媒体，和政党一样，也各拥有一帮学者，在关键的时刻发生作用。

张胜捷当然也熟悉韦伯的价值中立论——学者应该只是学者，他不可以滥用知识的权力去影响社会，可是，张胜捷发觉，价值中立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你不吞灭别人，别人就吞灭你。你不影响社会，社会就被别人影响，而那个影响你绝对不能忍受的。还没有到达民主成熟度的社会，譬如这个小岛，意识形态之争像虎豹同笼，唯一生存之道是：如果你是虎，设法让对方相信他是只猫；如果你是豹，那你要不断地写评论，一直写到对方相信自己是只狗。这，就是知识的权力，马克斯·韦伯！

当然，这样深刻的体认也不是一蹴可即的；是在小岛一次“大选”期间，张胜捷被一个计程车司机冲上台用擀面棍打得头破血流缝了七针之后，他才得到这样的觉悟。

张胜捷更密集地给媒体写文章。他的头还扎着渗血的绷带时就连写了五篇谴责暴力的社论，给不同的报纸和杂志。线还没有拆就做了六场演讲，上过三场电视访问。在一次由大学生主办的选举大扫除、民主大会师的演讲会上，他的开场白是，指着自己的头，说，“这，不是和各位一样的白头巾；这是染血的绷带。”

他戏剧性地停顿一下，然后凑近麦克风用沉痛的声音说，“民主一定要用鲜血去换吗？”

群众以热烈的掌声回答他。

“民主是什么？很简单，民主就是，拳头伸出去，但是必须在碰到别人鼻尖之前收回来！”

回到家，他就把绷带扯掉，挂在浴室里；每次有场合，就再缠上。一天早上要出发前，发现绷带不见了。江力廉竟然把它给洗了。

“血淋淋的，”她说，“多难看！”

他气得一天不跟她说话。

可是他现在心里挂着她。这么晚了，她会在哪里？

经过休息室，一阵哄笑声冲出来。他才将头探进一点，就被叫住，“老张，老张，进来进来！”

小小房间里闹哄哄地坐着好几圈人。西方人跟西方人一堆，中国人跟中国人一堆。白天做思想交流显然已到忍耐的极限，交流的饱和；晚上，饭足酒醉之后，人们就回到自己的族群，绵羊归绵羊，山羊归山羊，放松而满足地释放出彼此听得懂的原始的声音。

一张椅子挪出来让他坐下。正对面那湖北来的诗人显然已经喝了不少，两眼迷离地哼着歌。昨天上午谈比较语言学的王什么对着天花板喷烟。李至同递过来一个酒杯——研究王阳明的李至同和他是大学同学。“你们认识吗？”

张胜捷正给自己斟酒，不知道李至同指的是谁。

“余佩宣，张胜捷。”

斜对面那个人伸出手来和他握了一下，他马上知道，这个余佩宣一定已经在国外很久，才会在介绍的时候主动和人握手，像个独当一面的男人一样。她大概留着长发，面貌，很难说，只觉得她的眼睛特别亮，但是也说不出她眼睛的形状是大是小，是圆是长。

他有点沮丧；他真想清楚地看见这个女人的长相，想知道她是丑还是美，但是他只能听见她柔软的女性的声音。她说，“张胜捷，你今天应该用中文回答那个米勒的！”

张胜捷摇头，“他会听不懂。”

“他对儒家很有看法，不是吗？”她的声音带着嘲讽，“如果他连你的汉语都听不懂，他凭什么研究儒家？”

“话不是这么说，我觉得，”李至同插进来，“老张研究康德，他的德语表达也不见得好，对不对？可是那不代表他不能有见解。”

叫王什么的一只手玩着打火机，说，“语言就是思维。思维受制于语言。单单是我们用他们的语言作讨论工具，就表示我们在玩他们的游戏，玩他们的游戏就逃不了要遵守他们定下的规则。先天不良，没办法的。”

张胜捷连喝了两大杯啤酒，抹抹嘴边的白沫，正要说话，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比较低沉，带着台湾南部的口音，就从自己身边发出：“你们不要这么义和团嘛！他们研究中国思想，我们研究西方思想，我倒觉得蛮平等的。语言的障碍他们也有。”

“那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余佩宣的声音说，“他们研究中国思想中国文学，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语言，用什么价值结构？”

“问题就在这里，”张胜捷搁下酒杯，“他们先给哲学下个定义，说哲学是一二三四，然后拿这个一二三四到中国思想里去找，找不到，就宣布中国没有哲学。他们给宗教下个定义五六七八，然后到中国思想里去找五六七八，找不到，就宣布中国没有宗教。你说这叫什么呢？”

“对，可是你硬要在中国的哲学里找到他们要的一二三四又有什么意思？”是余佩宣在质问他。

他正要回答，一直只顾喝酒的诗人转过身来，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懒懒地说，“在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关起门来不甩他们；我们搞我们的，他们搞他们的——”

“搞搞搞搞，我真受不了你们大陆来的，什么东西都用搞的，学问哪能搞，学问要治，懂吗？要治！”李至同站起来拿酒，“我们台湾只有女人才能搞——”

“李至同！”余佩宣的声音大起来。

李至同装出害怕的样子，张胜捷话犹未尽，“闭门造车也不行啊，跟西方对话不能没有——”

诗人对他做不耐烦的手势，“算了算了！严肃的问题留给白天，我们来讲黄色笑话比赛吧！我先讲。”

他推开挡住视线的酒瓶，“女强盗。打一个成语！”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

“逼上梁山！”诗人不动声色地说。

张胜捷身边这个女教授“我的妈呀”一声叫出来，其他的人东倒西歪地笑着边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语言学家兴高采烈地举手，“轮到我，轮到我。”

“老女人跟年轻人的男人做爱，打四个字的成语。”

沉默了一会儿。

语言学家得意地宣布，“古道热肠。”

听的人又歪倒，笑着叫着，“太脏了！太脏了！”

其他桌上的人好奇地回头看这特别快乐的一桌人。几个人起哄要政论家也讲一个。张胜捷惯说政治笑话，黄色笑话倒缺乏练习，可是他有一个听来的，“有一个男人住院检查。一个护士对另一个护士说，你看见没有？那家伙的那个上面刺了‘一流’两个字。另一个护士就说，才不是呢，那东西大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刺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哄然大笑中，李至同突然问，“余佩宣，你怎么没抗议？”

“抗议什么？”她说，“如果连笑话都不能说，这个世界未免太没意思了！”

“我听过张胜捷的笑话，”她继续说，“不过是美国版的。一个护士对另一个护士说，那个男病人的东西上刺着Wendy几个字母，大概是他女朋友的名字，另一个护士说，不是啦，那个东西大起来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刺的是：Welcome to the Bahamas and have a great holiday!”

喝了不少的酒，张胜捷有点头重脚轻地再度走向走廊里的电话。午夜了。

“对不起，没人接。要不要留话？”

8

余佩宣觉得张胜捷看人的眼光很奇怪，他似乎极专注地看着你，但你有种怪异的直觉，觉得他在注视你脸上的某一个部分。也许是嘴，也许是鼻子，也许是耳朵，你只觉得他眼光游移，专注而又游移，很奇怪。他确实在看你，但是有看没有见。

他说要打电话，先起身离去。当余佩宣踏进走廊准备回房时，刚好瞥见张胜捷正要上楼梯。他对着楼梯扶手——圆柱形的楼梯扶手大约有一公尺多高——他说，“晚安，明天见。”对着楼梯扶手。

是儒家哲学还是现代政治把他给搞坏了？

焦虑。

是了。焦虑。中国知识分子的焦虑症。两天下来的会给她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两个字，焦虑。

中国知识分子在做学问的时候，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心里都有一个压迫者，假想敌——西方人与西方文明，占尽优势的西方文化。他们从事发明，或者潜心研究，他们埋头创作，或者鼓吹改革，都为了赶上西方，学习西方，要不然就是反抗西方，排拒西方；怎么说，都是被罩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像在拳击赛中不断低头挨打的那一个。

有个探险家，什么准备都没有，就要去走塔克拉玛干沙漠。死亡之海。结果腿被冻伤，得了败血症，要锯掉。探险家在病床上等锯腿的时候，听说法国人要去穿越死亡之海了，他从病床上跳下来，拔掉臂上的点滴针头，劈头就往沙漠跑；绝对不能让外国人走在中国人的前头。

这个人还活着，活着好继续爱中国。

躲不掉那拳头吧，所以焦虑。

可是有时候，双方都是玩家，譬如洪飞。

她陪洪飞去领奖，一个欧洲的笔会要颁给洪飞什么自由斗士奖，因为她写的一系列揭发性的文章使她成为异议分子，回不了国门。大会上冠盖云集，总统、部长、国际知名的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穿着黑色燕尾服，高贵而矜持地彼此点头，握手，寒暄。

洪飞是特别来宾，不是吗？为什么前来和她说话的人那么少？每个人都在忙着和别人认识；既然对她没兴趣，又为什么请她老远来呢？

洪飞打算领了奖就飞回祖国。在她上台领奖的前一天，她的家人捎来消息：不要回去，回去就会被捕。

洪飞于是和笔会干部商量：笔会可以为她的安全发表一个声明吗？

笔会代表闪闪烁烁，顾左右而言他。总而言之，声明，不合时宜，笔会有很多其他的议题要处理。

还有，很重要的，请自由斗士明天的领奖感言讲得尽可能短，因为总统很忙。

她们突然间就明白了为什么人们对洪飞兴趣不大。就譬如有钱人家开个盛大的宴会吧。为了助兴，请了个表演者；当表演者演出时，当然所有人的眼光都会聚在她的身上，但她绝不是客人来此盛会的目的。还不太重要的人到这里来结识重要的人，已经重要的人来这里让比较不重要的人看见，从而证明自己的重要。在这种场合，谁会对那个被邀来当装饰的表演者认真呢？

那个表演者当然有她的意义——她是一个被亲生父母虐待的小孩，一个残障者。展示她的伤害，再用一条温暖昂贵的毛巾裹住她，适切地表达了展示她的人的正义感和道德水平。

在欧洲人表现自己、满足自己的意义上，洪飞是绝对重要的。

余佩宣为这个发现而深深难过，看着洪飞美丽的大眼睛，她几乎想马上握住洪飞的手，给她一点真实的温暖。可是，她只是一贯地沉默，难过的时候，她总是沉默。

洪飞还是飞走了。在祖国的机场，她果然被拦下。余佩宣在电视上看见她好整以暇地对群集的各国记者读她早准备好的声明。她念来慷慨激昂。

余佩宣突然间就明白了。表演者何尝不清楚自己的角色呢？只是她懂得假戏真做，台上台下都是戏；在她编的剧本里，那些高贵而矜持、自以为重要的西方人才是她的配角。

他们其实彼此配合，彼此需要，谁也没骗谁。

太累了。我太累了。西方还是东方，都是大屁股的狒狒，比较谁的屁股大。对不起，我不加入。

她把窗帘拉拢，脱光了衣服，钻进被窝，蜷缩起来，像虫钻进蛹里。脚向脚取暖。

熄了灯，路灯苍白的光影闯进来，照亮了地板。是夏夜，怎么她觉得这样冰凉，从最深的心底凉起。也曾经是夏夜，蟋蟀和蛙在田野里纵声鸣叫，像《第九交响曲》的大合唱。月光和情人，田埂间的小径和认为是永远掌握的幸福。

我流落陌生的城市，走过一条又一条黑夜的街道，

黑暗的滋味啊，我知道，就是在黯淡荒凉的路底，

蓦然看见一扇窗

燃起了暖色的灯，

别人的窗，别人的灯，别人的温暖，

黑暗中有叹息的声音，沉重不是为了你，

巷子里有人轻声呼唤，渴求不是呼唤你，

我累了。

9

我带了本字典来，萨克斯教授。

我在一家妇女杂志当了几年编辑，德文资料常常翻译，但是说就不行了，而且胜捷的问题，嗯，还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对，他下星期天回来。

现在追想起来好像是在他参加竞选的那个时候，两年前吧，他突然要参加“国会议员”的选举，说是高级知识分子都不肯弄脏手，当然政治就越来越脏。那段时候嘛，每天奔来跑去，他叫我把工作辞掉，专心帮他。我们也没什么经费，所以请客都得我自己下厨，有时候一天要准备好几场的饭局。家里的门是敞开的，人来人往。好像就是在那个忙得一塌糊涂、他一天到晚演讲的时候，我觉得他有点奇怪。

先是一个助选的研究生偷偷问我：“师母，老师眼睛有没有毛病？”

研究生说胜捷到菜市场去拜票的时候呀，突然满脸笑容地弯身，伸出两只手，好像要去抱小孩的样子，可是他抱的是路旁一个脏兮兮的红色的防火栓！大家就笑，以为他在逗趣。

胜捷当天一回来，我就想测他的眼力。萨克斯教授，他一进厨房就说，“怎么地上这么脏！”他连掉在地上的几粒米都可以看见，他的视力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开始常常吵架，而且吵得很凶。他——

吵的原因，当然我想我很累，他也很累。我会抱怨他害我杂志社的正常工作都放弃了，小孩也照顾不到一类的话，他就会暴跳如雷。（跟他母亲的关系不必说吧。奇怪的是，私底下对母亲那样不满、那样讨厌的人，却要求我对她百依百顺。他妈欺负我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孝子，完全帮着他妈说媳妇该怎样怎样，实在搞不懂他。）

（其实，最让我不舒服的，还是我觉得他完全不为我着想——）他会三更半夜带朋友回来，叫我给他们下面倒酒，然后整个晚上不和我说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要和他说什么，恋爱的时候可以谈康德，结婚了以后谈什么呢？），上了床就呼呼大睡。我不太敢说他什么，因为知道他压力大，怕刺激他，看他每天进门筋疲力尽、两眼发黑的样子，也蛮可怜的。但是一说他什么，他很容易就失去控制——

失去控制？就是……就是……会大声骂人。（我怎么能告诉他，丈夫会动粗？我怎么能告诉他，胜捷会抓起我的肩膀往墙上撞？不过，他动了粗之后又会后悔，像小孩一样，抱着我的腿要我原谅，可是下次又一样……我怎么能告诉他这些呢？）

我不知道，或许这些都和他的病有关？我不知道。

不，结婚头几年，至少在我们还住德国的时候，他没那么暴烈。（至少没打过我吧？我们都是学生，不在一起的时候就各做各的，不像回到台湾，他就老觉得做太太的应该这样那样。）竞选那段时候，他当然也突然变得很出名，身边老围着人。“学者参政”，报纸上天天都有他的消息，他对我脾气特别大，使来唤去的。有一次，我们请一对“部长”夫妇来家里吃晚饭——那个“部长太太”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在门口迎接客人，胜捷堵在我前面，跟客人握手呀，寒暄呀，他就那样挡在我前面，好像不感觉我的存在。（那种不受尊重的感觉实在令人难受，可是……我想我更怕冲突，怕他大吼大叫的吓人的样子。）总而言之，我们有一段时间关系很困难……（其实现在也还没过去……可是如果是病……）

对不起，我有点乱了。

有一天，我们在街上碰见了，在台北市中心。我送女儿去上钢琴课，走在大街上，一眼就看见他从那边走过来，可是很奇怪，一直到他和我相距不到一公尺了，我以为他要叫我了——因为他的眼睛明明看着我唷——他竟然没有看见我，那我忍不住开口叫他，他才吓一跳的样子，然后，萨克斯教授，他还将头转来转去，好像要凭着声音找我，可是我就在他的两只眼睛前面呀。太离奇了。

这我才想到，老天，这个人是不是生病了？

为什么他可以看见地上的米粒，却看不见我那么大的东西呢？

后来他落选了。一个电视记者访问他，说完话以后，他就伸出手去好像要和那个女记者握手，可是他伸出手去握人家的麦克风！旁边的人在笑，我却很紧张，天哪，不找医生不行了。

吵架？落选了以后还吵，他根本不准我去上班了，说他需要我。好吧，留在家里就留在家里，反正多陪陪女儿也好。严重冲突？这和他的病——我们还不知道他有没有病——有关吗？嗯——（严重冲突？那个晚上……我和他一个助教出去拿资料，回来晚了，他气得脸暴青筋，一巴掌打得我发晕，然后，然后，我怎么能告诉任何人，他……他见我垮在地上哭得很惨的时候，竟然……竟然掀起我的裙子就……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还好。我们还算过得去吧？！夫妻关系应该怎么样呢？（事后他说，是因为爱我……）萨克斯教授，我还是告诉您我们求医的经过吧！

他的情况越来越奇怪。学生说，胜捷很幽默，常对着柱子说话，对学生却又常常视若无睹，我们先去找了个眼科权威，眼科权威说他视力极好。后来，我们又找了一个极有名的针灸医师。为什么找针灸医师？因为他号称神医，台北人说他可以让瞎眼的人看见，让瘸子走路，您别笑，很多人这样相信，我反正也觉得不妨一试。

那个针灸医师白天是一家大医院的精神科主任，晚上才凭面子看一点针灸。他跟我们谈过之后，竟然叫我们去看白天的精神科，说针灸帮不了忙，我们应该试试夫妇治疗。（胜捷当场哈哈大笑，说，对不起，龙医师，精神医师都是自己有毛病的人！“精神医师对人类底本性与一个社群底一群成员之可能行为有多少洞识？他对于Pflicht义务与Neigung个人性向有多少理解？”）

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把他劝去。（结果竟然好像是为了我，好像是我出了问题似的……其实也未尝不是。那天晚上……那天晚上之后，他一回家我就紧张，小心翼翼怕得罪他。夜里，就怕他要求……）我们去了一次，以后他就不肯去了……

然后有这个学术会议他要参加，就想到顺便来这里检查看看……

我？我很好。

三十七。

有时候觉得闷一点，压抑一点。可是大致来说，还可以吧。我对人生没什么太高的要求。（从小看着爸妈厮打，看着披头散发的妈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整理皮箱，然而没走出过一次，现在她每天坐在电视前面，从早上看到晚上，有时候连睡衣都不换掉，反正晚上来了又要上床，每天都一样不是吗？我想我对过日子从来就没什么幻想吧？！）女儿发展得很好，我自己……就是这样嘛！（一半的人生都过去了。）

10

站起来和萨克斯道别的时候，江力廉眼角又瞥见他，在院落里，戴着白帽，穿着白大褂，低头扫地，不停地扫，专心一致地扫；地上，什么都没有。

从阴暗的老屋出来，觉得外面的阳光轰一声扑在脸上。江力廉站在一排七里香前，仰脸对着阳光，闭上眼睛，感觉眼睫间一片温暖绚丽的红光，欧洲五月的阳光，含着微风，同时飘来七里香浓郁的吐气。

她深深地吸一口气，缓缓地舒出来。离开胜捷的题目，她觉得一身轻松。

她迈着大步向老街走去。

哒哒的马蹄在身后响起，她赶忙转身，退到一家书店门口。两匹壮硕高大栗色的马踩着哒哒韵律自她眼前经过。阳光下的马背闪着光，散发干草和汗味，那个气味令人联想绿色的原野；江力廉觉得自己像涨了氢气的气球，想飞。

一条流动彩色的街。脸颊红润的孩子们呼喊着追来追去，穿着碎花裙子的女郎笑着亲情人的手。画家坐在路旁帮人画像，一个喇叭手悠悠吹起《夏日最后的玫瑰》。

大学广场上围了一堆人，人堆里传来钢琴的流水似的咚咚声。大街上也能弹钢琴吗？她想看看，正拉开脚步，却听到有人在喊“喂喂”的声音。不是“哈啰”，是“喂喂”。

呼喊的人坐在一辆马上要发动的巴士里；还有人在前门上下车。他把头探出车窗，大声说，“我要去看一看垃圾场，要不要一起去？”

她愣着，意外的再度邂逅使她有种模糊的喜悦，可是，她不认识他，而且，什么垃圾场？他要去哪里？车子马上要开，她需要时间作决定，哪里能就这么跟着他走——

“上来呀，”他挥着手，竟然有点不耐烦，好像他们早约好的，她不知在拖什么，“快点，车子要动了！”

她抬头看着他，心跳得厉害。

11

机器声很响，轰轰震着耳鼓。戴着黄色头盔的技师用喊的，“我们一年处理六万吨的废纸，一万七千吨废木，一万吨玻璃瓶，一万两千吨包装盒，这个厂房是处理废纸的。”

一辆推土机在来来回回运作，推的不是土，而是土丘一样高的纸堆，“在我们眼中，”技师指指漫天漫地的纸，“没有废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有价值，只是不断地转换用途。”

上一段狭窄的铁梯，就是分类线。两条进行中的轮带满盛垃圾，往一个方向流去。轮带两边站着工人，大约每隔一公尺就有一个人。戴着橡皮手套的手伸进不断流过的垃圾堆里翻翻找找，像小孩在水沟里捞鱼。输带开始的地方悬着一个巨大的磁铁，把纸堆里的金属都先吸走了，工人的手只是把昂贵的瓦楞纸挑出来，丢到身边的大桶。“瓦楞纸的利润最高，”技师说，“我们分类出来，卖给造纸厂，赚得最好。报纸最贱。”

“我同意，”正做着笔记的他突然莞尔一笑，对身边的江力廉说，“报纸擦玻璃最干净，你知不知道？”

“你看你看，”江力廉叫起来，指着涌过来的五颜六色的垃圾，“有只鞋子。”

技师一点儿也不惊讶，喊回来，“我还看见过一只死老鼠！”

江力廉目不转睛地看着河流般的永无止境的纸垃圾，技师几时走的她都没注意。那带她来的人一直在做笔记，时不时退到一个角落去选镜头拍照。当江力廉抬起头来，他已经收拾了笔记本子，伸手来拉她，“走，到下面再去一次，”他护着她走下险险的铁梯，“我再补一张照片。”

下面是纸河的起点，成堆成山的纸，从千千万万家家户户的字纸篓里倾倒出来的纸，凌乱地散布在每一个视线所及的角落。

他们并排站着。

“这些哪是纸？”她仍旧为眼前的景象震撼，“你看嘛，上面全印着字，印字的纸叫纸吗？”

“不叫纸叫什么？”他偏过头来看她，风吹乱了她的长发；他们站得很近。

“叫知识，”她说，平白地想起张胜捷，“以前的中国人凡是有字的纸头是不丢的。”

“那是崇拜知识，”他又牵起她的手，小心地绕过一辆推纸机，推纸机轰轰的声音掩掉了他半句话。

“你说什么？”她对走在前头的他喊，“听不见。”

迎面又隆隆驶来一辆卡车，“我说啊，”他吼回来，“知识也是一种垃圾！”

江力廉让他牵着自己的手，走出了忙碌嘈杂的厂房。

到了马路上，一静下来，她自觉地抽回手，想到怎么回旅馆的问题，“奇怪，你们做记者的人不自己开车？”

“当然开，”他把相机放进皮制的器材袋里，熟练地拉上拉链，“从巴黎来的路上车子漏油，在海德堡修呢。明天会修好，我明天到布拉格去。”

江力廉感觉一沉；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这么多吗？当他牵着她手在垃圾堆里穿来穿去，她有一时的错觉，恍惚他是自己大学时代的情人，两人正谈着人生中最纯洁而且绝对不会再有一次的恋爱，那种抚摸一下头发、不小心碰一下肩膀就令人魂魄摇动的恋爱。这个人明天要去布拉格，从此走出我的人生。她心里涌上一阵自己不能理解的悲戚。总是这样，美好的东西像泡沫，彩色缤纷的泡沫……可是我是怎么了？这个人我根本还不认识。我知道些什么？他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中国人，他自己是个台北美国学校教出来的孩子，在美国读新闻，到欧洲来闯下来，为巴黎的《论坛报》已经工作了八年。他喜欢当跑来跑去的资深记者，不愿意坐办公室，明年要调到中东去，也许是约旦，也许是以色列，最想去耶路撒冷……

“我喜欢一个人旅行。”他说。

“为什么？”她不曾单独旅行过，觉得那是件得克服多种恐惧的事情。一个人看地图？一个人找旅馆？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面对茫茫的、没有栏杆扶手的世界？

“一个人，你才能专心地看世界，”他说，脸对着车窗外，郊区的田野风景不断倒退，“有个伴，你就不得不分心去应付她。”

“而且，”他转过脸来盯着她看，“单人旅行像一扇敞开的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两个人就是一个闭锁的世界，你说呢？”

她避开他炯炯的眼光，觉得脸颊发烧；她是他那多余的伴，还是那可能发生的事情？

车子摇晃，他们的肩膀和膝盖时不时碰触，每一次轻微的不经意的接触都令她心里一紧，一种麻的感觉奔向指尖。

又回到大学广场，已是晚上七点。欧洲的迟迟夏日，太阳还任性地照着，一点儿也不想下山。广场上露天的咖啡座里，坐满了悠闲的人。情侣携着手，依偎着走过。江力廉心里有说不清楚的难过，又到了分手的时候，这次分手，他们不会再偶遇——你到底想要什么，江力廉？就是再度偶遇，再给你们二十四个小时，你要什么呢？你能要什么，敢要什么呢？你的人生走到了哪里？

巴士已经开走。几乎是刀扎的痛楚的感觉，她沉默地抬头看他，准备道别。他把摄影袋搁在地上，夹在两脚之间，两只手插进口袋里，低头凝视着她。

好一会儿不说话。

静默的压力太大，江力廉觉得晕眩。广场像落潮的海水退去，远远退去，所有的声音消失，所有的灯火熄灭，所有过去的痕迹被风吹散；巨大的心跳声撞击着耳膜，她看着他温柔又复杂、复杂又温柔的眼睛——她多么多么想亲吻那双眼睛，用她的唇，她的心，用一辈子换一个时刻……

他拾起她一只手，放在唇边亲了一下，轻轻说，“保重！”

提起袋子，挂在肩上，伸手在她脸颊上亲昵地抚了一下，转身离去。

叫住他！叫住他！

江力廉盯着他的背影，退去的海水淹了回来；那背影让人海遮住，又露出来，遮住，又露出来，越来越小，渐行渐远，走上一条与她不再交叉的线，没入一个空间，一个她今生今世触摸不到的空间。

她仍旧不知他的名字。

12

柜台后的胖太太递给她留话条，满面笑容地说，“您先生来过三次电话了。”

进到房间，揉了纸条丢进垃圾桶，她坐下来拨电话，才拨第二个号码，就赶忙挂掉。六个小时时差，现在台北可是三更半夜，差点吵醒了女儿。

冰箱还没开过，门上插着钥匙，一扭就开。里头瓶瓶罐罐，琳琅满目。她随手抽出一瓶什么，看看是威士忌，咕噜咕噜倒了大半杯。

灭了灯，拔掉了电话线，她倚坐到床上，闭着眼睛，黑暗，像发烧时额头上清凉的毛巾，抚慰着感官。

印象中喝威士忌得加冰块，但是没有也无妨吧。

第一口很呛，第二口很辣，然后，液体逐渐扩散蔓延，在自己和黑暗之间游出一堵透明的、极富韧性的墙，她出不去，黑暗也进不来；看不见的墙像水母似的伸缩，微微漂浮，随着水波，膨胀、缩小，膨胀、缩小……体质透明、柔软的水母……她觉得很清醒，只是四肢重得很，不由自主地向地心下沉……沉……

他推门进来 熟悉得好像这是他的房间 不必开灯就知道床在哪里 难道竟是我走错了房间

他说 声音里有一点戏谑 他的“国语”很好听 很圆熟的那一种 怎么美国学校出来的孩子能讲好听的“国语” 我妈是北平生的 教小学 我的英语更好听 你要听吗 怎么鞋子还穿着 坐在床沿将她的鞋带解开 床下沉

来 洗个澡 你会舒服些 我帮你放水

不要 我喜欢淋浴 我不锁门 但是你不可以进来

莲蓬水力充沛 强劲地打击在肌肤上几乎有点疼痛 疼痛的快感 水使全身肌肤雪白里透着绯红 热气缭绕 毛玻璃门被拉开 他跨进来 立在她身后 两只手臂环过来缠住她 她闭上眼睛用赤裸的背脊 所有的触觉敞开 细细寻索他的肉体凹下和突出的线条 他的呼吸在她湿透的发际 他的手抚摸她被水润滑的乳房 乳头在水的冲激下情不自禁地胀起来

他用一条白色的大毛巾将她裹起来 紧紧地像宠爱一个婴儿 然后将她抱起 掷向床上 抓住毛巾的两头 用力一扯 又将她抖出来 她慌着躲进被子盖住自己 他也钻了进来 贴着她的身体 却突然安静下来 那样甜蜜的安静 一只手撑着头 自上往下凝视她 痴迷的眼睛说 你很美你知道吗 这么亮的头发 在黑夜里发光 她不说话 不说话 就怕一出声 他就会消失 几个小时下来 他的胡髭长出了一点 脸颊更青更粗了

我不敢问你的名字 因为只要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就不必负责 负什么责 我不知道 你每次单身旅行 告诉我 你每次单身旅行都会找个朋友吗 不要 不要 不要说 我不要知道

他根本不在乎她的自言自语 一心一意吻她的额头 很轻很轻地吻 从额头到鼻尖 到她微张喘气的唇 他把她当一张市区地图 顺着中轴线自北往南向下探索 用他的唇与湿热的舌尖 经过乳房之间 到肚脐 小腹 她的小腹紧绷 腿在他的重量下分开 他的舌尖死死缠住她裸出的欲望 她要承受不住 承受不住了

她叫出声 像从危险的高空坠落 颤栗 颤栗不能自已

然后黑暗覆上来，她抱紧蜷曲的双腿，在灵魂的深处有什么东西彻底地垮了。

紧闭着眼，热热的泪水猛地涌上来，滑下眼角，大把大把的，湿了枕头。

13

知道要和余佩宣搭同一班火车回海德堡，张胜捷莫名地兴奋起来。几天的会议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捕捉她的声音。弄不清楚是什么吸引了他。

她冰雪聪明，书读得多，侃侃而谈时没有人敢不听，这都使她隶属于男人的圈子，可是她的声音又充满了女性的妩媚，与她思想的阳刚糅成一个很奇特的混合，是这种混合令他迷惑吧？她与江力廉的截然不同，也令他觉得心动。然而是什么呢？是什么使她和江力廉如此不同？

余佩宣和大会的主持人握手，然后提起行李，大步走开，一个人往前走去，火车站的方向。

是自信。张胜捷看着她的背影。她明明知道他们搭的是同一班车，可是她不会等他，她毫不在乎。她只在乎她自己；这个女人，有一种旁若无人的自信。

她的旁若无人刺激着张胜捷。

他赶上前去。

车厢里六个位子全空着，余佩宣索性将行李搁在椅子上。张胜捷仍旧规矩地举高皮箱，塞进头上的行李架。他两手高举的时候，裤管往上提，余佩宣看见他左脚上空空的一截，没穿袜子。这么不拘小节的人还真少见，她想。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火车开始滑动。从蓝盆到海德堡，他们得一起度过三个小时，余佩宣觉得有点不幸，可是安慰自己，换了人也许更糟。正想拿本书出来打发时间，张胜捷说，“他们说你是个女性主义者。”

“喔！”

张胜捷原以为她会骄傲地或者自我辩护地说些什么，等了半天，却发现她没意思继续这个话题，便说，“我对女性主义没有偏见。”

余佩宣噗嗤笑出声，却不说话。

张胜捷觉得有点受伤，不高兴地问，“好笑吗？”

余佩宣冷淡地说，“当然好笑。你会不会对一个历史学家或者人类学者说：‘喂，我对历史还是人类学没有偏见？’此地无银三百两嘛！”

“哈！”张胜捷愉快地抢说，“你犯了类比的错误。历史和人类学都是客观科学；女性主义是一种主观信仰，对主观信仰当然能说有没有偏见。我也可以说，我对天主教有偏见或没有偏见。”

余佩宣往后躺进椅子，意兴阑珊地，“那你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诚实的保守主义者。”张胜捷宣布的姿态，有一点殉道的悲壮，仿佛他在说，我是中国最后一个国民党员，或者，我是最后一头白皮犀牛。

查票员出现在门口，剪了票。

“旅游愉快！”他说，转身离去。

张胜捷要强调的是“诚实”两个字，这两个字使他有异于他九〇年代的同侪。他觉得以余佩宣的聪慧，他可以让她理解他对诚实的信仰。

一个巨无霸似的女人来到门口，先将行李掷到位子上，然后艰难地把自己的身体塞进嫌窄的门。女人全身是肉，往横的长。穿着大花鲜艳的衣服，更使得整个身体庞大凌人。她背对着张胜捷弯身将行李推进位子下层，巨大多肉的臀部不可避免地逼在张胜捷鼻尖，令他觉得窒息。他把头转向窗外。

折腾了好一会儿，女人总算坐了下来，喘着气，竟然紧挨着张胜捷。肥墩墩的手臂搁在扶手上，张胜捷努力往窗边缩，否则他就得和胖女人摩肩接踵，肌肤相亲。

他觉得倒霉极了。余佩宣那儿许久没有声音，或许已闭上眼睛。在强邻的压迫下，他也不再有心思谈话。

“Japanese？”

是胖女人在说话，在对他说话；如此惊人的恐龙般的身体，发出的声音却尖细如猫叫。他摇摇头，假装听不懂。

女人叹息，“Japanese!”

张胜捷把眼睛闭上。不是，他不是一个日本人，他是一个诚实的保守主义者。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在这价值大翻转的年代里，做一个保守主义者需要勇气，你知道吗？余佩宣。美国人一喊出“政治正确性”的口号，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政客（这两个是分不开来了）马上发现他们也有政治正确和不正确的两派。在张胜捷虎豹同笼的小岛上，政治正确有几股力量：譬如搞环保反核的，譬如搞原住民还我土地什么运动的，再譬如那一撮喊性解放的激进女权运动者……

还有所谓左倾知识分子。

这些人“正确”，因为他们拥有的虽然只是一个政治立场，可是他们的政治立场和一些特定的形容词画上了等号，他们是进步的、革新的，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们的政治立场拥有一圈道德的光环。

他们中许多人其实是机会主义者，为了那圈好看的道德光环而加入那个阵容，真正要满足的是个人的道德优越感，议题本身反倒其次。

这些人，在一个山地人因为杀人而要处死刑的时候，就来个集体声明：“刀下留人！！”原住民犯罪要考虑他的不公平的社会背景。奇怪，被那个山地人杀了的倒霉鬼好像就没有什么不公平的社会背景了。

把被害者和迫害者的道德位置颠倒过来，是政治正确的基本原则。

譬如那杀夫的女人，刀子还淌着血呢，这些人就大喊：她，她是弱者！她需要我们的帮助。那个被分成八大块的丈夫，还倒在血泊里呢，已经被宣布为无恶不作的坏人，谁教他打她呢。这样，凶手和被害又调了位子。

可是我张胜捷知道：阶级和秩序的形成都是有它的必然性的，不能轻易推翻。

再譬如反核吧，可是电，照样要用。可没见哪个反核的人回家把冷气机给拆下来的。

这话，在政治正确的气焰下，没人敢说，连张胜捷都不敢。他只能在私下放炮。

但是他能说的也已不少，譬如女权的问题，他有一个理论：这是一个物竞天择的世界。解放女性多半不生孩子，忙着去追求自己的天空。她们的下代就越来越少，这种自私自利的女性注定了要绝种。生物淘汰原则，清清楚楚。不，女性解放并不忧心，他对她们没有偏见。

道德选择，对张胜捷不是一个需要大量考虑的难题。康德在他的《道德底形上学之基础》中说得那么明白。譬如说谎，为什么说谎是不道德的？并非因为神在一块石板上刻了“汝不可说谎”，所以说谎不道德。现代人的思维是这样的：说谎之有用，倚靠别人的信任，他相信你的谎，你的谎才生效。谎，被一个“大家一般说实话”的保护网护着，所以可以得逞。可是如果每个人都说谎，那个保护网消失了，谎言根本没有被相信的可能的话，谎言本身就失去了意义。是因为这个功利考虑，所以说谎是不道德的。

女人的解放也是如此，解放的意义在打破束缚，如果人人都打破束缚，也就没有解放可言。

女人只要用逻辑想一想，她就会冷静下来。

他发现自己动弹不得。睡熟的胖女人整个人歪过来，像一座山似的倒向他；头重重地压着他的肩膀。

他突然渴望看见江力廉。

她应该在车站等他。

14

张胜捷将行李丢到床上，轻快地说，“走吧，先去吃饭。你可以回来再整理。”

他走到了门外，才发现江力廉没跟上来。

“喂！”他叫，“摸什么呀！”

江力廉默默地过来。张胜捷见她跟来了，也就径自往楼梯走去。

一出四季旅馆，一阵清新的河风吹来。

“吃什么？”他问。

“我们，”江力廉说，“到桥上走走好吗？”

他奇怪地看她一眼，“干嘛？”

江力廉已经往前去了，他只好跟着。

老桥上行人如织。许多人走过桥，到另一头，然后回过身来眺望海德堡的古城轮廓。山上的废堡在无数强光的照射烘托下，美丽璀璨得令人难以相信它的真实，但是它又确确实实展现在眼前，一点也不假。它像灰姑娘金碧辉煌的马车，可是坚持着拒绝变成南瓜。

上坡使得张胜捷有点喘。还好江力廉立在桥心就停了下来。倚着石栏，背对着丈夫。

“你怎么了你？”

他与妻子肩并肩站着，只是各看着各的方向，妻子的视线还在山腰上的废堡。

“你怎么样嘛？几天不见就闹情绪。”

妻子把脸转过来。张胜捷不十分肯定，但他直觉妻子的激动，她的眼里好像蓄满泪水。

“胜捷……”她哽咽着，“我……”

“我受不了了……”她说不下去。

“唉，我的天！”他把她搂过来，让她的头靠在他肩上。

“你的情绪像天气，天气好的时候你就快乐，天气不好你就心情坏。”他皱着眉头。

“今天是晴天，你怎么会这样呢？”

妻子挣脱他的怀抱，停止了抽泣，抬头看着他，不知心里在想什么，就那样看着他。

“你受不了什么呢你？”他诚心诚意地想知道。

妻子却崩溃似的掩面哭起来，简直就是放声大哭。

他觉得难为情极了，赶忙牵起她的手，往桥头方向，边走边说：

“我们去吃饭。”

15

连着三天的检查下来，江力廉看得出张胜捷越来越不安。他不再坚持自己没病。他知道自己是出了毛病，更懊恼自己完全不觉得问题在哪里。在他的身体里，竟然有一个理性无法掌握的东西，唉，别说掌握，连看都看不见，那个什么东西。

萨克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张胜捷做这做那的。昨晚三个人一起看录像带，放的是《飘》的片段。看了半天，当白瑞德一把扯过郝思嘉抱在怀里热吻的时候，萨克斯问张胜捷：

“你想他们在干什么？”

张胜捷眼睛盯着荧幕，困恼地说，“他在抓一个人，我想是个女的。”

“很好。”萨克斯说。

郝思嘉在房里哭。

“一个人在哭，”他不等萨克斯开口就说，“声音是女的。”

“你知道她为什么哭吗？她是谁？她跟男主角什么关系？”

张胜捷茫茫然，犹疑地，边想边说，“好像不止一个女的？弄不清她是哪一个。不知道她为什么哭。”

“很好。”萨克斯满意地关了机器，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卡片，“我们来玩纸牌。”

他把一张画着黄色三角形的牌放在张胜捷面前。“这是什么？”

“一个黄色三角形。”

“这个呢？”

“圆圈，红的。”

“这张？”

“绿色梯形。”

“很好。”

萨克斯对江力廉点点头，江力廉会意地走到门边，站在衣架旁，衣架和她人一般高，上头岔开，挂下来几件外套，还有她的一件薄风衣。

她咳嗽几声，然后轻手轻脚回到沙发上。

萨克斯把纸牌收拢，指着衣架问，“那边站什么？”

张胜捷抬头直视衣架，很快地回道，“我太太呀！”

那是昨天晚上的事。江力廉渐渐觉得，萨克斯为他们花那么多时间，不只是因为他与张胜捷是旧识，不只是因为史密教授有面子。在做各种实验时，他不时露出惊讶、困惑、不解的表情，那种专注与投入，像面对一个难解的谜。

江力廉已经熟悉了这里的镜子。萨克斯说得没错，在这里等候的人绝不会无聊。镜子以不同的角度收摄别的镜子，又以完全意想不到的角度出现在另一面镜子里。江力廉试着用眼睛去追某一面镜子的映象——镜子里的镜子是幻象，那么镜子里的镜子里的镜子，是幻象中的幻象？对幻象中的幻象而言，幻象就是一个相对的实体吗？

“我们差不多有结果了，”萨克斯又走了进来，“我只要再确定一件事。”

他拉下百叶窗，房间顿时暗下来。

“眼睛闭起来，”他说，“您刚从旅馆走来这里，请告诉我在您的右手边有些什么房子。”

张胜捷坐着，双眼紧闭像接受催眠的样子，边想边说，“面包店、书店、眼镜行、毛衣店、希腊餐馆、广场……银行。”

“好，您的左边，左边有什么商店？”

被问的人蹙起眉头，极认真地思索。

江力廉和萨克斯不约而同对望一眼。

张胜捷摇摇头，“想不起来。”

很沮丧地又说，“真想不起来。”

“没关系，”萨克斯耐心地说，“现在，您离开研究所，顺着原来的路走回旅馆，告诉我您的右手边有些什么店。”

“咖啡店、意大利餐厅……花铺、手工艺店、玩具店……旧书店……”

“很好，那么，您的左边呢？”

张胜捷再度陷入沉思，低着头，一动不动。

许久。

“不知道。”

江力廉长长地舒一口气，这才发现自己的紧张。

萨克斯走到窗边，“咻”一声拉起百叶窗，江力廉震动了，她又看见那个白衣白帽的人，低着头在院落里扫地，地上什么都没有，除了几只小鸟跳来跳去。

“要杯咖啡吗？”

萨克斯不等他们回答，径自拿起桌上的壶，倒了两杯，递给他们，然后在两人对面的旋转椅坐下。

“说吧！萨克斯。”张胜捷跷起腿，洒脱地挥了下手。

萨克斯沉吟了一会儿，似乎在考虑要从哪里开始，慢条斯理地先啜了口咖啡。

“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详细讨论了您的情形。”他放下咖啡，拿起摊开在桌上的卷宗。

“我们都同意，您的主侧大脑半球出了毛病，是一种失识症。”

他从卷宗里抽出一张纸让夫妇两个看。纸上画着看起来像一团软软的弯弯曲曲的肠子。上面写了许多数字。他用一支铅笔比划着：

“这是我们的大脑。一个叫Brodmann的人把它分成好几个区。这里，十八区和十九区发生问题的时候，视觉认知就有问题。”

他在上面画了两个×。

“可是您也说我的视力没有毛病。”

“我说的是视觉认知，不是视力。失识症的意思是，你可以看见物体，但不能认知物体，重点是认知，不是看见。”

“您记得吗？”他对张胜捷说：“我给了您这个闹钟，您是怎么形容它的？”

张胜捷一时说不上来，江力廉替他回答，“他说，圆盘形，塑料，有玻璃表面，五公分直径，约一公分半厚度。”

“对，可是您无法认知这个物体的功能，您看见这个东西，可是认不出它是个闹钟。”萨克斯讲话的速度整个放慢，“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停了一下，似乎在确定他们是否听懂，接着说：

“您的忽略左臂和左腿也跟大脑有关，这倒不是什么罕见的病，当非主侧顶叶——您看这里——”

他换了一支蓝色的笔，在大脑图上描：

“当非主侧顶叶出了毛病，就影响到身体左半部的感觉，”他抬头对江力廉说，“他穿衣服会忘记穿左边吧？”

“对！”江力廉惊愕地叫出声来，“常常！”

“失识症，英文叫agnosia，您除了视觉失识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少见的prosopagnosia，颜面失识症，这个病例我还是第二次碰见。显然您的单侧和双侧枕叶出了毛病。”

“什么叫枕叶？”夫妻两人合声脱口而出。

“枕叶，”萨克斯在桌上找了支红笔，“这里，枕叶，是膝状体禽距回传导径路的终点，人的视觉和感知就靠它。枕叶发生病变，就影响病人看东西，东西会移位啦，或者变大变小等等。您对几何图形还可以正确认知，可是认不得人的脸孔——”

“可是我昨天还在比萨店那儿认出您呀！”张胜捷抗议。“您——”萨克斯把脸凑近他，瞪着他说，“您认出了我，还是我的胡子？想想看！”

张胜捷思索着，显然不能确定。

“我到现在不能理解的，”萨克斯站起来，两手抱在胸前，用研究的眼光盯着张胜捷看，“为什么您比较看得见男性；对女人，却几乎完全失去辨识能力。”

“我和助手翻了好几天的资料，”他又坐下，“关于颜面失识症的案例报告，譬如说，英国就不少，可是男女性别造成差异？”

他摇头，“完全找不到前例。”

他又停下来，眼睛看着桌上的卷宗，近乎自言自语地说，“我还想会不会和颞叶有关，根据Geschwind的说法，颞叶癫痫的病人会对道德和宗教问题反应特别强烈——”

本来显得有点抑郁的张胜捷几乎要跳起来，大声说，“您在开我玩笑，萨克斯！”

萨克斯仰头大笑，为自己的幽默得意，摸摸胡子说，“冒犯冒犯！您当然和颞叶癫痫无关，不过我想伊曼努尔·康德一定是个颞叶癫痫患者。”

江力廉也忍俊不住，张胜捷讪讪地自我解嘲说，“疯子和天才本来就差不多。”

萨克斯笑完了，又恢复了职业的严肃。他收好卷宗，转过来，温和地说，“还想问什么吗？”

“有，”张胜捷显得困惑，“您以前有过颜面——颜面失识症的病人？”

萨克斯点点头，“我在伦敦的时候，曾经接触过一个在恐龙博物馆工作的职员，他老把自己在镜子里的投影看作猴子。”

张胜捷一手插在裤袋里站起来，开始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到萨克斯面前，立定了，说，“您还没告诉我，我要怎么办！”

做妻子的紧接着，“他怎么继续工作呢？情况会不会恶化呢？”

张胜捷说，“要开刀吗？有治吗？”

萨克斯一个劲儿摇头，慢慢地说，“这个病不影响生命，只是使日常生活不太方便。您有太太帮忙，应该过得去。”

“您有什么建议呢？”张胜捷坐下来。又站起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张，这不是什么太严重的病，”萨克斯认真地说，“这次检查的好处是让您知道您对物体的认知力和判断力是有所偏差的，如此而已。”

张胜捷站在那儿，手仍插在口袋里，两眼垂看着地下。

另外两个人也静静地不出声。

过了好一会儿，张胜捷抬起头来，迷惘地说，“我总不能跳出我的脑子吧？”

16

黑头发的侍者一看到他们就大声用意大利语招呼。张胜捷眺望了一下，指指最里头一张小桌，说：

“坐后头吧！比较安静。”

“好。”

侍者过来，殷勤地点上蜡烛。粉红色的桌布，映着摇曳的烛光，散发出罗曼蒂克的情趣。客人们窃窃低语。

“点什么？”江力廉读着菜单，先是前菜，然后是比萨，然后是面条，宽的窄的圆的扁的面条。她放下菜单，说：

“还是你点吧！”

“你每次都这样，女人就是拿不定主意。”

张胜捷很快地给自己叫了四季比萨，“这在台湾没有。”给妻子叫了海鲜面，“这里的海鲜不会含重金属。”还有一个综合沙拉。

“不要橄榄！”对着侍者的背影，他还来得及加上一句。

柜台上摆着几个酒瓶，每一个都怪形怪状的。有一个瓶颈像蛇一样扭转着盘旋而上。干净的酒杯倒挂着，一个一个就在侍者的头上。酒吧台后面的那个侍者正在洗杯子，水放得哗啦哗啦响。

“意大利餐厅没有音乐。”

“对，我也注意到了。”

“无所谓。”

“无所谓。”

饮料和沙拉先上来。

“没有橄榄。”

“你跟他说了嘛。”

“要不要胡椒？”

“不要。”

一个皮肤黝黑的大眼少年，满怀酒红色的玫瑰花，在桌与桌间穿梭。他不打扰人，只是安静地自每个桌边走过。看见行止亲密的，他就逗留久一点，低声说些什么。

“比萨好吃吗？”

“不错，你的面呢？”

“很好，哪个是盐？”

“当然是写S的这一个。你什么都嫌淡。”

“很好吃，就是有点淡。”

隔壁一桌结了账，纷纷起身。一支叉子很响地掉在地上，侍者捡起来，笑着说，“没关系。”

“这家服务不错。”

“我也觉得。”

“可以再来。”

“嗯。”

“面好吃吗？”

“不错，就是淡点，要加盐。”

“是你口味太重。”

“比萨好吃吗？”

“不错，沙拉也还可以。”

突然有音乐轻轻地流出来，一个娇嫩的女声唱着一首六〇年代流行的英文歌。“我相信天使……我相信所有的梦……”烛光和甜美的音乐使整个餐厅感觉温馨和平，像圣诞树下的摇篮。“我看见彩虹……相信它七种美丽的颜色……没有雨的时候……知道它也在……从不消失……我相信……我相信……”

“力廉……”

“什么？”

“力廉……”

“嗯？”

“我的病……”

江力廉抬眼看丈夫，他正凝视着她，疲倦的眼睛下面有两个浮肿的眼袋，微微发黑。

怎么从前没注意到。

“没关系的，”她把手盖在他的一只手上，“我帮你穿袜子。”

抱着花的大眼少年刚好到了他们的桌旁，弯身，甜甜地说：

“在海德堡，给情人买朵玫瑰花吧？！”

面具

[代跋]

昨天晚上，将近午夜了，我到草原上散步。

德国的夏夜本来就不完全变黑，更何况是满月，整个草原浸在温柔的清辉里。远处的城市仍旧闪着不眠的灯光，幽幽草原上响彻蟋蟀的晚唱。

月光照亮我行走的狭窄土径。土径边有一张长椅。

我在月光与蟋蟀声中坐了许久。

月光与蟋蟀在我心里激起的感觉和意境，通常进不了我的写作范围，因为我的文体，是所谓知性散文，我有意地摒除了两种东西。

一是太过于抒情的描述。看着美好灿烂的花朵掉眼泪、看到林中的飞鸟而惊悸等等纯粹主观的情感，我觉得都不值得诉诸笔墨，除非，在几千年的抒情传统之后，你能用新的笔触给风花雪月赋予新的想象。或者，纯粹主观的情感有较深较广的人性观照，“花溅泪”、“鸟惊心”，是“感时”、“恨别”的外在表现。

不写纯抒情的散文，因为我不相信我的深刻会超过唐诗宋词，更因为我讨厌琐屑。

另外一种我有意摒除的，是我的私生活。我愿意纵谈观念、分析现象、批判流尚，但是我不谈“我”，文章和人，是分开来的两回事。

即使是最富抒情性质的《软枝黄蝉》，里头的“我”也是一种类型，台湾的外省第二代，而不是那个深藏于隐私中的我。比较典型的说理文章，譬如《给“李总统”的一封信》，当然就更没有私我的透露。

散文，相对于小说，是一个没有面具的文体。因为以真面目面对读者，我有某种形象、某种身段、某种顾忌，我必须把好大一部分自己藏起来（譬如说，我绝对不会告诉读者我离过婚、杀过人、坐过牢、欺骗过情人、爱过恨过不该爱不能恨的人……）

所以我戴上一个面具。

有了一个虚构的面具，就没有了那个束缚我的身段和形象。我是导演，和观众一起坐在黑暗的大厅里；我不再是站在台上聚光灯下的演讲者。生命里的阴暗的角落、悲伤的捉摸不定的影像、彼此抵触无可解释的力量、脆弱而不可自拔的沉沦……都是我明快锋利的知性散文所无法表达的情感。不够资格进入散文的“琐屑”，在面具的虚实交错网中，也突然有了着力点。

小说是我的面具。

谢谢张宝琴和许悔之诚挚而坚持的邀稿；是悔之不断的电话促使我提笔。

谢谢初安民特别照顾这本我“最在乎的书”。

谢谢叶凯蒂、江美满、陈惠馨和李明辉作我不厌其烦的第一读者。

Table of Contents

目送

[代序]你来看此花时

I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目送

雨儿

十七岁

爱情

山路

寂寞

（不）相信

1964

明白

什么

共老

如果

跌倒——寄K

牵挂

胭脂

寒色

散步

为谁

俱乐部

回家

五百里

菊花

母亲节

两本存折

幸福

最后的下午茶

Ⅱ 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

寻找

忧郁

我村

海伦

火警

薄扶林

黑帮

金黄

杜甫

舞池

手镯

江湖台北

四千三百年

阿拉伯芥

普通人

首尔

Sophistication

雪白的布

星夜

卡夫卡

常识

淇淇

狼来了

新移民

蔚蓝

花树

乱离

时间

距离

苏麦

莲花

慢看

Ⅲ 满山遍野茶树开花

幽冥

缴械

年轻过

女人

假牙

同学会

关山难越

老子

走路

眼睛

语言

注视

关机

冬，一九一八

魂归

孩子你慢慢来

亲爱的安德烈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 / 龙应台

连结的“份” / 安德烈

第1封信 十八岁那一年

第2封信 为谁加油？

第3封信 逃避国家

第4封信 年轻却不清狂

第5封信 对玫瑰花的反抗

第6封信 一切都是小小的

第7封信 有没有时间革命？

第8封信 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第9封信 两种道德

第10封信 烦恼十九

第11封信 阳光照亮你的路

第12封信 让豪宅里起战争

第13封信 向左走，向右走

第14封信 秘密的、私己的美学

第15封信 菩提本非树

第16封信 藏在心中的小镇

第17封信 你是哪国人？

第18封信 哪里是香格里拉？

第19封信 问题意识

第20封信 在一个没有咖啡馆的城市里

第21封信 文化，因为逗留

第22封信 谁说香港没文化？

——菲力普给安德烈的信

第23封信 缺席的大学生

第24封信 下午茶式的教养

第25封信 装马铃薯的麻布袋

第26封信 孩子，你喝哪瓶奶？

第27封信 二十一岁的世界观

第28封信 给河马刷牙

第29封信 第二颗眼泪

第30封信 KITSCH

第31封信 两只老虎跑得慢、跑得慢

第32封信 政府的手可以伸多长？

第33封信 人生诘问

第34封信 你知道什么叫二十一岁？

第35封信 独立宣言

第36封信 伟大的鲍勃·迪伦和他妈

龙应台 在时光里

孩子你慢慢来

[序]蝴蝶结

初识

龙

那是什么

终于嫁给了王子

野心

欧嬷

写给怀孕的女人

他的名字叫做“人”

啊！洋娃娃

寻找幼稚园

神话·迷信·信仰

男子汉大丈夫

渐行渐远

读《水浒》的小孩

一只老鼠

葛格和底笛

高玩

放学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触电的小牛

[跋]我这样长大/华飞

[跋]放手/华安

亲爱的安德烈：两代共读的36封家书

野火集：三十周年纪念版

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

目录

野火三十年纪念版序言

历史的眼神

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

八〇年代这样走过

从“一九八四”出发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生气，没有用吗？

生了梅毒的母亲

难局

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幼稚园大学

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不一样的自由

正眼看西方

“对立”又如何？

焦急

机器人中学

我的过去在哪里？

以“沉默”为耻——为高雄市民喝彩

啊！红色！

不会“闹事”的一代——给大学生

自白

奥威尔的台湾？

精神崩溃的老鼠

台湾是谁的家？——啊！光复节！

容忍我的火把——与一位告密者的沟通

在“一九八四”以后

野火现象

又是公假

天罗地网

弱国，你会说“不”吗？

民主？理直气壮罢了！

我的台湾意识

野火二十年

天真女侠龙应台

从“当家”到“做主”

不能熄火

第三度成功

野火不尽

龙应台的启示

期待新加坡的龙应台？

直言不讳与包容同等重要

三月的杜鹃

期待“新火”相传

龙应台如何在香港放火？

一把野火烧出一片天

非线时代的线性记忆

现在，龙应台正“舍末逐本”

海外，留一星火种

检验龙应台

自由精神与文明标准

再点野火

且赋招魂

野火在大陆

文明的力量

[对话]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路上，过程就是目的

我的现代，谁来解释

[对话]现代，来自传统

官员龙应台

[对话]民主和爱一样，就在屎尿中

大江大海1949

开篇语

找到我

行道树

第一部 在这里，我松开了你的手

第二部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第三部 在一张地图上，和你一起长大

第四部 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

第五部 我磨破了的草鞋

第六部 福尔摩沙的少年

第七部 谁丢了他的兵籍牌？

第八部 隐忍不言的伤

他是我兄弟 寻人启事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附注

附录

美丽的权利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面对

辑一 美丽的权利

胡美丽这个女人

小姐什么？

“头衔”是最甜蜜的语言

“头衔”真是最甜蜜的语言吗？

美丽的权利

也谈“招蜂引蝶”

花冢

动心的自由

美丽的偏见

美丽更要安全

管他什么仁义道德

十九岁的迷惑

我不是卫生纸

校园中的歧视

悲怜我的女儿

啊，女儿！

支持严惩强暴犯！

查某人的情书

查某人的心愿

男主外，女主内

让强者自强，弱者自弱

我爱女权主义者

女人该看什么书

我也想去“女人书店”

缠脑的人

丑闻？

女儿，我要你比我更快乐

你是个好母亲吗

一瞑大一寸

遮羞费

台语不是粗鄙的语言

女教授的耳环

男大使的开裆裤

那个有什么不好？

不像个女人

拒做哭泣的“愚女”

女人站起来

美丽兔宝宝

请听听我们的倾诉

小心因果报应

女人是永远的第二性

昭君怨

辑二 星洲风波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

还好她不是新加坡人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如此生活，夫复何求？

吾爱吾土

还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

我很小，可是我不怕？

龙应台文章引起的五个问题

我们厌恶不负责任的批评

“龙卷风”过后的省思

我们应学习接受批评

辑三 啊，上海男人！

初识

啊，上海男人！

也说“上海男人”

理解上海男人

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说“横扫”

乱谈“上海男人”

龙应台与周国平

啊，上海男人！

为上海男人说句话

龙应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我抗议

上海男人，累啊！

我的不安

上海男人，英国式

举办男孩节，培养男子汉

龙应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

瑞典来信

日本来信

金钱，使人腐败？

龙应台这个人

一把野火

女人！女人！

挂铜铃的老鼠

胡美丽与龙应台

封底

银色仙人掌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还在灵魂的旅次中

辑一

银色仙人掌

高健壮的一天

外遇

看鸟

辑二

在海德堡坠入情网

堕

找不到左腿的男人

面具

封底